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汉奸吴三桂论坛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共產思潮

20世紀初是社會主義從書齋走向實踐的黃金時代，五花八門的社會主義學說泛濫於全球，各種版本的社會主義普遍熱銷。帖社會主義標簽的政黨組織壹時風起雲湧，其中最著名的是共產黨、國家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等。所以外國有俗語說，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究竟不知那壹種才是對的。馬克思建建立了系統龐大的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其社會主義學說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以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為立腳點，創造出剩余價值學說，用來揭示資本剝削的本質，同時論證出階級鬥爭學說和唯物史觀。指出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來說明共產主義終將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規律。再利用階級鬥爭學說，將無產階級上升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領導力量。馬克思主義的激進性、不妥協性和戰鬥性，最符合有強烈革命意識者的心態，最終使社會主義從壹種理論家的幻想變成了千百萬人的政治理想和社會實踐，最終成為徹底的社會改造運動，馬克思主義也成為革命者的聖經。壹戰之前，世界各國只有贊成社會主義和反對社會主義的兩種人，反對的大多數都是資本家，戰後幾乎沒有了反對的聲音，人們不壹定贊成共產主義革命，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社會福利等主張在歐洲和亞洲還是被普遍接受，認為社會主義是消除剝削和不平等的好制度。社會主義實踐於是分為改良和革命的兩種路線，贊同社會改良的壹般為社會民主黨，希望暴力革命的是共產黨。那些參加議會選舉的共產黨，實際上也屬於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壹類。照馬克思主義標準，馬氏社會主義稱作科學社會主義，不與其它社會主義為伍，接受馬克思主義就是接受無產階級專政道路，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觀，階級鬥爭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非此，人類不能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俄國靠馬克思主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首創，是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的勝利。接著納粹德國的民族社會主義登場，戰後又有伊斯蘭的社會主義，還有英國的民主社會主義及早期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等，獨立後的印度也自稱為社會主義。 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設想，以其形式內容來看，並未超出早期思想家們的構想，都是為了建立公有平均的社會制度，只是在推進社會主義運動手段上有重大區別，馬克思是以奪取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來實現。在馬克思主義之前，人類社會中已有共產的設想，即壹個沒有階級之分和人人平等的社會。這種設想最早出現於古希臘，從柏拉圖時代就開始了，但古希臘恰恰是世界上最早承認土地私有制並且把土地當做商品來買賣的國家。因此，也就最早面臨著這樣的難題：如何改造由私有制所造成的不平等不人道的社會，消除私有制的弊端，向往壹個“世人都不知道有什麽地界，也不知道有什麽籬笆、圍墻”，人人生活幸福的黃金世界。直到英國人托馬斯·莫爾 (Thomas More, 1478－1535)被認為是空想社會主義開山之作的《烏托邦》壹書出籠，[1] 社會主義才作為壹種社會制度而盡情描述了壹番：那個烏托邦是閉塞的、樸質無文、紀律森嚴的群體；壹切公民都是穿同樣的衣服，都是住在壹式壹樣的房屋裏；不得到允許，任何人均不能外出旅行，私下議論公事要判處死刑；不用貨幣，金子、銀子只是用來打造馬桶和溺器，連“奴隸身上的鏈銬也是金的或銀的”，“可恥的罪犯都戴著金耳環，金戒指，金項圈，還有壹頂金冠”；人人參加勞動，產品按需分配，設立公共食堂。這種社會主義已經帶有明顯的專政思想，偏離了人道主義軌道，也不是希臘神話構建的黃金時代了。當馬克思接過了烏托邦的空想，將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定義為取代資本主義制度的人類社會形態，據稱是發現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人類社會的發展流程是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自稱是人類社會歷史分期的最科學論斷。馬氏版本的共產主義隨即成為改造人類社會的政治綱領，共產主義暴力革命運動登上歷史舞臺，亦成為共產革命後的國家政治制度。 中國也壹樣，中國的大同思想也類似於西方的社會主義。孔夫子《禮運》中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大同是實現小康社會後的理想社會，是歷代知識分子向往的社會制度。清朝末年引進了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潮，康有為寫了《大同書》，將孔夫子的大同思想發揚光大，結合西方君主立憲體制，從經濟、政治、哲學到家庭模式，做了壹整套大同世界的制度設計，鼓吹土地國有，興學勸工，是近代最完整的中國社會主義烏托邦。梁啟超在《中國之社會主義》壹文中說：“社會主義者，近百年來世界之特產物也。……最要之義，不過曰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以勞力為百物價值之源泉”，介紹了馬克思社會主義之基本原則。在之前，馬克思的學說即以《大同學》之名，始見於報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主持的廣學會之《萬國公報》，並非什麽“俄國十月革命的壹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共標準定義。恩格斯在具體描述了共產主義國家所有制的諸多好處後，說道： ……只要向私有制壹發起猛烈的進攻，無產階級就要被迫繼續向前邁進，把全部資本、全部農業、全部工業、全部運輸業和全部交換都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國家手裏。上述壹切措施都是為了這個目的。無產階級的勞動將使國家的生產力大大增長，隨著這種增長，這些措施實現的可能性和由此而來的集中化程度也將相應地增長。最後，當全部資本、全部生產和全部交換都集中在國家手裏的時候，私有制將自行滅亡，金錢將變成無用之物，生產將大大增加，人將大大改變，以致連舊社會最後的各種交往形式也能夠消失。[4] 馬克思給共產主義規定的標準定義：“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天下大富，國家消亡。這個夢想雖然遙遠，卻很誘人，陳獨秀等舊學者急於尋找新的思想源泉，壹面打倒孔家店，壹面又以為西方的東西都很科學，壹定適合中國，急於從舊傳統中走出來尋找壹條更快捷的大同道路。這些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匆匆忙忙接受了俄國暴力革命的新教義。毛澤東奪取了中國統治權，毛是共產主義者，立即著手他的共產主義實驗。共產主義導師的追求相同，但具體的實施標準卻有很大差別。列寧說，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將馬克思繁雜的共產主義理論通俗化。赫魯曉夫又增加了夥食標準，“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味道可以，水平卻不甚高。中國人嘲笑這些低水平的共產主義，毛的共產主義宏圖最切合中國人心理，他是農民的兒子，知道民以食為天，曾在《湘江評論》的創刊宣言上說過：“現在世界上什麽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待毛有權力解決“最大”的問題了，他的共產主義藍圖先從“大辦食堂”開始，“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飯”、“壹天吃五頓飯”……壹句句極具誘惑力的承諾，遠遠超過了前輩大師的鴻篇巨制。這對貧窮的中國人、特別是對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其誘惑力之大是難以抗拒的。



消滅異見

1957年的反右運動，標誌著中共與民主黨派合作的實質性終結，民主力量的歷史作用業已完結，統戰價值降低，在各級政府的任職人數也大幅減少，降到了“花瓶”的位置。從任副總理到部長壹級的民主黨派人士，都換為中共黨員，只剩下些人大政協的虛職，結束了聯合政府的時代。國共紛爭時期，民主黨派從未形成獨立地位的第三方政治力量，要麽倒向國民黨，要麽做共產黨的尾巴。民主同盟表面上恪守第三方中立，實質上是中共操縱的玩偶，由於許多社會知名人士參與其中，很是欺騙了不少人，掩蓋了中共破壞和平的罪行，對國民政府制止叛亂造成極大的輿論壓力。1946年內戰開始時，梁漱溟提出雙方“就地停火”的和平方案，周恩來震怒： “我們早有君子協議，事前商量，壹致行動，共同對付國民黨。……妳們不同我商量，搞了這種提案，而且先給蔣介石，後來通知我。行啊，我們沒啥，大不了再去打遊擊。我們本來就是打遊擊出身的。可妳們怎麽辦？沒有共產黨妳們怎麽辦？妳們不就是靠了共產黨才能存在下去嗎？國民黨要不是有共產黨同他鬥，他能允許妳們存在？妳們可以出賣朋友，不講義氣，但我要勸妳們壹句，眼光放遠些，沒有共產黨，妳們壹天也存在不下去……”周恩來由怒而泣，聲淚俱下，指責民主同盟不講義氣，頗有骨氣的梁漱溟不得不低頭赧顏：“恩來兄，妳別說了。這件事我理虧了，我們想辦法來挽回。”[5] 中共尚處弱勢時已是這種氣度，打敗了國民黨，作為應聲蟲的民主黨派高層人物都已做官，民主黨派列入中共黨政序列，經費由中共全額列支，成為既得利益集團，變成“老子黨”與“兒子黨”的關系，失去在民間活動的自由，不可能變為中共的反對力量。中共是記仇的，特別是對那些不能“肝膽相照”的民主人士，毛澤東於是先拿梁漱溟開刀，新帳老帳壹起算，將梁氏罵成壹堆臭狗屎。中共獨占天下，急速向左轉，1957年，全國知識分子響應毛主席號召，給黨提意見，打消顧慮，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可誰也沒料到，此亦“引蛇出洞”之詭計，是考察知識分子是否對黨無限忠誠的考場，整頓黨的作風轉化為大規模的群眾反右運動。反右之所以不同以往，區別在於以往運動響應號召當積極分子即能爭取主動，這壹回先發動的不是工農群眾，重點是民主黨派人士和知識分子，很多人由此而中招。民主黨派的領軍人物多為知識分子，在對抗國民黨時養成的批評精神成為他們誤入陷阱的原因。所以，能測算出此次鬥爭的險惡性，不是尋常頭腦能勝任的，看壹看批判大會上壹些聰明人的演技，就驚嘆其超凡的能力—— 吳晗壹下子就抓住了三大“右帥”的要害。他分別對三大“右帥”進行批判。 吳晗首先批駁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 “憲法序言中講到我國的統壹戰線由共產黨領導。政協章程也說要進壹步加強黨的領導和核心作用。各民主黨派也都承認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作用。所謂領導，應該是政治上、思想上重大問題的領導。如果離開這種領導，另搞壹個政治設計院，這是什麽意思呢？是不是不同意憲法精神和政協政協章程，不滿意共產黨的領導呢？” 接著，吳晗批判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 “這個意見牽涉到兩個問題：壹個是他對黨領導的‘三反’、‘五反’、‘肅反’等機構是不信任的。壹個是他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樣壹個最高權力的立法機關，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這樣壹個協商機關，下降或者改變為司法行政機關，這和這兩個機關的性質是不符合的。” 吳晗非常尖銳地批判了儲安平的“黨天下”： “儲安平作了壹個很引人註意的發言，這個發言的目的是離開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方向。他提出了‘黨天下’的名詞。在國民黨統治時代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那時候的‘黨天下’就是‘蔣家天下陳家黨’，這怎麽能和今天的人民的天下同日而語呢？這是壹種惡毒的誣蔑。”[6] 吳晗當年是個窮書生，在他困難的時候，胡適幫了忙，支持他的學術研究，還為他介紹了工作。胡適對吳晗是有恩的。但他老先生善於見風使舵，當了中共的北京副市長，更是春風得意，黨指向哪裏就沖向哪裏。批胡適的時候，自然要報新寵而棄舊恩；批胡風的時候，他也批胡風；北京舊城改造時，梁思成主張保護北京的古建築，彭真主張拆城墻，拆除壹切影響交通的“封建的遺留物”。吳晗是站政府壹方的，積極批判梁思成的落後思想。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時候，他又義憤填膺地參加了反右運動，再立新功。老先生不愧是清華大學教授出身，招數老到，曉得擒賊先擒王，打蛇打在七寸上，對他的民盟老上級老同事壹樣猛攻“要害”，絕不被其華貴的外表所蒙蔽，終以高分通過考核。可惜吳老先生百密壹疏，文革中死於莫須有的罪名，殃及全家，夫人袁震被送去勞改，夫妻二人含冤而死，女兒小彥深受刺激，精神失常，後被抓進監獄，也於1976年去世，壹家四口，死了三個，僅兒子吳彰幸存。其為報應乎？不過儲安平的“黨天下”之說是有道理的，是極其精辟的。中國歷史由公天下到家天下，再到黨天下，經過了三個階段。遠古時，堯本應傳位於其子丹朱，可惜丹朱不成器，怎麽教育也不行，於是將帝位傳給了舜，歷史上稱之為“公天下”。這是天下為公的高境界，從夏朝開始，演變成天下為帝王之屬的“家天下”制度。“天下為公”成為壹種純粹的理想，成為仁人誌士追求的最高精神目標。國父孫中山為此奮鬥終生，其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就是為了實現這壹理想。中共傳承是壹黨之天下，由最高領袖在黨內高層選擇接班人，比之子承父位的家天下還不如，較之禪讓的“公天下”更差之千裏，因為古時崇尚選賢任能，帝王不能盡用佞臣而危害社稷。共產黨標榜的公有制其實是黨有制，“人民共和國”正是“黨天下”體制。所以公天下、家天下與黨天下三種制度比較，黨天下是最壞的壹種。



猴子再能耐，也跳不出如來巨掌。1959年毛澤東提倡海瑞精神，要敢於講真話，胡喬木授意吳晗寫壹寫海瑞，因為他是明史專家。吳寫了《海瑞罷官》劇本，61年北京京劇團公開演出。也許是上次勝利麻醉了他的政治神經，嗅覺出了毛病，幾年後，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壹文，成為毛澤東引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理由是吳晗借海瑞為彭德懷翻案。這是八竿子探不著的事，但毛需要祭壇上的犧牲品，以鼓舞士氣。這位昔日反右名星第壹個被推上祭壇，祭了文革大旗。讓吳自己也品味到世態炎涼，風水輪流。最令人驚嘆的是吳晗揭發的三大“右帥”至今不給摘帽，鐵案如山，不在錯劃的55萬右派分子的範圍之內，竟與鄧小平不謀而合。鄧小平說：“壹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現在有些人就是這樣殺氣騰騰的。我們今後不搞反右派運動，但是對於各種錯誤傾向決不能不進行嚴肅的批評。”[7] 沒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皆屬於“殺氣騰騰”之輩，我們再來看壹下所謂的“殺氣騰騰”是些什麽言論——

《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卻將矛頭直指中共主要首領毛、周二人，而且口氣頗有些咄咄逼人。他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於壹九五六月壹日召開的座談會上作了壹次發言，題為“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他說“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壹個科壹個組，都要安排壹個黨員做頭兒……黨這樣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壹個壹家天下的清壹色局面。”“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竟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竟見。我現在想舉壹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壹九四九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壹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壹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壹個人可以坐此交椅？” [8]

這話有理，老和尚無法無天，小和尚才肆無忌憚。然既揭老和尚的騙人老底，又要分老和尚壹杯羹，就惹惱了毛澤東，難怪鄧小平死不認錯，畢竟是壹黨天下。不過這已經謹慎多了，儲先生是老報人，自視清高，國民黨時代更是口無遮攔，根本不怕得罪誰：

細察儲氏的歷史，他並不傻。他在此發問，也許只是明知故問，為了向毛、周二人挑戰。壹九四七年國共內戰時期，他就曾在其主持的《觀察》雜誌上著文說：“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壹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壹個‘有’、‘無’的問題了。”“坦白說，今日共產黨大叫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壹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誌。在今日的中國的紛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他反對國民黨政權，但也從來不歡迎共產黨上臺。他說：“今天能動搖國民黨政權的不是共產黨而是這壹批自由思想份子……反過來說，今天能抗拒共產黨的，也不是國民黨，而是這批自由思想份子。”[9]

明白人總幹糊塗事，早知當初，又何必現在。即上賊船，再想下就難了。民主黨派對抗三民主義的國民黨還可以，罵罵蔣委員長也行，得罪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敢向毛主席提意見，就是自尋死路了。當中華民國的左派可以掙得英雄地位，當“新中國”的右派，即成臭狗屎壹堆。“新中國”嚴禁非議，在黨需要時，也不管妳非議不非議，不敢說話的人也要倒黴。那些千奇百怪的右派分子裏面什麽樣的事都有：有說現在大餅芝麻比以前少了的人，有檔案裏沒有右派材料卻因“錯中錯”糊裏糊塗搭錯車的人，也有因單位湊不足反右指標被強行充數的人——

壹九五四年重慶大學地質系二十歲的畢業生黃治中，主動要求到柴達木去開發戈壁灘，被分配到青海石油管理局下屬的地質研究所工作。鳴放、反右時，他正在北京石油學院進修。待他結業回到戈壁灘已是五八年二月，其時反右已經結束，可是石油管理局沒有完成抓右派的“指標”，便把任務往下分攤。黃所在的地質研究所也分到待抓右派份子指標壹個，所領導正為此犯愁，黃回來了，於是把他叫去說：“妳被劃為右派了！”黃申辯道：“我壹張大字報沒寫，壹句話沒說呀！”沒有用處，黨委已經替他準備好了結論：典型不說話的右派，從骨子裏反黨。黃治中的女朋友，北京石油學院畢業的龔德尊，因為不肯揭發黃的“罪行”，自然也是“骨子裏反黨”，也成了右派。黃被押送青海勞改農場，龔則被開除，遣送回原籍。當初她畢業時，學院要留她任教，她卻壹再要求到大西北去作個建設者，最後終於如願。如今竟帶著未來得及用上的嫁妝離開荒涼的戈壁灘，回到四川農村當上壹名“五類份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了。青海石油管理局的黨委同誌個個十分高興，因為他們不僅完成，而且超額完成了上級規定的抓右派的指標。[10]

漢武帝曾以“不入言而腹誹”之罪，要過壹位農業大臣顏異的命，共產王朝比X光機還犀利，能從肚子裏看到骨子裏。以“骨子裏反黨”整死多少人，不得而知，但為史書增添了不少素材。不服氣的右派們說，黨號召提意見又打我們右派，這是陰謀！毛澤東說，不，這是陽謀，牛鬼蛇神只有出籠，才好消滅，毒草長出來，才能鋤掉，草鋤過來作肥料。右派是個統稱，其中包括極右、右派、中右、右傾、大右派、內控右派、摘帽右派等，還有現行反革命加右派或壞分子加右派之類的名堂。官方公布有55萬右派，據學者統計，實際上最少有100萬右派，加上與右派沾邊的各種罪名而遭受迫害牽連的，大概有二三百萬人。右派的下場是槍斃、勞改、勞教、打死、累死、餓死、病死、自殺等等，又趕上三年大饑荒，能僥幸活下來的，又遭受壹場文革浩劫，能等到重見黨的陽光（摘帽）的人，已經所剩無幾了。大作家丁玲的事跡也很經典，她原本是毛澤東欣賞的人物，1936年11月出獄後丁玲前往陜北保安（當時中共中央駐地），中共宣傳部特為這位著名女作家召開宴會接見洗塵。12月毛又手書《臨江仙》賜與她，詞曰：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壹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纖筆壹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這是莫大的恩賜，如同皇帝賜予的丹書鐵券。據說在延安時丁玲與毛私交甚好，她曾是極少幾個不必預約通報便可直闖毛住處拜訪的人之壹。丁玲1948年寫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榮獲51年度期大林文藝獎金二等獎，可謂文武雙全，名利雙收。可惜丁在路線問題上錯誤不斷，屢遭周揚整肅，55年、57年分別劃為“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的首要分子，58年流放北大荒，70年進秦城監獄，75年遣送山西農村改造，飽嘗了老“運動員”的辛苦。毛亦是翻臉不認人，1957年1月，他在全國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發布指示，要把丁玲“在社會上搞臭”。將丁玲打成“大右派”之後，毛又幾次點了丁玲的名：“大鳴大放，壹不會亂，二不會下不得臺。除開個別的人，譬如丁玲，她就下不得臺了。譬如馮雪峰……他就下不得臺了。那是少數人，就是右派。”“只要不是馮雪峰、丁玲這種人，也不要怕下不得臺，怎麽下不得臺呢？”“進了共產黨，他要反共，共產黨反共！丁玲、馮雪峰不是共產黨反共？”“共產黨裏頭出了個高崗…… 現在共產黨又出了丁玲、馮雪峰、江豐這麽壹些人。”[11] 馮雪峰與毛的關系原來也不錯，但也被毛拋了出去。其實早在延安整頓三風（黨風、文風、學風）時，丁玲就因寫《“三八節”有感》惹出過麻煩，賀龍曾在大會上罵她為臭婊子。只是丁玲在國統區名氣很大，認罪態度好，又大罵王實味“卑劣、小氣、反復無常、復雜而陰暗”，寫下兩本學習心得：壹本名為《脫胎換骨》，壹本叫《革面洗心》，才免於壹死。那時毛澤東也是用了“引蛇出洞”的策略，號召大家自由發言，提出批評，展開爭論，然後壹網打盡。毛就是要打斷那些自視清高的知識分子的脊梁骨，象狗壹樣搖尾乞憐。康生罵王實味是“王屎味”，知識分子“臭老九”的地位早在延安時代就基本定型了。經過整風的丁玲，來了個脫胎換骨的改造，在黨的關懷指導下，終於寫出《太陽照在桑幹河上》那樣熱情謳歌共產革命的不朽之作，但沒夾緊尾巴，結果又吃了大虧。在毛澤東眼裏知識分子屬於小資產階級陣營，可作為改造利用的對象，關鍵在於能否“夾緊尾巴做人”，這個尾巴就是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成份。許多知識分子以為尾巴夾得夠緊了，整天高唱頌歌，卻不料政治鬥爭風雲變幻，黨的政策隨毛澤東的心意而時時變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根本無從揣摸上意。所以再謹小慎微的人壹不留神也會在共產黨的陰溝裏翻船。連丁玲這樣黨的忠誠作家都不能幸免，緊跟黨的吳晗都裁跟頭丟性命，何況壹般知識分子。

鄧小平主持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否定了文革，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彭黃張周反黨聯盟平反，給丁玲吳晗等人平反，就是不給1957年的反右運動平反。不僅不平反，還為反右運動辯護。鄧何以不平反罪惡的反右運動，而為反右運動留下尾巴呢？就因為反右運動中毛是首犯，鄧是幫兇，鄧的功績就在於反右運動擴大化。1957年6月17 日毛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由鄧小平作《如何領導當前整風運動反右鬥爭》報告。7月17日開始的省市委書記青島會議，由鄧作主題報告，對全國反右運動做了精心部署。9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鄧作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而這壹報告正是毛鄧把整風推向全國各階層的安排。壹個首犯，壹個頭號幫兇，兩個人調動了全黨全社會構造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最為嚴酷的文字獄，絞殺了整個知識界，具有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全被踩在腳下。反右運動毛澤東只做戰略布署，鄧小平是執行者，反右主要是在執行階段擴大化了，擴大了成千上萬倍。鄧顯然將反右擴大化的責任全推給了毛，在編輯自己的選集時，故意刪除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這說明鄧是做賊心虛，意俗掩蓋這段不光彩的歷史，官方亦不再提鄧曾擔任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的歷史。既然反右運動是對的，又何必刻意掩飾載入歷史的事實？所以，鄧為絕大部分右派摘帽，並非正視歷史問題，也不是出於人道主義，他的六四大屠殺除了本性所致，沒有其它的解釋。



生產工具



毛澤東以“誘敵深入”的戰術，痛痛快快打了場殲滅戰，右派分子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反右運動的勝利使1958年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格外鮮艷奪目，上上下下步調壹致，工人、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三大主力齊上陣，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新高潮。鋼產量翻番，糧食畝產更是輪番上漲，妳方唱罷我登場，屢屢刷新“世界紀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張聞天等人對大躍進造成損失提出意見，毛又祭起反右傾的大旗，全國大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全國有300多萬人戴上了右傾帽子，遠遠超過反右運動。1958年5月，中共八屆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鬧劇開始登場，李銳寫道：

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二五計劃指標，比八大壹次會議通過的，工業方面普遍翻了壹番以上，農業方面普遍提高了20％到50％。鋼從1200 萬噸提高到3000 萬噸，煤從2億噸提高到4億噸，糧食從5000億斤提高到7000億斤。這樣，全黨從上到下，形成壹種普遍看法：社會主義革命完成後，在建設方面，“左”比右好，只準反右——反保守，不準反“左”——反冒進；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環節；爭速度、搶時間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方針。從而以“苦戰三年基本改變落後面貌”為口號，動員全國人民，以“破除消極平衡論”、“樹立積極平衡論”為經濟高速發展的理論；“以鋼為綱”，“三大元帥（鋼煤糧）升帳”，“兩個先行官（交通、電力）開路”，大搞群眾運動，“小土群”遍地開花等，成為實現高速度、大躍進的具體方法。到了8月北戴河會議，要求當年鋼翻壹番，達到1070萬噸。二五指標比三個月前的八大二次會議，又普遍翻了壹番以上，1962年比1957年的工農業指標，要幾倍、十幾倍地增長，年平均增長速度為40％以上，基建投資年增長50％以上。1962年指標，鋼變為1億噸，煤為11億噸，糧食為15000億斤。八大二次會議提出的7年趕上英國15年趕上美國的口號，到北戴河會議，就分別改為3年和10年了。

1958年年初，毛澤東就開始構想未來中國的理想藍圖。三四月間，先後同陳伯達、劉少奇談過“鄉社合壹”和公社的問題，4 月間中央正式發出“小社變大社”的意見。7月1日，陳伯達在北京大學作《在毛澤東同誌的旗幟下》的講演，首次公開了毛澤東對未來中國社會的總體方案：“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織成為壹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毛澤東這時正式談到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問題，設想公社應當實行平等的分配，無甚差別的物質生活；還談到進城以後，改供給制為工資制是失策，是倒退，是向資產階級讓步。隨後，全國壹哄而起，農村大辦公共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的供給制。

……在北戴河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問題時，他說過這樣的話：空想社會主義的壹些理想，我們要實行。當年籌辦人民公社的時候，中央農村工作部的負責人，曾經把康有為的《大同書》和《哥達綱領批判》壹同送給徐水縣的幹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導思想有多麽駁雜了。在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還為《張魯傳》親自作註，印發與會者。他對漢末張魯所行“五鬥米道”中的“置義舍”（免費住宅），“置義米肉”（吃飯不要錢），“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壹，勞武結合）等做法，也是欣賞的。……[12]

河北省徐水縣是毛澤東肯定的農業生產“軍事化、戰鬥化、紀律化“的典型，徐水成立了以縣為建制的徐水人民公社，規定對全縣人民實行“十五包”，即吃飯、穿衣、住房、醫療、喪葬等十五項開支由人民公社統壹包下來，幹部工人取消工資，壹律發給津貼，實行公社壹級核算。壹切財產歸全民所有，不僅生產資料，生活資料也充公，集體所有制改為全民所有制。徐水的年財政實力僅有區區2000萬元，幾個月後，連發毛巾的錢也拿不出來了。拆除舊房統壹建新房，結果拆房容易建房難，農民連個過冬的窩的也沒有了。平均主義更使人們缺乏自主勞動熱情，民兵壹手拿鋤壹手拿槍下田幹活，看起來威武雄壯，實際是出工不出力。幹部瞎指揮成風，大搞不合理密植，強行推行大躍進計劃。縣委書記張國忠親自下鄉打人抓人，縣鄉村三級遍設勞改隊，數千人抓進勞改隊。徐水弄虛作假問題很快暴露出來，毛失去了對徐水的熱情，說“徐水不如安國”，“以後要宣傳安國，不要宣傳徐水”。其實安國給驗也是騙人玩意兒，毛樹立的全是失敗的典型，1959年1月，徐水就開始大面積餓死人了。

農村的公共食堂是餓死人的主要原因。公共食堂不是毛澤東的發明，卻是毛極力倡導的。自從農村合作化後，在農忙時節或興修農田水利工程時，為了方便農民及時及早出工，就有臨時性的公共食堂出現，大家合夥煮飯，以節省時間。以供給制為特征的公共食堂，出現於人民公社化之後的大躍進初期，受到河南省人民公社模式的引導，中共作為壹種共產主義生活方式進行推廣，在100多天的時間內全國農村辦起公共食堂265萬個，在食堂吃飯的農民達到90％。人民公社初期，有的地方農民還是喜歡食堂的，食堂門口的對聯是：“食堂巧煮千家飯，公社飽暖萬人心”、“鼓足幹勁加油幹，放開肚皮吃飽飯”。吃飯不要錢誰還不歡迎，特別是困難戶和五保戶，問題是根本沒有充裕的食物來應付幾億農民猛然間釋放的食欲，那種可笑的豪情壯誌是由糧食產量的普遍造假支撐的，而肥皂泡吹得越大，毛澤東越喜歡。人民公社禁止壹家壹戶做飯，沒收存糧，砸爛農民的鍋竈，當食堂很快便無糧可炊時，社員就只好餓肚子了。公共食堂對共產主義制度來說，也是消滅家庭的好辦法，消滅家庭才可以消滅私有制，達到共產主義標準。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的第四次講話時說：

在社會主義中，個人私有財產還存在，小集團還存在，家庭還存在。家庭是原始共產主義後期產生的，將來要消滅，有始有終。康有為的《大同書》就看到了這壹點。家庭在歷史上是個生產單位、消費單位、生下壹代勞動力的單位，教育兒童的單位。現在工人不以家庭為生產單位，合作社中的農民也大都轉變了，農民家庭壹般為非生產單位，只有部分副業。至於機關、部隊的家庭，更不生什麽東西，變成消費單位、生育勞動力後備並撫養成人的單位。……總之，將來家庭可能變成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東西。……我們許多同誌對於這許多問題不敢去想，思想狹窄得很。[13]

共產主義導師們都不太喜歡家庭，認為家庭是私有制的根源，家務事又最費時費力，應該改造為社會化勞動，恩格斯說：“可以大膽設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務所，從事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會很容易地解放出來，而其余的三分之壹也能夠比現在更好、更專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毛澤東天性不喜歡家庭，缺少天倫之樂的情趣，他在中南海的大家庭稱為“壹組”，他是家長，剩下的都是為他服務的工作人員，不是妻兒滿堂式的家庭生活。毛澤東多次講過消滅家庭的話，沒有了家庭，人們要錢財就沒用了，就不會自發地走資本主義道路了，公共食堂是消滅家庭的第壹步。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嚴厲批判解散公共食堂，解散食堂的幹部紛紛下臺，大辦食堂成為“反右傾”運動的壹項政治任務，到1959年底，全國農村公共食堂有392萬個。很多地方規定不許農民私自煮飯，誰家房頂冒煙，就搜查誰家的糧食和食品，砸鍋倒竈。如果共公食堂作為民間創舉，本無可厚非，有益則存，無益則散。壹旦成為國家硬性指標，不顧實際強制執行，就壹定形成禍國殃民之災。那時正處在物質極為匱乏的年代，1958年的糧食大豐收充其量也就剛維持溫飽（2億噸糧食產量供6.6億人吃，人均僅為300公斤，還未扣除非口糧部分），農村壹般年份仍是糠菜半年糧的水準，怎麽可能長期維持滿足人們旺盛食欲的公共食堂呢？壹旦難以為繼，農民手中又無存糧，大饑荒就是件不難預測的事。大躍進過程中，發生大量人口死亡的地區，往往是由於省市級官員執行政策最嚴厲。辦不辦食堂並不影響他們的生命，但與他們的仕途政績緊密相連，對公共食堂的態度，也就是在民眾饑苦與個人進退之天平上權衡的結果，取決於價值取向和道德品質。由於中共政權是人性逆淘汰的官僚體制，極少數有良知者若彭德懷被打倒之後，很少有人敢置民眾的生死於黨的決策之上，寧肯丟官而保民。1959年7月，安徽省委副書記張愷帆命令無為縣停辦公共食堂，糧食直接發到農民手中。張愷帆說，有些幹部堅持搞公共食堂是為了多吃多占。到村上壹看，穿得好的，長得胖的，總是幹部或者他們的家屬。在張的幹預下，全縣解散了6069個食堂，後來此舉被毛澤東定性為“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當時的河北省副省長、省委常委，後任張家口地委書記的胡開明也是壹個不贊成公共食堂的人，在張家口地區解散食堂，允許個人開荒自救，救了不少人的命。1962年上書毛澤東，提倡包產到組，被毛澤東點名批評：河北有壹個副省長，很開明，但就是“胡”開明。胡因此飽受批鬥，文革中還被假槍斃過。基層幹部是政策具體執行者，在上級的監管之下，面對每個村民，個人良心譴責在強大的專制環境下，大多數幹部投上面之所好。有的基層幹部借掌握公共食堂糧食資源之機，多吃多占，滿足個人私欲，又對不順從管制的農民動輒以“扣飯”來懲罰。四川省資中縣有用“連坐法”扣飯的，壹人不加夜班，全家扣飯，導致農民大量死亡。河北省有壹個村莊，全村68.9％的人被扣過飯，因扣飯導致死亡27人，逼跑42人。基層幹部直接目睹饑荒，生憐憫之心的好幹部當然也有，如河南省新鄉縣七裏營人民公社的劉莊村，在大躍進時沒餓死人，沒有逃荒的，原因是大隊書記為人公正，並且兼任食堂司務長，對食堂管理規範，主要是能巧妙應付上級的荒唐指令。有個別食堂辦得好些，是由於幹部瞞報糧食產量，截留了壹部分糧食給食堂。所以群眾說：“不是糧食太少了，是良心太少了”，稱食堂為“死堂”……公共食堂是不準非議的，否則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雲南省保山縣將食堂化後有錢有米不交給食堂者定罪判刑，雲南大理壹位農民到食堂說他的孩子餓壞了，以現行破壞罪被逮捕。陜西省有個農民因說過對公共食堂不滿的話而被判刑5年。1960年，湖南壹位女工把寫有“公共食堂罪該萬死”等內容的標語貼在中南海紅墻上，後經劉少奇過問此事，她才免於殺頭之禍。這場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大饑荒，決不是什麽“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是百分之百的人禍。毛澤東秘書的李銳說：“餓死成千萬人，這是古今中外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如果僅算經濟帳，毛澤東的大躍進也是徹底失敗了。除了人民公社和大辦食堂外，還有大煉鋼鐵。有人統計說，煉鋼損失了23億（中央和地方實際補貼40～50億元），這筆錢可以建設幾個鞍鋼，如果向外國買鋼，能把全世界年產的鋼都買來。認為“大搞土法煉鋼的運動，這是壹條失敗的經驗。國家經濟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幾千萬人拋開壹切，苦幹了幾個月，上億噸的礦石，上億噸的煤炭，上百萬噸的鋼鐵材料，上百億度的電力，幾億噸的運力……都白白消耗在沒有效果的‘生產’上了，得到的卻是毫無使用價值的土鐵，這是對國家元氣最大的消耗。”從中南海到宋慶齡的院子裏，從外交部到機關學校，這些與鋼鐵工業毫不相幹的地方，也紛紛建起土高爐。文化部除動員文藝家們謳歌大躍進之外，也成立了煉鋼指揮部，由副部長的文學家夏衍親任指揮，中國人創造了舉世界無雙的惡搞奇跡。毛對經濟壹竅不通，對發展國民經濟看得過於浪漫，以為鋼產量超英趕美就等於達到西方水平了，再有了糧食就什麽都有了。毛澤東以群眾性的革命運動來推動農業生產，靠“馬上治天下”的激情和“精神變物質”的哲學想像力。斯大林搞了30年，農業沒超過沙皇時代的最高水平，毛壹心要在糧食生產上創造出超越古今中外的奇跡，在鋼鐵產量上趕超西方，認為這就是趕上了美國。說明他對西方社會的無知，根本不知綜合國力為何物，不曉得中國的落後不僅在於工農業，是包括政治文化科學技術在內的全方位落後，他以為通過人海戰術式的群眾運動就可以實現強國夢想。毛在上面大放厥詞，下面雞毛當令箭，全國上下壹齊發神經，災難就無從避免了。當認為糧食足夠了時，就讓鋼鐵元帥升帳，以鋼為綱，土高爐遍地開花，糧食生產又退而居其次，以至於到了收割季節，勞力還集中在土高爐旁。“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男勞力大量外調，人民公社成了“人民母社”，糧食爛在地裏無人收割。中共高級幹部如李井泉、楊尚昆、劉仁等人也有“人民母社”之類的不滿議論。在9月5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說：“世界上的事情有這麽怪，不搞就不搞，壹搞就很多；要麽就沒有，要麽就很多。”又說執政八年總共增產糧食1600億斤，而1958年壹年就可增產幾千億斤，這叫做“突變”。地球打了兩個滾，於是他覺得糧食太多了：“明年如果又翻壹番”，糧食如何處理？“除了人吃馬餵之外，現在還沒有找到用途，也許會發生問題。”說“糧食還是要找出路，糧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業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到了11月23日，毛在武昌會議上又說：“農業快得很，明年再搞壹年。就糧食而論，搞到壹萬五千億斤，農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壹年假。糧食多了吃不完……”毛澤東首先發高燒患了昏熱病，中國的糧食生產壹年不過增加壹兩百億斤，翻番的話純粹是昏話。在他老人家昏話連篇時，下面已經餓死人了，尤以號稱平均畝產千斤省的河南為甚。實際上壹省糧食增產不增收，壹些省糧食減產。1958年12月，武昌會議公布產糧7500億斤，後來核實只有4000億斤，比1957年增長2.5％。大辦食堂也浪費了糧食，“鼓足幹勁生產，撐開肚皮吃飯”，由於吃飯不要錢，不考慮實際情況，吃到後來只剩稀湯寡水了，國家庫存未因增產有所增加，反而減少了。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前壹些省已是成批餓死人，當年更是大幅減產，連預估的壹半也沒有。1959年糧食指標為10500億斤，實際產量為3400億斤，比上年減產600億斤。1960年又減產530億斤。。劉少奇說：“人民吃的糧食不夠，副食品不夠，肉、油等東西不夠；穿的也不夠，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麽夠。就是說，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麽不足？這是因為壹九五九年、壹九六○年、壹九六壹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而是減產了。減產的數量不是很小，而是相當大。工業生產在壹九六壹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產了百分之四十，或者還多壹點。”[14] 劉少奇沒敢提大面積餓死人，更不敢譴責大躍進的災難，只能用“不足”二字加以掩飾，壯著膽子說了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突破了毛澤東“壹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規定性比例，成為後來他倒黴的原因之壹。而毛澤東認為“9000萬人上陣煉鋼，比6000萬人要好。有壹點損失，我也壹點不痛心，橫直沒有經驗。從根本上說，是得多於失。”[15] 在全民煉鋼的狂潮中，1960年鋼達到1866萬噸，1961年就猛降到870萬噸，1962年又降到667萬噸。

凡是共產國家的領袖們都熱衷於大躍進，急於展示超越西方的社會主義優越性。斯大林下令在白海至波羅的海之間修壹條運河，從列寧格勒到白海的阿爾漢格爾斯克港口，使蘇聯的海軍艦隊可以來回遊弋。工期從1931年9月到1933年4月，僅為20個月，完全靠人力挖築這條長達226公裏的運河。索爾仁尼琴寫道：

把這項二十世紀最野蠻的工程，這條“用手車和丁字鎬”修成的大陸運河比做埃及的金字塔是不公道的，這太不公道了。要知道，埃及的金字塔是用當時的現代化技術建成的！！而我們使用的卻是四十個世紀以前的技術！

……所有的堤壩都是土築的，所有的泄水閘都是木制的。主壩到處滲漏。怎樣夯實？——用馬拉著滾子在壩頂上來回壓！（斯大林和國家只有對兩樣東西不吝惜——犯人和馬，因為馬是富農家的牲口，也是命該死絕的。）要消滅土木結合處的滲漏也是很難辦到的。要求用木料代替鋼材！於是工程師馬斯洛夫發明了壹種菱形木閘門。沒有混凝土澆築閘壁！用什麽加固？人們回憶起俄羅斯古代的“木籠”——用圓木拼合的大木槽，高達十五米，內部填土。請使用穴居人時代的技術，但是要按二十世紀的要求承擔責任：如果哪裏漏水，“要妳的腦袋！”

……每天收工後，工地上留下許多屍體。薄雪蓋在他們臉上。有的蜷縮在翻倒的手車下面，手插在袖筒裏，就這樣凍僵了。有的是把頭俯在膝蓋之間凍壞的。那邊有兩個人是背靠著背凍在壹起的。這都是壹些農家子弟，是最理想的幹活的好手。他們幾萬人壹批地被遣送來運河工地，當局還千方百計地把他們壹家拆散，不讓他們和自己的爹同進壹個勞改點。壹上來就要他們在布滿礫石和大圓石的地段上完成連夏天也完成不了的定額。沒有人能指點他們，警告他們；他們還是按照在農村幹活的樣子使出全身的力氣，很快就把身體累垮了。結果妳看，兩人摟在壹起凍死了。夜間派雪橇來收屍，車夫把屍體扔上雪撬時，發出木頭似的梆梆的聲音。[16]

可想而知，這種大躍進的傑作毫無用處，運河剛修好便廢棄了。由於水位太淺，僅僅能滿足小型駁船的運行，但25萬勞改犯人卻因此死掉了。由無產階級偉大作家高爾基主編的《斯大林白海波羅的海運河修建史》，曾作為史詩般的列傳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廣為印發，也因斯大林處決了該工程的所有主要人物，宣傳冊子也被收回銷毀了。毛澤東的神話比斯大林的神話還破滅得更迅速更無情，斯大林批給了白波運河4億盧布，下面為了向上買好，工程僅花了9530萬盧布。據統計，毛的大躍進期間僅物質上的損失就達1200億元人民幣。大躍進成了大躍退，趕英超美沒實現，反倒越離越遠了。

集體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統治工具，在集體主義權威下，可以產生用之不竭又廉價到極點的勞動力，生產不提出任何個人要求的卑微奴隸，供共產統治者隨意驅使。斯大林用奴隸制式的集體主義企圖創造世界奇跡的做法，被毛澤東運用到了中國，動員起億萬民眾，創造毛氏版本的大躍進神話。共產主義的奴役制來自於馬克思主義，馬克思認為平等權利和信仰自由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民主主義是陳詞濫調，“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極力批判爭取建立自由國家說法。革命專政的目的就是限制人們的自由，建立人人必須勞動的制度，兒童也應該參加勞動，“生產勞動和智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會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壹”，罪犯就更需要勞動了，讓犯人“改過自新的唯壹手段即生產勞動”“是社會主義者的最低限度的東西”，[17] 壹舉為共產國家制定了全民勞動改造的專政制度，也是遍地勞改營的理論依據。“勞動創造壹切”，勞動是人們的第壹需要，勞動當然是指體力勞動，或者僅使用簡單工具的手工作業，“幹部參加勞動”就是指這種勞動，連毛主席也要到十三陵水庫建設工地揮鍬鏟土，雖然是毛進京後有生之年唯壹的壹次勞動，“……前後不不到壹個小時。如此簡單的象征性動作，竟鼓舞了全國人民從事艱苦勞動的狂熱。”[18] 毛又把大學教授們趕到農村勞改，幹最粗重的活兒，就是為了改造其剝削階級思想。斯大林是把教授將軍們驅趕到西伯利亞的冰雪中勞動，讓他們死在那裏。不勞動是違法的，“不勞動者不得食”是通用的共產主義口號，列寧的“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共產主義國家的著名口號。不計報酬又“出大力流大汗”的勞動才是最光榮的，還樹立不少勞動模範作為勞動人民的學習榜樣。在蘇聯及中國，懶惰就是罪行，不參加義務勞動也不行。不熱愛勞動的，會抓進勞改營，蘇聯的“古拉格群島”和中國的勞改監獄就是強制無償勞動的地方。妳不積極參加建設社會主義和改造思想的集體勞動，那就到監獄裏去累死餓死吧。用勞改方式有計劃地削減壹部分人口，是蘇維埃政權消滅剝削階級和異見人士的壹個通用辦法，是共產政權大屠殺的另壹種方法，所以勞動營又稱為“消滅營”。列寧說俄羅斯是農奴制國家，家奴制卻留下壹句諺語：“在俄羅斯沒有餓死的！”連監獄裏也不會餓死人。俄國變成了蘇聯，立即有數百萬人餓死，前線士兵的口糧都不及沙皇朝代監獄的標準高。勞改營又餓死了多少人，無人統計過，肯定不亞於希特勒的毒氣室。新流行的笑話是：“布爾什維克的第二次農奴制”，但相比之下，第壹次農奴制簡直是天堂。“舊西藏”的“農奴制”也沒有餓死人的記載，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新西藏”，幾年間即有數十萬人死於饑餓。

共產黨認為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思想壹定能戰勝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創造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進而取代資本主義。所以總是試圖制造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新人”，作為標準的共產主義者。共產黨名義上是按勞分配，卻常用共產主義思想要求社會成員，讓大家義務勞動。按照共產主義分配理論，按勞分配仍然是“資產階級法權”。按報酬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是雇傭勞動思想，是建立在人的私欲基礎上，只有不計報酬和奮不顧身的義務勞動才是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先進意識。為了同人們的私欲作鬥爭，除了用共產主義思想洗腦，讓黨團員帶頭，還必須輔以專政手段，實行強迫勞動制度來改選思想，包括在這種管制環境下的“義務勞動”。但共產主義的集體勞動方式是最缺乏效率的，其與人性不符，因為每個勞動者都有個人及家庭的生存需求與幸福追求，這也是生產積極性的動力源。家庭不可能擴大為社會，社會也不可以簡化為家庭，兩者有著不同的效率動因，只有親緣關系才能長久激發人的無私情懷，甘願付出無報償的勞動。否則，即便是宗教式的熱情，也不可能形成經濟活動中的激勵機制。有學者曾經以自己的經歷對此作過分析：



我們第三生產隊有57戶人家。假設每戶人口勞力相等，在集體的大田裏，我刨57鎬，才為自家刨了1鎬。反過來說，我偷懶少刨57鎬，自家才損失1鎬。這種體制極其有效地激勵偷懶，同樣有效地懲罰勞動。自留地則不然。那裏的每壹鎬都是為自家刨的，真所謂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對我們生產隊的社員來說，自留地對勞動積極性的激勵效率是生產隊的57倍。結果，自留地和庭院僅占總耕地面積的7％左右，但社員像繡花壹樣精心伺候，每年收獲的煙葉糧食和蔬菜，價值將近家庭總收入的三至五成，能與生產隊90％多的耕地分庭抗禮。

我們生產隊的激勵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57，這還算好的。1958年人民公社興起的時候，規模動輒萬人，連生產隊和大隊的幹部都不用對勞動成果負責，結果鬧出了壹場大饑荒。饑荒迫使極左派撤退，在“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壹線構築防禦工事，同時伺機反撲。大寨大隊和昔陽全縣取消“三自壹包”，實行大隊核算，又把前沿推進到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中線陣地。大寨大隊80戶人家，從物質刺激的角度看，其激勵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80，還不如我們生產隊。

總之，如果把自留地比作社員的親兒子，集體大田就是50竿子甚至80竿子打不著的遠親，其疏遠程度如同陌路。[19]

能多勞多得的時候，人壹定會多勞動；多勞而不能多得的情況下，人肯定選擇少勞動。這是壹種理性自利——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是經濟活動的動因，有幾個人會為了別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忘我勞動呢？公社體制下，幹部管理與社員勞動之間也是個博弈過程，只是這種博弈只會帶來雙輸的結局。所以，共產主義的集體勞動是怎麽也算不贏經濟帳的，最終無壹不借助政治壓力，變為奴役關系。而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除卻自耕農，壹般地主與佃農之間都有較友好的合作關系，地租過高，農民會棄租，在成本與產出的比較效應之下，地主與佃農的分成契約或定額地租，壹般都在周邊平均地租的合理範圍之內，地租的增減須視土地等級和年景好壞，互有妥協，分攤風險。只要雙方遵守合約，租佃關系就不會中止，否則會增加交易成本，也關系到信譽和可靠性。這是利益的權衡，而非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問題。在自由選擇的體制中，這種契約形式體現了經濟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公平與效率，符合帕累托最優法則。在相同耕地的產出量上，自耕地與佃租地差別不大，佃租地還要略高於自耕地。佃農需要付租，但省去了購買田地及改良土地的投入，地主坐收地租，是已經付出了先期的投資與勞動，資源的有效配置與邊際回報率是相等的。佃租是正常的市場交易行為，本身不構成罪惡，土地流轉也不是罪惡，關鍵在於法律制度和社會保障。壹如今天的農民承包地也可以出租，也如房屋出租的道理壹樣，出租者並無絲毫罪惡感，租賃雙方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時找到平衡點。但強制勞動肯定是罪惡，人民公社消滅了自耕農，打破了正常的租佃關系，土地公有制使農民失去分成契約的談判權，農民只有勞動義務而無權支配產品，遂使勞動變成苦役，躲避不了苦役，就減少苦役程度。政府是地主，又有強制勞動手段，利益最大化是拿走更多的產品。農民如同無期限的賣身長工，對待公社這個大地主的惡行，其利益的最大化不是關心產出量，而是設法減少勞動量。這才是真正的階級對立，在政治壓力下，勞動者會用各種方法應付監工者，選擇偷懶，學會糊弄，精於造假。人民公社正是反帕累托最優，政府用強有力的手壟斷了壹切資源，帶來的是公平效率的大倒退。正如經濟學家張五常所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壹種交易費用昂貴的制度，它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改變這種制度需要付出成本。中國鄉村歷來以自耕農和佃農居多，長工很少，即在於地主不能即時監督工人的勞動效率，會帶來難以承受的監管成本，壹般地主耕地都會采取佃租方式。中共的國營農場後來也把土地分配給農業工人，由家庭農場耕種，也緣於這個道理。人民公社之弊就在於把農民全部變成長工，強制性集體勞動成為新型的共產主義奴役制度，人人成為“集體利益”（黨的利益）的奴工，雖然用高成本獲得短期優勢，卻不能轉化為效率優勢。人們被迫在集體組織中勞動，失去自由退出權就等於失去人身自由，這種集體組織便同集中營或勞改監獄無異。即使政府把這種集體組織冠以“壹大二公”的動人名稱，將農民的虛幻地位捧到天上，對被奴役者也不會有任何改變。人的積極性建立在自主精神之上，壹個社會扼殺了自主精神，缺乏競爭效率，強迫勞動也不會使國家富強，人民公社走向滅亡便是無以逃避的社會成本及歷史宿命。

毛澤東的經濟知識太過貧乏，無非是馬克思和蘇聯的政治經濟學，無非是仿照的蘇聯的高投資率支持下的重工業傾斜政策，以獲得比輕工業更高的增長率，想在最短的時間內創造人類奇跡以震驚世界。他應該不懂亞當·斯密學說（據他自己講青年時讀過《國富論》），不懂凱恩斯主義，不曉哈耶克理論，沒讀過馬歇爾的經濟學。甚至連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沒讀過，因為他曾指責讓人讀《資本論》的理論家。毛制造的大躍進災難，表現出強烈的機會主義特征，也明顯印證其知識準備嚴重不足，不光是他的主義太差及性格暴戾。準確地說，是知識結構太偏，性格太固執，壹輩子讀書，只是在中國歷史和古典文學線裝書中轉圈子，雖懂壹點馬列，讀過些外國名人傳記，不過皮毛而已。這從他數不清的講話中就可以看出來，壹貫是東拉西扯，牽強附會，武斷自負，自以為知識淵博，實際上多是些半吊子學問。以現代文明而論，毛澤東是個不學無術的人，他對於推進人類文明的自然科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宗教學和外國文學藝術，往往不屑壹顧。缺少求知的謙卑感，迷信戰爭年代形成的人民戰爭（人海戰術）思想，用戰爭思維來進行經濟建設。所以他才會讓放手讓農民大放畝產萬斤糧的衛星，以政治運動加人海戰術來壹舉解決糧食短缺。放夠了糧食衛星，又提出“以鋼為綱”的口號，工農商學兵壹擁而上，磚頭石塊砌起土高爐，用木炭來燒化那些挨家逐戶搜集來的破鍋爛盞，用紅旗招展和鑼鼓喧天營造虛幻氣氛，來實施他的趕超英美戰略。又怕計劃落實不到位，強調以“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權威下壓指標，搞出1070萬噸鋼的計劃，凡完不成者，給予紀律處分。結果形成全黨大辦鋼鐵和全民大煉鋼的熱鬧場面，壹齊滿足毛的願望。毛為了大收廢鋼鐵，甚至說可以拆掉暫時沒有價值的鐵路，如寧波、膠東線拆除，鬧出比慈喜太後的“馬拉火車”更加低級的笑話。1881年，為解決煤炭運輸成本過高問題，全長9.7公裏的唐婿鐵路通車。先前慈喜太後曾因火車行駛會破壞遵化東陵的風水，黑煙給農田帶來損害，規定機車必須以驢馬拖拉，方批準建設。搞笑事件幾個月後才告結束，驢馬最終讓位於火車頭。其實毛澤東還不及慈喜太後，西太後於1862年批準設立京師同文館，學習西方語言，聘用洋人教習，陸續開設英法俄語言、化學、數學、天文、物理、國際法、外國史地、醫學、生物學和政治經濟學等新學科，同文館成為中國第壹所綜合性現代高等學府。百年後的毛澤東卻大搞反右運動，高校逐步取消了國際法學、西方政治和經濟學科，只剩下些理工科和文科，外國歷史也以毛澤東思想為評判標準。眾多的大學教授挨批鬥，趕到鄉下做苦力，死的死，殘的殘。文革中竟以軍宣隊和工宣隊來領導學校，取消高等院校入學考試，改之以各單位推薦工農兵學員上大學。毛是科盲、法盲、現代西方文化盲，又自以為是，好大喜功，老虎屁股摸不得，十足壹個農民加流氓。毛缺乏作為壹個新時代最高統治者應有學識修養，山大王式的農民意識，流氓化的政治運作，使他沒有高瞻遠矚的眼光，不能縱觀全局，不能象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那樣審時度勢，睜開眼睛看世界。而是將個人權力放在民族利益之上，把國家前途置於個人喜好之下，嗜權如命，無能且戀棧。毛的治國資源無非是二十四史或三國演義之類，再加上毛化的口號式馬列主義。數千年專制思想在他腦子裏根深蒂固，不願接受新知識，在壹些最基本的常識問題上表現出驚人的幼稚無知，毛閉關鎖國的可笑程度遠超出西太後年代。毛是以自力更生加人海戰術的群眾運動為治國方式，極端漠現代政治文明，壹切有利政治和民生的改良均視為搞修正主義或復辟資本主義。這種質素本不配治理壹個現代大國，充其量做壹個井岡山寨主，卻妄圖全面顛覆人類文化傳統，納入毛澤東的革命軌道，實現他的世界帝王夢想，實現他荒唐的改造社會藍圖，最終只能導致空前絕後的民族災難。毛並沒有改變人類歷史前進的方向，甚至改變不了身後共產黨的走向。毛死後，除了共產政權不變外，他其余的遺產差不全讓執政者扔掉了，走上了他猛烈批判的修正主義路線和資本主義復辟道路，因為中共政權實在不能存活在毛澤東的荒誕與顛狂之中。



死亡檔案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自古以來就有高超的農業生產技術，精耕細作水平壹直處於世界前列，人均占有糧食之高，即使在現代化的今天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社會學者金觀濤在他的書中說道：

我國農業生產水平之高，在古代世界是驚人的，不僅農業生產技術非常發達，勞動生產率也是罕見的。遠在漢代，我國每年糧食總產量就為三百二十億斤，勞動生產率是平均每人二千斤。唐代，糧食年總產量達五百九十五億斤，宋代竟達壹千二百八十四億斤。唐代按人口峰值六千萬計，人均占有糧食近壹千斤。宋代人口總數爭議頗大，就按範文瀾的最高估計有壹億人計算，人均占有糧食也達壹千三百斤。歐洲封建社會農業生產水平就低得多。[20]

漢武帝時的“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曾被史家不斷稱頌。白居易《憶昔》中描寫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也是壹番美妙景象。鄧小平說，中國人窮了幾千年了，不能再窮下去了。老鄧肯定沒有讀過幾本史書，最窮的時代不是以往的幾千年，而恰恰是毛澤東統治下的那幾十年，非但離商品豐富為標誌的工業社會相差太遠，以倉廩豐實的農業社會標準也談不上，人們用壹塊肥皂也要憑票證供應，糧食不夠吃，只好實行限量配給。中共執政幾十年，糧食產量翻了壹番多，但人口劇增，人均糧食占有量以正常年景計算並未大幅增加，壹般徘徊在300-400公斤之間，只有1998年曾壹度達到410公斤，略高於1984年的400公斤，多數年份達不到這個水平。1998年糧食產量為5.12億噸，2007年也是5億噸，2010年是5.464億噸，但人口更多了，人均水平並未提高，只能說是實現了糧食基本自給。我們今天之所以不餓肚皮，是因為農民有了耕種的自主權，積極性增加，農業科技水平提高，單位產量提高，肉奶果菜等農產品增加，膳食結構發生了變化。2005年人均肉、蛋、奶和水產品占有量分別為59.2 、22.0 、21.9 和39.1公斤，促進了膳食營養結構的改善。直接糧食消費下降，近年來城鎮人均糧食年購買量為80公斤左右。另壹方面每年也大量進口糧食，如小麥、大豆等，彌補市場之需。假如再來壹次人民公社，表現社會主義優越性，壹定會有更多的人餓死。



搞了20幾年的人民公社，糧食人均占有量還不如人民公社前1957年。中國古代也屢有餓死人的事，不絕於史書，除了局部性的災荒，大部分由戰亂形成，從無正常年景下全國性大面積餓死人的情況。中共常吹噓他們解決了中國幾千年的吃飯問題，是肆意歪曲歷史，不要說漢唐盛世，壹般的朝代，只要沒有戰亂，吃飯問題並不難解決，每次改朝換代後的王朝興盛時期，都是糧食生產快速恢復發展的階段。毛澤東幾十年改朝換代的內戰，和建國後倒行逆施的禍國殃民政策，打亂了幾千年的歷史傳統，將農民剝奪壹幹二凈，建造他的共產主義天堂，才使農村陷入滅頂之災。按後來公布的數字，1960年糧食實際產量為1.435億噸(包括大豆)，人口為6.62億，平均每人434市斤，扣除非口糧部分，實際配給327市斤，比1957年的406市斤少了許多，餓肚子肯定，餓死人倒還不至於，再進口些糧食，度過難關應該不是很難。美國政府在20年代初，向蘇俄饑民提供糧食，從而挽救了蘇聯布爾什維克，被譽為“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出於人類的良知，西方國家不會見死不救，中國不至於走投無路。但共產黨不同，他們只知道向農民要糧，58年糧食豐收，征購率也隨虛報的產量而上升，過高的名義征購率加上實際產量的下滑導致1959及1960年的實際征購率達到39.7％和35.6％，農民手中可供支配的糧食急劇減少，以至不能維持生命的需求。 1959年6月底，全國的糧食儲備還有343億斤，夠城鎮居民壹年之需。但是，在當年糧食減產3000萬噸的情況下，糧食出口卻從1958年的270萬噸增長為420萬噸，以換取黃金和美元。出口量相當於糧食儲備的24％，要黃金美元是為了發展核武器。寧願餓死人也不開倉放賑，還要出口糧食，缺糧狀況更是雪上加霜。中央的辦法是向糧食大省加大調糧指標，如四川省壹五期間平均每年調出糧食32.54億斤，1958年開始連續三年大減產，外調糧卻連年增加。1958年為39.6億斤，59年49億斤，60年68.4億斤，“1959年全省人均留糧（包括種籽、飼料和口糧）從1958年的512斤降到1959年的278斤，1960年又降到260斤。為什麽中央壹再向四川追加任務？當時中央的領導人的解釋是：問題發生在四川，總比發生在京、津、滬地區在政治、經濟和各方面的影響要小壹些。後來被傳為‘寧肯四川餓死人，也不能讓京津滬餓死人。’”[21] 所以壹向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為了紅色政權的生存，竟然餓死了上千萬人，為全國之最。全國是三年大饑荒，四川是四年大饑荒，1961年的糧食產量僅為1957年的壹半，到處是死絕了村莊，屍體漫山遍野，人們無力氣掩埋。也由於四川領導人李井泉緊跟毛澤東，極力反右傾，釀成巨禍，幹部打死人的事也最多，堪比當年的流寇張自忠。中央對於大面積的餓死人現象，歸結為“疫情”，說是疾病流行所致，於是開展愛國衛生運動，開出各種醫病的草藥方子，將饑民集中在臨時醫院裏，“治”死拉倒。這樣壹來，共產黨不但不用承擔任何罪責，反而體現出黨的偉大英明，對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高度關懷。壹般的平頭百姓認為，黨中央毛主席好，是國家出了奸臣，是下面幹部不好，欺騙了毛主席，毛主席說了糾偏的話，幹部們不聽。還等著“大救星”來呢，殊不知沒有毛澤東神魂顛倒發動瘋狂大躍進，沒有毛的大力反右傾，根本就不會有下面幹部胡作非為，更不會在風調雨順的年景餓死人。毛澤東善於說兩面話，但其本意是決不允許動搖他的三面紅旗，而三面紅旗正是禍根，毛才是禍首。廬山會議之後，連表面的糾偏也沒有了，剩下的是更加瘋癲的大躍進。下面幹部們十分清楚，惟有越左才越有自身安全，越有功勞，毛親信掌權的河南、安徽、四川等省，餓死的人壹個省比壹個省多。中國人被愚弄得如此之蠢，連反抗的精神都沒有了。 直到1960年12月，京、津、滬、沈等大城市只剩下幾天的存糧時，小城市也大面積浮腫和餓死人，全國再無糧可調時，才考慮通過香港向美國和澳大利亞購買糧食應急，而糧食到岸又是幾個月以後的事了。1961年向外國訂購了520萬噸糧食，6月30日前運到國內215萬噸，大饑荒才得以緩解，從此中國成為糧食進口國。糧食最緊張的危急時刻，中共也不忘向東歐出口糧食和肉類，東德要求中共增加肉類供應，以便使東德人均年消費肉類達到80公斤，趕上西德的消費水平。為了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吃上80公斤肉，中國人自己除了人肉已無肉可吃。1964年2月29日，中共在答復蘇共的信中也說：“到1962年底為止，我們向蘇聯供應的糧油和其它食品價值21億新盧布……。在同時期內，我們向蘇聯供應的礦產品和五金產品價值14億新盧布……。這些礦產品中，有許多都是發展尖端科學、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22] 原子彈要花錢，援助共產黨小兄弟也要花錢，都是在中國人最困難的時候，從1958至1962年，對外援助高達23.6億元，其中援助阿爾巴尼亞、北朝鮮、越南、古巴、蒙古為18.7億元，援助亞洲、非洲民族主義國家近5億元。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之際，毛迫不得已作了“自我批評”，劉少奇部分糾正了毛禍國殃民的政策，外援才算減了下來。在毛澤東眼裏，“糞土當年萬戶侯”，農民更是糞土不如，沒有必要大費腦筋，在“三年自然災害”的宣傳上再增加壹個“蘇修逼債”的神話就夠了，壹下把中國人的怨氣推到了蘇聯人頭上。“逼債”的神話更加荒誕不經，債務償還依照合同規定的期限，債權人無權強令債務人提前歸還，也沒有任何歷史資料證明蘇聯曾經逼過債。1961年4月8日的“1961年中蘇貿易會談公報”中稱：“在會談中還討論了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遭受嚴重自然災害，而在1960年貿易業務中產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蘇聯的欠帳問題。蘇聯方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暫時困難表示充分諒解，並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上述欠帳在五年內分期償還，不計利息。中國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蘇聯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應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萬噸糖的建議，糖將在1964-1967年期間歸還，不計利息。”中共在1964年提前壹年歸還了50年代的全部貸款和利息，是中國自願提前償還。美國芝加哥大學王友琴博士在《揭示人為大餓荒的真相》壹文中說道：“赫魯曉夫不但沒有逼債，還改變了中蘇貨幣的匯率，這樣把中國的債務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七。壹九六壹年二月，赫魯曉夫提出給毛壹百萬噸糧食和五十萬噸古巴糖。毛澤東要了糖可是拒絕了糧食。不是毛放棄了傲慢，他已經抓住了赫魯曉夫答應提供技術和專家制造米格二十壹戰鬥飛機。”蘇聯援助對於饑荒中的中國而言，應屬雪中送炭，但毛讓周恩來告知蘇聯，糧食妳們自己留著應付饑荒，只接受了轉口的古巴糧。毛澤東買武器，動輒幾億十幾億盧布，買糖也行，買糧食救命就舍不得了花錢了。“寧可餓死，不食周粟”，中共反而倒打壹耙，把餓死人的另壹個主要因素說成是“蘇修逼債”所致。不止蘇聯，被視為帝國主義的美國在1962年2月，提出了壹份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的方案，中方可以用硬通貨向美國購買500萬噸小麥，且可延後付款。王炳南傳達了毛澤東的立場，中國人民有信心戰勝困難，絕不會接受美國人的施舍，更不會拿原則做交易。並轉達毛澤東的建議：如果美方需要幫助，我們也願意勒緊褲帶援助壹些大米和小麥。中共又壹次在外交戰線上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正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中國人多，原子彈都不怕，餓死幾千萬人不算什麽大事，過幾年又生出來了。 1959廬山會議的召開本來有希望糾毛的錯誤，彭德懷的萬言書象壹盆涼水，也沒有澆醒毛澤東熱昏的頭腦，反而令毛勃然大怒，怒其動搖他“壹貫正確”的神話。於是，本該反冒進卻演了壹出反右頃的鬧劇。壹場人類歷史上從未記載過的大饑荒，象積聚了巨大能量的地震壹樣猛烈暴發！“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毛這《送瘟神》的詩句，瘟神倒沒送走，死神卻如風而來。餓死的人數至今沒有官方數字，不少學者估計有3000至4000萬之多。《中國農民調查》說到安徽省壹地的情況： 壹個鳳陽縣死亡六萬零二百四十五人，占農村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七點七；其中大廟公社夏黃莊，死亡人數竟高達百分之六十八點六。家中死絕的，全縣有二百四十戶；因死因跑而空了村莊，占到了二十七個。[23] 安徽省是重災區，原有800萬人口的阜陽地區在三年災難中竟餓死200余萬人。鳳陽縣餓死了95178人，占總人口的四分之壹，60254人是59-60兩年餓死人的數字。全縣死絕的有2404戶，占總戶數的3.4％，無人村27個。面對大量死人，鳳陽縣書記董安春竟然說：“人要不死，天底下還裝不下呢！”當年整頓時安徽省向劉少奇匯報阜陽地區餓死150萬人，文化大革命中揭發的數字是餓死了240萬人。無為縣地處黃山腳下，歷為魚米之鄉，竟也餓死了30萬人，占總人口的三分之壹。大饑荒造成大量吃人事件，就是新埋的死人也挖出來吃掉，據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煙，壹定是在煮人肉。河南省的情況同樣慘不忍聞： 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萬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萬多頭，荒蕪土地四百四十余萬畝，扒毀農民房屋壹百六十多萬間。值得再書壹筆的是，就在這樣慘烈的災難中，當老實忠厚的河南人民壹批批倒斃下去的時候，省委第壹書記吳芝圃為了實現他夢寐以求的壹個理想：讓黨中央在鄭州開壹次全國黨代表大會，靠高征購、高積累聚斂起來的民脂民膏，在鄭州北郊黃河岸邊也興建了壹座豪華的園林型別墅群，內中除按當時中委和候補中委的人數，以每人壹個套間蓋了壹幢大樓外，還別出心裁地按當時黨的七位領袖，每人壹幢別墅，從總書記到黨中央主席，規格面積逐級遞增，以主席的別墅最為寬大考究。[24] 死亡200萬是當時河南官方的數字，民間甚至有500萬的說法，據《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壹書作者楊繼繩研究，保守的估計應近300萬人。吳芝圃早年曾跟隨毛澤東，是毛的大紅人，在集體化運動中，吳作為省委第二書記，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批判鬥爭第壹書記潘復生，反右有功，受到毛的贊揚，隨即擢升吳為第壹書記。吳於國難之機大修別墅，政治局黨委每人壹套，建好後毛壹天也沒住過。毛在中國人最窮困的時候，卻拿人民的救命錢為自己享受，毛澤東的韶山別墅更是典型的帝王行宮： 壹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回到闊別三十二年的故鄉，路過滴水洞口，曾對陪同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壹書記周小舟說：“小舟，妳們省裏研究壹下，在這個山溝裏，修幾間茅屋子。省裏開個會，其它領導同誌來，休息壹下也可以嘛！” 　　毛澤東壹言九鼎。中共湖南省委籌劃著在滴水洞為毛澤東建別墅。此事嚴格保密，稱“二○三工程”。毛澤東所說是“修幾間茅屋子”，下邊壹執行就大大加碼，撥款壹億元，興建了三棟樓：壹號樓是毛澤東專用樓；二號樓是兩層客房，有二十四間，供陪同毛澤東來的負責人居住；三號樓則有好幾層，供隨行的警衛人員居住。另外，還修建了韶山通往滴水洞的柏油馬路。 　　這個“二○三工程”從壹九六○年動工，到壹九六二年完工，便時時恭候毛澤東的光臨。[25]

那時候的1億元可不是小數目，1斤棒子面才1角錢，即以21世紀標準也豪華得可以。韶山離長沙不遠，開會到省城即可，無需回鄉折騰，幾間茅屋子村裏便能搞定，又何必省裏研究，顯然自己要求建行宮。茅屋造成了帝王行宮，恰是在餓得眼睛發綠的農民期盼“大救星”出手救命的危急時刻。毛澤東對別墅的喜好超過歷代帝王，凡是他看中的地方，都要為他造起豪華別墅，這些行宮往往地處優美的風景區，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閉起來，專供毛個人享用。為了討好毛，各地諸侯也都為毛修建別墅，全國起碼有50多所毛別墅，長沙有2座，韶山有2座，北京壹地就有5處，大部分別墅他從未涉足。毛的新房子從安全舒服的角度設計，由他的警衛部門監工建造，防彈防炮，有的還防原子彈。絕大部分是同壹式樣，進門壹間特大的大廳，左右兩翼各壹排房間，外觀像壹座鋼筋水泥的大倉庫。為了防備不時之需，毛的別墅都有通向附近軍用機場的直達線，有的是火車專線，有的是地下車道。[26] “僅上海壹地，為毛建的別墅便圈地壹千多畝，園林、花木、房屋修建，連同女服務員，壹百多人長年為它服務。二十年間，毛總共沒有住過幾天，而壹百多人的工資外加維修費用，恐怕壹年不下百萬。湖南省委在長沙為毛建的蓉園壹號，也僅在壹九五九年住過壹次。要是將各省為毛建的房子合在壹處，其規模可以和紫禁城相比了。要是拿前國民黨政府總統蔣介石的別墅、行宮同毛澤東、林彪等中共領袖的‘房子’相比，那就寒酸了。僅廬山壹處，毛的房子的建築面積就是蔣介石那座‘美廬’的五倍，而‘美廬’也歸毛使用，上海那處就更不必說了。”[27] 毛的行宮遍及中國，堪稱古今中外之最，如湖南的“蓉園”，四川的“金牛壩賓館”，湖北的“東湖賓館”，江蘇的“紫金山賓館”，山東的“南郊賓館”，杭州的“劉莊賓館”和“汪莊賓館”，上海的“西郊賓館”，天津的“迎賓館”等等，都是在1960年前後修建的，其豪華氣派程度有的甚至超過北京的釣魚臺國賓館。毛澤東異常“節儉”的故事曾感動了無數中國人，人們總以為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知道民間的苦難，“1960年，服役於解放軍中的農民子弟用氣憤的評論公開講了農民的困苦狀況：現在，村裏農民吃的甚至比過去狗吃的都差。過去狗吃糠和糧食，現在人們餓得無法勞動，豬也餓得不能動。公社社員問：‘毛主席會讓我們餓死嗎？’”[28] 事實證明了毛主席就是要讓農民餓死，如同今天朝鮮的金正日，擁有十幾處豪華別墅，國外有數十億美元存款，從全世界采購食品和奢侈品，高級汽車、遊艇、私人飛機應有盡有，朝鮮人竟餓死了200萬。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剝奪了農民的自由退出權，在全國壹盤棋的人民公社制度下，無處可逃！ 大饑荒餓死多少人，壹直是中共諱莫如深的最高機密，令許多學者大費周章，無不絞盡腦汁也難得出比較壹致的結論。至今尚無官方的正式說法，壹些學者研究大都以戶籍資料的年出生和死亡人數為分析基礎，並根據人口普查結果和“千分之壹人口生育率抽樣調查”得出的出生率，進行數據的整理和修訂，得出的結論相差懸殊，從1650萬到4500萬不等。從各種官方人口統計的出版資料中，只是能約略估算出大致的數字，盡管眾說紛紜且不太權威，也未必準確，但總比故意忽略這段歷史更人道些，也更對得起那些枉死的冤魂。其實從很多官方出版物中也能統計出大概的數字，依據1987年出版的《中國概覽》，看三年大饑荒人口變化情況，得知1958年中國總人口為65994萬，1961年為65859萬，三年人口呈負增長。57年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分別是3.40％、1.08％、2.32％；62年為3.70％、1.00％、2.70％，58－61年資料不準確。按正常年死亡率1％計算，三年正常死亡應為2000萬左右，五六十年代年增長率壹般高於2.5％，三年應增長約5000萬人左右。這已經是扣除自然死亡的數字，饑荒時期出生率會隨之降低，大量婦女營養不良患子宮脫垂，喪失生育能力。但那時無計劃生育措施，假使出生率降低至1％，也至少有3000萬人餓死。據《中國人口年鑒》的統計，1959年全國人口增加1113萬，凈增率為10.19‰；1960年人口減少1100萬，凈增率為-45.7‰；1961年，繼續減少348萬，凈增率為-3.78‰。官方的數字，應該是最保守的估計。美國學者麥克法誇爾的書中寫道：“……這些僅反映廣東某縣情況的議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透露出來的：20000人被餓死。在全國範圍內，死亡率從1957年的1.08％上升到1960年的2.54％，增長了壹倍。1960年人口下降了4.5％……”[29] 死人最多是60-61年，糧食產量直到65年才恢復到57年的水平。學者金輝在他的《“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中說：“四川省的總人口在1958～1961年間連續4年負增長，凈減人口達6218349人，相當於該省1960年人口的93.94‰。而從1950年到1957年，四川人口每年平均增加168萬人。”“安徽省1959～1961年間總人口凈減439萬人，相當於該省1960年人口的144.27‰，而在1951－1957年間，安徽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萬以上。”“中國在1959－1961年的三年災難中，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高達4060萬。”而據學者統計（陳玉瓊、高建國），在中共上臺前的2129年中，發生的203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中，死亡為2991萬人，也就是說共產黨制造的“三年自然災害”竟然超過了中國幾千年歷史中自然災害的總和。在各種官方統計數字中，中共各級政府有壹套心照不宣的做法，就是有利於體現共產黨偉大的數字是層層加碼，令共產黨的臉上無光的統計數字是層層扣減，何況共產黨根本不敢公布實際數字，官方秘密檔案的統計數字也只能是被層層做了手腳的。荷蘭學者馮克（Frank Dikotter）寫了本《毛制造的大饑荒：中國最駭人災難的歷史，1958-62》的專著，作者在接受香港《開放》雜誌采訪時說，“歷史學家、復旦大學教授曹樹基曾公開過他據官方人口統計得出的3,000萬到3,200萬死亡人數。我在調查中作過仔細的比較，在許多縣的公安局統計中，數字都要大過縣委和統計部門50％。因此，3,000萬加50％就是4,500萬。” 中共為了掩飾毛澤東的罪惡，將大饑荒的責任推給外部帝國主義和反華勢力。毛澤東的統治模式與意大利的法西斯黨和德國的納粹黨相似：壹個主義，壹個政黨，壹個領袖，武裝的黨徒（軍隊），絕對控制的傳媒（黨的喉舌），黨天下的絕對專制政權。如果沒有外力介入，沒有來自黨內自由化的要求，若撼動其專制體制是難以想像的。共產主義運動的發源地蘇聯也是壹樣，中國不過是步蘇聯老大哥的後塵，青出藍而勝於藍—— 這場以強制手段迫使農民集體化、“消滅富農”、斯大林制造饑荒和進行鎮壓的運動，根據西方壹些作者提供的資料，使農民付出了2000萬人生命的代價。可以確信，這個數字並沒有過分誇大。關於烏克蘭的資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烏克蘭的人數從1926年的3100萬人減少到1939年的2800萬人。消滅了300萬人。但是還存在著人口的自然增長。每年可能增長2％（作為壹個平均增長數來說，這個百分數是相當低的），即每年增加60萬人。換句話說，在這14年中，增加了將近900萬人。加上那300萬人，就是1200萬人。這1200萬烏克蘭人消失到什麽地方去了呢？要知道強迫集體化的大鐮刀也割到了北高加索、伏爾加河流域、中亞細亞……等地區。在1930年，從農村中遷出的“富農”家庭有115000個，而到1932年則為266000個。在兩年中遷出的“富農”家庭壹共為381000個。如果按壹個家庭平均有5口人來計算的話，那就有將近200萬人。僅僅在兩年中就消失了200萬人！但是統計還沒有說明死去的“富農”及其子女和老父老母有多少，關進監獄和集中營的人又有多少。那些被流放的、被逮捕的和被褫奪了壹切公民權的人，他們的子孫曾經經受了壹些什麽樣的苦難。[30] 蘇聯的集體農莊付出了慘烈的代價，出動紅軍和飛機大炮鎮壓農民反抗，其慘烈程度甚至導致某些紅軍部隊的嘩變。僅在1930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動農民就達70萬人。全盤集體化運動費時4年，農民被迫進入集體農社時殺掉了半數以上的牲畜，蘇聯的大饑荒餓死了800萬人，但這是最低的估算，據烏克蘭國家安全局局長納利瓦伊前科稱，從收集的證據資料進行的人口鑒定結果表明，1932年到1933年的大饑荒總共造成了1000多萬平民餓死，其中91.2%的人都是烏克蘭人。中國集體化進程雖然只少數民族地區發生流血沖突，內地因伴隨著壹系列的政治運動，地主差不多死光了，貧下中農也怕當反革命，集體化進程比較平穩，但中國農民也只是死的方式有所不同。集體化之後餓死的人卻是蘇聯的幾倍，代價更為慘重。中共老朋友斯諾在敘述舊中國西北地區餓死幾百萬人的大饑荒時寫道： 然而那些餓死的人大多數是在不作任何抗議的情況下死去的。“他們為什麽不造反？”我這樣的問自己。“為什麽他們不聯成壹股大軍，攻打那些向他們征收苛捐雜稅卻不能讓他們吃飽、強占他們土地卻不能修復灌溉渠的惡棍壞蛋？為什麽他們不打進去大城市裏去搶那些把他們妻女買去，那些繼續擺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讓誠實的人挨餓的流氓無賴？為什麽？”[31] 共產黨起來造反了，雖然不是為了那些快要餓死的人，這回輪到共產黨政權餓死人了，並且餓死了幾千萬之多。斯諾事後見到毛澤東時肯定沒有追問過農民為什麽不反抗的原因，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餓死了人，也不相信毛澤東的“新中國”會讓農民餓死，因為毛從來是代表農民利益的。所以“新中國”的農民寧可悲慘地死去，也不起來反抗。以至陳雲慨嘆：中國人民實在好，“餓死人（也）不想起來造反”。在少數民族邊遠地區有守零星的武裝反抗，但根本敵不過強大的共軍，扭轉不了局勢。絕大多數中國人被共產主義的畫餅騙傻了，失去了自我思辯能力，相信共產黨毛主席決不會讓農民餓死。中共政權是絕對專制的黨國體制，但國家力量不完全取決於鎮壓機器，而是深入社會生活壹切方面的黨組織，除中共之外的任何獨立社會團體全部取締，民間不可能形成有組織有規模的反抗，連正常的啟蒙也沒有。中共是靠宣傳民主起家的，所以它決不允許別人宣傳民主來形成反對派，而把公眾傳媒牢牢控制在手。毛接到了各地餓死的內部報告，仍然認為“現在形勢大好，缺點錯誤是部分的”。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40條》，五年趕上英國，在城市也要大辦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毛不顧農民死活的樂觀態度，助長了地方諸侯新壹輪的浮誇風，湖南、山東、河南、貴州省第壹書記張平化、舒同、吳芝圃、周林之流，紛紛投其所好，向毛表態說：“群眾健康普遍較好”，“當前形勢無限好”，“鞏固了社會主義的食堂陣地”，“全省食堂辦得好和比較好的占總數80％”……毛要求各地學那些大躍進紅旗省，還以其特有的浪漫主義風格來歌唱他的大躍進，壹首四言詩雲：“加強領導，全民食堂，豬菜豐富，計劃用糧，指標到戶，糧食到堂，以人定量，憑票吃糧……”連樹皮都啃光了，還高唱什麽“豬菜豐富”，自己吃飽了飯，又瞪著眼睛說瞎話，如此恬不知恥，比“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更加可惡。晉惠帝是著名的白癡，可毛主席他老人家自稱洞察壹切，號稱中國人民的“大救星”！直到發生餓死百萬人的河南“信陽事件”，毛才開始修正“形勢壹片大好”的論斷，改口說“三分之壹的地區的形勢不好”，而開出的救急方子卻是這些地區的“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信陽地區給中央的報告也遵照這個指示，說“信陽地區的問題是極端嚴重的，是敵人的大屠殺、大慘案”，上下壹齊把責任推給了階級敵人，證明共產黨偉大，消滅了敵人，階級鬥爭緩解了大饑荒：

但毛澤東鬥爭了壹輩子，經歷了無數風浪，運思是獨特的。毛對自己領袖威望變得異常敏感起來，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發軍隊的壹份文件中親筆寫道：“特別是領導幹部，壹定要好好讀書，好好學習毛澤東同誌的著作”。毛也將外國左派歌頌他的資料批轉給中央和省級負責幹部閱讀。毛心細如發，完全清楚黨內外早已怨氣沖天，如果聽之任之，極有可能會危及自己的領袖地位。1960年下半年後，毛退居二線在中央核心層早已明確，毛已處在相對超脫的二線。盡管壹線、二線的界限極為模糊，毛仍象過去壹樣直接給中央常委和省壹級黨委下指示，所有的中央決策仍需毛點頭，但毛仍不得不多存壹份警戒。他只能采取進攻的姿態，大講階級鬥爭。



1960年12月底和1961年1月10日，毛澤東兩次批示全國推廣遼寧、錦州以階級鬥爭解決群眾“鬧糧”的經驗，毛在批轉河南信陽地委處理信陽事件的報告時，表揚該報告是“好文件”，信陽地委的報告稱，造成信陽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徹底，解決的方法是將整風（階級鬥爭）與救災結合起來，奪回被敵人篡奪的各級領導權，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補課。[32] 這樣評判的目的是責任歸於基層幹部，推到地主和國民黨頭上，來掩蓋大躍進的災難，以緩解800萬信陽人口死了八分之壹的民怨，證明共產黨的英明偉大。對基層幹部實行殺、關、管政策，進行第二次土改鎮反，發動農民象鬥地主壹樣鬥爭基層幹部，用來處罰社員的幾十種酷刑這回又落在了幹部身上。中央監委和中南局領導曾計劃在全地區殺上萬人，大縣殺800人，小縣殺400人，每個大隊殺3-5人。後請示毛澤東，毛說：我還沒有殺過縣委書記，判死緩吧！最後的判決是：地委書記路憲文判3年有期徒刑，8個縣委書記中，馬龍山死緩，劉文彩等人都判了幾年徒刑，餓死百萬人的慘劇，竟無壹人償命。信陽是老區，大別山是李先念的根據地，土地改革也最為徹底。地主富在土改時就差不多殺光了，農村幹壞事的都是貧雇家出身的幹部。廬山會議後，在反右傾的高壓形勢下，河南開展大規模“插紅旗，拔白旗”運動，省委第壹書記潘復生也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白旗被拔掉，到處抓“小潘復生”，株連幹部不下20萬人。農村幹部都怕成白旗，浮誇風越演越烈，爭相虛報產量。河南辦了全國第壹家人民公社，第壹家公共食堂，壹舉成為全國大躍進運動中的壹面旗幟，大躍進的革命聖地，受到毛澤東高度贊揚，參觀取經者人山人海。許多幹部靠吹牛升官，靠勞民傷財的水利工程耀眼，更惡化了浮誇風。1959年信陽出現旱災，開始下面報上來的產量竟高達300億斤，因為58年是56億斤，必須超過上年。經討地區討論定為72億斤，但省裏不滿意，又重新上報為64.27億斤，實際產量只有32.58億斤。當年實際征購任務為10.49億斤，剩下的人均全年口糧僅有164.5斤（原糧），可吃4個月。公共食堂無糧可炊，紛紛關閉了，農民就只有餓死了。吳法憲在1960年2月回到江西興國時，家鄉之破敗比他30年前參加紅軍時還不如，吳雖然貴為中將，村裏竟然找不到壹間能讓他住宿的房子，區政府給他在別的村安排了壹間大隊倉庫，沒有床，地上鋪稻草才算睡了壹覺。[33] 餓死人的事實無法回避了，毛仍不願說“餓死人”，而是說“出了亂子”，且“亂子”是由於敵人破壞，辦法是“硬著頭皮頂住”。毛認為全國三分之壹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出亂子是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富復辟，勾結壞幹部，實行和平演變，要對鉆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和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展開鬥爭。毛總是用階級鬥爭的眼光看問題，這是壹個十分省事的做法，問題是經過無數次殺戮的農村還有階級敵人嗎？比如江西根據地經過打土豪、打AB團，土改、鎮反，階級敵人早就死絕了，完全是共產黨的天下，農民餓肚皮與階級敵人毫無關系。但毛澤東不管，他不斷制定判別階級敵人的新標準，“敵情”就會越來越嚴重，壹切禍國殃民的罪行都可以神化為反對階級敵人的神聖戰爭。毛十分清楚問題的根源，如果接受現實，會使自己尷尬難堪，證明彭德懷意見的正確，只有硬著頭皮錯下去。用階級鬥爭的邏輯便可金蟬脫殼，證明他是壹心為了人民謀利益的。所以，毛澤東就是中國人民的大災星！



迷夢幻滅

“運動大師”毛澤東的“雄才大略”不是壹朝壹夕形成的，他超乎常人的膽氣和謀略，使他又壹次輕松地渡過難關。以“三年自然災害”、“階級敵人的破壞”、“蘇修逼債”等等令人憤慨的理由，將壹場彌天大禍的罪責，歸結為地主富農復辟、老天爺殘酷及蘇聯修正主義者落井下石。至今官方還在重復著這統壹的老調，至今仍有人堅信正是有了大救星毛主席，我們才靠著自力更生戰勝“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蘇修逼債”，現在看來都是彌天大謊。學者金輝在他的《風調雨順的三年》壹文中，參考國家統計局頒布的“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面積”表，得出的結論是沒有什麽“三年自然災害”。中國地域廣闊，是個多農業災害的國家，水旱風雪霜蝗等災害年年都有，那三年並不特別突出，都是局部性的災害，災難是人禍所為，他說：“在1959－1961年間，導致‘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的成災面積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不是什麽自然災害，而是左傾狂熱及其指揮下的9000萬人去大煉鋼鐵、大辦食堂和‘共產風’使人們無心收割莊稼、‘大兵團作戰’和瞎指揮的窮折騰，以及農業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該結束了。”[34] 風調雨順雖然是形容性詞語，不是科學術語，未必精準，但也說明了那三年中確非反常年景。農業氣象資料也證明，“1958年到1961年，在全國範圍內沒有出現大面積的旱災和澇災，也沒有出現大面積的低溫災害，這三年是正常年景。”[35] 在1960年6月於布加勒斯特召開的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與彭真率領的中共代表團會談時，當面挖苦說，妳們搞“大躍進”，可是人民沒有褲子穿，窮得要命。彭真並未當面反駁說是由蘇聯逼債，也未提發生全國性自然災害壹事。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是後來創造的，壹直到1960年的8月間才有局部災情的報道，立即被毛澤東加以利用，要求各地報告災情，並將“部分地區有災情”擴大為全國性的“連續兩年遭受特大自然災害”。9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的口糧標準的指示》，正式宣布全國今年遇災面積9億畝（全國耕地16億畝，占56.25％），卻無任何抗災的具體安排。在加緊宣傳“特大自然災害”的同時，繼續以巨額資金援助共產黨國家。10月13日，與北朝鮮簽訂兩個協定，中國提供4.2億盧布的長期貸款；援助建設橡膠輪胎廠、無線電通訊器材廠及壹批日用必需品輕工企業；此外還須供應棉紡織設備、無線電設備等。11月30日，格瓦拉訪問北京並與李先念簽署聯合公報，中國向古巴提供2.4億盧布的無息貸款。1961年1月9日，周恩來在緬甸與該國簽署經濟技術協定，中國給予3000萬英鎊長期無息貸款，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和特權。31日，中國向越南提供1.4175億盧布長期貸款，援建28個工交企業。這壹切，絲毫不受“特大自然災害”的影響，倒是糾正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強迫命令的指示不斷下發。到了1961年，又演變成“連續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了。 自古帝王有重大過錯，要下“罪己詔“，對上天和子民作交待。溥儀皇帝丟掉了江山，清遜帝退位詔書說：“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養人者害人。”共和已是大勢所趨，“若拂逆多數之民心，重啟無窮之戰禍，則大局決裂，殘殺相尋，勢必演至種族之慘痛，將至九廟震驚，兆民荼毒，後禍何忍復言？”於是鞠躬下臺，“退處寬閑，優遊歲月”。毛主席號稱“大救星”，安享黎民三呼萬歲，於抗戰之後發起內戰，於大躍進中坐視農民餓斃，毫無罪己下臺之意，遠不如專制帝王。毛澤東的大躍進已呈現禍國殃民之勢，還要反右傾鼓勁，毛是比秦始皇和隋煬帝昏暴千倍的暴君。中國民眾以自己的愚昧，擁戴空前絕後的暴君登基，註定了幾十年悲慘的命運。毛將自己的罪惡栽贓於蘇聯，實在是流氓無賴行為，蘇聯並沒有象中共汙蔑的那樣落井下石，不管什麽體制的國家，兩國關系如何，外國有難，人道援助也是順理成章的事。1967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了幾十萬人，很多國家希望援助中國，毛拒絕了外人的好意，主張自力更生，中國人的生命在他眼裏，遠比面子次要。根據毛的意見，1961年3月8日周恩來表示接受50萬噸糖，建議把蘇提供的糧食作後備，就不必運來了。赫還表示願提供生產米格2l型飛機的全部資料。蘇主動提出，在蘇中貿易中，中方的10億盧布逆差可分5年償還，並不計利息。毛對喊他萬歲的中國人小氣無比，對崇拜他的外國人異常慷慨，毛1960年壹次就給了當今熱為青年偶像的切格瓦拉6000萬美元，告訴他不必還。“阿爾巴尼亞在壹九五八年就跟中國要了五十萬盧布。壹九六壹年壹月，因為他們和中國壹起反對蘇聯赫魯曉夫，又得到五百萬盧布。中國把從加拿大買的二百二十萬蒲式耳（三十六公升）小麥也送給了他們。當中國人餓死數千萬的時候，阿爾巴尼亞人由於中國贈送大量食品，不知道甚麽是‘定量配給’。該國當時到北京談判的首席代表對作者說：在中國能明顯看到饑荒，可是‘中國給我們任何東西’，我們甚麽都跟中國要，‘我覺得可恥’。”[37] 人家覺得可恥，中國人反倒無上榮光，勒緊褲帶省出了幾百億美元的無償援助，無數人在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國際主義偉大幻想中，光榮地死去。 毛澤東的慷慨大度，令第三世界的小兄弟們深感幸福，他們靠“十幾個人，七八條槍”，打上毛澤東思想的旗子，跑到中國來要錢，無不滿載而歸。比得上列寧的第三國際，中共作為第三國際的壹個小支部，蘇俄老大哥也是拿出大把現大洋，幫助手下這幾十個人的“黨支部”。毛想當第三世界的老大哥，要打倒帝修反，還要大量購買武器對付臺灣，拼命發展核武器，準備打第三次世界大戰，被老毛越折騰越窮的中國人，有什麽理由不餓死呢？蘇聯於1959年6月20日撕毀了1957年所簽訂的向中國提供生產核武器援助的秘密協定。顯而易見，這壹政策變更的動機是赫魯曉夫希望實現與美國恢復友好關系和在遠東建立無核區的計劃，以及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好戰傾向日益不信任所引發的。中國正處在大面積餓死人的高峰時期，應該說這是件好事，給中共發熱的頭腦潑了冷水，省下些救命錢。1960年8月，蘇聯撤走了核專家，帶走了全部圖紙，中止了設備和材料的供應。而中共堅持要搞核武器，周恩來說：“不理他那壹套，我們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陳毅說：“即使當了褲子，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還說，“我這個外交部長的腰肝還不太硬，妳們把導彈、原子彈搞出來了，我們腰肝就硬了。”毛澤東嘴上說原子彈是紙老虎，其實他比誰都喜歡原子彈，比今天的朝鮮和伊朗的決心還大。早在1946年，中共安全部門負責人康生就開始招募在海外的華裔科學家，特別是火箭和核能專家，建政伊始，立即請求斯大林援助核技術。斯大林不願輸出核技術，1954年10月赫魯曉夫訪華時，毛澤東趁機提請蘇聯在原子能、核武器方面給予幫助。赫魯曉夫勸說毛澤東應集中力量抓經濟建設，不要搞這個耗費巨資的東西，答應幫助中國和平利用原子能，派出專家為中國培訓核技術專家，建立核工業基地。1957年，繼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及黨內清洗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等反對派之後，赫魯曉夫需要毛澤東支持他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地位，才同意援助中國研制核武器和運載火箭，先後派往二機部工作的蘇聯專家有上千名之多。隨著中蘇政治爭吵升級，毛澤東又未通知蘇聯便炮轟金門，表現出好戰的架勢，赫魯曉愈加認為毛澤東不可信任，正值美、英、蘇三國首腦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日內瓦會議談判階段，遂削減及中斷了對華的核技術輸出。為了牢記蘇聯毀約之恥，中共將研制第壹顆原子彈的工程代號定為“596”，全國各方面為“596”工程大開綠燈。在最困難的1960年，糧食部壹次就調撥給試驗基地數百萬斤黃豆，青海省調撥4萬只羊，商業部和解放軍總後勤部在蘭州成立二級批發站，加強核工業部門和工程部隊的生活物資供應。周恩來特別指示，逢年過節的時候，要讓他們吃上雲南宣威火腿，喝上貴州茅臺醇酒。[37] 原子彈不知耗費了多少中國人的活命錢，而“周恩來特地在內部說這顆原子彈只花了幾十億人民幣。據專家估算，事實上花的錢是四十壹億美元（按壹九五七年的價）。這些錢要是用在國際市場上買小麥，可以給全國人民在兩年中每人每天增加三百熱卡，可以使大饑荒中餓死的三千八百萬人壹個都不會死。也就是說，為了毛的第壹顆原子彈而死掉的中國人，是美國在日本扔下的兩顆原子彈合起來炸死的人的壹百倍。”[38] 再者，蘇聯撕毀合同與農業生產無關，不搞核武器反而可以省下錢來發展農業，蘇聯的做法與中國的大饑荒無任何關連，大饑荒已持續了壹年以上。正是有了蘇聯援助，中共才建立起了工業基礎和核發基地，這無疑是忘恩負義的無賴行為。

大規模援外是中國人餓死的又壹重要原因，本來緊缺的外匯完全可以及時購進糧食，解決危機。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壹書中抱怨：“‘歐洲的壹盞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反對修正主義最激烈，國家也最窮；過去依賴蘇聯吃飯，這時依賴中國吃飯。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科列加又來訪問了，說白了就是要援助。當時要援助要得最厲害的就是越南和阿爾巴尼亞，而且給少了不行，動不動就鬧‘脾氣’，慣出毛病了”。“60年代初，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書記科列加訪華，來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們給不起，前後援助他們70億美元，還嫌少。雙方談不攏，總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黨領導人發脾氣，臉上還得笑著，心裏實在憋氣。他提議帶科列加去大寨參觀，叫他們學學自力更生，看看中國人吃什麽，在什麽樣的土地上耕種，表現出壹種什麽精神。”如果別人在困難時出手援助，是中華民族的美德，問題是以幾千萬中國人命代價換取毛主席的虛榮心，就是禍國殃民的暴政。毛澤東不屑於管家理財，卻又慷慨無度，中共為了點亮歐洲這盞費油的“長明燈”，耗盡了人民的膏油。1962年，中國向加拿大進口小麥，阿國又來要糧，找到劉少奇，立即讓海上航行的幾艘中國糧船駛向阿國，卸下了了全部的小麥。習慣成自然，倚仗毛主席的慷慨，勞動黨無需勞動，不用學大寨，乞丐比施主還氣壯，以中國之貧弱來打發龐大的“丐幫”群體，根本就招惹不起，唯有打腫臉充胖子。阿爾巴尼亞花了中共那麽多錢，除了幫老毛壹起罵蘇聯，唯壹幹的事就是與22個國家壹起於1971年10月25日的聯合國第二十六屆大會提出恢復中國的聯合國席位的議案，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美國投票贊成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席位和安理會的席位。周恩來在196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在經濟困難時期，“我們不但沒有借壹文錢外債，而且把過去的外債基本還清了”，“不僅如此，這壹時期我們還節衣縮食，拿出了相當大的壹部分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預計到1964年底，我國的對外援助共計支出人民幣66.7億元，其中1961-1964支出的為35.5億元，占52％。”這比償還蘇聯的外債（1960-1962年償還外債總額為19.73億元，其中包括東歐國家債務）要大得多，蘇聯的外債並不構成多大負擔，中共的援外完全是自主行為，是不顧人民死活的荒虐暴政。更大是的國防開支，同期的國防費用為164.9億元，還不包括以民用形式支出的部分。如果毛澤東不想讓農民餓死，稍拿出壹些錢來就足夠了。 中共統治集團裏跟毛壹起作惡者居多，但總還是有極少數人對毛的肆意非為不滿，尚存壹些善念。大路進錯誤與否本與彭德懷無關，彭是國防部長，但他出身貧寒，憂心民間疾苦，痛心共產黨給農民造成的災難： 在當時，某些地區嚴重地刮起了幾股黑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有相當數量的基層幹部（其他各級幹部也有不少），把才組織起來的人民公社，誤當做共產主義已經來臨，把大批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盲目地集中起來，實行所謂“共產主義”；新居民點還沒有建立起來，就盲目地拆房子和砍伐樹木、竹林。有不少農戶怕“共產”，就低價變賣家產。有些幹部為了表白自己的工作成績，就無限制地上報“衛星”數字。本來產量不高，而報上去的數字很高。如果這些數字堆集在壹起，那真是令人可怕！這種現象的產生，不能說與某些領導部門要求的任務過重無關。許多基層幹部，為了放更高的衛星或完成上壹級交給他的層層加碼下來的生產指標，便采取了強迫命令的手段。有的地區打人竟成了風氣，完不成任務打，出工遲到也打，說話不好聽也有挨打的。在勞動生產中，有些地區不照顧婦女生理特點的現象也很嚴重，致使不少婦女發生子宮下垂和停經的疾病。這些風氣，在壹九五八年十二月我至烏石、平江等地時，給我的印象尤為深刻。因為有不少農民到我處申訴、告狀。由於這些黑風在某些地區刮起，直接影響了我黨基層組織在那些地區群眾中的威信，使中央領導同誌在那些地區的威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失，更嚴重的是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我把這些問題概括為浮誇風、“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強迫命令等。這些問題，在廬山會議初期，到會同誌並沒有推心置腹地談出來。鑒於以上這些情況，就促使了我給主席寫信的念頭。[39] 毛澤東不懂經濟的壹通胡折騰，中國人大難臨頭，他老人家“紅太陽”、“大救星”、“永遠正確”的神話，只好糊弄老百姓，高層當然十分清楚，劉少奇後來在“七千人大會”上稱之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天上掉神話，但不能掉餡餅，緊要的是如何渡過難關。這壹點毛也很明白。打倒彭德懷是他威脅說要重上井岡山找紅軍去，裹脅劉少奇、周恩來和諸位封疆大吏，以集體的名義作出的《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常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大家心裏清楚禍國的責任在毛，是彭招惹了聖怒。在毛的縱容下，基層幹部更是土豪劣紳，惡跡昭彰，迫使彭以上萬言書的形式向毛澤東進言，將壹些會議上不便講的話私下裏說明。這本是維護主公的良苦用心，卻被毛以“向黨猖狂進攻”的名義，開展路線鬥爭，新帳老帳壹起算，將彭置於百口莫辯之地。毛澤東以黨內鬥爭和內戰見長，贏得至尊地位，建設時期是靠發展經濟吃飯，毛倍感冷落。他有次和譚震林談到經濟形勢和有關問題時，不禁拍案而怒：“只有陳雲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毛很不服氣，認為自己為中國人找到了壹條富國之路，繪出了壹幅趕英超美的宏偉藍圖，正是壹展身手之時，於是從後面走向前臺。可惜老人家的改革太過空想，無非是青年的期的“新村”思想再加上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豪邁熱情。自以為比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宏大，比康有為烏托邦式的改良設計還要完美與雷厲風行。人民公社就是他理想中的共產主義，比原來的“新村”設想更為偉大：不要商品，廢除貨幣，財產公有，取消家庭，夫妻分居，吹號出工，集體吃飯，壹起學習，到點上床，全民皆兵，平戰結合……人人有單位，人人受管制，壹切方面秩序井然。然而毛的壹套東西都是隨心所欲的頭腦發熱，並沒有經過縝密的分析論證，老人家以為象打仗壹樣，鋪天蓋地來幾場殲滅戰，共產主義就實現了。這與毛的性格相符，其浪漫無常，又故顯高深之態，時出爾反爾，捉摸不定，令人無所措手足。毛心胸狹窄，妒忌心強，自傲心亦強，自以為是，容不得旁人議論，更聽不得反對意見。毛正象兩千年前西漢末年托古改制的王莽，靈感壹來，便立即付諸實施，以為有了權力什麽事情都能辦到。“莽性躁擾，不能無為”，“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政令全憑其喜好推行。王莽下令實行土地收歸國有，曰：“王田”，重新分配，不準私人買賣，恢復久已廢除的井田制。強迫勞動，重罰遊民，限制奴隸買賣，開辦國營貿易，釀酒與鹽鐵壟斷於國家，設官倉統購統銷以平抑物價，禁止私藏黃金，發放低息扶貧貸款，類似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應該說，王莽是歷史上少有的改革家，知識水平和智慧水準相當高，為人謹慎，節儉勤政，關心社會，有周公之美譽。如他的兒子王獲殺死奴仆，王莽令其自殺償命，體現法律平等。公元二年，郡國發生旱災蝗災，王莽出錢百萬，分配給有貧民的疫病地區，騰出大房子給病人醫治，又在長安城中造住宅二百區，讓貧民居住。胡適稱王莽為社會主義者、空想家和無私的統治者，他的失敗是因為這樣的人過早地在中國出現。但王莽並不是壹個成熟的政治家，小聰明有余，大智慧不足，平時不吝錢財，常將自己的錢分散給眾人，兵變已成燎原之勢時卻又極其吝嗇，宮中尚有黃金60余萬斤，舍不得賞賜將士。又食古不化，自以為是，急於求成，朝令夕改，不顧國情，過分幹預民間活動。理想再好的改革脫現實就會演變為暴政，王莽王朝於人禍天災民變兵亂中迅即垮臺，壹場看起來偉大壯觀的歷史性改革引起了從貴族到平民的激烈反抗，變為自己空歡喜壹場的鬧劇。我們從王莽改制的悲劇性收場，也看到了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鬧劇的內因，雖然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想不能算最早，已是步蘇聯東歐之後。毛的幸運在於托共產而改制，共產宗教迷惑了人們的頭腦，人們對共產主義社會心存幻想，才沒有激起民變，也在於有嚴密監控社會的黨務系統，有幾百萬黨指揮槍的軍隊。但毛親自上陣指揮經濟，遭遇慘重失敗，搞得壹塌糊塗，又怕被人說成是路線錯誤，重蹈他整天批判的陳獨秀、李立三、張國燾、王明等路線錯誤之後塵，落得個不光彩地下臺。於是先發制人，以更兇猛的反右傾來強化掩飾他的極左盲動路線，並上升為與反黨集團進行路線鬥爭和階級搏鬥的高度，先機占領正確路線的制高點。毛澤東既會玩弄流氓手段，又會作感情文章，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然說到痛處時，也不免動之以聲色： 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多少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板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雲同誌，現在說我，實在是有壹大堆事情沒有辦。妳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壹個兒子打死了，壹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壹個大煉鋼鐵，壹個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發明權是我，還是柯老？我同柯慶施談過壹次話，我說還是我。妳那個屬於意識形態，妳有沒有責任？鋼鐵妳要搞六百萬噸，我要搞壹千零七十萬噸。北戴河會議公報，薄壹波建議，也覺得可行。從此闖下大禍，九千萬人上陣。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絕孫。[40] 除了毛自己說，沒人敢這樣詛咒。但這不是“罪已詔”，而是談他的革命功績，發泄對他批評的不滿，讓人聯想到毛壹家人為共產革命作出的重大犧牲，博得黨內的崇敬之情。毛澤東多次說過：“歷代皇帝下罪己詔的，沒有不亡國的。”毛連錯誤都不願承認，更不會認為自己有罪，況且餓死人的大災難剛拉開序幕，還遠遠談不到“罪”的層面。1959年的廬山會議時，他是否感覺到大災難來臨，無人知曉，但歷史也的確驗證了他“其無後乎”的由衷悲哀。“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後代，即所謂“太子黨”們，今天個個高官大佬，潑天巨富，惟獨毛的子女，真正的“太子黨”，小“紅太陽”，無壹發達，僅壹個傻乎乎的胖孫子晉升了少將。但壹個小小的朝鮮，金日成的胖孫子金正銀卻晉升為大將，立為皇儲，金孫子比毛孫子地位高出許多。太上曰：“福禍無門，惟人自招；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毛主席非“受命於天”，死後見馬克思，自然不怕遭天譴，然果報之念卻不時閃過這位“歷史唯物主義者”心頭，無力驅除潛意識中的恐懼。象“共產主義的幽靈”在全世界遊蕩壹樣，總是揮之不去。毛壹生叱咤風雲，毀廟滅佛，破除四舊，鬥儒批孔，從不畏懼，但不是生來就徹底唯物，他與外國朋友說：“還有壹篇故事，說我八歲就不相信神，成為壹個無神論者。但當時我還是相信神的，後來又曾經是唯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41] 成為唯物主義者的毛當然不信什麽六道輪回，因果報應也如心頭飄過的烏雲，壹時作念罷了。統治者壹味玩弄陰謀權術，忽視道德修持，勢不能長久。陳平是漢高祖的謀臣，高祖有六次關系成敗的決策皆出於陳平，亦大獲成功，如偽遊雲夢和解高祖平城受圍等。所以陳平自道：“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果然到了孫子壹輩，功名富貴，壹切皆斬。《易經》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毛澤東壹生陰謀陽謀不斷，以整人為樂事，其子孫寥落，這正是佛道之因果律。毛氏王朝經營不到30年，就玩不轉了，若非鄧小平從經濟上尋得生路，共產帝國自當二代而亡也。但人總會有些害怕的事，毛怕什麽呢？他唯壹揪心的是身後出赫魯曉夫，不“照過去方針辦”，毀掉他夢想中的共產主義天堂。毛是壹代君王，也是理想主義者，渴望親手建造壹個人間天堂，掛上“毛記”牌匾，傳示後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試驗徹底失敗，毛開始退卻，他需要有人收拾殘局，恢復元氣，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作了自我批評，大躍進風光不再了。可惜，這不是中國民眾的福音，不是曙光初露，暫時的安寧並不能化解毛的心病，新的運動又在醞釀之中。



社會主義導師們，都愛犯大躍進的毛病。馬克思恩格斯看到資本主義的弊端，便認為歐洲的共產革命已迫在眉睫，無產階級已經做好了向資本進行革命進攻的準備，但馬克思的第壹國際和恩格斯的第二國際全以失敗告終。列寧更是從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得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著名論斷，在蘇聯國內戰爭開始時就推行軍事共產主義，沒收地主富農。蘇維埃政權遭遇頑強抵抗後，經濟全面崩潰，共產黨為了自身生存，不得不轉而采取寬松壹些的“新經濟政策”。面對共產之災，列寧的對策是下鄉搶糧，大肆殺人，結果活活餓死了520萬人。如果沒有美國救濟總署的接濟，餓死的人會多得多。當年主持這項救濟工作的是赫伯特·胡佛 (Herbert Hoover)，受惠者達2500萬人，後來胡佛當選為美國第31任總統。列寧的第三國際為共產世界增加了共產黨的力量，但也於二戰之時被迫解散。由於共產革命的性質，決定了共產政權統治者全是些心術歹毒狠惡的頑劣之徒，列寧、斯大林全是這類東西。形勢剛有些好轉，斯大林又開始繼承列寧消滅富農的政策，是“把富農作為壹個階級來消滅掉”，換句話說就是從肉體上消滅掉，來快速推行集體農莊制度。斯大林說：“只有危機當頭，政府才可以要求 (並且得到) 公民們絕對服從並作出壹切必要的犧牲。為了主義的實現，為了子孫萬代的幸福，這個政權需要犧牲，需要把人作為犧牲。危機重重，正好使這個政權用以實現從空想世界到現實世界的過渡，把神話般的空想計劃變為事實。”[42] 農民被驅趕著加入集體農莊, 從此，農民們辛勤勞作，不是為他們自己，而是為了國家。中農和貧農也都喪失了壹切，包括農具和家畜。農業集體化是壹場自上而下的、史無前例的大變革，它把蘇聯全國四分之三的人口都變成了供政府驅使的農奴。農業集體化使農民陷於社會最低層，比1861年以前的農奴制還要苛酷。作為壹個農奴，還可以自己作主，擁有谷物和牲畜 (即使理論上不能領有，實際上還是領有的)。而這時集體農莊農民的境遇，卻是奴工的境遇，只能得到壹點最低的聊以活命的口糧。在 1935年，壹個農民家庭全家人辛辛苦苦工作壹年，只能從集體農莊得到247個盧布的報酬，那只夠買壹雙靴子。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不顧人民的死活，民眾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資和口糧。毛澤東的人民公社也是這樣，搞了20年，許多社員的日工分值僅有壹分錢，不要說壹雙皮鞋的錢都不夠，連折算口糧的錢也不夠，還要倒欠公社的。再者中國只有幹部才能穿皮鞋，農民不敢穿皮鞋，也穿不起，自己做草鞋布鞋，南方的農民則是常年打赤腳，直到1990年代初還是這樣。“為了鎮壓烏克蘭、北高加索，哈薩克等地農民的反抗，1932年至1933年，斯大林在這些地區制造了壹場人為的饑荒：他把這些地區的糧食統統運走，並動用軍隊，阻止饑民從這些地區逃出來討飯。據估計，在這場人為的大災難中，有六、七百萬人死於非命。為了鎮壓中亞細亞遊牧部族哈薩克人的反抗，蘇聯政府采用了極其殘忍的殺戮政策：據信哈薩克人死者無算，足足喪失了三分之壹的人口。”[43] 共產主義大廈是用人民的屍骨建造的，短期來看饑荒期是過去了，1935年取消了糧食配給制，斯大林宣稱：“生活更美好了，同誌們，生活越來越歡暢了。”而十月革命前的俄國壹直是糧食出口國，共產黨無論怎樣吹牛皮，至多是勉強自給而已。1936年蘇聯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1939年宣布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並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1952年又宣布，蘇聯已處於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同時在國際上奉行帝國主義政策，力圖擊敗自由世界，建立大蘇維埃聯盟，最終卻是蘇聯自己垮臺了。斯大林模式的集體化運動曾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不可壹世，卻全部歸於失敗，最終導致社會主義陣營全面瓦解。從反面驗證了“社會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後階段”——這壹新命題，讓共產主義的末日展現在全世界面前，這肯定不是什麽欲速則不達的問題。 中國人自輸了鴉片戰爭，歷遭國恥，眾人皆有以英美為目標的奮起趕超之心，精英階層尤其強烈。所以，大躍進的思想並非壹朝壹夕而形成，從康有為開始就有了，說給我中華民族三五年，最多七八年。孫中山說：“以我四萬萬眾優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壹心壹德，以圖富強，吾決十年之後，必能駕歐美而上之也。”[44] 知識分子對中華民國的失望，轉而尋求新的道路，各種思想紛至踏來，有尋求改良的，有主張革命的，除三民主義之外，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也被認為是救世良方。俄國的意外成功，給中國的知識分子打了壹針強心劑，以為中俄差不多，俄國能成功，中國也能成功，為俄為師是中國革命的道路。毛澤東是烏托邦大師，早在1919年就曾構思過他救世的社會主義藍圖：讓學生在農村半工半讀，再由這些學生們創造新家庭，合若幹新家庭壹起，就可組成壹種新社會。這個新社會裏有公共學校、公共農場、公共工廠、公共病院、公共劇院……眾多新公社連在壹起，國家便可改造成壹個大的理想新村。[45] 毛的早期言論中有壹種蘇格拉底式的“理想國”設想，蘇氏認為不必組成壹夫壹妻的小家庭，男人應該與女人共同生活在壹起，同吃同住，不蓄私財，財產公有，婦女公有，兒童公有，教育公有。父母與子女之間無需聯系，讓最好的男人與最好的女人結合在壹起，優生優育，兩性行為或別的方面毫無秩序，是對幸福國家的褻瀆，是治理者決不能容許的。希望建立壹些規模適合的城邦，實行軍事化管理，優秀者的孩子送進托兒所，交給保姆撫養，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將被秘密處理掉。所有孩子都是兄弟姐妹，所有的成年人都是父母。國家分為治理者與納稅者，人們所需要的壹切，都由公家配給，由哲學家做國王。五四運動前後，“新村”思想壹度成為許多青年人夢想中的天堂，認為是改良社會的藥方，壹些知識青年開始組織小範圍的實驗。毛澤東更是熱心青年，他的“新村”設計，就是壹種很流行的公社式社會主義，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難處是毛無錢無權，惟畫餅而充饑。毛的思想是集自由主義、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及華盛頓、康有為、梁啟超、克魯泡特金於壹爐，還沒有馬克思和列寧的影子。新村或公社思想從理論上論證可以說得頭頭是道，極具邏輯性和誘惑力，倘若以武力或國家機器付諸實施，壹定會導致血腥暴政。毛澤東是洪秀全式的農民造反家，洪秀全提出“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祥盡描述了壹幅絕對平均的烏托邦藍圖，且以殺人如麻的革命手段，以“殺盡不平方太平”的方式，建立起軍政壹體的“太平天國”。毛澤東是農民造反領袖，以戰爭起家，狹隘的視界決定了其社會主義的空想化和軍事化性質，所以林彪把毛澤東的人民公社看成是“憑空想胡來”。終於有權力壹圓“新村”之夢來建造他的人民公社時，早已拋離了“無血革命”的初衷，成為職業的共產革命者，令幾千萬軍民血浸中原，幾千萬餓殍伏屍荒野，又讓原本不相幹的藏人和少數民族壹起作了犧牲品。毛的社會主義制度墮落為人類歷史上最兇殘的制度，就是必然之結局。 貧窮者期望均富，便是共產主義的溫床。共產主義原是為高度發展的工業社會設計的，而結果卻僅僅行之於不發達的農業國家，共產主義在東西方是兩種命運。在歐洲是空想多於行動，人們希望以和平民主的方式改善社會，不支持武裝鬥爭。在亞洲是行動多於空想，人們急於通過推翻現政權來擺脫貧困，跑步進入天堂。毛澤東說，超英趕美不就十五年嘛。但預言幾度失靈，時間越拉越長，到了鄧小平，幹脆講要分三步走，大概到2050年前後達到中等國家水平，已經比毛時代延長了壹百年，超英趕美的大話再也無人提起，按需分配的烏托邦也更無人相信了。時至今日，中國大陸再無人敢有“吃飯不要錢”的豪情壯誌了，雖然經濟實力已居世界第二。餓死幾千萬人的大躍進，並非象毛澤東所說的“無非是壹個時期豬肉少了，頭發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而已。中央所負的責任也無非是把餓死人嚴重的省領導調任，抓了壹些基層幹部了事。毛澤東的罪責沒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追究，依然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還可以發動文化大革命。但共產主義美妙幻夢，至少在那壹代人心中“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破滅了，消逝了。



奴役之路

文革中的中國大地上，常常可以見到各種規模的憶苦思甜大會，這是共產黨的老傳統了，年輕人不管有什麽思想問題，哪怕糧食不夠吃，整天餓肚子，召開壹次憶苦思甜大會，請老貧農老工人上臺，憶憶舊社會的苦，再想想新社會的甜，於壹把鼻涕壹把淚的激情渲染下，妳還有什麽思想疙瘩解不開而發出抱怨呢？不行再抓幾個現行反革命，妳還有什麽牢騷敢發呢？也會有失靈的時候，當“天上布滿星，月芽亮晶晶，生產隊裏開大會，訴苦把冤伸……”，這支近乎於哀樂的《不忘階級苦》在生產隊的打谷場上響起，淒涼悲憤的歌曲聲中，壹場憶苦思甜大會正火熱地進行。當老貧農講到“60年真是把俺們餓慘了，我全家死了十幾口人……”無應急準備的幹部慌忙讓悲憤過度的老貧農下臺休息，於是在“不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打倒萬惡的舊社會”的陣陣口號聲中，草草結束了憶苦又思甜的鬧劇。這雖是意外事故，也說明記憶是不容易抹去的，“新社會”帶來的苦痛更是深深地刻在了老壹輩農民的腦海中，不會輕易忘卻活活餓死的親人。這脫口而出的訴苦，也說明老貧農的階級覺悟還不高，把無產階級政權也看作訴苦的對象。為了應付對敵鬥爭的需要，訴苦又擴大為壹種對外鬥爭的武器，象中國這樣餓死幾千萬人的大躍進，人類歷史上沒有哪壹個國家發生過，中國的歷史上也沒有哪壹個王朝犯過如此滔天的罪惡，而中共卻能把訴苦的矛頭轉而對外，聲討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對中國的封鎖破壞，控訴地富反壞右對偉大社會主義國家的肆意顛覆，導演壹出又壹出對帝修反怒火萬丈的訴苦大會，在洗腦運動中洗去真實的記憶，輕易逃脫禍國害民責任，繼續保持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不敗記錄。訴苦大會的發明，是中共的壹大創造，起源於彭德懷的西北野戰軍中： 我在西北戰場上取得了壹條寶貴的經驗是“新式整軍”。壹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撤圍榆林，進行整訓。壹縱隊三五八旅戰士中有壹名四川人，是俘虜來的。深夜，壹個人在野地，寫著他母親的神位，哭訴他母親是怎樣慘死的，仇恨國民黨和當地的惡霸地主，他參加了人民解放軍，要如何為母親報仇。壹位連指導員悄悄在旁聽著，他也有類似苦難，結果他們擁抱相訴相哭。我們抓住這件事，開了訴苦大會，把它當做運動來開展。我軍新老戰士、幹部，多數都有壹本不同程度的血淚史，過去各不聯系，不能成為同仇敵愾的階級感情。訴苦大會普遍開展後，大會小會又緊密結合，壹個人的痛苦，就變為大家的痛苦，大家的痛苦也就是每個人的痛苦。很自然地提高了階級覺悟，凝結為階級仇恨。大家認識到，只有打倒國民黨政府，消滅其軍隊，建立人民政府，分田地，組織合作社，才能解放自己，消滅剝削階級。……經過這次運動之後，群眾紀律好了，上下級之間、軍民之間相互關系好了，這就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這種訴苦會的形式是很好的，紅軍和抗日時期，都沒有找到這種形式；要是早找到這種形式，對爭取俘虜兵加入紅軍，擴大紅軍的成績，要快、要大得多。毛主席把這種做法推廣到全軍，並譽為“新式整軍運動”。[46]

彭本人就是窮苦人出身，窮到大年初壹外出討飯，對地主老財的刻骨仇恨從小銘記在心。於是，煽動階級仇恨便成為中共的銳利武器，在提高人民群眾的階級鬥爭覺悟過程中，訴苦大會是屢試不爽的辦法，共產黨能把無數窮人推向內戰的戰場，以人海戰術抵擋國軍的猛烈炮火，訴苦運動功不可沒。毛主席說：“由於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鬥誌）運動的正確進行，大大提高了全軍指戰員為解放被剝削的勞動大眾，為全國的土地改革，為消滅人民公敵蔣介石匪幫而戰的覺悟性；同時就大大加強了全體指戰員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堅強的團結。在這個基礎上，部隊的純潔性提高了，紀律整頓了，群眾性的練兵運動開展了，完全有領導地有秩序地在部隊中進行的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的民主發揚了。這樣就使部隊萬眾壹心，大家想辦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犧牲，克服物質條件的困難，群威群膽，英勇殺敵。這樣的軍隊，將是無敵於天下的。”[47] 訴苦將社會群體分為勢不兩立的兩大陣營，階級陣線黑白分明，由訴苦而提高的戰鬥力是極其強大的，壹支滿懷強烈階級仇恨的農民造反大軍，所向披靡，誓與中華民國不共戴天。毛澤東把階級仇恨化為神聖的革命精神，靠階級仇恨取得戰爭勝利，又憑此建立起兇惡無比的殺人政權，訴苦的程式化更是歷次黨內外政治鬥爭和文革紅衛兵運動的精神資源，無論與地主資本家的鬥爭，還是批判劉少奇或林彪，以及“十次路線鬥爭”，無不將對方妖魔化為企圖讓無產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惡魔，是幹擾毛主席正確路線的罪惡。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宗教式狂熱，比羅馬天主教會的十字軍東征更具有破壞力，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較之洪秀全的“拜上帝會”有著更強烈的宗教經論色彩和更大的號召力。象精神鴉片壹樣，發揮著興奮中樞神經的作用。訴苦可以為“新中國”占領道義上優勢，讓人們在淚眼朦朧中“倒苦水”、“挖苦根”，牢記“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忘記制度弊端和公民權利，忘記共產政權遠遠超過壹切舊時代的血腥暴政，將怒火轉移到遙遠的過去，轉移到帝修反妄圖顛覆中國人民美好生活，團結起來，粉碎國內外階級敵人讓中國人民重入苦難的陰謀。成功地將現實的苦難虛幻為壹種欣快感，在感恩戴德中完成壹次又壹次的精神聚餐。這是壹種受虐意識，有如性受虐狂者，疼痛感越劇烈，幸福感也就越強烈。區別在於共產主義的受虐者將個人體驗升華為集體狂歡，在嘉年華般的盛宴中，幸福感不斷強化著崇高與神聖的集體意識。 1985年，中共不得不宣布人民公社全部解散，肆虐27年，令無數人發抖的幽靈算是離去了。盡管毛澤東當年在廬山會議上，說他的人民公社是“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壹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狠折騰了壹回的社會主義終於走到了絕路，只好復歸小農經濟的舊路，靠分田單幹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來救社會主義的命。毛澤東比歐文的試驗多出了23年，而歐文的損失僅僅是自己的金錢（15萬美元），可中國損失的是天文數字的無辜生命和億萬民眾毫無價值的激情勞動，是無數人血汗積累的財富。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人類付出了壹億幾千萬人的生命代價，近百年時光的倒退，人們得到的只是壹個教訓：盡管給社會主義戴上“科學”的高帽子，依舊是中聽不中用的空想。據中共官方統計，1949年後的數十年間，除了個別地區，中國農民的生活水準和平均收入尚遠不及二三十年代軍閥混戰時代。素稱魚米之鄉的安徽巢湖地區，1949年農民的人均收入折合人民幣360元，但1979年人均收入僅有80元。公社解體之後，轉而對農民開征農業稅，以現金繳納，稅收種類竟是內戰時期“國統區”稅種的數倍以上。鄧小平在1975年9月的全國第壹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說：“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我們現在積了多少糧？”“全國還有部分縣、地區，糧食產量還不如解放初期。”“據二十二個省、市、自治區統計，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農業產值按人口平均壹百二十四元，最低的貴州，倒數第壹，只有六十幾塊。四川倒數第二，九十幾塊。這行嗎？類似四川壹百元左右的還有幾個省。這是講產值。還不等於社員收入，社員的收入有的很少，有的還倒欠帳。這種現狀，我們能滿意嗎？”[48] 鄧小平的講話揭示了毛澤東人民公社的真實情況，預示了人民公社的終將垮臺的命運。1974年11月，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跑到西藏宣傳他的大寨經驗，大躍進失敗後，毛澤東總是不甘心，不顧國情地將振興農業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農業學大寨運動上。西藏的人民公社、農業學大寨結果是“翻身農奴”的生活還不如過去。 早在建國初期就有人對社會主義抱過於樂觀的估計，1949年的東北王高崗就在農村效仿蘇聯，結束新民主主義的土地私有階段，進入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傾向，遭到劉少奇反對。這時還剛處於土改後的互助組時代，1951年山西省委又提出“對於私有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應當是逐步地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的意見，華北局根據劉少奇的意見批示道：“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任務只能動搖封建私有、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和官僚資本主義私有；壹般動搖私有財產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任務。”新民主主義還沒搞出名堂，就急於窮過渡，必然事與願違。劉少奇說：“提高農業生產互助組織，引導它走向更高級壹些的形式，以徹底扭轉渙散趨勢，這完全是空想。……企圖在互助組內逐步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農業集體化。這是完全的空想。這種想法，在目前是冒險的，‘左’的，帶破壞性的，在將來是右的，改良主義的。目前的互助組或供銷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體農場。集體農莊是另外壹回事，要另外來組織”。毛澤東幹預了爭論，他找劉少奇、薄壹波、劉瀾濤（華北局第三書記）談話，直截了當地說：“我不能支持妳們。妳們不對。我支持山西省委。”[49] 毛澤東的壹錘定音，宣示了極左路線的合法性，再無人敢反對合作化了。 人民公社雖為壹場浪漫主義的烏托邦運動，“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但在強化國家權力方面卻絲毫沒有浪漫色彩，全國已成為壹座大兵營。1960年下半年後，饑餓使大躍進的狂熱逐漸降溫，然而政治運動的高速列車並未減緩速度，新壹輪“三反”運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又在全國各地掀起，不停歇的政治運動保證共產政權的高壓態勢。在毛澤東壹手創建的兵營式社會主義體制下，國家力量籠罩壹切，所謂的社會主義，除了主義在膨脹，社會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中國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共的口頭禪，中國人從來沒有體驗過公平的公投程序，也沒選哪個人當領袖，中國的社會主義是槍桿子造就的，是劉邦或朱元璋式的農民造反奪天下，多數人別無選擇，被連推帶趕地圈進了社會主義牢籠。但從歷史上看，也不能說沒壹點道理，那時社會主義的確有相當的誘惑力，五四以後，社會主義是熱門思潮和知識分子最時髦的裝飾，上至孫中山，下到普通學生，無不以高談社會主義為榮。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引發大規模的失業，而資本家寧可將牛奶和茶葉傾倒進海裏，也不願救濟窮人。使人們相信社會主義制度最人道，能夠比資本主義體制更有效地配置資源，為民眾提供更好的福利。蘇聯共產黨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第壹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李大釗、陳獨秀等知名教授的宣傳，社會主義超出其它各種改良思潮壹枝獨秀，目睹中華民國的守舊亂象，大多數人放棄了英美式的分權式民主，從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的啟蒙運動轉向救亡圖存，走向激進的俄式革命道路，希望建立人民民主的國家制度。蘇聯自然而然成為人們向往的革命聖地和無產階級的祖國，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成為最具號召力的口號。熱血青年蔣經國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求學，左傾得很，還與公開與蔣介石脫離父子關系，在蘇聯加入共產黨，當了幹部。國民黨高級將領張治中、傅作義、張治中以及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的女兒都是中共黨員，臺灣的李登輝年輕時也是共產黨員，這些青年顯然不是受人脅迫才接受了共產主義理想。當年許多著名從物也以加入共產黨為榮，曾輔佐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四品京卿”楊度，後來轉變立場，秘密加入中共。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楊虎城二人提出過加入中共的要求，張的兩個兄弟也跟隨了中共，張因為中東路事件開罪了斯大林未能如願。獨霸壹方的“新疆王”盛世才也經斯大林批準加入了蘇聯共產黨。最為典型的是，孫中山是國民黨創始人，其夫人宋慶齡自20年代後半期就開始追隨共產黨，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公開或者秘密地協助共產黨搞垮國民黨，臨終之際的1981年加入中共。有研究說，至少在1934年春天以前，宋慶齡實際上就已經秘密加入共產黨了。[50] 後來成為國民黨領袖的蔣介石最初也十分向往蘇俄，思想左傾，讀過不少陳獨秀的《新青年》和馬克思主義著作，其日記中就有他研讀這類書籍和《共產黨宣言》的記載。可以說，蔣介石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並不比毛澤東少，正是由於讀了不少共產主義書籍，又有遊俄之經歷，遂知其“主義”雖可信，而“事實”則不然。認為：“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名易稱，使人迷惑於其間也。”蔣公最終還是選擇孫文的三民主義，拒絕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達賴喇嘛1954年進北京時，也提出過加入共產黨的要求，這出於對西藏安全的考慮，也是對共產主義懷有好感。但毛澤東不然，共產主義的專政理論正合其個人獨裁理念，他的目標是當中華共產帝國之王，隨著毛的不斷勝利，這種欲望也加速上升。 蘇聯體現的“社會主義優越性”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中國人是唯物民族，物質欲望遠超過精神需求，只要脫離貧窮，人們可以接受強勢君主，放棄自己的權利。建國以來掀起的數次共產主義風暴，若無民眾的熱情參與，不會有那麽大的氣勢和破壞力。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正是社會主義的光輝事業，是奔向共產主義的金橋，大躍進中人們狂熱的情緒支配了行動，直到引發了大饑荒的災難性後果，才開始明白過來：“大躍進搞得民不聊生，社員有六大不自由，八大對抗，基層幹部四十七種刑法，大躍進幹部比國民黨、日本人還要壞。”[51] 號稱接近共產主義天堂的徐水人民公社，大片的社員餓倒，幾乎找不到壹個有氣力從井裏提起水桶的人。壞事是誰幹的呢？是中央號召，幹部領導，民眾瘋狂，為了說明中國人的愚昧，摘錄幾段大躍進年代的描寫，時代特征便躍然紙上：

——號手吹起響亮的進軍號，人們受到鼓舞，更加拼命地挖起坑來，喇叭筒不停地喊著：“拿出智取華山的勁頭，使出上甘嶺的幹勁，學黃繼光的精神，堅決拿下30000畝荒山！”雨聲、鼓聲、喇叭聲、軍號聲、鍁頭與石頭的撞擊聲響成壹片。結果三天三夜，挖了52萬個魚鱗坑，綠化荒山12000畝，種上了壯年核桃溝、老年栗子溝、青年棗溝、婦女桐油溝。人們興奮地說：“真是人多力量大呀！” ——“妳還是幹部哩，連共產主義都不知道？丟人！共產主義就是吃白饃，喝羊肉湯，穿綾羅綢緞，住高樓大廈。”有人說：“那咱們不成神仙了嗎？”“……共產主義就是日子過得比神仙還神仙哩。” ——砸了小鍋換大鍋，可著肚子吃飽飯，公共食堂的建立，著實讓常年啃幹饃喝稀飯的農民欣喜異常，以至於如今吃過大食堂的人談起來仍津津樂道，遂平縣文化局文化股長梁永祥說：“剛開始吃食堂，飯的花樣真多，光紅薯都能做十多樣的飯，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凈想著擺弄著吃了。”壹大隊劉莊和平隊的食堂壹個月改善20多次生活，炸油條、糖糕、吃魚、吃豬肉等。社員們沒有不高興的，壹高興就編壹段快板：食堂真正好，吃得省又飽。種個小菜園，頓頓把菜炒。還要把菜賣，還是吃不了。村前挖個坑，農閑將魚捉。逢著莊稼季，魚肉和油條。夥食調劑好，人人樂逍遙。 ——人民公社實行“十包”：即吃、穿、住、教、治病、死葬、理發、看戲、烤火費和結婚等，這種供給制雖然沒達到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但它完全打破了“按勞取酬”的法權界限。什麽都由共產黨給包下來，傻瓜蛋才會不高興呢。[52]



這是全國第壹個人民公社誕生地——河南省信陽專區遂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的故事，第壹個人民公社，第壹個公共食堂，第壹個高產衛星，都由嵖岈山人爭了先，在全國出夠了風頭，受到毛主席黨中央的贊揚。毛澤東修改過的《嵖岈山人民公社試行草案》發表在1958年9月24的《人民日報》上，成為全國人民公社的藍本，大長了河南人的誌氣，大長了省委第壹書記吳芝圃、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及縣委等大大小小官員的威風。毛澤東在1958年為中國農村描繪的藍圖是：逐步地把工、農、商、學、兵組成壹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河南省創造的公社形式和放開肚皮吃飯的作法正合毛的口味。河南人民的沖天熱情更為毛所贊賞，“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勞動生產搞大兵團作戰，“白天壹片紅，晚上壹片燈”，“出工壹條龍，幹活壹窩蜂”，五億農民的共產主義覺悟和集體主義精神空前提高。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群眾的廣泛參與，就不會有共產革命，不會有數不清的政治運動來純化社會。毛是舉世無雙的運動大師，發動和利用群眾實現自己的治國目標，手法已臻化境。今天中共領袖們，無論提出怎樣誘人的政治口號，喊破嗓子，都不會有老毛神壹般的威力，更談不上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了。難怪總有人懷念毛式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能集中力量辦大事。集體主義思想深入人心，人人成為集體的壹員，就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事實正是這樣，集中起億萬頭腦發熱的群眾，確實幹了不少諸如鎮反、反右、大煉鋼鐵、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壹件件驚天動地的社會主義大事。然而這些大事全是壞事，毛澤東的全部建國歷史都是在集中力量辦壞事。毛輕視科學，不懂經濟規律，他甚至天真地認為大家都在後院裏搭幾座土高爐，象千年前的古人壹樣，就能煉出國家建設急需的鋼鐵，十五年超過英國，而不必花巨資興建現代化的鋼鐵廠，連中南海萬聖殿也建起了小高爐，搜光了家家戶戶的鍋鏟鐵器做原料。個人崇拜的歇斯底裏熱潮席卷神州大地，人人豪情萬丈，全國人民包括專家學者都鑼鼓喧天地搭上駛往烏托邦的高速列車。農民原本是喜歡共產的，跟著共產黨共地主老財的產沒怨言，輪到共自己的產了，把自家的壹切東西都交出來，還是有許多人不情願。但共產黨的宣傳攻勢實在厲害，再加上幹部的威逼，誰也怕當壞分子，頂多趁機多殺幾頭豬，少吃些虧，等到宣布人民公社成立時已經是社員了。原本是糠菜半年糧的水平,卻放開肚皮展示人民公社優越性，等到人們真正體驗到社會主義優越在何處時，哭皇天連氣都沒了，神州遍地倒斃著神話破滅後的犧牲品。上文繼續寫道：

毛澤東說過：“人固有壹死。”人有各種各樣的死法，餓死的，吊死的，淹死的，打死的，累死的，痛死的……五花八門，千奇百怪。然則，以餓死最令人發怵，妳想呀，淹死的到死也想到自己會淹死，累死也是無可奈何，只有這殘酷的餓死，令人毛骨悚然，壹個生機蓬勃、血肉豐滿、情欲旺盛的人，在饑餓的剪刀下壹點點地剪去肌肉，不幾日便空了壹副皮囊，消蝕身上的脂肪，最後在明明白白中死去。人的生命只有壹次，誰想去死呢？沒有壹個是自覺自願的，不願意去死，而又明白自己馬上就要死去，這對人不僅從肉體而且到精神是壹種怎樣殘忍的煎熬？！

據中共河南省信陽地委向中央報告：僅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陽地區餓死老百姓100多萬人！這是何等令人發指的暴虐啊！災難過後，人口銳減，田園荒蕪，滿目淒涼。餓死10萬人的息縣，自然村減少639個；餓死8萬人的正陽縣，不少人家絕戶了；餓死10萬人的新蔡縣，至今仍在貧困線上掙紮。 　　人民公社的發源地——查岈山人民公社僅4萬人，3個月期間就餓死了4000人，占總人口的10％，有的隊竟高達30％，僅據潢川、光山、息縣統計，孤兒就達1.2萬人之多！ 　　河南省餓死200萬人以上，死亡牲畜74萬多頭，扒毀民房160多萬間。 　　中國，1960年全國人口凈減1000萬人！！！ 　　這還僅僅是單方面的統計數字！

第壹個人民公社誕生的地方，又在創造了省、市、縣、公社餓死人的全國紀錄。但沒有壹個公社幹部餓死，公社及大隊以上幹部有先吃飯的權力。光山縣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平均畝產僅有172斤，公社黨委報畝產626斤，縣裏分配的征購任務是1200萬斤，超過了總產量的1191萬斤。“為了完成征購任務，他們不惜壹切手段，大搞反瞞產，把群眾僅有的口糧搜刮壹空。征購入庫1039萬斤。食堂普遍停夥，死人現象相繼發生。劉文彩和公社黨委把食堂停夥死人歸於富裕中農進攻，階級敵人的破壞，歸結為兩條道路的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表現，反瞞產鬥爭持續8個月之久。六七十天內粒米全無，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原公社黨委書記江某等指使炊事員把13個到公社要飯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凍餓而死。公社機關食堂分三種竈別：書記吃小竈，委員吃中竈，壹般幹部吃大竈。小竈頓頓有肉、魚、雞蛋、油炸花生仁。”[53] 社員餓死了三分之壹，人們連埋葬親人的力氣都沒有了，幹部還是在大吃大喝，這才真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中央領導及各地的高級幹部有肉蛋糖煙酒等特殊供應，是憂愁最少的群體。最可恨的是，已經大面積餓死人，省委書記吳芝圃和地委書記路憲文，壹個反瞞產，抓小“彭德懷“，壹個上路堵截逃荒饑民，出動公安堀地三盡，綁票要糧。信陽地委讓郵局扣押了12000多封向處的求助信，防止餓死人的消息外露。逃荒的人統統被稱為“流竄犯”，強行收容關押勞改，設立數百個收容站，堵截外流人員19萬余人。被強制收容的人不給飯吃，大部分被打死或餓死了。手下的縣委書記馬龍山、劉文彩等親自動手打人，嚴刑逼糧，幾千人被活活打死，整個河南省變為恐怖的活地獄。中國古時若逢饑荒，官府定開粥廠賑災，也讓饑民出外逃荒，叫做“趁熟”，怎麽也不會連逃荒要飯的機會也剝奪幹凈，為死撐官家面子，讓眾人眼睜睜餓死。當年安徽“鳳陽花鼓”聞名四方：“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牛羊，小戶人家賣兒郎，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腰鼓走四方。”但自從出了“毛皇帝”，搶光了農民的糧食不說，窮人連逃荒要討飯的資格都沒有了，只有老老實打著腰鼓實餓死在歌唱“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崗位上。安徽農民說：“日本鬼子來我們也沒死這麽多人，日本鬼子來我們還可以跑呢，今年我們往哪裏都跑不掉，到處有勸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沒有糧票，到哪裏也沒飯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日本侵華十幾年，中國軍民死了兩千萬，僅壹場大躍進，中國民眾的死亡就兩倍於前，其中被打死整死的人並不比當年死在抗日戰場上的少，也沒聽說過淪陷區裏大面積餓死人。為了展示大躍進的光輝景象，“壹些地區規定死人後‘四不準’：壹不準淺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種上莊稼；二不準哭；三不準埋在路旁；四不準戴孝。……還叫人披紅。”[54] 共產把農民共同餓死了，幹部們卻撐抱了，花公款開小竈，酒池肉林，摟著文工團美女跳舞睡覺，聽戲看電影，遊玩打獵，抓人殺人，極盡享樂，絕無饑餓之憂。難怪他們熱愛共產主義，喜歡共別人的產，喜愛吃飯不要錢的食堂，因為有無產階級專政在手裏。

就在”人相食”普遍發生之際，當年信陽糧庫裏仍有10億多斤精神，如果開倉放糧，就不會餓死人。但放賑權力在省裏，公糧收上來已是很不易，誰也不敢再放還給農民，借貸也不行。省委書記吳芝圃說過，國庫裏的糧食壹粒不能動。信陽事件爆發後，還是那些存糧解決了饑荒，吳芝圃又把責任全推到了路憲文身上。共產黨人究竟是怎樣的壹付心肝啊！而這並不是地方特例，中央也壹樣，1959年到1960初，國家糧食庫存最高達887.03億斤，春荒最嚴重的1960年4月，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按當時口糧標準計算，相當於1.4億人壹年的口糧，如果用來救命，根本不會餓死人。在此期間，不僅出口糧食，還大量出口油類、鮮蛋、肉類、水果、山貨等當時極為緊缺的農產品。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將未經允許離鄉的農民定義為“盲流”，如同刑事罪犯，予以嚴厲打擊。舊時代的父母官尚知為民做主，身為“人民勤務員”竟如此喪盡天良，河南人和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共黨惡棍的名字，歷史也將永遠銘刻他們的暴行！共產主義的大廈，就是靠了無數流氓惡棍的肆意殺戮，用無數農民的屍骨奠基，才得以矗立在中華大地上。紙上的謊言包不住火，當河南餓死200萬人的慘劇發生後，毛親自派陶鑄、王任重前往信陽調查。事實觸目驚心，無法掩蓋，陶鑄說：“公共食堂不垮，天理不容！”王任重說：“西平縣放了個7320斤的小麥衛星，受打擊的7萬多人，打跑7千多人，打死3百多人，這是多麽殘忍的事情！”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說：“對我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信陽地區兒歌唱道：“六○年，好春光，麥梢黃，散食堂。”農民把公共食堂的解散，看作“第二次解放”。



毛澤東對餓死人毫無自責之心，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為他老人家血流成河的革命提供了充分施展才華的空間：“死人是好事，沒有死，那還得了。如果今天還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裝不下去了，我贊成莊子的辦法。莊子老婆死了，鼓盆而歌。死了人應當開慶祝會，慶祝辯證法的勝利，慶祝舊事物的滅亡。”毛以獨有的“幽默感”和死人哲學教育那些尚存人性的官員——

大躍進壹開頭，毛就告誡中共高層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準備。在為大躍進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他大談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確實是喜事。妳們設想，如果孔夫子還在，也在懷仁堂開會，他二千多歲了，就很不妙。講辯證法，又不贊成死亡，是形而上學。”“〔莊子死了妻子以後〕鼓盆而歌是正確的”，“人死應開慶祝會”。

乍壹聽來，毛好像是信口開河講哲理。但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壹個公社黨委書記被帶去看餓死的人堆時，幾乎是在重復毛的話：“人要不死，天底下還裝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個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區規定死人後“不準哭”，“不準帶孝”。

毛甚至還大講死人的實用價值。壹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對八屆六中全會說：“人要不滅亡那不得了。滅亡有好處，可以做肥料。”據《鄉村三十年》記載，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裏，上面種上莊稼。

毛多次說過為了他的目標，他準備以無數中國人的生命作代價。壹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對蘇聯領導人說：“為了世界革命的勝利，我們準備犧牲三億中國人。”在“八大”二次會議上，他說：“人口消滅壹半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幾次。”他從漢武帝說到宋朝，都是幾千萬幾千萬地死人。“原子仗現在沒有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壹半，次好剩三分之壹”。

毛知道他搞大躍進，中國會死多少人。壹九五八年十壹月二十壹日，毛對中共高層講：除了“大辦水利”以外，“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碳、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壹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壹半人不可，不死壹半也要死三分之壹或者十分之壹，死五千萬人。[55]

毛澤東的夥食標準是全國第壹流的，他讓別人餓死，自己是不會親身體驗活活餓死的唯物辯證法的，他壹餐飯也不會少吃。但不管怎麽說，畢竟死了那麽多人，中南海的工作人員也在餓肚皮，毛說話的底氣不免受些影響，也要暫時作出些姿態——

壹個短時間內他不吃肉了，但他在吃魚，毛最喜歡吃魚。在大饑荒期間，他還對以肉食為主的西餐發生了興趣。壹九六壹年四月二十六日，毛身邊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為毛精心制定了壹份西餐菜譜，包括七大西菜系列：魚、蝦、雞、鴨、豬肉、羊肉、牛肉。魚蝦類列有：“蒸魚布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烤青菜魚，菠菜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蝦面盒、炸大蝦、咖喱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等等。雞類包括：“黃油雞卷（雞排）、軟煎雞排、雞肉餅、雞肉元，大王雞肉餅、雞肉絲、罐燜雞、紅燜雞、蔥頭燜雞、青菜燜雞、紙包雞、雞丁敏士，椰子雞，奶油雞”。豬肉類有：“烤豬排、烤豬腿、炸豬裏脊、炸豬排、溜豬排、法國豬排、意式奶豬” 等等。至於牛羊肉，毛不是很喜歡，但也有不少品種：“羊肉串、烤羊腿、烤馬肉、白燴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燴牛尾……”[56]

毛澤東幾個月不吃肉被宣傳得可憐巴巴的，說成是與民共渡時艱，中國人也傻乎乎跟著傷心，生怕偉大領袖有什麽好孬。實際上是醫生建議少吃肥膩的豬肉，多吃牛羊肉。當年的毛澤東與今天的金正日壹樣，是全國唯壹的胖子，為了共產江山，他老人家是該減肥了。毛曾壹度喜歡吃西餐，還特別喜歡吃精心加工的豆制品，如大力油面筋，烤麩，素雞、素火腿、素鴨之類，這些東西營養豐富，膽固醇低，卻並不省錢。毛澤東和黨中央有特供食品，從不擔心食品供應，連北京的大小幹部們也跟著沾光。北京作為首都，集中了黨中央、國務院、人大、政協、解放軍、各部委等首腦機關的壹大批領導幹部。為 “為黨中央服務”就是北京保證困難時期物資供應的頭等大事，是壹項嚴肅的政治任務。成立了對外稱“34號”的保密單位“北京市食品供應站”，滿足中央各級領導的特供需求。特供品從原料生產加工到運輸驗收等各環節，配備專職人員，分別按首長級別，肉蛋煙酒糧茶等，服務到每個人。由於服務優異，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有9位先進工作者榮獲毛主席親切接見的最高待遇。共產主義的優越性在為中共體制服務方面，體現得尤其明顯。



幽靈不散



既然畫餅不能充饑，毛澤東後來說：“人窮好些……中國富起來也容易出修正主義，不能吃得太好。”“吃那麽多把肚子脹那麽大幹啥，像漫畫上外國資本家那樣。”毛又以怕出修正主義來否定了他號召農民壹天吃五頓飯的豪言壯語。據學者研究統計，自1700至1900年的200年間，中國因自然災害而死亡的人數共1400萬，有史以來自然災害總共死亡2900萬，中共制造的“三年自然災害”竟然死掉了4000余萬人。連劉少奇後來也不得不說：“要知道秦始皇、隋煬帝是修長城修運河垮臺的。實際上我們比他們死的人還多。”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國，毛澤東給中國人帶來的災難超過可以歷數的任何壹位暴君。長城有禦敵之功，運河有漕運之效，雖有殃民之處，至少也為中華歷史增些光彩，兩項偉大工程至今仍然有用，同為世界奇跡，為後人所自豪，且帶來滾滾財源。大煉鋼鐵搞出壹堆堆廢品，大辦食堂餓死壹批批農民，大修行宮別墅空耗民財，無數的人防工程更是毫無效用，他沒給中國人留下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弄得民窮財盡，不得不慘淡收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人禍，是吃人的共產制度之禍，是毛澤東個人統治形成的黨內和官場逆淘汰現象的左傾狂熱之禍，根本不是什麽沒有經驗而交了學費。有壹點我們必須明白，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共產之禍，不搞大躍進，不搞人民公社，共產主義依然是災禍，照樣沒有前途。東歐共產政權全部垮臺，也不是搞毛澤東的大躍進造成的。中共解散人民公社，重視私人資本，表面上回歸了人類發展軌道，但還是舍不得扔掉社會主義的羊頭，共產主義幽靈未散。







當然有人不服氣，總以為馬克思主義才是窮人的希望，公有制才能消除腐敗，於壹些活著的毛澤東的崇拜者們又開始在其勢力範圍內進行共產主義的試驗，試圖建立壹個成功的樣板。比如河南省的南街村，“小毛澤東”們開辟了市場經濟環境下壹塊獨壹無二的試驗田——供給制式的共產主義生活方式。這種農村工業化的共產主義體制是以巨額的銀行貸款和廉價的外來勞動力支撐著，那些每月只有250元生活費的“二百五”幹部，自稱是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的傻子，實際上集體財產早已在貪汙侵吞和股份化中變為私人財富，也與毛老人家壹樣熱衷於包養二奶，同當今權貴集團酒色財氣的生活並無二致。“小毛澤東”們的專制程度決不亞於老毛，村裏沒有自由，剝奪村民全部財產權利，只能靠統治者的恩賜生存。所謂“外圓內方”的統治方式，無非是牢牢控制著村民的生存基礎，沒有私人財產，沒有個人空間，沒有思想自由，如同被監督的勞改犯壹般，盡管生活條件比老毛時代強出許多。南街村民如同羊群壹樣，牧主拿毛澤東思想的鞭子，驅使著這些無助的羔羊，羊群時刻感激牧羊人施舍的草料。當毛澤東的女兒李訥捐出10萬元，要給這些“好幹部”改善生活時，南街村集中營式的共產主義終於走到了盡頭，其嚴重資不低債的財務狀況被公諸於世人，再也無力維持下去了。而那些“好幹部”早就暗中將集體財產分割自肥了，預先作好了棄船的準備。南街村的失敗極具標本意義，它證明馬克思的理論與列寧的革命全錯了，毛澤東也決不例外。共產主義從理想走向革命，從暴力通向專制，以壹種最不先進、最不人道的黨權體系來取代可以變得更先進、更人道的私有財產保障制度，是不可能成功的。任何自以為聰明的理論家或實踐者，決不可能制造出共產主義的“永動機”，都會撞向南墻而自取滅亡，留下警示後人的教材。個人財產可以各種高明的理由隨意剝奪，個人權利也就隨之消失了，從剝奪財產到剝奪人權，從壹種個人主觀意誌變為世界性的革命運動，人類遭受了文明史以來的最不人道的暴政，其中尤以中國人的苦難最為深重。人類實踐證明根本不存在絕對理想的發展模式—— 歷史上有過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設想和實行過從集團到國家、從非法到合法、從行業到地域、從民族到世界的各種層次的發展模式，並且認為這是絕對理想的模式，而歷史則無情地證明，人類迄今為止采用過的發展模式，只有獲益者多寡和成效大小的差別，而沒有壹個放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不變的絕對理想的發展模式。 古典馬克思主義作家總是小心地避免描述未來理想社會的具體發展模式。但是，後來的傳習者卻把他們的壹些未經證實的設想絕對化，認為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理想的社會發展模式。例如，古典馬克思主義作家設想，當社會財富極大程度地湧現時，人類就可以實行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這個原則完全是建立在兩個未經證實的猜想上的。 其壹，什麽是社會財富極大程度的湧現，測量極大程度的標準是什麽？那時社會財富的概念和結構（廣義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結構）有什麽變化？這些答案都是未知數。連共產的對象--財富的概念和結構都不清楚，還談什麽分配？ 其二，什麽是當時人們的需要？當時將有多少人口？由當時全體社會成員的不同需要構成的社會總需求會高漲到什麽水平和發生怎樣的結構性變化？地球乃至其他星球的資源能不能滿足人類的任何需要？這些都是稍加推敲就會發現難以答復的問題。 對於這些問題，現代解答者們所提供的答案卻是以“短缺經濟學”為基礎的。他們提出的“土豆加牛肉的共產主義”，“鹽菜加公共食堂的共產主義”，連土豆、牛肉甚至鹽菜都不敷分配，不過是給歷史添加的最大笑料。 任何社會發展模式之所以不能成為絕對理想的發展模式，這是因為統分結合的元模式在具體化為現實的發展模式時，必須根據傳統的和未來的，當時當地的和外來的各種復雜的條件來現實地決定統分結合的適當的比例與方式，使其發揮合乎目的的功能。而任何聰明人，即使用現代科學知識和電腦加以武裝，也不可能全部掌握壹切條件，更不可能準確預測和控制全部條件的變化與發展。何況，更重要的原因是，每個個人、集團、階層、階級、地區、民族、國家的經歷、傳統、觀念、利益要求和手段方法都有極大的差異和矛盾，所以各方面對統、對分的理解與要求極不壹致，對統分結合的適當比例與方式的追求就會彼此矛盾，甚至引起鬥爭。這就使任何模式都不可能成為絕對理想的模式，能使社會大多數成員感覺差強人意，就已經很不容易。所以，社會發展模式，不管是自然而然約定俗成的，還是人為制定強迫推行的，隨時隨地都在發生變化，總有層出不窮的難題向它挑戰。[57]

共產主義的核心原則是共產，共產的核心思想是集體主義，只有共全民的產，讓人們壹無所有，才能馴化全民的集體主義價值觀。接受集體主義思想統治，共產黨便可以隨心所欲驅使億萬奴仆，壹舉建立全面集權的社會。這也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思想基礎。至於基層黨政幹部，卻是正是壹個大施淫威的時刻，所以歷史上任何壹個專制王朝也沒有共產黨徒能夠把權威和暴虐發揮到如此程度，作家楊繼繩說： ……在全縣範圍內並隊、並食堂、並房屋。長山公社2870戶就有1133戶被迫搬家。其結果是，集中的地方擁擠不堪，壹間房屋住幾家，壹家分幾處住（男女分居，夫妻分居），有的不得有住豬圈、牛欄。社員的家具、家禽、家畜也因搬遷遭受巨大損失。食堂合並以後，原來食堂儲備的蔬菜、燃料、炊具也同時合並了。這樣的反復折騰使社員壹無所有，有的說：“只有壹雙筷子、壹個碗才是自己的”、“只有穿在身上、吃進肚裏的才是自己的”，有的說“連我們人也不是自己的。”而幹部們卻說：“共產主義就是要消滅私有財產”。郫縣紅光公紅光管理區把公路兩旁8華裏長、1華裏寬的2000多畝的面積上的180多間房子拆毀。全縣不完全統計，共拆房子12000間。有的三姓人家同住壹間房子，有的公婆兒媳同住壹間。在這壹間房子內還在關雞鴨，又擠，又臟，又臭。拆房子時，幹部根本不同社員商量，私自敲門鎖，將社員衣物拋棄遍地，頃刻間就把房子變成壹堆瓦礫。有些外出人員回來不見自己的房子和妻子兒女，傷心痛哭。有的地方讓社員壹年搬家七次。有的管理區幹部隨意搜查社員的家，見什麽拿什麽。[58] 今天的共產黨仍然在制造家破人亡的慘劇，依舊在共民眾的產時毫無憐憫之心。歷史與現實無情地證明，共產主義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主義好只是有人做差了，是因為共產主義理論本身就是錯誤的，它只是壹場很糟糕的空想夢想。其實踐也會使社會百病叢生，無力自救，最終垮臺拉倒，雖然有時候象是有起死回生的景色。因為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帶有自毀的種子，馬恩列斯毛關於資本主義的論述是根本錯誤的，他們開出的藥方是害人又害己的。馬克思主義是建立在壹套虛假的歷史哲學（歷史唯物主義）上面，也是建立在壹套空中樓閣的心理學理論上面的，以個人的觀察得出邏輯性推斷，再以這種邏輯推斷來指導社會革命。馬克思主義竭力要廢除私有財產，認為私有制是從原始共產主義與高度發展的共產主義之間的壹個過渡階段，這個論點顯然是錯誤的。自古以來直至近代，為財富之主要來源的土地，除為君主所專有者外，總是屬於部落、家族或個人的。土地上孳生的牲畜、商業和資本，總是掌握在私人手裏的。私有財產制度並不是壹個過渡性現象，而是社會生活中壹個永恒的主題，是堅不可摧的原則。財產掌握在國家手中，政府由共產革命形成的新階級組成，這個由清壹色共產黨人組成統治階級享有不受國民監督的特權，有隨意支配公有財產的權力，公有制實際上變為壹黨私有，進而變成統治者的個人財富。在餓死數千萬的悲慘年代，毛澤東竟卻擁有數百萬元個人存款，為中國首富。這肯定是最壞的產權制度，統治階級只顧享受，工人農民只能消極怠工，社會主義經濟便是死路壹條。馬克思主義另壹個嚴重的錯誤是認為人性是可以任意改造的，只要把懲治和教育結合起來，就可以造就出壹批毫不利已的新人，實現柏拉圖其《理想國》中所描述的：“在社會生活中，完全沒有私人或個體之分。”事實證明，在高壓政策下只能制造出口是心非的順民，而不是為公眾服務的公民，人性有時候比花崗巖還堅硬。所以才需要宗教來承擔人性改造作用，幾千年如壹日地勸導人心，這決不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能做的事，也決不是槍桿子能辦到的。以暴力追求人人平等，結果是更不平等和大多數人遭受奴役，因為國家機器的目的是階級專政，是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專政。歷史證明私有財產權得到堅定不移的保護時，個人的自由權利才有保障，財產權構成壹道最有效的壁壘，用來抵禦國家的幹涉。國家承認個人財產權，就等於承認國家權力的邊界，國家是受法律約束的。共產主義廢除財產私有制，人們的自由也隨之喪失了，遠不是象馬克思想像的那樣，說是可以把人們從物質的奴役中解放出來。正相反，它把人們變成統治者的奴隸。社會主義公有制導致國家權力沒有邊界，它可以借助集體主義的思想邏輯來實行國家對民眾的任意剝奪，讓壹大群黨棍匪徒在掠奪中暴富。因此，壹位西方學者曾預言：“社會主義者可能會掌握政權, 但社會主義卻決不能成功。” 自以為絕頂聰明的天才理論家們發明了最缺少人類智慧的歪理邪說，又把可憐的中國人迷住了，導致壹個接壹個的歷史悲劇。毛澤東是共產主義者，但決不是個帶領人民進步的革命家，他領導的共產革命是中國乃至人類歷史上最反動的反革命狂飆。革命歷來是褒義的，吊民伐罪也好，打倒專制也罷，皆以變革天命、革除弊政、改善民生、建造更美好的社會為宗旨。歷史證明，毛澤東打敗了國民黨，變共和為專政，陷民眾於水火，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倒退和專制復辟。驅使中國人擁往奴役的道路，那些毛左憤青們至今幽靈不散，又用狂熱的民族主義煽起反人類的狂潮，向自由世界不斷發出戰爭叫囂。只不過是共產主義的狂歡節變成了“中華掘起”的盛會了，其民族主義只是另壹種面目的集體主義而已。



共黨天下



過去中共有壹句名言：“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而民諺稱之為：“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共產中國是高度中央集權的黨權體制，人稱“黨天下”。它掌握著中國大地上的壹切政治、經濟、文化和自然資源。共產黨員占總人口的5％，卻獨霸了整個國家，視國家為壹黨之私產。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永恒的領導者，支配著這個國家的壹切：支配政府、軍隊和議會，支配法院和監獄，支配壹切內外政策，支配國庫和銀行，支配市場和土地，支配自然資源，支配人力資源，支配壹切社會團體，支配著人大代表和村民選舉，支配著八個民主黨派，支配著教堂寺院和神父喇嘛……壹直到支配到老百姓家庭生幾個孩子，吃什麽飯，去什麽地方，說什麽話，唱什麽歌，看什麽戲，讀什麽書，聽什麽廣播，上什麽網頁……它是老百姓吃喝穿用的衣食父母，是婚喪嫁娶的主宰，它是中國人的“竈王爺”和“玉皇大帝”，它是救苦救難的“菩薩”，它的理論教科書是中國人的福音讀本，它像上帝壹樣無處不在，時刻接受民眾的感恩戴德……它擁有不容置喙的極端權力，否則就是危害國家安全，要受刑事懲處。中國人的命運都在它的掌握之中，順之者叫做“人民”——昌；逆之者叫做“敵人”——亡！所以它的生日是國家隆重紀念的節日，它編造的黨史是每個中國人從小必須熟記和各級考試的內容，它的會議決策也是中國人生活中的頭等大事，領導人講話是全國上下必須學習貫徹的重要文件……中國人近百年的風風雨雨，幾十年無數家庭的悲歡離合，數千萬乃至上億人無辜生命的死亡，都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密切相關。

共產中國雖然掛著“人民”的招牌，卻從來不重視人民的權利，無論是財產權利還是政治權利，都被它奪去了。號稱是“人民共和”，卻是最典型的壹黨獨裁。這種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常常表現為“多數的暴政”形式，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就是這種“多數的暴政”。在集體主義方式下，個人的基本權利被“國家”或“人民”強行代表了，共產黨既是“國家”又是“人民”。民眾權益在遭受侵害時，往往是壹個個單獨的個體，很容易變為“國家”或“人民”的敵人，成為代表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共產黨的敵人。壹黨專政沒有分權制衡的抵抗，取消壹切民間團體，零散的個人無法結成團體力量，獲取救助。但共產黨的人民邏輯並不以人數多寡為界定，壹個人可以是人民，比如毛澤東；壹百萬人也可以不是人民，例如土改鎮壓反中被屠殺的數百萬民眾。無條件聽從共產黨的才算作人民，中南海的照壁上赫然寫著毛澤東的名言：“為人民服務”，在這裏，人民是黨的代名詞，人民就是共產黨，為人民服務就是為共產黨服務。當北京聚集起上百萬抗議民眾要求人民權利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就斷然向民眾開槍了。所以法輪功的千萬學員，即使超過共產黨員的數量，但仍然不是“人民”，而是“人民”的敵人。在特定環境下，為人民服務就是為領袖服務，文革中被毛澤東打倒的敵人，很大壹部分人是共產黨員。共產黨的“人民”概念是與其政治邏輯密切相關的，這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則指導下的行事規則，惟有服從於領袖意誌下的共產黨才具有“人民”資格。

民主集中制決定了共產黨永遠是“人民”，而人民則永遠是個人或敵人，沒有制度保障的公民權利統統成為冠冕堂皇的空話。正如美國憲法之父詹姆斯·麥狄遜所說：“所有權力，立法、行政和司法，都集中在同樣的手裏，不管這是壹個人的手，還是壹些人的手，還是很多人的手，不管是通過繼承，通過自我指定，還是通過選舉，這樣的權力都可以說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專制了。”共產黨正是這樣，它將各種權力攬於自身，通過自我選舉或自我指定完成權力傳承。法國1789年的《人權宣言》用“凡權利無保障，權力無分立之社會便無憲法”的聲明昭示了現代憲政體制下憲法的核心是“保障人權、限制權力”。這兩項原則不可切分，因為對人權的主要威脅來自政府的權力，不制止權力濫用就無法保障人權，人權是由民眾的抵抗權實現的。所以人權不是由憲法來保障的，實施憲法若沒有保障公民權利和限制政府權力的制度架構，憲法保障就是壹堆廢話。在中國，“政策是法律的靈魂”，“通過立法程序把集中體現人民共同意誌和根本利益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變成法律法規，成為國家意誌，作為全社會必須普遍遵循的行為準則”。這些原則反映出立法的目的是體現國家意誌，憲法也就是黨的意誌的表現方式，同樣司法也必須體現黨的意誌。黨權與立法權力與司法職能連在壹起，凡重大事項，均由黨委審議後再以提案方式交由同級人大或常委會依立法程序制訂法律，重大司法案件要由黨的政法委審查，提出審判意見。所謂的“國家意誌”，實際上就是黨的意誌或領袖意誌的代稱，人民的共同意誌就是黨的意誌，黨高居國家之上，“黨和國家”是中國人最常用的固定詞組。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共產黨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黨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利益，位居壹切社會團體之上，享有最高的領導權。在蘇聯，它居於蘇維埃和其他組織之上，領導勞動人民的所有其他組織。在中國當然也居於中央政府和壹切機關組織及社會團體之上，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賦予共產黨的領導權力，這個權力不是投票產生的，是通過暴力革命實現的，是用無產階級專政來保障的，因而它是絕對和不容置疑的超出憲法拘束的權力主體。所以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受任何法律束縛的專政。中國共產黨是以蘇聯共產黨為模板克隆的，在莫斯科的“試管”中誕生，由盧布滋養，憑武裝割據壯大，靠嚴密的組織系統控制黨員群眾，有壹套階級鬥爭理論操控民眾的頭腦。共產革命既是奪取統治權力的過程，也是利用民眾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政治運動。在艱難困苦及危機重重的環境下，中共政權形成了黨政軍社經文等諸元素高度統壹和高度集權的合壹體，它是馬列主義政教合壹的黨天下體制，它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系統是共產政權的壓迫工具，它是壹個冷酷的槍桿子政權。

共產主義從理論到實踐，有壹個不斷自我強化的擴張過程。1871年巴黎工人舉行起義，第壹次建立了工人政權的巴黎公社，這是壹個工人階級的民主政權。公社失敗後，馬克思總結其失敗教訓時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思想，認為無產階級政黨內部應該有集中的領導，否則黨就不能成為統壹而堅強的組織，不可能有使各種鬥爭取得成果的統壹行動。恩格斯說：“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於缺乏集中和權威。勝利以後，妳們可以隨意對待權威等等，但是，為了進行鬥爭，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壹切力量捏在壹起，並使這些力量集中在同壹個攻擊點上。如果有人向我說，權威和集中是兩種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加以詛咒的東西，那麽我就認為，說這種話的人，要麽不知道什麽叫革命，要麽只不過是口頭革命派。”[1] 巴黎公社僅僅存在了兩個月，卻是壹種不同於以往的國家形式，那時的馬克思還傾向於全世界無產階級壹起革命，推翻資本主義世界，建立全球統壹的共產制度，這是極具理想主義的烏托邦設想。直到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壹國首先勝利的實踐成功之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才第壹次出現於人類社會。馬克思認識到了工人階級的革命需要集中領導，列寧的共產黨政權就更需要集中和權威，限制民主，取消個人自由，創立了民主集制：

在國際共運史上，列寧首次在1903年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了“集中制”這壹概念。他說：“作為黨組織的基礎的基本思想，實際上可以歸結為以下兩點。第壹個思想，即集中制思想，是從原則上確定了解決所有局部的和細節的組織問題的方法。”這“是唯壹的原則性思想，應該貫穿在整個黨章中”。“集中制要求中央和黨的最遙遠、最偏僻的部分之間沒有任何壁障”，“中央有直接掌握每壹個黨員的絕對權力。”

……列寧在1905年將“集中制”更改為“民主集中制”。列寧申明，“集中制”有專制主義的集中制、官僚主義的集中制，而俄共所實行的則是民主的“集中制”。1905年12月在俄共第壹次代表會議上，列寧對“民主集中制”之民主特征作了如下說明：“黨是根據民主的原則組織起來的。這就是說，黨的壹切事務由壹律平等的全體黨員處理或者通過代表處理；並且，黨的所有負責人員、所有領導人員、所有領導機構都是選舉出來的，是必須向黨員作報告的，是可以撤換的。”1906年俄共“四大”所通過的黨章規定：“黨的壹切組織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這就是“民主集中制”從提出到確立的過程。

盡管列寧稱他所提出的“集中制”是“民主”的，但這個“民主集中制”的重點是“集中”，這壹貫為列寧所強調。比如，1920年列寧強調，“無產階級的無條件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壹”。列寧還認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要求在黨內仍“需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誰要是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哪怕是稍微削弱壹點（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2]

以民主二字包裝集中，以民主為表、專制為裏的“民主集中制”，便上升為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列寧將他的集中制原則推廣到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按俄共（布）為模板規範和復制各國共產黨，集中於共產國際旗下。這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大理論貢獻，為通向壹黨專制和個人獨裁開啟了壹道大門。因為馬克思的第壹國際（國際工人協會）和恩格斯的第二國際是協商性機構，不是國際共運的司令部，這種組織形式缺乏統壹的戰鬥布署。列寧用集中制來控制共產國際，形成國際共運指揮中心，領導各國共產黨，這需要披上民主的外衣來集中權力。但蘇維埃政府畢竟是形式上的共和政制，有委員會作為決策機構，也就必須維持形式上的民主——

……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體是共和國，這就決定了其國家領導人應由民主選舉產生，有任期規定，其權力也要受到限制和監督。因此，在十月革命後的最初幾年，蘇俄的黨政軍各有分工，列寧是政治局委員兼人民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擔任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托洛茨基為軍委主席，負責黨務的總書記壹職在1922年才設立，由斯大林擔任。這表明，此期間蘇聯黨政軍的權力並不是高度集中於壹人，列寧雖然是公認的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但他的意見卻可以被多數反對者所否決，他也只能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予以服從。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他的關於蘇德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建議被否決壹事，盡管後來的事實證明列寧的意見是正確的，並最終采納了他的意見。[3]



表面上看，共產黨政權是代議制體系，其決策是通過委員會的多數票來形成。但這種委員會是壹個系統內的利益平衡機制，不是各自分立的權力體系制衡，這往往需要最高負責者來最後決策，並承擔最終責任。之所以初創階段有壹定的民主色彩，因民主是其革命旗幟，受集體決策體制所限，但階級專政和壹黨執政的政權，決定了民主只能是統治集團內部的，而不是全民的，就是通常所稱的集體領導。能參與決策是極少數人，當領袖的正確意見被否決，特別是政治軍事鬥爭緊迫之時，領袖個人便會在如何集中權力和保證領袖權威上下功夫，以革命的名義施加壓力。當決策集團成員受制於領袖權威是代表黨的最高利益而需要放棄個人意見時，壹黨領袖個人獨裁的體制就開始形成了。列寧在總結十月革命的經驗時說：“無產階級實行無條件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是它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壹。”十月革命以後，列寧反復強調說，沒有嚴格的集中制，沒有鐵的紀律，就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因為建成社會主義就是建成集中的經濟，由中央統壹領導的經濟，能夠實現這種經濟的只有無產階級”。政治上高度集中於中央，經濟上高度壟斷於中央，掌握了政治權力和經濟命脈，就保證了共產黨領袖對黨內的絕對控制，保證共產黨對社會的全面控制。有了統壹的思想、統壹的政策、統壹的計劃以後，還必須有統壹的指揮，統壹的行動，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堅決反對分散主義，消滅個人自由，保證中央集中統壹領導壹切。至於集中下的所謂民主，自然變為壹句無法操作的空話，標榜民主的憲法也成為紙面上的裝飾。黨內沒有民主的競選制度，國家更不可能實行真正自由的普選，從政府運作到經濟壟斷，從土地資源到社會財富，從民間生活到文化思想，無壹不在集中制度監管之下，民眾幾乎失去了全部的自由。斯大林繼位後，為強化個人集權，加快扼制黨內民主，通過大規模逮捕處決消滅“人民的敵人”，使黨內民主形式向高度集中轉變，通過個人崇拜強化領袖獨裁。民主集中制遂演變為絕對的集中制、恐怖的集中制、血腥的集中制，它導致斯大林主義的掘起，催生出毛澤東思想。所以共產主義國家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專制最獨裁的政權形式。中共仿照蘇聯建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壹黨及個人專制獨裁政體，集黨務、政務、軍事、立法等最高權力於毛澤東壹身。毛是共產黨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1949年9月至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人民革命軍事委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席（1954年9月）、名譽主席（1954年12月），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共產黨成為毛澤東壹個人說了算的黨，黨的代表大會十來年開壹次，1945年開七大，1956年開八大，1966年開九大。國家的大政方針也是毛壹人說了算，國家各部門都是毛澤東個人意誌的執行機構。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反對個人迷信和個人獨裁，對共產黨國家影響很大，毛不得不放棄壹些最高職務，但斯大林創建完善並制度化的壹黨執政、壹派集權、壹把手決斷壹切的政治格局仍然延續著，並未憾動領袖獨裁的特權根基，直至蘇共垮臺，東歐開始拋棄民主集中制，實行西方的多黨競選制度。

無產階級革命能在俄國成功，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俄國是落後的農業國家，工人數量僅占總人口的2％，農民占85％，且多數不是自耕農，鑒於俄國的情況，列寧原來是執“工農專政”的立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二月革命建立了各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列寧不願意看到這壹點。1917年4月回國後放棄了“工農民主專政”的立場，說：“凡壹味主張‘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人，都是落後於時代之後，而且站在小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鬥爭的，這些人應該放入革命前布爾塞維克垃圾桶裏去。”工人階級多生活在城市，在摧毀了舊的城市政權之後，必然建立新的城市政府——蘇維埃政權，城市統治鄉村也等於是工人階級統治農民階級。列寧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便將布爾什維克的意誌強加給蘇維埃，壹黨掌握城市權力：

11月17日，壹些受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彼得格勒工人赤衛隊（Red Guards，早年曾被譯成紅衛兵）、衛戍部隊士兵和海軍水兵占領了軍事要地和通訊、交通樞紐，解散了臨時議會，並攻打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這次暴動遠沒有二月革命那樣的廣泛的群眾參與，負責軍事指揮的托洛茨基承認，整個起義不過是像壹場政變那樣的壹系列預先策劃和安排好的行動。最熱鬧的場面是群眾、部分赤衛隊員和士兵哄搶冬宮地窖裏的酒。緊接著，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隆隆炮聲中開幕，當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的代表們因抗議布爾什維克用軍事陰謀決定政權歸屬問題而退出大會時，托洛茨基無情地要他們“滾進歷史的垃圾堆”，壹個以列寧為首的清壹色布爾什維克政府──人民委員會立即宣告組成。[4]

為了高度集中權力，實行壹個階級的專政，農民階級被排除於無產階級革命之外，當列寧的蘇維埃政權面臨糧食危機時，無產階級專政的剝奪對象就變成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蘇維埃幹脆派軍隊下鄉搶糧。中共從農業合作化開始，就肆意剝奪農民，政治上也實行“八分之壹條款”（壹個市民的投票權等於八個農民）的歧視制度，將農民打入社會最底層。列寧的十月革命是在“壹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下實現的，這聽起來是自下而上的草根性民主革命，不是獨裁。就連那些與列寧為敵的其他的社會主義者，盡管懷疑列寧的動機，但也不怎麽驚惶失措，總認為布爾什維克很快會成立壹個由各黨各派社會主義者所組成的聯合政府。他們寧願讓列寧掌權來試壹試，不想發動壹場內戰，因為內戰只會有利於“反革命”。蘇維埃原本不是壹黨獨有的，它最初出現於1905年的俄國革命中，是俄國工人和士兵自發組織起來的群眾性自治組織，不隸屬於任何壹個黨派。相反布爾什維克黨與左派社會革命黨都以爭取蘇維埃多數席位的方式來實現其政治領導。早先布爾什維克黨在蘇維埃內開展活動的主要形式即是在多黨制國家通行的黨團制度，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黨贏得了蘇維埃中的多數代表席位。在其後的沖突中，布爾什維克黨退出了立憲會議並以國家主權權威——蘇維埃名義解散了立憲會議，十月革命後與其他黨派完全決裂。蘇維埃政權變成由壹個政黨即俄共（布）掌權的無產階級專政體制，不再是兩黨或多黨共存式競爭與制衡的國家機構，黨的權威與蘇維埃的國家主權開始合並，黨的權威還代替置換了蘇維埃國家權力機構的政治功能，完全打破了分權制衡的民主體制。由此可見，俄國之所以奉行共產主義並不是人民起義的結果，共產主義是由壹些用民主口號包裝的、少數人自上而下欺騙和強加給俄國人民的。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模式也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革命的道路，中共革命也是這樣，先是接過蘇俄“壹切權力歸蘇維埃”的旗幟，後來又打起“壹切權力歸人民”的招牌，而人民則是由共產黨代表的，共產黨並非民眾委托的代言人，只有靠剝奪大多數人的政治權利來實現共產黨的權力。蘇俄的壹黨體制是逐步建立的，靠壹場革命不夠，需要不斷清洗不同意見者，以暴力消除對壹黨專制的制約因素，將整個國家主權體系高度統壹於俄共（布）手中，建立了共產黨政權的第壹個黨國體制：

列寧曾許諾，無產階級專政“將第壹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數人享受的民主”。布爾什維克經常聲稱擁有大多數人民的擁護，因而是代表多數人實行統治。可是，1917年底舉行的俄國歷史上首次全民普選──立憲會議選舉的結果卻顯示，多數人民（主要是農民）選擇了社會革命黨。該黨（不包括其左翼）在立憲會議中共贏得370 席；布爾什維克黨得到的選票僅占24％，獲得175席。這個選舉結果令以人民名義實行專政的布爾什維克黨十分尷尬，而且它掌握的蘇維埃政府的合法性也成了問題。但絲毫不受任何民主規則束縛的列寧宣稱，工人階級不應當服從農民多數，在階級鬥爭空前尖銳的時期，“完全沒有可能用形式上民主的方式”來解決歷史提出的問題。

於是，蘇維埃政府以解散立憲民主黨、逮捕和暗殺當選的反對黨代表等手段，企圖阻撓立憲會議的召開。但在人民的壓力下，立憲會議仍於1918 年1 月18 日開幕。是日上午，數萬群眾不顧戒嚴令、遊行支持立憲會議，隊伍行進中突遭設伏士兵的機槍掃射，死傷數十人。高爾基將這次流血事件與1905年沙皇對人民的屠殺相比，憤怒地譴責下令開槍屠殺和平示威者的人民委員們，稱這些“人民委員”以“要麽我們掌權，要麽將消滅所有壹切”的心態，“扼殺整個俄國的民主”。立憲會議開會期間，廳旁長廊裏的武裝警衛不時用槍向他們不喜歡的發言人瞄準、比劃。首次會議尚在進行，壹名水兵便奉上級命令、以“警衛累了”為借口，強迫代表們離場休會。次日蘇維埃政府就正式頒令解散了立憲會議。這壹切完全是預謀的，壹名布爾什維克在會前就聲稱，若立憲會議變得難以駕馭，“我們可能不得不用刺刀來解散它”。排除了立憲會議這個布爾什維克掌權的障礙後，列寧說“民主共和制、立憲會議、全民選舉等等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專政”，把民主的具體形式和原則統統拋掉了。

布爾什維克自稱，解散立憲會議是為了被剝削的勞動人民的利益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隨後召開的蘇維埃三大上，列寧宣稱，“從今以後，指揮壹切的是大老粗，剝削者必須聽從他們”。他還對到政府來詢問的工農代表說，“妳們自己就是政權，妳們願意幹什麽就幹什麽，妳們需要什麽就拿什麽，我們支持妳們……。”在這樣的政策和“剝奪剝奪者”的口號鼓勵下，壹部分貧民懷著仇恨和報復心理，肆無忌憚地搶奪、沒收、燒毀“富有階級”的包括生活資料在內的財產，對被視為上等階級的人毆打、羞辱乃至殺害。在街頭，有壹些群眾甚至把穿戴講究、戴眼鏡的布爾什維克也當作資產階級分子加以襲擊。

1918年3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更名為俄國共產黨(布)，列寧在“四月提綱”裏解釋說，原來黨的名稱中的“民主”在科學上不正確，“因為民主就是人民的統治，而武裝的人民是不可能自己統治自己的”；如果民主這個詞用在共產黨身上，就會成為壹種妨礙和欺騙，因此必須脫掉這件可愛的、骯臟的襯衫。去掉了民主的束縛，共產黨便可放手實行赤裸裸的階級專政了。



第壹部蘇維埃憲法明文規定，剝奪那些使用雇傭勞動或靠租金為生的人、私商、前政府官員、警察以及神職人員的公民權。因界定這些人的法律概念不明確，實施中往往把小手工業者、小業主和在前政府工作的壹般職員等都當作剝削階級。列寧認為，“教授、教師、工程師將自己的知識變為剝削勞動者的工具，……以自己的知識為資產階級效勞”，這助長了民眾中原有的反智主義思潮和對知識分子的蔑視，以致壹般知識分子也多被視同資產階級，甚至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政治娼妓”，遭到非人待遇。上述各類人占市民中相當大的壹部分。[5]

建立絕對服從的集權體制，最簡便最省事的統治方法就是暴力專政。新政權不實行大赦，以大屠殺來鎮壓壹切反抗力量，把人人推入紅色恐怖之中。剝奪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使命，列寧無產階級政權的專政手段就是“剝奪剝奪者”，共產黨奪取政權標誌著全面剝奪的開始。當人們看到新政權提高了效率，又寄予新的希望，並開始習慣這種生活方式。當年赴西歐勤工儉學的學生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就學，壹踏上俄國土地就強烈地感受到那種絕對服從的氣氛，大家認為共產革命需要壹黨集權來形成戰鬥集體，自動服從於權威，卻不知已與當初的民主主義思想背道而馳了。所以說，共產黨不是後來變壞才專制了，它從壹開始的理論和實踐就是壹黨專政式的，專政才是共產黨成功的關鍵。既然是壹黨集權，保證黨的絕對領導和領袖權威就成為生死攸關的大事，決不允許其他方面的任何幹擾，黨內也不允許有反對派。列寧認為：任何壹個國家機關沒有黨中央的指示，都不得決定任何壹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斯大林甚至主張，蘇維埃的任何壹個行政機關，包括權力機關在內，“任何壹個重要決議都非有黨的指示不可。”列寧身後，斯大林不斷強化黨國體制，並將這種模式借領導第三國際之際，推廣於各國共產黨，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馬克思恩格斯的第壹第二國際沒有多大成效，列寧的第三國際大獲成功，靠得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則的關鍵性作用。蘇聯批準中共在江西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不準在蘇維埃中提出反對共產黨的主張，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化，蘇維埃政權是由布爾什維克獨裁的黨國體制。在“共和國”籌備期間的193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下達《給蘇區各級黨部及紅軍的訓令——關於蘇區與紅軍工作的具體指示》，強調“黨應經過黨團的活動，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根本憲法，土地、勞動、經濟政策等法令，紅軍決議案、蘇維埃組織法等草案完全通過，並立即公布施行。”11月產生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屆中央執委會（即最高權力機關，共63人）、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即最高行政機關，共12人）完全由清壹色的中國共產黨人擔任。不僅如此，這些人選幾乎均由中共政治局全體成員、中共各省委和蘇維埃主要負責人、紅軍各軍團主要首長組成。從人員來看，蘇維埃共和國最高權力機構和最高行政機構的全體人員，全部都由上述人員組成，是“壹套人馬、兩塊牌子”的黨政框架。正如中央文件所規定，這樣做是“為著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領導，蘇維埃首先必須堅決擁護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領導。”[6] 共產黨的這套政制壹直延續至今，無任何實質變化，也使它控制下的壹切選舉和議政失去民主內涵。由此而知，無產階級專政逐漸遠離工農階級，成為紅色貴族階級的專政，再通過民主集中制進壹步簡化為少數領袖的個人集權專制，並以國家機器為專政手段，其無產階級民主或人民民主的內涵和外衣就全部蛻變了。

中國共產黨按照列寧的建黨原則建立，蘇共的道路也是中共的道路，雖然中共草創之初也有民主追求。壹大黨章稱：“我黨采取蘇維埃的形式，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宣傳共產主義，承認社會革命為我黨的首要政策；堅決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斷絕壹切聯系。”反對中共黨員進入國會或任政府官職，為了便於開展工人運動，僅允許出任廠長壹類的職務。壹部分黨員認為，采納國會制就會把我們的黨變成黃色的黨，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例子加以說明：人們進入國會，就會逐漸放棄自己的原則，成為資本家階級的壹部分，變成叛徒，並把國會制看成是鬥爭和工作的唯壹方式。為了不允許同資產階級采取任何聯合行動，為了集中我們的進攻力量，我們應當在國會外進行鬥爭。以暴力專政取代多黨競爭，無產階級專政演變為專政無產階級，馬克思主義的實踐邏輯就是如此，不光列寧和毛澤東，任何壹位共產黨領袖要想共產革命獲得成功，只能向集權體制轉化，決不可能在民主體制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無論其初衷如何。專政就是階級鎮壓，就是權利剝奪，無產階級專政也好，人民民主專政也罷，都不會改變鎮壓剝奪的性質。事到如今，我們看得更加明顯，壹個公開屠殺剝奪工農大眾的政權仍然號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我們之所以仍然使用“無產階級專政”這壹名詞，是因為它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共產黨的旗幟，舍此，難以討論問題。所以，無產階級專政反人民主權的性質，決定了它只能走向滅亡的歷史邏輯。無產階級專政自以為無比先進，實際上更落後於皇權專制，皇權制度可以改造為立憲民主，保留皇室以維系國脈，民權通過議會和責任內閣得以實現。核心在於主權在民和三權分立的共和制度，民權可以與君權並存，國家實行地方自治。共產政權決不會自行走向民主共和，因為它是階級專政，沒有皇帝以保留國家權威，也沒有多黨議會民主的輪流執政需求，權力高度集中於壹黨，不可能在保留共產黨為國家象征的前提下實行多黨競爭和全民選舉，壹黨獨裁壹旦終結，共產政權也隨之煙消雲散。

列寧斯大林建立了壹套完整的個人統治方式，毛澤東之輩也名正言順地緊隨其後，三四流共產黨國家亦是如此，整個共產世界也隨之全面獨裁化了。中共在戰爭年代也是這種格局，紅軍的軍事決策過程是先交委員會討論，由總政委下最後的決心，以權力集中來保證決策的高效率。在緊迫的戰爭威脅面前，形成了軍政壹體化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整個體制都是為這個原則服務的，沒有獨立於原則之外的權力。在委員會不能達成支持最高領導人願意的決策時，領袖壹定會以最高權威來發揮影響力，這種原本不透明的決策形式容易變成領袖個人的工具。我們從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獨裁歷史中，就可以看出這種情形，只有專斷程度上差別。毛澤東說：“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麽事情也做不成了。”群眾放在了第壹位，當黨與群眾意見不壹致時，黨既然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負有領導群眾的權責，這時候，群眾就簡化為單獨的個人，黨是群眾的化身，領袖是黨的化身，個人與黨必須保持壹致，相信群眾就轉化為相信領袖了。中共在草創時節情況也是壹樣，陳獨秀認為中共不應采用黨魁制，以避免獨裁的流弊，主張民主的委員制，委員中推舉出壹個書記來負聯絡之責，其他委員負責宣傳、組織等工作，遇事公決，以減低書記的職權。陳獨秀是個民主主義者，也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希望建立壹個人道的政權，拯救積貧積弱的中國。由他創建的中共竟成為壹個獨裁、殘忍、禍國和非人道的政黨，是始料未及的。陳獨秀並不是個輕易受人擺布的人，他不同意馬林提出的中共建黨伊始即成為共產國際壹個支部的意見，所以中共壹大以前的組織活動很多是自費進行，直到共產革命需要大批的職業革命家，不得已接受了共產國際的經費資助。畢竟陳獨秀是共產黨員，原則上應歸共產國際領導。陳很不滿意馬林的專斷作風，堅持中共的獨立地位，後來的維經斯基便不能在陳面前直接以共產國際的姿態幹預中共事務。但共產黨要保持堅強的戰鬥力，領導核心是戰鬥堡壘，離開集權的路子還是不行，時間壹長，陳也有了“大家長”的稱呼，是名符其實的黨魁了。至於後來的王明、博古、毛澤東之輩，更是壹個比壹個獨裁專斷。陳與王明、李立三等人不同，他本人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是中國最著名的學者之壹，有革命理想，有救國熱情，性格獨立。那時的中共有不少追求民主的人，普遍接受無產階級專政是壹種人民民主形式，認同馬克思關於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類社會發展之必然等論斷，決心走俄國式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當他們壹踏上無產階級專政之路，民主精神就壹點壹點消蝕了。

毛澤東曾為他的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確立了原則：“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反對全民國家的提法。為了強調民主集中制，毛澤東說：“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壹個統壹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們是矛盾的，又是統壹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壹個側面而否定另壹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壹，自由和紀律的統壹，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這個制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又說：“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7] 那麽黨的紀律是些什麽呢？毛澤東早年就指示：“必須重申黨的紀律：（壹）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壹。”[8] “必須提高紀律性，堅決執行命令，執行政策，執行三大紀律八項註意，軍民壹致，軍政壹致，官兵壹致，全軍壹致，不允許任何破壞紀律的現象存在。”[9] 如此壹來，就可以看出，毛氏民主內涵實際上是主公與臣民的關系，譯成普通話為：妳是民，我是主。妳的民主也好，自由也罷，都不能跳出我畫定的“廣泛的民主和自由”的圈子。這個“圈子”就是民主集中制，最後落在“集中”二字上。劉少奇說：“無產階級的民主制，決不能離開高度集中的指導，它同分散主義或者無政府主義是互不相容的。”“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根本制度。沒有這種民主集中制，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10] 先民主後集中，核心在於集中；講自由守紀律，關鍵在於紀律，不言而喻，權力最終集中在中共手裏。實行民主集中制，需要在黨內培養“亦主亦奴”的政治人格，也需要“太監性格”的奴仆群體，才能保證黨及領袖的絕對權力。所以社會主義的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與現代民主格格不入，實際上是反民主的，但為專政體制披上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漂亮外衣，情況就不同了，因為社會主義在那時還是相當熱銷的。



極權制度



毛澤東從《新民主主義論》開始就把民主集中制作為壹種政體類型。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關於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的問題，我們政權的制度是采取議會制呢，還是采取民主集中制？……我們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在這裏，他把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會議制度混合在壹起，由於人民代表是黨組織操控的“普選”產生的，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就變成中共方針政策的“橡皮圖章”。在基層，甚至連形式上的選舉也沒有，沒有選民登記，禁止公開競選活動，是由各地黨組織指定人民代表，這樣就建立起了議行合壹的黨國體制。這種黨領導下的偽民意機構對政府沒有獨立監督權，怎變幻名稱也是這樣。從表面上看，中共政權是代議政制，有縣鄉人大代表的普選，人大決議也采取投票方式，似乎也體制了“人民主權”的現代原則。但“人民主權”上面還有黨權，人大位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只是名義上的權力機關，並無任何實權。立法、司法和行政是黨的分工協作機構，不是為了分權制衡，各部門人員統壹受黨的組織幹部系統控制。在黨權大於壹切的前提下，不可能形成憲政體制，憲法上面壓著黨紀，憲法裏的“人民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斯大林在中共建政之初，多次督促中共建立“全民選舉”制度，中共從政治協商形式轉向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共同綱領升級為憲法，就是緣於民主集中制的好處就在於可以保證壹黨永久執政，無論叫什麽名稱或實行怎樣形式的“普選”，也不影響共產黨專政的實質。在毛澤東“新中國”建立之前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已經實行過蘇聯標準的“民主集中制”，這個短命政權在國軍的圍剿下，僅存在了幾年，但議行合壹的蘇維埃體制、寡頭集權、詭異選舉、以黨代政等等，為其後建立全國政權積累了豐富經驗。

民主集中制原本是黨的組織紀律原則，黨的紀律是四大服從：“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在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高度的集中”。共產黨上升為執政黨，黨的這些原則也順勢變為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準則和國家體制——社會主義民主。特別強調加強組織性紀律性，保證全黨全國行動的壹致性，保證黨的決策迅速有效的貫徹執行。將“集中”定義為民主的指導原則，便與真正的民主理念毫無關聯，因為民主是不能被集中的，民主是每個人行使權利，不能任由別人代表。民主也無需指導，民主程序本身就是啟蒙過程，體現在投票程序上，以多數為結果，不是壹錘定音式的最終決策。由於有了高度集中原則，少數人就可以據此讓多數人服從，否則就是破壞民主集中制。我們從中共建政之始入朝參戰的決策過程中就可以看出民主集中制的實質，與外國交戰對任何壹個政府都是生死攸關的國政大事，都會拿到最高政府會議或國家議會來討論表決。而中共只是在政治局討論壹下，當時只有毛澤東壹人熱心戰事，黨內高層皆關註國內建設，恢復民生，無人主張出兵。如果按照民主投票程序，毛的個人意見必遭否決，但政治局討論是為了統壹思想，做出兵前的分工準備，並非民主決策的法定程序，政治局無非是毛澤東個人意願的執行機構。當時還是聯合政府時代，政治協商會議的規格也很高，相當於國家議會，各民主黨派也較受重視，卻全被排除在決策圈之外，由毛壹個人說了算。毛澤東提出“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這種集權壹定是獨攬權力於黨的最高領袖，各級黨委集權於書記手中，形成“書記專政”或“壹把手專政”。正因為毛澤東有集中之權，便天然擁有國事決定權，也就無需別人再決策壹番了。後來毛澤東壹個人就可以發動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集中”之權壓倒了整個中央領導層。這種民主集中制比帝王時代還不如，天下雖說是皇帝的，但皇帝每逢國事，還要召集文武百官上朝議事，權衡利弊得失，並不是皇帝壹個人事先就能決定壹切的。只有秦始皇才是“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11] 臣民皆為奴仆，毛澤東自比歷史上最大的暴君秦始皇，需要的就是這種極端獨裁體制。

共產黨的領袖所以能迅速建立個人獨裁體系，也須借助於造神運動。斯大林被吹捧為“太陽”、“造物主”、“世界的希望”；毛澤東則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永遠不落的紅太陽”、“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偉大領袖”；連小小的朝鮮也必須將金家父子神聖化和帝王化，金日成是人類的“太陽”。毛澤東講話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最高指示，1967年五壹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陳永貴，說了聲：“永貴好！”這應該是例常的問候語，誰知支持陳永貴的造反派將其作為“最高指示”，登在報紙上，敲鑼打鼓上街慶祝。反對陳永貴的壹派雖心有不甘，卻無通天本領，去問問此話是否有政治含義。君無戲言，過去皇帝的話是“諭旨”，就是最高指示，且唯有帝王才能發出最高指示。正是：“出壹言而盈廷稱聖，發壹令而四海謳歌。”所以楊尚昆在日記中稱毛為“主座”，田家英、李銳等人也私下稱毛為“主公”，如同現在黨內稱上級領導為“老板”壹樣。在壹個農民國家裏，傳統農民意識與現代市民意識的區別就在於權利意識上，農民渴望建立平均社會，最高的願望無非是耕者有其田及輕徭薄賦，總是將變革的前途寄希望於崇拜的君主。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不能代表自己，壹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壹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歌唱毛澤東的《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農民意識的藝術表現，不能想像在壹個市民（公民）社會裏，人們會不通過民主程序就把自己的權利無條件奉送給神明般的執政者。所以說，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個人獨裁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專政式民主的必然結果，任何誘人的理論設計都不會改變這壹走勢。馬克思主義者普遍認為，國家本質上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是統治階級的組織，是統治階級手中的機器。恩格斯說：“國家無非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機器”。列寧指出：“國家是維護壹個階級對另壹個階級的統治的機器。”斯大林也說：“國家是統治階級用來鎮壓其階級敵人的反抗的機器。”毛澤東更明確了國家機器的專政職能：“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是幹什麽的呢？專政的第壹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共產黨認為，世界上只有階級的民主，沒有超階級的民主，民主是壹定階級調節內部矛盾的手段，是鎮壓敵對階級的手段，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都是如此。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就意味著被統治階級失去了民主，共產黨國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要無情鎮壓壹切敵對階級的反抗，剝奪其全部政治權利財產權利。國家的首要作用是鎮壓職能，稱之為國家機器，國家機器論者都不承認“人口、領土、主權”之國家三要素的通用定義，認為這抹煞了國家的階級性和專政性質，否認有超階級的國家存在。列寧認為蘇聯之前的壹切國家都不是人民的，無論封建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世界上從來沒有屬於全民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同樣是對壹切敵對階級鎮壓的機器，階級和國家的消亡需要長期的過程，政治思想領域的階級鬥爭更為漫長，只有進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階級鬥爭才會消失。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的共產黨，理所當然地處於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地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建立的“人民國家”，不同於人類歷史上任何壹種國家類型，第壹是無產階級鎮壓剝削階級的機器，第二是以階級劃分的人民政權，不是全民的政府，剝削階級在人民國家裏不享受人民的待遇，處於受剝奪改造的地位。到了毛澤東時代，又進壹步明確為“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政權是鎮壓之權”，把壹切剝削階級或潛在的敵對勢力都劃入資產階級陣營，實行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專政沒有也不需要任何法律限制，直接依賴槍桿子進行，依據“黨指揮槍”的原則，黨可以直接指揮正規軍、公檢法和民兵組織，利用無處不在的暴力鎮壓強化壹黨專政。毛澤東思想豐富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武庫，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巨大貢獻，因為毛澤東思想赤裸裸的暴力詞語很容易化為大眾化語言，朗朗上口，無需象馬克思那樣作艱深的理論研究。所以，在斯大林和毛澤東口中，“民主國家”專指社會主義政權，把“專制國家”的帽子統統戴給了西方社會。並且獨斷了“民主”的解釋權，否認超階級的民主，剝奪了敵對階級的民主，只剩下無產階級的民主，由領導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來實行。共產黨的民主流程是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無產階級全體成員的普選，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是共產黨專政，是黨的領袖個人專政。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無產階級雖然贏得了名義上的統治地位，卻不能通過選票來表達階級利益，獲得實質上的國家主人地位，工人不過是充當共產黨的專政打手來消滅壹切不同意見。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掌握在黨的手中，工人失去自由組織工會和罷工權利，無產階級專政成為“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少數人專政。黨內高層很少有工人出身的黨員，不過是借用工人階級的名義，廣大工人處於可悲的被奴役狀態。雖然是赤祼祼的專政，但共產黨從來是講民主的，國家實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民主專政。

當年在中華民國，中共在宣傳民主方面手段極為高超，其頻率和聲調遠超出以民權共和為旗幟的國民政府，除了階級基礎的工農大眾，對於壹切有統戰價值的社會勢力也都納入共同爭取新民主主義的統壹戰線，所以才迷惑了不少社會名流，成為中共奪取政權的馬前卒。中共從來不是個民主的政黨，卻是靠了高唱民主而起家，推翻了比它民主壹千倍的國民黨政府。民主是世界潮流，共產黨非常清楚民主的號召力，建黨之初便以標榜其民主為形象宣傳，所以中共不但不怕談民主，反而以民主來標榜自己，高舉民主普選和民族自決的大旗，許多社會名流和高級知識分子被統戰於旗下，甚至美國軍政界的馬歇爾、史迪威之輩也被共產黨的宣傳蒙蔽，在中共危急時刻幫了大忙。美國新聞界就更不必說了，斯諾及費正清之流簡直就是中共的傳聲筒，為中共在國際舞臺上爭得壹個耀眼位置。中共抗戰壹結束立即搶占東北，就以張學良兄弟張學思的名義組建東北民主聯軍，利用馬歇爾的調停積蓄力量，發動大規模內戰，阻止國軍接收東北。壹直到五十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盛行，美國親共勢力才開始衰落。中共在內戰之際又為軍隊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去“解放”那些原本就共和體制下生活的自由國民，並以其建政之日劃分為“解放前”和“解放後”，作為中國現代史中的斷代標準。也可以說，國民黨遠比共產黨民主程度高，卻以壹個不民主的形象敗在空喊民主的共產黨手裏。國民黨的失敗恰恰是因為比共產黨民主，民主不免偏於感情，自由不免偏於行動。在地方自治體制下，自然是負擔愈輕愈好，賑濟愈多愈好，鄉不願對縣負擔，縣不願對省負擔，省不願對國負擔，國民不願意對國家負擔。自由能減低政治效能，歪曲的民主易作為暴亂的借口，只能破壞社會秩序。中共的獨裁可以杜絕紛爭，最大限度利用政治軍事資源，改變秩序，短期內顯現巨大效果。毛澤東大罵蔣介石獨裁，閉塞言路，關押政治犯，但毛的江西和延安政權更加無視言論自由，不但在肅反整風運動中關押成千上萬的政治犯，還處決數以萬計的共產黨員。實際上毛跟蔣比起來更是一個獨裁者！



民主集中制是中共對共和的界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這種形式。若照此類比，水泊梁山的忠義堂也應該是“共和政府”，梁山政府由各階級的代表（頭領）組成，“國旗”寫上替天行道四個大字，既體現受命於天的神聖性，也顯示代表人民的正義性。梁山政府對反革命的土豪劣紳實行人民民主專政，議事規則為標準的民主集中制。天罡星三十六，地煞星七十二，壹百零八位頭領組成“中央委員會”，聚會於忠義堂議事。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柴進等坐前幾把交椅的豪傑，相當於政治局委員，掌握和決定重大軍政機密事項，壹般重大事項先由他們商定決策方向，再提交委員會討論，但最終決定權在最高領袖宋江手中。正是：眾豪傑高談闊論，宋大哥壹錘定音。那些排不上星座位次的堂外好漢們，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與中共壹般幹部的待遇相同。但從實際運作上看，梁山的“貴族共和”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要民主些，並非全由坐頭把交椅的頭領壹個人說了算。晁天王曾頭市中箭，留下遺言道：“若哪個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傳位雖嫌草莽，卻也公平，沒有隨意指定接班人。宋江是眾望所歸的領袖，由眾好漢推舉而出，程序透明公正，也須幾度謙讓推辭。眾人反對招安，宋大哥還要反復作解釋，以求諒解，徐圖而進。當李逵、武松等頭領強烈反對宋的招安決策時，也沒有給他們扣上“反黨集團”或“反革命武裝政變”的帽子，置之於死地。如此說來，中共不如梁山者甚多，壹樣嘯聚山林，壹樣的草莽性質，其領袖卻非眾望所歸者，奪取權力用盡陰毒手段。林沖火並王倫，是因王容不得強過他的豪傑，朱毛紅軍火並王佐、袁文才，人家已經歸順了，地盤也獻出了，已是黨的人了，還要傷其性命，斬草除根，全不念當初落魄時，王袁二人仗義收留的好處。在中共內部只講眼前利益，從不以義氣為重，民主人士為中共搖唇鼓舌，痛罵蔣介石，反對國民政府，中共建政沒幾年便翻臉不認人，全部趕下臺，壹網打盡。中國歷史上類似毛澤東這樣狠惡奸詐的農民領袖實不多見，如毛氏王朝那樣絕對專制的政權更是罕有。中共雖然有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程序，似乎比水滸梁山的“封建家長制”要民主些，但敢於有不同意見的人都被整肅了，這種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便反轉過來，變為多數服從壹人，是變種的“社會主義封建君主制”。中共歷來是黨的領袖和政治局常委決定壹切，無需中央委員會決議，中央委員只是象征性的每年參加壹次例行全會。國旗上突出的是共產黨的地位，中共就是天，受命於自己，較之皇權至上主義還要專斷。從革命的目的來看，梁山與中共都是打著造反的旗幟，“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銀”，骨子裏是希望博個“封妻蔭子”或掙個“真命天子”。毛澤東鄙視宋江的替天行道，受朝廷招安，他則是“陳王奮起揮黃鉞”，自己做皇帝。中共領袖的話就是聖旨，毛澤東不必說了，六四大屠殺，鄧小平壹句話，坦克即刻朝人群軋過去。趙紫陽已貴為黨的總書記，被垂簾聽政的鄧小平撤了職，趙是政治局常委，鄧小平壹介退休的普通黨員，竟高居全黨和政治局之上。八九民運時期，趙紫陽對來訪的戈爾巴喬夫說：“我們黨仍然需要鄧小平同誌，需要他的智慧和經驗，這對我們黨是至關重要的。……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誌掌舵。”[12] 鄧小平譏笑美國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議來議去太過麻煩，不象我們打越南，政治局通過壹下就出兵了。宋江受命於眾好漢，他座位後沒有簾子，有事大家壹起商量，是為貴族共和。共產王朝是假共和之名，實行君主專制，據傳胡錦濤看了《走向共和》的電視劇，很不高興，下令停止播出。因為這部電視劇展示了中國人為共和奮鬥的艱難歷程，觸動了中共的假共和神經。

共產黨宣傳民主是因為有民主集中制，所以在毛澤東的著作裏，民主二字是高頻率詞匯，他有大談民主的習慣，他的農民革命亦是爭取民主為號召。毛深知民主的核心在於個人自由，消滅了個人自由，民主就被集中取代了。所以毛極力反對自由，說：“自由主義是機會主義的壹種表現，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沖突的。它是消極的東西，客觀上起著援助敵人的作用，因此敵人是歡迎我們內部保存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的性質如此，革命隊伍中不應該保留它的地位。”倡導改革開放的鄧小平也將黨內外的自由傾向定義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毛有篇著名文章叫《反對自由主義》，從來沒寫過反對民主主義的文章。雖然毛澤東談的自由並非普世意義上的權利自由，但無論何種自由都會幹擾絕對獨裁。因此毛也極力反對極端民主化，凡是黨內外以個人自由來要求民主權利的，都認定是破壞集中制原則，扣上極端民主化的帽子。毛澤東有時也對外高談自由，那是說給國民政府和美國人聽的，是用來迷惑知識分子的，是為了減少爭奪國家統治權力道路上的阻力，是中共自己的自由，壹旦掌握政權，便絕對禁止民眾的個人自由和思想自由了。普世意義上的自由是指個人權利，是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個人自由，有了個人自由，才有參與社會（集體）活動的價值。民主主義的價值基礎是個人本位，個人自由也就是個人主義擴大化的民主主義，離開個人利益追求的民主主義是不存在的。共產黨反對以個人為中心，黨內嚴禁自由言論，取消自由行動，讓人放棄個人權益，服從於集體主義，以高度組織化的方式控制每壹個成員，使每個成員工具化，否則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了，共產黨的全部歷史都充分證明這壹點。自由是專制的大敵，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不允許突破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中共正是憑借這種“資產階級自由化”起家的，所以中共最怕民眾的自由化傾向。所有遊離於黨領導下的自由都會影響權力集中，是絕對不允許的，意識形態方面的自由更要嚴厲鎮壓，勿使其成為大氣候。毛澤東談民主，是把民主劃為兩部分，有資產階級的民主，也有無產階級的民主，在“民主”壹詞前加上“無產階級”的定語，以示區別，再用集中制為“無產階級民主”定義，民主就變成了共產黨的銳利武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誠如康生所說：“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過是壹個形容詞而已”。2009年是西藏“平叛”50周年，中共高調宣傳的“西藏民主改革”，也是因為“民主改革”的實質是民主集中制化，在西藏實行的壹切暴政都是為了“民主”的改革。共產黨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宣傳策略，對中華民國政府是用“新民主主義”來置換三民主義，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是用“人民民主專政”來替代無產階級專政的通稱，胡錦濤是以“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來抵禦民主化浪潮，但中共政權鎮壓人民的性質從未改變過，欺騙宣傳從未停止過。

馬克思主義駁斥資產階級自由民權是虛偽的，恩格斯說，政治自由是偽自由，是壹種最壞的奴役，表面上是自由，實際上是奴役。真正的自由，是人類必須先從私有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然後才能充分達到自我完美的境界。可是資本主義國家在改善勞工待遇和人權情況下，社會矛盾日益緩和，民眾獲得了更多的政治自由和參政權利，每個成年人手中都有選舉國家領導者的壹票，資本主義社會未象馬克思預言的那樣迅速崩潰。工人階級不但不會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反而成為資本制度的受益者而壹體化了，資本家與工人是利益共同體，只有中中國的血汗工廠中，資本家才會殘酷壓榨工人，因為工人沒有政治行動的自由。壹些馬克思主義者不得不作些理論修正，把馬克思的革命激情說得委婉些，使社會主義接近自由主義，結果就產生了社會民主主義。在東歐和那些貧窮的農業社會裏恰恰相反，這些修正蓄意強調暴力革命這部分，於是產生了俄國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到了現在，殘余的馬克思主義就僅剩下壹小部分專政理論可供利用，其余的政治經濟及哲學理論全部破產了。保護私有產權進化為政治自由，擺脫私有制束縛的都走向了共產奴役。



三條繩索



民主集中制既然是共產政權的政體，就必須有壹套適應性的組織機構。毛澤東當初占據井岡山，不過是壹幫武裝的政治流寇，雖有馬列主義信仰，在管理體制上還是草莽性的。周恩來到達江西後，擅長組織的周便把這個國中之“國”建造成壹個蘇聯式的集權社會，把每個人都編入具體的單位。每個村子都有幾十個名稱各異的委員會，如“擴大紅軍委員會”、“上地委員會”、“沒收委員會”、“戶口委員會”、“赤色戒嚴委員會”，等等。人無分老幼，統統納入各種組織，六歲參加兒童團，十五歲參加少先隊，青壯年參加赤衛軍。從民眾組織到政府架構都實行委員會制，置之於黨的領導之下，以展示蘇維埃特色的民主集中制，這就是全社會的“單位化”。如此壹來，共產黨的政策便能貫徹到每壹個人，要糧要錢要兵要命都依靠單位化的運作體制。毛澤東看到這壹切，贊許說這是壹張無所不包的“網”，奪取了全國政權，毛把這壹套民主集中制度完善到滴水不漏，對社會的嚴密控制遠超過瑞金，超過斯大林的蘇聯。他用周恩來作總理，直到周咽下最後壹口氣。毛雖然在文革中打亂了政府機構，但單位體制仍在，毛達到了目的，很快就能使社會恢復秩序。民眾被編入各自的單位，每個人都歸屬於單位管理，其身份是“單位人”，不是“社會人”，不具有社會成員的身份，不能自由活動於社會之中。單位是國家的部件，黨政機關、事業機構、文化團體、工礦企業、街道鄉村都劃分為大大小小的單位。單位功能部分甚至取代了家庭和社會，這源於單位對生存資源及個人前途的壟斷，單位成員個人職業和政治前途及物質利益離不開單位，因而對個人具有最強的作用力和約束力，單位領導的裁決比家長或法律裁決更具有約束意義。單位還是壹種道德評價體系，具體表現為單位對其成員的共同信仰、特別是以共產主義為導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的培養和維護。單位對於違反紀律者有處罰的特權，從扣發工資、削減分房加薪機會到設立公堂批判鬥爭、限制人身自由、監督勞動、或者送交公安機關勞動教養等等。任何人與其他單位成員的接觸都不能繞過所隸屬的單位，即使是走親訪友，單位負責人也有幹預的權力。由於民主集中制是國家政治原則，各個單位無壹例外，於是在西藏寺廟裏，也就有了“寺院民主管理委員會”，作為單位化管理的形式。



戶口、單位、檔案是綁在每個人身上的三條繩索。人壹出生就要納入城鄉二元化的戶口管理體制，分別劃入“紅五類”與“黑五類”，從搖籃到墳墓都在黨的監管之下。從中學生開始建立不讓個人知曉的秘密檔案，歸入單位監管體系，伴隨終生，民眾無權決定戶籍，無權選擇單位，無權過問檔案內容。戶口、檔案跟隨人的壹生，不管走到哪裏，單位或有關部門都可以通過審查戶口和檔案，對每個人作出政治上的判斷。戶口和單位是用來管制每壹個人的，又與基本的生存資源緊密相連，形成個人對單位的依存關系。古代的災民餓死在路上，“路有凍死骨”，毛時代的饑民都餓死在自己家裏，農民的戶口與糧食關系在人民公社，跑到西藏阿裏也沒用，戶糧關系限死了。每個人都是限量供應，無剩余糧食，也不準私自容留外來人員。這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胡績偉回憶說，鄧拓被迫辭職時對他說了句心裏話：“我們黨員，連當和尚的自由也沒有，我真想在哪個深山名寺，落發為僧，讀壹點自己想讀的書，寫壹點自己想寫的文章。”中共統治比古代王朝嚴酷許多，秦有戶籍登記，編民入戶，是為了稅賦和兵役方便，是農業社會不可或缺的治國之策。奴仆以外的人都是自由民，遊牧區域不用戶籍管理辦法，只設立軍事性質的監管機構。災民逃荒，跑到窮鄉僻壤即可落地生根，無需官方開具遷移戶籍證明。壹般是流出地限制，人口少了稅收也少，流入地不限制，流民增加有利於墾殖。清朝取消“丁稅”，實行“攤丁入畝”，人口遷移愈加隨便了。中共黨國的城鄉二元戶口制度與稅收無關，不管農業牧業漁業還是城鎮人口，全部置於戶口監管中，戶口權力在政府手中，人人失去自由身。這是最嚴格的集體主義制度，意在限制自由，牢固控治民眾。個人不能自由遷徒、自主擇業和出國旅行，思想高度統壹，不可錯說壹句話，善意的批評也會招來殺身之禍，殃及九族和株連朋友部屬，比封建王朝的謀逆大罪還要嚴酷。結婚也不能自主，黨員要經組織上審查批準，特殊身份者的婚姻必須由黨組織包辦，分配給配偶。共產國際派往江西蘇區的軍事顧問李德沒有家眷，為解決在華期間的性需求，黨分配給他壹個臨時老婆。非黨群眾結婚要雙方單位開具介紹信，否則領不到結婚證。王實味愛上了女黨員李芬，黨支部書記不同意，還召開支部聯席會議嚴厲批評王實味的戀愛有目無黨組織的“卑鄙動機”，是“無恥勾當”。共產黨打了天下，進城幹部紛紛換妻，專找年輕漂亮的女學生女軍人下手，組織上壹談話，不同意也得同意。新疆生產建設兵更是以招女兵的名義，將成千上萬的內地女青年分配給兵團各級領導，按黨齡軍齡職務從上至下配給，根本不管女兵的意見如何，碰到大麻子臉也只好服從黨的需要。

廣播影視出版都在黨的手中，沒有民間傳播媒體，民眾於國政無意見表達之管道，收聽外臺是反革命罪行，政府隨意拆看私人信件，審查個人日記。清代有文字獄，但壹般是個案，中共則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成百上千萬人因言獲罪。也鼓勵父母子女互相監督，檢舉揭發，毀滅人性和倫理道德。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13] 所以漢律規定“親親得相首匿”，父子夫妻之間可以相互隱匿罪孽，不追究刑事責任，忠孝不能兩全時，親情重於國法。如果任由親親之間相互揭發，忠孝亂套，社會道德也隨之完蛋了。中共是黨天下，黨的利益高於壹切，不承認親情重於黨紀國法，反而認為拋棄親情是考驗黨員群眾忠誠的尺度，提倡對親屬的反戈壹擊。1927年蔣經國在蘇聯登報脫離父子關系；1966年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寫大字報公開揭露老爹的“反黨罪行”，脫離父女關系；浦安修與彭德懷離婚；浦熙修與羅隆基分居等等。親情喪失了，友情更不存在，黨員群眾之間互相監督告密，壹人落難，眾人皆落井下石，以示對黨的忠誠，形成人人相互監視的群眾特務系統。群眾特務系統是群眾專政的壹種表現形式，人人皆可為特務，北京胡同裏居委會的小腳老太太們，革命警惕性最高，緊盯人時耳不聾眼不花，專門搬個板凳坐在胡同口，監視過往行人。壹直到現在的在奧運會或兩會期間，也是如此。當年北大校長馬寅初因提議計劃生育而被打倒撤職，趕出北大燕園，遷居東總布胡同32號，就是由胡同裏的居委會監督其日常言行。六四學生領袖受通緝，很多人被捕，靠得就是群眾特務系統的高效率，盡管那時不發賞金，說明中共幾十年營造的群眾專政還有很強的慣性。在今天仍不乏告密者，2008年，上海華東政法大學57歲的楊師群教授，被他的女學生向警方及教育行政當局密告，說他在課堂上宣傳法輪功，是反革命，被警方立案調查。而實際上根本無此事，楊教授不過在講古代漢語時，說了些批評中國傳統文化的話，根本未涉及法輪功問題。女學生則認為誰也不準批評中國文化和政府，讓她氣得死去活來，因此不惜以裁贓陷害來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希望把楊教授抓起來。告密者發表公開信說：“楊師群教授，請把妳那些觀點收起來，從小處講，請不要再毒害我們的將來了，從大處講，請不要毒害我的祖國，楊師群教授，我可以自豪的告訴妳，我比妳更愛我們的祖國。”[14] 這就是被洗腦的共產奴仆——不可救藥，黨正是需要這樣的告密者或憤青來監視民眾。告密學生又被稱為學生特務，其官方名稱是“教學信息員”，信息員之間互相保密，單線聯系，監督教授和學生的言行，至於黨員學生特務，更是時刻肩負著秘密監督之責。在大學裏，共產黨決不允許“敵人”同它們爭奪下壹代，2005年教育部在大學裏推廣這項監督老師的告密制度，並廣泛招聘信息員學生，比如曾獲陜西省綜合治理辦公室、省教育廳、省公安廳聯合授予“陜西省平安校園”稱號的西安理工大學，就有2627名安全信息員，還在教職員工中發展了65名特別信息員。該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與專科生共計23404名，教職員工2326人，不到10個學生中就有壹名安全信息員，35位教職員工當中就有壹位告密者。這比明朝的廠衛特務系統更為嚴密，廠衛是專職特務，畢竟人限，群眾特務系統是兼職的，無處不在。更有甚者，昆明市公安局與教育局聯合發文，公開要求各中小學每班設立兩到三名“治安小信息員”，替警察當臥底，秘密收集校園違法犯罪、學校周邊交通信息和校園不良青年活動的情報，供公安機關和教育部門全面掌握校園動態，涉及到的“問題學生”將被送入“工讀學校”矯治。告密也是共產政權生存的基礎，前蘇聯有個著名的告密英雄帕夫利克（Pavlik），才12歲，便向政治保安局告發父親是“人民的敵人”，其罪行只是私開證明信，讓無辜流放到當地的富農回到家鄉，為此父親死在勞改營。柏林墻倒塌後，人們在東德公安部的秘密文件裏，找到了8.5萬名秘密警察和幾十萬埋伏在社會各個角落“線民”的告密材料。據說這些資料擺起來長100公裏，重30噸。後來這些告密者都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和唾棄。中共歷來的告密材料，恐怕要數以百萬噸計，告密者也恐怕要以千萬計了，告密材料繞地球幾圈該不是天方夜談。光文革大革命的黑材料就足以比整個東歐共產國家的總數還要多，數十萬網絡警察每日監視材料若整理成文字的話，也會數以噸計。龍應臺評論東德的告密文化時說，這是壹個繁復的底片世界，黑白分明：凡是懷疑社會主義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產黨合作的都是白的。但壹旦這些底片被沖洗出來，拿到陽光下壹看，黑白完全顛倒過來了，真假的判斷都翻轉了。擁護共產黨的成了歷史罪人，而反對者成了社會發展進步的推動者。黑白顛倒的價值觀也使群眾特務系統得以長期生存，沒有價值觀的顛倒，中共公安部部長孟建柱所稱的“街面防控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監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和虛擬社會防控網”的六張大網就不可能覆蓋全社會。據內蒙古開魯縣縣長助理、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劉興臣說，他“有壹個巨大的線人網絡”，線人多達12093名，也就是全縣40萬人口中，無論老幼，30人中就有壹名線人，每個人時時處在特務的監視之下。壹個窮困的邊遠縣尚且這樣，大城市中的特務就更不知有多麽龐大了。檔案的重要性就在於它是伴隨人的壹生，個人無權查看自己的檔案，也不知道檔案裏裝進了些什麽材料。讓人恐懼之處就在於檔案的管理權是各級組織、人事和勞動部門，通過檔案管理就可以將每個人劃線，對人個的家庭出身、人生經歷和社會關系了如指掌，誰是依靠對象，誰是整制對象壹目了然。也可能用“裝檔案”的威脅來形成震攝力，營造恐怖氣氛，迫使人屈服。由於檔案資料是只能進不能出的，如果檔案裏裝入了不利於當事人的黑材料，惡運也會伴隨其壹生。

“三條繩索”的功用是管制，是讓人服從，共產黨的威力還在於思想控制。徹底摧毀民族傳統，古代思想哲學和文學藝術都歸入封建主義之列。破四舊，立四新，罷黜百家，獨尊馬列，全部代之以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焚書坑儒”超過秦始皇，也超過斯大林。蘇聯在斯大林血腥統治下，也要比中國強些，蘇聯人不會打倒托爾斯泰和普希金，光留下高爾基，不會消滅代表人類文明結晶的古典音樂和芭蕾舞，談戀愛也自由。中國古代都有禁書，壹般要列出種類書名，不是胡禁壹氣，所以中華文化才得以傳承。秦丞相李斯認為，“不師今而學古”，是“以非當世”，是“惑亂黔首(百姓)”，因此上奏說：“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15] 秦始皇禁書為歷代之最，而毛澤東的禁書比秦始皇焚書還要厲害，他無需開列禁書名單，凡是非馬列毛思想的書籍壹概銷毀，不準出版。敢私藏閱讀禁書者，抓進學習班批鬥勞改，禁書作者以反革命論處。中國人把老祖宗全部掃入垃圾堆，四大名著也要批判，劉關張和賈府都是地主階級的代表，寶黛是剝削階級感情，宋江是投降派，唐僧敵友不分，李逵和孫悟空雖然革命，卻受了招安，成為統治階級的打手。中國人不再需要小說散文，統統丟進了火堆。藝術中表現愛情是腐蝕青年，梁祝是封建糟粕，年輕戀人躲在沒人的地方才敢哼幾句《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八個樣板戲裏的男女主角均授受不親，好象都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女知青招工參軍等都要檢查處女膜是否完好，被迫失身的歸入另冊，遭受羞辱。人人在毛主席的畫像前捧著紅寶書，“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唱語錄歌，誦毛主席詩詞。沒有夜生活，撲克牌也沒有，開批判會是人們的工作和娛樂項目。閑暇時猛生孩子，出生率提高到3－4％之間，人多了便不怕打核大戰。蘇聯姑娘能穿布拉吉（連衣裙），凸顯酥胸美腿，打倒了蘇修，中國姑娘三伏天也著長褲，寬襠肥襖，波霸掩藏，掃蕩了唇膏香水，不準燙發，全梳傻乎乎的“鍋刷子”，還不如五四時期的青年人。毛主席他老人家年邁，舞跳不動了，交誼舞也變成剝削階級生活方式，年輕人也根本不會跳。沙發、席夢思都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只有坐硬板凳睡硬板床才磨練革命意誌。從此，“不識廬山真面目”的中國人，迷幻於共產主義的夢幻中，盡情享受著所謂的“美好生活”，還要念念不忘“解放世界還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中國人遂成為最愚昧自大的蠢類。禁欲的目的是思想控制，有學者說，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由三個部分組成：禁欲主義、平均主義和國家主義。禁欲主義用所謂的“階級性”來規範限制每個人的物質需要和文化審美觀；任何具有個人主體意識的需要、物質選擇及順序、情趣和審美，都被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簽，遭到批評鬥爭或定罪。平均主義按官方規定的“合理需要”，將所有人的生存需求壓縮到最低程度。國家主義則用國家權力來全面徹底地管制全社會的每壹個領域，壹切服從“黨即國家”的政治權力。[16] 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消解了毛氏社會主義管制的基礎，必然丟掉了前兩個部分，只剩下了國家主義——黨的寡頭對國家權力的絕對壟斷。由此，大家心知肚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呈現“假面社會”和“機智型傻瓜”的特征：麻木冷淡、精明狡黠……壹面對現狀不滿，壹面極力爭取從體制中分壹杯羹，來展示自己的地位。共產主義對於中華文化的摧殘是史無前例的。僅以文學論，中國每個大朝代都有其代表著時代文化最高成就的文學形式，從詩三百到楚辭漢賦，從六朝駢文到唐詩宋詞元散曲，從明清小說到民國現代小說詩歌散文。中共治下除了“弘揚主旋律”的文化垃圾，是壹片文化沙漠。馬列毛主義窒息了文藝創作，“歷史唯物主義”或“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如韁繩枷鎖般套在了文學藝術家身上。







共產王朝是人類史上最專制的王朝，因為民主集中制是黨務系統操作的，龐大的黨員數量使社會各層面都在其組織監控之下，無壹人能逃脫。中國歷代王朝都是行政為主導，共產黨的專制是黨務為主導，行政管理不可深入到社會每個角落，那樣必須建立極為龐大的官署體系，使行政成本大到政府無力承擔。所以皇權不下縣，除了國家必須的社會管理、軍事國防和稅務系統，中央有六部制就足夠用了，其他方面都是民間的自由。共產黨政權是無所不包的管理，行政機構管到壹切方面，建立起世界上最龐大復雜的行政管理體系。但更起作用的還是黨務系統，因為行政系統再龐大，也不可能管到田間床頭，黨務系統則可深入到每壹個家庭。全面監控社會的網絡須通過黨務系統操作，單位體制若無黨務系統是不可能對人進行全身心管制的。除了家庭內的黨員，象村委會或居委會這類半行政半黨務的所謂“群眾自治組織”，可以隨意進入每個家庭，了解社區成員的動向。基層黨務系統依靠黨員和積極分子，數量龐大，且不增加多少管理成本，主要靠思想控制和獲取體制內剩余利益的激勵，所以黨務系統的效率極高。行政決策可以拖拉，黨的指示無人敢含糊，中共歷次雷厲風行的政治運動都是由黨內文件來下達，必要時可公開傳達到每個社會成員，甚至經濟活動也可用黨內政治運作來實施。凡是黨的決議，會社會必須無務件執行，理解不理解或同意不同意，都要貫徹執行。如今中共總書記壹發表政策性的公開講話，各級黨組織便馬上要求廣大黨員群眾認真學習貫徹講話精神，不允許有絲毫的抗拒，哪怕是禍國殃民的政策也要執行。甚至要組織脫產培訓班，考核學習者的認識程度。這是共產社會的獨創，是任何傳統的君權專制王朝所不能比擬的。共產黨常常自誇的社會主義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優越性。



廢紙憲法



為了表示中共統治的與時俱進，中共歷屆領導人都熱衷於修改憲法，都認為經自己修改過的憲法是最好的，最能適應變化中的國情。其實是為了彰顯個人執政色彩，體現時代感，增加憲法的觀賞性。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權威，應該是最具穩定性的，中共的憲法恰恰相反，建政60年就出臺過1954年憲法、1975年憲法、1978年憲法、1982年憲法等四部憲法，至於小的修改就更多了。這不表明中共十分重視憲法，而是領導人急於在憲法中體現自己的歷史價值和地位。憲法仍然是裝飾品，黨可以隨時隨意踐踏自己制定的憲法。人們常說，1954年憲法“是壹部很好的憲法”，可惜實施不到三年就受到反右鬥爭的沖擊，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被廢棄。1982年憲法是被主流學說認為建國以來最好的壹部憲法，可是憲法實施20年來，沒有處理過壹起違憲事件。最新版的憲法為了配合“人權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的宣傳，又將保障人權寫進憲法，可公民的政治權利非但沒有增加壹寸，反因許多維護人權的律師被抓進監獄又後退了壹丈。既然每壹部憲法都挺好，為什麽不將“很好的憲法”或“最好的憲法”付諸實施呢？這絕對不能歸結為中國從來沒有違憲事件發生，“法律制定出來就是要被違反的”，這句古老的西方法諺向我們揭示了壹個再樸素不過的真理。因為熱心制定憲法的共產黨本身就是最大的違憲者，中國沒有憲法法院，壹般法院不受理違憲案件，憲法條文不能作為科罪的訴由，只能依據憲法之下的法律法規來發起訴訟。這樣法律便與憲法隔離，憲法成為表示黨權至上和僅供觀賞的東西。黨權集中壟斷了立法權，行政和司法體系也是黨權實施的政府機構，不可能共產黨挑戰共產黨至高無上的權威。中共的無上權力通過無限政府體現出來，人人都明白，憲法從立法之初就沒有實行的誠意，也沒有得以實行的分權制度。半個多世紀搞了四部憲法，中國的憲政沒有與時俱進，憲法僅在財產權方面有些表面進步，以適應投資環境和權貴集團的公產私占，公民文化和政漢權利沒有實質性的提高。但私有產權保障也往往是選擇性的，受強勢利益集團左右，如房地產商要拆房子，便買通政府以強制手段執行，政府可以出動警察保護不法侵害者，鎮壓受害人。受害者既失去行政救濟，也得不到司法救助，還可能因自我保護行為遭受司法懲處，而公權力的壹切違憲違法暴行都不受追究。中共政權與世界上老牌的憲政國家走了壹條完全相反的道路——

實際上，世界上少數的幾部憲法都是在解決特定憲法問題的進程中日益成熟起來的。英國憲政的進程實際上是壹個不斷分解王權的進程。英國地方封建貴族與城市行會是限制君權的兩股力量，國王不斷地被迫以特許狀（Charter）的形式來確認這些新興力量的權利。1215年《大憲章》的基本功能是限制王權，尤其是國王的征稅權。1628年國會向國王提出《權利請願書》，1689年國會又通過《權利法案》，壹次次地將自己的要求寫成文本，日積月累，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終於確立。美國憲法“本身是壹個反抗中的民族在迫切需要的困境中硬給逼出來的”。獨立宣言的直接動因是在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發生貿易和稅收爭執——美國憲法是壹次“大妥協”（Great Compromise）的結果。美國通過成文憲法使政府權力明確化、法制化。盡管最初通過的憲法沒有有關人權的規定，但這壹缺陷不久就得到彌補——《人權法案》在民主黨人提議後三年內出籠，進壹步使政府與公民的界限憲法化。盡管法國第三等級通過革命的方式推翻了國王的統治，但王權的專制仍然是法國立憲者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人權問題壹直是法國立憲者心頭難解的結。由此可見，近代憲法的產生，確實有其特定的“問題”背景，是人權與王權、產權與政權沖突對抗的結果。同時我們也進壹步得知：憲法的歷史就是人們不斷地“為權利而鬥爭”的歷史，是社會中各種力量沖突對抗並最終形成互動平衡的產物。[17]

正因為中共的憲法不是用來保障權利的，因而其憲法歷史實際上是不斷限制權利的歷史。中共第壹部憲法出爐於1954年，卻非出自本意，是緣於斯大林在1949年決定中共應在1954年制定憲法，以建立壹黨政府來取代聯合政府：

斯大林提出了三點意見：壹是建議中共通過選舉和制憲解決自身合法性問題：“妳們不制訂憲法，不進行選舉，敵人可以用兩種方法向工農群眾進行宣傳反對妳們：壹是說妳們的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的；二是說妳們國家沒有憲法。因政協不是人民經選舉產生的，人家就可以說妳們的政權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自封的。此外，《共同綱領》也不是人民選舉的代表大會通過的，而是由壹黨提出、其他黨派同意的東西，人家也可以說妳們國家沒有法律。”二是所謂泄密問題：斯大林認為中國現在是各黨派的聯合政府，而“其他黨派的人很多是和英美有關系的”，所以，“我感到妳們有些重要機密情況外國人都知道”。三是通過選舉實現政制轉換問題：“如果人民選舉的結果，當選者共產黨員占大多數，妳們就可以組織壹黨的政府。其他黨派在選舉中落選了，但妳們在組織政府時可給其他黨派以恩惠，這樣對妳們更好。”[18]

這是壹個共產主義大家長在傳授民主經驗，斯大林想以選舉的形式，讓中共盡快建立合法的壹黨執政體制，更加蘇聯化。《共同綱領》是黨和民主黨派合作的產物和基礎，其架構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便有聯合政府的味道。“政協”是這種合作的平臺，又是權力的主體，“全國政協”有代行“最高權力”之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十三條規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組織形式。其組織成分，應包含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革命軍人、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並付之以行使國家權力的職權。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得就有關國家建設事業的根本大計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議案。”民主黨派作為“政治協商”的壹方，作為權力機構的壹部分，分享了參加國事管理的權力，參與是廣泛的，既有技術層面的，也有政策層面的。以憲法取代綱領，以人大架空政協，從法理上說，都是無懈可擊的。憲法體現人民意誌，人大代表全國人民的意願，可以立即化權力政協為純粹的清淡機構，壹齊感受共產黨的恩惠。毛澤東為“政協”提出了五項任務：協商國際問題，商量候選人名單，提意見，協調各民族、各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社會民主人士領導人員之間的關系，學習馬列主義。民主黨派只能以個人身份加入政協，不允許搞黨派政治，所以八個“參政黨”實際上都是陪著共產黨說說話而已，“多黨合作”最多是給這些黨派的領導人物掛上些榮譽頭銜罷了。憲法主要特點有兩條，“壹條是總結了歷史經驗，壹條是結合了原則性和靈活性。”毛澤東親自帶領陳伯達、胡喬木和田家英的“四人小組”南下杭州，起草憲法。他們之中無壹人是憲法學專家，是為了保證出臺壹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憲法。草案形成後，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才交由有民主人士參加的“憲法起草委員會”潤色，再讓全國有代表性的積極分子討論四個月。這是壹個周全而縝密的計劃，它確保了毛澤東和共產黨在憲法制定過程中的支配地位。憲法即將出世的1954年8月4日，黨中央接到中共中央華南局的壹個電報，說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有代表提出議案，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毛澤東主席最高榮譽勛章。在憲法草案全民大討論的日子裏，有人提議把這部憲法命名為“毛澤東憲法”，毛澤東沒要這個稱號，但憲法的領袖化傾向已充分展示。“五四憲法”是將黨的綱領和領袖的思想法律化，為以後修憲的領袖化傾向確立了壹個不成文的原則。劉少奇在結論裏把1954年憲法的宗旨概括為：“憲法草案把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作過的許多事情都寫上了；把現在已經開始做、以後應當做又能夠做的事情也寫上了。”1954年6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壹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和《關於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決議》。表決前，民主黨派精英紛紛發言，表達了他們認為應該表達的意見：中國人民對憲法的訴求已有半個多世紀了，但中國從未得到真正民主的憲法。今天，因為有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英明正確領導，中國人民就要如願以償了。這將是中國自有歷史以來第壹部人民的憲法，是真正的名副其實的人民憲法。1954年9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在北京隆重開幕，會議充滿了歡樂的氣氛，出席會議的代表1197人，無壹票反對或棄權，全票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那些中共吹鼓手們的說法正好相反，“五四憲法”完全是壹黨憲法，1946年的《中華民國憲法》才是民權的憲法，是權力制衡的憲法，並不保障國民黨與蔣介石的領導權。為什麽民主人士連這點最根本的區別也看不出來？因為所謂的“民主人士”已經成中共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納入中共體制，端共產黨的飯碗，說毛主席想聽的話，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雖然遵照斯大林的意見，熱熱鬧鬧搞了部憲法，但毛是根本不需要憲法的。他認為：世上本無事，洋人自擾之。中華五千年從無憲法壹說，漢唐盛世沒有憲法，也沒見什麽損失嘛！沒有憲法的社會，是最好的社會，滿清準備立憲，結果亡的更快。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臺灣？所以，教訓是深刻的。我們有不少同誌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人民群眾還受國民黨法治思想毒害，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的。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在不得以而為之的情況下，我們壹定要化害為利，最大限度的縮小憲法的約束，堅持黨的領導。憲法制定後，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麽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如果黨不領導憲法，黨就得下臺；黨下了臺，憲法也就完蛋了。這就是毛澤東的立憲邏輯，雖然中共裝模作樣的搞了幾部憲法，卻全是供外界觀賞的樣品，從來不當回事，更談不到行憲以治理國家了。第壹屆全國人大拋棄了政協《共同綱領》所規定的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政權形式，在新組成的政府中，國家正副主席和國務院正副總理全部由中共黨員擔任，僅在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象征性位置上安排了幾位著名黨外人士。此後，被指定擔任政府部長和全國及地方人大代表的民主黨派人士也越來越少。這樣，雖然表面上仍實行多黨合作制，曾協助中共上臺的幾個黨派被允許繼續存在，但其繼續存在下去的前提是無條件擁護中共的領導，不能作為反對黨存在。而且這些黨派的領導人選舉，發展黨員數量，開會內容必須經中共統戰部批準，壹些重要職務由秘密身份的中共黨員擔任。民主黨派成了寄人籬下的累贅——

難怪毛澤東在中共內部講話時掩飾不住對民主人士的輕蔑：“房子（指政協等）造好了，不能空蕩蕩吧？總要擺幾個花瓶掛幾幅畫。”他又說，“歷史包下來壹批王八蛋，……每年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政協會議，總是要對付他們壹場”。他還露骨地說，“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幹凈，辦法壹是出錢贖買，二是出位子安排。共產黨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壹非舉手不可，不舉手就沒有飯吃”。這樣，民主黨派註定成了擺著好看的“花瓶”和沒有實際用處的“眉毛”，多黨合作制有名無實。[19]

毛澤東發明了舉手與飯碗聯系在壹起的治國之策，不想餓死的“王八蛋”紛紛舉手投降。既然歷史經驗是中共創造的，中國天然合法的領導者就是共產黨和毛主席。“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壹來，整個憲法的邏輯是公民個人和黨的利益是永遠壹致的，永遠同心同德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壹部建構主義的憲法，是壹部充滿了共產主義理想和澎湃革命激情的憲法，其後的每壹部憲法都是充滿各個革命時期主導精神的政治宣言，之中條款不過是用來為激情無限的序言內容服務的。其實，國家不過是壹種手段性的存在，國家是功利性的社會現象，政治權威來自它所統治的人民，它是人民創造出來以使他們從和平和有序的公民社會中獲益。憲法的功能在於保護公民權利，抵禦國家的無限權力，公民同政府之間是委托與受托的契約關系。將國家神聖化，將領導人神格化，這種思想原則指導下的憲法與皇權時代靠聖人聖言治國沒有本質區別。正如法國人權宣言所稱，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中共憲法只保障共產黨和最高領袖的權力，對於中國人來說，有憲法與無憲法毫無區別，甚至共產黨員的個人權利也得不到憲法保護。國家主席劉少奇曾參與制定憲法，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大難來臨時，手舉《中華人民共國憲法》，力圖反抗紅衛兵的非法暴力：“我是中華民人共和國主席，妳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妳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壹個公民，為什麽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壹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義正辭嚴的國家主席還是被無情地打翻在地，其豪言壯語成為著名的歷史笑談。民主集中制的憲法是為黨及其最高領袖利益服務的，毛主席不需要憲法了，紅衛兵自然更不需要憲法。劉少奇參與制定這種無聊憲法時，壹定沒有料到人禍降到自己頭上需要憲法保護時，廢紙般的憲法與他的廢話壹樣無用和無聊。孟德斯鳩說：“專制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壹個人按照壹已的意誌與反復無常的性情領導壹切。”[20] 毛澤東時代確實不需要什麽法律，他治國極為隨意，不受任何法律約束，天不怕地不怕，李誌綏寫道：

毛對自己的形容至為貼切。壹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毛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引用了壹句歇後語：“我是和尚打傘”，以說明他自己是“無發(法)無天”。那天的翻譯對此壹歇後語不熟悉，因此將這句歇後語翻譯成“壹個孤寂的和尚，打著破傘，在雨中踽踽行走。”因此，斯諾和許多繼他之後的無數學者以為毛有壹種悲劇性的孤寂情結。這真是個天大的誤解。毛其實是在大言不慚的告訴斯諾，他就是神祇，他就是法律——“無發(法)無天”。[21]

毛澤東自比和尚，通常不感覺孤寂和悲劇性，億萬中國人多半是其狂熱追隨者。但毛身邊的王公大臣們無不戰戰戰兢兢，是攝於權力，並不與他壹心。也正如王明所說：“毛澤東成為‘孤僧’，絕不是偶然的。這首先是他的思想錯誤及其錯誤的政治路線演變和發展的必然結果。”“毛澤東成為‘孤僧’這壹事實，也是他施展陰謀手段和殘酷迫害同誌，使與他最親密和對他最忠誠的人成為犧牲品這種做法的必然結果。毛澤東對共產黨員和自己同誌——革命者所施行的慘無人道的迫害的事實是人所共知的。”[22] 王明的“孤僧”之說也是受了斯諾的影響，但其評論卻切中要害，毛晚年時常感覺到孤寂了。毛壹生無法無天，卻也有特例，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毛澤東拿出兩本小冊子說：“我這裏有兩本書，壹本是憲法，規定我有公民權；壹本是黨章，規定我有黨員權利。現在，有個人不讓我來開黨的會議違反黨章；有個人不讓我講話，違反憲法！”毛澤東擺出壹付尊重黨規憲法的姿態，是為了表達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不滿。毛壹生不讓人講話的事例太多，違章違憲之處甚多，翻雲覆雨，卻從不檢查自己無法無天的違憲行為。1966年11月，上海各工人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王洪文任總司令，王組織幾千工人造反隊員攔火車進京告上海市委的狀，造成滬寧線中斷。毛澤東得知後，也拿出憲法念了有關結社自由的條文，說上海的“工總司”符合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在毛眼裏，什麽規章制度都是可以用來整人的工具，而別人以黨章憲法來保護自身權利是行不通的，是現行反革命罪行。這壹點，人人都明白，趙紫陽廢為庶人，卻軟禁在家，直至逝世，不準象平民壹樣自由出行。他唯有忍受或上書，深知那些玩意兒是騙人的東西，人倒黴時，黨章憲法比廁紙都不如。

全國人大名義上為國家最高權力和立法機關，類似於代議制政府的議會，性質上卻根本不同，人大是黨權包裝為人民主權的表演機構。另壹方面，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是行使國家最高權力的常設機構，可它的大部分成員為兼職，都不在人大領工資，來自不同行業，這本身就意味著人大不是委員的工作場所，也就不可能盡其職責，這是中共從制度上限制人大權力的辦法。每年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全國各級黨政官員的代表大會，是名符其實的“官代會”，與民意無關。《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現任官吏不得於其任所所在地之選舉區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第28條）”，“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第75條）”。全國政協有點象兩院制的下院，其實是各方面代表和模範人物壹個清談性質的機構，政協委員是壹種榮譽性稱號，壹年開壹次會，其存在價值是為了表明社會各界對黨的堅定擁護，連名義上的法律表決權也沒有，僅僅是渲染壹下民主氣氛、為民主集中制背書而已。大家興高采烈坐在壹起，暢敘對大好形勢的喜悅之情，壹致擁護黨中央的英明決策，舉杯慶祝，任務就完成了。毛澤東說過：“只要不是惡意，講閑話也可以，這樣可以使我們知道社會上存在著這樣的意見。”現在的政協與建國初期的政協已大不同，經過多年的成熟運作，有惡意（民主思想）的人根本就來不了。所以，政協還不如人大，人大是橡皮圖章，政協連塊橡皮也不是。廣州市壹位省政協委員到教育局咨詢有關某中學亂收費問題，遭到粗暴攔阻，還威脅要撥110報警。壹個本應是國家立法機構的議員，竟混到被人當做不法之徒的地步。很多人知道人大代表，卻不知道政協委員是幹什麽的，有什麽職權，如果是人大代表來查詢通常不會發生報警的事。連國家民意機關裏的“民意代表”都無任何民主權利，民眾就更不用說了。所以胡錦濤到日本訪問，在給日本小學生講讀唐詩之際，說出“中國人民選我當國家主席”的話時，絲毫沒有臉紅耳熱之感，這是民主集中集中制帶來的妙處。我是選舉上臺的，有人大投票程度為證，誰說中國不是民主制度？中國人都知道胡錦濤上臺是先主鄧小平指定的，也知道人大選舉是什麽玩意兒，但日本小朋友不知道，經胡爺爺這麽壹說，還以為中國壹樣是民主國家呢。

我們可以將中共的“人民共和國”作壹下橫向的類比。英國的大憲章運動發生在1215年，《大憲章》限制了國王的無限權力，規定了其職權範圍，未經貴族、教士、騎士組成的“王國大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幹預稅收、司法，國王不得隨意逮捕或監禁任何自由人或沒收他們財產，否則有權對國王使用武力。毛澤東的“新中國”是壹黨領導壹切和領袖絕對獨裁的體制，國家大政完全由毛壹人決定，無需議會的同意，中共革命根本不能與近800年前的大憲章運動相比。400多年前的尼德蘭革命（1566年）組成“尼德蘭聯合省共和國”，在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裏，城市議會的代表們自己統治國家，沒有國王，沒有主教，也沒有貴族，是壹場真正的共和革命。法國大革命發生在200多年前（1789年），頒布了《人權宣言》，建立了君主立憲政府，對人類現代政治進程影響極大。美國獨立戰爭中，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1776年），創建聯邦制的民主共和國。1787年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沿用至今，成為世界許多民主國家憲政的藍本。我們分析影響人類進程的大革命，不止看它打什麽旗號，還要看其建立了什麽樣的政治體制。中共顛覆了實行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共和法統，建立了封建社會主義專制（秦始皇＋馬克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對中國人通往共和之路的復辟和倒退，沒有絲毫的進步意義。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及胡錦濤之流皆為不戴皇冠的封建帝王。毛發動文革，鄧搞六四屠城，江鎮壓法輪功，胡掠奪國民財富，都是個人意誌淩駕於國家之上的專制表演，看不到壹點民主共和的影子。



中國古代是皇權專制，但也有壹定的權力制衡。自古有言官制度，有專向皇帝進言的諫官，禦史的責任就是指出皇帝的錯誤，皇帝不聽也得聽，不敢擅殺言官，因為言官代表著正義和良心。也有直筆春秋的史官，記錄皇帝的壹言壹行，君無戲言，皇帝是不敢亂說話的。中國之所以幾千年專制而能延續國脈，這種抵抗皇權體制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唐太宗虛心納諫的故事就說明了在中央集權制度下，皇帝仍會受到監督，否則便要擔昏暴之君的惡名，為歷史所唾棄。中共政權既無言官，也無史官，監察幹部對黨的領袖無督察之職。毛澤東作惡時，身邊都是拍馬屁的，無壹位大臣直言上諫，偶爾敢提意見者和講真話的人都當反黨分子整掉了。國史由專職寫黨史的人兼任，黨國不分，國史置於黨史之內，都是顛倒黑白和歌功頌德的東西。人們壹提起帝王時代，便說如何專制，其實帝王也是要講壹些民主的，不是全靠暴力管理國家，“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國家的向心力不是暴力能維持的。古時沒有憲法，但有聖人聖言，聖賢言論是帝王官員和黎民百姓的道德規範和國家的法律淵源。納諫是為了建立德政，言官擡出聖人來，帝王只能聽從，與聖賢為敵，便是與天下為敵。毛澤東則是人類歷史上最專制的帝王，自己永遠正確，無論造成多大的災難，他都是偉大英明的。其人性也邪惡至極，完全沒有人類情操和憐憫之心，以整人和殺戮為樂事，以個人無止境的享樂為人生追求。大躍進因他的共產暴行餓死數千萬人，他卻無任何內疚，毫無痛悔之感，照樣大建豪華別墅。沒過幾年又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挑起全民內鬥，上億人受到牽連整肅。像毛澤東這樣的暴君，只能產生於中國共產黨內，這即是對民主集中制的最好註解。



自由指數



自由是人權的體現，自由程度是衡量社會制度的基本指標，它反映出基本人權狀況。基本人權是指言論出版、結社信仰、思想宗教、擇業遷徒、教育婚姻、通信出境等自由，還有參與社會的公民權利，如生命權、財產權、自決權、選舉權、監督權、文化教育權，法律平等權、無罪辯護權、罷工示威權，不受酷刑侮辱權、不受奴役苦役權、不受非法逮捕拘禁權之類。中共領導人過去總是回避人權問題，說人權是內政，外國不得幹預。後來把人權觀念社會主義化，抽空人權是人類與生俱來權利的普遍定義，解釋為單純的生存權，就不怕談人權了。加入國際人權公約，加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與外國進行人權對話，也將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儼然以人權衛士的形象出現在國際舞臺。國際上也給予回豐厚回報，2003年，中國獲得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頒發的人權獎。但憲法又規定：公民行使自由和權利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國家和集體高居個人之上，那麽個人就必須服從於國家和集體的利益。這種至高無上的利益又沒有邊界，可以隨意解釋，保障人權必然成為壹句自相矛盾的空話。生存權與政治權或公民權不是壹個非此既彼的關系，若為了起碼的生存以犧牲後者為代價，把人權的標準和尊嚴降到僅僅保證生存的水平是對人權的褻瀆。中共的憲法特征體現在它的序言裏，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被當作國家權力結構的來源。憲法有三個特征：第壹，它是實用主義的，為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確定了壹套特定目標，體現各個時期黨的領袖的意誌。因此，它更象壹個共產黨控股的“中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二，中國的憲法裏沒有關於公眾如何批準憲法的條款，只在人大象征性地履行批準程序，沒有給出公民如何參與並同意這些國家政綱的指示，這就產生了憲法的合法性問題。第三，所有公民權利都是由黨和國家給的，黨和國家對權力的壟斷來自共產主義的“上帝”——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而不需要國民的意誌，憲法成為追求無限政府的壹個綱領。憲法中的人權不是天賦人權，是國家恩賜的，不能作為公民抵禦國家的防禦手段。政府隨意將許多人權活動人士和敢於講真話的良心記者以“危害國家安全”或“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投入監獄，就足以看出這種黨權憲法不具備保障公民權利的功能。

中共常在國際上大言不慚說，中國現在是歷史上人權最好的時期。果真如此倒也罷了，如果我們考察壹下歷史，將中國各朝代的自由度加以比較，就可看出人權在歷史上的變化。為了有個尺度，不妨把自由程度從壞到好以0至100的指數對歷史加以衡量。人權是現代名詞，這裏用自由度指數來衡量古代社會的人權狀況，無非是想說明壹下現今與古代之比較，看看“中國現在的人權是歷史以來最好的”之官方定論是否準確。從神話傳說時代進入信史時代，也就是有了成文的法律，人權才有討論的意義，猴子變人或打磨石器的過程中，簡單的語言而無文字交流，沒有政權化的部落或國家，也沒有法律制度，是無所謂人權的，盡管那時也有自由。那麽至少到了周朝，有了明確的歷史記載，才容易考察人權的狀況，夏商朝代的法律沒有直接留下來，只能見到後人在《尚書》和《史記》中的論述。周天子治下的臣民自由度不多，是真正的封建時代，分封建國，諸侯林立，婚姻財產都不自由和平等，井田制將人們禁錮在土地上，刑法極其殘酷。東周列國時期有了成文法，開始進入法制時代，周天子權威弱化，諸侯林立，稱王稱霸，各自為政。思想文化達到空前繁榮的程度，言論出版相當自由，國家沒有審查限制出版的管理機構和書籍核準制度（書號），更沒有宣傳部來管制全民言論。有思想自由才會誕生偉大的思想家，歷史上最值得稱道的諸子百家時代即生於此。人才輩出的時代證明社會有思想自由馳騁的空間，以及英雄豪傑們實現其理想的寬松社會環境。言論出版、信仰通訊、遷徒出境等基本人權方面也有相當程度的自由。秦以前的中國社會還未形成中央集權制度，國家分割成許多諸侯領地（諸侯國），實行地方自治，貴族們在自己的領地維持秩序和執行法律，而且可以招募軍隊，鑄造貨幣，課征稅賦。天子只不過是國家名義上的君主，受到較多的尊重罷了，與歐洲的封建君主差不多。農業社會沒有工業和對外貿易，沒有投資渠道，大地主過多的收入成為爭相炫耀的資本，或用來增殖個人政治勢力，謀求政治前途。閑錢多了，養士之風盛行，戰國四大公子的孟嘗君、春申君、信陵君、平原君，都是富可敵國的大地主，名望超過君主。各養食客數千人，聚攏了大批人才，之中不乏有遠見的政治家或雞鳴狗盜之徒。春秋戰國是雄傑輩出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引以自豪的時期，沒有寬松的政治環境是不可想像的。此正得益於諸侯分封制，地方自治權在諸侯手中，全國行政不統壹，也就不可能統壹國民的思想，各諸侯之間競爭需要籠絡諸多的人才，否則便難於險中求生，知識分子的活動空間就更擴大了。思想自由是隨著人身自由而來，秦始皇行中央集權，先從統壹思想入手，禁止非正統言論，思想自由的空間就消失了，與諸侯分封相比，中央集權是壹種體制上的退步。取消了地方自治，意味著對自由的限制，對思想的限制，中國其後再無偉大的政治學家和哲學家，進入思想的冰凍期。後來的皇帝雖然不再焚書坑儒，但獨尊儒術與燒書壹樣，都是鉗制思想的工具，知識分子唯壹的出路在於通過國家科舉制度，成功後由中央派往各級政府做官，幾乎不太可能在學術領域自由的研究並取得成果。所以中央集權制度統壹了思想文化，但窒息了社會，知識分子失去了獨立的人格。從政成為知識分子的終生目標，科學技術被視為奇技淫巧，也阻礙了科技進步。可以說，春秋戰國時期的自由度應該有50，占據中國思想自由的歷史巔峰。當然那時並非公民社會，談不上公民政治權利，但在法律平等權利上，商鞅新法規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不分職務和身份高低，“罪死不赦”，獎勵耕戰，平民有軍功也可得到爵祿田宅，好處並不全歸“太子黨”瓜分，比“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特權制度，平民有了初步的政治權利。但商鞅采取嚴刑峻法，不懂懷柔恤民，使國家迅速走向恐怖專制，國家成為壹部戰爭機器。所以，封建時代人們相當自由，到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權，中國人反而不自由了。毛澤東最為推崇的秦朝，從地方諸侯自治改為中央集權，中國開始脫離分封國土的世襲封建制，進入中央集權的郡縣制。中央集權就是百官不對人民負責，只層層向上級負責，最後皆向最高最大的官僚——帝王壹人負責。為了與集權體制配套，統壹思想信仰，限制學術自由，焚書坑儒，刑罰酷烈，連坐告密，以致遍地刑徒，這個短命王朝的自由度僅有10。自由度極低，民眾還是有壹定的活動空間，職業自由，法家思想也不能壟斷壹切，沒有用什麽戰無不勝的秦始皇思想統壹言論，人人強迫學習秦始皇著作，沒有無孔不入的黨組織，沒有深入民間的特務系統，城市居民經濟自由，無票證供應制度，無出行限制，農民耕種也沒有指令性計劃。中國社會總是靠兩種方法統治，孔子靠仁義道德教化民眾，戰爭時期不管用，商鞅憑嚴刑峻法控制社會，和平年代又窒息民間，這兩種方式都不是最好的。到了漢代，開始走中間道路，皇家尊崇黃老之道，提倡“無為而治”，緩和社會矛盾。西漢初期，無為而治思想主導統治階層，與民休養生息，三十稅壹，減輕刑罰，比秦時寬松了許多。這個時代政治家與軍事家不少，思想家不多，僅有董仲舒、淮南子等，因為思想還是控制較嚴。漢高祖的“漢家威儀”，以繁瑣的禮儀規範君臣關系，改變了東周列國時代君臣促膝而談的傳統。尊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國策，窒息了思想自由，醬缸文化自此開始。東漢以後，醬缸加深，壹代不如壹代。但兩漢的自由度還是比秦始皇時代略高些，有壹定的言論出版自由，約有20。

大壹統的中央集權制度制約了思想自由，盡管也有明君出世，但自由度已大不如前。隋文帝開創的隋朝，雖然時間很短，但改革力度很大，中央設三省六部制，簡編地方行政機構，廢除酷刑，實行均田制，設置義倉，建立科舉選士制度以削弱門閥世族特權。李世民的“貞觀之治”，提倡“寬仁治天下”，立法寬簡，省刑薄賦，整頓吏治。唐太宗說：“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啖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這符合孔孟之道的仁政思想，李世民為壹代明君。唐朝亦是宗教信仰的黃金時代，超過任何壹個朝代，佛教於唐代達到鼎盛期，還容納了大部分的世界級宗教，有波斯來的瑣羅亞斯德教（祆教）和摩尼教（明教），南亞來的印度教（婆羅門教），中東來的基督教（景教），阿拉伯來的伊斯蘭教（回教）。本土的道教與這些外來宗教競相鬥艷，如果法輪功提前在盛唐流行，就不必流亡海外了。唐後期武宗會昌滅佛，嚴加限制宗教，才結束了宗教的黃金時代，畢竟皇權時代是專制社會，宗教自由並無法律保障。社會寬容，人們的自由空間就大，這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可想象的，早就當作反革命槍斃了。毛澤東雖酷愛詩詞文學，卻極端仇視知識分子，文革中學校停課，教授老師都趕到鄉下勞動，改造世界觀，知識分子列為黑九類之末。唐朝在詩文方面成就非凡，達到至今無人企及的高度，卻沒有與之相稱的學術大師，也沒有跨越時代的偉大思想家，遠不如春秋戰國時期，自由度為30比較適合。



宋、元、明三代差不多，種族歧視的元朝最差，視漢人為下等民族，但宗教的寬容度很高，佛教、道教、伊斯蘭教都自由傳播，西藏僧人的待遇最高。由於蒙古貴族中多信奉聶思托裏安教（景教），基督教得以廣泛傳播。自由度應該在10-15之間。清代也不行，文字獄泛濫成災，晚清時期，自由度有了較大改善，康有為的“公車上書”也被皇家和社會認同。在外患不止，上下變法圖強的強烈要求下，對民間自由有較大程度的放松，新思想快速傳播，西學成為顯學，新聞出版業空前繁榮。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正式頒布實施《大清報律》，共四十五條，第壹條規定：“凡開設報館、發行報紙者，應開具左列各款，於發行前二十日呈由該管地方官衙門申報本省督撫咨明民政部存案；壹、名稱；二、體例；三、發行人、編輯人及印刷人之姓名、履歷及住址；四、發行所及印刷所之住址。”實行呈告備案制，不是登記許可制，凡提交符合報律規定之呈告事項，辦報人符合年齡及精神正常，且未經處監禁刑罰者，並同時繳納保費，辦報人程序即已完成，二旬之後便可印刷發行。報紙內容管理也比較寬松：“第十條：訴訟事件，經審判衙門禁止旁聽者，報紙不得揭載。”“第十二條：外交、陸、海軍事件，凡經該管衙門傳諭禁止登載者，報紙不得登載。”“第十四條：左列各款，報紙不得揭載：詆毀官廷之語；淆亂政體之語；擾害公安之語；敗壞風俗之語。”滿清準備立憲，宣傳民主理念不在受限之內，但不能詆毀朝廷，有如英國不能詆毀女王，也有評議政治的自由。西方政治文明極大地影響知識界，結社集會和遷徒出國也有相當的自由，宗教信仰上也接納了基督教的傳播，不再有教案發生。這是壹個極大的進步，庚子拳亂及日俄戰爭的俄羅斯慘敗，都為國人敲響了最後的警鐘，再不改良政體，難逃亡國命運。於是立憲運動成為朝野共識，朝廷相繼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頒布了配套的《結社集會律》、《報律》；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設立各級咨議局、咨政局，在辛亥革命的前壹年還組成了內閣。但立憲運動還是在與革命運動的競賽中失敗了。在相當寬松的政治環境下，1908年，劉師培最早向國人引入了共產無政府主義思想，劉是同盟會員，前壹年在東京舉辦“社會主義講習會”，宣傳無政府主義。朝廷迫於民眾壓力，也準備改革專制體制，行君主立憲體，派員出洋考察歐美政治。在地方自治方面也有進展，在縣成立縣議事會，議長，副議長，由縣議事會產生。民眾政治權利雖然不大，自由度還是高了許多，當有40以上。這比中共治下強多了，文革中朱德元帥想出版文選被禁止，後來找了壹家文學出版社出了《朱德詩選》，還被批判為“非法出版”，因那時是只出紅寶書的年代。毛澤東曾在廬山上說過：“專辦講壞話的報紙，壹個星期也會滅亡的。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毛可說深諳此道，決不會允許象《新華日報》那種批評國民政府的報紙出現共產王朝。被推翻的滿清王朝，出版自由度至少比毛時代高出千倍，辦報自由度超出萬倍。可以說，若無清末言論相當程度的開放，顛覆帝制的共和思想就不會在中國廣泛傳播，也就不會有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更不會給共產革命造成機會。清朝末年，清政府開始倡行鄉鎮自治，預計到1913年在全國普遍實行。根據《城鎮鄉自治章程》規定，鎮鄉為地方自治的最基層單位，城鎮設“議事會”、“董事會”等機構，鄉設“議事會”和“鄉董”為自治職，議員由選舉產生。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具體表現形式，有了地方自治，才可能實現民權。那麽，清末的自由度有50。

中華民國廢除了君主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國，盡管有復辟和壹黨獨大問題，但地方自治體制壹直未變，寫入了憲法。直到中共建政後，才又恢復了中央集權，消滅了地方自治，僅在名義上保留著民族區域自治形式。中國人第壹次進入了公民社會，有了現代意義上的人權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人民開始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請願、選舉、居住、教育、就業和遷徒等權利。壹時間大批報刊創辦，全國報紙達500種，北京壹地就有大小50多種報紙，就連地處偏僻的四川也有23家報紙。司法和行政權分立，議會有罷免彈核總統的權力。第十九條規定：“參議院對於臨時大總統認為有謀叛行為時，得以總員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可決，彈核之”，總統不是皇帝，幹不好要下臺的。民國與帝國壹字之差，性質已截然不同，孫中山先生說：“民國如公司，國民如股東，官吏如公司之辦事者，故總統、官吏皆國民之公仆也。國民如股東享有權利的，非若專制國家奉壹人為君主，人民為奴隸，而毫無權利可享也。”中華民國革故鼎新，壹舉奠定了共和法統，與君權神授的帝制法統不同，標誌著民權時代的到來。雖然民權還得不到充分保障，很多還是理論上的，但終歸是國家體制的歷史性轉變。後來毛澤東在湖南驅逐軍閥張敬堯的運動中情緒激烈，提倡廢督民治，大聲呼籲湘人自治，著實表現了壹番，也未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而入獄。那時司法比較獨立，五四運動中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毆賣國賊，政府將學生交付司法審判，但法官以“愛國無罪”為由，統統開釋，民國總統亦無可奈何。六四學生遠不如五四學生激進，壹群大學生自己絕食抗議，卻遭遇大屠殺，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性質就十分明白了。然同盟會未能繼續領導國民革命，國民政府淪於獨裁者手中，且新舊交替，兵連禍結，亂象叢生，民窮財盡，人人感受痛苦，不免生出思舊之心，以為滿清時代尚優於民國也。袁世凱頗嫌大總統不過癮，又想做壹回皇帝，正好美國壹位大學教授叫做古德諾，到中國來主張君權，說中國人民的思想不發達，文化趕不上歐美，所以不宜用民權。遠來的和尚好念經，壹幫文人也瞎起哄，以楊度為首組織“籌安會”，偽造民意，強迫眾人勸進。袁世凱便利用這些言論，顛覆民國，自封“洪憲皇帝”，實行君主立憲。可是，任何統治者若不以共和的名義執政，開歷史倒車，都是非法且不得人心的，袁記朝廷在壹片討袁聲中迅速垮臺。民國雖呈亂象，但自由度最少也有60上下。

中國人空喊民權，又習慣於威權政治，敬畏皇帝卻不喜歡皇帝，只要掛上共和招牌，便能忍受獨裁專制。這與英國人正好相反，英國人同時喜歡民權和擁戴皇帝，其辦法是以法律限制君權，由國會與內閣治國。1649年奧利弗·克倫威爾領導由清教徒組成的“虔誠兵團”打敗了皇帝的軍隊，把查理壹世送上了斷頭臺，建立了共和國。11年之後，英國人又迎回了查理二世繼承王位，取消了共和國。外國人為宗教和自由而戰，中國人總是為爭奪皇位而戰，毛澤東帝王思想嚴重，借共產革命來圓其帝王夢，但無論怎樣行帝王之實，變共和為封建社會主義，卻始終不敢摘掉人民共和的招牌。袁世凱死後，軍閥上臺，武人不管什麽民權，都為搶地盤和刮地皮，貪汙侵奪，專制程度比前清尤甚。公民的大多數政治權利落不到實處，戰亂使普選無法實行，還發生了張勛、溥儀復辟帝制的鬧劇，國家不但無進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勢。孫中山繼續組織中華革命黨，進而又改組國民黨，推進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直到蔣介石成功領導北伐。國家處於軍政訓政時期，言論和結社受到壹定限制，但報刊傳媒和出版業相當開放，國外各種思潮紛紛而至，學術研究和宗教信仰完全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也可以傳播。李大釗在《每周評論》、《新生活》、《少年中國》、《晨報》、《民國日報》大量發表猛烈抨擊政府和宣揚馬克思階級鬥爭的文章，陳獨秀創辦《新青年》，極力歌頌蘇維埃和列寧主義，都是利用公開出版物來表達個人意願。至於李大釗的死是因為勾結蘇俄顛覆民國，於俄國駐華使館內被捕，是叛亂國家罪行，並非因言獲罪。陳獨秀被判刑亦如此。中華民國是人才輩出的年代，出現了許多迄今無人望其項背的思想和文學大師，孫中山自不必說，如胡適之、蔡元培、陳獨秀、殷海光、魯迅、徐誌摩、林語堂等。許多後來投奔共產黨的作家，如老舍、巴金、曹禺等名人，也是靠著民國時代的本錢吃飯，跟著共產黨玩什麽主旋律時，頓失風采。中華民國的自由度超過春秋戰國時期，對知識分子而言，是陽光燦爛的日子，地位崇高，生活優越，寬松自由的思想環境基本上可以說是空前絕後。要不便解釋不通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且廣泛傳播，五四運動遂引起新文化運動，白話文正式成為國人和官方的書面語言。共產國際找到陳獨秀李大釗，出錢建立中國共產黨，就是借助有名望的知識分子來推銷共產主義革命。讓陳李挑頭，建立職業革命家隊伍，由第三國際給這些“白領”們發“工資”。毛澤東當年提倡湖南自治，應自成壹國，希望中國“最好分為二十七個國”，比李登輝的“大卸七塊論”還激進，但官方也只視之為政治見解，並不以什麽“反分裂法”來追究“二十七個中國論”的分裂野心。有學者說孫中山仿效蘇俄建立黨國黨軍體制，“以黨治國”成為貽害中華半個多世紀的壹黨專制之肇端。這話有些道理，孫中山是個理想主義者，也是位偉大的革命領袖和實踐家，他首先考慮的是如何獲得國民革命的成功，結束軍閥專制的假共和。但沒有想到聯俄帶來的惡劣後果，若從歷史角度分析，孫中山別無二法，沒有壹個強有力的政黨和軍隊，沒有外國勢力的資助，根本無力改變軍閥統治中國的狀況。但孫中山仍以實現三民主義為宗旨，黨國體制為權宜之策，是過渡階段，用孫文自己的話說：“俄國完全以黨治國，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壹步；我們現在並無國可治，只可說以黨建國，待國建好，再去治它。”孫中山在《建國大綱》中，將三民主義建設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期，其民權理論和憲政指向不變，到了憲政階段，國民黨的建國使命便告壹段落了。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並不是為了國民黨建立永久執政地位，而是建立全民國家，不贊同階級專政。也就是說，借蘇俄的黨治是手段，行歐美的民治才是終極目標。而且國民黨的黨治只在中央層面，省縣地方基本是自治體制，國民黨並不幹預地方事務，不改變社會的多元化格局，鼓勵私人資本。其民權理論與行憲傳統並無根本改變，即使是國民黨敗退到臺灣的戒嚴時期，地方選舉和縣市自治也未中斷。不似共產主義是以共產黨執政為革命目標，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以壹黨嚴密控制社會為治國手段，全面剝奪私有財產，消滅民間社會。如果在軍閥混戰及共黨叛亂之際，國民黨不掌控軍隊和政權，三民主義就是空談。抗戰時期，中共於窮途路之際，暫時停止了推翻國民政府的內戰，以在野黨身份合法活動，有自己獨立治理的特區，八路軍享受國民政府每月幾十萬元的津貼，周恩來能自由進出國統區，在重慶辦《新華日報》，最為起勁地宣傳西方式民主，批評國民黨專制，這都是由於國民黨在實行民主。劉少奇屢次成功策劃學生運動反對國民政府，毛澤東平安到達重慶談判和平建國，陳獨秀在法庭上也能享受到充分的辯護權。直到中共重新打內戰，才又將共產黨列為非法叛亂組織，予以剿滅。民主黨派全部公開活動，可以激烈抨擊國民政府，魯迅、郭沫若、朱自清等壹大群左派作家也能自由出版文集，壹邊大罵政府，壹邊大賺銀子。七君子入獄，各界援救，共產黨也奮力呼籲，國民政府只得放人。七君子之壹的王造時當了共產黨的右派後，硬給關死牢裏，包括周恩來和宋慶齡等曾援救過七君子的名流之輩，無壹人站出來說話。政治雖有反復，時有迫害發生，但總的趨勢是走向憲政，不是走回頭路。毛澤東罵蔣介石獨裁，但蔣介石曾數度下野，對攻擊他的人並無人身迫害。不似毛澤東罪惡昭彰，殺人無算，從無自責之心，更談不上自責下野。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等人為毛犬馬壹生，後來馬屁拍得稍慢些，皆死於非命。國民黨是壹黨獨裁，但獨裁有期限，有憲政目標，不似共產黨的獨裁永無止境。因為共產黨本身就是獨裁組織，行階級專政，有沒有國民黨都是如此。軍政訓政是革命的手段，憲政是革命的目的。1928年底，東北易幟，歸順南京政府，中國重新走向政治統壹，從軍政轉向訓政階段。但這種統壹是表面上的，南京政府的實際權力只限於沿海和長江數省。軍閥各自為政，國家軍令政令不能貫徹，隨即爆發蔣桂戰爭、中原大戰，中國重新陷於戰火。抗戰勝利之後，國民政府結束訓政，積極向憲政過渡，各省區議會和地方選舉已在準備之中，召開國民大會，1946年制定五權憲法，進入了憲政階段。可惜，中共暴亂奪取政權，國民政府被迫退避臺灣，為了防止共產黨軍事威脅，保證臺灣穩定，又實行戒嚴戡亂政策，直到蔣經國執政後期。畢竟國民黨秉承三民主義的共和法統，本質上是壹個推行民主的政黨，民眾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等四大政治權力，國民政府依五權憲法（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組織政府，獲得治理國家的權力。憲法體現政治民主化、地方自治化、軍隊國家化（抗戰勝利時即已取消了軍隊中的國民黨部）、各黨派平等的原則。吸收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民主黨派參與制憲，五權憲法在民主程度上並不亞於美國憲法，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偉大的進步。臺灣如今完全實現了普選總統，這部憲法沿用至今，為中華憲政民主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中華民國憲法的頒行，使中國的自由度指數至少在80以上。



毛澤東的“新中國”是人類歷史上絕對專制的政治體制，是令歷史大倒退的共產奴役制度。因為任何類型的王權專制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共產制度是暴力剝奪全民財產，其奴役下的臣民壹無所有，既無政治權利，也無財產權利，是身體到思想的徹底奴役。歐洲的奴隸制或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都有相當多的自由民，享有壹定的政治權利和社會寬容度，古希臘與中國的春秋時代都是人類思想自由的黃金時代。毛澤東統治下，中國人整體失去了自由，城鄉分治也僅僅是受奴役程度略有差別而已，整個社會缺乏寬容，處於嚴密控制之下。中共不允許黨外有黨，不準黨內有派。中共在蘇區的大清洗偽以“打AB團”的名義，而主要原因是消滅黨內的不同宗派或派系，比如陳獨秀的托派。60年代初，黨內曾有壹個稱作“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的秘密組織，其宗旨是反對斯大林式獨裁統治，實行真正的社會主義，全國各階層有幾百名黨員，結果都被槍斃了。法輪功遭鎮壓，不是因其練什麽氣功，而是法輪功已形成遍及全國的龐大組織。中國民主黨依據憲法的結社自由原則申請登記，希望獲得合法身份，中共毫不猶豫將其成員關入監獄，如果是毛時代，肯定全部殺光。毛壹人主宰全國，變全民族共和為階級專政，毛的“新中國”不但是絕對的壹黨專制，還是絕對的君主專制，絕對的神權政治。剛奪取政權，掛上聯合政府的招牌，毛便迫不及待地利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前往蘇聯秘密簽訂中蘇條約和經濟協定。兩國訂約，這頭壹等的國家大事，按照共和制，要由議會（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有人民或民意代表參與，最後表決通過。毛澤東則是壹個人說了算，在蘇聯期間隨心所欲，壹面瞞騙全國政協，壹面避開政府部門，僅讓參與談判的周恩來等極少數人知道，匆忙簽訂喪權辱國的中蘇條約，具體內容列為黨的高層機密，這簡直是叛國罪行，理應受到彈核和宣布條約無效。中華民國的領土變更，需經國民大會或立法院表決，公告全國，再行全民公投方可生效，任何壹個總統或黨魁都不敢私自出讓國土，其叛國協議也歸於無效。過去的皇帝還要每日召集文武百官商議國家大事，皇帝只有最後的決定權，斷不敢壹個人賣國求榮，瞞騙群臣，冒天下之大不韙，置祖宗江山於不顧。毛在建國之初就無視人民主權，其後的領導人也沿用這壹辦法，例如與鄰國簽訂變更國家領土的邊界協議時，也是將條約內容列為國家機密，不允許國民知曉。毛澤東的“新中國”，自由度指數絕對為負值，已無統計的意義。



殘暴統治



中共在建國之日向全世界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因為在毛澤東眼裏，中國人於辛亥革命和抗戰勝利之後都不是站著的，只有中共領導中國人民才站了起來。而事實卻證明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站起來了，中國人民從此跪了下去，跪倒在歷史上最為嚴酷的中央集權制度之下。共產黨以民主集中制強化了傳統的集權制度，從社會最底層管起，黨組織滲透社會每個細胞，從人的行為到習慣，從文化到思想，從工作到居所，從農民生產到市民生活，從餐桌乃至夫妻團聚，都在黨的控制之下，都要遵從黨的教誨和政策，黨有權力過問每個人的壹切情況，反抗的後果是嚴重的。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儒家學說治國，以法家學說治政，以無為而治的黃老之道治理社會。行孔孟之道，倡仁政王道。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體現民本思想。暴政雖然不斷，但行仁政的時候居多，特別是王朝初期。毛澤東的“新中國”建政初期卻是殺戮最嚴重的時期，壹反歷代新王朝大赦天下的習慣，揮舞鎮壓反革命的屠刀，壹直殺到壹切視為敵對勢力的階層魂飛魄散，殺得整個社會再無反對的力量。緊接的反右又將第二種忠誠的人士消滅幹凈，至此，中國大陸再無壹絲不同聲音。但還不算完，階級鬥爭又轉移到黨內，其殘酷程度並不比鎮反溫和，某些情況下更為殘酷，因為黨外還有統壹戰線，需要團結利用壹部分社會人士，黨內則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從肉體上消滅。毛澤東批儒尊法，對社會實行全面專政，自比為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壹位以殘暴而榮耀的帝王。朱元璋殘暴體現在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對民間還是有壹定的寬容，毛澤東的暴政體現在壹切方面，其何以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殘酷的暴政，我們約略總結壹下，即可以看出其遠超於古代專制王朝的內在原因：

壹、以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為基礎，通過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剝奪土地和私有財產，從肉體上消滅鄉村地主，沒收城市工商業資本，建立公有化的黨有制度；

二、以列寧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極端排他性的中共黨務系統，用斯大林式的大清洗消滅黨內外壹切反對力量，用抄家、停發工資、批判鬥爭、勞動改造、勞動教養、酷刑折磨、戴黑五類帽子、株連親屬等等恐怖手段，對社會和文化各領域實行全面專政；

三、以覆蓋全國城鄉的黨組織，建立直達中樞的絕對效忠體系；

四、以黨領導壹切弱化政府職能，收立法與司法權力於黨權之下，建立以黨政合壹的黨國體制；

五、以黨指揮槍的原則，置軍隊於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建立黨軍，成為領袖私人的武裝；

六、以等級森嚴的階級劃分方法，虛擬誇張敵對勢力的威脅，建立人人自危的國家恐怖主義管制體系；

七、以國家壟斷壹切資源產業和社會財富，以國有制和計劃經濟加強對地方經濟的控制力，以低工資廣就業的辦法及最低水準的社會福利覆蓋社會大多數成員，建立平均分配的社會，表明社會主義優越性，消除誘發革命的因素；

八、以城市單位和街道居委會及鄉村人民公社內的三級民間內控體系，取代傳統的鄉裏保甲制度，鎮壓基層反抗力量。用工會、青年團、婦聯和少年先鋒隊等黨領導下的群眾組織，將每壹個人都納入組織系統，使中國成為同構同體的高度組織化社會；

九、以戶口、單位、檔案體制，控制到每壹個國民，實行半軍事化管制，用固定的糧油關系和壹切生活必須品配給的票證制度，將每個人釘牢在官方劃定的居住區內，讓民眾處於相互隔絕及無共同抵抗手段的狀態，建立全體國民對共產黨的人身依附關系；

十、以各種政策條例來限制剝奪公民的各項政治權利，黨控制壹切大眾傳播媒介，架空憲法，使之徒有虛名；

十壹、以紅頭文件規章制度替代刑法和民法，以領導個人的指示來指導公檢法辦案；

十二、以毛澤東思想為聖經，神格化毛澤東，摧毀壹切宗教團體，消滅傳統文化，建立唯我獨尊的政教合壹政權和意識形態體系；

十三、以統壹戰線方式解決反對黨問題，委以虛銜給予好處，使有影響的黨外人士納入中共體制，消滅自由空間，不允許體制外的任何民間團體存在，社會功能團體也行政事業化；

十四、以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和黨指揮槍的理論，建立黨軍和全民皆兵的政權保衛體制，撲滅任何有組織的反抗；

十五、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發動壹場接壹場的政治運動，喚起群眾不懈的鬥誌，形成高度緊張的政治氛圍；

十六、以各級黨的宣傳部門來控制輿論導向，嚴格禁止民間辦報，介入傳媒業，嚴防不利於中共政權的言論；

十七、以選拔素質低劣者的逆向淘汰方式，建立聽命於中共的龐大幹部與積極分子體系，開展階級鬥爭。以農村生產隊和城鎮居委會為主的群眾監督告密網絡，形成群眾專政和特務系統，織成壹張無所不包的密網；

十八、以偽造的中共黨史和變造的國民革命史來顯示共產革命的合理性，增強對“新社會”的熱愛及對“舊社會”的仇恨意識；

十九、以造反有理的口號發動大規模的群眾政治運動，徹底打碎延續幾千年的思想道德體系和傳統民間社會，用共產主義理論道德實行全民洗腦教育，馴化民眾，培養對共產黨的無條件信從以及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持續狂熱；

二十、以警惕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和核戰爭的宣傳，煽動顛狂的民族主義情緒，轉移國內矛盾和國際困境，化守為攻，輸出革命。

所以，毛澤東的極權統治給人類造成的災難遠比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更為慘烈。我們就容易理解，歷史上的皇帝再壞，也沒有惡到毛澤東的程度，而毛正是借助了民主集中制的威力，建立了全面專政的極權體制。毛憑借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又強化了毛的統治，最壞的制度使最壞的統治者變得其壞無比。壞人為使這種制度更適合自己的口味，又不斷增添著壞的成份，遂使極權體制朝更壞的方向發展。許多人將毛澤東的罪惡歸結為晚年的錯誤，是由於老年人的固執，或心理層面的陰暗。其實這正是民主集中制的邏輯性發展，毛澤東的壹切統治方式，都有列寧斯大林的影子，只是摻雜了中國帝王的權術謀略，變得更為陰險毒辣而已。蘇聯從列寧到斯大林，民主集中體制越變越壞，就是最有力的例子。列寧在1903年就倡導集中制，受到批評後，列寧又在集中制前面加上“民主”二字，並將集中制推廣到第三國際，成為各國共產黨聽命於莫斯科的原則和紀律：“凡是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應該稱為：某某國家共產黨（第三共產國際支部）。”在集中制原則和鐵的紀律管束下，列寧斯大林及後世領導人成為共產世界的大家長，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的獨裁，希望恢復民主，但蘇共仍然行走在專制的道路上，換了幾任領導人都壹樣。直到戈爾巴喬夫大搞民主化，蘇共就解體了。民主與集中本來就是相互對立的，水火不容，不存在統壹或雙贏的可能。民主與集中是自由與專制的關系，民主集中制壹詞是玩文字遊戲，如果把它換成“民主獨裁制”之表述，就會明白其荒唐可笑了。



只有壞的



有人說，民主集中制是壹項好制度，只是常常沒有被執行好。這與馬克思主義是本好經，只是被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的說法壹樣可笑。鄧小平在八大《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說：“很明顯，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是同共產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相違背的，是必然要犯錯誤的，只有聯系群眾的集體領導，才符合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才便於盡量減少犯錯誤的機會。”話雖好聽，但集中的權力屬於領袖個人，集體領導就不是壹個投票過程。以六四為例，鄧小平握有聽政的最後權力，實際上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群眾要求反腐敗，已通過遊行示威發出了與中央對話的聲音，鄧非但不以聯系群眾來減少犯錯誤的機會，反而由他個人拍板，讓坦克開進天安門。如果鄧發揮“黨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聽納民眾反腐敗的要求，中共就從此走向民主時代，民主集中制就壹定會消亡；為了維護民主集中制，就只能選擇鎮壓，不能聯系群眾，兩者必選其壹，不存在兼顧的可能性。鄧十分明白民主集中制的命脈是集中，是共產黨來集中，最高領袖掌握最後權力，其決策關乎共產黨的存亡。江澤民雖然不具有鄧小平的號召力，在他壹個人堅持的情況下，政治局還是作出了鎮壓法輪功的決定，如果民主集中制是投票過程，江個人意見必然被否決。在重大問題上，黨的領袖必須下最後決心，如果黨內以投票決定政策，勢必形成黨內政治派別，導致黨的分化，允許不同意見者的自由，壹黨制就無法持續了。列寧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對於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來說，可以獲得喘息機會，列寧的決策顯然有助於布爾什維克的生存，但此舉事關割讓國土和巨額賠款，大多數委員不敢贊同，兩次否決列寧的意見。但德國咄咄逼人，發出最後通牒，危急時刻的委員們只能同意列寧的決定，表決通過。列寧感到了權力集中的重要，要是領袖獨裁就不存在制約因素了。到了斯大林時代，政治局完全變成領袖的咨詢機構，民主集中制才算完善了。委員們當然可以發表不同意見，發牢騷也行，但無權否決領袖的決策，哪怕面臨禍國殃民的危險也計可施，堅持異見就意味著反黨罪行，委員們自然要見風使舵了。

毛澤東在抗戰前的洛川會議上，不同意紅軍上前線與日軍決戰，只同意在敵後開展山地遊擊戰，委員們多數贊同使用紅軍的運動戰方式，積極抗日。會上爭論激烈，那時毛還受政治局限制，不能直接在會上拍板。於是毛宣布體會，私下聯系相同意見者，最後形成妥協，同意以運動遊擊方式參戰。後來八路軍以團為單位分散敵後，主要任務是擴充軍隊，軍隊化整為零就只能是遊而不擊了。以抗日大局論，毛澤東不思抗戰，是破壞抗日之舉；若站在中共的立場，毛的辦法是對的，讓國軍沖鋒陷陣，共產黨在後方擴大實力，方可積蓄力量，戰後奪取政權。毛有利於黨的意見不能迅速貫徹，就是權力被分散了。所以毛在抗戰期間將黨的工作重心放在完善集權制度上，在延安開展整風肅反，毛的個人獨裁體制才得以形成。毛澤東後來決定出兵朝鮮時就容易多了，這時毛的絕對權威已經樹立，讓委員們討論出兵問題，而不用投票表決方式。如果政治局委員自由表決，毛的意見肯定通不過；如果是政治局會議是咨詢性質，決策權就歸毛壹人，情況就不壹樣了。所以毛澤東說：“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壹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黨的領袖是真理的化身，領袖崇拜是為了黨的團結統壹，領袖的每壹句話都要學習貫徹，否定領袖的意見就是分裂黨的行為。趙紫陽是黨的總書記，不同意退休黨員鄧小平鎮壓學生的意見，就犯了分裂黨的錯誤，因為“兒皇帝”上面還有“太上皇”。所以，好的馬克思主義只能存在於書本上，將之付諸實踐，無壹例外變為壞的馬克思主義，且壹個比壹個壞。共產主義是靠共產革命實現的，目的是建立共產黨專政，必然要暴力奪取私人財產，暴力剝奪敵對階級的政治權利，限制言論自由。完成產權革命後，所謂的敵對階級（敵對勢力）通常就是政治異見者，這種劃分是隨意的，是難以確定的，但仍是來源於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共產專政的手段就是鎮壓。有時候不同意見是來自黨內或體制內，為了保證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消除自由化空間，連內部也要嚴厲鎮壓，不停地消滅異化力量，以避免黨的分裂。追求民主的政黨是沒有敵對階級的，不懼怕任何批評，有了言論自由，有了政黨間的公平競爭，才會有切實有效的制衡監督，才會做好事。所以從列寧到斯大林，從毛澤東到波爾布特，從卡斯特羅到金日成，他們的革命實踐和思想理論都證明了馬克思主義走出書齋後的邏輯性發展：只有越來越壞的馬克思主義，絕沒有什麽好的馬克思主義或好的民主集中制；也只有封建化了的社會主義，沒有什麽“科學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民主”；也只有專政無產階級，而不是什麽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的理論在實踐中只是壹組組動聽的詞句。

中共建黨初期便服從於民主集中制，事事服從共產國際指揮，因為共產國際聽命於斯大林，民主集中制也是共產國際的組織原則，斯大林是大家長。正如鄭超麟在談到中共五大時所說：“大家對於大會都視為壹種宗教儀式，仿佛進教堂聽牧師宣講或看神甫做彌撒，並不視為決定革命命運的會議。事實上確是這樣的。真正的決議是在大會以外做的，大會不過是宣布和登錄決議的機關罷了。演說的人不起勁，爭論的人不熱烈。瞿秋白的演說並沒有小冊子裏那種鋒芒，彭述之的答辯使人覺得他與瞿秋白意見相差不多。代表們如果對當時迫切的問題有興趣，在這大會上是得不到解答的。”[28] 當時正是蔣介石與共產黨決裂的關鍵時刻，汪精衛也對共產黨極為不滿，國共矛盾空前尖銳。同時黨內鬥爭也凸顯出來，分化為原本不贊成國共合作和北伐又力圖保持獨立性的陳獨秀、彭述之、王若飛壹派，另壹派是以譚平山、瞿秋白、張國燾為主的反陳獨秀派，背後有國際代表鮑羅庭、羅易支持，正準備“清君側”，是為了貫徹鮑羅庭路線。盡管陳獨秀不贊成黨內宗派活動，內部紛爭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竟然毫無表現，黨內鬥爭全在幕後進行。後來毛澤東的中共大會更是如此，總是由毛預先設好套路，總是“開成壹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從不在大會上展開辯論，探求真理，修定政策，這就是標準的民主集中制流程。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都消除了民主成份，就更不可能在全社會實現民主了。

民主集中制根本就不是壹個能夠執行好的制度，因為它的本質就是為集權設計的，是權力無條件的絕對集中，毫無民主可言，不論怎麽執行都是落實在集中而不是民主上。對民眾而言，只要是民主集中制，也就沒有好壞之分，因為好處都落到了共產黨及其領導人手中。希特勒說：“決斷權切不可操在大多數人手中，國家應該是壹個負責的團體”，“參義院和眾義院教沒有決議權，任命議員，是使他們工作，並不是使他們來決議。……因為決議，是當時主席的特權。”[29] 希特勒也反對黨內民主，認為黨的委員會的合議制度不合理，只是空談而毫無成績，他充任黨魁後，用專責制和領袖負責制取代了委員會的議事制度。毛澤東的“新中國”與希特勒的“新帝國（第三帝國）”實在是壹路貨色，都是集中制原則，議會（人大）只能參與意見，不能制約政府或國家元首。希特勒利用“國會縱火案”打擊共產黨，逮捕了德共主席臺爾曼，審判在德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洛夫。毛澤東保留了八個臣服於中共的“民主黨派”，屠殺和取締了壹切反對勢力，拋棄司法程序，被害人連上法庭申辯的機會也沒有。這兩種極權主義也無例外地走向對外軍事擴張，用武力推行他們的極權主義。可惜毛澤東的“新中國”窮困無比，比不上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實力強大，才制約了毛的野心。意大利的法西斯黨上臺後，在墨索裏尼領導下，國家從混亂衰敗中走向復蘇，法西斯文化改革試驗中，其中有壹項引起了全世界的註意，這就是國家社團組織。為了緩和同工人日益增長的矛盾，減少罷工事件的發生，法西斯政府批準了八小時工作制、勞動保險和對童工、女工的限制，並頒布了《勞動憲章》。為了欺騙和籠絡工人，將職業工會改為法西斯工團，並提倡勞資合作，發展生產，效忠國家。由於《勞動憲章》社會立法和法西斯勞動團體的推行，所有從事國家生產的社團都集中了。資本家和工人，勞心的和勞力的，全部納入法西斯工團的領導之下，為法西斯國家積極生產，為它的侵略政策創造物質基礎。法西斯工團要求，在法西斯國家中，每個市民不再是壹個自私的、反社會的、反集團的人，而是遵守政府法律、效忠法西斯國家的模範公民。墨索裏尼十分註意學校的改革，並將這種改革同擴軍備戰緊密地結合起來。他說，意大利的各級學校，尤其是高等學校，絕不能把學生造就成壹種木偶似的所謂“自由藝術”的律師與醫生，而要把他們培養成為勇於獻身的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利益的法西斯戰士。墨索裏尼還不斷在法西斯黨內進行整頓和清洗，對所謂不堅定的分子和對黨中央的指示執行不力或懷有野心的黨員，壹律開除黨籍。經過四年努力，1925年11月，意大利完成了對各項工作的改革，實現了墨索裏尼所提出的“壹切權力都歸法西斯”的計劃，集黨權、政權、軍權於壹身，他夢寐以求的愷撒大帝“朕即國家”美夢終於變成了現實。這個獨裁者十分得意地說：“我希望使意大利偉大，受人尊敬，並且使人畏懼；我要盡我所有的能力，所有的精力，不要停止，不要中斷，創造壹個光輝的未來，使人民過上最美滿的生活。”意大利的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和工人就業情況都有了好轉，又建立起強大的軍事力量。[30] 只要是集權制度，對獨裁者卻有無比優越性，所以鄧小平決不放棄民主集中制，他特別對改革開放時期的民主做出了不容置喙的權威解釋：

什麽是中國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國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會主義民主或稱人民民主，而不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民主。人民的民主同對敵人的專政分不開，同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也分不開。我們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民主集中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壹個不可分的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要服從整體利益，暫時利益要服從長遠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我們提倡和實行這些原則，決不是說可以不註意個人利益，不註意局部利益，不註意暫時利益，而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歸根結底，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統壹的，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是統壹的，暫時利益和長遠利益是統壹的。我們必須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來調節各種利益的相互關系。如果相反，違反集體利益而追求個人利益，違反整體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違反長遠利益而追求暫時利益，那末，結果勢必兩頭都受損失。民主和集中的關系，權利和義務的關系，歸根結底，就是以上所說的各種利益的相互關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現。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同誌才說，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壹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壹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壹種政治局面。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局面，這就是我們今天和今後所要努力實現的政治局面。[31]



民主集中制是共產黨的統治原則，它提供了共產黨集權的合法性，共產黨之所以立於民主浪潮而不倒，就是靠了這個鐵的原則，與黨內派系鬥爭沒有關聯。當學生高舉“小平您好”的橫幅遊行時，學生是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是為了集體利益；當學生上街要求共產黨反腐敗時，學生就成為追求個人利益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革命動亂了，就必須施以“對敵人的專政”了。學生還是學生，從歌頌到不滿，就從人民變成了敵人。彭德懷上廬山前是黨和國家領導人身份，向毛澤東遞交了萬言書，立即從無產階級革命家變為資產階級反動派，遭受無情鎮壓。鄧與毛的邏輯完全相同，鄧氏版本的民主集中制與毛氏版本或者“四人幫”口中的民主集中制沒有任何區別，甚至在表述上也沒有差別，都是繼承發揚了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和列寧的民主集中制理論。民主集中制就是對個人權利的限制，但不包括君主在內，只君主壹人享有無上的自由，鄧小平敢於將坦克開上天安門，就是他自己首先要對“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民主”實行專政。把追求個人自由的空間消滅了，把這些人專政掉了，剩下的“社會主義民主”又約束在黨的集中原則之下，以利於黨內搞君主專制，人們看到的就只剩下個人獨裁和法西斯主義了。民主集中制為後帝制時代（後集權時代）的新式中央大壹統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基礎和制度安排。我們可以從共產制度的流程圖中看出其演變：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民主集中制—無產階級專政—中央集權—領袖獨裁—帝王式專制—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法西斯政權。民主集中制是為中央集權服務的，最終順理成章地走向紅色君主專制，比之德國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日本的軍國主義、伊朗政教合壹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等專制政權，更為徹底。鄧小平說“四人幫”是封建法西斯主義，對人民實行封建法西斯專政，只是沒敢把法西斯的帽子戴在毛澤東頭上。而他自己也壹樣是法西斯，他對“四人幫”的清算，不過是黨內派系鬥爭，與現代民主理念毫無關聯。列寧說，專政是“壹個殘酷的、嚴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中共可以放棄計劃經濟、公有制、農村集體化等，而決不會放棄民主集中制，是決不放棄壹黨天下之故。雖然領袖集權也能造成巨大的災難，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只是這種災難的承擔者的民眾，於中共體制只有增強作用。令中共擔心的不是集權而是分權，經濟開放後中共對社會的控制力降低，但對黨的控制力仍然強大，“緊緊團結在以×××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的口號，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則賦予中共領袖的獨裁權力。

有些人不理解黨內為何不能完善民主制度，就是不懂得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集中而不是民主，因為壹搞民主，黨內不同意見失去大家長的決斷，難於集權，會很快形成派別，導致黨的分裂。逐步從黨內競爭過渡到黨外競爭和多黨競爭，激發全社會的民主訴求，改變壹黨專制的生存基礎。退休黨員鄧小平撤了在任總書記趙紫陽的職，雖然不符合組織程序，但是站在共產黨的角度上看，鄧是正確的。因為趙正在朝民主的方向走去，民主化對中共是壹條死路，鄧撤趙是為了維持黨內專制傳統，也確實避免了中共在民主浪潮中的分裂傾向。有了黨內專制，才會有壹黨專制，如果黨內是民主的，是自由競爭的，就沒有專制全社會的動力因素。如果按趙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中共就面臨著民主化的風險。共產黨必須保證高度的思想統壹和行動統壹，形成壹個以最高領袖為核心的思想中心和權力中心，特別強調全黨全國團結在黨的領袖周圍，來維護壹黨體制的生存環境，就必須集權。鄧小平是事實上的最高領袖，全黨肯定要緊緊團結在鄧的周圍。在自由體制下，政黨分裂是很正常的事，臺灣的國民黨實行了民主，黨內分裂成了幾塊，另組新黨。美國的民主黨同時可以提名兩個總統候選人先參加黨內全國競選，民主黨是極為松散的，沒有固定的黨員，無所謂分裂不分裂。所以民主政黨壹定是松散的，不需要集權，甚至沒有壹個領導核心，更無必要控制黨員的思想和行動，黨的負責人是委托管理者或召集人。如果有了黨內控制，就會擴展到黨外，執政黨必然走向獨裁。民主是壹種政治制度，也是現代生活方式，壹開黨內民主先例，就要開放黨內的言論自由，候選人利用現代傳媒宣傳自己的執政主張，誰也不會宣揚自己是獨裁者，都會表現出民主風範和親民色彩，因為競選本身就是對專制的革命。整個社會必然在黨內民主影響下走向全社會民主化，壹黨的民主選舉無法阻止社會的多元化呼聲，必然是又壹個戈爾巴喬夫式的結局。共產黨若不改名重組，洗心革面，擺脫歷史罪惡，便只有自行瓦解壹途。再從技術上分析，黨章有形式上的民主規定，比如少數服從多數、選舉產生黨的領袖和地方黨領導人等。但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和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原則決定了這種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只是表述式的，沒有可操作性。少數上級的權威不過通過選舉產生，而是由黨的組織紀律確立的，少數上級的意見就是組織決定，組織決定並不需要先經黨員大會通過。上級領導委派的候選人是上級組織的決定，下級惟有服從“組織上”，才是遵守黨的紀律，黨的代表大會就成為領導人的橡皮圖章。這顯然是壹個邏輯上的矛盾，但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所以這種自相矛盾的黨章不可能得到認真實行，也從來沒有實行過，就象憲法永遠是紙上東西壹樣道理，黨的領袖和地方黨領導人只能由黨章之外的黨內傳統產生。毛澤東曾說過：“……到底是少數服從多數，還是多數服從少數？歷來都是多數服從少數，因為少數人反映了多數人的意見。妳們來開會，還不是鄧小平發了壹個通知，把妳們都找來了，這還不是多數服從少數嗎？達爾文進化論、哥白尼太陽系的理論都是個人搞的。別人都服從。馬克思、恩格斯是兩個人，反映了客觀規律，或者反映了多數人的意見。蛋白質的公式還未找到，活性染料167種，已經找到公式了，世界第壹。沼氣是四氫壹碳，屁是二氫壹硫，石膏是硫化鈣。就這樣壹點來說，都是少數人的意見反映多數人的意見。”[32] 毛澤東這段東拉西扯的話，就是對民主集中制的最好註釋，只要領導人認為代表了多數人，多數人的責任就是服從，這樣壹來，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就僅僅是壹個形容詞了。中共歷來認為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無論是鎮壓幾百萬反革命，餓死幾千萬人的大躍進，還是上億人受迫害牽連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在圈錢大潮中掠奪鯨吞國民財富，全是這種代表邏輯。就連打麻雀、大煉鋼鐵這等毫無科學道理的荒唐事，都宣稱代表著人民利益。大煉鋼鐵不用說了，麻雀讓老毛不高興，全國立即掀起打麻雀高潮，19.6億只麻雀被無辜滅殺。曾經反對打麻雀的生物學家朱洗先生，已經病逝，文革中遭紅衛兵砸碑掘墳、曝其屍骨，因為他“反對毛主席殺麻雀”。毛澤東肯定不是哥白尼，但他絕對是馬克思。

2003年中共黨慶前夕，《求實》雜誌發表的壹篇署名文章：“以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在媒體與黨內民主派那裏贏得了許多掌聲，被認為是中共要啟動以黨內民主為核心的政治體制改革。該文作者便是中央黨校和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理論家，文章寫道：“以黨內民主推進人民民主，是由黨內民主與人民民主內在的統壹性、關聯性和互動性決定的。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都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制度，兩者都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共產黨豢養的這些白癡學者，既沒有理論創新，也沒有制度改良，完全是未經過頭腦研究的官樣文章。現在的政體本來就是民主集中制，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國號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黨內也從來都是講民主的，每屆黨的大會都要舉手表決，沒人說黨代表不可以投反對票；對人民也是講民主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每年壹次的人大會議都有全體代表的投票表決程序，妳可以投反對或棄權票。這篇文章等於什麽都沒說，竟有人熱烈歡呼，民主集中制下的黨內民主已經快壹個世紀了，共產黨的領袖都不能由黨員直接選舉，還耍什麽“黨內民主與人民民主的內在統壹性”的花槍。中國人需要的不是什麽都集中到共產黨那裏的所謂民主，而是要真正的憲政民主，是自由推舉候選人的壹人壹票的選舉，是由民眾選擇執政黨的大民主，是政黨輪替的自由選舉，或者幹脆是壹人壹票選舉總統的普世民主。這個歷史變革靠共產黨不行，只能由要求民主的中國人自己來創造了。



中共在經濟改革之初有壹句人人熟知的名言，就是：“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這句話不能說不對，因為文革中停產半停產鬧革命，人人熱衷於政治運動，無心勞作，經濟建設受到重大幹擾。再者農村搞人民公社，城市搞計劃經濟，各種生產生活物資全面短缺，食品日用品供應實行最低限量的配額制，這都是經濟發展滯後導致物資供應不足。但中共統計的經濟增長速度並不算慢，文革期間的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工業增長11.7％，第四個五年計劃（1971-1975）工業增長9.1；農業總產值1965年為590億元，1975年為1285億元，那時的物價受國家管制，極為穩定和低廉。[1] 例如江蘇省文革結束前幾年，工業產值壹直以兩位數的速度境長著，農業增長也在5%以上，算是高速度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增長率的統計方法與市場體制國家有很大不同，西方通常以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簡稱GNP，壹般指壹國在壹年內所生產最終產品和所提供勞務按市場價格計算的總金額）來統計壹國經濟總量。計劃經濟體制則是以“工農業生產總值”、“固定資產增長”、“國民收入”來作為統計口徑。主要指標是工農業生產總值，以此體現政績，其國民收入是指物質生產部門勞動者的收入及生產單位的社會純收入，居於次要地位。趙紫陽在1981年政府報告中說：

1980年同已經完成了經濟恢復的1952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8.1倍，國民收入增長了4.2倍，工業固定資產增長26倍，全國人民的平均消費水平只提高1倍。可見，固定資產增長了那麽多，而工農業總產值卻沒有相應增長，國民收入沒有相應增長，人民消費水平增長就更少了。[2]

趙總理的報告提供了兩個重要信息：壹是計劃體制缺乏市場要素，沒有活力，生產能力大量閑置；二是勞務收入太少，僅占國民收入的壹小部分。中共只關心政績，從不關心勞動者收入的同步增長，所以這種增長再高，也與民眾生活改善無直接關聯。中共總說它的執政業績如何輝煌，無非是拿增長數字來說話，中國經歷了數十年的戰亂，經濟建設不足，所以形成壹時光鮮的“和平紅利”。但這種增長民眾得不到實惠，是好大喜功的數字遊戲，是虛幻的社會主義畫餅。無數的金錢和勞動浪費在了固定資產上，消耗在了無效勞動上，變為無生產效率的機器廠房，或成為壹堆堆風吹日曬的廢物，或者生產出無市場的廢品垃圾。計劃體制導致國民財富的巨大浪費，它形成的是落後生產力，缺乏競爭導致企業低效益，低效益維持低工資低收入，不是國民經濟快要崩潰了，而是計劃經濟體制到了崩潰的邊緣。趙紫陽看出問題的實質：

在工業生產上長期不註重效益，盲目追求產值和增長速度，辦了許多蠢事，常常是“工業報喜，商業報憂，倉庫積壓，財政虛收”，最後靠銀行發票子來補窟窿，致使國家和人民受實害。[3]

於是在趙的主導下，開展了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主要目標的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改革，探索新路子，跳出陳雲的“鳥籠經濟”理論束縛。經濟改革也始於“社會主義生產力”不能論證社會主義制度合法性的壹種焦慮，中共經濟已遠遠落後於周邊許多同時起步的國家，只好被動地迎合民間改變貧窮的渴望。因此從20世紀70年代末的農村開始，到80年代中期的城市改革，飽受壓抑的民間創富熱情極大地釋放出來。經過30余年的經濟改革，中共又高喊“盛世中華”，說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如果按經濟總量，是翻了許多倍，但人均世界排名未有進步，反而有所倒退，因為外國也在發展中，比我們還要實在些。1949年中國人均GDP是世界第100 名，2008年中國人均GDP排名是104位，數十年間仍落後於非洲許多國家，與歐美更是天壤之別。改革開放增長很快，還是快在了數字上，政府主導的許多無效益的政績工程、面子工程、劣質工程，都入了GDP數字，卻與改善民生無關。即使是民用住宅，也有數千萬套樓房被炒家空置，令房價高漲，加劇了購房者的困難，政府卻用高地價榨取了巨量的國民財富。高房價使貨幣投放失控，引發惡性通貨膨脹。這種GDP再高，也是虛空的數字遊戲，經濟增長伴隨著國民財富的大量閑置浪費，無效GDP與無效勞動相輔相成，也是改革開放的壹個典型特征，本質上與毛澤東時代的大躍進壹樣，中看不中用。現在中共也以GDP為統計指標，作為與國際接軌的標誌，我們且拋開報表有多少水分不說，單就經濟結構而言，其統計數字也是華而不實的。正如經濟學者胡星鬥所說：

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的確可能很快超過日本，但是中國的GNP（國民生產總值）卻與日本相差甚遠。中國的GDP遠遠超過GNP，因為大量的外資企業、跨國公司的產值算進了中國的GDP，如果只算中國國民創造的GNP無疑將減少壹大塊。2008年，中國GDP為33700億美元，GNP只有17000億美元。而日本正好相反，由於日本人在全球生產與銷售，其GNP遠遠大於GDP。比較兩國的經濟規模應當比較國民創造的GNP，否則給國人以中國超越了日本的錯覺。所謂“中國外匯儲備世界第壹”也有問題，只能說中國官方的外匯儲備世界第壹，但民間幾乎沒有外匯，而日本官方的外匯儲備雖然只有壹萬多億，但其民間還有兩三萬億美元，日本才是真正的外匯儲備世界第壹。[4]

中國的國外凈要素收入不多，很多對外投資是虧損的，遠遠小於本土上的外國企業產出。所以才會用GDP與國際接軌，因為GDP依據國土原則，可以將外國公司收入也計算進來，表示中國的經濟總量。中國的外資企業產值約占經濟總量的壹半，若以GNP計算，中國只及日本的壹半。以美國為例，中國工農業生產總值2008年超過美國，工農業生產總值增加值2009年超過美國，但中國GDP只占美國的1/3，美國服務業高度發達，平均勞務收入比中國高出10倍以上。還在於美國有壹半的GNP是在國外，中國龐大的GDP中有不少是美國的GNP，根據摩根大通的估計，中國制造的廉價商品為美國人節省了6000億美元的生活支出。GDP的統計方法掩蓋了中國人的實際收入水平，片面追求GDP影響了民眾生活品質和福利的提高，受益的是政府和外資公司。中共是外匯管制體制，實行統壹的結售匯管理制度，進入境內的外匯必須賣給國家銀行，由中央銀行統壹經營管理，所以中央銀行才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這與貨幣自由兌換的市場經濟國家不同。中共的GDP還留有計劃經濟時代的烙印，許多豆腐渣工程也是GDP，過幾年再重新建壹次，即使不是豆腐渣項目，也會經常改造，十來年的大樓推倒重來，橋梁公路的不斷改建，拼命搞有用沒用的高速鐵路，面子工程的遍地開花，都為低效或無效益的政績貢獻著無效GDP。中國在近些年的房地產大躍進中，建造了大量的樓房，形成數量不少空置區，被世人稱之為“鬼城”。如內蒙的鄂爾多斯，區區幾十萬人的城市，建成及在建的樓房有幾百萬套，人均10套房，從2005-2011年，六年間房價漲了六倍。鄂市巨大的康巴什新區，除了馬路上的清潔工人，幾乎看不到行人。曾被美國《時代》周刊稱作建築豪華、卻無人居住的“鬼城”。就象郎鹹平教授所說的“鐵公基”，中國70%的GDP是靠鋼筋水泥實現的，消費僅有27%。這種GDP越大，對經濟和資源的破壞性也就越大，它造成產能過剩，推高了通貨膨脹，加劇了資源短缺，消耗了國民財富，與毛澤東時代大躍進式的大破壞壹樣道理。中國人不註重積累財富，熱心於增長數字，好看不好用，經濟增長不能同步帶來國民福利，這也是表面繁榮與民生脫節的壹個重要原因。既以GDP而論，中國人均也不過三四千美元，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為日本的十分之壹，人均GNP僅為日本的四十分之壹，仍屬於貧窮國家。但中國在明清之前曾是世界上的先進國家，《馬可·波羅遊記》在歐洲出版時，人們不相信基督教文明之外竟有那樣高的文明存在，馬可·波羅的親友認為他撒下彌天大謊，死後進不了天堂，讓他在臨終之前向上帝懺悔，以解救他的靈魂。馬可堅決拒絕，鄭重聲明道：“所見之異事，尚未說到壹半！”今天中國經濟上的成就得益於人類科技進步，鄧小平坐在日本新日鐵高速列車上感覺摧人奮進，深知中國讓毛澤東的閉關銷國政策搞得貧弱不堪，遠遠落在了先進國家後面。中國開始廣泛利用外資和技術，經濟起點低，但引進技術方面可以向高科技看齊，獲得更快的發展，在電子通信、汽車交通、冶金加工等方面的技術引進和改造都取得很大的進展。這不是共產黨如何偉大，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回歸前人均GDP達2萬美元，臺灣的中華民國，早就超過1萬美元了。中國沒有自由，沒有法治，官府盤剝民眾，遍地貪官汙吏，而經濟卻以世界上很高的速度增長著，GDP翻了很多番，其原因何在？我們通過逐步分析，便知其中原因。



吃苦搏命



中國人缺少科學探索和冒險精神，沒有地理大發現那樣的壯舉，卻不乏為改善生活而暴發搏命激情，素有吃苦耐勞的美德，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中國人口眾多，土地有限，又以農業立國，重農抑商、重義輕利是傳統中國的長期國策，也是傳統價值觀的基本取向。中國人處在壹個人口持續增長、生存資源長期匱乏、天災與人禍接連不斷的惡劣生存環境，生活在壹個缺乏對外拓展能力與激勵制度的農業社會裏。中國人不可能通過地理大發現來拓展民族的生存圈，只有靠個人的拼搏來獲得壹條生路，於是就有“下南洋”、“走西口”、“闖關東”之類的遷徒潮，來擴大個人和家庭的生存圈。清末民初，每年有數十萬中國人流亡海外，尋求新的生路，以下南洋者居多。中國人以吃外國人不能吃的苦、忍外國人不能忍的精神，刻苦耐勞，委曲求全，世界上凡有華人的地方，華人的耐力總是強於原住民。清朝末年，美國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有大量移民通過“賣豬仔”方式而移民美國。“賣豬仔”過程需要有極大的犧牲精神，從廣州運到美國，“豬仔”存活率僅為60％左右。1868年美國與清政府簽訂“中美續增條約”，大批華工前往美國，參加修築鐵路等艱苦工作。這是個重體力勞動工作，需要有特別的耐力，人高馬大的美國人竟比不上瘦弱的華人，讓美國人看到了特別能吃苦的華工精神。早期的中國移民也多以“三把刀”（菜刀、剃刀、剪刀）打拼天下，“三把刀”支持了華人頑強的生存能力，在世界上任何壹個地方都能生存發展，加上節儉和重視教育，三代之後華人地位便有大改觀，進入中產階級行列。“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只要給華人壹定的經濟發展空間，象野草壹樣低賤而頑強的生命就會蓬勃生長，世界上凡是華人聚居的地方，華人的生活水準壹般高於當地人，在美國或東南亞壹帶莫不如此。大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華人，華人尋求財富的腳步，有如西方傳教士走遍全世界的每個角落，壹樣執著。



華人的成功與中共沒有關系，共產黨沒領導過壹天的新加坡、臺灣、香港，發展為亞洲四小龍中的三條飛天蛟龍。從橫向對比說來，中共不但對中國經濟沒有多少貢獻，內戰後用了半個多世紀才發展到人均三四千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普遍低於在二戰後廢墟上同時起步的國家。如果沒有中共幾十年的動亂，沒有大躍進和文革浩劫，還是中華民國，就按世界平均水平計算，中國的經濟總量也會超出美國為全球第壹。四小龍人均GDP兩萬美元，落後的責任肯定不是大陸同胞的懶惰。是毛澤東幹擾了中國人的致富進程，鄧小平的改革只是稍微放松了對民間經濟活動的控制，就出現了小崗村農民的快速脫貧，中國人終於吃飽了肚子。放松了對鄉鎮和個體私營經濟的限制，民營經濟就象脫韁於鹽車的千裏馬，以馬不停蹄的奔馳而躍進國民經濟主力軍的前列。為人稱道的漢代“文景之治”，幾十年時間，天下大富，府庫充盈，壹改漢初皇家無馬而坐牛車的窮困局面。“文景之治”的最大密訣是仁道之術：內用黃老，外示儒術，無為而治，三十稅壹，國家自然發展起來。這與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十分相似。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純粹是溢美之詞，鄧常說他自己不懂經濟，壹個不懂經濟的人怎麽會是壹場經濟改革運動的總設計師呢？文革後鄧小平開出的治病方子也不過是“多快好省，安定團結、艱苦奮鬥、又紅又專”等“四味藥”，還是他過去慣用的整頓型老套子，沒有絲毫經濟體制改革的設想。何況他的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毛思想等四個堅持確立為中共改革時期的政治路線，成為中國走向全面現代化的最大障礙。農村分田承包和城市企業改革，都是自下而上，並不是在鄧的計劃和主導下進行的。即便是“實踐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也首先是在學者中間開始。鄧也沒什麽系統的理論，所謂“鄧小平理論”，無非是些“兩個凡是不行”、“不管白貓黑貓”、“摸著石頭過河”、“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膽子再大壹點”、“壹百年不動搖”、“國外的大氣候與國內的小氣候”、“兩手都要硬”、“從娃娃抓起”壹類的口頭話，隨口而出的大白話由學者專家演繹成理論體系。我們總是聽說毛澤東如何愛讀書寫詩，胡耀邦孜孜不倦讀書學習，從未聽聞鄧小平有讀書的嗜好，鄧的生活樂趣無非是打打橋牌或含飴弄孫而已。鄧僅受過初等教育，這還不要緊，關鍵在於他不太喜歡讀書學習，自然談不上有多高的理論水平。也正是由於鄧沒什麽理論，才以“不爭論”的策略戰勝了精通馬列的左派理論家，以務實精神擺脫了馬列毛的思想桎梏，放權於民間，從而推動中國經濟走向繁榮。中國的事情從來不是由政治理論家或經濟學家事先設計出來的，毛澤東的農民革命如此，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亦如此。中共的作用是在政策調整方面比以往靈活些，來適應發展階段的不同政策要求，在行政體制、財政稅收、產權政策、出口政策、金融資本市場等宏觀經濟調控方面吸收西方先進管理經驗，引進資金技術，對經濟活動松綁，對地方放權，逐步拋棄計劃經濟的僵死模式。1984年，鄧小平說：

人們提出這樣壹個問題，如果中國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來，中國是不是也能翻身？讓我們看看歷史吧。國民黨搞了二十幾年，中國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證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國現在落後的狀態下，走什麽道路才能發展生產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這就又回到是堅持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上來了。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而堅持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再過二十年、三十年，我國生產力發展起來了，也不會兩極分化。……如果按資本主義的分配方法，絕大多數人還擺脫不了貧窮落後狀態，按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就可以使全國人民普遍過上小康生活。這就是我們為什麽要堅持社會主義的道理。不堅持社會主義，中國的小康社會形成不了。[5]

這些言論足以證明鄧小平根本不懂得資本主義經濟是什麽，他也不懂是社主義經濟究竟是什麽，純粹是信口胡言。說社會主義能發展生產力是鬼話，否則解散人民公社，設立特區對外開放，引進資本主義市場要素便是多余。國民黨走資本主義道路使臺灣變為四小龍之壹，政治民主，社會均富，遠在中共的社會主義之上。大陸的失敗正是社會主義在搗亂，又在改革中走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權貴資本主義道路，沒有法治保障，貧富分化之迅速為世界之罕見，將中國帶入了難以預測的未來和不可逃避的危機之中。資本主義與政治民主有復雜的因果關系，既可以說是對資本主義的政治保障，也可以被認為是對資本主義的政治制約，離開民主的資本主義是最壞的資本主義。中國正是走向了最壞的資本主義道路，壹味放縱資本主義經濟的弱肉強食因素，強力壓制資本主義所要求的法治、信用等政治、文化因素，放棄建設民主體制的努力，導致資本主義的畸形發展。這種資本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官商壹體，準確地說，是公共權力與私有資本壹體。所以，經濟改革成就充其量是少數人的成功，三農問題使農民日益邊緣化，城市下崗失業也形成了貧困化的群體，兩部分人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用活於高通貨膨脹的相對貧困乃至絕對貧困的狀態，根本看不到出路何在。改革日益向剝奪農民以支撐城市經濟的市場化和國民經濟的全球化發展，等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復毛時代剝奪農民以支撐工業化的國家經濟建設方針。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是榨取農民工的剩余價值，補貼了少數資本家和外國消費者。鄧小平根本不懂什麽叫按勞分配和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按勞分配是按勞動技能或勞動產出量獲得工資，當代資本主義正是按勞分配的制度，由於有法治的保障，既沒有大鍋飯，也沒有殘酷剝削。但資本主義又是按資本分配，誰的投資多股份大，誰就按其比例取利潤和承擔風險。大多數人擺脫不了貧窮，是國家的二次分配（社會福利和救濟）政策傾向於少數人，百分之八十的人處於貧困狀態。正是由於中央政策缺乏平等機制，本來應該救助窮人的錢政府自己揮霍掉了。壹個自稱不懂經濟的人，自然發不出經濟改革的高論。“為有源頭活水來”，放開才會搞活，開放度差的行業還是顯示出計劃經濟的弊病。中國股市不按照國際慣例操作，把壹只股票分成三部分，拿出三分之壹作為流通股圈錢，也不對外開放，所謂要由國家控股。股市本來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卻按計劃思維搞，不倫不類了20多年，矛盾重重，幾度瀕臨崩盤邊緣。股民受騙上當，國家卻發了大財。國有銀行也壹樣，爛帳越積越多，成為經濟前景的最大隱憂，央行靠增發貨幣彌補窟窿，通過高通貨膨脹吸幹民間財富。國營企業除了石油電信壹類壟斷於“太子黨”集團的暴利行業營利情況較好，剩下的大部分的虧損企業已經破產兼並了。真正對國民經濟和就業率貢獻大的是民營經濟，民營經濟無緣進入壟斷性暴利行業，卻創造了大部分的社會財富。

中國人特別能吃苦並非人種有什麽特殊，而是在貧窮、饑餓和壓迫中不得已而為之。中國人缺少社會保障，過去是壹切交給黨安排，大鍋飯壹起受窮，計劃經濟走到絕路，只好把人們推向市場，自謀生路。如今黨和政府靠不住了，壹切全靠自己，生老病死、住房醫療、子女上學都要自己花錢，壹面拼命工作，壹面死命儲蓄。中國人勤奮的原因也在於全民族具有強烈的致富願望，春節拜年的第壹句就是“恭喜發財”，春聯上也多以財源旺盛為好意頭。廣州寺廟裏求財的人太多，煙霧彌漫，失了火壹般，比得上香港黃大仙的香火規模。人人希望升官發財來更新命運，出人頭地和光宗耀祖。鉆入仕途不易，經濟改革正好為升不了官轉向致富壹途的人，開辟了大展拳腳的舞臺，正好發揮中國人唯物精神的優勢。唯物就是唯物質享受，唯賺錢為目的，西藏人的唯心信仰，在經濟活動中就無法與漢人競爭。但唯物至上又容易使人走向金錢拜物教，唯利是圖，道德危機，這又是國人的壹大弱點。晉人魯褒作《錢神論》道：“……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錢是神，拜錢為神與拜神求錢，壹樣目的，趙公元帥是圓國人發財夢的大神明。同時中國人又有富不過三代的警訓，先輩的財富往往被紈絝子弟揮霍壹空，吃苦不是華人的專利，失去吃苦耐勞的動力，炫耀富貴就是人性之必然。金錢何以象神壹般受到信拜，“金真是壹個奇妙的東西！誰有了它，誰就成為他想要的壹切東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靈魂升入天堂。（哥倫布1503年寄自牙買加的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道：“貨幣拜物教的謎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謎，只不過變得明顯了，耀眼了。”在商品經濟大潮中，共產黨人的貨幣拜物教傾向也遠遠超過對馬列宗教的信仰，壹切向錢看亦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經濟改革為社會解脫了發財的束縛，搏命也好，奮鬥也罷，總算有了致富機會，生活水平也隨之提高。黨的所謂“富民政策”政策無非是些“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壹類的口號，不再仇視地主資本家，因為他們已經先富起來了，做地主資本家了。電視電腦，汽車飛機，手機網絡，沒有壹樣是在中共的英明領導下發明出來。技術進步帶來的便利，除了義和團拳匪，壹般人並不排斥，鴉片戰爭後的洋務運動即是國人奮起直追世界科技潮流，以圖船堅炮利，自強富國。洋務運動制造了大上海，當時是享譽世界的“東方明珠”，遠東第壹大工商城市，比改革中掘起的深圳更為耀眼，大上海隨著中共的接管而暗淡無光。當今中共的經濟改革最多比作滿清的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過這個“中學”不是傳統文化，而是不土不洋的鄧小平理論。長達30年的洋務運動因滿清政治腐敗而導致甲午海戰中挫敗，改良派失敗，最終導致大清滅亡。中共的經濟改革也在空前的腐敗大潮中被民眾所厭惡，正如孫中山所言，“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報、電話等歐洲現代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和貪汙盜竊的門路，反而只會使事情更壞”。孫中山為共和奔忙，不是憂憤於經濟發展慢，而是要爭取自由民主——中國人民最大的福祉。經濟再發展，也挽救不了專制的最終滅亡。蘇聯人民拋棄共產主義不是因為經濟不如沙皇時代，德日法西斯強大的經濟力量反而是加速其專制政權垮臺的因素之壹，中共的成功無非是另壹個蘇德的翻版罷了。現代化不是西方化，但現代化壹定離不開西方民主制度，現代化必然包括自由人權和政治民主化。



教育功用

光勤奮也不行，大躍進日以繼夜的壹痛傻幹蠻幹，無壹人偷懶，反倒餓死了幾千萬人。所以說教育是很重要的，全民文化素質太低才容易上那些烏托邦神話的當。沒有高質量的教育，就談不上科學技術的發展。如今到幼兒園問壹下孩子，“長大了準備做什麽”，回答幾乎都是“當科學家”，“當教授”，“當醫生”，“當老板”壹類的回答。毛澤東時代雖說是義務教育，但重視的是黨化奴化教育，科學技術不吃香，知識分子都夾著尾巴做人，還要接受工農兵大老粗們的再教育。那時的小學生最想當的是解放軍，開飛機開汽車，或車鉗鉚電焊之類，農民因為戶口低賤，不在小孩子的夢想中。中國人是世界上最重視教育的民族，當今中國卻是世界上最不重視教育的國家，這極大的反差之處在於做父母的寧可賣血乞討也要供子女上大學，以至於不少人為籌學費急得上吊跳樓喝農藥。政府每年教育投資是全世界最低的，僅占GDP的2％強，比非洲最貧窮的國家還少，也比不上朝鮮，而聯合國規定的最低標準是5.5％，不發達國家的公共教育經費在80年代就普遍達到的4％。據學者統計，1985－2002年的18年間總短缺額高達10100億元，其中1996-2000年“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沖刺階段，每年短缺額都在1000億元左右。[6] 根據官方的統計應該說是最保守的數字，若按近幾年物價快速上漲的勢頭來看，每年還要短缺數百億元，因為上漲的部分也是政府應當支出的款項。而克扣教育經費的禍根就是中央和省兩級政府，壓力基本在縣壹級財政。走向市場經濟後，政府熱衷於圈錢運動，在財政每年增收上萬億元的情況下，仍有許多鄉村孩子在破桌爛椅的教室裏上課，貴族貧困山區的小學生上學甚至要自帶糧食炊具自己生火做飯，自租住房。地震中倒塌的房屋多半是學校，政府大樓卻是越建越豪華。世界上的政府無不為孩子們提供最好的教育條件，唯獨中共政權無視孩子的利益，除了他們自己的孩子。地方政府為了躲避義務教育責任，將大量的公辦中小學出租給私人經營。即使是地方經濟發達的地區，政府也不願多拿些錢來辦教育，廣東2000－2003年山區義務教育負債達20億元。這樣的學校也就談不上什麽教育質量，而付不起學費的學生只好輟學，壹些貧困地區的初中生輟學率竟高達七成。經費不足和教師工資拖欠兩大問題成為國際上最可恥的標本，是對“歷史以來人權最好的時期”無恥濫調的最大諷刺，而中共中央居然毫無愧疚之心，總是將責任推到縣壹級政府，總是讓海內外華人捐資助學。在惡劣的教育現狀面前，中國政府竟然宣告它以15年的時間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這壹“輝煌成就”之下是農村的教育危機又帶入了21世紀。中共早年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稱：“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在進行階級鬥爭許可的範圍內，應開始施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首先應在青年勞動群眾中施行”。直到壹年有8萬億元財政收入的今天，仍舊不能實現完全的免費教育。為中共所詬病的國民黨政府，在中國抗日時期半壁江山淪陷的最艱苦歲月，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還在後方為大中學生提供免費教育，在重慶、昆明、桂林等地設立聯合大學，收容流亡學生和公教人員。陳誠身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主席，駐防鄂西恩施，壹到任便收留逃亡教師和學生，興辦戰區教育事業。創辦了湖北省立師範學院、省立農學院和省立醫學院。這三個學院的院長都是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專業博士，是陳誠使盡手段，竭盡恭敬之意將他們從重慶等地請來恩施效力的。在經費極為緊張的情況下首先保證公費教育，日寇進攻的危急時刻，先撤退大中學生，嚴令省府以下各級公職人員壹律不準擅離恩施。在戰鬥打得最激烈的幾天，陳誠還打電話到教育廳，詢問各校撤離情況，並規定不準壹個學生掉隊，否則拿教育廳長是問。更有甚者，四川軍閥劉文輝治下，規定當地縣政府建築如果比學校好的，縣長立即槍斃。當時四川的很多縣的學校非常堅固，戰爭時期可以作為固守的防禦工事，縣政府辦公處往往如牲口棚，低矮破舊，形同危房。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學校普遍倒塌，學生傷亡慘重，政府大樓較為堅固，損失不大。成都市政府投資12億元，建造新政府辦公大樓，由世界著名法國設計師——北京奧運場館鳥巢的設計者設計。5月15日，八級地震後的第三天，大批學生市民仍埋在廢墟中等待救援，成都螞蟻搬家公司的幾百輛貨車和上千名員工在全世界媒體高度關註的時刻，將市委市政府遷移到了世界上最漂亮、最氣派的政府新大樓群裏。共產黨墮落為壹幫世界上最沒心沒肺的東西，把學校建成學生們的墓地，在學生家長撕心裂肺的悲愴聲中，毫無懺悔之心。 現在的中共政府財大氣粗，可以免除非洲國家上百億美元的債務，卻不願全部免除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學校的亂收費遂成為教育部門的壹大財源，導致民怨沸騰。除了中國，全世界的學校肯定找不出強迫學生花錢購買校方出售的高價桌椅板凳和校服外加各種贊助費才讓上學的例子，也絕對找不到學校和教師整天向學生兜售盜版教材牟利的事，或者想盡辦法以各種名義收取學費之外的費用。有的教育局不但不給教育撥款，還要勾結物價局以合法形式借學校之手向學生圈錢，借公辦招牌按民辦教育收費。最狠毒的就是中學收費，重點中學壹入學就要先交個十萬八萬，教育局與學校共同瓜分暴利。中國制定了義務教育法，卻倒退到不如毛澤東的窮困時代，原因是壹切向錢看，教育產業化了。這向錢看政策壹是高收費，二是少花錢，兩方面大動腦筋，才把國家教育責任推到民眾頭上。政府則能省就省，能撈就撈，可以說改革以來中國教育的發展基本是由學生的學費來支撐的。越是富裕的地區學費越高即可看出問題的癥結，學費水平是根據某個地區壹般家庭的最大承受能力來確定，壹個貧困地區的中學生壹年有兩三千元夠了，發達地區至少要上萬元。超出這個限度，就會造成大面積輟學，反而影響學校收入。這實際上是受當地市場承受水平制約，而不是政府管理起作用，讓學校放開手去收，實現效益最大化，也不過如此。支付能力高的，可以選擇重點中學，學費從幾萬元到十幾萬無不等，為了避免亂收費之嫌，學校通常以“自願捐助辦學”為由收取高額贊助費或擇校費，作為先決條件，讓學生啞口無言。如果是尖子生的話，為了搶優質生源，提高學校升學率，增加廣告效應，學校也會減免這些學生的學費，甚至倒貼錢，但仍然是為了學校的盈利能力，賠錢的事是不會幹的。可以說，教育部門與醫療機構壹樣，本來應該是全民的福利及最令人尊重的行業，卻墮落為窮兇極惡的敲詐團夥，成為收刮民脂民膏的社會公害。逼得家長如同乞丐，為籌學費拉下臉來四處借貸，老百姓賣自己的血，為了子女的前途，光宗耀祖。中國人重視教育源於“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跳出農門，走出貧窮，急切而執著。國家放縱教育部門非法圈錢，成為壓在中國人頭上壹座大山，竟然美其名曰為教育改革。在大量兒童因貧困輟學的嚴重壓力下，在國內外壹片譴責聲中，2006年全國財政安排農村義務教育經費1840億元，全部免除了西部地區和部分中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5200萬名學生的學雜費，為3730萬名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對780萬名寄宿學生補助了生活費。2007年全國財政計劃安排農村義務教育經費2235億元。問題有了緩解，但部分省份公用經費補助標準偏低，覆蓋範圍太窄，原先學校從公用經費和學雜費收入中開支教師津補貼的問題比較普遍，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後，這部分津補貼失去資金來源，造成教師收入實際水平的下降。個別地區服務性收費和代收費在壹定範圍內依然存在，貧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補助大多由縣級財政負擔，由於壹些縣級的補助標準偏低、範圍偏窄，經費不足使學校以“省吃儉用”的模式（節省購置先進教學設備資金）維持學校的現狀。許多學校更是讓學習差的初中生輟學回家，卻按在冊名額領取全額的教育補貼，緩解經費問題。目前提供免費教科書和寄宿生生活費補助的覆蓋面仍然偏小，尤其是在貧困地區，遠不能覆蓋應該享受這兩項政策的貧困生人群。中央對義務教育的“兩免壹補”（免書本費、免學雜費、向住校生發放生活補貼）政策實施後，不都是減輕了學生負擔，如大規模的強行撤並學校過程中反而因為增加了學生的膳食住宿交通等費用，支出遠超過原有的學費，加大了農村負擔，造成新的上學難，負擔不起的只能選擇綴學。那些曾經讓各方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財力的村級小學，有些是響應希望工程由海內外捐助的，剛建好不久便廢棄不用，或賤賣為私房，造成教育資源極大的浪費。 誰都知道教育能改變國家的命運，所以世界上普遍實行義務教育，這是政府的首要責任。歐洲國家普遍實行全免費的大學教育，美國則是義務教育普及到高中，連貧窮的古巴也是12年義務教育。美國的學校免費提供校巴和午餐，中國的學校竟然向學生高價出售課桌板凳，竟然有小學生自行燒柴做飯。在西方社會，最幸福快樂的是孩子，小皇帝壹樣無憂無慮，最苦惱的政府官員，整天挨罵受氣。在中國，最辛苦勤奮的是學生，幾十斤重的書包，上千度的眼鏡，求學艱難。有壹種說法是，由於政府財政困難，拿不多少錢出錢來給教育。這種說法與黨的宣傳明顯對立，正面宣傳從來都是說經濟發展如何快，稅收增漲何其多，改革開放形勢壹片大好，教育事業高速發展。這無法自圓其說，就連最貧窮的毛澤東時代，教育也是基本上免費的。稅收中有“教育費附加”這壹專項稅種，教育局還要另外通過學校向家長收取教育附加費，多重征稅得來的錢去了哪裏？我們不能說教育經費很多，因為教育經費基本上由地方財政負擔，中央財政的撥款僅占地方教育經費的2%，還差不多用在了重點高等教育上。教育是國家責任，可國家對義務教育的基本靠地方財政支持，財政吃緊的地區自然無錢辦教育。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富裕地區財政寬松，教育亂收費反而更為嚴重，已經到了敲詐勒索的地步，因為能榨出大把錢來。許多人總是為經濟發展唱贊歌，其實錢再多也是在國家手裏，在各級政府手裏，在少數人的錢袋裏，不但難以變成民眾的福利，反而因執政目的牟利化更死命向民眾的腰包裏伸手。廣東是全國最富的省份，窮人照樣受窮，教育收費也最高，幼兒園到大學，照現在的價格，至少需要幾十萬元。由於政府教育投入長期不足，貧困群體的義務教育問題仍然嚴重，據官方統計，全國有1.16億文盲，占全世界文盲的15％，壹億多文盲展示出中國教育的現狀。盡管如此，教育水平還是在民眾的高額投入下有了巨大提高，義務教育階段的入學率為90％左右，大學生占適齡人口的毛入學率達20％以上，這就為支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有知識的勞力資源。中共在教育上實在乏善可陳，大學擴招實際上是教育產業化的作用，但畢竟為更多的學生提供了高等教育機會，為義務教育提供了吸引力，為提升經濟層次儲備了人才，如果說這是善舉的話，怎麽也不覺得政府有多大面子。高等教育的高收費也帶來義務教育質量的下滑，花十幾二十萬元讀中學大學，畢業後工資僅壹兩千元，農村孩子上中學多為了讀大學，上大學不劃算，中學就失去吸引力，所以輟學的多了起來。高中和大學無遏止地亂收費，短期發展挺快，長遠來看與農村漸行漸遠。中共2008年農村全面實行義務教育，僅普及到初中，這對於解決農村教育落後幫助有限。



高儲蓄率

應該說50％以上居民儲蓄率太高了，居民存款未能順暢地進入消費市場，是中國人消費不足的長期原因。中國人的勤勞與節儉是密不可分的，狠命賺錢，死命攢錢，貧窮及對未來深切的憂慮，形成頑強的“養兒防老、積谷防饑”的傳統觀念。社會主義福利制度也趁著改革之機當包袱甩掉了，全民福利系統還未建立，儲蓄就是牙縫裏省出錢來的首選。這既有民族性因素，也有社會矛盾問題，高儲蓄率並不壞，至少在經濟發展之初的資金饑渴時期，新加坡的儲蓄率也曾高達50％。極高的儲蓄在投資主導的經濟發展初期，緩解了資金嚴重不足，現在以投資拉動型的經濟發展已經接近尾聲，高儲蓄使銀行資金過剩，現在銀行對小額存款收取帳戶管理費就是這個原因。降低了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乘數效應，影響宏觀經濟運行效率，過低的消費率加劇經濟的緊縮和衰退，進壹步惡化就業形勢，造成失業率攀升。低消費率導致大量儲蓄存款轉化而成的信貸資金被積壓、滯銷及庫存商品所占用。資金沈澱在銀行，不能快速進入周轉渠道，增加了金融風險，使過多的錢進入高投機性的房地產業，更制約了普通商品消費。儲蓄不能轉入消費領域，也使經濟更加信賴出口，增加貿易摩擦。投資不能順利進入資本市場，影響股市長期低迷，企業失去低成本融資渠道。商品不在乎消費者的國藉，而是必須盡快消費掉，中國的外匯已十分充裕，過剩的外匯只好買美國低回報率的國債，又增加了匯率風險。中國經濟開始到了靠消費支持的時代，消費由溫飽型提升到追求生活質素，消費水平已從千元萬元級向十萬百萬元級水準過渡。但消費的升級必須有社會保障的全民化，普通民眾連病都看不起，讓他們少儲蓄也不近人情。經濟也必須由政府投資拉動向居民消費拉動過渡，才會保持發展的長期穩定。壹句話，高儲蓄支持了高速發展，高儲蓄率也將制約經濟的未來，按照中國實情，儲蓄率維持在30％以下較為正常。美國的儲蓄率是16％，2005年的個人儲蓄率為負數，美國人全部花光了賺來的錢，還要借貸消費，所以世界上的商品都往美國傾銷，讓美國人長期享受低物價。我們也應當認識到，大部分人的名義工資每月也不過兩三千元，扣除各種稅費保險的實際工資或個人可支配收入還要減少兩三成。除去生活開銷，低收入者幾乎沒有儲蓄，支付壹個子女的大學教育費用都成問題。隨著近年來房價快速翻番，結婚費用驟升，養育子女成為高消費，必須縮衣節食，增加預防性儲蓄，這些都直接影響消費意願。富裕階層的儲蓄才是剩余的錢，占個人總儲蓄率的80％以上，這部分錢是消費後的剩余部分，很難再進入消費環節。因為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場，中國人在歐美國家大舉“掃貨”及購房產別墅，就是消費能力極其旺盛之故。節儉是壹項美德，但當所有人都不得不節儉時，這可能是壹種災難。假如不能明顯改變高儲蓄率的狀況，那麽過剩的儲蓄只能通過投資和凈出口的形式來消化，而恰恰是投資和出口抑制了消費，中國急需向消費型經濟結構轉型。 高儲蓄還有壹個問題是掩蓋了銀行高不良資產的危險，根據2006年實行的新巴塞爾資本協議（Basel II），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率為8％，低於這個規定，銀行風險增加。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已達10000億元以上，約占總貸款額的10％。要不是中央大量註資幾大國有銀行，發行股票上市圈錢，再剝離不良資產，國有銀行早就破產了。盡管金融界喊了20多年“狼來了”，幾大國有銀行依然如常青樹般巍然不倒。在政府的無限關愛下，居民存款源源不斷流入銀行，極高的儲蓄降低了銀行的經營風險，延遲了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銀行業基本上是政府壟斷的，為了避免社會風險，幾乎沒有倒閉破產現象，即使極個別的案例也是國家承擔後果。如海南發展銀行和壹些城市信用社或農村信用社因擠兌導致的破產事件，都是政府出面來承擔銀行損失。國家還可以通過剝離、上市來轉移或稀釋不良資產，讓國有大銀行進入無風險經營狀態。當然系統風險並未消除，只是將風險也儲蓄起來，眼不見心不煩而已。有專家說，是把地毯上的灰塵掃到了毯子下面，壹語中的。不提高資本充足率，改革銀行官僚體制，處理壞帳，降低信用風險，如遇金融危機和大面積爛帳，後果就是銀行系統崩潰，引發經濟危機。銀行是金融業的基礎，中國銀行的危險是中國經濟的心腹大患，將來經濟出現問題，壹定先從銀行反映出來。中國銀行之所以爛帳多仍保持穩定，是築起了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這道最高的防火墻，還有對內的壟斷地位和高儲蓄率。多年來銀行界的蛀蟲已是肥壯的碩鼠，胃口奇大，很多錢轉移到境外。資本外逃到底有多少呢？這很難統計，因為這部分錢很多是灰色和隱蔽的，資金外逃不是指攜帶現金非法出境，是通過銀行轉移而留下痕跡的絕大部分。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誤差與遺漏”項目的變化來估計，如果該項目的數值大到超過商品項目借貸方總計（即貿易額）的5％，或大於外匯支出的2％時，就表明國際收支存在較大的問題，同時這壹數字為負數，就進壹步表明有來歷不明的外匯支出，換句話說，即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資本外逃。有專家說從1990到2004年，大約有1300億美元。也有學者說：“1985-2008年，我國累計資本外逃為4861.96億美元，占同期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8314.17億美元）的58.48%，亦是同期借用外債增額（3626.10億美元）的1.34倍，大大超過每年新增的外債。考察期我國資本外逃（4861.96億美元）占同期資本流入（9729.02億美元）的比重竟達到了49.97%，也就是說，當我們努力去引進每1美元外資時，卻有大約0.5美元的資金通過各種方式逃避到國外。”[7] 外國投資和熱錢的持續流入，外貿收支盈余，外匯儲備高速增長，銀行部分風險轉移到股票市場，也掩蓋了資本大量外逃的危機。中國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壹出事會立即引發骨牌效應，形成突發的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事前並無任何預警信號，泰國壹出事，外資迅速撤出，外匯市場崩潰，引起亞洲金融市場劇烈震蕩，很多國家跟著倒黴，韓國也遭了殃。 銀行上市融資又填補了爛帳的窟窿，幾大國有銀行境內外爭相上市，圈回了上萬億資金，大幅度降低了壞帳比率。這些資金是正常運轉，還是繼續揮霍化為爛帳，還不好下結論，根據國際的經驗，國有銀行是搞不好的，但這怎麽也說是若幹年後的事了，銀行上市圈的錢很可以花壹陣子。2007年以前的壞帳，通過吸引眾多國際銀行業巨頭作為三年期“戰略投資者”參股國有銀行，以此為包裝於海內外上市，終於將9000億美元左右的壞帳化掉，提高了資本充足率。但這些“戰略投資者”的資金均是投機資本，屆時減持退出，情況還會惡化。這些資金又大部分流入房地產等投機性渠道，吹大泡沫，引發系統性風險，不過這也是未來的事了。學者何清漣分析道：“自2008年中國為擺脫危機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以來，中國銀行業的危機又讓海外同業頗為擔心。以下是中國媒體經常提到的壹些數據：壹是中國前壹輪消化壞帳提高的資本充足率再度下降，導致銀行資產質量惡化。2009年11月下旬，中國銀監會（CBRC）要求各大銀行必須提高資本充足率。據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估算，中國11家大型上市銀行要達到更嚴格的資本標準，總共將需要籌集3000億元人民幣（440億美元）的資本。二是中國在房地產投放資金過多，目前，中國房地產業占GDP總額6.6%，以及四分之壹的固定資產投資額。而中國金融機構在房地產裏的貸款（包括開發商貸款、土地貸款和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已經達到數十萬億。房地產的高度泡沫化導致銀行貸款風險。三是中央政府投放4萬多億資金催生的項目大多成為套取銀行貸款的工具，並無實效。據北京派出的中央檢查組分赴各地的檢查結果，在被查的2472個項目當中，有2151個項目存在問題。”[8] 中國銀監會是行政機構，央行是政府的印鈔機，這種風險又帶有濃重的體制色彩。 銀行還面臨著壹個巨大的政治風險，中共各級官員因為不看好中國未來，無不將腐敗款經銀行轉移到國外，保障不義之財的安全。外資參股中國的銀行，更方便了腐敗資金的流轉，同時成為外資敲詐控制腐敗官員的把柄，進而形成腐敗逐波擴大的惡性循環。外資控制的中共腐敗官員越多，利用其廉價獲取的中國資產的機會也就越多，再進壹步控制更多的腐敗官員，最終把中國各級腐敗官員變成為西方國家服務的“海外公務員”或“國際主義者”。中國金融國門終究要打開，有的國有銀行之所以在上市前匆匆以超低價賣給外資，主動放棄上市後的巨大差價收益，就是為了掩蓋黑幕重重的腐敗問題，而所有腐敗行為都被關在了中國民眾的視野之外。現代國家財富的分配流向完全取決於極少數監管者的決定，可以在瞬間使在成千上萬億財富灰飛煙滅，把本國人民壹年甚至數年創造的財富全部變成他國的國民收入。所有能夠影響股價和金融指數的決策者和信息發布者，無論是個人還是公司，都可以合理合法地把巨額國民財富裝入自己腰包，這種財富掠奪動輒數十億上百億乃至上千億。與收受賄賂積聚財富的漫長過程和巨大風險不同，用這種方式制造億萬富翁的速度遠遠超過房地產等投機行業，這就是中國金融管理集團拼命要搞股權分置改革，拼命要創立金融衍生品種市場的壹個原因。但決策集團並不承擔任何風險，無論銀行或股民如何被掏空，民眾損失如何慘重，普羅大眾除了在網上怒罵或跳樓自殺，毫無辦法。比之臺灣總統陳水扁女婿涉嫌股票內線交易立刻被送上法庭的事例，有霄壤之別。如何將禍國殃民的權貴集團繩之以法，是保護國民財富的最低要求，是公平正義的底線，否則金融市場就只能是對民眾財富的公然搶劫。而對於中共執政集團，正是渾水摸魚之良機，只要沒有眼前的危機，大家壹起裝傻，將來的事都留給後人解決，誰也不會把煩惱都攬到自己頭上。中共政權是壹部殘酷的專制機器，沒有人性，自然不會有人權，既不能為人民大眾提供福利，也不能對守法官員提供保障，沒有壹個人是安全的，有能力的投靠西方國家，沒能力的只能死守著。中國的精英都是靠對內搶劫起家的，當然西方國家最為安全，無論他是留美還是留蘇的，都要在西方社會給自己或家人預留後路，來逃避政治風險。“中國精英集團擔心改革發生逆轉的憂慮有多大，從匯豐銀行透露的資料中就可以看出，僅2007年壹年，匯豐銀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從中國大陸獲得私人存款227億瑞士法郎，相當於近1600億人民幣。大家可以想像壹下，全世界類似匯豐銀行瑞士分行這樣的銀行有多少？這些銀行從中國大陸壹年又能轉移走多少資金？如此驚人的巨額財富大量流向海外，既摧毀了中國老百姓走向富裕的物質基礎，又斷絕了精英集團自己的歷史後路，使中國陷入了財富失血的歷史怪圈：官員向海外轉移的財富越多，就越是充滿歷史恐懼；越是充滿歷史恐懼，就越是瘋狂地向海外轉移更多財富；從而形成資本大量外逃的罕見場景。”[9]



市場因素

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經濟區是中國的三個增長極，30年來以極其迅猛的工業化水平傲視全國。究其政策源頭，是用三塊政策理論構成的：國際大循環＋梯度開發＋發展經濟學。國際大循環和梯度開發得益於地利之便，發展經濟學的“二元結構”模型的核心是：鄉村傳統部門的勞動力在邊際勞動報酬率低於現代部門邊際勞動報酬率條件下不斷的加入到現代部門，最終使邊際勞動報酬率在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之間達到均衡，從而使經濟整體現代化。這就為沿海與內地的二元經濟找到理論支持，在沿海建立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產業基地，以此輻射和帶動中國經濟的整體進步。但從發展的實事而論，只有國際大循環的理論成立，其它的理論設計基本無效。改革以來，中共放棄了過時的意識形態之爭，從國際政治中推銷毛澤東革命路線轉移到營造寬松的投資環境上來，除了與越南打過短期的邊境戰爭，與周邊及西方國家全面改善了關系，這是拓展國際市場的前提條件。共產黨從對資本主義的深仇大恨，壹下子轉為赤裸裸的擁抱，當初夾著尾巴逃跑了的帝國主義，現在又夾著皮包回來了，而且比當初進入時更加風光，成為可以控股中國經濟的大老板。世界上再也找不出這樣滑稽的例子，這對中共來說是無可奈何的事，中國已是共產主義世界的孤兒，除了向資本主義乞討，不可能從朝鮮或古巴那裏找來奶水養活馬列遺孤了。鑒於蘇聯解體，鄧小平也需要市場化改革來替代政治改革的要求，即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過渡。加入世貿組織，溶入經濟全球化，保護幼稚工業的關稅壁壘，在國際貿易中得益甚多。這從與美國的貿易中最為明顯，美國人消費能力強勁，中國從中美貿易獲取了巨大的好處，到2005年順差就超過2000億美元，扣除對其它國家貿易的逆差，國際收支仍常年處於盈余狀態。國際收支狀況良好，刺激了出口的快速發展，使中國經濟有了比二戰後更大的馳騁空間，目前出口量居世界第壹。統壹後的歐元市場對中國經濟也有進壹步的幫助，歐元區逐步取代美國成為中國第壹大貿易夥伴。中國經濟幾十年的外向型發展，國際競爭能力不斷提高，外貿比重越來越高，占GDP的六七成，外匯儲備超過3萬億美元。全球的GDP總量高達60萬億美元，國際消費能力的持續旺盛對中國經濟走上快車道提供了廣闊空間。從國際收支盈余構成來看，巨量的外匯盈余基本上來自中美貿易，如果扣除這個因素，對外貿易便是逆差，這對於中國外匯短缺的初期發展來說，外向型的經濟格局便不可能形成，這即是中國高速發展中的美國因素。有些人認為美國不希望中國強大，這從美對華貿易的長期逆差上來看就說不通，美國是希望中國成為壹個負責任的大國，否則美國早就用貿易手段全面制裁中國了。從中美貿易的構成來著，雙方沒有多少互補性，中國依賴美國是真，美國未必非要依賴中國，中國出口的主要目標是美國，而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在其他國際市場上都能買到。中國非資源類大國，也非消費大國，還設許多進口限制以保證國有壟斷企業的暴利，技術上也遠不及美國先進，所以2008年僅出口美國就貢獻了7.4%的GDP，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是建築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上。但中國自上世紀末便生產過剩，唯有仰賴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體系，才能使投資型的經濟結構運作下去，2009年投資對GDP的貢獻度已超越67%，產能過剩的出路主要還在於美國消費能力。美國依靠民眾的個人高負債來保持全球最高的消費水平，維持其經濟增長，同時其貿易赤字也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動力，這也是國際經濟格局中的美國因素，發達國家及亞洲地區的經濟增長無不依賴於美國因素。在中國大陸的外商投資，也多以美國為終端市場，才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美國的次貸危機使消費需求下降，世界貿易緊跟著下滑。 美國與中國不同，美元是世界貨幣，是最重要的國際支付手段，不存在外匯短缺問題，無非貿易不平衡和增加些國內失業，財政多壹些赤字而已。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是軟通貨，不能作為國際結算的外匯儲備資產，必須有足夠的美元來平衡國際收支，只有順差才能保持長期的出口增長。美元主導的國際收支體系中，世界各國都是長期的受益者。臺灣在經濟起飛時，經濟增長率達到兩位數，美國因素也起了決定性作用，臺美日外貿三角結構中，臺對日貿易是逆差，對美是順差，總的是順差。需要警惕的是，外貿的快速增長掩蓋了國內需求不足的隱憂，外貿增長越快，依賴性越高，目前外貿依賴度已高達70％，極易爆發貿易戰，也影響經濟安全。隨著全球爭奪資源加劇，國際上對中國的擔憂也開始增多。中國威脅論不僅是中國軍事能力的增強，還有資源爭奪戰的因素，中國到處兼並國際石油企業，到處尋找木材礦產，甚至通過走私渠道，國際上不可能不為之緊張起來。壹但國際貿易受阻，巨大的失業壓力更加劇內需的萎縮。中國經濟外貿依存度太高，而美國、德國、日本等經濟大國，快速發展時期也只有三四成。中國是大國，不可能象四小龍那樣長期保持外向型經濟模式，經濟規模越大，越依賴國際貿易，市場風險就越不容易規避。缺少內需支持的外向型經濟，如果受國際局勢影響，極有可能爆發經濟危機。有意壓低人民幣匯率也是刺激出口的重要原因，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按5比1比較合適。釘住美元的低匯率政策為出口主導型經濟帶來好處，也為人民幣不斷升值積累隱患。旺盛的國際市場需求，優惠政策過度向出口加工業傾斜，也形成了中國工人收入增加緩慢導致內需不足的問題，中國經濟壹直呈現投資過熱的狀態，經常要抑制投資過快增長，來防範通貨膨脹。經歷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高通貨膨脹，後來又出現通貨緊縮，居民購買力長期不足，更加靠國際市場支撐高增長。房價卻持續暴漲，即因為流動性過剩，投資渠道少，都來爭搶土地資源，地價上升過快，地方政府從出賣土地中獲得暴利，地價又轉移到房價上，房地產成為最投機的產業，也成為繼銀行爛帳之後的風險隱患。房地產過熱，也引起原材料工業無序化擴張，到處爭奪資源，刺激投資更加升溫。日本和香港的房地產過度投機，房價炒到荒唐地步，泡沫壹破滅，緊接著就是長期的經濟低迷。 應該看到，中國的外向型經濟是以犧牲國內資源環境的方式，以極低廉的價格向外傾銷資源消耗型商品，實際上是用我們有限的資源、惡化的環境和勞工血汗為代價貼補了歐美市場。外資制造了可觀的“中國GDP”，卻通過商品出口將利益轉移到了外國，也說是說，中國GDP越高，為國外輸送的利益就越多。美國人抗議中國傾銷商品，固然有理，但如果讓美國也搞1萬家電鍍廠，10萬家造紙廠，100萬家塑料廠，美國的生態環境也會崩潰掉。這種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的經濟格局勢必造成兩種嚴重後果：壹是廉價出售了國內資源，帶來資源枯竭和環境破壞的後果；二是人為壓低了國內需求，低價格是以低工資支持的，降低了成本卻掩蓋了資源浪費，國內消費長期不振，等於中國人縮衣節食去供養外國人。中國人口是美國的5倍，消費能力卻不及美國人十分之壹，所以，人們感到經濟發展雖然很快，但大多數人生活水平提高很慢，道理就在這裏。經濟增長的好處落入了少數人腰包，又輸送給了外國，特別是富裕國家，而風險卻積累在了中國。另外，人民幣匯率低估也是出口型經濟畸形發展的原因，而進口商品又太貴。中國大量高價進口能源和原材料，只有通過人民幣升值才可以降低進口成本，大大節省用在進口石油、木材、銅鐵礦石和糧食等上的支出，也有助於壓制面臨的高通貨膨脹危險，冷卻投資過熱的宏觀經濟。實際上人民幣的貶值速度遠超過美元，本幣購買力由於高通脹影響購買力已是大幅貶值了。而美國的通脹率很低，美元購買力在本國較為穩定，這樣壹對比，人民幣對美元應該大幅貶值才是，假如放開外匯管制，本幣肯定會貶值。這樣又會使美元流出，甚至引發貨幣危機，經濟下滑。由於人民幣有升值預期，熱錢大量流入中國，不得不增發人民幣來購買這些美元，結果本幣發行量居高不下，銀行資金充裕，大量放貸，過量的流動性投向房地產業，然後再拉動鋼鐵、煤炭、水泥、建材、能源等上遊行業產品的短缺和價格上漲。經濟泡沫化，貨幣超發，80萬億元流動於市場，引發2010和2011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外匯儲備迅速膨脹，意味著中國的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源消耗過快，影響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這是經濟過熱、房地產泡沫的根源。由出口增長轉向國內需求，有利於產業向中西部貧困地區轉移，有利於服務業與非貿易產業的發展。中國的擔心在於巨大的就業壓力，過度依賴於外貿型的產業，只有低匯率成本才能生存，出口競爭力下降必然導致失業人口增加，所以長期形成的畸形產業結構，也需要較長時間來解決。 中國的宏觀經濟有如壹道“特裏芬難題”，經濟增長得益於出口順差，過度的依賴外需導致產能過剩，出口商品價格過低；貿易順差積累了大量外匯，外匯用在國外，擠壓了內需，又使人民幣超發，引發通脹，致使民生艱難。往哪壹方面傾斜都面臨著難題。美國也同樣受難題困擾，學者托馬斯·弗裏德曼用了壹個英文單詞表示：CHIMERICA，意為“中美共同體”。中國人用廉價商品換回美元，再回流買美元國債，使美國金融市場資金充裕，維持低利率，刺激美國人的信貸需求，貸款消費，貸款買房，周而復始。待繁榮的消費泡沫破滅，美國人高負債消費無法維持，中國的高出口率也受到沖擊。美國人開始省錢過日子，狀告中國傾銷，中國過剩產能依賴政府擴大支出，投入“鐵公基”，而不是刺激居民消費。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中國離了美國市場不行，還得出口廉價商品，還得買美元國債，還是CHIMERICA。 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自美國開始，年底影響到中國，美元貶值，國債風險劇增，但中國的外匯出路仍以美元國債為主。2011年外匯儲備高達3.2萬億美元，遠超過國際上外匯儲備應滿足3-6個月進口的需要，隨即成為美國政府的最大債權人，持有美國國債高達1萬億美元以上。中國實行結售匯制，外匯必須賣給國家，企業和居民的外匯存款僅2500億美元，是“藏匯於國”。國家吸收外匯，明知美元國債有貶值風險，卻也無其它好辦法，不可以日元或英鎊等貨幣為主，歐元也不行，因為其安全性、流動性、保值性與承受量也遠不及美國。美國債容量大（可供買賣的共有6.3萬億美元），需求強勁，交易活躍，流動性強，收益比較高，比銀行定期存款更保險和安全，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機時是最好的“避風港”。何況美國經濟總量全球居第壹位，美聯儲擁有黃金儲備8134噸，美元的穩定性最好，信用程度也高，單就風險而言，除卻美國，中國龐大的外匯放在哪個國家都不保險，經濟壹出問題，巨量外匯可能血本無歸。如果把這部分海外財富轉移到國內，只會加劇通脹壓力，因為中國只有官方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外匯不能自由兌換，經常項目的外匯需求有幾千億美元已經足夠用，在國內拋售數萬億美元，根本找不到出路，最終還是要依靠國際市場。即使購買黃金，石油，礦產甚至小麥大豆之類作為儲備，也不可行，少量可以，大量采購或拋售都會引起國際市場的巨幅波動。這些商品的流動性不強，妳買進時暴漲，妳賣出時暴跌，結果吃虧受損的還是中國。再者，銀行是不能經營普通商品的，中國外匯資產是國際儲備，也是銀行的準備金，起著控制人民幣投放量的作用，只能用於購買黃金國債等國際金融資產。也不可進行國外股票期貨等高風險投資，壹不小心會被金融黑洞吞噬。外匯轉變為戰略物資儲備，需要由政府委托經營，也等於是央行放貸，這種風險遠大於購買美國國債。並且外匯不全是自己的，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7年期末的《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得知，2007年擁有1.528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同時外國在華資產為1.2664萬美元，屬於中國自己的份額約3000多億美元，只占中國外匯儲備總額的25-30％。同期海外資產總額只有1.0126萬億美元，比外國在華資產少2448億美元。也就是說，假如外國資本全部撤出，沒有充足的外匯儲備情況下，賣掉全部海外資產也不夠。何況還需留有足夠外匯現款，保持充足的流動性，以應付國際支付。外匯儲備還可以向國有商業銀行註資，沖銷銀行壞帳，這也是維持龐大外匯儲備的壹個重要原因。隨著美國金融危機使中國海外投資大幅縮水，隨著外匯饑渴期的過去，如何經營管理好龐大的外匯資產，以何種方式增值，正是有苦難言。令中共不得不增持美債的另壹個重要原因，就是把美元視為與石油礦產壹樣的戰略資源，壹切重要資源都要絕對控制住，人民幣與美元都是重要資源，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元更會牢牢抓在國有銀行手裏，外匯市場僅限於銀行之間，以防範民間掌握過多外匯，影響中共對經濟的管控能力。如同毛澤東所說的：“手裏有糧，心中不慌。”這只手是政府之手，中共統治中國，需要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壟斷，政治壟斷是國家權力，經濟壟斷是民生命脈，失去壟斷中的壹個，其統治能力便會被消解。所以中共對任何有可能影響控制力的潛在風險都采取極為嚴密的防範措施，在放松經濟管制30年後，又實施“國進民退”政策，將民營資本擠壓出重要產業，目的就是增強統治能力，害怕民營資本主導經濟運行。很多學者搞不懂為什麽不讓外匯存蓄於民間，而是中央政府承擔匯率風險，在美元貶值過程中白白損失掉那麽多錢，就是沒弄懂這個道理。中共要的是掌控經濟命脈，無論損失再大，也不能丟掉控制權，如同國有銀行可以上市，但控股地位決不放棄，國有銀行占金融業的絕對主導地位決不丟棄。尤其是資本項目的外匯管制，關系到宏觀調控能力，便用強化結售匯制來增加儲備。由於人民幣非國際貨幣，外匯資產是極其重要的戰略資源，必須經常保持國際收支的順差，防範金融危機。中共從建政始就牢牢掌握外匯管制權，決不允許民間自由買賣外匯，在最窮困的年代都能把美元白送給外國共產黨小兄弟，外匯儲備量常年不足5億美元，重要的是手裏有管控權。

地方政府在房地產業的巨額利益也是推高GDP的重要原因，壹方面賣地是地方財政的主要來源，壹方面可以讓官員個人獲取大量財富，既提升了GDP，又創造了尋租好處。建築業是來錢最快的行業，建造低質量的建築更是不斷提升GDP的方法，城市每天都在拆遷改建，每天都在制造大量的建築垃圾，每天都在推升著GDP。中國差不多每年消耗全球壹半的鋼鐵和水泥用於建築業，每年有20億平方米新建面積，產生了巨量的建築廢物。中國民用住宅平均壽命只有25-30年（法律規定是70年產權），不僅是標準低質量差，而在不停地改擴建中政府可以不斷賣地，許多才十幾年的樓房就拆掉了，有沒有人住過都要拆，因為房價地價上漲了，以舊城改造的名義建更高的樓，政府和開發商又可獲得巨額利潤。所以，中國的城鎮幾十年來壹直是個大工地，這也是經濟發展的又壹個道理。經濟發展還有壹個重要的原因是國有壟斷資本與國際資本的結合，國有資本有政府背景，比民營資本享受更多的政策傾斜，形成壟斷資本，國際資本當然也願意與國有資本合作，爭取更大的政策保護和市場空間。這些年中外合作的大項目，都是國有壟斷企事業與國際資本的合作，走出國門也基本是這種格局。由於經濟結構的不合理，中國經濟的泡沫化最為嚴重，中國人在幸災樂禍於美國的金融危機之後，發現道瓊斯指數壹年內跌掉了36％，而中國上證指數跌去 65％，失業問題也比美國更厲害。1929年美國爆發嚴重股災，此後經濟陷入衰退長達4年之久。當時對全世界和亞洲的影響極為廣泛，德國法西斯主義趁機掘起，日本軍國主義也向亞洲伸出魔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但美國並沒有垮，世界大戰之後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2008年的金融危機，美國也有人認為正是美國重新整合的機會，美國最終仍將成為大贏家。而中國的前途會怎樣，不得而知。



血汗工廠

據國際勞工組織公布的數據，從2000年至2005年，中國人均產出增長63.4％，而工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卻從12％下降為10.91％，延續了1980年以來不斷下降的趨勢。另有數據顯示，中國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從1989年的16％下降為2003年的12％，2008年的勞動力成本僅為8％，而發達國家這壹比例高達50－60％，世界平均為40％，美國為37％。GDP中政府財政和預算外、制度外收費拿走了40％，企業資本拿走了40-45％，工人農民僅獲15-20％。西方國家的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之比為3：1甚至4：1，即勞動所得大大超過資本所得，而中國正好相反，為1：2－3。GDP大部分進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手裏，進入少數人腰包，轉化為政府支出和資本投資，給勞務收入剩下的就不多了。近年來中國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5.7%，高於世界任何其他國家與地區，但制造業勞動者的平均小時工資僅相當於美國、歐盟和日本的3%左右，不到亞洲四小龍平均水平的10%。使得中國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從1991年的48.8％下降為2005年的38.2％，創歷史最低水平。而世界平均居民消費率為60-70％，中國只及世界平均的壹半。30年來的經濟發展中，中國沒有形成科技開發能力，所謂的技術進步，無非是利用與外資合作的機會偷盜外國公司的技術，大部分也是過時技術，核心技術仍然在外企手中。雖然在某些產品上受益於壹時，卻無法從整體上形成科技開發能力，跟上世界壹流水平，中國能做的多是些低利潤的代工產品，居於產業鏈中的低端位置，產品沒有定價權，定單和市場都由外商操控。中國商品缺乏創新競爭力，產能嚴重過剩，出口商品的國內同行業惡性競爭，導致利潤率僅為2%-3%，惟有在壓低勞動力成本上下功夫。中國以代工產品成為“世界工廠”，沒有科技進步帶來的產業升級，所以產業結構以壹般制造業為主，GDP的構成也是以制造業為主，不是服務業為主，同時說明中國大陸實行普遍低工資制度。美國工人工資是中國工人的幾十倍，每小時工資至少十幾美元，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每小時也有五六美元，中國工人每小時壹美元（這是指8小時工作制，若以12小時工時計算更低）左右。美國工人壹年創造價值104606美元，而2005年的平均工資是40409美元，加上從雇主那裏享受家庭醫療保險1.4萬美元、以及退休金等等福利，全部加起來，壹個工人獲得的收益超過6萬美元。中國工人總的工資福利平均總額每年2萬元人民幣，很多工人沒有任何福利，年工資總額僅1萬余元。長期低工資保證了低成本的投資環境，這對外向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極為有利。中國還有低地租政策，就是政府壓低給農民的土地補償，以此吸引外來投資，甚至為零地租，只要招商成功即可。在招商過程中，圈地的社會成本由政府完全承接，農民沒有談判權，政府以鐵腕征地，擔心的是資本不來，從不操心農民失去土地將如何生活。 政府也實行較高的出口退稅政策，讓利於企業，這又保證了出口商品的低價格。在中國戶籍管理弱化、勞動力統壹市場形成、過剩人口沖擊及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下，勞動工資十多年沒有隨著GDP 及物價上漲形勢而同步增長。勞動條件改善不多甚至惡化，勞動時間普遍延長。所以，這也是通過剝奪農村勞動力來向城市轉移財富。工資低，但中國勞工素質並不低，基本受過九年制教育，能滿足壹般制造業對工人的要求，超過東南亞壹些窮國，那些國家工資低，但對資本缺少吸引力。工資低是壹個方面，隨意性的加班加點也是降低成本的辦法。國有企業是三班倒制，特殊行業是四班倒，工作時間壹般不超過八小時。民營和外資企業大多數不執行法定的八小時工作制，工作時間壹般為12小時。因增加工人數量不如增加工時合算，定單緊張時，強制工人日夜連軸轉也是常事，所以常有工人累死在崗位上的報道，甚至有工人不堪忍受而連續跳樓的惡性事件。正如馬克思在譴責資本家時所說：“讓13歲以下的兒童和不滿18歲的少年在長達12-16小時的時間內‘喪失’吃午飯的時間，或者象給蒸汽機添煤加水，給羊毛加肥皂水，給機輪上油等等那樣，把午飯僅僅當作勞動資料的輔助材料在生產過程進行中加給他們。……壹個人除非由於上帝的恩賜而成為資本家、大地主或領幹薪者，否則必須汗流滿面來換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壹定量的人汗，並且混雜著膿血、蜘蛛網、死蟑螂和發黴的德國酵母，更不用提明礬、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礦物質了。”[10] 馬克思在1863年曾為倫敦壹個20歲的女時裝工瑪麗·安·沃克利活活累死而痛心疾首，為那些患職業病夭亡的陶器業工人鳴不平，如果馬老先生能活在實踐他共產理論的當代中國，就不會大驚小怪了。資本家都入黨了，黨的書記們都成為資本家了，真是風水輪回。由此可見，低勞動力成本也折射出中國勞工的人權狀況，低出口價格擴大了國際市場，增強了發達國家的消費能力，抑制了國內消費市場，不得不以更多的出口來保持經濟增長。中國內地有十分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全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勞動力資源極為豐富，形成所謂的“人口紅利”， 2009年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達到72.35%的峰值。因為多，所以便宜，全球首屈壹指的廉價勞動力大軍長期支持著工業化進程，有分析說“人口紅利”對經濟的貢獻率達27%。隨著出生率的降低，截至2008年底，全國老年人口增至1.69億，占總人口的12.79%，“人口紅利”就要枯竭，“人口負債”時代即將到來。 在沿海城市廠商有很大機會雇傭到比內地還要便宜的農民工，因為農民工先行支出了路費食宿等花銷，找不到工作還要支付回鄉費用，於是只好選擇低收入職業。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是靠資金和技術的競爭，主要是成本的競爭，由於進入門檻低，常處於過度競爭狀態。在地租稅收等方面差距不大的情況下，其生存方式就是延長工作時間，壓低工資水平。這部分產業已經退出發達國家，中國正符合勞動密集型產業低勞動力成本的條件，所以“中國制造”就發揮出持續的國際競爭力。而金融業或軟件業就不必靠增加工時來獲取額外的利潤，證券交易所壹天24小時營業並不比4小時交易制能拓展更大的贏利空間，軟件設計工程師更不可能以累到吐血的方式來開發最暢銷的產品。再者，血汗工廠多用農民工，侵犯農民工權益沒有法律成本，所以雙休日與“黃金周”基本與農民工無緣，拿不到法定的加班工資。血汗工廠還不是最壞的，還有壹種集中營式的工廠，那簡直是人間地獄！在老板和工頭的監管下，工人被剝奪人身自由，奴隸般的勞動，囚徒式的生活，豬狗不如的食物，牢籠般的宿舍，工人除了自殺或自殘，再無逃離地獄的方式。這種集中營式的工廠先是由收容遣送機關發端，政府收容部門到街上抓到證件不全的行人，送往私營的磚廠礦山監管勞動，累死或打死的人以無主屍體處理。現在是由工廠雇傭工頭到偏遠農村招收農民工或童工，關入工廠強制勞動，保安對要求離開工廠的工人大打出手，致使許多工人致死致殘。政府管理部門視而不見，最多在媒體曝光之後，處理壹下工頭。還有壹種是監獄企業，以奴隸制的生產方式經營，由於基本沒什麽工資成本，無論是聖誕節禮物還是奧運會用品，商品價格都能降到最低，競爭力便世界無敵。中國的監獄系統基本上自負盈虧，費用自理，每座監獄便是壹座大工廠，無償使用犯人。據獄方說：“至於犯人勞動報酬方面，1994年的監獄法有明確規定，但在實際中還沒有得到執行，這裏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壹是整個監獄系統處於虧損狀態，有些地方連監獄警察的工資都時常拖欠，二是雖然沒有明說是報酬，犯人的壹些開銷其實就是在勞動的效益裏實現的。”[11] 監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鎮壓機構，不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產業，不能因虧損而倒閉，費用理應國家承擔，如果連這些錢都不願花，壹切開銷均在犯人身上榨取，那獄警便等同於包工頭。中國監獄不願讓外國人參觀，視為不能幹涉的內政，也幸虧民主國家抵制中國監獄產品，無疑保障了中國的人權，否則整個中國很快會變為監獄化的大工廠。中國正處於令馬克思切齒聲討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馬克思說：資本原始積累“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12] 在官方所稱之“歷史上人權最好的時期”，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無情剝奪，同樣是“最可惡的貪欲”。在完全喪失政治體制自我完善功能的當代中國，連通過遊行示威以保障八小時工作制和增加工人福利的權利都被剝奪了，爭取八小時工作制成為中國勞工必須不斷以流血代價來爭取的遙遠夢想。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需要靠勞動過活的人，其工資至少須足夠維持其生活。在大多數場合，工資還得稍稍超過足夠維持生活的程度，否則勞動者就不能贍養家室而傳宗接代了。”中國龐大的勞動人口，為勞動密集型行業源源不斷輸送工人，但過低的工資使許多人連維持自身基本消費都不夠，根本就沒有養家的剩余。2004年以來，廣東持續出現“民工荒”，即因工資太低，農民工只好用腳投票。廣東無奈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也還是沒用。廣東生活費用太高，何況還有嚴重的欠薪問題。再以大學畢業生為例，珠三角地區月工資也僅兩千元上下，與別人合租房也要幾百元，剩下的錢僅夠吃飯坐車用，維持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緊張。低生活水平的低工資狀況將壹直持續下去，中國工人永遠達不到美國工人的工資水平，這就是為什麽GDP增長了幾十倍，工人實際工資增幅遠遠落後於經濟增長的原因。如果以中華民國時期的工人收入相比，近百年來，並無實際進步，民國發展的黃金十年中，經濟發達地區工人平均工資為20塊銀元上下，相當於現在的2000元，技術工人的工資更高。但物價極低，壹個工人養活幾口之家不成問題。據《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匯編》和《上海工人運動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號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豬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擔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塊0.05元，香煙1盒0.036元，活雞1斤0.37元，鮮蛋1個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鹽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細布1尺0.107元。隨著共產黨叛亂和日本侵華，經濟破敗，物價才開始不斷上漲。

為了降低成本，資方多不願為工人買醫療和養老保險，政府也極少處罰。中國的社會保險制度不是全國性的制度，農民工流動性太大，也不願意上保險，辭工時連保險也隨之退掉，起不到生病和養老保障的作用。所以過度競爭的行業常常是在國內就已經將商品價格降到最低，省去與外商談判時的麻煩，惡性競爭使企業不極力壓低工資便無利可圖。工人不僅工資太低，而且常常不能按時拿到工資，形成欠薪的社會頑癥。欠薪對降低企業成本未必有多大作用，但對緩解燃眉之急的資金周轉很有用，且不用付利息和滯納金，比銀行貸款既方便又迅速。這還是非惡意欠薪，惡意欠薪是根本就不想付工資，定單壹完成，老板即刻跑掉，換個招牌租壹處廠房，再來壹遍詐騙，打工者想追訴人連人都找不到，惡意欠薪當然成本低到不能再低了。強迫超時加班和欠薪說到底是法律問題，勞動法如壹紙空文，解決勞動爭議和對資方施壓的能力在政府手中，地方政府與資方利益相關，官員與老板沆瀣壹氣，對欠薪頑癥不可能下決心解決。勞動爭議本是政府職責，反令工人的處境雪上加霜，罷工或上街遊行都要遭遇公安武警鎮壓，領頭的抓進監獄判處徒刑，老板卻毫發不損。工人最大希望是每年春節返鄉前的國家治理欠薪專項行動，來拿回拖欠已久的工資，如果春節還拿不到，就沒什麽指望了。溫家寶總理曾出面為農民工討薪，但卻不願建立強有力的制度，用法治來保障農民工的權益，這也是中國欠薪頑癥的重要原因。亞當·斯密又說：“他們處於絕望的境地，鋌而走險，如果不讓自己餓死，就得脅迫雇主立即答應他們的要求。這時，雇主也同樣喧呼吶喊，請求官廳援助，要求嚴厲執行取締工人結合的嚴峻法規。因此，工人很少能從那些憤激的結合的暴動中得到利益。那些結合，部分因為官廳幹涉，部分因為雇主較能持久，部分因為大多數勞動者為了目前生計不得不屈服，往往以為首者受到懲罰或壹敗塗地而告終。”[13] 馬克思說，資本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現在各級共產黨官員成了公開或半公開的資本家，也都變為那種骯臟的東西了，剩余價值養活著無數資本家和龐大的紅色權貴集團。以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解釋當今的中國大陸，十分貼切，真是逃不脫的宿命。

勞資雙方總是會產生矛盾，工人希望提高工資，資方希望降低成本，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取決於壹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也取決於工會的談判力量。中共是十分重視工會建設的，它強制每壹個企業都要建立工會，且無須征得企業的同意。沃爾瑪在全世界都沒有工會，唯獨在中國例外。中共壹定要設立工會的目的，不是為了維護工人權益，而是怕企業脫離黨的監管，因為“工會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在私營或外資企業又承擔起監視和震懾作用。全國總工會要求民營和外資企業成立工會，也是怕工人自行組織工會，脫離官方控制。全總屬於政府序列，各級政府的工會機關也是財政供養供制，吃黨的飯，既是政治道具，也是黨的專政工具，不經工人選舉產生，不代表工人利益，根本不可能團結工人與資方談判。在私營或外企組織工會，無非是資方壹個輔助性的勞動管理組織，上為政府消除隱患，下拿資本家的薪水，擺平工人的不滿，工人與黨的利益或資本家發生沖突，工會站在工人的對立面，破壞壓制工人運動，具有典型的“工賊”性質。工會甚至比資本家更惡劣，因為資方可以讓步，工會是絕不對工人讓步的，否則會引起工人對政府政策轉變的誤解，等於間接承認工人運動的合理化。當工人權益受到資方嚴重非法侵害時，由於憲法剝奪了工人的罷工權利，工人不可能通過合法的罷工行動來實施有組織的抵抗權，資方沒有違法成本，經營血汗工廠就是必然的結果。官方工會的性質所限，工會在勞資沖突中起的作用是協助政府和資方壓制工人的激烈反應，維持和諧穩定，不可能站在工人壹方提出談判條件。富士康公司位列全球500強，在深圳的工廠有數十萬人，2010年連續發生“十二跳”（連續12次工人跳樓自殺）事件，根本聽不到工會的聲音，完全置身事外。深圳政府及勞動行政管理機關開始是集體失聲，全世界廣泛報導之後，又報告稱富士康無責任，替資方打圓場。富士康實行軍事化管理，雇用流氓打手（保安）監管工人，工人底薪不足千元，每月加班高達100多小時，心理壓力太大，感覺不到前途，更得不到尊重和幫助。但在強大的國內民意和國際譴責壓力下，最終資方選擇了讓步，承諾大幅增加工資。那些可悲的“跳樓者”，反而成為爭取工人利益的“革命先烈”，這真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用腳投票”式的悲劇，雖然沒有謝幕，也總算讓工人懂得了權益是要用生命換取的。無可否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競爭力就在於最大限度地壓榨勞動力、低工資和超時加班、集中營式的管理，使中國普遍存在著“工廠奴隸制”現象。資本家從中受益，官方工會作為統治階級壹方，也是奴役的受益方。這種工會對工人毫無吸引力，非國有企業的入會率只有13％，即使達到100％，工會也不可能成為工人自己的組織，成為對抗國家行政權力和資方殘酷剝削的社會團體，成為改善人權和福利保障的堅強後盾。與富士康事件同期的佛山本田汽車廠工人大罷工也取得了勝利，他們抵禦了資方和官方工會的打壓，勇敢地“用手投票”，主張權利，迫使資方大幅加薪。但工人要求自由組織工會的要求被嚴厲拒絕，因為加薪是資本家出錢，共產黨沒損失，工人組織工會是從黨手中奪權，中共寧願讓工廠關門，也絕不允許自由工會誕生。由此可見，資本家妥協容易，讓共產黨讓步就跟取它的性命壹樣。但中共也失算了，大肆宣傳富士康血汗工廠，回避體制問題，將民怨引向外商，迫使富士康大幅加薪，卻引發壹輪全國性大罷工，紛紛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中共只好停止報道血汗工廠問題，免得引發全國性工潮，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馬克思說：

必須承認，我們的工人在走出生產過程時同他進入生產過程時是不壹樣的。在市場上，他作為“勞動力”這種商品的所有者與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為商品所有者與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時所締結的契約，可以說象白紙黑字壹樣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後卻發現：他不是“自由的當事人”，他自由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時間，是他被迫出賣勞動力的時間；實際上，他“只要還有壹塊肉、壹根筋、壹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決不罷休。為了“抵禦”折磨他們的毒蛇，工人必須把他們的頭聚在壹起，作為壹個階級來強行爭得壹項國家法律，壹個強有力的社會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過自願與資本締結的契約而把自己的後代賣出去關死和受奴役。[14]

美國工會為了“抵禦”折磨工人的毒蛇，把藍領階層帶進了中產階級，促進了美國經濟長期向好。中國工會成為奴役工人的工具，為少數人攫取超額利潤服務。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工會扮演著雙重功能，既作為政府的代表，又企圖代表工人，以這種“二元論”為出發點，我們可以把中國的工會看成是具有雙重身份的組織，它既有國家屬性，又有社團性質，既是國家機器的壹部分，又裝扮為工人團體，這種制度上的雙重模糊身份，是解釋工會行為的關鍵。計劃體制下，工廠企業基本為國有制，利潤上繳國家，工廠與國家的利益壹致，工人工資待遇由國家統壹管理，工會很少遇到雙重身份嚴重沖突的窘境。其原因是工會應有的代表功能基本上為“家長主義”的國家所壟斷，即工人的利益由國家來保障，國家為工人提供就業機會、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障，工會似乎顯得多余，變為職工的“文體活動之家”。其職能僅是發電影票，組織籃球賽，或者為勞模聯系療養院之類。市場經濟改變了國家與工人的關系，產權制度多樣化，國家不能再扮演社會主義大家長的角色，國家事實上不再代表和保護工人，還要犧牲工人權益而推進市場體制改革，用鐵腕讓多余工人下崗，以保證企業的效率和政府的稅源，工會雙重身份的矛盾沖突不可避免，而且越來越明顯了。在政府與工人的利益形成對抗型矛盾時，國家開始高度警惕工會向自由化轉型的可能，壹方面盡量維持官方工會的運作，壹方面要避免產業工人裏出現波蘭團結工會壹類的異化力量，嚴厲打擊瓦文薩式的工人領袖。由於畢竟掛著工會的招牌，在解決個人性的勞動爭議以及緩和勞資沖突也能起壹些作用，在極為狹窄的制度空間裏活動。當工人權益受到有背景的資方或政府侵害、矛盾變得不可調和時，“黨和國家”的利益自然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作為政府工具的工會就被擠到更為尷尬的位置——多余的闌尾，不替工人說話，反而要堅定地站在資方或政府壹邊，壓制有組織的抗議，解散工人獨立組織的任何團體。《工人日報》在1999年8月9日有壹條消息，說西安的壹家國企經理決定，凡是不購買企業股票的工人，壹律下崗。廠工會主席反對，結果他被解除了職務。國企工會是官方的，但又屬於工廠部門，工會負責人與廠方是勞動關系，不聽話的工會主席就會被視為壹條發炎的闌尾給割掉。在民營企業，工會負責人壹般為老板的親信或親戚，官方也予以認可，其作用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正如壹些學者所說：官方工會的重要任務之壹就是，“哪裏有（獨立）工會，就去解散工會，哪裏沒（官方）工會，就去建立工會。



營造血汗工廠，對於黨和國家、地方政府和官員三方面也有重大利益。黨和國家的利益是什麽呢？就是收更多的稅，養活幾千萬黨政幹部和幾百萬軍隊警察。稅源的大頭是增殖稅和營業稅，在工廠老板那裏，不是憑勞動者的個人所得稅。誰都懂得放水養魚的道理，魚是資本家，不是工人。中國太大，各地經濟不平衡，資方總會選擇成本窪地。地方與中央政治利益相同，經濟利益卻相反，中央拿得多了，地方就少，國家政策到了地方便是有選擇地執行。地方政府的利益是什麽呢？貫徹穩定壓倒壹切的方針，警惕勞工的維權行動，保護資方利益，盡量多收稅費，又不嚇跑投資者，保持經濟的高增長，哪怕這種增長血腥味十足也在所不惜。地方政府降低行政執法力度，只能是犧牲勞工權益，與資方壹同經營血汗工廠。官員的利益又是什麽呢？當然是利用老板們為自己謀得更多的實惠，能向官員行賄的只能是資本家，工人的微薄薪水請領導吃餐飯都不夠，去費力維護工人利益，於官員並無絲毫現實好處。在勞動力供大於求的國情下，這種狀況不會有多大改善，何況中共權貴們早已搖身壹變，成了資本家階級，利用親屬經商辦廠，化公為私，掠奪民眾。制度性的社會危機正在加深，中國社會恰如暴漲暴跌的股市，每個人都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顧壹切地爭搶籌碼，賭它壹把再說。正如馬克思所說：在每次證券投機中，每個人都知道暴風雨總有壹天會到來，但是每個人都希望暴風雨在自己發了大財並把錢藏好以後，落到鄰人的頭上。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這就是每個資本家和每個資本家國家的口號。因此，資本是根本不關心工人的健康和壽命的，除非社會迫使它去關心。這是極具嘲諷意味的循環，馬克思斷言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與工人之間不可調和的勞資沖突，在資本主義社會早已不復存在，卻在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中國更加嚴重地體現出來，馬克思由此而創立的無產階級必須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來改變工人階級命運的理論，若用到共產黨自己頭上就不會過時了。現在資本家可以入黨了，對於緩和勞資關系有多大用呢？恩格斯是資本家，他創立共產黨是為了領導工人階級消滅資本家階級，由勞動者共享社會財富，今天的資本家加入共產黨，決不是為了領導工人共自己的產，而是利用體制內特權更多榨取勞工血汗。壹黨專制政權不可能通過保障工人政治權利和強化法治來建立勞資合作關系，原來的工人階級專政壹定會蛻變為共產黨貴族和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專政，這便是馬克思主義的宿命，也是其無法適用現代社會的先天性缺陷。

可以概括壹下：正如學者秦暉說的，“經濟全球化加低人權優勢”，就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道理。政府強制下的圈地運動加源源不斷的廉價農民工，人為制造出吸引國際資本的“成本窪地”，所以外資紛紛擁入，產品源源而出。除此之外，沒有什麽其他的“奇跡”。何況“低人權經濟”扼殺創新精神，不尊重私有產權，高增長與負福利並存，同時又積累著社會危機。這種發展既沒有技術創新優勢，也缺乏對民眾福祉的關懷，更難於提升產業結構水平和實現經濟轉型，還是出口低技術產品的路子，遠遠談不到引以自豪的層次。



資源破壞



中國的發展模式，說到底，就是以不顧壹切式的增長，只要GDP快速增加，任何代價都在所不惜。以全球20%的人口，耗用約全球30%的資源，提供了全球約10%的產出。全世界每年約消耗110億噸標準煤，中國占了30億噸；中國每年進口6億噸鐵礦石，占全球產量的40%，鋼材產量是美國的10倍；全球的化肥產量為1.65億噸，中國消耗6000萬噸，而耕地只占全球的7%。中國經濟是靠高消耗的產業支撐，單位GDP的能源消耗量是美國和日本的5到11倍，是國際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水資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的8倍。近年來對能源需求的增長極為驚人。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速和最依賴煤炭的經濟體系，壹年33多億噸煤都不夠用，已經成為煤炭凈進口國。整個國家從上到下，都是只顧眼利益。到處是私挖亂采成風，凡是產煤大省，如山西、內蒙、貴州等地，皆烏煙瘴氣，滿目瘡痍，植被破壞無遺。每次評選全球汙染最嚴重的城市，中國都名列榜首。減少環保投資是降低成本最省事的辦法，地方政府也只顧眼前利益，對汙染企業收了費，便聽之任之。政績和升遷是靠GDP來實現的，東部對環境要求嚴起來，汙染企業就向西部轉移，汙染總量還在增加。雖然也在治理，但局部改善，整體惡化，城市情況好了，更大範圍的鄉村變壞了。山西省著名的花果城臨汾市，竟成為山西乃至世界上最骯臟的城市。不禁令人聯想到伊斯蘭教的火獄：“那煙霧將籠罩世人，他們說：‘這是壹種痛苦的刑罰’”。[15] 據衛星觀察，亞洲已籠罩在厚厚的煙雲中，很多地方看不到星星，這基本上是中國人的功勞。據統計，全世界每年因空氣汙染死亡的人有80萬，亞洲就占了53萬。但煉獄是對大多數人“痛苦的刑罰”，少數人發了財，可以移民到地球上最潔凈的地方，所以山西的煤老板紛紛移居國內外。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不承擔“京都議定書”義務，所以治理溫室氣體排放並不著急，中國還計劃增加幾百個火電廠，緩解電力緊張，這足以使“京都議定書”的壹切努力化為烏有。雲南是森林大省，物種最豐富的地方，走在綿延幾百公裏的山路上，風光還是不錯，如果妳細心壹點的話，見到的多是些人工林，最好的也不過是原始次生林，從樹木的胸徑就能看出來。大樹基本上砍光了，西雙版納也是壹樣，思茅地區到處山頭裸露，“大字報田”隨處可見，越貧窮的地方，政府越是緊盯著資源。人工林或次生林是不能與原始森林相比的，原始森林的物種多樣性壹旦破壞便無法恢復，假如砍光了亞馬遜森林，再栽多少樹，消失的物種也不可能重新回來。因原有生存條件消失而失去的物種比恐龍滅絕還要慘，連化石也留不下來。自古中國人就熱愛青山綠水，唐詩宋詞裏對山水贊頌都是由衷而發，“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沒有比這更心曠神怡的了。自古以來就有保護環境的習慣，《淮南子·時則訓》上有許多古人保護環境的論述，如孟春毋竭山澤，禁伐木、毋覆巢，殺胎夭，二月毋伐桑柘，三月毋伐大樹，四月毋燒灰，五月樹木方盛，勿敢斬伐雲雲，從天子開始，違者視為逆天而行，必遭禍殃。在國民環保素質上，中國人比日本人差多了，日本的森林覆蓋率世界最高，達國土面積的67％，但日本人決不會砍伐自己國家的壹棵樹做壹次性筷子，從中國進口木筷，用後又回收制成紙漿，再出口回中國。山西和東北的無煙煤多，日本買來後裝進水泥大箱子沈入海底，以備未來之需，等於把中國煤礦搬到了日本。中國人總是歡呼發現了大煤礦、大油田，而現實的發展已經過度透支了下壹代的和平與幸福。結果是中國人子孫尚未出世，就已經欠下了巨額債務，這個債務就是未來的資源枯竭和環保投入。日本民族是有些自私，但他們是為了整個國家長遠利益。中國人更自私，完全為了個人，只顧眼下發財，能撈快撈，能挖快挖。什麽資源礦產，什麽蟲草發菜，什麽天鵝大雁，什麽百年樹木，什麽千年古墓，只要能變成鈔票的東西，無不蜂擁而上，連搶帶偷，命都不顧了。從各級政府到“太子黨”，從軍隊到地方，從農民到市民，無不卷入圈錢狂潮，都怕搭不上末班車。所以說，即使取消GDP與政績掛鉤的考核辦法，也用處不大。玩什麽“綠色GDP”遊戲，總不如先把錢撈到自家腰包裏實惠，有道是“有錢不賺王八蛋！”人們說中國是世界的工廠，其實中國也是世界的大垃圾場，國外早就不準生產的高耗能高汙染的產品紛紛轉移到中國，中國又大量進口加工洋垃圾，不讓幹就走私，為那點惡心錢，汙染了千秋萬代的山河。日本人從小接受危機教育，養成憂患意識，中國人從小接受的是幾千年文明如何偉大，地域資源是如何豐富，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民族劣根性從來沒有做為需要警醒的內容列為未成年人的必修課。

中國經濟無疑是壹種“骯臟經濟”，如果扣除汙染環境和生態破壞的部分，經濟增長只能是負數。淮河、太湖、滇池等水域治理，已花掉上千億元，不見成效。黃河、長江、珠江、松花江等大江河的治理，每年不拿出上萬億元，治理就是壹句空話。壹旦經濟陷入負增長，巨大的失業人口，龐大的幹部集團，都是社會無力消化的可怕群體。問題也有另壹面，人性之貪婪加無法無天，十幾億人要吃飯，要參與國際競爭，犧牲環境的低成本就有了最大的誘惑力。前商務部長薄熙來對美國人說，妳們不去發展高技術產業，非要和中國人競爭勞動密集型產品，限制中國商品進口。薄部長的話聽起來很有道理，美國以高科技取勝，中國以制造業打拼，美國科技那麽發達，都玩高科技豈不更好，何必與中國窮人爭食。但問題是美國並非每個人都是高技術專家，還有許多人靠傳統產業吃飯，這部分人的利益國家有義務加以保護。以美國之科技優勢都不能完全靠高科技吃飯，低技術的中國幾億農民工，只好憑低技術和高汙染的產品換錢來填飽肚皮了。令人恐怖的人口壓力與強烈無比的致富願望，再結合中國環境崩潰和資源枯竭的憂患，使中國人走上了壹條不歸路。拼完了國內資源，再拼國外資源，國外資源拼不成了，中國高消耗經濟就走到頭了。現在國際市場每兩根圓木中就有壹根運往中國，基本上靠外國不法分子走私。吃飯第壹，還是環境第壹，將長期困擾中國。山河破碎，有水皆汙，三分之壹以上的土地沙化，三分之壹以上的國土受酸雨侵蝕……中國的經濟走上來，中國的環境壞下去。黃河混濁是由於植被破壞，長江惡化是汙染太多，珠江汙濁是治汙資金不夠，東海整體降為四類水質是因為東部工業太密集。最可悲的是渤海，僅重金屬壹項指標就超標2000倍，已基本變為死海，海水循環自凈的時間是200年，中國人就是靠這種讓人惡心的生產方式來維持出口商品的最低價格，世界上再無國家敢以斷子孫後路的瘋狂來與中國競爭。朱镕基治淮的“零點行動”失敗了，再無大人物敢誇海口，讓江河湖海在什麽時間幹凈起來，統壹行動不奏效，就只剩下保護母親河之類的空泛口號。由於過度開掘，陸上資源趨向枯竭，由於沒有制海權，中國海洋資源正遭受周邊鄰國的大肆掠奪。目前南海周邊國家與西方國家石油公司合作，已在南海海域鉆探1000多口井，找到97個油田及含油結構和75個氣田及含氣結構，其中28個油田及25個氣田在中國傳統疆界之內。每年周邊國家從南海開采5000萬噸以上的石油，相當於大慶油田的產量。我海洋國土為周邊國家所圈刮蠶食，周邊壹些國家先後發表聲明，單方面宣布海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使豐富的南海資源成為地圖上的畫餅，反過來更加劇了陸地資源的自我掠奪。



有人說，中國是走先汙染後治理的路，因為西方國家也是這樣走過來的。這是只知其壹，不知其二，先汙染後治理是沒有預先考慮到汙染的後果，痛定思痛，再不治理已失去發展的意義，說明經濟發展的好處已被環境的破壞所吞噬，並不是事先設計好了的國策。再說西方國家是民主制度，民意壓力強大，公民需要清潔環境，即是政府不可推卸之責，不是由權貴集團和資本家決定汙染該不該治理和什麽時候治理。中國是共產黨專政，人民無投票權，不可能選出熱心壞保的領導人來改善環境。因為權貴住在城市，城市不可能無限制地排汙，危及到自身生存，總要有壹些保護措施。而更廣闊的鄉村就無人管了，許多村莊變為癌病村、畸形兒村、血鉛兒童村，村民求告無門，無處可逃。農民現在既不是領導階級，也不是納稅人，中國人這麽多，誰有閑心關心他們呢？先汙染後治理必然是光汙染不治理，現在環境之惡化已到觸目驚心之地步，中國空氣汙染和汞汙染已經擴散到美國西海岸，反成為美國關註的問題。美國政府每年花費2500億美元治理汙染，中國只有50億美元，“是不為也，非不能也”，統治集團的公款消費、公款出國、公車消費壹年上萬億元。現在經濟增長快，財政收入多，國家財力雄厚，環境尚不能改善，將來經濟差了，稅收減少，又怎麽能拿出許多錢來治理環境呢？

腐敗經濟

鄧小平說，發展才是硬道理。也就是說，只要經濟發展了，無法無天、官場腐敗、惡勢力猖獗、環境破壞等等，都是軟道理。當前最誘人的口號莫過於“以人為本”，實際上永遠是以政權為本，提倡法制的目的也是從鞏固政權出發。法律條文定了無數，法治社會在大陸卻壹天也沒有實現過，因為法制不等於法治，法治也不等於以法治國，若依了惡法，越治越糟。法治以民權憲法司法獨立為特征，憲法司法過程中政府（國會）立的法可能被判違憲而成為非法。壹個沒有憲政秩序的專制國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國。世界上有三個國家（英國，新西蘭，以色列）無成文憲法而有憲政，其中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憲政國家，世界上還有許多數國家是有成文憲法而無憲政。法治是由自由民主理念下的民治政府實現的，民治政府就是全民普選產生以實現民意的責任制機構。這是契約關系，男孩出生八天行割禮是與上帝立約，政府首腦是與選舉人立約，議會立法是為社會立約。中共政府恰恰相反，壹不代表正義，二不代表民意，靠槍桿改朝換代而享有永久的統治權力，還是封建專制的延續。沒有契約型社會關系，執政當局制定法律首先考慮的是自身利益，當然為了維持壹定的社會秩序，有些法律還是有規範社會的作用，比如刑法的某些部分，如婚姻法，繼承法，合同法、專利法壹類，比毛澤東時代以“三大紀律八項註意”治國有了壹些改善。 說到法治缺失對經濟的影響，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展現出獨特的作用，那時的法規政策是保障國家計劃貫徹實施，並不是為市場運作設計的。這就生出壹個悖論，若守法遵紀，就談不上沖破舊體制以搞活市場，不遵紀守法，經濟更陷入無序狀態，這個矛盾在改革初期尤其突出。那時，溫州壹帶的鄉鎮企業或個體老板，經常拿著走私的手表、錄音機、雨傘等小商品，北方人叫“澆油”（潤滑之意），到國有大企業來搞壹些計劃外的原材料。那時國有企業自主權並不大，計劃外的產品很少，於是采購人員各顯神通，找人批條子。那當然是賄賂，但數額較小，壹般人的胃口也不大，結果硬是將國有企業的鐵打江山撞出壹道裂紋。隨著改革的深化，源源不斷的原材料流入鄉鎮小企業，越來越多的商品豐富了市場。計劃經濟與商品市場並存，壹種產品由計劃內外供貨渠道形成價格雙軌制，迅速肥壯了壹些官員和“太子黨”。用不合法的手段滿足市場需求，搞活經濟，這是典型的中國特色。如果國有企業的原材料合法地堆放在倉庫裏，不去盡快發現更有效率的市場價值，中國經濟改革的引擎不會迅速發動起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沒有事先設計出行之有效的搞活經濟方案，小崗村的農民要等到中央下指示承包單幹，也許還要懷揣介紹信外出討飯幾十年。可以說經濟發動機就是在違反政策法規的情況下加滿了第壹桶油，闖過過壹道道政策法規的紅燈。少數人也是在不合法的權錢交易中攫取了第壹桶金，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資本原始積累普遍有著不太光彩的歷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壹樣，中國先富起來的人，沒有純粹靠勤勞守法致富的，最起碼也偷過稅。鄉鎮經濟活躍起來，致富效應迅速蔓延到全社會，三個人開個公司，五個人辦個中心，老板經理滿天飛。亂中起步，亂中成長，中國經濟就是在法治缺失的現實下發展至今。如果人人都尊紀守法，官員廠長不貪，不靠“澆油”來潤滑這部老舊機器，還是單壹計劃經濟，原材料睡在倉庫裏無人關心，鄉鎮個體企業的生產決不會列入國家計劃，他們就只好壹直等米下鍋或關門拉倒。為了希望中的幸福，妳別無選擇，沒有禮物遞上，沒人會對風塵仆仆的采購人員笑臉相迎。小崗村的意義就在於必須沖出壹條血路，必須有十八位英雄以血手印開道，這有政治或法律風險，但妳必須壹直往前走，萬不可回頭，“羅得的妻子在後邊回頭壹看，就變成了壹根鹽柱。”[16] 致命的錯誤在於逃亡中留戀家裏的壇壇罐罐，忘記了上帝不可回頭看的告誡。在社會大動蕩或大轉變的緊急時刻，常常是不戀舊物和敢於沖破舊規矩束縛的人才會贏得幸福。中國沒有美國的法治傳統，不可能造就出巴菲特或比爾·蓋茨式的致富英雄。中國人不違法或不打擦邊球，就談不上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社會與個人均難以擺脫貧窮，因為那些法規和政策原本就是貧窮的根源。我們不得不承認，那些讓人貧窮的金科玉律並不是上帝的旨意，是撒但引人入歧途的魔咒。廣東人創造出“綠燈亮了趕快走，遇到紅燈繞著走”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辦法，開風氣之先，贏得了發展機遇，激發了地方積極性，也埋下了全民漠視法律的隱患。國家和地方都以壹種機會主義方式處理政策法規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問題，追求短期效益，應付臨近的危機，無人關心怎樣保證長期繁榮。也可以說，是腐敗刺激了經濟的增長，大鍋飯沒效率是由於不能滿足人們的求財心理，市場化激發了人們對於財富的渴望，但舊體制的惰性和慣性必然成為高效率配置資源的障礙，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的，如果沒有刺激和賄賂雙方的牟利動力，還是借用“政治掛帥，思想領先”、“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老套路，開放搞活便是壹句空話。華國鋒失敗而鄧小平勝出，足夠說明中國特色是什麽內涵。中國的腐敗日益惡化，GDP卻增長更快，就是資源不斷通過各種渠道流向最有利益的方向。上海強制拆遷舉世聞名，各級政府乃至地痞流氓充紛紛當地產開發商的打手，其腐敗規模大到令全世界瞠目的程度。如果不是特別賺錢的行業，絕不會吸引官商介入，更無人去行賄。若按正常程序，切實保護私有財產，房地產項目也許就做不成，上海乃至中國的GDP增速也會隨之減慢，政府出臺那麽多抑制房地產過熱的措施全都無效，就是藥方開錯了。掠奪民間的增長方式的確能在短期內集中財力，加快經濟速度，建國之初就是通過掠奪民間財富而迅速體現出社會主義大工業的“優越性”，與現在縱容官商掠奪民間的發展模式並無太大差別。但這種增長模式只是對政府圈錢及少數人暴富有利，社會資源壟斷於權貴階層，底層民眾的處境只有壞下去，其隱患終究會引發政治危機。毛澤東搞了幾十年，經濟取得壹定成績，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鄧小平的改革搞了幾十年，上億農民生活水平還是低於國際公認的貧困標準，城市貧困人口數量也在增加。腐敗能刺激經濟，是因為來錢快，但不會刺激教育和科學進步，中國至今拿不到壹項諾貝爾科學獎，足以說明這個問題。腐敗經濟的遠期負面效應就十分明顯了。再比如說藥品購銷問題，如果廠商過於守法，不用賄賂開道，藥品無法進入醫院和銷售渠道，只有關門大吉，這部分的GDP也就沒有了。中國經濟中很大壹塊就是靠腐敗和非法經營支撐著，電腦業和VCD業是憑借盜版軟件和盜版影碟才快速發展起來，靠昂貴的正版品支撐起今天這樣龐大的市場，那是若幹年以後的事了。 資本要求的是流動性，流動性決定投資效率，流動資本要高速運轉，固定資本由流動資本形成，其效率也體現於流動資本的運轉過程。社會需要的是公平，讓經濟活動在公平的環境中競爭。效率是經濟問題，公平是體制問題，兼顧效率與公平就是把經濟和體制都搞好。人民公社和計劃經濟所以失敗，皆是平均有余，效率不足，維持表面上的公平，犧牲了效率，大家壹起受窮。改革開放提高了效率，又犧牲了公平，造成貧富嚴重對立，每年爆發近10萬起群體抗議事件。全民資產通過轉制流入權貴腰包，少數人暴富，大多數人切分蛋糕的權利被剝奪。中共幾十年的執政史證明，以階級鬥爭為綱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都走了壹條失敗的道路，從國窮民窮到國富民窮。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將之總結為“三富三窮”，即“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城富鄉窮”。但這個失敗是對底層民眾而言，對中共來說，只要政權穩固，都認為是成功的。權力尋租活動提高了資本效率，卻增加了社會成本，將增加的社會成本變成社會危機積累於社會底層。這危機就是腐敗泛濫成災聚集的沸騰民怨，學者何清漣在《現代化的陷阱》壹書中指出：“腐敗的泛濫使社會付出了巨大的成本。這種‘成本’首先表現在對政府機能的侵蝕和對社會資源的巨大耗費上。權錢交易進壹步刺激了官本位意識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畸形發展。事實表明，權力壟斷社會生產要素對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對收入分配的危害，比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經濟性壟斷所造成的分配缺陷危害更大。”鄧小平“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本身就很成問題，只要開放經濟政策，先富起來的肯定是壹部分人，用不著特意強調。但作為口號提出來，等於為權貴集團暴斂國民財富大開綠燈，這部分人有權力背景，官商壹體化，掌握稀缺資源配置，形成行業壟斷集團，最容易致富，是社會迅速腐敗的推動因素。 中國缺乏法治，但中國的法律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繁雜的。成文法的先天缺陷與中共統治的嚴密，每壹件事情都生怕管不到，恐有疏漏，卻每做壹件事情都可能繞開法律，漏洞百出。外國人常批評中國沒有法治，但是外商來華後，壹改國內的形象，也懂得了鉆法治的空子，比國內企業也好不了多少。沃爾瑪是美國最大的商業連鎖店，是全球500強之首，年銷售額2500億美元，雇員160萬。沃爾瑪成功的訣竅之壹就是以最低的進貨成本和最低的銷售價格競爭市場，在中國的年采購額超過120億美元。價格最低的中國企業侵害勞工權益和違法經營方面也壹定最厲害，這都不是沃爾瑪考慮的事情，它的目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沃爾瑪還在中國的分店中成立中共黨支部和工會，將員工完全置於黨組織的監控之下。外國企業來華投資，不行賄想拿到政府訂單或大工程項目的合同，是不可思議的。入鄉隨俗，雅虎是美國大公司，為了中國這塊大蛋糕，爭相獻媚，自動刪除網站上中共不喜歡的內容，雅虎還出賣客戶資料，幫中共國安部門抓捕記者師濤。谷歌因無法忍受中共的網絡審查，只好選擇退出中國大陸。在不同的法治環境中，人們的行為也隨之改變，麥當勞、肯德基非法用工事件曝光，聘用人員工資竟低於當地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香港的珠寶首飾店不敢騙港人，專對內地遊客以假充真，騙取不義之財，這就是鉆壹國兩制的空子。

資本的逐利特性，決定了其道德的軟弱，決定了其權勢面前的位置，自由國度的資本與專制國家的資本性質上並無不同，維護人權從來不是資本的性格。我們無需諱言，不少外資就是奔中國的沒有人權和法治而來，維護人權法治是需要成本的，有時成本會高昂到令投資失敗。中國不準罷工，資方便不必考慮提高工資福利的人權成本，不必擔心來自政府和司法方面的幹預。沒有法治約束的資本壹定帶有血腥氣味，資本家的無恥貪婪缺少違法成本，便似壹匹脫韁的馬車。馬克思對此深有研究： 1860年前後，在英國煤礦中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根據《煤礦事故》的報告(1862年2月6日)，在1852—1861年的十年內共死亡8466人。但是，正如報告本身所指出的，這個數字大大縮小了，因為在剛開始設立視察員的最初幾年，他們的管區太大，大量不幸的和死亡的事故根本沒有呈報。盡管死亡事故還是很多，視察員的人數不夠，他們的權力又太小，但是，自從視察制度建立以來，事故的次數已經大大。正是這種情況，表明了資本主義剝削的自然趨勢。——這種草棺人命的情況，絕大部分是由於煤礦主的無恥貪婪造成的，例如，好些地方只開壹個豎井，以致不僅沒有足夠的空氣流通，而且壹旦這個豎井堵塞，連壹個出口都沒有。[17] 中國煤礦壹年的實際死亡人數肯定比英國10年還多，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礦難問題上壹點也體現不出來，設置再多的視察員也沒用，礦主塞個紅包就沒事了。中央視察員疲於奔命，於是借機“關小留大”，將小煤礦統統兼並取締，歸入國有大煤礦集團。在國家統計數字之外，還有相當規模的灰色經濟地帶，灰色經濟中還有壹種血腥罪惡的“歹徒經濟”。大量的不法之徒利用制度的漏洞混入經濟領域，生產加工有毒有害食品，制造坑人騙錢的假貨，非法組織賣血，從事非法行醫整容，制售盜版光碟書籍，惡意搶註馳名商標等等。“歹徒經濟”帶有黑社會性質，壹些地方官員也參與其中，充當保護傘，致使“歹徒經濟”基本處於失控狀態。這種經濟見不得陽光，但也在GDP這口“大鍋”裏，也解決了壹些人的就業。無法無天使中國大陸變為世界上最腐化墮落的地區，人性最惡劣的族群。中共也高唱反腐敗，但反腐敗常常是內部權力鬥爭的工具，只要後臺夠硬的人，腐敗法律成本就是零。雖然也殺掉了壹些貪官，卻是有選擇的，不是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更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壹件案子，周北方坐北京的監獄，鄧質方住香港五星級酒店，因其父輩權勢差距太大。遠華案中，涉及到中共高層，有人撤了職，有人升了官，也是因後臺的硬度不同。窮人無疑是體制腐敗的最終受害者，腐敗成本最終都要轉嫁到民眾頭上，就象藥品的層層回扣最終要由病人承擔壹樣。“膽子再大壹點，步子再快壹點”，沒有法治的膽子加步子，經濟因此而快速發展，中國前途的不確定性也急速增加積累著。腐敗刺激了經濟，經濟刺激了腐敗，經濟高速之中，誰是受益者，誰是受害者，就十分清楚了。 亞當夏娃偷食了禁果，失去了上帝的樂園，只好接著走下去。潘多拉的魔盒早已打開，魔鬼再也不會回到盒子裏，需要人們不停地驅魔。這裏不忙討論人類的“原罪”，也無意發掘貪官汙吏的“歷史功績”。在經濟發展時種下禍根，結出畸形的果實，經濟改革不伴隨政治制度改革，壹定導致社會畸形化，財富必然聚積於少數人手中，六四運動已經對此現象提出了嚴重警告，沒有公平的經濟發展，不是人民的福祉。沒有富裕的人民，就沒有真正富裕的國家。沒有物質的所有權，就沒有人的真正獨立。官員的尋租行為只有靠高效廉潔的文官制度才能消除，連新聞自由都沒有的中國能建立廉潔政府嗎？但不公正的社會裏，經濟也需要發展，窮人天天要開飯，妳不行賄工商城管人員擺個攤檔都不行，社會的腐化首先應該追究政治家的責任。第壹桶油使經濟走上了快車道，第壹桶金令許多不法之徒暴富，社會也從此走上不公正的不歸之路。曹思源說，是私有化救了社會主義，國有企業職工不到5000萬人，只占全國13億人口的二十六分之壹，多是些虧損企業。不過中國的私有化是官商掠奪的過程，圈地、股市、房地產，私有化浪潮中的弄潮兒不再是鄉鎮企業或個體戶，已是地產、金融、石油、電信等壟斷行業的巨鱷，由他們瓜分天下。經濟還在快速增長，巨鱷的肚皮也更加鼓脹，因為誰的錢也不會埋入地下，再畫上壹張藏寶圖傳世，都要進入經濟循環，增殖再增殖。資本自身沒有黑白之分，只有回報高低之別，貪官和“太子黨”的企業也創造價值，轉化為GDP。為了創造更多的財富，必須提高管理水平，再走向國際市場，富人追求財富的腳步比窮人的發財夢想更為現實，也就自然為經濟發動機不斷地添加燃料。國有資產轉移到權貴手中，反而比吃大鍋飯更有效率，這就是中國特色。國家還通過掠奪私人企業來扶持壯大國有資本，強加給私營企業的收費有幾十種，這些收費的壹些種類是政府自己發布的條例和規則所禁止的。不想關閉企業的所有者，除了通過隱瞞收入逃稅外別無選擇。改革初期，許多私營企業不得不戴上紅帽子，偽裝成鄉鎮企業或城市集體企業，以逃避過高的稅費。而國有企業可以得到更多的政府優惠政策和資金扶持，這些政府錢多是靠非法手段獲取的，政府本身就是法治的破壞者。



改革成本

經濟改革有社會風險，這風險就是改革的社會成本，經濟改革之所推動了經濟發展，是因為社會成本全部由底層民眾承擔了。官方出臺壹系列的經濟政策以推動改革，這些政策就是保證最賺錢的行業壟斷於政府和紅色貴族之手，將油水不大或風險行業推給社會，避免國有企業的虧損，又可以通過市場監管體系收費牟利。與毛澤東時代有根本區別。中國的城鎮土地、森林、河流、礦藏等壹切自然資源，都屬於公共產權，由此取得的收入完全由政府支配。這與毛時代是壹樣的，差別就在於半行政管制半市場化狀態，即所謂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壟斷就是掠奪，由權力壟斷到資源壟斷，再到市場壟斷，少數人掠奪了大量的國民財富，大多數人在經濟快速增長中受益極少。所以說，30余年來的經濟發展史實際上也是政府及紅色貴族的掠奪史。政府及官員可以將公共資源的配置權通過市場變現，變身為既掌握國家權力又掌握市場資源的紅色權貴集團，政府與官僚共同實現權力和財富的“雙贏”。由於稀缺性壟斷的利潤過於肥厚，政府在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官僚個人也同步獲取了最大收益。以致每壹次重要改革都是政府和少數人暴富的機會，都是民眾損失福利保障的時候。從雙軌制到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從股份制到房地產圈地，每壹次改革都宣稱為了“公共利益”，實際受益者都是政府及權貴集團，因為政府及其官僚是市場的利益主體。正如何清漣所說的“政府本身成為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團”。毛時代的政府有經濟管制權，因無市場體系，權力無法通過市場變現，獲取租金（尋租）。半市場半行政幹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混噸狀態最便於官僚們自我牟利。壹半是高度壟斷的資源，壹半是過度競爭的市場，這是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全部密碼。 壹些學者總愛拿印度的落後，來比較中國的成功，這是很短視的。中國的成功是中共的成功，民眾並無成功感，民眾在經濟發展中沒有增加壹絲壹毫的政治權利，除了基本衣食之外，也沒有多少財產，這從銀行儲蓄的構成分析就能說明問題。中國政府可以強行集中人力物力幹任何事，無需對後果負責。比如水電大躍進和高鐵大躍進，對GDP有重大貢獻，對生態環境和民生改善卻有極大的負作用。印度不似中國，必須征求民眾意見，民眾的福祉高於壹切，這是人權問題。印度的高速公路很少，遠不如中國多，是因為印度政府要面對眾多的私人土地，常因土地補償太高而作罷。中國征地也有阻力，但國家的利益高於壹切，土地是公有的，強大的專政機器不允許農民有任何超出政府規定的要求。但如果我們得出專制勝於民主的結論就錯了，專制可以得逞於壹時，不可穩定於長久。中國的高速公路雖然多，但在榨取民間財富上也無以倫比，成為全世界最昂貴的公路。中國人並未因高速公路多而富裕起來。河南有壹個私人運輸戶，裝假軍牌上高速路，8個時間偷逃路費高達368萬元，運輸利潤僅20余萬元。也就是說，如果不利用軍車免交路費的特權，上高速勢必虧損300余萬元。高速路的敲詐性質就十分清楚了。民主有時候慢壹些，但能帶來長遠的幸福，中國增長績效並不比其他東亞經濟增長績效好，事實上，在過去的30年，基於勞動密集型制成品迅速出口增長策略，東亞每個市場經濟都非常迅速地增長。1986至1994年間，按購買力平價調整後，中國年度人均GDP增長率在5.6至6.8％之間，其他東亞國家在1965至1990年更長的時間也表現出同樣甚至更高的按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的年度人均GDP增長率，包括：香港5.8，韓國7.4，新加坡7.4，臺灣6.3，印度尼西亞4.7，馬來西亞4.5，泰國4.6。另外，在中國和新興工業化經濟，如臺灣之間，人均真實收入差距仍在加大。……即便中國的增長率比日本、臺灣、南韓、美國和德國高得多，因為1979年中國相當低的人均收入絕對水平，2015年前中國與這些國家人均收入的差距仍在增大。[18] 1950年，美國人均國民收入為4315美元（蘇聯官方資料統計的1975年價格），中國不足100美元，差距為4千多美元。2006年美國人均4.3萬美元，中國不足2000美元，為美國的幾十分之壹。1937年到1987年這50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50倍，資本主義的經濟貢獻率遠遠超過社會主義。 我們有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的災難，印度政府不會眼睜睜看著民眾餓死。我們有文革十年破壞，印度人不會這樣發神經，印度的種族、民族、宗教、語言、歷史矛盾比中國復雜多少倍，獨立後幾十年並沒有因民族自決權而使國家四分五裂，各政治力量和民族地區都遵守憲法和選舉結果。蘇聯強大而解體，印度貧弱卻穩定，這就是民主的好處。印度有宣傳和平非暴力的甘地，有倡導思想自由的泰戈爾，中國沒有，中國只懂得壓制民意，印度不會有人羨慕中國而願意退回到專制時代。印度也受制於甘地的社會主義思想，那種均貧富和平等至上、不看重自由競爭的烏托邦政策窒息了印度。由於從殖民地獨立，知識分子中有強烈的反西方情緒，導致尼赫魯長期實行左傾的“不結盟”政策，親蘇疏美戰略阻礙了與西方的交往，也耽誤了經濟發展機會。經濟上學習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形成大量低效率的國營企業，1986年印度的國營鋼鐵業雇用24.7萬員工，僅生產600萬噸鋼，而韓國只用1萬人就生產1400萬噸鋼。是社會主義耽誤了印度，而不是民主制度的缺陷，許多人愛拿印度與中國相比，來說明民主不見得就好，就是分不清這個道理。印度的教育支出占GDP的4％，中國僅有2％，印度擁有世界上第壹流的高等教育體系，在校大學生總人數比中國還多，科技人員的總數僅次於美國，占全球第二。在美國矽谷和華盛頓地區的信息技術人員中，有40％是印度人或印僑。雖然，從人口素質對比指標上看，印度落後於中國，但印度國內外都有豐富的技術人才儲備，有著巨大的人才資源優勢。隨著這種優勢的不斷釋放，毫無疑問會對印度經濟發展產生巨大推動作用。中共拋棄了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政策，改革立見成效，但不民主制度下的經濟發展又帶來無官不貪、貧富嚴重對立、資源短缺和環境崩潰的矛盾。印度受社會主義之害而翻然悔悟，這是民主制度的調節功能，中國受專制之害卻死撐到底，是共產主義的致命弊端，預測兩國的未來，應該不難。印度尼西亞驟然民主化，幾十年專制積累的矛盾於瞬間暴發，拖累了經濟發展，又受金融危機影響，經濟反不如專制時代。我們若想避免這種情況，最好是和平演變，演變總是要發生的，不願和平，惟有革命，至於屆時會怎樣，無人得知。印度雖然貧窮，但國家仍然提供全民免費醫療福利，窮人手中的選票就是他們的醫藥費。印度沒有群眾上訪群體，沒有貪官大量卷資外逃，改革成本不是推給社會底層。中共經濟總量雖高居世界第二位，全民醫療福利是世界上非常差的，教育投入更是占財政收入的非常小的比例，為追求黨政體系的利益，不惜犧牲社會的福利，改革成本全部由弱勢群體承擔，統治集團與精英階層獲取了絕大部分的好處。矛盾是只進行經濟改革造成的，只要政治不民主，誰也無力解決，總想做明君的統治者，最終還是昏暴之君。胡溫政權以壓制民間依法維權，來建立“和諧社會”，日益顯露出回歸毛氏暴政的傾向。1992年印度開始了經濟改革，印度近幾年的增長勢頭十分強勁，相信在克服了文化傳統上的弱點之後，壹定會趕上中國。



從公平正義的角度上看，壹個不公正的社會是不成功的，犧牲窮人權益的發展，是富人的成功，而不是全社會的成功。中共經濟學家津津樂道於經濟發展，正是忽略了大多數窮人的權益。貧富是對比而言，其指標為基尼系數，現在的窮人比過去有改善，並不證明窮人已經不窮了。窮人家裏有壹部電話，也不等於達到了毛時代高級幹部的待遇，我們不能將科技進步誤讀為政治進步。美國現在的幾千萬窮人，若比較大蕭條時代，簡直就是大富翁，居別墅開汽車吃成肥佬還喊窮？然比較之下，富人已經是私人飛機加豪華遊艇與請瘦身顧問的水平了。亞當·斯密指出：“下層階級生活狀況的改善，是對社會有利呢，或是對社會不利呢？壹看就知道，這問題的答案極為明顯。各種傭人、勞動者和職工，在任何大政治社會中，都占最大部分。社會最大部分成員境遇的改善，決不能視為對社會全體不利。有大部分成員陷於貧困悲慘狀態的社會，決不能說是繁榮幸福的社會。而且，供給社會全體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勞動生產物中，分享壹部分，使自己得到過得去的衣食住條件，才算是公正。”[19] 我們應該為政治學和經濟學引入人文關懷，何清漣說：“公平與效率，在經濟學、哲學等壹切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領域，都是壹個帶有終極意義的基本命題。它的意義，不僅僅只於它能否為地球村的全體居民在現實中尋求到公平和正義，更重要的是在於它作為壹種理想，根植於社會制度和人們心中，或成為人類世世代代追尋的目標。”民間也從擁護中共的經濟改革到逐漸認清改革本質，關於新的“三座大山”的民謠是：“住房改革把妳腰包掏空，教育改革將妳二老逼瘋，醫療改革為妳提前送終。”扔掉公平的效率，將中國引向何處，不言而喻。如果再加上政治上的三座大山——壹黨專制、權貴集團和血汗工廠，共有六座大山壓在中國人頭上。現在官方居然煞有介事地玩什麽“幸福指數”，以少數人的幸福來衡量社會，以證明民眾的幸福，這種厚顏實在令人憤怒。自討沒趣發玩了壹陣子，“幸福指數”便自動取消了。科技進步與共產黨沒有任何關系，在沒有共產黨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國家，手機互聯網也很普遍，這都東西不是共產黨發明的，共產主義者對人類現代文明沒有貢獻，只有破壞。這是個十分淺顯的道理，現在農民工用手機通訊，不能認為他們比古代的帝王還幸福，皇帝通信靠驛站，而能號令天下，居紫禁城，有上萬宮女服伺。現在年輕人還要靠父輩的積蓄買房、娶老婆，變為“啃老族”。幸福是純個人的感覺和體驗，有多少人便有多少種幸福感，大多數人有相似的幸福感也可以視作是社會共同的感受，用指數曲線來表示。毛澤東時代吃不飽飯，但那時人們的幸福感卻比當今還要強，壹是政治上“當家做主”，政治地位平等，有參與國家政治運動或打倒走資派的革命運動為證，工農群眾有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例；二是人人享受基本免費教育（最多幾元錢的收費，困難家庭可以免除）和高等教育，城市職工無償分配住房，有只需交五分錢掛號費的公費醫療，地方醫院治不了的病還可轉到北京大醫院，工人勞模可以到名山海濱療養等等，因為這有“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宣傳為襯托。盡管這種幸福感多是虛幻的，是洗腦的結果，但大多數人的幸福感覺確實存在，要不幾億中國人憑什麽緊跟毛主席幹革命呢？現在中國人僅僅是追求壹種低物質水平的滿足感，與美國人人享有平等權利的制度，其幸福感是截然不同的，其奮鬥意義亦不相同。西方政府普遍認為，大量的社會公共開支是壹種正確的經濟投資，它有利於提高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的質量。所以民主社會大多是福利國家，政府想削減民眾福利是很困難的。現在中共政府財政收入比之從前可以說是相當富裕，是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但用在社會福利上的還是極其有限。說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實際上是取之於民用之於官，大部分人的教育、衛生、住房、養老等都要老百姓自己買單，基本享受不到政府的補貼。政府總有壹大堆理由把錢花在自己身上，公務員年年大額加薪，軍隊幹部工資福利相當優越，政府辦公樓越建越豪華……大把錢花在炫耀奢華的面子工程上，花數千億元辦奧運會、亞運會、大運會，花幾千億元辦世博會，花幾十億元建中國大劇院……這類自我炫耀欲是共產黨的“幸福指數”，與窮人無緣。北京帶了頭，各地也爭相以提高城市品位的名義，大建豪華高雅的文化設施，深圳投資數億元建了壹座專門演出交響樂的音樂廳，而同期體現“黨和政府”對農民工關懷的“生命救助”項目僅出資50萬元。農民工連壹場電影也看不起，他們的希望就是建好了音樂廳，能拿到足額工資走人。他們是都市現代化的建設者，卻被排斥在現代化都市的公共服務系統之外，當然城市需要高雅的文化消費，演出京劇、話劇、歌劇、音樂、演唱會等，最好有各自的專業場地。問題在於普羅大眾的事政府總是哭窮，為少數人服務的東西從來壹擲千金。已經餓死人的1959年，中央為了辦好建國十周年的大慶，力排眾議，在北京建起了體現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著名的十大建築。現在幹什麽事連眾議都不必考慮，因為眾議渠道完全封死了，高檔建築之多連美國歐洲都比不上。

中共經濟改革得益於發展資本主義因素，得益於全球經濟壹體化，這與社會主義毫不沾邊。根本不存在什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個偽命題，市場是資本運作的舞臺，它不管商品是什麽企業制度下生產出來的，只要為追求利潤而進入市場自由流通，就受市場規則的檢驗，優勝劣汰。市場經濟就是商品的自由流通，工人可以不自由，比如監獄的勞改犯，但商品是自由的，誰也不會把參與市場競爭的商品貼上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標簽，分別進入各自的市場。計劃經濟下的商品流通是國家分配物資的壹種手段，政府統壹定價，既不按市場價格購進，也不按市場價賣出，商品生產和流通都不為了追求利潤，即所謂統購統銷。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反對追逐利潤，提倡政治掛帥，反對物質刺激，號召無私奉獻，企業利潤率僅作為壹般的考核指標，政治路線才是企業的硬指標。經營者不是資產所有者和利潤的受益者，缺乏贏利的欲望，其經營首先是壹種政治服務，不會以減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商品競爭力，更不以技術革新刺激消費需求來獲取更多收益的動力。但社會主義也存在提高生產的要求，於是以大躍進、抓革命促生產或工業學大慶壹類的政治口號來刺激生產經營者的熱情，而不可能通過市場化的資源配置功能來刺激投資與消費。計劃經濟由於政治功利性的幹擾，其投資常常與實際需求和國力脫節，形成大量的無效益或爛尾工程，所以計劃經濟始終找不到出路。對於普通民眾來講，資本主義的財富分配由階級地位決定，社會主義的財富分配按幹部級別和行政特權，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但資本主義制度比社會主義制度多了民眾參與政治的權利，有投票權的普羅大眾在財富的二次分配（社會福利）方面就掌握了足夠的話語權，政治家沒有關註民生的切實政策就無法上臺。社會主義則完全暴露出虛偽殘酷的壹面，民眾手中沒有選票，不能選擇自己的政府，只好夢盼古老的青天政治，社會福利不過是政府的施舍。本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最初是惠及每個社會底層民眾的設計，但卻無壹例外地變成為極少數人服務的制度，民眾只從經濟發展中象征性地得到壹些好處。所以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只能永遠停留在紙上，社會主義制約了經濟發展，民眾得到的僅是些最低限度的福利。轉向市場經濟正是放棄了社會主義的傳統思維，果斷向資本主義求取真經，經濟才開始活了起來。鄧小平以不爭論的策略避免了社會主義體制的尷尬，但並未解決社會主義制度與政治民主化的矛盾沖突，因為市場經濟需要壹個政治民主的法治環境，經濟轉型不伴隨政治轉型，中國淪為不倫不類的壹黨專政加官商壟斷加市場化運作的新型權貴專制時代。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與資本主義不共戴天，是資本主義的終結者，這是誰戰勝誰的問題，否則便失去共產主義革命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能承擔這種歷史使命，它好放下身段，向由資本運作的商品市場靠攏，盡管這與社會主義的原則水火不相容。中共經濟改革是內外交困的無奈之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將中國帶進死胡同，長期的貧困使“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神話破滅。再者鞏固政權也需要經濟基礎，也為了引導民眾走向經濟領域，以“向前看”或“向錢看”的口號，化解民眾要求政治民主的統治危機，滿足人們的物質追求欲望，除此之外再無妙計從信仰危機中拯救自己。社會主義沒有法治，市場經濟需要秩序，兩者結合在壹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便成為權貴壟斷經濟，真正的寡頭利益集團操縱的經濟，壹切權力和最暴利的行業無不由政府壟斷，名義上是公有，實際操控權早已轉移至“太子黨”手中。把壹般的行業交給市場，所謂“抓大放小”，關系到政權穩固的所謂有戰略價值的產業不交給市場，由民間自由競爭。壟斷行業遊離於法治之外，只關心利潤，無需對國家前途負責。中共已重新獲得自信，從文革後的危機四伏變為財大氣粗，自認為有足夠的力量對付草根階層的反抗，在中共眼裏，民眾無非是壹群供驅使的勞動力，失去了政治鬥爭的工具價值。沒有法治正好為中共新壹輪的壯大提供方便，如果中共守法的話，恐怕只好面對下臺的結局了。民眾的依法維權行動遭受冷酷鎮壓，其原因就在這裏。

因此，大陸人民跟著共產黨走了壹條彎路，共產主義本來是以公平和效率上的優勢將人們聚攏到它的旗幟下的。共產主義之“共產”就是為了公平，消除壓迫剝削，為人民提供良好的福利。“共產”又是以生產資料全民所有為基礎，解決“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的私人占有”造成的矛盾，公有制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超越私人資本分散的局限性，極大提高經濟效率。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可以“預先計算好，能把多少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用在這樣壹些產業部門而不致受任何損害”，“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的理智總是事後才起作用，因此可能並且必然會不斷發生巨大的紊亂。”[20] 馬克思認為資本是壹種社會權力，每個資本家都在社會總資本中享受份額權力：“第壹，資本主義生產本身並不關心它所生產的商品具有什麽樣的使用價值，不關心它所生產的商品具有什麽樣的特殊性質。在每個生產部門中，它所關心的只是生產剩余價值，在勞動產品中占有壹定量的無酬勞動。同樣，從屬於資本的雇傭勞動，按它的性質來說，也不關心它的勞動的特殊性質，它必須按照資本的需要變來變去，讓人們把它從壹個生產部門拋到另壹個生產部門。第二，事實上，壹個生產部門和另壹個生產部門壹樣好或壹樣壞。每個生產部門都提供同樣的利潤，而且，如果它所生產的商品不去滿足某種社會需要，它就是無用的。”[21] 所以，資本家比國有企業領導更關心產品的使用價值，沒有使用價值的產品就沒有市場，也根本談不到剝削剩余價值。馬克思從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衰退中看到資本主義的弱點，希望靠壹種預先的理性計劃來節約社會成本，以工人的自覺勞動取代雇傭勞動。卻沒料到“事後的理智”比“預先的計算”更有市場調節功能，“事後的理智”是看不見的手，“預先的計算”是看得見的手，在牟利動機驅使下，集無數經營者個人的“事後理智”使資源配置趨向合理，實現利潤最大化。資本經營者直接參與生產流通活動，能以最快速度掌握第壹手信息，那些高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政者遠離經營活動，靠層層匯總的報表作出判斷，信息反饋的滯後使其應對未來的“預先計算”總是閉門造車。以壹手遮天方式來管理千頭萬緒的商品生產和流通，以少數人的“精密計算”來實現社會產品的效益最大化，取代千百萬人的經營實踐，這本身就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空想。實踐檢驗真理，無論是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的共產制度，還是吸收社會主義理論在市場經濟國家建立的國有企業，無壹成功，全都走向了死胡同。撒切爾夫人的革命，即是以革掉英國式社會主義的命，即工黨所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進行實質性的經濟自由化，使英國經濟從衰退走向復蘇。推行國營企業私有化，出售公有住房，實行貨幣主義政策抑制通貨膨脹。改革後的英國經濟發生了明顯變化，自1982年以來，英國GDP的年平均增長率高於歐共體的平均數，通貨膨脹率又低於歐共體。1987年經濟增長率更是高於聯邦德國、法國、日本和美國，其中制造業生產率的增長居世界首位，壹舉醫好了英國社會主義時代的“英國病”。社會主義的公平效率只是壹紙空想，無壹例外地走到平均主義和低效率，靠吃大鍋飯的國有企業來解決貧富分化的問題，結果是窮人得不到幫助，大家壹起受窮，最終還得回歸到市場經濟的競爭軌道。社會主義的危機也是意識形態的，曾經占據歐洲人心靈達壹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思想，失去了號召力，也跑完了它的全程。“撒切爾夫人則認為社會主義是壹種純粹的罪惡，是對人的天性的扭曲，是國家的苦難。至於說到關懷，她反問，是誰主管那些墻裂頂漏、課本不足的學校？正是工黨當權的地方當局”，“為什麽住房壞了無人修，自來水順著墻流，電梯不轉，樓梯上的電燈不亮？”[22] 中國某些國有企業之所以盈利是因為壟斷了稀缺資源和暴利行業，禁止民營資本進入，以壟斷價格攫取非市場化的超額利潤，如果讓這部分行業失去政府保護，進入自由競爭市場，會立即破產。隨著1997年新的工黨政府的上臺，對於貧困和不平等問題的關心壹直在不斷恢復和加強。從保守黨的經濟自由主義，到工黨政府對社會公正的關註以及為所有社會成員提供機會的政策，人們的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都獲得了提高，就業的增加已經促進人們從依賴社會福利轉變為為薪水而工作。造成長期貧困的問題，如少女懷孕和低水平的教育，也壹直在得到解決。轉型也會伴隨著痛苦，尤其是沒有法治傳統的共產黨國家，俄羅斯的轉型就出現了無法無天的情況，壹些共產黨人搖身壹變，重新掌握了權力，開始大肆貪汙揮霍國有資產，趁轉型時期化公為私，新貴們爭相分割這塊蛋糕。兩位政府部長的妻子去瑞士購物，壹次就花掉30多萬美元，但俄國畢竟走向了民主，兩位高官立即被葉利欽解除職務。英國國有經濟的轉型是政府承擔了風險，搞好了民眾受益，搞不好執政黨就得下臺。然而陣痛過後，便是民眾的幸福，俄國從1999年至2006年，年經濟均增長速度約6％，經濟總量增加了70％。但工資和人均收入卻增加了500％，扣除通脹因素後，人均收入實際的增長超過200％。加上出口石油漲價，給老百姓帶來了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俄羅斯人均月工資10800盧布，約合人民幣3650元。莫斯科最低生活標準線為月5124盧布，約合人民幣1700元。民選的官員只有拼命地討好選民才可以上臺，除了完全免費或者幾乎免費的醫療、教育、住房、水、電、暖氣之外，俄羅斯政府的補貼、救濟項目共有幾百項之多。2003年的社會優惠政策所需要的資金高達2.8萬億盧布，相當於政府全部預算的68％。在如今的俄羅斯，想當窮人都不容易了。到了2008年，俄羅斯的人均GDP已達到1萬美元，又將中國遠遠拋在了後面。



改革前途



中國人的生活有了改善，但正義決不僅僅是福利，還有不可剝奪的公民政治權利。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中說：“正義是社會體制的第壹美德，就像真實是思想體系的第壹美德壹樣。壹種理論如果是不真實的，那麽無論它多麽高雅，多麽簡單扼要，也必然會遭到人們的拒絕或修正；同樣，法律和體制如果是不正義的，那麽無論它們多麽有效，多麽有條不紊，也必然會為人們所改革或廢除。每個人都具有壹種建立在正義基礎上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甚至是整個社會的福利都不能淩駕其上的。……在壹個正義的社會裏，平等公民的自由權被認為是確然不移的；得到正義保障的權利不受政治交易的支配，也不受制於社會利益的權衡。”如果中華民國沒有戰亂，中國肯定是第壹流國家，如果抗戰勝利結束後沒有內戰，即使低於臺灣水平，按壹萬美元人均GDP，總量也與美國不相上下，然而這壹切都是如果。內外交困使中國不僅離自由均富的社會越行越遠，經濟上也遠遠落後於世界平均水平。中國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壹旦環境和外貿易不利因素的反作用力大於正增長，危機就會顯現。中共壹聽到國際上有“中國威脅論”、“中國即將崩潰論”、“誰來養活中國論”等，均視為唱衰中國的險惡謬論。但誰也沒聽說過印度威脅論、美國即將崩潰論，中國經濟增長的致命缺陷是不爭的事實。如果中國壹旦發生經濟危機，壹定是連鎖反應，經濟危機導致上億人的失業，其形成的破壞力是不可阻擋的，象三年大饑荒壹樣眼睜睜餓死的幾千萬人不起來造反的可能性為零。民主問題和民族問題也會同時凸現，直接挑戰共產政權，中共屆時未必敢於再來壹次六四大屠殺，也未必再敢來壹次全面鎮壓法輪功式的政治運動。中共這種剛性政權將無力消解嚴重的社會矛盾，又缺乏成熟政治運作能力的反對黨，中國何去何從，就只好聽天由命了。別看今天自我感覺良好，現實的情況也許就象不成熟的中國股市壹樣，指數在壹片歡呼聲中崩落，或在慘霧愁雲中上揚，不會事前給人充分的準備時間。

從歐洲的啟蒙運動開始，便是壹個思想革命的過程，從宗教到哲學，從哲學到科學，再從思想革命到工業革命、科技革命到政治體制革命。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也是思想革命的產品，稱之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人們也從對神的崇拜發展為對經濟和科學的膜拜，鄧小的“發展是硬道理”、“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的言論成為開啟中國“四個現代化”的鑰匙。這種極端實用主義和功利性的思維，形成了官方與民間空前壹致的經濟至上和技術至上的思潮，拋棄了儒家與佛教文化關愛自然及人類的人文傳統，忽略了文化的作用，制造了中國經濟的神話，也走上了中國環境崩潰的不歸路。經濟越發展，社會越不健康，發展的硬道理也給中華文化造成硬傷害。不顧壹切地發展經濟，文化建設跟不上，鄧改革的中國成了解構主義的試驗場：解構體制，解構道德，解構文化，解構環境，解構壹切，除了不允許挑戰政治體制。即使是這樣壹個不被挑戰的政治體制，也同樣處在解構之中，其權威性遠不如毛時代，只是靠軍警和貪官來維持著。各種利益集團寄生在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中，以侵害公共利益為致富手段，導致社會階層的嚴重分化。在當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下，階層分化的動力基礎是多元的，再分配權力、尋租能力、市場能力共同構成了階層分化的動力基礎，成為貧富差距迅猛擴大又不可克服的制度化弊端。在這種“劣幣驅逐良幣”逆淘汰過程中，劣幣象水葫蘆壹樣快速滋生，看起來綠油油壹片，卻耗盡了水體的營養，窒息了其它生物，最終造出壹汪臭水。壹些學者分析：

薩克斯（Sachs，1996）認為，模仿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工業化模式的策略，在缺乏資本主義基本制度時，能夠產生短期令人矚目的增長績效。然而，當模仿的潛力已經耗盡，或者勞動分工的網絡變得日益復雜的時候，這種策略的長期代價將超過它的短期利益，因為這種體制沒有自我制度創新能力及相關的制度基礎設施。

更壹般的，當經濟發展的後來者試圖趕上發達國家時，它通常遵循著逆向的制度發展工程學。它首先試圖模仿工業化模式；接下來是經濟制度，諸如私人企業的組織結構；再下來是法律體制，諸如公司法；然後是政治體制，諸如代議制民主；它也許最終采納壹些憲政規則，諸如權力的制衡及來自發達國家的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諾思（North，1994），諾思和溫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指出，在英國，經濟發展的最初過程是倒過來的，意識形態和道德準則決定憲政秩序，憲政秩序決定政治體制和法律體制，然後政治體制和法律體制產生壹定的經濟績效。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沒有壹個支配壹切的政治勢力的地緣政治環境裏，不同國家間經濟績效的差異將產生改變意識形態和憲政規則的壓力。諾思相信，意識形態和道德準則的變化比經濟結構的變化要慢得多。[23]

適合市場經濟的政治制度是經濟發展的長期保證，以市場改革帶動體制創新不是不可以，而是必須循序漸進地適時跟進制度改革，因為已有成熟的經驗在前頭，沒有必要再摸著石頭過河，當今這種企圖以經濟高速增長而而躲過政治革新的模式不會支持很久。僅憑初始階段發展快不能證明成功，毛澤東時代經濟增長也很快，經常在10％以上，第壹個五年計劃曾壹度高達18％，最終還是無法維持，現在這種高消耗和犧牲環境的出口主導型經濟結構，其弊端也已經充分地顯示出來，克服弊病在於制度革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仿於蘇聯，蘇聯社會主義工業模仿於早期資本主義工業，再配以國家壟斷的計劃體制。出口以商品市場規則運作，國內消費則是以統壹分配來壓低居民需求，經濟是市場與計劃雙軌制運作，其成就實際上與“社會主義優越性”無關。模仿資本主義工業化而不要資本主義的法律體系和產權結構，結果行不通，不得不完全向資本主義現代市場體制過渡，但又是壹種市場經濟與極權制度的雙軌制，體現日益突出的矛盾。表面的模仿無法克服文化制度上的缺陷，如臺灣和韓國，在1980年代末以前試圖模仿資本主義法律體制和產權結構而不要民主政治體制，他們意識到這樣行不通，最終開始實施向憲政民主的轉軌。日本從英國和德國模仿了全部的資本主義法律、政治和經濟制度，但保留了天皇的特權。在缺乏對天皇權力制衡的情況下，它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經濟發展，開始侵略中國和其他國家，給日本人、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帶來災難。即使在美國軍隊占領下以振蕩療法轉軌後，日本仍然保留了某些關於政府和企業間關系的亞洲人行為準則，成為1990年代的金融房地產危機的誘因。共產制度的先天缺陷使中國經濟總是病態中運行，不斷積累矛盾，或將痛苦期延後。缺少西方民主國家的體制創新性和制度試驗的多樣性，也不如俄羅斯和印度，俄印民主轉型的痛苦期正在過去，經濟發展只有市場風險，中國的經濟還要面對前景茫然的制度風險。蘇聯那種高度集權的中央計劃體制只能以震蕩療法解決，鄧小平區域分權的財政聯邦主義雖然繞過了制度革命，躲過了憲政轉軌，以及共產黨壟斷政治權力的遊戲規則——“鳥籠經濟”，以較溫和的漸進革新取得經濟上的成功，卻又強化了各大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制造出壹大批靠制度蔽護（獨享準入權）來攫取超額利潤的國有或準國有（“太子黨”企業）超級壟斷企業，阻礙了全國統壹市場的形成。所有的經驗表明，存在著壹個制度核心，它是經濟長期成功發展的根本。因此，轉軌是後社會主義國家與全球資本主義制度趨同的過程，而決不是創造壹個本質上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制度，即所謂“亞洲價值觀”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新”過程。



以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道路看，很少有持續30年以上不發生經濟危機的，美國的大蕭條和日本的經濟泡沫，都是不遠的例子。總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這種高資源能源消耗、高環境汙染、高投資拉動、高金融壞帳率、高外貿順差、高外匯儲備和低勞動力成本、低福利、低就業、低效率、低附加值的GDP在無法無天、高度復雜性和未來前景高度不確定性的社會環境中增長的實質意義，甚至更進壹步地提出質疑，這究竟是“誰的發展、誰在發展、為誰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全過程證明，都是在“劫貧濟富”，以剝奪大眾為手段，甚至達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從強制拆遷征地和股票市場就可以展示出瘋狂掠奪的程度，以“太子黨”為首的少數利益集團財富積累的速度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所以經濟發展不可能帶來政治文明，中國的麻煩是體制問題造成的，以為經濟發展是硬道理的論調，更是缺乏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表現。中國古代各時期的盛世，無不以傲視天下的成就展示中華文明，但還是逃不脫王朝周期性更替的破立循環。現代化潮流沖擊中華文明，中國人感到了危機，以為洋務運動可以拯救中華帝國，用犧牲政治轉型以成全經濟增長，雖然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最終還是失敗了。現在雖然沒有帝國主義的侵略危機，但全球民主化浪潮和地球資源的日漸枯竭，我們沒有證據說明中國的未來壹定是無比光明。中國的經濟仍然十分脆弱，2008年初的大雪，半個中國的高速公路和鐵路交通陷入癱瘓，電力線路受損，通訊基站被毀，廣州火車站滯留旅客50萬，無法回鄉過春節。使得由豬肉上漲帶動的新壹輪食品價格瘋漲，更加難以控制，政府出臺的價格幹預措施成效甚微。只不過雪下得大了點，便凸顯出中國窮人生存境況之艱難，經濟之不堪壹擊，假如中共發動戰爭，受到制裁封鎖，經濟全面崩潰就決不是危言聳聽，光難民潮也會把中共沖垮。2008年下半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受害頗深，股市跌了七成，東南沿海加工企業大批倒閉或裁員，農民工大批返鄉。國務院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是4％左右，而社科院調查的城鎮失業率為9.6％，而根據民眾的生活經驗，至少在10％以上，這還不算農村的實際失業率。如果加上農村，失業率超過20%。2010年起的新壹輪的糧食蔬菜價格暴漲，帶動日用品的全面上漲，通貨膨脹率高達20%。2011年的通脹率也有20%，而不是官方公布的5-6%，兩年間就把居民的實際購買力降低了四成。人民幣匯率呈外升內貶的病態狀況，基本消費品價格已為世界之最，連房價也遠在美國之上了，居民消費能力急速下降。通貨膨脹象巨大的海綿壹樣吸幹了民間財富，正如當年日本資產泡沫時期壹樣，經濟增長是靠股票和地產的瘋狂上漲，為投機家們帶來了億萬財富。但這是壹種惡劣的示範， 使得人們的價值觀發生了混亂。汗流浹背辛勤勞動的所得，遠不如金錢遊戲帶來的利益，必然對勞動積極性產生極壞的影響。對於企業也是壹樣，如果金融收益大大超出主業收益的話，試問誰還會認真對待研發等正常的經濟活動呢？這種情況絕對不正常。1986年至1989年期間，土地與股票市價增加額等於或者超出了名義國內總產值。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日本全國都將被卷入賭博經濟。在泡沫崩潰的過程中，賭博經濟的負面影響，以更為劇烈的方式表現了出來。這就是投資的無法回收。特別是通過借貸籌措的投資資金，使得投資者面臨滅頂之災。利用借貸身陷世額不動產投機的“泡沫企業”歸宿，就是這種影響的生動寫照。20世紀90年代泡沫崩潰後，數不清的壞事與醜聞被暴露在陽光下。YITOMAN事件，富士銀行和東海銀行等的違章拆借事件，證券公司的損失彌補問題，投機者集團和暴力團的地下交易問題等等，泡沫的“膿瘡”暴露無遺，其程度幾乎到了很難找到與醜聞不沾邊的金融機構。……20世紀80年代地價上漲引起的最大問題，就是大城市住宅地價過高，已經到了不可能僅僅靠勞動所得購買的程度。[24] 日本的“賭博經濟”終結了，後果是連續20年來的經濟衰退，中國人的賭興更濃，情況遠比日本當年更加恐怖，在政府這個大莊家的鼓動下，全民炒股，全國炒房，凡是能投機的東西皆蜂擁而上，從姜蒜綠豆到文物珠寶，無壹不在熱炒之中。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壹線城市，那些豆腐渣的毛坯樓房竟然比美國的別墅還貴，普通打工者壹年的收入不夠買壹平米樓房，10年的工資收入抵不上炒壹套房的收益。經濟雖然表面上還風光著，其實已是敗象顯現。2010年的惡性通貨膨脹不但表現在樓價上，更表現在壹些原本是普通消費品的惡意炒作上。政府和“太子黨”壟斷了壹切暴利行業，使得民間資本只能投向過度競爭的低端行業，受市場沖擊最大。當這些行業無利可圖又找不到資金出路時，必然壹窩蜂地尋找投機渠道，不是去房地產，就是將各種日用商品暴炒壹通，甚至連綠豆、生姜、大蒜也成為投機商品。在山西煤老板和溫州炒樓團等地域性投機集團的瘋狂示範下，更無人熱衷辦實業，更多的閑散資金追趕投機浪潮，高利貸盛行，越發導致社會商品的全面暴漲，引發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的人均GDP不足美國的十分之壹，物價竟然全面趕超美國，這就是中國經濟末路前的瘋狂景象。有些學者論證說中國經濟還能高速增長30年，如果真是如此，那屆時1000元錢能否買到2斤豬肉都成問題，因為30年間豬肉價格已經上漲了幾十倍。國家主導和壟斷形的市場化是偽市場經濟，壟斷保證了共產黨的權力和財富源泉，所以大把的錢花在面子工程上，轉移到國外，不顧民生艱難，將國民經濟引向死路，引向壹個全民投機的瘋狂市場中。人人不管將來，只顧眼前，都怕誤了末班車，經濟泡沫破碎就是必然的結局。2010年以來的惡性通貨膨脹，預示著經濟增長已經走到盡頭，經過30多年的經濟改革，人均GDP的國際排序仍在百名上下，但以住房為代表的物價水平已居世界第壹位，生活必需品價格也全面超越美國。這種掠奪式發展遠離民生，禍害民眾，完全靠共產黨政府自己花錢在維持著表面的繁榮。體現在貿易上是“順差”，但在教育是“逆差”，資金凈流入與精英凈流出同時出現，更說明中國的短期繁榮。2011年4月，招商銀行與貝恩公司聯名發布《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個人資產超過壹億元人民幣的，27%已經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移民的主要原因是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財富安全和為未來養老作準備。[25] 鄧小平讓壹部份人先富起來，現在壹部份先富起來的人卻紛紛移民國外，大量的財富拿去搞“國際主義”。對中國失望的不光是富人，據世界衛生組織稱，全世界每年有90萬到100萬人自殺身亡，三個自殺者當中有壹個是中國人。在壓制民間經濟活力和壓制人才創新的大環境下，無人看好中國的未來，壹旦這種發展模式走到盡頭，中國經濟逃脫不了雪崩式的下滑。有人作過壹個精彩的比喻來解釋“中國模式”：即沒有法律約束的資本主義就像不存在地獄概念的基督教，最終是每個人都墮落，無壹幸免。所以經濟增長並不能回答中國的壹切問題，更不可能解決未來不確切的政治危機或經濟危機。興盛是表面的，《紅樓夢》中，在壹片繁榮興旺的景象背後，只有當家的鳳姐深知榮國府的危機，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做些無濟於事的小修補，再預先為女兒巧姐留下托孤於劉姥姥的關系後路。中共自我感覺良好，是因為聚光燈打在了官僚、資本家和知識精英身上，它們結成的鐵三角同盟是產權改革中的受益集團，處於“食物鏈”的頂端。這些人有資產有後路，即使進入民主社會，也不會再提升他們的地位，還會改變對這些人極其有利的弱肉強食環境，當然要鼓吹社會盛世和諧。但吹噓歸吹噓，中共高層十分明白危機所在，否則溫家寶就不會總是淚眼朦朧，不斷重復政治改革的空話，既然是“盛世中華”，又何必傷懷？壹句話，經濟改革是繞不開制度障礙的。晚清力主洋務運動，國家經濟進步了很多，現代的東西引進了不少。但洋務運動卻失敗了，不是敗在經濟上或軍事上，而是敗在了制度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僵化思路不適應現代化發展，只好展開立憲改革，不得已時還制定了時間表，證明朝廷改革帝制的誠意。立憲就是民主化改革，下這個決心是不容易下的，用了半個多世紀，標誌著中國正式走上制度轉型之路。但風雨飄搖的體制不可能沿著朝廷制定的時間表穩步前進，舊體制無法解決民眾的忠誠問題，革命壹來，連朝廷官員也棄船謀生了。中共的經濟改革同樣繞不開制度障礙，國家經濟提升了，民眾的不滿情緒反而越來越澎湃，發展到大規模的官民沖突。但中共的憲政改革卻連個時間表也沒有，甚至連改革的欲望也沒有。表面上壓制了自由傾向，實際上是積累了民怨，使未來更加不確定。靠縱容腐敗來解決制度的忠誠問題，對絕大數人只會起反作用，當利益集團再無利可圖時，政治投機就是他們的選擇。 伴隨經濟的增長，人們總以為共產黨比原來好了，雖然談不上“與時俱進”，也總算有些進步了。其實，這都是誤解和幻覺，是不懂共產政權本性之故。延安時代的毛澤東大喊美國式民主，壹進北京就立即展開鎮反，殺了幾百萬人。喊民主是策略，屠殺才是本性。市場化中的共產黨本身並無任何進步，社會的變化是人類文明前進了，如同電話取代了烽火臺壹樣，是時代在前進，是農業社會向工業化和信息化社會轉變。在這種“不壹樣”中受益最大的是共產黨執政集團和紅色貴族，因為絕大部分的國民財富進了他們囊中，中共才會不拒絕現代化。文革之後，鄧小平必須建立自己的政治理論體系，以區別於毛澤東的舊時代，讓人們感受到鄧小平新時代的優越性。政治上的老路行不通了，只好在經濟上放寬壹些，尋找非計劃經濟的活路，挽救共產黨於文革後之被動情勢。如果不搞經濟開放，政治上還走老路，對於中國這樣壹個大國來說，永遠無法改變在國際上全面落後的局面，加重共產黨的不安全感。經濟上壹放松，中共統治集團立即發現其中的好處實在是太多了，價格的雙軌制讓“太子黨”發了大財，國企改制上市又催富了壹大批黨政官員，在征地和拆遷中，更是官商暴富的黃金時期。國有企業在國內壟斷壹切暴利行業，又利用壟斷優勢走出國門大肆圈錢，賺取巨額利潤，成為紅色貴族的幸福源泉。如今最怕走回頭路的恰恰是“太子黨”，紅色江山掌握在他們手中，就壹定會利用市場化來榨取國民財富，共產黨就絕不會走回頭路，退回到朝鮮模式，盡管他們十分羨慕朝鮮金家王朝的世襲統治。社會的寬松度，也是沾了紅色貴族急於發財的光，他們的財路也得益於經濟的寬松和市場化。如果紅色貴族在經濟改革中得不到好處，他們早就退回到計劃經濟中了。比如互聯網的自由化傾向讓中共頭疼，弄了數十萬網警監控網絡，花了數百億元搞防火墻，又讓無數的五毛上網搞亂，還是無濟於事。因為互聯網是即時信息的大眾化發布平臺，信息來源廣泛，不可能完全掌控在政府手中。為什麽不取締互聯網或斷開與國外網絡的物理連接而徹底避免信息自由流通呢？原因就是中國經濟已經與國際通信密不可分了，斷開網絡就等於自尋死路。且不說金融證券物流等行業全靠網絡才能運作，就是壹般的商業活動也時時離不開網絡了，很多國內外企業根本就是靠網絡生存，切斷網絡，對外貿易即刻癱瘓，國內貿易也會停滯，2009年僅電子商務領域的交易額達到3.6萬億元。即使下定決心讓經濟受損而保證紅色江山，斷開網絡也是不行，因為電話線路仍與國際網絡連接著，國內外信息壹樣可以交流。連電話也斷掉，還有無線廣播在，人們仍然可以聽到外面的消息。如果使電信服務面收縮，成為省部以上官員的特權，那中國電信產業將從年贏利上萬億元變成虧損千萬億元，最終破產，其他相關壟斷產業也會因缺少用戶而消失，中國將退回到石器時代。中共若真學習朝鮮，最先受損的還是“紅色貴族”集團，動搖共產黨的統治基礎。全面封閉將使外資撤出，出口依賴型和資源進口型的經濟體系會徹底崩潰，數億人失業，爆發全國性的大饑荒，那就不是億萬人呆在家裏忍饑挨餓那樣簡單了，共產政權會在遍地民變中崩塌，因為沒有人願意再像大躍進那樣白白餓死。共產政權已經在經濟開放中走上壹條不歸路，這是它無法預測的，卻為朝鮮拒不改革提供了鮮活的素材和理由。朝鮮是小國，只要保障極少的特權階層就行了，中國是大國，僅是龐大的統治集團就要消耗巨量的國民財富，壹年10萬億元財政收入不是封閉的計劃經濟所能提供的，同樣巨大的財政外收入也不可能在經濟崩潰中實現，最不願意過窮日子正是權貴集團。學者胡平早就說：“鄧小平給中國留下了壹筆可怕的遺產。乍壹看去，這十幾年來，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社會也還穩定，有人便稱贊這場改革代價小，成本低。殊不知事情正好相反。在經濟繁榮的背後，壹種最畸形、最怪誕的社會權力—利益分配格局已經形成，國人的良心良知，國人的正義感即公正信念遭到了空前的蹂躪。這是最高的代價，最高的成本。”[26] 但無論如何，共產黨利用市場化還是財大氣粗了，——“中國可以說不”。這不僅表現在國際政治和軍備競賽方面，在國內市場也逐漸排擠外資，它已經用不著西方的資本投資了，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足夠多，不再歡迎外資進入了。在國進民退的大氣候下，國進外退也必然形成趨勢。美國康菲公司是排名世界500強企業，美國第三大能源公司，在中海油在缺少資金技術的情況下，1994年與康菲公司簽訂協議，康菲承擔油田前期的勘探風險，擁有開采原油權益的49%，為第二大股東，其余51%歸中海油所有。2011年夏季發生渤海漏油事件，第壹大股東中海油把責任推得幹幹凈凈，國家海洋局單獨對康菲公司作出罰款和停產決定，並賠償損失。傳媒更是順風煽火，沸沸揚揚，國人怒火萬丈，壹片討伐之聲。使康菲臭名遠揚，意在幫助中海油逼迫康菲退出中國，中海油已是行業壟斷巨頭，不再需要康菲的資金技術了。而同期國內第四大石油公司陜西延長石油旗下靖邊采油廠在9月3日發生漏油，已是半個月之內的第二起嚴重原油泄漏事故。陜西延長石油壹年漏油11次，當地河流重度汙染。由於頻繁漏油，“攬油”已成當地人的壹門生意。壹袋油100斤，可賣60元，有的賣給油販子，有的再賣給靖邊采油廠。采油廠和村民之間，儼然已形成默契。在壹片聲討康菲聲中，對陜西更為嚴重的漏油事件卻禁止報道，事情被揭露後，亦輕描淡寫，無人追究破環境之責。延長石油綿延於八百裏秦川的上千公裏管道網中，竟采用劣質鋼管，兩三年就腐蝕爛了，漏油之處簡單用黃土壹埋了事。2005年，榆林市政協環資委的壹項調研發現，僅靖邊縣因為油氣開采破壞的植被達7萬多畝，榆林市主要河流之壹大理河的油類超標1004倍。[27] 不但資源類產業要壟斷在手，就是大型百貨類零售企業，中共都要說“不”。繼谷歌被趕出中國後，又拿家樂福和沃爾瑪開刀，官方以售假和欺詐為由開始大規模整治行動。媒體高頻率曝光，重慶市強令沃爾瑪所有在渝13家門店停業整頓15天，並處以269萬元巨額罰款。實際上國內的外商零售企業早已本土化了，其管理人員多是中國人。為什麽沃爾瑪“從農田到餐桌”的理念到了中國就行不通？在劣幣驅逐良幣的險惡環境中，中國是舉世聞名的假冒偽劣商品大國，工業汙染大國，尋租腐敗泛濫，市場環境惡劣，整個社會無法無天，行政執法機關長期不作，壹些專項治理行動也主要是針對個體商販和民營企業。突然對美國大公司迅猛出擊，足見幕後黑手的用意，對比之下便知，對沃爾瑪獲利幾十萬元的售假行為課以重罰，而新加坡註冊的達芬奇公司將中國生產的家具偽造為原裝意大利實木家具，達芬奇公司在中國的營業額每年高達數億元，如此惡劣的重大欺詐案件卻避重就輕，不了了之。說明中共的國進外退主要是針對歐美大公司，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圖。中共縱容國企而嚴查歐美外企，其意圖何在，壹目了然。政治與經濟環境的惡化，2011年，外資撤退加速，外匯增長的勢頭不再，中國市場的吸引力減退，也必然使中國商品出口減速，房地產泡沫破裂，內需不振，中共將面臨嚴重的內外經濟困局。

正如經濟學家何清漣在回答記者采訪時說：中國經濟的所謂發展是以犧牲環境和資源為代價，以透支子孫後代的福祉換來的虛假繁榮。中國目前有什麽東西能向世界出口呢？中國號稱世界工廠，制造業發達，然而卻沒有自己的品牌；資源除了稀土外，也沒有什麽能出口的；能源是進口大國；農業上中國是世界農業人口最多的國家，然而糧食卻無法自給。中國經濟從未起飛過，何來“著陸”之說？“中國經濟其實更像壹列失去控制、隱患重重的高鐵列車，行駛在危機四伏的軌道上，隨時都有可能傾覆。”[28] 當我們弄明白了中共經濟能快速發展的道理，清楚了經濟發展之後的走向，中共經濟改革的全部意義就明明白白了。



馬克思曾經認為自己發現了壹個真理：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的私人占有，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克服的矛盾，是導致無產階級貧困的根源。他曾經的辦法是用暴力手段剝奪私人資本，建立以無產階級專政為保障的國家所有產權制度，即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應該說這是極具理想主義的，既要保持階級鎮壓，又要維持社會公平，當執政者掌管全部國民財產時，必須保持聖人般的高尚情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無產階級的工農大眾也應該象聖徒壹樣，無怨無悔，忘我工作，實現社會產品的極大豐富。國家統治者還要有火眼金睛的本領，精確細微地發現每壹個問題，制定周密的國民經濟計劃，讓經濟運行恰到好處，讓人民普遍受益，聖人聖徒壹起建設共產主義。怎麽實現如此美好的理想呢？馬克思沒有詳盡的論述，但在階級鎮壓體制下，剝奪壹部分人的權利，壹部分人享受民主，便能從腐化的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到光明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馬克思為醫治人類社會的弊病所開出的藥方。可惜，馬克思沒來得及看到他的理論實踐，只好由他的徒子徒孫們來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了。 中共實行的公有制分為兩種：壹是全體人民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也稱作國家所有制；二是勞動群眾所有的“集體所有制”，歸參與集體勞動的勞動者所有，國有資產管理分別由代表國家行使職權的各級政府及城市街道或鄉村自治組織實施。待到社會主義從書齋走向實踐，這種極具誘惑力的全民公有制度卻遭到了無情的嘲弄，不但沒有達到原設計標準，反而演變為全面貪腐的官僚體制。所謂全民所有制，在全民無權用選票委托代理人參與資產管理時，就只能是壹種空洞的政治經濟學術語，無非公有制掩蓋下的黨有制而已。共產黨掌握著國家最高權力，同時又是全民資產的管理者，掌控著國家經濟活動的壹切方面，它營造著壹個無處不在又毫無制約的活動空間。中共通過“黨管幹部”原則控制政府及官員，用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防止黨政官員貪汙和濫用職權，壹切貪汙案件都要先經過紀委的審查，經過同級或上級黨委書記決定後，方能交給司法部門審理。這就形成國有資產經營者只對書記負責就夠了，在巨大利益的誘惑面前，全民資產的黨有化便為權力尋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制約人性貪婪的辦法是有效監督，是權力的制衡，無人可以監督共產黨，貪婪之人性失去制約，就象人體的防癌基因缺損壹樣，貪腐文化便如癌細胞般迅速擴散於整個社會。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弊端，卻否定了歐洲的民主共和制度，以為資本收歸無產階級就可以解決剝削問題，卻沒料到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共產黨迅速成為最兇惡最殘酷的剝削階級，又墮落為侵吞全民資產的血口巨鱷。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誘使人們走向了邪路，以為靠新型專政取代市場規則，便可壹勞永逸地解除人類的苦難，卻不料成為人類史上最大悲劇的始作俑者，也實在是人類社會的悲哀。人類社會不經過共產主義的失敗試驗，還以為馬克思主義真是好東西呢。 其悲哀還在於公有制並不能為公眾謀福利，因為公有財產無論多寡，都要首先滿足專政機器的運作需求，這套系統極其龐大，剩下的民生部分只能維持在最低水平。社會財富再多，放在國家這口大鍋裏就顯不出多少了。民主制度下的私有制就完全不同，私人資產壹旦超過家庭消費需求，財富就變為壹組數字，壹個成功的標簽，壹種死後帶不去反而會貽害子孫的禍患。錢多到花不完了，賺錢的意義也會轉化為社會責任，升華為壹種社會服務意識，如何反饋於社會便成為壹種當然的選擇，否則便有攫取不義之財之嫌，落下為人垢病的為富不仁形象。過去富人捐資助學或修橋補路，就是壹種回饋鄉梓之情，死後帶不進棺材，不如留下行善的好名聲。全球首富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將個人資產的絕大部分捐給慈善機構，而不是全部留給子孫，體現高尚情操。美國富人普遍有捐贈社會的熱心，說明私有制度的優越性，與腐蝕社會的公有制度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公有制度下，個人財產多為隱性財富，見不得陽光，貪汙八千萬沒事，捐出壹百萬就壹定會招來麻煩，讓人置疑財富的來源。所以我們很少聽說中共領導人有大手筆的慈善捐贈，僅鄧小平有過幾千塊的捐款，被喉舌吹得天花亂墜。鄧為什麽不捐出百萬大單呢？不是沒有錢，而是公有制限制死了。實際上現代社會的私有資產大部分以股份形式運作，也是壹種自願組合的社會所有制度，任何人都可以購買上市公司的股票而成為資本擁有者。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就不同了，資產所有者的“全民”因無投票權處於缺位狀態，全民資產實際是在黨政官員手中，餓死幾千萬人的困苦年代，中共卻自行將幾百億美元之多的國民財富，以輸出革命的方式白送給了外國共產黨小兄弟們。現在也壹樣，為了召開“非洲高層論壇”會議，壹口氣免除了非洲壹百億美元的債務，而免除公民義務教育階段收費總是舍不得，要號召大家捐款。在全民所有的大鍋裏，都是有權的撈得多，沒人關心留給民眾應該是多少，即可看出全民所有制度的虛偽。私有體制下，國家肯定要考慮自已國民的需求，不會將財產先送給不相幹的人，否則就是亂用納稅人的錢，就要下臺。即使在封建社會，作為民之父母的政府官員不開倉放賑和免除賦稅，看著饑民餓死也是不可思議的。建制、官吏、人民，是封建社會的統治基礎和稅賦來源，是維系國脈的需要，若引起饑民造反，便皇朝不保。毛澤東的共產黨就不同了，人民不是其子民，與民眾個人無稅賦關系，全部資產歸公，剩余價值便掌握在官員手中，餓死人可以省下口糧，並不是件值得驚慌失措的事。農民的死活純粹是壹種心理壓力，所以說有良心的彭德懷大躍進中憂心忡忡，而大多數黨政高層人物並不放在心上，照樣開會跳舞。劉少奇也無非說了句“這是將來要上史書的”，未談及餓死人對中共政權有什麽現實的損失。只要神經足夠堅硬，完全可以渡過危機，甚至根本談不上是執政者的危機。毛澤東在這方面堪稱楷模，老人家在三年困難時期所寫的詩詞依舊豪情滿懷，絲毫看不出有自責之心或心緒沈重的樣子：“熱風吹雨灑江天”、“中華兒女多奇誌”、“芙蓉國裏盡朝暉”、“無限風光在險峰”、“只緣妖霧又重來”、“猶有花枝俏”、“凍死蒼蠅未足奇”、“基本吃素，飯後百步。遇事不怒，勞逸適度。”詩言誌，在毛看來，大躍進的問題與成績相比，最多是壹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系。這種處變不驚又安若泰山的“偉大精神”，就是緣於全民資產歸共產黨所有帶來的莫大好處。 因此，不人道的公有制是沒有出路的，不光是效率問題，公有制度對個體生命和人的價值的極端漠視是其走向末路的致命因素。因為政府與民眾之間沒有壹種由稅賦形成的契約關系，政府是資產所有者，又是剩余價值的分配者，民眾數量多少不影響政府對社會財富的控制。1962年，新疆發生大規模逃亡事件，幾十萬人逃到蘇聯，毛澤東知道之後說：“願意走，可以歡送嘛!”[1] 這要在封建時代是非常嚴重的事件，沒有人民，政府便無法支持。劉備逃離新野，帶著十余萬百姓，後有追兵，步履艱難，仍不能離棄人民。因為有了人民才有稅賦和兵源，才有統治者生存的基礎，否則就是壹幫失去根基的流寇。毛澤東說：“兵民是勝利之本”，也知道人民的重要性，但中國人口太多，死掉幾千萬顯不出來，逃掉幾十萬也就連個眉頭也不用皺壹下。現在農民不用交稅了，卻未必壹定是好事，在無稅賦關系的體制下，農民對政府來說是多余的負擔，權益更難得到政府關註。所以農民工進城受盡老板的壓榨剝削，連最低工資都常常不能保障，政府對農民只有補貼而無稅收，在勞資爭端中其執政天平自然會倒向稅收來源的資方。西方國家即以個人所得稅為政府主要收入來源，人民用納稅方式購買政府的服務，形成理直氣壯的契約關系。政府靠納稅人養活，不光靠資本家生存，勞動者是大多數，無投票權不納稅的意識也深入人心，在納稅與投票兩方面的制約下，政府不為民眾辦事是不能被納稅人允許的。中共的經濟改革放松了對對私人資本的管制，允許非國民經濟關鍵行業的市場化，變單壹公有制為國有與民營的雙軌制模式。但由於中共對國家權力和民生命脈的雙重壟斷，使得政府的權力市場化，制造了空前的尋租機會，也制造了空前腐敗的社會。



腐敗之源



誠如鄧小平所言：“……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2] 極權體制壹定是宵小猖狂、好人走向反面的制度，最終通往無可救藥的歸宿。在各種社會危機中，腐敗是最大的問題，中共執政以來，從未建起壹個既高效又廉潔的行政系統。過去之所以比較廉潔，壹是中共以打倒國民黨腐敗政府為號召，執政初期的革命精神尚在；二是社會財富太少，普遍缺衣少食，居民的最低生活資料都要憑票證供應。那時政治掛帥，運動不斷，階級鬥爭天天講，民間又極其貧困，政府沒有大規模腐敗的資源，加上對領袖和革命的神化宣傳，民眾總以為中共比起歷代政府來要廉潔得多。其實這只是壹種片面宣傳而成的影象，中共執政集團的腐敗並不為人所知，在中國人餓肚子的年代，中央也要進口奢侈品，供高層領導享受。毛澤東愛看香港功夫片，江青用的照像器材也都是進口貨。與現在朝鮮用外匯進口首飾酒類等奢侈品，供金正日的高層統治集團享受、而不顧上百萬人餓死沒有兩樣。同樣是農民戰爭起家的西漢政權，廉潔程度比起中共早期要高得多。劉邦馬上得天下，壹生忙於征戰，不得休息，蕭何營造未央宮，劉邦見宮闕甚壯，怒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3] 秦末漢初，長安毀於戰火，建造宮殿順理成章，劉邦雖已為帝，總還有些布衣本色。與民休息是漢朝治國之策，到了文帝時，更為節儉，在位23年，沒有修建宮室苑囿，還經常撤消舊有的苑囿，將土地賜與貧民。他想修個露臺，聽說要花費百金，道：“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立即作罷。“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4] 文帝還裁撤大部分宮女，釋其歸家。貞觀二年，大臣上奏說，依《禮記》所言，夏季最後壹個月，可以住進高樓，今宮中低下潮濕，皇帝應該建壹座樓閣來居住。太宗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於漢帝，而所費過之，豈為人父母之道也？”公卿懇請再三，太宗堅不允之。[5] 後代明君修身治國，無不以漢文帝與唐太宗為鏡，節惜民生物力，毛澤東就差多了，到處在風景區建行宮別墅還嫌不夠，竟然主動要求湖南的地方官給自己造別墅。中共諸侯們也從不放過享樂機會，還在延安的山溝裏，就已是舞會宴請不斷，美女作伴，唱戲聽歌，好不快哉。壹位當時在延安的蘇聯人弗拉基米洛夫，記述了中共高層壹次宴會的精彩盛況，十分傳神：



刑官舉行了答謝宴會。要把待客的七十道菜都壹壹列舉出來，是不可能的。 不同燒法的肉，鮮美的海鮮……然後，端上各種香噴噴的湯來。 看，海參端上來了。毛澤東猛然起身，小心翼翼、鄭重其事地夾起壹塊海參，站著就吃。他的神情莊嚴肅穆，好像在宣誓似的。 中國名菜糖炒筍雞端上來了。然後是各種不加鹽煮的粥；酥軟的薄餅；還有米粉肉。 康生的高級廚師原是中國末代皇帝、當今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廚師。 毛對每個和他談話的人都親切地微笑，還教多爾馬托夫怎樣吃紅辣椒；應該把辣椒壹直放到喉嚨口，然後吞下去，不要放在舌頭上。 毛澤東說話聲音低。他壹開口，誰也不說話了。他還是當眾演講的那副神態。人們得聽慣他那口南方話。 毛澤東抽起煙來，壹根接著壹根。他用拇指和食指夾香煙。他酒量也很大。[6] 刑官是中國古代執掌刑法的官員，借以比喻握有肅反大權的康生。康生的宴會不容易比過正宗的滿清帝王，大清帝後日常壹餐要吃上百道菜，花掉百兩銀子。遜帝溥儀丟了江山，仍不改帝王氣派，壹聲“傳膳！”無論早晚，幾十名穿戴齊整的太監隊伍，擡著大小七張膳桌，捧著幾十個繪有金龍的朱漆盒，浩浩蕩蕩地直奔養心殿而來。下面是溥儀《我的前半生》中壹次早膳的菜譜： 口蘑肥雞/三鮮鴨子/五綹雞絲/燉肉/燉肚肺/肉片燉白菜/黃燜羊肉/羊肉燉菠菜豆腐/櫻桃肉山藥/爐肉燉白菜/羊肉片川小蘿蔔/鴨條溜海參/鴨丁溜葛仙米/燒茨菇/肉片燜玉蘭片/羊肉絲燜跑跶絲/炸春卷/黃韭菜炒肉/熏肘花小肚/鹵煮豆腐/熏幹絲/烹掐菜/花椒油/炒白菜絲/五香幹/祭神肉片湯/白煮塞勒/烹白內…… 皇帝壹日兩餐，早膳即是午餐，從規模上看，延安土皇帝與北京正宗皇帝已相差無幾。民國年代皇帝已不象過去那麽擺譜了，但膳食是皇家定制，吃不吃都要上這多菜。延安盡管挖來溥儀的大內廚師，若想搞出滿漢全席也不容易，因為普通幹部和士兵每天的主食是小米或黑豆，還不能放開肚皮吃。黑豆是驢用食品，自古當兵吃糧，到了與驢爭食的地步，實在是沒辦法，因為物資太缺乏了，靠農民的小米或蘇聯的盧布總是入不敷出。直到延安的鴉片走私貿易發展起來，才滿足了旺盛的需求，條件大為改善，大竈也能吃到四菜壹湯了。毛吃海參時的專註神情，可以看出這等層次的宴會不是天天有的，最窮困的時候，黨中央只能保證毛主席每天壹只雞。後來美軍觀察組進駐請安，也經常宴請中共領袖，帶去不少洋酒。這不能不讓人想起蔣委員長於30年代初提倡的“新生活”運動，蔣本人就從不飲酒，也不愛喝茶，抗戰時期，國家窮困，即使是蔣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常是吃不飽飯。毛澤東有詩道：“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無土不黃金”，重慶雖然不全是好官，至少在生活待遇上遠不如延安的生活水平高。共產黨最喜歡的是軍事共產主義，尤其在供應緊缺年代，因為軍事共產主義實行軍隊式的供給制，本屬於大家的東西集中到軍頭將腦手中，由他們來分配，領導自然先滿足自己的需求。1940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竈制度正式在全黨推行，服裝供應制度也分斜紋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級，保健、保衛也按等級享受不同待遇，老幹部連婚姻方面都享有特權，形成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差別待遇。各主要機關首長可吃小竈，每人每日除照壹般規定之夥食費外增加壹元，是大竈標準的三四倍。引起了眾多議論後，邊區政府財政廳又加設了壹個中竈待遇，把原定較為含混的各主要機關首長吃小竈，改為凡區黨委部長以上幹部可設小竈，地委級則應設中竈。中竈標準為：凡有10年革命歷史，現任邊區級各部門局長、處長、科長級幹部，或有同樣歷史曾任縣的部長、科長5年以上，或從事革命專門事業（如文教、醫務、機要、通訊等）8年以上且有相當貢獻的各中學校長、大學系主任、教授與名醫和高等技術人員，均可享受此等待遇。縣級不設中竈，仍保持大竈夥食標準。除此之外，還根據蘇聯經驗，在內部出臺了壹項幹部保健實施辦法的規定，毛澤東等重要領導人還可享受“特別保健”。按常理，共產黨內部的等級差別並不比國民黨政府中的差別更大，但共產黨人標榜為共產主義者，物資匱乏的戰爭年代，這種差別就不能算小了，而且等級制形成的差別越來越大，條件好的地區，小竈標準超出大竈幾十倍。中共建政之初，享受小竈待遇標準由國家文件明確規定之： 1.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員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院、委、署及政務院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正副首長委員以上，和省委級以上的正副秘書長及其他與以上各職同級人員。2.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及政務院所屬部、會、院、署、行辦公廳正副主任、正副司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年以上者。3.中央人民政府直屬各機關司轄處正副處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者。4.大行政區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正副秘書長、委的正副主任、正副部長、各省正副主席、中央和大行政區直屬市正副市長以上及其他與以上同級人員。5.各省正副廳長、正副專員、各市（等於省的）正副局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者。6.參加革命機要工作連續期滿十五年以上者。7.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五年以上，曾受反革命嚴重殘害，如受嚴刑及屢次作戰負傷等，因而影響健康，現在中央機關科長級，地方機關縣長級以上人員。8.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五年以上之婦女幹部，曾任中央機關科長級、地方機關縣長級工作者。 享受中竈待遇者的範圍為：1.中央人民政府直屬各機關正副科長級、地方機關正副縣長級，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八年以上者。2.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的幹部，及期滿十五年以上的工作人員並安心工作者。3.會計、審計、醫生、司藥、護士、機要、報務、文書、印寫、檔案、演員、研究員、編譯、記者等人員，能掌握業務，安心工作，從事該項工作連續期滿八年以上者。[7] 隨後政務院依據竈別來統壹制定的工資標準，擴大等級系數，其最高和最低之差達折算成小米竟達28.33∶1（最高3400斤，最低120斤）之多。後來經數次改動，差別也總在30倍左右，如1955年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資標準，北京地區最高工資（加物價津貼16％）為649.6元，最低工資為20.88元，最高與最低工資差距擴大到了31.11倍之多。這是依照蘇聯經驗，但比之蘇聯的差別還是小許多，因為物質條件無法與蘇聯相比。共產黨名義上實行共產主義，實踐上又反對平均主義，在具體政策方面反而強化了封建等級觀念，構成“新中國”特色的封建社會主義體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國的外國共產黨反政府組織也享受同樣的差別待遇，毛澤東在輸出革命的同時，也輸出著中共的三類九等制度。當年設在湖南益陽山區的馬來西亞共產黨秘密廣播電臺（馬來亞革命之聲），總共不過80來人，卻也引入中共等級森嚴的大中小竈制度，夥食費按級別分30、60、90元三等，這按當時中國的工資水平是相當高的待遇。[8] 差別不光體現在工資福利方面，政治和生活待遇也依據這種等級差別，並擴大到國有企事業單位，甚至寺院及僧侶都有行政級別。生活待遇也極為細化，大到秘書、警衛、司機、勤務、保姆、廚師配備，以及醫療和專車、住房標準，小到洗澡時處長以上幹部洗盆塘，壹般幹部及勤工人員洗池塘等等，都以文件規章的形式頒發。只有封建制度才會有嚴格的等級差序，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實際上已經蛻變為“封建社會主義”，奪取政權後，革命的風險系數大為降低，進入共產黨幹部體制以追求等級待遇成為人們體現個人價值和社會認同的唯壹途徑。不斷強化行政等級差序的特權制度，服務於專制體制，是迎合人們牟利動機和鞏固政權的最好辦法，形成牢不可破的官本位文化觀。被共產黨詛咒的國民政府，最高與最低的工薪差別也只有10上下倍，認為國民黨政府“存在著平均主義工資率”，不能刺激積極性。楊奎松寫道：“戰後國民政府文官的薪給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外，共37個級別，每級的相差數，最少5元，最多120元，相鄰各級之差較為平均，最高級和最低級之比，亦僅為14.5∶1。而表10所列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工資標準，等級雖然只是30個級別，少於國民政府上述標準7個級別，但每級的相差數擴大許多。以每壹級的最低檔為例，其最多差到55元，最少僅差2元，有27.5倍之多；最高和最低工資差距之比例，更達到36.4∶1，超出前者壹倍以上。即使除去相當於國民政府總統和五院院長級別的主席、總理、委員長級，最高級與最低級之差也達到26∶1之數，仍高出許多。相比之下，國民政府時期的薪給標準，確較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的工資標準還略顯平均。”[9] 於是共產黨大力破除國民黨時代舊的薪給制度所造成的平均主義觀念和制度障礙，“反對和防止平均主義”傾向，突出強調“它是按勞取酬的最大敵人，生產中的障礙，應嚴格批判”。壹面主張共產主義道德，提倡艱苦奮鬥；壹面批判平均主義思想，讓領導幹部搞特殊化，共產黨怎麽說都有理。美國總統的年薪比壹個普通工人也不過多出數倍而已，克林頓在職時年薪僅為10多萬美元，普通工人的年薪為5萬元上下。中共在建政之初便強化等級觀念，與其追求平等均富的共產革命宣傳相去甚遠，也揭示了共產革命的實質。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即使是在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之下來爭取無產階級最基本的政治權利的鬥爭，共產黨人也應當堅持提出“所有官員的薪金沒有任何差別”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級制所造成的種種流弊。看來，平均主義的老祖宗馬克思遇到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也無可奈何。毛澤東曾嘲笑國民黨的縣長，每月拿著180元的薪水，只會娶小老婆、打麻將、抽鴉片，甚至還貪汙、刮地皮，壓迫老百姓。而共產黨的縣長、區長、鄉長們，每月2元津貼，又民主，又能艱苦奮鬥，又能幫助老百姓。自周公孔子以來，從沒有如邊區政府的縣長這樣的廉潔、這樣的民主、這樣的幫助老百姓的。待到共產黨奪取了天下，幹脆將全民的財產共到共產黨手裏，其貪汙刮地皮更為血腥。經濟開放之後，沒包養情婦的縣鄉幹部絕無僅有，共產黨不僅等級森嚴，貧富懸殊，而且與人民群眾基本隔離，吃的東西也不是從市場上買來的，而是由特供基地專門生產的無毒無害食品，市場上的食品再有毒也毒不到他們肚子裏。政府及領導住處警備森嚴，如臨大敵，平頭百姓嚴禁入內。我們常聽到外國首腦被刺的消息，中共領導人從來不會發生這種情況。自稱是人民勤務員的中共官員，卻自動與民眾隔絕開來，例行的視察民情，無非前呼後擁的做秀而已。當年陳永貴壹當上省級領導，下田幹活跟著警衛員，搞得老陳很不自在，領導種田，警衛員閑著，硬是給攆走了。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世界上最龐大和威嚴的官僚集團，不僅是中共，凡是共產國家，都是這種格局，無壹例外地走向了封建社會主義。



自延安始，上下尊卑的等級差序制度逐步完善，士兵和幹部吃大、中竈，中委吃小竈。大竈標準為縣團級以下待遇，軍隊團級和邊區廳級幹部的夥食標準為壹菜壹湯，師級和中央黨機關部級幹部為兩菜壹湯，政治局委員則為四菜壹湯。在最困難的時候，也要保證毛澤東每天有雞吃。陳雲在解釋別人的疑問時說：“……同誌們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對中國革命多麽重要！所以，毛主席不願吃雞，黨中央的命令壹定要毛主席吃雞。和我們每壹個革命同誌壹樣，毛主席吃雞也是壹種革命任務。”[10] 在等級社會中，人的地位高低也決定著生命價值的貴賤，在家裏好東西也要首先孝敬尊者，何況君臣之間。為了保障高幹的小竈食物供應和其它生活物資的需要，還開辟了從各根據地和國統區調配物資進入延安的供應渠道，甚至引進了荷蘭奶牛，專供高層領導鮮奶。延安高幹供應制度的建立，對於形成毛澤東為中心的等級體制具有重大意義，標誌著中共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羅曼蒂克式的平均主義時代宣告結束，進入到強調等級差序的毛氏王朝中，早期共產主義者身上的“聖潔之光”已被至高無上的權威而籠罩。其作用不僅在於它能夠在物質匱乏下確保對高級幹部的物資供應，更在於敏感的“價值”和“承認”問題上直接打擊黨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清高，盡管妳學貫中西，名滿天下，也未必就比握槍桿子的大老粗吃香。讓知識分子在等級制度下降低人格尊嚴，爭相獻媚以換取個人幸福。在任何壹種專制體制下，等級秩序是極其重要的，必須有界線分明的貴族和賤民階層，它涉及到政權和道德的穩固，便於對臣民的統治，也會消減社會上對於不公平現象的怨氣。這在壹個農民社會裏是非常關鍵的，人們更多的是從自身尋找貴賤原因，“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而不去追問制度缺陷及權利歸屬。當時元老級人物王若飛不吃香，王實味資歷淺供職於馬列學院，同是中竈待遇。後來王實味寫批評文章，被列入反革命托派分子，中竈就吃不上了。所以，這個等級制度壹經建立，立即受到農民出身的軍隊高級將領普遍歡迎，滿足了他們打天下後坐天下的願望，自視為革命功臣，終於從賤民上升為貴族了。至於受過俄式教育的高級文職幹部，原本就是黨內貴族，早已受莫斯科等級制的影響而欣然接受。從此，毛氏王朝統治下的臣民，都是無私的共產主義戰士，壹切行動聽指揮，妳不需有頭腦，妳只是壹顆鏍絲釘，有熱情就足夠了。人民公社就是毛澤東思想式的軍事共產主義，青壯年都是民兵，吹號出工，上了刺刀的步槍架在田裏，紅旗招展，歌聲嘹亮，公共食堂裏免費聚餐，壹幅軍事共產主義的經典畫面。列寧執政之初，就實行過軍事共產主義，社會軍隊化更是毛時代的治國方式。軍隊等級森嚴，官大壹級壓死人，壹個人無論出身地位，從出生方式到骨灰盒安放，都由軍事化的各級機構按照級別待遇予以安排，官本位原則就是不得越位。軍隊與地方劃分為科營級、縣團級、地師級、省軍級，壹直到中央，軍隊級別與行政級別通用。比如西藏的喇嘛，寺廟是處級單位的，主持就是處級喇嘛，享受縣團級待遇，自治區人大政協副職壹級，就是副省軍級喇嘛了，班禪喇嘛是國家領導人序列，比照級別應該是中央軍委副職壹級。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屬於屯墾性質，主要任務就是種田，從師部到連隊全是軍隊編制。文革時企業也按軍隊編制，照級別排序，分公司機關叫團部，下面是營連排，總公司是師壹級，總經理後來退居二線，也給了個省轄市政協副主席養老，若貶到縣政協，壹定是犯錯誤降了級。文革時學校也實行過軍事化管理，連排班齊全，直到現在的中學大學都要實行入前軍訓，就是軍事化管理方式之余脈。 中共建政之初物資匱乏，中央領導階層名義上采取工資制，實際還是特殊供應，很多方面是免費的。比如大躍進後的困難時期，幹部自上而下按級別分成“肉蛋”、“糖豆”和“黃豆”三個級別，中央高層居最高的“肉蛋”類，工人是不入級別的棒子面糊糊類，農民就是半死不活的糠菜類了。中南海成立了文工團，以供毛澤東和中央首長跳舞伺寢之需，延續從延安養成的跳舞習慣，那時舞會是延安高級幹部生活中的壹項重要內容。彭德懷斥之為“選妃子”，時值彭老總在朝鮮苦戰，氣得對浦安修發牢騷：“前線戰士那樣苦，北京還到處跳舞！”也實在讓人寒心，前線“最可愛的人”壹把炒面壹把雪，與吃加熱罐頭鉆鴨絨睡袋的美國大兵決戰，後方親愛的領袖居然摟著可愛的美女，軟玉溫香，長夜當歌，被翻紅浪。1957年，彭德懷怒氣沖沖，在政治局會議上指責毛是“後宮佳麗、粉黛三千”，並直斥羅瑞卿和汪東興不幹好事。[11] 毛無奈，只好解散中南海文工團，改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辦法，向北京黨政軍各文工團調用舞女，直跳到文革開始。美女對中央首長的各項服務都是免費和敞開供應的，自然不用首長個人掏腰包。毛性生活放縱，老來幹勁十足，常讓他的宮女們研讀“素女經”，宮女的工資由中央政府列支。彭節儉耿直和不喜拉幫結夥的秉性反襯出旁邊人的卑劣品行，註定了他的悲劇命運。全國上下，唯有彭老總不稱主席，還是叫老毛，不喊萬歲，不喜歡唱《東方紅》，反對給毛在各地建別墅。在毛的眾多大臣中，僅有他敢在毛睡覺的時候闖進去，驚了大駕，不顧君臣名份。延安時的作家王實味，看到專為首長開舞會，演出京劇，大為不滿，前方日寇猖狂，後方歌舞升平，於是寫了評論文章《野百合花》，其中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譏諷這種狀況。有壹次他還對俱樂部主任吼道：“再跳，再跳我就找顆手榴彈把妳們全炸死！”結果跳舞的沒事，不跳舞的反誤了自家性命。史沫特萊將跳舞引進延安後，跳舞之風刮遍延安，毛澤東亦熱衷於跳舞，既有利於鍛煉身體，更是獵艷的大好機會。毛輕易將美麗年輕的吳莉莉弄到了床上，惹得賀子珍醋性大發，對毛怒吼道：“龜兒子，妳膽敢跑來跟這個資產階級臭婆娘睡覺！”住隔壁的史沫特萊去勸架，賀又對史沫特萊喊：“帝國主義臭婆娘！都是妳招來的，滾出去！”牛高馬大的史沫特萊把賀子珍打倒在地，賀朝毛大叫：“妳算個什麽男人？什麽丈夫？什麽共產黨員？妳就看著帝國主義婊子打我？”[12] 偉大領袖自此更加移情別戀，搞上了江青，賀終於被打入冷宮，淒苦壹生。楊開慧溫柔賢淑，也有文化，毛都棄之如敝屣，何況河東吼獅之輩。那時延安的男女比例是18比1，搞女人是位高者的特權，連賀子珍都無奈於毛的放縱，王實味正是觸了大忌，忘記了共產黨壁壘森嚴的等級差序制度，枉送了性命，直到1992年才勉強給予平反。 毛澤東表面上也懲治過腐敗，但從內心並不反對腐敗。1974 年初，毛發動批林批孔運動，原意是幫助江青等嫡系幫派從周恩來、葉劍英等人手裏奪取國務院和軍委的更多掌控權。1月24日、25日，江青和遲群、謝靜宜等人連續召開了軍隊和國務院系統的批林批孔大會，會上江青公開點名葉劍英“開後門”送子女參軍上大學的問題。當時各地開後門形成風氣，尤其是軍隊幹部紛紛利用特權安排子女親友入學參軍，逃避上山下鄉，民間多有怨言。這卻點到了毛的穴位上，毛曾送不少床邊女友上了北大，未經正式手續，還通過周恩來安排他的女友，開後門到北京外語學院讀書。這顯然是壹種權色交易，他帶頭開後門，自然不好抓葉劍英等元老派的辮子。於是毛說：“開後門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認為批走後門幹擾了運動大方向，致使腐敗之風在黨內迅速蔓延。 共產社會是壹個等級森嚴的封建式制度，黨政官員享有特權，依位次高低而定。在獨裁專政體制下，特權壹定導致腐敗，這種腐敗模式壹定是“倒金字塔型”，隨著權力的上升，腐敗程度也相應升級。何況壹黨壟斷壹切領域的權力格局決定了權力越大就越向經濟領域滲透，利用權力來謀取壹黨及個人私利。所以，公有制是最不人道的體制，共黨專政是最腐敗的制度，比如蘇共高幹的特權比沙皇時代的貴族還要優越： 高幹是生活在另壹個星球上。那真有天壤之別。那不僅僅是坐豪華的汽車，住豪華的館邸，只要是想得到的，總有壹大批拍馬奉承的人為之奔走，不斷地滿足妳。所有那批小嘍啰都是畢恭畢敬地聽妳使喚，使妳每壹項願望都得到滿足。妳突然想看戲，就去戲院；妳在獵場上突然想去日本玩玩，馬上就可以飛往日本。生活愜意極了，萬事如意。……妳可以像帝王壹樣，只要手指頭壹指，事情就辦成了。[13] 當蘇聯解體時，這批高幹約有75萬人，連他們的家屬在內，合計約300萬人，占全國人口的 1.5％，約與18世紀沙皇政體下從政貴族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相等。其實，紅色新貴族的特權比皇權時代的舊貴族還要大，共產黨可以通過公有制來隨意支配國民財富，舊貴族多半要動用私人財富，不免有捉襟見肘之感，我們從托爾斯泰的小說中就能感覺到，貴族有時候不過是空架子。在中國人挨餓的1959年，中共貴族們可以上廬山開“神仙會”，遊山吟詩，還有美女陪舞，有茅臺酒土特產供應。毛澤東不愧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千古壹帝，走出延安的山溝子，便從此“閱盡人間春色”，先是在北京玉泉山修了別墅，又乘專列縱橫馳騁，出訪蘇聯也是乘專列，象金日成父子壹樣，壹去就是幾個月。毛並不熱心出訪，喜歡乘德國進口的專列隨意到南方巡遊居住，所到之處遍設行宮別墅，比乾隆下江南還排場。毛也喜歡遊泳，說中央全會可在各省輪流召開，“河南壹馬當先修造了水晶宮，多少年空著用不上，偶爾住壹個人就要燒起整個建築的暖氣，所以造成巨大浪費，不住人浪費，住了人更浪費。這種各省爭相比賽的浪費，連內蒙、青海、甘肅這些邊遠省份也不例外。許多建築，直到實行改革開放後，才開始派上用場，才開始往回收取幾十年前的投資……”[14] 廬山美廬是宋美齡的別墅，毛用過嫌小，江西省又給毛修了更大的蘆林別墅，園林面積1萬余平方米，主房建築面積4500平方米，是美廬的五倍，1960年動工，次年完工。這樣毛僅在廬山就有了美廬和蘆林壹號兩套大別墅，供他個人使用。要知餓死人最多的恰恰是1960年。毛腐敗透頂，也帶壞了手下的人，他的侍從人員——“壹組”也是壹幫趁機揮霍民脂民膏的家夥，隨處白吃白拿，全不顧國難當頭。豈止別墅，毛活動過的地方都要留作紀念，以致紀念館遍布全國，超過歷史上任何壹位帝王。1948年，中共從延安向西柏坡轉移，途中經過山西，山西省在毛短暫停留過的地方全部修建了“毛主席路居紀念館”，至今仍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漢文帝因百金而棄露臺，毛澤東費億金狂修別墅，四千萬餓殍慘死，六萬萬面呈菜色，無絲毫愧疚之心。國人至今仍有不悟者，以為毛主席他老人家壹生都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悲哉！



當然，老毛的別墅也不全是他命令修建的，如同薩達姆的75座行宮別墅也不全是老薩下令修建的，但獨裁者們善於利用權力營造特權規模，卻是其獨裁的結果。可悲的是，毛澤東壹雙破皮鞋、壹件爛睡衣、壹碟紅辣椒、壹碗紅燒肉的經典傳說，化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形象，至今還在感動著壹些可憐的學生娃娃。他的“樸素”不過是農民的習慣而已，有時維持這種“樸素”，反而要花更多的錢，他去莫斯科訪問，大木板床還要專機運去，這決非為了省錢，因為毛下榻於斯大林的第二別墅裏，裏面不會沒有大床，更不用交床位費。毛在1932年4月紅軍打下漳州時，搜刮了大批金銀財寶，預留後路。直到長征前夕，毛得知中央決定把他丟在根據時，才上交中央，算是買了壹張逃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離境票”[15] 古代帝王中也有極為奢侈的，但毛對別墅的熱愛超過了歷代帝王，若折算成食物衣服，足夠他老人家享用十萬輩子。都說毛澤東不愛財，衣袋裏從不裝錢，從不壹五壹十地點算他的工資，但毛卻是建國以來中國第壹位富豪，李誌綏說：“《毛澤東選集》已使毛賺進三百萬元人民幣的稿費。在壹九五○年代，毛是全中國的首富之壹。”[16] 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據說印了50億本，夠全世界人民每人1.5本，有幾多稿費就不知曉了。據汪東興回憶，1967年10月毛親自查了自己的稿費存單，達570多萬，絕對是當時中國的首富。1976年毛澤東死時，供他個人支配的私人存款竟高達7600萬元，其中7582萬余元，是毛澤東假公濟私、瞞天過海以“中共中央中南海第壹黨小組”名義開戶存放的，剩下的是以毛澤東的名字開戶的存款。毛澤東以選集、文選、單行本、語錄、詩詞出版而獲稿酬，還有外文出版的版稅，存款再累加利息，毛死後很多年還繼續支付著，文革期間全國取消了稿費，但毛的稿費從未中斷。直到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直機關工委就毛澤東選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權費是否要納稅的問題，向國務院請示，內情才算是透露了壹些。據統計，截至2001年5月底，毛澤東稿酬累計達 1.3121億元人民幣。毛澤東是極其愛財的，早年毛澤東打著留法勤工儉學的旗號，從章士釗那裏弄到兩萬大洋，並沒有幫助其它人去法國，而是據為己有。毛的同學很奇怪，他怎麽壹下子變得闊氣了？其實章士釗的這筆錢是湖南省長趙恒惕的教育專款，毛晚年心血來潮，說要償還這筆錢。中央蘇區時代，毛就利用打漳州之際，大撈了壹把，紅軍有了錢，他個人也發了財：“壹輛卡車滿載著沈甸甸的箱子從漳州開到江西紅區，箱子上寫著大字：‘毛澤東親收’。公路開到盡頭就由腳夫挑。‘這是毛主席買的、繳獲的書，’大家全部這麽說。有書，但更多的是金銀財寶。挑夫在毛的大弟澤民的監督下把它們秘密挑到壹個山頂，然後澤民和兩個毛的貼身警衛員把它們搬進山洞。洞口密密封住。除了這幾個人，再沒別的人知道。毛就這樣悄悄地給自己留下條後路。”[17] 進京之後，毛又用稿費建立了個人的小金庫——私房錢，經常用小金庫的錢做壹些隨心所欲的事，有時不免如公司大老板壹樣財大氣粗，壹次討論三線建設時說：“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那麽不搞攀枝花，我騎毛驢去那裏開會；沒有錢，拿我稿費去搞。”那些大賺稿費東西都是他的講話、電報、批示、書信等等，原本是職務行為，也大部分為專職秘書所寫，卻借機狠狠敲詐了全國人民。在取消了稿費之後，全國只有他老人家獨享稿費待遇，沒有比這更愛財更無恥的了。衣袋裏不裝錢，不摸錢數錢，嫌錢臟，是衣食無憂之故，壹切有人照料，又不上街買菜購物，裝錢何用。鄧不平身上也是壹塊也掏不出來，因為他的壹切生活都有專職人員照料，無需裝錢。民選的美國總統也壹樣，不能輕易上街購物，克林頓在上海街頭買了個雪糕，是隨從人員事先為他兌換好了鈔票。布什總統有壹次進超市視察，看到收銀員不必將商品價格手工輸入電腦，價錢就統計出來了，感到驚異，卻不知掃描儀將商品信息條碼讀入計算機，即可累加出價款總數，可見總統先生已是多年不進商店購物了。做為帝王，除了為毛澤東身邊服務的人員，除了為毛飲食健康服務的專家團隊，專門為毛個人服務秘密小組也有很多個。例如其中的“大字本組”，是將毛澤東要看的書，特別註釋後，排成“大號字”編輯出版的專職小組。承擔這壹任務的主要有復旦大學的歷史系、中文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教授與專家。這種註釋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後來，毛澤東發現這15本有被他人閱讀，就改成只印5本了，成為了只為毛澤東個人閱讀的專有讀物。隨著毛澤東白內障病情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 “三十六磅特大號”。而當時並沒有這種字體，字模是由當時在上海澳門路的中華印刷廠特地為毛澤東翻制的。還有古詩詞“吟唱小組”，均以文藝界名流錄音，請古典文學專家解讀給演員。還有專門為毛個人服務的戲劇及專用播音設備。毛抽的雪茄也是專用的，從煙草種植基地到卷制過程都有專人負責，再經由四川什邡煙廠－成都軍區－中央警衛局－中央特工處（服務處）壹條龍服務小組，最終被送到毛澤東手中。江西景德鎮是中國瓷器之都，1975年中央下達壹項重要政治任務，即“7501”工程，命令景德鎮為毛研制生產代表最高水平的專用瓷器，組織全國壹流專家，精選用料，精心設計，燒出極為珍貴的“毛瓷”。“毛瓷”工藝水準超過宋明官窯制作，件件價值連城。 要了解毛澤東，不能光看斯諾、師哲、汪東興、李銀橋們寫的東西，還要讀壹讀弗拉基米、李德、張國燾、王明、李誌綏等人的書，才可能得到完整的毛澤東形象。這些人見到過毛，其敘述多半是真實的，褒貶不壹的觀察，正說明人性格的復雜。即使個人生活節儉，也並不等於治國有道，可惡的是表面上的簡樸而背地裏窮奢極欲。明崇禎皇帝生活儉省，仍為最典型的昏君，饕餮之徒者年羹堯，鮑參刺肚總嫌不夠，軍中大擺盛宴，卻是常勝將軍。人性亦善惡摻雜，此消彼長，壹似《鏡花緣》裏兩面國，個個頭戴浩然巾，遮住後腦，只露壹張正臉，和顏悅色，滿面謙恭光景。若把浩然巾揭起，不意裏面藏著壹張惡臉，鼠眼鷹鼻，滿臉橫肉，血盆口壹張，噴出壹股毒氣，霎時陰風慘慘，黑霧漫漫。在毛澤東的各種傳記中，即得利益者說好，遭貶者叫糟，各人接觸深度、觀察角度、職務地位、人格喜好、思維方式、言論環境多有不同，只有綜合起來，壹個完整的形象就會躍然紙上。每壹個大人物，都是歷史舞臺上的演員，壹舉壹動，無不映入看客眼簾，載入史冊，至於扮相好壞與舞臺效果如何，是演員自己的事，旁觀只對自己的敘述負責即可。



法制失效



毛澤東時代的腐化，多限於高層的小圈子，壹般幹部也僅是多吃多占。壹來毛鐵腕反腐，二有搞不完的政治運動，三是群眾有擁護共產黨為前提的“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類不成體制的監督方式，也有效率。在政治掛帥的政治原則下，腐敗被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嚴重罪行，幹部們占點便宜難免，大肆貪汙無膽。文革告終，改革開始，紅色家族不再滿足供給制的小打小鬧，利用權力加價格雙軌制，開始瘋狂掠奪國民資產，加之取消了僅有的“四大自由”，貪汙狂潮如海嘯般席卷中國大地。這是六四運動的起因，也是現今更為嚴重的社會危機之致命因素。而六四時的國內狀況，現在看來小巫得很。那時學生反對的腐敗行為，無非哪個高官的兒子搞捐獻，某某的姑娘倒彩電之類，比之於今動輒幾億幾十億上百億的貪腐規模，簡直不足掛齒。六四的血腥鎮壓，表示了權貴階層誓死保衛即得利益集團的決心，壹方面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壹方面繼續高層的腐敗，壹方面對官場的腐化行為不斷地放寬法律限制，遂使貪汙如狂風壹樣刮遍中華大地。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中共極為重視立法，出臺了許多懲治特權腐敗的法律條文，1997年公布的新刑法，更加大了懲治力度，對貪汙罪的處罰可以說極其嚴厲—— 第三百八十三條 對犯貪汙罪的，根據情節輕重，分別依照下列規定處罰： （壹） 個人貪汙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二）個人貪汙數額在五萬元以上不滿十萬元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並處沒收財產。 （三）個人貪汙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五萬元的，處壹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個人貪汙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壹萬元，犯罪後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 （四）個人貪汙數額不滿五千元，情節較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 對多次貪汙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貪汙數額處罰。 法學教授陳忠林根據1999－2003年最高檢察院與最高法院報告等相關數據計算出令人吃驚的結果：中國普通民眾犯罪率為1/400；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200；司法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5/100。國家工作人員犯罪率比普通民眾的犯罪率高壹倍；職在懲治犯罪的司法人員的犯罪率則是普通民眾的6倍。若是根據中國人的生活經驗，這個計算還是偏低，若以貪汙受賄幾千元即為犯罪標準，國家機關或司法機關犯罪率絕對在九成以上，甚至是百分之百。因為官員的犯罪是被刑事起訴的，更多的隱藏犯罪並未統計在內，而壹般民眾的犯罪大多受到刑事處罰，能逃脫法律制裁的很少。2005年的“兩高報告”裏說2004年普通民眾犯罪率增幅為9.5％，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增幅為17.8％，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因侵犯公民權利而導致犯罪的增幅為13.3％。有趣的是，壹方面官員犯罪比例越來越高，另壹方面卻是對腐敗者的懲治力度越來越弱，法院對官員職務犯罪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1.38％遞增至2005年的 66.48％。尤其是瀆職侵權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2.6％遞增至2005年的82.83％。共產黨無法全部懲處內部犯罪，即以其自定的法律標準，共產黨也已經整體墮落為最龐大的犯罪集團和自我服務型的利益集團，連最高法院副院長都是大貪腐犯罪分子。共產政權是中國歷史上最貪腐最黑暗的王朝，歷史最大的貪官諸如和珅，身為帝王寵臣，也不過弄了幾億兩。南京壹個縣區級幹部，短短幾年竟能貪汙20億元人民幣，轉移到國外。帝制年代，官員尋租的渠道多是賣官鬻爵，國家是小政府大社會體制，可供出售的官位極少，整個大清帝國，知縣也不過千余人，官員斂財的速度很有限。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如果放在現在，壹個知府（地區級）想弄錢，多少個億也能到手。除了賣官，更多的是利用掌控的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來大肆圈錢，只要有後臺有膽子，如同開動了印鈔機壹樣。中國十大太子黨集團，哪個都有成百上千億元的資產，無任何政治風險和經營風險。賺了權貴們分贓，賠了國庫再註資，還有股市以供圈錢。對共產黨來說，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可以公有制的名義任意搶劫公民財產和國民財富，壹塊地皮，就可以翻來復地征地出售，再征地再出售，他們壹天掠奪的錢，比大清王朝壹年的國庫收入還要多出多少倍。而龐大的國有財產基數，為各級共黨分子提供了人類歷史上最方便的斂財機會。關於社會的腐敗程度，早年民間流傳壹種說法：處級以上幹部全部槍斃，科級隔壹個斃壹個，可能有冤枉的，但總比漏網的要少。這看似過激的情緒表現出老百姓的深惡痛絕，卻也不能說是信口胡言，腐敗已是遍地蔓延之勢，無官不貪。這還不包括那些利用職權以公肥私敲詐百姓的警察或工商稅務人員，這些人是公務員的最低層，沒什麽級別，算不上什麽官員，卻也是相當肥沃的營生。那所謂“領導幹部”，諸如鐵道部長、國土局長、交通廳長、縣委書記、公安局長、組織部長、建委主任、安監局長、市委書記、國企老總、房管局長壹類的實權人物，全部槍斃，肯定沒有壹個是冤枉的。根據中共自己制定的刑法，5000元即可判刑，10萬元就能槍斃，真照此辦理，肯定剩不下幾個幹部了。這還沒把村委會、居委會和小國有單位裏根本排不上國家行政級別的黨員幹部的貪腐算進來，也不包括各單位頭頭腦腦私設“小金庫”亂支亂用問題、公款吃喝問題、公款出國內外旅遊問題，公款嫖娼私蓄情婦問題，若將這壹塊消費也算作貪汙，官場上有沒有壹個好人都成疑問。所以在實際操作上，新刑法如同新憲法壹樣，壹開始就是中看不中用的東西，再修改解釋多少次都沒什麽用。貪汙數額越來越巨大，刑法的反貪條款就顯出其紙老虎特征，貪汙分子與法律對峙起來，紙老虎只有往後退縮。所以在司法實踐中，沒有貪汙10萬元被槍斃的，貪汙不上億壹般判不了立即執行的死刑。貪汙日益兇狠，量刑下限只能隨之向上靠，用司法解釋來掏空刑法，法不責眾，貪汙5000元的案件檢察院也根本也不會受理。



假設中共痛下決心，鐵腕反腐，嚴格遵照刑法大開殺戒，象鎮壓法輪功壹樣圍剿貪官汙吏，也是不行。鎮壓法輪功靠黨組織管制下的行政和司法機構來操作，“書記決定，各方去辦”，正是專政機器最拿手和最高效的，因為這涉及到統治集團的整體利益。反腐就不同了，治貪的行政和司法程序離不開公檢法的全程參與，這會削弱中共集團的整體利益，集團內的少數人承擔貪汙責任還行，讓絕大多數受懲處，根本就行不通。再者，天下烏鴉壹般黑，公檢法不是清水衙門，是肥得流油的富戶，貪汙受賄的重災區，專政機器恰恰是貪腐社會的保護傘，由貪官汙吏來治理制度化的貪腐，治貪的人應該受到整肅才對，這有如醫生給自己開膛破肚動大手術，與自殺無二。更重要的是，建立壹個廉潔獨立的司法體系才是消滅體制化貪腐的保障，壹個寄生於黨組織下的司法系統是根本靠不住的。中共在偵辦貪腐案件時，為了避免幹擾，上海的案件要北京的官員偵辦，A地區B縣的貪官，壹定要到C地區D縣受審，脫離屬地管轄，躲開有利害關系的黨政司法官員插手。以此類推，中共中央最高層的貪腐，只有大於它的權力才能辦理。所以，辦理零星案件還行，整治整個社會的幾千萬貪官汙吏就玩不轉了。所以明知軀體有病，也只有壹步步捱到死。反腐敗只能抓幾個典型，應付壹下民意而已，永遠不會認真操作，以所謂行政管理職能的局部改善，提高執政水平，用廣告櫥窗壹類的表面化政策緩和社會危機，來代替權力制衡，代替全社會的監督，無非是做做樣子而已。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過：“壹個政府，如果沒有做不正義的事情的爪牙，便不致成為壹個不正義的政府。但要這些爪牙不給自己撈壹把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專制的國家裏，貪汙便是當然的現象。”朱镕基以鐵面著稱，表情嚴肅，橫眉立目，宛然包公再世。上臺時面對“地雷陣”和“萬丈深淵”，說道：“反腐敗要先打老虎後打狼，對老虎決不能姑息養奸，準備好壹百口棺材，也有我的壹口，無非是個同歸於盡，卻換來國家的長久穩定和老百姓對我們的信心。”可謂氣壯山河，大有諸葛亮《出師表》的豪情。可惜，誓言歸誓言，現實歸現實，鐵面總理處處碰壁，所到之處，腐敗造假成風，九江堤防的“王八蛋工程”，安徽南陵縣峨嶺糧站借糧瞞騙事件等等，令朱總理痛心不已，又無可奈何，上臺時的豪情壯誌，消解於全社會的腐敗之中。壹個國家，壹個民族，竟然墮落到這種地步，以朱公之精明強幹，亦不能脫離整個組織系統而行事，面對遍布四周的兇惡爪牙，最多能堅守個人良心。打幾只老虎和豺狼撲滅不了全社會的罪行，懲處幾個貪官起不到震懾作用，反而使貪官們更急不可待，結成榮損攸關的利益集團，壹致對外。不是有許多貪官坐牢槍斃嗎？但只要知道其中的內幕，就明白倒黴的人壹定是後臺不硬。遠華案涉及中共高層，甚至於政治局常委的家屬也牽連在案，走私幾百億元，數額之大，涉及面之廣，為歷年之最，驚動了全世界。結果賴昌星逃掉了，主犯和幕後者都逍遙法外，剩下的知情者壹殺了之。俗話說：“打狗看主人”，各自的主人，大心照不宣，打貪腐之“狗”就變為主人之間的較量。就是老賴送回來又怎樣？壹樣是黑箱作業，壹樣是利益平衡。所以反腐治貪，再大的案子，完蛋的永遠是後臺不硬的角色，手眼通天的人什麽事也沒有。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太子黨”，除了毛澤東的後代權勢不大外，個個都是官商，無壹人上了斷頭臺。周北方坐牢時，鄧質方在香港住五星級酒店，周父冠五原是鄧小平的隨從，老爹職務不同，公子便同案不同命也。更為惡劣的是，反腐敗甚至演變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是致政敵於死地的殺手鐧，朱镕基貴為總理，也是端人家的碗，歸人家管，再由著性子搞下去，只怕是九十九口棺材閑著，壹口棺材派上了用場。壹旦失寵，晚景淒涼，國家主席劉少奇、黨的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諸人之命運，展現中共政治鬥爭之殘酷，聽壹聽都令人毛骨聳然。 貪汙集團只有綁在壹起才最安全，舉報人不會為打擊別人把自己也賠進去。正如蘇東坡詩雲：“萬人如海壹身藏”，隱藏於萬貪之海中，便無風險之憂。出頭的椽子先爛，中國人的好人之道是難得糊塗，隨波逐流，決不是做反潮流的英雄。官場腐敗之風之所以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現象，即因此理。尤其在眾官皆貪的現狀下，唯妳清高，壹定被視為危險人物，反成孤家寡人。眾人怕壞其財路，處處設防，長官討嫌，同僚忌諱，發配妳到邊遠地區扶貧支農，再無出頭之日。再說職務是花巨款購得，正等著大撈壹通以解十年寒窗之癢，拍馬屁還來不及，哪敢違背上司旨意以示清廉。福州黃金高壹案，說黃貪汙了幾百萬，被判無期徒刑。黃原本是反腐敗勇士，得罪了上司，穿了六年防彈衣上班。壹個縣委書記貪汙幾百萬本不稀奇，奇怪的黃既然是大貪汙犯，應該送上峰厚禮才是自保之道，哪有得罪上級自找坐牢之理，腦筋再會急轉彎，也不可能自己壹屁股屎，化妝為反腐英雄，同權貴大佬們鬥爭。中共司法系統慣於黑箱操作，公布的東西往往靠不住，許多民運分子、良心記者或維權人士被判刑，無不汙以泄露國家機密、顛覆政權、非法經營、嫖娼賭博壹類毫不相幹的罪名，坐進共產黨的黑牢。說妳犯什麽罪，就是什麽罪，到聯合國控訴也沒用。當今之社會，既無儒家傳統的科舉制度，也無共產主義公有制原則，在權貴集團專制下，個人憑知識和操守進入官場，爬到高位，機會為零，扭轉官場逆淘汰現象的可能性亦為零。再黑暗的封建社會，再恐怖的毛澤東時代，中國亦不乏忠盡報國和勤勞敬業者，而現在這些情操基本上被市場化之後不倫不類的共產黨惡搞掉了。再以個人入黨動機而論，明知共產主義已在全世界垮臺，中共也偏離了社會主義道路很遠，入黨更不存在實現個人追求自由民主的道德理念，仍要加入中共，就完全是為了追求個人特殊利益，形成黨內官場壹體化的逆淘汰現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好人為官極難，小人壹往往壹帆風順，官場得意。好人想革新，小人最討厭改革，維持現狀才是為官之道，官場的逆淘汰使官場和社會壹起昏暗下去。任何改良措施只要有損官場利益，都似壹塊石頭丟進醬缸裏，撲的壹聲悶響，不見蹤影，漣漪都不起。朱镕基說，賄賂者將黨的幹部們拉下了水。這是事實，但不公平，權錢交易是尋租過程，權力變為等價交換的商品，不是壞人把好人拉下水，而是緣於壞人體制，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中共有意制造出讓人鉆營的空子，招來壹群蒼蠅，反將責任推給社會，是顛倒了因果關系。山西有個縣委書記賣官賺了幾百萬被判刑，就不能說是壞人把好人拉下了水，“洪洞縣裏沒好人”，大家都壹樣，如果不送禮就能保住官位而不斷升遷，誰也不是從娘胎裏出來就亂扔錢的白癡。他的書記也是買來的，各級官員都有售價，等價交換，即便是貧困地區壹個科級職位依據肥瘦，最少也在10萬元之上，壹個縣委書記怎麽也貴過十個科級職位，假如他不多賣官，恐怕這輩子的工資也補不上買官的虧空。這類把戲，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中描繪得淋漓盡致，晚清賣官是半公開的事，肥缺瘦缺各有行情，大家心照不宣，也捐官體例，候補官員若想撈到實缺非大花銀子不可，沒有不識務以示清高的笨蛋。花了巨款而入官場，卻壹心清廉，豈不愚癡？古代不乏清官，是緣於有公開競爭的科舉制度，個人完全可以憑借學識贏取官位榮譽，科考官員普遍受人尊重，清廉的官聲最為重要。共產仕途只有壹條，就是靠巴結和裙帶升遷，流氓無賴也能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在中共官場中，民主集中制也被具體化為壹整套用人制度，黨管幹部原則使選用幹部成為黨的壹把手個人專有權力，即所謂“壹把手專政”。黨管幹部首先要考慮被選者的政治條件，其次才是學歷等技術條件。政治考核是抽象化的，主要由對書記的忠誠度來體現，這是延伸書記統治的先決條件。大凡想做官的人，先要向書記靠攏，以示忠誠，誰也不會笨到花錢向書記買官，再反過來找書記的麻煩，自毀前程。官位是當今最為稀缺的資源，官位交易也最早市場化了，競爭異常激烈殘酷。各種官位都有市場交易中形成的價格，交易價格取決於官位的含金量與成本之比，同樣的級別，油水大的公安局長與清水衙門的黨史辦公室主任之間，其交易價格可能相差千倍以上。賣方依據市場行情出價，買方除了購買價格，還要考慮（比如每年）維持官位的費用，在“合理預期”之內──即買方每年可能獲得灰色收入扣減成本後的剩余額，折舊期越短盈利越大，當然也要考慮升遷機會的大小。買賣雙方通過博弈，實現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買受人的意圖在於為升遷積累官場資本，也可能采取先賠後賺的辦法，求購某些盈利性小的官位，類似於清代官場的記名候補官位。所以任何官位都是不愁沒買家的，除非有強大背景的“太子黨”之流，才可能通過利益交換免費獲得官位。壹般說來，交易雙方都有較強的風險控制意識，避免違約風險，買官賣官總是雙贏的，交易完成後實現的收益遠遠大於交易風險，這是官位交易市場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因，也是交易關系得以維持下去的關鍵因素。在風險控制中，道德風險為零，法律風險極低，要力求避免政治風險。在官位交易中受侵害的第三方不是政府，政府的名譽損失是抽象性的，而是公眾利益。公眾利益又有廣義狹義之分，比如官員貪汙公款或集資款，使得用於公共開支減少和公共建設受損，這是廣義上的公眾利益受損；如果官員侵蝕相關民眾的眼前利益，民眾的利益受損程度便是具體和切實的。壹個官員貪汙了上億元公款，分攤到每個中國人壹毛錢不到，民眾只有倫理上的義憤，而無實際損失，因為即使官員不貪汙這些錢，好處也分配不到民眾手裏，也會拿來擴建政府大樓或開辦勞民傷財的世博會之類，群眾決不會為了懲處貪官不公而上街遊行。但狹義範圍的貪汙勒索對民眾的危害更直接，針對特定的人群，容易激起義憤，形成群眾性的抗議風潮，對執政者構成政治風險。A官員從國有企業弄走數個億，不過是爛帳窟窿，B官員從三峽移民建房資金中貪汙幾十萬，導致房屋剛建好就是危房，法律風險應該是A比B大，但B的政治風險肯定大過A，社會影響使B的刑期可能比A還大。這也是貪汙越多的錢反而風險越小的另壹個原因。當然官位交易中的私人收益，最終都來自公眾利益，若從絕對數量上看，廣義公眾利益做出的“奉獻”更大壹些。如果堅持原則，想做清官，只送不賣，顯然也行不通。領導幹部如果不培養自己的利益共同體，到處是掣肘的陽奉陰違者，工作反而無法開展，政績又如何體現？何況官位極為稀缺，鉆營者眾，經濟社會中，上下級的關系亦是靠金錢利益維持。妳做上司不受賄，下面以為妳不信任他，肯定會尋找新的靠山，置自己於孤家寡人之地。壹個光桿司令，又怎能管好壹個單位和表現為壹個好領導呢？賣官也是保證自己政治利益（政治支持率、政治服從程度等）最大化的辦法，也產生官場邊際效益，清廉是不可取的。“相反，通過‘賣官’，反而能夠實現多種利益的最大化。在這種制度環境下，要求‘用人者’不‘賣官’是不現實的。”[18] 在利益鏈結成的官場上，需要的不是清廉，而是共同利益，不貪腐便無共同利益可言。對壹個專制政黨來說，忠誠度最緊要，不怕妳貪，就怕妳不貪，有了貪腐之心，便不會追求正義，腐敗政治正是貪官汙吏最安全的港灣。六四前，社會上對“太子黨”經商多有非議，民眾傳言聲震朝野，涉及到趙紫陽的兒子，趙於是向鄧小平提出先從審查自己的家屬開始，完善廉政制度。結果，“太子黨”經商在鄧眼裏根本不是問題，鄧關心的是中共的安危。“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中的“壹部分人”自然是“太子黨”占盡優勢，更是由鄧家為首的“八老”子弟為代表。如今“太子黨”更是盤根錯節，完全壟斷了國民經濟命脈，中共反而比六四時更強勢了。假如六四按反腐敗的路子走下去，壹定會促進社會的公開化和公平化，壹定會走向民主化，壹黨專制焉有存活之理。所以，中共的反腐敗壹定是表演性的，壹定是內部權力鬥爭式的，絕不可能建立行之有效的反腐機制，這是壹個共產政權無法解開的死結。



專制政權是錢花在密室裏，這是中國的老傳統。錯過了六四反腐的最後契機，體制已經病入膏肓，小手術不頂用，大手術不敢動，只好時不時吞些鴉片止痛，彌留之際再打強心針，以期回光返照。“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這壹頗為流行的看法，真實揭示了黨國進退失據之尷尬。經濟發展不能改變體制的弊病，越發凸顯制度弊端的危機四伏，貧富差距迅猛擴大，全民財富急速流入少數人手中，少數人以官商勾結的腐敗手段致富，體制不但不遏止，反而故意擴大漏洞，將國家最暴利的行業壟斷於權貴手中，為體制的操作者和受益者預留可乘之機。工農大眾就連毛澤東時代名義上的國家主人地位也剝奪幹凈，更加重了社會的不平等，打破人們固有的心理平衡，為民怨沸騰積聚越堆越高的薪柴。毛澤東時代餓死幾千萬農民，工人生活普遍窮困，之所以沒有產生陳勝吳廣李自成，就是公有制理論下人民群眾的國家主人地位，共產主義理想為中共政權提供了形式上的合法性，加上毛澤東的神聖地位，工農民眾不可能反對自己當家作主的國家。盡管這個全民所有制實際為國家所有，由黨說了算，人民只有名義上的地位，且經濟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持久。但除了高層領導的傳統特權，普通人的社會地位並無顯著差別，毛以群眾運動撲滅基層官場的腐敗，維持了全社會從心理到政權運作上的穩定，國家再亂也在毛的控制中。又處於王朝初期，整個社會還算清廉，未出現反對腐敗政府的革命因素，盡管維持毛澤東的地位本身就耗費著中國人的血汗。壹般而言，毛澤東還是反對黨的幹部搞特權的，毛曾反對工資制，要求幹部參加勞動，1965年取消軍銜制，高級幹部降低工資等等，都是鑒於特權的弊端。故而蘇聯看到60年代初毛的批判官僚特權的言論，攻擊毛是“半托洛茨基分子”。蘇聯的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勃列日涅夫及其親信，還有緊跟蘇聯的東歐國家領導人，親毛的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夫婦，全是壹群熱愛美食、好車和別墅，以及黃金飾物、高級禮品的特權分子。共產黨的權力不受工人和群眾監督，也不存在真正的輿論監督，早已形成壹個特殊利益群體或特權階層。



香港反貪



如果睜大眼睛看看外面，華人世界也不全是貪腐社會。臺灣黑金政治曾壹度猖獗，但畢竟有民主體制在艱難起步，使2300萬中國人以不流血的方式享受到直接選舉式的民主，建立了較為廉潔的政府，高官的貪腐是個人行為，而不是體制弊病。華人社會最廉潔的是新加坡和香港政府，兩地都曾是英國殖民地，缺少成熟的普選制度，卻比壹些普選國家還要廉潔高效。香港的經驗似乎應該是中國內地效仿的樣板，在不改變現有制度的情況下建立廉潔政府，在避免革命的前提下治理日益嚴重的貪汙賄賂，拯救世風日下的社會。這是否可行，我們還是先回顧壹下香港的反貪歷程。香港上世紀70年代也是腐敗猖獗的地方，貪汙賄賂無處不在，成為港人生活的壹部分。1974年當任港督麥理浩決心治理腐敗，檢討過去反貪汙法律效力低的缺陷，成立了壹個完全獨立於政府的嶄新機構——香港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執行單壹的懲治貪汙職務。廉署的編制保持獨立性，只對港督負責，從專員到各級職員都不屬於公務員序列，廉政專員自主任用或解聘工作人員，不受有關公務員條例約束，廉署單設舉報中心，單獨立案調查，授予比警察還大的權力。鑒於貪汙行為的隱蔽性，調查員不必抓到嫌疑人的具體貪汙行為，只要能證明其生活標準或擁有財產超過官職收入，而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毋須拘捕令即可拿捕涉嫌人士。於必要時出示委任證，表明身分，均可進入任何地方或房屋搜查，允許合理使用武力，然後提起公訴，由法庭判罪。廉署在撲滅貪汙罪行方面大有建樹，從貪汙最猖獗的警界開始，擒賊先擒王，先拿萬人矚目的交通部總警司葛柏開刀。葛柏因貪汙事發，潛逃至英國，廉署將其引渡回港受審，貪汙幾百萬元的葛柏終於進入監獄。打開了反貪局面，也並不意味著從此壹帆風順，警界貪汙由來已久，又與黑社會勾結，收取保護費，上上下下形成集團性貪汙網絡，壹損俱損，壹榮俱榮。廉署深入的反貪行動必然引起警方強烈反彈，黑社會、販毒分子等也趁機發難，壹時山雨欲來風滿樓。1977年10月28日，幾千名請願警員包圍沖擊廉署辦公地和記大廈，毆打廉署工作人員，砸毀辦公設施，世界為之震驚，壹時香港成萬眾矚目之地。事後警方要求當局發出特赦令，赦免廉署成立前的壹切貪汙舞弊行為，否則，將舉行萬人大會向港督請願，並以不執行職務為要挾。鑒於局勢發展，香港總督作了退讓，公開在電視上發表聲明，承諾於1977年1月1日之前所犯罪行，在普通情況下不予受理，已被通緝和拘傳的除外，繼續發現嚴重罪行的，應先與總督咨商，並設立專門委員會受理對廉署職員工作的投訴。作出極大讓步的特赦令仍未使警務人員滿意，警察協會對港督聲明的某些部分提出置疑，聲言要舉行萬人大會到港督府請願，已獲初步勝利的警員窮追不舍，試圖擊敗港督的廉政決心。港督麥理浩思考再三，采取斷然措施，立法局臨時召開緊急會議，麥理浩到會作了將永載歷史的發言，重申了前幾天的聲明，他說： “這項聲明，約無妨礙廉政公署保持既得成果之意，亦不是說我們已把維持公共服務廉潔的決心放棄或減低。但在這個時候宣布這樣的聲明，市民當感愕然。雖然壹般人對其理由已加諒解，但亦有許多人對政府竟然有此宣布表示憂慮，或認為是過分讓步。可是，並沒有人認為政府應作更大讓步。相反的，大家都認為不能再作讓步。 “以為用壓力就可以獲得進壹步讓步的人，完全誤解了政府和社會的態度，亦置警隊內99%人員的真正利益於不顧。不用說這種人更完全忽視了香港的真正利益。本港近年來的維持法紀與治安以及在奠定廉潔風氣方面，已有可觀進步。 “在壓力下對這些要求作出讓步，會引致對其他問題的壓力：要求壓制廉政公署，釋放獄中犯人等等的壓力會接踵而來，終至法律只為維護貪汙人士之利益而執行。我確信這不是大部分警務人員及他們的家人所希望見到的。但假如政府再作讓步，便會導致這樣的後果，就是向無法無天的人屈服，而對無法無天的人是絕對不能讓步的。本港全體市民，不論老少貧富，對此定有同感。 “我希望有關人士等都能作出更理智的抉擇。無論如何，在他們采取無可挽回的行動之前，他們應當知道，我們不能讓拒受合法當局節制的警務人員，或者支持他們不受合法當局節制的人，又或繼續試圖用壓力去左右合法當局的人繼續留在警察隊伍內，及繼續由市民大眾支付其薪酬。”[19] 勿心存幻想，讓步到此為止。整個會議25分鐘便結束了，無需長篇大論，港府的決心展露無疑。麥理浩的講話擲地有聲，引起議員們的共鳴，整個港島為之振奮，除了極少數人，都表態支持港督。當局的強硬態度和廣大市民的呼聲使局勢急轉，萬人大會宣告取消，督察協會表示，決不支持任何警員的非法行動，有些警署貼出“鳴金收兵”的告同胞書，為期半月的警員風暴終於平息了。港督的退讓雖有些法不責眾的意味，但歷史問題積重難返，如不赦免以前的罪行，打擊面過於寬泛，勢必造成社會動蕩，增加反貪的社會成本，反貪工作不能持續下去。不可能在壹夜之間，由壹條命令解決所有歷史遺留問題，放過大多數壹般貪汙的人，縮小打擊面，1%的壞人比例，讓絕大多數人感到松了壹口氣，政府的底線已經明確，再鬧下去不但壹無所獲，反而丟掉飯碗。香港是高薪養廉制，打壹份政府工極不容易，為謀眼前小利而丟棄大飯碗太不劃算。少了多數人的參與，貪汙陣營立即瓦解，雲開日出。港督的果敢宣言，不失為壹招好棋，體現了壹個成熟政治家應對紛亂局勢的智慧與魄力。警員鬧事原本做賊心虛，借示威以解違法之憂，本身不具有正義性，也無廣大市民的同情。港督的果斷有民意支持，義正辭嚴。腐敗分子太多，退壹步而進兩步，策略上必然以打擊首惡為主，否則局勢有失控之危。退得太多則前功盡棄，正義事業夭折，香港勢必淪為惡勢力猖獗之地，令東方之珠汙濁。三國時，司徒王允巧使連環計假呂布之手除掉董卓，本來大功於國，然首惡即誅，應赦免從屬，各為其主，亦無大過也。卻不料他壹時之怒殺了蔡邕，又不赦免前來求赦的李傕、郭記等人，致使李傕等無望而起兵，拼死壹博，大敗呂布，反將王允誅殺，家族老幼壹同赴難，剛有希望的國家又陷入亂象。王允的胸襟眼界，只能成壹時之事，不足為安邦治國的政治家。相比之下，六四時學生的要求並不大，也是正義行動，不同於香港警界腐敗分子的無理取鬧，危害法治。香港有英軍駐守，但還是以和平方式解決，有理而不失據。六四的正當訴求，本無由拒絕，哪怕暫時依了學生也不至於搞到幾十萬野戰軍進城，血濺長安大街。之後又對學生窮追猛打，逼得他們四散奔逃，至今不讓回國。共產黨從此徹底失去民意基礎，自己剝掉最後的壹層偽裝，變成壹個非法的暴力政權，走向不靠軍隊警察殺人就無法維持的滅亡之路，將文革後民眾希望中共改邪歸正的希望完全撲滅。成都武侯祠有壹對聯雲：“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中共先天的暴虐基因，使他們不知審時度勢，不會深思熟慮，不習慣人類的高尚情操，變為除了暴力貪婪自私欺騙外，是壹群什麽也不通曉的愚蠢之徒。貪汙是壹個全球性問題，任何社會都會出現，社會制度盡管不同，但人性的貪婪和損人利已行為的不受約束，才會使貪汙盛行。任何反貪機關，必須有獨立執法權力，並在運作上不受政治或政府的幹預。對抗貪汙的榜樣和政治決心，必須由上層建立，如果社會的統治階層貪汙，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產生怨恨，社會必然陷入不穩定的危機，政府不下決心治理貪汙，反以鎮壓方式平息民怨，貪汙惡行必然更加猖獗，落入不可收拾之地步。 香港以廉政公署肅清了貪汙，建立了世界上高效廉潔的社會，內地是否也可以資借鑒呢？但香港可以成功，對內地只有觀賞性，沒有實踐意義，因為兩地的政治基礎不同。香港為英國殖民地，英聯邦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國家，虛君共和，責任內閣，實行議會民主，有深厚的法治傳統。正式占領香港後，立即宣布香港為自由港，成立行政局（初稱議政局）、立法局（初稱定例局，港督的咨詢機構）協助總督處理政務，又委任太平紳士42名，會同英軍及警察來維持治安。1848年，又增加2名非官守議員入立法局，參與議政。1850年，委任兩位太平紳士代表大衛·渣甸及約瑟·艾德格為首兩名非官守議員。1857年，增委兩名官守議員及壹名非官守議員。1884年，擴大立法局的成員人數至7名官守議員及5名非官守議員，其中包括壹名華人伍才（又名伍廷芳）。1896年，進壹步擴大立法局的成員人數至8名官守議員及6名非官守議員。1929年，立法局共有10名官守議員及8名非官守議員，其中包括3名華人及1名葡籍人士。1960年代，香港的市政機構——市政局首次進行普選，讓選民直選議員，參與決定市政服務政策。市政局成立初時稱為潔凈局（Sanitary Board），只負責清洗街道等衛生工作。至1936年改名為市政局，負責的工作亦不斷增加，並接納從不同界別選舉的代表進入市政局。市政局議員每月舉行公開會議，處理服務相關法律附例和財政事務等。市政局是香港首個有民選議員參與決策的公共機構。港英當局也開始籌備代議政制，令市民有參與政制的機會。1970年代，港督麥理浩推出在香港推行代議政制的概念，讓市民有參政的權利，政府越來越走向開放。1984年政府推出代議政制綠皮書，詳列立法會民主化的過程，並正式就立法局引入民選議席咨詢公眾。1991年，成員人數增至60名，1991年立法局第壹次直接選舉舉行，香港首個政黨——香港民主同盟成立。由於聯票效應，使泛民主派大獲全勝。別小看太平紳士和非官守議員的作用，他們與我們的人大政協代表性質不同，人大政協代表都是黨的人，違背黨的意誌替民間說話的異見人士無資格出任代表。太平紳士和非官守議員是港英當局執政議政本地化的開端，是執政議政透明化的表示，有助於殖民地當局治港，如同外商來華經營離不開華人買辦壹樣。中共的最高決策層是政治局及其領導下的各部黨組，不是議會，決策過程決對外保密，不會讓民間人士參與。好比清王朝的軍機處和朝廷各衙門，決不可能叫民間人士入閣議事。中共政治局比軍機處還機密，常委歷屆人數不超過10名，連委員壹級都無權參與最高決策。滿清的軍機處高於內閣，實際取代內閣職權，中共政治局高於國家機關，壹切大政方針概出於斯。共產黨的利益高於國家利益，高於法律的權威，政治局的決策任何立法（人大）行政（政府）咨詢（政協）等部門均無權變更，必須無條件執行。中共實行中央集權制和黨管幹部原則，各級地方必須服從中央，沒有自治權，任何壹個政府幹部的任命都要取得中共組織部門的核準，無條件忠於黨是出任公職的先決條件。黨的利益高於壹切，黨權淩駕於行政權之上，必然形成黨天下體系，由於黨權是由其各級組織系統運作的，黨的組織極易結成各種利益切分的尋租集團，全面腐敗便是黨權體制的典型特征。高度集權的黨天下，集中了各種專制體制的壹切弱點：任人唯親、幫派政治、漠視法律、貪汙腐化等等，除非不斷發動毛澤東文革式的群眾政治運動，不斷打爛現有官僚體系，才會建立稍為廉潔的政府。但這是以公有制和犧牲效率為代價的，這條大家壹起受窮的老路顯然中共最不願意再走。那麽，共黨政權絕無可能建立壹個既廉潔又高效的政治運作體制。



香港的殖民地統治，聽起來殘酷，實際上也有相當程度上的民主，有較為寬松的民間社會，與滿清與中共的極權專制不可同日而語。香港政治制度由“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建立，英國女王任命總督只是壹種主權形式，實權在英國內閣，治權在港督，英王並不幹涉香港事務。香港不是英國皇室和港督的私產，奪取香港是為了英國貿易方便，並不想從香港本身奪取什麽，英人治港與港人利益無實質性沖突。英政府不向香港征稅，反而在殖民地初期給予大量財政補貼，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說：英國未從香港拿走壹個便士。[20] 香港後來只承擔部分軍費，香港的收入全部留港。港督有治港的最高權力，但港督並非獨裁者，上有英國議院內閣制衡，下有立法會制約，不能忽略港人利益。政治開放，分權制衡，是防止獨裁、保證法治的機制。中共雖有政治局作為決策機構，名義上是集體領導，但往往最高領袖大權獨裁，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等，皆能左右政治局，變政治局為表決機器。毛發動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六四屠城，江澤民鎮壓法輪功，都是個人意誌淩駕於黨中央和國家權力之上的經典事例。這裏不是說過去香港制度如何好，而是與清政府和中共政權作壹番比較，看看分權制衡與高度集權之間的優劣。但是，毛時代專制，社會卻沒有普遍貪汙現象，何也？毛是帝王，想要什麽有什麽，不需要貪汙，毛只註重個人權力，不看重家族利益，況政權初立，家人雕零，結不成“太子黨”，又以政治運動治國，所以幹部們也不敢大肆貪汙。鄧也是帝王，也是要什麽有什麽，自己無需貪汙，但是他的家族為了斂財，便以官商方式攫取巨額財富，鄧家壹開頭，八老家族利益均沾，很快結成中共“太子黨”集團，鄧反腐敗所以不能成功，就是自己家族做了榜樣。江就更不用說了，家族掌握了最暴利行業，毫無顧忌，且胃口越發膨脹。江以馬屁功夫上臺，遠不及毛鄧威望，只能任由高層各自圈錢，黨政軍壹齊下海，整個社會大大小小的權勢集團不甘落後，壹發不可收拾。香港是殖民地，總督不能普選，並不等於沒有民主，立法會有直選議員，行政局直選，都是內地沒有的民主形式。香港有政府不幹預的自由港制度，有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獨立媒體可以自由行使輿論監督權，社會有普遍尊重法治的傳統基礎，有保障人權的司法和訴訟制度。自由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生命線，香港可以延後特首普選，但壹天也離不開自由。自由必須有保障人權的法治，1857年（鹹豐七年）1月15日，香港發生食物中毒，400多名英國人吃了含有砒霜的面包，腹痛如絞，嘔吐狼籍，經過搶救，尚無人死亡。這是轟動壹時的“毒面包事件”，正值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嫌疑人裕盛辦館老板張亞霖和夥計，立即被港英當局逮捕，經過調查，張亞霖與家人也同時中毒，工人也沒有作案罪證，反復審訊後，宣布無罪釋放。砒霜從何而來，始終是個迷。英國法律重證據，不重口供，不允許刑訊逼供。此案要發生滿清治下，壹頓板子夾棍，打個稀巴爛，人心似鐵，官法如爐，犯人巴不得早壹天死掉，少受壹天苦痛，什麽供狀也會畫押。若落入壹個世紀後的中共官府手中，也好不到哪裏，上面限期破案，下面警察立功受獎心切，刑訊逼供犀利無比，電警棍亂捅壹氣，電得妳大小便失禁，神經麻痹，哭爹喊娘的氣都沒有。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讓妳說什麽，妳就得招什麽，同樣沒有破不了的案子。壹定是牽連無辜，至少要抓壹大群反革命分子抵命。英國占領香港後，立即宣布廢止各種拷刑，香港納入尊重人權的英國訴訟法系。香港從開埠時的5650人，到回歸中國前夕人口增加到600萬，英人治港若同清政府或中共壹樣血腥，就不會有幾百萬傻瓜前赴後繼到港受苦。歷來去港的人，壹為追求財富，二為躲避戰亂暴政，內戰與文革時期內地大逃港，改革開放以來持續的申請居港權熱，還有越南的難民潮，都證明香港在全世界的自由法治富足形象。自由的價值，越來越為中國人所接受，生活的改善更增強了人們向往自由民主的急切心情，許多人寧願花巨款也要去生個香港寶寶，為孩子謀個幸福的將來。 中共不能在英國治港的基礎上加快民主進程，反而以種種借口加以拖延，強化對香港的政治操控度，培植親北京勢力，以香港還不成熟為由，反對07、08年普選。真是信口胡言，世界上再沒有比香港更適合民主的地方了，香港人幾十萬上百萬人的要求民主大遊行，從未發生燒汽車搶商店等暴力事件，立法會討論時，議員們彬彬有禮的姿態，顯示出英國傳統的紳士風度。反觀巴黎暴亂中上萬臺汽車被燒，華人商鋪遭劫，臺灣立法院上演全武行場面，香港人的民主質素決不低於任何壹個成熟的民主國家。2011年的英國騷亂中，年輕人砸燒商店車輛，造成人命傷亡，素質竟然比香港還差些。英國為香港留下的最寶貴財富的是法治精神，法治精神以自由民主為基礎，才會有合乎民主原則的法制，法制離開了自由就是專制。而中國人熱衷於法制，不去註重自由民主理念下的法治精神，所以中國人有法制卻無法治，是典型的專制社會。有了自由民主的原則，法律條文才有保障公民權益的作用。憲法是壹個國家的根本大法，多數國家都有憲法，作為憲政的基礎，但英國沒有成文憲法，在英國，政府根據實際統治的法令、規章、宣言、傳統、非正式的諒解、習慣和態度的總和，構成壹種不成文的“憲法”。從技術上來說，並無法令由於“違憲”而無效的情況，任何英國法令都能修改“憲法”。法院能夠據以檢驗立法的“憲法”是沒有的。因此沒有比英國“憲法”更明確、也更不明確的東西了，它不過是事物實際運轉方式的另壹個名稱而已。如何來保證國家的憲政，使立法和行政不“違憲”呢？就是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觀。 中共的人大盡管整天在討論立法，由於沒有自由民主傳統，立法機關的忙碌只是為新華書店的書架上增加壹些填充物，為屍位素餐的人大代表顯示壹些成績。誰都知道法律最終是壹紙空文，但又不能沒有法律條文，否則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口號就毫無依據了。但是，我們必須弄明白，光制定法律沒用，法制不是法治，中國有法制傳統，但無法治傳統。中國人搞法制已有幾千年歷史，遠在夏朝就有“禹刑”，所謂“夏刑三千條”。古人人對法律的重視比現代人更高，諸子百家中的法家是與儒家並稱的大學派。晉國將刑法鑄到鼎上，孔子反對說：“晉其亡乎！失其度矣。”鑄刑鼎而公布成文法，表現國家對法律的重視程度。提倡禮教的孔子怎麽也看不慣，嘆道：“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賤無序何以為國”？還是刑不上大夫的老調子。商鞅變法更加雷厲風行，為推行新法，取信於民，令人在城南門立壹根三丈長的木頭，凡有將此木移至北門者，賞十金，秦國人以為官人搞笑，哪有這麽便宜的事，圍觀者無人出手。後增至五十金，果有奮不顧身者移木於北門，當場拿到五十金。可惜商鞅變法獲罪於貴族，倒臺後因無身份證件，逃不過關卡，困頓於自已制定的法律中，只好伸展腿腳受車裂酷刑。法制到了1947年的民國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制定了壹部《中華民國憲法》，這部五權憲法（立法、司法、行政、監察、考試）是壹部民主的法律，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壹律平等”，沒有壹黨專政的法律前提，比辛亥革命後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袁世凱的《中華民國約法》要完整許多。國民黨退守臺灣，把中華民國憲法也帶去了過去，到今日已經演變成為名符其實的憲政綱領。 殖民地時代，香港無憲法而有憲政，中共收回香港出臺了基本法，卻削減了憲政精神，因為香港社會的自由度降低了，政府和民間不得不看專制君主的臉色。中共熱衷於修改憲法，但憲法在中國大陸卻是壹文不值，誰也不會拿憲法當回事，中共每天都在幹著違憲的勾當，更談不上憲政，公民亦無權對政府的違憲行為提起訴訟。國家主席劉少奇和總書記趙紫陽被非法拘禁到死，受不到憲法的絲毫保護，憲法不保障六四學生示威遊行的權利，制止不了血腥屠殺。憲法規定了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壹點可憐的公民權利也全是壹紙空文，被各種專行法律法規限制剝奪幹凈。公民社會是憲政國家的基礎，中共的傳媒上很少宣傳公民權利，公民二字也極少用到，最多的是老百姓壹詞，還是帝王時代的習慣稱呼。英國人無憲法，英國是最早的憲政國家，香港人無基本法，同樣建立起法治社會，有了基本法，言論日益向左轉，社會也朝著專制退化。香港的法治傳統，奠定了反貪鬥爭勝利的牢固基礎，貪汙是暫時的，雖有壹定的程度，並未發展到無官不貪的地步。中國內地反腐敗之所以虎頭蛇尾，也是社會缺乏法治基礎，貪汙文化深入人心，公款消費貪汙腐化是值得炫耀的資本，並不是件丟人的事，只要把上面買通，倒黴的幾率比中百萬大獎還低，幾千萬黨員幹部，壹年幾千人發案，不到萬分之壹，幾乎無風險可言。保障社會公正的最後壹道閘門公檢法比任何壹個部門都腐敗，公安部和最高法院裏都有大貪官，貪汙巨鱷“太子黨”羽翼遍地，結成巨大的貪汙網絡，從基層到到中央層層有保護傘，牽壹發而動全身。反貪沒有可靠的司法系統，中央高層僅以運動式的嚴打虛晃壹槍，隨即收場。



反貪體制



香港廉政公署獨立於政府架構，專員由總督任免，廉政公署只向總督負責，政府無權過問廉署事務，條例規定： 第四條 廉政公署之經費，由香港政府壹般收入支付。 第五條 （1）港督得委任廉政專員壹人，按照港督之命令，負責指揮及管理廉政公署，並受港督管轄。 （2） 除港督外，廉政專員不受任何人士之指揮與管轄。 （3）廉政專員由港督按照其認為適當之條件委任。 （4）廉政專員在任職期間，不得執行香港政府轄下其他受薪職位之職務。



第八條 （1）廉政專員得委任港督認為需要之人員，以協助其執行本條例所規定之職務。 （2）廉政專員如相信確為公署之利益，得毋須敘述任何理由而解雇任何人員。 （3）廉政公署人員之雇用條件，須經港督批準；港督並得更改任何依據本條第（4）款而規定之條件。 第十條 （1）獲廉政專員授權代其執行職務之人員，如有理由懷疑某人觸犯本條例或防止賄賂條例或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或身為政府雇員因濫用職權而犯勒索罪名者，可毋須拘捕令而將之拘捕。



第十三條 （1）任何人士，如抗拒或妨礙公署人員執行職責者，即屬違法，壹經定罪，可判罰款壹千元及監禁六個月。 第十七條 （1）廉政專員須於每年3月31日或該日之前，或港督所批準之較後日期，向港督呈交廉政公署上年度工作報告書。 （2）港督須將該報告書提交立法局省覽。[21] 權力的來源，決定了權力的性質，權力來源於皇帝，來源於總督，來源於選民，來源於共產黨，自然分別向各自的權力源泉負責。中共司法系統是共產黨的工具，任何壹級法院必須無條件效忠共產黨。2008年上任的最高法院院長王勝俊是黨政系統出身，先前沒有法律專業學歷和司法工作經歷，由壹個標準的黨徒但任國家法院最高職務，可見法官應該效忠誰了。常言道：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管。中國司法權力名義上受人大制約，人大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但黨是領導壹切的，黨的權力大於國家權力，不必經人民通過契約形式（稅收加選票）授權，天然握有不容窺視的政治權力。黨和國家，黨和政府，黨和人民……這類磨出耳繭的高頻率詞語，使人人明白，壹切權力來自共產黨，黨比上帝還要偉大，中國人壹生離不開黨，精神支柱也是黨。基督徒的口頭禪是：“我的上帝”，佛教徒的口頭禪是：“我佛慈悲”，穆斯林的口頭禪是：“唯有真主”，中國人的口頭禪是：“感謝黨”。不受制約的腐敗才是最可怕的，總督腐敗了，還有英國政府，還有議會，還有女王。女王是國家形象和主權的象征，君主立憲，君主只有形式上的地位，行政權在內閣，立法權在國會，司法權在法院，三權分立，互相制約，政黨的利益依據選票來實現，不可淩駕於國家利益之上。不會有人批評女王，女王並不管理國家，卻會批評首相，批評大臣，批評總督，沒人能夠獨裁，也沒有機會給妳獨裁。共產黨就不同了，其至高無上的權力來源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與“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硬塞入憲法，作為合法性的證明。黨權滲透到社會每壹個角落，淩駕於國家與人民之上與國家各個層面，各個機構全部由黨員掌控，由黨的書記做最高領導。共產黨制定法律，解釋法律，行政執法，監督權力，全部獨攬於壹身，不讓出絲毫。黨的系統的紀律檢查委員會，行政系統有監察部，人大系統每年審議報告，聽起來好象什麽都有，實際上除了黨的系統，其它部門都是跑龍套的配角。壹個涉及共產黨員的腐敗案件，首先由地區或部門的黨委書記決定，書記認為應該整治的，由紀委審查，紀委對當事人實行雙規——在規定的時間和規定的地點交待問題，它認為應該制裁的經書記同意，才能移交檢察院。反貪局設在檢察院裏，貪汙案件也要經過黨組領導審查，由黨員擔任的檢察官辦案，再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的審判委員會根據上級黨委的批示決定刑期，再由黨員法官宣判，全過程完全在黨的嚴密控制之下。由黨委的專職分管書記——紀委書記或政法委書記督辦案件全過程，壹切在黨的監督之下。所以說，反貪的法律只是以黨治國的工具，它愛怎麽用就怎麽用，沒有外部力量抵抗它。司法官員由於特殊權力腐敗程度比壹般官員更高，比如強河北省高院副院長劉宏因瑣事被毆死亡，他居然壹人有4張結婚證，有4個妻子和6個兒女，家產上億！這位副院長曾任衡水市檢察院反貪局長、副檢察長，因為反腐有功，後來升任省高級法院副院長。2002年榮立中紀委、監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等六部委個人壹等功。2003年當選燕趙都市報主辦的“感動河北年度人物”。 2004年被河北省檢察院記壹等功，被最高人民檢察院評為“全國優秀偵查員”。這真是絕大的諷刺，它證明了現在的監督體制對負責監督的專職官員都沒有任何約束力，權力成了腐敗的保護傘。名義上掌握最高司法權力的最高法院，其中的副院長便是大貪汙犯，這種事例，舉世罕見。更可笑的是，曾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的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黨組書記、總經理康日新，貪汙7000萬歐元，現金堆滿了別墅，涉案金額高達18億元。 香港的廉政體制不適於內地。香港僅是壹個城市，有壹級廉政公署即可監督港島全境，大陸是幾十個省市，必須設立從中央到地方的數級廉政機構，上級管下級，其獨立性將不復存在。如果全部歸於中央，相當於古時監軍性質的特派人員，監督面太大，會形成兩套黨務和官僚系統，也更容易與地方豪強勾結起來，欺上瞞下，變成合法的貪汙。毛澤東時代有接連不斷的群眾運動，群眾是政治運動的主力，有“四大自由”的輿論監督工具，對黨政幹部們能起到很大的監督作用。三反五反四清文革運動中，就揭露了不少幹部的腐化問題。那時幹部腐化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政治性問題，是敵我矛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重點打擊對象。現行中國是紅色權貴式的資本主義，也就不存在打倒走資派的問題，不存在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政治運動基礎，群眾運動式反貪也就不可能成為經常性的防腐措施。群眾運動有效，但社會成本過大，在反貪的同時，也影響經濟運作，影響法制建設，其結果是平均主義盛行，大家壹起受窮。現在的網上反腐，也類似於群眾運動，這種形式不是官方確定的，雖起到壹定作用，卻處於邊緣位置，是否啟動審計調查程序，要視官方的容忍程度及當事人的背景，不會成為制度化的反貪方式。在貪汙的程度上，香港與內地也大不相同，香港貪汙僅是區域性問題，港人貪汙，英國政府並不貪汙；部分政府部門貪汙，體制並不縱容貪汙；基層官員貪汙，總督並不貪汙；公務員貪汙，議會並不貪汙。貪汙群體沒有形成象內地壹樣從上至下盤根錯節的寵大網絡，香港治貪與英國社會與總督不存在利害關系。香港公務員不準經商，港督與企業之間無利益瓜葛，不存在以權謀私問題。治貪所以能雷厲風行，體制上不掣肘，民間也不反對，少數人鬧事抵制，醜行暴露於世，反而加速治貪行動。內地從上到下的每壹個權力機關都由貪腐分子控制著，所以只能做表面文章，造造聲勢，反貪阻力越往底下越強大，力度越往下面越衰減。香港最大的案件，無非幾百萬元，內地貪汙已發展到幾百億元的規模，巨額的資金足以買通任何級別的權勢集團或黑社會網絡。朱镕基身為總理，還是虎頭蛇尾，不是勇氣不夠，而是能力不足。這讓人想起國務院證監會借用香港史美倫女士來任副主席，以期整頓規範中國股市，結果整得壹塌胡塗，多年來壹蹶不振，怨聲載道。這還不是涉及貪官切身利益或身家性命大問題，金融大鱷毫發無損，吃虧的是些小股民。梁女士並非花拳繡腿，在港治市頗有成效，來大陸施展不開，即是對內地積重難返的現實缺乏了解所致。 有人以為，中國經濟轉型比較成功，其他社會問題也應該有辦法才對，不至於到了束手無策的地步。中國的經濟改革所以成功，是因為經濟體制改革實際上是壹個私有化過程，是壹個以權貴為主導的壟斷市場化過程，表面看起來機會平等，人人都可參與，事實上從改革初期的價格雙軌制，到後來的股份制改造，工農大眾基本被排除在外。只有權力才能保證獲得持久及最大利益，權力資源的壟斷帶來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的壟斷，最暴利的行業無不操控於大大小小的“太子黨”，以及各級政府官員和地方豪強勢力手中，工人農民失去工作，失去土地，留給他們的機會只是些諸如雜貨店或大排檔之類過度競爭的微利行業。中國的經濟轉型，壹開始就是為少數人受益的設計，廣泛宣揚的“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摸著石頭過河”的口號，即給了少數人發財機會，又避開了應當承擔的法律風險。這少數人是誰呢？第壹是紅色貴族，能批到鋼材，倒賣彩電；第二是無法無天的人，什麽都敢幹，大不了進局子（原本就是從裏面出來的）；第三是善於鉆制度空子的人，如溫州商人或山西煤老板。所以中共八大家族為首的權貴迅速攫取了稀缺的第壹桶金，其後便壹發不可收拾，幹脆以“抓大放小”政策，將暴利行業都壟斷到權貴手中，小的企業任其破產，工人自生自滅。每壹次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都是權貴們，財富如雪球般越滾越大；每壹次改革的風險承擔者都是普通民眾，下崗失業，失去社會福利，農民被隨意剝奪土地使用權等等。當然權貴們擁護改革，決不會成為阻力，普羅大眾無發言權，只是被動地卷進了改革大潮中。政治體制改革就不壹樣了，權貴是風險的最先承擔者，必將失去相當大的即得利益。民眾雖然也承擔壹定風險，但社會地位的上升，有了對國家政治的發言權，最終必然改善自己的經濟地位。所以，中共當權者決無政治體制改革的需求和動力。



中共的刑法看起來嚴厲，有死刑、無期徒刑，但仔細分析，其懲罰力度並不算大，這還不算執法的隨意性因素。刑法規定：“個人貪汙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壹萬元，犯罪後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個人貪汙數額不滿五千元，情節較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對多次貪汙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貪汙數額處罰。”這即是說貪汙壹萬元以下，不會有太大風險。大貪遍地，小貪自然不會引人註意，只要小打小鬧，出事的可能性極低。比如妳去工商局辦事，塞上幾百塊喝茶錢，辦事減少了阻力，事後再去舉報，下次還來不來？火車站票販子必須向警察行賄，妳本來就是幹違法的買賣，得了便宜賺了錢，自然不會去舉報，自斷財路。利益關系就是這樣形成，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壹年弄個幾十萬都不成問題，這還算不上貪汙，不過受賄而已，根本無風險可言。刑法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但國家工作人員沒有申報個人財產的陽光法律，唯有貪汙受賄犯案被抄家，才會牽扯出巨額財產問題，未有單獨因此項罪名而獲罪者。香港只要有人舉報，廉署必須調查，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者，罪名即成立。香港治貪法律沒有死刑和無期徒刑，最高可判處壹百萬港元罰金和十年監禁，實際上比內地法律具有更強的震懾力。從刑法條文上看，貪汙受賄僅限於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其他各種實際利益並不在貪汙受賄的範圍之內。比方說，某市長的女兒出嫁，收禮金幾百萬，某派出所長老父病亡，收慰問金數十萬，這恐怕很難歸入受賄。紅白喜事收送禮物是人之常情，中國人幾千年文化傳統，送禮表示心意，家家如此，平頭百姓也壹樣，有錢多送，沒錢少送，全看個人關系及能力，官越大人緣越廣闊自然禮多；二來送禮人未必有即時的利益要求，也許為了免於受歧視或出於從眾考慮，不送些禮物面子上過不去，與行賄的法律定義多有不符，難以作行賄論處。再比如A 的兒子到B掌權的單位任職，B的老婆到A任職的企業工作，相互提拔照應，皆大歡喜，無財物來往，亦無非法謀利之嫌。知道了這個道理，舉壹反三，觸類旁通，很多事情也就明白了。每年招考公務員，很多人以為全憑本事吃飯，結果總是有權勢背景者受益，卻無人將此定義為貪汙賄賂。財物是個狹小的範疇，利益則是廣闊的領域，利益有時比財物更實惠，更有吸引力。有人當上了封疆大吏，靠的不壹定是金錢，而是利益交換，是整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分贓。內地從中央到地方各層次的“太子黨”現象，足以說明利益的強大作用。他們並不需要花錢買官，只需將各自的利益需求交換於官場，即可皆大歡喜。香港法律充分考慮到這壹點，《防止賄賂條例》第二條規定：



關於利益 （a）禮物、借貸、費用、報酬或傭金，其形式包括金錢、有價證券、其他財產或任何財產之權益； （b）任何職位、雇傭或契約； （c）支付、免除、清還或清理任何借貸、責任或其他負債之全部或部分； （d）任何其他服務或優惠（款待除外），包括加以維護以使免受任何刑罰或褫奪資格或免除此等憂慮，或維護以使免受任何紀律、民事或刑事性質之訴訟或控告，無論該等訴訟或控告經已進行或尚未進行者； （e）執行或不執行任何權利、權力或職責；及 （f）有條件或無條件提供、承擔或承諾提供在前文（a）、（b）、（c）、（d）及（e）段所指之任何利益。……[22] 香港的法律規定十分詳盡，與內地法律的寬泛粗疏大不相同。這即給司法實踐帶來方便，如某人因賄賂犯案，法官無需考慮復雜的現實、歷史、文化及社會因素，只要有事實發生，即可化復雜為簡單，問話於行賄者：如果對方不是官方雇員，妳還會送禮嗎？回答不會，當事人即構成賄賂罪；回答會，則必須舉出授受禮物的正當理由。《防止賄賂條例》第十九條規定：“在有關本條例所載罪項之任何訴訟中，被告人不能以本條例所述任何利益之授受乃依照專業、行業、職業或業務之慣例，而作為辯護理由”。至於復雜的控辯過程，則是當事人律師的事，因為賄賂掌握權力的公職人員，只要是賄賂，數額大小並無本質區別，公職人員受賄都涉及刑事罪行，免於起訴的，至少會敲掉飯碗，在社會上聲名狼藉，再無謀求體面職務之機會。巨大的犯罪成本使人不敢有非分之想，這才是法律應有的震懾力和預防犯罪作用。內地法律設置五千元的貪汙數額，大概出於腐敗成風的現實，如果每個低於五千元的都懲治，只怕整個官場都要壹窩端了。法律的先天不足正是內地腐敗日盛的病根之壹。香港《防止賄賂條例》第三條規定：“任何政府雇員，如無總督之壹般或特別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者，均屬違法。”現代經濟社會的正常往來中，政府部門不可能沒有任何授受利益的行為，但項目和目的必須明確，壹般許可由總督公告，1992年利益接受之公告，除了明確禁止的利益外，通常大約為二千港元，特別許可依據準則要向總督申請。什麽合法，什麽不合法，壹目了然，無需再加以特別解釋。 易粗不易細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的立法原則，法律未盡事項由司法解釋補充。毛時代靠組織紀律和政治運動治國，有三大紀律八項註意和壹個運動接壹個運動就夠了，鄧時代靠政策加法律治國，政策仍是主導，直到1979年才有了第壹部刑法。鄧之後才進入立法高潮期，易粗不宜細的原則仍舊存在。不是立法者不懂得大陸法系依靠成文法，法律應該祥盡，以避免濫用誤用法律，而是認為法律制定得太細，壹來形勢變化快，二來束縛自家手腳，不利於解釋權的靈活運用，解釋權即是法律的操控權。香港基本法實施沒幾年，人大就幾次釋法，皆因牢牢掌握了解釋權，壹看於已不利，就運用釋法權來操控局勢。解釋權是共產黨最重要的權力之壹，象中世紀的基督教會的解釋權壹樣，毛澤東無論怎麽幹都是搞馬列主義，別人稍有差異就是修正主義，掌握了解釋權就可以隨心所欲了。現代法律都是白話文，說得明明白白，有壹般語文水平的人完全看得懂，無需特別註釋，不似甲骨文般艱澀，需要國學大師幫忙才行。人大解釋基本法的理由是說，妳們不懂立法原意，法律是人大立的，人大才明白原意為何，旁人解釋就是挑戰人大釋法權，就有變為敵對勢力的危險。內地法律源於歐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法學理論，其架構類屬大陸法系，依靠成文法典。香港屬於英國之普通法系，不傾向於法典形式，制定法往往是單行法規，並沒有壹部成文的刑法，刑法散見於各種法規和判例中，習慣法，判例法，衡平法，幾種法律形式的運用，奠定法治基礎。香港對法律的見解在法庭上由控辯雙方爭論，法官裁定，法官有自由裁量權，自由心證權，加上刑事審判的陪審團制度，司法程序或審判不公正的情況極為罕見。內地的法庭也有控辯，但審判結果並不由法官當庭作出，是由審判委員會根據領導的意見定案，決定權並不在法官和陪審員，律師的辯護作用更是微不足道。大案要案必須報經政法委員會，再向更高級別的黨委書記匯報，由上面定案。政法委書記壹般由公安局長擔任，淩駕於公檢法之上，統壹管理公檢法部門，法院在政法委領導之下，政法委的意見，法院是無否決權的。政法委員會是黨權司法化的機構，未經法律授權和依法成立，是壹個非法幹預司法的非法組織。政法委是暗箱操作，其意見不列入司法文書，檢察院的起訴及法院審判過程是表演性的，司法權不過是體現黨權而已。黨權不受法律約束，政法委的意見是無須法律支持的，亦非法律的規定程序，卻是涉及領導幹部大案要案的前置程序，因此具有最高的權威。文革中法院曾壹度實行過群眾參與刑事罪犯的定罪制度，先交由各單位革命群眾定罪量刑，然後再進行司法審判。在取消律師的情況下，這也可以視為壹種變相的陪審團方式，只是走形式的成份過大，定罪權在軍管會，群眾參與意見無非是表面上體現群眾專政，根本起不到陪審作用，仍然是黨權的變相表現，更談不到為罪犯辯護層次了。壹個貪汙案件從事發到立案前到審判，是權力與背景角逐的過程，打電話遞條子的絡繹不絕，後面的人比前面辦案的人還要忙，即使在上面的人也要考慮各方面的因素，不敢輕易得罪人。各方面權力平衡之後，才是決定起訴與否或判刑多少年的時候，這個過程中司法機關只是橡皮圖章，上面說怎麽辦，必須服從黨的決定，否則就是不與黨保持壹致，要犯政治性錯誤。遠華案涉及面太廣，涉及高官太多，貪汙受賄數額巨大，最後平衡各方利益，決定50萬元以下的退贓就免於起訴，波及中央最高層的均不許聲張，從快處決了壹批案犯，殺人滅口，大事化小，壹場驚天大案迅速化為模糊的記憶。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若按10萬元槍斃的刑法標準，將出現上百輛囚車長龍奔赴刑場，架上機關槍掃射的恐怖場面，定與和諧社會唱反調。遠華大案，中紀委也無權定奪，沒有總書記的指示，誰也沒膽量辦這件吃力不討好的案子。律師就更慘了，凡是刑事案件都不願接，搞不好得罪了上面，弄妳個偽證罪，把自己也送進去了。非刑事案件也未必安全，陜西的油井案是行政案件，涉及地方政府利益，辦案的北京律師被以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給抓進局子關了幾個月，要不是北京來的律師，斷逃不出天羅地網。沒有司法獨立，沒有律師參與，司法公正淪為空談，社會公正更是無從說起。所以，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中共在司法運作中不得不壹再提高死刑標準，從貪汙10萬元可判死刑到現在的上億元也未必死路壹條，壹再展示法律的玩笑化，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也彰示著犯罪成本的微不足道，這正是在縱容貪腐，中共集團淪為人類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貪汙集團便不足為怪了。



道德操守



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打亂了中國傳統道德，廢除了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基礎亦不復存在。代之以階級鬥爭為綱、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把壹切不穩定因素扼殺在萌芽狀態、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壹類的政治口號。壹切都講政治，政治標準第壹，非政治的道德準則被充滿火藥味的政治標準打壓在地。標準的改變，必然帶來道德內容的改變，價值觀的改變，約束力的改變，大眾社會行為的改變：忠孝治天下、禮義謙恥、舍命全交、摔琴謝知音、怒沈百寶箱、詩酒傲王侯、讓他幾尺又何妨、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兔子不吃窩邊草、劫富濟貧、盜亦有道壹類的傳統觀念變成冒傻氣的東西；欣欣向榮的是壹切向錢看、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削尖腦袋做官、五十九歲現象、路子野面子大、中國有個“大家拿”、撈了也白撈、無毒不丈夫、笑貧不笑娼、老鄉騙老鄉、有奶便是娘、夫妻母子對簿公堂等等。官場腐敗，商場腐敗，近年來學術腐敗也呈蔓延之勢，抄襲剽竊、學術霸道、權學交易成風，中國已經沒有嚴肅的學術殿堂。中國博士畢業生數量居世界首位，但博士群體多在官場，基本上都是買來或者是贈送的學位，與學術水平無關。2009年底，中國科學院新增35名院士、中國工程院新增48名院士，超過八成都是現任官員，最高學術殿堂已然成為官員和企業家的俱樂部。大學教授則更像政客、幕僚、老板、袍哥，大學正向官場和黑社會蛻變。據官方稱，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達4600萬人，居世界第壹，論文產出世界第二，研發經費僅次於美國和日本。但中國卻拿不出什麽象樣的科技成果，參與國際競爭，大部分的錢都被騙取和揮霍掉了。 中國人普遍缺乏守法的傳統，古代法家治國的基礎仍然靠儒家傳統的傳承，光憑嚴刑峻法起不到教化人心和規範社會的作用。每個王朝末期的社會矛盾加深，必然是人心凝聚力的衰竭，令人失望的綱紀，道德淪落的民情，只有革命性的壹擊，將舊朝代徹底打爛，建立壹個暫新的王朝，才能重新開始壹輪由盛而衰的重復。王朝初期社會尤其是度過瓶頸期的良性時期，不需要特別嚴厲的法律，如漢代的“文景之治”，廢掉了割鼻斷足的酷刑，改用笞刑，後又兩次更改笞刑，五百降到二百，三百降到壹百。文景二帝比不上劉邦的雄才大略，也不及後來的漢武帝出擊匈奴的武功，但他們是聰明人，知道與民休息的道理，采用老莊無為而治的辦法，皇室也節儉度日，減少民間負擔。幾十年間人民富足，社會欣欣向榮，與漢東末期軍閥混戰、盜匪橫行、怨聲載道的窮途末路形成鮮明對比。穩定時期也不需要太偉大的政治家，有壹般智慧的領袖就可以治理好國家，王朝末期的亂世反而是出大政治家的時代，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在文景時期必無用武之地，於亂世卻叱咤風雲，成為亂世豪傑。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打爛了舊社會，建立了全新的思想道德體系，全新的政治制度和全的新社會風貌，絕大多數人，包括革命者，都希望形成壹個與新時代相匹配的社會風氣。但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貪汙問題還是開始顯現，並且日益嚴重起來，“壹九五壹年十壹月份以前，華東各地法院所處理的貪汙案件有八千多件，其中，因個人貪汙造成國家財產損失高達壹千四百四十二億元（舊幣）；華北軍區及軍區直屬各單位所受理的案件中，屬於貪汙腐化墮落的約占百分之三十六點四，其中六個貪汙案件使國家損失達八十多億元（舊幣），相當於壹萬五千個農民壹年的生活費用。毛澤東看著這壹組組數字，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自問：‘共產黨人才掌權兩年多啊，怎麽就會有這樣多的黨員幹部墮落成貪汙分子呢？’”[23] 其它地區也情況也十分嚴重，毛澤東壹怒之下，槍斃了總計貪汙挪用公款約二百億元的劉青山、張子善，開展三反五反運動，其後政治運動不斷，無人再敢以身試法，所以那時候社會尚能保持清廉。若毛不采取果斷措施，中共也許會淪為又壹個李自成或洪秀全版的短命王朝，“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靠高壓手段建立了比較廉潔的政治，再加上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渡過了王朝初期的瓶頸危機。但反貪沒有法制依托，是靠政治運動，毛澤東曾說，“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壹搞大躍進，就沒時間犯法了。”將每個人卷入令人驚心動魄的政治旋渦中，可以沒有法律，幹部多吃多占，群眾有權批鬥，戴上高帽子，大會批判，免不拳腳侍候，然後下放勞動。捉奸在床的，揍個臭夠，奸夫淫婦脖子掛上破鞋，敲鑼打鼓，遊街示眾，再由群眾監督改造，成為終身的“運動員”。所以，毛澤東可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鄧小平不行，放棄了政治運動而轉向市場經濟，便無法抑制權力尋租的急迫欲望，不不立的話，違法連個參照系也沒有，經濟秩序和社會治安就全亂套了，所以1979年，“新中國”第壹部刑法終於問世了。



香港的社會道德，是西方現代基督教加上傳統中國儒家道家佛家的結合體，註重身心修養，社會責任，職業操守，在物欲橫流之世界，是社會公正與安定的基礎。前財政司長因避稅而丟官，就是很好的例子。財政司長梁錦松由於職務之便，預先知曉購買新車增稅的稅法將要實行，先於新法實施前買了壹臺車，省了幾萬元。這對於壹般人來說十分正常，再有錢的人購物也希望省點錢，再說新法出臺前買車，於法律不礙，並無逃稅罪責。問題是梁作為政府高層人士，政策的制定者先為自已謀利益，雖未犯法，但至少證明職業操守有問題，政府與市民不會容許道德操守有瑕疵的人做公務員，納稅人養活的公眾人物必須首先為公眾謀福利，在道德上高於社會壹般水平。公眾可以容忍作為公眾人物的明星們緋聞不斷，並為之津津樂道，但公務員特別是高官，必須比普通人高尚許多，才能作為社會的典範。梁盡管事後捐了百余萬元，超過避稅所得幾十倍，臉紅脖子粗地檢討了無數次，說自己只為接BB買車，確實沒有其他想法，但公眾還是不依不饒，梁只好辭職了事，做回普通市民。巨大的道德成本必將為當事人以後的生活帶來終生影響，成為社會的負面榜樣而載入歷史。公眾的強烈反應，說明社會道德基礎的健全，若此事發生在內地，老百姓決不會有炒作熱情，當官的也絲毫不會臉紅。梁錦松只是偶然失誤，並非事事如此，也許他真的沒有想到避稅，他是高薪人士，香港著名的打工皇帝，年薪曾高達1200萬港元，當財政司長薪金只為原來的零頭，區區幾萬元怎會放在心上？但法律是疑罪從無，道德是疑過從有，自己不小心謹慎就應當承擔後果。梁能當上高官，實現人生理想，證明梁的道德水準並不低，不會低於共產黨的好書記孔繁森。中國無數的三光（錢撈光，官賣光，女人搞光）書記，三盲（文盲、法盲、流氓）院長，黑社會警官，流氓人大代表，騙子政協委員等，滿坑滿谷。全社會道德水準之墮落觸目驚心，法律無人尊重，道德乏人堅守，違法違紀司空見慣。納稅人避稅、逃稅、暴力抗稅，收稅人則雇用地痞惡棍，組成棒子隊暴力征稅，亂立名目，敲詐勒索，所到之處，扒房挑谷，雞飛狗跳，出動警力綁票勒索，搞得農村窮困不堪，背井離鄉。我們讀《中國農民調查》，無不為無法無天之政府、哭天喊地的農民，痛心疾首，扼腕長嘯。在這種普遍道德墮落的環境下，依靠道德低劣的貪官反腐敗，只會越反越腐敗，越反越缺德，任爾諸葛亮重生、包青天再世，三口鍘刀也只能束之高閣。越反越腐還有壹個原因，就是抓貪官汙吏而未減少官員數量，反為新官讓出位置。新官上任前花費大筆買官錢，正如餓狼壹般，不吃飽前是不會住嘴的，倒不如舊官僚，總有餵飽的時候。壹些縣委書記上任伊始，便急於調整各級幹部崗位，先大賺賣官錢，即因此理。怕丟官的下屬惟有送禮，依官缺肥瘦的行情繳納“保險費”，上面領導換來換去，下面幹部送來送去，周而復始，哪壹任領導也不敢得罪。以致有民諺雲：“要想富，動幹部”，老百姓的壹句大實話，頂共產黨壹萬句反腐敗口號。河南省的李蔭奎，在擔任封丘縣縣長和縣委書記期間，僅查到的貪汙受賄款就有上千萬元，因為受賄款是以別人的名義存匿的，先後1575次受賄，相當於4年多的時間裏天天受賄。政府主要官員幾年壹任，民主制度下是好事，民眾有重新選擇的機會，官員只需向選民負責，無需觀察其他人的臉色。專制體制下官員任免則是權力再分贓之機，若想升遷，投上司之所好是第壹件要事，政績次之。不圖升遷者，至少要保住飯碗，還是免不了送禮，永遠餵不飽壹批又壹批的餓狼。 作家余傑說得好：“貴族往往是悲觀主義者，他們窮奢極欲，因為他們不知道明天是否還能窮奢極欲。”紅色貴族的不義之財，只能用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方式消耗掉，即便明天完蛋，從貴族淪為階下囚，老子也風光夠了。人說中國的二十四史是壹部貪汙史，到了共產中國，貪汙史發展到高級階段，不妨套用中共的壹句言：“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時期”。中共官員之富，舉世無敵，壹個九品芝麻官的區區鄉鎮長到澳門豪賭輸掉幾千萬元，只有共產黨才能做到。據有關報道，中國內地大量賭金流入境外，每年通過境外賭博、網絡賭博及地下六合彩等各種渠道流失到境外的賭博資金已超過人民幣6000億元。相當於2003年全國福利彩票、體育彩票發行總額的15倍。目前中國周邊正形成從俄羅斯、日本、南北韓、澳門、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到菲律賓、印尼、並延伸至澳洲及歐美的龐大境外賭博網，無不以中共貪官為經營目標。賭博是中共貪官們斂財洗錢的重要手段，有的賭場老板本身就是中共高官，貪官通過賭博形式轉移資金的現象愈演愈烈。在澳門和拉斯維加斯賭城，華人巨額狂賭、出手之闊綽更令西方人大驚失色，下註數額巨大令賭場老板震驚，這些豪賭客絕大多數都是中共貪官。貪官們很少用私款參與賭博，往往以貪汙受賄、挪用公款等非法手段獲取賭資。而壹旦嗜賭成癮，又會加劇索賄等腐敗行為。貪官們可以跟莊家達成默契，我盡可能輸錢，但是壹部份錢要歸我。賭場當然願意，大家分贓，雙方得利。就這樣，通過賭博把公家的錢洗成私人的錢，被貪官挪用的公款源源不斷地流向境外。華人在加州、紐約等地買巨資豪宅，也引起西方關註。賭場也可以成為政治鬥爭的場所，在澳門的大賭場，中紀委、國安部、公安部都派有人，賭客是自己的人不管，若是政敵，就壹直跟蹤獲取證據，殺雞給猴看。 在中共反腐敗的作秀表演中，腐敗更發展到空前階段。2008年10月22日，江蘇省蘇州市原副市長姜人傑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賄罪被南京市中級法院壹審判處死刑。姜的單筆受賄金額為8250萬元人民幣，壹舉打破了由雲南省昆明市原副市長、雲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胡星保持的“收受單人行賄3200萬元”的最高紀錄。中石化原總經理陳同海收受他人錢財合計人民幣1.9573億元。陳對金錢的胃口巨大，把企業的錢視為囊中之物，每月公款吃喝100多萬，日均揮霍4萬元，是公司人見人怕的霸王。2009年7月，陳被壹審判處死刑，法院認為，論罪應判死刑，鑒於其有自首情節，且認罪悔罪態度良好，並檢舉他人犯罪線索，故從輕判處死緩。也就是說，無論怎樣貪腐，已無性命之憂，死刑只適用於普通百姓了。陳同海的父親陳偉達為中共上海老壹輩領導人之壹，並不位居權力中樞，沒有免死金牌，而那些有刑事豁免權的老壹輩革命家的“太子黨”，其貪腐帳單壹定更為可觀。2010年落馬的深圳市長許宗衡，涉案金額更高達20億元。共產黨執政集團早已淪為公開的貪汙搶劫團夥，同病相憐，自然會對團夥成員手下留情。有了錢就往外跑，謀壹條後路，也已是共識。2008年10月，上海市盧灣區副區長忻偉明和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區委書記楊湘洪先後在法國考察期間“失蹤”。滯留法國15天後，51歲的忻偉明經勸說已回國，而52歲的楊湘洪仍然稱病滯留海外，不知所蹤，有媒體披露“之前其女兒已定居法國”。外逃並非壹時興起，需經過精心準備，先將贓款轉移到國外，然後安排家屬出國，等家屬在國外定居之後，自己再找機會逃之夭夭。這種官員稱之為“裸體做官”，據學者估計，過去10年逃往北美和歐洲等地的中國貪官高達1萬余人，攜帶出逃款項在6500億元人民幣以上。裸官們成功攜走巨額資金，又逃往國外肆意揮霍的事例，對國內潛在的貪官形成了強烈的“示範效應”。目前官員公費出國考察的機會非常多，成為幹部福利，有些貪官正是利用這些名正言順的機會外逃。逃出去便難以尋找，以胡星為例，出逃前除了雲南的身份證和護照，還持有廣東的戶口及護照和澳門的居民身份證，以及南太平洋島國瑙魯護照等。被懸賞20萬元通緝，2002年已經外逃的雲南省原省委書記、國家電力公司原總經理高嚴，擁有“高嚴”、“高慶林”和“張傳偉”等至少3個不同名字的身份證，4本中國護照及壹本港澳通行證。花錢就能辦個假證，近年各地已暴出數起公安機關參與倒賣護照的醜聞。不但內地人這樣做，不少港澳臺商人也都擁有國內的正式身份證，目的都是為了掩蓋自己的真實身份及在內地活動方便。在縱容腐敗的體制下，貪官的級別和貪汙的數額向壹大壹小迅速發展，過是是大官大貪，現在是小官也能大貪，關鍵看手中權力的含金量。山西蒲縣壹個煤炭局長，區區科級幹部，在中共領導職務序列中居於最末端的鄉科級，但其非法獲得的家財竟高達幾個億，僅北京、海南等地就有35套房，市值1.7億元，另有現金存款1.27億元，違規違紀資金高達3.05億元，被壹審判處20年徒刑。廣東中山市女市長的家族財產至少有20個億。小官尚如此，大官就更不必說了。原中共政治局常委曾慶紅的兒子曾偉在澳大利亞壹擲億金買下南半球最昂貴的住宅“葵閣墨”，市值約合人民幣3.85億元。曾家究竟有多少財產，無人知曉。比曾更大的江澤民、胡錦濤或溫家寶的子女都有商業資產，更是無人能夠統計。中共貪官親屬紛紛在外國置業，少男少女壹出手就是上百萬元，竟然讓倫敦和悉尼等的房價暴漲，香港的豪宅更是成倍地漲。2010年4月26日《證券時報》發布消息，稱商務部否定自己過去做過壹個研究報告，2004年8月16日北京《法制晚報》登載的“商務部分析資金外逃：4000貪官卷走500億美元”。商務部否認其六年前的報告，也有壹個重要的原因，這六年來的貪官與外逃資金已經多到不敢統計了，只好上升為國家機密。這樣壹來，等於又為縱容腐敗的體制關閉了紅燈。據“維基解密”披露，中國高官在瑞士銀行大約有5000個帳戶，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員，部級以上和大多數的中央委員，幾乎人人有份。近年來中共政府在鐵路建設上共投放2.2萬億，那個被抓的鐵道部長親自安排和指揮項目的分配，他涉受賄約100億元人民幣，有3個妻子與18名情婦，其屬下張曙光據說存放在海外的巨款高達28億美元，妻子女兒早已移居海外。中共腐敗已然成為國際問題，很多國家的經濟正從中國空前的腐敗大潮中獲益，正如壹篇網文所的： 我們這個黨早就不是共產黨了，而是既得利益黨，資本家黨，腐敗黨。如果我們給六四平反，中國將會發生三件事：壹是民選政府官員，二是法治社會，三是輿論自由。這三件事壹落實，問題就不是我黨失去政權那麽簡單了，而是我們很快就會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黨的幹部被獨立的反貪局審查。即便按照我們今天的法律嚴格查壹下，這些人也都該進監獄的，很多人要被槍斃的。六四平反之後，中國廉政公署的傳票會像雪片壹樣飛到歐美各國刑警那裏，通緝那些在國外安享天年的離退休幹部。美國加州的許多豪宅會因為屋主無法再繳納房產稅而被政府查收，荷蘭的紅燈區會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國香榭利大街的商店會壹下子冷清壹半，德國的奔馳和寶馬工廠將會有大批工人失業，就連泰國的遊樂區的生意也會突然間爆跌。如果說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國腐敗，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經離不開中國的腐敗了。[24]



中國古代治貪極為嚴厲，“漢時贓罪被核，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贓吏，多於廟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更有甚者：“明祖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革。府州縣衛之左，特立壹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壹剝皮實革之袋，使觸目驚心。”清光緒二十年，珍妃賣官案事發，慈喜太後嚴令光緒皇帝著即將珍妃連降二級，貶為貴人，禦前太監及珍妃景仁宮太監等涉案人犯，共交內務府慎刑司立斃杖下，僅前後打死的太監就有60多人。珍妃之兄避禍逃滬，亦被革職查辦。買官賣官在當今中國已是泛濫成災，若像慈喜壹樣下猛藥，中共執政集團便無人可活。所以只能象征性地抓幾個替死鬼，根本追不到皇親國戚。越級到北京的上訪舉報貪官者，皆打個鼻青臉腫，關押勞教。貪官再無顧忌，只要朝裏有人，舉報者便無可奈何。嚴刑峻法的剝皮酷刑尚不能根絕貪汙，壹黨專制的共產王朝治理全面貪腐的中國社會，癡人說夢耳。從古到今都壹樣，地方官要在地方發財，不得不賄通京官；京官要通過地方官發財，又不得不敷衍地方官。上下勾結聯手，造成壹個貪汙大局面，貪官越多就越安全。對於這局面，用少數清廉人物去感化，固然不會成功，就是用再嚴酷的法律去制裁，也無濟於事，共產黨只能是壹天天爛下去。中共官場腐敗是制度性腐敗，是體制縱容的結果，所以中共王朝決不可能實現清廉政治。古代王朝是家天下，皇帝是大家長，縣以上官員由皇帝委派，各級官員向皇帝負責，忠於王事。盡管每個時代都有貪腐，但也有眾多堅守道德的清廉官員，以修齊治平、忠君愛民、禮義廉恥為核心的儒家文化仍然是官場文化的主流，貪腐是欺君禍民的大罪。朝廷對官員有壹套成熟的考核制度，如明清實行三年壹次的“京察”和“大計”。對京官考察叫“京察”，對地方官考核稱“大計”，三品以上官員及總督、巡撫等方面大員，先自陳政事得失，最後由皇帝敕裁。三品以下官員由吏部和都察院負責考核。官員按照“稱職”、“勤職”、“供職”三種等級實行獎懲。“大計”是考核道府及州縣官員，壹般由各級官員隸屬關系逐級考察，作出評斷，最後申之各省督撫，核其事狀，註考造冊，送吏部復核。“大計”後的官員按“卓異”與“供職”兩等級獎懲。清朝對官員的考核，無論品級都以“四格”、“六法”為標準。“才”（指才幹，分長、平、短三等）、“守”（指操守，分廉、平、貪三類）、“政”（指政務，分勤、平、怠三類）、“年”（指年齡，分青、中、老三類）為“四格”；“不謹”、“罷軟無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等六個方面的缺失為“六法”。列入“不謹”、“罷軟”者革職處分，屬“浮躁”、“不才”者降級，“年老”、“有疾”者勒令退休。此期間官聲如何，是否受彈核，都影響考核的成績，當然專制王朝不可能完全避免虛應故事的弊端。中共王朝是黨天下，黨務系統遍布天下，黨靠共產意識形態和組織手段治國，黨組織壟斷各級政權，黨員出任行政官員，黨政官員必須服從黨的紀律及所謂的“人民群眾的利益”。這些都是虛幻不實的東西，忠不忠於“黨和人民”並無壹套實際可行的考核標準，實際上官員只需對上級負責即可。遠華案中，有的人槍斃了，有的人異地升遷，無人能通過上疏彈核渠道，懲治那些後臺強硬的貪官。毛澤東之所以能建立較為清廉的政治，壹是王朝初期革命精神尚在，二來毛澤東帝王般的權威起作用，成功領導革命建立王朝使毛成為魅力型領袖，貪腐是不忠於毛主席的罪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統購統銷，統壹分配資源，物資貧乏，尋租空間極小，大多數幹部是靠特權多吃多占壹些。民間也不準經商，亦無需向上行賄，至多是走走後門，參軍上大學而已。所以毛歷來講人治——領導幹部治國，而不提倡法治，他說：“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治的，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每個決議案都是法，開個會也是法，治安條件也是靠成了習慣才能遵守；成為社會輿論，都自覺了，就可以到共產主義了。我們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90％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壹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護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壹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壹套。這是講上層建築部分。”[25] 黨權大於壹切，毛澤東無帝王之名，行帝王之實，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革命運動的領袖地位、以革命的正義和神明般的光環成功喚醒中國人潛意識中的忠君情結，贏得政界和民間的廣泛尊崇。但文革和六四打破了民眾的幻夢，共產主義成為民主時代的垃圾，失去共產意識形態的精神支柱，失去共產革命的正統性，共產王朝亦失去合法性資源。靠權力而致富，靠金錢而謀權，將整個社會變為赤裸裸的權錢交易市場。執政者雖然發出腐敗將亡黨亡國的危言，但誰也不會停下貪腐的腳步，把貪汙的機會讓給別人，只要權力在手，不撈白不撈，沒人操心身後的事。 共產主義的幻想破滅之後，毛澤東從神明降為凡人，後世君主不再是魅力型領袖，無力激發人們的忠君意識，又無主權在民的權力制衡制度，社會走向全面貪腐化就是必然的。忠君與忠於“黨和人民”不同，忠君有儒家文化為依托，對君主不忠首先在道德上是有罪的，忠於黨而無共產主義信念，就是忠於上司而已。共產黨已經暴露其邪教本質，黨既然無法獲得道義上的忠誠，忠君又不可行，官員失去了唯壹的道德約束，其價值觀隨即轉向腐敗，為個人牟取私利。黨國體制下，人民處於受奴役的地位，讓黨政官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受奴役的民眾謀福利，就是壹句荒唐的廢話。鄧小平結束了毛澤東的政治運動，提倡壹部人先富起來，個人占有支配資源的空間增大，為公共權力私人化運作提供了貨幣化空間，推動官倒腐敗大潮。人人知道共產黨最終會垮臺，人人都想趁亂撈上壹把，上至貪官汙吏，下至流氓地痞，各自占據領地，各顯撈錢神通。這樣壹來，共產政權反而穩固了，貪腐體系成為中共控制各級政權和官員的紐帶，整體貪汙的機構反而是穩定的。壹個失去正義與合法性的執政黨，如果沒有腐敗支撐著，官員維護它還有什麽實際意義呢？六四之後，反對勢力蕭條，當局不必懼怕民主運動，知識分子另尋出路，迅速與官僚和資本結成同盟，溶入體制，結成牢固的鐵三角關系，成為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掌握著中國的政權和財富。由於對政治前途的擔憂，紛紛將財產和親屬移民海外，據中組部調查，近年來中共高幹家屬子女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門在內壹共108萬人。這些移民生活奢侈，用現金買豪宅買跑車，還形成了北美太平洋西海岸卓有特色的“貪官壹條街”，洛杉磯“二奶村”、溫哥華“大奶屯”。這兩個地方的女人們有壹個共同特點：豪宅、名車、沒男人。洛杉磯的“二奶村”以妙齡美婦為主，溫哥華的“大奶屯”則以中年怨婦為主。澳大利亞也是理想的移居地，沿海灘的豪宅，許多為華人擁有，基本上都是付現金買房。貪官攜帶的款項，主要來自土地開發、稅收、城建工程經費、金融機構貸款、截留的政府開支、大型國家建設項目資金等等。大小貪官各有去向，大貪官壹般選擇北美或歐洲國家，原因是這些國家擁有獨立的司法體系，小貪官則選擇相對容易入境的東南亞及南美大陸。很難從國外將這些人引渡回國，要有引渡條約，司法程序耗資巨大，過程漫長，中外雙方均得不償失。共產黨官員十分清楚貪腐情況，他們壹邊加緊貪汙、壹邊做好隨時“棄船”的準備，互相幫忙，結成利益共同體。 現代民主憲政實行代議制，公眾是委托人，議會和行政官員是代理人，公眾通過委托代理實現自己的意誌。公眾與統治者是合二而壹，只是角色不同而已。中共政權表面上看也是代議政制，有議會（人大）設置，自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民眾並無投票權，共產黨不是代理而是代表，是國家的統治者。人大是象征性的，其成員由黨來指定，權力沒有制衡，自然形不成委托與代理關系。“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共產黨認為已經代表了公眾的全部利益訴求，其代表地位是共產革命形成的，具有天然的不可侵奪性，公眾無需再通過授權委托和監督程序來確認。那麽，黨的統治地位及其國家政權就是永久性的，自然不準反對力量存在。統治者和公眾是分離的，兩者之間是統治與服從的關系。因此這種“代表制”是盜竊型的專制體制，腐敗就是壹種自盜型的內生現象，是體制所為，是統治者為了更好地統治而有意識的系統安排。這當然不是合法的代議制，而是不合法的專制政制，統治者為了實施治理權力，只有通過官階機構，統治者必需給付官階機構額外的報酬——腐敗收益，來換取效忠。由於政權是非正當性的，面對平民大眾的反對，還必須維持規模龐大的官僚集團，利益的豐厚使得官僚集團日益龐大，執政成本不斷上升，導致腐敗程度加深。這種體制下，反腐敗僅僅是壹個口號，而不是承諾，承諾了也不可能實現。統治者的作為在於如何優化腐敗水平，在效忠度與腐敗度之間適當加以調控，通過“反腐敗”行動剔除那些效忠度差的官員，保留效忠度高的，以成功維持其領袖統治。官員最大的風險並不在於腐敗度高，是在於效忠度低，較清廉的官員往往不受信任，高忠誠度的官員往往具有高腐敗度，我們從王寶森和陳良宇之類的高層腐敗案件中就可以得出這個結論。專制政權條件下的腐敗與民主憲政社會發生的腐敗根源不同，所以制度性腐敗並不是壹個代理問題，而是壹個制度問題。統治者的“反腐敗”不會降低腐敗水平，“反腐敗”的指向具有歧視性和選擇性，操作權在統治者手中，是壹種統治策略，為了優化自身統治的效用水平，是維持專制統治所需的逆淘汰機制。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專制統治並無本質區別，其腐敗程度的差異是暫時性的，時間長了，都會將中國拉向全面貪腐社會。毛是靠壹個接壹個的政治運動治國，毛死後政治運動不好搞了，鄧小平把人們的政治熱情從廣場轉移到商場上來，腐敗的機會就增多了，程度自然超過了毛時代。毛澤東晚年搞批林批孔運動中，原計劃把批走後門也列入運動目標，只是怕幹擾了大方向，才取消了“三箭齊發”的口號。可見當時幹部的走後門之風已為民眾廣泛不滿。如今的權貴集團以“太子黨”為核心，腐敗程度比毛執政初期要嚴重得多，越反越腐是市場化改革以來的特點，因為腐敗分子越要顯示自己的效忠度，圈更多的錢行賄買官，用更多的錢來向上表示忠誠，避免被“反腐敗”的準星瞄住，作了槍口下的犧牲品。壹個社會要想根治貪汙，除了司法獨立，壹個重要的約束是貪汙的法律成本，當成本微不足道時，就會形成縱容犯罪的結果。中共將刑事處罰標準壹再提高，等於變相鼓勵貪汙犯罪。即使不幸受到刑事處罰，但貪官仍然倍受優待甚至是豪華的享受，坐牢並不是件可怕的事，那麽犯罪的風險成本必然降至於零。同病相憐，中共為保護他們貪官，可謂不惜代價，想方設法改善貪汙犯罪分子的監禁條件，建造專用監獄，“蘇州監獄是引起最大關註的監獄——歐式的大樓設施完備齊全、高檔酒吧、高檔辦公室、豪華會議中心、帶陽臺的單人牢房二十平方米、小區裏的國標運動場、塑膠籃球場和塑膠跑道、人工河流、公園等，架勢看起來像‘白宮’，太奢華了！人們都不敢相信，這確實是監獄嗎？蘇州監獄擁有6個塑膠籃球場。其豪華的設施好過高檔社區，比大多數中國人自家小區環境都要好很多。這可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26] 那些住在“白宮”裏的罪犯，他們會懺悔嗎？而廣東江門壹位副市長因受賄罪被判刑10年，結果案子沒審完，就已經弄好了保外就醫的假證明，花了不到10萬元。壹樣住別墅，養二奶，開寶馬，進酒樓，比沒犯罪的人還活得高貴瀟灑。



官員腐敗是官場潛規則，不腐敗便無緣於官場，腐敗就是其生存基礎。財政公共信息制度的保密化也在助長著官場腐敗，凡是涉及揮霍公款的事項都屬於國家機密，納稅人無權查詢，即使公布了也是假的。“黑箱財政”保證了中共統治集團的絕對權力，擴大了尋租機會。早在經濟改革初期，當腐敗問題日趨嚴重引起民眾不滿時，中共仍不以為然，黨的理論家胡喬木曾對胡軍濤說：“沒有哪個朝代能真的消除腐敗，不要天真。”[27] 紅色江山是消耗了幾千萬人的鮮血生命打下來的，共產黨永久執政是流血犧牲的法定報酬，黨的天下黨徒受益，天經地義，又具有世襲性，至於腐敗自然也屬於報酬，這是官場潛規則。學者吳思在解釋這種血酬定律時說： 皇家和貴族的“工資外”收入類似股東收益，那是他們或他們的祖先流血犧牲打天下換來的。官吏的潛規則收入近似代理人的額外收益，那是在行使代理權的過程中私下交易所得，這種灰色收入雖然不那麽合法，但這筆賬卻不能不算在皇帝頭上。皇家貴族為了維護有利於自身利益的秩序，為了保護法酬，減輕工作負擔，不能不雇傭代理人，也不得不容忍代理人作弊，容忍他們建立的潛規則體系。消除潛規則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許受害者監督控制官吏，而讓羊群監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險的，是可能導致變天的。正如老子和韓非所說，官爵賞罰和軍隊壹樣，乃“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為了保證血染江山永不變色，控制權壹定要牢牢掌握在牧主手中，哪怕潛規則泛濫為滔天洪水。[28]



西藏地區



西藏的貪汙少見於報端，在大環境影響之下，宗教被破壞，人性之劣根性難以束縛，西藏官場決不會是世外桃源。過去班禪喇嘛曾說：“中央給了那麽多錢到哪裏去了？為群眾辦了幾件事？還不是幹部和職工吃掉了，正因為如此，不能為群眾多辦實事。但不幫助壹點，西藏主要靠兩手勞動，窮透了。”[29] 壹部分錢養活了幹部職工，壹部分錢讓幹部們揮霍掉了，如今中央給西藏的錢更多，西藏的貪官壹定過上了更為富裕的日子。西藏問題學者王力雄先生，在他的書中特別提到西藏官場的腐敗問題： 西藏真正工作的時間很少，空閑時間十分多，喝酒吃飯自然就成了打發時間和尋找快樂的重要內容。當然，僅僅吃喝在今天已經不夠了，拉薩的娛樂業和夜生活近年也迅速發展，歌舞廳、夜總會、遊戲機房……色情業當然也會相伴而生。不過那些後發展的項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和餐飲業重疊或以餐飲業為基地。如西藏軍區大門外飯館群被拉薩市民稱為“紅燈區”或“軍妓壹條街”，就是諷刺那些飯館有大量女招待兼作皮肉生意。拉薩的飯館酒店已開始向高檔化發展，提供餐飲、娛樂、色情“壹條龍”服務。 我認識壹些在拉薩的漢人“援藏幹部”，他們除了平日隨機地尋找各種可能機會吃喝玩樂以外，大部分周末都要固定地消耗這些地方，常常帶妓女回家過夜。那幾乎是壹種公開行為，除了瞞著自己遠在萬裏之外的家庭，對其他人都毫不在乎，非常自然和坦誠。據他們講，援藏幹部多數都有這樣的行為，否則到這麽艱苦的地方，再沒有壹些享樂，如何能堅持下去呢？曾被北京樹為“典型”號召全黨學習的孔繁森，據說生前也曾是拉薩歌舞廳的常客。 ……就是這樣壹個由外部勢力培養的、徹底異化和完全寄生的怪胎，在西藏盤踞和生長的時間已經將近半個世紀，在這些年月中，靠著時時刻刻吸吮北京輸送的大劑量營養，它已經在西藏根深葉茂，並且長成了龐然大物，成為西藏社會壹個固有的存在成分。這個集團絕無自己存活的可能，它只能被供養，哪怕壹天斷了供養就會造成大亂（甚至供養減少壹點就會不穩）。因為他們人數如此之多，無法棄之不管讓其自生自滅，又因為他們占據著西藏所有城市和各個中樞，他們壹亂就會以連鎖形式擴散和放大，波及和破壞西藏整個社會，所以就必須養著他們，誰也不敢不養他們，誰做西藏的主人也沒法不養他們。[30] 內地的腐敗形式西藏都有，包括軍隊和“太子黨”， 西藏也少不了“太子黨”問題。大昭寺是著名的文化遺產，是進藏遊客必入之地，喇嘛們申請提價多次，未獲批準。“創跡公司”找到大昭寺，要求與寺院壹同經營，重新負責印制多媒體光碟門票，能保證門票從35元提價到70元，收入分成。喇嘛們對承包經營沒熱情，予以拒絕。誰知來者手眼通天，竟通過自治區領導和宗教事務局向寺院下達指令，要喇嘛與“創跡公司”簽訂10年寺院門票承包合同。後來壹打聽，“創跡公司”有手眼通天的“太子黨”——全國政協副主席帕巴拉·格列郎傑活佛女兒做後臺，她本人也是自治區常委。大昭寺遊人如織，她手指都無需動壹下，每年即有幾百萬元的進帳，她同時還承包著幾家寺院，十年當個億萬富翁易如反掌。喇嘛內心不滿，但在“穩定壓倒壹切”的高壓下，亦無計可施。[31] 為了化解藏人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中央對西藏的腐敗睜壹眼閉壹眼，至今尚未有壹位藏族高官因經濟問題受審，更不用說“太子黨“了，西藏是貪官最安全的地方。西藏原來可不是這樣，活佛有轉世，喇嘛憑修煉，政府人員靠選拔，不完全以出身裙帶定高下。西藏過去是封建神權政治，並不是有錢人的天下，達賴喇嘛即出生於普通人家，中共在西藏的統治則徹底權貴化，成為利益集團分割社會肌體的壹把把鋒利的藏刀。如果說毛澤東的中國是壹個人說了算的君主專制，那麽現在當政者說話如同聖旨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轉向壹種權貴集團專制——紅色貴族政治，這在內地和西藏都表現得極為明顯。 由於西藏的特殊因素——怕藏人鬧獨立，就必須養活龐大的幹部和軍隊，王力雄稱之為“穩定集團”。光幹部階層，按內地30:1的官民比例，600萬藏人中幹部不會少於20萬，加上親屬子女，壹個巨大的集團寄生於黨政體制。這不是壹個高效而廉潔的團體，不是為了振興國家，也不是為了藏人利益，因為藏人的最高理想是西藏獨立，次壹等的理想是高度自治，穩定中共對西藏的統治，保持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團結，從來不是藏人的主動選擇。因而藏人幹部比內地幹部又多了壹層民族感情問題，顯得更為復雜。西藏受異族暴力統治，幹部階層因宗教和民族感情，有潛在的良心責備甚至負罪感，不可能對中共心悅誠服，有錢幫妳維持表面穩定，沒錢壹拍兩散。不少藏人幹部將子女送到達賴喇嘛的達蘭薩拉讀書，即說明這種復雜心態和兩手準備的意思。現實使西藏的腐敗更沒有辦法解決，或者根本就不去解決，若懲治了腐敗幹部，對藏人幹部來說，我犧牲民族利益為妳幹，好似漢人的吳三桂，再不撈些好處，所為何來？我信奉達賴喇嘛，妳的民族團結又與我何幹？不但不能反腐敗，還要用貪腐籠絡人心，形成壹個無法與中共脫鉤的龐大既得利益集團，沒有這種人身依附形式的利益集團，中共在西藏的統治壹天也維持不下去。 我們觀察內地的腐敗，也是受類似的潛在機制驅動，上層縱容腐敗，下面不會錯過機會，沒有了共產主義理想，沒有了道德追求，失去精神支柱，失去犧牲精神，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攫取，人人追求無止境的物欲。共產黨不再是壹個誌同道和者組成的政黨，它的維系只能靠縱容成員之貪腐，人生在世，名利二字，否則入黨做官便毫無現世意義。民主體制下，可以用正當手段實現名利，我做微軟總裁，妳做白宮主人，各憑功夫高低實現個人價值。極權體制下，沒有自由競爭與選票，只靠關系和利益交換，做官只需對上面負責，上面高興了即能升官發財，無需考慮民眾因素。給我好處的是上級領導，不是抽象的國家和人民，共產黨人又有什麽動力竭誠為國家服務、為民眾效力呢？西藏獨特的地理條件，生態的極端脆弱性，人口承載量過低，極為有限的稅收無力養活龐大的黨政軍集團。在現代化過程中，由中央政府年年花費巨資把西藏養起來，既要包養大批援藏幹部，更要包養藏人幹部，這是中共為有效管制西藏而形成的歷史性關系。不得不如此，也不能不如此，毛澤東時代是這樣，鄧小平時代也是這樣，江胡時代更是如此。畸形經濟模式只具有政治目的，就是保證對西藏統治階層內部形成吸引力，由此養成的惰性和物欲必須以更大的財富刺激來滿足。這是絕無僅有的經濟模式，新疆、內蒙等少數民族地區，中央給予援助，但從未形成純供養關系。即然是供養，還要與時俱進，養得越來越肥些，因為援藏幹部並不心甘情願呆在西藏，與家屬長期分居，本地幹部也有越來越奢侈的消費需求，這都要靠中央不斷增加對西藏的財政扶持。上世紀末筆者行車在青藏高原，曾看到壹條長長的車龍，約有五六十輛新款豐田吉普車，是沒上牌照的新車，往西藏方向行駛。這麽龐大的車隊，在內地生活多年也未曾見過。當時這種車的價格每臺約五六十萬元，總價值應在3000萬元左右，養這幾十臺車，以壹臺車3至5萬元費用計算，壹年至少200萬元。西藏是經濟落後的地區，此等氣派的豪華車的入藏，除了滿足“穩定集團”的奢侈心理，看不出有什麽迫切的理由。進口吉普車的越野性能適合西藏高原環境，卻也不必非豪華豐田不可。難怪壹些藏人感嘆，西藏是中國最腐敗的地方。但西藏花掉的錢再多，以整個中國的經濟總量算不了什麽，西藏的腐敗程度與龐大的內地群體相比，亦九牛壹毛，消耗揮霍的社會財富無非增加壹些稅收罷了。 內地及西藏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共已墮落到“以腐治國”的層面，貪汙不但不是專制政權的腐蝕劑，還恰恰是“保鮮劑”。不縱容腐敗，黨政職務便與社會上的其它職業壹樣，成為普通工作。正因為有貪汙機會，有超常回報，眾人才趨之若鶩，直接或間接維護這個體制，非此，則失去向心力。經濟改革之初，在政府部門任職並不是個令人羨慕的工作，除了當大官，壹般幹部遠不如企業幹部實惠，機關工作人員也不比國企工人吃香，就是因為權力還未進入市場。經濟改革進入市場化階段，權力轉為貨幣能力，政府幹部才獲得了大實惠。另壹方面，信仰的破產，極權體制的效忠問題便很難通過思想信仰來解決，人們只有躲避靈魂的追問，眼睛盯緊物質享受，實現人生追求。少數民族地區多有普遍的宗教信仰，必須用唯物主義置換宗教價值觀，縱容貪腐，讓黨政幹部消除心理上罪惡感，變為成功意識，中共統治少數民族就容易多了。中共也必須通過象征性的反腐盡量達到平衡，抓壹些典型來平息民怨，展示體制的正當性。在民族地區，往往是宣傳大於實際，反腐不會落到實處。中共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無恥最貪腐的政權，歷史上盡管有昏惡暴虐的朝代，但每個朝代都有大批剛直清廉的官員，從未形成過全面貪腐的局面，儒家與法家的傳統文化深入人心，成為社會道德的基石。共產黨就不同了，對政治權力及民間社會的高度壟斷，使整個社會失去傳統的道義約束，又完全抵制普世價值觀，遂使全社會失去道德約束，墮落為執政集團貪汙掠奪揮霍國民財富的大競賽，民間也大行假冒偽劣之道，每壹種行業都是黑幕重重，社會風氣汙濁不堪。毛澤東時代尚存些共產主義的使命感，還有幾個清官，鄧小平及後世君主開創了國有資產私有化的時代，從黨魁到普通黨員，無壹不是為著撈取好處而來，“悶聲發大財”，在權力市場化的過程中，共產黨正成為壹幫無法無天的匪徒。



貧困根源



中共政權這部專制機器有三大功效：首先是絞肉機，它絞殺了數千萬生命；其次是洗腦機，培養了億萬知服從不知權利的共產奴仆；更是壹部巨大的榨汁機。中共機器將榨汁功能發揮到極致，先後利用國有制和化公為私的經濟改革劫取了巨額國民財富，又在市場化過程以高稅費、高通脹、高房價榨幹了中產階級，用準入限制壟斷資源、壟斷市場、濫發股票、濫印紙幣、銀行低存款利率及股市瘋狂融資搶掠國民財富。用高電價、高油價、高速公路、城市出租車及食鹽煙草專賣等壹系列壟斷方式榨取民間社會。它霸占著壹切自然資源，售之以高價，用強盜手段養肥國有企業，擠壓民營企業生存空間。獨辦電視報刊，獨霸電信電話，獨攬互聯網接入，甚至用速度僅為標稱網速十分之壹的假寬帶欺騙用戶。社會共同財富的自然風景區和文化遺產也在其壟斷之下，用高價門票勒索遊客，或用鐵絲網圈占著名海灘山頭，修建中央各級高幹療養院，再用納稅人的錢來貼補運營成本，讓紅色貴族享受免費服務。用暴力征地拆遷大規模征用土地，低價征地，高價賣出。乃至用高教育費、高醫療費、高殯葬費擠幹了窮人的最後壹滴血汗。所以民間有順口溜說：生不起，剖腹壹刀五千幾；讀不起，選個學校三萬起；住不起，壹萬多元壹平米；娶不起，沒房沒車誰嫁妳；養不起，父下崗兒下地；病不起，治個感冒兩千幾；活不起，壹年辛勞四千幾；死不起，火化壹個壹萬幾；葬不起，墓地幾萬壹平米。[1] 近兩年的物價更是沒命地瘋漲，壹套房子幾百萬，動壹次大手術動輒幾十萬，城市的公共墓地也漲到了幾十萬，北京的重點中小學擇校費竟然也有高達幾十萬元的。有人統計，在北京養大壹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按現有最低標準，要花費50萬元左右。生不起，養不起，死不起，這即是平民有“尊嚴”的“奢侈”生活，中共經濟改革最直接的成果。官方總是鼓吹中國人已經跨過小康水平，呈現出壹派盛世中華景象，正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但世界上真有這種國富民窮的“盛世”嗎？有這種讓人惡心的“偉大復興”嗎？然而這種“中國模式”、“中國奇跡”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是中共引以自豪的，因為國富民窮的實質就是黨富民窮。中國GDP總量位居全球第二，按人口均值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根本算不上國富，按GNP計算還要減壹半，依然是窮國壹個。但共產黨實實在在處於有史以來最富裕的時期，中共政權掌握著絕大部分的國民財富，它是無疑是世界上最財大氣粗的政黨。中共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它是壹個絕對自利型的政黨，長期霸占著國家政權，漠視國民福利，民眾也就永遠擺脫不了貧窮。

依照廣泛運用的國際貧困標準，以壹個國家或地區社會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為貧困線，低於社會平均收入的壹半，即為貧困人口。中共的高經濟增長率並沒有解決貧困問題，2007年中國農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為3223.85元，人均日消費是8.832元，按當年匯率折算，相當於1.162美元，這壹消費水平低於世界銀行的全球生活貧困線標準（人均日消費低於1.25美元）。2010年8月，亞洲開發銀行發布了壹份《亞洲和太平洋地區2010年關鍵指標》的報告，以每天消費2美元為下限，中國農民基本上都是貧困人口。根據2011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的藍皮書稱，城市中等收入者已達2.3億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城市貧困人口為5000萬。但按照2011年9月實行新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月收入3500元計算，應納稅人數只有2400萬人。參照中國物價水平，3500元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壹線城市僅夠維持壹個人的低水平生活，幾乎沒有養家能力，在省會城市也很緊張。納稅起征點的提高，等於隨即否定了社科院的藍皮書。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通常是壹個國家的低收入線，中國約有9億勞動力，只有不到3%的人收入高於低收入線。也就是說，3500元不過是條溫飽線。在經濟高增長的背景下，將近98%的勞動力僅能維持溫飽。窮人沒有享受到高增長的好處，但在惡性通貨膨脹面前，窮人卻是最大的受害者，2010-2011年的兩年時間裏，中國人用於衣食等基本生活支出便由物價輪番上漲而損失了四成的購買力。消費水平從溫飽線迅速下滑，草根階層連最基本的豬肉也買不起了。在中國的大城市，月收入不達萬元，根本算不上中產階級，3500元月收入的人都屬於窮人，不要說買房，連付房租都很困難。香港單身人士的年薪俸稅的免稅額是108000元港幣，超過的部分才納稅，年收入50萬以上的28萬人承擔了薪俸稅總額的87.4%。內地的物價水平已超過香港，由於消失了中產階級，工薪所得稅主要還是由窮人來交。讓人憤怒的是，諸多學者憤青還在興致勃勃地討論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動人話題，暢敘如何拯救美國和歐洲金融危機的豪情，壹幅繁榮富足的盛世景象。而美國政府規定，月薪不超過1174美元，即年薪不超過14088美元的個人可獲食物券，此薪酬數字是美國貧困線收入的130%。此外還有政府提供的住房補貼，子女上學的免費午餐等等。中國城鎮貧困線目前是2009年確定的年收入1196元人民幣，月收僅為100元。世界銀行有兩條貧困線標準：日收入2美元才是貧困線，日收入1.25美元是絕對貧困線或極端貧困線，用於非洲等最貧窮的國家。中國提高後的貧困新標準，仍不到國際極端貧困線的壹半。即使是新標準的增加部分，也迅速被通貨膨脹吞掉了，仍然是壹條赤貧線。那些敢於討論讓節衣縮食的中國人如何拯救富裕的美國和歐洲的家夥，不會關心誰來拯救中國窮人，他們是社會上最惡心和最沒有心肝的既得利益者。美國的福利制度是照顧窮人，中國的福利制度是照顧富人，這就造成中國用本該照顧窮人的福利去救濟美國窮人，讓美國窮人不窮，讓中國窮人更窮。甚至間接救濟華爾街的金融大鱷，購買高風險債券填補窟窿。何況中國數十年來壹直在用低價商品和外匯債券不停地“拯救”著歐美經濟，並不存在是否應該拯救別人的問題。

中國經濟經濟總量2010年達40萬億人民幣，這是中共得以自吹自擂的資本。但民生建設不足，貧困及極端貧困現象也普遍存在著，據世界銀行的報道告，按照國際貧困標準（International Poverty Line Standard）計算得出的中國消費貧困人口數在國際上仍排名第二，僅次於印度。作為木桶理論的短邊，這對社會發展起著制約作用，整天吹噓和諧社會的中共官方也不得不承認，2009年中國每天不足壹美元的赤貧人口仍有1.5億人，很多前些年脫貧的人又紛紛返貧了。根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2009年的人均GDP為3687美元，全球排名第103位，落後安哥拉壹位，領先薩爾瓦多壹位。而日本的人均GDP約為中國的10倍，達到37800美元，美國人均GDP則為42240美元。GDP數據只是國家經濟實力壹方面的反映，並不能反映壹個國家的全部實力，相反，卻能掩蓋著很多東西。外國投資在中國投資產值約占中國GDP的1/4以上，而中國對外出口的50%是外資企業所擁有的。從GDP上看不出壹個國家的財富總量。2010年，中國GDP總量為40.1202萬億元，人均折合4382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世界平均為9218美元。仍屬於貧窮落後國家，與壹些非洲窮國為伍。但中共無疑問是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財政收入以遠高於經濟增長的速度增加著。2011年前8個月，財政收入74286.29億元，同比增長30.9%，財政年收入超過10萬億已成定局，遠遠超過年初制定的8.9萬億和增長8%的目標。政府收入數倍於經濟增長，只能用橫征暴斂才解釋。有人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6年數據計算，若國家征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數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15國300元。中國商品價格中的稅收成本分別是美國的4.17倍、日本的3.76倍、歐盟15國的2.33倍。水漲船高，按照百分比，物價越高漲，稅收越激增，政府在高通貨膨脹中不斷獲取高收益。

中國人為什麽擺脫不了貧窮，政府高稅收征來的錢哪裏去了？我們簡單比較壹下就知道了：2010年香港GDP有17481億港元，征稅2090億港元。深圳GDP為9511億元，征稅3061億元人民幣，廣州GDP為10604億元，征稅3379 億元。香港稅收占GDP的12%，深圳、廣州均為32%。香港教育預算540億，醫療預算399億，共占稅收45%；而廣深兩地的教育、醫療預算累計才 213億元，占稅收3%。香港政府2011年向居民派發每人6000元的大紅包，深圳廣州的政府只知道自己花錢，花不完的錢用來舉辦亞運會和大運會等面子工程。中國公民不能享受免費醫療，中共卻在國外慷慨無度，數十年如壹日，派出常駐醫療隊，為非洲國家開展免費醫療。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上，中共政府首次宣布在兩年內減免32個非洲國家總額達100億人民幣的債務。截至05年底，減免44 個發展中國家總計198筆價值約166億元人民幣債務。中國還為非洲培訓了15000名各類人才，派遣100名高級農業技術專家，派出醫療隊，援建30所醫院、100所農村學校，無償提供防治瘧疾藥物。2007年底中國為增強非洲的自我發展能力，決定提供23.77億元的無償援助和7億元的無息貸款2008年6月底，中國累計免除亞非等49個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債務247億元；提供各類援款2065億元，其中無償援助908億元；對42個最不發達國家的商品給予零關稅待遇，稅目為736-1115個，占最不發達國家對中國出口貿易額的98％。2008年6月，向朝鮮捐贈了5000噸航空油和1億元人民幣，共計1500萬美元。 2009年3月，提供阿富汗7500萬美元貸款全部轉為無償援助。2009年全年，免除了46個國家的400多億元債務。 2010年2月，中國國務院批準了減免伊拉克欠華債務的80%，約為68億美元。當月，由於朝鮮貨幣改革失敗，據傳中國將向朝鮮提供100億美元援助。2010年4月，中共政府向委內瑞拉提供200億美元貸款。近幾年來，中國災難頻發，汶川地震、冰雪災害、西南旱災、玉樹地震、泥石流等等災害頻發。根據相關數據，玉樹地震，國家財政撥款5億元，西南大旱災，國家撥款1.26億元……2010年8月，為支持俄羅斯抗災，中國捐贈100萬美元現金和價值2000萬人民幣的物資。同時甘肅舟曲泥石流災區缺乏飲用水和方便面，政府號召大家積極捐款。更為可惡的是，中共壹方面在北京大肆拆毀民辦的外來工子女學校，導致大批農民工子女失學，壹方面由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牽頭的“中非希望工程”，正向民營企業家大舉勸募，為“希望工程走進非洲”捐款。計劃在10年內於非洲各國貧困地區捐建1000所希望小學，每所150萬元人民幣，冠名捐建形象樣板小學，每所500萬元人民幣。[2] 不但為貧窮國家免費建設學校，還在發達國家大力開辦“孔子學院”，建立網站，中共都是壹擲萬金，從不吝嗇。

在共產主義實踐中，實際上是以公有均富的美妙許諾，對私有財產的徹底搶劫掠奪，再通過“全民所有制”這種偽公有制將社會財富集中在共產黨手中，形成壹種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黨有制”——共產黨獨占壹切的產權制度。因為中共政權是“黨和國家”式的黨國體制，黨產國產不分，所謂的“全民所有制”是虛偽的騙術，其“國有化”進程就是“黨有化”過程。共產黨霸占了領土主權也就獨霸了全國土地資源，土地上的壹切產出統歸共產黨支配，在毛澤東時代稱之”統購統銷“政策。市場化改革中，是通過出售土地使用權和壟斷自然資源的經營權，將最大份額的國民財富圈占為紅色貴族所有。黨對全民財富有著絕對的支配權，用來滿足龐大的黨政軍系統漫無止境的需求，由於全民的政治和財產權利被徹底剝奪，中共無需征求國民意見就可以自行處置“全民財產”。但共產黨支配全國財產並無法律依據，未經全民選舉的授權程序，所以不存在“全民所有制”的前提，其“國有制”或“黨有制”並沒有區別，因為“公有制”與公眾無關，與國民無關，也是黨有制的變稱。中共的支配權是用黨權政府化的方式，政府是黨的政府，黨國壹體，黨政壹體，再用黨的軍隊來保證紅色政權及其黨產的安全。

中共的每次掠奪是通過槍桿子實現的。在城鎮是用沒收資本、公私合營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等方式，全面實現了國有化。在農村通過合作化、人民公社實現了農村土地和生產資料“三級所有”的集體所有制，實際上土地產權是操控於地方黨政體系。國有土地不必說，集體土地也是黨有制，集體成員並無土地的最終處置權，如果國家要征用集體土地，農村集體組織只有協助義務。國有化和集體化可以看作是中共強權體制下的產權制度變革，國有化的完成標誌著通過暴力建立的共產政權已經轉變成了壹個國民資產的實際占有者。由於共產主義賦予了公有制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共產黨在占有國有資產的同時，也占有國民資產乃至個人資產，可通過國有化或沒收私人資本及強行征用個人財產的辦法來實現黨國利益的最大化。雖然在城市又推行國有企業股份制，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但國有和集體所有的公有制仍然占控制地位，黨仍然是國民財產的最終支配者。國家政治權力與產權的結合，提升了中共經濟統制的合法性，從而形成了壹個集政治權、財產權、意識形態控制權於權力階層的社會政治經濟統壹體。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裏，公有經濟是通過行政性委托代理方式經營的，是為“國家所有，分級管理”。公有制運作是通過“黨和國家”委托各級政府，政府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具有法人資格。黨和國家作為壹個龐大的資產所有者，必須以分級管理方式將黨國資產層層轉托給各級政府法人來管理。於是，各級法人代表（官員）通過任命廠長、經理，以行政方式委托具有專業管理知識的企業法人代表來管理經營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法人沒有產權，資產的所有者是政府。鄉村集體組織的土地產權也是名義上的，以縣鄉政府的職能部門來管理農村的集體土地，政府征用土地時，集體組織沒有抵抗權。因為黨和國家擁有領土主權，共產黨始終認為統治權與產權是壹體的。中共政府實行代議制，各級人大是從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權力機關，政府名義上代表國民管理全民資產，但壹黨體制下，人大代表不是自由選舉產生，皆為黨政系統的人，黨管幹部（公務員）的法律架構使得人大機構及也置於黨權之下。雖然有針對農村人口的“四分之壹條款”（先前選舉法規定是八分之壹條款，現在上升到壹人壹票了，仍然是紙上遊戲），農民個人享有四分之壹政治權利，但農村的民意代表全是黨意代表，農民不可能通過人大代表制度實現對政府的監督權和對集體土地的最終支配權。失去國民監督的資產管理權，好比從不檢查審計的會計報表，不過是玩弄大眾的統計數字而已。全民所有制淪為荒唐的笑談，實際操控權早已落入各級官員為主的自然人手中，再源源不斷流進個人口袋裏，形成龐大的紅色權貴集團。共產黨搶劫了國民財富，宣布為全民所有，再用經濟體制改革的辦法來化公為私，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紅色貴族所有制”。共產主義從理論到實踐，似乎轉了壹圈又回到原點，實際上卻是消滅了全民私有制，變成了共產貴族的私有制。這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初衷，卻是共產革命的邏輯性進程，用槍桿子說話的共產主義是不會選擇其他制度結果的。

在中共的建國歷史上，共有三次大規模的搶劫，第壹次是沒收土地和商業資本，以國有化和集體化（人民公社三極所有）為名義，建立共產黨控制的國有體制；第二次是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改革，由權貴集團瓜分國有財產，壯大紅色貴族資本；第三次是政府用官商勾結來惡意推高房價地價，用金融資本市場以及高通貨膨脹率並輔以高稅賦高物價全面搶劫國民財富，讓中產階級變窮，讓窮人更窮，國民財富以前所未有的迅猛速度向紅色貴族手裏集中。每壹次搶劫都伴隨著大屠殺和大迫害，毛澤東時代殺了幾千萬人，鄧小平時代鎮壓了學生民主運動，江胡時代鎮壓法輪功及失地拆遷的窮人，關押良心犯，嚴厲打擊壹切不同意見。共產革命及其經濟改革的全部目的，都是為了共產黨的權力，都是瞄準了國民財富，最終目的是實現紅色寡頭專制。搶劫掠奪，就是共產黨為什麽要革命或為什麽要改革的根本原因，也構成人類發展史上最惡劣的“中國模式”。這是公開的秘密，舍此之外的壹切辯解和說教，都不是問題的實質。也許有人說，人們的生活不是越來越好了嗎？但妳要明白，共產黨之所以允許經濟的部分市場化，正是為了自身攫取最大利益，權力市場化催生的大批紅色貴族是經濟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全面壟斷了資源和暴利行業，牢牢占據各產業鏈的上遊，也必須讓市場低端的民眾隨市場流動起來，爭取溫飽水平，才能掠奪更多的利益。權力導致財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就是紅色貴族的財富來源，如果權貴集團沒有現實利益，它根本就沒有改革的動力。近73萬億的M2（廣義貨幣）使政府和國有部門資產膨脹，土地價格上漲，紅色貴族的資產頭寸急劇膨脹，在流動性急速擴張的能量下，最終匯流形成壹個巨大“堰塞湖”。導致民間資產萎縮，中小企業破產，壓制了民眾的消費能力。



兩極分化



根據波士頓諮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的150萬個家庭（約占全國家庭總數的0.4%）占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其中包括存款、 股票等公開的金融資產，未計算灰色收入。在發達國家，壹般情況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財富。而另據中共五部門的統計，截至2008年3月底，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 20450余億元。億元戶中91%是高幹子女。據美國國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共有超過7萬人獲得美國綠卡，僅次於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過去30年間，總計有110萬中國人獲美國綠卡。1978年至2009年底，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的總數為162.07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的總數為49.74萬人。藍皮書指出，改革開放30年以來，移民海外人數已逾450萬，移民人數穩居世界第壹。這些都是公開的數字，紅色貴族更多的私人財產是灰色的，他們在國外的財產更是無法統計，據“維基解密”網站稱，中國高官在瑞士銀行大約有5000個帳戶，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員。部級以上和大多數的中央委員，幾乎人人有份。[3] 紅色貴族的財產來源於政治經濟上的壟斷地位，是以掠奪國民財富的辦法獲取的。正如學者何清漣所說：

……中共犧牲了數千萬人生命打造的“革命”，其全部意義就是先用暴力將別人的錢搶過來，變成“公產”，再用權力將“公產”化為私產，通過巧取豪奪使當權者成為暴富者。……如今，中國的社會結構依然是底層人民占83%以上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人民依然處於無權狀態，官吏的貪汙腐敗比60年前更上壹個臺階，社會總體失業率也不比60年前有多大改善，農村照樣存在8千萬左右的‘三無’農民（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只是奪去他們土地的並非地主而是政府。這些事實本身就否定了中共革命的正義性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並揭示了共產主義理想的欺騙性。中共犧牲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徹底打破了形成了數千年之久的自然秩序，其結果只是將原來居於社會邊緣的部份無產者（即中共“革命隊伍”的骨幹成員）送上了統治寶座，讓紅色權貴取代了原來的統治階級，真是“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與當年國民政府的專制相比，中共政府的極權體制更為苛酷。[4]

中共政權獲得前所未有的財富，也迅速催生了壹大批黨政軍貴族。據2007年的統計，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而在財富的積累中，股市、房地產、資源型企業和金融行業，尤以房地產對民眾的掠奪最為嚴重。同時，社會分配與福利向政府公務員嚴重傾斜。從03年至08年，政府財政收入從占GDP總量的五分之壹增至四分之壹，其中58％用於供養黨政人員約7000萬人。自2001年以來數次給公職人員加薪，每次增幅不低於15％。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主要覆蓋黨政人員，醫療費用的80％是為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在勞動報酬占GDP比重連降22年的情況下，從1978年到2005年，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使得貧富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底層民眾的實際收入增幅大大低於GDP的增長，還要自付教育、醫療等費用，壹多半的人沒有養老保險。學者稱中國社會是倒T字型結構，很有道理。據統計，2009年全國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已經超過1.5萬億元，比全部國有企業交的稅還多，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讓金已經占地方財政收入50%。這說明中共除了高稅收，還有巨大的壟斷資產收益，不是沒有錢改善民生，而是民眾沒有投票權來制約政府的橫征暴斂。中國是世界上稅賦最高的國家，中小企業各種公開的稅賦占收入的五六成，還有各種隱形稅賦，只好靠壓低工資來降低成本，這也是勞工貧困化的壹個因素。與中小企業艱難生存情況相反的是大型國企的暴利，2010年120家央企共實現凈利潤8522.7億元，比上年增長42.8%。其中三家石油巨頭凈利潤占三成，移動通訊和電力企業占二成以上。2011年前三季度業報披露，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普遍出現下滑，銀行卻旱澇保收，16家銀行共實現營業收入1.66萬億元，超過西部六省同期GDP總和。實現凈利潤近7000億元，同比增長三成以上，平均每天狂賺25億元，工行日賺6億，雄居行業霸主。以至於有些銀行利潤太高，都不好意思公布這種為富不仁的盈利水平了。壹些上市國企高管的公開薪金收入是全國平均工資的18倍，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和任意揮霍的財富，這些壟斷者的實際收入決不會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100倍。壟斷就是掠奪，保證國企暴利在於擠壓中小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中共集團的財富就是民眾的血淚。中國有反壟斷法，但專制政權本身就是壟斷的，為了維持政治經濟的絕對管制，任何反壟斷法律的實施都是權宜性和表演性的。



與多數人的貧窮相對立的是少數人奢侈，根據世界奢侈品協會的資料，2010年中國大陸奢侈品消費共達107億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費總額的27.5%。中國遊客在法國購買免稅商品總額達6.5億歐元，蟬聯法國“購物王”稱號。中國人到了香港和歐美等地，都以“掃貨”方式購物，其豪邁程度令全世界震驚。除了少數人暴富，國庫裏的錢也是越來越多了，全國財政收入從1950年的62億元增至2008年的6.13萬億元，60年間增加985倍，而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60年間僅增長18.5倍。中共在掠奪型經濟增長中暴富，8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城市有數千萬失業半失業的群體。黨政事業機關工作人員約7000萬人，卻消耗國家財政收入的58%左右（約為GDP總量的14%）。近年來財政收入約占GDP總量的1/4，全國工資收入只占GDP的12%左右，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約為9億，除去7000萬財政供養人口，8.3億人的收入總額還比不上這7000萬人的收入與福利。如果加上灰色收入，黨政官員消耗的國民財富更令人吃驚，公款吃喝、公款出國、公車消費壹年高達1萬億元以上。另據CCTV《新聞1+1》節目中透露，“三公消費”已高達壹年1.9萬億，占行政開支的60%。[5] 中共執政集團的“少數人通吃”表現在各個方面，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壹份《調查報告》稱：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療養院，每年開支約為500億元，大部分的醫療資源都被權貴們擠占了，那些無錢就醫的窮人只好瞪著眼睛死去。據《2005年世界衛生報告》，在各國衛生總費用中，歐洲發達國家政府負擔80-90％，美國政府負擔45.6％，泰國政府負擔56.3％。眾多窮國如印度、古巴、朝鮮、蘇丹、瓦努阿圖、緬甸、布隆迪，都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如2003年全國醫療費用總額約6600億元，政府只負擔了其中的17％，位列全世界倒數第四位。為支持醫療衛生體制改革，2010年中央財政支出1389億元，參加醫保人員財政補助每人每年120元，連看壹次門診都不夠。而美國聯邦政府的醫保支出為8820億美元，占總支出的23%。中國每年有50％的人看不起病，30％的人住不起院。中國人口占世界的22％，但政府的公共衛生投入僅占世界的2％。中國衛生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僅為2.7％，而印度為5.2％，美國為13.7％。財政收入在20年裏增長了30倍，年均增長率19.5%，遠遠高於GDP的增速，在“少數人通吃”的法則下，“紅色貴族”占盡先機，民眾享受到的實惠微不足道。比如中國有名義上的醫療保險，但其實都是假的，因為醫藥產業是暴利行業，中共從中獲取的利益遠超過其支出。如心臟起搏器或心臟支架等醫療器材，用到患者身上，都有10倍以上的暴利，堪比販毒的利潤。且很多項目是自費，不能報銷。心臟支架壹類的醫療用品、藥品要進入醫院，不僅要通過藥品集中招標采購確認中標價與供應商，其定價與收費還須經物價部門審批。但無論是地方發改委、衛生主管部門還是物價部門，以及相關的個人，都從這條黑色利益鏈條中獲取了暴利，價格自然不斷高漲。哈藥六廠是壹家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下屬企業，屬於國有企業，僅生產普通藥品，但它的辦公樓竟然參照凡爾賽宮的裝修風格，建造成壹座富麗堂皇的現代“皇宮”，可見其行業的暴利水平。[6] 再如所謂的城市居民社保也是假的，中央政府補貼55塊錢，如果個人每年繳100塊錢，等到退休的時候，55元加上個人賬戶，壹個月僅有七八十塊錢。農村的新農保也是這樣。靠這麽壹點可憐的社會保險只能是餓死，還是等於居民自己解決養老問題。這種社會保障純粹是騙人的東西，共產黨卻宣傳已經全覆蓋了。中國的養老制度是劫貧濟富，比如深圳90%的人口是農民工，10%是本地戶籍人口，農民工離開時只能取回個人賬戶那部分，社會統籌部分就留在深圳了。交了壹回養老保險的農民工還是等於沒有養老保障，所以深圳2005年就已經積累了90億的養老金。這些養老金保障了黨政官員，因為政府公務員是無須個人交納社保的，退休時卻能享受高額養老金。對於整個養老體系來說，有學者說社會保險其實就是壹個“龐氏騙局”，即下家交了錢給上家用，必須要找到更多的下家，整套系統才能維持延續，否則就會崩潰。現在的問題是，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60歲以上老人已占總人口的13.26%，為1.78億，是世界上唯壹壹個老齡人口過億的國家。老齡化趨勢使繳納養老保險的人數日益減少，領取養老保險的人數越來越多。壹旦下家的交款無法應付上家的支付，養老體系瓦解，就只能是推遲退休年齡或加大財政補貼。1997年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以來，個人賬戶中的資金被挪用去發放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個人賬戶壹直處於空賬運行狀態。2010年，各級財政補貼基本養老保險基金1954億元，僅占全國財政支出的2.2%，而發達國家的退休金壹般占GDP的10%，甚至更高。在經濟增速高時，社會養老勉強維持，壹旦經濟下滑，情況又會怎樣？

專制是暴利的保障，暴利用來保障紅色貴族的利益，保證特權階層的最大利益。中國人手裏沒有選票，便被劫貧濟富，養肥那些共黨官員。美國大選的平均開支不到30億美元，即使按30億算，中共19000億人民幣的“三公消費”大約相當於97.44次美國總統大選開支，且大選費用也不由政府支出。中國沒有人權，兩極分化必然呈現出利益向上層聚集、風險向下層積聚的趨勢，這是中共30余年經濟改革的走向。更多體現在官與民的比較中，商業富豪也多有權力背景，中共政府已然淪為純粹的“自利型”集團。它本身消耗著巨量的國民財富，又沒有民權來制約各級官員個人的巧取豪奪，中共遂成為大眾貧困的制造者。福利制度全面覆蓋黨政人員，在住房和醫療保障方面享受特權，政府財政收入也基本上為自己花掉了。而普通民眾是“負福利”或“零福利”，其“取之於民，用之於官”的自利型政策，制造出世界上最典型的“黨富民窮”樣本。由貧富分化問題導致的抗爭抗暴也呈現上升趨勢。所以官方統計局善於玩弄數字遊戲來展覽改革成果，力圖掩蓋社會矛盾，例如工資統計只計算吃皇糧的，覆蓋面還不到從業人員的15%，因為吃皇糧的工資2008年漲幅高達17.2%，幾乎是GDP增幅的2倍，這絕對真是“中國特色”。所以每年公布的全國平均工資，總是與現實相距太遠，百姓總是為自己的工資“被增長”而憤怒無比。中國2009年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9位，可最低工資卻排在第158位。在巧取豪奪的同時，官員又享受著的巨大的實惠，如北京房價為全國之最，中心區房價已升至每平米四五萬元，所謂“公務員”的購房價每平米僅有幾千元，僅為市場價格十分之壹或幾十分之壹。官員們通過高地價和高稅收從房地產市場榨取了暴利，將民眾逼入高房價的死胡同，將體制外的中產階級整體消滅掉，變為“中慘階級”，官員個人卻卻能逃避高房價和稅收，兩頭通吃。如官方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常年在4%以下，但實際失業率最少在20%以上，因為登不登記對個人沒有多少實際利益。馬路邊擺幾斤菜賣，被城管追得亂跑，也可以算作就業。至於農村的失業率，在中共眼裏農民連登記的資格也沒有。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了2011年人類發展報告及人類發展指數排名，在178個國家中，挪威、澳大利亞、荷蘭分列第1至第3位。香港排名13，屬於甚高的人類發展地區，次於排名12的日本，日本和香港也是亞洲排名最高的國家或地區。中國排名第101位，屬於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國家。世界經合組織公布的全球41個國家生活質量調查報告中，中國的 “生活滿意度”排名倒數第壹，丹麥、加拿大 和挪威位居前3名。美國居第12位，排在最後但在中國之前的國家有匈牙利、印度、愛沙尼亞、俄羅斯等。國外的統計不壹定精確，但至少比中共官方的統計數字要準確得多，民眾總是在“被增長”及“被幸福”中倍感痛苦。

普通人的收入未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增長，由於房價和石油價格的快速翻番，引起2010年基本生活消費品價格的輪番上漲，官方雖然將通貨膨脹率認定在5-6%的水平，而實際通貨膨脹率至有20%，為經濟改革以來的第三波惡性通貨膨脹，連壹些非主流農產品如茶葉、綠豆、大蒜、生姜、蘋果之類，都成為瘋狂上漲的投機品。前兩次的通貨膨脹是物資短缺所至，第三次則是巨量投機資本尋找出路引起的，是政府惡意推高地價和無限制的投機信貸所致。與前兩年相比，M1貨幣供給擴張了56%，M2則擴張了53%，遊資充斥，紛紛擁向房地產，將房價推至巔峰，又不斷尋找新的投機品種，帶動資源類和消費類商品大幅提價，刺激物價全面上漲。這是又壹次空前規模的搶劫，明顯帶有“劫貧濟富”的目的，政府通過惡性通脹搶劫了全民財富，黨政軍統治集團獲取巨大的利益，而絕大部分人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靠工資收入的中產階層被整體消滅，對城市和農村低收入人群及新就業大學生的影響最大。近幾年，無論是就業規模、收入水平，還是中產家庭資產，都面臨嚴重萎縮狀態。由於權貴集團的巧取豪奪以及政府二次分配（社會福利）嚴重傾向於體制內，社會財富分配差距出現不斷擴大趨勢，貧困問題日益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與之相反的是，壟斷行業和房地產投機催生壹大批富翁和“富二代”，中產階級日益貧困化，社會加速兩極化，“貧二代”數量增加，社會地位呈現明顯的世襲化傾向。90年代末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長期以來形成的就業、收入、住房、交通、教育、退休等壹整套社會保障體系逐步瓦解，新的社會保障體系沒有建立起來，導致城市低收入與貧困人口快速增加。這壹時期不僅因國有企業重組改制直接引發了下崗與失業問題，政府救濟不力又進壹步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伴隨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的失業率最少在20%以上，而不是官方布的4%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據臺灣東吳大學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的真實城鎮失業率=公開失業率+隱藏性失業率+下崗工人失業率+農村流入失業率= 17.38％，按人口2/3就業算，失業數為1.62億，有專家指出這還是保守數字。溫家寶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上對外國人承認，中國有2億人失業。在經濟增速不減的情況下出現嚴重的就業問題，是緣於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惡化，在2009年掀起的“國進民退”大氣候下，大型國企越來越肥，中小企業不斷衰退。工信部官員透露，目前中國中小企業約4000萬家，平均壽命僅2.9歲。而1993年前民營企業平均壽命為4年，2000年提高到7.02年。中小企業壽命縮短的同時，國有企業壟斷性不斷增強，壓縮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政府在信貸、稅收和準入方面向國有企業傾斜，但國有企業的壯大卻起到壓制就業的作用。在市場條件下，中共顯然采取了反市場經濟的國有化政策，其目的是將資源和財富最大程度地控制在執政集團手中，就業問題從來不是優先考慮的。經濟發展也導致了城市貧困現象日趨復雜化，特別是城鎮中的流動貧困人口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這部分人中又以流動性大的農民工為主，目前約有1.2億農民工在城市工作。流動人口因其文化素質較低，無固定職業等因素，其貧困發生率高於城市居民。由於流動人口女子的義務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關系在戶籍所在地，農民工家屬子女在遷入地基本得不這些保障，所以大部分農民工是單身和短期流動，很難在遷入地定居下來，不得不忍受家庭分居、影響子女教育、老人得不到照顧等諸多痛苦。農民工的法定身份決定了他們不能夠進入到城市的正式就業體系中來，所從事的往往是非正規部門的工作。非正規就業工人享受不到壹般正規就業者享有的社會福利，就連基本的勞動標準也難以達到，比如工時、帶薪假、最低工資、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等。



自利政府



中共政權更象是壹個超級大公司，它的盈利模式就是超級壟斷，用權力來壟斷經濟和民生命脈，其盈利能力便無所匹敵。這種“市場經濟”是嵌入在政治威權結構之中的偽市場體制，它既可以由國有企業壟斷資源和市場獲得超常回報，也同時借公共權力直接獲取利益，並生成尋租能力。計劃經濟可以讓共產政權掌握權力財富，但不能提高效率，將資源壟斷結合壹般商品的市場化，紅色灰色黑色收入便大幅增加。2009年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品牌企業有88個，大多數為國家投入巨資的國企，其巨額利潤的八成來自壟斷性經營，而並非效率有多高。如中石油和中石化，生產效率僅有美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二十三分之壹，但其利潤在中國卻是首屈壹指的。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的國有投資失誤率為30%，因壟斷國企大多由“太子黨”把持，無人能追究其責任。所以在這個偽市場體制下，國企對GDP增長的貢獻不足30%，就業率占全國從業人員的8%，但職工總收入卻占全國職工總收入的65%。那些國企高管更是拿著上千萬元的高薪，其黑色收入更難以統計。例如中石化前老總陳同海受賄近兩億，每月交際費竟高達200萬。官方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壹份研究報告稱，2010年中國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25%，相比之下，世界平均值為58%；中國最低工資是平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值則為50%。另壹方面，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值為2倍；中國國企高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倍，世界平均值為5倍；中國行業工資差高達 3000%，世界平均值為70%。中國正在走壹條與市場經濟國家相反的增長道路，簡言之，就是以消滅通常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來催生暴富階層的少數人受益型模式。主要標誌是白領被消滅了，紅領壯大了，紅色政權的經濟增長使“公務員”的新階級成為壹個特殊的“紅領”群體。這是壹個極為龐大的群體，不但包括黨政軍官員，還包括依附於這些紅領的寄生群體，比如秘書、司機、保鏢及小蜜壹類，甚至包括民主黨派。黨政軍官員原本就是社會的寄生群體，但依附於寄生集團的寄生群體同樣龐大，也有數千萬之多。按照2006年1月1日實施的《公務員法》界定，“公務員”大部分是通常所說的“黨政幹部”，包括了黨、政、群三大系統，其中“黨務員”占了很大部分，這部分人的工作是黨務，沒有公務可言。壹個正常國家裏，政黨是不由納稅人養活的，包括執政黨。而中國的“財政供養人員”，包括了黨政機關幹部、事業單位幹部、兩者的工勤人員和退休人員、農村部份領補助的村組幹部，目前規模約為5000萬人，加上掛靠在各級部門裏的編制外人員，至少有7000萬之巨。即使按照8萬億財政收入的44%平均分配在這5000萬的“財政供養人員”上，平均年供養金是70400元人民幣。據統計，2010年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人民幣，同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3587元。“財政供養金”是城鎮人均收入的6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0倍！這還是共開的部分，如果再加上各種名目的行政收費和亂收費亂罰款，以及收受的賄賂利益，“黨務員”和“公務員”的供養水平，更是城鄉居民的數十倍之多。為了養肥龐大的官僚集團，財政收入屢屢超出預算。全國人大財經委測算，2000年到2005年，超收收入規模為10006億元，2006年超收達到3920億元，到2007年上升到7239億。即便在全球經濟低迷的2008和2009年，每年仍有2000多億的超收。伴隨經濟好轉，超收進入瘋狂階段，2010年超收刷新紀錄，達9172億元。2011全國預算收入是89720億，前三季度財政收入已完成81663.3億元，全年將達到103700億元，超收1.4萬億元。從2000年到2011年，全國財政超收收入近5萬億元。還有迅猛增加的賣地收入，2009年僅土地出讓金壹項，各級政府空手套得1.8萬億元，據財政部統計，2010年地方土地出讓收入高達30108.93億元，與上年度相比，增長了70%以上。1989年為4.47億元，21年間土地成交價款猛增6732倍。同期地方財政收入從1842.38億元上升為40613.04億元增長了21倍多。1989年土地收入占地方財政的比例為0.24%，到了2010年，比例竟高達74.14%。相比1989年，賣地收入相當於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增長了308倍。2010年北京土地出讓金總和為1639億元，上壹年的北京土地進賬是928億元。不少城市土地收入超千億元。其中僅有463億元用於廉租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不足1.6%。政府從房價中拿到的稅費等收入，已占房價的70%，政府是推高房價的第壹號殺手，簡直是公然的搶劫。所以，GDP越大，政府越發財，人們被剝奪的感覺越強，對前途越沒有信心，越發感覺到這是制度問題。

中國人的平均收入不及美國的十分之壹，但各種消費品的價格卻遠遠超過美國，低工資享受著高物價，更不要說房價，即使是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壹般商品也比國內便宜壹半以上。就是因為物價中的很大壹部分被共產黨以種種稅費形式拿走了。美國財經雙周刊《福布斯》發布報告稱，在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香港是僅次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全球第二個稅負最輕的地方；中國大陸則是全球稅負第二重的地方，居於法國之後，也是亞洲稅負最重的地區。《人民日報》刊文稱，《福布斯》的“稅負痛苦指數”科學性較差，並不能反映真實情況。理由是，這壹計算方法存在多種缺陷，包括名義稅率不等於實際稅率、最高邊際稅率適用範圍很小等。發達國家名義稅率高，實際稅率低，因為公民納稅後享受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險水平很高，相當於交的稅得到了返還。中國正好相反，老百姓納稅之後，政府提供的福利很少，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所以，名義稅負不低，實際稅負更高。中國還未成為高收入國家，宏觀稅收負擔已超過高收入國家。據報道，目前中國實際稅負已經高達32.55%，與世界上發展中國家18-25% 的稅負相比，已經是太高了。其實，福布斯並未讀懂中國，都是些表面的依據，中國人的實際稅負中有很大壹部分是額外收取的暗稅。官方媒體公布的中國預算內外的收費罰款收入共計約21962億元，超過稅收的三分之壹。2009年進入預算內的收費罰款收入為8962.2億元，預算外的大約為7900億元，無統計的預算外收費罰款收入估計在5100億元左右。除了政府允許的收費罰款，另有不公開的收費罰款和亂攤派，很多是進入各行政機關的小金庫或個人腰包。比如到行政機關辦事，要交規定費用，還要給付辦事人員個人好處，否則就辦不成事，這是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人人盡知其不可抗拒性。例如汽車年審，除非政府機關的公車，個人如果不找與公安車管所有利益關系的代辦點幫忙搞定，按正常程序和收費，就永遠過不了檢測線，壹趟又壹趟瞎跑，額外的收費肯定是正常收費的數倍之多。企業或個人用於向政府官員請客送禮的錢也都是暗稅，甚至壹些慈善捐款也要從工資中扣除的，與亂收費亂罰款壹樣是強制性的。民營企業的稅與費是分開的，稅包括增值稅、營業稅、所得稅等；費包括教育費附加、水資源費、社會保險費等，據估算，通常交1元稅，就要交0.5-0.7元的費。還有政府部門的有償服務、強行推銷的產品、創收目的的罰款、吃拿卡要等等，各種稅費加在壹起，約占企業利潤的50-70%。普遍感覺到“稅好算，費難纏。”再如高速公路的高收費也是壹種暗稅，政府得大頭，是政府的印鈔機。妳可以走普通公路，但交警就是車匪路霸，隨意扣證扣車，勒索錢財。如山西警察連話都懶得說，查車罰款時伸出壹個指頭，就表示要壹百元，連白條都不用打，司機人人都懂警察的手勢，伸幾個指頭就自動掏幾百元。政府縱容警察充當惡勢力，是因為罰款的大頭歸政府，政府對有罰款權的執法部門下達任務，這些機關的財政撥付是與罰款數額掛鉤的。所以警察的第壹任務不是維護交通，而是千方百計弄錢，只有交通秩序混亂才有罰款的空間。中國的特色是：妳可以漠視法律，但壹定要尊重潛規則，潛規則背後是官府強制力下的官員尋租行為，漠視潛規則肯定會吃虧。又如公立中小學校的高額贊助費及公立醫院的巨額醫療費和手術紅包，對公眾來說，也是壹種暗稅形式，都隱藏著官府的敲詐。因為多建學校是政府法定責任，醫療費和醫生收入也理應由政府支付才對，政府省了錢，等於公眾多交了稅。國外稅收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中國的稅收與非稅收入平分秋色。無論叫做稅還是叫做費或者別的什麽，從廣義來講，它也是稅負。將這些負擔計算進去，中國人的宏觀稅負高達40-50%。郎鹹平教授講，中國企業交的直接稅加上間接稅占到了稅前利潤的70%，政府2011年向個人抽的稅高達平均所得的51.6%，是世界歷史和中國數千年以來最重的稅率。政府征稅原則是讓民眾的稅後收入盡量維持在溫飽水平，收多了民眾沒飯吃會造反，收少了政府不甘心，讓人餓不死也富不了最好。外國的理念的是“無投票權不納稅”，中國的收稅從未經公民授權，是非法征收，納稅人無權過問稅收用途，政府不受民權制約，這本身就是納稅人的痛苦根源。法國實行全民高福利，中國則是低福利甚至無福利，真正能享受到福利的是黨政官員和公務員。發達國家中有高稅國家，比如瑞典，稅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稅國家，比如美國，稅收占GDP的27%。但無論是高稅還是低稅，他們稅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會保障、教育、醫療保健和公共服務。這些功能壹般占稅收總額的70%-80%。中國正相反，這些支出比例只占稅收總額的25%，大量稅收被政府自身消耗了。瑞典的福利覆蓋全民，種類繁多，有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與壹般工人相比，納稅後為2:1。首相住在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無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美國副總統來中國訪問，上街吃雜醬面，喝可樂，數人壹餐僅花費幾十元人民幣。美國駐中國大使上任時無隨從，自肩行李，坐經濟艙，都是很正常的事。中國黨政官員少的壹年花數萬公款，多的壹年上千萬元，政治局常委壹級就更多了。國庫就是黨庫，就是私庫，早已常態化了。政府財政總收入中的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共開支的比例，美國人為42％，英國為49％，加拿大最好達52％，中國僅占8％。日韓、歐洲、北美政府的行政運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中國是46％，是民主國家的幾十倍。民主國家是福利型社會，中國是吸血型社會，政府手中的錢太多了，就大搞面子工程。花幾十億元搞壹個大墳包式的國家大劇院，花幾千億元剛舉辦完史上最昂貴的奧運會，又花幾千億元舉辦史上最昂貴的世博會（無償為非洲國家、甚至為美國支付場館建設費），各地縣鄉政府爭相建幾千萬上億元的豪華辦公大樓，修十幾萬或幾十萬平米的大廣場。甚至鄉鎮政府或村委會也大建辦公大樓及寬闊廣場，全世界的豪華辦公大樓加在壹起，也絕對比不上中國的多。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是壹僅年財政收僅有3000萬元的貧困縣，卻計劃斥資60多億元建造新城，結果新城建不成，留下壹堆爛尾工程。這些名義上是公共工程，實際上與民生毫無關聯，即使成為銀行爛帳，最終買單的還是納稅人。因為中央註資沖銷銀行爛帳，上市圈錢，超發貨幣，增加通脹，榨取股民，民眾的財富大幅縮水。每年臨近財政年度之末，各級政府部門便突擊花錢，用各種名目把剩余的錢趕快花掉。除了政府機關的自肥，有用沒用的“公共項目”紛紛鋪開攤子，反復開挖馬路，官員們也能從工程項目中收受賄賂，提升GDP。財政收入年年劇增，年末突擊花錢也水漲船高，各級政府在2007年花掉1.2萬億元，2008年花掉1.5萬億元，2009年花掉2萬億元，2011年剩下的兩個月有超過3.5萬需要突擊花掉。不是平時很節約，非要集中在年末，而是根本花不掉這些錢，寧願把錢浪費掉，也絕不給納稅人退些稅，分點紅。



。比如，在外匯儲備上是“藏匯於國”，官方外匯儲備高達3.2萬億美元，居世界第壹，企業和居民的外匯存款僅2500億美元，與市場經濟國家“藏匯於民”形成強烈反差。2010年，日本、德國、英國、美國的民間外匯資產分別高達4.99萬億、6.91萬億、12.78萬億和15.4萬億美元。這些國家官方外匯儲備遠低於中國，儲藏在民間的外匯資產遠遠超過中國，中國經濟改革的壹切政策都是富國政策。中央政府不顧壹切圈錢，各級政府都壹樣。經過分稅制改革，中央財政收入與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出現逆轉，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上升到2002年的55％。與此同時，出現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財權上收，事權下放”的趨勢。上級政府把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福利的責任甩給基層政府，基層政府負擔不了就把包袱甩給民眾，搞什麽“買斷工齡”、“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等等。公共產品的供給萎縮，個人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費意願不足，每壹個人都要為未來不停地儲蓄，從牙縫中省出錢來，對前景缺乏信心和安全感。各級政府官員卻能從財權上收和事權下放中撈取大量好處，黨富官富而民窮，是導致民眾滿意度下降的壹個重要因素。2011年的壹項《中國30個省會城市生活質量調查報告》顯示，30個省會城市（拉薩除外）沒有壹個城市的居民對生活質量感到滿意。排名最高的海口得分僅僅為55.08。根據設計，城市居民對於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得分要在75分以上。該結論是對全國7萬戶居民家庭調查後得出的，調查涉及生活成本、環境、便捷以及節奏等內容。民眾從過去支持改革開放到如今普遍充滿怨言，甚至暴力對抗政府，就是對官富民窮現象日益加劇的強烈不滿所致。造成普遍貧困化的另壹個因素是通貨膨脹不斷加快，當今普通人的收入不過是美國人的幾十分之壹，貧窮者連百分之壹也不到，而衣食住行類基本消費品價格卻全面趕超美國，食品、汽油及房價等，比美國還要貴出許多。由於中國商品大量低價傾銷美國，美國人工資收入高，形成低物價高工資的格局。中國用代工商品換取美元，美元流入過多，人民幣發行過量，長期處於高通貨膨脹率，加上低工資政策，中國是高物價低工資。這就是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30年中，中國人生活水平沒有跟上，相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人民卻享受到了中國經濟改革帶來的實惠，這是世界經濟史上最奇怪的事情。民眾享受不到應有社會福利，但民眾的繳費額卻高得驚人，五項社會保險法定繳費之和相當於工資水準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50%，這個比例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壹，約為“金磚四國”其他三國平均水準的2倍，是北歐五國的3倍，是G7國家的2.8倍，是東亞鄰國和鄰近地區(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的4.6倍。這又是壹種變相的征稅，變相的掠奪，增加了民眾的痛苦感。自利型政府的改革邏輯就是自肥，甚至附著於政府的所謂“福利”型的事業單位也是自利自肥的。經濟學者謝國忠說：

人人都知道，中國的儲蓄率高達GDP的50%左右。這是壹個簡單的公式，即經常性賬戶盈余＝儲蓄―投資。如果經常性賬戶有問題，要麽是儲蓄太高，要麽是投資太少。中國的投資超過GDP的40%，隨便哪個分析人士也能看出，中國的投資比例太高。那麽，是中國人民太節儉了嗎？中國的家庭收入不到GDP的40%，他們怎麽能攢這麽多錢？老百姓總是被擠壓、被沖擊、被踢打問題在於中國的政治型經濟。政府部門通過稅、費、壟斷性行業及高土地價格，積累了大量財富。房地產銷售占到GDP的14%。如果價格正常化，比如下降壹半，家庭部門將多支配超過GDP7%的財富，家庭儲蓄率大約是33%，這將刺激出5%的國內需求，經常性賬戶盈余很快就被消化了。中國的教育和健康系統對於大眾來說是恐怖的，它在壓榨家庭部門方面極具創造力。教師們在過節時需要收禮物，有如此多的節日要過！醫院關註的是能從病人身上擠出多少錢，並據此提供相應的服務。中國的老百姓每天都在被擠壓、被沖擊、被踢打。對於民眾來說，說他們有太多的錢以致於表現為經常賬戶盈余，簡直是壹個笑話。中國的經常性賬戶盈余主要來源於政治型經濟。灰色收入龐大，可能占到GDP的10%。這些錢通常會逃離中國，但由於美元疲弱及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膨脹，這些錢留在了中國，並且擁入房地產市場。除非通過反腐削減中國的灰色收入，經常性賬戶盈余不會消失。[8]



三農問題



更嚴重的問題在中國鄉村，鄉村問題自近代以來便日趨嚴重，人口膨脹日益凸顯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時國家權力下沈，鄉村自治崩解，自然經濟解體，農村承擔戰爭資源和現代工業的原始積累，地方政府對農民的壓榨，導致農民問題成為影響中國未來的根本問題或革命因素。毛澤東的土地革命打碎了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運動，中共建政之初，土地平均化使農民問題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農業產出率仍然很低。1953年起，中共為保障城市糧食供應，開始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制度，即在農村強制征購，在城市實行定量供應，購銷價格由國家統壹制定。從此形成壹項固定政策，也成為中共推行集體化和人民公社的直接動力，不必再壹家壹戶地征購余糧，迅速從農村索取現代化建設資源。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形成城鄉分離的二元治理模式，剝奪了農村人口自由遷徒的權利，並將農轉非置於政府的嚴密控制之下，切斷鄉村與城市間的自然流動。這壹系列的政策使政府與農民、城市與農村處於對立狀態，農民失去了幾千年來的自由民地位。為控制城市食品需求，便於把食物分配給城市居民，1954年開始使用糧票，1955年8月，政府建立了更為嚴格的糧食分配制度，按照年齡、職業以及其它人口學特征設置了糧食定量標準，定量供應的範圍擴展到了其它農產品，包括大豆、粗雜糧、棉布、食用油和豬肉。在中國，食物獲取權與居民的法律地位相關，要區分城市居民戶還是農村居民戶，城市居民戶享有由國家保證的定量糧食，農村在完成上繳任務後所剩余的糧食才歸自己支配。以城市糧食配給為例，1956年每月給特重體力勞動者是22.5－27.5公斤，全國平均數25公斤；對重體力勞動者是17.5－22公斤，全國平均數為20公斤；對輕體力勞動者是13－17公斤，全國平均數為16公斤；對腦力勞動者是12－14.5公斤，全國平均數為14公斤；對大學和高中學生是13～16.5公斤，全國平均為16公斤。農民無權享受糧食定量標準，由於取消了農產品的商品化流通，沒有了糧食市場，僅允許在鄉村集市的小範圍內搞些雜糧或土產的少量調劑，農民只能將糧食賣給國家。農民沒有糧票，不能從城市或居住地之外獲得食物，這就從生存權上封堵了農民遷徒的可能。在食物嚴重缺乏時，農民只能守在家裏等待死亡。人民公社時，情況更為嚴重，農民失去土地，失去對農產品的支配權，在在完成國家征購定額後，往往所剩無幾，所以餓死人最多的年代是人民公社時期。直到改革開放初期，在養育共產黨的陜甘寧邊區，所謂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除了幾間破爛的倉房、幾頭牲口、二三十只羊之外，幾乎壹無所有。社員長年處於缺吃少穿的狀況，炕上只有壹兩條破爛不堪的被褥，身上破衣爛衫，乞丐壹般。特別困難的農戶，不但沒有被褥，而且炕席也沒有，不少生產大隊窮得男人娶不起媳婦，大量絕後。農村比建國以前更加貧困，直到1985年，有報道說胡耀邦去四川涪陵地區考察，發現那裏壹些農民全家沒有壹條像樣的褲子能夠穿出門，大姑娘白天都只能躲在屋裏不出來。

隨著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人民公社制度不能適應農田承包制和農村經濟發展，統購統銷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1985年1月1日，中央在《關於進壹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中規定，用合同定購制度代替統購統派制度，實行大部分農產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糧棉油等重要農產品繼續由國家定價，實行合同定購。另壹部分農產品如茶葉、生豬等實行國家指導價。以這壹文件的發布為標誌，農產品購銷體制進入了“雙軌制”時期。但雙軌制運行中，絕大多數年份的市場價高於定購價和議購價，這部分差價形成了暗稅，由政府拿走了。以1995年為例，該年政府征收糧食4620萬噸，購買議價糧4630萬噸。征購糧價平均為市場自由價格的60％，議購糧價為市場自由價格的90％，這些差價等於向糧食生產者征收了407億元的暗稅，而農業稅照收不誤，農民增產不增收。到了2004年6月，國務院頒發《關於進壹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國發[2004]17號），最終確認了糧食市場化改革，終於明確提出要在全國範圍放開糧食收購和價格，建立統壹、開放、競爭、有序的糧食市場體系，並要求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加快推進國有糧食購銷企業改革。但農業生產資料的持續上漲，農民已經不能靠糧食和有限的農產品來增收了，因為人更多地更少了。農民的貧困還是壹個大問題，只能靠外出打工來改善生活。2009年官方公布的農民人均純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達到5153元。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其中工資性收入2431元，家庭經營純收入2833元。農民的農業收入比例下降，農業之外的其他收入在上升，滿打滿算也不過月均500元，這點錢在高物價時代，最多維持溫飽。

土地公有加上戶籍管制，產生了壹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制度。地方政府和鄉村黨組織有屬地管轄權、司法和執法權，有對土地的控制權憑借黨政權力，可以壟斷區域管轄的壹切資源，就象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大邱莊的例子表明了這種封建制度的特征，禹作敏是村長、黨委書記和這個村全部鄉鎮企業的董事長，控制著地方民兵力量，有實際上的司法權，在其“領地”內擁有無上權力。地方政府官員用鄉鎮企業作為掠奪的壹個工具，他們迫使村民捐資或拿出集體收益成立鄉鎮企業，讓村民承擔全部投資風險，來自風險投資的收入被官員所掠奪。在中國式封建制度下，人們分屬於不同權利層次的等級集團，決定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地方黨組織官員是壹等人，他們有超級特權；二等人是有當地戶口的居民，他們能找到較好的工作，享受壹定的福利待遇：三等人是外來流動人口，他們幹最臟最累的活，不能得到福利津貼。這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因為壹個人的現實地位是由其政治地位和戶籍狀況所決定，而不是平等的競爭。這種新型封建制度不僅歪曲了國民之間的法律關系，影響企業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資源配置，也阻礙了城市化。市場化以來，中國也進入了快速城市化的階段，但這種城市化有虛高的成份，很大程度上是壹種偽城市化。每年春節前後的春運，火車汽車站人潮洶湧，是全球獨有的現象，都為趕回家過年，如同候鳥壹樣的定期大遷徒，其擁擠程度嘆為觀止。農民工進了城，卻是城市的編外人員，必須定期回鄉解決親屬團聚問題，工作的城市也極不固定，總是遷來遷去。這不僅是戶口限制，還有城市的房價過高，根本不可能在城市定居下來。而城市也不需要他們定居，剝削青年勞動力遠比提供城市定居保障更為借低成本。工業化不能與城市化壹同發展，中國的城鄉矛盾和收入差距越來越突出，差距比為3.23:1，成為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壹。中國本質上還是個農民的國家，完成城市化進程還是個遙遠的夢想。近年來，各地開始探索戶口制度改革，有些省市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性質劃分，統壹登記為居民戶口。這種改革無實際意義，因為不能建立戶籍自由遷徒制度，農民還是農民，市民仍是市民，農民工春節還要返鄉。即使將進城農民全改為城市戶口，也未必受農民歡迎，因為土地才是農民的養老保障，農民以失去土地為代價進入城市，並不能得到多少實惠，經濟不景氣時，城市也不定有飯吃。城市的高房價也阻止了農民轉化為市民，尤其對不願種地和不會種地的第二代農民工，其市民化希望基本破滅了。他們的城市化夢想，不過是領取壹張城市居住證，不再被公安人員隨意驅趕而已。

中國是世界上農產品生產第壹大國，1999年中國谷物產量占世界總量的22％，花生占38.2％，肉類占26.3％，煙草占34.9％，水產品占29.5％，但是農產品出口額（2000年為122億美元）僅占國內農業附加值的7％，占全國出口額的5％，占世界農產品出口額（5580億美元）的2％。中國農業勞動力是美國的100倍，而美國農產品出口額（約520-600億美元）是中國農產品出口額的4-5倍，中美兩國不僅農業勞動生產率相差極大，而且在國際農產品市場人均農產品出口額差距極為懸殊，約為400-500倍之間。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福格爾，於1997年6月在北京大學做“美中經濟發展的比較”演講時說過：“以農村和城鎮人口的比例比較，中國還處在美國1890年的水平；以實際全民人均收入而言，中國正處在美國1897年左右的水平；若以農業勞動所占的份額而言，目前中國正處於美國1880年的水準。但如果就教育而言，中國受中等教育比例已達到美國1970年的水平。換言之，中國經濟各部門的發展並非處於同壹水平，某些領域發展得很快，但有些方面則相對處於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若以糧食占有和農民收入而言，中國農村比美國農村落後的情況就不是100年，比美國獨立前的水平還要低。過多的農民擠在過少的土地上，壹家壹戶的小農經濟模式，盡管也在發展，其增長空間已極為有限，僅能維持低水平的溫飽（現中國人均占有糧食不足400公斤，相當於世界糧食危機線人均占有量370公斤水平），這就是為什麽西部貧困地區的農民幾十年來生活無多少變化的原因。所以中國長期是糧食進口國。在工業不發達的中部，農業的潛力也極為有限。小崗村最早解決了饑餓問題，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壹面旗幟，到現在還是處在溫飽水平，產業的落後使農民靠農業致富的希望渺茫，除了外出打工，已經不可能在有限的耕地上增加多少財富。中國的耕地只占世界總耕地面積的7％，農業人口卻占世界農業人口總數的1/3，即平均每畝耕地所分攤的農業人口是世界平均數的5倍。中國農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降至15％左右，而農業勞動力仍占全國從業人員總量的40％以上。目前農村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很多地方已經是壹方土地難以養活壹方人。農業勞動力嚴重過剩，是導致農業生產低效益的重要原因，多數農民除農忙外，其余時間則無事可幹。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必然成為農民的出路。如何幫助農民本應是中國政府份內之事，但從剝奪農民到取消農業稅經過了半個世紀，完成了靠貧弱的農業來積累巨額建設資金的初級階段，農民的生活壹直處於極度貧困之中，只在近些年才稍有好轉。據官方統計，2000－2004年間，中國絕對貧困的人口規模在逐年縮減，2000年為3209萬人（1986年制定的貧困標準為625元以下）；2002年為2820萬人（貧困標準為627元）；2004年為2610萬人（貧困標準為668元）。中國的貧困標準是指年純收入，人為降低了生存最低需求，遠低於每天壹美元的國際標準，如果按國際標準統計，中國貧困農民的數最少在10倍之上。二三十年來物價上漲了十多倍，貧困標準只上調了幾十元。西方如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是通過廣泛的收入再分配計劃和社會保障有效地減少了絕對貧困。中國農村的社會保障覆蓋率極低，農村社會救濟的對象壹般分為三類：第壹類是“五保戶”，指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贍養人或撫養人的老年人、殘疾人、未成年人（通常被稱為三無對象）；第二類是特困戶，包括因大病、重殘等喪失勞動能力，造成生活常年困難的對象；第三類是其他救濟對象，包括因各種特殊原因需要救濟的困難人員。截至2002年底，全國農村社會救濟對象共計2288.6萬人，這些人口壹般均屬於農村中的極端貧困人口。2003年農村有近3000萬人口沒有解決溫飽問題，6000萬人口徘徊在溫飽線上。這6000萬人口生活和生產狀況相當脆弱，災害之年他們又會重新返回貧困狀態。全國現有592個國家級貧困縣，其中70％處於生態脆弱區，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給農業經濟的發展造成極大的危害，也是這些地區貧困的重要根源。



農民從經濟改革中受益不多，在工業化的進程中被邊緣化，貧富差距主要體現在城鄉和貧富群體之間，在壹些富人購買私人飛機和豪華遊艇的同時，壹些人卻不得不以出售兒女為生計——“生孩子比養豬賺錢”。中國社會科學院2009年年底發表《中國社會發展年度報告》稱，中國貧富差距快速拉大，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496的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的程度，早已超過0.4的危險高壓警戒。基尼系數（Gini Coeffient）是世界公認的貧富指標，數值介於0至1之間，數值越大表示貧富差距越大，世界銀行將0.4定為基尼系數的警戒線。壹旦基尼系數超過0.5，表明社會處於可能隨時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玻利維亞就是壹個例子，因“天然氣管道問題”而發生社會沖突造成數十人死亡，桑切斯總統被迫下臺。事件的導火索是當地土著農民反對興建壹條經智利到北美的天然氣出口管道。玻國是世界上主要的古柯種植區之壹，印第安人世世代代以種植古柯為生，政府下令禁止古柯種植，切斷了土著居民賴以謀生的資源，卻沒有提供資金技術去幫助他們開發其它種植業，雙方矛盾由此產生。天然氣的開采和出口可以為玻國提供大量的財富，土著居民卻無法從經過自己土地的天然氣管道建設中受益，相反，他們還面臨著進壹步貧困化和邊緣化的危險。這種收入分配不公和政策上的失誤促成土著居民聯合起來反對政府。這是社會問題沖擊經濟發展和引發政治危機的典型例子，與中國農村反抗征收土地的抗暴現象十分相似。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和體制內依附人員日益膨脹，農村管理體制高成本運行，縣鄉政權向黑化和豪紳化發展，更為直接地與民爭利，成為農民負擔加重的重要原因。以“三農”問題、鄉村治理危機為主的中國鄉村問題日益嚴重，必須以新壹輪的鄉村改革來緩解矛盾。從鄉村改革的過程來看，第壹階段是土地革命和人民公社化，第二階段是聯產承包責任制，第三階段是解決市場經濟時期的三農問題。當今的鄉村改革已經進入壹個更為復雜的階段，各方動力作用的發揮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約，起主要作用的是體制弊端。

農村稅費改革前，農民的負擔由四部分組成：壹是國家稅收；二是向集體組織交納的各種統籌提留以及土地承包費等，包括村提留的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農村教育附加費、計劃生育費、優撫費、民兵訓練費、鄉村道路建設費等等；三是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教育集資、鄉村範圍內的生產和公益事業集資以及各種攤派、罰款和收費；四是按國家法規規定，農村勞動力每年應承擔的義務工和積累工。稅費改革以來，減少和取消了農業稅，取消了屠宰稅及各種統籌、提留和逐步取消勞動積累工、義務工；通過上級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填補基層財政缺口；由村民大會采取“壹事壹議”辦法，解決村內集體生產和公益事業所需要的資金。取締以“人頭”為稅費負擔對象的各種制度，以規範政府行為，堵住基層政府向農民亂集資、亂攤派、亂收費的“口子”，減輕農民負擔。但農村稅費改革造成鄉鎮財政減收，自身運轉困難，不可能更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建立以政府為提供主體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國家與省級財政拿了大頭，越往下越窮，有人形容道：國家財政喜氣洋洋、省裏財政蒸蒸日上、市級財政基本持平、縣區財政拆東墻補西墻、鄉鎮財政哭爹喊娘。由於鄉鎮拿不出錢來改善公共服務，加上稅費的減除，鄉鎮黨政對於村壹級組織和農民的支配力明顯地下降了。所以，涉及農業生產和農民生存環境方面的公共產品提供，基本上是以農民自給自足為主，農民並未從實質上擺脫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責任。與城市由國家及地方政府承擔共公產品的國民待遇相比，仍然未擺脫歧視性的境地。中央和省市轉移支付力度的加大，也使這壹部分專項資金流經鄉鎮之手時，其中很大壹部分被截留，鄉鎮政府的負面作用就更加突出了。2011年中央財政安排用於三農的支出9884.5億元，平均到每個農民身上也不過千余元，與改善農村貧困幫助有限。但這是對農業的補貼，不是對農民的直接補助，能到農民手裏的不多。其中：壹是支持農業生產支出3938.7億元，主要包括強化以水利為重點的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資1575.4億元，農業綜合開發資金230億元，農業扶貧開發資金306億元，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資金136.6億元，農業保險保費補貼94.06億元等；二是安排農業“四補貼”1406億元，具體為糧食直補151億元、農資綜合補貼860億元、良種補貼220億元、農機購置補貼175億元；三是促進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支出3963.6億元，其中，村級公益事業建設壹事壹議財政獎補資金160億元。中共每年以“壹號文件”文件的形式表現對三農問題的關註，但實際上能解決的部分極為有限，就在於農民不能同步享受經濟改革的成果。

中國農民沒有自己的組織，沒有農會作為利益代言人。村民自治也常常成為村委會幹部自治，村民自治不僅難以維護農民的利益，而且其自身的成長空間也愈來愈小。地方黨政不便公開幹預村委會選舉，而利用行政權力控制村的領導人和村的公共治理。如對村幹部實行“誡免制”，對村級財務實行“村財鄉管”，代替村委會出讓農民土地等等。人財物均由縣鄉政府控制，再加上農民沒有土地產權，所謂村民自治徒具形式而無實質內容，起初不過是供國際社會觀賞，來表明中共的民主化意向，現在的村民自治已經名存實亡。中共是很害怕農民享有政治權利的，農村的民主化會對城市政權造成威脅，必須讓村民選舉流於形式。再者，村委會不具有對上的獨立談判權，受鄉村黨組織嚴密監控，不可能領導集體抗爭來改變不利於農民的制度與法律，共產黨決不會讓農民組織起來以爭取權益。城市可以組織工會，歸共產黨領導，因為工人沒有產權，產權在共產黨手中，工會的作用便十分有限。但農村不允許組織農會，因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組織起來的農民勢必形成與鄉村黨政抗衡的集體力量。在共產黨掌權之前，它可把農會捧到天上去了——“壹切權力歸農會”便是其響亮的口號，只要翻翻共產黨的歷史，便可以發現共產黨是如何靠搞農會運動起家的。1925年1月，中共四大號召抓住可能的機會，在盡可能多的地方發動佃農、半自耕農和雇農，共同組織農民協會，用農民協會這種形式去反對封建地主階級。這壹年的《中國共產黨告農民書》說：農民階級只有組織農民協會，再由農民協會組織農民自衛軍，才能解除自己的困苦與壓迫，保護自己的政治權利和各種經濟利益。1926－1927年，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東、河北、陜西建立農會，1927年3月，全國性質農民組織——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成立，至1927年6月，全國大小農會組織已有21458個，入會會員達9153093人。中共深知農會的重要性，在其建立全國政權後，農會便不復存在。1950年7月14日專門制定的《農民協會組織通則》雖然都有農民協會的規定，但這個時候的農民組織純粹只是掛著農民的招牌的政府機構。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第29條規定：“鄉村農民大會、農民代表會及其選出的農民協會委員會，區、縣、省各級農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農民協會委員會，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執行機關。”將農民組織國家化的壹個更突出的例子是60年代中期農村社教和“四清”運動期間建立的“貧農、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這個組織是出於階級鬥爭的需要，是農村高度極權的農村政權組織的代表。1965年1月14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壹些問題》（23條）規定：“貧農、下中農協會，是貧農、下中農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自願組成的革命的群眾性的階級組織。它監督、協助人民公社的各級幹部進行工作。這種組織將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集體經濟、發展集體生產方面，充份發揮作用。”“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在基層組織癱瘓的地方，在新的領導核心沒有建立起來以前，可以實行壹切權力歸貧農下中農協會。”即使這種高度行政化的農民組織最終也象恐龍壹樣絕跡了。在圈地狂潮中，農民反抗政府強行征地，從來沒有出現過由村委會公開領導的集體抗爭。

農村問題在出在哪兒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化進程慢，即使是官方統計的城市化水平也帶有相當大的水分。由於現行市管縣體制，大部分城市為地域型城市，並非城市型城市。每個城市轄區內都有半數左右的農業戶籍居民，甚至農村居民占八成以上。“市民”仍然分為農業和非農業戶口，分屬鄉鎮行政村或城市街道辦事處管理。人為將市民分為農民與居民，既造成概念上的混淆，也造成表達上的困難，這種城市化本質上是偽城市化。中國的城市化走過壹條與傳統和西方城市化不同的道路，中國歷史上的城市和鄉村都沒有過二元結構，中華民國也是壹元結構。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有城市有鄉村，政治經濟以至日常生活都是城鄉同質的，或是以鄉村為主導的，精神文化上略有些差別。歐洲的城市化也是壹元結構，從未有過城市與農村截然分開的二元治理方式。中國之所以形成城鄉分離的二元結構，不是簡單化的“中國特色”，準確地說應該是中共特色，是中共統治中國後形成的，如果將來中國民主了，還是會回歸於壹元社會。城鄉二元分離是中共為了剝奪農民積累工業化資金，又不願分配利益給農民，因而造成困難重重的三農問題。政府通過把農業用地的價格和農民工的勞動價格全部打壓至生存線附近，形成中國工業化的城市積累機制。中國的工業化與農民基本無關，也不以鄉村為市場，工業與農業嚴格分離，享受差序政策。城市自我循環，自我服務，農民的責任就是生產供工業和城市人口消費的農產品或為工業化提供廉價勞動力。嚴格區分市民與農民的身份，工廠即使建在山溝裏，工人也屬於城市戶口，農村就是圈在城市裏，農民也是農業戶口。這是中共首創的賤民制度，與印度的種姓制度與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壹樣，是世界上三大族群歧視制度。事實上形成城鄉“兩個中國”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體系、城市與鄉村關系的二元話語以及二元認知圖式。農民普遍認為自己是受苦人，受苦是應該的，而能不能受苦是農民評判優劣的道德標準。城市人則有壹種天然的優越感，雖然普通市民住房狹窄，未必好過農民，生活水準也遠談不上富裕，但較之農民還是有很強的幸福感，因為僅從每個人的臉部特征就可以看出是農民還是市民身份。農民群體龐大，卻與中國主流社會隔絕，二元對立模式使農民失去幾千年的自由身，無法自由遷徒進入城市，全身心溶入都市文化圈。短期進城打工亦不能享受相同的國民待遇，城市地價的提高以及房價的暴漲，天然地阻斷了農民工成為城裏人，只能在城裏打工而不能在城裏落戶。只有極少的人，如經商成功的農民精英，才有可能完成自身的市民化。農民轉為城市戶口壹般只能靠上大學、參軍提幹等農轉非的狹窄途徑。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稱：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6.65億人，占49.68%；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6.74億人，占50.32%。但居住在城市的2.61億流動人口中，農民工占了2.2億，農村戶口的人將近9億人。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中國近4萬個鄉鎮，有78.5%的中小學存在需要重建的危舊房；60%的農民沒有衛生廁所和汙水處理；有50%的行政村沒有通自來水、公路和電話。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改革初期的2.51∶1擴大到3.23∶1，年均擴大0.16個百分點，加上對農村的生產性投入及社會福利補貼等方面的差距，實際達到5∶1或6∶1以上。對於進城的農民工來說，他們只是城市現代化的建設者，被排斥在現代化都市的公共服務系統之外，城市原有居民視他們為異己，舊體制下形成的城鄉分隔如今又被搬到都市裏來了，如北京的高尚小區與城中村或城鄉結合部，標誌著其居住者的不同身份地位。在城鄉關系中，城市是有原罪的，城鄉之間存在著壹種孽緣關系，農民工普遍感到在被城市無情剝奪，不過是從剪刀差的掠奪換為對其剩余價值（人力價值）的侵奪，仍然是缺乏道德關懷的弱肉強食關系。而農民的弱勢地位又不可能有真正的利益代言人，那種恩賜式的解決三農問題思路並不能使農民感受到社會公正。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中這種畸形發展，實際上制約了城市化的進程，農民工作為壹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將長久地存在，因為城鄉並不是壹個簡單化的農村與城市二元化問題，其與中國的工業化與政治制度密不可分，政治不民主，就不會有道德層面的關懷，在沒有農民行使政治權利的國家裏，三農問題不可能真正解決。



產權改革



孟子曰：“無恒產者而有恒心，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辛亥共和革命的壹個最重要的口號就是：“平均地權！”百年後的今天竟然是“黨占國土，民無私田”。經濟改革以來，共產黨放松管制，允許私人資本了，人們也能有恒產了，但城市普羅大眾的恒產無非是架在空中的樓閣——高層建築中的壹個小小格子幾十年之使用權而已。鄉村農民仍然在耕種著共產黨的土地，是以承包形式提供給農民土地使用權。從打土豪分田地到人民公社，再到土地的承包制，從土地私有變公有，再變為壹種佃租式的“均田制”。於是土地私有化的呼聲不斷高漲，農村和城鎮都有這種要求。若從邏輯上來說，中共奪取政權，就是依靠“耕者有其田”的許諾與農民達成共識而實現的，得到了天下，馬上翻臉不認人，沒收農民全部土地，變農民為公社社員，再變社員為共產黨的佃農，這只能證明共產革命的欺騙性。市場化以來，中共最大的財源就是土地，土地是國有的，可以重復出讓使用權，在重復開發的過程中，政府既可獲得超常收益，也可吹大GDP數字。政府及壹部分人的富裕是由土地增殖獲取的，是靠制度設計掠奪剝削了農民，權貴階級以最快的速度積累著財富。土地使用權表面上有法律保證，實際上完全看市場行情，地價漲了，法定的使用權隨即作廢，再重新洗牌。有了土地的絕對壟斷，便有了取之不盡的財源。在這種情勢下，談土地私有化，全是笑談。不但不會搞土地私有化，還要借改革之際再次掠奪農民使用的土地，用強行征用的辦法，或者幹脆用騙術。比如重慶的“以土地換戶口”的所謂改革，就是讓農民交出承包地、宅基地、林地，換取城市戶口的待遇。即是用宅基地換住房，用承包地換社保。這是明目張膽的剝奪，土地經營權是農民法定權利，社會保障本來就是政府的職責。將剝奪改換壹下包裝，其目的還是想壹次性地收回土地，減少政府賣地的阻力，壹並連征地拆遷補償也省下了。

“土地者，天下之本也”，共產黨政權所以稱之為“黨天下”，關鍵就在於政權是建立在土地黨有制之上。中共雖然靠土地革命起家，因土地革命戰爭而死亡及被屠殺的人有數千萬之多，但最終目的在於土地收歸黨有，所以人民公社又死掉了數千萬人。再實行土地私有，共產黨無異於自掘墳墓，何況農業已經不能對鞏固政權增加多少財富，現在早就不是統購統銷的年代了，不可能也沒必要再利用剪刀差來剝奪農民，積累工業建設資金，反過來因城市差別擴大還必須更多地補貼農業生產，保證糧食安全。土地私有化並不能提升農業，糧食產量除了科技進步，靠農民本身已經沒有多少增產潛力。中國有18億畝耕地，全國估計有2.3億個小農戶（戶籍制意義下的），九億農村人口平均2畝，荒涼地區稍多壹些，東部省份達不2畝，浙江人均僅0.91畝，廣東僅為0.7畝左右。小規模經營種田成本高，除去費用，每畝的收入僅有幾百元。土地均分是不經濟的，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講是低效率的，影響了大農業的發展和科技進步，降低了農產品的商品率。土地的效益以農業為最低，但也應該看到土地承包制對穩定糧食生產的作用，糧食問題歷來是困擾中共的壹大難題，《墓碑》的作者楊繼繩說：“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壹切資源都在政府嚴密的控制之下，對極為短缺的糧食，中央政府對其生產和分配實行直接管理。控制越嚴密，糧食越短缺；糧食越短缺，控制更加嚴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進行著壹次又壹次的‘糧食戰爭’：這種‘戰爭’每年壹次，到1959年以後，天天、月月都有。這是政府和農民的戰爭，是工業和農業的戰爭，是城市和農村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傷亡的大多是農民。被國家機器嚴密控制了的農民是弱者。為了糧食，農民成了政府無限壓榨的對象。政府壹感到糧食緊張，‘征購任務必須完成’這句號令，就會迅速被政權機器物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這種物質力量層層放大，到農民那裏就成了巨大的災難。”糧食危機曾造成幾千萬農民的死亡，如今糧食基本自足，感覺不到“糧食戰爭”的存在，如果形勢發生大的變故，涉及到糧食安全，這種戰爭還會爆發出來。中國的糧食安全體系還十分脆弱，雖然有國際市場的回旋余地，但國際市場也經受不住龐大中國的糧食短缺沖擊。壹家壹戶的承包方式提高了農民積極性，面對全國大市場又帶來生產的盲目性。卻也是公平的，是政府對農民妥協後的折衷制度，這種妥協對鞏固共產政權是很有利的。這在共產黨的戰爭時期就有過先例，延安時代和內戰時的土改中，農民分得了土地，歸自己所有，幾年間農村又迅速貧富分化，產生了許多新富農和新的無產階級。延安的邊區勞動英雄吳滿有，原是逃荒到延安的農民，1934年鬧土地革命，他分得壹架60多坰的荒山。這個莊戶人勤勞動、善經營、會謀劃，大生產運動期間，吳滿有已經是富裕農民，“雇有兩個長工和壹個攔羊娃，農忙時還雇短工”。吳被樹立為全邊區大生產運動的勞動英雄。1943年，李銳為《解放日報》撰寫社論《開展吳滿有運動》，鼓吹“吳滿有方向”。當時，王若飛主持的黨務研究室以《本報編輯部》名義在答復中肯定吳滿有是“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的壹種新型的富農”，是“革命的富農”。中共為了鼓勵生產和維護土改的正確性，只得承認剝削的合理性，列寧十月革命後的蘇聯也出現過“新富農”的現象。1942年，張聞天在晉陜鄉村調查基礎上提出“發展新式資本主義”，指出：“現時，不要怕富農。因為今天的富農，每戶平均剝削不到壹個雇工，壟斷不到壹百坰土地，這有什麽了不得了呢？”他批評把改善農民生活完全放在分配別人財富上是不對的，而“應主要從發展生產、增加社會財富來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較妥當的。”1946年延安土地會議上，主管陜甘寧邊區財經工作的任弼時也曾強調“必須向農民解釋吳滿有方向，提倡農民發財致富，以提高他們的生產積極性。”[9] 戰爭年代首先考慮的是增加生產，支援前線，自然放棄了理論上的爭論。產生了新的富農，也只是壹部分人富裕了，農村經濟並沒有上升，甚至還有縮小。原因是剛鬥倒了富農，貧農再當富農心有余悸，怕共產，怕公糧重，夠吃就算了。但壹部分農民的求富心態總是體現出來，就是土地開始集中，土改後又迅速造成兩極分化。其他生產資料可以在流轉中增加，唯土地不能，所以土地買賣又使土地集中化，壹些農民重新成為佃農，喪失土改的意義。“山西武鄉在1948年和1949年，出賣土地戶數共139戶，其中‘因疾病、死亡、災難等原因，造成生活上的困難，被迫出賣土地151.9畝（占全村出賣土地的百分之三七點壹）。’山西忻縣土改後，1949年以來，‘已有八千二百五十三戶農民出賣土地三萬九千九百壹十二畝，出賣房屋五千壹百六十二間。’能賣出必有買進者，而買進者就是為了求富。”[10] 稍後東北地區的土改也出現了“新富農”問題，中共高層對此分歧加大，高崗認為是走了富農路線，他說：“由個體逐步地向集體方面發展，組織起來發展生產，乃是我們農村生產領導的基本方向。”“關於黨員雇工、單幹問題，從原則上講，黨員是不允許剝削人的，黨員要雇工時，要說服他不雇工。黨員不參加變工組是不對的。但這些問題主要是采取教育的方法加以解決，非在必要時，不采取組織手段。”劉少奇認為富農的規模不大，應當鼓勵，批示說：“東北土改後農村經濟開始向上發展了。有三匹馬壹副犁壹掛大車的農民，不是富農，而是中農。今天東北的變工互助是建築在破產、貧苦的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這是壹個不好的基礎。將來70％的農民有了三匹馬，互助組就會縮小，因為中農更多了，他能夠單幹了。這是好現象。現在的變工互助能否發展成為將來的集體農莊？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不能把新民主主義階段同社會主義階段混為壹談。由個體生產到集體農莊，這是生產方式上的革命。沒有機器工具的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因此，即使東北將來有1萬富農黨員也不可怕，因為過幾年，東北可能會有100萬黨員，這1萬人若都不好，被開除也不要緊。認為（當）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壹種教條主義。總而言之，現在是新民主主義階段，要實行新民主主義政策。”[11] 毛澤東支持了高崗，開始在農村逐步推行合作化和集體化，因為這才是正宗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共停止了“吳滿有方向”的宣傳，開始樹立合作化中的英雄模範。土地私有化沒有解決農村發展問題，搞人民公社更不行，因為土地屬於集體，是給別人幹活，不出工不行，但不出力誰也沒辦法，“半夜雞叫”也沒用。為了公平又犧牲了效率，小崗村農民冒險分田單幹，糧食馬上大幅增產，說明了這種準私有化的好處。但這是短期效果，否則土地承包了多年，為何小崗村還是變化不大？許多剛脫貧的農民又紛紛返貧，全國農民在人均兩畝耕地上，再辛苦也只能是溫飽水平。中國的地理因素（山地沙漠多）及人口龐大，決定了中國發展大農業的先天不足，無法擺脫小農經濟的格局。小農經濟是緣於農民對土地的依附，市場經濟中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降低，最終土地的兼並集中不可避免。中國歷史上土地從來是由集中到分散，再由分散到集中的過程，循環不已。工業社會需要農民大量離開土地，大規模進入城市工商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則是限制農民舉家遷移城市，農民家庭處於半工半農狀態。農村的土地平均制度仍然是小農經濟思維方式，令中國壹多半的人無法享受現代城市的福利。

在農業社會中，革命是解決土地矛盾的方法，土地由分散到集中，再由集中到分散，也是王朝周期性更替的主要因素。分散是法律性的，集中是食物鏈關系，再分散又是革命的結果，以回到從前較為公平的法律框架內，開始新壹輪的集中。革命使人口減少，舊地主死亡，土地得以重新分配。二三十年代，據國民政府統計，農村73％的家庭平均每戶擁有15畝土地，有50畝以上的土地的占5％。佃農中30％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有20％以上的佃農有自己的土地又租佃部份耕地，平均地租為百分之43％。除地租較高外，土地兼並不是非常嚴重，絕大多數農民都擁有自己的土地，基本自給自足的農村人口占75％。為保障雇農利益，國民政府1930年頒布的《土地法》規定給予佃農無限期續約權，除非地主要收回土地自耕。毛澤東1928年制定的湘贛邊區《土地法》規定：沒收壹切土地和竹木山林歸蘇維埃政府所有。不但沒收地主、富農、中農的土地，而且還沒收貧雇農、佃農擁有的少量土地及壹切寺廟、宗祠、義莊、學田等公共土地，有勞動能力者壹律實行強制勞動。農民分到的是使用僅，土地仍屬於蘇維埃政權所有，農民不是土地的主人，只是換了地主──蘇維埃政府而已，有地的農民也全部變成了佃戶。“國有化”的土改不受歡迎，國軍壹來農民立即“反水”，紅軍無法立足。後來的《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二七土地法》等革命土地法，有些改動，還是左右搖擺。1934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規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紳軍閥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無論自己經營或出租，壹概無任何代價的實行沒收，被沒收的土地，經過蘇維埃由貧農與中農分配。”被定為地主、富農的人遭到極為嚴厲的處置，不給分配土地，地主壹律被編入“永久勞役隊”，富農則編入“暫時勞役隊”，地、富家屬“壹律驅逐出境”。許多農民懼於“紅色恐怖”，“成群結隊整村整鄉”地逃往國民政府管治區域。這壹套也行不通，紅軍在各根據地的失敗，證明了其政策不得人心。抗日時期的政策是減租減息，不是土地制度改革。內戰期間的土地政策是殺人奪地，沒收地主富農土地無償分配農民，農民幫助中共獲得了政權。但共產黨政權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共產就是公有，農村畢竟要走蘇聯的集體化之路。大規模的工業建設需要農業提供原始積累，集體化便成了中共的迫切需求。不過農民是在共產主義的美好前景下被連拉帶拽進入集體化的，與蘇聯不同，斯大林是將富農驅趕流放，實現集體化。中共利用人民公社，農產品統購銷和剪刀差政策，農業積累變為工業資金，城市工業體系初具規模，農村則被洗劫壹空。在落後的農業社會，土地私有決定了土地兼並的弊端，人性自私的本性又決定了公有制的低效率。在工業化的城市化時代，土地兼並是市場需求，用市場化手段完成農村的現代化，農村得以大量進入城市，從農民變為工商業者。土地承包雖然很快解決了吃飯問題，但難以使農民整體致富，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向鄉村擴張，迅即激發了對土地的爆炸性需求，沒有土地所有權的農民在工業化面前，面對官商的肆意侵奪束手無策。土地流轉離開市場機制，公有土地不能變為私人資本，必須再來壹次土地私有化改革不可。讓農民的土地產權變為商業資本，自由離開鄉村進入城市，讓中國人真正走向工業化社會。



如今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城市建設，仍然是壹種剝奪農村的方式。政府從計劃經濟時代的工業化轉向了市場經濟下的大規模城市化，但剝奪農村的思路不變，並且以法律形式來實施。政府用壹套為自己設計、為自己牟利的法律從農民手裏廉價奪走大量土地，轉手高價賣出，農民不能分享土地增殖的紅利和城市化的好處，更加劇了二元結構的矛盾。農民是不準自由出讓土地使用權的，鄉村社區對其所有的土地也沒有處置權，只有配合政府向農民征地的責任。由於土地出讓金是預算外收入，是政府的第二財政，沿海大城市以每畝幾萬元的價格強制征得耕地，轉手便以幾百萬元的市場價格出售使用權，政府壟斷土地壹級市場來保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圈地熱潮為各級官員提供了空前的尋租機會，也積累了巨量的私人財富，正是無地產不富。現行的土地征用和耕地保護制度，恰恰對農民布下了天羅地網，把失地農民推入了可怕的生存危機之中。目前，各地普遍采取征地時壹次性地支付補償金的辦法，讓被征地農民自謀職業。失地農民在就業上明顯處於劣勢地位，很容易陷入失地又失業的困境，自謀出路等於是沒有出路。8000多萬失地農民，400余萬拆遷戶，失地農民成了“三無農民”：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同是中國人，國民政府在臺灣土改中，是以土地債券方式收購地主的耕地，平均分配給農民，分十年無息償還，不要地的農民可以領債券。這些債券可以兌為國家企業的股票，用公營企業股票向地主換地，在臺灣60－70年代經濟起飛時，股票價值升幅驚人，使農民獲得很大收益。土地資產化為工商資本，帶動了經濟的騰飛，很多鄉村農民晉身為企業家，臺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就是地主成為大企業家的例子。農民作為工業化的投資者，也普遍成為現代化的受益者，既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又刺激了經濟繁榮，制度差異由此可見。中國大陸的土地私有化只是農民的夢想，各級政府是最大的阻力，這壹點中共十分明白。土地私有化等於斷了地方政府的財路，從而動搖中央的執政基礎，因為中共的執政基礎早已不是工農階級聯盟，而是權力與資本的聯姻。土地私有化不會給中共政權帶來任何好處，但不實行土地私有也會面對農民越來越強烈的不滿，近年來大規模的農民抗暴，差不多都有土地矛盾在裏面，大多數是群體性的反抗征地。沒有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支持，中共就無法解決執政的合法性問題，光靠鎮壓是不可能長久的，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多是農民革命的結果。

全球化的市場經濟與傳統的自然經濟不可能長期和平相處，自然經濟終究要被市場經濟瓦解掉。土地制度是與人類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土地從原始的公社形式轉變為貴族私人產權，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貴族私有制瓦解了，土地從分散到兼並是由商業資本推動的，許多農民離開土地成為工人，工業的城市化基礎。工業革命和技術革命產生了大工業，民主化也使得工人的地位和收入大為上升，絕大多數人無需靠自給自足的自耕農方式生存，辛勞的耕種失去吸引力，工業化過程中的土地兼並就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為商業資本開拓大農場提供了極好的機會。大農業使糧食和各種農產品大幅增長，食物的充足供應讓人們遠離饑荒，糧食的全球流通使得地區性的糧食減產不再成為社會危機，也就沒有必要靠小農經濟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土地的私有制度沒變，但生產規模擴大了許多，美國壹個家庭農場擁有幾千英畝耕地並不是件稀奇事。中國之所以有三農業問題，就是沒有走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的土地公有制雖然為大農業搭建了平臺，但無償剝奪農民土地和嚴格的戶口制度使中國的工業化過程比馬克思詬病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的土地兼並更充滿了血腥氣味。由於土地公有，農民缺乏耕種熱情，致使農業生產長期徘徊不前，剝奪農業的剪刀差政策又拖延了農業的現代化，切斷了商業資本進入農業領域的渠道。三農問題的困擾就是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付出的代價，工業化國家早在發展初期就解決了土地問題，臺灣也在經濟起飛前進行平穩的土地改革，現代化過程中再無需受土地問題困擾。中國已經建立起工業化的架構，但土地制度始終落後於發展需求，解散人民公社回歸壹家壹戶的土地承包制只能是防止農民快速流入城市的權宜之計。土地私有化雖不能使農民致富，卻可以使農民無償得到壹部分可以變現的財富，在不需要靠土地生存時可以出讓土地，自主選擇發展方向。有學者說：

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意味著城市化過程的人口轉移也必然是逐漸的，戶籍制度改革不可能壹蹴而就，而可以、也應該利用已有體制的基礎而逐步進行。事實上，考慮到城市化和產業發展的就業吸納能力的有限性及其增加的逐漸性，現有的農地均分制度確實在壹定程度上降低了城鄉人口遷移的推力，而戶籍制度的存在則在壹定程度上又減少了城鄉人口遷移的拉力。總體而言，雖然這壹套歷史殘留的制度安排有其不合理的成分，但也確實使中國在壹定程度上避免了拉美、東南亞和南亞等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壹系列城市政府難以短期內解決的問題，如城市高失業、貧民窟等。如果認識到這壹點，在改革過程中，就需要充分利用既有制度的殘余功能，來完成對這些制度本身的漸進改革。如果把戶籍制度以及壹系列相應的限制人口流動的制度安排比作壹道閥門的話，現在需要采取的行動，不是壹下子把閥門打開，而是如何通過具體的政策組合，逐漸地、但又是有效地降低這道閥門，從而促進更多的農村勞動力逐漸地、但又是完全地進入到城市中來。[12]

這話當然也有道理，在壹些早期破舊小區或城鄉結合部，城市貧民窟的現象已經凸顯。但制度性歧視的後果是，農民工與市民工的待遇相差極大，同工不同酬，同企不同酬，福利待遇也相差過大，市民當然不願意農民工攤薄他們的本來就不多的福利，卻不考慮城市的繁榮是剝削農民工所致。假如沒有農民工，城市肯定不如現在光鮮，蓋房子、修馬路之類的苦累工作，低收入的許多下遊產業，基本上是農民工在做，城市實際上已經離不開農民工。進入大城市的農民工，就像壹群做苦工的奴隸，從事著市民不願幹的苦累危險職業，夏天40℃的高溫下，在馬路上和腳手架上幹活，大汗淋漓，只壹頂破草帽，連國家規定的壹月150元的高溫補貼都拿不到。他們買不起商品房，城市又不準自行搭建住房，也不能享受福利房待遇，只能租用擁擠的私房或者住工廠集體宿舍，出賣完青春再回鄉務農。所以貧民窟並不是城市的恥辱，是城市化的過渡階段，剝奪壹部分人權利的城市化是偽城市化，光鮮市容後面隱藏著巨大的恥辱。他們的處境，比《湯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奴隸好不了多少。為了點可憐的工錢，甘心付出奴隸勞作的代價，農民工的生存權甚至比不上農家的牲畜，哪個農民舍得讓耕牛在最熱的天氣裏不停地幹活呢？與公元前希臘城邦國家的奴隸壹般。中國農民脫貧的最大希望在於城市化，城市化過程中農民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東南沿海城市的發達沒有農民工的血汗是不可想象的，而他們得到的回報卻少得可憐，成為城市中被邊緣化的群體。維持城市對鄉村的歧視，是統治中國的最好方法，中共過去善於把工農運動連在壹起，以鄉村為基地，現在極不願意城市與鄉村的整合，農民成了市民，公民意識就會蘇醒。五四啟蒙運動發生在城市，六四民主運動也發生在城市，雖然中國仍是傳統意識上的農民國家，但暴發改朝換代的農民革命之條件已經不存在了。如南非的白人種族隔離主義者，最在偏見不是政府，而是自認為“種族優良”的白人工薪階層，最擔心消除種族歧視會爭奪他們的飯碗，降低福利。與中國不同的是，白人社會是民主制度，白人有選票，有工會，形成對政府的制約。而北京、廣州的市民長期歧視外地人，更不用說農民工了，即使他們也是窮人，種族也不優良，也沒有選票，只是社會地位略比農民高些，就有了“上等人”感覺。美國及亞洲的臺灣、韓國等地，並沒有出現市民排斥農民進城的問題。政府是民主的，這根本不成為大問題，南非消除了種族壁壘，種族歧視的世襲傳統就逐漸消亡了，城鄉之差也僅是經濟問題了。中國的城鄉壁壘是體制性的，中國人從來是城鄉自由遷徒，是中共歧視制度形成了扭曲的市民觀念。鄉村人口過快地流入城市，大部分人只能提供簡單勞動，不能適應城市對勞動力的多層次需求。再者，過剩的勞動力沖擊簡單勞動力市場，使就業者收入降低，甚至低到不能維持勞動者個人的基本生活。珠三角壹帶由於消費物價高於內地，工資水平跟不上，又欠薪嚴重，農民工不得不流向長三角地區，形成廣東的民工荒。隨著全國性的通貨膨脹加劇，沿海地區的工廠普遍出現招工難現象，人們又流回到內地。大躍進年代，幾千萬農民入城，變為城市人口，以為人多就可以快速實現工業化，結果事與願違，不得不壓縮城市人口，大規模遣返，留下數不清的後遺癥。城市化肯定是壹個漫長的過程，需要長期的磨合，企圖在幾十年內走過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道路是不現實的。關鍵在於制度建設，不能用法律手段限制人的自由選擇權利。

農民工進城也增加城市管理的成本，各種私屠亂養、非法加工垃圾食品、煉制地溝油、盜搶財物、破壞盜賣公用設施等等，都成為城市管理的難題。農民之所以公共意識差，是因為農村以親族為居住圈，壹家壹戶式經營，實行宗族或鄉紳式管理，道德成份居多，法律因素很少。農民容易把私人領域的親情和裙帶關系帶入公共領域、在公共領域以宗族私德（由占數量優勢的親族之村規民約形成的習慣法）代替社會公德，漠視法律與契約關系，其最高準則不過是“兔子不吃窩邊草”之類。共產黨放棄了階級鬥爭統治方式，人民公社解體，鄉村治理又開始恢復宗族統治方式，只是宗族統治階層由村支書或村長等壹些披著紅色外衣的宗族強勢集團壟斷了。在傳統的中國鄉村，家庭或宗族私德構成倫理生活的最高價值，享有不可侵犯的至上地位，社會公德則置於從屬地位。鄉民無論窮富，同壹個姓，同壹個祖先，同進壹個祠堂，之間多為兄弟叔侄關系，血緣聯系使他們必然結成宗族聯盟，形成政治中心，對抗外族的侵蝕，宗族關系化解了階級矛盾。大的鄉紳巨富可為宗族領袖，壹般有退歸林下的官人，其次是有功名的舉人，大紳士可出入衙門，包攬詞訟，管理公產，魚肉鄉裏。在族內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掌握壹定的族內行政司法權，可以懲處宗族中的不法分子及道德敗壞者，落後的地方甚至有生殺大權。所以，舊中國的縣壹級不全是官的統治，而是官紳共同治理，官是皇帝派來的，握有行政司法大權，但沒有地方紳士的合作，人生地不熟的官不能順利統治鄉裏。官紳交惡，往往官的方面失敗，官權與紳權所占份額，視具體情況而定。現在州縣地方官由本地人做，宗族勢力更能得到官員的蔽護，具體表現為官紳商壹體化，三者利益緊密結合。它們雖然也抵禦外來勢力入侵，但這種矛盾沖突不激烈，因為經濟發展和政績需要外來資本，外來資本也需地方官紳的支持。官紳壹體更多是為個人私利或統治集團爭利，宗族利益並不是他們首先考慮的問題，所以在遇到利益之爭時，便不惜侵害宗族利益。這又是壹種新型的宗族封建主義統治方式，這就是為什麽近年來土地矛盾中與農民對立的壹方往往是縣鄉官紳，宗族領袖基本站在政府壹方，因為他們是黨的人，在爭地過程中同是受益者。過去的地主士紳註重讀書仕途，熱衷於購置田產，輕視商人，他們可以放貸，可以拿錢給別人經商，自己是不動手的。現在的官紳思想解放，自己亦官亦商，等於上了雙重保險，無論是產業資本，還是商業資本，都是只賺不賠。尤其在縣鄉，沒有官紳背景的商人是賺不到多少錢的。農民工入城之後，受到剝削壓榨而投訴無門，凸顯階級矛盾，也害怕被社會邊緣化，常常以同鄉為紐帶工作或居住在壹起，結成利益同盟，以代替在家時的宗族關系。較低層次的表現為故意破壞盜賣公用設施泄忿，較高層次的表現為同鄉間的拉幫結派，山頭主義，以提升社會地位或牟取行業壟斷。在許多城市，即使是通過上大學進入城市獲得權勢的人，也常與同鄉結成利益共同體，如形形色色的“江西幫”、“湖南幫”、“河南幫”等。來從本地利益集團手中分壹杯羹，也可以調解內部沖突。同省籍的農民也以原市縣結成幫派，形成勢力集團，與其它幫派競爭。而城市是以單位企業為工作單元，以互不相識沒有利益沖突的群居方式為居住圈，單位及社區需要紀律及法律規範維護合作精神，商業往來需要向不相識的人表現誠信，互利合作，爭取共贏。越大的城市合作性越強，越小的城市農民意識越強，到了鄉村，全由親族意識支配的農民意識維持。農民進城，面對全新的生活習慣，需要長期的質素提升，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也至少要百年以上。

中國之所以有表面的穩定，是因為新聞喉舌為營造壹個和諧氛圍，極少報道負面消息，居民的實際感覺卻完全相反。農民過快地湧入城市，急劇增加城市的擁擠成本，消費物價快速上漲，犯罪率上百倍地增長，除了那些受特殊保護的官員，市民普遍缺乏安全感。由於農民工的戶籍身份仍是農民，血汗工廠又殘酷剝削農民工，政府總是幫資本家說話，形成農民工對城市有錢有權階級的仇恨心態，稍不遂意，便起惡念，擴大為報復社會。2011年的廣州增城的611暴力事件，就是四川人在受到當地城管人員毆打，川籍外來務工人員迅速聚集上萬同鄉，大打出手，砸燒車輛店鋪，泄憤報復，演變成外地人與本地人的流血沖突，中共出動大批軍警，幾天後才得以平息騷亂。我們不能將責任推到農民工身上，沒有法治正是中國的硬傷，2005年群體性抗議事件有87000起，近年來發展到十幾萬起，多因土地糾紛和官民沖突。政府慣於強行征地，在於共產黨有土地所有權，農民的承包權是來源於中共，農民享有的是用益物權，征地不是買地，只須對土地的附著物作出補償，以及相關利益損失部分，賠償多少都不存在侵犯私有產權問題。因為土地是公有的，征地也不涉及土地的市場價格，政府轉手賺了上百倍，失地農民都無權過問。若土地所有權屬於農民，農民就可以自己面對市場需求，保護私有產權。但專制政府的權力不受限制，土地私有並不是保護農民的生命線，當年毛澤東說了句“人民公社好”，全國的私有土地就全部歸公了，願不願意都壹樣，連壹分錢的補償也沒有。新出臺的《物權法》規定了國家的征地權：“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應當依法足額支付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等費用，安排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費用，保障被征地農民的生活，維護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農民沒有按市場價格出讓土地的權利，只能依據地方法規來獲得補償，這種“足額”補償不是依據市場價格，由官府自定，農民的弱勢地位不變。所以說，國家強行征用土地的制度應該立即廢除，停止國家對農民的侵蝕和剝奪。

不解決農村貧困的諸多制約因素，不大比例補貼農產品，利用轉移支付來建立覆蓋全體農民的福利系統，讓農民享受同樣的國民待遇，僅是土地私有化不能解決鄉村貧困，三農問題仍將長期困擾中國。韓國是全世界農業補貼率最高的國家，高達69％，世貿組織在香港開會討論削減農產品補貼時，上千韓國農民聚集香港示威遊行，反對降低農業補貼，激烈的程度使香港市民震驚。中國沒有全民選舉，中共無需考慮農民的選票，但錢總要花壹些，否則農村崩潰了，引發糧食危機，政權也不能保障。但農民有了屬於自己的土地，基層政權再也不能用出租土地來制約農民，又取消了農業稅，若再取消戶口管制，黨的權威便無從體現。“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農產品市場化運作，農民的耕種也不必接受政府指令，不收稅，反而在救災和農業補貼上花大錢，來保證糧食安全，政府征地時又不得不面對更大的阻力，這對於強化“帝力”來說是得不償失的事。民主制度下農民與政府的聯系是選票，政府必須服務於選民。專制政權與農民的聯系是稅賦與治理，古人稱作“牧民”，民若牛羊，放牧者要看管好。若不納皇糧，土地私有，遷徒自由，“帝力”何用於農民哉？這是共產黨最為恐懼的事。但農民也在覺醒，正在用自己的力量來實現土地私有化。50年代陜西省渭南市因修建三門峽水庫遷出28.7萬移民，安置到寧夏和陜西渭北等不毛之地。目前已經繁衍至60多萬人。當初按照15萬人回遷庫區的估計，以人均兩畝地的規劃，總共從國有農場和軍隊部門要回了庫區的30萬畝土地。但在80年中期移回庫區的只有大約7.4萬農民，因此有大約15萬畝土地並沒有還給農民，被當地移民官員截留，安置資金被貪官汙吏揮霍壹空。這些土地被移民機構官員把持，以每畝六七十元的低價租賃給官員的家屬和關系戶，這些人再以每畝400元的價格轉租，貪官汙吏坐收地租，庫區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地主。移民數十年堅持上訪，求告無門，“我們自己的土地，卻要我們用高價租來種”。三門峽庫區原本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之壹，八百裏秦川和渭河兩岸養育了中華民族的祖先，黃河在這壹帶並無災害。在上世紀50年代，農民人均年收入高達兩千元人民幣以上，比壹個縣長的年薪還高。三門峽水庫建成後淤積嚴重，使河水倒流，上遊水位上升，淹沒大量土地，耕地鹽堿化。中央也只能放棄原定的水庫發電計劃，利用黃河本身的逕流發電，水庫變為多余的建築。如此壹來，原本的集水庫區露出水面，自然沒道理再讓移民繼續留在陜甘寧的不毛之地。幾十年的抗爭，終於返回故鄉的移民們，面臨的卻是“自遷”、“自搬”、“自建”的安置政策，再也無法恢復過去的生活。80萬畝庫區土地，早被陜西地方政府和軍隊完全瓜分。其中主要的部門包括三個大型國有農場，三個大型的軍隊農場和四個軍隊的導彈射擊靶場，再加上眾多的小型軍隊農場和庫區周邊農民侵蝕，庫區移民看到是壹批又壹批的“殖民者”。庫區移民建立了準軍事組織，擁有壹個“聯合作戰指揮部”，下面有四大“司令”，再往下有50多個小“司令”。移民的“司令部”不但有分管宣傳的部門，還有以棍棒和農具為武器的“衛戍部隊”，專門保證“司令部”的安全。幾經鬥爭，事件驚動了中央，不解決實在不行了，1985年，在胡耀邦和國務院的幹預下，盤踞已久的國營農場和軍隊被迫退出30萬畝土地，大部份是堤壩外的河邊地，和水源不好的鹽堿地帶。國有和軍隊農場並不是簡單的交還土地，他們不但把所有的建築物徹底摧毀，留下壹片殘垣斷壁，更有人把百年成蔭的庫區林木壹砍而光。目前日益貧困化的庫區農民，正在尋求新的道路，陜西省大荔、華陰、潼關三縣市76個行政村約7萬回遷農民發出簽名信，公開宣告收回土地所有權，同時上網公告全國：

壹、我們各戶對現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體總共十五萬畝土地擁有永遠所有權。土地歸我們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們有權利使用、出租、繼承，如果什麽人想要開發、租用或占用，請直接與我們交涉。我們只承認政府按公共利益進行的規劃，以及按照法律規定的收稅行為。

二、我們各戶對國務院劃撥歸農民的，且長期被各級官員侵占私分的十五萬畝土地，也擁有永遠所有權。我們將組織起來直接按農民平均畝數劃歸各戶永久占有，結束各級官員多年來的非法占有私分行為。

三、我們摒棄土地的原“村集體”占有形式。這種土地形式不能保證農民對土地的永久權利，這種“村集體”常常不能真實反映全村農民的共同意見，無法阻止官員和黑勢力對土地和其他農民利益的非法侵占。各村委會應承擔起保護農民土地權利的責任，不能淩駕於全體農民之上，自己占有支配土地。

四、對幾十年來國家歷年撥發的數以十億計的各種移民經費，我們也要算帳，該劃歸農民的必須給農民，對涉及的貪汙、挪用、侵占等犯罪行為也要追究。

五、我們擁有了土地所有權，如果再爭取到自主辦教育，自主辦醫療的創業權，壓在農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會被推翻，農民的各項社會保障自己就基本解決了。近幾年，中央給了農村、農民壹些小恩小惠，我們認為農民的土地權、創業權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從根子上解決農村問題，農民也才能和城裏人平等，才能參加分享現代化的成果。已經搞了二十年的村民自治選舉才會真正像個樣子。

六、我們在農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麽法律什麽政策都很難管住土地。土地權利重新回到農民手中，那些利欲薰心的壞勢力就不敢再輕舉妄動，因為妳侵占的不再是什麽集體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拼命。農民的力量調動起來了，政府保護土地的包袱就卸下來了。基層政府要靠工業和農業稅收維持經營，再也不能靠吃農民的土地了，搞什麽“土地財政”了。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這無疑是壹個農民自發的土地私有化宣言，顯示了壹個遞進的抗爭過程，是被公有制傷害後權利意識的覺醒，是對官商勾結侵害農民土地權益的嚴正抗議，是決心從共產黨手中奪回土地的土地革命先聲。其它幾個省如黑龍江和江蘇也有類似的舉動，預示著日後的中國必將掀起壹場私有化風暴。黑龍江富錦市的失地農民在大隊書記帶領下，村民每戶出壹個男壯丁，在生死狀按下血手印，聲明如果被警察打死或者殘疾，老小有全體村民撫養，地由全村人幫助種植！因為被征用的數萬畝土地變相落入當地黨政官員的名下，農民反而要向成為大地主的官員租地種，忍無可忍之下，幹脆堵塞公路鐵路，與軍警展開血戰。農民產權意識的高漲，標誌著土地私有化已為中國農民普遍認同，以實現村民真正的鄉村自治也成為共識，爭取公民政治權利和私有財產權利的人類普世價值觀深入人心，耕者有其田的民權主義國民革命思想也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群眾基礎，這也是農民決心拋棄共產政權的壹個重要信號。這比任何壹個經濟學家的私有化理論更來得實際和徹底，有如當年小崗村農民甘冒殺頭風險為分田單幹按下血手印壹樣，不再無限期等待上面的施舍，自己動手來改變不合理的現狀，比起土地承包制，更具有制度革命的徹底性。私有產權是民主社會的基礎，只有土地所有權回到農民手中，農民才有發言權，中國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而這必將引發壹場政治體制的全面改革，國有企業也是全民的資產，城市國有企業從幾十年剝奪農村（統購統銷＋剪刀差）的過程中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了大量財富，據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的研究表明，1952-1989年，國家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從農業中提取了9716.75億元，加上農業稅1215.86億元，共達10932.61億元，農業資金凈流出量達7140.56億元。私有化時也應該補償給農民，這才公平。從現狀來看，共產黨根本沒有全面恢復私有制的打算，在任的領導人沒有能力和膽略來領導這場否定共產制度的產權革命。只要土地私有化的雪球壹滾動，壹定會引起共產制度的大雪崩。中共熱衷的是公有名義下紅色貴族的私有化，他們保護的是黨有制，這是壹種最壞私有制度。



強盜治國



中共靠鼓吹和爭取民主起家，但現在唯壹可以證明其民主的就是村委會選舉。但村委會選舉，看起來民主，實際了解壹下，就知道權力總是掌握在什麽人手裏，越有背景的人越有錢，越有錢就越容易當官圈錢。表面上鄉村選舉可以增強農民對村幹部的問責能力，但選舉僅限於村壹級，鄉鎮不實行選舉，遂使縣鄉地方豪強更容易攫取鄉村行政權力，掌控地方政治，這種極小範圍的表面民主難以實現公平有效的鄉村自治。在村莊內部，黨支部對村委會的領導關系使村委會的運作復雜化，村支書是上級黨委任命的，來實現黨對農村的絕對領導。在行政關系方面，村莊之外的縣、鄉政府依然對鄉村實行垂直管治，因此，即使村委會希望維護村民利益，也未必能夠做得到。不依靠鄉村基層政權，農村的事全是空談，依靠他們又什麽好事也幹不了，縣鄉政權已經腐敗不堪，什麽富民政策也會變成富官機會。過去的土改，工作隊與村民無利益沖突，工作隊是軍隊派來的，他們不要地，土地能夠平均分配。上世紀80年代初，可以搞土地私有化，因為人民公社解體時，新壹輪的城市化還未開始，城市對土地的需求不大，土地增殖潛力有限。現在搞土改，難度極大，也不可能再出動軍隊，面對油水大的地塊，政府各部門誰不想趁機撈壹把呢？時過境遷，城市掌握的土地已經很多，通過土地內部流轉就可以解決用地問題，城市積累的巨大財富也足夠自身發展之用，再也無需農民的投入了。所以國家取消農業稅並不是出於憐憫，其直接原因是中央財政力量極為雄厚，壹年幾百億的農業稅不足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壹，根本算不上是大錢了，如果征稅使農村經濟破產，糧食危機會使中共政權垮臺，畢竟21世紀已非大躍進白白餓死人的年代可比。



整個國家是高度集權體制，各級政權實際上是集權於黨政官員個人，農村基層政權日益黑惡化，就是壹個必然的邏輯。惡霸和地頭蛇控制農村基層組織的情況已十分普遍，黑惡勢力進入縣鄉政權直接掌握政府權力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中國農村傳統上是壹種鄉紳治理體制，農村中的鄉紳是介於政府與農民之間的重要層次，雖然鄉紳經常與官員勾結欺壓民眾，但鄉紳居住鄉間，不可能與幾年壹換的縣官結成死黨，也會利用他們的權勢告發不法官員，贏得聲譽，因此能夠起到權力互相制約的作用。鄉紳在調解族人糾紛和各宗族利益沖突時也能起緩解作用，減少國家行政成本，減少了官府與農民的利益沖突，構成“皇權不下縣”的治理基礎。鄉紳權力是政府賜予鄉村精英並為民眾認可的政治權力，是縣政府管理的延伸和村民利益的保護者，民國時期亦是如此。中共取消了鄉村自治，推行集體化，黨組織壹竿子插到底，完全壟斷了鄉村政權。權力失去制約，基層幹部胡作非為，沒有鄉紳壹級的緩沖作用，農民壹般選擇沈默，因為上訪到北京也沒用，控訴材料總是壹層層再轉到基層幹部手中。再不行就是魚死網破，小事釀成大災禍。“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垮臺之後，在瓜分鄉村土地和經濟資源的過程中，以黨政官員為首的地方惡勢力進入到了鄉村政治之中。出於政府自身經濟利益和官員政治前途的考量，鄉鎮政府在選用村幹部時便以能否鎮得住村民作為首選條件，於是普遍出現了“惡人治村”的趨向。惡人不是以往的精英型的鄉紳，其聲望是橫行鄉裏形成的，與鄉紳主持公道的名望權威與維護鄉梓的職責功能不同。在鄉村社會，國家權力的表面撤出（村民自治）與實際滲入（操控黨支部或村委會選舉）是同步的，在此過程中，地方政府與官員個人直接利用行政資源與鄉村進行雙重滲透和博奕，他們在鄉村培植權勢集團，鄉村內的權勢者則通制度缺陷和政策松動與上面的政府官員壹同瓜分經濟利益，進壹步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地方政府不願意宗族勢力參與鄉村管理，這會削弱黨政部門對農村的直接控制，利用惡人治村就可以將黨政權力貫徹到底，方便建立服務於政府與官員個人的利益共同體，因為惡人不是政府與村民之間的平衡力量，而是黨政部門的爪牙，惡人的利益是通過侵害剝奪村民來實現的。當地頭蛇、惡霸、行霸、地痞、無賴等為非作歹之徒紛紛戴上“紅帽子”（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與縣鄉幹部結成同盟時，壹方面幫助政府盤剝農民，為國家搜刮資源；另壹方面也利用與政府的聯姻以為國家征收稅費為名中飽私囊、欺壓良善。地方政府官員也逐漸放棄了原有的政治角色，蛻變成身著官服的惡勢力，不是管理服務於農民，而是盤剝鄉民。官員的黑惡化和黑惡勢力的官員化，或亦官亦黑，壹身二任，兩方面勢力相互勾結，互為因果，惡性循環，瓦解了鄉村民主選舉的益處，也架空了中央集權體制。農村名義上的集體所有，實際上為官員惡霸們所有，他們掌握著土地的支配權。共產黨統治了鄉村，卻造成官與民的嚴重對立，僅引述幾個小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的普遍性：

山東省微山縣留莊鄉李修文，被稱為“東霸天”。他不僅是村黨支部書記還被聘為鄉經委副主任。他利用這些合法的外衣和職權，聚集壹批地痞流氓，並將鄉建築公司變成了他數十名打手的大本營，進而霸占集體湖地1000余畝，魚塘數十個，大型造船廠、磚廠、碼頭各壹座，被他欺騙、賴賬的企業、商家、店鋪不計其數。他公開聲稱，留莊的天、地、水都是他的。在這裏他真是無惡不作。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區先鋒鄉趙修果，被稱為“南霸天”。他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當選為村主任後，營私結黨，排斥異己，先後五任村支部書記被迫辭職，致使該村基層黨組織長期處於癱瘓狀態。趙為保住自己的“寶座”，在換屆選舉中私拉私買選票，暗中操縱選舉。他還通過欺上瞞下、虛報浮誇等手段，混得了區、鄉兩級人大代表的“光環”，成為了有多種合法外衣而作惡多端的壹方霸主。

河南省許昌市魏都區七裏店鄉的吳國彥，被稱為“西霸天”。此人1985年因為打架故意傷害他人被勞教3年，1989年吳國彥勞教出來後，和黑幫頭子關系密切。他1993年當上吳莊村第五村民組組長，1995年當上村治保主任，1996年入黨，1997年底當上村支部書記，並成為了七裏店鄉和魏都區兩級人大代表。他在吳莊得勢後，巧取豪奪，因怕問題敗露，竟然勾結黑惡分子，雇兇傷人。

撫順市東部紅透山區的劉景山，被稱為“北霸天”。這個區盛產銅，黨政部門設置以礦山為主而建立，全區由紅透山銅礦和壹鎮三村組成。劉景山是從銅礦提升區黨支部書記兼區長。為了掌握更大的權力，獲取更多的不義之財，他利用手中的權力網羅了20多名地痞流氓、“兩勞”釋放人員和慣盜、亡命徒，成立了壹個“十三太保”黑幫，由他做幫主，為其篡權、貪汙、統治礦山“保駕護航”，並直接插手礦山和政府的政務，諸如交通事故、打架傷人、經濟糾紛之類事端，都得由這個流氓集團裁決處理，甚至工商、稅務部門也以30％的提成委托這個流氓集團收取稅費。

河南省虞縣利民鎮的何長利，被稱為“中霸天”。在1993年5月鎮人大換屆選舉時，由何長利的十幾個拜把子成員上下活動，將素有劣跡的何推舉為利民鎮的副鎮長。之後，何長利又利用手中的權力，將其親信安插在鎮司法所任所長，鎮上七個基層支部中有五個支部書記、十個鎮企業中有七個負責人是“他們的人”，成為了典型的黑惡勢力的“土圍子”。……[13]

與宗法制度決裂是中共的壹貫立場，旗幟鮮明地稱之為“打倒封建宗族勢力”，稱宗族思想為“歪風陋習”，視為鄉村政權和黨性原則的對立面，總是對宗族活動采取壓制或限制的政策。在現階段，是通過惡人治村來瓦解抵禦宗族勢力的復興，消除宗族勢力對國家權力滲透的反彈力，減弱宗族的內聚力。人民公社解散後，生產大隊演變成行政村的建制，行政村與生產大隊的差異在於縣鄉政權不能像人民公社控制生產大隊那樣，控制行政村的經濟生產和社會生活，行政村與自然村乃至宗族之間的聯系又有所加強。農村基層黨政組織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全國基層幹部減少了壹半，宗族勢力又開始半公開地參與鄉村管理。隨著中共重建鄉鎮政權，越來越龐大的縣鄉政府機構需要從農民手裏獲取利益，需要大量圈賣土地，在倒地賣地中暴富，這都需要不斷打擊宗族力量的復興。雖然提高了國家從農村汲取資源的數量，卻始終伴隨著國家政權內卷化的嚴重弊病。所謂政權內卷化，是指國家從基層提取的資源，大量被同時膨脹的收取資源的行政官僚體系本身所耗費，並沒有用到民生上去。許多縣鄉政權熱衷於征地建開發區，並不關註本地區的民生建設，就是政權內卷化的弊端。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對共產中國來說，社會主義就是大多數人貧窮。流氓黑惡的社會體制，只會形成少數人靠暴力掠奪窮人而富裕的流氓化社會。中共真社會主義行不通，又用假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糊弄民眾，都是中國人無法脫離貧困的根源。經濟改革創造了巨量財富，仍然解決不了貧困問題。繼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後，近年來又出現了第四大弱勢群體——被稱為“蟻族”的大學畢業生群體，壹起加入原本就極為龐大的貧困群體。蟻族是前三大弱勢群體的後代，與權貴集團壹道成為30余年經濟改革最耀眼的風景。經濟改革催生出兩大板塊，以“太子黨”、黨政官員、國企掌權者、體制內知識分子和暴富階層為富裕群體，發展勢頭強勁，經濟增長的好處多落入他們手中；以競爭中處於劣勢的小企業主與工人、貧困化的白領階層、城鎮失業人口、絕大部份農村人口等，形成不斷弱化的龐大群體，是衰退型的群體，享受不到經濟高速增長的實惠。正如香港作家今鐘先生在比較了美國與中國的窮人時所說：

哪有剝削比資本主義高出25-50倍的社會主義？

哪有占人口0.4％的權貴階層占有全民財富70％的社會主義？

哪有大官包星、小官“買處”，強暴少女當作“P”的社會主義？

哪有官商勾結，警黑聯手，強掠民宅、耕地， 血案頻仍， 打死人白打的社會主義？

哪有讓壹千多萬冤民冤上加冤，上訪犯“法”， 反遭抓、打、死、囚，判的社會主義？

胡錦濤先生若能夠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底層去調查或仔細 ，而不是走馬觀花，就會對自己標榜的“社會主義”而感到臉紅。



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和民主政治基礎上建立的法律制度是以權利為邏輯起點、軸心和重點。公民的基本權利被奉為“天賦人權”或“自然權利”，以人權、物權、參政權、平等權、訴訟權等權利為基本構成的權利體系在法律體系中占據起始和主導地位，義務是與這些權利相適應，並且是從這些權利中派生出來的。實行以保護公民權利為目的的法律推理，例如，罪刑法定、無罪推定、權利推定等等。哪個國家都有窮人，但貧窮的標準卻有霄壤之別，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02年統計，美國有3500萬窮人，占3億總人口的1％強，有報道介紹了這些窮人的概況：

增加窮人福利，追求平等，壹向是民主黨占據道德高地的高調。在註冊民主黨選民最多的美國主要城市的紐約，在民主黨籍的黑人市長丁勤時主政時，實行擴大福利政策，結果當時700多萬人口的紐約，有多達100萬人領取福利，平均每7個人就有1個不工作，靠政府強行從勤勞者手中征得稅收生活。……

美國的“窮人”中，46％已購買並擁有自己的房子，按2001年價值，平均值是8萬7千美元。有54％的美國窮人住在壹家庭房屋中（獨立住宅），36.4％住在公寓中，9.6％住在汽車房屋中。

在美國被定義為“窮人”的家庭中，73％擁有小汽車或卡車，其中近三分之壹有2臺或以上的汽車；99％有冰箱；65％有洗衣機，56％有烘幹機，三分之壹有洗碗機，73％有電烤箱，97％有彩色電視，其中55％有2臺或以上彩電，裝有線電視或衛星電視的占63％，其中四分之壹有大銀幕彩色電視，有錄象機或DVD的占78％，59％有立體音響，四分之壹的家庭有個人計算機，27％使用手提電話。

這樣水平的人如果在中國，不屬“大款”行列，也是混得相當不錯，可在美國，人家被稱為“窮人”，在理直氣壯地領取政府福利。

根據美國政府的統計，在上述擁有自己住房的“窮人”中，平均每家有三個睡房，壹個半浴室，壹個車庫，壹個室外走廊或門廳。全部上述的窮人中，76％裝有空調機，而在30年前，美國的全部人口中，擁有空調的只占36％。

據美國房屋發展局的統計，美國的窮人中，只有6％住房擁擠。全部美國人中，70％的家庭平均每人擁有2個或以上的房間，而在“窮人”中，平均每人擁有2個或以上房間的家庭，有68％，只比美國平均水平低2個百分點。而且美國“窮人”的平均住房面積遠遠超過巴黎、倫敦、維也納、雅典以及其它所有歐洲主要城市的居民（不是那裏的窮人，而是那裏的所有人）住房水平。

例如，美國有2億8千萬人口，平均每人住房面積721平方尺；美國“窮人”平均每人住房面積439平方尺，比世界其它工業國家的人均住房面積多50-100％，是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中產階級家庭住房面積的3倍，是印度和中國的城市家庭住房面積的7倍。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積才是376平方尺，比美國窮人住房面積還少63平方尺。

美國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積多達1,875平方尺，美國窮人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積也達到1,228平方尺，比歐洲家庭的平均976平方尺多232平方尺。全部歐洲國家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積是396平方尺，低於美國窮人水平的439平方尺。

美國窮人的孩子，不僅沒有營養不良問題，而且這些孩子獲得的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等，事實上和中產階級家的孩子壹樣多，而且在絕大多數窮人家庭，他們的孩子獲得的上述營養物質，超過需要的標準；窮人家的孩子平均獲得的蛋白質，超過營養學家建議的水平100％。美國窮人家的男孩，平均比當年登陸歐洲諾曼底的美國同齡士兵高壹英寸，重10磅，比第壹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同齡士兵高2英寸，重20磅。美國窮人的問題不是營養不良，而是食物吃的太多，體重超過標準。美國窮人的肥胖癥，男子高於普通人近2個百分點，女子高於普通人1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越窮越胖。[15]

“剝削階級”居然混到出錢養活無產階級的地步，這完全顛覆了關於資產階級政府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民主體制下，馬克思主義殿堂三大理論支柱——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全部崩塌，美國福利制度比馬克思、斯大林、毛澤東這些共產前輩設計的社會主義優越性還要完美。即使這樣，美國窮人還不滿意，總是不依不饒發政府的牢騷，美國人過感恩節，沒聽說有感謝政府節，或者慶祝什麽黨的生日節，他們只知感謝上帝就夠了。要是中共對待窮人有美國政府的百分之壹，黨的喉舌早就震耳欲聾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無非是畫餅充饑的烏托邦壹類，無非壹些城市居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而已，占人口80％的農業戶口還被排斥在外。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是活生生的現實，是優於任何社會主義國家的全民高福利。民主制度下公民手中的選票決定了人民的命運，共產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徹底破產，使之永遠失去世界歷史中的主導作用。他們恐懼全民普選，今天還在唱社會主義高調的，只是極少數既得利益集團或憤青者流，都是些強盜無賴。美國人接受共產主義早於俄國與中國，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1852年就傳到了美國，馬克思對美國寄予極高期望，1872年將第壹國際的總委員會遷至紐約。但美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5月，僅比中共稍早些，同樣接受共產國際指示，利用勞工矛盾，搞了不少暴力活動。羅斯福總統上臺後，推行新政，改善勞工待遇，緩和勞資關系，擴大民主權利，使得美國從大蕭條中復蘇，共產黨從此失去號召力。1933年厄爾·白勞德出任美共總書記，白勞德認為，“共產主義就是二十世紀的美國主義”，美國民主是壹切階級的民主，馬克思主義不過美國民主的擴大和完整化。並修改黨章，規定共產主義的任務是在變化了的情況下把華盛頓、傑佛遜、林肯們的傳統向前推進。白勞德於1944年4月出版了他的綱領性著作《德黑蘭：我們在戰爭與和平中的道路》壹書，“修正”了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理論，否認美國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性質，認為它還“保持著青年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壹些特點”，認為美國無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之間有“共同利害”，主張保護托拉斯制度，經過“階級調和”來避免美國資本主義所不可避免的危機。認為民主共和兩黨制為維護民主權利提供了足夠的渠道，美國共產黨沒有存在的必要。1943年10月解散共產主義青年團，1944年5月紐約美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解散共產黨。美共僅存在23年，其後雖有回潮，又有福斯特重建共產黨，跟隨蘇聯，毛澤東還親發賀電稱：“我們對於美國工人階級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這個偉大的勝利，謹致熱烈的祝賀。”批判“白勞德的修正主義的即投降主義的路線”。70年代蓋斯·霍爾任總書記時，又跟著蘇聯反對毛澤東，但其元氣大傷，難成氣候。據說現在美國只有壹個老教授還信仰共產主義，其余的只是學術研究，黨員的數目僅有三兩千人。美共也幫過中共不少忙，抗戰時期，受莫斯科指示，誤導美國輿論和政府，詆毀中華民國政府聲譽，離間同美國的友好關系，誇大宣傳中共的抗戰功績，以及“土地改革”與“新民主主義”，將陜北邊區描寫為“民主自由”和“康樂進步”的烏托邦。攻擊中華民國是“封建的中國”，盛贊中共根據地是“民主的中國”，配合中共的“兩個中國”論調，要求美國政府停止援華。駐華的史迪威將軍也要求同等裝備共軍與國軍，讓共軍開出邊區作戰。智慧的美國人民，及早告別了共產主義，保證了民族的長久幸福，也遏制了共產主義的擴張，推動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民主。自由民主是人類普世理念，足以摧毀壹切反人類的制度，這僅僅是時間長短問題。如果我們非要說社會主義好，也用不著擡杠，美國式的社會主義，或者歐洲式的社會主義更好些，這對馬恩列斯毛鄧江胡之流鼓吹的“科學社會主義”，卻是壹個絕妙的諷刺。何清漣說：“在洛杉磯，中國新富的‘二奶’們定居的豪華居住區，構成了壹個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特色居民區——‘二奶村’。中國精英集團成員普遍安排家庭成員出國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獨壹無二的‘中國特色’，遍觀世界，沒有任何國家的精英集團有這樣的大規模定居外國的集體行為。”“……兩百多年前，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說過壹句臭名昭著的話：‘我死以後，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國貪官汙吏的共同心態則是：‘我離開中國以後，哪怕洪水滔天。’”[16] 這些“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強盜們，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早已喪失信心，紛紛投奔到了“社會主義”的美國。

以此看出，不是不可為，而是不願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究竟是怎麽回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有多少實際意義，就基本清楚了。我們到中西部農村走壹走，那種破敗的景象，無法掩飾的貧困，鄉民生計之艱辛，歷歷在目。從戰後廢墟上起步的國家很多，即使在亞洲，農民生活的改善，中國也屬於最慢的幾個國家之壹。僅以全民醫療保障為例，中國醫藥衛生總體水平僅排在第144位，衛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是全世界倒數第4位。農民的年收入不夠住壹次醫院。西方國家的全民醫療保障壹般占GDP的10％左右，歐洲高於10％，美國是16％，中國攤在民眾頭上的不足1％。連毛澤東時代都不如，毛時代的農村也有些象征性的社會主義，有治不了大病治小病的“赤腳醫生”（兼職不脫產的鄉村衛生人員）及縣醫院為主體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還有基本免費的公辦教育，稱之為“社會主義優越性”。1965年9月，中共中央批轉衛生部《關於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強調加強農村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推動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發展。合作醫療全面推行是在1966年以後的文革期間，毛澤東親自批發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辦合作醫療的經驗，並發表了“合作醫療好”的指示。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農村絕大多數地區的縣、公社和生產大隊建立了醫療衛生機構，形成三級預防保健網。到1976年，全國已有90％的農民參加了合作醫療。在計劃體制下，藥品的數量、質量和價格等是配給的，衛生站和醫院是公立的，不存在獲利和創收。政府控制了醫療服務和藥品資源配置的權力，並實施低價供給政策，醫藥價格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由於不存在高價高回報的激勵機制，赤腳醫生以及各級醫療服務提供者，不可能在醫療服務中獲取利部門或個人收益。政府通過恢復振興中醫，強調使用中草藥和中醫診療技術，大量的廉價中草藥和自制成藥充實了衛生室、土藥房，減少了合作醫療經費的開支。通過赤腳醫生的培養，做到了“有病早治，無病早防”、“小病不出組，大病不出村”。赤腳醫生看不了大病，但對預防為主的日常衛生保健還是有相當大的作用。近些年江南壹帶血吸蟲病又大規模蔓延，就是鄉村醫療和預防體系失效的結果。隨著農村分田承包制的改革，分級管理的財政體制的確立，使合作醫療基金籌資面臨危機，合作醫療機構紛紛解體。縣鄉幹部屬於國家醫保體系管理，原來以公社和生產隊自籌經費的集體醫療保障體系變為個人出錢到盈利性的醫院看病，隨著醫藥費用的猛烈上漲，絕大多數農民淪入有病看不起的淒慘地位。中國的醫療保障是面對向高層的，高級幹部醫藥費實報實銷，他們每人每年平均醫療費高達數十萬元之多，而用於民眾醫療保障的壹年僅有幾十元。原本就少得可憐的醫療資源都被權貴流氓集團無理侵占了。毛時代貧窮，但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總要有壹些與“優越性”配套的福利制度。鄧時代強調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中國特色”，遠遠落後於世界的窮中國再也無法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只能求助於市場化，於是連毛時代那點可憐的全民福利也壹並取消了，徹底淪為保障少數人特權的體制。

在中國人均GDP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壹半的情況下，惟多數人的貧窮才能保證少數人的富裕。對於暴富中的統治階級根本不存在實現社會公平均富的動力因素，數億人的貧困就是中共統治的產物，這是只進行經濟改革的必然結果。決非中共政權自身所能化解，他們也不願意化解，有哪個權貴願意讓出自己的權力與財富呢？中國除了爆發爭取民權的國民革命，找不到任何壹種和平轉型的辦法。在以權力為本位的制度框架下，缺少公民權利法律基礎的私有化只會導向最壞的結果——財富集中到少數權貴手中的紅色權貴資本主義，這是壹種強盜型經濟。中國表面上還是公有制占主導，中共還叫共產黨，實際上從改革開放初期就開啟了由少數人操作的既得利益集團私有化進程。六四運動直接的誘因之壹就是“太子黨”集團以雙軌制為契機的私有化——權力市場化——倒賣由市場定價的計劃外緊缺物質——非法集資圈錢，至今這個進程還在加速，已經發展到掠奪包括土地在內的整個國民資源的龐大盜匪集團，並且利用物權法律加以漂白，使之合法化，這是壹場光天化日下的大規模洗錢過程。中共的革命或改革都是剝奪民眾權利的強盜運動，權貴集團掠奪國民財富從革命戰爭到公有制，再由公有制到權貴私有化，全部過程的受益者都是中共自己，民眾始終處在壹次又壹次被無情剝奪的悲慘地位。這即是中國黨富民窮現狀的全部秘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