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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辛灝年 寫於 一九九八年



導論





論革命與復辟



引言



　　英國著名詩人雪萊雖曾滿懷希望地歌唱道：“秋風啊，既然冬天已經來了，春天又怎能遙遠？”然而，詩人卻完全沒有想到，即使春天已經到來，冬天的暴雪與寒風，仍舊會不只一次地，甚至會相當長久地肆虐在早春時節，以公然地蹂躪與逐殺一切剛剛萌芽或剛剛蘇醒的新生命，直至春雪消融，春草茵茵，即春天的真正降臨為止。在中國民間，這一自然現象便被稱做“反春”。

　　自然界在季節轉換中的這一普遍現象，顯然可以用來說明社會製度轉型期的本質特征。因為，在近現代世界從專製走向民主的大趨勢和大進程中，也一定會有一個革命與復辟、即民主與專製之反復較量的普遍歷史進程。並且，只有歷經了這一艱難、甚至是痛苦的歷史進程，民主和民主製度，才能夠最終地戰勝專製和專製製度本身。



第一章





革命與復辟



一　革命與民主革命



　　在今天的世界上，對革命一語，某些人雖然深懷戀情或舊情，卻又頗懷恐懼或戒心 —— 有的人只因“革了千千萬萬人的命”，現在才要反對革命；有的人只為“跟著別人革了一輩子的命”，如今已要“告別革命”。在西方，少數享受了革命成果的人在輕松地否定著革命；在東方，許多慘遭過“革命”迫害的人談革命而色變。因為，在近現代，革命既使世界走向了光明和進步，“革命”又使世界出現了黑暗和倒退。革命使人民擺脫了專製壓迫，“革命”又同樣能夠迫使人民重新置身於專製強權之下。尤其是在我們祖國的現代歷史發展中，不僅因革命而推翻過專製王朝，卻又因“革命”而重蹈專製黑暗，甚至能使形形色色的專製罪行，在“革命的名義下”變本而加厲，層出而不窮。因而，對革命之一般歷史含義，應該如何認識？對不同性質的革命，應該如何加以界定？對一切假冒偽劣“革命”，及其所來與所去，又應該怎樣加以鑒別和揭穿？尤其是如何真正認識民主革命與其它形形色色革命截然不同的性質，認識它在推動近現代世界從專製向民主過渡進程中的巨大貢獻，特別是它推動我們祖國現代歷史發展的功績，以及它在推動我們祖國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艱難歷程中，之所以被扭曲、篡改、直至被推倒和取代的來龍去脈，從而正確地認識我們祖國自辛亥以來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便歷史地和責無旁貸地落到了我們的肩頭。

　　那麽，革命究竟是什麽？

　　就它的本義而言，革命，便是“變革天命”，是為了“順天應人”而更換君主或更始王朝的政治行為。“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便是明例。歷代農民造反之所以也被稱為革命，就是因為它常常促成了君主或王朝的變更。而當革命在更換君主與更始王朝的意義上逐漸有所延伸，直至被賦予“社會變革和製度變更”的意義時，革命，便成了社會變革與製度變更的一個普遍歷史進程。如果說，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之整個歷史範疇內，春秋戰國時代由分封式專製體製、即封建製，向中央集權式專製體製、即君主製的漫長過渡，雖具有社會變革與體製變更，即“變革天命”的重要意義，但它仍是整個傳統農業社會範疇內，專製政治的沿革和專製製度的發展。到了近代與現代，世界各國由專製向民主的過渡，不僅具有政治製度變革的意義，而且已經是一場以民主製度取代專製製度的偉大革命了。同時，革命一詞亦從此被用來形容思想、文化、宗教、政治、經濟、科技、產業等一切社會領域的決定性發展和關鍵性變革。其突進與強進的發展狀態，更是常常被人用革命一詞以概括之和形容之。英文 revolution —— 革命、突進一詞，與 evolution —— 演化、漸進一詞的區別，便意在其中。由是，我們就能夠給革命以這樣一個定義了：首先，革命 —— 不論它采取任何形式，都是歷史的一個普遍變革進程。其次，革命還含有迅疾推進甚至 強製推進這一歷史變革進程的意義。如果革命確是這兩重意義的結合，我們就可以據此進一步辨析不同性質的革命，和由不同性質的革命所帶來的不同歷史發展，特別應該考察旨在變革舊專製製度和創建新民主製度的民主革命的意義。

　　第一、就社會政治變革 —— 這個最能體現革命本義的普遍歷史變革進程而言，革命應有傳統型革命與近現代革命之分。傳統型革命之最普遍者是宗教革命與農民革命。前者於歐洲較為普遍，後者則在亞洲屢興屢衰。兩者雖然同是傳統農業社會的產兒，但宗教革命卻為近現代革命的興起，留下了歷史的先聲。或者說，沒有中世紀末歐洲人民反對天主教教義和天主教專製統治的宗教革命，便沒有後來的思想解放運動直至民主革命的發生。農民革命雖為被壓迫、被剝削的農民鋌而走險之舉，亦被歷史深註同情，“但它僅僅是意在改朝換代的本質，卻註定了它不過是傳統農業社會自我調節的一種歷史方式而已”。01 中國歷代農民革命早已反復地證明了這一真理性。至於由封建製即分封式專製體製，向中央集權式專製體製即君主製的過渡，如六國的覆滅和秦王朝的統一，德意誌邦國的消亡和第二帝國的建立，日本廢藩的成功和天皇中央集權製度的確立，雖深顯“變革天命”的意義，但因它們不過是整個傳統農業社會範疇內，專製製度的自我變革，即自我完善，因而，它才僅僅是專製製度的變更，而非專製製度的消亡，因而才不具有近現代革命、特別是民主革命的意義。

　　第二、近現代革命當以十六世紀尼德蘭革命為始。其後，在歐洲，固有十七 —— 十九世紀英、法等國的民主革命，亦有十九世紀為馬克思主義思潮所煽動起來的共產主義革命。十九 —— 二十世紀，在東歐與亞洲，特別是在中國和俄國，不僅爆發了推翻專製統治的革命，而且誘發了共產革命。在亞非拉，二十世紀則成了民族革命，種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交相發展的新時代。如是，革命不僅疊呈不同性質，不同性質的革命更是造就了不同的歷史發展。民主革命帶來了專製製度的滅亡和民主製度的誕生；民族革命和種族革命則推動了民族的獨立與種族的解放；思想、文化、科技、產業等種種領域的革命，無疑已極大地推動了世界的進步與繁榮；共產主義革命則在革命的名義之下被迫東渡俄國與亞洲，在一些落後的傳統農業國家重建了現代專製極權統治。形形色色的革命，有的雖為整個世界創造了民主與科學進步的新氣象，推動了近現代世界由專製向民主的過渡；有的卻為我們這個世界製造了新的困擾和困境，甚至為一些國家和地區由專製向民主的過渡，帶來了新的艱難和痛苦歷程。

　　第三、在上述形形色色革命當中，無庸諱言的是，正是民主革命在歐洲的興起，才帶來了對於封建專製製度和君主專製製度的偉大政治變革。而也正是民主革命在一些國家的勝利，才迅速地推動了自由經濟的發展。這一變革和發展，非但不再是傳統農業社會自身歷史範疇內的社會變革或體製變更，不再是專製統治方式的發展、完善或強化，卻已經是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政治形式和經濟形態、即專製製度和農民的小生產，向現代工業社會自身的政治形式和經濟形態、即民主主義政治製度和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歷史性過渡。因而，它才不是以新王權代替舊王權，新王朝代替舊王朝，新專製政治代替舊專製政治的重復變革，相反，卻是以民主取代君主，自由取代獨裁，法製取代專製，平等取代特權的真正革新。一言以蔽之，即是要以嶄新的民主主義社會製度，取代陳舊的專製主義社會製度的革命。這，才是民主革命的真正定義，也才是民主革命不同於其他任何性質革命的本義所在。猶如著名的法國歷史學家米涅在評價法國大革命時所說的那樣：“革命以法律代替了專橫跋扈，以平等代替了特權；革命使人們擺脫了階級的區分，使國土消除了省份之間的壁壘，使工業不再受行會和行會監督的限製，使農業擺脫了封建領屬關系，免除了什一稅的重壓，財產不再容許任意指定預備繼承人，革命把一切歸於一個階級，一個法律，一個民族。”

二　復辟與專製復辟

　　何謂復辟？復辟的一般歷史含義何在？什麽樣的復辟才是專製復辟？

　　辟，在中國古文字裏，即指帝王與帝位。復辟，便是指君王的復位，含有帝位失而復得之意。我國明代中葉土木堡之變以後，被俘還朝的英宗迫使景帝還位與他的做法，便是地道的復辟行為，也是復辟一詞原始含義的直接體現。但復辟一詞的含義亦逐漸地得到了延伸。第一個延伸，便是指王朝的歸復，而非專指某個帝王個人的復位，如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和法國波龐王朝的復辟。第二個延伸，是指舊製度的重建，或曰舊製度在被新製度戰勝並取代之後，又反轉來重新戰勝了新製度，恢復了舊製度。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六國舊諸侯冒死要求重新分封，便十足地表達了他們要求復辟分封式專製體製的願望。英、法等國民主革命爆發後，被推翻的斯圖亞特家族和波龐家族不僅要求王朝復辟，而且力圖實現王政復辟、即全面歸復君主專製製度的做法，實為君主專製製度復辟的典型例證。同時，即便不是由舊君主、舊王朝來復辟君主專製，而是由新君主以建立新王朝的方式來歸復君主專製，蓋因他們仍然是對於舊君主專製製度的復歸，所以，亦同樣是專製製度的復辟而已。中國歷代農民起義，不論是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還是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國，抑或是由袁世凱復辟帝製所建立的短命中華帝國，蓋因他們都是對於帝製的復歸，因而才都是對於舊君主專製製度的復辟。至於近現代的一些國家和地區，雖因革命而推翻了舊君主、舊王朝和舊專製製度，其間，某些政治力量亦乘大勢、隨大流地建政黨、喊共和、叫民主，甚至以革命的名義建立所謂“民主共和”的國家，但是，只要他們在掌權後重新建構專製製度，再造專製等級，厲行專製統治，則不論他們在表面上與形式上為自己裝潢了怎樣的現代色彩，在實際上都無非是對於專製製度的復辟而已。列寧斯大林的共產專製俄國，希特勒掛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的第三帝國，東歐、中國大陸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及地區，假共產革命旗號而建立的現代專製極權製度，以及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權專製統治取代王權專製統治的事實，無不是鮮明的歷史例證。如是，復辟雖有其不同的層次 —— 君王復位，王朝復歸和製度還原等，但說到底，專製復辟就是專製製度的復歸，並且不論是在何人、何黨以及何種旗號之下。這，才是專製復辟的本義之所在。

三　　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的反復較量

　　在我們已經清楚革命與復辟的一般歷史含義，特別是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的特殊定義之後，我們自然就能夠認清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互為反製的歷史關系了。因為民主革命既然是意在推翻專製製度、建立民主製度的革命，其革命的具體對象，便是以專製政權為代表的、企圖維護舊專製製度的形形色色專製勢力。相反，專製復辟則是指形形色色的專製勢力企圖重建專製製度。

　　幸運的是，近現代世界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進程，不僅證明了民主革命的爆發，乃是這一過渡在政治上的重大發端，而且證明了其過渡的主要方式便是民主革命。因為正是民主革命的爆發，才率先為推倒專製統治、建立民主製度立了頭功；而也正是民主革命，才為全世界由專製向民主的過渡留下了一座座歷史的豐碑。因此，要追溯近現代世界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進程，則排斥、否認、甚至反汙民主革命及其不朽的歷史功績，便無論如何於理難通。

　　然而，不幸的卻是，也正因為民主革命乃是推動這一過渡的重大發端和主要方式，它才必然地要遭遇形形色色專製復辟勢力的歪曲、詆毀直至公然反撲或變相反對，甚至能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和一定歷史時期內，由於國際國內因素，政治經濟原因，以及傳統文化的影響，而為專製勢力所戰勝。由是，在民主革命爆發後，雖然專製勢力的一再反撲甚至成功，並不能夠阻止民主革命的一再爆發和最終勝利，但是，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艱難態勢卻因之而形成，民主與專製反復較量的痛苦歷程亦因之而出現。因而，由專製向民主的過渡，也就必然地要表現出種種艱難與曲折的歷史景象。



第一、較量的普遍性與反復性



　　舉世最早的尼德蘭民主革命，雖與反對西班牙統治的民族革命相互交織，自一五六一年革命發動到一六零九年西班牙承認荷蘭獨立，直至一六四八年歐洲在結束三十年戰爭後訂立《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正式承認荷蘭共和國，其間，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歷史竟長達七十八年之久。

　　著名的英國民主革命，自一六四零年爆發直至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告成，其間四十八年就曾歷經三次革命與復辟的較量。一六四七年十二月，由於蘇格蘭和英格蘭長老派密謀英王查理一世復辟，而引爆第二次國內戰爭。只因復辟派被克倫威爾戰敗，才使第一次復辟圖謀未遂。一六四九年英王查理一世被處死後，蘇格蘭保王黨及其勢力欲擁立查理二世為國王的復辟企圖，又因一六五一年克倫威爾征服蘇格蘭並將之並入英國，而使得二度復辟未果。第三次是在克倫威爾死後兩年：一六六零年四月，因保王黨蒙克與查理二世談判成功而發表“布雷達宣言”，查理二世當上英國國王，斯圖亞特王朝遂宣布復辟。復辟歷經查理二世和詹拇世二世長達二十八年的腐敗統治，直至被光榮革命推倒，英國才在王冠下，更在革命的逼迫下，誕生了舉世聞名的新政體，並從此由“君主憲政”而走上了“虛君共和”的道路。所以，孫中山先生指歐洲各國的君主憲政乃為“革命之所賜”，也就言之不虛。

　　民主革命爆發後，叠呈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者，以法國為最。法國民主革命自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獄，直至一八七五年法國人民承繼法蘭西共和國國統，承認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憲法，確立共和國體，成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前後八十六年，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可謂連續不斷，異常復雜和激烈。如果說羅伯斯庇爾之死，標誌著立憲派的得手，拿破侖的滑鐵廬之敗，則帶來了波龐王朝復辟的成功。一八三零年的革命雖然埋葬了力圖全面復辟君主專製製度的波龐王朝，但是，路易·菲立普所建立的七月王朝卻依然猖行專製復辟達十八年之久。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雖然戰勝了復辟的七月王朝，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然而，路易·波拿巴卻於民主共和之中，“加演”專製復辟之為，並終於將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更名為法蘭西“第二帝國”，他自己也因此而從總統變成了皇帝。若不是色當一役既使法國慘敗，又使路易·波拿巴的帝國一朝覆亡，則第三共和國的建立，尤其是法國民主製度的最終確認和確立，尚不知還有幾波幾折。

　　尼德蘭、英國、法國如是，但凡爆發過民主革命、推翻過專製王朝、建立了民主政體的國家亦莫不如斯。一八一零年爆發的西班牙民主革命，雖然誕生了著名的“一八一二年憲法”，03 其始亦與反對法國侵略的民族革命交熾一爐，但是由於拿破侖在歐洲的失敗和歐洲國際專製勢力的粗暴幹涉，亦使革命力量與王室復辟勢力歷經五次反復較量，時長六十四年之久，直至一八七四年，才以波龐家的阿爾豐斯十二實行兩黨議會製度、建立君主立憲國家為終。

　　深受西班牙革命和西班牙一八一二年憲法影響的葡萄牙，於一八二零年爆發革命後，由國王若奧之子唐·米格爾所代表的專製勢力，就曾發動三次復辟。雖然一敗兩勝，勝也短命，卻為葡萄牙民主革命留下了革命與復辟一再較量的痛苦經歷。

　　十九世紀歐洲荷、英、法、西、葡等主要國家如是，二十世紀的德國和俄國，包括東亞諸落後國家，就更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展開了革命與復辟之更加痛苦和更加艱難的較量歷程。德國雖然遲至一八七一年才建立了統一的德意誌帝國，並且威風一時，但它在第一次大戰中的失敗，卻導致了第二帝國的迅疾敗亡和德國民主派的輕易成功。一九一九年由德國社會民主工黨艾伯特派建立的魏瑪共和國，轉瞬之間便迎來了專製勢力的瘋狂反撲。意在德意誌復辟帝國的卡普暴動固然為民主力量所迅速擊敗，04 但是，由希特勒所代表的新型專製復辟勢力雖然不再公開號召重建帝國，歸復君主專製，但他在國家社會主義招牌下，由要求強化中央集權而成為歐洲最大獨裁者的發跡之路，卻在實質上將德國完全復辟成了一個極權統治的專製帝國，即“第三帝國”，從而又敷演出了一幕帝國興亡的歷史悲喜劇。

　　無獨有偶的是，早在希特勒於德國打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以逞專製復辟之前，列寧已在歐洲最落後的俄國，於二月民主革命推翻沙皇之後，復“以革命的名義”（列寧語）推倒了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重建了俄國專製製度。十月革命對於二月革命背叛的本質，便是“以革命的名義”反撲民主革命，直至達到專製復辟的成功，並從此敷演了一場長達七十余年專製復辟的巨大歷史悲劇。今天，即便是前蘇聯已經於一九九一年一朝崩垮，但一部分“人還在，心未死”的俄共黨人，其復辟的願望卻並沒有死絕。05

　　至於以辛亥革命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革命，在她一舉推翻滿清專製王朝、結束兩千余年君主專製製度之後，所曾遭遇的較量歷程，特別是形形色色專製復辟給中國人民所帶來的巨大災難，甚至是空前的歷史浩劫，正是本書所要深入探討與論證的主題。一言以蔽之，近四百年來，自從世界開始了從專製向民主的艱難過渡以後，凡是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國家，應該說，無一沒有經歷過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歷程。而也只有經歷了這一普遍的歷史進程，或曰民主革命的主體歷程，民主革命才能最終地獲得成功，民主製度才會最終地獲得確認和確立。



第二、較量的艱難性



　　一、來自被推翻的專製統治集團，以及作為它附庸的王室、貴族、教會、僧侶以及一切享有特權者，或既得利益集團，因不甘心失去他們的專製政權和貴族特權，而時刻企圖死灰復燃，卷土重來。這無疑是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本質所在，又是革命要戰勝復辟之所以艱難的根本原因。為了復辟，英王查理一世可以反仇為友，在一六四一年鎮壓蘇格蘭叛亂未果之後，又於一六四七年暗中勾結蘇格蘭長老派密謀復辟王位，並因此挑起第二次國內戰爭。同樣是為了復辟，法王路易十六，王後瑪格麗特，以及大大小小的王公貴族，在歐洲專製勢力企圖共同圍剿法國革命之際，竟能置民族大義於不顧，或投書以告密，或陰謀以獻策，或奔走以呼號，或公然叛國以投敵，王後甚至能將法軍作戰計劃密呈普奧聯軍，以圖換取王權的復歸。可以說，自一五六一年尼德蘭爆發民主革命迄今為止的四百余年間，全世界凡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國家，無一沒有出現過舊王朝、舊王權、舊貴族和舊特權享有者之一再圖謀復辟的行徑。一九九一年，前蘇聯和東歐一些共產國家自崩自垮以後，其共產頑固勢力一再企圖復辟的欲望，實在是他們至今仍在蠢蠢欲動的根本原因。

　　二、來自未曾解體或正在解體的傳統農業社會對自身專製政治形式的頑固維護，和對於自由經濟發生與發展的頑強對抗。因為傳統的家長製與小生產，既是專製政治賴以建構的最堅實社會基礎；自由經濟的發生與發展，又是造成這一基礎解體的最重要原因。更何況自由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當它對專製製度、權力經濟及其基礎 —— 整個傳統農業社會進行挑戰時，既帶著足以憾動人心的民主自由信念，又帶著由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新鮮歷史氣息。由是，它才不僅是在思想政治領域對一切專製意識形態的一場徹底的大進攻，而且更是對傳統生產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一場徹底的大破壞，必然要遭到整個傳統農業社會、特別是農民的反對甚至反抗。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中期，尼德蘭、英格蘭之所以能夠及早地爆發民主革命，其根本原因，便是在文藝復興、思想更新、宗教改革的時代到來之後，由於航海業的發展，圈地運動的推行，傳統農業社會的開始解體，從而促使大型手工業獲得迅猛發展的一個結果。反之，不論是法國民主革命期間旺岱地區農民的公開叛亂，還是西班牙民主革命期間農民對卡洛斯王子復辟活動的廣泛支持，亦都是因為傳統農業社會和宗法製農村未能走向最後解體所至。德國魏瑪共和國成立後，率先叛亂並公然要求復辟第二帝國的卡普暴動，便爆發在封建落後的東普魯士。至於俄國二月民主革命之所以被列寧的共產革命所叛變，中國辛亥革命後之所以會出現形形色色的專製復辟，特別是出現了以共產革命名義和以農民造反方式實現專製復辟的痛苦狀態，東亞幾個所謂共產國家之所以只有改朝換代、而迄無製度變更的現實，無非是作為專製政治基礎的傳統農業社會，還沒有開始、或剛剛開始走向解體這一根本原因所致。

　　三、來自傳統思想文化體系中專製的思想文化觀念對於世道人心的頑固影響，及其對於新思想新觀念所產生的巨大反製力量。必須明確的是，一個漫長的舊社會和舊製度的精神傳統，是斷然不會與這個舊社會及舊製度自身的物質形式同時被送進墳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家王朝，但一次革命，卻絕無可能將種種專製的思想文化觀念同時送進墳墓。中外民主革命的歷史事實早已證明，凡是專製的思想文化與觀念，在革命前如若未曾受到挑戰、批判直至被民主共和的思想理念所戰勝，則不僅會帶來發動革命的困難，而且在革命後招致復辟的可能也就愈大，甚至愈長。一六四零年的英國民主革命，在西方之所以被稱做清教徒革命，便是因為清教徒對英國國教的反對才促成了革命契機的到來。反之，在當時的英國，正因為清教徒並不曾、也不可能推開一場真正宣揚民主共和理念的思想解放運動，因而，英國才會在革命爆發後叠呈思想的混亂，並最終招致斯圖亞特王朝的長期復辟，甚至連光榮革命也只能在王冠之下才能獲得成功。這，大約也是英國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的理念和理論，是在革命爆發後，更在革命與復辟叠呈較量的歷史混亂中，才開始逐步形成的原因。法國在一七八九年爆發民主革命之前就有了近百年的思想啟蒙運動。正因為這個思想啟蒙運動不僅公然地舉起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旗幟，公開地提出了共和主義的建國原則，並且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法製等許多方面，都催生了新思想和新理念，因此，法國人民才能夠在長達八十六年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中，一貫堅持追求共和、反對專製的民主革命精神。法國革命的理念、理論與實踐，才會傳遍世界，並成為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標誌。

　　其次，即便是在一個為民主革命的爆發作好了充分思想準備的國家，將同樣存在著專製思想文化的反撲。某些由傳統思想文化觀念的“舊帽翻新”而產生的所謂新思想和新文化，亦會成為對於真正新思想新文化的變相反抗。顯而易見的是，在俄國，由民粹派所發現的，“俄國農民身上所固有的共產主義本能”，才為俄國“新興無產者”接受馬克思的共產革命理論奠定了社會基礎，更為列寧以共產革命名義實行對二月民主革命的公然背叛，直至重建新沙皇專製製度，帶來了直接的思想要求。在德國，因一八七一年俾斯麥武力統一的實現和德意誌第二帝國的興起，才帶來了尼采、叔本華“權力、意誌及超人哲學”的應運而生。反之，也正是這個倡導“權力、意誌與超人”思想的典型獨裁主義哲學，才為希特勒推倒魏瑪共和國，和掛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重建專製的第三帝國，帶來了專製復辟的明確思想前提。

　　近現代歐洲在思想文化上表現了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歷程的，還有一個著名的浪漫運動。這個浪漫運動雖然波潮起伏，歷久不衰，但是，它作為變革時代歐洲社會的一種思想文化表現，亦有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就積極方面而言，浪漫運動崇尚個性，反對舊傳統和舊倫理的製約，不安於陳舊、刻板、僵死的社會生活，是故，當它在為個性解放而反對專製壓迫時，曾順應歷史發展的要求，並曾成為民主革命在思想文化領域革命的一翼。相反，就消極而言，則因它藐視金錢，厭惡俗務，甚至因抗拒和逃避由“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現代文明發展，而號召返歸田園，回到蠻荒，直至走向反對新時代正在形成的進步社會製度時，它又完全可能走向時代要求的反面，從而成為專製復辟要求的一個浪漫“回聲”。十九世紀後期那個典型的文學浪漫運動便多少具有這樣的色彩。至於俄國農民在精神上的代表、偉大的作家托爾斯泰伯爵，在他面對著“洪水猛獸”似的資本主義時，之所以會被嚇回到“好地主的莊園”裏去；以及那個“在刀光火色衰微中已經看到了下個世紀曙光”、即所謂共產主義曙光的中國文豪魯迅先生，之所以同樣把資本主義看成是青面獠牙的怪獸，而亟欲反對之；無非都是還了他們傳統型知識分子的原形罷了。

　　四、來自國際專製勢力和某些僅從本國利害考量的國家對於別國革命的粗暴幹涉，直至聯合圍剿。從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爆發直至一八一五年拿破侖戰敗，歐洲各國反動君主就曾聯合“民主”英國組成七次“反法聯盟”，以共同對付法國革命，直至聯合打敗拿破侖，迎回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在法國實現王政復辟。拿破侖失敗後，俄、普、奧三國反動君主又在英國支持下，於巴黎結成三國“神聖同盟”，以抵抗、反對和企圖撲滅歐洲革命：一八二一年“神聖同盟”出兵撲殺了意大利革命。一八二二年“神聖同盟”又粗暴地幹涉了西班牙二度民主革命，支持裴迪南七世再度實現了復辟。應該說，自尼德蘭爆發民主革命以來的四百余年間，各專製強國，各國反動君主，不僅對內厲行專製以紛紛杜絕本國革命的爆發，而且對外一再地粗暴幹涉別國革命，甚至共同扶植垮臺君主以求復辟。此

　　雖不足怪，然而，怪則怪在，一些已經成為世界強國的民主國家，即“民主列強”們，他們對內雖推展民主政治，對外則推行強權政策，僅僅為了本國的利害而不惜與專製列強聯手，以共同幹涉和圍剿別國的革命，甚至一再地支持別國的專製復辟勢力，以圍剿別國的革命力量。這自然是他們雖已“新其貌”、卻未“新其心”所致，更是他們始終將國家利益高懸在民主理念之上的不良表現。然而，近幾百年來，一些國家民主發展的艱難困境，便常常與此相關；中國辛亥之後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較量的反復與艱難，亦有源於此；今日民主的臺灣在國際上所遭遇的一切不公平待遇，同樣與之難解難分。



第三、較量的復雜性



　　一、復辟手段的復雜。形形色色的專製勢力，當他們自信有力量、有條件推倒民主革命、實現專製復辟之時，他們自然會采取公然的手段以求復辟。如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和法國波龐王朝的公然復辟，以及中國辛亥之後袁世凱的公然復辟帝製。然而，當之形形色色專製勢力，因力量不足，條件不夠，更因為人民對於專製製度與專製統治的普遍厭棄，而不敢公然推行專製復辟之時，他們亦完全可能采取非公然的手段以實行復辟。首當其沖者，便是“假共和以復辟”，即寧願丟棄王位、王朝之名號，而劫奪專製復辟之實。法國革命期間，路易·波拿巴假第二共和國向第二帝國的過渡；中國辛亥革命之後，北洋軍閥於共和旗號之下一心推行專製復辟的歷史事實；都是它典型的例證。其次，是在“假共和以復辟”也無以遮人耳目時，則乾脆打起革命的旗號以逞專製復辟之欲。他們有的打著民族革命的旗號，以民族革命壓迫民主革命；有的打著宗教革命的旗號，以教權專製取代王權專製；有的乾脆打起農民革命的旗號，來反對民主革命，反撲民主政權，歸復專製製度。最時髦的，也是最具欺騙力量的，便是打起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以推倒民主革命，復辟專製製度，建立極權統治。

　　二、較量狀態的復雜。顯然，不論是革命要戰勝復辟，還是復辟要推倒革命，其間，都極可能出現一種極其復雜的較量狀態。如前所說，一是復辟手段的復雜，自然已為較量狀態的復雜奠定了基礎；二是種種政治力量對於政治的不同要求，也同樣會構成較量狀態的異常復雜性。因為在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歷程中，不僅存在著堅定的民主要求和頑固的復辟願望，而且也一定存在著不同層次的革命要求與不同層次的復辟目標。諸如既要反對專製、又要維護王權者，形式雖是共和、內容卻是專製者，或形式雖是專製、內容卻是共和者，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又有你”者。若是再加上由種種思潮所推動起來的無政府要求，國家主義的呼聲，以及無產階級革命的叫喊等夾雜其間，其較量狀態的復雜也就更加可想而知。英國光榮革命後出現的“君主立憲”新政體，拿破侖藉復辟帝製以鞏固新秩序，法蘭西“第二共和國”之又共和又獨裁的性質，俄國二月民主革命後兩個不同性質政權並存的局面，中國辛亥革命後的大分裂狀況，以及北伐成功之後、國家統一局面之下的種種叛亂造反行徑，都是復雜較量狀態的表現。

　　三、不同性質革命的交相並作。由於民主革命的爆發常常需要歷史的契機，如尼德蘭反對西班牙統治的民族革命就引起了民主革命的爆發。反之，西班牙的民主革命又推動了反抗法國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等等。但也正是種種社會矛盾、民族矛盾和種族矛盾，才導致了革命與復辟疊呈復雜的較量狀態。在中國，辛亥前後的民主力量要想推翻專製統治，戰勝專製復辟，則必須號召、直至發動反對專製列強和民主列強的民族革命，因為專製列強與民主列強在中國專門支持專製勢力以反對中國民主革命。在亞、非、拉，民族革命和種族革命又常常取代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要求，以至造成民族雖然獨立，種族也已解放，但又陷入專製統治的泥淖，如菲律賓馬科斯和印度尼西亞蘇哈特的專製統治等。在伊朗，人民借教權反對王權以發動民主革命，卻反而陷入了更加專製的教權專製統治之中。當然，南非民族、種族與民主革命的交織，卻最終地贏來了一榮而俱榮的勝利局面。顯然，不同性質革命的交相並作，雖有可能推動民主革命的進程，但是，大多數情況下，因它有可能促成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較量狀態的復雜化，因而又為民主革命的勝利製造了相當大的麻煩與困境。



第四、較量的激烈性



　　首先，革命與復辟較量所常常采取的暴力形式，就是激烈性的具體表現。而暴力形式的第一種，便是較量過程中的暴力沖突。第二種則表現為國內戰爭或國際戰爭。如果說，一六四零至一六六零年間，英國民主力量與專製勢力的反復較量，早已表現在第一和第二次國內戰爭中，則一七九二年，當法國民主派因國王與王後叛國而砍掉了他們的腦袋之後，由旺岱農民造反所煽起的全國六十個郡農民對於巴黎民主政權的叛亂，便差一點將革命的法國變成了復辟的廢墟。至於列寧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之下，為推倒二月民主革命，重建專製製度，借反對“外國武裝幹涉”於俄國國內挑起的七年殘酷內戰，不知將多少無辜的民眾和知識分子推向了血海之中。在中國，辛亥革命之後，由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所導致的內戰與混戰，更是長期地使國家與人民陷於混戰與分裂的痛苦之中。

　　其次，若就革命與復辟之較量所引起的國際戰爭而言，除掉歐洲七次“反法聯盟”，“神聖同盟”，以及各專製列強和民主列強對別國革命的武裝幹涉之外，單就兩次世界大戰來說，便已將世界範圍內的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的廣泛較量，推到了難以言狀的殘酷境地。由新興的專製統一的德國和歐洲老大帝國奧匈帝國在歐洲所挑起的一次大戰，其部分性質和目的，便是要在已經走向民主進步的歐洲重建專製的新秩序。由法西斯德國和法西斯日本這兩個強大的國際專製勢力共同聯手所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其部分性質和目的，亦同樣是向全世界民主進步的的瘋狂反撲。至於二戰以後，隨著東西方專製陣營與民主陣營的迅速明朗化，所帶來的東西方對抗，亦無非是將無數激烈的較量，隱蔽在“冷戰與殺機”之中。而許多國家在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主要歷程中，因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所付出的種種犧牲，就更是難以盡書。



第五、近現代專製復辟的共同歷史特征



一、實現專製復辟的種種形式與方法

　　在近現代世界從專製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進程中，當形形色色專製勢力因公然地卷土重來已經難以得逞之時，其實現專製復辟的形式和方法無非有四：一是如前所述，在共和的名義下，實現專製權力的復辟，或推行專製復辟統治 。即如孫中山先生所言：“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製之實。”

　　二是假宗教的名義，或在教權的支撐下恢復專製復辟統治。這在中世歐洲曾是屢見不鮮的歷史現象 —— 因為教權乃是封建專製權力的最高象征與精神皇冠。即便是在現代，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權推翻王權的“革命”及其結果，亦充分說明了它的完全可能性。

　　三是近現代最為危險、亦最具迷惑性的專製復辟形式及方法，乃是假“革命”的名義以反對民主革命。特別是在共產革命的旗號和“反對專製統治”的名義下，發動所謂“無產階級革命”，或傳統型農民造反，以達到、或在實際上達到復辟整個專製製度的目的。這種復辟的形式和方法，在世界落後的國家或地區，即在傳統農業社會尚未解體的地區和國家，如東歐和東亞，就曾獲得相當的成功。

　　四是近現代民主革命的勝利，民主政治的興起和民主製度的建立，帶來了“政黨政治”這一政治形式的廣泛興起和使用。雖然，它作為團結民主力量、反對專製統治和建立民主製度的一種政治形式，固有其相當的先進性，但是，它作為一種時髦的政治形式，亦為世界許多國家、甚至是專製國家與復辟政權在表面上所效法，所利用。因此，利用現代政黨的形式作為復辟的政治組織形式和實現極權統治的現代專製力量，便成為近現代某些專製政權、特別是現代共產專製復辟政權的一大時髦。這種政治形式固為現代所有共產國家所接受，更被世界所有共產國家將它發展成了利用黨權以實行專製極權的最佳形式。



二、實行專製復辟統治的種種手段

　　由於任何一個專製復辟政權都是意在維護、修復、甚至是重建專製製度，恢復專製統治，所以，它們在實行專製復辟統治的手段上也就頗多共同之處。

　　一是強化專製權力。民主革命的初造成功，即意味著專製國體的被解體和專製政權的被推倒。因此，專製勢力一旦卷土重來，也就不可能不把恢復、重建專製國體與恢復、甚至強化專製權力，作為其實行復辟和鞏固復辟的根本大計。歷史的事實是，無不意在恢復和強化專製權力的近現代各國專製復辟政權，特別是在革命名義下實現了專製復辟的蘇俄、中國大陸等共產國家，其對於專製權力的高度強化，早已為世所認知。

　　二是歸復等級製度。民主革命的要意之一便是要打破專製等級製度，建立平等的民主社會秩序。反之，專製製度之根本社會秩序的基礎，便是專製等級製度。嚴酷的等級劃分既是專製統治的靈魂，則復辟王朝、或因復辟而建立起來的新專製政權，就一定要歸復和重建等級製度，藉以保證專製復辟政體“權力結構”的絕對穩定性。復辟的君主王朝固然如此，以革命名義所建立的嶄新復辟政權，亦無不以重新劃分等級和建立等級製度為其要旨。中國的傳統農民革命如是，蘇俄的共產專製製度亦如是，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等級製度，則已成為世界歷史上專製等級製度的集大成者。

　　三是厲行鎮壓手段。專製復辟統治雖是被推翻了的專製統治之再生，實為專製製度死亡期的回光返照（參見導論第二章第二節）。因此，專製復辟統治者只要一想到“革命”二字，無不“中宵念起，夢魂屢驚”。此其一。其二，專製復辟統治，又是民主革命爆發後，因專製勢力反撲成功而恢復或重建起來的專製統治，因此，要人民對卷土重來的專製統治心悅誠服，實非易事。因為此一時的人民已不是彼一時的人民了，因為人民已經經過了民主革命的洗禮。其三，即便復辟的不是舊君主和舊王朝，而是以其它名義，甚至是以革命名義實現了復辟的專製勢力，正因它們是乘民主革命或社會動亂之機，才推倒了民主革命的成果，甚至是以“革命”推倒了革命，所以，它們才不僅深諳“革命之所以爆發及其如何爆發”，和“統治者之所以被推翻及其如何被推翻”的道理，其作為知情者，也就更加懂得如何才能保住它們的專製復辟政權。八十年代伊始，中共和中共領袖陳雲頑固地反對製定“出版法”的言行，就是明證（參見下卷第七章第三節）。正是基於上述種種原因，任何專製復辟政權才不可能不厲行鎮壓手段，這也是它們欲保住這個專製復辟政權的最重要手段。所以，當它們一旦為保權和保命、即保衛復辟而行動起來時，它們無疑要比非復辟的正宗專製統治，來得更加的殘酷。

　　四是強化思想統治。所有遭遇民主革命、並為民主革命所推翻的專製政體，無不有這樣一個深刻的教訓。這個教訓就是所有民主革命的發生，可以說無不以新思想的興起與滋蔓，和舊思想的消沈與崩潰，作為革命爆發的前奏。英國民主革命固與新教思想的傳播關系甚大，法國民主革命則更與“平等、博愛、自由”之民主、民權思想的啟蒙與傳播休戚相關。中國的辛亥革命自然也是民主共和思想 —— 亦即歐風美雨影響的歷史產物。因此，為維護舊思想，鏟除新思想，打擊與摧毀已經建立或正在建立的嶄新民主思想體系，也就成為任何一家專製復辟政體最為棘手和最為重視的大事。因此，為防患革命再起於未然，為從根本上杜絕革命思想的再生和蔓延，直至為徹底剿滅任何意在引爆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也就成為專製復辟政權較之正宗專製王朝更加重視和特別重視的問題。路易十八復辟後，立即恢復臭名昭著的“聖·耶穌會”，就是旨在強化思想統治。七十年代伊朗在革命後強化宗教思想統治的事實，已明顯地說明了思想統治對於一個宗教復辟政權的至關重要。以蘇俄領銜的所有大大小小共產專製復辟國家，均以“獨尊馬列、殺盡百家”為手段，來剝奪人民任何思想與言論的自由，甚至一再地和瘋狂地羅織思想罪，更將思想罪定為重罪，並大面積施以極刑，直至因“法重心駭”，而迫使人民喪失了思考的自由和能力。此無疑為革命戰勝復辟、即民主戰勝專製的較量歷程，帶來了特別的艱難性。

　　一言以蔽之，正是四百年來世界由專製向民主的過渡，才帶來了革命與復辟 —— 即民主與專製反復較量的艱難歷程。同樣，也正是這個歷程所一再表現出來的普遍性、反復性、艱難性、復雜性與激烈性，才明確地體現了各國民主革命歷程的歷史共同性。

四　　民主革命的歷史範疇

第一、就時間而論



　　革命既然是一個普遍的歷史變革進程，則民主革命便決不僅僅具有一個歷史事件或一次歷史事變的意義，無疑應該是有始有終，並有過程。如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獄和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不過是法國民主革命和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發端而已。

　　同時，既然在民主革命爆發後，尚存在著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這樣一個普遍、艱難、復雜和激烈的過程，所以，各國民主革命也只有經歷了這樣一個重要的“主體歷程”，才可能走向最後的成功，即民主對專製的最後戰勝 —— 她的標誌，便是民主製度的確認與確立。由是，我們就應該將民主革命自爆發到革命的反復較量，直至民主製度的確認和確立，看作是民主革命的全部過程，即全範疇。從而對民主革命的歷史範疇有一個甚為科學的界定。這樣，我們也才可能對世界各國民主革命的起始與終結，尤其是她的復雜歷程，有一個明確而清醒的認識，才能使那些身處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狀態中的國家或民族，避免將階段性的專製復辟當作民主革命已經失敗的標誌，從而樹立民主革命必將走向最後成功的信念。因為，英國民主革命並未因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而走向失敗。法國民主革命更未因波龐王朝的復辟而未獲最後的成功。希特勒打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所煽動起來的復辟熾情，亦未能救第三帝國於短命的必然。蘇俄與中共在共產革命名義下，雖然奪取了反撲民主革命和顛覆民主政體的成功，但是，他們一個已經自我崩解，一個如不痛下政治改革的決心就必然要面臨覆滅的命運，無疑已經昭示了：以二月革命勝利為始的俄國民主革命和以辛亥革命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革命，將一定會走向最後成功的歷史前途。



第二、就內容而論



　　在政治革命領域，民主革命的要旨，就是要推倒專製的政治製度，並建立一個民主和法製的新社會製度，以確保民主政治理念的貫徹與實行。所以，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在實際上和本質上，就是建立和反對建立民主新製度的較量。因此，也只有為建立這個新製度而奮鬥，並最終地確認和確立了這個新製度，才可視為民主革命的最後成功。

　　在思想革命領域，鑒於不能最終地推倒傳統思想文化體系中專製的思想文化成份，削弱它對於世道人心的鉗製與影響，便不僅會給民主革命的發動帶來困難，甚至能為專製勢力的卷土重來，造成先聲奪人的局面。可以說，任何一家專製王朝，在臨死前都要強化專製的思想文化統治，如滿清王朝崩解前對“三綱五常”的推崇。同樣，任何一股專製復辟勢力，要復辟就必定要獨尊專製的思想和文化，猶如“尊孔”便是袁氏復辟帝製的先聲。因此，革命前的思想發動，即宣傳和張揚民主共和的理念，並使之深入人心；和革命後的思想建設，即一方面是對傳統思想文化的清理和揚棄，一方面則是積極建立民主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以擊退舊思想、舊文化的反攻；也就成為民主革命之極為重要的思想內容了。

　　在經濟革命領域，由於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形成，乃是反對專製權力經濟和要求突破傳統農業經濟的一個結果；由於傳統農業社會解體的速度和程度，與自由經濟形成的規模和成效，乃是民主與專製之較量往復的重要社會基礎；因此，努力推動自由經濟的形成與發展，迅速解決農民的問題，即解決土地的問題，就成為攸關民主革命成敗，尤其是革命與復辟誰勝誰負的重大環節。尤其是在一個以傳統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裏，在革命爆發後，能否立即著手解決之，將無疑對保衛民主革命的成果，防止農民在專製勢力的誘逼與發動下實行對新生民主政權的造反，便實在是不能稍稍等閑視之的。法國農民對於法國民主政權的全面叛亂，西班牙農民對於王朝復辟勢力的廣泛支持，辛亥之後因土地問題未能解決所帶來的慘重後果，和五十年代初中華民國正因為在臺灣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才鞏固了中華民國臺北政權，並終於使之走上民主政治道路的教訓和經驗，其得其失，已然在史鑒之中。



第三、就形式而論



　　顯然，在我們一談及革命的形式問題時，我們立即就會聯想到革命的暴力形式。然而，既然革命不拘任何形式都是一個普遍的歷史變革進程，因而，只要是意在結束舊專製製度和建立新民主製度的革命，即便它帶有迅速推進、甚至強行推進變革進程的意義，也未必就只能以暴力的形式來推動之和進行之。更何況歷史也從未給革命規定某種必須的形式。但是在近現代世界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歷史發展中，民主革命確實是過多地使用了暴力的形式。米涅說道：“迄今為止，各民族的編年史中，還沒有這樣的先例，應當作出犧牲的人，總是不肯犧牲，要別人作出犧牲的人，總要強迫人家犧牲。好事和壞事一樣，也要通過篡奪的方法和暴力的方式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以外，還未曾有過其他有效的手段。”06

　　米涅把革命概括為“應當作出犧牲的人和強迫別人作出犧牲的人的沖突”，並由此將革命之所以采取暴力的責任，平分秋色地套在這兩種人身上。再次，他顯然是無意地抹殺了是與非的界限，而且視革命為一個碟子並不響的把戲，恰恰忘記了由他自己所敘述的法國革命史，已實實在在地把法國民主革命之所以采取了暴力的原因，即人民采取暴力形式的完全被迫性，亦即“逼上梁山”的本質，敘述得那樣準確。

　　他說：“在錢的問題上，王朝政府並不排斥按人數表決的辦法，因為這樣做，可以更加迅速地得到解決。而在政治上，則贊成按等級表決，因為這樣做，十分有利於阻止革新。王朝政府要達到的目的，是增收新稅，而不是讓人民達到自己的目的……他（指掌璽大臣巴朗）把三級會議之任務局限在下列範圍內：討論稅收問題，並進行表決；討論一項新聞出版的法律，以便給以種種限製；討論民事法和刑事法的改革，其它改革則一概排除。”07

　　於是，米涅又說道：“這完全是對國民願望的無知，或者可以說是公開的對抗。”08 然而，正是這一無知與公開對抗（公開對抗更準確 ），才激起了第三等級的強烈不滿，並逼迫一百七十五年以後才第一次召開的三級會議流產，同時醞釀了革命的發生：第三等級被迫召開國民會議，國王便下令封閉會場大門；代表們遂冒雨到達網球場宣誓：“在製定法蘭西憲法前，絕不解散國民大會”，並且吸引了第二等級自由貴族代表的積極參加；六月三十日，國王派兵鎮壓群眾遊行，無奈士兵竟以高呼國王萬歲為手段，拒絕接受命令，國王遂向凡爾塞和巴黎調集軍隊，決心鎮壓；七月十一日，國王又解除了深得民心的改革派財政總監內克爾的職務，由是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憤；七月十二日晚，國王調集的軍隊與巴黎的群眾發生沖突，暴力鎮壓終於開始；七月十三日，群眾被迫拿起武器準備起義；七月十四日，因遭受殘酷鎮壓而狂怒的群眾終於攻占巴士底獄 —— 於是，偉大的法國革命，不僅無可奈何，也無從避免地被迫采取了暴力革命的形式。

　　反過來，如果我們再將歷史的事實進行一番善意的假定，即：在三級會議上，國王同意以人數而不是按等級表決政治問題，那麽，第三等級便不會自行召開國民會議；如果第三等級召開國民會議，國王不曾下令封閉會場大門，代表們便不會在群情激憤之下冒雨去網球場宣誓；如果國王同意國民會議製定法蘭西憲法，而不是向巴黎和凡爾塞調集軍隊試圖鎮壓，並且不在此時此刻解除內克爾的職務，其後，更未造成國王與軍隊的沖突和群眾與軍隊的沖突，則群眾絕不會在七月十四日攻占巴士底獄。如是，法國革命便既不會采取暴力形式，更不會沿著七月十四日的暴力之路，使整個法國革命的歷程與暴力形式再也脫不開幹系。同樣，如果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後在修憲和君主立憲的憲法製定以後，能夠安於他們已得的權力，而不是陽奉陰違，密謀與歐洲專製勢力聯合，以拼命摧毀法國革命，並決心反攻倒算，國王和王後也不會被送上斷頭臺。

　　應該說，近現代各國所爆發的民主革命及其所用的暴力形式，無一不是專製統治者“逼上梁山”的結果。並且，更應該說，近現代世界各國民主革命的爆發，其所持的暴力革命形式，又無一不是被專製統治者們有預謀、有計劃，和寸步不讓、步步緊逼的暴力鎮壓陰謀及暴力鎮壓行為，直接逼迫而成。民主革命，尤其是暴力民主革命的爆發，除掉極少數是在正確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理念的影響下，並在被迫革命的形勢形成之後終於發生以外，常常都是群眾在毫無準備和毫無動機的狀態下，因為遭受暴力鎮壓而群情激憤所致。歷史的事實是，如果沒有菜市口的刀光劍影和人頭落地，孫中山的革命就很可能是“天下共棄”；如果沒有那個“流血的星期日”，就可能沒有俄國共產暴力革命發動的借口；09 同樣，如果沒有中共“六四”之夜的大屠殺，則天安門廣場上的中國人以及其後的大陸民眾，便絕不會“暴動和暴亂”，而只可能繼續堅持和平與非暴力的方法，去爭取自己應有的民主權力。這，便是近現代世界民主革命之所以被迫使用暴力形式的共同原因。只有明了了這個真理，才可以在我們這個時代，對一切不分青紅皂白地動輒指責革命、尤其是指責民主革命的形形色色立場，建立一個分辯的事實基礎。只有明燎了這個真理，我們才能夠為堅持理性而追求和平與非暴力的民主革命，並敢於在專製統治者的殘酷暴力鎮壓面前，同樣能夠為堅持理性而維護人民正當的暴力反抗權力。因為在不應該采用暴力革命手段時而采用了暴力革命手段，誠然是不理性的。但是，在應該、並且在不得不采用暴力革命形式時卻不敢采用暴力革命的形式，則同樣是不理性的。

　　這樣說，自然不是誌在號召要用暴力革命來推倒現存的專製製度與專製政權。因為自古“變革天命”便有過種種非暴力的形式。在當代，波蘭團結工會堅持長期合法鬥爭以結束波共一黨專製的歷史，東歐共產國家努力避免暴力以完成政權更替的經驗，尤其是戈爾巴喬夫和葉爾欽交接棒式地和平解決蘇俄共產製度向民主製度轉換、即過渡的初步成功，這一切無不說明，在我們的時代以和平方式或以和平演變而非暴力演變的形式，來解決從專製向民主的最後過渡，和解決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的最後較量，藉以將變革時期國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從而促使民主革命的最後勝利和民主製度的最終確立，已經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極具前景的了。它不僅是當代人民民主意識、民主精神以及民主修養得以提高的一個重大成果，而且是當代專製政治與專製製度已經日益不得人心的一個有力證明。而也正是這樣兩個原因，才造成了專製政體自身的分崩離析局面，和專製統治集團內部某些權力人物民主意識的覺醒，或民主素養的提高。戈爾巴喬夫作為當代和歷史上一個偉大人物的全部意義，即在於他寧肯失去自身的最高權力，卻願意將民主與自由從共產專製極權製度下解救出來，並還給了自己優秀的人民。因此，我們無須鼓吹暴力，更無須把暴力革命當作民主革命的唯一方式。我們只需要堅持民主政治的理念，堅定民主製度必將取代專製製度的信念，堅持一切可能的努力，只要當代的專製統治者們同樣不采取欺騙和暴力的方式，在人民的推動、甚至是迫動下，願意逐步完成由專製向民主的過渡，我們都應該在不求激進與不算舊賬的總前提下，為了國家、民族和全體人民的福祉，而采用非暴力的形式，將偉大的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當然，如果當代的專製統治者們，其對暴力鎮壓、暴力抗拒直至暴力反撲的迷信仍然冥頑不靈，則來自人民非自願的暴力，即被迫產生的、並且同樣是理性的人民革命暴力，一定依然會和民主革命的既定目標緊密連接在一起，為民主能夠最終地戰勝專製而犧牲奮鬥，並且在所不惜。齊奧塞斯庫身上的九十九個彈孔，便是最透徹的證明。因為專製必敗，民主必勝。因為人民必定是革命與復辟之反復較量的最後勝利者



第二章





革命名義下的復辟



　　如前章所論，隨著民主革命在歐洲的勝利發展，不僅引發了種種不同性質的革命，而且導致了不同形式復辟的產生 —— 他們或假共和之名以行專製復辟之實；或“以革命的名義”來掩蓋專製復辟之心；或利用傳統農民革命以打擊民主革命；或號召一個新的“革命”，去顛覆民主革命的成果。由是，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的反復較量，便呈現出更加復雜和艱難的狀態。因此，如何識別不同性質的革命及其本質，如何鑒別不同形式的復辟及其危害，如何從理論和實踐這兩個方面找出名義與事實的根本區別，便成為民主革命能否戰勝形形色色專製復辟的一個重大前提。但要從傳統革命和現代革命中找出最具復辟本質、又危害最大的“革命”，則莫過於“傳統農民革命”和“現代共產主義革命”這兩家。本章即是對這“兩家革命”的由來、內容、本質和危害，所作出的探討、分析與論辯。



一　　傳統農民革命是“建立新王朝、復辟舊製度”的造反



　　在這個世界上，尤其是在一個以傳統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裏，傳統農民革命無疑是最能引起同情，卻又最能夠與專製復辟要求一拍即合的革命，特別是它只能“建立新王朝、復辟舊製度”的歷史本質，和它在我們祖國的歷史上，能夠促成歷代專製統治屢死屢生、周而復始的歷史特征，以及它與現代共產革命在思想基礎、暴力形式及革命主體力量上所擁有的歷史關系，就更加使之成了我們必須予以探討的重大課題。



第一、專製製度是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政治形式



　　眾所周知，人類發展到原始社會的後期，由於生產的發展和男女在生產地位上的變化，而導致父系氏族逐漸代替了母系氏族，個體家庭亦隨之而逐漸成為社會的一個基本經濟單位。一方面，一夫一妻的家庭關系由此而被逐漸地鞏固下來；另一方面，對家庭小生產的管理，直至家庭權力的形成，包括對財產的管理、分配及繼承的方式，亦逐步地形成了以男子、即丈夫在家庭中的“家長式”地位。從此，這個由家長式地位所逐漸形成的家長式管理方式，便在以小生產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傳統農業社會裏，成了政治與經濟管理架構的原始胚胎。此後，不僅傳統農業社會之基本管理形式，諸如宗法家長製等均由此衍變而來，並且，由家長製發展起來的，傳統農業社會之社會政治形式—— 專製製度，及其發展、沿革、完善和強化，也無不以它作為細胞與雛形。皇帝固為天下至尊的大家長，而“父母官”一語，更是形象地凸顯了家長式專製政治的本相。因而，不論是分封式的貴族政治、即封建專製，還是中央集權式的郡縣政治、即君主專製，只要他們家長製的形式和內容並未改變，則他們作為專製統治的本質便不會得以改變。而企圖反抗、反對甚至推翻專製統治的種種欲望和表現，亦只要他們不能最終地推動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解體和消亡，並最終地改變以小生產與家長製“作底”的專製製度本身，就同樣只能造成專製統治的自我復歸，甚至強化。歷代農民革命只能推倒現存專製統治，卻絕不會改變整個專製製度，充其量只能實現“改朝換代”的共同歷史現象，早已在事實上證明了這一認知的正確。

　　然而，農民確曾反抗過專製統治。農民對於專製統治的造反，其作為一個普遍的歷史現象，更引起過無數人的同情、支持、甚至利用。但是，農民革命卻是農民在絕境下的被迫造反，而非要求變革社會製度的主動變革，是打倒了皇帝便要自己做皇帝，因而才與近現代民主革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戌卒陳勝、吳廣之所以揭竿而起，蓋因為反秦是死，不反秦也是死。《水滸傳》對於種種“逼上梁山”的生動描寫，實在是對歷代農民革命起因的高度文學概括。歷代農民造反英雄個個都是“早稱王”，即便是“緩稱王”，也絕不是不稱王和不要做皇帝的事實，就更是證明了農民造反革命的基本性質。



第二、天命觀和大同思想是傳統農民造反的思想理論基礎



　　歷代農民革命之所以共有著上述這樣一些鮮明性質，其根本原因，無非是以家長製與小生產作底的專製製度，恰恰是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社會政治形式，即傳統農民自己的政治製度罷了。由是，專製製度以及它所內涵和外涵的種種專製觀念，才獲得了統治和被統治兩個方面的“同一”。誠所謂統治者的思想就是統治的思想。加之，在整個傳統農業社會緩慢的發展與長期的自守維持之中，一方面固因維系專製統治的要求，一方面則因經濟發展水平的低下，又造成了文化發展的巨大限製。農民由於被迫長期處於無文化、無思想的境地，還因為觀念本身的“簡單明燎性”，而使他們世代相沿地接受、並傳承了一整套“專製思想和專製政治”的簡單觀念。諸如“天命、君臣、父子、三綱五常和三從四德”等等。這一套簡單的專製觀念，對於只能“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農民，因能起到“滅人欲”的作用，才會迫使他們甘守被統治和被壓迫的地位；相反，也正是這一整套的簡單專製觀念，又在農民身處絕境、決心鋌而走險之時，反而能夠成為他們揭竿而起的“思想動力”。其中最為重要者，或曰恰恰成了農民革命造反的第一桿思想旗幟者，便是“天命”觀。在中國，“天命”雖是歷代專製統治者實現統治的依據，卻同樣是改朝換代的根據。所謂“順天應人”，所謂“天命難違”，所謂“天人合一”等等，無非是將人間王朝的興廢指為上天的意誌。因為只有“順天命者”才可以“治”；亦只有“順天命者”，才可以“反”。這又是一個“同一”。由是而把統治者和造反者推向了同等合理的境界。所以，天命的觀念不僅支配了專製的統治者們，也支配了農民的造反者們。是故，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才需要從魚肚裏剝出一幅寫著“陳勝王”的黃綾，以彰示“天命”所歸；漢末黃巾起義，也才會喊出“蒼天當死、黃天當立”之變革天命的呼聲，以呼喊天道已改。俄國十八世紀農民革命領袖普加喬夫，於造反伊始便自稱“彼得三世”，亦無非要為自己掙得一個“真命天子”的身份，藉以標明他對於葉卡特琳娜王朝的反叛，乃為“天命”所使然。

　　傳統農民革命造反的第二桿大旗，乃是要求絕對平等的大同思想。它之所以產生的原因，一是由家長製與小生產而來的專製製度，在權力和財富的占有、分配及繼承上，產生了嚴酷的等級劃分。二是意在維護這一嚴酷等級製度和極端不平等社會生活的專製統治者們，常常又剝奪了被統治者 —— 廣大農民賴以生存和生活的起碼條件，尤其是在時難年荒之時。這就刺激了傳統農民及其代言人 —— 傳統型知識分子要求平等思想的產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強烈訴求，既表達了詩人對不平等生活的憤怒和痛苦；“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無限期望，就更是表達了詩人對於人間平等的明確追求。由是，失意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才會在他們的“桃花源夢”裏產生對於大同思想的熱忱向往；由是，傳統農民每遇鋌而走險、揭竿造反之時，才會把要求平等的思想劇烈地演化成為要求絕對平等的大同理想。陳勝有“茍富貴、無相忘”的許諾。王小波、李順倡言“均貧賤、等富貴”。李自成宣稱“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洪秀全則將西方宗教的教義與傳統中國農民造反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鼓吹起義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實現“天堂裏的平等生活”。十七世紀英國民主革命歷程中，曾出現過的“掘地派”農民，便被稱為“真正的平等派”。十九世紀在俄國號召到農村去的民粹派們，尤倡言“俄國農民的身上有著天生的共產主義本能”。在東方，人人都能“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固已成為傳統農民革命的最高理想；在西方，人人都能“大塊吃牛排，大碗喝啤酒”，亦幹脆成了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理論來源和巨大革命動力”。 因此，要求絕對平等的大同思想，固然已經成為整個傳統農業社會嚴酷等級觀念的對立面，同時亦成了它整個意識形態的一個部分。所以，不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它才既成為一種思想追求，又成了傳統農民及其代言人 —— 傳統型知識分子，對於等級社會和不平等現實進行批判和反叛的思想動力，更成為歐洲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個主要來源，特別是馬克思要發動共產主義革命的重要思想依據。

　　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在東方，由天命觀和大同理想的交互作用，所帶來的中國傳統農民對於不平等社會的造反和革命，固無一家曾真正建立過“天下大同”的社會；在西方，由馬克思所發動的共產主義革命，其結果，更只能在東方的落後農業社會，製造出了一個個更加不平等和更加等級化的殘暴專製極權製度。由此可知，這個要求絕對平等的理想，不過是傳統農業社會的一個永恒空想而已。這個永恒空想的悲劇，雖在於它永無實現的可能；這個永恒空想的魅力，卻在於它太美好也太刺激；而這個永恒空想的巨大危險，則是在它一旦成為思想武器之後，所能誘發的原始沖動性和宗教式狂熱，恰恰能夠激起傳統農民的熾烈造反精神，及其可怕的破壞力量，甚至能夠開辟一條嶄新的專製復辟的死路，即專製製度和專製統治的全面復歸或再生。



第三、傳統農民革命的命運、特征和危害



一、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命運

　　天命觀和大同理想雖然是傳統農民造反的雙重思想動力，然而，恰恰是這一雙重思想動力相互間的矛盾性和悖反性，才既決定了傳統農民革命理想的永恒空想性質，又決定了傳統農民革命歷史結局、歷史本質和歷史特征的共同性。因為只要“天命觀”作為傳統農民最為重要的觀念而不能改變，則任何一場傳統的農民造反，都勢必會成為一場“變革真命天子的革命”。“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結局無非有三：一是起事成功，由農民革命領袖當了皇帝做了江山；二是革命的力量或果實，為舊統治集團中人所利用、所篡奪，並出現改朝換代；三是農民造反革命的失敗。”01

　　上述三個結局中，以第三種為最，第二種次之，第一種為鳳毛麟角。

　　並且即便是第一和第二種結局，唯其仍然是改朝換代，並不改變君主專製製度，是打倒了皇帝，自己便去做皇帝，或有人做了新皇帝，因而，它才是一場君主專製製度的復辟。即農民革命成功之日，便是君主製度復辟之時。由是，農民革命要求均貧賤等富貴的理想，也就隨著新“天命”的確立，舊製度的恢復和新等級的劃分，而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在歐洲，十四世紀之後由封建領主所發動的農民戰爭，和以農民為主體的宗教戰爭，固因宗教意識和宗教權力的過分浸染，而在表面上模糊了農民戰爭的性質，從而使得單純由農民革命而導致的改朝換代難有事實可尋；在東方，尤其是在中國，純然由農民革命的成功而造成改朝換代的事實，亦唯有秦末劉邦和元末朱元璋所領導的農民革命，方可作為它的例證。然而，亭長劉邦所領導的農民革命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一是以項羽為代表的六國舊貴族意在復辟封建製的反叛，為劉氏奪權的成功廓清了道路；二是由劉邦為代表的農民革命力量，在本質上又是對六國舊貴族企圖復辟分封式封建專製製度的反擊，和對秦始皇“罷分封、置郡縣、實行中央集權”的肯定及繼承，從而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朱明王朝的建立，卻是有賴於異族統治這樣一個直接的前提，即它的革命對象，乃僅僅是代表著蒙族貴族利益的元王朝，並不涉及到漢族地主和士人的利益，或曰恰恰是與漢族地主及士人的逐漸合流和共同造反，才使它為漢以後兩千年間的農民革命，留下了唯一成功的佳話。然而，那個真正貧雇農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一旦身登龍廷，當真做成了明王朝的開國皇帝，在他家鄉的民歌裏所歌唱出的，便非但不是他了不得的“革命功績”，卻是“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淒婉絕唱。朱明王朝，非但沒有絲毫改變與削弱已經在走下坡路的中國君主專製製度，反而為了挽救和強化這個專製製度，而將它推到了空前的專製水平之上。這對於農民革命即便成功，也只能是造成“建立新王朝、復辟舊製度”的悲劇結局，即追求大同理想的徹底破滅，不能不說是一個最為有力的歷史證明。



二、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特征

　　既然作為農民革命思想動力之一的天命觀念，因農民革命的成功，而只能使得傳統農民革命的另一個思想動力，即要求“均貧賤、等富貴”的大同理想，歸於幻滅，所以，起事之初用以號召革命的“平等和大同”口號，便立即成了幾句空話。為重新分配權力、重新劃定名位和重新劃分等級所刺激起來的農民英雄們，對於權位、金錢和美女的追求與爭奪，便必然要引起內訌與內亂的發生，而首先從內部腐爛起來。陳勝、吳廣的“張楚”毀於斯，太平天國的洪、楊內訌起於斯。做成了皇帝的劉邦、朱元璋則“興內訌、殺功臣、滅冤黨”，以維護帝位、王權和“一姓天下”。由是可知，正是內訌，才極大地削弱了農民革命的力量；也正是內訌，才將追求人間平等和天下大同的理想，毀滅在起事英雄鮮血淋漓的互相仇殺之中。洪楊、洪韋的瘋狂內訌過去之後，每逢周末，當洪氏天朝的官員們仍要去天京郊外演講“天下多男人皆是我兄弟，天下多女人皆是我姐妹”的“天條”時，佇而聽之者，已經寥寥無幾了。應該說，正是農民革命內訌的必然性，才為農民造反的英雄們註定了失敗的命運；同樣，也正是成功後蓄意興獄和製造內訌，即采取“飛鳥盡、良弓藏和走狗烹”的手段以維護一姓江山，才保證了新王朝的確立和新真命天子的君主統治地位。

　　傳統農民天命觀和大同理想的對立和矛盾，還決定了傳統農民革命的另一個基本歷史特征，就是鮮明的暴民運動性質。這是因為，是天命觀，才給了傳統農民革命造反以要求變革天命的根據，因為“帝王將相寧有種乎？”；是“均貧賤、等富貴”的大同理想，才給了傳統農民造反革命的思想旗幟，因為只有呼喊平等，才能煽動人心和號召造反。但是，一方面雖為追求平等而革命，一方面卻又因革命成功而要毀滅平等，從而必然造成革命結果和革命追求的大相徑庭，和永恒空想不能實現時的瘋狂破壞。加之長期專製統治之下，傳統農民因缺思想、少文化和徒有簡單的專製觀念，再就是對專製統治的一知半解所形成的，對於思想、文化、知識和知識分子的輕視及蔑視，也就於不知不覺之中強化了傳統農民革命造反的非理性因素。如若再加上翻身的快感，內訌的殘酷，流氓無產者的介入及放肆，和農村中失意的小知識分子、即不仕子們，對於時代、社會、官場和達官貴人的嫉恨之情，以及由此一嫉恨之情所形成的種種變態心理及其必然發作，尤其是當他們已經成為那一幫烏合之眾的當然領袖們時，一場場農民革命，也就完全可能演變成一場場“以無思想反思想，以非文化反文化，變貶知識為滅知識，從滅人欲而走向人欲之極度膨脹”的暴民運動。然而，這一切，在那些失意的小知識分子和廣大農民造反者的眼裏，不僅合情合理，甚至理直而氣壯。這無疑是中國歷代農民造反，無不以破壞為能事，殺戮為泄憤，蔑視知識為本色，迫害士人為天職，掃蕩天下為壯舉等種種暴民行為的根本由來。黃巢攻陷長安後，不僅“搏棰居人索財，號淘物”，而且“閱甲第以處。爭取人妻以亂之，捕首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資，宗室候王屠無類”。02 黃死，秦宗權更是“屠老儒，焚屋廬，城府窮為荊萊，唯亂是恃“。03 李自成事起時，“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唯均”，既入京，則“勛戚文武諸臣共八百余人送牛宗敏營中拷掠，責賕賂，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04 與李自成並起的張獻忠，克襄城時曾“擤刖諸生凡百九十人”；入川後竟以開科取士為名，“集殺士人於青陽宮，墾殺成都民於中園……遣四將軍分屠各縣。及至事敗之時，又將億萬數寶物，投入錦江，然後決水放流，使一物無存”。05 太平天國洪楊內訌時，韋昌輝竟能率眾於一夜之間便殺害楊秀清部三萬余眾，致使江水變色。然而，毛澤東卻說：“農民起來了，好得很，他們沖進地主的家裏，連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滾上一滾”。06 小地主出身的不仕子、農村失意青年毛澤東的這一段話，不僅精彩地描寫出“農民起來了”的生動情景，而且把農民革命造反的暴民運動特征，以及他自己作為一個失意的農村小知識分子的心態和變態，都表現得相當地形象和貼切。對於農民來說，主要是對於那些在鄉村中遊手好閑的潑皮二流子們 —— 美其名曰“流氓無產者”們來說，07 革命是什麽？革命就是分人家浮財，吃人家浮財；革命就是“直走進人家家裏，將人家的洋紗裳拿將出來，拿到未莊上去賣”；08 革命就是要使一切有財產的人家破財散，將一切敢於反對他們的人批倒批臭，“還要將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顯然，正是這樣一些被毛澤東認為是“最堅決、最徹底和最勇敢者”所進行的“革命”（參見下卷第二章引文），才將傳統農民造反的暴民運動性質及特征表現得淋漓盡致，並為毛澤東稱“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的“革命理論”，提供了最為有力的歷史證明和事實證明。



三、傳統農民革命對民主革命的危害

　　由於傳統農民革命具有“建立新王朝、復辟舊製度”的歷史本質，因而，它才在世界專製歷史，尤其是在中國君主專製製度的發展史上，成為傳統農業社會實行自我調節的一種歷史方式。由是，傳統農民革命才不但不可能成為一場推翻舊專製製度和建立新民主製度的民主革命，卻在革命的結果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反面。更何況，自由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如前所說，其作為傳統小生產和傳統型小生產者的“天敵”，既帶著工業革命與自由經濟所散發的新鮮歷史氣息，又帶著足以撼動人心的民主和自由信念，因而，它不僅在政治思想領域，是對專製意識形態的一場大進攻，而且，更是對傳統小生產方式，乃至傳統農民生活方式的一場徹底的大破壞，所以必然要遭到傳統農民的反對。因此，在一個以傳統農業社會為基礎，以傳統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裏，當民主革命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和條件去及時地摧毀和改變這個基礎，甚至還期望著被壓迫和被剝削的農民也能成為民主革命的同盟軍時，民主革命或可因此而獲得力量的暫時強大，卻又因此而完全可能為自己埋下可怕的禍根。除掉民主力量能夠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後及時地解決土地和農民問題。因為農民的革命家們，他們確有可能在民主革命剛剛爆發時即取代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革命勝利伊始即背叛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製度剛剛建立之初便立即反轉來進攻民主政權，並在革命的名義之下重建專製製度。從而在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反復較量的艱難歷程上，又增加了一個以革命名義實現專製復辟的強大社會力量。如果這個國家裏的傳統型農民革命，又接受了為近代西方科學所包裝好了的“共產主義革命理論”，那麽，其所能煥發出來的更加瘋狂的“革命”激情，即在本質上要求復辟的欲望，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就不僅足以“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足以“打垮一個新世界”了。俄國長達七十余年的悲劇歷史，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以後禍延至今的專製復辟現狀，以及東歐和亞洲一些落後的農業國家，在二戰之後因“革命”而重蹈專製厄運的悲劇歷程，實已證明了這一歷史的真理性。

二　　世界共產革命是在革命名義下重建專製製度的復辟

—— 論馬克思主義是鼓吹專製復辟的哲學

　　提要：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 —— 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和個人環境 —— 馬克思的理論來源、理論歧途和理論要害 —— 馬克思鼓吹和發動共產主義革命的理論錯誤、社會根基和歷史本質 —— 當代共產主義製度是專製製度的最高階段



　　自從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恩格斯聯合發表《共產黨宣言》以來，世界不僅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變遷，更產生了巨大的發展和進步。由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主義必將滅亡、共產主義必將勝利”的“歷史規律”，非但沒有如其所願地，在他進步的歐洲故鄉得以實現，即便是在世界的東方，主要是在東歐和東亞的一些落後農業國家或地區，在按照他們的“革命”理論進行過一番殘酷的倒行逆施之後，亦終於走向了自我崩潰和全面崩潰的失敗境地。一百五十年來，世界從專製走向民主的歷史大趨勢，不僅證明民主已經一再地戰勝了專製，而且證明馬克思主義作為對民主進步的一種歷史反動，它不單單在世界從專製走向民主的歷史發展中，製造了巨大的混亂，尤其製造了以共產革命名義瘋狂推動專製復辟的歷史慘禍，更將奪權和奪權的手段，專製和專製的範圍，暴力革命和暴力專政的方式，推向了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水平”之上。以製造了十五憶人災難和死難的“革命實績”，建造了一座座滴血的“紅色記念碑”。



第一、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



　　歷史的事實是，十五世紀的歐洲既出現了文藝復興，又出現了科學的巨大發展。前者使得人性和人道的尊嚴要求沖破中世紀宗教專製思想的桎梏，重新返回人間；後者則因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而給予歐洲天主教會以致命一擊。由是，十六世紀便成了宗教改革和科學發展的時代：作為中世紀絕對至尊的天主教教義，因自身分裂而形成了路德、加爾文和安立甘三大教派；科學因日漸地擺脫了宗教思想的枷鎖，而日新月異地獲得了進步和發展。從而不僅使中世紀教皇要統一人類宗教教義的努力歸於失敗，並且就此而走向了宗教思想統治和宗教專製統治的下坡路。十七世紀不單是科學興盛的時代，也是笛卡爾懷疑哲學產生的時代。因為笛卡爾要用理性 —— 神，來判定科學的真偽，表面上是要為難科學，實際上卻要為科學的發展打開一條通途。因為只有神才能以其天上的權威，來排斥地上的宗教對於科學發展的束縛。其後的斯賓諾莎，就更是用“泛神”的思想，把科學也推到了“神”的地位。由是而出現了教會的威權逐步衰落，科學的權威卻日漸上升的新時代。

　　正是在這樣一個嶄新的時代條件下，自由經濟才要求突破封建行會的限製和封建權力的壓迫，人文科學則要求走向思想和文化的解放，社會政治更要求政體和製度上的革新。這一切無疑都在預示著，傳統農業社會正在走向解體和衰亡，現代工業社會正在走向形成和發展。於是，十七世紀爆發了英國民主革命，十八世紀爆發了法國民主革命。前者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的新政體，後者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的新國家。新政體是英國人民歷經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之後，才逼迫君主政體讓步，並與君主政體實行調和的產物。其後更在不流血的民主革命中，和在科學發展的推動下，走上了“虛君共和”的道路，激發了工業革命，從而獲得了人類歷史發展上的空前成就。誠為“革命之所賜”（孫中山語）。新國家則因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幾乎貫穿了整個十九世紀，從而以其“直接了當之共和”（孫中山語），而成為歐洲以致整個世界呼喚民主、反對專製的旗幟。

　　如果說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國家的民主革命，乃與英、法民主革命類似，均先後歷經了“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艱難歷程，那麽，以十九世紀法國革命為標誌的民主革命風暴，不僅激發了意大利誌在推翻專製、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而且推動了匈牙利要求擺脫奧匈帝國奴役和要求解放農奴的民族、民主革命。由是，封建落後的德國才迫於歐洲的民主進步和經濟發展，而急於建立一個統一、並且是強大的專製帝國；俄國則為了維護沙皇君主專製製度，才一邊要繼續強化專製統治，一邊又要用專製改良的手段，以預防革命的爆發。

　　一言以蔽之，在歐洲，自十五世紀始，在科學與宗教，民主與專製，自由經濟與封建經濟歷經了長期和反復較量之後，終於在十九世紀逐步地迎來了民主主義戰勝專製主義和自由經濟戰勝封建經濟的決勝期。這才是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正是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希望所在。



第二、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和個人環境



一、國家基礎和社會條件

　　雖然十九世紀是歐洲民主主義之對專製主義、自由經濟之對封建經濟的決勝期，但這並不等於說，十九世紀已經成為民主製度和自由經濟在全歐洲戰勝專製製度和封建經濟的全勝期。西歐的一些主要國家，有的尚處在民主與專製的艱難反復較量之中；有的則處在“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復雜多變過程裏面；東歐的一些落後國家，特別是馬克思成長中的德國就仍然處在鄉陋和愚昧之中，封建製度和封建經濟還在茍延殘喘 —— 當代英國學者戴維·麥克萊倫就在她對一八四八年前後德國的研究中指出：

　　“德國在那時，還只是一個地理概念，通常是指那些講著一個共同語言，以前同是神聖羅馬帝國成員的小邦國。德國基本上仍是一個農業國，它的二千三百萬人口中，有四分之三靠種地過活。

　　“那些按照法則經營著自己種植園的大地主所有者，仍然擁有某些封建特權：他們被免除了財產稅，有自己的警察和小法庭，享有教會的聖職授予權，而且控製了省議會。他們通常都將投機所取得的財產和靠傳統所積累的特權集於一身，甚至占有最高公職並且控製著軍隊。

　　“普魯士有六十七道關稅卡，西部各省流通著七十一種不同的貨幣。 “從拿破侖失敗到一八四八年革命這三十年左右的時間裏，德國經濟的特點是迅速向工業強國的地位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通過自上而下地把市場經濟強加於農業社會來實現的……但是，自治機關和容克地主對社會仍握有相當大的控製權，德國的工業還沒有真正發展。雖然農業的三度改革，人口的迅速增長，被暴發戶和手工匠人所打亂的城市社會，人口急劇流動，階級對立不斷增長，這些都為各種政治思想的傳播，提供了廣闊的天地……手工業者大量遷移，有的去了國外，有的進了工廠，那些留下來的人，則敵視資本主義發展造成的後果。工匠師傅和他們站在同一個立場，往往更為保守……工廠工人的生活每況愈下，得不償失……

　　“德國的中產階級不同於一七八九年革命前的法國資產階級。他們是非常虔誠的教徒，一個典型的地區就是恩格斯長大的烏培河谷。在那裏，加爾文教派的信仰具有一種嚴格的僧侶統治觀，並認為有義務為了上帝更偉大的光榮而不斷增加上帝賜予的財富。”09

　　這便是一八四八年前後德國的國家基礎。它幾乎是直言不隱地指出了當代德國的封建性，和封建統治下的德國人，特別是工人、農民對所謂資本主義的敵視。而馬克思、恩格斯便在這個環境中長大。



二、個人環境

　　戴維·麥克萊倫還在她對“馬克思主義誕生前的馬克思”、即青年時代馬克思的家庭和個人的研究中說道：

　　“象卡爾·馬克思這樣純粹的猶太血統是非常少有的……卡爾·馬克思的祖父說他的祖先中有很多拉比（猶太教的教職），而他的妻子查蓋的祖先更有名氣，她是特利爾的拉比莫澤斯·裏沃夫的女兒，莫澤斯·裏沃夫的父親和祖父也都是特利爾的拉比。而在卡而·馬克思母親的祖先中，曾作過拉比的先人一點也不比她丈夫家的少。

　　“在卡爾·馬克思的同學中，有五分之四是天主教徒，大多數出身於中下層家庭 —— 是農民和工匠的兒子。

　　“中學時代的馬克思就已經決心選擇一種能夠給我們提供廣闊場所來為人類進行活動的職業。他說，那些主要不是幹預生活本身，而是從事抽象真理研究的職業，對於還沒有堅定的原則和牢固、不可動搖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險的。同時，如果這些職業在我們的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如果我們能夠為它們支配思想、犧牲生命、竭盡全力，這些職業看起來似乎還是高尚的……。這些職業能夠使才能適當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經考慮、憑一時沖動就傖促從事的人毀滅。

　　“他還說，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贊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誨我們，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為人類犧牲了自己 ——有誰敢否定這樣的教誨呢？

　　“走進了大學的馬克思已經能夠寫出這樣的詩歌：



　　 面對著整個的奸詐世界，

　　 我會毫不留情地把戰挑；

　　 讓世界這龐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撲滅不了這火苗。

　　

　　 那時，我就會象上帝一樣，

　　 在這宇宙的廢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話都是行動，

　　 我是塵世生活的造物主……”10



　　更多的研究還指出，大學階段的馬克思開始轉向了黑格爾哲學，他認為，正是黑格爾的哲學已經在現存的事物和應有的事物之間的鴻溝上，架起了一座橋梁。這時的馬克思無疑已經受到柏林大學法學教授愛德華·甘斯的強烈影響。而甘斯已經在他一八三六年出版的著作中寫道：“聖西門主義正確地觀察到，奴隸製還沒有消失，它只是在形式上已不復存在，而實際上它卻實實在在地存在下來。正如一度是奴隸和奴隸主的相互對立，接著是貴族階級和平民、國王與臣仆的對立一樣，今天則是遊手好閑的人同勞動者的對立。人們只需到工廠去一趟，就會看到那數以百計的形容憔悴、痛苦不堪的男人們和女人們，他們犧牲了健康去為一個人提供服務和利潤，為了一點點微薄的收入放棄了生活的全部樂趣。當被剝削的人象動物一樣只有餓死的自由時，這難道不是真正純粹的奴隸製剝削嗎？難道沒有必要在這些無產者身上喚醒公民意識，引導他們積極地參加他們現在自發地幹著的這些工作嗎？國家應向為數最多的最貧窮階級提供必須品，這一觀點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深遠意義的觀點……未來的歷史將不只一次地要求無產階級起來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在中世紀的各個行會中，有一種社會勞動組織形式，如今這些行會已被摧毀了，也不能重建了。然而，現在那些被解放了的勞動者，難道不是從行會專製製度下和師傅的絕對統治下逃脫出來，又受到工廠主同樣的統治嗎？難道就沒有一種能改善這種狀況的方式嗎？當然有的，這就是自由的行會，即社會化。”11

　　沒有疑問的是，我們在這裏聽到了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悲天憫人的呼喚。但是，這類“呼喚”，無非是傳統農業社會的“大同”理想，在社會轉型期對於正在消亡的舊社會的痛苦呼救，和對於正要誕生的新社會的憤怒指責。是新生命在誕生前所必然要引起的陣痛，才逼迫其母體所發出的痛苦嘶叫。

　　然而，正是這一類的“憤怒指責和痛苦嘶叫”，才又對年輕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們起到了震聾發饋的作用。更何況，這類指責和嘶叫，又是顫響在一八四八年前的德意誌呢。彼時，英國的新政體，法國的新國家，啟蒙運動之“自由、平等、博愛”的呼聲，民主革命在歐洲日漸勝利的消息，和革命與復辟的艱難、復雜及反復較量，對德意誌來說，不啻是“天方夜譚”。並且，即便是生活在萊因河谷的德國人，雖因拿破侖曾經占領過，他們也只是對法國的思想和風氣僅僅抱有同情而已。更何況，縱然是那些受到了法國自由風尚影響的封建王公大臣們，當他們談論起法國的新思想和新風氣時，大不了如同俄國的宮廷貴族們一樣，也只將它當作一種時髦和裝飾，甚至只將它當作腐爛生活的一塊入時的遮羞布罷了。相反，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卻正是從這個等級森嚴的封建國家裏，領會到了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意識，看到了專製和專製末路的現實，特別是從宗教的天堂精神和中世紀教政合一的殘余政治形式中，汲取了奪取權力以拯救人類和重新建立人間天堂的宗教狂熱，更在已經彌漫了整個德意誌的黑格爾理性哲學的氛圍裏，接過並篡改了黑格爾理性哲學的武器。然後，他們才帶著對德國封建主和德國小市民、即所謂德國資產階級的種種嘲弄，帶著德國宗法製加小生產式的“真正社會主義草圖”，被迫離開故鄉，前往巴黎和英國。

　　然而，正處在革命與復辟艱難較量歷程中的法國，不僅使他猛然目睹了專製製度所留下的“廢墟”，目擊了革命與復辟較量的“混亂”，看見了新社會和新製度所承繼的破產、失業、貧窮、勞累等歷史“遺產”，以及種種足以令人“傷感”的社會現象，而且看到了民主製度和自由經濟在其艱難創業發展中，所完全可能出現的種種新問題。因此，當他聽到法、德工人三次罷工以反抗資本家的剝削時，他從宗教裏得來的要拯救全人類的強烈願望，便與他在青年時代早已受到影響、此刻正在歐洲流行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一拍即合。這就不僅使他自然而然地站到了歐洲現實發展的反面 —— 既要批判落後的封建德國，藉以肯定“資產階級”對於封建統治和封建製度的革命；又要站在新興無產者即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批判新生的“資本主義”製度 —— 實際上則是批判新興的民主製度和自由經濟，以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左右開弓。換言之，就是他不但要建立一個批判的理論體系，即共產主義的理論體系，以從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開始一場對於人類歷史、特別是“資本主義製度”的大清算和大批判，而且更因他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論體系乃是“行動的哲學”，他才會與“正義者同盟”—— 正流浪在巴黎的德國手工業工人幫會 —— 這些被“資本主義”逼迫破了產的德國傳統農民結合起來，成立了歐洲第一個“共產主義者同盟”，雖然改變了對背叛者必須“處死”的幫規，卻將它“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幫語，改變成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響亮口號。

　　誠然，正是這樣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以及馬克思本人的成長環境，才終於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之所以產生的歷史來源，並為造就一位專製主義的新宗教領袖 —— 馬克思，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礎。



第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理論歧途和理論要害



　　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信徒們，為了標榜其理論的科學性，及其對於人類文化的傳承性，曾一再地宣稱該理論有著三個正宗的來源。這就是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德國的古典哲學，和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同時宣稱，第一個來源產生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第二個來源產生了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第三個來源產生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然而，問題不在於馬克思主義產生的理論來源，而在於馬克思是怎樣曲解了這些理論來源，然後又是怎樣地將它們推向了理論的歧途，並使之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之下”，成為一家專事鼓吹專製復辟的哲學。從而為那個正在艱難進步的時代，製造了可怕的流血和混亂，直至成為對於歐洲十九世紀歷史發展的真正反動。



一、馬克思將空想社會主義變成了暴力共產主義

　　應該說，一個理想的大同世界，一個永恒的共產主義天堂，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平等社會，它不但使人類永存向往之心，而且作為傳統農業社會的一個永恒空想和一種意識形態，不僅是我們的“國粹”，亦同樣是歐洲傳統農業社會的“精華”。因此，共產主義一語，如果沒有經過馬克思主義者們的橫加糟蹋，而僅僅作為人類的一種心願，一種理想，一種文化和一個夢幻，即使永存人間，也並無所妨礙。尤如失去了權力的宗教一樣。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們的錯誤，甚至是罪惡，並不在於他們懷有共產主義的理念和追求，而是在於由他們所提出來的，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的一整套理論和手段，即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及其實踐，對人類所造成的荼毒和戕害。因為，這既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義所在，即理論要害，更是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製造了人間罪惡的根由。

　　由是，我們才能區別馬克思的“暴力共產主義”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區別，才能判斷究竟誰才是善良的空想，誰才是罪惡的空想。即：誰為這一空想的實現提出了善意的追求方式，誰又為實現這一空想製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空前罪惡。

　　雖然，馬克思對“共產主義天堂”的一切構想，原就來自於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但是，馬克思之所以要指責聖·西門和傅·立業的社會主義乃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其根本的分野點，便是在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天堂的方法上。聖·西門主張通過和平手段進入社會主義，傅立葉則希望勞動者應與資本家聯手共同建設理想的社會，而馬克思卻是一再批判地強調，無產階級只有通過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才能獲得徹底的解放。同時，他還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12 其後，列寧因用暴力手段奪取了政權，又用暴力手段鞏固了政權，才會更其強調地說：“只承認階級鬥爭，而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絕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13 毛澤東鑒於有失去這個“天堂”的危險，乃“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和專政的理論，強調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其目的，自然是要進一步“以革命的名義”，將他們的專政推向極端，直至對那些敢於在內部同他們爭奪權力的同夥，也要實行殘酷的專政。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就是以這樣一串革命與專政的理論鏈條，建立和發展了這個“暴力共產主義”的理論體系。然而，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由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等共產革命領袖，所一再宣稱要用革命暴力和革命專政的方法來建立和保護的，無非是他們自己的“一姓天堂”而已。這個天堂，對於人民來說，不過是一個史無前例的人間地獄罷了。

　　相反，由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們所設想的，用“和平方式，和由資本家與無產者聯手以建設人間天堂”的設想，雖然在建造人間天堂上至今仍為空想，但是，卻在建設人類的基本平等、基本自由、以及促使世界的經濟發展上，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因為民主和自由的政治追求，進步和繁榮的經濟發展，已經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得以實現。至於在那些因誘發了馬克思的共產革命，而重蹈專製復辟統治的國家和地區，則一再地證明了馬克思的暴力共產主義乃是血腥空想的歷史本質。這一因人類進步而獲得的血的教訓，才真正是當代共產主義專製極權統治已經和必然要走向滅亡的根本原因。



二、馬克思主義是費爾巴哈唯物哲學的唯心化

　　馬克思主義者們宣稱自己吸取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哲學合理的基本內核。所謂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基本內核，無非是指費爾巴哈在否定了黑格爾的“絕對理念”，並指出這一“絕對理念”無非是上帝的“同意語”之後，乃堅持不是上帝創造了人，而是人類按照塵世的現實創造了上帝，即堅持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物質在人腦中的一種“反映”這樣一種哲學認識。

　　然而，馬克思又是怎樣接受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基本內核的呢？

　　首先，馬克思要鼓吹的既然是人間的革命，因而，他就不能不承認費爾巴哈所肯定的物質世界，乃是真實的世界。這便導致了他對於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哲學之基本內核的肯定和接受。

　　其次，因馬克思深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所以，為了證明他發動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乃為歷史的必然要求，他也要象黑格爾一樣，建立一整套對於人類發展的認識體系，以肯定無產階級革命及其對共產主義追求的“歷史科學性和歷史必然性”。所以，他才要脫掉黑格爾的帽子，換上費爾巴哈的靴子。雖然把黑格爾的“帽子”從天上扔到了地上，卻又把黑格爾帽子裏的“絕對理念”，硬塞進費爾巴哈唯物論的“靴子”之中，從而將黑格爾所認定的“天上絕對理念在人間有秩序的辯證運動”—— 這個旨在指出人類發展本質的客觀唯心主義理論，改造成為符合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立場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即由馬克思所臆定的“人類五大歷史發展階段理論”。正是這個所謂的歷史規律，不僅將為他所號召和發動的世界共產主義革命，裁定為實現人類歷史發展的最高階段、即實現大同階段的革命，而加以肯定和頌揚；更為他將新興的民主主義製度和自由經濟形態論定為必須推倒的“資本主義的政治製度和經濟形態”，提供了明確的理論前提。

　　這個以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理論為基礎所製造出來的歷史發展理論，在本質上，無非是要將黑格爾在他絕對理念的帽子裏所規定的世界及其必然發展，變成了馬克思在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靴子裏所臆造的歷史及其必然發展罷了。其在本質上無非是費爾巴哈唯物論的唯心化、即黑格爾化。尤如“黑格爾把民族看成是傳遞辯證運動的媒介，馬克思卻將民族換成了階級一樣”。14

　　同時，亦如羅素所直言批評的那樣：“馬克思是黑格爾的後繼者，而且也象黑格爾一樣，是相信可以用一個公式來概括人類的進化的……馬克思與黑格爾一樣地認為他們所描述的宇宙性歷程，竟全部發生在我們這個星球上，而且大部分是在地中海附近。”然而，“自哥白尼以來，已經很顯然，人類並沒有從前自許的那種宇宙重要地位。凡是沒有徹底領會這個事實的人，誰也無資格把自己的哲學稱做科學的哲學”。15



三、馬克思將黑格爾的辨證哲學發展為共產黨的鬥爭哲學

　　馬克思主義者們曾不厭其煩地宣稱：馬克思吸取了黑格爾哲學合理的辨證內核。所謂合理的辨證內核，即是指黑格爾在其哲學中所闡述的對立統一思想。這個思想指出，在任何事物內部都存在著對立和統一這樣兩種狀態，並存在著一個互相轉化的過程，一個從漸變走向突變的過程，一個從量變走向質變的過程。同時這個轉化的過程，還需要一定的條件才能完成。馬克思無保留地接受了這個“合理的辨證內核”，卻又將這一“合理的辨證內核”，極端錯誤地發展成了單純以“對抗”，即只能以鬥爭的方式求轉化和求發展的絕對理論。

　　這個因馬克思的絕對化而充滿了絕對精神的理論，雖然是馬克思深受傳統暴力造反形式和當代暴力革命方式影響的一個結果，但是這個理論卻又因它的絕對性，而導致了既要用暴力鬥爭形式以求轉化與發展，又要用暴力鬥爭形式以保護已經獲得的轉化與發展這樣一個極端理論的產生。從而帶來了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理論的形成。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產黨宣言》才會宣稱：迄今為止人類發展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特別是列寧在俄國利用這個理論進行奪權的成功，及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就更是把這一鬥爭與專政的理論擡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為了實現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化，並鞏固這一轉化的成果，暴力革命不僅在理論上成了革命的唯一手段，而且成為他們實行革命專製的唯一途徑。革命既成為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革命暴力則同樣成為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實行專政的最有效手段。由是，革命暴力和革命專政 —— 這個革命理論的“新體系”，便終於成為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並在實際上將共產黨的哲學變成了純粹是鬥爭和專政的哲學。

　　同樣，也正是這個將黑格爾對立統一思想引向了歧途的鬥爭哲學，才在十九至二十世紀人類正在迅速地從愚昧走向文明，和從專製走向民主的偉大歷史轉變期內，在實現了共產革命、實際上是實現了專製復辟的國土上，才促使著狂熱的馬克思主義“信徒”們，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既用暴力來奪取政權，又用屠殺來維護政權。不僅徹底地消滅了民主，絞殺了自由，而且連人類起碼的理性和文明也被他們屠戮得幹幹凈凈。列寧因其身上的那一顆知識分子的子彈，而為俄國的知識分子建立了眾多龐大的勞改營，藉以對俄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肉體施以徹底的“革命專製”。斯大林更是以革命的名義製造了狂抓濫殺的“大瘋狂”，從而成為舉世聞名的暴君。毛澤東為維護其個人的獨裁統治，繼迫害了千千萬萬的無辜人民，尤其是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之後，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幌子下，發動了那一場慘絕人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億萬人民推向了血海之中。就不用說波而布特的柬浦寨共產黨在攻陷金邊之後，一夜之間就能屠殺數十萬生靈的獸行。還有，就是在柏林墻下，那些僅僅是因為渴望自由，而在共產黨的槍口下變成的累累白骨了。



第四、馬克思鼓吹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錯誤、社會根基和歷史本質



一、錯誤的剩余價值觀

　　應該說，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歐洲，在政治上，正處於民主革命日漸戰勝形形色色專製復辟的新時代；在經濟上，自由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亦使得歐洲的社會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但是，仍處在反復較量中的嶄新民主製度或民主政體，還遠未走向被確認和確立的歷史階段；自由主義的經濟形態在其形成和發展中，非但來不及將歷史所遺留下來的種種社會問題，諸如貧窮、愚昧等等，加以解決，而且，其自身在發展中所必然要出現的種種新問題，又日漸成為國家、社會、人民、尤其是思想理論界所註意的焦點。於是，較早獲得發展的英國便產生了當代的政治經濟學。因為，正是這個政治經濟學，才真正是英國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發生和發展時期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者們之所以要稱它為“古典的”，無非是要為自己留下一個“現代的和批判的”地盤而已。

　　然而，自十七至十九世紀，雖然是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發生和發展的新時代，卻也是所謂社會主義思想 —— 即一切空想的和自稱科學的社會主義，試圖從傳統農業社會的廢墟上重新站立起來的“新時期”。其時，在思想上，既產生過英國的羅伯特·歐文和他的“共產主義新村”、即“新和諧村實驗”，16 又出現了法國的聖·西門與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在經濟領域，尤其是在英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中，雖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又產生了對勞動價值的錯誤認識。一八一七年，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已主張“商品的交換價值完全出於生產該產品所花費的勞動”。17 一八二五年，海軍軍官托馬斯·霍治司金又發表了第一個“社會主義的答辯”，即“反對資本要求，而為勞方辯護”。該辯護認為：如果象李嘉圖所主張的那樣，全部勞動價值都是勞動所賦予的，則全部報酬都應歸勞動者所得；眼下，地主和資本家所得到的那一份必定是純粹的榨取物。

　　托馬斯·霍治司金企圖用李嘉圖極端偏頗的“勞動價值論”，來為空想的社會主義思想服務。同時代的英國哲學家詹姆士·穆勒，不僅指斥霍治司金的辯護乃是一種“瘋狂的胡說”，而且，還在他批評哲學上的激進主義者、即企圖為社會主義學說鋪平道路的那些人時，18 又說道：“這種見解假使傳播開去，會使文明社會覆滅，比匈奴人和韃靼人排山倒海的泛濫還壞”。19



二、馬克思發展並異化了錯誤的剩余價值理論

　　不幸的是，這種見解不僅被傳播開去，而且還作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馬克思正是從英國少數經濟學家所侈言的勞動價值論，及對剩余價值理論的錯誤猜想出發，不但建立了剩余價值的絕對理論，即只肯定工人體力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而排斥其它任何勞動價值，將除工人以外的每一個社會成員對於社會所已擔負的勞動一筆勾銷。更有甚者，則是從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之“物與物”的關系中，挖掘到了“隱藏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中的“人與人”的關系。這個關系，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資本的每一個毛孔裏都流著無產階級的鮮血”。20

　　由是，馬克思以資本家榨取了工人剩余勞動價值為理由，武斷地宣稱“不論資本主義的經濟如何繁榮，都不能消除勞動群眾的貧困”。21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無疑就是勞動群眾日益貧窮化的代名詞。然後，馬克思又從所謂“社會化大生產和私人占有之間的絕對矛盾”，即資本主義越是發展、勞動群眾就越是貧困出發，反對社會化大生產，反對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因為“生產力的提高，只能不可避免地加深社會的階級矛盾”。所以，他才宣言要“消滅私有製”，提倡“公有製”，並宣稱“奪取政權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偉大使命。”22

　　李嘉圖和霍治司京的錯誤剩余價值論，終於在馬克思的手裏被異化、並被發展成了資本主義社會裏人與人關系的理論，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個階級對立與對抗的理論，無產階級必須對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予以“永久性懷疑”，和無產階級必須用暴力鬥爭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並用暴力專政的手段建立所謂社會主義製度的理論。顯而易見的是，正是李嘉圖和霍治司京的荒謬剩余價值理論，才為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發展和全部理論證明，奠定了錯誤的前提和基礎。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家不僅來自荒謬理論，而且來自他自身對於這個荒謬理論進行了絕對繼承和極端發展的“本相”，自然已經證明了其全部理論和全部理論證明的荒誕不經。

　　必須指出的是，馬克思以人與人的關系去代替物與物的關系，就必然要走向以政治鬥爭的原則去取代甚至取消經濟發展規律的歧途。其結果，無非是既以政治代替了經濟，又以政治消滅了經濟。馬克思無幸在他那個時代作成一個共產專製君主，但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以及其他一切大大小小的共產專製君主們，在他們用暴力奪取了政權、又用暴力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過程中，只從權力政治出發，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的種種作為，已不知給他們的國家、民族和人民帶去了多少的災難，造就了怎樣貧窮的局面。相反，被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判了死刑的“資本主義製度” —— 實際上的民主主義政治製度和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卻在其後的百余年間，不僅獲得了蓬蓬勃勃的發展，而且已在日益地改變著我們這個世界貧窮和落後的面貌，更為解決被馬克思所斷定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不可調和的矛盾”，即解決“勞資沖突”，逐漸地打開了歷史的新局面。



三、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認識的錯誤及其性質

　　顯然，馬克思因混淆了兩個重大理論問題的界限，才導致他把“資本主義”這個完全不恰當的概念，既當作經濟形態的概念來加以批判，又當作政治製度的概念來加以反對。從而為消滅自由主義的經濟形態和推翻民主主義的政治製度，找到了一個完全錯誤的根據。

　　首先，用“資本主義”這個概念來取代“自由經濟”的概念，便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大錯失。因為資本主義說到底，它的三個基本內容，不過是本錢、投資和利潤而已。它的一個基本程式，亦無非是“投資、獲利和再投資、再獲利”直至循環往復罷了。如果是在無市場風險的情形之下，這一循環往復便可以持續下去，利潤可能越賺越多，投資也可能會越來越大；反之，如果是在遭遇市場風險的情形下，出現銷售危機，使製造或買進的商品無以銷售或造成得不償本的情形，則利潤的減少，本錢的虧損，甚至是借貸能力的喪失，就完全有可能造成投資的減少，直至投資行為的結束，即“擁有本錢進行投資以賺取利潤行為”的被迫終止。由是可知，一個有本錢者，就有投資的可能；一個投資者，便有可能賺取利潤。而由投資者即資本擁有者的經濟活動所形成的，社會商品生產和社會商品買賣的現象，不僅被馬克思所指責的“資本主義”社會有之，而且自人類有了生產和交換，它就開始了發生和發展。歐洲在中世紀前就有了商品的製造和買賣，即有了投資者；阿拉伯遠在公元前就有了製造和買賣商品的繁榮都市，也就是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繁榮景象”；中國在秦始皇以前就有了個體戶，明清兩代的大商賈更是資本甚巨，令人稱羨。若依馬克思的理論竟是有了“大資本家”了。因此，如果僅僅把由本錢、投資和利潤等自由的，即不希望被權力控製、而只由市場來調節和製約的經濟活動，所構成的社會經濟行為，當作被馬克思所指責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獨有的經濟行為，甚至是經濟罪惡，就無論如何在道理上和情理上都說不通了。

　　其次，在被馬克思所指責的時代和社會，上述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確實得到了空前的自由發展。但這個發展之所以能夠空前自由的原因，一是它能夠逐漸地沖破專製製度的壓迫，掙脫封建權力的枷鎖，打破封建商業行會的限製，而逐漸地獲得了自由競爭和自由發展的機會和條件。二是因它的發展，而日漸地推動了整個社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巨大變革要求，從而推動了民主革命的爆發和勝利。三是民主革命的爆發和勝利，尤其是政治上自由民主製度的艱難建立，又反轉來推動了自由主義經濟形態的形成和發展。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這種互動的發展關系，不僅為世界帶來了政治上的光明和進步，而且給世界帶來了經濟上的繁榮和昌盛，更因人類基本權利在世界一些進步國家的逐步實現和基本實現，和自由主義經濟形態本身的成形和成熟，才又從根本上改變了早期的勞資關系，把馬克思所謂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不可調和的矛盾，漸漸地推向了能夠解決和已經解決的新時代。這才是近代歐洲和世界歷史發展的政治本質和經濟本質。馬克思非但沒有理解這一本質，而且從一開始就曲解了這一本質，更站到了這一本質的對立面，不僅將“資本主義”這個僅僅作為經濟活動的社會經濟行為與自由主義的經濟形態等量齊觀，而且將之與民主主義的社會製度混為一談，甚至將它們並而論之為“資本主義製度”，而加以批判和旨在推倒。這就不僅僅是一個理論上的可笑錯誤，而且是在實際上對於近、現代歐洲，乃至對於近、現代世界歷史發展的真正反動了。



四、馬克思所鼓吹的無產階級革命及其對象和動力

　　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不僅是認識的體系，而且是行動的根據，亦即斯大林所說的，是“行動的哲學”。也就是說，馬克思不僅要在理論上批判和否定“資本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政治”，而且要在行動上推倒這一嶄新的經濟形態和政治製度，並將資本的擁有者 —— 資產階級作為它革命的總對象。只因這個敵人在推翻舊專製製度的歷史奮鬥中，也曾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力量而活躍在革命的舞臺上，因而，在馬克思主義者們不能公然否定反對專製統治的民主革命時，他們就將那一場革命，既定為反封建革命，又定為資產階級革命，意即反對封建專製製度和建立資本主義剝削製度的革命。從表面上看，馬克思是把“資產階級革命”看成了一次合法的革命。但他承認它合法的原因，卻是要把它更為“合法”地變成下一個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這樣，馬克思主義就不僅接過了歐洲反對封建主義和專製主義的“革命旗號”，並且利用這一旗號，進一步掀起了一場反對新生民主製度和新型自由經濟的“繼續革命”。如是，革命一詞雖未改變，但革命一詞的對象和內容，卻已經是天地相殊了。

　　由是，參加過民主革命的“資產階級”，既成了“革命”的敵人，而由“資產階級革命”勝利所建立的“資本主義製度”，就應該被馬克思的“革命”所推翻。此其一。其二，這個革命既有了對象，也就必定要有自己的主體。這個主體，不言而喻，便是正在遭受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工人階級，即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製度和剝削者壓迫者資產階級有著“不可調和”矛盾的無產階級，亦即馬克思所說的新興無產者。

　　然而，什麽才是無產階級？什麽才叫做“新興無產者”？英國哲學家羅素曾說，“無產階級是十九世紀的一個概念，多少是浪漫化了的，也許是別的什麽東西”23。羅素既語焉不詳，又語焉不確。但他指無產階級是十九世紀的一個概念，自然沒有錯。因為無產者之能夠成為一個階級，完全是十七至十九世紀工業發展、即機器化大生產所帶來的一個結果。因為沒有由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機器化大生產，也就沒有無產階級這個“階級隊伍”的形成。但是，問題並不在機器化大生產產生了“新階級”，重要的卻是這個“新階級”形成的“來源”何在。

　　馬克思主義者們回答得很好 —— “是從破產的農村而來”。既如此，倘若我們再要追問一句 —— “從破產的農村裏面而來的人，不就是傳統的農民及其兒孫們嗎？”如果這個問題成立，那我們就可以給十九世紀的無產階級加上這樣一個定義了，即無產階級乃是因農村破產才脫下了農裝、穿上了工裝的傳統農民。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們所說的新興無產者。

　　必須明確的是，一個漫長的舊社會和舊製度的精神傳統，是斷然不會與這個舊社會和舊製度自身的物質形式同時走進墳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個王朝，但一次革命卻絕無可能將與這個王朝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種種傳統的思想、文化和觀念，同時送進墳墓。因此，從破產的農村裏走出來，脫下了農裝、又換上了工裝的“新興無產者們”，也就絕不會因為自己剛剛從農民變成了工人，便立即拋棄了傳統農民所固有的傳統精神甚至習慣，更不會象馬克思主義者們所一再宣揚的那樣，他們立即便擁有了無產階級所固有的“優秀階級品質”。相反，如果套用毛澤東的一句話來說，這些新興無產者們，因無不打上了傳統農民階級的烙印，因而才與農民有著天然聯系；更與傳統農民一樣，有著對於傳統小生產和傳統專製製度的天生戀情；和對於逼迫他們破產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製度的天生仇恨。這大概就是羅素所說的“一個浪漫化概念”的內涵了。

　　正因為如此，當之還沒有穿上工裝，即還沒有變成新興無產者的旺岱農民，在聽到羅伯斯庇爾為保衛新生的民主政權而砍了國王的腦袋時，便率先暴發了叛亂，高喊著“我們怎能沒有國王”的口號，要為國王和王後復仇。實際上是打響了嗣後波龐王朝卷土重來絞殺革命的第一槍。當之已經脫掉了農裝、穿上了工裝，變成了新興無產者的俄國農民，不僅已經能夠直面逼迫他們破產，並且正在“瘋狂地剝削和壓迫”他們的俄國資產階級時，則他們對於俄國宗法製農村的固有戀情和對於俄國新興“資本主義社會”的天生仇恨，就自然會激發起他們對於“俄國資產階級及其製度”的一番新仇舊恨。並且，一旦這個新仇舊恨又為他們身上的“共產主義本能”所鼓舞，更被“無產階級”這個浪漫化的概念和“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這個更加浪漫化的“革命”，所激發和激蕩起來的時候，這個由列寧所發動的，和以俄國破產農民即俄國新興無產者們為主體的“革命”，其對於俄國二月民主革命及其成果的徹底背叛和公然反撲，也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了。



五、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關系及其現實發展

　　毫無疑問的是，我們只有弄明白了歐洲傳統農民與十九世紀歐洲新興無產者們，猶如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傳統農民的“天然聯系”，我們才能追尋得到十九世紀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鼓動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傳統農民造反的必然聯系，即歷史關系。才能認識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不論是在思想基礎、革命綱領、暴力形式還是在等級觀念、內訌外鬥以及專製復辟的本質上，都與傳統農民革命有著一脈相承的歷史本相。如導論第一章所述，十九世紀上半期俄國的民粹派們就已經宣稱“俄國農民的身上有著天生的共產主義本能”；同時期德國的“真正社會主義者們”，更是直言“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宗法式的小土地所有製”。馬克思在他的《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不僅嚴厲地批判了拉薩爾否定農民革命的錯誤，而且指出：“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鞏固聯盟才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決定條件。”恩格斯在他的《德法農民問題》一書中，已正式提出了“工農聯盟”的原則，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合作化問題”。巴黎公社則在“告法國農民書”中坦白地宣稱：“兄弟，我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所要求的，也是你們所希望的；我所爭取的解放，也將成為你們的解放……”至於第一國際由對社會主義解釋的不同而引起的前期內訌，第二國際由於社會主義的山頭林立而引起的無休止內鬥，和第三國際開張伊始就已經出現的外相殘殺和內相殘殺，尤其是三個共產國際對於中世紀羅馬國際教廷的刻意模仿和追求，和由蘇俄、中共以及當代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因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之下，為重建專製製度所表現出來的森嚴等級、無窮內訌、殘酷鎮壓和嗜殺成性，特別是他們對於知識分子的瘋狂迫害，及其對思想文化的無窮摧殘，早已把傳統農民造反的一系列重大歷史特征（參見下卷第二章第四節），表現得無比鮮明而又淋漓盡致。同時，愈是在封建落後的農業國家，其傳統農民造反革命的歷史特征，便在共產革命中表現得愈加瘋狂的現實，就更是將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關系，暴露的更加明確和清晰。

　　無產階級革命不僅與傳統農民革命有著上述歷史關系，而且是在近現代對於傳統農民革命的一個極端發展。在某些國家和地區，這個發展，一是革命的對象，由舊的專製製度和專製政體變成了嶄新民主製度和民主政體；二是革命的領導力量和主體力量，由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變成了僅僅由破產農村而來的小知識分子和“新型無產者”；三是傳統農業社會要求絕對平等的“永恒空想”，被賦予了“科學共產主義”的美麗包裝；四是用共產主義革命的名義推動專製復辟，並實行對於一切反對者、包括對思想文化上之任何歧見者的專政，從而徹底歸復了最為黑暗的“教政合一”式專製極權統治；五是階級鬥爭不僅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而且更成為奪取了權力的新興統治集團，在革命的名義下鎮壓全體人民的“暴力手段”。



第五、當代共產主義製度是專製製度的最高階段



　　本段標題，顯然套用了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個荒謬命題的形式。

　　列寧的命題不僅在理論上極為荒謬，而且在實際上，也已經為二十世紀的歷史發展所徹底推倒。尤其是他所締造的那個紅色蘇維埃國家，不僅被舉世公認為赤色帝國，並且早已被他異國的徒子徒孫們指斥為社會帝國主義。而這個赤色帝國在一九九一年的壽終正寢，也已在實踐上證明了，當代共產主義製度乃是專製製度的最高階段這樣一個真理。

　　這絕不是歷史的一個“圈套”，而不過是歷史的一個“嘲弄”而已。

　　我在這裏所說的當代共產主義製度，是指由馬克思主義者們發動世界共產革命，所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製度和國家形式。雖然共產主義的概念在幾代馬克思主義者手裏，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欺騙和玩弄的“魔方”，但是，“社會主義作為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和“從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之整個歷史階段內，都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樣一些由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所欽定的概念，既已道明了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本體關系，那麽，將當代共產主義製度作為“社會主義 —— 共產主義製度”的總概念，也就不但沒有違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本意”，而且也在本質上體現了這一製度的根本特征。尤其是當我們已經將共產主義的理想，和馬克思主義者們要用暴力實現共產主義的手段區分開來之後，我們自然就為論證當代共產主義製度乃是專製製度的最高階段廓清了道路。



一、專製復辟是專製製度的死亡形式

　　如前所說，專製復辟有三個層次 —— 一是王位的復辟，二是王朝的復辟，三是專製製度的復辟。第一種固能存在於整個專製歷史之中，第二種雖由一個王朝的興廢而來，但它既有可能存在於專製製度發展和維持的過程當中，亦有可能存在於整個專製製度的滅亡期。如果它屬於前者，則它不僅是王朝的復辟，而且也是專製製度的延續或強化；如果它屬於後者，並且專製製度已經隨著這個王朝滅亡過一次或數次，那麽，復辟才既是這個王朝的垂死掙紮，又是這個製度的“回光返照”，即死亡形式。當代共產主義製度是在整個專製製度處於死亡階段，卻依靠暴力共產主義理論，發動共產主義革命以再造專製製度的復辟，因而，不論它打著任何名義或旗號，它都是整個專製製度於死亡期的“回光返照”而已，即整個專製製度的一種死亡形式罷了。



二、專製極權是專製製度的極端發展

　　因為專製復辟乃是專製製度死亡期的一種死亡形式，因此，垂死的狀態，必使這個形式具有掙紮的瘋狂性。這一瘋狂性，因在願望上具有“一息尚存”、便要“拼死一搏”的決心和“氣概”，所以，它才會在自己復辟成功的歷史時期內，調動歷史上所存在過的全部專製手段，以強化其復辟的專製統治，以瘋狂地壓迫和打擊反復辟的社會力量。由是，專製集權便會在復辟的歷史階段、即專製製度的死亡期，走向專製的極權，即在各個方面強化專製統治，並要將復辟期的專製統治推向全方位專製統治的極端。此其一。其二，蓋因專製復辟是在專製製度死亡期的卷土重來，因此對於已經實現了復辟的專製統治者來說，采取“根絕思想解放，滅絕思想異端，消滅革命願望”的手段，以將集權推向極權，以實行全方位的專製統治，以杜絕革命的再一次爆發，也就顯得無比的重要。路易十八復辟伊始就重建臭名昭著的“聖·耶穌會”，便是最為鮮明的歷史例證之一。24

　　正因為如此，當代共產主義製度，才一是在理論上公然宣言“階級專政”；二是在實踐上以階級專政為幌子，公開實行一黨專政；三是為“獨尊馬列”而“殺盡百家”，以無限地強化思想統治；四是反對自由經濟，取締市場經濟，以所謂中央計劃經濟的名義，來架構無計劃的專製權力經濟，更借用國家、人民和“公有製”的名義，剝奪全體民眾的財產，將之歸為“公有”，實際卻是歸為“黨有”，說到底，無非是歸為專製統治集團和專製特權集團之所有罷了。蘇共、中共等等共產黨統治集團，以及附屬於他們的特權階層，之對於人民財產的瘋狂占有和侵吞，無恥揮霍和浪費，在今日已經實在不是什麽了不起的秘密了。而被剝奪了一切財產的人民，只能淪為共產黨統治集團之工奴、農奴和知奴的悲慘命運，也早已為人民自己所看穿。由是，極權統治，在實際上乃是對於“封建君主專製”的瘋狂復歸，和對於封建君主權勢的加倍奉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父子和齊奧塞斯庫家族等大大小小的共產專製君主們，他們在前期對於權力的絕對占有，和在後期對於財富的超級占有，早已在實際上遠遠超過了歷代專製君主的事實，無疑已經證明了共產專製復辟統治的極權性質和罪惡狀態。



三、教政合一是專製製度的最高形式

　　共產專製之實行思想上的殘酷統治，固然人盡皆知，但其本質和要害卻在全面歸復和發展“教政合一”式極權統治。

　　中世紀的宗教教義，雖然只是宗教本身的經典，但因它獲得了統治人間思想和人類靈魂的至尊地位，因而才把封建君主專製統治推到了教政合一這一“靈肉並治”的最高形式之上。如出一轍的是，也正是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這樣一類的“最高指示”之下，才不僅把馬克思主義奉上了宗教經典式的至高無上地位，而且使得核心力量中國共產黨的專製極權統治，獲得了“黨權神授”的根據。這個神，無非就是馬克思和他的主義罷了。誠如毛澤東所坦言，“馬克思主義也是宗教，是革命的宗教”。由是，中世紀教政合一這一專製統治的最高形式，才變成了現代共產專製國家“黨政合一”這一最高形式。中世紀歐洲的宗教因能借助教會的力量，才將其教權伸向了世俗王權所能夠達到的任何一個角落。當代共產專製國家的一黨專政，則是借助黨權才實現了對於政權的無限擴張。所謂黨政合一，無非是對教政合一的翻版而已。

　　其次，中世紀教政合一這一專製製度的最高形式，不僅來自宗教思想統治的威力 —— 由神所“授予”的威權，而且來自羅馬國際教廷、即神權在人間代表的支持。如出一轍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新宗教誕生伊始，便是以國際教廷的形式建立了它自己的“共產國際”。這個共產國際教廷，不僅控製了馬克思主義新宗教的解釋權，而且控製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組織權。在俄國共產專製復辟成功以前，它曾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兩位共產教皇，藉以發動和控製“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民間教廷；在俄國共產專製復辟實現之後，它便變成了蘇俄，即列寧、斯大林、直至赫魯曉夫和勃列日列夫，企圖全面控製和指揮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最高官方教廷了。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第三國際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各國共產黨組織所具有的指揮權、任免權和討伐權，不僅製造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本身的混亂，更因它指使顛覆各國政府，而製造了一些國家的巨大混亂和痛苦。正處在從專製向民主過渡期的中國，就更是深受其害。共產國際的種種做法，無不說明它與中世紀歐洲的羅馬教廷不論是在表面的形式上，還是在內容和實質上，都達到了形似和神似的統一。而在剝奪人民的思想、信仰、文化、出版等各種自由上，黨政合一的共產專製製度，就更是對歐洲中世紀教政合一專製極權統治手段的心領神會。其對自由思想的戕害和對異教徒的殺戮，及其種種存教理、滅人欲的極端殘酷統治手段，乃與中世歐洲教政合一的專製統治如出一轍 —— “中世紀的教會教育，目的是在為受教育者作宗教生活的準備，並養成他們對教會和教義的虔誠。因此，中世學校的七藝，其教學內容在於迎合教會的目的。文化在練習教會用語，修辭學在幫助解釋聖經的隱喻，辨證學即倫理學，用以自經文演繹義理，算式為計算宗教節日所需，音樂在歌詠聖頌，幾何學講授聖地和天國的地文，教會雖教說上帝創造天地、星辰繞地而行，但天文未受重視……希臘語文的知識，終於絕傳；希臘的文獻，只有少數拉丁文翻譯的部分，基督教聖經，教會大師的著作，和少數古典拉丁著作，幾乎便是全部的精神食糧了！”25 其實，我們只需要將這一段話裏的宗教教義改換成“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把教會改為共產黨和它的各級黨委會，這一段話就會無比貼切地被用來描繪“當代共產專製極權統治下一幅幅令人惡心的社會生活畫面”。至於毛澤東在他二十六年專製統治中的種種倒行逆施，就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令人肉麻的“早請示、晚匯報”和“紅太陽”以及“最最敬愛的領袖”一類的稱謂，無非是這個人間魔王一心要逼迫人民將他硬 捧成人間的上帝罷了。至於共產專製製度及其教政合一的全方位極權專製統治，已經將其國家和人民逼迫到了何種難以想象的悲慘境地；還有就是為了維護那個獨尊的“馬教”，說穿了，即為了維護他們的專製極權統治，一個個共產專製魔王們又屠殺了多少無辜的人民；則早已是當代世界人盡皆知的悲慘故事了。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夠確鑿無疑地說，共產專製乃是人類歷史上自有專製以來最黑暗的專製，共產復辟亦是人類歷史上自有復辟以來最為殘酷的復辟，當代共產主義製度真正是專製製度的最高階段。

　　眾所周知，由馬克思和恩格斯親自起草的“共產黨宣言”，開篇第一言即是 —— “一個幽靈，在歐洲的大地上徘徊。”既是幽靈，則它徘徊在十九世紀歐洲大地上的目的，便是要千方百計地為自己尋找替身。同時，正因為它的陰魂所來，恰恰是那個正在死去的封建主義和專製主義，所以它的陰魂所向，才非但不是那一具封建主義和專製主義的僵屍，而只可能是那個剛剛才呱呱墜地的新生民主主義製度和新生自由主義經濟形態。所以，這個幽靈，才借口這個新生兒鮮嫩的肌體上，不僅沾染著從封建主義和專製主義的母體裏所帶來的膿和血，並且借口他在爭取生存和成長的過程中，又表現出了許多弱點和缺點，因而不但要宣判他的死刑，甚至亟欲將他扼死在搖籃裏面。

　　這個看似牽強附會、甚至是荒唐可笑的比喻和臆想，卻歪打正著地隱喻了這個“幽靈”—— 正是它，才代表著正在解體的歐洲傳統農業社會和正在死亡的歐洲專製主義製度，從根本上反對歐洲民主革命及其偉大歷史成果 —— 新生民主主義政治製度和新生自由主義經濟形態的歷史本質，從而構成了它對於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最大反動，和對於中世紀以後，歐洲反對封建、推倒專製、建設人文主義、追求民主自由之整個歷史發展的徹底反動。從而證明了，馬克思主義不過是一家專事鼓吹專製復辟的哲學而已。只是這個復辟的哲學裝扮著“追求人類大同”的美麗花環，盜用了“革命的名義”罷了。

　　因此，不論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將他們的“革命哲學”揮灑得如何的復雜、深奧和“科學”，也不論當代善意的馬克思主義者們還想從它裏面發掘出何等民主和進步的思想”，都將是徒勞而無功的。因為具有強烈諷刺意味的是，“科學”共產主義的另一個創始人、資本家恩格斯早就已經說過：“如果我們的理論一旦被實現在這個世界的一些封建落後的國家和地區，不啻是將我們的理論變成了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漫畫而已。”26 然而，更加具有強烈諷刺意味的卻是，在實際上，馬克思主義也只有在世界封建、落後的農業國家，才能因鼓動“新興無產者”即傳統農民造反而獲得革命成功、即成功歸復專製製度的歷史事實，不僅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專製復辟本質暴露無疑，更將恩格斯所指的那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漫畫，真正地變成了一幅幅使東歐和東亞人民血淚迸流的淒慘歷史畫面了。

　　今天，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自行崩潰，當我們已經能夠識別這一幅幅用無數人民的血淚所塗就的“漫畫”時，東歐和東亞人民已經付出了怎樣高昂的代價。

　　至此，當我們再一次重溫馬克思先生在青年時代所寫下的那一首“壯誌淩雲”的詩歌，當我們重新面對這一位自青年時代起，就要“象上帝一樣”，既要“讓世界這龐然大物塌倒”，又要“在宇宙的廢墟上漫步”，更要將自己的“每一句話”都“變成行動”，並要做“這塵世生活的造物主”的“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時，如果我們再來凝視那一幅幅用無數人民的血淚所塗就的“漫畫”，我們又會對這位“科學共產主義”的創始人產生怎樣的感覺或認識呢？







辛亥革命、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





第一章





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發端



一 清王朝的改革開放運動



第一、王朝統治的末世與君主製度的末路



　　清王朝自一六四四年、即清順帝元年入據北京始，至一八四零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前後近二百年，歷經康乾盛世，早已由盛而衰，危機四伏。政治上恰如乾隆所言，“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專製的統治與壓迫有增無減。吏治上則“九卿無一人陳時事之得失，司道無一人摺地方之利病”，“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官場一片腐敗現象。軍事上曾稱雄一時的二十二萬八旗兵與六十六萬綠營兵，也早已“軍器視為具文，操演視為兒戲”。尤其是在農村，“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農民因失田敗家，流離失所，而成為“盲流”者，比比皆是。鴉片毒患的泛濫，致使全國有數百萬人吸食鴉片，其中“以衙門中人吸食者最多，差役食鴉片者十之八九”。誠如林則徐所言：“羌尤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之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顯然，清王朝猶如中國歷代君主王朝一樣，已經無可避免地走上了王朝統治的末世。

　　然而，清王朝較之歷代王朝還要悲哀與淒涼的是，它更處在中國兩千余年君主專製製度的末路之上。是時，不僅由明王朝所加固的君主專製製度，在歷經清王朝的由興及衰之後，終於走向了它最後的衰亡期，並且自明代就已經萌發的，中國知識界對於君權神聖的懷疑和批評，亦因清代君主權力的再度加固，而進一步引起了中國知識界對於神聖君權的大膽批判甚至否定。換言之，即中國知識界亦已從維護君權出發的民本主義思想，開始了向維護民權出發的民主主義思想的過渡。另外，在中國，已經存在和緩慢發展了數千年的商品交換即市場經濟的初級形式，亦在擺脫了元、清兩家蠻族入侵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所產生的落後影響之後，正在期待著其高級形式即自由經濟的孕育和形成。特別是民主製度和自由經濟在歐洲的初獲成功，所帶來的近代世界政治經濟環境的迅速改變，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和刺激，這一切無不從內部和外部，為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就要走向解體，和君主專製製度的開始走向消亡，帶來了有利的條件。然而，這個有利條件對於已經延續了二百年君主專製統治的清王朝來說，卻是以外患和內亂這樣一個特別悲慘的形式，風霜雨劍緊相逼地表現出來了。



第二、清政府改革開放運動的起因和目的



　　清政府決心發起改革開放運動的直接原因，是源於外患和內憂的相繼爆發。

　　就外患而言，因民主革命的局部成功和工業革命的迅猛發展，而迅速強大起來的西方列強，因尚未完全“新其貌”，更未完全“新其心”，在國際間，其對民主主義的追求乃遠遜於對自身國家利益的考量，所以，他們雖然對內追求民主，對外卻仍恃強權，必要時，亦不惜用武力侵略的辦法，即用堅船利炮來達到征服它國和發展自身的目的。如果說，英國將鴉片輸入中國，已經說明它不擇手段，一八四零後的兩次鴉片戰爭，及其逼迫清政府與它簽訂不平等條約，就更是將落後的中國和向來自視泱泱大國的清王朝，從此逼上了“賠銀求和、割地求和、乃至開門揖盜以求和”的悲慘境地。

　　就內亂而論，因清王朝正處於王朝統治的末世和君主製度的末路，加之以鴉片戰爭為表癥的外敵骎骎內向，又使得整個王朝統治日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因此，由內虛所引起的外患，和由外患所加深的內亂，也就在王朝統治的末世此起彼伏而不能終。其代表者，便是中英鴉片戰爭之後的太平天國造反。這一場天國之亂，不僅席卷萬裏關山，使清王朝的統治者們“中宵念起、夢魂屢驚”（曾國藩語），甚至能在大清朝的江山社稷之間“立國”十數年之久，非曾國藩練湘軍已不能平，實已使清王朝處在大廈將傾、朝難保夕的深深恐懼之中。

　　然而，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艱難時世，卻使得一批有思想，有見地，恨國之不強、己之不爭的中國近代先進知識分子，如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不僅發出了“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之長空一鳴；而且開始批判“封關禁海”，提倡“藏富於民”，追求“知己知彼”以圖強禦侮。傑出的思想家魏源，為富國強兵，不僅編出了我國第一部“百科全書” ——《海國圖誌》，以期國人能夠睜開眼睛看世界，而且喊出了“天下無數百年不蔽之法，無不除蔽而能興利之法”的變法呼聲，進而提出了以“師夷長技以製夷”為主體思想的一整套改革開放理論。既要求清政府學習西方，創辦軍事工業，製長艦、造火器及養兵練兵之法，以禦侮；又要求清政府學習西方，創辦民用工業，允許私人設廠局，以製造輪船、機械、及各種國用和民用產品，以富國。為清王朝發起一場改革開放運動奠定了先決的思想條件。

　　由是，面對著“外敵骎骎內向，內亂此起彼伏”，面對著“清王朝的聲威一遇到不列顛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萬世長存的迷信便立即受到致命打擊”01 這樣一個艱難時世，面對著歷經慘淡才削平天國之亂、並暫時獲得了喘息的政治局面，清王朝從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追求“富國強兵和圖強禦侮”的歷史願望中，終於意識到了“變法”即改革的重要。為了平外患和治內亂，即為了抵禦外侮，更為了維護大清朝的統治，針對頑固派反對“變而從夷”、即“西化”的腐朽立場，不僅由漢員大吏李鴻章提出了“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變革主張，而且由皇室宗親、總理大臣奕誆提出了“治國之道，在於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治器為先”這樣一種改革思想。於是，一場由清王朝發起的改革開放運動即“洋務運動”，也就在滿清專製王朝和整個專製製度都在走向衰亡的中國大地上，被有聲有色地推動開來了。



第三、清王朝前三十年經濟改革運動的內容和成效



　　這一場由清政府發動的經濟改革運動，一是從圖強禦侮和平息內亂出發，努力創辦近代軍事工業；二是從求富圖強出發，大力開辦民用工業；三是對內搞活，為開掘民間資金，而采用官督商辦、官商合辦和純粹商辦即民辦的辦法，以振興實業，開創和發展民族自由經濟；四是對外開放，取消封關禁海，開放通商口岸，開辟經濟特區上海，為補己之不足而吸引外資，允許獨資和合資。五是局部允許結社和辦學，倡導當代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以為清王朝的改革開放運動鳴鑼開道。

　　由是，清政府的這一場經濟改革運動，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始，不僅使得槍炮、船艦、鐵路、電報、采礦、紡織、機器、磨坊等官辦和民辦的實業競相出現，而且使得形形色色的學館、學會和學社交相並起。因此改革開放運動不僅勢已有成，向西方學習亦漸成風氣。如果我們就事論事，則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經濟改革，即自太平天國敗亡直至戊戌維新止，應該說，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就那個時代而言，起碼已經使古代的中國急劇地開始了向近代中國的過渡，更使那個古代化的大清朝，開始實現近代化。中國從沒有火車輪船到有了火車輪船，從沒有電報電話到有了電報電話，從沒有機器電力到有了機器電力，從沒有高樓大廈到高樓大廈始布沿海沿江的各個通商口岸。尤其是大上海的出現，使它不僅作為清王朝推行經濟改革的“特區”，至今仍可以睥睨於鄧小平的深圳和珠海，使人有小巫見大巫之慨；而且它作為清政府在推動經濟改革的短暫歲月裏才興建起來的大都市，竟能迅疾地贏得“東方明珠”的美稱，從而躋身世界最繁華著名的大都市行列。要是用中共吹捧深圳之語以形容之，便實在不能不說它是清王朝改革開放運動的最偉大成就之一。誠如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的近代史學者們所指，清王朝的這一場改革開放運動“不僅為圖強禦侮和維護大清朝的統治，進一步打開了向西方學習的風氣，而且為中國近代工交企業的創立和發展打下了基礎，為西學的傳播和中國近代科技事業的發展開創了條件，從而加速了傳統農業經濟、即小農經濟的解體，促進了中國商品市場和商品經濟的形成和發展”。02



第四、清王朝前三十年經濟改革運動的性質與結局



　　清王朝歷經三十余年的改革開放運動雖然獲得了驚人的成就，使一個末世王朝在經濟上開始了從古代化向近代化的過渡，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從而創造了一片“繁榮”的歷史景象。但是，蓋因清王朝前三十年改革開放運動的性質，乃是從自救、即維護“大清朝統治和挽救君主製度”出發，“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舊物”，“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非但不許改革腐朽的專製製度，甚至只想在專製政治的母體上嫁接西方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經濟上“西學為用”，所以，清王朝意在“禦外侮、平內亂”，以求“王朝長治、人民久安”的目的，非但全然沒有達到，其結局反而是王朝統治危機和君主製度危機的被迫加深和迅速加深，直至昭示了它必然覆亡的歷史命運。

　　由於不改革舊專製政治，清王朝那些倡行改革開放的洋務派大吏們，才能因權傾當朝或權傾一方，而能夠得心應手地控製著因改革開放才創辦起來的“國營”企業，既謀取暴利，又貪汙巨款，然後“買地、捐官和濫肆揮霍”。

　　由於不變革舊專製製度，寄身在舊製度軀殼中的改革家和企業家們，“不僅用人唯親，冗工濫食，貪汙中飽，營私舞弊”，而且“大者偷料減工，小者束手閑處，糜餉玩公”。甚至“花天酒地，一任遨遊，視公司之財一如內庫之藏，所辦未就而資本已虧”。03 如此，自然只能造成“福州船廠製造的船艦運貨不逮商船之多，戰陣不如兵船之勁，是欲求兩便而適以兩誤”這樣一些不幸事實層出而不窮。04

　　同樣是因為不改革舊專製政治，不變革舊專製製度，舊專製統治集團中的舊貴族和舊官僚，新貴族和新官僚，和一切因舊政治和舊製度而享有特權者，包括反對改革的頑固派在內，才都會以其所擁有的權力、地位和關系，借改革以肥己，脅改革以利身，從而使改革非但不能起到限製特權和分利於民的作用，卻反而造成了擴張特權和奪民之利的結果。

　　自然，更是因為不改革舊專製政治，不變革舊專製製度，層層級級的為官者才會既在經濟改革的“大好”形勢下，“謀圖中飽，上下相欺”，對上“以偽飾為能，以敷衍為工，以趨避委卸為巧”，對下則“以欺嚇為主，無復有誠意相與者”。05 重稅盤剝既有增無減，厘金屢抽更是習以為常。致使清王朝改革期間“民間之困苦流離，殊有蹙然不可終日之勢”。清政府派大員剛毅南下以“整頓地方稅收、增加國庫收入”，剛毅雖得意而歸，卻同時得到了“搜刮大王”的稱號，僅為西太後一人便弄回上百萬兩白銀，以致連外國評論都說“剛毅之行，無疑是為這不幸的帝國增加苦難，差不多就象是西太後急欲把那些經常燃點的叛亂火星煽成烈焰”。06

　　既然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經濟改革運動，其更重要的“成就”，乃是迅疾地加深和加速了王朝統治的腐敗和腐爛，乃是“增加了這不幸帝國的苦難”，乃是“要將那些經常燃點的叛亂火星煽成烈焰”，特別是北洋水師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戰中的全軍覆沒，和中國在一八九七年被德國和俄國分別強占膠州灣及大連灣的丟臉事實，也就徹底宣布了這一場長達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運動，其旨在圖強禦侮和長治久安願望的瀕於破滅。

　　無情的歷史，終於沒有因為上海的高樓大廈而給予清王朝以絲毫的憐憫。清政府必然衰亡的歷史命運，似乎就在它推動改革開放的笙歌燕舞之間，就被註定了。



二　　改良派的失敗、革命派的勝利和清王朝的覆亡

　　歷史的事實是，政治改良派的失敗、民主革命派的勝利和清王朝的衰亡，均歷經了三個重要的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一八八八 —— 一八九八）



第一、政治改良的轟然興起與專製改良的初級階段



　　如前所說，由於清王朝的改革開放運動非但沒有治愈它的腐敗，卻反而使它的腐敗歧生歧長，變本而加厲，因而，由經濟改革運動所給清王朝帶來的“表面繁榮和虛假繁榮”，也就不可能真正起到富國強兵的作用。特別是北洋海軍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戰中的全軍覆滅，以及一八九七年德國與俄國分別強占膠州灣及大連灣所給予國人的強刺激，終於使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們有了痛徹心脾的感覺。由痛定思痛而引起的，對於清政府前三十年改革開放運動的反思，終於使他們認識到僅僅是實行經濟改革，而不實行政治改革，就不可能實現“圖強禦侮”的歷史願望。由是而將三十年來主要是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的風氣，逐漸地，並且是猛烈地發展成為對於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政治的新追求。而作為近代中國政治改良運動之發動者和代表者的康有為，猶鑒於“觀萬國之變，能變則存，不變乃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和“及今而不思變，恐數年之後，大局更不堪設想”，乃懷著對“祖宗之法莫敢言變”的深刻不滿，把東漢以來為歷代帝王奉為經典的“古文尚書、今文尚書、逸禮和左氏春秋”統統說成是湮滅了孔子“托古改製”原意的“偽經”，企圖突破清政府把“西學為用”只用在經濟改革上的限製，要借孔子之名在政治上實行“中學為體和西學為用”，即要求清政府實行政治改革。康有為繼一八八八年上書光緒帝不得之後，先於一八九一年在廣州開辦萬木草堂，授徒講學，以倡政治變法；後於一八九五年在京聯合千名舉人第二次上皇帝書，即“公車上書”，以求政治改良。

　　要求政治改良的呼聲，不僅迅速地獲得了天下共擁，激勵了一大批有誌於推動清王朝進行政治改良的知識分子，並且觸動了“深恐將來求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的光緒皇帝。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諸要求變法維新人物，亦因光緒皇帝的寵幸而從清王朝專製統治“體製外”，一躍而成為清王朝專製統治“體製內”的改良派官員。於是，在他們的建議和要求下，光緒遂頒布“定國是詔”，決心變法；上諭十條新政，決意維新。主要是在政治上取消滿族貴族的特權；在言論上準許辦報辦刊和上書言事；在法製和官製上改革律例，取消重疊的行政機構；在經濟上改革財政、編製國家預算和決算；在實業發展上設立農工商局以保護和獎勵農工商業及發明創造，發展鐵路與采礦業，舉辦郵政，裁撤驛站；在軍事上，統一製度，裁撤綠營，力行保甲，改練洋操，使用洋槍，訓練海陸軍；在文教上，改革科舉製度，廢八股，改試策論，廣設學堂，提倡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並選派留學生出國留學。

　　戊戌變法的主要內容雖然多為君主政體之下政治行為的改良，故亦稱為“新政”，但其所以被稱為“維新”，就是新在要搞政治上的改革，它相對於前三十年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改革開放，無疑具有相當的進步性。尤其是它允許民間辦報辦刊以倡西方的精神文明，和提出要廢除滿族特權等變法內容，相對於百年之後，中共在改革開放期間仍然要反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不僅堅持不予人民以辦報辦刊自由，甚至反而乘改革之機以一再擴大其層層統治集團特權等倒行逆施而言，其歷史的進步性，更是顯而易見。但是，這個政治變法，因仍舊要保留君主製度，並要在保留君主製度、即在維護大清朝統治的前提下，推行專製政治行為的局部改革即維新，因而，這個變法，才非變製，才僅僅是專製政治行為的改良，屬於專製改良的初級階段。



第二、戊戌變法的失敗原因和西太後的四個不能變



　　歷史的無情事實是，戊戌變法僅僅只推行了“百日”，便被腰斬在西太後的皇權之下。光緒帝從此在幽禁中度完了他短暫淒慘的一生，力倡力行變法的六君子則命亡京師，康有為、梁啟超等二十二名被通輯的變法人士卻亡命海外。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維新運動，雖就此而魂斷中國，但它失敗的原因，還是足以為後人鑒。

　　就變法失敗的原因而論：一是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們，絕不甘心讓出絲毫的權利。他們不僅決意維護大清朝的君主統治本身，而且更要借維護這個統治來維護自身的特殊權益。所以，以湖南為先的百日維新運動，固使朝野震動，天下共擁，但因它觸動了、更觸痛了頑固派和一切守舊勢力的利害和神經，而招致朝野上下物議洶洶。特別是西太後一再地要在明裏堅持三個不能變，即“堅持三綱五常不能變，堅持大清朝的統治不能變，堅持祖宗之法不能變”，暗裏卻要堅持四個不能變，即要再加上一個“西太後垂廉聽政的最高權力不能變”，所以，西太後仍以其無上的權力，將為光緒皇帝所支持的第一度政治改良運動，腰斬在滿清專製王朝的龍陛之下。

　　二是變法排斥了真正皇權在手的西太後。實事求是地論之，大清朝是西太後的大清朝，皇權也是西太後的皇權。在帝黨絕非後黨所堪比的情形之下，不能爭取到西太後的支持，甚至只能遭到西太後的反對，直至變法竟被看成是對她最高權力的挑釁，變法失敗的命運已不能免。西太後那一句“康有為要變法，為什麽不來找我”的話，實已道出了她的“心白”。

　　三是作為變法的製度局。製度局為康有為所設計，為變法改良誌士所組成，更為轟轟烈烈變法的策源地。雖然，無製度局，變法便失去了它睿智的思想庫和強幹的班底，但是，唯因製度局被認為將樞密院之權、六部之權和督撫將軍之權“奪盡”，使“百官皆廢”，幾已代替了整個朝廷，因此，變法就必然要遭遇朝廷上下幾乎所有舊官僚的反對。這就為保守官僚與後黨同氣相求，與康梁為敵，直至群起而反對變法，製造了借口。而這個反對力量，非但是康梁所戰勝不了的，也是光緒皇帝所無力戰勝的。

　　四是戊戌變法的理論根據，僅是“祖宗之法可以變”。作為變法主要提倡者的康有為，非但要借孔子之名以倡變法，甚至要從“西洋有教、而我無教”的巨大遺憾出發，要“撫聖教以塞異端”，直至將“亟立道學”當作變法的重要思想內容和強國的根本辦法。康有為不僅不懂得西方在近代之所以能夠走向進步的前提，恰恰是思想解放，即反對天主教思想統治和宗教改革的結果，卻反而將張揚和獨尊孔子之學，當成了這一場變法的思想基礎和根本追求。這就不僅還了康有為作為一個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本相，使他拿不出真正的新思想來指導自己所提倡的變法，從而只能導致變法的失敗，直至為他在辛亥之後，一意獨尊孔教以倡君主製度的復辟，作成了他在思想和人格上的鋪墊。

　　五是變法未能欣遇一個可以造就其成功的時代條件。這個時代條件就是“只有民主革命才能帶來王朝的妥協，和只有民主革命才能為在根本上改變專製製度帶來可能”。雖然民主革命有著各種各樣的形式，並非只有暴力形式而已。英國等歐洲君主立憲的國家，在民主革命逼迫下走上君主立憲直至虛君共和的歷史，便是明證。誠如孫中山先生所言，“君主憲政乃為革命之所賜”。然而，戊戌變法的時代，孫中山的革命正遭遇天下共棄，八國聯軍尚未兵臨城下，變法又是由一批走進了清王朝體製內的知識分子和一個年輕無權皇帝的“自覺變法”。因此，僅僅依靠他們來“自我更新”，其之不可能，也就可想而知。這也是一九零零年之後，當王朝命運飄搖之時，西太後雖仍拒絕康梁變法，卻又要推行康梁新政的主要原因（參見下文）。

　　六是變法的失敗乃為時為勢所決。如本章開篇所述，清王朝在歷經鴉片戰爭和天國之亂以後，國勢早已由盛而衰，不僅已經走上了一個君主王朝的末世，而且正“運交”整個君主製度的末路。因此，一場意在變法而非變製的政治改良運動，即仍然要在君主製度之下，以推行專製政治行為改良的變法，也就失去了它獲得成功的歷史依靠和時代條件。這既是清王朝力行改革開放運動已不能救其命的根本緣由，又是一場只想在舊專製體製內改革政治弊端、倡行新政的變法無以成功的基本原因。由是，一場要求專製政體自己實行政治改良的運動，只能“折戟而沈沙”。



第三、革命的悄然發生與天下共棄



一、革命的悄然發生

　　一八九五年，幾與康有為率領千名舉人“公車上書”、以求政治改良的同時，孫中山不僅將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與“香港輔仁文社”合並，確立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標，而且密謀廣州起義未遂。

　　孫中山，這個廣東香山農民的兒子，一方面因自小就聽夠了洪秀全反清的農民革命故事；另一方面因少年時曾隨兄赴美國夏威夷讀書，而在西方受到了民主和自由的教育及熏陶。後來，這個既未與傳統的中國文化斷了源頭和聯系、又飽受過西方文化影響的年輕人，也就在漢族受滿清專製之苦和中國受列強欺淩之甚的時代，既深藏排滿知心，又初萌民主之誌。再加上清政府的前三十年改革開放運動，在他的眼裏，又無非是“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報、電話等歐洲現代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和貪汙盜竊的門路，反而只會使事情更壞”，07 所以，他“自乙酉中法戰敗後”，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誌，並且“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數年之間，每於學課余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闕詞，無所忌諱……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其“生平所誌，以革命為唯一天職”。08

　　由是，“自甲午中日戰起”，孫因“時機可乘，乃赴檀島”，聯合華僑二十余人成立“興中會”，確立了推翻滿清王朝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標。中國的民主革命，這個幾乎與名噪一時的康有為所發動的政治改良運動同時而起，卻又在一開始就成了政治改良派對立面的革命，就是這樣地因為一位傑出青年知識分子的覺醒與立誌，而悄然地發生了。



二、革命為天下共棄

　　第一次廣州起義的失敗，卻使孫中山發動的革命遭遇了天下共棄。用孫中山自己的話說，就是：“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洪水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09

　　革命初起，不單遭遇國人的唾罵，而且遭到海外華僑，特別是美、日華僑的冷遇。孫中山雖於中日戰起，即赴檀島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一收臂助，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應者寥寥”。而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較檀島尤甚。他說：“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太平洋西岸紐約市，沿途所過多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邈邈，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余人而已。”10 至於萬余日本華僑，“聞革命而生畏者，則與它處華僑無異也。吾黨同人有往返於橫濱、神戶之間鼓吹革命主義者，數年之中而慕義來歸者，不過百數十人而已。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華僑傳播革命主義也，其難固已如此……”。11

　　斯時，革命一難於國人未醒，二難於華僑風氣未開，三難於“由乙未初敗至於庚子，此五年間……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庭為尤甚”。12 雖然，“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全絕，而同誌尚不盡灰心者，蓋正朝氣初發之時代也！”13





第二階段（一八九八 —— 一九零零）



　　本階段自戊戌政變至一九零零年孫中山發動惠州起義失敗，是為政治改良的低潮期，王朝命運的飄搖期和民主革命的松綁期。

　　本階段，在清王朝，因百日維新失敗，以大阿哥溥儁為首的清王朝頑固派因以而得勢，誌在改革開放的洋務派因以而失勢，政治上既重現專製王權的全面強化，經濟上則使得持續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運動裹足難前。然而，空前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已經使清王朝在經濟上走到了崩潰的邊緣，曾想利用義和團“扶清滅洋”的西太後，更招致了八國聯軍的侵占北京，西太後本人亦只能逃往西安。清王朝的命運，似乎在菜市口的刀光劍影之間，就已經走上了王朝命運的飄搖期。

　　本階段，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已逃到海外。康有為等於一八九九年在加拿大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簡稱為“保皇會”。梁啟超等也在日本創辦了“清議報”，鼓吹保皇。唐才常等則於上海成立了“正氣會”，後改為“中國國會”，謀請光緒皇帝復辟，以建立君主立憲的“新自立國”。一九零零年，康有為在海外華僑、特別是北美華僑的經濟援助下，支持唐才常建立自立軍即“勤王軍”七個軍，決於長江中下遊數省同時起兵勤王。八月，因被清王朝改革派大吏張之洞於一日之內即捕殺二百余人，唐本人亦遇難，遂使康、梁、唐為代表的保皇改良事業慘遭失敗。由是，一場意在專製改良的政治運動，雖然不惜發動大規模武裝起義以進行武裝改良，甚至並不在意這一場武裝改良所可能造成的動亂、暴亂、混亂、直至國家分裂的結果，但因它僅僅是少數人要保救大清皇帝所致，所以，它才必然會遭遇徹底的失敗。由是，政治改良乃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然而，本階段在民主革命派，卻因為政治改良的慘敗和王朝命運的飄搖，而使得孫中山所發動的民主革命走上了它的松綁期。一九零零年，由孫中山親自發動的惠州起義雖然仍舊失敗了，但是，國人不僅不再罵民主革命派為亂臣賊子，不僅不再指責民主革命派為大逆不道，相反，如孫中山自己所說，則是：“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多為吾人扼腕嘆息，恨其事之不成。前後相較，差如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14

　　辛亥前中國社會在政治改良力量和民主革命力量興起之後，所形成的三大政治力量，終於在各自的力量上和前景上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變化。這個變化，特別是在政治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力量對比和民心所向上，開始產生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即，以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時代終於來臨。 誠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雖然，這個轉折，也還會出現一波三折，但是，這個轉折的方向卻難以改變了。





第三階段（一九零零 —— 一九一一）



第一、立憲改良的興起和失敗



一、保皇改良的沒落與立憲改良的興起

　　逃亡海外的前政治改良派們，雖然將一場意在推動清王朝進行專製政治改良的政治運動，變成了少數人要保救大清皇帝的個人願望，並再一次遭遇了慘敗，但是，以康、梁為首的前政治改良派們，因仍然要把保皇改良當作他們的天職，把能否救出光緒皇帝和能否保住光緒皇帝的帝位，當作政治改良能否成功和他們個人的身家性命能否重見光明的前提及保證，所以，他們才會將孫中山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視為仇敵。為了攻擊革命，為了保衛光緒皇帝及其帝位，更為了他們自身的政治前途，康有為於一九零二年發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書》，堅決反對革命，誓言保護大清朝。梁啟超亦在日本纂文鼓吹“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不如開明專製”。用孫中山的話來說，便是他們“為虎作倀，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庭為尤勝”。然而，光緒皇帝之不救既為“命定”，保皇改良的不通亦已成為事實。由是，保皇改良便只能成為康、梁等人的一個夢幻。一九零三年，一批新興的民間改良人士，已開始公開拋棄保皇改良，要求君主立憲，即將要求清政府進行專製政治行為的改良，改變和發展成為要求清政府用立憲的方法進行專製政治製度的改良，即要求從變法走向變製。這便是立憲改良派的歷史由來和政治要求。



二、立憲改良的發展和失敗

　　一九零四年，因老大的專製俄國敗給了蕞爾之邦的日本，民間的立憲改良派遂以日本改良成功為借口（指日本為改良成功的誤識參見上卷第六章第一節 —— 作者），聯合清政府體製內出現的立憲改良派官僚，相繼奏請“變更政體，實行立憲”。一九零六年因清政府詔告“預備立憲”，著名改良派人士張謇、湯壽潛、鄭孝胥等遂於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一九零七年康有為被迫順時勢改“保皇會”為“中華帝國憲政會”，梁啟超則於日本組建“政聞社”。戊戌之後的政治改良派們至此乃步調一致，為推動政治改良，實現君主立憲，更自覺地和拼命地反對孫中山的民主革命。他們甚至將立憲改良當作撲滅革命的良藥來勸進清政府說：“若夫政治日益暴惡，雖日取革命黨而殺之，而革命黨之發生如故。傳曰：敵可盡乎？此之謂也。以其無術靖革命黨也。”15 因此，唯有“改革之機真動，其革命黨何由生存？”16

　　一九零七年至一九零八年，因清政府亟需敷衍改良以撲滅革命，才一再許諾君主立憲。一九零九年，清政府更以成立各省咨議局為名，第二度將一批改良派人士從清王朝體製外接納入清王朝體製內。體製內外的政治改良派們遂趁機頻繁上書，要求從速立憲，雖然規模日大，卻一無所得，四次請願立憲，均遭清政府借故壓迫。改良派雖迫切期待成立責任內閣，臨了卻出現一個皇族內閣（參見下文）。由是，改良派自覺顏面丟盡，乃發表“宣告全國書”，痛哭流涕地宣布“希望全絕”。及至武昌事起，改良派始大部匯入革命洪流，竟從助清政府滅革命，一變而為助革命滅清政府。至此，中國的第一代政治改良派們，終於走完了他們兩興兩衰的歷史之路。嗣後除曾進身復辟政權內之冥頑不化者，或利益既得者，或銜恩舊主者，或投降反間者，在辛亥之後乃成為臭名昭著、危害非淺的專製復辟派以外，改良派亦因辛亥的成功，大都匯入了保衛民主革命成果即護國、護法的洪流，而名亡實亡。著名的政治改良派人士梁啟超，從他變改良而贊革命，棄專製而擁共和，甚至因此而與乃師復辟派康有為分手，直至他絕袁氏之誘嚇，導蔡鍔之護國，堅決地反對專製復辟，都說明從改良走向革命的完全可能性，從而彰示了政治改良之作為革命 —— 這個普遍歷史進程的初級階段，而並非只能與革命形成絕對對抗的理論內涵。然而，歷史的明監是，改良非敗於革命，實敗於清庭。其悲劇的癥結，是在於政治改良派只能要求、請求、甚至哀求清政府改良，而不能自己進行改良。如是清庭改，則改良成，清庭不改，則改良敗。因此，政治改良派們縱有最美最好的政治改良藍圖，別人不識，不受，不改，其也只能是徒喚奈何。



第二、清王朝誘以立憲改良、旨在撲滅革命、直至一朝崩亡



一、西太後退守三個不能變

　　戊戌之後兩年，清王朝的飄搖命運，終於迫使西太後不僅重倡改革開放，而且要推行曾被她腰斬的部分戊戌新政，以挽救她的大清朝，以再造“大清長治，人民久安”的社會政治局面。一九零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發表了她的“變法上諭”，稱：“世有萬古不變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成法……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鉉……”“上諭”明確表示：三綱五常不能易。這就等於是說，君為臣綱不能變，因而君主專製製度和滿清君主的統治就不能變，唯不再堅持祖宗之法不能變而已。由是，西太後雖從三個不能變退守兩個不能變，但實際上仍是從四個不能變退守到了三個不能變，因為西太後的“垂廉聽政”還是不能變。於是，政治上，西太後乃黜退以大阿哥溥儁為首的頑固派，重新起用洋務派，並由自己來推行部分康梁新政，雖然為時已晚。經濟上，則迅速推起第二度改革開放運動，振興商務，獎勵實業（甚至以官獎商），大量引進外資，雖意在解救財政困難，卻再造貪汙公行和腐敗益深的社會政治局面。軍事上，計劃練新軍三十六鎮，並非為強國，而是為強權，藉以維系王朝統治，卻為袁世凱練成私家之軍，構患於辛亥之後。在對外關系上，竟循“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賣國路線，藉以獲得國際間的支持和援助，對內以鞏固王朝統治，對外以絕革命之助力。此外，早期雖允許局部開放言論，後期則苛以限製言論。唯“廢科舉、興學堂、派留學”的做法，為後來的知識分子們反叛滿清和投身革命，在客觀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這便是清王朝第二度改革開放的內容和成效。這個內容和成效只能說明，清王朝的垮臺已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誘以立憲改良、旨在撲滅革命

　　清王朝的二度改革既然只能再造腐敗公行，腐爛益深，危機加劇，則一心只想維護大清朝統治的清政府，面對著革命風雲四起，君主立憲的呼聲日熾和整個社會的動蕩不安，乃決心抓兩手，即：一邊誘以立憲改良，一邊決心撲滅革命。前者，是為利用；後者，才為本心。當時的法國報紙就公開地譏笑說：“清政府之立憲，實清太後愚民之術也。”17

　　就前者論之，一九零五年，清政府決派出五大臣赴歐美考察憲政。因五大臣考察歸國，帶回者乃是“皇權永固、外患漸輕和內亂可弭”這樣一些“立憲的好處”，一九零六年，清政府方在“尊崇國體、鞏固君權”的本意之下，宣布“預備仿行憲政”，即預備立憲，要旨卻是“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並將立憲日期定於九年之後。一九零七年，清政府又宣布改革官製，卻借機“黜漢員、擢滿臣”，造成大權、實權大部為滿族貴族“掌控和接班”的政治局面。一九零八年，清政府迫於民主革命派和政治改良派來自兩個不同方面的逼迫，為進一步誘改良以滅革命，乃宣布“欽定憲法大綱”，卻以“君上大權”為大綱的核心；宣布“議院選舉法要領”，竟使作為民意機構的“議院”成為皇帝一人的咨詢機構；詔告“逐年籌備憲政清單”，所列條目竟全然與憲政無涉。一九零八年西太後和光緒皇帝先後崩殂，於時因革命風潮大張，其勢已不可遏，攝政王載灃才一邊假意敷衍改良，詔令辦理立憲事宜，成立各省咨議局，將九年立憲改為六年，意在收買改良人士，以共同撲殺革命；一邊再度集權力於滿人和皇族一身，以鞏固皇權和滿權。載灃本人除以監國攝政王身份代理大元帥、親統近衛軍以外，又命其弟載洵任海軍大臣，弟載濤任軍咨大臣，皇族蔭昌任陸軍大臣，更黜退袁世凱等漢員大吏，將軍政大權集於滿族皇族一身。同時，面對著體製內政治改良派 —— 各省咨議局議員日益高漲的立憲要求和四次請願行動，清政府或以國民知識不齊等借口以拒絕之，或以橫議幹政為由革職查辦體製內官員以壓迫之，或乾脆以押送赴京請願的議員回籍以絕立憲之要求。一九一一年四月，清政府在革命形勢的節節逼迫下和政治改良派的步步要求下，被迫成立責任內閣，但十四名閣員中竟有九人為皇親國戚，乃得“皇族內閣”之稱。至此，所謂政治改良，所謂預備立憲，已全然翻作一篇篇假話，終於逼使許多改良派人士哭於窮途而轉向革命。

　　就後者論之，簡單地說，清王朝所實行的便是一個“殺”字，即殺革命黨。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廣州起義起，至一九一一年三月廣州起義失敗止，清政府對革命派起義的鎮壓是不遺余力的，也是極端殘酷的。一九零七年黃岡起義失敗後，清政府因得到了同盟會的花名冊，乃按圖索驥，殘殺革命黨二百多人。一九零八年安慶新軍起義失敗後，因清方大事搜查，革命黨人範傳甲、張勁夫、田激揚等都被捕被害，連起義中的臨陣畏縮者薛哲，在為人告發後亦遭殺害。安徽一省因牽連而被殺害者達三百余人。徐錫麟在刺殺恩銘被捕之後，竟被挖心以祭恩銘。至於非起義狀態下的革命黨人，之被抓、被殺、被嚴刑拷打折磨和遊街示眾，實屢見而不鮮。著名民主鬥士、湖南商會會長禹之謨，在獄中就曾以血作書曰：“要知清政府下詔立憲，專製的兇暴卻有進無已。”

　　歷史的明鑒是，清王朝只推行經濟改革，放縱經濟改革，不但拒絕專製政治行為的改良，尤其是拒絕專製政治製度的改良，特別是它瘋狂地和殘酷地殺害革命黨人以撲滅革命的所有做法，不僅彰明了專製改良此路不通，而且昭示了其自取滅亡的歷史過程，從反面證明了民主革命派的堅定和清醒，證明了孫中山堅持民主革命、反對專製改良和誌在建立中華民國的政治科學性和歷史正確性。



第三、孫中山堅持革命、反對改良、誌在建立民國，“於斯竟成”



一、孫中山三民主義革命理論體系的形成

　　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曾亡命海外，開始了他的第一度考察歐美。他要以一個有過失敗經歷的革命者身份，去考察、研究歐美的民權革命和獨立革命，探索發動中國革命的科學理論，追尋中國革命的成功道路。這一次歐美之行，雖然使他在英國冒了風險，幾為滿清所困，但是，脫險後，他卻在對歐美的實地考察中，得出了一些革命的“真經”。這些真經，一是來自於他對歐美革命經驗的學習，二是來自於他對歐美革命得失的思考，三是來自於他將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和西方近代政治科學的融會和貫通。其成果具體表現在：（一）認識到“革命 —— 無論采取任何形式，都是歷史的一個普遍變革進程”。18 這裏所指的革命，自然是他所親自考察和深入思考過的“歐洲民主革命與美國獨立革命”。

　　（二）認識到君主立憲既“為革命之所賜”，亦是革命的一個“不完不備”的結果。他說：“革命之名詞，創於孔子。中國歷史，湯武之後，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之不鮮矣。其在歐洲，則十七、十八世紀以後，革命風潮遂磅礴於世界，不獨民主國惟然，即君主國之所以立憲者，亦革命之所賜也。”19 同時，他還從歐洲一些國家歷經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才得以實現“君主立憲”的歷史中，得出了革命與改良關系的科學結論。他說：“世界之真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因此，“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卻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20

　　（三）從少年起即親身感受過歐美民主政治和自由製度的孫中山，終於在對歐美革命歷史和現實社會的深入考察中，形成了嶄新的三民主義理論體系，從而為中國國民革命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和實際的行動綱領。

　　這個新理論體系就民族主義而論，則是：“余之民族主義……不以復仇滿清為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此為以民族主義對國內之諸民族也。對於世界諸民族，務保持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訓致於大同，此為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21

　　這個新理論體系就民權主義而論，則是：“余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為民主，而第二之決定者則以為民主專製必不可行，必立憲然後可以圖治。”22

　　這個新理論體系就民生主義而論，則是：“歐美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以呈露；橫流所激，經濟革命之焰，乃較政治革命尤烈……余欲為一勞永逸計，乃采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以塞經濟革命之源……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23

　　（四）“五權憲法”思想形成。孫中山先生說：“歐洲立憲之精義，發於孟德斯鳩，所謂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是已。歐洲立憲之國莫不行之。然余遊歐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選舉之弊，決不可無以救之，而中國相傳考試之製、糾察之製，實有其精義足以濟歐美法律、政治之窮，固主張以考試、糾察二權，與立法、司法、行政之權並立，合為五權憲法；更采直接民權之製，以現主權在民之實。如是余之民權主義，遂圓滿而無憾。”24

　　顯然，一個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論體系和民主體製建設藍圖，由是而成。所以，孫中山先生自己也說：“余之革命主義內容，概括言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是已。茍明乎世界之趨勢與中國之情狀者，則知余之主張，實為必要而可行也。”25



二、中國民主革命迎來了她的發展期

　　孫中山先生發動的中國革命，雖然於悄然發生之際，就遭遇了失敗，遭遇了“天下共棄”，遭遇了國人的謾罵和華僑的冷遇，甚至連他本人也只能夠亡命海外，然而，“不以挫抑而灰心”的孫中山先生，卻於亡命之途，考察歐美，采東西方革命之長，集古今政治文化之優，建立並完成了他“以民權革命為中心、以民族革命為助力、以民生發展為方向和以五權憲法為製度”的嶄新理論體系，從而為在艱難中推動和發展由他所領導的民主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凝聚了巨大的思想理論力量。其後，隨著清王朝的一再拒絕政治改良和政治改良派的兩興兩衰，孫中山所致力的革命終於迎來了她的發展期。自一九零零年至一九零五年，一是革命“已多為有識之士恨其事之不成”，於民間已漸成風潮，“自惠州起義失敗以至同盟會之間，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26 二是開始吸引部分原改良派人士走向革命，如曾追隨改良的章炳麟和青年壯士吳樾等。三是清王朝“廢科舉、興學堂、派留學”的新政，不僅使知識分子失去了讀書取士之途，從而不再以王朝政治為依靠，使留學生數目大增，而且使東京、上海等主要由留學生及知識界所創辦的民間刊物，竟如雨後春筍般蓬勃興起。“留東學生提倡於先，內地學生附和於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27 一時間宣傳歐洲革命、鼓吹美國獨立、號召排滿興漢的聲浪，始大張於中國。四是海外華僑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鄒容的《革命軍》一書，為排滿之最激烈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之風氣，為力甚大”，孫中山再赴海外，“凡有華僑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28

　　一九零三年，孫中山正式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創立民國的十六字綱領，中華民國的國名，從此載入中國國民革命的史籍。

　　一九零四年，孫中山發表了“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滿懷信心地指出：“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清王朝的統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

　　一九零五年，孫中山在二度考察歐美的過程中，不僅因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的成熟，而吸引了一批誌在中國民主革命的歐美留學生，而且在他輾轉抵達日本後，更受到了數百名留日學生的熱烈歡迎，開始了他與留學生的歷史性結合，為嗣後的中國國民革命，準備了以優秀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民主革命力量，極大地提高了革命的品質。對此，孫中山先生自己也說道：“時（按：指一九零零年以後）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誌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為風氣。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櫫吾平生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號召力，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十余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因當時尚多諱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會見稱，後亦以此名著矣。”29

　　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成立，標誌著中國國民革命力量的大聚集，及其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開始走向成熟。是年十一月《民報》創刊，由孫中山正式在《發刊詞》上闡釋三民主義精義，標誌著中國國民革命從此擁有了正確的和科學的思想理論基礎。中國的國民革命亦從此走向了她的高潮期。對此，孫中山自己也說：“及乙巳之秋，集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萬人，支部則亦先後成立於各省。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想彌漫全國，自有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其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獨樹一幟以建義者，徐錫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30

　　有必要指出的是，三民主義之民主革命理論體系和五權憲法之民主建國方略的成熟及傳播，使得中國的國民革命從此更加具有了民主革命的根本性質，從而將推翻滿清專製統治、結束數千年君主專製製度與創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中華民國，定奪為中國國民革命的根本方向。孫中山說：“中國數千年都是君主專製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忍受的。就算漢人當君主，也不能不革命……要廢除君主製度，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必須進行政治革命” 。31 他還說：“這次革命除‘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等，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32

　　從此，由孫中山先生所發動的“中國國民革命”，亦在上述之根本意義上，與中國民主革命獲得了“同一”。只是就範圍而言，中國國民革命才較作為其本體內容的中國民主革命，更具有革命內容的廣泛性，即外反列強欺淩和內反滿族專製統治之民族革命內容的加入。本書為標明中國民主革命乃為中國國民革命的本體和本質，故在全書的章節標題上，決用中國民主革命這一概念，以使中國民主革命獲得她在革命性質上的明確性。但又在全書的內文裏面，部分地沿用中國國民革命的概念，以求在行文之中，表現她歷史過程和歷史內容的真實性。



三、革命與改良的兩場大論戰

第一場大論戰發生於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前

　　如果說，自龔自珍、林則徐、魏源始的中國近代優秀知識分子，為追求富國強兵而推動起來的思想解放運動，歷經清政府數十年的經濟改革，和康、梁等對於政治改良的追求、實踐及失敗，而終於從正反兩個方面為共和主義思潮的興起及民主革命目標的確立，奠定了必要歷史基礎的話，那麽，戊戌之後，恰恰是在民主革命的理念和目標已經愈來愈成為中國人民的嶄新歷史追求時，一九零二年，由康有為發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書》，所公開挑起的保皇改良派對民主革命派的大論戰，卻遭遇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對於保皇改良派的第一次大反擊。

　　在這一場大論戰中，因康有為將大清朝吹捧成“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各國所未有”，更歌頌光緒皇帝為“至仁至德”，誣蔑中國人民“愚昧無知，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因而不可倡導民主共和，否則只能造成“天下大亂和亡國滅種”的後果，尤言“彼之保皇才是真正的革命，否則無非是殺人放火而已”，所以，孫中山首先指出“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沖突，互相水火”。33 其後，章太炎不僅寫出了《客帝匡謬》一文，以自責曾經追隨改良的思想和行為，而且寫出了著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針對康有為指責中國人民“公理未明，舊俗具在”，因而“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的荒謬主張，乃有力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具在，即以革命去之”。更歌頌革命為“啟迪民智、除舊布新的良藥”。同時指責康有為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利祿熏心、甘當奴隸、為一時之富貴甘冒萬億不韙而不辭的封建市儈”。年輕的民主革命家吳樾不僅暢言“反枝葉改革、倡非常改革”，更以謀炸出洋考察五大臣來表明他與改良思想徹底決裂的精神，不惜犧牲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另一個年輕的革命家鄒容則著有《革命軍》遺書，竭力贊揚“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共和主義思想，主張“掃除千年種種之專製政體的積弊”。又一個年輕的革命家陳天華則以“壯夫躍海”的英雄行為，用年輕的生命敲響了他的《驚世鐘》，希望追隨專製改良者們能夠《猛回頭》。

　　在這一場對保皇改良派的反擊戰中，民主革命派除掉揭穿了前政治改良派“彼之愛國，無非是愛專製政體”的本質，尤其批判了“君權不可侵犯”的君主專製法統，和旨在維護這一法統的封建禮教道統，指出了“禮之耗人血、消人氣不至死亡不止”的殘酷專製本質。不僅有力地轟擊了宋明以來意在維護君主專製統治的理學基礎；而且為中國同盟會成立後革命與改良的那一場更加廣泛和深入的大論戰，鋪墊了共和主義的思想基石；更為辛亥以後中國知識界發動那一場反復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及其對孔孟思想文化體系中專製思想文化成份的批判和清算，埋下了歷史性的伏筆。

第二場大論戰始於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初

　　一九零五年底，面對著清政府誘改良以滅革命的陰險手段，和政治改良派要君主立憲不要民主立憲的頑固立場，民主革命派早在《民報》創刊伊始，即指名道姓地指責康有為、梁啟超是為滿清政府製造“欲使吾民族誠心歸化之立憲改良論的禍水”。34

　　一九零六年初，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先後發表了“開明專製論”和“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兩篇長文，並將兩文合刊出版，題名為《中國存亡之大問題》，對革命派展開全面反駁。大論戰勢在必發。

　　梁啟超主張改良和反對革命的重要論點，一是“中國人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二是“只能經過開明專製以移於立憲”；三是為“不至助長沖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憲”，並“必須為彼（指清政府 —— 作者按）所能行”，才是“唯一正當之手段”，“若為彼所不能行，則是宣戰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等。

　　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民報》印行《第三號號外》，刊出“《民報》與《新民叢報》辯駁之綱領”，首先列出兩報辯論的主要條目，35 然後針對其第一種重要論點批駁曰：“自由、平等、博愛三者，人類之通行也……夫我國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而民權立憲則本乎此精神之製度也。故此製度精神必適合吾國民，而絕無虞其格格不入也。”是故，“我國民必有民權立憲之能力”。同時，為國民能夠達到民權立憲之能力，又提出應以“革命和教育來促成中國人民做共和國民的資格”。就革命言之，則“若在實行時代，去專製之苦，嘗自由之樂，夷階級之製，立平等之域。國民主義，民族主義，昔存於理想，今現於實際。心理之感孚，速於置郵而傳命也”。就教育而言，則“教育無論於革命前，革命後或革命時，均極為重要……更對浚發國民自由、平等、博愛的天性有大助力”。36

　　針對其第二種重要論點，《民報》首先指出：“即以君主立憲而論，亦由國民革命之結果。未有國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憲者也。政府怵於國民之革命而讓步焉。君權民權，相與調劑，乃為君主立憲。若該報專望政府開明專製，而國民舍勸告以外無他事，其結果只能成野蠻專製政體，若望君主立憲，真羝羊生乳之類耳。”由是，民報乃批駁徒望清政府由實行“開明專製而至君主立憲”的論點說，清政府“所處之地位，只能與國民為敵，不能與國民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能事望諸政府，而望之於國民。國民既能改革矣，則民權立憲當然之結果也”。37

　　正因為如此，針對改良派“只能要求清政府立憲”的論點，《民報》則乾脆批駁說：“彼政府之所以能專擅者，以其權力足以束縛人民也。人民茍不能脫其束縛，則其發言懸於政府之聽否，無絲毫自主之權也。不汲汲養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國政治革命之成例恐無此兒戲也”。更何況，“今日之政府，豈惟已絕無可望，直國民之仇讎而已”。38

　　就改良派所稱的“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之說，民報首則慷慨言之曰：“為國而死，不愛其生，此國民之天職也。胡乃以殺人流血相怵？”繼則直言批駁曰：“革命不免於殺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殺人流血之禍可以免乎？”39

　　此後，各家民主革命派刊物，乃於中國本土和新加坡、檀香山、舊金山、香港等地參加了這一場大論戰。他們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綱領，遵循孫中山先生“必須進行政治革命”的民主革命思想，圍繞著“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和要不要建立一個主張民權的民主共和國”等大是大非問題，對立憲改良派“只要改良、不要革命”，“只想哀求清王朝立憲、不想推倒清王朝君主專製政體”等錯誤思潮，特別是針對清王朝“虛以敷衍改良、實為撲滅革命，立憲為假、專製為真”的維護專製手段，予以了廣泛而又深刻的批駁。胡漢民在為《民報》纂文時便寫道：“舊日為異族政府所有者，固當傾覆之；而數千年君主專製之政府，亦必同時改造而後可以保存而竟存。”同盟會員汪東亦發表文章呼應說：“單純的殺人放火，根本談不上是革命，烏可以辱我莊嚴、寶貴之革命二字。”40《夏聲》與《河南》兩家雜誌，更從清王朝四十年來推行改革開放和空喊立憲入手，駁斥立憲改良派們說：“四十年來，言新法者，非今日之政府乎？無日不為之，而究其所為者何事？新法之收效於今日者安在？有能舉起大者示之於人乎？……夫以如是之政府，而日日言立憲，五年，十年，十五年之預備期限，常視吾民之舉動如何以為伸縮。而又於立憲預備之時期，宣布言論集會之苛虐條件，以為摧抑吾民之具。”41 而且，“以預備立憲時代即演出如許慘禍，吾不知實行立憲，則民禍將伊於胡底也！”42 “國民之普通自由，彼不能於預備立憲時代保護之，乃反於預備立憲時代剝奪之。國民政治上的權力，彼不能於預備立憲時代促進之，反於預備立憲時代限製之。非喪心病狂，奚為行動不倫，一至此極！”43

　　由是，革命派乃對改良黨人批駁曰：“彼保皇立憲黨人，不按以往之事實，不衡方來之時勢，終日抱乞求、哀求之目的，甚而泣婦其行者，更何異癡子愚蒙。對兇猛之獸，曰是可以笑容親猛獸也，是可以嫵媚近猛獸也。”44 鼓吹共和的《醒獅雜誌》在《醒後的中國》一文中，就曾指責一心追求君主立憲的政治改良派為“野老不知亡國恨，喃喃尤頌聖朝恩”。《二十世紀支那雜誌》則以“不到臨崖絕命時，強權政治有誰知”的沈痛呼喊，期望改良派能夠在強權統治的迫害中猛省過來。徐錫麟在刺殺恩銘的《光復文告》中更揭穿清政府的立憲說，“今則名為立憲，實乃集權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誌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因而號召“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名聲卓著的《河南》雜誌尤對清政府的“預備立憲”大膽駁斥道：“嗟夫，預備立憲者，尚不如直其名曰預備殺人流血之直接了當也！”

　　這一場大論戰，因革命派據理力爭，民眾擁護，改良派因“大清朝不改”，非但窮於應付，而且益不堪擊。故時有論者稱“《民報》出現，國民主義和民族主義，漸浸溢同胞之腦海，向之與《新民叢報》有關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敵國之……數月以來之《新民叢報》，已為梁啟超一人之《新民叢報》，黨派之機關雜誌，忽變而為獨夫之機關雜誌，此真千古未有之慘狀也！”45 而它最為積極的效果，便是促成了共和主義思想的大普及。嗣後，廣西會黨領袖王和順即在《告粵省同胞書》中宣稱“接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號召“建民主憲政之政體，行土地國有之製度”。而在江西萍、瀏、豐起義中，龔春臺部的洪江會眾也已在文告中自稱：“奉中華民國政府命……不但驅除韃虜，不使少數之異族專其權利，且必須破除千年專製之政體，不使君主一人獨享特權於其上，建立共和民國，與四萬萬同胞，共享平等之利益。”

　　這一場大論戰，雖然在圍繞著“土地國有”等問題的爭論中，革命派因受到西方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而表現出一些不盡正確的思想，梁啟超亦表現了一些未必是錯誤的觀點，但因這一場大論戰真正的論戰重心，是在要共和還是要專製和要革命還是要改良的根本問題上面，並使得共和的思想戰勝了專製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戰勝了改良的思想，所以，它的積極意義也就無庸贅述。



四、中國民主革命迎來了她的高潮期、並且“於斯竟成”

　　上述的兩場大論戰，特別是後一場由革命派挑起的，對改良派的大批判，不僅使康、梁為代表的保皇改良派鋒芒失盡，而且使立憲改良派在對革命派和清政府的兩面作戰中，痛苦地迎來了它們最終的失敗和分裂。由是，革命風潮乃愈起愈猛，革命派更以“軀殼雖死、我誌長存”的精神，前仆後繼、萬難不辭的意誌，連續發動了萍、瀏、豐起義，饒平、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九月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州起義，雲南河口起義，以及光復會於浙、皖的兩次起義，直至一九一零年十月和一九一一年四月的兩次廣州起義。其間，一是安慶新軍的起義，乃為革命之重要轉折，時論曾贊之曰：“安徽之役，事雖未成，然霹雷一聲，革命黨運動軍界起事之聲浪，已足以寒一般清吏之膽……安徽一役頸血未乾，廣東軍界之事又層見疊出……夫軍人者，彼專製君主平日所恃為心腹，而藉以壓抑平民保全皇位者也。為大勢所驅趨，雖恃為心腹者，畢竟亦不可恃如是。至是而一般以專製治其民者，遂不得不聲顫氣喘，手足無措矣！”46 辛亥革命終以武昌新軍起義而為其端緒，便是明證。二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廣州黃花崗起義，誠如孫中山所言：“是役也，集各省之革命黨精英，與彼虜為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已造成矣！”47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自一九零五年以後，在中國同盟會包括其它革命團體所發動的歷次起義中，革命誌士們萬難不辭、前仆後繼、英勇奮戰、一懷壯烈的犧牲精神，實為我中華民族千秋萬代之楷模。著名革命誌士熊成基在失敗被捕“招供”時所說的話，尤代表了千萬革命烈士的心聲。他說：“各國革命之歷史，皆流血多次，而後成功。我此次失敗也，普通社會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蓋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發達。我們之自由樹，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48 安慶講武堂學生、革命烈士張勁夫在起義失敗後被捕“招供”時，曾直呼堂審的清吏曰：“爾速拿筆來，將我為漢族復仇之大意錄下，裨人人皆知殺滿人復仇為任務”。49 安慶新軍起義烈士周振豐，在被捕審問時亦從容笑曰：“我死之後，當化生千百萬之革命黨……以後須多派偵探，嚴密防範，否則有不堪設想之一日，爾細思之！”50 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錫麟失敗的消息時，非但不逃，反而對勸她離開的人說：“我怕死就不會出來革命，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51 青年革命誌士、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給妻子所留下的著名遺書，豈止摧人淚下，實能給人以無盡的勇氣。他在遺書中曾這樣寫道：“……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之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天下人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當時的中國，正是因為有了吳樾、徐錫麟、熊成基、秋瑾、禹之模、佘英、劉慎終、喻培倫、宋玉琳、陳可君、李文甫等一大批視死如歸的民主革命誌士，方才能夠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魂牽革命不足半歲之日，乃有武昌事發，即偉大辛亥革命的爆發。由是而使清王朝一仆而難起，瓦解崩垮於不數月之間。

　　應該說，清王朝的迅疾覆亡，既功在革命，亦功在改良，更“功”在清王朝自身一意拒絕政治改良的反動行徑上。因為無革命，清王朝便能茍延而殘喘；無改良，則不知清王朝堅拒改良以從善；而若無清王朝一再拒絕改良和一再撲滅革命，革命和改良又何能匯而合之，以一朝推翻之與瓦解之？甚至使中國數千年的君主專製政體，即帝製，亦終於隨著大清朝的滅亡而永劫不復了。



三　　辛亥革命作為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發端的偉大歷史意義

　　辛亥之後，確有部分知識分子，部分國人，甚至部分同盟會人自己，都曾說過“辛亥革命失敗了”的話。然而，他們與毛澤東對辛亥革命別有用心的責難與否定，卻有著根本的區別。他們無非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從不同的現實感覺或個人感觸出發，或因一時判斷錯誤、或由一時憤激所致。說到底，不過是對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必然出現，缺少應有的認識。這個應有的認識就是：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國體初獲創建之後，將仍然存在著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的反復較量、持續較量和殘酷較量這樣一個艱難的歷史進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創建的共和國體，完全有可能為形形色色的專製復辟勢力所推倒，從而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甚至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實現王位、王權、王朝和專製製度的公然復辟、變相復辟、或全面復辟。直至能因復辟的成功，而將整個專製統治推向極端……

　　由是可知，只有對這樣一個艱難歷程和主體歷程有了清醒的認識，我們才能夠認識到辛亥革命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發端，才能夠識別革命事件和革命歷程的關系，從而界定民主革命的歷史範疇，並將民主製度的最後確認和確立當作民主革命最後成功的標誌。這樣，我們才不至因“一葉障目”，而將辛亥之後民主進程的曲折發展和專製復辟的暫時得手，誤認為辛亥民主革命的徹底失敗；更不會僅僅因為專製復辟者以革命的名義，或打著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來推動專製製度的復辟，而產生對於革命性質的錯識，直至造成“錯把復辟當革命和錯把專製當民主”這樣一類重大歷史錯誤的發生。這對於堅定民主革命必勝、專製向民主過渡必成的信念，堅信形形色色專製復辟勢力必將遭遇最終失敗，無疑有著重要的認識價值和理論價值。由是，我們也才能夠真正認識到辛亥革命作為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發端的偉大意義所在。這個偉大意義就是：



第一、辛亥革命是勝利的民主革命



　　指辛亥革命是一場勝利而非失敗的民主革命，首先是因為：“看一場革命的成敗與否，關鍵是要看這一場革命與其對象關系的變化。如果革命戰勝了她的對象，她便勝利而無疑；如果革命被她的對象所打倒，她便失敗而無疑。辛亥革命的對象是君主專製政體的清王朝。這個王朝不僅被這個革命打垮了，而且就此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製製度，即帝製。據此，我們還能說她是失敗的、而不是勝利的革命嗎？”52

　　其次，由於辛亥革命所創建的嶄新共和國統，與滿清王朝及其專製國統劃清了鮮明歷史界限；由於中華民國初次和初步實現的民主憲政，又與立憲改良派所追求的君主憲政，劃清了憲政性質的鮮明政治界限；所以，辛亥革命才是勝利的民主革命。而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第一個象征，便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製定。它一是中華民國當時的最高法律，具有憲法的意義，二是體現了“主權在民”的政治理想，三是依照三權分立的原則規定了中央製度，四是規定了對“約法”的嚴格修訂程序。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第二個象征是國會和參眾兩院的創立。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第三個象征是“天壇憲草”的起草。二次革命失敗後，一九一三年四月，第一屆國會開幕，為防止袁氏實行獨裁和復辟專製，參、眾兩院曾決定選出同等人數的委員來起草“中華民國憲法”，因起草委員會設在天壇，故又有“天壇憲草”之稱。“天壇憲草”繼承了“臨時約法”的民主建國精神，艱難地排除了袁氏的幹擾。第一章即明確規定：“中華民國永遠為統一之民主國。”第一百十一條更專門規定，中華民國共和民主的“國體不得為修正之議題”。



第二、辛亥革命創建了真正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



一、新中國在政治上的標誌 —— 包括思想和文化

　　辛亥之後的中國，連中共禦製的教科書都稱之為：民主空氣濃厚，民主潮流高漲，民主憲政在實驗中。僅一九一二年，即中華民國元年，中國出現的新政黨，已註冊者即達八十五個，政治團體二十二個。各種政黨合法並存，和平競爭，三權分立的國家體製基本上得以維系，各類法政學校遍布全國。以宋教仁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圖通過合法鬥爭的手段發展政黨政治，組織政黨內閣，獲得了很大成就……。53 是時，民主共和的理念不僅深入人心，而且已經成為時代的標識，使整個社會出現了“敢有言帝製自為者，全國人民必將共擊之”的感人政治局面。其後，如果沒有袁世凱恃手中之權，擁遺朝之兵，謀殺宋教仁，解散國民黨，廢除國會，尊孔祭天，復辟帝製，可以相信，民主憲政是完全可能逐步地走上軌道的。

　　顯然，政治思想的自由必然要帶來“新聞輿論”的自由。辛亥之後，全國民辦報刊的出現，一時蔚為大觀。僅一九一三年七月前，各種民辦報紙已達五百余家。它們以監督政府為己任，頻頻議論時政得失，評說政府官員，報道民間疾苦，上敢於指責批駁總統，下能夠匡正救助時弊，無論國家大事，社會新聞，均在他們的關心和指評之下。專製輿論的一言堂，瞬間即被民主輿論的多元化所代替。非如此，也就不能理解，宋教仁之被刺，全國不僅輿論嘩然，而且追緝兇手的輿情逼迫，足可教袁世凱無所措手足。非如此，也就不能理解，何以袁氏稱帝之日，即為“全國人民共擊之”之時。袁世凱之所以只做了八十三天的中華帝國皇帝便一命嗚呼，說到底，就是因為人民擁有“新聞言論自由”所致。因為如若沒有新聞言論自由，則反袁的聲浪既不會震撼全國，護國戰爭的發起和勝利也就更難想象。

　　政治、思想、新聞和言論的自由，亦必然要帶來文化的蓬勃發展。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之所以爆發在辛亥之後，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新文學在歷經晚清改良文學的“自將洗磨”之後，卻成熟、成形在辛亥之後的歷史事實，除去它們要在思想文化上自覺擔負起反復辟的歷史責任之外，其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因為辛亥革命給當時的中國開拓了自由發展和砥礪拼搏的時代條件。回首中國一部新文學史，迄今竟沒有對於辛亥之後直至三十年代的超越之作，其內在根由，盡在其中。



二、新中國在經濟上的標誌

　　誠然，正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華民國共和國統的創建，才徹底地打破了皇朝權力政治和專製改良型經濟，對於自由經濟發生和發展的種種鉗製和壓迫，從而自根本上打開了真正自由經濟發展的廣闊道路。連中共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都說辛亥之後的中國“扭轉了革命前民族工商業的蕭條局面，各種實業團體紛紛建立，各類私營企業競相出現”，中國的民族工業在清政府近五十年改革的基礎上，不僅從此獲得了突破性發展，而且迎來了它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代。54 該書還稱“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國民族、民間工業誕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資本萬圓以上的廠礦僅七百家，資本總額僅一億三千萬圓。然而，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間，廠礦即建成四百七十多個，投資近一億圓，加上原有企業的擴建，新增資本達一億三千萬圓以上，相當於辛亥前四十年投資的總額。一九一二年資本百萬圓以上者約二十五個，一九一九年即增至四十三個，並出現了擁有資本一千二百萬圓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等大公司多家，使工業落後的中國，一時出現了被冠以面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稱號的民族工業巨子。鋼鐵、采煤、運輸、電力等重工業，和皮革、造紙、卷煙等一應輕工業，以及金融等，均獲得重大發展。其中僅一九一四年即建成大冶鐵廠等六個鋼鐵廠，一九一六年建立龍關（龍煙）鐵礦公司，一九一七年建成上海和興鋼鐵公司。一九一二年全國采煤八十萬噸，一九一九年即已增至三百三十萬噸。一九一三年采煤使用動力約四百至六百個，一九二一年已達兩千以上。一九一三年船運為十三萬三千二百三十噸，一九一九年即增至二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二噸。一九一三年全國共有銀行十五家，資本一萬一千四百八十八萬圓，至一九一九年，已增至四十二家，新增加資本一萬零二百七十六萬圓。……手工業方面，辛亥之前，廠戶多用木機、鐵機以製造綢貨。至民國四年，即一九一五年，物華廠裝置電力織機，出品精良，營業大振，於是繼之者如雨後春筍……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由民間籌備的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55 上述一切，無不標誌著中國民族、民間工業力量在辛亥之後的迅猛發展，和中國現代自由經濟形態，即社會化大生產與自由市場經濟體製，已經從它艱難的開拓期迅速地走向了它的開始成形期。將之作為新中國的標幟之一，自是理所當然。



第三、辛亥革命是檢驗中國現代革命和中國現代歷史的標準



一、辛亥革命是檢驗中國現代革命的重要革命標準

　　其一、從革命的性質來看，辛亥革命的鮮明民主革命性質，既使她不同於中國的傳統農民革命，又使她不同於俄國的共產革命。因為中國傳統農民革命只能“建立新王朝、復辟舊製度”的歷史本質，註定了任何一場農民革命的勝利，都只可能建立起一個“嶄新的舊中國 ”、即復辟了舊專製製度的“新王朝”。同時，由於俄國共產革命的歷史本質，乃是共產革命名義下重建專製製度的復辟，所以，新沙皇專製俄國才是在革命名義下對於舊沙皇專製俄國的復歸。因此，只需將辛亥革命作為檢驗的標準，我們就能夠對中共“革命”既具有傳統農民造反、又具有俄國共產革命之雙重復辟性質的歷史本質，一目了然。

　　其二、從革命的內容來看，辛亥之後，在中國發生的任何革命，只要它倡行民主，實現民權，推行自由經濟，消滅權力經濟，反對任何名義之下的專製和專政，保衛和發展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民主成果，它就一定為民主革命而無疑。反之，則任何一個否定、反對、破壞甚至推倒了辛亥革命民主成果的“革命”，都在其根本內容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對立面。

　　其三、從革命的任務來看，辛亥之前，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就是堅持民主革命、反對專製改良、誌在創建民主共和國 ——中華民國。辛亥之後，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則是堅持民主建國，反對專製復辟，以使共和的新中國，不遭遇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製復辟勢力的閹割和顛覆。所以，革命成功前堅定地反對專製改良，革命成功後則頑強地反對專製復辟，乃是辛亥革命作為重要革命檢驗標準的又一“明示”。其對於中國大陸人民之追求民主，再造共和，將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

　　由是可知，失去了辛亥革命這個檢驗標準，就失去了檢驗中國現代歷史上形形色色革命是否民主革命的試金石；否定了這個標準，就極有可能混淆各種各樣革命的不同性質，從而造成民主革命在方向、理論、方式、力量、直至革命歷程本身的極大混亂。中國共產黨就正是用混淆兩類不同性質革命為手段，以所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來否定、反對和推倒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的。但是，中共雖因師法蘇俄而達到了製造革命混亂和發動共產革命的目的，卻又迅速地暴露了它反對中國民主革命和旨在全面復辟專製製度的本質。



二、辛亥革命是檢驗中國現代歷史的重要政治標準

　　由於辛亥革命是一場推動了巨大歷史進步的革命，因此，辛亥之後的一切社會力量，所有政黨集團，只要它保護或發展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民主成果，推進了以辛亥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過渡歷程，它便是進步的和革命的；反之，則不論它信奉過怎樣的“革命真理”，鼓蕩過怎樣的“革命激情”，懷揣過怎樣的“革命法寶”，又獲得過怎樣的“革命成功”，只要它否定民主，強行專製，甚至將我們的祖國復辟到了較之滿清王朝更加專製極權、更加腐敗腐爛的境地，它都只能是真正的倒退而無疑。顯然，正是在究竟“誰是進步、誰是倒退”這樣一個最為根本的問題上，辛亥革命才成了檢驗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重要政治標準。

　　必須指出的是，由於辛亥革命劃清了新、舊中國的鮮明歷史界限，開創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新紀元，所以，辛亥革命又必然地會成為分界中國近代歷史和現代歷史的“分水嶺”。但是，近五十年來，因毛澤東的旨意，和毛氏所發明的“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荒唐理論，中共史學界也就不得不將中國現代歷史的開啟年代，強行劃定在爆發了五四運動的一九一九年。毛澤東的用心，一是指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那一聲“炮響”，才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參見下卷第三章）；二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曾將中國的工人階級喊上了歷史舞臺，從而才使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它誕生的背景和借口；三是毛氏所謂“新舊”兩個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既將辛亥革命劃歸為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又將中國共產革命視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因此，為了發動中國共產革命，他就必須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理論”的指導下，學習列寧對於俄國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歷史經驗，肯定“新”民主主義革命，否定“舊”民主主義革命。四是因為辛亥革命在推翻滿清之後建立了新中國 —— 中華民國，而他在共產革命名義下所發動的那一場中國現代農民造反，卻在中國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因而，他為了在“革命與共和”的名義下維護專製復辟政權的合法性，並標明他已經“改朝換代”，也就必須推倒孫中山所締造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所以，他才一定要推倒辛亥革命，並且絕不允許將中國現代歷史的開啟年代，歸宗於爆發了辛亥革命、創建了中華民國的一九一一年。

　　今天，當我們在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反思中，已經能夠明白毛氏這一劃分的“用心”時，重新將光輝的一九一一年、即偉大辛亥革命爆發和勝利的年頭，當作我國現代歷史的起點，就不僅是在學術上對於歷史的一個澄清，而且關系到我們對祖國前途的歷史性追求。所以，它才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重大歷史問題和重大政治問題。



第四、辛亥革命交待了“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



　　辛亥革命，對上雖是孫中山發動中國國民革命、並進行長期奮鬥的一個勝利結果，對下則交待了“護國和護法”的歷史重任。所謂護國，就是要保護新中國 —— 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不被顛覆；所謂護法，就是要保護新中國 —— 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不遭閹割。所謂反袁護國，就是反對袁世凱顛覆民國復辟帝製；所謂反北洋而護法，就是反對北洋軍閥頂著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行閹割中華民國共和法統之實；所謂“蕩平新舊軍閥的叛亂是護法的繼續”，就是指北伐成功和中華民國統一後，新舊軍閥叛亂的本質乃是意在繼續閹割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所謂“圍剿中共在蘇俄命令下的叛亂和叛國為護國所必須”，即是指中共在蘇俄指使下旨在顛覆中華民國國統和法統的叛亂和叛國，必須予以剿滅。因此，是護國還是反護國，是護法還是反護法，是保衛和建設中華民國，還是閹割和顛覆中華民國，便成為辛亥革命所交代的兩個極為重大的歷史任務。可以說，自辛亥以來的八十余年歷史，既是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製勢力旨在顛覆中華民國嶄新國統與共和法統的歷史，又是中國人民誌在保衛中華民國嶄新國統與共和法統之勝利、失敗、艱難、甚至是慘淡的歷程。並且，偉大而又艱巨的護國、護法歷史任務，不僅至今仍擺在全中國人民的面前，更是海內外每一個追求民主共和的中國人所推卸不了的。

　　偉大的辛亥革命，這顆曾從漫長黑夜裏升騰起來的燦爛星辰，勢將沖破歷史的重重陰霾，將她廣闊的輻射之光重新照亮我們祖國的角角落落，照亮在每一個中國大陸人民的心頭，指引著我們追求歷史進步的方向。



兼 論　　近現代專製改良無不以預防革命為始、誘發革命為終

第一、近現代專製改良無不以“預防革命為始”



　　在近現代世界從專製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進程中，由於民主革命在歐洲的日漸勝利，既推動了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的蓬勃發展，又誘發和催動了不同性質革命的普遍興起。不僅引起了現存專製統治者的反對和反撲，而且導致了他們要用改良的手段以自救。但是，這個改良，一是因為它處於整個專製製度和專製統治的歷史消亡期，而非發展期，所以它才不是對專製製度的改良與發展。二是因為它意在維護將傾的專製統治大廈，所以它才不可能改變專製製度本身，更不可能改到民主政治和民主製度的軌道之上。三是它無非要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停止專製暴政，改行專製仁政，即在特定時期內，專製殘暴的程度有可能減弱，範圍有可能縮小，但專製統治和專製製度的本質卻無真正的改變。所以，它就不可能順應人民要以民主政治和民主製度來取代專製政治和專製製度的歷史要求。因此，這個改革從目的到手段，充其量也只能是在它的衰亡期，為預防革命變革所實行的“自保或自救”。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一方面是專製主義的聲威遠震歐洲，一方面又只能將國家和人民的創傷，掩蓋在路易十四的皇冠之下和專製政體的凱歌聲中。路易十四雖然要在冠蓋如雲的專製沈船上笙鼓喧天，然而，面對著即將到來的革命，他亦只能悲哀地狂言道：“我死後，哪怕它洪水滔天”。其後，路易十六雖然為挽救專製沈船而試圖用專製改良的辦法，來延續專製法國的壽命，“然而，正如一個拒絕改革的君主必然要遭到毀滅那樣，他由於嘗試改革而同樣招致了毀滅的下場。他的朝代一直到三級會議期間，都是一個在長期改革而迄無結果的時代”。56 也許，路易十六直至走上斷頭臺，都不會明白，他的專製法國為何會與他同歸於盡；更不明白他於在位的十數年間，曾遍選良臣，力行改革，為何仍落到如此的下場。歷經了亞歷山大一世改革和亞歷山大二世改革的俄國末代君臣們，因深諳先帝先臣們的改革與布加喬夫革命及歐洲民主革命的關系，所以，他們才能說出“改革就是為了預防革命。革命如不發生，改革照常進行；革命如若發生，改革必須終止”這樣的話。57 由是，他們才會在一九零五年流血的星期日之後，采取一邊厲行鎮壓、一邊進行改革的兩手，來維護他們即將崩潰的專製統治。如前所述，大清朝的改革固然是中國近代先進知識分子，也是清政府要圖強禦侮和長治久安的歷史產物，然而，在清王朝先後兩度長達五十年有聲、有色、有血、有淚的改革中，曾使它只要“中宵念起”便“夢魂屢驚”的太平天國造反，不但是它決行經濟改革的重大政治動因，而且正是孫中山的革命，才又使它萌生了誘改良以滅革命的罪惡念頭。

　　然而，不論是溫和的路易十六，還是兇狠的尼古拉二世，抑或是兩手兼能的慈禧太後和她的繼承人們，也不論他們是真心或假意於改革，甚或是鎮壓革命與實行改革並舉，蓋因他們都對改革是為自救這一目的燎然於胸，因而，他們才決然不會同意革掉他們的王位、王權、王朝，特別是為這一切所依賴的專製製度本身。因而，為維護王位、王權、王朝和專製製度的專製改良，其目的，也就只能是為了“預防革命而已”。



第二、近現代專製改良無不以“誘發革命為終”



　　顯然，改行仁政與繼行暴政是同樣的困難。這是因為：其一、要施行仁政，就必須讓步於民和讓利於民，如是，就必然要遭到統治集團內部頑固守舊勢力的反對甚至破壞。為了不使他們阻擋改革，統治集團中的改革者們，就不得不在改革中給予他們更多的好處和利益，直至當權的改革者本身也要利用改革以自肥。由是，改革非但不能製止特權，反而擴大了特權，從而使人民痛感自己在改革中所獲，乃與舊權力集團中人不成比例。這無疑只能引起人民新的和更大的不滿。再加上要保護特權和持續漁利改革，就必須壓製人民的普遍不滿。這樣，“在有人享受特權和人民受到壓製的前提下，任何為公眾利益所施行的改革便都是行不通的了”。58

　　其二、因為改革非但沒有製止特權，反而擴大了特權，而特權的擴大又勢必導致腐敗的加深，誠如孫中山所指出的，“單單是引進鐵路或歐洲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貪汙盜竊的門路，反而會使事情更壞”。這個更壞的事情，無疑要使原來渴望改革的人民，由渴望改革而變成痛恨改革，並要求實行真正的改革，即革掉專製特權和專製政治。於是，希望從根本上改革專製製度的要求，也就會日漸地高漲起來，其最終便是革命的爆發。誠如梁啟超所言：“革命黨何以生，生於政治腐敗”。59

　　其三、專製末世的改革，原是要維護專製統治的。所謂改革，說到底亦無非是停止暴政、改行仁政而已。但仁政仍屬專製政治的一種，即所謂“開明專製”，並非脫離了專製政治本身，更非改變了專製製度。但人民既然連對仁政也不能滿意，甚至要求改行仁政以外的政治改革，特別是專製製度的改革，並且要求改到民主的政治道路上去，這無疑是向王位、王權、專製權力以及整個專製製度的挑戰。此時拒絕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就會引發革命；同意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又意味著專製權力和專製統治的自我消亡。對整個專製製度而言，誠所謂“搞民主就是自殺，不搞民主則必遭他殺”。於是，專製統治者就會出於既要製止前者、又要預防後者的需要，而只好連改革也一同終止。由是，一場為預防革命而發動的改革即專製改良，最終便不得不走向了“引發革命”這樣一個結局。

　　其四、歷史是不可逆轉的。古人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話，其意義即在於此。當人民身處專製壓迫的痛苦中時，有時，痛苦會使他們變得麻木。但是，一旦專製君主“因害怕麻木中的暴醒和暴力”，而期望用改革的方式來維護其統治不致一朝傾覆時，人民又會因為改革而迅速地從麻木中蘇醒過來。這種正常的蘇醒，正因為伴隨著理性的願望，才不會有爆發暴力的危險；但也正因為其覺醒帶有理性復蘇的意義，因此，一旦於再度失望中徹底地覺醒了過來，其理性的力量，就將是任何力量所難以重新壓服的了。更何況專製統治者既要倡導改革，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倡導思想解放的運動。一為他們的改革鳴鑼開道，二為他們的改革歌功頌德。但是，既要提倡思想解放運動，就會為人民提出指責創造了條件；既要人民歌功頌德，就要準備著人民要求辯論是非。同時，既已提倡思想解放，再要禁止人民去思考，特別是禁止人民去思考對自己不利的事情，也就不可能辦到。因此，一旦改革被終止，專製統治者也就不可能不重新強化專製統治，尤其是強化專製的思想統治。那末，由對改革的失望而倍生痛苦和真正覺醒了的人民，面對著卷土重來的專製暴政，也就不可能不在絕望之下形成一種反抗的決心了。特別是這個反抗的決心，又萌生在對專製暴政和專製仁政都有了深刻的領教之後。更何況由改革所導致的特權的日趨擴大和腐敗的日益加深，再加上掌權者已經借改革聚斂了太多的財富，因而也就必然要導致整個社會、尤其是普通人民生活的更加貧窮化。這就只能為革命做好了思想與人心、政治與經濟等各個方面的準備。如是，不論是卷土重來的專製暴政，還是卷土重來的專製改良，更遑論專製統治者是要抽刀斷水，還是要橫刀奪命，都既不可能再壓服人民，更不可能再欺騙人民，而只能招來人民對於整個專製製度的徹底反叛。革命作為歷史的一個普遍變革進程，亦終於因為專製統治者們要推行專製改良，而及時地到來了。近代歐洲諸國的專製改良，就導致了民主革命的發生。這既是清王朝的專製改良必然要失敗的基本政治原因，更是辛亥革命未能避免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歷史緣由。



第二章





中國民主革命迎來了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



一　　中國民主革命戰勝專製復辟的特別艱難性和復雜性



　　誠如導論第二章所述，凡是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專製國家，都普遍存在著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反復較量這樣一個艱難歷程。以辛亥革命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革命，於辛亥之後遭遇與專製復辟長期、反復、甚至是激烈的較量，也就勢所難免。但是，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要想戰勝形形色色專製勢力的復辟，卻有著特別的艱難性和復雜性。這是因為：

　　第一、農業社會與專製歷史過於漫長。顯然，漫長的傳統農業社會與悠久的中國專製製度，為歷代統治者所發展、加固、完善和強化起來的專製統治方式及手段，歷代統治者從未實行過教政合一、卻有某些君主實行過開明專製的影響，和“民本思想”、而非“民主思想”對於專製統治所起到的柔化作用，以及落後的蠻族兩度入主中原，對中國社會發展所產生的阻礙01 —— 這一切，既維系了中國數千年的專製統治，又創造了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亦阻扼了中國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應有進程，更為復辟的欲望和潛力，奠定了久遠而又廣闊的社會基礎。因此，既然君主專製製度不足千年的英國，其王冠之下民主政體的建立，尚需歷經四十八年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艱難歷程；經歷了一百年的思想啟蒙，近九十年反復較量，才使得君主專製歷史同樣不足千年的法國最終地確立了民主共和製度；特別是君主專製的歷史不過數百年的俄國，其於革命名義下的專製復辟居然長達七十余年，並且復辟的危險至今尤存 —— 那麽，由數千年的專製統治所孕育、所完善、所強化、所加固起來的中國君主專製製度，當真只需要八十余年前武昌城頭的那一聲槍響，就可以使它頃刻消亡、灰飛煙滅嗎？

　　第二、傳統農業經濟形態遠未解體。應該說直至十九世紀上半期，中國傳統的農民小生產，即傳統的農業經濟形態，都從來未有改變。十九世紀下半期至辛亥前，清王朝歷經二度、歷時五十年的改革開放，雖然催生了中國的自由主義工商業，然而，一是改革開放的根本宗旨，乃在維護專製統治；二是窮國弱兵又不能抵禦列強對於中國自由經濟的壓迫和鉗製。因而，中國的自由經濟也只是處在發生階段，而遠未獲得發展和成形。02 辛亥之後，中國自由經濟雖然得到了相當迅速的發展，市場經濟亦開始走向成形，但它僅在沿海和沿江地區發展的區域限製，特別是軍閥復辟混戰的影響，不僅給它帶來了發展和成形的巨大困境，而且對傳統農村的觸動更是微乎其微，甚至連事關廣大農民切身利害的土地問題，也沒有和來不及予以解決。這就不僅為辛亥之後歷次專製復辟帶來了重要的農村社會條件，更為嗣後那一場要在共產革命名義下打天下的現代中國農民造反，既保存了復辟的社會基礎，又提供了造反的社會力量。

　　第三、專製的思想文化自成體系、源遠流長。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專製的思想文化體系，及其對於世道人心的鉗製力量，乃是造成反復辟歷史任務尤其艱難的重大原因之一。辛亥之前，共和主義的思想運動雖然借助兩度革命和改良的論戰而有所普及，但是，這個普及，也還沒有真正觸痛整個專製思想文化體系本身。辛亥之後，於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之中，形形色色的專製復辟勢力一再號召“尊孔讀經”，甚至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即要藉“綱常名教”以推動復辟的種種倒行逆施，無非是要將孔孟思想文化中專製的思想文化體系，當成鼓吹專製復辟的思想力量和精神法寶。

　　第四、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交相並作。猶如世界許多國家的民主革命曾伴隨著或交叉著民族、種族等革命一樣，雖然常常是“一損俱損”，卻也常常能“一榮俱榮”。其對民主革命而言，或損或榮，便要看這個國家民主革命爆發的歷史條件。如前所述，中國的辛亥民主革命，先天的弱勢固多，卻伴隨著民族革命的巨大推動力量。再加上這個民族革命又具有外反列強瓜分和內反少數民族專製統治的雙重意義，因而，這個民族革命的助力，也就在相當程度上，促成了辛亥民主革命的迅速成功，所謂一榮而俱榮者。但是，它加速了成功，也帶來了問題。

　　問題之一，是因清王朝垮得太快太易，從而渙散了革命派的銳氣，不僅造成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不利狀況，而且造成了“革命黨消、革命軍也消”的危險狀態。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對於袁世凱的輕信和讓權，特別是革命派自撤南京留守府和主動裁撤革命軍隊的做法，實為嗣後反復辟的艱難鬥爭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問題之二，是因滿清王朝崩解過速，從而造成只垮了朝廷，而各級官僚集團、特別是舊王朝軍隊未垮這樣一個嚴重禍患的存在。一方面，因許多舊官僚只需喊一聲“擁護共和”，便能搖身一變而成為新官僚，所謂用“銀桃子”取代了頂戴花翎，換湯而未換藥；另一方面，因舊王朝的軍隊已立即裂變為中央和各地軍閥的私家軍隊，從而導致來日各路軍閥混戰的發生，更作成了袁世凱擁遺朝之兵以復辟帝製的先決條件。可以說，辛亥之後直至南方革命軍北伐之前，其間十數年，革命要想戰勝復辟之所以如是艱難，無非是因為遺朝有兵而革命無軍罷了。

　　問題之三，是因滿清王朝垮得過快，從而造成大部分政治改良者於轉瞬之間便完成了立場的大轉移。所以，不少人就只可能“新其貌”而不能“新其心”。特別是一些著名的改良人士，曾因滿清統治集團的“請進和趕出”，即擡舉和打擊，又造就了他們的名聲，所以，事當袁世凱再造帝製、張勛再造復辟和北洋軍閥再造“假共和、真復辟”之時，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便立即成了推動專製復辟的能臣大將，和一批在思想文化界鼓吹專製復辟的先鋒，如著名的康有為、楊度等。他們之要救滿清，和滿清雖已不救，卻仍然要救君主製度的言行，實為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的痛苦較量，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局面。

　　第五、專製列強和民主列強的聯合圍剿。辛亥革命雖因歐風美雨、即歐洲民主革命和美國獨立革命的影響，而確立了它鮮明的民主革命目標和明確的民族革命目標，並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但是，中國的民主革命卻遭遇了一些專製列強和民主列強的聯合阻撓、反對、甚至是粗暴幹涉。武昌起義後幾天，列強便在武漢江面集中了十余艘軍艦，以監視中國革命勢力的活動。駐北京的外交使團則立即接受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恒的建議，促使清政府重新起用已被罷黜兩年的袁世凱，以撲滅中國的革命。俄國駐華公使郭索維茨在對“四國銀行團”美國代表司戴德夫人的談話中，更是坦率地承認他“唯一的意見，就是要使中國衰弱不振，並始終反對中國能夠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03 一九一二年初，當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接受孫中山的建議，決心北伐以反擊袁世凱對革命的軍事反撲，並在安徽、河南、湖北，尤其是戰略重鎮徐州屢敗和大敗清軍時，列強 —— 不分專製強國或是民主強國便又聯合起來，公然出面支持袁世凱。其各國軍艦不僅在長江遊弋以向中國的革命軍示威，而且於渤海灣阻止中國革命軍登陸。駐京各國外交使團甚至蠻橫宣布：“不準革命軍在京奉鐵路兩側十裏內戰鬥”。俄、日兩國尤借機增兵東北與內蒙，然後又做出“中立”的姿態為南北和談“牽線搭橋”，終於逼迫南京臨時政府將剛剛誕生的共和政權，向假言“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的袁世凱拱手相讓。其後，德國皇弟亨利親王還曾親赴青島公然向溥偉表示，“他的皇帝陛下，及他本人，將竭力支持清王朝的復辟”。04

　　此後，當袁世凱復辟帝製的意圖愈趨明顯，中國人民反對袁氏復辟的鬥爭也日趨激烈之時，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竟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公然向袁提出“二十一條”，並以“中國如欲改國體為復辟，則必贊成”作誘餌。袁世凱的法律顧問、日本人有賀長雄還公開發表了“共和憲法持久策”一文，鼓吹“中國應由袁世凱做皇帝，總攬大權，復辟帝製”。袁世凱的憲法顧問美國人古德諾，亦公開在《亞細亞報》上發表了“共和與君主論”，宣揚“中國如用君主製，較共和製為宜”。其後，不論是在北洋軍閥屢悖混戰的痛苦歲月裏，還是在南方國民革命軍北伐推倒軍閥統治的輝煌年頭，世界專製帝國和西方民主強國，無一不為了他們在華的利益，不是成為混戰中各派軍閥的支持者，便是公然地反對中國革命軍北伐統一中國。可以說，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直至一九二八年中國革命軍二度北伐成功，中華民國獲得初步的統一為止，世界一些專製帝國和一些民主強國，特別是日、俄兩個專製惡鄰，實無一家不是一貫地和賣力地反對中國革命和中國統一者。

　　第六、遭遇共產革命所造成的歷史混亂。辛亥革命成功之日，正值國際共產主義思潮東渡，俄國實現共產專製復辟的“革命異變期”。由列寧對俄國民主革命的背叛，所造成的民主政體向共產專製政體的倒退，不僅將以革命名義實現專製復辟的願望與手段，由它的“一聲炮響”便送到了中國，而且為正在堅持民主革命而反對專製復辟的中國，製造了由革命性質、革命理念、革命目標、革命主體和革命手段的不同，所帶來的極大思想混亂和革命混亂。由是，世界共產革命終於在尚未解體的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尋找到了它絕好的“革命土壤”；中國的傳統農民革命更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找到了它最為誘人的現代形式；形形色色正在向民主革命與共和國體實行瘋狂反撲的專製勢力，固已得到了它所需要的歷史混亂；而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所帶來的思想解放和輿論自由的局面，又為馬克思主義復辟哲學和共產革命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帶來了絕好的時代條件。再加上不論是世界專製帝國，還是西方民主強國，他們在對華利益關系基礎上所結成的，反對中國民主革命的“神聖同盟”，又一再地激怒了善良的中國人民。於是，馬克思主義旨在批判西方民主製度與西方自由經濟的思想和理論，也就在中國找到了它又一片廣闊的天空。由是，民主革命的理念被模糊了，民主革命的對象被轉移了，傳統農民“均貧賤、等富貴”的大同思想，輕而易舉地便與馬克思主義“人人有飯吃、個個有衣穿”的共產革命目標一拍即合。而以先進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國民革命陣營遂產生了動搖，發生了分裂。其中一些人更為自身傳統知識分子的本能所決定，搖身一變就成了“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並且立即為蘇俄發現、青睞、支持和扶植。從此，中國國民革命在其與形形色色專製復辟的艱難較量歷程中，又遭遇了一個更加具有社會基礎，並且直接受到外國顛覆勢力數十年支持和指使的“紅色”專製勢力，在革命名義下對她的瘋狂反撲，從而為中國民主革命戰勝專製復辟，製造了一個更加艱難和痛苦、更加復雜和危險的時代環境。

　　第七、日本帝國的長期和瘋狂侵略。中國國民革命雖然遭遇了上述種種艱難較量，然而，給中國國民革命進程帶來了最大災難的，卻是日本帝國對中國長達十四年的侵略戰爭。這一場侵略戰爭在中國所造成的直接後果，便是在辛亥之後，當形形色色的專製復辟已經為中國人民所艱苦戰勝以後，卻為共產專製復辟在中國的成功，帶來了絕好的歷史契機和歷史條件。中國國民革命，因此而再一次遭遇了最為嚴重的挫折；辛亥革命的主要民主成果，由此而被徹底推倒；近現代中國由專製向民主的過渡，從此被阻扼在共產專製復辟的厄運之中；中國大陸人民更因此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裏，遭受了曠古未有的殘暴專製統治。從而使得中國國民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的最後成功和全面成功，被拖延了半個世紀以上。



二　　中國人民堅決反對袁世凱、張勛的公然復辟以“護國”

　　盡管以辛亥為勝利發端的中國國民革命，要想戰勝形形色色的專製復辟，乃有著特別的艱難性，但是由辛亥革命的勝利和中華民國的創建所開創的嶄新歷史條件，所蔚成的良好時代風氣，所普及的民主共和思想，所交待的“護國護法”重任，不但正在使得中國人民更加地“懂共和，解民主”，而且能夠義無反顧地堅決反擊和堅持反對清王室、特別是袁世凱和張勛的公然復辟，從而奪取了第一輪護國護法的歷史性勝利。



第一、袁世凱圖謀復辟帝製的由來和經過



　　清王朝固因積弱既久而崩解過速，但是，辛亥之後被逼退位的遜清王室所懷抱的復辟願望，卻持之以恒，歷久難泯。自滿清崩解直至滿州國建立，溥儀固然從未停止過他的復辟活動，而散落在南北各地的清宗室人等亦因深懷亡國之恨，而心心念念都在復辟之中。他們或是成立孔教會、孔道會、讀經會等，以宣傳“非復辟不能救中國”；或是以祖國的山林、土地、牧場、礦山作抵押，企求日、俄等外敵支持他們的復辟行動；甚至以允諾滿州獨立為條件，收買蒙古馬賊巴布如布的蒙古軍以發動武裝叛亂。曾參預張勛復辟的前陜甘總督升允，在失敗時就曾說過“一息尚存，此心不已，留身以待，後會有期”的決絕之詞。

　　雖然，清王朝因氣數已盡，時勢難逆，而復辟無望，然而，復辟的危險卻沒有因此而減弱。辛亥之後，復辟的最大危險，無疑來自那個既能夠權傾當朝，又能夠兵迫革命的袁世凱。由於日、俄、德、英、美、法等列強對他的支持，更因他擁有一支由他自己訓練出來的王朝軍隊，還因他出山之日，便是他心懷叵測之時，05 因此，自他銜命鎮壓武昌“叛亂”起，便一步一步地向著“帝製自為”的方向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直至黃袍加身、一朝覆亡而後已。他先是擁遺朝之兵，要求清廷與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同時解散，以由他來組織一個“共和政府”；後則假言“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而借用國際國內支持力量，以逼迫南京政府讓權。及至民主憲政、政黨內閣和國會政治日倡，他竟暗殺宋教仁以廢除政黨內閣和全國大選。一旦陰謀入序，又立即逼迫國會先選他做正式總統，再製定憲法。隨即罷免三位革命都督 ，06 稱將軍、改官製。然後便下令解散國民黨，宣布解散國會，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製定總統權即等於皇帝權的“中華民國約法”。既改責任內閣製為總統製，又撤銷國務院，設政事堂於總統府內……及至陰謀就緒，乃號令祀孔祭天，親率百官赴孔廟祭孔，以為他復辟帝製的“先聲”。陰使組織“籌安會”和“全國請願聯合會”，07 召開“一致恭戴他為中華帝國皇帝的全國代表大會”。直至他登帝位接受百官朝賀之日，竟成為雲南軍政府成立，全國“護國討袁運動”鋪天蓋地之時。



第二、中國人民堅決反擊袁氏復辟帝製的勝利



　　面對著袁世凱亦步亦趨、步步緊逼的復辟行徑，已經“懂共和、解民主”的中國人民，不僅將反對專製復辟、推進國民革命的歷史任務，義無反顧地擔當在自己的肩頭，而且反對公然復辟的成功、迅速和徹底，實為世界各國所不能相比。由袁刺殺宋教仁而猛醒的孫中山，因已經意識到袁氏復辟的危險，從而指出“非去袁不可”。由是，孫發動了二次革命（參見第五節）。二次革命雖然失敗，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卻絕“不因挫抑而灰心，不以失敗而退卻”，而是“日夕共謀”，旨在武裝倒袁。國中廣大民眾以及各派政治力量，亦要求“除惡務盡”。誠如孫中山所論，“自經此役（按 —— 指辛亥革命）中國民主政治已為國人所公認，此後復辟帝製諸幻想，皆為得罪於國人而不能存在”。08 中國人民因對袁世凱復辟帝製深惡痛絕，同仇共憤，絕不以袖手旁觀為己任，從而形成了“敢有帝製自為者，全國人民共擊之”的感人政治局面。知識分子中的先進者，固因“慧眼識天仇”，很早便識破了袁世凱妄圖帝製自為的野心，因而指責袁是“假共和之名而擁兵力以行專製的魔王”。09 《北京時報》更公開刊文，揭穿“袁世凱通令祀孔祭天無非是帝製復辟的先聲而已”。知識界和輿論界如此，廣大民間莫不如是。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河南寶豐人白朗在起義的布告中就公開指出：“我國自改革以來，神奸主政，民氣不揚。雖托名共和，實厲行專製。本都督輟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糾集豪傑，為民請命。”並提出要“逐走袁世凱，以設立完美之政府”。及至袁氏復辟帝製的行徑日趨公然，黃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時，全國五百多家報紙遂以鋪天蓋地之響，與袁不共戴天，所謂袁氏乃被“氣死”之說，由是而來。

　　幸運的是，正是因為共和主義的理念，已經成為全中國人民的政治理念，中華民國的共和國統，已經成為全中國人民擁護的國統，所以，於此大勢之下，連曾力倡改良，反對革命，並曾為袁世凱鞠躬盡瘁的梁啟超，亦終於在不寒而栗之中翻然醒轉過來。梁不獨敢於《大中華》雜誌發表洋洋萬言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的大文，以對古德諾之流邪言中國“只能行專製、不能行共和”的助袁復辟謬論，予以堅決地反擊和揭穿，而且拒誘惑、蔑威脅，公然上書袁氏稱：“誠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作出中國過去大奸雄之結局；願我大總統之榮辱與中國以俱長，不願我中國之歷數隨我大總統而俱斬。”梁啟超以“先生所言，全國人人所欲言；全國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動天地”的巨大魅力，10 揚反袁護國之正氣，斥袁氏復辟之反動，並親自護送蔡鍔秘密赴日轉滇，以發兵“護國”。蔡鍔抵滇後，遂宣布雲南獨立，組“護國軍”，更在袁氏於北京新華宮接受百官朝賀之日，發布討袁檄文，公布袁氏罪狀，揭開了反袁護國戰爭的序幕。

　　蔡鍔決心反袁護國的消息傳出，昆明人民遂到處懸掛中華民國國旗，張貼“擁護共和萬歲”的標語，繳納捐款者爭先而恐後，要求參軍者涕泣而不能止。全國人民的支持使蔡鍔意氣風發。蔡遂以“不斬樓蘭誓不還”的精神，既以二萬反袁之旅對陣袁氏三十八萬皇家軍隊，又以六千入川之軍與袁氏激戰於川南。由是而使海內外人心奮起，反袁的聲浪響徹神州，護國的勝利遂成定局。蔡鍔揮師出兵不過二旬，貴州與廣東已相繼宣布獨立。山東居正起兵護國不數日即已克十余城。當此情勢之下，國務卿徐世昌遂辭職而去，袁氏心腹大將段祺瑞與馮國璋 —— 前者抱病隱居西山，不願為袁一助；後者則以江蘇將軍之身，先擁兵南京以觀望時局，繼則與江西、浙江、山東、湖南等省將軍共同壓迫袁氏取消帝製。袁世凱被迫於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撤銷帝製，於三月二十三日廢除洪憲年號，復任總統。四月初，下令改組內閣。五月八日，因各獨立省份軍人已於廣東肇慶成立軍務院，宣布指揮全國軍政，發表《十九省公民否認袁世凱冒充總統書》，並稱：“袁逆不死，大禍不止，養癰蓄疽，實為亂基。願國人速以決心再接再厲，撲殺此獠，以絕亂種。”五月九日，孫中山發表“討逆宣言”，號召“除惡務盡”，尤指出“保持民國，不徒以驅袁為畢事，決不使有謀危民國者復生於國內”。於時，曾一度支持過袁的海外華僑也紛紛致電國中，要求將袁“執行國法”。五月十九日，袁世凱發表“宣布帝製始末案”，企圖嫁禍於人，並策劃由川湘向西南反攻。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袁心腹愛將四川將軍陳悖、湖南將軍湯薌銘亦相繼宣布獨立。六月六日，袁遂於全國人民同仇共憤、一致聲討中病死。袁世凱圖謀復辟帝製由此而告慘敗。



第三、中國人民反對張勛擁戴宣統復辟的迅疾成功



　　應該說，正因為辛亥革命之後，共和主義思想已經成為全國上下莫敢一辯的新思想，中華民國已經成為舉國上下共同體認的新國家，是故，在反袁護國之役中，連大大小小的軍閥，直至袁逆的親信愛將，都不得不在“護國”的旗幟下響應共和，反對帝製；維護民國，反對復辟。所以，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當張勛竟敢乘黎元洪、段祺瑞爭奪之際，率辮子軍赴京以公然擁戴宣統復位時，不僅北京十幾家報紙“一律停刊，表示抗議”，而且上海的印刷工人也拒不排印唯一鼓吹張勛復辟的《國是報》。上海商界更為反對張勛復辟而一體懸掛中華民國國旗，以示擁護中華民國共和國統的決心。其時，反對張勛復辟的通電，“一日之內不僅高可盈尺，更有血性男兒，多有不避鼎鑊者，乃執筆痛言”，以反對復辟。偽學部尚書沈增植在滬住所，既被“義憤之士”投擲炸彈，而參預張勛復辟的主要人物萬繩軾、劉廷琛，因南昌人和九江人“無不唾罵其人為禍胎與甘心從逆，其兩家人因不堪眾矢之集，只好舉家避去”。在廣東，因“張勛復辟，中斷共和，電報傳來，人心悲憤”，竟發起“國民哭靈大會”，後改名“國民護國後援會”，以表示他們反對張勛復辟的痛絕之心。輿情如此，國情如是，段祺瑞遂於馬場誓師，決驅張以推倒復辟，從而使這一場清王室的公然復辟，成為一場鬧劇，僅僅十一天就亡殂於人心共討之中。此後，一切欲擁遺朝之兵，據私家之軍，以覬覦復辟專製者，都不得不以維護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為旗號，卻又借閹割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為手段，來達到他們“假共和、真復辟”的目的了。

三　　中國人民堅持反對北洋軍閥假共和真復辟以“護法”

—— 兼述五四愛國民主運動

第一、北洋及各派軍閥假共和以復辟、混戰的緣由



　　中國人民在擊敗袁世凱和張勛的兩度公然復辟之後，一是袁、張的失敗，昭示了中華民國國統已為民心所確認。二是全國人民反袁、反張的同仇敵愾之氣，已使得任何有槍有勢而欲奪取中央政權或割據一方者，俱已深深明白，唯有頂起中華民國的國統，扛起共和的招牌，才有可能爭取民心，或擁有民心。但是，也正因為帝製已絕，無君可忠；袁氏已死，無人可服；民主共和，軍閥不通。加之大軍閥要仗武力以統獨江山，小軍閥要擁兵割據以稱雄自保，尤其是北洋派軍閥，11 一為遺朝之兵，二為袁家班底，三為實力雄厚，他們才將袁、張復辟失敗後的中國，推向了復辟和混戰的歷史大混亂之中。



第二、段祺瑞假造共和、意在專製、首開軍閥復辟混戰的端緒



　　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因重掌國柄，遂於共和名義之下，一是拒絕恢復“臨時約法”與國會；二是藉對德參戰而一再擴大對日借款，藉以擴充皖系軍事力量；三是為借日款而與日本換文，欣然同意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並與日本簽訂軍事協定，12 同意日本在中國駐軍並將國家資源作抵押；四是組織安福俱樂部以成立段氏安福國會，使國會成為他專製權力暢行無阻的“通行證”；五是反對和平統一，高喊武力統一，對孫中山為“護法”而在廣東建立的南方革命政府實行武力討伐；六是一意擴張皖系，打擊直系，決以武力解決與直系的沖突，從而導致直、奉聯合和“八省反皖聯盟”的成立。一九二零年七月十四日爆發的直皖戰爭，遂成為北洋軍閥長期復辟混戰的端緒。



第三、各派軍閥的連年混戰



　　直皖戰爭雖以皖敗而直、奉勝以告結束，但由於直系吳佩孚被任命為兩湖巡閱使，直系齊孿元、陳光遠、蕭耀南又獲江蘇、江西和湖北督軍位置，並連續贏得對陜、鄂、川等省的軍事勝利，大大地擴充了地盤，從而引起奉系軍閥張作霖不滿。再者，於一九二零年八月組成的靳雲鵬內閣，始親奉，後又親直。張遂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抵京倒靳雲鵬內閣，組親日派梁士詒內閣。但梁內閣既釋放安福系戰犯，又任親日派曹汝霖要職，並參加“山東問題秘密談判”，以取日本借款，叠遭全國反對，吳佩孚遂與直系各督軍通電反梁，逼梁下臺。一九二二年一月梁下臺，顏惠慶組閣，奉軍遂入關備戰，直系亦調軍隊因應，從而造成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一次直奉戰爭的爆發。

　　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因原馮國璋部下西線奉軍一部停止戰鬥，從而牽動整個西線（平漢）奉軍瓦解，加之東線（津浦）奉軍又敗，結果奉敗直勝。北京政府遂在吳佩孚指使下，免張作霖本兼各職，令其聽候查辦。張作霖卻在日本支持下，用東三省議會名義，宣布東北閉關自治，自任東三省自治保安司令。其後，張因不甘，又於是年六月四日再派兵至秦皇島與直軍戰，卻又因先勝後敗，英、美出面調停，張只好簽立停戰條約。此後，奪取了北京政權的直系，尤為實力派吳佩孚，便一邊打出恢復“中華民國法統”的旗號，先擁黎元洪復位，以示法統；再迫黎元洪退位，以於法統之下，賄選曹錕。13 曹錕雖賄選總統成功，卻遭遇全國反對。吳佩孚遂以洛陽為大本營，如段祺瑞一樣，打出了“武力統一”的旗號，並且先發製人，首命孫傳芳為閩粵邊防督辦，南抗廣東孫中山，繼命周蔭人為福建督軍，北逼皖系浙江督軍盧永祥。第一次江浙戰爭遂於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開仗 —— 直系軍隊由閩、蘇、皖、贛夾擊盧永祥，孫傳芳則越仙霞嶺由閩入浙作戰。十月十二日盧永祥敗逃日本，直系齊孿元占領上海。奉系於九月十五日入關討直，直系於九月十八日宣布討張。吳佩孚親任討逆軍總司令攜軍北上，赴山海關督戰。第二次直奉大戰爆發。

　　第二次直奉戰爭雖是直奉兩系軍閥間又一次為爭奪中央政權的戰爭，但因直系第三軍討逆司令馮玉祥外接廣東，陰連奉張，暗叛直系，並在其部將鹿仲麟和北京警備副司令孫嶽及直軍第二路軍司令胡景翼支持下，回師北京發動政變，呼籲和平，趕出遜帝，北京政府遂被迫下令停戰，並解除吳佩孚軍職。其時，適奉軍又在山海關大敗直軍，馮軍亦在楊村與北倉打敗吳佩孚，吳主力基本被消滅。第二次直奉戰爭便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日曹錕辭職，即直敗奉勝為告終。

　　第二次直奉大戰期間的北京政變，它積極的一面，一是廢了溥儀滿清皇帝的稱號，並驅之出宮，僅年付五十萬圓以維持家用。二是馮玉祥在段祺瑞、張作霖同意下，決定邀請孫中山北上，從而在全國促成召開國民會議的運動，並由之而引發了“首都革命”、即一系列反對軍閥復辟混戰賣國的群眾運動。其消極的一面，一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馮玉祥、孫嶽、胡景翼已發出擁護段祺瑞復職的電報，十一月又在天津會議上共舉段祺瑞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遂使段政權復活，並由此而產生段氏“善後會議”，14 使民眾所追求的國民會議不能召開。二是馮玉祥等以私家之兵組成中華民國國民軍，馮自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和孫嶽為副司令兼第二、三軍軍長，從而在各系軍閥中不僅增添了一個“馮系軍閥”，迅疾地誘發了一場更大的內戰，而且為馮系謀得了“革命”的招牌，為北伐勝利後的中華民國埋下了又一場分裂與叛亂的巨大禍患。

　　因第二次直奉大戰的結果是奉皖兩系控製了北京政權，段祺瑞重新上臺，段政府遂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任命皖系敗將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免齊孿元江蘇督軍職務。盧永祥遂與山東軍閥張宗昌引奉軍占領浦口、南京一帶，齊孿元乃與孫傳芳組織江浙聯軍，進攻北京政府委派的淞滬軍使張允明，交戰於無錫。後因孫傳芳突然宣布撤兵，而使齊軍大敗。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齊孿元通電下野。同日，奉軍進入上海。這便是第二次江浙戰爭及其結局。

　　在第二次江浙戰爭中，孫傳芳雖因背齊而使齊敗，奉軍就此而源源開往上海，卻因此而立即引起了其他軍閥的恐慌和反對。孫傳芳遂決定聯馮反奉，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以“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名義通電討奉，十月十六日攻占上海，十月十九日占南京，十月二十三日占蚌埠，十一月十八日占徐州，逼使奉軍退守山東境內。孫傳芳遂建立東南五省聯軍，自命東南五省官員，從此於吳佩孚兵敗之後在武漢建立的十四省聯軍中脫穎而出，自成體系，不再聽吳指揮。

　　一九二五年在奉軍被孫傳芳趕出蘇、皖兩省後不久，其內部曾發生郭松齡倒戈張作霖的內戰。15 郭松齡因李景林的出賣而戰敗亡命。其先，因馮玉祥曾為救郭松齡而向李景林提出假道熱河，為李所絕，郭死後馮遂發兵攻李，占天津，李景林只好退兵山東，與張宗昌結成“直魯聯軍”。是年底，馮又試圖聯吳佩孚以製張作霖。未想吳未忘舊仇，非但拒絕，更致電張作霖，要聯奉討馮。一九二六年一月張學良復吳電表示諒解，由是直吳與奉張重結，並且聯合李景林、張宗昌的直魯聯軍，以攻打馮玉祥的國民軍。直吳軍由京漢線北上，直魯聯軍由津浦線北上，奉軍負責關外並助吳軍餉二百萬圓，議定將來北京政局由吳佩孚主之。此次大戰，吳佩孚、張作霖、李景林、張宗昌打勝，馮國民軍敗亡大半，後困於西北。大戰期間，一是導致日本軍隊炮擊大沽口和日、英等八國的蠻橫幹涉，造成“大沽口事件”；二是引發“反奉倒段”運動和國民軍鹿仲麟部發動兵變推倒段政府；三是北京“三一八”慘案的發生。

　　一九二六年四月奉直、直魯軍進京，吳佩孚便提出恢復曹錕法統。16 張作霖則提出恢復“臨時約法”，同時召集國會開會，組織由他所控製的攝政內閣。其後，歷經顏惠慶、段錫矽和顧維鈞等內閣，直至一九二七年六月，張作霖自組安國軍政府，自任大元帥，掌控北京政權。

　　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十一年間，除掉皖系、直系、奉系等大軍閥為爭奪北京政權而叠起的大型混戰以外，各地方軍閥為擁兵自保，同樣是長期混戰不止。其中省與省之間的混戰，和一省之內的混戰，可謂此起彼伏，連連不斷。其間，僅四川境內便有大小混戰四百三十九次之多。如前所說，這些混戰，在大軍閥雖為爭奪中央政權，以期武力統一和復辟天下；在小軍閥則為擁兵以自保，或奪地以稱王。但在名義上，他們不是假共和以興師，便是借自治或聯省自治以用武。中華民國的國統誰都要搶；中華民國的法統誰都要閹割；國會和“臨時約法” —— 這兩個中華民國國統和法統的標誌，更是成了各路軍閥或號令天下以稱王師，或奪地稱雄以做霸主的法寶。至於遍及數省，由軍閥標立與標榜“憲法和憲政”，以行封建割據之私的情形，乃事所不鮮。此亦足以證明，假共和之名以行專製之實，實已成為大小軍閥長期推行復辟混戰的一塊遮羞布。



第四、中國人民堅決反擊軍閥的復辟與混戰



　　誠然，袁、張之後的中國人民，蓋因“懂共和、解民主”，“厭絕專製，寶愛共和”（陳獨秀語），才始終堅持反對北洋軍閥的假共和與真復辟。同時，一是因軍閥混戰而不能在政治上造就專製一統的局面，從而為反對軍閥復辟混戰提供了政治上的自由條件。二是中華民國國統和法統的鉗製，又使得軍閥們不敢仿效袁、張以公然復辟，而只能假共和以行復辟之實。這就給反復辟帶來了明確的立場，積聚了正義的力量。三是辛亥之後思想輿論的高度自由，乃予人民、尤予知識界以宣傳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的廣大思想輿論陣地。四是兼以推廣白話文與文學革命、意在反復辟的新文化運動，以及其後的五四愛國民主運動，又在相當程度上普及了文化，提高了民智，迅疾提升了整個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質。因此，自一九一七年段祺瑞由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一變而為再造復辟的大軍閥起，中國人民反對軍閥復辟、混戰和賣國的鬥爭，直如長江後浪推前浪，浪浪相推，波峰疊起。中國人民反對軍閥假共和、真復辟的鬥爭，可分為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從反段護法、反段賣國到五四愛國民主運動的爆發

　　一、蓋因段祺瑞在成為“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之後，轉身便要做拒絕恢復國會和“臨時約法”的大軍閥，孫中山立即在全國人民的反段聲中，於一九一七年七月高舉起“反段護法”的旗幟，公開揭穿了段祺瑞“假共和之面孔，行其專製之手段”的復辟本質。隨後，原國民黨議員中商榷系及政學系的一百五十名議員和海軍總長程璧光乃追隨孫中山南下，於廣州召開“非常國會”（因法定人數不夠），決議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並即刻分兵湖南，以發動護法戰爭。

　　二、如果說一九一五年袁世凱因接受日本“二十一條”，就已引起過日本留學生和國內學生及民眾的堅決反對，那麽，一九一八年五月，當段祺瑞欲借參戰（指歐戰）向日本借款以圖擴充皖系，並不惜以國家資源作抵押，與日本簽訂軍事協定，同意日本在我國駐軍時，17 中國留日學生中的絕大多數人，遂立即在東京舉行示威遊行，表示抗議。其時，因日本政府毆打逮捕中國留學生，留學生乃宣布罷課並組織救國團體，宣傳愛國反日，同時派遣兩千人急速回國，以聯系國內各地高校發動反段愛國運動。由是，北京、天津、濟南、上海、福州等地相繼爆發反對段祺瑞賣國的學生運動，全國各地“抵製日貨”的運動亦得以迅速展開，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奠定了基礎。所以，一九一九年春天，當中國人民得知“巴黎和會”將把戰敗國德國在戰勝國中國山東的“特權”轉讓給日本時，一場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為中心內容的，反對軍閥復辟愛國的偉大群眾鬥爭 —— 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便立即鋪天蓋地地席卷在中國的大地之上。

　　為了製止賣國政府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在校長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學生即於五月三日晚議決“通電巴黎專使不得在和約上簽字”，並於翌日 —— 五月四日，聯合北京十三所大專學校的學生，齊集天安門舉行盛大遊行示威。當日下午四時許，學生火燒曹汝霖宅，痛打章宗祥，18 三十二名學生因此而被捕。於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固言“今日發生之事，乃屬愛國運動，此種愛國運動在各國是最平常的事，大家不必驚慌，我當負責營救”，國會亦有代表聲明，表示要贊助學生的行動。始未參預的清華大學代表隨即表示將與各校同時行動。警官學校代表更已出示“殺賣國賊”的血書。朝陽大學的代表則提出了發動抵製日貨的運動。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成立，並再一次致電巴黎拒絕簽字。學生的愛國行動和政府逮捕學生的行為，激勵和激怒了全國民眾。京師總商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聯合全國各商會一起援助學生。上海、天津各地，各團體或個人紛紛電請政府釋放學生。山東省議會正副議長等四人赴京與山東籍國會議員議決要求釋放學生，並為山東問題失敗彈劾內閣。於是國會提案，誓不承認“二十一條”和段祺瑞與日本簽訂的“順濟鐵路合同”（段托名修路以籌款擴兵），已未俱樂部甚至提出要彈劾總統袒護賣國賊的行為。由是，政府因蔡元培願以身家性命作保學生復課，而釋放學生。

　　然而，五月四日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打曹汝霖，雖迫使曹、章、陸三人辭職，但蔡元培因保護學生而遭到曹、章、陸謾罵，也被迫辭職。前者雖無人為其“鳴冤”，後者則受到廣大教職員工以全體辭職相同情。北京政府遂同時慰留蔡元培與三國賊，並更換教育部長，撤換高等學校校長多人。由是，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遂再度決定罷課，並堅持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掀起了更大的運動高潮。然而，北京政府所采取的監控新聞、禁錮輿論、取締學生活動和為曹、章、陸辯護等做法，特別是總統徐世昌於六月一日下達責斥學生的命令，北京政府於六月三日逮捕演講學生一百七十八名，六月四日拘捕學生八百余人之等等倒行逆施，非但沒有將“真理所在，死生以之；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學生運動鎮壓下去，反而激起了全國學生和各界民眾的一致反抗。孫中山遂領銜以廣州軍政府七總裁名義聯名通電，表示支持學生運動；廣東非常國會亦宣言痛詆曹、章、陸賣國；天津、武昌、杭州、青島、煙臺、蕪湖、保定、福州、南昌、常州、登州等各地學生紛紛成立組織以聲援首都學生；上海、天津、濟南、寧波、廈門、鎮江、漢口、蘇州、無錫、常州、揚州的工商界，亦公開聲明支持學生。自六月五日起，上海及各地工商界始共同宣言“不除國賊不開門”。上海商界還決定提倡國貨，不用日輪裝貨，不用日鈔，各著名大報亦聲明不登日商廣告。天津商界還將所訂日貨全部退還。長江流域商人亦同聲排斥日貨。自六月六日起，上海浦東工人率先罷工以聲援學生。“賣國賊存在一日，商學工界即輟業一日”的呼聲響遍國中。

　　在全國各地各界的巨大壓力下，六月五日，政府釋放學生；十日，政府免曹、章、陸職務；十三日，國務總理錢能訓辭職，大總統明令禁止鎮壓學生運動；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會代表在全國人民七千多份函電和法國三萬多名華僑及留學生的逼迫下，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不僅獲得了反對軍閥政府賣國的勝利，而且獲得了反對軍閥政府鎮壓人民民主運動的勝利。正是這一雙重的勝利，才決定了五四運動作為愛國民主運動的性質。中國人民反對北洋軍閥及其北京政權“假共和以復辟”的鬥爭，亦因此而走完了第一個大階段。

第二階段：中國人民為捍衛中華民國國統和法統的種種奮鬥

　　這一階段，從時間上看，是在直皖戰爭與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直到第二次直奉戰爭的爆發。就事實上看，則從全國人民反對曹錕賄選，直到全國民眾提出種種“維護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要求。

　　一、因直系在直皖戰爭和第一次直奉戰爭中的勝利而擴大了地盤，充實了武力，劫奪了北京政權，因而，它才在恢復中華民國法統的虛假幌子下，導演了一場“擁黎上臺”、“迫黎下臺”19 和曹錕賄選總統的醜劇。這個醜劇，一方面將他們要恢復中華民國法統的假戲暴露無遺，一方面則將中華民國共和法統閹割得不成樣子，使得深受大軍閥混戰之苦的國民，又一次斷送了要求實現共和的希望。因此，自曹錕賄選一開張，不僅痛苦憤懣之情激蕩民心，而且頓足斥罵之聲震撼全國。上海有國民討曹遊行大會，杭州有討曹救國大會，各省學生再起學潮以討曹錕、誅議員。上海工商界還召開省區公民大會，決議將受賄議員由本省各法團抄沒其家產，削除其籍貫。浙、皖等地的學生，有的搗毀議員家庭，有的發起鋤奸會，擬將受賄議員鑄成鐵象，以留永世之罵形。雖然曹錕一系多方鎮壓 —— 如逮捕記者，封鎖輿論等，但全國人民的反賄選鬥爭仍然愈演愈烈。一百余名旅滬拒選議員紛紛發表聲明，聲討賄選之罪。其他懷恨直系的大小軍閥，諸如雲南唐繼堯、浙江盧永祥、奉天張作霖、淞滬何豐林、四川熊克武等也先後通電反曹賄選。可以說，正是曹錕賄選和其後吳佩孚所叫喊的武力統一，才從反面促成了全國反直運動的發展，誘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的爆發，促成了馮玉祥倒戈與北京政變的發生。

　　二、應該說，自直皖戰爭和第一次直奉戰爭起，全國民眾反對軍閥混戰的鬥爭，便從來沒有停止過。這個鬥爭，一方面因維護中華民國共和法統而帶有鮮明的反復辟性質；另一方面又因反對軍閥爭奪中央政權而具有揭穿軍閥“假共和真復辟”的作用。加上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的影響，與五四運動勝利成功的激勵，在思想、文化、教育各界，直至在地方軍閥中間，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擁憲立憲”和“自治聯治”的運動。這些運動的共同出發點，是要以製定國家的根本大法，來肯定、維護和發展中華民國共和國統；這些運動的共同要求，則是要用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來遏止軍閥混戰、謀求祖國的和平與統一。雖然就地方軍閥而言，此亦無非是又一層次的“假共和”而已。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東方雜誌》曾出版兩期“憲法研究專號”，稱“民國已十一年，然兵連禍接，擾攘至今，根本大計，迄未公布”，因而“吾國今後國民之責任，唯促成憲法之製定，裨政治入軌，絕亂源，定國基，然後徐圖興國之道而已”。一九二二年五月，胡適之、蔡元培、王寵惠等亦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中”，提出要組織一個好政府，即“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一個有計劃的政府”，更提出“組織一個好政府，是政改的唯一下手功夫”。20 並且，繼清末就有人提出要在中國建立一個聯邦製國家的思想，一九二零年十一月，章太炎在北京《益世報》上發表“聯省自治虛政府議”一文，以“近世所以致亂者，皆由中央政府權籍過高”為由，提出“中央政府只宜虛置”。一九二二年九月，胡適之則提出了“建立在省自治上面的聯邦的統一國家”之建議，等等。21 正是上述鮮明反對軍閥混戰的思想和輿論，才一方面導致了“廢督裁兵”等推倒軍閥具體辦法的出現，22 又導致了地方軍閥割據勢力為在大軍閥混戰中擁兵自保，而高唱“製省憲、省自治直至聯省自治”的高調，甚至“付諸實踐”。23 雖然他們的行不通乃為勢所使然，但是在同聲相求以反對大軍閥復辟混戰和小軍閥擁兵割據上面，應該說還是起到了一定的宣傳作用和發動作用，為嗣後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的“北京政變”和其後全國人民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直至消滅這一混戰，統一中華民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政治影響。

第三階段：從國民會議運動到三一八慘案

　　雖然在反曹錕賄選之後，一方面出現了群眾運動的低潮期，一方面知識界又提出了種種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的思想和方略，然而，隨著第二次直奉大戰的爆發，尤其是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卻迎來了又一個更大的和更加持續的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的群眾運動高潮。

　　一、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馮玉祥在北京召集政治軍事會議，在段祺瑞和張作霖的表態歡迎下，決定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時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孫中山遂以中國國民黨總理的名義發表“北上宣言”，重申國民革命的目的，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決國是。由是，全國立即出現促成召開“國民會議運動”的高潮。穗、京、滬、津、漢、濟、寧、徐州、張家口等地的人民團體紛紛通電，擁護召開國民會議；滬、粵、鄂、湘、浙等省均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北京還成立了“婦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以推動國民會議的召開。然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執政府卻公布“善後會議”條例（參見註十四）。由於該條例凸顯了各派各地軍閥只想實行聯合執政，既未“新其貌”、更未“新其心”的特點，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國民黨遂通電首先反對召開善後會議。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廣東國民會議促成會組織十萬人遊行，以反對善後會議。一九二五年元月三十一日，孫中山指示國民黨員拒絕參加善後會議。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於善後會議召開之際（二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社會各界聯合在北京召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公開否認段政府的“善後會議”，重申打倒軍閥的主張，決議指出：“中國國民欲求恢復民族獨立與自由，即在以國民會議產生革命政府，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雖然孫中山先生的逝世和段政府拒絕召開國民會議，造成了國民會議的流產，但由於召開國民會議以決國是的要求已經深入人心，由於一九二五年四月段政府與法國簽立中法協定承認“金法郎案”，24 由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血案”發生，由於一九二五年十月段政府雖然召集關稅特別會議卻無從實行關稅自主，首都國民遂連續地推起了反對段祺瑞執政府的高潮，並立即得到了全國民眾的響應。於時“打倒媚外政府”的呼聲此起彼落，各種倒段反奉的要求響遍全國，種種罷工、罷課、遊行、示威的行動紛至沓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首都群眾在天安門舉行國民大會，通過了“立即解散段政府、由國民製裁和解散關稅會議、召開國民會議”等一系列決議案。要求“組織國民政府臨時委員會和召開國民會議”的呼聲，由是響徹國中，從而形成“五四”以後全國民眾又一次反對軍閥復辟賣國的持續性高潮。尤其當日本軍艦炮擊我大沽口炮臺的消息傳來時，25 這一反對北京段祺瑞軍閥政府的群眾運動高潮，就更是形成了烈火烹油之勢。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國民黨北京市黨部與北京學生總會、北京市總工會等發起北京各學校、各團體代表緊急會議，議決“嚴正駁斥日通牒，不許日艦攜奉軍入口，驅逐八國公使出京，請國民軍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戰”。並於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召開了三萬余人的“反對八國通牒國民示威大會”，誓言要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熱血，反對帝國主義之聯合進攻，26 反對軍閥之賣國行為，同時決議廢除辛醜條約及一切不平等條約，要求在津的外國兵艦立即撤退並懲辦大沽口戰爭禍首。會後又組織兩千多人請願團赴鐵獅子胡同向執政府和國務院請願。段祺瑞的執政府遂以“聚眾謀亂危害國家”為名，命令開槍射擊請願隊伍，製造了四十七人死亡和一百余人受傷的三一八慘案。

　　三一八慘案立即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滬、津、穗、桂林、長沙、南昌等地群眾，包括海外留學生及華僑，立即發起了反段愛國的運動。首都民眾於三月十九日再次聚集天安門前舉行國民大會，並通過“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權，交由國民裁判；解散關稅會議，宣布通過關稅自主；組織國民政府臨時委員會，召開國民會議”等決議案。從而將中國人民堅持了十一年的，反對北洋軍閥假共和以復辟、混戰、賣國的鬥爭，推向了最後的高潮期。正是在這一高潮期中，段祺瑞政府倒臺，27 廣東革命政府乘勢吹響了北伐打倒軍閥的進軍號角，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終於在北伐的勝利進軍中得以重建，中國人民亦終於迎來了十七年反復辟的歷史性勝利，更迎來了中華民國和平與統一的初步實現。



四　　中國人民反復辟的思想文化革命 —— 新文化運動

第一、新文化運動是在思想文化上反復辟的革命



　　如果說袁世凱、張勛的公然復辟，因全中國人民的“共擊之”而先後歸於敗亡，那麽，當之“再造共和”的大英雄，竟於馬場誓師到執掌國柄的轉瞬之間，就又成為再造假共和真復辟的大軍閥時，應該說，它給予國人的強刺激，實不亞於袁、張的公然復辟。尤其是北洋軍閥製造一系列混戰和混亂的行徑，不單使國人痛心疾首，特別使得中國的優秀知識分子們“寶愛共和之心，因以勃發；厭棄專製之心，因以明確”（陳獨秀語）。

　　再者，如前所說，辛亥之後清王室的宗親貴要就曾到處成立孔教會、孔道會、經學會等等，以宣傳“非復辟不能救中國”。而袁氏復辟帝製的先聲便是“通令學校祀孔，親率百官祭孔，下令所有衍聖公暨配禮賢哲後裔，膺受前代榮典，均仍其舊”，所謂“欲遏橫流，在尋正軌”，試圖以獨尊“孔教”，來改變所謂“波邪充塞、法守蕩然”的“共和現實”。康有為既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上書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又於一九一七年七月張勛復辟時，因身封“弼德院副院長”（院長徐世昌），而親擬宣布復辟的上諭。並稱：“自今以往，以綱常名教為精神之憲法，以禮儀廉恥收潰決之人心”，實際是要在思想文化上首先實現復辟。至於滿清的遺老遺少們，不僅為推動復辟而大肆鼓吹尊孔讀經，意在“倡明周公孔子之學”，而且還“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地從辛亥前一直鬧到辛亥後，甚至從袁氏復辟一直鬧到北伐推倒軍閥乃止。由是，國中賢者便不難發現，凡復辟，必與獨尊孔教有關。孔教不僅是為專製復辟鳴鑼開道的精神法寶，而且是專製賴以復辟的政治法寶，更是專製已經實現復辟的一劑“思想保和湯”。因此，國中賢者們也就不論他們是提倡科學與民主的新型思想家，還是要反對文言文和舊文學的新型文學家，便都將孔教當作他們誌在批判和打倒的對象。這，便是新文化運動狂飆伊始，就會喊出“打倒孔家店”的真正原由所在。它無疑是革命與復辟艱苦較量時代的思想產物，也是革命思想和復辟思潮的一場必有較量，更是辛亥前那兩場批判封建綱常名教和專製改良的共和主義思想運動，在辛亥後的繼續和深入。再加上共和國統之下的數度專製復辟，又給社會生活帶來了極大的混亂和痛苦，28 這就使得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學的提倡者們，不僅能夠認識到批判專製思想文化的必要性，而且能夠理解到提高人民思想文化素質，進一步普及共和主義思想的重要性。特別是他們又在一個特殊的痛苦時代 —— 革命與復辟艱苦較量的歷史時期，獲得了思想靈感和文學創造的深厚生活基礎及豐富情感泉源，因此，在思想有了，生活有了，痛苦也有了，追求亦更明確和更堅決的反復辟時代條件下，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的先後兩聲吶喊，既開啟了對“孔家店”的大膽批判，又開始了對革命與復辟較量時代社會生活的文學表現。前者繼承辛亥前共和主義思想運動對封建綱常名教的批判，誌在思想戰線上為反對專製復辟、推進民主革命而盡其功；後者則以晚清的文學革新為前瞻，繼承和發揚了它敢於批判現實的精神，勇敢地直面社會生活，以“引起療救的註意”。如是，一場在後來被托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文化革命，便在思想和文化兩個方面，並在革命與復辟正在艱難較量的中國大地上，被轟轟烈烈地推動開來了。



第二、新文化運動是以民主批判專製、科學批判愚昧的思想文化革命



　　作為新文化運動主體部分的思想革命，它萌動於袁氏復辟的歲月，呼喊於張勛復辟的前後，如潮如湧在軍閥復辟混戰的年頭，結果於北伐成功的輝煌年代。

　　一九一五年九月，陳獨秀已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以“敬告青年”為題，為這一場反對復辟的思想革命，豎起了“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他說，“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一九一六年二月，他又在“吾人之最後覺悟”一文中，公開指出“中國欲求生存，必須拋棄官僚的專製的個人政治，實行自治的國民政治”。一九一九年一月，面對著復辟派非難《新青年》“破壞禮教、禮法、貞節、倫理”之等等罪名，他又發表了綱領性的“自辯書”，宣稱“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對禮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對那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並誓言“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國……若因為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能辭”。29

　　由是，面對著在辛亥之後已經墮落為復辟派的康有為，和他一再力倡“尊孔、復古、讀經”所推起的一波波逆流，陳獨秀則在“孔子之道德與現代生活”等文章中，嚴正標明了“封建禮教與民主政治不可兩立，孔子之道與共和製度直接對立”的思想立場，豎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由是，李大釗乃大聲疾呼“君與民不兩立，自由與專製不並存。是故君主生而國民死，專製活而自由亡”。30 吳虞則繼承了辛亥之前民主革命派對於綱常名教的批判，以在思想上和理論上進一步清算“維系了二千年專製政治和家族製度之根本的孔子孝悌思想”，指出了禮教的吃人本質。

　　魯迅亦尖銳地抨擊了要借保存國粹而維護專製政治的“國粹派”們，指出“我們要保存國粹，須得國粹也能保存我們”。同時還鞭笞了仍然在叫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偽革新派們，批判了他們“既說是應該革新、卻又主張復古”的兩重思想。

　　可以說，既高舉起民主的大旗，以反對專製政治和整個專製製度；又高舉起科學的大旗，以反對數千年來專製思想、專製觀念和專製文化所造成的種種愚昧 —— 這在革命與復辟、即民主與專製激烈較量的時代，不僅已經是名副其實的新文化運動，而且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反復辟思想文化革命了。



第三、新文化運動的成就和影響



　　顯然，由於新文化運動的先導部分和主體部分，乃是一場在政治上反對專製復辟的思想革命，這個革命在它一開場，便帶頭對於一切復舊、復辟的思潮和行為，進行了大膽的、並且是堅決的批判和清算，所以，作為新文化運動重要組成部分的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革命，才有可能在一開場便生機勃勃地高舉起“反文以載道”的文學革命旗幟，更只在短短的幾年中便獲得了那樣大的成就。說到底，幾位留學生在美國關於“新潮之來不可擋，文學革命其時矣”的閑話，31 之所以能夠在國中誘發起“文學革命”的時代大潮，無非是這個關乎文學的“閑話”，適應了辛亥之後國人在思想文化上反對專製復辟的時代需要，它，才有可能因為“一點因由”，而被“著意點染”，從而在反復辟的思想革命已經蓬勃開展的時代條件下，推動起了一場真正的文化和文學革命，結出了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革命的碩果。這也是胡適之先生所小心翼翼提出來的“文學改良芻議”，到了陳獨秀的手裏，便不僅還了胡適之先生“新潮之來不可擋，文學革命其時矣”的本意，而且能就此做成一篇“文學革命論”，並喊出了“三推倒和三建設”之文學革命主張的根本原因。32

　　新文化運動的第一個成就是白話文運動的勝利，即白話文的被正式公開提倡和被迅疾地推廣普及。33 這不僅對於文學革命和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成形具有決定的意義，而且對於推動民主理念，普及科學知識，提倡革命精神，號召反對復辟，即在更為廣泛的規模上批判專製思想、專製政治和專製製度，推廣新思想、新觀念、新文化和新知識，直至推動北伐在全國的迅疾成功，均起到了無以低估的歷史作用。

　　新文化運動的第二個成就是文學革命的實績。首先，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便是在批判“吃人禮教”的新文化運動中應運而生的。緊接著，魯迅又從批判專製政治的“上下”兩個方面入手，以對孔乙己命運的深刻描寫，猛烈地批判了專製統治之精神枷鎖 —— “科舉製度”的罪惡；又在對鄉村遊民 —— 阿Ｑ形象的塑造中，深刻地揭示了專製製度之所以能夠維系其長期統治的社會基礎，即中國傳統農民無思想、無文化，卻有著根深蒂固之封建專製觀念的本相。胡適、劉半農、郭沫若開始以白話詩歌的形式詠嘆社會的痛苦，人民的不幸，歌唱一個古老民族的方死和方生；以魯迅為代表的一批文學新人，則以重大的社會問題作為自己創作的主題，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註意”。中國的新小說、新詩歌、新戲劇終於爆發開來，其作為一場文學運動，不僅為白話文的迅疾推廣與普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為我們民族現代語言的形成建立了莫大的功勛，而且它開山之日便是結果之時，誕生了迄今為止，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藝術上都無愧於後人的不朽之作。尤其是它在革命與復辟公開較量的時代，作為那一場反復辟思想文化革命的一個部分，確乎揭出了病痛，也引起了療救的註意，引發並堅定了人民、特別是青年反對專製復辟、追求民主政治的信念。這一切無疑都是文學革命的重大成就。

　　新文化運動的第三個成就是它對於整個社會生活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由於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反復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它雖由少數知識分子所倡導，卻又為廣大青年和普通民眾所參加。加上辛亥之後中國人民已經擁有相當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分裂混戰中的軍閥又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再造專製一統，以強行取締這一自由，因而，這一場反復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就不僅在思想上、文化上及文學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獲得了廣泛的響應。其影響之深，之廣，之所向披靡和只進無退，實是將革命與復辟公開較量時代的整個社會生活氛圍，引向了一個空前的質變階段。不僅予舊思想、舊文化以重創，特別予剛剛誕生、還在鮮血和痛苦中掙紮的新中國，在思想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註進了新鮮的歷史氣息，使之迅速地出現了推陳出新的思想文化局面。尤其是它所表現出來的“崇尚自由、反抗權威，排斥專製、追求民主，批評傳統、肯定現代，破除迷信、推崇科學，深懷理想、一意求新，和要積極、不要消極，要個人主義、不要專製主義”之種種嶄新的時代精神，不僅在迅疾地改變著那個時代的面貌，而且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歷史影響。因而，在更加廣闊的社會生活與更為久遠的歷史範圍內，將它視作在各個方面均要推陳出新的一場“思想啟蒙運動”，也就言之不過。



第四、新文化運動在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方面的負面影響



　　其一、文學革命方面。由於中國數千年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要成份 —— 專製的思想文化體系，絕非是一朝一夕所能批判、清算得了的；由於剛剛認同科學和民主理念的批判清算者本身，同樣背負著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影響；由於辛亥之後的中國正處在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特殊歷史時期，他們既身置其時，又身在其中；因而，他們對於時代發展的本質，也就很難認識得十分清楚。由是，那一批在舊時代為舊文化所培養起來的新文化人，即“新青年”，就自然而然地會把由專製復辟所造就的社會災難，和由剛剛覆滅的專製王朝所遺留下來的社會痛苦，與辛亥革命是一場失敗的革命聯系起來，甚至反轉過來認為，這一切都是辛亥革命沒有獲得成功所致。這就使得魯迅等一批作家於文學革命後期，將對數千年專製社會的批判與辛亥革命所必然要引起的時代陣痛劃了等號，不僅混淆了辛亥前後中國社會發展的本質區別，而且混淆了民主革命和專製復辟的政治界限。從而為不僅要推倒專製製度，甚至要否定辛亥革命的錯誤思潮，作了文學上和心理上的鋪墊。比較一下法國波龐王朝復辟時代的巴爾紮克、福樓拜等偉大作家，重新認識一下他們在文學上一心要批判的復辟貴族，竟恰恰是他們在政治上一心要維護的心愛者 —— 這樣一個“根本矛盾”，我們就能明白，他們對復辟時代社會心理與時代風情的描寫，實在是對那個“革命與復辟正在艱難較量的”時代，作了相當本質、相當鮮明，即相當深刻和準確的文學概括。於連·索黑爾，包法利夫人，德·拉·木爾侯爵的女兒馬特爾小姐 —— 應該說，正是從這些不朽的文學形象身上，我們才看到了法國社會民主進步和專製倒退的激烈沖突，以及這個沖突之必然要解決和必然能夠解決的歷史前途，即“聖·瑪麗街修道院裏的共和主義英雄們”一定能夠戰勝專製復辟的勝利前景。這固然是法國文學已經走向成熟的表現；同樣是法國民主革命前漫長的思想啟蒙運動，曾對專製主義實行過廣泛深入批判的一個積極成果；更是法國傳統農業社會已經並正在解體，民主與科學已經先走一步這一歷史進步性，所帶來的進步文學現象。

　　其二、思想革命方面。由於新文化運動在思想革命範圍內，沒有能夠積極地區分傳統思想文化與其中“專製思想文化成份”的界限，從而將所有的傳統思想文化都當成了批判和打倒的對象，這就不僅為對手的反擊帶來了可乘之“理”，而且表現了對於民族文化遺產的不公正態度，更為嗣後在共產革命思潮的侵擾下，不加鑒別地動輒便要否定和打倒傳統文化，甚至以批判和打倒傳統文化來取代對於當代共產專製思想文化的清算，提供了似是而非的理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在中國大陸出現的，某些人不能、不敢、甚至是不願批判共產專製政治，卻樂於批判、直至全面否定民族傳統文化，並堅持鼓吹民族虛無主義的奇異文化現象，雖然不過是一種改良主義的文化現象而已，但是，這一改良主義的文化現象，卻在維護共產專製製度，鼓吹共產專製體製內的政治改良，淡化共產專製製度的罪惡，特別是它在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上，對新一代青年所產生的惡劣影響，實在不能不說是新文化運動“負面影響”的一個至為悲哀的歷史效應。



五　　中國國民黨堅持反復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艱辛歷程

一、中國國民黨的由來、性質、理論和綱領

　　在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艱難歷史進程中，要想明白中國國民黨堅持反復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艱辛歷程，首先就要對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政黨的由來、性質與發展，有一個清晰的認知。

　　“國民黨”，是發動辛亥革命成功的主要政治團體 —— 中國同盟會，在辛亥之後進行公開大發展的一個歷史結果。是民國初年中國形形色色政黨中最大的一個政黨。一九一二年八月，中國同盟會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為綱領，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以及全國聯合進行會成立了國民黨。持平而論，如果當時並不存在著一個“才足以帝製以自為、智足以壓服民黨、魄力足以借刀殺人”的袁世凱，作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則於民初共和主義思想頗為普及，國民黨已經在國會參、眾兩院獲得絕對多數席位，宋教仁亦在全國競選中深獲民眾擁護的歷史條件下，通過議會政治，組織政黨內閣，從而把中國建成一個民主、法製之共和國的目標，也就未嘗沒有實現的可能。但是一九一三年宋教仁在上海被袁暗殺這個悲慘而且黑暗的事實，卻阻斷了這個可能。宋教仁被刺後，孫中山發動的二次革命歸於失敗，袁世凱遂相繼宣布解散了國民黨和國會。其時亡命日本的孫中山因痛感“國民黨的蕪雜”，而決心“正本清源”，因而，才於日本成立了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雖然對外仍沿用國民黨的名義相號召，對內則要求恢復中國同盟會時代的革命精神，在軍事上要以武裝討袁為目的，在思想上要堅持實行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在宗旨上要以創建“五權憲法”為目標，並接受袁世凱之所以能夠篡權復辟、革命黨之所以被迫讓權失敗的教訓，確定了“軍政、訓政和憲政”之重大革命方略。應該說，這實在是孫中山民主建國思想的一個重要發展，為嗣後中國民主革命反復辟的歷史進程，深化了理論，明確了綱領，規定了它的革命歷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凱之死，因使倒袁目標實現，中華革命黨本部遂遷往上海，並通令海內外各支部一律恢復國民黨名義，但為別於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普通政黨國民黨，本部初用中華國民黨之名，一九一八年八月始正式稱中國國民黨，一九一九年十月則正式公布《中國國民黨規約》。中國國民黨在組織上一是確定中華革命黨黨員即為中國國民黨黨員。二是規定民初的國民黨員須重新履行參加中國國民黨的手續。在性質上則宣稱自己是革命政黨，不惜以革命手段和武裝力量推倒反對共和的政敵，因而有別於民初的普通政黨國民黨。在革命目標上則進一步明確規定，中國國民黨要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製度之綱領”。在革命方略上亦明言必須堅持“軍政、訓政和憲政”的革命歷程。上述各項原則不僅明見於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二零年之後歷次修訂的黨章和發表的宣言，而且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而愈見完善。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由中國國民黨所發表的“宣言”，不僅全面地和系統地就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個方面闡述了民主革命的思想綱領，尤將人民直接投票行使創製、選舉、復決與罷免的權力，和人民擁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提到了相當的高度，並予以確認。從而具顯了她作為一個民主革命政黨的基本性質。



二、中國國民黨反復辟的艱辛歷程

　　應該說，中國國民黨（按 —— 為了敘述的方便，姑以此名稱總代中國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中華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黨）於辛亥之後堅持民主革命、反對專製復辟的艱辛歷程，恰如孫中山本人所概括的那樣，可以分為“護國之役”和“護法之役”這樣兩個歷史階段。

一、護國之役

　　護國之役的第一階段是革命軍的第一次北伐。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臨時政府為“鞏固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而陸續頒布各項“民主建國法令”，推行各種民主政治舉措，雖然使全國民眾有了開天辟地之感，但是，卻使袁世凱一心要由他建立“新政府”的陰謀瀕於破產。於是，袁才一邊指使其部將馮國璋、段祺瑞等發出“誓死抵抗”的叫囂，一邊撤銷唐紹儀的議和代表資格，34 一邊發兵攻陷武昌，與革命軍隔江對峙，蓄意製造緊張態勢，以逼迫剛剛誕生的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由是，孫中山第一次提出了“北伐討袁”的主張。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三日，北伐的革命軍敗清軍於安徽宿州等地，戰略重鎮徐州亦不戰而下，安徽、湖北、河南各戰場革命軍均獲得相當勝利。如前所說，只因列強公然出面、出兵支持袁世凱，才再一次逼出了“南北議和”的局面。這便是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嶄新民主政權的第一次北伐，也是北伐一詞的由來。

　　護國之役的第二階段是二次革命。雖然袁世凱在各專製列強和民主列強的支持下，曾“誓言”“願竭盡其力量，發揚共和之精神，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不僅騙取了民主革命派的信任，而且獲取了中華民國中央政權。但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氏謀殺宋教仁的槍聲，不僅使孫中山“猛醒”，而且使孫中山立即意識到，要推倒復辟，“非去袁不可”。由是，孫中山發動了二次革命。滬、皖、湘、鄂、閩、重慶等相繼宣布獨立，江蘇都督程德全亦在黃興迫動下宣布討袁。國民黨人江西都督李烈鈞遂組織討袁軍，發表討袁通電，並赴湖口督師。二次革命固然因北洋水陸兩軍夾擊湖口，陷南昌，占九江，和袁軍張勛部攻占南京而失敗，但是，卻首開辛亥之後中國國民黨堅決反擊袁世凱復辟的端緒，拉開了反袁復辟的第一幕。其後，孫中山雖然被迫亡命日本，但他“不以挫抑而灰心，不因失敗而退卻”，“東渡以來，日夕共謀，非欲雪暌醜之恥，實欲竟辛亥之功”。正是為了竟辛亥之功，孫中山和他的中國國民黨 —— 中華革命黨，才在袁世凱復辟帝製的緊鑼密鼓中，一邊派胡漢民、鄧鏗、許崇智等先後往南洋籌款，以準備在國內發動武裝起義；一邊又於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日派員刺殺袁世凱心腹 —— 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發動上海肇和艦起義；一邊派國民黨人李根源聯系廣西陸榮廷、廣東陳炯明和時在雲南、四川、湖南、安徽的李烈鈞、熊克武、紐永健、柏文蔚等，以圖軍事討袁。從而為蔡鍔反袁護國的一舉成功，更為袁後張勛擁戴宣統復辟的迅疾敗亡，在全國範圍內作了準備。

二、護法之役

　　因孫中山先生在發表“討袁宣言”時就已經明確指出：“保持民國，不徒以去袁為畢事，決不有使謀危民國者復生於國內。”所以，當“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段祺瑞轉身就又變成“再造專製”的大奸雄，北洋軍閥轉臉就從袁氏公然復辟走向了“假共和以復辟”時，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已經進一步認識到，“袁世凱雖死，而袁世凱所留遺之製度，不隨以俱死……曾不期年，而毀約棄法，解散國會之禍再發，馴至廢帝復辟，民國不繼如屢。復辟之變，雖旬余而定，而毀法之變，則愈演愈烈”。由是，為保護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不被閹割，為維護“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國會不被廢棄，孫中山和他的革命黨人開始了長達六年的護法之役。

　　護法之役的第一階段 —— 第一次護法戰爭。因孫中山指斥段祺瑞“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製之實”，並首先舉起了“護法”的大旗，一百五十名原國民黨議員遂隨孫南下，海軍總長程璧光亦率第一艦隊開赴廣州，然後召開“非常國會”，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任命孫中山為大元帥，並發動了第一次護法戰爭。但是，不久以後，蓋因唐繼堯、陸榮廷為首的南方軍閥與北方直、皖軍閥暗中勾結，並在廣州組成“西南自主各省護法聯合會”，以對孫中山的廣州中華民國軍政府釜底抽薪，方使得正在湖南作戰的北伐軍歸於敗北。為此，孫中山乃痛感“南與北如一丘之貉”，因此憤而離粵。第一次護法戰爭遂以失敗為告終。

　　護法之役的第二階段 —— 第二次護法戰爭。第二次護法戰爭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裏曾獲得相當的勝利和發展。一九二零年，因陳炯明於福建彰州誓師後返兵歸粵，並請回了孫中山，廣州革命政府得以重建。翌年四月，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後即揮兵西進，並於同年七月十五日克南寧，八月一日占桂林，南方革命政府遂在形式上統一了兩廣。其後，孫中山於十一月十五日在桂林設立大本營，在政治上與皖系及奉系結成三角同盟，冀抵製掌握北京政權的直系軍閥；在軍事上則秣馬勵兵，準備北伐打倒北洋軍閥。一九二二年四月，北方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孫又設大本營於韶關，遣李烈鈞、許崇智北伐以攻江西。李、許於六月二十二日克贛州。直系為阻孫北伐，一面宣布恢復舊國會，使廣州政府無護法之依據；一面陰使五百萬圓賄賂陳炯明叛變，陳遂以護法成功為由，迫孫下野，因不得，竟於六月十六日炮轟廣州觀音山總統府，從而造成孫中山二度護法的失敗。

　　護法之役的第三階段。二度護法的失敗因使孫中山有了“山窮水盡”之感，所以他才選擇了另一條反復辟的“危險之路”，即在蘇俄數度謀劃請求之下，開始了“聯俄容共”的做法，雖給未來的中國國民革命埋下了天大的禍患（參見下章），卻為他重建南方革命政府、創建黃埔軍校和北上護法帶來了機會。雖然北上護法，因段祺瑞與各路軍閥的抵製和孫中山本人的逝世，而再一次夭折，然而，五年護國，六年護法，以反對袁氏復辟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以復辟”的艱辛歷程，卻沒有白走。因為，正是護法之役，才為孫後蔣介石領導北伐勝利、實現中國國民黨“竟辛亥之功”的歷史願望，奠定了基礎。換言之，中國國民黨，也正是在十七年反復辟的艱辛歷程中才得以成長和發展，並迎來了她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的輝煌歷史歲月。



兼論　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革命誘發沒有因果關系

　　第一、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寶愛共和，厭棄專製”的思想革命，標舉的是“民主與科學”，追求的是人權和民權，推崇的是科學和崇尚科學的精神，批判的是傳統思想文化中專製的思想文化成份及其體系，反對的是專製政治和專製製度的復辟。因而，新文化運動才既不是依據馬克思主義所發動的一場思想運動，更不是要標舉馬克思主義的一場共產革命。更何況早已在晚清民初就開始流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非但只是當時正在中國傳播的資本主義、功利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直至杜威實證主義等形形色色“西學”中的一種，而且是這些並存西學中唯可顧影自憐者，即最無市場者。因而，它非但沒有條件，而且也根本沒有資格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旗幟和理論武器。

　　其次，新文化運動作為在思想革命前提下所發動的一場文化革命，亦有兩個組成部分。一為白話文運動，二為文學革命。前者固然與馬克思主義思潮沒有任何關系，後者，尤其是在它的發動期和發展期，則從理論到實踐都不曾有過馬克思主義的任何侵入。由魯迅小說“狂人日記”所代表的那一聲“吶喊”，要揭穿的無非是“中國數千年專製的歷史乃是吃人的歷史”這樣一個主題。以魯迅為首的作家所創作的其它文學作品，目的雖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註意”，卻根本沒有開出過任何一張“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革命”的藥方，來作為救中國的靈丹妙藥。他們身為作家，直面社會，表現生活，批判專製，渴望療救，固在本質上毫無錯處。即便是因為他們看不出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的艱難反復較量，才是造成社會病苦的根本病因，我們亦不能因此而去苛求與責斥他們。至於一九二一年中共在蘇俄的直接扶植下成立之後，立即秉承列寧“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的專製政治要求，要把文學變成“共產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甚至於一九二二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上，提出了要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口號，無非是中共要師法蘇俄，將中國的新文學變為“遵命文學”，即遵蘇俄命，要在中國為發動共產革命而發起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而已。它，無非導致了“從文學要革命而向‘革命’要文學”的過渡，以及共產文學的興起和文學自身的消亡。在本質上，則是要將“文以載道”改變成“文以載共產革命之道”，因而才是對文學革命的變相反撲，和對中國新文學發展的一個根本反動。

　　第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以反對軍閥賣國為旗幟，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為目標，固無任何“主義”作為其後盾，才能激起社會各界和最廣大群眾共同起來以支持之，參加之。如果說工人罷工乃標明“中國的工人階級已經走上了政治舞臺”，那麽，早已在反袁、反張復辟中就已經罷過市，更於五四運動中先於工人罷工罷市的全國商人，即中國的“資產階級”，豈不是更有資格走上政治舞臺嗎？顯然，只有托名這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並給它強加上共產革命的色彩和性質，更標榜“中國的工人階級已經登上政治舞臺”，才能給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既帶來它的“光榮性和進步性”，又製造了它的“歷史必然性”。

　　第三、五四愛國民主運動和中國共產革命的誘發，之所以沒有因果關系，還因為，馬克思主義向中國的傳播乃始於晚清民初西學東漸之時，而非“五四”之後。一九零三年日人福井準造的“近代社會主義”一書，已由趙必振譯成中文出版，是向中國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首批讀物之一。一九零六年的《民報》第二號和一九零八年的《天義報》第十五號及第十六號至十九號，亦已經擇譯發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尤其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因辛亥革命的成功與中華民國的建立，而在中國大地上造就了空前自由與解放的思想局面，一時間不僅各種學術觀點、學問思潮均相興相存，而且形形色色的政黨政團，均呈現風起雲湧之勢。然而在以各種思潮作為背景所組建的各種政治團體中，唯獨沒有一家自稱“共產黨”者。其間，徐企文的“中華民國工黨”和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雖有傾向勞工的意向，卻也不曾明確聲稱他們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更何況他們既沒有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又沒有宣誓要為不要祖國、甚至要出賣祖國的“世界共產革命”而奮鬥，尤其沒有接受“國際”、實際是蘇俄的親手扶植、嚴密控製和直接指揮。毛澤東聲稱“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非但是一句歷史的謊言 —— 因為馬克思主義早就送來過了，而且，指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革命之發端， 若不是有意地篡改歷史，起碼也是對歷史的曲解。

　　再者，一九一七年在中國首先報導俄國發動共產革命的新聞標題，竟是“突如其來的俄國大政變”35 尤其是由英、法留學生主辦的《太平洋雜誌》，其所用標題“革命後之俄國大政變”，就更是對“民主革命後的俄國政變”，表達了相當的疑問心理。一九一八年，在蘇俄一再假言宣稱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後〔參見下章），除李大釗等少數知識分子乃突然寫出了“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克的勝利”這樣一些文章，以歌頌俄國共產革命以外，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仍然對俄國的政變抱著觀望和研究的態度。一九一九年冬，胡漢民、戴季陶等就以研究者、介紹者而非信仰者的身份，纂文介紹唯物主義思潮。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成立的“社會主義研究會”，則以被正宗馬克思主義所深惡痛絕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為研究對象。彼時，梁啟超和他的“共學社”亦開始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叢書》，如《資本論解說》，《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及《何謂馬克思社會理論體系》等等，但都是客觀介紹而已。同時，即便是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雜誌《馬克思主義》專號，其不僅是《易樸生專號》等等專號中的一家專號而已，而且它的出版之日，雖為五四運動爆發之時，但它的編定之日，則無疑是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前。上述事實，足以說明五四運動既與“一聲炮響”沒有關系，更不是馬克思主義才將五四運動引向了共產革命的邪路之上。

　　第四、一方面，由於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的一波驚起即巨瀾國中，作了思想文化上的準備；另一方面，也正因為五四運動的更加廣闊、更加猛烈、更加深入和更加具有群眾性，才能對新文化運動推波助瀾，直至將它推向了更加廣闊、持久與升華的境界。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這一互動的關系，不僅使它們相映生輝，而它們的直接成果，便是在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叠呈較量的中國，推動了一場更大的和更廣泛的群眾性思想啟蒙運動。在這一場思想啟蒙運動中，雖然也使得從晚清民初即已東漸的西學，包括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形成了一派百家爭鳴的態勢，卻在根本上為在中國傳播民主和科學的思想，特別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而非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造就了重大的社會效應。應該說，正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交替影響和巨大影響，才帶來了對於科學與民主這一人類進步思潮的廣泛認知，和對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普遍了解及有心追求，從而使得由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人民已經堅持了十數年的反復辟鬥爭，從此進入了它的第一個勝利時期。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雖然中共侈言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乃使中國工人階級走上了政治舞臺，並由此而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但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即在新文化運動已經獲得巨大成功，五四運動早已奪取了愛國民主勝利之後，中共在蘇俄直接扶植下召開“一大”時，不僅只有代表十三人，其黨員總數只有五十七人。即便是到了一九二三年底，當中共在蘇俄命令下向國民黨謀求“容共”時，它的總人數也僅僅只有四百三十二人。其創黨元年所得民間捐款的總數竟只有一千圓（參見下卷）。這才是共產國際代表既要對中共明言“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就是要挖走那些崇拜國民黨的知識分子、學生、包括工人”的緣由（參見下卷），更是一九二四年後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仍然只能借“幫助”國民黨，才能於暗中建立和發展中共組織的根本情由。這些無非證明，經過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中國，實在是信三民主義的多，而信共產主義的少。至於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上代表中共所發表的那些歌頌三民主義和中國國民黨的話，及其代表中共向中國國民黨所作的種種保證（參見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也就更加證明，只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才是當時中國大多數人真正信仰的主義。因而，正確地說，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乃是對中國國民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的巨大推動，而非誘發中國共產革命的原因。

　　第五、之所以會產生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誘發”了中國共產革命的曲解，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和它的傑出領袖陳獨秀，後來竟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中國共產革命的最早發動者。因為它明顯地造就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即是中國共產革命的發動者這樣一個“歷史事實”。然而，陳獨秀個人在政治追求上的轉變，不僅有其時代的條件，而且有其個人的原因；而他批判傳統的思想與文化，亦不等於他已經真的決裂了傳統的思想和文化。他作為一個在新舊交替時代曾奮力追求新思想和新知識、尤其是追求西方民主與科學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亦同樣不能說明他已然是一個完全新型的現代知識分子。陳獨秀作為一個傳統型中國知識分子和一個先進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其對於民主與科學的理性追求，和他對於儒家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無非是在一定的誘因下，即在他眼裏乃是更高的和更科學的“共產主義理想”名義下，歸還了他作為一個傳統型中國知識分子的“本相”。如果說這是他一己的悲劇，毋寧說是新舊交替時代某些中國知識分子完全可能發生的若大悲劇罷了。其根由，無非是“俄國農民身上的共產主義本能”，不但俄國傳統型知識分子身上有之，而且中國傳統型知識分子身上更有之。更何況，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身上的那一整套儒家大同思想，又是俄國乃至其他國家的傳統型知識分子所不能稍比的呢。所以，陳獨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雖然能夠變成俄式共產革命的“中國發起人”，卻又在一九二七年之後，當他已經認識到俄國共產製度的專製本質和中國共產革命對於中國民主革命的破壞時，他又成了中國共產革命的取消派領袖，直至走向了共產革命的反面，成為中共黨內對俄國共產革命最早和最堅決的否定者，36 從而又未盡失一個民主與科學追求者的本色。應該說，正是從陳獨秀的身上，我們才看到了新舊交替時代，一個真正知識分子的痛苦和復雜追求，和他們為了這個追求所曾付出的代價。一言以蔽之，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與中國共產革命的誘發根本沒有因果關系。至於中國共產革命的誘發究為何因，這就是本書下一章所要詳細論述的問題了。



第三章





中國民主革命被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的巨大危險



一　　中國共產革命的外在誘因

—— 惡鄰沙俄與陰謀推行“東方路線”的蘇俄



　　要了解中國共產革命的真正誘因，就必須了解蘇俄推行“東方路線”的陰謀。而要了解這一陰謀，就不能不首先弄明白沙俄與蘇俄在本質上的一致性，和它們對我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特別是蘇俄共產革命的目標及其成功經驗，對於誘發中國共產革命的意義。



第一、惡鄰沙俄對我國犯下的滔天罪行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不僅使我們老化和積弱的祖國從此被洋人的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而且從此遭遇了東西方列強欺辱和宰割的命運。沙皇俄國雖然也是一個老化的專製國家，但因它正處在為挽救君主製度，特別是為預防革命而施行專製改良的歷史時期，雖然敗亡的命運無例外地在等待著它，但專製改良短暫的正面效應，主要是宗法製農村的破產和自由經濟的產生，卻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不僅增強了它的國力，而且迸發了它的野心。所以，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和隨之而來的喪權辱國處境，也就很快地誘發了它對中國領土和資源的欲望。由是，沙皇俄國不僅作為一個專製“列強”，更作為一個專製“惡鄰”，從此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第一次鴉片戰爭誘發了沙俄掠奪我國黑龍江流域領土的野心

　　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沙皇為加緊侵占我國黑龍江流域，任命大臣穆拉維約夫為東西伯利亞總督。

　　一八四九年，沙俄海軍乘炮艇由海上侵入我國黑龍江和庫頁島地區。

　　一八五零年八月十三日，沙皇俄國強占了中國黑龍江省的口廟街，並將之改名為尼古拉也夫斯克。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侵占中國的庫頁島。

　　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沙皇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親自率軍闖入黑龍江建立村屯、炮臺和兵站。

　　一八五五年五月中旬，沙俄再次侵入黑龍江並遷來大批“移民”。

　　一八五六年底，沙俄強占黑龍江省下遊地區，並設立了“濱海省”。



二、沙俄繼續強占我國領土，強迫我國簽訂不平等條約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沙皇俄國立即利用第二次鴉片戰爭，並利用“調停者身份”暴取強奪，從而成為我國的一個真正惡鄰。

　　一八五八年四月，俄國公使與英、法、美公使一道，率領海軍艦隊陸續抵達天津白河口，以進逼津、京。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乘英法聯軍進攻天津，沙俄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率軍抵達我國黑龍江省璦輝縣，並於次日向我黑龍江將軍奕山提出了領土要求。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黑龍江將軍奕山被迫與穆拉維約夫簽訂了《中俄璦輝條約》，即俄國強迫清政府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其主要內容有：中國割讓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六十多萬平方公裏的領土予俄國，僅將璦輝對岸精奇裏江以南六十多平方公裏的地區留給中國人居住（按：即江東六十四屯）；將烏蘇裏江以東的中國領土劃為中俄共管；規定黑龍江、烏蘇裏江只準許中俄兩國船只航行……

　　因清政府拒絕批準該條約，所以直至一八六零年《中俄北京條約》簽訂，《中俄璦輝條約》才被清政府認可。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二日，沙俄霸占我國烏蘇裏江口伯力，將之改名為哈巴羅夫卡，一八九三年又改稱哈巴羅夫斯克。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沙俄乘英法聯軍攻陷大沽、進逼天津之際，以調停為名，誘迫清政府訂立《中俄天津條約》。其主要內容有：俄國得在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臺南）、瓊州等七處通商口岸通商，並停泊兵船，若別國在中國沿海增開口岸，準俄國一律照辦；俄國得在原定中國陸路通商地擴大貿易，對“俄國商人數目即所帶貨物並本銀多少不得限製”；俄國得在中國各通商口岸設領事館，在華俄人享有領事裁判權；俄國東正教士得入中國內地自由傳教；俄國在中國享有片面最惠國待遇；中俄兩國派員查勘“從前未定明邊界”（按：意在進一步強占中國領土）……

　　一八六零年十一月十四日，沙俄又乘英法聯軍攻占北京之際，借口對英法“斡旋有功”，並以“兵端不難屢悖”相威脅，開始大面積強占我國領土，強迫清政府簽訂《中俄北京條約》，即《中俄續增條約》，其主要內容有：迫使清政府確認《中俄璦輝條約》；將烏蘇裏江以東約四十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劃給俄國；規定中俄兩段自沙賓達巴哈起經栽桑著爾、特穆爾圖淖爾（今伊塞克湖）至浩罕邊界，“順山嶺、大河之流及中國現在常駐、卡倫等處為中俄邊界”……

　　一八六四年十月七日，為繼續強占我國西部領土，沙俄逼迫清政府簽訂《勘分西北界約記》，其主要內容有：將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和栽桑著爾南北四十多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割讓給俄國；增開喀什葛爾（今喀什市）為商埠；兩國邊民免稅自由貿易；準許俄國商人在庫倫（外蒙烏蘭巴托）、張家口零星貿易；重申在華俄人享有領事裁判權……

　　一八七一年六、七月間，沙俄乘阿古伯侵占烏魯木齊並向東進犯之際出兵強占伊犁。經交涉，因沙俄拒不交還，清政府乃於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命左宗棠西進。至一八七七年五月，左宗棠率軍相繼克達阪城、魯克必、吐魯藩等地，阿古伯敗逃自殺。之後，清政府派崇厚使俄談判歸還伊犁事，崇厚卻在沙俄脅迫下，於克裏米亞半島的裏瓦基亞與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米斯擅訂《裏瓦基亞條約》共十八款。另有《璦輝專條》，《兵費及恤款專條》和《陸路通商章程》十七條。《裏瓦基亞條約》和《陸路通商章程》的主要內容有：中國收回伊犁城。沙俄割去中國伊犁西面霍爾果斯河以西、伊犁南面特克斯河流域和塔爾巴哈爾地區栽桑湖以東土地；沙俄可在蒙古和新疆全境免稅進行貿易；開放松花江；俄得在嘉峪關、烏魯木齊等七處增設領事；中國賠償兵費五百萬盧布（約合白銀二百八十萬兩）……

　　因國內輿論嘩然，紛指崇厚誤國，清政府拒絕批準並將崇厚治罪。一八八零年，清政府命駐英、駐法公使曾紀澤兼駐俄公使，赴俄談判《裏瓦基亞條約》。曾於次年在聖·彼得堡簽訂《中俄改訂條約》即《中俄伊犁條約》，雖爭回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卻通過此約與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訂立的五個《勘界議定書》，將七萬多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並入俄國，又將兵費賠償增至九百萬盧布。



三、沙俄侵略我國東北，殘害我國人民，繼續強迫我簽訂不平等條約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由於俄、德、法諸國擔心日本在中國東北勢力形成，遂於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由三國駐日公使照會日本外務省，要求日本放棄遼東半島。特別是對我國東北懷有極大野心的沙俄，更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並以“願與中國共同防禦日本侵略”為借口，於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誘使清政府於莫斯科簽訂了《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法文本稱為《防禦同盟條約》。其主要內容有：戰爭期間，中國所有口岸均應對俄國軍艦開放，中國地方官應盡力供應俄國軍隊需要；允許俄國在黑龍江、吉林修築鐵路直達海參威，無論戰時或平時，俄國均有權通過此路運送軍隊和軍需品……通過這一“密約”，俄國終於將它的侵略勢力伸向了我國東北。

　　嗣後，德國於一八九七年強占了我國的膠州灣。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沙俄乃緊步其後塵，迅速地強占了我國的大連灣，並於翌年強迫清政府訂立了《續定旅大租借條約》。

　　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侵略我國。為乘機大規模侵占我國東北，沙皇尼古拉二世於一九零零年七月六日親任總司令，下動員令先後調集十八萬軍隊分六路侵入我國東北，並製造了海蘭泡慘案和江東六十四屯慘案。海蘭泡原名孟家屯，位於璦輝縣黑龍江北岸，一八五八年為沙俄強占，改名布拉戈維申斯克。一九零零年七月十五日海蘭泡俄軍突然封鎖江面，十七日強令中國居民及商人五千人集聚江邊，施以大屠殺，致使“骸骨漂溢，蔽滿江岸”，僅數十名落水者遊至對岸璦輝被救起。七月十八日沙俄軍隊又於博多至精奇裏江口一帶，全然不顧江東六十四屯的中國居民擁有永久居住權，竟將其所有房舍毀劫一空，前後共殺害中國人兩千余。消息傳出，舉世憤慨。七月三十日，俄軍侵占我海拉爾、琿春和三姓。八月三日，俄軍侵占哈爾濱，次日占領璦輝和營口，至是年十月三十一日，俄軍已經占領齊齊哈爾、吉林、遼陽、沈陽和錦州。

　　一九零零年十一月十八日，沙俄又以談判交還東北為名，強迫盛京將軍增祺的代表周冕，在旅順簽訂為他們所擬好的《奉天交地暫且章程》。其主要內容有：沈陽設俄總管一員，盛京將軍置於俄國總管的監督之下。凡是盛京將軍所要辦的事情，該總管應當明晰；奉天省的軍隊一律解散，軍械一律收繳，各處未經俄軍駐紮的炮臺，營壘和火藥庫，全部撤毀；留俄軍駐防；奉天省各處設立馬、步各隊，轉請俄帶兵官盡力幫助辦理……沙俄以交還奉天為名，企圖完全控製我國東三省。一九零一年一月沙俄逼迫增祺擅訂“章程”事敗露，清政府將增祺革職，並宣布“章程”作廢。

　　雖然東北人民開始了武裝抗俄鬥爭，英、美、日等國亦因各自的利害關系而出面幹涉，沙俄仍於一九零二年四月八日逼迫清政府訂立了《交收東三省條約》，即《俄國撤兵條約》。其主要內容有：俄國撤兵後，中國駐東北的軍隊人數，應添應減，應隨時知照俄國；規定交還山海關、營口和新民廳沿線鐵路後，清政府應給予賠償等。

　　一九零三年四月，由於沙俄在第二期撤兵期滿時，不僅違約不撤，反而增兵，更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項新的侵略條件，從而激發了中國的拒俄運動，日俄爭奪中國東北的矛盾也隨之激化。由是，一九零四年二月，在中國的領土上爆發了日俄戰爭。

　　老大的舊專製俄國終於在日俄戰爭中敗給了日本，隨之迎來了國內革命的次第爆發。舊沙皇俄國雖然已經不再有力量成為一個瘋狂的侵略者，但是，它對中國領土的野心，特別是對中國外蒙的野心，卻始終沒有“冷卻”。乘我辛亥之後的歷史動亂，一九一一年，沙俄策動外蒙封建王公宣布自治，並奉博克多格爾為大汗活佛。一九一二年沙俄又強迫庫倫傀儡當局簽訂了《俄蒙協定》。一九一三年，沙俄迫使袁世凱同意外蒙自治，簽訂了《中俄蒙協定》（袁堅持領土主權仍屬於中國）。一九一四年六月，沙俄侵占了我國外蒙古唐努烏梁海地區。一九一七年，舊沙皇俄國雖然被革命推翻，但是，它對我國領土的野心卻為列寧和斯大林的新沙皇俄國，將之迅速地轉變成為對於辛亥之後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的蓄意顛覆和長期顛覆。俄國這個惡鄰確如蔣介石先生所言，實為“我國的世仇大敵”。也難怪我國著名學者和政治家蔡元培，早在一九零三年就創辦了《俄事警聞》報，提醒國人要警惕惡鄰俄國的野心。



第二、惡鄰蘇俄的東方路線、陰謀手段和奪權經驗



一、俄國共產革命的目標和列寧的東方路線

　　如導論所述，由馬克思主義號召和發動起來的共產革命，因聲稱“工人階級沒有祖國”，所以，它才以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成功，即要“得到整個世界”，來作為它明確的最終目標。酷似中世紀羅馬教廷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共產國際，其宗旨，一是為了統一世界共產革命的組織，二是為了發動和指揮世界各國的共產革命，三是保有對於共產革命理論的權威解釋權，以衛護正宗，反對異端。第一、第二國際雖然在不要祖國和祖國也不要他們的馬克思及恩格斯領導下，在歐洲並企圖在全世界發動共產革命；第三國際則在列寧和斯大林的建立和把持下，將世界共產革命變成了既要忠於蘇俄又要保衛蘇俄的，沒有祖國和不要祖國的革命。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在派兵大舉侵略中國時，就曾對中共指示稱：“誰決心 —— 絕對地、無條件地、公開地和忠誠地捍衛蘇聯、保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國際主義者。”01

　　共產國際，至此乃成為一國之私，成了為維護蘇俄的利益，而在全球煽動“革命”、實際是進行顛覆活動的巢穴。自二十年代後半期直至全面抗戰開始，在中國由共產黨所發動的長期叛亂和叛國，就全為第三國際所直接指揮。二戰末期，第三國際即已解散，但戰後所謂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內訌和內鬥，均愈演愈烈。盡管如此，在要“得到整個世界”的“共產革命”目標上，他們卻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繼承了列寧和斯大林的遺教及手段，外則對不信共產主義新宗教的國家竭盡顛覆之能事，內則對不服共產教規的人民敢於斬盡而殺絕。這無疑是一樁世界性的新宗教血案。只要你的祖國還沒有被納入“共產國際”、蘇俄帝國或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版圖，或僅僅是沒有去莫斯科教廷“認宗”或“歸宗”，世界共產革命的領袖，即有冕或無冕的紅色沙皇們，就會千方百計地煽動那些不要祖國的“革命者們”造反，或將你排斥在異端的地位之上。而東方第一大國 —— 中國，作為舊沙俄專製帝國一直對之懷有領土野心、並對她犯下過滔天罪行的近鄰，就更成了蘇俄新沙皇專製帝國，用蔣介石先生的話說就是“赤色帝國主義”，用後來中共的話說就是“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一心垂涎之所在。中國由此而成為他們要發動共產革命、進行紅色顛覆的最主要國家。換言之，即不論中國自身正處在何種歷史狀態之中，亦不論中國是否爆發過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或五四愛國民主運動，新蘇俄專製帝國都不會對中國等閑視之。何況，其時中國不僅已經爆發過民主革命，而且正處在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歷史混亂”中呢？這就更加刺激了蘇俄要在中國乘亂發動共產革命的“革命主動性”。更何況，中國已經爆發的民主革命及其初造成功，又與俄國的二月民主革命性質相同，因而也就如是地不合新沙皇列寧的口味。加之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在歐洲的疊遭失敗，又令列寧早在一九一三年就提出了到歐洲去的捷徑是經過北京和加爾各答這樣一條“東方路線”。至於斯大林所一再警告的“勿忘東方”，就更是說明“東方路線”早已成為蘇俄要“顛覆新中國 —— 中華民國”的一條陰謀路線罷了。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其目的和內容，就是“要號召、組織和領導東方革命”。猶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說，共產國際，“因此而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偉大指導力量”。02 共產國際“二大”後，新沙皇俄國便立即從中國的外蒙開始推行它的“東方路線”了。在蘇俄的“幫助”下，外蒙的蘇哈巴托爾和喬巴山終於開始了“革命”。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蘇俄又幫助他們成立了蒙古人民黨（一九二五年改名為蒙古人民革命黨）。同年六月，蘇俄遠東共和國軍隊借追剿逃往外蒙的溫琴白衛軍人而“進軍”外蒙古。七月，蒙古人民軍和蘇俄紅軍聯合攻打並占領了庫倫（烏蘭巴托）。“人民革命”取得勝利。七月十一日，外蒙在蘇俄的導演下成立了君主立憲政府。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蘇俄又“幫助”外蒙廢除了君主製，成立了蘇俄的紅色附庸國“蒙古人民共和國”。舊沙皇俄國對中國外蒙古的侵略野心，終於由新沙皇俄國“在革命的名義下”如願以償。



二、新專製俄國對中國推行東方路線的陰謀手段

　　共產革命在俄國的勝利，一方面膨脹了新沙皇俄國的極大野心，一方面則誘發了東方馬克思主義信徒要發動共產革命的熱望。然而，俄國共產革命前列寧雖有“莫斯科 —— 北京 —— 加爾各答”之發動歐洲共產革命的迂回戰略，但俄國共產革命後，當列寧疊遭歐洲列強威脅，並在對東方、主要是中國稍作誘惑而不得之後，03 乃立即轉手，企圖西向，幹脆直接進攻歐洲。為此，列寧不僅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建立了第三國際，重建國際共產主義教廷，建立美、英、法、德、奧、捷克、意大利、芬蘭、匈牙利、瑞典和俄羅斯等國支部，而且直接策動並指揮了匈牙利和德國的“共產革命”，謀立由蘇俄直接控製的蘇維埃共和國。只因為轉瞬敗亡，才使蘇俄要直接在歐洲各國發動共產革命的熾烈欲望，不得不再作收斂，04 而將推動世界共產革命之“莫斯科 —— 北京—— 加爾各答”的舊戰略，重新放到了發動世界共產革命之刻不容緩的日程表上，尤將革命後的中國及其遼闊版圖，當成了他首要的和主要的進攻目標。

　　這一次，蘇俄非但沒有再淺嘗輒止，而且是鍥而不舍了。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加拉罕發表對華宣言，聲稱放棄帝俄時代與中國所訂的一切侵害中國之條約，即放棄俄人在華之領事裁判權與庚子賠款，租界與租借地，中東鐵路與外蒙以及一切特權。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蘇俄又發表了第二次對華宣言，希望與中國訂約，以肯定第一次宣言中宣布放棄的各條，藉以獵取中國人民的好感。05 然後又以“革命的兩手”，一面積極與中國北洋政府修好，一面又謀與中國革命力量聯合以進行顛覆。即，一邊派伏林為代表到北京與北洋政府建交，一邊則派第三國際代表維辛斯基、馬林、越飛等數次來華，一再主動聯絡孫中山先生和中國當時的一些著名知識分子，將反復辟連遭挫折、正處於困境中的孫中山先生，作為他們一心要爭取和聯合的對象（參見下卷第一章），一邊又積極策劃在中國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革命在俄國的勝利經驗，以直接扶植建立中國共產黨。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即已成為國際共產專製復辟勢力的一個組成部分；孫中山“聯俄容共”的做法尚未開始，新沙皇俄國就已經將之納入了它要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的陰謀策略之中。



三、俄國共產革命的奪權經驗對於策動中國共產革命的意義

　　由共產革命在俄國的成功所提供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經驗”中，其最為主要的兩條，一是世界共產革命可以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薄弱環節、即封建落後的傳統農業國家或地區首先發動成功。二是以分階段革命理論來代替馬克思連續革命的理論，即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後，立即發動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並在革命的名義下，顛覆剛剛誕生的民主共和政體，全面建立教政合一的共產專製極權製度。這兩條，前者固然在表面上違背了馬克思所謂“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才能發動成功”的共產革命理論，但在實際上卻倡明了“馬克思主義復辟哲學恰恰是來源於傳統農業社會的思想意識形態，因而只能夠為封建專製落後的國家和地區所接受”這樣一個歷史的本質。後者則對於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並正處於革命與復辟較量中的落後農業國家或地區，帶來了發動共產革命以背叛民主革命的完全可能性。而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又都能夠在辛亥之後的中國，找到它廣闊的社會基礎和同樣的時代條件。這自然是蘇俄要推行“東方路線”，並首先要在中國策動共產革命的最重要原因。



二　　中國共產革命的內在誘因

第一、共產革命思潮在辛亥之後的中國獲得了自由傳播的時代條件



　　蘇俄意圖推行“東方路線”，即意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之時，辛亥之後的中國思想文化界正呈現空前自由和空前活躍的狀態。一方面，自晚清即已傳入中國的西方各種思想、思潮，在中國獲得了更大的文化市場；另一方面，中國思想界仍承襲晚清以來將種種西學都當作“科學”的傳統，亟欲將他們在中國發揚光大，卻既不問其正確與否，亦無能力判斷其是否正確。可以說，“一聲炮響”之前既無人重視馬克思主義；“一聲炮響”之後亦無人去製止馬克思主義。待到蘇俄有心要來中國宣傳它時，則既有欣賞者，亦有反對者，無非是把它當作一種思想或思潮而已。這就為馬克思學說，共產革命思潮，更為蘇俄要向中國傳播俄式共產革命的經驗，造就了天賜良機。



第二、辛亥革命失敗了的錯覺導致了對俄國共產革命成功的羨慕和贊賞



　　辛亥之後專製復辟勢力對於辛亥革命的反撲及其數度得逞，使得許多身臨其境者頗有辛亥革命已經失敗的遺憾和痛苦。猶如孫中山所言：“夫去一滿州之痛苦，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製，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誌，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這種遺憾和痛苦，既然連孫中山本人也不能免，則其影響之深，壓力之重，也就可想而知。因此，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尤其是它兩度偽稱“廢除不平等條約”，便在相當程度上激起了中國革命家的羨慕甚至贊賞，直至激發了他們對於俄國“嶄新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向往之心。一九一八年元旦，孫中山即在其宣言中稱：“吾對於此近鄰之大改革，不勝其希望也。”同年底，他幹脆致電蘇俄政府稱：“中國革命黨對於貴國革命黨員之艱苦卓絕的奮鬥，表示極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鬥。”其時，孫中山尚因不了解俄國共產革命的本相而出此險招，則一般的知識分子就更把俄國的革命當成了一場新式的、甚至是理想化了的革命。中國民間團體不僅強烈表示要接受蘇俄“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且還要置南、北兩政府於不顧地，企圖直接與俄國攜手結好。06 《新青年》就曾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以宣傳馬克思的共產革命學說。陳獨秀、李大釗等終於成為蘇俄青睞和扶植的中國第一代共產黨領袖。共產革命因此而在中國獲得了它“真正的開端”。列寧的“東方路線”由是“初戰而告捷”。自晚清以來，因歐風美雨而崇尚與追求西方民主和科學的中國思想界，亦從此開始了自身分裂的悲劇。



第三、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對於俄國共產革命性質的雙重誤解



　　首先，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因崇尚西方民主，效法歐美革命而推動起來的政治革命，蓋因民主列強們對內民主卻對外強權，而飽受“歐風吹之、美雨淋之”的痛苦。中國的革命非但沒有獲得歐美民主列強的幫助，歐美民主列強甚至反而支持和助長了中國的形形色色專製復辟勢力，尤其是反動軍閥的長期混亂和混戰。所以，因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而為之一振的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對內固然缺少對於革命與復辟較量的深切認識，從而認為辛亥革命已經失敗；對外則天真地認為，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不僅為俄國開辟了“天下大同”的新境界，而且已在國際上推行著一種嶄新的“平等國風”。特別是蘇俄數度偽稱要對我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宣示”，就更加使得他們因不了解其陰謀手段，尤不了解其革命的性質和本相，而自己為俄國共產革命畫上了一道美麗的光環。

　　其次，已在思想文化上堅持數年反復辟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彼時，他們在國內所追求的革命目標，一為反對封建，即反對封建軍閥的復辟與混戰；二是反對列強，即反對東西方專製列強和民主列強對我國的欺淩和侵略。前者是謂反封建和爭民主；後者則謂反列強和爭獨立。因此，對於俄國共產革命反對沙皇專製統治成功的誤解，07 和蘇俄共產專製政權反對西方列強的政策，也就不僅與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追求完全吻合，而且起碼在表面上與目標上，符合推動中國民族獨立與民主革命的方向。這就為中國部分知識分子錯認共產革命也是民族民主革命，因而中國革命亦應該與俄國共產革命攜手共進，帶來了認識上的絕對錯失。



第四、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桃花源夢促成了共產革命在中國的誘發



　　馬克思主義的復辟哲學因自稱是“科學”的共產主義 —— 即“科學”的大同主義，並且又是對於“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徹底否定，特別是它對於“資本主義剝削製度”的批判，又足以打動人心。因此，這個用十九世紀的科學包裝起來的歐洲大同主義思潮，也就帶著近代西方科學的色彩與魅力，迷惑了視西方一切均為科學的中國知識界，尤其是迷惑了那些土生土長的中國知識分子，和那些並不曾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及其發展的“假洋鬼子們”。再加上他們既憎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革命的幹涉和破壞，又不了解俄國和俄國共產革命的真情及本相，特別是俄國十月共產革命和俄國二月民主革命的政治關系，因而竟簡單地認為，只需拋棄歐風美雨，進而把儒家大同思想和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以及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劃上等號，即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於“桃花源夢”的永恒追求，與馬克思所構造的西方共產主義天堂，以及它在俄國的“實現”混為一談，便不僅算是真正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方向，而且其自身亦只要轉身一變，也就成為“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了。

　　然而，這些剛剛脫下了長衫、換上了西裝，剛剛剪下了辮子、梳出了洋妝的中國知識分子，由於洋裝之下所包裹的仍可能是一顆傳統知識分子的靈魂，即雖已“新其貌”，而並未“新其心”，所以，他們才會從對民主與科學的理性追求，轉眼之間就能轉變成為對於現代西方共產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應該說，這既是當時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轉身一變就成了共產主義者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共產革命，之所以能夠由那些剛剛還在高喊科學和民主的少數先進者們所發起的根本緣由。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現代部分先進知識分子與共產主義思潮的一拍即合，在實際上僅僅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極少數。或曰，在轉身即已經成為共產主義追求者的人當中，稱得上是學有所成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大知識分子者就更少。其中真正接受過西方教育者幾乎沒有。周恩來、鄧小平等所謂赴法國“勤工儉學”，無非是在短暫的打工糊口之余，去抄了幾條巴黎公社造反的口號罷了。相反，一大批在後來為共產主義思潮所誘惑者，絕大多數是小知識分子即知識青年，尤其是小知識分子中的失意者，或農村中沒有出路的知識青年。他們不僅與歷代農民造反中，專事出謀劃策和製定口號綱領的小地主階級不仕子們一脈相承，而且更為共產革命在中國的發動和擴張，尤其是共產革命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的結合和發展，帶來了一批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十三位創始人中，便無一在歐美國家留過學。陳獨秀、李大釗雖為一時之俊彥，前者也只在日本留過學；張國燾、陳公博雖為北大畢業，李達乃陳獨秀學生，但他們不是後期中國共產革命的迷途知返者，便是它的背叛者和失意倒黴者；其余八位則不是輟學的農村知識青年，如毛澤東；就是由中國的舊學培養出來的鄉村秀才，如董必武、何叔衡以及幾位中學生。08 這樣一個結構，無疑使中國共產黨在其建黨之初，就已經具備了中國傳統農民造反力量在“知識結構”上的基本特征。倘使說一九二七年前，中國共產黨還是由一兩個大知識分子為領袖的小知識分子的黨，一九二七年之後，其不僅在思想上，尤其在組織上，則迅速蛻變成了一個由一群失意的農村知識青年所領導的農民造反黨了。中共後來的“革命”歷史，特別是它在知識和知識分子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反知識和反文化的農民造反特征，不過是把這一場由國際共產革命思潮所誘發起來的中國共產革命，合情合理地轉變成了一場傳統型現代農民造反而已。毛澤東遵照斯大林的旨意曾一再告誡他黨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這樣一類“最高指示”，就是它最本質的說明（參見下卷）。



第五、中國共產革命誘發的社會基礎和歷史經驗



　　中國共產革命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被誘發，最根本的內部條件，乃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性質和形態，在辛亥之後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因而，傳統中國農民革命造反的思想和方式，才能與國際共產革命思潮順途而同歸。這才給代表了傳統農業社會復辟願望的歐洲共產主義思潮，和俄國共產專製復辟勢力企圖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奠定了社會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於建黨伊始，其黨內就能夠迅速形成一個專事鼓吹農民運動派別的根本緣由（參見下卷第二章）。此其一。其二，一九二七年之後，正是這個派別，才在俄式中國共產革命慘敗，中共被清除出國民革命陣營之後，能夠借鑒洪秀全借用和改造西方宗教以造反的歷史經驗，進一步“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即幹脆將馬克思所鼓吹的共產主義革命的大同信條與暴力形式，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的大同目標和暴力手段一拍即合，以在革命與復辟叠呈反復較量、內憂和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國，重新開啟一場旨在“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製度”的傳統型現代農民戰爭，並乘機在祖國遭受瘋狂侵略的特殊歷史條件下，打下了江山，坐成了天下，實現了專製製度的全面復辟。



二　　中國共產革命的內在誘因

第一、共產革命思潮在辛亥之後的中國獲得了自由傳播的時代條件



　　蘇俄意圖推行“東方路線”，即意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之時，辛亥之後的中國思想文化界正呈現空前自由和空前活躍的狀態。一方面，自晚清即已傳入中國的西方各種思想、思潮，在中國獲得了更大的文化市場；另一方面，中國思想界仍承襲晚清以來將種種西學都當作“科學”的傳統，亟欲將他們在中國發揚光大，卻既不問其正確與否，亦無能力判斷其是否正確。可以說，“一聲炮響”之前既無人重視馬克思主義；“一聲炮響”之後亦無人去製止馬克思主義。待到蘇俄有心要來中國宣傳它時，則既有欣賞者，亦有反對者，無非是把它當作一種思想或思潮而已。這就為馬克思學說，共產革命思潮，更為蘇俄要向中國傳播俄式共產革命的經驗，造就了天賜良機。



第二、辛亥革命失敗了的錯覺導致了對俄國共產革命成功的羨慕和贊賞



　　辛亥之後專製復辟勢力對於辛亥革命的反撲及其數度得逞，使得許多身臨其境者頗有辛亥革命已經失敗的遺憾和痛苦。猶如孫中山所言：“夫去一滿州之痛苦，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製，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誌，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這種遺憾和痛苦，既然連孫中山本人也不能免，則其影響之深，壓力之重，也就可想而知。因此，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尤其是它兩度偽稱“廢除不平等條約”，便在相當程度上激起了中國革命家的羨慕甚至贊賞，直至激發了他們對於俄國“嶄新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向往之心。一九一八年元旦，孫中山即在其宣言中稱：“吾對於此近鄰之大改革，不勝其希望也。”同年底，他幹脆致電蘇俄政府稱：“中國革命黨對於貴國革命黨員之艱苦卓絕的奮鬥，表示極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鬥。”其時，孫中山尚因不了解俄國共產革命的本相而出此險招，則一般的知識分子就更把俄國的革命當成了一場新式的、甚至是理想化了的革命。中國民間團體不僅強烈表示要接受蘇俄“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且還要置南、北兩政府於不顧地，企圖直接與俄國攜手結好。06 《新青年》就曾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以宣傳馬克思的共產革命學說。陳獨秀、李大釗等終於成為蘇俄青睞和扶植的中國第一代共產黨領袖。共產革命因此而在中國獲得了它“真正的開端”。列寧的“東方路線”由是“初戰而告捷”。自晚清以來，因歐風美雨而崇尚與追求西方民主和科學的中國思想界，亦從此開始了自身分裂的悲劇。



第三、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對於俄國共產革命性質的雙重誤解



　　首先，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因崇尚西方民主，效法歐美革命而推動起來的政治革命，蓋因民主列強們對內民主卻對外強權，而飽受“歐風吹之、美雨淋之”的痛苦。中國的革命非但沒有獲得歐美民主列強的幫助，歐美民主列強甚至反而支持和助長了中國的形形色色專製復辟勢力，尤其是反動軍閥的長期混亂和混戰。所以，因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而為之一振的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對內固然缺少對於革命與復辟較量的深切認識，從而認為辛亥革命已經失敗；對外則天真地認為，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不僅為俄國開辟了“天下大同”的新境界，而且已在國際上推行著一種嶄新的“平等國風”。特別是蘇俄數度偽稱要對我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宣示”，就更加使得他們因不了解其陰謀手段，尤不了解其革命的性質和本相，而自己為俄國共產革命畫上了一道美麗的光環。

　　其次，已在思想文化上堅持數年反復辟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彼時，他們在國內所追求的革命目標，一為反對封建，即反對封建軍閥的復辟與混戰；二是反對列強，即反對東西方專製列強和民主列強對我國的欺淩和侵略。前者是謂反封建和爭民主；後者則謂反列強和爭獨立。因此，對於俄國共產革命反對沙皇專製統治成功的誤解，07 和蘇俄共產專製政權反對西方列強的政策，也就不僅與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追求完全吻合，而且起碼在表面上與目標上，符合推動中國民族獨立與民主革命的方向。這就為中國部分知識分子錯認共產革命也是民族民主革命，因而中國革命亦應該與俄國共產革命攜手共進，帶來了認識上的絕對錯失。



第四、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桃花源夢促成了共產革命在中國的誘發



　　馬克思主義的復辟哲學因自稱是“科學”的共產主義 —— 即“科學”的大同主義，並且又是對於“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徹底否定，特別是它對於“資本主義剝削製度”的批判，又足以打動人心。因此，這個用十九世紀的科學包裝起來的歐洲大同主義思潮，也就帶著近代西方科學的色彩與魅力，迷惑了視西方一切均為科學的中國知識界，尤其是迷惑了那些土生土長的中國知識分子，和那些並不曾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及其發展的“假洋鬼子們”。再加上他們既憎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革命的幹涉和破壞，又不了解俄國和俄國共產革命的真情及本相，特別是俄國十月共產革命和俄國二月民主革命的政治關系，因而竟簡單地認為，只需拋棄歐風美雨，進而把儒家大同思想和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以及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劃上等號，即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於“桃花源夢”的永恒追求，與馬克思所構造的西方共產主義天堂，以及它在俄國的“實現”混為一談，便不僅算是真正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方向，而且其自身亦只要轉身一變，也就成為“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了。

　　然而，這些剛剛脫下了長衫、換上了西裝，剛剛剪下了辮子、梳出了洋妝的中國知識分子，由於洋裝之下所包裹的仍可能是一顆傳統知識分子的靈魂，即雖已“新其貌”，而並未“新其心”，所以，他們才會從對民主與科學的理性追求，轉眼之間就能轉變成為對於現代西方共產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應該說，這既是當時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轉身一變就成了共產主義者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共產革命，之所以能夠由那些剛剛還在高喊科學和民主的少數先進者們所發起的根本緣由。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現代部分先進知識分子與共產主義思潮的一拍即合，在實際上僅僅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極少數。或曰，在轉身即已經成為共產主義追求者的人當中，稱得上是學有所成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大知識分子者就更少。其中真正接受過西方教育者幾乎沒有。周恩來、鄧小平等所謂赴法國“勤工儉學”，無非是在短暫的打工糊口之余，去抄了幾條巴黎公社造反的口號罷了。相反，一大批在後來為共產主義思潮所誘惑者，絕大多數是小知識分子即知識青年，尤其是小知識分子中的失意者，或農村中沒有出路的知識青年。他們不僅與歷代農民造反中，專事出謀劃策和製定口號綱領的小地主階級不仕子們一脈相承，而且更為共產革命在中國的發動和擴張，尤其是共產革命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的結合和發展，帶來了一批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十三位創始人中，便無一在歐美國家留過學。陳獨秀、李大釗雖為一時之俊彥，前者也只在日本留過學；張國燾、陳公博雖為北大畢業，李達乃陳獨秀學生，但他們不是後期中國共產革命的迷途知返者，便是它的背叛者和失意倒黴者；其余八位則不是輟學的農村知識青年，如毛澤東；就是由中國的舊學培養出來的鄉村秀才，如董必武、何叔衡以及幾位中學生。08 這樣一個結構，無疑使中國共產黨在其建黨之初，就已經具備了中國傳統農民造反力量在“知識結構”上的基本特征。倘使說一九二七年前，中國共產黨還是由一兩個大知識分子為領袖的小知識分子的黨，一九二七年之後，其不僅在思想上，尤其在組織上，則迅速蛻變成了一個由一群失意的農村知識青年所領導的農民造反黨了。中共後來的“革命”歷史，特別是它在知識和知識分子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反知識和反文化的農民造反特征，不過是把這一場由國際共產革命思潮所誘發起來的中國共產革命，合情合理地轉變成了一場傳統型現代農民造反而已。毛澤東遵照斯大林的旨意曾一再告誡他黨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這樣一類“最高指示”，就是它最本質的說明（參見下卷）。



第五、中國共產革命誘發的社會基礎和歷史經驗



　　中國共產革命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被誘發，最根本的內部條件，乃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性質和形態，在辛亥之後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因而，傳統中國農民革命造反的思想和方式，才能與國際共產革命思潮順途而同歸。這才給代表了傳統農業社會復辟願望的歐洲共產主義思潮，和俄國共產專製復辟勢力企圖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奠定了社會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於建黨伊始，其黨內就能夠迅速形成一個專事鼓吹農民運動派別的根本緣由（參見下卷第二章）。此其一。其二，一九二七年之後，正是這個派別，才在俄式中國共產革命慘敗，中共被清除出國民革命陣營之後，能夠借鑒洪秀全借用和改造西方宗教以造反的歷史經驗，進一步“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即幹脆將馬克思所鼓吹的共產主義革命的大同信條與暴力形式，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的大同目標和暴力手段一拍即合，以在革命與復辟叠呈反復較量、內憂和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國，重新開啟一場旨在“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製度”的傳統型現代農民戰爭，並乘機在祖國遭受瘋狂侵略的特殊歷史條件下，打下了江山，坐成了天下，實現了專製製度的全面復辟。



三　　孫中山聯俄容共做法的性質和由來、原則和失誤

第一、孫中山聯俄容共做法的性質和由來



　　一、公平地說，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間的國民革命軍兩度北伐，之所以能夠迅速奪取十七年反復辟的歷史性勝利，功雖在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軍和蔣介石先生，其功，亦在國中一切民主革命力量，包括具有一定共和進步意識的舊軍人、舊軍隊，直至一些地方軍事勢力的大聯合。它無疑是辛亥之後十七年反復辟統一戰線的勝利結果。而這個統一戰線的一再策劃者和實行者，便是孫中山先生。

　　辛亥之前，孫中山先生為推動國民革命在中國的成功，“任何國家的援助他都想爭取，也都接受；任何派別的革命黨人，只要目的在推翻清王朝，他都吸收。興中會雖以廣東人為基礎，但同盟會成立時，便吸收了兩湖的華興會分子。華興會的黃興原主張各省搞各省的革命，經他勸說，才決心與他合而為一，共同革滿清的命。在他團結世界各地的中國留學生成立同盟會之後，他又吸收了江浙一帶光復會的勢力。雖然光復會人只想推翻滿人的政權，尚有些無政府主義者，如吳敬恒等，但孫中山亦均予以優容”。09 辛亥之後成立的國民黨，雖然以中國同盟會為核心，但因它在相當程度上乃是一個統一戰線式的普通政黨，因而，才使它成了中國第一大黨，並在國會占絕對優勢。如前所述，若不是袁世凱暗殺了宋教仁，解散了國民黨，則中國政黨政治的道路，亦未始沒有一個良好的開端。雖然在一定條件下，聯合各種革命力量，甚至是非革命力量，包括各路軍閥和地方勢力，為一定的目標而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難免不會出現魚龍混雜的情形，有時亦會出現目標一經達成即如鳥獸散，或目標尚未實現即已鳥獸散的狀況，甚至造成統戰未成反遭其害的局面，但是，孫中山先生在與軍閥的長期較量中，仍利用各派軍閥“南與南不合，北與北不合，南與北復不合”的復雜分裂狀況，甚至不惜利用聯合甲軍閥打乙軍閥等手段，在各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利用不同的歷史事件，以組成短暫的統一戰線，以達成反對軍閥首惡，削弱軍閥力量，和防止大小軍閥聯手以共同對付革命的目的。有時，甚至亦能將反復辟的鬥爭擴張到軍閥勢力的內部，以起到分化瓦解專製復辟勢力的作用。然而，自二次革命始，直至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一大”召開，歷次由孫中山建立的反復辟統一戰線，雖也有過成功，卻迄無重大之告成者（參見本卷第二章第五節）。尤其是一九二二年陳炯明的叛變，所給予孫中山及南方革命政府的沈重打擊，不單使他對軍閥們的背信棄義深感絕望，更使他因痛感沒有自己的武力，而深懷企求之心。由是，孫中山才在反復辟“計無所出”的艱難時勢之下，不得不與一心要向中國輸出共產革命的俄國“聯手”，以建立新一輪反對中國軍閥復辟的統一戰線，並由此而導致了“聯俄容共做法”、而非“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政策”的出現。因為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從來就不曾有過一個所謂的“三大政策”，那不過是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一番“創作”罷了（參見本章兼論）。

　　二、孫中山之所以要有“聯俄容共”的做法，還有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強一貫地不支持中國革命，一貫地站在支持專製政體和復辟政權的一邊，一貫地支持和操縱中國的軍閥混戰及割據，以至每一個軍閥背後都有一個或數個列強作為其支持者。而反對中國統一、阻礙中國強大、和意在使中國永遠處於一種分裂和貧弱的狀況，又幾乎是所有列強對中國的共同願望。一九二三年七月，孫中山就因尋求美國支持不得，而向《紐約時報》記者表達了他強烈的不滿。同年十二月，孫中山更因要截留廣東海關關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國派軍艦赴廣州向他示威。孫中山終於忿然宣布：“我們已不依賴西方，我們將聯合俄國。”

　　三、孫中山之所以要向西方宣稱“我們將聯合俄國”，還因為列寧偽稱要廢除沙俄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終止沙俄在中國的特權，甚至偽言要幫助孫中山的國民革命，特別是答應他“絕不移植共產製度於中國” ——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的《孫中山、越飛上海宣言》即稱：“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製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緊要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關於此項大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可以俄國為依賴。”

　　四、其時，俄國不僅已經在與北京軍閥政府進行建交談判，而且在決定“支持”孫中山之前，就已經通過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共，謀求與北方軍閥吳佩孚和南方軍閥陳炯明的聯合。陳炯明和中共的關系更是相當密切，他甚至被中共某些成員認為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中共與他的關系，直至他叛變廣東革命政府之後才被迫終止。這就使得一再遭遇國內專製勢力頑強反撲和西方列強蓄意阻撓的中國國民革命，極有可能面臨著“既要增加一個外部敵人、又要增加一個內部敵人”這樣一個更加嚴峻的局面。所以才迫使孫中山只能采取“寧肯多一友、而不能多一敵”的統戰策略，準備推行“聯俄容共”的做法。

　　五、“聯俄容共”的做法，實際上是蘇俄對孫中山千呼萬喚的一個結果。因為歷史的事實便是蘇俄九番十次地上門找孫中山，而不是孫中山三番五次地要去找蘇俄。10 否則，就不能理解，為何自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三年，蘇俄雖萬裏尋孫十數度，都未能辦成“聯俄容共”的陰謀大業，直到鮑羅廷帶來大批軍用物資和每年二百萬墨西哥圓的俄援，方使得孫中山同意“聯俄容共”了。而所謂容共，也只是容許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並服從國民黨的主義、綱領和紀律。因為孫中山認為，“中共只有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受國民黨的指揮，才能防止中共製造階級鬥爭，妨害國民革命進行”。11

　　六、如果說上述諸因素才是孫中山有“聯俄容共”做法的外部原因，那麽，孫中山之所以會同意“聯俄容共”，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在原因，這就是孫中山有一個願意“聯俄容共”的思想基礎。尤其是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前，當他還沒有象後來那樣，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對俄國共產革命有了深刻的認識和批判之時。這個思想基礎，就是他因自身革命的倍加坎坷，而特別羨慕列寧“革命的成功”，羨慕俄黨在組織上的“嚴密和堅強”。因為他認為俄黨的經驗將有助於自己改組國民黨的工作。雖然他當時還並不真正了解俄國的“革命”和俄共的性質。此其一。

　　其二、如前所說，一九零五年後的數度考察歐美，雖然使孫中山認識到革命乃是歷史的一個普遍變革進程，但同時又使他對歐洲革命和美國革命尚未能解決“民生”問題，產生了自己的看法。尤如他所自述的那樣：“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美列強者，尤未能登斯民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誌士尤有社會革命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計，乃采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主張所由完成也。”12

　　這一段話固然道明了民生主義思想之所由來，但這一段話裏的“斯民極樂之鄉”和“社會革命”兩語，前者既道出了他本人思想中並未絕根的“傳統大同思想”，為他後來視共產主義即是他的民生主義埋下了伏筆；後者則表現了他對當時歐洲社會革命認識的含糊不清。因此，他才一方面錯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革命看成為一個“合理的社會革命”；一方面又把從專製向民主過渡時期所必有的艱難時勢，看成為“即使是民族、民權革命成功如歐美列強者，亦因無法解決民生問題”，因而才“導致了社會革命的發生”。並由此而下結論說，“歐美雖強，而其民實困”，因而“觀世界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這就為他將列寧的“十月革命”，實質是“十月背叛”，視為“歐美為解決民生而進行的合理社會革命”，並由此而傾註“同情”，產生“贊賞”，奠定了錯誤的認識基礎。

　　孫中山先生身處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 —— 革命與復辟開始出現復雜較量狀態的時代，而難於看清十月革命對於俄國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本質，錯把復辟當成了革命，固不足怪，亦無可指責。但是，正是這一錯看，才導致了“聯俄容共”做法的產生。然而，孫先生沒有料到的，恰恰是這個將中共“容”進了中國國民黨內，和將中國共產革命“統”進了中國國民革命陣營的新一輪統戰做法，竟從此為中國國民革命的勝利進程和現代中國由專製向民主的艱難過渡，誘發了巨大的混亂，帶來了巨大的麻煩，埋下了巨大的危機。



第二、孫中山聯俄容共做法的原則和失誤



　　孫中山畢竟是一個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和一位睿智的革命策略家。當他在外部環境和內在思想的交相作用之下，決策“聯俄容共”的新統戰做法之時，特別是之後，他曾堅持了如下的原則：



一、堅持三民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

　　一九二三年一月，即在孫中山先生與蘇俄代表越飛共同發表“上海宣言”前夕，中國國民黨即在其事先發表的“宣言”中，強調“要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製度之綱領”。同時公布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現行政策。國民黨“一大”召開之際，亦即“聯俄容共”做法開始之時，孫中山立即開始系統講演三民主義。其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四講，集數十萬言，非但無一言一語將他的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列為同類，而且明確地、科學地和系統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他不僅指出民生主義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同時指出，共產主義是理想，民生主義才是實現這一理想的方法。而且對馬克思主義賴以實現共產主義的手段 —— 錯誤的物質決定論，荒謬的剩余價值論，暴力的階級鬥爭輪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逐一地進行了深刻的理論批判，並由是而得出了“師馬克思之意則可，師馬克思之法則不可”，即“照馬克思主義黨徒、用馬克思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科學結論。更以“俄國革命的結果和所希望的恰恰相反”，來證明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必將失敗。宣告“在中國實行三民主義，才是最恰當的”。13



二、堅持中國國民革命，反對世界共產革命

　　首先，“聯俄容共”的做法實行之後，孫中山對馬克思主義的系統批判，不但已經在理論上明確地表明了他要堅持三民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而且當蘇俄顧問鮑羅廷要求孫中山和國民黨，將中國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結成“反對帝國主義同盟”，實際上就是要將中國國民革命誘變成世界共產革命的一部分時，又為孫中山所堅決拒絕。再者，孫中山更在“聯俄容共”做法實現之後，一再堅持不奪人地產以解決土地問題，而是要通過平均地價以實現平均地權的方法，來解決土地和農民問題，以避免工農革命，反對暴民運動，更反對蘇俄顧問鮑羅庭借陳炯明叛亂所提出的，“立即發動工農革命”的要求，和鮑羅廷所一再要求的，“應該沒收地主土地交給現耕的農民”這一所謂的“社會主義政黨的最低綱領”，從而堅持了中國國民革命的民主革命方向。14



三、堅持建立民主共和製度，反對共產專製製度

　　首先，“聯俄容共”做法實行之前，“孫文、越飛上海宣言”就已經明白宣稱絕不移植共產製度於中國。其後，孫中山先生更不斷強調“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製度之綱領”，並在國民黨“一大”後系統講演三民主義時，鮮明地反對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明確地反對在中國建立共產製度。其次，“聯俄容共”做法實行後，中國國民黨又正式發表宣言，公布政綱，稱：“對外要廢除不平等條約，償還外債；對內要實行均權主義，普選製度，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和信仰的完全自由權。”（“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這就從根本上劃開了中國國民革命和蘇俄共產革命在目標上和實踐上的根本區別，標明了中國國民革命誌在建立“新民主共和製度”而非“新共產專製製度”的高度民主主義品質。



四、堅持國民黨黨性和黨權，反對破壞國民黨黨性和黨權

　　“聯俄容共”做法在實施前，孫中山曾屢次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申明：“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便應該服從國民黨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要袒護共產黨，我就要反對蘇俄。”15 “聯俄容共”做法在實施後，當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違反規定，公開纂文批評國民黨，公然反對國民黨的政策，而且於國民黨中製造矛盾、打擊揭發他們的四名國民黨員時，孫中山則宣布四名國民黨員無罪。而當共產黨違反規定，在國民黨中自組共產黨秘密黨團的陰謀和公開支持北方軍閥政府的“陽謀”被揭露之後，孫中山則指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是年七月七日作出決定，宣布黨員的言論行動如不依據主義（即三民主義），必予嚴重製裁（參見下卷第一章）。

　　由是可知，“聯俄容共”的做法，既不是在性質上與俄式共產革命的合一，亦不是在形式上與中國共產革命勢力的合流。它在統一戰線的意義上無非是一種有限的聯合，而作為爭取俄援的做法，亦僅僅是一種策略而已。就孫中山本人而言，他雖然內有對俄黨革命成功的羨慕之心，外有逼迫他不得不建立新一輪統一戰線的種種不得已因素，但是，正因為他建立統一戰線的目的，是意在推進中國國民革命，是為了反對軍閥復辟，是為了捍衛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所以，“聯俄容共”的做法才在本質上具有“政治策略”的意義，即聯俄是為了俄援，容共是為獲取俄援的交換條件。而在聯俄容共開始實行之日，孫中山即開始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共產革命的系統批判，無非說明孫中山先生要對聯俄容共做法作原則上的把握。如果孫中山和他的中國國民黨，在為推動中國國民革命而建立的新一輪統一戰線中，確實貫徹了這一正確的政治策略，如果蘇俄是要真心地幫助中國的國民革命，中共又是真心地要參加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前者不是誌在改變中國國民革命的方向，並竭盡陰謀地企圖竊奪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後者亦不願在蘇俄的指使下實行“挖心戰術”，坐國民黨之懷而結共產黨之大，如果當時的廣東革命政府，不是處在東江有陳炯明盤踞，廣州有英國支持的商團在密謀叛亂，前方正與皖、奉聯合以對抗曹、吳這樣一個亟需援助的險惡環境之下，如果孫中山對蘇俄指使中共顛覆國民黨和誘變國民革命的陰謀和野心，既懷警惕又有預防，則新一輪“聯俄容共”的統一戰線，也確乎能夠起到反復辟和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的作用。然而事與願違的是，不僅蘇俄與中共對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從一開始就采取了“革命的兩面政策”，於陽謀之下使盡了陰謀手段，而且，孫中山本人亦在貫徹這一政治策略的一些具體做法上，出現了嚴重的失誤。

　　失誤之一，是身為中國國民革命領袖的孫中山先生，在決策“聯俄容共”的做法之前，就未能認清列寧共產革命的性質和惡果，更對蘇俄推行“東方路線”的陰謀不甚了了，以至不但對蘇俄完全放松警惕，甚至反而欣賞列寧革命，羨慕列寧革命的成功，尤想學習俄共建黨的經驗，從而既予蘇俄企圖誘變中國國民革命以“天賜良機”，又予國民黨“左派”幼稚病的發作以適時的政治條件。因為以廖仲凱為首的國民黨“左派”幼稚病患者們，正因為孫中山先生委托他們為聯俄容共而“籌劃一切”，他們才為自己“幼稚病”的發作，找到了一張可以作大旗的“虎皮”。16

　　失誤之二，是身為中國國民革命領袖的孫中山先生，在聯俄問題上有“重權宜之計，而輕國民革命大計”的傾向。當蔣介石銜命訪俄歸來，即於口頭和書面向他報告了蘇俄“革命”的實際情形，和中共在蘇俄如何詆毀中國國民革命以及孫中山本人，並斷言蘇俄“主義與事實”有別時，孫中山先生非但未能予以足夠的重視，反視為“小題大作”。其根本原因，無非是他過於重視俄援這個“權宜之計”，從而放松了他對蘇俄應有的警惕和防範之心。

　　失誤之三，是孫中山視中國國民黨乃是一個曾推翻滿清、結束帝製、創建中華民國、並堅持過十數年反復辟的“老大革命黨”，在中國既有威望，又有影響和力量，因而看不起一九二三年底才有四百三十二個黨員的中國共產黨。所以當蘇俄、中共要與他實行兩黨聯合以“推動國民革命”時，他非但拒絕“平等聯合”，反而只準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如是，他一是忘記了中共雖小，蘇俄卻大；中共雖幼稚，蘇俄卻老辣；中共雖只有幾百個黨員，玩不轉；卻有蘇俄親自扶植、直接指揮，中共乃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二是未能意識到，蘇俄與中共在革命目標、革命理論、革命性質和革命手段上，都與中國國民黨完全不同。因而，叫共產黨參加進來的結果，只能造成意在推動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國國民黨，在思想、綱領、目標、方法和組織上的嚴重混亂，直至造成國民黨分裂和國民革命陣營分裂等一系列痛苦政治效應的產生。

　　失誤之四，是孫中山先生以己心度人心，以為蘇俄及中共和他一樣，乃是“言行一致”的君子。殊不知專靠陰謀背叛發家的列寧和斯大林，在“聯俄容共”的做法尚未開場之時，就已經派第三國際代表馬林向中共挑明，“要把信仰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工農群眾爭取過來……更要將國民黨劃為左、中、右三派，並要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擊右派”了（參見下卷第一章）。後來，蘇俄的這個陰謀終於得逞，實在不能不說是孫中山先生“大意失荊州”所致。

　　失誤之五，是孫中山雖有“聯俄容共”做法，卻從未有所謂“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但是，他的“聯俄容共”做法和他一心欲借重俄黨建黨經驗的用心，尤其是他將國民黨“一大”包括黨綱在內

　　的四百余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廖仲凱，並由廖仲凱交付俄國顧問鮑羅廷、中共以及所謂左派去草擬的種種做法，一方面雖使“聯俄”有了“靠俄”之嫌，一方面卻向蘇俄顧問與中共提供了“代國民黨立言”的大好歷史機遇。自此之後，蘇俄與中共不僅開始大肆鼓吹孫中山先生有所謂聯俄聯共的政策，而且開始鼓吹與發動工農革命，倡行暴民運動。特別是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至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間，當蘇俄顧問鮑羅廷和中共破壞北伐和背叛中國國民革命的陰謀就要全面破產之際，他們竟進一步將“聯俄容共”的做法，徑自篡改成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將之偽稱為孫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代孫立言”—— 實際是要公然推倒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以為他們公開的背叛製造理論根據，和為他們要在蘇俄指使下，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打倒孫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人，顛覆孫中山先生親手締造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製造“最高借口”。這不僅為在國民革命獲得重大勝利的時代，蓄意製造革命的大混亂，起到了極大的作用；而且在相當程度上造成了對孫後蔣介石、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歷程的重大誤解；更使得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共的長期控製和欺騙之下，竟對孫中山先生究竟有無“新、舊兩個三民主義”，迷惑和惶惑了近半個世紀之久（參見本章兼論和下卷第一章）。

　　失誤之六，因聯俄幾成“靠俄”，因而，容共也就成了“捧共”。在國民黨“一大”所選的二十五名中央執行委員中，中共黨員竟占了十一名（一名候補）。中共黨人譚平山更擔任了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毛澤東成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大批年輕的中共黨人初出茅廬，便在國民黨內擔任了許多高級職務。這無疑為中共背靠蘇俄，公然竊奪國民黨的黨權和國民革命領導權，創造了條件，膨脹了野心，更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分裂，帶來了日益沈重的危機。由是，孫中山先生期望建立一個堅強的國民黨組織的願望，不僅瞬間落空；孫中山先生一心要推進的中國國民革命，亦從此被逼向了就要被誘變為中國共產革命的危險之途；中國共產黨在蘇俄直接策劃和指使下，陽冒國民革命、陰懷發動共產革命的欲望，亦終於有了一個“勝利的開端”。

　　失誤之七，因孫中山先生一意要為“俄援”而“聯俄容共”，從而使黨中持不同意見者不能申張己見，或申張己見而不得，從而招致了部分國民黨員的不滿。“一大”上“跨黨案”的強行通過，誠已留下了國民黨分裂的基因。“一大”之後，中共跨黨成員在蘇俄指使下蓄意分裂國民黨，劫奪國民黨權力，甚至公開反對國民黨主義、綱領、政策的種種行為，在被國民黨員揭露並上告給孫中山先生之後，孫中山為俄援而不願過分開罪蘇俄的讓步做法，又為他逝世之後國民黨的分裂埋下了不幸的種子。

　　顯而易見的是，如果孫中山先生不是在有“聯俄容共”做法一年之後即劇然而逝，則，一是有他在，蘇俄及中共尚不敢迅速和全面地竊奪國民黨黨權與國民革命領導權，以煽動和發動共產革命；二是如果蘇俄和中共在孫中山健在之時，就膽敢加速他們的陰謀，並對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造成重大危害或威脅，那麽，孫中山先生一定會根據決策“聯俄容共”做法的原則，從國民革命的大業計，迅速並果斷地根絕“俄禍”。孫先生所說的“有我在，他們還不敢”的話，便是這個意思。但是，他的過早辭世，卻使他來不及糾正這些失誤，甚至由親俄護共的“左”派們，將他的失誤引向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此後，若不是蔣介石等一批真正國民黨人起而保護了國民黨，捍衛了國民革命，堅持了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大方向，則孫先生和他的國民黨人決心將反復辟進行到底的歷史願望，也就無由達成了。



四　　國民黨“左派”的幼稚病、權力病及其巨大危害

　　必須事先說明的是，論者指國民黨有所謂“左派”幼稚病和“左派”權力病一說，並非指國民黨中向來就存在著左、中、右三派。誠如本書下卷第一章所論，國民黨的左、中、右三派，無非是在國民黨有了“聯俄容共”做法之後，蘇俄為指使中共分裂國民黨，才按照“親俄、遠俄以及反俄”為界限，對國民黨進行政治分割的一個惡性結果，或曰國民黨為蘇俄和中共所分裂。只有明白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對國民黨“左派”的性質和“左派幼稚病及左派權力病”的來由及發展，有一個清晰的認知和準確的論述。

　　再者，指國民黨既有“左派”幼稚病，又有“左派”權力病，是因為自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始有“聯俄容共”做法，到一九二七年寧方國民黨決心“絕俄清共”，漢方國民黨決心“別俄分共”，其間三、四年，國民黨“左派”的發病，實際上應分為廖仲凱的“左派幼稚病”和汪精衛的“左派權力病”這樣兩個階段。



第一、廖仲凱的“左派”幼稚病及其危害



一、廖仲凱的“左派”幼稚病

　　由於孫中山先生將“聯俄容共”的一檔子大事全部交由廖仲凱去辦，由於廖作為孫中山先生的“荷包”而擔負了爭取俄援的重要任務和艱難角色，因而，廖才成為代表國民黨與蘇俄及中共進行“聯、容”工作的關鍵人物。唯因這個關鍵人物在具體從事“聯俄容共”的過程中，一方面堅定地貫徹了孫中山先生的要求，一方面則不僅將孫中山本人的失誤“貫徹不誤”，甚至將之推向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實際上，早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前，廖仲凱與中共黨魁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就建立了良好的關系。17 一九二三年二月，當廖仲凱於日本熱海會見蘇俄代表越飛時，就曾對越飛所言“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是遙遠的事”，感到很“放心”。當時在場的陳公博，後來曾回憶說：“越飛告訴我，蘇俄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實為完成中國的國民革命。而且越飛更鄭重地說，中國只能實行孫先生的三民主義，絕不能實行共產主義。我問越飛，蘇聯希望共產主義何時能在中國實現，越飛倒很老實，說還是一個疑問。廖先生很滑稽地笑著說，公博，你還有什麽話說？我們要作革命黨，就要作現在的革命黨，不要做一百年後的革命黨。我們努力實行三民主義，不必再討論了！” 18

　　由於廖仲凱在這裏表現了可愛的幼稚，即當真相信蘇俄不會向中國輸出共產革命，而只是要幫助中國進行國民革命，所以，當戴季陶寫信給廖仲凱，批評他的左傾狂熱，並對廖說，“叫共產黨參加進來，只能把他們當作醬油和醋，不能把他們當作正菜”時，廖仲凱立即斥責戴季陶：“哪裏懂得革命是什麽東西！”19 廖仲凱對蘇俄的信賴，與對本黨反對“聯俄容共”同誌的反感，已經溢於言表。

　　由於廖對蘇俄已有這樣的崇信之心，因而當國民黨“一大”通過“跨黨案”受阻時，廖乃慷慨激昂地擁護中共“跨黨案”，深惡痛絕地反對自己黨人關於“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提案。誠如中共黨人譚平山後來所誇獎的那樣：“廖仲凱先生堅決促成和推動革命的‘三大政策’，在中國國民黨進行改組的激烈鬥爭中，廖仲凱先生竭力協助孫中山先生，擊敗了‘反動分子’的阻撓和破壞……”（單引號為引者所加，上下同）20



二、廖仲凱“左派”幼稚病的危害

　　應該說廖仲凱推行“聯俄容共”的早期做法雖已過分，尚情有可原。但是，當他終於將“聯俄容共”做法推向了“崇俄親共”之極端、即走火入魔時，則對國民黨與國民革命，包括對他自身，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首先，是使他偏離了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和中國國民革命的道路。他頌揚蘇俄說，“俄國革命以來，私有廢除，生產分配之前，掌諸國家機關和人民合作社，空前之舉，震撼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類於黑暗”。由是，他“認定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有著強大的生命力”，並多次聲稱“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蘇聯，是中國革命的榜樣”，甚至宣稱“蘇俄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也是中國革命之最終出路所在。如果中國不能聯俄，就沒有出路”。21 如是，他就在革命思想和革命策略上，違背了孫中山先生“堅持三民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堅持中國國民革命、反對世界共產革命”的堅定立場；違背了孫中山先生為了不使中國國民革命招致列強的更大反對，而製定和堅持的“不加入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的正確決策。22

　　其次，是使他因“崇俄”而必然“護共”。就事實而言，一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國民黨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廖仲凱就曾主動將自己擔任的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一職，讓給共產黨人譚平山擔任，從此造成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幾成“中共中央組織部”，甚至成為“以共亂國”的禍源（參見下卷第一章）。二是他自任工人部長，又將工人部秘書一職交由共產黨人馮菊坡擔任，並由馮全權處理部務，從而為中共策劃工人運動，擾亂國民革命，造成先決條件。三是推薦共產黨員林祖涵出任農民部長，推薦澎湃在農民部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及開展其他農運工作，從而為中共廣泛煽動農民革命和暴民運動，以破壞北伐、背叛國民革命造就了基礎。四是黃埔軍校初建，他除掉聘請一批蘇俄軍事顧問到校工作，並推薦共產黨人張申府擔任軍校政治部第一任副主任以外，一次就推薦了十五名中共黨人進入軍校，甚至力薦剛剛回國的共產黨人周恩來擔任軍校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五年一月，廖又推薦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兼任軍法處處長，並將大批共產黨人推薦入軍校擔任政治教官，而軍校的首批教職人員，又是由他和蘇俄顧問鮑羅廷一同商定的。嗣後，他還邀請一批共產黨人擔任國民革命軍的各級黨代表，並將黨代表的權力擴張到“無黨代表附署，一切命令均不能生效”的地步。為中共在軍校宣傳共產革命，爭奪槍桿子，製造軍校學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裂，提供了條件。並為來日中共對北伐和國民革命軍的軍事叛變埋下了禍因。

　　再就是他為蘇俄和中共陰謀分裂中國國民黨，起到了別人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因為蘇俄和中共要將國民黨分裂為左、中、右三派，並推行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擊“右派”，即支持親俄派和打擊反俄派的陰謀策略，不僅因他而構患於國民黨領導層，張揚於普通黨員當中，並且得以“運作”。甚至因他本人的立場，而在國民黨中形成了鮮明的分裂與對立關系，從而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分裂製造了先機。孫中山逝世前，廖對本黨那些要求“防俄、抵共以維護本黨利益”的同誌，還僅僅是采取壓製的態度，對身為國民黨員的共產黨人破壞國民黨綱領、立場和法統的行為，亦只予以維護與包庇。孫中山逝世之後，他竟以自己在黨中的地位和權力，將那些為維護本黨利益而揭露共產黨不軌行為的本黨同誌，“試圖清除出黨”，23 甚至完全站到蘇俄和中共一邊，不僅按照蘇俄顧問鮑羅廷的旨意，公開指本黨有“左、中、右”之分，而且在中共刊物《革命周刊》上發表了“革命派與反革命派”一文，聲稱：“替工農階級打消壓迫他們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壓抑農工的人們，便是‘反革命派’……我們不獨要革軍閥帝國主義的命，我們並要革‘反革命派’的命！”竟將黨中所有不贊成“聯俄容共”、或是揭露與反對蘇俄及中共陰謀的同誌，不僅統統打成“右派”，並且還要打成“反革命派”，甚至要“革他們的命”。他的幼稚病，終於走火入魔到了已經完全背離孫中山三民主義和中國國民革命的立場，從而在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共黨組織以外的一個極“左”的共產黨員了。中共之所以稱他為“國民黨左派的旗幟，忠實執行三大政策的楷模，無產階級的好朋友，農民運動的貼心人”等等，實是由此而來。24

　　最後，則是他聽命蘇俄而“擁汪倒胡”等做法，實為蘇俄和中共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為在孫中山逝世之前即擔任國民黨政治會議主席和大本營代帥的胡漢民先生，一向為孫中山先生所倚重，孫後也已成為實際上的國民黨領袖。然而，作為胡副手的廖仲凱先生，只因胡一向“遠俄遠共”，為蘇俄顧問鮑羅廷及中共所嫉恨，於是，他便按照蘇俄顧問的旨意，賣力地促成了一場“擁汪倒胡”的陰謀政變，將汪精衛 —— 這個“夙無主張、誇夫死權”的權欲熏心之徒捧上了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寶座，從而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推向了就要失敗的危險深淵，並因此而葬送了他自己的性命，作成了他雖盡忠於孫中山先生和中國國民黨，卻因為幼稚而更盡忠於蘇俄和中共的“最後一功。”25



第二、汪精衛的“左派”權力病及其危害



　　如果說廖仲凱在“聯俄容共”做法上患的是幼稚病，廖死之後，汪精衛發作的便是“左派”權力病。這是因為汪精衛原來不是“左派”，他曾清清楚楚地說過：“共產黨徒如果摻入本黨，本黨的生命定要有危險。比如西遊記上所說的，孫行者跳進了豬精的腹內打筋鬥，使金箍棒，豬精如何受得了？”26 但是，只因孫中山在北京病危時，鮑羅廷曾找他去蘇俄駐華使館，對他有心有意地說了一句“孫先生的病已經絕望了，今後中國國民黨的領袖，除了你更有誰敢繼承”的話，27 從此，他便在鮑羅廷的策劃與廖仲凱的幫助下，不僅“取胡漢民而代之”，而且，非做成國民黨的最高領袖不可了。

　　汪精衛在做成中國國民黨最高領袖之後，一是高喊“黨要左傾”，高唱“誰是左派，我將夢寐以求之，旁徨以覓之”，從而“使整個廣東上空彌漫著一股透骨的左傾氣氛”，使得身為國民黨黨員的中共黨人們，已敢公開地攻擊國民黨“右派”和國民黨本身。二是推鮑羅廷為審查廖案之特別委員會最高顧問，“有黨政軍一切大權”，並遵循鮑羅廷“政治上只問政見同不同，不問證據有沒有”28 這一共產專製政治的標準，按照鮑羅廷於廖案發生後第二天就擬好的名單，要逮捕胡漢民、鄧澤如、鄒魯等國民黨重要領導人。幸得蔣介石和許崇智的竭力反對，上述諸人才免於遭難。三是僅僅在半年之後，即一九二六年一月國民黨召開“二大”之際，他一方面同意國民黨“二大”代表五分之三以上為共產黨跨黨分子，從而使蘇俄和中共得以控製國民黨“二大”（參見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一方面則將“西山會議派”、29 即著名老國民黨人中的“反共抗俄派”打成非法，施以處分，直至開除黨籍，並對傾向“西山會議派”反共立場的戴季陶等人教以訓令，幾乎將反對蘇俄及中共陰謀劫奪國民黨黨權的本黨誌士一網打盡。

　　由是，鮑羅廷成了國民黨的太上皇，汪精衛則成了孫中山死後的“孫中山”。國民黨自中央到地方的黨權以及國民黨對於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已大部為蘇俄和中共所篡奪（參見下章和下卷第一章）。汪精為終於將廖仲凱的“左派”幼稚病發作成了“左派”權力病。從此，他處處秉承蘇俄顧問鮑羅廷旨意，處處以中共的要求為要求。鮑羅廷和蘇俄軍事顧問團反對蔣介石北伐提案，他便反對蔣提議北伐；中共要進一步把“扶助工農”變成工農革命，他就處處高喊“我是愛護工農的呀”；蘇俄與中共要打倒蔣介石，他就想出種種辦法來壓製、排斥和驅逐蔣介石（參見下章）。直至“中山艦事件”發生，蔣介石起而護黨，他已無力完成斯大林要他“懲辦國民黨右派和國民黨中反革命的任務”時，他才在自己家中召開的國民黨政治會議上，被本黨會議決議“汪主席患病應予暫時休假”，從此赴歐養病十六個月之久。此後，直到蔣介石領導的北伐已經打下南半個中國，蘇俄和中共唯恐中國國民黨北伐成功統一中國，中國共產革命將“計無所出”之時，他又在蘇俄和中共的陰謀策劃之下趕回國中，發作了又一場更加厲害的“左派”權力病，為勝利進軍中的中國國民革命製造了新的困境和亂局（參見下章）。



第三、孫中山先生的失誤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的嚴重歷史過失



　　一、是孫中山先生在聯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誤和他的劇然而逝、不及糾正，才為蘇俄在中國施展“分階段革命”的謀略，企圖誘變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提供了歷史契機和政治條件。

　　二、是以廖仲凱為代表的“左派”幼稚病，才為蘇俄及中共陰謀誘變中國國民革命打下了危險的基礎，為中國國民革命及其進程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三、是汪精衛“左派”權力病的發作，才將中國國民革命推向了被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的巨大危險境地，並為來日中國國民革命的艱難歷程製造了一個巨大的“亂源”。

　　四、在蘇俄、中共和國民黨“左派”所留下的歷史隱患中，其最具破壞力和影響力的，便是孫夫人宋慶齡對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革命和中華民國的背叛。宋因早已成為共產革命理念的同情者和支持者，還因為中共對她統戰成功，而使她起到了“百萬共產黨員都起不到的作用”。30 由是，宋乃成為中共共產革命花瓶中一支開不敗的“國民黨‘左派’之花”。其危害之深重，實為一紙之書所難言盡。宋氏垂死之際，稱自己無臉躺到孫中山先生身邊，並絕不睡到中共的八寶山去，而堅持要睡到曾被中共挖墳曝屍的“資產階級父母”身邊，其真正的內在情由，怕是她對自己背叛孫中山先生、背叛中國國民革命和“助共為虐”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罪孽，終於有了覺醒所致。

　　總之，國民黨“左派”，即親俄、親共派們，不論他們患的是幼稚病還是權力病，抑或是宋慶齡的無知病，他們對於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國民黨的危害都是巨大的。因為，他們不僅為二十年代中國國民黨反復辟的艱難鬥爭製造過極大的困境和危險，更為中國共產革命在中國大陸的成功立下了“豐功和偉績”，為中國大陸人民反對共產專製復辟的艱苦鬥爭，和澄清中國現代歷史的重大是非問題，帶來了極大的困惑、困擾和困難。



兼 論　　何謂“國共合作”，何為“新”三民主義

第一、何謂國共合作



　　長期以來，由於中共一再地、反復地強調它與中國國民黨曾有過兩度“合作”的歷史關系；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因只有共產黨的說話的“權威”，而絕不予任何人說話的權力；還因為長期以來“國共合作”一語已經“約定俗成”，連國民黨本身也將“國共合作”一詞當成了“口頭禪”，而不再予以甄別；加之國民黨的“左派”們，因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奪權的成功，就更要將他們與共產黨“合作”過的光榮歷史記在心頭，掛在嘴上；再加上海內外一些學人，有的是被迫不敢，有的則是“共雲亦雲”，只相信“歷史乃是勝利者的歷史”，並無心去拆穿這個歷史的謊言；因此，“國共合作”一語，也就在它被重復了一千遍、一萬遍之後，而成為兩度“歷史的真實”，為老幼婦儒耳熟能“詳”。

　　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中國國民黨非但向來未與中共有過所謂的合作，而且所謂兩度，前者不過是中共受命蘇俄，藉參加國民黨為手段，而要對國民黨施以“挖心戰術”31 ；後者則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時，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表面投降和虛假歸順。

　　首先，就前者而言：

　　一、在國民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共就在“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均提出了聯合戰線的策略，特別強調“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製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由是可知，他們不僅把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力量看成是資產階級，而且認為參加民主革命乃是發動共產革命的必要步驟，這無非是列寧“分階段革命理論”在中共手中的再版。再加上第三國際代表馬林，一是要求中共必須學習共產國際在西歐工會運動中所推行的“各國共產黨員要加入社會民主黨工會的經驗”，二是指明“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既可以謀革命勢力的團結，又可以使國民黨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量工人群眾，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過來”。由是可知，中共黨員在蘇俄命令下參加國民黨，乃是陰謀，而非合作（引文參見本書下卷第一章註）。

　　二、按理，既然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了國民黨，就必須服從國民黨的信仰、綱領、黨章和紀律。更何況孫先生對此有言在先。因此，在國民黨“一大”上，參加了國民黨的李大釗，才會面對國民黨代表提出的質詢，代表參加了國民黨的所有共產黨員於大會公開發表宣言稱：“環顧中國，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黨，只有國民黨；只有國民黨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能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加入本黨來……本人原為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此次偕諸同誌加入本黨，是為本黨主義（指國民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本黨的革命事業，絕對不是想把國民黨化為共產黨，乃是以個人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資格加入國民黨，從事國民的革命事業，並望諸先輩指導一切。”李大釗的書面保證，無非說明他們既然參加了國民黨，就願意並應該遵守國民黨的主義、綱領、章程和紀律，因為他們與國民黨的關系，已是黨員與黨的關系。這就不但不是國、共兩黨的“合作”，而且更不可能是一個國民黨員和國民黨的“合作”了。就中國共產黨而言，迄今為止，又有哪一個黨員敢說它參加中共是與中共的“合作”呢？

　　三、既然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是為了實現國民黨的主義，“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那麽，參加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也就只能是參加國民革命，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但是，在蘇俄的陰謀指使下，共產黨人在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後，不僅違反規定，暗組黨中之黨，而且分裂國民黨，破壞國民黨，竊奪國民黨黨權，以一步步實現將中國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的目標（參見下卷）。他們非但沒有成為“服從本黨主義和紀律”的國民黨員，而且成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破壞者和背叛者。天下既無這樣的黨員，亦更無這樣的“合作”。更何況其中的一個“合作”者，猶如混戰中的大軍閥一樣，還需要一家外國勢力來作成它的後臺和太上皇，並且事事聽命於它，直至連後來的武漢國民政府也被辦成了“俄國的政府”呢（參見下章和下卷第一章）。由是可知，這就非但不是合作，沒有合作，而是如同中共黨人自己說的那樣，不過是中共在蘇俄的命令下，對國民黨所施行的一場“挖心戰術”罷了。

　　四、中共所謂的二度國共合作，即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國共合作”，就更是對歷史的公然篡改了。歷史的事實是：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蘇俄遵命發表八一宣言，中共在蘇俄的指揮下，為幫助蘇俄顛覆中華民國，不僅鼓吹共產革命，煽動農民造反，大搞建立“俄屬”蘇維埃政權的運動，而且從未有“抗日救國”之一言以獻給國人（詳見下卷第二章）。唯因叛亂失敗，逃至陜北，三十萬紅軍僅存二萬不足之時，因王明接受蘇俄為保護自己而要求各國共產黨“建立反帝統一戰線”的指令，發表八一宣言，中共才要求中華民國政府不要再圍剿紅軍，並要共同結成“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後，中共雖一邊屢屢發表“抗日”通電、“抗日”宣言，製造輿論，謀劃學運，以一再向國民政府求和；一邊卻置國家民族危亡於不顧，陰謀策動西安事變，企圖亂中求存。前者固無濟於事，後者卻陰謀達成。由是，中共便在西安事變之後和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後，兩度向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提出了“保證抗日和不再作亂”的著名“四項保證”。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團結全國抗日救國計，決定接受中共“輸誠”（參見下卷第三章）。在中共，此為歸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國民政府，則為收編中共。因此，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及國民革命軍與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軍隊的關系，也就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因此，何有“合作”可言？今日中共口口聲聲稱“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北京才是中國的中央政府，臺北只是地方政府”，無非是要說明它與臺北的關系，乃是中央和地方、領導和被領導的從屬關系。而臺灣若想以“平等”之心與中共論合作，中共便連飛彈也打了出去的事實，無非道明了它絕不容許臺灣與它有任何平等合作的關系罷了。至於共產黨在被它稱之為“二度國共合作”的“合作”中，究竟是如何“合作”的，和借“合作”又做了那些“反民族、害國家和出賣祖國人民利益”的勾當，本書下卷將自有一番論述，此處就不再一一作出證明了。



第二、何為“新”三民主義



　　如果說中共黨員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間，於蘇俄指令下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並“參加”國民革命，和中共於一九三七年被迫歸順中華民國政府這兩件事，均被中共稱之為“國共合作”，不過是中共撒下的彌天大謊，那麽，蘇俄和中共竟敢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公然篡改成為“舊的和新的兩個三民主義”，甚至敢用所謂“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之所謂三大政策，來掉包式地作成“新”三民主義的內容，就實在是對孫中山先生和天下人的公開背叛和欺騙了。歷史的事實是：

　　一、孫中山先生自提出三民主義思想，並在一九零五年《民報》創刊號上正式闡釋三民主義的精義，直至他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辭世，就從未說過他曾有過“新、舊”兩個三民主義，更未說過他有了“新”的三民主義，已不再要“舊”的三民主義了。

　　二、查遍《孫文全集》和中國國民黨文獻，亦從來沒有新、舊三民主義之任何提法與說法。一九二四年元月，自國民黨“一大”召開，“聯俄容共”做法付諸實行始，直至該年七月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系統講演三民主義 —— 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四講，後成書出版凡數十萬字，他講的仍然是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非但沒有所謂“新”，亦更沒有所謂“舊”，自然也就不可能稱那個由蘇俄顧問和中共一起製造的“三大政策”，竟是他的“新”三民主義了。如果要有什麽“新”，那就是“新”在他曾於民生主義第四講中，系統地批判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和俄國的共產革命—— 這才是孫中山先生於民主革命理論建設中，最後、也是極為重要的貢獻。因為正是這個貢獻，才在民主革命理論上劃清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根本界限。

　　三、所謂“新三民主義”，即被蘇俄和中共解釋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純屬捏造。近年來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結果，已一再證明它們不過是共產黨的“創作”。中國大陸學者陳錫其早已在他的論文“孫中山與國民黨一大”中指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這是日後‘總結’的提法。”至於日後是誰總結的，他顯然不敢說。另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黃彥則進一步於論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說的，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後再去查閱宣言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因為它的二十三條（一作二十二條）對內對外政策都沒有這樣的條文。”如果說這兩位大陸學者已經論證，所謂國民黨“製定了三大政策”純屬“虛構”，則中國大陸學者魯振群尤在他的論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裏面，進一步地證明說：“三大政策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及十二月間由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因為為了拖延、反對和破壞中國國民黨與蔣介石所領導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決議謂“迎汪（精衛）復職，以與蔣分權，繼續總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這個目前所見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產黨的文件。是因為孫中山先生逝世，蔣介石護黨，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著中共為再度分裂國民黨，破壞國民黨北伐和意在打倒國民黨新領袖蔣介石，而使用的陰謀策略。並且，直至一九二七年春天，才由蘇俄顧問鮑羅廷在武漢創辦的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上，首次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首次公開稱這個所謂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參見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時，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兩年有余。然而，十年之後，在毛澤東和中共曾數次發表的“抗日”宣言和決議中，竟又將由他們所“創作”的“新”三民主義，“還原”成了“舊”三民主義，並一再地表白他們願意為實現孫中山先生“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而堅決奮鬥了（詳見下卷第三章第二節）。

　　由是可知，“新三民主義”既為中共所捏造；三大政策亦是蘇俄和中共的“政策”。因而，指孫中山先生有“新三民主義”，並且指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義”，更借宋慶齡之口，妄指它們竟是孫中山先生所“手定”的主義和政策，則只能證明中共既要拉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大旗，以為正統；又要毀孫中山三民主義，以進行謀篡、背叛和欺騙。

　　在中國大陸，有許多小學生，包括少年時的作者，都曾問過他們的歷史老師：“新三民主義裏面怎麽連一個‘民’字也沒有呢？”

　　這個問題的簡單性，自然令人一目了然；但這個問題的復雜性和可怕性，卻使得所有的歷史教授、歷史教師們不能回答和不敢回答。其中的奧妙，只能令味之者無極。





第四章





蔣介石保衛民主革命、推進祖國統一的歷史功勛



　　偉大的中華民族，從來就對失敗的英雄懷有特別的崇敬之心，一曲兩千年久唱不衰的“霸王別姬”，古往今來曾催動了多少人深情而又痛惜的淚水。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們面對著一位曾保存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民族英雄，一位曾保衛了中國國民革命、推進了祖國民主統一的革命領袖，一位曾預言共產革命只能使我們的民族與人民陷於萬劫不復的悲慘境地，因而自始至終堅持要反對和鏟除共產革命勢力的偉大人物，只因他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場巨大失敗的代表者，因而才不僅被他的敵人糟蹋得不成樣子，甚至被他的背叛者、某些追隨者和新一代不解歷史者，否定並諱言至今。這一歷史的極不公正，隨著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運動的深入發展，中國大陸人民對蔣介石先生的認識，也就日益地在擺脫著中共種種謊言和欺騙的桎梏，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歷史，確實已經走到了能夠還蔣介石先生原貌的這一天。

　　本書上卷將從本章起，在辨析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同時，兼為蔣介石先生辯。因為缺少了對他的正確認知，也就失去了對中國現代歷史進行真正認知的可能。



一　　建成革命武力以“底定廣東”、準備北伐



　　應該說，孫中山先生和中國國民黨，在為“竟辛亥之功”而艱難奮鬥的十數年反復辟歲月裏，蓋因袁世凱、張勛能擁遺朝之兵以求公然復辟，北洋軍閥能據私家之兵“假共和以復辟”，地方封建軍事勢力則因“有槍便是草頭王”而割據一方，唯革命黨人無槍無炮無軍隊，反復辟才至於屢興屢衰，甚至屢遭叛賣。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因痛感沒有革命武力，才不能在那個恃武力以復辟的時代，奪取反復辟的勝利，更不能實現北伐打倒軍閥的歷史願望，因而決心建立革命之武力，以反對復辟之武力。由是，陳炯明叛變之後，重建廣州革命政府，尤其是建立革命武裝，便成為孫中山先生一心相與的重大事業。而這個重大事業的關鍵一步，便是建立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以召收、訓練、培養一支革命的軍事力量，以期能夠依靠這支力量，達成反復辟 —— 即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目標。



第一、孫中山信任、重用並寄希望於蔣介石



　　據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大陸歷史學家證實，蔣介石自一九零七年赴日本留學，即參加了中國同盟會，開始追隨孫中山先生從事國民革命，並成為名副其實的革命黨人。一九一一年四川保路風潮起，他曾“托故假歸”，在上海和陳其美密商起義計劃，設法營救了同盟會員張恭。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又與張群秘密離日，回浙江參加領導起義，並獲成功。嗣後，在反對袁世凱復辟、北洋軍閥“假共和以復辟”的歲月裏，他始終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孫先生所組建的中華革命黨，堅持在上海、東北和日本等地從事反復辟的鬥爭，雖然遭袁通緝，但革命誌向不改。一九一七年孫中山首舉“護法”旗幟，他即向孫中山先生四呈對軍閥作戰計劃，尤其是“對北軍作戰計劃”和“滇粵兩軍對閩浙單獨作戰計劃”，竟成為十年後北伐作戰方略的藍本。他的軍事才能由是而得到了孫中山先生的很大賞識。01 一九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孫中山先生在給蔣介石的信中已稱：“計吾黨中知兵事而能肝膽照人者，今已不多得。唯兄之勇敢誠篤，與執信比，而知兵尤過之。”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蔣母去世，孫親纂祭文曰：“文與郎君介石遊十年，共歷艱險，出生入死，如身之臂，如驂之靳，朝夕未嘗離失……其介石也，慈愛異常母，篤責如嚴師，裁其跅弛，以全其昂昂千裏之姿，雖夷險不測，成敗無定，而守經達變，如江河之自適，山嶽之不移。”

　　一九二一年，當蘇俄與第三國際派代表馬林赴中國廣西拜見孫中山先生時，孫曾宣布“他願意派一個最能幹的人去莫斯科。”02 這個“最能幹的人”蔣介石先生，後來在赴俄考察中曾當面反對蘇俄支持外蒙古獨立，公開申明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不容劫奪，憤怒反擊了中共留學生對孫中山先生和三民主義的惡意攻擊。為他從此視蘇俄的“主義與事實”有別，並對蘇俄“欲染指中國及其滿蒙的赤色帝國主義野心”產生警惕，奠定了直接認識的重要基礎。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因陳炯明叛變，蒙難中的孫中山先生曾急電蔣介石“事緊急盼速來。”蔣立即銜命赴難。對此，孫中山先生稱：“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余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予及海軍將領共生死。”甚至稱“蔣君一人來此，不啻增二萬援軍。”03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先生甚至托廖仲凱捎親筆信，謂蔣“兄能在軍中多待一日，則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

　　孫中山先生的日本密友，梅屋莊吉先生的長女國方千世就曾在回憶中說：“孫先生說過，蔣介石是可以繼承我的一位青年。”04

　　即便是曾守侍孫先生病塌，為孫先生記遺囑，後十數年竟以蔣為嫉、為敵的汪精衛，也曾一再對蔣說：“孫先生臨終前，曾一再呼喚介石，介石……”05

　　一九二三年二月，孫中山先生決任蔣為大本營參謀長。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日，黃埔軍校創建，孫特任蔣為黃埔軍校校長，以期蔣能夠培訓一支北伐的黨軍。其時，雖因廖仲凱向軍校延進大批蘇俄軍事顧問和中共黨員，06 從而使蔣痛感事事製肘，曾忿而還鄉。但是，孫先生對他的一再敦請，和他對孫中山先生本人及國民革命的忠誠，還是使他接受了這個光榮而且重大的任命。蔣從此為培養一支革命的武裝，進而用這支“專打軍閥，絕不擾民”的黨軍（陳獨秀語）保衛廣東革命政府，開拓國民革命大業，底定和統一廣東，直至領導北伐打倒軍閥，曾竭盡其一身之功。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黃埔軍校開學，蔣介石為軍校題“親愛精誠”四字。八九年前中國大陸史家已稱：“他要求學生極為嚴格，經常召集學生訓話……日常事務一一過問，所以，黃埔軍校辦得虎虎有生氣，很快就培養出一批合格的軍事人才。”07 一九二六年北伐出師時黃埔軍校已召收學生五期，共七千四百余人，為未來的國民革命軍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青年軍官。一九二四年十月至十二月，蔣即以軍校畢業生為骨幹建立了兩個教導團。一九二五年第一次東征後又建立了第三教導團，並擴充成師。是年四月正式更名為“黨軍”，蔣任司令。八月，組成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親任軍長。



第二、蔣介石用革命武力底定廣東，被“倚為長城”



　　一九二四年十月，廣州商團頭目陳廉伯在英國支持下糾合武裝，密謀叛亂，妄圖推倒革命政府。國慶日，商團竟實行總罷市，於西關各處遍貼“打倒孫政府”的標語，並於西關各街道嚴密封鎖交通，試圖阻止廣州群眾及軍校學生的國慶遊行，不得，遂於太平路西豪口開槍射擊遊行隊伍，當場打死十余人，傷百余。蔣接孫中山命令後，立即率領軍校學生隊赴廣州，並督率其它部隊，向西瓜園、太平門、普濟橋一帶警戒。十五日晨，商團來犯，蔣率學生軍堅決還擊，其它各軍亦沿途夾擊，遂大敗商團。陳廉伯逃港，商團叛亂亦告敗亡。蔣與黃埔學生軍建立了保衛南方革命政權的第一功。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因孫中山北上，叛將陳炯明遂乘機自封為“救粵軍總司令”，準備進攻廣州。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廣州政府命蔣率黃埔軍校教導團、學生軍和粵軍第二師張民達部、第七旅許濟部出發東征。是為第一次東征。東征軍在蔣指揮下，連下東莞、石龍、常平、深圳，十四日與陳炯明血戰淡水兩晝夜，消滅大量叛軍，克淡水後，又次第攻占平山（今惠東）、海豐、陸豐、普寧、揭陽、汕東、湖安等州縣。三月二十日叛軍以一萬余眾攻擊東征軍，蔣乃命何應欽率教導團及學生軍死拼，並令教導二團及粵軍第七旅支援，始將頑敵擊退，並乘勝擊潰陳炯明主力，東征軍又占阿婆（今揭西）、玉華、光寧、梅縣，余逆遂退至江西境內。八九年後，中國大陸歷史學家曾寫道：“在第一次東征中，蔣介石都是親臨前線，先後發出命令、手諭、電報、訓話、告誡、及所作的緊急處置達六十多次。”08

　　一九二五年四 —— 六月間，當蔣介石東征之時，滇、桂軍楊希閔和劉震寰已在勾結謀叛。而當東征軍底定潮、梅，進行修整之際，楊、劉因陰謀敗露，遂公然叛變，武裝占領廣州省長公署和財政廳各機關。被迫遷往廣州河南辦公的大本營，急令蔣率東征軍回師廣州平叛。蔣回廣州後，遂兵分三路，於龍眼洞、瘦狗嶺、廣九路火車站迅速擊敗滇桂軍，斃滇軍師長趙成梁，俘桂軍師長陳天泰。劉、楊遂無心戀戰，逃往香港，叛亂歸於失敗。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大本營任命蔣介石為廣州衛戌司令。

　　一九二五年十月初，因陳炯明叛軍主力垮而未亡，仍為重大威脅，大本營命令蔣介石率軍第二次東征，蔣即兵分三路向東江地區進發。在蔣指揮下，東征軍一部與陳部激戰三日，克惠州。東征軍另一部僅以兩個營的兵力，與叛軍洪兆麟、謝文炳部八千人激戰於海豐，十月二十二日收復海豐，生俘大批敵軍。東征軍又一部，乃於十月二十七日與叛軍一萬余人激戰於華陽，先為敵所困，後因蔣驅援軍趕到，而擊退叛軍。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五日，蔣介石終於率軍收復東江，將陳炯明叛軍全數消滅，取得了第二次東征的勝利。為此，八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史家又寫道：“在第二次東征的具體戰鬥過程中，蔣介石親臨前線指揮，有關作戰的命令與電文來往頻繁。”09

　　一九二五年十至十一月，即第二次東征期間，蔣介石在隨軍指揮潮、梅戰鬥時，因得知粵南軍閥鄧本殷進窺廣州，陽江、羅定、雲溪各縣亦已被占。蔣當機立斷，令李濟深率獨立第一旅及第三十四團回援，並命第十一師待命。當東征軍平定北江後，蔣又立即增兵南路，命第三軍軍長朱培德任南路總指揮，分兵四路，會攻南陽。十一月七日克陽江，二十三日克廉江，鄧本殷退瓊州。蔣即命李濟深所屬第十一、第十二兩師負責肅清瓊州之敵，李部遂渡海作戰，瓊州終克，鄧本殷被消滅。

　　因蔣介石上述一系列軍事勝利，使革命政府“底定廣東”的願望迅速達成，蔣從此被政府與民眾“倚為長城”。對此，中共黨魁陳獨秀曾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在中共機關刊物《向導》雜誌上發表文章說：“現在蔣介石先生手創了有力的黨軍，用這包打軍閥絕不擾民的黨軍，不顧成敗利鈍地肅清了那些拉夫開賭、苛稅苛捐、各霸一方，歷年擾害廣東人民的滇、桂、粵各派小軍閥，以圖廣東軍政財政之統一，這不但為國民黨建立了驚人的勛勞，並且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從心的怨氣。中山先生及他手創的中國國民黨，倘若沒有這幾個月國民政府一面肅清內部惡勢力，一面反抗外部惡勢力的堅決舉動，幾乎使人民懷疑到什麽三民主義，什麽革命事業，都不過是欺騙人民的鬼話了！”10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和三十日，陳獨秀又在《向導》周刊上發表文章，稱“蔣介石是實行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實行三民主義的革命派。”

　　歷史的事實已經證明，蔣介石迅速底定廣東，既對中國國民革命之廣東根據地的真正建立功莫大焉；更為其後領導北伐打倒軍閥的大業，奠定了至為重要的政治和軍事基礎。





二　　利用“中山艦事件”以反擊蘇俄僭權、限製中共篡權

　　“中山艦事件”是國共兩黨第一次公開的大沖突，也是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對蘇俄與中共“挖心戰術”的第一次公開大反擊。由此國民黨乃得救，由是共產黨則註定了它在一九二七年失敗的命運。是故，國民黨稱之為“蔣中正救黨”，共產黨則從此對蔣介石恨之入骨。

　　七十余年來，國共兩黨對“中山艦事件”各執一說，中外史家更是莫衷一是。用相互指責的辦法既不能誠服眾心；用索引與考據的研究亦難使雙方黨人悅服。在中國大陸，中共歷史學家乃眾口一辭，以黨言為立言。即便是八六年後，大陸新一代歷史學者已經越來越走上了“過度美化”11 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道路，但對該事件的評價，仍因中共領袖曾明言欽定，所以至今尚無人敢公開推翻中共定論。至於暗中、私下或在民間，自然早已是“各抒己見”。在中國臺灣，隨著言論由小限製走向大開放，對這一歷史事件早已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不論是國民黨的鐵桿忠臣，還是某些要“淡化歷史”的史家，他們對該事件的研究與判斷，仍然和中國大陸頗多區別。為此，筆者將根據國共雙方和兩岸史家對中山艦事件的看法，並從中山艦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和歷史後果出發，以尋求歷史的公正結論。



第一、國共兩黨及兩岸學者對中山艦事件的看法



　　一、中共領袖周恩來指“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一手製造。”12

　　二、國民黨元老陳立夫稱：“三月二十日所發生的中山艦事件，是一次陰謀，完全是針對蔣先生而來的。”13

　　三、一九八六年於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國現代史》是這樣敘述“中山艦事件”的：三二零事件發生前，蔣介石支持下的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到處散布謠言說共產黨要暴動，推翻國民政府，組織工農政府，以惑亂人心，煽動反共。三月十八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通知海軍局，謂奉蔣介石命令，調派得力兵艦二艘開赴黃埔，聽候差遣。海軍代理局長李之龍（按：青年軍人聯合會負責人，共產黨員）即派出中山、寶璧二艦前往。但十九日晨軍艦到達黃埔後，蔣卻聲稱並無調艦命令，隨後因蘇聯參觀團要參觀兵艦，李之龍經請示蔣，又將中山艦調回，十九日下午六時半該艦駛抵廣州。中山艦得往返開動，本是奉命行事，但蔣介石卻說這是“無故生火達旦”，是“擾亂政府之舉”，亦即誣蔑共產黨要暴動。蔣以此為借口，於三月二十日淩晨擅自宣布戒嚴，調動大批軍警，斷絕廣州市內外交通，逮捕了李之龍，占領了中山艦和海軍局，扣捕了黃埔軍校和第一軍中做黨代表及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並包圍了蘇聯顧問團住宅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了兩處衛隊的槍械。14

　　四、一九八八年臺灣出版的《中國現代史》，則對該事件做了另一番敘述：三月十八日晚代理海軍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令蔣校長座艦中山艦由廣州駛回黃埔，準備劫持蔣中正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三月二十日，蔣采取斷然措施，拘捕李之龍，扣留中山艦，包圍俄國顧問住宅及共黨機關，收繳共黨分子所操縱的罷工委員會槍械，是為“中山艦事件”。中山艦的調動，系聽從俄國顧問的命令。事發之後，俄國顧問季山嘉等被遣送回國，共黨同意解除中共分子在軍校中擔任的職務，並解散“青年軍人聯合會”，軍校教務長鄧演達的職務亦被解除。15



第二、“中山艦事件”發生後中共與蘇俄的態度



一、中共態度

　　其一、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國現代史》雲：中共中央和蘇聯顧問對蔣介石采取了妥協退讓的方針。張國燾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廣州。他一面動員中共廣東區委執行妥協方針，一面對蔣進行所謂親善訪問，表明中共繼續支持蔣的態度。16

　　其二、一九八九年前的中共歷史學家在其專著中亦雲：陳獨秀主張妥協退讓，對蔣介石的這一背叛行為非但不予指責，反而表示“抱歉”，批評共產黨人“太急進”，不應“包辦”太多。17

　　其三、一九八九年後的中共歷史學家在其著述中稱：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陳獨秀在《向導》上發表了“中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與廣州事變”一文，說：“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根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的工具，絕不會采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18

　　其四、該歷史學家又稱：進而，在六月四日，陳獨秀寫了三封信發表在《向導》上。信中寫道，“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而且表示，“中國共產黨若陰謀倒蔣，就應該起來打倒共產黨，共產黨員若陰謀倒蔣，就應該槍斃”。19



二、蘇俄及其顧問態度

　　其一、中國大陸史書雲：四月底，蘇聯顧問鮑羅廷在回國三個月後返回廣州，他主張對蔣作最大的讓步，承認蔣於三月二十日以來所取得的權力。20

　　其二、《陳立夫回憶錄》稱：那時（指中山艦事件發生時），俄國方面也不願意和蔣先生關系惡化。後來在北平大使館的文件中，發現當時俄國顧問（指季山嘉），受莫斯科的責備，稱他們輕舉妄動。……他們明白如果國民黨一旦在廣東失敗，那共產黨也將無法生存。 21

　　其三、中共黨史專家引述：中山艦事件後不久，蘇俄駐廣州領事館，即派人拜詣蔣介石，詢問中山艦事件是針對某些個別人還是針對整個中俄關系？蔣當即回答是“對人”。不久，蘇俄乃令季山嘉等回國，中俄關系仍舊。22

　　其四、臺灣歷史學家雲：俄顧問看汪精衛不行，只好棄車保帥。經過協議，給汪留點面子。三月二十二日，大家齊集汪公館開政治會議，其中有一項決議說：“汪主席患病，應予暫時休假。”從此一直休到十六年四月。即一九二七年四月。23

　　其五、日本《產經新聞》曾連載的《中日關系八十年之證言》稱：事後（指中山艦事件後）蘇聯顧問團成員曾經自行檢討，承認失敗而有如下的自責：一是俄國人對中國風俗習慣不註意，引起中國人反感；二是中國共產黨不知盡力於組織國民黨，默然轉移，只知以顯明地擴充共產黨為工作總方針，欲在各處把持一切指揮之權，招致國民黨員之反擊。季山嘉等一部分人，於二十四日自廣州處分歸國；國民政府復於四月二十四日解除俄國顧問十余人的聘約。這才削弱了俄國人的控製力。24

　　應該說，中共與蘇俄在事件發生後的“態度”，已能表明這個事件的“蹊蹺”所在，亦已經能夠揭示這個事件的事實性真相。



第三、中山艦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與歷史後果



一、歷史背景

　　重大歷史背景之一：中山艦事件發生在國民黨“二大”之後。就國民黨一方而言，是孫中山先生在“聯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誤，才留下了蘇俄與中共對國民黨施行“挖心戰術”的歷史契機；是廖仲凱的“左派”幼稚病，才使得大批共產黨員能夠在國民黨內攫取權力，並造成了汪精衛的上臺；是汪精衛為代表的“左派”權力病，又使得蘇聯顧問成了國民黨“左派”的太上皇，使蘇俄與中共竊奪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更將國民革命逼向了共產革命的危險邊緣。就中共一方而言，其突出的表現，據中國大陸史家稱：在國民黨二大以前，在廣東工作的共產黨人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等（均是參加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曾決定對國民黨采取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政策，計劃在大會上（按：即國民黨二大）公開開除戴季陶、孫科等人的黨籍，爭取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名額中共黨員占到三分之一，少選中派，多選左派，使左派占絕對優勢。25

　　中共《中國現代史》亦雲：國民黨“二大”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至十九日在廣州舉行。到會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代表約占五分之三。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在大會上占了壓倒的優勢，從而保證了大會的正確方向。……大會駁斥了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的攻擊誣蔑，進行了反擊右派的鬥爭。大會作出了“彈劾西山會議派”和“處分違反本黨紀律黨員的決議”，對西山會議首要分子鄒魯、謝持“永遠開除黨籍”，居正、石青陽等因列名“國民黨同誌俱樂部”（由國民黨老黨員馮自由、馬素等組織的團體）“予以除名”；其它分子被書面警告，限期悔改，對戴季陶也發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誤”的警告。大會選舉中央委員三十六人。……在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各有共產黨員七人，會後譚平山、林祖涵（兩人均是共產黨員）繼續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和農民部長，毛澤東為宣傳部代理部長。各部做實際工作的秘書均為共產黨員。同時，各地方黨部（國民黨黨部）大多數由共產黨員主持。26

　　中共史學家的上述文字，無疑是蘇俄與中共如何對國民黨進行“挖心戰術”的一份“自白書”。對此，臺灣史家的證詞雲：所選出的三十六名第二屆中央執委，絕大多數屬於汪系和共派的人馬。再由三十六名委員，選出九名常務委員，他們的名次是汪兆銘（精衛），譚延闿，譚平山，蔣中正，林祖涵，胡漢民，陳公博，甘乃光，楊匏安。上列九名中，汪系三名，即汪、陳、甘；共派三名，即譚、林、楊；其余三名無所屬。譚延闿與汪較近，胡在莫斯科，蔣被孤立起來。這個名單使人們有“黃鍾毀棄，瓦缶雷鳴”之感。27

　　上述事實已經十分清楚地證明：正是在國民黨的“二大”上，即“中山艦事件”發生三個月之前，中共已經在蘇俄的指使和汪精衛的配合下，基本上達成了對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領導權的竊奪。更何況歷史早已證明：七十余年來中共從不曾允許過任何一個其它黨派的人入它的黨，做它的秘書，任他的委員、部長、常委，更不曾將各級地方黨委都交由它黨人士去把持，也不可能任由它黨的人在共產黨內開除共產黨的元老，訓令共產黨的骨幹，奪取共產黨的權力……。

　　重大歷史背景之二，是在國民黨“二大”之後。此時，中共與親共派即“左派”，已如其願望地在國民黨內占據了絕對優勢；反共派與遠共派即右派和中派，已被打擊和孤立；國民黨中央的黨權，已基本上被共產黨人所纂奪；國民黨各地方黨部，亦已大部分為共產黨人所把持；國民革命軍六個軍的軍政治部主任，有五位由共產黨員擔任，28 海軍局政治部主任是共產黨員李之龍……。是時，因底定了廣東、鞏固了廣東革命根據地，而被倚為“長城”和“柱石”的蔣介石先生，如能夠俯首貼耳地聽命於蘇俄，又能夠甘當“左派”，並與中共聯手，一起來把中國國民革命徹底變成為俄國的共產革命，把國民黨也徹底地變成共產黨，或乾脆將國民黨徹底消滅，則蘇俄與中共大約也就不會把蔣介石先生視為眼中釘、肉中刺，而非打倒他不可了。

　　但是，蔣介石既於廖案發生時，保護了國民黨元老不受蘇俄顧問的逮捕；又於“二大”召開之際，主張對國民黨中的元老派、即反共派從寬；在黃埔軍校，又不支持中共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進行陰謀地下活動；（按：中山艦事件後，蔣將其解散）；尤其是在國民黨“二大”和二屆一中全會上，他又數次提出了北伐的建議，堅持要求提前北伐；特別是他握有實權、即軍權；這就使得蘇俄、中共和汪精衛不僅對他疑忌重重，而且深感他的威脅。因此，如何使蔣手中的軍權變成汪精衛手中的實權，並能為蘇俄顧問所指揮，便成為“二大”以後，蘇俄、中共和汪精衛所一心要謀求的了。此其一。

　　其二、國民黨“二大”前，如果說蔣介石的某些作為，還未能及時引起蘇俄對他的足夠警惕，蘇俄軍事顧問團還僅僅將他認做“中派”，只孤立他而未打擊他，那麽，待到蔣介石在“二大”和二屆一中全會上一再堅持提議北伐，卻犯了蘇聯顧問的大忌。蘇俄認為，一是中共剛剛在廣東依靠國民黨而立足，既未立穩，更未獨立；二是其影響與勢力，尚遠未及華中與華北地區，倉促北伐，只可能使他們有“得不著湖北，反失了廣東”之虞（參見下卷第一章）。因此，繼續發展與鞏固中共在廣東的力量與地位，以在北伐前能夠於華中及華北地區建立蘇俄與中共的社會基礎，這才是蘇俄顧問與中共雖深知全中國人民正在翹首盼望北伐，卻決心反對北伐的真正原因。而要反對北伐，就必須打擊堅持提出北伐，並且已經享有威望和擁有實力的蔣介石。由是，在汪想擠蔣、俄想壓蔣、中共想倒蔣的局面之下，則汪、俄、共合流以打蔣，也就勢所使然。自國民黨“二大”召開直至“中山艦事件”發生，蘇俄、中共以及汪精衛用以對付蔣介石的手段，一是針對蔣提出北伐，鮑羅廷立即率蘇俄軍事顧問團全體成員反對，鮑於會上即聲稱：“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後。”29 二是會下和會後，蘇俄立即聯合中共、汪精衛和左派發動倒蔣運動，既在廣州市區到處張貼反對北伐的傳單，又開始攻擊蔣介石是“新軍閥”，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更在黃埔軍校竭力宣揚“北伐必敗論”，宣揚校長蔣中正“不革命”，30 進而聯合汪精衛煽動第一軍第二師師長王懋功叛變。31 三是汪精衛想免除蔣的職務又不敢，故先暗示蔣離開廣東北上幫助馮玉祥練兵，後又暗示蔣出國赴俄考察，實際是想把他扣留在俄國。四是蔣鑒於此種處境，乃向汪提出辭呈，但汪既不批準又不慰留，置蔣於進退兩難境地。32 由此可以想見，此時的蔣介石如果還要硬頂下去，則蘇俄、中共和汪精衛下一步“打蔣”的辦法，又將是什麽呢？

　　重大的歷史背景之三，乃是蔣介石個人的思想基礎與國民黨及他本人在“二大”後的處境。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先生雖派了一個“最能幹”的人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考察，但是，這個最能幹的人蔣介石赴俄考察歸來，不僅撰寫報告書給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中常委，如實呈述蘇俄的“主義與事實”有別，要求孫中山和國民黨警惕蘇俄的目的和野心，而且，他還專門寫信給傾心蘇俄的廖仲凱，敦勸說：“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對兄言俄人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之言也……其對中國之政策專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成者，絕無此道……所謂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33 可以說，正是赴俄考察，才奠定了他一生作為“反共先覺”的思想基礎。並且，他的正確也已為歷史的發展所完全證明。然而，蔣介石鑒於他對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的忠誠，和他對孫中山重視“俄援”的理解，他才一方面為顧全大局而赴粵任職，一方面則用韜誨之計以存身、建軍和助黨。然而，孫中山逝世後，面對著蘇俄、中共對國民黨所加劇的種種分裂和竊奪手段，他雖然在盡其所能地回護著本黨的利益，保護著本黨的人士，發展著本黨的革命軍事事業，但是國民黨在自己“二大”上被人“挖心”的慘劇，和他本人在“二大”後日漸成為蘇俄、中共和汪精衛眼中釘的處境，終於使他有了護黨的強烈願望和本能的自衛要求。尤其是當他身處“辭職既不獲準，赴俄心又不甘”的境地時，34 他“內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35 此時此刻，如果再有人唆使他的部下對他操槍叛變，並且當真要劫持他赴海參威而予以軟禁時，他作為一名軍人的責任心、自尊心與榮譽心，自然決定了他“反擊”的完全可能性。而作為一位忠於孫中山、忠於中國的國民革命，曾因“底定廣東”而被倚為“長城”，更一心向往北伐，以求實行孫中山遺誌與全國人民願望者，他終於借機挺身救黨和保衛國民革命，雖則是“逼上梁山”，卻更是“責之所在、義之所存、使命之所然”了。



二、歷史後果

　　其實，當我們已經明白“中山艦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之後，我們對“中山艦事件”的真相也就應該有所“真知”了。不論稱它是蘇俄與中共要倒蔣的“陰謀”，或是稱它為蔣介石要護黨或自衛的“製造”，我們都已經有了這個“陰謀”和“製造”的“背景根據”。概而言之，它若不是蘇俄、中共與汪精衛“倒蔣”的必然一著，便是蔣為“護黨和自衛”而被迫予蘇俄、中共和汪精衛的第一次大反擊。至於汪精衛本人因中山艦事敗乃為俄所棄，和蘇俄同意將軍事顧問團連團長季山嘉在內的十幾位軍官撤回國中，尤其是中共黨魁陳獨秀和張國燾等人的一再道歉、賠禮和自責，也就更能說明它的“根由”與“底蘊”。但是這一切還不能說明“中山艦事件”的根本性質。因為我們只有看清了“中山艦事件”所產生的歷史後果，我們才能真正明白“中山艦事件”的本質。那麽，“中山艦事件”的歷史後果又是什麽？

　　其一、它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人，趁機對蘇俄與中共借國民黨“聯俄容共”而分裂和竊奪國民黨黨權，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第一次大反擊，並且獲得了成功。

　　其二、它是中國國民黨自有“聯俄容共”做法以來，第一次對黨內的“親俄護共派”危害本黨、危害國民革命、阻礙中國國民革命進程之錯誤和罪惡的第一次沈重打擊，並從此於國民黨中凝聚起一股反擊蘇俄和中共的正義力量，為蘇俄與中共的嗣後反撲，打下了反擊的基礎。

　　其三、正是中山艦事件的發生，才使得大部分國民黨人重新認識了本黨的目標、理論、綱領和路線，從而開始意識到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和共產黨的共產革命之本質區別，意識到“聯俄容共”做法的重大失誤和“走火入魔”，已經使中國的國民革命陷入了怎樣的困境。

　　其四、也正是中山艦事件，才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當中國國民革命就要被誘逼成俄式共產革命的歷史關頭，中國國民黨卻在自身隊伍中，崛起了一個要堅決保護中國國民黨和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的新領袖 —— 蔣介石先生，從而使蘇俄與中共要繼續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遭遇到了強有力的抵製和反擊。

　　總而言之，如果中山艦事件純屬蘇俄、中共和汪氏要“倒蔣”的共同陰謀，則這個陰謀卻逼出了一個“中國國民革命的正面效應”，達到了蔣介石能夠借機反擊蘇俄僭權和中共篡權的目的；退一萬步而言，如果中山艦事件完全為蔣介石一手製造，則它無非是蔣介石在萬般兇險之下，為自衛救黨和保衛中國國民革命而厲行的一個手段，則同樣達到了反擊蘇俄僭權和中共篡權的目的。因此，不論中山艦事件事出何因，何人，它發生的背景與後果，都證明了這個事件的歷史效應是正面的，而非反面的；是正確的，而非錯誤的；是前進的，而非倒退的，是革命的，而非反動的；是中國國民革命抵製和反擊蘇俄及中共對它實行誘逼的第一次大成功。由是蔣氏的功績才理應為之一贊。



三　　提出整理黨務案、通過刻期北伐案以堅持民主革命方向

　　中山艦事件之後，蘇俄與中共的退讓，一是出於不得已 —— 因為蔣有軍權和實力；二是準備伺機反擊 —— 為了牽製和阻止蔣北伐。蔣介石因既知分裂國民黨、篡奪國民黨黨權和誘變中國國民革命，乃是蘇俄與中共的一心所想，所以，為了保護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並為了顧全國民革命的大局，乃提議召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從“改善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間關系，糾正兩黨黨員妨礙兩黨合作之行動及言論，保障中國國民黨黨綱黨章的統一權威，確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地位及其意義出發”，提出了“整理黨務案”：36

　　一、凡他黨黨員加入本黨者，各該黨應訓令其黨員，明了國民黨之基礎為總理之三民主義。對於總理及三民主義，不得加以批評和懷疑。二、凡他黨黨員加入本黨者，各該黨應將其加入本黨黨員之名單，交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存。三、凡他黨黨員加入本黨者，在高級黨部（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任執行委員時，其數額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執行委員總額之三分之一。四、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不得充任本黨中央機關之部長。五、凡屬於國民黨黨籍者，不得在黨部許可以外，有任何以國民黨名義召集之會議。六、凡屬於國民黨黨籍者，非得有最高黨部之許可，不得另有政治關系之組織及行動。七、對於加入本黨之他黨黨員，各該黨所發之一切訓令，應該先交聯席會議通過，如有特別緊急事故，不及提交通過時，應該將此項訓令，請求聯席會議通過。八、本黨黨員未受準予脫離黨籍以前不得加入其他黨籍。如既脫離本黨黨籍而加入他黨者，不得再加入本黨。九、黨員違反以上各項時，應即取消其黨籍，或以所犯之程度，加以懲處。37

　　同時，為解決兩黨與兩黨黨員糾紛，國民黨又於五月十七日提出並通過了“聯席會議組織大綱案”八條。38

　　蘇俄顧問鮑羅廷鑒於中山艦事件之後的國共兩黨態勢，對國民黨二中全會通過的“整理黨務案”，事前事後均未表示反對態度。陳獨秀則以中共中央名義寫信給國民黨中央，表示“整理黨務案是貴黨內部問題，無論如何決定，他黨都無權贊否”。39 並於“告全黨（共產黨）同誌書”中，稱“國民黨中央決議共產黨分子退出國民黨最高黨部，禁止共產黨員（指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批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共產黨及青年團須將參加國民黨的黨員、團員名單繳存國民黨，我們都接受了”。實際上“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的名單，中共始終拒絕交出”。40

　　中共黨員毛澤東、林祖涵、譚平山，根據國民黨“整理黨務案”，被迫於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辭去所任各部部長職務。

　　國民黨於會後新設立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軍人部。蔣介石推薦張人傑（靜江）代自己為中執委主席，推薦陳果夫代他任組織部長，改邵元沖為青年部長，蔣自任軍人部長。中執委下設黨務會議和政治會議，由張人傑和譚延闿分任主席。國民政府主席一職由譚代理（原由汪精衛擔任）。七月六日，蔣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常委主席。

　　“整理黨務案”提出後，據一九八九年前中國大陸史家稱：“原來，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各級地方黨部之中，共產黨員占很大比重，如中央組織部，最多時，在二十九名部員中，就有二十六名共產黨員。在二屆二中全會以後，對各級黨部進行了新的整理與改組，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共產黨員在各級黨部中，最多不過占三分之一。”41

　　蔣介石提出並獲通過的“整理黨務案”，其巨大意義在於：首先是奪回了國民黨自身的最高權力，和“一大”以來為共產黨所迅速竊奪的組織部權力，以及部分地方黨部的權力，使國民黨重新獲得了自己的大部分黨權，從而保證了領導國民革命的決策權，特別是決定北伐的權力。雖然蘇俄與中共為逞其私欲，仍然堅持反對北伐，卻已不再能改變國民黨誌在領導與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特別是發動和領導北伐的決心。

　　六月四日，中國國民黨在蘇俄與中共的一片反對聲中，召開中央臨時全體會議，通過了“刻期北伐案”。七月一日，蔣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名義，頒發“北伐部隊動員令”，宣布戰鬥序列和集中湖南計劃。七月四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中國國民黨為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宣言”，莊嚴宣告：“中國人民一切困苦之總根源，在帝國主義之侵略，及其工具軍閥之暴虐……本黨為實現中國人民之唯一需要，統一政府之建設，為鞏固國民革命之根據地，不能不出師以剿除賣國軍閥之勢力……”

　　七月九日，北伐軍正式出師。

　　應該說，自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以來，孫中山先生誌在北伐的歷史願望，終於在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人的推動和決策下，以自己訓練出來的革命軍隊作主幹，開始付諸實行了。歷史的事實是，自中山艦事件至七·九北伐出師，短短的三個余月間，如果沒有蔣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國民黨人，為保護國民黨的黨權，為堅持國民革命方向，為決心發動北伐，而反擊了蘇俄和中共的僭權和篡權，則孫中山先生的歷史遺願和全國民眾所一心向往的北伐，非但不可能於短短的十個月之間，就能夠解放南半個中國，而且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更不知會改變成什麽樣的性質。這無疑是蔣介石保衛、領導和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的又一巨大歷史功績。



四　　決心“清黨”和重建南京政權以將北伐進行到底

　　自北伐出師到國民革命軍解放南半個中國的短短十個月內，因為蘇俄與中共曾施展種種陰謀和手段以反對、利用和破壞北伐，並造成了嚴重後果，由是，蔣介石與一大批真正的國民黨人，乃不得不於北伐勝利進軍之中堅持“兩面作戰”，才能保衛北伐和堅持北伐。



第一、蔣介石洞察其奸



　　如前所說，蔣介石了解蘇俄的“主義與事實有別”，燎解蘇俄的赤色帝國主義性質及其欲染指中國的野心，因此，在孫中山逝世之後，當他眼見蘇俄與中共不僅公然竊奪國民黨黨權，而且公開要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甚至已經將廣東國民革命根據地煽變成所謂工農運動、即“共產暴民運動”的中心時，如果說，他堅持提議北伐，並要求及早實現北伐的根本目的，乃是要完成孫中山先生的未竟之誌 —— 打倒軍閥，統一中國，以“竟辛亥之功”，那麽，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用北伐來擺脫廣東國民革命正在被誘逼成共產革命的“困境”，用全國人民一心向往的北伐，將國民革命推向全國去，從而造成國民革命的成功。這與他後來在北伐進程中，先建議遷都武漢，後建議暫駐南昌，最後為不使武漢的悲劇在上海重演而決心“清黨”，都是出自同樣的苦衷。此外，由於蘇俄與中共為反對北伐，又施以種種陰謀和手段來反對他、陷害他，所以，他對於蘇俄與中共反對不成則加以利用，利用不成則加以破壞，破壞不成則乾脆決以公開背叛的邏輯，應該說已經燎然於胸。

　　由是，他既不會不明白，蘇俄顧問鮑羅廷堅決反對他要求遷都武漢的緣由； 更不可能不明白，蘇俄顧問鮑羅廷竟於四個月後又堅決要求遷都武漢的原因；和鮑竟敢以一個外國顧問的身份，於遷都的空隙在武漢突然宣布成立“部分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聯席會議”、並執行最高權力的陰謀，“顯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對本黨的分裂行動”。42 誠如中國大陸一位歷史學家所指出的，“遷都武漢，出乎蔣 介石的無奈，而他深知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在起關鍵作用”。43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南昌第十四次總理紀念周講演中就曾指明說：“現在武漢的本黨一部分同誌，有一種運動，有一種宣傳，所謂要提高黨權，集中黨權，……他們不過是拿一個口號來排除異己的同誌，做他們真正想把持黨權的武器罷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他在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典禮的講演中乃進一步明確指出：“自從總理死了之後，中國共產黨差不多沒有一天不是想消滅我們國民黨，想破壞國民革命，想搗亂國民革命軍，想推倒我們國民政府，要把他的共產黨來代替我們國民黨……現在我們國民黨的同誌，實在不能再容忍了，再不能讓共產黨用陰謀、盜竊、挑撥等下流行為來消滅我們國民黨，來破壞我們國民革命的事業……”至於蘇俄與中共為反對、利用、破壞北伐，而從陰謀反蔣走向公開倒蔣的行徑，他早已洞若觀火，並對蘇俄和中共強加在他身上的“軍閥獨裁”等等罪名亦曾公開揭穿說：“何圖包孕本黨之共產黨徒，奉鮑羅廷發縱指示，造成種種流言蜚語，提出軍閥、獨裁等口號，冀直接打倒中正，間接打倒國民革命。而本黨本軍一部分同誌，不悟其奸，反為所惑，遂以為中正真有所謂企圖軍閥及個人獨裁的傾向……。”44 其間，他還從共產革命與國民革命之根本理論分歧出發，對蘇俄與中共要“直接打倒蔣中正，間接打倒國民革命”的根本緣由，於理論上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說：“國民革命軍自去年（一九二六年）北伐以來，共產黨人對於中正個人早有不滿的表示，早有不少的批評和攻擊。其中最大的一點是什麽呢？就是說蔣中正將來一定要造成一個資本主義政府；並且說，蔣中正已商人化，非防止他、打倒他不可。這些話是共產黨人攻擊中正個人唯一的焦點……我深知商界的痛苦，並沒有比農工差的地方；並且更明白在國民革命期間，也不能離開商人而專使一個階級來統治中國……我們國民黨是本著三民主義、建國方略來革命的，完全承認個人的私有財產；共產黨是要取消私有財產的，兩黨不同的最大一點就在於此……我們為什麽要革命？我們完全是求經濟獨立而來革命的。我們完全是要脫離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解除民眾的疾苦而來革命的……再明白些說，我們之所以要革命，就是要求農、工、商、學、兵各界的經濟有良好的狀況，也就是為我們全國四萬萬同胞有良好的結果，這是我們革命的最後目的。”45



第二、蔣介石針鋒相對



　　蔣介石深知蘇俄才是中共的靠山，蘇俄顧問鮑羅廷又是中共一切篡奪與破壞行為的具體策劃者和指揮者。因此，當鮑羅廷囂張一時，竟在一九二七年元月十一日歡迎他赴漢的宴會上，突然公開襲擊他說：“蔣介石同誌，我們三年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工農、反對cp（共產黨）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的。”當時，蔣因親共派徐謙“宣布立即散會”，才沒有機會當場反擊他，但第二天，蔣即抓住機會公開指斥鮑羅廷說：“你所說的話，完全沒有根據。你講出來哪一個軍人是壓迫工農？哪一個領袖在摧殘黨權？”因鮑答不上來，蔣介石即義正辭嚴地指責他說：“你不能說這種沒有根據的話。你是一個蘇俄的代表，你就不能這樣破壞本黨。並且你們蘇俄不比前三年的蘇俄；現在的蘇俄，各國看起來是個強國，並且還有人在世界上說你蘇俄也是一個赤色帝國主義者。你如果這樣跋扈專行，如昨晚在宴會中間所講的話，我可以說，凡真正的國民黨員乃至中國人民，沒有一個不痛恨你的。你欺騙中國國民黨，就是壓迫我們中國人民；這樣並不是我們放棄總理的聯俄政策，完全是你來破壞阻撓我們總理的聯俄政策。”46



第三、蔣介石致力團結本黨，力勸汪精衛不要為蘇俄與中共所利用



　　因蔣介石深知蘇俄與中共乃是中國國民革命的蠹蟲和敵人，因此，為團結本黨，他既堅持原則，又能忍讓和退讓。當鮑羅廷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陰謀成立“聯席會議”時，蔣介石雖然深悟其奸，但為了保持本黨的團結和軍事的統一，他不但極力容忍，而且於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兩電武漢，對於武漢聯席會議的決議案皆表同意，並且敦勸當時留駐南昌的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遷移武漢，使三中全會得以進行。 而當汪精衛在中共“迎汪復職，以與蔣分權”的陰謀策劃之下，終於回國到達上海之後，蔣雖深知汪回國乃是蘇俄與中共的陰謀，但仍懷衷以報，既以總司令名義公開向全軍將士發表歡迎汪精衛歸國的通電，稱：“自汪主席歸來以後，所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諸端，皆需在汪主席指揮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唯有統帥各軍，一致服從……同心同德，完成革命。”同時，他還在數次私下晤談中，向汪陳述黨情與國情，懇切告以為謀自共產主義者手中挽救國民黨，而必須“清黨”。並要求汪留在上海。而當汪支吾其詞、曖昧不爽時，蔣又堅決地和一針見血地要求他說：“你切不要到武漢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回來，那時，你不想做共產黨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為本黨，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後再請一班中央執行委員過來。如果你到武漢去，國民黨還是不能團結，你還是要做本黨的罪人。”47

　　汪精衛雖然早已認識到“共產黨實以國民黨為利用品”，48 但他是為“與蔣分權”而歸，而非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而回。所以，幾天後，汪還是突然在上海公開發表了“汪精衛、陳獨秀聯合聲明”，從反面公開回答了蔣介石要他團結本黨、而非破壞本黨的勸告及警告，帶著蘇俄與中共交給他分裂國民黨的“任務”，去武漢“俄國政府”做他的“第一把手”去了。



第四、蔣介石決心清黨以保衛國民革命



　　一、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當鮑羅廷指揮的武漢“俄國政府”依據所謂“四月一日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決議，通過免除蔣介石擔任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時，蔣介石鑒於“如果只是一個人的進退出處，不可介意；但這是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問題”，因而他才向全國鄭重發表申明稱：“革命責任，不容推委，誓必自責，完成北伐。”49

　　二、因汪精衛置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的命運於不顧，決與蘇俄顧問及中共同流合汙，蔣介石鑒於孫中山先生“堅持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推進國民革命、反對共產革命，主張人民民權，反對共產專政，建立共和國家、反對移植共產製度於中國”之聯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則，已為蘇俄與中共所毀；鑒於國民黨再度分裂、國民革命陣營內亂頻生，叛亂將至，北伐已經無以為繼；鑒於需要一個真正的國民革命政權和一個真正中國人的政府，來領導國民革命和完成北伐；蔣決心以中流砥柱之姿，與憤而要求清除共產黨的蔡元培、吳稚輝等一批真正的國民黨人一起，50 實行“清黨”，並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以瓦解武漢的“親俄派”國民黨中央，推倒武漢的“俄國政府”，堅持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方向。

　　三、遵照孫中山“共產黨要反對國民黨，我就要開除共產黨；蘇俄要支持共產黨，我就要反對蘇俄”這一聯俄容共的原則，一九二七月四月二日，即共產黨員朱德率眾洗劫南昌江西省國民黨黨部，公開高喊打倒三民主義，公然踐踏孫中山先生畫象和撕毀中華民國國旗的同一天，在蔣介石支持下，國民黨中央監委在上海接受吳稚輝的請求，備文送國民黨員身份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要求一致“清黨”。吳稚暉的報告稱：《共產黨敬告同誌宣言》曰：“……我們根據最近決議的精神，以黨團監督政治，以政治監督軍事方案，切實督責想做新軍閥的人。倘若還要難為我們，那就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痛痛快快地來解決他。”本委員（吳稚暉）按：“亂麻即指國民黨，快刀必是指無產階級……。請大家註意……他們常用借乙打甲、借丙打乙的辦法……現在擁汪倒蔣，過些時又必擁鮑倒汪，再過些時又必擁列寧倒孫文……這種無產階級的人們，又是他們的貓腳爪，最後打盡了中國的大部分人，就實現清一色的共產世界……”

　　會後，蔣介石即以總司令名義，解散東路軍為共產黨所把持的第一、第二兩師政治部。四月六日，蔣介石鑒於上海共產黨已於五日決議由工人糾察隊發起暴動，為防止第二次南京事件的發生，蔣乃命令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查封由“左派”和中共把持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駐上海辦事處。九日，蔣又發布上海戒嚴令，任命白崇禧為戒嚴司令，然後迅速切斷與南京交通，使中共掌握的國民革命軍第三師陷於孤立，清除其抵抗分子，解除其武裝。南京事件主謀者共產黨員林祖涵逃往九江。南京市孫文主義學會成員遂包圍了為中共所把持的國民黨江蘇省黨部，逮捕了隱藏在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分子。

　　四、由於中共為奪取上海政權，一是在軍閥駐滬軍隊已經表示向北伐軍投降、上海即將和平解放之時，曾搶前發動三次暴動，並自組“上海市民政府”，更宣布這個市民政府“就是無產階級的，就是蘇維埃、巴黎公社。”；51 二是決由陳獨秀、羅亦農等推動“武力進攻蔣軍”，並驅使工人糾察隊襲擊租界，以再造南京事件，意在激怒列強，挑起國際事端，並認為“此一決鬥，實比對直魯軍閥還有更重要的意義”（當第三國際為保存中共實力來電製止這一行動時，中共領袖羅亦農曾狂憤地將電報摔在地上 ）；52 三是煽動工人罷工鬧市，無了無休，使滬上商人“自國軍臨滬以來即處於憔悴呻吟之下”，53 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級工會不僅自持武裝，並且擁有一支兩千人的武裝力量，實際上已造成另有一個上海政權的存在；因而，在國民黨中央監委已一致決定“清黨”以後，四月十二日晨，駐滬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即在白崇禧指揮下，解除了上海各處工人糾察隊武裝，逮捕了中共上海總工會主席汪壽華。十三日，中共上海總工會召開市民大會，發表“全面罷工”宣言，並於會後持槍武裝集合進攻寶山路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部，迅為第二師彈壓。中共叛亂武裝當場被逮捕九十多人，其中竟有四十多人身藏直魯匪軍特遣證章。隨後，國民革命軍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總指揮部 —— 上海總工會。化名伍豪的中共領袖周恩來被捕後，因在兩家大報發表“伍豪脫離共產黨啟示”而被開釋。此即為中共恨之入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歷史的事實是，中共明明要政變北伐成功後的國民革命新政權，卻將國民革命軍為保衛新政權而撲滅政變的不得已手段，不僅垢之為“政變”，甚至反汙為“反革命”，此亦無非是中共一己的“邏輯”，即政治的謊言罷了。

　　五、當南京、上海已經進行“清黨”之時，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遂聚首南京，在蔣介石主持下於四月十五日舉行談話會，議決“以南京為國都，取消不合法之中央黨部（即武漢黨部），取消漢口偽政府，取消跨黨分子黨籍等八項方針”。後又於四月十七日舉行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國民政府於本月十八日開始在南京辦公”，推舉胡漢民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和國民政府主席。

　　六、四月十八日，國民政府在原江蘇省議會舉行成立大典。由蔡元培代表國民黨中央黨部向代表國民政府的胡漢民授印。胡漢民發表演講，呼籲“一致擁護蔣總司令，以鞏固國民革命陣營”。同日，由國民政府發表“告國民革命軍將士文”，要求為完成北伐而“猛進”，並表彰蔣介石領導北伐的歷史功績。蔣介石遂發表“告全體將士書”，稱“中正身負黨、國重任，自當率我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一致效死，擁護我們南京建都的真正國民政府，並且要消滅漢口共產黨所操縱的偽國民政府”，並於五月再度宣誓出師北伐。

　　七、南京國民政府為清除反對國民革命的蘇俄和中共勢力，乃發表對共產黨幹部及附共分子的通緝令，通緝陳獨秀等共產黨員一百九十七人。並於五月十日成立“清黨”委員會。由是，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安徽、四川各省遂同時實行清黨。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欲將蘇俄和中共驅逐出國民革命陣營的“清黨”決策，終於在蔣介石的堅決發動和堅持下，付諸實行了。

　　應該提及的是，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之所以能夠取得迅速的勝利，中國國民黨的清黨和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的重建之所以能夠順利進行，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戴季陶先生曾在思想上和理論上對之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孫中山先生逝世後，面對著蘇俄和中共大肆宣傳俄國的共產革命，加速誘逼中國的國民革命，大張旗鼓地搶奪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甚至公然地反對北伐、破壞北伐和背叛北伐，戴季陶先生為捍衛三民主義而批判馬克思主義、肯定中國國民革命而否定俄國共產革命、保護國民黨而反對共產黨，曾在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論問題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澄清和建樹。這對於捍衛中國國民革命的三民主義思想基礎和民主建國的根本目標，以堅持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大方向，並在“共信”的基礎上建立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軍內部的“互信”，凝聚全國北伐打倒軍閥的革命武裝力量，反擊蘇俄與中共對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革命、特別是對偉大北伐戰爭的反對、誘逼、離間、破壞和背叛，直至決心將蘇俄和中共的勢力清除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陣營，均起到了極為重大的作用。確實功不可沒。



第五、蔣介石發動清黨和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的巨大歷史意義



　　一、於中國國民革命存亡絕續的歷史關頭，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倒軍閥、以“竟辛亥之功”就要功虧一簣的危局之下，是“清黨”的決策和行動，才挽救了北伐，挽救了國民革命，消除了中國國民革命再一次被誘逼為共產革命的巨大危險。

　　二、清黨與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不僅有力地恢復了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而且使得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有了新的和自己的領導中堅，中國人民從此有了自己的國民政府，從而引發了漢方真正國民黨人與國民革命軍將士對於蘇俄、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護共派，特別是對“俄國政府”的反對、反叛，直至分共的實現。從而為推倒武漢“俄國政府”，結束寧、漢分裂局面，贏得護國、護法的勝利，繼續北伐打倒軍閥，起到了巨大的歷史推動作用。

　　三、在相當程度上清除了乘“聯俄容共”而寄身於國民革命陣營的中共黨人，驅除了淩駕在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人民之上，欲變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欲移植俄式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並已給中國國民革命製造了巨大危害的蘇俄顧問，從而揭穿了赤色帝國蘇俄欲把中國變為其附庸和奴隸的野心，為其後十年公開剿除蘇俄指揮中共武裝叛亂和叛國，留下了思想和行動的有力根據。



五　　領導北伐成功、贏得護國護法勝利 —— 統一新中國

第一、蔣介石及時提議北伐、堅決主張北伐、決心揮師北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即“底定廣東”以後，蔣立即向軍事委員會呈“軍政改革計劃”稱：“統一廣東，以統一革命根據地之目的，今日定可實現矣。然此乃為國民革命之第一步也。廣東既定，全國人士期望於政府者愈殷；北伐實行，我革命軍所需之戰鬥力亦愈大。勝利不可幸至，北洋軍閥固有必敗之道，然其軍隊之抵抗力量，實非陳、林、洪、鄧諸部所能比擬，我必於軍政之統一，軍事之訓練，軍事之準備，切實註意，盡革前弊，而後能完成國民革命之準備也。”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對此亦稱：“據此，蔣介石就六個方面，即軍長職銜應急撤廢，全省軍製應速確定，軍需獨立應即實行，軍事教育應謀統一，兵工廠應積極整理，改編軍隊應加以限製，向軍委作出了改革的建議。”54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蔣介石在廣東國民政府公宴上首次公開講演主張北伐。他說：“我對於今日中國全國的局勢，以及本黨的前途，都曾仔細考察，深信我們中國國民黨必能統一中國……本黨今年再加努力，即可將軍閥一概打倒，收復北京，奉迎總理靈櫬到南京紫金山安葬。”

　　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蔣介石於國民黨“二大”作軍事報告，認為北伐條件已經成熟：“……現在的國民革命軍，完全在政府管轄之下，一個命令出來，可以動員的人數有八萬五千人，槍械也有六萬桿；兵士的餉額有一定的預算，兵士的生活也已較有改善；又有各軍校陸軍學生六千人，足抵一師之數……我們的政府，已經確實有了力量，來向外發展了……”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即中山艦事件後十數日，蔣根據大沽口事件以後各路軍閥和列強各國企圖繼續分裂中國的態勢，正式向國民黨中央提出了立即出師北伐的要求。他說：“北方國民軍退出京、津之後，中國形勢會有迅速而重大的變化。如奉軍占領京、津，則日本在華之勢力，愈加鞏固；吳佩孚在鄂、豫之勢力，英必竭力助長之；孫傳芳盤踞江浙，英必逼孫與吳聯；美國近且有聯孫以牽製日本之傾向；法國恐俄在華之勢力的擴張，故意欲與英、日聯合戰線，在滇助唐（繼堯），以牽製廣東北伐……總之，列強在華，對於北方國民軍處置既畢之後，其必轉移視線，註全力於兩廣革命根據地於無疑；目其期限，不出於三月至半年內也。”蔣由此一分析而認為，“北伐出師，必須要在上述所料狀態之前，也就是必須在六月底之前，見諸實行。”

　　“整理黨務案”通過後，國民黨中央決采納此議，並於四月十六日舉蔣為軍委主席，六月五日通過“刻期北伐案”，由國民政府任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具體籌劃北伐。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國民政府舉行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北伐誓師典禮，於時，蔣發表北伐誓詞稱：“國民痛苦，水深火熱；土匪軍閥，為虎作倀；帝國主義，以梟以張。本軍興師，救國救民；總理遺命，炳若晨星。吊民伐罪，遷厥兇酋；復我平等，還我自由。嗟我將士，為民前鋒，有進無退，為國效忠；實行主義，犧牲個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蔣同時宣告：“中正今此就職，僅以三事為國人告：第一，必與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為不斷之決戰，絕無妥協調和之余地。第二，求與全國軍人一致對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義早日實現。第三，必使我全軍與國民深相結合，以為人民之軍隊，進而要求全國人民共負革命之責任。”

　　孫先生留給中國國民黨“北伐打倒軍閥”的遺命，終於因蔣介石先生以及一大批真正國民黨人的堅決推動，而付諸實行了。



第二、蔣介石指揮一期北伐作戰、解放南中國



　　眾所周知，北伐是辛亥之後南方革命軍事力量北進打垮軍閥武力，推倒北方軍閥政府，結束軍閥復辟混戰，初步統一中華民國，奪取“護法”成功的偉大戰役。這一偉大戰役，初始如疾風暴雨，迅速地掃蕩了南方的軍閥勢力，不足十月，便打到了長江南岸，解放了南半個中國。其間，蓋因蘇俄和中共的一意破壞，才使得二期北伐被延後了整整八個月之久。然後，又由蔣介石親自揮師渡江北伐，不足四個月便席卷黃河兩岸，光復華北、西北，克定舊都。北伐獲得決定性勝利。由是北伐乃分兩期：一九二六年七月至一九二七年五月為第一期，一九二八年三月至一九二八年六月為第二期。兩期北伐作戰和數次戰役，國民革命軍之所以能夠勢如破竹，除掉它是一場正義的戰爭，為全國民眾所渴望、所支持以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這就是蔣介石先生的敢於堅持與親自指揮。因為如若沒有他的敢於堅持，則北伐必半途而廢；沒有他的親自指揮，亦不可能戰略正確，軍令統一。而他的軍事指揮才能和他以身效行、不畏艱險的精神，亦因北伐而得到了證明。

　　如前所說，蔣介石於一九一七年就曾數呈孫中山先生“對北軍作戰計劃”，十年後，除北方國民軍已退據秦、晉，而不再需要“先取四川、略取秦、晉”以外，第一期北伐總戰略，與十年前蔣的“對北軍作戰計劃”幾無大的變動。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蔣為第一期北伐製定的總體戰略方針略謂：“爰調大軍，先肅清湖南，然後再會師武漢，進而與我北方國民軍聯合，以期統一中國，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針對當時三大軍閥割據中國的整體態勢，為不使吳、張、孫聯合以對付南方革命軍北伐，蔣又為國民革命軍第一期北伐策定了“打倒吳佩俘，聯絡孫傳芳，不理張作霖”的策略。北伐出師後的八月十二日，蔣還親自發給孫傳芳“希望歸順革命陣營電”，以圖集中力量首先滅吳，再絕孫、張。具體戰略決策則是：除以第一軍主力在潮、梅方面鞏固粵邊，第五軍擔任粵省後防外，首先派遣第四、第七兩軍分由粵、桂出發，協力第八軍消滅湘境之敵。北伐的戰略進程是：



一、北伐出師與湖南之役

　　國民革命軍於七月九日在廣州誓師，七月十一日攻占長沙，北伐出師與湖南之役首獲大勝。七月十二日淩晨三時，長沙五萬人秉燭夜迎蔣介石總司令駐節長沙。此後肅清湘境的後期湖南戰役，便伴隨著武漢戰役的展開而迅疾獲得成功。



二、武漢戰役

　　此役是北伐軍能否飲馬長江的關鍵之戰。作戰對象是驕悍成性、赫然有名的大軍閥吳佩孚；戰力對比則敵軍數倍於我；作戰環境乃關隘處處，易守難攻。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蔣於八月三日赴郴州，八月四日召開軍事會議，為避免孫、吳聯合行動，蔣否定了唐生智和李宗仁等主張對鄂、贛同時進攻的意見，肯定了胡宗鐸主張先攻武漢的戰略，並於八月十二日在長沙親自策定了攻略武漢計劃，略謂：“北伐軍以先行占領武漢為目的，對江西暫取守勢，以主力軍直取武漢，並以一部進出荊、沙，使主力軍爾後作戰容易。”此外，蔣還對作戰要領，作戰目標，軍隊區分及各部隊行動任務，兵站設施，通訊設施等都作了明確規定。55 然後，蔣於八月十四日下達作戰命令稱：“一、立即以主力沿長沙通往湖北武昌的鐵路幹線緊迫敵軍；二、另以一部兵力，繞道長江上遊，渡過長江迂回略取漢陽和漢口；三、命令第六軍直向通城，渡江以攻敵後方黃陂；四、命令由歸降之黔軍改編的第八、第十兩軍從西側攻入荊門和沙市，與第六軍會師，沿京漢鐵路西側，夾擊敵後方主戰略線上之武勝關，以斷吳佩孚北歸之退路，逼迫吳不得不於長江南岸不利形勢下與北伐軍作戰，以一舉殲滅吳軍。”56

　　戰略決策既定，武漢戰役立即展開。第一階段為肅清湘境的汨羅江會戰。八月十九日拂曉，北伐各軍受命於平江以東強渡各河口，驅逐汨羅江南岸天嶽山一帶敵人。八月二十二日，又分路攻克嶽州、雲溪、五裏牌和通城，再強渡汨羅江，自湖南進入湖北，從而結束湖南之役，直指武昌。武漢戰役於焉正式打響。

　　此時，蔣為抓住攻略武漢之戰機，使敗軍無整頓之機會，乃下令曰：“一、右縱隊沿長武鐵路急進，直逼武昌；二、左縱隊以主力於武昌上遊渡江，攻取漢陽、漢口；三、第一軍以一部掩護左縱隊過江，一部由長沙推進嶽州；四、第六軍隨右縱隊推進，掩護右側背。”57 於是，武漢戰役第二階段全面展開，各軍奮發，勇往直前，第四軍已於二十六日拂曉攻抵汀泗橋鐵道橋頭。

　　汀泗橋位於武昌南八十公裏處，一面背山，三面環水，沼澤連連，僅有一鐵路橋孔為北進武昌的唯一通道。吳佩孚因視其為險關，而命令陳德鄰、劉玉坤兩將所部勁旅二萬人守橋，且於二十六日設前線司令部於汀泗橋後之賀勝橋，以便吳本人親自指揮。由此可知，若武漢之役乃北伐之第一大戰役，則汀泗橋一戰便為第一大硬仗。此橋不破，武昌不克，則華中不得，西北難期，西南不保，東南無望，所謂北伐，頓成空談。

　　汀泗橋攻堅戰由第四軍於二十六日拂曉打響，卻為敵熾烈火力所阻，援軍一師乃抵洛家灣，以加強鐵道兩頭、兩翼攻擊的火力。二十六日晚因汀泗橋正面河水暴漲，北伐軍乃作右翼迂回，企圖於古塘角包圍敵軍。二十六日午夜十二時，北伐軍更以三個團的兵力，肉搏三小時突破敵軍，始占領汀泗橋東側一帶高地。二十七日拂曉，北伐軍全線總攻擊，激戰二小時，又攻克汀泗橋東南一帶高地，敵守橋主力沿鐵路向鹹寧潰退，另一部則乘船逃命。二十七日晨七時三十分，北伐軍又以一團兵力，強襲通過汀泗橋，且戰且進，一克汀泗橋市，二克鹹寧。吳敵退守賀勝橋。同日吳佩孚親抵賀勝橋，先槍決旅、團、營長九人，後派大刀隊督陣，於是日晚反撲汀泗橋，北伐軍不得已撤出。二十八日晨汀泗橋再為北伐軍所奪，旋又為敵馬濟部奪回，兩軍激烈拉鋸，直至國民革命軍總預備隊第一軍參加戰鬥，方於二十九日攻克汀泗橋。當之汀泗橋戰鬥激烈進行時，蔣於二十八日抵蒲圻，親赴前線。因戰況慘烈，又有將領請求暫停進攻，蔣乃堅決答道：“北伐成敗關鍵，在此一戰，如果稍一泄氣，以後就再也沒有爭取勝利的機會。吳佩孚的軍隊，已經是孤註一擲，只要我們能堅決堅持到最後一分鍾，我們一定能獲得勝利。”58 對此，吳佩孚日後曾贊蔣曰：“其用兵之妙和堅定撐持，我自愧不是對手。”59

　　多少年來，中共各版本教科書皆稱汀泗橋為共產黨員葉挺獨立團一個團一舉攻下的神話，無非是一個若大的謊言。這大約也是八九年後一些大陸歷史學家言汀泗橋之戰時，已不再言葉挺獨立團之緣由。

　　武漢戰役的第三階段即第二大硬戰，是攻克武昌城。北伐軍二十九日克汀泗橋後，又於三十日克賀勝橋。九月一日吳佩孚退守武昌城，一是增派兩個師於武昌炮臺為第一線，二是增設秀山炮臺火力，使其遠勝於洪山炮臺，以作第二線，欲死守武昌。北伐軍因左縱隊六日克漢陽，七日克漢口，並自九月三日發起第一次攻擊後，圍武昌城計四十天，發動攻擊凡六次，終於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紀念日克武昌城，生擒頑敵劉玉春部三萬人。武漢之役至此結束，北伐軍由是而獲得能夠西守、東進、北防和南保的戰略地位。蔣於武昌攻堅戰中曾數次親臨前線指揮，雖身置敵秀山炮臺射程之內，亦為左右將官所不能阻。



三、南昌戰役

　　吳軍在汀泗橋的失敗和北伐軍直逼武漢，既使吳佩俘主力遭遇重創，又使東南軍閥、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有唇亡齒寒之感。因此，孫乃乘北伐軍兵進武漢，與吳軍相持不下之際，冒險西犯，於八月三十一日，派第三方面軍總司令盧香亭任援贛總司令，驅大軍於江西，一欲牽製北伐軍攻擊武昌，二欲抵禦北伐軍東進以自保。由是，一期北伐的南昌之役，便在武漢之役未果之時便拉開了戰幕。

　　南昌之役共分三階段。第一階段，因北伐軍正值攻擊武漢時期，蔣為除武漢攻略的右側翼威脅，乃急調右翼第二、第三各軍所部開赴江西，乘孫軍集結未緒，於九月六日展開對江西的總攻擊。當日下萍鄉，迅疾控製贛南，十九日在南昌學生及民眾幫助下，第一次攻克南昌城。第二階段，因孫軍全力反攻，北伐諸軍既不能分身武昌以渡南昌，又不能不禦南昌而殃及武昌，蔣乃決定北伐軍於九月二十一日退出南昌。蔣本人及總司令部亦於九月二十三日移節江西宜春，為確保武昌攻略而策定江西收復計劃，並於二十四日向各部下達攻擊孫軍命令，二十五日分別命第二軍等攻擊當面之敵，三十日又令第二軍先滅新贛、永修方面之敵，再進擊樟樹，至九月底，基本掃蕩贛江上遊及贛西、鄂南東部地區之敵。十月二日，破敵於萬壽宮，蔣遂移節高安，親臨南昌城下督戰，險為敵人所乘，曾親自指揮衛隊殺敵以脫險。四日，蔣又於奉新行營命令各軍克樟樹、豐城，肅清南昌四周之敵，始圍攻南昌，激戰數日不下，因慮及城中居民，不得已而撤圍。第三階段，因武昌終克，南昌已成主戰場，蔣於十月十三日再定攻略南昌作戰方針為：“我軍為肅清江西，完成本階段之作戰任務，決以主力集中於南潯路以西地區整頓，並先以一部肅清撫州方面之敵，爾後再求南潯路之敵主力攻擊而殲滅之。”60 二十七日，蔣又於高安行營下達向南潯路總攻擊令，要求各軍“於十月二十九日開始行動，務於十月三十一日前驅逐當面之敵，向前推進，完成攻擊準備，依時向所擔任目標攻擊”。61 同時，為激勵士氣，乃發布陣前之訓令稱：“國內軍閥，冀圖茍延殘喘，遂合力以謀我，復勾結帝國主義者，陰謀援助，狡焉思逞。孫傳芳尤為現時軍閥重心，黨、國前途之障礙。故我軍此次之總攻擊，務將孫賊勢力迅速撲滅，使軍閥余孽不致蔓延，即帝國主義者，亦必震懾而不敢發，則時局方可逆轉，革命方可成功。凡我革命軍人，需知我不殺賊，賊必殺我，寧可玉碎，毋為瓦全。能抱最後之犧牲，方博最後之勝利。若縱寇長亂，功敗垂成，不獨遺羞天下，死且無葬身之地矣！”

　　十一月一日，蔣命令北伐軍對南昌發起總攻，右翼圍敵於南昌，中央與敵鏖戰於劉行、樂化，左翼與敵血戰於德安、馬回嶺，不數日便擊潰南潯路敵主力，七日攻占南昌城。至此孫援贛之師殆盡，北伐軍遂定江西，蔣亦於十一月九日進駐南昌。南昌之役雖一波三折，終宣告勝利結束。



四、福建之役

　　當北伐軍進攻武漢、孫傳芳大舉援贛、北伐軍分兵討贛之時，閩敵周蔭人又受孫傳芳之命，由閩西起兵犯粵，欲一舉而下潮、汕，圖襲擊廣東革命根據地，牽製贛南北伐軍北進，策應南潯路方面守勢。對此，蔣同意第一軍遵“守則不足，攻則有余，實行攻擊乃最佳防禦”之戰術，並致電何應欽稱：“知粵東情勢，非進攻無以製敵，乃同意何軍長意見，電令率軍如閩，擊破閩敵，以平定福建，解救閩民。”62

　　十月下旬蔣斷然下令第一軍攻擊閩、粵邊境之敵，恰周蔭人第二軍曹萬順、杜起德兩個旅輸誠，何應欽遂親赴三河霸與乞降軍談判後受降，然後於十月六日率第一軍離粵攻閩，連克永定、漳州、長汀、同安、泉州、永安、南平等地，後因敵海軍投誠而使敵全線瓦解。十二月十八日北伐軍進占福州城，收容建民軍。周僅率殘部逃往浙東，閩局遂定。



五、東南戰役

　　北伐軍下長沙、克武漢、占南昌、定福建的戰勢，既已席卷整個南中國，此時，孫傳芳亦只能求助奉張的庇護了。十二月一日，張作霖自組安國軍，自任總司令，並任孫傳芳和張宗昌為副司令，總司令部設天津，裨能進退兩宜。同時聯絡吳佩孚，以圖與北伐軍相峙相抗，退可據守關外，進則逞統一北方之心。

　　面對此一局面，蔣介石在閩局未定之時，即於致何應欽電中道明了他對於整個局勢的分析：“一、奉張就安國軍事，全系寧孫赴津促成，思引為後援，以保其地位，而奉亦欲假統一北方之名義，為總統過渡之張本。二、西北軍迫近潼關，奉張吃驚，比對南軍更急，必先製裁西北軍之如豫而後才能對南。惟西北軍無急如豫取攻勢之可能。三、在鄂軍隊，現已從事肅清鄂西一方，囑西北軍收拾陜南，以圖兩軍在鄂北聯絡後，再定入豫之期。四、東南方面，先定閩、浙，閩平後，應即以全力入浙，一俟浙局統一，再圖蘇、皖，暫以劃江而守，以待時局之變遷。總之，上海不得，則長江形勢閉塞，而海內外交通亦難自如。故南京與皖南亦應急謀收復。河南不得，則中原難定，西北軍不能與我聯絡，閻錫山亦不能表明態度。閻已派代表正式聲明，一俟我軍入豫或至津浦路，彼必響應也。中意如北占河南，南得南京，晉必響應，則奉軍雖出關而不可得。否則，攻亦可自如，北伐乃可告一段落。”63

　　基於這一正確分析，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蔣在南昌召開軍事會議，確定下一階段北伐的基本戰略謂：“我軍攻克南昌後……以先攻略杭、滬，擊潰孫傳芳之主力，會師南京為目的……以主力由贛東、閩北入浙，進攻杭、滬，並各以一部分由長江南北進取皖南與皖西；京漢線方面，另以一部由鄂東進入豫南，以牽製河南與皖北方面，策應長江下遊主力之作戰。並電西北軍由隴海路進出洛陽、鄭州，與我豫南部隊呼應，相機擊破吳佩孚主力，以利爾後之作戰。64 同時改編北伐軍為東路、中央和西路三個方面軍。東路軍何應欽為總指揮，進軍滬、杭、寧；中央軍蔣親任總指揮，轄程潛江右軍、李宗仁江左軍，分沿長江兩岸進取南京；西路軍唐生智任總指揮，以聯絡陜西馮玉祥國民軍，伺機以取河南。”

　　戰略既定，東南戰役遂以展開。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根據作戰總方略和蔣介石的一份又一份電報指示，東路軍即擊破龍遊附近之敵，二月上旬進占金華、蘭溪，爾後連續驅逐桐廬、富陽之敵，乘勝於十八日攻占杭州，三月上旬分兩路續向淞、滬及滬寧路進擊。左翼經由太湖以西蘇、皖邊境，擊破蜀山、張堵、戴埠一帶之敵，二十日進占常州，丹陽，滬寧路敵之交通線被北伐軍完全切斷。右翼於二十一日連克淞江、蘇州、上海。孫傳芳主力及直魯軍一部被殲大半，殘敵紛向江北逃竄，滬杭地區被北伐軍全部蕩平。”65 除此之外，一九八九年後的大陸史家又稱：“在東路軍的進軍過程中，蔣下達的電報指示有三十多件，對許多戰事均作了具體指示”。66 如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當福建殘敵竄浙時，蔣曾電何“北軍殘部如不解決，必有後患，入浙與孫聯絡更堪顧慮。或引其至入浙途中，根本解決，萬勿姑容”。67 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當北伐軍有四個軍由贛入浙，定於一月十五日前集中衢嚴一帶時，蔣又電何：“由閩入浙部隊，亦應於此期內，到達衢處一帶。我軍第一軍除獨立第四師外，再留三團於福州，余皆入浙，如能由海道運輸，可在臺州之海門登陸，因寧波太近杭州也。否則，余第十四或十七軍由浦城經處州到蘭溪或溫州，消滅周蔭人部，並與衢州部隊聯絡。而兄則先到衢州本部指揮為要。兄未入浙之前，令白參謀長為東路軍前敵總指揮，而受東路總指揮命。兄從速入浙。”68 翌日，蔣又為東路軍親定攻浙策略：“入浙部隊，最好能派一部由閩東直入溫州，撲滅周逆，由閩北進處州部隊之主力，即可迅速向蘭溪或浦城前進，加入本戰。”69

　　東路軍攻浙途中，因閻錫山密報“奉軍已動員，決於刪日前渡江，魯軍主力已向隴海移動，奉魯聯軍企圖解決豫局”，蔣乃立即電令何應欽、白崇禧、程潛：“於此期間，我東路及中央軍以先定東南為唯一任務。東南定，則海軍必可歸來，武漢當可鞏固。東路軍與江右軍應於刪日以前照預定計劃齊頭並進，切勿遲緩。”70 為不誤戰機，蔣亦一再電何、白，請他們隨時決策，並稱“中不遙製”。

　　對於蔣介石親自指揮東南戰役中之江右軍作戰，八九年後的大陸史家亦稱：在江右軍的進軍過程中，蔣介石曾給江右軍諸將領發了十幾件關於窺取浙皖的電報指示（在《自反錄》中編入）。蔣先明確指出：“耖前進皖南，占領祈門、徽州，直入嚴州，截敵側背，一面威脅蕪、寧，使正面進展容易。”後又電令程潛：“在直魯軍尚未渡江之前，從速猛進，確實占領南京為要。”71 在蔣的直接指揮下，因江左軍與北路軍 72 自皖中向津浦路突進，以阻止直魯軍南下，從而造成了東路軍與江右軍合攻南京的屏障，江右軍遂於三月六日克蕪湖，十七日克當塗，二十三日克南京。在蔣的周密指揮之下，勢如破竹的東南戰役由此而勝利結束。



六、一期北伐的尾聲 —— 第一次渡江北伐

　　北伐軍克南京後，雖然南中國已定，然而，由於寧漢分裂，實際是武漢“俄國政府”與南京中國政府之嚴重對峙局面的出現，不但使國民革命軍隨之出現了大分裂，北伐亦出現勝利出師以來從未有過的危局。當是之時，重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雖然已經揮師渡江北伐，並曾勝利完成揚州、儀征之戰，安徽明、蚌、徐之戰，不僅肅清了皖、蘇兩省長江北岸，包括寧、滬北岸的軍閥，而且已將敵人追逼至魯南地區。其間，如果寧、漢不曾分裂，國民革命軍仍為一體，北伐軍依然為蔣統一指揮；如果一年來乘國民革命軍北伐已西出陜甘、進占中原、平定襄樊的馮玉祥國民軍，亦能同心協力、共同北伐；如果漢方的唐生智不因蘇俄顧問挑唆、武漢政府不寧、中共叫嚷要南伐廣東和東進討蔣，竟卒然於河南還師湖北，並命第三十五、三十六兩軍東下進窺安徽與江蘇，謀圖顛覆南京政府；特別是在汪精衛已因懼共而“分共”，鮑羅廷亦被驅逐回國，寧、漢亦由分裂而走向漢向寧合之時，誇夫死權的汪精衛，如果不唆使懷有“取而代之”野心的李宗仁，對蔣演出了一場“請總司令自決去處”73 的逼宮戲，造成了蔣的“立決下野”；直至造成蔣介石下野後僅五日，軍閥敗將孫傳芳即從浦口以東渡過長江，占領南京近郊龍潭和棲霞山，對北伐軍施以“南伐”與“倒算”，使京畿頓成危局；則第一期北伐的尾聲勢將成為第二期北伐的真正序幕。雖然北伐諸軍死戰以守南京，並獲勝利，然而，它卻成為北伐進軍中唯一的一場“保衛戰”。第一期北伐亦由此一頗具悲劇意味的勝利而宣告結束。



第三、蔣介石指揮二期北伐告成，贏得護國護法勝利 —— 統一新中國



　　二期北伐勝利的前提，是蔣介石復職。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蔣曾發表下野宣言，八月十四日，中國各地報紙即開始滿載著各地民眾、各種團體、各軍政首長等一致要求蔣總司令復職的電文；各地民眾甚至公開集會，要求蔣總司令打消辭意。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亦只好先行通告全國各軍，稱“此次蔣介石總司令辭職，中央已議決慰留”。蔣辭退後，因軍閥威脅日漸，中共叛亂日亟，由寧、漢、滬三方拼湊的“中央特委會”擔待不了，各方函電交馳，競相要求蔣復職，蔣自日本還滬後，各黨政要員，連閻錫山、馮玉祥都紛紛赴上海促駕，十二月十日，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乃齊集上海，召開第四次全會預備會議，一致議決蔣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遂於一月五日宣告復職。復職後的蔣介石除立即頒布文告，申明國民政府將本“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以決定對內對外政策外，並召開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集中革命勢力限期完成北伐案》。

　　此後，一是重新劃編軍隊，任命何應欽為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蔣自兼新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任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任楊樹莊為海軍總司令。五月十六日魯南會戰結束後，又成立第四集團軍，任李宗仁為總司令。

　　二是針對張作霖安國軍“以守為主，以進為輔；期先下山西，然後向南拓進；進若不達，則一退德州，二退保定，三退懷來，四退關外自守”的分步戰略，蔣介石為二期北伐作出了正確的戰略分析：……在敵方，則以山西位於其右側背，牽製其南進之師，不得不以解決山西為要著。在我方，則因山東向我突出，抵製蘇、皖之師，我非攻取山東，無法使一、二集團軍取得緊密聯系，從津浦、京漢兩路並肩前進，解三晉之危。……故總方略在先以主力取山東，使我一、二集團軍戰線，推進至膠濟路高唐、南宮、石家莊之線，以與晉軍取得聯絡，形成合圍之勢。……此誠無異將敵軍加以包圍……敵若同時應付各路，則戰線漫長，兵力必感不敷；若欲集中專攻一點，又殊非易事。故我第一步先取各路合攻之方略，使敵陷於內線作戰之不利……復次，我軍在曹州、濟寧、大名同時發展，可以橫截津浦路敵直、魯軍為三段，而將其各個擊破。74

　　三是基於這一戰略分析，蔣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發布“二期北伐全軍總方略”謂：國民革命軍為消滅奉、魯軍閥，即行肅清直、魯、熱、察、綏境內反動軍隊之目的，決命第一、第二、第三集團軍參戰各部隊於四月某日（日期另電決定）開始攻擊。本北伐前、後兩期，前期需進展至膠濟路亙高唐 —— 清河南宮 —— 石家莊之線；後期需進展至山海關 —— 承德 —— 多倫之線。第一階段，…… 首先攻占濟南 …… 占領日照、臨沂、兗州之線；第二階段，迅速北渡黃河，沿京漢路猛攻河北，進取石家莊；第三 階段，各軍分沿京漢線、津浦線及兩線東南地區急進至京綏路，會師京、津，同時向榆關（山海關）、承德、多倫進擊。75

　　各集團軍作戰任務亦明確為：第一集團軍擔任津浦線作戰，第二集團軍擔任京漢線作戰，第三集團軍擔任京綏、京漢線西面作戰，第四集團軍建製後則西上平定湘、鄂之叛軍，然後沿京漢線北上，經鄭州向正定、望都一帶集中，與第三集團軍協同作戰，以會攻北京為總目標。76

　　四是為奪取二期北伐的勝利，蔣還於北伐渡江出師前後，發表了《渡江北伐誓師通電》、《致後方將士書》、《渡江北伐告北方同胞》、《渡江北伐告北方將士文》、《渡江北伐告全國民眾文》和《告友邦人士書》等，不僅宣告：“中正受黨、國委托，統帥國民革命軍，繼續總理遺教，完成北伐大業；第一、第二、第三各集團軍已整軍前方，待命進攻，中國統一之期已近，國民革命成功不遠。”77 而且號召：“全軍同誌，萬眾一心，嚴守紀律，服從命令，不惜犧牲，竭盡責任，發揚精神，達成使命，誓除奉魯軍閥，完成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不愧愛國愛民，毋負民眾希望，慰我總理已死諸將士在天之靈。”《告友邦人士書》還特別宣稱：“中國革命終必達成功境界，有以友誼匡持扶助者，中國人將永感之，若以無理之幹涉，障礙其革命，則必徒召中國國民之怨恨而已。”

　　五是一九二八年四月，自蔣介石率軍揮師渡江北伐，北伐軍遂連克臺兒莊、鄆城、韓莊、棗莊、兗州、泰安。五月一日克濟南。因日本軍隊圖阻我北伐，再次借口護僑而出兵占領膠濟路和濟南，蔣一面令北伐軍嚴守紀律，原地待命，一面派蔡公時等與日軍交涉，未料日軍竟殘殺蔡公時以辱我。蔣乃含悲忍憤，痛申“誓雪五·三國恥”，78 同時命令軍隊“繞道黃河”，繼續北伐。由於各軍銜命協同作戰，79 直魯軍乃潰不成軍，張學良十萬奉軍更是卷席而逃。六月三日，孫傳芳通電下野；六月四日，張作霖退守東北，於皇姑屯被日軍炸死；六月八日，北伐軍終克舊都，二期北伐告成。八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史家稱：“二期北伐在各路大軍齊頭並進的進程中，蔣介石給四個集團軍分頭發了許多作戰指令。僅據《自反錄》上載《渡江北伐令第一集團軍諸將領電》就有七十三件，《渡江北伐與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電》有十四件，《渡江北伐與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電》有八件。這些電令，主要是緊密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具體部署部隊北進，同時調節各個集團軍協同作戰等。”80

　　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蔣於北京率領北伐重要將領赴香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舉行祭告典禮，其時曾灑淚祭告孫中山先生曰：“……溯自我總理溘死，於今已三年矣。中正昔待總理親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誨拳拳，所以期望於中正者，願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鏟除革命之障礙，以早脫人民於水火。乃荏苒歲時，迄於今日，始得克復舊都，謁展遺體，俯首靈堂，不自知百感而紛集也……英士即死，吾師期我以英士。執信既死，吾師並付以執信之重責，而責我一人……今惟教養學子，訓練黨軍，繼續遺命，澄清中原，實行主義，保存正氣……以助黨、軍革命之成。”

　　蔣介石確實沒有辜負孫中山對他的殷切期望。孫後的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因有了他這個中流砥柱，而終於完成了北伐大業，贏得了十一年“護法”、即反對軍閥“假共和、真復辟”的勝利。更在北伐進軍中，堅持兩面作戰，粉碎了蘇俄指使中共反對、利用、破壞和背叛北伐，欲變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欲移植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的陰謀，奪取了新一輪“護國”的初步勝利。並於北伐告成不足半年，促成東北易幟，使由孫中山先生所締造的中華民國，始獲初步的統一與和平。蔣介石先生之功在歷史，千秋而不能諱。八九年後的一位中國大陸史家，在他“表面罵蔣、暗中頌蔣”的《蔣介石傳》一書中，不僅小心翼翼地說：“不能否認作為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的作用。在當時人們的心中，蔣介石的威信很高。”同時，他還特別引用了當時一位女性寫給胡適之先生的信，贊頌蔣介石先生說：“胡先生，我近來心目中只有兩個英雄（你知道婦女的心目中總不能沒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適，武的不待言是蔣介石。這兩個好漢是維持我們民族命運的棟梁！我的靜坐的時候頗不多，然而一得之，則默祝這兩個人的福壽與成功。”81



兼 論　　蔣介石背叛了誰家的革命？

　　迄今為止，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國現代史教科書書目上，都印著“蔣介石背叛革命”這樣一個赫然的標題。而任何一本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亦都在這個標題之下，稱“中共領導北伐成功，大革命卻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便是蔣介石“背叛”了革命。

　　然而，這卻是一個彌天大謊和欲加之罪。因為：

　　第一、既然北伐成功，國民革命就沒有失敗。第二、如果國民革命失敗，便沒有中共領導北伐的成功。因為大革命就是國民革命，北伐就是國民革命的具體內容和勝利進程。第三、中共之所以要稱國民革命失敗，無非是要以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革命為手段，妄稱國民革命失敗以掩飾共產革命的失敗，由是它才需要製造一個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謊言，來充當自己失敗的原因，以遮羞它破壞和背叛國民革命的敗績。

　　當我們對中共已經重復了千次萬次的“歷史性謊言”，在邏輯上稍加清理之後，我們對蔣介石究否背叛過革命， 和究竟有沒有背叛過某一家的革命，就容易論證得多了。

　　第一、本章伊始，即已將蔣介石追隨孫中山參加國民革命的歷史作了一個簡約的介紹。然而，正是這一份極為簡單、又極為明燎的“履歷”，一是證明蔣介石投身的乃是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二是證明他非但從來不曾背叛過自己一心相與的中國國民革命，而且正因自己的豐功偉績而作成了她的領袖。所以，指蔣介石背叛革命，即背叛了他自己曾參加和推進的中國國民革命，自然只能是一樁赤裸裸的栽贓。

　　第二、蔣介石除參加由孫先生創建的中國同盟會 —— 中華革命黨 —— 中國國民黨以外，就不曾參加過其它任何黨派，尤其是作為第三國際一個支部的中國共產黨。而且，如前所說，蔣介石作為一個同盟會員，一個國民黨人，他忠於信仰，堅於職守，功勛卓著，更無背叛之可言。蔣介石作為一個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黨、反對共產革命者，則同樣是在忠於自身信仰、堅於自身職守的前提下，為堅持三民主義而反對共產主義，為保衛國民革命而反對共產革命，為保護國民黨而反對共產黨，是舉世所知的反共先覺之一。由是可知，蔣介石作為共產黨和共產革命的敵人，卻被共產黨指為“背叛”，則“叛”從何來？

　　第三、中共指蔣介石“背叛”革命，還有一層惑人的地方，即是指蔣介石背叛了孫先生的“三大政策”。然而，所謂三大政策，乃為蘇俄與中共所造，本書已有證明，這裏不再贅述。單就孫先生“聯俄容共”的做法而言，孫先生亦向有采取這一做法的原則。孫先生一再申明的“共產黨要反對國民黨，我就要開除共產黨；蘇俄要支持共產黨，我就要反對蘇俄”的話，以及孫先生在實行“聯俄容共”做法之後，曾一再堅持表明的“堅持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堅持民權革命，反對階級專政”和他“堅決反對移植共產製度於中國”的態度，便是“聯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則。在這些原則下，蘇俄若真心助我國民革命，則聯俄；蘇俄若違背了此一原則，要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國的共產革命，則必須抗俄。同樣，中共若真心參加國民革命，則容共；反之，中共若借參加國民革命，以行共產革命，直至公然反對和公開背叛國民革命，則非但不能容，而且還要反對之，清除之。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蘇俄與中共為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為移植共產製度於中國，已經從竊奪國民黨黨權、竊奪國民革命領導權走向了反對、利用、破壞、直至公然背叛北伐的地步，此倒不是背叛？相反，蔣介石本孫先生的遺教，因蘇俄和中共對孫先生的背叛而決心抗俄和清黨，倒反而是“背叛”了？

　　第四、再就蔣介石對“聯俄容共”的態度而言，應該說，他從來就是“聯俄容共”的反對者。但因他深知孫中山先生是為“俄援”而聯俄，雖不便公開反對，但卻數度“托故假歸”，消極待之。及至孫中山要派他這個最能幹的人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俄考察，他考察歸來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既在口頭上，又在書面上，向孫中山及國民黨中央匯報了他對蘇俄“主義與事實”有別的看法，明言蘇俄有對中國的赤色帝國主義野心，揭露了中共黨人在蘇俄對三民主義以及孫中山本人的攻擊和誣蔑，並明確認為俄人是要借中國的國民革命，來達到它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移植共產專製製度的目的。這既是他考察歸來即“托故假歸”的原因，更是他幾度赴粵，又幾度離粵，連黃埔軍校校長也不想做的根本緣由所在。若不是孫中山對他的器重，和他對孫中山與國民革命事業的忠誠，這個校長大約也就不是他的了。此後的蔣介石，一是於孫先生在世時，為忠於先生，而自行韜誨，努力辦好軍校，盡力培養黨軍，盡量使之不受蘇俄的過度鉗製和中共的過分操縱，從而使俄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視他為眼中之釘。二是在孫先生逝世之後，於蘇俄僭權、中共篡權、國民黨和國民革命危在旦夕之時，堅定地起而護黨，捍衛國民革命，直至走向決心抗俄清黨的道路。由是可知，正因他“心中明而眸子燎焉”，他才既不象廖仲凱那樣發作過“左派幼稚病”，更不象汪精衛那樣發作過“左派權力病”。他無非是在無可奈何時，虛與委蛇；被迫還擊時，則旗幟鮮明；事關國民革命大業時，乃義不肯讓。由是，“蔣介石背叛革命”之一語究從何來？而真正背叛了孫先生的國民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者，又為阿誰？



第五章





革命與復辟的持續較量和民主革命的勝利發展



　　北伐打倒軍閥的成功，標誌著中國國民革命十七年護國護法反復辟的勝利；東北易幟，標誌著中華民國終於獲得了初步的和平與統一。當是之時，中華民國理應迎來一個民主建國的大好歷史時期，但是，一因她外有兩個惡鄰：一個自擬定“東方路線”為始，即決策了要移植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的陰謀，並且誘逼不成，便顛覆為繼；一個因阻撓中國北伐不成，破壞中國統一不果，乃決策“先吞滿蒙、再謀中原”的侵略政策。二因她內有兩個宿敵：一是在蘇俄直接指使下從叛亂走向叛國的中共；二是連續發動了大規模叛亂的新舊軍閥。由是，革命與復辟的較量並未因北京政府和吳、孫、張等大軍閥的垮臺而輕落幃幕，相反，恰恰因為兩家惡鄰的欺我，害我，因為殘余軍閥勢力的叠呈反叛和中共的持恒叛亂叛國，而再現革命與復辟的持續較量狀態。這一持續較量，雖然本質與前者無二，但在表現上，則由顯性過渡為隱性。由於中華民國的再生，民主革命的再勝，袁、張的公然復辟帝製固已為歷史所不許，即便是北洋軍閥式的假共和真復辟，也早已為國人所看穿，因而軍閥殘余勢力才不僅要頂著中華民國的名號，更要頂著中國國民黨的聲望，以行叛亂之實。中共則在蘇俄的直接指揮下，並在發動共產革命的旗號下，不僅以中國國民黨為“敵黨”，更以中華民國為“敵國”，務求顛覆中華民國直至作成俄國的附庸而後甘。因此，蕩平前者，便為“護法”的繼續；圍剿後者，則為繼續“護國”所必須。只是因為這一番繼續“護法和護國”的鬥爭，特別是反對中共的叛亂和叛國，乃是一場革命與以“革命名義下的復辟”所進行的殘酷較量，從而才迷惑了不少“錯把復辟當革命”的善良民眾，少數激進的或有野心的民主派知識分子，一批失意和失路的知識青年，和土地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的農民，特別是農村中的“流氓無產者們”。然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卻正是在這一持續的較量中，並在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歷史條件下，外抗惡鄰謀我，內除國賊叛我，堅定地遵循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繼軍政而訓政，決心捍衛北伐成果；矢誌推進民主化進程，於訓政期間籌備憲政；努力進行民生建設，積極從事全面抗戰的準備。委曲求全，忍辱含垢，竟在此一艱難時世之下，創造了民主建國的巨大成就，甚至博得了“十年黃金時代”的美稱。





一　　蕩平新舊軍閥叛亂是“護法”的繼續



第一、新舊軍閥叛亂的內在情由



　　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便是中國同盟會 —— 中國國民黨發動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推倒了袁、張的公然復辟，擊敗了北洋軍閥的長期混戰與統治，已然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民主革命政黨，我們同樣不能說，它的每一個組成者，每一個領導成員，都一定是一個民主革命家，都是一個堅定而又徹底的民主革命派。既然絕對的純潔本來就不存在，那麽，隨著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和失敗，高潮與低潮的不等與不同，加之民主革命與民族革命又交相並作或交相一體，其革命隊伍、尤其是領導集團自身發生分化，分裂，甚至黨爭，也就史所不鮮。同時，革命成功以後，為舊有的專製權力意識所影響的某些民主革命家們，有的自然會為爭名奪勢，而使自己喪盡一個民主革命家的風采；有的則為爭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而不惜背叛民主革命本身。這既是世界民主革命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現象，也是一九一二年以後，國民黨 —— 這個在辛亥之後以統一戰線形式組成的政黨，所難以避免的問題。辛亥前，因謀炸清攝政王而名享天下的革命英雄汪精衛，蓋因“誇夫死權”，不僅成為孫後國民黨黨爭的黨內禍源，而且成為一期北伐勝利後分裂國民革命陣營的黨中禍首，和中華民國統一之後參加並利用新舊軍閥大規模叛亂的罪魁之一。尤其是後來他為了做“第一把手”而墮落成為一個賣國漢奸的事實，更證明了這個認知的正確。01

　　其次，再生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雖是國民革命和北伐戰爭的一個直接成果，但它的和平統一，卻是統一戰線的一個間接產物，即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又是以和平手段而獲得的統一。因為，在北伐軍中，原就有一些舊軍人和舊軍閥，他們有的是因為略知共和而參加了北伐，甚至成為北伐的功臣，如李宗仁、白崇禧等；有的則因北伐的節節勝利和即將告成，才投機國民革命而參加了北伐，如馮玉祥和閻錫山等。他們既深受辛亥之後十數年軍閥混戰的影響，甚至亦是參加者之一，又因積習難改，一旦野心膨脹，或私欲不能達到滿足，便動輒稱叛，從而成為中華民國爆發內亂和內戰的禍胎。由李宗仁所挑起的桂亂，和由閻、馮為主體，聯合李、白等其它新舊大小軍閥共同反叛的中原大戰，實為中華民國造成了極大的混亂與惡果。再就是北伐的成功和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的再生，曾迫使一批地方封建軍事勢力附庸中華民國政權。因子承父業而成為東北王的張學良，固然因“易幟”而成為中華民國東三省最高軍、政長官，但是，政權既是張姓的政權，軍隊也是張姓的軍隊，為時為勢所迫，願意歸附中華民國，他便是中央政府的封疆大吏；為時為勢所誘，一旦不願意服從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他便是有錢、有槍、有人、有政權、有黎民百姓的封建王國。張學良如此，四川的劉湘、劉文輝，雲南的龍雲，廣東的陳濟棠，新疆的盛世才，陜西的楊虎城以及一切大大小小的地方封建軍事勢力莫不如是。因此和平統一與以“和平手段得來的統一”，便不能完全劃上等號。其於前者雖是國家之喜，皆大歡喜；於後者，則可能埋伏著朝附夕叛的危機。李、馮、閻大規模叛亂失敗後，相繼而起的粵變，閩變，兩廣六一事變，直至西安事變，前三者雖然被及時蕩平，但由舊軍人、舊軍閥出身的張學良與楊虎城，於中共唆使下所發動的陰謀武裝政變，卻給整個國家和民族帶來了無窮盡的後患。至於在一九四五 —— 一九四九年的內戰中，國民黨軍隊的叛將們基本上全是軍閥遺孽的事實，就更是證明了這個危機的嚴重性（參見上卷第七章註九）。



第二、新舊軍閥叛亂的外在原因



　　因新舊軍閥有如是的內在情由，因而，當統一後的中華民國，為了國家的和平與建設，而理應實行“軍隊國家化”，並實行“裁減軍員與削減軍費”之時，蓋因新舊軍閥“擁兵自重和擁兵割據”的私利受到損害，反叛便次第發生了。

　　中華民國意在軍隊國家化和削減軍隊及軍費的決策，無疑十分正確。於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召開的“國軍編遣會議”也是相當及時的。這是因為，北伐完成之際，國民革命軍實際已擴充至八十四個軍，三百個師，兵員總數超過二百二十萬人。東北、四川、雲南等地方軍隊尚未包括在內。彼時國家年度收入總額為四憶五千萬圓，但須逐年償還滿清和軍閥政府留下的外債一億圓，實際可資用者大約三億五千萬圓，但其中八成以上需用於軍費。誠如蔣介石在國軍編遣會議上所言：“軍費占了全國收入的十分之八以上，那國家是一定要破產的。如果到了十分之九，這個國家就象滅亡了一樣了……現在我們軍費的總數已經占了十分之八了；我們國家就是不能建設，經濟亦沒有一點基礎，民生問題無法解決……我們把國家支出最多一部分解決下來，國家經濟才可以穩定；經濟穩定之後，政治和社會才可以上軌道。”02

　　由是，蔣介石才在“國軍編遣會議”上用六十年前日本軍人“倒幕還政、化藩歸統”而致國家強大的歷史事實，03 號召中國軍人學習日本軍人的“廢藩”之舉，裁撤冗軍，削減軍費，擁護軍隊國家化，並且剴切陳詞曰：“編遣會議是救中國的一個會議，也是救我們個人的一個會議。我們的使命是要共同救中國，共同建設新中國，共同地行使中華民國的一切權力，並不象從前的把戲，專集中權力在一個人手中……照現代國家的通則把軍隊集中到中央來，由中央統一管理，並不是誰集誰的權，也不是誰來統一誰，是我們大家在中央聯合起來……我們不想實現三民主義，把中國做成一個現代式的國家，那就罷了，如果要實行三民主義，要做成一個現代式的國家，就非首先造成一個健全穩固的中央政府不可。而要造成一個健全穩固的中央政府，就得把構成現代國家條件的軍隊，首先集中起來、統一起來才有辦法……十七年紛亂如絲的軍事現象，應該完全革新，即一切附兩於軍事惡製之舊觀念，舊習慣，亦必加以根本之掃除……”04

　　誠然，就歷史的教訓而言，將彼時在相當程度上分屬於個人的軍隊轉換成國家的軍隊，歸中央統一指揮和節製，不僅是現代，即便是在古代，也是建國立基的應有之為。唐代藩鎮割據的結果，便是安史之亂的爆發與唐王朝的衰亡。日本的明治維新之本，便是借“廢藩倒幕”而達成了“王政復古”的成功。辛亥之後，正因為袁世凱擁有兵權，才織就了他一心要做中華帝國皇帝的復辟之夢。袁死後，之所以能夠綿延十余年的混戰和混亂，說到底，還是因為大軍閥要以武力來復辟專製和統一中國，小軍閥要以槍桿子實現割據以自保。因此，退一萬步說，即僅僅是為了看取前車之鑒，不再重蹈軍閥混戰的局面，也同樣必須“削藩”。

　　一九二九年元月二十五日“國軍編遣會議”閉幕並作出了決定：一、全國劃分為六個編遣區。二、全國保留陸軍兵力為步兵六十五個師，騎兵八個旅，炮兵十六個團，工兵八個團，合計員額八十萬。三、軍費不超過國家總收入百分之四十。同時撤銷原各集團軍。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國國民黨“三大”議決並通過“國軍最高統帥權完全屬於國民政府”，將軍隊國家化正式納入國家體製建設之中。

　　然而，如前所說，當時的軍隊雖然統稱為國民革命軍，但在各軍將領中，軍閥的派別仍多有承襲，而裁軍便是要削減各派和各地軍閥所掌握的兵力，也就是在削弱他們的軍事勢力。所以，在他們對於國家統一的理念尚未成熟之時，其積習和野心，便可能促使他們不會安安份份地接受“國軍編遣會議”的決定。歷史的事實正是如此。



第三、新舊軍閥叛亂的發起、經過、規模和失敗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李宗仁公然違反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關於不得以政治分會名義任免該特定區域內之人員”的規定，和“國軍編遣會議期間，非編遣會議之命令不得擅自調動軍隊”的決定，竟以武漢政治分會主席的名義，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的職務，05 同時派第五十二師師長葉琪與第十五師師長夏威率軍進攻長沙，在“護黨救國”的旗號下策成“湘案”，從而誘發了桂系軍閥反叛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內戰，首倡亂國之禍。

　　一九二九年三月，因表示擁護國民政府“討桂”而重被任命為第四師師長的張發奎，突然拒赴隴海鐵路監防馮軍異動，通電“擁汪”，要求改組黨務，並率軍南下湖南，計劃進攻廣東，欲於廣州另立中央。國民政府遂免張職，同時命四川及湖南軍隊堵張回粵，張遂敗。06

　　一九二九年四月，馮玉祥於“討桂”未了之際已迫不及待地打出“護黨救國”旗號，在開封召開師以上軍官會議，並將散布在山東、河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六省數千公裏戰線的軍隊集中西撤，沿途破壞信陽關等地的鐵橋與武勝關隧道，欲以重兵壓迫閻錫山一道反叛。決意“如閻不從則先打閻；如閻從便先打蔣，後打閻。”時因桂系反叛敗局已定，馮玉祥雖一邊通電“討伐”桂系，一邊命令韓復渠迅速向武漢推進。只因為沒有料到韓復渠和石友三竟於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二日通電維持和平、擁護中央，第二天又兩次通電擁蔣，方使馮玉祥第一次“反叛未成敗先成”。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廣西省主席俞作柏和師長李明瑞與張發奎串通一氣背叛中央，宣告獨立。國民政府乃命陳濟棠討伐。因桂軍將領楊騰輝反戈服從中央，叛變遂敗。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宋哲元、石敬亭等二十七名西北軍部將，在馮授意下 聯名反抗中央，07 明申反對“編遣國軍”，公然反蔣以壓閻。但因閻錫山仍不表示公開反叛，加之馮部將孫良誠不服從代馮為總司令的宋哲元指揮，一氣之下竟將部隊後撤，造成全線混亂，西北軍遂不戰而敗。馮的第二次叛亂，又為“出師未戰而先敗”。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張發奎再一次於廣西恭城通電，自稱“護黨救國軍第八路軍”總司令，聲言要攻取廣東。廣西省主席呂煥炎及李宗仁殘部競相從之。國民政府乃命何應欽為廣西行營主任，於是年十二月將叛亂削平。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原駐安徽的石友三，自封“護黨救國軍第五路軍”總司令，拒絕協防廣東，謀圖襲擊南京。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重被起用並受命對馮叛軍作戰的唐生智，08 拒絕南下斷叛將張發奎後路，於鄭州通電稱叛，自稱“護黨救國軍第四路軍”總司令，以響應石友三，同時標舉“擁汪聯張”口號，企圖沿平漢路南下奪取武漢，後兵敗於河南大雪之中。

　　一九三零年一月，閻錫山因自慮“國軍編遣”即“削藩”，其必不能免，再加上各地叛亂已導致其野心勃發，乃決心聯合馮玉祥數十萬人馬與李宗仁四萬殘兵共同反叛。是年三月二日，閻通電逼蔣與其一道下野；四月一日，閻自任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正式發動軍事叛亂。七月十三日，閻錫山聯合改組派、西山會議派和西北軍初成協議，於北京懷仁堂成立“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並發表聲明，以所謂“護黨救國”名義聯合反蔣。八月四日，汪精衛因閻錫山邀請並許以總攬黨務，遂於兩日內與閻會談六次，達成協議。一九三零年八月七日，“擴大會議”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正式成立大會，任命中央常委和各部部長，圖以“擴大會議”取代南京國民黨中央，另組國民政府。九月九日，於叛亂敗北的狼狽時刻，竟於北平成立“國民政府”，推要做“九五之尊”的閻錫山為“國民政府主席”，09 汪精衛等偽國府委員並宣誓就職。九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張學良發表“和平罷兵”通電後，10 閻錫山因敗局已定，乃發表“退避三舍”通電，然後，遣散汪精衛等中央擴大會議成員。是年十月八日，馮、閻見面，共決下野。叛亂歷經六個月而徹底敗亡。



第四、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決心蕩平新舊軍閥的大規模叛亂



　　中華民國政府、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本人，對新舊軍閥的叛亂一有認識，二為力阻，三是蕩平。其實，中華民國始獲統一時即施以“國軍編遣”的重大決策，其中很大的原因，便是為了預防割據和混戰的可能重演。及至李宗仁為始作亂者，其後大小軍閥俱聞硝煙而動心之時，蔣雖痛感“軍閥習慣成性，除不勝除，余乃為內外夾攻之人”，但他仍堅定地認為：“如此投機反動軍隊不滅，國家何能統一？”11 在叛亂走向高潮之際，曾召開記者招待會發表談話稱：“以前，有謂唐生智反復成性，終必背叛，勸余勿加重用者；余絕不懷疑，始終欲引導其如革命之正軌。今竟如此，余實有愧！但此亦非絕對意外之事，或竟可認為革命進行中必須經過之程序；尤其是革命將近成功之時，假革命與反革命者常自取淘汰。故為革命者，對於此等叛變，不但不必悲觀，竟可認為樂觀也……”12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蔣又在《告全國將士電》中極有信心地昭告曰：“當陳炯明叛變時（一九二二年），僅余中山艦……今日革命環境之順利，遠過於昔日；革命勢力之雄厚，遠甚於當年。……中正不僅具消滅叛逆之決心，且深信有消彌叛變之把握。望我將士明是非，別順逆，切勿蔽於謠言而墮奸計。”而當李、馮、閻三家大軍閥拾各家殘余，終於挑起大規模武裝叛亂時，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本人曾連續發表了《為討馮、閻告將士》、《告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文》等一批文告，極為深刻和明確地指出：“閻逆錫山，馮逆玉祥，存封建之心理，具軍閥之積習，深恐統一將不利於其割據之心，和平將消彌其作亂之機會，故處心積慮，必欲破壞統一而後已，必欲擾亂而後快。”同時極有信心地宣稱：“此役為封建軍閥最後之掙紮，亦即革命戰爭最後之一幕。”

　　出於上述正確而且深刻的認識，國民政府和蔣介石不僅對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零年十月間的一些小型叛變，采取及時勸阻和只在勸而難阻之時，才采取堅決撲滅的方針，而且，特別對以李、馮、閻三家大軍閥為代表的連續性和大規模叛亂，曾一再力勸力阻，並且同樣只在勸阻無效之時，才施以大規模的軍事征剿，以堅決蕩平之。

　　一九二九年二至三月，李宗仁策成湘案，是為公開叛變的先聲。三月九日，蔣曾親自致書李宗仁，勸其赴京“開誠相商”，以弭其事。因李拒絕，蔣再於三月二十一日發表《宣告湘事真相》，指責李於“編遣會議”之後，“未及數旬，即擅自調動軍隊，擾亂湘、贛，又復擅自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全部委員，是違背五中全會關於政治分會之規定，以破壞政治之統一”。三月二十五日方下令“討桂”。三月二十七日發表《討逆時告將士文》，痛斥桂系軍閥“盤據兩廣兩湖之地，把持兩廣兩湖之財政，劫持兩廣兩湖之軍隊以自私，其割據行為已非一日……”特別申明“討桂”的目的，乃在“討伐反抗中央之叛逆，以保障國家之統一”。中華民國政府及蔣介石本人“討桂”戰令既下，乃根據桂系軍隊據兩廣兩湖直至河南河北之一字長蛇陣的特點，首先一舉解決平、津兩地的桂系駐軍，然後合圍廣西。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蔣親赴九江督師，叛將何健立即向中央投誠。四月五日討逆軍收復武漢，桂系胡宗督、陶鈞、夏威三人即聯名通電下野，李、白乃逃廣西與黃紹悖打起“護黨救國軍”旗號，由李親任總司令，進攻廣東。蔣乃急令廣東陳濟棠、陳銘樞迎敵。六月二日討逆軍克廣西梧州，李、白、黃通電下野，討桂戰爭勝利結束，廣西復為中華民國政府所統一。此其一。

　　其二、面對馮玉祥三次稱叛，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曾一再地苦心勸阻。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因馮一意孤行，自稱“護黨救國軍西北總司令”，蔣乃最後致電馮稱：“護黨救國軍西北總司令電已出，於公為作亂，於私為背信。兄不惜自隳革命之歷史與人格，至此已極……但追念往昔之友誼，自咎規之未周，惋疚交縈，覺尤有不能已於言者，爰作最後之忠告，尤異能得全始終也……”

　　一九三零年春，蔣因閻、馮叛亂之心已張，乃於二月九日，二月二十一日，二月二十二日，二月二十六日一再致電閻錫山，勸之曰：“今日中國危險已達極矣，救國之事與禍國之罪，皆由我兩人實負其責……”針對閻使用公開逼自己與他一同下野的“招數”，蔣則凜然駁曰：“權力自當犧牲，義務不容委禦。此時國難正亟，非我輩自鳴高蹈之時。若因反動者謀叛不已，而輕棄黨、國付與之重任，以張若輩之氣焰，是乃獎亂助爭，與禮讓為國者，適得其反……”而當閻、馮、李等大舉叛亂信號已彰，勸無可勸、阻無可阻之時，一九三零年五月十一日，中華民國政府討伐閻、馮、李聯合叛亂的戰爭遂正式打響。蔣不畏生死，親赴歸德督戰，雖幾陷於敵手，13 仍堅持親自指揮，並在七月中旬由津浦線開始反攻，於八月上旬擊退叛軍於隴海一線。八月十五日政府軍克濟南，叛軍乃潰不成軍。九月六日政府軍發動對叛軍馮玉祥部的總攻。九月十八日張學良眼見叛軍大勢已去，乃發表“和平罷兵”通電，閻、馮亦因最後絕望而通電下野。依叛促叛，於北平剛剛亂哄哄唱罷的汪氏“中央擴大會議”，和閻氏的“國民政府”，亦不過旬日便自崩自垮。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為保衛國家的統一與和平而蕩平新舊軍閥叛亂的戰爭，終於勝利告悖。但是，兵連禍結六個月的中原大戰，叛軍動員六十萬，政府軍動員一百萬，叛軍死傷二十萬，政府軍死傷九萬余，代價實在不可謂不大。



第五、蕩平新舊軍閥叛亂的意義



　　中華民國政府平定新舊軍閥叛亂的戰爭，一是避免了國家的再一次分裂、混亂與混戰，在相當程度上鞏固和保衛了中華民國及其統一，深具繼續“護國”成功的意義。二是有力地鞏固了國民革命和北伐戰爭的偉大成果，從而保衛了中華民國的共和國統，深具“護法”成功的歷史意義。三是於“日患共亂”的艱難時勢之下開始了民主建國的進程，從而為未來的那一場全面抗戰直至最後勝利，奠定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基礎。如果說，中國未亡於日本，是因為中華民國首先未亡於新舊軍閥的叛亂，反之，一個分裂、混戰和混亂的中國又焉能不亡？





二　　圍剿中共叛國為繼續“護國”所必須

　　如果說蕩平新舊軍閥叛亂為“護法”的繼續，則圍剿中共的叛亂和叛國，便不僅具有護法的意義，而且具有“護國”的巨大意義了。

　　歷史的事實是，未及武漢分共，斯大林就已指使中共準備武裝叛變；及至武漢分共已成事實，僅僅半個月以後，中共就在第三國際派來的羅明拉茲和紐曼的直接策劃與指揮下，於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江西南昌打響了公開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的第一槍（參見下卷）。八一南昌背叛雖以失敗為告終，但從此中共即在蘇俄的指使、策劃、甚至是直接參與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叛亂的高潮。依照中共總是由後來的領袖全盤否定前面領袖的“規律”而言，自一九二七年直至一九三四年，中共計有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和王明更“左”、博古更烈的“左傾冒險主義”。而中共黨內以毛澤東為首的農民造反派，則自始自終地於南中國偏遠落後的農村，以“打土豪、分田地”為口號，煽動農民造反，實行武裝割據，直到中共以城市為中心的暴動疊遭失敗、無以為繼之時，中共才在蘇俄的同意下，將“中國共產革命的中心”轉移到了南中國落後閉塞的鄉村，從而完成了由發動俄式共產革命向煽動傳統農民造反的全面過渡。特別是在蘇俄借我國收回中東路主權（參見下卷第三章），而發動對我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時，中共竟在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高舉起“武裝保衛蘇聯”的旗號，發動武裝暴動，誌在裏應外合，從連續的公開叛亂走向了持續的公然叛國。甚至在九一八事件爆發、日本已經陰謀侵占我國東三省之後，中共又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蘇俄的國慶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不僅蓄意製造兩個中國，而且再一次公開宣稱“武裝保衛蘇聯”，從而掀起了更大的武裝叛國高潮。至於中共在由城市暴動轉向農村造反的過程中，為堅決執行蘇俄為其製定的“燒殺”政策，而造成的慘絕人寰景象，就更是令人觸目而驚心（參見下卷第二章）。14 顯然，剛剛獲得了初步統一與和平，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以進行民主建國的中華民國，面對著有外敵指揮的中國望岱農民叛亂，惟有征剿，別無良策。

　　一九三零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中原大戰行將勝利結束之時，蔣介石就已經在他給國民黨中央的戰報中稱：“洪水猛獸之中國共產黨，復乘我國家多事之秋，肆行勾結，日事蔓延，已悖成燎原之勢，以為全國大患。”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蔣介石又在向“國民會議”遞交的“滅赤報告”中，不僅歷數中共於江西等地燒殺虜掠的罪行，而且鄭重地告誡他的黨人和國人說：“今日時局之危殆，禍機之慘烈，殆十倍於鹹同之世……設長此以往，全國國民不再奮起，一致引撲滅赤匪為己任，則新中國未來之生命，必將如赤色帝國主義之願望而中斬。”15 因而他一再地提醒黨人和國人，要“拯救江西人民，實行三民主義，奠定革命基礎之使命。16

　　一九三一年六月三日，蔣介石又發表“出發剿匪告全國人民書”稱：“戒除內戰，保障統一，剿滅赤匪，安定社會……中國今日實不患貧困，而獨患內亂；實不患財政之不充裕，而獨患國家之不統一，與地方秩序之不安寧。”

　　當事實已經證明，中共的叛亂不僅外從蘇俄，而且內結軍閥，復乘日本的陰謀侵我，以相互勾結、互相呼應之時，17 蔣介石乃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發表“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稱：“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發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必先安內，去腐方能防蠹。此次若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議。……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同時，蔣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叛逆軍閥，唯恐赤匪之肅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變以應之。帝國主義者唯恐軍閥之消滅，中國之統一也，乃惹起外交糾紛，以牽製之。”18 對此，蔣本人乃宣言曰：“必期於最短時間，剿滅赤匪，保全性命；削平叛亂，完成統一。赤匪一日不滅，則中正之責任，一日未了。”19

　　為剿匪，蔣介石還於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舉辦了廬山陸軍軍官訓練團，親任團長，親纂“剿匪手本”，親赴訓練團講演，並對中共反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本質，及其對國家、民族、人民的巨大危害，予以深刻的揭示與闡述。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歷史學家稱：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蔣介石曾在第二期開學典禮上，發表《剿匪的意義與做人的道理》之演講。他說：“現在我們要消滅赤匪，抵禦倭寇，……因為土匪不僅到一個地方，殺人放火，奸淫擄掠，使得一般人民不能安居樂業，而且弄得一般人民不敬祖宗，不孝父母，不愛兄弟，不要國家民族，不講禮儀廉恥，毀滅中國固有的道德和歷史！總之，共產黨要叫我們中國人都變成一個不忠不孝、無禮無義的禽獸，就是不準我們做一個人，要中國人都做禽獸的行為！不許我們過人的生活，幹人的事情。所以赤匪就是禽獸，我們剿匪就是要剿滅這個禽獸，要將匪區裏的人民統統救轉過來做一個人！……共產黨非人倫、不道德的生活與無國家民族的主義，必須杜絕悖盡。”20

　　今日，當中國大陸人民在歷經了中共數十年“非人倫、不道德”的統治之後，再來重溫蔣介石先生的話，又怎能不長歌當哭、痛定而思痛？

　　顯然，廬山軍官訓令團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廬山訓練的結果，使蔣介石的軍隊在作風上有了一些改觀。當時的第十八軍各師，軍官的生活與士兵接近了，軍官無論級別大小，一律不佩武裝帶，而與士兵相同，在腰間紮一小皮帶，身著布質軍衣，腳穿草鞋或膠鞋，吃大鍋飯。”21 曾為桂系三大頭目之一，並曾參加過桂系叛亂的黃紹悖，亦在他的回憶中說：“……廬山訓練團將過去曾互相攻擊互相對抗的所謂中央軍、西北軍、東北軍、晉綏軍、四川軍、兩廣軍等等，會合一起，在蔣先生的人格感召及懇切訓導下，加以國家民族意識的陶鏞，惕以敵國外患侵淩的危險，使得他們把以前畋域派別的觀念，和頻年交相火並的夙隙前嫌，不期然而然地消彌泯滅。同時，更積極地造成了精誠團結一致對外的新意識、新力量。所以訓練的時期雖極短暫，受訓人員在學術上的收獲，雖未必甚大，而就其作用和效果而言之，可以說是未來抗戰救國的一種原動力。成功之偉大，可以想見！”22

　　對於剿匪與抗日的關系，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說，蔣曾在“剿匪手本”中指出：“今赤匪亂國害民，招致敵寇外侮之侵略，吾革命軍人責在救國，惟救國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清匪，匪清則民安，民安則國強，國強則外侮自息，倭寇不足平矣……目前，我們中國已經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了，如果不能抵抗帝國主義，我們的國家就沒有獨立生存的余地。但是如果國家的內亂不能平息，土匪不能剿滅，我們的國力就不能集中，而政府的行動必為匪所牽製，不能抵抗外侮。因此，我們要抗日，必先剿滅赤匪，安定國本，然後才可以集中我們全國的力量，一致地來抵抗倭寇，以挽救國家的危亡，所以剿匪是抗日的基本，安內是攘外的前提，而剿赤匪即所以安內，安內即所以攘外，亦即所以救國也！”23

　　由是，蔣曾一再激勵政府軍將士為抗敵救國而堅決剿匪的決心。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蔣即於第四次剿匪中致前方將士電稱：“倭寇不久必侵犯熱河，進取華北，甚望我剿匪將士如期肅清殘匪，俾得候令抗日克盡大功。否則殘匪一日不清，則吾軍一日不能脫離匪區，如此，倭寇進犯，雖欲抵抗亦不能雙方兼顧，必陷進退兩難境地。希深明此意，耐凍忍苦，完成剿匪抗日之全功。”24

　　彼時，由於蘇俄利用它在華的外交機構作為中共叛亂的巢穴，中華民國政府乃於中共廣州暴動失敗之後一日、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四日宣布與蘇俄斷交。一九二八年四月，蔣介石更在《中國革命與日本》一文中為與蘇俄斷交作了如下的說明：“……不幸，在（中國的）國民革命進行中，世界上有許多國家不能認清國民革命的目的……蘇俄的野心家，竟想要以列寧主義的共產革命來代替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他們不僅假手於第三國際，指使中國共產黨來破壞中國國民黨；並且公然利用蘇俄官吏（領事）所享有的地位，作破壞國民革命、危害中國民族的舉動。……本黨至此，為維護革命目的計，不能不與之斷絕關系。由此可知，本黨昔年聯俄，是為著革命而聯俄；更可知，今日絕俄，亦是為著革命而絕俄的。”25

　　中華民國政府於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至五月三十日，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至九月二十日，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九日，一九三三年十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共發動了對中共江西匪區的五次圍剿。其中第一、第二次因不諳剿匪策略而失敗；第三次蔣親赴南昌，雖成功在望，卻因九一八事變爆發，蔣轉即回京處理日事而被迫停止圍剿；第四次本可大功告成，又因日軍攻我榆關及長城諸口，政府軍為“長城抗戰”而只能再一次停止圍剿。第五次則因外患暫停，並能“註重人民及地方的力量”，而一舉殲滅中共二十萬人。其數萬殘余為能在危急時逃入俄境，乃輾轉逃抵陜北，幾瀕絕路（參見下卷第三章第一節）。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蔣曾為剿滅中共之竄匪流寇而電令駐守西北的張學良部稱：“此次入甘之匪，確數不下萬人，僅毛澤東所率之一、三兩軍團。朱與徐合而與毛背離，其所謂五、九兩軍團，亦留於川北也。匪情如此，我軍應積極進剿，分頭出擊，節節消滅，望即令朱、於各軍同時出擊，以期早殲厥醜。並設法多方宣傳，凡在我軍駐地多製白底黑字之大標語，使匪來降，促其崩潰也。”

　　但是，雖已易幟歸順中華民國，卻抗日無能、暗結中共的東北地方軍閥張學良，非但未能一舉而滅中共叛國之殘兵，卻在中共一再相機策反之下，聽命中共為一己圖存而策劃的“聯張反蔣抗日”陰謀（參見下卷第三章），於翌年十二月十二日陰謀發動武裝政變，竟使中華民國“八年剿匪之功，功虧一簣”，更陷中華民國與中華民族慘禍於無窮。

三　　國民黨一黨訓政是走向憲政的應有歷程

　　近七十年來，中共自稱反對和叛變中華民國的一個重要理由，便是因為“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一九四九年以後，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所有現代史教科書，都無例外地要同聲指責中華民國南京政權，是一個“反革命的獨裁專製政權”。

　　然而，國民黨究否專製？蔣介石究否獨裁？顯然，要回答和澄清這樣兩個重大的歷史詰難，唯一的辦法就必須針對國民黨蔣介石於北伐成功和中華民國初步統一之後，為何要實行“國民黨一黨訓政”，怎樣實現“一黨訓政”，以及國民黨“一黨訓政”和共產黨“一黨專政”究竟有何本質區別等根本問題，分別予以論辯和澄清。



第一、訓政是孫中山先生實現民主建國的重要革命方略之一



一、訓政思想的由來

　　辛亥之後，雖然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國統初獲創建，但是，接踵而來的袁氏公然復辟帝製，張勛公然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真復辟”的種種不幸事實，實是對民主革命的公開反撲和對共和國統的蓄意顛覆。它既給辛亥之後的中國帶來了巨大的不幸，又對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造成了極大的刺激。由於時代條件的限製，當時的孫中山先生雖然還不能及時認識到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的反復較量和殘酷較量，乃是民主革命的必然歷程，甚至是主體歷程，並且，唯有歷經了這個艱難和痛苦的歷程，民主革命才能達到她最後的成功，民主製度才能得到她最後的確認和確立，但是，辛亥之後十余年復辟、混亂與混戰的痛苦現實，已經使孫中山先生認識到，在民主革命已經初造成功、共和國體已經初獲創建之後，為了保證民主革命不遭遇專製復辟，為了保衛共和國統不遭遇專製顛覆，則不僅要建立革命的權威統治，來保衛剛剛誕生的新國家和新秩序，而且還要自下而上地規定、並且實行人民的權利和義務，以造就對新國家和新秩序確認和確立的廣闊社會基礎。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孫中山於《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上發表“中國革命史”一文，稱：“從事革命者，於破壞敵人勢力之外，不能不兼註意於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為軍政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第三為憲政時期。”

　　同時，孫中山先生亦因辛亥之後政治疊生復辟混亂的教訓，而進一步明確指出：“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間，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汙未能蕩滌，新治無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汙，以為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汙，壓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為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為假民治之名，行專製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也。”26



二、訓政的歷史目標

　　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九日，孫中山在上海國民黨茶話會上演說時就曾明白主張：“中國政黨之間應展開競爭，一黨在朝主政，一黨在野監督。”並稱，“假使本黨設施之黨綱，不為人民所信任，則地位必致更叠，而本黨在野，亦當盡監督之責任。” 在此，孫先生已將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民主政黨的性質，表述得十分清楚。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一大”之後，孫先生又一再指出：“余之從事革命，建主義為標的，定方略為歷程。”27 所謂主義，即三民主義；所謂方略，便是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大歷程。軍政時期即“以黨建國”時期，訓政時期即“以黨治國”時期，憲政時期即“還政於民”時期。不論軍政、訓政，其最終目的，都是要“還政於民”。

　　一九二四年四月，孫先生發布《建國大綱》，將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及其各自的做法，詳加規定，藉以說明中國國民黨決不采用俄國一黨永久專政的製度。涇清渭濁，由是而明。



三、訓政的具體內容和現實目標

　　孫先生認為：“訓政為過渡時期，在此時期內施行約法（非現行者，即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 作者），建設地方自治，促進民權發達，以一縣為自治單位，每縣於敵兵驅除戰事停止之日，立頒布約法，以規定人民之權力義務，與革命政府之統治權。”28

　　對訓政的具體內容，孫先生亦曾明白規定：“軍政時期及訓政時期，所最為著重者，在以縣為自治單位；蓋必如是，然後民權有所托始，主權在民之規定，便不至成為空文也……第一，以縣為自治單位，所以移官治於民治也……第二，事之最切於人民者，莫如一縣以內之事，縣自治尚未經訓練，對於中央及省，何怪其茫然不知律涯。第三，人口清查，戶籍悖定，皆縣自治最先之務。此事既辦，然後可以言選舉。今先後顛倒，則所謂選舉，適為劣紳、土豪之求官捷徑，無怪選舉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縣自治以為憑藉，則進而參與國事，可以卓卓然有余裕……茍不如是，則人民失其參與國事之根據，無怪國事操於武人與官僚之手。”29

　　至於國民黨訓政的現實目標，孫先生則在《建國大綱》第三條中明確指出：“對於人民之政治知識能力，政府當訓導之，以行使其創製權，行使其復決權。”

　　對國民黨實行訓政所要達到的要求，孫先生於《建國大綱》第九條和第十四條中稱：“一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製法律之權，有直接復決法律之權。”“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為憲政開始時期……國民大會得選省長，為本省自治之監督。至該省內之國家行政，則省長受中央之指揮。”30 “凡全國有半數省份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召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憲法頒布之日，即為憲政告成之時。全國國民則依憲法行全國大選，國民政府則於選舉完畢之後三個月解職，而授政於民選之政府，是為建國大功告成。”31



四、訓政的必要手段

　　訓政的必要手段，是要在一定階段內，以革命政黨的權威統治來保護和鞏固剛剛建立的新國家和新秩序，即保證訓政的實行。由孫先生親自審定的“國民黨一大宣言”曾明白指出：“至於既取得政權樹立政府之時，為製止國內反革命運動，及各國帝國主義壓製吾國民眾勝利的陰謀，芟除實行國民黨主義（按：三民主義）之一切障礙……蓋惟組織有權威之黨，乃為革命民眾之本據……”

　　由是可知，孫中山交待給國民黨的“訓政”任務，其根本意義絕不在“一黨專政”。其始，乃因軍政結束；其誌，乃在“還政於民”；其意，乃在“教民用權”；其行，乃在“規定人民的權利義務與革命政府之統治權”。換言之，便是革命政府之行使統治權的目的，乃在養成“人民的權利與義務”，以為實行憲政、“還政於民”做好準備。



第二、中國國民黨遵循孫中山遺教實行訓政



　　應該說，中國國民黨於北伐成功、中華民國統一之後，便立即遵循孫中山先生的遺教，在決策、理論、立法與實際上開始了推行憲政的工作。

　　一、就決策而言。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當蔣介石率領參加北伐的重要將領於北京西山碧雲寺祭告總理時曾稱：“軍政時期，從此結束；訓政時期，從此開始。茲遵照遺訓，已定南京為全國首都。今後當遵循遺囑，完成所有的建國大業。”

　　一九二八年八月，國民黨於二屆五中全會宣布“訓政時期”開始。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國民黨中央召開第一百七十二次常務會議，通過“訓政綱領”六條：（一）中華民國於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二）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以政權付托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之。（三）依照總理《建國大綱》所定選舉、罷免、創製、復決四種政權，應訓練國民逐漸推行，以立憲政之基礎。（四）治權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項付托於國民政府總攬而執行之，以立憲政時期民選政府之基礎。（五）指導監督國民政府重大國務之施行，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執行之。（六）中華民國政府組織法之修正即解釋，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議決之。

　　該綱領確定了中國國民黨於訓政時期的治權與治法，任務與目標，被稱為“訓政時期”中國國民黨黨政關系的最高依據和“訓政時期”中國政黨政治的基本原則。

　　二、就理論而言。除宣傳孫先生有關“訓政”思想之外，國民黨領袖人物胡漢民、蔣介石等，均一再對國民黨施以“一黨訓政”做法的正確性和原則性，予以了充分的論證或論述。首先，他們認為訓政時期國民黨在政治上負有雙重的責任，即一方面要訓練人民行使政權，另一方面又要監督政府行使治權。對於前者，則提出了“訓政保姆說”，認為：“國民在政治的知識與經驗的幼稚上，實等於初生之嬰兒；中國國民黨者，即產生此嬰兒之母；既產之矣，則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而訓政之目的，即以保養、教養此主人之成年而還之政，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32 由是，胡漢民更進一步論述了“國民黨一黨訓政”與“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他說：“於建國治國之過程中，本黨始終以政權之保姆自任。其精神與目的，完全歸宿於三民主義之具體的實現。不明斯義者，往往以本黨之訓政主義，比附於一黨專政之階級專政論，此大謬也！”33

　　同時，針對軍閥叛亂之教訓，中共仍在擴大叛亂的行徑，和外患日悖的現實，面對“中國今日，實不患貧困，而獨患內亂；實不患財政之不充裕，而獨患國家之不統一，與地方秩序之不安定”這一嚴重社會局面，34 乃對於孫中山先生所一再強調的“訓政時期革命政府之統治權”，力圖有所加強。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在“國民會議”閉幕式上，蔣介石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挽救迫不及待之國家危難，領導素無經驗之民族，是非藉經過有效能之統治權之施行不可。”他還說，“今日舉國之要求者，為有效能之統治權之建設，以達到解除民眾痛苦之目的”。該會通過了“訓政時期約法”，“昭告全國和平統一案”和“剿滅赤匪報告書”。

　　其後，蔣介石在講演和著述中多次強調指出：“在這個軍政與訓政的時期中，無論何種名義或何種策略，甚至於組織武力，割據地方，這種行為不是軍閥，至少也不能不說是封建。這種變相的軍閥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對民族、對革命是不是有益，還是有害？大家痛斥從前把持軍隊、割據地方的軍閥是反革命，難道這種新式封建與變相軍閥就是革命？如果這樣的武力割據和封建軍閥的反革命勢力存留一日，國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軌道，軍政時期也就一日不能結束。不惟憲政無法開始，就是訓政亦無從進行。這樣於國家與革命的前途之妨礙和損失之大，真不知伊於胡底。”35

　　然而，正因為對新舊軍閥大規模叛亂的征剿，和對中共武裝叛亂、叛國及武裝割據的圍剿尚未告罄，蔣介石方才意識到：“軍政尚未結束和訓政必須加強。”因而他才又說道：“應該以軍政時期為本，同時加強訓政時期的工作。”更認為訓政應從五方面著手，即：心理建設，倫理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經濟建設。這無疑是一個十分正確的認知。

　　三、就立法而言。如前所說，國民黨於一九二八年十月即已宣布“訓政綱領”。其時，一是東北尚未易幟，某些地方勢力還只是“名號歸中央卻實權歸自己”。中華民國不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實際上，都未完成初步的統一。二是因東北易幟，中華民國雖獲形式上的統一，一些地方勢力仍然各行其是，“坐地獨裁”；某些地方軍事勢力，更為反對國軍編遣即反對“削藩”，而公然發動了叛亂。是故，訓政尚未實施，軍政又復重來。因而，直到一九三零年十月新舊軍閥的大規模叛亂初予平定，訓政才又被提到議事日程上。遵循孫中山“訓政應有約法”的遺教，中華民國政府歷經籌備，於一九三一年五月召開了“國民會議”，於五月五日通過了“中華民國訓政時期臨時約法”，提出了“鞏固統一與完成建設之六大要求”。即：鞏固統一於尊崇法製；確認民生為建國首要；培養民族之毅力；推進教育之實施；安定地方之秩序；完成地方之自治。要求全國人民“全力維護約法之尊嚴”。

　　四、就實施而言。首先於宣布訓政之日起，即明布訓政期限為六年，然後繼行憲政。其次，考慮到國民黨治權在國家政權體製上的合法性，乃於一九二八年九月接受胡漢明、孫科提議，提早建立五權製度，36 並於是年十月三日由國民黨政治會議製定國民政府組織法（共六十四條），形成以行政權為中心的五院製。再者，遵循孫先生關於推行地方自治為訓政之主體內容的遺教，開始推行地方自治。為此，一是於一九二八年公布《市組織法》，一九三零年修正後，又於是年七月六日公布《市參議會議事規則》，決定市參議會由公民直接選舉，任期一年。北平市遂於一九二八年始籌自治，一九三三年三月開始區坊自治職員民選，同月二十六日民選市參議員告成，八月一日市參議會成立，翌年八月一日第一屆參議會閉幕。因華北敵患日張，故不得不中止繼選。上海市於一九三零年即著手籌辦自治，因淞滬抗戰乃止。一九三二年七月再辦，成立四十區公所，後因抗戰爆發而停頓。抗戰後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民選議會終於成立。

　　蓋因當時內亂連連，地方不靖；外患日亟，國難當頭；加之地方官員官僚積習尚深，對地方自治並無熱心，自治不易推行。一九二八年公布、一九二九年修正的《縣組織法》，雖均有設縣參議會的規定，一九三二年又曾公布《縣參議會組織法》及《縣參議員選舉法》，一九三四年一月內政部還通咨各省依法組織縣參議會，但各省均未及時照辦。如此，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於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一日通過《改進地方自治原則》，將地方自治分為三期：第一期為扶植自治時期、即實行訓政時期。縣市長由政府任命，縣市參議員由縣市長聘任，鄉、鎮、村長由各鄉、鎮、村人民選舉三人，縣市長擇一委任。第二期為自治開始時期、即官督民治時期。縣市長由政府任命，縣市參議會議員及鄉、鎮、村長由人民民選。第三期為自治完成時期，即憲政開始時期。縣市長，縣市議會議員及鄉、鎮、村長一律民選，人民開始實行選舉、罷免、創製、復決四權。自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一日政府公布“扶植自治時期縣、市參議會組織辦法”後，貴州、甘肅、察哈爾、雲南等省即由縣市長聘任縣市參議員，成立縣市參議會，後因抗戰爆發才不得不中斷。

　　當時，地方自治推行得較好的是廣東。一九三三年，“西南政務委員會”修正並頒布了《縣市自治法規》。一九三五年底，廣東省九十四縣已有自治組織。一九三四年八月，各縣、各界之省參議員次第選出，八月十五日廣東省參議會成立。

　　自一九二八年宣布訓政，歷經內戰與外戰，凡十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底，中華民國全國自治組織已成立者，縣市參議會七百九十二個，鄉鎮人民代表會二萬一千一百四十六個，保民大會二十四萬六千七百三十五個，成立臨時參議會者計有七省市。

　　最後，訓政時期所推動的另一個極重要措施是對憲政的準備，即“五五憲草”的誕生。一九三一年國民會議之後，國民黨原擬在憲法未實施前提前設立民意機構，並定名為“國民參政會”，但因籌議早日結束訓政，故未實行。由是，國民黨乃於四屆三中全會議決：“一九三五年三月召開製憲國大，議定憲法，並為此要求立法院從速起草憲法草案，並發表之，以備國民研討。”同時定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召集全國臨時代表會議，研討憲法草案，時因黨內糾紛而推遲；37 後又因外患內叛，幹戈無止，再延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舉行。一九三五年一月，立法院將憲草完成，十一月五全大會遂議決於一九三六年內召開國民大會以製憲。國民黨中央還決定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頒布憲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製憲國大”。其後又因中日關系緊張，部分省區未能按時選出代表，故國民黨中央決議再延期召開國大。不久，西安事發，國民黨中央雖再決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製定憲法，至一九三七年夏，雖然除河北、察哈爾、北平、天津、東北、臺灣等地情形特殊以外，其余各地選舉均已辦成，然而抗日戰爭亦已全面爆發。由是，訓政期間之籌備憲政只能被迫中斷。

　　由上述可知，如若沒有內憂外患之交相煎迫，則國民黨一黨訓政的如期結束和勝利結束非但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這是因為國民黨的一黨訓政非為一黨“專製久安”而計，卻為及早“還政於民”而行。但是，也正因為內憂外患的交相煎迫，尤其是蘇俄的陰謀顛覆和日本的公開侵略既不能終，國內殘余軍閥和中共的叛亂叛國更不能止。加之裏應外合，亂之日熾。因而，已經開始的訓政時期，在實際上仍應為軍政時期。否則，國內政局即成為“軍政尚未結束，訓政已經開始，軍政不曾終了，訓政遑論結束”這樣一種局面。因此，原定的六年訓政，只能延期，而非食言。然而，這卻給了一切外逞叛亂、內懷野心者，和所謂的民主派知識分子以指責國民黨“獨裁專製”的口舌。此其一。

　　其二、國民黨雖為憲政而訓政，雖為還政於民而教民，但又深恐敵人與他人指責他們“假訓政以獨裁”，“借訓政而專製”，因而忘卻了“訓政”—— 這個在性質上本為“善意的獨裁”，38 即必須強化革命政府之統治權，以確保民主的新社會秩序不被顛覆，乃是走向憲政之應有歷程這樣一個本意，因而對於一切公然持槍的反叛者，雖不得不決心剿除之，但對於一切不拿槍的敵人，尤其是打著革命的旗號，抱著民主這個“法寶”，以攻擊國民黨訓政的敵人，則不敢動以訓政之心，甚至一再讓步，疲於應付，以宣布訓政時間作保證，以籌措憲政示己心，從而叠呈被動挨打之局面，卒不敢為中華民族建立與鞏固民主的新社會秩序，而甘冒被天下人指我為“獨裁”的罵名，勇敢地對一切反對我訓政、誣蔑我訓政的敵人予以反擊，將一切不利於訓政的錯話歪理逐一予以批駁。如此，雖然“過”在一時，卻功在永恒。這無疑是一個至深的歷史教訓，當為來日之大陸所深深記取之。



第三、中國國民黨一黨訓政與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根本區別



　　一、中國國民黨是一個以三民主義為理論基礎而建立的黨，故該黨的革命又稱“國民革命或民權革命”。她的一黨訓政，乃是該黨為最終實現民權政治、即憲政而采取的過渡方略，亦曰歷程。目的就是為了結束一黨政治，以還政於民。這就在根本上與共產革命所號召的，一個階級和一個黨的永久專政，劃清了民主與專製的根本界限。

　　二、中國國民黨即便是在一黨訓政階段，其仍以“確立民生發展為首要，采取自由經濟，推動市場經濟和保護私有製度”為基本國策，其與中共在經濟上“長期以民生建設為惡，取締自由經濟，堵死市場經濟和消滅私有製度”的黨策，有著至為本質的區別。

　　三、雖然中國國民黨的“訓政綱要”提出要在訓政時期由國民黨行使政權，但除在中央“以政托黨”以外，各級行政區均實行黨政分離，排除一黨包辦。即中央以下各級黨部，均不直接與各級政府發生統屬關系。各縣黨部不滿意縣政府的措施時，應提出意見於省黨部，由省黨部轉咨省政府處理；各縣政府對於縣黨部的措施不滿意時，則需提交省政府轉咨省黨部處理，均不得直接行動。這又與“普天之下莫非黨土，從上到下黨政不分，各行各業都必須以黨淩政、以黨代政、黨政永不分家的中共一黨專製即黨天下”，有著霄壤之別。

　　四、國民黨一黨訓政階段，國民不僅有種種自由以為謀生，更有種種思考與表述的自由。人民不僅擁有新聞、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相當自由，甚至擁有“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和組織“左翼作家聯盟”的自由。誠所謂“獨尊三民”，但絕不“罷黜百家”（詳見本章第四節）。甚至由共產黨一手策劃、組織和指揮的“學生運動”，雖然年復一年地罷課、示威、遊行，沖擊政府機關，搗毀新聞機構，甚至能幾度將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圍之數日而不散，39 國民黨亦從來沒有加害過學生，更沒有用武力公然地鎮壓學生，甚至用坦克車和新式ak47自動步槍以公開地輾軋、掃射學生及無辜的民眾。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蔣介石還親與包圍了南京國民政府的學生們“平等對話”的“故事”，只能使今天的中國大陸民眾“感嘆亦唏噓”。

　　因此，只要稍稍地將國民黨的“一黨訓政”和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進行一番對比，領教一下中國共產黨至今仍要為“獨尊馬列而殺盡百家”的專製現實，我們就能十二萬分地明白國民黨“一黨訓政”和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本質區別。而也正是這個本質的區別，才告訴了我們，國民黨的“一黨訓政”非但不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相反，它恰恰是一個民主政黨為使民權得以保養與伸張而采取的“過渡性政策”，是中國國民黨為保衛民主新秩序，為維護國家和平統一和建設民主憲政基礎，而不得不實行的政治方略。今天，當有人津津樂道李光耀昔日的“良性獨裁”時，只要對三十年代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一黨訓政”稍作回顧與對比，便會明白國民黨的“一黨訓政”就“良性獨裁”的意義而言，亦不知比李光耀的要“良性”了多少。



四　　中華民國於外患內憂下的民主建國成就 (1927—1937)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再生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奪取北伐成功和初步統一中華民國之後，所面對的，仍然是一個正在由傳統走向現代，由專製走向民主，和在各個方面都要保衛和建設新中國的過渡歷史時期。同時，中華民國南京政權接下的不僅是一個亂攤子，爛攤子和窮攤子，而且還是一個“外敵悖悖內向、內亂時時尤生”這樣一個兵革不休、人心不寧的艱難時世。但是，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間，中華民國政府卻在“外爭主權、內求進步”的各個方面，不僅使過渡期的國家建設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而且使國人之心亦漸漸地趨向了一致，從而為嗣後的長期反侵略戰爭奠定了人心、國力與軍備的基礎。



第一、中華民國外爭主權



　　一、中華民國政府在對外政策上，遵循孫中山先生“廢除不平等條約為國民革命成功之第一個標幟”的遺訓，以國民黨“一大”所提出的對外綱領，即“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以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定雙方平等互尊主權的新約”等原則出發，針對南京政府成立時，中國與意大利、丹麥、葡萄牙、比利時、西班牙、日本等國的不平等條約以及《中法越南商約》等都已期滿，與美國、英國、荷蘭、瑞典、挪威等國的不平等條約尚未期滿這樣一個現狀，遂於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發表宣言，單方面宣布廢除或修改不平等條約，要求重定新約。於時，因美國認為中國欲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實行關稅自主，已為大勢所趨，美國國務卿凱洛格即於是年七月二十四日照會中華民國政府外交部，同意中國修改不平等條約的主張，承認中國關稅自主的原則。七月二十五日，《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系之條約》在南京簽字。該條約規定“國家關稅完全自主”。此後，直至一九二八年底，中華民國政府乃與歐洲一系列國家簽訂了新的條約。此其一。

　　其二、雖然在與中國原有條約關系的各國中，唯日本拒絕簽訂新約，但由於中華民國決奉獨立自主原則，在對一九二八年五月濟南慘案的調查中，堅定地維護了本國的主權，從而迫使日本哀嘆曰：“……濟南事件以來，日中邦交處於斷絕狀態……中國正在大舉排日，貿易也已停止，尤其是與中國交易繁復的大阪經濟界簡直一籌莫展……”40 過去，日本解決這樣事件的條件，照例是采取迫使對方道歉、賠償、並保證將來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的蠻橫辦法，但是，解決濟南事件時，日本方面的方針已是“即使雙方各負一半責任也能同意”。一九二九年三月，濟南事件在歷經十一個月的調查和談判後，南京政府終於與日本達成解決濟案協議，迫使日本答應在兩個月內自山東撤兵，中國方面僅保證在華日人的安全。對於中國所受之嚴重損失，協議規定雙方實地調查解決之。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一次因“獲罪洋人”而不再以“割地賠款”為了結的首例，更為日本所始料不及。

　　其三、在外爭主權上，雖然中華民國政府在繼續遭遇著一些列強的反對和阻撓，但繼一九二七年武漢政府收回漢口英租界之後，又於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收回了天津比租界，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收回了鎮江英租界，一九三零年四月十八日收回了威海衛租借地，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七日收回英、美、法、荷、挪、巴西六國於上海的租界法院，我國司法機構始得在上海租界執行任務。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華民國政府宣布自一九三零年一月一日起，凡僑居中國已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外國人，應一律遵守中華民國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依法頒布的法令規章。外人雖不執行，但國民政府仍於一九三一年五月四日公布了《管轄在華外國人實施條例》，並定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實行。後因九一八事變發生，為爭取國際支持才不得不予以暫緩。一九二九年，中華民國為收回沙俄在我國東北特權，竟遭遇蘇俄的大規模武裝侵略。這也是中華民國建國以來所遭遇的第一次外國入侵（參見下卷第二章）。

　　其四、自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以後，中國就喪失了關稅主權，列強以所謂“協定稅則”把持了中國的海關，幹涉中國的內政和外交，控製中國的財政，左右中國的政府。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宣布“協定稅則”與國家主權有關，決與九月一日實行“關稅自主”，隨後又公布了《國際進口關稅暫行條例》，並在一九二八年內與歐洲一系列國家簽訂了新的關稅條約。新關稅條約的簽訂，尤其是將“均一稅製”改變為“差別稅率”，在相當程度上克服了過去在關稅問題上的弊病，抵製了列強對中國的商品傾銷。印花布在一九二九年以後的六、七年內進口量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中國的民族紡織工業遂取得了迅速發展。一九二四年棉紗產量為三十八萬多包，至一九三二年已上升到三百九十三萬六千包。關稅自主以後，中國海關稅收更有明顯增加。一九二七年海關稅收入為一億一千三百萬圓，一九三一年已達三億八千八百萬圓。中國的郵政主權曾先後被英國人赫德和法國人伯黎及鐵蘭士控製六十年之久，一九二八年八月，國民政府始委任劉書藩為第一任華人郵政總辦，一九二九年完成郵政改組，管理人員始漸為國人所掌握，郵政權亦終得回歸。



第二、中華民國內求進步



　　中華民國南京政權重建伊始，立即在對內政策上忠實地執行了“立五權、張民權，建法製、重民生”的重大原則，確立了“以民生為首要”的方針，建立與健全五權國家體製，製定與頒布訓政時期的各種法律，推行以地方自治為主體內容的訓政，奠定與發展國民經濟的基礎，“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41 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教育、軍事等各個方面都獲得了重大發展，從而贏得了“十年黃金時代”的美稱。42

　　一、在實行民權主義方面，除掉明確規定訓政時期不得自組政黨以幹涉國民黨一黨訓政以外，國民均享有國民黨“一大”宣言所指稱的各項民權，尤其享有新聞、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各方面的相當自由。至一九三七年各種民營報紙已達一千零三十一家，各種民辦刊物已有一千五百一十八種，公、私營電臺七十八家，公、私營通訊社五百二十家。著名的通訊社如《國聞通訊社》、《申時通訊社》；著名的報紙如《申報》、《大公報》、《國聞日報》；著名的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均為私營。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出版法條例》，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十五日又頒布了《出版法》。據中共大陸歷史學家稱，其中僅規定新出版的報紙、雜誌“應於發行時以二份寄送內政部，一份寄送發行所所在地所屬省政府或市政府，一份寄送發行所所在地之監察署。新聞紙或雜誌有關黨義或黨務事項之登載者，並應以一份寄送省黨部或等於省黨部之黨部，一份寄送中央黨部宣傳部”。43 由是可知，國民黨訓政時期的民間新聞出版事業，其中即便是有需要“送審”者，也是“先有自由、後有審查”。此與迄今仍然是“絕無自由、仍要審查、並以判刑和判重刑相威脅”的中共新聞出版專製體製相比較，實有天地之別。44

　　正因為國民黨雖“獨尊三民”又“兼容百家”，堅持予新聞、出版、思想、學術和文化以自由的政策，連對宣傳共產主義思想也不例外，因而於國民黨訓政時期，即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間，中國的思想、文化和學術界才會呈現一派真正的“百家爭鳴與百花齊放”的局面，並獲得了足以標傲歷史的巨大成就。

　　首先，中國現代文學在走過了她的醞釀期 —— 晚清文學和成形期 —— 五四新文學之後，開始走上了她的成熟期和高峰期。一方面各種流派、各種社團、各類刊物雜然紛呈，一片繁榮景象；另一方面成熟的作家和作品至今仍標傲在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就前者而言，現實主義派，現代主義派，“革命文學”派，國防文學，民族主義文學，第三種人文學等等，均各守陣地，互相論爭，不亦熱乎；就後者而論，則巴金、老舍、曹愚、徐誌摩、郁達夫以及後起的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等一批文學巨子，亦因他們的作品已富傳世價值，而成為現代作家的楷模與典範。尤其是長篇小說和話劇的創作，不但走向了成熟，而且催生了一批名著。《家、春、秋》、《駱駝祥子》、《雷雨》等均已獲得了永久的魅力。若以此來對照中共專政的五十年間，成千上萬文化人曾無端遭受中共數十年摧殘與迫害的慘痛事實；以及前三十年無文學可言，後二十年的文學“解放”因仍要遭受中共的打壓和收買，甚至遠未能解放到晚清文學水準的現狀；特別是至今仍絕不容許民間成立任何一家文學團體，出版任何一份文學刊物，有則抓之逮之判之的的現實；就只能令人感慨萬千了。必須指出的是，正是三十年代這一真正自由、繁榮的文藝局面，才又為中共製造所謂的“革命文學”，及其在掌權後公然壓迫文學的死亡，留下了歷史的伏筆。當然，這並不是歷史曾經予文學以自由的罪過。

　　其次，自由的思想條件還使得這一時期成為近代西學東漸的成熟期。由是而使得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獲得了矚目的發展和進步。不單單是笛卡爾的《方法論》、斯賓洛沙的《倫理學》、培根的《新工具》、洛克的《人類悟性論》、柏克萊的《視覺新論》、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等譯述相繼出版，而且近代西方哲學上的柏格森派、實政主義學派、絕對唯心論和辯證唯物論，以及邏輯實證論和現象學等，亦都成為一時之響。國內更有不少學者於此學術自由的階段脫穎而出，不是自源一流，就是自成一體。如張東蓀的“多元認識論”（哲學），金嶽霖的“可能的現實”（邏輯學），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等。這就與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大陸學術界和思想界只容許有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歌頌，而絕不容許出現或存在任何一種新思想、新學術，便無論如何也不能“同國而語”了。

　　二、在建立和健全法製上，如前所說，處於訓政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不僅及早地公布了“訓政綱領”，通過了“訓政時期臨時約法”，頒布了“國民政府組織法”，確認了“五權體製”，草擬了“憲法草案”，而且於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間，還研究、起草並通過了土地法，工廠法，民法，刑法，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票據法，海商法，公司法，保險法等等。“當時立法的最高原則，是把三民主義的精神包含在各法典中”：“訓政時期約法”以實行三民主義為目的，“土地法”以實行民生為目的，“民”、“刑”等法的製定兼顧了人道主義，並保障公共福利，如不良少年應受感化教育，精神失常者必須予以監護，患麻瘋病及性病者應予以強迫治療等。45 而在建立、健全法製體製上，除更名改製實行三級三審製度，並實行助理司法製度即律師製度以外，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間，國民政府曾多次舉行法官考試，共錄取八百一十八人，連同北京政府時代五次所取共一千四百余人，已占全國法官人數的三分之二。一九二九年國民政府還設立了法官訓練所，先後辦了四期，共畢業四百四十六人。同時，國民政府還改北洋政府平政院為行政法院，處理官署違法和違法處理人民的訴訟案件。另外，一九三一年六月，國民政府又公布了“公務員懲戒法”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亦於一九三二年六月成立，至一九三六年已有十九省三市成立了地方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回顧中華民國政府於外患內憂交相煎迫之歷史時期內，於法製建設上所做出的努力，所獲得的實績，再來考察中共前三十年“無法無天”的歷史和後二十年欺天瞞地的“法製建設”，回首中共製造“冤獄遍中華”的慘痛事實，默誦流行於今日中國大陸的“黨政機關親連親、公檢法父子兵”和“大蓋帽，兩頭翹，吃完原告吃被告”之種種辛酸民謠，則歷史的驚人倒退，又何待言之。46

　　三、在經濟建設上，由於中華民國政府確立民生建設為首要，否定專製經濟，肯定自由經濟，發展市場經濟，努力增強國力，遂於本時期內使一個窮中國獲得了相當的改善和進步。據中國大陸史家證明，在經濟政策上，中華民國一是實行“裁撤悖金與統一稅收”。 裁悖改統後，一九三三年度的統稅收入總共已達一億圓以上，頗有與關、鹽兩稅並駕齊驅之勢。二是實行“整頓金融，改革幣製”。公布“修正中央銀行條例”，規定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改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允許和鼓勵成立各種私營商業銀行，其間先宣布“廢兩改圓”，統一銀幣，後實施法幣製度，宣布白銀國有，禁止以白銀作貨幣使用，禁止白銀外流。由是，一九三一年中央銀行資產總額已增加兩倍半，各項存款增加五倍，發行的兌換券已增加一倍以上，純益增加了十九倍。由是，一九三二年中國銀行的外匯成交額升為國幣一億六千一百萬圓，次年即增加到九億五千六百萬圓。新的商業銀行不斷增加，一九二七年有五十七家，一九三四年已有一百三十八家，一九三六年達至一百四十六家。其中絕大多數為私營。從而抵製了美國的“購銀法案”，堵住了白銀的大量外流，保住了銀本位。47 正確、有益的經濟政策自然會有利於國家的經濟建設，再加上中華民國政府又決行“保護國貨”的政策，從而使得本階段的工業在內憂外患和世界經濟危機正熾的不利條件下，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對此，中國大陸史家乃稱：“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於世界經濟蕭條期間，中國新設立工礦企業達六百六十家，資本總額達二億五千二百四十五萬圓，其發展速度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黃金時代’。”48

　　四、在解決農民問題上，應該說，農業發展和土地問題乃是中華民國所面臨的最大難題。舊中國農村遺留下來的問題，一是土地不足分配或分配不均。二是田賦和捐稅過重。三是災荒嚴重。在軍閥控製的地區，捐稅苛重，名目繁多，賦稅種類幾達三十余種，其中二十六種是附加稅，從而造成農民負擔沈重（按：與目前中國大陸農民的實際負擔相比仍是小巫見大巫）。至一九三五年，在全國二十二省一千零一縣中，仍有二千萬人流入都市或流落他鄉成為“盲流”。再加上自辛亥以來的連年軍閥混戰，和由新舊軍閥所一再發動的叛亂戰爭，又使農民一直處於最為痛苦的生存境遇之中。如是，一方面中國農民的民生問題不能得到改善與解決，積苦而成患；一方面，則為中共在蘇俄指使下，假“土地革命”的旗號以煽動農民造反，帶來了至為有利的農村社會條件。處於外患內憂下的中華民國政府，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也不是不想及時改善與解決中國農民的民生問題。早在北伐開始前南方革命政府已在廣東試行二五減租，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又在湖北、湖南、浙江等省試行二五減租。一九三零年六月，國民政府頒布了“土地法”，規定全國人民土地所有權平等；根據地值，賦稅平等；促進耕者有其田，限製大量擁有土地；保護自耕農和保護佃農等。一九三五年四月，國民政府又公布了“土地法施行法”，共三百九十七條，主要解決“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這兩大方面，49 獎勵開墾荒地，規定地租不得超過耕地正產物收獲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即“三七五減租”。地主不得隨意撤佃……。同時，還針對農業改良、水利興修和農業科學技術的改進等做了不少的工作。50 一九三七年二月，政府訂定五年經建計劃時，就決定於第二年完成土地登記，以作土地改革之準備。鄉村的建設運動，亦在陶行知、晏陽初等人的號召和推動下，初有發展。然而，這些土地改革的綱領，農業改良的工作和鄉村的建設運動，雖然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臺灣均獲得了成功，但是，在當時外患內憂齊相壓來的中國，除浙江等少數省份外，均無法得以廣泛的推行，從而為中華民國政府在後來內戰中的失敗，埋下了先機。

　　五、在軍事建設上，面對著“外患悖悖內向”，中華民國亦不得不在現有條件下和在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加速和加強軍事建設，從而對全面抗戰的爆發做出了相當的準備：不但訓練了陸軍，同時也發展了海空軍；不但發展了軍事教育，而且培養了大量的年輕軍官。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畢業的二萬五千名年輕軍官中，就有一萬名壯烈犧牲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四個月（參見下章）。

　　中華民國政府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間，雖處於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境地，但是，她在立國和建國上的成就卻是巨大的和有目共睹的。這也是後來有人稱它為“十年黃金時代”的根本原因。臺灣史家在這方面也有較為平實的論述：“辛亥革命以來，中國長期處於戰亂。袁世凱當政的時代，日事應付帝國主義的侵略和鎮壓國內的政敵，也無暇有計劃地從事國家建設。袁世凱死後各派軍閥輪流主政，把大部精力用在政權的維護上，也無暇有計劃地從事國家建設。北伐完成後的十年，雖然帝國主義的侵略日張，各種形式的政敵環伺，國民政府在有限的財力下，仍能從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建設，部分建設且獲有顯著成效，殊屬難能可貴。此種建設成效，轉用以對抗各派政敵和帝國主義國家，亦相當有效。這不僅帶來了江西剿共的勝利，而且也奠定了八年抗戰的基礎。”51

　　誠然，這樣的評價是十分地符合實際的。但是，這樣的評價，還不足以揭示本階段對於中國現代歷史發展所起到的根本作用。這個根本作用，就是它在相當程度上仍繼續堅持著的護國與護法的鬥爭，不僅在軍事上獲得了勝利，而且由於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發展，而使得中華民國的國統既得以確立，中華民國的法統亦得以確認。中華民國由是而正走在民主建國的道路之上。中國國民黨則表現了她作為一個民主政黨的本質。猶如一生愛共產黨，厭國民黨，曾作為周恩來統戰對象的美國學者費正清，在臨死前因幡然醒悟所說的那樣：“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中國國民黨是能夠把中國帶向現代化的道路上去的。”52



兼 論　　孫後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新權威 —— 蔣介石

　　什麽是新權威？顧名思義，就是“老權威”不行了，才會、也才需要一個“新權威”。但是，如果這個新權威所要維護的又仍然是老權威所要維護的，比如舊的專製製度和專製統治，那麽，這個“新權威”就喪盡了“新”的意義，無非是“老權威”的再現、翻版和繼承而已。相反，如果這個新權威，要建設和維護的乃是進步的新製度、新秩序，要推倒和改變的，乃是老權威所一心要維護的舊製度和舊秩序，那麽，這個新權威，才在本質上成了真正的新權威。這才是“新權威”這個概念的應有本義。

　　那麽，孫中山先生逝世後，保衛和推進了中國國民革命進程的蔣介石先生，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新權威”呢？

　　歷史的事實和我們對歷史的認識，都證明了蔣介石先生不僅是“新權威”，而且是本質意義上的、即真正的“新權威”。

　　第一、從中國國民革命事業的傳承關系上來看，是蔣介石繼承了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國民黨中的領袖地位。並且，這個地位既不是由孫中山先生指定的，亦不是他專靠陰謀手段所攫取的，而是在中國國民革命的艱難進程中所自然形成的。蔣介石“救黨”這句老話，實在是道明了這個新權威的本相。孫後中國國民黨之群龍無首的局面，孫後中國國民黨在蘇俄和中共“挖心戰術”之下已潰不成黨的事實，孫後中國國民黨內各派政治力量、野心家、陰謀家、反共元勛和有功之臣之爭奪“領袖”地位所造成的混亂，和他們或而揭竿反蔣、或而集體倒蔣的種種行徑，以及蔣每被逼下野他人便“抵擋不住”，而必請蔣復職的種種“逼蔣請蔣”之為，無不說明這個新權威在其形成過程中的艱難性、自然性和難以動搖性。雖然從蘇俄顧問鮑羅廷開始，一切反蔣勢力都曾把“新軍閥”、“新獨裁者”、“新反革命”和“新反動派”的帽子，一頂又一頂地，甚至是一批又一批地“贈送”給了蔣介石先生，但是，歷史的事實卻告訴我們，是因為蔣介石要北伐，蘇俄顧問才率先送了他一頂“新軍閥”的帽子；更因為蔣介石領導北伐勝利進軍，轉瞬之間已解放南中國，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已經勝利在望，蘇俄顧問、中共以及國民黨中的親俄派，才又把一頂“軍事獨裁”的帽子，硬按到了蔣介石的頭上。此後，在反蔣獨裁的人當中，不僅有蘇俄，有中共，有失去了權力的黨中親俄派，還有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和張學良、楊虎城、陳濟棠、龍雲等這樣一些新舊軍閥和地方軍事勢力，即一些真正的地方封建獨裁者們。他們數次打著“護黨救國”的旗號來反蔣，其真正的用心，無非是要維護一己之私欲，膨脹一己之野心，反對國家的和平與統一，置國家和民族於不顧罷了。至於一些曾為國民黨、中華民國建立過功勛的“前賢”，他們作為“反共先覺”的功勞既不容否認，但他們種種“不讓後賢”的做法亦同樣不能肯定。因此，如果將蘇俄和中共這些曠世未有的專製獨裁者們，以及上述大大小小的真正獨裁者、即殘余封建勢力的代表者們，以及一些“前賢不讓後賢”者們反對蔣介石獨裁的言行，全部當作是正確的，甚至借此而來判定蔣介石是一個獨裁者，否定蔣介石這個真正的新權威，或指蔣介石是一個“新獨裁者”，那就是大錯特錯了。然而，正是他們的誣蔑和指罵，才在一個相當長的，並且是極其復雜的歷史時期內，使蔣介石這個新權威長期蒙受了“新獨裁者”的不白之冤。

　　第二、蔣介石是否本質意義上的新權威，自然不能由那些否定者、尤其是那些真正的和大大小小的獨裁者們來評斷。而必須由歷史的事實來證明。這些歷史事實是：首先，從蔣介石的個人歷史來看，如本卷第四章所述，蔣介石自一九零七年參加由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就一直作為一個堅定的民主戰士，而效命在推倒滿清和反對復辟的國民革命戰場上。因此，他自然不是“維護舊政治、舊秩序和舊製度”的老權威，或是作為老權威之“翻版”的“新權威”。其次，從蔣介石的思想來看，他自始自終地認宗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反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傾心孫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反對蘇俄的共產革命。當蘇俄與中共詆毀孫先生，拋棄甚至反對三民主義時，他便挺身而出，以捍衛孫先生的三民主義；當蘇俄與中共誘逼國民革命不成，便要暗中破壞甚至公然背叛國民革命時，他則勇敢地站出來反擊蘇俄與中共，保衛和推進中國的國民革命；而當部分黨人與民眾對蘇俄與中共的共產革命抱有同情、幻想，全然不能明白它的“洪水猛獸”本質時，他又率先予以說服和批評。他不僅遵照孫先生的軍政思想以建國，依照孫先生的訓政思想以治國，而且本著孫先生的憲政思想，於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歷史時期積極籌備憲政，更於全面內戰狼煙四起之時勉力推行憲政。即便是在那一場殘酷的內戰之中慘遭失敗，卻仍然遵循著孫先生的遺誌，在臺灣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致力民生發展，直至為臺灣今日的民主與繁榮奠定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基石。

　　第三、就現實與歷史對他的評價來看。首先，是底定廣東、勝利北伐和統一中華民國的歷史功績，才使得人民迅速認識並承認了蔣介石的新權威地位。其次，由他所領導的蕩平新舊軍閥叛亂和圍剿中共叛亂叛國的戰爭，由於它是在政治上繼續護法反復辟、在軍事上繼續維護國家統一的戰爭，因此它才不僅具有正義性和正確性，而且也正是歷經“兩面作戰”的勝利，才使得整個國家逐步走上了和平、統一與建設的局面，更為嗣後的全面衛國戰爭打下了重要的基礎，從而使處於內憂外患下的人民，更加認識到蔣介石作為一個“新權威”的歷史重要性。三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月刊》就曾這樣說道：“多數的民眾和黨員都承認蔣介石完成北伐的功勛，信服蔣氏的偉大精神與毅力，信仰蔣氏必能拯救國家和民族，完成中國的革命……中國有了獨裁的中心領袖，然後所有的革命力量，可以環繞這個中心領袖而凝結起來。”53

　　這一段話，不僅道明了蔣介石先生在當時人民心中的地位，而且道明了即便蔣介石當時有所謂“獨裁”的傾向，人們亦將他認作是“善意的獨裁”，從而賦予他以“新權威”的本質意義。至於嗣後全國人民對張、楊發動陰謀武裝政變所表現出來的同仇敵愾情緒，和蔣先生平安返回南京時全國人民所表現出來的狂歡情狀，特別是蔣介石堅持領導偉大衛國戰爭直至勝利的偉大歷史功勛，就更使得這個“新權威”的形象，閃耀著歷史的光輝了。

　　誠然，這一光輝，也如同國民黨英勇抗戰的偉大史詩一樣，因為蔣在那一場內戰中的失敗，而被掩去了它炫目的光彩。但是，今天，中國大陸人民卻已在對歷史的深沈反思中，抖落著歷史的塵埃，開始重新認識著這個“新權威”的真正歷史形象了。這，大約也是蘇俄、中共以及一切為私欲而反蔣和叛蔣者所始料不及的。



第六章





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



　　為國民黨軍隊說一句公平話，它與一個在組織、訓練、裝備上占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整整八年，與法國 —— 它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 —— 它則從美國獲得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比較起來，國民黨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跡。它積極地戰鬥在上海、南京、華北和華中平原，徹底地挫敗了日本人對速決勝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損失。然後，他們從沿海地區撤退，遠離於交通網絡所能達到的地區。他們轉向消耗戰的戰略，從而使日軍陷於中國遼闊的國土而不能自拔。

　　這一頑強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盟軍的戰爭努力，做出了重大貢獻。它在亞洲大陸上拖住了大約一百萬日軍 —— 否則這些部隊便會用於太平洋地區對於西方盟國越島部隊的戰鬥。如果歷史在一九四五年後對國民黨人更為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地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敘述。然而，由於戰後的垮臺，國民黨軍隊在戰爭中的積極貢獻，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敗而掩去了光彩。



—— 引自〔美〕易勞逸《毀滅的種子》一書 01



　



一　　惡鄰日本對中國和中國民主革命的長期侵略與破壞



　　本書上卷第三章和下卷第一、第二章，均敘述了惡鄰沙俄曾一再侵略我國，和惡鄰蘇俄曾長期破壞中國國民革命及顛覆中華民國的罪惡。本節則要將我們的另一個惡鄰日本，對我們祖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予以簡要的敘述。

　　誠如本書上卷第一章第一節所論，當我國綿延了數千年的大一統專製製度，正在走向它最後的衰亡期時，長期處於封建割據的日本，卻借助近代世界的進步條件，迅速地走向了專製的統一和強大。猶如同樣的緣由而迅速走向專製統一和強大的德國一樣，這兩個嶄新的集權專製國家，一個遂成為歐洲的主要危險，一個則成為亞洲戰爭的策源地。或者說，當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在歐洲發動侵略，企圖再造歐洲專製新秩序時，亞洲的日本亦同樣要以發動侵略來圓它的“大東亞帝國”之夢。因而，正處在要從專製走向民主，即正在從王朝政治走向民主政治，並因之而出現民主革命和專製復辟反復較量狀態的中國，就以其地大、物博、衰老、積弱和混亂，招來了日本帝國對她在領土以及各個方面的侵略野心。這個侵略野心在政治上便是公然地反對中國的國民革命，一心要維護中國衰朽的專製製度，一再地支持中國的專製分裂政權。在經濟上便是垂涎於中國的豐富物產與廣大市場。在地理上則是誌在侵奪中國的廣闊天地與山川河流。而在其根本方針上，便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容許中國真正地走向統一和強大。於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前就已經在國力上先勝一籌的日本，正是出於這樣一種心態，其對中國的侵略野心便日益地公開化與強硬化了。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一一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日本便立即成為維護滿清專製政權、反對中國革命的重要外國勢力。一九一五年袁世凱圖謀復辟帝製，日本便誘使袁接受意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以作為它支持袁氏復辟帝製的交換條件。一九一七年後袁世凱、張勛亡而北洋軍閥興，它又支持皖系軍閥的北京政權和奉系軍閥的東北政權，亟欲製造中國軍閥的持久混戰。一九一八年，它看準段祺瑞想借參戰而擴充私家之兵，便立即以貸款支持段參戰，從而獲得了在中國駐紮軍隊的特權（參見上卷第二章註十二），為嗣後侵略中國墊定了軍事基礎。一九一九年，它雖與中國同為歐戰的戰勝國，卻強迫“巴黎和會”將德國在我國山東的特權轉讓給它。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它又千方百計地討好美國，從而與美國私定“石井藍辛協定”，使美國承認它在中國“具有特殊的權益”。一九二五年五月，它在中國上海、青島等地日資企業的老板竟敢公開槍殺我工人，這便是“五卅運動”的來由。一九二六年春，當奉直、奉魯軍閥聯合進攻馮玉祥國民軍時，它則派軍艦護送奉軍出關南下，公然炮轟我大沽炮臺，是為北京三一八慘案的源起。一九二七和一九二八年春，當中國國民革命軍兩次渡江北伐進入山東時，它一則借口“護僑”而出兵，二再借口“護僑”而公然炮轟我北伐軍，蠻橫阻我北伐，直至辱我軍民，殺我大使，製造了舉世震驚的濟南慘案。一九二八年六月，因張作霖已成為它侵吞我國東北的障礙，它又公然地在皇姑屯將張炸死。一九三一年，瘋狂的侵略野心終於促使它陰謀製造了九一八事變，公開地侵占了我國的東三省。其後又劫持溥儀，繼中共在蘇俄命令下製造了“第二個中國 —— 中華蘇維埃國”之後，又製造了“第三個中國 —— 滿州國”，使之成為日本的“奴隸國”，等於占領了中國東北全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它終於製造了蘆溝橋事變，02 悍然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略我城池，屠我人民，奪我資源，毀我文明，直至其最後失敗投降為止。自上世紀末至本世紀中，在中國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艱難歷史進程中，可以說無時無處不留下了日本帝國公然反對中國國民革命、公開支持專製復辟政權、陰謀掠奪中國領土、無恥搶劫中國資源、悍然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和瘋狂屠殺中國人民的歷史罪證。

　　日本帝國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一切罪惡，源其最大目的，無非是要滅亡中國；終其最大的破壞，則為十四年侵略中國的戰爭。因為正是這一場侵略戰爭，不僅使我們的祖國受盡被侵略、被欺淩的痛苦，而且使我們正處於民主建國階段的祖國損失慘重，特別是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絕處求生和奪地擴張”的特殊歷史條件。毛澤東那一句“要給日本人發一個大大的獎章”的無恥之言，和周恩來那一句“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革命至少要推遲五十年才會成功”的賣國實話，無不證明了中共大陸江山乃是得自於日本，而非得自於國民黨這樣一個至理。03 是故，在今日之中國大陸，十數億中國人民才會異口同聲地悲嘆：“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就不會有共產黨的成功和中國大陸人民的無邊苦難。”

　　毫無疑問的是，正是日本帝國的侵略，才將北伐勝利與和平統一後的中華民國，毀滅在它的侵略，和因它才“發展壯大”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手中。這既是歷史的一樁重罪和奇罪，又是日本國對中華民族、中華民國和全中國人民所欠下的永恒欠債，是日本國永遠也無法抵賴和永遠也賠償不清的。



二　　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抗日的艱難使命

第一、九一八槍響之際就中國國內的狀況而論



　　一、中華民國政府剛剛蕩平了閻、馮、李大規模武裝叛亂，中國正處在“外求和平、內求進步”的艱難發展之初。

　　二、一九二七年失敗的中國共產黨，又在蘇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揮下，持續地發動叛亂和叛國，使剛剛蕩平了新舊軍閥大規模叛亂的中華民國政府，又面臨著必須平“俄禍”的巨大困境。

　　三、九一八事變發生前，雖然新舊軍閥的大規模叛亂已經被蕩平，但“九一八”以後，新舊地方軍事勢力的小規模叛亂和陰謀發動叛亂，仍時有發生。所不同的是，這一夥地方軍事獨裁者，在以“反對獨裁”名義反蔣失敗之後，從此竟為“死了有板子”，04 而死死地抓住了“抗日”這塊牌子，即以抗日為旗號，動輒發動叛亂，或動輒圖謀發動叛亂。他們或伺機揭竿，如一九三三年在中共策反下，於福建建立“中華共和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原十九路軍陳銘樞部；或乘機而動，如在兩廣六一事變中打著抗日旗號以再圖反叛的李宗仁等；或夢想改朝換代，如曾宣稱“不但日軍占了北平，就是日軍占了南京，我也不肯調兵江西剿共”的陳濟棠；05 或為爭奪黨中權力，而數度製造粵變的兩廣軍人等。誠然，正是日本帝國的侵略，中共的武裝叛國，大小地方封建勢力的軍事叛亂，以及國民黨內爭權者的分裂行徑，尤其是他們的遙相呼應，乘機勾連，合縱連橫和狡黠多變，方使民族危機和國內動亂不獨禍患連連，而且險象環生。

　　四、面對著日本侵略，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本人，此時此刻，不僅承繼了數十年晚清腐敗和十數年軍閥復辟混戰所丟下來的一個“窮中國和弱中國”，而且又面對著國家初獲統一和法統初獲重建時期的“亂中國和憂中國”，加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又要“吃定東方”，既不願看到中國真正地統一強大起來，又不願看到日本真正能夠稱霸亞洲以對抗美國和西方。相反，他們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惡或交戰，才能使亞洲“自削其強，自致其弱”。可以說，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的抗戰所遭遇的，實質上仍是一個“敵有人援，我無人助，生死無人過問”06 的惡劣國際環境。歐美列強非但要“坐山觀虎鬥”，甚至是“坐山要虎鬥”的東方戰略，實在是將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推向了“苦撐與孤戰”的悲壯與悲憤之中。



第二、“九一八”槍響之際中、日國情與國力的對比



　　一、如前所說，當日本於十九世紀下半期開始成為一個嶄新的和統一的專製帝國時，我國已經綿延了數千年的大一統專製製度，恰恰走向了它的衰亡期。是故，同樣的世界條件下，日本重在借機發展新專製帝國的國力。中國則一分為二，即借改良來維護搖搖欲墜的專製大廈，和藉革命以進行對於專製製度的根本變革。因而，當日本迅速地強盛起來時，我國恰恰處於革命前的腐敗及衰落，和革命後的混亂與內亂，即歷史的“陣痛”之中。由是，兩個民族和兩個國家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才造成了國情和國力的巨大差異。換言之，就是當滿清王朝日趨衰亡和墮落之日，卻恰逢日本國力日漸發展和強大之時。蕞爾之邦的日本，既在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中打敗了老大的中國；又在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戰爭中，打垮了同樣在走向衰亡的龐大俄國，並取代了它在中國的部分權益。此後日本才逐漸地成熟了它的“大陸政策”，即“霸世必先控歐，控歐必先取亞，取亞必先侵華”的侵略和擴張政策。這個“大陸政策”，在性質上雖是一個島國因暫時的強大所膨脹起來的瘋狂野心；但在戰略上卻因它將“取亞必先侵華”放在第一位，因而它對中國的野心，便於近百年間日漸地形成起來，和日漸地付諸於侵略的行為了。

　　三、正是中、日兩國如是差異的國情，才帶來了中日兩國國力和軍力的巨大懸殊。如果說，一八九四年中國的戰敗，實非軍事弱勢所致，而為國勢之衰所決，那麽，三十余年後，在日本即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則兩國的實力 —— 主要是軍力的對比，已是天地之差。據資料統計：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前，日本陸軍可使用兵力已達四四八點一萬 —— 包括預備役、後備役和補充兵；而我國除補充兵源外，僅有二三零萬。日海軍噸位一九零萬噸，已超越一九三零年倫敦海軍會議所規定的英、美、日海軍噸位的五：五：三之比，而成為五：五：五，是我國海軍噸位的十九倍，亦有資料稱三十一倍或三十二倍。日本作戰飛機有二七零零架，我國僅有六零零架。而日本一個師的武力裝備，於戰爭之初曾相當於我國一個師武力裝備的三倍；於戰爭之中、後期，已相當於我八倍甚至九倍。中國軍人數人合用一支槍的情形隨處可見。同時，日本能製造各種兵器，我僅能製造輕武器。日本國正是恃於這樣的武力優勢，才不僅敢於“取亞必先侵華”，而且敢於叫囂“三個月內一定滅亡中國”。

　　綜上所述，正是在國力與軍力的懸殊對比之下，我國對日本侵略的抵抗，才必須周詳考慮，措置適當，既要製定科學的大戰略，又要先求國安而後能製酋，方才能克敵製勝，非亡我而亡敵。一言以蔽之，即以當時自身的國情與國力計，倘若沒有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領導對日抗戰的堅定意誌，和指揮對日抗戰的正確戰略，並能堅持維護國家統一、反對種種顛覆和叛亂，則中國人民不但會付出更大的犧牲和痛苦，甚至完全可能招來亡國滅族之禍。



三　　蔣介石決以“攘外必先安內”的被迫性與正確性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辭典裏，在中國共產黨的“國共關系史”中，大約除掉由“四一二”所代表的國民黨“清黨”，曾使共產黨對國民黨恨之入骨以外，大概只有國民黨於三十年代上半期決策並實行“安內攘外”的國策，方為它所痛恨不已的了。由是，中國唇每一本禦製的現代史教科書，從標題到內容都必把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狠批臭罵一通。其恨恨之言，何止溢於言表，確是湧自肺腑。

　　然而，國民黨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究竟從何而來？究竟正確與否？是否如中共所經年謾罵的那樣，乃是一個“賣國”的國策呢？



第一、“安內攘外”是為現實逼迫所產生的正確國策



　　如前所說，自一九二八年北伐告成、中華民國初獲統一，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其間十年，外有蘇俄和日本對我國的顛覆與侵略，內有軍閥殘余勢力的武裝叛亂和中共在蘇俄指揮下的武裝叛國。由是，日本帝國因中國的內亂而擴大侵略，國內的叛亂者又因日本的侵略而擴大叛亂。誠所謂“叛徒軍閥唯恐赤匪之肅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變以應之；帝國主義唯恐軍閥之消滅、中國之統一也，乃惹起外交糾紛以牽製之”。如是而給中華民國“外求和平與內求統一”的歷史要求和她建國、治國與繼續護國、護法的歷程，帶來了內外受敵、交相煎迫的艱難時勢。然而，如前所述，也正是這樣一個艱難時世，才逼使國民黨和蔣介石因警覺而產生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並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即九一八事變前夕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始號召“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發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必先安內，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為不使國家於憂患痛苦之中增分崩離析之懼”，“安內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國民黨於南京召開“四大”，蔣介石於會上提出了要“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對外面不屈服、不妥協，唯有對內講求團結的方法”，並認為“黨內團結，熄滅黨爭”同樣是“攘外安內”的重要前提。彼時，既因錦州一戰而致東北全境陷日，又因日軍挑釁上海而爆發第一次淞滬抗戰。此後國民黨雖因國難當頭而黨爭漸息，粵亂漸平，但中共卻乘國難當頭叠生叛亂，公開叛國：非但乘機建立“國中之國”以附蘇俄，以亂祖國，所建鄉村俄屬“蘇維埃”政權，更已擴張至豫、鄂、皖、贛、湘五省。時因國人已漸能明燎中共“乘國難以發難”的意圖和作為，蔣介石乃於一九三二年六月宣布了“安內攘外“的國策。是年六月十八日蔣又於江西廬山召開上列五省剿匪會議，決心剿共以求擺脫“兩面作戰”的困境，先求國安而後能禦敵。由是可知，在蕩平了新舊軍閥叛亂，熄滅了國民黨內部的黨爭，平息了粵亂之後，應該說“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對內所指，就主要是剿滅“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中共”了。



第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具有歷史的正確性



　　縱觀自晚清至民國的歷史，於中國人民意在圖強禦侮的艱難奮鬥歲月裏，亦無不浸透了“先安內而後攘外”的精神和策略。晚清時代，面對著“外敵骎骎內向和內亂此起彼伏”這樣一個艱難時世，清王朝能員大吏李鴻章所提出的“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主張，以及由中國近代優秀知識分子們所提出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富國強兵之道，乃是最早地浸透了“攘外必先安內和攘外必先強內”的精神。及至一八九四年甲午一戰，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國殤之情，方使孫中山等新一代革命知識分子更加明確地認識到，必須先推翻“洋人的朝廷”即滿清王朝，才能“安內”與“強內”，然後才能去爭國際間的平等，才能達成民族獨立的革命目標。由是孫中山才為中國同盟會製定了一條“先治國本，再禦外侮”的革命方略，即以建立共和的中華民國來取代專製腐敗的滿清王朝，徹底革命以求新。這無疑又是“攘外必先安內”之精神與思想的重大體現。及至辛亥首造成功，袁氏復辟亂國，日本迫我接受亡華的“二十一條”之際，雖然民主力量中，尤其是海外華僑曾反其道地提出過“助袁以強國，方可反對日本二十一條”的糊塗思想，然而，一是孫中山先生堅持必先除國賊才能禦侮，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立場；二是袁逆為謀公然復辟帝製，竟接受日本“二十一條”，從而才使國內外幡然共識“攘日必先去袁”的正確性。一九二六和一九二八年的兩度北伐，雖然遭遇日本和西方列強於公開、於暗中的種種挑釁和阻撓，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革命軍亦本著“攘外必先安內”的精神，或化解沖突，或忍辱負重，甚至繞道北伐，方才迅疾地達成了北伐推倒軍閥的成功，然後再迫使日本在“濟案”的談判中讓步，並迫使列強承認中華民國的統一。相反，歷史的事實亦告訴了我們，只有中國國民革命和中華民國的一切公開和暗藏的敵人，只有他們，才會“揭櫫對外之旗幟，以動搖統一之根本”，以要求“先攘外而後安內”，其意乃在挑起列強對我國國民革命的幹涉和阻撓，與對我國和平統一的破壞，以便乘機擴大叛亂和叛國。由此我們竟可以說，“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不僅因現實的被迫性而獲得了現實的必要性，而且因其歷史的科學性而獲得了現實的正確性。

　　但是，這一正確國策卻遭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攻擊、詛咒和謾罵。這自然是因為“先安內”的決策，實在是擊中、更擊痛了中共“圖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陰謀，更使得中共在國家逐步獲得“內安”的政治局面之下，越來越失去了叛亂、叛國和“革命”的條件。政府軍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圍剿固因兩次對日抗戰而被迫停止，但由忍辱負重而簽訂的“何梅協定”，07 卻贏得了第五次圍剿的時間和勝利。中國共產黨因此而亡“蘇維埃共和國”，並為了投奔蘇俄而輾轉逃竄西北，瀕臨旗倒人散的絕境。如是，中國共產黨攻擊“攘外必先安內”的正確國策，實因它深懷切膚亡命之痛而不足怪也。然而，反對這一正確國策的中國共產黨，在它終於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之後，卻在“外患內憂蕩然不存”的絕對和平時期，極端地和持續地推行著“攘外必先安內”的“黨策”（參見下卷）。再者，如果今天的日本國敢於再一次發動對中國大陸的侵略戰爭，則和平時期就在高喊“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國共產黨，將一定會“先安內而後攘外”，並將為了“先安內”，而不知又要殺掉多少無辜的生靈，就更不用說還會容許國人去建立一個“附俄亂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乘機擴大叛亂和叛國了。08

　　時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當之外患內憂齊相逼來，中華民國政府鑒於“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敵”這樣一個至理，為不至於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亂而外人更欺”這樣一個人盡解之的常識，而在日人侵我、軍閥叛我、蘇俄壞我、中共叛國的交相煎迫之下，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意在肅清或舉槍以反叛、或橫刀以割據、或竟敢公開號召武裝保衛蘇聯的內奸，以造成“統一方能禦侮”之真正團結抗戰的局面，難道竟是錯誤的、而不是正確的嗎？



四　　蔣介石決以對日“和戰並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誠然，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以後，因中華民國政府軍、即國民黨軍隊在全國戰場上的浴血苦戰，乃使所有曾經指責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尤其是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或“不積極抵抗”的誣蔑不實之詞，立即煙消雲散。但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前，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之所以受到“不抗日或不抵抗”的指責，如前所說，提出指責者，一是企圖借抗日之名而叛亂和叛國者，二是對政府的“和戰並用”決策不甚了了者，三是一些為中共所著意串連和煽動起來的所謂民主派及年輕學生。09

　　但就歷史的事實而論，是時，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前，決以“和戰並用”的決策，非但沒有錯，而且完全正確。其理由是：



　　一、北伐告成後的中華民國，誠處於“外求和平、內求統一”，以圖鞏固與發展的歷史階段。是故，為了和平，就必須盡一切力量製止戰爭。而要製止戰爭，就不能不在日本侵略的威脅下，采取請“國聯”出面斡旋和派代表與日本談判這樣一些和平手段。一九八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史家已經指出，蘆溝橋事變之後，胡適之先生就曾對決心要付以死戰的蔣介石先生建言說“外交路線不可斷。”10 顯然，這既不是妥協和投降，更不是不抗日和不抵抗，而是為盡一切力量以製止侵略戰爭的爆發，和盡一切力量以贏得反侵略戰爭勝利之雙重目標所致。是歷史上和國際上所慣用不膩的手段。



　　二、如蔣所言 —— “我們是弱國，要對自己的國家有忠實的估計。”因此，一方面應該是“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另一方面又應該將“任何解決均不得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作為弱國外交的最低限度”。11 因為“我們希望和平而不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12 這就說明“和戰並用”非但不是唯求和而不戰，而是和為手段，戰為根本。恰是因時、因勢而既要避免戰爭，又要在戰爭不可避免時，決心付予一戰的正確國策。九一八事變之後，蔣已明確指出：“此次事件，固希望和平解決，但若不得已而需以武力自衛，就可以必定得到最後的勝利。”“因為我們的軍備武力雖然不如日本，但因我們國民的知識程度提高，所增加的衛國的力量，實在足以保衛我們國家的存在。”13



　　三、“九一八”以後，蔣介石曾明確表示要“暫不抵抗”，一是為了“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14 二是要“效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沖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目的是為了“準備好了再幹”。15 欲如是，無非因為一是國弱，二是國亂，三是“惟冀除我民族之根本大患”的“赤禍”、即“俄禍”。四是要為抗戰盡量地做好思想、物質、軍力等各個方面的充分準備，五是要盡量拖延日本全面侵華的時間表，以使得我國抗戰能夠與國際戰爭“接軌”，即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一體，從而贏得國際間的支持和援助。此其一。

　　其二、正因為“和戰並用”的決策，是出於蔣介石對日本和對本國均有忠實估計的結果，所謂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他才該打即打，該和即和。和為手段，打則為根本，“應戰而非求戰”，並且忍辱負重，甘唱白臉，以“國人要打、政府要和”之雙向策略，來對付日本，訴諸國際。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後，蔣介石就曾將分別駐紮在京滬和京杭線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合編為第五軍，命張治中率領赴滬協同十九路軍作戰，卻又將抗戰的榮譽盡付十九路軍。八九年後中國大陸的史家曾對此詳細地敘述道：二月十八日，他（指蔣）曾致電勉勵第五軍說：“抗日為整個民族存亡所關，決非個人或某一部隊榮譽問題，決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所畏忌，亦必為反動派所誣蔑。茍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作戰，更是足以表現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為？”雖然當時一般輿論震於蔣光鼐、蔡廷鍇、翁照垣等之宣傳，均以為只有十九路軍能抵抗，慰勞之儀物，亦只送十九路軍各部。然而，第五軍艱苦作戰，絕不自暴。蔣亦因此而致電張治中曰：“在前線必須讓功於十九路軍，只期殲敵，切勿有所競爭，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毀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16 其意無非是為了向外界標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華民國的國民誠不可欺。如大陸史家借《陳布雷日記》所言：“蔣如此精誠，真堪泣鬼神而動天地者。”17

　　其三、一九三三年春長城抗戰爆發時，據中國大陸史家稱：蔣介石從抗戰總戰略出發，為堵敵西進，曾於是年元月十日、二月六日、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四次致電張學良，一方面具體部署集中熱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鋒三點之長城抗戰方略，一方面一再勉勵張說：“時至今日，吾等軍人為國家民族爭人格，為公理正義盡責任，唯有犧牲一切，以報黨、國。”。在張學良守土無能、引咎辭職以後，蔣介石又親自北上石家莊、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勵作戰，命宋哲元部的馮治安師和徐廷瑤部的關麟征等三個師死守古北口，激戰兩個多月，遂創長城抗戰之最為可歌可泣的業績。18 一九三五年，蔣介石在親自視察蘆溝橋防禦工事時，曾攜一工兵營長，親自匍匐爬行千余米至我方河邊堤下考查地形，然後指示在永定河我方略高之河岸下構築反斜面陣地，以將槍炮口對準己方。後來，當事變發生，日軍橫跨蘆溝橋對我作正面攻擊時，立即受到我反斜面陣地的巨大火力阻擊，果使敵攻擊受挫。



　　四、“和戰並用”的決策之所以正確，還因為這一決策在事實上贏得了全民抗戰的準備：一是於國難當頭之下贏得了製止內亂的時間，使中華民國政府軍對中共江西蘇區的圍剿獲得基本成功。二是次第平息並團結了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我國東北之後，曾打著抗日旗號以繼續稱叛的某些新舊地方軍事勢力，如迫使陳濟棠下野和團結李宗仁等抗戰。19 三是召開國民黨“五大”，從而造成全黨團結起來積極準備抗戰的局面，從而維系了國家統一之根本。四是利用這個決策所贏得的時間，積極地在軍事、物質與國民精神上準備抗戰。這具體表現在：

　　其一、積極培訓軍隊，購置武器裝備，於全面抗戰爆發前，已購買一萬金馬克的武器裝備和兵工設備，裝備成四十個師的兵力。20

　　其二、據大陸史家稱：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已將全國戰場分為五個方面。一是正面，包括山東區、河南區與徐海區。二是晉綏側面陣地，包括山西區、綏遠區。三是東正面，包括江蘇區、浙江區。四是南海區，包括福建區、廣東區。五是警備區，包括陜甘寧青區，湘鄂贛皖區、廣西區、滇黔區和川康區。然後在鄭州、開封、徐州、海州和京滬一帶設置防禦工事。其中，在江浙區的五個防區、十六個陣地上，計劃建造二六零六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二二六四個。在山東區、魯東陣地計劃建成三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初均已建成。在河南區的豫北分區九個陣地計劃建造一三五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一二七三個。其它三個區均有建設工事的計劃。同時，蔣介石還將南京一線、上海一線與杭州一線的工事構築任務，分由谷正倫、張治中和張發奎負責，前後投入一百多萬圓，並由駐軍八十七、八十八師擔任構築任務，至一九三七年春全部完成。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速，連日本侵略者也嘆為觀止。21

　　其三、修好西南地方勢力，使雲、貴、川等半獨立省份能夠出於避免赤患、繁榮西南之考慮，同意在彼建立全國抗戰根據地，為堅持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奠定了至為重要的地域基礎。一九三四年中共殘余流竄西南時，中央軍曾有應邀進入西南、“保護”他們逃過雲、貴、川的做法，22 目的就是要向地方勢力表示，中央政府非但要保護西南不受剿共戰事的破壞，而且對他們並無企圖之心。一九三五年蔣介石“單騎走西南”時，即能夠使四川的軍政始統一於中央，亦不能不說是得力於對西南的正確方針。

　　其四、為張揚新生活，反對舊習俗，振奮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的思想與生活素質，乃發動“新生活運動”，以為堅持持久的民族戰爭作精神和人格的準備。是故日本官員阿部信行曾強調指出：“新生活運動是排日運動的結晶。”又稱中國有三件不可輕予看過的大事，就是“整頓財政、整頓軍備和新生活運動。”23

　　其五、誠如蔣介石所預言，“設若中國戰事延長，勢將擴大為世界戰爭”。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因決以“和戰並用”的戰略策略，才既未予日本提前全面侵略我國的借口，又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終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了一體，從而得到了歐美從自身需要出發，而在道義和物資上所給予的援助，為中國人民反侵略戰爭的最後勝利增強了戰力。



五　　 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及其決策與貫徹

　　應該說，七七事變之前，蔣介石決以“攘外安內”與“和戰並用”的國策，不僅是正確的，而且對於“持久戰”思想及其決策的形成，也起到了促進和保證的作用。反之亦應該說，正是蔣介石先生自“九一八”始，即產生並逐漸地成熟了他的“持久戰”思想，才有力地推動了“攘外必先安內”與“和戰並用”之決策的製定。而蔣介石先生之所以能夠產生並形成“持久戰”的思想和決策，原因在於：



一、他具有日本隨時可能侵華的思想準備

　　誠如他後來在《中國的命運》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樣，“要知道濟南、五卅事件之後，日寇大陸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隨時可至”。所以，一是在二七年訪日會見日首相田中義一時，他就曾直率地告誡日本說：“勿再以為中國革命成功，其東亞地位動搖”；“勿再利用中國南北分裂，從中操縱”；勿再“利用（中國）無知軍閥，壓製（中國）民眾”。24 並於是年十月二十三日發表“告日本國民書”，要求“日本方面對辛亥以來的對華政策有所反省”。二是九一八事變兩年後，他在分析日本何以會公然侵略中國的原因時，曾剴切地說道：“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們和帝國主義的鬥爭，都是局部的沖突，沒有正式的作戰。我們歷來的革命對象，始終是國內的軍閥，而帝國主義也始終沒有正式出兵進攻我們，有企圖消滅我們的決心。這就是當時我們革命軍的力量，還不充足，所以帝國主義不大註意；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在當時看不起我們。但是，到最近幾年以來，他們看到我們革命的力量一天一天的發展起來，快要把整個國家統一起來，就要打倒實行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了，因此遂嫉恨而且驚慌起來了，所以不得不乘現在中國天災人禍齊相逼來的時候，趕緊拿軍隊來壓迫我們，並且下最大的決心來消滅我們。”“九一八以來，帝國主義積極侵略我們的原因，一是他們恐懼我們的力量，一是我們國內再無可拱他們利用的軍閥。”“這是我們革命力量增長的結果，也就是我們革命的直接對象之轉變。”25



二、他具有堅決抗戰的決心與抗戰必勝的信念

　　蔣介石在“九一八”後一日的日記中曾寫道：“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來侵略我東三省矣！嗚呼！痛哉！余唯有鞠躬盡瘁然後而已，拚我一身以報我總理！報我先烈！報我民族！”此其一。

　　其二、九一八事變，“據中正意見，可為兩點之實驗：一，實驗國際間有無正義……。二，實驗我國是否能全國一致，發揮愛國精神，以禦外侮”。26

　　其三、他之所以在“九一八”以後采取“和戰兩用”的策略，是為了“此刻暫且含忍，絕非屈服。如至國際信義條約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該忍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的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國人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和國家人格”。蔣介石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即九一八事變後四天，在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的這一講演，無疑和他在數年後國民黨“五大”上的報告，尤其是“七七”事變發生後他那個著名的“最後關頭”的演講，互相映照，相得成證。他在“最後關頭”的講演中曾這樣說道：“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性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你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

　　其四、因他懷有“必至最後勝利”的信念，他才有著“抗戰到底”的決心。也正是這個信念和決心，才促使由他所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能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之內憂外患交相逼來的艱難時世之下，既決策“和戰並用”，該和即和，該打即打；又決策“攘外必先安內”，一求黨內團結，二求國家統一，三求剿共勝利 — “冀除我民族的根本大患”，四是以建設為本，同時以“社會、交通、經濟等各方面建設工作的方式，來掩護作軍事抵抗侵略的準備”。至“七七”事變爆發，他對抗戰的決心和抗戰必勝的信念，已公開地表述得十分清楚。除著名的“最後關頭”講演以外，同年八月三十一日，他還在答法國《路透社》記者問時又一次堅定地表示說：“中國必須保持其主權，維護其行政和領土完整。”並且宣稱：“我個人堅強的自信，假如日本繼續侵略，中國一定不為日本所敗。中國將要保護其領土以至最後一彈一卒……”

　　是年十一月八日，蔣又在南京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稱：“須確立最後勝利之自信。”

　　九月二十日，他還在答《巴黎晚報》記者問時說：“如日本在中國境內從事侵略一日不止，則中國之抗倭戰爭一日不止，雖留一槍一彈，亦必堅持奮鬥，直至日本放棄其侵略、並撤回其侵略工具武力之日為止。”



三、他對建設西南大後方以作為長期抗戰的根據地早有規劃

　　首先，蔣曾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兩天後的日記中寫道：“日寇野心既已爆發，必難再收，東亞從此無寧日矣！”由是而知，蔣介石對日本全面侵略的可能性和長期性已有估計。再者，蔣介石早在一九三二年即已提出，萬一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即將國都遷往四川，27 以應付長期抗戰，因此才確立了一條“修好西南”、並使西南與中央統一的方針。待修好西南事成，蔣介石方於一九三五年八月有信心地說道：“即使我們丟失了中國關內十八個省中的十五個省，只要四川、雲南、貴州在我們的控製之下，我們就一定能打敗任何敵人，收復全部失土。”28 其持久抗戰的戰略思想顯然已有所定。



四、他對日本侵華戰爭的性質和前途具有遠見卓識

　　九一八事變一發生，蔣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日本侵略東亞，情形的奇突實在是國際間從來沒有的事。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隨後，他又在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日人侵略實行，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是開始矣！不知各國人士能見及此否？”29 這一認識無疑對他的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他要將中國的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後來他曾說道：“日本無持久作戰的戰略資源。只要能與日軍周旋到某一程度，它若不是北侵西伯利亞，就是南下南洋群島（印尼），引起對蘇俄或歐美對抗。但西伯利亞尚屬生地，而南洋石油業已開采。西伯利亞只有煤鐵之蘊藏，唯南洋才有橡膠。德國人雖已發明人造橡膠（buna）。但高性能之橡膠要件，如高速度、高重量之軍用機之輪胎，仍必須用大量的天然橡膠；人造橡膠，只可摻極少許。所以，日軍非與美、歐沖突不可。如此中日戰爭將成為世界大戰之一部分，而將與世界大戰同時結束。”30

　　當中國獨立持久的抗戰已經堅持四年半之時，歷史的發展果不出蔣所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蔣介石遂立即抓住他料之必至的歷史機遇，於珍珠港事件發生當日，約見英、美、蘇各國大使，宣布中國對軸心國宣戰的決心。翌日七時，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按：以往是應戰），同時宣布對德、意兩國立於戰爭地位。同日，蔣介石又主動致電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建議立即於反軸心國各國間組織某種聯合軍事會議。丘吉爾立即贊成，羅斯福主張迅速采取行動，斯大林藉口對德抗戰而不願意對日宣戰（參見上卷第七章）。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終於在華盛頓發表了由中、美、蘇三國領銜、有二十六國簽署的“聯合國共同宣言”，約定“加盟各國應各盡其兵力與資源打擊共同的敵人，且不得與任何敵人軍隊單獨媾和”。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因羅斯福建議，蔣介石亦被正式推舉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擔負中、泰、越、緬北戰區總指揮。31

　　誠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蔣介石在重慶東亞聯合軍事會議上所指出的那樣：“美、英、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戰計劃，而始終不通知中國，是其視中國為無足輕重，徒利用我消耗日本實力……往者，美國限製日本，不許其南進北進，獨不反對其西進。而今則日本全力侵華之危機，已不復存在矣！”。是故，“我國抗戰，以後如能自強不息，則危險已過大半”。蔣介石的話，既指出了英、美、荷徒利用我國消耗日本力量的極端錯誤，又表示了蔣期與世界大戰“接軌”之持久戰思想的正確無誤。



五、他的持久戰思想為決策偉大衛國戰爭的總戰略奠定了基礎

　　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中華民國最高國防會議正式決以全面抗戰，並決策了“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 — 非以打垮敵人為目標、而以拖垮敵人為目的”的持久戰總戰略。同時，在第一期抗戰的指導方針上，確立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原則，重在贏得時間，消耗敵人，粉碎敵人“三月亡華”的狂夢，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戰基地的形成和鞏固。為此，最高統帥部將國軍一部集中華北，於平漢、津浦、平綏三線實行節節抵抗，以拖住敵於華北的兵力；又將國軍主力集中於華東，采取攻勢，造成在上海進行“決戰”的態勢，誘使並逼迫敵人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戰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奪我以武漢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並沿京漢、津浦兩線切割我戰場，直至由西向東以逼殲我軍。

　　據八九年後大陸史家稱：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蔣介石在親赴淞滬大戰前線時，即對第三戰區師以上軍官指出：“兩個半月以來，我們雖然沒有得到大的勝利，但在我們預定的消耗戰和持久戰的戰略下，已使敵人受到了意外的打擊，在精神上我們實在已打敗了舉世共棄的倭寇。”32

　　其後，蔣又在十一月十一日致“九國公約”電中明確聲明：“中國軍人從上海撤退，乃戰略關系，且為長期抗戰之計……此乃戰略上必要之舉，吾國政府與國民務當抗戰到底，鹹已具有決心，暴敵實無以動搖之。”

　　因臺兒莊大戰勝利而舉國歡騰時，蔣介石曾立即指示第五戰區，稱：“臺兒莊之戰，不過是第二期抗戰初始之勝利……長期抗戰主要在消耗敵人之戰鬥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點應有深刻認識。以免對持久戰心理發生不良影響。”33 彼時，蔣並決心取消原擬擴大臺兒莊戰果的徐州大戰，自徐州地區有計劃撤兵。六月三日，蔣介石在他的日記中曾這樣寫道：“此次我軍撤退愈速，敵進將更遲緩。在長期戰爭中，不可以一時進退定其成敗。戰略之撤退，如能達到預期效果，即勝利也。”對此，李宗仁亦認為：“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棄守徐州，我軍在津浦線上與日軍周旋五個多月，使其不能打通津浦路，乃充分發揮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計劃。”34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武漢會戰正打得異常激烈之時，蔣介石曾對英《每日先驅論壇報》記者斯諾稱：“縱令將來武漢有不能守之日，殊亦無損於抗戰於毫末；中國之今日，固在長期作戰以消耗敵人力量，而獲得最後勝利。相信保衛武漢之戰，必使敵遭受重大之損失也！”蔣同時亦在日記中記述：“余對防守武漢，決不作無謂之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兵力，待機運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據八九年前的中國大陸史家稱：“由是，在對武漢作戰的指令中，他（蔣介石）才要求部隊采取以攻為守，積極防禦之態度，指示中國軍隊必須力求戰而不決之戰略決策，拖住日軍和發動有限度攻勢與反擊，以牽製消耗敵人。”35

　　自淞滬抗戰至武漢棄守，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確實如是堅決和主動地貫徹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並獲得了成功。誠如蔣介石斷言的那樣：“我們的敵人打得愈久，它就會更深地陷入困境；而我們打得愈久，我們將變得更強大，更堅定。”36

　　另外，也正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既能夠決以持久抗戰的總戰略，又能在前期抗戰中為堅決貫徹這一戰略總原則，而逐步贏得“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性勝利，次第粉碎了日寇圖以武力迅速亡我的野心。因而，當日寇已知“武攻”難以亡我時，竟又發起“和平攻勢”，企圖以“文攻”來亡我，但為蔣所堅決拒絕。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德國大使陶德邁所轉交的日本議和條件（六條），因不符合中華民國政府事前所決定的，“只有在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獲得嚴格尊重的條件下始能同意調停”的立場，而為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置之不理。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因日本已陷我南京，便又借機發表了一個“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並聲稱此乃是“日本政府於南京陷落後，對於中國國民政府予以反省其態度之最後機會”。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堅決不予理睬。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武漢會戰結束，中國持久抗戰局面已經完全達成之時，日本首相近衛又發表聲明，企圖誘我和談。蔣介石立即指出：“它不過是敵人欲整個吞滅中國，獨霸遠東，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與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國家欲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37 敵人欲以“文攻”亡我的陰謀遂以失敗而告終。

　　一言以蔽之，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長期堅持和最終勝利，是與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決策和貫徹，決然不能分開的。或曰，正是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中華民國有了持久抗戰的科學戰略，中國人民才能夠堅持持久抗戰並奪取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至於毛澤東在中國大陸人人皆知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是何時出籠的，怎樣出籠的，以及它為什麽要出籠和出籠的真正企圖是什麽，詳見下卷第四章。）



六　　 國民黨軍隊堅持長期艱苦抗戰是血寫的事實而非墨寫的謊言

（一）國民黨軍隊的前期艱苦抗戰



　　綜八年全面抗戰的歷史，其最為壯烈慘痛者乃是全面抗戰開始後的第一年。這是因為：一、日本有三月亡華的狂夢。二、日本試圖沿平漢、津浦、平綏三線迅速南進，抄堵我西南後方，切割我華東戰場，再由西向東迫我於死地。三、為堵日軍南進，我必北堵日軍，節節抵抗；同時東戰日軍，假以決戰，分其兵力，迫使它改變南進、東進戰略。四、為實現持久戰總戰略，就必須奪取“以時間爭取空間”之前期戰略的勝利，以將我華東、華中之人力和物資迅疾西撤，以固我持久抗戰的大後方。

　　中華民國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正是為了達成上述戰略目標，方付出了最為慘痛的犧牲，更贏得了持久抗戰的最初成功，並為長期衛國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

　　一、鑒於日軍急於鞏固華北戰場，以圖迅疾南下，撲我中原，蔣介石乃命令平漢、津浦、平綏沿線我守軍，逐次、逐節地予以堅決抵抗，並借黃河之天然屏障，造成以忻口、太原為中心的大型會戰，使分兵平漢、津浦與平綏三線進攻的數十萬日軍，因我方的頑強抵抗，而不能迅速結束華北戰局。是故，自七七蘆溝橋事變直至十一月太原失守，華北戰事告一段落，不僅拖住日軍達四個月之久，使日軍不敢棄華北，下鄭州，打武漢，以從西線完成它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並且被迫與我沿平漢線次第打響了保定戰鬥和石家莊戰鬥；沿平綏線打響了南口戰鬥、張家口戰鬥和平型關戰鬥；沿津浦線打響了平津之戰、姚官屯之戰和德州之戰等十數次大型戰鬥。據八九年後的大陸史家稱：在此十數次大型戰鬥中，天津之戰“經保安隊奮戰，予敵以重大創傷”；南口之戰“與敵鏖戰旬日，給敵以重大之打擊”；姚官屯戰鬥中“龐炳勛部頑強抵抗，激戰四晝夜，殲敵甚眾”；“德州守城的國民黨軍隊，全團壯烈殉國”；“平型關戰鬥，幾殲敵板垣師團”。忻口大型會戰歷時一月有余，是為最激烈者，“是役，殲敵三、四萬，我軍傷亡亦甚為慘重，郝夢麟、劉家祺兩位將軍壯烈殉國。”39

　　二、為改變日軍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避免出現日軍逼我由西向東退卻的劣局，誘敵由東向西，中華民國政府最高國防會議決定，集中主力於華東，主動發起進攻，造成八一三淞滬大戰（一九三七），40 使原駐上海的一萬八千日軍，鑒於我先後投入五十余師，七十萬人，誠如決戰態勢，只好忍痛從華北及國內抽調十個師團和海軍陸戰隊赴援，總兵力不下三十萬人，大炮三百多門，戰車兩百多輛，飛機二百多架，兵艦數十艘。“其戰鬥力之強，火力之旺，一時無兩。”雙方傷亡之慘重，舉世震驚。但因它粉碎了日本“三月亡華”的狂夢，使國際觀感為之一新，令國際間對我中華民族氣壯山河的反侵略戰爭始抱敬意。其次，它將暴敵死死拖在上海三個月不能西進一步，使長江中、下遊的工廠、物資有了內遷的時間，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奠定了基礎。再之，它使侵華日軍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終於破產，使侵略者在華不能任意行動，使其因抽調華北兵力以助淞滬之戰，乃造成了我軍在華北的有利形勢。終於使我軍達到了對日消耗戰的戰略目的。據日本陸軍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宣布的戰況稱：“自八一三至十月底，我軍在上海死傷達四萬人”。41 其著名的木津根航空兵大隊，僅於八月十四日的空戰，即被我以六比零之數奪以全勝。為此，日本不僅叫喊要重估我兵力，而且要重估我軍抗戰的軍威和士氣，及我國民團結抗戰的決心。

　　三、八一三淞滬大戰後，因我國抗戰已贏得實現戰略退卻的第一步，是故，中華民國政府一方面確定為保衛首都而頑強一戰，是為“人心”而戰；一方面則在南京棄守後，仍然堅持東守津浦，道行，即為堵敵西進、保衛武漢而誘敵北上，造成徐州決戰之態勢，使津浦線南北兩端的日軍，既不能從速打通津浦線，又為徐州決戰所誘惑，從而拖延了它西向進攻武漢的時間。此即為實現以“時間爭取空間”之前期戰略的第二步。在本階段內，以蔣介石為首的最高統帥部，一是命令海軍封鎖南京以西江面，防止日軍迂回江西，東上徐淮，西進武昌。二是在南京棄守後，命令主力北上，回首與自滬西進、求從南京北上的日軍，反復糾戰於津浦線兩側與淮河兩岸，使之不能與津浦線北面日軍會合。三是在韓復渠擁兵自保，棄城失地，致使濟南失守之後，命令張自忠率第五九軍增援龐炳勛部，死守臨沂，造成兩軍夾擊日板垣師團，並迫之倉皇一退九十裏，困守莒縣城內，沿途遺屍甚多。四是在迫使板垣師團已成甕中之鱉，並不能與自兗州南犯的磯谷師團對臺兒莊形成夾擊形勢之後，與敵磯谷師團大戰於臺兒莊，並獲大勝，使三分之一日軍被阻於徐州西北，不能對我軍實行由西向東之包圍和聚殲。五是於臺兒莊大捷之後，當敵人為打通津浦線而合圍徐州，兵力已增至三十多萬，而我兵力已達六十多萬時，我軍決於五月初自徐州地區有計劃撤退，並於規定時間抵達豫南豫北等指定戰略地點。由是，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棄敵，政府軍乃與日軍在津浦線上周旋達五個多月，超過預定的四個月時間，進一步實現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迫使敵人按照我軍的作戰方略，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使敵既不能速亡中國，又不得不一步步地陷進了長期戰爭的泥淖，更使我一步步地贏得了持久抗戰總戰略的勝利，從而日益增強了我國軍民持久抗戰必勝的信念。如李宗仁所說：“我如果在津浦線將敵人拖住數月，使武漢後方有充分時間重新部署，則我們的抗戰還可以繼續與敵人作長期的糾纏，以待國際局勢的轉變。如我軍在津浦線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則敵人一舉可下武漢，囊括中原，使我方無喘息機會，則抗戰前途就不堪設想了。”42

　　四、針對日軍重新決定沿淮河西進大別山，和沿揚子江西進以共同進攻武漢的戰略，為避免與敵機械化部隊在平原作戰，和防阻敵人機械化部隊沿隴海路西進，對我人力行軍實現超越性追擊，經第一戰區建議，最高統帥部乃決定炸開花園口大堤，以淹阻西進的日軍。對此，李宗仁曾說：“六月九日因花園口的河堤被炸，黃河與東南汛區頓成一片澤國，敵方輜重損失甚大，敵軍沿隴海線兩側西進的計劃遂被我統帥部完全粉碎。”43

　　雖然花園口決堤，使河汛地區的人民遭受了慘重損失，但為了抗戰，為了我民族的存亡，其乃為不得已之犧牲。所謂“棄一方之眾，以存我一國之民”。古今各國戰史皆富其例，歷史功過自明。

　　五、面對日軍欲攻占武漢以亡我中原的戰略企圖，與其糾結十二個師團，配合海軍陸戰隊及飛機五百余架，劃江分由南潯路、瑞武路、並沿長江北岸及沿大別山北麓進犯武漢的攻勢，和“武漢為天下中”、並為全國水陸交通樞紐及全國軍事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戰略地位，中華民國政府於六月中旬即策定了保衛武漢的作戰計劃，決計利用鄱陽湖及大別山的地障與長江兩岸的丘陵湖沼作戰，重點放在外翼，“無論攻守進退，皆可立於主動地位”。並預期與敵作戰四至五個月，以消耗敵人、粉碎攻勢為主，並“不作無謂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實力，待機應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44 武漢會戰自日軍六月十二日陷安慶為始，至十月三十一日我主動撤離武漢為止，前後五個月，大小激戰數以百計，殲敵二十萬，極大地消耗了敵人的力量。之所以撤守，是因為十月十二日，日軍在百余架飛機及數十艘軍艦的掩護下，已強行於海南大亞灣登陸，並於十月二十一日陷廣州。至此，“粵漢交通既已截斷，武漢地位已失去重要性”，故“不如決心自動放棄，保存若幹力量，以為持久戰作最後勝利之根基”。猶如蔣介石在“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保衛武漢之軍事，其主要意義原在於阻滯敵軍西進，消耗敵人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與中部之工業，以進行西南之建設。蓋惟西北西南交通經濟建設之發展，始為長期抗戰與建國工作堅實之基礎，我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線開辟完峻，而後我抗戰實力及經濟建設所需之物資，始得充實供給而不虞之缺乏。今者我東南之人力物力已移植於西部諸省，西部之開發及交通建設，已達初步基礎，此後抗戰，乃可實行全面之戰爭，而不爭區區之點線。同時，我武漢外圍五閱月之苦戰惡鬥，已予敵人莫大之打擊，而樹立我民族復興之自信心，與發揚我軍攻守之戰鬥再接再厲之新精神。故我守衛武漢任務已畢，目的已達”。並稱：“此次兵力之轉移，不僅是我國積極進取轉守為攻之轉機，且為徹底抗戰轉敗為勝之樞紐，切不可認為戰爭失利與退卻，而在保持我繼續抗戰持久之力量”。蔣介石還堅定地說：“自今伊始，必須更哀切、更堅忍、更踏實、更刻苦、更勇猛奮進以致力於全面之戰爭與抗日根據地之充實，而造成最後之勝利。”

　　至此，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而進行的“以時間爭取空間”之艱苦卓絕的前期抗戰，算是告一段落。它確如蔣介石所說的那樣，不僅達到了既定的戰略退卻之目的，又極大地消耗了敵人的力量，徹底破滅了日本帝國三月亡華的狂夢，並從此將侵略者死死拖在長陷不拔的著名“中國泥淖”之中，直至它最後的失敗。與世界各民族歷史上任何一次反侵略戰爭相比，它在戰略上的勝利，和為爭取戰略性勝利，而在以弱對強的極端劣勢中所賦予的苦戰和血戰，以及由它給侵略者所造成的巨大打擊，都是堪稱為可歌可泣的和舉世無雙的。一八一二年俄國為抵抗拿破侖的侵略，以火燒莫斯科為標誌的庫圖左夫式戰略退卻，既不能與之相比；一九四一年蘇俄在對德國抗戰之初所出現的倉皇退卻，更不能與之並論。



（二）國民黨軍隊自始至終堅持艱苦抗戰直至最後勝利



　　中華民國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在全面抗戰爆發後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裏歷經浴血苦戰，確實達成了以“時間換取空間”的戰略目標。自此，尚掩有西南半壁山河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其後將近七年的歲月裏，一方面因能憑借著西南大後方而繼續堅持艱苦抗戰，一方面則為著保衛大後方和奪取抗戰的最後勝利，而繼續堅持持久抗戰，直至最後地打敗了日本帝國的侵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華民國政府在湖南南嶽軍事會議上製定的“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指出：“連續發動有限度的攻勢與反攻，以牽製消耗敵人，策應敵後之遊擊隊，加強敵後之控製與擾襲，化敵人後方為前方，迫敵局促於點線，阻止其全面統治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製華、以戰養戰之企圖；同時，抽出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力，準備總反攻。”



一、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國民黨蔣介石領導的主要戰役

　　在前期抗戰勝利的基礎上，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采取並堅持了“以攻為守、積極防禦”的新一輪持久戰略，不斷地發動進攻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同時粉碎了敵人數十次的大型攻勢。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繼淞滬會戰、忻口會戰、徐淮會戰、臺兒莊大戰、南京保衛戰和武漢會戰之後，自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僅國民黨軍隊的對日大型作戰就有：南昌會戰、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桂南會戰、上高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豫南會戰、晉南會戰、棗宜會戰、緬甸會戰、豫中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豫西鄂北會戰、反攻騰龍戰役、滇西及緬北反攻戰役、湘西會戰及桂柳反攻。”“大型戰鬥則有阻止日軍在海南島及汕頭登陸的戰鬥，阻止日軍在欽州灣登陸襲取邕寧的戰鬥，粵北戰鬥，中條山戰鬥及晉東南諸戰鬥，冀省遊擊戰，湘東戰鬥，鄂中戰鬥，鄂西戰鬥，鄂北戰鬥，策應長沙會戰之宜昌攻略，鄂、豫、皖邊區之粉碎日軍十月攻勢，攻克馬當、長興、宜興附近戰鬥，鎮海戰鬥，閩浙沿海及諸稽附近戰鬥，豫鄂皖邊區策應長沙會戰之戰鬥，江浙閩贛方面策應長沙會戰之戰鬥，良口戰鬥，克服邕龍粵海沿岸戰鬥，惠博戰鬥，清遠戰鬥，克復福州連江福清長樂戰鬥和朗溪戰鬥，鄭州戰鬥，淩川附近戰鬥，克服五原戰鬥，綏西戰鬥，襲擊開封戰鬥，皖東反掃蕩戰鬥，大別山戰鬥，沙市東南戰鬥，荊江兩岸戰鬥，第二次惠博戰鬥，雪州戰鬥，騰衡以北戰鬥，緬北各戰鬥，湘粵贛邊區戰鬥，閩浙邊區之追擊戰，贛江追擊戰，反攻廣州作戰。”45



二、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先生堅持領導的長期浴血抗戰

　　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和一九三三年長城抗戰 —— 即榆關、熱河、長城三大戰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二十二次，重要戰鬥一一一七次，小型戰鬥二八九三一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三二一一四一九人。空軍陣亡四三二一人，毀機二四六八駕。海軍艦艇損失殆盡。其中壯烈犧牲在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即達二百余位；為中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開承認者，就有八十五位；為中共史學界倡揚者，在一九八六年已經達到一百一十五位。46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從中央軍校畢業的大約二萬五千名軍官中，就有一萬名犧牲在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四個月。47 在歷次大型戰鬥中，國民黨官兵象山海關保衛戰那樣整連、整營、整團地為國捐軀者，屢見不鮮。據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記述，在一九三七年淞滬抗戰中，“國民黨官兵每小時的死傷數以千計，主力各師補充兵源達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級軍官和士兵傷亡達三分之二，旅、團長傷亡竟達半數以上”。48其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敵禦侮的歷史上鮮有其例。上海五行倉庫八百壯士“中國不會亡”的壯烈歌聲震撼全球。“多年來認為中國人是不善戰鬥和易受恫嚇的英國人士，也驚於他們的驍勇善戰和堅毅不拔了。史摩萊少將說：‘他從沒有看過比中國的敢死隊最後保衛閘北更為壯烈的事了！’”49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受命於津浦北段予敵以節節抵抗的德州守軍運其昌旅四五八團，在日寇的夾攻之下，與山海關守軍一樣，據城死戰，全團殉國。同月，在殲敵四萬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戰中，郝夢麟軍長與劉家祺師長兩位將軍壯烈犧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津浦縣南段為堵擊敵軍南下的藤縣保衛戰中，我軍守城師長王銘章將軍在發出“決以死拼以報國家”的最後電文之後，即於破城後的巷戰中，與參謀長趙渭濱將軍、鄒紹孟將軍同時壯烈殉國。同年春，臺兒莊大戰最激烈時分，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對師長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進去！你填過了，我就來填進去！”的話，足以催人淚下。馮玉祥後來稱贊該役說：“……日本人想不到張自忠將軍的軍隊那麽聽命令，那麽勇敢……把日本軍隊打得落花流水。”50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隨棗會戰中，雖然“我方部隊久經戰鬥，無充分補充，本已殘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對沖擊的坦克無法抵禦，所幸士氣尚盛。士兵據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軀與敵人坦克相搏鬥，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敵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彈向車裏投擲，作戰的勇敢與犧牲的壯烈，筆難盡述”。51

　　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棗宜會戰中我雖然將日軍的大部兵力包圍在襄東平原地區，殲敵甚眾，但因敵一部突圍，第三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師追擊南竄之敵，銑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與敵激戰，敵以步騎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門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軍殤之殆盡，敵以大部向我包圍，接近總部，總司令抱有敵無我之決心，親率總部官佐及特務營作最後的苦撐，卒因彈盡力孤，總司令竟以身殉國，官佐及特務營營長以下同作壯烈犧牲，生存無幾”。52 蔣介石得知張自忠殉國，親自纂文哭之。

　　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第二次上高會戰中，面對敵三十三師團一部、三十四師團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強勢兵力，我王耀武軍與敵軍鏊戰十四日，終日與敵搏鬥，各處高地屢得屢失，斃敵一萬。我王部將士犧牲一萬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贛戰役中，我海門守備部隊指揮官蔣誌英率軍死戰倭寇，與眾多將士一起壯烈犧牲。

　　一九四二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我與敵之激烈戰鬥遍於整個會戰之中。第十軍師長黃鐘將軍在其“三戰長沙”的日記中記曰：……終日在激烈戰鬥中，劉陽門、北大馬路均起巷戰，新軍路肉搏四次；本師為奪取陳家山犧牲百余名。下午四時火起，煙霧彌天；尤以北大路附近為尤烈；野外無鳥獸，城內無行人；此為激烈日，亦為決戰日，鹿死誰手，唯在能守。在最後五分鐘，得最高統帥電：“……敵人孤軍深入，後方斷絕，同時我主力正向敵人四周圍擊，我第十軍如能抱定與長沙共存亡之決心，必能摧毀強敵，獲得無上光榮。”電中有七個“我第十軍”，何等親熱，士氣大震。經一日之壯烈犧牲，死傷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奪……。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常德保衛戰中，當日軍一一六師團傾其全部兵力圍攻常德時，此役雖經我余萬程師與敵死戰十余日，並因第九戰區四個軍赴援而獲勝，但是役，三位師長壯烈犧牲，第五十七師則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傷亡，一萬五千名將士中，生還者僅三百人。

　　一九四四年夏，當日軍為開拓大陸交通線，裨與南洋聯系而分兵三路四犯長沙時，衡陽外圍國民黨軍隊曾與敵軍多次激戰。衡陽城裏國民黨守軍一萬余人，在外有援軍不能接濟，內乏糧彈無以為繼的情況下，孤軍喋血，一心死守，苦戰四十八天，直至傷亡殆盡，陣地全沒，竟無一降者。

　　同年春月，在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向滇緬邊境及緬甸北部反攻的戰鬥中，其翻越崇山峻嶺，強渡怒江，疊克敵軍堅固據點龍陵、騰衡，直搗畹町之艱苦作戰，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給養不繼，所受饑渴不是筆墨所能描述的”。53對此，美國聯絡參謀組組長吳德贊揚說：“中國軍隊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戰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54 中國大陸著名雜誌《當代》所發表的長篇歷史紀實文學《中國遠征軍》一文，即將其艱苦與壯烈作了充分的描述與歌頌。一個曾親眼觀察一九四四年四月雲南西部怒江戰役的美國人，亦在描述中國軍隊之勇敢作戰精神的報道中寫道：“在以一個班一個班的對敵軍碉堡的自殺性沖鋒中……絕大部分傷亡皆產生於企圖沖過或更準確地說是爬過機關槍火力網的封鎖地帶。作為一種純粹的勇敢的顯示來說，進攻是壯烈動人的……一些排長被打死在距敵人槍眼的一兩米距離內，一些優秀的連長、營長在親自帶隊作戰中死去或受傷……”55 史迪威則評論說：“如果得到好的訓練、裝備和領導，中國軍隊能夠與任何國家的勇敢軍隊相匹敵。”56

　　誠然，中華民族的軍人正是有著這樣的熱血氣質，才使我們積弱的祖國在頑敵面前表現出了無畏的犧牲精神與沖天的英雄氣概，才能戰勝頑敵的長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應該一提的是，在抗戰中，國民革命軍 —— “國民黨軍隊”五十二師的女機關槍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裝、代兄從軍、屢建戰功的動人事跡，曾被譽為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中的“花木蘭”。她與一九四八年犧牲在太原保衛戰中的另一個屢立戰功的女機關槍手喬應秀，曾同被視作國民革命軍的驕傲。

　　…………

　　必須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戰中，除中共以外，可以說不論中央軍、地方軍或系原軍閥部屬的舊軍隊，甚至是曾經屢屢製造過叛亂的“叛軍”，他們在抗日救國的偉大精神感召下，絕大多數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軍隊。“一般人的觀感，都說抗戰中，中國的軍人進步了；其實，豈止是進步而已，我們的軍隊，在抗戰的烘爐中，熔化成了國家的軍隊，我們的軍隊，鍛煉成為現代的軍人了。這是國家統一最基本的一步。”57



三、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堅持領導抗戰的戰績

　　國民黨軍隊在對日抗戰的持久歲月裏，其戰鬥之壯烈，犧牲之慘烈，實為筆墨所難以盡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後繼，勇敢犧牲，十四年抗戰，尤為八年全面抗戰，才能屢挫敵人精銳，屢敗敵人進攻。

　　一九三七年淞滬抗戰結束後，如前所述，不僅日陸軍省公布“此次上海戰事，我方傷亡達四萬”，58 而且誠如中國大陸史家所言：它（淞滬抗戰）爭取了三個月的時間，使得長江下遊的工廠和物資有了內遷的時間，使“國際觀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華日軍不能隨意行動。日軍從華北抽調了兩個半師團增援上海作戰，造成了中國軍隊在華北的有利形勢，尤其使山西有了準備的時間。59

　　同年十月，日軍為解決華北戰局，除以一部向五臺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圖直下太原。衛立煌遂受最高統帥部命令，統率第十四集團軍四個半師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日軍即以五萬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擊忻口。其時，蔣介石曾接連三電衛立煌等：“望抗戰到底，一竟全功”。衛乃以左、中、右三個兵團，於忻口附近陣地為軸心，會合晉軍與日軍大戰，著名的忻口會戰遂以打響。這一仗，我軍殲敵四萬人，造成華北戰鬥中最有利之戰局。如前所述，我郝夢麟軍長、劉家祺師長於是役壯烈犧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臺兒莊大戰，先是由我龐炳勛軍團在山東臨沂據城死守，後張自忠將軍趕到，兩軍內外夾擊，如疾風暴雨。敵板垣師團因不支而倉皇撤退。龐、張兩部乃合力窮追一晝夜，使敵軍無法立足，狼狽一退九十裏，縮入莒縣縣城。沿途敵軍遺屍甚多，器械彈藥損失尤大。是役殲敵三萬余，為阻斷南北日軍打通津浦線，阻滯日寇沿隴海鐵路及沿長江迅疾進攻我武漢，功莫大焉。

　　同年五月開始的武漢會戰，如前所述，敵雖糾集十二個師團，配合海軍陸戰隊及飛機五百架分四路進攻武漢，但是，四月，蔣介石已在保衛武漢各部官長會議上，一再要求各高級將領務“抱必死的決心……與士兵共患難同生死……雖天崩地裂，此誌不移”。並製定了“此次保衛武漢，當取韌性，無論攻取進退，皆可立於主動之地位，而決不能陷於被動形勢”（蔣介石日記）的戰略決策。是役，敵我鏊戰達五個多月之久，殲敵二十萬。俟日軍在大亞灣強行登陸，武漢及粵漢鐵路已經失去防衛意義之後，我軍才決策主動放棄武漢。然而，武漢會戰卻對阻滯敵人西進，消耗敵軍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和中部工業，集中我東南人力物力於西南諸省，以進行西南之建設，以堅持持久抗戰，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礎。

　　一九三九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敵軍近五萬人”。在該年包括晉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贛北反攻的整個“四月攻勢”中，共消滅敵軍九萬人。是年的隨棗會戰，我軍不僅反攻獲勝，光復棗陽，並與敵膠著於隨、棗之間，使敵“遺屍五千余具，馬匹器械無數”。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長沙會戰中，“綜觀是役，敵經半載準備，挾海陸空軍十萬之眾，企圖於敵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際攻取長沙，以壯聲威，並為偽中央政權樹立張本，殊不料大遭失敗，傷亡三萬余人”。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會戰中，敵雖從山東抽調第五師團，協同臺灣旅團，並藉艦隊掩護於欽州灣西岸登陸，沿邕欽路北犯，陷邕寧，然我桂林行營白崇禧部卻以十五萬兵力發起反擊，並由蔣介石令杜聿明之第五軍機械化部隊和一百架飛機參戰反擊。我軍與日軍在昆侖關反復鏖戰，艱苦卓絕。十八日我軍即攻克昆侖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後繼續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因日軍增援反陷大高峰坳、昆侖關、九塘後，我又集中兵力於邕寧路反攻，卒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昆侖關，翌年一月四日再克九塘，致使日軍第五師團潰不成軍，其十二旅團傷亡殆盡，損失一個師團以上。日只復占邕寧，其企圖劫斷中國西南國際交通線的目的，完全沒有達成。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棗宜會戰，源於日軍在襄東作戰的失敗。其時，敵曾於豫南、鄂中增援六個師團，集中於信陽、隨縣、鐘祥三個地區，以南陽和襄陽為攻擊目標。其時，我軍一部除於隨棗方面一邊抵抗一邊轉進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隊則於敵軍左右兩翼向外線移動，從而將敵軍的大部兵力包圍在襄東平原地區，殲敵四萬五千人，獲炮六十門，馬兩千匹，戰車七十輛，汽車四百輛。

　　同年三月的上高會戰，面對企圖掃蕩贛南的敵軍第三十三、三十四兩個師團及二十混成旅共四萬兵力，我羅卓英兵團乃先擊破北路安義方面的敵軍，再以兩個師於一線以西和日軍糾纏。然後，決以主力於日軍進犯的兩側地區交戰，先折其兩臂，再在中路聚殲日軍主力，遂致敵人傷亡一萬五千有余。日軍師團長大賀雖幸得逃命，卻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殺未遂。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二次長沙會戰，日軍雖調集十三萬余人分三路進犯長沙，我守軍則逐次予日軍以消耗，並陸續由平江、瀏陽、株州、益陽等地合圍並猛攻進犯長沙的日軍，致使日軍向北潰退，我軍遂銜尾追擊和超越追擊，五日渡過汨羅江，八日渡過新墻河，殘余日軍遂向臨湘、嶽陽方面急竄，至此勝利地結束了第二次長沙會戰。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日本為牽製國民黨軍隊策應盟軍在廣州、香港方面的作戰，並企圖打通粵漢鐵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陸空威脅，又糾結三個半師七萬余人圍攻長沙，並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長沙猛撲。我軍既按預定計劃沈著應戰，又以嶽麓山炮兵適時轟擊敵人，鏖戰四日，予敵以重創後，我遂以十個軍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實行總反攻，日軍後路遂絕，士氣頹喪，無力掙紮，死傷慘重，乃於四日晚間突圍北竄，其急調的鄂南援軍，又遭我軍阻擊，幾全軍覆滅。是役打死日軍五萬六千九百多人，為珍珠港事件之後，我軍在中國戰場的第一次攻勢，也是同盟國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一連串失敗中首開的勝利紀錄。英國《泰晤士報》發表評論稱：“十二月七日以來，同盟軍唯一決定性勝利系華軍之長沙大捷”。《倫敦每日電訊報》尤稱：“際此遠東陰霧密布中，唯長沙上空之雲彩確見光輝奪目。”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遠征軍入緬協同英軍作戰，挫日軍於同古，敗日軍於仁安羌，因解英軍之危，深博同盟諸國好評。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軍轟炸後，為掩飾失敗，安定國內人心，乃集結了十萬兵力，發動了浙東攻勢。我軍在逐次予進犯日軍以打擊後，乃向敵後轉進。俟浙贛全線均陷敵手，我軍立於八月進行全線反攻，取腰斬日軍之戰略，遂連續收復失土，敵乃倉皇撤退。“縱觀此次戰役敵軍以十余萬之眾，原圖永占我東部沿海各地，以掩飾其敗癥並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脅，卒至損兵折將敗相益彰，計劃被我完全粉碎。且敵此次使用部隊達十余單位之多，其東拼西湊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見，其崩潰實已不遠。”60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軍糾結十一萬兵力向鄂西長江三峽進犯，企圖西叩重慶門戶，逼迫我最後之屈服，以便專對英、美作戰。我第六戰區孫連仲部約十一個軍，遂逐次抵抗，並在蔣介石特頒手令於石牌守軍，命令固守要塞聚殲倭寇之後，石牌守軍乃一面收縮，一面誘敵，俟敵過鮮陽關，猛犯要塞之時，即頑強反擊，予敵以重創，日軍攻勢頓挫，全線崩潰。我軍立不分晝夜予以追殲。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軍占據外，全部恢復原態勢，是役斃、傷敵三萬余人。

　　同年十一月，於鄂西會戰中挫敗的日寇，為截斷我軍川、鄂、湘間之聯絡，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資源，占據我湘西北之門戶常德，打破我反攻準備，遂糾結十萬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師團進犯常德，第三師團趨桃源，第六十八師團進德山，第四十師團侵漢壽。因我軍猛烈抗擊，日軍不能得逞，遂復轉西攻，陷石門，沛縣，徑趨桃源，其左翼亦由安鄉攻占漢壽，圍攻常德。我余萬程師遂與之激戰十余日，並偕赴援的第九戰區四個軍，於十二月八日收復常德。第六戰區各部也轉取攻勢，先後收復南縣，安鄉，沛縣，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盡復戰前態勢。

　　一九四四年初，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在滇緬邊境、即緬北進行反攻，全殲日軍兩個師團，重創日軍兩個師。同年春月，我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駐印軍指揮官鄭洞國率新一軍、新六軍反攻緬北，越崇山峻嶺，進擊新平洋，與日軍戰於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關，後又克孟拱，密支那，發動滇西攻勢策應駐印軍作戰。同時，遠征軍司令長官衛立煌亦指揮五個軍強渡怒江，發動滇西攻勢，策應駐印軍作戰，疊克日軍堅固據點龍陵、騰衡，直搗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軍與駐印軍會師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協同盟軍收復了緬北。

　　一九四五年後，針對日軍欲確保平漢南段交通，破壞我陜南豫西空軍基地的陰謀，我第五戰區和第一戰區在與日多次激戰、逐次消滅日軍後，又協力反攻，先後收復南彰、襄陽、樊陽，反攻老河口，既擊潰由鄂北前進的日軍，又於西峽口、長水鎮各地阻擊了豫南日軍的西進。作戰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斃敵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後，湘桂的日軍為鞏固湘桂和堵死粵漢路交通，並作阻止我反攻準備，竟於全縣、東安、邵陽、湘潭各地集結八萬兵力，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分兵三路進犯湘西。我第四方面軍王耀部遂於武崗、江口、新化一帶予敵以堅決抵抗，並挫日軍於雪峰山。第十集團軍王敬久部則於寧鄉、益陽一帶阻擊由湘潭前進的日軍，牽製其行動。第三方面軍湯恩伯部則進出武陽關攻擊日軍側背，並於五月八日在我空軍支援下造成鉗形攻勢，將日軍分別包圍，予以殲滅。日軍經湘西會戰的挫敗，遂一蹶不振。是時，盟軍已攻占琉璜琉球群島，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蔣介石乃下令開始東南戰場的反攻。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出都陽山脈，奪取邕寧；湯恩伯的第三方面軍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嶺山脈攻略桂林，日軍望風披靡。我軍乃於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寧，繼之收復柳州、桂林諸重鎮，向東南收復失地七百余公裏。不數月後，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中國終於戰勝其侵略。由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所堅持領導的、長達十四年之艱苦卓絕的偉大衛國戰爭，終於成為我民族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驕傲。本章前言所引的美國歷史學家易勞逸的“公道”話，實在是從根本上揭穿了那些“墻倒眾人推”者的說謊，從而深刻地表明了“世有公論、史亦終有公論”的這一天。

　　一九八九年以後，正處於全面歷史反思中的中國大陸學者們終於開始放膽說道：“蔣介石自始至終地堅持抗戰，廣大國民黨愛國官兵是熱血抗戰，前仆後繼，給日軍的進犯以極大的消耗，直至爭取抗戰的勝利……在抵抗外來侵略者的民族戰爭的戰場上，這些國民黨官兵的有血氣的表現，是可敬可佩的……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歷史上，鮮有前例……”61

　　歷史的事實是，蔣介石不但自始至終地堅持抗戰，而且自始至終都在頑強地領導著抗戰。他總是親臨前線英勇沈毅，最後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數次險被敵人所害的事跡，實已使今日的中國大陸人民感慨萬端。一九九三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民黨 —— 一九三七》一書，和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其它國民黨抗戰研究著作，已經對他作為一個民族英雄的偉大精神和英勇行為，予以了甚為大膽的歌頌。

　　易勞逸先生，以及戰後所有歷史學家們都不會、更不曾想到的是，在中國大陸，將“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之英雄史詩來予以歌頌”的日子，不僅已經來臨，而且近年來，在中國大陸，越來越廣泛和越來越深刻地歌頌國民黨、蔣介石及其軍隊堅持英勇抗戰之著述與作品的大量出現，早已將中國大陸人民的歷史反思引向了深入，並將之推向了對中華民國之整個歷史進行再認識和再認定的更高階段。

　　然而，令人痛心的卻是，曾堅持長期英勇抗戰的國民黨官兵們，雖然戰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負傷者，其絕大多數竟於一九四九年以後，成了中共統治下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他們或被處以極刑，或被判刑、關押、勞改、勞教，或被管押、即在家鄉被強迫勞動，並且蔭及子孫“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內戰的共產黨是革命的，打外戰的國民黨卻是反革命之史無前例的黑暗時代，他們的萬古奇冤是永遠也無處可以訴說的。

　　但是，歷史與人民還是永遠地記住了他們。



七　　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和艱苦抗戰中的民主建國成就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國東三省，至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其間十四年，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保存中華民族的血脈，曾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長期英勇抗戰。十四年間，日本雖然侵占了我國的東三省，並在一九三七年後又陷落了我們的部分國土，但是：

　　第一、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從來不曾投降。

　　第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不含中共軍隊）迅速地粉碎了日本帝國妄圖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夢。

　　第三、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曾擬定持久抗戰總戰略，領導和指揮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艱苦抗戰和英勇抗戰，一再地奪取過對日抗戰的輝煌勝利，消滅日軍達其總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從而振奮和堅定了全國人民持久抗戰的信念，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最後勝利。

　　第四、中華民國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在長期抗戰中，將一百萬以上的日軍拖在著名的“中國泥淖”中不能自拔，從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太平洋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誠如美國總統羅斯福所言：“假若沒有中國，假若中國被打敗了，……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調往其它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 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規模進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合並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62

　　第五、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的持久抗戰（不含中共軍隊），由於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堅持要求，美、英等西方列強於一九四二年廢除了與清政府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更因中國抗戰的勝利而迫使日本將東北、臺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從而使得孫中山先生的重大歷史遺願得以實現，使得近百年來壓在我們中華民族頭上的奇恥大辱從此得以根本解除。

　　第六、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長期堅持抗戰（不含中共軍隊），而使中國的抗戰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我國成為中、印、緬、越遠東戰區、即中國戰區的領導國，進而成為國際所公認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蔣介石本人亦成為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英雄和領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著名領袖人物，使自晚清以來，以“落後與內亂”著稱，並受盡東西方列強欺淩和宰割的祖國，真正地得以揚眉吐氣。

　　這才是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獲得勝利的根本內容。誠如易勞逸先生所說，若不是嗣後的那一場內戰掩去了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全部光彩，則全世界“勢利”的歷史學家們，都會把它當作一曲“最為壯麗的史詩”來加以歌頌的。

　　但是，這仍然只是中華民國衛國戰爭所獲勝利的一個部分，雖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如前所說，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黨於外患內憂交相煎迫中已經實行訓政，開始籌備憲政，並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組織選舉“製憲國民大會代表”。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沒有日本帝國的侵略，沒有全面抗戰的爆發，則製憲國民大會的召開，中華民國憲法的製定，和從訓政走向憲政、實現還政於民的民主進程，誠然是可以想象和預見的。雖然全面抗戰的爆發，阻擋了訓政的進程，阻礙了憲政的準備，破壞了國家經濟的發展，製造了教育、文化等各個方面建設的困難，但是，蓋因國民黨軍隊的前期艱苦抗戰破滅了日本“三月亡華”的狂夢，贏得了持久抗戰總戰略的初步實現，遷都西南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遂在與日寇的大規模軍事較量迄無休止之時，為增強持久抗戰的國力，為建設西南大後方，並為了偉大衛國戰爭的最後勝利，竟在這一艱難狀態中，和在這個本應施行全面軍事管製的特殊歲月裏，繼續堅持民主建國的理念，積極推進戰時民主政治的建設，努力發展大後方經濟，刻苦加強戰時的教育和文化建設，從而在這個世界上，創造出了一個於長期戰爭和殘酷戰爭的特殊艱難條件下，竟能持續推進民主政治，發展國家經濟和建設教育文化的世界性奇跡。這個奇跡不僅在世界歷史上鮮見，而且成為二次大戰各交戰國中一支獨開的奇芭。反而言之，也正是這一激烈戰爭狀態下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建設，才又為那一場偉大衛國戰爭的長期堅持和最後勝利，奠定了極為重要的國力、軍力、人心及民智的基礎。



第一、戰時民主政治的建設



　　一、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漢戰役剛剛打響，中華民國政府即已邀請全國各黨派重要領袖（包括中共）和全國各界名流學者，於漢口組織國民參政會 —— 作為戰時最高民意機關參加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工作。國民參政會組成人員共二百名，國民黨占八十名，各黨派領袖占五十名，無黨派人士占七十名以上。

　　國民參政會對於在戰時準備製憲國民大會的召開，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一九三九年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八日，國民參政會於重慶召開一屆四次會議時，已決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製憲國民大會”，製定憲法，結束黨治，實行憲政，並由議長蔣介石指定參政會若幹組成人員，組織了憲政期成會。憲政期成會於一九三九年九月成立的當天，即在它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已決請國民政府早日頒布召開國民大會，公布憲法，及憲政實施之明令。一九三九年十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遂決於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製憲國民大會，恢復因抗戰停頓的國民代表選舉工作，並決議於重慶建造“國民大會堂”。後因戰事吃緊，無法召集，乃於一九四零年九月十五日宣布延期召開國大，其它準備工作照常進行。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二日國民政府頒布“國民大會籌備組織條例”。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重慶“國民大會堂”竣工。但因大會堂於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被日機炸毀，加之一九四二年日本對西南攻勢淩厲，國籌會只能停止辦公。鑒於戰禍不止和國民大會無以召開的現實，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乃宣布戰爭結束後一年召開製憲國民大會，製定和頒布憲法。此一宣布後來成為事實。

　　其間，國民黨中央和國民參政會，還曾合組憲政實施協進會，協調各黨各派各方人士推動憲政的準備工作，召開常委會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製憲國大準備就緒，方才休會。應該說，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非但未忘民主政治的建設，而且於極其艱苦的戰時，仍堅持了對於民主政治建設的推進，具體言之，就是對憲政的準備，尤其是對製憲國民大會的籌備，才會在抗戰剛剛勝利之時，就能將民主憲政的推行立即提上議事日程，並能於中共發動內戰和一意破壞之中按時召開。

　　二、八年全面抗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非但沒有強化訓政時期革命政府的統治權，相反，為了在戰時推行憲政和準備憲政，卻逐步開放黨禁，允許各黨派參政，包括進行了十年叛亂和叛國的中國共產黨和在訓政期間曾因創建國家社會黨而被捕過的張君勱、張東蓀等。63 由是各種黨派應運而生，多黨政治漸趨成形。這就為戰後製憲國民大會和行憲國民大會的相繼召開，以及推動多黨民主政治逐漸地打下了基礎。這對於一個正在戮力抗戰，亟須統一軍事、思想和政治的時代，誠然是不可想象的。較之中共至今絕不允許人民有任何集會、結社與組黨的自由，其兩個政黨和兩個政權之完全不同的性質因此而涇渭分明。

　　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之八年間，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非但沒有以戰爭為理由而鉗民於口，反而繼承和發揚了訓政時期予人民以相當廣泛之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做法，從而使得抗戰時期的國民能言其所欲言，以助政府和國民黨抗戰，以責政府和國民黨之不當。連對心蓄顛覆政府之誌，矢誌要奪權篡國的中國共產黨，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亦在中共偽裝提出“四項保證”之後（參見下卷第三章），首先於七月三十一日宣布釋放親共派人士，即為中共一黨圖存而不顧整個國家危亡的沈鈞儒等七人（參見下卷第三章），於八月二十四日釋放中共領袖陳獨秀，允許中共在重慶發行《新華日報》，開辦書店。據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大陸歷史學家稱：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先後在重慶發行過刊物的民營報社、通訊社即達二百多家……。除中共的《新華日報》、《群眾周刊》以外，還有《國民公報》、《時事新報》、《西南日報》以及無計其數的雜誌和期刊。在重慶的大型出版發行機構則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廣益書局》、《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正中書店》、《獨立出版社》等。64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商務、中華、世界、大東、開明等書局，都在重慶恢復了編審部和印刷部，且增加投資，擴大了出版規模。廣大作家自己經營的小規模出版社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作家書屋》、《中外出版社》、《群益出版社》等，亦開始成立出書。加上新成立的《新生圖書公司》、《建國書店》、《文風書店》、《五十年代出版社》、《南方印書館》等，尤使圖書出版量迅速增加。據一九四二年統計，僅僅在重慶的民營出版機構就有一百三十多家。65 中國的出版事業繼在上海和戰時的武漢出現繁榮時代之後，在抗戰時代的重慶竟進一步得到了巨大發展。顯然，這樣的思想與出版自由，對於一個正在堅持艱苦抗戰、日日血濺中華的戰爭時期來說，實在是不能想象的。它較之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以後，於絕對和平時期竟能全面廢除人民原已享有的思想、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實有霄壤之別。



第二、戰時國家經濟的建設



　　全面抗戰八年間，由中華民國政府所領導的經濟建設，在蔣介石提出的“沒有國防，就沒有國家……我們一切政策，一切實施，都要以國防為中心，一切利害和是非，都要根據國防來判斷”之總決策下，66 戰時的工業、交通、貿易、農業以及教育和文化，均有著十分矚目的建設和發展，從而在經濟上對持久抗戰作了保證。

　　一、工業建設。據大陸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一書稱：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有計劃、有步驟地將一大批重要的工礦企業遷入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一批批愛國的工商業者、科學家和實業家們，在“救亡圖存”、“實業救國”的激勵下，不遠萬裏撤廠內遷。據統計，截止一九四零年六月，遷入大後方四川的民營企業已達二百五十家，技術人員達萬名以上。國內大型鋼鐵企業亦從上海或武漢絡繹遷入……此後從長江的唐家沱到大渡口，沿著嘉陵江北到磁器口、童家橋，由川黔公路南達纂江布滿了大大小小的工廠。以重慶為中心，在合川、長壽、江津等地構成了中國抗戰的“金三角”，建成了包括礦業、冶金、機器製造、化工、建材、紡織、造船、電器、日用百貨、面粉、食品加工，以及屬於軍工系統的飛機製造、光學儀器、機械、皮革等在內的，門類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其中，民營資本約占大後方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二點五……與戰前的大後方工業相比較，不僅工廠總數、資本總額、工人人數大大增加，而且工業門類的配置、產品數量和地域分布都有明顯的發展。據該書稱：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陪都建設計劃委員會在重慶舉辦了“第一屆陪都建設展覽”。著名實業家顏耀秋曾撰文指出：“當八一三滬戰爆發，上海各工廠即奉命內遷，是時，船又多移作軍用，能分配各工廠載運內遷者僅百分之二而已。今在此戰時之工廠出品，乃經三年余之久的苦鬥搜羅所得的成果，雖出品尚屬幼稚，但吾輩聊可以告慰於國人。”67

　　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則稱：“從這二百余家遷川工廠的奮鬥歷史，可以看出吾國從事於民族工業的廠家、職員與工人，是具有茹苦含辛不屈不撓之精神的；第二，從這二百余家遷川工廠的出品中可以看出中國民族工業不是沒有基礎的……舉凡國防民生所需之物，無不具備。我們應當珍貴這點基礎，應當努力鞏固和發展這點基礎；第三，我國工業過去所需的機器，主要是求之於國外，抗戰以後，國人才註意這個問題。這次遷川工廠的出口展覽，就表現出這種成就了。”68

　　二、交通建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借助它在太平洋戰爭初期的勝利，迅速地斷絕了國民政府的國際交通。一九四二年，中國西南方面的滇越、滇緬公路和西北方面聯系中蘇的甘新公路先後受阻，香港的淪陷又使中國政府失去了重要的中轉據點，日本更是叫囂“封閉滇緬公路，不使通過它對蔣政權作軍事上、經濟上的援助”。69 一九四一年底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乃對此作出決議：“目前滇緬公路為我國交通之要道，其防護之重要，自不待言，尤應一面配備重兵，節節控製，使敵不敢輕易侵犯，一面仍需改進運輸方法，以謀搶運物資。”70 嗣後，在中、美、英等國軍民的艱苦勞動下，中印公路於一九四五年一月建成使用。這條從印度加爾各答到中國昆明長達一千八百英裏的陸路交通，加強了中華民國政府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聯系，為盟國軍隊反攻日本提供了條件。此外，中印航線的開航和數條國際無線電路的開通，不僅創造了世界空運史的紀錄，而且對國民政府持久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貿易建設。據中國大陸版的《陪都史》稱：抗戰全面爆發後，因國內運輸阻滯，內地傳統輸出品難以到達上海等沿海口岸，中國的外貿額急劇下降，上海外貿額減少一半左右……一九三七年九月，國民政府財政部提出《增進生產調整貿易大綱》，決以重要外貿政策如：為應付對英、美、蘇諸國易貨償債起見，對部分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為集中外匯，商人須依照政府規定匯率向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售結；為削弱日軍作戰，於一九三八年十月公布禁運資敵物品條例等。由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間出口總值達一萬一千五百七十萬美圓，其中國營外銷系統的出口值竟達八千六百四十萬美圓……其對於指定外銷農產品得以輸出，維持國民政府之債權，換取抗戰建國之急需物資方面，作用不可低估。71

　　四、科技建設。據中國大陸版的《陪都史》稱：國民政府的戰時科技政策，以抗戰建國基本方針為其指導思想，即：“對於科學知識之追求，科學技術之深造，科學教育之普及，必須於抗戰中集中精神，積極推進，以促成我中華民國之現代化和工業化……”72 一九四三年四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曾說：“……總體看來，戰時中國科學技術在應用技術方面進步最快……”73 時工礦企業還獲得大小發明三百余件和專利五百余件。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化學家候德榜潛心研究製堿技術，於一九三九年首先提出了聯合製堿法的連續過程，並相繼完成工藝設計，使之實際投產，對純堿和氮肥工業作出了貢獻。“候氏製堿法”是對西方長達半個世紀的蘇德維法及蔡安法傳統工藝的重大突破，是艱苦抗戰時期科學進步的一朵奇芭。此外，在基礎理論的研究方面，吳大猷關於《多元分子振動光譜與結構》的研究，馬士俊的《原子核及宇宙線之同予理論》，蘇步青的《曲線影射研究》，鍾明來對《幾率論》與《數論》的貢獻，李四光對南嶺地段地質構造的研究，丁毅對四川纂江鐵礦的新考察，馮景蘭對於川康大銅礦的《紀要》，王恒明發明的《浮遊選礦劑》，馬延英關於《珊瑚層的生長斷定古代氣候的分析》，四川大學教授方文培的《峨嵋植物圖誌》等，都是抗戰時期科學研究的重要成就。74

　　思想的自由，國家的重視，自然亦帶來了抗戰時期社會科學研究的興盛局面。“各種學術，不但沒有退步，而且有長足進步”。75 是時，僅重慶就有全國性民間學術團體一百四十一個。朱光潛的《詩論》，馮友蘭的《新理學》，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劉節的《中國古代宗族移植史》等均成一時之響。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工會），更是由各黨各派知識分子所組成的一支出色的生力軍，是“一所新型的學術機構，人才薈萃，碩果累累，時人稱齊之稷下”。76 雖然它很快就被中共所“挖心”，並成為中共製造抗戰陣營分裂和為發動內戰而製造輿論的重要巢穴（詳見下卷第四章）。

　　五、教育文化建設。抗戰時期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教育文化建設。它一方面體現了中華民國政府對教育的一貫重視，即便是於烽火國中的戰爭歲月，非但不稍挫之，甚至尤有發展。另一方面，則證明了在人民享有思想和出版自由的時代，即便是在血濺中華的戰爭年代，我國文化的發展，亦非但沒有斷裂，更沒有被毀滅，甚至反而創造了非常的繁榮局面。較之中共奪取政權後踐踏教育，毀滅文化，甚至竟能為一黨之內訌，便能取消高等教育和破壞中、小學教育達十數年之久，形成了鮮明的歷史對照。

　　特別令人感動的，也是中國大陸出版的《培都史》所著重指出的是：抗戰爆發後，為了保存我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大批的高等教育和科學文化教育機構，完成了向大西南地區的戰時內遷，全國百分之三十四的高等學校匯集於重慶。據當時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孫定文先生的統計，抗戰期間，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高級知識分子中十分之九以上西遷；中級知識分子中十分之五以上西遷，低級知識分子中十分之三以上西遷”，從而完成了中國文化教育中心由東向西的戰略大轉移，成為中國歷史上為保存民族文化國脈的第四次文化教育大遷徙。該書還稱：“抗戰時期統一高等院校教學、管理的各項製度規範，標誌著傳入中國幾十年的近代高等教育，由初期的無計劃放任狀態，轉入統一組織與規劃，從而進入與中國抗戰建國的實際需要相結合的階段……以陳立夫為首的教育當局，對戰時教育體製所進行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克服了戰爭給教育所帶來的危機，為抗戰時期正規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77

　　其次，抗戰時期由於人民擁有充分的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是故，文化的發展也就伴隨著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激情，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蓬勃景象。據該書稱：“……美術大師群集陪都，戲劇創作叠呈高潮，電影事業空前繁榮……。”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著港、澳及南洋等地的相繼淪陷，“數月以來，上述各地歸國文化人，且數千人”。同時，“為了搶救淪陷區內的廣大文化知名人士，國民政府的官方機構，軍事部門，及地方人士，如張發奎、杜月笙、戴雨農等均做了大量的救援搶救工作……到一九四二年七月，港、滬、南洋各地的文化人士，還在陸續內移中”。78 “政府方面，亦於今年（指一九四二年），又特撥專款，辦理此項招待和安置工作事宜，除沿途妥為內移的文化人士照料外，並在重慶等地設立招待所，又代為安插工作，期以人盡其才，給每一個文化界的人士以歸國服務的機會”。79 據統計一九四三年重慶的全國性文藝團體就有三十五個。全國作家三百七十七人中就有一百二十一人集中於重慶。彼時，文學、戲劇、話劇、美術等均為抗戰而創作，又在為抗戰而創作之中，產生了大量的文藝刊物和優秀的文藝作品。各種文藝叢書的出版，更予各類創作帶來了大量的出版陣地；數度霧都公演，尤給話劇的演出和興盛帶來了發展的大好時機。80 只需稍稍比較一下，一九四九年後中共對於文化和文化人之再三、再四的圍剿和迫害，回顧一下中共於國家和平建設階段，數度大興文字獄以摧殘文化、逼殺文人的行徑，兩個黨和兩個政府的德行和本相，又何需論之與辯之。

　　六、戰時農業建設。一九八九年，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出版了《抗日戰爭與中國民眾》一書。該書稱：“重慶政府堅持抗戰，其物質基礎是經濟力量的發展。它實現低息長期貸款政策，大量投資於國家建設，使工業生產持續增長。對農業主要也進行積極的貸款，興辦水利、灌溉、開墾等工程，擴大耕地面積，維持了抗戰的基礎……從抗日的角度來看，重慶政府的經濟政策不是失敗，而是成功的。”81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蔣介石曾向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提交了“土地政策戰時實施綱要”，提出了十條綱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條：

　　私有土地應由所有人申報地價，照價納稅，稅率起點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進至百分之五；為實施戰時之經濟建設或公共設施之需要，得隨時依照規定之報價征收私有土地，其地價之一部分，並由國家發行之土地債券償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樣不能超過報定地價之百分之十；確立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

　　綱要還對“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作了進一步闡述，指出在此原則下，“嗣後農地所有權之轉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為耕作之人民為限。不依照前項轉移之農地，或非自耕農之土地，政府得收買之，而轉售於佃農，予以較長之年限，分年攤還地價”。

　　由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扶植自耕農”之原則得以確立。

　　這個綱要，上承孫中山“平均地權”之本義和一九三零年國民政府頒布的“土地法”，下銜一九四九年後臺灣三階段和平土地改革的實踐，雖為戰時，卻走的是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問題的正確道路。據大陸版的《陪都史》稱：“戰時後方如重慶北培等扶植自耕農實驗區的建立，已基本上改變了原有的土地關系。朝陽鎮第十九保的九十戶農民當中有七十戶被扶植為自耕農。如一自耕農所言：‘扶植自耕農，這是政府對我們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現在政府無論叫我們做什麽，我們也不會推辭的。’”82 可以設想的是，如果抗戰勝利後沒有中共在戰爭的廢墟上為奪取政權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場殘酷內戰，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勢將與同時期的臺灣一樣，也能夠走上一條“非殺人以奪地”和“非強迫自耕農為黨耕奴”之正確的土地改革道路。因為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和內戰失敗退守的歲月裏，在土地問題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真正的和平建設時期，也就一定能夠做得到了。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理想，也就一定能夠實現。

　　中華民國在長期艱苦抗戰中的民主建國成就，實令今日之中國大陸人民“百感而交集”。



兼 論　　 民族英雄 —— 蔣介石與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

（一）民族英雄 —— 蔣介石



　　為什麽說蔣介石是民族英雄？

　　第一、就歷史而言，中國歷史上有三次外國或外族的全面入侵，其中有兩次被亡國：一次是宋，一次是明。唯一沒有亡國、並且全面戰勝了侵略的，便是中華民國。那麽，既然亡國之國的嶽飛、文天祥、史可法諸反抗侵略的人物，都能被歷史稱為民族英雄，則領導了中華民族長期守土抗戰，並最終贏得了勝利的蔣介石先生，倒反而不能被稱為民族英雄嗎？

　　第二、就二次大戰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國家，在歐洲除掉蘇俄，在亞洲除掉中國，沒有不亡的。英國本土只遭轟炸，未遭登陸，故不在此列。由是，未亡國家的領袖，如蘇俄的斯大林，其淪陷的土地既不比中國小，傷亡的人數亦不比中國少；被亡國家的領袖，如法國的戴高樂，都能身負民族英雄的榮耀；相反，非但沒有亡國，並且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竟有卓越貢獻的戰勝國 —— 中華民國的領袖蔣介石，倒反而不能稱為民族英雄了？

　　第三、就二戰期間各國的國內情形而言，應該說，沒有一個國家的反法西斯戰爭比中國的反法西斯戰爭更加難以領導。因為剛剛統一了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所面臨的，不僅有外患，更有內憂；不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赤色帝國蘇俄的顛覆；不僅有軍閥殘余的連續反叛，而且有中共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和叛國。當是之時，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雖然面臨“數面作戰、國無同類”的困境，卻仍能團結國人，內平叛亂叛國，外抗強敵侵略，非但沒有亡國，並且正是在這一場反法西斯戰爭中，蕩盡了百年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奇恥大辱 —— 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收回了東北、臺灣及澎湖列島的主權，以一積弱之國而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爭得了舉世公認的榮耀。如是，作為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之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先生，如若他不是民族英雄，則誰可誇之？

　　第四、指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還不僅僅因為他是中華民國的領袖和他擁有領導中華民國抗戰的功績，其中，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實際原因，就是如同他曾親自指揮北伐戰爭一樣，他同樣是那一場偉大衛國戰爭的實際指揮者和參加者。可以說，他修好、建設西南的國策，和為爭取抗戰勝利而期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的思想，尤其是他根據國際國內條件而決策的持久戰大戰略，和他親自指揮抗戰、親赴前線、歷盡艱險的英勇行為，就更是表現了他作為一個民族英雄的本相。83 若要將他與那個在局部抗戰的前六年一心只想在蘇俄指揮下叛亂叛國，在全面抗戰的後八年一心只要“日蔣火並”，心心念念只想乘國難以搶天下的毛澤東相比，則毛都能夠做成“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難道蔣介石先生只做一個區區的民族英雄都不夠格嗎？

　　一九二七年秋，蔣介石赴日時曾回答記者說，他最佩服的歷史人物是嶽飛、文天祥，最崇拜的偉大人物是孫中山。而蔣介石先生本人作為一位在偉大衛國戰爭中保存了中華民族血脈的民族英雄，他豈但當之無愧，而且功垂千秋。



（二）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



　　顯然，只有在論證了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尤其是蔣介石先生非但不是“消極抵抗、積極妥協，只打內戰、不打外仗”的民族罪人，相反，卻是真正的抗日政府，抗日政黨和民族英雄之後，我們才能將中共幕後策反，張、楊臺前發動，和斯大林作為最高決策者的西安事變，其作為一場陰謀武裝政變的政治本質和歷史遺禍，辨析清楚。

　　西安事變，於今早已不是歷史懸案。作為一九四九年奪權的勝利者，中共早已一再地、並且是赤裸裸地誇耀過它“英明策劃”和“和平調停”的兩面漂亮手段。同時，即便是西安事變的主要肇事者張學良本人，亦同樣沒有對自己當年的“兵諫”、即武裝叛變諱莫如深。

　　然而，作為歷史事件的西安事變雖未完全清楚，而作為遺禍歷史的西安事變，就更是在海內外不能形成共識。尤其是作為政變陰謀策劃者和發動者的歷史罪惡，非但沒有受到歷史的認真清算— 如歷史對袁氏竊國的一再清算那樣，甚至反被當作英雄和豪傑，既在中國大陸被中共著意加以渲染，熱情歌頌；又在海外被某些學者專家鬧得紛紛揚揚，名聲歷久而不衰。從而使那一場險些賣了國家，斷了國脈，至今仍在禍害著中國大陸人民的陰謀武裝政變，尤其是它的“罪魁”與“禍首”，在今天仍被渲染著神秘的色彩，圖畫著英雄的形象，偽飾著要抗日救國的花環。由是，不僅使蔣介石先生因之而坐冤難申，更使這一夥當年置民族危亡、人民禍福於不顧的新舊軍閥，竟成為人間靈傑而受人唏噓、感慨和尊重。這無疑又是一個歷史的“倒錯”，是歷史的是非曲直遭到混淆和曲解的嚴重惡果。因此，厘清事變的幕後人物、臺前人物和決策人物，指證其叛國毀國的嚴重性質，道明它禍害民族的歷史重罪，不僅是對歷史的澄清，更是今天中國大陸人民要“思歷史、決國是”的迫切需要。



第一、西安事變的幕後人物



　　一言以蔽之，西安事變的幕後人物是中國共產黨。

　　中共之所以是西安事變的幕後人物，只因為其時逃亡在陜的中共二萬殘余紅軍正面臨“被剿滅的絕境”。彼時，如果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雖能因“國難”而給萬分垂危的中共以生機，但已經時不待我的中共，為了救命，才決策了“聯張反蔣抗日”的陰謀。而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就正是中共這一“假抗日真反蔣”之陰謀策略所結的“果實”。誠如西安事變發生當天，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所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揚堅決與蔣分裂”（詳見下卷第三章第二節）。此其一。

　　其二、之所以說中共是西安事變的陰謀策動者，蓋因中共於奪權勝利後曾一再稱西安事變乃為它所領導，所解決。所謂不打自招。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後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現代史著述已經明白無誤地說道：“一九三五年秋，中共即令南漢宸派人向楊虎城傳達了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84 “同年十二月，中共又派汪鋒對楊虎城及西北軍將領做工作。”85 “一九三六年春王炳南則奉中共指派專從德國回國去做爭取楊虎城的工作。”86 九十年代初，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共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中華兒女》雜誌，已專門發表吹捧王炳南是如何成為楊虎城幕僚，並如何勝利完成策反楊、張和參加策劃西安事變的。

　　其三、實際上，在上述“冠冕堂皇”的用詞用語下面，卻是中共對楊虎城的“謀合”和對張學良的“挖心”。如同中共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間，曾借參加國民黨而與國民黨中的親俄派“謀合”，以對國民黨“挖心”一樣。

　　首先，就中共對楊的“謀合”而論，應該說，在一九三五年冬，當劉少奇帶著毛澤東“反蔣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陰謀，抵達天津恢復中共北方局之後，他的三大使命之一，就是派人打入西北軍和東北軍，策反其上層將領。另兩件則是煽動學潮和策動文化界“鬧抗日”（參見下卷第三章）。中共黨員魏以疇、南漢宸、蔣聽松、劉子華迅速在楊部擔任了要職。楊的辦公廳主任韓威西、秘書宋綺霞都是中共黨員。楊的憲兵第二營營長也是中共黨員。中共黨員王炳南曾為楊保送德國留學，受蘇俄命令歸國後由中共派做楊的工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漢宸派代表見楊，同月中共又派汪鋒與楊直接謀談，一九三六年二月南漢宸的代表再與楊約談，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專派回國的王炳南與楊一再地“深談和合謀”。由是，中共終與楊結盟。一九三六年六月，楊的富縣王勁哉旅已用軍用合作社的名義開設了中共的聯絡站，將大批的無線電器材、醫用藥品等運往延安。楊甚至已在西安設立了兩個聯絡站，一個在楊部一位團長嚴揆要的防地，一個在楊的憲兵第二營內，營長為中共地下黨員。中共往返西安、延安，進入內地，回歸陜北，路條均由楊的十七路軍提供。國民政府命令剿共的楊部，非但已與中共暗通款曲，甚至已經同流合汙。然後，再由楊虎城去謀合已經被中共包圍、“挖心”的張學良。

　　其次，就中共對張的“挖心”而言，一是仿照蔣介石廬山訓練團而建立的“西安南郊王曲鎮軍官訓練團”，雖由張、楊任正付團長，其實權卻完全握在中共黨員劉瀾濤、應德田手中。中共黨員應德田作為張學良的少將處長，更是張發動西安事變的秘密策劃者之一。中共黨員申伯純即稱：“王曲軍官訓練團訓練時間雖然只有兩個月，但對於改造思想，灌輸聯共抗日的主張卻收效很大”。87 軍官團學員就曾在西安事發前七天狂言“不要讓蔣介石站著走出去，而應該爬著滾出去”。88

　　二是以張學良為首的“抗日同誌會”，實際負責人亦為中共黨員劉瀾濤、應德田等人。其創立時的十五人，全部是中共黨員和“左傾”分子。尤為重要的是，這個組織還掌管了張學良一切秘密活動，一切與共產黨聯系的技術工作，以及東北軍全軍的人事工作。89

　　三是西安事變後第二天就更名為“東北軍政治大隊”的學生隊，有隊員三百人，大部分是北平中共地下黨介紹去的，其中更有一部分是中共地下黨員。由是，中共及其地下黨員們，乃抓住張學良和東北軍喪土失家的“情結”，投合他，接近他，然後包圍他，從而使“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面，獨攬大權”，“未作過任何人部下，未有過任何長官”，“浪漫狂慡、忿事急躁”的“少帥”張學良，終於不知不覺地改變了他的是非觀，以使他在某種特殊條件下，能夠作出有利於中共的決定。中共幕後教唆的工作，終於使楊、張陰謀發動武裝政變的“火候”到了。



第二、西安事變的臺前人物



　　眾所周知的是，事變的臺前人物是張學良和楊虎城。就此二人的歷史而言，張學良是奉系軍閥張作霖之子。張作霖則是十七年軍閥復辟混戰的主要軍閥之一，所謂壞軍閥中的壞軍閥。張學良本人乃一介花花公子，從未有過一件勛勞，從未打過一場勝仗，由封建的傳承關系，因子承父業而成為東北王。其後，只是迫於日本壓力和內部異動，90 加上年輕氣盛，有一定的愛國情緒，而同意“東北易幟”，歸屬中華民國以為功。但這並沒有改變他作為一個封建軍閥的根本性質。至於楊虎城，原是西北軍將領、倒戈軍閥馮玉祥舊部，是謂舊軍人出身的新軍閥。既參加過馮的叛變，又是擁一省軍政大權的軍政領袖。新軍閥們並不真懂共和、民主為何物，甚至不懂中華民國為“何國”。他們不僅身染民初軍閥混戰和北伐之後新舊軍閥叛亂的積習，而且身受三十年代上半期地方殘余軍事勢力“假抗日以叛亂”的影響。特別是他們要保存和擴張一己軍事勢力的私欲，一旦時機成熟，契機出現，就會促成叛變的應運而生。距西安事變僅半年的兩廣六一叛變，其打著抗日旗號的鮮明特征，就不能不說是西安事發的先聲。由是，“正在洶湧澎拜的民族主義浪潮（抗日浪潮）便夾雜著楊虎成的野心和老練沈著，夾雜著張學良的沖動和任所欲為的性格，更深藏著中共於危亡之中圖存的機心和周密策劃”，91 終於釀成了一場茅頭直指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尤其是針對蔣本人的“陰謀武裝政變”，從而在三十年代殘余軍閥的武裝叛亂史上，又推起了一股叛亂的惡浪，更在中共十年叛亂叛國的歷史上留下了最為罪惡的實績。蔣介石衛士排六十七名戰士倒在血泊中的慘痛景象，最近在中國大陸報刊上公開揭露出來的，“張學良決心殺蔣並已選定殺蔣人選”的事實，以及張、楊要和中共聯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變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聯合國民政府”的陰謀圖劃，92 實在是把他們作為一夥叛亂成性之舊軍人和舊軍閥的本質，以及西安事變的陰謀武裝政變性質揭穿無疑。張、楊兩人雖然共有著舊軍人、舊軍閥的本質特征，但兩人的城府卻一深一淺。因而，中共雖為整個事變的幕後教唆者和策反者，楊則為張的幕後策劃者。



第三、西安事變的最高處理者與和平調停者



　　如前所說，中共既是西安事變的“幕後教唆者與策反者”，為什麽西安事發之後它又成了一個“和平調停者”，甚至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天使”，並在中國大陸自吹自擂了整整半個世紀呢？

　　這是因為，西安事變雖為殘余軍閥於臺前所發動，更為中共在幕後所策反。但是，中共作為一個武裝叛國集團，十年來，它的一切叛亂和叛國行為，都必須服從那個境外顛覆勢力 —— 蘇俄的需要和指揮。一九三五年八月以前，蘇俄一心要的是顛覆新中國 —— 中華民國，以便移植共產製度於中國，所以，中共便在它的指使和指揮下，實行公然叛亂和公開叛國。一九三五年八月後，當蘇俄面對來自德、日兩個法西斯強鄰的威脅，為自保而必須改變策動他國共產勢力顛覆本國政府的陰謀時，它又要求各國共產黨必須與本國政府結成反德、反日的統一戰線，以共同保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 —— 蘇聯”。由於意在殺蔣的西安事變，只能造成中國群龍無首和分裂、混亂，進而造成中國迅速為日本所亡，其結果必然導致蘇俄面臨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險，因此，斯大林才會一聽到事變的消息，立即親自擬電命令中共，一是懷疑西安事變是“日本間諜所為”，二是絕不容許中共殺蔣。斯大林的這個電報指示，中共無疑要絕對服從。因而，原來已經將殺蔣之意隱藏在字裏行間，任由張、楊去領會，並且“打算站在後面讓張、楊去打頭陣”的毛澤東，在接到斯大林的電報之後，只好於自嘲的狂笑聲中，決定由他們這一夥策劃殺蔣者，去說服張、楊不要殺蔣。這樣，中國的西安事變，雖由殘余軍閥所發動，由中共所策反，然而，處理事變的最高決策者，卻是俄國的新沙皇 —— 斯大林（參見下卷第三章）。93

　　於是，作為事變主要陰謀策反者之一的周恩來，便搖身一變而成為一個“和平使者”。只因他既遇上了一個年少無知、輕信盲從的張學良，又遇上了一個“重然若、儒氣太深”94 的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先生。前者因自知闖下滔天大禍，遭到全國全世界反對，95 因而才在深自懊悔之中，將“捉曹演成了放曹”；後者則因周恩來開口“校長”，閉口“校長”，並一再向他保證能將被扣留在蘇俄的蔣經國弄回國，讓他父子團圓，對他動以“天倫之情”，從而才最終地博得了蔣的原諒和許諾。中共叛國集團和他的使者周恩來，終於在他們的俄國領袖命令下，由陰謀策反者而成為出賣張、楊者，及“和平調停者”，從而成為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的“全面勝利者”。周恩來這個人鬼兩面的共產派政治家，卻因此而凸顯了他的“光輝形象和倜儻風流”。



第四、西安事變的政治性質、現實結局和歷史後果



　　西安事變既是北伐成功以後，自中華民國統一至全面抗戰爆發的十年間，由殘余軍閥勢力所發動的最後一次公開武裝叛亂，又是由殘余軍閥勢力和中共武裝叛國集團首次聯手，以在抗日的旗號下，意在共同顛覆中華民國的首次陰謀武裝政變。首先，它使“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者，幾乎隳於一旦”。“而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十年之心力，經營敷飾，粗有規模，經此變化，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恢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辦。質言之，建設進程，至少要後退三年，可痛至此”。96 此其一。

　　其二、由西安事變所表現出來的中國人民高漲的民氣，全國團結一致的氣氛，特別是蔣介石先生能夠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格和威望，終於使早已橫言“對西安事變絕不做壁上觀”的日本軍閥，深有“此時不滅中國，將無來時”的感喟（參見下卷第三章），從而提前了全面侵華戰爭的時間表。西安事變後僅半年，那一場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戰爭”，便終於在日本軍閥的瘋狂發動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誘發下（參見本章註二），全面爆發了。不僅使我民族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巨大戰爭創傷，更為未來的中國歷史埋下了赤禍蔓延的悲慘結局。

　　其三、西安事變終於使中共因以而得救，使這一夥原來已經瀕於絕境的武裝叛國集團，不僅獲得了半年的喘息和整頓，而且乘機向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提出了“四項保證”，並因此而能立即與國民黨中殘存的親俄、親共派結縭，尤其是利用了那個二十世紀最無知的女人 —— 那個“一人便能夠抵得上百萬共產黨員的宋慶齡”，97 在國民黨內展開了一場緊鑼密鼓的連臺大戲：名為要求國共再度“合作”，實為中共求得合法存在和擴張。由是，國民黨內部分裂再現。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一方面在以宋慶齡為首的原親俄派國民黨人進攻下，通過了所謂“實行孫中山三大政策遺囑”的提案，一方面則在反共派的堅持下，在會上通過了“關於根除赤禍之決議案”。雖然打了平手，但會議決議卻稱：“今者共產黨人於窮蹙邊隅之際，倡輸誠受命之說，本黨以博愛為懷，決不斷人自新之路。唯使鑒思往來，不容再誤……”國民黨的迂腐竟一至於此。

　　緊接著，蘆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共方面固然加緊了“為抗戰而要求國民黨再度容共”的步伐，再度向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提出了“四項保證”，明確表示“願意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一致團結對外，抵抗日本侵略”。中華民國政府方面，則迫於大敵當前，只能明確表示“國內任何派別，只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的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

　　中國共產黨不僅由是而獲得了合法的存在，而且當即重演對國民黨進行“挖心戰術”的舊戲，直至在八年全面抗戰中不但迅速造成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而且，將對國民黨的滲透做到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地步。當天真的國民黨正在高興地看到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終於形成時，他們又如何能夠想到，中國共產黨早已在它的黨內決策了要使“日蔣火並”、而它自己卻要“到敵人後方去”搶地盤的“抗日”總策略（參見下卷第三章）。

　　其四、中華民族的命運，中華民國的命運，中國國民革命的命運，中國國民黨的命運，中國大陸人民的厄運，似乎就在“華清池槍聲驟響“的那一剎那間，就已經被確定了下來。蔣介石衛士排六十七名年輕戰士為領袖留下的鮮血，非但沒有改變蔣介石與國民黨人的“忠恕之道”，卻成為前驅者的血，為後來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殘暴的專製統治，留下了血跡斑斑的歷史前證。袁世凱、張勛、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孫傳芳，和包括張作霖在內的一個個反動軍閥們，雖然都不能改變中國國民革命的進程，不能推翻孫中山所締造的中華民國，不能阻止現代中國由專製向民主的過渡，更沒有在中國大陸實現長久的專製復辟統治，然而，由張學良、楊虎城的叛亂槍響而造成的，八年剿匪功虧一簣的歷史局面，從此竟為中國共產黨在共產革命名義下推行專製復辟，製造了千載難逢的歷史良機，更使得中國大陸人民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裏，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劫難。

　　對於由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所造就的，如此巨大的歷史性悲劇效應，難道除掉中國共產黨之外，作為政變直接發動者的舊軍閥和叛亂者 張學良和楊虎城們，竟不應作為歷史的罪人，而受到人民和歷史的永恒審判嗎？再言之，如果張學良、楊虎城們，是在一九四九年後的西安發動了那一場陰謀武裝政變，其要殺害的乃是毛澤東，則他們的下場和“名聲”又將如何呢？

　　至少，中共領袖劉少奇、彭德懷等人的“冤魂”，能夠作出最為痛切的回答。



第七章







中國民主進程的巨大逆轉





　　誠如前述，中華民國以一弱國，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贏得了崇高的國際地位。如果她也象二戰後的其它國家一樣，能夠迎來一個和平建設的新時代，她的前程將無疑是十分光明的。然而，悲劇卻是，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當夜，於八年抗戰中“養在深山人未識”的中共軍隊，就已經發動了旨在奪權打天下的內戰。中華民國要在戰後的廢墟上期圖和平建國的希望，不但因之而破滅，而且，中國國民黨誌在戰後迅速推行憲政、即還政於民的歷史願望，雖經慘淡努力，亦因之而灰飛煙滅。辛亥以來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進程，由是而發生了一個巨大的逆轉。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國內戰，從中共一面來看，是一場旨在“打天下”的戰爭，因為中共數十年在蘇俄指使下造反的目的，就是要顛覆新中國 —— 中華民國，移植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從中國國民黨一面來看，則是中華民國第三度統一中國的戰爭。因為，一度為北伐成功統一中華民國，二度為統一後蕩平新舊軍閥叛亂的余波。從結局上看，則是中國國民黨護國護法的慘痛失敗。這是因為，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在中國大陸既已被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顛覆，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更已為中共的“共產專製製度”所復辟。而中共農民造反只能“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製度”的歷史特質，中共所謂敵後抗日根據地之農村獨裁政權的性質（按：費正清死前對中共的最後用語），和中共從專製理念到復辟實踐都與民主政治風馬牛不相及的政治本質，自然又決定了這一場內戰的根本性質，乃是民主進步與專製倒退的一場殘酷歷史較量。



一　　民主進步和專製倒退的一場殘酷較量



　　本節冠以“民主進步和專製倒退的一場殘酷較量”這樣一個標題，歷史若倒退半個世紀，讀者一定會認為題中所指的專製倒退，必是中國國民黨及其失敗的政權無疑。而題中所指的民主進步，又一定會被誤解為奪取了大陸政權的中國共產黨。

　　然而，這是在五十年之後。因而這個認指非但已不可能，而且在中國大陸民間更無人會產生這樣一個歷史的錯覺。因為中國大陸民眾在半個世紀的痛苦和流血之中，已經知道了什麽是專製，誰才是專製。但是這又並不等於說，在中國大陸每一個人都已經懂得了，於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內戰中被打敗的那個國家、政黨和政權，恰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才是一個真正民主進步的政黨和政權。歷史的悲劇在於，它失敗了，如同克倫威爾、羅伯斯庇爾與克倫斯基及其革命政權一樣地失敗了；如同她領導長期衛國戰爭直至勝利的光輝竟被全世界勢利的歷史學家們掩滅罄盡一樣。數十年來她為了推進中國由專製向民主艱難過渡的種種功績和實績，早已被忘卻，被掩蓋，甚至被誣蔑和栽贓。

　　然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五十年的專製復辟統治，終於使中國大陸人民自己從反思那個“失敗了的政黨和政權”為始，進而對那一場內戰中的失敗者，以及她在失敗前的最後幾年中，曾如何迅速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歷史事實進行了再認識。而這一再認識的結論，便是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內戰，乃是民主進步與專製倒退的一場殘酷較量，更是中國民主革命與以革命名義下的專製復辟進行長期較量的繼續。而所謂民主進步者，非但不是那個勝利了的中共，恰恰是那個失敗了的中國國民黨，和由孫中山先生親手締造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中華民國。顯然，歷史和現實的發展已經證明這一認識是正確的，而非錯誤的。



第一、訓政的結束和雙十協定的簽立



　　一、一九三七年前，中國國民黨因外患內憂而未能如期結束訓政，但已經準備結束訓政和籌備憲政。一九三七年後，國民黨不僅於艱苦抗戰之中，仍在推動著民主憲政的準備，而且，隨著再度“容共”和黨禁的實際開放，中國已經再一次出現了多黨政治的形態。當時的中國，除掉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以外，不僅還有一個有地盤、有軍隊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合法存在和獨立存在，並能參預國是，而且在原來就有的新聞、輿論、集會、結社等自由的基礎上，已經逐漸地和迅速地形成了一大批政治社團，直至其他在野黨派的出現。抗戰即將勝利結束時，就在這些社團當中，由國社黨和數家小黨所結合而成的中國民主聯盟、中國青年黨等，非但已經應運而生，而且在國家政治上，已經愈來愈有了言權，甚至是事權。再加上法統原來就是共和的，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實行訓政的目的，又是要還政於民，實現多黨政治，因而，抗戰勝利之日，即已成為民主憲政大步推進之時。中國國民黨亦由訓政而開始了向憲政的實際過渡。

　　二、正因為法統是共和的，執政黨是要實行民主的，戰前和戰時亦已經為戰後的民主政治作了準備和鋪墊，戰爭遠未結束，中華民國政府就已宣布將於戰爭勝利後一年召開“製憲國大”，然後召開“行憲國大”，實現“還政於民”。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即日本投降的當日，蔣介石便在中共已經借“受降”而挑起內戰之時，三次電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並敦請美國大使赴延安斡旋，請求斯大林敦促毛澤東參加和談，以消彌內亂和內戰，共同和平建設這個歷盡戰爭創傷的新中國。由是，毛澤東才在美國大使的“護送”下來到重慶。國共兩黨歷經四十日的會談，於是年十月十日發表了“雙十協定”，其主要內容是：

　　（一）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

　　一、一致認為，中國抗日戰爭業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

　　二、蔣主席所倡導的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的途徑。

　　（二）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

　　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等各項問題。

　　（四）關於人民自由問題

　　一致認為，政府應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的全部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

　　（五）關於黨派合法問題

　　政府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在法律之前平等，並皆有合法的地位。

　　（七）關於釋放政治犯問題

　　中共方面提出，除漢奸以外的政治犯，政府應一律釋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準備自動辦理，中共可將應釋放之人提出名單。

　　（八）關於地方自治問題

　　雙方同意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

　　…………

　　首先，這個協定之所以能夠簽訂，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提供了一個“能夠與反對黨進行平等對話和平等談判的政治體製，或曰民主體製。”中共及其政權從來就沒有、也絕不允許存在這樣一個“政治體製和民主體製”。

　　其次，這個協定之所以能夠充滿平等和民主的精神，是因為執政黨及其政權，在本質上便是一個民主性質的政黨和政權。因為，執政黨首先已經承認了中共這個反對黨和其它政治黨派的合法存在，即承認了多黨存在的現實，又決心要結束訓政，實現憲政，實行多黨民主政治。這對於一九四九年以後直至今天的中共政權則是不能想象的。01



第二、政協會議、製憲國大的召開和中華民國憲法的誕生



　　一、毫無疑問的是，“雙十協定”的主要內容確實充滿了民主建國和多黨治國的民主精神。這個民主精神迅速而又具體的表現，便是三個月後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這才是中國人民真正的政治協商會議。首先，從這個會議的三十六名組成人員來看，國民黨僅占八人，中共占七人，中國民主同盟占九人（中共為拉攏民盟送其兩票），中國青年黨五人，各界社會賢達九人。除國民黨八人外，其余各黨派共二十八人均為本黨本派所推選，而非執政黨各級黨的組織部自己提名、自己審查和自己批準。他們才是真正的各黨派代表，與今日中國大陸那個“假政協”不可同日而語。其次，政治協商會議由協商而敲定的內容，基本上便是“雙十協定”的內容。它所擁有的民主內容與民主品質，基本上都體現在後來“製憲國大”所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之中。

　　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於“製憲國大”上三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確是一部相當民主的憲法。她不僅以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思想彌補了“三權”的缺陷，以人民的直接選舉權填補了因間接選舉而產生的代議製度的缺失，而且賦予人民在直接民權行使中享有創製、罷免、復決的權力，無疑是對民主政治和民主製度的一個發展與完善，從而顯示了全民政治即民治、民有、民享的根本精神。特別是她所提出的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合法平等的原則，和各級法官及考試官員必須超越黨派的明確要求，既是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重大發展與完備，又充分體現了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政治原則，是“臨時約法”誕生後三十年間，中國憲政歷史艱難進步的政治結晶，是中華民國臺北政權之所以能夠逐步走上全面民主化道路的歷史根據，也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一定要否定和推倒“中華民國憲法”的根本緣由所在。難怪胡適之先生說“這部中華民國憲法比美國憲法還要民主”。若將之與鄧小平改革時代，有人僅僅說了一句“要政治民主化”就能被判刑十四年的中共“惡法”相比，誰是真正的民主，誰才是真正的專製，也就一目了然。

　　必須指出的是，這部“中華民國憲法”的誕生過程，不僅記錄了中國人民外患內憂的艱難時世，記錄了“民主與專製反復較量”的艱難進程，還紀錄了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民主政黨的本質，和中華民國擁有一個共和法統的民主國家性質。“中華民國憲法”於訓政時期的一九三三年受命起草，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草案（即五五憲草），於艱苦抗戰時期和抗戰剛剛勝利結束的歲月裏，由各黨派及無黨派（包括中共）進行了四次大的修改。所以，它非但不是一黨一派的產物，而是多黨多派和無黨無派人士共同努力的一個成果。第一次修改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戰時最高民意機構國民參政會成立的憲政期成會在召開第二次會議時，就決定廣泛征求對“五五憲草”的意見。一九四零年三月二十日，憲政期成會又召開第三次會議，根據各方意見，經過綜合整理，提出了“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之修正草案”。第二次由部分國民參政會議員和部分國民黨中央委員，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組成“憲政實施協進會”，以“發動全國人民研究中華民國憲法”。一年後收到各方意見二百六十九條，經討論提出三十二項建議，題名“國民參政會憲政實施協進會對五五憲草的意見”。第三次是國共“雙十會談”曾決定由即將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予憲法以修改。而由政治協商會議所決定的憲法修改原則，其最為重要者，便是“關於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規定，需出自於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製為目的（第五條）”。而參加起草憲法修正案的中共人員即有董必武、秦邦憲、周恩來、陸定一等。負責起草者為當時親共的反對黨領袖張君勱，以及罵國民黨罵出了名的民盟領導成員羅隆基、章伯鈞、沈鈞儒等。張甚至在起草改組中，蓄意籠絡中共代表，常常排斥和不邀請國民黨代表參加。02 第四次修改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十九兩日，即在製憲國大進行中。其間，一是由國民政府與青年黨代表左舜生、民盟代表張君勱、以及社會賢達代表吳經熊等兩次會商，根據修正案加以整理、補充和悖定，完成修正案；二是經最高國防委員會通過後，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然後再由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交由行憲國民大會連續召開六次大會，進行廣泛討論，並組成有二百人參加的八個審查委員會，分別對憲草內容進行審查；三是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讀通過。由是，“中華民國憲法”終於誕生。

　　“中華民國憲法”的誕生，標誌著製憲國民大會和製憲的成功，標誌著由孫中山先生所締造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歷經外患內憂和民主與專製的反復較量，終於由軍政、訓政而走向了實行憲政的歷史進程，標誌著中華民國之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由此而被確認。

　　製憲的成功，迅速地推動了行憲的實現。一九四七年元月一日，“中華民國憲法”正式公布後，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立即開始了行憲的準備。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公布《行憲國民大會組織法》，《行憲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監察委員選舉罷免法》和《五院組織法》。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又與民社黨領袖張君勱，青年黨領袖曾琦，以及社會賢達代表莫德惠、王雲五等，於南京為籌備憲政政府簽署了一項協商施政方針（十二條）。主要有：改組後之國民政府，由參加之各黨各派即社會賢達共同負責；二、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為合作基礎；中共問題仍以政治解決為基本方針；行政院長人選，應先征求各黨之同意；凡因訓政而頒設之法製及機關應予廢止或裁撤；嚴格保障人民之各種自由；各省、市、縣參議會，盡量由各黨派人士參加……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全國舉行國大代表選舉。參加選舉者約二億五千萬人，共選出代表三零四五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各省市議會開始選舉監察委員。原定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立法委員選舉，因各黨派代表名額問題而延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03

　　行憲國民大會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召開。根據憲法，總統、副總統選舉不由黨派提名，而由代表自由組合一百人連署提名候選人。蔣介石以一次選舉所得二四三零票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當日出席會議人數二七六五人）；副總統選舉出現六人公開競選狀態，會內會外，輿情起伏，競爭激烈，歷選數次，最後由李宗仁當選。由是，雖然行憲後的國民政府仍由中國國民黨執政，但是，中國國民黨已經是經過民選的執政黨，已不具有原來一黨訓政的意義。

　　上述事實證明了戰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已在真誠地和迅速地推進著整個國家的民主政治建設，其由軍政、訓政而憲政的建國、治國目標，也終於在內戰的烽火中得以實現。如果此時的中國沒有內戰，即沒有中共為奪取政權所發動的戰爭；如果此時的中共能夠遵守自己親自參預和通過的“雙十協定”與“政治協商會議”各項條約，包括它親自參預修改製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如果中共在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不僅一再為它保留龐大的席位和一再敦請、等待它出席的情況下，能夠為了國家和人民的福祉，停止內戰，參加國大，遵循而非堅決推倒由它親自參加製定的中華民國憲法，04 則戰後的中華民國，不僅因此而能夠迅速地走上全面民主政治的道路，而且一定能夠象戰後的其它國家一樣，在戰爭的廢墟上重新建設發展起一個美好的戰後中國（詳見下卷第五章）。由是，中國大陸人民非但不會再度歷經殘酷的內戰，而且更不會在嗣後半個世紀既無外患、更無內憂的和平環境下，只因中共專製統治集團的迫害和蹂躪而橫死八千萬之數，超過日本侵略者殺害我同胞的數倍以上。以至今日，中國大陸人民仍只能“茍全性命”於中共專製復辟政權之下。然而，也正是中共五十年的專製復辟統治，才又為全體中國人民補上了誰是專製、誰非專製的歷史一課。雖然，中國人民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由是而論，稱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內戰，乃是一場民主進步與專製倒退的殘酷較量，難道還不是正確的嗎？



二　　國民黨政權在內戰中失敗的原因

第一、日本侵華戰爭是國民黨失敗的根本歷史原因



　　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蓋其根本的原因，為日本帝國對我國的十四年瘋狂侵略。這是因為：

　　一、正是日本帝國長達十四年的侵略，不僅給剛剛統一的中華民國帶來了無窮外患，更為中共在蘇俄指使下的持續叛亂造就了“天賜良機”，尤使因陰謀策動“西安武裝政變”而絕處逢生的中共，終因全面抗戰的爆發，而獲得了圖存和擴張的大好歷史條件，從而導致了國、共兩黨力量的相消長。中華民國幾為抗戰而將“國底掏空”，相反，中共卻在“一分抗戰，兩分宣傳和十分發展”中“成長壯大”起來了。05

　　其一、在軍事上，國民黨軍隊的慘重傷亡已如前述（參見第六章）。相反，中共卻在決策“日蔣火並”和乘國難以擴張的“抗日”總方針下，從不足二萬人馬發展成了擁有一百二十萬正規軍隊和二百萬民兵的農民造反力量。所謂戰爭的“創傷”和戰爭的損失，在中共只是一句笑談而已。加之中共既不打日本，日本也就不打中共，雙方甚至暗通款曲，互相默契（參見下卷第四章）。由是，日本只對遠在重慶的蔣介石黃山官邸進行輪番轟炸，一再發動大舉攻勢以叩重慶門戶，卻從不對近在咫尺的延安稍作進攻；只將國民黨軍隊、主要是中央軍當作他們狠狠打擊的對象，甚至咬牙切齒地叫囂“務必鷹懲蔣政權，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叫喊“集中火力消滅國民黨中央嫡系部隊”，卻聲稱“對地方雜牌軍則不必理會”。06 整個抗戰中，日軍共擊潰中華民國政府軍七十五個師，中央軍即占三十五個師。所以，一九四五年國民黨軍隊與中共軍隊的比例雖是四：一，但國民黨軍隊已主要是“地方雜牌”。

　　其二、在經濟上，八年抗戰龐大的軍費開支和長時期的戰爭破壞，造成了中華民國政府在經濟上的極大損傷。一九三七年政府收入為八七零百萬圓，軍費開支卻為一一六七百萬圓；一九四一年政府收入為二零二四百萬圓，戰爭費用為一九三三百萬圓；一九四五年政府收入為二一六五一九百萬圓，戰爭費用為一二六八零三一百萬圓。這種情況，除掉逼迫政府借外債和內債以外，只好大量發行鈔票，如此又為戰後的通貨膨脹和經濟的惡化帶來了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相反，中共既無對國家的責任，又因不打日本而無戰費的巨大負擔；既能不斷要求擴編軍隊而獲得國民政府所給予的軍費，又能自己開展“大生產運動”，即種鴉片、賣鴉片以買槍、買炮準備內戰；既不需要維持和發展戰時國家經濟，卻能依靠劫奪地主土地、財物和強迫農民交物納糧，而獲得相當可觀的收入。戰後，中共既無通貨膨脹經濟恐慌之虞，卻有蘇俄的大量軍援和經援之獲。因此，中共的“窮家”，也就實在比國民黨的“窮國”要容易對付得多（參見下卷第五章）。

　　其三、在統治區域上，中華民國政府雖然因為堅持八年抗戰而付出了極大的犧牲，亦獲得了最後的光榮勝利，但是，勝利後的中華民國卻迎來了所謂“國統區”和“解放區”之分。在八年抗戰中，被中共到敵人後方去開辟的“抗日”根據地，竟已成為從中華民國政府手中“解放”出來的“解放區”。在中華民國，非但“一國已有二主”，而且中華民國政權竟已變成了僅僅是“國民黨統治區”的國家政權，統轄的人口不僅比戰前少了四分之一，統轄的地區亦比戰前少了四分之一強。由是，因抗戰，而使中國成了一個破碎的中國，更使中華民國政府成為一個破碎的政權，其力量之大大被削弱，也就可想而知。相反，在戰前，僅剩下二萬乞降人馬和僅“統轄”了數十萬人口的中國共產黨，卻在抗戰伊始便擁有了陜甘寧和晉察冀這兩個合法的和獨立的邊區政府，戰後更擁有了面積達一百余萬平方公裏、人口達一億以上的統治區域。至一九四四年，中共從一九三七年發展起來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已在全國發展到了十六個活動基地，其中五個有各級政府，八個設立了行政委員會，三個為軍事區域。其勢力已遠遠超過一九一一年以後任何一家持槍稱亂的大軍閥。

　　其四、在政治上，由於中共使盡了“宣傳”的伎倆，因而，在中華民國有輿論自由，而在延安卻絕不容許有任何言論自由的前提下，中共才不僅騙取了包括美國在內的不明真相者的同情，而且它的在野黨地位，和它有槍、有地盤、有實力、更有“共產主義美好理想”作為欺騙的旗號，又使許多不明真相者和深懷野心者與之相互勾連，狼狽為奸，並利用它來要挾政府和反對政府，甚至恃共產黨以挾國民黨。就前者而言，國民黨在明處，共產黨在暗處，故國民黨有錯，舉國皆知，甚至舉國皆反；相反，若共產黨有錯，則舉國無知，也就更不可能反了。是時，姑不論共產黨在實際上不抗日，假抗日，甚至做出了種種“聯日反蔣”的賣國行為，單就延安的“整風運動”，“搶救失足者運動”和“深挖國民黨特務的運動”，及其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殺人如麻的情形，在“國統區”就非但無人揭露，甚至連知道的人也沒有。但這些事情若發生在“國統區”，為國民黨所為，則不知要給共產黨和所謂的民主人士們鬧到怎樣的地步。蘇軍在東北不知蹂躪了我多少同胞女子的慘事，竟不為人所知，更無人敢講，但由中共一手製造的所謂美軍強暴中國女學生沈崇案，卻能把全國鬧得天翻地覆。就後者而言，即那些曾擁共產黨自重，而敢於大罵國民黨、大罵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所謂民主人士們，他們雖然認共產黨為民主，指國民黨為獨裁，為共產黨做盡了幫兇、幫忙和幫閑的勾當，但他們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不是被共產黨送掉性命，就是被共產黨強迫勞教、勞改、流放，或終於成為巴兒狗的悲慘命運，實在將當年他們敢於大罵和橫罵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的“勇氣與風采”，拋到了九霄雲外，從而成為今日中國大陸人民所極端不齒的形象。因而，在國民黨統治區乃是民主的和開放的，在共產黨統治區卻是專製的和封閉的這樣一個極不相同的歷史狀態下，中共的輿論欺騙實在是欺騙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民和無數的國際人士，尤其影響了戰後美國的對華政策。而輿論作為一種積極有用的武器，再加上為所謂的民主人士們操之在手，它就在促成國、共兩黨政治力量的消長上起到了極端重要的作用。嗣後，嘗足了製造輿論甜頭的中共一旦奪取了政權，也就絕不容許任何輿論的存在了，直至連人民說話的自由也全部為他們所剝奪悖盡。

　　二、八年抗戰雖然使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獲得了戰勝日本法西斯的輝煌勝利，但是，卻使它立即面臨了內戰爆發的巨大內憂，更使她立即處於“戰、和兩難”的極端困境。因為中共在長期不抗戰中種種圖謀反叛中華民國的表現，尤其是它在日本投降之日就立即製造種種赤裸裸軍事行動以發動內戰的行徑，早已將它要奪權的野心，訴諸在不可遏止的欲望之中。但是，剛剛結束了長期外患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面對共產黨逞之不及的全國性叛亂，不打則勢將被中共所顛覆，打則不僅要頂內戰的罪名，而且，因八年全面抗戰的勝利而剛剛得以喘息的軍隊和人民勢必厭戰。再加上內戰一開，長期戰爭的創傷非但來不及平復，特別是經濟上的創傷就更是沒有可能迅速撫平，此無疑又為國民黨政權增加了一個至為重大的罪名。如前所說，國民黨在陽面，共產黨在陰面，國民黨稍有戰爭動作，則全國反對之，為共產黨在“國統區”所一再策動的“反內戰”示威遊行，便會隨時隨處爆發；相反、共產黨早已發動了內戰，甚至已經大打特打在前，卻無人知其真相。即便是你美國來的調停人要視察，它也只給你看它願意給你看的，或將那些早已做好了樣子的給你看。因此，國民黨在此被動局面之下，一方面只能主動地和一再地邀請共產黨和談，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美國人來調停，留下龐大席位以敦請共產黨參加兩個“國大”，從而對和平存僥幸心理；另一方面又在中共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的內戰行動面前，不打不甘，打又不敢，捆手搏腳，羞羞答答，以至一再詒誤戰機，坐失良機。這就給共產黨的一個黨、一家軍隊和一心一意地要打內戰、打江山，帶來了對於對手的絕對優越性。

　　三、僅僅在三年半之前、即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曾致電蔣介石，對中國人民在蔣領導下獨立堅持四年半抗戰尤表敬佩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居然就能為了敦促蘇聯對遠東用兵，以使自己能夠及早地退出戰爭，便能輕易地將戰勝國中國對東北的主權，當作“賄賂的禮品”，悄悄地送給了新沙皇斯大林。這個賄賂的“禮單”就是“雅爾塔密約”。它的主要內容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必須維持（即繼續逼迫中國放棄對外蒙的主權）。

　　（二）將一九零四年由於日本背信棄義攻擊（即指一九零四年日俄戰爭）所受侵害的帝俄舊有權利予以恢復：一、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的一切島嶼，都必須還給蘇聯。二、保護蘇聯在大連商港的優先利益，並應該使該港國際化；以及恢復作為俄國海軍基地的旅順港租借權。三、東清鐵路（滿州裏 ——綏紛河之間的橫貫線）、南滿鐵路（長春 —— 大連之間的蹤貫線）應由中蘇設立合辦公司，共同經營，但須保障蘇聯的優先利益。同時，則使“中華民國在滿州保有完整的主權”（引號為作者所加）。

　　中華民國雖因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才獲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然而，此刻，一紙“雅爾塔密約”，竟又使她重蹈了晚清時代喪權辱國的境地。無怪乎蔣介石在得悉“雅爾塔密約”的部分內容後，曾痛徹心脾地說道：“就只是這些問題，已經是足以置我們中華民族於萬劫不復的境地。不僅此也，就連美國本身而論，在今後百年之間，也將很難探尋到在亞洲安全與和平的日子”。“未來的世界情勢，又在重蹈第一次大戰後霸道競爭的歷史覆轍了。”07 斯言之痛，世界歷史的發展已經給予了最為確鑿的證明。

　　斯大林正是手拿著這樣一分“密約”，以所謂五項先決條件（雅爾塔密約的數條內容）作為前提，才願意對日宣戰，更以消滅日本關東軍為誘餌，來迫使同為戰勝國的中華民國政府與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然而，直到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之後才對日本開戰的斯大林，不僅由此而在我國東北撈到了無數的戰利品，而且如其所願地將整個東北交給了中國共產黨（參見下卷第五章）。這就在國、共兩黨的整個戰略態勢上，決定了中華民國政府完全可能失敗的命運。

　　總而言之，僅從上述三個方面看來，我們就可以確鑿無疑地認定，如果沒有日本帝國的侵略，則既不可能有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中國內戰的爆發，也就沒有中華民國政府第三度統一中國戰爭的失敗。中國人民既不會因此而遭受較之日本侵略更為漫長與痛苦的共產專製復辟，亞洲亦不會在戰後成為蘇美“冷戰”的戰場，而世界也決然不會是今天的這副模樣了。追根究底，二十世紀上半期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實為造成中國人民痛苦歷史的萬惡之源。今日中國大陸老少婦儒皆能道的一句話，恰恰就是：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哪有共產黨。



第二、 蘇俄蓄意顛覆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外在原因



　　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的另一個重大外在原因，誠如胡適之先生所言，便是“蘇俄對中華民國長達二十八年的蓄意顛覆”。本書上卷第三、第四及第五章已經指證了蘇俄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和它持續命令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罪行。本書下卷還將進一步揭開上述陰謀罪行的事實，以及二戰結束、內戰開始以後，蘇俄支持中共發動內戰以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陰謀行徑，藉以說明新沙皇俄國的蓄意顛覆，乃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外在原因。此處不再贅述。



第三、土地問題未能解決是國民黨失敗的根本現實原因



　　國民黨之所以在內戰中失敗，有一個根本的現實原因，就是未能實現“平均地權”的理想。她雖然在一九三零年就頒布了一個十分進步的“土地法”，並且，即便是在艱苦抗戰的歲月裏，也始終在摸索著和實驗著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辦法。但是，一因內亂頻仍，二因外患連連，三因重視不夠，才造成了只有土地改革的進步綱領，08 而不能向廣大農民兌現。然而，辛亥以來直至抗戰勝利的三十四年間，年年戰爭所給中國農民帶來的痛苦和負擔，非但未能稍減，卻常常是急劇加深。這既是北伐時期中共就能夠煽動農民造反的最重要原因，又是抗戰時期中共能夠於敵後奪地擴張的最重要條件，更是中共能夠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下，發動起一場傳統型中國農民戰爭的重要社會基礎，特別是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之所以遭遇巨大失敗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現實原因（參見下卷有關章節）。



第四、中華民國從未真正統一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內在原因



　　國民黨之所以會在內戰中失敗，還有一個重大的內在原因，便是中華民國在實際上只獲得過形式上的統一，卻從來不曾獲得過內在的統一。

　　一、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東北“易幟”初獲統一，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其間十年，內有包括西安事變在內的新、舊地方軍事勢力十三次公開武裝叛亂，外有日本帝國對於中國侵略的逐步擴張和東北等地的先後淪陷，以及淞滬抗戰和長城抗戰的相繼爆發。雖然內部的武裝叛亂，在性質上為殘余專製勢力對於民主革命再造成功的再反撲，並且次第被中華民國政府所平息、所蕩平，但他們的叛亂對於中華民國的統一和中華民國在政治、經濟及各方面的建設和發展，都起到了十分嚴重的破壞作用。至於外部敵人 —— 日本帝國對我國的侵略和擴張政策，不僅造成了對中華民國統一與和平的最大破壞，更為國內殘余封建軍事勢力的反叛，帶來了“假國難以謀亂”的天賜良機。

　　二、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汪精衛的武漢“俄國政府”亦實現“分共”以後，中共在蘇俄直接策劃下，欲變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雖遭失敗，但是，在蘇俄的直接命令、策劃與指揮下，中共遂在南方農村持續了十年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並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嗣後，雖經中華民國政府軍的歷次圍剿而慘遭失敗，但是，中共又因策動西安事變成功和全面抗戰爆發而絕處逢生，從而導致兩個政權並存局面的形成。這不僅是對中華民國統一與和平的持續破壞，並且終因對日抗戰的長期性和艱苦性，而使之成為對中華民國的致命威脅。

　　三、雖然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的重建是北伐打倒軍閥的成果，次第蕩平李、馮、閻等新舊軍閥的大規模叛亂又鞏固了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然而兩度由武力征討所得到的統一，雖然使政權獲得了較為穩固的基礎，但十七年軍閥混戰的影響，不僅帶來了小型叛亂的繼續發生，而且埋下了殘余軍閥們朝附夕叛的重重危機，從而帶來了以所謂“和平手段實現和平統一”的後遺癥。並且，正是這些朝附夕叛的地方新舊軍事勢力，才會在內亂必定分裂的定數之下，為保存一己的勢力，因時適勢地製造了一系列對於中華民國的反叛。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出版的現代史研究著作已經指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內戰中反叛中華民國的十九位著名“國民黨叛將”中，除極個別有特殊背景者外，幾乎均為殘余軍閥及其勢力這一特質，實在不能不說是國民黨遭遇失敗的又一重要原因（具體名單見本章註釋）。09

　　四、正因為在名義上歸順中華民國的新舊地方軍事勢力，乃是以槍桿子來維持實力和維護其一姓統治的地方封建勢力，所以，凡是由新舊地方軍事勢力所統治和控製的地區，其社會狀態非但與民主無涉，甚至較之正常的和統一的專製王朝更壞。這種狀況，不僅是對中華民國共和國體的諷刺，而且造成這些地區的人民對於中華民國政權的不滿和不信任。這就給口稱革命和民主、高喊共產主義理想的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和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奠定了又一個重要的社會基礎。



三　　國民黨和蔣介石的重大歷史錯失

第一、以傳統思想文化對抗現代共產思潮 —— 思想陣地先敗



　　倘使要追究國民黨和蔣介石在內戰中失敗的自身原因，首當其沖者，便是國民黨和蔣介石在思想文化戰線上的首先失敗。

　　一、歷史的事實是，幾乎在中華民國政府軍於江西剿共取得成功的同時，中華民國卻在思想文化戰線上被共產黨所戰敗。特別是在上海等一些大都市，在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識分子心靈深處，在那些“左翼作家和左翼文化人所馳騁的文化戰場上”。究其根本原因，一是中國國民黨只意在剿除拿槍的中共黨人，卻為了在一個非常時期內能夠堅持自身的民主理念，竟給了那些叛亂者以“新聞、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結盟的充分自由”。著名的“左聯”，這個以收買魯迅為旗號，為中共配備有黨組書記的純共產黨組織，在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時代條件下，不僅曾橫行滬上，囂張於整個中國文壇，並且“拿起筆、作刀槍”，肉麻地歌頌新沙皇斯大林，無情地指罵正在艱難推行著民主進程的中華民國政府，瘋狂地號召中國的第四階級起來“革命”，從而成為中共在南方落後農村進行大規模叛亂、叛國的“文化支隊”。有必要指出的是，所謂左聯五烈士，他們之被處決，並非因為他們是詩人和作家 —— 實際上他們也只是幾個文學青年而已，而是因為，他們是在國難當頭時為中共武裝叛亂、叛國而效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是打著文學旗號，或曰在文學的掩護下以實行叛亂和叛國者。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那些天天都在寫詩作文罵著國民黨和蔣介石，天天都在作文寫詩歌頌著新沙皇斯大林的“無產階級”的詩人和作家們，為何均未遭遇被處決，甚至都未遭遇過僅僅是被批判、被鬥爭的厄運呢？更何況，作為文學青年，他們那些一再號召發動共產革命的所謂“文學作品”，在當時就能出版和傳播的事實，恰恰證明他們已在思想文化上享有著充分的創作自由和充分的反政府自由。因此，我們只能憐惜他們作為文學青年的死，卻無論如何不能憐惜他們作為叛亂和叛國者的被處決，更不能因為他們的被處決，而指罵那個已經給了他們創作自由的時代（雖然處決本身非為必須）。因為，如果他們在革命名義下的叛亂和叛國一旦成功，則任何創作的自由都將會被他們絞殺得幹幹凈凈；因為，無數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被處決和被迫害的文學家和藝術家的鮮血，於今早已將他們這些“前驅”推到了歷史罪人的地位之上（作者按：魯迅曾著文稱他們是無產階級文學的前驅）。

　　二、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面對著共產主義思潮，面對著來自蘇俄的共產文化入侵，不僅沒有予以堅決地批判和取締，竟只想簡單地依靠傳統儒家思想文化，來對抗這個為“科學”所包裝的、東西方傳統大同思想的“變種”。從而不僅中斷了新文化運動對於傳統思想文化的批判，甚至不是肯定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成就，辨析它後期的錯誤支流，引導它走向對於傳統文化中專製思想文化體系的批判，並在此基礎上建設和發展民主主義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卻一味地和簡單地用被新文化運動所批判過的傳統文化和固有道德，來抵抗這個“被現代化了的傳統大同思潮”，更要以“禮儀廉恥忠孝節義”為基本口號和基本精神，來公然地提倡舊道德和舊文化，以抵禦、抵抗和批判那個被舊帽翻新了的“共產牌思想文化”。這在一些共產派知識分子和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識分子心裏，無異是復古、復舊和倒退，是與“袁世凱及他的北洋軍閥們同唱了一臺老戲”。而由戴季陶先生等所提出的，“要以倫理的固有美德，來感化人心，增長人性”，亦同樣只能為那些已經“經歷過二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知識青年們嗤之以鼻”。因為他們寧肯相信甚至追求被十九世紀西方人文科學所包裝過的西方傳統大同思潮，也決不願意相信和重奉“東方的固有文化和美德”，甚至只會走向它的反面。實際上，也恰恰是那個被現代科學包裝的西方大同思想和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結合，才使得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識分子”與之一拍即合。猶如一位文藝史家所論，共產主義思潮“對當時的那些由於時代的動蕩不安才失學、失戀和失業的青年來說，則尤足以迎合他們的反常心理，和挑撥他們的偏激情緒，而為他們所欣然聽從和樂於接受。於是他們受其蠱惑和煽動，就好象飛蛾撲火似的紛紛投向了赤色的魔陣裏去，甚至為之賣命效死而心甘情願”。10 其實，只要稍稍考察一下一九二七年之後，中共領袖集團成員和一大批共產革命狂熱參加者的“出身和成份”，便不難明白這個立論的正確了（參見下卷第二章）。

　　三、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人，之所以會在思想文化戰線持軟弱態度，取錯誤做法，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他們自身受到了傳統倫理道德的約束和自由民主理念的製約，一方面則是他們尚缺少對於民主主義思想文化的深刻認知，從而才會在思想理論上顯得貧弱無力，缺少建樹，缺乏批判的精神和力量。一九三九年五月七日，蔣介石在中央訓練團黨政班上發表“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現程序”的演講時，就曾說出了“共產主義只重經濟、近於民生主義，卻不重視民族與民權主義；共產黨人倡導民主、亦只重視一個階級的利益，而不兼顧全民的利益；法西斯主義註重民族主義、卻不重視民權與民生主義”這樣一些對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均有著明顯錯誤認識的話。至於他一生都將“禮儀廉恥忠孝節義”作為做人準則和教導原則的做法，就更是凸顯了儒家傳統思想文化對他的影響之深。如前所說，蔣介石不愧為一位卓越的民主革命家，一位有著堅定民主理念的民主戰士，但是，正是在民主革命思想與民主革命理論的建樹上，他才與他最為敬佩的孫中山先生，具有著相當的差異。在他堅定地保衛和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的艱難歷程中，憑心而論，亦有相當的力量，不是來自於他對現代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認識，而是來自於他對孫中山先生本人，和對於孫中山先生所交付的國民革命事業的一片赤膽與忠心。



第二、權威領袖不威，民主橫遭利用 —— 反被指為獨裁



　　蔣介石作為孫後中國民主革命的新權威人物，不僅是歷史造就的，亦是當時絕大多數黨人和民眾所承認的。在一個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歷史環境下，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正因為有了這樣一個新權威，才有可能外抗侵略，內平叛亂，使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能夠次第完成，更使得民主建國能夠獲得醒目的成就。但是，也正是這個被承認的新權威，蓋因他“重然諾，儒氣太深”，11 矜名節而重恕道，因而，他才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和非常時刻，不敢以其權威之心和威權之行來保衛新秩序和新製度。這既是當時訓政舉措不力的根本原因，更為日後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深藏下了種種危機。

　　一、如前所說，自一九二七年中華民國南京政權重建，直至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雖然對中共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割據采取了征剿的政策，但對中國共產黨不拿槍的反叛，即中共對共產主義的戮力宣傳和對中華民國的惡意攻擊，非但沒有給予堅決的反擊，甚至為了民主的理念，而給了他們新聞、出版、言論、結社、集會的種種自由。這就不僅使初獲統一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訓政措施，遭到共產輿論的一再歪曲和圍攻，而且予共產主義思想文化勢力在中國的滋長、發展、甚至橫行，直至予中共爭取知識青年、統戰知識分子、騙取民眾輿論，帶來了過分自由的時代條件。這個條件無疑為中共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優勢，因而也就為自身的失敗埋下了不幸的種子。

　　二、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華民國政權雖然對於舊、新地方軍事勢力的次第反叛采取了平息和平叛的方針，並且獲得了勝利，但對於屢屢發動叛亂的殘余軍閥，以及某些對中華民國政權名歸暗抗的地方封建軍事勢力，手段過於軟弱。非但沒有及時剪除，甚至任其再興、再起和再叛。這就為中華民國來日的失敗，在自己的內部埋下了再度分裂的禍根。如前所說，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國內戰中，從國民黨陣營裏反叛出去的叛將們，幾乎全是地方封建軍事殘余勢力的歷史事實，便是國民黨對這些“逆子貳臣”過於寬容的一個直接惡果。

　　三、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既是由中共和地方軍閥聯合謀叛的武裝政變，策略上雖應該予以和平解決，原則上卻無論如何不應該就此而將“八年剿匪之功”毀於一旦。只要能夠保證民主國體不再被顛覆，民主革命不再遭遇專製復辟，寧可被人指為“獨裁”，甚至是“背信棄義”，卻不可僅僅為了“重然諾”，而置祖國的命運和人民的禍福於不顧。然而，蔣介石這位權威的國民革命領袖，雖有民主理念，卻更有儒家傳統，因而才在應該以權威的力量來保衛新製度和新秩序的關鍵歷史時刻，卻“不願和不敢獨裁”。設想一下，正因為西安事變才更加了解自己極負民望的蔣介石先生，如果能在西安事變之後，一邊向全國人民示以抗戰的決心，一邊則決心剿滅中共，以堅持執行“安內攘外”的正確國策，則二萬中共殘余既難逃覆滅的下場，中華民國政權亦從此避免了後來的內戰和失敗，中國大陸人民更不會在中共專製統治之下痛苦地輾轉至今。如是，則“一時之罵名”與“千秋之功績”又何能相比。一九四九年以前，一些所謂的民主人士，曾利用國民政府所給予他們的言論、出版自由，公開地奚落和嘲笑蔣介石“獨裁無膽、民主無量”，但在實際上，訓政時期的蔣介石先生乃是“獨裁不願和民主過量”。因為我們只要從反面拿他與毛澤東的獨裁和殘暴稍作對照，或從正面將他與英國的克倫威爾、法國的羅伯斯比爾和拿破侖稍作比較，他的崇尚民主理念、註重個人名節和深恐被指為獨裁之種種表現，就恰恰是造成他和國民黨失敗的又一個重要原因。當年的美國駐華大使魏德邁將軍，不僅認為“大陸剿共的失敗，是因為國民政府沒有獲得強有力的威權，以使得政府的政令有效實行”，而且認為，“國民政府被攻擊獨裁，是顛倒事實”。他說，“這個政府對於個人的幹涉太少，而不是幹涉太多。它最後失敗的原因，是未做應做之事，而不是做了不應做之事”。12 魏德邁的話，便是指國民黨政府絕非獨裁的政府，蔣介石亦絕非是一個獨裁的領袖。今日中國大陸人民常說“國民黨和蔣介石要是有共產黨和毛澤東萬分之一的獨裁和專製，那麽，中國早就沒有共產黨了”。歷史是無情的，卻也是公正的。



第三、數度容降容叛，黨爭內興外連 —— 困惑黨人民心



　　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還有一個值得重視的自身原因，這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因為數度容降容叛而造成了自身的高度不純，以及由此而造成了黨爭連連，從而造成了黨人和民心的困惑。



一、中國國民黨在思想和組織上均遭到了中共的長期滲透和嚴重滲透

　　如前所說，中國國民黨從理論到實踐都是一個民主革命政黨。但是，如果說它的前身中國同盟會乃是一個有著高純度的民主革命同盟的話，則於一九一二年擴大成立的國民黨，其組織的純潔性，已遠不如辛亥之前的中國同盟會了。孫中山正是鑒於此，才要學習俄黨組織嚴密的經驗。但是聯俄容共的結果，非但沒有嚴密國民黨，卻反而使中國國民黨陷於嚴重不純，直至公開的分裂之中。一九二七年，如果沒有蔣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國民黨人起而救黨，並在北伐中果斷清黨，中國國民黨怕早已成為歷史的骨董。雖如此，共產主義的幽靈，不僅從此遊蕩在中國國民黨之中；中共的潛藏勢力，更從此在國民黨中起著分化和瓦解的作用；國民黨原來的幼稚病和權力病患者們，亦只要時機一到，便會立即發病，以禍害本黨，禍害中國的國民革命。尤其是全面抗戰開始，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竟接受了中共的“輸誠”即“投降”之後，中共“打進去和拉出來”的挖心戰術，亦從此打得更歡和挖得更深。被中共收買和統戰的國民黨官僚及其子女，更是層出而不窮。在後來的國共兩黨內戰中，中共深入到國民黨核心層次，直至是最高軍事指揮機關以竊取作戰機密的情形，之所以不斷發生，無非是中共能夠在思想和組織上進行長期滲透所造成（參見下卷第五章）。13



二、中國國民黨在組織上魚龍混雜、良莠不齊

　　一九二七年的國民黨清黨，雖然清了中共，卻並沒有使中國國民黨從此成為一個思想統一、組織純潔的黨。除掉共產主義的幽靈還在國民黨內時有徘徊，中共的暗中滲透仍在繼續以外，蓋因中國國民黨要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軍事力量以北伐打倒北方軍閥，因此，其又在相當程度上，將一些舊軍人和舊軍事力量的代表人物招進了黨內。更有甚者，則是在北伐勝利進軍中，一大批投機革命的舊軍閥和舊軍人，不僅參加了北伐，而且也參加了國民黨，軍閥馮玉祥率全體參加國民黨便是一例。而一大批在北伐成功後被迫歸附中華民國的大小軍閥，竟也被接納到了黨中。這就使得國民黨變得更加蕪雜。中國國民黨不僅因此而成為一個“統一戰線”的黨，甚至成了一個“招降納叛”的黨。國民黨的革命信念、革命思想、革命目標和革命綱領，在實際上從來就沒有為這些被招降納叛者所接受。這不僅使得國中民眾困惑不已，而且極易產生對國民黨的不信任感，同時更為國民黨自身的分裂，和黨中異己者在內戰中對“本黨”的倒戈，埋藏下了極大的危機。



三、中國國民黨的內部黨爭及其惡劣影響

　　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國國民黨從未有過明顯的黨爭，更沒有鮮明的對立派別。但是，自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後，中國國民黨黨爭遂起，甚至一發而不可收拾。它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互錯雜，互相影響。概而言之，一是因聯俄容共才造成了黨內反俄反共派即“右派”，和奉俄親共派即“左派”的出現和對立。二是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因蘇俄顧問、中共與國民黨中的親俄派聯手爭奪最高權力，遂使國民黨黨權大部落入蘇俄顧問、中共和國民黨親俄派手中。三是北伐之爭導致蘇俄顧問、中共和黨中以汪精衛為首的“左派”，排擠、打擊以蔣介石為首的軍事實力派，結果反為蔣介石為代表的軍事實力派乘機反擊並獲勝算，由是才有北伐的勝利出師。四是蘇俄與中共唯恐國民黨北伐成功統一中國，乃陰謀挑起國民黨更大的黨爭。此舉雖然造成國民黨寧、漢兩個政權分裂的局面，卻最終造成了國民黨先後一致絕俄清黨，由是而有北伐的最後成功和中華民國初步統一的告成。其後，中國國民黨在擺脫了蘇俄與中共的分裂和破壞以後，其黨爭又出現了兩種新的局面：

　　第一種局面是在蔣介石因功勛卓著而成為孫後的新權威以後，國民黨中以汪精衛為代表的某些“前賢”，他們有的為了爭奪最高權力，而忘記了黨、國的存亡；有的則為了自己昔日的功勞，便絕然地要“前賢不讓後賢”；有的僅僅為了一己的權位，竟能接過蘇俄顧問與中共的“法寶”，指罵蔣介石是新軍閥和獨裁者。14 從第一次渡江北伐時的逼蔣下野，到北伐成功、中華民國統一之後的三大軍閥叛亂；從大小軍閥聯合叛亂，到各派反蔣勢力聯合召開擴大會議，以另立中央和另組國民政府；15 從各派反蔣勢力借機召開非常會議到三個國民黨“四大”的同時召開 16 —— 上述種種不顧大局、不識大體的行為，實在是極大地減弱了國民黨作為一個革命政黨的光彩，更在一般黨人和國人面前留下了對國民黨認知的困惑。特別是為中共和企圖顛覆中華民國的境內外形形色色敵對勢力，指責國民黨不是一個革命政黨，甚至指罵她是一個反革命政黨，帶來了借口。

　　第二種局面，是在中華民國初步獲得統一之後，蓋因新舊軍閥不論大小都已經參加了國民黨，因而，以李、馮、閻為代表的所有大小軍閥的叛亂，以及後來出現過的多次小規模反叛，都變成了“國民黨的內戰”。這不僅使國民黨陷於有嘴說不清的窘境，而且使外界，尤其為中共將新舊大小軍閥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連續叛亂，均指罵成“國民黨新軍閥混戰”，找到了頂頂合適的借口。這一指罵乃極其有效地詆毀了國民黨作為一個民主革命政黨的形象，不僅為她在內戰中的失敗預留了影響，而且，更使得這一詆毀的效應，延留在文學創作和歷史研究的領域，至今仍為一些不識真相的作家和研究家們所津津樂道。17



第四、蔣介石在戰後外交和戰略上的重大失誤



一、從“以德報怨”到“全力返俘”的錯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深夜，日本終於宣布無條件投降。翌日中午，蔣介石即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報怨”的廣播講話，聲稱“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是我們民族傳統的至高至貴的德性，中國將對日本帝國的八年侵略戰爭以德報怨”。這個以傳統的中國恕道，和西方基督教所謂寬容精神為藍本的“以德報怨”政策，雖然從亞洲的長遠利益和戰後亞洲的形勢來看，並非沒有它積極的意義，但是，若將它與美國總統杜魯門於同年九月二日為《日本投降文書》簽字所發表的演說相比，我們就能看見兩者之間的絕然不同了。杜魯門說：“我們不會忘記珍珠港。日本軍閥的罪惡絕不能滌清，也絕對不會被忘記。如果和在恐怖戰爭中犧牲的美國男女性命比較，任何勝利都是渺小的。”然而，正是這個“以德報怨”政策的影響，才使得何應欽在外戰剛結、內戰立起的險峻形勢下，竟將遣返日本戰俘置放到了頭等大事的地位。不僅調集全國百分之八十的車船，於兩個月之內即將日本戰俘全部安全送歸日本，而且每一個俘虜還奉送大米三十斤，作為臨別的安撫。當此國共正在爭奪東北的緊接關頭，在國共兩黨的大規模內戰已經迫在眉睫、運兵尚嫌十分困難的情形之下，竟如此地來實施“以德報怨”的精神，說輕了，是謂本末倒置；說重了，豈非有討好之嫌；說白了，如此寬待日俘的國民黨，因很快就要被迫應付內戰，又將使不知內情的民眾產生怎樣的聯想？更何況我以德報怨，善待日本，戰時、特別是戰後的日本，又何嘗曾以德還德於我呢？七十年代伊始，搶在美國前面與中共建交的是日本；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後，第一個與中共握手言歡的還是日本。日本甚至至今都不願承認它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所以，因以德報怨而在遣返戰俘中所犯下的錯失，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負面影響遠遠超過正面影響的錯誤決策。



二、甘奉“弱國外交”的嚴重錯失

　　如前所說，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曾將中華民國對東北的主權悄悄地當作“禮物”送給了斯大林。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獲悉了《雅爾塔密約》部分內容的蔣介石曾立即電令在舊金山的宋子文拜詣杜魯門總統，反對《雅爾塔密約》中有關“租借”的措辭。是年六月十五日，當赫爾利大使送來《雅爾塔密約》的全文時，蔣已深感“此約將使亞洲永無寧日”，更意識到“斯大林獲東北權益後必對於中華民國造成極大的威脅”。但是，僅僅為了順從美國的意見，蔣竟於是年六月至八月，兩次派宋子文與蔣經國赴莫斯科談判，並終於在八月十四日、即美國已經對廣島和長琦投下兩顆原子彈，日本已經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夜，與蘇聯簽下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無疑又是一個嚴重的錯失。因為，一是日本強占東北和蘇聯進占東北，在我國同為對東北主權的喪失。因此，被迫同意羅斯福的叛賣而與斯大林簽約，其結果不過是“攆走了老虎又迎來了狼”而已。二是當時日本成為戰敗國，已是定數，敗軍之師關東軍無論如何強悍，也只能是“強弩之末而不能穿魯縞”了。即便想負隅頑抗，在其國家已經投降並已經被美國控製以後，其動蕩的軍心亦不容其不降。所以，推遲對關東軍的受降，既能外擋蘇俄，又能內抵中共，豈非以逸待勞？換言之，寧肯讓敗國之軍暫駐東北，亦比讓剛剛在西線戰場上打贏了德國的蘇俄驕兵占領東北為強。因為前者侵略心理已經崩潰，後者卻因戰爭的勝利而野心正熾。斯大林之所以一直延遲到日本宣布投降的八月八日夜、即遲至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以後才正式對日宣戰，也就是在等待著關東軍整個心理防線的崩潰。而關東軍之所以兩日之內即被蘇聯軍隊摧枯拉朽似地“打敗”，皆因敗國敗軍不堪一戰而已，絕非中共向中國大陸人民所吹噓的那樣。三是蘇軍對東北的占領必有助於中共發動內戰。然而，時至八月八日之後，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委曲求全地希望能夠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其結果無非是為蘇聯出兵東北、占領東北、掠奪和破壞東北資源，特別是支持中共發動內戰，送去了一個“合法而又合時”的借口。更何況斯大林早就在談判中明言“條約是靠不住的”呢 ！18 歷史的事實是，蘇聯軍隊在占領我國東北以後亟欲長期侵占和大肆掠奪的罪行，特別是它將中共秘密放進東北和把東北讓給中共的做法，實將它要繼續顛覆中華民國、並移植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的罪行昭然而若揭（詳見下卷第五章）。

　　也許，在羅斯福已經秘密將中國出賣之後，企圖阻止蘇聯以對日宣戰為借口乘機出兵我國東北，是當時的中國所阻攔不住的。但是，如果中華民國拒不與其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它對我國東北的出兵，就屬於不合法，世界輿情就會指蘇聯為侵略。此尤罷了。如果蔣介石先生在五月已確知《雅爾塔密約》部分內容後，就能對蘇聯出兵東北可能產生的後果周詳考慮，更在六月赫爾利送來《密約》之後，一方面公開抗議美國出賣中國主權予蘇俄，一方面絕對不承認《雅爾塔密約》，一方面則因預計到蘇聯占領東北後，一定會幫助中共出關占領東北，因而在策略上采取一邊與蘇聯談判以拖延時間，一邊積極謀劃於蘇聯強行出兵東北之前，先在軍事上完成切斷中共北進關外的部署，以造成未來“關內打狗”、即“關門打狗”的局面，則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勝負，亦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或起碼不至於輸得那麽慘。如是而論，雖然都是事後諸葛亮的聰明，或僅僅是“非親臨其境者”的妄論，但是，無論如何，本“弱國外交”之委曲求全的心理，而受製於人，或被迫於人，其敗北的成數自然便會大得多。這也是古今戰事的一個普遍道理。孫子所謂“怒而撓之，卑而驕之，未戰而廟其勝算，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便是這個道理。況我之卑，必助敵之驕；我之廟算不勝，則必助敵廟算之勝。實非妄言也。



三、“美國夢”的幻滅

　　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還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感激美國，追隨美國，依賴美國，始終受製於美國和對美國抱有幻想的一個悲劇結局。中華民國之所以如是，一方面固為二戰結盟所使然，一方面亦為中華民國的民主國體所決定，一方面則是因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曾得到過美國的支持和援助。

　　但是，中華民國在對美國關系上的第一個錯失，是認美國是一個強大的民主國家，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將，卻忘記了美國對內雖擁有一個最為民主自由的社會製度，對外卻是一個為了自身國家利益，而能夠不惜背棄和犧牲盟友的“列強之一”。忘記了在戰爭中，中國和美國是互有支持，即：你雖支持了我的對日抗戰，我也支持了你的對日太平洋戰爭。更忘記了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才造成了美國對我國的需要和美國對我國的援助。否則就不能解釋，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美國還在將煉好的石油和鋼鐵運送給日本打中國。因此，任何高於自身國家主權和利益的知遇之心和報償之想，都只能使自己國家的主權和利益遭受極大的損害。中華民國政府正是在這個至為重要的國際關系原則上，犯下了嚴重的錯失。

　　中華民國政府對美國關系上的第二個錯失，是她對美國認識的偏差，才造成了對美國的過多依賴，即在相當程度上，因誇大了美國處理世界事務的能力和智慧，從而為自己的失敗製造了不應有的前因與後果。近百年來，美國在對東方國家的關系上，正是因為在政治、思想、文化、語言上的種種隔閡和障礙，加上自以為老大先進，又無應有的虛心，因而，才由其對東方國家、民族認識的淺薄和無知，而叠出錯誤的東方政策。就其對中國的關系而言，正是美國對辛亥之後的中國缺乏正確的認知，所以，它才會在前期與其他列強一起，對中國國民革命的艱難進程橫加幹擾；在後期，又對中共的所謂革命抱有浪漫式的同情，卻對在內憂與外患交相煎迫之下，仍然堅持民主進步的中華民國政權和中國國民黨，抱著不應有的反感心態。甚至錯誤地認為中共才是民主力量，而國民黨卻反而具有封建性質（費正清語）。特別是當中國內戰已成顯局，蘇俄正在千方百計地支持中共打內戰之時，美國不僅斷絕了對於中華民國的援助，卻聲稱“對中華民國統一中國的內戰，不可鼓勵，也不可在任何方式下予以幫助，以組成一個包括共產黨在內的聯合政府”。19 這就不僅令人有背信棄義的感覺，而且令人有反臉無情之恨了。何況美國總統羅斯福對中華民國的叛賣，乃是中華民國在內戰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更何況一九四一年之後，中華民國明明有無數的機會足以置中共以死命，卻都是因為“美國不同意”而坐失良機。20 但是國共內戰開始前後，中華民國政府卻處處仰仗美國，不僅請求美國大使赫爾利赴延安為國共調停，而且在內戰被迫開打之後又屢屢請美國幫助實現停戰，直至造成中華民國的國內政治與國內戰爭竟需要以美國的意見為意見。可惜的是，中華民國政府處處唯美國意見是從，卻失敗了；可嘆的是，中共卻根本不聽美國那一套，甚至公然發動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運動，卻勝利了（參見下卷第五章）。

　　中華民國政府終於失去了大陸，美國也失去了中華民國這個亞州最重要的盟友。直至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又在中共專製統治極其殘暴黑暗的文革時期親赴北京，親謁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專製獨裁者毛澤東。美國隨後竟與臺灣斷交，甚至將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和已經實現了民主和繁榮的中華民國，驅逐出聯合國。直至今日，美國仍在為了它和中共的共同利益，而一再地打壓民主繁榮的中華民國臺灣。矗不知歷史的教訓何時才能夠被記取。



四　　國民黨的腐敗和國民黨非因腐敗而失敗

　　在中國大陸，指戰後的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是因腐敗而失敗，既是勝利者中共的刻意宣傳，亦為毫無言論自由的中國大陸民眾所接受。因為腐敗召人痛恨，因腐敗而亡國就更是咎由自取。只是今日的中國大陸人民，不僅已經認識到國民黨戰後腐敗的來由和性質乃與中共完全不同，而且認識到，國民黨“非因腐敗而失敗”。一個最簡單的理由就是，自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前後才腐敗起來的中國國民黨政權，既然短短幾年的腐敗就能夠導致它的失敗，那麽，不僅在程度上，尤其在時間上，其腐敗和腐爛只能使國民黨政權望洋興嘆的中共政權，卻為何至今仍不見其亡黨亡國，甚至一再為海外的某些華人學者們所美言、所親近呢？21 因此，指國民黨因腐敗而失敗，誠不足信。此其一。

　　其二、戰後的國民黨日漸腐敗了下去，這是事實。但是，戰後國民黨的腐敗，其集中表現和主要表現，乃是通貨的急劇膨脹。而通貨的急劇膨脹和由通貨膨脹所導致的“政權腐敗和社會腐敗”現象，乃為二次大戰各交戰國所共有的歷史現象和社會現象。但以通貨膨脹為主要腐敗表現的國民黨政權竟失敗了，其他國家非但沒有失敗之虞，卻都能在戰後的廢墟上重建家園，甚至迅速地走向了民主、繁榮和富強。可見，國民黨在戰後的腐敗，亦不是它必然要失敗的根本原因。因為，如果戰後的中華民國也能夠象其他國家一樣，不再立即經受內戰的煎熬和痛苦，不再因內戰而加劇經濟的惡化，同樣能夠克服通貨膨脹並製止腐敗，從而獲得戰後政治經濟的進步和發展，則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失敗，也就非為“定數”。

　　其三、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始於抗戰勝利的前夕，發展於戰後內戰全面爆發之時，加劇在國民黨最後失敗的時刻。因此，首先是因為戰爭，才使得中華民國國家經濟遭到全面破壞，國力被掏空；同樣因為是戰爭，才使得戰時經濟出現了“高權力和高集中”現象；還是因為戰爭，不僅使得人民的生活水準急劇下降，而且使得一部分不法官僚始有可乘之機。據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統計，戰時中國沿海大城市均被日本占領，因而作為過去重要收入的關稅，三年內即損失百分之七十七，鹽稅減少百分之五十六，抗戰時期後方工業的成長率自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雖以百分之二十七的平均增長率得以增長，但一九三七年財政赤字僅占國家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七，一九四一年赤字已達百分之八十一。軍事上，軍費的支出占國家財政的比重，從一九三七年的百分之六十六點五，已上升到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八十七點三。工業上，僅在“八一三”上海抗戰的三個月內，被毀工廠即達二二七零家之多，損失資產八個億。農業上，據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統計，全國十一億四千萬畝耕地，有六億畝遭到破壞；全國原有耕牛兩千三百萬頭，戰時損失八百萬頭。猶如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的《大公報》所指出的那樣：“就現在這樣的農村經濟形勢看來，再過兩代恐怕也無法重建……最終將是農村經濟的枯竭和農村的崩潰！這將是敵人投降後的一個最可怕的敵人。”

　　正是長期戰爭的破壞，才造成了如下這樣一個結局：在抗戰結束時，重慶主要日用品的價格已經上升到戰前的一七六三倍。後方有些地區，主要消費品價格則上升到三七八三倍。其重要的影響是：“文官於如此情形之下，極難抵禦貪汙的誘惑，軍官要不吃空軍饗，也必須作超人的克製。銀行的存款簿成了一張廢紙，中產階級已經從中國的社會消失。”22 因此為填飽肚子和斂財預後而使官倒滋生，投機成風，國民黨政權才迅速地形成了自身的腐敗局面。尤其是恰當其時的“勝利接收”，更使一大批“餓極了、讒極了、也貪極了”的官員，猶如餓虎撲食，不擇手段。在中國大陸，凡是從中共文革期間走過來的人，只要稍稍回顧一下在文革中挨過整的中共各級官僚，於四人幫垮臺後又上臺時，所迅速表現出來的極度貪婪景象，便能夠領會出其中的“奧妙”來。正是這個奧妙，才揭示出了，前者乃因長期的衛國戰爭所造成，後者卻為中共的內訌、內鬥、主要是極權製度所造就。

　　至於在戰爭的廢墟上又爆發的那一場殘酷內戰，對於承擔了八年全面抗戰重任的中華民國政府來說，自然只能帶來通貨的急劇膨脹，腐敗的迅速擴張，和黨心民心的日趨渙散罷了。這對於一個剛剛經歷了長期外戰、又在被迫進行內戰的政權來說，腐敗雖不是它失敗的原因，但腐敗卻成了它走向失敗的必然夥伴。這是任何一家政權在走向失敗時都不可避免的。中共官場於八九年前後，特別是八九年後開始的“人人搞錢留後路、個個及時行樂”的腐爛現實，便是它的明證。

　　其四、在我們闡釋了國民黨戰後腐敗的成因，和國民黨非因腐敗而失敗之後，我們就可以再來論及為何國民黨腐敗就要迅速失敗，而共產黨千倍萬倍的腐敗卻至今未敗的原因了。

　　首先，國民黨及其政權失敗的決定性因素，乃是那一場內戰本身。如果我們設想一下，在今日超過千倍、萬倍於國民黨腐敗的中共大陸，如果存在著一支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欲奪取中共政權的強大武裝力量，並且正在攻城略地，席卷萬裏關山，則中共的迅速敗亡，怕早已成為“史話”。

　　其次，一方面要看到國民黨於內戰中腐敗加劇這一事實，一方面則更要看到正是八年抗戰所帶來的嚴重戰爭創傷，才在經濟上將國民黨政權拖到了面臨崩潰的地步，也才導致了通貨膨脹及政權腐敗狀況的出現。加之勝利接收中的腐敗行為和接收後在經濟政策上的措置不當，以及內戰本身對於通貨膨脹惡化的強刺激，和共產黨在國統區煽動學潮、工潮，用中共今日的話來說，就是到處製造混亂、動亂、暴亂所造成的惡果，這一切加起來，也就普遍地導致了人民對內戰中之國民黨政權的強烈不滿，並由是而加速了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這自然是“非人力、殆天數”的一個結果。而這個“天數”，便是三十八年來從未間斷過的外患和內憂對於中華民國政權的交相進攻，以及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製勢力內外勾結，合縱連橫，旨在阻斷中國民主進程和顛覆中華民國，所共同造就的一個悲慘歷史結局。如果我們再設想一下，抗戰勝利後，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發動的那一場殘酷內戰，中華民國也如同戰後的其它國家一樣，得以休養生息 ，一邊治理戰爭所留下來的創傷，一邊從事新的和平建設，則縱使腐敗一時難靖，亦不至於轉瞬即已走向敗亡。更何況其民主國體的迅速建設，所必然要造就的民主進步與經濟發展，又勢必會促使我們的祖國走上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現代化的道路之上呢。這自然不是臆想。因為失敗後的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既已經提供了它的證明，中共大陸政權亦早已從反面提供了它的證據。如前所說，更是一生偏袒中共、一生指斥中國國民黨的美國中國問題“權威”費正清先生，在臨死前才得出的唯一正確結論。他說：“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中國國民黨是能夠將中國領向現代化的道路上去的。”23



兼 論　　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國民主派知識分子的弱點、錯失和教訓

　　在近現代中國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進程中，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們亦如這個過渡期的中國社會一樣，自身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甚至是裂變。他們當中有些人為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不惜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卻在知識文化上乃至修養上，都在為自己進行著艱難的更新；有的因屬幼稚，而不能對革命時代的復雜和反復狀況深所理解，至於灰心喪氣；有的則由於傳統知識分子的本相未變，而與十九世紀歐洲共產主義思潮一拍即合，從而走上了俄式共產革命和傳統農民造反的道路。尤其是在本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即從辛亥之後到中共在大陸復辟專製成功，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恰恰是在這樣一個革命與“革命”不分，進步與反動不明，科學與愚昧糾纏，民主與專製從理論到實踐都令人真假莫辨的時代，發生了巨大的裂變和重大的分化。由於上述種種的原因，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乃迅速地從傳統型知識分子轉身一變就成了共產派知識分子 —— 陳獨秀、李大釗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先驅，魯迅、茅盾、郭沫若是他們在文化上的代表，範文瀾、翦伯贊等則是他們的繼承人。他們全盤否定傳統，又全盤接受馬列；全面批判祖國正在艱難推進的民主過渡，又肉麻地歌頌新沙皇斯大林的專製俄國。尤其是在二十至四十年代，他們不僅吸引了一批傳統型的小知識分子，更吸引了一批失意和失路的知識青年，從而造成了一股強大的“共產派思想文化潮流”，充當了中共在蘇俄命令下奪權造反以顛覆中華民國的喉舌，和在思想文化上要絕傳統、滅民主、求共產的急先鋒，直接為中共於中國大陸復辟專製的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雖然曾高喊著民主和自由的口號，以反對正在艱難中推進民主和自由的中華民國，但他們在本質上與實際上，卻是一些穿著共產主義思想外衣的、失意和失路的傳統型小知識分子，與真正的民主派知識分子絕然無緣。其歷史的過失，已經不言而喻。此其一。

　　其二、正是在這一歷史時期，處於轉型期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其中亦有一批人由真正的傳統派逐步地完成了向民主派知識分子的過渡。五四時期對學生“采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五四時期曾推動了白話文運動和提倡了新思想、新文學的胡適之，以及後來從西方留學歸來的儲安平等，便是他們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先驅者和代表人物。他們大都是在西方留過學的知識分子，既有對民主政治與現代科學的體驗，又有學術上的專長。他們的特點乃是毫不含糊地期望中國能夠走上與西方一樣的民主與科學道路，因而才會不遺余力地與土生土長的共產派知識分子相抗衡；缺點，則是因目睹已經走上了成形和成熟期的西方民主社會，因而又對中華民國向民主的艱難過渡，以及這一過渡的速度、範圍和程度，常常懷有不滿。猶如今日某些臺灣背景的美國華僑，特別是其中的某些學者們，所表現出來的對臺灣的不能滿足和不斷指責一樣。雖然出於好心，但是，在形形色色的專製勢力亟欲顛覆新國家和新製度的艱難時代，便極有可能因與敵人同唱了一支歌，從而為共產派所利用，所分化，所誘變。其中亦有一些人，因其在西方留學求職的辛酸而終生懷有對西方民主社會的怨懟之心，甚至因此而走上了反對西方民主製度和擁護東方專製製度的道路。這在實際上與把西方看成是天堂的錯失乃事同一理。對於沒有在西方生活過的人來說，尤其是沒有在美國生活過的人來說，是誠難理解透徹的。聞一多由是而從反對現實的“不民主”走上了為中共所利用的不歸之路；朱自清則以所謂“不食美國面粉”的叔夷伯齊之風，竟成了中共的戰利品和宣傳品。

　　其三、辛亥之後的中國，一方面雖然處在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中，一方面又因為惡鄰蘇俄的蓄意顛覆和日本帝國的公然侵略，因而，愛國主義的理念、情操和情緒，便承襲著我們民族最為源遠流長的內在凝聚力，使得一批正在思想文化上處於轉變期的知識分子，力圖超然在黨派與政治觀念之上，而以“愛國”相號召，相激勵。他們當中有些人是忠貞激烈的愛國人士，有些人卻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愛國者。因此，當有人只因奄奄待斃，才以高喊“一致抗日”來謀其一黨的生存時，這些不分青紅皂白的愛國者們，便立即與之一拍即合，甚至結伴為伍，直至為其奔走呼喊，製造社會對他們的錯覺。所謂七君子在上海文化界掀起的“不打內戰、一致對外”的反政府高潮，不僅為中共所一手策劃，並在實際上為中共一黨的“救亡圖存”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相反，也正是因為知識界的這些愛國者們不解國情，又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蔣介石“不抗日和不抵抗”，才在根本上混淆和顛倒了真假抗日者的界限。

　　其四、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轉變過程中，還有一批知識分子，因“求仕進”的孽根未除，因而，他們才明為要民主，實為求官做。如若做成了官，便不再罵政府不民主；如若做不成官，便要罵政府是專製和獨裁。羅隆基、章伯均之流便是這一派的典型。因此，他們的民主，是要打折扣的；他們心裏的民主，無非成了要由他們來“作主”的代名詞。由是，他們才會對民主和專製缺少真正的是非之心，也就極容易為中華民國在政治上的敵人所拉攏、所利用、所操縱。羅隆基為做官而退出民社黨，並不再罵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又因未做成官，而立即在政協會議上幫中共橫罵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事實，實在是這樣一些所謂民主派知識分子靈魂的活生生寫照。至於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內戰時期，戰爭形勢利於中共時，就喊“延期召開國大”，戰爭形勢不利於中共時，就喊“和談”的所謂民主派人士史良等，在實際上早已成為披著民主人士外衣的共產黨了。

　　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國民主派知識分子，於中國由專製向民主之艱難反復的過渡進程中，由於自身亦處在轉變期和分化期，因此，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享受了太多的自由和民主時，非但不知珍惜，甚至反對、謾罵給了他們種種罵政府、罵執政黨和罵領袖自由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而當他們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已經完全喪失了上述種種自由時，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不僅一去做人的尊嚴，甚至甘當專製統治的奴才和幫兇。因早已與毛澤東暗通款曲，並為了與中共演雙簧、“要民主”而天天罵國民黨、罵蔣介石的梁漱溟，“解放”後連一次“發言”的權力都沒有爭到，便永不再爭了，就更不用說罵。一心一意要做官的羅隆基，“解放”後只做了幾天的部長便被打為大右派，遂橫遭批鬥打擊而不能善終。“解放”前時時都敢公開辱罵蔣介石是獨夫民賊的郭沫若，“解放”後最大的本事，就是一再地將那個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專製魔王毛澤東歌頌成了他和全中國直至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24 至於一生為國民政府所養，晚年乃用著“紹興師爺”的尖刻文風，天天指罵國民黨、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先生，日日要追求“下個世紀曙光”、即“共產主義曙光”的魯迅，則正如文革之後的周揚所為他悲嘆的那樣：“魯迅若是死他日”，也只能是“天安門前等殺頭。”25

　　在二十至四十年代，正是這樣一些“民主”派知識分子，他們或已成為共產派知識分子；或暗中早已是共產黨；或因懷有過激的民主要求，而成了共產黨的統戰對象。非但懷共坐大，而且擁共作亂。但是，等到真正的專製和獨裁已經復辟時，他們有的僅為全一己之身價而助紂為虐，直至成為一批無恥之徒，即今日中國大陸人民口中的“老賊”，如費孝通、周谷城、史良這一夥至死都仍然要“梳妝作秀”，為中共打扮民主的“民主人士”們。這裏面固然有時代的重大原因，共產主義思潮的侵擾與欺騙，和處於轉變期因思想混亂、時代混亂所造成的個人悲劇，但是，其作為一種弱點、錯失和教訓，是否也應該使我們新一代知識分子們，能夠“悟已往之不諫”，而“知來者之可追”呢？



第八章







中國的民主過渡在臺灣首先走向成功





　　對於一九四九年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歷史，筆者作為一個中國大陸學人，僅在本章簡單地敘述一些淺近的認識，只因它頗不同於當前某些臺灣學者對於一九四九年後中華民國歷史的認知，所以誠請臺灣學者予以批評或批駁，並深信臺灣的學者們，一定能夠對這段歷史進行公正的分析和科學的總結，一定能夠在未來滿足海內外中國人的深情寄望。



—— 作者謹識　　

　　一九九四年十月，《紐約時報》曾發表文章，稱“國民黨也許輸掉了大陸，但臺灣已經贏得了大陸的民心”。

　　美國人是現實主義者，而所謂現實主義，即承認已成事實，或僅僅承認眼前的事實，有時亦只是表面的事實。國民黨輸掉大陸是歷史的事實，但今日臺灣已贏得了大陸的民心，又是現在的事實。所以，美國人承認不貸。

　　但是，承認事實者，未必就懂得事實之所由來，更未必懂得歷史的發展是如何地造就了這個事實的。就象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於中國大陸失敗的原因，美國人不僅把它看錯了，而且也做錯了一樣 —— 因為即便是對美國的利益而言，也是看錯了又做錯了。今天，美國人，還有其他一些人，雖然不得不承認臺灣的民主繁榮事實，卻又對民主與繁榮的由來，加上了甚為不確的解釋。除掉象費正清那樣，因一貫對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懷有不良的情緒，卻又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革命”懷有浪漫情調，才會找出種種理由來詆毀臺灣和貶低臺灣，歪曲造成這一進步的根本原因。至於其他即便是承認臺灣進步，並試圖尋找這一進步的原因者，亦不外乎認為：一是一九四九年的失敗者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在退守臺灣之後，著手進行了一些政治經濟的改革；二是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在和平環境下抓住了經濟發展的有利時機，創造了經濟繁榮的奇跡；三是在經濟繁榮的前提下，開始了政治民主化進程。顯然，這都是一些客觀者的眼光，也是一些現實主義者的眼光，但還不是一個“歷史主義者”的眼光。因為這類看法，無非是“從現象上獲取印象”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對當代中華民國臺灣的發展進行深入剖析所得出的結論。



一　　中華民國臺北政權 —— 承繼並堅守了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



　　筆者認為臺灣之所以能夠走上今天這樣一個民主和繁榮的境界，首先是因為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政權能夠承繼並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才為臺灣後來的歷史性進步與繁榮奠定了必須的政治基礎。因為，承認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繼承不繼承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將決定臺北政權的根本性質，決定它是否劃開了自己與兩千余年君主專製國統和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大陸北京專製復辟政權的根本政治界限。

　　歷史的事實是，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元旦於南京建國，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陸建政，除掉袁世凱復辟帝製的八十三天，張勛擁戴宣統公然復辟的十一天，和蘇俄指使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及日本扶植遜清王室在東北建立偽滿州國以外，尚不曾有一個反叛者，敢於公然推翻或改變中華民國的國統與國號。北洋軍閥們亦只敢在維護中華民國國統與國號的前提下，“假共和之面孔，以行專製之實”，甚至常常利用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恢復“國會”等擁護“共和法統”的手段來爭奪權力，以再造復辟。至於因一九四九年“革命勝利”，實質是“復辟成功”，而當真在中國大陸改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其晚年深自懊悔改了國號的心態，亦無非說明，他已經在擔心後人將以中華民國的“正統”來否定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邪統”，更因此而將他推倒在真正“亂臣賊子”的歷史地位之上。所以，因失敗而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臺北政權，能否承繼和堅守中華民國得之不易、更保之不易的國統與法統，將決定中華民國臺北政權的根本政治性質。

　　那麽，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又是如何承繼並堅守了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呢？



第一、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堅持了中華民國民主建國的政治方向



　　在內戰中失敗了的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臺灣，於政治上，一是承繼並堅守了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中華民國國統，繼續遵循孫中山先生關於軍政、訓政和憲政的民主建國歷程，在失敗後的艱難時世之下，恢復國民黨一黨訓政，以維系人心安定和社會穩定。二是承繼並堅守了已經初步建成的中華民國共和法統，即在有壓迫而無外患，有“異誌”而未形成內亂的外部及內部條件下，在政治上維系一九四九年前已經初步建立的憲政體製，堅定地推行地方自治，穩步地推動法製建設，逐步地擴大政治參預，以在憲政體製之內實施訓政，又在訓政逐步淡化的過程中推行憲政的建設，以期最終結束訓政，還政於民。

　　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於一九五零年即頒布了“臺灣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同時辦理省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和鄉、鎮、縣、轄市市民代表的選舉，並均以平等、普通、直接與無記名投票等最為民主的方式進行之。誠如一位大陸學者在他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樣：“早在五十年代，就有非黨人士高玉樹在臺北市的競選中擊敗國民黨人王名寧。非黨人士黃順興當選為臺東縣議員。六十年代，更多的非黨人士當上了縣市行政長官，如臺北高玉樹、臺南葉廷桂、高雄余登發、臺東黃順興。到了七十年代，黨外勢力有了更大發展。七二年三月國民黨政府公布了《動員勘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同年，增選出國大代表五十三人，增額立法委員三十一人。其中就有非黨人士。在七七年的‘地方選舉’中，非黨人士成立了‘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舉辦民主餐會，匯聚一堂，發表演說，抨擊政局，聲勢相當浩大，終於在二十個縣市中拿下四個，七十七席省議員中占據了二十一席。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民黨在權力上一向是開放的。”01 而在同時期的中國大陸卻是不能、也不敢想象的。

　　顯然，法製的建設勢必要與開放的權力亦步亦趨。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內戰中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曾頒布“動員勘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並自翌年十二月十日於全國各省市一律宣布戒嚴。在臺灣，“戒嚴”雖然在名義上實施了三十多年，直至一九八一年五月一日才宣布“解嚴”，但實際上自從中華民國政府遷臺，社會秩序輔以安定之後，一九五二年十月政府即已頒布“臺灣地區戒嚴時期軍法及司法機關受理案件劃分辦法”。歷經五次修正，乃將軍法機關因戒嚴法第八條而得以自行審判之範圍，逐步縮小至最低限度 —— 除軍人犯罪、及違反懲治叛亂條例和違反勘亂時期檢索匪諜條例之罪，由軍事機關自行審判以外，其余條例一律交由法院審判。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五日又公布了釋字第八十六號解釋，稱憲法第七十七條所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之審判，系指各級法院之民事、刑事訴訟審判而言。高級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既分掌民事、刑事訴訟之審判，自亦應隸屬於司法院”。之後，司法院組織法，法務部組織法及法院組織法等條例修正案，遂於一九八零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布，並於次年七月一日施行。如是，既使司法權的運作走上了正軌，又使法製的建設能夠作為推進中華民國民主建國事業之至為重要的一環，即必要和重要的“配套”工程，為其後臺灣法製的倡行奠定了基礎。

　　如果說一九四九年遷臺的國民黨臺北政權在臺灣重新恢復“訓政”，實出於艱難時世之下的迫不得已，那末，當生存和安全問題已經獲得解決之後，隨著中央政府和民意機構的增選和補選，言論自由的日漸開放，政治參預的日趨擴大和反對派政治的逐漸合法化，直至“解嚴”的實現，顯然為政治逐步走向自由化，亦即良性威權政治的最終結束，民主政治的全面推行，奠定了必要的社會政治基礎。自五十年代伊始即開始實行地方自治的民主政治實踐，在法製的配套建設之下，終於發展成為九十年代的全民直選省長和全民直選中華民國總統。由是，憲政得以全面實現。從而將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在二十世紀上半期，於外患頻仍、內亂叢生的中國大陸所無法推進的民主建國事業，在臺灣逐步地、並且是和平地推向了成功。這就在國統和法統的根本性質上，徹底地劃開了中華民國臺北政權與數千年君主專製國體和中共大陸專製復辟政權的鮮明政治界限，保證了中華民國自開國以來的共和國家性質和在後來初步建成的民主國體，沒有發生任何性質上的變化。



第二、中華民國臺北政權繼承和發展了中華民國的自由經濟體製



　　正因為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承繼並堅持了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所以才承繼、建設和發展了作為中華民國共和國統之重要特征的，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自由經濟形態和市場經濟體製。中華民國臺北政權非但沒有采取過任何專製的中央計劃經濟體製、即專製權力經濟體製，以壓迫甚至消滅自由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存在，相反，卻一再地和持續地保證、推動和加速了私營經濟的巨大發展和空前發展，從而將中國臺灣推向了史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境界。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四年間，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曾先後頒布的“國營事業管理辦法”、“公營事業移轉條例”和“實施耕者有其田公營事業轉民營事業辦法”，以及一九五三年一月為對日本所遺留下來的四大公營公司轉民營，而公布的“公營事業轉民營條例”等，皆因堅持了“凡可民營者，盡量鼓勵民營”的自由經濟方向，因而才有力地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繁榮。凡是高談臺灣經濟發展和繁榮者，如若忘卻了這個能夠保證和推動臺灣經濟發展和繁榮的根本經濟體製，實際是由政治製度所決定，忘卻了臺灣經濟賴以發展和繁榮的這一張“政治底牌”，而以各種各樣的原因，來妄論和解釋臺灣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原因，都無非是舍本逐末而已。因為只要國民黨臺北政權如同中共北京政權那樣，將共和法統改變成為如中共一樣的專製一統，則由專製權力所全方位控製和霸占的臺灣經濟，其發展究竟如何也就不難想象了。



第三、中華民國臺北政權進行了和平與成功的土地改革



　　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沒有忘記辛亥革命的綱領，沒有忘記平均地權的理想，沒有忘記沒有和來不及解決土地問題，竟成為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的重大社會原因，在失敗之後，乃堅持以“孫中山先生非以殺人奪地為手段，而以平均低價和保護地主與無地農民雙方利益的思想”為方針，以一九三零年頒布的“進步土地改革綱領”為藍本，以歷年局部實驗和施行土地改革的經驗教訓為借鑒，面對臺灣因日本強占經年，所早已形成的大地主兼並土地和大多數耕者無其田的嚴重局面，幾乎是與中共在中國大陸展開殺人土改運動的同時，和平地、並且是順利地在臺灣進行了至為成功的和平土地改革。由是，臺灣的土地改革，方本著共和國家的人權精神和法製精神，首先推行“三七五”減租，以平衡租佃雙方的利益；繼之采取“公地放領”的政策，以滿足部分無地農民對於土地的迫切要求；最後利用售出工業債券贖買大地主多余土地，以貸給無地或少地農民的辦法，不僅未殺、未抓、未致死一條人命，更未造成任何的動亂和混亂，卻造就了土地改革的全面成功，為嗣後臺灣政治經濟的繁榮發展，奠定了穩定的農村基礎、社會基礎與經濟基礎。



第四、中華民國臺北政權一如既往地重視和發展教育



　　辛亥之後，特別是北伐之後，因為中華民國對教育的長期重視（如本卷第六章所述，包括血濺中華的抗戰時期），02 中國現代教育才得以蓬勃發展。遷臺之初，中華民國政府雖有“一夕數驚”的外部政治壓迫和“承載過重”的內部經濟壓力，仍然堅持大幅度投資教育，興辦教育。此為中國大陸民眾所不能想象。一九四六年，臺灣的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點一，至一九八八年，因適齡兒童就學率已經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點八九，故文盲兒幾已絕跡。日據時期，日人為對臺灣實施奴化教育，特別限製臺灣同胞進入普通高中，最多只能進入初級職業學校。但一九八八年高職和高級中學學生數，已占全體中學生數的百分之六十一點九九。日據時期臺灣人進入大學者極少，並且限讀醫理工科，文法藝科則不準華人就讀。但一九八八年專科學生已達二五六六一零人，大學生已達一九二九三三人，碩士研究生已達一二四二六人，博士生已達二六九五人。出國留學者比比皆是，其雲不鮮。近十年來更是有所發展和提高，業已進入全世界高教育水平之列。其在科技、經濟和教育方面實為人才濟濟。華裔獲得諾貝爾科學獎者已有六人，但是，唯於中華民國（五人）、或於境外（一人）所培養的學人才有此榮譽的事實，實在不能不說與兩個不同的政治製度有著絕對的關系。臺灣教育的發展，對於近年來民主政治的全面推進，對於所謂技術官員隊伍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亦早已為世界所有目共睹。



第五、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對人民公民權力的保障和發展



　　自中華民國創建伊始，人民即開始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教育、就業和遷徙等自由。即便是在三十年代前後的訓政時期，甚至是在袁、張和北洋軍閥假共和、真復辟時期，上述自由亦只有一定範圍的限製，因此才可能產生中國現代史上至今仍在遙領風騷的思想文化成就。

　　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在一九四九年後的特殊艱難歷史條件下，應該說除掉事關全島安全、即為防止中共顛覆，才在少數領域進行一定範圍和一定程度的限製以外，處於非常時期的臺灣人民，不僅擁有居住、遷徙和出國留學、移民的相當自由，而且擁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很大自由。誠如同一位大陸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國民黨政權在臺灣給予黨外政治空間的第二個體現，就是允許非黨報刊的存在。“五十年代初，臺灣當局雖然製定了《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但實際上黨外報刊雜誌仍然存在。《自由中國》、《文星雜誌》、《大學雜誌》及《臺灣政論》等刊物的思想筆觸，都完全獨立於國民黨之外。其中最老的《自由中國》於四九年十一月創刊，一向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腐敗發出尖銳的批評，甚至敢於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對這一切，國民黨政權都予以容忍……七十年代中期之後，查禁報刊的尺度更有相當的放松。一般批評國民黨政權和其官員的文章常見於報端。這樣就給黨外反對勢力的存在、匯聚、集結提供了更大的空間。一九七九年五月，行政院新聞局解除了《停止雜誌登記》的禁令。僅一個月後，《美麗島》、《八十年代》等雜誌即行出版，在臺灣社會掀起了更大的波濤。辦民間報刊，參加地方選舉已經成為黨外反對勢力匯集力量，培養儲蓄人才，擴大其能量和影響面的犀利武器。一九八七年國民黨政權取消‘戒嚴令’，徹底開放了黨禁、報禁，歷史終於翻開了新的篇章。”03 至於後來臺灣民營報刊之多，私營出版事業之隆盛，民間報業巨子之舉世聞名，就更為幅員遼闊的中國大陸，人才濟濟的中國大陸，民怨沸騰的中國大陸，所不能和不敢想象了。五十年代，一個年輕的出家女子，竟能在花蓮籌辦“慈濟功德會”，並廣收門人，興旺時，人數竟達上百萬之多，收入竟達數億萬之巨，這在絕對不容許人民有任何結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中共大陸，無疑只能造成千千萬萬人人頭落地的悲慘結局。然而，在臺灣，甚至是發生了“高雄事件”那樣的大案，在蔣經國先生“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指示下，亦只有“軍警人員之傷亡，而無人民之被傷害”。04 尤其是近年來由民主政治的全面展開，所帶來的政黨、社團的蓬勃發展，就更是使得中國大陸人民，特別是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們，產生了無限的羨慕和追求之心。



二　　威權總統恢復訓政 —— 保證了臺灣的政治穩定與和平發展

　　一九四九年的蔣介石誠然是那一場大規模內戰的失敗者，是中華民國政權和中國國民黨在大陸遭遇失敗的代表人物，更是一九四九年中國那一場歷史性悲劇的主角。但是，蔣介石作為曾領導北伐成功的革命領袖，作為曾領導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民族英雄，作為一位始終堅持保衛國家主權與獨立，一貫追求和平與統一的中華民國領袖，他雖然不象中外歷史上一些幸運的和不幸的英雄們那樣，既因其卓越的功勛而獲得了純潔的英名，亦未因其巨大的失敗而只能走上亡國甚至是亡命之途。作為一位堅強的民主戰士，他固因天性中缺少推行革命專製的殘酷力量，而沒有象羅伯斯庇爾那樣，被陰謀叛變者和陰謀復辟者送上斷頭臺；作為一個曾被一群真正的封建獨裁者所指罵的“獨裁者”，他因在實際上遠遠沒有做成一個革命的獨裁者，亦沒有在死後如同克倫威爾那樣，被復辟王朝開棺戮屍，或如拿破侖那樣被終身囚禁在大西洋的孤島上；作為一位在中國從專製向民主過渡的艱難歷史進程中，既領導了革命的成功、又遭遇了巨大失敗的歷史人物，他既無拿破侖敢於稱帝的革命君主式膽量，因而又保持了他作為一個民主革命家的純潔性。然而，他的智慧，他的膽略，他的堅定性，尤其是他作為一個失敗者而擁有的堅韌不拔精神，才使他深具一位悲劇英雄的美學意義。而他作為一個悲劇英雄的形象，無疑是他在臺灣作為威權總統的魅力之所在。

　　誠然，他在那一場內戰中遭遇了巨大的失敗，然而他卻在失敗之後，憑著他個人的信念和精神，既能夠死處求生，又能夠“苦撐發展”，並終於將孫中山的民主革命理想，與他自己一生對於民主建國的追求，實現在臺灣島上。不僅為全島的人民帶去了進步和繁榮，而且使中國大陸的人民重新看到了希望。不僅引導中國大陸人民糾正了“錯把復辟當革命”的歷史性錯失，又為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的萬難追求，提供了由歷史反思而得來的巨大力量。同時亦為他個人 —— 一個偉大的悲劇式的歷史人物，爭取到了被再認識、再肯定直至被再推崇的歷史條件。今日中國大陸社會所普遍存在和迅速發展著的“戀蔣情結”，固然是因為有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獨夫民賊毛澤東做了他的陪襯人，但如若缺少了他自身的歷史魅力和歷史功績，則中國大陸人民也就不會在痛苦、並且是深沈的歷史反思過程中，予他這個曾被推倒的英雄以再認識、再肯定和再推崇了。

　　一九四九年之前，曾被形形色色專製勢力冠以獨裁罪名的蔣介石，唯其是真正的不獨裁，唯其沒有大膽地進行過充分的訓政，即特定歷史階段上的“良性獨裁”，才為一九四九年中國民主進程的巨大逆轉，埋下了失敗的先機。這無疑是一個歷史性的遺憾。但是，正是這個遺憾，卻使他在退守臺灣之後，才決心為保衛臺灣的政治安定與和平發展，甘冒“獨裁”之罵名而不諱。

　　然而，他甘冒罵名的“獨裁”統治，在形式上既是為保護臺灣安寧和推動臺灣進步的威權統治；在性質上，則更是為保衛臺灣安寧和推動臺灣進步的持續訓政。具體言之：第一、以其個人的威權在五十年代初一夕數驚的臺灣，於憲政體製之內恢復訓政，以及他個人的領袖地位。由是而果斷地消除了形形色色的叛變陰謀和叛亂事件，保衛了臺灣的安寧。再不似在中國大陸那樣，對於舊軍閥的叛亂和共產黨的叛國姑息養奸。

　　第二、以其個人的威權於思想、文化領域取締宣傳共產主義的自由，嚴禁為共產黨張目。在言論、出版、教育等各方面，對凡是散布共產革命思想，或借所謂民主思想來鼓吹共產主義思想的種種思想行為，予以明確的限製，以徹底杜絕中共企圖製造臺灣內亂以一舉顛覆的任何可能。

　　第三、以其個人的威權來製止對臺灣安全與發展有害的種種過激民主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製有過激民主要求者的自由直至法辦。不再象大陸時期那樣一再地姑息和遷就。以使得極少數雖有民主追求精神、更有私欲膨脹、直至有明確輸共之心的知識分子，不再擁有蠱惑人心的自由。

　　第四、以其個人的威權保證正確方針政策的決行和貫徹。諸如當土地改革遭遇大地主反對時，蓋因他的威權堅持，而使之順利達成；當十大建設橫遭物議之時，亦因他的威權堅持而得以拍板定案。

　　第五、以其個人威權，在選擇他自身的接班人時，面對種種輿論，雖經內心沖突，終能決意“內舉不避親”，以蔣經國續其重任。歷史已經證明了他選擇的正確。05

　　第六，以其個人威權，使臺灣在長達二十余年的歲月裏處變而不驚，循序而發展。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初，當以美國為首者相繼與中共建交，甚至言歡，以至臺島飄搖、人心懼禍之時，蓋因他的威權，才使得“莊敬而自強，處變而不驚；忍一時之痛，謀經濟之獨立”的精神貫遍全島。

　　…………

　　非知此便不能理解，一九七五年，當他辭世時，島上人人悲從中來，痛不欲生者比比皆是的原因。自然，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他留下了一個與毛澤東的中國大陸所完全不同的中國臺灣，一個已經和正在走向繁榮和昌盛的“三民主義模範省”。

　　無庸諱言的是，正是蔣介石和他的威權，才為保證臺灣政治安定與和平發展帶來了政治上的巨大保險系數。反之如若沒有這樣一個威權總統，則臺灣豈只不會有今日的進步和繁榮，甚至連其存亡也難有定數了。因為連李登輝總統也不能不承認：“今天，我們所締造的發展成就，是建立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先總統蔣公的保衛臺灣，以及經國先生的政經發展基礎之上。”（李登輝：《臺灣的主張》）筆者亦曾在臺灣問過一個反蔣的學人：“如果蔣先生於四九年敗守臺灣之後，便立即象今日的李登輝先生這樣，實現全面的民主政治，則閣下認為臺灣的命運又將若何？”這位學者乃不暇思索地對我說：“臺灣怕早已被中共‘解放’。”

　　必須指出的是，今天，被臺灣的某些朋友指責為“白色恐怖”的蔣介石威權統治時代，確有可能存在著少數“受委屈者和被迫害者”，但是，對於絕大多數臺灣人民來說，卻正是因為有了這個威權統治，才使得他們能夠走上自由、民主和繁榮的道路，或曰為臺灣今天的自由、民主和繁榮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歷史基礎。如果誰不是這樣地看問題，誰就不是一個歷史主義者和客觀主義者。誰如果只是對蔣介石威權統治時代所出現過的缺失和錯誤，和當時為了臺灣的安全與發展而不得不實行的“限製”，充滿怨懟和仇恨之心，誰就等於在實際上不承認“安全”在那個時代對於臺灣的特別重要性，誰就是根本不承認當時的臺灣唯有安全才能發展，誰就是根本不懂得什麽叫作專製，什麽叫做獨裁，什麽才叫做“白色恐怖”，誰就更不懂得他們自己所說的“寧靜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的根本原因。

　　必須指出的是，良性獨裁，在臺灣即所謂持續訓政，並非是把訓政當作目的，而僅僅是要把一定範圍內、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的一黨訓政或一人獨裁，只當作建立、保衛和鞏固民主秩序和民主製度的手段，並隨著民主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民主製度的逐步穩固，而必須逐漸地削弱直至取消之。就理論上而言，它無非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後，面臨形形色色專製勢力的反撲和復辟之時，民主力量或新生民主政權所必須采取的革命手段。這才是訓政的本質。就歷史的發展而言，唯其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存在，才能保證民主秩序得以最後的確認和確立。唯其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不曾存在，則剛剛建立的民主秩序或民主製度，便極有可能有創而覆之的危險。近現代各國凡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國家，其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已經足以證明它在理論上的真理性和實踐上的重要性。而蔣介石作為一個成功者卻遭遇了失敗，又作為一個失敗者卻走向了成功，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他於北伐成功之後，曾為了體現民主，害怕被指為獨裁，而在相當程度上放棄了保衛民主的“獨裁權力”。在他失敗退守臺灣之後，蓋因他“前事之師，後事不忘”，敏銳地意識到若不實行威權統治或曰良性獨裁，便很難不再重蹈失敗的復轍。由是他才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實行了“威權的獨裁統治”，從而保證了臺灣的和平與發展，更在中國歷史上，首造了“身在邊陲，卻不僅有能力對奪取了中原的統治者予以持續的對立和抗衡；而且更因其進步與繁榮，而傲然於中原的專製統治者”這樣一個史所未有的先例。這在他個人，無疑既是教訓，又是經驗；既為所失，又為所得。在歷史，則因此而發展成為前後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局面，實在不能等閑而視之。



三　　民生主義追求實現 —— 推進了臺灣全面民主化進程

　　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對於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承繼和堅守，和蔣介石以其個人的威權對這一承繼和堅守所進行的保證，不僅帶來了臺灣的政治安定與和平發展，而且推動了民生主義理想在臺灣的追求和實現。“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思想，不僅成為失敗者 —— 中國國民黨人治島的原則和方向，同時更將“非實行民生主義，難以富國裕民；非實行民權主義，難以民主法治”作為重大失敗教訓的一種，以激勵中國國民黨人在臺灣勵精圖治。而勵精圖治的重心，便是推動民生主義在臺灣的發展和實現。

　　如前所說，是中華民國固有的自由經濟製度和市場經濟體製，才為臺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而土地改革的全面成功，又為其“發展農業、培養工業”的方針，帶來了可行的社會基礎。同時，遷臺之初，為穩定經濟而實行的一系列改革，如改革金融管理，改革財政稅製，實施貨幣改製，整頓公營事業，實施單一匯率，有效運用利率，抑製通貨膨脹，恢復和開創各項生產事業等等，則使因戰亂和“湧臺”所造成的經濟恐慌景象，得以撫平。此後，政府不僅設立一系列經濟建設的綜合機構，一系列科學研究機構來製定經建計劃，以推動和實現經濟的發展，而且抓住歷史機遇以求經濟的高速發展。韓戰固然有助於臺灣人心的安定，六十年代世界經濟蕭條則為臺灣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機遇，越戰又為臺灣中小工業的發展製造了契機。之後，十大建設既為臺灣現代經濟的發展，奠定了歷史性發展的基礎；嗣後進行的二十二項大規模經濟建設，又在交通、能源、造船、製鋼等重工業發展上建立了雄厚基石。並從此邁向已開發國家行列。五十年代初期對於教育的極大重視，不僅迅速地提高了教育水準，更為經濟發展造就了人才；對外貿易的迅疾擴張，則使全島經濟得以高速發展。八十年代英國著名的《歐元》雜誌，在它對世界作第五次經濟評估時，已將臺灣經濟對內對外表現評列為世界第六位，就發展中國家而論，則為第一。埃及作家德特亦在“臺灣能，為何埃及不能”一文中說：“如果日本經濟發展是奇跡，臺灣就更了不起。”美國專家顧柏克則在《中國現代：兩個中國的比較》一書中說：“臺灣沒有馬歇爾計劃協助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開發，但臺灣卻成長快速，現已成為美國第五大貿易夥伴。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工業每年平均增長百分之十六，社會並能做到均富，私人企業繁盛，中產階級正快速興起。”美國史丹佛研究所發言人迪西納於一九八六年曾對美國議員和專家們說：“臺灣的成就，與其說是奇跡，不如說是合理的策略，勤奮的工作和耐心所至。”

　　臺灣 —— 一九五三年對外進出口貿易總額僅有三億二千萬美圓，一九八八年則增為一萬一千零二百四十一億美圓，三十六年間增加了三百四十四倍，成為世界貿易大“國”之一。

　　臺灣 —— 一九四九年人均收入尚不如中國大陸，一九五零年代人均收入還在一百美圓以下，一九六七年亦只有二百四十九美圓，但自一九六八年起即已快速增加，至一九九零年已達人均八千美圓的紀錄，四十一年間增加八百倍，超過大陸數十倍之巨。

　　臺灣 —— 一九五零年代，外匯存底尚不能進入世界排行榜，至一九八六年，外匯存底已達世界第二位。

　　臺灣 —— 以其居於世界第二的人口密度（第一為孟加拉國），在數十年間的經濟發展成就，將中共專製復辟統治之下的中國大陸，遠遠地拋到了後面。這裏沒有任何特殊的原因，有的只是“社會製度不同所帶來的巨大、而且是本質的差異”。臺灣的經驗顯然有力地證明了：沒有一個基本的民主政治體製，和由這個民主政治體製所決定的自由經濟形態，其現代經濟的真正發展，遲早都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和假話。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曾一再地向中國大陸人民“解釋”說，臺灣人民今天的好日子，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反動派”從大陸卷走了二百萬兩黃金所致，和“美帝國主義”曾給了臺灣以極大的支持。前者誠屬可笑，因為大陸地下埋藏著的黃金，又豈止二百萬兩；更何況中國向有一句古話，叫做“坐吃山空”呢。至於後者，如果“美帝國主義”當真能夠對“國民黨反動派”予以極大的支持，大約“國民黨反動派”的大陸江山也就不見得會失去了。況且臺灣根本就沒有馬歇爾計劃協助其在二次大戰後的開發。因此，直言之，臺灣如若不能自強以度艱難，如若沒有前文所說的那一張“政治底牌”，如若沒有韓戰的爆發而使美國又有了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需要，則美國的所謂支持，只怕仍舊是“千呼萬喚難來臺”了。

　　隨著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理想的實現，臺灣又全面地推開了政治民主化進程。鑒於臺灣人民對於自身信念的持續增強，和參預社會政治願望的不斷增強，隨著增選、補選中央政府和民意機構、保證言論自由和反對派政治合法化等一系列民主改革的次第實現，八十年代後，中華民國政府決定宣布“解嚴”，決策開放大陸探親，全面放開輿論，給予人民出版、集會、結社及組黨的完全自由，並終於從五十年代初全體人民直接選舉縣、市長，走向了全民直接選舉省長，特別是在中共飛彈威脅下，堅持全民直接選舉中華民國總統，並獲得了舉世贊嘆的成功。中華民國臺北政權乃以此作為訓政的全面及徹底結束和憲政的全面及輝煌開始。由是，辛亥革命的民主政治目標已經達成，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理想終於實現，民主主義的政治製度終於在中華民國臺灣得以確認和確立。如果沒有中共的武力顛覆，專製復辟在臺灣已經永無可能實現。以辛亥革命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革命，中國自近代開始的由專製向民主的過渡，終於在我們偉大祖國的一個地區 —— 臺灣，首先走向了最後的成功，從而為實現中國的民主統一，而不是專製一統，打開了現實的通途，帶來了歷史的希望。

　　今日，雖然臺灣在其民主政治的全面拓展與迅速實現中還存在著、並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甚至出現了臺獨的傾向，但是，前者固因民主製度的確認和確立，而完全可以將之視為歷史遺留的問題和前進中產生的問題，而期望在民主政治的體製內，用改革或改良的辦法逐步加以解決。後者，說到底，無非是對於中共大陸專製政權的一種挑戰式逃避而已。並且，即便它另有圖謀和另有企求，它亦一定會隨著中國大陸人民推倒專製政治、建設民主政治的實現，以及中華民國國統在全中國的重續，中華民國法統在全中國的重建，而成為一個過時的“政治誤區”。誠然，這是一個值得同情的政治誤區，但又是一個必須引導和一定能夠得以解決的政治誤區。歷史的發展將會證明，在這個世界上將只會存在著一個包括臺灣在內的、統一而且是民主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一百年來，東方強國為其侵略的野心，一直致力於中國的分裂而不是統一；西方列強為了一己的利益，同樣希望中國不是統一而是分裂。近百年來，中國在從專製向民主的艱難過渡中，因民主和專製反復較量的歷程，又一再地造成了中國的分裂與分治，誠所謂“專製仆而統一成，民主敗而分裂生”。然而，隨著全中國的民主過渡必然要走向它最後的成功；隨著形形色色的專製復辟，特別是中共在革命名義下的全方位專製復辟，一定要走向敗亡；隨著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歷史的持久反思和深入反思，必將使他們重新認定新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中國的民主統一不僅一定要實現，而且一定能夠實現。一個由孫中山先生所親手締造的，由蔣介石先生曾堅定捍衛過的，並必將為臺海兩岸人民所共同建設起來的民主、統一、強大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將一定會治愈它自身的創傷和裂痕，帶著它古老的文明和文化，和今日的進取與進步，屹立在這個世界之上，為促進這個世界更新一輪的進步和繁榮而盡心盡力。

　　作者願為臺灣人民五十年來因“堅守民主國體、致力民生發展”而得以“全面推進民主、實現還政於民”的偉大成功，予以最為深沈的祝福。

兼 論　　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

　　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內戰中的失敗，招致了中國國民黨數十年護國護法的慘痛失敗和最大失敗。但是，一九四九年後，由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在臺灣堅守國統、法統，並致力民生發展的結果，卻最終地帶來了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理想在中華民國臺灣的實現。

　　應該說，除掉臺灣人民於半個世紀以來的艱難奮鬥之外，蓋因蔣介石先生能夠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才奠定了臺灣和平發展的基石；亦因蔣經國先生對經濟建設的傾心推動和對民主政治的有心推進，才把臺灣推向了經濟全面繁榮和民主政治迅速發展的境界；同樣，也正是李登輝總統的努力，才推開了臺灣全面民主化的歷史性進程，在臺灣完成了向民主的全面過渡。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李登輝總統當政時期，正值中共因表面的繁榮掩蓋不了內在的恐懼，對臺灣由統轉壓，由和轉嚇，打壓越來越甚的時期。由於李登輝總統在這一特殊而又復雜的歷史階段，一方面保持了經濟的持續發展而使國際更為贊賞；一方面又因不低頭，不示軟，並於中共飛彈之下，堅定地實行並完成了全民直接選舉總統，因而為全世界所推崇；從而使“利在大陸”的各國，仍然能夠“心在臺灣”。所謂“抗共有功”。近年來，歐洲議會及眾多世界進步人士對臺灣的推崇和對中共的厭絕，及其不斷呼籲“現在是好好了解臺灣的時候了”的話，以及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在它被承認的世界各國幾成“無效護照”，06 而一本中華民國護照，在它不被承認的國家裏卻能夠暢行無阻的事實，都實在地證明了今日臺灣在世界上的實際名聲和地位。

　　縱觀臺灣五十年來的巨大歷史變遷，前兩位已故的蔣總統，歷史功績自無庸諱言，歷史地位早已確定。但對於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總統和中國國民黨領袖而言，其歷史的功績和地位卻尚難確定。這是因為，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曾為他們留下了一個“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這個重任，孫先生曾為之奮鬥、拼搏過十數年；這個重任，雖為蔣介石先生所曾完成，卻因他在一九四九年內戰中的失敗，和兩位蔣先生相繼成為歷史人物，而將它留給了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們。並且只要他們一天尚承認自己是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領袖，他們就對繼續護國和護法的歷史重任，有著不容推卸的重大歷史責任。李登輝總統在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的就職演說中不僅宣稱：“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一個主權國家。海峽兩岸沒有民族與文化認同的問題，有的只是製度與生活方式之爭。”而且明確指出：“中華民國要在未來國家統一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李登輝總統確實言之不虛。因為對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領袖來說，他們既具有孫先生和兩位蔣先生所不曾具有的“護國護法”之大好歷史條件，又具有孫先生和兩位蔣總統所不曾欣遇過的重大歷史機遇。

　　第一、就歷史條件而言，首先，孫中山先生自一九一三年開始護國，一九一七年開始護法，直到他辭世，不僅幾波幾折，幾興幾衰，而且，陳炯明叛變時，孫先生護國護法的“本錢”，已徒剩一艘中山艦而已。蔣介石先生雖曾是奪取了護國護法成功的勝利者，但他又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場護國護法巨大失敗的代表者。其後，他能在國際、尤其是中共大陸專製政權的強大壓力下，於臺灣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直至其辭世，雖然功不可沒，但他畢竟未能完成在全中國護國護法成功的歷史重任。蔣經國先生為推動臺灣進步和發展的功勞自不待言，但他作為執掌中國國民黨黨權和中華民國國政的過渡性人物，卻無幸在他的有生之年，擁有在全中國奪取護國護法勝利的國際和國內條件。

　　第二、就歷史的機遇而言，奪取全中國範圍內護國護法最後勝利的關鍵，乃在於中國大陸民心的全面覺醒。誠如一九九四年十月《紐約時報》所指出的那樣，“國民黨也許失掉了大陸，但是，臺灣已經贏得了大陸的民心”。尤其是近十余年來，在中國大陸社會因廣泛深入的歷史反思運動而出現的，對於國民黨時代和蔣介石先生之普遍懷念情結；以及“認三民主義之祖、歸中華民國之宗”的理念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和普通民眾當中的應運而生；特別是中共大陸政權在中國大陸人民心中已經敗亡的事實和在實際上必將敗亡的前景；就更是為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們完成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提供了絕好的歷史機遇。套用一九零四年孫中山先生的一句話來說，就是：“今日之中國大陸，正處在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中共專製復辟統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滅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燃成燎原之勢。”07

　　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領袖們，一是擁有一個富強的臺灣，她在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實力及潛力，實為孫先生及兩位蔣先生所不能比，更為北伐前已在廣東一隅立足的革命政府所不堪比。二是如前所說，她雖然叠遭中共打壓，但世界各國乃“利在大陸”、卻“心在臺灣”的復雜國際心態，又是一百年來孫、蔣三代領袖護國護法所從來不曾擁有過的有利國際條件。世界各國蠻橫幹涉中國民主進步的時代，畢竟已經一去不返；孫、蔣所曾遭遇的東西方列強一味支持、甚至以武力支援中國反動勢力的時代，畢竟不會再來。

　　由是，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們，應基於三種境界而為後人鑒：

　　第一、面對難得的條件和機遇完成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其必將功在中華民族和功在千秋。

　　第二、保住臺灣，發展臺灣，使臺灣成為中共不能咬、不敢咬也咬不動的一塊鐵牛筋，為中國人民有資格、有能力實現和實行民主政治作證，為中國大陸人民留下一片希望的陽光，則他們今日的現實地位就是他們來日的歷史地位。誠然，一根火柴就能燃遍大陸的現實機遇，一只“悼念”鄧小平的花圈便能叫統治者心驚肉跳的中共統治現狀，一陣組黨風潮就能逼迫中共重開殺戒的恐怖現實，倘若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們，能夠敏銳地抓取之，促進之，發展之和成功之，以完成孫中山先生和兩位蔣先生所交付的護國護法重任，則他們作為二十世紀中華民族之第三位、第四位和第五位偉大人物的歷史地位，又何需再論之與再辯之。

　　第三、或因茍安而為中共所專製一統，或為一念之差而脫離中國。其結果因只能造成助紂為虐或亡臺裂國的局面，則非但不是功在歷史，而只能是罪在歷史；非但不能功在千秋，而只能是罪在萬古了。



結論







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



—— 兼述國民黨的哀與榮





　　現在已經可以為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作一個客觀的歷史結論了。這個歷史的結論就是：

　　第一、由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新中國。

　　第二、國際國內凡是要顛覆中華民國者，無一不是真正的專製勢力或真正的專製復辟勢力，並且不管它們是在何種名義之下，包括“以革命的名義”。辛亥之後八十余年的歷史已經對此作出了確證。

　　第三、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民主性質的政黨，而不是一個專製性質的政黨；是發動了中國民主革命、推進了中國民主過渡的政黨，而不是反對中國民主革命、阻斷了中國民主過渡的政黨。雖然她有過形形色色的錯失，有著各色各樣的缺陷，並遭遇過慘痛的失敗，但這些都不能掩蓋她本質上乃是一個民主政黨的政治光輝和歷史光輝。因為，一百年來，中國國民黨一共做了六件大事：一是推翻滿清，結束帝製，創立了民主共和的嶄新國家製度。二是堅持反對形形色色的專製復辟，領導了北伐成功，初步統一了中華民國，贏得了護國護法的勝利。三是領導全國人民堅持長期抗戰直至勝利，並因此而廢除了近百年來壓在中華民族頭上的不平等條約，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和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四是在內憂外患長期交相煎迫之下，歷經軍政、訓政，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初步建立、建成了中華民國的憲政體製，頒布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五是長期堅持反對中共在蘇俄指使下發動共產革命以反撲中國國民革命、顛覆中華民國，並數度獲得成功，卻於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內戰中慘遭失敗，致使中國大陸重蹈專製復辟統治。六是失敗後仍能在臺灣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從而“將臺灣推向了中國五千年所未有的民主繁榮境界”。一個政黨，在百年中做了六件大事，五件正確而且成功，一件失敗但並非錯誤，那麽，這個政黨還是反動的嗎？還是一定要打倒的嗎？

　　第五、中國國民黨不會亡。因為在臺灣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將只有落選之敗，而無亡命之虞；因為即便是因落選而不再在臺灣執政，亦應該是哀榮並至；因為雖然“哀”在落選，但卻“榮”在她百余年來民主理念和民主追求的最終實現。

　　第六、中國國民黨的前途在大陸，而不在臺灣。因為今天中國大陸人民正在重新認識中國國民黨的性質和歷史，已經認識到了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歷史合法性，甚至已經初步認識到，唯有“認祖歸宗”，才能夠為在將來造就一個“民主統一”、而非“專製一統”的中國，帶來光明的前景。由是，中國國民黨一定會在中國大陸重新崛起，對推動中國大陸最後的民主進程和祖國的民主統一，作出她應有的歷史貢獻。不論今日臺灣的中國國民黨是否還有這樣一份雄心和壯誌，中國國民黨真正的前途都是在中國大陸，而不是在中國臺灣。







共產革命、農民造反與中國共產黨





第一章





中共參加、破壞和背叛中國民主革命



一　　蘇俄指使中共“參加”國民黨和國民革命



　　猶如本書上卷第三章所論述，中國共產革命的主要誘因絕不是來自本國，而是來自列寧和斯大林發動世界共產革命的“東方戰略”。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成功後，鑒於它與新專製俄國“萬古常青”的兄弟友誼，曾對蘇俄的扶植、指使和指揮供認不諱。即便是在俄中兩黨發生內訌惡鬥，直至悖墻開打之後，中共的禦用歷史學家們雖然常常要遵旨改史，卻也不得不承認，中共是由蘇俄扶植才誕生和發展起來的歷史本相。

　　第一、中國大陸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歷史教材“中國現代史”仍承認：“一九二零年初，上海、北京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釗等開始醞釀成立共產黨組織。同年四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派維津斯基來華了解中國的政治情況。維津斯基先後在北京、上海會見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人，討論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此後，共產黨組織便在各地出現。”01

　　第二、因維津斯基來華而開始在中國各地出現的共產黨組織，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十三人代表五十七名共產主義信徒創建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可爾斯基出席了會議。馬林就此便留在中國，開始直接領導剛剛墜地的中共，直至一九二二年三月他被第三國際召回。在此期間，馬林不僅要審查中共的建黨工作報告、組織發展計劃和活動經費預算，並且申明“共產國際有幫助各國共產黨的義務，全部經費應由共產國際支付”，同時發放了第一批中共職業革命家津貼。02 從此，中共中央的一應事權必須由他直接過問。馬林就此而扶植了中共，亦因此而獲得了對中共的指揮權和控製權，致使中共在建黨之初就不得不服從第三國際、實際就是蘇俄的直接領導和指揮。進而更在蘇俄的指示之下，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召開的“二大”上發表宣言稱：“中國共產黨既然是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所以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又專門寫下一章，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黨章另有十二處規定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領導與被領導關系。

　　第三、中共不僅在政治上、組織上成了國際共產專製勢力的一部分，由於它在經濟上要接受共產國際即蘇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製，因而它又成了一個不得不接受境外顛覆勢力長期指使和指揮的黨。中共“一大”召開以後，陳獨秀即在他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中央機關支出一七六五五圓，其中收入國際支持款項一六六六五圓，自行募款一零零零圓。”在中共的“三大”上，陳獨秀已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據前蘇聯已經解密的有關史料顯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預算，僅僅是特別費一項，就已經有一百萬圓。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後，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蘇區”為止，僅蘇俄給予中共的日常開支，每年均已達六十萬圓以上。誠然，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白吃的午餐的”。中共自建黨就一直在蘇俄的命令下，並在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名義下，為誘逼中國國民革命和顛覆本國政府而盡心盡力，也就“理所當然”。03

　　第四、中共在建黨之初，因國中信三民主義的多，信共產主義的少；信國民黨的多，信共產黨的少；羽毛既難豐，力量又太小，革命經驗更無從談起；因而，蘇俄才會從自身的革命經驗、即“背叛與奪權”的經驗出發，在孫中山不同意將國民黨改名為共產黨，並拒絕將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並，只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之後（參見上卷第三章第十條註釋），遂從命令部分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直到命令全體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直至“參加”由孫中山先生領導和奮鬥了近四十年的國民革命。年幼的中國共產黨，既不懂得這是蘇俄之所以能夠奪取俄國政權的寶貴經驗，更不明白這與蘇俄指使歐洲各國共產黨組織紛紛加入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工會，是出於同樣的目的，甚至為自己是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卻要參加“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而頗感委屈。正因為如此，中共才會在它的“二大”宣言中稱：“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製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但是，中共“二大”之後不久，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就在一九二二年八月的中共西湖會議上，堅決反對中共某些人只同意建立黨外統一戰線的想法，一再堅持共產黨員必須加入國民黨，不僅聲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既可以謀革命力量的團結，又可以使國民黨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量工農群眾，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過來”；並且聲稱“這是共產國際已經決定的政策”04 。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共“三大”召開前夕，共產國際除掉給中共送來四月訓令，又稱“特別訓令”，要求共產黨員必須全體加入國民黨以外，“三大”召開時，馬林又以威脅的口吻說：“陳先生（獨秀）的報告是否獲得通過，就是大會是否接受共產國際的訓令、抑或準備違反的證明。”05 中共“三大”遂決定全體加入國民黨，同時決定“積極領導工農運動，以成為國民革命中一個強大的左翼” 。06 是年十一月初維津斯基來華時又進一步向中共說明：“共產國際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用意在使國民黨革命化，絕不贊成犧牲中共的獨立”，並為馬林解釋和向中共交底說：“中共加入到國民黨裏面去，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革命派，反對國民黨中不革命的分子。”07 至此，必須服從蘇俄領導的中共，才真正明白了，蘇俄與第三國際命令中共全體黨員參加中國國民黨的底牌。中共不僅全面遵命執行，而且在鮑羅廷的直接指揮下，迅速地開始了打進國民黨以發展共產黨的陰謀，即所謂“借國民黨之軀殼，以發展其自身的組織。”（戴季陶語）更由此而迅速地發展成為對於國民黨黨權和對國民革命領導權的迫切篡奪和全面篡奪，亟欲在蘇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揮下，迅速地將中國國民革命誘逼成為俄式共產革命，以移植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

　　第五、中國共產黨終於在蘇俄的指使和命令下，打進了中國國民黨，蘇俄亦利用“俄援”和中共的“打入”，而進一步獲得了指揮中國共產黨直至指揮國民黨的權力。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前，蘇俄就派來了大批的俄國顧問，尤其是軍事顧問；更借重廖仲凱的幼稚病，而打進了國民黨的要害部門和最高部門（參見上卷第三章）。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只因蘇俄顧問鮑羅廷掌有“俄援”，又只對新沙皇斯大林一個人負責，因而，他才在國民黨中“左派幼稚病”和“左派權力病”患者的大力配合下，劫奪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最高權力，成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的太上皇，以至在廣州竟有“一登鮑門即身價百倍”之語 。08 一如中共領袖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所說：“鮑羅廷是一個註重個人手腕的策略家……，一切均由他獨斷獨行。他的這種作風，大概與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關系。他有點四不象，他雖不是蘇俄駐廣州的大使或專使，但卻是蘇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發言；他在國民黨中，既非黨員，又是外國人，職位也不過是政府顧問，但其發言卻具有決定性的力量；他是一個重要的共產黨員，但又不受共產國際在中國代表的指揮。他利用他的地位，左右逢源，發揮他一個人的手腕。他對中共廣東區委會的關系仍是老樣子，不僅遇事不與他們商量，事後甚至也不完全告訴他們……”09



二　　蘇俄指使中共分裂國民黨的三大陰謀手段

　　蘇俄為了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並移植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除掉指使中國共產黨“借國民黨的軀殼，以發展自身的組織”（戴季陶語）以外，第二步就是分裂國民黨。



第一、製造國民黨內鬥



　　蘇俄和中共製造國民黨內鬥的主要手段，便是指國民黨內部有左派和右派之分，將國民黨劃分為左、中、右三派，以實行“團結左派，孤立中派，打擊右派”的陰謀策略。國民黨“一大”召開之前，曾一再向孫中山保證要獻身中國國民革命的蘇俄顧問鮑羅廷，就對幼稚病發作者廖仲凱挑撥說“國民黨裏有左派、右派之分”。國民黨“一大”召開後，維津斯基不僅在與陳獨秀、張國燾的談話中，甚至是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都曾明確提出“共產黨人要在國民黨內‘支持左派，反對右派’”，以分裂國民黨。10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甚至在“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議決案”中明白無誤地供稱：“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假使我們現在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從此，自中國同盟會成立起，向來就沒有左派、右派之分的中國國民黨，便在蘇俄與中共的挑撥離間之下，以親俄親共和遠俄反共為劃分左右的界限，開始了左派對右派的反對和鬥爭，甚至將不親俄親共的國民黨人罵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將他們開除出黨。國民黨自身的分裂和內鬥已不能免（參見上卷第三章）。



第二、打進國民黨以反對國民黨



　　蘇俄與中共打進國民黨以反對國民黨的主要表現，就是無視孫中山先生所一再告誡的“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便應該服從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這樣一個十分明確的原則，竟公然指使已經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人，公然違背國民黨的立場，公開地、甚至是肆意地攻擊國民黨，從而將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的做法，逼迫成為“忍俄捧共”的做法。一九二四年七月，蘇俄煽動外蒙獨立，連梁啟超、丁文江等人都因驚醒而高聲疾呼“共產主義也是我們的敵人，其危害我們中國的地方，更甚於帝國主義式的敵人。”然而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既無一人因蘇俄分裂我國土，而與國民黨同持應有的反對立場，相反，由於蘇俄與北京軍閥政府建交並訂立“中俄協定”，已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李大釗等，竟在蘇俄指示下立即承認北京政府，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支持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企圖出賣祖國對外蒙古的主權（參見下卷第六章）。當馮玉祥邀請孫中山北上時，只因蘇俄反對孫中山北上，中共即在廣東發動了一百個以上的團體反對與咒罵孫中山北上。待到蘇俄轉而又支持孫中山北上時，中共又纂文稱：“孫中山是受了共產黨的影響才決定北上的。”此外，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員，還全然地不顧國民黨紀律，公開纂文攻擊國民黨的立場、方針和政策。在蘇俄的指令下，中共甚至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共產黨員。由是可知，共產黨員雖然參加了國民黨，卻非但未以國民黨為本黨，甚至為聽命蘇俄，而不惜公開反對自身亦在其中的國民黨。難怪李宗仁在贊揚共產黨的“革命”熱情時，卻對他們“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的黨性大為感嘆。



第三、蒙蔽孫中山、拉攏廖仲凱、貶逐胡漢民、收買汪精衛、打倒蔣介石



一、蒙蔽孫中山

　　如前所說，蘇俄為煽動中國共產革命、移植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曾於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三年間十數次派人來中國謀合孫中山先生（參見上卷第三章第十條註釋）。於中共成立前，是想變中國國民黨為中國共產黨；於中共成立後，則要求國民黨和中共合並。逮孫不同意，而只容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後，蘇俄乃一邊命令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一邊派代表與孫中山聯合發表宣言，謊稱“絕不移植共產製度於中國”，更在“聯俄”開始以後，一方面派顧問鮑羅廷一再地欺騙孫中山先生說，“我到這裏來是為了獻身中國國民革命。您的目標是反對帝國主義，這也是我們的目標。至於共產主義，中國還不具備實行的條件。”他還說，“比如在歐洲、在美洲是宣傳共產主義和推進階級戰爭。可是，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我們的政策是促進國民革命，我們已經指示中國共產黨去集中地搞國民革命，而不是共產主義”；11 另一方面蘇俄和中共卻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留學生中，公開批評、詆毀三民主義和孫中山先生本人。特別明顯的是，在國民黨“一大”上，當共產黨員跨黨案遭到部分國民黨人的反對時，李大釗雖代表中共發表聲明稱：“本人原為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此次偕諸同誌加入本黨（指國民黨），是為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本黨革命事業，絕對不是想把國民黨化為共產黨，乃是以個人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的資格，加入國民黨，從事國民的革命事業，並希望諸先輩指導一切。”但是，轉瞬之間，至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李大釗本人居然又於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上，公然地反口宣言說：“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我們黨的黨員和共青團員個別地參加國民黨，目的在於改組它，改變綱領（按：指改變國民黨的綱領）……在國民黨中把‘左’翼拉到我們一邊……。北方的工人組織仍在我們手中。在南方，特別是在廣州，國民黨在工人中間有一定影響，而我們的策略在於掌握工人運動的領導權，以便把他們培養成革命先鋒隊（按：指共產革命先鋒隊）……”

　　由於身為國民黨人的共產黨員完全蔑視國民黨的綱領和紀律，公然地反對國民黨和公然地批判國民黨，國民黨員劉成禹、馮自由、謝英伯、許清和等人才在廣州召集華僑及各省代表五十余人，開會決議警告李大釗等不得利用跨黨機會以攘奪國民黨黨統。警告書尚未發出，鮑羅廷、李大釗即向孫中山控告劉成禹等四人“不守黨紀，以挑撥國、共惡感”。劉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機關刊物上任意詆毀國民黨為證，孫乃宣布四人無罪。其後，當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鄧澤如等正式向孫中山及中執委提案，彈劾身為國民黨員的共產黨徒在國民黨內秘密建立黨團等一系列反對國民黨的行徑時，鮑羅廷又反訴蒙孫，將中共“三大”時即已於內部決定要在國民黨內成立黨團的事藏而不言，反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三個月之後，見國民黨不振作，乃不得不建立黨團”。對此，國民黨中執委七月七日乃宣布：“國民黨黨員的言論行動如不依據主義、綱領、政綱及黨章，必予嚴重製裁。”盡管如此，蘇俄和中共不僅繼續蒙騙孫中山，甚至借孫同意建立大元帥府鐵甲隊而私建武裝，從而為來日的叛亂建立了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參見下文）。

　　自一九二三年九月發布“孫文越飛宣言”始，至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先生逝世，短短一年半時間，蘇俄與中共為分裂國民黨、竊奪國民黨黨權，早已從“蒙孫”走向了“騙孫”。所以，一旦孫中山先生逝世，其分裂國民黨和竊奪國民黨黨權的膽量、欲望和手段，也就可想而知。



二、拉攏廖仲凱

　　如本書上卷第三章所論，廖仲凱既是三民主義的一個誠實信徒，又是國民黨“左派”幼稚病的最嚴重患者。他在國民黨中負責聯俄容共做法的重要地位，和作為孫中山先生“荷包”的特殊角色，以及他對國際共產革命、對蘇俄和對中共的天真與無知，乃使蘇俄與中共將他作為拉攏的最重要對象。“孫文越飛宣言”發表後，廖仲凱即攜女與越飛一起乘亞洲皇後號輪船離滬赴日。廖的目的，是要借此行向蘇俄要求援助。越飛的目的，則要借此行以拉攏廖。前者之所以達到了目的，12 全因後者拉攏的成功。天真、幼稚的廖仲凱竟完全相信蘇俄至少六十年後才會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的“許諾”，而決心為推進現在的中國國民革命，努力於“聯俄容共”的做法。此後，廖仲凱在不遺余力地推進國民革命的同時，也不遺余力地將蘇俄和中共的勢力，引渡到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內部，直至走火入魔，走向了事必奉俄和事必依共的地步。鮑羅廷亦因廖的忠誠，而將廖視為臂膀，視為“誌同道合”者，更在孫逝世之後，為全面篡奪國民黨的黨權，而授廖以更大和更多的權力。一九二五年夏成立國民政府時，因廖幫忙驅逐了胡漢民，收買了汪精衛，蘇俄顧問竟讓廖擔任了十三種職務，並使之實權和事權在握。若非廖不久即遭暗殺，蘇俄和中共對國民黨權力的篡奪，也許不會失敗得那麽快；而蔣介石和一批真正國民黨人救黨北伐的成功，也就不會成功得那樣快了（詳見上卷第三章）。



三、貶逐胡漢民

　　孫中山先生的逝世，使國民黨的領袖位置成為虛位。就當時的情形來看，可以接替孫先生者無非是胡漢民、汪精衛、廖仲凱和蔣介石四人。胡漢民是國民黨元老，向為孫中山所倚重，且為廣東大本營的“代帥”，政治會議主席。汪於辛亥之後去國良久，剛剛歸國，雖有名聲，了無實力。廖為鮮明的親俄親共派領袖，是蘇俄與中共屬意的人物。蔣則是被廣東革命政府視為“長城”的軍事實力派。因而，在實際上，最有權力或能夠順理成章地繼承這一領袖地位者，是胡漢民。但是蘇俄顧問鮑羅廷不喜歡胡漢民，因為他不親俄，更不捧共，既有反對“聯俄容共”做法的傾向，又絕不順從蘇俄和蘇俄的顧問們。由是，在孫中山逝世之後國民黨群龍無首這樣一個權力真空階段，由於廖仲凱的積極配合，手控俄援的鮑羅廷便趁機掌握了國民黨大權，並藉成立廣東國民政府，而與汪、廖密謀，將胡漢民從“代帥”的位子上拉了下來，先是讓胡僅僅做了一個幾是“空位”的外交部長（按：當時國際上承認的合法政府是北京政府，故廣東政府除掉與蘇俄有所謂外交事務以外，別無外交可言），後則利用廖案，公然地打擊甚至要逮捕胡，直至幹脆將胡逼離廣東，命他赴俄去“考察一切政治經濟問題。”由是，蘇俄和中共眼中最大的絆腳石乃被踢開，胡漢民在國民黨中的地位遂一落千丈。



四、收買汪精衛

　　如前所說，辛亥之後汪精衛曾去國良久，俟國民革命頗有起色之後才回國歸隊。以其歷史地位，是為國民黨革命元老；視其事功，則除掉謀炸清攝政王和參加《民報》對改良派的大論戰而殊獲名聲以外，並無其它建樹。但他儀表堂堂，口才動人，頗引人佩服；卻又夙無主張，誇夫死權，領袖欲極強。由是，他的名聲和權欲，特別是他在國民革命陣營中了無實力的實際狀況，便為鮑羅廷所看中。在廖仲凱左派旗幟過於鮮明，蔣介石又被視為中派的情形下，為了貶逐胡漢民和打擊其他敢於分庭抗禮的國民黨元老，更為了在滿足了他的權欲之後，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領導權能夠順利地為蘇俄顧問和中共所篡奪，鮑羅廷不失時機地抓住了孫中山先生逝世的機會，於北京蘇俄駐中國大使館找汪精衛談話，明白表示“孫後國民黨的領袖非汪而莫屬”（參見上卷第三章）。汪自此而與鮑羅廷勾結在一起，非但徹底改變了他原來反對“聯俄容共”做法的態度，而且事必以鮑為馬首瞻，甚至在鮑的策劃下與鮑、廖一起進行“黑箱作業”，背著當時仍然是大本營代帥和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胡漢民，私定和擅自公布國民政府組成人員名單，私受鮑、廖所“贈於”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國民政府主席職務，不久又擔任了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從此，汪不僅賣力地將國民黨“二大”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將國民黨的黨權和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大部讓與蘇俄及中共，為蘇俄顧問和中共驅逐本黨的“右派”，開除本黨的元老，貶抑直至迫害曾被廣東國民政府和廣東人民“倚為長城”的蔣介石。三個月後，汪雖因中山艦事敗而被黜出國十六個月，然而，他從此便在蘇俄和中共的“革命”需要之時，一再地充當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分裂者和內訌、內鬥的製造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將武漢國民政府辦成了國民眼裏的“俄國政府”。直至他因親睹斯大林給中共的命令而大懼時，13 才決定“驅俄和分共”。然而他為鮑羅廷和中共所陰謀煽動而更加膨脹起來的權欲，卻使他終生不能安於蔣氏之下，以至每逢叛黨壞國之亂，其必參加之，亦必策劃之，推波助瀾，幾起幾落，直至為了做成第一把手，竟走上了出賣祖國、甘當漢奸的不歸之路。



五、打倒蔣介石

　　當蘇俄和中共已經成功地蒙蔽了孫中山，拉攏了廖仲凱，貶逐了胡漢民，和收買了汪精衛之後，用中共禦用歷史學家的話來說，就是國民黨的“二大”上，便終於“洋溢著一派樂觀的左傾氣氛了”！14

　　但是，當蘇俄與中共在國民黨幼稚病和權力病患者們的傾心支持下，因利令智昏而要變本加厲地加速他們誘逼國民革命的步伐時，被廣東國民政府和廣東人民“倚為長城”，並被中共黨魁陳獨秀稱為“中國民族革命柱石”的蔣介石，因保護國民黨反共元老，製止中共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建立和發展地下組織，堅持提出和維護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方向，果斷利用“中山艦事件”以奮而救黨，率先提出“整理黨務案”以堅決護黨，提早發動北伐、並且不數月便解放了南半個中國，因而不僅迅速成為孫後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的新權威領袖，而且迅速成了全國人民心中的真正革命英雄。由是，蘇俄、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因日漸感到了由蔣介石的崛起所帶來的巨大壓力和恐慌，從而迅速地推起了一波又一波反蔣的高潮。此後，他們所有反對、破壞、背叛北伐的罪惡行徑，既沒有一件不與旨在打倒蔣介石相關；更沒有一件意在打倒蔣介石的行為，不與誘逼、破壞和背叛中國國民革命相連。用蔣介石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冀直接打倒蔣中正，間接打倒國民革命”。

　　蘇俄、中共以及國民黨“左派”亟欲打倒蔣介石的主要陰謀手段，一是由蘇俄軍事顧問團在黃埔軍校指責蔣介石“不革命”；二是反對蔣提出的北伐主張，宣揚北伐必敗論；三是指蔣為“新軍閥”，煽動其部下王懋功叛變，克扣和削減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費；四是既不允許蔣辭職，又不慰留，卻要遣蔣北上幫助馮玉祥練兵，暗示蔣出國，直至發動“中山艦事變”，試圖綁架蔣赴俄軟禁。目的均在逼蔣離開廣東，剝離蔣的軍權（參見上卷第四章第二節）。再就是於北伐勝利出師後，陰謀決策“迎汪復職、以與蔣分權”，始終推行“擁汪反蔣”的謀略，並一再挑起“遷都之爭”，擴大“遷都之爭”，再起國民黨分裂內鬥的風潮，以阻蔣繼續領導北伐（參見下文）。然後又製造北伐軍內亂，動搖北伐軍軍心，先後於南昌、武漢公然挑唆舊軍人出身的李宗仁和唐生智，於北伐軍勝利進軍途中“取蔣以代之”。15 甚至陰謀發動武漢政變，公然褫奪正在領導北伐的蔣介石於國民黨內所擔任的最高職務和重要職務，公開指罵領導北伐功勛卓著的蔣介石是“新軍閥”和國民黨“新右派”。直至因蔣介石已經決心“清黨”，而在“武漢俄國中央”將蔣介石開除出中國國民黨（參見下文）。



三　　蘇俄與中共竊奪國民黨領導權的四大陰謀舉措

　　如果蘇俄命令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是蘇俄陰謀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的第一步，分裂國民黨是第二步，則竊奪國民黨領導權便是第三步，是為實現其根本目標所采取的至關重要一步。一九二七年八月，在蘇俄和中共召開的“八七會議”上，就非但沒有回避他們竊奪國民黨領導權的事實，而且認為正是因為竊奪的不夠狠 —— 用他們欺世的語言來說，便是他們“放棄了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才招致了他們的失敗。多年以來，在中國大陸任何一本現代史教科書裏，禦用歷史學家們都將這一強盜邏輯，視為當然的真理，而贅述得不厭其煩。他們不僅指責鮑羅廷和陳獨秀因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才給中國共產革命帶來了失敗與挫折；而且要一再地肯定，中共後來在蘇俄的命令下，公然武裝反叛國民革命和持續顛覆及分裂祖國的正確性。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領導權的四大陰謀舉措是：



第一、 竊奪國民黨輿論權



　　應該說，早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中國國民黨的“聯俄容共”做法剛剛開始實行的時候，《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就已經指明要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進行重新解釋，以使國民黨成為一個“符合時代精神”的民族政黨。也就是說，若不經過共產國際的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就非但不符合時代精神，而且國民黨也是一個不符合時代精神的政黨了。16 之後，在國民黨有“聯俄容共”做法的短短三年中，蘇俄顧問和中共除掉打進國民黨以反對國民黨，包括在思想輿論上反對國民黨的主義、理論和政綱以外，其竊奪國民黨權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在廖仲凱將國民黨“一大”四百余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蘇俄顧問和中共包辦之後，蘇俄顧問和中共即開始了對於國民黨輿論權的竊奪，直至發展到強代孫中山和國民黨“立言”，試圖首先在思想理論上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共產革命。其中特別具有欺騙性的，便是借孫中山和國民黨有“聯俄容共”的做法，先是大肆宣傳孫中山有“聯俄容共”的政策，繼之又將“聯俄容共”擅自篡改為“聯俄容共扶助工農”的三大革命政策，為發動暴民革命、幹擾和破壞國民革命製造理論根據。然後，更在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勝利進軍途中，在他們反對、利用、破壞北伐就要失敗的日子裏，幹脆假造出所謂聯俄聯共扶助工農這個“孫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打擊蔣介石和所謂的國民黨“新右派”，以繼續破壞北伐和國民革命，以妄圖改變他們即將失敗的命運，甚至將為他們所假造的“三大政策”，公然地鼓吹成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並欺世惑眾達半個世紀以上。直到八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學者們，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將它們徹底揭穿。本書上卷第三章兼論所記述的，由中國大陸三位學者公開撰文所指出的，在國民黨的所有文件裏都沒有所謂“聯俄容共、聯俄聯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和所謂新三民主義的記錄，而只有在中共的文件裏面才能找得到它們的歷史事實，實在將蘇俄和中共強代孫中山和國民黨“立言”以假造“聖旨”的行徑，揭露無余。只需將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蘇俄顧問鮑羅廷竟敢在他創辦的那一份《人民日報》創刊號上，公然捏造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便是孫中山先生之新三民主義的做法，與同一時期中共製造三大政策的黨內文件稍作對照，其完全出於“一轍”的本相，也就將蘇俄和中共謊言惑眾的真相實情徹底地公之於世了。



第二、竊奪國民黨的組織權



　　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組織權的第一個手段，自然是打進國民黨以發展共產黨，這原來就是蘇俄命令中共參加國民黨的首要原因。一九二三年八月印發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和青年團其它相應的決議案，均明確宣稱：“應努力協助中國共產黨，擴大國民黨中的共產黨於全中國……。”用中共歷史教材上的話來說，就是在共產黨幫助下，“各地的國民黨組織幾乎為共產黨所主持”。並且，即便是在國民黨“整理黨務案”生效之後，“各地的國民黨組織，為共產黨所主持者，仍然占三分之一以上”（參見上卷第四章）。

　　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組織權的第二個手段，便是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和汪精衛“左派”權力病發作之時，“包辦”國民黨“二大”，以全面竊奪國民黨中央黨權。如上卷第四章第二、第三節所述，在國民黨“二大”召開之前中共已經決定：“共產黨身份的國民黨二大代表要占國民黨二大代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以造成在國民黨二大上的絕對優勢；共產黨要在二大上團結國民黨左派、孤立國民黨中派、打擊國民黨右派；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要在國民黨二大各項選舉結果中占有絕對優勢的比例。”一句話，就是共產黨要全面竊奪國民黨的黨權。 中共的奪權陰謀確在國民黨的“二大”上完全得以實現。國民黨元老派中的反共派領袖鄒魯、謝持等被開除出了國民黨，國民黨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沈玄廬、葉楚傖等十二人被警告，國民黨的中堅人物戴季陶等被斥以訓令，國民黨的骨幹力量在大會選舉中紛紛落選。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執委和中央委員中，共產黨身份者和國民黨親俄親共的“左派”領袖已分別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中派，蔣介石則被壓到了共產黨員譚平山之下。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中共黨人譚平山擔任組織部長，中共黨人林祖涵擔任農民部長，中共黨人毛澤東代汪精衛擔任宣傳部長，中共黨人馮菊坡代被貶逐的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中央工人部，極“左”派彭澤民擔任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由中共黨人譚平山和林祖涵掌控，權同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在共產黨人譚平山擔任部長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共二十九名工作人員中，共產黨員竟占了二十六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已經名副其實地成了“共產黨中央組織部”。由是，國民黨的“二大”實已被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被共產黨所占據，國民黨各級地方組織幾乎全部為“代國民黨建立黨部”的共產黨所把持（參見上卷第四章），國民黨已經成為一個被共產黨所架空的黨，所操縱的黨，徒剩下一具軀殼而已。所以，中共史家才會說，國民黨的“二大”上乃“洋溢著一片樂觀的左傾氣氛”。距孫先生辭世尚不足一年，他的三民主義在自己的黨代會上不僅已經無人問津，甚至到了誰要是再說什麽三民主義，便要遭人冷眼的地步。蘇俄和中共欲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似乎就要成功了（參見上卷第三、第四章）。

　　有必要重復指出的是，七十多年來，直到今天為止，中共何曾允許過任何一個他黨的人進入共產黨？何曾允許過任何一個他黨的人擔任過中共從中央到地方任何一級組織的委員、常委、部長，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科長、秘書或辦事員？就更不用說它竟能容許別人打進它的黨裏，去開除它的元老，警告它的領袖，訓令它的重要幹部，並任憑別人去把持它的各級黨組織了。如是而論，中共還有什麽理由來為他竊奪國民黨的權力辯護？又有什麽理由把將它清除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正義行為，竟汙蔑為“反革命政變”呢？

　　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組織權的第三個手段，便是既奪黨權，更奪政權。北伐之前，中共在廣東竊奪國民黨政權的情形姑且不論，特別是在北伐軍已經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後方，共產黨則借幫助國民黨建立地方各級黨組織，以在實際上建立共產黨的地方各級黨組織，即對外是國民黨，對內則是共產黨，並藉此而力圖掌控新誕生的國民政府。同時，中共又以俄國二月民主革命後的蘇共為榜樣，借發動工農革命以煽動暴民運動，建立有槍、有權的非法“工農政權”即暴民政權，以與剛剛誕生的、中共尚未竊取到權力的國民革命政權相對抗，並在實際上造成國共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尤其突出的是，當北伐軍東路和中路兩支大軍已經逼近和包圍上海，上海的軍閥部隊已經決定向北伐軍投降，上海的解放指日可待之時，中共卻收買殘余軍閥勢力在上海連續發動了三次武裝起義，並在武漢俄國政府的命令下，反對建立國民政府，堅持建立“上海市民政府”。如前所述，中共浙江區委就曾宣稱：“上海的市民政府就是無產階級的，就是蘇維埃、巴黎公社。”



第三、竊奪國民黨軍權



　　蘇俄與中共一是要求國民革命軍仿照蘇俄在軍隊中建立黨代表製。黨代表權力極大，既能監督所屬人事經費，又能監督同級軍事長官，並且無論什麽命令，非黨代表副署，一概不能生效。黨代表遇事還可以采取緊急措施。這些黨代表與其他政工人員，絕大多數由共產黨人擔任。直到中山艦事件之後，他們才被蔣介石解除了黨代表職務。二是仿照蘇俄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政治部，以奪取國民黨在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權力。國民革命軍改組後，六個軍當中就有五個軍的政治部主任由共產黨人擔任：第一軍為周恩來，第二軍為李富春，第三軍為朱克靖，第五軍為李朗如，第六軍為林祖涵，海軍政治部主任為李之龍。三是為竊奪黃埔軍校的權力，不僅在建校之初，即由廖仲凱引進了大批的俄國軍事顧問，而且引進了一批共產黨人擔任學校的重要職務，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軍法處長周恩來 —— 後為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葉劍英，政治教官鄆代英、高語罕等。同時又在軍校學生中組織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出版地下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三民主義，造成軍校中另一派學生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並與之對立，為嗣後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分歧、對抗和部分軍人的叛亂，埋下了重重危機。四是蒙蔽孫中山，以孫同意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隊為名義，抽調黃埔軍校共產黨員為骨幹，從廣東、廣西、湖南等地招兵，建成了一個兩千人的獨立團，任命共產黨員葉挺為團長，逐級設立共產黨組織，直接接受中共廣東區委領導，由是而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了一支清一色的共產黨軍隊。它既是葉挺獨立團的由來，又是中共南昌暴動的“家底”，更是後來張發奎等人不斷製造兩廣叛亂和叛變的軍事基礎。



第四、發動政變、實行對國民黨領導權的再竊奪



　　國民黨“二大”之後，蔣介石新領袖地位的形成和北伐的勝利進軍，日益使蘇俄和中共惶惶而難安。因為北伐一旦成功，中國國民黨一旦統一了中國，則蘇俄的欲望和中共的革命，勢將如水東流，不復再來。由是，在作出了一連串反對、利用、破壞北伐的陰謀行徑之後，鮑羅廷終於利用已經遷都武漢、而蔣介石又駐節南昌的機會，一手導演了一場由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共同發動的政變，以全面反撲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全面否定“整理黨務案”，並試圖將他們在國民黨中已經失去的權力，全部搶奪回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批到達武漢的國民黨中常委和國民政府委員孫科、宋子文、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鮑羅廷的主持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撇開當時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領導人，成立所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推極左派徐謙為主席，宣布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未在鄂開會之前執行最高權力。這便是武漢“俄國政府”的“前身和班底”。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由鮑羅廷提議並決定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舉行預備會議。會上，因譚延悖提出應推遲會期以待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和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參加會議，卻立即遭到共產黨人吳玉章、鄆代英和國民黨極左派彭澤民的堅決反對。因在出席會議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占絕對優勢，譚延悖的提議遂被否決。由是，蘇俄顧問、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完全控製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並在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領袖缺席的情況下，發動政變，決議廢除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一職，即等於撤銷了蔣介石中央常委會主席的職務；決議免去蔣介石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職務，組織部長職務虛位以待汪精衛歸國擔任，汪歸國前則由中共黨人吳玉章代理；決議由中共黨人重新擔任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以後所辭去的國民黨重要職務，從而推倒了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曾通過的“整理黨務案”；決議“提高黨權、限製蔣介石獨裁”，以將領導北伐功勛卓著的國民黨新領袖，全國人民心中真正的革命英雄，並正在領導著北伐戰爭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誣定為“新軍閥和新右派”，並從此立為被打倒的對象。



四　　蘇俄指使中共反對、利用、破壞北伐，背叛國民革命

　　蘇俄顯然明白，中國共產黨，這個在它的扶植和教唆下，並在國民黨懷抱中尚未長大的中國共產政治集團，是無論如何也禁不起中國國民黨北伐成功所帶來的巨大沖擊的。因為，只要國民黨和蔣介石決心抽身北伐，就極有可能將中共這個包藏禍心的“政治寄生兒”甩到一邊去。因為在廣東，共產黨仍因國民黨的存在而存在。因此，只有把中國國民黨拖死在廣東，以將之逼迫在任其竊奪的境地，或將蔣介石徹底打倒，以從根本上阻斷北伐，等到中共羽翼已豐，氣候已成，到那時，便不是國民黨要甩掉共產黨，而是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了。這才是蘇俄與中共要堅決反對北伐，並且反對不成便利用之，利用不成則破壞之，破壞不成就幹脆背叛之的根本原因。



第一、蘇俄與中共反對北伐



　　一九二六年元月，在國民黨“二大”上，蔣介石已正式提出了北伐的建議。蔣的北伐建議，立即遭到了全體蘇俄顧問的一致反對。鮑羅廷更以“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後”為理由，堅決反對北伐。隨後，以季山嘉為首的俄國軍事顧問團所有成員，立即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竭力鼓吹“北伐必敗論”，中共更於廣州市區到處散發傳單，廣貼標語，公開反對國民黨北伐，並散布流言，首指主張北伐的蔣介石為“新軍閥”。三個月後，當奪回了相當權力的國民黨已經決定北伐，半年之後，當蔣介石已經領導北伐勝利出師，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雜誌仍然發表了“論國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不僅猛烈攻擊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個人，而且公開反對北伐，並以所謂“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以暗指由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不是“革命的北伐，而是反革命的北伐”。李宗仁在《回憶錄》裏，就曾明確指證中共是反對國民革命軍北伐的。



第二、蘇俄與中共利用北伐



　　早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已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以討論如何應變蔣介石和國民黨提出的北伐“難題”。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一方面決心反對北伐，一方面卻要“從各個方面以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並在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下（參見本卷第二章），明確指出“北伐的政綱，必須以解決農民問題為主幹，特別要註意組織農民，以建立工農革命聯合的基礎”。一九二六年七月，當國民革命軍剛剛勝利出師北伐，中共又召開了擴大會議，進一步認定“農民將成為民族解放運動中之主要勢力，我們的黨要想領導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勝利地進行，就在於取得這項農民的勢力，取得對農民運動的領導權”。一九二六年九月，鮑羅廷又根據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一再指示（參見本卷第二章第一節），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發表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的演說，再一次強調“農民問題是革命的根基，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蘇俄顧問和中共一再地要在中國國民革命軍準備北伐和北伐已經勝利進軍的最初日子裏，在反對北伐不成而只好順應北伐之時，一再地將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層次，其目的，無非一是要將全國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軍閥”改變為發動工農革命、實際是煽動農民造反，以造成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基礎；二是要借用國民革命的名義，並以混淆兩種不同的革命為手段，偷換國民革命的內容，以奪取發動共產革命的成功。正是在這樣一個陰謀方針的明確指導下，蘇俄和中共才在反對國民黨北伐失敗之後，變反對北伐為利用北伐。由是，在北伐勝利進軍後的湖南，由中共煽動起來的農民運動不僅聲震全國，其“實績”，便是在“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下，把軍閥已經打倒的湖南逼進了遍地暴民造反奪權的紅色恐怖之中。據北師大出版的《中國現代史》教材稱，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湖南農民運動已經發展到了要求解決土地問題的階段。四月十日，由中共操縱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發表“告全省農民書”，提出農民運動不是減租減息，也不僅僅是要打倒土豪劣紳，而是解決土地問題。武漢國民黨中央遂由毛澤東和國民黨極左派鄧演達等成立了“土地委員會”，頒布“解決土地問題決議草案”和“處分逆產條例”。規定“凡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即一切反革命者的財產，皆為逆產，一經合法發覺即行沒收”。這個決議草案，因譚延悖等的反對而未能於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但是，蓋因中共發動與建立的湖南各級農民協會不僅形同各級政府，有權有槍，而且自設公堂刑獄，動輒批判鬥爭，隨意逮捕殺人。中共領袖李立三的父親即為農民協會所槍決；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的父親，亦因農民協會將之遊街示眾、批判鬥爭而被整斃，北伐軍中許多出身於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鬥爭、關押或捕殺。其慘毒之狀，實與四十年後毛澤東發動文革時人民橫遭荼毒的情景極為相似。

　　同樣，在建立了國民政府的湖北和武漢，工農運動亦鬧成了“如火如荼”的局面。據同一本中共《中國現代史》教科書稱：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經成立農民協會三十四個，會員已有二十八萬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漢登記的工會組織已有五百多個，會員達八十萬之多。武漢工人運動的聲勢之大，“適如北伐軍取得武漢、江西與福建之震動於全中國、影響於全世界一樣”。17 而武漢工人運動給武漢地區和武漢國民政府所帶來的破壞，更是令人觸目驚心。猶如這部《現代史》所“揭露”的那樣，由中共發動的武漢工人運動，“不僅隨意罷工，隨意要求增加工資，而且自組法庭監獄，隨便捕人施刑，動輒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隨意沒收分配工廠店鋪的現象，更是隨時可見……在北伐軍占領武漢後的兩個月中，工人、店員罷工可考者達三十六次之多……頻繁的罷工，不僅加劇了勞資糾紛，而且為武漢國民政府帶來了重重困難：一是日本和英國關閉了在武漢的全部企業，二是民族工商業主因工人運動而不能聊生者紛紛抽逃資金，關廠罷業，舉家潛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漢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經營者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漢商人罷市，各家商店全部關門謝業，拒絕售貨。三是工人大批失業，至四月底已達三十萬人之巨。四是武漢國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僅一百五十萬圓，支出卻達一千三百萬圓，只能靠大量發行紙幣以熬度艱難……”。至此，為北伐軍勝利占領並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武漢，幾乎被蘇俄和中共一手煽動並操縱的工農運動，鬧成了一個死島。

　　武漢如此，上海亦無例外。如前所說，中共不僅為了奪權而搶在北伐軍前面發動了三次武裝暴動，以圖謀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名義下，建立“中國無產階級的巴黎公社”，而且在北伐軍占領上海後，擅自組織工人武裝以橫行滬上，甚至威脅稱：“如軍政首長有意解散者，即為反革命。”18 由是，整個上海禍心包藏，陰謀待發；世面混亂，人心不寧。上海商界更只能哀嘆“自國軍臨滬以來，我商人乃處於憔悴呻吟之下”。19 北伐軍雖然能夠打倒軍閥，卻因為蘇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機發動共產革命，煽動暴民運動，推倒國民革命，非但不能給人民帶來北伐打倒軍閥之後應有的和平安寧生活，卻反而只能陷人民於更大的“混亂、動亂和暴亂”之中。這個後果，實在是將北伐打倒軍閥的意義，抵消到了令人思之惘極的地步。對此，如果不是一個在中共“革命暴政”下生活過來的人，實在難以想象。其時，親共近俄、並得到了蘇俄好處的馮玉祥，正是因此才作出了“遠俄送共”的決定。他的名言，即指蘇俄與中共乃是“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布全國恐懼之毒”，實為此一階段蘇俄與中共所蓄謀製造的“共產革命”景象，提供了明確的證詞。



第三、蘇俄與中共破壞北伐



　　誠然，蘇俄與中共破壞北伐的第一個手段，就是利用北伐，以發動共產革命。

　　蘇俄與中共破壞北伐的第二個手段，則是陰謀挑起“遷都之爭”和決策“擁汪反蔣”。一九二六年十至十一月間，蔣介石曾數電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稱：“武昌克後，中即須入贛督戰。武漢為政治中心，務請中央及政府委員先來主持一切，應付大局。否則遷延日久，政治恐受影響，請勿失機。”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蔣介石電請遷都武漢，不僅合情，而且合理。當時負責廣州國民黨中央的張靜江，在屢接蔣介石電報後，遂決定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及各省市黨部代表聯席會議”，以討論遷都問題，並使之獲得通過。但中共卻認為：“召開此次大會用意，據我們觀察，乃在蔣欲遷都，轉移中央政府。”為不造成“得不著湖北，反失了廣東”的局面，為“萬一無法阻止，亦須盡力防止弊害”，中共遂決議“反對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並決定采取措施，努力使聯席會議延期舉行”。20 如前所說，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以後，因廣東各級國民黨黨部仍有三分之一以上為跨黨的中共黨員所把持，再加上中共的陰謀決定和陰謀運作，因此，參加聯席會議的代表，便以中共身份的國民黨人占多數，由是而在聯席會議上擊敗了張靜江，否決了遷都案，並形成決議稱：“現在國民政府之工作，在鞏固各省革命勢力之基礎，而此種首要工作，應首先由廣東實施最為適宜，故國民政府仍暫設廣州。”蔣介石請求廣州中央和政府遷都的要求，遂因蘇俄顧問和中共的反對而失敗。一個多月後，當蘇俄和中共已經明確意識到，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遷都武漢已成為勢所必然之時，鮑羅廷與中共中央又開會決策曰：

　　第一、迎汪速回，以與蔣分權。第二、盡力發展湖北革命力量（按：指共產黨力量）。第三、確定唐生智在政府中的一定地位（按：舊軍閥出身的唐早有圖據兩湖之心）。第四、鞏固左派在廣州省政府的政權。21

　　四個月後，當武漢已經成為工農革命的中心，鮑羅廷已經深信“我們已有充分的準備在武漢建立自己的中央”時，在“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已經對遷都武漢有了較為充分的準備”之後，22 為他們所把持的廣州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又作出了遷都武漢的決定，並在遷都武漢途中堅決反對蔣介石敦促國民黨中央委員和政府委員暫駐南昌，再一次借遷都挑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蔣運動，為重新奪取國民黨領導權做足了輿論準備。蔣介石由是而再一次遭遇了失敗，並迅疾迎來了蘇俄和中共對他發動政變的厄運。特別是汪精衛在蘇俄和中共“迎汪反蔣”陰謀下回國以後，他非但不聽取蔣介石和一批真正國民黨人的勸告，不僅大言“我是愛護工農的呀”，而且與中共黨魁陳獨秀發表了“聯合宣言”，隨後便赴武漢“俄國政府”去做第一把手去了。由是，中國國民黨的再一次分裂豈但不可免，北伐軍的分裂和內戰亦終於爆發。若不是蔣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國民黨人在此關鍵時刻痛下了“清黨”的決心，則中國國民革命的失敗已經指日可待。

　　蘇俄和中共破壞北伐的第三個手段是製造南京事件。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即北伐軍攻下南京的當天，在共產黨人李富春和林祖涵擔任政治部主任的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和第六軍，有一些共產黨身份的士兵，竟以公開殺害外僑為手段，蓄意悖發國際事端，不僅引發美國軍艦向南京城內開炮，造成南京民眾死傷甚重，而且造成列強對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敵意和幹涉。事後，李富春和林祖涵逃往江西，以弭其罪。後來，因軍閥張作霖在北京查抄了蘇俄駐北京大使館，繳獲了共產國際給蘇俄駐華使館武官的一份訓令，乃使罪證確鑿。該訓令稱：“必須設定一切辦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國人……為引起各國幹涉，應貫徹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和多數殘殺……。”這份訓令不僅在口氣與內容上，與不久前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如出一轍，而且與不久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命令中共執行燒殺政策完全一致（詳見下卷第二章）。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英國外相張伯倫在下院作證時曾明確指出：“計劃南京暴動者，似有意使西方強國與蔣介石為難。”雖然這一場以襲擊外國人為手段，意圖挑起列強幹涉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的事件，乃不了了之，然而，蘇俄和中共為破壞北伐，已可謂心機用盡，更可謂手段用極。



第四、蘇俄與中共公然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蘇俄與中共反對、利用和破壞北伐實已發展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亦因此而走到了難以為繼的境地。北伐打倒軍閥的成功，嶄新國民革命政權的建立，不但沒有給北伐勝利後的中國帶來新的氣象，卻反而製造了無窮盡的亂象，將曾經一心向往北伐的無辜民眾，推向了痛苦和迷茫的深淵。

　　但是，正是這一切才最終逼出了國民黨“清黨”和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的決心，以將三年來借俄援和容共而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特別是破壞北伐的蘇俄和中共，清除出中國國民革命的陣營，清除出中國國民黨，並由真正的國民黨人來建立真正的國民革命政權，取代已經完全被蘇俄顧問所操縱的武漢“俄國政府”。但是，蘇俄與中共卻以為公開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的時機終於到來：蘇俄、中共和汪精衛的國民黨中央遂宣布開除蔣介石的國民黨黨籍，褫奪他的一切職務；共產國際代表魯易則提出了“南伐”，要漢方的北伐軍打回廣東去；中共領袖周恩來竟堅決要求“東伐”即東進討蔣，以誘發北伐軍的內戰；蘇俄顧問鮑羅廷因以為“他的箱子中還有草”，23 仍妄想繼續破壞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武漢的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們，因出於良知未泯而要求繼續北伐。因為他們知道，也只有北伐，才能挽回軍心和民心。24 但是，漢方的國民革命軍已經嚴重不穩；夏鬥寅的“叛軍”已經順流而東下；25 “馬日事變”的槍聲更是震撼了武漢的國民黨親俄親共政權 ；26 曾為鮑羅廷誘惑的新舊兩棲軍閥唐生智已擅自還兵武漢，雖願反蔣，卻同樣要反共拒俄；27 連曾經近俄親共的馮玉祥也開始驅逐共產黨並與蘇俄疏遠，更在對是非、權力和利益的比較中，由武漢轉向了南京 …… 28 斯大林給中共的一紙“訓令”，雖然推動了中共最後的背叛，但這一紙“訓令”對汪精衛所起的反面效應，卻是逼出了汪精衛“分共和驅俄”的決心。恰如汪精衛於是年十一月五日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演時所稱：“已經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經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否則只有消滅國民黨之一法。”29 蘇俄顧問鮑羅廷終於“希望全絕”而待罪歸國；中共卻在斯大林親自派來的又一個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的領導下，作出了於八月一日在南昌發動武裝叛亂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由此而舉起了他們公開背叛中國國民革命的旗幟，並從此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的指揮下，在中國各大城市，尤其是在南中國落後、偏遠、貧窮的農村，到處煽起了“望岱叛亂”的火星，30 點燃了叛變的烽煙。中國的共產革命亦終於從俄式共產革命走向了“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相結合的”道路，只不過他們要造反的，已不是中國的歷代封建專製王朝和綿延了數千年的君主專製製度，而是歷盡艱難才推翻了專製王朝和專製製度，又歷盡艱難才奪取了十七年反復辟勝利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





兼 問　　誰是反動派？



　　在中國大陸，可謂無人不知“國民黨反動派”這樣一個特殊的政治聯詞。因為，在中國共產黨的每一本歷史教材裏，都指責國民黨是反動派。

　　中共指國民黨是反動派有兩層含義，一指國民黨就是反動派，二指國民黨中有一個反動派。前者固無需解釋，後者是指一九二四年後，國民黨內曾有過一個不親俄、不親共，或曰反俄、反共的“反動派”，即國民黨“右派”，有時亦幹脆被中共稱為“反革命派”。

　　但是，在中國大陸每一本為中共所欽定的歷史教科書裏，又都明明白白地寫著，當時，全國人民都極其地渴望著、並熱切地支持著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倒軍閥，而國民黨蔣介石又恰恰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倒了軍閥，初步統一了孫中山先生親手締造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中華民國。非但沒有“反動”，而且是“順動”。因此，中共指國民黨是反動派，或指斥國民黨中有一個反動派，則意從何來？

　　相反，今天，當我們已經能夠明白當年反對、利用、破壞北伐和叛變中國國民革命者，和對全國人民所一心向往的“北伐打倒軍閥”的歷史願望施行“反動”者，竟恰恰是蘇俄和由蘇俄親自指使的中國共產黨時，至於誰才是真正的反動派，還有必要一辯嗎？



第二章





中共叛亂、叛國並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黨



　　中共雖因在蘇俄直接指揮下，反對、利用、破壞和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而被清除出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陣營，但是，蓋因蘇俄妄圖顛覆中華民國、移植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和變中國為蘇俄附庸的陰謀，並未改變，所以，中共仍在它的繼續指使和指揮下，持續地掀起了叛亂叛國的狂潮。指它叛亂，是指它對北伐和國民革命的繼續叛亂和擴大叛亂。指它叛國，則是指在北伐成功、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因中華民國為維護國家主權而遭遇蘇俄對我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時，中共竟在蘇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無視民族，背叛祖國，不僅公開決策“武裝保衛蘇聯”，而且在全國掀起了更大的武裝叛亂高潮，以與蘇俄侵略者“裏應外合”。其間，蘇俄的斯大林反對派托洛斯基，雖為中共製定了一個題為《中國的政治狀況和反對派的任務》的政治綱領，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安定和經濟復蘇的時期，中共只能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的最重要問題”；原中共領袖陳獨秀，亦在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間，連續三次寫信給中共中央，反對中共無視國家民族的“武裝保衛蘇聯”方針，反對中共與蘇俄“裏應外合”的武裝叛亂行為，要求以召開國民會議的方式解決國是。但是，前者於蘇俄遭到了斯大林的迫害，後者卻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陳取消派”首領，直至開除了黨籍。此後，中共繼續在蘇俄“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下，不僅因殘余軍閥的叛變而乘機擴大武裝叛亂，而且隨著日本帝國對我國侵略戰爭的公開爆發和逐步升級，將它的叛國行為發展到了公開分裂祖國、即製造兩個中國的“水平”。而蘇俄命令中共叛亂、叛國和中共受命蘇俄叛亂、叛國的主要手段，便是發動武裝叛亂，煽動土地革命，建立認宗蘇俄、背叛祖國的俄屬“蘇維埃政權”。然而，隨著發動城市暴動的徹底失敗和煽動農村造反的日益擴張，中國共產革命既迅速地轉變成了中共農民造反，中國共產黨也就迅速地蛻變成了一個農民造反黨。從此，共產主義革命不過成了它的一件迷人外衣，馬克思主義亦不過成了它賴以造反的宗教教義，而傳統農民革命打天下的舊歷史，竟成為毛澤東和中共發動農民造反以搶天下的新現實。只不過，傳統農民造反的對象，乃是昔日的君主專製統治，而中共和毛澤東造反的對象，卻是推翻了君主專製製度，建立了共和國家，戰勝了專製復辟，剛剛獲得了和平與統一，正在實行訓政以籌備憲政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





一　　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實行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



第一、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



　　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蘇俄蓄謀指使中共陰謀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第二階段為蘇俄直接指揮中共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

　　在第一階段，指蘇俄“蓄謀”，是因為蘇俄“幫助”中國國民革命和指使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就是為了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此其一。

　　其二、指蘇俄蓄謀指使中共利用北伐，就是指蘇俄向中共傳授十月背叛的經驗，要中共利用北伐勝利的條件，在剛剛建立了國民革命新政權的後方，發動土地革命 ，煽動農民造反，並一心要造成中共暴民政權和國民革命新政權並存的政治局面，直至取代國民革命新政權。據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羅易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按：北伐出師後四個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確定了一個新的問題，問題的中心之點是，中國革命從何時開始，將發展為土地革命。” 01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的全會上，布哈林即在第一個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支持民族革命戰線，同時著手解決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並批評中共“對農民問題註意不夠，過分畏懼農民運動的開展，在國民黨占領區（按：即在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北伐軍後方）進行土地改革，不夠堅決 —— 這就是錯誤的主要方面”。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中國委員會發表了“論中國革命前途”的演說，稱“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和倡導者，中國農民的領袖，必不可避免地要由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擔任……立即滿足農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最必要條件……中國未來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之類的政權”。後來，當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時，斯大林曾於會前接見部分中共代表，其時，“他身穿軍裝和皮靴，意味深長地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農民戰爭。中國共產黨的成績大小，要取決於它在領導這場戰爭中能夠組織多少聽它指揮的武裝力量。’” 02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產國際“七大”通過了羅易起草的“關於中國局勢的決議”，稱：“土地問題已經開始表現為各種尖銳的形式，這是當前形勢的中心問題。哪一個階級有決心去解決這個根本問題，並能提出徹底的解決辦法，那一個階級就將成為革命的領導者。在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下，無產階級是唯一能夠執行徹底的土地政策的階級。”

　　一九二七年五月斯大林對中共的訓令（即五月指示），和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共產國際給中共的七條指令，均針對南京國民黨已經“清黨”和武漢國民黨就要“分共”的嚴峻形勢，指示中共“要進一步開展土地革命”。

　　顯然，如果沒有蘇俄直接或假手共產國際，給中共發出了上述種種發動土地革命的指示，就不會有中共要在北伐勝利後方發動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的“二月政綱”（一九二六年二月，參見本卷第一章），更沒有嗣後在兩湖高叫“一切權力歸農會”的農民運動。

　　其三、蘇俄蓄謀指使中共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的手段，就是指示中共要建立工農武裝，準備武裝叛變。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演說中就曾說過：“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 03 顯然，斯大林在這裏所指的反革命不是軍閥，而是正在領導和進行北伐打倒軍閥偉業的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下同）。

　　馬日事變後，共產國際執委第八次全會就已經指示中共說：“目前，我們應該刻不容緩地考慮到下列問題：改編軍隊，建立完全可靠的革命軍隊，建立軍隊同工人組織及農民組織之間的聯系……應特別註意組織完全可靠的革命農工部隊，使共產黨員和堅定的國民黨左派滲入到部隊中，以肅清反革命分子，建立工人赤衛隊。”緊接著斯大林又給中共發來了“五月指示”。如前所說，這個指示曾極其明確地說道：“必須根除對不可靠的將軍們的依賴性”；“必須嚴懲那些壞蛋”；“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組織（目前還不遲）一支可靠的軍隊……”

　　於是，羅易立即寫信給正在鄭州與汪精衛談判的馮玉祥，要他站出來“把反革命的大本營根本破壞”，並說“除非把反革命大本營根本破壞，武漢難保不變成他們的第二個擒獵品”。 04 蘇俄蓄謀指使中共武裝叛亂已經箭在弦上。

　　然而，恰恰是斯大林指使中共準備武裝叛亂的“五月指示”和共產國際命令中共準備武裝叛亂的種種指令，以及中共在武漢、上海等地自組工農赤衛隊以準備武裝叛亂的行動，才最終地把汪精衛逼上了決心“驅俄分共”的道路。對此，布哈林後來曾批評羅易說：“竟將共產國際的秘密指示真誠地送給汪精衛看，這完全是一種糊塗、愚笨的做法。”05 他在後來對中共“六大”的報告中，甚至檢討“沒有幫助中共武裝工農”，並指責鮑羅廷說，“共產國際曾要求中共建立七個工農師，而鮑羅廷不辦”。

　　在第二階段，蘇俄的根本用心就是要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及其再生的南京政權，並在中國建立附庸俄國的“紅色蘇維埃政權”，以達到直接移植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的目的。從此，在中國“發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運動，就不僅成為蘇俄一心之所與，而且成為它直接指揮中共公開背叛北伐和公然叛變國民革命的根本目標。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當蘇俄對國民黨親俄派的希望尚未死絕之時，蘇聯《真理報》已在題為“國民黨左派的危機”的社論中指稱：“共產黨員應該毫不懷疑地著手宣傳蘇維埃思想，以便一旦爭取國民黨的鬥爭失敗，出現新的革命高潮時，能動員號召群眾成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斯大林本人在《真理報》上發表“時事問題簡評”時，曾評論中共“革命”說：“在當前革命發展階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條件下，成立蘇維埃將是一個完全成熟的問題。”

　　一九二七年蘇聯第七、第八期《布爾什維克》雜誌，還在社論“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說：“退出國民黨的號召和立即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口號，是同現在舉行起義的策略相一致的。”

　　於是，蘇俄乃假手共產國際，於八月九日向中共首次提出了“要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任務”。 06 這樣，命令中共發動武裝叛亂以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就和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任務和目標，完全地結合了起來。為此，中國雖驅逐了鮑羅廷，斯大林卻派來了又一個親信羅明拉茲，以“糾正過去所有錯誤，指導中共中央工作”。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說，“共產國際召回鮑羅廷和派出羅明拉茲，歸根到底是為了實行中國政策的革命轉變。”。 07 而這個轉變，就是要指使中共用武裝暴動的手段，來建立認宗蘇俄和附庸蘇俄的“俄屬蘇維埃政權”。

　　隨著羅明拉茲的到來，由蘇俄直接指揮的中共武裝叛亂，也就緊密地圍繞著建立俄屬蘇維埃政權這樣一個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根本任務，在中國國民黨領導北伐打倒軍閥和中國國民革命就要成功、又尚未成功的歷史關頭，被急切地煽動和發動起來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羅明拉茲在武漢秘密主持了中共的八七會議，作了“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並使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執委會告全黨黨員書”。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要求各地普遍發動武裝暴動，以奪取大城市為主要目標。確立了資產階級為打倒的對象，認為只有先打倒資產階級才能打倒帝國主義。強調工人階級和工人領袖在中共黨內的領導。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羅明拉茲主持召開了臨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由羅提名，改組了中共中央領導機關。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羅明拉茲再一次主持召開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徹底拋棄國民黨和國民革命旗幟，首次為中共提出了“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羅明拉茲和共產國際派來接替他的米特凱維奇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由羅明拉茲起草的《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案》。該決議案認為，現時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現時中共革命的任務“是發動工農，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遊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割據地，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發動工人鬥爭，發動城市暴動，使城市暴動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和指導者……”；現時中共革命的策略“是努力使群眾自發的革命鬥爭有最高限度的組織的原則……努力使互相隔離零星散亂的農民暴動形成盡可能的大範圍內的農民總暴動……努力保證工人階級的爆發和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相聯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羅明拉茲在莫斯科召開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宣稱：“現在廣東以及其他一些省，黨（按：指中共）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奪取政權和組織武裝起義。黨在蘇維埃這個總口號下進行鬥爭……現在可以直接了當地提出政權問題了。”就在羅明拉茲於莫斯科發言的時候，中國廣州不僅爆發了由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的武裝叛亂（即中共廣州暴動），成立了第一個蘇維埃政權，而且蘇俄駐廣州諸領事及工作人員均參加了這一叛亂。蘇俄駐中國廣州的領事館則是指揮中共武裝叛亂的巢穴。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產國際第九次全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該決議案高度贊揚廣州武裝叛亂說：“廣州起義應當被看作中國工人及其偉大的英雄主義的範例。” 08 但該決議案卻指責指揮廣州暴動的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準備工作做得不夠”。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發動武裝叛亂的行徑，可謂不打自招。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言，“一九二七年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中共蘇維埃運動已經開始，那時蘇維埃政府是想在一個中心城市建立起來。攻打長沙沒有進展，所以沒有提出蘇維埃，而廣州暴動的政權就稱為廣州蘇維埃。”09 難怪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十一次全會決議案》曾稱，“共產國際的成就之一就是中國蘇維埃的興起”，並說，“在中國，革命危機表現於蘇維埃與紅軍的組織”，“中國蘇維埃運動進一步發展，正在引起整個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其後，當蘇俄直接指揮的中共武裝叛亂和建立蘇維埃政權運動，已經在中國被發動起來時，一九二八年八月，共產國際又在其“六大”的提綱和決議中指示中共：“革命鬥爭將使黨（指中共）面臨完成武裝暴動的任務，準備通過武裝暴動這一完成民主革命的唯一道路，去打倒帝國主義、軍閥、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權 —— 國民黨政權。”當中共發動的中心城市武裝暴動遭遇了巨大失敗和連續失敗時，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蘇俄則在第一封《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與中國共產黨書》中，批評中共誇大革命運動失敗的程度，要求中共反右傾。當中共在發動農村武裝暴動的過程中，出現了未打倒富農的情形時，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蘇俄又在《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關於農民問題的信》即共產國際第二封指示信中，指責中共“聯合富農，這無論是什麽條件下都是不允許的。從列寧的公式中，絕對得不出結論說，在中國黨的一些文件中所提出的聯合富農這個口號是正確的。這個結論，對中國來說更是不對。”當中共在蘇俄的命令和指揮下，決策了瘋狂的暴動計劃，發動了殘酷的武裝暴動，即被後來的中共稱為“左傾冒險主義”的行動時，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蘇俄又發來了“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即共產國際的第三封指示信。這封指示信宣布：“中國進入了深刻的革命危機的時期” —— 據中共黨史專家解讀，即是指“進入了奪取全國勝利的時期”。 10 從而向中共提出了“變軍閥戰爭為階級的國內戰爭”和“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的緊急口號，並指示中共“堅固並且擴大遊擊戰爭，尤其是在滿州以及朱、毛區域裏，堅決地反對黨內對於農民戰爭以及遊擊戰爭估計不足，（否則）便是對群眾的自動能力和革命能力估計不足”。此時，正值蘇俄為維護沙皇俄國在我國的中東路主權，而對統一後的中華民國發動大規模武裝侵略的關鍵時刻。中共在蘇俄命令和指揮下的武裝叛亂，亦因此而轉變成了與蘇俄“裏應外合”的武裝叛國。



第二、蘇俄命令和指揮中共背叛國家民族以“武裝保衛蘇聯”



　　為了了解中共“武裝保衛蘇聯”這個武裝叛國口號的由來，首先有必要將“中東路事件”的來龍去脈，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如前所述，十月背叛以後，蘇俄為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邀買人心，曾兩度宣稱“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終止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將中東路權無條件地歸還給中國”。第一次，北洋政府沒有理睬它。第二次，蘇俄已在給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關鍵條款（參見上卷第三章）。直至一九二四年與北京政府簽訂“中俄協定”時，雖明定“中東路由中俄兩國共同經營”，但是在實際上，中東路仍由蘇俄一方人員任意管理，鐵路局長既由俄人擔任，人權和財權亦由俄人把持，從而使沙皇俄國在我國的特權由蘇俄繼續得以維護。一九二八年底，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蘇俄與沙俄一樣，為對我國東北的野心所驅使，亦為方便指揮中共的武裝叛亂，竟將它駐哈爾濱領事館、中東路以及駐我國東北的商業機構，作為指揮中共武裝叛亂的據點，中共亦於此時建立了滿州地下組織，並接受其領導。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華民國東北地方政府因接到報告，認定蘇共於哈爾濱領事館內召開中共地下人員秘密會議，遂派軍警前往搜查，因果然查獲眾多中共人員和蘇俄指示中共實行武裝叛亂的許多文件，11 東北地方政府遂監禁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的領事，逮捕了其他人員三十九人，並命令以武力接管中東路及其附屬機構，封閉了蘇俄於我境內開設的蘇聯國家遠東貿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業機構，將捕獲之重要分子押送滿洲裏遞解回國，不允許再進入中國。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蘇聯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發出通牒，誓言要保護它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和它在中東路的利益。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中華民國政府復照蘇聯政府稱：中國在中東路所采取的措施，是“維護主權”和“維持中國社會安寧”所不得不采取的適當之處置。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八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與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系，同時調集八萬軍隊集結於中蘇邊境，並於八月中旬大舉向中國東北邊境發動了武裝侵略。由於張學良的無能，更由於殘余軍閥的武裝叛變和中共的武裝叛亂，使得中華民國政府無力增兵東北，於是，蘇軍很快占領了我國境內的富錦、密山、東寧、汪清、滿洲裏、杜蘭若爾、海拉爾等重要城鎮和大片土地。東三省兩邊國境線上的重要門戶，幾乎全部被蘇俄所侵占。中華民國政府在軍事失利後，乃被迫與蘇俄在伯力談判，並於是年十二月，忍辱與蘇俄簽訂了《中蘇協定》，恢復了前沙俄在我國中東路的特權，恢復蘇方人員的一切職務。因恢復蘇俄駐我領事館的談判未果，即已迎來了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中蘇談判遂以終止。

　　誠然，中東路事件在我國，是為維護主權；在蘇俄，則為蘇俄對沙俄掠奪我國主權的繼續。尤其是為了維護舊沙皇俄國在我國東北的特權，新沙皇俄國竟能發動對我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從而成為中華民國成立後第一個公然和公開侵略我國的惡鄰。所以，此時此地，再由新沙皇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為中共發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甚至命令中共在“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以與蘇聯對我國的侵略戰爭“裏應外合” —— 這在蘇俄，就絕不僅僅是要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的問題，而是欺我民族，侵我祖國，辱我人民和撼我社稷；這在中共，就更不僅僅是武裝叛亂的問題，而已經完全成為對祖國和民族之史無前例的公開出賣和背叛，即武裝叛國了。難怪彼時陳獨秀曾為了中共的“形象”，而立即站出來公開反對中共這個“無國家、反民族”的口號和決議，更難怪後來的中共黨史專家們對此一口號和決議，亦多少有些不以為然。但是，這個徹底地出賣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口號、決議和行動，卻由於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堅決命令和指揮，由於中共中央的堅決執行和發動，不僅將彼時的中共武裝叛亂推向了瘋狂地步，而且由於日本對我國侵略戰爭的爆發而升級，從此竟成為中共武裝叛亂的總口號和最高原則，從而將中共的武裝叛亂賦予了武裝叛國的根本性質，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所絕無和僅有。

　　其實，蘇俄公然命令中國共產黨保衛蘇聯，既非自中東路始，亦非只命令中共一黨而已。據中共黨史專家說：“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明確把‘保衛蘇聯’作為各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基本任務。因此，各國無產階級應‘有義務促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並用一切方法保衛蘇聯不受資本列強的侵犯’。”12 斯大林更是赤裸裸地指示說：“有一個問題可以作為各種各樣的集團、派別和政黨之間的分水嶺，可以檢驗出它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這個問題就是保衛蘇聯問題，即無條件地、絕對地保衛蘇聯免受帝國主義侵犯的問題。”他還說：“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13

　　但是，在中東路事件上，蘇聯才是真正的帝國主義者，是企圖強行占有和武裝占有別國主權者。而由中東路事件所導致的戰爭，又是蘇聯侵略中國的戰爭。由是，在自己祖國遭受蘇聯大規模侵略時，蘇聯命令中共發動武裝叛亂以反對祖國和保衛蘇聯，甚至在日本已經公然侵略我國，占領了我國東北，卻並不曾侵略蘇聯時，蘇聯又進一步命令中共不要為保衛自己祖國而戰，卻要為保衛蘇聯而在自己的祖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以趁機推翻本國正在實行抗戰的政府 —— 蘇俄對一個鄰國的無恥野心，實為史所罕見。

　　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武裝叛國亦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一九二九年中東路事件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

　　據中共黨史專家稱：“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蘇聯政府宣布與國民黨政府絕交，撤回蘇聯任命的一切駐華外交、商務及在鐵路等方面供職的人員。就在這一天，共產國際執委向各國工人階級和革命群眾號召對中國軍閥的暴行，必須以革命的行動來答復，要不畏一切的犧牲，來擁護蘇聯和保衛世界無產階級的堡壘 —— 蘇聯。”14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當蘇聯已經對我國東北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並已經占領了我國東北大片領土時，共產國際又借發出反對中國國民黨改組派的信，不僅“從十個方面分析中國已經陷入全民族的危機之中”，並且向中共發出了五條指示，命令中共裏應外合，發動更大規模的武裝叛亂，顛覆中華民國，出賣中華民族，以保衛蘇聯。這五條指示是：

　　一、必須竭力利用現已開始的軍閥混戰，以便進一步發展獨立的革命運動。必須最大限度地通過出版物、傳單、群眾性的口頭宣傳和呼籲書來揭露國民黨各個集團的反革命作用。黨應當推翻統治各地區的一切軍閥集團的政權（南方的南京集團、張發奎集團等，北方的閻錫山集團、馮玉祥集團、奉系集團等）變軍閥戰爭為國內階級戰爭的口號，以及推翻資產階級地主聯盟政權的口號，應當成為黨進行群眾宣傳的主要的現實的口號。

　　二、因改組派對帝國主義者的奴顏婢膝的態度，他們在中東鐵路沖突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詆毀中傷蘇聯，所以要加緊同改組派的鬥爭。15

　　三、黨應當特別關註工人的罷工鬥爭。必須在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相結合的情況下，采取準備總同盟政治大罷工的方針，設法使革命的工會運動脫離地下狀態。

　　四、黨應當更加關註開展和領導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反帝運動。蓬勃開展的反帝運動將給予正在興起的工人運動以巨大革命化影響，使工人運動活躍起來。由於滿州的沖突，必須在保衛蘇聯的公開口號下組織一個運動，揭露國民黨包括“改組派”在內的各派系帝國主義代理人的面目。

　　五、加強和擴大遊擊戰爭，特別是在滿州地區，在毛澤東、賀龍活動的地區……要把廣東、福建、湖南和湖北工農軍隊的分散行動協調起來。

　　另外，指示信還要求中共“應當全力興起和激化階級沖突，領導群眾暴動，隨著沖突的進一步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鬥爭引向越來越高的發展階段。”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明確指出的那樣：“應當指出，共產國際推動李立三等中共領導人組織武裝暴動的目的，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也即是為了適應中東路戰爭的需要。”（黑體為引者所加）即為了適應蘇聯對中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需要。此可謂一語賣盡“天機”。16

　　然而，當侵華戰爭已經因斯大林重新奪取了它在中國的特權而停止以後，蘇俄不僅要求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不能有絲毫改變，甚至更進一步地命令中共要繼續在“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下，擴大武裝叛國。

　　一九三零年初，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馬基亞爾發表了“無產階級在遠東的勝利”一文，該文指出“把中東鐵路沖突的順利解決看成是結尾，看成是終場，那將是極大的錯誤。這一沖突不是戲的結尾，更象是一場戲的序幕……”

　　為了使中東路戰爭成為中共繼續武裝叛國的序幕而非尾聲，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日，馬基亞爾又寫了“中國的危機與革命運動”一文，並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的社論發表。它說：“中國革命正在準備武裝暴動，建立工農專政的蘇維埃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三日，共產國際召開了第十一次全會，如前所述，其決議稱“共產國際成就之一就是中國蘇維埃的興起……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正在引起整個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又在蘇聯《真理報》發表了“迎接即將到來的中國革命風暴”一文，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鬥爭還在繼續上升……”，要求中共“為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風暴而堅決地戰鬥”。

　　一九三一年五月，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開會，作出了“共產國際主席團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的決議案”，指責中共黨內有“右傾機會主義與剝削分子的聯合……放棄和輕視了為擴大蘇維埃運動的鬥爭。”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因中共進攻長沙曾一度得手，蘇聯《真理報》乃立即發表社論，稱之為“中國革命的巨大成就”，並稱：“建立蘇維埃政府在中國現在已經成為提上議事日程的任務……武漢、上海和整個中國工業中心的無產階級應當起來投入戰鬥。”共產國際的《國際通訊》立即轉載了這篇社論。

　　第二階段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至一九三四年八月蘇俄命令中共提出“反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乘我削平殘余軍閥叛亂的戰爭剛剛勝利結束，中共在蘇俄指揮下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正甚囂塵上，乃陰謀發動九一八事變，迅速地侵占了我國的東三省。

　　九一八事變之後，共產國際在為紀念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發出的呼籲書中曾稱：“侵占滿州 —— 這不是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戰爭，這是對中國勞苦群眾、對中國革命的戰爭，這也是對我們的戰爭。”從而進一步號召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由是，中共乃假托日本侵略我國的目的是為了侵略他們“工人階級的祖國 —— 蘇聯”，而加緊了武裝叛亂的步伐。此後，中華民國與蘇聯雖然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間談判並恢復了外交關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已經互派了大使，但是，在此期間和在此之後，蘇俄仍然在指揮中共繼續叛國，直至指揮中共製造“兩個中國”。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指出的那樣，共產國際仍希望中共“通過革命戰爭來推翻蔣介石國民黨的全國政權”。17 由是，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十二次全會，就繼續向中共提出了“發展蘇區與紅軍”和“推翻國民黨”等六大任務。

　　一九三三年九月，共產國際又派出軍事顧問李德抵瑞金，任中共“蘇維埃國”軍事顧問，控製紅軍指揮權，與在莫斯科的王明遙相呼應，堅持命令並指揮中共繼續武裝叛國。

　　此時，雖然日本帝國的侵略日漸擴張，中華民族的危難日趨深入，但據中共黨史專家“揭露”說，唯“共產國際認為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中國革命形勢很好，稱這個時期為革命戰爭和武裝幹涉時期”。共產國際所指的“武裝幹涉”，自然是中華民國政府軍對叛亂和叛國者的圍剿，而非日本帝國對中國的侵略戰爭。18

　　於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產國際通訊》發表米夫“只有蘇維埃才能夠救中國”一文，稱：“現在各國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被壓迫人民都熱烈地希望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勝利。”同時用各種文字精裝出版毛澤東鼓吹“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和只有煽動農民造反、建立蘇維埃政權、堅持武裝割據才能顛覆中華民國”的小冊子（參見下文）。蘇俄欲假手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願望，顯然一時難收。



第三、蘇俄與共產國際要求中共絕對服從命令聽指揮



　　應該說，中共自建黨以來就將蘇俄的任何指令當作聖旨，即令有想不通之時，最後也都是按照蘇俄的命令辦，即所謂“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一九二七年之後，已經被國民黨清除出了國民革命陣營的中共，就更是以蘇俄為依賴，樣樣以服從俄命為天職，直至不惜以叛國為效忠。誠如中共一位黨史專家所言：“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下，中共六大（一九二八年六月於莫斯科召開）所通過的黨章極其強調共產國際集中領導，極其強調對共產國際的隸屬關系，極其強調服從共產國際。”19 如前所述，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曾專門寫下一章，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黨章另有十二處規定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領導與被領導關系。所以，一旦中共叛亂叛國失敗，就一定是中共沒有堅決執行蘇俄的命令和指揮，罪過只能在中共，絕不允許諉於蘇俄或共產國際。再則，盡管中共對蘇俄的命令和指揮已經照辦執行，但稍有不足或稍有逾越，或者僅僅是自產自銷了一些土政策，蘇俄亦絕不容許。其最為典型的表現，便是蘇俄在中共黨內“倒李扶王”事件的發生。

　　在中共的黨史上有一次著名的路線鬥爭，即第一次路線鬥爭，用中共的話來說，就是王明路線同立三路線之間的殘酷鬥爭。但是，中共黨史專家們卻說，王明路線和立三路線都是左傾路線，都來源於蘇俄共產國際的理論和路線。他們說：“共產國際理論和路線的重要影響，是立三路線形成的一個直接原因；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是立三路線製定武裝暴動戰略總方針的理論根據；把俄國武裝起義經驗的絕對化是形成立三路線城市中心論的主要緣由；共產國際和俄共中央反布哈林的錯誤鬥爭是造成立三路線大反右傾的重要因素。立三路線從整體上來看，來源於共產國際。”20 並且，“無論是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還是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都是在共產國際的長期指導下發生的，他們的左傾路線從根本上說也都是來源於共產國際……”。只不過“王明的特點是洋教條，完全不折不扣地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辦；而李立三則搞了不少土政策，別出心裁地製定冒險主義暴動計劃，成立總行動委員會等等。……雖然王明在某些左傾冒險做法上有所收斂，但在實質上比立三路線更左。用王明的眼光來看立三路線的錯誤，自然也就要得出立三路線是右傾的結論”。21

　　但是，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也過於地輕描淡寫了一點。蘇俄之所以要掉馬換將，打擊李立三，扶植王明，其根本原因，一是李立三在一省或幾省發動叛亂和叛國的行動失敗了，共產國際必須諉罪於李而不能自張其罪；二是李立三未經共產國際批準，就擅自通過了他的叛亂和叛國計劃，並敢對共產國際稱大和鬧獨立，所以共產國際才深感權威發生動搖；22 三是李立三為了中國共產革命的成功而設計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計劃，居然就敢將蘇聯拖進危險的境地，23 這自然使得一切都必須服從蘇聯和聽命斯大林的共產國際，無法容忍和不敢容忍。然而，最重要的，還是蘇俄必須在中共黨內扶植一個絕對恭順的奴才。於是，彼時“不要祖國和沒有祖國”的王明，便扶搖直上了。

　　王明之所以能夠被蘇俄相中的自身條件，一是他在蘇俄時就是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的弟子和紅人，曾參預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對蘇共的“大清洗”，甚至利用大清洗打擊和打倒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內的異己力量；二是在中東路事件發生，蘇俄大舉入侵我國時，王明居然能夠一口氣寫出十二篇文章，鼓吹“中共必須武裝起來保衛蘇聯”，並把反對“武裝保衛蘇聯”的陳獨秀罵得狗血噴頭，其忠於蘇俄和叛變祖國的積極表現，從此獲得了蘇俄的歡心；三是賣命反對立三路線，狠批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24 提出兩條路線鬥爭的口號，以明確反對“立三路線”，鮮明地擁護“國際路線”，從而既為共產國際命令和指揮中共叛亂、叛國的失敗作了辯護，又在推倒了立三路線之後，能夠更加堅定地執行共產國際的命令。總此三條，終於促使共產國際派米夫來中國強行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並強行扶王明上臺，使一個在中共黨內名不見經傳的學生娃，竟成為中共一黨的領袖，從而保證了中共對蘇俄和共產國際命令的絕對執行，保證了中共在任何時候都能堅持“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將叛亂和叛國推向一個又一個新高潮。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論，“值得註意的是，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的決議，充分地表達了米夫、王明等人的觀點，認為只要舉起‘兩條路線’鬥爭和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鞭子，就可以把國際路線貫徹到蘇區和紅軍中去，實行王明左傾錯誤對蘇區和紅軍的控製。”25 新沙皇俄國及其工具共產國際，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實在要比老沙皇遠遠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　　中共認宗蘇俄、分裂祖國並製造兩個中國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這個長達十年的時期內，蘇俄命令並指揮下的中共叛亂叛國有三個階段：即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武裝叛亂階段，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八月的武裝叛國階段，與一九三四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製定假抗日真圖存陰謀策略的階段。



第一、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中共武裝叛亂



　　本階段中共武裝叛亂的特征及手段，是發動武裝叛亂、煽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認宗蘇俄、背叛祖國”的城鄉俄屬蘇維埃政權。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說，共產國際為轉變中國革命，首先於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招回了共產國際首席代表羅易，停止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成立了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職權。但是，由於共產國際並不指定新的總書記或臨時負責人，所以，在緊急時期裏，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和繼之而來的羅明拉茲，就取得了更高的決策地位。羅明拉茲被授予全權“糾正過去的錯誤，指導中共中央的工作”。同時，“共產國際考慮以瞿秋白代替陳獨秀……因為瞿秋白同意按共產國際方針實行中國革命的政策轉變”。 26

　　由是，在羅明拉茲的決策和指揮下，中共掀起了武裝叛亂的第一個浪潮，即發動“八一南昌暴動”。羅明拉茲和新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組織前敵委員會，負責指揮這次武裝叛變。是時，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共產黨掌握的武裝有：隸屬於國民革命軍張發奎的葉挺第二十四師，由原葉挺獨立團改編的周士第第七十三團，賀龍的第二十軍，盧德銘掌握的原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一部，和隸屬於國民革命軍第五方面軍的第三軍軍官教導團，南昌公安局的兩個保安大隊，以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部分學員。27 叛亂發起後，乃推出宋慶齡、譚平山、賀龍、郭沫若、惲代英等人組成主席團，並仍盜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名義，由賀龍任總指揮，郭沫若任總政治部主任，劉伯承任參謀長，號稱下轄三個軍，總兵力三萬人。但是，不數日，只因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張發奎發兵平叛追剿，叛軍乃逃出南昌，逃至廣東，兵敗潮、汕。嗣後，千余殘部乃迂回逃竄，於翌年四月由朱德、陳毅帶至井岡山落草，為毛澤東所接納。

　　中共武裝叛亂的第二個浪潮是在八七會議之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所主持的中共八七會議，決策了中共叛亂的三大政策，或曰三大手段、即武裝暴動、發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於是，該次會議首先批判了前中共中央“不敢發動武裝暴動”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指責了大革命時期的中共中央“始終沒有認真想到武裝工農的問題，沒有想著武裝工農的必要，沒有想著造成真正革命的工農武裝隊”，因此，號召要“造成真正的革命的工農武裝隊”，以實行武裝叛亂。28 其次，因土地革命是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會議給中國革命提出來的路線和任務，所以，本次會議不僅確立了土地革命的方針，而且，據中共黨史專家稱：“自羅明拉茲來華後，土地革命變得異常激進，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被派赴各省組織農民暴動，土地革命真正變成了全黨的革命行動。”29 八月九日，由於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了“同意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指示，於是，九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關於左派國民黨和蘇維埃口號的決議”。決議指出“現在的任務不僅是宣傳蘇維埃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該成立蘇維埃”。同時指出“蘇維埃組織應當首先在廣州、長沙這些確實取得勝利的關鍵地方建立”。嗣後，“只是因為攻打長沙沒有進展，所以沒有提出蘇維埃，而廣州暴動的政權就稱為廣州蘇維埃”。

　　八七會議決定的另一個大規模武裝叛亂行動，便是派毛澤東赴湖南發動秋收暴動，以攻打長沙和武漢。毛在湖南招降納叛，於九月初建成了四個團的叛亂武裝。第一團由原武漢國民政府警備團部分叛變軍人和平江、崇陽、通城農民武裝組成，第二團由安源一些工人武裝和附近各縣的農民武裝組成，第三團由瀏陽農民自衛軍、平江農民自衛軍及部分警衛團叛軍組成，第四團由原夏鬥寅殘部組成。計劃分三路進攻平江、萍鄉、灃陵，然後共同進攻長沙。九月九日，秋收暴動從破壞鐵路交通起，一團進攻平江，因四團叛變，慘敗；九月十日，二團在安源起義，在瀏陽遭圍殲，損失三分之二；九月十一日，三團進攻東門市遭襲擊，亦敗亡。九月十九日各殘部敗聚文家市，認為“革命已經暫時沒有可能在城市取得勝利”，所以“否定了取瀏陽直攻長沙的主張”，決敗走贛粵邊界以求存，然後落草井岡山中。

　　中共武裝叛亂的第三個浪潮，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上海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所發動。如前所說，這次仍由羅明拉茲所主持的會議，通過了羅明拉茲為中共起草的“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以及“關於土地問題黨綱草案的決議”等。據中共現代史教材稱，這次會議的重大要求之一就是“反對退卻，要求繼續進攻，堅持城市中心，認為城市工人暴動，是革命勝利的關鍵，要努力使暴動的城市成為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30 這次會議的重大要求之二，就是“提出中國革命已經進入蘇維埃階段，現時革命階段中，黨的主要口號就是蘇維埃”。並稱，“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總政策，在黨領導的全國各地革命鬥爭中，都得到了實施。特別在海陸豐起義和廣州起義時，已把這個口號公布於全國”。31 這次會議的重大要求之三，就是主張“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動派，應當采取毫不顧惜的消滅政策，努力使農民暴動有民眾式的性質，要極端嚴厲絕無顧惜地殺盡豪紳反革命派”。 32 中共中央於會議結束後第三天發出了“致兩湖省委的信”，明確指示“在城市中當戰爭激烈以及某一部分軍隊敗潰時應……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偵探、以及反動的工頭……在漢口長沙如是工人群眾的行動，可領導其打外國人。在鄉村中大力發展遊擊戰爭，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燒地主的房子……目前主要口號應當是：工農兵大暴動起來，消滅新軍閥戰爭，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表會議，殺盡土豪大地主，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33 據中共現代史教材稱：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湖南特委代表曾到井岡山批評這裏的工作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使小資產階級變無產階級，然後再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34 此後，在由中共所發動的武裝叛亂中，大都執行了燒殺政策，其情景慘絕人寰（參見本章第四節）。

　　會後，中共中央製定了“中央工作計劃”，布置廣州、上海、武漢、天津、長沙等大城市舉行總罷工、總暴動，布置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等省的“工農總暴動”，先後發動了宜興、無錫的農民起義，上海起義，武漢起義，順直暴動。武漢暴動計劃，因無以執行而被取消；長沙暴動雖有中共湖南省委“奪取全省政權總暴動”的總動員通知，亦組織了二百多人的敢死隊，但瞬間敗亡。上海及順直等地區的暴動，非迅速慘敗，即無以發動。主要的武裝叛亂，乃是由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指揮，蘇俄駐廣州領事館直接參預，和由張太雷、葉劍英等參加指揮的廣州暴動。參加暴動的主力是葉劍英的原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團，約一千三百人。另有周文雍指揮的工人赤衛隊，約三千人。十二月十一日淩晨叛亂爆發，當日即宣布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又稱“廣州公社”，由蘇兆征任主席，葉挺任工農紅軍總指揮，葉劍英任副總指揮，並發布政綱稱：“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一切權力收歸國有”，“打倒反革命國民黨和各式軍閥，聯合蘇聯、打倒帝國主義”等。暴動竭盡燒殺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屍”。 35 暴動和暴行延續了兩日，迅以慘敗為告終。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幾於共產國際召開“六大”的同時，因蘇俄出錢出力，中共亦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用中共黨史專家的話來說，中共“六大”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實際是俄式共產革命在中國失敗的教訓。中共“六大”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以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為指導，明確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前途，準備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36 中共“六大”提出了十項政綱，主要有“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沒收外國資本和銀行，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等。大會認為，當前的革命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第一個浪潮已經過去……新的革命浪潮還沒有到來。但“新的廣大的革命高潮是無可避免的”。“黨的總路線是先爭取群眾，要團結無產階級的群眾，發展工農群眾組織，準備武裝暴動。”中共“六大”還通過了《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規定：“共產黨在準備武裝起義中，就要秘密建設政權的核心；起義後要堅決、敏銳地成立政權機關；革命政權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裝起義隊伍的基礎上，變成常備紅軍。黨要贊助農民的遊擊戰爭，要在農民運動的基礎上建立工農革命軍……”大會認為，革命的動力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民族資產階級是最危險的敵人之一。第三黨是“反革命工具”，是“統治階級的奸細”。國民黨的各派別都是“一樣的反革命”。37

　　中共“六大”以後，中共的武裝叛亂幾已全部轉移到了農村。但各地農民在中共煽動下的暴動和暴亂，卻呈現出一種時起時消、瞬間敗亡的景象，並且發動不易。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那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麽敵軍內部的倒戈和暴動”。38 所謂的新革命高潮非但沒有到來，失敗的景象卻隨處可見。

　　據中共現代史教材和中共黨史著作稱，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中共曾發動了一百多次武裝暴動，其中大型的暴動就有十二次，但除掉廣州暴動外，其余都是農村暴動。主要有：一九二七年九月至十月的兩次海陸豐暴動　曾於十一月間建立過蘇維埃政權。一九二七年十月的廣東瓊崖暴動。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的湖北麻城暴動。一九二八年一月贛東北弋橫年關暴動。一九二八年一至二月由逃竄在湘南的朱德、陳毅所發動的年關暴動。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春的洪湖和湘鄂西暴動。一九二八年三月的湖南平江“撲城”暴動。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間的陜西渭華暴動。一九二八年春的閩西龍巖、永定暴動。一九二八年七月的平江暴動。以及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五月紅四軍的兩次入閩和一次入贛。39 這些暴動，除掉一時燒殺無度、血濺山野之外，大多數遭到了慘敗。其後，若不是以李、馮、閻為代表的殘余軍閥大規模武裝叛變，為中共的武裝叛亂帶來了機會，則不僅是中國的“紅色政權”將無由存在，即便是由蘇俄所直接命令和指揮的武裝叛國以保衛蘇聯，都只能是有令難起了。



第二、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中共武裝叛國



　　中共武裝叛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中東路事發 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第二階段自九一八事變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中央紅軍逃出江西。第一階段中共武裝叛國的特征，是在蘇俄的直接命令並指揮下一邊公開號召“武裝保衛蘇聯”，一邊擴大武裝叛亂，以與蘇聯侵略裏應外合。第二階段中共武裝叛國的特征，是於國難當頭之時，“借重”日本的侵略，繼續高喊“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堅持叛國，擴大叛亂，反撲圍剿，直至失敗逃亡。

　　中共兩階段叛國的共同手段，都是在蘇俄的命令與指揮下，堅持武裝叛亂的形式，堅持煽動農村造反，和堅持建立認宗蘇俄的蘇維埃政權。

中共武裝叛國的第一階段

　　據中共黨史專家稱：中東路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極大關註。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發表了宣言和中央通告四十一號、四十二號，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國民黨軍隊“進攻”蘇聯。宣言和通告根據共產國際精神提出：

　　一、“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反帝國主義的大本營，尤其是蘇聯社會主義緊急的建設與鞏固，更加吸引了全世界的工人階級與殖民地的勞苦群眾，日益傾向革命，所以蘇聯與帝國主義為生死之敵，特別是帝國主義互相沖突不可終日的時候，更加緊對於蘇聯的敵視，企圖首先消滅蘇聯。”作者按 —— 中東路事件，在中國政府，是要收回主權；在蘇聯，是要繼續強占沙皇俄國所曾搶占的中國主權。因中國政府要維護主權，反對強占，蘇聯便發兵侵略中國 —— 這就說明蘇聯才是真正的帝國主義。

　　二、“帝國主義指示中國國民黨進攻蘇聯的陰謀，已進行兩年了”，“收回中東路便是具體的表現”。作者按 —— 事實是，蘇聯命令並指揮中共武裝顛覆北伐成功後的中華民國已經整整兩年了。事實是，收回中東路為國家主權所在，為任何國家所不能反對，中共忘記了自己也是中國人。

　　三、“中東路事件就是進攻蘇聯戰爭的開始，這是一個極端嚴重的事件。”作者按 —— 如果在本國領土上收回國家主權就是進攻蘇聯的開始，則近百年來全世界只要是宣布過國家獨立、收回過國家主權的各殖民地國家，豈非全部變成了侵略者？如果這一立論“正確”，則今日收回香港和澳門主權豈非成了中共在“進攻英國和葡萄牙”？

　　四、“現在世界大戰的危機日益迫切，而中國在帝國主義戰爭與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中，都是最嚴重的地方。”作者按—— 此無非是說：只因為中國在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中，都是最嚴重的地方，所以中國就不能收回主權，所以中國若要收回主權，蘇聯就應該武裝侵略中國，中共就應該武裝保衛蘇聯而不應該保衛自己的祖國。這不是徹底的賣國助敵又是什麽？

　　五、“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反對國民黨做帝國主義的工具，應是最主要的口號。”40 作者按 —— 如果應該反對國民黨做帝國主義的工具，那麽，在蘇聯侵略我國之時，最主要的口號豈非更應該是“反對中共去做蘇俄侵略我們祖國的工具”嗎？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黨史專家們，在敘述中共這一段武裝叛國的歷史時，因多少有些為中共“無地自容”之感，因而，在引用資料時，才不得不“做了一些手腳”。但是，當他們批評起被中共後來的領袖所否定了的前領袖王明時，卻說：“王明雖然在這些文章裏（按：指王明十二篇論證中共應該“武裝保衛蘇聯”的文章）有一些正確的論述，但這些文章主要的還是大肆宣揚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在中東路事件爆發後提出的‘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等極端口號…… 41 此可謂“一語露盡天機”。由是，他們才如是小心翼翼地批評說：“武裝保衛蘇聯，實際上是把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對立了起來，它脫離了當時中國廣大群眾的實際要求，也不會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42 他們的話，雖然掩蓋了中共叛國的鮮明本質，抹去了當時國民對於中共這一叛亂賣國的憤怒指責（包括除中共以外反對國民黨政權的所有其他政治派別）。但是，在中國大陸沒有言論自由的前提下，能如是說，已經難能可貴。

　　如本章第一節所說，中東路事件爆發之際，蘇聯侵略者不僅對我國大打出手，而且侵略並占領了我國東北的大片領土，只因我國政府受製於國內的殘余軍閥叛亂和中共武裝叛國，而不能戰勝它的侵略，才使它達到了要繼續強占我國主權的目的。雖然祖國的失敗已經若此，中共卻非但不收斂它“武裝保衛蘇聯”的叛國方針，卻在這一叛國的旗號之下，將武裝叛亂推向了頂峰階段。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當李立三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中共江蘇省“二大”第九次會議上發表演說時，即稱： “反對進攻蘇聯和保衛蘇聯的任務，中央已經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據中共史家稱，這次會議的決議就是“武裝保衛蘇聯”。43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第六十號通告的標題就是“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該通告指出：“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的世界大戰已經迫在目前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將是人類歷史上未曾有的殘酷的階級戰爭，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大爆發。”由是，中共黨史專家才會坦白地說道：“中共乃由此在中國安排發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製定紅軍的策略。”44

　　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接受國際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決議”即“接受共產國際命令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緊接著，中共又發出了“中央通告七十號”，號召全黨“變軍閥戰爭為國內的階級戰爭，以推翻國民黨統治，以建立蘇維埃政權”。還說“這是目前總的路線”，是“最積極進攻的路線”，是“集中進攻的中心策略”。

　　一九三零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華全國總工會經過三個多月的準備，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蘇維埃組織法》和《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大會認為，當前，中國統治階級在“崩潰”，革命高潮即將來臨，要迅速準備武裝力量，與帝國主義、軍閥決最後勝負。

　　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在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聲稱：“在革命的具體發展、偉大革命高潮已經接近的現在，黨不只是要註意到奪取廣大群眾、組織廣大群眾的鬥爭，尤其要註意到革命巨潮爆發時，組織全國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任務。因此，加緊組織群眾的政治鬥爭，加緊宣傳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必要，註意促進全國革命高潮，註意武裝暴動的組織上和技術上的準備，註意布置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的首先勝利。”對此中共黨史專家稱：“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李立三提出了全國武裝暴動計劃，即城市工人暴動和農村紅軍進攻相配合的奪取一省幾省勝利的計劃。”45 同時，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所製定的武裝暴動計劃主要有：命令紅一軍團攻打南昌，紅三軍團攻打武昌和長沙，紅二軍團和紅一軍團出兵漢陽、漢口，紅十軍團進攻九江，紅七軍團挺進柳州，幻想‘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同時又要求上海、南京、廣州、北平、天津、哈爾濱等中心城市舉行總罷工、總起義，以造成全國革命高潮。”46

　　中共中央所發動的各大城市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計劃，均因為行不通而失敗。唯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於七月二十七日突襲長沙，並於七月二十八日建立了以李立三為主席的長沙蘇維埃政府。八月五日失敗後，八月三十一日復又攻陷長沙，九月二日再次敗退長沙。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紅二軍團由一萬五、六千人減少到三千人，縮編為紅三軍，離開洪湖根據地，撤往鄂西山中。廣西紅七軍北上後喪失了右江根據地，部隊由六千人減少到二千人，最後進入中央根據地。紅十軍由兩萬人減少到三千人，由九江外圍退回到贛東北根據地。”47

　　中共第一階段武裝保衛蘇聯的叛國計劃，雖乘新舊殘余軍閥的大規模軍事叛變而起，但隨著中華民國政府軍平叛的全面勝利，亦以全面失敗為告終。

中共武裝叛國的第二階段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後，日本陰謀侵占了我國的東三省。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東北人民自組義勇軍以抗日，中華民國政府曾明有十九路軍、暗有第五軍血戰淞滬的壯舉（參見上卷第六章），政府軍在長城沿線對日本的頑強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輕易南下和西進。全國人民呼喚抗日救國的悲情壯歌更是波瀾國中。當此國難當頭之時，中共非但對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不願與聞，相反，卻乘國難而發難，一意堅持和擴大武裝叛國。

　　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內，中共武裝叛國的第一個任務，便是乘機擴大武裝叛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當天，中華民國政府軍乃不得不停止圍剿，蔣介石本人亦不得不於第二天離開江西前線。由是，中共不僅歡呼“沖破了第三次圍剿的勝利”，中共臨時中央竟立即根據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決議案”，於九月二十日發出了“由於工農紅軍沖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即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案”。這個“緊急任務案”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反對蘇聯已經成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險”，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同時，認定中間派是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斷定當時“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因此，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組織工人罷工”的計劃。

　　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內，中共武裝叛國的第二個任務，則是乘機建立附庸蘇俄的“國中之國”，以分裂祖國，製造兩個中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蘇聯的國慶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繼續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立即在蘇俄發表“中國的革命鬥爭”一文，稱：“中國正在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這一事實本身便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因為當此日本人占領滿州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際，這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顯示了一個新的革命的中國存在！”48 一九三二年春，即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國政府軍付出了極大的犧牲，贏得了第一次淞滬抗戰的勝利時，中共領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國目前的形勢與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一書中，稱：“中國所面臨的是兩國之爭，即新興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與腐朽的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鬥爭。”並稱：“兩國之爭決定著中國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兩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政治生活的核心”。49 中共現代史教材甚至“揭露”說，“一二八”之後，正當我國軍民在淞滬抗戰前線用血肉捍衛自己的祖國時，“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對十九路軍抗戰也采取了錯誤的策略，搞要兵不要官的‘下層統一戰線’，號召士兵‘立刻組織兵士委員會’，號召‘武裝的工人農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推翻國民黨軍閥的這一領導，把領導權拿到自己手裏’”。50

　　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內，中共實行武裝叛國的第三個任務就是利用日本對我國的侵略，一邊擴大武裝叛亂，一邊反撲中華民國政府軍的圍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中華民國政府軍被迫停止了第三次圍剿。此後，直至一九三三年春，中共的武裝叛國便獲得了一次很大發展。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經過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贛南、閩西之間的‘白點’完全消失，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擁有人口三百萬。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鄂豫皖蘇區和紅軍獲得猛烈發展。根據地東起淠河，西迄京漢線，北達寰州、固始，南至黃梅、廣濟，總面積約四萬平方公裏，人口三百五十萬，擁有五個縣城，建立了迄二十余個縣的革命政權，主力部隊已達伍萬人。”一九三一年十月，移駐湘鄂邊的紅三軍重回洪湖，至一九三二年春發展到一萬五千余人。51

　　一九三三年春，正在進行第四次圍剿的中華民國政府軍，又因長城抗戰爆發而被調防長城沿線。中共的武裝叛國又得到了一次大發展。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中央蘇區在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地域更加擴大，已經跨湘贛閩粵四省，並與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閩浙贛區的紅十軍擴大為紅七軍團，南下歸紅一方面軍指揮。紅一方面軍發展到十萬人左右，赤衛隊發展到二十萬人。這時是中央蘇區全盛時期。”“在中央紅軍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同時，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陜邊界，開辟了川陜蘇區。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陜蘇維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陜蘇區發展到東西五百余裏，南北四百余裏，總面積四萬二千平方公裏，人口五百余萬的廣大區域。紅四方面軍發展到五個軍、十五個師、四十五個團，共八萬余人……這是川陜蘇區的極盛時期。”“在陜北……九一八事變後，在河北阜平起義的紅二十四軍轉戰入陜（按：不是抗日），與謝、劉（謝子長、劉誌丹）的遊擊隊會合……成立了紅二十六軍……在一九三三年內，全國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達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高峰。”52

　　這一切，無非證明，正是日本帝國對我國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的全盛期。為了在祖國遭受侵略的日子裏武裝保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蘇聯，為乘國難當頭以分裂祖國、製造兩個中國並篡立起一個“俄屬蘇維埃中國”，中共唯以製造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為己任，雖然自稱數十萬人馬，卻非但沒有派過一兵一卒以東進上海抗日，以北上長城抗日，以遠征東三省抗日，甚至連抗日的口號亦不曾喊過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便必定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而已。而武裝保衛蘇聯的行動，就是受俄命而在國難當頭的祖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中共的叛國本質和叛國行徑，也就無須再作其他任何的證明了。

　　最後，仍必須指出的是，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這十年間，不論是中共所稱的瞿秋白的盲動主義，還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他們在按照蘇俄的命令與指揮，旨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一心顛覆中華民國和蓄意製造兩個中國的目標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於他們的內部鬥爭和互相否定，不過是這個史無前例的叛亂叛國集團的內鬥和內訌，或曰蘇俄統治集團內鬥和內訌在他們當中的表現罷了。充其量他們也只是在比較誰更忠誠於蘇俄，誰在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上面更有成績，誰的思想和路線更能夠達成叛亂和叛國的目標罷了。就象某個盜竊集團的一群首領們，既要在盜竊前為誰的盜竊辦法最好而發生爭論，又要在盜竊後為偷盜的失敗或分贓的多寡而互相指責一樣，不僅沒有是非可言，即便有，那也只是這個盜竊集團內部的是和非而已。而當我們只需就這個盜竊集團對社會所產生的危害進行揭露、指控和清除，而非對盜竊集團中的每一個成員分別予以“量刑”時，他們內部的是還是非，又與我們何幹呢？



三　　中共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黨



第一、中國共產革命被迫轉變為中共農民造反



一、農民革命與共產革命的關系

　　如導論所說，一是馬克思主義原來就是歐洲傳統農業社會意識形態的近代化和“科學”化，所以馬克思主義非但不排斥農民革命，而且批判那些否定和詆毀農民革命的思想，馬克思對拉薩爾的批判就是明證。53 二是由無產階級聯合並領導農民結成工農聯盟的基礎，不僅是共產革命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成份，而且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馬克思所指出的，巴黎公社造反因沒有建立鞏固的工農聯盟而招致失敗的教訓，和恩格斯所提出的農業合作化道路，就更加證明了馬、恩對工農聯盟以共同發動共產革命和共同建設共產國家的重視。三是一九一七年之後，正是俄國農民對於蘇俄共產專製政權的長期反抗和頑強反抗，才促使斯大林一方面對本國農民采取了殘酷鎮壓的手段，一方面則愈來愈明確地要求中共發動土地革命和煽動農民造反。斯大林甚至明確地指示中共：“中國革命實際上就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中國的革命實質上就是由中共領導的一場農民戰爭。”（參見本章第一節）顯然，這一切，都對中國共產革命轉變為中共農民革命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就不用說，中國原來就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落後農業國家；更不用說，中共建黨伊始，黨內就有一個十分活躍的“農民革命派”。



二、中共建黨時期的組成成份已經決定了這一轉變的完全可能性

　　如前所說，中國共產黨創建之初，不論它曾如何地標榜自己是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實際上，它卻是由一兩個著名知識分子與數十名小知識分子組織起來的黨（參見上卷第三章）。而在建黨初期即成為其主體的小知識分子當中，有的雖然是鄉村秀才出身，有的則是農村知識青年，或是失意與失學的農村小知識分子，毛澤東便是其中的一個典型。這些在漫長的君主專製社會裏，常常會成為農民造反領袖、或能成為為農民造反領袖出謀劃策者的農村小知識分子，或曰小地主階層的不仕子們，正因為他們生活在新舊交替時代的中國社會，處於中國歷史從專製向民主過渡的早期階段，再加上辛亥之後，土地問題既未能及時解決，平均地權的革命理想又未能迅速實現，傳統農業社會還遠未來得及解體，因此，不論是從他們的個人處境出發，還是從他們要變革社會的願望和理想著眼，也不論他們是否接受了何等的新思想與新主義，更遑論作為農村小知識分子的他們，對這些新思想和新主義能否真正理解和接受，或僅僅是生吞活剝，他們都不可能不在相當程度上，既承受著傳統農民造反的影響和驅使，又不可能不熱切地關心著，包括其自身命運在內的中國農村社會的變化。說穿了，即是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的解決。因此，作為中共早期重要組成成份的農村小知識分子們，也就不可能不把他們的註意力越來越多地投入到如何認識歷史上的農民造反，和如何在共產主義革命的旗幟下，發動當代農民革命的問題。特別是在中國，歷代農民造反革命的實踐，早已為他們提供了現成的造反傳統和豐富的造反經驗。這就為中國共產革命轉變為中共農民革命帶來了極大的可能性。



三、中共黨內向來就有一個鼓吹農民造反的派別

　　由於上述原因的存在，所以，在中共內部向來就存在著一個竭力鼓吹農民造反的派別。一九二二年，地主出身的農村小知識分子彭湃，就已經開始在家鄉海豐縣從事發動農民運動和組織農民協會的工作，後來並成立了由中共黨人所發動和組織的第一個農會，即惠州農民聯合會。

　　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澤東就已經用“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作為理由，來強調農民革命的重要性，進而指出中共不應只看見廣州一隅的國民黨，而應重視全國廣大的農民。他說：“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所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註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象廣東這樣的局面。”54 一九二三年九月，毛澤東在長沙大學補修班上講國文課時，就曾指出：“農民的出路只有從地主手中奪回土地”。55

　　此後，在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為中共所把持的情形下，特別是在蘇俄和斯大林已經明確指示中共，要在中國國民黨北伐進軍的後方發動土地革命

　　之後，中共中央因於一九二六年二月提出了“北伐政綱”，要把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大方向轉變成為發動土地革命，建立鄉村農民造反政權，毛澤東遂成為廣東和武漢兩地農民運動講習所的主持人。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前，廣州農講所已主辦六期，每期均有各地農民運動的積極分子參加。至一九二七年三月，武漢農民運動講習所亦加緊開張，為嗣後中共的武裝叛亂，培養了一批農村造反人才。一九二六年九月，即在北伐軍解放了湖南，對湖北的攻堅戰即將開始之時，毛澤東又發表了“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指出“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與全國人民一心相與的北伐打倒軍閥的大方向唱反調。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共在北伐軍剛打下武漢、南昌、福建，就要東進南京、包圍上海之際，中共中央又在“農民政綱”中提出，要在國民革命政權剛剛建立的北伐軍後方，“沒收大地主、軍閥、劣紳及國家、宗祠的土地，歸給農民；武裝農民，推翻農村中的劣紳政權，建立農民平民政權。”同月，毛澤東始擔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十二月，毛澤東參加了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並使該次大會通過了“減租、減息、鏟除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建立農民政權，組織農民自己武裝”等決議。56 據中共史家稱，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省已有五十多個縣成立了農民協會，會員激增至二百萬人。於是，在中共“一切權力歸農會”的號召下，湖南農民運動開始“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布全國恐懼之毒”，不僅省、縣、市、鄉各級農民協會形同政權，動輒沒收土地財產，而且自結武裝，橫行鄉裏，隨意處決地主紳士。“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造反口號，既無限擴張了造反殺人的範圍；“剪長衫、吃大戶”的無理要求，更將湖南農民運動推向了與傳統農民造反一般無二的“大同境界”。他們不僅要“將土豪劣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而且要“沖進地主家裏，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滾上一滾”。其批判、批鬥、戴高帽遊街，無辜打人、關人、濫施種種刑罰，雖與歷代農民造反的暴民行為如出一轍，尤與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共“土改”和中共“文革”一般無二。由是而把傳統農民之暴民運動的本相表演得淋漓盡致。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不僅把湖南農民運動吹上了天，妄稱“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麽力量都阻擋不住……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孫中山先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農民在幾個月內就做到了”。而且，毛澤東還興奮地贊嘆道：“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有過的奇勛。”甚至因此而得出結論說：“沒有貧農的參加，便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更妄言“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後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57 一九二七年三月底，在毛澤東等人的推動下，全國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在武漢成立。至此，中共黨內以毛澤東為首的農民造反派別終於形成。



四、中國共產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敗提供了這一轉變的歷史條件

　　上述種種原因雖然是中國共產革命轉變為中共農民造反的重要原因，但是，恰恰是中國共產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敗，才迫使它更迅速地轉變成了中共農民造反。其原因：一是中國共產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敗，已使它因大量的叛變、自首、脫黨、少數人被捕和極少數公開叛亂首領的被處決，而銳減到不足一萬人。由中共乘北伐之機而組織的工會，亦從其高峰期的三百萬會員減少到三萬人。曾號稱擁有一千萬會眾的全國各地農民協會，基本上已經不復存在。58 其後，中共雖然在蘇俄的命令並指揮下，持續地發動了以城市為中心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但是，城市武裝叛亂的逐次失敗和全部失敗，不僅使它的地下組織遭遇了很大破壞，而且迫使它的地下中央機關和各級機關陸續遷往農村。從此，江西農村便成了他們的中央“蘇區”，南中國貧窮、落後的偏遠農村遂成了他們武裝叛亂的戰場，城市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也就只能為農村的傳統式農民造反所代替。

　　二是中國共產革命於一九二七年的失敗，在實際上雖然是蘇俄企圖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的失敗，但是，蘇俄非但沒有因此而善罷甘休，甚至就此將“誘逼”變為“直接發動”，幹脆命令並指揮中共發動武裝叛亂，煽動農民造反和建立認宗蘇俄、出賣祖國的俄屬蘇維埃政權。因此，中共的農民造反，也就在蘇俄的命令下，獲得了它仍然作為中國共產革命性質和內容的正宗性。特別是一九二八年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大”時，由於斯大林將中國的共產革命定性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武裝鬥爭，因此，中共農民革命就是中國共產革命，也就不僅在共產革命的理論上得到了認同，而且在組織上得到了國際共產教皇斯大林的批準和支持。長期以來，中共史家曾指斯大林認為毛澤東的農民革命不是共產革命的說法，不過是要把這個認中共農民革命就是中國共產革命的歷史功績，完全歸功於毛澤東一人罷了。

　　三是中共黨內向來就存在著一個鼓吹農民造反的派別，而這個派別既在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革命失敗以前就走“對”了道路，又在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革命失敗以後，因堅持發動農民造反而挽救了中國共產革命。同時，更因為中共黨內的農民造反派領袖毛澤東，在發動農民造反的革命中能夠借鑒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經驗，不僅確定了“工農武裝割據”和“農村保衛城市”的方針，而且提出了“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的口號，並把二者緊密聯系，從而造成了附庸蘇俄的“中華蘇維埃國”的建立，為蘇俄蓄意顛覆中華民國、分裂中國、製造兩個中國而“功莫大焉”。所以，在中國共產革命已經瀕臨危局之時，毛澤東所要走的農民造反的道路，不僅得到了蘇俄的支持，而且得到了蘇俄的贊揚。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產國際通訊》曾發表米夫的文章：“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該文稱：“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這是毛澤東同誌的話……現在各國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都熱烈地希望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勝利。”其後，共產國際還致函中共中央說：“毛澤東同誌的報告，中文的已經出版（指在蘇俄出版）綢製封面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都沒有這樣美觀的書……。”後來，共產國際又出版了《中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一書，該書刊有《毛澤東在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總結報告》和《毛澤東關於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工作的結束語》等內容，並用俄、德、日、英等十幾國文字出版。

　　從此，毛澤東不僅將農民當成實現中國共產革命的主力軍，而且，進一步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也就是把“人人有飯吃、個個有衣穿；沒有剝削、沒有壓迫”這一馬克思主義“理論精華”與中國農民“均貧賤、等富貴，人人都能大碗喝酒、個個都能大塊吃肉”的傳統大同思想結合起來，在中國共產革命於城市遭遇全面失敗的危局之下，為中共找到了一面較之洪秀全的拜上帝會更為“科學”、更為現代、亦更能打動人心的思想旗幟，使得煽動農民造反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革命的主流和主體，更為其後毛澤東在抗戰中為實現他假抗戰和真擴張的賣國路線，以準備嗣後那一場搶天下的內戰，而一再聲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提供了理論基礎。



第二、中國共產黨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黨



　　由於中國共產革命迅速地轉變成了中共農民造反，中國共產黨也就迅速地蛻變成了一個農民黨。

　　一、中共在構成上迅速蛻變成了一個農民黨。有統計表明，一九二六年底，在中共約伍萬余黨員中，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六，知識分子、主要是小知識分子占百分之二十二，農民僅占百分之五。但是到了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機關遷往江西“蘇區”時，中共雖在人數上已達十萬之多，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七已經是農民。59 中國共產黨在構成上的這一重大變化，無疑已經使它蛻變成了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黨，即農民黨。

　　二、中共在性質上蛻變為一個以現代政黨為形式、封建會黨為本質的農民造反黨。中共雖蛻變成了一個農民黨，但因毛澤東認為“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由是，那些在辛亥前後的亂世中所滋蔓成長起來的農村造反者們，特別是一些綠林好漢、土匪強盜，以及由他們結黨而形成的封建會黨，即一再為中共所吹噓的“被改編和被改造成了革命軍人和革命軍隊者”，才真正地成了中共煽動農村造反的中堅力量。只要翻開中共於大陸建國之後所出版的種種“革命回憶錄”，特別是正宗的革命回憶錄《紅旗飄飄》系列，60 則對於認識中共農民造反大軍的這一“主體構成和中堅構成”，無疑會留下極其鮮明的印象。然而，正是中共的這個構成，才造就了它作為一個農民造反黨的性質，才決定了它以現代政黨為形式、封建會黨為本質的政治特質。此後，在中共的“革命歷程”中，甚至直到它奪取政權之後，都無時不表現了它的這一政治特質。以至於不論是在哪一條“戰線”，中共所依靠和重用的，嚴格地說，都是流氓無產者，或具有流氓無產者某些性格特征的社會成份。甚至在知識分子、直至被稱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作家隊伍當中，亦非但不能免，而且大有人在。否則由中共歷次發動的政治運動，也就沒有可能在各個階層，各條“戰線”，都能造成同樣殘酷無道和滅絕人性的景象了。

　　三、中共蛻變為以鄉村小知識分子為領袖集團的農民黨。由於歷代有作為的農民造反領袖，必定有鄉村秀才、即地主階級的不仕子們為其出謀劃策，如朱元璋之重用劉伯溫，李自成之重用李巖；由於農民造反領袖本身，亦有可能就是鄉村中的小知識分子，即地主階級的不仕子，如黃巢和洪秀全；由於中共的農民革命，雖具有傳統農民造反的本質，卻要扛現代共產革命的旗號，甚至需要“配備”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粗淺知識；因此，象毛澤東、劉少奇等這樣一批雖無真正專業知識，卻又絕頂聰明能幹，雖失意、失路，卻又繼承了傳統造反精神的鄉村小知識分子們，蓋因他們在投身共產革命伊始，就在自學和蘇俄的陰謀教導之下，既學到了一星半點的馬列主義，又學會了不擇手段的狂熱革命精神，因而才在中國共產革命不得不轉變為中共農民造反之後，自然而然地便成了中共領袖集團的主要成員，直至成為中共農民造反和再造專製新王朝的當然領袖，即“革命皇帝”。毛澤東便是它最為突出的典型。只需稍稍考察一下中共第一、第二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出身構成，就能證明這個認知的正確。三十年代後直至一九四九年前，中共領袖集團的這個構成，不僅從此改變了它從建黨之初至一九二七年，都是由極少數知識分子作為其領袖的狀況，並且使得黨內的極少數真正知識分子，從此成為被打擊和排擠的對象，從而保證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鄉村小知識分子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並由此而決定了中共農民造反的政治特質。一九四九年後，中共這個以農村小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及其各級以鄉村小知識分子和城鄉無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領導層，就更是出於對真正知識分子的陰暗心理和變態心理，而在長期內製定了一條“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反動方針，以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利用愚昧和落後，更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戕害進步和文明。直至造就了整整幾代人蔑視文化、踐踏知識的惡劣國風。從而迫害了千千萬萬的優秀知識分子，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接班人”。

四　　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共同特征和主要區別



第一、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共同特征



　　一、都擁有一個代表著傳統農民最高理想的烏托邦口號。這個口號，就中國傳統農民革命而言，便是以“均貧賤、等富貴”為革命目標；就中共農民造反而論，就是以“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為造反理想，亦即被工農化和普及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精華和共產主義理想精華。”

　　二、與中國歷代農民革命一樣，不是農民造反英雄結合農村小知識分子以造反，就是農村小知識分子結合農民造反英雄以革命。由是，毛澤東不論在本質上，還是在表現上，都是洪秀全第二。只不過毛澤東從馬氏借來的造反理論要比洪氏借來的更現代，更“科學”，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騙性，所以他成功的版圖才比洪氏更大，統治的時間亦比洪氏更久，在全面歸復和發展中國的專製製度上，比洪氏來得更為徹底、更為殘酷和更加富有“創造性”。

　　三、同具有殘酷內訌的一致性。中國歷史上所有的農民革命，無有不殘酷內訌者，亦無有不內訌到底者。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家農民起義成功者，其在成功後為維護一姓江山而濫殺功臣的行為，其本質仍為“殘酷內訌”。中共自江西農村造反起即發展起來的殘酷內鬥和互相殺戮，61 到毛澤東和張國燾於亡命途中的自相分裂和相互謀奪；從王明為奪取黨中最高權力而殘酷推行兩條路線鬥爭，到毛澤東為維護農村派小知識分子的絕對領導而發動的恐怖延安整風；從揪出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和彭德懷、黃石誠反黨集團，到毛澤東發動文革，揪出和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等無數反黨集團，直至林彪反黨集團和毛婦江清四人幫反黨集團的次第被打倒；應該說，不論是在奪取政權前，還是在奪取政權後，其殘酷內訌的屢興屢起和愈演愈烈，甚至永無休止，只能說是“前無古人和後無來者”。尤為特出的是，中共的殘酷內訌，不僅迫害了無數的黨人，而且次次殃及池魚，將無數無辜的百姓牽連其中，直至造成“冤獄遍中華”和“屠戮遍國中”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局面。更以造成八千萬無辜者“橫死”的“實績”，證明了中共農民造反及其政權，較之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家農民造反及其政權，在其內訌的殘酷性上，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四、都具有“嗜殺”的特征。由於傳統農民革命皆具有嗜殺的特征，再加上靠嗜殺成功的蘇俄，又直接命令並派人指揮中共執行燒殺政策，從此，在革命的名義下嗜殺，既成為中國共產黨為奪取政權而實行的主要手段，又成為它在奪取政權後為鞏固政權 —— 美其名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或曰人民民主專政所采用的殘暴統治方式。一九二七年底中共在蘇俄直接指揮下的廣州武裝叛亂，就已經嗜殺無度；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間中共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更已使嗜殺成為革命的代名詞。毛澤東曾下令殺死地主的全家，連幾歲的小孩亦不許免；周恩來則親自帶人、並親手殺害顧順章一家老小九口人，以滅其族。在江西蘇區及其它蘇區，嗜殺既成為中共發動土地革命、建立鄉村蘇維埃政權的主要手段，又成為中共製造內訌、清除異己的重要行徑。62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蔣介石在向國民會議遞交的“剿滅赤匪報告”中即稱：——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慘者——厥惟江西和湖南……江西人民被匪殘殺者約十八萬六千人，難民之陣亡者，約二百十萬人；各縣被匪焚毀之民房，約十萬余棟；財產之損失約六萬五千萬圓。悖米之損失約三千九百萬擔……湖南匪禍蔓延……計被匪殘殺者約七萬二千人，房屋被毀者約十二萬余棟，財產之損失約三萬萬余圓……凡赤匪蹂躪地區……凡是過去在村莊上有體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過保甲長的人，皆連同親屬被殺害，到處可以看見一個坑裏埋著十人，甚至百人。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麽辦法？”

　　大陸中共黨史專家文聿先生所著的《中國左禍）一書亦寫道：——一座座村莊，燒成廢墟，百裏無雞鳴。一片片焦土，啼號不絕，蒼生痛哭深。一群群百姓，無家可歸，骨肉流離散。燒，燒，燒……殺，殺，殺……湖北漢川地區農民暴動的指導者，甚至要燒去整個城市，湖北許多整個兒的村莊被燒盡。江蘇省的‘暴動須知’也說：‘必須挨家挨戶告以暴動的口號……不來者以反革命紀律製裁……’中共湖南特委還在‘使小資產階級變為無產階級後強迫他們革命’的精神影響下，提出‘焦土政策’，實行‘燒殺政策’，為了企圖讓敵軍進入湖南後無房可住，無法立足，硬性推行焚燒湘粵大道兩側三十裏內房屋和燒毀郴州等縣城的決定……。”63 在三十年代的中共蘇區，在以清除AB團、改組派、社會民主黨、第三黨和托陳取消派為由，而製造的清除異己的內訌中，每每虐殺無數而不知其止。其後，毛澤東在延安為反對王明派而發動的整風運動，其殘酷打擊，無情鬥爭，動輒處決，甚至橫刀以劈作家王實味的殘暴行為，尤令人觸目而驚心。在中國的專製歷史上唯有農民造反政權才有所謂鎮壓反革命的政策，而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後的數十年間，以鎮壓反革命為名目和以大搞政治運動為手段的嗜殺，包括逼殺，只能使陳勝、吳廣、張角、黃巢、王小波、李順、朱元璋、張獻忠、李自成和洪秀全們望洋興嘆，自愧難及。

　　五、全面歸復專製的思想和文化。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一樣，為號召革命，他們總是要以反對專製的思想文化為號召、為標榜。及至奪取政權之後，為了維護專製政權，他們又總是要在“革命”的標簽之下，全面復歸專製的思想文化觀念，藉以重建和強化專製的思想文化統治。特別是在它復辟專製的本相已經暴露之後，或是在它借以統治的西方共產思潮已經破產之際，傳統的專製思想和文化，就更會成為他們維護專製統治的重要工具。以反孔和焚燒孔子典籍起家的洪秀全，在攻入南京之後，即在寢宮內設立孔子牌位，並依儒學而開科取士的目的，便是意在建立和鞏固他的新君主統治。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曾否定並要打倒一切傳統文化的中共，竟授意、支持到處成立孔學會、孔道會、孔研會和孔酒會，並將它們完全掌控在手，其行徑無非與歷代專製統治者一樣，不過是要維系正在走向末路的專製復辟統治罷了（參見本卷第五、六兩章）。

　　六、全面重建嚴酷的等級製度。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一樣，雖然在號召造反時都要大言“平等與共產”思想，但在奪取政權之後便立即要重新劃分等級，重建等級森嚴的社會秩序，以歸復專製等級，強化專製統治（參見本卷第五章第五節）。



第二、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主要區別



　　中共農民造反雖然在其手段和特征上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共相一致，但中共畢竟是一個披著現代政黨外衣的農民造反黨，是借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歐洲共產革命的旗號，在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反對中國民主革命、推行共產專製復辟的現代政治集團。因此，它也必然會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與傳統農民革命造反有所區別。這些重大區別概括起來便是：

　　一、中共農民造反思想的“現代化與科學化”。中國共產黨借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接過了一整套“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才將中國傳統農民的革命思想“科學化和現代化”了。由是，才既能以共產革命的名義迷惑人民，又能以共產革命的名義統治人民，更能以共產革命的名義鎮壓人民。

　　二、中共農民造反更富有欺騙性、嚴密性和殘酷性。中共因具有一個現代政黨的外在形式，尤其是在蘇俄親自扶植、陰謀教唆和直接指揮下，又被賦予了狂熱的共產宗教情緒和頑強的政治集團意識，這就使它較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和中國農村社會中的一般農民會黨，更具有信仰的瘋狂性、組織的嚴密性和紀律的殘酷性。這就使它增強了戰鬥力，擴大了欺騙性，從而為它的成功和成功後的鞏固權力造成了有利的條件。

　　三、中共農民造反具有賣國和叛國的特質。由於中共長期以來是一個在外國顛覆勢力蓄意扶植和直接指揮下的叛亂叛國集團，這就使它與中國歷代農民革命造反形成了一個重大的區別。因為農民英雄們大都是鄉土主義者與愛國主義者，不會甘心做外人之奴才，不會承認“農民階級沒有祖國”，更沒有當這個“外國”已經在侵略自己的祖國時，卻要武裝起來去保衛這個“外國”。朱元璋無疑是反元的民族英雄。李自成亡明後寧肯自己敗亡而決不與滿清聯手，更不會受滿清指揮。洪秀全雖借助改造西方的宗教而建立了“拜上帝會”，倡天下大同以造反，卻從沒有服從過任何一家外國勢力的命令和指使，更沒有成為歐洲天主教廷的“一個支部”。明末清初的會黨亦從未勾結過任何一家外國勢力以“反清復明”。義和團起義的口號則是“扶清滅洋”。即便是在現代，孫中山之爭取俄援，亦純粹是為了推動中國的國民革命，反對本國的專製復辟，前提更是說得明明白白，“絕不同意移植共產製度於中國”。因此，縱觀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亦唯有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這一場農民造反，才是一場為打天下而心甘情願地賣國和叛國的“革命”。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內，它對於蘇俄種種指令的鞠躬盡瘁，以及它在蘇俄的命令和指揮下，為了忠於蘇俄而出賣祖國的一整套理論、口號、行為和實績，實在為中國數千年歷史上的造反者們所沒有，亦為中國數千年歷史上所有的叛國者們望洋而興嘆。

　　四、中共農民造反是“反民主進步而非反專製統治”。中國歷代農民造反革命，雖然其結果都是專製製度的復辟，但是，其起因，則均為反抗剝削、壓迫以及反對封建專製統治本身。因此，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才具有被同情、甚至被贊揚的一面。但是，中國共產黨在現代中國由專製向民主的艱難過渡進程中，所發動的這一場現代農民造反，一是蘇俄蓄意顛覆民主中國、再造專製中國的一個惡果，並非中國農民自發的革命；二是它所造反的對象，非但不是歷史上的專製王朝、專製統治和專製製度，卻是那個在外患內憂之下，正艱難地推進著民主進步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因此，就世界的專製逆流而論，中共乃是國際共產專製復辟勢力的一個部分；就國內的民主進步而言，中共的“革命”則是對中國民主過渡進程的反撲與破壞。因而，它才非但不是一個前進的革命，而是一個倒退的“革命”；非但不是一個反對專製統治的造反，而是一個反對新生民主政權和嶄新共和製度的造反。這便是它與中國歷代農民革命的一個最重大和最主要的區別。

　　綜上所述，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中國共產黨，雖仍為蘇俄所支持、所指揮，亦仍然打著共產革命的旗號，標榜為“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但是，在本質上，它已經完全蛻變成了一個在境外顛覆勢力長期指使下，以共產革命為名義，以現代政黨為形式，以傳統農民革命方式為手段，以封建會黨為本質的農民造反黨。



兼 問　　是誰“裏通外國”？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中共於中國大陸奪取政權後，在毛澤東推行殘酷專製統治的二十六年裏，特別是在那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及其政權曾以“裏通外國”罪，包括製造“蘇修特務”罪，迫害了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無辜民眾，直至它自己的黨人。五十年代以後，在中國大陸，只要家中在海外有人，在臺灣有親，中共即會施以“裏通外國”的嫌疑，閑時內部監控，連海外或是臺灣來了一封家信，也只能是由單位領導或地方派出所招去看信，看後尚要“存檔”，留下證據。有的自然是連看也不給你看。及至運動一來，則公然打擊，公開批鬥，明火抄家，強迫交代如何“裏通外國”，直至無端逮捕判罪，以至無辜遭受迫害而致死者，何止成千上萬計。文革當中，遭此迫害者，和遭遇“蘇修特務”罪迫害者，就更是難以計數。文革後，雖然“對外開放，對內搞活”，遍中國大陸已早成“獨尊海外”之景，“獨親臺胞”之風，但是，今天，當有人僅僅寫了一篇論述民主的文章在海外發表，或僅僅在海外高談闊論了一番民主，或獲得了外國某大學批準的一點講學金，亦仍然會被中共政權視為“裏通外國和顛覆政府”，直至判為“危害國家”的重罪。遁身海外者，可以一時無憂，卻成了顛覆分子，有家難歸；棲身國內者，就要被內控、監視，直至判決勞教、勞改、坐監牢了，其例舉不勝舉。然而，如文中所證，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整整二十八年間，中共在蘇俄命令與指揮下，不僅持續發動武裝叛亂，甚至持續發動武裝叛國，特別是當祖國的主權遭遇新沙皇俄國的蹂躪，祖國的領土遭遇新沙皇俄國的大規模入侵之時，中共竟能在新沙皇斯大林的命令下，公然和公開地從反對祖國收回主權，直到決議、決策和決心“武裝保衛蘇聯”，更藉此瘋狂地煽動武裝叛亂，以與蘇俄對自己祖國的侵略戰爭“裏應外合”。如是中共倒反而不是“裏通外國”？倒反而不是叛變叛國？倒反而擁有了一部“偉大的和光榮的革命歷史”？倒反而成了一個專門罵人賣國，專門抓人“裏通外國”，專門標榜自己才是“愛國主義者”的黨了？



第三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圖存、 借口抗日以擴張（上）



　　一九四九年之後，在中國大陸任何一本歷史教材裏，都清楚明白地寫著：“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軍民堅持八年抗戰，才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個“歷史性的謊言”，既因中共在思想、文化、學術、教育等各個領域實行全面專製，而使得知情者噤若寒蟬，不敢言真；又因它不厭其煩地對大、中、小學學生反復地予以強行灌輸，方才使得“長在紅旗下、泡在苦水裏”的好幾代中國人深信不疑。特別是被毛澤東和他的紅色秀才們製造，並由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傳播，和中共自己刻意宣傳了半個多世紀的“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更因被冠上了“北上抗日”這樣一個無限正義和無限愛國的前提，中共“長征”竟成為一曲“革命浪漫主義的英雄史詩”，足以“動人心魄”。再加上禦用文人和其他文人必須歲歲年年地“放聲歌唱”，小說、戲劇、電影、話劇，故事，包括民間鼓詞與雜曲，都一再被指示要以它為題材進行創作和表演，以對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因此，這個墨潑的謊言就在被重復了一千次一萬次以後，而成為“歷史的真實”。然而，這個“歷史的真實”卻因為中國大陸人民自己對中國現代歷史反思的不斷深入，而終於迎來了被徹底揭穿真相的這一天。這個“歷史的真實”就是：



一　　中國共產黨失敗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第一、日本何時侵略我國、中共何時倡言抗日



　　眾所周知的是，日本陰謀侵占我國東三省的明確日期，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是故，在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那裏，才會有十四年抗戰之說。所謂八年抗戰，其意為“八年全面抗戰”，前六年是為“局部”。因為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但是，在中共的歷史教科書裏，卻從來不言十四年抗戰，而只稱八年抗戰。那末，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間，中共在做什麽？

　　一、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是在蘇俄命令下，為顛覆中華民國而發動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蘇維埃政權；是在“武裝保衛蘇聯”的總方針下，與蘇俄“裏應外合”，公然地進行武裝叛國，並乘“九一八”之機，分裂祖國並製造“兩個中國”，成立俄屬“中華蘇維埃國”。對此，不僅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間的所有中共文件，都證明了這才是“歷史的真實”，而且，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的每一本歷史教科書，甚至是禦用文人的大量文藝作品，也都盡情地“歌頌”了這一“歷史的真實”。

　　二、一九三零年十月，在殘余軍閥的一系列大規模叛亂被中華民國政府軍相繼蕩平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因明確製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正確國策，從而開始了對中共武裝叛亂，特別是對中共江西蘇區和鄂豫皖蘇區的圍剿。這一圍剿，歷經五次，歷時四年。如前所說，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圍剿，雖因九一八事變、淞滬抗戰和長城抗戰而不得不中斷。但在中共所有的黨史文件和現代史教科書中，卻一再地記述了中共如何“歡呼”這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卻從來不曾記述他們有一言一語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語以要求北上東北、長城抗日，或東進上海抗日，卻記載著他們如何乘國難當頭，而將叛亂叛國的呼聲喊得更高，並將武裝叛亂叛國的行徑愈演愈烈。



第二、中共失敗突圍是真、勝利長征是假



　　在中共的許許多多歷史教科書裏，都寫著中共紅軍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開始了“勝利長征”。但是，同是在中共的這些教科書裏，卻又都明明白白地寫著，中共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後，中共江西中央紅軍曾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突圍。然而，“失敗突圍”與“勝利長征”是不可以“同日而語”的。因此，在同一年、同一月、甚至是在同一天內，中共中央紅軍離開江西究竟是“失敗突圍”還是“勝利長征”呢？

　　一、中共承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遵義會議”所通過的“中共中央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及退出中央蘇區後遭到的嚴重損失，主要原因是在軍事上執行了單純軍事防禦路線，是博古和李德在軍事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的結果。”中共在它對內的正式文件裏承認是“失敗退出”，而非“勝利長征”。

　　二、中共中央紅軍是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倉促突圍。中共《中國現代史》首先稱：“一九三四年三月，廣昌失守之後，紅軍又兵分六路，全線防禦，繼續實行所謂短促突擊，使紅軍和中央蘇區損失更大。整個戰爭形勢對紅軍和中央蘇區越來越不利。紅軍繼續在內線作戰已無可能打破敵人圍攻，只剩下長征一條路了。”01 中共《中國現代史》繼之又稱：“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蘇區的興國、寧都、石城等相繼失守，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完全喪失。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等倉促決定中央紅軍（一方面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02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紅軍連同後方機關八萬六千多人，從福建長汀、寧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發，向紅二、六軍團所在地湘西進軍，開始長征。”並且，“長征開始後，中共中央領導人又在軍事上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使紅軍蒙受巨大損失。從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雖經紅軍英勇苦戰，連續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渡過了湘江，但是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損失過半，減至三萬余人，並始終不能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傾錯誤導致中央紅軍以至中國革命陷入極大的危機之中。”03

　　上述引言證明，一是第五次反圍剿的連連失敗，使中共紅軍“只剩下長征一條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逼迫中共中央領導人倉促決定“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三則明明是失敗撤離，卻偏要說是向“湘西進軍，開始長征”。四是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並在“逃跑”中始終不能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使得“中國革命”陷入極大的危機之中。如是，中共失敗逃亡、而非長征抗日的歷史事實，已經無庸質疑。



第三、中共北上長征是假、南下和西上逃亡是真



　　顯然，突圍和逃亡是不能與進軍和長征“相映生輝”的。後來，中共不過是要用“長征”和“進軍”這些漂亮的言詞，來掩蓋它失敗後的突圍和逃亡罷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自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底，中共的失敗和逃亡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中共中央紅軍首先南逃湘西。中共現代史教科書承認“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目標是與二、六軍團會合。二、六軍團在川湘黔邊界展開了強大攻勢，策應中央紅軍”。04 《中國革命史薈萃》一書亦在吹噓中證實，湘鄂川黔根據地曾“將數十萬國民黨軍隊吸引到自己方面來，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05

　　有必要說明的是，中共中央紅軍之所以要南逃川湘黔邊境，是因為川湘黔邊境“地處邊陲均距四省省會千裏之外。反革命軍事力量薄弱……它重巒疊嶂，江河縱橫，進可以截斷長江交通，退可以憑借高山峻嶺，是土家、苗、白、漢等族雜居的地方……地方軍閥派系林立，極不統一，有利於革命的武裝割據……有利於根據地主力回旋……有利於我軍在敵人矛盾交錯中生存發展，有利於開辟根據地”。06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時，中共紅三軍曾乘政府軍兩次被迫停止和中斷圍剿，於一九三三年一月進入湘鄂邊。是年十二月“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鹹豐大村召開會議，提出創造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口號”。07 “一九三四年七月，正式形成永（順）、大（庸）、龍（山）、桑（植）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據地”，即成為紅二、紅六軍團的武裝割據地區。08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是南逃湘西，意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圖謀於川湘黔邊繼續實行武裝割據。所謂失敗突圍之日，便是長征北上抗日之時，則只能是後來所“編寫”的謊言。



　　第二階段，中共中央紅軍被迫逃往西南企圖重新建立根據地。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渡過湘江後，如果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就必須與五、六倍於己的敵人打硬仗，這對於只剩下三萬人的中央紅軍，顯然有覆滅的危險。這時，毛澤東力主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單引號為引者所加），避免鉆進敵軍布置好的口袋，以在敵兵力薄弱的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於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決議放棄去湘西的計劃，決定建立川黔邊新蘇區，並首先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根據地。”09 於是“中共中央紅軍才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強渡烏江，打下了遵義城”。10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改向西南逃竄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新根據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長征，更談不上是抗日。



　　第三階段，中共中央紅軍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竄。中共殘余紅軍因敵人力量薄弱而打下遵義城之後，雖然經歷了“黨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11 ，但是，原來欲在黔東北建立新根據地的目的，卻由於敵人的圍追堵截而不能實現。當是之時，為了不被消滅，為了能夠與早已逃往川北、並建立了蘇區的張國燾四方面軍會合，12 中共中央紅軍曾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至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狼奔豕突，輾轉逃竄。一渡赤水，強渡長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義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旋再返貴州；直至四渡赤水，經會澤越金沙江，由西康東南部的會理北上德昌、越雋，過大渡河，再經天全、金興，方於六月十六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與張部會合。

　　歷史的事實是，不論是中共中央紅軍要由西南逃向川西北，還是張國燾早已從鄂豫皖西逃五千裏而至川北，抑或是曾武裝割據在川湘黔邊的紅二、六軍團，亦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桑植向川西北突圍和逃亡，以及後來他們先後在懋功和甘孜的會合，中共三大紅軍主力殘部都不是長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與北上抗日完全沒有關系，亦從來沒有喊過一句北上抗日的口號。



　　第四階段，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竄，毛部落腳陜北。

　　一、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共中央紅軍即第一方面軍與張國燾第四方面軍於逃亡途中在懋功會合，並召開懋功軍事會議。在懋功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他說明“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時根據我們自身的情況也只有這樣做”。會上，當張國燾提問“共產國際何時有這個指示”時，“張聞天起而答復，在我們沒有離開瑞金前（按：十個月前），共產國際在一個指示的電報中曾說到中國紅軍在不得已時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紅軍離開江西蘇區後，即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系，現在無法通電報”。對此，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裏還記述說：“毛澤東談笑風生地說下去。他說他打開地圖一看，西北只有寧夏這個富庶的區域，防守在那裏的馬鴻逵部，實力也比較薄弱。莫斯科既有這樣的指示，雖然事隔多時，相信仍會從外蒙古方面來策應我們。那我們也就不怕外蒙與寧夏之間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語氣說，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有被消滅的危險……如果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幹部，還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以再起。”13

　　張國燾說：“毛澤東這篇富於風趣但又非常沈痛的講話，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提出來的計劃，沒有著重說到陜北，沒有說到北上抗日，因為當時我們在被隔離的狀態之下，對於抗日一事確實非常茫然；他也沒有說到在陜北可以和劉子丹、高崗及徐海東兩部會合，因為劉子丹、高崗的名字那時我們都不知道”。“張聞天等都說，中共中央對徐海東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陜北地區，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陜北一帶是否有其他的遊擊隊等，均毫無所知。”14

　　在懋功會議上張國燾本人也提出了三個計劃，一是向川北、甘南和漢中發展的川甘康計劃，二是向陜北發展、取寧夏為後方、以外蒙古為靠背的北進計劃，三是向蘭州以西河西走廊發展、以新疆為後方的西進計劃。顯然這三個計劃均與北上抗日無關，純粹是“求生存”的計劃。用張國燾的話來說，“我們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是生存和死亡”，而“我們這一群人特別堅強，不怕一切困難”的原因，是因為“誌在尋求生存之道”。15 對此，中共黨史專家亦說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兩河口會議決定創造川陜甘根據地，並未提出去陜北。”16

　　由是可知，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在懋功會合後，雙方既未提出北上陜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澤東提出的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計劃，是為了打通北逃蘇聯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時，已經是中共中央紅軍逃離江西八個月之後了。

　　二、一九三五年八月，即距懋功軍事會議兩個月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毛爾蓋附近沙窩召開會議。這次會議一是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決議”，並稱“蘇維埃運動和土地革命已獲得重大勝利，紅軍在反圍剿中也獲得了重大勝利；中央在過去一個時期已發生的軍事路線的錯誤，遵義會議已經適當地將它糾正過來了；遵義會議以後中央所執行的都是正確的路線；全黨全軍都應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繼續為蘇維埃中國而奮鬥”。二是“曾談到抗日問題，但沒有人說應將蘇維埃的現行政策，改為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張國燾坦承說，“我們沒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問題上找到我們的救生圈”。17 三是鑒於“我們再停留下去，敵人更會調集較多兵力封鎖我們，不讓我們走出這個區域”，張國燾乃提議“紅軍全部進入甘南岷縣臨潭一帶地區，再依情況決定北進或西進”。18 毛爾蓋會議既未決定北上，更未決定抗日。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張國燾的話，那末，下文所述的事實可以證明張國燾的話不是謊言。

　　三、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間，中共紅軍在毛爾蓋西北巴西一帶與政府軍接戰失敗，再加上一、四兩個方面軍之間的猜忌和毛、張的內訌，毛澤東乃率領一方面軍彭德懷、林彪、葉劍英等部六千殘余，以陜甘遊擊大隊的名義，悄然逃往甘肅西南的西固附近。中共黨史專家稱，毛的中共中央曾於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開會議，提出“放棄川陜甘方針，決定經甘東北和陜北，以遊擊戰爭打通國際路線，到接近蘇聯的地區去創造根據地，休整力量，但沒有明確落腳點放在陜北”。直至“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縣榜羅鎮召開的政治局黨委會議上，才作出了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陜北的決定”。19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毛的一方面軍殘余抵達陜北距延安五十公裏的吳起鎮。十月下旬，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稱：“第一，在俄界會議上，曾想到在會合後到接近蘇聯的地區去，那時保衛與擴大陜北蘇區的觀念是沒有的。第二，榜羅鎮會議（由政治局常委同誌參加），改變了俄界會議的決定。因為那時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陜北有這樣大的蘇區和紅軍（按：指徐海東和劉子丹部，後與毛部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陜北瓦窯堡會合）。第三，現在我們應批準榜羅鎮會議的改變，以陜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按：不是抗日）。”20

　　毛部在與陜北紅軍會合後，仍然堅持蘇維埃“國號”，並由毛任蘇維埃中央執委會主席，秦邦憲為中華蘇維埃國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猶如張國燾所言，“陜北一帶是中國歷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嘯聚之所，它的各種條件，象大海中的一個避風港，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們最初的目的如何，當他們處在逆境的時候，不是南走漢中秦嶺巴山山脈，便是北走陜北，以待時機。這主要是地理的形勢所使然”。21 毛澤東和它的中共中央最後落腳在陜北，雖為偶然，卻也是“為傳統所決定”。

　　另外，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在毛爾蓋與毛的中央紅軍分裂後，卻決定“南下”而非北上，自然更非抗日。其部下“忙著作南下的動員工作”，如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所說，“打到天全廬山吃大米，是我們當時激勵戰士的口號”。22

　　由是可知，分裂後不論是毛還是張，他們都根本沒有北上抗日之心，卻有繼續作亂之想。毛部將逃亡終點定在陜北，是因意外地發現陜北尚存紅軍；張部南下逃亡，更與北上抗日南轅北轍。在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逃亡整整一年後，中共各路殘余紅軍不僅沒有在言詞上提出抗日，更沒有在行動上進行抗日。其時，如果有人打出了諸如“北上抗日先遣隊”一類的旗號，則不過是打著抗日的旗號以逃跑罷了。23 而所謂北上，所謂建立陜北抗日根據地，前者是為南下不成之後的“被逼”，後者自然是彌天大謊。遂足以證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敗逃亡是真”。



二　　中共乘國難以圖存的口號與陰謀 ——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第一、蘇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由來、性質和轉變



一、共產國際反法斯統一戰線的由來和性質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半期東西方法西斯的興起，給世界帶來了戰爭的巨大威脅，亦給地跨歐亞兩洲的蘇聯帶來了濃重的戰爭陰影。曾經為了發動世界共產革命，更為了“自保”，而一心要在別國進行“紅色顛覆”的蘇俄，終於意識到必須改變其對外戰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是，蘇俄乃假手共產國際，改變它一貫命令和要求各國共產黨在本國進行造反革命即顛覆的戰略，開始要求和命令各國共產黨謀求與本國政府建立反對法西斯的“民族統一戰線”，以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繼續“保衛蘇聯”和“武裝保衛蘇聯”。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蘇聯《真理報》刊登了法國共產黨書記多列士的文章：“為統一戰線而鬥爭的法國共產黨”。《真理報》還同時發表了“爭取統一戰線，反對分裂”等文章，指出“共產黨人完全可以同社會民主黨領導人進行適當的反法西斯聯合行動”。24 中共黨史專家則稱“蘇聯《真理報》五月二十三日的文章，實際上是共產國際轉向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第一個信號”。25 緊接著共產國際準備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共領袖王明參加了籌委會。會議通過五項議程的第二項就是“法西斯的進攻以及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鬥爭中的任務”，決定具體討論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問題。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聯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曼努意斯基已在共產國際“七大”籌委會上建議，統一戰線的綱領應該“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一個引導群眾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綱領”。26 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季米特若夫就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第二項議程，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就統一戰線問題提出四點意見，其中第三點便是：“共產黨不要對統一戰線機構采取包辦的態度，不要裝腔作勢地談論共產黨的領導權，而要在實際上實現共產黨的領導。”27

　　由是可知，蘇俄在假手共產國際，命令各國共產黨在本國謀求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初期，其采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統一戰線，又要試圖通過建立統一戰線來實現共產黨的領導，以使統一戰線在實際上成為一個引導群眾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策略及手段。這個指導思想的建立，不僅為中共早期統一戰線的謀劃奠定了“陽謀”的形式，更為中共後期統一戰線的謀略，埋藏下了“陰謀”的方向。



二、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期策略及其形成原因

　　首先，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基於中共代表團就中共國內革命狀況的報告。據中共黨史專家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為向共產國際和各國黨報告中國蘇維埃和紅軍力量的狀況作了準備。但是，王明、康生所領導的中共代表團卻遠不是實事求是的。周和森（高自立）整理材料，寫了一篇題為《中國蘇維埃的武裝力量》的文章。根據周和森所說，中國蘇區遍布陜西、甘肅、四川、新疆、雲南、貴州、湖南、湖北、廣西、廣東、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河南、山西等十六省區的一千三百四十個縣，並把全部中共軍隊分為三個部分：朱德徐向前部（指會合前的一、四方面軍）；賀龍蕭克部（指二、六軍團）；項英部（指南方各省遊擊隊）。這篇文章誇大了紅軍的力量，說正規軍有四十八點五萬人，遊擊隊有九十九點五萬人。周和森的文章還附有圖表和遊擊區發展示意圖。共產國際“七大”剛一開會，周和森的文章就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聯共（布）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四期上。而“中國紅軍粉碎蔣介石第五、第‘六’次圍剿後蘇維埃和遊擊隊發展示意圖”（單引號為引者所加），則由中共代表團精心繪製，置放於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大廳內。28

　　其次，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因為一九三五年夏天，在得知蘇俄和共產國際要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之後，以王明為首的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曾趕在共產國際“七大”召開之前，起草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據中共黨史專家稱：共產國際“七大”進行中，中共代表團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曾譯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若夫審閱，經同意，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文件註明日期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所以稱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稱：“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的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動，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另一方面八一宣言又陰險地要“大家起來，沖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勇敢地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以取代正在積極抗日和正在積極準備抗日的中華民國政府。

　　必須指出的是，一九三五年夏天，中共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不僅早已失敗，並且其殘部的四處逃亡已歷時十個月之久。此時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向共產國際“七大”所作的，完全違背事實與極度作虛弄假的匯報，和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所發布的八一宣言，尤其是這個宣言所宣稱的，既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要顛覆國民政府；既要抗日，又要瓦解國民革命軍；更要堅持抗日與反蔣並重，和蓄謀成立以中共蘇維埃政府及中共紅軍為核心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策略；就在實際上為蘇俄和共產國際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原有陰謀基礎上，進一步製定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陰謀戰略，奠定了至為關鍵的基礎。

　　事實正是如此。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共產國際“七大”召開之際，共產國際執委皮克即在他的工作報告中說：“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采用蘇維埃形式的中國革命是一個突出的事件……只有蘇維埃才能使中國保持統一和獨立。”為此，當談到中共在建立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任務時，皮克又指出：“在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和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要把蘇維埃革命擴展到全中國去。”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日，季米特若夫在向共產國際“七大”作“法西斯的進攻和共產國際為工人階級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鬥爭的任務”的報告時，又明確指出：“在中國，那裏已經在大片的國土上建立了蘇維埃區域和強大的紅軍。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式的進攻和南京政府的叛變，使中國人民面臨民族危亡的危險。這樣，中國的蘇維埃就強有力地表現出中國民族鬥爭的反帝力量的統一中心。”然後他便以支持中共統一戰線“倡議”的形式（指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廣泛統一戰線的問題。後來他還在《中國共產黨十五周年紀念》一文中說：“在中共所走過的道路上也有內部困難。它必須征服關門主義者的反抗，他們不了解在當前情況下中國人民求解放的唯一途徑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它也必須反對機會主義 —— 投降主義分子，他們想放棄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後來，他的話不僅成為毛澤東以“堅持獨立自主”為名，而蓄意推行消極抗戰和積極擴張的“合法”借口，亦成為劉少奇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一再堅持“既要反對關門主義、又要反對右傾投降主義”的理論依據。

　　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中共領袖王明作了“討論季米特若夫同誌報告的發言”。在這個長篇發言中，他說：“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蘇維埃政府應當發表一項聲明，向一切政黨、團體、軍隊、群眾組織和著名政治家說明情況，請他們準備參加進去組成一個統一的國防政府。”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蘇聯《真理報》在報導王明發言時，曾特別地重復王明的話說：“……為挽救我們的祖國和我們的人民同所有的黨派進行談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蘇維埃政府提出為祖國解放和獨立而建立國民政府和抗日聯軍。”

　　由是可知，不論是共國際秉承蘇俄的意誌，以要求中共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還是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激昂慷慨地宣稱了他們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心，由於這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決心，是在一個虛假的輝煌背景上所製造，又浸透著共產國際的陰險謀略，因此，在性質上，第一、它仍然是對於中華民國顛覆的繼續。第二、它將是中共欲在統一戰線的掩護下，為圖存和擴張所能夠找到的一個嶄新陰謀策略。其後的歷史發展，不僅完全證明了這一論斷的正確，而且，由於中共陰謀運籌這一策略的成功，竟使得這一借重“民族大義”所製定的陰謀策略，及其種種陰謀行徑，為挽救中共的覆亡，甚至是轉而推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三、蘇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前期策略的轉變及其原因

　　由於東西方法西斯勢力的日益猖獗對蘇聯產生了巨大威脅，由於中國的抗日對於蘇聯具有重大意義，還由於中共在蘇俄命令下的叛亂和叛國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由於上述原因正在促使蘇俄尋求盡快地改善它與中華民國政府的關系，所以，由共產國際“七大”所製定的，命令中共既要建立和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又要借助建立和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進一步擴張中國蘇維埃運動和加緊顛覆中華民國政府的陰謀策略，也就不得不有所改變了。共產國際開始從要求中共執行“反蔣抗日”的統一戰線策略，轉變為開始要求中共執行“聯蔣抗日”的統一戰線政策。並且隨著形勢的發展，而逐漸地將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陰謀，轉變成了真心要求中共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命令。

　　這個轉變，在莫斯科自然比較容易為王明和中共代表團所接受。更何況，剛剛在共產國際“七大”上大吹特吹了中國蘇維埃運動“偉大成就”的中共代表團，又僅僅是在半個月之後，就知道了中共第五次反圍剿的徹底失敗，和中共殘余紅軍正在四處逃亡的消息呢。誠如中共黨史專家們所說，共產國際“七大”閉幕之後，中國工農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有關長征和遊擊戰爭遭受挫折的消息，傳到了共產國際……為此，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才把建立以中共為領袖的“反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變成了建立以“聯蔣抗日”，即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誠如王明於一九三五年八月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上所說的那樣：“僅僅靠紅軍的力量，還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而從政治趨向的觀點來看，還有很大一部分人民還沒有脫離其他政權和其他黨派的影響，他們今天還不擁護蘇維埃，而在其他政黨中，國民黨在當前則是一個最大和最有影響力的黨。”五十年後，王明又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發表了‘新形勢和新政策’一文……第一次表示了聯合蔣介石共同抗日救國的想法。”



第二、莫斯科與中國境內逃亡者們在建立統一戰線政策上的政治誤區



　　莫斯科和駐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雖然因為上述原因而改變了共產國際“七大”所製定的陰謀統戰策略，將“反蔣抗日”和擴展蘇維埃政權及中共軍隊的陰謀，迅速地改變成了“聯蔣抗日”和建立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但是，“由於共產國際‘七大’期間我黨駐國際代表團發表‘八一宣言’時，黨中央正在長征途中，由於與共產國際電臺聯系的中斷，無法掌握全局形勢的發展，和及時了解宣言的具體內容，因而不可能對黨的策略方針作出根本轉變”。29 所以，時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當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成員張浩即林育英，將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建立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的決定帶到陜北中共中央時，所帶回的仍然是共產國際“七大”所作出的建立“反蔣抗日”統一戰線的決定。而由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所改變了的、建立“聯蔣抗日”的統一戰線策略，卻滯留在莫斯科，並由於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系沒有恢復，而造成了陰錯陽差之誤。

　　因此，對歷經逃亡而剛剛落腳在陜北的中共來說，對在一年多的逃亡中，還從來沒有想到要用抗日來作為“救命圈”的中共紅軍殘余來說，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間，整個世界都變了”，因為“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中共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以至“我們當時對於這些新消息極為振奮，一致贊成這個新政策”，因為“這在中共的發展上，似乎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為“現在蘇維埃走到窮途末路，非有這個改變不可”。30 於是中共黨史專家乃稱：林育英回到中共中央後，中共中央便發表了“一一二八”宣言，即“中華蘇維埃政府和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該宣言宣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與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向全國人民宣言：不論任何政治派別，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類別，只要他們是願意反蔣者，我們不但願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而且願意進一步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

　　中共及其紅軍終於在日本帝國已經侵略我國四年之後，在歷經一年多輾轉逃亡，只剩下不足二萬人馬的窘境中，才在蘇聯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號，並從此開始了借抗日以反蔣、借抗日以圖存和借抗日以擴張的“中國共產革命”新階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會議，林育英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團發布八一宣言的經過。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該決議稱：“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 —— 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只有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又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論述建立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無產階級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擴大和鞏固紅軍根據地，“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按：不是向日本侵略者進攻的需要）”。

　　由是，中共黨史專家乃稱：經過瓦窯堡會議……中共中央沒有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的“聯蔣抗日”主張，而是堅持了共產國際“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立場，主張“反蔣抗日”。莫斯科建立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改變，顯然與中共逃亡者們的主張產生了重大政治誤區。然而，這個政治誤區卻為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堅持誤了下去。因為，誠如張國燾所說的那樣，“抗日這頂大帽子，可以掩護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這頂大帽子下，實現自私的勾當”。31



第三、蘇俄聯蔣抗日的明確化和中共反蔣抗日的陰謀運作與發展



　　由於東西方法西斯勢力的愈加猖狂，由於蘇俄不得不重新計較自己的利害和得失，“一九三六年夏天……共產國際關於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著重點已經明確地轉向了團結蔣介石國民黨，以便促使蔣介石政府的對日抗戰”（按：蔣介石國民黨的對日抗戰絕不是由蘇俄來促成的）。32

　　所以，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當中國發生殘余軍閥打著抗日旗號於兩廣發動叛變時，六月十日蘇聯《消息報》就發表了“是煙霧還是挑釁？”的署名文章，譴責中國殘余軍閥所發動的“兩廣事變”，說：“事變所打起的抗日旗號，不過是控製國民政府的假面具罷了。”

　　所以，一九三六年七月，王明又在蘇聯發表了題為《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的文章，指出：“有些人用這樣的理由來反對紅軍與南京軍隊建立反日統一戰線，就是他們說：中國共產黨不能與舊敵蔣介石建立任何聯系……為了反對共同的敵人和強大的敵人，為什麽中共不能和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呢？”

　　但是，正是在一九三六年夏天，當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已通，蘇俄對中共建立“聯蔣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要求，已經抵達延安之時，以毛澤東為實際領袖的中共卻製定了如下的陰謀策略：



一、打起抗日旗號，對外聯蔣抗日，對內反蔣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第一次對外“放棄”了“反蔣抗日”的主張，轉為“聯蔣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即二十天之後，毛澤東卻在致閻錫山的信中稱：“先生如能與敝方聯合一致，抗日反蔣，則敝方同誌甚願與晉軍立於共同戰線，除此中國人民之共敵”（按：在毛的話裏，這個“公敵”仍然是蔣介石而不是日本）。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陜甘黨的任務討論提綱”提出，要“準備更多抗日的力量和更順利的條件去反對日本和賣國賊頭子蔣介石”。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三日，即在兩廣“六一事變”發生後數日，中共中央又通過了“關於當前政治形勢的決議”，認為：“兩廣事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意義……在目前形勢下，抗日戰爭和反蔣戰爭是分不開的。”由是可知，中共和毛澤東不僅對兩廣事變的態度已經與蘇俄大相徑庭，而且在“反蔣抗日”還是“聯蔣抗日”這個根本問題上，更已經是內外有別，即對外搞陽謀和對內搞陰謀了。



二、打著抗日旗號對外逼蔣抗日，實際反蔣抗日

　　由於中共不能公然違背蘇俄及共產國際的命令，所以，毛澤東的中共就對外表示“聯蔣抗日”，對內堅持“逼蔣抗日”，實際上還是“反蔣抗日”。然而，蔣的抗日又何須中共來“逼迫”。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對內發出了“關於今後戰略方針”的文件，提出“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抗日與反蔣並提的口號是錯誤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寫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由潘漢年送至南京。該書稱：“我們願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統一戰線，如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國大革命是兩黨間結成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一樣。”33

　　但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也就是在上述“致中國國民黨書”發出五天之後，中共中央卻向全黨發出了關於“逼蔣抗日”的指示。這個指示說：“在放棄反蔣抗日的方針之後，黨的方針是逼蔣抗日”。方針承認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我們愈能組織南京以外的各派軍閥走向抗日，我們愈能實現這一方針。”

　　這就是說，中共不僅要在抗日的旗號下，實現與地方封建軍事勢力的聯合，而且還要在抗日的名義下，與這些朝附夕叛的殘余軍閥結成反對蔣介石和中央政府的“統一戰線”。不幸的是，這個對中共來說乃是真正的“統一戰線”，竟在他們終於尋找到了一個最為合適的對象 —— 軍閥張學良以後，被實現了。



三、打著抗日旗號，實行西進擴張，以慘敗為告終

　　因林育英回國時曾帶回斯大林的指示，即“莫斯科對中共西進計劃的指示”。因該指示“說到川康地區紅軍打進新疆的計劃已經得到斯大林的贊許，斯大林認為如果中共紅軍能夠控製新疆和甘肅河西一帶地區，蘇聯將予以必須的軍火供應，並協助訓練工作，使成為一支勁旅”，所以，一九三六年十月，當第四方面軍與已經改編成為第二方面軍的紅二、紅六軍團，輾轉抵達蘭州以西的會寧，與第一方面軍會合之後，中共立即決定成立以第四和第二方面軍為主體的西路軍，實行西進計劃，奪取河西走廊，“……在政治上說來，是增加了我們與張學良在政治上聯盟的資本，即紅軍不局限於陜北的彈丸之地，而且握甘北、甘西一帶地區，這不僅可為西安的張學良保障後方，而且可以打通通往蘇聯的道路”。於是，張國燾又說：“我們開始執行上面所擬定的軍事計劃……我們這次軍事行動的主要口號就是北上抗日。”34 然而歷史的事實是，西路軍的向西北“進軍”，乃與日寇所侵占的祖國東北領土背道而馳。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西路軍一支約二萬二千兵力，由徐向前率領從清遠渡黃河向西擴張，因遭遇政府軍追剿而徹底敗亡，僅存七百人，後由徐帶領逃入俄境，直至全面抗戰爆發後才陸續回到陜北。另一支由張國燾賀龍率領，約一萬五千兵力，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奪取了東接陜北的寧夏同心城，因立即遭遇政府軍圍剿，基本被殲滅。

　　至此，中共在分途逃亡到川康、陜北之後會合的三大主力，共伍萬五千人，僅剩下陜北的不足兩萬人馬了。然而，這兩萬人馬亦在政府軍的包圍之下，處在朝不保夕之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聯張反蔣”的毛澤東，卻率領張國燾、周恩來、彭德懷、賀龍、林彪等，以“中國工農紅軍首領”的名義，致電蔣委員長，要求“停止進攻紅軍”，“保證一致抗日”。



四、利用民眾抗日情緒，策劃抗日救亡運動以圖存

　　如前所說，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東三省直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蘇俄承命統一戰線策略，發表八一宣言，第一次提出抗日，中共既不抗日，也從來沒有為抗日而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更沒有發動過任何“抗日救國或抗日救亡”的運動，沒有提出過任何“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要求。如果有，那也只是中共為在內地農村發動和擴大武裝叛亂，旨在“武裝保衛蘇聯”，而由中共城市地下組織借抗日的名義煽動年輕學生，以與之裏應外合而已，如一九三一年秋冬由中共策劃和指揮的搗毀《中央日報》、沖砸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並包圍南京國民政府的“學生運動”。但是，一九三五年底，當逃亡陜北的中共中央及其紅軍殘余，在獲悉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指令以後，為了“圖存”，不僅迅速地接過了“抗日”的旗號以自榜，而且立即開始策劃“抗日救亡運動”，宣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企圖借抗日以“圖存”。據中共現代史教材稱，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之後，“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先策劃成立了北平學生聯合會，後又與北平學聯多次舉行秘密會議，經過反復研究，決定以請願的方式發動和組織一次‘抗日救亡’運動”。35 實際上，則是借喊抗日以救中共之亡的運動。這便是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話來說，中共乃是這次“學生運動”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又策動它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致書全國工人，號召工人組織起來，聲援北平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企圖利用人民的愛國反日情緒，將救中共之亡的運動推向全國。用中共今天的話來說，則是陰謀製造混亂、動亂和暴亂。

　　一二九運動對中共的歷史作用是重大的。用中共史家的話說就是：一二九運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有力地宣傳了“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主張，進一步推動了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蓬勃開展……一二九運動中的先進青年，後來沿著中國共產黨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廠、特別是深入到農村和革命隊伍中去，走上了與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道路，其中許多人成了中國革命事業中的骨幹力量。”36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為中共竊據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黨乃利用中華民國政府所給予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策劃發表了“救國運動宣言”。十二月十七日，中共策劃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並完全按照中共口徑發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停止一切內戰，釋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告國人書”，明確指出“上海愛國救亡運動”是“共產黨的陰謀”，並且證據確鑿。但是，為中共一手操縱，並享有新聞、言論、結社之充分自由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竟立即發表“對中宣部告國人書之辯證”，公開攻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誣蔑”。（按：這在一九四九年後直至今天的中國大陸，誠為“不敢想象”。）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中共地下黨又在上海策劃召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聯絡二十余省六十多救亡團體，以所謂公正的姿態，借“成立大會”宣布：“只要抗日，而不幫助任何黨派爭奪領導權”，實際上卻在中華民國國難深重的歷史時刻，在國民政府已經領導過淞滬抗戰、長城抗戰和正在積極準備全面抗戰的情形下，為中共乘亂圖存，製造了全國性的動亂、混亂甚至是暴亂。後來被證明與中共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所謂上海七君子，實為中共製造這樣一場混亂、動亂與暴亂，直至為中共救亡，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對此，他們在“解放後”不僅早已供認不諱，而且炫耀不已（參見“君子”們的各種回憶文章）。



五、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名義下恢復地下組織、再造共產革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之後，劉少奇即被派往華北，並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名義下，恢復與主持中共中央華北局，重建和發展中共地下組織，成立形形色色的所謂抗日救國團體，借用“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對政府和軍隊，尤其是對擔負征剿中共紅軍的西北軍和東北軍上層進行滲透、拉攏和策反。

　　一九三六年四月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劉少奇在中共河北省委內部刊物《火線》上先後發表了“肅清立三路線殘余 —— 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與“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等文章。他說：“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已成為我黨領導中國革命到勝利之路的中心問題與關鍵問題；與敵人營壘中可能與我們合作的成份，或者今天還不是我們主要的敵人者，建立暫時的聯盟，去反對主要的敵人，是向那些願意同我們同盟者作必要的讓步……”在這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被偷換成作為暫時聯盟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而這個革命統一戰線的性質，又是為了反對主要的敵人 。而這個主要的敵人，顯然不是日寇。

　　劉少奇還說道：“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提出，是從一九二七年以來，我黨在策略上的最大轉變……但並不改變革命的性質和革命的任務。”由是可知，這個名為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在實際上，不過是中共要繼續實行共產革命而非進行抗日救國的陰謀策略罷了。

　　他還說：“在統一戰線中，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是獨立的。同時，一分鍾也不能忘記自己的最終目的，一分鍾也不能放棄用共產主義精神去教育群眾與組織群眾的獨立工作，一分鍾也不能放棄為無產階級本身利益而鬥爭。”顯然，中共究竟要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來做些什麽，劉少奇已經說得再明白不過了。

　　劉少奇甚至說：“在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工作，就是不能免的。領導權問題，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民族統一戰線未形成前，拒絕統一戰線的左傾思想，是危險的；統一戰線形成後，右傾思想就將逐漸地成為主要危險；中國的無產階級要在正確的戰略和策略指導下，將集中全國所有的革命力量在自己的周圍……”在劉少奇看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是領導權問題，而不是抗日的問題，更不是民族存亡的問題。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將全國所有的革命力量（ 按：不是抗日力量，或曰僅是打著抗日旗號的革命力量），集中在中共的周圍。劉少奇作為中共白區工作模範的歷史功績，正是從這裏開始建立；他作為中共領袖的地位，也正是從這裏才開始得到中共全黨的認同，特別是毛澤東的重視。

　　據中共現代史稱，在劉少奇赴津恢復中共中央北方局不數月後，已經聯系到的脫黨者和新發展者，已達五千人。37

　　由於中華民國政府給了民眾新聞、言論和集會、結社的很大自由，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發動北平學生與少數上層知識分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進一步掀起了華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於華北策劃成立了“革命青年團體”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以作為中共的外圍組織，意在求解放，而非求抗日；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策動“北平學聯”改名為“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五月，又在上海策劃成立了“全國學生救國會”。學潮遂由此而疊起，中共地下組織亦由此而得以擴展。一場完全是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開始橫行在國難深重的祖國大地上，並由是而製造了極大的和連續的混亂、動亂及暴亂。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間，中共北方局通過各種關系派出幹部到宋哲元、閻錫山、張學良與楊虎城的軍隊中，接洽聯系中上層軍官，離間他們與中華民國政府及蔣介石的關系，以所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名義，勸阻他們不要“進攻”紅軍，直至策反他們以抗日的名義來對抗中央政府和蔣介石。一場聯張反蔣“抗日”的陰謀，從此緊鑼密鼓地開始了運作；一場罔顧中華民族危亡的陰謀武裝政變，就要被搬上歷史舞臺。



六、決策聯張反蔣“抗日”，策動西安武裝政變以圖存

　　誠如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所說，“陜北同誌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之初，所找到的對象不是蔣介石，而是張學良。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隨著這一事實而有所變化。”38 換句話說就是，“原來的聯蔣抗日政策，變成了聯張反蔣抗日”。39 雖然張國燾認為，張學良原來在他們的眼中是比蔣介石還要壞的反動派。這是因為剛落腳陜北的毛澤東，看到了張學良與日本有殺父之仇，看到了東北軍失土戀家的心態，看到了張學良作為一個不抵抗將軍所承受的巨大壓力，看到了一位少年軍閥的幼稚和野心，更看到了他為了以西北為根據地與蔣介石對抗，雖不重視紅軍，卻重視中共與蘇聯的關系。40 當然，中共領袖們更加看到了的，乃是張學良誌大、位尊卻又才疏學淺、毫無經驗的公子哥兒性格（參見上卷第六章兼論）。於是，“與西安的電報往來完全由毛澤東處理，他每次接到西安來電，就邀我們去談論一番。這些電報有些是關於蔣要在西安舉行剿匪會議，指示剿匪機宜，有些是關於西安和其它地區抗日運動的發展情形，我們便據此謀求對策。我們回給張學良的電報，則都是毛澤東的精心傑作，字裏行間極盡打氣之能事”。4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發，毛澤東立即說：“這件事，我們應該站在後面，讓張學良去打頭陣。”42 而“我們這些中共中央負責人，沒有一個想到西安事變可以和平解決。……有的人主張把蔣殺了，以絕後患；有的人主張將他嚴密拘禁起來，作為人質，逼南京抗日，並形成西安的軍事優勢”。43 此後，“西安的電報雪片般飛來，多數是報告拘留蔣氏的經過，以及南京方面的反應……張學良的來電對如何處理蔣的問題，頗表躊躇；對南京的軍事壓力，也頗有顧慮。毛澤東聚精會神地在那裏草擬電報，不是獨尊張學良為‘全國抗日領袖’，便是贊揚他‘一舉手便扭轉乾坤’。他的電文在說到嚴密看守蔣時有這麽一段：‘我公顧慮周詳，梟雄自難漏網；但誠恐有萬一之失……誠如來電所雲，蔣某確系賣國獨夫，理應付之國法，弟等極力贊成由人民公審……’”。“毛說他所草擬的電報，處處給張學良暗示，要他堅決對付蔣，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地說出來，否則將來要留下痕跡的……”。毛“微笑著安慰朱德說，我和你的意見並無不同之處，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著力暗示張學良應該如何做，但這‘殺’字不好由我們口裏說出來”。44 “我們致莫斯科的電報是毛澤東起草的，除報告西安事變真相外，並指出這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45

　　然而，“幸好莫斯科的回電於十三日晚間到達了……第一段，肯定西安事變是日本陰謀所製造；並說明張學良左右和他的部隊裏，暗藏著一些日本間諜，利用張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號，製造中國的混亂，我們若聽任其發展下去，中國將出現長期內戰，抗日力量，因之完全喪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蘇聯絕不會為這種陰謀所利用，更不會給予如何支援；相反的，現已明白表示反對態度。第二段指出中國目前所急需的，是一個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最重要的是團結和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內戰；並說明張學良不能領導抗日，蔣介石如能回心轉意，倒是能領導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應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利用這一時機與蔣介石做友善的商談，促使其贊成抗日；並在有利的和平解決的基礎上，自動將其釋放”。46 “斯大林電報到後，毛澤東……踱來踱去……曾很急躁地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從前我們向張、楊那麽說，現在又要反過來這麽說，張楊不會說我們反復無常嗎？’”47

　　應該說，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裏，確已把中共策動西安事變的真相，栩栩如生地描繪了出來，這也是中共聯張逼蔣，並終於“逼”出西安事變的第一手證詞。但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張國燾的話，那末，其它的相關文件和資料，特別是在大陸出版的中共黨史研究著作，已有力地佐證了張的話不是謊言。

　　其一、據中共黨史專家稱：“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發生當天，中央給在華北工作的劉少奇的電報中，明確指出要擁護張、楊的革命行動。”十二月十九日（即在接到莫斯科指示以後），“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雖然批評張、楊“多少采取了軍事陰謀的方式，把南京置於西安的對立地位”，但總的還是肯定“西安事變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代表要求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內戰並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48

　　其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蘇聯《真理報》發表了長篇社論《中國發生事變》。該文稱：“陜西省發生了舉世矚目的重大事件。據各國通訊社所發自中國的不完整的消息稱，駐陜西省的張學良部隊發動了反對南京中央政府的兵變並將政府首腦蔣介石將軍扣作人質……毫無疑問，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斯大林顯然因為不了解西安事變乃為中共“聯張反蔣”的陰謀所策動，所以，《真理報》才會講出如此激烈的言詞來。

　　其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向中共中央發出了由總書記季米特若夫簽署的電報，稱：“……張學良的行動無論其動機如何，客觀上只能有損於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並鼓勵日本的侵略。”

　　其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蘇聯《真理報》報導說：“西安事變發生之初，當時世界報刊均認為，事變正中日本下懷。波蘭《信使晨報》甚至指出，蔣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在日本關東軍中引起一片歡騰……”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聯張反蔣”策略的成功，雖然一手策動了罔顧民族危亡的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但因全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和全國人民的憤怒指斥，全世界輿論的共同反對，主要是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的需要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他們才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將自己打扮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調停者”，實際上則是“解鈴還得系鈴人”，從而由中共一手導演了一出以賣國和“愛國”同為主題的新編現代歷史劇。雖然這出新編現代歷史劇在現實中以大團圓的局面收場，導演者不僅掩飾了罪孽，而且變成了和平的使者，但卻把它悲慘的結局留給了後來的歷史，留給了它苦難的中國大陸人民。



三　　中共乘國難以“擴張”的口號與陰謀 ——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西安事變不僅為中共的“圖存”帶來了希望，而且為它乘國難以擴張製造了機遇。而這一切都得力於蘇俄為它製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毛澤東利用這個統一戰線以進行陰謀策化所獲得的成功。



第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共“暫時妥協”和“積極讓步”的總策略



一、暫時的妥協及其手段

　　中共所謂暫時的妥協，在實際上就是虛假的妥協，是為了在取得合法地位以後實行陰謀擴張所必須作出的讓步，藉此以欺騙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全國民眾。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一手段，就是在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提下，兩次向國民黨提出“四項保證”。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向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其內容為：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我軍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同日，中共還在延安向全國廣播稱：“關於階級鬥爭問題，中國共產黨屢次宣言，本黨當前的工作是為民族團結一致而奮鬥，和實現民族聯合陣線以抵抗侵略。為了這個目的，共產黨曾疊次聲明停止階級鬥爭。而且中國共產黨曾自動宣布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這一切證明本黨為集中力量完成民族解放的偉大使命，現在並不提倡階級鬥爭。”

　　第二次是在“七七事變”之後，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又在“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中，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作出了內容完全一樣的“四項保證”，並且宣稱：“本黨這種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與委曲求全的態度，早已向全國同胞明白表示出來，並且已獲得同胞們的贊許。現在為求得國民黨的精誠團結，鞏固全國的和平統一，實現抗日的民族鬥爭，我們準備把這些諾言在形式上尚未實行的部分……立即實行，以便用統一團結的全國力量，抵抗外敵的侵略”雲雲。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二手段，則是對外高喊抗日和標榜抗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在中共發表上述宣言的同時，朱德在延安發表了“實行對日抗戰”的講演，稱：“紅軍沒有任何地盤的野心，沒有任何權利的狂欲。他的職誌是抗日救國……他願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中央政府的指揮，以便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無阻礙無隔閡地實現全國上下一致的對日抗戰……蘆溝橋的炮聲響了，紅軍已做好了隨時出發的準備。聽從著中央政府的命令……無條件地聽從這個總指揮部的指揮……”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三手段，是對外持續高喊建立真正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就在他對外發表的“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聲稱：“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執行抗戰的方針和上述各項政策，依靠這個聯合陣線。中心關鍵是在國共兩黨的合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當時的主要負責人張聞天亦公開發表文章稱：“兩黨的領導者……要能夠善於在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為了抗日的基本原則下，用互相諒解、互相讓步的方法，求得不同意見的合理解決。”49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四手段，是承認並擁護國民黨蔣介石和中華民國政府，是全中國人民抗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真正領導者。同樣是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這篇文章中，毛澤東曾“真誠地”並且是“宣誓式地”寫道：“全國軍隊包括紅軍在內，擁護蔣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對妥協退讓、實行堅決抗戰……共產黨人要一心一德、忠實執行自己的宣言，同時堅決擁護蔣介石先生的宣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張聞天也公開發表文章稱：“關於目前抗日戰爭中，蔣介石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已經處在領導的地位，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我們應該向國民黨同誌聲明，我們是竭誠擁護現在蔣先生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的……這是全中國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中央政府……”50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大”上，毛澤東仍在他對外公開的“新階段”報告中稱：“抗日戰爭的進行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於領導和基幹的地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為基礎，而兩黨中以國民黨為第一大黨，抗戰的發動和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能設想的。”同月，中共在對外發表的“中華民族的當前緊接任務”第二條中又稱：“誠心誠意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擁護國共兩黨及一切抗日黨派的親密合作，反對一切分裂企圖，反對任何漢奸傀儡政府。”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五手段，是對外熱情歌頌國民黨、蔣介石領導和堅持抗戰，贊揚國民黨的革命歷史與民主建國成就，“保證並決心”與國民黨一起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

　　其一、全面抗戰爆發後，特別是在全面抗戰的前期，中共曾一再地歌頌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抗戰。甚至在它的不抗戰、假抗戰和真擴張已經被揭露出來，並造成抗戰陣營內部的沖突時，中共仍然因為在力量上尚嫌不足，而繼續歌頌國民黨和蔣介石所領導的抗戰。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即武漢會戰期間，毛澤東仍致函蔣介石委員長稱：“先生領導全民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民無不景仰……敵雖兇頑，終必失敗。”時至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抗戰五周年紀念日，皖南事變已經發生之後，中共仍然對外發表宣言稱：“全國軍民必須一致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

　　其二、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澤東曾在他公開發表的“新階段”報告中贊揚國民黨說：“國民黨有他光榮的歷史，主要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反對袁世凱，建立過‘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舉行了民國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領導著偉大的抗日戰爭。它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前後兩個偉大的領袖，有廣大的愛國的黨員。所有這些，都是國人不可忽視的，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十五個月來，全國各個抗日黨派都有進步，國民黨的進步也是顯著的。它召集了臨時代表大會，發布了抗戰建國綱領，召集了國民參政會，開始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承認了各黨各派合法存在與共同抗日建國，實行了某種程度的民主權力，軍事上與政治機構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適合抗日政策等等，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件……可以預斷，國民黨的前途是光明的。”由是，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並對外公開的政治決議案乃稱：“全國政治製度正在逐步地民主化。”

　　其三、顯然，要與國民黨一起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就必須承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當中共在延安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時，就公開地通過了“堅決實行三民主義提綱”，並將之“對外公布”。該提綱稱：“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使國民黨、共產黨、全國人民，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張聞天也在他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宣稱：“我們共產黨人不但願意在抗日問題上，在實現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問題上，同國民黨合作，而且願意在實現孫中山的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上也願意同國民黨合作，我們願意同國民黨共同建立民族獨立、民權自由與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國。”51 中共對外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還宣誓曰：為了“為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而奮鬥”，中國共產黨願意再一次正式宣布“中國共產黨對於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的誠心誠意”。毛澤東亦在他公開發表的“新階段”報告中說道：“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三民主義為政治基礎，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礎，而且是合作建國的基礎。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將引導這個合作到爭取民族解放，其民權主義將引導這個合作到徹底的建立民主國家，其民生主義則更可能引導這個合作到很長的時間。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和政治思想，保證著統一戰線的長期性。”



二、積極的讓步及其手段

　　如果說，中共所謂暫時的妥協，實際上乃是虛假的妥協，那末，毛澤東所謂的積極的讓步，便在實際上和本質上對他們所謂的暫時妥協，作了最為貼切的解釋。為了解釋“積極的讓步”的正確性，毛澤東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對他的黨人作了這樣的“科學說明”：“‘有所不為而後有所為’……‘為了更好的一躍而後退’，正是列寧主義。把讓步看作純消極的東西，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所許可的……我們的讓步、退守、防禦或停頓，不論是向同盟者或向敵人，都是當作整個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當作曲線運動的一個片斷看的，一句話，是積極的。”52 顯然，毛澤東在這裏真正想說的是，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他們的“革命”而讓步，而不是為了抗日而讓步。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一手段，便是“既聯合、又鬥爭”的“革命的兩面政策”。當全面抗戰爆發，中共正在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際，毛澤東就已經提出了這一“鬥爭”策略。不是針對日本，而是針對正在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毛澤東說：“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既不是一切聯合否定鬥爭，又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而是聯合和鬥爭兩方面的政策。”53 對此，張國燾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毛澤東的所謂既聯合、又鬥爭，無非是“假聯合、真鬥爭”罷了。54

　　但是，毛澤東卻對這一“假聯合和真鬥爭”，作了“科學”的解釋。他說：“所謂聯合，就是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所謂鬥爭，在同資產階級聯合時，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鬥爭；而在被迫著同資產階級分裂時，就轉變為武裝鬥爭。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一定時期中同資產階級聯合，黨就不能前進，革命就不能發展；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聯合資產階級時又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和平鬥爭’，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就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又如果我們黨在被迫著同資產階級分裂時不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武裝鬥爭，同樣黨也就會瓦解，革命也就會失敗。”

　　這是一九三九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寫下的一段話。在這裏，毛澤東一是十分明確地說明了所謂聯合，仍然是鬥爭，只不過是和平的與不流血的鬥爭；二是毫不隱誨地指出，當“被迫”分裂而不能聯合，即不能進行和平的與不流血的鬥爭時，中共就要進行武裝鬥爭。而不論是和平的鬥爭還是武裝的鬥爭，都不是抗日鬥爭，而是革命鬥爭，都不是針對日寇而鬥，都是針對資產階級，即正在浴血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而鬥。應該說，這裏豈但連一點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氣味都沒有了，甚至連一點抗日的氣味也沒有了。相反，它使人們聞到的，卻已經是內戰的火藥味。因為，正是在抗戰剛剛走向最為艱難的相持階段時，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就已經將在國難中打內戰的理論準備好了。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二手段，是一再地對內強調，要“爭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首先，早在西安事變還沒有發生前，劉少奇在他論述蘇俄為中共製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就已經一再地對內指出過一分鐘也不能忘記爭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權的話（參見上文）。其次，一九三七年五月在中共於延安召開的“蘇區”黨代表會議上，毛澤東即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報告中，強調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性，並尖銳地指出：“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按：在這裏仍然是革命而非抗日）再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當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上海太原失守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時，毛又一次對內堅決地說道：“在統一戰線中，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呢？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呢？……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按：毛在這裏所提到的投降主義是指投降國民黨，不是指投降日本）此後，在抗戰的漫長歲月裏，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都一直把爭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問題，當作一個極其重大的問題來對待，甚至當作黨內的嚴重路線鬥爭來處理。難道毛和他的中共當真就忘記了，他們曾一再地承認過，唯有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才是全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者嗎（如果在事實上確實存在著這樣一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話）？當然沒有。但是，毛澤東之所以如此強調並要爭奪這一“領導權”的原因是：

　　其一、對外高喊服從和擁護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抗戰，承認國民黨和蔣介石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當然領導，不過是中共陰陽兩面政策的“陽面”，並且是為了實行“陰面”圖存和擴張的需要。

　　其二、顯然，抗日並不是用服從、擁護等等大話就能敷衍得過去的。當敵人真的打到山西之後，當中共紅軍已經接到了被派赴山西前線抗日的命令之後，中共就立即面臨著“服從和擁護國民政府和最高統帥部領導”究竟是真還是假的大問題，就面臨著究竟是真抗戰還是假抗戰的大問題。彼時，毛澤東就使出了這樣一把“剎手鐧”，對內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裏面還存在著一個“誰領導誰”的問題，即“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的問題。也就是說，如果你服從了國民黨的命令開赴前線真抗日，你就是服從了資產階級，就將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拱手讓給了資產階級。顯然，這對於那些也想走上抗日前線的某些有愛國心的中共將領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緊箍咒”（參見下文）。

　　其三、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對內堅持宣稱要奪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才能夠既堅持中共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絕對領導權”（毛澤東語），才能夠在八路軍深入敵後建立“抗日”根據地時，保證在敵後建立的政權，乃是中共獨裁政權，具有中華民國分裂政權的性質。這才是問題的真正要害所在，才是毛澤東所謂革命成敗而不是抗日成敗的關鍵所指。一句話，如同中共黨史專家所說，“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也是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55 而不是抗日取得勝利的關鍵。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三手段，就是堅持所謂“獨立自主原則”。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澤東在對內發出的“關於紅軍作戰原則的指示”中（參見下文），就已經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和內容。嗣後，自洛川會議始，他一直堅持要推行他的“獨立自主原則”，不僅形成了理論，並且獲得了成功。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澤東在他的“民族戰爭中的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曾指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危險，在於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犧牲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把無產階級為了反對共同敵人而與其他階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曲解成為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成為資產階級的尾巴。”不久，毛澤東又在他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一文中指出：“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後來，當毛澤東在總結他和王明“投降主義路線”分歧和鬥爭的根本要害時，就曾明確地將“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獨立自主”當成了他的正確路線和王明的錯誤路線的分水嶺（詳見下節）。

　　自然，毛澤東的所謂既統一、又獨立，如果套用張國燾的話來說，亦無非是“假統一、真獨立”罷了。

　　自然，當毛澤東已經能夠公開地說出這樣的話時，那也是因為他已經能夠說得起這樣的話了。因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雖然還不是毛澤東敢於“破裂”統一戰線之時（因為一旦“破裂”，中共仍有翻船的危險），卻已經是毛澤東對內的獨立自主策略，在敵後擴張方面頗有斬獲之日了。

　　自然，毛澤東又絕不僅僅是只要堅持空泛的“獨立自主”的。他還有堅持“獨立自主”的具體原則。這些具體原則就是：一、八路軍和新四軍要堅持不打大仗、硬仗和運動戰，要把群眾工作當作中心任務。二、八路軍和新四軍只能堅持敵後山地遊擊“戰”（後來則指示八路軍、尤其是新四軍要發展敵後平原地區的遊擊“戰”），其主要任務乃是求得在敵後的發展和擴張。三、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根本任務，就是建立敵後由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即分裂中華民國的中共農村獨裁政權（詳見本卷第四章）。

　　應該說，所謂獨立自主原則不過是毛澤東對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陽謀背後的陰謀。然而，正是這個陰謀的確定和推行，才使得中共的所謂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了一篇徹頭徹尾的假話；也正是這個陰謀的成功實現，才使得中共在國難當頭的日子裏，因不抗日和假抗日，而能真發展和真擴張，從而奪取了地盤，壯大了力量，並為戰後發動那一場內戰“打好了重要基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誠如中共黨史專家們所總結的那樣，“獨立自主是發展和壯大無產階級力量的一個手段。”56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四手段，就是在全中國軍隊（除中共以外）浴血抗戰的艱難歲月裏，將他們在十年武裝叛亂叛國中所決心要完成的三大任務 —— 發動武裝暴動、煽動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屬蘇維埃政權，改名為武裝鬥爭，農民戰爭和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實際上就是要借用抗戰所給他們帶來的大好歷史條件，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幌子下，將他們在十年叛亂叛國中所堅持的目標，改頭換面地予以合法化和大發展（詳見本卷第四章）。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五手段，就是視其自身力量的變化和擴張的成就，來調整他們積極讓步的程度。“七七”之後，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實行獨立自主的策略，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提出階段，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毛澤東向黨內發出“關於紅軍作戰原則的指示”，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從蘇聯歸來提出“要真統戰抗日”之前。這個階段是毛澤東在黨內提出並堅持要求黨的高級幹部，尤其是一些抗日心切的高級將領，在思想上、特別是在行動上能夠貫徹執行“獨立自主原則”的時期。由於毛澤東堅持做“過細”的思想工作，其目的基本達到（詳見本卷第四章）。第二階段是確立階段，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自蘇聯歸來，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在本階段，雖然因為王明帶回了斯大林要求中共真統戰抗日的指示，並因為王明的堅持而在黨內引起了要不要真統戰抗日和要不要獨立自主的爭論，但由於“毛澤東高超的領導藝術”（中共黨史專家語），和中共在敵後實行擴張的初步成功，而終於使得對外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對內實行不抗日、假抗日的獨立自主策略，基本上得到了全黨的認同。毛澤東更是以此為轉折點，將假抗日和假統戰的獨立自主路線，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上確立和發展起來了。第三階段，因中共力量的進一步擴張，而使假抗日和真擴張的獨立自主策略，逐步從陰謀走向了“陽謀”。中共為了陰謀擴張而終於敢明目張膽地“專打友軍和不打敵軍”了，甚至在被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發覺後，中共已敢反咬一口，並公然宣稱要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了。在本階段，因實力的增強和地盤的擴大，再加上國民黨為對日抗戰而無法重開圍剿，中共才日漸表現出有恃無恐與“你奈我何”的姿態。毛澤東於此一時期對黨內所做的指示，還有他寫下的“光輝著作”，如“共產黨員發刊詞”、“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和“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等，均表現了與前兩個階段完全不同的口氣和神氣，已敢於“言所欲言和為所欲為”：什麽抗戰，什麽救國，什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全然不在他的話下，滿紙上所寫的竟公然是革命的武裝鬥爭和革命的統一戰線，而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統一戰線了（參見下文）。



第二、對外高喊抗日統一戰線、對內推行革命統一戰線以加速赤化運動



　　應該說，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間，乃是中共對外持續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卻對內發動和推行“革命統一戰線”的真正起點。因為，在中共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鞏固了權力的毛澤東已從此放開了他“堅持革命而不是堅持抗日”的膽量。同時，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擴張，至此已不再是毛澤東一人之所為，而是中共一黨之所為。這是因為毛澤東的陰謀擴張路線使中共黨人嘗到了甜頭。當然，如前所說，這自然為中共集團的整體素質所決定。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即在政府軍艱苦的武漢會戰期間，毛澤東終於借談“抗日戰爭和戰略問題”，而開始大談起“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來了。毛澤東說：“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在這裏，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領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中國革命戰爭在其歷史進程的各個時期中有不相同的內容。然而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戰爭，都表示了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57

　　在這裏，已經沒有一言一語以談抗日。相反，“抗日”已經被公然地換成了“革命”，“抗日戰爭”已經被換成了“革命戰爭”，換成了“武裝奪取政權”，換成了“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而毛澤東筆下的武裝鬥爭所指，已決不是正在屠殺我們同胞的日本侵略者，而是那個正在艱苦抗日的國民黨“友軍”。至於毛澤東要運用農村包圍城市的辦法，即發動農民戰爭的方法，就更不是要打擊日本侵略者，而是要奪取那個正在艱難抗日的國民黨政權了。一年之後，即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澤東在為《共產黨人》所寫的發刊詞中，又全面地論述了中共應如何在抗日戰爭中進行“革命發展”的重大問題，即黨的建設、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問題。這就是中共黨人在後來所說的“革命的三大法寶”。可惜的是，這三大法寶，竟沒有一件法寶是用來對付日本侵略者的。

　　同時，為了在黨內將“抗統”轉變為“革統”，更為了將“革統”從黨內“統”到黨外，毛澤東乃開宗明義地說道：“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迫切地需要建設這樣一個黨，建設這樣一個黨的主客觀條件也已經大體具備，這件偉大的工程也正在進行之中。”而這個工程就是要“建設一個在全國範圍內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因為“黨更加布爾什維克化，黨就能，黨也才能更正確地處理黨的政治路線，更正確地處理關於統一戰線問題和武裝鬥爭問題”。58

　　兩個月後，毛澤東已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明確地轉換成了“革命統一戰線”。他在大談知識分子的問題時，已經指出：“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59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澤東又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黨內指示中，將如何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號下，發展中共“革命統一戰線”的手段和內容予以了明確說明。他說：“必須采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發展進步勢力，就是發展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力量，就是放手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就是廣泛地創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就是發展共產黨的組織到全國，就是發展全國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兒童等等的民眾運動，就是爭取全國的知識分子，就是擴大爭民主的憲政運動到廣大的人民中間……爭取中間勢力，就是爭取中等資產階級，爭取開明紳士，爭取地方實力派……地方實力派，包括有地盤的實力派和無地盤的雜牌軍……”

　　這就是毛澤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外殼之下，所要建立的中共“革命統一戰線”。其目的，自然不是為了抗日，而是為了“革命”，是為了在抗日的旗號下，繼續和擴張“赤化”運動。這無疑是對中共兩度“四項保證”的公然背叛和徹底背叛。

　　必須指出的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共並不是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已經發展到相持階段，才開始在“抗統”的旗號下建立“革統”的。實際上，在中共首次提出“四項保證”，特別是在“七七事變”發生、中共再度提出“四項保證”之始，中共就已經陰險地在做著“要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為革命統一戰線”的準備了（詳見下章）。



第三、抗統與革統的理論基礎 ——“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一致性”理論



一、虛假的抗統和真實的革統需要有理論的支撐

　　毛澤東除掉在對外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始，就已經對內提出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究竟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的“大道理”，以壓迫和說服那些想對日寇打大仗和硬仗的中共將領以外，當毛澤東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的“陰陽兩謀”，已經對中共的圖存與擴張產生了初步的效果以後，當國民黨、蔣介石所領導的衛國戰爭在經過一年多的浴血奮戰，日本狂圖三月亡華的速決論已經破產之際，如果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必須趁抗日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以進行更大的“革命”擴張，他就必須拿出理論來說服他的全體黨人，以實現對外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對內建立共產革命統一戰線的“統一”。即為他在虛假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下建立中共一黨的“革命”統一戰線，奠定理論基礎。



二、“階級鬥爭可以調節的理論”與“一致性理論”

　　在對毛澤東來說具有轉折意義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首先提出了“階級鬥爭是可以調節的”理論。他說：“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是一個事實，有些人否認這種事實，否認階級鬥爭的存在，這是錯誤的。企圖否認階級鬥爭存在的理論是完全錯誤的理論。我們不是否認它，而是調節它。”60 這樣一來，由於階級鬥爭不僅存在，而且可以“調節”，因此如何停止和發動階級鬥爭，與如何縮小和擴大階級鬥爭，就不僅完全掌握在毛澤東和他的中共手裏，而且完全可以按照毛澤東和中共的需要，來任意進行“調節”了。

　　由是，毛澤東又說道：“在民族鬥爭中，階級鬥爭是以民族鬥爭的形式出現的，這種形式表現了兩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階級的政治經濟要求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以不破裂合作為條件；又一方面，階級鬥爭的要求都應以民族鬥爭的需要為出發點。這樣便把統一戰線的統一性和獨立性，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一致起來了。”61 毛澤東終於找到了建立虛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建立真實革命統一戰線的結合點。因為即便是民族鬥爭，也是階級鬥爭，它只不過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因此，中共堅持階級鬥爭就沒有錯。同時，階級鬥爭的民族鬥爭這種形式，又表現了階級鬥爭雙方在民族鬥爭中的一致性。所以，當中共圖存、甚至是擴張的政治經濟要求需要不破裂的階級合作時，中共便可以對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當中共圖存的目的已經達到，甚至是擴張的力量已經足夠到不怕階級合作的破裂時，中共便可以為了擴張和奪權而連友黨也敢反，友軍也敢打，直至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也不用喊了。因為，階級鬥爭是由中共根據自身的需要來進行調節的。

　　歷史的事實是，為了充分地利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了在“抗統”的幌子下建立旨在奪權擴張的“革統”，當中華民國在長期艱苦抗戰中已經日見其弱，中共卻因不抗日和假抗日，真擴張和真賣國而日見其強時，毛澤東也就愈來愈張狂地對他的黨人說道：“還有更多的同誌不了解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一致性，不了解統一戰線政策和階級政策，從而不了解統一戰線教育和階級教育的一致性。……統一戰線政策就是階級政策，二者不可分割，這一點不清楚，很多問題是弄不清楚的”。62 至此，毛澤東終於攤開了他的底牌：統一戰線就是階級鬥爭，統一戰線政策就是階級鬥爭的政策。這就等於是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中共進行階級鬥爭的統一戰線。因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的，不過是為了對抗戰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進行階級鬥爭罷了。而對這個階級鬥爭進行調節的權力，便掌握在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手中。中國人民長期、艱苦和犧牲慘烈的偉大衛國戰爭，就是這樣地被毛澤東和他的中共當成了奪權、擴張和鬥爭以及再度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時機和條件。



第四、中共雙重統戰獲得成功的原因及其對擴張、奪權、打天下的意義



一、中共雙重統戰成功的原因

　　就中共一方而言：其一、是打著抗日旗號進行欺騙的成功和打著抗日旗號以進行招兵買馬的成功。其二、是打著抗日旗號以發動農民戰爭和建立農村獨裁政權的成功。其三、是中共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誘引知識分子，主要是一批在戰爭年代雖失意、失路，卻滿懷報國熱情的小知識分子們參加共產革命統一戰線的成功。其四、是中共在整個抗戰期間，持續使用“革命兩面政策”，因假抗日和不抗日而沒有遭遇戰爭創傷，卻反而“不戰而創強”的成功。其五、是中共將正規軍的全部力量都用來做“發動群眾”工作和建立敵後分裂政權的成功。其六、是中共在“陰面”而非“陽面”，因而能夠玩盡陰謀手段所造就的成功。其七、是中共在一個相當民主的政治條件下，作為一個合法的在野黨，而能夠在相當程度上爭取不明真相之社會力量和不明真相之國際力量的同情，甚至能夠聯合和聯絡所有反對黨派以“乘亂爭民主、鬧自由”的成功。其八、是中共能夠將對外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暗渡陳倉為對內的共產革命統一戰線的成功。

　　就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一方而論：其一、是中華民國政府對中共“輸誠”的措置不當。具體言之，就是當中共在西安事變之後主動向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提出“四項保證”時，執政的國民黨由於與中共有過所謂合作的經歷和教訓，因此，一方面應對中共慣用的陰陽兩面政策有相當的警惕，不能予以輕信；一方面則在接受中共“輸誠”的政策上，決不應該為他留下一個“獨統”的陜甘寧政權和晉察冀政權，更不應該在中共的紅軍被改編為政府軍之後，又在接受最高統帥部指揮的名義下，由中共和毛澤東享有獨立指揮和絕對指揮其軍隊的權力。這在實際上就等於是在全民抗戰之中，為中共留下了一個可以完全不聽指揮和絕對獨立自主的條件，從而為中共使用陰陽兩謀的策略創造了機遇。

　　其二、是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因肩負著抗日的重任和保護人民的責任，於民族大義之下，不得不對中共一再地采取讓步的結果。並且，在讓步既不能使中共自省，又不能禁止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擴張時，卻不敢“大義滅共”，而只是軟弱地采取所謂“限製異黨活動辦法”等予以限製，一則限製不了，二則只會引起反彈，三則反而授中共統戰其他合法黨派反對正在領導抗日的執政黨以口舌。

　　其三、是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沒有接受北伐前後中共在蘇俄的指使和命令下，對國民黨采取“挖心戰術”的嚴重歷史教訓所致。在中共以高喊團結抗戰和運用所謂四項保證向政府“輸誠”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居然重新予共產黨在後方大城市、甚至是陪都重慶宣傳共產革命、共產思想及共產文化的自由，重新予共產黨辦報、辦書店和設辦事處的自由，重新予共產黨借抗日為誘餌以對國民黨進行滲透的自由。直至為共產黨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暗渡陳倉為共產革命統一戰線，和中共在國民黨、國民政府和抗日的國民黨軍隊裏面發展共產黨的秘密組織，提供了連共產黨也想象不到的“大好政治條件”。卻完全沒有想到，在延安和中共統治的所有地方，即所謂的中共抗日根據地，卻絕沒有宣傳三民主義的自由，絕沒有中國國民黨發展的自由，絕沒有中華民國政府行使其權力的自由。相反，在延安長達四年半的整風運動中，在中共所領導的所謂抗日根據地中，卻一直是在長期地和隨時隨地地“深挖”著國民黨特務。僅延安一地就在整風中挖出了數千名所謂國民黨特務，並因此而製造了無數的冤假錯案，直至枉殺了無數條性命。而中共在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中招降納叛、收買挖心和暗結蛛網的種種做法，卻在毛澤東對黨內的指示、毛澤東的《選集》和中共的內部文件裏隨處可見。所以，當抗戰勝利結束時，在國民黨中，在國民革命軍中，在中華民國政府的官員中，共產黨的秘密組織早已結成了一張若大的網絡，不僅無所不及，而且無法清除。

　　其四、由於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執政的黨，是一個領導抗戰的黨，又是一個正在抗戰中推進民主政治的黨，用中共和中共領袖王明的話來說，就是“抗戰中的中華民國人民已經享有了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所以，不僅她的一切表現和作為都在明處，而且，既能給人罵，又能給人反。然而，中共在野，延安在暗處，猶如費正清所言，還是一個“農村獨裁政權”，既不給人罵，更不給人反。所以，你聽到的便都是好聽的大話和假話，不好聽的真話和實話，你根本就聽不到。並且，即便是你要去參觀和考察，他也只給你看他要給你看的，而他不願給你看的，你是永遠也看不到。這就在不明真相的人們眼中，造成了所謂國統區有明有暗，而“共統區卻是一片光明”的錯覺。這就為抗戰的國民黨在與共產黨不抗戰的鬥爭中，帶來了十分被動的局面。更為美國等所謂的國內外民主勢力對共產黨產生好感，和對國民黨產生惡感，造成了先天的畸形效應。由是，這個執政黨，當她在長期的艱苦抗戰中被打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之後，再被那個不給人罵、更不給人反的在野黨共產黨，以及由它所統戰的各合法民主黨派所共同罵倒，直至打倒，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今日，將臺灣推向了民主和繁榮的中國國民黨在臺灣和在海外天天被人罵，和五十年來絕不允許任何人罵的中國共產黨，不僅在中國大陸，在海外也鮮有人敢罵的情形，實已將這個道理對比得再清楚不過。



二、中共雙重統戰對其擴張、奪權和打天下的意義

　　眾所周知的是，中共在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之後，曾一再宣揚他們之所以革命成功，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擁有“革命的三大法寶”。即：黨的領導，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而所謂統一戰線，就是指對外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對內的共產革命統一戰線。而統一戰線之所以成了中共奪權成功的法寶，是因為：沒有統一戰線，便沒有中共對外所曾高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沒有中共圖存的達成，就沒有中共擴張的實現，就沒有中共對內建立共產革命統一戰線的可能，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在中國大陸奪權的成功。此其一。

　　其二、沒有統一戰線，中共就失去了實現武裝鬥爭的可能。也就是說沒有了統一戰線，中共就非但少了一個重要的法寶，而且少了第二個重要的法寶 —— 武裝鬥爭。因為中共如若不對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四項保證”，並獲得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的“接受輸誠”，其時中共的殘余武裝力量非但不能得以擴張，只怕連圖存也完全不能。而圖存之後，如若不繼續對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喊抗日，則中共的武裝鬥爭和武裝力量的發展，就失去了它的理由和來源。對此，毛澤東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經明白地說道：“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按：這個敵人是指正在領導抗戰的中華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而非日寇），統一戰線是實現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按：即對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實行武裝鬥爭）。”63

　　其三、正因為統一戰線為中共在抗日招牌下的武裝鬥爭即武裝發展，帶來了實現的可能，所以，全面抗戰爆發僅只兩年多，當大量的國民黨官兵犧牲在對日抗戰的戰場上時，幾乎不曾主動對日寇打過一場象樣戰鬥的中國共產黨，卻得到了巨大的發展。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時僅有二萬人馬的中共，不僅於一九三九年就開始對內宣稱“已有五十萬大軍活躍在敵後廣大的國土上”，64 而且，毛澤東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就已經明確地說道：“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的大黨”。65 一九四零年三月，他更在“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一文中指出：“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進步力量，最近時期有一個大的發展，基本上已經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權的根據地。”多年之後，當中共黨史專家在總結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功績時，曾激動地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中國人民革命力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使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使共產黨從根本上擺脫了以往狹小的處境，走向了一個廣闊的天地。在抗戰中，共產黨依靠這個統一戰線，迅速地發展了人民的抗日民主運動，猛烈地發展了人民武裝和政權，很快地發展壯大了黨的力量。這就為抗戰的勝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礎，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準備了有利的條件。”66 在此，除掉人人都能讀得懂的某些假話、大話以外，其余的話，無非都是中共如何利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圖存和擴張的最好“代白和代供”。

　　其四、正是中共接受和使用了統一戰線這樣一個法寶，所以，中共才有可能將前此十年中蘇聯所交代的三大叛亂叛國任務，即發動武裝暴動、煽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在“抗日”這個不同的和國難當頭的歷史條件下，獲得了意想不到的大發展。如前所說，只不過武裝暴動被換成了抗日名義下的武裝鬥爭，土地革命被換成了抗日旗號下的農民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被換成了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罷了。由是，中共在前十年所沒有能夠獲得成功的叛亂和叛國，便終於在全中國人民艱苦抗戰的歲月裏得到了成功，或曰為成功做好了大大的準備。這一切實在應該歸功於蘇俄為他們製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歸功於日本帝國對我國長期並且是瘋狂的侵略戰爭，歸功於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在國難當頭之日，敢於假抗日和真賣國的“膽略和智慧”。而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究竟是否存在過的問題，歷史亦終於走到了能夠揭開它真相的這一天。



四　　王明的“真統戰抗日”路線和毛澤東對王明

“右傾投降路線”的抵製、批判和鬥爭

　　如果我們已經在事實上和理論上澄清了中共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陰謀性質和特殊功能，那麽，如果我們還能夠將毛澤東和王明圍繞著真統戰抗日和假統戰抗日的黨內鬥爭厘述清楚，則中共所高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究屬真假的問題，就會顯得格外地清楚和明白。



第一、王明回國的原因及其堅持的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王明回國的原因

　　前文已經敘述了蘇俄是怎樣命令中共從“反蔣抗日”走向了“聯蔣抗日”的。但是，一向聽命於蘇俄的毛澤東和中共，卻在對外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同時，對內製定、並推行了一條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統戰路線。顯然，這條陰謀統戰路線很快就引起了斯大林的強烈不安。由於莫斯科需要中國的抗戰來解除日本對它的威脅，由於莫斯科不相信中共能夠在短時期內獲得抗戰的領導權，由於莫斯科認為蔣介石政府有了英、美、蘇的支持，即便不能打敗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斯大林才會擔心毛澤東以獨立自主為核心的陰謀擴張路線會惹怒蔣介石，從而造成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破裂，內戰的爆發和中國抗戰的失敗，從而陷蘇聯於兩面作戰的境地。多年以後，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若夫在他寫給毛澤東的信中就曾指責說：“中國共產黨內的情況令我擔憂……根據我了解的一切，我認為，縮小同外國占領者鬥爭規模的方針，以及明顯地偏離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方向，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在中國人民民族戰爭期間，這樣的方針有使黨脫離人民群眾的危險，會有害地造成內戰的加劇……”所以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為使中共不破裂統一戰線，為使中共服從蔣介石的統一指揮，為加強中共對共產國際政策的貫徹，乃決定派遣王明回國。斯大林在王明歸國前還接見了王明一行並指示說：“不要害怕共產黨人會淹沒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共產黨人應該積極地參加到民族解放鬥爭中去。”67



二、王明真統戰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張國燾在《回憶錄》中曾指明，王明回國以後之所以堅持真統戰和真抗日之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緣由，其一是為了救國，其二是為了保衛蘇俄免受日本的侵略。他說：“他首先指出現在抗戰，確是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的關鍵，國民黨既已積極抗戰，中共便應主動地與之密切合作……如果中國能夠充分擴大抗戰力量，給日本以長期的抵抗，這樣將使日本無力向蘇聯進攻，對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68 王明真統戰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在政治上和理論上認為“抗戰高於一切”。一九三七年三月，王明即在莫斯科發表了“救中國人民的關鍵”一文，稱：“救中國人民的關鍵是將中國人民的所有力量團結成為反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就是要使國內兩個具有決定意義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即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抗日救國的共同綱領上實行合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一回國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稱：“今天的中心任務，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69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結束後，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指出的那樣，鑒於寇深禍重和對於毛澤東假抗日、不抗日的不滿，並且“深怕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的發展引起蔣介石不滿”，王明又寫作並發表了“挽救時局的關鍵”一文，指出：“目前挽救時局的中心關鍵，在於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團結。”而“團結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確方案，便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稱，“要更加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就必須鞏固與擴大我國兩大政黨 ——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親密合作”。王明認為，更加鞏固和擴大兩黨合作的障礙，在於有一些人“忘記了抗日是目前民族統一戰線的最主要的共同綱領，忘記了以抗日與否來劃分友敵的最主要標準……忽略了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言行準則……”。王明甚至在該文中真誠地指出：“國共兩黨都是中國一大部分優秀進步青年的總匯……國民黨中也沒有什麽法西斯蒂派……國共兩黨應該互相監督、共同負責、共同發展、共同勝利……共同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一九三八年三月政治局會議之後，由於王明看出了建立真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要障礙，是由於毛澤東為中共製定了一個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統戰”策略，已經並正在得以貫徹和執行。因此，王明才又纂文指出：“統一戰線的核心在於國共兩黨的一致性，無論政治路線還是軍事路線，中國共產黨都不應該過多地強調自己的主張。”70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當毛澤東所製定的陰謀“抗戰”策略已經得到強行貫徹，抗戰陣營就要面臨著公開分裂的危險之時，針對毛澤東在全會上一再地批評他“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王明要求作了題為“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的長篇發言，仍然堅持“一切為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強調要“對友黨、友軍采取大公無私，仁至義盡，言行如一，表裏一致，互相幫助，互相尊重，互相友愛，共同工作，共同發展，同生死、共患難，禍福與共，相依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其二、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式和內容上堅持兩個統一的理論。也就是“統一的國防政府和統一的國防軍隊”理論。所謂統一的國防政府，就是指以中華民國政府為統一的抗戰政府；所謂統一的國防軍隊，就是指以國民革命軍為主體的統一的抗日軍隊。王明說：“全中國統一之國防政府的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防軍隊的創造，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救國大團結的開始形成，這就是保障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最主要條件。”71 由是，王明又指出：“關於蘇維埃問題，共產黨員和優秀的國民黨員的了解是：變蘇維埃政權為一般民主的政權，而且，這個政權將其活動同意於全中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對於紅軍問題，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中的愛國誌士的了解是：改紅軍為國民革命軍……這種軍隊在反對外敵的共同鬥爭中，為執行總的軍事計劃，應當服從統一的軍事指揮。”72

　　在中國的全面抗戰已經爆發四個月之後，王明承認：“中國正在成為統一的和有組織的國家。”“在中國，已經在國民政府的基礎上建立了全中國統一的國家政權。”“已開始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民革命軍。這種統一的國民革命軍已經有統一的軍事行動去反對共同的敵人，這就是建立真正全中國統一的軍隊的基礎已經有了。”73

　　中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之後，王明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宣言提出：自蘆溝橋事變以來，“開始形成了我統一的國家政權和統一的國家軍隊”。而且要進一步建立“有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的有足夠數量的有新式武裝的和政治堅定的國防軍隊”。

　　由於王明堅持“兩個統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所以，當他發現毛澤東堅持不聽從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總部的指揮，堅決不打大仗、硬仗、運動仗，卻一意要貫徹他的所謂山地遊擊戰時，王明曾一再地要求“必須堅決確定廣泛實行以運動戰為主、而輔以遊擊戰、配合以陣地戰的戰略方針”。74 而當他發現毛澤東以山地遊擊戰為掩護，實際只是想建立敵後非屬於中央政府的中共分裂政權時，王明則明確地指示：“在八路軍收復的晉察冀邊區三十幾個縣中，一切行政系統與人事問題，都要事先征得戰區司令長官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及國民政府的同意和批準。”75 毛澤東和他的中共自然不會聽從他。

　　其三、王明承認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在努力堅持抗戰救國和民主建國。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王明在“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周年與中國人民的對日作戰”一文中說：“中國以前是不斷的內戰，現在是和平統一了……現在中國人民和軍隊已在五省和上海區域，進行了將近四個月的英勇的全國武裝抵抗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中共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曾明確指出：“雖然中國的政治製度距民主共和國的製度還遠，但人民開始有了充分的民主自由……中國的政治製度已經開始了民主化。”

　　一九三八年三月，同樣是在中共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在他的先後兩次發言中曾一再地指出：“應該承認國民黨現在政府和軍隊中均居於領導地位，為我國第一大政黨，國民黨二百萬軍隊是抗戰的主力。”76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王明在漢口會見美國《合眾社》記者白德恩時，又稱：“中國共產黨對國民政府積極抗戰的政策表示滿意，中國共產黨極力幫助和擁護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長蔣介石先生精明堅決，雄才大略，才能勝利領導全國抗戰。”

　　中共黨史專家嗣後在按照毛澤東的調子批判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時，曾指責王明在自己的發言、報告和文章中，“極力美化蔣介石、國民黨、混淆抗日營壘的政治分野”。77 中共黨史專家的指責，明確地表達了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就是要公然地將真正堅持了抗戰救國的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誣陷為不抗日的政府、政黨和領袖。



二、毛澤東和中共對王明“右傾投降路線”的讓步、抵製、批判和鬥爭

　　當王明帶著莫斯科的指示，斯大林的旨意，還有他對蘇俄的忠誠和對自己祖國抗戰前途的關心，企圖改變毛澤東已經製定和中共已在執行的陰謀統戰策略，並希望用真抗日和真統戰來矯正毛澤東和中共的陰謀擴張路線時，他的遭遇將可想而知。然而，王明畢竟是斯大林派回來的人物，畢竟帶著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示而歸，畢竟在黨內有一定的影響，而他的真抗日和真統戰的理念，又畢竟能夠與黨內一些愛國良知尚未徹底泯滅的黨人，尤其是一些有著抗日榮譽心的軍事將領，一拍即合。因此，分歧既不可免，勝負也就難有定算。它無疑將取決於實力，取決於王明和毛澤東個人之間抗爭的結果，更取決於中共黨人的群體政治、文化素質。

　　其一、分歧的出現和性質。誠如中共黨史專家們所言，“王明回國，給中國共產黨帶來了嚴重分歧。因為王明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是涉及到共產國際的方針、政策的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必不可免地要同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進行嚴肅的鬥爭……因為黨內的一批軍事幹部自洛川會議之後，就對洛川會議確定的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原則等問題與毛澤東發生了分歧”。因為“面對日軍的猖狂進攻，有一些軍事指揮員和中央負責人對毛澤東的這一方針難以理解。他們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張把運動戰與遊擊戰結合起來，配合國民黨軍隊打幾個硬仗，來提高抗日軍隊的士氣和振奮全國民心。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恰好與黨內這些同誌的願望相結合，傾向於王明的主張”。78

　　這便是分歧的由來和基礎。而最能夠說明這一分歧的性質的，莫過於彭德懷在《自述》中所寫下來的這一段話：“我認真聽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話，相同點是抗日，不同點是如何抗法。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會議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覺回去不好傳達。”79 顯然，彭德懷的話既含蓄，又明確。明確在他指出了王明的基本精神是抗日高於一切；含蓄在他指出會議的精神不一致，回去後不好傳達，因為毛澤東和王明的講話不一樣。這便是分歧的根本所在。

　　其二、毛澤東假讓步和王明缺少政治鬥爭經驗。據中共黨史專家稱，雖然“在十二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仍然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遊擊戰方針……但在參加會議的多數同誌贊成王明主張的情況下，毛澤東在王明指出的‘國共兩黨共同負責’的意見方面，也適當做了調整和讓步。”然而，毛澤東的讓步是假的，是害怕局面發生急轉的一種策略。“吃了不少洋面包的王明不但對於中國的國情了解得太少，對於毛澤東的高超領導藝術也估計得太低”。因為作為“勝利者的王明不僅沒有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做成一個決議……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仍然沒有形成決議”。再加上王明兩次會後都去了武漢，並在武漢擔任長江局領導工作，坐鎮中央的仍然是毛澤東，所以，“在實際上，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也只在局部發生影響，全黨執行的仍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80 由是，毛澤東表面上的讓步，卻換來了在實際上對王明路線進行抵製的勝利。

　　其三、毛澤東對王明路線開始反擊和王明路線的失敗。毛澤東假抗日真擴張之陰謀策略的貫徹和勝利，不僅大大增強了中共的“革命力量”，也大大地增強了毛澤東在黨內說話的資本。有著“高超領導藝術”的毛澤東，終於可以不必再擔心王明路線在黨內對他的威脅了。用中共黨史專家的話來說，就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中國革命的發展（按：不是中國抗日的發展），已經決定王明不能在中共‘七大’登上總書記的崗位”。81 由是，毛澤東終於在六中全會上開始了對王明真統戰抗日路線的公開批判和反擊。毛澤東批判王明“只知道聯合國民黨，而他的正確主張是對國民黨一面聯合，一面鬥爭”。毛澤東總結他和王明的分歧說：“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還是運動戰？”毛更在對會議的總結中指出：“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絕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該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82

　　其四、毛澤東和中共對王明真抗日和真統戰“罪行”的清算和鬥爭。四十年代伊始，毛澤東在延安開始了著名的整風運動。在這一場長達四年半的政治清洗中，王明終於被毛澤東送上了被批判和被鬥爭的舞臺，終於變成了毛澤東最大的異己分子，他的真抗日和真統戰的路線亦終於被冠上了“右傾投降主義”的桂冠，王明本人更被鬥爭折磨得痛苦不堪。特別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產國際的解散，又在“客觀上為中國共產黨徹底肅清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影響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所以，即便是季米特若夫寫信給毛澤東，指責他“現在進行的反對王明和周恩來的運動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也已經毫無作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了“關於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錯誤的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又發出了“關於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的指示”，從此將王明宗派定為反黨性質。其四條罪行：一是反對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詳見下章）；二是迷信國民黨；三是反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四是主張運動戰，反對遊擊戰。王明終於為他的真抗日與真統戰路線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王明的悲劇在於：當他作為一個只認蘇俄不認祖國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時，他一整套錯誤的、甚至是賣國的思想路線，不僅在中共黨內占了上風，而且為祖國製造了極其深重的災難，也為他的黨埋下了失敗的種子；而當他於全面抗戰開始之際，因蘇俄的派遣而回國以後，他雖然既認宗他的“工人階級祖國”，也認宗他的苦難的民族，並為了執行蘇俄的命令和要真心地抗戰救國，而提出了一整套真抗日和真統戰的正確路線。然而，他非但沒有成功，反而被指責為一個“右傾投降主義者”，成為毛澤東和中共清洗的對象，並在歷經被批判和被鬥爭的痛苦後再一次逃往蘇聯，直至客死在他那個“工人階級的祖國”，並最終地和他的俄國戰友們迎來了整個共產革命失敗的歷史命運。

　　王明的悲劇還在於，直到他死後，在他自己的祖國和他自己的黨內，都沒有人承認他一生當中唯一一次正確的思想和路線，這就是他在抗戰期間所堅持的真抗日和真統戰的正確路線。以至於直到今日，他所曾隸屬的那個黨的歷史學家們，仍然在批判著他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詆毀著他一生中曾唯一正確的愛國思想和愛國事業。這雖為王明一己的悲劇，更為中共全體的政治本質和文化素質所決定。



第四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圖存、借口抗日以擴張（下）





一　　中共對外保證擁蔣抗日、對內決策日蔣火並

　　當我們已經對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策略和理論的陰謀本質，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之後，我們就能夠將中共假抗日和真擴張的行徑，以及中共乘國難以一意準備奪取政權的事實認識清楚了。



第一、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對內的兩個秘密指示



　　一九三七年五月，劉少奇曾在中共“白區”黨的代表大會上作了“關於白區黨的群眾工作的報告，指出“各地黨組織應該在中央幫助下迅速地恢復起來，並且謹慎地認真地發展黨員；要訓練出大批幹部分配到各條戰線上去，這是黨的中心工作……”蘆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共雖然於七月十五日即發表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宣言”，同一天，朱德又發表了“七一五對日進行抗戰”講話，然而，事不過半月，當國民黨軍隊在平津對日寇的節節抵抗，已經打得十分地壯烈與殘酷，第二次松滬抗戰就要爆發之時，中共中央卻對內秘密發出了“關於南方各遊擊區工作的指示”。這個內部指示的前言，稱發出這個指示的目的，是為了“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保存與擴大革命的支持點。”這個秘密指示的主要內容是：

　　（一）政權問題第三條：在鄰近遊擊區域周圍的國民黨區域，我們必須利用一切舊關系打進舊政權中，去充當保甲長或區長及職員等等。

　　（二）土地問題第三條：要利用國民黨舊有的組織，如農村復興會、合作社等等，到裏面去工作，在真正為群眾謀利益的過程中去取代領導。

　　（三）武裝問題：在保證與鞏固革命武裝、保障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一、較大的紅色部隊可與國民黨附近駐軍或地方政權進行談判，改變番號與編製以取得合法地位……。二、改變番號與編製後，部隊中可成立隊長或副隊長、政治部主任或總支部書記的黨的秘密委員會，領導部隊中的一切工作。三、脫離生產的小的地方性遊擊隊，遊擊小組，原則上可一律變為民團，以取得合法地位，不可能時，仍可非法存在。四、赤衛隊取消，有計劃有組織地改變番號，用抗日義勇軍或抗日遊擊隊名義，根據黨的新政策，進行獨立的活動，以靈活的遊擊行動，去發動組織人民，建立黨的秘密組織……。

　　（四）群眾工作問題：二、在順利的條件下，如果革命的群眾團體還不能公開存在時，黨應當根據當地的實際環境，利用一切合法的組織形式去進行組織群眾的運動。三、黨必須及時註意與糾正左傾關門主義與盲動主義以及右傾的尾巴主義與失掉階級立場的投降主義的錯誤。四、必須有計劃地去開展四周國民黨區域的群眾工作。

　　（五）國民革命軍工作：二、利用一切機會去接近下級的官佐和士兵……建立黨的秘密組織（按：中共在之後歷次對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的公開宣言中，均聲稱絕不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中共的秘密組織）三、頑固的反動的民團與土匪的堅持者與我們作對者，爭取不可能時，可以以政治瓦解與軍事進攻消滅之。

　　（六）黨的組織：一、普遍建立黨的秘密組織。無論是蘇區，還是遊擊區，黨的組織必須全部變為秘密的組織，不必公開的幹部和黨員，不應在群眾中以共產黨員的面目出頭。對於黨員，要註意秘密工作的教育和執行。對於在政權中工作的黨員和左派分子，絕不要他們直接作黨和群眾的工作，僅能做群眾工作的掩護者，只能在他們的地位上作他們能做的工作……。二、……要真正建立黨團工作，一切工作經過黨團。三、有組織、有計劃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重新訓練黨的幹部和黨員，了解黨的新政策。要有計劃地有系統地舉辦黨校與訓練班。

　　（七）解釋工作：必須在黨內外解釋，同國民黨求得和平妥協，需要我們長期忍耐與不屈不撓的艱苦鬥爭……我們仍應保持過去十年來艱苦卓絕的革命傳統，在新的條件下為執行黨的路線而奮鬥。01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又對內發出了“關於抗戰中地方工作的原則指示”。

　　這個原則指示的第六條稱：共產黨員應該以抗日積極分子的面目，參加到政府與軍隊中去，並取得其中的領導位置。

　　第七條稱：在抗戰中，應該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利用一切機會組織工人、農民學生、市民自己的合法的群眾團體。或加入到已有的國民黨所控製的機關（如黃色工會、農會、學生自治會等）中去工作，轉變他們為這類的群眾團體。利用一切方法動員群眾爭取民主權利，擴大政府所謂允許民主的範圍，一直到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之完全取得。

　　第十一條稱：同各黨各派的政治鬥爭，是任何時候不能放棄的。但如何爭取抗戰順利的問題，應該成為鬥爭的中心。應該到處提出黨對於保證抗戰順利的具體主張與辦法，批評其他黨派的不徹底不堅決，以動員全國人民，環繞在我黨主張與口號的周圍。

　　第十二條稱：用一切方法爭取黨的公開與半公開。但同時應該鞏固與擴大黨的秘密組織。

　　…………… 02

　　應該說，這兩份發出在七七事變剛剛發生之後的內部指示信，不僅是對“四項保證”的立即背叛和徹底背叛，而且已經將中共欲在抗日的名義下，恢復和擴張一己力量的陰謀謀略，表現的淋漓盡致。在這裏，抗日，已經完全成為一個幌子。抗戰和如何抗戰，已經完全被拋到了九霄雲外。而利用抗戰的名義，利用抗戰的形勢，利用民眾的抗戰要求，利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和利用國民政府所給予的合法地位，所幹的，或曰一心想要幹的，無非是既要擴大中共抗戰的虛假名聲，又要詆毀其他真正抗戰力量的影響，更要乘機打擊正在艱難領導全民族抗戰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而這一切都無非是要乘機擴張和準備奪權罷了。二十年代中期，中共在蘇俄的命令下對國民黨施行挖心戰術，以求發展與擴張的手段和經驗，又被施展到了全民族奮起抗戰的日子裏。只不過此時的中共，剛剛絕處逢生，“合法”伊始，力量尚薄，無力張狂。因而不喊抗日，便不能合法和存在；不喊統戰，便不能卷土重來。由是，中華民族為保存自己血脈的偉大衛國戰爭，便在中國共產黨的手裏，全然變成了營造和擴張中共一黨之私欲的時機、借口和手段。



第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洛川會議的由來及其對外和對內的兩面政策



　　國民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在平津節節血戰日寇的壯烈犧牲景象，不僅震撼了全國人民；第二次上海抗戰、即八一三松滬抗戰的爆發和慘烈，更是揪住了全國的人心。這就使得“七七”以來僅僅是對外大言抗日的中共及其軍隊，面臨著一個十分尷尬的局面。誠如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所敘述的那樣，“八月上旬，日軍向平津進攻，山西已受到威脅；南京急電八路軍，催促即開赴前線，受閻錫山指揮，阻止日軍前進。周恩來也由南京來電，要求八路軍遵命迅速開往，表示抗日的積極態度。毛澤東代朱德草擬復電，老是借故推脫，不是說補給尚待充實，就是說編製工作尚未完竣，要求暫緩出發。……八月十三日，日軍進攻上海，戰事大規模進行，八路軍出發山西前線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立即舉行一次擴大會議，以便在八路軍出發前，決定中共在抗戰時期的全盤政策。”03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在延安南九十公裏洛川縣城附近的一個村莊舉行。參加會議者，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各部首腦外，重要軍政幹部和重要軍事將領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等都參加了會議。



一、中共洛川會議的對外宣言 —— 陽謀

　　其一、《毛澤東選集》一九六七年版第三六六頁註釋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北洛川通過了“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該宣言第八條稱：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和武裝力量，應該最積極地站在鬥爭的最前線，應該使自己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應該用極大的力量發展抗日的群眾運動。不放松一刻功夫一個機會去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只要真能組織千百萬群眾進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戰爭的勝利是毫無疑義的。

　　其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洛川會議通過並發布了“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雖然該綱領包藏禍心，卻宣誓曰：

　　為保衛華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戰到底。

　　為收復平津與東北而血戰到底。

　　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反對任何的動搖和妥協。

　　其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第十八集團軍正副總指揮朱德、彭德懷發表就職通電稱：……日寇進攻，民族危急，敝軍請纓殺敵，義無反顧！……德等願竭至誠，擁護蔣委員長，追隨全國友軍之後，效命疆場，誓除日寇，收復失地，為中國之獨立自由幸福而奮鬥到底。

　　然而，這都是表面文章。是喊給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全國人民聽的。



二、中共洛川會議的對內決策 —— 陰謀

　　其一、決策失敗主義的“日蔣火並”。在洛川會議上，張聞天作為當時名義上黨的最高負責人，曾在他的開場白中說：“以往中共的方針是推動國民黨抗戰（按：國民黨的抗戰豈是中共推動的），現在抗戰既已成為事實，就應從根本上考慮中共在抗戰中的任務。”04 張國燾在《回憶錄》中指證說：“他（張聞天）引證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采取使沙皇政府失敗的政策為根據，認為中共在抗戰中的基本策略應該一箭雙雕，使日本和蔣介石和一切反動勢力相繼失敗……強調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敗主義策略，因此肯定必須使蔣介石失敗，使日本和蔣介石都因戰爭而瓦解。他還說，國民黨抗戰不會有好結果，不是在戰爭中一敗塗地，便會在中途妥協（按：所以中共才要“推動”國民黨抗戰）。”05 張國燾繼續指證說：“毛澤東繼張聞天之後發言，表明支持張聞天的見解。他認為日本的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僥幸之理。前此中共強調武力抵抗日本，並不是認為就可以打贏，而是為解決國內矛盾所必須。他警告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傷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06

　　其二、決策“獨立自主”的陰謀“抗日”策略。張國燾指證：“毛澤東接著強調中共和八路軍應該絕對地維持獨立自主。他說明八路軍此後應完全遵照中共中央軍委會的指示行事，南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和各戰區司令長官對八路軍有任何命令，都應先報告延安，聽候處斷。凡不利於八路軍的任何命令，一概應用任何藉口，予以推脫……紅軍改稱八路軍，但其內部體系，一仍舊慣，不得有任何變更；尤其要嚴防國民黨滲透到紅軍裏來。中共所發展起來的抗日根據地的一切，都須根據延安的指示處理，自成體系。在國民黨區域裏的中共組織，除少數人可以露面外，仍須保持地下組織的特性，展開對國民黨的批評。尤其要反對漢奸和妥協活動，以期達到爭取群眾的目的。……八路軍應堅持遊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沖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後方去打遊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07

　　張國燾的指證沒有不準確的地方。因為，在此之前，中共的內部指示已經是它的證明；在此之後，毛與中共的做法更完全證明了張的誠實（參見下文）。尤其是毛澤東所提出的“獨立自主、遊擊戰爭和建立中共領導下的敵後抗日根據地”這三項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策略，確實成了中共在整個抗戰期間的主要陰謀謀略。由是可知，這個由張聞天和毛澤東所製定的失敗主義與日蔣火並的陰謀抗戰謀略，就不僅在實際上是對中共“四項保證”的徹底揭穿，而且，更是對他們自己對外高喊“抗日”的徹底背叛。難怪張國燾說：“我當場聽了張聞天、毛澤東的言論，覺得他們把底牌揭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遭到蹂躪，民族大義也不受重視，抗日烈火也並沒有改變這兩個自私的陰謀家的心腸。”08

　　其三、洛川會議的內部爭論與解決。應該承認的是，張聞天和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所提出的陰謀抗戰策略，並沒有得到所有中共與會人員的贊成。不僅部分有著愛國情緒的軍事將領對此有看法，連周恩來也在一定程度上持保留態度。因為他需要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周旋，需要“要槍、要錢、要編製和要地位的本錢”。而其他到會者也“或多或少地表示張聞天和毛澤東的意見，不能完全同意。有的說到我們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實行時不好變化得太快，有的說到仍應委曲求全，力爭抗戰勝利。有的說到絕對的獨立自主不易實行。有的說到八路軍將來在前線作戰，不能限於只打遊擊戰……”“毛澤東看形勢不對，於是提議休會三天……實際是停止討論，仍然按照他自己的主張行事。在休會三天裏，毛忙著與軍事幹部舉行各種會議……三天後復會，毛澤東首先報告，謂現在大家的看法大體歸於一致。”09 然後，洛川會議便作出了與會議的實際精神完全悖反的，高喊抗日、卻又深藏禍心的兩個對外文件，這就是前文已經提及的《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議》。

　　然而，毛澤東絕不會改變他的陰謀抗戰策略。蘇聯《塔斯社》記者、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中記述道：“據他看（指毛澤東）戰爭有利於奪取政權，因為戰爭能削弱和破壞重慶政府的力量。按照當前形勢看，應讓中央政府的軍隊去冒危險，而自己卻要避免對日本進行積極的鬥爭。這樣就能建立起自己的權勢來。毛澤東認為，敵人的勝利是削弱蔣介石勢力的一個因素。因為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成是主要的敵人，不遺余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所控製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因此，中共軍隊只能在表面上服從南京，實際上必須服從延安指揮。南京任何命令，必須先報告延安，以保持獨立的黨，獨立的軍隊，獨立的指揮系統，並且主要是擴張地盤。”10

　　對此，中共的黨史學家們也曾極為肯定地說道：“配合國民黨友軍作戰，是在我黨的絕對領導和直接指揮下進行的”。11

　　其四、中共洛川會議陰謀決策的貫徹和實行。由於山西的對日抗戰已經打得十分激烈，因而毛澤東已經不得不命令部隊開赴“前線”。但他不僅命令八路軍的三個主力師開赴“敵後”，不僅對八路軍主力部隊交代了“主要是作群眾工作以發展革命勢力”的指示，而且，當八路軍的個別將領在政府軍浴血抗戰的刺激之下，已存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態時，毛澤東乃一日數電地命令，指示，甚至是軟硬兼施地要求八路軍“不得打大仗、硬仗和運動戰”，而只需到敵後去發動群眾，堅持所謂的山地遊擊“戰”和建立由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

　　歷史的事實是，洛川會議之後，毛澤東即命令林彪的一一五師潛入晉察冀山區，賀龍的一二零師潛入晉西北山區，劉伯承的一二九師向魯冀平原發展。其目的，均在繞到敵後，以謀擴張。

　　歷史的事實是，“毛澤東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懷電；九月十六日致林彪電；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懷電；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電；同一天致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電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復強調了我軍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不能采取運動戰的方針，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發動群眾，通過山地遊擊戰，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獨立自主地發展和壯大革命勢力。”12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關戰鬥發起前，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指示電中曾說：“只想以陳旅（按：即參加過平行關戰鬥的陳光旅）集中，相繼給敵以打擊，暫時不分散，這種一個旅的暫時集中當然是可以的。但如許久還無機可乘時，仍應適時把工作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13

　　這就是毛澤東製止八路軍抗日的“五封電報”，也是中共黨內、軍內曾盛傳八路軍參加平型關戰鬥是違背了中央指示的由來（參見下文）。而也正是這五封不準抗日的電報，才把毛澤東對內決策的假抗戰謀略，強行地予以貫徹和執行了；才將毛澤東命令八路軍 —— 這一支由國民政府武裝起來的正規軍，只能將做群眾工作當作中心工作，而不得將抗日作為主要任務的陰謀暴露無遺；更把中共高喊“抗日”的綱領和決議，自我地揭穿無遺。



第三、中共參加平型關戰鬥和發動“百團大戰”的真相



一、平型關戰鬥的真相

　　其一、平型關戰鬥是全面抗戰前期發生在長城沿線的一場大型戰鬥，是華北京漢、津浦、京綏三線諸大型戰鬥中的一次戰鬥，也是蔣介石命令在華北實行節節抵抗方針的一個具體戰鬥（參見上卷第六章）。這場戰鬥以國民黨軍隊為主力，消滅了敵阪垣師團二十一旅團的主力，對振奮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八路軍某部卻是在局部地抵製了毛澤東連續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這一場戰鬥，而不是“指揮和參加這一場戰鬥的領導和主力”。不過是極不情願的“配合”作戰，伏擊了敵人的輜重、即補給部隊而已。

　　其二、一九八六年，中國大陸學者就已經在“平型關伏擊戰所殲之敵非第二十一旅團主力”的論文中，論證了八路軍伏擊的“只是日軍預備隊一千余人和輜重”，即一支補給部隊。其理由，一是從繳獲敵人的武器裝備來看，所殲之敵非主力編製。二是從繳獲敵人的軍用物資來看，軍用食品無數，單是日本軍大衣，就夠中共一一五師每人一件（一一五師當時有一萬五千人）。三是從當時敵人主力所處位置來看，敵二十一旅團主力於九月二十四日晚在平型關、團口即講堂村一帶陣地進攻國民黨軍隊，於二十五日占領了該地附近長城正面約兩公裏的地方。因此，九月二十五日從靈丘方面開出的，不是敵人主力。四是從有關資料來看，九月二十五日，“第一一五師向蔡家山谷、小寨村攻擊之部隊，於十二時左右於小寨村將敵兵站守備隊約一個大隊兵力全部殲滅”。五是日本方面記敘，“第一一五師在通往靈丘 —— 平型關的小路上伏擊日本補給部隊，使日軍遭受極大損失”。“中國軍在平型關陣前進行反攻，同時，共軍的一部，伏擊第五師團非戰鬥部隊的補給部隊，使該部受到極大損失”。14

　　其三、中共黨史專家們指出，“過去有一種觀點，認為平型關戰鬥意義很大，但存在嚴重錯誤，主要是違背了黨中央的戰略方針”。至於黨中央究竟有一個什麽樣的“戰略方針”，前文已經道盡，此處無需贅述。



二、百團大戰的真相

　　其一、百團大戰顯然不是一場大型的戰役或大型的會戰。臺灣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史》稱：潛入敵後的共軍，常分股破壞敵人的鐵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號稱“百團大戰”，廣事宣傳。15

　　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共黨史專家稱：“百團大戰沒有超過敵後防禦階段的限度”，它基本是“遊擊戰中的運動戰，防禦戰中的進攻戰。”16

　　八十年代的另一些中共黨史專家稱：“百團大戰違背了黨中央規定的戰略相持階段的戰略方針，超過了戰略防禦的限度。”17

　　中共統計的百團大戰戰果稱：在三個月又十五天的戰鬥中，斃傷日軍

　　兩萬零六百四十五人，偽軍五千五百五十五人，俘日軍二百八十一人，偽軍一萬八千四百人，拔除日據點二千九百三十三個，繳獲步馬槍五千四百余支，輕重機槍二百余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彈藥，破壞鐵路九百四十八裏，公路三千余裏和橋梁、車站、隧道二百六十余處，破壞煤礦五所……。18

　　上述研究成果，特別是中共自報的戰果，以及它的戰線之長、戰場之闊大，均足以說明，百團大戰決不可能是一場大型戰役或大型會戰。如果是，那它就一定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範圍的大型戰役或會戰”了。另外，它雖然“戰果輝煌”，但至今沒有傷亡數字的事實，和它在如此之大的戰役中，竟沒有一個中、高級軍官傷亡的事實，都只能說明它的真實性是需要考慮的。與國民黨軍隊在二十二次大型會戰和一千多次大型戰鬥中所犧牲的二百余位將官相比，誠屬不能想象。下文將提到的，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所指出的，“中共軍隊誇大戰果、以掩蓋準備內戰”的話，值得深思。

　　其二、蓋因毛澤東堅決不準對日寇打大仗、硬仗、運動戰，連平型關戰鬥那樣的“大戰”毛澤東都不準八路軍參戰，彭德懷才不敢擅自組織一場真正的戰役。因而，彭德懷只能懷著軍人的榮譽心以組織一系列對日寇的小規模襲擊，也就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它卻遭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一些領導人物以及中共某些黨史學家的一再批評甚至批判。彭為此而具有了歷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過一再地批判和鬥爭，直至含冤而死。因為，至今仍有一些中共黨史專家在指責說：“這樣大的戰役行動，事先沒有報告中央，是背著中央擅自發動的。”19 也有一些黨史專家們說：“這樣重大的戰役，還沒有得到中央正式批準就進行，從組織上講是有缺點和錯誤的。但說根本沒有請示，那也是不符合事實的。”20 彭德懷本人在《自述》中說：“總部決定後，七月二十二日發出電報給各區，也報軍委”，“大概比預定時間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開始的。故未得到軍委批準（這是不對的），就提早發起了戰鬥。”21 顯然，在連彭德懷也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即便是他的《自述》所敘述的“事實”是否是事實，也仍然需要甄別，就不用說中共的那些黨史學們家了。然而，毛澤東，中共，以及他們的黨史學家們、紅衛兵們批判甚至鬥爭彭德懷的根本原因，雖是“反對毛主席”，理由卻如中共某些黨史專家們所指出的那樣：“百團大戰給我敵後帶來了嚴重的困難，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22 說穿了，無非是因為它暴露了中共已經得以擴張的軍事實力，從而給中共帶來了繼續實行假抗戰和真擴張的困難。

　　其三、彭德懷雖然為他的百團大戰遭受了難以想象的漫長痛苦，但是中共卻對外將百團大戰宣傳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中共中央曾在它一九三九年的文件中趾高氣昂地宣稱“我黨五十萬大軍積極行動於敵後，尤其是此次華北‘百團大戰’，則給了日寇以沈重打擊，給了全國人民以無窮的希望”。23 朱德、周恩來、鄧小平、賀龍等或致電祝賀，或纂文熱情鼓吹‘百團大戰’的勝利。《新中華報》、《新華日報》（中共在重慶辦的機關報）等大量刊登歡慶“百團大戰”勝利的報導和各界群眾的賀電，都指出“這一勝利振奮了士氣人心，提高了全國人民致力於抗戰勝利的堅定信念……各抗日根據地軍民紛紛舉行慶祝百團大戰勝利的大會”。24 然而，中共黨史專家們卻一語露盡天機：“國民黨蔣介石攻擊我軍是遊而不擊，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百團大戰粉碎了這些謠言和攻擊，從而提高了根據地與遊擊戰的地位。”25 也許，這才是中共雖要批判彭德懷、卻又要鼓吹百團大戰“偉大功績”的真正原因。此後，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在中國人民長期的艱苦抗戰中，非但再沒有打過一場象樣的戰鬥，並且從不曾出現過一個如董存瑞、黃繼光那樣的抗日英雄（如果有，那就不知道要吹到如何的地步了）。毛澤東在他的《選集》裏記載的所有作戰指示和作戰方針就全是打內戰，而不是打外戰，都是打國民黨，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沒有一個高級軍官戰死在抗日的疆場上，甚至至今連起碼的傷亡數字也無法公布，在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上也難得一見中共的抗日烈士紀念碑。一九三九年就自稱已經在敵後發展到五十萬大軍的中共，其只意在借抗日以招兵買馬，只求“打”影響以爭取群眾，只為保存實力便遊而不擊，只為給自己搶糧、搶物資、搶武器而小規模地襲擊日偽、主要是偽軍，只因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戰，雖然擁有“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戰略卻從不曾包圍過日寇所占領之任何城市的等等“抗日”表現，實在將他們假抗日真擴張的本相暴露無遺。至於中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除掉參加平型關戰鬥和組織百團“大戰”以外，因再也沒有打過一場象樣的抗戰，便只能用電影、小說來表示他們是如何地用“地道戰”、“地雷戰”和“麻雀戰”打敗日本並發展壯大起來的了。在中共禦製的電影“平原遊擊隊”中，那一句“鬼子來掃蕩了，八路軍進山了”的著名道白，早已將八路軍養在深山不抗日的“真景與真情”，由他們自己作出了高度的藝術概括。對此，彼德·富拉基米若夫亦在他的《延安日記》中寫道：“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占領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渡過了黃河……八路軍的隊伍（當然還有新四軍），早已停止了對侵略者的出擊和反擊。……一比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喪。八路軍方面沒有采取任何積極的軍事行動！更有甚者，軍事行動都被嚴厲地禁止了。……我們下來和戰士一起抽起煙來，他們承認說，我們得到通知，叫我們不要去動他們。上頭說，我們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來碰我們。”26

　　彼得·富拉基米若夫還寫道：“當然，中共對侵略者也消極應付，並不排除有一些戰鬥行動，但是，這種行動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還擊而已，顯然同八路軍的實戰能力是不相稱的。提供給外界的有關八路軍和新四軍戰績的資料，蓄意誇大了戰果，這樣，就把準備內戰的事實掩蓋起來了。”27

　　這便是中共自稱“領導全國人民堅持八年抗戰直至最後勝利”的歷史真相。在整個抗戰中，如若僅僅將中共與那些在全面抗戰爆發前曾借口抗日以陰謀自保、擴張、甚至反叛的地方軍閥相比，則全面抗戰爆發之後，民族大敵當前之時，這些地方軍閥們不顧一己的私利，而全身心投入浴血抗戰的史詩般英雄行為，無疑只能使得中國共產黨罔顧民族大義，一心只想擴張奪權的陰謀抗戰“策略”，為中華民族的永世子孫所不齒。



二　　中共“獨立自主原則”下的“三個堅持”陰謀

　　如前所說，中共在八年抗戰伊始，就決定不打大仗、硬仗和運動戰，目的即在保存中共的“革命”力量，以為將來打內戰、奪天下做準備。全面抗戰開始以後，當全中國的軍隊，包括昔日的地方軍閥都在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領導下浴血奮戰之時，毛澤東如果仍然要堅持這樣一個借抗日以營一黨之私的目的，不僅是對外，即便是對內，特別是對那些尚有一定抗日榮譽心的中共將領們而言，他都必需拿出一套言之成理的“抗日理論”，以解決內部歧見，以實現對外欺騙。



第一、毛澤東提出了打內戰須用運動戰、打外戰卻須用遊擊戰的理論



　　一、毛澤東首先承認抗日戰爭的命運取決於運動戰。他說：“在抗日戰爭的全體上來說，正規戰爭是主要的，遊擊戰爭是輔助的，因為，抗日戰爭的最後命運，只有正規戰爭才能解決……不懂得正規戰爭是解決戰爭最後命運的關鍵，不註意正規軍的建設和正規戰的研究和指導，就不能戰勝日本。”28



　　二、毛澤東承認中共在抗戰前的內戰中打的就是運動戰，並承認中共在抗戰中只能打遊擊戰是“倒退”。毛澤東說：“國內戰爭（按：即中共十年武裝叛亂和叛國）的過程，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戰爭時期。在前期主要是遊擊戰爭，在後期主要是正規戰爭。但所謂正規戰爭是中國型的，只表現在集中兵力打運動戰和指揮上、組織上的某種程度的集中性與計劃性方面……抗日戰爭前期的遊擊戰爭……是用正規性（某種程度）的八路軍去分散執行遊擊任務……”他認為這是中共軍隊在抗戰中的第一個重要轉變。“第二個轉變是處於兩個不同戰爭過程之間的，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蘆溝橋事變後）的事情。這時，敵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國主義，友軍是過去的國民黨（它對我們仍然懷著敵意）戰場是地域廣大的華北（暫時的我軍正面，但不久就會變成長期的敵人後方）。我們的戰略轉變是在這些特殊的情況之下，進行的一個極其嚴重的轉變。在這些特殊的情況下必須把過去的正規軍與運動戰，轉變為遊擊軍（以上說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說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和遊擊戰，才能同敵情任務相符合。但是這樣一個轉變，便在現象上表現為一個倒退的轉變……這一轉變關系於整個抗日戰爭的前途，關系於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29

　　由是可知，既然毛澤東明知只有運動戰才能決定抗日戰爭的命運，那麽，中共從武裝叛亂中的運動戰倒退為抗日時期的遊擊戰，也就關系不到整個抗日戰爭的命運了。但是，正因為它關系於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所以，毛澤東才一定要在抗日時期堅持遊擊戰，而不是運動戰。



　　三、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我黨的軍事戰略方針，由國內戰爭後期的正規戰爭轉變為抗日戰爭前期的遊擊戰爭，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須”。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澤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曾明確指出將內戰中的運動戰轉變成抗日時期的“遊擊戰”，有“十八條好處”。其中第二條：擴大了我軍根據地。第四條：相持階段，堅持敵後根據地有利於正面整軍（按：即為未來打內戰訓練正規軍）。第六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擴大軍隊。第七條：能最普遍地發展共產黨，每個農村都可組織支部。第八條：能最普遍地發動民眾運動，全體敵後人民，除了敵人的據點以外都可組織起來。第九條：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按：即建立中共敵後獨裁分裂政權）。第十七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創造出大批領導幹部（按：是領導革命而非領導抗日的中共幹部）。第十八條：最便利於解決給養問題（按：即以抗日的名義來取之於民，用之於共）。顯然，這許多“好處”，對於不打日本、卻要借抗日而擴張的中共及其軍隊來說，實在是好得“不同凡響”，但也將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伎倆暴露得一乾二凈。



　　四、毛澤東指出遊擊戰是中共革命武裝鬥爭的總概念和最好的鬥爭形式。一九三九年，當中國的抗日戰爭已經走向最為艱苦的相持階段時，毛澤東卻在《共產黨員》發刊詞上將中共的武裝鬥爭定性為：“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接著，他在分析中共武裝鬥爭的歷史對於抗日階段中共革命武裝鬥爭的作用時又說道：“第一階段是參加北伐戰爭（按：是破壞和叛變北伐的戰爭）……第二階段是土地革命戰爭（按：是在蘇俄命令下的武裝叛亂和叛國）……第三階段就是現在的抗日戰爭。這個階段中，我們能夠運用過去第一階段中尤其是第二階段中的武裝鬥爭的經驗，能夠運用武裝鬥爭形式和其它必要的鬥爭形式互相配合的經驗，這種武裝鬥爭的總概念，在目前就是遊擊戰爭。”由是，毛澤東對中共武裝鬥爭和“抗日遊擊戰爭”的性質及關系，作出了如是的分析：“遊擊戰爭是什麽呢？它就是在落後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為了戰勝武裝的敵人，創造自己陣地所必須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鬥爭形式。”毛澤東終於把利用抗日而進行革命武裝鬥爭的“底牌”亮出來了：“離開了武裝鬥爭，離開了遊擊戰爭，就不能了解我們的政治路線，也就不能了解我們黨的建設。我們的政治路線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裝鬥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在這裏，我們聽不到任何抗日的意願，聽不到中共的武裝鬥爭與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還有什麽關系。我們所聽到的，只是震響在中國人民艱苦抗戰時期的，徹頭徹尾的革命陰謀、鬥爭陰謀和武裝鬥爭的陰謀。而這一切的陰謀，都不是針對日寇，都是針對著他們的內敵，即正在艱苦地領導著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也就是說，他們要在抗日這個國難當頭的歷史時期內，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只能抗日、不能圍剿他們的“大好條件”下，繼續他們的十年叛亂和叛國的“革命業績”，並且要把這個“業績”發展和壯大起來。

　　難怪中共一位黨史專家曾這樣“略含羞答”地總結了中共在抗戰時期的遊擊戰爭。他說：“抗戰爆發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做出的重大的理論貢獻，就是‘製定抗日遊擊戰略’。這一戰略從軍事上適應了抗戰形勢的發展，但最重要的是找到了爭取群眾、武裝群眾的戰爭戰略，使黨得以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堅持人民戰爭，‘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單引號為引者所加）。”30

　　中共的另一位黨史學家則“名正言順”地指出：“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深刻揭示了抗日遊擊戰爭是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戰爭條件下的具體體現這一本質，解決了在殖民地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在反對外國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如何加強領導，發展革命力量，爭取人民勝利的重大課題。”31

　　這無疑是一個赤裸裸的不打自招。在此，只需要將“人民勝利”一類的大話和假話改正為“中共勝利”的實話，則中共利用所謂的遊擊戰戰略以假抗日、真擴張的本相，也就再清楚不過了。由此再反過來理解洛川會議以後，當某些中共領袖為抗日所“誘惑”之時，毛澤東在給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的指示信中所說的話，“要告訴全黨，今後沒有別的工作，唯一的就是遊擊戰爭”。32 我們也就能夠對毛澤東決意要堅持遊擊戰戰略的根本動機深刻領會了。



　　五、中共從運動戰向遊擊戰倒退的三階段。中共從運動戰向遊擊戰倒退的三階段，即是中共借抗戰而迅速形成其革命的武裝鬥爭策略 —— 遊擊戰的三階段。對此，中共的黨史學家們已經有了明確和“正確”的認識：“第一階段，從八路軍出師到太原失陷……我軍的分散作戰還屬於正規軍按戰役需要所進行的分散，還不是具有很大獨立性的遊擊戰。第二階段，太原失陷後日寇深入，戰線拉長，在其占領區內留下很多‘空隙’，為我軍進一步開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提拱了有利條件（按：即是在沒有敵寇的空隙裏‘堅持獨立自主的遊擊戰’，是為擴張而非為抗日）。第三階段，一九三八年六月，由於日寇在臺兒莊敗仗後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暫時抽不出兵力加強山西，而且整個冀魯豫平原敵人兵力薄弱，而我軍已建立了以山西為中心的幾塊根據地，具備了向外發展的支點。我黨及時抓住這個機會（按：這個機會仍是在無敵可打的敵人薄弱地方‘堅持遊擊戰’），各主力部隊遂分兵向整個華北平原發展，並打破原有的正規編製和指揮系統，按作戰需要實行新的編組，把原來較集中使用的正規軍變成了若幹分散獨立活動的遊擊支隊。至此，我軍才完成了從正規軍向遊擊部隊和遊擊戰爭的戰略轉變。”33



　　六、毛澤東聲稱對日寇堅決不打運動戰，對蔣介石卻要打運動戰。一個奇異的歷史事實是，毛澤東雖然在中國人民長達八年的衛國戰爭中，堅決地和一再地命令八路軍、新四軍只準打遊擊戰，而絕不容許打運動戰，但是抗戰剛剛勝利，內戰剛剛開始，毛澤東就在他“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進攻”的文章中，明確地指示中共軍隊說：“戰勝蔣介石的作戰方法，一般地是運動戰”。《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裏所記錄的，毛澤東本人指揮運動戰以打內戰的一道道命令和指示，便是明證。其“謎底”，便是毛澤東在絕不準許他的軍隊對日寇打運動戰的同時，曾一再地命令他的軍隊，要“為了抗日的勝利”，而必須在敵後進行正規戰爭即打運動戰的長期訓練。毛澤東那個“十八條好處”裏的第四條，就曾明確地指出，堅持遊擊戰將“有利於整軍”，即有利於訓練不打日寇的中共正規軍。否則我們就不能懂得，在抗戰時期從來只談遊擊戰，而且從未準許中共軍隊打過一場抗日運動戰的毛澤東，以及他那個從來不曾用運動戰打過日寇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為何竟能在抗戰剛剛結束、內戰剛剛發動之際，就能夠用熟練的運動戰來發動內戰打天下的原因。

　　總之，中共的“抗日”遊擊戰爭並不是抗日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是借抗日戰爭而進行的，中共革命武裝鬥爭的“總概念和最好形式”，是中共在抗戰爆發前十年叛亂和叛國的繼續，是中共假抗日的名義以誌在準備內戰和奪權打天下的陰謀手段。這，才是中共“抗日”遊擊戰爭和戰略的歷史真相和政治本質。



第二、中共於抗戰中堅持遊擊戰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篡立敵後分裂政權



　　毛澤東之所以要如此地堅持不抗日的遊擊戰爭，其目的就是要趁抗日之機，運用遊擊戰爭這個“總概念和最好的形式”，深入敵後，即在日寇武力達不到的地方，或日寇占領區的無數空隙地帶，去占地盤、搶地盤，發展中共武裝力量，建立中共農村獨裁政權。顯然，不了解這個事實，就不能了解中共“抗大”校歌“到敵人後方去”的真諦；不理解這個事實，就不能清楚為何八年抗戰結束時，中共竟擁有了如是之大的“解放區”，而打敗了日寇、贏得了反侵略戰爭勝利的中華民國政府，反而會落到山河破碎、政權分裂的淒涼境地。當然，不認清這個事實，也就不能認識到，中共只需在抗戰中堅持遊擊戰爭的謀略，就能“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豐富的經驗、打下堅實的基礎。”

　　毛澤東運用敵後遊擊“戰”以篡立敵後分裂政權的主要策略是：

　　一、借口以共產黨的遊擊戰來配合國民黨的正規戰，以達到在抗日名義下深入敵後的目的。對此毛澤東曾明確地說過：“就目前和一般的條件來說，國民黨擔任正面戰場的正規戰，共產黨擔任敵後的遊擊戰，是必須的，恰當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協助的。”34

　　二、在堅持抗日遊擊戰爭的名義之下，將中共主力部隊分散開來，深入敵後，以發動群眾建立分裂政權。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毛澤東即在他“關於鞏固與擴大晉察冀根據地的指示”中稱：“由於各種順利條件與你們領導和同誌們的努力……根據地的建立已經大體成功，但在各方面都是不鞏固的。目前你們的任務中心是在各方面鞏固已得的勝利，並在鞏固的現有的基礎上去繼續發展。”彼時，《共產國際通訊》亦從“正面”為中共深入敵後搶地盤以建立根據地作了證明。這條《通訊》說：“八路軍是北方遊擊戰爭的核心和組織者。山西、河北、河南、察哈爾、綏遠所有的山脈邊界，八路軍應用這些山嶺作為集結處，遍布遊擊小組。日本軍隊主要在山西，可是這個省的一百零五個縣只有十二個縣是在日本的占領之下。”35 共產國際顯然是在天真地認為，這便是中共八路軍“用遊擊戰打日本”所得來的巨大戰果。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澤東終於高興地說道：“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進步力量，最近時期有一個大的發展，基本上已經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權的根據地”36 ；幾乎是在同時，毛澤東已經公然地說道：“目前國民黨反共頑固派極力反對我們在華北、華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而我們則必須建立政權，並已經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據地內建立這種政權的時候。”37 毛澤東甚至公開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敵後政權，就是與中華民國政府相分裂的政權。他說：“在抗日根據地內建立政權的問題上，必須確定這種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則還沒有這種政權。”38 毛澤東甚至還要指明這一敵後分裂政權具有革命專政的性質，他說：“這種政權，即是一切贊成抗日和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即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它是和地主資產階級相區別的，也和嚴格的工農民主專政有一些區別。”39 同時，毛澤東為使這個分裂政權既具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樣子，又要保證這個分裂政權乃是中共一黨的獨裁政權，並且能夠對漢奸和“反動派”實行專政，所以，他才既要求這個政權必須“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在人員的分配上，應規定共產黨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又要指明這個政權“必須保證共產黨在政權中占領導地位，因此，必須使占三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在質量上具有優越條件。只要有了這個條件，就可以保證黨的領導權……。”至於對中間派，他還特別加以了說明：“給中間派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於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這些階層的爭取，是孤立頑固派的一個主要步驟。目前我們決不能不顧到這些階層的力量，我們必須謹慎地對待他們。”40

　　難怪中共黨史學家們在總結中共抗日根據地的經驗和成就時，竟說了如下的大實話：“抗日民主根據地是黨總結了中國革命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經驗，進一步認識中國革命的特點，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據地是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和實踐的再發展和再創造。土地革命戰爭保存下來的革命理論，通過它才得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發展和壯大”，“其規模大大超過了黨在十年內戰時的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堅實的基礎”41

　　沒有比中共黨史學家們的話說得再明白的了。中共深入敵後篡立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手段、目的、性質和成就，實在已經被它的黨史專家們概括得準確、深刻和淋漓盡致。否則，我們就不會明白，為何中共的抗日根據地竟在長達數年的殘酷戰爭中，對日寇針對我西南半壁江山的十數度大規模進攻，毫未阻止和毫無牽製力量；否則，我們同樣不能明白，雖然中共既擁有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爭經驗，又在抗戰中決策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爭策略，卻為何在長達八年的抗戰期間，竟沒有包圍過日寇所占領的任何一座城市，更沒有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以解放一座被日寇占領的城市。因為，在中共，這個通過篡立敵後農村分裂政權而建立起來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在戰時，既是為了搶劫中華民國的的農村，在戰後，就自然是為了奪取中華民國的天下。因為，中共早已經在八年抗戰之中就將它們“包圍”好了。所以，本書上卷指“中共的江山非得自於中華民國，而是得自於日本的侵略”，也就言之不差。



三　　中共持續分裂和破壞抗戰陣營的陰謀理論和行徑

—— 兼述新四軍的“抗日”行徑和皖南事變的由來及真相

　　中共的借抗日以擴張，是不擇手段的。而所謂借抗日以擴張，並不是說，中共乃是一邊抗日一邊擴張，倘若真是如此，倒也罷了。問題的關鍵是，中共為了擴張，非但不打敵軍，而且專打友軍，非但不向敵人占領地區進攻，甚至向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的己方進攻。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澤東在向中共中央東南局寫出的指示信中，即要求“在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應強調同一性，不應強調特殊性……即均有敵人，均在抗戰。因此，我們均能夠發展，均應該發展。這種發展的方針，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來了。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限製，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托，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評、限製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東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製的區域控製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征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工農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中央前要你們在一年內，在江浙兩省敵後地區，擴大武裝至十萬人和迅速建立政權等項，不知你們具體布置如何？過去已經失去了時機，若再失去今年的時間，將來就更困難了。”42

　　對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裏寫道：“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這種政治醜聞突然在重慶傳開了。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地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慶氣憤地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43

　　中共借抗日以擴張，不僅不擇手段，而且，如前所說，當全面抗戰尚未開始，西安事變尚未策動成功，中共就已經藉口宣傳抗日來重建地下組織，再造共產革命。及至西安事發，全面抗戰開始後，中共就更加迫不及待地拾起它昔日的舊戰術，對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國革命軍重新大加滲透和“挖心”。等到中共的擴張已經頗有成就，其實力已經大大增強，已經很有一副“你奈我何”的神氣時，中共在政治、軍事、思想、文化上對大後方的擴張，已經是無所不用其極。毛澤東在同一封指示信裏就曾指示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方針，則和戰爭區域、敵後區域不同。在那裏，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利用國民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會習慣所允許的範圍，穩紮穩打地進行鬥爭和積蓄力量。在黨員被國民黨強迫入黨時，即加入之；對於地方保甲團體、教育團體、經濟團體、軍事團體，應廣泛地打入之；在中央軍和雜牌軍中，應該廣泛地展開統一戰線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國民黨區域，黨的基本方針，同樣是發展進步勢力（發展黨的進步組織和民眾運動），爭取中間勢力（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士紳、雜牌軍隊、國民黨內的中間派，中央軍中的中間派，上層小資產階級和各小黨派，共七種），孤立頑固勢力。……在國民黨區域，黨的機關應極端保密，東南局和各省委、各特委、各縣委、各區委的工作人員（從書記到夥夫）應該一個一個地加以嚴密的審查，決不允許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級領導機關之內。”（黑體為引者所加，上下同）44

　　在對所謂國統區的滲透和“挖心”中，毛澤東和他的中共，不僅因利用了三十年代就已經培養和組織成功的“無產階級文藝戰士們”，而卓有建樹，並陰謀通過發展“抗戰文藝”的方式，以進行滲透和“挖心”，從而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中共在其它“戰場”上所達不到的，“打進去和拉出來”的巨大成效。一九三九年以後，在大後方，中共利用文藝對國民政府、國民黨的滲透、“挖心”和進攻，已愈來愈走向了成功。據中共黨史專家稱，當時，“周恩來出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使第三廳成為黨（按：指共產黨，下同）領導下的統一戰線機構……”45

　　一九三八年夏，中共中央甚至根據周恩來的建議，“確認郭沫若為魯迅的繼承者。他主持的第三廳、文工會成為黨在文化方面公開工作的司令部”。46 “自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抗戰文藝轉入了一個新的方向，即暴露與諷刺國統區的黑暗……”47 “從一九四四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其特點是文藝匯入了‘民主運動’。其一，廣大文藝工作者自覺地站在民主運動的前列；其二，對國民黨文藝政策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抨擊；其三，創作了一批揭露國民黨黑暗統治區的作品；其四，毛澤東文藝思想得以傳播……”。48

　　中共種種誌在擴張的陰謀製造了中國抗戰陣營的嚴重分裂。如果戰前的地方軍事勢力和各派軍事力量都起來紛紛效法中共假抗日、真擴張，互相大加滲透，大搞挖心，中國的抗戰將完全可能失敗在自身的分裂和內訌之中。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由是才被迫製定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企圖限製中共假抗日和真擴張的行徑，雖是亡羊補牢，卻為時已晚。因為已經謀奪了巨大擴張成果的毛澤東和中共，已經不再害怕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限製異黨活動辦法”。雖然，為了以防萬一，以不使一九二七年被清除出國民革命陣營的“悲劇”重演，毛澤東乃窮思竭慮地設計了一整套繼續擴張和公然擴張的辦法 —— 包括理論、策略和種種手段，並在“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義下，采取明暗兩手，以反擊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對他們假抗日、真擴張之陰謀賣國路線的揭露、反對和限製。



第一、毛澤東指罵揭露他們假抗日真擴張者為投降派和頑固派



　　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澤東在“必須製裁反動派”一文中，指責國民黨“《限製異黨活動辦法》的內容全部是反動的，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是不利於抗戰、不利於團結、不利於進步的。”並指責在《限製異黨活動辦法》中所指出的“共產黨搗亂、八路軍、新四軍遊而不擊、不聽指揮、陜甘寧邊區實行割據、向外擴張、共產黨陰謀推翻政府等，均為假消息，假報導，假文件、假決議。”更指罵說，“現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動派、頑固派在抗戰的隊伍中鬧磨擦，鬧分裂……”，毛甚至還要反問一句“這種行為對不對呢？”49

　　雖然毛澤東利用“在野黨”的優勢對國民黨進行了反誣，但由於毛澤東深感中共假抗日和真擴張的陰謀賣國路線，已經引起了廣泛的警覺，為防止在群情憤怒之下，國民黨當真會暫時置抗日於不顧，重復“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集中兵力再來一次圍剿，於是，他才迫不及待地警告他的黨人說：“我黨各級領導和全體同誌，應該提高對當前時局的警覺性，用全力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我們的黨，鞏固黨所領導的軍隊和政權，以準備對付可能的危害中國革命（按：不是抗日）的突然風波，使黨和群眾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致遭到意外的損失……在應付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的問題上，也只有采取鬥爭的方式，才能使全黨全軍在精神上有所準備，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則，就會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錯誤。”50



第二、毛澤東製造了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革命理論”



　　為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為了在全國造成“國民黨反共、共產黨無辜”的輿論，為了拉攏一切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心懷異誌者，為了能夠以進為退地將中共的假抗日、真擴張合法化和合理化，一言以蔽之，就是為了保住共產黨已有的擴張勢力和繼續擴張共產黨的勢力，毛澤東認為必須設計和製造出一整套理論、策略和軍事行動，以反擊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對他們的揭露、批評和限製。他說：“如果我們能夠提出正確的革命理論對於他們的反革命的理論給以堅決的打擊；如果我們能夠在政治上采取適合時宜的策略步驟，對於他們的反共反進步政策給以堅決的打擊；如果我們能夠采取適當的軍事步驟，對於他們的軍事進攻給以堅決的打擊；那末，就有可能限製他們實施反動政策的範圍，就有可能發展進步勢力，而使他們陷於孤立。”51



一、毛澤東製造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概念

　　這個“革命理論”的製造，不過是二十年代中國國民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時，蘇聯顧問鮑羅廷所使用過的伎倆，即再一次將國民黨直至其它社會成份劃為左、中、右三派，卻又將名稱改變為“進步派、中間派和頑固派”，並決策“發展進步派、團結中間派和打擊頑固派”。由是，毛澤東說：“頑固勢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勢力。這些階級，現在分為降日派和抗日派。目前大資產階級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區別的。他們采取兩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張抗日，一面又執行摧殘進步勢力的極端反動政策，作為將來準備投降的步驟。”52

　　在此，毛澤東提出了頑固派的階級概念（按：他早已“忘記”中共在“四項保證”裏所提出的“停止階級鬥爭的保證”了），又指出了頑固派的兩種不同類型，一是投降派，二是抗日派，並且“即便是抗日派，將來也要去投降，現在他們反共就是為了將來的投降”。實際上是要將正在抗日的國民黨也定性成為投降派。

　　毛澤東在得出了這樣一個與事實悖反的陰謀結論之後，又說道：“現在的國民黨中，頑固派還站在支配其政策的地位。”53 也就是說，正在領導著艱苦抗戰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領袖們，就是他所指明的頑固派，即投降派，也就是“即使今天沒有投降，將來也會投降者”。

　　然而，歷史的事實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非但在當時不曾投降，而且在後來更沒有投降。同時，他們不僅領導全民族抗戰有功，而且因對反法西斯戰爭的卓越貢獻，而使我們的祖國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戰勝國和領袖國。所以，毛澤東指罵他們是正在投降和必將投降的頑固派，便是徹底的栽贓。



二、毛澤東炮製了“打擊頑固派、團結中間派和發展進步勢力”的理論

　　毛澤東雖指國民黨頑固派“現在還具有支配國民黨政策的地位”，但又說他們在“數量上只占少數，他的大多數黨員（很多是掛名黨員）並不是頑固派。”他還說“這一點必須認識清楚，才能利用他們的矛盾，采取分別對待的政策，用極大力量去團結國民黨中的中間派和進步派。”54 此與當年鮑羅廷對國民黨實行挖心的政策如出一徹。此其一。

　　其二、毛澤東說：“發展進步勢力，就是發展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就是放手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就是廣泛地創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就是發展共產黨的組織到全中國，就是發展全國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兒童等等的民眾運動，就是爭取全國的知識分子，就是擴大爭民主的憲政運動到廣大人民中間去……發展進步勢力，是一個嚴重的鬥爭過程……須同頑固派做殘酷的鬥爭……”在此，毛澤東已經指明要和正在艱難領導抗日的“頑固派”做殘酷的鬥爭了。55

　　其三、對於中間勢力，毛澤東則明確指出：“爭取中間勢力，就是爭取中等資產階級，爭取開明士紳，爭取地方勢力派……地方勢力派包括有地盤的勢力派和無地盤的雜牌軍兩種力量在內。”他還說：“爭取中間勢力，是我們在抗日時期的極嚴重的任務，”56 這個“極嚴重”的任務，說穿了，就是如同一九二七年前後那樣，要再一次製造國民黨的內部分裂，以瓦解正在堅持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

　　時值抗戰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時值日本侵略者正在對我大後方發動一次又一次的大規模進攻，時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以及除中共以外的中國軍隊，正浴血拼搏在西北、華東、華中和華南戰場上，毛澤東和他的中共，非但無一言一語一行以倡抗日，而且為達到他們假抗日、不抗日和真擴張的目的，竟將對國民黨抗戰政策“具有支配地位”的蔣介石和“國民黨頑固派”，當作他們的死敵，處心積慮地建立製造抗戰陣營分裂的理論。如果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以及各派政治力量和各派軍事力量，也和他們一樣，則中國的抗戰非但不存，中國的滅亡也只能成為定數了。



第三、毛澤東製定了同“國民黨頑固派”作鬥爭的陰謀原則和手段



一、毛澤東提出了與“國民黨頑固派”作鬥爭的三個陰謀原則

　　由於中共軍隊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一九四零年二月共襲擊國民黨抗日軍隊九次，先後消滅了山東的秦啟榮部和河北的張蔭梧部，積累了“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的經驗，一九四零年春天，毛澤東在他後來題名為“目前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指示中，竟提出了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殘酷鬥爭的三原則。他說：“同頑固派鬥爭必須註意下列幾項原則。第一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就是說，決不無故進攻人家，也不可在被人家攻擊時不予還擊。這就是鬥爭的防禦性。對於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必須堅決、徹底、乾凈、全部地消滅之。第二是勝利原則，不鬥則已，鬥則必勝，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鬥爭。應懂得利用頑固派的矛盾，決不可同時打擊許多頑固派，應擇其最反動者首先打擊之。這就是鬥爭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戰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之後，……決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地鬥下去，決不可被勝利沖昏頭腦。這就是鬥爭的暫時性。”57

　　毛澤東的所謂三原則，第二條是真、第一條是假。因為既然是“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鬥爭”，並且要“利用頑固派的矛盾，應擇其最反動者打擊之”，那就決不可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恰恰相反，而是“人不犯我，我也犯人，人若犯我，我更犯人”。再者，就是毛澤東所謂“不鬥則已，鬥則必勝”和“對頑固派的進攻，必須堅決、徹底、乾凈、全部地消滅之”這樣一些“指示”，它不僅表現了毛澤東在打內戰上的“狠勁”，而且證明了毛澤東不抗日和假抗日的“真情”。因為在整個抗戰的歷史中，毛澤東從來沒有對要亡我中華的日寇說過一句這樣的“狠話”，更沒有要求中共軍隊打過一場這樣的“狠仗”。至於毛澤東所言“絕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的鬥下去，絕不可被勝利沖昏頭腦”的指示，無非是因為時候未到罷了。



二、毛澤東擬定了與“國民黨頑固派”作堅決鬥爭的三個陰謀手段

　　其一、毛澤東強調要在各方面對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毛澤東明確指出：“對於一切反共頑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傳、批評，不論是理論上的、政治上的、軍事上的、原則上均應堅決地反抗之……我們應提出針鋒相對的辦法和他們作堅決的鬥爭。例如：他們要四、五支隊南下，我們則以無論如何不能南下的態度對付之；他們要葉、張兩部北上，我們則以請準征調南下的態度對付之；他們說我們破壞兵役，我們就請他們擴大新軍的募兵區域；他們說我們的宣傳錯誤，我們就請他們取消一切反共宣傳、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們要向我們舉行軍事進攻，我們就實行軍事反攻以破壞之……”58

　　其二、毛澤東強調要以軍事進攻及軍事發展來壓迫和打擊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在中共中央給東南局的同一封指示信裏，毛澤東還命令道：“四、五支隊反對韓德勤、李宗仁向皖東進攻的自衛戰爭，李先念反對頑固派向鄂中和鄂東進攻的自衛戰爭，彭雪楓支隊在淮北的堅決鬥爭，葉飛在江北的發展，以及八路軍二萬余人南下淮北、皖東和蘇北，均不但是絕對必要和絕對正確的，而且是使頑固派不敢輕易地在皖南、蘇南向你們進攻的必要步驟。即是說，江北愈勝利，愈發展，則顧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輕動，你們在皖南、蘇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樣，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遊擊隊，在西北、華北、華南愈發展，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愈發展，則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的可能性愈增加，我黨在全國的文章愈好做。”59

　　其三、毛澤東強調要以陰陽兩謀的慣技對外“高喊團結抗戰”以欺騙輿論。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當國民黨、國民政府和一些抗日軍隊揭露了中共假抗日、真擴張和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的賣國行為之後，毛澤東就在對外發表的“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一文中，開始高喊“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和“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的口號了。一九四零年五月，雖然毛澤東向東南局和全黨發出了陰謀重重的指示信，命令中共如何專門與“國民黨頑固派”作針鋒相對的堅決鬥爭，但同年七月，毛又對外發表了“團結到底”一文，慷慨激昂地宣稱：“抗日戰爭的三周年，正是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周年。我們共產黨人今天來紀念抗戰，更感到自己責任。中華民族的興亡，是一切抗日黨派的責任，但在我們共產黨人看來，我們的責任是更大的。我黨中央已經發表了對時局的宣言，這個宣言的中心是號召抗戰到底，團結到底……”面對一場關乎民族存亡的對外戰爭，毛澤東竟能如此地虛偽作態，言不由衷，大約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僅有的。



第四、新四軍的“抗日”行徑與皖南事變的由來和真相



一、新四軍的“抗日”行徑和皖南事變的歷史背景及政治背景

　　前文已述，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即蘆溝橋事變後不久，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對南方各遊擊區的指示”。該指示曾明確指出，“紅軍遊擊隊在保存和改編革命武裝以及保證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可以與當地國民黨進行談判，改變番號，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南方各地殘余武裝和零散武裝人員，正是在中共中央這一指示下，開始接受國民政府改編而集結成為新四軍，並“接受最高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

　　但是，由於中共中央在它的八一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曾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要保證中共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新四軍只需圖擴張和發展；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如有人妨礙和阻止新四軍的發展與擴張，能堅決消滅者則堅決地消滅之；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新四軍只準相機襲擊偽軍和只在需要時才允許迎擊小股日軍 —— 由是，新四軍自成立以來，就從來只圖發展和擴張，從來只打友軍和不打敵軍。所謂著名的韋崗戰役、黃橋戰役，即所謂的七戰七捷，以及西路戰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內戰，即全部打的是國民黨正在抗日的“頑固派”，特別是曾血戰臺兒莊的韓德勤等部。他們打贏了，便是打擊國民黨“頑固派”的勝利；打輸了，便是國民黨“頑固派”打擊了“抗日”的新四軍。連嗣後由中共的編劇、導演和演員們所編纂演出的新四軍“英雄業績”，諸如名噪一時的“東進序曲”等，都歌頌的是新四軍打內戰。然而，近年來解放軍的一些軍史專家們，卻在他們對新四軍軍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為他們發現，如果說八路軍還勉強配合國民黨軍隊打了一場平型關戰鬥的話，還在彭德懷的指揮下勉強打過一場所謂的百團大戰的話，那末，新四軍非但沒有與日本侵略者打過一仗，而且純粹是打內戰的先鋒、主力與禍水，甚至是中共通敵賣國的主要執行者（詳見下文和中國大陸有關研究新四軍軍史的著作）。不了解這個癥結，就不能了解皖南事變發生的歷史背景，就不能了解皖南事變何以竟會發生的政治根由。



二、皖南事變發生的政治、軍事動因

　　其一、政治動因。在了解了皖南事變之所以發生的歷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便是新四軍一貫地不抗日和打內戰之後，我們就可以對誘發皖南事變的直接政治動因厘述清楚了。首先，皖南事變發生在毛澤東所掀起的“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潮”之中，發生在毛澤東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理論、策略和陰謀之後，是毛澤東及其中共一系列“反頑”指示和決策所造成的直接後果。其次，皖南事變之所以發生，還因為毛澤東曾於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代表中共中央給東南局寫了一封指示信，並且這封指示信曾具體指示新四軍應該如何“打頑”。顯然，毛澤東的這些指示，不僅為屬於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領導的新四軍絕對地不聽從軍事委員會的領導，而且還要堅決地反對這一領導，直至造成皖南事變的發生，製造了它的政治動因。

　　其二、軍事原因。由於毛澤東已經明確地向新四軍下達了絕對不許服從最高統帥部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命令的命令，所以，新四軍才會絕對不服從最高軍事委員會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關於新四軍調動的命令。豈但不服從，甚至還借調動擅自改變行軍路線，以屢屢大規模襲擊國民黨抗日軍隊。由是，新四軍才在對國民黨抗日軍隊的屢屢襲擊中，招致了它自己的殺身之禍。也就是說，國民黨的抗日軍隊終於反擊了他們。中共黨史研究家們已經承認了新四軍絕對不服從最高統帥部命令的事實。他們說：“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蔣介石曾兩次致電葉挺，提出：‘新四軍應在繁昌、銅陵渡江，在無為附近集中，然後按規定路線北上。’”然而，“皖南新四軍最後選定的行軍路線並沒有得到國民黨的同意”，因為“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皖南部隊全部以戰備姿態繞道茂林、三溪、寧國、朗溪到溧陽，然後待機北渡。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電項英，對他們一再拖延、遲遲不願北移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項英在收到批評後，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召開了會議，決定北移路線為：向南繞道茂林、三溪、旌德、寧國，迂回天目山到溧陽。顯然，這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提出的”。60

　　這顯然是對最高軍事委員會命令的徹底違背。



三、皖南事變的真相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曾有一定親共傾向並有相當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曾對皖南事變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經過與結果，有過較為公正、平實的報導：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復於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為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緝”雲雲。這一件事，甚使國人震驚，而尤恐牽動抗日大局。就我們所知，這一不幸事件的發生，並非突然而來。據何參謀總長白副總參謀長致朱彭葉項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電謂：“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臯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製止，仍悍不遵命，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劃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沖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臺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雲雲。這種自亂陣線、襲攻友陣的行動，依軍紀，本應予以製裁，而統帥部初未采取斷然處置，在主要可謂已極寬大忍恕，若在一般軍隊必不能邀此寬典。統帥部之所以如此，據我們揣想，當然是為了顧念團結之局，不願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新四軍北移之命，曾經延展一個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過，在中央規定的路線上曾有該部的輜重及政治工作人員渡江北移，而該部大隊則不北而南，更於途中襲擊四十師，因此乃有解散編遣的緊急處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軍事件的綜合經過。這事實，至為不幸，而就軍紀軍令以言，統帥部的處置是無可置議的。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了事變的真相，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但悲劇仍然在於，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的惡跡時，他們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報》記者亦曾感慨說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製，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立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才算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一規模，是經過二十八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才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這點統一的規模，我們根本就沒有發動這次民族自衛戰爭的資格。這樣艱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然要堅持擁護，業已統一了的國家，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它分裂！

　　但是，《大公報》記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評論說：八路軍和新四軍成為華北、華中兩支獨立的軍隊，配著他們的邊區政府、抗幣、共產黨旗、國際歌……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若幹友邦人士從重慶飛向延安，乃有“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之感。

　　然而，善良的《大公報》記者並不知道，從中共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提出“四項保證”的第一天起，中共就開始借口抗日以擴張了，就開始利用抗日以再一次製造兩個中國了。並且，誰要是妨礙了它的擴張和分裂行為，誰就成了它的死敵，誰就要被毛澤東“堅決、徹底、乾凈、全部地消滅之”。皖南事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逼迫出來的一場軍事事變和政治事變。只不過打夠了抗日軍隊、一再地不聽從抗日命令的新四軍，在這一場事變中吃了虧。所以，中共才借此大叫冤枉，才借重國民黨在陽面，共產黨在陰面，一般民眾、包括國際間難以了解共產黨所作所為這一先天優勢，將“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天大謊言灑遍全國，並流毒至今。中共更借此一事變，將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行動推向了高潮，將分裂、擴張和賣國的罪行愈演愈烈。

　　一九六八年冬，當作者的一批中學同窗被毛澤東下放到皖南新四軍軍部所在地 —— 涇縣茂林地區“接受再教育”時，他們所聽到的話無疑曾叫他們、也叫作者大吃一驚。因為當地的老輩們在談到當年的皖南事變時，竟在私下裏對他們說：“哪裏是國民黨打共產黨，是共產黨把國民黨打火了，才挨的打。”

　　歷史的真相是隱瞞不住的。



四　　中共堅持擴張、內鬥、種鴉片 和通敵賣國的“持久戰”

第一、毛澤東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



　　本書上卷雖然論述了蔣介石持久戰思想形成的過程、決策、貫徹和它對於堅持對日抗戰直至勝利的意義，但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在中國大陸非但沒有人知道蔣介石有所謂持久戰的思想，而且，凡知道有持久戰者，皆以為這一傑出的戰略思想，乃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部分”。或曰，正是毛澤東“光輝的持久戰思想”，才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長期堅持和最後勝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論的基礎。這又是一個天大的“歷史性謊言”。



一、毛澤東“論持久戰”發表的時間和背景



　　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發表於一九三八年五月的延安。其時，蔣介石的持久戰思想不僅早已形成，中華民國的持久戰大戰略不僅早已決策並得以貫徹，而且，國民黨將士的鮮血早已撒遍了華北戰場、淞滬戰場、南京戰場和徐淮戰場。其時，日本三月亡華的狂夢不僅已經破產，我國持久抗戰的局面已經初成定局，而且全國人民對於抗戰必至最後勝利的信心已經形成，國際上對我政府領導全民抗戰的觀感亦早已為之一新（參見上卷第六章）。



二、毛澤東“論持久戰”的要害

　　毫無疑問的是，毛澤東這篇“論持久戰”的要害，不在抗戰，更不在積極抗戰，而是在論述中共應該如何利用持久的衛國戰爭，以達到擴張和奪權的根本目的。雖然它是在抗日的包裝下、即在抗日這頂“大帽子”下進行論述的。中共的黨史研究家們，早已對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一針見血地作了這樣的歌頌和吹捧：“毛澤東……於一九三八年五月發表的‘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的著名演講，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戰爭是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戰爭條件下的具體體現這一本質。解決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在反對外國侵略的戰爭中，如何加強領導，發展革命，奪取人民革命勝利的重大課題。”61

　　這才是毛澤東“論持久戰”的本質。這個本質，無非是要把一場激烈持久的反侵略戰爭，在民族戰爭的偽裝下，變為一場為奪取政權而進行的隱形內戰和殘酷內戰而已。所以，一九三八年七月，當中共中央要求在武漢的王明等人於《新華日報》上發表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時，身為中共中央長江局負責人的王明、博古、項英、凱豐等，曾一致反對發表這篇文章，認為“該文的主要傾向是消極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進攻蘇聯。這個方針既同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共的國際主義相矛盾”。62 當然，王明們並沒有說透他們為何不登載該文的原因。因為他們了解，毛澤東要借日本侵略的“良機”，以達到他發展農民戰爭打天下的目的。



第二、毛澤東和中共是怎樣堅持“持久戰”的



一、堅持四年整風內鬥

　　應該說，在漫長的八年艱苦抗戰中，在蔣介石先生親赴抗日前線甚至屢死屢生之際，毛澤東只做了兩件事：一是苦心竭慮地為中共奪權製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論”，主要是不抗日，卻又要利用抗日以進行奪權擴張的理論；和不抗戰，卻又要利用抗戰以發展中共領導下的現代中國農民戰爭的理論。二是在全中國人民艱苦的抗戰之中，發動整風內鬥，清除異己，從而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以農村小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在中國共產黨中的領導地位，為將中國的共產革命徹底地改變成為一場傳統型的旨在改朝換代的農民造反，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而將這兩件大事聯系起來的，就是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

　　其一、中共黨史學家為毛澤東在抗戰時期於延安發動的那一場整風運動，從“正面”作了如下的描述：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基本結束，抗日戰爭即將開始的時候，為了總結歷史的經驗，訓練幹部，毛澤東以極大的努力從事理論工作……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間，毛澤東寫了“矛盾論”和“實踐論”。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毛澤東又寫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這些著作……在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未來政權的性質、農民問題、土地問題、武裝問題等一系列問題上，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緊密地結合起來，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毛澤東思想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同年九月黨中央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發動全黨進行思想革命和解決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問題……

　　一九四二年開始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黨整風運動是在毛澤東思想已經成為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的情況下進行的，是為了適應中國革命鬥爭實際需要而提出來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幹部會上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中國共產黨的整風運動正式開始。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黨中央宣傳部發布了《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誌整頓三風的報告的決定》。

　　一九四三年春轉入了審查幹部階段，陜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各解放區也先後於一九四三年夏季基本結束了整風運動，這些地方的整風運動多半是和審查幹部結合進行的。

　　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黨的領導機關和高級幹部又展開了黨史學習。這次黨史學習主要是路線問題學習，批評了建黨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黨內“左”右傾錯誤。

　　一九四四年毛澤東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對黨史上的幾個主要問題作了結論，全黨實現了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統一，這一次偉大的整風運動才算是勝利結束。63

　　在這個簡單的敘述中，我們不難看到，毛澤東的“革命理論建設”，是在何時開始與何時形成的，毛澤東所發動的長期整風運動，又是在什麽樣的歷史時期發動、進行和結束的。中國抗戰的長期、殘酷和艱苦，世所盡知，然而，毛澤東卻有功夫來研究中國革命的道路，並解決了未來政權的性質以及等等方面的問題，更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

　　其二、八九年以後，中共的另一些黨史學家們則從“反面”揭露了中共延安整風的真相：

　　一九四二年十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幾許寒意，但是，窯洞裏卻燈火通明。……一批批外來的青年知識分子正在被搶救……歷史稍微復雜、社會關系又不甚清晰的懷疑對象，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起來，被送到反審機關審查……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以後，審幹由內部轉為公開，開展了群眾性的坦白運動……特務一批一批地被查出來，真可謂已經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來的同誌也逐漸地人人自危了……有的單位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員進行搶救，使正常工作處於停頓狀態……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大禮堂召開的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號召：“無論青年人、老年人，無論男人、女人，無倫是自覺地為敵人服務，還是不自覺為敵人服務，我們共產黨中央號召你們趕快覺悟吧，號召你們不要再為敵人的第五縱隊服務了。”（按：康生在這裏所指的敵人和第五縱隊，是指國民黨而不是指日寇）他還告誡說：“不要放松一秒鍾的時間，失掉這個最寶貴的時機，將永遠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康生的這個報告曾被稱為恐怖的信號。這個報告把反奸鬥爭推向了高潮：從延安到各根據地，從黨政軍民學團體到市民群眾，從城鎮到農村，直至到監獄內，由此開始了全線進攻，大搞坦白檢舉……監獄的情況更為嚴重。根據當時被關押在邊區保安處的陜西省黨員朱子彤回憶說：“搶救運動開始，各窯洞都發了康生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學習了這個文件就亂了套，窯洞內大搞車輪戰，都在公開案情、分析、規勸。”“徹夜地揭發、分析、規勸，不達目的，規勸不止，逼著大家交代問題……有時還押著被關押的人去參加機關的搶救大會……有時組織被關押的頑固分子到群眾大會上去坦白交代……”

　　在康生的搶救失足者報告影響下……開始出現嚴重的逼供信現象，並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觀臆斷，指鹿為馬；手段之二，欺騙恐嚇，詐騙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訊逼供……據一個縣委擴大會議記錄記載，縣委書記、區委書記都打過人。縣委書記打人約十七人次，挨過縣、區領導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關押的二十九人。……據當時任靖邊縣統戰部長的陳元方同誌回憶說：“逼供有精神上的，肉體上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有時交叉進行，有時同時並進。精神上的是找被審查者談話，施加種種壓力，威脅，甚至誘供。比如承認可以戴大紅花，吃好的，保留黨籍等等。肉體上的有車輪戰、坐小凳、五花捆綁、假槍斃等等……。”有一個從淪陷區到延安的進步女青年（當時只有十九歲），由於她的親屬中有一人是漢奸，這個女青年便被懷疑是日本特務，將她逮捕關押。審訊她時，三天三夜不給她睡覺，並且威脅她說，如果再不承認是特務，就放兩條大蛇到她的窯洞裏。她被嚇得按照小說《雙城記》裏的情節胡編了一套假口供……在搶救運動中，發生過為了逼出口供，對被審訊人員施以各種各樣的肉刑或變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況。據關中分區一個縣統計，他們采用過車輪戰、壓杠子、打耳光、舉空摔地等二十四種肉刑。延安青年劇院為了逼一個趕大車的人承認是特務，捆綁吊打，活活折磨致死……僅延安一地自殺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僅青年知識分子受到搶救，一些老幹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鑄同誌……，一些娃娃也被坦白為特務分子。據當時的《解放日報》報導，綏師已有一百六十余人覺悟改悔，在大會上自動坦白者二百八十余人，被揭發者一百九十余人。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孩劉錦梅走上臺，只比桌子高一點，坦白她參加了“復興社”。十六歲的小男孩——馬逢臣，手裏提著一大包石頭，坦白他是石頭隊的負責人，說這包石頭是他在特務組織指使下，謀殺人用的武器。綏師的控訴會一直開了九天，在這些十幾歲的小孩中，最後竟挖出了二百三十個特務，占該校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三。經過搶救，延屬各縣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個特務，軍委三局電訊學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個特務，中央秘書處六十余人，也挖出了十幾個特務，西北公學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沒有被搶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務……

　　搶救運動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亂……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錯案……有些人經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殺……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創傷………64

　　在中共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的異己者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還有象作家王實味那樣的冤假錯案，以及那些如王實味一樣被迫害、殺害致死者，中國大陸的許多刊物都已經有了揭露，這裏不再贅述。

　　顯然，凡是經過中共文革者，大約對抗戰時期在延安和各中共“解放區”早已發生過的“文革”，無疑能夠感同身受。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就指延安的整風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演習”。然而，相同的是，都是整風整人、製造冤假錯案和極端殘暴殘忍；不同的卻是，文革是處在毫無外患內憂的和平時期，而延安的整風則是處在全民抗戰、國家存亡絕續的關頭。如果國民黨、蔣介石在此國難當頭之時，也來了這樣一場整風運動，也大搞一場深挖共產黨特務或其他種種特務的運動，也製造了如是之多的冤假錯案，則中華民族大約只有亡國這一條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國難當頭之時，膽敢如此整風整人，大興冤獄，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因為它不抗戰，假抗戰所致。



二、堅持六年大種鴉片

　　有一首歌頌中共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著名歌曲 —— “花籃裏花兒香”，曾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裏，唱徹中國大陸。然而，善良的人民卻根本不知道，那花籃裏飄出來的竟是罌粟的香味。因為八路軍第三五九旅的大生產運動不是種的糧食，而是種的罌粟，即鴉片。這對中國大陸人民來說，不啻有石破天驚之感。作者於一九九五年初訪問臺灣時，曾查證了這一說法。65 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記》裏對它予以了徹底的揭露。彼得這樣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裏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因為當尤任問及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地生產鴉片 —— 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毛澤東沒有吭聲。鄧發代毛澤東回答說：‘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堿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中共政治局甚至批準，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一二零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毛澤東同誌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澤東同誌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66 此外，彼得還憤怒地說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部在盡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67

　　這就是中共大生產運動的真正內容，就是那一曲“花籃裏花兒香”的創作源泉。

　　為了提高國民素質以準備抗戰，在抗戰之前，蔣介石曾提倡並推廣了新生活運動，中華民國政府則開始了嚴格的禁煙運動，此舉曾深招日本的忌恨。在抗戰中，日本侵略者欲亡我中華的另一番戰略，便是在敵占區大肆出售鴉片，以麻醉和斷送我們民族自立與自強的精神。然而，中共卻為了賺取更多的錢買武器來收拾國民黨和準備內戰，竟將鴉片生產和貿易合法化，竟將鴉片源源地運往國統區和敵占區去坑害他們的同胞，事後又將鴉片生產美化為“為了抗日而進行的大生產運動”，這在道德上和行為上都只能堪稱是“絕唱”。



三、堅持長期通敵賣國

　　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的特派員彼得，揭露了比中共種植和販賣鴉片更要嚴重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中共最高領導層曾長期通敵賣國。而這個驚人的事實，亦在中國大陸近年出版的《南京誌史》一書中，得到了證明。首先，彼得這樣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系……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系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為，“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麽決定與日本占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系。”“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麽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中共領導人卻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欺騙莫斯科。”68

　　其次，“大陸出版的《南京誌史》披露了一則被封存了近半個世紀的醜聞。中共當年竟然背著國民政府，背著四萬萬浴血抗戰的同胞，私下裏透過秘密渠道與日本最高軍政總部議和。這篇史料一見光，史學界為之嘩然。該書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設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來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報家門：我是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衛兵們大驚失色，緊急通報上去，軍部的長官連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戰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從此開始。事情是這樣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岡村寧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信息……新四軍接報，因事關重大，即由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方面反應奇快，密電答復：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六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馳電批復，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為友的第一次正式談判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發現的秘密。”69

　　難怪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氣憤地指責說：“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沖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製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采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麽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啊，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啊！我們往往是過分地把它簡單化了！”70



第四、中共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了豐富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本段標題上的引文，是中共黨史學家們為中共的“抗日”所作的最為科學的總結71。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三六年底，當毛澤東率領紅軍將領致蔣介石書，請求不要再攻打紅軍時，中共紅軍僅存不足二萬人馬，其勢力亦不足三縣之地。全面抗戰開始後至一九三七年底，中共已經擁有十萬軍隊，占地三萬五千平方公裏，挾人口一百五十萬。至一九四三年，在敵後共一億八千三百萬的總人口中，中共已經能夠控製擁有五千四百萬人口的根據地。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已經在全國建立了十六個根據地，其中五個有各級政權，八個有行政委員會，三個為軍事區域，中共黨員既已達一百二十萬人，其軍隊也已達一百二十萬之數，所挾人口已達一億以上。與一九三六年的中共相比，僅在軍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與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傷亡了數百萬官兵、陣亡了二百余位將官的國民黨軍隊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觸目而驚心。難怪中共黨史學家們要說，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戰”之中，才“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兼 問　　是誰“摘了桃子”？



　　在中國大陸，幾乎人人皆知，毛澤東曾指罵蔣介石在抗戰剛剛勝利之時，便立即從峨嵋山上趕下來“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搶奪”抗戰的勝利果實了。然而，姑且不說蔣介石曾多少次親自下山指揮抗戰，也不說蔣介石在山上曾遭遇過日本飛機的多少次狂轟濫炸，單就整個的抗戰歷史而言，亦正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才真正領導並堅持了抗戰，是國民黨軍隊才為保衛中華民族的血脈而浴血苦戰、壯烈犧牲。因此，抗戰勝利後，即便是蔣介石要走下山來“摘桃子”，也是理所當然。相反，恰恰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共，才在八年抗戰中執行了一條賣國主義的假抗日和真擴張路線。而毛澤東既從來沒有走下黃土高原，更沒有命令和指揮過一次抗戰，更不用說上過一次前線。相反，他所有的電報指示，不是製止中共軍隊抗日，就是教導他們如何“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直至命令他們“長期隱蔽、積蓄力量”，從而為戰後立即發動那一場殘酷的內戰，“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並終於奪取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如是，中共江山“非得自於國民黨，而是得自於日本”的歷史事實，才真正揭穿了“摘了抗戰勝利這個大桃子的”，不是別人，恰恰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





第五章





中共在革命的名義下發動內戰打江山





一　　中共借搶奪受降權發動內戰

第一、唯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擁有對日受降權和對日受降的指揮權



　　毫無疑問的是，唯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有對日受降權和對日受降的指揮權。因為﹕一是依照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所劃受降地區的規定，中國戰區受降範圍為中華民國、中國臺灣和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中國東北由蘇俄受降。二是中華民國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因而只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擁有對日受降權。凡屬於中華民國之任何地方政府和軍隊，均只能在中華民國政府的統一指揮下才擁有對日受降的權力。三是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了全中國人民的對日持久抗戰，是中華民國所領導的軍隊及其國民（不包括假抗日、真擴張的中共及其軍隊），才為抗戰付出了重大的犧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因此，中華民國政府及其所隸屬的抗日軍隊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實際上，擁有代表全體中國人民對日本的受降權。四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後，中共即已宣布其政權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管轄下的“地方政府”，並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接受。其軍隊亦為國民革命軍之一部，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和“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因此，中共雖然擁有在中華民國政府及其國家軍事委員會領導與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卻絕不應該擁有非中華民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就不說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堅持失敗主義和賣國主義的路線，堅持假抗戰和真擴張的陰謀抗戰策略，早已使他們在道義上和在實際上，完全喪失了自己原來所具有的，在中華民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了。

　　正因為如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一宣布投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先生因立即考慮到中共勢將乘機謀亂，甚至乘機叛亂，故特別在他有關對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轄區敵軍，除接受（中國）政府指定之軍事長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繳械”，同時向全國各部隊發出了“應就原地駐防待命”的命令。八月十一日，蔣介石委員長還就此項命令致電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稱﹕“在今作戰地區境內之部隊，並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

　　顯然，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戰勝國，中華民國政府作為一個領導人民堅持了八年全面抗戰，並獲得了最終勝利的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其對敵受降的權力既不容否定，其指揮對敵受降的權力，亦同樣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第二、中共借搶奪受降權首開內戰端緒



　　然而，中共及其“養在深山、長在敵後”的百萬農民軍隊，卻將“對日受降”視作他們走出深山、蓆卷敵後、直至打江山和奪政權的“非常歷史機遇”。八年來，他們寧願不抗日、假抗日、陰謀擴張直至陰謀賣國，亦就是在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八月九日夜，當延安意外獲悉日本投降和蘇俄對日宣戰的消息後，毛澤東在延安立即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對日本“實行廣泛進軍”的命令。這個自八年抗戰開始以來，由毛澤東對自己軍隊發出的第一個“抗日”命令，其重心，乃是命令他的軍隊“擴大解放區和縮小淪陷區”。01 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時內，毛澤東向他的軍隊連續發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發動二十萬大軍以奪取中原”。為此，毛澤東命令各地中共軍隊，要強行對日受降，強行阻撓政府軍受降，強行“占據及破壞全國各地交通要道”，“收繳日軍武裝”，並“將反抗的中國人當漢奸處分”，同時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的名義，擅自指定受降地點，命令日軍司令岡村寧次向中共軍隊投降”。02 中共中央華東局在接到毛澤東命令的當晚，連夜召開會議宣布，決定派遣張執一以中共中央華東局和新四軍代表名義，首先化裝潛入上海，負責組織上海人民武裝起義，接應新四軍解放上海。後因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為全力搶進東北而電令停止進攻，保存力量，以便將來發動“民主運動”才作罷。03

　　八月十一日，朱德在接到蔣介石關於由政府統一籌劃受降的命令後，竟公然回電反駁，稱蔣的命令是“完全錯誤”的，甚至威脅說﹕“如果你不公開承認你犯的錯誤，並公開撤回你這個錯誤的命令，我便徹底反對你的命令。”其囂張氣焰可見一斑。與中共及他本人在抗戰初期對蔣的歌頌相比，實為天差地別。

　　八月十三日，毛澤東又在為新華社所寫的社論中顛倒黑白地說﹕“我們要向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中國解放軍抗日軍隊有在朱德總司令指揮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和軍事管理日本的權利。要不是這樣做，中國人民將認為是很不恰當的。”正是在毛澤東的命令下，八年來養在深山、長在敵後、養精蓄銳、旨在打內戰奪江山的中共軍隊，遂如猛虎出山般地開始了對受降權的瘋狂爭奪。同時，又因爭奪受降權而開始了它的“全面抗戰”和“發動內戰”。中共除於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蘇北等地強行對日受降以外，還曾對三萬拒絕向中共投降的日軍實行進攻、包圍和繳械，對日寇打了一場八年來從來沒有打過的“大戰和運動仗”，獲得了八年抗戰以來從未有過的“抗日戰果”。同時，華北綏遠的集寧、清水二縣為政府軍受降不過五日，即被八月十二日自河北、山西一帶急行軍而來的三萬中共軍隊所攻陷。九月十一日，抗日名將馬占山的東北挺進軍由綏遠進至察哈爾受降時，竟被中共軍隊圍殲三千余人。十月十七日，中共又開始調動軍隊，對歸綏的傅作義部展開包圍……。

　　日本投降之際，中共開始“全面抗戰”和發動內戰的成果是驚人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即日本投降僅兩個星期，毛澤東就在他起草的對黨內通知中得意地和赤裸裸地說﹕“日寇迅速投降，改變了整個形勢。蔣介石壟斷了受降權利，大城要道暫時（一個階段內）不能屬於我們。但是華北方面，我們還要力爭，凡能爭得者應用全力爭之。兩星期來，我軍收復五十九個城市和廣大鄉村，連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個，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華北方面，收復了威海衛、煙臺、龍口、益都、淄川、楊柳青、畢克齊、博愛、張家口、集寧、豐城等處，我軍威鎮華北，配合蘇軍和蒙古軍進抵長城之聲勢，造成了我黨的有利地位。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以期盡可能奪取平綏線、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晉路、道清路，切斷北寧、平漢、津浦、膠濟、隴海、滬寧各路，凡能控製者均控製之，哪怕暫時也好。同時以必要力量，盡量廣占鄉村和府城縣城小市鎮。例如新四軍占領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間許多縣城和江淮許多縣城，山東占領了整個膠東半島，晉綏占領了平綏路南北許多城市，就造成了極好的形勢。再有一時期攻勢，我黨可能控製江北、淮北、山東、河北、山西、綏遠的絕對大部分，熱察兩個全省和遼寧一部。”04

　　兩天以後，毛澤東就帶著這一“開始全面抗戰和立即發動內戰”的巨大成果，赴重慶談判“建設一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去了。然而，他交下的“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的發動內戰的命令，卻沒有因為他的赴重慶談判而終止，甚至是變本而加厲。有統計顯示，從八月十日日本投降到十月五日的兩個月間，包括毛澤東在重慶“談判”的四十天，中共軍隊一共搶占了三百座縣城。另一個統計顯示，從九月十一日到十月十一日的一個月內，即至毛澤東回到延安的那一天止，各地共軍所占據的城市已達二百座。在膠濟、津浦、隴海一帶，平綏、北寧、德石、平漢、道清各鐵路沿線，中共軍隊均控製了一些據點，以蓄意阻撓華北和華中的鐵路交通要道，並威脅自山海關到杭州灣的海岸線，自垣曲到武涉的黃河沿岸，以及蘇皖兩省的長江沿岸和運河線。05

　　遵照毛澤東臨赴重慶談判前所發出的指示，為切斷鐵路幹線，搶奪要道，奪取“府城縣城小市鎮”，阻止政府軍受降，中共甚至還成立了“交通控製隊”，在華北與華中破壞鐵路與公路。據統計，僅一九四五年十月一個月內，平漢鐵路即被中共破壞十七次，津浦路被破壞十八次，膠濟路被破壞十次。一九四六年一至八月份，津浦、平漢、膠濟、北寧、正太、隴海、同蒲、平綏等鐵路均遭嚴重破壞，各線被撤毀車站一百四十余處，被炸毀的橋梁達二百零八座，被撤除的鐵軌五萬七千余節，被毀掉的枕木達二十三萬余根，被剪掉的電線十三萬余公尺，被毀掉的車輛八十余輛。一九四五年十月間，中共軍隊甚至於河南決黃河，於江蘇、山東決運河，在河北決永定河、子牙河，同時破壞工廠和礦山。06 由是，中共借爭奪受降權所發動的叛亂實已首開內戰的端緒。

　



二　　中共在蘇軍的陰謀配合下迅速搶占東北

第一、中共覬覦於北和中共借受降企圖搶占東北



　　顯然，不論是從大清朝亡明的歷史教訓而言，還是就日本侵華的現實教訓而論，白山黑水、沃野千裏的東三省，都是侵略者和異誌者們的必爭之地和必儲之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一心要打江山的毛澤東，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議將東北籍的同誌選入中央委員會，理由就是“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和將來的前途看，如果我們把現在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麽，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誠然，東北大地對於一個一心想逐鹿中原、再建專製王朝的毛澤東來說，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由於不抗日的毛澤東錯誤地估計了戰爭形勢，再加上第三國際解散後，處在衛國戰爭中的蘇聯已無心和無力來關註中共，所以，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即離日本投降不足兩個月，毛澤東仍然認為“現在距日寇崩潰只應估計尚有一年半的時間”。一九四五年六月下旬，毛澤東和他的中共仍然在考慮如何向華東和江西發展，對搶占東北尚未做研究。不過，一九四四年以後，中共在冀、熱、遼根據地的軍隊已經進入遼寧西北山區建立了遊擊區，為嗣後搶占東北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日本宣布投降後，一是蘇美有約，由蘇聯受降東北的日軍；二是中蘇亦有約，由蘇聯支持中華民國政府赴東北接管行政；三是蘇聯在國際條約的限製下，既不宜立即和公開違背國際公約，又不宜立即和公開撕毀“中蘇同盟條約”。所以，一方面蘇共不能公開傳遞信息與中共，另一方面中共也就對戰後搶占東北缺少足夠的政情和軍情信息。特別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蘇共又曾致電中共中央，要求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並指出中共不能打內戰，否則民族會遭到災難，國家有毀滅的危險。由是，蘇共這種真假莫辨的態度，也就逼使中共和毛澤東要在東北的問題上小心運籌。

　　毛澤東和中共在搶占東北問題上小心運籌的手段之一，便是毛澤東在以延安總部名義所發出的七個命令中，曾公開地發出了第二、三、六號命令，並均以“為配合蘇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和準備接受滿州敵偽軍投降”的名義，命令原東北呂正操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原東北軍張學詩部“由河北、察哈爾現地向熱河、遼寧進發”，原東北軍萬毅部“由山東、河北向遼寧進發”，現駐河北、熱河、遼寧邊境之李運昌部“即日向遼寧、吉林進發”，賀龍所部“由綏遠現地向北行動”，聶榮臻所部“由察哈爾、熱河現地向北行動”，現駐華北的朝鮮義勇隊司令武亭等“立即統帥所部隨同八路軍和原東北軍各部向東北進軍，並組織東北朝鮮人民解放朝鮮”。由於這些命令只是為了宣傳中共願意與蘇軍配合作戰，積極參加受降，所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澤東在發出第六號命令之後，又向內部發出指示說﹕“這個命令為對外宣傳、搶先取得優先地位而發。”

　　毛澤東和中共在搶占東北問題上小心運籌的手段之二，是在摸不清軍事行動能否得到蘇軍當局支持的前提下，決定立即派出大量中共幹部進入東北，以造成思想、政治和群眾工作先行的局面。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不得不赴重慶談判前夕，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通知”。毛在該通知中稱﹕“東北三省在中蘇條約規定的範圍之內，行政權在國民黨手裏，我黨能否派軍隊前去活動，現在還不敢斷定，但是派幹部去是沒有問題的……派千余幹部由林楓率領去東北，萬毅所率軍隊仍需進至熱河邊境待命，可去則去，不可去則不去，在熱河發展，造成強大的熱河根據地。”毛澤東顯然已經擬定了“幹部先行，軍隊後行，以建立熱河根據地為軍隊大舉進入東北作準備”的策略。

　　毛澤東和中共在搶占東北問題上小心運籌的手段之三，則是在派遣林楓率領千余幹部迅速進入東北之後，中共中央又命令李運昌部以配合蘇軍作戰為名，相機進入東北，然後命令冀、熱、遼軍區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配合蘇軍進攻山海關，更於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東軍區派出一個營的部隊，由呂其恩、鄒大鵬率領乘船從煙臺渡海，以試探武裝搶占東北的可能性。毛澤東和他的中共為搶占東北已經機關算盡，文武兼用。此時，就看蘇軍對中共的態度了，就看蘇俄是否依然會為了亞洲的共產革命，和自己在遠東的勢力，而敢於兩面三刀，甚至陰謀置國際公約和“中蘇同盟條約”於不顧了。



第二、中共軍隊在蘇軍陰謀配合下迅速搶占東北



一、蘇軍對中共搶占東北的暗中支持和積極支持

　　其一、中共軍隊呂其恩和鄒大鵬部於八月二十九日在遼東半島的莊河上岸，占領莊河縣城，並向大連進發，於大連附近與蘇軍相遇。一位蘇軍少將表示﹕“蘇軍在東北只占領城市，至於其它地區八路軍只要不打出公開旗號，可以自由活動。”07

　　其二、中共冀東李運昌、曾克林部在配合蘇軍消滅了拒不向蘇軍和中共投降，而只願意向國民政府投降的山海關日、偽軍守敵後，在蘇軍默許下，已於九月三日乘火車出關東進，於九月四日進入錦州。六日進入沈陽後，即與蘇軍取得了聯系。蘇軍遠東司令部為正式與中共“通氣”，於九月十四日派出烏茲別克上校在中共冀、熱、遼軍區第十六軍分區司令曾克林陪同下飛赴延安。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上午，烏茲別克上校在與以劉少奇為主角的中共中央的會談中，一方面轉達了蘇軍元帥馬林諾夫斯基所提出的，為不影響蘇聯外交聲譽而要求中共軍隊退出東北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同意中共不用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名義進入東北，並同意將山海關至錦州一線交給中共和八路軍，同時希望中共中央馬上派同誌赴東北，以便協調蘇軍與中共出關部隊的行動。並在會談之後，立即讓中共派赴關外的軍政首腦與他同機飛往東北。顯然，一名蘇軍上校是絕無權力作出這種涉及重大國際問題的決定的，即便是作為方面軍司令員的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本人，也沒有這種權力。因為有關中國的任何問題，包括後來蘇聯援華專家的薪水，斯大林都必須親自過問。因此，這不過是共產沙皇斯大林所慣用的兩面三刀手段罷了。08

　　其四、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當中華民國政府按照中蘇雙方的協議，決定派出政府官員進駐東北時，十月四日，中共東北當局曾密電中共中央稱，蘇軍向他們表示“已下最後決心，此間家務全部交我”，09 即把蘇軍在東北繳獲的所有日軍裝備全部交給中共。至十一月下旬，中共出關軍隊已經從蘇軍占領的原日軍倉庫中，取出了十萬枝槍和三百門炮。雖然蘇軍在表面上對中共軍隊並不熱情，卻默許中共在夜間去原日軍倉庫“開倉取械”。一九四六年春蘇軍撤退時，又為中共留下了相當數量的日軍裝備。



二、蘇軍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背信棄義



　　其一、由於中華民國政府軍的主力部隊遠在西南，加上中共曾借爭奪受降權奪取中原，並破壞了津浦和平漢兩條鐵路大動脈的交通，所以，政府軍對東北日軍的受降乃阻力重重。遲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當中華民國政府代表要求蘇軍允許中華民國政府軍在大連登陸時，駐東北蘇軍雖已讓進了十數萬中共軍隊，卻“根據中蘇條約”，竟以“大連是商港，是運輸貨物而不是運輸軍隊的港口”為借口，明確加以拒絕，更不同意中國政府軍乘美艦上岸。中國政府軍進駐東北由是而受阻。

　　其二、當中華民國政府遲到的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在長春掛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的牌子時，同樣，已經讓進了十數萬中共軍隊的蘇軍遠東司令部卻蠻橫地抗議稱﹕“我們只同意你們的行政人員來接管，不允許軍事人員出面。”10

　　其三、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當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飛長春與蘇軍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談判國民政府進入東北接收事宜時，馬林諾夫斯基雖然“熱情允諾”中國政府軍於營口登陸，但是，等到返回上海的杜聿明復於十一月七日率領一個軍乘美艦駛向營口港外時，非但發現蘇軍不知去向，而且發現營口海灘上滿是正在修築防禦登陸作戰工事的中共軍隊。原來蘇軍早已通知中共“接防”。杜聿明只好率軍轉赴美軍占領的秦皇島登陸。這是美軍在東北占領的唯一港口。自此，中華民國政府軍進入東北接收已經沒有希望，政府軍派駐東北的第十三和第五十二軍只好從門外打起，節節打退中共軍隊的阻擊，先攻占山海關，後攻占錦州，至十一月下旬，才“攻入”東北接收。由於蘇軍支持中共陰謀搶占東北和武力搶占東北，中國的內戰實際上已經在東北公開爆發。

　　其四、在中華民國政府知道蘇軍已經將中共軍隊讓進東北，依照《中蘇同盟條約》對蘇方提出指責時，蘇軍卻解釋說﹕“東北各地的抗日武裝和抗日政權，都是東北人民自己建立起來的，是自治的軍隊和團體，與蘇軍無關，蘇軍並不想幹涉中國內政。”11 當中華民國政府接受東北的官員在蘇軍不準帶軍隊的條件下赴東北接收時，蘇軍雖然在表面上要求中共軍隊不得對他們進行傷害，但是，一旦接收事宜完畢，蘇軍便立即撤走，而把當地國民政府的文職官員留在中共軍隊的包圍之中。特別是在東北的一些中小城市，蘇軍的做法遂使得中華民國政府赴東北接收的地方官員不能存身。而當中華民國政府接收人員對蘇軍的這種做法表示抗議時，蘇軍便將《中蘇同盟條約》在換文時曾寫有的，“所有中國軍民，都歸中國方面管轄”的條款拿出來進行辯解。因為，不合法搶進東北的中共和中共軍隊，也是中國人和中國軍隊。中華民國政府自然沒有想到，這竟成為蘇軍陰謀支持中共槍占東北的條約“根據”。

　　其五、當蘇軍陰謀違背國際條約，暗中支持和積極支持中共軍隊搶占東北成功的消息已被確證，美國乃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立場，開始幫助中華民國政府軍空降東北進行接收。蘇聯因在表面上怯於國際輿論和美國的壓力，而公開要求中共軍隊退出大城市，但在實際上只要求中共軍隊退至離開沈陽、長春、哈爾濱沿線二十公裏之外。此舉遂促成中共製定“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策略，為中共在東北執行農村包圍城市的農民戰爭大開了方便之門。

　　顯然，斯大林的愛憎是分明的，斯大林的共產擴張計劃並沒有因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結束而消失，他一心要顛覆和赤化周邊國家的陰謀更沒有停止。只不過礙於墨跡未乾的國際條約和比它強大的美國，才顯得有些羞羞答答罷了。所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發表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公報雖然重申“不幹涉中國內政的政策”，“要求內戰必須停止”，並要求“建立一個團結民主的新中國”，但在蘇俄，無非又是放了一顆煙幕彈而已。



三、中共企圖搶占東北的陰謀終於在蘇俄的支持下達成



　　其一、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當中共中央接到呂其恩的報告時，劉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就立即作出了第一個派兵進入東北的決定。該決定要求中共山東軍區立即派出四個師十二個團二萬五千到三萬兵力，分散經海道進入東北，並派蕭華統一指揮。中共搶占東北遂正式拉開序幕。

　　其二、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當劉少奇在與蘇軍上校會談後，因突然明白蘇軍只是要求他們“不要以中共和八路軍的名義搶進東北”時，當天，劉少奇連向正在重慶談判的毛澤東都沒有請示，就立即抓住這個“千秋一時”的歷史機遇，決定派遣彭真、陳雲、葉季壯、伍修權、段子俊與莫春和立即乘坐蘇聯上校的飛機飛赴東北，並由彭真擔任東北局書記。同時，為便與蘇軍打交道，還特別授予彭真中將軍銜，伍修權少將軍銜，段子俊及莫春和為上校軍銜。當晚毛澤東同意的電報拍來時，彭真等已經上路。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遂將“要以二十萬大軍藉受降而爭奪中原”的計劃，立刻轉變成為“向北發展和向南防禦以全力搶占東北”的計劃，並決定將長江以南的部隊撤往江北，將江北的部隊撤向山東，將山東、蘇北的部隊主力和晉、察、冀部隊一部立即派進東北。這才是毛澤東願意在“雙十協定”裏寫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個解放區”的“底牌”。中共十幾萬主力部隊與兩萬多幹部，遂立即改稱“東北人民自治軍”，穿便衣，走小路，水陸兼途，馬步兼程地開始了強占東北的急行軍。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中共軍隊已有十一萬多人搶進了東北。先後搶進東北的中共中央委員，包括候補委員就有二十余人。林彪遂被任命為東北地區的軍事指揮員。

　　其四、一九四六年六月，已經搶進東北的中共軍隊又改名為“東北民主聯軍”，總兵力已達二十七萬多人。他們在蘇聯的支持下，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現代軍事裝備，而且收編了數十萬原漢奸軍隊，還留下了八千侵華日軍，以補充他們這支旨在中國打天下的隊伍。12 這對於提高中共農民造反軍隊的現代化水平和增強中共農民造反大軍的現代化作戰能力，均起到了巨大作用。

　　內戰早已開場，大戰更無可避免。在對日抗戰中養精蓄銳八年的中共賣國軍隊，終於懷著他們早已鐵定的打天下決心，在蘇俄的陰謀支持下，搶奪了祖國的東北“寶地”。一場由斯大林改寫的“由蘇軍引兵出關”而奪取中華民國江山的新編歷史劇，就要在萬裏狼煙中上演了。

　

三　　中共蓄意阻撓與破壞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



第一、中華民國於戰後積極推行民主憲政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避免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類的破壞是空前的。尤其是戰後歐洲和亞洲的一些國家幾乎已成廢墟。處處是斷壁殘垣，處處是窮困與饑餓，童無所養、叟無所歸和啼饑號寒的淒慘景象，隨時隨處可見。雖然我們是一個大國，而未陷入“覆巢之下無完卵”的境地，但是，日本長達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華戰爭所帶來的極大破壞，亦同樣使她滿臉是淚，渾身是血，遍體鱗傷。當是之時，任何一個愛國者，愛民者，或曰任何一個有著起碼的良知者，都不會、也不願意在這一場人類浩劫剛剛結束之時，為了一己的私欲而立即開啟一場內戰，使得正在痛定思痛的人民又陷入痛上加痛的更加悲慘境地。

　　如前所說，當政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由於在抗戰前期就已經在實際上開放了黨禁，在抗戰期間又開始了對戰後民主憲政的準備，並宣布要在戰後一年召開“製憲國民代表大會”；由於在戰時即已徵求意見，並曾組織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黨各派力量以數度修改“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由於上述一切“民主進步”的景象，在二次大戰期間的各國中實為絕無而僅有；因此，如無其它特殊的原因，戰後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建設非但應該能夠順利進行，而且中華民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成功，即軍政、訓政的結束，和還政於民的實現，也就完全是可能的。

　　不可否認的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對中共持續八年假抗日、真擴張的賣國行徑知之甚深，又對中共在日本宣布投降期間就已經立即表現出來的內戰欲望和內戰行徑有所了然，因此，倘使說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竟絲毫沒有一舉解決中共叛逆的願望，非但不符合事實，而且也不盡乎情理。其在不得不打的情勢之下，也只好打打談談，甚至在忍無可忍之時，亦想一舉殲滅中共以“絕我民族大患”的事實，恰是這種心態的說明。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基於國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為了避免內戰和利於戰後恢復，曾對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讓步。之主動地和一再地邀請中共和談、協商，主動地和一再地籲請國際社會調停和幫助，甚至數度對中共虛位以待，直至做出種種過分的讓步，雖已表明了她的真誠，但是，最能說明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之真誠希望避免內戰的，卻是戰後立即開始的民主憲政建設。其根本目的，固然是在結束訓政，走向憲政，還政於民，以完成民主建國的歷史性目標，同時，亦在相當程度上，表現了她期待中共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願望，更希望借此來避免內戰的發生和擴大。



第二、中共為發動內戰和打贏內戰而竭力破壞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



　　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力圖中共能夠參加戰後中華民國憲政建設的願望，實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因為，一是由蘇俄扶植的中共，其意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和移植共產製度於中國的目的，從來就不曾改變。二是中共在蘇俄指使下一心要顛覆中華民國的目的，從來沒有變更。三是由於毛澤東曾一再地告訴他的黨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所以，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意在中國發動一場農民戰爭以打天下的欲望，早已是根深蒂固。四是中共決策日蔣火並和一心一意借抗日以擴張的陰謀，其根本目的就是在為內戰作準備。五是在抗戰結束時中共已經擁有了打一場內戰的本錢。六是毛澤東借搶奪受降權而已經開打的內戰，和它在蘇軍陰謀配合下迅速搶占東北的行徑，都已經證明了中共要搶天下的決心。

　　也許有人會說，中共也曾在抗戰勝利後高喊過“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口號；也許還有人會說，中共曾經反對過內戰，要求過和平，甚至於有過要求建立“聯合政府”的願望和設想。或許，這都是“事實”。但是，真正的事實是，它們不過是中共所慣用的“革命的兩手策略”罷了。因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與反內戰，是真心要在中國實現民主的話，那它就非但不會反對和破壞戰後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建設，而且只會積極投身這一建設。因為，倘若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得以順利推進和實現，則毛澤東旨在“打江山”的目的，也就只能是付諸東流了。後來，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專製製度的歷史與現實，自然已經證明了它對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進行阻撓和破壞的目的。



一、中共破壞雙十會談和雙十協定

　　中共在用武力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之後，曾一再地向人民宣稱，中共是要和平的，是國民黨才要打內戰。其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毛澤東曾“不顧個人安危，大義凜然”地赴重慶與國民黨、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毛澤東主動是假，被動是真；和談是假，內戰是真。

　　首先，雙十會談的起因來自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本人。因蔣曾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一日之內，就連續向毛澤東發出了三次和談的邀請。二是蔣介石因毛澤東“顧慮安全問題”，而親自敦請美國大使赫爾利親赴延安陪同毛澤東同機往返渝、延。三是斯大林亦因蔣介石的請求，而於八月二十日致電毛澤東，要他赴重慶談判。如果說上述三條原因使毛澤東沒有了不赴重慶談判的理由，那麽，最根本的理由是，如果毛澤東仍然拒絕赴重慶談判，則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就在全國人民面前完全喪失了他們“要和平”的欺騙性。再加上彼時的毛澤東，一因沒有得到斯大林對中共發動內戰的明確支持，二因企圖搶占東北尚未得手，三因發動內戰尚不能穩操勝券，因此，為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亦為大打內戰作準備，更為在全國人民面前表示他與中共對和平的“誠意”，毛澤東才在向他的軍隊和黨人發出了“繼續發動攻勢”的指示之後（前文），“不顧個人安危地和大義凜然地”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去了。誠如毛澤東自己後來所說，“這一次我們去得好，擊破了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13

　　其次，如前所說，毛澤東曾於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午後，為爭奪受降權和為“配合”蘇軍進軍東北，而向養在深山的中共軍隊發出了七道命令，要求他的軍隊一要奪取中原，二要探詢蘇軍可否同意他們配合進軍東北，並在赴重慶談判前兩天又向黨內發出了“繼續發動攻勢”的指示。因此，毛澤東是否有“和平談判與談判和平的願望”，也就可想而知。同時，正因為在和談期間，毛澤東已得知蘇軍決定陰謀支持中共搶占東北，所以，在決策“改變搶奪中原而為搶奪東北”之後，和談中的毛澤東才會“大度”地同意從江南八個“解放區”撤兵，以表現他“希望和平”的誠意。這個陰謀，在當時，非但世人不知，而且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亦同樣不知。因此，所謂毛澤東在和談中的誠意表現，亦無非是毛澤東在和談時所耍的的陰謀手段罷了。

　　再者，從表面上來看，雙十和談既是國民政府、國民黨和中共在戰後的第一次談判，又是一次在表面上產生了積極效果的談判。因為，從和談的結果“雙十協定”所達成的十二方面協議來看，起碼，關於“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的協定條文，在事實上乃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因為上述條文於嗣後被寫進了政協會議的決議、特別是“中華民國憲法”之中，無疑是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具體成就和重大成就，亦是一個民主國家所必須遵循的政治原則。然而，在協定簽訂僅僅三天之後，剛剛回到延安的毛澤東即下達了對“蔣管區”進行全面進攻的命令。就不用說，當上述政治協議、政治原則和憲法條文在今天的臺灣已經全部得以實現之後，在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又有何人敢再言上述協議、原則和條文。如有，便有殺頭和坐牢的危險。由是可知，中共對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阻撓和破壞，實是從破壞《雙十協定》始。



二、中共破壞政治協商會議

　　由於毛澤東“打天下”的決心不可能改變，由於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僅僅是為了證明“中共是要和平、要團結的”，由於重慶和談成功之日就是毛澤東再一次命令“發動攻勢”之時，所以，由雙十會談所決定下來的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協定”，在中共，就無非是一場“政治作秀”罷了。其目的除掉仍然要攻擊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只要內戰是“謠言”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協商會議前後，正值中共搶占東北和必須鞏固東北之時，毛澤東和中共需要時間來穩定他們剛剛搶奪到手的東北根據地。因為，也只有穩定和鞏固了剛剛搶奪到手的東北根據地，他們才不僅擁有了打內戰的本錢，而且擁有了進可以打江山，退可以繼續實行武裝割據，敗了也可以逃往蘇聯境內尋求庇護的保證。顯然，只有明白了這個至關重要的癥結，我們才能夠了解毛澤東與中共之所以同意召開、並參加政協會議的根本原因，才能夠理解毛澤東為何要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夕，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對東北局的指示信。該信指示說﹕“我黨現時在東北的根本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該指示信甚至一再地強調說﹕“建立這種根據地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必須經過艱苦奮鬥。建立這種根據地的時間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內，必須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創建工作。否則，我們就有可能站不住腳。”毛澤東為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還向他的黨人和軍隊發出了七條具體的指示，並將它們規定為中共在一九四六年的根本任務。由是可知，中共參加政協會議是假，而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才是真。也就是說，中共有心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是假，而積極地和堅定不移地破壞憲政和發動內戰為真。

　　歷史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上述結論的正確。因為政治協商會議不僅達成了諸項完全有利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協議（參見上卷第七章），而且提出了“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和禁止一切黨派在軍隊裏有公開或秘密黨團活動”的條款，議定了“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軍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成立了以馬歇爾為主、和以張群及周恩來為輔的“軍事調停小組”，拿出了整軍方案，達成了停火協定。顯然，這對於解決戰後各派政治力量間，特別是政府和中共之間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消彌內戰和推進民主憲政的進程，實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然而，由於上述一切不可能適應中共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以發動內戰打天下的需要，所以，政治協商會議尚未結束，中共就為了建立和鞏固它的東北軍事根據地，而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單方面提出了四條要求。其中關鍵的兩條，一是第三條﹕要求政府承認並整編剛剛偽裝搶占東北的十數萬中共軍隊——即改名換姓的“東北民主聯軍”。二是第四條，要求政府承認剛剛由他們搶占東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據地“自治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

　　這關鍵的兩條雖然是中共的真要求，因為對他們建立和鞏固東北內戰根據地有利，但也不過是他們要存心設計一個發動內戰的借口罷了。因為承認與不承認，對已經搶占東北成功，並在東北擁有了十數萬軍隊的中共來說，都沒有太大的關系。所以，在他們的要求不能達成之時，並在馬歇爾回國述職之後，中共就立即將剛剛召開的政協會議和它的“和平建國綱領”扔到了一邊，為建立和鞏固他們的東北根據地而立即發動攻勢，大打出手，並於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長春，奪取了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由是，一場真正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遂只能以中共在東北所發動的大規模內戰，作為它痛苦的歸結。



三、中共破壞製憲國民大會

　　雖然中共在雙十會談和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均按照既定方針立即將上述民主成果焚於內戰的戰火之中，但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對中共采取了一條“和平未到最後絕望時期，仍不放棄和平”的抗日式決策，所以，按照政協會議的決議，中華民國政府仍決定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首先召開“製憲國民代表大會”。

　　然而，在本階段，由於中共在東北的內戰中打得“順手”，所以，它便要求於國民大會召開前就按照它的意願先改組政府，後召開“國大”，並且沒有達到滿足就拒不交出代表名單。由是，國民政府只好將製憲國民大會延期半年。

　　嗣後，為打破僵局，順利召開製憲國民大會，蔣介石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戰勝利周年紀念日發表文告，提出六項主張，既表示對於“擴大政府基礎、邀請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政府”的要求，“務求迅速實現”；又再次提議“關於政治紛爭，采取政治解決辦法”；並接受馬歇爾建議，於三人小組之外再成立五人小組，商談政府改組及國民大會問題。此時，中共雖然要求在會前改組政府的目的已經基本達到，但為了進一步刁難政府和破壞製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又提出必須在四十名政府委員中，由中共占十席，民盟占四席，然後再將一名無黨無派者的席位撥給中共推薦，以求穩獲三分之一票以奪取否決權，借以阻礙製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同時，中共還在張家口集結重兵，明確表示對蔣介石所提出的“政治問題采取政治解決辦法”不屑一顧，企圖將東北的內戰烽火燒向華北，以威脅召開在即的製憲國民大會。

　　由於國民政府沒有接受中共的無理要求，政府軍又在張家口挫敗了中共的軍事攻勢，中共才在戰況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參加製憲國民大會的名單，以行緩兵之計。但是，當政府為召開國民大會而單方面宣布張家口停戰十日，中共於張家口的不利戰況已得以解除時，中共又為奪取否決權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員中占十四名不可”，並要求政府軍於關內恢復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戰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時要求馬歇爾轉告美國政府，不要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並從中國撤兵。

　　最後，當為中共延期半年的製憲國民代表大會已達開會期限，中華民國政府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參加會議，不僅於十一月八日再次頒布全國性的停戰命令，而且再次將會議延後三天，專門以待中共，甚至於大會五十四名主席團成員席位中留下九名，對中共虛位以待。然而，直至三天後會議已經開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參加會議，並且於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總部名義正式發表聲明，一是要求政府停止“一黨包辦”的製憲國大，二是要求將“侵入解放區”的政府軍撤走，三是於十二月三日由周恩來致電馬歇爾，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開的製憲國民大會”，四是以“國民大會既已經召開，政協會議已被破壞”為借口，宣布要籌開“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十二月十六日，即在製憲國民大會召開之時，中共在南京的發言人已經宣稱﹕“我軍已於各地先發製人，並準備奮鬥到底！”14

　　歷史的嘲弄在於，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後所召開的歷次“人民代表大會”和歷次“政協會議”，又有哪一次會議不是由中共一黨絕對包辦？又有哪一次會議的代表和委員——不論屬於“何黨何派”，都必須由中共的各級組織部所“選定”呢？由是，只要稍加比較，我們就能夠十二萬分地清楚，究竟誰才是“包辦”，究竟誰才是真正的獨裁了。

　　歷史的悲劇是，中共雖然沒有成功地破壞製憲國民大會的召開，但由於它的蓄意阻撓和破壞，而使得中共及其軍隊成為中華民國製憲國民大會之外的政治反對力量和軍事破壞力量。所以，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也就必不可免地陷入了隨時都可能因為內戰而灰飛煙滅的境地。歷史的結局正是如此。



四、中共與中華民國憲法的關系

　　如果說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製憲國民大會上三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乃是集三十四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六）的艱難奮鬥才獲得的巨大民主成果，並成為現代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歷史性豐碑，那麽，這一部說明了中華民國國家性質和標誌了中國民主憲政進程的“憲法”，這一部曾於衛國戰爭的戰火中由包括中共在內的中國各黨各派共同修改和製定的“憲法”，這一部在五十年前就已經明確地寫入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和各級監察、考試委員必須超越黨派”等條文的真正民主憲法，卻遭遇了中共的鄙視、否定和徹底推倒。首先，中共不顧自己曾派遣周恩來、秦邦憲、董必武、陸定一等重要領袖，於戰時和戰後曾兩度參加“中華民國憲法”修改及製定這樣一個歷史的事實，而無視“中華民國憲法”的通過和頒布；並且，正因為“中華民國憲法”是自辛亥以來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巨大成果和真正結晶，具有真正民主憲法的性質，所以，中共才會在最後一次與中華民國政府進行虛假的停戰談判、即中共渡江前的談判時，由毛澤東提出了“必須廢除‘中華民國憲法’”的蠻橫要求。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建設和進程，終於毀滅在中共所發動的內戰戰火之中。







四　　中共打贏內戰的五個關鍵手段



第一、假談真打與中共利用美國又反對美國



　　首先，如前所說，中共參預“和談”，從來都是假談。但是，中共確實又參加過“和談”，更參預了美國領銜的和平調停工作。但它的前提，一是在它還沒有做好發動內戰的準備之時，如它還沒有在東北立住腳的時候。二是在戰況對它不利，如它在張家口吃了敗仗時。它與國民政府的談判，基於此；它接受美國的調停，同樣基於此。所以，在美國派遣馬歇爾來中國調停有利於它時，它便使用陰陽兩謀，明談暗打，敷衍美國和利用美國；而在美國調停不利於它時，它就根據自己發動內戰的需要，反對美國和咒罵美國，甚至不惜製造事端來發動一場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運動，以踢開它發動內戰和大打內戰的絆腳石。因為“美帝國主義”從來就是蘇聯的敵人，也就是共產革命和中共的敵人。雖然中共並不輕視美國對中共的“好感和無知”，甚至大大地利用了這一“好感和無知”。

　　由是，就中共利用美國而言，正處於戰況不利的中共，為鞏固東北內戰根據地，乃利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由美國、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共所達成的第一個停戰令，既在停戰前大肆擴張，又在停戰令發布的當天，於各地發動攻勢，在山東進攻韓莊，棗莊、利國驛、臨城等八地，在河南進攻汲縣、修武、經扶等六地，在江蘇進攻泰縣、姜堰等五地，在山西進攻榆次、汾陽、曲沃等地。其中被占領者達十二處之多。此其一。15

　　其二、中共在搶了停戰的便宜之後，因軍調處四處檢查停戰實況而被迫停戰。但是，鑒於鞏固東北內戰根據地的重要，中共又於馬歇爾歸國述職之後，於東北突然發動了大規模的攻勢，並於三月二十日攻陷四平街，四月十八日攻陷長春，四月二十三日攻陷齊齊哈爾，四月二十五日攻陷哈爾濱。中共利用停戰令第二次討得了便宜。

　　其三、由於中共單方面破壞停戰協定，在東北大肆進攻，造成了停戰令的名存實亡，為解決東北問題，中華民國政府決派孫立人率軍北上，並於五月三日收復本溪，五月十九日收復四平街，五月二十三日收復長春，五月二十八日收復永吉。就在中共於東北的戰況復又不利之時，馬歇爾因中國內戰重開而回到了中國。中共代表周恩來遂代表中共要求立即停戰，並以“如不停戰中共即展開全面攻勢”為條件，對馬歇爾進行威脅。

　　其四、在馬歇爾的努力和政府軍的配合下，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第二次停戰令下達，規定兩軍自六月七日中午十二時起就地停戰至二十二日中午，旋又延長至三十日中午。但在停戰令下達三小時後，即七日下午三時，東北中共軍隊又分兵四路向政府軍進攻，一向法拉，一向陶賴昭，一向五棵樹，一向烏拉。政府軍為遵守停戰令未作抵抗並退守松花江以西。在關內，中共軍隊則於六月九日及十九日於河南堰城、修武兩地，陰謀擊殺了軍調小組的雷奮強少校與郭子祺少校。

　　由於中共不遵守停戰協定，並利用停戰的契機發動大舉攻勢，直至公然擊殺軍調小組的政府方面成員，因此，馬歇爾立即召開三人小組會議，決定“兩軍恢復六月七日正午狀態”，並要追究兩少校被擊殺的責任。自此，因中共一方面感到馬歇爾的調停已經成為它發動內戰的嚴重阻礙，另一方面又因為東北內戰根據地已經基本鞏固，毛澤東已經決策要發動大規模的內戰，所以，再接受和參預美國的調停，將會對中共打內戰搶天下的行徑產生嚴重妨礙。由是，中共乃決定反對美國調停，並決心利用戰後國人對美國駐軍的反感，陰謀發動反美運動，以杜絕美國再作任何和平調停的可能。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第五十四軍五十三團曹誌福部始在河北香河縣安平鎮召開“反美運動大會”，高呼反對與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要求馬歇爾滾回美國去。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曹誌福部又襲擊路過安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三十余人，當場打死美軍三人，傷十二人。這就是著名的“安平事件”。事後共軍再次襲擊塘沽附近美軍軍火庫，美軍死五人，傷十六人。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黨員、職業學生沈崇勾引一美軍士兵於北平跑馬場野合，並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員“當場捉奸”，在全中國製造了一場人盡皆知的“美國士兵強奸中國女學生案”，“激發”了民眾強烈的反美情緒，更為中共發動反對美國“支持反動政府打內戰”的反美運動，製造了有利的輿論條件。然而，必須指出的是，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軍進占我國東北始，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被迫撤離，其間，俄軍官兵在東北不知強暴了多少中國女子。然而，當時曾在東北境內“與俄共舞”、更“與俄同謀”的中共及其軍隊，卻為何不為我國東北眾多慘遭蘇軍強暴的同胞女子鳴冤叫屈和伸張正義呢？甚至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看到中共對此有所覺悟和有所懺悔。

　　這一場由中共陰謀發動的反美運動，終於造成了美國調停的失敗，亦終於造成了中共在內戰中的大打出手和大獲全勝，更造成了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共的欺騙、驅使和強迫下，反美整整反了二十余年，直至中共再一次需要美國，和美國總統尼克松也需要中國來對抗蘇聯，因而赴北京朝拜那個殘暴的農民造反領袖毛澤東之時，方才告一段落。



第二、毛澤東的兩條戰線﹕發動軍隊“打內戰”與策動學潮“反內戰”



　　中共雖然在日本投降當天就已經藉爭奪受降權發動了內戰，但直至他們在內戰中獲勝，竟自始自終地在“國統區”堅持策動不知真相的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反內戰”。這就是毛澤東的“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

　　如前所述，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對上海局的指示中，就已經交待任務說﹕“要保存力量，以便將來進行民主運動。”中共黨人張執一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亦說﹕“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之後，一方面繼續根據黨中央和周恩來同誌的指示，作隱蔽精幹、長期堅持地下鬥爭的打算，一方面繼續領導蔣管區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對內戰、反對美帝的鬥爭。”16 然而，實事求是地說，並不是“蔣管區”人民在“要求和平、反對內戰”，而是中共為了打贏內戰才要發動“蔣管區”的人民反對內戰，並且絕不敢發動“毛管區”的人民反對內戰，相反，而是強迫他們必須參加或支持內戰。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當中共在內戰中戰況不利時，中共上海局就在中共中央上述指示下，策動和組織了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合赴南京請願，“要求和平、反對內戰和要求民主、反對獨裁”。這個運動的總指揮，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負責人和後來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17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澤東曾在題為“三個月總結”的對黨內指示中，一方面指示說，“今後數月，是一個重要而困難的時期，必須實行全黨緊張的動員和精心計劃的作戰，從根本上轉變軍事形勢”，“要再殲滅敵人二十五個旅”。對發動內戰和狠打內戰供認不諱；另一方面毛又指示說，“全黨必須加強國民黨統治區內的群眾鬥爭的領導”。而加強對國民黨統治區內的群眾鬥爭的領導，其重心就是策動和發動群眾“反內戰”。因為，就在雙十協定剛剛簽訂、毛澤東剛剛回到延安就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全面進攻的命令時，中共又同時命令它的地下黨策動和策劃了一九四五年年底的昆明學生運動。它的口號就是“反內戰與要和平”。嗣後的一二一學生反內戰運動乃是這場運動的高潮。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即﹕“一二一運動，就是為開辟這條戰線而吹響的第一聲號角和點燃的第一堆烈火。”18 此後自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由蓄意策劃沈崇事件所發動起來的學生“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則在“性質、規模、影響和作用方面與歷次學生運動相比，不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蔣鬥爭中，僅次於人民解放軍”。19 至於一九四七年由中共一手策劃和領導的“紅五月”學生運動，因喊出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特別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學生運動，又把“經濟鬥爭、生活鬥爭上升到了政治鬥爭，規模也從小型的分散的鬥爭集中為全國性的反美、反蔣的鬥爭”，從而成為“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的新起點”。20

　　誠然，這些“學生運動”都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和有黑手的。借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就是“它都是在黨中央、上海局的指導之下，由中共南京市委具體領導的”。更有黨史專家們說，“它們是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的”。21

　　誠然，這樣的學生運動自然使中共興奮不已。因為，後來曾用機關槍和坦克車來屠殺北京學生運動的中共，在那個時候卻把有背景、有組織、有計劃、有陰謀和真正“有黑手”的“反內戰”學生運動，當作了他們發動內戰的“第二條戰線”。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關於蔣管區的鬥爭方針的指示電”就曾指示說﹕“使一切群眾鬥爭都為著開辟蔣管區的第二戰場，把人民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大大地向前推進。”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澤東更在題為“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的文章中稱﹕“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鬥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對此，《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頁的註釋，則這樣地評述道﹕“從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學生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愛國運動，有了新的高漲，逐步形成為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

　　於是，中共黨史專家乃對中共發動內戰的“第二條戰線”的作用，興奮地評價說﹕“一是從政治上打敗了蔣介石。二是從軍事上間接配合了第一條戰線作戰。三是從組織上為革命和建設準備了大批骨幹。四是配合解放軍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戰役的軍事鬥爭。”22

　　由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的領袖們編劇導演，和由單純的青年學生們上演的“第二條戰線”，就是這樣地為中共發動內戰和打內戰，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馬功勞。一九八九年當中共用坦克車和機關槍在北京屠城之後，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對他的後人說﹕“當年，我們這些北大的學生天天四菜一湯吃得飽飽的，可是吃飽了便跟著地下黨上街去‘反饑餓、反內戰和反迫害’，國民黨也不曾開槍打我們。今天想起來，實在是令我無地自容。”

　　有必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指學生運動是他的“第二條戰線”，其實是謙虛了。因為，實事求是地說，學生運動只是他的“第三條戰線”。因為國統區學生運動的直接領導者，就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們。而這些地下工作者們的“工作”，才是真正的“第二條戰線”。這個真正的“第二條戰線”，既是學生運動的“黑手”，又是群眾運動的“黑手”，特別是中共第四條戰線——“民主黨派”戰線的“黑手”。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就是“在民主黨派中還有少數共產黨人。在他們之中，一種人是以民主人士身份參加民主黨派，從事革命鬥爭的共產黨員；一部分是民主黨派中的先進分子，在鬥爭實踐中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部分是早年曾參加中共、由於種種原因脫離了中共而轉入了民主黨派、後來又恢復了中共黨籍者”。中共的黨史專家們一語便道破了當代中國大陸“民主黨派”們的來歷和本相，道出了為什麽他們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在死的時候一定要蓋上中國共產黨黨旗的原因，23 道出了他們當年是怎樣以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身份，為中共發動那一場內戰盡力和賣命的實情，道出了他們為何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後，竟能心甘情願地為中共表演民主的根本緣由。



第三、決策運動戰及人海戰術以打內戰，利用土改以發動農民參加內戰



一、毛澤東決策運動仗戰略和人海戰術以打內戰

　　本卷第三、四兩章，曾詳細地敘述了毛澤東在八年抗戰中堅決反對中共軍隊對日本侵略者“打運動戰、打大仗和打硬仗”的歷史事實。但是，“養在深山人難識”的中共軍隊卻必須長期接受運動戰的訓練，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之後，即當中共已經自稱擁有五十萬大軍之後。這個秘密終於在抗戰勝利之夜才被突然地揭開了。因為一直養在深山的中共軍隊，從借爭奪受降權以發動內戰之時起，即開始打起了他們在中國人民抗戰期間從來沒有打過的運動戰和大仗。毛澤東終於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軍隊發出了“打運動戰”和“打大仗”的指示，甚至是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那些正在打內戰和正在準備打內戰的軍隊，發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雖然，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從來不曾對他的軍隊說過一次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日寇”。對此，只需稍稍“學習”一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抗日”部分），就會一目了然。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向他的軍隊指示說﹕“戰勝蔣介石的方法，一般的是運動戰。”24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澤東又對根據他的指示，正在用運動戰大打內戰的軍隊，進一步發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這個建立在運動仗戰略基礎上的指示說﹕“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的作戰方法，不但必須應用於作戰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須應用於戰術的部署方面……我軍必須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於敵的兵力，至少也要由三倍於敵的兵力，於適當時機，首先包圍殲滅敵軍的一個旅（或一個團）。”（按﹕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從來沒有主動地集中優勢兵力殲滅過日寇的一個班，更不用說是一個團、一個旅。）25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他的軍隊已經“集中優勢兵力”殲滅了政府軍二十五個旅之後，又進一步指示﹕“必須在今後一個時期，再殲滅敵人的二十五個旅。”毛甚至更加強調地指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過去三個月殲敵二十五個旅所采用的唯一正確的作戰方法。我們集中的兵力，必須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於敵，方能有效地殲敵。不論在戰略上，戰術上，都是如此。不論是高級指揮員，或中下級指揮員，都須學會此種作戰方法。”26 （按﹕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從來就沒有命令他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必須學會此種方法以抗日殺敵。）

　　然而，毛澤東所謂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運動仗戰略戰術，說穿了便是人海戰術。特別是毛澤東所提出的，所指示的，不論是在戰略上還是在戰術上都“必須用六倍、五倍、四倍、至少是三倍以上的兵力”以執行他的作戰方法的指示，其實質就是殘酷的“人肉戰略和人肉戰術”。中共著名的三大戰役就用的是這一殘酷的戰略和戰術。淮海戰役以政府軍死一人、中共軍死五人為中共所贏得的勝利，早已證明了這種視人命為兒戲的殘酷戰略戰術，實際上乃是最原始、最野蠻和最不人道的戰略戰術，早已為現代戰爭所不取。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內作家所纂寫的《雪白血紅》一書，不僅將這種殘酷的作戰方法予以了最早的揭露，而且將這種極端滅絕人性的作戰方法，所造成的對普通人民性命的殘害，予以了最為驚人的揭穿。中共為了徹底殲滅長春守城敵軍，與為了逼迫敵軍投降而不惜餓死十數萬長春人民，並且連逃出城來的老百姓也要將之堵回去“餓死”的“戰略和戰術”，中共在內戰期間用槍口逼迫地主、富農及其子女打沖鋒，甚至逼迫地主、富農家的婦女裸體打頭陣的“戰略和戰術”，雖然為他自己的後輩軍人所不齒，但是，中共卻正是依靠這樣的“戰略和戰術”，才打贏了那一場內戰。在中國大陸，隨著歷史反思的迅速、廣泛和深入，不論中共采取怎樣的禁錮，上述驚心動魄的史料都正在利用各種方法和渠道重見天日。



二、中共利用土改以發動農民參加內戰

　　誠然，毛澤東的人海戰術是要以人命來作成他勝利的基礎的。然而，人命何來？答曰﹕從農村中來。因為，毛澤東早就將他的革命定義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戰爭”了。雖然歷史並非如共產黨所表達的那樣，它的“革命”從來就得到了中國農民的最積極支持和最廣泛參加，但是，中共一手高舉著西方的“均貧賤、等富貴”思想，一手又采取了“實行分田分地”的傳統欺騙策略，因而才獲得了農民、特別是農村中流氓無產者的支持。由是，毛澤東旨在打天下的農民戰爭，便獲得了他所需要的廣大兵源。

　　於是，為了打內戰，為了打運動戰和打大仗，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毛澤東才在內戰已經開打和剛剛大打的時候，不僅曾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過“五四指示”，要求各地立即進行土地改革工作，並且一再地命令和告誡他的黨人和軍隊說﹕“三個月的經驗證明，凡堅決地迅速地執行了中央五月四日指示，深入和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的地方，農民即和我黨我軍站在一道反對蔣軍進攻，凡對五四指示執行得不堅決……，農民即站在觀望地位。各地必須在今後幾個月內，不論戰爭如何忙，都要堅決地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27

　　同時，為了打贏這一場內戰，毛澤東還一改過去一定要殺死地主、富農全家的“德性”，對地主、富農這樣一些階級敵人，采取了“臨時性的統一戰線政策”。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就曾明確指示說﹕“在農村中，一方面應堅定地解決土地問題，緊緊地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另一方面，在進行解決土地問題時，應將一般富農、中小地主分子和漢奸、豪紳、惡霸分子，加以區別……在一切土地問題已經解決的地方，除少數反動分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取緩和態度。……借以減少敵對分子。”29 由是，毛澤東既解決了發動農民戰爭打內戰的兵源問題，又解決了地主富農對中共發動內戰“必然要進行破壞”的問題，中共意在打江山的這一場農民戰爭，也就勝券在握了。然而，參加了和支持了中共發動內戰的中國農民，他們究竟得到了什麽呢？那些因中共要打內戰才“欣遇”過中共“緩和態度”的地主富農們，命運又將如何呢？前者以其成為共產農奴和被餓死數千萬人命的歷史命運，作了最為痛切的回答；後者則於轉瞬之間便被鎮壓了二百余萬的歷史慘劇，為毛澤東和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和建立專製極權統治，而作成了最早的一批慘死者和犧牲品。



第四、為打贏內戰不惜出賣祖國權益以爭取俄援



　　中共的發動內戰和大打內戰雖然獲得了蘇軍的陰謀配合和物資援助，但蘇俄所援助的軍用物資，畢竟是以東北的礦山、工廠、大量的工業設備和器材，即我國東北的原有資產、資源和日本戰敗前在東北的二十億美圓投資作為交換代價的。後來，當中共的內戰狀況不利時，或中共內戰眼看就要勝券在握時，中共或是為扭轉戰局，或是為了爭取內戰的早日勝利，便以滿足蘇聯對我國國土的野心和對我國資源的貪心，而出賣祖國的權益和東北的資源，以爭取蘇聯的繼續支持。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崗、彭真、謝覺哉、李富春和蘇聯代表米高揚、康斯諾夫、高爾金、哈爾更、巴布諾夫曾就軍事援助中共一事，於哈爾濱簽訂了《哈爾濱協定》。

　　中共獲得的主要援助，一是蘇聯允諾在外交軍事上全面支持中共。二是蘇聯承諾經常供給中共軍用飛機五十架。三是蘇聯承諾將收繳的日軍武器分兩期全部給予中共。四是蘇聯承諾將現在東北由蘇俄控製之彈藥及軍用物資全部平價售予中共。五是蘇聯同意中共紅軍在東北局勢緊張時可取道北韓退入俄境。六是國民黨軍隊一旦發動對東北兩棲登陸攻勢時，蘇聯軍隊願意秘密協助中共軍隊作戰。七是蘇聯允許中共紅軍在北韓建立空軍訓練站。八是蘇聯願意協助中共奪取對新疆的控製權等。由是，中共獲得了足可以裝備五十萬軍隊的武器，林彪在黑龍江訓練的四十萬新軍，以及原三十萬漢奸軍隊和八千侵華日軍，其主要武器便是從蘇聯所得。

　　中共出賣祖國權利和資源的主要條款，一是中共承諾蘇聯對我國東北陸路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權益。二是中共應對蘇聯提供有關中華民國政府和美軍在中國行動之情報。三是中共應以東北物產包括綿花、大豆及其它戰略物資，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應蘇聯。中共允諾中國遼寧、安東等省特別規定區域，劃歸北韓軍隊駐紮，並在將來適當時期並入朝鮮。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共又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莫斯科協定》。在該協定的主要條款中，中共所出賣的祖國權益和資源，一是蘇聯有優先開采中國境內礦產的權力。二是蘇聯有權在中國東北和新疆駐紮軍隊。三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中國軍隊應依靠蘇聯軍隊作戰。四是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於中國。五是如果歐洲爆發包括蘇聯在內的戰爭，中共應派遣遠征軍十萬人及勞工二百萬人支援蘇聯參戰。

　　中共所得到的，一是蘇聯承擔建立蘇聯與中共聯合的空軍力量。二是蘇聯允諾盡速裝備並訓練中共軍隊十一個師。三是蘇聯在條約簽訂後即將美國在二次大戰中援助它的一百零三億美圓武器的三分之一運入東北。

　　由是，中共開始有了整師的坦克部隊和炮兵部隊。由是，中共才絕不是小米加步槍便打垮了的它的敵人，而是以現代化的軍事力量，並在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下打贏了那一場內戰。

　　顯然，應該作為對比的是，一方面，中共是在對祖國資源和權力的不斷出賣和蘇聯的不斷支援下打贏了這一場內戰。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政府卻在美國一再削減援助直至停止援助的情形下，打敗了這一場內戰。這便是所謂美、蘇要共同“製止”中國內戰的經過和結果。



第五、中共數度“挖心戰術”的重大歷史效應



　　中共建黨後曾四度打入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兩度公開兩度隱蔽。第一度是作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即俄黨的附庸，在蘇俄命令和指使下直接加入中國國民黨，公開參加廣州國民政府，竊據了國民黨和廣東革命政府許多高級職位，把持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大部分各級地方組織。這就是中共對國民黨的第一度“挖心戰術”。第一度挖心戰術實為後來中共再度進行挖心，奠於了關系和思想的重要基礎。第二度是在國民黨清黨和蘇俄在中國直接領導的共產革命失敗後。基於一度打入國民黨所留下的關系和影響，中共曾采取不斷滲透和潛入地下的辦法，打進甚至掌握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一些要害部門，尤其是特工部門，從而為中共發動武裝暴動，即在蘇俄的命令下發動武裝叛亂，特別是為保護中共地下組織及其領袖人物，起到了難以想象的作用。在中共的第二度“挖心戰術”中，中共有所謂地下工作的“前三傑”，即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北風。還有他們的實際領導者，中共中央特務二科科長陳賡。錢壯飛曾打入國民黨中央調查科擔任主任徐於曾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直至負責人事和中央調查科各地組織的建立。同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還有胡北風。由是，國民黨中央調查科所有機密全為錢、胡所掌握。中華民國政府軍第一、第二次對江西的圍剿決策和情報，就由錢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信函，經李克農親自送至周恩來手中。一九三零年四月，錢壯飛曾受命赴東北調查東北軍事，錢即與陳賡、胡北風組成三人小組，表面上由錢率領，實際上由陳賡領導，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證件和經費，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協助下，於東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屬國民黨、暗屬共產黨的雙重特務組織。是時，李克農亦曾打入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部擔任譯電員，中共保密局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急電就是被李翻譯後由錢壯飛送給周恩來的，從而使得中共中央各重要機關和主要負責人及周恩來本人，免除了被一網打盡的“悲劇”。30 彼時，還有一個原來既親共又親國民黨的人物楊登羸。楊在擔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特派員時，曾為中共所左右，因而為中共做了大量的情報工作，其中特別是中共的重要人物如任弼時、關向應等人都因他的保護而安全脫險。而中共認為不可靠的黨員，中共便讓他去逮捕和處決。於此期間，極為突出者是地下黨員劉鼎，因宋慶齡的介紹而被送到張學良的身邊，從此為策反東北軍、特別是策動西安事變立下了汗馬功勞。西安事變發生後，毛澤東即表揚他說﹕“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31

　　第三度是在抗戰時期。在本時期內，中共重新開始合法地進入各級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布下了重重關系，並在毛澤東的一再指示和周恩來的長期布置下，“隱蔽精幹和長期埋伏”（毛澤東語）。當毛澤東在延安大抓國民黨特務，幾乎將延安變成了一座恐怖血腥之地時，在後方，即在被共產黨稱之為“國統區”的重慶等地，成千上萬有身份和無身份的中共地下黨人，卻始終地活躍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各級機構和場所，並在根本不用擔心蔣介石和國民黨會發動“抓特務運動”的安全條件下，為共產黨進行“挖心”。工商學政各界風雲人物中的親共人物，如閻寶航（閻明復之父）等人的家，就是中共在重慶的聯絡中心。國民黨上將胡宗南的親信隨從和機要秘書熊向暉早在一九三八年就被周恩來秘密安插到了胡的身邊。32 一大批朝附夕叛的前地方軍閥亦大多數在共產黨那裏留下了後路。更有許多少不更事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大人物的公子小姐，亦因共產主義理想的巨大誘惑而被秘密地拉進了共產黨內，或很快就成了共產黨所能控製的“進步青年”。這一次長達八年的“挖心”，實為嗣後中共發動那一場殘酷的內戰，為促使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的失敗，暗結了一條特殊的並且是有決定意義的“戰線”。

　　第四度即中共所謂的“解放戰爭”時期。由於中共於前三度已經在敵人內部建立了一條“看不見的戰線”，而這一條戰線，既能直達蔣介石身邊，如擔任國防部作戰次長、掌握了國民黨調動軍隊大權的中共地下黨劉斐中將。由是，當政府軍被調動的軍隊連自己還不知道時，延安就已經得到了情報，並據此而擬好了必勝的作戰計劃。所以，“解放”後，毛澤東才會表揚劉斐是解放戰爭的真正功臣。又如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熊向輝，因能將胡宗南大軍決策進攻延安的計劃，準時地通報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所以，胡宗南打進延安時，所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為此，周恩來曾經欣然地說道﹕“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33 長期擔任中共中央保密局長的楊尚昆，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紀念李克農誕生九十周年”的文章時，曾坦白地承認﹕“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國的順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黨的機密決策指揮層內，及時準確地供給了黨中央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及動向性的重要軍事情報，為黨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戰局，製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了如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這一條“看不見的戰線”，因它早在抗戰時期，甚至更早，就已經被不抗戰而有充分時間從事“挖心”的中共將它布置妥貼，所以，當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一旦陷於窘境時，政府軍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軍事勢力，就叛變的叛變，反戈的反戈，“起義”的“起義”，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臨極而生變，實際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時機罷了。由是而終於造成中華民國在內戰中的失敗，和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

　　最後，似乎仍然值得一提的是，除掉蘇俄的指使、中共的陰謀運作和日本的侵略以外，實際上，也正因為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具有民主理念和性質的政黨，中華民國政府治理下的中國社會又基本上是一個開放的和相當自由的社會，所以，才會為境外顛覆勢力的思想入侵和直接指使，中共的陰謀運作和公然造反，提供了太好的社會條件和歷史機遇。



　

兼 問 勝利者都是正確的嗎？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中共已經打贏那一場內戰，就要粉墨登場，在北平建政、建國之時，為了再一次獲得蘇聯的支持，劉少奇曾率領中共代表團鄭重地訪問了蘇聯，恭敬地拜謁了共產沙皇斯大林，傾心地表示了他們將在國際社會采取“一邊倒”的政策，決心成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

　　斯大林對於中共的朝拜，自是滿心欣然。興奮之余，竟對劉少奇說﹕“勝利者都是正確的，你們勝利了，你們就是正確的……”

　　然而，當真“勝利者都是正確的嗎？”反之失敗者便都是錯誤的了？如果是，則一個彬彬有禮的書生被一夥小流氓打倒在地，一架飛機為劫匪所持，則勝利的小流氓和劫匪便必定是正確的了？如果是，凡弱國之敗，弱民之亡，便一定是、和全部是因為自己的錯誤造成的了？如果是，則長江大河的奔流，人類歷史的發展，各國家、民族和地區的進步，便不能有失敗和曲折了？若有之，便一定是、和全部是錯在自身了？

　　相反的是，長江大河的奔流，人類歷史的進步，各民族、國家、地區的發展，竟大多要歷盡曲折和艱辛，甚至要歷經反復失敗和倒退的命運，才會達到它們最後成功的境界。反之，新沙皇列寧和斯大林在革命的名義之下，靠陰謀和殺戮才獲得奪權成功的歷史；毛澤東、金日成、齊奧塞斯庫、波爾布特等等歷史上鮮有的獨夫民賊，同樣是在革命的名義下，做盡壞事以獲得成功的事實——恰恰證明，它們的成功，非但不是“正確”的一個結果，卻是邪惡戰勝正義的一種“倒退”。因此，侈談“勝利者都是正確的”，無非是一個不正確者在為自己的“勝利”喬裝打扮罷了。



第六章





中國共產黨全面復辟專製製度





一　　中共專製復辟政權在形式上的復雜化和性質上的極權化

　　由於毛澤東一再宣稱，不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由於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那一場農民戰爭，又打的是歐洲共產革命的旗號，並以馬列主義的思想作為這一場農民革命的思想基礎和行動綱領——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就為中共打天下成功後所建立的專製復辟政權，帶來了雙重的復辟性質和雙重的復辟內容。即﹕它不僅與俄國的共產專製復辟具有共同性，而且具有中國傳統農民革命只能“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製度”的特殊性。再加上它一是處於國際共產專製復辟勢力的鼎盛時期，二是正值二戰結束後的東西方冷戰時代，三是以革命的名義推倒了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政權，四是它自知有一個靠陰謀起家和賣國發家的骯臟歷史，所以，它才既要實行極權統治，又要掛起“多黨民主”的招牌，以“三權分立”為樣式，將集中與專政作內容，藉以達到它全面重建專製製度的目的。然而，這種形式上的“復雜化”，即裝模作樣，非但無以掩蓋它專製復辟的本質，相反，卻更加地表現了它在本質上的極權化。

　　第一、就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製度而論，由於其它各黨派均必須接受中共一黨的領導，所以，中共的黨綱便是它們的黨綱；中共的所有政治主張，便是它們所必須遵循的主張。在組織上，這些民主黨派還必須接受中共各級黨委統戰部的具體領導，並必須由有共產黨身份者擔任其各級領導機構的第一把手和秘書長等職務，直至在該黨各級黨部中建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亦即真正的領導機構。在經濟上，這些民主黨派則全部由中共各級統戰部提供活動經費，其中的專職人員由中共統戰部參考中共自身的官本位，規定其薪金級別和工資待遇。如是，它們就在實際上成為共產黨的一個個特別支部。從一九四九年前傳承下來，並曾為中共奪權賣力的這八個“民主黨派”，它們雖是中共在中國大陸勝利奪權中所接收的八個歷史包袱，卻在初期起到了為中共裝潢門面的作用。由是，他們當中的一些不夠聽話者，便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有了種種的遭遇；他們當中的一些十分聽話者，則在一九四九年後擁有了種種的榮耀。同時，由於一九四九年之後，直至今天，中共仍絕對禁止任何一個新黨派、新社團的建立，凡有暗自成立者，均被視為反革命組織，或授以“顛覆國家”罪，絕無寬容姑息之時。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製度”，在實際上，也就是中共這個“老子黨”和這八個“兒子黨”之間的“永久性和唯一性合作”。中國大陸人民對它們的嘲弄與不齒，自不待言。

　　第二、就中共利用三權分立形式而建立健全的極權專製製度而論。中共在表面上確乎有一個三權分立的“政體”，但是，這個“三權分立”的政體，卻是假的。因為在三權之上，還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中共黨權。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級“三權”機關，必須由自中共中央以及各地方黨委派出的

　　黨組進行實際領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組成人員，百分之八十以上，必須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在退休的中共正部級幹部中選任；全國政協常委會的組成人員，百分之七十以上必須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在現職、主要是在退休的中共副部級幹部中選任；各省、市、縣，包括各級自治區的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均遵照這一原則依次在各級中共幹部中予以選任。各級人大代表中，共產黨員身份者必須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各級政協委員中，共產黨員身份者必須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各級各次會議主席團成員中，共產黨員身份者必須保證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時還要設立中共臨時黨組以具體領導和指揮會議。其各級常任機關不僅接受同級黨委領導，而且同級黨委還要派出黨組具體領導之。在任何一次會議的任何一次表決前，均必須召開人大機關和政協機關的中共黨組會議，並在決定投票結果後，再召開本次會議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中的黨員會議，聲明必須遵守黨的紀律，服從黨的決定，按照黨的會議決定進行投票。俟上述一切均得到落實後，再進行代表與委員的投票活動。事後若發現有不聽話者，輕者警告，重者解除代表或委員資格，或在換屆時將其剔除。至於各級人民代表與政協委員的產生及名額的分配，則全部由中共中央及各級黨委組織部、統戰部分別或共同把持、操辦即“選拔”。以至名單公布前不僅代表委員本身均不知內情，甚至連推薦代表和委員單位的中共黨組織亦不能預知。誠如中共一位前省委書記所言﹕“這是組織上的事情，沒有必要讓你知道。”01 至於各級公檢法機關，除掉各級均要設立黨組以實行黨的領導外，更由中共中央及中共各級黨委設立各級政法委員會以實行統一指揮。各級公安、檢察和法院系統中絕大多數領導者和工作人員，包括各級判案人員，迄今基本上為中共復員轉業軍人。

　　這便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多黨合作”、“三權分立”和“人民代表大會及政治協商會議製度”的政治本相。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的每一次錯誤政策，每一種倒行逆施，每一度內訌內鬥，每一回無法無天，不僅均能夠得到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們的“一致擁護”，而且均能夠在“法律”上獲得“一致通過”的根本緣由所在。中國共產黨就是靠這樣一些根本的政治製度，靠這些在宣言上、憲法上和各種法律、法規上所根本看不到的專製極權化“操作”，才保證了它實行專製復辟統治的絕對權力，和對於這個政權之“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一廂情願。



二　　中共為復辟專製製度而施行教政合一、強化思想統治



　　如導論第一章所述，近現代任何專製復辟政權無不將強化思想統治作為實行專製復辟統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中國，民元之後，由於袁世凱、張勳的帝製復辟瞬間敗亡，北洋軍閥又不得不在“共和”的名義下以推動復辟，一九二七年之後重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本質上又是一個正在實行訓政的民主政權，因而，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共和國家的基本性質，便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了延續和保證。由是，中國人民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持續地保有思想、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的相當自由。所以，不論是袁世凱還是段祺瑞，亦都只能提倡“尊孔讀經”，而不敢強迫“尊孔讀經”。北伐成功後，國民黨即便為了接受袁、張和北洋軍閥復辟的教訓，而要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時間內實行“訓政”，直至圍剿持槍反叛的新舊軍閥和中共，然而，共產書刊報紙，共產作家聯盟，以及在種種名義掩護下的共產社團，仍在相當程度上和相當範圍內擁有存在和發展的自由。王若望等許多共產黨人，曾一再聲言他們是在國民黨的監獄裏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才崇信共產主義的事實，便是明證。02



第一、取締一切思想文化自由，強化馬列毛絕對思想統治



　　由於教政合一之極端專製政體的特質乃是教權至上，政權次之，而教權統治又以宗教思想的統治至上，所以，維護正宗教義，反對宗教異於，排斥甚至是絕滅其它一切思想，包括思想和思考行為本身，就成了實行教政合一式專製統治的至上法權。所謂“你思考，你就不是一個忠實信徒”的宗教名言，所謂“共產黨員必須做黨的馴服工具”的“黨員修養”，都是中世紀歐洲教主們和當代共產教主們，實行教政合一式專製極權統治的不二法寶。因此，由取締一切思想自由，包括取締對共產教義作出任何不同解釋的自由，而導致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組黨自由的全面取締，便成為“教政合一”之極權專製政體，維護其絕對思想統治的不二法門。中國共產黨正是以此為最高統治原則，才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大陸，全面地、並且是徹底地取締了人民的上述種種權利，將民元以來中國人民已經享有了三十八年之久的基本人權，剝奪得一乾二凈。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教育、文化、學術、新聞、出版以及各個上層建築領域實行全面的黨治，而且還要在上述一切領域，將任何一種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動，均納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將一切的思想文化學術研究工作，均要變成對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作為絕對真理的證明，說明和解釋。即便是自然科學領域裏的一切研究工作，包括體育比賽和文藝表演，也都要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進行之，其成果都必須貼上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標簽，以證明這個主義和思想“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性”。中國共產黨以此來否定人類歷史上除馬列毛以外的任何思想和思潮，不論其進步還是反動；中國共產黨更以此來排斥和反對當代世界在人文科學領域所獲得的一切成就，亦不論其反動還是進步。由是，不論是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或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稍有離經叛道，或僅僅是對馬列毛思想的解釋、證明或歌頌，與中共、甚至是與毛本人稍有背離或偏差，就立即要遭遇批判、鬥爭、政治處理、判刑勞改、直至處以極刑。即便是與中共一起發家，或為中共及毛的發家有過重大“理論貢獻”的共產黨人亦不能免。前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的遭遇，就是千千萬萬的例證之一。此與中世紀教權統治下的歐洲相比，其教權的至高無上和教權的無孔不入，及其血腥和殘酷，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取締宗教自由，毀滅宗教文化，壓製宗教發展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以後，雖然在憲法上明文規定人民擁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在實際上，卻毫無余地地剝奪了人民的這一自由。如果說文革開始前，和尚、尼姑尚允許存在以裝點江山的話，文革中，除馬教之外，所有宗教在“破四舊”革命口號下均被取締和打擊，所有宗教建築、宗教古跡均被搗毀和破壞，所有和尚、尼姑均被批鬥或還俗，中共所謂宗教文化政策的底牌遂暴露罊盡。文革以後，中共雖然開始修復寺廟，

　　重建宗教“隊伍”，但是，也正因是重建，所以，才又趁機輸入了自己的“新鮮血液”，在宗教界建立了黨政級別，即按照中共的官本位為寺廟劃等級，為和尚尼姑定待遇，所謂“處級寺廟、科級尼姑”每遇而皆是，屢見而不鮮。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人民雖然因對馬教、毛教的普遍拋棄和徹底厭棄，而開始自己選擇宗教信仰，並促使了宗教活動的迅速發展，卻又因為立即造成了中共的“大不安”，而立即遭遇和正在遭遇中共的廣泛鎮壓與堅決“法辦”。顯然，要想在中國大陸回歸中華民族五千年宗教自由的文明歷史，無疑尚需要一番極其艱難的奮鬥歷程才能實現。



第三、設定反革命罪、反毛澤東思想罪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罪



　　中共在奪取政權後，為厲行鎮壓設定了反革命罪。所謂反革命，一是歷史反革命，即歷史上曾作為共產黨敵人者，或曾寄身在敵人陣營裏面的人，並且不論這個敵人是否真的反對過共產黨，是否幫助過共產黨，或為起義者和投誠者，或在實際上竟是抗日的民族戰士。二是現行反革命，即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有反對共產黨言行者，或僅僅在思想上表現過不滿或表示過不同意見的人，或僅僅是被共產黨“認為”有不滿者。由於對大量的思想上的反革命，無以設定硬性的界限，因而，思想上的反革命罪，就成為一種“欲加之罪”，即“反黨、反社會主義罪”，此為中國大陸“最為普遍的政治罪行”。一句話，一個字，有時不過是對一個黨員或一名幹部的一點不滿或意見，甚至僅是個人在日記上寫下的一兩句有情緒的話，或被認為是有情緒的話，有時竟是在黨的動員下向共產黨表的忠誠、提的意見，有時卻完全是因為筆誤，諸如將十月一日寫成了十月十日等等，均能構成反革命罪，或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一九五零年中共因發動土改而隨意將地主視為反革命並將之槍殺者，即達二百萬人以上。一九五一年因中共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而成批槍殺的反革命分子，總數達四百萬之多。一九五七年因中共“引蛇出洞”而被打成右派者，竟占全國知識分子總數的五分之一強。其中更有一些人在被打成右派之後，又被判為歷史反革命或現行反革命罪而被逮捕或判刑。03 從一九六六年中共文革伊始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臺，因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罪而被判刑、槍決者，和被逼自殺身亡者，難計其數。一九七八年之前，在成批槍斃死刑犯的刑場上，在人滿為患的中國大陸各地監獄中，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均為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犯。一九七九年前後中共為維護統治，收拾人心，曾“與民讓步”而平反冤假錯案，其被平反者，基本上是反革命犯。曾容納過數十萬反革命犯的青海柴達木盆地諸勞改農場瞬間為之一空。時至一九八零年，仍然有人僅因一句“政治民主化”便被判刑十數年。殊不知“政治民主化”之一語，早在一九四五年便被寫在國共兩黨的“雙十協定”上，一九四六年更被公布在中共也參預修改和製定的“中華民國憲法”上。一九八九年中共的天安門大屠殺，無非是一次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公開大屠殺罷了。

　　然而，正是這種對反革命罪的大量羅織，才絕對有效地維護了中共在思想上的極端專製統治，使神州大地“人皆不敢言其想言，人皆不敢想其願想”。誠如蔣介石所言﹕“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麽辦法？”（參見本卷第二章）中共教政合一的極端反動政治體製，正由是而得以建構、鞏固和維系。



第四、中共為中國漫長的專製歷史補上了最為血腥的一課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構“教政合一”的極端專製統治，委實為它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個“絕對專製製度”，帶來了專製權力在結構上的根本保證。它既是中共在專製復辟統治的手段上，對“蘇化”後中世歐洲教政合一政體的照搬和發展，又是對中國漫長的專製歷史在統治方式上的一次血腥大補課。因為中國歷代王朝和歷代帝王，只借助宗教，利用宗教，卻從來沒有“為獨尊一家宗教或思想而滅絕一切宗教或思想”。即便是董仲舒要在統治哲學上提倡“罷黜百家和獨尊儒術”，也既未掃蕩得了百家，更未在中國真正建立起一個至高無上、即高過皇權的儒教教權統治。儒家思想仍然只能作為一種被皇家利用的統治思想和學術思想，而非必須頂禮膜拜的宗教統治權仗，更不能高高地懸掛在皇冠之上。中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們，雖然常常獨尊儒術，但從來都能允許“儒、釋、道”三家並存、並尊，甚至是並用，以使互補和互約。即便是某個統治者要獨尊某家，他也絕不會為了此家而殺盡彼家。獨尊佛門的梁武帝竟能與反佛者“開臺辯論”，雖失敗而絕不加害，足見其沒有為佛而殺人。由是可知，漫長的中國封建、君主專製社會，正因為允許數教並存，互相牽製，在政治上既沒有將專製統治推向教政合一、即在思想上實行全面專製的極端境界，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和相當範圍內，予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以“思想思考的自由和文化創造的自由”，因而，才不致因羅織種種思想罪而為教殺人，也才有可能造成“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的思想文化局面，並在數千年之內創造了燦爛的文化，產生了不朽的思想成就，為思想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歷史條件。甚至為中國君主專製製度的綿延難絕，造就了思想文化的基礎。即便是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幾度“文字獄”，也只是幾個君王所製造的幾個個案而已。這就較之由教政合一血腥統治所導致的、中世歐洲封建專製統治的“短命”歷程，，既顯示了它在文明發展上的歷史進步性，又帶來了它綿延難絕的歷史落後性。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所有殫精竭慮地要探討中國君主專製歷史為何如此綿延而難衰的研究中，有些成果雖然對如何造成中國專製歷史之所以如此漫長的諸種原因，都有切實的論證和睿智的發現，但是，卻又都因為對中國封建、君主專製統治和宗教的關系鮮有探討，而不能揭示出它的根本原因何在。更何況就全世界範圍來說，中國的封建、君主專製社會究否太長，亦大有值得討論的余地。再者，世界歷史的發展，雖是大同小異，但各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卻不可能完全步調一致。因此，僅僅因為在近現代世界從專製走向民主的歷史進步中，我們中華民族稍慢了一步，或曰稍稍落後了一點，我們便只想從討伐自身的歷史弱點出發，甚至走向對民族歷史、民族文化、直至對自己民族的完全否定，即將中共的復辟專製之罪完全歸咎於中華民族的民族“劣根性”，這固然是中共在思想文化上絕不允許任何自由、更不允許否定現實的一個惡果，說得直率一點，怕也是某些人，因懷有不敢、甚至是不願否定現實的心態，才使他們硬要將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拉來為中共的犯罪現實作替罪羊罷了。這在實質上，無非是為中共在大陸的極權專製統治，作了一種“軟性的辯護”。其實“祖宗何罪，罪在中共”。這大約也是一句應該提出來共勉的“實話”吧。



三　　中共為實行全方位專製復辟統治而建立嚴密的權力結構



第一、“兩會製度”是中共表演共和的舞臺與厲行專製的框架



　　如前所說，中共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假以三權分立的樣式，建立了它所謂的根本政治製度 ——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和政治協商會議製度的，卻在實際的權力結構和實際的政治操作上，又為中共中央及其各級黨委所一統。因此，這個根本製度就成為表演共和的舞臺，而非實行共和的機關。它非但沒有成為組成共和國體的根本權力結構，相反，倒成了厲行專製極圈統治的如意框架。



第二、中共教政合一的極權政治體製是以軍事獨裁作為其統治基礎的



　　如果說人民代表大會製度與政治協商會議製度只是在表面上裝潢與表演共和的舞臺，那麽，撐持著這個大舞臺和作為整個專製統治權力之根本支柱的，卻是號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中共黨軍。自中共一九四九年建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上，就只有中共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和中共黨軍，而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軍事委員會和國家軍隊。八十年代初，為了做樣子，才由鄧小平同意“多掛一塊牌子”，即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多做了一套“國家牌的製服”而已。加之中共的黨章又規定黨的主席，或曰第一把手，必須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因此，毛澤東便任此職至死而不放，鄧小平亦在不擔任任何黨和國家職務之後仍繼續擔任該職，直至由他來指定接班人擔任這一關鍵職務。因毛、鄧既是中共造反軍人出身，又是中共軍隊的最高統帥，是故得意時均著軍裝以顯威。毛澤東則更是在十數年中常常穿著軍裝，以逼迫人民對他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在他所獨有的四個偉大稱號上，有一個便是“偉大的統帥”。他們與希特勒一樣，既是黨的元首，國家的元首，又是軍隊的元首，因而，也就使政權本身具有了軍事獨裁政權的性質。如是，中共黨指揮槍才是假，相反，槍指揮黨才是真。文革開始，全黨內訌，全民遭殃。有人亦數度想在軍隊燒一把火，玩一回造反的把戲，甚至想奪軍權，毛澤東便立即指責這是要“毀我長城”。當文革之亂已經亂到了無以收拾之時，毛澤東便派出軍人“支左”，實際就是武裝鎮壓，並因此而穩定了局面，也鞏固了他重新到手的獨裁權力。而當黨的會議上出現反對他的意見和傾向，其地位與權力受到挑戰時，他則乾脆用軍隊包圍會場，迫使他的黨人在他以軍隊作底的淫威之下就範。可以說，毛澤東的數十年橫行無忌，膽量便是來自他軍權在手。毛死後，胡耀邦的被迫辭職，趙紫陽的被逼下臺，鄧小平用的也是同樣的把戲。

　　“中國人民解放軍”，作為一支在前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以公然背叛北伐和叛變中國國民革命為“奠基”的農民造反軍隊，在它於一九四九年為中共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之後，亦與歷代農民造反軍人一樣，人人都必須弄一個官做做。是故，其軍事人員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便被轉業到地方擔任各級黨政領導，並且形成了傳統。這既在無形中使中共各級政權仍為軍人所掌握，使軍隊的專製作風得以在地方政權中傳承和發揚，同時，亦使得各級地方政府在構成上出現文化素質極底的特質。尤其是公、檢、法系統，至今仍幾乎為轉業復員軍人所把持。其文化素質之低，軍人作風之強，驕悍脾氣之盛，足以使各級本來就無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公、檢、法機關，“蠻橫無知和無法無天”。所以，如果說中共實行的是教政合一，倒不如說中共實行的乃是“教、政、軍合一”。因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實際上乃是一黨一姓的軍隊，豈但與國無涉，而且與民作對。一九四九年後，中共曾無數次調動人民解放軍以大規模鎮壓人民的血案，固然為外界所難知；一九八九年中共公然調動人民解放軍進北京屠城，終於使世界震驚不已。中國共產黨正是靠著這樣一支由它絕對掌握的私家軍隊，為其打天下，又為其保天下，更為其殺天下，才有力地鞏固和維系了它的專製復辟政權。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的這堵“長城”和這根“柱石”，卻在中共數十年權力鬥爭和政治風雨的剝蝕之下，特別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開始了分化和裂變。近十余年來，解放軍裏的知識分子軍官和作家們，特別是新一代解放軍軍史研究家們，他們在對解放軍歷史的反思中，所得出的大量“反認識”，和他們對國民黨軍隊英勇抗戰的“痛苦認知”，無疑為推動中國大陸的現代歷史反思運動，起到了不容忽視的重大作用。至於新一代有文化的中青年軍官，他們而今對“黨指揮槍”的巨大懷疑和不滿，以及他們渴望自己能夠成為國家軍隊的迅速民主覺醒，實已使得中共面臨著軍權的最大挑戰。誠如海外一位報人所言，而今，“解放軍還要解放何人”呢？他們剩下的唯一任務，就是解放自己了。中國共產黨想依靠這一支黨軍來維系它搖搖欲墜的政權，來達成它“千秋萬代掌權”的願望，最終怕也只能落得個“天上人間”式的悲哀罷了。



第三、全方位實行黨政合一是中共將全社會納入教政合一體製的具體形式



　　眾所周知的是，中共不僅實行教政合一，而且實行黨政合一，即將黨政合一當作教政合一的具體形式，無處不以黨權指揮政權，使中央及各級政權機關，包括政權機關中的各個部門，均置身於同級和同部門黨權的控製之下，以黨淩政和以黨控政。同時，中共還將中世歐洲教政合一的組織形式，即教權對於各級政權的控製權，和教權對於各級政權的結合權，發展到了政權以外的全社會。即在全社會的各行各業各單位中，皆視其級別和規模，設立黨的權力機構，將其領導權力政權化、級別化，同時還要建立行業、系統、或跨行歸口的黨委領導機構，以求黨權至上，統領一切，重在控製思想和掌管人權。其中工會、婦女、體委、文聯（包括所屬各協會、特別是作家協會）、共青團等被中共宣布的“五大群眾團體”，均歸中共中央即各級黨委的宣傳部直接領導和控製，如同八個“民主黨派”權歸中共中央及各級黨委統戰部直接掌控一樣。由是，從中央到地方直至全社會，都建立起了一個個蛛網式的和等級化的“封建莊園”，並且還要視其在蛛網結構中的地位和大小，或成縱向歸屬，或作橫向牽製。其每個莊園的莊園主便是這個莊園的黨的最高負責人。這個負責人由是而獲得了其領屬範圍內的一切生殺予奪大權。這樣一個嚴密的權力結構，不僅使得全社會政權化，而且使得全社會黨權化；不僅使得整個國家專製化，而且使得整個國家封建化。因此而成為中央集權與封建專權的高度結合，即全方位極權化。

　　由是，全社會所有行業和所有單位，其內部自上而下均層層設立包管一切的政權式機關，又同時設立控製一切行政權力的黨權機關，並設置黨委書記，黨總支書記，黨支部書記等職。其作為同級行政領導的領導，便理所當然地掌控了指揮行政的全部權力。由是，人民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讀書做工，包括休養生息，便全部被置於黨權指揮下的“行政權”之下。中國大陸全體人民，在實際上便成了奴隸製度下的，無任何人權與民權的奴隸而已。

　　八十年代中共為自救而實行改革開放之後，雖然上述統治開始出現了軟化跡象，但是，其基本的黨政體製既未改變，黨政亦根本沒有分開，由黨管人的人事製度雖然高喊改革已達二十年之久，卻至今沒有任何具有實際內容的改革。全社會各行各業中的黨權，雖在少數領域有所削弱，如工廠廠長負責製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的一再較量，個體經營中黨權問題的亟望解決和尚未解決，以及由“人心不黨”而產生的對黨權的抵抗和排斥等，但其中絕大多數領域，黨權基本上沒有被觸動。尤其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的教育、新聞、出版、學術、科研、文化等上層建築領域中，反而有進一步強化的明顯趨勢。一度在高等學校實行的校長負責製，終於又退回到了“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但是，中國共產黨為復辟專製製度而苦心建立起來的這個嚴密的權力結構，畢竟因為時代的進步和中國大陸人民民主意識的覺醒和復歸，以及它為自救而推行專製經濟改良所產生的巨大“負面”作用，不僅開始出現全面的松動和松散，銹蝕和腐蝕，而且其最高權力所面臨的權力危機，亦在人心思變的基礎上，使得它的整部統治機器已經在根本上發生了衰朽。由是，中國共產黨所建立起來的這一部嚴密的和高精度的專製權力結構，也就勢必要面臨著“一朝崩潰”的危險。蘇聯及其它共產國家的瞬間自垮，及其權力結構的轉瞬即崩，已經為中共昭示了它同樣的下場和結局。只是中共將垮得更慘而已。



四　　中共為強化專製復辟統治而重新建立嚴酷的等級製度



　　中共重新劃分等級的手段，一是軟劃分，二是硬劃分。所謂軟劃分，即由中共從其復辟專製的需要出發，使整個社會在觀念上形成嶄新的等級觀念。文革前，其第一等級是中共黨員幹部，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第二等級為非黨員幹部。第三等級是號稱領導階級的工人。第四等級為農民中的貧下中農。第五等級為知識分子。第六等級為小生意人。第七等級為無業遊民。第八等級為階級敵人。八十年代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後，因鄧小平曾一度鼓吹知識分子也是工人階級，故知識分子曾一度榮列第三等級。但隨著“八六學運”和“八九動亂”的爆發，其等級又有明顯下降的趨勢。相反，因小生意人即個體戶，在改革開放中的日漸“財大氣粗”，地位乃有明顯的躍升。特別是在出現了“官倒、權倒”為代表的大生意人以後，因其中一些官倒、官商和權商本人就是中共的高幹、老幹及其子弟，故他們在實際上已經成為今日中共權錢並擁的第一等級。原第八等級，蓋因右派平反摘帽，階級鬥爭已經抓而不靈，所以只剩下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反革命罪一九九七年後改名為顛覆政府罪）。因反革命和所謂顛覆政府者在人民心中已經“變味”，甚至得人尊敬，如“六四”通緝犯等，所以中共對這一等級的製造，也就徒勞而無功。另外，因為犯罪分子獲釋後，按照中共不成文的製度，乃成為“勞改、勞教釋放犯”，已永入另冊，終生不再享有被錄用權，只能成為小生意人，做個體戶，因此，在八十年代以後，他們的等級也就要根據他們經商規模的大小，以及他們與中共當權人物的關系來確定。八九年後傳遍中國大陸的“十等人”歌謠，應該說是十分形象和十分準確地道出了當前中國大陸社會等級觀念的本相。04

　　所謂硬劃分，是指中共通過建立嚴酷和嚴密的封建等級製度，所進行的社會等級和社會待遇劃分。其具體手段如下﹕



第一、重新劃定封建官僚等級，確立官本位



一、封建官本位的建立和健全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權，即開始實行所謂供給製。按照初步劃分的“革命等級”予以不同的供給。由於此路不通，遂實行工薪製，開始明確劃分幹部的級別，逐漸地建立了以官僚級別為準繩的“官本位”工薪製。工薪級別分為二十八級，十三級以上謂黨政高級幹部；十三級至十七級謂黨政中級幹部；十七級以下者謂普通幹部。高級幹部取工薪與供給相結合製，即除掉按級領薪外，其秘書、住房、汽車、電話等一切“革命消費”，均由國家供給，並有詳細的規定。工薪只作為其職務收入的象徵而已。五、六級以上的高級幹部，基本上已經能夠予取予求。中共最高統治集團成員，則能隨心所欲。文革初期被揭發出來的許多中央和地方高級幹部的豪華腐朽生活，曾叫普通幹部和民眾目瞪口獃。由毛澤東專職醫生李誌綏所揭露出來的毛的腐化事實，較之在中共高層和大陸民間所流傳的“故事”，尚相去甚遠。

　　官僚級別一經劃定，即“全國通用，終生享用”。不僅退休之後仍享受原有的政治、經濟待遇，即特權，而且死後的追悼會與骨灰盒的安放，亦有明確的等級規定，訃告上則要明確指明生前所享有的官僚級別，哪怕是一個科級或股級幹部。如此常令無級無別的普通民眾笑恨難抑。與中國封建專製時代和君主專製時代相比，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黨政以外的各行各業，也普遍分行業劃定了工薪級別。但只作工薪級別，而不含有其它任何政治級別和其它任何特殊待遇的意義，更無特殊的享受和需要。

　　新的等級製度，一方面隨著歲月的流逝而問題愈來愈多，一方面則在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後被“革”亂了套。文革中被打破的官僚等級，雖然在改革開放後立即得以恢復，並將十三級以上才作為高幹的規定，放寬到了十四級。然而，由於中共老幹部相繼“向馬克思報到”，新提拔的幹部日益增多，職別和級別的不統一已經愈來愈明顯，中共遂於八十年代中期以機構改革為名，一是將官僚等級（含工資級別）劃定為辦事員級，正副科長級，正副處長級，正副局（廳）長級，正副部長級，正副總理級和正副國家元首級。其中正副局級以上者為黨的高級幹部，明文規定享有不同等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仍然取工資與供給相結合的製度；處級為中級幹部，視其實際權限的大小，而予以一定的供給；科以下為一般幹部，其中有實權者，一樣敢多占，也一樣敢多吃。改革期的中共各級領導幹部爭級別、鬧待遇的種種醜惡表演可謂無奇不有，實為古典小說《官場現形記》所揭露的晚清官場腐爛之風所不堪比，也不能比。

　　八十年代中期的“級別改革”，終於使“官本位”的嚴酷等級製度得以完善化，即將上述各級官僚級別作為“本位”，將自五十年代後期以來就沒有升過級、加過薪的教授、醫生、工程師，以及一切有社會公職者的工資級別，包括和尚與尼姑，均靠攏到官僚級別上，並由此劃定為﹕知識分子的最高工資級別，即正教授的最高工資待遇可以比照副廳級，以下按級類推。而今，隨著黨權更加膨脹，改革開放又為不受製約的權力大開了綠燈，因此，稍有職權者，不論科、處，廳、部級等，均能夠公款吃喝，公款旅遊，甚至“吃喝嫖賭都報銷”。而無職無權的知識分子，非屬於中共上層知識分子的教授專家，尤為一般工人農民，即一切僅靠工資吃飯和勞動吃飯的社會主要構成，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起高樓，宴賓客，樓卻塌不了”。其所造成的人心憤懣自不待言。中國大陸正在流行著的一首首生動深刻的民謠，已經成為歷史最有力和最生動的見證。



二、官本位成為在全社會劃分封建等級的嚴酷標準

　　中共為了讓官本位成為全社會唯一丈量森嚴等級的準繩，由是，企業始分為國營、集體、鄉鎮與個體四大類。其中國營分為一級二級三級等；集體分為大集體、小集體；鄉鎮企業有公營和公私聯營之分；個體則予以規模與範圍的限製。在改革開放之前，他們常常是被打擊的“投機倒把對象”，非但生計難保，有時連命也難保。改革開放之後，他們雖因“黨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而時起時落，卻在終於和腐敗官場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系之後，才熬到了可以作成大款和大個體戶，而今已經被稱做民營企業家的的非常歲月。

　　企業的級別雖如是劃分，但除掉八十年代以後的大小個體戶外，不論是各級國營，大小集體，還是鄉鎮企業，其領導者，均按國家的統一官本位按級拿錢，享受同級待遇。如地、市、縣級的書記、廠長，均能夠享受地、市、縣級待遇。至於級別外的占有，則隨著中共改革的逐步“深化”而當然要“愈來愈往高處走”了。雖然工廠虧本，工人發不出工資，廠長書記非但工資分文不少，而且吃喝玩樂、出國考察照舊。即便是這一家工廠被他們搞垮了，他們仍會被調到另一家工廠去當廠長、做書記，照樣吃喝玩樂。

　　官本位的確立同樣給事業單位帶來了森嚴的等級標準。教育、衛生、科研、新聞、出版、文化、“群眾團體”，亦被全部按照官本位納入了官僚級別的體系之中。因此，中共事業單位的官僚們為升級和爭待遇，可謂機關算盡。中國大陸的許多學院和高等專科學校的書記及校長，為將自己從副廳級升上正廳級，乃使用各種辦法，包括用教育經費向上級主管行賄等，務使本院校改名為大學。中國作家協會為了能夠“復辟”到文革前的準部級單位，以與全國文聯平起平坐，竟指使它下屬各省的分會紛紛要求“升級”，終於在八十年代末被中共中央組織部批準為“副部級單位”。事成之後，其書記、副書記們與主席、副主席們，便紛紛慶賀自己的官僚級別隨之升了半級。“少數對文化不重視”的省委，因沒有為本省的作協升級，而使作家協會的官員們怨氣沖天。



第二、戶籍製與戶籍等級製



一、中共實行嚴密的戶籍製度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建政後實行了嚴格的戶籍製度，使中國大陸人民從此失去了遷徙與居住的自由。可以說，這是中共北京政權為強化專製極權統治之最為險辣的一著。因為戶口製加上糧票製度（糧票分為地市、省市和全國範圍內通用不等），再加上任何人外出，不論公、私，都必須持本單位或本地區黨政機構的介紹信（在農村，直至八十年代末期發放身份證之前，都必須由人民公社或生產大隊、以及後來的鄉政府開出介紹信），以說明自己的政治身份。否則，就會隨時有遭遇扣留或逮捕的危險。這就使得任何一個公民都失去了最起碼的人身自由。



二、中共實行嚴酷的戶籍等級製度

　　中共不僅實行戶籍製，而且實行嚴酷的戶籍等級製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境內，分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兩大類。在城市戶口中，尤以大城市戶口為最貴重，中小城市次之，縣鎮又次之。在農村戶口中，又分為吃商品糧者，如城郊菜農；和不吃商品糧者，如糧棉生產者。縣以下的城鎮裏，又分吃商品糧的城鎮居民，為城鎮戶口；和不吃商品糧的城鎮居民，為農村戶口。然而，由於每年又要給予一定比例的“農轉非”指標，可以由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於是，這些指標便成為縣以下各級官員的“專利”，直至成為縣市公安局的“錢袋”。時至今日，不僅億萬流民早已橫決大江南北，農民的不滿和反抗正在此起彼落，而且呼喚陳勝、吳廣的喊聲，早已震動“天聽”，深入人心。



第三、中共對國民進行分類等級劃分以實行層層“裂民”而治



　　中共建政後，即將中國大陸人民劃為兩大範疇。一是人民內部，二是人民外部、即階級敵人。在人民內部，中共又將工人劃為第一等，是為領導階級；農民劃為第二等，是為同盟者。農民中又分為貧農、下中農和中農，屬人民內部。地主和富農劃為階級敵人，是為專政對象。小生意人為第三等，是常常要進行改造的對象，其中改造不好者或在運動中成為打擊對象者，亦能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第四等為無業遊民。在人民外部，即在敵人中，中共又將其劃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其中反革命分子為最，現行反革命分子為最中之最。其余為地、富、壞、右。在地、富、壞、右和歷史反革命中，又有改造好的和未改造好的之分。自然未改造好的又次之。但在地、富、反、壞、右和歷史反革命中，在押者，自不待說，勞改勞教釋放後，即為“勞改釋放犯”和“勞教釋放分子”。因此，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即便是改造好的，也永遠不能改變身份，仍然是最底層，屬於永久性的專政對象。他們的配偶自然也要低人一等。他們的子女在一九七七年之前，絕大多數被剝奪了升學、招工、晉級的權力。至於參軍、入黨和“提幹”，就不用說了。在政治松動期，他們當中極少數人尚能考取大學或被招工；在政治收緊期，則他們當中的任何人，成績和政治表現再好，也沒有可能考取大學或被招工，甚至連中學也“考”不取。在一九六四和一九六五年的歷次全國高考中，某省考區的前三名學生，俱因出身不好而概不錄取。農村地主、富農子女的處境就更為淒慘，女性尚有出嫁的可能，男性常常無人願嫁。中國大陸農村中，終身不能成家的地主、富農之子，比比皆是。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後，人民內部的等級無大的變動，但人民外部的階級敵人猛增，故五種人，又變成了九種人，即增加了叛徒、特務、內奸和走資派。他們的子女亦分為“可以教育好的”，和“不可以教育好的”兩種。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鄧小平為收拾人心，曾先為黨內叛徒、內奸、特務、走資派平反，後為“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們”摘帽、改正。由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分子之人民外部等級，才逐漸消失。

　　總之，中共為實行專製復辟統治，而建立了中國數千年歷史所從未有過的嚴酷等級製度，又藉劃分等級為手段，製造人民之間的隔閡與仇恨，以進行“裂民而治”，或曰“分而治之”。中共雖然藉此而維系了它的極權專製統治，但是，由這一森嚴等級所逼迫出來的人心覺醒與人民反叛，最終必將成為它覆亡的重大社會原因之一。







五　　中共為維護專製復辟統治而厲行殘酷的鎮壓手段



　　中共厲行鎮壓的第一手段，便是建立鎮壓的理論根據。即在憲法上和其它重大立法上，確定共產主義信仰、社會主義製度和中國共產黨一黨專製的絕對合法性和永久合法性。由此而將一切不信和詆毀共產主義信仰，批評和動搖社會主義製度，不滿和反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專製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均定為“反革命罪”，且為重罪。同時又以此為根據，視需要而羅織種種屬於反革命罪的“欲加之罪”。於是，這些根本“大法”就為中共所有“無法無天”的鎮壓手段，打開了廣闊的門路。



　　中共厲行鎮壓的第二手段，便是要造就一個有權無法的社會觀念和社會結構。其做法為﹕

　　第一、厲行黨大於法。中共中央及各級地方黨委不僅要向同級政府的公安、檢察與法院三大機關派出“黨組”，以在內部領導公檢法以外，而且在同級地方黨委內部設有“政法委員會”，以統管同級的公檢法機關。當對案件的處理，包括審訊，在公檢法機關內部發生重大分歧時，由該委員會拍板定案；或由該委員會直接上報同級地方黨委決處。公安、檢察、法院也就因此而由權力機關變為中共一黨的職能機關和辦事機關，其作為司法、權力及執行機關的應有獨立功能，便被一筆勾銷。

　　第二、厲行政策大於法。自人類有法製以來，法總是具有權威性和穩定性，而政策卻常常具有靈活性和時間性。法既是製定政策的基本根據，政策的製定則必須受到法的製約。但是，中共在其五十年的專製復辟統治中，卻造成了政策大於法的悖反現象。中共一黨的政策不僅必須是國家立法的依據，而且其政策由權力的更叠，或由最高權力者及各級掌權人的隨心所欲所造成的多變和劇變，更造成了法的無所適從，或“有法難依和有法不依”，直至造成法在實際上的消亡。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在審訂“憲法草案”時就曾說過“憲法還不是我定的”的話，無非說明了他對法的輕蔑。至於他的名言“我就是禿子打傘 —— 無法無天”，就更是證明了他的目中無法。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民間歌謠所唱的，“黨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等“絕響”，實是形象地表述了中共政策多變和法製無歸的真相。多變的政策既使法製歸於虛無，更使得法製觀念在全社會蕩然無存。由是而造成了中共無法無天和人民無法可據的畸形社會局面。

　　第三、厲行權力、地位、人情大於法。由於黨大於法和政策高於法，因而，權力、地位、人情之大於法，便成了普遍的社會現象。一般來說，任何案件，只要擁有黨權的幹涉，便既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也可以小事變大，無事生非。任何案件，只要能夠找到有地位的人向掌權者打通關節，亦都可以網開一面，反之冤網難逃。至於中共黨人一旦違法亂紀，則黨紀既可以代替國法，地位亦可以免除國法的製裁，除掉黨內鬥爭的需要。前者使同罪者因具有黨員身份，而僅受黨紀處分或免於刑事處罰；後者即使罪大惡極，亦只會重罪輕責，直至尋機開脫。難怪中國大陸人民常說“在中國，沒有一件好辦的事，也沒有一件事辦不好。”而由大陸人民悲憤填膺地唱出來的“大蓋帽，吃完原告吃被告”等民謠，實已徹底揭穿了中共法製的本相。



　　中共厲行鎮壓的第三手段是敢於公然地和肆無忌憚地濫殺無辜。其具體手段 —— 第一便是革命即法。自一九五零年六月始，繼所謂清匪反霸已經屠殺了數百萬人之後，中共又在保衛革命政權的名義下，厲行“鎮壓反革命”的政策。時不足一年，僅為毛澤東和劉少奇等所公開承認的就有七十一萬（參見前文及註釋）。其執刑場面之大，一次槍殺者之眾和每每陪斬者之多，史無前例。毛澤東的名言“秦始皇算什麽！他只殺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一次就殺了四十六萬”，實在將一個流氓暴君的形象表現得栩栩如生。其時，毛澤東不僅屢屢叫囂“要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而且一再地親自決定殺人的數字和比例。為彭真所主持製定的“懲治反革命分子條例”，竟能規定對傳謠者也要“斬立決”。其目的，就是要殺得所有人都不敢說甚至不敢想為止。05 據近年來中國大陸各方面的不完全統計，直至毛澤東死，中國大陸人民被中共公然殺害和迫害致死者，不包括被中共“人禍”餓死者在內，決不下四千萬之數。是日本帝國侵略我國十四年所殺害者數倍以上。這只是一個最保守的數字。完全的數字，只有等到中共檔案完全解密和人民能夠真正申冤的那一天。

　　第二便是運動即法。即在中共所發動的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中，根據運動的要求和目的，竟可以隨時隨地地“殺人無罪”，逼死人和害死人更無罪。自一九四九年前後直至毛澤東死，中共曾連續地和不間斷地發動過 —— 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武訓傳》、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肅清反革命、城鄉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人民公社、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四清、批判合二而一、批判文化界的修正主義路線、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等二十余次大型政治運動。其間，為發動、深化和證明歷次運動勝利的需要，被關、被判刑、被處決和被迫害致死者，難計其數。文革中以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罪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而被殺害、迫害致死者，和造反派中為中共製造派性惡鬥、武鬥、直至被中共武裝鎮壓而死亡者，不下二千萬人。06

　　中共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不僅是對於人民生命的殘害，而且是對人民精神和心理的無限摧殘。於政治運動中被逼瘋者固然是次次都有、處處都有，文化革命中因被迫害而罹患精神病者，至今於國中比比皆是。文革中，全國各地均有未成年孩子因喊錯口號，或不懂事孩子胡亂塗鴉而被打成反革命者，或連累父母被打成反革命者。其中絕大多數孩子被逼成了瘋顛和癡獃。至於中共利用歷次政治運動在廣大人民中間所播下的互相仇恨、相互猜忌、互相防範的情結，及其對人民心理所造成的壓抑和扭曲，已經極大地改變了我們偉大民族好俠尚義和樂天達命的美好性格。中共五十年來的殘暴統治，對中國大陸人民和中華民族所造成的史無前例戕害，及其所留下來的“嚴重民族傷痕”，將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被撫平。

　　第三是權力鬥爭的需要就是法。毛澤東在其當政的二十六年中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雖然都打著革命的旗號，但在實際上，他的目的無非有二﹕一是對外迫害人民以鞏固共產黨極權統治，二是對內清除異己以鞏固個人最高權力。為了這兩個目的，他對外講階級鬥爭，並且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對內講路線鬥爭，並倡言“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由是，什麽革命元勳，開國功臣，黨中元老，國家主席，均可以在他的鐵腕下被他打成血人，直至慘遭迫害致死。不論是高、饒反黨集團，彭、黃反黨集團，還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和林、江反黨集團等等，都既無需黨紀來處理，更無需國法來製裁，全都在毛澤東一句“最高指示”之下，就可以成為權力鬥爭下的犧牲品。



　　中共厲行鎮壓的第四手段，就是建立黑暗的多重監獄製度。

　　第一、正宗監獄製度。中國大陸的犯人之多，大約為世界歷史和中國五千年文明歷史所不能想象。因此，中國大陸的監獄星羅棋布。一九七八年前主要是“冤獄”。因為人犯的基本成份，是各種名目的歷史反革命犯和現行反革命犯，大都是歷次政治運動被整肅的對象，即便是按照中共的“反革命”罪來衡定，其中絕大多數也都是冤假錯案。故有史家稱，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乃是“冤獄遍中華”。07 因此，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施用酷刑，或進行種種迫害，直至隨意處決和折磨致死，對監獄的管理者來說，便具有一種“神聖”的意味。加上中共農民造反在本質上所具有的嗜殺特征，遂使“酷刑毒吏遍中國”。八十年代中期，某省一個水庫抽水重修時，竟發現庫底白骨累累，原來是在五十年代萬余修建水庫的犯人中，僅有一人搶槍造反，便招致中共調動解放軍趕赴水庫將全體犯人剿盡殺絕。至於象張誌新那樣在監獄中被獄吏指使刑事犯人輪奸，死刑犯人在行刑前被割斷喉管或活剝器官等慘無人道的情形，則事所不鮮。文革後期和八十年代，由於社會動亂益生，刑事犯罪指數劇升，因而，由於平反冤假錯案而一時成空的監獄，復又人滿為患。08 自八十年代伊始直至九十年代末，中國大陸的刑事犯罪可謂從無緩解的時候。監獄人滿為患，犯人生活條件之惡劣，和在獄中遭受迫害摧殘之慘毒，為外界所難以想象。此其一。

　　其二、中共監獄實行勞動改造製度。犯人一旦被判刑之後，即須赴勞改工廠或農場進行勞動改造。單就改造刑事犯而言，勞改製度並非沒有積極意義。但是，中共的勞改製度，一屬強迫性無償勞動，二屬折磨人犯的一種手段。遍及國中的勞改工廠、農場為中共所創造的無本產值，雖為可觀，然其勞改工廠、農場在犯人的生活待遇和對待犯人的折磨及迫害上，卻與在押的監獄犯人大同小異。動輒便是毆打、禁閉、酷刑或加刑。這在一九七八年前，固因“革命”對於反革命的巨大壓力，和因受刑者大都為知識分子而難有反抗和暴動的可能，但一九七八年以後，刑事犯的猛增卻造成了監獄暴動和暴亂的疊起，劫獄叛亂的情形已經時有發生。中共政法界有人估計，在中國大陸發生巨大政治變動時，歷年來積累而成的數千萬“勞改釋放犯”，尤其是其中的被冤枉者和曾慘遭虐待者，其必圖報復的行為，完全可能造成變革期的社會災難，並成為中共致命的災星 —— 尤其是對那些手中有血債的中共基層官僚而言。

　　第二、獄外之獄，即群眾專政。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後，還創造了所謂群眾專政的辦法，用一部分“人民”來專另一部分人民的政，遂使中國大陸形同一個自監監人的大監獄。所謂群眾專政，其手段，就是既要將一切夠不上判刑鎮壓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和“內控”分子交由“群眾”監督看管；又要將刑滿釋放的勞改、勞教人員重新戴上一頂“勞改、勞教釋放分子”的帽子，置於所謂群眾的監控之下。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準他們亂說亂動，凡事必須向本地的派出所、街道、鄉村治安人員或有關的積極分子報告，定期寫思想檢查和匯報。此其一。其二，為了保證群眾專政的威力，一再確立“誣告保護法”，即誣告者受保護，甚至受表揚和提拔。中國大陸社會由是而冤假錯案叠生，陰謀權術遍出，到處彌漫著互相猜忌和相互陷害的陰險風氣，善良民眾只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其三，群眾專政一詞雖因毛澤東時代的結束而消失，但自八十年代下半期開始，在中國大陸農村，由於農民不堪盤剝，遂有自發反抗的出現。各地的鎮、鄉一級政權，復收買流氓地痞成立“鄉鎮小分隊”以鎮壓之。用農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讓這些“流氓小分隊”幫助共產黨向他們“要錢、要糧和要命”。09 遇有違抗者，便拆屋（現已經發展到燒屋）、抄家、奪牛、甚至課以私刑直至害命。廣大農民雖然對之痛恨已極，但無賴他們有中共鄉鎮政權支持及上面各級政權的支撐，而徒喚奈何。近年來中國大陸農民疊呈反叛和廣大農村一再呼喚陳勝、吳廣的狀況，亦無非表明，中國就要迎來又一個“官逼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時代。一句“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唱詞（電視劇《水滸傳》插曲），由是而能夠唱徹人心，響徹全國。

　　第三、過渡監獄 —— 勞動教養製度。中共除掉以監獄看押犯人，以勞改農場、工廠強迫犯人做無償勞動，實行所謂群眾專政之外，還建立了一個所謂的過渡監獄、即勞動教養製度。被中共決定勞動教養者，乃是一些交給群眾監督專政既不放心，交給監獄關押或勞改又不夠格的一大批“非犯之犯”。一九七八年前，被逮捕或被押送強迫勞動教養者，大都為有思想問題卻又不夠“反革命”罪的知識分子，或是有所謂“生活作風”問題卻不夠判刑勞改者，直至形形色色被中共各界各層領導“看不順眼”者。如五七年不夠資格判刑勞改的右派分子，特別是學生中的右派分子。他們有的雖要通過“逮捕法辦”這樣一個所謂的“司法過程”，並且由法院判處勞動教養年限，然而，他們當中亦有相當一部分人，則僅需要本單位黨的領導的一句話，或一張紙條，便可以被押送勞動教養。他們的身份似乎介於敵我之間，甚至被稱為“人民內部矛盾”，但他們又極容易因為“種種欲加之罪，而於莫名其妙之中便被送進了真正的監獄”。他們在勞動教養期間與被判刑勞改者一樣沒有自由，一樣被強迫進行無償勞動，或僅給極少的生活費；他們在勞動教養結束後，一樣要戴上一頂“勞動教養犯”的帽子，而永遠被註入另冊。這一“非刑之刑”，一方面為中共隨意刑處不放心者和看不慣者大開了方便之門，一方面則為壓迫人民內部不滿和強化專製統治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就曾親自指示，要將那些在鎮壓反革命和肅清反革命運動中被殺者的家屬，包括殺錯的，送去勞動教養，以防止他們的“階級報復”。10

　　一九七九年後，中共的勞動教養製度雖然沒有廢除，但因為人民已經有了強烈的抗爭意識，中共各級領導的權威已經掃地，再加上平反冤假錯案又給中共某些官僚以教訓，是故，隨意押送勞動教養的情形也就有所收斂。但八六年之後，特別是八九年以後，隨著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升級，中共的鎮壓手段又開始了升級，一些所謂的民運人士被中共判處勞動教養的事實，乃使中共勞動教養製度又獲得了一次“中興”的機會。



六　　中共全方位專製復辟統治下的用人製度、即組織路線



　　中共之所以敢於在中國大陸倒行逆施，但看上去又似固若金湯，亦得力於它的一整套用人製度，或曰無製度的官吏選拔製度。而所謂無製度，是指中共向未建立起一套“官吏選拔製度”。它既不像成熟期的中國君主專製王朝，尚有科舉等一整套開科取士的標準和辦法，更不像西方現代國家和中華民國，已逐步地成熟了公務員和文官考試製度。中共雖然是一個獨尊馬列的教政合一式專製政體，但它卻不以“馬列取士”。八十年代，因民眾對中共選官拔士物議洶洶，中共才開始表示“要實行公務員製度，規定公務員考試辦法”。但是，時至今日，時間已經過去了若幹年，文件發了數十起，試點試了幾多回，沒有學歷、文憑的未來公務員們，也早已將“學歷、文憑”準備好了，但是，公務員製度和公務員考試仍邈不知其蹤影。其根本原因是因為它行不通。而之所以行不通，還是因為官場中盡是不可雕的朽木，一旦當真實行公務員製度，其整個的統治基礎就會面臨全面變色、甚至全面崩塌的危險。當然，形式上的公務員考試與公務員製度，不得已時也同樣會實行，但無非是“走過場”，做做樣子而已。現任各級官員更難有“落第”者。在上有政策和下有對策的今日中國大陸，什麽事情都會走向它反面的成功。

　　但是，指中共沒有用人製度，卻並不等於說它沒有用人辦法，其官吏選拔的根本辦法是﹕

　　第一、用人權歸黨權和黨權歸書記。中共黨政兩方面所有的官吏選拔，均由中共中央組織部與中共各級黨委的組織部直接管轄。各單位在本行業和本系統，亦全部歸黨委、黨總支、黨支部分管組織的書記——常常是第一把手主管，並逐級受管於黨委的組織部門。各級黨的組織部，一般由各級黨委的第一把手、即書記掌控。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除文革初的短暫混亂以外，所有中共官吏，包括各行各業的官吏選拔，均由黨權處之。這就造成了黨對官吏選拔的絕對權力。

　　第二、任人唯黨和任人唯親。所謂任人唯黨，即非中共黨員，不得提拔與任用。除掉人大、政協與各級政權需要極個別作為配相的“統戰花瓶和民主花瓶”以外。如前所說，即便是八個民主黨派的各級負責人，也必須由中共的“地下黨員”擔任。所謂任人唯親，即既然人權歸黨，黨權歸黨的組織部，組織部權歸書記，因此，中共中央及各級地方黨委，以及各行各業黨的主要負責人，便由此獲得了管轄範圍內的用人權。中共自中央至地方，直至各行各業黨政兩套領導班子中永無休止的互鬥即內訌，蓋因人權而起。因為人權才是黨權的根本權力。一位市委秘書長曾感慨萬端地說﹕“書記、副書記、常委們，他們所有的精力，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用在為自己安插親信上面。因為這才是他們真有權和假有權的分水嶺。”至於“黨政機關親連親、公檢法父子兵”的“親親風範”，亦早已形成為一朝“國風”了。

　　第三、時期不同而選拔各異。基於上述用人原則，即組織路線，中共亦隨著各個歷史時期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官吏選拔手段。

　　一、建國之初，根據農民造反打天下就必須坐天下的需要，中共遂於建立政權後進行黨內分封，使參加過中共革命者，人人大小有個官做。一是建立官位、權力和“爵位”的終身製度，二是形成了“天下是我打的，天下就該我坐”這樣一個普遍的黨人心理。這就使任何對中共的不滿或反對，都會被視作“要搶它的江山”，從而被中共深惡痛絕之，更要嚴刑擊殺之，直至屠城亦在所不惜。一九八九年鄧小平叫囂“江山是我們用鮮血換來的，要搶，也要拿血來換”和“殺二十萬保二十年”，即是上述中共黨人心理的突出表現。

　　二、建國之後直至一九七八年，中共在組織路線上一是任用所謂出身好者，二是任用無文化和低文化者，三是強調所謂“外行領導內行”，四是采取將工農兵送到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去“摻沙子”，五是大量提拔歷次政治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說穿了，就是提拔曾積極向共產黨告密者和幫助共產黨整人害人者。今天，充塞在中國大陸黨政各級權力崗位上的老共產官員，基本上都有一段整人或助黨整人的歷史，其中有大多數人欠有血債，甚至是大筆血債。文革十年，上述種種被提拔者中的大多數，曾上打走資派、即打過提拔他們的恩人，下打過知識分子和一般群眾。其中有不少人因摸透黨脈而能隨機應變，故文革後仍能據高位，善始終。

　　三、一九七八年以後，因鄧小平表示要重用知識分子“奔四化”，中共的組織路線亦開始有了改變。在一九八三年的“機構改革”和“調整領導班子”中，中共各級黨委組織部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開始不計出身地提拔並重用了一批知識分子。但是，這一任用和提拔知識分子的政策，在名額上既有限製，其比例由中共各級組織部門控製；在使用上亦有區別，主要是企、事業單位居多，行政、黨政和要害部門居少；在目的上亦有明確劃分，有的純為對外統戰的需要，諸如特別提拔在海外和在臺灣有影響的華人國內親屬。在被提拔和重用的知識分子中，有一些人成為對黨感恩戴德者，有一些原就屬於品學不夠高者，還有一些是野心、權力和欲望較強者。用普通人的話來說，即“混混”多而賢者少。當這樣一些“內行”一旦走上領導崗位，其對於真正內行的“控製與壓迫”，常常並不稍減，有的已經完全墮落為中共的幫兇。

　　四、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的組織路線又發生了一次重大轉變。這個轉變是基於對知識分子的不能信任與重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中共各級黨的組織部對被提拔起來的知識分子幹部進行了一次考查。對其中一些參加了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者，進行了堅決的清洗，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其中態度曖昧、立場不穩、有同情學生運動言行者，則采取調職的辦法，使其脫離重要崗位，或加派信得過的幹部去進行領導和製約。例如，在歷來由共產黨員作家和藝術家擔任主席和書記的文學藝術界，中共自中央到地方各級黨的宣傳部門，就派出了大批黨棍和政客去“加強領導”，使文藝界出現了“外行領導內行”的突出局面。一九八九年後，中共一方面修正了提拔知識分子的組織路線，一方面執行了一條“唯壞人和小人是舉”的政治路線，即凡是人民痛恨者，人心厭惡者，便會成為它要提拔與依靠的對象。民間所謂“雞魚肉鴨不再用，烏龜王八爬上臺”的比喻，便是因此而發。目前中國大陸的各級黨政機關和各行各業各單位都提拔了這樣一批“領導幹部”。中國共產黨終於走到了“只能赤裸裸地依靠流氓惡棍以治國製民”的絕路之上。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不僅促成了中國大陸人民的徹底覺醒，而且使其黨人中的大部分開始走向了醒悟。這種醒悟，一方面表現在“及時行樂和搞錢留後路”的消極作為上，一方面則表現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執行策略上。特別是對“六四”之後，按中共中央“層層清查”的要求應予以處罰、處分和清洗的對象，各級黨政機關與各行各業的大部分黨政領導，除掉對其中突出者不辦不足以交差外，其余都是能將就者則盡量將就，能幫其隱瞞者便盡量幫其隱瞞“過關”。雖然其中也不缺少效忠者。

　　五、特別要指出的是，如果說毛澤東和他的中共曾認為自身的“革命江山勢將千秋萬代永不變色”，那麽，到了鄧小平時代，鄧和他的中共則已日漸喪失了這樣的自信。因此，由最高權力和層層權力的交接，所帶來的對“接班人”的選擇，就成為中共江山如何傳宗接代的大問題。由是，自八十年代上半期第一次機構改革始，中共中央就開始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弟中物色接班人，以李鵬、李鐵映為代表的一大批“太子黨”遂開始接班掌權。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革命事業由他們的後代來接班，他們最放心的理論，亦在黨內公開出籠。八十年代，中共中央組織部已在每一位部長以上幹部去向“馬克思報到”以前，向其詢問由他的哪一位子女“接班”為最好。從此，中共各級黨委紛紛仿傚。一九八九年前太子黨譜系既已繪成全圖，新一代大官、高官和官倒也都已登臺亮相。一九八九年後，由於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中共的未來江山憂心忡忡，從而加速了其子女在權、商兩個方面的全面接班。甚至連所謂民主黨派的領導人，也一樣要其子弟來接班，他們才能放心。被殺的李濟深之子即是一例。11 由是，而使五十年代對於“老革命”的革命分封，變成了八十年代對其子女的全面加封。中國共產黨由是而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專製和君主專製的歷史上，開創了層層級級和方方面面均由兒子女兒、侄兒侄女、女婿媳婦全面接班的“嶄新歷史景象”，不僅全面復辟了秦以後在中國君主專製的歷史上早已沒落了的封建製和分封製，而且將這一封建製和分封製推向了史所未有和世所沒有的荒誕地步。因為中國自秦以後的歷朝歷代，除掉皇位由皇子傳承以外，對皇室也只是封王位，晉爵位，而不授實權和官職。至於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僚，即便因其功大，皇帝要加封晉爵，一般情形下亦同樣不能不經過考試而“子繼父業”。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壞當權宰相秦檜，其子就因為在殿試中落第，狀元即被安徽一個貧民知識分子張孝祥所得。

　　中國共產黨雖因他的一整套組織路線，而幫助它鞏固了黨權和政權，並得以茍延殘喘，然而，這一整套組織路線，作為其專製權力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亦開始隨著其權力結構自身的銹蝕，而就要瀕臨徹底崩解的境地。



七　　中共全方位專製極權統治下的經濟形態、即權力經濟



　　由於中共將黨權至上的教政合一式極端專製體製擴張到了全社會，在各行各業各生產經營單位均建立了完全教政合一式的“權力結構”，使之全面黨政化，因此，作為“國計民生”的經濟，也就同樣地被置身在中共一黨的專製權力之下。其專製經濟形態，也就由是而迅速形成。

　　第一、中共建國之後不久，即以殺害二百萬地主為手段，實現了土地改革。從表面上看，這是對支持了它造反的農民“重然諾”，實際是要借土改而在廣大農村建立殘暴的專製統治。因為中共自知發家的根本緣由，乃是煽動農民造反。一俟目的達到，中共即迅速掀起農業合作化運動，並迅速地由互助組而合作社，由低級社而高級社，於轉瞬之間便剝奪了農民對自己土地的生產權，及其對農業生產資料的擁有權和使用權，使土地改革頓成一場血腥的“鬧劇”。

　　第二、在剝奪了農民對自己土地的生產權和對自身生產資料的擁有權和使用權之後，中共又極端地發展了歷代專製王朝“積谷”與“和糴”的辦法，迅速實行糧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即一方面只有國家才有權力征購糧農產品和用權力強行征購，另一方面則只有國家才有權力銷售糧農產品和掌控全部銷售渠道。由是而使得全體農民、即糧農產品的生產者，又被剝奪了對自身糧農產品的占有權和經營權。廣大農民，由是而成為既無糧農產品生產權又無糧農產品經營權，因而在實際上只能成為空有土地的真正“雇農”。但他們又不是原有意義上的農村雇農。因為，原有意義上的雇農，其雇主是地主或富農，而地主和富農既有自由的生產經營權，雇農亦同樣有受雇傭和不受雇傭的自由，雇傭雙方不受任何一級政權、以及對方的轄治與指揮，也不受政權的保護與支撐。但合作社卻必須受到中共農村基層政權的指揮和管理，高級社甚至已經有政社合一的趨向。因而，已經成為合作社雇農的農民，也就成了同級農村政權的雇工。而這個雇農和雇工又是沒有任何選擇自由的，甚至完全沒有不受雇傭的自由。

　　第三、因為中共領袖及其主體構成來自農村，發自農村，又依靠農民打的天下，所以，它對於農民了解的深度，也就決定了它對農民統治的程度。由是，已經剝奪了農民糧農產品生產權和經營權的中共，緊接著又強製進行了農村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一方面使土地“國有化”，一方面則使教政合一的專製極權政治體製，在農村變成了“教政合一、政社合一和政經合一”以及“工農商學兵一體”的人民公社製度。人民公社從此成為包攬一切權力的中共農村基層政權，不僅設立黨委，領導一切和掌管一切，而且劃分為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形同農村的三級封建莊園，其莊園主就是公社黨委和大隊總支，或乾脆是公社書記、大隊書記兩人。生產隊對內代表一級領導，對外尚不代表一級政權。從此，政治、經濟、生產、教育、文化、參軍、經商包括婚姻等一切權力，統歸這個三級所有。至此農民的一切權力，包括自身的全部人權乃全部被中共所剝奪。中國農民在度過了幾千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帝力於我奈何”的自由耕作歷史，即做了幾千年的自由農民之後，終於由中國共產黨將他們全部變成了一切權力歸中共的共產農奴。從此，他們唯一的權力，便是對於中共的人身依附權。這個權力，遂使中共對他們實現了史所未有的壓迫和剝削。自合作化開始就已經餓死人的農村，終於在人民公社化的當年歲尾，就開始大面積餓死人。然而，即便是“萬戶千村人已死”，中共仍然堅決地拒絕開倉放糧以救民命，有敢違抗命令者，唯“法”是問。以產稻米著稱的安徽省無為縣，當其全縣一百四十余萬農民已經餓死半數時，時任安徽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的張凱帆，曾被迫開倉放糧以救命，卻被毛澤東指名稱作“壞人”，被捕下獄，重刑拷打，二十年後才被平反。自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農民中有不甘餓斃而搶糧者，重則處以極刑，輕則判刑勞改。其“風調雨順三年間”，12 竟能完全因人禍而餓死四千三百萬人，農民易子而食、己子自食之慘毒之狀比比皆是，為亙古所未有。毛澤東的行為更為中國數千年間任何一個帝王所不敢，也不會。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當中共搞農村改革時，許多地方的農民都不約而同地說道﹕“三十年了，共產黨一不讓我們吃飽，二不讓我們說話。”據中共官方統計，一九四九年後的數十年間，甚至包括現時的某些地區，中國農民的生活水準和平均收入尚遠不及二十年代軍閥混戰和整個國民政府時代。“素稱魚米之鄉的安徽巢湖地區，一九四九年農民的人均收入合人民幣三百六十圓，但一九七九年其人均收入竟只有人民幣八十圓。”八十年代以後直至現在，中共對中國農民的稅收種類，竟是一九四五年之後內戰時期“國統區”稅收種類的數倍以上。13

　　第四、中國共產黨在獲得了對農村政權、農業經濟和廣大農民人身的全部控製權之後，便發起了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這個運動一是建立在土改、鎮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和肅反等政治鎮壓運動的背景之下，即在許多民族資本家早已於三反五反等運動中被鎮壓或被逼自裁，幸存者已經心驚肉跳之時；二是進行在農業合作化運動已經成功，統購統銷政策已經全面實現，自由主義工商業賴以生存與發展的生產資料來源，特別是輕工業生產資料的來源已經完全被斷絕，市場經濟的空間已經化為烏有，民族資本家已經無以經營之時。由是，自晚清經濟改革而得以發生與奠於基礎，並由中華民國的自由經濟製度保護、推動和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及其體製，終於一朝而覆亡。中國大陸的所有民間企業，自此不僅在中共的嚴酷等級製度之下化級、排名、合縱、連橫，而且迅疾於各生產單位建立起黨政兩套班底，以黨淩政，以政治企，形同封建工業莊園，使一切管理人員、技術幹部乃至廣大工人，均必須將自身的一切權力都依附於作為黨權和政權化身的企業黨委書記們、黨委常委們和廠長主任們。從而，在繼全體農民成為中共的農奴之後，全體工人又成了中共的工奴。此後，中共一方面欺騙工奴們乃是“領導階級”，以激發他們“主人公”的勞動熱情；一方面則持續地對工人階級進行瘋狂的剝削和剝奪。一九六八年，毛澤東派工人宣傳隊進駐上層建築時，工人宣傳隊曾廣泛帶領中學生去工廠“學工”，開展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活動。某市一所中學的學生曾在工人師傅的帶領下，對該地一家大型企業進行調查，結果表明，一個工人一天勞動的個人所得，僅占其一天所創造的勞動價值的二十七分之一。一九八零年的統計表明，該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為五一七八億圓人民幣，其中職工工資總額為七七三億圓，其余作為剩余價值被國家拿走，剩余價值為總產值的百分之八十五點一。14 比馬克思所認為的最壞資本家，即榨取工人剩余價值高達百分之五十者，大有過之。然而這不過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數字。因為如果再將職工工資總額中要以種種名義予以剝奪的成份除掉，則工人所獲就更是不可以言喻了。最富於革命性的上海工人階級在談到錢時，可謂無人不懷念舊社會資本家對他們剝削的“有情和有意”。

　　第五、中共既全面地掌控了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即整個社會經濟，更將整個社會經濟運作、即生產經營置於其黨權之下，因而，才迅速地造成了其經濟形態的專製極權化。但是，正因為“黨內路線鬥爭”的此起彼伏，和黨內各級掌權者的不斷更叠，又必然要造成被世所稱為“中央計劃經濟”的中共經濟，會不斷地出現一種自上而下全無計劃，即計劃因權力的更叠而被一再推翻或改變的混亂狀態。京九鐵路雖在六十年代就拍板建造，但其後二十余年間，只因中央政策的改變和國務院分管鐵道部的副總理數易其人，竟一會兒上馬，一會兒下馬，一會兒敲鑼打鼓開工，一會兒又悄無聲息地停工。幾十根巨大的橋墩數十年間只能無望地佇立在江心，“遙望”長江天際流。這自然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例子罷了。至於中共一會兒大躍進，一會兒“大躍退”；一會兒要扶“鋼鐵元帥”上馬，一會兒又要強迫“鋼鐵元帥”下馬；一會兒要“以糧為綱”，一會兒又要“以鋼為綱”；一會兒要分田到戶、恢復單幹、大搞“資本主義”；一會兒又要對不願走社會主義道路者痛加韃罰，甚至逮捕“法辦”，殺雞儆猴；此無非使它的“中央計劃經濟”，只能更加沒有計劃罷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僅能憑權力調動全國財力的百分之三，而中共卻能夠任其所欲，幾乎百分之百地調動全國的財力，連賣公債、賣國庫券都能夠使用強製執行的辦法，其專製權力在整個社會經濟中所表現出來的淫威，實為所有非共產專製國家不能想象。由是可知，所謂中央計劃經濟，在實際上和本質上，乃是隨權所欲的一種既無計劃更無秩序的專製權力經濟。這才是中共經濟製度的本質，也是中共為鞏固其專製權力與極權統治，而不得不采用的超級專製型經濟形態。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的近半個世紀歲月裏，其經濟發展竟遠遠地落後在亞洲四小龍的後面，在世界經濟排行榜上竟能從三十年代的世界前十數名倒退至世界倒數前幾名，在人民平均生活水準和農民普遍收入上，竟能夠遠遜於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國民政府時期，其根由盡在此中。難怪中共的憶苦思甜教育，竟常常因工人、貧下中農憶的是“新社會餓死人、害死人和窮死人”的苦，而下不來臺。自然，這也是中共今天絕對不準人民“向後看”，而要強迫人民“向前看”的原因。

　　必須指出的是，正因為中共的經濟製度本質是專製權力經濟，因此，鄧小平才在奪取權力後，以其一人之權力，而推動了中共專製政體下的經濟改革運動。十年改革中，鄧小平的專製權力，固因屢屢受到黨中頑固派的挑釁和幹擾，而使經濟改革不斷出現“或前或後、或左或右”的景象，然而，也正因為鄧小平畢竟占據了主要的和主導的專製統治權力，因而，十年改革尚能夠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景狀下顛躓而行。並由著他自己對權力的使用，而使整個經濟改革不斷呈現混亂狀態。一九八九年，當鄧小平的專製權力受到來自人民和黨中頑固派兩個方面的強烈壓迫時，鄧小平又終於象毛澤東一樣地大開殺戒，自毀改革了。一九八九年後，當鄧小平在黨中頑固派的逼迫下退無可退，並決心奪回權力時，他又只好重新祭起代表了他一生事業與成就的“改革開放”大旗，以再一次在他的專製權力推動下，重新反擊頑固派和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以自救。因為，他說得相當明白的，“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15 的話，實已將由他所推動的兩度經濟改革，畫龍點睛般地說得明明白白。

　　一言以蔽之，正是專製權力經濟的本質和本性，才既造成了中國大陸前三十年經濟的長期停滯與巨大倒退，又造成了十年經濟改革的極端不穩定性，二度經濟改革開場後的極端混亂性，和兩度經濟改革所造就的徹底腐敗和腐爛。由此可知，中共全方位專製極權統治下的專製權力經濟，既非中央計劃經濟，更非自由市場經濟。而這個專製權力經濟究竟是否能夠在中共的經濟改革推動下轉變成為“市場經濟”，關鍵就是要看那個製約著整個經濟形態和經濟運轉的專製權力，是否能夠走向最後的瓦解了。



八　　中共全方位專製復辟統治下的少數民族政策與未來國家分裂的危險及責任



第一、中共全方位專製復辟統治對少數民族人民殘害的特殊性



　　之所以稱中共全方位專製復辟統治對少數民族人民的殘害，具有特殊性，是因為中共全方位的專製復辟統治在對漢族和少數民族的殘害上，首先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說，在中共的殘暴專製統治下，凡是漢族人民曾遭受過的種種痛苦，少數民族人民皆不能幸免。在此意義上，少數民族人民與漢族人民可謂“共有一個悲慘的命運”。

　　但是，中共全方位的殘暴專製統治，卻又使得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人民，遭受了較之漢族人民更加可怕和更加痛苦的傷害。

　　原因之一，就是中共“獨尊馬教、殺盡百家”的教政合一專製統治，對崇尚信仰的少數民族人民造成了更大的傷害。因為，少數民族在宗教上的信仰，常常不僅僅是簡單的信仰問題，而且是他們維系族群生存、團結和發展的重要精神旗幟，是理性和感情的高度結合，甚至是生命意識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中共一方面指斥宗教是精神鴉片，一方面卻用權力和暴力強迫人民信仰馬列主義這個新“邪教”，這就對篤信宗教的少數民族人民帶來了“致命”的壓迫。中共和它的軍隊，中共和它的文革，中共和它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掌權者們對少數民族宗教、宗教設施及宗教事業的戮力破壞和摧殘，實在不能不說是對少數民族人民心靈的最大傷害和殘害。無知的江澤民先生和朱熔基先生將中共“解放”西藏喻作美國總統林肯對黑奴的解放和對蓄奴製的廢除，甚至妄言，是中共才推倒了壓迫在西藏人民頭上的“教政合一反動政體”。殊不知，就前者而論，將黑奴從南方奴隸主那裏解放出來的林肯總統及其繼任者們，並沒有將南方的黑奴們重新變成為自己的奴隸。就後者而言，則推倒了西藏“教政合一反動政體”的中共，卻將人類歷史上最反動和最殘酷的“新馬教教政合一政體”強加到了西藏人民的頭上。正因為如此，自以為對西藏人民“功德無量”的中共，在西藏人民，包括在漢族人民的心裏，卻是罪惡無窮。

　　原因之二，是中共黨領導一切的“黨性原則”，對少數民族民族性的壓迫和摧殘。在中國大陸，雖然每一個少數民族地區都有所謂自治區、自治州和自治縣的招牌，但是，每一個自治區、州、縣政府的主要領導人，都必須是漢人，或必須是已經完全皈依了中共的人，都必須接受中共同級自治區、州、縣地方黨委全方位專製領導，這就將少數民族地區的所謂自治，全然翻作了一篇篇假話。這在漢族地區，人民尚因為自己是漢人而少了一分民族情緒上的反感，但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人民則無疑會對這種完全虛假的自治，充滿憤懣之情。特別是中共早已在實行的“先赤化而後漢化”的策略，即在少數民族地區遷居大量漢族移民，和由漢人對少數民族人民施行長期專製統治的事實，實已造成了少數民族人民對中共、直至對漢族和中國的痛恨與日俱深。

　　原因之三，是中共以馬列的“階段鬥爭”理論和毛澤東的“民族鬥爭問題說到底還是階級鬥爭問題”的“鬥爭理論”為根據，在少數民族地區以進行階級鬥爭來實行民族鎮壓，不僅造成了少數民族人民的更大災難，而且造成了少數民族人民對於漢族人民、直至對於整個中國的巨大離心力量。因為，無論中共怎樣地壓迫和殘害漢族人民，都還不會造成漢族人民的民族分裂和民族獨立意識。甘當“馬列子孫”的一代又一代中共黨人，雖然他們人人宣稱“等到他們死了，他們就要去向馬克思報到”，但他們畢竟是漢人的一個部分，說“逆子叛孫”也行。但是，對於同漢族人民不同種，不同族，甚至是不同文字、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少數民族地區人民來說，中共用鬥爭的方法，專政的方式，特別是暴力鎮壓的手段來對付少數民族人民，無疑只能形成由民族壓迫所造成的民族對抗局面。而由民族壓迫所導致的民族對抗，其最後的結局，不是少數民族的消亡，便是少數民族的分離和獨立。由是，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問題，就勢必要演化成為少數民族地區人民與漢族人民的關系問題，直至和中國的關系問題。並且，國家認同和國家分裂的問題便會接踵而來。今天，在中國西藏、新疆、內蒙，包括同種、同族、同文化的臺灣，所已經發生和發展著的，要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民族運動和非民族的政治獨立運動，便是現實的明證。中國國家統一的進程非但沒有加速，相反，中國國家分裂的危險卻反而在急劇增強。



第二、中共對漢族文明統一理念的破壞和未來國家分裂的危險及責任



一、漢族國家文明統一理念的逐步發展和形成

　　中共這群“馬列子孫”對於漢族文明的摧殘固已不待言，但中共對漢族國家文明統一理念的破壞，卻給我們這個文明的古國，製造了當代國家分裂的巨大危險性。歷史的事實是﹕中國古代帝王們造長城，固是為了守遍而非為了侵略，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則說明了漢文明的重教化而非重殺戮。雖然漢初六十年的和親政策，乃因國勢不強而被迫為之，但唐王朝太宗、玄宗兩代君主都是在反侵略戰爭勝利之後，竟以和親政策與和平政策對待土藩即西藏，恰恰說明了漢族文明統一國家理念的發展和成就。至清，康熙帝不僅率先邀請五世達賴喇嘛訪問北京，而且親赴遠離北京二十公裏處迎接賓客，與五世達賴喇嘛平起平坐以飲茶論事。一位絕不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法國記者曾在他鼓吹藏獨的書中說，一九零四年，英國曾為野心，竟能以“商業任務”的名義派出三千英軍在西藏南部發動對西藏的喋血進攻，造成西藏軍隊潰不成軍，西藏政府遂在英軍武力威脅下被迫簽訂了屈辱的“拉薩條約”。同是這位法國記者，卻在同一本書中說道﹕“一七二零年，清軍曾應邀進入西藏拉薩，驅逐入侵的蒙古人，監督西藏對蒙古的防衛，卻從未幹涉過西藏政府的統治”。這位法國記者雖在同一本書中指責說﹕“一九零九年六月，十三世達賴喇嘛訪華歸去後，清庭曾決定派兵入藏。一九一零年二月兩千名川軍入藏，軍紀敗壞，迫使十三世達賴喇嘛逃往印度。”然而，作者卻說，“一九一零年的軍事行動卻是清政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裝侵略’”。16

　　讀者顯然能夠從這裏看見漢族文明統一國家理念的逐步形成，和中國以往統治者們對少數民族高度自治的認可。至於清政府一九一零年對西藏的唯一一次“武裝侵略”，究竟是清政府要“侵略”西藏，還僅僅是因為一個眼看就要敗亡的王朝在滅亡前的“腐敗軍事現象”，那也只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漢文明在國家統一理念上的表現和發展，雖然證據豐富，但是，這種標誌著文明的進步，卻在孫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義思想之後，得到了質的提升。因為，孫中山的民族革命理論，曾十分明確地指出“反滿並不是要殺滿”，不是要報滿人滅我漢族大明江山的仇恨，而是要對外爭取民族獨立，對內實現“五族共和”與“各民族一律平等”，即要實現漢族與各少數民族“共享”共和平等的歷史目標。至於辛亥前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綱領，不過是要“借助民族革命之義，為推翻滿族君主專製統治之一助”罷了。新生的中華民國在外患內憂的艱難歲月裏，既恪守了孫中山先生的民族問題理念，又繼承了漢文明在國家統一問題上的進步遺產，自始至終沒有對少數民族采取武力統一和武力壓迫，尤未在各方面進行瘋狂摧殘的政策。可以說，自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間，雖然多有少數民族趁亂作亂和趁亂附亂的現象，卻鮮有中華民國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武力鎮壓事實。然而，漢文明在國家文明統一理念和國家文明統一實踐上的發展和成就，漢民族與各少數民族在長達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所逐步結成的良好民族關系，卻因為一九四九年的一聲槍響，而歸於灰飛煙滅。



二、中共對漢族國家文明統一理念的破壞與未來國家分裂的危險及責任

　　其一、中共從來就是分裂國家的罪魁禍首。本書下卷早已揭露了中共於三十年代在蘇俄命令下分裂祖國和製造兩個中國的事實。現在我們同樣有必要將中共在民族問題上前後兩個截然不同的“政策”予以厘清。因為中共為蘇俄一手扶植和豢養，所以，在奪權前為了適應和執行斯大林專製帝國的對外擴張及顛覆政策，中共曾在建黨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宣稱﹕“必須要讓蒙古、西藏及新疆自治，並且將他們轉化為民主聯邦。”實際是要他們“化入蘇俄聯邦”。一九二五年，中共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並贊成蘇俄在外蒙古駐軍。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宣稱﹕“如果不承認民族的自決權及分離權，中國是無法統一的。”一九二九年，蘇俄曾為中華民國政府要收回在東北的主權而大舉侵略中國，這也是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第一次遭受外敵的大規模侵略。但彼時的中共，卻決策“武裝保衛蘇聯”以裏應外合，並連續發出十數號通告，命令中共江西紅軍發動大規模武裝叛亂，命令中共城市地下組織發動大規模武裝暴動，以策應蘇俄對我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後，中華民國雖然國難當頭，中共卻在蘇俄命令下，於是年蘇俄國慶節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其“憲法”竟明文規定﹕“各民族有民族自決權，少數民族有分離及宣告獨立的權力……”然而，一九三九年，當中共因決策日蔣火並和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策略，而擴張成了擁有五十萬不抗日的農民造反大軍之時，毛澤東乃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問題說道底還是階級鬥爭的問題”的理論，並從此將階級鬥爭的原則視為解決民族問題的方針。這個方針，在中共奪取政權後終於成為中共決策少數民族問題的根本方針，中共亦從此為了在全中國建立和實行他們的全方位專製復辟統治，而在這個“鬥爭理論”的指導下，居然對自己曾決策的上述“民族政策”遺忘罄盡。

　　其二、中共製造了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民族裂痕、民族矛盾與民族仇恨。正因為漢族文明統一理念在歷史的長期發展中逐步得以形成，所以，中國境內民族之間的矛盾、裂痕和仇恨亦在逐漸地減少，大規模的和持續的民族沖突，已經基本得以消泯。但是，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後，這種矛盾卻在一派虛假的輝煌團結局面之下，在武裝和暴力的統治和壓迫之下，迅速地、並且是劇烈地發生和發展起來了。首先，對少數民族實行自治的允諾，蓋因自治區州、縣黨委的同時成立，而變成了轍頭轍尾的假話。其次，“民族鬥爭問題說到底還是階級鬥爭問題”的理論，又驅使著中共在少數民族地區，對少數民族人民實行“分而治之”的專製統治策略，以造成少數民族內部的分裂和對抗。再者，在上述行為得手之後，中共即開始以“馬教”來誘導和壓迫少數民族的宗教，既誘使部分少數民族人民轉移宗教信仰，以製造少數民族地區在信仰上的分裂，又逐步地、並且是迅速地企圖用“馬教”代替少數民族的宗教，以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和健全中共獨尊“馬教”的反動教政合一政體，並以決策大量漢族移民的辦法，企圖將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變成少數民族地區真正的少數民族。自然，這一切均必須在中共暴力專政的前提之下以進行之。但中共的收獲，卻是終於逼迫著少數民族人民開始了對他們的暴力反抗。由是，中共亦因“圖窮匕首現”，而開始大規模地和殘酷地鎮壓少數民族的“叛亂”，亦不管這個叛亂是自發還是自覺，是有理還是無理，是中共陰謀誘發還是由少數民族人民自己發動。一九五零年中共炮轟大小涼山，意在對彜族人民轟盡殺絕的滅族之舉，其誘因乃是中共自食其言，才迫使彜族人民要求中共兌現曾經答應給予的自治權力。17 一九五九年的所謂西藏叛亂，便是中共在青海“誘發”的結果。18 一九七零年代在內蒙古發生的“內人黨”事件，便是中共利用一個蒙族共產黨作家的所謂交待，而對蒙古人民所進行的大規模血腥鎮壓。19 八十年代西藏的歷次“叛亂”，雖然大多數是西藏人民對中共暴政的自發反抗，但是，西藏人民自發反抗和有組織反抗中共對他們的長期殘暴專製統治，不僅有理，而且值得同情和支持。因為數十年來，中共對西藏、西藏人民和西藏宗教文明所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已使得這一反抗具有正義性和合理性。否則中國大陸人民反對和反抗中共一黨專政的民主抗爭，也就無理可言了。一個對自己的同族人民尚且能夠多次施行公開鎮壓和屠殺的專製政黨，其對少數民族地區人民反抗的血腥鎮壓和屠殺，不僅可以想見，而且不難想象。在中共當政的近五十年歲月裏，在中共至少殘害了七千萬無辜同胞生命的統治“實績”裏，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人民究竟被中共無辜殺害了多少，也只有在中共殺人檔案解密的時候，才能為世所知。

　　顯然，中共對少數民族進行瘋狂迫害和鎮壓的明顯惡果，便是對在數千年中才逐步形成的漢族文明國家統一理念的徹底破壞，便是民族裂痕和民族仇恨的急劇加深和民族問題的急劇惡化。特別是隨著中共專製統治的被迫弱化及其對“亡黨亡國”的日益擔憂，中共為強化專製統治而對本族人民和少數民族人民所進行的更加殘酷的鎮壓，實際上正在給中國境內民族問題的爆發，埋下了巨大而且深重的歷史性危機。

　　其三、中共將留下中華民族民族問題的痛苦遺產。一個不幸的事實即是，由於在近五十年的時間裏，中共乃是中國大陸的統治者，並且中共政權又是一個漢人的政權，所以，在一個極其廣闊的社會層面之上，甚至是在廣闊人心的約定俗成之中，中共政權就是漢人政權固不待言，而且“中共就是中國”的錯誤認識，亦得到了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人的廣泛“認同”。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人民心裏，這種認同就更是難以改變的了。由是，厭惡中共和反對中共，便會迅速地轉化成為反對漢族和厭惡漢族，直至走向對中國的厭惡、否認和反對。由中共所製造的民族矛盾、民族裂痕和民族仇恨，終於招致了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巨大危險和危機。這個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危險和危機，一方面因為中共仍然在使用殘酷鎮壓的辦法來解決民族問題而愈益加重，一方面又得到了某些國際輿論的支持；一方面卻給一些心懷叵測的政客以積極利用的機會。由是，中國國家分裂的危險就不僅成為中國一國的問題，而且成為世界某些國家所關心、甚至想插手的問題。這既給中國民族問題的解決帶來了異常的復雜性，而且為中國的國家分裂製造了更大的危險，並將為中國大陸在即的偉大民主變革，帶來了解決民族問題的困境，甚至為民主變革過程中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現象的有可能出現，帶來了可以想象的責難和非難，即所謂“正是民主變革才造成了中國民族和國家的分裂”。猶如某些心懷叵測者正在借用前蘇聯共產專製製度崩解後其“加盟”民族的必然分裂，以煽惑人心地指責說，它正是俄羅斯民主變革的惡果一樣。因此，必須首先指明的是，當代中國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危險，既由中共的專製統治所造成，那麽，中國未來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責任就必須由中共及其專製政權來承當。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在將來的民主變革進程中，出現了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嚴重問題，它將不是民主變革之罪。因而，屆時如果有人指責是搞民主搞壞了，或者指責造成了中國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原因乃是民主變革本身，就不但是毫無道理的，而且一定是某些別有用心者的陰險責難而已。

　　其四、我們的歷史使命 ——對孫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再繼承。當代中國有可能出現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嚴峻事實已在提醒我們，在中共實行了近五十年專製復辟統治的中國大陸，在人民正在堅決反對中共專製統治、艱難追求民主與自由的中國大陸，在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就要來臨的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的民主力量，包括海外和港臺的民主力量，和一切關心祖國、熱愛祖國、渴望中國走上“民主統一”而非“專製一統”的中國人，我們的一個共同歷史使命，就是要向一切關心中國民主進步和中國民族問題者說明，一是中共專製政權不能代表中國，更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國。二是中共政權雖然是漢人的政權，但是這個漢人政權同樣不能代表廣大漢人和整個漢民族。三是以漢族人民為主體的中國各族人民，今天正在艱難追求著的民主變革，其目的，就是要終結這個在中國大陸已經喪盡人心的中共專製政權。因此，漢族人民在反抗中共專製暴政上，是和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奮鬥目標完全相一致的。四是漢族人民對民主的追求和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對推翻中共專製壓迫的追求，本身就具有相當的一致性，並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所以，民族問題的解決，完全不必為難漢族人民的民主追求；同樣，漢族人民對民主的追求，更不應該犧牲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解放鬥爭。而是應該將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反抗中共暴政的鬥爭，和漢族人民對於民主自由的追求結合起來，建立各民族反對中共專製統治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互相支持，相互援助，共同防止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為既能實現中國的民主統一大業，又能實現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真正的和高度的民族自治而共同奮鬥。

　　繼承孫中山先生“五族共和”的思想，認清中共與中國的區別，研究民主問題和民族問題的關系，追尋民族解放和祖國統一的道路，這才是中國境內各民族人民的當務之急。



九　　文革 —— 十七年專製復辟統治的大曝光和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歲月 —— 毛澤東時代



第一、文革是中共十七年持續內訌內鬥的大爆發和總爆發



　　歷史的事實是，中共自一九二七年開始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黨起，便開始了以嗜殺為特征的無休止內訌。特別是江西肅反、富田事件、川康分裂和延安整風，曾屢造翻船之險。及至造反成功，建立政權，新的內訌遂激烈開張。從毛澤東對各路“開國元勳”削藩奪兵權，到整倒高崗、饒漱石集團始，歷經數次黨內鬥爭，直至一九五九年彭黃“反黨”集團罪名成立，毛澤東固然因此而維護了自己在黨中的領袖地位，劉、周、鄧等人亦於合縱連橫之中，或助毛以滅高、饒、彭、黃，或為己而與毛暗中對抗，或拳腳相連以共同迫害人民與知識分子。一九五九年後，蓋因毛的三面紅旗造成曠古奇冤，餓死人民數千萬，劉、鄧遂趁收拾大躍進殘局，逼毛退居二線，奪權之心益盛。至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委員及各省黨魁已逐漸為劉、鄧所安插，“毛主席三天不學習就會趕不上劉少奇”的中央指示，也已口頭傳達到基層黨支部。中共黨內遂有“毛家天下劉家黨”之論，從而造成了毛的大權旁落，亦導致了更大內訌與全面內訌的必然爆發。此尤不論，十七年間，特別是中共一旦興內訌於內，便必然要張外鬥於外，從而交相呼應，疊呈“中共領袖內訌、普通黨人遭殃、無辜人民橫屍”的淒慘局面。就內訌而言，毛、劉、周、鄧等鬥倒了高、饒、彭、黃，便以所謂“高、饒、彭、黃分子”為罪名，施以大清洗。就外鬥而論，自合作化至文革前，凡黨內起風，便民間有難。一九五七年，中國大陸知識界因此而招致百萬知識分子的勞改、勞教和家破人亡。一九五九年，毛在劉、周、鄧等支持下，為鬥倒彭德懷，尤不惜餓死人民數千萬，雖餓殍遍野卻不願與聞。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劉、鄧為自保，而兩度轉移“四清”和文革的大方向，變鬥當權派而為鬥群眾，瞬間便使人民冤命連城、血肉橫飛。如果說中國歷史上唯一貧下中農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因革命成功而興胡、藍之獄，不過誅殺其黨人二萬有余；與毛澤東同為鄉村小知識分子出身的洪秀全，為興內訌而盡殺楊、韋二黨，亦同樣不過三萬之眾，則中共十七年內訌、外鬥之株殺、迫害、連坐其黨人，再加上被枉送掉性命的無辜民眾，矗不知有幾百萬幾千萬之多。

　　應該說，正因為十七年內訌外鬥不止，才會有文革的全國奉旨惡鬥。前者為後者的準備，後者為前者的必然。文革中，毛澤東就曾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斯諾說，他五九年就已經想搞掉劉少奇。一九六二年他又因劉趁其退居二線攫取黨權，而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以便將不抓階級鬥爭的罪名禍於劉少奇一身。一九六四年，毛一邊指使江青在上海建立勢力，借批判“文藝界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邊緣”，以暗示“黨內有一條修正主義的路線”；一邊發動“四清”運動，首度提出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九六五年一月，毛在最後作出搞掉劉少奇的決定之後，又立即指使江青及其上海幫拉開了對劉、鄧進行反攻倒算的序幕。一九六六年蓋因陰謀就緒，毛乃迫使政治局發出“五一六通知”，斬卻了劉少奇的四員大將 —— 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和楊尚昆，文革遂轟然而起。

　　但是，文革與十七年持續內訌的不盡相同之處，一是十七年的內訌雖與外鬥交相呼應，但外鬥畢竟只是內訌的曲折外化，並非中共將內訌公開化所使然。二是十七年中共的每一次內訌，因能自訌自消，固只需要公布內訌結果，而不公開內訌經過，對外仍講“團結一致”。三是十七年內訌毛澤東皆因權、威具在，或尚在，穩操勝券，而不必非求助於“民力”不可。但是，一九五九年之後，其權力與權威的迅速弱化，尤其是劉少奇黨中勢力的日漸崛起，已使他頗有“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之感。因而，他既不能夠穩操勝券，尤不敢掉以輕心，遂決意“利用自己在黨內國中的神秘領袖地位”，決策“發於外而攻於內”，實際上已經是“拼死一搏，以求奇效”。同時亦因劉、鄧黨中勢力，特別是在中央委員會的勢力過大，從而又使毛決心於文革爆發後，誘使對方犯錯誤，即“權付劉、鄧”，自己卻抽身事外。待到劉、鄧果如其料，依十七年內訌外鬥的老例，更為轉移運動的大方向而大派工作組，大興外鬥，大整群眾，並已造成全國血淚交迸之時，他才突然回到北京，公開拋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公開聲明“此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公開指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由是劉、鄧因整群眾而獲罪於群眾，毛澤東則因“解救”群眾而獲得群眾擁護。這樣，一場“由內謀內和由外攻內、以上誘下和以下攻上、以黨殺民和以民攻黨”的更大內訌和內亂，才算是真正爆發。毛因此而旗開得勝，文革由是而顯示了它與中共十七年內訌外鬥的巨大不同之處，便是“中共內訌的全盤公開化”和“借民之力以助黨訌”局面的形成，以及“全黨奉旨惡鬥和全國奉旨內亂”的發生。



第二、文革使中共從一黨專製復辟走向了毛氏君主專製復辟



　　誠然，要想解開文革大亂，只亂了劉鄧黨人，只害了黎民百姓，卻非但亂不了中共於十七年所復辟成功的專製製度，甚至還強化了這個專製製度，並將這個專製製度完全徹底地復辟到了君主專製製度的“謎底”，就必須認清，正是“十七年”才在政治、經濟、文化、“法製”等各個方面為文革的爆發奠於了全面的歷史基礎。這個基礎，就是中共全面復辟專製製度和架構教政合一極權製度的成功，和它對人民實行絕對專製和殘暴統治的成功。由是，任何人一旦於中共黨內權力鬥爭中獲勝，尤其是獲得了他個人對黨的專製權力，他就能夠輕而易舉地由一黨專製走向一人專製，從而造成君主專製的復歸。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文革和文革後數年中成為千萬黨人和億萬人民的最高主宰和絕對主宰，20 毛澤東之所以敢於“捧後宮、興閹黨”，姬妾成群、荒淫無恥，非但造成“其之不死，江亂不已”的局面，而且形成了“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毛要民亡，民不得不亡”的“帝王氣派”，其專製的淫威連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不敢望其項背，就是因為他將中共一黨專製變成了毛式君主專製，從而在實際上走上了對於君主專製製度的全面復辟和超級復辟。



第三、文革使中共從堅持“馬教”治國走向了堅持“毛”教治國



　　文革前十七年，毛澤東雖然深感獨尊“馬教”對於鞏固一黨專製權力卓有奇效，卻又感到對於鞏固他個人的絕對專製權力依然大有問題。因為中共黨內權力鬥爭的需要，已經使毛意識到，是獨尊馬列，還是獨尊毛思想、毛政策和毛權力，實已成為中共黨內鬥爭的焦點。毛甚至意識到，有人已經企圖利用馬列思想來排斥毛思想，諸如中共“八大”借反對個人崇拜而張黨徒對他的對抗，實使他痛恨在心。此時，林彪因懷有個人野心，又深諳個中道理，遂於六十年代初即開始在軍隊“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權威”，甚至把毛澤東思想推崇為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直至以編選《毛主席語錄》的方式，將毛澤東的每一句話都“神聖化和經典化”，所謂“一句頂一萬句”，企圖使之完全取代馬列主義在黨內和黨外、甚至是在國內和國外的獨尊地位。而文革之所以能夠成功發動的重要思想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在中國大陸，毛澤東思想已經比天高皇帝遠的馬列主義愈來愈具有實際上的權威性。由是，“毛澤東思想萬歲”既成為文革時期最嘹亮的革命口號，“毛澤東思想”更從此成為統帥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最高統治思想。而反對毛主席和反對毛澤東思想，亦從此成為最高罪行，而必須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共討之。從而把十七年間的兩個最高統治原則，發展成了“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毛澤東思想，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毛個人在文革中和文革後數年間的絕對專製，由是而得到了全面保證和絕對保證。從而將中共教政合一之全方位專製復辟統治，推向了毛澤東兼“教主”和“君主”於一身的全方位專製復辟統治的極端。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專製歷史和君主專製歷史上，就中國歷代帝王從未實行過宗教統治和教政合一統治的事實而言，毛式宗教專製統治，即被“蘇化和毛化”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統治，實在是對中國專製歷史和專製政治的最高發展和極端發展。



第四、文革使中共從專製的等級森嚴走向了反動的血統至上



　　在中國大陸，舉凡親身經歷者，無不對文革前期血統論者的橫行與暴行，以及整個文革期間血統論對於每一個人命運的巨大影響，雖然記憶猶新，卻又不堪回首。但是，文革期間產生的血統論，自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十七年間中國大陸社會嚴酷等級劃分和出身論猖行的罪惡結果和惡性膨脹。在它的前期，中共新貴族子弟因高喊血統論而私刑虐民和酷刑殺民，固已留下了血跡斑斑的罪證；其“老子革命兒革命、老子反動兒混蛋”的瘋狂叫囂，就更是表現了這一夥掌權土貴族的無知、野蠻和顛狂。在它的中後期，血統論又始終作為一種殘酷的政治原動力，而時刻壓迫著整個的世道和人心。十七年間，因出身不好而薄冰難履者，至此已冰河難渡。而由出身不好、血統“低賤”所釀成的種種個人悲劇、家庭悲劇和社會悲劇，更是生生不已。“革命”派固因權力鬥爭的風雲變幻，而造成了自身等級的暴起和暴落；“反革命”派則因文革無窮盡地擴大了它的“陣營”，連劉少奇也成了反革命，而使它的等級劃分，由黑五類擴大到了黑九類。至於在文革造反風雲中，因跳上竄下竟一時富貴、而終身作囚者，以及曾短暫掌權的“軍宣隊、工宣隊”等時髦政治集團，亦在社會等級的巨大叠變中，嚐足了上下翻滾的喜樂和哀怨。文革之後，即便是鄧小平要借改革以救黨，中共的出身論、血統論看似壽終正寢，但僅僅是在數年之後，中共“龍子龍孫”們又迅速展現出來的全面接班、掌權和抓錢的“革命風貌”，特別是那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由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女來接班，我們最放心”的理論在現實中的猖行，不僅為中共的出身論和血統論另辟通途，大獲成功，而且將秦以後早已沒落和絕跡的封建貴族政治，重新予以復辟和發展，直至造成了一派倒退和腐爛的社會政治景象。



第五、文革使中共的殘酷鎮壓走向了鎮壓的“無法無天”



　　毛澤東在文革初期曾不止一次地狂言過“我就是禿子打傘 —— 無法無天”。但就事實而論，自文革前至文革後數年，無非是毛澤東無法，國家人民無天。誠然，毛澤東無法，乃是從中共十七年法守虛陳而來。國家人民無天，亦是從十七年中共對大陸人民疊行殘酷鎮壓所致。換言之，若沒有十七年中共殘酷鎮壓人民的“豐富”歷史經驗和“寶貴”政治手段，文革絕不會一開場便腥風貫日，血雨連天。其種種荼毒人民直至其黨人的手段，更是紛至沓來、交相並作，直至“展陳而出新”。因為，對於“法守虛陳、革命即法”的十七年而言，文革所掃蕩掉的，不過是中共一整套完全虛假的法製而已；對於十七年“運動即法”這個中共最根本的法製要害而言，文革恰是中共“運動即法”的最高體現；對於中共於十七年間所創製的種種殘酷鎮壓人民的手段而言，文革不過是各種殘酷手段的公開大亮相和公開大表演；對於中共於十七年間疊造冤獄以無端整肅人民及其少數黨人而言，文革無非是將“冤獄遍中華”擴張成了“中華即冤獄”和“冤獄遍中共”罷了；對於中共於十七年間為殘酷鎮壓人民而創建的多重監獄製度而言，文革無非是將它的獄外之獄 —— 群眾專政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更何況中共十七年專製殘暴統治，早已使得中華大地到處都有為劃清界限而拒不為“反動父母”裹屍送葬的不肖子孫，卻再也沒有所謂“路見不平而拔刀相助的中華壯夫”，由是而將我們古老民族重情、重仁、重孝、重節和尚俠好義的種種優秀民族性格破壞罄盡。此無疑為毛氏“運動群眾”，發動文革，造就了先決的“人性惡化”條件。而毛澤東和中共在文革中無法無天的最突出表現，就是既連“法”的任何虛假形式都不再顧忌，又空前地發展了他的“裂民而治”手段，無限地擴張了“群眾專政”的範圍，史無前例地迫害人民，草菅人命，從而在實際上將整個中國大陸完全變成了一個暗無天日的“大監獄”。如前所述，僅在文革數年之中，被毛澤東誘以造反，挑以武鬥，釁以互鬥和大規模鎮壓而致死者，就達兩千萬之多，是日本十四年侵華戰爭期間被害中國軍民的一倍以上。



第六、文革使中共從架構權力經濟走向了毀滅國民經濟



　　文革和文革後數年，毛澤東和中共亦在經濟上將中國大陸推向了國空民絕的境地。這雖是毛澤東以革命破壞經濟，以政治壓迫經濟，直至為了權力而不惜毀滅經濟的一個惡果，又是十七年所架構的專製經濟形態所必然要造成的結果。文革前，相對於毛澤東重權力、輕經濟和不懂經濟、卻又好大喜功而言，劉、鄧一路似因權力鬥爭的啟示，而心存發展經濟的要求。文革開始後數年，相對於毛澤東唯權是問的心態而言，周恩來似乎因“當家之難”而不敢歧視經濟為無物。是故，毛、周兩大政治集團間的長期鬥爭，便使得整個文革和文革後數年的經濟，處於無休止的“毀滅性震蕩狀態”。周恩來既要緊跟毛澤東幹革命，又不得不抓生產；江青為了革命奪權，乾脆連生產也不給抓。及至一九七四年鄧小平上臺，雖痛言“積重難返”，卻又因權力到手，而要整頓經濟。然而，事不過一載，江青四人幫已唆使造反派喊出了“萬裏不倒、火車不跑”的口號。鄧小平的二度政治前途，遂在毛所點燃的“批林批孔”烽煙中，再度毀於一旦。專製經濟，由是而在中共一黨之長期內訌內鬥中走向了死地。由十七年所建成的專製經濟形態，不僅成為文革和文革後數年中毀滅經濟的藪淵，而且成為鄧氏經濟改革的強大反製力量，至今難逃其臼。

　　總而言之，上述種種無非證明了一條真理，即﹕沒有中共十七年在中國大陸的專製復辟統治，便沒有文革的爆發。換言之，十七年固是文革發動的歷史準備，文革則不過是十七年專製復辟統治的大曝光。進而言之，就對中共數十年專製復辟統治的認識而言，在中國大陸，早就有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了，文革前十七年的專製復辟統治較之文革開始後十年的更加黑暗性，和文革開始後十年較之前十七年的更加瘋狂性。而也正是十七年專製復辟統治的迅速建立及強化，和文革開始後十年的瘋狂倒行逆施，以及其後近二十年為自救而推行的兩度專製改良，才真正地凸現了中共整個專製復辟統治迅速由興而衰的歷史三階段。

　　似乎已經沒有必要再來論證毛澤東時代才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了。因為，當太陽過於燦爛的時候，你的眼前常常會一片漆黑。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確實不曾存在過這樣一個“太陽最紅”、但“人間最黑”的時代。因為這個以毛澤東的名字命名的時代，確實是史無前例的黑暗，確實是史無前例的血醒，確實是史無前例地好話說盡和壞事做絕。











兼 問 “左”禍還是“俄”禍？



　　一個很普遍也很奇怪的現象是，不論是在中共黨內，還是在海內外，許多人在談到中國共產黨所犯下的“錯誤”時，常常都是用一個“左”字便把它輕輕一提就算完了。此就中共黨人的心態而言，尚可以理解，但對普通人，特別是對某些學者來說，就是咄咄怪事了。

　　因為，如果說中共持續數十年“造冤獄，虐民眾，踐踏文明文化，迫害知識分子，公開殺人屠城，持續禍國殃民”的種種行徑，都只能稱做是“左”的“錯誤”，那麽，只殺了四百六十個反動儒生的秦始皇，和中國數千年歷史上那些殺人遠沒有共產黨多，害人遠沒有共產黨廣，破壞文明文化遠沒有共產黨烈，戕害民心民智更遠不及共產黨深的歷朝歷代統治者們所犯下的錯誤，又該叫做什麽樣的錯誤呢？是不是連“左”的錯誤都根本“不夠資格”呢？如果是，那他們為什麽偏偏要被我們後人稱為封建統治者，專製統治者，禍國殃民者，國民黨反動派，並且還一定要推翻，要打倒，要永遠批判、絕不輕饒呢？

　　中國共產黨所犯下的不是錯誤，而是史無前例的罪惡；中國共產黨所犯下的更不是“左”的錯誤，而是專製的瘋狂復辟與超級復辟。在中國的數千年歷史上，既不存在這樣一種可怕的“左”禍，在中國現代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歷史上，這個“左禍”的實質，便是“俄禍”。因為，正是這個由蘇俄蓄意在現代中國所製造的“俄禍”，才阻斷了我們應有的民主進程，才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下瘋狂地復辟和發展了中國舊有的專製製度，並且將它推向了極端。從而將我們的現代中國強阻在反動倒退的死港之內。

　　由是，要研究共產黨，就要跳出共產黨；要認清共產黨的禍患，就要將歷史上的所有禍患都拿來跟共產黨所製造的禍患比上一比。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地認識共產黨，才能真正地對我們祖國的過去有一個公道，對祖國的未來有一個信心。



第七章





中國大陸晚清政局的全面重現和極端發展





一　　中共十年經改的動因與理論、步驟與內容、成效與困境

第一、中共十年經改的動因和理論



一、動因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於大陸建立政權至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前後二十八年，雖然既無外患更無內憂，“人人山呼萬歲，個個俯首聽命，一派太平局面”，但是，由現代共產革命和傳統農民造反之雙重勢力，所建立的專製復辟統治，所架構的現代極權製度，所必然要表現出來的種種敗癥，卻造就了“血雨腥風數十年，塗炭生靈上億萬”這樣一個空前悲慘的歷史局面。是故，毛澤東死後，廣大農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貧下中農們，終於叠起偷糧、盜糧和搶糧的風潮，驚心而動魄。01 社會秩序亦由文革開始後的動蕩不安，走向了公開反抗與變相反抗的不斷發生。社會各種刑事犯罪不僅持續暴起而不衰，至一九七六年，青少年犯罪比例已經占全社會犯罪比例的百分之四十一。02 特別是曾經遭遇過種種冤假錯案的人們及其親人，未死者渴望平反，已死者陰魂不散。廣大倍受蹂躪和殘害的知識分子，即“臭老九”們，更是長哭當歌，痛定思恨，終於萌發了對“民主與科學”的重新反思和追求之心。北京西單墻上，一幅希特勒握著毛澤東的手說“兄弟，你比我幹得更好”的漫畫，已經尖銳地表現了人民對於毛澤東和中共二十余年種種倒行逆施的極端憤恨和沈痛思考。中國大陸人民再也不能忍受“鐵幕遮掩下的殘酷統治和信仰支撐下的貧困生活”了。一曲“大幹部送上門、中層幹部開後門、小幹部亂找人、老百姓罵出門”的民間歌謠，實已唱出了人民無限不滿與痛苦的心聲。

　　毛澤東死後的中共及其專製政權，雖然面臨著這樣一個一觸即發的社會局面，然而，華國鋒卻要在“兩個凡是”的信條下“按既定方針辦”，繼續執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於是，因十年內訌而成為階下囚的中共部分黨人，終於在“保證永不翻案”的鄧小平率領下，為從頭收拾“紅山河”，為挽狂瀾於既倒，為製造毛後中共專製復辟的“中興”局面，為追求中共的“長治久安”，乃接過“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理論武器，號召“思想解放”，以對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行為論是非，甚至公然批判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由是而推倒了“兩個凡是”。同時，以平反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和平反冤假錯案來收拾人心，以所謂撥亂反正來推倒文革，以提倡回到“科學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裏面去”來歸復文革前中共正宗專製統治，以高喊“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號召國人向前看”來重新激勵人心，從而拉開了中共十年改革的序幕。



二、理論

　　首先，據實而論，中共十年改革並無理論可言。這是因為，中共在十年改革中，始終固守四個堅持，堅守教政合一的極權政治體製，不斷強化正在被迫削弱下去的專製思想統治。因而，作為中共政權思想基礎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不僅仍處於獨尊地位，起碼在表面上和形式上，沒有人敢公開反對。這就為改革在理論上圈下了一塊不容逾越的思想禁區。任何人沖撞不得。其次，蓋因馬列毛只有“革命”理論，即殺人奪權和殺人固權的理論，向無改革的理論，所以，中共的改革，也就不可能在馬列毛思想的指導下進行之。相反，所謂改革，若要依據馬列毛的理論來進行分析，就純屬“反其道而行之”。因此，一向誇口擁有“光輝革命理論”的中共，既不能“掛狗頭、賣狗肉”，便只好“掛羊頭、賣狗肉”了。也就是馬列毛思想照掛，背叛馬列毛的改革照幹。這雖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也是除掉中共“昏糊老朽、惡棍左王”以外者所樂於暫時執行的。但是，畢竟“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不是正大光明的勾當，因此，實際上的狗肉買賣，就非但不能過份，尤其是掛羊頭的把戲，就更不能叫人公開戳穿。更何況中共內部的左派，即要維護馬、列、毛思想正宗的頑固派們，又時時要“聞腥而作亂”。再加上改革者本人，雖有改革救黨之念，卻無變革專製之心。特別是他們為了維護中共一黨專製統治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又非馬、列、毛這張畫皮不可。

　　這樣說，並非指中共十年改革毫無“理論”可言。與中共慣用的“口號”式革命理論一樣，由鄧小平所建立的所謂改革理論，亦常常是以“口號”代替”理論”。這就既省略了理論本身所必須的科學性，又易於“標明立場、雷厲風行”。如果說，鄧小平於十年改革中尚有什麽循序漸進的“理論”即口號的話，那就是﹕

　　其一、以“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向前看”為口號，既要求消彌黨內分歧，又希望消彌人民仇恨，於不堪回首之中，試圖號召黨人和民眾引項向前，為用改革創造中共長治、人民久安的新一輪專製統治局面而勉為其難。

　　其二、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為理論旗號。但批毛不批黨，否文革不否定十七年，一心想歸復中共文革前十七年的正宗專製統治。

　　其三、提出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將已經進行了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仍然放回到沒有高級階段的初級階段去。既對前三十年的一切罪惡包禍容過，又為改革的過失開脫罪責。這算是鄧小平的一個“前後皆得和左右逢源”的“理論”。

　　其四、大言“改革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情”，因而提出“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這個“過河論”是在一九八五年後，當改革迅疾滑坡，人心黨心不滿，面對黨內黨外種種指責之時，由鄧小平提出來作“自我辯護”的理論。這個在一個相當時期內被當作重大改革理論的“理論”，一是證明中共黨人無知，並敢以無知欺天下人，將古今中外一切有聲有色有血有淚的改革，歸為烏有。二是將這一場改革的真情和實景，無可奈何地表現得淋漓盡致。“過河論”一出籠，立即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極端不滿。在廣大民間，人民便常常用“十二億人憑什麽都要跟著你摸著石頭過河”的話，來嘲笑之、批駁之和反對之。這句話在人民渴望真正改革的心理追求上，撒下了無邊的陰影。說它是人民在理性上認識與看破中共所謂改革的開始，亦不為過。

　　其五、高喊“長治久安”。即“中共長治，人民久安”。此語不僅凸顯了晚清慈禧和今日中共所一心相與的共同政治願望，更將中共要借改革以預防革命和茍延專製統治的全部企圖暴露無遺。

　　其六、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如果說十年改革伊始，當局部恢復個體經營已經造成部分個體經營者不正常的劇然成富，甚至造成朝野上下物議洶洶之時，鄧小平說出這樣一句話來，意在保護剛剛推開的經濟改革勢頭，以平衡社會心理，亦未必大錯，那麽，一九八五年，當中共高幹子弟弄權經商已經造成官倒橫行、權門暴富之時，鄧小平的這一句話和他對這一句話所加的補充與解釋，即“既然能夠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什麽我們的子弟就不能先富起來”，也就在中共拒不進行政治改革的前提下，既迅疾造成了中共經濟改革的巨大混亂和民心的極大不滿，又造成了中共官場貪汙腐敗的肆意橫行，更暴露了“中共專製統治者們”的無限貪婪精神，從而為他們所一心相與的“長治久安”願望，製造了黨基崩潰的無窮危險。

　　如果說“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等“理論”，尚為撥亂反正與推動經濟改革，起到了思想發動作用的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語，尚可視作中共為自己以往的罪惡“遮羞、彌過”的話；其余一切所謂理論，不僅均不是指導和引導改革的理論，而且在實際上都為凸顯這一場改革意在維護專製統治和專製製度的本質，和促使這一場改革的迅疾滑坡直至失敗，起到了彰明較著的作用。這既是中共十年改革的本質體現，更為中共借改革以自救的目的所使然。



第二、中共十年經改的步驟和內容、成效與困境



　　中共的十年經濟改革，基本上可分為“以撥亂反正為先導，以農村改革為開篇，以城市經濟改革為主題，以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允許獨資為手段”四個方面。

　　一、所謂以撥亂反正為先導，即指部分地恢復為中共文革和文革前十七年所毀掉的一切社會正常存在。具體地說，一是恢復原有的黨政系統及其建製，恢復下放幹部和插隊知識青年回城工作和待業的權力，恢復被廢止了十年的高等學校考試製度，恢復一九四九年前向西方派遣留學生的製度。二是先黨人後群眾地為文革和前十七年的部分冤假錯案平反，直至為地富摘帽和為右派改正。意在收拾人心和恢復社會秩序。

　　二、所謂以農村改革為開篇，即指在少數省區農村自發包產到戶的形勢下，被迫恢復一九六零年曾被劉少奇肯定和保護過的“三自一包”救命政策。並在此基礎上，廢除人民公社製度，將農民的農產品生產權、農產品經營權和基本人身權力部分地歸還給農民，初步地將農奴復歸為農民，逐步地推行包產單幹。從而，在短暫的時期內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起到了恢復農民傳統的小生產以救社會主義的命這樣一個作用。

　　有必要說明的是，農村改革之所以能夠在短暫的時間內獲得相當的成就，並因之而奠於了八十年代整個經濟改革的基礎，蓋因農村改革已經超出經濟改革的範疇，具有明顯的政治改革內涵。雖然它不是向前改，而是向後改。但是，它畢竟將中共在中國大陸農村所長期製造的歷史性倒退，進行了撥亂反正，使中共一手架構的共產農奴製度開始瓦解。但是，一九八四年中共對農村改革政策調整的失敗，以及由接踵而來的“雙軌製”所造成的，農業生產資料的暴漲、賣糧難、和“打白條子”03 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遂使農村改革迅速出現“嚴重滑坡”。中國大陸農村短暫的好年頭和好景象，就此江河日下，不復再來。新的農村社會危機卻由是而生。

　　三、所謂以城市經濟改革為主題。農村改革固然能夠起到穩定社會與政權的作用，但作為現代社會經濟命脈所在，和造就了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主體，卻是城市。但也正因為城市集政治、經濟、文化於一體，所以它的改革，才既不可能象農村那樣，只需“分田單幹”，解散人民公社，即走“回頭路”，便能夠收到改革的“奇效”。更何況由中共所建構的專製權力經濟，乃是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直接製約和嚴重製約。因而，只要黨權不放，政權不讓，專製權力經濟的基本形態沒有改變，其城市經濟改革也就不可能獲得成功。一九八九年前城市經濟改革的一再失敗，就已經證明了上述理由的正確。

　　但是，在中共十年改革中，城市經濟改革還是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獲得了一些治表不治裏的成績。它具體表現在﹕

　　其一、與在農村恢復傳統農民的小生產一樣，恢復了傳統型的城市個體經營，實際上就是恢復了小商小販在流通領域裏的數千年歷史性存在。但是，這個恢復，卻溝通了城鄉與民間的物資交流，開拓了城市閑散人員就業的機會，造成了個體經營這個傳統的社會正常構成，在中共專製統治下的再生和崛起。

　　其二、在局部恢復個體經營的基礎上，允許“個體經營”的限製性發展。將小商小販小個體戶在流通領域和小生產領域，發展成了擁有一定經營資金和一定經營範圍的新型資產者，從而恢復了一定限度內的私人雇傭勞動。在沿海省份，這種個體經營在規模上發展較大，重新造就了一定數量的家庭式手工作坊的出現，使得當代中國的民間工業，再度呈現出了宋末明初自由手工業初萌期的歷史景象。

　　其三、恢復、建立和發展鄉鎮企業，使之成為地方工業的補充者與鄉鎮經濟的主體。好處是活躍了城鄉小商品市場，發展了鄉鎮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鄉鎮及農村生活的水平；壞處是使中共鄉鎮基層政權有了揮霍的“小金庫”，造成農村腐敗橫生。因為鄉鎮企業直屬鄉鎮黨、政兩權領導人，由是，鄉鎮企業的負責人，便在改革中迅速成為有權有錢者，農民對他們的普遍怨恨亦由是而得以迅速擴張。

　　其四、仿傚清政府於經濟改革中建立上海經濟特區和開放通商口岸的辦法，延承毛澤東“抓典型”的一貫手法，在維系中共黨政兩權專製政體的前提下，建立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仿傚“資本主義”的經濟管理和經營模式，意在使它們成為一個紅色的資本主義世界。若就現實的政治經濟狀態而言，它們不過是中共專製權力控製下的官倒、官商和一切不正常經營的中心和發源地，被中國民間稱作“第一和第二官倒中心”，是中共改革腐敗和腐敗改革的象征地。若借歷史的前證相比，它又酷似清政府的上海經濟特區，卻又遠不及晚清的上海。因為晚清的上海只有政權，沒有黨權即教權；確有資本主義，即有自由主義經濟的真發展，而無專製權力經濟的主體控製。加之舊上海雖然是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新特區卻是中共權貴及其子弟發財致富的溫柔鄉。雖然它所呈現的繁榮和繁華尚遠不能與當年的上海相比。再者，中共建立深圳、珠海經濟特區的目的，固然是為了抓典型、樹樣板，但是，即便是鄧小平於一九九一年發表南巡講話時，極力鼓吹深圳、珠海經驗，卻又絕不敢向內地推廣。無非是不能將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都變成“紅色資本主義”世界罷了。誠如中國大陸民間有言，“所謂特區，乃中共特權地區之所謂也。”

　　其五、所謂提出城市經濟改革，建立市場經濟，實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行的雙軌製”。這三個提出，前兩個固為形勢所迫而不得不為，在理論上也屬於真改革，但是，中共的專製權力經濟結構，卻只能使它們成為空談。因為，當作為城市經濟改革重心的“向市場經濟轉型”，一旦受控於專製權力之下，則以自由競爭為前提和本質的市場經濟發展，就只有死路一條了。至於第三個理論，中共一則允許實行，二則樂於實行。因為它一是在理論上並未全部否定專製權力經濟，二是在實際上使有權力的專製統治者們擴大了賺錢的特權。因為由權力以平價買進計劃商品，再用權力將計劃商品以高價賣入無計劃的市場，便會僅僅因為權力這根杠桿的作用，而在流通領域的轉瞬和轉手之間，就能獲得驚人的“利潤”。這是中共官倒、權倒爆發的巨大歷史契機，也是中共權力階層暴富的絕好“商業”手段。自然，更是中共改革隨之迅疾滑坡，和由改革所招致、所擴大的各種社會敗癥交相並發的主要根由之一。一九八九年前，中共的城市經濟改革更由此而歸於失敗。

　　其六、所謂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於企業疏離黨權，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可以說，這是中共城市經濟改革唯露改革容顏之處。但是，由於專製權力經濟的頑固性，即黨權、政權對於經濟領域生產權和經營權的不肯真讓和不肯真放，而只能收效甚微，甚至一再出現反復。如雖然局改公司，公司卻既設黨委，又有被規定的行政級別，是故，企業界的黨權和政權也就成為假讓和假放；若再加上企業內部的黨權和廠長權，又一直在隨著中共層層權力鬥爭的起落而相消長，是故，被松綁的廠長既不能“松心”，也就談不上真正的“松綁”。特別是“冷風”一來，黨中的改革派一遭難，廠長們就會被黨委書記們名以各種經濟問題、生活問題而投在明槍暗箭之下，直至紛紛落馬。十年改革中，這種倒黴的廠長無以數計。其中銜冤之深者早已令全國人民震驚不已。

　　四、所謂以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和允許獨資為手段。

　　中共北京政權建立伊始，即實行了閉關自鎖的政策。換言之，即中共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棄絕交遊久矣。毛死後，鄧小平發動改革，本質既在自救，對內便要暫時“與民讓步”，對外便要放棄僵死的社會主義立場。如是，鄧小平也就不得不在防止和反對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前提下，逐步地開始了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和允許獨資的新經濟政策。這一改革大計，雖是清政府老早就做過的，並也曾卓有成效，但在中共卻是石破天驚，更被他們自己認作“史無前例”。再加上中國市場既大，勞動力又低賤到了不能再低賤的地步，加之早期的官場因眼界剛開，口胃不大，甚至只需要一瓶洋酒、一臺彩電就可以使外資引進，合資簽訂，獨資有望。如是，也就吸引了海外形形色色的投資者，包括先到的港商，後來的洋商和最後趕來的臺商，從而造成了一派轟轟烈烈的投資、合資及獨資的經濟改革景象。這個景象，在促成中共八十年代的經濟自救上自然功不可沒；這一景象，在導致中國官場腐敗的迅速加深上，更是功勳卓著；這一景象，對屢經危難的中共經濟之一再輸血，則在相當程度上和在相當多的次數上，起到了維系中共專製統治的巨大作用；這一景象，又為中國大陸人民放開眼睛看世界，從而愈來愈催動起他們對於民主改革的渴求，直至形成他們對中共經改的本質認識和深刻認識，就更是“患莫大矣”。因此，投資、合資和獨資的風氣及規模，也就伴隨著中共改革風雲的變幻，改革派和頑固派權力的相消長，經濟發展的禍福不定，中共專製統治危機的或隱或現，而時漲時落。更在一九九一年之後，為中共層層統治集團中人紛紛借投資、獨資和合資舉外債，變私款，轉放海外為其子孫留後路，提供了絕好的手段和渠道。據北美《世界日報》報導，一九九四年，海外對中國大陸投資總數，即為中共轉放海外之個人財富總數的驚人消息，實在使一切真正愛國的華僑頓生扼腕切齒之痛。

　　誠然，與農村改革的成就相比，姍姍來遲的城市經濟改革，由於政治改革的決然不行，才一方面造成了城市經濟改革的不改不動和改而難動，一方面又因城市經濟改革伊始，就立即推行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雙軌製”，才造成改革尚未見效，腐敗已經橫流，一場城市經濟改革幾乎完全成了“官倒與腐敗”的代名詞。它不單在社會風氣上轉瞬即造成了“一切向錢看”的腐朽風氣，而且在社會心理上更是增強了嚴重的社會不公感覺。其在權錢關系上，一是使社會權力意識在改革的年代反而有強無弱，二是使權錢交易成了敗壞一切社會公德的禍水。

　　在中共十年經濟改革中，除掉創造了一片表面繁榮和虛假繁榮以外，個體經營的發展應算是城市經濟改革的一項重大成就。這個重大成就，一方面證明了在所謂社會主義條件下，個體經營只有被迫走與封建官場及專製權力相結合的道路，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從而使得民族自由經濟在其再生伊始，就走向了非自由發展的歧途。一九八七年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表並出版的長篇小說《癡漢》一書，就對此作出了十分生動和準確的文學概括。另一方面它又在實際上為增加中共財稅收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安徽省為例，一九八九年個體戶的稅收已達全年財政收入的近半數，一九九一年則達到當年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這對於撐持中共江河日下的經濟，實在是功莫大焉。所以，一九八九年以後曾一心想使個體戶們傾家蕩產的“江核心”，04 也不得不在二度改革中容忍個體戶們繼續發財致富，並絕不容許它們退隱家園，否則便以凍結、甚至沒收銀行存款相刁難。由是，中共雖因“民族資產階級”的再生與發展而寢食難安，然而，真要下決心掐死這個新生的“畸形民族資產者階級”，其經濟便會立即陷入不能維持的境地。因而，由這個“畸形民族資產者階級”給中共在政治上帶來的擔憂和在經濟上帶來的好處 —— 不論是於公還是於私，均已使中共處於進退維谷和莫衷一是的困苦境地。“左王”們指責“個體戶發展已經宣布社會主義失敗”一類的話，和他們所一再發出的“中國就要形成為資產者階級的個體戶將必然要在政治上有所要求、並要尋找代理人”的警告，無非表現了他們對“山河就要變色”的心慌意亂罷了。05



二　　中共十年改革的範圍、禁區、死區、後果及專製改良本質

第一、中共十年改革的範圍



　　中共十年改革除掉曾在農村改革中解散人民公社、即解放共產農奴，乃具有政治改革的意義以外，其它任何改革，特別是城市改革，均被限定在經濟改革的明確範圍之內。即只準許經濟改革，而不準許政治改革。或曰只有政治改革的空喊，而絕無政治改革的實踐。



第二、中共十年改革的禁區



　　因中共只空言政治改革，而絕不進行政治改革，因此，向被中共視為第一和掛帥的“政治”，便天經地義地成了改革的真正禁區。尤其是它的“四個堅持”和“抓兩手”，即在四個堅持之下，一手抓經濟改革，一手抓思想文化領域裏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實際上不但不會促成改革的深化，竟又在政治改革的禁區之外，增添了一個新的禁區，就是不準在思想文化領域進行改革。由是，思想文化領域裏新的整肅運動也就彼伏而此起。從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倡“思想解放”以來，一九八零年就因文學界被視為“越軌”，而由中共挑起了一場“歌德還是缺德”的爭論，06 即“是歌社會主義德、還是缺社會主義德”的爭論，企圖再度用政治的力量來排斥和否定剛剛觸及、表現和批判了當代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一九八一年春天在北京召開的“劇本座談會”，又借批判電影“苦戀”，向文化界發出了正式的警告。一九八三年秋冬之際，終於爆發了為期二十七天的“流產文革”，即來勢洶洶的“反對精神汙染”和“反對西化”的運動。一九八四年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雖然是文學界對“反對精神汙染”這一流產文革的“出氣”，一九八六年爆發在全國各地要求政治改革、要求言論自由和要求反對官倒腐敗的學生運動，就更是表達了人民要求政治變革的政治要求。但是，一九八七年初中共發動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無疑暴露了中共絕不會改革政治，更不會將專製政治改革成為民主政治的本相。之後，因中共最高統治集團內部權力沖突的暫時傾斜，曾又一次造成了短暫的寬松環境，即造就了一九八八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敢言”會風，致使一時間要求政治改革和要求反腐敗、反官倒的呼聲響遍全國。但一九八八年深秋，全國第五次“文代會”“不準串連和不準胡說”的陰冷沈寂會風，終於預示著一場更大政治寒流的到來。可以說，除掉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鄧小平為否定文革和撥亂反正而不得不一度高喊過“思想解放”，即要求“解放到科學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裏面去”以外，此後，在思想領域，非但再也沒有提倡過任何的思想解放運動，卻反而有計劃、有組織地一再遏止人民的思想解放，一再撲殺人民的任何“異於”思想，力求歸復馬、列、毛正宗，特別是對新聞自由的絕不松口，集會結社的絕不允許，人民辦報辦刊的絕不給予，從而在十年改革中，使得思想文化領域裏的改革亦與政治改革一樣被視作禁區，不能越雷池一步。這既是文學藝術的發展僅僅在幾聲吶喊和幾篇“傷痕”之後，便開始遭受重重打擊、限製、並被迫迅速走向種種歧途的原因，也是伴隨著經濟改革的發生、發展、滑坡和惡化的政治改革高喊，更無從兌現的根由所在。



第三、中共改革的死區



　　中共之所以在十年經濟改革中設立了以上禁區，根子，是在中共黨權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松。而黨權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松，不僅形成了中共十年改革的一個真正死區，而且正因為存在著這樣一個死區，才造成了其它方面改革的困境、禁區和難題。特別是政治改革的無以進行。

　　十年改革中，人事製度的改革喊得最早，但迄今“黨管人事”的製度卻無分毫改動。十年改革中，“黨政分家”的呼聲可謂最高，但至今黨政豈但不分，甚至連對人大和政協都已經進一步強化了共產黨的專製。十年改革中，黨權、政權對於企業、事業的管理權和控製權，雖然一再地遭到了人民的物議與不滿，但其堅決不改和堅決不放，只能令人扼腕。著名共產黨演員趙丹臨死前就曾滿懷沈痛與憤懣地指斥說﹕“既然號稱百萬大軍的文藝界，每一個單位和團體都有那麽多的黨員，又為什麽非要派那些外行的黨員來領導我們不可？”他的話，雖然震聾發聵，發人深省，但是，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在全國各級文聯及所屬各協會，以大派黨棍來代替黨員作家藝術家擔任黨政領導的倒行逆施，已經證明了中共的用心何在。



第四、中共十年改革的後果



　　一、經濟、政治等方面的正面效應。相對於毛澤東和中共二十六年無法無天的殘暴統治而言，由鄧小平和中共所推行的改革，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一定範圍內和一定時期中，達到了用改良的方法以與民讓步、與民休息和與國發展的成效，從而使得中共的專製統治得以短暫的中興。用胡耀邦的話來說，就是“中共這一艘早已在下沈的大船總算沒有沈沒”。07

　　二、專製極權統治的相對削弱。中共十年“掛羊頭、賣狗肉”式的專製改良，終於使得在前三十年中嚐足了“社會主義苦”的人民，包括中共自身的許多黨人和官僚，對所謂社會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信仰均產生了根本的動搖。人民不僅已經在感性和感情上，而且已經從理性和理論上，走向了對所謂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否定和拋棄。在官場，則迅速演化成為將堅持馬、列、毛正宗思想，變成了假戲真唱和真戲假唱。有時則乾脆成為對上交差、對下作態、上下互相欺騙、卻又都是心心相知的政治過場戲。中共中央屢屢指責其各級黨政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原因，蓋源於此。

　　三、官場腐敗的迅速升級和擴張。雖然在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初期，毛澤東和他的高級黨政官僚們在生活上已經腐化墮落不堪，但是，一方面因被遮掩在鐵幕之內，另一方面，亦因“革命”一詞猶如一把無形的“法術”之劍，被中共最高統治集團高懸在中低級幹部和造反派的頭頂之上，使之不敢公然的腐化與腐敗。但是，至文革中、後期，特別是林彪事件之後，因毛澤東以革命名義整殺“功臣”的倒行逆施，已為廣大黨人和民眾所識破，“革命的法術之劍”既隨之消失，中共各級權力集團的腐敗和腐化也就得以大大地傳承和加速。再加上“革命”不僅使得人民越來越窮，“革命”亦同樣使得中共的大多數下層幹部，非但在政治上朝不保夕，而且生活清苦，心自難甘。於是，腐敗和腐化遂蔚然成風。前文所述，“大幹部送上門、中層幹部開後門、小幹部亂找人、老百姓罵出門”的民謠，便是文革中後期腐敗社會局面的真實寫照。毛澤東死後，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伊始，一方面，曾在十年內訌中失去了天堂的所有黨政官僚，為重新得到一切和占有一切而倍顯貪婪；另一方面，清苦了半輩子的中小“革命家”們，因早已看透了人生，看穿了“革命”，因而“改革”雖難全真，“開放”卻全然不假。於是，“有權就有一切，無權就一切都沒有”的口頭禪，幾乎成為他們心領神會的座右銘，激發得人人為餐餐頓頓酒肉穿腸過，為在考察名義下出國觀賞資本主義，為升官晉級而公然用公款行賄索賄，為安排子女後人的移民海外而一心斂財和瘋狂占有，為嚐盡人生的艷樂而酒色不衰，竟能夠將整個官場與社會鬧得腐敗橫行，烏煙瘴氣。特別是一九八五年後中共層層高官及其子弟們的弄權經商，大搞官倒、權倒，就更是將這一片腐敗之氣，變成了合情、甚至合法的腐爛之風。中共正是用它的“改革”，才從“為革命抓權”，徹底地走向了“為革命抓權乃是為了為革命抓錢的嶄新歷史階段”。而由專製製度和由專製改良所製造的腐敗和腐爛，亦終於變成了中共及其專製統治的不治之癥，成為中共大陸專製復辟政權的亡國之象。

　　四、社會兩極分化的迅疾形成及其發展的極端化

　　中共的公然腐敗與腐爛，不僅是對社會公有財富的瘋狂糟蹋，而且是對社會共有財富 —— 實際是人民財富的公然劫奪。這就必然要造成如下兩個可怕的結果，一是他們的富有化恰與社會的貧窮化成為正比，二是掌權者的公然腐敗和腐化，必然要造成整個社會腐敗、腐爛風氣的公行。就前者而言，據不完全統計，一九八九年中共官場用於公款吃喝的錢竟達數億人民幣以上。但一九八九年人大內部亦有資料統計，該年中國中部某省竟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農民連肚子也吃不飽，而在某富裕省份的貧窮山區，農民連過年也吃不上一頓肉的景況竟比比皆是。這自然只能造成普通人民對“吃喝玩樂都報銷”的中共黨人官僚，懷抱強烈的不滿直至憤恨。就後者而論，則正是由前者才造成了整個社會心理的嚴重傾斜和社會公德的蕩然無存。流行在整個大陸社會的“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之類的憤恨貪婪之語，實已將今日大陸社會的不平心態和腐風惡氣表現得淋漓盡致。

　　五、政治改革呼聲叠起

　　如果說一九八四年前的農村改革和所謂城市經濟改革尚有成效的話，則一九八四年之後的形形色色改革，便立即開始呈現出種種雜亂無緒的現象。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對於必須與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或曰作為經濟改革必要基楚的政治改革，非但遲遲不改，而且決然不改。一九八五年，鄧小平雖然在中共十三大上給予了政治改革的空洞許諾，中共黨內的政治改良“精英們”甚至已在草擬政治改革方案，08 但是，政治改革仍然只是空打雷，不下雨。歷史的事實是，自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五大，中共不僅無意進行政治改革，而且蓄意反對政治改革，並且在高喊政治改革中肆意擴張黨權，強調四個堅持，特別是在人大和政協，思想界和理論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其黨權的擴張與強化，實已到了連“十七年”與文革都不曾達到的強度。如前所說，一九八九年之後，各級人大和政協均由中共各級黨的主要負責人擔任其主要職務的事實；一九八九年之後，各級文藝工作者聯合會和各級作家協會均由中共各級宣傳部派出大批黨棍以再事“外行領導內行”的實例；一九八九年後，江澤民猶如高喊立憲時期的晚清監國攝政王載灃一樣，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一族（即上海幫）的全面倒退景象；只能說明中共為了鞏固其一黨專製的權力，已經連臉面也不能夠再顧了。而對於那些一再要求政治改革的普通民眾和知識分子，中共不是施以高壓，趕出海外，便是逮捕法辦，課以重刑，“六四”的血影依然深重地籠罩在我們的國土之上。

　　必須指出的是，中共雖然以上述種種手段達到了在實際上反對政治改革的目的，但是，政治改革的要求在中國大陸人民的心中卻非但沒有因此而消失，卻反而變得愈來愈強，愈來愈烈，並且終於演變成為要求社會徹底變革的思潮，在向著追求民主自由和反對中共專製統治的明確目標前進了。

　　六、民主運動的爆發

　　中共從允諾政治改革到反對政治改革直至強化專製政治的行徑，一方面保護了中共的權力及其特權階層的貪贓枉法與腐敗腐化，一方面使原來已經舉步維艱的經濟改革發生了嚴重的滑坡，一方面終於使人民對中共的所謂改革走完了“由期望到失望和由失望到否定”的歷史過程。一九八六年秋，即在中共十三大許諾實行政治改革一年之後，全國各大中城市終於爆發了學生運動。其聲勢與規模均為一九一九年之後所僅見。這一持續了一個月之久的全國性學生運動，雖然無領袖，無組織，亦無計劃與謀劃，更無黑手，但是，各地學生喊出來的卻都是﹕立即進行政治改革，反對官倒與腐敗，要求新聞言論出版自由。鄧小平和他的中共如臨大敵，不僅對人民呼喚政治改革的要求置之不理，對反官倒、反腐敗的呼聲充耳不聞，而且立即抓住學生運動要求新聞言論自由這一“嚴重把柄”，立即壓上了一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帽子，向著黨內外左右開弓，大打出手。由是，胡耀邦因被指責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保護傘，而在槍桿子的逼迫下待罪辭職；幾位被中共指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的黨內知識分子，遂被開除黨籍；各地高校學生運動的發起人和組織者，分別受到了輕重不同的處分，嚴重參預者則被逮捕“法辦”。這一場旨在思想上進行整肅的政治運動，雖然如同八三年那一場二十七天的“流產文革”一樣，只能以流產為告終，但是，它從反面所聚斂起來的不平之聲與反抗之念，卻隨著中共經濟改革的迅疾滑坡和官倒腐敗的更加橫行無忌，而愈來愈表現出它必然要勃發的前景。一九八九年春天因“借題發揮”，即借胡耀邦之死而陡然爆發開來的學生運動，之所以能夠立即得到全國上下各階層人民的竭力支持與踴躍參加，並使之成為中國歷史上和世界範圍內空前壯闊的民主運動，只能說明自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中共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領域的倒行逆施，特別是其間官倒和腐敗的橫行無忌，實在是起到了激怒整個社會情緒的巨大作用。



第五、中共改革的專製改良本質



　　由於中共改革的範圍是經濟改革，中共改革的禁區是政治改革，中共改革的死區是黨權的絕然不改、不讓和不放，中共十年改革的直接後果乃是腐敗的歧生歧長和人民不滿的迅速加深，因此，中共的十年改革，才僅僅是經濟改革，並且以不根本改變專製權力經濟形態為界限。因為，這一場經濟改革，一旦從根本上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中共的專製經濟形態，就等於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這個專製權力經濟形態的“政治底牌”，也就是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中共一黨的黨權和中共的整個專製極權製度。所以，中共才不會下決心改變它的專製權力型經濟，更不會首先下決心改革它的那一張“政治底牌”，即決心以政治改革來廓清經濟改革的道路。由是中共十年改革乃是意在鞏固其一黨專製統治，意在維護其一黨江山的專製改良本質，也就昭然而若揭。中共的改革遂只能與晚清及近、現代所有專製國家的專製改良一樣，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必然失敗的最後下場。







三　　當代中國大陸的雙重思想解放運動與八九民主運動的爆發—— 兼述八九民主運動發展與變化的四階段



第一、中國大陸人民思想變化與發展的四階段



　　從中共建國到天安門大屠殺，就總體而言，中國大陸人民在思想上曾經歷了四個變化與發展的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本階段雖有對中共陰謀奪權歷史十分了解者，但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的歷次政治鎮壓中，上千萬人被處決、判刑和被逼自裁的恐怖事實，使他們當中的幸存者不僅已經不敢言，而且已經不敢想。再加上普通工人、農民、特別是青年又為新政權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共產主義理想”所迷惑，五十年代初，中國大陸才會在施行恐怖統治的同時，呈現一派錯把復辟當革命的荒謬昇平景象。

　　第二階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本階段以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為發端。雖然一些知識分子曾公然指斥中共一黨專政，揭露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但是，中共將百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強迫勞改、勞教、直至逼迫他們家破人亡的殘酷事實，終於使全體知識分子開始如履薄冰。他們不僅在黨的教導下開始學會指鹿為馬，不敢言非，甚至完全陷於不敢講話、更不敢思考的悲慘境地。酷似歐洲中世紀黑暗宗教統治的中共專製思想統治由是而得以全面建立。至於廣大民眾，其中大部分因懼怕共產黨而日漸變得麻木起來；小部分人仍沈緬在中共的虛假革命理想之中未能清醒過來。雖然後來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尤其是三年餓死四千三百萬人的中共人為禍患，09 已經使大多數人民在感情上對中共發生異變，對中共的懷疑已經與日俱深。但是，一九六二年之後，因毛澤東一再地喊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並日漸地施以高壓政策，特別是製造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迅速升級，乃使中國大陸人民只能繼續陷入“不敢說和更不敢想”的非人境地。加之一大批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學生們，就更是在中共的強行教化之下，成為被共產文化鴉片所深深毒害的一代。故整個國中雖然恐怖日深，卻又愈來愈彌漫著一股激越的左傾氣氛。遍及國中的“高昂革命情調”，完全掩蓋了“一片惶惶人心”。猶如“法國的痛苦完全被掩沒在路易十四輝煌的專製王權之下”，雖然是大大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三階段（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本階段的前三年是為中共的文革階段，10 即中共瘋狂地內訌、內鬥和內亂時期。中間七年至四人幫垮臺，是為文革余波橫行和毛氏全面復辟君主專政時期。後二年，屬於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要維護毛澤東路線的時期，是為過渡階段。本階段中國大陸人民思想的發展，基本上可以分解為從畏共懼毛到順毛造反，直至走向開始否定毛澤東和懷疑社會主義製度這樣三個階段。本階段的重要特征，是知識分子中的先進者已經從毛澤東和中共的累累罪行中，認識到中共就是封建法西斯專政。一九七四年廣東李一哲的“論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的大字報，雖然立場和感情仍然是社會主義的，但在實際上已經透出了對毛澤東君主專製復辟的否定傾向。一九七六年北京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本相便是“借周反毛”，一句“秦始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的誓言，實已道明了人民思想解放的根本方向。

　　第四階段（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本階段初始，普通人民曾重新寄望於“中共好官”。然而，這一時期的中共“好官”，即恢復了權位的中共黨人，所迅疾表現出來的霸道、貪婪，及其對人民的無情無義，特別是由中共“好官”所推行的改革，又迅速地背離了人民要求實行真正改革的願望，使得腐敗橫生，從而造成了人民的一再失望和最後絕望。中共及其整個專製極權製度，由是而遭到了人民的徹底否定。由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時代開始悄然來臨。



第二、當代中國大陸的“雙重”思想解放運動



一、雙重思想解放運動的源起

　　眾所周知的是，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中國大陸曾一度出現思想解放的運動。這個思想解放運動固然因四人幫的倒臺、文革的混亂和毛氏君主統治的結束，而給它帶來了興起的時代條件，但它興起的直接原因，卻是華國鋒要執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即“兩個凡是”的路線。這就既要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又要引起中共黨內一部分文革倒臺幹部的強烈反對。由是，一場從民間自然興起，和由部分中共黨人發動，首先旨在推倒“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應運而生。

　　在民間，作為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前驅的，是四人幫垮臺後一場文學解放運動的興起。這個文學解放運動，既因小說《傷痕》而得名為“傷痕文學”，又因小說《傷痕》表現的是中共黨人及其子女在中共文革內訌中罹難的生活，因此，它作為一九四九年後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揭露和鞭韃現實的作品，雖然缺少文學價值，卻使得整個含冤忍苦的社會耳目一新，並產生強烈共鳴，從而受到中共統治集團中文革受難者、即某些中共黨人的嘉許和中共官方的允許。這個綠燈一開，一方面雖使得表現中共黨人及其子女文革遭難的作品大量問世，一方面，卻又使表現人民自身於文革中遭受冤苦的文學作品，得以沖破堤防，決如橫流。其潮流所向，竟致很快越過文革，並且直指文革前十七年中共更加黑暗亦更加封閉的血腥統治。其筆觸尤其集中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場反右鬥爭所製造的“千萬冤案和冤魂”身上。由於人民借文學而長歌當哭，其意是在痛定思痛，因而，本階段的文學發展也就迅速地從“傷痕”轉向了社會問題，亦即“問題文學”的誕生。一大批揭露社會問題、包括文革前後社會問題的小說，不僅應運而生，而且企圖引起“療救的註意”，即企圖直接幹預生活，否定現實，揭露黑暗，要求變革。

　　這一場文學解放運動不僅成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前驅，而且成為促使廣大人民群眾思想迅速解放的催化劑。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人民對小說的鍾愛，以及由小說所表現、所喚起的社會情緒和世道人心，其在聲勢與規模上，可堪比者，亦只有新文化運動中的新文學運動而已。但是這一空前的文學解放運動，由於時代條件的本質不同，雖然在聲勢及規模上勝過五四新文學運動，卻又在深度和廣度上遠遜於五四新文學運動，誠所謂“吶喊未起聲先啞”者。但是，誠如哲學的時代必然脫胎於藝術的時代，革新的時代又必然是脫胎於哲學的時代一樣，由它所艱難推動、或迅速誘發的思想解放運動，因它一方面發出了“於無聲處聽警雷”式的呼喊，從而使得要求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願望，成為人民與中共部分黨人的共同心聲；一方面又因它伴隨著一句“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理論號召，而與思想界的最早蘇醒一拍即合；再加上文學解放與理論解放的合流，及其對於整個思想解放的推動，又導致了北京西單“民主墻”的出現和貴州“啟蒙社”的誕生。11 因此，如果說前者是民心可用，中者成了理論依據，那麽，後來者們在西單民主墻頭所卷起的思想解放的風雲，也就足以“催起中南海內的波濤”了。12 當時，中共黨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鄧小平遂眼疾手利地抓住了人心和時機，擊退了黨中頑固派的僵硬守勢，推翻了“兩個凡是”，批評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確定了“與民讓步”的改革開放路線，一方面大張旗鼓地鼓吹“繼續思想解放”，一方面則很快就提出了“四項原則”，要強製人民把思想“解放到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裏面去”。一九八一年，在中共起草“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鄧小平已經多次指出﹕“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他甚至說﹕“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13



二、 中共壓製和迫害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

　　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一方面為中共所利用，另一方面又自中共剛剛利用完了的那一天起，就開始遭到了壓迫甚至是鎮壓。彼時，獲得了中共黨內最高權力的鄧小平，以所謂四個堅持來摧毀民主墻，撲滅民刊，並逮捕了一大批民主運動參加者。14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的“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仍然稱﹕“報刊、新聞、廣播、電視是我們黨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關於處理非法刊物和有關問題的指示”。該指示明確指出﹕“所謂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就是指違反憲法和法律、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宗旨的刊物和組織。……他們采取的策略是盡量地用合法的形式掩護非法的活動，打著‘民主’、‘自由’、‘人權’、‘改革’等旗號，進行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活動。”在這個指示中，中共對非法刊物的決策是，一方面“決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一方面又指示“對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的處理，不要登報、廣播”，以免引起海外的反彈。同時，陳雲在堅決反對製定“出版登記法”時竟然說道﹕“不要搞什麽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蔣介石鬥，就是利用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鉆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鉆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鬥。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15 由是可知，正在高喊改革的中共，在政治上對人民言論自由的剝奪，雖與毛澤東時代並無兩樣，卻與“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年代大相徑庭。

　　然而，鄧小平和他的中共為了叫人歌頌他們的三中全會路線，並為他們的改革開放政策鳴鑼開道，不僅對人民思想解放的要求采取堅決鎮壓的手段，而且還蓄意將那一場思想解放運動逼向了由他們所誘導的“思想解放軌道”之上，將知識分子中一些真心想助中共進行政治改革和振興中華者，一些傾心中共經濟改革者，某些民主意識薄弱者和利慾熏心者，吸收進中共專製體製內，以在黨內造就一支專門歌頌三中全會路線，既能為中共的改革開放鳴鑼開道，又能為中共的改革開放出謀劃策的上層知識分子隊伍。特別是在思想文化界，中共一是以四項原則直接約束和嚴密控製思想、理論和學術等領域的繼續思想解放。二是以堅持四項原則為借口，重新加強黨對文藝界、特別是對官方作家協會的領導，三番五次明令作家們“不準寫文革”，明確指出文學只能從“正面”積極地幹預生活，建立官方評獎製度以提倡黨所需要的文學，壓製黨所厭惡的文學，極力引導文學走形式主義的道路，阻止現實主義文學的復歸與發展。以將剛剛開始出現的真文學，大面積地重新逼回到假的、或半真半假的文學歧途之上。16 從此，一大批優秀的作品被壓在陰山之下，只能在民間流傳；一大批真正有良知的優秀作家，有的被壓迫，有的則被壓殺；少數敢於抗爭的作家及其作品，有的因為被批判和被處分，反而於民間獲得了很大影響，有的則因為連發表都沒有可能，或即使發表了也被明令給予冷遇，直至明令不準宣傳和評介，而不能起到應有的社會作用。鄧小平和他的中國共產黨，甚至在四項原則的幌子下，仍然堅持“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的原則，絕不容許任何民間出版物的存在，絕不允許任何民間文學團體的出現，有則扣以反革命組織和反動刊物的帽子，捕之、刑之，絕不手軟。對文藝界如此，對其它各界也就不難想像，從而將促成了他們奪權成功和改革開放局面的文學解放運動與思想解放運動，利用起來又壓迫下去了。



三、人民思想解放運動的艱難發展與巨大成果

　　但是，“頌歌唱完了，人民就要辯論是非了。要想人民不去思考對自己不利的東西，則是任何專製暴虐的君主也做不到的事情。”17 鄧小平及其黨人對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壓迫、鎮壓和誘導，實際上，只是造成了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分裂而已。

　　為中共誘導而走進了中共專製體製內的上層知識分子，從此成為中共的一個部分。他們雖然構成復雜，有一些人確有改革政治的理想和追求，有一些人卻從此走上了效命中共專製統治和背離人民歷史要求的道路。相反，由堅持真正的思想解放，要求實行真正政治改革和民主變革的廣大普通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卻從此構成了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七十至八十年代興起的當代思想解放運動，從此一分為二，分道揚鑣，造成了當代中國大陸思想解放的特有現象和復雜現象。

　　屬於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其方向，一是歌頌鄧小平的改革路線，反對黨中頑固派的反改革路線；二是為中共的改革找根據、出主意、想辦法。其性質，是在不得不維護中共一黨專製統治的前提下，意在推動中共專製統治行為的改良。其特征，一是被迫將一切改革的思想與理論，都規約在中共的四項原則之內，即中共的專製製度之內，亦即他們所自稱的“體製內”。二是他們既然已經獲得了在體製內推動“思想解放”的正宗性，因而，他們就不得不對屬於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任何“越界”與“越軌”思想，或思潮，授以“偏激與激進”的理由來壓迫之、反對之，或化解之、“引導之”。從而在客觀上便越來越脫離了人民對政治變革的要求。

　　相反，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雖在中共的打壓下步履維艱，卻又發展迅猛。這是因為﹕其一、屬於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是在艱難中繼續遵循了一條從反思文革和揭露文革，而走向反思和揭露文革前十七年更加黑暗專製統治這樣一條思想解放的路線。二是伴隨著中共改革的興起、滑坡與嚴重受阻，而遵循了一條深入揭露改革弊端，明確要求政治改革，意在要求政治變革，即要求以民主取代專製的思想解放路線，從而認識到中共改革意在自救的專製改良本質，和它不僅不能自救，反而只能促成其自垮的歷史結局。

　　其二、體現了人民自身思想解放運動的上述軌跡，無疑凸現了它反對專製改良和追求民主變革的根本歷史要求。因此，它才可能造成五四之前的思想啟蒙運動、即新文化運動，在民間的艱難復歸，產生了對中國民主革命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發展進行再認識和再評價的嶄新訴求。這個再認識和再評價，雖然發端於對國民黨抗戰的研究，卻迅速地擴展到了對清政府改革、孫中山革命和中華民國歷史，以及對蔣介石個人的重新認識和認知，從而逐步地和悄然地形成了中國大陸民間的巨大歷史反思浪潮。

　　其三、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正因為一要受到中共專製政權的禁止和鎮壓，二是只有思想解放的自我自由，而無言論出版的環境自由，並且，隨著中共改革的嚴重滑坡和敗局的迅速形成，只能愈來愈遭受到更大的壓迫甚至迫害。因此，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迅速地形成了它的兩個重要歷史特征。第一個特征，是它只能在無形中發展，在無形中壯大，因而不可能產生自己鮮明的代表人物。但它的無形和無領袖，反而造就了它別具的特色，這就是“十億人民九億侃”，即全國人民人人評政治，人人談改革，人人想變革和人人指責中共“只圖推行經濟改革而絕不願意進行政治改革”。顯然，非有如此社會局面的形成，則八六年的學潮既不會發生，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也就不可能出現。因此，恰恰是具有無形特征的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才在沒有“出口、渠道和領袖”，即沒有發言權、發表權、出版權和號召權的社會狀況下，既推動了人心的迅猛覺醒，又造成了覺醒人心的超負荷積壓。這自然為人民民主運動的一觸即發和橫流潰決，奠於了社會情緒的廣闊基礎。

　　第二個特征是它既不能公開地要求思想解放，又不能公開地推動其自身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展，因此，它就不能不被迫采取其它形式與方式來表現這一要求和推動這一發展。由是，一批真正有責任感的作家和社會科學工作者，特別是民間的歷史學者們，乃采取種種“包裝”，將他們要講的和要寫的“暗渡陳倉”。八十年代中期，自改革滑坡始即已興起的報告文學，便在真假擁護中共改革的幌子下揭露社會現狀和改革真相，實為喚醒民心和激發人民對於真正政治改革、即民主變革的要求，起到了震聾發聵的作用。再就是大量介紹近現代西方思想、思潮之社會科學叢書的出版，諸如《走出中世紀》等一批隱喻中共教政合一黑暗統治著述的問世，其對啟迪民智、教育青年、拋開幻想和認清現實，作用十分巨大。特別是由歷史學界和大量民間歷史學者，包括作家、記者和軍隊中的中青年知識分子軍官們，所出版的大量歷史研究著作和紀實歷史文學作品，實為中國的未來變革與發展，奠於了難以估量的思想基礎和政治基礎。而由這一民間歷史反思所迅速造就的，對於晚清改革和中共改革的比較，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比較，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比較，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比較，臺灣和大陸的比較，特別是孫中山三民主義和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比較，就更加使得當代中國大陸人民對現代中國“革命與革命名義下復辟”的歷史較量過程，逐漸地有了清醒的認識。一九八八和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出版的兩部長篇小說，竟借小說而對辛亥以來的中國歷史發展和當代中共改革，提出了大膽的、並且是正確的體系性認識，無非說明這一場誕生和發展在人民思想解放運動之中的歷史反思運動，確已成果昭彰。18應該說，如若沒有上述種種推動人民思想解放的作為和努力，八十年代末中國大陸人民民主運動的狂飆突起與迅猛發展，也就是不可想象的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社會科學界為推動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所做出的種種貢獻中，一批中共黨內的改革派知識分子，包括一些黨內知識官僚，亦在譯介和編纂人文科學叢書方面作出了相當的貢獻，如前面所提及的，出版“走向新世紀叢書”等。

　　必須指出的是，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有一個與近代中國及其它國家的思想解放運動所完全不同的特征。這個特征就是﹕不論是中共專製體製內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是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們所表現出來的思想解放程度，均遠不及他們所沒有表現出來的思想解放深度。或曰，他們已經達到的思想解放層次不是沒有表現出來，就是根本不能表現。就體製內而言，改革派知識官僚們不是強製自己不要繼續解放和深化解放，就是不敢將解放了的思想公開出來；就體製外而言，就更只能飾以種種的偽裝，或只能打著紅旗反紅旗。蓋其原因，無非是中共的專製統治和專製的思想統治，其不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是中國歷史上和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專製所致，亦為近現代任何一個專製國家，於改革時代對言論自由的鉗製所不能比。這個悲哀的事實，既造成了中共黨內改革派不能盡其心，更不能盡其責，又造成了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暗潮愈烈，則偽裝愈嚴，其表現出來的人民思想解放程度與實際上人民已經達到的思想解放程度，距離甚遠。它雖然為中共的最終敗局埋下了更加可怕的突發性原因，卻又為一切不知情者和難以知情者，企圖了解和認知中國大陸人民、包括黨內一批改革派人士的真實思想，帶來了困難，曲解，甚至造成體製內外在思想解放上的互相對抗。



四、中共專製體製內的政治改革派與人民思想解放運動的兩個結合點

　　顯然，一九八五年中共經濟改革的迅速滑坡和嚴重滑坡，官倒腐敗的轟然而起，特別是政治改革的決然不行，不僅造成了黨內改革派與頑固派的巨大政治沖突和激烈的權力角逐，而且，也使得將身家性命系於中共改革派權力人物的黨內改革派知識官僚，鑒於“改革存則他們存；改革亡則他們亡”這樣一個性命攸關的局面，從而使他們萌生了一是反對官倒腐敗以救經濟改革，二是要求實現體製內政治改革以推動經濟改革的願望。正是上述兩個願望，才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和體製外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找到了兩個臨時的結合點”。然而，也正是這兩個臨時的結合點，才使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一九八六年的學生運動之後與胡耀邦一起倒了臺；更使他們當中的另外一些人，於一九八九年空前壯闊的人民民主運動中，興奮、支持，卻又徘徊、流連甚至遊離在這個運動的某些發展過程當中，從而造成了他們自身的政治困境。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終因有了最後的覺醒，而開始走上追求祖國民主變革的道路，有的卻因為掙不脫那個千絲萬縷的聯系或關系，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第三、八九民主運動的爆發與中共天安門大屠殺



一、八九民主運動爆發的原因

　　“八九民運”的爆發，實為一九八五年以後官倒腐敗的橫行和中共反對實行政治改革所造成。此其一。

　　其二、“八九民運”的爆發，又是人民思想解放運動被迫深入發展的一個結果。因為，人民正是在歷經了專製暴政之後，才會對部分人曾一度傾心的專製政體感到失望；然而，人們也正因為對專製仁政即改革，復又感到了希望的破滅，他們才會最終地從失望走向絕望。當然，絕望了的人民，之對於專製統治和專製製度的反抗，也就是勢所使然的了。如果不了解中國大陸人民心靈狀態的這一巨大轉變，就沒有可能了解為什麽竟會釀成如是民主風暴的根本原因。

　　其三、中共在一九八七年初借追究學潮的責任，而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迫使胡耀邦下臺等行徑，所引起的人心激烈反彈，亦是它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四、一九八七年之後，鄧小平對頑固派的讓步，因造成了黨內另一個改革派領袖趙紫陽如履薄冰的艱難處境，黨內鬥爭又伺機待發，所以，民主運動興起後，趙紫陽以及一些黨內改革派知識分子官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階段內對運動的支持，也是民主運動得以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

　　其五、鄧小平的兩重性，或曰兩面性，即推行改革的明智性和要借改革以維護中共專製統治的頑固性，既是造成六四民主運動爆發的最重大原因，又是中共大屠殺的根本禍因。



二、八九民運發展的四階段和中共天安門大屠殺

　　第一階段﹕自胡耀邦死和借悼胡而形成學生運動，直至中共《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其定性為“反革命動亂”。此為運動的發動期。於發動期，運動在構成上以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大學生為主體，性質上出現了多重性﹕一是反官倒和反腐敗；二是如同一八九五年康有為在京率領千名舉人上書要求清政府實行政治改革一樣，北京學生亦派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求中共當權總理的接見。三是要求運動的“高度純潔性”，即絕對不允許任何“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介入運動，不允許任何有可能觸怒中共的“過激”言論與行為發生。幾位湖南青年因“蛋汙”天安門上毛澤東畫像，竟被學生領袖扭送公安，因而遭遇中共嚴厲鎮壓的事件，實為其鮮明的例證。指它為八九民運的重大錯失亦不為過。因為在近現代世界各國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中，它實在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四是重復一九八六年學潮中已經提出的“新聞自由”要求。前三條雖使運動在發動期明顯帶有改良主義性質，但若考慮到長期以來中共專製政權的殘酷性在人民心中所產生的影響，和人民不得不采用“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段以進行反抗的政治特點，則其明顯的改良主義性質，實不如稱之為鮮明的改良主義形式更為確切。而上述第四條實已標誌了在改良主義形式之下所寄托的民主要求。這一民主要求，無疑已經表現了運動自一開始就已經具有的民主運動方向。

　　第二階段，自《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運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直至五月二十日中共宣布戒嚴和大規模調集軍隊進京“勤共”，即鎮壓運動。此為運動的發展期。在發展期之初，由於中共對運動的“定性”激起了學生的強烈不滿，因而造成了運動的迅猛發展。其波瀾橫空之狀，既使中共最高統治集團處以互不相守、幾至癱瘓的境地；又使黨中改革派的另一個領袖人物 —— 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常委胡啟立，因錯看形勢，以為運動將有助於黨中改革派力量，因而突然放松了中共向來不曾放松過的“輿論控製權”，從而造成《人民日報》和中共各級黨報強烈的“自由化”傾向。各級黨報爭相報導運動，特別是《人民日報》的積極行動，實為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這個在後來被中共稱為“新聞誤導”的“極端錯誤做法”，一是使運動迅速演變成為全國和全民的民主運動，聲勢大增。二是造成了運動本身的勝利感，即以為新聞自由的要求已經實現，進而提出要與中共最高專製統治集團平等對話，並要求向全國人民直播。三是造成中共黨中某些改革派知識官僚錯看前景，因而，他們有的開始勇敢地聲援運動，有的終於一懷壯烈地參加了運動，有的乾脆為了推行體製內的政治改革而決心利用運動，有的甚至立即成了運動的幕後力量、即成為出謀劃策者。他們一方面支持了運動，一方面又企圖借運動支持改革和支持他們自己。四是使中共各級政權幾乎處於群龍無首、茫然不知所向的癱瘓境地。少數中共黨政幹部和一般黨員，甚至是那些長期以來專為中共“表演”民主的各“民主黨派”領袖們，有的為正義沖動感所驅使，有的僅因為看錯了時勢，竟也走上街頭去聲援學生，從而造成全國各地運動的蓬勃發展和所向披靡。應該說，這既是民主運動的發展期，又是民主運動的極盛期。因為它使人民在既有的社會情緒基礎上一致起來，團結起來，共同展開了向中共及其政權“爭平等、要民主”的鬥爭。雖然處在發展期和極盛期的運動，始終堅持和平與非暴力，而且不在表面上和形式上做出任何可以激怒中共、或假中共以借口的事情，但是，它的堅持要求平等對話，堅持要求中共懲辦官倒，堅持要求鏟除腐敗，堅持矛頭直指鄧氏家族和中共權貴及其太子黨的做法，特別是建立在這一切之上的、明確的政治變革要求，則表明了運動在民主要求上的發展和在民主性質上的深入，從而改變了運動發動期的改良主義傾向。

　　第三階段，自“五·二零”中共宣布戒嚴，軍隊進京，直至六月三日夜中共公然施行大屠殺。此為運動的對抗期。對抗期在性質上顯然是發展期的繼續和強化。因為，一是人民於運動發展期的民主要求並未因“大軍壓民”而有任何改變，所以它是發展期的繼續；二是中共蠻橫的姿態非但沒有壓製住運動，反而激起了民心的極大反感，直至造成強烈反抗意識的產生，即情緒和要求的升級。北京學生的絕食，以及全國人民對絕食學生既愛、又憐、更要支持的強烈表現，便是它的明證。所以它才是發展期的強化。至此，運動的中心雖然在北京，在天安門廣場上，但運動的聲勢卻開始外延到全國各地、直至海外。尤其是中共北京當局對絕食學生不問生死的態度，所引起的全國和全世界的震怒和關註，更加激發了全國人民長時期以來對於中共的深惡痛絕之心和憤怒反抗之情。由是，在運動的發動期所顯示、又在運動的發展期所深化了的民主運動性質，到了本階段，已日益演進為“民主精神對於專製暴政的鮮明對抗”。六四運動，終於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民主抗爭運動”，從而開始了由改良向革命演變、轉換與推進的偉大進程，中國大陸人民亦因此而在運動中開始走向徹底覺醒。

　　八九民主運動在對抗期所表現出來的這一性質變化，自然帶來了它在構成上的變化。廣場上的絕食學生，雖然仍是運動的中心和尖兵，但運動的主體與主力，卻變成了北京和全國各地的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的中下層知識分子、普通市民、個體戶和部分的工人及農民。北京一位老太太挺身坦克車下，欲以老命來保護學生的感人場面，足以說明民心的立場和方向。但是，也正是在運動的對抗期，一批曾在運動的發展期卷入運動的少數黨政幹部和少數中下級官僚，已開始迅速地退出運動；至於某些曾在運動發展期參加、或聲援過運動的中共黨內改革派知識官僚，中共“民主黨派”的部分代表人物，包括某些曾在發展期長袖善舞的“名人”、即“上層知識分子”，卻開始遊離在運動內外，直至脫離運動，有的甚至因為看不清形勢的發展和摸不準中共燭影斧聲的內鬥變局，而只能痛苦、旁惶，心中支持學生，膽中害怕中共。於是他們只好反轉來用“同情”的姿態，去“勸說”學生和“勸阻”這一場民主運動。即既要向絕食學生表示同情，又要與學生及其運動劃清界限，以在兩邊都留下後路。一九九五年六四紀念日前後，在由他們當中的某些人於海外所掀起的，批判六四民主運動和圍剿六四學生領袖的浪潮裏，他們亦已經明白無諱地承認自己介入運動的目的，不過是要“代表政府”去勸說學生罷了。而他們對於絕食學生的指責，就更是表明了他們在感情和立場上，與人民民主運動的差距竟然如是之大。當然，他們這樣做，說穿了，亦無非是要向中共表示自己當年的無辜和今天的委屈而已。

　　處以對抗期的運動，不僅是對民主運動本身的一次大考驗，也是對所有介入了這一場偉大民主運動者的大鑒別。人民因此而純潔和發展了自己民主抗爭的隊伍，中共因此而暴露與表演了他們極端專製強權的本性，中共黨內的某些知識“精英們”亦終於在冰、炭不能相容的沖突情境下，作著極其痛苦的選擇。然而，已經太晚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向來“嫉善如仇”的中共和一向視他們為政敵的的黨中頑固派，自然不會原諒他們。但是，他們當中的某些人，雖然只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特定政治事件上的中共黨內政治異見者，而絕非中共專製政體的真正反對者，如若慘言之，乃是“中共不要者，而非不要中共者”，然而，他們當中一定也會有一些人，將隨著中共的持續倒行逆施，持續地拒絕哪怕是最起碼的政治改革，而陷入不斷的絕望，從而日益地清醒起來，不僅能夠完成理性的覺醒，甚至能夠完成感情的覺悟，而最終地走上與中共決裂、並與人民民主要求真正結合的正確道路，為中國大陸來日的民主變革盡智、盡才和盡力。

　　第四階段，自六月三日夜中共在北京屠城始，歷經中共鎮壓和人民暴動，直至運動的最後失敗和結束。此為運動的最後階段，亦為民主運動的暴動期。因為正是中共的大屠殺才導致了全國人民的英勇反抗。八九民主運動，由此而從對抗期的民主抗爭走向了暴動期的大規模人民暴動。“六四”之夜，當北京人民於血與火之中驚醒過來時，當他們對中共專製政權最後的那一點期望，終於被中共用人民的鮮血撲滅時，北京人民立即進行了英勇壯烈的反抗，即暴動。特別是“六四”之後十余日，全國各地、各大中城市為反對中共北京屠城所爆發的公開反抗，不單使山嶽為之變色，而且其情之烈，其景之壯，其規模之闊大，其置熱血和生命於不顧的曠世景象，乃極大地表達了中國大陸人民對於中共專製統治的徹底覺醒之心和公然反叛之為。中國大陸人民終於將他們數十年來在中共殘暴統治下的積怨、積恨和積仇，統統地爆發開來了。在全國各地，到處是火車停駛、飛機停飛和公車橫路；到處是工廠罷工、農村罷耕、學生罷課和商店罷市；到處是傾城而出和望不斷的人民抗暴遊行隊伍；到處是氣壯山河、悲憤難抑的口號聲和哭泣聲；到處都飄舞著祭奠“六四”英魂的白旌、白旗和白色的頭飾及胸花……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共高舉的屠刀之下，冒死披麻戴孝以公祭北京“六四”英烈，實在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迄今僅有的“以命祭命和以血祭血”的壯烈景象，亦為人類歷史上所從未有過的奇情和奇景。在重慶，一位大半生都如履薄冰的老教授，終於和妻子一起走上街頭，走進了抗暴隊伍，振臂高喊了一句他這一輩子連想也不敢想的口號﹕“打倒共產黨！”在武漢街頭，一位婦女淚水滂沱地講演說﹕“你們說，四十年來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無辜的同胞？你們說，四十年來共產黨可為中國人幹過一件好事？”聽眾回報她的，竟是一片山呼海嘯般的歡呼聲。在安徽某縣的一所鄉間小學校裏，當一位女教師流著眼淚問孩子們說，“北京的大學生們被共產黨開槍打死了，我們應該怎麽辦”時，這些鄉間的孩子們居然和淚跟著一個孩子高呼﹕“大學生死了，中學生上！中學生死了，我們上！”事後，這兩句話，又被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將它書寫在那一塊小小的黑板上，好幾天內，上堂講課的老師們都不忍心將它們擦去。

　　中國大陸人民覺醒了，中華民族真的醒過來了。歷史終於將自己“錯把復辟當革命”的過失，推倒在“六四”的血泊之中。偉大的八九民主運動，雖然在中共血腥的和大規模的武力鎮壓下失敗了，但是，它卻為推動中國大陸人民由追隨專製改良向追求民主變革的迅速過渡，豎立了不朽的歷史豐碑。它無疑標誌著中國大陸人民的民主覺醒和民主追求，從此走上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必須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後，在海外，由於種種為中國大陸人民所難以了解的原因，曾數度掀起過批評“六四”、批判“六四”和否定“六四”直至圍剿“六四”學生領袖的風潮。甚至直到今日，這種對“六四”民主運動不公正、不正確和不懷好意的批判和否定，不僅在海外占有相當的市場，而且已經形成為一種思潮。這些批判者和否定者的武器，固然不值一駁，但是，它們的影響所及，卻對當前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與自由的追求，帶來了許多的障礙與困難，更使得海外華僑對於祖國的民主進步產生了許多的懷疑和錯識。筆者在此僅想說的是，中國的八九民主運動，她所面對的雖然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最為殘酷的專製政權，但她在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上和在迄今為止的世界歷史上，卻是一次和平與非暴力民主運動的楷模與奇跡。如果批判者們和否定者們要站在和平與非暴力、甚或是所謂理性的立場上，來批判和否定中國的六四民主運動，那我們只能說，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民主運動，也就必然要遭到更為徹底的批判和否定。只要稍稍閱讀一點人類進步的歷史，特別是近現代人類民主進步的歷史，我們自然就能夠得出這樣一個至為正確的結論。反之，所謂人類的民主進步，尤其是近現代世界的發展與繁榮，也就無所由來與無從談起了。

　　似乎應該指出的是，僅僅證明了“八九”是一場民主運動，還不能說明它的全貌，更不能將它爆發的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予以進一步的深刻說明。因為，我們如果不能將相距了七十個年頭的五四運動和八九民運，進行一番認真的比較，我們便不能看出“六四”和“五四”的區別，便不能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有一個更為清晰的認識，更不能對八九民運與中國民主過渡艱難反復歷程的關系，有一個更加明確的認知。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五四運動不僅爆發在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即民主和專製正處於公開較量的時代，而且還處在一場偉大的反復辟的思想革命、即新文化運動已經取得了重大成功的年頭。而八九民運卻爆發在中國大陸已經遭遇專製復辟整整四十個年頭，中共專製政權為了自救而正在推行經濟改革、卻決然不願施行政治改革之時。所以，五四運動才欣遇了一個人民已經擁有新聞、言論、集會、結社之相當自由的革命時代；相反，八九民運卻遭遇了一個人民的上述自由早已經被剝奪罊盡的復辟歲月。此其一。

　　其二、“五四”正處於一個能夠高舉科學和民主大旗的時代，因而能夠公然地反對軍閥政府“假共和之名，以行專製之實”。相反，“八九”卻處於人民不能、也不敢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的復辟時代，因而才不能公開地反對中國共產黨“假革命之名，以全面重建專製製度和全面復辟專製統治”。所以，前者才敢於高喊著“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以公開地、甚至是激烈地反對軍閥政府，而後者卻只能夠聲稱是“要求新聞自由、反對官倒腐敗和期求政治改革”，以曲折地反對專製統治。

　　其三、正是由於上述原因，五四愛國民主運動才在對軍閥政府鎮壓的猛烈抗爭中成功了，獲得了“外爭主權和內除國賊”的勝利。軍閥政府雖然企圖鎮壓，卻不敢鎮壓，更不敢施以大規模的血腥鎮壓，甚至只能以讓步、認錯和“拒絕簽字、懲辦國賊”為告終。由是，中國人民才終於迎來了護法運動和北伐戰爭的偉大勝利。八九民主運動卻在中共專製極權統治者們殘酷的和血腥的鎮壓下，讓腥風血雨灑遍了整個神州。從而使得中國大陸甚至是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都開始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由是可知，兩個民主運動雖然在時代條件、思想基礎、政治立場和勝敗結果上存在著上述重大的差別，但是，同作為偉大的民主運動，它們根本的相同之處，還是在於，它們均爆發在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之中；而它們根本的不同之處，則是一個爆發在革命與復辟正處在公開較量的時代，一個正處於已經實現了全面專製倒退的“復辟歲月”。雖然這個復辟及其成功，乃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猶如北洋軍閥們的企圖復辟和實現復辟乃是在“共和的旗號之下”一樣。雖然中共的專製復辟乃為北洋軍閥們的專製復辟所不能比、也不該比。





四　　清王朝改革、鄧小平改良與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



第一、清王朝改革與鄧小平改良的簡單對比



　　本節標題之所以稱清政府是為改革，鄧小平是為改良，乃是從他們在專製改良的層次上所表現出來的深與淺而言。下文將從兩者的相同點和不同點試以說明之。



一、清政府改革和鄧小平改良的相同點

　　其一、兩者在本質上均不許改革腐朽的專製製度，都只想在專製政治的母體上嫁接西方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經濟上西學為用，旨在維護專製統治，即“自救”而已。

　　其二、兩者在理論上的相同之處，是均沒有一個真正近代或現代的民主政治思想，作為其改革的思想理論基礎，卻都有一個維系和維護專製統治的思想做為他們改革的桎梏。前者為孔孟儒教、三綱五常，後者則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所以，他們才一個要空喊“富國強兵”，一個假喊“振興中華”。然而，兩個真正要喊的和真正在喊的都是“長治久安”，即“專製長治和人民久安”。

　　其三、兩者在改革上的共同之處，一是均以經改為主，二是經改均歷經兩度，三是都搞的是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允許獨資和合資，四是都搞的是對內搞活、允許個體經營的存在和發展（中共乃是局部允許），五是均設立經濟改革的特區 —— 只不過一個成了“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一個卻成了“中共高官及其子女的富貴風流鄉”。其四、兩者都反對過政治改革，特別是都反對專製製度的改革。只不過清政府曾從堅持四個不能變退守到三個不能變（參見上卷第一章），而中共卻自始至終都在堅持“四個堅持”。二是均血腥地鎮壓過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的政治改良派，或逼迫他們逃往國外。三是均在鎮壓政治改良派兩年以後，因統治危機迅速加深，只好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再度推起經濟改革運動，以挽救日益危殆的政治經濟局面。四是在二度經濟改革中，與近現代各國曾推行改良的專製政體一樣，一手抓經濟改革，一手抓政治鎮壓，企圖以此維護正在江河日下的專製統治。只不過中共對民主人士、異議人士和革命誌士的鎮壓更加廣泛、更加殘酷而已。五是都曾在高喊立憲改良或政治改革的二度經改中，高度集中權力，強化專製統治，一個將權力集中至滿族貴族、直至皇族一身，一個則將黨權集中到企圖與毛澤東並駕齊驅的地步。六是盡管如此，卻同樣造成了專製權力的被迫削弱、迅速削弱和層層削弱，其專製權力的瓦解和崩潰同樣勢不可免。



二、清政府改革與鄧小平改良的不同點

　　其一、就改革動因的不同面而言，一是清政府改革尚屬於王朝統治和君主製度正在走向自然消亡階段的“自救”行為。鄧小平的改良卻屬於一個專製復辟政體“為維護其復辟統治而進行自救”的行為。二是清政府於歷史消亡期的一切敗癥，雖是專製統治和專製製度處於歷史消亡期的必然表現，卻也是外患內憂交相煎迫下的現實反映。但中共的種種敗癥，除為復辟的專製政體所共有之外，卻是它在“既無外患、更無內憂”的和平局面之下，長期地和一再地要“鬥天、鬥地和鬥人”的一個政治惡果。是故大清朝雖為外族統治，又運交專製製度的末路，卻能夠綿延二百余年，才在外患內憂的交相煎迫之下，被迫為自救而實行改革；而中共作為一個未曾統一的復辟政權，雖運交國際共產專製復辟的興盛之日，卻只撐持了二十余年，便不得已要靠改良來自救了。

　　其二、就經濟改革的不同面而言，清政府雖然垮臺了，但是，清政府長達五十年的兩度經改，卻“為中國近代工交企業的創立和發展打下了基礎，為西學的傳播和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為我國近代工業的發展積累了科技資料，加速了封建自然經濟、即小農經濟的解體，促進了中國商品市場和商品經濟的初步形成”（參見上卷第一章註釋）。然而，中共的經濟改革，充其量也只是將為它所破壞殆盡的的中國商品市場和商品經濟，進行了遠沒有到位的重建和恢復。中共以恢復農民的小生產來救社會主義的命，以恢復個體戶的歷史性正常存在作為城市經濟改革的主要成就；以羞羞答答、百般限製地恢復“舊中國”已有的自由經濟和市場經濟作為它二度經改的標誌；其表現和成效又如何能夠與晚清相比。

　　其三、與清政府畢竟實行了“百日維新”的一度政治改革，和曾允諾君主立憲的二度改革相比，鄧小平和它的中共，一是除掉在改革早期曾廢止過農村人民公社製度、即共產農奴製，和發出過政治改革的數度空喊之外，至今竟一無政治改革的實踐可言。二是清政府殺人是在政治改革、即“百日維新”之後，中共開槍和開坦克車殺人，卻在人民要求政治改革、卻根本沒有推行政治改革之前。三是與清政府頑固派對政治改良派的鎮壓相比，中共殺人者，不僅有頑固派，而且它的殺人主兇恰恰是發動了改革和領導了改革的改良派領袖鄧小平。四是中共對僅僅是自發地要求實行政治改革的學生和人民進行鎮壓的極端殘酷，及其殺人之多，不僅為慈禧太後、而且為近現代任何一個正處於改革期的專製政權所不敢比。

　　其四、與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允許人民擁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和不僅允許知識分子宣傳近代西方物質文明，而且允許宣傳近代西方精神文明相比，處於高喊改革中的鄧小平和它的中共，卻隨著經濟改革的推行，不僅不給人民以應有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不僅一再地要反對、限製和打擊宣傳現代西方的精神文明，並名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亟欲撲滅之，而且將其一黨獨霸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監控得愈來愈緊。

　　其五、與清政府用上諭詔告天下願意“廢除滿族特權”相比，正處在改革期的中共權力集團及其“老幹部和接班人”，所擁有的特權之愈來愈多及其越來越貪，則為中國整個封建、君主專製社會的歷史所望洋興嘆。

　　兩相比較之下，稱清政府是為改革，中共是為改良，也就言之不差。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無非清政府只為一家之政府，而中共大陸政權以及中國大陸的所有社會機構，竟全然是中共一黨之機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和君主王朝除政權之外，皇冠上並無一個君臨一切的黨權，即教權；而中共教政合一的專製極權統治，卻將教權、即黨權淩駕在政權及一切權力之上。而黨權的至高無上，之不讓與不放，更被視作天經地義。再者，黨權的基礎與核心便是定於一尊的黨義，即教義。如同歐洲中世紀黑暗的宗教統治一樣，其作為精神支柱、思想桎梏與心理障礙，之絕不可以觸動的極端專製本質，自然也就使屬於政權範疇的改革難於上青天。這既是鄧小平改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之所以遠遜於清政府的內在情由，更是鄧小平改革一觸及政治改革，便連經濟改革也要迅速滑坡的根本緣由，和清政府殺人是在政治改革已經付諸實行之後，而鄧小平殺人卻是在人民僅僅要求實行政治改革之初的最終原因所在。更何況清政府是一個大一統的正宗王朝，中共卻是一個未能統一的短命復辟政權，其於改革上的脆弱性，也就與它作為復辟統治的更加頑固性相反相成。



第二、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



一、從理論、歷史和當代的事實來看

　　其一、從理論上來看，近現代各國專製政體的改革，不論它推行的僅僅是經濟的改革，還是摻有政治的改良，只要它僅是為了茍延專製統治，都一再地和最終地誘發了革命。

　　其二、從滿清王朝同樣是意在自救的經濟政治改革運動來看，雖然經改和政改交錯，甚至有血有淚，但它無非是將自身改革的歷史，孕育成了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罷了。

　　其三、從當代蘇聯、東歐共產專製製度崩潰的歷程來看，可以說，它們個個都是改革在先，垮臺在後。有的雖然改革伊始，就因意識到了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而破釜沈舟地推行了政治改革，如蘇聯，然而，它卻迅速地導致了自己以及東歐整個共產專製製度的崩潰。因為，只要共產專製製度不徹底崩解，任何的民主政治改革，都會有改不下去的那一天。所以，一場偉大民主變革就必然地會及時到來。雖然，它會引發較大、較強的陣痛，但因根本製度已經解決，所以，陣痛過後，勢將迎來一個能夠真正迅速發展的時代。東歐一些原共產國家近年來在社會政治、經濟上的明顯發展和進步都是明證。雖然俄國由於共產專製復辟的時間過長，並且，新政權由於種種政治的和感情的原因，又使得俄國的共產黨雖然亡國卻沒有亡黨，所以，它因“過渡”所帶來的陣痛，就較之東歐其它共產國家更為長久，甚至更為痛苦。但是，俄國人民的選擇卻是明確的，其民主過渡將必然會走向它最後的成功。



二、就中共專製統治的現實來看

　　其一、由於共產主義信仰在中國大陸早已崩潰和徹底崩潰，中共賴以控製和強化思想統治的基礎早已不存，因此，中共專製政權已經失去了統治的思想依據和理論基礎。由是，人民已經否定了中共專製統治的現實合法性。

　　其二、由於中共最高統治集團數十年來的倒行逆施，以及自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之後，其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只能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和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的崩潰和消亡，亦早已將中共黨人的共產主義信仰掃蕩罄盡。猶如有近六十年黨齡的中共老幹部、前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先生所痛言﹕“我少年時相信共產主義，那是患的少年幻想癥；如果我今天還相信共產主義，那就患的是老年癡呆癥了。”19 因此，完全依靠意識形態來立黨和建政的中共，其政權已經被“釜底抽薪”。

　　其三、由於中共在思想上已經走上了無路可走和無路可追的境地，已經自信全無，所以中共才會高喊“穩定壓倒一切”，鄧小平才會嘶叫“殺二十萬、保二十年”和“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中共才會消極接受蘇、東、波的教訓，中共層層官僚才會紛紛搞錢“留後路”和個個“及時行樂”。這就為中共的必然垮臺和自己垮臺做好了至為重要的準備。

　　其四、從中共八九年後的二度經改來看，其內容只是在決不改革政治的前提下放縱經濟改革，實際是放縱“人欲”，結果則是在一片虛假繁榮的表面之下，正在使整個社會日益走向貧窮、不公和腐爛。因為沒有政治改革配套的“向市場經濟轉型”，因它缺少了“自由競爭”這樣一個根本的社會政治條件，所以，它才不僅要造成種種敗癥的出現，而且必然會造成在中共專製政治體製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最後失敗。中共整個專製統治和專製製度的垮臺也就勢所必然。

　　有必要指出的是，一個被蓄意製造出來的“理論”竟然指出，在由中央計劃經濟、即專製權力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一是由於一部分人必然地要先富起來，所以，另一部分才會必然地要貧窮下去；二是由於“原始資本主義積累”的殘酷性，所以社會才要承受轉型的陣痛，一部分人的利益才會必然地被剝奪。這個希望被剝奪者不要怨天尤人，甚至甘受犧牲的所謂理論，顯然是在依據馬克思主義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錯誤思想，既要告訴剝奪者，他們的瘋狂剝奪乃是理所當然；又要警告被剝奪者，此乃歷史發展的必然，只能逆來順受。但是，它卻違背了一個最起碼的歷史事實，即在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過程中，正在走向沒落的封建貴族是在一天一天地貧窮下去，而非一天一天地富裕起來。只要看一看被馬、恩所推崇的現實主義小說家巴爾紮克所描寫的“貴族們的日益貧窮化”，和他們在新生資產階級面前的可憐相，我們就能夠相信，今日中共權力人物及其子弟們的超級貪婪化和超級富裕化，與那個所謂的殘酷的資本積累理論該是多麽地不能相稱。必須明確的是，近代自由主義經濟形態的形成和發展，是和近代民主主義政治製度的形成和發展相生相成的。唯有舊專製權力的逐步消亡，才能帶來自由經濟的逐步發展。而也只有在專製權力走向消亡的時代，才能為社會財富的積累帶來它先決的政治條件和時代條件。然而，由於中共的專製政治權力非但沒有消亡，而且還在強製地進行著加固，所以，它才為自己權力階層和貴族子弟們的殘酷積累，製造了黑暗的政治條件和時代條件。當然，這根本就不是什麽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而是中共專製統治集團及其權力的附庸者們，對全體人民的最後掠奪和瘋狂掠奪罷了。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今天居然要用馬克思意在揭露和進攻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不合法”的理論，來為中共進行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合法性”進行辯護，如若馬克思先生在天有靈，豈不是要喊冤叫屈而不能終？

　　其五、從中共二度經濟改革所一手製造出來的高度官場腐爛和高度社會腐敗來看，整個中國大陸社會所迅速呈現出來的，已是一片亡國之象。而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拒不推行政治改革的行徑，甚至為挽救專製統治的命運而一再推出種種倒行逆施的做法，才是今日中國大陸一片亡國之象的真正來由。只要稍稍聽一聽中國大陸遍地流傳的民間歌謠，我們就能體會得到，如同清政府一樣，中共的改革非但沒有治愈腐敗，反而使腐敗歧生歧長。而不可治愈的製度性腐敗，便是前夜來臨的前奏。



三、就人民渴望變革的歷史要求來看

　　其一、因現實的痛苦喚醒了歷史的痛苦，人民才會渴望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應該承認的是，由於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確實適應了彼時國家和人民亟需喘息和生存的需要，所以，人民才希望中共真地能夠“學好、改好”。人民確實是寬宏大量的。但由於中共拒絕實行政治改革並保護官倒腐敗的橫行，從而使人民很快就看穿了鄧小平“專製仁政”的本質，仍是為了維護中共一黨專製政權。特別是在一九八九年，中共竟向僅僅是要求他們實行政治改革的人民進行了殘酷的鎮壓，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的專製暴君本質也就因此而暴露無遺。由是，經歷過毛澤東長期專製暴政統治的人民，也就在一九八九年的刀光血影之間，因“新仇”喚醒了“舊恨”而走向了最終的覺醒。這個覺醒的實質，就是對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專製暴政、專製仁政和中共專製權力現實合法性的全面否定。於是，前夜的到來，已經不可避免。

　　其二、因現實的覺醒導致了歷史的覺悟，人民更要渴望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如本章前文所述，毛澤東死後和華國鋒垮臺之際，中國大陸人民和鄧小平曾先後“共同”發起過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在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中，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曾艱難地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第二階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前的中共專製暴政。第三階段則是以深入研究和全面肯定國民黨抗戰為發端，開始了對於中國現代歷史的再反思、即再認識。如果說前兩個階段因伴隨著中共改革的推動、發展、滑坡、停滯和二度改革的被迫推行，尚屬於對中共權力現實合法性的批判和否定，那麽，第三個階段，則是中國大陸人民正在從根本上對中共的“革命”，中共“革命”的性質，和中共“革命”與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關系，進行了再認識，產生了真認知。由是，作為中共對立面的中國國民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新中國”對立面的“舊中國” —— 中華民國，和作為被毛澤東與共產黨在實際上早已批判、否定和推倒的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及其三民主義理論體系，直至蔣介石先生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到了必須進行再研究、再認識和再肯定的歷史地位之上。

　　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之迅速、迅猛、廣泛和深刻，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已經在中國大陸民間所造成的廣闊而且深遠的影響，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在歷史事實的澄清和理論研究上的成就，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所已代表的中國大陸社會政治思潮的歷史性轉折，實已使得中國大陸人民在對中共權力的現實合法性進行否定之後，已經對中共權力的歷史合法性產生了全面質疑，直至走向了徹底否定。

　　中國大陸人民終於在被中共統治、欺騙和折磨了近半個世紀之後，認識到中共的“革命”不過是對孫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的反撲和反動，是對辛亥之前中國專製製度的一場空前復辟，是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下，以中世紀歐洲教政合一這一專製統治的最高形式，對於中國數千年專製歷史和專製政治的血腥“補課”。它不僅強行地阻斷了現代中國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進程，而且將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大陸強行拖拽在反動與倒退的死港之中。由是，中國大陸人民不僅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性上走向了最終的覺醒。由是，如同清政府那一場改革的結局，便是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來臨一樣，中共這一場改良的結果，亦同樣會迎來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只不過這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既是對前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繼承，又是對前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完成。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或曰偉大的中國民主運動，如同近現代一些先進國家一樣，終於在歷經了革命與復辟、民主和專製之慘淡較量的主體歷程之後，就要迎來她從專製向民主過渡的最後成功了。前夜已經來臨，變革必將成功。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偉大理想一定能夠實現。

兼 論　　專製改良、民主改良及革命與改良的關系



　　何謂“改良”？改良就是求善，就是在不改變原有性質前提下的“自我求善”。就是指這個自我求善的過程，及其非毀棄的方式。

　　何謂“政治改良”？政治改良就是指在政治上的“自我求善”，和這個自我求善的過程，及其非毀棄的方式。

　　政治改良亦有兩種，一是政治行為的改良，二是政治製度的改良。前者具有上述政治改良的本意，是為政治改良的初級階段。後者是要對現存政治製度進行改良，是為政治改良的高級階段。然而，若無其它條件的形成、推動或逼迫，歷史至今尚未提供它成功的先例。英國是因流血的革命和流血的反復較量，才產生了改良的新政體。但這個因革命才產生的“君主立憲”，及其逐步走向“虛君共和”的歷史，卻並不是舊政治製度實行自我改良的過程和結果，而是革命爆發後實現“調和”的政治產物。這個“調和”，在王室，是為讓步；在民眾，則為勝利；在國家，是為進步；在歷史，則是提供了只有革命才能帶來王朝政治妥協的可能性；和只有革命，才能為在根本上改變專製製度帶來可能。雖然革命有著各種各樣的形式，並非專指暴力而已。前蘇俄和東歐共產專製製度的垮臺，就不是暴力革命的產物。至於十九至二十世紀交替時期的日本，雖然在近現代進步的國際條件下，被迫由封建割據走向了專製統一，即由封建式君主專製走向了中央集權式君主專製，但它只能新其貌而未能新其心的歷史事實，只能說明它在實質上不過是整個專製製度發展範疇內的改良，即專製製度發展期的改良罷了。雖然它同樣經歷了武裝改良、即“倒幕戰爭”的洗禮。

　　然而，政治改良卻有“何種製度之下”這樣一個前提。這就為近現代世界範圍內政治改良的歷史和現實，劃清了“專製改良”和“民主改良”的明確界限。也就是說，在專製製度內，首先，企圖在不改變原有製度或曰體製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以進行政治行為的自我求善，便是專製改良，亦即專製改良的初級階段。如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改良，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改良，滿清王朝前期的改良和當代東歐、蘇俄的早期改革，都屬於這一範疇。它們的共同特徵，都是處在專製製度衰亡期，為挽救這個製度及其統治而進行的政治行為的改良。至於中共，則連政治行為的改良都還沒有達到，或曰還根本不想改。其次，是在保留君主專製製度或其它形式的專製製度、專製政體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以對現存專製製度或曰專製體製，進行局部的、或過渡性的民主改良，比如君主立憲，便是專製製度的改良，是為專製改良的高級階段。然而，如前所說，若無其它條件的形成、推動和逼迫，歷史至今尚未提供它自我成功的先例。所以，它在性質上雖具有民主改良的本意，在結果上卻難有民主改良的成功。

　　由是可知，純粹的民主改良，則是指在一個已經確認、確立了民主製度的國家或地區，所進行的政治行為的改良。這個政治改良，因在民主製度已經被確認和確立之後，所以，它才既是對於舊製度遺留問題的逐步克服，又是對於新製度下新問題的逐漸解決。也就是在民主製度前提下非暴力的求善及其過程。當前東歐和俄國，以及今日中國臺灣正在試圖逐步解決的種種新舊社會問題，都是顯明的例證。

　　因此，凡自稱“體製內”的改良者，都應該問一問自己，“我乃是哪一家體製內的改良者？”這樣一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不但事關體製的性質，事關你立身於何種體製之內，事關你所推動的政治改良的性質，而且事關你個人在體製內外的政治前途。因為只要你試圖突破原專製體製，而企圖改良到另一個民主的體製裏面去，那麽，那個原專製體製就怕連體製內的一席之地也不會給你了！上個世紀末和本世紀末中國兩代專製體製內政治改良者的下場，便是明證。盡管如此，但如果你始終都要堅持留在專製體製內，又堅持自稱是所謂“體製內”的改良者，雖然你並不好意思明稱自己要維護的就是專製體製，甚至更不管這個專製體製要不要你，你都想要它，那麽，你要做一個專製製度維護者的決心和形象，也就昭然而若揭。應該說明的是，追求政治改良，且不論其身處“體製內外”者，常常都是一些希望專製統治者學好改好的人，一些對舊專製製度和舊專製統治集團懷抱希望的人，或一些與專製統治集團以及其中的權勢者們有著千絲萬縷聯系，或有著利益和利害關系者。但是，他們當中確實有一部分人乃因渴望國家和平進步和擔心國家混亂混戰，才成為要求改良而反對革命者。這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固屬天真幻想，卻也是對革命的起因和革命暴力形式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缺少正確認識的一個結果。但是，前東歐、蘇俄非被“打垮”、而是“自垮”，雖非改良成功、亦非暴力革命所成的歷史事實，已經為非暴力的革命，展現了她完全可能取得成功的歷史可能性。

　　因此，當歷史已經走到了今天，走到了離我們前一代改良者和革命者的論爭已經相去近百年的時候，我們自然希望不要重返前一輩改良者和革命者曾一再歷經爭論、沖突才匯而合之的老路，而是應該在推進祖國民主進步的同一條道路上，各行其是，但又避免沖突；目標一致，卻又各顯其能。除掉象歷史上曾出現過的那樣，改良派們又要為著自身在感情或利害上的需要，而一再地反對革命。那麽，豈但革命和改良的論戰仍然不能避免，而且革命戰勝改良的前途亦必然會出現在歷史的面前。雖然我們相信今天體製內外的政治改良者們，他們大多數已經成為要求中共進行製度性改良的政治改良派了；雖然我們更加相信，今天的民主革命派們已經不可能拒絕一切能夠促成民主變革的種種和平方式了。並且越來越多的人都已經明白，倘若革命者和改良者能夠聯起手來以共同反對專製製度，中共專製統治者們，才有可能在革命這樣一個倍顯壓力的政治壓迫下，向人民實現妥協以接受和平變革。當然，中共若是繼續冥頑不靈，等待著它的，自然是革命的不可避免和改良匯入革命的不可避免。大清朝的一朝覆亡早已提供了歷史的前證，我們自然並不希望中共再將它覆滅的後證，提供給歷史。



結論







中國共產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現在，我們可以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革命做一個結論了。這個歷史的結論就是﹕

　　第一、中國共產黨是在蘇俄這個境外顛覆勢力的直接策劃、操縱、命令和指揮下建立與發展起來的，是國際共產專製復辟勢力的一個部分。

　　第二、中國共產革命的前期，曾以俄式共產革命為榜樣，後期則是打著共產革命旗號的，具有鮮明暴民運動特征的傳統型現代農民造反。

　　第三、中國共產革命的對象，非但不是專製統治和君主王朝，卻是推倒了專製王朝、結束了君主製度，正在與形形色色專製復辟勢力進行著殊死較量，並艱難地推進著民主進步的新中國——中華民國。

　　第四、中共建黨以來做了如下幾件大事﹕一是受俄命“參加”、誘逼和破壞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二是受俄命反對北伐、破壞北伐和背叛北伐。三是受俄命發動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分裂祖國和製造兩個中國。四是在國難當頭和中華民族奮起抗戰的歷史歲月裏，假抗日和不抗日，真擴張和真賣國。五是在中國人民戰勝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後，迫不及待地發動內戰，處心積慮地反對民主化進程，並在蘇俄的支持下，打贏了那一場意在改朝換代的農民戰爭。六是在中國大陸建立了一個全方位的教政合一式專製復辟政權，為中華民族製造了空前的災難。

　　有必要指出的是，這裏並不存在一個我們“要徹底否定共產黨”的問題，而是共產黨用它自己七十余年“名為革命實為反動和血腥的歷史”，徹底地否定了它自己。雖然，有一些人對共產黨總是保留著一絲溫情，甚至是在某些搞民主的朋友身上，我們都不難看到這一絲溫情的存在。之所以如此，有的是因為與共產黨有著千絲萬縷的感情聯系和利害關系；有的是因為對共產黨的歷史、特別是中華民國的歷史缺少最起碼的了解；有的雖然對專權時代的共產黨充滿否定之情，卻對共產黨這個勝利者所編造的輝煌歷史早已深信不疑，輕易難以動搖；有的僅僅因為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是一九四九年的失敗者，因而總想在失敗者那裏找到共產黨多少有些正確的證據……誠然，中國共產黨曾經最能夠蒙蔽人的，還是他們高舉過的“共產主義理想和共產主義革命”的旗幟，因為這一面旗幟太美好，也太能夠欺騙人。但是，我們只需用一個共同的標準，來檢測和衡量一下共產黨及其對中國現代歷史的“貢獻”，我們就不能不徹底地否定它和批判它。因為在中國現代歷史的艱難發展和特殊發展中，我們只能以進步還是反動的標準，愛國還是賣國的標準，來對它作出究竟是應該肯定或是應該否定的結論。因為我們無法用不同的標準來臧否中國共產黨。因為所有的政黨，所有的政治力量，包括任何個人，在歷史發展的法則面前，都只能被一視同仁。雖然這對於那些對中共情有獨鐘者，乃是一個難以回避的巨大痛苦。

　　同樣有必要指出的是，對共產黨的徹底否定，並不等於對共產黨人的全部否定。因為，如導論所述，一是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理想，或曰僅僅作為一個空想，並沒有錯，錯的是馬克思所提出的一整套實現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手段；二是傳統農民革命雖然只能導致“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製度”這樣一個政治結果，但農民革命本身卻應該是被同情的，只要它不是對新生民主政權的造反和反動。許多人基於上述兩個原因而參加共產黨，甚至參加了那一場旨在打江山的共產革命和農民戰爭，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所以，將共產革命和農民造反的一般參加者，與聽命蘇俄、陰謀破壞中國國民革命、甚至叛賣祖國利益的中共領袖們加以區別；將決策假抗戰、不抗戰和日蔣火並之賣國路線的中共領袖，和為中共所騙，以為中共才是真抗戰而積極參加共產黨者加以區別；將在這場專製復辟的血腥歷程中已經和正在覺悟者，與為了維護到手的專製權力而繼續甘當劊子手的冥頑不化者加以區別；將不僅是正確的，而且對於進一步認清中共的歷史罪行和避免變革期的混亂與流血局面，非但極為重要，並且有益而無害。因為我們仍然希望絕大多數的中共黨人，還是回過頭來做中華的兒女，而不要繼續去做馬列的子孫。因為口口聲聲要向馬克思報到的中共黨人們，實際上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早就不信馬列了。歷史需要我們有如此的認識，歷史也要求我們這樣去做。





總結







中國民主進程的四階段和民主與專製的三大較量



　　中國民主進程的四階段即中國民主革命歷程的四階段，亦即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四階段。自晚清政府改革至辛亥革命爆發和中華民國創建前夕，嚴格地說雖然不屬於中國現代史的範疇，但它是中國近代史的最後階段和中國現代史的端緒時代。它和辛亥之後中國現代史因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既是它的準備期，又是它的奮鬥期，所以，我們才將本階段當作中國民主革命歷程的第一階段和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準備階段。這樣，將有利於我們簡要地分階段總結中國民主革命的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

　　第一階段（晚清至一九一一），自清政府改革至清王朝崩解。本階段的基本特征，是清王朝專製統治力量、政治改良力量與民主革命力量這三大政治力量的相較量和相消長。

　　在本階段，因清政府改革而導致政治改良和民主革命同時興起。在清政府一方，是三度拒絕改良，堅持鎮壓革命，直至一朝敗亡。在政治改良派一方，是從要求清政府實行政治改良、發動保皇改良直至要求清政府實行立憲改良並一再遭遇失敗。在民主革命一方，則是從“天下共棄”走向了“天下共擁”，直至初造成功。本階段所揭示的歷史意義是﹕革命取代改良的必然性來自清政府不願、拖延、欺騙和鎮壓政治改良的頑固性。清王朝之垮，非改良不爭，非革命之罪，罪在清王朝自身。

　　第二階段（一九一一至一九二八），自辛亥革命勝利至中國國民黨領導北伐成功。本階段的基本特征是從民國初年民主憲政的初次實現和初步實行，到形形色色專製復辟勢力的公開反撲和變相反撲，構演出了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的第一次大較量。

　　在本階段，袁世凱的公然復辟帝製，張勳的公然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的變相復辟及長期混戰，雖然為中國民主革命的進程製造了極大困境，但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人和一切民主進步力量，卻堅持護國、護法、反復辟以“竟辛亥之功”。孫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人終因領導北伐勝利，而將“竟辛亥之功”的歷史使命得以初步實現。中華民國因此而獲得了初步統一。本階段所揭示的歷史意義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國統初獲創建之後，將必然迎來民主與專製的艱難較量和反復較量，因此，要鞏固民主革命的成果，保衛剛剛創建的共和國統，就必須建立有權威的革命政黨和革命政府，就必須自下而上地實現地方自治，就必須造成實現民主憲政的政權基礎和社會基礎，就必須逐步地實行軍政、訓政和憲政，特別是實行憲政過渡期的訓政，以確保革命政權不被形形色色的專製勢力所顛覆。

　　第三階段（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自北伐成功、中華民國統一至中華民國南京政權敗退臺灣。本階段的基本特征，是在外患內憂的交相煎迫之下，空前壯烈的衛國戰爭之中，全面內戰狼煙四起之時，民主的艱難推進和專製的變相反撲，乃構演成民主進步與專製倒退的持續較量與復雜較量狀態。由是，中國民主革命雖然歷經艱難進取，中國現代歷史雖有巨大進步，中華民國雖已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終為共產革命名義下的專製復辟所戰勝。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進程因此而發生了巨大逆轉，中國現代歷史發展因此而面臨著巨大的倒退。從而構演出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的第二次大較量。

　　在本階段的第一期（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中國國民黨在政治上一是護國護法的目的達成；二是遵照孫中山遺訓，實行訓政，準備憲政。三是逐步奪回國家主權，逐步建立民權基礎。在軍事上一是削平軍閥復辟的余波，二是圍剿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的中共叛亂和叛國，三是采取與日本和戰並用的策略，積極進行全面抗戰的準備。在經濟上“確認民生建設為首要”，保護民族經濟，肯定自由經濟，發展市場經濟。從而贏得“十年黃金時代”的美稱。在思想文化上則堅持三民主義，批判共產主義，倡行各種文化並存，允許新聞出版自由，造就了迄今為止仍然無可超越的思想文化成就。

　　在本階段的第二期（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雖然領導八年全面抗戰，艱苦卓絕，但仍不忘在政治上推進民主、準備憲政，在經濟上建設後方，在文化上繼往開來。因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而終廢百年不平等條約，並成為世界四大反法西斯領袖國之一和聯合國創始會員國。

　　在本階段的第三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戰後的中華民國民主憲政建設，雖因中國國民黨和其它政黨、政團的共同努力而獲得急劇推進，

　　製定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但因中共誌在發動一場打江山的農民戰爭並獲得了成功，從而使中國民主革命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出現了巨大逆轉，使中國大陸陷於曠日持久的全面專製復辟之中。

　　本階段歷史所揭示的意義，是在民主力量相繼戰勝了專製勢力公然、公開和變相的復辟之後，在近現代的歷史條件下，仍然可能遭遇形形色色名義下的專製復辟。特別是以共產革命為名義的專製復辟，乃是對民主力量與共和國家進行反撲和顛覆的最大危險。二十世紀東方若幹農業國家遭遇共產專製復辟的歷史和現實，已經對此提供了血腥的證明。

　　第四階段（一九四九 —— ），自中華民國政權敗守臺灣和中共在中國大陸建國始。本階段的基本特征是﹕一個中國，兩個國名和兩個政權。一個在失敗後堅持恢復訓政，致力發展民生，艱難推進民主，直至實現憲政即還政與民，終將臺灣建設成為一個民主與繁榮的世界先進地區和全中國民主富裕的模範省。一個卻迅速復辟專製製度，全面建立極權體製，踐踏民權，破壞民生，摧毀自由經濟，消滅市場經濟，繼續以革命的名義和以發動政治運動為手段，長期地摧殘和迫害中國大陸人民。嗣後雖推行改革以自救，卻又一再地拒絕政治改良，直至全面重現晚清社會政治局面，從而迎來了又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本階段是為革命與復辟、即民主與專製的第三大較量。海峽兩岸民主進步和專製倒退的長期對抗乃是第三大較量的明顯特征。

　　本階段歷史所揭示的意義，辛亥以來的歷史已經作出了證明，即“專製仆而統一成，民主敗則分裂生”。因此，中國的統一，前提是民主。全中國人民唯有追求民主統一，才能避免專製一統，才能真正實現和完成現代中國的民主建國使命和祖國統一大業。

　　這，便是中國民主革命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四階段和革命與復辟的三大較量，及其歷史意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