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中國的毛左暴政的基本狀態

[左翼反共人士]

作者 陳憲輝 寫於二零一三年



極權框架



​1906年，清廷宣布預備立憲，發表了轉變為憲政國家的規劃。革命後，民國歷屆政府繼承了清廷的憲政目標。從袁世凱到蔣介石，歷屆政府均申明要召開國會，制定憲法，走向憲政。北洋政府走向憲政的努力被國共兩黨武力摧毀，國民黨政府走向憲政的努力被中共武力摧毀。在延安，毛澤東和中共高層曾對美國人大談崇尚民主。這些言論只是爭取美國軍火援助的手段，共產黨不變的立場是從根本上拒絕憲政。毛澤東的世界觀是遊民思想的傳承，信奉“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信奉武力、權謀與利用，沒有平等、協商和法律觀念。他雖然派代表參加了美國人策劃的政治協商會議，但堅持武力推翻國民政府，沒有打算協商，對制憲、國會嗤之以鼻。



在國民黨政府即將垮臺時，毛澤東背棄內戰時向社會各界作出的反對壹黨獨裁，實現真正民主的承諾，準備取締中共之外的所有黨派，不召開國會，不制憲。他向斯大林闡述建國方案說：“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之後，要像蘇聯、南斯拉夫那樣，除中共以外，所有政黨都離開政治舞臺”。獨裁者斯大林當然不反對獨裁，但認為應作裝點門面功夫，不應赤裸裸的獨裁。他復電毛澤東說：“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們認為，中國各在野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他們反對國民黨集團，它們還將在很長時期內存在。中共應該與他們合作，但必須保持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讓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應宣布為聯合政府。”[1] 毛澤東對斯大林不允許蘇聯國內多黨存在而要求中國多黨存在、政治協商不以為然，但這時他正設法打消斯大林的疑慮，當然不能抗命。



1949年1月，國民黨政府在內戰敗局中動員各國駐華使館隨同政府壹起南遷廣州，美國指示駐華大使留在南京，準備拋棄國民黨與中共新政權建立關系，而斯大林指示蘇聯大使羅申隨國民黨南遷廣州，謀求國共兩黨“劃江而治”。在推翻國民黨政府的目標即將實現時，斯大林又突然想止步了。他的考慮是，壹來擔心毛澤東像二十年前的蔣介石、馮玉祥壹樣，接受援助壯大後與蘇聯決裂；二來感到壹個統壹的中國不符合蘇聯的利益，希望中國處於分裂狀態；三來擔心美國武裝幹涉；四來擔心毛澤東成為另壹個拒絕作下屬的鐵托。斯大林剛把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共產黨開除出共產黨情報局，斥鐵托為帝國主義的走狗，並正考慮派人去暗殺鐵托（鐵托不久後寫信回應說：如果妳再派人來行刺我也派個人去莫斯科，並且不用再派第二個人），他擔心擁有更強力量的毛澤東成為他的另壹麻煩。出於上述擔心，斯大林謀求國、共劃江而治，讓國共兩黨互相牽制，同時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來華考察中共的立場。



在西柏坡，毛澤東壹系列動作並舉以打消斯大林的疑慮：向米高揚再三保證將照顧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利益，申明支持蒙古獨立， 表態與南斯拉夫共產黨劃清界限，發表向蘇聯“壹邊倒”的聲明和《論人民民主專政》壹文，以新華社評論員名義連續發表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麽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謾罵美國和司徒雷登的文章，以間諜罪判處美國駐沈陽領事華德有期徒刑並驅逐出境等等，以行動證明中共向蘇聯“壹邊倒”。米高揚滿意離華後，毛澤東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宣布“召集沒有反動派代表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共同綱領，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組成中央人民政府”。會後，毛澤東派劉少奇訪蘇，將建國計劃報斯大林批準。



7月，劉少奇率高崗、王稼祥及翻譯師哲等人秘密訪蘇。在莫斯科，劉少奇再向斯大林當面保證中共絕不在蘇美之間腳踩兩只船，將奉行向蘇聯“壹邊倒”，並申請於 1950年 1月 1日成立建國。斯大林對毛澤東的“壹邊倒”保證及“擠走”美國外交官的行動感到滿意，決定放棄謀求劃江而治，批準了中共建國，提出為防止“帝國主義國家”利用中國暫時沒有中央政府的無政府狀態，應將建立中央政府時間提前。他承諾，在中共建國後立即承認新中國政府，給予新政權3億美元貸款，派專家幫助新中國政府等等。為配合中共對劉少奇訪蘇的保密，蘇聯只披露了1949年7月高崗率領東北代表團（實際上高崗是劉少奇代表團成員）在莫斯科簽訂貿易協議的消息。消息披露後，國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長葉公超向蘇聯駐華大使館提出抗議，斥蘇聯違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七屆二中全會後，毛澤東致信李濟深、沈鈞儒等“民主人士”，指示他們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毛的信讓流亡在香港的反蔣派們彈冠相慶，興奮準備上京加入新政府。根據傳來的斯大林意見，中共中央決定提前於1949 年10 月1日宣布建國，決定立即召開“沒有反動派參加的”新政協。這裏，“沒有反動派參加的”的意思是全部政協成員必須是中共批準任命的。中共決定，黨派代表僅限於民盟等幾個中共認定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代表僅限中共的屬下團體。根據中共的原則，參加新政協會議的團體有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等中共領導的團體，“民主人士”有宋慶齡、錢昌照、薩鎮冰、顏惠慶、章士釗、周信芳、梅蘭芳、程硯秋、張元濟、梁思成等名流，其他代表包括劉英源、閻存林、戎冠秀等中共認定勞動模範，以及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曾澤生等國民黨降將特邀代表。



從籌備政協開始，毛澤東住進了中南海，開始了他少年立誌的“坐龍庭”時代。北洋時代，民國政府時代可沒人敢如此。北伐勝利後，國民政府成立了“接收中南海辦事處”，決定將中南海“從速正式開放，為北平市民共同遊憩之公園，永遠開放，不收門費”。1929年5月，北平特別市政府仿照當時的中山公園、北海公園的成例，將這裏命名為三海公園，正式開放。1930年12月，北平市府將公園名稱改為中南海公園。在新華門樓底層門內，懸掛著由滿清遺老張海若魏碑體題寫的“中南海公園”橫匾。公園依賴以下幾項收入籌資改善環境，維修破損建築：門票收入：公園門票與北海公園壹樣，均為五分；設停車場：腳踏車每輛收大洋壹角，人力車大洋兩角，汽車大洋五角；出租房屋的收入：中南海園內有居仁堂、喜福堂、歡喜莊、增福堂、來福堂、果園等百余處房屋。公園管理部門將園內房屋向市民招租，租價分五等，每間兩元至六元不等；開辟釣魚區，售票釣魚票每張壹元，限釣魚二斤，超過二斤補票。公園利用這些收入維修園林內道路，增加路燈、坐椅，建廁所，維修損壞嚴重的新華門、蜈蚣橋，雇清掃夫，花匠，請警察局派人駐園保全，使皇家園林煥發昔日光彩。整個國民政府時代，中南海與北海公園、中山公園壹樣是普通民眾休閑娛樂，舉行活動的場所。[2] 隨著國民政府垮臺，美麗的中南海從市民公園變回了皇家禁地，是為共產革命實質是換個更專制的人作皇帝的壹個證明。



9月21日，新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開幕。大會以山呼“毛主席萬歲”開始，民國以來在野黨派、社會賢達批評政府，制約執政黨的政治環境不復存在。政協會議內容是舉手通過中共的壹系列決定：宣告建國，宣布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員名單，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及《關於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等決議案。中共擬定的中央人民政府人員組成為：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琛、張瀾、高崗，委員陳毅、賀龍等56人。



關於國號，建國前中共長期宣傳要建立“民主共和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國號已廣為人知。當時國人廣泛愛護中華民國法統，不認為有必要變更國號。變更國號是毛澤東個人的意見，他決定加入“人民”、“共和”幾字。壹些代表知道，中共拒絕民選，拒絕共和，要求壹黨專制，使國號中的人民、共和字眼失去意義，於是在會上指出加多這幾字並無必要。對此意見，中共以在議程中不安排討論國號的方式加以拒絕。



關於國旗，中共的設計為四小星環拱於壹大星之側的五星紅旗，壹大星代表中共的領導，將愛國與愛黨綁定；四小星代表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體現剝奪相當壹部分有產者，主要農村地主，的國民資格。國旗上中共淩駕於人民的寓意與深入人心的共和、民主理念相違背。在全場高呼“毛主席萬歲”的環境下，沒有人敢於抨擊中共獨裁，但中共也不便明言壹顆大星代表自己。於是，《關於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以不明說國旗中壹大星所象征的辦法回避黨國寓意，只解釋說：五星“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民國時長期敢言的名流政協委員們在重大的國號、國旗寓意問題上沈默了。壹年後，人們在鎮反運動與土改運動中才知道，改民國為人民共和國意味著取消壹部分國民的財產權與生命權。按照中共的理論，共產黨代表人民的利益，共產黨決定誰有資格為人民，誰是人民的敵人，共產黨有權剝奪他們認定為敵人者的公民權、財產權、甚至生命權。



10月1日，中共在北京召開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壹次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宣布毛澤東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兼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朱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下午，中共在天安門舉行了開國大典。



如同中華蘇維埃國的建國，要員任命，各項綱領文件均是斯大林的決定壹樣，中共召開新政協，制定《共同綱領》，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斯大林的決定，或由斯大林批準。不僅如此，新中國的國旗、國徽中代表暴力革命的紅色來自蘇俄，五星來自蘇俄（中共、越共、朝共的國旗均有紅色及五星），《共同綱領》和後來憲法的黨國體制框架來自蘇俄。



共同綱領



​建國前，毛澤東計劃取締中共以外的壹切政黨，不開國會，不制定憲法，恢復中華蘇維埃國。斯大林不同意赤裸裸的獨裁，否決了毛澤東的計劃，要求召開國會，制定憲法。毛澤東不能不服從斯大林的決定，也不想完全地根據斯大林的要求辦，決定作些變通，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準備政治局會上宣布，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以指定成員的政協代國會，制定壹個臨6102;性質的《共同綱領》代憲法，成立自任主任的新政協籌備會和周恩來、許德珩為正副組長的《共同綱領》起草組。這時，中共黨內彌漫崇拜毛澤東氣氛，七屆二中全會的會場布置為，黨旗上方是毛澤東和朱德的畫像，兩側錦旗寫著“我們永遠作妳的好學生”和“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壹切”，毛澤東連黨全會的新聞稿都要親自修改才允許發表，顯示中共在黨內或黨外均沒有打算平等協商，不可能接受不同意見。



幾個月後，中共將起草組擬出的《共同綱領》草案交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征求意見，然後報毛澤東定稿。這壹征求各黨派和各界意見的程序只具有象征意義。因為，所謂“各黨派”或“民主黨派”都是中共地下黨員在領導，所謂“民主人士”也是中共地下黨或指定的親共人士，具有決定意義的程序是毛澤東定稿批準。這種國家大法由個人定稿的程序進壹步證明中共和毛澤東無意協商。與草案征求意見程序壹樣，新政協通過《共同綱領》草案程序也是全體舉手走過場。在“毛主席萬歲”聲中，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背景下，政協代表們失去質疑的勇氣。



從內容看，《共同綱領》的末代清廷的《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1912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23年的《中華民國憲法》、1946年的《中華民國憲法》諸大法版本的倒退。《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確立虛君共和議院政治體制，以憲法由資政院起草，皇權必須以憲法規定為限，修改憲法權力屬於國會，皇族不能擔任總理，皇帝不得幹涉行政，重大的決策必須由國會作出皇帝不能幹預等項規定基本廢除了皇權。此後民國制憲的幾個版本基本都表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這兩大憲政基石。1912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人民壹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財產不受侵犯之權”。1923年的《中華民國憲法》最為進步，不僅闡明了上述兩大憲政基石，還規定了地方自治原則，劃分了中央與地方的權限。舊政協制定的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雖有以黨治國、壹黨專制內容，但申明“國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壹律平等”，申明了人民的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規定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歸總統統帥，超然於黨派、各黨派合法平等的憲政原則。



然而新中國伊始，《共同綱領》將上述憲政基石和憲政原則人全面廢除。首先，它否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將人民劃分為不平等的階級，將大部分有產階級排除於人民之外；其次，它廢除了民國憲法中私有產權不受侵犯的條文，宣布城市資產階級，農村地主、富農的財產權利不受保護，實際宣布當權者有權剝奪人民的財產；第三，它否定軍隊國家化，強調軍隊必須效忠中共壹黨，服務中共壹黨私利；第四，它自相矛盾地壹面規定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壹面又規定中共對政治權力壟斷；第五，它自相矛盾地壹面規定國家保障人民廣泛的民主權利，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示威遊行等權利，壹面又以鎮壓反革命的條款否定上述權利。八百年前，英王約翰在貴族壓力下簽署了《大憲章》（THE GREAT CHARTER），承諾王室不得隨意侵犯私有財產權。這份文獻確立了法治和自由民主的基礎，可見，民主自由說到底是為了捍衛私有產權、個人利益。以剝奪他人私有財產為宗旨共產革命反民主，反自由，共產黨制定的《共同綱領》也是如此。多數政協成員們舉手通過這樣倒退的大法是出於無奈。因為，中共已經在占領區開始了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大家清楚，反對中共的綱領與反革命之間沒有界限。很快，他們中的壹些人成了鎮壓反革命條款的受害者。鎮壓反革命的條款被其後五十年的各中共憲法版本保留。期間，中共以反革命罪名殺害了數以百萬計的國民。



黨國體制



​1924年，蘇俄在主持改組國民黨將黨國體制引入了中國，將政治部、宣傳部引入了國民黨和黨軍。北伐中，國民黨人看清了蘇俄赤化的災難性質，拒絕蘇俄安排的赤化道路，對蘇俄決裂，驅逐了蘇俄顧問和黨內軍中的公開共產黨人，但還是保留了黨國體制及其代表性機構——政治部、宣傳部。在整個國民政府時代，國民黨黨外有黨，黨內有派，無法達到政治權力的壟斷，無法取締獨立傳媒，無法全面黨化教育，甚至也無法全面黨化軍隊。因此，黨國體制在國民政府時代未能在中國全面確立。隨著中共建國，黨國體制在中國全面確立，列寧、斯大林赤化中國的計劃實現。



黨國體制的核心是革命黨壟斷壹切政治權力，將軍隊、政府、司法、媒體、思想、文藝、教育等社會生活所有方面全面黨化、赤化，不允許其它政黨真正存在，取締獨立的司法，獨立的傳媒，獨立的輿論和獨立的思想，只允許壹黨的理論、綱領、信條和聲音存在。從全面抗戰爆發到推翻國民政府，中共宣傳中最具蠱惑力的賣點是抨擊國民黨獨裁和鼓吹共產黨民主。十年間，中共《解放日報》、《新華日報》上充斥鼓吹民主、反對獨裁的文章。這種表象是中共領袖們遊民特點的充分展現。他們信奉“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信奉暴力、獨裁，完全沒有平等、權利觀念，更談不上民主觀念，但他們深通欺騙之術，紛紛發表民主言論作為推翻國民政府的鬥爭策略。毛澤東與孫中山壹樣深具遊民意識，要求當權後取締壹切其它黨派，革命黨權力不受任何制約。在準備建國時，毛澤東向斯大林表達了消滅所有其它政黨的計劃。斯大林否決了毛的計劃，不同意赤裸裸地獨裁，要求保留幾個聽命共產黨的偽黨派裝點門面。毛澤東必須服從，不情願地指定八個附庸黨派繼續存在，但同時實行黨禁，不允許民眾再組新黨。獲準繼續存在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民主同盟（民盟）、民主建國會（民建）、農工民主黨、民主促進會（民促）、致公黨、九三學社和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臺盟）不是真正意義的政黨，都在黨綱中規定服從中共領導，其領導人選由中共決定，多數由中共秘密黨員充任。對於《共同綱領》中所有黨派必須接受中共領導的規定，民盟領袖羅隆基抨擊說：在野黨不但可以不接受執政黨的領導，更可以反對執政黨，約束執政黨。世界上沒有壹個政黨的黨綱註明接受另壹個政黨的領導。民盟盟章中若加入“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條文，民盟的生命就結束了。他提出，民盟成員與中共黨員彼此不要交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綱領，據此與中共訂立協議，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聯合政府，成為在野黨。對羅的要求，中共不屑理會。毛澤東在中共內部講話中說得明白：“房子（政協）造好了，不能空蕩蕩吧？總要擺幾個花瓶掛幾幅畫。”“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幹凈，辦法壹是出錢贖買，二是出位子安排。共產黨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壹非舉手不可，不舉手就沒有飯吃”。[3] 毛此言道出了“民主黨派”的真實生存狀況。中共通過“民主黨派”中的秘密黨員控制著八個“民主黨派”，通過控制經費、辦公場所和提供給黨派領袖們的“級別特供”待遇讓八個“民主黨派”俯首聽命，成為政治櫥窗。中共將此主仆關系美稱為“榮辱與共，肝膽相照”。多年後人們才知道，“八個民主黨派”的黨魁、高層要員都是中共秘密黨員，中共建國後沒有停止在“民主黨派”和港澳臺及海外發展地下黨員，並仍然讓這些人將共黨身份保密。



在黨化媒體方面，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就申明要取締輿論自由說：“要建立的政權形式是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4] 在中共的語匯中，人民的就是黨的，黨的機關部門通常冠以人民字眼，如人民代表，人民法院，人民日報等等，實際都是黨的附屬。毛澤東“只讓人民有發言權”的意思實際是只有共產黨有發言權。他的理想世界是黨報之外無報紙，黨媒之外無傳媒。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傑弗遜指出：“我們的第壹個目標應該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為人類開放。迄今為止，人們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聞自由。因此，那些怕自己的行為被調查的人，第壹件事就是把這條路封起來。” “我寧可有報紙而沒政府，也不要有政府而無報紙。”中共建國時的第壹件事就是取締新聞自由，取締民間報紙，實行對新聞、出版、報業、廣播嚴格管制，將所有報紙納入了以新華社、《人民日報》為代表的黨報體系，在黨報之外只留下了名義上是“民主黨派”所辦，實際也是中共控制的《光明日報》、《文匯報》與《大公報》。



清末新政的壹項重要成果是辦報自由。《大清報律》宣布，辦報無須審批，向當局備案即可。清末、民國時，不存在政治權力的壟斷，成立黨派，創辦報紙完全自由，報紙抨擊政府，揭露黑暗蔚然成風，陳獨秀可以辦《新青年》自由表達觀點，李大釗可以在蘇俄秘密金錢支持下創辦成批的刊物，成立成批的團體宣傳蘇俄革命，開展革命活動，毛澤東可以創辦《湘江評論》，自由表達觀點。在赤化中國過程中，蘇俄將控制傳媒、黨化報刊、新聞審查等制度引入了中國。國民黨拒絕赤化，基本延續了清末以來辦報自由局面。以“民國第壹報人”張季鸞和《大公報》為代表獨立報人和獨立報紙不僅存在，還有發展的空間。張季鸞為《大公報》提出了“四不”（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社訓，拒作黨派工具，拒以言論自由作交易，堅持了“超黨派，為人民說話，作人民的喉舌”的辦報宗旨。《大公報》社評以敢於揭露黑暗、抨擊國、共兩黨而聞名。在國民黨開始北伐時，《大公報》敢於抨擊國民黨武力統壹中國的計劃，抨擊國民黨效仿蘇俄建立黨軍是“國軍私有，民治淪亡”，直指北伐是蘇俄為了自身的利益挑起的中國內戰，是中國人民的災難。蔣介石上臺後，《大公報》發表了《嗚呼領袖欲之罪惡》、《蔣介石之人生觀》、《黨禍》等抨擊文章。不光《大公報》如此，國民政府時期的主要報紙大都以抨擊國民黨政府的社評，揭發官員的貪汙腐敗的文章為賣點。例如，《申報》連續發表了《剿匪與造匪》、《再論剿匪與造匪》、《三論剿匪與造匪》等文，與國民黨宣傳部對著幹。國民黨政府習慣在這樣的輿論抨擊中為政。在政治多元，輿論寬松的局面下，民間不僅能獨立辦報，還能辦獨立的廣播和通訊社。陪都重慶的民營報社、通訊社有兩百多家。淪陷區的傳媒更加繁榮，有報紙七百多種，廣播電臺數十座。整個國民政府時期，中共充分享受著輿論寬松的好處，在國民黨圍剿紅軍時在國統區照樣辦著眾多赤色刊物，在抗戰期間通過在國民黨統治區辦的《新華日報》宣傳共產黨主張，抨擊國民黨壹黨獨裁。在建國前夕，獨立評論家儲安平對輿論的前景表示憂慮說：“共產黨是否能容許今日生活在共產黨統治區域中的人民有批評共產主義或反對共產黨的自由？假如容許，則我們何以從來沒有看到在共產黨區域中出版的報紙有何反對共產黨或批評共產黨的言論，或在共產黨區域中有何可以壹般自由發表意見的出版物？”“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壹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壹個有無的問題了。”[5]



儲安平的擔心不幸成為現實，獨立報刊在建國後立即被取締。著名的《世界日報》變身《光明日報》是獨立報刊被取締的標誌性事件。成舍我先生創辦的《世界日報》在抗戰前是北平發行量最大的日報。抗戰勝利後，成先生在復刊宣言中堅持超然於黨派立場抨擊國共兩黨說：“共產黨者不改變政策，仍如政府所傳，專以殺人放火，鬥爭暴動為能事，則政府用兵，無法阻止。若國民黨不能痛切覺悟，徹底改革，而仍蹈故襲，因循泄沓，貪汙腐敗，則人民革命，勢所必至。”解放北平後，中共沒收了所有民營報紙，查封了《世界日報》。成舍我發表聲明中說：“世界日報不特從未接受任何朝代之任何支持，與其發生任何關系，甚至國民政府統治下，各地例有之低利文化貸款，亦向來謝絕。中共所查封世界日報資產中，每部機器之齒輪，每塊鉛版之字粒，皆為余及數百同人絞腦汁，流血汗以獲得。世界日報今雖暫時不能再向華北廣大讀者供獻超然獨立之社論，迅速確實之新聞，但過去數十年來，華北廣大讀者所給予世界日報滋育成長之鼓勵，正可堅彌余及無數新聞戰士，為新聞之自由繼續苦鬥之信念。”中共派民盟接管了《世界日報》，將其改組為名義上的民盟機關報《光明日報》（章伯鈞任社長、胡愈之任總編輯）。民盟領袖們沒想到，幾年後中共不容《光明日報》僅存的壹點其它黨派色彩，將其改組為另壹中共黨報。



沒有了獨立報刊，沒有了敢於暴露真相的獨立評論，沒有了輿論監督，人民就失去了約束政府不做壞事主要武器。在《世界日報》為代表的獨立報刊被全部取締後，中共得以向全體國人封鎖聯合國大會譴責中共與朝共入侵韓國的決議，得以向國人封鎖土改運動、鎮反運動中的大屠殺。在後來整個毛澤東時代，《人民日報》甚至成了毛澤東的私家報，其頭版頭條、編者按成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欄，《人民日報》和中宣部的負責人陳伯達、鄧拓、吳冷西等人直接根據毛澤東的意思撰寫社論。在黨國體制下，獨立於中共的思想、文藝、理論刊物被全部取締，思想界、文藝界、理論界被全面黨化。多年後人們才知道，作為蘇俄引入中國的禍害，政治部、宣傳部的主要功能是隱瞞真相和推出謊言。政治部因黨禁而存在，宣傳部因報禁而存在。臺灣廢除黨國體制後，沒有了黨禁、報禁，政治部、宣傳部自然消亡，甚至新聞局也自然消亡。



在黨化司法方面，中共成立了以董必武為主任、彭真為副主任兼黨組書記的政治法律委員會（政法委），統管司法部、民政部、法制委員會等與司法相關部委。政法委名義上是政務院的下屬機構，實際是黨管司法的機關，其名稱雖非搬自蘇俄，但它代表的黨管司法模式來自蘇俄。在司法服從黨權方面，新中國與蘇聯沒有區別。在蘇維埃國時期，中共照搬蘇共的模式，實行以黨代法，蘇維埃政府中的司法部徒有其名，保衛局直接捕人、殺人，各蘇區肅反中逮捕，屠殺均不經司法審判程序。延安時代，陜甘寧邊區政府的高等法院、法制室、司法委員會等機構也只具宣傳意義，類似蘇區保衛局的社會部直接捕人、殺人，社會部在延安整風運動中逮捕、關押、處死黃克功、王實味等壹大批幹部均由毛澤東決定，社會部執刑，完全不經過邊區法院審判。與陜甘寧邊區政府名義上是參議會選舉產生，實際由中共中央決定壹樣，邊區的法院、法制室也是黨的下屬，須服從黨的意旨，除民事小案外的所有案件審判均須上報中共中央決定。在籌備建國時，中共中央成立了以王明、謝覺哉為首的“中共中央法制委員會”作為黨管司法的機關。1949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了王明起草的《關於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和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幾個月後，中共在《共同綱領》中宣布：“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壹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這裏所說的壹切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主要指民國的“六法全書”。



六法全書是憲法、行政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及相關的法律的總稱。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沿用了清末修律的成果，在沿用舊法的同時不斷修改，補充，逐漸形成了“六法全書”。這部全書不是壹個朝代、壹屆政府、壹個政黨的創造，而是清末以來幾代法學家吸收法治國家普遍遵循的原則，不斷修改以適應國情的結晶，其形成的過程與西方國家法律制度的形成過程壹樣，是長期進步的成果。六法全書中最重要的部分——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也不是國民黨所制定，而是包括中共的所有主要黨派共同參與制定的，其特色是超然於黨派。諾貝爾獎得主哈耶克指出：法律是緩慢進步的，其穩定性和連續性至關重要，不應因政權更叠而喪失。然而，在毛澤東藐視壹切法規思想的主導下，中共建國伊始就將半個世紀司法進步的成果全部廢除，斬斷了清末以來法律的連續性。不光是中共藐視成法，山呼“毛主席萬歲”的政協代表們全體追隨，壹致舉手廢除了壹切舊法。他們想不到，中共立即發動了壹連串整肅運動，使人民，包括他們自己，嘗到了沒有法律保護的痛苦。他們更想不到，中共廢除舊法後三十年不立法，除了壹部黨化憲法和壹部《婚姻法》外無法，壹切以中共的決定為法。



以政法委為代表的黨化司法體制是對從清末到民國司法進步歷程的大倒退。這壹倒退意味著無數民眾的滅頂之災。在建國後幾年中，中共不經司法審判屠殺了數百萬地主富農和舊政權、舊軍隊人員。1954年，新中國憲法頒布，政務院改組為國務院。在各界維護憲法權威和司法獨立的呼籲聲中，中共暫將法律委員會撤銷，但拒絕民主黨派提出的司法獨立的要求。在 1954年中共撤銷政法委到1958年恢復政法委（政法領導小組）期間，中共黨權統管司法的情況毫無變化。在認為司法服從黨權方面，中共眾高層沒有分歧。劉少奇在1955 年1月在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匯報時指示說：“我們的法律不是為了約束自己，而是用來約束敵人，打擊和消滅敵人的”，“如果哪條法律束縛了我們自己的手足，就要考慮廢除這條法律”。[6] 公安部長羅瑞卿在同年9月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上說：“公安、檢察、法院都是黨的工具，是黨的保衛社會主義建設、鎮壓敵人的工具，這點必須明確”；彭真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發言說：“在司法行政和法院系統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壹部分人想借口‘司法獨立’來擺脫黨特別是地方黨委的領導，同黨分庭抗禮。”這幾位中共領導人後來都嘗到了沒有法律保護的苦頭。



1958年，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關於“加強黨的領導”，“書記掛帥”的指示發出了《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要求黨壟斷壹切領域，規定“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屬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作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根據通知，中共中央成立了彭真為組長的“政法領導小組”，各級地方也隨之成立了壹套各級政法領導小組，使各級司法部門完全納入黨權之下，是為日後各級政法委的前身。在司法服從黨權的格局中，公安局、檢察院、法院三機關名義獨立，實際為政法委領導下的壹家，與國民黨政府之五院名義獨立，但都服從國民黨中政會壹樣。



在黨化文藝方面，中共在延安已經將文藝全面黨化。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申明，文藝必須是黨的工具，歌曲，戲劇，小說等所有的文藝形式必須黨化，為中共的政治鬥爭、整肅運動服務。在黨化文藝局面下，傳統文藝被消滅。例如，陜北情歌《芝麻油》被改詞成了歌頌毛澤東的《東方紅》；“白毛仙姑”故事改編為宣揚階級鬥爭、殺地主的歌劇《白毛女》。建國後，延安的文藝黨化局面推行全國，獨立於中共的文藝作品被封殺，所有文藝作品只能圍繞歌頌共產黨的主題。在毛澤東時代之後，中共在改革開放中放松了對文藝的管制，但文藝黨化，所有文藝作品須經中共宣傳部門審查的格局沒有改變，批評中共的作品仍被禁止。



在二十壹世紀，國人回望政治多元，組黨自由、結社自由、辦報自由、教育獨立、司法獨立的清末、民國時代，不禁慨嘆革命帶來的倒退和災難之巨大。



鎮反運動



內戰中，中共在解放區展開殺地主、剝奪財產的土改運動，引致解放區周邊的地主組織還鄉團武裝報復，中共再以軍隊對還鄉團展開所謂剿匪戰。建國後，中共將暴力土改和剿匪戰推向全國。1950年3月，毛澤東發出了“鎮壓反革命”（鎮反）的指示，要求掀起殺反革命的高潮。各地中共大員不認為存在嚴重威脅，沒有立即展開屠殺。毛澤東不滿，在下令出兵朝鮮的同時主持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雙十指示，雙十決定），在其中稱：“在鎮壓反革命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右的偏向，以至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惡不悛的、在解放後甚至在經過寬大處理後仍然繼續為惡的反革命分子，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他要求“糾正過於寬大的傾向”，“當殺者即判處死刑”。兩次指示後，各地大員開始了名為鎮壓反革命的屠殺。個別大員，如華東負責人饒漱石，顧慮商業環境還是沒有展開鎮反屠殺，被毛澤東點名指為是“對反革命寬大無邊”典型（這成為他幾年後被清洗的原因之壹）。



1951年1月，中南局向中共中央報上了駐湘西27軍的鎮壓反革命報告。該報告說，在湘西21個縣，僅僅駐軍部隊就已經處決了匪首、惡霸、特務4,600余人，並準備由地方政府再殺壹批。毛澤東對該報告批示：“這個處置是很必要的”，“特別是那些土匪猖獗，惡霸甚多，特務集中的地方，要大殺幾批”，要求“各地務必抓緊照此辦理”。1月22日，毛澤東電告華南分局、廣東省委負責人說：“妳們已殺了3,700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1] 同月，中南軍政委員會報告公安部說湖北省已經逮捕19,823人，其中在省級機關內部逮捕了160人。公安部對報告批示：“如此內外不分地實施逮捕，容易引起廣大幹部恐慌和思想波動。”毛澤東見報告批評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潑冷水。”2月，西北局向中央報告說：兩個月已經逮捕5,000多人，殺了500多人，雖然總體看殺得不狠，處理緩慢；但是執行鎮反計劃壹定要求穩，批準殺人壹律在省上。毛澤東閱此報告後批示：“對判死刑者，輕則經專署批準執行即可。” 2月中旬，毛澤東致電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大員說：“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壹年內，恐怕需要處決壹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在春季處決三五百人，壓低敵焰，伸張民氣，是很必要的”；“南京是壹個五十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不止兩百多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上海是壹個六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兩萬余人僅殺兩百余人的情況，我認為1951年壹年之內至少應當殺掉罪惡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道）會門頭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殺掉1500人左右。這個數字是否妥當，請妳們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據2月3日柯慶施同誌給饒漱石同誌的電報，已殺72人，擬再殺1500人，這個數目太少”；“各大城市除東北外，鎮壓反革命的工作，壹般地說來，還未認真地嚴厲地大規模地實行。從現在起應當開始這樣做，不能再遲了。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漢口、重慶及各省省城，這是反革命組織的主要巢穴，必須有計劃地布置偵察和逮捕。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罪大有據的反革命分子”；“大殺幾批，才能初步地解決問題……天津準備於今年壹年內殺壹千五百人，四月底以前先殺五百人。完成這個計劃，我們就有了主動。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它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壹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的鎮反計劃。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壹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2] “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這種情況必須立即改變”，““惡霸必須殺掉，否則群眾不敢起來。”[3]



同月，毛澤東以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名義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在其中下達了按人口千分之壹比例的鎮壓反革命指標。這裏，毛澤東所言的鎮壓不是逮捕判刑，而是處決。條例中列舉的十二類反革命包括：勾結帝國主義者，策動、勾引、收買公職人員者，聚眾叛亂者、參加特務或間諜組織者，利用封建會門進行反革命活動者，以反革命為目的搶劫、破壞公私財物者，受國內外敵人指使擾亂市場或破壞金融者，偽造公文證件者，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制造和散步謠言者，以反革命為目的偷越國境者，窩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等等。毛澤東在條例中將反革命罪規定的盡量寬泛，不區分已遂、未遂，將“勾結”、“包庇”“挑撥”、“傳播謠言”、“煽動”、“策動、勾引”等無從界定的隨意性罪名都作為鎮壓的依據。與《懲治反革命條例》中“挑撥”、“煽動”、“對抗”等隨意罪名壹樣，毛澤東指示中的“惡霸”、“民憤”也是隨意罪名。



在毛澤東的壓力下，各地大員開始突擊逮捕、殺人。在北京，公安部長羅瑞卿直接領導、指揮，在2月17日逮捕675人，第二天槍決了58人。毛澤東對羅在北京的做法立即表示贊賞。毛的贊賞讓其它地方大員感到壓力。3月7日，羅再指揮逮捕1,050人，在3月25日槍決了199人。同月，天津市委向毛澤東報告，說已經處決了150人，擬再處決1,500人。毛澤東再批示：“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壹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的鎮反計劃。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壹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京津行動後，華東大員饒漱石為沒有展開屠殺作了檢討。市長陳毅向毛澤東報告說：“上海決心在已經捕了1068人，處死100余人的基礎上，再放手捕10000人，殺3000，關4000，管3000”。毛澤東復電：“如果妳們能逮捕萬余，殺掉三千，將對各城市的鎮反工作發生很大的推動作用。妳們註意在逮捕後迅速審訊，大約在半個月內就應該殺掉第壹批，然後每隔若幹天判處壹批。” [4] 4月1日，中共上海當局發布了《上海各人民團體關於檢舉反革命分子的通知》和《關於取締反動會道門的布告》，規定：“反動黨、團（國民黨、青年黨和民主社會黨、三青團等黨派）的幹部，國民黨軍軍官，國民黨軍統、中統等特務組織人員，南京政府所屬各組織的成員均須於在規定期限內親赴公安局設立的‘反動黨、團、特務人員登記總處’辦理登記，對有隱瞞，抗拒登記者將予以嚴懲”。基層負責人不知道高層意圖，大力宣傳“只要登記、坦白，決不追究”。前國民黨員、三青團員們信以為真，紛紛登記，並說明當年是為了抗日才加入這些黨團組織的。然而，當局隨後展開了對登記者的捕殺行動，於4月27日逮捕8,359人，於4月30日處決285人，於5月9日再處決28人，於6月15日再處決了284人。上海當局以反革命罪名大規模捕殺有舊政府背景和經歷者，對新政權和解放後的經濟危機有過牢騷話者，被揭發藏匿武器、散布謠言者，相信當局“不追究”承諾向政府登記參加過與國民黨有關的組織者，超額完成了毛澤東下達的指標。



被毛澤東不斷點名批評後才展開行動的上海捕殺規模如此，其它城市的捕殺更為慘烈。幾個月間，各大城市每隔幾天就槍斃壹批人，少則幾十名，多數百。召開公審大會後立即處決數百人。由於毛澤東壹再批評“寬大無邊”，各地領導人以多殺來表現積極執行中央政策，對基層報上來的殺人名單壹律照準。各地領導人知道，他們頭上的烏紗由毛澤東壹句話決定，紛紛主動提高殺人比例。例如，貴州當局將毛澤東下達的人口千分之壹比例提高到了千分之三，廣西柳州專區提高到了千分之五。壹時，報紙上 “堅決鎮壓反革命”，“某某反革命分子伏法”的報導鋪天蓋地。報紙報導的只是部分城市鎮反的情況，多數城市及農村槍斃“反革命”不登報、不公告，處決人數是糊塗賬，很多鄉村報送到上級的材料只有人名，沒有關於罪行的詳細材料。因為基層上報只是為了完成殺人任務指標。在安徽，桐城縣當局擬將16名反革命處死，報安慶地委審批，地委審查全部否決退回了報告。然而縣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為同意，竟沒有拆開看批文內容即將16人拉到刑場槍決。這16人中有5個偽保長，4個三青團區分部委員，3個憲兵，2個壹貫道壇主，6個地主，沒有壹個人有血債。阜陽專區在槍斃幾個惡霸地主時還把同他們睡過覺的幾個“破鞋”以“給勞動人民丟了臉”的罪名壹起槍斃以湊數。



為推動鎮反升溫，毛澤東否決了西北局提出的“執行鎮反計劃，壹定求穩，批準殺人壹律在省上”的意見，指示將殺人批準權下放到專署壹級。 [5] 各地大員知道毛澤東的意思是進壹步下放，紛紛將批準殺人權下放到了縣、鄉級，部分地方下放給了工作組。鎮反運動的判決過程通常與農運中的農民協會殺人壹樣簡單，召開公審大會，臺上掛出“人民法庭”橫幅，運動主持者將認定的反革命分子五花大綁押上臺，有積極分子領喊口號，群眾跟隨，算是完成了審判，然後就拉人去槍斃。運動中，幾乎每個縣都有了法場。為增加震懾力，槍斃都讓老百姓圍觀。死難者家屬通常為免災難擴大不敢去收屍。



中共在湘西的所謂剿匪最能說明屠殺之慘烈。1949年10月，為爭取國民黨“湘西王”陳渠珍投誠，解放軍湘西軍區（第四十七軍）政治部在沅陵開辦了“和平軍官訓練班”，組織國民黨投誠黨政軍人員學習，實施“教育改造”，請陳渠珍來參觀訓練班。陳眼見訓練班不設警戒，允許學員周六回家團聚，學員們貼出學習墻報，寫學習心得的情況，決定也向中共投誠。[6] 1950年3月，毛澤東的“鎮壓反革命”指示下達到了湘西，四十七軍向上級報說：“已經鎮壓了反革命4688人，全區八萬土匪、幾千在鄉舊軍官，及惡霸與偽警隊偽鄉保長等壞分子將近十萬，我們經過幾次討論，決定分化瓦解消滅敵人。在這個總方針下作出了殺壹萬人的預算”。經過幾個月的鎮反捕殺，四十七軍在年底報告中提出準備縮減殺人規模說：“中南局……指示均悉，我們都進行了討論，並已告各部隊和地方，鎮壓匪首慣匪已收到相當效果，應基本上停止。”[7] 然而，毛澤東閱中南局轉來第四十七軍的鎮反報告後，將湘西殺人數與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比較，指責指責華東幾個人口大省總共才處決了三千人殺得太少，將四十七軍的報告批轉給各中央局負責人，在批示中說：“在湘西二十壹個縣中殺了匪首、惡霸、特務四千六百余人，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壹批。我以為這個處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敵焰下降，使民氣大伸。如果我們優柔寡斷，姑息養奸，則將遺禍人民，脫離群眾。”[11] 各地接到指示，以四十七軍為護欄，將對舊政府黨政軍人員的屠殺再升級。四十七軍得知毛澤東的指示後變縮減為擴大。在沅陵的屠殺行動中，四十七軍組織了幾萬人參加的公審處決汪援華、潘壯飛、周振寰的大會。汪援華，永順縣人，歷任國軍團長、副旅長、副師長，在1937年上海淞滬保衛戰中率領特務營在瀏行地區激戰五天五夜，被《中央日報》以《瀏行喋血記》為題報道了英勇事跡，1949年率部向中共投誠，並動員其所部暫四師暫五師、國民政府永順縣長、八區專員兼保安司令周振寰率部投誠。潘壯飛，早年在唐生智部下任團長、副師長等職，抗戰中參加南京保衛戰，1949年率部向中共投誠。這次公審大會上處決的三人都是投誠人員，並都曾獲得解放軍“保證生命安全”的承諾。[8] 四十七軍將湘西三個專區及所屬各縣在押的三萬多所謂匪特、反革命分子殺了兩萬多，將幾個月前在“和平軍官訓練班”寫學習心得的國民黨黨政軍投誠人員基本殺光，按照送投誠的國民黨軍到朝鮮戰場當炮灰的中共內部既定的處置辦法，將余下的數千投誠國民黨軍送去了朝鮮。[9]



鎮反之後，中共湘西在土改和土改復查中繼續屠殺地主，被殺害者數以萬計。解放軍中南軍區在部署剿匪的軍以上高幹會議上提出：“匪患問題實質上是壹個階級鬥爭的問題，是農村中地主階級與國民黨反動殘余勢力的結合，抵制征糧、反對減租退押、反對土改的嚴重問題。”[10] 中共內部的說法證明，所謂剿匪實際是屠殺抵制暴力土改，暴力征糧的農民。建國三年後，中共宣稱徹底消除了綿延幾百年的湘西匪患。新中國長期宣傳的湘西剿匪實際是在350萬人口的湘西地區屠殺了數萬舊政府時期的黨政軍人員和反對暴政的農民。1979年，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下達了落實對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指示，湖南當局重新審查後宣布，被處決的沅陵“和平軍官訓練班”成員基本都是冤案，為在鎮反運動中被殺害的四萬多人平反。



從湘西看全國，鎮反運動中受害最深的是兩百萬國軍抗日將士和壹百萬國民政府基層人員。中共在鎮反運動殺害的242國民黨高級將領都是曾經的抗日將領。他們中包括：何海清上將、宋鶴庚上將、夏之時上將、鄧玉麟上將、糜藕池中將、謝崇階中將、彭曠高中將、崔世昌中將、倪弼中將、曹勖中將、趙世玲中將、周址中將、林伯民中將、田西原中將、李強中將、馬守援中將、劉晴初中將、潘峰名中將、宋士臺中將、金亦吾中將、武庭麟中將、歐陽珍中將、陳光中中將、陳宏謨中將、陳春霖中將、羅賢達中將、戴炳南、周磐中將、黃鎮中中將、徐經濟中將、夏炯中將、胡棟成中將、柏輝章中將、鐘祖培中將、高倬之中將、黃祖塤中將、黃質勝中將、宋天才中將、李本壹中將、李繼龍中將、李楚瀛中將、楊垕中將、楊永清中將、何大熙中將、張卓中將、楊清海中將、張乃葳中將、張占魁中將、張國勛中將、余安民中將、張經武中將、陸蔭楫中將、習自強中將、王春暉中將、王繼祥、鄧子超中將、甘芳中將、石毓靈中將、田載龍中將、包善壹中將、湯毅生、劉進中將、劉召東中將、劉孟廉中將、劉邦俊中將、劉秉哲中將、劉培緒中將、危宿鐘中將、阮齊中將、顏仁毅中將、廖卓如中將、廖士翹中將、廖澤中將、喻英奇中將（南京保衛戰中負傷，用蔣介石頒發的壹萬銀元慰恤金創辦了“保靖英奇小學”，請於佑任題寫校名）、粟廷勛中將、韓起功中將、韓步洲中將、蔣在珍中將、段樹華中將、梁順德中將、陳應龍中將、裴元俊少將、謝靈石少將、魯堅少將、褚懷裏少將、蔡洪範少將、謝東山少將、蔣作均少將、韓子佩少將、韓進祿少將、蒙自仁少將、路可貞少將、廖開孝少將、廖劍父少將、譚化民少將、譚呈祥少將、潘琦少將、樊明淵少將、趙俊圖少將……百萬國軍將士有幸挺過了艱難抗戰，看到了抗戰勝利，卻不幸成為中共屠刀下的冤魂。六十多年後，中共舉行了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找了壹些老兵參加典禮，頒發獎章，為自己營造抗戰領導者形象。然而被掩蓋的事實是，真正抗日國軍早已在建國之初被大規模屠殺，中共對此三緘其口，全無謝罪，更談不上賠償。



百萬國民政府人員中，除少數在海外有影響的國民政府省主席、廳長以上的高官為“統戰”目的不殺外，其余都成了鎮壓對象。發動“渡江戰役”前，毛澤東、朱德曾聯名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約法八章），在其中承諾：“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保護民族工商農牧業、除戰犯及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壹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散兵遊勇投誠報到者概不追究”。準備逃走的舊政府、舊軍隊相關者及富人們相信了安民告示，留下來歸順新政權。他們沒想到，中共建國不僅不循歷代開國大赦天下之例，相反將國民黨政權基層官員及雇員中的大多數以“反動軍人”、“特務份子”、“反動黨團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罪名關押或槍斃，將鄉長、保長、甲長、村長等舊基層人員幾乎斬盡殺絕。例如，國民政府貴州的81位縣長全部被中共殺害。舊政府基層官員中的幸存者多數沒有躲過隨後的肅反等運動的打擊。到文革時，與舊政府相關的人員基本消滅幹凈。害命之外還要謀財，中共中央在鎮反運動中發出了《關於沒收反革命份子財產的通知》，要求沒收被鎮壓、關押者的財產。



大規模的鎮反屠殺是毛澤東壹手推動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充斥關於要求放手殺人的指示，充斥“應當放手殺幾批”、[12] “已殺七百，擬再殺七百左右”、“應堅決殺掉”、[13] “就是要堅決地殺掉壹切應殺的反動分子”[14] 等血腥字眼。與鎮反運動同時的土改運動也是毛澤東壹手推動，也是殺人如麻。如果加上同期鎮壓舊政府黨政軍人員和抗爭農民的“剿匪戰”，中共建國後幾年的血腥超乎時人和後人的想象，是古今中外政權更叠中最血腥的記錄。血腥屠殺之外還有更大的迫害數字。兩百萬被殺害、關押的舊軍政人員之外，他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被株連，受到長期迫害。四十年前，袁世凱在政權更叠時申明“飲水思源”，“政非舊不舉，人非舊不用” ，“優容前清耆舊”，最大限度地避免流血，創造了政權更叠最少流血的記錄。民國後，中國經歷了多次政權更叠，通常是舊軍政首領通電下野出洋為止，大多數低層職員照樣效力新政府。了解了中共建國後的血雨腥風，人們才感到袁世凱政治家風範之偉大，才感到清末、民國時代的寬容。



1952年底，中共宣布鎮反運動結束。由於鎮反運動後期毛澤東重施延安整風後期批評“運動過火”的故伎，指責地方官員濫殺，各地官員跟隨毛澤東轉向，從多報殺人數邀功轉為少報殺人數免責，鎮反運動的死難人數被大幅隱瞞。關於鎮反運動中的死難人數，蔣介石的壹篇談話可作參考。他指出：“中國共產黨的計劃，是要在壹夕之間，把壹個重人道和以忠厚寬大做傳統的民族，變成壹架戰鬥爭殺的機器。我在下面只將共黨自己公布的兩套數字給妳。第壹套數字是根據各地共黨軍政委員會在1951年10月初所作的正式公布，北平政權在1949年10月1日與1950年10月日之間所清算的‘反革命份子’為數達119萬人；第二套數字，系從北平的《人民日報》，上海的《解放日報》，廣州的《南方日報》和漢口的《長江日報》等四種共黨機關報紙所發表的新聞中統計得來，在1951年2月與1952年2月之間，它們所發表被清算的非共人士共為383萬人。這與第壹套數字合計，共黨自己承認的人數，已在500萬以上。但此種計算，自然並不完全，因為就第壹套數字而論，我政府還不曾獲得共黨華北區、東北區和西北邊遠區軍政委員所發表的報告。就第二套數字而論，報上所載的數字，也不過是壹部份。1952年1月以後，共黨反復不斷舉行大規模之清算，壹定比上述數字要超出很多倍。”[15] 陳誠抨擊中共以人民和革命名義屠殺的邏輯寫道：“黃巢闖獻嗜殺，並不諱言嗜殺，張獻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揚其嗜殺。唯共黨則不然，共黨殺人，明明是師承列寧、斯大林的恐怖主義，以遂行其血腥的獨裁統治，卻往往飾詞造說以相掩飾，並多假托人民公意以行之，這種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殘酷，而且卑鄙，以視黃巢闖獻雖兇殘而尚能表裏如壹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屬下下。所以吳稚暉先生批評共黨，說他們‘好話說盡，壞事做完’，最為要言不煩。” [16]



中共對舊政權人員的屠殺是蘇俄引入中國的革命禍害，蘇俄就是這麽作的。俄國革命前，沙皇流放煽動罷工的列寧時堪稱優待，沒有集中營和監獄，僅是流放到指定地區，列寧在流放地不受任何限制，不需要作任何工作，有家屬陪同。十月革命後，列寧下令將已經退位的沙皇羅曼諾夫皇族及親王四人斬盡殺絕。殺皇族僅是蘇俄紅色恐怖的開始。列寧要求“對階級敵人實行恐怖行動”，“在調查時無需尋找證據證明被告在行動上或語言上是否反對蘇維埃政權”，[17] 聲稱“無產階級的專政就是不受任何約束，不受法律條文限制，沒有規章制度制約，完全是以暴力為基礎的，沒有哪個領域是肅反委員會不應該涉入的。”[18] 他下令所有農民必須交出多餘的糧食以換取收據，將抗拒交糧者就地槍決。時任蘇共司法委員埃薩克.斯坦因倍格披露，列寧提出壹項法令草案，標題是“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殆中”，其中有壹條，要求把壹大批犯人不經過審判即以敵特，投機商，盜賊，流氓無賴，反革命煽動者，德國奸細等罪名“就地正法”。斯坦因倍格反對恐怖道：“那末，我們何必還要什麽司法人民委員部？讓我們幹脆把它叫做社會滅絕人民委員部，把社會上的人統統斬盡殺絕好了！”列寧回答：“這正是我們所要做的……不過我們卻不能把它說出來罷了。” [19] 列寧要求殺人的指示，命令不勝枚舉。例如，“同誌們！五個縣區的富農暴動必須毫不留情地予以鎮壓……把那些臭名彰著的富農、財主、吸血鬼統統吊死，人數不得少於壹百名(吊死後就掛在那裏示眾，讓民眾觀看) ……把他們的全部谷物，統統沒收過來；要指定壹些人做人質——照昨天的電令辦理。要做到這樣的程度：使周圍數百俄裏(公裏)以內的民眾都能看到，都能知道，都會膽戰心驚，奔走相告，說我們正在絞殺那些富農吸血鬼，而且還要絞殺其他的吸血鬼。”[20] 建立紅色政權後的幾年中，蘇俄成立了數百肅反委員會（契卡）和壹千多個革命法庭，以反革命罪名殺害了數百萬人。蘇共宣傳部長雅科夫列夫晚年回憶：“契卡和克格勃人員曾在簽署槍斃名單時展開‘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比誰簽得快、簽得多。無數死刑判決書上僅寫了俄文槍斃壹詞（расстрел）的第壹個字母Ｐ。日托米爾州壹個叫維亞特金的人不經偵訊和審判就擅自決定槍決了3000人。”[21] 屠殺之外，蘇共沒收被殺害者的財產，其中的部分金錢被用於了建立中國共產黨。了解了蘇共建國後的所作所為就會清楚，中共的鎮反照搬自蘇俄。對比蘇俄的肅反條例、蘇共為中共制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和毛澤東建國後頒布的《懲治反革命條例》會發現，三者壹脈相承。對比列寧的“殺死他們”、“統統吊死”、“就地正法”、“人把他消滅掉”、“絞殺那些富農吸血鬼”等字眼，毛澤東的鎮反指示又是壹脈相承。民國時的張作霖，對蘇決裂後的國民黨政府譴責赤禍沒有錯，新中國的鎮反運動完全是蘇共鎮反的再現。



鎮反運動中，中共發展出了兩套迫害人的制度。其壹是管制制度，中共將幸存的國民政府公職人員和舊政府雇傭雜役，國民黨員，與國民黨人有關系者，有直系親屬在鎮反中被殺或外逃者，集體加入過三青團者，曾經脫離共產黨者，曾為國民黨報紙撰文者等等數百萬人列為“有歷史問題者”、“內部監管對象”，對他們實施長期監控，要求他們經常向公安等“管制部門”“報到”，逢年過節和政治運動期間要接受當局訓話，走親訪友，參加聚會要向當局申請批準。其二是蘇俄引入的政治檔案制度。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共要求幹部寫自傳，寫交待材料，填寫各種表格，以這些材料作為整人手段。整風運動後，每個幹部都有了自己看不見的政治檔案。經過鎮反運動，中共將政治檔案制度由黨內推向全社會，給每個人建立了壹份本人看不到，無法申辯、澄清的政治檔案，將全體人民都納入了中共政治審查和監視體系。在隨後沒完沒了的整肅運動中，人們的政治檔案被塞進了越來越多的東西，包括黨團組織的鑒定，被要求填寫的各種表格，家庭背景、社會關系、別人寫的揭發材料等等，甚至包括了日記、信件，男女私情等隱私材料。在確立黨國體制後，中共營造了百姓沒有政治檔案就無法生存的環境。很多人到毛澤東時代結束之後才知道自己蒙受了長期的冤屈是因為政治檔案中被塞進了誣陷和陷害的材料，還有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遭受了政治陷害。



中共暴力土改



​抗戰後期，中共為貼補迅速擴張的軍費拋棄停止土地革命的承諾，在控制區內恢復了殺人奪財的土地革命，不過不沿用蘇俄輸入的土地革命之名，而改稱土地改革。經過抗戰時期長期的減租減息，地主的收入日益微薄，超過平均水平的財產被剝奪幹凈，農村呈人多地少，土地占有平均化狀況。在推翻國民政府的戰爭中，中共為了償還蘇聯軍火債和應付軍費開支，在解放區全面開展暴力土改運動，沒有地主也要鬥出地主，將劃定地主的標準壹再降低。中共解釋農民貧困的原因為土地分配不公和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壓榨。事實並非如此。民國以來，中國農民貧窮的首要原因是兵禍。革命帶來軍隊暴增，使農民遭受越來越多兵匪搜刮和戰亂禍害。例如，紅軍靠“打土豪”維持，打完了大土豪就打小土豪，最後將稍有錢財者壹律剝奪。各路軍隊的軍餉、政府的開支以各種名義最終均由地主承擔。費孝通在考察報告中指出：“以1948年吳縣斜塘的壹份資料為例，每畝田要負擔十三項地方費用，有壯丁費、公路費、電桿費、慰勞費、自衛自治費、鄉鎮經常費、冬防粥、衣、彈藥費、臨時軍草、保丁、保幹事、保隊附餉費、難民費、船捐等。這十三項加起來，每畝田負擔85斤白米。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400畝上下。有田二三百畝的地主生活還趕不上壹個有田幾十畝的自耕農。”



建國前夕，中國農民黨領袖董時進博士上書毛澤東，請求共產黨停止土改運動。他在意見書指出：共產黨關於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政要講話提出的不到鄉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占有70%至80%土地的結論依據不正確。民國時期土地委員會對16省175萬戶農戶中調查的結果顯示，36%的農戶擁有五畝以下耕地，24%農戶擁有五至十畝，13%農戶擁有十至15畝，壹千畝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這壹結論與本人在四川，江西農村的考察結果大致相同。在中國，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余。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於雙方自願，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和善於經營起家的。地主不是壹個階級，“有恒產”的傳統令工農兵學商個階層的人購買土地出租，例如進城女傭和黃包車夫蓄錢置地，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戶租出土地，另外又向地主租土地耕作為生的情況普遍存在。自耕農刻苦勤奮，目標是成為富農或地主。擁有土地不是犯罪，多數土地擁有者極少數人用不法手段奪取土地才是犯罪。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後，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土改後，分到土地者的高漲情緒過了壹段時期就會低落，因為他們耕種所得，都要上繳國家，沒有發家致富成為富農地主的可能。再者，土地改革後，由於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地主富農是農村的先進生產力，他們的財產和土地不可侵犯，他們應當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殘酷地鬥爭。應當用技術手段改進農業，例如推廣良種，興修水利，放幹冬水田，提高復種指數，推廣美國式的農場，實現機械化、化學化，同時提倡節制生育、優生優育，發展其他產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1]



中共要通過土改運動控制農村、農民和糧食，獲取資源，當然不會接受董博士的建議。 1950年6月，中共在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將已在解放區開展了幾年的土改運動推向全國。同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宣布土改的目的和任務是“廢除地主階級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家具、多余糧食及其農村中多余的房屋……統壹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少地及缺乏其它生產資料的貧苦農民所有，也分給地主同樣的壹份，使地主能依靠自己的勞動維持生活。保護工商業；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地，其它財產”。中共在《土地改革法》中宣稱土改的對象是共產黨到來前三年間占有數量較多的土地，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的鄉紳。人們按常識理解，既然是改革，應該是作價轉讓。在《土地改革法》頒布後的政協第壹屆大會二次全體會議上，有代表們針對中共解放區暴力土改提出，中共只須頒布壹紙法令就可以達到均貧富，重新分配土地的目的，可以不搞階級鬥爭。毛澤東拒絕了政協代表的呼籲，要求將在全國展開暴力剝奪地主的土改運動。



雖然《土地改革法》中沒有說擁有較多的土地是罪行，但在土改運動中，中共對地主不僅沒收土地，剝奪金銀、耕畜、家具、糧食及房屋，還要發動農民鬥爭、毆打和屠殺地主。在土改還算溫和的江蘇，鬥爭地主的大會已經極為殘酷血腥了。中共在昆山縣的土改運動中組織了1，352次鬥爭會，每會批鬥五、六個地主，該縣1，751戶在鄉地主平均每戶經過三、四次鬥爭會。[2] 土改鬥爭大會的會場基本是酷刑折磨場。現場對地主實施的刑罰包括：捆綁、逼跪、毆打、吊、坐老虎凳、蹲水缸、澆冷水、頭上壓石頭、剝光衣服、逼爬、逼學狗叫、逼吃屎、戳乳房、燒陰毛等等。[3] 在高淳縣固城區安新鄉的土改中，中農趙仲生母子被綁起來吊了壹夜。[4] 中共江陰縣委在總結中承認，土改鬥爭會上毆打，逼跪，剝衣服、澆冷水、吊打的情況普遍存在。[5]



與鎮反運動的情況壹樣，毛澤東要求土改不得溫和，而要“狂風暴雨”，要求殺地主。按照他的要求，土改批準殺地主的權力也被下放到了基層區壹級，土改工作小組討論決定殺人名單，區長或區委書記根據各鄉土改工作組上報材料批準殺人。當年雲南省鎮雄縣羅坎區土改工作組成員張家正回憶說：“土改工作組下到農村後首先是訪貧問苦，串聯、紮根子，找壹些最窮的人用來做依靠對像。我們找穿得最破，生活最窮的人紮根子。這些人多是好吃懶做、偷雞摸狗的二流子。工作組再下壹步要做的就是先轟開，後攻入。先轟開，就是殺地主，確定了這個村第壹批殺二十個、三十個。殺地主的手段有：剝皮、砍頭、活埋、石頭砸死、火燒、拖在馬後、樹上吊等等。鬥地主的手段就更多了，把碗敲碎讓地主跪在上面，很多人的兩個膝蓋跪爛了。另外還有十指點燈，十個指頭纏上棉花，再沾上油點燃。”親歷土改的作家鐵流回憶道：“土改中殺人像殺只雞……也不脫衣服，也不賞酒飯，五花大綁，插上標子，甩上刑車。解放前有人說共產黨來了要開紅山（大肆殺人），誰也不相信，這回親眼看見了。殺第壹批時，我執內勤（外勤是當地農會的武裝，現稱民兵），那沒頭沒腦的屍體壹大遍，真叫慘不忍睹。”[6] 親歷者侯工回憶寫道：“1952年發生的事我大多忘記了，但是有壹件事至今還記得，就是去看鬥地主，地點就在侯氏宗祠門前。我親眼看到了共產黨鬥爭女地主的殘暴與獸行。她的田地早已被沒收，房屋（在村裏算中上等級的房屋）也被沒收了。雖然已經壹貧如洗，但是仍然有人懷疑她有金飾沒有交齊。參加鬥爭的人采取“擠牙膏”方式對她施加各種毒刑，她始終還是說沒有。殘暴之徒將壹個黑蟻巢放進她的褲襠裏，再把褲腳綁緊。因為她的手被反綁著，她只能哇哇叫喊著在地上打滾。當天晚上，她因為被辱就上吊死了。”



調查十二縣市，采訪四百位土改工作隊隊員、民兵、幸存地主、地主子女的學者譚松介紹川東土改情況說：“川東是貧窮山區，很少良田千畝的大地主，土改前川東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僅十四點五九畝。許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實是自耕農，或只是相較富裕的農民，而且中共劃分地主非常隨意，甚至有當教師不需下田勞動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窮的巫溪縣，壹家有兩個煮飯鼎罐就被劃為地主。中共在土改中設立人民法庭，下放殺人權，鼓勵殺人。壹位當年土改工作隊員戴廷珍說：‘批鬥之後就是槍斃，我們每到壹個地方都要殺人。’土改中作隊為逼地主交出浮財使出種種殘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諸如‘背火背篼’（強迫背炭火鐵皮桶）、‘抱火柱頭’（強迫抱燒紅鐵管）、‘吊木腦殼’（捆頭吊）、‘燒飛機洞’（脫光女子褲子火燒下身）、‘點天燈’（在頭上用粘土圍壹個圈，註入桐油點燈）等等。壹個地主媳婦交不出金銀，被脫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中共利用地痞流氓對地主施殘暴酷刑，積極分子、民兵公開對地主女子施行殘忍的性虐待，強迫未婚女子脫褲分開兩腿被人摸下身，將木塊、鐵條和脫粒後的玉米棒插進女人下體反復朝裏捅。壹位叫黎明書的男子回憶說，他的姐姐黎瓊瑤當年二十出頭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錢，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後被扒光衣服用豬鬃毛紮乳頭，無法忍受當天跳堰塘自殺。壹位土改民兵連長李朝庚接受采訪說，土改時忠縣有個未婚女子梁文華還未結婚，本身不是地主，因為是全縣著名美女，就被十多個土改民兵抓去輪奸致死。土改徹底改變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土地制度，摧毀傳統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文化傳統，消滅了農村精英階層，使中國農民淪落為無法自由遷徙的農奴，為中國帶來長遠的惡果。” [7]



在廣東，華南大員葉劍英、方方根據僑鄉的實際情況決定不學北方的暴力土改，提出“寧慢勿亂”，制定了較為溫和的《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規定土改不激烈鬥爭，剝奪地主但給活路。毛澤東對葉、方的溫和土改政策不滿，稱“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稱廣東、廣西、福建是土改中的“三個小烏龜”，“犯了土改右傾錯誤”，調曾在東北主持血腥土改的陶鑄、趙紫陽主持中南局。毛欣賞陶在廣西“剿匪戰”中血腥屠殺，欣賞被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鄧小平贊為“寶貝”、“土改專家”的趙紫陽在東北和晉察冀的暴力土改經驗。陶、趙清楚毛澤東嫌葉劍英、方方、古大存主持的土改不夠暴力，到任後立即提出 “對地主要狠”。廣東本地幹部抵制南下大員帶來的血腥土改經驗，於是陶、趙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廣東土改落後原因在於幹部不純，建議整肅廣東本地幹部。毛澤東批示“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將代表廣東本地幹部的葉劍英、方方調離廣東。在毛澤東支持下，陶鑄發動了“反地方主義”運動，以“地方主義分子”、“反黨集團案”罪名整肅了數以萬計的廣東本地幹部，整肅的手段包括關押，用刑，殺害，例如將中山縣有數十位反對血腥土改的幹部和廣東全省約5%的土改工作隊員被殺害，將更多的土改工作隊員清洗。[8]



“反地方主義”的同時，陶鑄廢除了葉劍英制定的溫和《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下達鬥地主，殺地主的計劃指標，將批準殺地主的權限下放到區級，要求“絕不讓壹個階級異己分子漏網”。在陶鑄、趙紫陽的主持下，廣東的土改運動“村村見紅”，每個村子至少要殺壹個地主以向上級交差，全村沒有夠格地主就降低標準以最富裕的農民為“頂替地主”殺害交差，每縣殺人數千，全省殺人數十萬。當時的農村沒有暴富機會，地主的家財都是祖祖輩輩的血汗積累。對於數代積累的家財壹朝被暴力剝奪，外加人身淩辱，多數地主都無法承受，自殺事件大量發生。例如在粵西地區，僅在1953年初就有1165人在土改中自殺，很多地主全家老幼綁在壹起投塘自殺，池塘漂屍在土改中見多不怪。[9] 廣東是被毛澤東批評土改右傾的省，那些受毛贊賞的省更加血腥。



1952年，中共將土改劃定地主的標準降低，從中農中再劃出第二批地主，對他們再展開鬥爭和屠殺，並對不願要地主的財產，不願參加鬥地主的老實農民以對抗土改的罪名展開同樣的殘酷的迫害。這種降低標準再劃壹批地主的作法再現了當年紅軍降低標準再打出壹批土豪最後將稍微有點錢財者都打光的作法。到1953年春，中共宣布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國三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分得約七億畝土地，近300萬頭耕畜，近4000萬件農具，以及3800萬間房屋和105億斤糧食，而將暴力剝奪和殘酷迫害上千萬地主、富農以及中農，屠殺了兩百萬地主、富農和奉行溫和土改的中共幹部的罪惡隱瞞。



土改運動是共產革命禍害性質的壹個標誌。蘇共在建立共產政權後立即發動了消滅富農的運動，中共在蘇維埃國時期已經開始了這種殺人搶劫運動，國共戰爭期間將此運動推行整個解放區，在建國後再推行全國。蘇共的消滅富農運動，蘇共發動的土地革命，中共在蘇區的“打土豪分田地”與中共建國前後的土改運動本質上都是壹回事，都是共產革命打消滅剝削旗號，召集地痞流氓搶劫殺害正經農民，以搶劫的民財充軍費的運動。在推翻國民政府戰爭中，中共通過土改運動控制了解放區的農村和農民，將內戰的巨額軍費分散給解放區的幾億農民負擔，調動數百萬農民為戰爭提供資源和服務。建國後，毛澤東立即挑起了向世界宣戰的朝鮮戰爭，需要更多的資源，因此要進行更大規模的“打土豪”，要控制全國的農村和農民。因此，他稱土改運動為“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



在土改運動這樣的史上最大規模殺人搶劫中，沒有農民揭桿而起是不可想象的。在幾年前的國、共戰爭中，中共最早在東北推行暴力土改，導致解放區周邊的地主活不下去，不得不組織還鄉團報復，解放軍再以剿匪名義鎮壓反抗者和還鄉團，因此中共的所謂剿匪戰也最早在東北展開。隨後，中共的暴力土改擴大到華北，所謂剿匪戰也擴大到了華北。從1946年東北“暴風驟雨”土改到1955年的農業合作化的十年間，中共在各地大規模的剿匪戰沒有停過，有260萬反抗武裝被中共正規軍武力鎮壓。[10] 這些被鎮壓的所謂匪中，大部分是反抗暴力土改的農民武裝。中共在歷史教科書中贊揚歷代的農民暴動，卻以剿匪戰的說法掩蓋了建國前後十年間反抗土改暴行的農民暴動。這些暴動中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這段歷史有待重新書寫。



土改運動帶來的壹大災難是消滅了鄉紳階層。孟子曰：“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11] 他在兩千年前就指出，擁有壹定數量的財產是讓人遵守社會秩序、維持善良的必要條件，壹無所有的遊民必然作惡。傳統中國社會中，人們抱有“有地才穩”的觀念，認為有產業，才有責任心。所以不論在城、在鄉、為官、為商、為民都會以余錢置田產。千百年來，中國政府規模很小，縣級官員很少，小縣衙數人而已，縣衙之下無官府，廣大鄉村由鄉紳領導。鄉紳，即地主，擔負著鄉村興辦學校、賑濟災民、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舉辦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鄉村文化活動的責任。他們絕大多數樂善好施，憐貧恤老，肩負著鄉村中的社會救濟責任。例如，1842年無錫連降大雪，無錫訓導余治奔走於同城士紳之間，募資設立“恤寒會”，貧民得有棉衣，攤販得有風帽，孤老得有暖被。該會更雇人挑擔送炭，以濟貧凍之家。余治還呼籲無錫各鄉設“庇寒所”供大雪毀屋之貧民借宿；1843年蘇州降雪奇寒，士紳每日預備炒飯和姜湯，凡過往貧民皆得壹碗；光緒年間，陜西鄉紳嚴作霖等傾力賑災，為地方誌贊為“其行誼有超出古今任俠之上者”。嚴作霖發出募災公啟說：“好善之士，凡遇各省災荒，無不慷慨解囊，救援恐後。然未有壹省之災關系全天下之局，普天率土，皆當引以為切膚之痛，而不容稍存漠視，如今日秦中之賑務者也……數十萬饑寒之眾，倘無以還定安集之，其關系於大局者實非淺鮮”。[12] 上述善舉代表著鄉紳群體的積善傳統。



鄉紳地主多是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的“田秀才”，種田的“好把式”。他們受教育程度高，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壹定規模，有動力、有知識去提高生產水平，改進農業技術，培育良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是當地最高水平，他們的先進耕作方法為農民起著示範作用，代表著農村的先進生產力。古詩中的春社就是鄉紳領導鄉村的寫照。春社是春耕大忙季節之前的村民大會，由村中德高望重的鄉紳地主召集，每個農戶的當家人出席，商討本年度耕牛、農具、種子、肥料、水資源的分配和調劑、預防旱澇災害等生產大事。鄉紳是鄉土中國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科舉廢止後，各地的新學堂幾乎全部是士紳捐資創辦。鄉紳們是理所當然的鄉村領袖，是民國時期陳炯明、閻錫山、梁漱溟、晏陽初等人推動鄉村自治所要依靠的“好人”。然而，千年來領導中國鄉村的“好人”階層被中共以土改的名義暴力消滅，農村從此失去了有責任心，有救濟責任感，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精英階層。



土改運動帶來的另壹大災難是痞子無賴成了鄉村的領導者。這些人就是孟子所說的“放辟邪侈，無不為已”者。他們缺乏同情心，沒有道德底線，易於被煽動起仇恨，什麽壞事都敢作，他們大多文盲，能力素質低下，沒有責任感，不事生產，好吃懶做，很多人在土改分得田地後不去耕種，而是轉賣給別人立即揮霍。這些人掌權後將人性中的惡充分發揮。幾年後，他們成了全國農村造假，吹牛，“放衛高產星”的帶頭人，成了大饑荒中的挨家挨戶搜刮糧食的基層打手。他們沒有領導鄉村生產的正經本事，卻能創造出駭人聽聞、下流至極的迫害招數。



土改運動帶來的第三大災難是劃分階級成分。中國自古有地主，但沒有地主階級說，有富裕農民，但沒有富農階級說。地主階級、富農階級，甚至富農概念與土地革命，蘇維埃說法壹樣，由蘇俄在華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時引入中國的邪說。共產黨在農民運動中推出富農說的用意是，在夠不上小地主的農民中再劃壹批人稱為富農，以便多剝奪壹批民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950年8月發布的《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稱：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為生的，叫做地主……；富農：富農剝削的方式，主要是剝削雇傭勞動（請長工）；富農出租大量土地超過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數量者，稱為半地主式富農”。從字面上看，中共的這壹決定好像是對農民經濟狀況的壹種評估。而實際上，中共將農村中的富裕階層劃定為罪犯，不但要財，還要命，對不殺者也要作為長期的打擊、整肅對象。土改運動中，中共宣稱地主、富農經過三年“改造”後可以改變成分，屆時只有農民，不再有剝削階級。但土改運動後，中共給幸存的地主、富農戴上“地主分子”、“富農分子”的帽子，在此後三十年中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力、居住行動自由，對他們殘酷迫害，使幸存的地主富農戴著地主分子、富農分子的帽子含冤離世的，使他們的子女承襲種姓之罪，繼續成為“成分不好”，“出身不好”的賤民，在上學，就業等方面長期受到歧視和迫害。常言說，打了不罰，罰了不打。像這樣將有產者剝奪後到赤貧後再殺，再鬥，再長期株連迫害，是共產革命所獨有的罪惡，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惡毒記錄。



中共的土改運動是對世界文明潮流的反動。它否定生命權和財產權，否定人與人平等，否定妥協和寬容，煽動鬥爭、仇恨、搶劫和殺人，讓痞子、無賴、懶漢不勞而獲，並作農村的領導者，顛覆勤勞致富的傳統道德觀念，使世代和平相處，和諧自在的鄉土中國變成了謀財害命的仇恨世界。它在人民中劃分階級，給全體農民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創傷。從經濟學角度講，土改運動摧毀了土地和地租的市場，使土地不可能再向種田能手集中，使農業失去活力，使農民失去生產積極性，造成農民長期貧困，城鄉差別越來越大。土改後三十年間，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下降，農村經濟雕敝，農村基層領導劣質化，是土改災難的繼續。文革後，中共對建國之初被剝奪的部分有影響的工商業者有所退賠，但是對在土改中被剝奪殺害的地主無平反，無退賠。土改運動五十多年後，中共提出了“和諧社會”的口號，但拒絕為當年殺害兩百萬地主富農謝罪天下。



土改運動展現了中共領袖們靈魂的醜惡。毛澤東、劉少奇為代表的壹大批地主出身的中共高層比誰都清楚小地主的疾苦。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中鼓勵鬥地主，殺地主，燒地主宅子，提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同時保護自己的地主大宅。張國燾在土地革命問毛說：“所謂‘有土皆豪’，難道有壹小塊土地的自耕農，也算是‘豪’嗎？妳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壹位紳士，難道也‘劣’嗎？”“他（指毛）是個不肯認輸的人，只是大笑壹陣，說不過是為了當前實況的需要，才說出這些話的。”[13] 毛澤東不只是隨便為了情況需要說些激烈言論，而是積極鼓動農民殺其他人家的地主。劉少奇在回憶文章中強調其地主祖父、地主父親是老實厚道的莊稼人，克勤克儉，苦心經營而逐漸發家，但在土改運動中，他和其他中共革命家們都與毛澤東壹樣，壹面保護自己的地主之家，壹面大力推動屠殺其他地主。



對於在土改中分得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的農民來說，土改運動是壹場騙局。因為，中共在建國之前就策劃好了要實行農業合作化，將土地收歸政府控制。土改運動中，中共中央於1951年9月召開了第壹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於1953年2月作出了《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強制農民加入合作，以集體的名義將農民的私有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收歸政府控制。廣大農民的自耕農夢只作了壹年多，在土改運動分得的土地連同土改前的私有土地被中共以合作化的名義全部沒收。經濟學家楊小凱指出：“1950年在中國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不但違反了抗戰中共產黨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財產的憲政承諾，而且犯下了許多刑事罪，殺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屬。這種國家恐怖主義行為不但是壹種對經濟學的無知，而且也是國家機會主義的極端，國家政權犯下反人類罪，謀殺罪。這類罪行的合法化，為日後歷次政治運動中國家犯下的反人類罪行開了先例。中共官方的宣傳壹直聲稱土改得到農民支持。土改雖被宣傳為解放生產力的手段，但它實際被用來作為政治動員的手段，用政治迫害和威脅來動員群眾，樹立起共產黨的權威。在土改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等壹系列運動中，用任意侵犯人權，不經司法程序，用黨所控制操縱的群眾運動來推動政府的政策等等，成為1950—1979年中國執政黨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土地改革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是長期的，只能從國與國長期發展的表現看出來。土地改革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人對財產權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權利的財產權基礎。對人們投資和經營私人財產和企業有根本性的影響。”[14]



為了維護土改運動的合理性，中共在土改運動後長期醜化地主、鄉紳，將編造的惡霸地主故事選入教材，煽動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白毛女》是這種煽動的代表作之壹。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求文藝要有階級性，要為階級鬥爭服務。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魯藝）院長周揚組織賀敬之、丁毅等人，按照“階級鬥爭”要求改編“白毛女”故事，在楊白勞欠債不還的事實上虛構出，黃世仁為霸占喜兒要求本利全還，將楊白勞逼上絕路、大春參加了八路軍等情節，將黃世仁描寫成為富不仁，逼死人命，霸占少女的惡霸，編出了歌劇《白毛女》劇本。1943年5月，歌劇《白毛女》在延安公演。周揚感到該劇雖有了階級鬥爭主題，但在體現“文藝為政治服務”方面還不夠力度，決定對其主題再次“提煉”為“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並以這個劇向中共七大獻禮。中共七大召開前壹天，七大代表們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觀看了《白毛女》。毛澤東、劉少奇盛贊了該劇，劉並表示黃世仁罪大惡極應該槍斃。根據劉少奇此言，故事原型，鄉紳黃世仁被槍斃，成了中共“黨文藝”的犧牲品。土改運動後，歌劇《白毛女》成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代表作，被冤殺的黃世仁在死後成了惡霸。



國民黨的和平土改



1948年，蔣介石任陳誠為臺灣省主席，負責為國民黨安排退路。當6102;，臺灣總人口740萬，半數為農業人口，地租率高達收獲總量的五至七成。[15] 高地租不是臺灣獨有的現象。當時大陸農村的地租率也是那麽高。其原因不是地主殘酷壓榨農民擡高地租，而是各路軍閥、革命軍隊壓榨地主，無節制地向地主攤派苛捐雜稅，地主不提高地租高無法生存。高地租使佃農無利可圖，生活困苦，農業生產力低下，地租糾紛大量發生。隨著國民黨政府和軍隊陸續遷臺，臺灣人口激增，糧食物資奇缺，物價成十倍地飛漲。陳誠認識到，國民黨政府若不能妥善解決農業發展的問題則無法在臺灣立足，決定推進行土地改革，從減輕過重的地租入手。1949年初，陳誠主持公布了《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將從日據殖民政府接收的18萬甲“公地”以收獲量25％的低租率放租給農民。這壹舉措贏得了民心，緩和了“二二八”事件以來的經濟政治危機和政治危機，迅速收到了穩定社會，恢復農業生產的效果。在此基礎上，陳誠開始推行分三步走的和平、漸進、有償的土地改革計劃。



三七五減租



陳誠三步土改計劃的第壹步是“三七五減租”，即國民政府為促進農業發展，限制地租，而於1929年在浙江開始推行的“二五減租”政策。這壹政策規定，農民出產壹石糧食先提取二鬥五升作為種植和種子的工本費（先扣出佃農25%的生產成本），余下七鬥五升再作對半分，地主和農民各得三鬥七升五，如此將實際地租率降至37.5%。1935年4月，國民政府公布了《土地法施行法》，開始將“二五減租”推行全國農村。 抗戰中，陳誠在湖北頒布了《湖北省減租實施辦法》，在鄂西推行二五減租，大受農民擁護，促進了鄂西農村經濟穩定發展。隨著內戰爆發，鄂西二五減租的成果被摧毀。到臺灣後，陳誠重新推行這壹被證明是利國利民的舉措。



降低地租率的“三七五減租”政策遭到地主的反對。陳誠運用鄂西減租的成功經驗，親往臺灣各縣市，向縣市長和各界人士說明減租的雙贏效果。他請鄉紳領袖請吃飯，勸他們說：“三七五減租表面上看起來是為佃農解除痛苦，減輕負擔，實際上也保護了地主。今日世界各國，在經濟方面所走的路線，壹是資本主義的競爭，壹是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最大的錯誤在於制造殘酷的屠殺……實行三七五減租，可避免共產主義”。[16] 經陳誠和4000多名“三七五減租”推行機構幹部的宣傳，地主們逐步接受三七五減租政策，與佃農訂立 “三七五減租”租約。1949年當年，26萬公頃地主出租土地全部實行了“三七五減租”，簽約佃農生產熱情高漲，糧食產量大幅增加，生活改善的佃農紛紛娶新娘，買牛，買腳踏車，時稱“三七五新娘”，“三七五耕牛”，“三七五腳踏車”。1951年6月，臺灣立法院通過了陳誠主持草擬的《三七五減租條例》，使土改政策成為了法律。



公地放領



地租率下降導致地價下跌，為後續的土地改革計劃創造了條件。陳誠開始實施土地改革中的第二步——“公地放領”。1951年5月，臺灣立法院通過了《臺灣省公地放領辦法》，將從日據當局接收的公地分上、中、下三等按耕地全年收獲量的2.5倍作價，有償轉讓給農民，承租土地的佃農優先受領，其次為雇農及承耕土地不足的佃農，農民連續交納十年地租即獲得公地所有權。受領公地的農民生產積極性和糧食產量再上臺階，幫助臺灣經濟走出了困境。



耕者有其田



實施公地放領的同時，陳誠開始布署準備土改計劃最艱難的第三步——“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是歷代農民造反的口號，孫中山在革命時接過了這壹口號。其後，他為獲蘇俄援助接受了蘇俄暴力剝奪為內容的土地革命綱領。北伐戰爭中，國民黨人看清了蘇俄引入土地革命的災難性質，與蘇俄決裂，拋棄了暴力剝奪私人財產的共產革命綱領。蔣介石退臺後推行的“耕者有其田”與歷代農民造反的訴求、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計劃及蘇俄引入中國的土地革命有著本質區別，要點在於拒絕暴力剝奪，堅持和平、有償與漸進，是真正經濟學意義上的改革，也即世紀之初梁啟超與革命黨論爭中主張的改良。



為實施“耕者有其田”這壹步改革，陳誠先安排培訓了2000多名幹部，動員了三萬多名輔助人員，從1952年初開始進行了壹年多的土地復查，摸清臺灣地籍情況，將全省地主耕地重新丈量，登記造冊，以防止地主隱瞞耕地。其間，陳誠主持改訂了《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草案》。這壹草案的原則是：兼顧地主與佃農的利益，在不增加農民負擔的情況下幫助農民獲得土地所有權，推動地主土地資金轉移入工業。



1953年1月，立法院通過了《耕者有其田法》。4月，臺灣省政府頒布了《實施耕者有其田法條例》。條例的主要內容為：地主可保留中等標準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的土地，超過標準的耕地壹律由政府強制征收後轉給農民有償受領；政府按耕地全年收獲量的2.5倍作地價，以七成土地債券、三成公營事業股票補償地主；受領耕地的農民分十年二十期及年息的4%償付地價。地主們感到利益受損，反對土改政策，但無力對抗政府強力推行的土改，不情願地放棄土地而接受債券與股票，從地主變身資本家。



經過1949年的“三七五減租”，1951年的“公地放領”，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國民黨在臺灣推行了和平、漸進、有償的土地改革，將土地的所有權從地主手中轉移給了農民，幫助二十萬戶佃農成了自耕農，成為農村社會的中堅力量。和平、有償的土改得到農民的普遍擁護，獲得土地的農民生產積極性高漲，積極擴大農業生產規模，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使臺灣在不久後實現了糧食自給有余，可供出口換匯，造就了亞洲最繁榮的農村經濟，同時達到了“草山座談會”決定的以農業培植工業目標，為不久後的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和平、有償的土改也充分地保護了地主的經濟利益，讓地主們得到了債券與股票，離開土地轉入城市工商業。土改中不情願地交出土地換取水泥、造紙、農林和工礦等大公司股票的地主們沒有想到，隨著後來的經濟騰飛，股票不斷增值，他們成了工商巨賈，成了土改最大受益者。當年反對土改政策，罵陳誠“賊仔誠”的地主們體會到，陳誠在土改時擺酒勸說的在理，政府的土改政策兌現了關照地主經濟利益的承諾，對陳誠由怨恨轉為感謝，親切地稱陳“陳誠伯”、“阿公”。陳誠主持的三步走土地改是成功解決土地問題，達到地主、農民、政府和經濟多贏局面的成功改革範例。土改成功後，他所著《臺灣土地改革紀要》壹書成為各國制定土改政策的重要參考文獻。1965年，陳誠去世。蔣介石和宋美齡主持公祭，六七十萬受惠土改的地主和佃農扶老攜幼到靈堂吊唁，有些農民全家老小帶著挽聯和祭文多次前來祭拜。不少受益土改的佃農、地主堅持多年為陳誠掃墓。[17]



蔣介石，陳誠拒絕蘇俄殺人奪財暴力土地革命，推行保護私有產權的和平土改，贏得了農民的擁護，緩和了“二二八”事件後臺灣本地人對大陸來臺國民黨人的怨恨，壹舉奠定了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民眾基礎。這壹成功證明：階級利益可以通過妥協調和解決，實現階級合作和雙贏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社會進步的正道。與國民黨在臺灣的和平有償土改相對照，共產黨在大陸推行暴力殺人奪財的土改，造成史無前例的災難。兩岸土改後，大陸的農民陷入空前的饑荒，臺灣農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經濟快速騰飛。這壹反差讓人想起了世紀之初康、梁與革命黨之間的改良與革命論戰。當時，革命黨人多勢眾，壓制了和平改良的聲音。五十年後，國民黨在臺灣和平、有償土改的巨大成功證明了康、梁當年和平改良主張的正確，證明殺人奪財不是改革，不是進步，而是災難。



土改後的三十年間，社會主義是大陸民眾聽得最多的詞之壹。但人們並不清楚什麽是社會主義。在二十壹世紀人們才知道，毛澤東推行“社會主義改造”，將剝奪的私人錢財和壟斷的國家資源盡量用於發動戰爭，發展軍工，輸出共產革命，而不用於民生的作法是暴政，而非社會主義，國民黨在臺灣實行的“居者有其屋”，頒布《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實行地利為社會共享，以行政權力剝奪部分地主利益用於改善社會福利，發展醫療、教育等公共福利才是經濟學和政治學意義的社會主義。



整肅運動



批《武訓傳》與批陶行知



武訓，山東堂邑縣的窮孩子，無名，因行七得名武七。他羨慕富家子弟可以讀書，立誌興辦義學讓窮苦孩子讀書，在五十歲6102;以三十年行乞的積攢開辦了專收窮苦孩子的義學。知縣郭春煦視察為武精神所感，贈銀十兩，把事跡報呈山東省巡撫請予嘉獎。山東省巡撫張曜邀亦受感動，捐銀義學兩百兩，贈勸募緣簿，下令免征義學學田錢糧和徭役，並為武七取名武訓，意在“可為天下後世訓”。武訓事跡報到朝廷，光緒皇帝賜 “義學正”名號和“樂善好施”匾，賞黃馬褂。光緒二十二年（1896），武訓病逝於義塾。《清史稿》記載：“病革，聞諸生誦讀聲，猶張目而笑。”出殯之日，堂邑、館陶、臨清三縣官紳全體執紼送殯，萬余鄉民參加，師生哭聲震天。1903年山東巡撫衙門為武訓修陵、建祠、立碑，山東民眾開始稱武訓為“武聖人”。民國時，大總統徐世昌贈武訓祠“熱心公益”匾額，山東省主席韓復榘撥款重建了武訓祠，為武訓立了漢白玉雕像，再建“武公紀念堂”及兩“武公紀念廳”，國民政府以武訓名命名了七省三十多所學校，在小學課本中增加了《武訓興學》篇。其中寫道：“莫嘆苦，莫愁貧，有誌竟成語非假，鐵杵磨成繡花針。古今多少奇男子，誰似山東堂邑姓武人”。



教育家陶行知在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上推崇武訓說：“我們尚有壹事可以效法，在我們眼前所掛的是武訓的遺像。……世人以為無錢可以不辦學，但武訓不這樣想，他說就是窮到討飯也辦教育，他是已經照這話實行的。”他稱武訓是“古今來最難得的奇男子”，將武訓的事跡介紹到了海外。1944年夏，陶行知將《武訓先生畫傳》送給電影導演孫瑜，請孫將武訓事跡拍成電影。1951年2月，孫瑜自編自導的電影《武訓傳》在中南海首映，受到周恩來等百余中共高層的贊揚。隨後，影片在京、津、滬公映受到普遍好評。國內各大報紛紛刊出不少贊揚《武訓傳》的影評和介紹文章，重慶育才學校的陶門弟子們稱電影完成了老師的壹樁心願。



然而電影《武訓傳》遭遇了武訓的山東鄉親江青的指責，江青觀後向毛澤東狀告影片存在嚴重的政治問題。江青與電影《武訓傳》過不去的原因之壹是借題發揮以打破中共中央內部規定對她的參政禁錮，原因之二是對陶行知的私怨。當年，江的前夫唐納為她尋死，陶行知寫了壹首《送給唐納先生》的詩歌發表於《生活日報》，引起江的不滿。毛澤東調看電影《武訓傳》後指示展開批判，派江青率《人民日報》、文化部、中共山東宣傳部共同組成的調查組到山東堂邑縣調查武訓的身世。根據毛澤東的授意，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文藝報》組織了刊出了《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麽？》、《不足為訓的武訓》等批判文章，在批武的同時還將矛頭指向了推崇武的陶行知。文中批判說：“影片是失敗的。就人物的思想而言，武訓沒有透過現象看本質，不是把階級壓迫而是把不識字當做窮人受苦的根本原因。他生活的時代正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興起的時代，他身邊還有壹個參加過太平軍的周大，為什麽這個影響沒有在武訓的頭腦裏起著積極作用呢？”，“武訓的行乞興學，脫離勞動，脫離群眾，脫離偉大的時代運動。辦義學不走群眾路線，不依靠群眾來實現計劃，而是依靠地主階級。這說明武訓沒有站穩了階級的立場，是向統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協和變節”。4月，毛澤東授意《人民日報》轉載了上述批判文章，並親撰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在其中稱：“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壹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由此，毛澤東借批判電影《武訓傳》發起了壹場整肅運動。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中共中央組織部派教育部黨委書記錢俊瑞接管了教育家成仿吾和葉聖陶主持的《人民教育》雜誌。錢接手後立即按照延安整風運動模式在教育系統內發動整肅運動，召開了教育部批判電影《武訓傳》工作會議，要求全國以武訓命名的學校壹律更名，部署發表了題為《展開〈武訓傳〉的討論，打倒武訓精神》的《人民教育》雜誌社論，要求教育界每個人都以《武訓傳》為鏡子”照照自己”。



6月，毛澤東指揮《人民日報》發表了《清除武訓壹類的錯誤思想》壹文，在其中對已故教育家陶行知展開了批判。跟隨《人民日報》的調子，陶救國會時期的戰友錢俊瑞撰文批陶說：“為什麽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當時的抗日民主根據地裏面，因為人民已經取得了政權，人民教育事業就那樣蓬蓬勃勃地開展呢？為什麽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卻偏偏要花這樣多的精力在國民黨地區辦些顯然無法開展的‘育才學校’之類的教育事業，甚至最後，日暮途窮，會找到武訓這樣壹塊朽木來做自己的招牌？直到陶先生臨終時，他的教育思想還並不是無產階級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教育思想和馬列主義的、毛澤東的教育思想之間還存在著原則的差別。兩者是屬於兩種不同的世界觀的不同的東西”。幾年前與陶行知壹起發起紀念武訓大會的郭沫若反戈壹擊說：“陶行知先生生前，我認為也是犯了很大的錯誤。有好些武訓的歌頌者和崇拜者，事實上是受了陶行知表揚武訓的影響而盲目附和的”；當年陶行知的朋友、學生們被迫對陶口誅筆伐，《武訓傳》的導演孫瑜、主演趙丹、贊揚者馬敘倫、端木蕻良、《武訓畫傳》編者李士釗、歌劇《武訓》作者安娥、陶行知好友田漢等人和《大眾電影》等刊物被迫發表檢討文章稱受了陶行知誤導、迷惑；最早贊揚電影《武訓傳》的周恩來在中共高層會議上作檢討，中共電影界領導人夏衍為曾經推介《武訓傳》在報上發表檢討文章，幾年前敢於抨擊國民政府的知識分子、“民主黨派”、文藝家、教育家們紛紛追隨，為曾經贊揚武訓向中共檢討，以批判武訓、陶行知來向中共表達接受改造。趙丹因與江青的恩怨檢討不獲接受，被長期禁拍電影。7月，毛澤東在《人民日報》連載了江青推出的《武訓歷史調查記》，並在按語中將武訓罵為“勞動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債主兼大地主”，稱“用武訓這具僵屍欺騙中國人民的惡作劇應當結束了”。 隨後，教育部派出的工作組進駐了重慶育才學校，主持了批判武訓和陶行知弟子的運動，眾多在教育界擔任領導職務的陶門子弟被批判，撤職。



在毛澤東夫婦主持下，批判電影《武訓傳》和批判陶行知的運動持續了兩年。在鎮反運動的恐怖中，國人被迫加入批判教育家，批判他們無緣觀看的電影。江青發起批判武訓、陶行知是出於私怨，而毛澤東發動運動是表達他對教育家的仇恨。青年時有被大知識分子看不起的感覺讓他產生對教育和知識分子強烈的報復心理。在延安發動運動了對知識分子殘酷精神整肅。從蘇區肅反以來，他習慣戰爭加整肅運動的生活方式。建國後，他光有朝鮮戰爭還不習慣，於是借電影《武訓傳》展開了另壹波整肅運動。國民政府時代慷慨激昂敢於上街示威的教育家，教授和各界名流們，兩年前拒絕國民政府安排離開的院士們，這時都沒有了說不的勇氣，紛紛拋棄尊師重教道理，以加入批判教育家運動來向中共表達馴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始後，毛澤東對批判電影《武訓傳》和批判陶行知運動不再感興趣，運動不了了之。人民出版社從批判文章中選擇部分，編成了《武訓和〈武訓傳〉批判》壹書出版，以向毛、江交差。



批判《武訓傳》運動是文藝界、教育界和思想界的壹場浩劫。運動中，《關連長》、《我們夫妻之間》等壹批私營電影公司出品的影片被封殺，中共黨辦電影廠也因無所適從而停產，電影界在兩年間沒有制作出壹部故事片。運動後，私營影業因喪失生存空間而消亡。這壹批判運動和同時開展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壹起，將中國的文藝界、思想界、教育界徹底赤化、黨化。從此，只有歌頌共產黨，抹黑晚清、民國的黨文藝作品才能存在，獨立於中共領導的文藝家和獨立於中共方針的文藝作品喪失生存空間，電影制片廠、文藝舞臺全部成為了中共歌頌自己的工具。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建國前夕，中共將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政策寫入了《共同綱領》。共產黨的改造要求讓知識分子們感到惶恐。馮友蘭教授寫信給毛澤東，表示“自己在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在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重新寫壹部中國哲學史”。毛澤東復信說：“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妳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采取老實態度為宜。”[1] 二人對話顯示，清末以來知識分子獨立於權力者的環境不再。知識分子們識6102;務，開始遵照中共的改造要求在報刊上發表自我批判文章。其中，朱光潛發表了《自我檢討》，[2] 費孝通發表了《我這壹年》、《解放以來》，[3] 馮友蘭發表了《壹年學習的總結》、《〈新理學〉的自我檢討》。[4] 劇作家曹禺自我否定寫道：“自己的作品在工農兵方向的X 光線中照壹照，暴露出自己創作思想的膿瘡。我的作品對群眾有好影響嗎？真能引起若幹進步的作用麽？這是不盡然的。《雷雨》據說有些反封建的作用，老實講，我對反封建的意義實在不甚了解。我的個人好惡，主觀的臆斷對現實下註解，做揭示的工作，這充分顯示作者的無知和粗心，不懂得向群眾負責是如何重要”。[5]



隨著解放軍占領全國，中共在各大區先後開辦了革命大學（軍政大學，革大）。其中包括西南革大、西北革大、東北革大、中南革大，華東革大等等。毛澤東闡述辦革命大學的用意說：“對知識分子要辦各種訓練班，辦軍政大學、革命大學，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改造。要讓他們學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等幾門課程。”[6] 這時，各行各業為中共掌控，上層建築的就業者須經中共批準才能獲準繼續工作。中共規定，知識分子、舊政府職員、投降（起義）人員須先進革大接受思想改造後才可獲得工作資格。革命大學由中共幹部擔任校長、班主任，由在延安整風中已經洗過腦的紅色知識分子擔任講者，教材是中共指定的文件和領導人講話等等，所講內容以中共的階級鬥爭理論為主。學員中包括潘光旦、馮友蘭等壹大批著名教授。



進入革大的知識分子、舊職員們被要求“自新”，交待歷史，挖“資產階級、剝削階級的思想根源”，寫“表白書”和“思想改造匯報”，樹立壹切服從中共的觀念，揭發別人的“反動言行”。壹位革大學員回憶說：“討論會也好，生活檢討會，思想總結，民主鑒定也罷，總之，壹切脫離不了壹個基本原則——鬥爭。共產黨對人對事，對黨內黨外，無壹不是鬥爭。開學後，革大首先宣布學員的入學動機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然後要求學員們自己去檢討思想中不革命的、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成分，要求學員們進行自我批判，自己交待思想中的汙穢，作到心服口服地接受共產黨的信條，使自己信奉革命的學說，即無產階級思想。雖然很多學員並不能真正達到心服，但迫於環境壓力，他們必須做到口服。”壓力之下，每個學員都必須寫自汙的思想改造報告，批判自己。下列革命學員自我批判文章的標題反映學員被洗腦時遭受的精神恐怖：



畏子：《和潛伏的個人主義搏鬥》



王英：《想不開的問題想開了》



李子壽：《把想到的毛病挖出來》



郭廷俊：《反省我的經驗主義》



北揚：《我的改造》



史國珍：《下定決心和思想敵人作鬥爭》



張同信：《我可找到共產黨啦！》



鄭福：《有階級勝利才有個人勝利》



王育珊：《沒有共產黨我就不會有今天》



齊東坡：《痛心檢討我的忘本思想》



李郁芹：《絕不再做剝削階級的兒子》



董慧：《把壹切都交給人民》



運慧敏：《克服了自私自利的想頭》



聞國傑：《批判我的個人英雄主義》



李耕：《決心消滅兩大敵人》



曹雁行：《我認識了組織力量的偉大》



董興源：《再不想“向上爬”了》



宋榮然：《批判我“為藝術而藝術”的錯誤》



劉世雄：《批判我的“科學救國論”》



邵平：《忠實於革命才是孝順女兒》



秦榮芬：《怎樣改變了我“愛人第壹”思想》



李金香：《糾正我的賢妻良母主義》



郭民樸：《我背叛了“天主”》



陳善浩：《我再不信上帝了》



張希同：《我鬼混了半輩子》



李聘偉：《改變我的流氓習氣》



火東：《堅決背叛地主階級》



李忠：《檢討我的地主思想》



張慶涵：《我放棄了地主階級立場》



東方劍：《清算了我的地主思想之後》



劉國楹：《我是可恥的逃兵》



郝文泉：《壹個脫隊者的反省》



張家秀：《我怎樣造謠騙人》



楊伯魯：《我認清了革命和反革命》



高誠：《我殺害了革命幹部》



黃永貴：《悔恨當了敵偽小爪牙》



李秉諶：《我要立功贖罪》



王強：《在真理面前照見了自己》



張讓峰：《向真理低頭》



何淑蘭：《批判我的超階級觀點》



關濤：《弄清了我的個人主義思想》



邵桂林：《掃清個人英雄主義思想》



沈嶺梅：《做個勞動人民的女兒》



吳錫藩：《共產黨救了我》



周可路：《我明白了共產黨》



張電航：《我的農民意識》



王文貴：《我的落後意識》



崔臟貨：《為什麽怕遠調》



李金鐸：《為啥我要回家》



高德勝：《放下功臣包袱克服個人英雄主義》



高峻嶽：《放下老資格》



劉國材：《背叛原來的地主階級立場》



宋惠淩：《清算我的地主階級思想》



李世光：《我是壹個奴隸主》



何瑞源：《和反動的父親分清思想界限》



關庸元：《我要立功贖罪》



王柏齡：《揭露我的真面目》



陳靜儀：《去掉奴化享樂思想 建立為人民服務思想》



申葆清：《根除享樂思想和奴化思想》



陳克昌：《批判我崇拜美國的奴化思想》



嚴仁賡：《肅清我的改良主義思想，做好新中國的教育工作》



宋天章：《批判我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教育思想》



華粹深：《清除我在舊教育界的“清高”和“超政治”思想》



張華群：《檢查我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



馬大英：《從我的教書、研究工作中批判我為蔣匪集團作幫兇的反動思想》



王大魯：《批判我參加農工民主黨以來的各種錯誤思想》



謝光華：《批判我的崇美奴化思想》



陳曉南：《批判我打著藝術幌子給反動派做幫兇的反動行為》



朱湘蕓：《清算我崇日的奴化思想和漢奸思想》



何思源：《批判我的反動思想和行為向人民低頭認罪》[7]



壹位同學說：這種挖思想根源的辦法就好象用鐵鉤子掏蛇洞，掏得血肉淋漓的。作家沈從文在革大改造思想時坦白，他在中共占領大陸時曾壹再企圖自殺，他哭得小組會為之停頓。”[8] 達到中共改造要求的學員被派去參加中共的剿匪、土改、鎮反等階級鬥爭運動，或者獲分配工作。與蘇俄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整肅運動和延安整風運動中壹樣，被揭發後交待不清歷史者，抗拒“思想改造”者會悄悄從革大失蹤。



革命大學內外的知識分子、文藝家們全都在向新政權作接受思想改造的表態，批判自己的過去。他們沒有想到，發表自我批判文章並不能過關。1951年8月，周恩來總理在報告中提出：“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過去不是受著封建思想的束縛，就是受著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侵蝕；現在要為新中國服務，為人民服務，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進步，我們的思想感情，我們的行動，我們的生活方式才能夠適合於人民的利益，而不違背人民的利益。”[9] 聽了周的報告，新任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率湯用彤等十二位教授聯名致信中共中央，“敦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老、陳雲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副部長、陸定壹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代表中共中央，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再向京津高校的三千多教師作了題為《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10] 由此，中共將延安整風首創，各地革大已在進行精神迫害運動引入了全國高校。



10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要求“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跡，使全國學校都逐步掌握在黨的領導之下……在大中小學校的教員中和專科以上的學生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根據中共中央的通知，全國學校停課開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大中小學教職員和專科以上的學生都被要求交待自己的歷史，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同時，配合抗美援朝運動，要求“清算美帝的文化侵略”。12月，《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開設了專欄供知識界知名人士發表檢討文章。學者和文藝家們在壓力下紛紛發表檢討文章，表態聽共產黨的話、和“舊我”劃清界線、接受思想改造。報刊檢討專欄中湧現出來文章包括：金嶽霖的《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唐弢的《從編輯工作中檢討我的錯誤》、吳宓的《改造思想，站穩腳跟，勉為人民教師》、熊佛西的《糾正錯誤，堅決貫徹毛主席的文藝方針》、遊國恩的《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樣壹條道路》、鄭君裏的《我必須痛切地改造自己》、光未然的《正視自己的錯誤》、蔡楚生的《改造思想，為貫徹毛主席文藝路線而鬥爭》、歐陽山的《我的檢討》、李廣田的《必須堅決改造我們的文藝教學》、於伶的《檢查錯誤，改造思想，為毛主席文藝方向在電影藝術中的徹底勝利而奮鬥》、賀綠汀的《檢查我在工作上和創作上的錯誤》、葉以群的《堅決地改正錯誤，改進工作，執行毛主席的文藝路線》、豐子愷的《檢查我的思想》等等。



上述檢討文章對沒有檢討的教授、文藝家們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大家知道，不發表檢討會被指為“抗拒改造”。於是，報刊上的檢討文章越來越多，自我批判越來越狠，從檢討走向了自汙。例如，朱光潛教授在《最近學習中幾點檢討》中否定自己說：“過去二三十年中我不斷的用我的那套有毒思想來編書寫文章，……而這在無形中也就幫助維持了反動統治，自己鼓吹為學術而學術便是反革命，曾經鼓吹中間路線是與反動政治同流合汙”；梁思成教授在《我為誰服務了二十余年》中檢討說：“我在二十余年中，壹方面走到反動統治集團的外圍，成了可供它們驅使的工具；另壹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文化人，被敵人拉攏，為他們的侵略政策服務”；周培源教授在《認識我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壹文中為他在美國從事研究的經歷檢討說：“無恥地向美國物理界的學閥密立根請求工作機會，是我壹生歷史上最可恥的壹頁，是為美帝國主義所主持的企圖屠殺全世界和平人民的軍事科學研究工作……我要控訴我自己，控訴我這個喪失人民立場，甘心為美國劊子手作幫兇的所謂科學工作者……我願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給我的余毒，下了決心重新做人”；北方交通大學校長茅以升教授在《我的檢討》中給自己扣了英雄主義、技術觀點、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保守主義、妥協主義、適應主義、宗派主義、雇傭觀點、官僚主義、本位主義、改良主義、溫情主義等壹大堆帽子；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在《自我檢討》中說：“過去二十三年中，我壹直以不問政治的態度，不自覺地充當了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替反動統治來維持社會秩序，危害了人民，貽誤了青年，喪失了教育主權，背叛了民族利益，做了帝國主義的俘虜，忠實地替帝國主義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國主義者就通過我，穩紮穩打來在學校裏做太上皇。二十三年來，通過我給青年們灌輸奴化教育，培養出為他們服務的人材，貽誤了多少青年弟子，還自以為超階級、超政治，還自以為清高，其實就是做了幾十年汙濁、卑鄙的買辦和幫兇，而不自覺。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行為，是比殺人更厲害，更毒狠的。後面操持著的人，固然是帝國主義分子，而拿著武器，在最前面沖鋒陷陣的人，卻是自以為清高的我”。[11] 知識分子們將檢討升級為自我批判，再升級為自貶、自汙是黨報編輯部推動的結果。毛澤東親自操控著思想改造運動，通過中共宣傳部門指揮著各大報刊的編輯部，甚至親自以評論員的名義撰文在報刊上向知識分子們點名施壓。例如，茅以升教授發表給自己扣十三頂帽子的檢討文章後，《光明日報》評論員點評說，茅仍沒有挖出自己的思想根源，沒有認清自己的真正面目。茅教授知道檢討不獲高層通過，只好再發表《什麽是我三十年來的主導思想》壹文，罵自己根本不配說什麽主義，自己三十年如壹日地壹心追逐個人名譽，除了修壹座橋外沒做好事，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工具等等。



1952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和準備進行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國高校以北大為樣板，開展“洗澡運動”和“忠誠老實運動”，並下達整肅百分比說：“根據北京和上海兩地的經驗，在這次運動中，可以而且應該讓60－70％的教師，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檢討以後迅速過關；12－25％的教師，是要經過適當批評以後再行過關；13％左右的教師，是要經過反復的批評檢討以後給予過關，2％左右不能過關，需要作適當處理。”迫害知識分子的“洗澡運動”和“忠誠老實運動”是毛澤東發明的專門針對知識分子和有國統區經歷者的整肅運動。毛青年時在北大感到受了知識分子的氣，從此對知識分子懷有敵意，在延安發動了專門整肅知識分子的整風運動，指“知識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幹凈處，就是身體也不幹凈”，要求從蘇聯歸來的紅色知識分子 “接受改造”，要求他們“脫褲子，割尾巴”，“下水洗澡”。按毛澤東的要求，中共對投奔延安的青年學生同樣整肅，要求他們交待歷史，接受審查，自我批判，向黨交心，表白忠誠老實，發動了整肅知識分子的“洗澡運動”和“忠誠老實運動”。



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洗澡運動”沿用延安套路，由學校的中共黨委、學習委員會給全體教師“排隊”，評估每個人的“骯臟程度”、“問題的嚴重程度”，決定他們是“洗小盆”（在小組會上作檢討）、“洗中盆”（在系裏作檢討，由全系師生決定通過與否）或是“洗大盆”（在全校大會上作檢討，由全校師生和校黨委決定通過與否）。“排隊” 之後，學校黨委召開“控訴醞釀會”，在師生中收集“洗澡”者的“材料”，然後將“材料”向洗澡人轉達，要求據以寫出檢討書。多數“洗澡”者的檢討不獲通過，須重新檢討，通不過者被“澡盆”升級（檢討會的規模層次升級），壹些教師被認為“有抵觸情緒”、“頑固不化”被反復批鬥，直到認罪為止。如此“洗澡運動”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折磨極為殘酷。例如，朱光潛教授在師生大會上作檢討不獲通過，遭到“揭發批判”，被迫再檢討，再批判，被迫升級為“大盆”的全校大會上反復檢討，直到學校師生都不想再聽，馬寅初校長才作總結發言說：“朱先生的檢討有進步，但還需要繼續反省，加緊改造，根本改變反動立場站到人民的壹邊來”，算是放朱過了關。周炳琳教授壹再檢討不獲通過後拒絕再作檢討。馬校長帶人到他家裏開“幫助會”，周無力對抗，被迫在全校大會上再作檢討；[12] 金嶽霖、潘光旦被迫檢討達十二次之多；馮友蘭三次檢討不獲通過，金嶽霖前來看望，兩位名教授竟為檢討抱頭痛哭；沈從文後來承認他在“洗澡”運動中又曾想自殺；中科院副院長吳有訓多次檢查過不了關，買了繩子準備懸梁自盡，幸虧太太開導才未尋短見；北大物理教授饒毓泰受得意門生揭發打擊精神失常。[13] 文藝家經受的精神迫害同樣殘酷，例如巴金在文代會檢討到痛哭流涕。



“忠誠老實運動”對知識分子的折磨同樣殘酷。知識分子們被要求詳細交代歷史，反復寫交待材料，填寫各種表格。這樣的要求是康生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發明的整人辦法。其要點是要求被審查者重復地寫交待材料，填寫表格，找出其中不同之處作為 “不忠誠、不老實”的證據，然後實施整肅。中共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照搬此法，僅在北大就查出了3000多有“反動社會關系”和重大政治問題者。[14] 知識分子們在運動中填寫的交代材料和所謂組織鑒定、結論都被放進了對本人保密的政治檔案中。



讓知識分子和文藝家們想不到的是，檢討、自我否定之後仍不能過關，運動的最後壹步是要求他們批判別人、揭發別人，有此行動才算達到思想改造要求。為求過關，知識分子、文藝家們被迫互相批判，互相揭發，背地告密，甚至誣陷。運動到了這壹步也就完整地復制了延安整風運動過程。當年延安整風的“搶救運動”中自殺事件眾多，各機關的駐地夜晚恐怖如同鬼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的高校同樣恐怖，僅在北京大學1952年3月到5月就有七位知識分子因受不了精神折磨自殺身亡。[15]



在教會大學，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與抗美援朝運動中的“仇美”、“反帝”運動合流，要求知識分子們在檢討中表白“反美”、“反帝”。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含淚在全校師生大會檢討四小時仍不獲通過，被迫承認自己是“美帝份子”，“忠實執行了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政策”。 [16] 燕京大學工作組帶領學生查抄校長辦公室和檔案室以“搜尋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和特務活動罪證”。該校哲學系主任張東蓀所受迫害具有代表性。他早年官派留學日本，回國後活躍於學界、報界，將社會主義思潮介紹到了中國。國民政府時代，他敢於對國民黨說不，曾在上海光華大學校務會上公開反對“頌讀總理遺囑”，在“讀總理遺囑”時離席抗議。抗戰勝利之時，他與張君勵組建了國家社會黨，提出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主張。然而，在共產黨治下，他無力抗拒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被迫系裏作檢討。檢討不獲通過，“澡盆”升級，張被迫在歷史、哲學、國文、心理四系聯合師生大會上再檢討。大會檢討再不獲通過，“澡盆”再升級，張被迫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再作檢討，接受批鬥。對張的迫害受到毛澤東的親自操控。建國前夕，張應中共之邀率費孝通及雷潔瓊夫婦訪問西柏坡。費等看清大勢，積極投靠，張則明確反對中共向蘇聯“壹邊倒”，向毛澤東建議“走和平民主道路”，“在美蘇之間走中間路線”。建議被毛澤東拒絕後，張憑個人聲望與美國方面聯絡，希望中美建立關系。在第壹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選舉中，張東蓀沒有投票給毛澤東。毛因少了張的壹票而未獲全票，對張懷恨，在思想改造運動期間發話將張與美方聯絡之舉定為叛國案。根據毛的定罪，中共撤銷了張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和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和大學教授等壹切職務。張以死抗爭，壹是拒絕叛國罪名，二是以死抗爭思想改造運動迫害。擔心逼死名教授引起國際關註，毛澤東批示對張不審判不逮捕。從此，四十年來在中國學界，政界發揮重要影響的張東蓀賦閑在家。



伴隨思想改造運動，中共照搬蘇聯的高教統壹的模式改組全國的大學，以“院系調整”之名取締教會大學和私立大學，撤消綜合大學中的二級學院，按行業歸口建立單科性高校；政府接辦改組了65所私立高校、取締24所教會津貼的高校。新中國成立時，教會大學數量多，起點高，構成中國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它們直接引進西方現代教育模式，是中國教育現代化的引領者，在體制、機構、課程、乃至規章制度諸多方面起著示範作用。“院系調整”後，代表中國教育最高水平的的燕京、齊魯、東吳、聖約翰、之江、華西協和、華中、金陵、華南女子文理學院、湘雅醫科、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滬江、嶺南、協和等教會大學走入歷史，它們對中國教育作出的巨大貢獻以此後被官方刻意埋沒。例如，民國時培育出不少法學教授和國際法官的東吳大學法學院在院系調整中被撤銷。經過思想改造運動，法學學者及所謂“舊法人員”被清洗出大學和機關，少數人得留在大學改教外語，數人離開大學完全改行，其中壹部分人被發配邊遠地區。院系調整對中國教育最深遠影響是中共將政工制度全面引入高校，將教育全面黨化，將所有大學無壹例外地納入中共黨委的領導之下，在高校設立政治輔導處負責控制師生的思想，開設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課程，取消不符黨化目標的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政治學等政法、財經等人文社會學科。



建國前夕，中國的知識精英們面臨去留選擇，八十壹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胡適、傅斯年、梅貽琦、梁實秋等二十四位選擇赴臺或赴美，多數知識精英選擇留下來迎接新政權。不久，留下的院士們在報上刊登檢討，否定自己的過去，否定自己的學術成果，批判自己的思想，用“腐敗”、“反動”、“醜陋”等字眼自貶、自汙，隨後在“洗澡運動”中反復檢討以求過關，交待歷史問題、政治問題，向中共表達“忠誠老實”，最後還要經歷是否揭發、誣陷別人痛苦抉擇。幾年前的內戰中，朱光潛與毛子水等學者聯名發表了《中國的出路》壹文，在其中表達民主訴求和對中共將建立極權制度的憂慮說：“我們對民主制度的信念是堅定的。民主不僅是壹種政治制度，而且是對於人生價值的壹種信心，假如這種信心失掉了，人類也就不會有進步了。現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著極權共產主義的威脅。……但我們更反對極權共產集團。因為假如極權共產集團得勢，人類便將要開倒車，壹切的進步理想便全完了。”人們想不到，幾年後朱教授在報刊發表的是反復的檢討。時隔兩三年，留在大陸的知識精英們的變化之大讓人難以相信。在海外的胡適讀到同仁金嶽霖發表的自我檢討和批判杜威、羅素和胡適的文章後沈痛地說：“是不是毛澤東和他的政權已經很成功的做了壹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將這壹位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中國哲學家的腦給洗幹凈了？還是我們應該向上帝禱告請準許我們的金教授經過了這樣屈辱的坦白以後，可以不必再參加‘學習會’了。”[17] 對於中共整肅知識分子的運動，蔣介石譴責說：“在共黨政權之下生活了兩年以後，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現在不僅喪失了以前的幻想，且已遭受過各式各樣的虐待。”[18]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陳寅恪是拒絕作檢討的壹個例外。建國之初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常委時，他堅持幾十年來獨立於政府和任何政黨的立場，拒絕進京。在知識分子登報檢討潮流中，他保持沈默，拒絕作檢討，拒絕接受思想改造，並在日記中表示後悔沒有選擇去臺灣。運動過後，中共請他出任中古研究所所長。他提出條件為：“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不搞政治學習。而且，不止我壹人要如此，我要全所的人都如此”，並要求毛澤東或劉少奇給他開證明，“以作擋箭牌”。他對前來勸說赴任的弟子說：“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導下’這種定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我絕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我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有如此要求，他當然不可能去北京赴任。



陳寅恪的學問博大精深，但他最值稱道的不是學問，而人格與精神。他早年在紀念王國維的碑文中寫道：“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壹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壹人之恩怨，壹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上下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術，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他和少數拒絕低頭彎腰，以死抗爭知識分子捍衛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寅恪或許不知，他能超然於政治運動而未受整肅要感謝斯大林。斯大林知道當年湖南農民協會殺了湖南大學者葉德輝使討赤陣營的號召力大增，知道中共在內戰土改中殺害了劉少白、牛友蘭、孫良臣等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著名紳士，他不希望中共建國後再殺名流敗壞名聲，於是向訪蘇的毛澤東突然問起陳寅恪。[17] 毛澤東明白了斯大林的意思，回國後向周恩來問起陳的情況，周趕緊囑咐廣東大員陶鑄好好照顧陳。於是，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為自已寫好挽聯準備赴死的陳教授未受迫害。若非斯大林暗示，恐怕以死抗爭陳寅恪、張東蓀和當面論爭的梁漱溟早就消失了。



辦學獨立是新學堂誕生以來就確立的傳統。清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想送四子袁克瑞和五子袁克權到南開學校讀書，並願意向學校捐巨款，條件是兒子帶護衛。校長張伯苓擔心影響校風，拒絕了袁的要求。袁世凱尊重辦學獨立，送兒子到其它學校讀書。1913年，民國政府在《大學令》中規定大學設評議會、教授會等機構，確立了推動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的方向。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提出“循思想自由之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五四運動中，他在《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中聲明；“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當時，大學校長與民國政府有這樣的共識：政府不能因提供國立大學經費而隨意幹涉大學事務。1923年，蔣夢麟校長在《北大之精神》壹文中將北大精神概括為“大度包容、思想自由”。抗戰之初，胡適在廬山談話會強調：“教育應該獨立，其涵義有三：現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學校長、董事長；更不得濫用政治勢力以國家公款津貼的學校；政治勢力（黨的勢力）不得侵入教育。”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指出：“教育如無相當的獨立，是辦不好的。政府的責任第壹是確立教育經費之獨立，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第二是嚴格審定校長，保障他們的地位。”可見，大學的學術獨立與學人的思想自由是民國大學校長們自覺維護的基本原則。國民黨政府雖然獨裁與黨治，將壹黨之私的“紀念周”推行到學校，但它未敢公開否定大學的獨立地位和思想自由。整個國民政府時代，校長們敢於拒絕政府對大學的控制與幹涉，敢於拒絕黨派活動進入大學，維護著大學和教育的獨立地位，也維護著校長、大學教授們與政府平等的地位。從清末到民國，政府沒有，也不可能全面控制學校，控制知識分子的思想，輿論也不允許政府幹涉大學，控制大學，更不能容忍政府強迫教師檢討、自汙和洗腦。



蘇俄將黨國體制引入中國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曾對國民黨黨化大學進行過抗爭。1925年，廣東大學的三十八位教授以集體辭職方式抗議國民黨以黨權破壞教育獨立，赤化大學。這次抗爭雖未取得勝利，但至少教授們有抗爭的勇氣和辭職的自由。因為，全國的大學不為壹黨壟斷，離開國民黨控制的大學不愁找不到教職。廣東大學教授辭職抗爭事件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對“黨化教育”集體抗爭的第壹次，也是最後壹次。在新中國，中共控制了所有學校，知識分子不再有抗爭的勇氣。新壹任北大校長馬寅初不但不敢提大學對政府的平等地位，反而揣摩聖意，主動申請將思想改造運動引入學府，親自主持對教授們的整肅、迫害。在新中國，全國大學的校長、教授們不敢再提 “教育獨立”，更不敢反對“黨化教育”，甚至連獨立、自由、黨化等字眼也不敢再提，大家爭相檢討、自汙以讓當局滿意，集體向共產黨表達“忠誠老實”，表示接受改造思想。經壹次次檢討，知識分子們的頭越來越低，腰越來越彎。當最終痛哭流涕，揭發別人而過關時，他們已經跪倒在地，半個世紀的大學獨立、思想自由傳統隨之淪喪。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後，教育成了黨的工具，學校成了洗腦場所。幾年後，雲南大學副校長李廣田寫詩頌揚毛澤東道：“我們是多麽尊敬他，多麽愛他呀，他比我們自己的父親還更親，他是我們六億人民的父親。”[20] 這樣肉麻的詩句是思想改造運動的殘酷精神折磨的產物，是那壹代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的寫照。



將教育全面黨化後，中共長期秘密實施“不宜錄取政策”的迫害，隨意剝奪壹大批青年的升學權利。這種迫害作法是，在高考前對學生逐壹政治審查，根據學生的家庭出身和社會關系將學生分為四類：可錄取機密專業；可錄取壹般專業；降格錄取；不宜錄取，將其認定的地主富農、資本家、“右派”的子女，有海外關系、“社會關系復雜”的學生秘密歸類為降格錄取和不宜錄取類。孔子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有教無類”，然而聲稱要“解放全人類”的中共在新中國卻隨意剝奪學生憑成績升學的機會。清華老校長梅貽琦曾說：“所謂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經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大學不再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但不再產生張伯苓、梅貽琦、晏陽初那樣的教育家和胡適、陳寅恪那樣的大師，而且成了執政黨實施迫害的工具。



批判《紅樓夢研究》與批判胡適



​1954年9月，青年教師李希凡和藍翎在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上發表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壹文，批評紅學權威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中存在政治問題。江青對李、藍從政治角度挑錯的作法非常贊賞，將文章推薦給了毛澤東。毛閱後傳話《人民日報》轉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不知是毛的意思，拒絕在《人民日報》發表這種將政治批判與學術爭論混為壹談的文章，指示由《文藝報》轉載。《文藝報》轉載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主編馮雪峰在編者按中寫道：“作者是兩個在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他們試著以科學的觀點對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簡論》壹文中的論點提出了批評，我們覺得這是值得引起大家註意的”，“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面的地方，但他們這樣的去認識《紅樓夢》，基本上是正確的。”



毛澤東對《人民日報》沒有轉載批俞文章和馮雪峰指李、藍文“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面”微詞不滿，於10月16日寫了壹封要求政治局成員和宣傳部門負責人多達二十八人閱的信，在其中寫道：“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壹次認真地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中宣部、作協領導人見毛澤東的信後急忙召開會議，決定開展對俞平伯及其《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運動，並成立了周揚掛帥，有鄧拓、茅盾、胡繩、老舍等人參加的批判領導委員會，開創了為學術爭論而成立專門整肅委員會的惡例。委員會決定，要求所有報刊都必須刊登批判文章，以向毛澤東表示遵命。由此，毛澤東在文藝領域發動了繼批判電影《武訓傳》之後的另壹場整肅運動。



隨後，毛澤東授意《人民日報》連續刊登了鐘洛的《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李希凡、藍翎的《走什麽樣的路》，袁水拍的《質問（文藝報）編者》等將文藝爭論說成是“階級鬥爭在文學研究領域的反映”的文章。毛澤東在審稿6102;不點名地批判馮雪峰說：“《文藝報》在這裏跟資產階級唯心論和資產階級名人有密切聯系，跟馬克思主義和宣揚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卻疏遠得很，這難道不是顯然的嗎？”馮雪峰清楚，袁水拍的背後有毛澤東的授意，沒有論爭和申辯的余地，只好在《人民日報》發表《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壹文，向毛澤東認錯。毛澤東不接受馮的檢討，指示將馮撤職。



馮雪峰是唯壹參加紅軍長征的中共文藝理論家。毛澤東此時與馮過不去是在發泄二十年前“兩個口號”之爭時對馮的不滿。1935年，斯大林為中共制定了抗日民族統壹戰線方針，要求服從國民政府推動對日開戰。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共產國際解散了以反政府為宗旨的“左翼作家聯盟”（左聯），為中共的文藝家制定了“國防政府”、“國防文學”、“國難文學”、“國防戲劇”、“國防電影”等口號。毛澤東拒絕放棄反國民政府宗旨，派馮雪峰到上海支持魯迅提出的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反政府口號。莫斯科與延安的口號不同，中共文藝大員周揚與魯迅之間展開了“兩個口號”之爭。奉命推銷“國防文學”口號的周揚就“兩個口號”之爭向延安討說法。毛澤東不敢明確否定共產國際對中共文藝界的指示，不置可否地回復周揚說“真理越爭越明嘛”。馮雪峰感到毛澤東的口風前後不壹，撂挑子回了浙江老家。毛對馮撂挑子極為氣憤，但壹來他不能擺明反對莫斯科的口號，二來他還沒有確立獨裁地位，只好暫時隱忍。此時，毛澤東借馮對《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壹文的幾句微詞清算怨恨，將馮撤職（毛澤東在三年後繼續對馮清算，寫了《文藝界反黨分子馮雪峰是丁陳集團參加者、胡風思想同路人》的《人民日報》論，[21] 將馮雪峰打成了右派）。



撤馮後，毛澤東將批判運動矛頭引向了俞平伯的老師，遠在美國的胡適，授意《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分別推出了《肅清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兼評俞平伯研究〈紅樓夢〉錯誤觀點和方法》和《文化藝術界應開展反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鬥爭》兩文，將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批判胡適運動從高校推向了全國。與撤馮壹樣，毛澤東批胡適也是在發泄舊怨。他曾在延安對埃德加·斯諾說：“《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壹時成了我的楷模。”在北大作圖書管理員期間，毛澤東對名教授胡適非常仰慕，曾旁聽胡適的課。根據胡適講演中辦自修大學的設想，毛澤東擬成了《湖南第壹自修大學章程》，登門請胡審定。胡答應盡力給予支持，不久後在《每周評論》的《新書評介》欄目中對毛創辦的《湘江評論》給予肯定說：“《湘江評論》的長處似乎是在議論的壹方面。《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壹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實是現今壹篇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壹欄，記載湖南的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的樂觀。”[22] 抗戰走向勝利時，中共采取統戰策略，行動之壹是爭取胡適的支持。1945年4月，參加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中共代表董必武奉毛澤東之命面請胡適支持中共。胡適規勸中共參加國大選舉。7月，國民參政會民主黨派人士傅斯年、黃炎培、章伯鈞等六人訪問延安。毛澤東以學生身份請傅向胡適轉達問候。8月，在紐約的胡適電勸毛澤東放棄武力說：“潤之先生：頃見報載傅孟真兄轉達吾兄問候胡適之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前夜與董必武兄深談，弟懇切陳述鄙見，以為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壹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糾紛壹朝解決，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消滅。試看美國開國之初，節福生（傑弗遜）十余年和平奮鬥，其手創之民主黨遂於第四屆選舉取得政權。又看英國工黨五十年前僅得四萬四千票，而和平奮鬥之結果，今年得千二百萬票，成為絕大多數黨。此兩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毛澤東武力推翻國民政府，對胡適的電報極為不滿。建國前夕，毛澤東派中共地下黨面勸胡適留下來擁戴新政權，並在“對胡適之先生廣播”中承諾讓胡擔任北大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館長。對於中共和北大同仁的勸留，胡適說：“在美國又有面包又有自由；在蘇俄有面包沒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面包也沒有自由”，“我要以我的道義力量，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並勸同仁“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壹套。”胡適表態後，毛澤東將胡適列為戰犯名單上國民黨幫兇之首，在為新華社撰寫的社論中將胡適等人定性為“反動文人學者”的代表。雖然如此，毛澤東沒有徹底放棄爭取胡適回大陸的努力，壹是因為胡回歸意味中共統戰的重大勝利，二是出於自尊心考慮，希望享受與他青年時的偶像、導師俯首稱臣的快感。根據毛澤東的授意，《人民日報》在建國前夕刊出了《北平輔仁大學校長給胡適的公開信》。這封陳垣署名的公開信寫道：“在三十年前，妳是青年的導師。……我現在很誠懇的告訴妳，妳應該正視現實，妳應該轉向人民，翻然覺悟……”在美國的胡適發表了《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駁所謂〈陳垣給胡適的壹封公開信〉》，在文中寫道：“我在海外看見報紙轉載的這封公開信，我忍不住嘆口氣說：可憐我的老朋友陳垣先生，現在已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有許多朋友來問我：這封公開信真是陳垣先生寫的嗎？我的答復是：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話文；陳垣從來不寫白話文，也決寫不出這樣漂亮的白話文：所以在文字方面，這封信完全不是陳垣先生自己寫的；百分之壹百是別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23] 胡適說對了。陳公開信表達的是毛澤東的意思。毛希望民國知識界領袖胡適也參加高呼萬歲。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毛澤東將中國長期以來的獨立思想代表胡適列為首要批判對象。經過壹輪對胡適的批判，毛澤東感到沒有達到徹底否定胡適在文化和學術領域中的地位的目標，沒有發泄完被胡適幾次拒絕效忠的憤怒，於是在批判俞平伯和《紅樓夢研究》運動中發起了對胡適的另壹輪批判。或許，毛澤東發動批判俞平伯運動的本意就不在俞，而在胡。



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精神恐怖中，胡適的同事、朋友、學生們別無選擇，只能按毛的要求撰文“批判胡適思想”。被毛澤東親自點名的俞平伯被迫發表了《堅決與反動的胡適思想劃清界限——關於〈紅樓夢研究的初步檢討〉》，[24] 按照毛定下的調子，將別人對他的批判壹壹承認。在國民黨政府治下敢於拒絕黨權幹涉，敢於對國民黨政府拍案譴責的知識精英們紛紛以批判和謾罵胡適來向中共表達效忠。根據毛澤東的要求，批判胡適運動持續了壹年，全國各主要報刊發表的批判文章鋪天蓋地。1955年，作為批胡運動的總結，三聯書店出版了八輯三百萬字的《胡適思想批判》的文章選輯。其中少部分內容是扣政治帽子政治謾罵，如稱胡適為“中國共產主義與馬列主義思想的最早的，最堅決的，不可調和的敵人”、“當代孔子”、“文化漢奸”、 “最無恥的賣國賊”等等，而大部分內容是低級下流的謾罵文字，如：“看，照妖鏡裏是什麽東西”，“壹只狗，套著美國項圈的走狗”，“胡適在文化上是騙子兼惡棍，在政治上是流氓兼奴才”，“妖怪”，等等。選輯中有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的《論胡適政治思想的反動本質》壹文。彭寫道：“胡適究竟是怎樣的壹個人呢？簡單地說，他是壹個極端卑鄙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政治陰謀家”。[25] 發表這篇批判文章後不久，彭柏山被以“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的罪名被捕。同案的還有發表《胡適派文學思想批判》文章的王元化。因二人突然獲罪，1955年4月出版的《胡適批判選輯》的第三輯、第四輯將二人的文章抽出，又來不及重新排頁，致頁碼不連續，[26] 顯示當時知識分子命運之叵測。



胡適在海外讀著來自熟悉的名字的謾罵文字唯有嘆息。唐德剛後來回憶說，胡適在海外“未寫只字反駁，但也未放過壹字不看”，還寫了眉批。唐問：“幾百萬字選輯中難道沒有壹點學問和真理？”胡答：“沒有學術自由，哪裏談得到學問？”“共產黨以三百萬言的著作，印了十幾萬冊書籍來清算胡適思想，來搜尋‘胡適的影子’，來消滅‘胡適的幽靈’。共產黨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證明這種思想在廣大中國人民心裏，發生了作用。中國人民壹日未喪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懷疑求證的精神，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便壹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壹幫文化奴才便要繼續清算我的思想。”[27]



1956年，中共通過周鯁生、陳源等人捎信給胡適，再勸他回大陸。陳源在信中說：“‘胡適批判’已經過去了。對於妳，是對妳的思想，並不是對妳個人。妳如回去，壹定還是受到歡迎。……要我轉告妳，勸妳多做學術方面的工作，不必談政治……”。 胡適收到信後，在“是對妳的思想，並不是對妳個人”之句下劃線批註：“除了思想之外，什麽是‘我’？”在他看來，陳垣、陳源代表的大陸知識分子們經過思想改造運動已經喪失了自我和真我。他指出：“當中共政權命令全國清算胡適思想毒素的時候，我的朋友或學生，都不得不說出他們對我的批判或痛罵。他們充分知道我會了解他們沒有不說話的自由”。[28] 毛澤東懼怕胡適的思想是因為，胡適所提倡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重懷疑，重實證，具有瓦解專制制度的作用，正如胡適自己指出的，“自由思想和共產主義不能相容。”[29] 毛澤東要讓人民對他膜拜，就就不能容忍胡適思想，這是毛澤東發動批判胡適運動的重要原因。



批判胡適運動將胡適在大陸的兒子胡思杜推入了苦海。胡適決定離開大陸之時，次子胡思杜憧憬“建設新中國”，決定不隨父母離開大陸，謂“我是普通平民，沒有任何官職，共產黨來了也不會把我怎樣的。”胡適夫婦再三勸兒同行未果，只好尊重兒子的選擇。胡夫人江冬秀感到此壹別或難再見，留下金銀細軟囑思杜將來結婚用。1950年，胡思杜被安排到華北革命大學接受“思想改造”。作為“戰犯”之子，他承受著極大的政治壓力。為獲新政權認可，他表示脫離父子關系，將父母留給他結婚用的金銀細軟交給了單位領導，寫了題為《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的改造思想報告交中共領導，在其中斥父親為“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他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中共將思杜的思想改造匯報文字發表於《大公報》[30] 以打擊胡適。胡適讀到兒子的文章受到沈重打擊，把那篇文章剪下來粘在日記上，說兒子寫這樣文章是迫不得已的。隨後，胡適《外交季刊》（FOREIGNAFFAIRS）上撰文寫道：“我們早知道，在共產主義國家裏，沒有言論的自由；現在我們更知道，連沈默的自由，那裏也沒有。” 在臺灣，臺大校長的傅斯年致函《中央日報》發表聲明說：“思杜少年多病，學業不成，尚屬天性醇厚之人，思杜的這篇文章反映了共產黨對於不作他們工具乃至於反對他們的教育界中人，必盡其誣蔑之能事。陳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極其悲慘的命運中。因為不能出來，別人代他寫文，我們也不必責備他了。”不久，第二輪批胡適運動讓胡思杜感到絕望，感到自己不管如何接受改造都背著永遠的罪孽。幾年後，他在反右運動中被劃右派，絕望自殺。



高饒事件



​1926年，蘇俄扶持馮玉祥，在西安建立了“北方黃埔”——中山軍政學校，高崗與謝子長、習仲勛等人成為“北方黃埔”的學員。蔣介石、馮玉祥聯手清共後，蘇俄在西北發動了渭華暴動，建立了西北紅軍和西北蘇區。1932年12月，共產國際將西北反帝同盟軍改編為紅二十六軍，任高崗為政委。1935年，中央紅軍來到陜北，與陜北紅軍有了山頭之爭。陜北紅軍首領劉誌丹死後，毛澤東重用高崗安撫陜北紅軍山頭，成立了與劉少奇領導的華中局和周恩來領導的南方局並列的西北局，任高崗為書記。毛贊揚高說：“高崗就是站在高高的山崗上，站得高，看得遠”，“應當記住，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岡山，小正統是陜北，高崗同誌就是小正統的代表。這個邊區是高崗同誌他們壹手搞起來的。”[31] 延安整風運動中，高崗積極參與整人，關押了在肅反中整肅他的中共陜西地下黨組織成員和大批來自白區的黨員幹部。毛澤東贊賞高整人行動，提拔高為政治局委員。東北內戰中，毛澤東以林彪取代執行劉少奇“和平民主新階段”方針的彭真任東北局第壹書記，任高崗為東北局副書記兼東北民主聯軍政委。與林彪搭檔主持東北軍政後，高崗領導了東北暴力土改，安排東北決戰的後勤保障，為中共立下了功勞。四野入關後，高崗成了“東北王”，大建蘇軍烈士紀念碑、紀念塔、紀念園，得到蘇聯駐東北總顧問科瓦廖夫的高度評價。高崗在東北不僅下令在城市懸掛斯大林肖像，更推動對自己的崇拜。在他的推動下，“高主席萬歲”的口號流行東北，許多沒入過關的東北人只知有“高主席”，不知有“毛主席”。毛澤東得知後對高崗極為不滿。在中共中央討論東北“肖像問題”的政治局會上，劉少奇指責高與蘇聯方面過於親密是背叛中國，提出撤高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職。毛澤東清楚斯大林中意高，不敢整肅，且提名高為國家副主席。1949年12月，毛澤東赴蘇為斯大林祝壽，途中在沈陽發現，主要建築物上掛有斯大林畫像而沒有他的像，怒而拒帶高崗和林彪為他準備的壹車皮壽禮。



在莫斯科，毛澤東主動承諾出兵朝鮮，斯大林極為滿意，將高崗通過柯瓦廖夫向蘇聯密報“中共領導人反蘇言論”的案卷交毛澤東作人情。[32] 斯大林這樣作是因為感到高崗的價值已經不如從1930年代就開始向他遞送秘密材料的劉少奇，出賣了高崗有利於重要線人劉少奇在中共內獲得更高的地位。[33] 毛澤東知道，雖然斯大林出賣高作人情，但對高動手還是可能冒犯斯大林，於是收取高崗密報案卷後不動聲色，繼續讓高崗主政東北，用高之才備戰朝鮮戰爭。朝鮮戰爭中，高崗的幹才獲高層公認，誌願軍司令彭德懷稱贊說：“抗美援朝壹開始，我們是兵精糧足是高麻子和洪麻子（洪學智）共同搞的。兩個麻子保證了誌願軍的武器、彈藥、糧食、車輛、醫藥等供應，是抗美援朝勝利的兩大功臣。”



毛澤東繼續重用高崗的另壹原因是牽制劉少奇。毛不滿劉在1946年提出的避免內戰的“和平民主新階段”主張，在1947年提出的和平土改主張和在建國前夕發表的保護資本家的言論。建國後，毛與劉少奇、周恩來就要不要遵守《共同綱領》中的承諾意見分歧。為獲得斯大林那樣的軍事實力與領袖地位，毛要求立即暴力剝奪私有財產，實行所謂“社會主義改造”， 將所有民財納入中共的控制，快速發展軍事工業；劉主張遵守《共同綱領》中的承諾，三十年內不搞社會主義，允許私營經濟發展，以利恢復經濟。劉的主張得到周恩來的支持。高崗與毛澤東的意見壹致，反對劉、周的主張，要求土改後立即實行農業合作化，開除雇工致富的黨員。劉少奇批評高崗說：“東北局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患了急性病”，“富農黨員也可以是好黨員，東北即使有壹萬黨員發展成富農也不可怕”，指示不要發表高崗的有關談話。高、劉的分歧讓毛澤東感到可以利用高來牽制劉、周。1952年，毛澤東削藩，將主政五大局的首腦高崗（東北局）、饒漱石（華東局）、鄧小平（西南局）、鄧子恢（中南局）、習仲勛（西北局）調京，任高崗為國家計委主席，饒漱石為中央組織部部長，將政務院最重要的八個工業部都交給高崗的計委主管，使高崗取代周恩來成為經濟總管。同6102;，毛澤東將高崗在東北推行的暴力剝奪私人資本的經濟政策、“三反”運動推向了全國。為進壹步以高牽制劉、周，毛向高大講不滿劉、周的“私房話”，諸如劉進城後沒有做什麽工作、劉過去只搞過白區工作，沒有建設根據地經驗、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沒有搞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等等。受毛言論影響，高開始散布黨內存在軍隊黨與白區黨的沖突，提出從“白區黨”人手中奪回黨政大權，矛頭直指劉少奇、彭真、薄壹波等白區幹部。他的挑戰言論得到了西北幫和林彪為首的軍隊將領們的支持。



1952年底，在劉少奇、周恩來的支持下，薄壹波主持政務院財政委員會公布了取消優待公營經濟的“公私納稅壹律平等”的新稅制。毛澤東指責新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指責周恩來為首的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毛澤東不讓劉少奇以中蘇友好協會會長發唁電，率團吊唁，而提名高崗代表中共去蘇聯參加葬禮（後改由周恩來赴蘇），傳達出擡高貶劉信息。5月，毛澤東在中共高層發出了針對劉少奇的通報：“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在不斷批評劉少奇的同時，毛澤東贊揚高崗及其“東北經驗”，提出“向高崗同誌學習”。6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財經工作會議上提出快速發展軍事工業方針，指責劉少奇“右傾”。然而這時，劉的方針政策在黨內高層有著廣泛的支持，毛澤東不得不暫時讓步，強調團結。會後，他交給高崗絕密任務：命高調查劉少奇在中東鐵路戰爭期間被捕後的表現，暗示劉少奇可能有叛變問題。奉毛密令，高崗通過東北局副書記張秀山查東北舊政府檔案，報給毛澤東壹份證明劉少奇曾叛變的密報。[34] 在毛澤東的強烈暗示下，高崗向黨內第二把交椅發起了沖擊，在各種場合散布“劉少奇不成熟，不適合擔任黨中央總書記和在毛澤東離京期間擔任代理主席”，“中共七大把劉少奇擡得太高了”等言論，同時擬出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名單，向東北的老搭檔陳雲透露了倒劉及重組領導層的計劃。陳雲表示“支持高崗出來挑頭”。[35] 隨後，高崗對中南、華東、西南地區負責人林彪、饒漱石、鄧小平等人進行重新組閣的私下遊說。同樣不滿劉少奇的林彪、彭德懷和饒漱石等人表示支持，但鄧小平不置可否（鄧將高的活動及其組閣計劃密報了毛澤東）。[36]



就在高崗沖擊第二把交椅，劉少奇感到下臺危機之時，毛澤東突然轉向，開始實施早已預定的清算高崗行動。原來，毛澤東兩年來擡高崗打壓劉少奇是讓劉馴服的手段。他仍然需要劉少奇作副手。而對西北山頭的代表高崗，毛早在在陜北時就有心清算，只是擔心西北山頭反彈才忍手暫用。在聽到“高主席萬歲”口號後，毛澤東更堅定了去高的決心，只是有斯大林在不能動手。斯大林去世讓毛感到清算高崗的時機成熟。壹來他不再需要高崗獨當壹面，而需要更馴服的劉少奇、周恩來；二來高崗出頭倒劉、周已在黨內樹敵眾多，清算高不會再有反彈。毛澤東決定自己退入幕後，讓劉少奇、周恩來出面主持清算。因為，他對高說了不少慫恿倒劉，調查劉歷史的“私房話”，不能給高當面澄清的機會。12月，毛澤東赴杭州度假，讓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全會清算高崗。毛離京後，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通知高崗停職檢討嚴重錯誤。高崗寫信給毛澤東，要求見面。劉將信轉杭州交毛。毛批示給劉：“高崗同誌不宜來此，他所要商量的問題，請妳和恩來同誌或再加上小平同誌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同時指示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避免高崗來見。[37]



1954年2月6日，劉少奇在北京主持召開了整肅高崗的中共中央七屆四中全會。周恩來安排情報元老陳賡帶槍坐在高崗身後。[38] 劉少奇在報告中說：“我們黨內產生過張國燾，蘇聯黨內產生過貝利亞。這樣重大的歷史教訓表明，敵人不但壹定要在我們黨內尋找代理人，而且曾經找到過。……黨內有人誇大個人作用，強調個人威信，自以為天下第壹，只能聽人奉承贊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做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隨後，周恩來、鄧小平發言，將高崗與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相提並論。曾支持高崗“出來挑頭”的陳雲反戈壹擊，揭發高崗曾對他封官許願說“多設幾個副主席，妳壹個，我壹個”。高崗試圖申辨，周恩來制止說：“血口噴人，臨死還要拉上墊背的”。 曾經領導整風運動，逮捕關押同誌的高崗感到了申辯無門的痛苦。他明白“分裂黨”罪名的嚴重，於是放棄申辯，按黨內規則作檢討，承認自己犯了反對劉少奇的錯誤。



高崗之外，會議的另壹整肅對象是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饒之被整有鎮反不積極的原因，但主要是因為他知道的太多了。他被毛派到新四軍軍部監視項英，了解毛置項英於死地的過程，隨後還了解了毛通過潘漢年與駐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談判達成聯合對付國軍協議的機密。毛澤東知道饒漱石長期反對劉少奇，曾多次向中央組織部長康生提出懷疑劉少奇叛變及劉生活腐化等問題，於是決定將饒壹同整肅，壹方面封住饒的嘴，另壹方面安撫劉少奇。會上，饒漱石也循黨內規則作了檢討。高、饒檢討後，會議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



會後，高崗、饒漱石被軟禁在家中寫檢查，鄧小平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名義召集東北和華東兩大區的在京幹部分別舉行“高崗問題座談會”和“饒漱石問題座談會”，要求揭發高、饒“結黨營私，圖謀不軌”。高、饒的老同事，老部下們循黨內規則，不留情面地揭發、批判老領導。高崗忍受不了突然淪為囚徒，被老搭檔出賣，被老下屬揭發的痛苦，拔警衛槍自殺未遂。[39] 這成了高崗的新罪行。在中央書記處召開的“揭發批判高崗、饒漱石的反黨罪行座談會”的最後壹天，周恩來作了總結發言，列舉了“高崗分裂黨及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的十大罪行”，包括散布軍黨論、進行宗派活動，反對中央領導同誌、造謠挑撥、破壞黨內團結、私生活腐化等等。



在全國開展的批判“高饒反黨集團”的運動中，被軟禁的高崗壹再要求到杭州去見毛澤東當面澄清事實。在請求壹再被拒後，高崗寫了給毛澤東的檢討書，希望毛看在鞍前馬後多年的份上出手相救。在遞上檢討書百日不見回音後，高崗這才明白，對他的整肅不是劉少奇的決定，而是毛澤東的決定，他被毛澤東利用了，戲耍了。於是他不再申訴，不再檢討。不久，中共通知蘇共：“現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高崗最近自殺身死的事，正式通知妳們。關於高崗進行反黨反中央及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活動事實，今年三月間我們曾經告訴過妳們。……在最近半年，根據中共各個地方黨的組織所揭發的材料，更加證實了高崗的罪行。但是，高崗在被管教的這壹期間，卻仍毫無悔悟表現，反於八月十七日實行第二次自殺，充分暴露了他的堅持仇恨黨的立場和自絕於中國人民。”赫魯曉夫晚年評論高崗之死說：“毛先在高層孤立高崗，然後軟禁高。後聽說高崗服毒自殺。我懷疑高自殺之說，他很可能的是被勒殺或毒殺，正如斯大林壹樣。”[40]



1955年3月，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會議，作出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將素無關系的高崗、饒漱石拉在壹起稱為反黨聯盟是毛澤東的主意。負責操辦的鄧小平在報告中指高、饒“唯壹的綱領就是以陰謀手段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宣布將二人開除出黨。隨後，饒漱石被以 “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首犯”的罪名逮捕並長期關押（中共在十年後才宣布將已患精神分裂癥的饒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高饒被清洗後，他們的位置被事件的受益者們瓜分。毛澤東提拔鄧小平接任了高的政治局委員職，進入最高權力核心，饒漱石的中組部長職被政敵劉少奇安排親信安子文接任，先支持高崗的競選計劃，後又反戈壹擊的陳雲不久後擔任了中共副主席。通過對劉少奇的先打後擡，對高崗的先擡後打，毛澤東收到壹舉兩得之效，成功地讓劉少奇、周恩來認錯檢討，執行他立即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快速實行軍事工業化的政策，同時完成了十幾年來清洗西北幫的預定計劃。



1956年底，為表達對蘇共批判斯大林的不滿，毛澤東給高崗追加了壹個“裏通外國”罪名。他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這裏講壹個裏通外國的問題。我們中國有沒有這種人，背著中央向外國人通情報？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崗就是壹個。這有許多事實證明了的。”[41] 應當說，毛澤東加給高崗的這壹罪名顯然是欲加之罪。因為，中共系蘇共建立的共產國際中國支部，“通蘇”與生俱來，中共從陳獨秀以來的歷任領袖的主要工作是向莫斯科遞交情報，預算，都是以蘇俄為祖國的俄黨，毛澤東長期掌握與莫斯科聯系的電臺，是“通蘇”的首腦，中共黨內有不少人在為共產國際工作，例如毛的俄文翻譯師哲直接為蘇聯的安全部門內務人民委員會工作，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共領袖都給斯大林報送過秘密報告和重要情報，[42] 眾高層都沒有資格指責高崗通蘇。作為東北的最高領導人，高崗“通蘇”只是日常工作的壹部分，談不上“裏通外國”。



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談高崗之死說：“高崗的事，我有責任，約了談話，高崗想去陜北，我們想保留他的黨籍，擬保留中央委員，回延安，本人也願意。後來竟這樣結局，我也覺得遺憾。”[43] 這裏，毛澤東所言系謊言。他不僅沒有“約談話”，更拒絕與高崗見面，對高的上書百日不復，在得知高崗自殺未遂後說：“隨他去”。[44] 1964年，毛澤東在布署整肅劉少奇時又說：“原想把高崗留在黨內，保留中央委員，去陜北當地委書記。但他死了，很遺憾……高崗的死，我看是有人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45] 多年後，高崗夫人李力群披露毛澤東對高崗利用後拋棄的情況說：“高崗幹的很多反對劉少奇的事情，如查1929年的敵偽檔案以調查劉少奇自首的問題都是毛主席叫他去做的，而且對劉少奇的意見是毛主席開始跟他講了許多事情，比如財經會議高崗的發言是毛主席修改的。高崗開始沒有在財經會議上發言的計劃。毛主席對他說劉少奇七大當了二把手以後就拉派，重用地下黨的人，如彭真、薄壹波、安子文等等。另外，說‘六十壹人’是劉少奇讓張聞天寫的信，叫叛變自首出來。以後就講劉少奇到北京去，找了多少老婆，找了資本家的女兒了，在天津講話了，說資本家剝削越多越好了，都是毛主席提出來的嘛”，“毛主席跟高崗說，陳雲這個人是不可靠的，形勢好了他就出來；形勢不好他就有病了。到後來，(19)54年，陳雲壹下變了。所以高崗說：‘我看錯了妳陳雲了！’”。[46] 對於高饒事件，中共前領袖王明評論道：“毛澤東這個陰謀家，捏造‘高饒反黨聯盟’（壹九五四年）事件，其目的有三：第壹，為了使鄧小平取代劉少奇當選黨中央總書記。毛澤東不願履行他在建立‘毛劉聯盟’時的‘莊嚴諾言’（選劉少奇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所以還在中共七屆壹中全會上，他就建議暫不設總管黨的整個組織工作的總書記，而象以前壹樣只設管理中央各部門、處理中央某些日常事務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壹九五三年，毛澤東開始證明設總書記的必要性，同時要求他的親信羅榮桓、羅瑞卿等人支持高崗公開進行反對選劉少奇為總書記的運動。劉少奇不得不同意毛澤東信賴的鄧小平代替他任總書記。第二，為了使東北這個大行政區的全部黨政軍大權從高崗那裏轉入羅榮桓之手。……第三，為了在反對高饒反黨聯盟的掩蓋下，不僅把饒漱石除掉，也把潘漢年、胡均鶴等人除掉，也就是把他從壹九四零年開始執行的‘聯日聯汪反蔣’的民族叛賣路線的全部見證人統統除掉。” [47]



整個高饒事件其實並非路線鬥爭。中共已在1980年代的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澄清高饒反黨問題並不存在。高崗向地方大員遊說可說是拉幫結派，也可說是競選。在崇尚暴力的革命黨內，嘗試競選引致殺身之禍早有先例。高崗事件其實是中共黨內的山頭之爭。高崗是陜北紅軍和陜甘寧邊區的創始人之壹。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後，反客為主，山頭之爭在所難免。劉誌丹、謝子長等陜北紅軍領袖不明不白之死因為山頭之爭，中共中央命名誌丹縣、子長縣是為安撫手段山頭。高崗曾對手下說：“想當年中央紅軍經過長證到陜北時，壹個個餓得皮包骨頭，衣不蔽體，破破爛爛，簡直和叫化子壹樣……當年要不是我高崗收容他們，早就凍死，餓死了，早就沒有毛澤東了，還有什麽毛主席”。[48] 毛澤東聽到此言作清算部署容易理解。在西北，毛不能對西北山頭趕盡殺絕，需要重用高崗以獲西北幫的擁護。坐穩天下後，他需要清算異己山頭。高崗倒臺後，陜北紅軍派系的幹部被大規模清洗，原陜北紅軍系的幹部很多人受到牽連。幾年後，毛澤東再以小說《劉誌丹》為借口，對陜北紅軍派系的殘余勢力再進行了大清洗，整肅了上萬人，掃除了西北山頭的殘余勢力，算是為中央紅軍與西北紅軍山頭鬥爭作了了結。毛澤東這樣整肅雖然殘酷，但還是受到黨內多數的擁護，因為他需要整肅下去壹大批人以騰出官位安排追隨著作官。



出面主持整肅高饒會議的劉少奇不會想到，十幾年後，他被中共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所依據仍是高崗在東北搜集的資料。1980年代，在胡耀邦的推動下，彭德懷、劉少奇案相繼得到了平反，而“饒潘揚反革命集團”案被荒唐地宣布“不存在”但不予平反。當時主持在全國大規模平反冤案胡耀邦在西北聽取了眾多老幹部請求平反高崗反黨案的呼聲後決意推動平反高案。胡的平反動議被鄧小平否決。如今官方仍將描寫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的照片和繪畫中的高崗當時所站的位置處理為空白，東北的壹些紀念碑上當年高崗主席的題詞也被鏟為空白。



潘揚事件



​1955年3月，毛澤東在北京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宣布發動肅反運動，要求所有與“高饒反黨聯盟”有過聯系的幹部主動向中央交代。出席會議的上海副市長潘漢年向中央提交了關於1943年與汪精衛政府聯系，臨時被拉去會見汪精衛的情況報告。他向黨匯報這壹長期隱瞞的情況是因為，參與與南京汪精衛政府聯絡的胡均鶴被捕，其交待可能涉及他見汪的情況。毛澤東閱潘的報告後批示：“此人從此不可信用”，下令逮捕了潘漢年，按照拼湊出集團的習慣，將潘與受饒漱石案牽連被捕的上海市公安局長揚帆定為了“潘揚反革命集團”。隨後，中共在潘、揚任職的上海市掀起了聲討和揭發潘、揚的運動，逮捕、整肅數千人，其中包括1936年到延安為國共秘密談判穿針引線的“紅色牧師”董健吾。潘漢年被捕後，以李克農為首的潘漢年案項目組向政治局和書記處提出了審查報告，其中提出反證說，潘打入日、汪組織、利用袁殊、胡均鶴、李士群等人進行情報工作系奉中共中央指示的行動，直到上海解放，中共的組織機密壹直未被泄露。毛澤東不接受李的反證，將潘不經審判地長期關押，將潘案長期擱置。



潘漢年對中共的貢獻之大，毛澤東比誰都清楚。1931年中，中共第二號特務首腦顧順章變節，導致中共上海地下黨網絡被摧毀。經博古推薦，潘漢年臨危受命，離開上海文藝界，中斷了與左翼文化團體的聯系，出任中共特科二科科長，成為中共情報主管周恩來的助手。1933年，左翼文人丁玲和潘梓年被捕，潘漢年因身分可能暴露而轉移中央蘇區。到蘇區後，他奉毛澤東之命與駐閩十九路軍密謀反蔣政變，代表中共中央與福建方面簽訂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與福建政府及十九路軍反日反蔣的初步協議》，然後出席了十九路軍在福州舉行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儀式。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派潘漢年赴莫斯科爭取對會議結果的認可，潘漢年與陳雲在長征半路離隊，分頭取道雲南、四川到上海與宋慶齡接頭，由宋安排赴蘇。1935年9月，潘漢年到達莫斯科，向王明匯報了遵義會議的結果，王明命潘漢年留莫斯科學“新編密電碼”。在潘漢年學得密電碼準備回國時，國民黨政府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與王明開始了代表兩黨的秘密接觸。奉王明之命，潘與鄧展開了談判，約定向兩黨高層報告情況後在南京舉行正式談判。1936年6月，潘漢年回國，按照約定先到南京見陳果夫。陳得知潘尚未回到陜北，要求潘須先到陜北取得毛澤東、周恩來的授權後才開始談判。8月初，潘漢年到達陜北。出國壹年半，潘漢年不知道張聞天只是個掛名領袖，按照程序向最高領袖張聞天匯報在莫斯科的情況而沒有，先向毛澤東匯報，招致毛的強烈不滿。在聽取匯報的政治局會議上，潘漢年報告了與國民黨談判接觸的情況，匯報了王明交代了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王明傳達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對張聞天的任命，王明派他學習密電碼，王明派他與國民黨代表會談等等。毛澤東本來就對潘漢年滯留莫斯科壹年多不滿，再聽潘壹口壹個王明更加反感，認定潘是王明的人，於是在高層會上反對派潘漢年繼續國共談判。但這時毛澤東尚未取得獨裁地位，政治局多數同意博古的建議，決定派潘漢年赴南京與陳立夫談判。10月，潘漢年懷揣中共中央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議草案》和毛澤東致宋慶齡、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等人的親筆信來到上海策劃了“七君子事件”，為毛澤東、張學良、楊虎城策動兵變作了必要鋪墊。



全面抗戰爆發後，潘漢年奉毛澤東之命組建了華南情報局，率劉人壽、董慧等情報人員接管了劉少文、劉曉等人建立的上海情報小組，設立電臺與延安、重慶、香港聯系，恢復了與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成員袁殊的聯系，通過袁介紹與“巖井機關”首腦巖井英會談約定共、日停戰，交換關於國軍動向的情報，聯手打擊國軍。通過情報交換，潘向延安傳去了大量戰略情報，包括日本政府決定與蘇聯進行互不侵犯條約的談判，放棄北攻蘇聯，準備南進對英美開戰的情報，幫助毛澤東在抗戰中料事如神。1943 年，潘漢年與汪精衛政府情報負責人李士群建立了聯系，被李拉去會見了汪精衛，然後再會見了日軍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都甲告潘：日軍最關心津浦線南段的鐵路運輸安全。只要新四軍不破壞這壹段的鐵路交通，日軍與新四軍之間可以有壹個緩沖地帶。潘表示：新四軍目前主要發展農村根據地，無意占領鐵路交通線和其它重要交通據點。會見後，潘向新四軍領導人饒漱石通報，稱只要新四軍不騷擾日軍控制的鐵路線，日軍就不會為難新四軍根據地。饒依潘通報行事，同時向延安密報潘漢年通敵。毛澤東以劉少奇、康生的名義電饒，澄清潘的行動得延安批準。[49] 1944年，潘漢年根據延安發出的搜集日蔣勾結證據的指示，親自為汪、蔣牽線搭橋，請國民黨元老任庵遊說故交周佛海與重慶聯系以制造“蔣汪勾結”的證據。周接受了遊說，開始暗中為重慶效勞。於是延安不斷得到“蔣汪勾結”的密報。潘漢年的行動雖未達到摧毀蔣介石抗戰領袖聲望的目的，卻促成周佛海在抗戰勝利前夕成了重慶的臥底。延安將蔣介石對周佛海的委任曝光，大張旗鼓地聲討“蔣偽勾結”，背後還是潘漢年的效力。1945年，毛澤東指定潘漢年為七大代表，在延安設酒為潘洗塵。在隨後幾年的國共戰爭中，潘漢年代表中共與李宗仁等國民黨高層聯絡，策動國民黨內的倒蔣運動，出面說服北平守將傅作義接受和平改編。



從1936年10月懷揣毛澤東親筆信離開延安到上海，潘漢年紅色情報生涯的每壹步均依毛澤東指示行事，成為延安在抗日烽火中享受長期安寧的幕後功臣。沒有毛、潘的通敵，中共不可能毫無顧慮地集中高層在延安整風三年。潘漢年對中共的貢獻抵得上千軍萬馬。毛澤東拒絕李克農提出的反證壹定要長期關押潘漢年並非因潘通敵，而因幾項不能明言的理由。其壹，他始終視潘為王明、博古的人；其二，他親自領導了向東北軍、西北軍安插紅色代理人，深知兩面間諜的巨大威脅，懷疑紅色間諜都是兩面的，對紅色間諜采取“用後清洗”的策略；其三，他在饒漱石告狀，被迫出面釋疑，暴露延安通敵的難堪中深感潘、饒都知道得太多了，要讓他們在建國後為黨的利益消失；其四，他早年經嶽父好友章士釗舉薦任汪的秘書，獲汪提拔主持國民黨宣傳部、農民運動講習所，奉汪為恩師，忌諱屬下私會汪精衛，懷疑屬下聽汪談到他微時之事；其五，他需要在建國後清洗地下黨以為軍隊幹部騰出官位。



毛澤東清洗地下黨以為軍隊幹部騰出官位的想法不是始於整肅潘漢年。建國前，中共對“國統區”地下黨曾有“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十六字指示”，隨著解放軍占領全國各大城市，毛澤東開始考慮官位問題。自古以來，農民造反無非以升官發財相號召。懷著皇帝夢投身革命的毛澤東清楚各級將領都像自己壹樣有出人頭地的心思。革命勝利了不給他們官位就無法讓軍隊效忠。隨著占領城市增加，各城市的地下黨市委接管本市領導權的想法與軍隊將領們的當官想法沖突。“渡江戰役”後，軍代表要求在南京地下黨中展開整黨，稱地下黨“組織不純”混入了反革命，稱許多新黨員“入黨動機不良，成分復雜”，處分了百余地下黨員。中共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拒絕這樣的指責與處分，與南下大員發生了激烈爭論。二野領導人鄧小平在召集地下黨會議上作了題為《忠誠與老實》的報告，嚴厲批評地下黨對解放軍有不服氣情緒，強調針對南京地下黨的整黨是必要的，是中央批準的，南京黨組織不同意，不認真執行是“無組織無紀律”，稱革命勝利壹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軍，地下黨有功勞，但是第三位的。（鄧的這篇報告後來未被沒收入《鄧小平文選》）南京地下黨與南下大員發生爭論的情況被匯報給了中共中央，康生向毛澤東請示對南京等地下黨的處理方針。毛批示：“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毛的這壹批示傳達範圍極小，只發給了南下的各大軍區負責人，而對地下黨們完全保密。毛澤東的這“新十六字方針”不只針對南京，而是針對全國地下黨。他知道針對南京地下黨的整黨沒有整出什麽反革命，但他需要這樣的整肅。對於潘漢年，毛澤東清楚他對黨的貢獻，但要求他像其他白區幹部壹樣，為黨的利益犧牲。自從投身中共，潘漢年同時效力於中共和共產國際。1932年，他參與共產國際營救駐中國重員牛蘭夫婦的行動。與高崗壹樣，潘漢年也是斯大林欣賞的人。只要斯大林在，毛澤東不會對他們動手。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動手收拾高饒，同時也動手收拾潘漢年。由潘漢年、揚帆案開始，毛澤東發動了大抓“反革命”的全國肅反運動，將中共地下黨精英幾乎壹網打盡，騰出了眾多官位安排軍隊幹部。這種“卸磨殺驢”的作法對白區幹部是有些殘酷，但能贏得了軍隊將領們的壹致擁護，有助毛澤東鞏固權力地位。



1962年，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說：“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壹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裏頭，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只要殺壹個，殺戒壹開，類似的人都得殺。”毛澤東此番講話成了對潘漢年的非正式判決。據此，最高人民法院於1963年1月補判潘漢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刑事判決書》列舉三項罪名為：國共談判中投降了國民黨；在抗戰中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務機關；在上海解放後掩護以胡均鶴為首的中統特務。1967年，“中央文革”小組下令將已經假釋出獄的潘、揚重新收監關押。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共大特務潘漢年在監獄中飽嘗革命苦難時，國民黨軍統大特務沈醉卻獲釋出獄，獲政協委員銜和良好待遇，得出版著作。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後，潘漢年當年特科的戰友，同船赴莫斯科的陳雲為潘漢年發起了遲來的鳴冤。根據陳雲、廖承誌、劉曉、夏衍等人提供的證明材料，胡耀邦主持發出了《關於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及對揚帆平反的通知。該平反通知所依據的仍是1955年李克農提出的五項反證。



潘漢年的命運淒涼，他通日戰線的屬下關露同樣遭遇悲慘。1939年，潘派關打入汪政府特務機關“76號”。關接受了任務，斷絕了與左翼文化界的來往，幫助潘漢年與李士群、巖井英壹建立了聯系。任務完成後，關露提出到延安去或去加入新四軍，潘下達新任務，進入日本海軍報導部任《女聲》雜誌編輯為黨搜集日軍情報。日本投降後，關露成為國民政府懲辦漢奸運動的對象。為免暴露與日方的秘密關系，中共將關露轉移到根據地讓她隱姓埋名。在解放區，關要求發表詩作，得到答復說，如果共產黨報紙上出現關露的名字，就會在群眾中造成不好的影響。建國後，關被以通敵罪名長期關押。1982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的《為關露同誌的平反決定》。這時的平反對關已無意義，她以自殺結束了奉獻共產黨的壹生。[50]



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



​1933年，留日學生胡風因參加日共被日本警方驅逐回國，加入了共產國際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1935年，胡在魯迅與周揚等人的“兩個口號”論爭中高調支持魯迅，贏得了“魯迅傳人”的名聲。1941年，胡風發表了《論民族形式問題》長文，在其中點名批評周揚、郭沫若、胡繩、何其芳、陳伯達、艾思奇等中共文藝界要人，為自己在重慶文壇贏得“中國的別林斯基”名聲。延安整風後，中共要求重慶的左翼文化界人士以毛澤東的《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三篇文章作為政治學習文件。自認為是獨立文藝批評家的胡風發表文章，提出不應“用教條主義反教條主義”，主張文藝批評獨立，間接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批評為教條。胡因此舉受到邵荃麟、喬冠華、胡繩、林默涵等中共文藝家的圍攻。毛澤東得知胡風挑戰他的講話極為不滿，但在大談民主之6102;暫對這位“魯迅傳人”隱忍。



建國時，胡風寫下了熱情歌頌毛澤東和中共的組詩《時間開始了》。長詩的第壹樂章在剛剛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感動了無數青年。發表長詩的同時，胡風保持其國民黨政府時的文藝批評鋒芒，主張以魯迅文藝思想指導文藝，實際反對“新中國文藝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文藝思想”說。[51] 這時的毛澤東已不再容忍有不同聲音，對胡風言論表示出不滿。《人民日報》得知毛對胡不滿，立即停止刊登胡風的組詩，使組詩的後五樂章沒了下文，讓翹首以待的青年們感到奇怪。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文藝家們都按中共要求發表了檢討文章。胡風不改壹貫作風，拒絕就建國前的文藝批評作檢討。胡喬木、周恩來先後約見胡風，要求他改變文藝批評作風，中國文聯安排了多次 “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組織文藝家批評胡風，迫胡風承認文藝思想錯誤。胡風堅持文藝批評自由原則，拒絕檢討，認為周揚組織《文藝報》發表《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等批判文章是在報復1930年代“兩個口號”論爭的舊怨。1954年，在批判俞平伯、胡適運動中，文聯和作協召開大會批判胡風的立場。胡風反對將文藝與政治立場扯在壹起，反對中共要求文藝家必須服從領導，向文聯提交了《關於解放以來文藝實踐狀況的報告》（三十萬言書）。在報告中，胡風坦言反對共產黨世界觀、同工農兵結合、改造思想、發揚民族形式、寫革命題材等五條“文藝創作原則”，反對以 “政治標準”為文藝批評第壹原則，反對文藝為政治服務，反對文藝家成為黨權奴仆，堅持創作自由和文藝批評自由，點名抨擊以周揚為首的十幾位文藝負責人。收到胡的三十萬言書，陸定壹、周揚在文藝界組織對該意見書的批判，稱胡向共產黨政權進攻，要奪共產黨對文藝界的領導權。胡風拒絕中共文藝界領導人羅織的罪名，聯合受壓制的阿壟、路翎等作家撰文批判周揚。對付胡風不屈服的態度，周揚將胡風的申辯言論上報給了中共中央。胡風也不示弱，通過習仲勛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呈上了他的三十萬言書。



得周揚的報告後，毛澤東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的《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兩文，在親撰的編者按中稱文藝界當局與胡風之間的爭論“已經變為意識形態領域裏的壹場階級鬥爭”，[52] 並批示：“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根據毛的批示，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文藝思想報告的指示》，全國報刊紛紛刊出批胡文章，其中全國文聯主席郭沫若發表的《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壹文[53] 成為批胡文章的模板。批判胡風升級成了全國性的政治運動讓陸定壹、周揚感到不安。他們幾次組織批判胡風只是想讓胡風作檢討，改變口無遮攔作風，並沒有想置胡於死地。見全國報刊壹起圍攻胡風，他們認為對胡風整肅過頭了，主張將批判限制在文藝領域，只要胡風認個錯就可以結束批判運動了。然而這時，毛澤東親自掌控《人民日報》整肅胡風，運動已經由不得陸、周了。



在政治高壓下，胡風的友人，作家舒蕪交出了與胡風的私人書信。文藝家本來不會出賣告密，但作了革命文藝家後就會這麽作。在政治恐怖環境中，黨文藝家們充當告密者，互相陷害，受害者胡風也是陷害的參與者。1945年，胡風將舒的《論主觀》發表在他主編的《希望》雜誌創刊號上。文章發表後受到中共文藝家的批判。胡風指導舒蕪寫文章與中共文藝家展開了論戰。然而當周恩來向胡風問起《論主觀》壹文時，胡稱發表舒文是為了批判，並將這番話對舒隱瞞。[54] 在“三十萬言書”中，胡風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談話內容，揭發舒蕪“惡毒攻擊人民解放軍、攻擊毛澤東思想，是打進黨的內奸，是叛黨分子”，指舒蕪為“叛黨分子”，稱“1950年冬他(即舒蕪)來北京開會……閑談的時候，他對‘毛澤東思想的化身’的老幹部取了嘲諷的態度，而且對於壹些工作方式也取了尖刻的嘲笑態度。我感到失望……他(即舒蕪)走了以後，和路翎同誌談到他，才知道了他在四川參加過黨，因被捕問題被清除出黨以後表現了強烈的反黨態度的情況。這出乎我意外，怪路翎同誌也來不及了。過後回想，才明白了他的壹些表現並不簡單是壹個封建家庭子弟的缺點和自私的欲望而已。”胡風指舒蕪：“第壹，舒蕪是市儈主義者、品質惡劣的欺騙者；第二，舒蕪因被捕問題被清除出黨以後表現了強烈的反黨態度；第三，舒蕪對解放軍和老幹部的態度引起了朋友們的強烈的不滿；第四，舒蕪是通過空隙打進黨的“破壞者”(內奸)。[55] 此時舒蕪在政治高壓下出賣胡風，算是還了壹報。令舒蕪想不到的是，他上交的討論文藝界現狀，表達對中共管制文藝不滿情緒的作家私人書信到了毛澤東手中，被毛以《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壹些材料》的題目在《人民日報》刊出。[56] 毛還親撰編者按，在中寫道：“胡風和他所領導的反黨反人民的文藝集團，是怎樣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和非黨的進步作家。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胡風應當做剝面的工作，而不是騙人的檢討。剝去假面，揭露真象，幫助政府弄清胡風及其反黨集團的全部情況，從此作個真正的人是胡風及胡風派每壹個人的唯壹出路”。不僅如此，毛澤東還指名勒令胡風友人路翎將所有與胡風的通信交出來，威脅說“交出比保存或銷毀更好”。文藝家們知道，《人民日報》“編者按”代表著最高層，只好交出與胡風有關的私人信件、文件。



1955年5月16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批判胡風專版加上了“提高警惕，揭露胡風”的標題，並在編者按中寫道：“像胡風和胡風分子這樣壹種人偽裝擁護共產黨而實際反對共產黨，偽裝擁護人民而實際反對人民，偽裝擁護革命而實際反對革命的人，應當對他們提高警惕，像胡風或類似胡風的這種假冒革命的偽裝分子當然是少數，但危害卻很大。”“如果不把他們的破壞活動加以制止，讓他們壹天壹天發展擴大下去，他們就要用‘幾束手榴彈’給我們的革命事業以嚴重損失。”毛澤東將文藝家之間的爭論定罪為“反革命案件”，下令將胡風逮捕，同時指示不要提胡風與魯迅的關系，以維護他為魯迅營造的“無產階級文藝革命主將”形象。[57] 根據毛的指示，公安部門逮捕了胡風夫婦，抄走了胡風住所的全部信件、日記；中宣部成立了林默涵、劉白羽、何其芳、張光年、郭小川、袁水拍等人組成的專門小組，負責從胡風的私人日記、書信中找出“反黨”證據；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宣傳、組織、監察、公安等部門負責人組成了“清查胡風反黨集團”“五人領導小組”；剛剛成立的人大奉中共之命宣布將人大代表胡風開除出人大。5月20日，毛澤東主持發出了《中共中央對處理胡風集團的指示》，宣稱 “胡風集團現大體判明是壹個反革命陰謀集團”， “實際上老早就是蔣介石匪幫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反革命陰謀活動的壹部分”。他要求“徹底清查胡風集團在各地的組織和活動情況，並堅決加以處理”。被關押的胡風拒絕認錯，拒絕“反革命集團首腦”罪名。毛澤東要求“堅決加以處理”，新成立的“五人小組”和“專門小組”趕緊行動，派人搜集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證據，中宣部“專門小組”斷章取義地剪裁胡風友人交出私人信件、文件，拼湊出了罪證材料上報中共中央。



5月24日，毛澤東將“專門小組”報來材料在《人民日報》以《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的題目刊載，並在編者按中稱：“他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作為骨幹組織壹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壹個地下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和獨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為任務。” 文藝界知道《人民日報》編者按的來頭，連夜安排行動作出響應。5月25日，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家協會召開了批判胡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秘書長陳伯塵向大會宣布胡風罪行。主持大會的文聯主席郭沫若發言定調說：“胡風集團以不僅是我們思想上的敵人，而且是我們政治上的敵人。”歐陽玉倩、葉聖陶、梅蘭芳、李伯昭、呂驥、劉開渠、夏衍、李希、陳沂、吳組緗、孜亞、馮雪峰、張天翼、曹禺、鮑昌、陳荒煤、吳伯蕭、袁文殊、方紀、艾青、馮至、吳雪、陽瀚笙、田漢、洪深、陳其通等文化家爭先恐後地落井下石，以聲討、誣陷胡風來向中共表態效忠。教育家葉聖陶在發言中說：“這種兩面派的陰謀手段，是跟《聯共布黨史》裏講的托洛斯基相比，可以說是絲毫沒有區別。他們的目的也是相同的都是企圖顛覆人民政權，讓反革命復辟。胡風反黨集團的活動跟美蔣特務機關的罪惡是完全壹致的。我們必須把胡風清洗出去。” 胡風的二十多年老朋友夏衍發言說：“徹底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活動，是我們革命事業壹個偉大的勝利。這等於從我們的身體上割掉了壹個足以致命的毒瘤。階級敵人壹刻也沒有睡覺，他們處心積慮得在尋找壹切可以利用的缺口，他們在磨我的刀，窺測方向。在此我想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偉大戰士伏契克的壹句話：人們，我愛妳們。妳們要警惕！”作協副主席馮雪峰在發言中誣陷胡風挑撥魯迅和茅盾、周揚、夏衍等人的關系，建議將胡風從中國作家協會開除出去（他的建議不僅用在了胡風身上，後來也用到了他自己身上）。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總編輯吳伯蕭在發言中說：“反革命分子胡風，走也好，滾也好，割下頭顱拋擲也好，我們再也不會上當了，我們必須徹底清查這個反動集團的底細。”翻譯家馮至說：“他們的策略和戰略，他們的組織和手段，簡直和蔣匪幫，美帝國主義派來的特務間諜沒有兩樣。”[58]



6月10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推出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在按語中寫道：“當本報公布了第壹批材料之後，還有壹些人在說胡風集團不過是文化界少數野心分子的壹個小集團……說這樣話的人們，或者在階級本能上衷心地同情他們，或者是因為政治上嗅覺不靈，把事情想得太天真了，還有壹部分則是暗藏的反動分子或者就是胡風集團裏面的人……胡風和胡風集團中許多骨幹分子很早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們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系。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幹著反革命勾當。” 根據毛澤東的號令，中共展開了大規模的秘密逮捕，湊出了壹個七十八人的“胡風反黨集團”，將三千多人受到牽連者開除工職，送勞改或勞教。當時，最輕的開除公職送農村勞改已使人喪失安身立命的基礎，陷入長期的苦難。中共將報刊發表的批判胡風的文章迅速輯成《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小冊子，印刷了七百多萬冊派發全國。中共在該小冊子序言中要求：“第壹、二篇材料題目反黨集團字樣統照第三篇那樣改為反革命集團”。按中共語匯，從反黨集團改稱反革命集團的意思是罪名加重。



在小冊子的指引下，批判，謾罵胡風的文章、書籍鋪天蓋地而來，各地、各界仿照《人民日報》編者按的語調，不僅行文不講道理地謾罵，連標題也充滿語言暴力。例如：《胡風這個反革命黑幫》（新知識出版社）、《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華崗編寫，新知識出版社）、《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活動》（北京大眾出版社）、《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醜惡面貌》（湖北人民出版社）、《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醜惡嘴臉》、《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人民出版社）、《胡風黑幫的滅亡及其它》（王若望著，新文藝出版社）、《揭露胡風黑幫的罪行》（作協上海分會）、《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報刊資料索引》（山東圖書館）、《請依法處理胡風》（郭沫若）、《揭下胡風派的騙人外衣》（茅以升）、《看穿了胡風的心》（老舍）、《我看出了胡風的陰謀》（冰心）、《必須徹底打垮胡風集團》（巴金）、《胡風，妳的主子是誰？》（曹禺）、《個人野心家永遠是我們的敵人》（焦菊隱）、《胡風——陰謀家》（田間）、《胡風——反革命的灰色蛇》（侯外廬）、《繳下胡風的劍》（高玉寶）、《擁護全國文聯和作家協會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風的決議》（程硯秋）、《我們絕對不能容忍》（陳垣）、《敵人在哪裏？》（丁玲）、《肅清陰險的反革命分子》（豐子愷）、《我的憤怒已達極點》（趙丹）、《趕快從人們隊伍中清除胡風》（林巧稚）、《堅決反對胡風集團的罪行》（剪伯贊）、《胡風和胡適異曲同工》（馮友蘭）、《決不容許胡風繼續欺騙人民》（錢偉長）、《胡風——蛀墻腳的白蟻》（馬思聰）、《堅決鎮壓胡風》（常香玉）、《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於伶）、《工商界人士應該警惕》（王光英）。文藝家們爭相以最惡毒的語言聲討胡風。例如，郭沫若在《請依法處理胡風》壹文中寫道：“今天對於怙惡不悛，明知故犯的發革命分子必須加以鎮壓，而且鎮壓得比解放初期更加嚴厲。在這樣的認識上，我完全贊成好些機構和朋友們的建議，撤銷胡風擔任的壹切公共職務，把他作為反革命分子來依法處理。——惡鬼的畫皮是容易迷惑人的。今天畫皮已經剝去，難道誰還那麽愚蠢，要對惡鬼自始至終保持他的忠貞嗎？——那是國法所不能容許的事。——徹底醒悟過來，忠於人民祖國，不要忠於惡鬼胡風”；老舍在《看透了胡風的心》壹文中寫道：“原來胡風並不只是心胸狹窄，而是別具心腸。原來他是把他的小集團以外的人，特別是共產黨，都看成敵人啊！他的文章裏引證了多少馬克思，列寧，毛主席的名言呀，可是他要用鋼筋皮鞭毒打黨內作家和進步作家，殺人不見血！這是什麽心腸呢？我猜不透！我只能說，除了受過美蔣特務訓練的人，誰會這麽想壹想呢？”；丁玲在《敵人在哪裏》壹文中寫道：“敵人在哪裏？敵人就在自己的眼面前，就在自己的隊伍中，就在左右，就在身邊，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胡風原來就是壹個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裝著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混在我們裏面，口稱朋友，實際上那個包藏著那末陰暗的、那末仇視我們的鄙視我們的，恨不能壹腳踩死我們的惡毒的心情，進行著組織活動的陰謀家。我們的敵人在哪裏？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上，特務在那兒放了炸彈。在美國空投特務罪證展覽會上，我們看到過藏在手套背面的手槍。現在，在我們文藝的隊伍裏也出現了。我們常常因為我們的勝利，我們祖國的前進而忽略了埋伏在我們左右的敵人”；冰心在《我看出了胡風的陰謀》壹文中寫道：“我看了這些話使我的心眼突然雪亮了，他是在和我們作妳死我活的鬥爭啊！現在不容許胡風再裝死了，我們要把他從我們的隊伍裏清理出去，清除出去”；巴金在《必須徹底打垮胡風反黨集團》壹文中寫道：“胡風集團已經不是小集團，而是反黨、反人民的反動集團了，他們壹直帶著藏刀的面具敢那些不見傷的陰謀勾當。我們要完全揭穿他們的假面目，剝去他們的偽裝，使這個集團的每壹個分子都從陰暗的角落裏鉆出來，放下橡皮包著鋼絲的鞭子和其他秘密武器，老老實實，誠誠懇懇向黨和人民投降”，“對付他們應該用他們的辦法:壹不做，二不休，是膿，總要排出!”；曹禺在《胡風，妳的主子是誰？》壹文中寫道：“我從來沒有見過像胡風這樣的惡人！這樣狠毒，這樣陰險，這樣奸詐，這樣鬼祟，這樣見不得陽光，人壞到了這樣的地步，真是今古奇觀！胡風和胡風集團的分子們妳們聽著！妳們必須老老實實向人民投降！妳們必須老老實實交代出來妳們的主子是誰？如果臺灣之音所代表的，不是妳們的主子，那麽，妳們還要明白交代，另外的什麽反動勢力是妳們的主子？——我們要追，追問下去，不說出來，人民是不會善罷甘休的。”[59] 報端連篇累牘的批判胡風文字中充斥“陰險”、“卑鄙”、“毒蛇”、“毒瘤”、“狼心狗肺”、“狐群狗黨”、“嘍啰”、“流氓”、“匪幫”、“豺狼”、“猛獸”、“耗子”、“白蟻”等汙言穢語，充分展示了那個時代的惡毒，那些時人的惡毒，讀來令人作嘔，令人無法相信是出自中國最有名的文學家、藝術家、教育家、翻譯家，胡風老朋友們的手筆。知識分子們知道汙言穢語有辱斯文，但他們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在政權逼迫下壹步步學會了自汙、謾罵、誣陷，他們知道當局喜歡聽這種話語。心懷恐懼的知識分子們為了生存通過謾罵胡風來向新政權表達效忠。他們知道，非如此惡毒謾罵不能過關。



胡風事件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文字獄，是壹場反文明的運動。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親自操刀，帶頭誣陷，將私人書信、私下談論、私人日記中的牢騷話斷章取義作為罪證，在黨報上匿名羅織罪名，自始至終不給胡風和其他當事人以申辯的機會，逼迫文藝家們互相揭發，互相陷害。毛澤東迫害胡風，除了政治上借題發揮以達到抓“反革命”，鎮壓農民請願的目的之外，另壹重要原因是他有迫害文人的嗜好。出於這種變態的嗜好，毛澤東在建國後不停頓地發動批判運動，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梁漱溟，迫害張東蓀，批判已故的陶行知，批判俞平伯，批判馮雪峰，批判遠在海外的胡適。出於這種嗜好，毛澤東長期以《人民日報》評論名義，撰寫社論、編者按，惡毒整肅不相幹的文人。從古至今，文人辯論，武將開打都講究通名報姓，而蔑視規矩的毛澤東喜歡匿名在報上點名對文人實施精神迫害，以享受整肅文人的樂趣。在海外的胡適評論胡風事件說：“胡風真是該死。張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風’。在共產黨壹條鞭的奴才文藝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麽文藝自由。從毛澤東的立場來看，胡風自然應該清算。但是胡風事件可以說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產鐵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胡風可被清算，新文化運動已在匪區中止。昔日的文化革命者正在接受審判。但自由的思想將繼續在匪區展開。”[60]



制造“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只是毛澤東發動肅反運動計劃的壹部分。肅反是蘇俄引入中國的災難。1930年，斯大林指示中共效仿蘇共開展肅反。在隨後的幾年中，中共各蘇區均開展了肅反運動，將大批紅軍將領、中共幹部以反革命的罪名逮捕處決。毛澤東在蘇區嘗到了借肅反鞏固權力地位的甜頭，在延安整風時領導了以“反特”、“除奸”為名的另壹波肅反。此時，毛澤東在和平環境中再次發動肅反運動，要以肅反革命的名義武力鎮壓城鄉抗議剝奪私人財產的請願者，清洗異己和各地的中共地下黨。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小冊子序言中，毛澤東寫道：“高饒集團、潘揚集團、胡風集團的揭露，僅僅是我們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鬥爭的開始，而不是這個鬥爭的終結。正確的估計應當是：在很多部門，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還沒有被揭露和肅清的。”毛澤東此言透露出，高饒、潘揚、胡風三事件都是他為了發動肅反運動有意策劃的。7月1日，毛澤東主持下達了《中共中央關於開展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七壹指示），將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升級為全國性的“肅反運動”。7月3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社論中寫道：“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遍布財政經濟界、政治法律界、文化教育界和各黨派、各團體，他們不壹定能像胡風分子們那樣背誦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不壹定會做詩會寫文章，但他們也是在表現上‘順著’革命，稱贊革命，阿諛革命，甚至在鉆進了革命組織以後裝得勤勞刻苦，以圖騙取信任，卻是同胡風分子相似的。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真正目的，都在找我們的弱點，鉆空子，偷竊我們黨和國家的機密，向帝國主義和國民黨供給有關我們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情報；或者散布謠言，煽動群眾，制造糾紛；或者直接進行縱火、爆破、暗殺、暴動之類的破壞活動。”通過《人民日報》的社論、編者按，毛澤東制造出到處藏著反革命，磨刀霍霍，新政權處於險境之中的恐怖氣氛，然後要求通過肅反運動，鎮壓反抗“統購統銷”、“合作化”、“三反五反”等運動的請願浪潮和退社風潮。根據七壹指示，中共中央將領導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五人領導小組”升級為以中宣部長陸定壹、公安部長羅瑞卿為首的“十人小組”，作為全國肅反運動的領導機構，各省市層層成立肅反領導小組。以湖南省為例，中共湖南省委成立的批胡風和肅反運動領導小組下設了辦公室、秘書組、項目組、項目指揮組、甄別定案組、清理敵偽檔案組、材料組等等。全國肅反運動規模之大，由此可見壹斑。



與鎮反運動初期壹樣，多數地方大員奉中央之命成立了肅反領導機構，但並未積極行動。因為他們知道，經過建國後幾年的“剿匪”、“反霸”、“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壹年壹度的整風，所謂敵人抓了壹批又壹批，再肅反是無中生有。這時，陶鑄、趙紫陽主持的廣東省委向中央提出了“搞大運動”以解決“幹部隊伍嚴重不純”的建議。[61] 這種無中生有地制造整人借口的建議正合毛澤東的心思。毛對廣東省委報告作出批示：“此件甚好”，“中央認為這個文件是正確的。各地可能有同樣的問題發生，可以參考廣東的經驗。” 在贊揚廣東的同時，毛澤東指責不積極開展肅反運動的其它省領導人“右傾”。8月，毛澤東再主持下達了《關於徹底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要求仿照延安整風運動作法，按5%的比例抓“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各級官員學習廣東省委，制定“打虎預算”（打虎指標），選定所謂“歷史復雜”的壹批人為“老虎”，將他們隔離審查，實施刑訊，逼迫他們重復地寫檢查，交代個人歷史和社會關系，派人“外調”。這樣的肅反立即制造出了另壹波自殺潮。肅反運動中，人大和剛剛頒布的憲法連人大代表胡風也不能保護，當然不可能保護幾百萬舊政府相關人員的生命財產。



肅反運動的主要迫害對象是舊政權的雇用人員。經過鎮反運動，原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區鎮鄉保甲長、國民黨軍官等人員等殺得所剩無幾。這就是多數地方大員壹開始對肅反不積極的原因。然而，毛澤東整人欲望沒有止境，壹再下達肅反指示，要求“參照廣東經驗”，無中生有地抓出反革命。逼迫之下，各地按中央要求，擴大範圍“肅反革命”，將舊政府中更加低層的差役，舊政府聘請的師爺，賬房先生，文書，雜役，國民黨軍士兵和雇用的民夫等所有與舊政府，舊軍隊沾邊者都以“歷史反革命”罪名加以整肅。如此，中共將數以百萬計的舊政權雇傭人員殺害，逮捕關押，逼得他們自殺，或給他們戴上了“壞分子”帽子，開除公職，長期管制迫害，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和謀生出路，讓他們大批死於非命，創下了有史以來對舊朝人員迫害最殘酷的記錄。



由於毛澤東親自定罪在先，又查不出罪證，胡風像潘漢年、饒漱石壹樣，被不經審判地長期關押。不少青年人站出來譴責胡風事件和肅反運動。例如，北大物理系四年級學生劉奇弟在學校飯廳貼出了 “胡風絕不是反革命——為胡風招幡” 的大字報（當時傳言胡風已死在獄中），譴責當局以胡風和友人的通信為依據隨意定罪寫道：“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毫無法律根據。根據報紙上公布的材料，胡風根本構不成反革命罪。四九年建國時，是胡風第壹個寫長詩‘開始了’來熱烈歌頌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這首詩我至今還能背到，這樣的人能是反革命嗎？絕不可能，胡風已經死了，他是屈死的。每個有良心的人，難道不應該為他鳴怨嗎？” 中共號召“大鳴大放”時，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在演講中指出：無論胡風是否有罪，毛澤東在舉證和審判之前就著文欽定胡風是“歷史和現行反革命分子”違反了“程序正義”原則。“胡風如果是反革命，那為什麽他把自己的綱領提交給黨中央呢？這不是自找苦吃嗎？不管他的綱領正確與否，是不能采取鎮壓手段的。為什麽向黨中央提意見就是反革命呢？說他們通信秘密，哪個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說他們私人間的友誼是小集團，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說真話，難怪有人說共產黨六親不認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圖推翻政權的才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風顯然不是這樣的。”毛澤東作出的定罪不容挑戰，壹大批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案鳴冤的青年受到了同樣殘酷的迫害。劉奇弟在 “反右”運動中，被逮捕判刑十五年，送興凱湖農場勞改，林希翎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因拒絕認罪，劉奇弟被進寬八十公分，高壹米，長壹米五，站不起又躺不直，在不久後的饑荒中凍餓而死。[62]



肅反運動還沒有結束，毛澤東又發動了“三大改造”、“反右”等新的整肅運動，於是肅反領導機構成了常設機構，肅反運動壹直持續到1958年，壹些地方將大躍進運動與肅反運動結合而為“肅反大躍進”，將反對大躍進者作為肅反運動的新對象。很多地方在1959年的饑荒中仍在開展“肅反補課”運動。作為對鳴放意見的回應，官方披露有130多萬人被肅為反革命立案審查，[63] 而將肅反運動害死、關押的人數向國人隱瞞。



被不經審判秘密關押十多年後，胡風才被判處無期徒刑，發配四川勞改，胡案的另外幾位受害者，阿壟、賈植芳、莊湧等人也被補判了十幾年徒刑。1978年，中共撤銷了對胡風的判決，安排胡任四川省政協委員。胡風對受迫害二十多年提出申訴。為維護毛澤東的形象，中共拒絕為其平反。胡風堅持上訴，直至病危。1980年，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復查報告（中共中央1980年第76號文件），在批復中說：“沒有事實證明以胡風為首組織反革命集團，也沒有證據說明胡風有反對社會主義制度、顛覆無產階級政權為目的的反革命活動。因此，胡風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壹個以胡風為首的反革命集團。胡風反革命集團壹案應屬錯案錯判。”1988年，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於為胡風同誌進壹步平反的補充通知》，宣布為胡風等人平反。這樣的通知其實不能稱為平反。因為第壹，沒有追究誣陷罪惡；第二，當年誣陷是《人民日報》頭版連續刊登，而平反是秘密通知。應當說，“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們的命運不是最慘的。肅反運動的主要整肅對象，舊政府雇用人員的遭遇多數也比胡風案牽連者更悲慘。他們或被鎮壓，或被戴上“歷史反革命”、“壞分子”帽子，在幾年後的大饑荒中大批餓死，或此後的歷次整肅運動中反復受到迫害，戴著“歷史反革命”或“壞分子”帽子含冤離世，不為人知，也沒有獲得復查，連胡風集團成員那樣名義上的平反也沒有。



巴金在晚年《隨想錄》、《真話集》、《懷念胡風》等文中拷問自己：“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我寫過這類不負責任的表態文章，說是劃清界限，難道不就是下井投石？”他對自己為了過關而寫下了批判胡風文章痛悔，說重讀自己當年批判胡風的文章時“我好像挨了當頭壹棒！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審判官。究竟對什麽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五十年代我常說做壹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文吧)，也感到惡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遺憾的是，像巴金這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畢竟是極少數。絕大多數當年參與圍剿胡風的知識分子、文藝家沒有懺悔。曾對胡風落井下石的知識分子、文藝家們是在恐怖不得已而參與迫害，而制造冤案的中共只會不公開地宣布“錯案錯判”，而不會對迫害有賠償、道歉，不會追究誣陷、迫害罪責。



統購統銷



發動朝鮮戰爭後，中共通過搜刮農民維持戰爭。中共的搜刮辦作法是以低於市價20%到30%的價錢從農民手中強買糧食，以1952年為例，糧食零售價格每噸平均198元，而政府收購價是每噸138元。朝鮮戰爭的三年中，中共低價強買糧食的數量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長。朝鮮戰爭結束後，毛澤東要還軍火債，要發展軍事工業，對糧食的索求無限增長。當6102;，工業壹片廢墟，沒有產品可以出口換匯，中共又奉行“壹邊倒”的政策，關上了與西方世界的貿易之門，還蘇聯軍火債、買軍事技術只能靠向蘇聯出口糧食。1953年，中共推出了比前壹度再增長50%的糧食收購計劃。



新政府連年低價強買糧食使農民苦不堪言。在9月的政協會議上，長期致力鄉村建設，關心農民生活的政協委員梁漱溟為農民訴苦說：“農民苦，農民想進城，被轟回去。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註意。”梁漱溟是民國時的著名學者和名流。他在《鄉村建設理論》壹書提出，中國社會以鄉村為基礎和主體，中國近百年史可以說是壹部鄉村破壞史。他反對共產黨的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學說，主張以儒家精神為指導，和平改良、建設鄉村，通過自下而上地復興中華文化以救中國。抗戰中，他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訪問延安，與毛澤東進行了兩夜的平等爭論。毛強調中國必須要開展階級鬥爭，武裝奪取政權，梁以其《鄉村建設理論》壹書相贈，表示反對暴力革命與階級鬥爭，希望毛能接受和平改良的主張。二人各說各話，沒有共同語言。在新中國的政協會上，梁像在國民政府時代壹樣行事，君臨天下的毛不再容忍梁為農民請命，斥梁說：“由於戰爭（抗美援朝），去年前年的農業稅重了壹點，於是有壹部分朋友說話了。他們要求施仁政，好象他們代表農民利益似的。但什麽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仁政就要死人，就要用錢，就要多收公糧。……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人搞了幾十年的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周恩來接著幫腔斥梁 “解放前為了做官、壹貫反動”。梁漱溟不接受這種指責，發言申辯，說自己解放前幾十年與中共的看法不同，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他的申辯被其他政協委員轟他下臺的聲音打斷。梁漱溟抗議壓制說：“我想考驗壹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什麽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妳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毛澤東答：“這個雅量我沒有，但是我有壹個雅量就是，下壹屆我還可以提名妳當政協委員。”梁漱溟說：“當不當政協委員可以以後再談，現在，我想考驗壹下領導黨，因為領導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評是真是假……主席有無自我批評的雅量”。政協代表們心裏都明白，梁漱溟所說的農民苦是事實，而毛澤東“最大的仁政是抗美援朝，要打仗就要死人，就要用錢，就要多收公糧”的說法壹是不講道理，二是以勢壓人。在教育界、文化界還在進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知識分子在被迫寫檢討，鎮壓反革命運動仍在繼續的形勢下，政協委員們不敢支持梁漱溟的主張，不敢抨擊中共低價搜刮農民的政策。他們看清了利害，以圍攻梁漱溟來向中共表達效忠，陳銘樞、史良、榮毅仁、許德珩、章伯鈞、李維漢、何香凝等政協代表競相斥梁“狂妄之極，反動成性”，“不聽梁漱溟的胡言亂語”，“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梁漱溟滾下臺來！”在隨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7次會議上，毛澤東再斥梁漱溟“思想反動、反共反人民、用筆桿子殺人、與韓復渠、張東蓀、陳立夫、張群的關系須交代、冒充農民代表、尾巴是藏不住的、所搞鄉村建設是地主建設，是鄉村破壞，是國家滅亡！”[1] 這個時候毛可以滔滔不絕地批判梁漱溟，而幾十年來活躍於學術政治舞臺的梁喪失發言權和申辯權，被毛壹言定為了“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代言人”、“反面教員”，從此回家賦閑。



中共可以不斷增加低價強征糧食的計劃指標，但土改中分得土地的自耕農民也可以拒絕低價賣糧。糧食征購計劃無法完成，中共內部稱遇到了“糧食危機”。在10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雲向毛澤東提出了農產品“統購統銷”的建議。毛澤東表示贊賞，命陳雲、鄧小平起草文件。會後，陳、鄧起草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獲毛澤東批準。根據該決議，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宣布從12月開始實行“統購統銷”。命令規定：農民不得私自買賣糧食，所產糧食必須按規定低價賣給政府（即中共所謂的計劃收購，又稱統購）；農民需要糧食再向政府買（即中共所謂的計劃供應，又稱統銷）。中共在命令中威脅：“對破壞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反革命分子，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治罪”。這壹命令意味農民買賣自產糧食、存糧備荒成了罪行，政府有權剝奪農民亙古享有的對自產糧食的支配權，以低價搶劫農民。統購統銷字眼是中共的首創，但共產黨要求農民交出所有糧食不是中共首創。1918年，蘇維埃政府曾發布《糧食專賣法令》，宣布不將余糧運到蘇維埃收糧站者即為人民的敵人，然後以反革命罪名屠殺了大批保留余糧的農民。十幾年後，中華蘇維埃同樣作法，成立了蘇俄模式的糧食人民部，同樣以武力強征農民余糧，以反革命罪名鎮壓保留余糧的農民，在離開中央蘇區前以借谷之名，搶走農民全部余糧。此次建國後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只是蘇維埃搶糧作法的延續。



在統購統銷制度開始實施時，長江、淮河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災，洪水淹沒農田5000萬畝，受災民眾2000萬人。與千百年來朝廷在大災中要開倉放賑，減免田賦的傳統相反，中共在大災中發布命令，要壓低價格強征糧食，要求當年糧食出口量比上年再增加壹半，規定農民只能以人均300多斤“不饑不飽”的標準留口糧，其余糧食壹律按政府制定的超低價交公糧。如此暴政使全國幾億農民都成了吃不飽的饑民，甚至成了饑荒中的災民。1955年，農民吃樹皮、草根、賣兒賣女、餓死人的情況在各地普遍發生，例如廣西平樂、荔蒲、橫縣三縣餓死人數以千計。[2] 農民對這樣的統購統銷暴政當然抵制。中共中央華南分局1955年2月的《華南分局關於目前農村緊張情況與措施的報告》寫道：“實行糧食統購以後，農村的緊張情況：壹，1954年底，各地都普遍發生農民大量殺豬殺鴨的情況。二，在中山、新會、南海等部分地區，發生農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證，認為這些土地產量低，負擔不起購糧任務。三，農民吃不飽，生產積極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農民對糧食問題顧慮很大，中山縣港口鎮附近的農民在夜間看糧倉中的糧食是否運走，農民看到調運糧食的船開走後站在河邊哭泣。沒有領到購糧證的缺糧戶到幹部家中哭訴。五，對黨和政府普遍流露出壹種不滿情緒”。[3] 對於農民的抵制與反抗，中共各地當局以“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罪名實施鎮壓。安徽鳳陽縣法院《1955年司法工作總結》披露：“在7、8月間糧食收購中打擊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受理案件68起，逮捕了38人”；在浙江嘉興專區在土改掃尾及統購統銷中自殺了109人，金華專區在糧食統購統銷中自殺74人；[4] 廣東省新會縣蓮溪鄉幹部拿著秤挨家挨戶收糧食，捆綁批鬥拒絕低價賣糧的農民；高要縣第九區在購糧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戶；湖南全省因統購統銷被逼自殺者111人。[5]



毛澤東不顧各地饑荒，繼續要求加大力度征糧。執行毛的指示，陳雲主持實行糧食定產、定購、定銷（三定），擴大統購統銷範圍，將小雜糧和薯類（薯類折糧計產）也納入了統購統銷範圍。他向各省傳達毛的指示說：要準備全國壹百萬個村子有十分之壹出現逼死人或者打扁擔以至暴動，農民的反對翻不了天，共產黨是垮不了臺的。[6] 毛澤東、陳雲說得沒錯，分散的農民有反抗之心，但無反抗之力，雖有“政府比土匪還惡，如果我們有槍桿子，壹定要和政府幹壹場”之言，[7] 但在軍隊面前不堪壹擊，確實“翻不了天”。隨後的情況是，政府將征糧指標越定越高，將農民的口糧搜刮殆盡。



統購統銷制度實施後，挨餓的農民大批湧入城市謀生，低價強買糧食仍計劃難以完成，於是中共出臺了糧票制度，讓農民無法進城生存。1955年8月，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這壹辦法的要點是：只給城市居民發放糧票，不給農民糧票，市民買糧，飯館吃飯必須憑糧票，私自買賣糧票為“投機倒把”罪行，輕者行政拘留、重者判刑。如此，沒有糧票的農民進城沒飯吃，農民進城謀生之路被堵死。毛澤東贊賞統購統銷加糧票的管制農民制度，指示將統購統銷和糧食定量供應制度長期化。於是，為搜刮糧食償還軍火債的統購統銷和糧票制度的權宜之計成了束縛農民的長期制度。這壹制度將人民劃分為吃“商品糧”的城市人和吃“農業糧”的農民兩個等級，在此後的三十年間剝奪了農民進城謀生的自由，將農民綁定在本鄉本土挨餓。三十年間，進城吃商品糧成為農村青年的夢想，沒有糧票的農民無法在城裏吃上飯的苦處讓後輩青年難以想象。



合作化運動



​建國前夕，毛澤東設想立即推行合作化，將土改分給農民的土地財產以合作化的名義納入共產黨掌控之下，建立蘇區、延安那樣的軍事化社會。斯大林不同意毛的設想，要求召開政協、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緩行合作化。毛澤東不情願地制定了《共同綱領》，同意了各界要求寫入《共同綱領》的保留私有產權、私營經濟等條款。雖然在政協會上也舉了手，但毛澤東並沒有把綱領中的承諾當回事，仍想著迅速推行合作化。按他的要求，中共於1951年9月召開了第壹次互助合作會議。這個時候，毛澤東遇到了黨內不同意見。劉少奇主張遵守《共同綱領》，認為立即推行合作化有違《共同綱領》中關於保留私有制的規定，批評山西等地立即推行合作化運動的政策是“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毛澤東不能明說《共同綱領》無效，知道斯大林不會同意拋棄《共同綱領》，只好作出妥協。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其內容壹方面體現毛澤東的合作化計劃，要求在全國農村建立互助組，另壹方面體現劉少奇遵守《共同綱領》條款的意見，宣布合作化將十五年內完成，以農民自願為原則，入社農民可將土地、耕畜、大型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折價入股，各家保留土地私有權，土地協作經營、集體種植，按勞動貢獻和投入土地數量分配，農民有退社的自由。在毛澤東推動下，中共在會後立即在全國農村推行成立互助組。經過土改，農村基層為中共完全控制，農民無力抗拒農村基層領導的要求，至1952年底，全國超過半數的農戶被納入了互助組。



1953年秋，毛澤東召開了討論應對“糧食危機”的中央會議，決定推出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他看到，光有統購統銷政策還不能達到完全控制農民和糧食的目的，在會上提出收不上糧食是因為個體農民不受控制，稱 “國家同幾十萬、上百萬個生產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壹億多個體農戶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得多”。這時，斯大林已經逝世，毛澤東不再擔心計劃被否決，決定立即消滅自耕農，在會後主導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下令加速農業合作化進程。



農民不願意喪失財產權，但在土改、鎮反運動的威懾下無力對抗政府，只能加入合作社。入社後，農民的大牲畜等私有生產資料被低價充公，有些地方甚至要求農民將存款也交入合作社，稱“刨私有根”。有些合作社向農民強借財產，歸還期限由合作社決定，實際是無償剝奪。農民被迫突擊砍樹、屠殺牲畜以減少損失。由於管理不善，合作社的大牲口大批死亡。1954年9月，壹屆人大通過了與《共同綱領》內容相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中規定：“國家依照法律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其它生產資料所有權”，“國家依照法律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而就在憲法出臺的同時，侵犯私有財產權的合作化運動席卷全國。當年，全國糧食產量大幅減少，大牲畜減少了兩百多萬頭。



1955年4月，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三次會議。部長鄧子恢在會上批評各地合作化作法說：“連續三天三夜開會、強迫農民簽字畫押、大耕畜折價入社，折價偏低，歸還時間有的三年，有的五年，甚至個別有壹百年，實際不還”。他要求遵守《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中規定的入社自願原則，解散強迫成立的合作社。然而鄧說了不算。毛澤東在7月的省市書記會議上指責鄧子恢“砍掉壹大批合作社的作法是右傾機會主義，是看不到新的社會主義高潮就要來到，像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不講社會主義，滿腦子資本主義”。[8] 被批後，鄧子恢向毛澤東解釋說，自願，有償，漸進的合作化原則是政治局討論批準的，委婉地指出毛在不久前曾舉手同意上述原則。毛澤東從來不把舉手通過的文件放在眼裏，自認有權推翻任何決議，不僅否決鄧解散合作社的指示，更要求農業合作社數量壹年翻番。



10月，毛澤東在七屆六中全會上繼續指責鄧子恢犯了“右傾”錯誤，聲言要 “使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在地球上絕種”。中共黨內高層表達不同意見通常不直說，而是借批評低層表達。八年前，劉少奇反對毛澤東消滅富農的主張但不敢直說，借批評高崗表達反對意見，三年前，劉少奇反對毛澤東立即合作化還是不直說，借批評山西領導人表達不同意見。此時，毛澤東反復批鄧子恢，放狠話是同樣套路，目的是讓劉少奇收起反對意見。劉少奇靠擁護毛澤東上位，當然不敢正面堅持反對意見。於是，劉少奇不再提遵守《共同綱領》和憲法條文的意見。劉少奇以下的眾高層更無人敢於提不同意見。會上 ，大家爭相以批鄧子恢右傾來向毛澤東表態效忠，248篇發言中的247篇內容都是高調擁護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批判鄧子恢“右傾保守”、“資產階級思想”、“投降主義”，而那內容不同的壹篇發言是鄧子恢的檢討，內容是“抱著十分沈重的心情”痛責“自己再次犯了原則性錯誤”。全黨意見壹致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這兩文件將《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中的“完成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時間表從十五年縮短為三年，要求立即剝奪農民的私有財產，消滅私有制。會後，毛澤東撤銷了鄧子恢的農村部長職，下令各地快速合作化，實際是要求強迫合作化。經過土改，中共幹部完全控制了農村和農民，中共中央決議下達後，全國八成以上的農戶在短短幾個月內被迫加入了合作社。1956年6月，全國人大根據中共中央決定頒布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宣布合作化運動進入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階段。



對於被迫入合作社的農民而言，初級社變身高級合作社意味私有的土地、果園、林木，耕畜、農具等私有財產都象征折價地被充公成了合作社的財產，自己實際變得壹無所有，只能通過勞動參加分配。由於分配之權掌握在基層掌權者之手，政府承諾的分紅被取消，入社時的私有財產折價失去了意義。農民不滿被無償剝奪，紛紛要求退社。1956年夏收時，各地農民紛紛以自收小麥、牽回自己的牲畜、集體請願要求收回自己的土地和財產。這時，政府不承認動員農民入社時作出的“退社自由”承諾，拒絕農民退社，導致請願農民毆打騙他們入社的基層幹部泄憤。當年秋收後，農民要求退社的請願浪潮遍及全國農村，其中以廣東、浙江、江蘇等沿海省份的請願規模最大。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在《關於退社和大社問題》報告中承認：廣東省已經退社的約7萬余戶，已有102個合作社垮了臺；浙江仙居參加鬧事的群眾有兩萬多人，持續了兩個月，百余幹部被毆打，430戶合作社幹部被請願農民抄家，個別地方的農民攜帶土槍、土炮上山，揚言要攻打鄉政府。但是，分散農民不是政府的對手，中共以肅反運動的名義武力鎮壓請願，將帶頭請願的農民以反革命罪名逮捕判刑甚至殺害。1956年底，中共宣布完成了全國農村的合作化，全國農戶全部成了合作社社員。



農民在喪失土地和財產支配權的同時也喪失了生產積極性。當年，全國糧、棉、油產量和牲畜存欄大幅減少。作家趙樹理在給中共長治區委寫信說：“試想高級化了，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群眾熱愛社會主義呢？勞動比起前幾年來緊張得多，生活比前幾年困難得多，如何能使群眾感到生產的興趣呢？”1957年春，全國農村發生了更大規模的農民請願要求退社的浪潮。毛澤東主持下達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黨必須更加提高警惕性加強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進行鬥爭的指示》，將全國反抗“三反五反”、“統購統銷”和“農業合作化”的請願活動壹起稱為反革命事件，稱它們與城市知識分子批評共產黨風潮都與匈牙利事件相聯系，目的是要推翻共產黨的政權，要求開展“第二次鎮壓反革命運動”（二次鎮反）。根據指示，各地當局對農民請願展開更大規模的武力鎮壓。廣東、浙江與江蘇等東南沿海省份的請願規模最大，遭受鎮壓也最慘烈。請願的帶頭人被處決後，農民認識到，與政府的對抗是死路壹條，唯壹的出路是接受被剝奪的現實，服從政府。在1958年中共再推行人民公社化時，農民不再請願，聽任政府擺布，接受政府拆房、拆竈，聽從政府編成軍營，上山煉鋼，成了“捆著挨打怎麽都得受”奴隸。



合作化導致饑荒、暴動和武力鎮壓的脈絡在青海、西藏表現得最為清楚。統購統銷後，藏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搜刮，合作化運動給藏民區帶來了從未有過的饑荒。在興海縣，1957年糧食征購比例高達六成，油脂高達九成。[9] 在1956至1958年的饑荒中，西藏、青海多次發生數萬藏民參加的武裝反抗，暴動被軍隊鎮壓。[10] 其中，青海循化藏民的武裝暴動規模最大，當局派出解放軍兩個團的軍隊鎮壓，打死暴動民眾數百，逮捕數千，此即中共所稱的“循化反革命事件”。中共青海省委在《對全省鎮壓叛亂問題的指示》文件中承認：“青海地區的反革命武裝叛亂已經蔓延成為全局性的問題。全省牧區六個自治州都先後發生了叛亂。” [11] 毛澤東對該報告批示：“青海反動派叛亂，極好，勞動人民解放的機會就到來了。青海省委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12] 1958年底，解放軍總參作戰部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自1955年底開始，四川、雲南、甘肅、青海、西藏等地的某些少數民族聚居區先後發生了較大規模的武裝叛亂。解放軍遵照中央關於政治爭取與軍事打擊相結合的平叛方針，三年來積極進行了平息叛亂的鬥爭。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地區的武裝叛亂已基本平息。”毛澤東在1959年2月18日在西藏武裝叛亂情況簡報上批示說：“西藏越亂越好，可以鍛煉軍隊，可以鍛煉群眾，又為將來平叛和實行改革提供充足的理由”，“這種叛亂有極大好處，有練兵、練民和對將來全面平叛徹底改革提供充足理由等三大利益。我們軍事方面不但不怕叛亂，而且歡迎這種叛亂，但是必須隨時準備平息叛亂”。半個月後，藏人舉行了更大規模的暴動，中共實施了更大規模的武力鎮壓，稱鎮壓為武裝平叛。其實1959年藏人暴動的首要原因不是民族問題，而是合作化及其造成的饑荒。



合作化運動揭示出共產革命的騙局性質。共產黨以剝奪富人財產分給窮人，“打土豪分田地”相號召，爭取了農民的支持。在國共戰爭中的土改運動中，中共的代表性宣傳動員是“解放後農民翻身，當家作主”。其實，中共從未打算讓農民作自耕農，根據剝奪私有財產的基本宗旨，在土改運動前就決定好要剝奪農民的私有財產。劉少奇與毛澤東的分歧不是是否剝奪農民私產，而是何時剝奪，劉的主張不過是忍手十年、八年再剝奪。建國幾年後，劉順從了毛，中共發動了合作化運動，實施了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剝奪，將全國幾億農民的私產剝奪充作了黨產。



合作化還展示中共騙術之惡劣。鼓動農民加入互助組時，中共承諾土地入股，自願互利，退股退社自由；在《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中，中共再次申明自願原則和退社自由；七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再三承諾：“社員退社時可以帶走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可以抽回他所交納的股份基金和他的投資”；全國人大頒布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再四申明退社自由。入社後，糧食產量大幅下降，牲畜大批死亡，農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當農民真的要求退社作回自耕農時，中共從中央高層到基層領導，在內部報告中壹律回避退社自由的承諾，統壹口徑稱農民要求退社為“鬧事”、“鬧社”，拒絕與農民對話，更拒絕退還農民私產。被禁止退社後，農民感到受騙，理所當然地找政府請願，找當初欺騙他們入社的基層幹部理論，結果中共稱農民是要推翻共產黨，是反革命，派軍隊武力鎮壓。從承諾財產權不變，退社自由的互助組階段，到承諾財產權不變，退社自由的初級社階段，再到財產權、分配權被剝奪，不準退社的高級社階段，黨和政府通過幾步連環套，將農民原本的私有土地，分得的土地，連同農具，牲畜等私產無償剝奪。欺騙古來就有，但從未有過再三、再四承諾，然後拒絕對話，動武逞兇的騙局先例。



統購統銷和合作化運動顯示了毛澤東時代的空前專制。自古以來，沒有壹個朝代剝奪農民自耕和存糧備荒的權利。歷朝歷代，新統治者按例都會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生息，而中共建國伊始不顧長期戰爭到處廢墟，派兵到國外開戰，以低價強買搜刮農民糧食以充戰費，然後推出統購統銷制度，剝奪農民存糧，賣糧的權利。毛澤東在建國前聲言允許私有制存在幾十年，在建國之初改稱允許十五年，在斯大林去世後立即動手償剝奪農民私產，三年就消滅了自耕農。這就是中共宣傳的“完成了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多年後解密的檔案顯示，合作化運動中，中共內部往來文件中充斥申請與批準鎮壓反革命，捕人、槍決的內容。人們這才知道，那幾年中出現的所謂的反革命分子與國民黨無關，無非是對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暴政的抗爭者，其中主要是因為挨餓而搶糧，要求退社而取回私產的農民。



毛澤東在“三大改造”中剝奪的人民私產成了用之不竭的黨產，其中最大的壹塊就是農民的私有土地。幾十年後，互助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這些接收農民土地的組織都不存在了，農民當年入社的土地成了政府手中的金山。當年被剝奪的地主和農民已經離世，他們的後代也追索無門，在後來農村城市化過程中，農地價值百倍上漲，土地增值成了政府的大金庫。為了維護黨產合法性，中共也不可能否定毛澤東。



合作化運動不僅帶給農民災難，還留下了土地與環境的災難。由於消滅了土地私有制，土地承租權和使用權是暫時的，人們爭相對土地掠奪式經營，破壞環境。歐美國家草場、森林、果園得以保持富饒美麗，主要原因不在自然，而在產權私有。中國在合作化運動後的五十年間全國耕地大量減少，環境迅速惡化，主要原因也不在自然，而在人民失去了私有土地產權，在於政府作惡。



三反運動



加入朝鮮戰爭帶來龐大的軍費開支，占財政預算壹多半的軍費負擔將全國拖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為解決供應誌願軍軍需，高崗在東北發動了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三反運動）。運動的要點不是開源節流，增產節約，而是復制當年蘇維埃國通過“打土豪”，“查田”運動搜刮民財以充軍費的作法，將連年戰爭造成的經濟危機歸咎於有人貪汙、破壞，開展坦白檢舉運動抓貪汙分子，挖出錢財以充軍費。國共東北開戰時，毛澤東對高崗領導的東北暴力土改極為贊賞，將東北土改經驗推行各解放區。在全國財政危機中，毛澤東對高崗的三反運動同樣贊賞，指示部署反貪汙運動。根據毛的要求，政務院在1951年12月的第114次會議上提出了反貪汙要求。財政部部長薄壹波在報告中說：“在財政部、貿易部、人民銀行三機關中貪汙者占28%，稅務人員五千人貪汙，占全體40%，共貪汙53億（舊幣），平均每人106萬元。貪汙人員，外勤多於內勤，新幹多於老幹，直接掌握財權多於間接。論其性質，可分為：1、出賣情報；2、盜賣國家資產；3、假造單據；4、接受賄賂；5、賤買貴賣；6、取公款盜賣金銀；7、偽造證據；8、監守自盜；9、集體貪汙；10、假公濟私”。總理周恩來在講話要求：“發動群眾互相檢討，然後再上下檢討，把反貪汙、反浪費的運動開展起來”。[1] 年底，毛澤東主持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及《關於反貪汙鬥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要求將東北局搞的三反運動推行全國。他親自部署“打老虎”寫道：“凡屬大批地用錢管物的機關，不論是黨政軍民學哪壹系統，必定有大批的貪汙犯，而且必定有大貪汙犯（大老虎）”， “打虎要有壹套戰術，凡已普遍展開的，就要迅速總結經驗，組織專門打虎隊，向大小老虎突擊。”[2] 他要求各級幹部在三反運動中“人人下水洗澡（接受審查）”。



與發動鎮反運動的情況壹樣，毛澤東對各地未能立即掀起三反運動高潮不滿，於1952年1月再發出《中共中央關於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三反鬥爭的指示》，限各地在十天內開展運動。在毛澤東推動下，三反運動在全國展開，中共各級組織照搬延安整風的套路，命各單位停止日常工作，集中開會到半夜，甚至通宵，召開群眾大會，安排積極分子在會上檢舉，動員被檢舉的人員上臺坦白及揭發別人，根據揭發檢舉抓貪汙犯（打老虎），將所有與理財沾邊者和留用舊職員列為“老虎”嫌犯，隔離（關押）審查，采取各種辦法迫“老虎”嫌疑者承認貪汙，揭發他人以自保。經過懷疑——坦白——揭發的整人程序，“老虎”越打越多。毛澤東繼續采取了壹系列行動推動運動升溫：發指示說：“……窮追務獲，不要停留，不要松勁，不要滿足於已得成績。要根據情況，定出估計數字，交給各部門為完成任務而奮鬥”；[3] 提出了“大膽懷疑，追加預算（打老虎指標）”的“三反運動八字方針”；主持中共中央下達了“打虎百分比指標”，要求各地將“打虎”數字要匯總上報。在中央指標壓力下，各地層層實行“自報公議”，規定“打虎”指標（打老虎預算），各單位負責人親自主持“打虎”，按限期上報“打虎”成果。



按照毛澤東“不論哪壹系統，必定有大批的貪汙犯，而且必定有大老虎”的說法，所有單位必須要“打出老虎”才能交差。對具體單位來說，中央的壓力實際是要求沒有“老虎”也要無中生有。科學院原本是清水衙門，並不經手多少錢財。在中國科學院的三反運動動員大會上，院長郭沫若號召：“思想改造和三反運動要雙管齊下”。物理學家嚴濟慈抗戰中因幫助美軍解決技術難題拿到了壹筆酬金，抗戰勝利後用這筆錢在北平買了壹套房子，在運動中被揭發貪汙，成了打虎對象。大家都知道運動要挖出些錢財的道理，結果嚴將那套房子繳公得免處分。[4] 清水衙門尚且打到人心惶惶，經手錢財多的單位和經辦人可就慘了。



三反運動打出的最大“老虎”是前後兩任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張子善。這兩位是真“老虎”，在進城後壹年中利用職權挪用公款172億元(舊幣)，吃喝嫖賭兼抽鴉片。二人能夠肆無忌憚地貪汙揮霍是因為他們掌管著中共天津地委的“機關生產”。“機關生產”始於延安。二戰中，蘇聯減少了對延安的財政支持，陜甘寧邊區只好以種販鴉片、走私日貨、販偽鈔等辦法供養軍隊和龐大的中共機關。[5] 中共將這些以非法手段賺錢的活動稱為“機關生產”。在陜甘寧種販鴉片的同時，中共東北、華北、華中的等地的地下黨、情報系統和軍隊也各顯神通，以私人名義成立了為黨籌集經費的經營性“黨產”公司，其能量和背景遠遠超過民間私營公司。由於這類經營活動涉及資金日益龐大，為了保密又不設明賬，中共指派最信任的幹部負責“黨產”經營。例如，曾山奉命創辦了華中貿易公司、利豐棉業公司、華中羽毛豬鬃公司、鴻濟外貿公司、大成貿易公司等“機關生產”公司。抗戰勝利後，中共機關生產規模迅速擴張，先後在大城市開辦了上海貿易公司、香港華潤公司、澳門南光公司、關東實業公司、大連建新公司等黨產公司。建國後，在國民經濟極為困難的局面下，中共中央和各級黨政組織的“機關生產”卻得到大發展，從中央到地方，每壹級機關均熱衷於“機關生產”，截留財政的收入，設立小金庫，安排機關的福利，小金庫規模動輒百億、千億計（舊幣），如劉青山、張子善那樣腐敗在中共“機關生產”掌管人中是普遍的現象。三反運動中，毛澤東親自決定槍斃河北抓出的劉青山、張子善以扼制“機關生產”和“小金庫”，中共頒布了《政務院關於統壹處理機關生產的決定》，決定結束港、澳以外的所有“機關生產”，要求各級“機關生產”交出小金庫，幫助中央財政填窟窿。在隨後幾十年中，中共宣傳毛澤東批示殺劉、張為“共和國第壹反腐大案”以證明中共廉潔。實際上，毛澤東殺劉、張只具宣傳意義，與扼制腐敗、特權無關，更與廉潔無關。因為明擺著，毛澤東自己堅持要住皇庭，是最大的腐敗，殺劉、張是要制止“機關生產”的小金庫，以保他自己的大金庫。不僅毛澤東壹人腐敗，高層都在腐敗。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城工部部長劉仁就在忙於為進城的中共高層選定王府、豪宅。進城後，中共論功行賞，瓜分王府豪宅。與高層們相比，劉、張那點小金庫錢也不算什麽。



經過半年的運動，各級政府的《打虎計劃報告》，《打虎預算報告》，《打虎新預算報告》，《打虎成績報告》被層層匯總，上報中共中央。雖然各地基層已經搞到逼出大量自殺事件，毛澤東對匯總的打虎數字仍很失望。他意識到，從享受供給制的幹部、財務經辦人員中打出再多“老虎”也搞不出多少錢財，機關中的三反運動對填補財政虧空幫助不大。他決定，結束以中共幹部為鬥爭對象的“三反運動”，主推向工商業者開刀的“五反運動”。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中共中央在年底宣布“三反”運動進入定案處理階段。由於整個運動無中生有，定案也就談不上法規，只是隨意處置，留下大量冤案。



五反運動



​毛澤東喜歡戰爭不斷，運動不斷，在發動鎮反運動、土改運動、抗美援朝運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三反運動的同時，他於1952年2月初主持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發動了五反運動。五反運動的五項罪名為“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在宣傳中稱為“五毒”。針對工商業主的五反運動自然以上海為中心。執行中央指示，上海當局采取了系列行動推動運動：副市長潘漢年作了“五反”動員報告，指責資本家“忘恩負義”，“向黨和政府猖狂進攻”；《大公報》根據運動要求刊登了漢口路大康藥房經理王康年向抗美援朝前線提供劣藥，賄賂國家機關幹部抵充合格商品的誣陷報導，宣傳“上海不法資本家犯下罪惡”；[6] 陳毅市長作了題為《為爭取五反運動完全徹底勝利而鬥爭》的廣播講話，要求資本家在抗拒政府和坦白寬大之間作出選擇。



王康年案是最能說明五反運動本質的案例。“大康藥房”只做零售，所有藥品都是從藥廠進貨而來，自身並不可能制假。然而，上海當局為推動運動，在沒有查出制假藥廠，沒有受害誌願軍作證的情況下將29歲的小業主王康年以“販賣假藥、騙取誌願軍購藥巨款”的罪名槍決了。槍決背後的真相是：抗美援朝運動中，中共幹部曾多次找王康年談話要求“捐飛機大炮”，年少氣盛的王康年拒絕了幹部的要求。隨後，解放軍某部軍需官來到大康藥房要求賒購三億多元（舊幣）的藥品及醫療器械，王康年懇求說，軍方已兩次賒購藥品，所欠五億多元（舊幣）藥款未付，自己“店小利薄”，資金無法周轉。軍官訓斥王，強令發貨。王拒絕勒索，被當局認定為是抗拒政府的典型。五反運動開始後，中共黨組織安排工會人員揭發王偷漏稅收，私套外匯。國民政府時代，上海工商業者做生意，換外匯進貨是必須的。至於稅收制度，舊政府和改朝換代時都處於混亂中，偷漏稅收指控讓任何商人都洗刷不清。王康年對天發誓，百口莫辯，以自殺討清白。自殺未遂，他被潘漢年副市長在五反運動動員講話中指為是“資本家不法”的典型，《解放日報》跟進誣陷說：“王康年不僅盜騙國家資財，就是對人人愛戴的中國人民誌願軍也進行盜騙勾當。他騙取誌願軍某部的定貨款三億多元，用假藥和舊次醫療器械等抵充定貨，致使成千上萬誌願軍傷員遭細菌感染身亡。”運動中，沒有人會要求當局提供指控證據，當局之詞就是罪證，王被逮捕入獄。連續刑訊折磨下，王康年招認所有被控罪名以求速死，隨後被大張旗鼓地公審後槍斃，王妻追隨服毒自盡，“大康藥房”被政府沒收。 [7]



與土改運動、三反運動壹樣，五反運動的背後是當局的謀財計劃，其步驟如下：

派工作隊：



這壹步驟照搬自暴力土改運動。很多地方直接將土改工作隊原班人馬改稱三反運動中的打虎隊，再改稱五反工作隊。工作隊進駐工商企業後，沿用土改運動“紮根串連”的套路，找最窮的工人作為基本群眾，將他們培養為鬥爭骨幹；



訴苦揭發：



煽動工人仇恨業主，展開“誰養活誰”，“工人要當家作主”的宣傳，動員工人、店員訴苦，鼓動工人，店員揭發檢舉廠主，店主有“五毒”行為，鼓動工人、店員誣陷老板，對於不願揭發老板者施以政治壓力。上海當局宣布：“鑒於過去某些不法資本家為了便於達到自己行賄、暴利、盜竊、偷漏等目的，常以小恩小惠施之於店員、職員、工人（如分肥、入股份、額外津貼、多分紅利等），或曾利用店員、職員、工人之手去進行非法行動，故只要店員、職員、工人們積極檢舉不法資本家的非法行為，政府保證不追究這些店員、職員、工人”。為自保，工人、店員們紛紛按照指引揭發、陷害、栽贓老板。運動中，當局控制報紙大量刊登員工檢舉、揭發資本家、工廠經理、商店經理、商店老板、行商掮客的“五毒罪行”，以及資本家被逮捕的報導，[8] 公然煽動工人、店員迫害工商業主。在當局和報刊煽動下，批鬥工商業者的浪潮席卷主要城市。在上海，中南橡膠廠經理莊怡生、廠長顏希淵在批鬥大會上被逼低頭長跪；大可顏料廠副經理盛稼在工人長時間的批鬥中昏死過去，醒後繼續鬥；[9] 壹些商店密集的街道，店員們建立起宣傳站，每天以話筒廣播訓斥店主們；[10] 在當局鼓動下，工人、店員向廠主、店主“算幾十年的剝削賬”，提出不斷加碼的工資待遇要求，要求資方吐出“多年的剝削所得”；上海大中華火柴廠勞方代表拍著桌子命令老板說：“我們工資比別廠低，被資方剝削了三十年，現在要翻身了。即使有困難，也要妳們資方去想辦法”。總經理劉念義上前調解，被數百工人批鬥，險些喪命。[11]



經歷長期接戰亂，大多數廠商處於產品滯銷，資金周轉困難，借貸無門。在建國時的經濟危機中，絕大多數工商業主在勉強維持。五反運動中，業主們承受不了工人、店員漫天要價地“算剝削賬”打擊，紛紛決定停產、停業。業主關門造成包夥制員工失業沒飯吃。於是上海市軍管當局下令，禁止企業在運動中停工、停業、停薪，工商局在運動中不得受理企業的停業申請。新中國當局欺壓百姓之惡前無古人，在鄉下不允許農民存糧備荒，在城裏發動運動搞到工商業者維持不下去，還不許停業，停產、停業，違者獲罪。老板們不敢對抗軍管令，只得貼錢維持企業。例如，老閘區南京路燕京樓菜館每天營業額僅五六十萬元，而每日開支最低要170萬元，老板只得壹面向菜販賒小菜，壹面天天跑到工商局去申請停業；[12] 大中機器廠老板開不出工資，董事長胡厥文被工人圍困無法脫身；[13] 錦芳食品廠發不出工資，工人將老板扭送了公安局；冠生園食品廠發不出工資，工人將老板圍困在樓上，董事會被迫連續開會兩天之久。[14]



查“五毒”：



中共所謂的五毒都是隨意罪名，任何生意場上經營活動均可被指為“五毒”。例如，關於偷稅漏稅，政府要求由開業日算起，補交稅款。對眾多企業來說，如此要求意味補稅須從民初甚至清末算起。當局並非不知道，中國從無嚴謹的稅收制度，在長期兵荒馬亂，政局動蕩中生存下來工商業者們不可能提供齊全的完稅證明。關於行賄，抗戰勝利後，購買日偽企業過程中，行賄是免不了的。天廚味精廠協理吳誌超坦言，資本家向各方行賄、偷稅漏稅、偷工減料情況在業內是百分之百，如果把各種不合法的方式加起來，僅化工業就存在著三百多種不法行為。可以說，當局所謂的“五毒”，每壹條都是“口袋罪”。運動主持者向商家宣布“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檢舉有獎，立功贖罪”政策，要求揭發客戶或往來商家的經濟、政治問題。高壓之下，為自保，商家只好揭發檢舉往來商家交差。經過互相揭發，工作隊掌握了幾乎所有商家的所謂五毒證據；



要求坦白：



掌握“證據”後，工作隊上門要求工商業主交代問題，召開批鬥會。沒經歷過殘酷鬥爭工商業主們通常驚慌失措，在批鬥會上說話結巴、渾身發抖，甚至小便失禁。工作隊警告工商業主們說，憑已掌握的證據，已可判妳徒刑甚至死刑，現給妳自己坦白爭取獲得寬大處理的機會，到五反委員會遞交坦白書。工商業者們無法證明自己沒有五毒，無從了解工作隊掌握的底牌，不敢擔保自己沒有五毒，知道堅稱沒有五毒是死路壹條，只好承認自己有五毒。承認之後，他們成了罪犯，被長時間隔離交待問題，疲勞審問，恐嚇，“坦白交待”被工作隊壹再駁回，被斥說話不老實。工商業主們被迫將行賄、偷稅、漏稅的金額不斷加碼，很多人最後精神崩潰到妳說多少我都承認，自己將“五毒”金額加碼到傾家蕩產。



罰款、補稅：



五反運動最後的步驟是運動的目的——收取工商業主繳納的罰款和補稅。很多工商業主挺過以上步驟，在這最後關口卻承受不住被勒索到破產的打擊。



私營工商業主們承受不了批鬥屈辱，承受不了多年相處的工人、店員的誣陷，紛紛自殺。壹代船王盧作孚是工商業主自殺的典型壹例。盧在抗戰中指揮了宜昌大撤退，在新中國建立之時率船隊從香港駛回內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回到內地不久，他最信任的壹批公司要員在鎮反運動中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槍決，他的公司被指有內部特務組織和反動團體五六十個之多。[15] 鎮反運動的打擊還沒結束，五反運動又來了。在“五反”動員大會上，跟隨多年的親信員工在工作組的動員下上臺揭發他拉攏腐蝕。盧承受不了接連的打擊，在會後自盡。



被敲詐破產比店員誣陷更難承受。對於商人來說，商號是他們的生命，是幾代人的血汗積累，經營不善致生意破產還不至於讓人想不開，但因自己壹時恐懼，幾句話就將商號葬送的劫難讓他們無法承受。於是，工商業主們紛紛選擇自殺以求解脫。壹位親歷者記錄五反動運動寫道：“在群眾激烈的鬥爭中，怎麽也說不清，聲稱沒有受賄就是抵賴，今天不交代還有明天等著；白天不交代還有黑夜要熬。這樣子搞，沒有的也只好說有；有了還不夠，還要加碼，否則休想過關。這種硬逼出來的口供，就被當作日後五反時對商家老板清算行賄罪的鐵證。和我店裏交易過的單位派幹部來上海，拿出他們從三反中掌握的‘鐵證’找我們算賬。我們店裏的三個老板都成了他們的靶子，……從早到夜，馬不停蹄地奔走於過去的各客戶之間。試問我們的口供，怎麽可能和對方核實？對方是私設公堂的法官，我們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潰。我們就這樣在私設公堂中受審多日。有壹天突然壹幫子人出現在店裏，為首者自稱是五反工作隊隊長，要我們三個老板去交代問題，於是我們就被押走了。工作隊來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們隨後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樓，這是壹家三開間門面的店鋪，他們把我們三人隔離，各踞壹間，陽臺的落地門都用粗鉛絲綁緊，每房有四位幹部同住，日夜監視，上衛生間時也跟著，以防我們自殺。這種青天霹靂般的折磨，誰能吃得消？從這運動開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顧不暇，根本沒心思去打聽，但我親眼目睹的，就有與我店聯號的汽車材料行的兩位老板。我的店也有該行的投資，他們深夜留在店裏，以山奈（氰化鉀）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殺，二人當時立即致命，看來極其痛苦，瀕死時的掙紮，連緊扣在腳上的皮鞋也踢落到墻角。



當時剛好有兩具棺木由棺木店雇人擡到殯儀館，擡手累了，在半途放下休息，竟巧合地歇在他們自殺的店門前。自殺者中的壹位，在死前壹日還到我家來過，我聽他講話很消極，還勸過他：‘我們只有逆來順受，至多把我們的財產全部交出，看來還不致會殺頭……’這是我當時的想法，對他竟難起作用，想不到隔天就服毒而去了。隊長到我房間說：‘妳的店五毒俱全，徹底坦白還可以從寬處理，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就憑妳私套外匯的罪，立即可以判妳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給妳壹個從寬處理的大好機會。老實對妳說，我已具體掌握妳的材料，妳不坦白也可判刑。’此時我只好說：‘壹定坦白。’他們說什麽，我全認，行賄、偷稅、漏稅都按他們掌握的材料辦；至於盜竊國家資料，我正在和他們討價還價，我說至多不過二、三萬元，話還沒說完，就馬上遭到斥責。我想再加些吧，如果總數在十萬元之內，還可以勉強應付，若要再加碼，那就不堪設想了。我陸續往上加，但堅持不超出十萬元。隊長冒火了，指責說：‘說了半天還是雞毛蒜皮，差得太遠太遠……’我被逼得無路可走，只好鼓足勇氣，自動加碼十萬，不行就再加二十萬，這樣加上去直到壹百六十萬，隊長才認可了，卻要我說明這壹百六十萬的來龍去脈，我只好再來壹個彌天撒謊，胡編亂湊，好不容易才寫出來了。翌日上午，我們三人獲釋，另外二人聽壹百六十萬的數目時驚叫說：‘這怎麽了得！’我說：‘眼前我們過關保命要緊，也只好作繭自縛，總比關在這兒挨鬥、等死強些。’於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壹位被關了三周之後，已被鬥得七顛八倒，連回家的路也認不得了，還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16]



隨著五反運動在各地展開，工商業者自殺潮席卷全國。在運動的重點城市上海，商人被追繳的款項最多，受害最烈，自殺者也最多。壹時，跳樓、跳江、觸電、服毒、上吊的事件遍及大街小巷，安眠藥片和棺材斷貨，法國公園與兆豐花園樓叢中竟出現三五人同時懸死的情況。大多數自殺商人選擇跳樓。因為他們知道，跳江、蹈海不見屍體，屬於失蹤，會被當局懷疑為外逃，親屬會成為通敵家屬受到長期牽連。例如，老字號冠生園創辦人被誣“五毒”，不堪侮辱逼供，從冠生園大樓上跳下，斃命於南京路上。當時，自殺者的遺書有壹個普遍的特點，為不讓家屬再受牽連而痛責自己，歌頌政府、歌頌共產黨。[17] 由於跳樓自殺者眾多，行人不敢走高樓之下，擔心被跳樓人砸死。上海軍管會輕松地將每天上演的跳樓自殺事件稱為 “空降部隊”，陳毅市長居然每天詢問當天“空降部隊”數字。應對自殺潮，上海當局派兵巡邏，不準行人在公園及僻靜處逗留，在黃浦江岸偏僻之處，築竹笆，在各馬路高樓頂上設崗，在三層以上樓窗裝木欄或鐵絲網。上海的自殺潮如此，天津、北京、武漢、重慶、沈陽、廣州等地情況相當，城市中工商業主自殺潮與農村土改中地主自殺潮壹起，形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慘烈自狂潮。親身參加三反五反運動的周鯨文先生估計，三反五反運動中全國的自殺者約有三十萬人。



五反運動造成過半工廠商號關門歇業，全國市場壹片蕭條，城市失業嚴重。在上海，五反運動後的經濟形勢比1950年初國民黨飛機轟炸時更加惡化。由於運動使全國供銷社系統癱瘓，各地農村的生產也陷入癱瘓，全國人民生活苦不堪言。面對各地黨政大員及各界的訴苦、告急報告，毛澤東不得不承認，五反運動勒索的錢財不足以彌補摧殘經濟造成的損失，三反五反運動未能填補財政虧空，反而加劇了財政危機，決定停止三反五反運動。當初他嚴令限期發動五反運動，在全面危機中，他轉而嚴令限期結束運動。1952年10月，中共中央宣告“五反運動勝利結束”，抓出“老虎”十多萬人，判刑萬余人。雖然這時毛澤東下達的“打虎”指標和搜刮指標還遠未達到，但政府搜刮到手的罰款、補稅款額已經極其巨大。



三反五反運動是中共在城市展開的“打土豪”運動，是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敲詐勒索。通過五反運動，中共將清末新政以來發展起來的中國私營工商業基本被摧毀，將私營金融業徹底消滅。翻開運動期間的報紙，資本家五毒俱全的文章充斥，但殘酷迫害工商業者，逼得幾十萬工商業者自殺、百多萬私營工商企業破產倒閉的災難卻不見報導。五反運動幾年後，中共推出了描寫民國工商業者遭遇的話劇《茶館》和電影《林家鋪子》。《茶館》的作者老舍很清楚，即使在長期戰亂中，工商業仍能生存、發展，個別業主破產自殺是有，但從未發生自殺潮；官府敲詐商家有，但從未有政府同時敲詐全國商家的事。在他創作《茶館》時，數十萬工商業主被逼得自殺，百萬商家被逼得倒閉。但他不能描寫正在發生的苦難，而只能按中共的要求，譴責“舊社會”，歌頌“新社會”，寫“舊世道逼死王利發”的故事。1930年代描寫了工商業者遭遇的茅盾在數十萬工商業者被逼死時也沈默了。不僅老舍、茅盾在1950年代不能描寫五反災難，五反運動六十年後，仍沒有壹部文藝作品描寫工商業者們在“捐飛機大炮”和五反運動中被敲詐勒索的苦難，運動的死難者仍未得到紀念。



公私合營



​建國前夕，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宣布：“在今後壹個相當長的時期，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和發展”，劉少奇在天津發表了壹系列安撫資本家的講話，說資本家剝削有功，中國的資本主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在新政協會議上，中共主導制定了《共同綱領》，在其中規定：“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國家資本與私人合作的經濟為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在必要和可能的條件下，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 對於《共同綱領》中關於私人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規定，少數工商界代表坦言，私有財產和私營工商業的存在不應取決於中共的政策，綱領應當表明“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共產黨的基本宗旨是消滅私有制和剝奪私有財產，當然不會同意工商界代表的要求。代表們反復詢問中共，所謂向社會主義過渡期到底多長，是否幾年後隨著中共政策的改變，私有財產和私營工商業會被剝奪。對此，毛澤東回答：“大概二、三十年吧。” 然而，僅過了半年，他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改口說：“民族資產階級將來是要消滅的，但是現在要把他們團結在我們身邊，共同發展國民經濟……。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仍然是又團結又鬥爭，以團結為主……。”這時，劉少奇繼續鼓吹保護私人資本，宣稱《共同綱領》的有效期至少要有五十年，只要“不爆發戰爭，我們的任務就壹直是經濟建設，要把中國工業化”，但主持東北的高崗主張立即消滅私有制。



1950年12月，政務院根據《共同綱領》和劉少奇的主張頒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中規定，私營公司的盈利在繳稅和提取10%的公積金後，私方股東所得不少於盈利的60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主張和政務院的條例極為不滿，以擡高崗的辦法打壓劉少奇。1952年9月，毛澤東在“五反”運動中提出“中共在過渡時期總路線”說：“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十到十五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後才開始過渡。” 根據毛澤東的要求，政務院又推出了“四馬分肥”條例，規定所得稅收，企業公積金，職工福利和獎金“三馬”要占企業總利潤的四分之三，私營股東這“壹馬”最多只可享有利潤的四分之壹。如此，中共在建國僅三年後就推翻了《共同綱領》中保私人資本的規定，要求強權剝奪私營業主壹多半的權益，政務院以“四馬分肥”條例實際上廢棄了自己剛剛頒布壹年多的《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正當毛澤東打算立即實施所謂社會主義改造時，他發動的五反運動造成壹半工商業停業，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危機。黨內高層壹片反對五反運動聲音的形勢下，毛澤東不得不宣布結束五反運動。為恢復經濟和解決城市中出現的嚴重的失業問題，劉少奇和周恩來聯手安撫工商業者，聲稱中共將遵守關於“新民主主義時期不剝奪資本家”的承諾，允許私人工商業發展。為應付經濟危機，毛澤東暫時默認劉、周的政策，暫時擱置全國剝奪私營工商業的計劃。劉、周保護私營企業的政策見效，私營工商業在五反運動結束後出現復蘇，經濟危機得到緩解。



1953年，斯大林去世，毛澤東有了作世界共運領袖的打算，要求迅速掌握蘇聯那樣的軍事力量。為此目標，他要求立即剝奪私有財產，控制所有人財物，實施他所謂的對農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便控制全國所有資源服務其快速軍事工業化的目標。1954年，毛澤東開始清算劉少奇的政策，指責劉“停留在新民主主義不搞社會主義改造，是犯了右傾的錯誤”。當年，通過先“擡高打劉”，再“擡劉去高”馴服了劉少奇，迫使劉少奇、周恩來拋棄提保護私營經濟主張，表態支持“社會主義改造”。得劉、周表態支持後，毛澤東著手發動對私營工商業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在1955年內兩次邀請在海外有影響的大資本家到中南海座談。“五反運動”中，毛澤東指揮勒索迫害工商業者的同時，吩咐保留壹些有影響的大資本家不予為難以作“統戰”櫥窗。這種安排與鎮反中將舊政府、軍隊基層人員規模屠殺但保留壹切有海外影響的高層不予為難以作統戰櫥窗是同樣考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政務院於1952年3月公布了《在五反運動中關於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方法》，把私營工商戶分為完全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完全違法戶五類。上海當局得令，將榮毅仁等幾十位大資本家指定為了基本守法戶。毛澤東對上海當局的決定不滿意，指示將榮等定為完全守法戶。此時，毛澤東邀請來座談的正是安排特別保護那些大資本家。座談中，毛澤東首先要求資本家們帶頭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然後威脅說“對破壞改造的違法分子要展開批判鬥爭”。座談後，全國工商聯召開會議向成員傳達了中共的“社會主義改造”決定。經過“五反運動”和肅反運動，工商業主們已經感到買賣沒法做了，明白了須在新政權治下低頭的道理，壹致表態擁護“社會主義改造”。



隨後，中共宣布廢棄五反運動中頒布的 “四馬分肥”條例，規定以“定息”方式贖買資本家的私股，規定贖買分“自報公議”與“定息贖買”兩步進行。這裏，“贖買”只是政府無償霸占私產的好聽說法。因為，政府，即時稱的“公方”，不出壹分錢，只是強權宣布企業的多數股權為“公股”，以“公股”應得的企業利潤去“贖買”私營業主的股權，從私營企業的利潤中提出壹部分作為定額利息（定息）支付私營業主，幾年後即贖買完畢，私人企業即被充公。中共規定的自報公議作法為：先由政府組織人對私營企業的資產按國務院1956年2月8日公布的《關於私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的時候對財產清理估價幾項主要問題的規定》進行清點，然後讓私有業主自估、“自報”其股份價值，再由行業合營委員會（由公方、工人、資方三方面代表組成）最後決定，即“公議”。



評估私股價值的過程完全由政府操控，在肅反運動的威懾之下，所謂自報不過是讓工商業者在要錢還是要命之間選擇。私營業主們知道與政府講價可能被視為抗拒社會主義改造，知道王康年拒絕勒索送命的前車之鑒，紛紛選擇破財免災，少報私股價值以表示接受改造。參加評估的公方代表既是買家，又是評估主持人，手中握有將賣家定為“抗拒改造”的權力，工人代表為公方代表指派的運動“積極分子”，私股評估完全由公股代表，即政府說了算。經過如此的“自報公議”，全國企業私股估值總額僅二十四億元，不及公正價值的十分之壹，私營企業九成多的權益就這樣成了政府所有。資產評估後，政府將私有企業剝奪，承諾每年從企業利潤中支付壹筆固定的利息（定息）來贖買私有業主的股權。政府規定贖買定息率為年息5%，支付期定為二十年。私有業主們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申訴仲裁無門。如此，政府作為“買家”，自己對企業估值，定價，自己決定定息支付的息率，用私營企業的利潤買私營企業的企業股權，自始至終不花壹分錢地霸占了私營企業，約86萬私營業主成了定息領取者（十年後，毛澤東發動了文革，政府背棄承諾，停止了定息支付）。



按中共的說法，政府將私有企業剝奪後即實現了“公私合營”和“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政府召開工商業公私合營大會，宣布批準35個工業行業的3990戶工廠和42 個商業行業的13973戶店商公私合營。1月15日，中共召集壹萬多工商業主和二十萬民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大會。同仁堂老板，兼任北京市副市長、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的樂松生代表北京市藥店 327戶私營業主向毛澤東、劉少奇獻上了北京市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喜報。市長彭真宣布：“首都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在上海，全市各行業2500工商界人士在中蘇友好大廈集會，胡厥文、榮毅仁，劉靖基、劉念義、經叔平等人代表全市工商業者向陳毅市長、曹荻秋副市長遞上公私合營申請書，經陳毅簽字蓋章批準，全市工商業行業的十多萬戶企業宣布公私合營，上海市宣布全行業公私合營完成。其它城市跟隨京、滬也進行了“公私合營社會主義改造”。各地政府都組織大規模遊行，慶祝公私合營完成。全國工商業主們“白天敲鑼打鼓”向政府報喜，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晚上抱頭痛哭”，哀號幾代人的積累被壹朝剝奪。代表北京私營藥業獻上喜報的同仁堂的老板樂松生的苦處是私營業主們的代表。他帶頭把家族企業和祖傳秘方獻給了中共（在次年的反右運動中，他以積極批判右派方式成功自保。但在十年後的文革中，他及妻子、老母壹起被中共害死）。1956年中，中共宣布全國的私營企業全部實現“公私合營”。至此，中國800萬私營企業被政府無償霸占。無數在建國前本打算轉移資本外逃，但聽信了中共“長期實行新民主主義”，“將保護私人資本二、三十年”的保證留下來發展的私營工商業者喪失了私有企業，甚至喪失了私有房產，淪為了城市貧民。



1957年1月，上海工商業主，上海人大代表李康年在人大會議上提出議案，要求政府按照官方公布的評估總額減除1956、1957年兩年定息發行22億元分18年兌現的存單，用存單贖買私營企業。這壹提案的意思是政府“以資本家的錢來贖買資本家的股權”不合理，應發債借錢來買資本家的股權。李康年這壹在今天看來天經地義的要求在當時的人大會上遭到了圍攻。中央政府私營企業局副局長千家駒帶頭批判李康年，其理由竟然是李的提案會增加國家負擔，稱“李康年的錯誤在於把贖買視為國家欠了資本家壹筆債，非還不可；拿定息是理所當然的。這種想法是不利於改造的。因為他們把剝削可恥的根本道理都忘記了”。讓今天的國人難以想象的是，“買東西要花錢”、勤勞致富等的千年公理在新中國之初即被顛覆，中共任命的人大代表們對李康年要求花錢買東西的提案展開圍攻，為政府無償霸占張目。在幾個月後“大鳴大放”中，李康年撰文寫道：“自從我的建議書提出後，所受到的，多半是無理的謾罵，而得不到真理的幫助與批評。…共同綱領訂立於1949年9月29日，其第三條還是保護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還沒有贖買字樣。”[18] 李實際在質問，作為臨時大法的共同綱領怎麽可以形同虛設，政府怎麽可以隨意頒布條例踐踏大法。幾個月後，李康年因其提議案和發表反駁文章被劃為了右派分子。



王康年、李康年，兩位康年代表了工商業者的苦難，代表著那個年代道德、良知和正義的抗爭。而壹些帶頭將企業獻給政府的工商業者代表著中共的剝奪部署。五反運動中，毛澤東將榮樹立為守法戶典範，工商業改造運動中，榮的帶頭提出將企業交給政府，高調支持改造運動說：“對於我，失去的是我個人壹些剝削所得，它比起國家第壹個五年計劃的投資總額是多麽渺小，得到的卻是壹個人人富裕，繁榮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19] 中共再將榮的這番話廣為宣傳，作為工商業者自願交出私產的指引。五十年後，當中共在悼詞中稱榮為“共產主義戰士”時人們才知道，榮老板早就是中共的秘密黨員。



“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私營經濟，扼殺了消滅了金融市場、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造成此後三十年經濟雕敝，人民困苦。二十多年後，在經濟崩潰的形勢下，中共不得不請回私營經濟、市場經濟。中共宣傳“改革開放”政策搞活了經濟，造福了國家、人民，而不提“社會主義改造”禍害了國家和人民二十多年，給中國帶來長期的貧困落後。在請回私營經濟的同時，中共堅持當年剝奪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必要和正確，其理由很簡單：今天由中共支配的“國有資產”，也即黨產，主要部分是建國之初以“三大改造”名義無償剝奪來的私產，如果承認社會主義改造非法，不僅帶來退賠私產的頭疼問題，還會暴露黨產的原罪。



“三大社會主義改造”蘇俄赤化中國帶來的災難。因為如此大規模的官府剝奪工商業者，霸占民財的災難在滿清時沒有，在北洋政府時代沒有，在日據的臺灣、滿洲沒有，只有作為赤化產物的廣州國民政府和中共新中國治下才有。國民黨對蘇俄決裂的重要原因是反對暴力剝奪私產的赤色革命。在中共推行“社會主義改造”時，蔣介石在臺灣保護私有財產，保護私營商業，保護私人資本正常營商的環境，帶來了經濟騰飛，也因此贏得了民眾的擁護和尊敬。



引蛇出洞



​在中共實施無償剝奪私產的“三大社會主義改造”中，農民要求退出合作社、城市市民請願抗議失業的浪潮遍及全國。毛澤東拒絕改變政策，稱農村中反對合作化運動的“鬧社”，城市中反對公私合營請願和胡風批評共產黨言論互相呼應，目的是要推翻共產黨政權。他決定運用他在延安整風中用過的“引蛇出洞”辦法，號召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和對共產黨政策不滿者發表批評意見，然後實施整肅。1956年5月，毛澤東在第七次最高國務會議上開始引誘說：“現在春天來了嘛，壹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開放，還有幾種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代，兩千年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說，大家自由爭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幹涉他們。”根據毛的講話，中宣部長陸定壹在中國科院和文聯的會議上作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專題報告，號召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建國幾年來，中共的鎮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批判《紅樓夢》、“抓小胡風”、肅反等整肅運動沒有斷過，知識分子們充分領教了中共整肅運動的恐怖，沒有人相信“百花齊放”鼓動。



這個時候東歐民眾掀起了反抗共產黨統治的浪潮，波蘭波茲南工人罷工請願，匈牙利舉行了華沙人民起義。華沙起義者推倒了斯大林廣場上的斯大林像，焚燒馬列書籍，占領廣播電臺，播放反蘇聲明，向西方世界求援，改革派領袖，匈牙利部長會議主席納吉上臺重組政府，宣布退出華沙條約組織，呼籲聯合國支持匈牙利人民的選擇。毛澤東比赫魯曉夫更積極地要求鎮壓匈牙利人民起義，指示秘密訪蘇的劉少奇、鄧小平促請蘇共出兵匈牙利武力鎮壓，幫助赫魯曉夫作出了武力鎮壓的決定。[1] 在蘇軍鎮壓匈牙利人民起義後，毛澤東再派周恩來到布達佩斯，向匈共表達中共支持鎮壓立場。[2] 匈牙利人民起義的消息鼓舞了中國城鄉反抗“三大改造”的勇氣，請願者們喊出了“來壹個匈牙利”的口號。年底，中共召開八屆二中全會討論應對，訪蘇歸來的劉少奇在《目前時局的報告》中提出調整政策緩和民眾不滿。毛澤東拒絕改變暴力剝奪民眾私有財產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政策，同時繼續實施“引蛇出洞”策略，在講話中稱：“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贊成。妳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舍得壹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我們主張放的方針，現在還是放得不夠，不是放得過多。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遊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後修改憲法，我主張加壹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高層們對各地的抗議、請願浪潮憂心忡忡，對毛澤東鼓吹允許罷工，鼓動向共產黨提意見感到不解。1957年1月，毛澤東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向黨內高層透露“引蛇出洞”計劃說：“蘇共二十大的臺風壹刮，中國也有那麽壹些螞蟻出洞……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壹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壹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壹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占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壹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3]



3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完全另壹套說法，再次號召各界“大鳴大放”，向共產黨提意見，幫助中共整風。根據毛澤東的策略，中共中央采取了壹系列推動“大鳴大放”的舉措：《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社論，號召提意見，聲言“目前不是放得太寬，而是放得不夠”；[4] 周恩來在題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報告中號召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向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5]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號召黨外各界人士向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用民主方法處理“黨群矛盾”；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出面邀請民盟領袖等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知名人士到中南海開座談會，動員“大鳴大放”，保證中共“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絕不秋後算帳。在布署大鳴大放的同時，毛澤東運用延安整風套路，成立了中共中央整風運動（第二次整風運動）領導小組，任命鄧小平、彭真任正副組長，以運動名義架空了政治局，迫使劉少奇、周恩來向鄧小平的領導小組匯報工作。



中共中央“大鳴大放”鼓動還是沒有獲各界的積極響應。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們清楚胡風因言獲罪，被打成了反革命，知道批評共產黨可能被加上反黨、反革命罪名，除少數人試探提些意見外絕大多數人沈默。針對各界不敢提意見的情況，毛澤東起草了《關於繼續組織黨外人士對黨政所犯錯誤缺點展開批評》的內部指示，要求整風領導小組加大力度鼓動各界“大鳴大放”，放膽批評中共和政府的缺點錯誤，要求組織報刊刊登引所提意見以造“大鳴大放”的聲勢。根據指示，中共中央整風領導小組指揮中央統戰部、國務院第八辦公室、《光明日報》編輯部分別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西安等九大城市召開了上百次座談會，邀請民主黨派、工商界、新聞界、文藝界、科技界、教育界、出版界、衛生界的知名人士出席，動員“大鳴大放”，幫助共產黨整風，《人民日報》發表了鄧小平授意、胡喬木執筆的社論《為什麽要整風》，呼籲社會各界打消顧慮，向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的整風。



知識分子和各界人士經不住中共壹再的鼓動，開始在座談會上批評共產黨。批評言論被各大報迅速刊登出來，吸引了更多人發表批評意見。各界的批評意見主要圍繞反對剝奪私有財產權，質疑“胡風反革命集團”罪名，要求追究中共幾年來發動壹系列政治運動的責任等等。通過在全國各地數百次座談會，中共中央整風領導小組收集了近四十萬條批評意見，將意見匯編為《情況匯報》報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批示：“壹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臺？那我姓毛的是不是還要再上井崗山？”同時，他在《走向反面》壹文中寫道：“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壹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這種魚不是普通的魚，大概是鯊魚吧，具有利牙，喜歡吃人。”[6] 當毛澤東準備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在《人民日報》發表《走向反面》壹文作為“收網令”時，鄧小平建議說，“大鳴大放”正在興頭上，收網為時尚早，建議將文章改名，不在《人民日報》發表，而在最高層中秘密傳閱，逐級擴大傳閱範圍，慢慢作“收網”準備。毛采納了鄧的建議。



5月15日，鄧小平將《走向反面》壹文改名為《事情正在起變化》，署名改為“中央政治局研究室”，送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羅榮桓、陳毅、李富春、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員和烏蘭夫、張聞天、陸定壹、陳伯達、康生、薄壹波政治局候補委員傳閱。同日，毛澤東在《我對局勢的幾點看法》指示中部署準備整肅的比例說：“看來黨外知識分子中，右派約占15——20%，可能是保守的。黨內知識分子約占5——10%。民主黨派中右派可能高達20%以上。高等學校中的右派也不會少於10%”。隨後幾天，鄧小平壹面將毛澤東的“收網令”文章逐步擴大傳閱範圍，先擴大至中央委員、再十級以上高幹、再十七級以上幹部，壹面指示全國整風領導機構加緊收集“反右鬥爭”的定罪證據。鄧小平指示各地領導說：“現在的時間比金子還寶貴，要書記們趕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論，晚了就收集不到了”。[7] 時任《文藝學習》雜誌負責人的黃秋耘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5月18日，到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家中串門，邵接壹電話後臉色蒼白地說：‘周揚來的電話，轉了！’隨即匆匆出門開會。倘若我早些就知道了這個‘轉’的消息，該有多好啊！我可以挽救許多人……”[8] 運動實際情況的確如黃秋耘所言，數十萬知識分子在中共秘密傳閱“收網令”時加入了“大鳴大放”，成為毛澤東所謂的“自己浮到水面上來的魚”、“出洞的蛇”、“出洞的螞蟻”。



5月19日，《人民日報》以《繼續爭鳴，結合整風》社論（五壹九社論）繼續推動“大鳴大放”。幾個月前，中共宣傳部長陸定壹曾到北大動員向共產黨提意見，向師生傳達毛澤東的話說：“要發揚不怕撤職、不怕開除、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的‘五不怕’精神，以助共產黨清除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三害’（除三害）”。陸的講話沒有在北大掀起“大鳴大放”高潮。然而，在《人民日報》五壹九社論發表的當天，北大學生掀起了民主運動（五壹九運動）。幾天內，學生們貼出了要求民主的大字報。大字報內容包括：質問北大團委，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是怎樣產生的，是誰選舉了他們；要求取消大學中的中共黨委領導制，實行大學校長獨立負責制；要求取消政治課必修制度；要求取消留學生內定制，實行平等競爭的選拔制；要求開辟自由論壇，確保言論、集會、出版、結社、遊行示威自由；批判中共中央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壹文等等。學生王書瑤在題為《從斯大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大字報中指出：“正是蘇聯人民對共產黨可能發生的錯誤領導喪失了任何警惕性，認為斯大林就是壹切，再加上蘇聯政治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就促成了斯大林的全部錯誤和犯罪得以實現，而中央權力極大這點起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見，今天在我國廣泛流行著的對共產黨的某種崇拜，是十分有害的。” 學生譚天榮、張元勛等人發起成立了“百花社”，並立即油印刊物《廣場》寄往各地。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在北大學生辯論會上演講說：“胡風的意見書基本上是正確的，加給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據是很荒謬的。為什麽向黨中央提意見就是反革命呢？這是肅反擴大化。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什麽不能反對？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裏是不民主的”。“我有很多問題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鐵托演說中很多是好的……壹個政黨也好、壹個人也好，進步的標準是能不能正確地反映社會發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動社會進步。不能的話，就是反動。斯大林在後期阻礙社會發展，因此是反動的。他殺了那麽多人” 。



與北大的民主運動同時，四川大學女學生馮元春在演說中指出 ：“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用暴力奪取政權後的統治階級組成的政府，借用軍隊、警察、監獄去鎮壓老百姓，他們不給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權力，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辦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制定通過的憲法僅是壹紙空文，毛澤東想怎麽幹就怎麽幹，想打倒誰就打倒誰，想關押誰就關押誰，這決不是馬列主義者，是徹頭徹尾的獨裁。”“農民辛辛苦苦種出的糧食自已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國家統購去再無存糧，今後要是發生壹點災害便會餓死人。再看共產黨的各個單位都豢養了壹大批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毛主席經常說 ：‘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什麽胡風先生公開向共產黨中央上書三十萬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還把別人朋友之間的來信公布出來，說是反革命罪證。這是毛澤東公然破壞法律。”她準確地預言了政府將農民存糧全部統購走將導致大饑荒。對於“高鐃事件”，她指出：“根據已發表的材料觀察，高饒的罪名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我們請問，黨中央和毛主席有缺點難道就不能反對嗎？這不是出於個人崇拜是什麽？高饒沒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團也沒有聯系，而毛主席卻以暴力逮捕他，這是違反憲法的。報上公布高饒另壹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婦女，但為什麽被侮辱的婦女卻沒有提出控訴？因此毛主席犯了錯誤，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在中共高層秘密傳閱毛澤東的“收網”文章期間，“民主黨派”們真正開始了“大鳴大放”。在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章伯鈞提出“政治設計院” 構想說：“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壹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他以各黨派都有權設計中國的政治道路和政策，有權“輪流坐莊”的提議婉轉地要求打破壹黨獨裁；羅隆基針對中共在建國後短短幾年中大規模屠殺地主，國民黨軍政人員，逼死大批工商業者提出了“成立平反委員會”的主張，暗示應追究中共背棄《約法八章》、《共同綱領》和憲法的屠殺、剝奪的責任。他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壹個由執政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組成的委員會，接受土改、鎮反、“三反”、“五反”、“肅反”等運動中受害者的冤屈申訴，並明確要求平反機構壹定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主持機構分開。[9] 羅的平反機構須與整肅運動主持機關分開的主張富有遠見，揭示出執政黨不可能追究自己的道理。二十多年後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的“回避”條款體現的正是羅的道理，只不過在壹黨專制下回避只能局限於刑事；儲安平抨擊“黨天下”說：“把國家當作共產黨所有，全國不論大小單位，甚至壹個科壹個組都要共產黨做頭，事無巨細都要黨員點頭算數，成為共產黨壹家天下……共產黨專政，把黨外人士看成異黨分子，這樣，不出宗派主義就很奇怪了。壹黨專政，民主黨派如何監督？毛主席在延安整過主觀主義，愈整愈厲害，無產階級專政是個根，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將越反越多”；[10] 人民大學講師葛佩琦說：“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是好的，但是，妳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妳們，殺共產黨人，推翻妳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11] 座談會中的其它意見包括：中共黨委應退出學校、農民生活困苦、蘇聯對中國不友好、反對“外行領導內行”。



收網



5月下旬“大鳴大放”座談會後，中共中央整風領導小組將葛佩琦在大鳴大放座談會上的發言刪改編造，斷章取義，在《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將葛的“載舟覆舟”老生常談發言宣傳為了“殺共產黨人”論。葛讀報後抗議報社篡改原話，要求更正。鄧小平主持整風領導小組，拒絕葛的更正要求，將編造出來的“殺共產黨人”論用作在全國鎮壓右派的借口。結果，葛佩琦成為最早落入陷井者，被中共定為右派分子代表人物，以反革命罪判處了無期徒刑。逮捕葛後，中共在全國報刊上掀起聲討“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運動，開始了預定的“反擊右派猖狂進攻”行動。



6月6日，鄧小平向中共各級機關秘密發出了《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匿名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麽》。毛澤東在社論中將6月6日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邀請費孝通、錢偉長、曾昭掄、陶大鏞、吳景超、黃藥眠六教授舉行的“大鳴大放”座談會定性為“右派分子策劃向共產黨進攻的陰謀活動”，稱民盟“利令智昏”， “企圖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通過6.6內部指示和6.8社論，毛澤東、鄧小平正式下達“收網令”，將運動從“大鳴大放”、“引蛇出洞”階段轉為“聚而殲之”的“反右”階段。已經傳閱“收網”指示的中共各級組織聞風而動，對“大鳴大放”者展開了清算。



6月10日，毛澤東發出黨內通報，在其中說：“北京條件已成熟，《人民日報》已於6月8日開始反擊反動派。”“各地情況不同，何6102;開始反擊，要看當地情況決定。這次運動中，壹定要使反動分子在公眾面前丟臉出醜。”6月14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再發表匿名社論——《文匯報在壹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在社論中稱：“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壹模壹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6月1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了布署全國反右運動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鄧小平作了《如何領導當前整風運動反右鬥爭》的報告，壹面要求北方各地開展“反右”，壹面要求南方當局、工礦和農村基層“放長線釣大魚”，繼續收集“右派言論”，以便抓出更多的右派。



對中共出爾反爾，設局陷害的行徑，北大“五壹九民主運動”的骨幹們展開了抗爭。學生譚天榮在《對目前形勢的看法》壹文中直指“6月8日以來，《人民日報》社論煽起人們最卑劣的情感”；學生陳奉孝在大字報《如此伎倆》中譴責：“反右運動采取造謠誹謗、破壞別人名譽、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等卑鄙的手段來打擊民主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以期達到威嚇和欺騙群眾的目的”。學生的抗爭遭到當局鎮壓，北大“五壹九運動”中貼出大字報、小字報、組織“百花社”的師生中有1500多人被逮捕，北大學生在“五壹九運動”中創辦的《廣場》雜誌隨著主要創辦人被逮捕在創辦僅壹個月後即夭折。這唯壹的壹期《廣場》反映出了當時青年對自由民主的追求。



民主黨派中的整風與反右



被毛澤東點名抨擊後，民盟緊急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全盟開展反右派鬥爭並開始盟內整風的決定》，組織盟員揭發、批判章伯鈞、羅隆基“反黨聯盟”。民盟高層明知章、羅二人素來不和，不可能結盟而只管胡亂開展 “批判章羅聯盟運動”以向中共表態效忠。6月25日，民盟中央再發《關於盟內整風運動的補充指示》，宣布成立由沈鈞儒和胡愈之領導的整風領導小組，要求根據中共宣布的“辨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批判和揭發盟內右派言論。盟友們和章、羅原來的支持者們紛紛與章、羅劃清界線，反戈壹擊，揭發二人以洗清自己。被毛澤東的《不平常的春天》社論批判的民盟常委費孝通發表了題為《向人民伏罪》的檢討書，為在“鳴放”中發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壹文謝罪，表示“有決心和右派份子劃清界線，要跟著共產黨走，不跟野心份子走”，對羅、章反戈壹擊說：“羅隆基最討厭的是盟內的中共黨員，在背後打聽誰是黨員”， “章羅反黨聯盟在為垂死的資產階級作最後的掙紮”。其它幾個“民主黨派” 和知識界也趕緊以反右行動爭取中共寬恕他們的“大鳴大放”言論。頓時，各大報刊上“大鳴大放”的文章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鳴大放”參加者們的認罪檢討文章和對“右派”的謾罵文章。其中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檢討文章有：章伯鈞的《向人民低頭認罪》、羅隆基的《我的初步交代》、龍雲的《思想檢討》、陳銘樞的《自我檢討》等等。長期反蔣不低頭的龍雲、陳銘樞等將領在中共統治下成了檢討者，這是幾年前所有人，包括他們自己都想不到的事。



報刊大量刊出謾罵文章是新中國壹大特色。其主要原因是毛澤東喜歡此道。毛捧魯迅的原因之壹是魯以謾罵見長。建國後，毛澤東將《人民日報》辦成了謾罵園地，以評論員、編者名義對文藝，思想、教育界名家展開精神迫害，使謾罵成了報紙主流風格。知識分子們、文藝家們、民主黨派們逐漸領悟，不謾罵就不能讓當局滿意，紛紛以罵自己和罵別人來表態效忠。於是，反右運動中出現了謾罵文字的競賽。例如，《人民日報》刊出的有：《章乃器吃了鹹肉罵火腿》，《右派大學生成了落湯雞》，《學生中的害群之馬》，《靈魂深處長了膿瘡的林希翎》，《為資產階級叫嚎的貓頭鷹——穆木天》（穆為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章伯鈞——壹條帶保護色的毒蛇》，《終於露出了孤貍尾巴——揪出河南省副省長、民盟河南省主任委員王毅齋》，《在前進路上的壹堆垃圾——西安市西北大學教授劉不同、程元斟等骯臟的壹群》，《壹群狂妄之徒碰得頭破血流——內蒙古設計院總工程師高公潤等》，《斬斷章伯鈞伸進戲劇界的魔爪》，《挖掉章羅聯盟在江西的巢穴》等等。知識分子、中共宣傳幹部們爭相以惡毒謾罵讓運動主持者滿意。



“民主黨派”反右的共同特點是互相陷害。反右開始時，章伯鈞在檢討中說自己的錯誤是“為右派分子所利用”[12]，以積極批判儲安平自保[13]；史良向周恩來揭發章伯鈞的私下牢騷話；劇作家田漢積極揭發劇作家吳祖光有右派言論；沈鈞儒、陳叔通、郭沫若、周建人、胡厥文、許德珩、何香凝（僑委主任）、史良（司法部長）、朱學範（郵電部長）、胡子嬰（商業部副部長）、胡愈之、朱蘊山、高崇民、鄧初民等“民主黨派”負責人的反右講話、指示和文章比中共反右更極端、更激烈。[14] “民主黨派”的積極反右未能讓中共對他們手軟，長期公開或暗中為中共效力的“民主黨派”人士、“民主人士”們在“大鳴大放”後慘遭整肅。其中，民盟中央成員的三分之壹被劃右派分子。



“民主黨派”反右中受害者中包括臺灣“二二八事件”中的暴動領導人謝雪紅。國民黨鎮壓臺共暴動後，謝雪紅奉中共之命到香港組建了自任主席的“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臺盟），致力於迎接中共“解放臺灣”。1949年，中共安排臺盟代表團出席了政協會議，認定臺盟為合法的八個“民主黨派”之壹，並安排謝出席開國大典，站在毛澤東近旁以表達“解放臺灣”的決心。然而不久，中共開始清洗地下黨，謝在肅反運動中遭受迫害。反右運動中，她在“民主黨派”反右運動中遭盟內同誌陷害，被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共產黨叛徒”、“二二八逃兵”等罪名批鬥，然後被定為右派，開除出人大。



農村中的反右



6月，“大鳴大放”轉為反右運動後，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如何領導當前整風運動反右鬥爭》的報告，要求在機關、高校開展“反右”，同時在工廠和農村基層“放長線釣大魚”，繼續收集“右派言論”，以便抓出更多的右派，在會後主持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壹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要求組織農民就合作社、統購統銷、工農關系等問題“大鳴大放”。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中共利用報刊管制、消息封鎖，居然能夠壹面在城市整肅落入“大鳴大放”陷井的知識分子、學生和“民主黨派”，壹面在農村再設壹次“大鳴大放”之局。



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不知道城市知識分子、學生、機關幹部和“民主黨派”已經上了“大鳴大放”的當，紛紛發表反映農民困苦，反對統購統銷和合作化的意見。其中的代表性的言論有：“清朝時農民生活最好”；“現在的農民不如過去，生活很苦”；“過去給地主做長工不悉沒飯吃，現在社會主義弄得人沒飯吃，牛沒草吃，豬沒糠吃。這樣下去，寧可蔣介石回來”；“人民政府死要糧”；“共產黨好是好，三頓稀飯吃不牢，蔣介石壞是壞，三頓白飯不用憂”；“糧食統購統銷是官逼民反的政策”，“雜糧農民壹貫來當菜吃，芋艿從封建時代以來就不當口糧；現在要抵口糧，使農民實際留糧減少，吃不飽飯”；[15] “農村有四死：賣糧逼死，買糧等死，買不到糧餓死，賣糧再買糧虧死”；“過去農村是‘大口小口壹年二石六鬥’，可是現在是490斤原糧，怎麽叫農民夠吃”；[16] “國家對農民的糧食限制得太死，農民無米下鍋，種田餓肚子，種棉花沒有衣服穿”；[17] “梁漱溟說的‘工人生活在天上天，農民生活在地下地’，是完全正確的”；“河南統購太狠了，都統到人民肉裏去了，因此河南人民很不滿”；“解放初期糧食夠吃，物資不緊張，可是實行統購統銷後糧食不夠吃了，物資緊張了”；[18] “中央說農業合作化成績是基本的，這是睜著眼說瞎話，我看缺點是基本的”；[19] “把口糧全部搜去，逼死了好多人”。[20]



中共的“統購統銷”強迫農民交出所有余糧，是制造饑荒的政策。為了證明統購統銷的優越性，中共命農民基層幹部證明農民家裏有余糧。於是幹部就到抱怨統購統銷政策的農民家“翻糧食”，找出有余糧當場沒收。例如，江蘇省寶應縣射陽區橋樓鄉四個農業社“從九月四日夜裏起、至七日下午翻查了九百九十五戶，占四個社總戶數的百分之八十九，從中農毛洪才家（八口人）翻出五百八十斤陳稻，壹百九十四斤麥子，全部用印子蓋起來，不準該戶食用。中農葛錦老倆口子帶壹個孫子，從他家裏翻出六百十七斤陳稻，壹百九十五斤麥子，老奶奶哭著說：‘這個糧食是我出去幫寒工省下來。’葛莊社韓學周家夾板墻裏翻出壹千九百四十七斤陳稻，全部裝上船要運走，當時周妻睡在船上，並說，‘妳們把船撐走，我就跳河。’”[21] 當局“社會主義大辯論”主要圍繞“統購統銷”政策展開。名為辯論，實際強迫農民稱頌統購統銷政策，對任何說出統購統銷政策害農民、造成饑荒的者展開殘酷鬥爭，逼到講真話者自殺，僅1957年9月在湖南、四川、山東、河南等八省農村大辯論中農民自殺的統計數字，其中湖南400多人，四川217人， 山東93人，河南77人，河北58人，貴州181人，廣西276人，青海11人。[22]



1957年底，中共將在農村開展的“大辯論”、“大鳴大放”轉為“收網”、反右，將兩百多萬在“大鳴大放”中訴苦的基層幹部和農民打成“壞分子”、 “反社會主義分子”，將反右之前要求退社單幹，反對合作化的請願骨幹以“反革命”、“反社會主義分子”等罪名再逮捕、判刑了壹大批。



工人中的反右



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後，企業大批停業，工人大批失業。生活困苦的工人、店員對中共的政策強烈不滿，在中共號召“大鳴大放”時紛紛請願。在上海，僅1957年5月就有數十家工廠的工人到中共市委請願，抗議失業和貧困。在高校、機關開始反右運動時，中共仍在工廠中鼓動“大辯論”，要求工人，店員向共產黨提意見，控制《人民日報》以工人名義發表《工人說話了》等社論，稱“少數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臺，工人階級說話了，工人不答應”。參加“大鳴大放”的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見到這樣的社論感到四面楚歌，被迫檢討、認罪、互相揭發，而工人們還蒙在鼓裏，仍在“大鳴大放”。



1957年底，中共中央發布了《在企業中進行整風的指示》，將工廠中的“大辯論”轉為反右運動，將數十萬參加請願的工人，在“大辯論”中發表批評共產黨言論的工人、工廠幹部和工會幹部定為了“右派分子”、“反黨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或“壞分子”。



中共黨內的反右



在1957年5月的“大鳴大放”階段，毛澤東聲稱：“資產階級右派在黨內有內應”，“請各地註意黨內的鯊魚”，“黨內知識分子約占5—10%。民主黨派中右派可能高達20%以上”[23] 按中共八大時黨員1800萬計，他準備在黨內抓出90至180萬的右派。在7月的青島省委書記會議上，他威脅說：“匈牙利事件會不會在中國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納吉式人物有可能在會場內”，“所有的人都要過社會主義關，某些老幹部特別重要，其中有些人是過不去的。實際上這次整風在黨內就是清黨，但對下不說。” 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有幾重目的。其壹，他要整肅知識分子。蘇共揭露斯大林罪行和匈牙利人民起義極大地震動了中共。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通過各種渠道傳入中國，讓毛澤東恐懼。他認為，知識分子出身的中共高幹，搞過學生運動的地下黨幹部最有可能接觸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在中國發動“匈牙利事件”的潛在力量，比黨外的右派更危險。其二，他要借反右運動繼續清洗那些原白區地下黨、遊擊隊幹部、知識分子幹部以為軍隊幹部騰出官位；其三，他要整肅壹大批有自治傾向的地方幹部，以及有民族自治傾向的少數民族幹部。為這些目的，他把形勢說得非常嚴重，要求錯反右在黨內來壹次清黨。



反右運動進行半年後，毛澤東發動了針對黨內幹部的“反右補課運動”。與社會上的反右派運動不同，黨內的反右采取“關門打狗”方式進行秘密批鬥，整肅清洗。根據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辦公廳內務部印發的《關於清除黨內的右派分子決定匯編》，黨內反右、反傾整肅了行政十三級以上高幹上千人，其中省部級以上高幹壹百多人，劃出了數十個反黨集團、右派集團及大批右派分子，不戴右派帽子的“內控右派”、“中右分子”。其中，毛澤東親自定案的反黨集團有：以浙江省長沙文漢為首的沙、楊（思壹）、彭（瑞林）、孫（章碌）“地方主義、宗派主義右派反黨集團”，以安徽省委書記李世農為首的李、楊、李、陳“右派反黨集團”，以甘肅省副省長、省委常委孫殿才為首的孫、梁（大鈞）、陳（成義）“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雲南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長鄭敦、副部長王鏡如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區黨委常委陳再勵為首的陳、王、駱、王、廖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以青海省省長、省委第二書記孫作賓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河北省委常委劉洪濤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以河南省委第壹書記潘復生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熱賽拉夫、常委伊敏諾夫為首的“方民族主義反黨集團”，廣東省委副書記兼副省長馮白駒、古大存為首的“地方主義反黨集團”等等。原白區地下黨成員，知識分子黨員，各地的原地方幹部是黨內反右的主要整肅對象，例如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陳修良與丈夫，浙江省長沙文漢被指為“沙陳”反黨集團首領，被劃為“極右分子”，他們領導下的數百南京地下黨員被開除出黨或受到整肅；“壹二九”運動領導者袁永熙等人在反右補課中被打成反黨分子；外交部部長助理喬冠華因贊成美國國會兩院制言論被部長陳毅稱為“外交部右派的首領，是露骨的，徹頭徹尾的反革命，足夠定為右派”，被定為不戴右派帽子的“內控右派”；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因抵制反右運動結果他自己被劃為了“內控右派”。黨內反右的重點之壹是反“地方主義”、反“民族主義”。例如在廣東、雲南，數以萬計的本地幹部被以“地方主義”罪名整肅，被劃為右派分子或反黨集團。在各少數民族自治區，黨內整肅以反民族主義形式進行，重點整肅要求履行建國之初民族自治承諾的幹部。



9月，中共召開八屆三中全會討論反右。會上，鄧小平在作了《關於整風運動報告》，宣布反右運動分為大鳴大放階段、反擊右派階段和整改（反右補課）階段，顯示所謂大鳴大放是毛、鄧反右計劃的“引蛇出洞”、“引螞蟻出洞”、“放長線”部分。會議決定，將此前局限大城市、民主黨派和高校、機關的反右運動推向全國，在全國工廠農村也開展反右。10月，中共中央發出了毛澤東制定的《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通知宣布劃右派分子的主要標準為：“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劃極右分子的標準為：“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幹分子，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者，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者，壹貫反共反人民者”。右派本來是政治派別，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的壹種劃分。毛澤東在它後面加了“分子”二字，把它變成了罪名。中共的通知通篇踐踏憲法。憲法第八十七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而中共《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中，每壹項罪名都是無從界定的欲加之罪。在鎮反、肅反的恐怖中，中共以壹黨文件制造出了 “右派分子”罪名，以違反憲法的隨意罪名對數百萬提意見者治罪，將響應號召向共產黨提意見的高校師生，知識分子劃為右派分子重則逮捕判刑，輕者開除學籍、開除公職、流放到邊遠貧困地區。



反右運動中，中共召開了全國人大壹屆四次會議，開除了壹批被中共定為右派的人大代表。1958年2月，中共再召開壹屆人大五次會議，宣布罷免羅隆基等三十八位被中共定為右派分子的全國人大常委和人大代表。人大不僅未能保護人民的權利不受侵犯，自身倒成了侵犯人民權利的工具，會議成了右派人大代表的批鬥場。由於人大代表非由民選，而由中共任命，人大根據中共決定罷免代表也就不足為奇。



不僅人大權力被廢，經過反右運動，司法部、監察部、法制局等也被撤銷，僅有的法制裝飾和保障公民權利的象征性部門也被廢除。建國之初，李濟深、黃炎培、馬寅初、邵力子、黃紹竑、陳名樞、李書城等“民主黨派”人士還曾婉轉地批評中共的鎮反，肅反運動。但到了反右運動時，他們自身不保，須向中共“交心”，微弱的批評聲音就此絕跡。



交心運動



對於中共突然將“大鳴大放”轉為反右運動，宋慶齡、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陳叔通等曾經中共老搭檔分別致信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表示對反右運動不理解。李濟深在信中寫道：“在政治上出爾反爾、營造鬥爭氣氛、制造對立階層，會造成深遠創傷。”毛澤東認為這些人已無利用價值，對他們的信不予理睬。隨著反右運動持續，越來越多的人被劃為右派分子，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陳叔通等“民主黨派”領袖開始後悔寫信置疑反右運動。十年八年前，他們感覺自己的黨派有相當地位，要求與中共平等對話。隨著建國後壹次次政治運動，他們領教了中共的利害，認識到唯壹的生路是表示馴服。1958年1月，毛澤東在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每個人要把心交給別人，不要隔張紙，妳心裏想什麽東西，交給別人。”“民主黨派”們聞毛之言發起了“向共產黨交心運動”，爭相貼出“交心”大字報，自我批判、相互揭發 “不符合六條政治標準的錯誤言行和思想”，在其中捕風捉影，互揭隱私，扣帽子，打棍子，“上綱批判”，黨機關則為“交”出問題者“排隊”、“梳辮子”，組織大辯論和各式各樣的“交心競賽”，甚至相互攀比“交心”大字報的數量。壹些地方的“民主黨派”更提出“苦戰幾晝夜，交心多少多少條”、“交黑心，換紅心”等口號。在“民主黨派”的影響下，高校和機關都掀起了 “向中共交心”運動，知識分子們爭先恐後地表現自己是左派，不是右派，展開了“引火燒身、（批判自己），放火燒別人，大家互相燒，互相揭發”的互相整肅運動，造成了互相監控，互相出賣，誰也不敢寫讀書筆記、日記，生怕像胡風壹樣成為反革命的精神恐怖環境。“右派學生”被要求制訂加緊改造規劃，爭取早日摘掉帽子。非右派學生制定“爭做左派”計劃。知識分子們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曾感嘆恐怖，而在反右運動中他們才知道恐怖還會升級。



在反右恐怖中，他們感到光是表現馴服是不夠的必須獻媚才能自保。於是他們想出了壹個辦法：向毛澤東申請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交心”誓師大會。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批準誓師大會申請說：“可以搞，交心可以。另外要幫助他們動員知識分子參加。”申請獲準後，“民主黨派”聯合知識界，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上萬人的“自我改造促進大會”，號召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上來個大躍進”。年邁的民盟主席沈鈞儒代表眾人致詞說：“我們萬眾壹心，在首都天安門前，向毛澤東主席、向共產黨、向全國人民表示我們最大的決心。我們決心跟共產黨走。”李濟深、郭沫若、黃炎培跟隨講話，向中共保證說：“我們決心把民主黨派成員的千顆心，萬顆心，聯成壹顆心，把這顆心獻給黨，獻給人民，獻給社會主義！……我們請黨、請毛主席、請全國人民作我們的監誓人，隨6102;考驗我們的忠誠和決心，督促我們向前再向前！躍進再躍進！”[24] 大會推出了內容為“改造政治立場，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向工人、農民學習，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加速根本的自我改造”的《自我改造公約》和致毛澤東的效忠信。信中寫道：“敬愛的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和您的英明領導下，我們國家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全國各方面出現了大躍進的新形勢。我們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祖國的新形勢的鼓舞下，社會主義覺悟有所提高。現在，進行根本的自我改造、破資本主義立場、立社會主義立場、加強思想改造，已經成為我們壹致的、迫切的要求。”天安門誓師後，沈鈞儒、郭沫若率領壹支隊伍高舉貼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社會主義自我改造公約”的木牌沿著長安街向西走；民建主席黃炎培、民革主席李濟深率另壹支隊伍高舉 “把心交給黨”的巨大紅布心造型牌向東走。



轟轟烈烈的“交心”誓師表演背後是恐怖。 “民主黨派”領袖高調誓師作給毛澤東看，以期免除可能的右派帽子。帶頭誓師之外，李濟深激烈批判龍雲、黃紹竑、陳銘樞的“右派言論”；黃炎培致信統戰部表態與右派兒子劃清界線說：“北京日報載黃萬裏寫‘花叢小語’，當時就認為這篇文字太荒謬了，是反社會主義的，將會造成很壞的影響。我立刻嚴正地告訴黃萬裏，必須堅決站穩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深刻地公開檢討自己的嚴重錯誤，並將這嚴重錯誤快快地徹底糾正，不許再犯。”[25] 通過積極表態和帶頭誓師交心，李濟深、黃炎培成功獲毛澤東發話不給他們戴右派帽子。二十年來的反蔣派們在新中國幾年就淪落到搖尾乞憐的地步，兩位所謂黨派領袖成了向共產黨“交心運動”的領袖，眾“民主黨派”作表態效忠的環京城遊行，這在幾年前的國民政府時代是不可想象的事。這不禁讓人想起黃炎培與毛澤東的“窯洞談話”。1945年，黃與章伯鈞、傅斯年等七參政員前往延安說服中共同意國、共、民盟三方共同執政。回重慶後，黃炎培出版了《延安歸來》壹書，在其中盛贊延安與中共，記述他與毛澤東“窯洞談話”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壹人，壹家，壹團體，壹地方，乃至壹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篇《延安歸來》影響了國統區的無數青年投奔中共。建國時，黃炎培在政協開幕時帶頭喊了“毛主席萬歲”。然而不久，他見證了中共不向政協打招呼就出兵朝鮮，發動暴力剝奪私產的土改運動和屠殺舊政權人員的鎮反運動，以及拖延制憲。他不敢質疑，只能參與壹次次整肅運動。他不會想到，自己“窯洞談話”十幾年後非但沒有成為民主的參與者，倒成了“交心誓師”遊行帶頭人。黃的蛻變早在傅斯年的預料之中。傅在延安與毛澤東徹夜交談發現，毛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小說在內，都看的非常熟，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他離開延安後指出中共“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反自由、反民主”，指毛是“宋江壹流”，並抨擊民盟成員沒有出息說：“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把毛送給他們的土織毛毯視為皇帝欽賜的陀羅經被壹樣，大概是想把這當作護身符的。”[26]



八百萬人遭迫害



​1958年5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宣布反右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同6102;對外隱瞞了整肅右派的人數。作為中共機密，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宣布了下列數字：定性右派集團22071個，右傾集團17433個，反黨集團4127個，右派分子318萬人，中右分子144萬人，運動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27] 上述整肅數字之外，還有更多的人被中共以其它罪名迫害，如數目龐大的準右派——右傾分子、 “反社會主義的分子”、“壞分子”、“反黨分子”。這些其它罪名的受害者的遭遇比戴帽右派更慘。加上在1957年至1959年的反右補課運動被戴“反社會主義的分子”、“壞分子”、“反黨分子”帽子的340萬工農右派，20多萬中共“關門”整肅的“內控”幹部右派，[28] 以及“右傾分子”，中共以反右運動名義迫害了800萬人。



右派分子遭受的迫害包括：判處徒刑、勞動教養、開除黨籍、軍籍、公職，遣送農村，遣送邊疆貧困地區，沒收私房、查抄財物，和開除公職，長期接受監督改造等等。此外，反右運動受迫害者家屬子女也長期在生活、工作、升學等方面受到幾十年的迫害。在當時，政府壟斷了公職，城市人除了公職已經沒有了其它謀生出路，被開除公職意味著無法生存，僅此壹項迫害已經難以承受。



“夾邊溝” 右派勞改營是右派遭遇的壹個縮影。位於甘肅戈壁之中的夾邊溝自然條件惡劣。建國後，中共在夾邊溝開辦了勞改農場。反右運動中，當局將三千多右派分子押送到這裏。在隨後三年的饑荒中，夾邊溝的右派分子們被餓到吃老鼠、吃蜥蜴，吃別人的嘔吐物和排泄物，吃死人。到1960年冬，三千多右派分子被餓死到只剩下三百多人。餓死者有三位從美國歸來參加建設新中國的科學家。他們是哥倫比亞大學水利工程學博士傅作恭、哈佛大學醫學博士董堅毅，留美農學博士沈大文。三人為報效祖國回來，不久被動員“大鳴大放”，然後被定為右派分子，遣送到了夾邊溝。董堅毅妻子來到夾邊溝，見到丈夫遺體已經被割食得僅剩頭顱骨架。隨著夾邊溝農場在1961年被撤銷，那批右派的慘劇湮沒在荒漠中。甘肅兵團知青楊顯惠聽說夾邊溝右派苦難後，查閱官方檔案無所獲，花了三年走訪河西走廊的百余位的夾邊溝右派幸存者和見證者。接受他采訪的每壹位幸存右派老人都是在哭泣中講述死裏逃生的故事。多年後，楊的《夾邊溝紀事》壹書出版，讓人們了解了夾邊溝右派，以及他們代表的全國數百萬右派的苦難。書中寫道：“1960年春播的時候，死亡開始了。每天死人。由於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都再也沒有足夠的力氣了，因此，對死者的掩埋越來越草率，大都是用骯臟的破被子裹壹裹，拉到附近的沙包裏，簡單地用沙子蓋壹下了事。當時的右派們形象地稱之為‘鉆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夾邊溝右派們進入了生命的絕境，最為駭人聽聞的壹幕出現了：活人吃死人。鉆沙包的死者都是餓死的，身上皮包骨頭，於是，他們的胸腔經常被劃開，內臟被取出……”壹位夾邊溝右派死難者的兒子讀到自己父親的苦難篇章邊跪讀邊痛哭。他對朋友說，父親去世時他還小，只知道父親死在夾邊溝，但不知道父親死得這樣慘。住在甘肅臨洮的夾邊溝幸存者裴天宇老人說，他的學生給他寄來了四冊《上海文學》，他用了半個月時間才讀完那四篇關於夾邊溝右派的文章。因為他壹讀就禁不住老淚縱橫，無法繼續。



反右運動的特點之壹是手段卑鄙。毛澤東、鄧小平利用知識分子、青年學生的天真，以“大鳴大放”號召設局，“引蛇出洞”，“引螞蟻出洞”，“放線釣魚”，然後實施“聚而殲之”，陷害了數百萬人。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右派中的絕大多數是中共高層傳閱“收網令”期間加入“大鳴大放”的；工農“壞分子”右派的絕大多數是在城市知識分子被“聚而殲之”時才加入“大鳴大放”的，善良的人們想象不到當局會卑鄙到如此程度。



有人奇怪，毛澤東設如此毒辣的陷害之局怎麽下得了手。如果了解了毛澤東壹生最鐘愛的書是《水滸傳》，將《水滸傳》從小讀到老就不會奇怪了。《水滸傳》表達的遊民思想與行為準則，其是非善惡與主流社會準則完全顛倒，將罪惡稱為義舉，將法律，遊戲規則、道義、誠信視為愚蠢可笑。在梁山好漢看來，為賺人上山殺他壹家老小很正常。毛澤東的思想與行為準則與梁山遊民完全壹致。在他看來，設局達到“聚而殲之”目的很平常，很有效，不值得大驚小怪，妳上當說明妳愚蠢。他在題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人民日報》社論中為設局陷害辯護說：“本報及壹切黨報，在5月8日至6月7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壹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就是說，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壹場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壹場戰爭，報紙在壹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壹切整風的機關學校的黨組織，對於這種猖狂進攻在壹個時期內也壹概不予回擊，使群眾看得清清楚楚，什麽人的批評是善意的，什麽人的所謂批評是惡意的，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他在武漢會議上又說：“蛇不讓它出來怎麽能捉它？我們要讓那些王八蛋出臺唱戲，在報紙上放屁，……然後壹鬥壹捉。城裏捉，鄉裏鬥，好辦事。”



毛澤東、鄧小平大規模逮捕、關押所謂右派分子的代表性理由是“殺共產黨”論。多年後人們才知道，這壹論調是毛、鄧為鎮壓需要聯手編造出來的。當時，《人民日報》是毛澤東親自控制的，毛以《人民日報》、新華社名義撰文，看中要發表的文章加以修改、增刪是經常性的，反右運動中的《人民日報》頭版社論只有毛澤東有權修改定稿，報社編輯、社長，甚至陸定壹、陳伯達等人都無權篡改座談會發言。經過《人大周報》改過的葛佩琦發言大體符合毛澤東的找鎮壓借口的需要，毛再作些些重要的增刪，篡改了葛的原意，“殺共產黨”論就是這樣出籠的。“殺共產黨”論見報後，葛佩琦致信《人民日報》指出所刊“葛佩琦發言”不是他的原話，要求更正。《人民日報》編輯部對葛的要求不予理睬，但將葛佩琦的來信與原稿壹起歸檔妥善保存。顯然，編輯部無權決定，有難言之隱，因此立此存照。作為中共中央整風運動領導小組長，鄧不平在運動中掌控著輿論，也有頭版的修改之權。毛、鄧二人共同設局，共同“引蛇出洞”，共同把握從“大鳴大放”轉為鎮壓的時機，也共同制造了鎮壓的主要理由——“殺共產黨”論。這就是為什麽鄧小平在二十多年後仍以“殺共產黨人”論作為反右運動不能平反的理由。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披露：1957年11月7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出席慶典時與赫的交談中說遍了對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高崗等中共高層的壞話，唯獨對鄧小平贊賞有加。[29]滿意鄧主持1954至1955年的整肅高崗運動和1957年的反右運動，毛從此視鄧為最可信賴的親信。



反右運動不僅是毛澤東、鄧小平聯手策劃實施的運動，還是中共高層壹致支持的運動。“大鳴大放”中，毛澤東寫出“收網令”文章，鄧小平獻計暗中傳閱以多抓右派，全體高層在報紙大力鼓動批評共產黨時暗中傳閱著“部署收網”文章，除陳雲、李富春、劉伯承、張聞天四人閱後沒有在“收網令”文章上寫“已閱”，流露出壹絲保留之外，眾高層全體支持了“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陰謀，沒有壹個人對出爾反爾，設局陷害提出不同意見。這就是二十多年後鄧小平拒絕平反，堅持反右運動正確時眾高層都服從決定的原因。因為大家都想隱瞞自己的那份罪責。



反右運動的特點之二是目的反動。毛澤東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不存在獨立的思想，民眾的思想整齊劃壹，行動軍事化，所有的財產由共產黨控制，由他壹人支配，所有的人聽從他壹個人的指揮。為建立這樣的社會，他要消滅獨立思想、批評的聲音和批評的勇氣。在政治多元的清末、民國時代，壹個黨要求全國、全民服從自己意誌是不可想象的；壹個黨要逮捕、鎮壓所有批評者必然遭到舉國反對，是更加不可想象。而在新中國，中共作到了。通過反右運動，中共逼迫人們指鹿為馬，逼迫全體國人服從毛澤東壹人的臆想，將敢於講真話，敢於批評當局者壹網打盡，消滅了所有反對聲音。這樣的運動反文明、反進步，其後果是緊接著發生的全民吹牛撒謊和大饑荒災難。長期以來的中國自由思想領袖胡適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說譴責反右運動說：“有些人說中國共產政權已經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絕對不確的。……最近中國學生的抗暴運動，給了我們最好的證明，就是經過八年的絕對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國青年學生還是幾乎壹致的反對中共政權。”[30] “我對於這些受到共產黨的新的殘害的犧牲者，對於成千成萬膽敢公開指責並且與共產黨暴政鬥爭的同胞表示欽敬”。“在今天中國大陸，凡是想做壹個獨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處決，或消滅。千百萬農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殘酷的奴役。千百萬無辜的人民，都正在驅作奴工，——共產黨美其名為‘勞動改造’。兒女們被逼著控訴父母，家庭沒有溫暖與私人生活。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已被剝奪凈盡。沒有任何基本人權，甚至沒有不說話的自由。”[31] 胡適所言是事實。反右運動的受害者是因思想後言論被陷害獲罪，其中不少思想先驅因在反右運動後繼續抗爭而被殺害。例如，北大西語系學生顧文選，在當局高層秘密下達“收網令”之後的1957年5月25日，響應中共“大鳴大放”、“幫助整風”號召，抨擊當局存在“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之三害”，結果被當局劃為“右派分子”送去勞改，在文革中以“反革命”罪殺害；北大哲學系學生黃立眾，因加入“大鳴大放”，被北大開除回鄉，目睹饑荒慘狀後秘密組黨準備武裝反抗，被當局殺害。被殺害的右派學生還包括黃宗羲（北大哲學系調幹生， 1958年被槍斃）、劉文輝（上海滬東造船廠工人右派，1967年被槍斃）、林昭（1968年被槍斃）、馮元春（1970年被在鬥爭大會上打死）、張春元（蘭州大學歷史系調幹生，1970年被處決於蘭州）、沈元（北大歷史系學生，1970年被槍斃）、任大熊（北大數學力學系教師，1970年被處死）、張錫錕（北大化學系學生，1976年被處死）、吳思慧（北大物理系學生，1970年被處死）、黃宗奇（北大哲學系學生，1957被處死）。他們中的劉文輝刑前帶著手銬寫下了 “我在毛的紅色恐怖下，不做順民，甘做義士”。[32] 可以說，這壹絕命辭是那個抗爭群體的集體遺言。



冒進與八大



​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感到多年媳婦熬成婆，不再滿足於僅作中共領袖，而要作斯大林那樣的共產陣營領袖。他知道，要當斯大林那樣的領袖須有蘇聯那樣的軍事實力，而要快速實現軍事工業化唯有從蘇聯進口軍事裝備與技術。為了迅速達到與赫魯曉夫爭雄的實力，他要求多出口糧食以換取軍事技術，下令每年征購和出口的糧食都比前壹年增長五成或翻番，要求“壹切事業都要加快”，[1] 並提出了 “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方針（四字方針）。毛澤東這“四字方針”與民生無關，都圍繞他快速軍事工業化的目標，其中核心是壹個快字。1956年1月，毛澤東主持起草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農業四十條），要求糧棉總產量在十二年間增長三倍以上（這樣的產量指標在四十年後都沒能達到）指示將眾多軍事工業項目同6102;上馬，將1956年的國民經濟計劃的各項指標大幅提高，將其中的基本建設投資調高到比上年大增七成。毛澤東的“同時上馬”命令立即造成了國民經濟的全面危機。在城市，財政超支，鋼材、水泥、木材等建築材料全面短缺；在農村，基層領導人以“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兩三年內辦完成十二年規劃”為口號，強迫合作社開工了大批力所不及的基本建設項目，給農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災難。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務實派清楚，鋼鐵、水泥、木材等資源不能支持那麽多的軍工項目同時上馬，如按毛澤東所訂《綱要》征糧，已經吃不飽飯的農民就得大批餓死。但是，他們不敢明確表達反對意見，只是以“不要急於求成”、“註意綜合平衡”、“不要冒進”等說法提出溫和勸告。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期間作了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惡秘密報告。消息傳到中國，中共連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這壹動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基礎的事件。毛澤東清楚，維護斯大林就是維護他自己的地位，提出對斯大林的評價應七三開，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維護斯大林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壹論），[2] 稱斯大林的錯誤在共產黨國家不可避免，根源是思想方法問題，不是個人崇拜問題，更不是制度問題。在掌握中共最高權力後，他緊握權柄不再放手，總是以拖延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辦法避免領袖換屆。新壹屆蘇共中央在批判斯大林的同時明確反對毛澤東搞個人崇拜，要求中共實行集體領導。蘇共的立場動搖了毛澤東個人獨裁的地位，鼓舞了中共高層發表不同意見的勇氣，中共高層提出了召開八大的要求，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否決了壹大批建設項目，從提交八大審議的“二五”計劃草稿中刪掉了壹大堆“多、快、好、省”的字眼，調低了經濟計劃指標以應對經濟危機，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會議，決定壓縮基建規模，讓部分軍工項目下馬，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在蘇共反個人獨裁的風頭之下，毛澤東壹時無力否決政治局多數的意見，被迫同意召開中共八大，被迫默認劉少奇、周恩來的“反冒進”舉措。



1956年9月，中共在北京召開了以反對領袖個人獨裁為基調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跟隨蘇共的立場，中共八大會場有所改變，沒有像七大那樣在會場懸掛巨幅毛像，劉、鄧刪去了新黨章修改稿中“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壹切工作的指針”、“黨員義務”中的“學習毛澤東思想”等條文，加入了設副主席的條文。鄧小平在《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指出：“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壹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麽嚴重的惡果……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在劉少奇、鄧小平的主導下，中共八大在黨章中規定實行黨代會常任制，黨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三年，縣、自治縣、市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二年，每年召開壹次會議。黨代會常任制的要點是嘗試將民主監督機制引入黨內，簡化代表選舉步驟，以年會制的辦法從制度方面解決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產生、更替和組織保障的問題，使常任代表類似代議制的議員壹樣，對全體黨員負責，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行使監督職責，以避免形成領袖獨裁。



會議通過了劉少奇主持制定的強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維持“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八大路線”，通過了強調量力而行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年到1962年）的建議》，間接否定了毛澤東讓軍工項目壹齊上馬的政策。會議選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為中共副主席，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與書記處分開，書記處設總書記，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準備廢除黨領袖終身制，安排毛澤東退居二線。在蘇共支持中共反對個人崇拜的風頭之下，毛澤東被迫默認八大的各項決議。



然而八大會後，中共立即迎來了兩方面嘗試的失敗。在限制獨裁、引入民主機制方面，中共在八大會後的第壹次政治局會議上就遇挫。會上，林伯渠、羅榮桓、彭真等人根據蘇共二十大廢除領袖終身制之議提出了黨主席只得連任壹屆的議案。對此，毛澤東早有防範，在八大會下尋求到了林彪的支持，要求以槍桿子維護權力。在政治局會上，毛、林壹起對限制連任提案投了棄權票。建黨以來，中共的會議由共產國際代表操控，開會只是舉手走過場，沒有民主表決的經驗。從延安整風開始，會議由毛澤東操控，開會還是舉手走過場。八大引入民主機制後，中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難題。按說，毛、林棄權，無人反對，提案應當通過。然而，眾高層知道，革命黨內是軍權決定壹切。對兩大軍頭以棄權表示反對的表決結果算不算數，眾高層壹時沒了主張。尷尬之中，周恩來出面說服政治局委員們放棄提案，大家接受勸說，議案自動取消，[3] 民主嘗試失敗，使眾高層更加堅信“槍桿子”說了算。幾天後，毛澤東在國慶節天安門觀禮時否定八大說：“八大《決議》關於我國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劉少奇不敢問毛澤東怎麽能剛剛在八大上舉手同意，會後沒過幾天就反對，也不敢強調八大決議的效力，只是問毛決議已經公布，怎麽辦。毛澤東避而不答。[4] （十年後，毛澤東在整肅劉少奇時說：“八大決議不通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征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剛通過，我就反對。”[5]）在建立糾錯機制方面，中共也立即受挫。八大上，劉少奇、周恩來聯手反冒進，主導八大通過了強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維持“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八大路線”和《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年到1962年）的建議》。然而，毛澤東在八大舉手後沒有幾天即否定八大路線，劉少奇、周恩來和眾高層都不敢質疑毛澤東違反黨的決議，也沒有人敢問壹句“八大路線還算不算數”。



1956年11月，赫魯曉夫宣布，蘇聯將在十五年內使鋼鐵、石油、水泥及若幹農產品的產量超過美國。毛澤東感到巨大壓力，感到與赫魯曉夫爭奪共產陣營領袖位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於是立即召開八屆二中全會，要求按軍工發展目標從農村征更多的糧食出口。必須應對物資供應危機的周恩來、陳雲等經濟主管官員根據剛剛開始實施八大決議繼續反對冒進，提出“重點發展，適當收縮”方針，實際要阻止眾多軍工項目壹齊上馬。毛澤東抨擊周、陳的“反冒進”方針說：“計劃經濟是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暫時的，有條件的。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們的經濟問題，究竟是進，還是退？要促進，不要促退。要保護幹部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壹時，會議出現僵局，毛澤東在蘇共反對個人獨裁氣氛中不敢立即推翻八大路線，眾高層也不敢激怒毛澤東，不敢堅持八大路線繼續“反冒進”。會議作出妥協決定，由陳雲主持編制1957年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強調“註意保證最低限度的民生和量力而行”，反對軍工項目立即壹齊上馬，但同意大規模出口糧食以加速發展軍工。然而，眾高層的遷就沒有讓毛澤東滿意。毛對不讓軍工項目壹齊上馬極為不滿，在會上宣布要在1957年發動另壹次整風運動。他的真實用意是通過發動整肅運動來擺脫在黨內的被動地位，掃除黨內反對獨裁的聲音。



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是壹次災難性的會議。中共中央在會上決定多征糧食出口以保證軍工發展。高層都清楚所謂“保證最低限度的民生”實際意思是讓農民壹年挨幾個月餓，但為了在黨內生存壹致舉手通過了這樣的暴政決定。從東北土改開始，中共壹直在不斷加大力度搜刮農民手中的糧食。在對國民黨軍開戰的幾年中，中共要出口糧食償還蘇聯的軍火債以及暴增的軍費；建國後，中共要出口更多的糧食償還蘇聯的軍火債以及因“抗美援朝”而再度暴增的軍費。朝鮮戰爭結束後，毛澤東欲壑難填，為了擁有與蘇共叫板的實力，還是要搜刮更多的糧食出口，換壹個快速軍事工業化。中共務實派的“反冒進”曇花壹現，劉少奇在會後幾天就不敢堅持八大路線和“反冒進”，眾高層在八大後兩個月就壹致舉手通過了“多征糧食出口以保證軍工發展”的暴政。八大二中全會後，農民挨餓的情況蔓延，賣兒賣女和餓死人的情況越來越多。



1957年春，毛澤東以整風運動的名義成立了親信組成的運動領導小組，將政治局架空，推翻了中共八大的人事安排，加強了自己的獨裁地位。這時，城鄉反抗政府剝奪私產、搜刮糧食的請願遍及全國。中共先是引誘“大鳴大放”向共產黨提意見，然後在年中突然發動了鎮壓反對聲音的所謂反右運動。正當毛澤東通過整肅運動恢復獨裁的時候，蘇聯發射火箭成功的消息傳來，給毛澤東的世界領袖夢蒙上陰影。毛澤東立即召開了八屆三中全會，正式清算“反冒進”，指責“反冒進是掃掉了多、快、好、省，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掃掉了促進委員會”，提出在十五年內鋼產量達到2000萬噸（翻兩番）的口號。在反右運動的恐怖中，黨內無人再敢提八大路線、“反個人崇拜”、“反冒進”。在黨內不同意見消失的局面下，毛澤東主持通過了服務他世界領袖夢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這壹綱要的用意不是讓農民富裕，而是要求按更高的糧食產量指標征糧出口。會後，毛澤東授意《人民日報》發表了《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等壹系列社論，批評所謂右傾保守思想說：“許多人慣於根據小農經濟的生產條件來看合作化以後的新情況，對過去沒有見過的事情，常常是不敢想，不敢做，信心不足，顧慮重重”， 要求 “農業和農村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內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實現壹個巨大的躍進”，矛頭直指劉少奇、周恩來的“反冒進”方針。



11月，毛澤東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紀念活動。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赫魯曉夫宣布蘇聯經濟將在十五年後超過美國，毛澤東即席宣布，中國將在十五年內趕上或超過英國。[6] 回國後，毛澤東推出了壹系列《人民日報》社論，鼓吹“大躍進” ，給反冒進戴上了右傾保守的帽子。中共高層們都知道農民在統購統銷後壹直在挨餓，但在反右運動的恐怖中誰也不敢再提八大的“反冒進”的決議，全體改口批判右傾保守，鼓吹“大躍進”，由此拉開了大饑荒的序幕。



南寧會議



​1958 年1月，中共在南寧召開了討論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提出“不斷革命”，繼續清算周恩來和陳雲的“反冒進”，稱：“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使六億人民泄了氣，是方針性的錯誤，是政治問題。反冒進離右派還有遠，今後不要再提反冒進口號了。”按說，周、陳可以申辯說1957年的經濟計劃是依據毛澤東舉手同意的中共八大路線制定的，但二人深知黨內規則不是講道理，而是講軍權，於是不作申辯，只管檢討，承認犯了右傾錯誤。毛澤東對周恩來不依不饒，在大會上拿著柯慶施的吹捧文章《乘風破浪》質問周說：“恩來同誌，妳是總理，妳看，這篇文章妳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7] 毛的質問讓所有高層不敢再提八大路線。大家順著毛澤東的意思壹致唱起了冒進高調。會議通過了將各項經濟指標大幅提高的1958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會後， 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進壹步做好糧食購銷工作的指示》，[8] 要求完成八屆三中全會規定的超高指標向農民征糧。



南寧會議上留下的壹大災難是毛澤東推出的“兩本賬”制度。他在指導大躍進《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要求：“中央兩本帳，壹本是必成的計劃，這壹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計劃，不公布；地方也兩本帳，地方的第壹本帳就是中央的第二本帳，這在地方是必成的，評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帳為標準。”按此法，從中央到基層，層層兩本賬，上壹級的期成帳成了下壹級的必成帳，將中央制定的超高指標向省、地、市、縣、公社層層加碼施壓，逼迫基層吹噓出不可能的糧食產量、完成不可能的糧食征購指標。按此假賬制度，即使中央指標不高，層層加碼到了基層也勢比登天，更何況毛澤東提出的中央指標已經是異想天開了。“兩本賬”制度逼迫基層幹部在講實話丟烏紗帽與和吹牛浮誇迎合上級之間作出選擇。在反右運動後的精神恐怖中，絕大多數幹部選擇後者，向農民奪糧。在大饑荒災難後，“兩本帳”制度並未廢除，此後成了中國統計部門造假的基本模式，即對內對外兩套數據，以假數據糊弄老百姓和外界，更高級的官員才可以看到更真實的統計數據。



成都會議



​南寧會後，毛澤東在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然後主導壹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各項經濟指標大幅提高的1958年的國民經濟計劃。然而，人大會議剛結束，毛澤東對自己推出的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又不滿了。因為他感到蘇聯也在躍進，中國的躍進還是不夠快。3月，毛澤東在成都再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重復南寧會議的調子，鼓吹大躍進，批判反冒進，指責周恩來的“反冒進”給右派提供了向黨進攻的口實，稱“社會主義建設有兩種辦法，壹種是幹勁十足，轟轟烈烈，壹種“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周恩來再作壹番檢討。毛不接受周的檢討，指責過去八年的國民經濟計劃都是“教條主義”的，要求將壹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剛剛通過的1958國民經濟計劃推翻，將其中的工農業增長指標再調高壹倍。



毛澤東在會上的另壹話題是推翻八大關於反對個人崇拜的決議。他說：“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在反右運動中被架空的劉少奇意識到毛澤東對他不滿，並且知道毛澤東的不滿主要是對他主持制定的八大各項決議。於是，他主動拋棄八大關於反對個人崇拜的決議，帶頭響應毛澤東說：“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用、方法哪壹方面，我們都比他差壹大截。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向他學習……對於領袖應當無條件地信任，特別是經過幾十年實踐證明，中國不存在個人崇拜的問題，要更加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要力求在自覺的基礎上跟上。作為壹個高級幹部來說，不只是跟上的問題，而是要有創造精神的問題。主席的作用不是當不當主席的問題，不是法律上名譽上的問題，而是實際上的領袖。要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高級幹部要三好：跟好、學好、做好。”[9] 眾高層心領神會，掀起了頌揚毛澤東的競賽。周恩來說：“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薄壹波說：“我們有了毛主席這樣的舵手，有了這樣英明的領導，我們只要老老實實地向他學習，老老實實地按照他的指示辦事，就可以避免犯反‘冒進’那樣的錯誤，在經濟建設上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參加會議的省委書記和中央委員個個不甘落，發言吹捧毛澤東。柯慶施喊出了最令毛澤東滿意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10] （兩個月後，柯獲毛澤東提升為政治局委員）



馴服眾高層後，毛澤東主導會議通過了《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合並為大社的意見》。這裏毛澤東只是讓大家舉手走個過場，他早在建國前就已決定要剝奪農民私有財產，要求所有農民必須聽從他指揮，所有糧食必須由政府支配，將全體農民納入軍事化管理。在此次會議之前已經指示河南辦“大社”。所謂大社與名義上自願參加性質上的互助合作社的區別是退社自由被取消。會議期間，他樹立的“大社”樣板河南碴砑山“衛星社”掛了牌，名義上退社自由的高級合作社被合並成不再允許退出的“大社”，將區域內的所有農民無壹例外納入了軍事化管理單位。成都會議後，中共在全國推行“小社並大社”，開啟了全國農村的人民公社化運動。



八大二次會議 大躍進啟動



​在躍進狂想中，毛澤東馬不停蹄地接連召開會議。從成都回京後，他又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宣布按照八大決定的代表常任制，召開八大二次會議。1958年5月初，中共在北京舉行了八大二次會議。會上，毛澤東先制造恐怖氣氛，聲稱可能發生的大災難，壹是發生戰爭，二是黨的分裂，隨後再點名批判周恩來“反冒進”是右傾。從成都回京後，周恩來把秘書叫到西花廳說：“我要給主席寫份檢查，我講壹句，妳記壹句。” 他清楚毛澤東的“冒進”造成了1956年的嚴重經濟危機，而自己主持的“反冒進”緩和了經濟危機，他更清楚，不可以跟毛澤東講什麽道理，只能給自己扣帽子讓毛澤東滿意。寫了壹夜，直到天亮他才在秘書的幫助下擬出壹篇檢討。[11] 會上，他不作申辯，揀毛澤東愛聽話說：“1956年夏的反冒進是壹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大會的發言豐富多彩，生動地反映了人民在生產大躍進、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設奇跡和革命氣概。真是壹天等於二十年，半年超過幾千年。處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只要是壹個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為這種共產主義的豪情壯舉所激動，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設路線的正確，同時，也就會更加認識反冒進錯誤的嚴重。我是這個錯誤的主要負責人，應該從這個錯誤中得到更多的教訓。”[12] 在這被迫的檢討中，周恩來創造出了“壹天等於二十年”這壹最合毛澤東心思的大躍進口號。即使如此，毛澤東仍不表態讓周恩來過關，指示將周的長篇檢討書作為會議材料印發給全體代表以維持對周和眾高層的精神壓力。



周恩來檢討後，陳雲等其他“反冒進”官員與周同樣應對，跟著作檢討，不作任何爭辯，只管給自已扣帽子。眾高層都檢討後，劉少奇意識到毛澤東在等他作檢討，意識到光帶頭對毛澤東吹捧壹番還過不了關。他比誰都清楚，毛澤東剛剛在八大上舉手，散會立即否定八大路線之無理，可他在延安就曾表態擁毛為皇帝，靠吹捧毛澤東獲毛提拔到二號位，在蘇共推動中共形成反對個人崇拜的熱潮時他都沒有勇氣堅持八大路線，在反右運動後當然更無勇氣對毛說不。跟隨眾人，他也作起了檢討，承認自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壹些問題上思想有跟不上毛澤東的地方”，承認“反冒進是嚴重政治錯誤，損害了群眾的積極性，影響了人民生產建設的積極性”，最後親自否定“八大路線”說：“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務實派全體投降後，黨內達成了“反冒進是嚴重政治錯誤”的共識。毛澤東見好就收，宣布“反冒進”問題解決了，強調全黨應當團結。



與成都會議上壹樣，眾高層在所在會議組展開了頌揚毛澤東競賽。因為大家都知道，所有頌揚之言都會被記錄下來交毛澤東閱。周恩來帶頭頌毛說：“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錯誤足以證明這壹點；反過來，作對了的時候或者作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思想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們必須下苦功夫，認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學習他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學習他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學習他的思想和作風以及他所具有的偉大的共產主義的風格。”[13] 廣東大員陶鑄跟進說：“要破除迷信，做到思想解放，必須在全黨廣泛地深入學習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對於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說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好的教科書”，“學馬列要以學毛著為主，今後幹部應要求必讀毛著。”[14]



在十八天的會議中，毛澤東六次長篇講話，號召全黨以他本人為榜樣，“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15] 點名指責質疑高指標，反對浮誇的十位省部大員是“觀潮派”、“秋後算賬派”，即席宣布將反對浮誇的河南省委第壹書記潘復生撤職，以吹牛造假的吳芝圃接掌河南。主持中央的鄧小平與毛澤東緊密配合，代表中央向吳芝圃表示“真理在妳們這壹邊”，指示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反右傾不能含糊”。隨後，毛澤東將自己半年前在莫斯科提出的十五年趕超過英國的口號提速，改成“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16] 將自己兩年前在《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規定的“十二年糧食產量指標”提速改為“要求三年，爭取壹年” 達到。在眾高層的吹捧熱潮中，沒有人敢質疑這種隨意將指標翻番的妄想，眾高層全體附和毛澤東的臆想，舉手通過了《關於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的決議》，宣布以“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取代八大“改善民生”為主的總路線，將八大通過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指標全部推翻，將鋼產量計劃指標從 1200 萬噸提高到 3000 萬噸，將煤產量計劃指標從 2 億噸提高到 4 億噸，將糧食計劃指標從 5000 億斤提高到 7000 億斤。隨著各項經濟計劃指標被飛速提高，中共啟動了“大躍進”運動。



八大二次會議的過程與結果再次顯示，共產黨不可能限制領袖專權，也不可能實現黨內民主，更不可能向民主制過渡。中共八大推出代表常任制的本意是限制領袖專權，是嘗試建立黨內民主監督機制。這種將西方代議制民主機制引入共產黨的嘗試早有失敗先例。列寧去世後，蘇共曾試圖推行代表大會常任制和定期制，以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獨裁。然而，斯大林在鞏固權力後立即采取非常手段清除異己，廢除了壹年壹度召開代表會的定期會議制，在專權後控制黨代表大會的召開，真正的決定完全不在會議中作出，使中央全會越來越少，即使召開也淪為壹致舉手的走過場。此次，中共的嘗試同樣迅速失敗。八大上，鄧小平在《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介紹黨代會的常任制說：“把黨內民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黨中央委員會在黨章草案中，決定采取壹項根本的改革，就是把黨的全國的、省壹級的和縣壹級的代表大會，都改作常任制，多少類似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那樣。”但經過反右恐怖和南寧會議、成都會議的崇毛熱潮，黨內形成了指鹿為馬的局面，為“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獨裁”而設計的代表常任制會議成了表態效忠和詆毀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事項的場所，成了為遵守八大路線而作檢討的場合，成了批鬥遵守八大路線幹部的鬥爭大會，成了毛澤東獨斷推翻全國代表大會決定的路線方針，宣布相反的“大躍進”政策的大會。會議結果讓眾高層們認識到，引入民主機制對共產黨不可行，誰也不再提代表常任制了。於是，這第壹次代表常任制會議成了中共黨史上的最後壹次。







八大二次會議後，毛澤東接著召開了八屆五中全會，宣布了配合“大躍進”的人事決定：增選林彪為中共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選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選李富春、李先念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增選王任重等為中央候補委員；決定出版半月黨刊《紅旗》雜誌，任陳伯達為總編輯。上述人事任免實際警告眾告高層：緊跟毛澤東、積極推動崇毛者高升，質疑毛的高指標者丟烏紗。



會後，毛澤東率中央委員們到十三陵水庫勞動，《人民日報》將毛澤東鏟土的照片廣泛報導，為“大躍進”造勢。勞動歸來，因反冒進而被毛澤東痛批的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請辭任國務院總理。毛仍需要面面俱到的周作管家，制造“罷相風波” 與四年前“擡高打劉”壹樣，只為讓周更馴服，因此授意鄧小平出面挽留。在討論周辭呈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出面說“總理還應由周恩來擔任”，眾高層明白這是毛澤東的意思，壹致表態支持，然後毛澤東作民主姿態，表示同意集體意見。經過反復檢討和“罷相風波”，周恩來讓毛澤東教育到家了，明白了在毛澤東之下為相不可明確職權，不可按決議行事，只能揣摩聖意行事。在此後的總理任上，他請示不厭其詳，甚至宴會座次，菜單都報毛澤東畫圈，成了負責向毛澤東請示匯報和傳達指示的秘書頭。而這正是毛澤東制造“罷相風波”所要達到的結果。



八大二次會後不久，毛澤東再躍進，將超英趕美時間表再提速壹倍，批示“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17] 表現出明顯的妄想癥狀。在反右運動後的恐怖中，沒有人敢於指出這種“指標躍進”違反常理，各地大員只管按照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布署，展開了“拔白旗、插紅旗”運動，將直言指標不可能完成的幹部整肅撤職，代之以吹牛撒謊的幹部。例如，在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會後回省制造了“潘楊王事件”，清洗了上萬務實幹部；甘肅省委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制造出了“孫、陳、梁反黨集團”案，清洗了數萬務實幹部。類似的省級幹部“插紅旗，拔白旗”運動遍及全國，被“拔白旗”（撤職整肅）的幹部包括浙江省長沙文漢、安徽副省長張凱帆、河北副省長胡開明以及廣東、內蒙古、新疆、青海、遼中等省的壹大批領導人。



軍內整風



​1957年，蘇共內發生了莫洛托夫、馬林科夫與赫魯曉夫間的權力鬥爭。國防部長朱可夫元帥調動軍機將各地的中央委員接到莫斯科開中央全會，幫助赫魯曉夫擊敗了莫洛托夫等人的挑戰。赫魯曉夫被朱可夫調動軍隊左右政局的能量所震動，在鞏固了地位後以 “破壞了黨的原則”和貪汙罪名將朱可夫解職。“朱可夫事件”朱調動軍隊左右政局的能量同樣震動了毛澤東，讓毛有清洗壹批他不信任的將領的打算。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根據彭德懷幾次申請，主持會議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軍事工作的決議》，決定召開軍委擴大會議開展整風，反軍事教條主義。八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任林彪為中共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準備以林掌軍，為他的大躍進保駕。



彭德懷申請召開軍委會議是要討論軍隊正規化、現代化議題，沒想到毛澤東批準召開會議，規定會議的內容是整風。彭德懷在延安曾反對整風，認為沒有理由在抗戰烽火中召集全體高層開長會，搞什麽整風。經過在整風運動中持續地挨整他明白了，毛澤東所謂的整風就是整人。對於這次軍隊整風，他相信整肅對象是與蘇聯關系密切的將領。執行《中共中央關於軍事工作的決議》，他在八屆五中全會後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效仿延安整風和反右的作法，開始了以批判“軍事教條主義”、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為名的軍內整風運動。軍隊將領們對於整風壹頭霧水，沒有人能說清楚整什麽，怎樣整，教條主義何指，會議冷場。



毛澤東密切關註著軍隊整風進程，對於沒有出現整肅高潮不滿，下令將擴大會議再擴大規模。按他的要求，中共中央下令各大軍區領導除留壹名值班外全來北京開會，省軍區司令員、政委和野戰軍軍長、政委全來北京開會，全軍師以上單位全派兩名正職將領來開會，中央同時派出十八架飛機將各地軍頭接到北京。8月22日，再次擴大的軍委擴大會開幕，千余軍隊高級將領參加了會議。開會是毛澤東進行權力鬥爭的重要手段。他喜歡開會，喜歡開人多的會，並且喜歡開長會。除了長征途中不允許外，他在延安使會議時間越拉越長，參加人數越加越多。從延安到北京，他召集的會議都是擴大會議和長會。長會中的主要內容是漫無目的的閑聊，即務虛。但是大家沒有經歷過如此多的將領開如此漫長的軍事會議。會議開了二十多天後，毛澤東下令再擴大會議規模，讓將領們更加奇怪。彭德懷習慣了受毛澤東遙控，不問有何必要，只管增加人數，急召各大軍區和軍事院校的壹大批大校、上校級軍官來加入軍委會議，將會議升級成了1400 多將領參加的巨型軍事長會。規模擴大後，毛澤東到會講話，點名劉伯承、蕭克，指出了整肅方向。按毛澤東的要求，會議運用“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手段展開了對劉伯承元帥、總參謀長粟裕，負責訓練總監部的蕭克、軍委訓練總監部處長蔡鐵根大校等人的整肅。會場內外貼滿的大字報中，劉、蕭的罪名是“教條主義”， 粟裕的罪名是“個人主義”和 “告洋狀”（通蘇）。會議和大字報的批判內容還包括了眾多高級將領搞女人問題。沿用延安整風的辦法，軍委會整肅也是大會整肅和小會整肅同時進行。毛澤東派鄧小平召集彭德懷、聶榮臻、陳毅、賀龍、羅榮桓、葉劍英、林彪、黃克誠、譚政、蕭華等黨軍高層在中南海居仁堂舉行了對劉、蕭展開了不留情面的小批鬥會。[18] 劉、蕭、粟、蔡等人遵循黨內鬥爭規則，在小會和千人大會上反復作檢討，他們信任的壹大批中級將領也跟著成了整肅對象。



毛澤東整肅劉伯承、蕭克是在借“朱可夫事件”和整風之名清算歷史恩怨舊賬。劉伯承是1932年的寧都會議上剝奪毛澤東紅壹方面軍軍權的主要推動者；蕭克是1929年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使毛澤東落選前委書記失去紅四軍軍權的主要推動者。毛澤東對被奪軍權記恨終生，此時逐壹清算。對於已經脫離了權力中心的劉伯承，毛澤東感到出了氣後接受檢討，讓劉過了關。蕭克、粟裕、蔡鐵根的檢討不獲通過。作為三野的實際最高指揮員，粟裕在三野聲望崇高，批粟遇到三野將領們的抵制。彭德懷組織人找三野將領們個別談話，要求人人表態批粟。三野名義上最高領導人陳毅作出了積極批粟的表率。在幾年前的高饒事件中，陳毅不留情面地帶頭痛批老搭檔饒漱石。在這次會上，他再帶頭痛批老搭檔粟裕。彭德懷當場表揚陳說：“陳毅同誌的發言對我們有很大教育意義，對我們反個人主義有很大作用。”[19] 在彭、陳帶頭表率的壓力下，三野將領除葉飛、王必成、陶勇成等幾位消極抵制外都加入了對老首長的批鬥。蕭克被連續批鬥到吐血，劉、蕭、粟以下的中級將領經受的批鬥更加殘酷。蕭克、蔡鐵根等人受到大會、小會的批判，大家爭相惡毒語言相向以表示與黨中央壹致立場。蔡在批鬥中被扯下領章，關押了起來。這樣的千余高級將領的批鬥整人大會壹開就是五十多天，會議結果是，劉、蕭、粟等壹大批將領被免職、開除軍籍，林彪接掌了彭德懷手中的大部分軍權。彭知道到不獲毛澤東信任，在會後主動提請辭國防部長。



這次軍委擴大會議顯示出共產黨內鬥爭之殘酷。當年劉鄧大軍的鄧不講情面地批劉，陳粟大軍的陳不講情面地批粟，大家都是在壹次次運動中不講情面地批判老戰友，老搭檔，甚至舉手同意殺害戰友的經歷中壹路走來。革命就是這樣殘酷，只有不講情面地參與批鬥者戰友者才能繼續革命。在這樣的生存法則之下，大家在批鬥戰友時都不會於心不忍。彭德懷動員粟裕的部下批鬥老首長，以“裏通外國”罪名整肅粟裕，冀以此贏得毛澤東的信任。他沒想到，他和另壹位這次批鬥會的積極參與者黃克誠在壹年後受到同樣待遇，被老部下指著鼻子批鬥，也被戴上了“裏通外國”的帽子。



北戴河會議



​1958年8月，中共在北戴河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將壹批愛將擴大進來以便控制會議。年初，他通過中共中央杭州會議和南寧會議將1957年提出的1958年糧食總產量目標大幅增加至4000億斤，此次會上，他將4000億斤的目標再加倍。經過壹年來的反右運動、批判“反冒進”、“反右傾”、“拔白旗、插紅旗”，毛澤東造成了全國無人敢批評共產黨，中共黨內無人敢批評他，全黨全國服從個人意誌的局面。在1958年僅余四個月時間的情況下，會議全體通過了鋼、糧產量當年翻番的決議。毛澤東在講話中警告說：“對完不成指標的官員要執行紀律，壹警告，二記過，三撤職留用，四留黨查看，五撤職，六開除黨籍”。會議公報聲稱：“中國正在經歷著壹天等於二十年的偉大時期，已出現農產品的產量成幾倍、十幾倍、幾十倍地增長的飛躍發展形勢。”



決定鋼、糧產量當年翻番之外，會議還壹致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聲稱：將全國的合作社都合並成人民公社，“把農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體生活，進壹步培養和鍛煉著農民的集體主義思想”，“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將來的事情了”。 會後，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聲言：“壹為糧，二為鋼，加上機器，叫三大元帥。三大元帥升帳，就有勝利的希望”。按照他的要求，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電話會議上發表講話說：“煉鋼目標是給赫魯曉夫打了包票的，達成與否置於關乎國家形象和國際影響，要全國計劃，集中統壹，共同負責，全民保證，確保鋼鐵生產任務的完成”。在中央書記處再次的電話會上，鄧小平下令，北戴河會議確定和下達的鋼鐵工業指針只能超額完成，不準完不成；不但壹噸不能少，少壹斤也不行，要達到日產鋼6萬噸、鐵10萬噸。中共中央在各省電話會議傳令，1070萬噸的年度鋼產量指標壹定要完成。



人民公社化



​毛澤東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江西蘇區和延安邊區那樣的極權社會。在那裏，中共領導的各種組織形成壹張無所不包的“網”， 控制整個社會的所有人財物，兒童有兒童團管，少年有少先隊管，青壯年有赤衛軍管，土地有土地委員會管，婦女有婦聯管，沒有人獨立於這張“網”之外，所有人必須聽黨指揮，所有農民必須向黨納糧。建國後，毛澤東要求全國都變成這樣的蘇區社會。1955年，他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壹書按語中：“社越大，優越性越大”，“小社仍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停留太久”，“可以壹鄉為壹個社，少數地方可以幾鄉為壹個社”，“不但平原地區可以辦大社，山區也可以辦大社”。1956年，他主持推出了《壹九五六年到壹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農業四十條），在其中要求在全國“辦大社”。這6102;，蘇共批判斯大林的行動動搖了毛澤東的獨裁地位。在蘇共反對毛澤東獨裁立場的鼓舞下，劉少奇在八大上要求提出遵守《共同綱領》中的承諾，允許私有制長期存在。毛澤東壹時無力獨裁，只好擱置農業四十條草案及“辦大社”計劃。



1957年，毛澤東通過發動反右運動鞏固了獨裁地位，繼續推行他的“辦大社”計劃，在視察河南時指示省委書記吳芝圃成立“大社”，對農民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三化）的管理，隨後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再次要求通過《農業四十條》草案。在右派帽子威脅下，眾高層中不敢再提《共同綱領》承諾和八大路線，壹致舉手同意了《農業四十條》的“辦大社”計劃。在反右運動中被架空的劉少奇感到了毛澤東的不滿，主動拋棄八大路線，與毛澤東壹起鼓吹“辦大社”和“快速進入共產主義”，在經過河南時向吳芝圃下達了壹番 “辦大社”、“進行共產主義試點”的指示。



遵照毛、劉的指示，吳芝圃下令將河南的農業合作社全部合並成大社。按吳的指示，中共遂平縣委將嵖岈山地區的二十個合作社合並成了壹個三萬多人口的大社，起了個蘇式名子——“衛星集體農莊”。嵖岈山成立了全國第壹個大社的消息見報後，各地官員聞風而動，跟隨推行合並大社，名稱有的模仿蘇聯稱集體農莊，有的稱共產主義大院，有的稱人民公社。8月13日，《人民日報》刊出了毛澤東的批語：“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壹起，便於領導”。據此，各地大社都更名為人民公社。毛澤東閱《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後親自定稿寫道：“各農業社並為公社後，原農業社壹切公有財產交給公社，社員交出全部自留地。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產資料也都轉歸公社公有，只允許留下少數家畜家禽。土地歸公，歸合作社之公。”



視察各地大社後，毛澤東到北戴河避暑，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上推銷人民公社說：“人民公社，壹曰大，二曰公。大，好管，好納入計劃。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會主義，把資本主義殘余（比如自留地、自養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我們就可以在吃飯、穿衣、住房上面實行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人活著只搞飯吃，不是和狗搞點屎吃壹樣嗎?不搞點幫助別人，搞點共產主義，有什麽意思呢?”[20] 在全黨崇拜潮流中，毛澤東主持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定將全國農民納入人民公社，指示將《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案）》和《七裏營人民公社章程草案》刊出，作為各地制定人民公社章程的範本。這兩簡章的要點是：將農民財產充公，公社實行生活集體化，辦公共食堂。



經過中共武力鎮壓“退社風潮”，農民明白了，在共產黨治下抗爭、請願死路壹條，只好逆來順受，接受政府擺布。北戴河會議後三個月內，中共將全國７４萬多個壹二百戶規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並成了兩萬多個數千甚至至數萬戶規模人民公社，將經濟條件、貧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強制合並，實行共產，無償剝奪合作社農民的土地、家具，家畜、果樹，甚至房屋，將將全體農民完全置於了政府的管制之下，使全國農民成了沒有私產，不準退社的人民公社社員。在人民公社化和食堂化後，農民不僅失去了財產，還失去了自由，成了“統壹起床，統壹吃飯，統壹睡覺，統壹上工和收工”的奴工。在中共宣布實現人民公社化的同時，上億農民被中共像調動軍隊壹樣調去“大煉鋼鐵”、修水利，住集體軍營。以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為例，全村的房屋沒收成為公社的軍營，統壹分配，所有男人住村東頭的營房，所有女人住村西頭的營房。夜裏有民兵在各個防區巡邏放哨，查問口令。逼得青年夫妻們只好夜深人靜時外出野合。



毛澤東樹立的“徐水共產主義”試點是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另壹典型。主持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通過《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後，毛澤東向各級大員施壓，要求達到綱要規定的各項指標，包括水利建設指標。在層層逼迫下，中共徐水縣委決定開建壹批大中型水利工程。徐水是個三十萬人口的貧窮小縣，並無能力建設這麽多大工程。為向上級交差，徐水縣委強行開工，集中全縣勞力“大兵團作戰”，劃分“戰區”，把農民按軍事編制組成大隊、中隊，強迫農民在工地搭棚宿營，在工地吃住，不準回家。1958年2月，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在保定聽取了徐水縣委書記張國忠的匯報，贊徐水的農田水利建設達到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要求。3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介紹了徐水的經驗。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中批示，將徐水經驗推廣全國，命張國忠到北京參加八大二次會議，將徐水樹立為了全國的共產主義試點。



根據毛澤東的授意，張國忠回到縣裏立即下令全縣農村食堂化，禁止農民起火做飯。8月初，毛澤東到徐水視察，張國忠下令將勞力、車輛集中在鐵路兩旁等待毛澤東檢閱。毛問張徐水糧食產量，張知道反右運動後不能講真話，知道毛要聽大數，吹牛說夏秋兩季計劃打12億斤糧食，平均每畝產2000斤。毛指示：糧食多了吃不完，可讓社員壹天吃五頓。而實際情況是，徐水1957年糧食平均畝產才138斤，其中夏糧畝產僅有70斤，徐水農民與全國農民壹樣，自從糧食統購統銷後壹直在挨餓。



毛澤東走後，徐水縣委宣布將全縣248 個農業社合並成壹個“共產主義大人民公社”，宣布樹木全部歸集體，房屋也由公社統壹分配，農民全體成為人民公社社員，實行工資制。根據毛澤東批示，中共中央派人來到徐水，幫助擬出了《關於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劃草案》，提出了“1959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並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到1963年即進入偉大的共產主義社會”，“1959年每人平均占有糧食2000斤，食油20斤，肉類50斤。1963年每人平均主要生活資料初步實現各取所需”等目標。根據中央制定的目標，徐水縣委命令各鄉保證當年糧食畝產必須超過2000斤。8月下旬，《人民日報》連載了長篇通訊《徐水人民公社頌》，贊美徐水全民皆兵、公社化、實行供給制、全體農民吃公共食堂的經驗。9月1日《人民日報》發布消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將會在不遠的將來把社員帶向歷史上最高的仙境，這就是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國的時光。”



毛澤東樹立徐水為共產主義試點後，劉少奇、鄧小平、楊尚昆、李先念、薄壹波、鄧子恢、劉伯承、賀龍、葉劍英、羅榮桓、聶榮臻等中央大員及壹大批省部官員先後到徐水視察為毛澤東捧場。眾高層都看出了徐水試點漏洞百出及造假，但為向毛澤東表態效忠，誰也不說破真相，齊心協力維護這壹拙劣的謊言。壹位參觀者問張國忠：“妳說畝產幾萬斤，能達到嗎？”張國忠回答：“是達不到，這麽喊能喊出大家的幹勁來，我們不能泄氣，不喊幾萬斤連600斤也搞不到，要緊跟形勢，不跟形勢就完蛋了。”[21] 此言顯示，毛澤東的“大躍進”高指標層層加碼到了基層，基層幹部除了跟著說瘋話已經沒有活路了。



9月，徐水縣委公布了《關於人民公社實行供給制的試點草案》，宣布成立全縣物資和勞力“大平調”的“縣人民總公社”，將所有生產資料和大部分生活資料歸公，拆除農民的房屋，承諾由縣政府為社員建新村，宣布取消幹部、職工的薪金和社員的勞動報酬，承諾全縣人民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後享受生老病死、吃穿用，包括洗澡、理發、看戲等等“十五包”。縣政府宣布的共產主義宏圖還包括建30個工廠、千余企業、11 所大學，眾多醫院等等。在講真話沒活路的恐怖中，基層幹部誰也不敢講縣裏的實際情況。那就是，全縣年財政收入總共不足2000萬元，為農民建房子、提供供給制“十五包”的資金根本沒有。



根據毛澤東 “放開肚皮吃飯”，“壹天吃五頓”的號召，徐水和全國各地農村的食堂紛紛放出了 “吃飯衛星”， 開展大吃大喝競賽，每餐四個菜，每周會餐，社員隨到隨吃，吹噓飯菜“壹個星期不重樣”、“半個月不重樣”等等。根據毛澤東在安徽舒城縣發表的 “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錢”[22] 的談話，“放開肚皮吃飯”還被擴大成了招待過路行人吃喝。這樣的胡鬧只持續了半個月，公共食堂就斷糧了。年底，饑荒降臨徐水，也降臨全國農村。被拆了房子的農民沒有飯吃，無處棲身。在毛澤東吟出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的時候，農村餓死人的情況蔓延十數省。



在西藏從統購統銷到人民公社，藏人經歷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饑荒。十世班禪在親眼目睹藏民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悲慘生活。他在後來給中共中央的《七萬言書》中指出：“西藏實行人民公社制以後，藏民只剩下衣服、被褥、碗筷三樣私有物品。很多人吃不飽，只能吃牛馬飼料食，最後連樹葉、樹皮、草根、草籽都拿來吃，不少人家死光了。他回西藏時，很多藏民攔著他長跪哀呼：勿使眾生饑餓，勿使佛教滅亡，勿使我雪域之人滅亡。”中共青海省委書記張國聲在內部報告中承認：“人民公社搞得群眾傾家蕩產，妻離子散，給農民‘三刀子’，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23]



人民公社化災難是太平天國災難的重演。洪秀全造反時宣稱：“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天朝田畝制度》宣稱，男女壹樣可以均分土地。然而，洪秀全登基後驕奢淫逸，給統治區內的人民帶來空前的奴役。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制奴隸性與太平天國奴隸制在各方面都極其相似，被毛澤東稱為“寶貝”的《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案）》、《七裏營人民公社章程草案》與《天朝田畝制度》大同小異，人民公社實行的男女分營的作法是太平天國男女隔離制度的翻版，壹些人民公社對農民實行“組織化”編號管理，也是洪秀全編號管理妃嬪辦法的翻版。[24]



人民公社災難還是蘇俄革命後災難的重演。列寧和托洛斯基在革命時計劃消滅商品生產，消滅家庭，吃大鍋飯，實行軍事化，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然而革命成功後，蘇維埃政府強迫人民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時，將數十萬富農剝奪財產，槍殺或流放到邊遠地區，造成人民大批死亡。其中，聖彼得堡人民在革命後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三分之壹。消滅了富農也就摧毀農業生產的中堅，致蘇聯壹直到解體也未能達到沙俄時代的糧食產量。因此，重寫的俄羅斯二十世紀史將1920—1930年代蘇聯的農業集體化稱為“第二個農奴法”。[25] 作為中國的赤禍，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國的農奴法和奴隸制。在此後人民公社制度存在的三十年間，全國農民生活水平不僅低於合作化之前，更低於連年災害、戰亂頻仍的1930年代。人民公社制度被廢除後，它帶給農民的災難沒有結束。因為農民的主要財產，私有土地成了黨產，再也拿不回來了。



放高產衛星



​共產黨的革命歷程是抓槍桿子，也是向百姓搜刮糧食的歷程。蘇維埃國6102;代，中共的首要任務是擴紅與搜刮糧食，抗戰中，中共的首要任務擴充軍隊與根據地，背後還是擴軍與征收錢糧，國共戰爭中，中共欠下蘇俄巨額軍火債，通過土改運動控制農村與農民，動因還是要加大力度搜刮糧食。建國後，按說中共可以向歷史上改朝換代壹樣，遣散軍隊，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生息了。而情況駭人聽聞，毛澤東立即到國外開戰，擴軍與搜刮糧食變本加厲。朝鮮戰爭結束，按說農民可以喘息了。然而不是，毛澤東的領袖欲望無止境，又有了掌握核武器的要求。為此，他要求糧食出口量每年翻番。1956年，他主持起草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農業四十條），要求糧棉總產量在十二年內增長三倍以上。這壹綱要草案在蘇共反對他個人獨裁的背景下被中共八大擱置。1957年，毛澤東通過發動反右運動鞏固了獨裁地位，在反右運動的恐怖中主持中央全會通過了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然後立即各省大員施壓，要求多征糧食出口換外匯，換核技術。



省委書記們知道，此時最大的政績就是搞出糧食高產典型。廣東大員陶鑄、趙紫陽行動最快，在1957年秋後將基層報來的虛假報告上報中央，稱潮汕地區出現了 “畝產千斤縣”。毛澤東得報後贊揚說：“我國將是世界上最高產國家，現在已擁有潮汕千斤縣。‘四、五、八’（《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12年內不同地區糧食畝產達到的指標：黃河、秦嶺、白龍江以北達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達到500斤；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達到800斤）是否可以再提高到‘八百、壹千、壹千二’，我看可以，還有二、三十年就行。” 毛澤東贊揚廣東後，其它大員不甘落後，四川的李井泉推出了新昌“千斤縣”典型，湖北王任重推出了孝感“千斤縣”典型。見《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劃的十二年目標被各省立即達到，毛澤東雄心萬丈，年底在莫斯科即席吹牛，宣布將“十五年超過英國”。回國後，他授意《人民日報》發表壹系列鼓吹“大躍進”，批評 “右傾保守”的社論。1958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將“二五”計劃的主要產量指標大幅調高，將反對吹牛造假的河南省委第壹書記潘復生撤職，以積極吹牛造假的吳芝圃接掌河南，警告不鼓吹大躍進，不放出高產指標同樣下場。



八大二次會後，吳芝圃回到河南發動了反右傾運動，逼迫基層幹部報出高產指標。在地委，縣委的層層高壓之下，基層幹部們被迫報出了不可能達到的產量指標。夏收時，基層幹部被迫造假。全國第壹個“大社”——嵖岈山衛星社把十畝地的麥子放在壹起，稱是壹畝所產。社長鐘清德吩咐：“告訴群眾誰也不能說實話，任何人三天之內不得走親串友。誰傳出去是假，就是給黨臉上抹黑，開群眾大會辯論他。”幹部們連夜組織人割了十幾畝地麥了堆在壹起，說是壹畝地的。農民都知道是造假，但誰也不敢說破。 [26] 6月8日，《人民日報》頭版報導：《衛星社坐上了衛星——小麥畝產2105斤》，6月1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再報導：《衛星農業社發出第二顆衛星》畝產3537斤。隨後，《人民日報》接連放出刷新指標“高產衛星”：6月23日報導，湖北省谷城縣先鋒農業社小麥試驗田畝產4689斤的高產衛星；7月31日報導，湖北省應城縣春光社早稻平均畝產10597斤；9月1日刊出“放衛星”熱潮中的代表作——《徐水人民公社頌》，其中報導稱“茂盛無比”的小麥畝產12萬斤，“花團錦簇”的山藥畝產達120萬斤，壹棵碩大無朋的白菜重達500斤，棉花的產量也“如衛星般地震動湖海山川”，皮棉畝產達到5000斤，全縣糧食平均畝產2000斤。在《人民日報》的指引下，各地展開了“放高產衛星”的競賽。廣東大員陶鑄帶頭吹牛，撰文稱廣東糧食畝產可達萬斤，省委書記趙紫陽跟進，撰文高調支持陶鑄。[27] 二人壹面高產衛星吹牛，壹面對質疑“千斤縣”假典型的廣東幹部展開整肅。炮制高產典型的幹部們清楚，讓稻谷粒大出數倍不容易造假，但說水稻植株多出數倍則容易蒙人。根據基層的造假，趙紫陽將密植作為先進經驗向毛澤東報喜。毛澤東再贊廣東。國務院副總理陳毅緊跟，為廣東的“高產衛星”作證，稱他在廣東番禺親眼看到了畝產100萬斤番薯、60萬斤甘蔗、5萬斤水稻。[28]



“千斤縣”吹出去後，各省大員紛紛建立自己的試驗田樣板，通過試驗田再放“高產衛星”。各地放出“高產衛星”後壹般要裝模作樣地對“衛星田”組織驗收。“衛星田”造假應付檢查的套路壹般為：在試驗田多播種，有的地多到每畝播種200斤；多施肥，壹些地方為造假將全村肥料都施在了“衛星田”；不留背壟，種成方格田；將其它田的農作物移栽到“衛星田”中等等。根據毛澤東要求推廣的深耕經驗，各地的試驗田越翻越深，深到八尺壹丈。10月1日，《天津日報》報導了天津市的東郊區新立村水稻試驗田畝產12萬斤，並稱在田間的稻谷上可以坐人。毛澤東將新立村樹立為全國先進典型，眾高層紛紛來此參觀以為毛澤東捧場。來此參觀的中央高層和專家們發現，試驗田的稻子壹棵挨著壹棵，實為大稻子垛。大家對造假心知肚明，誰也不說穿。壹位公社幹部在布置造假時說得直截了當：“現在的大好形勢，誰都知道是吹出來的，現在到了如此地步，壹不做，二不休，這次我們要豁出去了，為縣社領導爭光，這不是幹不幹的問題，而是如何幹的問題。”[29] 由於毛澤東親自鼓勵造假，基層造假者不會受到損害。例如，湖北省委第壹書記王任重因放高產衛星而受毛澤東重用，但沒有因為造假被拆穿而被降職。他後來在文革中被批鬥時為自己辯護說，1958年放衛星時每個省都上報增產壹倍以上，他只是隨大流。[30]



“放衛星”熱潮是毛澤東推動的。從1957年底在莫斯科吹牛後，他在1958年周遊全國視察，推動吹牛造假，親自控制《人民日報》“放高產衛星”，同時要求“保護廣大幹部的勞動熱情”，鼓勵各級幹部繼續吹牛造假。在他授意下，《人民日報》1958年的數百篇關於農業，農村報導全部吹牛、造假，其中的《徐水人民公社頌》、《讓河水倒流，讓窮山變富》、[31] 《事在人為，地在人種》、[32]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33] 是了當年吹牛造假的範文。《徐水人民公社頌》發表後，作者康濯發現見報的數字被篡改，向報社查詢。報社回復說他寫的數字太低，以徐水基層提供的數字見報。



“放高產衛星”運動不光發生在農業領域。在反右運動制造的精神恐怖中，在“拔白旗、插紅旗”運動的逼迫下，科學家、知識分子們或為形勢所迫，或出於投機心理，也紛紛加入吹牛撒謊也造假。其表現之壹是為農村放出 “糧食高產衛星”作科學擔保。例如，科學家錢學森撰文稱：“從科學理論上講，如果能科學的利用土地的話，稻麥畝產可達4萬斤，蔬菜畝產量可以達160萬斤，” “只要有足夠的水、肥料和勞動力，我們就可讓農作物產量無限增長”。[34] 他很清楚毛澤東愛聽這種話。科學家、知識分子吹牛造假的表現之二是 “放科研衛星”。“放衛星”熱潮中，北京的研究單位報出研究成果1000余項，聲稱其中100多項超過國際水平”；[35] 北京大學聲稱，在半個月內完成了680項科研項目，超過了過去三年科研項目的總和，其中100多項是尖端技術科學，有50多項達到國際先進水平。[36]



推動吹牛造假的不是毛澤東壹個人，政治局常委們、政治局成員們全都效仿毛澤東，到高產典型公社視察，發表支持講話，為“放高產衛星”，為吹牛撒謊站臺。眾高層當然看得出堆成垛的試驗田之假，他們更清楚質疑高產典型的政治風險。李井泉在視察時說：“萬斤田是個政治問題，而不是實際問題；不是真假有無的問題，而是該不該宣傳的問題。……誰不相信水稻壹萬斤，誰就不是共產黨！畝產壹萬斤，是共產黨的領導嘛，是群眾的積極性嘛，妳不相信，妳的黨性哪裏去了？妳非要查個究竟，居心不良！沒有壹萬，也有五、六千嘛。”[37] 他的這番話代表了眾高層推動吹牛造假時的心態。他們根本不相信畝產萬斤的“衛星”，但為了黨的需要和個人的烏紗，大家積極迎合毛澤東的妄想，同時對下級施壓。華東的柯慶施、河南的吳芝圃、西南局的李井泉、甘肅的張仲良、廣東的陶鑄、湖北的王任重等壹眾大員都是壹面揣摸聖意邀功，壹面殘酷打擊講實話下級幹部。大員以下的各級領導人層層仿效，以撤職罷官相逼迫下壹級。這樣的層層逼迫到了基層就極為恐怖了。例如，徐水縣委書記張國忠把質疑造假的幾位生產隊長綁在樹上鬥爭，拳打腳踢，然後送去勞改，將其中壹人迫害致死。在“放高產衛星”、樹立共產主義典型期間，徐水縣有近五千幹部、農民因反對吹牛撒謊而被逮捕、迫害。在甘肅，由於合作化對農業生產的破壞，饑荒在1958年春天就開始了，省委書記張仲良隱瞞饑荒，向中央報稱甘肅是“余糧省”，推行“高指標、高征購”，對有反對意見的幹部農民批判鬥爭，打成“反黨分子”。在上海市奉賢，中共縣委在深耕和興修水利中公然提出“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和“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等口號，在全縣實施捆綁吊打、亂罰亂關。[38] 山東鄆城縣縣長魯成六次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周恩來寫信，揭發菏澤地區上報的“畝產雙千斤縣”實際畝產只有300斤，結果信件被退回中共菏澤地委，魯被以反革命分子罪名逮捕入獄，許多為魯鳴冤的學生、幹部遭開除、撤職、批鬥。無數農村基層幹部因報不出領導要求的產量而被批鬥和鎮壓。“高產衛星”全是在被這樣的恐怖逼迫出來的。



這場吹牛造假的“放高產衛星”運動規模之大，內容之荒謬空前絕後。“放高產衛星”熱潮中，毛澤東的妄想繼續膨脹，在武漢視察時說，“過去九年糧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糧食不足，可是今年壹年就增加了幾千億斤。今年翻壹番，明年還可能翻壹番。這樣我們的糧食就多得不得了。鋼也是這樣。過去九年搞了幾百萬噸，今年幾個月就可能增加幾百萬噸。”[39]人們不會想到是，策劃“放高產衛星”運動的毛澤東自己並不相信這些“衛星”是真的。他披露用意說： “大放假衛星，有極大好處，無假哪裏來真？有假衛星，才有真衛星。”[40] 在“放高產衛星”熱潮中，無人清楚毛澤東所說的“極大好處”何意。後來人們才理解，他鼓勵吹牛“放衛星”是另壹“陽謀”，他要求按照“放衛星”的高產指標搜刮糧食。



大煉鋼鐵



​1956年，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說：“美國壹億七千萬人口，有壹萬萬噸鋼，妳六億人口不能搞它兩萬萬噸、三萬萬噸呀。妳趕不上，那妳就沒有理由……”1957年底，他在莫斯科即席宣布，中國鋼產量十五年趕上英國（當時英國鋼產量2000萬噸，中國500萬噸）。回國後，他要求冶金部長王鶴壽將1958年鋼產大幅提高。王不敢違抗，按毛之意制定了產量指標。



1958年1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十五年後，要搞4000萬噸鋼，5億噸煤，4000萬千瓦電。”3月，王鶴壽向毛提出報告說，不用十五年，鋼產量十年就可以趕上英國，二十年可以趕上美國。毛澤東贊王的報告是“壹首抒情詩”，在《介紹壹個合作社》壹文的批語中引用了王的報告說：“十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 在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將1958年的鋼產量大幅調高到800萬噸。然而會後，他對800萬噸的鋼產量又不滿意了，要求當年的鋼產量翻番，召集主管經濟的陳雲、薄壹波和冶金官員開會討論鋼產量翻番的辦法。陳、薄等知道，若不按毛澤東的指示下達計劃烏紗不保，下達計劃的完不成還是烏紗不保。於是，他們想出了讓毛澤東在數字上實現妄想的辦法——搞“土爐子”。他們非常清楚“土爐子”煉不出鋼，但相信沒有人敢質疑“土爐子”煉出的不是鋼，相信這樣可以湊出毛澤東要求的鋼產量。於是，陳、薄半路修改了當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將鋼產量高調，陳雲出面向毛澤東呈上了以“土法煉鋼”為主要內容的“八條意見”。毛澤東贊賞“土法煉鋼”辦法，決定推行。7月底，毛向來訪的赫魯曉透露了鋼產量當年翻番的計劃。赫魯曉夫憑常識斷定毛的計劃是無稽之談，壹笑置之。而赫的顧問阿爾希波夫則向薄壹波明確表示鋼鐵半年翻番計劃實現不了。薄不便如實相告，只糊弄說：“我們有群眾路線，把土法煉鐵煉鋼加上去，計劃壹定能實現”。阿不接受這樣的糊弄說法，直言“土法煉的鋼不能用”。[41]



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主導政治局通過了“大躍進”決議，要求1958年糧食、棉花、鋼鐵的總產量比1957年翻番。會後，中共中央發表了《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公報，向國人吹牛說，在余下的四個月裏可使當年鋼產量翻番。會後，負責完成煉鋼指標的陳雲、薄壹波召開了全國工業書記會議，逼迫下級在數字上完成翻番，陳作指引說：“完成鋼產量指標，土爐子是關鍵”，薄傳毛澤東的話說：要破除迷信，美國算不了什麽，用不了壹二十年，蘇聯可以變為兩個美國，我們可以變為四個美國。[42] 在1958年的後四個月，各省委書記親自掛帥，指揮上億國人建土爐子煉鋼。土爐子熱潮中，中南海裏也建了土爐子給毛澤東看。為完成吹牛指標，毛澤東下令收廢鋼鐵投入土爐子湊數，指示將寧波、膠東等鐵路線拆除煉鋼。據毛此令，基層官員們采取逼迫手段，提出“傾家蕩產大搞鋼鐵”口號，強迫老百姓將家裏的菜刀、炒菜鍋、鐵荷葉、鐵門把，甚至婦女的鐵發夾交出來扔進土爐子。各級官員為保烏紗各出奇謀：湖北大員王任重下令在鐵路兩旁修起小高爐煉鋼，組織男女老少作煉鋼表演糊弄來視察的毛澤東；安徽大員曾希聖拿正規鋼廠出產的壹塊鋼給毛澤東看，稱是土爐子煉出來的；廣東大員陶鑄放出了日煉生鐵達到了878噸，煉出燒結鐵、海綿鐵1169噸的“煉鋼衛星”。[43] 整個“大煉鋼鐵”運動中，從毛澤東到基層幹部，無人不吹，無人不騙。



各地的土爐子大都是在地上挖個坑，盤起個大爐竈，通上風箱，放入煤炭或木柴，上堆廢鐵。爐火化不開廢鐵，土爐子壹燒就塌，人們才知道有耐火材料壹說。湘西某村以巨大山谷作為煉鋼爐，全村老少齊動員，把廢鋼鐵運至谷中，砍盡山上的林木拋入“煉鋼爐”中，讓大火持續燃燒半月。安徽大員曾希聖親自推動，創造了“煉鋼爐”之最：將壹條山溝的兩頭用土石封口堵死，砍盡山上林木與鐵礦石、收來的鐵器壹起推下山溝，放火燒上幾天。各地的土法煉鋼無非是將鐵器熔成壹砣，然後將壹砣砣鐵碴與煤碴的混合物系上紅帶子，敲鑼打鼓地送給上級報喜，聲稱煉成了多少噸鋼。在從上到下互相糊弄的“大煉鋼鐵”運動中，各地全民上山砍樹，挖煤，建“土爐子”，掀起了史無前例的破壞山林環境的狂潮。



毛澤東雖然對工業無知，但並非完全相信大員們的糊弄。他要求地方官員用各種辦法湊足吹牛數字以幫他維護面子。他在視察中禁止質疑“土法煉鋼”說：“還有壹些同誌不註意在工業方面搞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他們把在工業戰線上搞群眾運動說成是不正規，貶之為農村作風，遊擊習氣，這顯然是不對的。” 他親自控制報刊、廣播發布虛假的鋼產量消息。10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求全國日產鋼鐵6萬噸，此後各大報每日報喜，有說全國日產鋼超過10萬噸的，有說日產鋼20萬噸、生鐵30多萬噸的。11月2日，河南新鄉放出了日產生鐵102萬噸的“煉鋼衛星”。12月，當聽到手下報告1958年鋼產量翻番將勝利實現後，毛澤東八屆六中全會（武昌會議）上立即親自放鋼產量“衛星”，要求1959年鋼產量達到3000萬噸，命冶金部將原定到1962年達到2000萬噸鋼產量的計劃指標提高到9000萬噸。



全民煉鋼並非由於民眾顛狂，而是因為人們別無選擇。千百年來，統治者不可能壟斷民眾生活的全部，農民自耕存糧，不受官府控制，民眾有擇業，遷移的自由。在壹個地方受到壓迫可以選擇遷移。而在新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後，服從中共指揮是唯壹活路。農村人民公社化後，農民的房子、鍋竈被拆了，沒有外逃之路，除了服從基層幹部的調動沒有別的活路。於是，九千多萬農民放著成熟的莊稼不收割而上山煉鋼。對農民來說，這時去收割莊稼與去煉鋼沒有區別。因為，人民公社將壹切歸公，收獲糧食政府要拿走，收與不收都壹樣。“社會主義改造”將農民的私產充公，將自耕農變成了農奴，使農民不僅喪失了播種的積極性，甚至喪失了收獲的積極性。1958年是個大豐年，但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都上山煉鋼去了，成熟的莊稼沒人收割爛在地裏。被迫上山煉鋼的農民極其悲慘，成為不許下山，“生活軍事化”，喪失人身自由，在冬天降臨的饑荒中大批餓死、凍死。



年底，新華社發布消息說，1958年鋼鐵總產量為1108萬噸，在數字上算是為中共在北戴河會議公報中的吹牛圓了場。但實際上，1958年的實際鋼產量沒有增長，還是正規鋼廠生產的500多萬噸，另外的500多萬噸是各地虛報和《人民日報》吹的來的假數字，其實物是全國土爐子旁邊堆積成山的廢渣砣子。全國四個月的“大煉鋼鐵”胡鬧只為了滿足毛澤東壹人的妄想。這就是毛要達到的全民聽從他壹人指揮理想社會，這就是毛澤東心目中的“抒情詩”。



造假的鋼產量數字公布後，大煉鋼鐵災難並未結束， 1959年，在饑荒蔓延全國的情況下，毛澤東指示主管經濟和計劃的副總理李富春、薄壹波說：“辦鋼鐵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今年要動員7000萬人來幹。我們處在被輕視的地位，就是鋼鐵不夠，要繼續躍進。不僅資本主義看不起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不給技術，憋壹口氣有好處。十年搞壹億噸，上天”。[44] 於是，在1959、1960年的大饑荒中，仍有數千萬人餓著肚子在土法煉鋼，數百萬農民餓死在了土爐子旁。



大煉鋼鐵運動造成了國民經濟數幾百億元的損失。這壹損失遠遠超過了第壹個五年計劃工業投資總額。大煉鋼鐵運動還是壹場全民砍樹毀林，破壞環境、破壞古建築的災難。運動中，各級政府為怕被戴上右傾帽子，不計後果地下令砍樹為柴，廣東增城的荔枝樹被砍伐為柴，浙江蘭溪珍貴的烏桕幾乎被砍絕。基層領導們還下令拆古建築，拆磚塊拿去建土爐子，拆珍貴木料拿去作柴燒。經過大煉鋼鐵後，大片青山綠水國土被糟蹋成了荒山禿嶺。今天的國土荒漠化，嚴重的水土流失，肆虐沙塵暴的原因之壹就是1958年大煉鋼鐵。



從清末到民國，歷屆執政者的權力和行為都受到制約，沒有哪壹位執政者完全控制所有報刊，消滅壹切反對和批評的聲音。歷屆執政者認為在輿論批評中執政很正常。如果清政府強迫全民“大煉鋼鐵”，早會有眾多“庚子五大臣”那樣有識之士出來死諫；如果民國政府如此胡作非為，反對派勢力和輿論也早已出來制止。而共產革命帶來了空前的專制，中共取締了壹切獨立報刊、電臺，反右運動消滅了壹切反對聲音，毛澤東為所欲為不受任何制約，中共高層全體附和毛的妄想，沒有人敢提出半句批評。於是，中國發生了“大煉鋼鐵”這樣全世界最黑暗的暴政。



“大煉鋼鐵”災難不可能發生在清末、民國還有壹條重要理由，就是前朝統治者們愛民。沒有哪壹位統治者以禍害百姓為樂。而毛澤東不同。他完全不關心百姓死活，心中只有他的中國皇帝夢，世界領袖夢。並且，不顧百姓死活的不只毛澤東壹人。中共高層中關心百姓死活，為民請命，敢講真話者早就成了“反黨分子”、“右傾分子”，被踢出了官場，其他人都不顧百姓死活，助毛為虐，因此得以在官位上生存下來，而這些事實是遍布全國的革命紀念館都不會告訴後人的。



修水利運動



​大躍進運動的壹項重要內容是修水利。根據毛澤東的“三化指示”，徐水縣不顧地方財力條件和老百姓死活開建大型水利工程，將農民編成團、營、連，“窪裏吃，窪裏睡，白天黑夜連軸轉”。中共將這樣的“徐水模式”推廣全國，將數千萬農民編制成軍營，送去水利工地作奴工。由於生活條件惡劣，沒有安全保護和傷病饑餓，修水利的民工大量死亡。當時廣泛宣傳的“平陸事件”（六十壹個階級弟兄中毒事件）是修水利民工苦難的縮影。



“大躍進”運動中，三百多平陸農民被編成軍營，在饑餓中服苦役，沒有人身自由，連過年都不得休息。排長張德才因說了句“死了人是因為吃不飽”的實話而被撤職、批鬥。他決定對主持批鬥的副連長投毒報復。行動前，他想了個心願，給女兒買壹雙花鞋。但他窮到沒有錢買壹雙鞋。他遍向同營的民工借錢而不得。大家不借錢不僅因為他是批鬥對象，還因為人人都與他壹樣窮。無法了心願，張德才決定報復社會，將毒投到了食堂大鍋裏，民工集體中毒。山西衛生部門緊急向北京求援，北京有關部門安排空運註射劑到山西，中毒民工獲救。事件發生後，黨報按照“報喜不報憂”的慣例不予報導，但《北京晚報》的壹篇題為《千裏急救》的報導使事件傳遍全國。隨後，《中國青年報》的發表了《為了六十壹個階級兄弟》壹文，在其中寫道：“壹滴水能反映出太陽的光輝，壹件平常事足以體現我們時代最美好的思想、最高尚的風格”。根據中宣部的指示，新聞界、文藝界掀起了以“平陸事件”為題材歌頌大躍進的熱潮。其實，中毒的六十壹位民工中有不少人是被送到民工營勞改地主富農子弟和所謂反革命家屬，是當局所謂的階級敵人。他們暫時被宣傳成了階級弟兄，宣傳熱潮過後，他們繼續遭受迫害。[45] 將數億農民淪為農奴，餓死累死的苦難完全掩蓋，將農民窮到買不起壹雙鞋的苦難宣傳成“最美好思想、最高尚風格”的故事，這樣的事很難讓後輩青年相信。



甘肅省的“引洮上山”是大躍進水利工程的代表作。它計劃以1400公裏長、翻山越嶺的水渠引洮河水到黃土高原，調十七萬民工修了三年，造成兩千多民工死亡，結果完全無用。大躍進中的大部分水利工程是這樣的“血淋淋”的浪費，許多工程半途停工，建成的工程多半是病庫險壩，在隨後二十年中大量崩潰。例如在1975年的特大暴雨中，河南板橋、石漫灘等六十座水庫崩潰，致遂平、西平、汝南、平輿、新蔡、漯河、臨泉等七縣壹片汪洋，造成二十四萬人死亡，是世界歷史上因人為技術原因死人最多的災難。如此多的水庫壹起潰壩不能全歸因於天災，主要原因是“大躍進”修水利不講科學，粗制濫造的人禍。



黃河三門峽水利工程是“大躍進”水利工程的另壹代表。1952年，毛澤東在河南考察期間聽取了當時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的匯報。毛問：“黃河漲上天怎麽辦？”王建議在黃河流域三門峽等處分別建設四十多座大壩以控制黃河洪水。毛澤東聽罷說：“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決心建大壩的水電部和黃河水利委員會將這句沒有具體意義的話作為了建壩的批準證書廣為宣傳，邀請蘇聯專家組來華勘查設計三門峽工程，向蘇聯專家提供了虛假的黃河泥沙量數據。根據虛假資料，蘇聯專家同意了水電部門提出的高壩全部攔沙，清水下泄的方案。王化雲將此“黃河變清”的計劃直接報毛澤東，毛表示贊賞後，壹個大型水利項目就這麽稀裏糊塗地決定了。毛澤東決定建三門峽大壩，除了因為愛聽“聖人出，黃河清” 的頌揚之外，還因為水電部門吹噓的大壩將使全國的發電能力翻番的說法，期望大壩能帶來巨大發電能力，支持他的軍工、核武器計劃。當時，陜西省強烈反對這壹規劃，因為他們憑常識知道，三門峽大壩壹建，下遊可以免除洪水了，但擡高水位將淹沒陜西大片良田，增加陜西的水患。但人大以鼓掌方式通過了建三門峽大壩議案，陜西代表的反對聲音被淹沒在掌聲中。



對於人大沒有經過專業論證就通過建三門峽水庫的議案，留學歸來的水利專家黃萬裏向黃河流域規劃委員會提出了《對於黃河三門峽水庫現行規劃方法的意見》，指出“三門峽築壩後，下遊的洪水危害將移到上遊，出庫清水將危害下遊堤防。”1957年，黃河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開工。兩個月後，周恩來召集七十位專家舉行 “三門峽水利樞紐討論會”。與會專家們知道毛澤東和人大已以批準，工程已經開工，不再發表反對意見。黃萬裏不考慮政治風險和個人得失發表反對意見說：“建壩攔沙讓黃河清的設計思想基礎錯誤，違反自然規律，清水出庫對下遊河床也不利。黃河泥沙量全世界第壹，建壩方案沒有提供解決泥沙淤積有效辦法。按方案建壩後，潼關以上流域會被淤積，並不斷向上遊發展，屆時不但不能發電，大壩還將把下遊的洪水搬到上遊。”對黃萬裏的反對意見，周恩來也說了不算。當年，紀錄片《1957年國慶節》中的《祖國頌》歌曲將“三門峽上工程大, 哪怕它黃河之水天上來”之句唱遍全國，三門峽工程成了社會主義象征，不能再批評。提出批評的黃萬裏被毛澤東親自劃為右派分子，然後被報復性地安排到三門峽大壩工地勞改。在大饑荒中，耗資巨大的三門峽工程理應停工，以救災為要。但周恩來揣摩聖意為政，決定特別優先保證該工程投資。這壹工程是水電部門的“釣魚工程”，即先將投資少報，獲準開工後再迫使財政追加投資。開前上報的十三億元預算在大饑荒中被追加到四十多億元。這筆相當於四十座武漢長江大橋的投資在大饑荒中可買800億斤糧食，救全國饑民於不死。



1960年，三門峽水庫建成蓄水，黃萬裏警告的災難立即出現，泥沙淤積嚴重，致高壩低用，設計能力報廢。然而，災難才剛剛開始。泥沙迅速淤積上遊潼關、渭河，使渭河成為懸河，黃河回水倒灌威脅西安和關中平原，淹沒兩岸農田數十萬畝，迫使壹些縣城搬遷，導致富饒的關中平原堿化、沼澤化，糧食年年減產。實際情況恰如黃萬裏所警告，三門峽大壩把河南小災難搬到陜西變成大災難。在1962年的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上，陜西省代表提交提案，請國務院從速采取措施救陜西的淤積災難。水電部為避免被追究責任，要求勞改中的黃萬理支招。黃萬裏趕寫出了《改修黃河三門峽的原理和方法》報告。周恩來決定對三門峽工程改建。在改建工地，黃萬裏面對被炸得千瘡百孔的大壩落淚了。他清楚，傾國財力建成的三門峽工程不僅成了廢物，更成了禍害。經過改建，大壩原設計發電量的120萬千瓦僅剩了零頭20萬千瓦；耗資巨大的改建並未解決上遊淤積問題。毛澤東得知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的發電能力只剩下零頭，怒言要把大壩炸掉，從此再不提黃河之事了。毛澤東時代結束後，三門峽水庫成了巨大遺害，存廢兩難。若存，上遊洪水威脅，陜西“小水大災”無盡頭；若廢，下遊生態、社會問和百萬移民問題無法解決。當年在論證會上支持三門峽水庫方案的原水電部長錢正英和專家張光鬥承認：三門峽水庫是個錯誤，應該盡快放棄發電，停止蓄水。



廬山會議



中共的大煉鋼鐵、大修水利暴政造成1958年秋糧無人收割，壹半爛在了田裏。秋收6102;，中共中央下令按吹噓到幾倍、十幾倍的“放衛星”高產指標征糧食，各地基層將秋糧全部收走仍不能完上級下達的征購任務，只好組織人挨家挨戶將農民的口糧搜刮殆盡。年底，各地公共食堂斷糧，農民開始大批餓死。各地大員紛紛呼籲召開中央會議，叫停大躍進和高指標征糧。毛澤東手上有各地的饑荒報告，和請求停止高指標征糧的報告，但他相信農民翻不了天，要求加大力度征糧出口，以為快速軍事工業化換外匯。在反右傾運動的高壓之下，高層們不敢對毛澤東的政策提出批評，更不敢向他挑戰。1959年3月底，中共中央於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毛澤東主導下作出決定，把糧食征購率從1958年的29%提高到40%。這時，饑荒已經蔓延十五省，告急報告越來越多。毛澤東感高層中對提高糧食征購比率的不滿，決定召集眾高層到廬山避暑，聲稱“開壹個遠離喧囂，開懷暢談的神仙會，讓大家發發牢騷”。6月，毛澤東由韶山乘船到九江，然後上了廬山。期間，他寫下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裏可耕田”等詩句，顯示他對十幾省的饑荒全不在意。



1959年7月2日，中央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廬山會議）在廬山上開幕。毛澤東將親信擴大進會議，將會議分成大組漫談，任命柯慶施、李井泉、陶鑄、王任重等“大躍進”骨幹為大組組長，指定秘書組負責記錄及編制會議簡報，以確保對會議進程控制。他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話為會議定下了調子，以“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的說法回避正在擴大的災難，拒絕接受各地請求降低糧食征購指標和增加糧食返銷的要求，堅持按“放衛星”的指標多征糧食。與會者都清楚“大躍進”造成災難之嚴重，但他們又清楚，發言記錄將報到毛澤東手上，於是誰都不提饑荒。劉少奇帶頭以“成績要講夠，缺點要講透”[46] 的說法繞圈子，會議真成了避暑“神仙會”。



被分在西北小組的彭德懷對會議在各地饑荒情況下閑扯不滿。年初，他到了家鄉湖南和甘肅等地，了解到大躍進給農民帶來的災難，年中，他率軍事代表團出訪，聽到了蘇聯和東歐各國高層對中國大躍進的批評，受到震動。他決心回國後說服毛澤東改變大躍進政策。在廬山小組會上，他打破沈默說：“現在是個人決定，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會下，他想找毛澤東當面談被衛士擋駕。回到住處，他給毛澤東寫信。彭德懷寫信反映意見是毛澤東鼓動的結果。半年前，毛澤東在長沙觀賞了湘劇《生死牌》，然後在八屆七中全會（上海會議）上發號召說：“海瑞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麽尖銳，非常不客氣。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們的同誌哪有海瑞那樣勇敢。我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看了。我們又不打擊又不報復，為什麽不敢大膽批評，不向別人提意見？明明看到了不正確的，也不批評鬥爭，這是庸俗。不打不相識嘛”。響應毛“大膽批評”的號召，彭動筆寫信表達批評意見。他這封後被稱為“萬言書”的信其實只有3700言，分兩部份。第壹部份是毛澤東愛聽的話，贊揚大躍進成績主要，缺點次要；第二部分指出大躍進給農民帶來困苦，希望結束大躍進政策。7月14日，彭德懷把信交給了毛澤東。毛閱後沒有召彭談話，也沒有復信。他不是在考慮彭的批評意見，而是在想怎麽整肅彭德懷。



兩天後，毛澤東重施“引蛇出洞”伎倆，將彭的私信以《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為題印發會議代表討論，引誘反對大躍進者發表批評意見，同時宣布延長會期，壹邊分組討論彭的意見書，壹邊增加幾天休息，稱讓代表們在廬山上逍遙。在小組會上，絕大多數與會者清楚犯毛澤東忌諱的後果，在討論中不談問題，只唱高調。只有彭德懷、張聞天等幾人有些溫和的批評。彭德懷批評毛澤東說：“人人有責任，人人有壹份，包括毛澤東同誌在內。1070萬噸（鋼產量）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有責任！浮誇風、小高爐等等，都不過是表面現象，缺乏民主、個人崇拜才是這壹切弊病的根源。”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張聞天在第二組作了近三個小時的講話。就在張聞天將要發言的當天早晨，胡喬木還打來電話予以關照，要他少講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大煉鋼鐵和得不償失的問題。張聞天感到大躍進的問題已經相當嚴重，拒絕沈默，批判大躍進的問題。第二組組長是柯慶施指揮數人不斷打斷張聞天的發言，提出質疑。張按照自己的既定提綱，滔滔不絕說：有人說，多說大躍進的缺點錯誤，就會使人泄氣，就會打擊群眾的積極性，但缺點定要講透，缺點要經常講，印象才會深刻，才有利於改正缺點。我們從前犯過盲動主義，毛澤東經常提及。對缺點不要輕描淡寫，要采取鄭重態度。他直指大躍進中比例失調，指標過高，求成過急，虛報浮誇，強迫命令，不允許講話，不允許懷疑，否則就扣“懷疑派”“觀潮派”等帽子。如鋼鐵指標過高，其它指標也被迫跟著上，造成全面緊張和比例失調，基建戰線太長，“三邊”(邊勘查、邊設計、邊施工)做法浪費太大，工程質量也差，新增工人太多，招2,000萬，人浮於事;企業產品不成套，任務朝令夕改等等惡果。胡喬木要張聞天不要講大煉鋼鐵問題，暗示為這是毛澤東的忌諱。張聞天繼續說道：“全民煉鋼不單賠了50個億，最大問題還在9,000萬人盲目上山，使農業生產受到損失，豐產不能豐收。‘全民煉鋼’的口號本身是不妥當的。去年幹什麽事情都是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寫詩’，搞得百姓不勝其煩。”他建議取消“吃飯不要錢”，改為實行社會保險，照顧喪失勞動力的人。他說：我們不能搞平均主義，還是要按勞分配;現在有些人把供給制、公共食堂等同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其實這完全是兩回事，社會主義並不壹定要采取供給制、公共食堂這種辦法。彭德懷的意見書主要篇幅是頌揚大躍進，講成績，講優點，只有壹小部分揭問題。而張聞天的發言滔滔不絕講三個小時，萬余言，基本都是揭露問題。最後，張聞天表示支持彭德懷的信，批評共產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受彭德懷、張聞天發言鼓舞，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湖南省委第壹書記周小舟等務實官員在會上發言表示贊同彭的意見，發言批評了“大躍進”。最了解“大躍進”的災難情況的周恩來在會上沈默，但在會下向彭德懷發“大躍進”的牢騷說，糧食產量數字有弄虛作假問題，鋼、鐵、煤的計劃不能完成等等。彭德懷質問：“這些情況為什麽不到大會上講壹講呢？”周說：“講這些困難會被誤會成泄氣，不好。”彭德懷直指：“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47]



在會議目的壹時達不到延長會議，在會下暗中布署是毛澤東遇到挑戰時法寶。在遵義會議、洛川會議中計劃受阻時他都曾提議休會，在會下活動，然後在復會時達到了目的。在廬山會議休息的幾天中，毛澤東采取了壹連串行動：急召林彪、彭真上山，讓林出面對付彭德懷；以宣布彭真代周恩來主持會議的方式敲打周；邀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壹起遊泳，請王向劉轉達特別的關心與問候；邀王任重等各地大員遊泳、共進午餐，要求他們就整肅彭德懷作出表態。得毛澤東的問候，劉少奇陷入抉擇的痛苦。他清楚毛澤東問候是讓他就整肅彭德懷表態，清楚如果站出來支持彭德懷有可能壹舉扭轉大躍進的政策，但更清楚挑戰毛澤東的後果。從延安到北京，他追隨和吹捧毛澤東而升遷。八大上，他挑戰了毛的獨裁，制定了反冒進、反個人獨裁的八大路線。會後，毛澤東立即反對八大結果，他不敢說毛也應服全黨的決定。八大後不久，他被毛成立整風運動領導小組架空。為贏回毛澤東的信任，他主動拋棄八大路線，在南寧、成都，北戴河等系列會議上加入了歌頌了毛澤東熱潮，支持了毛澤東“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大煉鋼鐵”、“放衛星”、“高征購”等壹系列政策。作為“大躍進”的第二決策者，他也不能言錯，言錯意味要負第二位責任。在抉擇面前，他“心情沈重，整天關在辦公室裏不出來，每天要吃很多安眠藥才能入睡”。[48] 經過幾天考慮，劉少奇決定趨利避害，繼續追隨毛澤東。周恩來等其他高層沒有劉那樣的抉擇痛苦。他們知道支持彭德懷意味潘復生那樣下場，毫不猶豫地表態追隨毛澤東。



7月23日，毛澤東召集復會。他發表講話說：忍了多少天，現要反擊右傾份子彭德懷對人民公社，對大躍進的攻擊。他號召反擊右傾機會主義者對三面紅旗的汙蔑，稱大躍進成績是九個指頭，錯誤是壹個指頭，聲言“如果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滅亡了，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妳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是會跟我走的。”毛澤東殺氣騰騰的言論震懾了全體高層。柯慶施等大躍進骨幹立即跟隨發言攻擊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等眾高層表態支持“大躍進”和 “反右傾”，加入了批彭，會議從原定對“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糾錯議題轉為了“反右傾”。



當天會後，彭德懷找毛澤東面談被拒。隨後，他去與黃克誠、周小舟等人訴說，被負責監視的羅瑞卿和參與彭等聊天的李銳分別密報告給了毛澤東。戚本禹在晚年回憶錄披露：“負責會議保衛工作的是羅瑞卿。羅瑞卿當時不僅是公安部長，而且他還是中央的‘防止突發事件委員會’的負責人。羅瑞卿看到了值班戰士的記錄，也覺得很奇怪。他就親自到那個地方去看了，他在屋子前面的壹個小樹林裏觀察。直到那些人壹個壹個地從屋子裏走出來。走在最後的壹個就是李銳。李銳這個人走路和別人不壹樣，別的人走路是朝前看的，而他卻是老往後面看的。大概就跟小說裏說的司馬懿差不多。可就在他回過頭來看的時候，恰好同從小樹林裏走出來的羅瑞卿對上了眼。這壹下就把李銳給嚇壞了。以為他們的事情都已經被羅瑞卿發現了。李銳就壹個人連夜跑到主席那裏去，要求見主席。見到主席以後，他把他們在壹起開會所說的話都說了出來。在李銳向毛主席作坦白交代的時候，林克都在場。主席聽了李銳的坦白交代以後，就馬上找來羅瑞卿問了情況。然後就又把周小舟、周惠等人找來談話。李銳知道主席又找了周小舟、周惠談話，生怕他們說的要比他說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了補充的交代和揭發。把他們在壹起說的，什麽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還要壞等等的話都說了出來。李銳甚至還揭發說，在他們開小會的時候，他親耳聴到彭德懷給部隊打了電話。所以當李銳說他們是裴多菲倶樂部時，毛主席說，什麽裴多菲俱樂部，是軍事俱樂部。” [49]



第二天，毛澤東宣布會議轉為以批判彭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的“小集團”為主題，要求人人表態。頓時，神仙會成了批鬥會，四人在各自大組接受老戰友、老部下們指著鼻子批鬥。毛澤東整肅彭、黃、張，周不只是因為四位批評了“大躍進”，還因為與整肅劉伯承、蕭克壹樣，要清算與四位的歷史恩怨。對彭德懷，毛澤東有不少舊怨：長征路上林彪等人舉薦彭德懷出掌軍權被毛認為是彭的主意；彭在抗戰中違反了避戰紀律打了“百團大戰”；彭在延安反對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彭在建國後反對在北戴河圈占風景區和別墅群，直指北戴河避暑辦公制度是勞民傷財，搞特殊化、以從不到北戴河休假，不要北戴河別墅的行動拒絕特權；彭是唯壹反對從各大軍區選女兵到中南海陪舞者，還是高層中唯壹反對各地大員為毛建行宮者；彭曾罵蕭華、羅瑞卿、葉子龍等人“選妃子”、 “不幹好事”，迫使中南海文工團解散，讓毛澤東抱怨“作了和尚”等等。[50] 毛澤東對敢於批評自己的彭德懷掌軍不放心，擔心彭像朱可夫元帥那樣調動軍隊左右政局，因此在發動“大躍進”時安排林彪接掌了彭的大部分軍權，此次廬山整彭是剝奪其軍權的後續行動。對張聞天，毛澤東也有不少舊怨。長征路上，毛策劃奪權時只能推張為總書記以應付莫斯科。重掌中央紅軍軍權後，毛澤東在討論攻打打鼓新場的會上以提出辭職來否決多數意見，新任的張聞天不接受要挾，主持舉手表決批準了毛的辭職，使毛壹時不了臺，幸虧周恩來出面打圓場，說服與會者取消了撤職決定。張下令，早晨吹號後，所有人都要起床。而毛習慣早上不起，抱怨說，這類事張本來可以不管。張講究程序規則，要求開會有準備，有議程，逐項討論，作出決定。毛反對按議程開會，喜歡東拉西扯開長會，指張知識分子氣太重。壹次會上，毛澤東交議壹份文件。張拒絕說此議這次會不談。毛怒將文件扔到了地上。[51] 到了延安，毛在權力地位穩固後對張越來越不耐煩，稱張為“洋房子先生”，“言必稱希臘”（指馬列），對中國“壹事不懂”，特別對張聞天帶頭反對他與江青結合懷恨。張難以忍受毛的多疑、記恨，滿口粗話、獨裁、開長會東拉西扯，感到難與共事，承認自己不擅權鬥，主動請辭總書記淡出權力中心，以到農村搞調查為名自我放逐。張雖退出權力爭鬥，但毛認定張是國際派，計劃整肅。兩年前的反右運動中，張聞天閱毛澤東的“收網令”文章後以不寫“已閱”的方式表達了保留意見，讓毛又添新怨。對黃克誠，毛也早有不滿。建國之初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的黃克誠提出鎮反收縮，限制捕殺範圍，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壹年前，黃向毛澤東對金門炮戰提出意見說：“既然我們並不準備真打，炮轟的意義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錢，搞得到處緊張，何必呢”。這讓毛再添記恨。周小舟雖然每次接駕周到備至，但毛將他與主動建行宮的湖北王任重、四川李井泉、華東柯慶施相比，仍不滿意。“大躍進”運動中，周對放高產衛星、“土爐子煉鋼”消極應付，坦言湖南建起的五萬多座土爐子中有兩萬多個沒點過火，是交差充數的，引致毛記恨。在廬山會上，周的“高指標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之言更是刺痛了毛。[52] 當時的國人常看到毛澤東燈下辦公的照片，其中包括在廬山辦公的照片。國人不知，毛辦公不是在考慮國計民生，而通常是在閱高層們的會議發言記錄，在盤算著整肅批評者。



8 月1日，被毛澤東急召上山的林彪到會發表講話。他不談餓死人的災難，不提彭德懷的意見書，專註對彭展開攻擊，斥彭“個人英雄主義”，稱“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53] 林彪講話後，全體高層無人敢言“大躍進”有錯，更不敢提餓死人。林彪講話後，毛澤東宣布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會議轉為擴大的八屆八中全會。這樣的會議進程呈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醜惡。古來，皇帝、朝廷都自認有救災的責任，發生饑荒是要討論應對的，皇帝或要頒罪已詔，大臣要提出救災措施。而中共此時是非善惡完全顛倒，獨裁者要在饑荒中向百姓搜刮更多糧食，眾高層不敢提及饑荒，更不敢提救災，開會內容是整肅對暴政稍有微詞者。至於開會議程也是政治史鮮見的荒唐。毛澤東召集眾高層上廬山只說開神仙會，既沒有說是政治局會，也沒有說要召開中央全會。結果，他半路休會，隨意召人上山，隨意宣布為政治局擴大會議，又隨意宣布為中央全會，眾高層完全是任憑毛澤東擺布的木偶，其局面既不如封建皇朝上朝來得規矩，也沒有現代政黨的平等討論的話語空間。



8月2日，毛澤東宣布八屆八中擴大全會開始。開幕式上，毛澤東指名道姓斥張聞天道：“洛甫那時不承認錯誤，《兩條路線》書壹出，就承認了，解除了武裝。王明始終沒改，洛甫好像改了，這次舊病復發，打擺子，瘧原蟲在體內作怪，潛伏下來，有機會就出來，如今年夏天氣候。我要寫封信給妳，我看妳是有病，要大喝壹聲，妳有病!像楚太子，出身汗，就好了。”會議內容是分組將彭、黃、張，周四人等圍在會場中間繼續批鬥。通過會議記錄，毛澤東盯著每個人要求表態。多數人不溫不火的批判兩句以作交差，彭的朝鮮戰場搭檔洪學智以沈默拒作表態，黃永勝、蘇振華、肖華、宋任窮等少數人上前指著鼻子罵，從個人野心罵到“百團大戰錯誤”，罵到裏通外國、偽君子，誣陷私生活不檢點等等。[54] 眾高層們知道彭是高層中私生活最檢點者，但他們需要通過罵彭來作政治表態，沒什麽別的罵就罵生活不檢點交差。在討論彭的“萬言書”時沈默的周恩來此時不再沈默，斥彭以毛澤東表態效忠說：“彭的骨頭是犯上”，“馴服就是沒有骨頭？所有領導同誌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55]



當晚，毛澤東寫了壹封《給張聞天的信》，繼續訓斥道：“怎麽搞的，妳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裏去了，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妳這次安的是什麽主意?那樣四方八面，勤勞艱苦，找出那些漆黑壹團的材料。真是好寶貝!妳是不是跑到東海龍王敖廣那裏取來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壹展覽，盡是假的。”“昔人詠瘧疾詞雲：冷來時冷的在冰淩上臥，熱來時熱的在蒸籠裏坐，痛時節痛的天靈破，戰時節戰的牙關挫。真是個害殺人也麽哥，真是個害殺人也麽哥，真個是寒來暑往人難過。同誌，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妳這個人很需要大病壹場。”“妳把馬克思主義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記了，如是乎跑進了軍事俱樂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妳害的病與楚太子相似，建議妳壹讀枚乘《七發》，可以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綛然汗出，霍然病已。……”毛澤東下令將這封通篇不講道理，只是胡亂罵人的信印發全會，作為批鬥指引。彭、黃、張、周沒有像“庚子五大臣”那樣冒死為國，為我饑民請命，也沒有堅持講真話，而是遵循黨內規則作檢討，然後是自汙，在批鬥會上不斷往自己頭上戴大帽子，扣屎盆子，把重高層批判自己的尖酸刻薄語言不斷重復，甚至添油加醋，把自己罵得更加醜惡，以期毛澤東看到自汙記錄後高擡貴手。張聞天檢討說：“我對大躍進的偉大成績，以及缺點是十個指頭中的壹個指頭，向來是沒有懷疑的”，“我片面地誇大了某些缺點，給人的印象是問題很多，成績不大。事實上，我提的許多問題和缺點，許多已經解決，有的正在解決，有的正要去解決”，“首先是我沒有直接參加大躍進運動，對群眾的思想感情體會不深，對國內當前的政治動向認識不清;其次是由於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教條主義、誇誇其談的老毛病還沒有完全克服。”他表示願意收回在小組會上帶有錯誤偏向的發言，然後吹捧毛澤東並揭發彭德懷說：“毛澤東的路線是已經證明了的唯壹正確的路線，不能有任何懷疑。廬山會議證明了誰不跟毛澤東走，誰就會犯錯誤。可是，由於教條主義的老原蟲復活，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在反對總路線、反對毛澤東同誌這壹點上結合起來……。我對彭德懷也有不滿，可是由於宗派情緒，終於陷進軍事俱樂部去了”。彭、黃、張、周等是中共黨內少有的敢諫之士。從延安整風時起，彭德懷就是中共黨內唯壹敢於批評毛澤東的人，黃克誠也在多年後被中共紀念為“壹個壹輩子講真話的人”，連他們都檢討自汙，然後互相揭發了，可知革命家中並不存在“壹輩子講真話”者。



毛澤東不因四人檢討而留情，下令將四人隔離反省，主導全會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決議和《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隨後宣布八屆八中全會結束，接著召開關於人事變動的中央工作會議，宣布十二項人事決定，其中主要是將彭、黃、張、周四人撤職，任林彪為中央軍委第壹副主席（此前沒有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接替彭德懷），羅瑞卿接替黃克誠任總參謀長兼軍委秘書長。這些重大的人事任免是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期間的個人決定，程序上既違反憲法，也違反中共黨章。上述人事任免之後，劉少奇發表講話向毛澤東表達效忠說：“我想我是積極搞個人崇拜的。……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誌的威信。黨裏面要有領袖，要有領袖就要有威信。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運動，赫魯曉夫搞這壹手，我看也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誌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壹種破壞活動。”[56]



中共中央發布的全會公報只向國人披露了8月2日至16 日的八屆八中全會，而隱瞞了此前廬山上近壹個月的“神仙會”，隱瞞了彭德懷寫給毛澤東意見書（萬言書）和彭等四人對“大躍進”的批評發言。全會公報說：“他們對於在黨的領導下幾億勞動人民轟轟烈烈地進行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汙蔑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運動’。這是完全錯誤的。他們看不見黨領導下的壹切人民事業，成績是主要的，而缺點錯誤則是第二位的，不過是十個指頭中的壹個指頭而已”，公報將最重要的全會的結果——關於清算彭德懷等四人的幾個決議向國人隱瞞（這些內容在八年後的文革鬥彭德懷時被中央文革披露）。由於上述隱瞞，國人不知道中共在全國饑荒時在廬山上避暑閑扯，不知道彭德懷發言、上書為民請命，不知道眾高層在山上開批鬥會，不知道中共將四位發表言論者罷免。



10月6日，周恩來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署名文章《偉大的十年》，在其中寫道：“大家知道，壹九五八年是我國工農業生產特大躍進的壹年，經過核實的工業總產值比壹九五七年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六。調整後的壹九五九年工業指標比特大躍進的壹九五八年工業總產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點六。顯然，這是在特大躍進的基礎上繼續大躍進。……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采取群眾運動的方法，果然只是壹種‘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運動’，果然‘只能多塊，不能好省’，‘得不償失’嗎？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企圖用某些小型土法生產特別是小高爐的初期產品品質比較低、成本比較高的事實，來攻擊黨的總路線。但是，他們在這裏仍然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他們沒有看到，這些生產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躍進中，發揮著怎樣巨大的作用。壹九五九年，中國將要生產二千萬噸生鐵，其中約有壹半是小高爐生產的。多年來建設的大中型高爐的總容積約為二萬四千立方米，而兩年來新建的已經正常生產的小高爐的總容積就達到四萬三千立方米以上，至於小高爐的生產技術需要壹個發展過程，猶如大高爐壹樣，更是絲毫不用大驚小怪。經過今年上半年的努力，小高爐的利用系數和產品品質已經大大提高，成本已經大大降低，其中比較好的已經接近大高爐的水準……最近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批評了右傾保守思想，號召全國人民反右傾，鼓幹勁，開展轟轟烈烈的增產節約運動。這個切合時宜的決定，已經在全國勞動人民中掀起壹個新的生產高潮。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八月份的工業總產值，比七月份增長了百分之十四，九月份又比八月份猛增百分之二十七左右。鋼產量八月份比七月份增長百分之十三點五，九月份又比八月份增長百分之二十……我國的農業生產，今年雖然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災害，但是依靠我們在水利建設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別是依靠新誕生的人民公社領導千千萬萬農民同災害進行了緊張的鬥爭，許多地區的災情已經克服，可以希望在去年特大豐收的基礎上，獲得比去年更大的豐收。”將此文與周在廬山對彭德懷的私下言論對照，其蓄意助紂為虐的嘴臉暴露無遺。廬山開會的中共高層全體與周壹樣，明知饑荒蔓延全國而鼓吹“特大豐收”。



廬山會議是壹次災難性的會議。中共拒絕了彭德懷結束大躍進災難的動議，決定繼續按吹牛指標征購糧食，其結果是將幾百萬人餓死的災難擴大成了幾千萬人餓死的，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災難。廬山會議又是壹次醜惡的會議。上廬山之前，眾高層都閱知了餓死人的饑荒報告。在廬山上閑扯半個月中，他們完全回避遍及十五省的饑荒，除僅有的幾位發出些許避重就輕的批評聲音外，全體高層沒有壹個人提及嚴重的饑荒。以劉少奇、周恩來、林彪為代表的中央委員們都清楚在饑荒中繼續高指標征糧食的後果，但為保住自己的官位，大家壹起顛倒黑白，助毛為虐，批鬥為民請命的彭德懷，舉手同意繼續橫征暴斂。由於會議內容太見不得人，中共將廬山會議的情況列為最高機密，銷毀了會議記錄，廬山會議的親歷者們絕大多數至晚年都不願披露會議的實情。因為大家都想掩蓋自己參與制造大饑荒的真相。



會上的不同表現決定了高層們的日後命運。不積極批彭者受到了整肅，洪學智被趕出了軍隊，鄧華被指“假批判真保護”，後被打成“彭德懷軍事俱樂部”的主要成員，其余對批彭有保留者多被逐出了軍隊。指著鼻子罵彭德懷的蘇振華、李井泉等人在會後獲毛提升。其中李的提升成了西南數省饑荒極度擴大的重要原因。在廬山上批鬥彭德懷最積極的李井泉回四川後效法毛澤東“引蛇出洞”伎倆，先把彭德懷的“萬言書”在省內幹部中印發，讓幹部發表意見，待收集到壹批支持彭德懷的意後亮出中共中央反右傾的指示，將支持彭德懷，反對大躍進者壹網打盡。



軍委批彭



​抱著解救饑荒願望上山的彭德懷沒想到被罷官押送下山，在下山時要求警衛員開槍打死自己。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再召集千余高級將領舉行軍委擴大會議，繼續清算彭德懷、黃克誠及其支持者，召集外交系統高層舉行批判張聞天及其支持者的大會。參加了廬山會議的高級將領在廬山已經批彭表示了效忠。再次的軍委會議內容實際是要求沒有參加廬山會議的軍隊高層人人表態。



8月21日，軍委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了擴大會議。沒有參加廬山會議的將領們知道，批彭對個人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不批則後果嚴重，於是爭相落井下石。留守北京沒上廬山的陳毅狠批彭德懷說：“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代表，在廬山公開跳出來反對毛主席，應當徹底批判”；[57] 西北野戰軍副司令員張宗遜不留情面地狠批老上級彭德懷；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鐘奇甚至指著彭德懷的鼻子說“彭德懷，妳也有今天”，再壹拳將彭打倒；北京軍區副政委王紫峰則把紙簍當高帽子扣到了彭帥頭上；蕭華等其他野戰軍將領也積極批彭表態。8月24日，周恩來到會作了《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堅決粉碎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陰謀集團的活動》的報告，以元老資格為毛澤東的彭在歷史上與他不合作的說法作證，歷數“彭德懷三十年來反對毛主席”。



少數不認同批彭的高級將領立即受到整肅，其中萬毅中將被監禁，鐘偉少將當場高呼“批彭無中生有，造謠惑眾”，被戴上手銬，押出會場。批鬥會後，毛澤東將中央軍委改組，正式以林彪主持軍委，提升了廬山會議上批彭積極的賀龍、譚政、羅瑞卿等人。



反右傾運動與反瞞產私分運動



​1958年秋收時，毛澤東下令按“放高產衛星”吹出來的指標征購糧食。這樣的征購指標比實際糧食產量高出很多倍，不可能完成。完不成征糧任務，各地大員需要給毛澤東個說法。大家都清楚按“高產衛星”指標征糧之暴虐，但沒有人敢說破。率先吹出“千斤縣”的廣東大員陶鑄、趙紫陽又率先推出了“瞞產”說法向毛澤東交差。1959年1月，趙紫陽在《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中說：“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陶鑄在報告上的批示：“去年大豐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必須堅決反瞞產”。[58] 與廣東的大員壹樣，湖北的王任重也將糧食收購任務完不成歸咎於是農民藏糧，在2月的講話中說：“今年鬧糧食問題是思想作怪，不是真的沒有糧食。……吵糧食是為了少賣余糧，為了瞞產私分，不是真的缺糧。”“至於瞞產的花樣，真是多得很，就像我們過去對付日本人壹樣堅壁清野的辦法，放到山洞裏，埋到地下，用各種各樣的辦法瞞產藏糧，生產隊的幹部對付大隊幹部，大隊幹部對付公社幹部，公社幹部對縣委，有相當大的壹部分人不講實話。” [59] 毛澤東早就收到了各地關於餓死人的報告。他將饑荒歸咎於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閱趙紫陽的報告後，毛在3月初的中共中央鄭州會議上以趙、陶的報告為證據說：“除少數災區外，全國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壹九五三年和壹九五五年那兩次糧食風潮都有過之無不及。”[60]



7月，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否認農民缺糧，拒絕降低征糧指標，稱“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借糧食問題向黨發起猖狂進攻”，要求以“反右傾”與“反瞞產”的辦法完成征糧任務。會後，中共中央連續下達文件，要求基層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 和“反瞞產私分運動”，秋收時“先國家，後集體”，“先安排征購後再安排生活”，把農民私藏的糧食挖出來，嚴令各地必須完成糧食調出計劃，不能推遲。1959年的全國糧產量只有3400億斤，比1958年減少了400多億斤。各地幹部在“反右傾”運動逼迫下虛報的糧食產量為5400億斤。毛澤東要求按虛報的高產數字多征幾百億斤糧食，並發話秋收時征糧要“先下手為強”。按此要求，各地實行 “就地收割，就地征購，就地入庫，入庫封倉”，以防農民藏糧。以河南省唐河縣為例，中共將1958年已經高達30％的糧食征購比例再提高，達到54％。[61] 經過如此“就地征購”，除基層幹部掌握少量糧食開小竈外，農村的糧食，包括口糧，種子糧，被搜刮殆盡。房子被拆，鍋被砸了煉鋼的農民陷入了絕境。



由於虛報的糧食產量過高，各地在“就地征購”後仍完不成上級規定的糧食調出任務。從毛澤東、各地大員到基層幹部都將完不成高指標征糧的原因歸因於農民隱瞞了產量，私分、藏匿了糧食，幹部中的“右傾分子”征糧不力。於是，中共指揮各地基層組織起反瞞產工作隊，挨家挨戶搜刮糧食，將幹部、農民集中看管起來，不給飯吃，不給水喝，捆打逼供藏糧地點，找到糧食才放人。工作隊再順藤摸瓜，抓更多的人逼迫他們告密，以宣布揭發者可分享挖出糧食的壹半等辦法挑動農民間互相陷害。反瞞產工作隊不僅自己毆打農民逼交糧食，還逼迫農民互相毆打。在河南信陽，征糧隊在“反瞞產”中施用酷刑有百種之多，打死逼死八萬余人。[62] 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基層幹部營造出了 “不打人就右傾”的環境，以是否動手打人為衡量“反瞞產”工作隊員是否右傾的標準。在甘肅通渭，征糧隊把藏了糧食的婦女剝光衣服遊街示眾。[63] 在廣東，華南局書記趙紫陽在雷南縣召開反瞞產大會，規定主動坦白的幹部可以保留糧食，不坦白者不準回家。在他領導下，廣東各縣遍設查糧隊，挨家挨戶搜查糧食，將農民家中糧食，黃豆、花生、芝麻、菜種搜刮壹空。壹向余糧的廣東在鄰近的香港接受了大量的饑民的情況下仍餓死百余萬農民，證明了廣東“反瞞產”之暴虐。在山西壽陽，中共縣委將壹億多斤的糧食產量虛報成兩億多斤，按照壹億斤征糧，給全縣農民僅留下包括籽種、飼料在內的兩千多萬斤口糧，人均口糧僅留下百余斤。執行中共中央的反瞞產私分指示，中共壽陽縣委以興修水利、大辦工業和城市建設為由向全縣農民集資400多萬元。羊頭崖公社這年人均收入僅46元，而集資任務每人50元。上湖公社收入總計80萬元，給各村分配的集資任務卻高達百萬元。中共壽陽縣委挖糧集資的手段包括，派搜索隊強搜，翻箱倒櫃，挖地刨墻，私設公堂，施用刑罰二十多種拷打逼要等等。在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的“挖糧集資”運動，中共壽陽縣委抄家萬余戶，掠奪財產兩萬多戶，殘酷鬥爭三千多人，害死數百人，是為駭人聽聞的壽陽事件。在中共中央必須完成征糧任務的逼迫下，各地“反瞞產私分運動”發展成了幹部率民兵的武裝搜糧。不言而喻，武裝搜糧意味著槍殺饑民。武裝征糧之外，各地還實行了武裝護糧。饑荒之初，絕糧饑民還有力氣冒死偷糧搶糧。各地政府派軍隊、警察、民兵武裝守護糧倉糧庫，下令對偷糧搶糧者格殺勿論。不過，各地槍殺偷糧饑民的數字不大。因為，饑荒之初，饑民中少有冒死搶糧者。隨著饑荒持續，饑民們有膽無力，站都站不起來，無力再搶糧。



“反右傾”運動的禍害不光在農村，“5.9大同礦難”是“反右傾”造成工礦災難的典型事件。按照毛澤東“兩本賬”的要求，中共向工礦企業下達了異想天開的生產任務指標。敢於講實話，敢於堅持規章制度的基層領導人被以右傾罪名清洗，新的基層領導在上級層層下壓的高指標面前，拋棄規章制度，不顧工人死活地要求各礦打高產戰役，搞井下“大比武”，導致大同礦務局老白洞礦682人死亡的煤塵大爆炸事故，是為世界采礦史上死人最多的礦難。事故後，當局將這壹大礦難隱瞞（大同礦難三十八年後被披露為世人知曉），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拍著桌子怒斥大同礦務局領導“沒良心”，將責任推到了基層領導頭上。挨了罵的大同礦務局領導再罵下級，各級領導層層效法，逼迫基層開展“抓階級敵人”運動，結果事故期間該下井而沒有下井的工人、主管安全的工程師，負責通風、供電、運輸段的技術員，甚至事故後回鄉的礦工被內定為 “破壞嫌疑分子”，受到批鬥，撤職等迫害，使礦難後受“反右傾”運動受害的人數超過了事故遇難人數。



最醜陋的人大會議與城市人民公社運動



​各地饑荒中，中共控制所有報刊媒體，將餓死人的消息嚴密封鎖，繼續鼓吹大躍進。在毛澤東親自控制下，《人民日報》1960年的元旦社論題為《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1月，中共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宣布1960年將是又壹個大躍進年，提出“持續大躍進”，“三年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五年趕上英國”等口號。



3月底，中共召開了二屆人大二次會議。根據毛澤東定下的調子，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在《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的報告中繼續鼓吹大躍進。會上，人大代表們無人敢提餓死人的情況，無人呼籲救災，全部發言都是報告各自地區形勢大好。會議通過了《關於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的決議》，宣布進壹步推進“大躍進”。《人民日報》在會議期間發表了題為《壹定要繼續躍進，壹定能繼續躍進》和《為完成和超額完成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而奮鬥》兩篇社論。可以說，這次會議是古今中外最醜惡的壹次國會會議，中共和參加這次會議的全體人大代表對當年兩千萬人餓死負有罪責。面對如此黑暗的人大會議，國人不能不懷念清末資政院、咨議局，民國參議院、參政會、國民大會上代表為民請命，抨擊時弊的政治氣象。



人大代表們在大饑荒中歌功頌德，文藝界更是如此。中科院長郭沫若在人類空前的大饑荒中寫詩道：“開門迎春節，旭日滿堂紅。四海頌歌樂，連年躍進雄。隴頭照瑞雪，天下扇東風。公社誠哉好，千秋慶歲豐”；“上遊無上須爭取，路線光芒照大千”；“人人齊唱《東方紅》，意氣風發心情舒，萬歲萬歲長歡呼！”[64] 周谷城的《獻衷心．五壹節晉見毛主席》詩、賀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望星空》詩，郭小川的《林區三唱》、《甘蔗林——青紗帳》、《廈門風姿》等詩、楊朔的《荔枝蜜》、《海市》、《雪浪花》、《茶花賦》等散文、傅抱石的《韶山全景圖》、《江山如此多嬌》、《韶山組畫》詩及《政治掛了帥，筆墨就不同》文、李可染的《清平樂·六盤山》和《七律·長征》畫作、歌曲《馬兒啊,妳慢些走》、《社員都是向陽花》、《眾手澆開幸福花》等等廣為人知，其中不少作品還編入了小學教材。歌詞“馬兒啊，妳慢些走慢些走，我要把這迷人的景色看個夠”，“家家愛公社，人人聽黨的話”，“千朵花啊萬朵花，比不上公社的幸福花，毛主席栽花咱們來澆水，眾手澆開幸福花”。楊朔在其頌歌散文《荔枝蜜》中寫道：“喝著這樣的好蜜，妳會覺得生活都是甘甜呢。……只見成群結隊的蜜蜂出出進進，飛來飛去，那沸沸揚揚的情景，會使妳想：說不定蜜蜂也在趕著建設什麽新生活呢？……透過荔枝樹林，我沈吟地望著遠遠的田野，那兒正有農民立在水田裏，辛辛勤勤地分秧插秧。他們正用勞力建設自己的生活，實際也是在釀蜜——為自己，為別人，也為後世子孫釀造著生活的蜜。這黑夜，我做了個奇怪的夢，夢見自己變成壹只小蜜蜂”。在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饑荒中，黨文藝家們沒有，也不可能出現壹件《三吏》、《三別》、《賣炭翁》、《流民圖》那樣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相反，他們在遍地餓殍的幾年中創作出了眾多優美的歌詞、散文、詩歌、畫作，這實在讓人毛骨悚然。文藝家壹旦成為黨權附庸就沒有了良知。這種情況是蘇俄輸入革命的結果。蘇聯宣傳的“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就是這樣，接受斯大林的豢養，享受別墅和數十侍從，為斯大林歌功頌德。[65] 在黨權專制之下，獨立的文藝家沒有生存空間，中國的文藝家們與高爾基壹樣，為了生存，必須為中共唱頌歌。



毛澤東在大饑荒中提出“持續躍進”主要內容有二，其壹是繼續按“高產衛星”的指標搜刮糧食；其二是在城市裏也搞人民公社化運動。按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社會構想，全國是壹個大人民公社，城市的人財物也不能獨立於共產黨調動之外。1960年3月，毛澤東在杭州再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不顧農村公共食堂斷炊，農民餓死的現實，要求實現“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按毛澤東的調子，劉少奇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批示》。經毛澤東修改，中共中央下達了劉起草的指示，在全國城市掀起了城市人民公社化運動。與農村公社化運動沒有遇到農民反抗壹樣，城市人民公社也沒有遇到市民的反抗。原因之壹是，經過剿匪戰、鎮反運動、肅反運動、反右運動，民眾知道無力與專政機關對抗。原因之二是，城市居民不像農民還有土地、牲畜、林木、農具等私產，市民們在解放後全體依附中共領導的“單位”生存，已經是依附中共生存的仆從，除了被褥衣物外幾乎沒有私產，居住、就業、吃飯全在單位，入不入人民公社都壹樣。當然，城市中還是有壹些稍為富有的人。這些人感到了城市人民公社化剝奪私產的恐慌，紛紛提取存款搶購鉆戒、手表、收音機等物品，造成商店貴重物品壹時脫銷。



7月，中共宣布在全國近兩百城市中建立了千余個城市人民公社。各地城市人民公社如同兩年前的徐水共產主義試驗壹樣，也推出了眾多類似徐水“十五包”的建新城，建幼兒園、服務站、敬老院、圖書館，辦企業等“共產主義宏圖”，層層上報到毛澤東手中以交差。與“大煉鋼鐵”中壹半土爐子沒有點火煉鋼壹樣，多數城市人民公社只是掛個牌糊弄上級，向中央交差。基層領導人們非常清楚，饑荒已從農村蔓延到城市，別說建新城，“十五包”等“共產主義宏圖”，就連城市人民公社化的主要內容——城市公共食堂也根本沒有糧食開飯。由於饑荒，城市人民公社化運動與“放開肚皮吃飯”壹樣，只是滿足毛澤東個人臆想的短暫鬧劇。1961年1月，中共中央根據八屆九中全會提出的“八字方針”大批關閉工業企業，將幾千萬市民趕往農村，毛澤東的城市人民公社運動胡鬧在發動後幾個月後就不了了之。



信陽事件



​1954年，河南省委第壹書記潘復生因病休養，第二書記吳芝圃主政。吳曾在毛澤東主持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受訓，算是毛澤東的門生。毛指示吳在河南率先全面推行農業合作化。根據毛的指示，吳在河南強迫農民加入合作社，剝奪農民的私有財產，引發了各地農民牽回自己的牲畜，集體要求退社的反抗合作化事件。與各地大員壹樣，吳拒絕承認合作化之初向農民作出的退社自由承諾，指農民要求退社為“鬧社”和破壞，對請願者武力鎮壓，將帶頭要求退社者逮捕判刑。按他的要求，商丘地區官員將千余反抗合作化的農民被捆綁、吊打、罰跪、遊街、大會鬥爭、管制、扣押，將其中九人迫害致死。毛澤東對吳芝圃武力鎮壓退社農潮的行動極為贊賞，將河南壹年內強迫推行合作化的實踐編入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壹書。當6102;的國人不知道，毛澤東這壹動聽書名背後是暴力剝奪，捆綁吊打，武力鎮壓的農民苦難。



合作化運動高潮中，潘復生恢復工作。根據農民的投訴，他與省委書記楊玨、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等人分頭展開調查，了解到農民自統購統銷以來挨餓，吃“觀音土”，合作化強迫農民入社，無償剝奪農民財產和自留地，全省入社牲畜非正常死亡177萬頭。根據調查結果，潘復生采取了壹系列糾錯行動：下令查處在合作化中毆打、迫害農民的幹部；釋放因要求退社而被捕的農民；宣布允許社員自養牲畜；對留給社員的5%自留地不征糧；允許自由市場；統購征糧的留糧標準不得低於380斤。吳芝圃對潘的糾錯不滿，將潘的舉措報給了毛澤東。



1957年9月，毛澤東在反右運動的高潮中到鄭州視察，讓吳芝圃報河南1958年的糧食產量。吳知道毛想讓河南糧食產量帶頭“躍進”，於是信口開河地報出了1958至1960年河南糧食產量分別可達500億斤、600億斤和800億斤。毛表示贊賞，指示吳將合作社合並成“大社”，開展“反右傾”運動。1958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對潘復生組織批鬥，將潘撤職，提拔吳芝圃接任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奉毛之命，吳芝圃在河南大搞“壹平二調”，剝奪了農民數億元的私人財產，率先成立了人民公社，強迫農民勞動軍事化、組織化，“連軸轉”修水利，以“建共產主義新村”的名義大規模拆除農村房屋，將農民的自留地、家禽家畜沒收，將農民凈身出戶地趕進勞動營，不準農民起火做飯，命令所有農民去公共食堂吃飯，同時發動“反右傾”和“插紅旗、拔白旗”運動，宣布潘復生及其支持者為反黨集團，組織對潘復生、楊玨、王庭棟為首的壹大批對合作化糾錯的幹部進行批鬥，在河南展開抓“小潘復生”，在反右運動已劃數萬右派分子的基礎上，又劃出十多萬“右傾分子”，實施殘酷整肅。



夏收時，吳芝圃在省委會議上要求屬下舉手表決河南1958年糧食畝產是300億斤、400億斤，還是500億斤，將不同意500億斤者劃為右傾。逼迫之下，第壹個大社，嵖岈山公社率先放出了小麥畝產3200斤的第壹顆“高產衛星”。毛澤東控制《人民日報》，高調報導了這壹吹出來的“高產衛星”，將嵖岈山公社所在的信陽專區樹立為 “反右傾”運動的榜樣，在全國掀起了“放高產衛星”熱潮。8月，毛再到河南，將河南樹立為全國先進省。為向毛澤東表態，中共眾高層都來河南視察、贊揚。月底，吳芝圃宣布，河南全省農村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將在四年內進入共產主義社會。而人民公社化的實情是，農民苦不堪言，不能起火做飯，須到幾個村才辦壹個的大食堂吃飯，吃壹頓飯要走幾裏路，再排長隊，更要被基層幹部以各種理由“扣飯”，全體大煉鋼鐵、大修水利的奴隸和集體食堂的乞丐。



被毛澤東樹立成反右傾榜樣是信陽的災難。在“反右傾運動”的高壓下，無數余農民、幹部因質疑“高產衛星”慘遭殘酷批鬥，專區各縣上報的糧食產量的總數高達350億斤。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說服各縣實事求是，將上報產量降至72億斤，結果被停職接受批判。[66] 秋收時，吳芝圃在河南的糧食征購會議上強調，所放“衛星”已向中央報了喜，現在征購指標下達，再困難也要完成，阻礙征糧言行都是右傾，必須堅決打擊。會後，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召開地區征購的會議，要求各縣委書記自報征糧指標，並規定計算征糧的產量不得低於畝產５００斤。高壓之下，縣委書記們只得報高指標，回到縣裏采取同樣高壓手段逼迫公社幹部。當年，信陽地區實際糧食產量只有30億斤，而河南省委已按72億斤總產量給各公社下達了糧食征購任務。多數公社推翻放高產衛星時上報的糧食產量數字，坦白說當時是不得已胡亂吹出來的。但從河南省到信陽地區行署堅持按吹出來的指標征糧。結果，中共信陽地委組織人連征帶搶地收了17億斤糧食上交，將余下的口糧全部掌握在基層幹部手中。秋收後，信陽農村除了幹部和民兵在“小竈”有飯吃，公共食堂斷糧停夥，農民房子被拆，無居無食，紛紛外出逃荒。遵照中共中央禁止逃荒的通知，中共信陽地委派武裝民兵封鎖農民的逃生之路，把逃荒農民以“階級敵人”和“流竄犯”罪名抓回，攔截收容了上百萬饑民。信陽少得可憐的口糧只夠基層幹部活命，被逮捕、收容者沒有飯吃，收容所成了餓死場。逃荒之路也被封鎖，絕糧的信陽農民在儲滿本地糧食的官倉旁整戶、整村地餓死。



和張樹藩壹起被打成“右傾分子”的秘書余德鴻寫道：“進入1959年，餓死人的事就斷斷續續發生了。2月份，商城的汪橋、觀廟兩地，先後餓死數人。7月，我在遂平縣（全國第壹個人民公社誕生地）和興公社青石橋大隊丁壹生產隊就親自遇到薛水源兄弟二人餓死。……我在1959年12月回家奔喪路上，僅包信至防胡的九公裏路旁，見到的屍體約十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及其難過。但在由防胡回家的四公裏路旁，發現了更為嚴重的問題。在防胡街西的幸福河南岸，發現壹片屍體，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葦塘附近又發現壹片，數量也很多。我當時雖然眼中無淚，但心中像在流血。到家後，我父親及二伯父親已經死了，三伯父母及堂弟已無力行動，我母親正在采野草樹皮。我在家呆了兩天，既沒有力量安葬死者，更沒有力量安慰生者，也沒有吃到任何東西。我走後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就相繼死去了。人吃人的情況幾乎是村村有之，悲慘事例太多了。”[67] “1959年底1960年初，中間有兩三個月，公共食堂幾天才開壹次火，因為能吃的東西非常少了，吃的東西主要有野菜和野草。人普遍浮腫、臉色蠟黃。當時去食堂打飯是按家的，壹般家裏負責打飯的小孩（甚至大人）在打飯回來的路上就已經將盆裏的稠的東西吃光了，到家時盆裏只剩下湯，其他人只好不吃。有的人家餓死人瞞著不報，因為如果瞞著的話，那個死去的人在打飯的時候還占著壹個名額。大隊隊部壹直都起夥，所以當時大隊幹部沒有餓死的，他們的家屬也很少有餓死的。當時整個村死了壹百多人，占全部村裏的人數的三分之壹。有人吃人的事。壹個鄰居，跨著壹個籃子，籃子裏放著死人肉，籃子下還在不停地滴血水。當時城街上的野草長得比人都高，因為那時根本沒人去趕集，整個街上全是空蕩蕩的。人也走不動路，有時有人在路上走著走著，就死在路上了。如果有人顯著比較胖（因為浮腫的緣故），在路上可能會被害，身上的肉就被那些餓極了的人給吃了。”[68] 老幹部鄭大軍回憶說：“公共食堂先是壹日三餐清水野菜，撒米糠攪勻充饑已算奢侈，之後更完全斷炊，饑民滿山瘋轉。樹枝、樹葉、草根、地菌、蚯蚓、地蠶全吃光，中毒吐沫者眾。之後就吃壹種白色粘土，俗稱觀音土，壹撮泥壹口水，肚皮由餓轉痛，伏地打滾，最後餓死、脹死、或瀉死。1959年的政策很嚴，如果有人不把糧食和吃的東西交給公家的話，就挖地三尺。不讓單個社員家裏冒煙做飯，如果發現誰家冒煙了，村幹部就會把那家人的鍋給砸了。1959年冬天和1960年春天都沒人幹活，那時的人餓得都走不動路，更沒法幹活了。不光是信陽地區，河南大部分地區出現嚴重饑荒，大批農民被累死、餓死、被打死。牲畜大批死亡，土地大量荒蕪，農具大量損失，房屋被扒毀很多，信陽的光山、固始、商城、正陽、息縣等地的災難是毀滅性。”



在人相食的情況下，有飯吃的信陽幹部們按中共中央和河南省委指示繼續搜刮糧食，開展“反右傾”、“反瞞產”運動，當局以“破壞社會主義”、“反對大躍進”罪名實施大規模迫害，對完不成征購任務的“小彭德懷”幹部，有反對大躍進、反對高征購、反對人民公社言論者、偷吃牲口料者、藏糧農民以及所謂“五類分子”實施迫害，白天強制勞動，夜裏輪流批鬥，捆綁吊打逼迫交待揭發。這時的信陽，到處有人餓死，到處有人被整死：潢川縣召開的萬人“反瞞產”大會，到會6000多農民中40％浮腫，在大會上就餓死了壹個人，而縣委領導吩咐擡走屍體繼續開會“反瞞產”。會後，又有人餓死在了回家的路上；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率人批鬥被打為“右傾”的縣委書記張福洪，將張活活整死；縣委書記劉文彩在槐店公社“反瞞產”中連續拷打40位農民，打死4人。在“反右傾”的高壓之下，光山縣公社壹級幹部只好親自動手打人或主持打人以表現不右傾。斛山公社的黨委領導拷打農民92人，打死4人。當時百姓流傳說：“幹部好似閻王爺，大隊好似閻王殿；只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69]



大饑荒中，河南省委、信陽地委下令：對上不準提餓死人的事，統壹稱是因浮腫病、瘟疫病而死，[70] 責令郵局將發往中央的信件壹律扣留，將告狀信、求救信退回所在村的幹部手中，幹部再以告狀信、求救信作為整肅依據，將反映饑荒情況者殘酷批鬥或幹脆被滅口。雖然河南當局禁止傳播關於饑荒消息，信陽災難還是通過農民捎信給城裏親戚的方式傳到了北京。中紀委書記董必武派了兩位處長到信陽作了三個月調查，然後向中央報告：信陽餓死人數超過百萬。由於毛澤東拒絕承認災難，中共中央沒有人敢於出面制止河南當局的暴行。1961年初，中共中央召開了八屆九中會議，毛澤東被迫同意讓劉少奇出面收拾局面。會後，劉少奇派副總理李先念率三萬軍隊和數千機關幹部進駐信陽地區。當軍隊向災民發放救濟糧時，無數災民虛弱地爬著去領糧，其中很多人死在了爬領救命糧的來回途中。隨後，陶鑄、王任重率工作組到河南，改組中共信陽地委領導層。王任重談所見情況說：“我到光山去看過，房屋倒塌，家徒四壁，壹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



饑荒後，中共商城縣委整風辦公室根據“反瞞產”運動基層執行者交待整理出了壹份令人毛骨悚然的報告。其中列舉的“反瞞產”酷刑和殺人手段包括：剁手指頭、火剪夾耳、鐵絲穿耳、臉上刻字、縫嘴、割嘴唇、燒刑、烙刑、烙肛門、捅肛門、捅陰道、火灰灌腸、煙薰、活埋、將大拇指和大腳指頭捆在壹起吊、石頭壓、吊打、跪磁瓦礫、摜摔、灌大糞、逼吃屎、雪凍、水淹等等。[71] 不僅商城縣如此，信陽各縣都這麽殘暴。潢川縣公安局長馬振星把扣留的所謂流竄犯投入監獄中，克扣監獄口糧9000斤，蓄意餓死數百人。固始縣當局在三個水利工程中扣飯6822人，開除飯籍859人，“借東風罰站”（脫光衣服在寒風地裏罰站）1686人，毆打2316人，吊打4643人，罰挑雙挑子17220人，強迫生病者勞動4972人。對農民“扣飯”、“開除飯籍”的同時，專供基層幹部享用的公社機關食堂分三級：書記吃小竈，委員吃中竈，壹般幹部吃大竈。小竈頓頓有肉、魚、雞蛋、油炸花生仁。[72] 中共幹部迫害、魚肉百姓的情況與革命前正派鄉紳領導鄉村，在災荒時開粥棚賑濟災民的情況形成惡與善兩極對照，證明了共產革命之惡，代表著中國鄉村從好人領導到壞人領導的淪落。



經過從大躍進到大饑荒的禍害，800萬人口的“豫南糧倉”信陽地區餓死了240多萬農民，死絕5萬多戶，毀滅村莊1萬多個”，[73] 其中，息縣死絕639個村子，[74] 固始縣死絕400多村，商城縣死絕453村。[75] 這就是中共內部所稱的信陽事件。由信陽看河南，由河南看全國，信陽事件說明了毛澤東制造全國大饑荒的來龍去脈，說明了共產革命必然帶來饑荒的道理。毛澤東在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上批示，稱饑荒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徹底”，是國民黨殘余造成的，指示發動了名為“民主革命補課”和“整風整社”的整肅運動。結果，中共以抓國民黨人的“漏網地主富農”的名義再逼死、整死了超過十萬執行中央指示的信陽基層幹部。



信陽事件還是毛澤東造成了全國森林資源大破壞的壹個證明。信陽地處大別、桐柏山區，屬亞熱帶向溫帶過渡帶，雨量充沛，土質肥沃，原本林茂糧豐。經過合作化農民突擊砍樹，“大煉鋼鐵”和大饑荒，信陽的森林資源被破壞了八成，從綠水青山的魚米之鄉變成了全國著名的貧困地區。大饑荒之後，毛澤東在破壞森林方面沒有停手，信陽殘存的兩成森林在幾年後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中被徹底毀滅。信陽森林的毀滅是全國森林浩劫的縮影。事實上，中國的森林的壹多半毀於了毛澤東統治時代的人禍。



建行宮熱潮



從井岡山6102;代開始，毛澤東養成了隨時變更日程和住所的習慣。建國後，他不安居中南海，不斷雲遊各地。為此，他要求中央政治局會議到各省召開，實際是要求高層服從他的行程，隨時聽從召喚到他的住地開會。各地大員知道接駕對升遷的重要，紛紛在省城最好的地方為毛澤東安排行宮，派專人向中南海的生活總管打聽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們的特別喜好，為在本省召開中央會議作行宮準備。大饑荒中，為毛澤東等“七大領袖”修建的行宮別墅在全國建了數十處，幾乎每省都有，甚至壹省數處，壹市數處，連不太可能召開中央會議的邊遠城市也加入了修建行宮熱潮。從以下的毛澤東行宮可以看出中共在大饑荒中建行宮的規模與奢華。



武漢梅嶺行宮：1953年2月，毛澤東在李先念、王任重等陪同下遊覽東湖，對梅嶺的美景名稱大加贊賞。王任重立即將這裏圈為禁區，開工為毛澤東興建梅嶺壹號別墅。大饑荒中，梅嶺壹號、二號、三號行宮相繼竣工。梅嶺行宮包括起居室，會議室、辦公室及臥室，庭院內古木蔽日，曲徑通幽。臥室有為毛澤東特制的壹邊高壹邊低大木床。此後，毛來東湖住了四十多次，稱梅嶺行宮為“白雲黃鶴的地方”，東湖有了“湖北中南海”之名。



長沙蓉園：1952年，羅瑞卿捎口信命湖南大員在長沙給毛澤東建造壹幢專用房子。湖南大員周小舟得令，為毛澤東在長沙建了“蓉園九所”別墅。“大躍進”運動中，周在蓉園別墅旁為毛澤東再建了蓉園壹號行宮。行宮剛建好，毛澤東罷周了的官，對周主持建的行宮不感興趣，沒來住過。但後來幾任湖南領導人又相繼為毛修建了蓉園二、三、四、八號行宮，等待毛澤東攜中共高層來入住。



松山壹號：建蓉園行宮的同時，周小舟在毛澤東韶山故居旁的松山為毛澤東修建了“松山壹號”行宮。1959年6月，毛澤東在松山壹號住了兩天，其間向周提出在吊須洞（今滴水洞）建個“草棚子”。周知道毛對松山壹號不滿意，趕緊布署在滴水洞另建行宮，松山壹號從此閑置。



韶山滴水洞： 1960年，毛澤東在湖南農村每天大批餓死人的時候對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再提“建草棚子”。張在大饑荒中撥出巨款開建代號203的韶山滴水洞行宮工程（對外稱國防工程），將周圍五平方公裏圈為禁區，將區內農戶強制遷走。滴水洞行宮建築設計仿毛的中南海住所，1、2、3號樓主體建築和韶山至滴水洞柏油馬路耗資壹億多。1962年底，滴水洞行宮竣工，由壹個連的軍隊守衛，等待毛澤東入住。1966年，毛澤東來到韶山秘密入住滴水洞行宮，十壹天後突然離開，令湖南省公安廳和長沙到武漢的鐵路沿線亂作壹團。[76] 雖然毛澤東此後再也沒來過韶山，但湖南大員在文革中繼續在這裏投入巨資，為毛澤東加建了防原子彈地下行宮。



鄭州三所：被毛澤東提拔為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後，吳芝圃在大饑荒中開始為毛澤東興建豪華園林型別墅群（鄭州三所，對外稱5901國防工程，今黃河迎賓館）。這座被稱為河南“釣魚臺”的豪華花園占地1200畝，為調節小氣候，工程挖了人工湖，堆人工山，使別墅群周圍森林環抱，其中有全國最好的法國梧桐，周邊辟有警衛部隊駐守的隔離區。九幢豪華樓房編號為壹號至九號樓，其中壹至八號樓為別墅專供接待政治局七位常委， 九號中央委員樓按當時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委的人數建造，合每位壹個套間。吳芝圃還為毛澤東修建了直通專用樓的鐵路專線及直升機停機坪。別墅群建成後，吳下臺，別墅閑置。



蘆林壹號：大饑荒中為毛澤東興建，座落廬山五老峰下，蘆林湖畔，別墅三面環山，壹面臨湖，占地面積2萬余平方米，主樓建築面積3700平方米，內有毛澤東的臥室、江青臥室、書房、會客室、會議室、小廚房、餐廳及衛士、醫護人員休息室，別墅旁的蘆林湖被辟為毛澤東專用的遊泳處。別墅建成後，毛澤東僅於1961年和1970年住過兩次（1961年那次在大饑荒中為江青廬山仙人洞照題詩，1970年那次策劃清算林彪）。



北京行宮：按說，毛澤東住中南海，北京無需再有行宮。但毛澤東有隨時變更住處的習慣，因此，中共在北京也為毛澤東安排了五六處行宮。其中包括釣魚臺國賓館12號樓，京西新六所，密雲水庫湖心島別墅。



上海西郊賓館：建國後，上海當局在許多賓館為毛澤東等中共高層安排了專用樓。毛來上海壹般都住位於鬧市中哈同賓館，毛因在賓館招待女友的消息不脛而走感到不快，壹度到上海住在專列上。上海大員柯慶施對毛不下車感到恐慌，請建行宮獲毛澤東批準。大饑荒中，柯慶施開工興建代號為“414國防工程”的西郊賓館。“414工程”規模宏大，連同園林、花木，占地千余畝，位於被稱為上海之肺的壹片江南罕見的密林之中。經工程兵部隊晝夜施工，行宮在全國農村餓殍遍地背景下建成。行宮從外面看並不起眼，內部極為講究，材料大都由香港購來，窗戶用雙層防彈玻璃，從裏面可以看到外面，外面卻看不到裏面。行宮警衛森嚴，整片林區被列為禁區，拉了電網，隱蔽了許多暗哨。1961年，毛澤東就來到了上海。柯慶施小心的陪毛參觀行宮，期望能得贊賞。不料毛不置可否，只冷冷的說了壹句：“種這大片草有什麽用？……”柯緊張萬分，找園林規劃專家來商量怎麽辦，考慮到改種糧食見效太慢，於是柯決定鏟除草坪，連夜移栽蔬菜，並整夜守在移栽現場。次日毛才醒來發現大片草坪變成了蔬菜，給了句贊賞，柯這才安心。



廣西行宮：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推動對自己的崇拜運動。會後，主政廣西的韋國清在南寧為毛修建了江東明園和江西西園兩座別墅。韋國清沒有等到贊賞，因為毛澤東再也沒來廣西。



北戴河行宮：建國後，北戴河的七百多座別墅成了中共黨產。毛澤東認為現成的別墅不安全，於是中共為毛開工另建。因毛澤東夏天在北戴河避暑，中央中央建立了夏季北戴河休假辦公制度，在北戴河為中央委員以上的幾百高層每人配了壹幢別墅。毛澤東之後，北戴河避暑辦公制度被繼任者們遵行，因此中共有無數重要文件、決議與北戴河相關。



南京行宮：東郊賓館壹號樓行宮位於中山陵風景區內的紫霞洞旁，背靠紫金山，東邊是中山陵，西邊是明孝陵，外觀不太顯眼，掩映於綠樹叢中，內部極為考究，布置是毛澤東中南海居所的翻版。



浙江行宮：建國後，中共華東局將汪園連同夕照山，蘇家山（部分）以及夕照寺、白雲庵等沿湖壹帶共二十多萬平米的風景區圈為禁區，投巨資為毛澤東等“七大領袖”建了專用別墅，每人壹樓。建行宮熱潮中，華東當局在毛澤東西湖行宮之外再開工興建了汪莊別墅（對外稱5801工程）和劉莊別墅（對外稱5901工程）。汪莊為西湖名園，位於杭州“西湖十景”之壹的“雷峰夕照”山簏，與“蘇堤”、“三潭印月”、“柳浪聞鶯”等著名風景隔湖相望，湖光山色盡收眼底。劉莊別墅雅稱水竹居，北倚康山，東南西三面環湖，有“西湖第壹名園”的美譽。毛澤東四十多次來杭州多住於這兩莊別墅，鄧小平、陳雲等也常來這裏小住，使西湖有了“第二中南海”之名。杭州之外，浙江當局還為毛澤東建了配有601號鐵路專線的金華601別墅。



廣州東山行宮：1956年，陶鑄為方便毛澤東在珠江遊泳，為毛建了廣州東山小島1號樓、3號樓專用別墅。



大連棒槌島行宮：在大躍進建行宮熱潮中，不大可能召開中央會議省市也不甘落後。遼寧大員黃火青在大連最美的棒槌島為中共“七大領袖”建了行宮，其中1、2號樓為毛澤東行宮。別墅建成後閑置，沒有等來毛入住。



西安丈八溝：建行宮熱潮中，陜西大員不甘落後，在名勝地丈八溝為“七大領袖”建了“陜西的釣魚臺”行宮1至 7號樓。行宮建成後長期閑置，沒有等來毛入住。



成都金牛行宮：在建行宮方面，四川大員李井泉早在前列。1956年，他主導中共四川省委作出為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建行宮的決定，圈占了民國時聞名的金牛壩風景別墅區和周邊壹公裏範圍，派人到中南海考查毛澤東的喜好，率先建成了 “領袖別墅”。建築群占地四百畝，有青松、銀杏、古楠等林木環抱，房內楠木門窗地板。李還模仿中南海遊泳池的規格，修建了燒煤加熱的恒溫遊泳池，特聘曾經在中南海工作、熟悉毛澤東生活習慣的人員擔任所長。1958年3月，毛澤東召開成都會議期間入住了李準備的金牛壩行宮，李在會後獲得提升，與建行宮的優異表現不無關系。不過毛澤東此後再也沒去四川，金牛壩行宮和那個精心設計的恒溫遊泳池壹直閑置。



各地大員邀寵方式不光是建行宮。例如李井泉安排在四川德陽兩百年老號什邡煙廠成立專為中央領導人研制特供雪茄煙的“132技術攻關組”，搞出數十個配方，將樣品送北京供“七大領袖”試用，其中包括為毛澤東特制的“2號煙”，為李先念特制的“12號煙”，賀龍的“33號煙”，鄧小平的“熊貓煙”，獲領袖們認可後高度保密地生產特供煙。湖南大員張平化上任後提議燒貢瓷為毛祝壽，在大饑荒中將醴陵群力瓷廠辦在了“紅色官窯”，不計工本地專為毛澤東燒制薄胎釉五彩花卉餐具、茶具、文具、煙灰缸、牙具等珍寶瓷器。



大饑荒中的建行宮熱潮是毛澤東是和各地大員聯手推動的。毛對大饑荒無動於衷，與軍隊文工團少女們照樣淫樂。地方大員壹樣鐵石心腸者。李井泉是毛澤東的大躍進幹將，也是建行宮熱潮的代表人物。他與毛澤東壹樣，對饑荒無動於衷，在廬山會議上積極反右傾而獲毛澤東提升，在主政的四川積極開展反右傾反瞞產運動，造成了壹個省餓死壹千多萬人的災難，且在大饑荒中照樣打麻將、玩橋牌、跳舞、看戲，看內部電影，且出門必帶私人護士同行。饑荒後，李井泉得鄧小平數次幫助開脫得保烏紗。在幾年後的文革中，李遭毛拋棄，受到沖擊和關押，兒子被打死，妻子在獄中自殺，川人稱是報應。文革後，李再得鄧關照，升任李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晉升國家領導人之列。



行宮熱潮中，各地大員都在省會或風景名勝地為中共領袖們安排了行宮，個別省在多個城市建立行宮，甚至同壹城市設有數處秘密行宮。這些行宮建設的共同點是，圈占最優美的風景區、山林、湖岸、海岸為軍事禁區，對外謊稱國防工程，建造不計成本，極盡奢華。根據毛澤東狡兔三窟，留逃跑密道的習慣，多數建行宮的大員為毛在建有秘密逃跑通道。毛澤東怕飛機汽車不安全，喜歡乘專列出行，壹些大員投其所好，建造了連接行宮的專用鐵路線，使建造費用倍增。



在數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中，各地行宮照樣開工。沒人知道全國各地這類行宮別墅總共花費了多少錢。但有壹點可以肯定，這些錢足以救那幾年的幾千萬饑民於不死。對於建行宮熱潮，中共高層中除了彭德懷有過微詞沒有人提出批評，沒有人像清末、北洋、民國時代的議員那樣敢於針砭時弊，為民請命。彭德懷也沒有直接批評過。他在廬山會議上說：“好多省都給毛主席修別墅，搞什麽名堂？那不是毛主席讓搞的。” 其實大家都清楚是誰讓搞的。彭德懷之外，鄧小平也有拐彎抹角的批評，不過不是在行宮熱潮中，而是在二十多年後的主政時。鄧批評說：“1958年以後，到處給毛澤東同誌蓋房子，造成很壞的影響。”這話聽起來好象他與彭德懷壹樣反對建行宮。其實那些行宮不光是給毛澤東蓋房子，而是給七大領袖都蓋了房子，各地行宮壹至七號樓中都有鄧小平壹座。鄧在當時沒有反對過，而且喜歡住杭州的行宮。



行宮的建造費用巨大，維護費用同樣巨大。每壹處行宮均有警衛部隊，管理人員，醫療、食品檢驗、廚師，服務員等百人團隊長年值守，每年管理維修費百萬計。每當“領袖團”前來入住，行宮便會熱鬧壹陣，因為“中央首長”的家屬隨員，少則二十多人，多則四五十人。雖然各地行宮最多只有壹處在用，但各地每年都向中央報來巨額的行宮財政補貼申請。由於行宮依山傍水，隱藏林木之中又長年空置，大都墻壁門窗家具發黴損壞。1969年，毛澤東要來南京，南京大員許世友趕緊率工作人員趕到中山陵五號準備，打開通風，用電爐來烤、電風扇吹。這是毛澤東突然入住行宮的普遍情況。而更多的行宮自建成後就閑在那裏發黴，“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1980年代，半數行宮行為旅遊景點，而另壹半因為保密等原因成了革命的廢墟。



《星火》抗爭與林昭殉道



​大饑荒中，壹群蘭州大學的“右派學生”奮起抗爭，成立組織，制定反抗暴政計劃，出版了地下刊物《星火》。在《星火》首期中，張春元在《論人民公社》壹文中寫道：“奪去了農民的土地、耕畜、農具、種子等生產資料，給農民帶上了比中世紀封建社會還要沈重的鎖鏈，使廣大農民處於依附農奴的地位”；何之明在《論政治掛帥》壹文中寫道：“所謂黨的絕對領導只不過是法西斯式的獨裁政權的變種而已，正是這種所謂的絕對領導，從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把全國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絕對統治了”；向承鑒寫道：“反右運動是中共質變的起點，……自從知道廬山會議揪出彭德懷反黨集團後，我已心灰意冷，對毛為首的黨不再抱幻想，將我《給黨中央的上書》憤怒地撕成粉末。”《星火》第壹期在甘肅武山油印了三十多份。第二期未及印出，所有組織成員被逮捕。中共將《星火》期刊事件列為“重大反革命集團案”，將參與的右派學生們押去各處巡回批鬥。在1970年的“壹打三反”運動中，中共將《星火》案的骨幹張春元、中共武山縣委書記，“右傾分子”杜映華處決，將參與《星火》期刊的胡曉愚、顧雁、苗慶久、向承鑒、何之明、譚蟬雪等數十人判處重刑。多年後，張春元戀人譚蟬雪出獄後歷經十二年到各地搜集資料，終於為《星火》、為蘭大學生右派寫出了《求索》壹書。錢理群教授評論《求索》說：“面對農民的饑餓，絕大多數各級幹部以‘維護黨的大局’說服自己，保持了沈默。如果沒有他們，這段歷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沈默，我們將無法向祖先向後代交代。在這個意義上，林昭和她的《星火》戰友們拯救了我們民族的靈魂。” [77]



《星火》的代表人物林昭是北大學生。建國前夕，中學生林昭加入了中共地下黨，與基督徒父親決裂，狂熱信仰共產主義。她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我心中只有壹顆紅星，我在這裏，他卻在北京或莫斯科，每壹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動。” 與當6102;的很多青年壹樣，她在信和日記中稱斯大林、毛澤東為父親，她主持的《常州民報》副刊《斯大林的故事》專欄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1954年，她考入北大新聞系，擔任了北大《紅樓》詩刊編委。她在《紅樓》詩刊1957年3月的《編後記》中寫道：“我們希望能在《紅樓》上聽到更加嘹亮的歌聲，希望我們年輕的歌手，不僅歌唱愛情、歌唱祖國、歌唱我們時代的全部豐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們的歌聲像熾烈的火焰，燒毀壹切舊社會的遺毒，以及西。”



在北大學生響應“大鳴大放”號召掀起的民主運動中，林昭在日記中寫道：“在這樣的春天，到處談論著整風，我們懷著興奮的心情，期待著……昨天出現了第壹張責問主席團三大的代表由誰選出的大字報，隨後出現了用大字報幫助黨整風的建議……這可真是‘忽如壹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在5月22日的學生辯論會上，她登上飯桌發表了演講。有人喊道：“妳是誰？妳叫什麽名字？”林昭說：“妳記下來，我叫林昭，雙木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頭上也好，既然來了，就不考慮了。”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這是為什麽?》的社論，將“大鳴大放”運動突然轉為反右運動。林昭再發表演講，譴責中共出爾反爾，整肅提意見者。不久，她被定為成了右派。她拒絕認罪，拋棄了共產主義信仰，皈依基督教，開始去王府井教堂作禮拜，與被肅為歷史反革命的父親徹底和解。廬山會議後，林昭著文為彭德懷鳴冤。大饑荒中，她拒絕沈默，應張春元等人之約，在《星火》首期發表了詩歌《海鷗之歌》和《普洛米修斯受難的壹日》，與《星火》青年們壹起給領導人寫信，試圖阻止饑荒蔓延。她寫道：“正因為我本來是黨的追隨者、擁護者，所以才更要反黨。”《星火》第壹期印出後，她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名逮捕。林父彭國彥在愛女被捕後自殺抗議。



獄中，林昭致信北大校長陸平，呼籲效仿老校長蔡元培營救受迫害的學生，並寫下三十萬言的《獄中回憶錄》。在保外就醫期間，林昭與同被打為“右派分子”的黃政、朱泓等人起草了“中國自由青年戰鬥同盟”綱領和章程，請人將《我們是無罪的》、《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等帶到海外發表，因此再被以反革命罪投入上海提籃橋監獄，被判處二十年重刑。再次入獄後，林昭在《絕食書》中明誌：“壹息尚存，此生寧願坐穿牢底，決不稍負初願，稍改初誌”。 她在《判決後的申明》中宣告：“這是壹個可恥的判決，但我驕傲地聽取了它！這是敵人對於我個人戰鬥行為的壹種估價，我為之由衷地感到戰鬥者的自豪！” 她在給《人民日報》的血字申訴信中寫道：“這怎麽不是血呢？陰險地利用我們的天真，幼稚，正直，善良，單純，煽動驅使。而當我們比較成長了壹些，開始警覺到現實的荒謬殘酷，開始要求我們應有的民主權利時，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慘痛無比的迫害和鎮壓。怎麽不是血呢？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壹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汙穢不堪罪惡極權制度的恐怖統治之下。這怎麽不是血呢？”同時，她心系國家前途，前瞻地指出人民公社不合國情，應及早解散，停止“割資本主義尾巴”，主張允許私人開業經營，允許私人辦廠，改變閉關鎖國政策，加強與世界的聯系，提出了引進外資，實行地方自治等設想。



在紙筆被獄方收繳的情況下，她用竹簽、發卡、牙刷柄在地上磨尖刺血，在墻壁、襯衫和床單上寫出了二十多萬言的血文、血詩。因為不屈，她受到殘酷折磨。獄方將她雙手背銬長達半年，連吃飯、大小便、婦女例假時也不給松銬。上海提籃橋監獄在《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間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中記載：“林犯關押幾年來，壹貫拒不接受教育，書寫了大量的反動血書，如《靈耦絮語》（約十八萬字）《基督還在世上》《不是練習——也是練習》《練習二》《練習三》《鮮花開放在悲壯的五月》《囚室哀誌》《秋聲辭》《自諫》《血詩題衣》《血衣題跋》等數十萬字。雖經工作人員多方教育，並采取了單獨關押，專人負責管教，家屬規勸等壹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開揚言：永遠不放棄宗旨而改變立場。”她在信中寫道：“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們的制度下意味著什麽，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們的制度下又將遇到些什麽。”有人勸對她說：妳只要承認壹句自己錯了，就可放妳出去。她拒絕認錯。母親勸她：“孩子，妳就認個錯吧，不然，他們會殺妳”。林昭回答：“我怎麽能認錯！我沒有錯！”



1966年，北大“五壹九”運動骨幹張元勛以未婚夫名義與林母許憲到上海提籃橋監獄探監。林昭頭頂壹方白布，上血書“冤”字。據獄卒回憶，林昭見到張時露出了入獄以來唯壹的壹絲微笑。晤中，林取下頭上“冤”字頂巾，撥開白發，示數處頭發被揪掉的光禿頭皮，並說：“他們想強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縫起來！” 她對張說：“頂多也就是死！他們殺機已定，哀求之與痛斥之，其結果完全相同！”臨別，她贈張壹只紙折的小船及詩壹首，囑張將其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個專集：詩歌集題名《自由頌》、散文集題名《過去的生活》、書信集題名《情書壹束》，托張關照其母及弟、妹，語未畢痛哭失聲。據管教幹部後來回憶：他們從未見過林昭如此痛哭。[78] 1968年，當她最後壹次被送進監獄醫院時，壹位醫生悄悄對她說：“妳又何苦呢？”她回答：“寧為玉碎”。



在 1957年以後的十壹年苦難中，她拒絕茍且、屈從，堅持 “被踐踏的公義必須得到伸張！這也就是我常愛提說的生活之價值觀的基本內容之壹部分”，她聲明自己是“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誌士”，“既然我的生命屬於上帝，而且已經活過那麽些艱難困頓至於嚴峻地殘酷的日子，那麽，無論病軀怎麽衰弱，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繼續活下去，我壹定可以活得下去！……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為壹個自覺的殉道者，我也只會發自衷心地感激施賜與我這樣壹份光榮！”她在明誌詩中寫道：“生命似嘉樹，愛情若麗花，自由昭臨處，欣欣迎日華，生命巍然在，愛情永無休。願殉自由死，終不甘為囚”；在《海鷗──不自由毋寧死》詩中寫道：“我們是殉道者、光榮的囚犯，這鐐鏈是我們驕傲的勛章”；在《獻給檢察官的玫瑰》血詩中寫道：“向妳們，我的檢察官閣下，恭敬地獻上壹朵玫瑰花。這是最有禮貌的抗議，無聲無息，溫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在血詩《普洛米修士受難的壹日》中寫道：“……我酷愛自由勝似生命，可假如它索取某種代價，我寧肯接受永遠的監禁。”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中共口塞阻止呼喊的塞子，秘密槍決。



林昭代表著黑暗中的光明，邪惡中的正義，奴役中的自由。她的血書、血詩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抗爭，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動人的篇章。她留下的絕命辭是：“歷史將宣告我無罪”。在二十壹世紀，她不僅被歷史宣告無罪，更在國人心中復活。“作為壹個聖潔的基督徒，林昭超越同時代人最了不起的地方，不僅僅是政治理念的超拔，不僅僅是與極權專制拼死鬥爭的勇氣，不僅僅是對於罪惡洞察的深刻，而是對於苦難的態度。在長期拒絕上帝，充滿仇恨的中國，這實在是個奇跡。林昭用這個奇跡建造了二十世紀中國最壯麗、最高貴的精神豐碑。”[79]



饑荒中的核試驗



​二戰中，美國動員幾國科學家五十萬人力，花費幾十億美元造出了第壹顆原子彈。負責美國原子彈項目的格羅夫斯將軍預言，蘇聯要造出原子彈至少需要二十年。然而，蘇聯通過竊取技術，調動舉國資源，強迫苦役犯去進行死亡操作等辦法，在1949年就成功爆炸了原子彈。當年底，毛澤東以承諾出兵朝鮮，換取了斯大林承諾幫助發展軍事工業。這6102;，毛澤東的目標是也要擁有原子彈。



赫魯曉夫上臺後，毛澤東提出要核技術。赫勸毛依靠蘇聯的核保護傘。碰軟釘子後，毛澤東下令炮擊金門，挑起了臺海危機（第壹次臺海危機）。危機中，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了《福摩薩決議案》，授權艾森豪威爾總統出兵保衛臺灣和澎湖列島。1954年10月，赫魯曉夫在臺海危機中率團訪華，尋求毛在共產主義陣營內對其領袖地位的支持。會談中，赫要求毛在臺灣海峽止步，毛向赫提出幫助中國發展核武器的要求，為結束危機，赫答應了毛的要求。隨後，毛下令停止炮擊，結束了持續近八個月的臺海危機。回國後，赫魯曉夫遇到軍方對輸出核技術的反對。經過討價還價，赫魯曉夫與軍方達成了逐步提供核技術的妥協。1955年4月，中蘇簽署了核技術培訓條約，中共開始起步發展核武器。毛澤東對蘇聯逐步提供核技術的作法不滿，感到按此進度總是無法與赫魯曉夫爭雄，無奈非仰仗蘇聯提供技術不可，而且只有靠向蘇聯出口糧食換取技術，也只好接受現實。



1957年，蘇共元老派策動了罷免赫魯曉夫政變，赫在軍方和克格勃支持下挫敗政變，將元老及其支持者們以反黨集團罪名開除出了領導層。這時，他需要中共帶頭作擁護他清洗元老的表態，毛澤東作出不理解蘇共高層的變動的姿態以向赫提條件。擔心中共的質疑影響共產主義陣營中的領袖地位，赫急派米高揚來華與毛澤東面談尋求支持。毛澤東在汪莊別墅會向米高揚高調表態支持赫魯曉夫勝利，同時大談核戰爭、核武器。聽米匯報後，赫明白毛還是要核技術，於是不顧蘇聯軍方反對，決定加快向中共提供核技術的步伐。經赫批準，蘇共與中共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的原子工業的協定》），開始派專家來華傳授制造原子彈的關鍵技術，向中共提供核反應堆、核工業基礎設施及核試驗數據資料。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中國成立核武器局（九局，九院），在青海和甘肅建立了核基地。



1958年夏，各地放出了糧食“高產衛星”，毛澤東感到將有無限的糧食換取軍事技術，要求立即掌握核武器，決定將制造臺海危機、迫赫魯曉夫答應要求的遊戲再玩壹次。8月23日，他在北戴河會議期間突然下令炮擊金門，制造了第二次臺海危機。危機震驚了莫斯科，剛剛從北京歸來的赫魯曉夫這才明白，毛澤東在炮擊前要求發表中蘇聯合公報是要讓美國理解危機是二人在北京共同策劃的。在世界大戰壹觸即發的時候，赫收到毛的信函。毛在信中要求蘇聯提供導彈支援，聲言“為了最後勝利，中國願意承擔第壹個打擊”。赫拒絕毛利用同盟關系把蘇共玩弄於股掌之上，拒絕毛以發動戰爭相訛詐，復函拒絕提供任何援助，同時派葛羅米柯飛到北京，與周恩來交換意見。周恩來向葛羅米柯重申毛澤東的意思說：中國準備承受嚴重的打擊，包括核打擊。赫不得不代表共產主義陣營對美國虛張聲勢，致函艾森豪威爾總統要求美國軍隊從臺灣及鄰近地區撤出。艾決定接受共產主義陣營的挑戰，不理會蘇、中兩共的警告，命令美國海軍為國民黨軍隊向金門送補給的船隊護航。在美國強硬、蘇聯拒絕卷入的形勢下，毛澤東只好止步臺海。他感到發動炮戰後這樣灰頭土臉地收兵下不來臺，決定以無限期延長炮擊的辦法維護面子。10月5日，他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表《告臺灣同胞書》，聲稱為了人道主義暫停止炮擊七天。七天期後，他再宣布延長停火兩周，兩周後再宣布“單打雙停”。



赫魯曉夫對人類必須避免核戰爭有清醒的認識，上臺後奉行與西方緩和關系的政策，推動與美國簽署禁止核試驗條約。在毛澤東反復要求之下，他同意了提供核技術。然而他沒有想到，在《國防新技術協定》剛簽訂，毛澤東就在莫斯科共產黨峰會上發表了 “核戰爭中國死三億人還有三億人……不消幾年，我們將比過去生產更多的嬰兒”[80] 的瘋狂言論。赫魯曉夫意識到，向毛澤東提供核技術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考慮停止向中共提供核技術。毛澤東制造第二次臺海危機的訛詐幫助赫魯曉夫下了決心，正式決定停止向中共提供核技術。1959年6月，蘇聯致函中共，中止核技術協議，撤回核專家。毛澤東不顧饑荒已經蔓延十數省，決定傾全國之力新建核基地，繼續研制原子彈。中共從全國各地調來的數萬科學家、工程師、防化兵和工人，在古絲綢之路上樓蘭古國所在地——新疆羅布泊開始興建第二個核試驗基地，包括指揮中心、控制中心、配套公路、鐵路、機場以及多個試驗場。



1961年夏，在人類歷史空前慘烈的饑荒中，中共高層在北戴河避暑辦公，召開了討論是否繼續出口糧食資助核武器研制的所謂國防會議。與會的高層們都清楚，核計劃靠出口糧食支持，是造成大饑荒的重要原因。但高層們更清楚，提出讓核計劃下馬意味冒犯毛澤東，而舉手支持發展核武器對個人安全穩妥。會上，外交部長陳毅順著毛澤東的心思說： “就是脫褲子當，也要把原子彈、導彈搞出來。兩彈搞出來，我這個外交部長的腰桿就硬了。” 對陳毅的講話，毛澤東立即表示欣賞。眾高層都知道“脫褲子當”只是便宜話。早在延安時，中共建立了按等級享受，高幹享受小竈和營養品的壹套待遇標準。建國後，中共將官本位的特供制度進壹步發展，為高層們安排王公府第、別墅，在京郊玉泉山建立了壹個專為中共高層生產奶、蛋、蔬的“香山農場”，聘請蘇聯專家策劃產品、規模、保鮮、消毒、化驗、防疫等等方面，指定名廠家特供高層各種用品。香山農場建成後歸中央警衛局管理，所產雞鴨魚肉蔬菜幹凈新鮮程度絕非壹蔬菜可比，並開始為毛澤東等高層生產反季節特供蔬菜瓜果。就在中央高層開會討論研制原子彈，陳毅聲稱“脫褲子當”時，中共設立了專門服務高層的“中央領導生活物資特別供應處”（對外保密稱三十四號供應部）三十四號供應部供應的名優特新產品應有盡有，有百姓見不到茅臺、五糧液，雞鴨魚肉，有從國外進口的名牌電器、手表、香水、呢料、朱古力、白蘭地、威士忌、衛生紙巾、珠寶首飾，俄羅斯產的頂級黑魚子醬、法國產的鵝肝醬等等。三十四號供應部在北京百貨大樓百貨大樓四樓設立了專門供應高級官員和家屬的 “特需部”，其中呢絨綢緞、名酒好煙、高級食品、各地名貴土特產，應有盡有，買東西不用票證，價格低廉，且可賒購。特供標準分為壹級首長，二級首長，三級首長等等，最高層沒有限制，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與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四副雙高首長）有特供標準限制。[81] 特供之外，高層按級別享受不同檔次的住房、專車、秘書、警衛、司機、勤務、保姆、廚師以及醫療服務等待遇。特供制度和級別待遇是官本位的，保住官職就安享特供和待遇。毛澤東壹句話可以撤大員的職，特供和待遇隨之而去，這是高層們不敢批評毛澤東半句的重要原因。高層之外，中共對個別“民主黨派”領袖，“民主人士”，統戰對象也實行了“特需供應”，這也是他們帶頭推動“向黨交心”運動的重要原因。由於中共壟斷了社會資源，高層們不作官，“民主黨派”們不作陪襯就沒有了生計，民國時政治生活中的家常便飯——辭職絕跡了。



唯壹明確反對特供、特權的彭德懷已被罷官，其他人在饑荒中享受著肉，蛋、糖、奶等特殊供應，誰也不敢說毛澤東不愛聽的話。會上，沒有人提饑荒、救災，沒有人提議暫停核武器計劃。於是，在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年頭，眾人附和陳毅的高調，會議通過了國防科委向中央要錢、要物資的《導彈、原子彈應堅持攻關的報告》，決定繼續高指標征糧食出口，換外匯發展核武器。會後，中共以“壹切為核工程開綠燈，要人給人，要物給物，要錢給錢”為宗旨，成立了周恩來為主任，賀龍、李富春、聶榮臻、李先念、薄壹波、陸定壹、羅瑞卿、趙爾陸、張愛萍、劉傑等人組成的十五人核武工程專門委員會，負責核執行研制核武器計劃。由於國家財政資源的分配完全由最高層秘密決定，國人對核武計劃及其資源投入完全不知情。



經過數萬科學家，軍人的數年努力，原子彈在1964年10月爆炸成功。核爆成功的背後是農民的累累白骨。核計劃開支由毛澤東、周恩來暗箱操作，沒有人只知道核計劃花了多少錢。人們只知道，研制核武器是餓死幾千萬農民，國人長期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對於加大力度出口糧食換外匯發展軍工、核武器，中共高層的意見頗為壹致。周恩來說：我寧可不吃飯，也還欠債。鄧小平說：只要每個人少吃壹口就行了。譚震林說：在農民吃之前，國家要把糧食拿到手，否則就是思想有問題。[82] 事實是，眾高層們誰也不會“不吃飯”，誰也不會“少吃壹口”，更用不著“脫褲子當”，“七大領袖”照樣享受著住行宮，參加北戴河國防會議所有高層們都照樣享受著根據級別的特供待遇。大家都舉手擁護毛澤東的核計劃，沒有人在意農民在饑荒中大批餓死，在饑荒後窮得女人都沒褲子穿。[83]



原子彈試驗過程中，科學家、軍人和工人在愛國口號的鼓動下來到自然條件惡劣的核基地，隱姓埋名，過著與世隔絕的艱苦生活，受著核幅射、核汙染的威脅，把健康、青春、甚至生命，都獻給了核計劃。以鄧稼先為代表的壹代科學家懷著中國強大的理想，獻身核事業的故事感動了無數人。但是，在各國致力和平，緩和，國內大饑荒的情況下，中國的核試驗既非正義，也談不上國防與愛國。事實上，二戰後的主要戰爭和危機都是中蘇兩共挑起的，赫魯曉夫上臺後致力於和平與緩和。在唯毛澤東好戰的世界格局中，中共的所謂國防會議、國防工程、國防經費等等都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和對老百姓的禍害。赫魯曉夫擔心毛澤東掌握原子彈會摧毀世界和平是有道理的。毛澤東在反右運動前否定馬寅初的“人口論”時就有了打核戰爭構想，準備著多死多生。他掌握核武器後沒能發動核戰爭是因為沒有陸基、海基平臺無法形成洲際核打擊能力（這壹點被幾年後林立果制定《五七壹工程紀要》所間接證實）。若掌握了洲際核打擊能力，世界上唯壹呼喚核戰爭，準備上中國人民承受核打擊的狂人毛澤東完全可能引爆核戰爭。



與中共至今對核武器研制贊不絕口相反，外國科學家們在原子彈爆炸後就開始了反思與懺悔。1939年，格拉德、費米、拉德和特勒等科學家擔心德國制造出核武器，希望美國政府能夠率先研制出核武器。美國政府官員認為科學家們的想法是天方夜譚。於是，幾位科學家尋求愛因斯坦的支持。愛因斯坦致函羅斯福總統，建議在納粹德國之前研制出核武器。1945年8月，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的原子彈導致約三十萬人死亡。巨大傷亡使大多數參加“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心情十分沈重。愛因斯坦表達痛苦與後悔說：“早知如此，我寧可當個修表匠”，“致信羅斯福提議研制核武器是我壹生最大的錯誤和遺憾。”主導研制原子彈的另壹名美國科學家奧本海默對廣島和長崎人民的巨大災難也深感內疚，對杜魯門總統說自己手上粘滿了鮮血，並在以後的歲月裏積極投身反對使用核武器的運動。當美國宣布研制威力更大的核武器氫彈時，參與向日本投原子彈的偵察機機長克勞德‧伊塞利少校以自殺表示抗議。親手在長崎投下原子彈的克米特‧比漢上尉臨終前表達心願說：“但願我是世界上最後壹個投下原子彈的人！”而中共官媒至今將研制原子彈宣傳為愛國壯舉，完全不提原子彈對人類和環境摧殘，顯示出共產黨人對人民苦難的漠視。



八屆九中全會與八字方針



​進入1960年，農村餓殍遍野，全國人民困苦到了極點，政府財政收入由1958年的600億元減少近半，財政赤字超過百億。國際上，中蘇交惡、中印邊界局勢緊張、蔣介石展開反攻大陸宣傳，中共政權陷入了內外交困。古來君王在大災難中會頒“罪己詔”，向上天和國人作檢討，請求原諒。毛澤東對大饑荒全不在意，更無罪已意識。1960年6月，他在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要求“持續躍進”，號召“全黨為1800萬噸鋼、6000億斤糧食而奮鬥”。會後，他照例率眾高層到北戴河去避暑。



毛澤東離京後，中南海北門外發生了湖南青年女工劉桂陽高舉寫有“消滅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餓死我叔叔壹家六口！打倒毛主席！彭德懷萬歲！”的紙牌冒死請願事件。被捕後，劉回答值班警衛訊問說：“妳們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飽崽不知餓崽饑呀！不知道公社社員吃野菜、樹葉，吃觀音土……鄉下連貓、狗都餓死了，壹些人家滅了門，我叔叔全家六口都餓死了。廣播裏天天喊三面紅旗，大好形勢。我什麽話都不敢講，講了就是反革命。我曉得兇手是哪個。搞大躍進，辦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們壹個村子就餓死三十幾口，還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我就是到北京來喊口號的，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懷萬歲！”訊問筆錄被急件報送到了在北戴河避暑辦公的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閱後批示：“請少奇同誌閱。”劉少奇批示：“悲慘，湖南災情還算輕的，別的省區呢？此件交會議簡報組印發。又：全黨幹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議之後，每位領導幹部都應深入農村基層，去看看那裏發生的事情”。他指示對劉桂陽從輕發落。[84] 有親信將簡報及劉桂陽的口供記錄密報給了毛澤東。在這份已經印發給全體高層傳閱的請願記錄面前，在高層全體都過目了的打倒口號面前，毛澤東感到了天怒人怨，決定讓劉少奇代理主席，收拾局面。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應各地官員的強烈呼籲，召開了討論應付饑荒局面的八屆九中全會。眾高層都清楚“大躍進”災難的嚴重性，但更清楚如果毛澤東不下臺，批評“大躍進”將烏紗不保。在無人敢於抨擊“大躍進”的沈默中，毛澤東堅持“三面紅旗”正確，稱大饑荒是由於 “民主革命不徹底”，提出“全國三分之壹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要求在農村開展“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意思是要將災難責任推到所謂國民黨頭上。



毛澤東嫁禍國民黨的說法是為他自己開脫罪責，也是為高層全體開脫。劉少奇非常清楚“大躍進”災難與國民黨無關，同時也清楚，因為自己支持清洗彭德懷，支持反右傾，反瞞產私分，支持高指標征糧才有了如此大規模的災難。所以他不能拆穿毛澤東的開脫之詞，不能追究大躍進災難。劉少奇不說“大躍進”錯，其他人更不會說。大會在“大躍進正確”的前提下繞圈子。在毛澤東不敢犯眾怒，眾人也不敢批評毛的僵局中，周恩來提出了讓毛澤東和眾人都能接受的辦法。會前，他將國家計委提出的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報告中關於“糾錯”、“整頓”等字眼全部刪去，改為“調整”，再加上幾個贅詞，湊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八字方針）。按此八字，造成大饑荒的“大躍進”政策沒有錯，不存在糾錯問題，只是不夠鞏固，不夠充實，不夠高度，需要作些調整。這樣的“八字方針”合乎毛澤東需要，讓毛可以在不認錯的前提下體面地接受政策調整，默認結束“大躍進”、“反右傾”、“反瞞產私分”等運動。於是，會議走出了僵局，毛澤東接受了“八字方針”和“吃飯第壹，建設第二”口號，表示同意讓劉少奇出面收拾災難局面。



會後，劉少奇實施了壹系列的救災舉措：派李先念率軍隊進駐災情已經瞞不住的信陽地區，將幾個餓死人最多省的大員撤職，將信陽等地殘害農民的基層官員逮捕；決定接受國際糧食援助；宣布解散公社食堂（公共食堂早已因絕糧而解體，解散食堂的實際意思是宣布允許農民自己做飯吃）；“關、停、並、轉”43000個“大躍進”中上馬的軍工企業，將半數無力繼續的軍工建設項目正式停工；將3000萬城市趕到農村去以防止城市也出現餓死人的情況；撤銷毛澤東吹牛的2000萬噸、3000萬噸鋼鐵產量指標，承認幾百萬噸的實際鋼產量；減少糧食征購量；將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25%；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禁止“壹平二調”（共產），財政發行期票對“壹平二調”中農民被共產損失作部分退賠；下令將大社退回到生產大隊為核算單位；恢復農民自留地和家庭副業，開放集市貿易。



八屆九中全會是壹次醜惡的會議。會議雖然有壹些務實結果，如決定劉少奇出面主持救災，但會議在餓死幾千萬人背景下無人敢提餓死人的災難，無人敢於批評“大躍進”和毛澤東，無人敢觸及“反右傾”、“反瞞產”暴政，無人敢提降低征糧指標，會議文件中連個“錯”字都不提。八屆九中會議是另壹次災難性的會議。因為全體高層繼續追隨毛澤東，毛澤東繼續大權在握，繼續推行高指標征糧，繼續緊握國庫存糧的動用之權拒絕開倉放賑，多數地區大員繼續追隨毛澤東作惡，繼續搜刮農村糧食，基層的搜糧隊繼續橫行鄉裏，因此，救災效果很少，繼續作惡的災難很大，會議當年也成了人類歷史上餓死人最多的壹年，有超過兩千萬的中國農民在那壹年餓死在繼續推行的大躍進暴政之下。



七千人大會



​1961年秋收的時候，毛澤東要求繼續按“高產衛星”的指標征糧食。各地區的負責人深知，絕糧才會餓死那麽多人，繼續高指標征糧將使饑荒進壹步擴大。他們不敢批評“大躍進”和毛澤東，紛紛呼籲按黨章規定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蘇共二十二大嚴厲抨擊“大躍進”造成災難，中共高層壹致擁護劉少奇救災的局面下，召開九大的呼籲讓毛澤東感到了獨裁地位不穩。11月，中南局第壹書記陶鑄建議召全國地委書記來北京討論糧食征購計劃，毛澤東順勢決定將縣委書記，全國重點廠礦的廠長、黨委書記都召集到北京，開個五級幹部參加的非正式全國黨代會，既算是向呼籲召開九大的地方幹部有個交待，又可以回避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換屆。為避免代表們互相交流，毛澤東要求大會保密，禁止與會者給家裏寫信、打電話，禁止《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媒體對會議作任何報導。



1962年1月，世界政治史上規模最大的工作會議在北京秘密召開，有多達七千位中共各級領導人出席了會議。毛澤東仍沿用老辦法控制會議：分組開會、不準記錄，禁止代表交流打聽，指定秘書記錄，各組記錄先報他，經他圈閱刪改後才印發全體代表。毛澤東這樣的控制會議辦法很有效，能將任何批評他政策的發言封鎖在極小範圍，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所有代表說了些什麽。三年前，他用這壹控制會議的辦法阻止了彭德懷在的廬山會議上壹呼百應。此次會議，他更進壹步，連全體代表共聚壹堂的開幕式都取消，派發每位代表們壹份事先準備好的《書面報告》，然後立即分組。毛澤東在書面報告中采用廬山會議時的老調子，先說國內形勢總的來說是好的，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將進入壹個新的發展的時期，然後說幾句存在缺點和錯誤的空泛話，但不說是什麽錯誤，有多嚴重，是如何造成的，由誰負責。



由於在八屆九中全會上沒有人敢批評大躍進，沒有人敢要求停止高指標征糧，毛澤東依然堅持繼續高指標征糧以服務口糧食換匯發展軍備和核武器計劃，要求繼續推行“大躍進”的各項政策，稱“不是沒有糧食，就是收不起來，開完會，大家下去收糧食。”[85] 在毛澤東安插的記錄秘書監聽網絡之下，參加會議的各級領導幹部有要求中央停止“大躍進”的各項政策，停止高指標征糧之心，但沒有為民請命之膽，即使在分組會上也不敢講話。於是，會議再次成了大饑荒中的閑扯。兩年半前，高層們在幾百萬人餓死的形勢下在廬山上閑扯，如今，代表們在餓死幾千萬人的形勢下繼續閑扯。來自地方的基層幹部們沒有那麽大的烏紗帽，沒有享受那麽多的特殊供應，也沒有開過那麽多的醜惡會議，顧慮較少，開始報怨這樣的討論是在浪費時間。他們不知道，毛澤東開這樣的會本來就不打算解決什麽問題，要的就是代表在分組閑扯中把時間消耗掉，不開全體大會。毛澤東達到了目的，代表沒有形成共鳴和壹起發難的機會。毛澤東沒有理由連壹次全體大會都不開，於是決定全體大會安排在閉幕式當天，打算短暫聚壹下立即散會。



劉少奇清楚毛澤東如此安排的用意。他不能容忍大會就這樣結束。半年前，他回到闊別的家鄉，村民們告訴他，塘裏有水，沒有旱災，每個村都餓死很多人，不是因天災，是人禍，大煉鋼鐵把鍋都砸了，送進了煉鋼爐，使農民挖了野菜都沒鍋煮。他的姐姐哭訴：“壹個小隊兩個月就餓死了十壹個人，妳在中央做事，要做點好事，要讓人有飯吃呀！”他看了壹路的苦難，聽了壹路餓死人的述說，還看到村裏饑餓的少年寫下的“我們餓肚皮，只怪劉少奇。打倒劉少奇!”的標語。毛澤東授意起草的閉幕式《書面報告》為大躍進、大饑荒找借口稱：“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余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征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裏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劉少奇清楚這些說法的荒唐，清楚饑荒的根源政府將農民口糧都搜刮幹凈出口換軍事技術，更清楚重要原因是他兩年半前在廬山會議上支持毛澤東整肅彭德懷，開展“反右傾”的決定。他希望通過這次大會改變政策，亡羊補牢，結束饑荒。然而，眼看會議要結束，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沒有政策改變。他知道，毛澤東要求散會後繼續按高指標征糧食出口意味著再餓死幾千萬人。他決定不再附和毛澤東，出手制止災難繼續。



1月27日，在閉幕日的全體大會上，劉少奇拋開毛澤東為他擬好的報告稿，即席講話說：“形勢不好，人民糧食不夠，副食品不夠，穿的不夠，用的也夠，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經過幾年的大躍進，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他借家鄉農民“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稱“天災的確不是那麽嚴重”，“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壹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 劉少奇對“大躍進”的批評頓時扭轉了會議不敢講話的局面，代表們紛紛跟隨發言，反對大躍進政策，指中央的路線有問題，甚至有代表重提領袖換屆問題。彭真點名說：“如果毛主席百分之壹，千分之壹的錯誤不檢討，將給黨留下惡劣的影響”。 在眾多代表反對大躍進、支持劉少奇的情況下，毛澤東壹時無法控制會議，也不敢與劉少奇當場攤牌，只好宣布臨時休會。



對會議進程壹時無法時暫時休會，在會下暗中活動，尋求支持，然後在復會時扭轉會議方向，這是毛澤東權力鬥爭中的法寶。他在遵義會議、洛川會議和廬山會議中都是這麽幹的。廬山會議休會時他的主要舉措是召林彪上山，代表軍隊發表支持他的講話，其次是尋求最有影響力者表態支持。此時，毛澤東故伎重施，再次急召林彪到會講話，代表軍隊出面支持他。在廬山會議時，彭德懷發難，毛澤東尋求劉少奇的支持。此時，劉少奇發難，毛澤東要求周恩來表態支持，幫他扭轉會議局面。廬山會議時，劉少奇在毛澤東的表態要求面前作了壹番痛苦的思想鬥爭。此時周恩來在毛澤東的表態要求面前沒有痛苦的思想鬥爭。周恩來是權力鬥爭老手，在力量對比判斷上不比毛澤東差。從延安到北京，他多次在重要關頭判斷出毛澤東將在權力鬥爭中勝出，在毛澤東陷入困境時出面為毛找臺階，打圓場，幫毛澤東走出困境。這壹次也不例外，他看到雖然毛澤東壹時陷入困境，但有林彪代表軍隊的支持，非劉少奇及支持者所能扳倒，於是像在廬山會議時壹樣，毫不猶豫地選擇追隨毛澤東。



1月29日，林彪在復會的全體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他離開會議主題，大力吹捧毛澤東說：“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黨幾十年的歷史證明，工作搞得好的時候，都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不受尊重，受到幹擾時，就會出現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至於目前的困難，恰恰是由於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而造成的。”隨後，他推出“付學費”論說：“兩三年以來，我們國家在某些方面發生了壹些困難。……特大的自然災害，連續的自然災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毀滅性的自然災害，這給了我們不可逃避的困難”。“我們付出壹點學費是值得的。因為沒有經驗而付了學費，而這個學費還是必須要付的”，最後，他要求“全黨團結在毛澤東周圍”。[86] 林彪以“付學費”論將毛澤東害死數千萬人的罪責壹筆勾銷，借大罵彭德懷 “從來不把毛主席放在眼裏” 來威脅眾高層。林彪講話中，毛澤東不斷插話，與林壹唱壹和。林彪講完，毛澤東帶頭鼓掌，稱贊“林彪同誌講了壹篇很好的講話，我希望把它整理壹下。”代表們以沈默回應林彪在大災難中為毛澤東評功擺好，會議壹時冷場。這時，周出面救駕，巧妙為毛澤東解圍說：“‘三面紅旗’經過實踐考驗證明是正確的。……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雖然嚴重，但是，它是屬於執行中的具體政策和具體工作的問題，不是‘三面紅旗’本身的問題。缺點和錯誤，恰恰是由於違反了總路線所確定的正確方針，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才發生的。” 隨後，他只談困難形勢和需要調整的具體問題，就事論事，代表國務院檢討，表示自己工作沒做好，反復強調黨內團結。最後他說：“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同誌講的實事求是，也就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87] 周恩來在關鍵時刻的獻詞扭轉了會議局面，為大會定下毛澤東最希望的調子：不追究大饑荒的責任，各級幹部都出面承擔自己的壹份責任，只談具體問題和善後工作。



有林、周壹同救駕，眾高層立即看清了形勢，趕緊押寶在毛、林、周壹邊，跟隨周恩來作自我檢討。在各級領導檢討後，從不認錯的毛澤東作象征性檢討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壹些同誌也有責任，但是第壹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還是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他不說清楚犯了多大的錯，負什麽責，將大躍進災難以壹句“盲目性”帶過。毛澤東對力量對比有著卓越的判斷力。雖然黨權、軍權在握，但他清楚絕大多數高層此時對他不滿，支持劉少奇，要求結束“大躍進”，雖有林彪、周恩來支持，但眾怒難犯，他不能像廬山會議那樣的突然轉向，整肅劉少奇，否則自己可能立即下臺，他除了接受劉少奇的報告別無選擇。於是，他被迫默認劉少奇的報告，同意暫退二線搞調查研究，讓劉少奇主持局面。



大家都作象征性檢討後，會議達到了毛澤東希望的結果：不否定大躍進，不提大躍進造成的災難，以“和稀泥”方式宣布閉幕。來自基層的代表們頗為不滿。他們突然被召集進京開秘密會議，大過年時又突然被迫留京參加延長的會議，還不準通知家人，讓家人誤以為被關押整肅。他們最知道大饑荒災難的嚴重性，對大會就這樣沒有明確結果地結束強烈不滿。壹些敢講話的代表詢問“退居二線”是什麽意思。高層們都知道基層代表這壹問題是在委婉要求領袖換人。革命黨在權力交接方面有著無法解決的制度和程序缺陷。西方民主政治通過執政黨輪換，領袖變更可以順利達到追究責任，改變政策的目的。而革命黨壹黨獨裁，拒絕政黨輪換，自己無法追究自己執政的責任，為維護統治合法性也無法追究領袖的責任，因而難以改變政策。由於獨裁領袖拒絕輪換，革命黨除了暗殺政變沒有領袖更替的正當程序。中共八大在蘇共反個人獨裁的鼓舞下提出了解決領袖更替問題的“退居二線”說法。大家都知道這壹說法之荒唐，誰也無法回答基層代表這壹問。



大會後，劉少奇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討論基層呼籲的毛澤東辭任黨主席問題。得周恩來幫助控制局面，毛澤東幹脆率林彪不參加會議，放心南遊。會上，朱德、陳雲、鄧小平等人表態同意毛澤東辭任領袖，其他人觀望。大家記得，八大會後的政治局會曾民主投票表決，結果經周恩來出面相勸，大家同意表決不算數，民主失敗。此時，誰也不知道毛澤東、林彪拒絕出席的政治局會議結果算不算數。冷場之中，周恩來再度出面說服大家：“主席還是主席，黨主席仍由毛澤東擔任”。[88] 毛澤東的親信大員們聞言立即附和，形成了多數。會議決定，毛澤東繼續擔任中共最高領袖。這壹結果使在“七千人大會上”批評過大躍進和毛澤東者，和在此次會議上表態同意毛澤東辭任領袖者立即後悔失言，紛紛想辦法補救。因為有周恩來和親信在政治局內照顧局面，毛澤東才敢於拒絕參加政治局會議，放心地離京出遊。同時，他對會上誰說了什麽如指掌。這次會後林、周分別在不同領域發動了崇拜毛澤東運動。壹年後，毛、林、周壹同發表了號召學雷鋒的題詞，使黨內局面徹底改觀，迫使劉少奇也加入題詞。這壹年間黨內形勢轉變讓人相信，林彪、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上分別提出“出現困難局面是違反了毛主席的意見造成”的說法不是臨場發揮，而是是在奉毛密令行事，毛澤東在休會期間布署的壹部分。



“七千人大會”是另壹次災難性的會議。雖然劉少奇不點明的批評了大躍進，迫使毛澤東象征性地作了檢討，在會後得以“調整”之名廢除了不少大躍進政策，降低了征糧指標，進口糧食，在1962年內結束了大部分地區的饑荒，但會議結果宣告，制造餓死幾千萬人災難的毛澤東不受追究。會議有這樣的結果不奇怪。大饑荒災難是全體高層壹致舉手造成的，要追究誰也跑不掉，所以全體高層誰也不會說追究二字。因此，中共創造出壹堆推卸罪責的說法，諸如林彪提出的“付學費”說，林彪、周恩來壹起提出的“出現困難局面是違反了毛主席的意見造成”說，周恩來提出的“急於求成”說，毛澤東提出的“盲目性”說，這些說法，加上毛澤東在延安發明的“擴大化”等等說法都在後來被中共反復使用作為推卸罪責的借口。



經濟學家楊小凱所指出的：在民主制度下，領導危機會由主要負責人下臺迅速解決。專制制度在領導犯了錯誤甚至罪行時沒有公認的政治遊戲規則來解決領導危機，犯了罪的毛澤東仍然大權在握，沒有制度機制來制衡毛澤東的權力。[89] “七千人大會”的進程與結果證明，壹黨專制之下不可能有問責與追究。大會的結果讓毛澤東看清，即使闖下天大的禍，其權力和地位也不會遇到真正的的挑戰，林彪代表的軍隊是支持他的，周恩來代表的多數黨的幹部是支持他的，除了劉少奇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和彭真的“認百分之壹，千分之壹的錯”的象征性批評外，黨內沒有問責。於是，他將發難的劉少奇，支持劉少奇接任領袖的朱德、鄧小平、彭真等人都列入了整肅名單，在會後立即開始盤算新壹輪整肅運動。幾年後，江青在“文革”中說，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憋了壹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此言清楚地透露出毛在“七千人大會”對劉恨之入骨，開始盤算逐壹整肅“七千人大會”發難者和表態同意讓他“退居二線”者的脈絡。



大饑荒 人類災難之最



歷史上，饑荒、人相食都伴隨戰亂、自然災害或異族入侵。然而在沒有戰亂，沒有外敵入侵，且風調雨順的1958年至1961年，中國農村普遍饑荒。壹位親歷者寫道：“人吃人並不是個別現象，從我三年近百萬字農村工作筆記中查證和我自己耳聞目睹的事實來看，沒有壹個公社沒有發生吃人的事，有的大隊幾乎沒有空白村莊。埋的死人壹夜就不見屍體了。有些地方，農民家裏死了人，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墳多夜，待屍體腐爛發臭為止。針對人吃人的情況，縣政法部門先稱破屍案，後按上級指示，統稱特種案件。1961年4月，安徽省公安廳給省委的《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中說：自1959年以來，共發生特殊案件1289起。”[90] 在甘肅通渭縣，1959年到1961年間，三分之壹農民餓死，其中死絕了 2168戶，人吃人的慘劇遍地發生。[91] 為隱610;饑荒的嚴重性，防止信陽事件那樣的政治影響，中共中央禁止在行文中出現稱饑荒字眼，甚至禁止不能有事件字眼，而要求在內部文件中將饑荒，餓死人稱為問題。於是中共中央和甘肅省委的內部文件出大量出現“通渭問題”，甘肅省委還禁提“餓死”二字，要求將餓死稱為病死。例如，中共通渭縣委指示：“要把他們全部埋掉，病壹個埋壹個，並且只能說這是打掃衛生，不能明說是掩埋死人。”在四川縈經，饑荒1958年就開始了。當時餓死了人還有人埋。到了1960年，因死人太多，活人站立都難，無人去埋，從各公社到縣城街上，壹路死屍，屍臭彌漫。縣裏只好搞萬人坑，將死屍都扔到壹個大坑埋，再後來幹脆不埋了，死人往山溝裏扔，往縣城外的河裏扔。1958年滎經總人口是64萬，三年餓死了壹多半人。[92] 饑荒中，農村基層幹部掌握著農村僅有的糧食，自己開小竈，同時豢養民兵對付老百姓，民兵們為有飯吃奉命挨家挨戶搜刮糧食，迫害農民，鎮壓搶糧饑民，邊境省開槍打死外逃邊民。饑民很快餓得喪失抗爭能力。這就是為什麽大饑荒中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反抗的原因。



從饑荒初起到數千萬人餓死，中共始終隱瞞饑荒的發生。其辦法之壹控制報刊、封鎖消息，禁止談論饑荒的情況。辦法之二是將饑荒控制在農村，以農民的救命糧來保證城市不餓死人。1959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采取非常措施解決當前食油供應問題的緊急措施》的通知，決定停止對農村的食油供應。廬山會議後，饑荒蔓延全國農村，中共高層秘密決定：犧牲農村以保證城市供應。1960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等人三番五次要求四川調集糧食，運往三大城市，為“全國大局”做出局部犧牲。這時，中共中央對四川饑荒的情況非常清楚，調糧是要將饑荒隱瞞在農村，任由農民餓死。四川餓死壹千多萬農民後，周恩來在內部會上說“四川糧食調多了，責任在國務院。我是總理，責任在我”，壹句話將蓄意餓死農民的安排帶過，毛澤東則在“七千人大會”贊揚西南大員李井泉“只有大公，沒有小我。”這就是為什麽農民餓死了數千萬，城市人卻不知道饑荒的發生。



中共隱瞞大饑荒的辦法之三是編造“三年自然災害”說法。這壹說法出臺過程為：1960年，中共內部文件和報紙上開始偶爾出現“嚴重自然災害”的開脫之詞。據此，中共推出了“自然災害”說，先是在《人民日報》的1960年國慶社論中壹改歌頌大好形勢的調子，稱：“過去兩年來，中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接著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公報上將“自然災害”說升級為官方解釋饑荒的正式版本。“三年自然災害”說法純屬謊言。中央氣象局編輯出版的1958至1962年全國旱澇氣象資料顯示，1950年代最大的自然災害是1954年的洪水災害。這時的農村還沒有完全合作化，農民還可以存糧備荒，沒有發生饑荒。不僅 “三年自然災害”說是謊言，連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所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也是謊言。三年間，並未發生“三分天災”。就全國而言，1958至1961年不僅風調雨順，更是天公作美的歷史最好年景。[93]



中共隱瞞大饑荒的辦法之四是“蘇聯逼債造成饑荒”說。這壹說法出現於饑荒過後的中蘇論戰中。這時，中共將大饑荒嫁禍蘇共，在官方文件中稱：“三年大躍進成績是主要的，嚴重的局面是由於農業生產連續兩年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和蘇修的背信棄義逼債，以及帝國主義對中國封鎖，導致中國無法進口糧食”。此後幾十年中，中共在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中共掌控的獨家新聞媒體持續不斷重復宣傳“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說法以掩蓋制造饑荒的罪責。1990年代解密的蘇共檔案證明，蘇聯在大饑荒中非但沒有逼債，反而多次提出援助中國提供糧食、食糖等等的建議。



中共隱瞞大饑荒的辦法之五是銷毀餓死人數的統計證據。1961年，陳國棟（財政部副部長）、周伯萍（時任糧食部副部長）、賈啟允（國家統計局局長）三人匯總各省人口統計，將三年間全國減少了幾千萬人的報告報給周恩來，周命令“立即銷毀，不得外傳”。三人奉命銷毀材料和印刷版後，周恩來仍不放心，再電話確認了銷毀情況。根據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公安部規定，各省人口統計數字為“絕密”資料，只能讓極少數人閱。如山東省大量餓死人的數字，只有正副書記、正副省長、公安廳長五人可以看。[94]



直到毛澤東時代結束之後，學者們才得以研究大饑荒災難。在中國三年大饑荒是人類死亡人數最多的災難這壹點上，中外學者沒有分歧。關於三年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中外學者作出了不同估計。胡適通過信件了解大陸的情況後嘆道：“大陸上人民餓死了約六千萬人。在梅縣壹個村莊裏本有四千人口，已經餓死了壹半，只有兩千多人了。……中國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所有哉’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讓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幹涉他，他們會得到食物的。像油，農村都是自己做的，他們種的東西自己來榨油，本來不成問題，所以我主張的‘無為而治’還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經不行了，再到了實行人民公社之後，什麽都沒有了。這是管制的結果”；[95] 上海大學學者金輝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結果為三年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在4,040萬至4,319萬之間”；[96] 多次采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壹波等中共高層官員的《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裏披露趙紫陽估計的死難人數為4,300萬至4,600萬人之間；[97] 香港《南華早報》駐北京采訪主任貝克（JASPER BECKER）查看多省地方誌及通過私人關系查閱中共關文件後指出：“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河南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餓死了240萬人。有中國學者告訴我說，妳書裏寫的數字太保守了，實際上餓死人數高達6000萬”；[98] 荷蘭學者馮克（FRANK DIKOTTER）博士在其《毛制造的大饑荒：中國最駭人災難的歷史，1958～62》壹書中指出：“歷史學家、復旦大學教授曹樹基根據官方人口統計資料和地方誌得出了3000萬至3200萬的饑荒死亡人數。我在調查中作過仔細的比較，在許多縣的公安局統計中，數字都要大過縣委和統計部門50%。因此，3000萬加50%就是4500萬。4500萬非正常死亡中有大約300萬人不是由於饑餓，而是被當局打死或自殺。在檔案記錄中，有的村子80%死亡的人是不許到食堂吃飯造成的。從檔案中看到，共產黨將農民編號，實行軍事化管理，將公社社員看作數字，或沒有個性的勞動力。我的書中，九成五是來自這些檔案，公開的資料利用不多。他們公開的資料倒是有很多不可信的成份。應該說，中國這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可能永遠也得不到準確數字，我們只能接近真實，除非中國政府內部下令不掩蓋地作調查，可能比較準壹些。”



貝克、馮克關於實際死亡人數遠高於根據官方統計資料的說法得到大量基層數據的支持。救災時，糧款按人頭發，不少大隊、生產隊為了多領錢糧而將死人報成了活人，使饑荒死亡統計數被縮小。1961年，王光美隨劉少奇去湖南調查時發現，基層在饑荒死亡數字統計出來後要經過“壓縮平衡”，不許如實上報。以山東為例，曹樹基教授根據地方誌統計出的山東大饑荒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80多萬，而親歷大躍進的記者張廣友記載，山東省主要領導人在當時全省五級幹部大會上說：“山東過去(1957年)人口為5500萬，不到3年的時間，現在(1960年冬天)還有5000萬，減少了500萬”；[99] 按曹博士的統計，河南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90多萬，而貝克調查後推算河南餓死人數為400萬至780萬之間。貝克的調查結論得到信陽基層情況的支持。中央工作隊處理“信陽事件”時發現，各縣的餓死人比例普遍在三成左右，其中，光山縣十裏（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隊120人的吳圍子小隊在1959年餓死72人，比例高達六成；[100] 曹博士根據地方誌統計，四川在饑荒中非正常死亡人數為940多萬，而據當時冒險赴京反映饑荒情況的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廖伯康估計，四川餓死人數在1100萬至1250萬間。原安徽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尹曙生說：“安徽省在大饑荒中餓死400多萬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測的。人相食並不奇怪。鳳陽縣1961年人口比1958年減少了39%。全縣死絕的戶有2404戶，消失村莊27個。”[101]



貝克、馮克關於實際死亡人數遠高於根據官方統計資料的說法還得到人口統計的支持。公安部退休幹部晏樂斌披露：“今年（2012年）5月10日，我的同事、公安部離休的局級幹部、1964年夏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任公安部治安局人口統計處副處長的趙文奇同誌告訴我：1964年夏，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特別關註那幾年經濟困難時期餓死人的情況，考慮到各地上報餓死人情況都不準確，上報時都要經過黨委壹把手點頭批準才允許上報。他要求公安部對這次人口普查中引起重視，壹定要將非正常死亡數字不管采用什麽方法弄清楚，要我們通過這次人口普查，將全國實有人口計算統計準確，死亡人口搞準確，特別是對那幾年經濟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搞準確的指示精神。為此，成立了全國人口普查辦公室，楊尚昆親自兼任主任，公安部副部長於桑任副主任，我們公安部三局五處（人口統計處）全力投入這次人口普查工作，有處長白建華、我（副處長），工作人員王維誌、沈壹（益）民參加。確定以1964年7月1日淩晨零時為截止計算統計時間。我們按楊尚昆主任要求的指示，認真進行了全國人口普查工作，精心組織指揮，領導全國人口普查，對人口多、問題復雜的重點省還派出工作組去具體指導、協助。經過壹段時間的工作。各地公安機關都報來了人口數據。據統計，當時全國有人口73000多萬。隨後於當年8月底9月初，除西藏、新疆、內蒙三個自治區沒有抽人到北京外，其余26個省、市、自治區的公安廳局，我們都抽調做人口統計工作的同誌到公安部，再次對各地報來的人口數據，進行核算，以1957年、1958年和1963年這三年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和1959年至1962年4年各省、市、自治區每年人口減少數，減去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外，即是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數，1959年至1962年全國共有9600萬為非正常死亡數。趙文奇同誌告訴我這壹數字之後，我感到十分驚人，怎麽會有這麽大的數字？我開始懷疑，是否虛假。5月11日和14日我兩次碰到趙文奇同誌，問他此數據是否可靠？他說，絕對可靠，是各省、市、區報來的統計數，又經過各地同誌的再次核算和推算，這個數據是應該信得過的。他說，統計數據檔案材料，均已存入公安部檔案館，有案可查。同時，趙文奇同誌還說，1964年9月初，於桑副部長要我們（有白建華、我、沈壹民）同他共四個人，專門向楊尚昆主任進行了匯報。楊主任詢問了壹些情況之後，對這次全國人口普查工作的圓滿順利完成表示滿意，對按比例推算出來的非正常死亡數據作了肯定，認為就此數據作為依據（以上兩段內容經趙文奇同誌審核——筆者註）”。



大饑荒中，各地勞改營中的勞改犯死亡比例和死亡總人數巨大。當時任勞改隊文書的楊崇道說，他所在的那個隊百十來名右派中，經他寫死亡報告的就有三十多人；遼寧省錦西煤礦1,200名右派的勞改隊在大饑荒中餓死了1000人；[102] 遼寧省淩源縣新生焦化廠的壹個300人的右派勞改中隊餓死了227人；流放北大荒的右派在三年饑荒中餓死約三分之壹；甘肅省夾邊溝勞改農場的3,000多右派分子到1961年死得只剩下200來人；[103] 甘肅正寧縣子午嶺龍池勞改農場的3000勞改犯在1960年就死了600多人。104]



以下事實說明，這場亙古未聞的大饑荒不是天災，而是中共蓄意制造的人禍。



政府橫征暴斂，將農民口糧搜刮殆盡。建國伊始，中共發動了朝鮮戰爭，向農民征糧數量以每年增50%的速度遞增，而且以低於市價30%以上的低價強買。農民拒絕低價強買，中共出臺了統購統銷政策，禁止農民存糧。千百年來，農民自己儲糧備荒，壹般天災不會餓死人。自從中共出臺統購統銷，存糧備荒成了“破壞統購統銷罪”，農民被剝奪存糧權利，政府將農民口糧之外的全部糧食收走，農民挨餓，賣兒賣女，吃草根、樹葉、觀音土饑荒由此開始。馮克博士指出：“蘇聯專家撤退後，毛要求加快還債，赫魯曉夫知道中國困難，說不急於結帳，還要提供糧食給中國。毛拒絕，壹心要早日不清軍火和軍事技術債務，加大征購，從農民那裏逼交糧食，棉布、豬肉、糖等等。壹九五九年三月廿五日，毛在上海壹個黨內會議上說，要增加糧食收購三分之壹，農民不會造反，餓死壹半人不要緊，還有壹半人有飯吃”。



最積極推行“大躍進”搜刮政策的省也是餓死人最多的省。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吳芝圃，安徽的曾希聖，貴州的周林，甘肅的張仲良等人推行反右傾，反瞞產，搜刮糧食最積極，造成了這幾個省最高的餓死人比例。其中四川的情形最為典型。蜀守李冰建成都江堰之後，成都平原“水旱從人，不知饑饉，遂為萬姓糧倉，國賦根本，斷無哀鴻聲起”。抗戰中，四川承擔大後方政府和數百萬國軍將士的糧食供應而未發生饑荒。1959至1961年，四川全省風調雨順，但因李井泉推行“大躍進”、“反右傾”、“反瞞產”暴政，糧倉四川成了全國餓死人最多的省。廬山會議上，李井泉批鬥彭德懷表現積極，會後被毛澤東提拔為掌管雲、貴、川三省的中共西南局第壹書記，使三省饑荒迅速擴大。饑荒中，沒有積極推行毛澤東暴政的省餓死人較少。例如，陜西省委書記張德生沒有積極推行暴政，餓死人不多，陜西成為甘肅災民逃亡的目的地。可見，大饑荒百分之百是中共橫征暴斂造成的人禍；



中共強制實施人民公社化，使農民成了農奴。逼迫近億農民在1958年收獲季節上山“大煉鋼鐵”、大修水利，致1958年特好年景的莊稼因無人收割壹半爛在了地裏。



肉蛋的食品是怎麽搜刮來的？饑荒中的農村沒有飼料，豬長得又瘦又小，幾十斤就收購走了。在1959年4月全國電話會議上，李先念向全國發出加強肉、蛋等出口商品收購的指示時說：“豬出口得很不好，出的不是豬而是狗豬。香港挖苦我們，把我們出口的豬燒掉了，說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為什麽賣掉呢。”談到蛋，他要求“來壹個突擊收購運動”，“要采取斷然措施來解決出口問題”。所謂“突擊收購運動”和“斷然措施”意味基層的暴行。例如四川壁山縣獅子公社虎峰大隊在1960年4月收購雞和蛋時，不管有雞無雞，不管雞下不下蛋，強行按人頭派指標，拿不出雞蛋就不讓到食堂吃飯。六隊社員柯政國沒有蛋上交，全家七口人被扣飯。[106]



按說，政府禁止民間存糧就應負備荒、賑災之責。若中共循前朝舊制，在饑荒中開倉放賑，救濟災民，不會餓死人。國庫的存糧誰也無權動用，存糧動用之權只在毛澤東壹人之手。毛澤東在1957年講話中就表示過，大躍進準備死壹半人，他從壹開始就了解饑荒情況。為自己的世界領袖夢，他聽任饑荒蔓延，數千萬人餓死，禁止動用庫存糧食救災。在饑荒蔓延全國的1959年，中共為換取軍事技術和無償援助給外國共產黨政府的糧食凈出口量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的416萬噸。



1960年春，滎經鳳儀公社發生了武裝部長李文中武裝搶糧庫救災的義舉。李到鳳儀公社為餓死的叔叔壹家收屍，背著輕飄飄，加起來沒有壹百斤的三具屍體，看著壹路的死屍，想著附近的國家糧庫中囤滿了糧食，他決心冒死為活著的百姓搞點糧食吃。於是，他率武裝民兵和勉強能走動的饑民來到公社糧庫，強行開倉放糧，救濟了災民，隨後被以“反革命、五類分子武裝暴動”主犯罪名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多年後他說，其實跟他壹起去搞糧食的人沒壹個是五類分子，五類分子是社員中最慘的壹群，早就餓死了。能搶到些糧食，讓壹些鄉親死前吃壹頓飽飯，對得起做人的良心，決不後悔。[107] 滎經武裝放糧事件說明了，壹個可怕的事實：在大饑荒中，國家的糧庫裏囤積著大量糧食。在河南信陽，饑荒中餓死兩百多萬人，而信陽地區的國庫存糧存有數十億斤糧食。[108] 作家張戎指出：“大饑荒根源是毛澤東堅持出口糧食到蘇聯東歐，以便買軍事設備。毛的工業化完全是軍事工業化，他壹心想的是要把全國資源集中起來發展軍事工業，以便他有生之年可以成就超級大國稱霸世界。買蘇聯的原子彈、導彈、核潛艇，完全靠出口糧食。我們在俄國檔案館看到中國對蘇出口糧食的記錄後明白，如果不出口這麽多糧食，中國壹個人也不會餓死”。[109]，時任外貿部副部長的林海雲回憶：“1960年，在嚴重危機面前，如果我們在國際市場上拋售黃金，以解決外匯緊缺問題，也不是不可以，但周總理不贊成這樣做。我們不僅沒有賣黃金，而且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壹直買到1970年。”[110] 周恩來指示在大饑荒中買黃金的背後是毛澤東集中外匯發展軍事工業計劃和研制核武器計劃。為此計劃，周恩來操辦在1959、1960年凈出口了數百萬噸糧食。



不準逃荒。千百年來，農民自由進城謀生，災年自由討飯、逃荒。而在新中國，中共為從農村搜刮糧食，建國伊始就不斷出臺針對農民的控制條例。1951年，公安部頒布了《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1953年，政務院發布《關於勸阻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規定未經勞動部門許可和介紹，不得在農村招收工人，明令禁止農民進城就業；1954年，內務部和勞動部又發出《關於繼續貫徹〈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5年，配合合作化暴政，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建立經常的戶口登記制度的指示》和《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全國推行戶口登記以禁止農民遷移；1957年，國務院發布了《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補充指示》、《關於防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和《關於各單位從農村中招收臨時工的暫行規定》，要求組建以民政部門牽頭，有鐵路、交通、商業、糧食、監察等部門參加的專門機構，負責制止農民流入城市，要求在鐵路、交通部門在主要鐵路沿線和交通要道設卡阻止農民流入城市，要求將流入城市和工礦區的農村人口遣返原籍，禁止農民乞討。1958年，人大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修改了憲法，刪除了“居住和遷徙的自由”條文，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以法律形式正式剝奪了全體人民的居住、遷徙自由。這壹條例與糧票制度相配合，完成了對人民財產和人身的全面管制，將農民捆綁在本鄉本土以搜刮糧食。



1959年春，在饑荒蔓延，農村大面積餓死人的情況下，中共中央連續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指示》和《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出臺了收容遣送制度。饑荒中出臺的收容遣返制度堵死了農民逃生之路，使農民只能餓死在本村。根據上述收容遣返令，各地當局派出民兵把守道路，將沒有通行證的逃荒農民如同逃犯壹樣抓捕，押送回原籍。饑荒中，糧食只夠基層幹部和民兵活命，收容所通常不給逃荒農民飯吃，多數災民被餓死在收容遣返過程中。歷朝歷代，饑荒均是區域性的，災民逃出災區都能討飯活下來。而在新中國，饑荒是全國性的，災民無處可逃。逃荒之路和消息傳播之路被封鎖後，農民整戶，整村地餓死，不為人知。



饑荒過後，毛澤東發動了學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的運動。其實，焦在蘭考任上總共壹年多，談不上對蘭考有什麽貢獻。蘭考農民感謝焦裕祿主要因為他上任後放生饑民，允許饑民外出討飯。農民逃荒的主要原因並非是風沙 、鹽堿，而是大躍進、反右傾、反瞞產逼得農民沒有活路。毛澤東樹立焦為縣委書記的榜樣，其原因除了因為焦學寫出不少學“毛選”筆記，積極貫徹毛澤東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號召之外，主要因為焦有蘭考農民感謝的口碑，他要借焦讓農民感謝他本人。這樣學焦裕祿運動顯示出當時中國是何等黑暗。



1949年底，毛澤東答應出兵朝鮮後，斯大林答應將亞洲各國共產黨交毛澤東領導，指示胡誌明等亞洲共產黨領袖開始向毛澤東匯報。斯大林給毛澤東領導權的同時也將向這些共產黨提供援助的包袱交給了毛澤東。此後，亞洲共產黨領袖們向毛澤東匯報、請示的同時理直氣壯地要錢。1950年，中國首任駐蒙古國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就收到了蒙古總理喬巴山”要求幫助”的清單。1951年5月15日的壹份檔案材料記載，越共要求說：“我們正處在青黃不接期間，如無援米必告斷炊。……因此，懇切要求妳們再幫助我們1500至2000噸大米，以渡過此難關。”顯然，這不是越共第壹次要求援助糧食。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災，中共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建議援助印度10.5億元人民幣。毛澤東得知蘇聯捐贈了25萬盧布後批示：“款數似應增加至15億或20億人民幣”。於是，中共捐去15億元。在《中國和越南關於中國1955年援助越南的議定書》的附件中，中共援越的項目和貨物包括：獸醫院、家畜防疫藥劑制造廠、10個碾米廠、2個汽油庫、火柴廠、加固水壩、3萬噸大米、300噸面粉、5000公斤葡萄幹、1130箱酒及粉條、香煙、中成藥、醫療器械、電爐、輪船、電話機等等。[111] 1956年蘇彜士運河危機中，毛澤東欲扮演指導者的角色，給埃及壹份“反侵略戰爭的軍事部署和戰略方針”，並主動提出派給埃及25萬誌願軍。派誌願軍赴埃及的建議被納賽爾總統拒絕後，毛再向埃及提出：“我們可以給無代價的援助，妳們能還就還，不能還就算了，或者過了壹百年後再還。”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國贈給埃及2000萬瑞士法郎的現金，並在中埃貿易故意吃虧，向輸送利益。[112]

1960年1月，在農村人相食之時，中共成立了對外無償援助的主管機構——對外經濟聯絡總局，將外援助規模大幅增加，無償對外援助中包括大米，小麥。壹份封面標有“絕密材料會後收回”字樣的外貿部副部長李強署名的《幾年來的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工作報告》顯示，從1950年起至1960年，中共在國人生活極端困苦中向越南、北韓、蒙古、阿爾巴尼亞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柬埔寨、尼泊爾、緬甸、馬利、烏幹達、剛果、喀麥隆、伊拉克、敘利亞、埃及、也門、阿爾及利亞、蘇丹、阿富汗等數十個國家提供了40多億元人民幣的援助和貸款，並且其中絕大多數為無償援助。[113] 在數千萬人餓死的三年大饑荒中，中共不開倉放糧救災，而是巨額對外援助了19億元，巨量出口糧食。例如，在1960年援助幾內亞和剛果各1萬噸大米，無償向阿爾巴尼亞運送了180萬噸糧食。[114]



無償對外援助是共產政權的特有暴政。蘇俄建立政權後在內戰和饑荒中輸出革命，以搶銀行，沒收教會財產、剝奪富農和工商業者得來的金錢在全世界建立共產黨，在中國發動五四運動，建立中共。毛澤東繼承了列寧、斯大林拋灑錢財對外輸出革命的作法，從建國開始與周恩來黑箱作業，指揮對外援助機構秘密向100多個國家贈送了千億民財。在不顧國內人民困苦，建立政權後立即以巨額金錢輸出革命方面，中共與蘇俄沒有區別。



大饑荒中，美國總統肯尼迪根據中央情報局的饑荒情報，決定向中國提供人道主義糧食援助，下令制定援助方案，通過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渠道提出了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的，立即援助500萬噸小麥，及以長期和低息賒銷的方式每年出售千萬噸小麥給中國的建議。建議被毛澤東拒絕。直到毛澤東被迫“退居二線”，劉少奇才作主從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進口糧食救災。而毛澤東、周恩來下令幾艘滿載加拿大援助糧食的中國貨輪改駛向阿爾巴尼亞，作為了對阿共的無償援助。[115] 大饑荒中，赫魯曉夫已多次提出向中國災民提供人道援助，毛澤東壹再拒絕。劉少奇主持救災後決定接受蘇聯的糧食援助，蘇聯立即向中國東北提供了二十萬噸糧食。[116] 這成為大饑荒中東北餓死人較少的原因之壹，也證明了拒絕國際援助是饑荒擴大的原因之壹。



中共見死不救，舉“茅臺大躍進”為例。國民政府時代，貴州省政府頒布了《違背釀酒處罰規則》十條。其中規定，在天災期間禁止以糧食煮酒、熬糖、制米漿刮布，“違禁釀酒者，除將酒沒收變價及封禁器具外，並依釀酒量，按當地酒價，處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罰金，再犯者，處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罰金”。前仁懷縣政協副主席周夢生回憶說：“1949年前，當地遇上旱澇災害，糧食減產，米珠薪桂，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縣嚴禁煮酒熬糖，禁令森嚴，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準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許出售，禁期有時長達壹年。” 然而在1959至1961年的大饑荒期間，貴州茅臺酒的產地仁懷縣壹面是餓殍遍野，每天餓死近百人，全縣餓死了近三分之壹農民，壹面是茅臺酒高產達兩千多噸，消耗糧食兩千多萬斤。仁懷縣糧油保管統計資料顯示，1959至1961三年間糧食庫存分別為4,293萬斤、2,705萬斤、2,310萬斤，竟然比饑荒後二十年間的庫存量還高。1959至1961年饑荒中，中共不僅從貴州各地調糧食保證茅臺酒生產，還四川調來糧食，從貴州省委書記周林、仁懷縣委書記龐耀行為首的各級幹部在每天大批農民餓死的情況下只管完成中央下達的產酒指標，下令全省調糧保證茅臺產量，實現了茅臺酒產量年年創新高（三年間的產量記錄直到1975年才被超過）。人們難以理解，何以在饑民大批死亡時搞茅臺酒生產大躍進。答案在幾十年後茅臺酒廠集體署名的《紀念周林逝世壹周年》壹文中可以找到。周林曾回憶說：“1958年，中央召開成都會議，有天晚飯後，我同毛主席散步，他叫我回去把茅臺酒搞成年產萬噸，要保證質量。”根據毛的要求，周在1959年饑荒開始時指示茅臺酒廠說：“要保證茅臺酒的生產，既要抓鋼鐵生產，又要抓茅臺酒生產，對於妳們廠來說，鋼鐵是元帥，茅臺酒是皇上。”[117] 茅臺酒大增產是個普通消息，要是說明其背景是貴州餓死兩百萬人，調來糧食的四川餓死壹千二百萬人，全國餓死數千萬人，該是何等的駭人聽聞。



中國兩千多年前就有了救災制度。周有“大荒，舍用賑窮，開廩同食”的規定。其後，歷代遵循、發展荒政制度。宋朝糧食儲備養官、養兵外的主要用途是賑災。《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熙寧七年，河北東路失業流民甚多。三月，神宗趙頊批示：‘比來流民往京西者，經過京師，恐無資糧，或致餓殍，可相度賑濟。’朝廷遂‘賜五萬石下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司，賑濟流民’；給流民米，人日二升，幼者半之。” 皇佑初，範仲淹在杭州任郡守期間浙東大旱，顆粒無收。為了救濟失業者的生活，安穩地方，範仲淹采取了高價購糧平糶的辦法，“每鬥壹百八十錢”，比市價高了五成，使逃荒的百姓回流安居樂業。[118] 宋代朝廷不僅救災，還救助、安置因受災、土地被兼並、破產而暫時失去生活來源的流浪百姓，讓失業者有基本生活保障，住處有著落，回家有路費，以至於遼國皇帝耶律洪基都感慨“來世願做中國(宋)人”。南宋時，政府對從淮北而來的流民失業給田種植，並蠲免賦稅。《元史》記載：元成宗大德十壹年，兩淮屬郡饑，於鹽茶課鈔內折粟，遣官賑之。詔富家能以私粟賑貸者，量授以官；元武宗元年，中書省臣言：“江浙行省管內饑，賑米五十三萬五千石、鈔十五萬四千錠、面四萬斤。又，流民戶百三十三萬九百五十有奇，賑米五十三萬六千石、鈔十九萬七千錠。”到了滿清，荒政制度已經完備，對備災、報災、賑災和災後救濟都有詳細規定。其要點為：朝廷負有備災之責，須設立糧倉應付饑荒；須制定救災預案，災荒壹旦發生，預案啟動實施；地方官員負有向上級奏報災情、申請朝廷賑災的責任，對隱瞞災情不報、延誤報告或任意增減災難等級的官員予以懲處；地方官有責任組成勘災小組，或親赴受災地視察災情；朝廷得到災荒報告後要派人勘察，核實後要實施救災程序；災荒來臨時，從皇帝到縣令，各級官員均負有不可推卸的救災責任；救災措施包括：賑濟、蠲免、調粟平糶、轉移災民、撫恤安置、勸獎社會助賑等。順治至道光近兩百年間，清政府賑濟合銀4.5億兩，而蠲免的錢糧大約有1.5億至2億兩。光緒年間華北發生了大旱災面。曾國荃在大災期間在山西巡撫任上的救災舉措代表了滿清荒政的水平。他剛到任就向朝廷匯報災情，提出從應解京的五十萬兩銀中撥出二十萬兩賑災。清廷立即準奏。救災中，曾國荃參吉州知州段鼎耀“於省局撥解賑銀膽敢扣留不發，實屬玩視民瘼，忍心害理”；參代理榮河縣知縣王性存“借罰捐賑為名，借端侵漁”，“請旨壹並革職，歸案審訊，按律定擬，以重賑務而儆官邪”。災荒中，他嚴厲處分了兩個修理衙門的知縣。[119] 自有荒政以來，歷代朝廷均將落實荒政作為考核官吏政績的重要指標。[120] 雖然兩千年的災荒中有以身試法的官員，也有昏聵皇帝，但歷代統治者基本都 “厚下恤民，施行仁政”。中共將歷代王朝，歷屆民國政府都宣傳為“反動統治”，將自己政權宣布為人民政府。而事實是，新政府廢除了兩千年形成的完善荒政，官倉不為備荒，完全成了服務毛澤東世界領袖夢的私倉。大饑荒中，中共聽任災情蔓延，拒絕開倉救災，禁止災民逃荒，封鎖饑荒消息，對搶糧、偷糧的饑民下格殺令，不許死者家屬戴孝，不準在掩埋死人的地方起墳頭以掩蓋饑荒。對比前朝，唯有天壤壹嘆。



新中國前的兩千年中發生過200多次重大自然災害，死亡總人數為3000萬人，[122] 而中共建立新中國後立即制造饑荒，幾年就餓死了四千多萬人，人為造成死亡人數比兩千年重大自然災害的死亡總數還多。



民主革命補課運動



​1960年底，河南信陽餓死百萬人的消息在中央高層中傳開。毛澤東在“信陽事件”的報告上批示：“三分之壹的社隊領導權不在共產黨手中……河南其它各地、市委對被敵人篡奪了領導權的縣、社、隊的整風整社，應該學習信陽的經驗……凡是民主革命不徹底的地方，必須首先進行民主革命補課”。1961年元旦，中共中央發出了《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四號文件）。毛澤東在這壹報告中寫道：“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信陽事件是地主階級復辟，是反革命的階級報復”，“要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補課，像土改壹樣，把敵人徹底打倒，把壞事徹底揭出來，把領導權奪過來，把局面徹底扭轉過來”。毛澤東所謂的“民主革命不徹底”是稱有國民黨人、地主在破壞，其所謂“民主革命補課”是要求開展鎮反、肅反那樣的整肅運動，抓出暗藏的國民黨人和地主，讓他們為饑荒負責。



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被迫默認結束大躍進政策，同6102;再次要求開展“民主革命的補課”運動，稱大饑荒的原因是大躍進中“出了亂子”，是因為階級鬥爭搞得不夠，有階級敵人在大躍進中搞破壞，要求將土改鬥地主富農的階級鬥爭再搞壹次。會後，他主持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十二條》）和《關於徹底糾正五風的指示》，要求各地開展“整風整社”（雙整）運動，糾正“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清五風），奪回黨權、政權、軍權、財權、飯權（奪五權），抓階級敵人”（拔釘子）。事實上，所謂“五風”並不是基層幹部的創造，而正是毛澤東在“大躍進”、“反右傾”、“反瞞產”等運動中逼迫基層執行的政策。在造成災難後，他將這些政策的罪責都推到了各地農村的基層領導頭上，要求從基層幹部中抓出壹批“階級敵人”，將已經被剝奪的地主、富農再拉出來鬥爭壹次，要求從中農中再劃出壹批“漏網的地主富農”作為其階級鬥爭的對象。



按照毛澤東的要求，主持救災的劉少奇抽調大批黨政幹部組成“整風整社工作組隊”分赴信陽和全國主要災區，開展整肅農村基層領導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和“整風整社運動”。對於信陽，劉少奇稱那裏的黨政部門完全是壞人當道，派出軍隊去接管整個地區的黨政權力。開赴信陽的軍隊將縣、公社、大隊幾級基層幹部，包括不脫產的隊幹部、公共食堂會計、司務長、炊事員等十幾萬人逮捕，關進四周布崗，架機關槍的“特訓班”（關押職務高和問題大者）和“集訓班”（關押低級基層幹部）。劉少奇從中央、各省抽調了近四千幹部組成工作隊開赴信陽開展“民主革命補課”、“整風整社”運動，從關押中的十幾萬信陽幹部中查找“暗藏的國民黨人”、“暗藏的反革命”、“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查關押幹部之外，工作隊按照土改運動套路，先是紮根串連，了解情況，然後動員窮苦農民控訴作惡的基層幹部，根據控訴將基層政權認定為壞人當權，土改不徹底，將作惡的基層幹部關押用刑，逼迫交待問題。運動的另壹內容是“土改補課”（二次土改），將大饑荒災難嫁禍土改中幸存地主富農，將“摘帽地富反壞”重新“戴帽”，同時按當年蘇區“查田運動”的套路，查中農和基層幹部的祖宗三代、社會關系，設法將土改時劃定壹大批中農和“大躍進”中作惡的基層幹部“查”成“土改漏劃的地主富農分子”，將他們“補劃”為“漏網地主”、“漏網富農”。



基層幹部們在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反右傾，反瞞產運動中搜刮糧食，打罵群眾、逼死人命，作惡多端不假，但他們的作惡恰恰是因為執行中共中央政策。他們“放高產衛星”，按“衛星”指標征糧，迫害講實話的幹部，組織征糧隊挨家挨戶搜糧食等暴行全是因為中共中央的命令逼迫，不幹不行。他們中的壹位縣委書記坦言：“我們縣裏餓死這麽多人，把我們槍斃壹百回都不冤枉。但是，我們執行的政策沒有壹項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土政策，都是省委的政策，我們可按省委指示幹的。” 工作隊不聽申訴，只管按中央要求整肅作惡的信陽基層幹部。結果，數十幾萬信陽幹部遭受整肅之殘酷與他們在土改運動、“反右傾”、“反瞞產”運動迫害百姓同樣慘烈，被逼得大批自殺。



在信陽開展“民主革命補課”運動的同時，毛澤東主持發布了《關於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情況的指示》，要求在餓死人多的省開展同樣的“整風整社”和“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根據指示，信陽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模式被推廣到了所有饑荒嚴重的省，各地對基層幹部整肅與信陽壹樣慘烈。在河南南陽地區，工作組稱唐河、淅川、鄧縣、方城、新野等五縣委“爛掉了”，將五縣的大部分基層幹部定為“蛻化變質分子”，殘酷批鬥。唐河縣委書記畢可旦在1958年底農民斷糧時曾為民請命，向地南陽地委請求撥糧救災，被地委斥為“反瞞產”不積極和右傾。他只好執行“反瞞產”政策，組織征糧隊搜查農民的糧食。“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畢可旦自知民憤極大，率全家壹起自殺。在四川大邑，整風整社工作組從120戶人家的安仁公社金光大隊補劃出地主15戶、富農8戶，按照土改運動中的作法，將他們“掃地出門”（不留生路地趕走）。[1]



在全國的“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數十萬執行中共中央大躍進政策“放高產衛星”、吹牛撒謊，在饑荒中執行“反右傾”、“反瞞產”政策的農村基層幹部被逮捕，關押，刑訊，打死，被逼自殺或判刑。運動造成的農村基層幹部自殺潮規模直追土改時的地主、富農自殺潮，是為大饑荒災難後的另壹場災難。經過壹年多的“民主革命補課”和“整風整社”運動，中央工作組沒有從信陽和其它主要災區的百萬基層幹部中查出國民黨人，中共自己證明了大饑荒中作惡者都是共產黨的幹部，都是毛澤東各項指示的忠實執行者。



在基層幹部被整肅時，中共高層們都在玩推卸饑荒罪責的遊戲。劉少奇在主持救災之初聲言“嚴肅查處饑荒大省和最嚴重地區領導人”。河南大員吳芝圃聞訊，趕緊動手在信陽基層領導中展開清洗，下令信陽地區地委書記路憲文及多數地委常委停職檢查，向中央建議將信陽地區地委書記和十個縣委書記以“階級敵人”罪名槍斃。正當劉少奇準備將河南吳芝圃、山東舒同、甘肅張仲良、青海高峰等“大躍進”骨幹大員逮捕懲辦時，毛澤東傳話說“要與壹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誌同呼吸、共命運”。劉少奇只好住手，將吳芝圃官降半級調任中南局書記，保留中央委員。省級大員不受追究，對信陽地區大員的嚴懲也難以實施。於是，劉少奇指示殺壹批縣級幹部平民憤，要求在信陽地區大縣殺800人，小縣殺400人，每個大隊殺3—5人。當劉少奇準備批準將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和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等壹批縣級官員處決時，毛澤東再傳話說不得殺縣委書記。於是，劉少奇下令殺了壹大批縣壹把手以下的基層幹部及個別邊遠地區的縣委書記，例如壹大批信陽公社壹級的基層幹部，貴州湄譚縣、金沙的縣委書記、縣長。



其實，劉少奇並沒有資格主持整肅大躍進運動中作惡的基層幹部。因為，他自己是“大躍進運動”、“反右傾”運動、“反瞞產”運動的推動者，基層幹部作惡是執行中央的指示，也是執行他的指示，沒有他從南寧會議到廬山會議的支持，毛澤東發動不起“大躍進”運動、“反右傾”運動、“反瞞產”運動，也不會有信陽事件和大饑荒。劉少奇要追究各地大員，但不會罪已。率工作隊進駐信陽，整肅基層幹部的陶鑄、王任重等大員其實是“大躍進”、大饑荒的重要責任。他們沒有罪已，反而到信陽整肅基層幹部，接受農民控訴扮演“青天”，難怪受整肅的信陽基層幹部都說“死不瞑目”。信陽事件的直接責任人吳芝圃聲稱自己“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不過他這番話不是河南說的，而是在平調中南局，確認不受追究後才在檢討報告中說這番便宜話的。



“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是中共高層找基層幹部替罪的運動，是饑荒災難後的另壹災難。毛澤東發動“民主革命補課”運動的用意就是讓基層幹部承擔饑荒災難的責任，運動的作法是將農民對統購統銷、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反右傾”、“反瞞產”的仇恨引到作惡的基層幹部身上。其實，作惡的不止是基層幹部。華東的柯慶施、河南的吳芝圃、西南的李井泉、甘肅的張仲良、廣東的陶鑄、湖北的王任重、安徽的曾希聖，貴州的周林等壹眾大員都壹面揣摸聖意邀功，壹面殘酷打擊講實話下級幹部，逼迫基層幹部作惡，而大員們作惡都是奉了中央的行事的。毛澤東不準追究大員，甚至不準追究縣委書記，因為這些高層幹部手中有很多中央指示。於是，那些在大躍進中根據口頭通知行事的基層幹部，那些在新壹輪整風運動中自殺或被槍斃的基層作惡幹部成了毛澤東的替罪羊。 由“整風整社”運動可見，毛澤東的整風運動不光是整人運動，還是將人逼到自殺的運動。



批判包產到戶



​合作化後，被剝奪土地所有權、經營權、收益支配權的農民希望作回自耕農，希望回到合作化之前的勤勞致富環境，於是私下實行包產到戶。中共視農民這種恢復自耕權利之舉為“破壞集體經濟”罪行，對私下承包的農民進行整肅。人民公社化後，農民喪失了包產的可能，也喪失了生產積極性。



大饑荒中，兼管山東、安徽兩省的曾希聖被數百萬人農民餓死的慘景震撼。他在調查中聽聞，安徽宿縣農民劉慶蘭父子在饑荒中悄悄開荒種糧渡過饑荒，還向生產隊交了余糧。在1961年3月的中共中央廣州會議上，曾希聖向毛澤東建議在安徽推行包產。這時的毛澤東正擔心被追究饑荒責任，感到制止饑荒有利緩解被追究的威脅，表態同意試行包產。回到安徽，曾希聖指示推行“包產到組”，隨後再推行“包產到戶”。為免政治風險，安徽當局將包產稱為“責任田制”。“包產到戶”喚回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同時也瓦解了人民公社對農民的控制。7月，毛澤東路過安徽，在專列上聽取了曾希聖關於責任田的匯報。在黨內高層和各地大員呼籲召開九大背景下，毛澤東再次表態同意包產。得到毛的兩次表態支持，曾希聖放手在全省推廣責任田制。包產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迸發，使安徽當年秋糧豐收，率先走出了饑荒。擺脫饑荒的安徽農民稱“責任田”為“救命田”。



與曾希聖同時，劉少奇在湖南也推動“包產到戶”。廣州工作會議後，劉少奇回到湖南家鄉作調查研究，親眼見到大饑荒慘狀。基層幹部向他直言，要想不再餓死人，只有包產到戶。劉表態，只要能恢復生產，什麽辦法都可以試，可以包產，也可以解散公共食堂。根據劉的表態，寧鄉縣立即解散了公共食堂，推行包產到戶，使生產很快恢復。湖南其它縣聞訊立即效仿寧鄉，其它省聞訊立即效仿安徽、湖南。1961年秋收後，“包產到戶”席卷全國農村，很多地方恢復了農民的自留地，農村集市貿易重現。在城鎮，小型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也自發地推行了包工包產，自負盈虧經營。與農村壹樣，企業恢復生產經營權和分配權後，生產積極性隨之恢復，經濟生機重現。經過半年多的包產包工，全國農村走出了饑荒，城市工商業恢復了活力。



包產到戶不僅得到劉少奇的支持，也得到多數中共高層的支持，鄧小平提出要使包產到戶法化，原本反對包產到戶的田家英到農村考察後轉而贊成。劉少奇支持“包產到戶”，鄧小平、陳雲、鄧子恢等壹大批高層支持劉少奇的消息讓毛澤東難以忍受。1961年底，毛澤東改口說：“生產已經恢復了，糧食增產了，要把指責任田的辦法變回來”。曾希聖請求毛說，農民剛剛嘗到包產的甜頭，能不能讓再試壹段時間。毛知道自己幾個月前兩次表態支持，現在突然變卦解釋不通，對曾的請求暫時不置可否。兩個月後，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抨擊安徽推行包產到戶是“復辟資本主義”，犯了“方向性”的錯誤。他知道以“包產到戶”、“責任田制”的理由整肅曾希聖等於是反對救災，將犯眾怒，於是以安徽、山東兩省餓死數百萬人為由對曾希聖展開整肅。毛這壹招讓所有的大員都有口難辨。被毛澤東點名批判後，曾希聖像八大二次會議上的潘復生壹樣，立即失去了會場中的座位，須自搬凳子坐在會場中央接受批鬥。毛澤東要整肅誰時，上去批鬥與否成了效忠毛澤東與否的測試。眾高層明知“包產到戶”對國家與百姓的好處，只管落井下石對曾展開批鬥。最能代表中共高層心態的是劉少奇。他清楚“包產到戶”的好處，更清楚黨內的生存法則，在會上不爭辯“包產到戶”的好處，不為曾希聖說情，高調提出嚴懲包括曾希聖在內的幾個餓死人最多省的大員。曾希聖與 “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被整肅的基層幹部壹樣感到冤枉，認為自己負責的省餓死這麽多人應受懲處，但我執行的政策全是妳們第壹、二把手強令推行的，要懲辦也應先懲辦妳們，如今妳們不負責任，拿我們執行者開刀是無天理。不過，他知道這話不能明言，說出來可能命就沒了，於是遵循黨內規則，不作申辯，只管檢討，承認對省內餓死人負有責任，但拒絕為推行“包產到戶”、“責任田制”作檢討。會後，毛澤東將曾撤職，任李葆華為安徽省委負責人，下令取消“責任田”，禁止農民包產以維護人民公社制度。



對於取締責任田政策，各地基層幹部紛紛上書中央，力陳責任田制對促進生產和農民生活的好處，請求中央允許繼續實施。宿縣符離集區委書記武念慈寫信給主管農業的副總理鄧子恢，懇請中央派人前來調查。鄧派人到當塗、宿縣調查後攜調查資料向毛澤東轉達基層幹部的呼籲，面陳責任田制的好處。1929年，毛澤東在紅四軍“七大”被剝奪軍權後到閩西閑養，患上虐疾，時任中共閩西特委書記的鄧對毛多方關照，找醫生醫治，派人買牛奶、白糖，燉肉湯、雞湯，幫助毛走出了困境。鄧相信，憑自己曾幫助毛澤東於患難之中，毛澤東能夠改變收回責任田的政策。毛澤東並非不知道責任田對農民的好處，他不能對鄧明言取消責任田制是為了權力鬥爭目的，聽鄧陳述後不置可否。



1962年7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半年前“七千人大會”的結果展開清算，離開會議原定的農業、糧食議題，大講階級鬥爭，批評“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指責“七千人大會”懷疑“三面紅旗”，指責“包產到戶”是“右傾機會主義回潮”，是否定社會主義方向，以“兩條道路的鬥爭”、“修正主義”等罪名打擊支持包產到戶的大員。會上，鄧子恢、田家英根據手上有調查結果的爭辯“包產到戶”有利於國家，有利於農業及有利於農民。毛澤東嚴斥鄧子恢“帶頭刮單幹風”，是“資本主義的農業專家，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反對社會主義”，斥鄧領導的中央農村工作部“十年沒幹壹件好事”，斥秘書田家英為“右傾分子”。壹年前表態支持“包產到戶”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圓滑轉向，跟隨毛澤東批判“包產到戶”。結果，北戴河工作會議原定的農業、財政等經濟議題被擱置。會後廣受農民歡迎，使農業生產迅速恢復的包產到戶被禁止。



八屆十中全會與大講階級鬥爭



​1962年9月，毛澤東再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會上先營造了危機與肅殺氣氛，稱敵我鬥爭嚴峻，有階級敵人在暗中威脅，然後繼續大講階級鬥爭，接著轉入預定題目，對糾正大躍進政策的八屆九中全會和“七千人大會”展開清算，將批評大躍進的言論斥為右傾，是刮“黑暗風”，斥支持包產到戶是刮“單幹風”，是站在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社會主義，瓦解人民公社。他將彭德懷寫給他的申辯長信（八萬言書）公布，作為“右傾分子”搞翻案的證據，要求繼續開展“反右傾”運動，並提出開展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準備再借運動整人。



在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曾提出給幾年來在反右傾運動被錯劃為右傾分子者平反，並表達平反彭德懷意向說：“彭的信中所說到的壹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壹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寫壹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 然而，在此次會上毛澤東清算“七千人大會”6102;，劉少奇不敢堅持意見，再次轉向，以打擊彭討好毛說：“彭德懷的錯誤不只是寫了那封信，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對彭德懷同誌的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誌在黨內有壹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個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誌不能平反”。[2] 這種不講道理的隨時轉變立場，隨時拋棄主張不劉少奇特有的處事方式，而是暴力革命黨內眾人的普遍生存方式。暴力革命黨訴諸暴力，黨人間只講武力，沒有講道理的空間。進入高層者都是不講道理地整肅別人地壹路走來，最不講規矩，最不擇手段者才能作領袖，像彭德懷那樣直來直去，為民請命，像曾希聖、鄧子恢、田家英那樣拿查結果說事者必然被淘汰出局。



中共建國後的全國代表大會不像延安時那麽講究議程。初到延安時，毛澤東沒有獨裁地位，受制於“國際派”。知識分子張聞天開會講究議程，不容毛澤東不著邊際地東拉西扯。隨著毛澤東獨裁地位確立，中共開會越來越沒有議程。建國後，中共的全會完全不講議程，毛澤東隨時，隨地召集高層開會，是工作會還是政治局擴大會全由毛澤東說了算，會議內容根據毛澤東的發揮隨時改變，會議越開越長，手下擬定的討論內容多被毛澤東擱置而完全不議。八屆十中全會也是如此。會議原定要討論恢復經濟問題，結果被毛澤東隨口改成了“大講階級鬥爭”。毛澤東不是扯遠了忘記回到正題，而是故意將恢復經濟的議題擱置。他心目中只有個人的領袖夢和權力鬥爭，對恢復經濟、救災等等不感興趣，並要求對以恢復經濟、救災為中心內容的八屆九中全會和“七千人大會”展開清算。在他階級鬥爭論調的威脅下，為贏回毛澤東的信任，劉少奇放棄原先主張，支持毛澤東取締“包產到戶”，支持開展階級鬥爭和整肅運動。會議決定，取締 “包產到戶”（責任田制）；成立以賀龍為主任的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繼續審查彭德懷的歷史問題和“裏通外國”問題；成立另壹個專案委員會負責審查習仲勛“為高崗翻案”的問題。



全會的另壹內容也是毛澤東臨時決定的。他離開原定議題，發動了對小說《劉誌丹》的批判，將支持這部小說寫作的原陜北紅軍領袖習仲勛等人打為“為高崗翻案的反黨集團”。當年中央紅軍到陜北後，陜北紅軍領袖劉誌丹及親信楊琪、楊森等人相繼神秘死亡。劉誌丹死後，毛澤東題寫了“群眾領袖，人民英雄”的頌詞，周恩來寫詩頌揚：“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萬；人民的英雄，要數劉誌丹”，中共陜甘寧邊區政府決定將保安縣改為誌丹縣，並作出《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歌頌了劉誌丹和及其領導的陜北紅軍的貢獻。這些追頌功夫與孫中山殺陶成章、程璧光後送匾、塑像的套路如出壹轍，讓人相信劉誌丹是死於中央紅軍與陜北紅軍間的山頭之爭。高崗倒臺後，毛澤東已經對陜北紅軍幹部清洗了壹輪。此次會上，毛澤東稱小說《劉誌丹》是“反黨集團的政治綱領”，指責陜北派系“利用小說反黨”，借小說繼續對陜北紅軍山頭的殘余勢力清洗。十年前，毛澤東曾經利用電影整人，此次他再發明了“利用小說反黨”罪名，利用小說掃除異己山頭。毛澤東發明的這壹罪名令文藝家、作家們不知所措。例如，正在創作長篇小說《正紅旗下》的作家老舍聞此罪名放棄了這壹創作。



全會後，毛澤東感到取締“包產到戶”還沒解氣，撤了鄧子恢的副總理職，並將鄧原先負責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也壹起撤銷。彭德懷得知劉少奇在全會上的落井下石之言後給毛澤東、劉少奇、林彪等中央常委分別寫信，申明自己決無通外國和組織小集團的活動，要求中共查自己的歷史。[3] 毛澤東指示：“裏通外國什麽時候也不能平反，彭德懷是搞顛覆的，對彭德懷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他知道平反彭德懷會帶來追究他制造大饑荒災難的問題，相信在廬山會議上壹起舉手參與整彭的眾高層不會支持平反彭德懷。不久，賀龍主持專案審查委員會提出結論：“彭德懷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中國代理人和篡黨篡軍的頭子”。



中共八屆十中會是另壹次災難性的會議。這次會議在大饑荒災難後又制造出了“階級鬥爭”災難。毛澤東扭轉被動局面的慣用辦法有二，壹是發動整肅運動，二是發動戰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他將這兩招同時運用，在全會公報中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毛澤東大講鬥爭是要借此對劉少奇展開清算，強化被劉的糾錯，恢復經濟、救災等舉措削弱的獨裁地位。從所謂土地革命開始，中共長期煽動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建國後，中共妖魔化地主、鄉紳、資本家、工商業主的宣傳沒有停止過，經過鎮反、肅反、反右、反右傾、“民主革命補課”等歷次整肅運動和大饑荒，被中共劃為階級敵人的鄉紳、工商業主階層被基本害死光了，幸存者已經成了城市、農村最貧困的群體。毛澤東沒有道德底線，沒有半點憐憫之心，繼續推動階級鬥爭。



八屆十中全會後，中共推出的文藝作品幾乎全部是煽動階級鬥爭和階級仇恨之作。大型泥塑《收租院》是煽動仇恨和鬥爭的壹件代表性宣傳品。劉文彩是鄉紳階層的壹位代表人物。他捐資辦公益事業不遺余力，個人出資興辦了四川師資、設備最好的文彩中學。建學校過程中，劉每天到工地監督，檢查質量。學校建好後，劉還花重金聘請最好的老師來任教，減免貧困生的學費，並刻碑明示：學校成立之日起，劉家不再對校產擁有所有權和使用權。抗戰時期，他捐資修建了成都至大邑的公路，萬成堰水利工程，地方發電廠和水電廠。在劉家當過長工的谷能山說：我在他家吃得很好，三天壹個小牙祭（有葷菜），七天壹個大牙祭，肉隨便吃。唐姓農戶佃了劉文彩十幾畝田，有壹年天旱收成不好交不起租子，收租的管事把父親帶到安仁鎮見劉文彩，劉文彩說，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交明年的，還送了壹頭牛給該佃戶。佃戶李福清說：去交租子高興得很，那裏擺了十幾張桌子，交了就吃飯，管飽，有些人把自家的小孩也帶來了。當地百姓稱他為“劉大善人”。[4] 土改運動中，中共要求農民控訴大地主劉文彩。壓力之下，農民冷月英胡亂編造，稱被因欠租被劉家關進水牢七天七夜。農業合作化運動中，中共大邑縣委根據冷月英的“訴苦” 編造，在劉文彩莊園中假造了水牢、地牢、行刑室對外展覽，在解說詞中編造說劉在水牢完工後將參與建造的工人全部被殺害，勞動模範冷月英是惟壹僥幸從水牢裏活著出來的人。1958年，大邑縣當局在假造的水牢中再假造了鐵囚籠、三角釘等刑具，用於階級鬥爭展覽，派冷月英為專職解說員。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四川省當局不顧災民仍然遍地，按照中央的大講階級鬥爭要求撥出巨款將劉文彩的莊園重新裝修為宣傳地主欺壓農民的展覽館，組織人創作了大型泥塑“收租院”，在其中將劉文彩宣傳為惡霸，編造了許多地主壓榨農民的場景。中共安排此作品全國巡展，轟動壹時。幾十年後，劉文彩莊園展覽館館長吳宏遠承認：真實的劉文彩所雇長工住房條件很好，為證明劉文彩欺壓農民而被故意打爛、改建，降低了房屋的高度，故意布置得淒慘。四川當局為證明劉文彩奢華，重金裝修了劉文彩很平常的兩間房子，將原本青磚鋪地加鋪了木地板，謊稱是劉的逍遙宮，找了幾個本地木匠，雕匠用壹年多時間打造了壹張龍床，謊稱是劉文彩的，以煽動階級仇恨。



中共的階級鬥爭煽動給國人帶來了難以想象的災難，將國家變成了鬥爭之地，仇恨之鄉。以泥塑《收租院》，電影《青松嶺》、《千萬不要忘記》為代表的鋪天蓋地的階級鬥爭宣傳作品向青年們灌輸階級仇恨觀念，將壹代青年教唆成了沒有同情心，內心殘忍的鬥爭狂、迫害狂。幾年後，這些青年在文革中成了新壹代納粹，對人民實施了空前殘酷的迫害。



四清運動



​毛澤東的生活中不能缺少整肅運動與戰爭。在“反右傾”運動還沒有宣結束6102;，他又發動了“民主革命補課”和“整風整社”運動，在“民主革命補課”、“整風整社”運動仍在進行時，他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大講階級鬥爭，又發動了以抓階級敵人、搞階級鬥爭為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教運動）。 各地領導人都在忙於救災和恢復生產，對不間斷的整肅運動不那麽積極，並且誰也說不清各種名目的整肅運動有何不同，特別是說不清“整風整社”運動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區別何在。



八屆十中會後，毛澤東南下周遊，批評各省領導人只顧救災，忽略了“抓階級鬥爭”，要求以階級鬥爭和社教運動為工作中心。1963年2月，毛澤東在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二月會議）上宣稱“階級鬥爭，壹抓就靈”，“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再次要求開展“社教運動”。劉少奇清楚自己在七千人大會上出手制止災荒擴大招毛不滿，以為積極支持整肅運動即可贏回毛澤東的信任，在會上順著毛澤東的意思發揮說“超過三分之壹的基層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上”。會議決定，在全國開展的社教運動，在農村追查基層幹部在大饑荒中多吃多占、貪汙盜竊的“四清運動”（清帳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又稱小四清），在城市開展新壹輪“五反運動”（新五反運動），反貪汙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會後，毛澤東再南下周遊，督促各省開展整肅運動。



5月，毛澤東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在杭州舉行工作會議（五月會議），推出《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前十條）作為社教運動指導文件。在這壹文件中，毛澤東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稱“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主義勢力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結論是要開展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劉少奇附和毛澤東，主動出面擔任全國社教運動總負責人。根據會議決定，中共各級機關組織幹部進行開展四清運動前的集訓。集訓內容主要是灌輸“階級鬥爭”思想，訓練整肅不手軟等等。其中，廣東省委抽調千余省直機關幹部組成了省委書記趙紫陽為團長的四清工作團，先安排在揭陽縣城閉門學習壹個月，要求“人人過社會主義關”，階級鬥爭中不能手軟等等。各地集訓後，劉少奇復制“民主革命補課”運動的作法，派出百萬各級幹部組成“四清工作隊”，進駐各地農村及城市，開始了全國“社教”（四清）運動和“新五反運動”。



向全國派工作隊的同時，劉少奇派夫人王光美率領壹支四清工作組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開展四清“蹲點”，以便“抓點帶面”。進駐桃園後，王光美將大隊黨支部定性為是 “反革命兩面政權”，要求桃園大隊幹部“洗澡”（接受批鬥）， 互相“搓澡”（互相揭發批鬥）。工作組將黨支部書記開除黨籍，戴上“壞分子”帽子，宣布查出五戶“漏劃地主”和兩戶“漏劃富農”。經過壹輪延安整風和土改運動模式的迫害整肅，王光美為首的工作隊總結出了壹套 “桃園經驗”。其內容與土改運動經驗大同小異，主要為：組成工作隊，先繞開原基層領導秘密進村，秘密“紮根串連”，找村裏最窮的人作為重建中共基層組織的積極分子，鼓動他們控訴及鬥爭現任基層領導，然後開展“對敵鬥爭”的“大兵團作戰”，造成高壓態勢，對原基層幹部“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查到“四不清”幹部時要求他們交待指使作惡的上級，向上“挖根子”；運用“逼、供、信”等等。



1964年夏，劉少奇成立了自任總負責人的中共中央“四清”、“五反”指揮部，帶著夫人王光美全國巡回演講介紹“桃園經驗”，並主持下達了另壹“四清”運動指導文件——《後十條修正草案》。劉少奇的“後十條”要求擴大整肅規模，將毛澤東已經危言聳聽嚴峻形勢估計進壹步升級，稱基層政權基本上被“階級敵人拉攏腐蝕，成了反革命兩面政權”，“這次運動是壹次比土地改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復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要求向全國農村增派工作隊，推行中央——省委——地委——四清工作隊的運動模式，暗示縣級以下的農村領導層“已經爛掉了”，需要全體整肅。人民公社化後，農村財產的大權操於政府之手，小權操於基層幹部之手。大饑荒中，全國農村餓死的數千萬人，但基層幹部依靠手中控制的僅有糧食沒有挨餓。在“反右傾”，“反瞞產”運動中，敢於為老百姓講話的農村幹部被以“右傾分子”罪名整下去，甚至整死，留在任上的基層幹部都是“反右傾”、“反瞞產”政策忠實執行者，是大饑荒中搜糧、扒房，打死人，逼地人，私設公堂，實施酷刑的主持者。此時，中央要查基層幹部在饑荒中的罪惡，號召農民控訴他們，頓使這些人陷入人人喊打的絕境。工作隊要求農村基層幹部自己坦白交待，互相揭發。經四清工作隊動員，農民對基層幹部的憤怒爆發，紛紛要求槍斃這些饑荒中的惡霸。然後，工作隊將數以十萬計的基層幹部關押，實施與土改運動、“反右傾”、“反瞞產”中同樣的殘酷整肅，無數在大躍進中執行上級政策的農村基層幹部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受工作隊的酷刑。運動造成了與土改運動自殺潮、“民主革命補課”運動自殺潮之後另壹波農村自殺潮。



原安徽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尹曙生回憶四清運動情況說：新莊大隊有七個生產隊近兩千人。在“大躍進”年代，壹些大、小隊幹部作風十分惡劣，打罵欺壓群眾，老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隊餓死五百多人，有六戶人家死絕。工作組進村前，民兵連長和壹個生產隊長自知問題嚴重，外逃下落不明。“四清”工作組進村後，通過壹個多月訪貧問苦、紮根串聯、另組新的貧下中農階級隊伍，揭批幹部的“四不清”問題。多數“四不清”幹部在刑訊逼供式的高壓批鬥下，低頭認罪，願意退賠多吃多占的糧食和錢財（實際根本退賠不出來）。可支部書記馬某被批鬥十幾次，就是不認罪。工作組仲組長親自迫馬交代罪行。馬回答說：我有錯，但是沒有罪。刮共產風，扒房子，沒收社員家裏東西，反瞞產私分，搜社員家糧食，把社員家裏鍋碗盆勺拿走，強迫吃食堂，都是根據縣委布署，在公社幹部督促下幹的，不幹不行。大隊餓死那麽多人，我心裏也很難過，可是沒有辦法，糧食被國家調走了，1960年我們大隊有三個生產隊連種子都沒有，地也沒有種，哪有糧食給社員吃？食堂只好停夥，餓死人主要在那時。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發放救濟糧，公社書記叫我到社員家搜，說壹定能搜到糧食，我們搜了十幾家，壹粒糧食也沒搜到，公社書記還罵我無能，要打我的右傾。多吃多占我確實有，可是不這麽幹，我家裏人也要餓死……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仲組長走上前去，斥責道：“妳貪汙盜竊還有理”！狠狠抽了他兩個耳光，踢了他壹腳，將他踹倒在地鼻子流血不止，再叫民兵把馬反捆起來，拉到外面罰跪五小時。……有人上來繼續控訴馬書記，拳打腳踢。當晚，馬書記上吊身亡。憤怒的群眾，尤其是那些餓死人的家庭，並不因為馬書記自殺而善罷甘休。仲組長決定開會鬥屍，派兩個年輕社員從羊圈裏把馬書記的屍體拖出來扶起站立。批鬥發言中，扶屍體者人摔倒壓在人身上，群眾四散，批鬥會在混亂中收場。



馬書記是新莊大隊土改中最早被發展入黨的土改積極分子，先後擔任過互助組長，初級農業社副社長，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副大隊長，執行了中共從合作化到反瞞產的全部農村政策。現在死了這麽多人，中央不承擔責任，老百姓在“四清”運動中鬥幹部像土改時鬥地主壹樣，有人形容這是第二次土改。筆者參加了“四清”運動的全過程，從1963年秋天青海省第壹期“四清”運動試點單位湟中縣平安公社開始，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撤銷“四清”工作團結束，看到當時青海省農村的實際狀況是：經過 “大躍進”共產風壹刮再刮，家家戶戶壹貧如洗；不少人家墻倒屋塌，難避風雨，連鐵鍋和切菜的刀都沒有，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襤褸，蓬頭垢面，十幾歲男孩夏天光著屁股，女孩沒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門。[8]



事實正如馬書記和尹廳長所指出的，中共中央發動了大躍進運動，下達了高指標向農民征糧，下令對完不成征糧指標的基層幹部展開反右傾批鬥，下令在農村展開反瞞產私分運動，組織征糧隊挨家挨戶搜刮農民糧食，將農村糧食搜刮壹空造成了大饑荒。饑荒後，中共中央派“四清”工作隊進入農村，隨意整肅執行“大躍進”政策的基層幹部。馬書記為代表的農村基層幹部除了對餓死鄉親的愧疚之外，還有壹肚子委屈，且在運動中投訴無門。被關押，批鬥的基層幹部承認他們有“多吃多占”的行為，但他們都強調，殘害農民的都是上級強令之下幹的，如果說有罪，罪不在已，而在上級。這就是他們不認罪的道理和自殺的冤情。



在城市，“四清”和“新五反”運動工作組接管所到之處的基層領導權，將幾年前的肅反運動再來壹次，在機關，學校，企業中開展查“小臺灣”，查“反革命兩面政權”，將劃階級成分再來壹次，對鎮反、肅反運動後幸存舊政府人員以“階級異己份子”的罪名再迫害壹次，將延安整風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洗澡”整人運動再來壹次，將壹大批幹部“請上樓”（宣布有問題），逼迫他們自汙、交待“歷史問題”，組織對他們批鬥（小盆洗澡），宣布其中壹部分人檢討或交待不獲通過，對他們組織升級規模的大會批鬥（大盆洗澡），再宣布其中部分人交待不獲通過（不予下樓），性質轉變為“敵我矛盾”，將他們隔離審查，投入私設監獄。其中，李井泉甚至以“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名義展開了針對中學中的整肅運動。工作組將中學生作政治排隊，分成進步、中間、落後、反社會主義四類，成千上萬的中學生遭到批鬥、侮辱，甚至導致學生自殺，將數千中學生送去勞教或押回農村勞改，[9] 留下了政府大規模迫害未成年學生的黑暗記錄。



“四清”（社教）運動的迫害手段與延安整風、土改運動、三反五反、反右傾、反瞞產等迫害運動大致壹樣，都是造成不交待出問題過不了關的局面，使被整者陷入極度的精神恐怖。這些迫害手段包括：大會鬥爭，強迫彎腰、低頭、遊街、掛牌子、戴高帽、燕飛（噴氣式）、跟蹤、盯梢、以集訓為名關押、捆綁，罰跪、各種體罰、毆打、刑訊、假槍斃、吊人、凍刑等等。運動中，“專政”隔離室、拘留所遍布全國農村公社、大隊，城市機關、企業。在劉少奇、王光美的試點河北撫寧縣，中共的“四清”運動就整肅了兩千黨員、幹部，害死了兩千多人；鬥爭管制及新“劃”出了壹千多戶地主、富農。[7] 由撫寧看全國，四清運動的受害人數極其龐大，造成的自殺潮比“民主革命補課”中的自殺潮規模更大，甚至造成學校學生自殺，甚至小學生自殺。[10] 人們都知道後來文革中的迫害殘酷，其實，“四清”（社教）運動已經殘酷之極，打死、逼死人無數。整肅基層幹部之外，四清社教運動還將鎮反、肅反、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運動中鬥爭過的對所謂黑五類人員（地富反壞右）拉出來再鬥爭壹次，施了“二次迫害”。與土改經驗壹樣，四清運動、“桃園經驗”也是為所欲為、任意迫害人的教科書，所推出的跟蹤、盯梢、大會鬥爭，強迫彎腰，低頭，罰站，遊街、掛牌子、戴高帽、燕飛（噴氣式）迫害手段成為不久後文革運動中整人的示範。可以說，領導四清迫害運動的劉少奇夫婦在不久後受到同樣迫害並不冤枉。



劉少奇積極推動社教四清運動的壹個動因是在探親中了解到基層幹部在饑荒中“吃小竈”，酒肉不斷，決心整肅“多吃多占”的基層幹部。饑荒中農村基層幹部靠多吃多占生存下來不假，但與高層相比，基層的“多吃多占”是九牛壹毛。大饑荒中，中共“七大領袖”在各地的行宮照樣開工，建成，高層們照樣到北戴河避暑。中共早在延安時就建立的高層吃“小竈”的制度，規定了毛澤東等高層享受每天吃雞的待遇。大饑荒中，中共高層們都享受著特供的雞鴨魚肉，高檔煙酒。在餓死人最多的1960年，中共中央出臺了高級幹部和指定的“民主人士”享受“特供”的壹套規定（饑荒過後，中共將“特供”擴大至17級以上幹部），中南海的春藕齋重新粉畫裝修後成為毛澤東的專用舞廳，舞會由每周壹次增加為兩次，有從文工團選出女演員為毛伴舞、侍寢。[11] 毛的情人陳惠敏（陳露文）多年後披露：高層除陳雲身體衰弱，林彪抽白面外個個都玩女人，周、鄧、朱、葉都不例外，他們當這是最高的特權享受。她坦言，去中南海跳舞是為了吃壹頓外面是吃不到的豐盛晚餐，富強面和美味的炒菜，舞場由空政、公安文工團負責，專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三首長服務，百余人樂隊伴奏，女孩子壹排坐在壹側等候邀請上場。[12] ​



劉少奇在《人民日報》推動放“高產衛星”時沒有提出批評，在視察中也沒有拆穿各地明顯的造假，在饑荒中與眾高層壹樣享受著特供，避暑。他對大饑荒中的茅臺生產大躍進，對從饑荒省調糧食去釀茅臺酒不置壹詞，卻痛斥《人民日報》的負責人說：“妳們《人民日報》上登的新聞，有多少是真的？妳們天天用大字登頭條新聞，今天說那裏生產如何好，昨天說那裏的公共食堂辦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妳們搞了這麽多錯誤的東西，影響很壞。”[13] 他很清楚，“放高產衛星”是毛澤東推動的，報社總編只是奉命行事。從“放衛星”到“反右傾”、“反瞞產”，他不敢批評毛澤東，不自責對饑荒的第二位責任。在餓死數千萬人後，他向基層幹部大興問罪之師，同時沒有為自己在饑荒中享樂懺悔過。

毛澤東、劉少奇比誰都清楚，基層幹部在“大躍進”、大饑荒中的惡行與國民黨、地主、富農無關，是中央政策造成的。他們聯手發動“民主革命補課”、“整風整社”運動、“社教四清”運動有著各自的打算，都在想整肅掉壹批幹部換上自己的人馬。通過主持“四清社教”運動，劉少奇整肅了壹大批“大躍進”中作惡的幹部，殺了壹大批民憤極大的基層官員，聲望日增。隨著肖像開始與毛像並列懸掛懸掛，他在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講話時插話。按中共高層的規則，上級可以在下級講話時插話，下級不得插上級的話，插話至少是平級才不算冒犯。在毛澤東看來，他可以在任何人講話時隨意插話，而任何人在他講話時插話都屬於冒犯。毛澤東對各地幹部“貫徹劉主席指示”的說法難以忍受，對劉少奇插話感到憤怒。聯想起鄧小平在會前勸他不必參加會（當時毛澤東感冒），毛澤東認為劉、鄧代表的中央“壹線”要對他奪權。散會後，他發火說：“妳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參加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麽！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結果，回到各省的大員們被召回接著開會，毛澤東講話說：“新生資產階級有的在黨內，也有的在黨外；有在臺上的，也有在臺下的；有前臺的，也有後臺的”，“有人搞獨立王國”。[14] 大家都在猜毛澤東所言誰指，並感到恐怖。



1965年初，毛澤東主持推出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壹些問題》（《二十三條》，王力，許立群、鄧力群等執筆）作為新的四清運動指導文件，宣布城鄉四清運動從“小四清”進入“大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階段。毛澤東在《二十三條》中提出：“全黨以階級鬥爭、兩條道路鬥爭為綱，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種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支持他們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壹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他期望通過“四清”運動清算劉少奇及其支持者，但是因劉少奇主持著“四清”運動而無法達到目的，於是對“四清”運動不再感興趣，轉而布署另壹場更大的整肅運動。



這場“社教四清”運動是毛澤東在制造大饑荒災難將責任推卸給基層領導，讓基層領導作替罪羊的整肅運動，是壹場高層整肅小吏以掩蓋自己罪責的運動，是饑荒中住行宮、享特供的中共領袖們整肅基層幹部“開小竈”，吃饅頭的運動。以“社教”、“四清”名義，中共在全國城鄉大饑荒後整肅了城鄉五、六百萬基層幹部和平民，整死了近十萬人。這樣的運動是了解革命和革命家的鑰匙。革命家們就是這樣生存過來的。大饑荒中，毛澤東提出了“民主革命不徹底”說，發動“四清社教”運動時，他聲稱有20%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隨後，他將形勢越說越嚴峻，說有30%，再說有40%的政權不在共產黨之手。事實上，在風調雨順的太平年代發生全國大饑荒，正是因為百分之百政權在共產黨手中的結果。毛澤東將大饑荒罪責嫁禍國民黨，而同期國民黨在臺灣領導著經濟起飛，臺灣的農民享受著和平、有償土改的實惠，臺灣當局在饑荒中在向大陸沿海地區空投物資救災。十幾年後，中共宣布“四清”（社教）運動中“挖出”的所謂反黨聯盟、“漏網地主”、“漏網富農”、“敵我矛盾”全部是冤假錯案，自己證明了“四清運動”的災難性質。從肅反運動到“反右傾”、“反瞞產”運動，到“民主革命補課”、“整風整社”運動，到“四清社教”運動，中共以階級鬥爭名義的整肅運動害死人數極其巨大。由於中共將有關檔案保密，或銷毀，真實受害人數無從知曉。



從“民主革命補課”、“整風整社”到文革，整肅運動接著整肅運動，大運動套小運動，禍害人民的運動沒有間斷，災難沒有間斷。毛澤東時代的多數整肅運動不是正式結束，而是在新運動中不了了之。例如，肅反沒有正式結束，在反右中不了了之，“反右傾”運動沒有正式結束，在“民主革命補課”、“整風整社”中不了了之，“民主革命補課”、“整風整社”沒有正式結束，在“四清社教”運動中不了了之，“四清社教”運動也沒有正式結束，隨後的文革運動中不了了之。從袁世凱到蔣介石，二十世紀的中國強人都抓槍桿子，都整肅對手。但他們都願意看到民眾安居樂業，願意興辦教育，改善民生。而毛澤東對改善民生沒有興趣，享受“與人奮鬥，其樂無窮”，要求永遠有整肅運動。



農業學大寨運動



​禁止包產到戶後，農民生產積極性喪失，農業生產衰退，集市貿易消失，在“包產到戶”熱潮中剛有好轉的國家財政狀況再現惡化。隨著農民擺脫苦難的希望破滅，邊境地區出現民眾冒死逃亡潮。例如，廣東寶安，新疆伊犁、塔城等地的邊民逃得十室九空。



1964年2月，新華社發表了長篇通訊《大寨之路》，將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在華北洪災後重建房屋和梯田的事跡總結為“三不要”“三不少”（國家的救濟糧不要，救濟款不要，救濟物質不要；賣給國家的糧食不能少，社員口糧不少、勞動日分值不少）。毛澤東感到大寨事跡可以作為人民公社優越性的證明，決定將大寨樹立為先進典型，讓全國農民都像大寨人那樣“三不要”、“三不少”。在中共中央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農業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幾個大寨，多出幾個陳永貴”。這時，“四清”工作隊查出大寨大隊的糧食實際產量少於村支書陳永貴報告的數字。按照“四清”的作法，要順勢追查，將陳永貴關押。周恩來知道毛澤東要樹立大寨典型，親自出面幹預，責令山西的“四清”工作隊不得為難大寨。8月，毛澤東向全國發出了“農業學大寨”號召，要求農民不向政府要救濟，多向政府交糧食。隨後，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在全國掀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



中共向全國推廣的“大寨經驗”其實是毛澤東制造“大躍進”災難的壹套作法。其壹是“政治掛帥”，搞階級鬥爭，抓階級敵人，將“四清”運動的政治高壓與精神恐怖擴大。奉毛澤東的指示，陳永貴在大寨和昔陽縣大搞“階級鬥爭”，要求人們互相監視，查“思想動向”，打擊他認為的“資本主義”思想，甚至指使孩子監視他們的富農父親，將接受指使的孩子表揚為“家庭內部的社會主義釘子”。在全國“農業學大寨運動”時，大寨本身壹片階級鬥爭恐怖，昔陽全縣開展的“抓階級鬥爭”、“實行全面專政”，犯下了累累罪行，迫害致死141人，致傷不計其數。被害死者中，有百余人是因為不堪忍受酷刑折磨而上吊、投水、跳崖自殺。[15] 其二是“窮過渡”，收回農民自留地，將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向生產大隊的過渡，窮隊“共”富隊的產。運動的結果是，全國農村再次實行“壹平二調”，使貧富不均的生產隊再共產壹次。其三是根據毛澤東的“大躍進”思想，開展“向荒山要田，要糧”，的開荒運動，造成嚴重的環境破壞。各地照搬“大寨經驗”，“向荒山要田”，“向草原要田”，“向湖區要田”，毀林開荒，毀草原開荒，圍湖、填湖造田。例如，湖北在“農業學大寨”中填湖數百，毀了“千湖之鄉”；浙江、上海市郊填池塘十幾萬畝造田；內蒙大規模毀掉草原造田；南方的基層領導們為了政績，下令在本地毀掉山林，大建大寨式的梯田，結果是勞民傷財，將南方的綠水青山變成了荒山禿嶺，使大片蓄洪區、濕地消失。如此學大寨運動的結果是全國快速沙漠化，是為中國有史以來對草原、山林最大規模的破壞。其四是另壹次“大躍進”式的興修水利運動。其特點是不講科學，胡亂開工，粗制濫造，破壞環境，勞命傷財，大量無償調用農村勞動力，給農民帶來連年徭役，和大規模的傷病死亡。



在樹立大寨典型的過程中，中共運用了造假手段，向全國宣傳大寨人不向政府要壹分錢，全靠自力更生，實際政府無償向大寨向每個農戶平均提供了萬余元的資助，為大寨無償建設了水利設施，空中運輸索道，噴灌滴灌工程及農業機械，幫助大寨村壹舉脫貧。各地農民對於學大寨運動的禍害很清楚，農民總結的實話是：“農村兩大害：人民公社，學大寨。”[16]



崇毛運動



在延安，毛澤東營造了效忠他、吹捧他才能獲提拔的環境。彭真是最早的受益者。他在所掌管的中央黨校率先推出“毛主席萬歲”口號，隨後在整風運動中獲毛提拔進入了最高權力機關——總學委。整風運動中，不贊成崇拜毛澤東，不造成喊毛萬歲的彭德懷、張聞天等人地位跌落，[1] 積極推動崇毛的劉少奇、彭真等人地位竄升，《解放日報》開始刊登“毛澤東同誌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大標題和“毛主席萬歲”口號，中央黨校在大禮堂開始擺放毛澤東浮雕頭像，黨校開始給學員發毛像章，中共中央開始向邊區老百姓派發毛的肖像要求懸掛，邊區開始唱《東方紅》。



整風運動後，中共宣傳部門推出了不同版本的《毛澤東選集》。1948年，毛澤東派劉少奇負責編輯、審定《毛澤東選集》。他接手後發現，所選文稿基本都是中共高層成員和秘書的手筆，毛澤東只是掛名發表、照本宣讀，最多對其中作些象征性修改。劉向毛提出在著作後加註釋說明執筆者的建議，毛不滿地說：“算不算我的著作，妳們看著辦，我從來不是在代表我個人幹革命的。” 劉決定不加註釋，將理論班子的文章，包括他本人起草的壹些文稿都歸到了毛澤東名下。建國後，康生奉毛之命接手《毛澤東選集》編輯事宜，將《矛盾論》、《實踐論》等壹大批由秘書班子撰寫的文章手稿銷毀，大量刪除不利毛澤東形象的文字，例如在湖南農民運動期間關於“痞子最革命”的論斷，在抗戰爆發時關於“壹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發展，十分宣傳”等內容，幫助毛澤東去了心病。[2]



與《毛澤東選集》壹樣，膾炙人口的《毛澤東詩詞》也多有抄襲或根本是他人之作。抗戰中，受益毛澤東堅持避戰方針，中共眾高層在延安頗得閑暇，朱德、董必武、謝覺哉、吳玉章、林伯渠等人組織了“懷安詩社”，秘書們投毛所好，爭相請毛幫助修改詩詞。於是，眾多膾炙人口的《毛主席詩詞》在“切磋”中誕生，在建國後被倒填日期發表。例如，《菩薩蠻．黃鶴樓》被倒填日期為1927年，當時“沈沈壹線穿南北”的粵漢鐵路尚未建成。“萬木霜天紅爛漫……前頭捉了張輝瓚”的填詞背景是，紅軍將國民黨軍師長張輝瓚、旅長王捷俊等人以鐵絲穿手反口，實施鞭韃及各種酷刑，然後點天燈，割下張等頭顱放在壹塊木板上順河漂到白區，以表達對國民黨清共的仇恨， [3]“十萬工農下吉安”的填詞背景是紅軍在占領吉安的四十五天中每天貼出布告殺“反革命”，在如此血腥恐怖中填寫詞章讓人難以相信，說是胡喬木等人在延安的寧靜中發揮想象，切磋成詞倒是可信。關於《沁園春.長沙》，不少詞家認為該詞與《毛主席詩詞》中其它詞作功力與風格迥異，不可能與“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要掃除壹切害人蟲，全無敵”、“不須放屁”等句出自同壹作者。將該詞的建國後發表版本與1930年代蕭三在陜北所得版本有所不同，兩處關鍵改動為：將“肅立”改為“獨立”；將“歡歌”改為“偕來”。據此推測，該詞應是1920至1921年間毛澤東和許多同學遊嶽麓山、橘子洲時的聯句之作，經功力高深的老師修改而成。[4] 《沁園春·雪》壹詞顯然是文臣頌揚君王之作。其創作日期為1936年2月。當時有率領大軍的張國燾競爭，有張聞天任名義最高領袖，毛澤東尚無“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豪邁。多數詞家相信，該詞是文臣胡喬木在延安整風後的進獻之作（據說胡臨終前曾要求恢復此詞與“老三篇”的著作權）。



1959年，毛澤東將反對個人崇拜和大躍進的彭德懷的罷官，讓親信林彪掌軍，囑林要解決軍隊忠於誰的問題。1960年，毛澤東在制造大饑荒而聲望低落之時推出了經康生主持修改，自己審閱的四卷《毛澤東選集》。按毛的要求，林彪指示解放軍總政治部在全軍掀起了效忠毛澤東和“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根據總政的要求，解放軍各軍區開始樹立“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典型，其中沈陽軍區所樹典型最得要領。



按照總政要求，沈陽軍區工程兵政治部選中新戰士雷鋒為“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的包裝對象，制定了壹個“報大典型”計劃，經沈陽軍區政治部主任杜平批準後開始實施，安排了壹位黨委常委負責培養雷鋒，指定團副政委劉家樂、連指導員高士祥具體負責“雷鋒典型”事宜，派政治部宣傳處幹事於長清任雷鋒的理論輔導教員，成立了包括工程兵第十團宣傳股長、組織股長領銜的寫作班子，代筆寫雷鋒學習心得、講稿、《雷鋒日記》和雷鋒苦難家史，派攝影人員張峻、季增等人組成了雷鋒攝影組。1960年底，沈陽軍區《前進報》相繼發表了長篇通訊《毛主席的好戰士》和《雷鋒日記摘抄》，新華社、《解放軍報》、《遼寧日報》等報紛紛轉載。



這時，毛澤東正在困境之中。在全國大饑荒中，各地官員在人相食的情況下紛紛呼籲召開中央全會，間接表達了領袖換人的要求。在下臺危機中，毛澤東見到《解放軍報》刊出的《雷鋒日記摘抄》，對其中的“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之句高度贊賞。於是，林彪決定將雷鋒樹立為全軍學習的榜樣，沈陽軍區政治部的“大典型”計劃壹舉成功。在此後的壹年中，新戰士雷鋒基本脫離連隊，巡回在各地部隊作報告，介紹“學習毛主席著作經驗”。沈陽軍區政治部安排了壹套人馬為他寫講稿，編做好事的故事，安排宣傳幹事為他設計場景、安排“群眾演員”，擺拍“雷鋒事跡”照片，安排攝影組隨行，拍攝了“雷鋒出差行千裏，好事做了壹火車”的系列照片。



1962年初，毛澤東在被迫同意退居二線的被動中決定，將軍內的學雷鋒運動推向全國，以對自己崇拜運動壓制劉少奇上升的聲望。這時，雷鋒在壹年多的巡回演講中所作苦難家史報告、做好事報告已經破綻百出，不久，雷鋒蹊蹺犧牲。隨後，沈陽軍區政治部組成“雷鋒日記再整理工作組”，對《雷鋒日記》進行了再加工，加入了“把毛主席的話當作糧食、武器和方向盤”、“對待同誌要向春天般溫暖，對敵人要像嚴冬壹樣冷酷無情”、“作壹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等名句。



1963年春，毛澤東發表了“向雷鋒同誌學習”的題詞，親自將軍隊的“學雷鋒運動”推向了全國。他沒有說明向雷鋒學什麽。林彪跟隨題詞作了回答，照搬《雷鋒日記》題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周恩來跟隨題詞強調階級鬥爭，已經淡出核心的朱德加入了題詞熱潮，題了學雷鋒運動的效忠要點：“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不敢落後，跟隨題詞。眾高層的聯袂題詞形成了中共中央決議的效力。緊接著，毛澤東批示：“四個第壹好！這是個創造，解放軍的思想工作與政治工作，經林彪同誌主持軍委工作以後，有了很大的起色……”，以此表揚林彪推動的全軍“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



毛澤東發動“學雷鋒運動”有幾重目的：壹是推動崇拜自己的運動擺脫獨裁地位危機，二是如周恩來題詞所表達的，在全國鼓動階級鬥爭和階級仇恨，三是要求國人像《雷鋒日記》所表達的，作“革命的螺絲釘”，掃除獨立思想，主動洗腦，成為“黨叫幹啥就幹啥”的工具。通過攜高層壹起題詞，毛澤東在被迫“退居二線”後僅壹年就通過在軍隊中開展“學雷鋒運動”和“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再將運動推向全國，營造出了全國崇拜自己的局面。



眾高層的“學雷鋒”題詞發表後，中共在各行各業掀起了學習毛主席著作，崇拜毛澤東的運動，舉行積極分子先進事跡報告會，表彰會，經驗交流會，批量推出了崇毛先進典型、標兵人物，林彪指示《解放軍報》每天在報頭刊登壹條“毛主席語錄”，要求軍區培養各自的“學習毛澤東著作標兵”，各軍區政治部紛紛推出自己的典型，軍內湧現出廖初江、豐福生、黃祖世等壹大批“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標兵。軍隊和各行各業推出的標兵事跡大同小異，都是將《毛澤東選集》壹至四卷通讀多遍，寫下了長篇的學習筆記，其包裝推出過程與沈陽軍區包裝雷鋒相似。壹時，《學習雷鋒好榜樣》、《唱支山歌給黨聽》（歌詞來自集體創作的《雷鋒日記》）等歌曲唱遍全國，強烈地影響了壹代青年，《雷鋒日記》中“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對待同誌要象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工作要象夏天壹樣火熱，對待個人主義要象秋風掃落葉壹樣，對待敵人要象嚴冬壹樣殘酷無情”等的警句成了青年的座右銘。青年們不知道毛澤東剛剛制造了大饑荒災難，效仿雷鋒榜樣，狂熱學習《毛澤東選集》，狂熱崇拜毛澤東，爭相效仿雷鋒，充滿階級仇恨，作“黨叫幹啥就幹啥”的工具。



1964年，解放軍總政治部根據林彪關於“學習毛主席著作要走捷徑、背警句”的指示，在軍隊中推出了《毛主席語錄》小紅書。林彪在為“小紅書”撰寫的前言中吹捧“毛澤東同誌天才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壹個嶄新的階段”，再次號召“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要求將解放軍不光要效忠壹黨，更要效忠領袖個人，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在林彪的推動下，軍隊中推行的背誦毛澤東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和《毛主席語錄》的作法被推向了全國。在各地、各行業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中，毛澤東再發出“工業學大慶”和“農業學大寨”典型。報刊宣傳的大慶、大寨等先進典型都圍繞著壹個要點——崇拜毛澤東，“學習毛主席著作”。隨著崇拜毛澤東熱潮升溫，中共八大後形成的“七領袖”說法被效忠毛澤東個人的說法取代，各地辦公室、會議室懸掛的中共 “七常委”並列肖像，毛、劉並列肖像逐步被取下，代之以毛澤東壹人的肖像。



崇毛運動是毛澤東自己推動的，而為毛貢獻最大的林彪和周恩來。周恩來在文藝宣傳領域推動崇毛之積極不在林彪之下。為了推動崇拜毛澤東，他把自己入黨時間從1920年底（在法國由員張申府和劉清揚介紹入黨）改為1922年，以宣傳毛澤東締造中共。他淡化自己參與領導的“南昌暴動”，突出“秋收暴動”，下令取消軍裝樣式中的“八壹”圖案，親自策劃了為毛澤東歌功頌德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在序曲中首創了“毛澤東時代”說法，為毛澤東獻上了“在毛澤東時代，祖國的江山多麽壯麗！祖國的人民多麽幸福”的頌詞，在史詩中為演出人員作黨史報告說：革命在毛澤東領導下才走向勝利，[5] “從黨壹誕生，就存在著兩條對立的路線。真正能代表黨的，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這才是歷史的真實”，[6] “從黨的誕生起，十月革命壹聲炮響，後來的‘五四’運動，到大革命，然後又到井岡山，舉起了紅旗，都貫穿著毛澤東的思想，通過這個表演逐步地體現出來……”[7] 周恩來特地安排在第壹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當天將這臺節目演給毛澤東觀看，安排毛接見三千演員，並當場宣布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指揮全場山呼“毛主席萬歲”，讓毛澤東感受到了退居二線後最開心時刻。與林彪推出“最高指示”說法同時，周恩來將《東方紅》中的“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推向了全國。



推出舞臺史詩《東方紅》後，周恩來決定把《東方紅》拍成電影，[8] 指示“壹定要拍好毛主席的光輝形象，尤其要突出反映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的領袖這壹點”，[9] 指示外貿部進口最好的膠片，[10] 還策劃推出了以輸出革命為主題，專為給其它共產黨領袖看的《工人之歌》、《椰林怒火》、《剛果河在怒吼》等劇目。[11] 他計劃，再推出以歌頌毛澤東為世界革命領袖為主題的《東方紅》第二部。由於各國共產黨追隨莫斯科，不支持中共，計劃中的《東方紅》第二部沒有市場，只好擱置。周恩來推動崇拜毛澤東的另壹傑作是親自將歌曲《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改詞、改名為《大海航行靠舵手》。崇毛運動中，周、林二人還聯手推出了以歌頌毛澤東為主旨《長征組歌》，讓這部組唱遍了全國，極大地影響了壹代青年。林彪、周恩來推動崇拜毛澤東的競賽對劉少奇形成了壓力。劉少奇也加入了競賽，要求四清運動工作組也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和崇拜毛澤東的運動。經林、周、劉的合力推動，中共在大饑荒後迅速將制造災難的毛澤東捧上了更高的神壇。



1965年，解放軍總政治部運用包裝雷鋒的同樣手法，再推出了英雄王傑。《王傑日記》與《雷鋒日記》的加工手法大同小異，內容也是記錄自己做好事不留名，學習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和《紀念白求恩》文章，以及推出“壹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號。與推動學雷鋒運動壹樣，毛澤東再率眾高層題詞。這次更多高層加入題詞，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董必武、葉劍英、羅瑞卿等人。毛澤東的題詞為：“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壹不怕苦，二不怕死’”；周恩來的題詞是照抄宣傳部門創作的王傑詩：“座座高山聳入雲，我們施工為人民。不怕施工苦和累，願把青春獻人民”。高層題詞後，解放軍總政治部、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先後發出通知，號召全國軍民開展學習王傑的運動。



文革運動開始後，解放軍總政治部批量推出了壹個接壹個的英雄，先後推出了“舍身搶救紅衛兵列車”的蔡永祥、“為保衛紅衛兵安全英勇獻出生命”的“毛主席的好戰士呂祥璧”、“為搶救落水紅衛兵而溺水犧牲的支左愛民模範李文忠”、在意外爆炸事故中犧牲的軍隊幹部門合等等。總政推出的英雄都有日記中與雷鋒大同小異的口號，要點都是崇毛。其中，李文忠口號帶有林彪語錄的特色：“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門合的口號為“壹切服從毛主席，壹切緊跟毛主席，壹切為著毛主席”。如果說解放軍政治部推出的雷鋒事跡是精品的話，隨後接連推出的英雄則越來越粗制濫造。隨著林彪集團勢力膨脹，毛澤東對解放軍總政治部推出的英雄不再感興趣，眾高層相攜題詞的景象不再。



政治部、宣傳部推出假英雄，從真實的新聞中過濾掉不合黨利益的部分，加入黨需要的情節等等不是中共獨有，而是共產黨國家和軍隊的普遍現象。蘇軍、朝鮮人民軍的政治部造出了更多的英雄。在造英雄，聯手題詞的背後是革命家們在勾心鬥角。毛澤東在“黑話信”中譴責林彪說：“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壹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的。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逼上山的，看了不同意他不行了……我猜他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林彪明裏積極推動崇毛，背地在散記批註中指毛說：“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他先為妳捏造壹個‘妳的’意見，然後他來駁妳的意見。捏造是老東的慣用手法，今後當註意他這壹招。”[12] 周恩來則遵循共產國際特工培訓的紀律，絕不白紙黑字地記錄真實想法。



中共高層聯手推動的毛澤東崇拜運動具有反文明、反進步的特點。毛澤東要求國人像雷鋒那樣，沒有獨立思想，成為他的工具和鑼絲釘，成為供他役使的奴隸。他要求國人“壹不怕苦，二不怕死”，反映出完全不關心他人疾苦，視他人生命如草芥的反人類的內心世界。當年，他躺在擔架上長征，不介意擡他的士兵死壹路；他策劃了長春圍城戰，為達到克城目的不介意餓死數十萬百姓；他發動朝鮮戰爭，決定不要空中掩護，在前線報告戰士凍死餓死，要求停戰休整時不準休整，造成數十萬戰士民工凍餓而死；他準備要打核戰爭，聲言準備死三億人；他發動“大躍進”，聲言準備死五千萬人。在他治下，黨文藝將他的這種思想宣傳歌頌，創作出了“砍頭只當風吹帽，灑盡鮮血盡歡暢”、“活著幹，死了算”等革命口號。與對民眾的死亡與苦難無動於衷相對照，毛澤東為自己安排了眾多防核地洞，為了安全隨時變更住所與行程，不敢乘飛機，生活上腐敗荒淫。事實上，他在統治期間帶給人民就是苦與死二字。



《二月提綱》與杭州會議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開始盤算整肅劉少奇，發動了名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四清”運動的整肅運動，提出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主動出面主持了社教四清運動，通過救災和整肅大躍進中作惡幹部贏得了崇高聲望，全國到處兩主席像並列懸掛。毛澤東對此忍無可忍，對未能達到整肅劉少奇目的的社教四清運動不再感興趣，開始謀劃發動新的運動整肅劉少奇及其支持者。



1964年夏，劉少奇帶著夫人王光美全國巡回演講介紹“桃園經驗”，在報告中宣傳了王光美。江青得知後力促毛澤東消除兩領袖並列局面。毛澤東感到江青可以在整肅劉少奇的計劃中起重大作用，決定解除中共中央在延安決議對江的禁錮。江青立即向毛提議批判正在各地上演的京劇《海瑞罷官》。該劇其實是毛澤東號召的產物。1958年底，毛澤東在長沙觀賞了湘劇《生死牌》。幾個月後，他在上海會議上號召學習海瑞。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聞言動筆，先後發表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文章和京劇歷史劇本《海瑞罷官》。劇本由名伶馬連良主演推出後引起轟動，好評如潮。江青觀看後向毛澤東提出，劇中罷官影射了罷彭德懷。毛澤東指使江青、柯慶施由批判《海瑞罷官》劇入手，在上海發動“文化革命運動”。得毛指示，柯慶施立即命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張春橋和《解放》雜誌）編委姚文元負責撰寫批判文章。



1965年初，姚文元寫出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壹文。在隨後的半年中，這篇政治批判文章十度密呈毛澤東審閱，九易其稿。當時沒有知道毛澤東如此較真地改這篇批判稿葫蘆裏賣的什麽藥。7月，毛澤東決定成立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五人小組）。彭真等人不清楚毛澤東為什麽要成立這樣壹個機構，要搞什麽。11月10日，上海市委宣傳部控制的《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壹文。文章稱《海瑞罷官》劇本中的“退田”、“平冤獄”影射了“包產到戶”和彭德懷被罷官，將劇本批判為 “大毒草”。在北京主持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的彭真知道吳晗與彭德懷並無關系，不同意把《海瑞罷官》與彭德懷扯在壹起，決定北京各報刊不轉載這篇政治批判文章。見北京各報和《解放軍報》不轉載，毛澤東電召周恩來到上海，表示他贊賞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命周出面要求全國各大報轉載姚文，同時指示江青、陳伯達秘密起草發動文革的壹系列指導文件，派江青到蘇州去“請尊神”，[1] 請林彪再次出面為發動整肅運動保駕。



對毛澤東的保駕要求，林彪提出以整肅羅瑞卿為條件。羅原是林彪紅壹軍團的部將，因長征路上擔任紅壹軍團保衛局長，為毛澤東安排保衛，到延安後獲毛提拔為紅軍大學校長。從此，羅以毛澤東親信自居，開始不買林的賬。建國後，羅主管公安和安全系統，為毛澤東安排起居行止、各地行宮及秘密通道等事宜，獲毛稱贊說：“有羅長子在我身邊，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天塌下來，有他頂著。”罷彭德懷官後，毛澤東任林彪掌軍保駕，同時提拔羅瑞卿任總參謀長以牽制林彪。羅上任後反對林彪在軍隊中搞“政治思想第壹”的壹套，要求解放軍“大練兵”，“大比武”，準備與美國開戰，並且要求林彪安心養病，放手讓他領導軍隊。1965年9月，林彪發表了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日本投降二十周年的文章。羅瑞卿也表達了紀念文章，表達了完全不同的觀點，讓林彪感到軍權被奪。林彪不同意毛澤東的備戰臆想。當初他反對出兵朝鮮，現在他對出兵越南也不以為然。他清楚越戰是毛澤東所挑起，清楚美國空軍不轟炸中越邊境地區是為了避免與中國開戰，清楚毛澤東鼓吹備戰是為了權力鬥爭。另外，他對毛澤東派“監軍”牽制不滿，對羅瑞卿擺出平起平坐架式更加不滿，認為羅瑞卿搞“大比武”是要借口向他奪取軍權。最讓林彪不能容忍的是，羅瑞卿竟直言“壹個病人應把自己的位子讓給稱職的人，不要礙手礙腳”。[3] 在毛澤東有求之時，林彪向毛澤東遞交了“羅瑞卿罪狀”，要求將羅撤職查辦。毛澤東雖然信任羅瑞卿，但認為羅無法代替林彪掌軍，決定舍棄愛將羅瑞卿換取林彪支持他清算劉少奇。



11月30日，《人民日報》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轉載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見《人民日報》強行發表了姚文，彭真意識到文章大有來頭，這才明白毛澤東為何要成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1966年2月，彭真召開了“文革小組”擴大會議，討論姚文元文章提出的政治鬥爭問題。會議認為，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應限制於學術討論的範圍之內，不贊成借學術問題開展政治鬥爭，擬出了向中共中央匯報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二月提綱）。這壹提綱先迎合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說教稱：“學術領域裏要開展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然後提出“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軍閥壹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在報刊上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婉轉拒絕了姚文的政治批判。會後，彭真攜二月提綱及證明吳晗與彭德懷並無關系的調查材料向劉少奇匯報，獲劉認可小組意見後再攜提綱及調查材料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聽彭匯報後對《二月提綱》不置可否。彭建議說：“是不是寫壹個‘中央批語’請主席看過，發全黨。”毛說：“妳們去寫，我不看了。”彭以為毛接受了提綱，將《二月提綱》印發全黨，然後赴外地視察。彭走後，毛澤東對身邊人評論《二月提綱》說：“反動的東西，妳不打，它就不倒”。[3]



在彭真召集“文革小組”討論姚文元文章的同時，江青在上海主持召開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這是她在被中共中央 “不得幹政”決議關了二十多年政治禁閉後首次公開登上政治舞臺。會議的主題其實不是文藝，而是發動政治運動。會後，江青推出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在其中否定《二月提綱》，提出了“文藝黑線專政”論，稱中國文化界存在“革命的觀點與修正主義觀點之間十六年（1949至1965年）尖銳階級鬥爭”，文化界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在文化界展開大規模階級鬥爭。江青召集會議的背後是毛澤東的指使。3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三月杭州會議），在會上提出了同樣的階級鬥爭號召，要求同時在教育、出版、報紙、文藝、電影、戲劇等領域開展階級鬥爭，指責中宣部在學術批判中壓制了左派，宣布組成以葉劍英為首的“羅瑞卿專案組”（七人小組）負責調查林彪提出的指控。羅瑞卿聽到被調查的消息後接受不了突然打擊，跳樓自殺未遂。毛澤東得知，對愛將毫無同情，罵羅“沒出息”。[4]



會後，劉少奇按計劃出國訪問，毛澤東開始實施他的整肅計劃。“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出手制止毛澤東將饑荒進壹步擴大，迫使毛澤東同意“退居二線”，彭真點名要求毛澤東對饑荒承擔壹份責任。毛澤東對二人懷恨，在會後立即開始盤算整肅二人。他知道劉少奇與彭真互相支持的影響力強大，必須分而治之，先整肅彭真，使劉失去最重要的支持。對於位高權重的彭真，毛澤東不能像鄧子恢、王稼祥那樣隨意撤職，況且又沒有擺得上臺面的理由，於是采取了壹連串行動：將江青整理出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修改後加上“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的標題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以廢除彭真和劉少奇共同推出的《二月提綱》，將文化界的鬥爭運動升級；先向康生、江青、張春橋等親信透露整肅彭真、陸定壹意向說：“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各地應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如果彭真、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壞人，那麽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五人小組都要解散”；指示《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了戚本禹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關鋒、林傑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等壹批扣政治帽子的批判文章；派康生到北京向周恩來傳達整肅彭真和發動文革的意向。[5]



得到康生傳話，周恩來明白這是毛澤東要求就整肅彭真表態。自從在延安整風中被敲打，他確立了順從毛澤東意誌的生存之道。八大前後，他為應付經濟危機采取“反冒昧”舉措，結果被毛逼迫在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和八大二次會上反復作檢討。為贏回毛的信任，他在“七千人大會”上與林彪聯手助毛渡過難關，在會後積極推動崇拜毛澤東的運動。此時，在毛澤東的表態要求面前他毫不猶豫，立即寫報告表態說：“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大旗，徹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動學術思想，徹底揭露這些學術權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立場，嚴格看待這是奪取文化戰線上領導權的問題，以利興無滅資，組織自己隊伍，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鬥爭，五人小組的《二月提綱》是錯誤的，應推翻重寫，並按毛主席的方針另起草壹個中央通知。”[6]



周恩來表態後，毛澤東電召正在西北視察的鄧小平返京，派康生同樣傳話。與周恩來壹樣，鄧小平立即表態效忠，並開始操辦整肅彭真，連續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傳達毛澤東指示，要求眾高層人人就整彭表態。眾高層同樣立即表態支持整肅彭真，並立即展開了對彭真的批判。彭真這時才明白，他先前拒絕姚文元、戚本禹等人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是對抗了毛澤東。他不作辯解，不理論是非曲直，遵循黨內鬥爭的規則只管檢討，承認犯了錯誤，並反戈壹擊，以批判吳晗和鄧拓來爭取毛澤東寬恕。



書記處成員們無論怎樣表態也無權將常務書記彭真和中宣部部長陸定壹撤職，4月中，毛澤東將剛剛開過會離開杭州的眾高層再召回杭州開會（四月杭州會議）。眾高層都奇怪為什麽三月剛剛開完會又回來開會，但是沒有人敢問壹句。誰都知道，何時何地開什麽會完全毛澤東個人臨時決定，對此詢問也屬於冒犯，後果可能極為嚴重。會上，毛澤東指責彭真主持制定《二月提綱》、陸定壹封殺批《海瑞罷官》文章是壓制了學術領域的階級鬥爭，指責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宣布整肅彭真、陸定壹、楊尚昆，宣布將羅瑞卿撤職查辦，由親信楊成武接替羅瑞卿任總參謀長，由康生接手羅負責的公安部系統。常委中，周恩來、鄧小平已經表態，其他擴大進來的高層都是毛澤東的親信，會議實為大家舉手同意毛澤東決定的壹個過場。其實豈止這次會議，中共的所有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中央委員會等等都是聽從毛澤東訓話的走過場。毛澤東決定好了開會的時間，地點，出席人，決議等等，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中央全會從來也沒有按實際有資格成員人數召開過，毛澤東總是隨意擴大，將沒有資格的親信擴大進來，與會者不敢表達真實想法，形同木偶。例如，劉少奇在京主持常委會聽取彭真匯報，結果完全不算數，會議決定須派專人專機赴毛的行宮請求批準，毛澤東不置可否等於會議無效。



杭州會議上被整肅的四人，除羅瑞卿是林彪要整肅外，其余三人都是毛澤東早就要整的人。彭真在東北內戰之初支持劉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階段”政策，主張避免內戰，與毛唱了反調，八大後參與了提出“主席只可連任壹屆”議案，“七千人大會”上點名批評了毛澤東，因此早就被毛列為了整肅對象；陸定壹獲罪是因為明確表示“學術討論和批判不能隨意提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結論”，阻礙了毛澤東的文革計劃；楊尚昆與彭德懷關系密切，主持中央辦公廳時在毛澤東的專列上錄音，因此獲罪。其實專列錄音不是楊首創，毛澤東機要秘書葉子龍從1958年開始為毛錄音以記錄談話指示，毛澤東最初認可了錄音作法，楊蕭規曹隨，結果被毛懷疑不懷好意，[7] 成了整肅對象。



4月21日，劉少奇出訪歸來趕到杭州出席會議，發現毛澤東趁他不在發動了黨內政變，清洗自己的重要支持者彭真，將“三月杭州會議”上剛剛通過的《二月提綱》批判為了“毒草”，代之以殺氣騰騰的中共中央文件——《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按說，劉少奇應當有理由譴責陰謀作法。但是，劉也是壹路在陰謀作法中獲得毛澤東提拔的。他明白，毛澤東早已精心布局，常委會中周恩來、鄧小平已經表態支持對彭等的整肅，並且彭真已經作了檢討，自己在常委中已是孤家寡人。與彭真壹樣，劉少奇也清楚權力鬥爭中無道理可講，於是不再理論，遵循黨內權力鬥爭規則，舉手擁護毛澤東的決定，並反戈壹擊，斥愛將彭真壹貫反對毛澤東、壹貫反對自己。這樣的反戈壹擊在中共黨內是生存的正道，即中共所謂的大是大非前站穩立場。高層們無壹不是這樣壹路走來的。劉少奇也表態支持整肅彭真後，毛澤東將彭真召來杭州開會，實際是召彭來聽宣布撤職決定的。彭真要求與毛澤東單獨面談申辯。與當年的高崗壹樣，他的單獨面談要求遭到毛澤東拒絕。劉少奇、彭真被分而治之馴服後，會議宣布毛澤東的決定：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另起爐竈，成立以陳伯達、康生、江青為主要成員的新“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中央文革），廢除《二月提綱》，由新的中央文革負責起草中共指導文化革命的文件。眾高層不知道，新的文革小組早已背著眾高層秘密成立，並在舊文革小組起草《二月提綱》的同時制定出了壹批發動文革的文件。會後，中共中央派李雪峰、宋任窮陪送，實是押送，彭真回京。[8] 幾天後的“五壹”節天安門城樓觀禮中，彭真等四人不再出現。



《五壹六通知》 毛澤東煽動造反



經過“四月杭州會議”的準備，毛澤東決定在北京召開發動文革的政治局擴大會。他再次不按規矩行事，讓劉少奇出面主持發動文革的會議，安排康生隨6102;傳遞會議情況，自己不出席會議，避在外地幕後遙控。毛澤東這樣安排不用給出理由，也沒有人敢問。召開擴大會議是毛澤東從延安時期開始運用的權力鬥爭法寶。他利用對召開中共中央會議的時間、地點、規模、參加者的決定權，將親信“擴大”進會議，賦予他們表決權，操縱會議通過自己的決定。不過，這次會議擴大到喧賓奪主，將十幾人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會擴大到七十六人之多，其中包括毛澤東指定的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



5月4日，劉少奇在北京主持召開了歷史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朱德、林彪、鄧小平等就坐主席臺。會議召開當天，《解放軍報》根據林彪的指示發表了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使會議籠罩肅殺氣氛。此時，沒有了彭真支持的劉少奇由出訪前聲望崇高的並列主席淪為了聽從毛澤東發落的傀儡。毛澤東為會議預定了議題，其壹是將彭真、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宣布為“反黨集團”，其二是將反對在文藝領域開展階級鬥爭的《二月提綱》定性為 “反革命文件”，其三是通過陳伯達撰寫，毛澤東八次審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劉少奇宣布要發布發動文革的通知時，多數與會者表示不明白為什麽要發出這樣壹個《通知》。主持會議的劉少奇其實並無決定權，只是宣布幾天座談會，由康生傳達毛澤東的壹系列指示。康生傳達說：“我個人體會，毛主席這三次談話，概括起來是兩條：壹條是批評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壓制左派，不準革命；第二條是給任務，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學術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貫串壹個中心問題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義？出了怎麽辦？現在已經出了，羅瑞卿是壹個，彭真是壹個，楊獻珍是壹個，楊尚昆是壹個，田家英、鄧拓、廖沫沙也是。” 經過幾天座談，會議轉入分組討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與會者們得知通知是毛澤東多次審閱修改定稿的，知道不容異議。郭沫若等人提出文件中有幾處標點和用語不妥，建議在某處增加壹個“的”字、在某處去掉壹個引號。陳伯達、康生宣布《通知》稿不能改。眾高層全體舉手擁護。



5月16日，中共向全黨發布了發動文化革命的《中共中央通知》（五壹六通知）。毛澤東在通知中寫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壹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壹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註意這壹點”。這時，劉少奇應當知道毛澤東的“中央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說法和《五壹六通知》中“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說法是指自己，但他沒有勇氣抗爭，心存僥幸地期望像延安整風時壹樣，通過積極參加整肅運動贏得毛澤東的信任。



5月18日，林彪在會上於發表了長篇講話（五壹八講話），吹捧毛澤東稱：“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都有了壹切；沒有政權就喪失壹切……我想用自己的習慣語言，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社會上的反動派，混進黨內的剝削階級代表人物都要鎮壓，有的殺頭，有的關起來，有的管制勞動，有的開除黨籍，有的撤職。不然，我們就不懂得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權的根本觀點，我們就要喪失政權，就是糊塗人……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像毛主席這樣的天才人物，中國幾千年才出壹個，世界幾百年才出壹個……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要擁護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壹天，九十歲、壹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這番語無倫次，殺氣騰騰的講話面前，高層們無人敢於發表不同意見。與會者們不知道，林彪白天為毛澤東保駕，晚間在《工作劄記》中寫道：“老毛施陽謀外出，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經劉除‘彭、羅、陸、楊’作第壹步，再通過毛的政治鬥爭綱領文件，鏟除劉、周、鄧，這是毛的陰謀。”按此言，林彪很清楚毛澤東的陰謀手段，但他不明白“狡免死，走狗烹”的道理，繼續充當毛澤東的工具。







周恩來不甘落後，於5月21日也發表吹捧毛澤東的講話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壹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周的心思都用在了揣摩聖意。他感到，戚本禹批判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背後有毛澤東的支持，於是在會上大談“保持晚節”，以攻擊死去的戰友來向毛澤東表示效忠說：“戚本禹同誌寫文章批判過瞿秋白，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 ”。



5月23日，劉少奇主持會議，要求高層成員對整肅“彭羅陸楊反黨集團”表態。元老朱德對整肅四人提出了保留意見。於是，會議轉為了對朱德的批判會。朱德被迫檢討，眾高層爭相插話批鬥。當朱講到在紅軍第四軍“七大”上犯有錯誤（指曾反對毛澤東）時，當年上井岡山的搭檔陳毅插話質問：妳是不是要搞政變？我看妳是要黃袍加身，當皇帝。妳還大力贊揚赫魯曉夫。妳野心非常大。林彪插話鬥朱說：妳說不能講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還會發展嗎？大概頂峰不是毛主席，而是妳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魯曉夫。……朱德妳是有野心的，妳檢討得很不夠。有人當是他自己檢討的，不是的！是黨中央決定讓他脫褲子的，不檢討不行。妳們是不知道的，陳毅批評他的並不過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當領袖。高崗事情，他也主張輪流，想當主席，自己本事行嗎？妳壹天都沒做過總司令，南昌起義後，是無政府，亂走，是陳毅指揮到井岡山的，妳脫離指揮，下井岡山向南打，三個營損失二個，打敗仗無辦法，還是主席接妳回來的，遵義會議前是李德指揮，以後是毛主席指揮，抗戰時期在前方也不是妳朱德指揮，解放戰爭是主席指揮，妳是不行的，但自以為還行。烏蘭夫批朱說：更奇怪的是，他還說人蓋棺了是不能定論的。我們講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是錯誤的，是修正主義的。他說，咱們同蘇聯還是要搞好。薄壹波批朱說：朱老總經常講蘭花。他說，自古以來，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種蘭花。周恩來批朱：幾十年歷史，朱德同誌跟張國燾鬥爭，前壹半應歸功於劉伯承同誌的推動。如果沒有劉伯承同誌在那裏，黃袍加身，妳頂得住嗎？後壹半是賀龍同誌、弼時同誌、關向應同誌的共同推動，才北上了。如果沒有這些，妳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後，那多了。毛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妳都沾過邊嘛。妳到處發表意見，是壹個危險的事，我們不放心。常委中有這樣壹個定時炸彈，毛主席也擔心。妳到處亂說話。妳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所以妳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9]



批朱後，鄧小平宣布了新“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名單。毛澤東雖然壹言九鼎，但提名自己的秘書和老婆掌控文革運動需要人幫忙。周恩來能心領神會，出面提議人選，[10] 毛澤東再批準。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為：陳伯達（組長），江青（第壹副組長）、王任重（副組長）、劉誌堅（副組長）、張春橋（副組長）、康生（顧問）、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擴大會議全票通過了將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壹書記彭真、副總理兼總參謀長羅瑞卿、中宣部長陸定壹、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四人撤職的決議，宣布了毛澤東任命華北局第壹書記李雪峰接任北京市委第壹書記，中南局第壹書記陶鑄接任中宣部長；公安部副部長汪東興接掌中央辦公廳主任並兼掌首都8341衛戍部隊的決定。



發動文革的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最好地展現了革命黨內的權力鬥爭規則和革命家們的生存法則。如果說高層成員們對毛澤東的整肅目標壹無所知，那是低估了他們的政治智慧。他們中的絕多數清楚知道林彪的“政變經”講話的矛頭所指，清楚毛澤東的整肅目標是劉少奇。[11] 大家明白，毛澤東要通過批朱德讓所有高層表態，人人過關。這時的朱德已沒有任何權力，但聲望還在。老戰友、老部下們在批鬥朱德的會上搶著插話，搶著惡語批朱，因為他們知道，會議記錄將被送到毛澤東手上，不講情面地批鬥朱德才能贏得毛澤東的信任。從蘇區肅反到延安整風，到整肅高饒，到整肅彭德懷，到整肅彭、羅、陸、楊，大家都是遵循這種鬥爭規則生存下來的。特別是延安整風下，高層們確立了緊跟毛澤東的生存之道。於是，毛澤東想整誰，大家立即與他劃清界線，對他展開不留情面的鬥爭。彭真比誰都清楚借文藝批判搞階級鬥爭之害，但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他不作任何爭辯，只管檢討，在杭州會議上不提武漢匯報時毛澤東曾默認《二月提綱》，對整肅不作抗爭，以批判吳晗、鄧拓來求毛澤東寬恕。劉少奇也是如此。他不對出國期間的政變作任何抗爭，不僅接受政變現實，還反戈壹擊批判支持者彭真。劉少奇、鄧小平不會完全不知毛澤東清算彭、羅、陸、楊、批朱德外還有目標。不過，他們相信從延安整風以來每逢運動緊跟毛澤東最安全的經驗，心存僥幸，以鄰為壑。眾高層都清楚，毛澤東指使文人拋出批判文章，自己隱藏幕後，陷害了彭真，利用劉少奇出國之機發動了黨內政變，整個過程完全是陰謀詭計。但是，沒有人敢於講是非曲直、規則程序。在發動文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真作了爭辯，不是爭辯道理，而是爭辯說是自己最先在延安喊“毛主席萬歲”的，冀以此獲得毛澤東寬恕；劉少奇不是出手制止毛澤東的整肅運動，而是出面主持發動文革的會議，主持批鬥朱德，批判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是中共黨內的赫魯曉夫”。在眾高層爭相頌揚的熱潮中出現了這樣的循環，毛澤東得以不停地發動整肅運動，想整誰整誰，眾高層都會跟隨，越整肅越恐怖，越恐怖，越效忠毛澤東，頌揚毛澤東進壹步升級，不管毛澤東作出的決定多麽禍國殃民，眾高層只管舉手擁護，毛再發動更多的整肅運動。整場政治局會議不啻於壹場厚黑競賽。



5月2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中共向全黨，全軍和全國基層組織發出了發動文革的《五壹六通知》，標誌文革運動正式開始。《中共中央五壹六通知》號召：“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壹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如此要求整肅基層領導，政府官員，軍隊將領及社會各界人士的綱領顯示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統治和文革運動的反社會、反文明性質，顯示毛澤東要求天下大亂，要求摧殘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禍害全體人民。







按《五壹六通知》字面意思，新的中央文革小組只是負責指導文化革命的機構。中共高層成員們對毛澤東這壹安排並不陌生。1942年，毛澤東通過設立領導整風的臨時機構——總學委架空了政治局，達到政變目的；1957年，毛澤東通過成立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再次架空了八大後的政治局，迫使劉少奇、周恩來放棄了剛剛通過的八大路線。此時，毛澤東又壹次通過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將政治局架空，完成了另壹次黨內政變。中央文革名義上陳伯達負責，實際是毛澤東通過夫人江青指揮文革運動的最高權力中心。後來的情況是，毛澤東在清洗劉少奇的目標達到後才決定召開中共九大，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中央文革親信全部進入了中共政治局，因此，江青稱中央文革是“過渡班子”壹點不假。



高層們相信擁護毛澤東最安全，習慣了追隨毛澤東的生存之道。然而，他們二十年來的生存法則這壹次不靈了。他們低估了毛澤東的整肅規模，結果大家由整人者變成了被整者。應當說，毛澤東和眾高層都遵循了暴力革命黨的規則。如果講道理、守規則，尊重決議和程序，限制權力，那就不必暴力革命，直接民主、憲政最合規矩。而暴力革命根本反民主，反規則，不講道理，槍桿子說了算。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運動、發動反右傾運動和文革時三次請林彪代表槍桿子支持，高層全體追隨，這就是革命黨的規則。文革後，受到沖擊的高層們壹致聲討文革，痛陳十年文革迫害了多少人，造成巨大損失等等，將文革罪責推給了“四人幫”，仿佛自己完全是受害者。而事實是，決定發動文革的歷史性文件——《五壹六通知》是全票通過的，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和被《通知》定為“反革命集團”頭目的彭真在內的所有中共高層都舉手參與了發動文革。這樣的舉手以前有過多次。在發動反右運動的會議上，發動“大躍進”運動的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八大二次會議、北戴河會議上，在擴大饑荒的廬山會議上，大家都與毛澤東沒有分歧，所有制造災難的決議都是全體通過的。



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另壹重要結果是決定成立中央專案組。專案組這種專門的迫害機關是蘇俄引入中國的禍害。蘇俄建立紅色政權後建立了專門負責肅反的“契卡”。在中國建立紅色政權後，蘇共將肅反機關引入了中國，在各個蘇區設立了保衛局，負責監視，迫害革命黨中被懷疑者。在延安，毛澤東在發動整風運動時設立了康生負責的社會部，執行“契卡”壹樣職能。革命黨的性質決定，所有的共產黨政權離不開類似“契卡”、“蓋世太保”、“社會部”壹樣的對付同誌的機關。從蘇區肅反開始，毛澤東親自領導肅反機關迫害異己。在此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前，毛澤東已經成立了彭德懷專案組、習仲勛專案組、羅瑞卿專案組。這次會議上，劉少奇宣布成立彭（真）、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和田家英的專案組，由周恩來任中共中央的專案組的總負責人。這時的劉少奇已無決定權，只是在宣布毛澤東的決定。他沒想到，最大的專案組是隨後成立的他自己的專案組。賀龍（彭德懷專案組負責人）、鄧小平、陳伯達、陶鑄等很多其他高層也沒有想到，他們自己如後來也被設立了專案組，慘遭迫害。



在後來的文革中，由於案子不斷增加，中共中央專案組規模不斷擴張，分設“壹辦”、“二辦”。以汪東興為主任的“壹辦”負責對中共中央和國家機關的負責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的黨政負責人的專案審查，掌管有彭真專案組、陸定壹專案組、安子文專案組、胡耀邦專案組、李維漢專案組、劉少奇專案組、王光美專案組、“六十壹人”專案組、陶鑄專案組等等；以楊成武為主任（楊倒臺後由黃永勝負責）的“二辦”負責對軍隊高級將領的專案審查。[12] 中央設立專案組後，各地跟隨設立專案組，全國各地的專案組後來多如牛毛。專案組的辦案過程與延安審幹、肅反、民主革命補課、四清等整肅運動中辦案壹樣，均是隨意編造罪名捕人，再交專案組搜集證據，扣上“叛徒”、“特務”、“反革命”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三反分子”等帽子，辦案手法均是車輪戰審訊，嚴刑逼供，指供誘供、逼取假證，擬好供詞、證詞，強迫被審查者或證人抄寫、簽字，或強迫按手印，把私人日記、文稿斷章取義拼湊出罪證等等，其迫害比“契卡”和“蓋世太保”更加殘酷，受迫害者難以計數。“契卡”、“蓋世太保”和“專案組”分別代表了列寧時代、希特勒時代和毛澤東時代的殘酷迫害。中央專案組壹直存在到毛澤東時代結束。與“契卡”、保衛局，社會部壹樣，中共對權力無限，規模龐大的中央專案組從來不作官方信息披露。將迫害和迫害機關嚴格保密，這是蘇共、中共、蘇區及所有共產國家的通例，是革命黨的必然。



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前《人民日報》社長鄧拓和毛澤東秘書田家英成為文革最早的犧牲品。鄧拓最早鼓吹“毛澤東思想”，在晉察冀日報社社長主持編輯出版了第壹部《毛澤東選集》。建國前夕，中共將《晉察冀日報》和《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合並為《人民日報》作為中央機關報，鄧拓出任了《人民日報》總編。作為總編，他成了高層意見分歧的出氣筒，在1957年因刊登了宣傳八大路線，反對冒進的文章被毛澤東點名斥為“書生辦報，死人辦報”，被迫辭職。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支持鄧務實，寬容的辦報風格，調鄧到北京市委任書記處書記，分管文教並負責《北京日報》與《前線》雜誌。大饑荒過後，鄧拓在《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專欄中發表了大量提倡民主、務實、活躍思想的文章。1966年3月，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將《三家村劄記》和《燕山夜話》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隨後，“三家村”被指為反黨集團。鄧拓接受不了被黨指為叛徒，被自己曾掌管的黨報宣布為反黨分子，接受不了沒有爭辯權利的處境和家庭中的階級鬥爭，在政治局會議期間服毒自殺。







緊接著，田家英也在政治局會議期間死於中南海。田在抗戰中投奔延安，因文史功底出眾而被毛澤東選中為秘書。廬山會議前期，田曾支持彭德懷的意見書。“七千人大會”後，田在調查後向毛澤東匯報了“包產到戶”受到農民擁護，有利生產恢復調查的結果，建議放松對農民管制，然後執行劉少奇、鄧小平的指示起草了《恢復農業生產的十大政策》。田的建議遭毛澤東幾次點名批評，從此失去毛的信任。1965年，田對林彪提出的 “毛澤東思想最高、最活”，“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等提法表示了反對意見，對毛澤東夫婦借壹部文藝作品展開政治鬥爭的作法不以為然，結果獲罪。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成立專案組審查後，田家英死於禁區中南海內，死因外界不得而知。鄧拓、田家英之死顯示，具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在中共黨內，在毛澤東時代難以生存。



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人響應中共中央號召造反，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的大字報，在其中謾罵中共北大黨委說： “妳們是什麽人，搞的什麽鬼”，“直到今天妳們還要負隅頑抗，妳們還想堅守崗位來破壞文化大革命。告訴妳們，螳螂擋不住車輪，蚍蜉撼不了大樹。這是白日做夢！” “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壹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幹凈、全部地消滅壹切牛鬼蛇神、壹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在這張矛頭指向中共基層權力機關的大字報是毛澤東通過康生和進駐北大蹲點的康生妻子曹軼歐策劃出籠的，是毛澤東煽動起青年學生去打爛各級領導機構的策劃。毛澤東立即對大字報批示：“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他指示康生：“這張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北京公社的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這種大字報我們是寫不出來的。但是左派們寫出來了，我看好得很！對聶元梓的大字報，我決定立即廣播。請妳通知陳伯達，要在明天的《人民日報》上發表，同時要配社論，給左派們以最大的支持。”[13]



6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全文，發表了《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社論和關鋒的《歡呼北大的第壹張大字報》文章，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廣播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鼓動青年起來造反。在報紙電臺的強烈煽動下，全國大中學校學生起來造反，成立紅衛兵組織，將學校領導，校長，教授拉出來批鬥，全國的機關學校陷入了混亂與恐怖。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階級鬥爭成為學校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內容，語文和歷史課本中充斥鼓動鬥爭與仇恨的黨化內容。長期的階級鬥爭教唆使學生們形成了強烈的迫害欲望。在《五壹六通知》、《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社論和毛澤東稱贊“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煽動下，學生們的迫害欲望爆發，按照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指引，模仿當年的農會去鬥爭他們的老師和校長，其迫害手段之殘酷超過了蘇俄教唆出來的農會骨幹和法西斯納粹。例如，北京大學在6月18日發生了殘酷迫害老師的“618事件”，學生們在校園裏搭起了“鬥鬼臺”，把六十多位教師、幹部和他們認為的“反動學生”押到臺上毆打批鬥，給被鬥者“戴高帽子”，逼迫下跪，撕破衣服，把廁所汙物、便紙簍扣在他們頭上，往他們臉上塗墨汁，揪扯頭發、拳腳棍棒相加，對女教師和女幹部實施侮辱和性侵犯。



初期文革



​學生們開始造反後，在北京主持局面的劉少奇多次請毛澤東回京主持。毛澤東拒絕回京，對請示也不予答復，劉只好率鄧小平乘專機到杭州請示應對。毛澤東仍不作答復，讓劉、鄧相機處理。回京後，劉少奇召開了中央會議，稱“這次運動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擊三、四十萬個右派分子”，決定沿用土改和“四清”運動派工作組領導運動的辦法。然而，劉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的作法無法結束學校的亂局，反而使局面更加混亂。因為，中共中央已經號召學生們“橫掃壹切牛鬼蛇神”，鬥“黑幫”，工作組根據中共中央文件也是煽動學生鬥爭教師與幹部中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在學校抓“小吳晗、小鄧拓”、“右派學生”，而黑幫，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全都是隨意罪名，毛澤東鼓動起來的造反和劉少奇派工作組鼓動二次反右都是壹樣的隨意迫害，學校焉能不亂。



北京大學發生“618事件”後，北大工作組以未經允許為由制止殘酷批鬥，學生們則援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號召貼出大字報，指責工作組壓制造反，展開了驅逐工作組行動。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到北京各大學支持學生繼續造反，學生的驅逐工作組行動迅速從北大蔓延到了北京各高校。在北大召開全校萬人大會上，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支持學生驅逐工作組的行動。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北大學生將618的殘酷批鬥升級，對更多的教師、幹部和他們認定的“反動學生”展開批鬥，實施掛黑牌、戴高帽，拳打腳踢，皮帶抽打等迫害，將500多位教授、講師以“反動學術權威”罪名批鬥關押。壹時，北大燕園成了每天有人跳樓、上吊的恐怖世界。在中央文革煽動下，北大、清華的殘酷批鬥從迅速蔓延全國。主持局面的劉少奇、鄧小平不能違背《五壹六通知》去阻止學生造反，當然無法維持秩序。



在既要制止混亂局面蔓延，又要執行《五壹六通知》支持學生造反的困境中，劉少奇主持下達了中共中央1966——310號文件，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轉發全國。他在文件中說：“中共中央不反對批鬥行動，但反對亂鬥”。這種荒唐的文件顯示劉少奇的窮途末路。他自己也無法說清“鬥”與“亂鬥”的區別。作為文革的發動者之壹，他也參與了鼓動學生造反，他無法說清學生們響應中共中央號召造反是不是“亂鬥”。毛澤東躲在外地鼓動造反，讓他在京主持局面，陷他於怎麽作都錯的困境，他抱著僥幸心理，希望通過積極主持運動贏回毛澤東的信任。按照過去整人運動的經驗，他要求再來壹次反右運動，抓出1%“右派學生”，整肅了壹批中央和方的領導人和大學校長，批發了《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將烏蘭夫定為另壹個省級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批準整肅了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長兼文聯副主席夏衍、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上海音樂學院的院長賀綠汀等人。



按照四清運動的經驗，劉少奇派夫人王光美率工作組進駐清華大學，準備再搞出壹套整人經驗推廣全國。率工作組進駐清華大學後，王光美按照“四清”運動的套路實施整肅，宣布全部幹部、教師“靠邊站”（停職）、“上樓”（接受審查），將校長蔣南翔、幾位副校長和壹大批幹部、教師成“黑幫”編入勞改隊，對他們組織批鬥，將對中共和工作組有批評言論者打成反革命或“反革命集團”。例如，響應號召造反的學生領袖蒯大富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學生”，遭受關押、批鬥，被逼險些自殺。在實施迫害方面，工作組與造反學生同樣殘酷，使清華大學呈現 “遊街壹大串，鬥爭會壹大片，勞改壹大隊”，使清華園變成了與北大燕園壹樣的每天有人跳樓、上吊的恐怖世界。



八屆十壹中全會與劉鄧下臺



​1965年11月離開北京後，毛澤東在杭州、武漢等地往來，在外地遙控發動文革運動。四月杭州會議後，他讓劉少奇出面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動文革，通過康生、江青煽動北京的造反升級，自己在南方行蹤高度保密，除周恩來、江青等少數人外無人知曉。在全國高校學生造反的恐怖局面中，毛澤東秘密來到韶山，首次入住湖南大員給他建的滴水洞行宮。公安將滴水洞周邊嚴密封鎖，確保韶山人不進入毛澤東的視野。[14] 這6102;，江青來信，表達對如何搞“文化大革命”如何進行的困惑。毛澤東有必要將發動文革的部署告訴第壹幫手江青。可是，他發動文革的動機見不得人，無法堂堂正正地表達，連夫人也不能如實相告，只能以黑話寫出，讓夫人去猜。他在黑話信中寫道：“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壹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這封黑話信顯示出毛思維混亂，存在精神異常。他有嚴重的睡眠障礙癥狀，按精神醫生的說法這屬於精神病範疇。幾年後，中共中央將這封黑話信作為中央文件傳達全國，以證明毛澤東早已預感林彪要政變。全國百姓聽宣讀黑話信時如墮霧中，誰也不知道毛澤東到底要表達什麽。盡管老百姓不知道信中的“他們”、左派、右派等等誰指，但大概讀懂清楚毛澤東表達的是要不斷地發動運動，不斷制造鬥爭，永遠鬥下去，能夠感到毛澤東不願見到天下太平，社會和諧，百姓安居樂業。共產革命家伯恩施坦曾說：“最終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壹切”，毛澤東黑話信表達了意思相近，即最終目的無所謂，他享受鬥爭。7月初，毛澤東感到收拾劉少奇的時機成熟，打道回京。途中，他高調在武漢下長江遊泳，以展示體魄和駕馭時局的能力。《人民日報》刊登了毛澤東在江上揮手的照片，配以“跟隨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口號，將全國的毛澤東崇拜推向更高潮。據說，海軍派有潛水員提前潛到指定水域，在水下簇擁著毛澤東暢遊了長江。







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派陳伯達、關鋒、王力等人到清華大學看望被王光美工作組關押的造反學生領袖蒯大富，表示慰問和支持。隨後，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會議，在會上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進駐高校是“鎮壓學生運動”， “工作組犯了方向錯誤”，下令工作組撤出高校和機關。這時，劉少奇其實可以提出政治局常委會議是最高決策機關，不應與中央文革會議搞在壹起。但是，他在當年延安整風時就是通過被任命為“總學委”成員而進入了最高層。從這壹點說，他又沒有資格指責毛澤東多次成立運動領導機構架空中央政治局，沒有資格質疑中央文革掌最高權力。面對在毛澤東指責“工作組犯了方向錯誤”，劉少奇不提毛澤東滯留外地不歸，三番五次請示不置可否及命“相機行事”，不辯論是非，遵循黨內規則只管服從毛作檢討。應當說，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在毛澤東陰謀陷害面前不作理論是有道理的。因為，革命黨內的“方向錯誤”、“路線錯誤”、右傾之類指責根本沒什麽道理可講，運動、造反、《五壹六通知》、工作組等等都是革命黨隨意迫害的手段，無法理可言，誰更得勢，誰更有軍權誰就是道理。服軟的壹方壹旦檢討就是犯了嚴重錯誤，須不斷重復檢討。劉、鄧在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聯席會上議檢討後被迫不斷檢討。劉在“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再就派出工作組檢討，承認自己對文化大革命到底應該怎麽搞不清楚；鄧小平再作檢討稱“老革命碰到新問題”。隨著工作組撤出高校，五十多天的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初期文革時期結束。



8月1日，毛澤東召開中共八屆十壹中全會。全會召開的當天，毛澤東發表了發表了《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和《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在“大字報”中，毛澤東將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五十多天的初期文革稱為“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嗎？” 這裏，毛澤東隱瞞了他煽動造反後讓劉少奇主持局面，多次拒絕劉請他回京主持的要求，對劉少奇的多次請示不置可否等情節，暗示中共中央有壹個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鼓動紅衛兵將鬥爭矛頭指向劉少奇，同時透露出他發動文革運動是對劉少奇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出手制止饑荒袘報復。會上，毛澤東宣布改組中共中央政治局，提拔林彪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提拔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為政治局常委，以不再提及的方式罷免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中共副主席職。經過多次整肅運動震懾和崇毛熱潮熏陶，中共高層們已經養成了壹致舉手擁護毛澤東的習慣，沒有人敢於在毛澤東面前表達任何不同意見，毛澤東可以不提供理由的不出席任何會議，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召開任何會議，也可以隨意重組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這時中共的高層會議其實已經沒有召開的必要了。這次全會的壹項主要內容是眾人舉手通過毛澤東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與“五壹六通知”壹樣，毛的十六條也是反社會、反人類、反文明性質的文件。它號召青年學生“敢字當頭”，放手實施暴行，以“黑幫”、“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階級敵人”、“牛鬼蛇神”等隨意罪名為盡量多的人定罪，鼓勵汙辱、毆打、殺害他人，煽動“徹底破除幾千年來壹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四舊）”。這壹文件的出臺標誌中國進入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全會後，毛澤東、林彪、周恩來身著綠軍裝，率中央文革眾成員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百萬紅衛兵，林彪繼續推動崇毛，在接見時的講話中為毛澤東獻上了“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頌詞。面對天安門廣場上百萬紅衛兵山呼萬歲的瘋狂場面，毛澤東滿意說：“群眾發動起來了”。名義上保留為政治局常委，實際已被趕下臺劉少奇、鄧小平尷尬跟隨，在參加接見後鄧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了紅衛兵批鬥的對象。８月５日，劉少奇、鄧小平履行了下臺前的最後步驟，發出了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6〕392號），宣布撤銷6月下達的《關於制止未經工作授權的亂批亂鬥》的310號文件，毛澤東開始出面領導文革，指示將他的 “大字報” 和《十六條》在全國廣播張貼，向全國青年發出沖擊各級權力機關的造反動員令。當年國慶節，毛澤東把慶祝建國十七周年大會和接見壹百五十萬紅衛兵合並進行。紅衛兵們按照中央文革的授意在天安門廣場打出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橫幅。



紅衛兵運動與自殺潮



​中共中央《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公布後，清華附中的壹些學生以“紅衛兵”的名義致信毛澤東，在大字報附件中引述了毛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之言， 宣言“我們就是要粗暴”、“就是要把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壹只腳”。毛澤東復信學生，在信中四次重復“熱烈支持”，強烈地煽動學生們實施暴行。同6102;，他命令令公安部門“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放空槍進行威嚇也絕對不允許”。



8月5日，在高層子女集中的紅色貴族學校北師大女附中，狂熱的女學生寫下了中國教育史最恥辱的壹頁，用皮帶抽、用帶釘子的木棍打、用開水燙，將她們的老師兼校長卞仲耘折磨致死。打死校長後，學生們不知所措，於當晚到北京飯店向高層請示怎麽辦。中央文革表態支持學生造反。在毛澤東的明確支持下，全國各地的大中學生效仿清華大學附中學生，成立起各自學校的紅衛兵組織，以造反的名義毆打，汙辱，殺害教師，沖擊文化科學部門，對學者們施以殘酷的批鬥迫害，沖擊黨政機關，揪鬥、遊街、羞辱和毆打各級官員，掀起了“紅衛兵運動”。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來自全國的學生“紅衛兵”，並特別提意見了率先貼大字報造反的聶元梓。在毛澤東的扶植下，北京出現了北大聶元梓、清華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等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隨後，毛澤東繼續推動紅衛兵運動升溫，指示公安部門支持紅衛兵造反運動。8月22日，公安部下達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內部指令，禁止警察幹涉、制止紅衛兵的暴行，推動紅衛兵犯罪活動升級。[15] 8月23日，毛澤東繼續煽動紅衛兵造反說：“北京亂得不厲害”、“北京太文明了”。[16] 在毛澤東強烈煽動和公安、軍隊縱容鼓勵下，暴行狂潮席卷全國。在階級仇恨、階級鬥爭教育中成長起來的學生們以打人、殺人為榮，為樂，類似“卞仲耘事件”的慘案在全國各大城市普遍發生。8月下旬，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在大街小巷到處抄家，毆打和屠殺。其手段之殘忍，迫害規模之大遠遠超過了當年納粹迫害猶太人，僅北京壹地，紅衛兵就殺人數千。



殘酷的迫害導致了新壹輪自殺潮。作家老舍的自殺是新中國知識分子沈浮的有代表性壹例。建國前夕，老舍在重慶加入中共的外圍組織。建國之初，他遵循中共的文藝宗旨創作出歌頌新政權的劇本《龍須溝》。在1951年的整人運動中，他為批判會上動手打人叫好寫道：“我的嘴和幾百個嘴壹齊喊：‘該打！該打！’這壹喊哪，教我變成了另壹個人！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壹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該袖手旁觀。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壹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書生本色變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樣的書生！”。“有壹位控訴者控訴了自己的父親！除了在這年月，怎能有這樣的事呢！我的淚要落下來。以前，中國人講究“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於是隱來隱去，就把真理正義全隱得沒有影兒了。今天，父子的關系並隱埋不住真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緊，父親若是人民的仇敵，兒子就該檢舉他，控訴他”。[17] 他的表現讓共產黨非常滿意，在當年獲北京市政府授予“人民藝術家”稱號。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作家們被迫按照中共的要求修改自己的作品，葉聖陶刪去了《倪煥之》中幾章，曹禺改寫《雷雨》、《日出》，老舍將《駱駝祥子》結尾描寫祥子墮落的段落刪去，連續發表了《美國人的苦悶》、《由三藩市到天津》等檢討文章以作思想改造表態。在中共誣陷美國的細菌戰運動中，老舍迎合抗美援朝運動的要求，創作了歌劇《消滅細菌》。作為緊跟中共作家的代表，他獲得了北京市文聯主席，全國文聯主席團成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全國人大第壹、二、三屆主席團成員，全國政協三屆會議常務委員等壹大堆頭銜。在百萬工商業主被中共以“三反五反”運動名義敲詐勒索，幾十萬工商業者自殺的背景下，他不寫正在發生的罪惡，創作出了話劇《茶館》，以主人公王利發上吊，秦二爺破產的結局宣傳舊中國將工商業者逼得走投無路，以主人公那句“都怨這個世道”的經典臺詞迎合了中共對文藝提出的“醜化舊社會，歌頌新中國和共產黨”的要求。



反右運動中，老舍痛斥朋友丁玲和陳企霞 “不但自絕於作家，也自絕於人民”，[18] 痛斥畫家徐燕蓀“既是畫家，也是惡霸”，批判摯友吳祖光寫道：“當我看了有關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材料之後，我很氣憤，覺得過去認識他真是對我的壹種侮辱”。[19] 他向共產黨表態效忠說：“感謝作家協會黨組給我這樣的機會，使我受到永難忘記的教育”，“要狠狠地鬥爭右派，狠狠地改進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20] 他這種表現令人不齒。有人給他匿名信說：“老舍，我希望妳今後弄筆墨時，還是不溜尻子不捧頌好，應說些實話。難道說目前全國成千成萬的所謂右派都不愛國愛民嗎？妳深深思慮過嗎？”老舍將信交給了共產黨領導。結果，匿名信被發表在了《人民日報》，[21] 寫信者地下場可想而知。因為參與整人積極，老舍成為1950年代中共在文藝領域中的壹面旗幟。大饑荒中，了解饑荒的情況的老舍知道不能這些苦難，開始創作自傳體的長篇小說《正紅旗下》。然而不久，毛澤東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鼓吹階級鬥爭，創造出了“利用小說反黨”罪名。老舍明白，他的《正紅旗下》不合中共的需要，不能再寫了。四清運動中，他寫了壹篇快板書《陳各莊上養豬多》，其中幾句是“越進步，越學習，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他在詩中吟唱：“倘無共產黨，荒野鬼為鄰”、“晚年逢盛世，日夕百無憂”。 [22] 這些成了他的頌辭絕唱。



8月23日，北京的紅衛兵在國子監孔廟大院中把破四舊抄來的戲劇道具、戲箱、戲衣，堆積在國子監的大院中，放火焚燒，將北京市文化局長趙鼎新，作家老舍、肖軍、駱賓基、端木蕻良、楊沫，昆劇演員白蕓生，戲劇藝術家荀慧生等三十多位文化名人圍在院中批鬥。根據毛澤東的指引，紅衛兵稱這些藝術家為牛鬼蛇神，給他們脖子上掛上黑牌子，當場將他們剃成“陰陽頭（剃光半邊使之外形恐怖），再墨汁淋頭，逼跪在火堆旁灼烤，用銅頭皮帶將他們抽打頭破血流。老舍渾身是血地回到家。他沒有從家人那裏得到關懷，而感到了“劃清界線”的冷酷。他離家出走，來到太平湖邊，在那裏呆坐了壹夜。可以想象，他在那壹夜裏感到了服務中共十幾年的幻滅，感嘆他歌頌了十幾年的共產黨、新社會迫害人之殘酷。但沒有人知道，那壹夜裏老舍是否曾為他建國之初為批判會，為打人叫好的發言懺悔，是否曾為他在反右運動中殘酷打擊別人懺悔。淩晨，他投湖自盡。



在紅衛兵運動中自殺的名人還包括桂系代表人物黃紹竑，武漢大學校長李達，翻譯家傅雷夫婦，著名文藝評論家陳笑雨，著名考古學家陳夢家，著名京、昆劇表演藝術家言慧珠，著名文藝理論家葉以群，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劉盼遂，著名表演藝術家趙慧深，赫哲族作家白辛（電影《冰山上的來客》編劇），《紅巖》作者羅廣斌。在北京大學幾乎每天都有人跳樓和上吊，教學樓由於死人太多，夜晚如同鬼域，充滿恐怖，在上海音樂學院，系主任壹級的教授就有五位自殺。文革初期的幾個月“紅色恐怖”中，全國被打死和被逼自殺者數以十萬計，自殺潮規模超過了土改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和四清運動中等三次自殺潮。巴金回憶文革初期自殺潮寫道：大家都像發了瘋壹樣，看見壹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



在“紅衛兵運動”中，前光明日報總編儲安平被紅衛兵打死（壹說投河自殺）。他的死讓人想起他在建國前與胡適的壹段分歧，那個時候儲和他創辦的《觀察》是共產黨在文化戰線對國民黨作戰的壹員大將。儲壹直邀胡適為其雜誌撰稿而未如願。胡肯定國民政府制憲，結束“訓政”，召開“國大”，走向憲政的進步，認為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等問題是長期抗戰摧毀經濟後國人必須承擔的痛苦，同時還是共產黨在蘇俄支持下挑起戰爭所致。胡適儲的《觀察》為代表的激進報刊抹煞國民黨政府外爭國權和內搞建設的成就，全盤肯定學潮，煽動推翻國民政府。建國後，儲安平悟出了胡適不同意《觀察》的道理，深感他在國民政府治下辦雜誌抨擊政府自由的可貴。但他不會想到，自己不僅失去了辦報自由，不僅獲右派罪名，最後被學生打死，屍骨無存。



抄家與破四舊



​響應中共中央的階級鬥爭號召，各地紅衛兵掀起了抄家運動。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公安部長謝富治下令支持紅衛兵造反，協助紅衛兵抄家，向紅衛兵提供抄家地址，甚至主動向紅衛兵提供抄家名單。同6102;，“民主黨派”們自己積極向紅衛兵提供自己成員的名單、地址。在北京，紅衛兵抄了國家主席劉少奇、副主席宋慶齡的家，強迫宋慶齡剃發。國家主席、副主席如此，底層民眾，被抄家的慘狀可想而知。



紅衛兵從北京宣武區丞相胡同（菜市口胡同）抄得的財寶最多，所抄文物古董、金銀財寶、古籍、明清家具等各類物品裝了數十輛卡車。這條胡同因住過曾國藩、左宗棠、龔自珍、李鴻藻等眾多達官貴人而得名，在八國聯軍和日軍占領時都未遭劫掠，胡同中有顯族六百年不衰。但在紅衛兵抄家運動中，胡同中的顯族全遭滅頂之災。在北大、人大校園，紅衛兵從馮友蘭、翦伯贊、尚鉞等名家家中抄得大量珍貴古籍線裝書和文物古董；在文聯機關，紅衛兵從著名作家田漢、老舍、蕭軍、駱賓基、端木蕻良以及從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荀慧生、白蕓生家中抄出了成堆的字畫和藝術品。梁漱溟回憶被紅衛兵抄家的情況說：“他們撕字畫，砸古玩，還壹面撕壹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意兒’。最後是壹聲號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裏付之壹炬。”



在上海，資本家們在三反五反運動被政府勒索逼得大批自殺，幸存者在隨後的公私合營運動中被剝奪了產業，得當局承諾二十年領取定息和保留私有房產。然而在抄家運動中，幸存者們被停止支付定息，除極少數代表人物得到保護外以作櫥窗外，絕大多數前工商業主被抄沒家產和私宅，其中壹部分人再被全家強迫遷往邊遠農村。很多挺過三反五反和工商改造運動沒有自殺的資本家在紅衛兵抄家運動中不堪折磨而自殺。他們感到，共產黨的摧殘沒有盡頭，壹波比壹波殘酷。



抄家運動是打著政治運動旗號的搶劫運動。被抄沒的財物除少量被紅衛兵和及背後的領導侵吞私分，絕大部分被上交指定部門保管，然後再被層層上交到中央保管部門，首先供中央文革成員及家屬挑選、占有，然後再供各級文革的當權者挑選。其中，壹些最珍貴的珍貴的古舊書籍，千年孤本，經紫外線照射消毒後擺進了毛澤東的書房。國人從報上看到毛澤東在擺滿珍貴古籍的會客室中會見外賓，不知道毛澤東“滿墻古籍，半榻舊書”（李銳語）的背後是藏書家血淚。世代相傳的孤本古籍壹朝盡失，其錐心刺骨之痛可想而知，為此自殺者大有人在。據北京文物管理處文物工作人員文革後揭發，林彪、葉群、陳伯達、江青、康生均大量占有抄來的文物、古董。文物鑒賞家康生從抄家上交的文物中占有了最多的稀世珍品，珍品更是按圖索驥，特別指派紅衛兵去抄來的。康生與毛澤東壹樣喜愛古書，利用紅衛兵對壹些知名人士抄家，占有了大量珍貴圖書、字畫，其中包括齊燕銘、鄧拓、阿英、龍雲、章乃器、傅惜華、傅忠謨、趙元方、齊白石、尚小雲等名人的私藏書畫。中央戲曲研究院圖書館館長傅惜華是著名的藏書家，藏書以多、全、好馳名中外。康生指使紅衛兵將傅害死，霸占了傅的藏書。文革過後，人們從康生搜刮文物內部展覽知道，他將上千件國寶據為已有，其中有三十萬年前的玳瑁化石，有兩千多年前的青銅器，唐代陶龜硯，宋拓漢石經，黃庭堅真跡《臘梅三詠》，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書籍，漢代陳宮、董永等的歷代名人銅、雞血、田黃等名貴印章400多方。康生通過抄家掠奪的文物、圖書，用他自己話說“有任何壹件都可成為百萬富翁”。當時的百萬富翁相當於今天的億萬富翁，可見他占有財寶數額之巨大。







1967年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包括各中學)、北京軍區、公安部在北京展覽館共同舉辦了“首都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展覽會分四個展館：第壹館，“紅衛兵運動的蓬勃興起”；第二館，“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第三館，“紅衛兵抄家戰果”；第四館，“紅衛兵運動震動了全世界”。展廳的顯著位置展出了聶元梓等人所寫的那張大字報和毛主席的《我的第壹張大字報》。其中第三館“紅衛兵抄家戰果”展充滿珠寶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樣的鉆石、寶石飾品等奇珍異寶。展品中有不少無價之寶已被中共高層霸占，在展後即被取回。[18] 其它城市情況與北京大同小異，各地的大專院校和政府機關隨處可見堆集如山的抄得的財寶、文物。幾個月的抄家運動中，中共害死人十萬計，以“階級敵人”、“牛鬼蛇神”罪名迫害人百萬計，操縱紅衛兵抄家百萬戶計，抄得現金、存款和公債券價以百億元計，黃金百萬兩計，白銀、銀元千萬元兩（塊）計，外匯億元計，古董以千萬件計，抄得的文物、民間珍藏價值無法計算。



抄家運動中，紅衛兵隨意抄家、打人、監禁、殺人，人民的生命財產完全失去保障。被抄家庭的私人珍藏、財物和隱私被肆意掠奪、摧毀，無數私人珍藏的手稿，通信，文件，照片，文物從此下落不明。對被抄家者而言，個人筆記，影集，手稿、書信、紀念品被掠的損害可能超過文物古董、金銀財寶。劫掠、破壞之外，紅衛兵們還將私人筆記，書信，手稿作為治罪依據，或將個人隱私筆記、照片公之於眾取樂。人們因害怕紅衛兵來抄家而狠心將珍藏的書籍、筆記本、手稿、相冊付之壹炬，把心愛的書藉、文物、古董拉到廢品站當破爛賣。很多人壹時舍不得燒或賣，試圖將珍品藏來藏去，最後在無休止地運動中還是丟失或毀掉。後輩青年想象不到，當時人們確實找不到可以安全保存私人珍貴物品的地方。



在發動抄家運動的同時，毛澤東在連續接見紅衛兵，繼續煽動青年造反，中共發布《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及題為《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報》社論（六·壹社論），壹再號召“徹底破除幾千年來壹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四舊）”，煽動青年學生去“砸爛四舊”。在中共壹再煽動下，壹場“破四舊”運動席卷全國。北京的紅衛兵率先走上街頭“破四舊”，隨意將街道、工廠、公社、老字號商店、學校改為所謂革命名稱，例如將北京長安街改為了“東方紅大路”，將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將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將“王府井大街”改為“防修路”，將越南駐華大使館所在的“光華路”改成了“援越路”，將 “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等等。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新華社、《人民日報》發表了《好得很》、《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沖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不準抹殺紅衛兵的功勛》等壹系列煽動性社論，推動紅衛兵的“破四舊”運動升級，號召“千千萬萬紅衛兵舉起了鐵掃帚”，“來個大掃除”；《紅旗》雜誌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19] 在中共的壹再煽動下，各地紅衛兵大規模地毀壞文物古跡，焚燒書籍、字畫，沖擊寺院、廟宇、教堂，批鬥和尚、修女、教士。僅北京壹地，有數千處文物古跡被破壞。當年被列強各國的探險家們掠奪走的中國文物在各國博物館中得妥善保管，但沒有被掠走的文物古跡卻在“破四舊”運動中慘遭破壞，塗毀，打爛。11月，北京紅衛兵領袖譚厚蘭率領數百人來到曲阜孔林，動用雷管、炸藥毀墳掘墓，砍伐蒼松古柏，摧毀三孔書籍、石碑，對孔氏後人墓也肆意摧毀，將孔子第七十六代衍聖公孔令貽及妻妾，孔祥珂及夫人開棺暴屍，對尚未腐敗的屍體肆意蹂躪。暴行之後，紅衛兵召開了十萬人的“徹底搗毀孔家店”大會，向毛澤東發“致敬電”說：“敬愛的毛主席：我們造反了！我們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來，‘萬世師表’的大匾我們摘了下來。……孔老二的墳墓被我們鏟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頌德的廟碑被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偶像被我們搗毀了……”1937年，日軍在占領山東之前派出壹支先遣部隊進駐三孔（孔廟、孔林、孔府），在孟子廟前貼出告示：“日本軍人參拜孟子廟註意事項：壹、孟子和孔子壹樣，都是中國人最尊崇的偉人，也是我們日本人精神文化領域的大恩人。二、日本軍人參拜孟子廟，也要像參拜日本的神社、佛寺壹樣，遵守註意事項謹慎行動……”占領山東後，日軍派出警備部隊駐紮三孔保護文物古跡直到1945年投降。然而，受到日軍保護的三孔文物古跡卻在新中國被最高領導人指揮摧毀。僅譚厚蘭率領的壹支北京紅衛兵的壹次行動就毀壞文物數千件，燒毀珍版古書數千冊，砸毀歷代石碑千余座，全國紅衛兵摧毀寺院、文物古跡的破壞規模可想而知。在中央文革指揮下，“破四舊”運動與抄家運動同時從北京蔓延全國，從城市蔓延到了農村。



“破四舊”運動中的內容之壹是刨墳掘墓。這波毀墓潮是周恩來發動的。他在對紅衛兵的講話中指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為叛徒，說瞿臨死時寫下《多余的話》是叛變，要把瞿秋白從八寶山革命公墓搬出去。中共早期領袖瞿秋白是共產黨人中少有的有懺悔之心者。“八七會議”後，書生瞿秋白被共產國際任命為中共領袖。瞿奉共產國際之命發出了不少指揮燒殺搶掠的指示信。臨刑前，他有所懺悔，在《多余的話》中坦言共產主義違背歷史發展規律，自己參加共產黨是誤入歧途，是歷史的誤會。在文革運動中，周恩來要借詆毀前戰友，鼓動學生刨墳毀墓來向毛澤東表態效忠。根據他這番講話指引，全國紅衛兵掀起了史無前例的刨墳毀墓狂潮，無數歷經千年滄桑和戰火而保存完好的文物、古跡、陵墓在“破四舊運動”和刨墳掘墓狂潮中被摧毀。其中包括：炎帝陵、舜帝陵、孔子墓及孔廟、孔林、孔令貽墓、霍去病陵、王羲之墓及占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包拯墓、嶽飛墓、成吉思汗陵、明孝陵石碑及石人石馬、海瑞墓、張居正墓、蒲松齡墓、袁崇煥墓、於謙墓及祠、康有為墓、張之洞墓、張佩綸墓、武訓墓、蔣介石生母墓、張自忠祠、衣冠冢及紀念亭、郝夢齡墓、趙登禹墓、王銘章墓、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等。紅衛兵不僅摧毀陵墓，更犯下了極盡侮辱的罪惡。他們從定陵掘出萬歷皇帝及後妃遺骸曝屍，對張之洞夫婦掘墓暴屍，對義丐武訓掘墓暴屍，對海瑞掘墓揚灰，對徐誌摩毀墓揚灰，對康有為，紅衛兵不僅掘墓暴屍，更車推頭顱骨遊街示眾。



中共的破四舊運動是太平天國摧殘文化、文物浩劫的再現。洪秀全造反前去孔子牌位，起兵後在所過州縣大肆摧毀廟宇、文物，過湖南永州時毀柳子廟，過武漢毀歸元寺、寶通寺，占南京摧毀明故宮、大報恩寺塔、朝天官、夫子廟、雞鳴寺、靈谷寺等等，重創了鎮江、揚州、常州、無錫、蘇州、杭州、金華、嘉興等地的文物古跡。剿滅太平軍匪徒後，清廷重建或修復了幾省文物。人們想不到，太平天國破壞文物古跡是空前的，但不是絕後的，中共的破四舊運動在規模，地域、破壞性、殘暴性，惡毒性方面都超越了發匪。中共的紅衛兵運動、破四舊運動還是納粹浩劫的再現。紅衛兵打砸抄家是沖鋒隊“水晶之夜”的再現，紅衛兵燒舊書是納粹燒書運動的再現，兩者的“不破不立”、“壹個新世界誕生了”之類的說法相似；納粹迫害猶太人、共產黨人、自由知識分子，中共迫害“地、富、反、壞、右”，“走資派”，納粹和中共都將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推到極端，把惡魔吹捧成全民族的救星。







在中共建立新中國前夕，蔣介石曾指出：“中共將摧毀人民自由，將把我中華民族五千年崇高優秀的歷史文化摧毀無遺；要把我們中國以仁愛和平為本位的倫理，轉變為冷酷殘忍的鬥爭，參加國際的殘殺”；傅斯年曾指出：“共產黨與歷史上的土匪流寇並無區別，壹旦執政必然剝奪人民的自由會，摧殘文化”。他們的論斷不幸言中。在大陸最黑暗的時期，蔣介石在雙十節《告全國同胞書》中譴責紅衛兵暴行和“破四舊”運動說：“大家都知道，凡是壹個民族之存亡消長，全視其傳統文化之優劣文野而定。如其優秀文化，壹旦毀滅，則民族精神，隨之喪失，而整個民族，亦等於名存實亡！我中華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歷五千年而不墜者，就是其文化能綿延不絕，永恒保持，並隨其時代而進步，所以他能發揚光大，歷久彌新！……如今日毛賊之紅衛兵，必欲毀滅我國五千年傳統文化。” 與此同時，蔣介石在臺灣發起了復興中華文化運動，成立了學術出版促進委員會，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輕壹代普及學術精華，前後出版了大量中國古籍書目，像《周易今註今譯》、《老子今註今譯》、《詩經今註今譯》、《孟子今註今譯》等，以及《白話史記》、《白話資治通鑒》等；成立了推動發揚傳統倫理道德的國民生活輔導委員會，發起了“復興中華文化青年實踐運動”等等。兩岸，兩黨對待人民生命財產，對待中國文化、文物的巨大反差是共產革命禍害性質的壹個證明。



抄家與破四舊運動是毛澤東發動、全民參與的犯罪活動，是國人人性中醜惡壹面的大爆發，是中共以階級鬥爭教唆青少年犯罪所寫下的人類歷史上最恥辱、最黑暗壹頁。這壹全民參與的犯罪活動至今未被清算，甚至未被反省。北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遇難四十多年後，該校紅衛兵組織領袖宋彬彬以“榮譽校友”身分回校，雖對當年殺校長事件道歉，但稱事件系他人所為。卞校長丈夫致信女附中抗議說：“死者長眠，而兇手不僅逍遙法外，甚至還可以衣錦還鄉、還校，用道歉之名來開脫自己的罪責。這樣的道歉裏只有無恥”。是的，文革罪行不是道歉的問題，而應當是追究罪行制造者的問題。不過，只要共產政權存在，不可能有對罪惡的追究，不可能有謝罪，不可能有賠償，甚至不可能有道歉。在土改運動中，中共殺人奪地。1980年代，中共以“改革開放”否定了“三大社會主義改造”，但卻沒有歸還土改和合作化運動中剝奪農民的土地。抄家運動也壹樣。文革後，中共否定了文革，但抄家運動中抄走巨額財物、霸占的房產之絕大部分沒有歸還，成了黨產。幾十年後，參與發布《五壹六通知》、《十六條》的革命家們和當年的紅衛兵罪犯們幾乎沒有人為抄家和“破四舊”暴行懺悔。



大串聯



​紅衛兵運動高潮中，毛澤東要求北京與各地紅衛兵“串聯”，將北京的造反運動推向全國。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於發出了《關於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京參觀革命運動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和運輸部門免費接待紅衛兵到北京，交通費與生活費由中央財政補助。通知發出後，上千萬各地學生湧向北京串聯，進京火車李架上、座位下面、甚至廁所裏都擠滿了學生，全國鐵路系統嚴重超負荷，北京市區人口驟然翻番。經過文革前長期的崇毛宣傳，學生們虔誠地要來北京見毛澤東。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上七次接見紅衛兵，鼓動他們造反。根據毛澤東的要求，中央文革組織大批北京紅衛兵到外地去“煽革命風，點革命火”。有了中央文革的授意，北京紅衛兵們到外地後如同欽差壹樣隨意宣布當地的黨政當局為“黑幫”、“牛鬼蛇神”，組織各地紅衛兵揪鬥當地黨政領導人，在各地復制抄家、“破四舊”運動，幫助毛澤東實現了顛覆全國秩序的目標。



周恩來日夜安排招待全國紅衛兵來北京的免費吃、住、行，無奈北京的設施無法承受人口突然翻番的壓力。於是，他想出讓紅衛兵步行串連的辦法，以緩解紅衛兵串聯對鐵路運輸的壓力。 10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紅衛兵不怕遠征難》，號召紅衛兵步行串聯。根據要求，學生們打著“紅衛兵長征宣傳隊”的旗幟展開步行串聯，通常先奔向井岡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聖地朝聖。步行串聯中，紅衛兵們接觸到了更多的社會現實，驚聞幾年前發生了人相食的大饑荒，隨後見到了造反派的血腥武鬥。步行中的見聞使紅衛兵中的壹些人開始由狂熱轉向冷靜。隨著大串聯引發的全國混亂及各地各派紅衛兵組織之間的沖突日益激烈，中共中央不得不於1967年3月發出《關於大專院校當前文化大革命的規定》通知，要求停止串聯活動。持續半年的“大串聯”走入歷史，成了歷史上的珍聞。



解散民主黨派



​造反運動中，不僅曾抨擊國共兩黨的儲安平被打死，長期效力中共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們也倍受欺淩。學生們從小接受共產黨教育，認為共產黨外不應再有其它黨派存在。1966年8月25日，北京紅衛兵向民盟發出了限期解散的通牒。長期為中共鞍前馬後的“民主黨派”們建國後成了中共反復整肅的對象。經過反右運動，它們明白了自己的地位，明白了不能批評中共的生存之道。但它們沒想到恭順還不行。文革開始後，盟員們慘遭迫害。面對迫害，民盟領袖們沒有了當年主動走進國民黨監獄的勇氣。他們清楚，國民黨政府受到輿論監督與黨外黨內反對派制約，不會把他們怎麽樣，而共產黨、紅衛兵不受制約，隨意殺人，自己只能知趣。當年敢於對國民黨政府叫板的民盟中央帶頭，在接到通牒後立即貼出公告宣布解散。解散也不能安生。除民盟高層領導人被中共作為“統戰”門面保護外，大批盟員慘遭迫害、被揪鬥、批判，隔離審查，關押，刑訊，甚至被整死。其實，解散“民主黨派”的主意不是來自紅衛兵，而是毛澤東的決定。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就準備取締壹切其它黨派，只是由於斯大林否決才不得不保留幾個“民主黨派”作為櫥窗、花瓶。建國後，“民主黨派”已無獨立黨派活動，但毛澤東連象征性的制約和監督都不能容忍。他決定取締“民主黨派”，將他自己加封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當作“牛鬼蛇神”收拾。



中共認定的“民主人士”中，宋慶齡是對共產革命貢獻最大者。她的經歷是蘇俄強力影響中國走向的壹個證明。孫中山投靠蘇俄後，斯大林采取了壹系列控制國民黨的舉措，其中之壹是將宋慶齡發展成了共產國際的秘密黨員。國民黨“清共”後，斯大林將宋慶齡接到了蘇聯，隨後安排到德國居住以淡化宋的蘇俄工具色彩。1931年，斯大林派宋回國執行營救共產國際在華特務首領牛蘭夫婦的重要任務，在宋回國前親自接見，交待有關資助和通訊聯絡等問題。回上海後，宋慶齡與莫斯科保持著密切聯系，與蔡元培、魯迅、楊杏佛等人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打著民權旗號營救蘇俄特務，服務蘇俄。1934年，她根據共產國際指示在全國各地成立了“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等救亡組織，執行莫斯科為瓦解日本攻蘇威脅而發出的促中日全面開戰的指令。1936年，宋與延安代表潘漢年合作，召集全國各地救亡團體代表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救國會），發表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宣言》和《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幫助中共鋪墊了西安事變的條件。同時，她執行共產國際宣傳中共與延安指示，安排《大公報》記者範長江、美國左派記者斯諾、史沫特萊到延安采訪，協助推出了《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和《西行漫記》等文章、書籍，成功宣傳了延安，也影響了美國的對華政策。“西安事變”期間，她利用共產國際中國組設在新西蘭人路易·艾黎的家裏電臺，擔當斯大林與毛澤東聯系的中間人的重要角色。[20] 抗戰爆發後，她成功將牛蘭夫婦送返蘇聯，出色地完成了斯大林下達的任務。1938年6月，她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和在香港創辦的“中國福利會”，接受海外華僑的捐款、捐物，為延安購置物資，安排白求恩、印度援華醫療隊來華服務八路軍。整個抗戰期間，她配合中共打擊國民政府，對八路軍、新四軍殲滅國軍保持沈默，對國民黨反擊中共的皖南事變通電聲討，為中共作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在國共內戰中，她出任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譽主席，成為國民黨內外各反蔣擁共派的領袖。



1949年，宋慶齡北上進京參加新政協，毛澤東親自到火車站迎接，任宋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 年 3 月，宋慶齡寫信給中共中央，申請加入中共。毛澤東回復說：“妳在政治上完全夠格 , 在革命戰爭的歲月 , 實際已是黨的優秀領導者之壹。今後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妳做。有些事我們做不好，妳做合適。我在黨內說了：黨的高級幹部還要向妳學習，學習妳的革命堅定性，對新中國革命的貢獻，妳的作用比李濟深、沈老還要大。所以還是留在黨外好。” 周恩來則贊她為“壹個人抵得上兩百萬共產黨員”。[21] 朝鮮戰爭期間，她擔任中蘇友協總會會長，在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仍然擔任了重要角色。在抗美援朝運動中，她充當了反美和誣陷美國發動細菌戰運動的帶頭人，作用確實抵上了“兩百萬共產黨員”。



斯大林逝世後，宋慶齡的地位壹落千丈。1955 年，她致信毛澤東說：“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護工商業者利益的諾言。這樣壹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毛澤東不再復信，只是批示道：“宋副委員長有意見，要代表資本家講話。”[22] 此後，她只好配合中共的整肅運動。反右運動中，她發表攻擊文章其它“民主黨派”人士稱“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就是要使全國人民重陷於奴隸的地位”；[23] “有人倡議政治設計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於共產黨和由全體人民所選出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兩種領導機構之上。有些人使用了不可寬恕的方法，例如歪曲若幹歷史事實。同時，反動分子對堅決站在共產黨壹邊的非黨人士進行了恐嚇。他們用了匿名威嚇和其他卑鄙的手段。這種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憤慨和憎惡”。[24] 在婦聯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致辭中，她頌揚中共的反右運動說：“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向人民、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企圖推翻黨的領導，企圖讓資本主義復辟，也就是企圖把不久之前才擺脫掉的、帶了幾千年的枷鎖重新加在婦女們的身上。我們必須克服溫情主義，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右派；必須堅決跟著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這裏中間路線是沒有的！”[25] 她不情願地配合中共整肅運動的同時內心受到煎熬。反右運動後，人大處於被廢除的狀態，她開始稱病拒絕參加會議。紅衛兵運動中，她被抄家，被逼剪發，被紅衛兵搗毀雙親墓地，表妹被逼自殺。她先後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對“文革”的反對，並開始後悔自己人生的選擇。晚年她以不以國家領導人身份安葬八寶山革命公墓而回歸父母旁邊的最後決定表達對獻身共產革命的悔恨，她的心路歷程是壹代“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



壹月風暴與二月逆流



​1966年10月，中央文革在上海操縱成立了以潘國平、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向中共上海市委提出了奪取政權的要求。奪權要求被上海市委拒絕後，工總司在安亭火車站組織集體臥軌阻斷京滬鐵路，聲稱赴京尋求中央承認自己造反的合法性，是為“安亭事件”。事件發生後，華東局負責人向中央請示應對。接替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局面的陶鑄正在致力扭轉工業生產癱瘓局面，不容工上海的工業被造反派摧殘，表態不支持成立全市性的跨行業組織，要求工總司服從中共上海市委的領導。陶不知道，“工總司”的背後是中央文革和毛澤東的支持。“工總司”拒絕華東局的勸阻，堅持上京請願。中央文革表態支持“工總司”向上海當局造反，表面讓“工總司”放棄上京請願，平息了“安亭事件”，而實際是向全國的造反派發出了沖擊當局管制的動員令。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表態，工總司與紅衛兵配合行動占領了中共上海市委的辦公樓和《解放日報》社。各地的造反派根據中央文革的表態，迅速成立全行業，跨地區的造反組織，效仿上海工總司，阻斷鐵路運輸，沖擊政府機關。毛澤東就是要借造反派組織摧毀秩序，下令整肅阻止工人造反派奪權的陶鑄，並讓與陶壹起商量維護工業生產秩序的周恩來主持會議整陶。周趕緊與陶劃清界限，下手整肅。



隨著造反派組織湧現，各地迅速形成了兩大造反派組織對立的局面。年底，毛澤東在壽宴上祝酒說：“為展開全面內戰幹杯！”[26] 他希望全國陷入混戰，以徹底摧毀劉少奇在各地的支持勢力。根據毛的指示，《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在1967年的元旦社論中號召在全國展開奪權。造反派之間武鬥在上海首先爆發，上海“工總司” 以保衛中央文革的名義，武力打挎了另壹派工人造反組織“赤衛隊”，制造了“康平路武裝流血事件”，接管了中共上海市委、市府的黨政大權和各大報刊，召開了“打倒市委大會”，將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等領導人及壹大批廳局級幹部揪到上海人民廣場批鬥。1月8日，中央文革向上海的造反派組織發出賀電，號召全國效法上海造反奪權，並派張春橋、姚文元接掌上海大權。1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上海工總司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毛澤東在《編者按》中稱贊上海的“壹月奪權” 行動是“壹個階級推翻另壹個階級的大革命”。經中央文革和《人民日報》的煽動，各地造反派都展開了奪取政權的行動。1月22日，《人民日報》再發表社論，贊揚造反派組織的奪權行動“壹月風暴”，是“全面階級鬥爭的壹個偉大開端”，號召“從黨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手裏，自下而上地奪權”。2月5日，上海造反派組織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隨後改稱為“革命委員會”。各地造反派效仿上海，也成立了由軍隊代表和造反派代表為主的革命委員會新政權。奪權浪潮中，各地黨委、公安等權力機關本喪失了管制權，工礦企業半停產或完全停產，造反派武鬥升級，公路、鐵路交通、軍工廠、重要倉庫等要害部門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全國陷入混亂狀態，各地當局紛紛向中共中央報急。



奪權風暴中，造反派開始沖擊軍隊，對軍中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造反，奪取武器，建立工人武裝。在中央文革支持下，軍隊中的造反派也成立了造反組織，組織批鬥高級將領，對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廖漢生、劉誌堅、蘇振華等將領實施了“噴氣式”批鬥，將海軍副司令兼東海艦隊司令陶勇批鬥迫害致死。在2月的政治局碰頭會（懷仁堂會議）上，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李先念等元老對文革混亂局面表示強烈不滿，斥中央文革在軍隊中鼓動造反搞亂了軍隊。中央文革不示弱，向毛澤東狀告軍隊元老反對文革。毛澤東得報後斥責幾位元老說：妳們在發動文革的十壹中全會上都舉了手，現在何以反對。元老們無言以對，只好作檢討。毛澤東不依不饒，責令他們停職檢查，下令停止召開政治局會議，正式以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為最高權力機關。



全國武鬥



​為了鼓動造反派奪權、沖擊軍隊殺人，毛澤東批準下達了造成軍隊與造反派組織互殺的系列指示：其壹是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名義發出的《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其二是中央軍委向各軍區下達的制止造反派沖擊軍隊和揪鬥軍隊將領的《軍委八條命令》，其中要求堅決反對右派鎮壓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其三是支持造反派沖擊軍隊的《中央軍委十條命令》。由於各地對立的造反派組織都打“向資產階級當權派造反”旗號，都自稱左派、造反派，而“左派”、“右派”、“造反派”無從區分界定，三項指示實際是壹面鼓勵造反派沖擊軍隊機關，軍事重地，揪鬥軍隊將領，壹面批準軍隊武力鎮壓沖擊軍隊機關的造反派。結果，各地軍隊領導人根據自己的判斷認定造反組織中的壹派為“左派”，另壹派為“右派”向“左派”發放武器彈藥，支持“左派”鎮壓“右派”，或是直接命令軍隊屠殺造反派組織，造成大規模內戰和傷亡。其中著名的內戰（武鬥）事件包括：“四川宜賓事件”、“重慶壹二四血案”、“成都壹壹二五血案”、“瀘州慘案”、上海的“六二九”武鬥、上柴廠“七壹八”武鬥、“八·四”大武鬥、上海“青浦大武鬥”、寧夏的“青銅峽事件”、河北的“農大武鬥”、福建的“福州武鬥事件”、軍隊殘酷鎮壓河南最大造反派組織“二七公社”事件、軍隊鎮壓新疆造反派的“石河子血案”等等。在四川，武鬥在軍隊的支持下動用了大炮，土坦克、軍艦、當時最先進的雙管高射炮（平射），摧毀房屋、擊沈江輪，造成死傷人數以十萬計。[27] 在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根據中央軍委的《八條命令》，下令開槍鎮壓沖擊省軍區的造反派組織“青海八壹八”，槍殺造反派成員數百人，致傷無數，是為“二二三慘案”。事件後，毛澤東批準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將執行他的另壹指示的趙永夫關押，為被鎮壓的 “八·壹八” 造反派組織平反，鼓勵他們繼續沖擊軍隊機關。作家秦牧記錄武鬥不算最激烈的廣州街頭所見寫道：“人們咬著匕首，擡屍遊行。在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死亡的學生的訃告，上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字眼。壹路看到路樹吊屍的景象。那些屍體大多被打破頭顱、鮮血迸流。從壹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壹段路程中，我竟見到八具這樣的屍體。”



1967年8月，毛澤東在寫給江青的信中提出“武裝左派”。江青據此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鼓勵造反派建立武裝。根據江青的指示，上海的造反組織成立了“文攻武衛”指揮部，中央文革命令軍隊“支左”，發槍支彈藥給造反組織建立了“第二武裝”。當月，王洪文指揮上海造反派十多萬人武裝攻擊對立組織的總部，造成重大死傷。張春橋、姚文元安排將上海武鬥場面拍成了專供毛澤東壹人觀看的電影紀錄片。毛澤東觀後對指揮武鬥的王洪文贊賞有加，在不久後將王提拔到了中央。



毛澤東“武裝左派”的指示和江青“文攻武衛”的口號傳達全國後，各軍區、軍分區向自行認定的 “左派”提供軍火，獲得支持的造反派組織立即擴大武裝，對另壹派展開更大規模的屠殺，有的地方甚至采取了斬盡殺絕的作法；不獲軍區承認為左派的造反派則搶奪軍隊的武器庫，各地武鬥規模越來越大，軍隊造反派互相屠殺愈演愈烈。毛澤東對武裝局面感到滿意，贊揚說：“武鬥有兩個好處，第壹是打了仗有作戰經驗，第二個好處是暴露了壞人。北京算什麽打？無非冷兵器，開了幾槍。四川才算打，雙方都有幾萬人，有槍有炮，有無線電指揮。有什麽不得了，天塌不下來。再鬥十年，地球照樣轉動，天也不會掉下來。我才不怕打，壹聽打仗我就高興”；[28] 江青贊揚武裝說：“妳們（四川造反派）武打全國出名了!重慶打得稀爛，陣線就比較清楚了。好得很。”[29]



廣西軍隊對造反派的大屠殺是“支左”三項指示造成災難的代表性事件。廣西軍區根據支左指示，介入了廣西的兩大造反派組織，“聯指”（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與“四二二”（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的內戰，認定“聯指”為左派予以支持。“四二二”不甘被鎮壓，於1968年1月武裝攔劫了援越軍車，奪取了武器和物資展開武裝自衛。毛澤東將援越視為頭等大事，得報後下令武力鎮壓。廣西軍區奉命調軍隊對“四二二”造反派組織展開了圍剿，將數十萬“四二二”造反派殲滅，將其中十多萬人屠殺。“四二二”殘部數千成員與支持者躲進了地下“人防工事”。軍隊和“聯指”采取了惡毒招數，開左江水電站閘門造成邕江水位暴漲至歷史最高記錄，以邕江水淹沒“四二二”藏身的地下人防工事，將堅守其中的數千造反派及家屬溺死，同時淹沒數千間民房，是為慘絕人寰的“邕江集體屠殺事件”。無數“四二二”造反派成員的屍體隨洪水順江而下。更多造反派的屍體沒有漂上來，腐爛在了南寧地下人防工程中，造成南寧市區此後數年屍臭彌漫。正規軍殲滅“四二二”後，有更多的人受到牽連，被逮捕判刑或受到整肅。[30]



遍地造反派武鬥將國家搞得千瘡百孔，各地緊急報告飛向中央。毛澤東意識到內戰擴大將威脅統治基礎，於是在1968年底話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壹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中共文革將毛的上述談話作為“最新指示”在全國宣傳，要求造反派“大聯合”。從 “為全面內戰幹杯”，到 “沒有理由分裂成為兩大派組織”，毛澤東在國內外和平環境中制造了全國性的兩年武鬥，造成紅衛兵、造反派死傷兩百萬，另有百萬人被以反革命罪名受到整肅、判刑，其中四川逮捕了十萬造反派，湖北逮捕了二十萬。



遣送農村與大屠殺



​紅衛兵運動中，公安部根據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授意，向各地公安局發出了支持紅衛兵打擊“四類分子”，“消滅剝削分子”的指示。根據公安部的指示，北京大興縣 “文革領導小組”於8月底至9月初在十三個公社實施了對 “四類分子”及其家屬的大屠殺，在幾天內屠殺了三百多人，將幾十戶人家滅門，被殺者包括老人和嬰兒。其中，大辛莊公社的“黑五類”基本被殺絕，“黑五類”婦女還遭到強奸，當時的說法叫給她們“換成分”。[31] 各隊的屠殺方法相似，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壹個個叫出去，組織“積極分子”動手，以棒打、繩勒、刀鍘等方式殺害，直到殺光為止。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三次接見紅衛兵，周恩來在大會上講話說：“紅衛兵戰士們，……妳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妳們！”“妳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余孽。妳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妳們搞得狼狽不堪。”[32] 可見，大興的屠殺是最高層指揮的結果。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幹規定》（公安六條）。在其中要求打擊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勞動教養人員、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道會門的中小道首、職業辦道人員、敵偽軍人員、舊政府人員、舊警察、舊憲兵、特務分子、刑滿釋放犯、解除勞動教養但未改造好者、投機倒把分子、堅持反動立場的反革命分子家屬等“二十壹種人”。[33] 公安部長謝富治明確要求公安機關要支持紅衛兵，造反派，須向紅衛兵提供“二十壹種人”的名單。這裏，謝富治表達的是毛澤東的旨意，支持紅衛兵、造反派的字面背後其實是指引紅衛兵、造反派毆打、屠殺所謂階級敵人。



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在全市張貼布告（三壹八布告），宣布將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黑幫分子、反動軍官、偽警察、偽憲兵、特務等“十壹種人”及其家屬遣送農村，註銷他們及其家屬的城市戶口，隨後行動將十多萬“十壹種人”如同當年土改中壹樣“掃地出門”，讓這些人陷入沒有戶口、沒有工作、沒有糧食供應、財物散失的“黑人黑戶”絕境。其它城市當局效仿北京，相繼出臺了類似的規定，將“十壹種人”趕出城市，流放到邊遠農村。



《公安六條》和《三壹八布告》中的“未改造好”、“投機倒把”、“壞分子”、“黑幫分子”、“表現不好”、“堅持反動立場”等說法與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黑幫分子等壹樣，都是隨意迫害罪名。文件中所說的“二十壹種人”、“十壹種人”早已在以往的“土改”、“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傾”、“民主革命補課”、“四清”等運動中反復遭受打擊，中共中央在文革運動要求對這類人的幸存者和他們的家屬再實施打擊，不給生路。在全國各大城市實施過程中，實際被遣送的不只是“十壹種人”，也不只是《公安六條》規定的“二十壹種人”，[34] 而是鼓勵基層擴大範圍，隨意遣送，實際打擊面超乎想象。政府趁亂驅逐市民的原因是，毛澤東在建國後將國家資源盡量用於對外援助和發動戰爭，完全沒有民生建設，城市住房嚴重短缺，城市公用設施無法應付人口增長壓力。當局的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不是建民宅、建基礎設施，而是不斷以政治運動的名義，將指定人群趕出城市，以及鼓動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大躍進之初，北京市長彭真就提出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其中壹項舉措就是大規模地遣送人口到邊遠農村。[35] 大饑荒中，中共實施“八字方針”，其中的主要舉措還是將上千萬工人趕出城市，“下放農村”。即使如此，政府仍無法解決城市住房的擁擠和民生設施不足的問題。文革運動開始後，周恩來與謝富治聯手操辦，指揮紅衛兵在抄家運動的同時大規模地抄沒私宅，然後再出臺遣送布告，將百萬被抄家庭趕往農村和邊遠地區，將他們的住房，其中相當部分是私有房產，霸占作為機關宿舍。



抄家和當局遣送暴行中，各大城市的火車站擁擠了被流放的受難者。他們中不少人是舉家被逐離城市，成了只有簡單行李的難民，其中還有很多人還被剃成陰陽頭，掛著各種罪名的牌子，或戴著高帽子被人押送，遭受沿途遊鬥，受盡侮辱。被遣送者通常沒有親友送行。有親人送行者很多也是車站壹別成了永別。與當年蘇聯流放富農壹樣，“十壹種人”、“二十壹種人”在遣送中也大批死亡。與蘇共壹樣，中共流放迫害也不留記錄，害死人數都無從確知。



《公安六條》傳達全國帶來的不僅是遣送、打擊，還有大規模屠殺。在湖南道縣，兩造反派組織，“毛澤東思想紅戰士聯合司令部”（紅聯）和“無產階級革命派鬥批改聯合指揮部”（革聯）立即以屠殺“二十壹種人”為清算對方的手段。在持續數月的大屠殺期間，流經道縣的瀟水河中漂浮著男女老少的屍體，有的赤裸，有的被鐵絲反綁著雙手，有的肢體殘缺。喝慣了瀟河水的道縣人不敢飲用被屍體汙染的河水了，開在河邊豆腐店也不敢取用河水了，縣城裏僅有的五口水井旁每日淩晨就出現排隊汲水的長龍。 壹位幹部回鄉後，看到道縣大街小巷到處都是屍體，堆在城墻邊沒被掩埋的腐爛屍體就有上千具，於是冒死籲請中央出面制止大屠殺。由原檢察院檢察長閻維勝任組長的調查結果顯示，湖南零陵地區十縣被殺害的所謂“二十壹種人”近兩萬人。[36] 在邵陽，對“二十壹種人”及其家屬的屠殺壹樣慘烈。資江河每天有幾十具乃至上百具男女老少屍體順流漂下。[37]



在廣西，廣西軍區軍隊和造反派組織“聯指”在對“四二二”造反派武裝圍剿的同時，展開了對“二十壹種人”的大屠殺。1968年7至8月，《廣西日報》連發九篇社論，鼓吹“向階級敵人刮十二級臺風”。在官方的推動下，對“二十壹種人”的滅門慘案遍及廣西全省。在賓陽縣、融安縣，每個公社、大隊都成批殺人，被指為“階級敵人”而殺害者近4000人，176戶被滅門；在玉林地區有5000人被殺害，河池地區約8000人被殺害；欽州地區萬余人被殺害，整個廣西在和平的1968年有20多萬平民被當局或當局指使的造反派組織殺害。[38] 屠殺中，殺人兇手獲得種種嘉獎。壹時，為立功而殺人成了潮流。廣西文革中入黨的中共黨員中有2萬人參與了殺人，有1萬人是殺人後加入了共產黨的。” [39] 廣西的大屠殺中還出現吃人狂潮。先是有人到殺人現場破腹取心肝回家吃，隨後出現殺人即吃，村民共食。在武宣，合山，崇左，柳江等縣，批鬥會每鬥必殺，每死必吃。在武宣中學校園，更出現了學生殺老師、校長後分割煮食的慘劇。作家鄭義赴廣西調查統計，廣西全省至少有壹千人被吃。[40] 文革後，由於當局不可能清算毛澤東的罪行，響應毛澤東號召的基層殺人罪行也無從清算。多年後，當被問及為什麽連無辜嬰兒都殺時，大興縣大辛莊鄉西白疃村的韓玉春夫婦說：“從四清起就大講階級鬥爭，讓地富子女鬥自己的父母。不願鬥自己父母的，也被劃成地富分子。文革開始後，壹個勁兒地宣傳‘凡是反動的東西，妳不打他就不倒’。至於怎麽打，各人的理解就不壹樣了。批鬥也是打，拳打腳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級有了命令，誰也不敢不執行。”文革結束後，中心大隊給韓宗信唯壹幸存的女兒1800塊錢，算是補償還。韓夫人說：“能得到這點兒錢的人也是極少數，多數被害人家人都死光了，大隊想給都沒處給。”



中共制造的遣送屠殺顯示共產革命帶來的禍害規模空前，殘忍程度空前。經過歷次運動，地主、富農已經成了農村中最窮的人，資本家成了城市中的貧民。可是，中共對這些人剝奪財產後還要反復地，長期地鬥爭、迫害，在文革中對幸存者再遣送，屠殺，用紅衛兵當時流行的話說就是：“把他們打倒在地，再踏上壹萬只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經過長期階級鬥爭灌輸，國人的殘忍在文革中爆發，留下了滅門、吃人等世界歷史上最惡毒的記錄。應當指出，中共布告要打擊、遣送、屠殺的“十壹種人”、“二十壹種人”中的大部分人其實是誌士、義士，中共所謂的反動軍官、偽警察、偽憲兵、特務大多是當年的抗日誌士，中共所謂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基本都是對土改、鎮反、統購統銷、合作化、反右運動暴政的抗爭者。由於《公安六條》和《三壹八布告》實在見不得人，當局在文革後下令將文件銷毀這兩項迫害了百萬人的重要文件，如今在檔案館裏都不見了這兩項重要文件的蹤影。



720事件與王關戚事件



​造反運動中，武漢地區形成了“工人造反總部”（工總）和“百萬雄師”兩大造反派組織。中央軍委下達“支左”三項指示後，武漢軍區認定兩派中較為保守的“百萬雄師”為“左派”，下令將激烈沖擊軍隊機關的“工總”解散。喜歡住武漢的毛澤東直接插手武漢局勢，認定造反更激進的“工總”為“左派”。按毛的意思，中央文革要求武漢軍區改變“左派”認定。武漢軍區不知道中央文革傳達的是毛澤東的意見，按照中央軍委禁止造反派沖擊軍隊的《八條命令》行事，不理會中央文革對武漢的插手。



在武漢局勢混亂之後，毛澤東又要到武漢住。1967年7月上旬，周恩來到武漢東湖賓館為毛澤東打前站，感到了武漢的混亂，為了保密下令更換了東湖賓館的全部服務員。7月14日，毛澤東乘專列秘密到達武漢。由於對武漢軍區不信任，毛澤東率謝富治、王力秘密住進東湖賓館，將行蹤對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保密，對外只說是謝富治、王力代表中央來解決武漢問題。18日，謝富治和王力代表中央文革到“工總”總部宣布 “工總”是革命左派，“百萬雄師”是保守派，要求武漢軍區改變“支左”的認定。武漢軍區獨立師和“百萬雄師”不服王力和謝富治到武漢發號施令，於7月20日派兵沖進武漢東湖賓館，將王力綁架到武漢軍區大院批鬥、毆打，隨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武裝示威遊行，抗議中央文革對武漢“左派”的認定，是為“720事件”。



事件中，秘密住在東湖的毛澤東被沖進賓館的軍隊嚇壞了，召周恩來前來救駕。周火速安排專列、專機、長江艦艇三套交通工具同時待命，親率三架飛機從北京飛到武漢，安排毛趁夜從東湖賓館後門逃離。自從1956年壹次乘機受到驚嚇後，毛澤東再不乘飛機，出行壹律興師動眾地調動專列，每次突然出行都造成鐵路系統大混亂和十幾萬旅客滯留。此時，為盡快逃離武漢險境，他只好同意乘飛機。當機長問飛往何處時，他只說先起飛，待飛機起飛後才說飛上海。到上海後，毛澤東下令將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和政委鐘漢華撤職，由武漢空軍將領劉豐接掌武漢軍區。江青進言稱“720事件”是“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搞兵變的反革命事件”，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建議讓造反派建立武裝。毛接受江的建議，發出了“武裝左派”的指示，並批準在北京給王力開歡迎會，以示支持造反派向軍隊造反奪權。7月22日，周恩來等文革派安排數萬群眾在機場舉行盛大儀式歡迎謝富治、王力到京，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迎上前擁抱，謝、王，陳伯達和江青還左右兩邊挽著王力走出機場，制造了英雄凱旋場面。7月25日，中央文革在天安門廣場召集了“百萬軍民聲討武漢黨內、軍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集會，林彪出席發表講話，高調支持造反。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接掌武漢軍區的劉豐以叛軍罪名將獨立師撤銷番號，武力殲滅了二十多萬“百萬雄師”武裝和武漢軍區部隊，並在湖北全省展開了對“百萬雄師”的大搜捕，將大批武漢軍區官兵送去勞改。7月底，陳再道被押到北京接受批鬥，在周恩來主持的批鬥會上被壹群高級軍官拳打腳踢，“坐噴氣式”低頭彎腰六、七小時。



8月1日，《紅旗》雜誌刊發了王力、關鋒撰寫的，鼓動繼續向軍隊造反的社論（《八壹社論》）。社論號召“揪軍內壹小撮走資派”，反“帶槍的劉鄧路線”，明確煽動造反派奪取軍權。在中央文革的明確支持下，地方造反派與軍隊中造反派組織以“揪當地陳再道”為口號，聯手沖擊軍事機關、搶奪軍隊的武器、物資以擴大武裝，與軍隊發生了激烈沖突。各軍區紛紛電請中央軍委批準鎮壓造反派，壹些將領喊出了“打倒中央文革成員”的口號。軍隊將領們的憤怒口號讓毛澤東感到了恐懼，感到了大多數軍隊將領對造反派沖擊軍隊強烈不滿，“打倒中央文革”的口號意味軍隊對他本人不滿。他清楚，各軍區的將領都與陳再道壹樣對中央文革不滿，如果向對陳那樣將更多將領撤職查辦，兵變隨時發生。另外，第12期《紅旗》雜誌社論中“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林彪同誌直接指揮的偉大軍隊”之說使毛澤東感到林彪經營軍隊多年後已經坐大，自己面臨軍權被架空的危險。權衡利害後，毛澤東決定立即轉向，停止鼓動向軍隊造反，安撫不滿的軍隊將領。8月中，毛澤東回到北京，指示從輕發落陳再道，將鼓吹“揪軍內壹小撮”的兩篇《紅旗》雜誌社論斥為“大毒草”，將中央文革的王力、關鋒、戚本禹三人罵為“毀我長城” 的“小爬蟲”，下令追究他們發表“亂軍”社論的責任。毛澤東的突然轉向令中央文革成員們慌了手腳。這壹轉向等於宣布，此前中央文革根據《五壹六通知》煽動在軍隊中造反錯了。江青和康生趕緊將責任推給簽發社論的陳伯達，雖然大家都知道《紅旗》的所有社論都是根據毛澤東的授意推出的。8月下旬，中共中央將毛澤東“毀我鋼鐵長城”、“還我長城”等批語傳達全國。這壹批語成了另壹道鎮壓令。對造反派忍無可忍的各地軍隊將領據此對沖擊軍隊、搶奪武器的造反派展開了大規模的武力鎮壓，對軍隊中的造反派展開了大規模清洗。武漢720事件（百萬雄師事件）是毛澤東親自插手制造地方內戰和混亂的代表案例。他先是鼓動造反，鼓動沖擊軍隊，“為內戰幹杯”，隨後又號召“大聯合”、禁止沖擊軍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數百萬響應號召的紅衛兵、造反派成了他的犧牲品。



在制造災難後找人作替罪羊是毛澤東慣用套路。在延安，他發動整風運動整肅了壹大批幹部，隨後他指責整肅擴大化了，將責任推到了運動執行者頭上；建國後，他發動鎮反運動，在指揮屠殺了兩百萬人後指責基層執行者過火了，犯了錯誤；在制造大饑荒後，他將責任推給各省基層幹部和國民黨，聲稱是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發動了“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整風整社”、“社教”（四清）運動，整肅了執行他政策的百萬基層幹部。這壹次，他找替罪羊的脈絡更加清晰：文革是他發動的，《五壹六通知》和《十六條》是他審定的，其中要整肅“軍隊中的走資派”是他提出來的，各地造反派向軍隊造反、揪鬥軍隊將領、沖擊軍隊機關是他煽動的。在軍頭們壹致反對向軍隊造反，統治基礎受到威脅情況下，他制造出了“亂軍”、“毀我長城”等罪名，拋出愛將王、關、戚和全國壹大批造反派領袖作替罪羊以安撫將領，挽回軍隊效忠。



為權力鬥爭需要拋出愛將，也是毛澤東的慣用套路。不久前，他為拉林彪保駕而拋棄愛將羅瑞卿，這壹次拋出的王、關、戚。被毛罵為“小爬蟲”的三位都是因寫政治批判文章而被毛澤東提拔進入高層的。三位的文章構成了中共中央幾年來最重要的文獻。王力主筆、起草或審定的文章有《九評》、由林彪署名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發動文革的《五壹六通知》、《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等等。王力下臺後，他的冤枉繼續，他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成了毛澤東的理論。關鋒因編專供毛澤東參閱的《思想理論動態》而獲毛任命為《紅旗》雜誌編委，隨後因發表壹系列鼓吹階級鬥爭的文章再獲提拔。這些文章包括，提出研究中國哲學史應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向》、批判楊獻珍“合二而壹”論的系列文章、《〈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五壹六通知》（合作起草）等等。此次，他根據《五壹六通知》精神起草了《八壹社論》，想再立壹功，不料獲罪。戚本禹竄升始於發表攻擊翦伯贊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壹文。毛澤東贊賞該文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戚本禹聞言，再發表了《翦伯贊同誌的歷史觀點應該批判》的文章，給翦伯贊扣上了“資產階級史學代表人物”的帽子，隨後獲毛澤東任命為秘書以取代田家英。不久，戚本禹寫出了讓劉少奇讀後氣得吐血的代表作《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經毛澤東親自審閱後發表。王、關、戚秉承毛澤東的旨意煽動在軍內造反，結果被毛澤東以“亂軍”罪名關進監獄。三位入獄後，中央文革開展了對他們的批判運動，給他們羅織了“反黨、反毛主席”等罪名。三人因寫不講道理的整人文章走紅，然後因寫文章而獲罪，文革後再成為元老們發泄怨氣的打擊對象，被判處十數年的徒刑並被開除出黨。戚本禹在晚年回憶錄中披露受迫害的情況寫道：“我剛進秦城監獄的時候，秦城監獄的管理人員大部分是原來公安部的人，這些人對我還講政策。後來不知怎麽調來了壹批從海軍轉業過來的管理員。其中有壹個不知為了什麽原因，對我好像懷有特別的仇恨，經常以各種借口毒打我。有壹次他竟用他穿著海軍軍用皮鞋的腳猛踢我的腦袋，我當場就被他踢得昏死過去。之後我壹連昏睡了好幾天，雖然還有點知覺，但腦子裏卻什麽意識都沒有了。那人看我幾天都沒吃東西，就說我裝死，是想用絕食來進行抗拒。然後他就拿了壹把很大的鐵鉗硬把我的牙齒撬開，也不知他往我的嘴裏灌了點什麽東西進去。過了好幾天我才漸漸蘇醒過來。……在1980年的時候，把我和關鋒兩個人都關進了秦城監獄的“死牢”裏。那是秦城監獄裏面條件最惡劣的單人牢房。這種牢房除了牢門，四周都是封閉的。很小的壹個房間，吃喝拉撒睡都在地上，在地上挖個洞，供大小便之用。關鋒瘋了的時候，就用手往這洞裏摳屎吃。……在秦監獄，絕大多數的牢房都沒有裝紗窗，蚊子、蒼蠅是到處自由飛的。何況那蚊子也不是他飼養著的，怎麽就聽他指揮呢？其實，只要坐過牢的人恐怕都會有這樣的經驗，妳要是不習慣被蚊子咬，那妳在監獄裏根本就別想睡覺了。坐牢的人都被蚊子咬習慣了。那時我每天醒來，身體下面被壓死的蚊子少說也有好幾個。我都覺得，我身上大概已經有了某種抗體，蚊子再怎麽咬也都已經不在乎了。監獄的夥食也是沒法提的，按規定，我每月的夥食費是38元，這在當時來說算是很高的了。可是給我們吃的東西裏面經常有死老鼠、蒼蠅、蟑螂。我看過好幾次，管理員從鍋裏拎出死老鼠往外扔，看到它，我就壹天吃不下飯。我想起了在大躍進時，毛主席號召全民除鼠害實在是太英明了。”戚在回憶錄扉頁題詞：“謹以此書紀念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他為殘酷迫害人的毛澤東和文革歡呼，就應為在秦城獄中受到毆打和虐待感到高興。



軍宣隊與工宣隊以及五七幹校



​經過兩年的造反運動，全國壹片混亂。軍隊將領普遍反對造反運動，喊出“打倒中央文革”口號。毛澤東意識到軍隊的不滿將危及統治基礎，於是轉向，發出“大聯合”的號召，要求停止武裝，恢復秩序，鎮壓造反派。這6102;，他遇到了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初期文革時既要維護秩序，又不能否定造反的困境。他不能正式否定自己壹系列鼓動造反的文件口號，又不能恢復各地原黨政機關，因為那樣將證明他的壹系列造反號召是胡鬧，況且已經掌權的造反派和支左軍隊也可能抗拒被“打倒”的原黨政機關回來掌權。無奈中，毛澤東只得重新實行建國之初以軍事管制的辦法。中共中央下令對廣播電臺、糧食和物資倉庫、監獄等“要害”部門實行了軍管。由於基層權力機關都被摧毀，軍管範圍只能不斷擴大，最後軍管範圍竟然擴大到解放軍總政治部、各軍事院校、軍隊機關，出現了軍隊機關被另壹支軍隊“軍管”的情況。這時的學校極度混亂，上千萬在校學生無所事事，胡作非為。毛澤東派軍隊進駐學校，對學校也實行實行軍管。中共中央傳達他的“最新指示”說：“派軍隊幹部訓練革命師生的方法很好。訓練壹下和不訓練大不壹樣”。中央軍委下達了《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要求以軍管、軍訓的辦法結束學校的混亂狀態。



毛澤東的“支左”已被證明是制造災難，在全國實施軍管也是災難。“軍管”下的中國與二戰前的德國、日本壹樣具有明顯的軍國主義性質：黨政軍壹體化；軍隊由領袖控制；國家沒有反對黨；政府控制輿論，沒有獨立媒體；強調思想統壹；強調集體主義，壓制個人權利；整個政府利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宣傳操控民眾。“軍管”之下的中國還具有奴隸社會的性質，民眾的財產權、人身自由被剝奪，生命權也不保。在全國實行軍管的荒唐作法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他的理想社會就是全國如同壹個大軍營，所有的人聽從他的旨意。



伴隨軍管，各地的新權力機關­——革命委員會為軍隊把持，國家向辛亥革命中各地軍頭稱霸，不聽中央政令的軍政府狀態倒退。毛澤東對林彪集團為首的軍頭勢力膨脹局面感到不安，想結束軍管局面。這時，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成員們都想到了壹個傳統辦法，那就是沿襲土改運動、“四清”的作法，派工作組作去接管權力。文革之初劉少奇就是采取了這壹作法試圖恢復秩序。毛澤東以斥工作組“鎮壓群眾”，支持學生和造反派驅逐工作組的策略將劉少奇趕下臺，同時也給工作組戴上了“白色恐怖”帽子。因此，派工作組接管權力的話毛澤東說不出口了。中央文革了解毛澤東的困境，獻計將工作組改名，稱“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毛澤東感到壹舉兩得。



1968年7月，“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工宣隊）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軍宣隊）開進了北京高校，開始制止武鬥。紅衛兵們堅信毛澤東支持造反，認為“工宣隊”、“軍宣隊”是改頭換面的工作組，拒絕停止造反。7月27日，清華大學紅衛兵組織武力抗拒工宣隊接管學校，釀成重大傷亡。7月28日淩晨，毛澤東召見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和王大賓等首都紅衛兵“五大領袖”，指責紅衛兵錯了，聲明派“工宣隊”、“軍宣隊”接管學校是他的決定，周恩來跟進找剻等徹夜談話。紅衛兵領袖們難以理解毛的翻雲覆雨，但也只好就範。隨後，“工宣隊”、“軍宣隊”開進北京各大專院校，解散造反組織，拆除武鬥工事，收繳武器，接管學校的領導權。



8月，毛澤東將外賓贈送的芒果轉贈清華大學“工宣隊”，與林彪壹起接見“工宣隊代表以為工宣隊造勢，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宣布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全國學校機關，恢復秩序。9月，軍宣隊、工宣隊開進了全國學校和文聯、作協、新聞出版、劇院、體委、科研院所、醫院等文化、教育、科技、衛生、體育等機關，開始舉辦名為“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整肅班，對紅衛兵和造反派骨幹進行整肅。至此，持續兩年的紅衛兵運動結束，響應號召起來造反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淪為了整肅對象，被大批逮捕關押。



派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學校機關本來是結束沖突和混亂局面的無奈之舉。按說，混亂局面結束後應當恢復學校、機關原來的領導當局。但是，毛澤東壹來要維護自己煽動造反的顏面，二來仇視正規的大學當局，認為大學應由工人、農民管理三來認為學校應繼續以搞政治運動為主，於是像制造臺海危機後下不了臺，長期維持開炮戰那樣，不再恢復原來的學校、機關主管當局，讓“工宣隊”、“軍宣隊”長期管理高校、科研、文化機關，對這些上層建築實行人民公社那樣的軍事化管理，延續著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統治時期。



與“工宣隊”、“軍宣隊”進駐高校同時，中共在各地辦起了“五七幹校”。“五七幹校”源於大饑荒中的軍隊生產基地。大饑荒中，農村遍地餓死人，軍隊也斷糧，軍糧多是發黴的地瓜幹。[41] 解放軍總後勤部請示中央軍委自己動手搞生產，毛澤東立即批準。其實，農民更能夠生產自救，毛澤東明知農民長期饑荒而不允許農民種自留地。他不擔心農民反抗，但不敢讓軍隊挨餓，害怕軍隊餓急了會兵變。從1961年開始，軍隊大辦農副業，大多數連隊都有了壹塊菜地，壹個豬圈。饑荒過後，毛澤東緊接著挑起了越戰和“三線建設”，人民和軍隊都困苦，軍隊的生產基地沒有取消，反而發展。



1966年，林彪報給毛澤東壹份題為《關於進壹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其中介紹軍委總後勤部關於牛田洋生產基地的事跡。毛澤東於5月7日批示：“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壹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壹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幹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42] 中共中央將毛澤東的批語（五七指示）和總後的報告作為中央文件轉發，並加按語說：“中央認為，毛澤東同誌給林彪同誌的信，是壹個極為重要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獻。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



文革開始後，各地大批幹部被批鬥後關進“牛棚”（這壹說法源於蘇區肅反），沒有關“牛棚”者被安排打掃衛生及勤雜工作。隨著被打倒者越來越多，各地新成立的革委會負責人紛紛向中央請示如何處理如何處置這壹大批幹部。1968年7月21日，毛澤東再發表指示（七二壹指示）說：“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他暗示文科大學不用辦了，理工科大學也少辦，縮短，動員機關幹部和知識青年、在校生都到農村去勞動兼“改造思想”。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在請示中央不見答復後決定：辦壹個農場，把“牛鬼蛇神”幹部、知識分子，歷史復雜人員及富余人員集中安排到那裏勞動改造，選定在慶安縣的柳河辦勞改農場。他們想起了毛澤東的“五七指示”，決定將勞改農場命名為“五七幹校”。正當毛澤東考慮如何安排各地“牛鬼蛇神”幹部的問題時，柳河“五七”幹校成立的消息讓他興奮。他感到，這正是他理想的大學模式，同時也為安排“牛鬼蛇神”幹部找到了出路。他在《人民日報》（1968年10月5日）《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壹文編者按中寫道：“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壹個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要分批下放勞動”。



據此指示，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各部機關、各省、市、地、縣在幾個月內開辦了各自的“五七幹校”，將數十萬受文革迫害的幹部和知識分子送到邊遠貧困農村的“五七幹校”去勞動改造。中共將這種老弱病殘，拖家帶口的流放勞改宣傳為“滾壹身泥巴，煉壹顆紅心”。其中，文化部門送去五七幹校勞改的數千人其中包括馮雪峰、周巍峙、張光年、謝冰心、沈從文、嚴文井、臧克家、蕭乾、郭小川、巴金老、俞平伯、錢鐘書、何其芳等著名文藝家。被整肅為“牛鬼蛇神”的幹部和知識分子沒有選擇的余地，聽從安排成了“作五七戰士”。他們中的多數已在苦難之中，被“關牛棚”，或受“群眾專政”迫害，認為去幹校作學員好過被關押、批鬥。 來到“五七幹校”的知識分子和幹部開始過軍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須整隊呼口號，唱“毛主席語錄歌”，“早請示、晚匯報”，勞動之余還要寫交代，作檢討。幹部、知識分子們到了五七幹校並沒有逃脫整肅運動。很多體弱者不堪重負，被勞累折磨誘發的疾病致死。對於流放幹校的生活，多數幹部和知識分子留下的是不堪回首的精神、肉體的屈辱記憶和苦難的文字，如楊絳的《幹校六記》、陳白塵的《雲夢斷憶》和《牛棚日記》、季羨林的《牛棚雜記》、楊靜遠的《我在幹校壹千天》。



以“軍宣隊”、“工宣隊”、“五七幹校”為代表的毛澤東式教育革命是教育史上最黑暗的壹頁。中國古來就有尊師重教傳統。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尊重知識，要求“宰相須用讀書人”，開創了壹個學術自由的時期。宋代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朝廷鼓勵各州縣興辦學校，官府負擔食宿的學生就有十多萬人。除了官辦學校而外，私人講學授徒亦蔚然成風，書院興盛，其中最知名有石鼓、嶽麓、白鹿洞、應天四大書院。南宋時，很多州，如紹興、徽州、蘇州、桂州、合州等地，都建有書院。在政府財政破產的清末民國時代，歷屆政府秉承了重視教育的傳統，撥出盡量多的教育經費，保障教師的高收入。大多數民國軍政要人熱心教育。袁世凱是積極辦教育的代表人物，督直時推動直隸教育突飛猛進，與張之洞聯手推動了留學熱潮；黎元洪捐建武漢大學體育館；唐繼堯辦雲南大學；曹錕每到大學總在教授休息室候著，對下課的教授表示感謝；張勛捐款建立北京江西會館，南昌會館，資助在京的江西籍學生和貧苦人士，為邵式平（江西省第壹任省長）、方誌敏、張國燾、許德珩等壹大批江西學生發助學金、獎學金，個人包了奉新藉大學生的生活費；陳炯明在漳州搞地方建設時提出教育支出“占歲出額之強半”，在主持制定的省憲中規定：“每年軍事預算不能超過財政預算十分之三，而教育經費不得少於十分之二”；張作霖要求將財政支出的四成用於教育，將此標準作為考核各縣知事政績的重要標準；馮玉祥辦了“武訓小學”；齊燮元出資辦希望小學；馬鴻逵、馬步芳、馬步青辦吳忠中阿師範學校、回民教育促進會所屬學校；韓復榘在山東省政府主席任上撥巨資辦教育，支持何思源、梁漱溟辦鄉村教育，制訂了《山東省各縣強迫兒童入學辦法》，推動初小人數從1929年的50余萬增至1933年的100余萬；閻錫山治晉三十八年間大力推動教育，山西的教育進步領先全國，率先在全省實行中小學免費義務教育，其中山西的適齡兒童入學率超過80%，領先世界；國民政府主管教育的陳立夫在抗戰中個人舉債辦教育，這成為他晚年貧困的重要原因。國民政府在天災戰亂頻仍的年代推動教育進步。1927年，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公布《大學教員資格條例》，規定，大學教員的月薪，教授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講師260元—160元，助教160 元—100元，教授月薪與國民政府部長的待遇相當。在1930年代初，大中小學教師的平均月薪分別為220元、120元、30元，同期上海工人的月薪僅15元，可見國民政府之尊師重教。提高老師待遇之外，民國政府不幹涉教材編纂，放手讓由胡適、舒新城、郭秉文、朱經農、黎錦暉、廖世承等壹流教育家主持編纂教科書。在抗戰最艱難，國家財政破產，靠增發鈔票維持運轉的情況下，國民政府堅持免費義務教育，培養了“十萬戰區流亡學生”。國民政府在1946年制定的《教育憲法》中規定，“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科學及生活智能”，並在教育經費上嚴格規定，“邊遠及貧瘠地區之教育文化經費，由國庫補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業，得由中央辦理或補助之。”“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15%，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25%，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35%，其依法設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產業，應予保障。”在被推翻前，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最後舉措之壹是“搶救學人”，搶救學術國寶。



與上述熱心教育的民國政要相反，在學生時代受惠於趙恒惕在湖南大辦教育的毛澤東鄙視正規教育。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作助理員時，他感到受那些大知識分子的氣，由此形成了敵視大學、正規教育制度和知識份子思想。1925年，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壹文中劃分中國社會為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等五大階級，稱革命的敵人是“大資產階級”，其中包括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和反動派知識階級，稱“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壹部份東西洋留學生，壹部份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等。他稱“高等知識分子──華商銀行工商業之從業員，大部份東西洋留學生，大部份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小律師等為“中產階級”。他把知識分子分為右翼和左翼，“右翼鄰於反革命，左翼有時可參加革命，然易與敵人妥協，全體看來是半反革命。” 他稱“小資產階級”包括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小知識階級──小員司，小事務員，中學學生及中小學教員，小律師等，按這些人的家庭富裕程度把他們分為左中右三部份。“富裕部份──右翼，平時近似中產階級之半反革命，戰時可附和革命，稱“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包括知識分子。[43] （中共在1951年出版《毛澤東選集》時將毛上述敵視知識分子的壹半內容刪去）受毛此文影響，蘇俄顧問在為國民黨北伐軍制定口號時提出了“打倒知識階級”口號。這樣的口號引起知識界的恐慌，成為各界支持國民黨發動四壹二事變對蘇決裂的壹個影響因素。在延安，毛澤東對莫斯科歸來的紅色知識分子和投奔延安的小知識分子也不能容忍，發動整風運動的主要內容是殘酷整肅知識分子。



建國後，中國教育慘遭蹂躪。毛澤東雖批準從《毛澤東選集》中刪除知識分子反革命的內容，但對視知識分子的敵視心態有增無減。他不僅將資源用於對外發動戰爭，不發展教育，而且將知識分子列為整肅對象，多次發動了整肅知識分子的運動。他下令砍掉大學中的人文社會科學科，他列舉孔子、李時珍、富蘭克林、瓦特和高爾基等古今中外沒上過大學的名人證明正規教育沒有必要存在。中共宣傳毛澤東有教育革命的思想。其實，他所謂的教育革命核心就是取消正規大學。出於取消大學的思想，他發動文革從高校開始，煽動學生造反，有意讓全國學校停課。他在中共中央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中提出：“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在他看來，知識分子都不是無產階級的，連延安的那些紅色知識分子也不是，也是整肅對象。因此他所言的“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其實是要求摧毀正規的教育系統，學校不能由知識分子領導。在他的煽動下，全國的學生掀起了迫害教師，打教師、殺害教師的狂潮，幾乎所有學校的領導和教師都在文革中受到過批鬥和迫害。毛澤東心目中的大學就是人民公社，是全民納入其中的“革命大學校”，要求把大學搬到工廠、農村，讓幹部和知識分子在那裏勞動改造。他沒有資助教育的概念，將可憐的財政資源盡量用於了發動戰爭、對外援助和輸出革命，不僅希望軍隊生產自足，也希望教授學生們自已養學校，不用政府撥錢。他指示辦幹校，要求學生、教授、文藝家們都去邊遠地區去勞改，以便將中國的教育經費全部取消，將資源全部用於發動戰爭和對外援助。在他看來，大學可有可無，大學校長誰都可以當。紅衛兵造反之初，他曾想任命紅衛兵領袖蒯大富為清華大學校長。派“工宣隊”、“軍宣隊”掌管學校時，他指派自己的機要員謝靜宜和科長遲群去掌管最高學府清華與北大，將中國的最高學府辦成了以開展“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壹打三反”等整肅運動為業的迫害場所，辦成了在全國開展政治整肅運動示範中心。按照毛澤東授意，遲、謝在清華、北大將知識份子貶為“臭老九”，營造出教授們在軍宣隊、工宣隊面前誠惶誠恐的精神恐怖環境。毛澤東生命不息，禍害教育不止。直到他去世，“軍宣隊”、“工宣隊”、“五七幹校”和軍管將領主持“革命委員會”的災難才走入歷史。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建國後，中共背棄《共同綱領》中的承諾，開始剝奪、消滅私營經濟。“五反”運動後，城市私營工商業大批倒閉，手工業，輕工業雕敝。與此同時，農村中的私營經濟在合作化運動被扼殺。私營經濟代表著經濟的活力，是就業機會的主要提供者，消滅私營經濟帶來了政府無法解決的失業問題。毛澤東要求發展的軍工業不能提供多少就業機會，政府無計解決失業問題，於是采取不是辦法的辦法，將知青趕往農村。



1955年，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壹文按語中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寫道：“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裏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高小畢業生和中學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隨後，他再發批語：“壹切可能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壹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1956年，周恩來在反冒進中將超出農業、輕工業資源許可的軍工建設項目大幅壓縮。這壹避免經濟危機的緊縮措施使本已嚴重的城市失業問題雪上加霜。應對失業問題，中共中央出臺壹系列舉措，鼓動中、小學畢業生到農村去，動員知識青年到黑龍江北大荒去墾荒，在《壹九五六年到壹九五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提出：“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農村建設的偉大事業”。由此，中共開啟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1957年，劉少奇在《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44] 壹文中推動上山下鄉說：“最能容納人的地方是農村，容納人最多的方面是農業。所以，從事農業是今後安排中學畢業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們今後就業的主要途徑。” 根據中共中央政策，文藝界推出了壹大批宣傳鼓動知識青年到農村務農的作品。其中的代表作是1958年推出的豫劇《朝陽溝》。受《朝陽溝》宣傳和各級政府鼓動去農村的知識青年沒有“大有作為”，而是在大饑荒中大批餓死。應對饑荒，中共中央提出了“八字方針”，其中壹項主要內容是優先保證城市的糧食供應，關閉大批大躍進中開工的軍工項目，將上千萬城市人口趕到農村去。1962年5月，中共中央下達了《關於進壹步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要求：“城市中壹般不能升學或就業的青年，有條件的可以下鄉或者安置到農場勞動。”



從1955年到1962年，中共宣傳鼓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遺余力，但收效不大，全國只有20萬知識青年去了農村。這20萬人中自願者極少，絕大多數是因中共秘密實施的“政審分類，對政治上不信任的青年升學不予錄取”政策而失去升學和城市就業出路而被迫去了農村。鼓動知識青年去農村不成功，城市的就業，住房短缺等問題日益嚴重，中共沒有別的辦法，唯有加大力度推動知識青年去農村。1963年，中共成立了周恩來為主管，副總理譚震林任組長的中央安置工作領導小組，制定了1965年—1980年下放1200萬知青到農村的長期計劃。周恩來在政府報告中提出，計劃在十八年內動員3500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務農，隨後主持國務院發布了上山下鄉運動的綱領性文件《關於城鎮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



草案推出後，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倡議“插隊”說：“城市知識青年下鄉，以插隊為主，這是壹件長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萬人。用插隊的辦法，每人給的安置費不到200元。插場每人則要1000元，如果100萬人插場的話，需要10億元，這怎麽得了，不能走這條路。[45] 在1964年的各大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上，譚震林傳達了鄧小平關於安置工作的新思路。其內容是，改變將城市知識青年安排向國營農、林、牧、漁場的作法，號召城市知識青年直接到農村去插隊作農民。



鄧小平“新思路”之新在於，《關於城鎮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規定政府對去農村的知識青年提供補貼，安排他們到國營農、林、牧、漁場，享受壹定的生活保障，還不像農民那樣完全受窮。而“新思路”講明政府不再花錢補貼了，讓下鄉知識青年完全與農民壹樣受窮。周恩來贊揚“新思路”說：“插隊本來是小平同誌提議的，我贊成。實踐證明，只要我們壹號召，就會到處有人響應。因此，今後安置方式，插隊是主要的，往農、林、牧、漁場安置是第二位的。妳們回去訂計劃時，第壹插隊，第二插場，第三新建、擴建場。這樣就投資少，效果大，才能真正貫徹勤儉辦業的精神。”推動“插隊”的鄧小平、周恩來等高層都非常清楚，國家財政虧空的原因是毛澤東挑起的越戰。鄧小平代表毛澤東赴越南，向越共承諾無償援助，壹開口就是200億元的。高層們都很清楚，相比越戰的巨額開支，對知識青年去農村的補貼只是九牛壹毛。因此說，“新思路”是“奪泥燕口，削鐵針頭”，省下對知青的補貼不過意味多送給越南幾車皮“援越物資”而已。



配合《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中共樹立起了邢燕子、董嘉耕、侯雋、薛喜梅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榜樣，鼓動青年們效仿，文藝部門推出了鼓舞壹代青年的歌詞：“我們年輕人，有顆火熱的心， 革命時代當尖兵。哪裏有困難，哪裏有我們，赤膽忠心為人民。”1964年底，毛澤東邀邢燕子參加壽宴，報紙高調報導，期望全國知識青年效仿她主動去農村落戶。到1966年文革開始時，中共以各種辦法迫使約130萬青年去了農村。這些去當農民的知青幾乎全部是因“家庭出身”原因被剝奪了升學和就業機會，沒有出路，在各種壓力下而被迫上山下鄉的。政府用強迫辦法可以暫時、部分地把失業包袱甩到農村去，但無助解決失業問題。在中共推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十年間，失業問題沒有緩解，反而日趨嚴重，證明了政治強迫無助解決經濟問題。



文革開始後，全國混亂，經濟癱瘓，學校停課，高校停止招生，壹千多萬應屆畢業生沒有就業和升學的出路。教育部向中共中央報告說明，大批中學畢業生已過畢業期，應當分配出去，否則新的學生就進不來。應對這壹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共除了驅趕更多知識青年去農村全無其它辦法。1967年7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社論。這時，高層都清楚，十多年動員知青上山下鄉的經驗證明，邢燕子，侯雋只是當局刻意樹立的極少數的個案，絕大多數知識青年不願去農村，政府在文革前十年動員加強迫只達到了壹百多萬人上山下鄉的目標，如今全國1966、1967、1968年初高中應屆畢業生（老三屆）有壹千多萬，自願的辦法肯定不能解決問題。於是，中共采取強制手段，向各級“革委會”下達了的動員知青上山下鄉的強制性任務。各級“革委會”要完成強制指標，只能各顯其能，采取各種強迫手段，包括宣布“下鄉光榮，不去不行”，派人到家裏動員，停發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資，強行註銷城市戶口等等。然而，這樣強制性動員還是不能奏效。



1967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刊出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它人，把自已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同時刊出社論《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裏吃閑飯》。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和《人民日報》社論中沒有明說的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由動員轉變為了強制。接下來是當局的壹系列強迫辦法，包括大學不招生，工廠不招工，街道驅逐，讓千萬知青在城市裏呆不下去。在政治運動的強大壓力下，幾屆畢業生及家人無力抗拒，只好聽從政府指揮，到農村去“插隊落戶”。



每批知青下鄉的時候，“革委會”都要組織敲鑼打鼓的歡送場面。政府控制報紙和新聞紀錄片只報導情緒高昂，紅旗招展，知青帶大紅花、手捧“紅寶書”，在毛主席像前宣誓“紮根農村壹輩子”，而隱瞞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車站哭聲壹片的淒慘場面。當時，每個家庭都有說不完的傷心事，知識青年及家人都不知道此壹去能否回來，車站送別時，人們的傷心情緒互相影響，同時爆發，形成萬眾痛哭的場面。



到農村後，知識青年們感到了現實與期望的巨大落差，遇到了生活，感情，出路等方面的問題，感到失落、苦悶，甚至絕望。他們被農村貧困落後的現實和幾年前大饑荒的述說強烈振憾，從狂熱轉為冷靜，從盲從轉向思考。他們感到，貧下中農並不如他們想象的那樣對地主充滿仇恨，對新社會充滿熱愛，感到並不能從貧下中農那裏受到“再教育”。



從1968年開始的幾年中，全國有兩千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去了農村。在1968年底發表動員知青上山下鄉的指示後，毛澤東再也沒有了關於知青問題的指示。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小學教員李慶霖寫信給毛澤東，訴說兒子下鄉後遇到的生活困難。毛復信說：“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的復信被中共廣泛宣傳，作為對各地知青的安撫。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既沒有提出解決知青們面臨問題的辦法，也沒有澄清知識青年到農村是短期的，還是終身的，使知青們對前途更加迷茫。各地知青受迫害，女知青被奸汙，以及知青自殺事件大量發生。



中共將知識青年引向農村邊疆的另壹途徑是建立生產建設兵團。中共從建國之初就建立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北大荒的農場以解決戰後軍隊出路問題。到文革的十幾年間，政府安排了大批知識青年到兵團和農場工作。1968年，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高潮中，中共組建了沈陽軍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將原東北農墾總局所屬農場和部分省屬農場合編成五個師（後擴大到六個師）。1969年，中共再建立了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內蒙生產建設兵團，安排數十萬知識青年到邊疆去“屯墾戍邊”。去兵團與插隊的最大區別正是鄧小平“新思路”指出的，前者享受壹定政府補貼，需要政府花錢。



兩千多萬知識青年被強迫上山下鄉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事，是革命帶來的災難。毛澤東所說的“農村是壹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沒有錯，知識青年到農村勞動鍛煉也不是壞事，但是幾千萬知識青年沒有出路，被政府強權驅趕到農村去卻是毛澤東時代獨有的暴政。在新中國之前，歷朝歷代政府沒有，也沒有必要發動這樣的運動。因為第壹，從古至今，城鄉人口自由流動，沒有城市戶口、農村戶口之分，農民與市民之間沒有界線，農民農忙務農，農閑進城務工，城裏人賺了錢在鄉下置產作地主，鄉下人進城謀生成功就成了城裏人，人民自由遷徙、擇業，是真正自願的“哪裏需要哪裏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第二，從古至今，知識青年務農都是自願的。領導鄉村的鄉紳階層幾乎都是知識青年，他們不是政府動員或強迫到農村落戶的，而是自願在農村置業，作地主鄉紳，領導鄉村進步；第三，舊中國的私營工商業，手工業自由發展，為知識青年提供了“大有作為”的就業出路，自然達到勞動力供求平衡，根本不需要開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第四，共產革命前的中國農村私營經濟活躍，勞動者在農村不愁找不到長短工機會，農村也有大量的手工業就業機會，城裏人到農村謀生不需要政府強迫。而在新中國，中共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消滅了私營經濟，扼殺了經濟活力，扼殺了提供就業機會的源頭，使知識青年喪失了就業出路。在中共宣布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城市知識青年的失業問題已經到了極為嚴重的地步。“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不光扼殺了城市的就業機會，也扼殺了農村的就業機會。農民失去了生產積極性，只有在合作社、人民公社中磨洋工受窮。知識青年到這樣的農村不僅無所作為，更是與農民搶飯吃，使農民更窮。



中共在文革前就提出了到農村插隊紮根的號召。這壹號召的實質是，政府將原先吸引知青插場的生活補貼也省了，動員百萬知識青年由插場改為插隊就可以省下十億元的補貼款。文革中，政府強迫兩千萬知青插隊，省下了更多的補貼款。政府省錢不壹定是暴政，但在毛澤東發動越戰，輸出革命，無償援助外國共產黨，以巨額金錢發動外國革命的情況下，省下對上山下鄉青年的補貼，將青年們趕去邊遠農村受窮無疑是史無前例的暴政。知識青年的失業問題是消滅私營經濟帶來的災難。不恢復私營經濟，失業是政府無法解決的問題，文革只是加劇了這壹問題，因此驅逐青年到農村的運動是共產革命特有的災難。



樣板戲獨占舞臺



1963年5月，江青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匿名發起了壹場對昆劇《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的批判運動。12月，毛澤東對文藝問題批示說：“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江青不滿足於發動壹場批判運動，開始根據毛澤東的談話培植宣揚革命和階級鬥爭的新戲，希望通過她熟悉的文藝領域走向政治舞臺。



1964年6月，毛澤東在“社教四清”運動中再對文藝作批示說：“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壹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壹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按照毛澤東的要求，中共在文藝界展開了整風運動，將夏衍、田漢等文藝負責人撤職，並實施整肅。從批判電影《武訓傳》開始，江青與毛澤東配合，不斷在《人民日報》上匿名發表批判文章，先後批判《紅樓夢研究》、電影《紅旗譜》、電影《朝陽溝》、京劇《謝瑤環》、昆劇《李慧娘》、京劇《海瑞罷官》，給文藝作品扣上“歪曲革命歷史”、“歪曲階級鬥爭”、“歌頌錯誤路線”和“大毒草”等帽子。在政治整肅威脅下，戲劇紛紛停演，全國劇團大批解散，戲劇領域，連帶文藝領域，壹片蕭條。



對文藝戲劇作品展開政治批判的同時，江青與康生配合，策劃排演了幾部新戲：滬劇《蘆蕩火種》移植的京劇《沙家浜》，京劇《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根據同名滬劇移植的《紅燈記》、根據淮劇《海港的早晨》移植的京劇《海港》等。1967年5月，江青選定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紀念日，北京舞臺同時推出了《智取威虎山》等八個現代革命劇目，引起轟動。配合新戲推出，《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京劇《智取威虎山》劇本，並發表了題為《革命文藝的優秀樣板》的社論，[46] 《文藝革命》期刊同時發表了《江青同誌對京劇紅燈記的指示》，其中提出“樣板戲”“三突出”原則。江青的“三原則”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英雄人物”；以及樣板戲的“三陪襯”補充為：在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之間，反面人物要反襯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之中，壹般人要烘托、陪襯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之中，非主要英雄人物要烘托、陪襯主要英雄人物。隨著文章發表，江青栽培的京劇《紅燈記》、《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海港》、《沙家浜》和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被正式命名為“革命樣板戲”。



按說，樣板是相對眾多非樣板作品而言。但江青、毛澤東長期對文藝作品實施政治整肅，封殺了文藝作品的生存空間，使別的作品無法存在，於是，江青的板戲成了文革中唯壹能上演的戲劇，獨占了國人的視聽，造成了全國人人會唱，甚至段段傳唱的黑暗狀況。黨化文藝局面下的所謂紅色經典必然是掩蓋真相的宣傳品。作為黨化文藝的代表作，樣板戲不可避免地是歪曲歷史，善惡顛倒宣傳品。但就藝術而言，“樣板戲”具有很高的造詣，在劇本創作、音樂創作、舞美設計、導演、表演等方面“推陳出新”，創造了現代戲的新高峰，塑造出的李玉和、楊子榮等英雄形象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其形象、臺詞和唱段都感動了文革的國人。在音樂配器上，“樣板戲”引入了西洋樂器，給人耳目壹新的感覺。在舞臺美術上，“樣板戲”采用了大量的實景，突破了傳統戲曲舞美“壹桌兩椅”的重虛輕實模式，給人以真實之感，成為戲曲舞美虛實結合的真正樣板。1970年代初，江青推動將八個樣板戲陸續搬上了電影銀幕，組織推出了京劇《龍江頌》、《紅色娘子軍》、《平原作戰》、《杜鵑山》、《磐石灣》及鋼琴伴唱《紅燈記》、舞劇《沂蒙頌》、《草原兒女》、交響樂《智取威虎山》等另壹批樣板戲。



“八個樣板戲”之外，曾經還有壹個由江青親自抓的“革命現代京劇”《紅巖》。作為黨文藝的代表作，小說《紅巖》也是歪曲顛倒事實之作，將抗日機關中美合作所汙蔑為酷刑折磨共產黨人的人間地獄。《紅巖》出版生逢其時，適應了毛澤東“反帝反修”，“大講階級鬥爭”的需要，被中共宣傳部門改編成了眾多其它藝術作品。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歌劇《江姐》、電影《烈火中永生》、連環畫《紅巖》等等。在各劇種、各地方劇團爭相改編的熱潮中，江青指定歌劇團《江姐》的編劇閻肅和京劇《沙家浜》的編劇之壹汪曾祺將小說《紅巖》改編為現代京劇，指定扮演阿慶嫂的名角趙燕俠扮演京劇《紅巖》的女主角江姐。[47] 根據江青的指示，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及演員被關進渣滓洞集中營壹個星期“體驗生活”，十幾個人睡在稻草上，只給窩頭和白菜湯，不準說話，帶上手銬，大家排演高唱《國際歌》，[48] 排演被審訊，排演拖出去槍斃，排演放槍時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等等。《紅巖》戲的造假過程在黨文藝作品中具有普遍性，所有黨文藝作品出臺過程大致相同，都是按中共宣傳目標的造假過程。在江青推動排演京劇《紅巖》時，中共對四川地下黨組織成員的整肅沒有停止，地下黨們被戴上了 “王明錯誤路線”的帽子。江青知道毛澤東最記恨王明，於是決定把江姐改成由軍隊黨派出的女幹部。文革開始後，編劇汪曾祺、女主角趙燕俠被批鬥，小說《紅巖》被批判，羅廣斌被逼自殺（羅在國民黨監獄中壹年多無恙，在共產黨監獄中十幾天就活不下去了），江青又怕“王明路線”沾邊，只好放棄《紅巖》“樣板戲”。



幾部樣板戲長期獨占舞臺的局面是革命的災難。這樣的災難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從未有過。歷史上最專制的統治者也不曾封殺民間的戲劇。民間戲劇可以唱“地也，妳，妳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妳錯勘賢愚枉做天”而不受朝廷幹涉。共產革命之前，從未有過壹個黨獨占舞臺，封殺所有不歌頌自己的戲劇，從未有過統治者強迫所有戲劇、文藝歌頌自己的情況。中共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精神的文藝方針。這壹講話精神與所謂無產階級文藝、文藝革命是壹回事，都要求扼殺壹切非共產黨的文藝作品，使舞臺只為歌頌共產黨而存在，取締人民的精神享受，使所有的文藝形式都成為洗腦工具。建國後，獨立於共產黨的文藝被禁止，文藝作品只為服務共產黨壹黨之私而存在。在這樣全面黨化的局面下，真正的文藝沒有生存空間，沒有出臺的可能，人們能夠看到、聽到的全部是黨的宣傳品。文革中，毛澤東、江青達到了他們的文藝革命目標，舞臺上只剩下了二人認可的幾部戲。國人不知道，毛、江夫婦自己在小影院、小劇場享受著他們所謂的“封、資、修” 作品。



隨著文革結束，在樣板戲逐漸淡出人們的視聽的時候，國人聽到了鄧麗君的歌曲。人們無法忘記最初聽到鄧麗君歌曲時的那種感覺。因為人們被黨文藝宣傳品窒息得太久了，創傷得太深了，忽然聽到了非黨的天籟之音，如同在窒息中吸到了新鮮空氣，在沙漠中得到了甘泉，那種心靈的撫慰是文革國人無法忘懷的。



中共九大



​中共黨章有定期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規定，但毛澤東總是以回避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辦法維護獨裁地位，總是在清洗權力鬥爭對手後才召開大會。延安6102;期，他壹再推遲中共七大召開以回避王明的挑戰，使中共七大與六大相隔了十七年。大饑荒中，他以擴大高層開大會規模的辦法無限期推遲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後，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已經被實際摧毀，這時毛澤東才決定召開中共九大。



沒有了劉少奇及其支持者的舊心病，毛澤東又添了新的心病，那就是崛起的林彪集團。建國後，林彪病痛纏身，淡泊權力地位，長期養病，無奈被毛澤東壹次次拉他出來掌軍保駕。廬山會議中，毛澤東半路召林上山，依靠林彪代表軍隊的支持罷了彭德懷的官。在以林彪接掌軍同時，毛澤東派親信羅瑞卿為總參謀長以牽制林彪。發動文革時，毛澤東再請林彪保駕。林彪提出以“去羅”為條件。毛澤東拋棄了羅瑞卿，但派另壹愛將楊成武為總參謀長，繼續牽制林彪的軍權。在隨後的文革巡視中，毛澤東命楊成武隨侍左右，負責向軍隊傳達指示。林彪對毛澤東總是安排“監軍”牽制不滿，再要求“去楊”。在全國混亂中，毛澤東離不開林彪的支持，再拋棄楊成武。1968年3月，林彪以“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線”的罪名將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治委員余立金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撤職關押，以親信黃永勝接任總參謀長，改組了軍委辦事組，任黃為組長，任吳法憲為副組長，以自己班底的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為成員，同時宣布中央軍委常委不再開會，停止向軍委副主席聶榮臻等幾位軍委原領導人送有關文件，以自己的軍委辦事組取代了軍委常委。這時，林彪還沒有意識到，隨著劉少奇下臺，他與毛澤東之間互相利用的遊戲已經結束，盟友成了對手。毛澤東與史上眾多君王壹樣，長期生活在失去大位的恐懼中，總是在盤算收拾第二把手。



在籌備召開九大之時，林彪與毛澤東就是否應當結束文革運動發生了分歧。林彪認為，經過兩年多的文革，國家政治經濟陷入全面危機，清洗劉少奇目的達到後應當結束文革，恢復秩序和經濟。陳伯達支持林彪的意見。二人商量後，陳擬出了題為《為把我國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九大政治報告大綱，在其中提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毛澤東反對結束文革，要求繼續“鬥爭”和整肅，對陳伯達的大綱極為不滿，授意由張春橋和姚文元另行起草政治報告。張、姚根據毛澤東的意思擬出了題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報告稿。林彪對毛澤東拋開陳起草的政治報告而另起爐竈不滿，反對張、姚報告中沒完沒了革命的主張。但他沒有勇氣挑戰毛澤東，默認毛澤東決定的報告講稿。



決定召開中共九大的同時，毛澤東決定在中蘇邊境打壹仗，為九大沖喜。文革中，中共既“反帝”又“反修”，指使紅衛兵沖擊蘇聯使館，造成中蘇邊界關系緊張。1968年末，兩國邊防軍在烏蘇裏江中的珍寶島頻繁發生摩擦。1969年3月2日，中國特種部隊奉命在珍寶島伏擊了蘇聯巡邏隊，打死蘇軍數十人。兩周後，蘇軍大規模報復，導彈射入中國境內二十公裏，造成中國邊防軍近千傷亡。得知北京在蘇軍導彈的威脅之下，毛澤東極為恐懼，想躲到南方去。但在北京召開九大的決定已經傳達全黨難以更改，於是他下令將“九大”改為秘密召開。根據決定，各省代表秘密集結，不準外出與對外聯絡，到京後圈禁在幾個賓館內不準外出，室內電話全部撤消，窗戶不得打開，晚上須拉上窗簾。



4月1日，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北京秘密召開。所有代表分批乘坐大車在北京市內轉圈後才開到人民大會堂側門（正門不準出入）。[1] 中共七大時，毛澤東授意會場懸掛自己的巨幅畫像，展示獨尊地位。八大時，在蘇共反對個人崇拜的壓力下，毛澤東被迫同意會場不持畫像。九大雖在蘇軍導彈威脅下秘密舉行，毛還是安排會場懸掛回自己的畫像，而且比七大的更加巨幅。



大會的第壹項內容是林彪作政治報告。報告鼓吹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林彪無奈地宣讀了他根本不同意的報告。第二項議程是修改黨章，加入了“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清末以來，中國政黨林立，沒有壹個政黨在章程中規定領袖。革命帶來了倒退。國民黨在黨章中規定領袖，拒絕更替，實行改頭換面的帝制。中共黨章不僅規定領袖，且再倒退壹步，規定了副領袖，加入了“親密戰友”這樣的荒唐字眼。



大會第三項議程是選舉新壹屆中央委員。這項議程只是走過場。暴力革命黨中暴力決定壹切，黨內不可能有真正的選舉。建黨之初，黨的大會都是舉手通過共產國際擬好的名單，議案。延安整風後，黨的大會都是舉手通過毛澤東擬好的名單和決議。這壹次的選舉沒有例外的是新壹屆中央委員會名單由毛澤東個人決定，但獨特之處是，毛決定的名單中只有約五分之壹是上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另外八成上屆委員出局，不是因為選舉，而是因為八屆中央委員會被半路政變推翻，大部分委員遭到批鬥迫害，甚至已經被害死。毛澤東極不情願地批準在“三支兩軍”中掌權的大批軍隊將領進入中央委員會。因為他發動文革時請林彪保駕，文革中安排軍管，只能接受林彪勢力擴張的現實。



接下來的壹項內容是選舉九屆中央委員會。這次例外采取無記名投票，其程序是發給每位大會代表壹份毛澤東決定的名單，請代表在名單後劃圈。代表們多數是中共從基層選派來“工農兵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對名單的人名並不熟悉，在崇拜熱潮中不敢有不劃圈的舉動。劃圈後的程序是由毛澤東帶頭，林、周等預定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按排名順序，依次將劃圈名單投入票箱。這樣的無記名投票壹無辯論，二無差額，三是場面完全再現了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時的場面，整個會場長久地全體高呼“毛主席萬歲”，代表們壹手拿名單，壹手捧《毛主席語錄》小紅書，投票後再走近毛澤東高喊萬歲。緊接著，大會迅速公布了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當選名單，全國代表大會代表退場，當選中央委員留下開始九屆壹中全會，按例選舉政治局委員。這壹程序也是舉手通過毛澤東擬好名單。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員和林彪集團的葉群、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黃永勝等人進入政治局，康生進入了政治局常委會。權力分配後，中央文革被撤消，林彪集團在政治局中形成了半壁江山。



九大閉幕後，中共才對外宣布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公告稱九大是“團結勝利的大會”。而實際上，九大是毛澤東、林彪走向決裂的大會。陳伯達後來披露毛、林在九大期間的分歧寫道：“在黨的九屆壹中全會後，1969年4月30日，主席請了總理、林彪、康生、謝富治和我，討論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久。總理講了經濟停滯、社會無政府主義、大批幹部被打倒等問題。……主席怕（文革）結束，他講：‘鬥批改還剛起步，鬥爭還有反覆，徹底勝利！還要不要革命？看來，今天我又是少數。’康生、謝富治當即表態，站在主席壹邊。當時氣氛很沈悶。總理說：‘我對主席的教導、對主席思想的學習、領會還是很差，要很認真總結、檢討，否則，在工作上會犯大錯誤，還迷惑著。’主席講：‘總理，檢討不要勉強。黨內有不同觀點、有不同立場，我不驚奇。’他說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訂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事後，總理見了林彪，也打了電話給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檢查，緩和政治局常委內部的氣氛。為此，林彪給我打了電話，表示理解總理善意，顧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聽不得壹點不同意見，比斯大林更專制，國家會有災難降臨。”[2]



大疏散與深挖洞



​在秘密召開的中共九大會上，林彪在政治報告中聲言準備與“美帝”、“蘇修”的大規模戰爭。對林彪而言，在九大上發表的準備對“美帝”、“蘇修”大規模戰爭的聲言只是在重復毛澤東的決策而完全不是自己的主張。他從建國開始壹貫反對挑起戰爭，反對出兵朝鮮對美國開戰。雖然他也參與了挑起越戰，率軍事代表團赴越，但那是執行毛澤東的決策，他自己對毛澤東挑起朝鮮戰爭，挑起越戰，決策“三線建設”、開展“大比武”、號召“準備打仗”等等從來不以為然。作為中共的頭號軍事家，林彪認為對美蘇挑戰無異玩火。



九大閉幕後，中共壹改四十多年的俄黨立場，拋棄喊了多年的“武裝保衛蘇聯”口號，好像忽然有了民族立場，展開了俄國侵華歷史、沙俄對華不平等條約、沙俄在東北的屠殺的宣傳，在全國各大城市組織大規模的抗議蘇聯侵犯中國領土珍寶島的示威遊行。8月，中共中央轉發了軍委辦事組《關於加強全國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命軍隊和導彈基地已經進入臨戰狀態，開通所有的地面導引站，在布署許多企業轉向軍工生產，出臺了比上年增長三分之壹的軍費預算。



蘇聯軍方強硬派主張對中國的重要軍事政治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以“壹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8月20日，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向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通報了蘇聯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征求美方意見。尼克松總統反對蘇聯動用核武器，決定通報中國。8月28日，《華盛頓明星報》（WASHINGTON STAR）報導：“據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實施核打擊。”消息震動了全世界。[3] 蘇聯領導層中的緩和派主張，蘇聯的戰略對手是美國，與中國開戰只能使美國獲益。在緩和派的推動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越南向吊唁胡誌明的中國黨政代表團提出會談。9月11日，柯西金與周恩來在北京舉行了“機場會談”，達成了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沖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四點臨時協議”。然而，蘇共領導層內的強硬派堅持對中國實施核打擊。９月１６日，蘇聯記者、克格勃新聞代言人維克多·路易斯在英國《星期六郵報》撰文稱“蘇聯可能會對中國新疆羅布泊基地進行空中襲擊”，以試探美國的反應。回應試探，尼克松總統表態：如果中國遭到核打擊，美國將認為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美國將參戰。[4] 在美國的強硬幹預下，蘇聯放棄對中國核打擊的計劃，開始與中國舉行邊界談判。



10月17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在會上稱“蘇修要開戰，美帝準備入侵，蔣介石在部署反攻大陸，印度要侵占西藏”，要求軍隊進入備戰狀態，令會場氣氛緊張。林彪發表了不同意見，認為暫時沒有爆發戰爭的跡象。毛澤東當場發怒說，看來我和親密戰友不夠親密了，我又變成了少數。我以黨主席提議，民主表決。最後經舉手表決，決定備戰。[5] 根據會議決定，林彪在會後發布了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的備戰命令（林副主席第壹號命令），然後將命令報告毛澤東。毛對林發出命令後才報告極為不滿，認為這是林謀求坐上最高領袖位的試探行動，要求將命令文件燒掉。林彪無奈，只好命黃永勝下令撤銷壹號命令。[6]



根據毛澤東的備戰決定，中共中央發出“疏散”通知說：“為了適應反侵略戰爭的需要，應付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突然襲擊，中央機關集中到北京郊區地下指揮部辦公，由周恩來同誌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澤東主席到武漢主持全國的大政方針，林彪副主席到蘇州負責戰備。其他同誌作相應的疏散”。毛澤東喜歡戰爭，多次放言不怕核戰爭，準備中國死壹半人，同時註意自己絕對還冒半點人身安全風險。挑起朝鮮戰爭，挑起中蘇分裂，將國人拖入核戰威脅的同時，他註意離開在蘇聯導彈威脅之下的北京，長期住在武漢、杭州。當年鹹豐帝在英法軍逼近京城時才躲去熱河，讓弟弟留京打理，可毛澤東剛剛作出備戰決定後立即南下武漢，比鹹豐動作更快。林彪是中共層中最不好戰者，雖然執行毛澤東的決定發布備戰令，但不想在京主持，因此以南下安排備戰為由也離開了北京。



主持疏散意味很多具體事項處理，周恩來責無旁貸。在他主持下，中共中央將在京的大批“被打倒”和“靠邊站”的領導人流放到外地，其中，沒有被“打倒”的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遠、張鼎丞、張雲逸被“疏散”到廣州，陳雲、王震到南昌，陳毅到石家莊，徐向前到開封，聶榮臻到邯鄲，劉伯承到武漢，葉劍英、曾山到長沙，鄧子恢到南寧，譚震林到桂林，被“打倒”的劉少奇、陶鑄、鄧小平、張聞天、王稼祥等人被專案組人員分別押送至秘密地點。陶鑄被押送前對妻子說：“妳千萬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妳去也幫不上忙，何苦再犧牲妳……”。劉少奇更慘，被綁在擔架上擡著上路。幾十天後，劉少奇、陶鑄分別死在了疏散囚禁地開封、合肥。



所有高層的疏散、遣送都是周恩來操辦的，但處置決定來自毛澤東。毛澤東對準備將來起用的愛將，如鄧小平、楊成武有明確的保護指示。根據指示，鄧小平被疏散到江西後有江西省政府的辦公室主任接機，以同誌相稱，謂“毛主席叫妳來江西，我們非常歡迎”，然後被安排住在 “將軍樓”，在壹公裏外的壹工廠象征性“勞改”。[7] 鄧小平知道毛澤東的起用之心，到流放地後定期寫信向毛澤東匯報思想，爭取寬恕。



中央領導人疏散的同時，北方各大城市均展開了大規模的機關、高校向中小城市或偏僻農村的疏散。其中，北京大學被拆散，師生分別被疏散到北京西郊、陜西漢中和江西鄱陽湖畔，中國科技大學被遷到合肥，中央廣播學院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學院到湖北潛江，北京農業大學到陜西甘泉。從9月至12月，中共以疏散名義實施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流放發配，將眾多機關強制遷到外地或農村，造成全國城市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兵荒馬亂，壹片狼藉。壹時，舊家具再賤都沒人要，無數家庭在備戰、疏散中成了難民，兩個包袱就是全副身家，各大城市火車站擠滿疏散難民，大家都不知道此壹去何日是歸期，疏散路上看不到笑臉。歷史上有無數次難民遷徙，但那都是外族入侵，戰爭，災害使然，而1969年的“大疏散”純粹毛澤東好戰所造成。二戰後，美國自拆戰爭機器，無意戰爭眾所周知，蘇聯也長期奉行和平共處政策。中蘇間的戰爭危機是毛澤東不斷挑釁的結果。



毛澤東挑起的核戰危機被美國化解，但他制造的備戰災難在中國長期延續。根據毛澤東“要準備打仗”的指示，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來為組長的中國人民防空工作領導小組，各省、市、自治區成立各級人防領導小組，以“備戰、備荒、為人民”為口號，強迫億萬國人展開挖防空洞的運動，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建造了無數是缺少鋼筋、混凝土，無備戰實用價值的簡易地洞。挖地洞備戰的巨大工程在全國持續了幾年。1972年11月，國務院報給毛澤東《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請示在戰爭危機和糧食減產的情況下是否減少挖防空洞的投入。毛澤東批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8] 拒絕少建防空洞的申請，要求將挖防空洞的工程擴大規模和標準。據此，周恩來操辦繼續投巨資建設所謂人防工程，要求地方政府和集體企業自籌資金挖防空洞。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後幾年，人防工程向永久性發展，大量使用鋼筋水泥預制件支護。這樣的挖洞災難壹直持續了整個1970年代，全國挖洞的土石方總量超過了歷代建長城的總和。僅在北京就留下了兩萬多個大大小小的防空洞。這些洞質量低劣，後來都成了“耗子洞”、“水簾洞”。建防空洞運動造成的浪費相當於將“三線建設”災難再來了壹次。



在為自己準備防空洞方面，毛澤東早在建國之初就動手了，早早為自己修建了連接中南海、天安門、人民大會堂、305醫院、西山軍事中心等地的絕密通道，在北戴河修建了防核行宮。挑起中蘇邊境沖突後，他下令在中南海為自己緊急修建造了可防原子彈的防空洞。核戰危機和林彪集團的崛起使毛澤東陷入恐懼，感到在各地的數十行宮都不安全，對美景不再感興趣。根據毛的心態，各地大員掀起了行宮改建熱潮，加建防空洞設施，或幹脆另建能夠防空、防震、防毒、防原子彈的防空洞。例如，金華“601別墅”，主體為鋼筋水泥框架結構，配有地下坑道，連接地下防空洞與指揮所，入口處設有厚厚的電動鋼板門。主房正北面建有壹座小型鐵路站臺，以便毛澤東乘火車可直達行宮後門；南昌“八二八”賓館壹號樓，活動室周圍的玻璃有三層，每層都是壹尺多厚的防彈、隔音玻璃，其中有長春壹汽為毛澤東特別制造的防彈、防水、防毒氣的“三面紅旗”專用轎車；伊村飯店（省委61工程），有專用鐵路連接南京火車站。設計者別出心裁，讓專列可以壹直開到人工挖鑿的山洞裏隱蔽起來，讓毛澤東下專列即可進入伊村行宮。1971毛澤東南巡“打招呼”經過南京，因擔心遇刺而在專列上過夜，致南京軍區大員專門為他建造的伊村防空行宮從未啟用。



建人防工程熱潮中，汪東興與廣州政軍大員壹起勘察，選定在白雲山東北的壹塊片可比西湖的青山綠水之地建行宮。經過萬余步兵、工程兵、汽車兵和數千工人的施工，包括南湖和松園兩行宮在內的“705工程”於1972年建成。南湖與松園的湖光山色之美，設計之精妙，工藝之嚴格，陳設之考究比其它行宮更勝壹籌。此外，它們還有特別之處，即建築極其高大、堅固，主房面積400多平方米，房間高8米，可抗炮彈直接命中，據說在大地震中房子翻轉也不會散架。廣州行宮還配有數百米防護坑道和大型隱蔽部3個，地下電站1個，各種電纜196公裏，道路25公裏。工程耗用鋼材萬噸，木材兩萬立方米，水泥3萬噸，總開支以億計。行宮建好後，毛澤東已無心無力周遊，再也沒去廣州。



湖北鹹寧“131工程”是備戰、“深挖洞”另壹代表作。在考慮對蘇開戰時，毛澤東命汪東興修建防核指揮部。汪與總參謀長黃永勝商議決定選址在黃的老家鹹寧。1969年1月31日，黃簽署了興建命令，圈澄水洞為軍事禁區，撥出了數億軍費，調動解放軍工程部隊，開建防核彈、防毒氣、防水淹標準的地下指揮部。工程對外高度保密，進山施工部隊乘坐車窗封閉的車輛，由不同司機分段駕駛，施工部隊無人知道工程方位。經過兩年施工，工程部分完工。地上部分有毛澤東和林彪的專用別墅，院內樹木參天，看不出龐大地下工程痕跡，地下部分有面積近5000平方米巨大山洞、可以跑汽車的大隧道、大型發電機組、自備水源、大型通風系統、排水系統、濕度溫度調節系統、通信中心、可供幾百人在內吃住壹兩年的糧庫，8個裝有重達數噸厚的鉛門的出入口，每個出入口兩側有洞中洞，便於哨兵隱蔽。山洞分上中下三層，其中壹層為毛澤東居所和林彪居所。毛澤東居所的布置與他中南海居所壹樣，臥室有電梯直通山頭以供逃生。工程建設的不可思議之處是，外界無人知曉，兩年施工挖出來的土石不見蹤影，應當是不計耗費地運到遙遠處。行宮設計原本還包括飛機場、鐵路、高速公路等附屬工程。工程尚未完工，林彪事件發生，黃永勝被捕，“131”工程被廢棄。沒有人知道這壹工程的花費，也沒有人知道，類似湖北鹹寧131、湖南臨湘6501這樣的所謂國防工程還有多少。



整個毛澤東時代，西方各國經濟高增長。共產主義的東歐各國也滿足於和平安寧。世界沒有壹個國家想侵略中國。二十多年間，對世界和平的主要的，甚至可以說唯壹的威脅來自毛澤東。他挑起了朝鮮戰爭，兩次臺海危機，中印邊界戰爭，兩次越南戰爭，印尼武裝暴動，珍寶島戰事。他長期鼓吹早打、大打、打世界大戰、打核戰爭、在中國打核戰爭，壹次次將奉行緩和政策的美、蘇拖入戰爭危機，將中國和壹些亞洲國家拖入戰亂。他下令為自己建防核行宮，各地大員爭相改建防空洞邀寵，建防核行宮的開支與1950年代建行宮熱潮的耗費同樣巨大。只要自己安全，他不介意中國和世界“死壹半人”。他制造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三線建設”、“深挖洞”等災難每壹個都是天文數字的人民生命財產的浩劫。在下達備戰、挖洞指示時，他還有心思玩辭弄句，套用學士朱升獻計朱元璋的“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句，稱“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可見他對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是何等漠然。



劉少奇逝世



​八屆十壹中全會後，劉少奇實際下臺。當年國慶節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後即失去了人身自由，淪為了批鬥對象。他要求向毛澤東當面認錯。1967年1月13日，毛、劉在人大會堂最後壹次面談。劉提兩點要求說：“第壹，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盡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第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澤東著作》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毛不置可否，囑劉“好好學習，保重身體”。[9] 幾天後，紅衛兵闖入中南海批鬥了劉少奇，拆除電話，切斷了劉與外界的聯系。4月，清華大學紅衛兵召開了30萬人大會批鬥王光美。江青提示紅衛兵說“王光美出國訪問的時候穿旗袍戴項鏈，完全是資產階級的作風”。於是紅衛兵在北京的春寒中逼王光美穿上絲綢旗袍，脖子上掛著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項鏈進行羞辱。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井岡山報》記錄紅衛兵與王光美的對話如下：“王（拒絕穿旗袍）：反正妳們不能侵犯我的人身自由。紅衛兵：妳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階級異已分子，別說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給，壹點也不給，半點也不給。今天，是對妳專政，沒有妳的自由。王：這是綢子的，太冷了。紅衛兵：凍死蒼蠅未足奇”。對話顯示革命黨對人對已的雙重標準。王光美在主持四清運動時，在制定“桃園經驗”時沒有考慮過被整者的人身自由，強調階級鬥爭要狠，輪到自己受害時才想到人身自由。7月，紅衛兵再鬥劉少奇夫婦並抄家。中共中央安排將紅衛兵批鬥劉少奇的過程拍攝了電影紀錄片。影片不是為了公映或作為歷史資料，而是供毛澤東觀看。毛要觀看劉少奇挨鬥的場面以解對劉在八大上反個人崇拜，在“七千人大會”上制止大躍進的心頭之恨。



批鬥之外，劉少奇還遭受了革命黨獨有的精神迫害。在中央文革的鼓動下，劉的女兒劉濤先後貼出了《跟著毛主席幹壹輩子革命，造王光美的反》、《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堅決支持北京建工學院八壹戰鬥團揪鬥劉少奇的革命行動》等大字報。王光美見大字報後氣得發抖，抱著繼女痛哭。劉濤不為所動，再寫大字報表示：“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斷絕家庭關系就斷絕家庭關系，有什麽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黨和人民要我！”如此殘酷的精神折磨不只發生在劉少奇身上，無數各級中共領導遭受了同樣的精神和肉體折磨。他們不應有怨。因為，在蘇區肅反以來的歷次整肅運動中，他們都參與實施了同樣殘酷的精神和肉體的迫害，壹次次舉手擁護階級鬥爭和整肅運動，參與了迫害地主、富農、舊政府人員，工商業者，響應號召提意見的青年，如今文革把這種精神和肉體的迫害擴大到他們頭上，他們不應該覺得冤枉。



9月，中共成立了“王光美專案組”，將王逮捕，將劉少奇的子女逐出中南海住所，將劉單獨長期軟禁在中南海家中，對劉停醫斷藥。劉再次向毛檢討，承認犯了錯誤，希望毛手下留情。毛對請求置之不理。逐漸，劉少奇病重臥床不起，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身上長滿褥瘡，手臂顫抖，穿壹件衣服要壹兩個小時，往食堂吃飯的三十米要走壹小時，手抖得難以送飯入口，吃飯弄得滿臉滿身。這時，沒有人敢去扶劉少奇壹把，更沒有人敢去照顧他。得知劉少奇在走向死亡，毛澤東決定實施搶救為劉續命。醫療組接到搶救通知說：“現在快要開劉少奇的會了，不能讓他死掉，要讓他活著看到被開除出黨，要留個活靶子。”[10]



1968年9月，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共同簽署了《關於劉少奇歷史三次叛變的罪行材料》，報毛澤東、林彪。材料中稱：“劉賊少奇是長期埋伏在黨內的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現在專案組所掌握的人證、物證和旁證材料足以證明劉賊是壹個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周恩來在劉少奇 “罪證材料”傳閱件中寫道：“我們要首先歡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這種大革命，怎麽能夠把劉賊及其壹夥人的叛黨賣國、殺害同誌的罪狀，挖得這樣深，這樣廣?”[11]



10月，中共在北京召開了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這次全會是獨裁黨內沒有規矩和道理可講的壹個證明。因為，中共八大選出的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大多數被以叛徒、“走資派”等隨意罪名“打倒”、批鬥、關押，甚至逼死，只有四成的中央委員出席了這次號稱的中央全會，其他參加者都是毛澤東隨意決定的親信。沒有黨員敢於質疑這樣的迫害運動，沒有中央委員敢於指出這樣的全會不合章程。應當說，毛澤東隨意“打倒”多數中央委員，指定另壹些人填補，召開全會有其道理。因為上屆中央委員會也不是全體黨員選出來的，而是毛決定的，此時毛重新決定並不值得奇怪。而且毛澤東從來沒有按照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的人數開過會，總是將壹大批親信擴大進來以控制會議。這壹次不過是擴大進來的人更多些而已。



全會通過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壹切職務的決定》。除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陳少敏裝睡沒有舉手外，眾高層全體舉手，共同陷害了劉少奇。文革結束後，胡耀邦認錯說：“我們大家都舉了手，在這個問題上都犯了錯誤，就是陳大姐沒有舉手，沒有犯錯誤。”[12] 作為中共高層中最勇於認錯者，胡耀邦也有必要幫助黨回避罪責。豈止是“在這個問題上”，建國以來每次制造災難的中共中央決議都是眾高層全體舉手通過的。彭德懷、彭真、劉少奇、鄧小平在被罷官、清洗之前也都舉手擁護了整肅其他人的各項決議，也都參與了制造災難，沒有人反對過，連沒有舉手同意開除劉少奇的陳少敏也沒有提反對意見。



八屆十二中全會後，汪東興代表中央交給劉少奇壹個生日禮物——收音機。中共中央特地選在劉少奇七十大壽時在全國各大報刊出《中共中央關於將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壹切職務的決定》。為讓劉少奇在七十大壽時收聽被永遠開除出黨的決議，毛澤東可謂煞費苦心。他是按照這樣的時間表指示醫生為劉續命，是按照這樣的時間表決定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決定廣播全會公的。歷史上，王朝、幫會、派系權爭最多是殺掉對手，像中共這樣選在領袖壽辰日開會、廣播，實施精神折磨者史無前例。



毛澤東達到了目的。劉少奇收到黨的生日禮物，收聽被黨永遠開除的公報後渾身顫抖、嘔吐不止，血壓陡升，病情急劇惡化，此後再也沒有說過話。或許，他是以沈默抗議迫害，或許他已喪失了說話能力。從1968年夏被單獨監禁開始，他沒有換洗過衣服，生活不能自理後沒有人照顧，癱瘓在床，滿身褥瘡、屎尿和膿水。由於疼痛時會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不放，他的手中被塞了壹個塑料瓶子。他生命最後六個月是被綁在床上度過的。“大疏散”中，他被綁在擔架中押送到開封壹秘密地點。幾十天後的1969年11月12日，劉少奇病逝開封，去世時白發蓬亂二尺長，嘴和鼻子都變了形，手中仍緊握著那個塑料瓶子。



文革運動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延續。後者是毛澤東、劉少奇聯手領導的整人兼造神運動。劉因整人和神化毛澤東而坐上了黨內第二把交椅。國共戰爭中，劉少奇領導了解放區土改運動，暴力剝奪地主，發指示將地主全家不給出路地“掃地出門”，主持了大規模屠殺地主。建國後，他與毛澤東共同領導了從土改、鎮反、肅反、反右、反右傾、反瞞產，民主革命補課等壹系列迫害運動，害死人千萬計。大饑荒後，毛澤東立即掀起了另壹波神化自己的運動，號召國人像雷鋒那樣效忠自己。劉少奇拋棄自己主持推出的反對個人崇拜的八大決議加入了神化毛澤東運動，題詞號召學雷鋒，支持毛澤東開展階級鬥爭，並掛帥主持了四清運動，運用延安整風運動和土改運動的整人套路，逼供，圍攻，關押，搜集杜撰黑材料，動員家屬施壓，人格汙辱，精神折磨，造成了另壹波自殺潮。他與毛澤東共同推動的造神運動和階級鬥爭宣傳為文革運動準備了條件。毛澤東以政變手段發動文革時，最有可能阻止文革災難的劉少奇選擇了追隨和參與，出面主持了發動文革的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出面領導初期文革的五十多天中，他沿用過去整人的套路，要求再抓出壹大批右派。他沒有想到，多年來追隨毛澤東的生存法則在文革中不靈了，自己成了整肅對象。在中南海被紅衛兵批鬥時，他出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冊子，想借憲法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結果當然無效。建國時，中共廢除了壹切舊法，在頒布《共同綱領》、憲法的同時踐踏著這些大法。在黨壹次次的血腥屠殺和殘酷整肅運動中，劉少奇沒有想到維護憲法尊嚴，沒有想到維護他人的生命權，壹次次支持並領導了迫害運動，號召開展階級鬥爭。當自己慘遭迫害時，他想到了憲法。他應當知道，當憲法不能保護普通人的尊嚴和生命時，也不能保護國家主席的尊嚴和生命。發明腰斬刑的秦相李斯在自己被腰斬前承認這壹刑罰太過殘酷。共產黨人自認有權剝奪他人的財產與生命。當他們自己慘遭迫害時，不知會否承認，自己的黨制造階級鬥爭，發動迫害運動太過殘酷。



崇毛顛狂



​文革中，崇毛運動愈演愈烈，在中共召開九大的時候已經登峰造極，出現了全民配戴毛澤東像章，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等效忠儀式。“忠字舞”表演形式為隨《大海航行靠舵手》、《敬愛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滿懷豪情迎九大》、“毛澤東語錄歌”等崇毛樂曲起舞，模仿周恩來導演的《東方紅》舞蹈史詩中和“文革”初期“造反舞”中的動作，以仰望，手捧紅書，拍胸口等運作表示崇毛，以跺腳，狠踩、刺殺等動作表示階級鬥爭與仇恨。“早請示晚匯報”的意思是每天早上向毛請示，每晚向毛匯報，儀式通常為，單位全體面向毛像，手舉《毛主席語錄》小紅書三呼：“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接著唱《東方紅》，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等頌歌，唱完頌歌再宣讀壹段毛澤東語錄，有領讀者道：“讓我們翻到《毛主席語錄》第×頁，第×段。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然後大家齊聲朗讀。為了表示重視，有些單位還設置了專為門行崇毛儀式的“忠字室”。崇毛高潮中，壹些單位、學校的“請示”、“匯報”多至每天四次，甚至在食堂飯前還來，有狂熱者還舉行家庭內的 “早請示，晚匯報”。



在“五七幹校”，學員們在“晚匯報”的儀式後還要寫當天總結。親歷者回憶寫道：“早晨比較好辦，對著毛主席像，排起隊來，念幾條語錄，不外乎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之類，用以規範全天的行動。難的是‘晚匯報’。要寫出書面材料，包括今天辦了或遇到什麽事情，當時有什麽作為和想法。把這兩條寫清楚，已經不大容易。更難的是必須找壹條對口的毛主席語錄。”[13]



這時的學生不正經讀書，上學不背書包，只帶壹本《毛主席語錄》。學校的教學內容以灌輸忠於毛澤東、共產黨，以及革命、鬥爭、批判的壹套黨化觀念為主。中共的灌輸從小學生作起。翻開當時針對小學生的《紅小兵》期刊，內容也“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敢於和壹切階級敵人進行堅決的鬥爭”，“對階級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壹樣，殘酷無情”，“拿起筆做刀槍，狠狠批判”，外加扼殺童真、善良，教唆犯罪的圖片。



崇毛活動還泛濫到了外交場合。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納塔奈利到天津參觀訪問時碰上了“表忠心”、“獻忠心”的場合，納塔奈利舉手揮動“小紅書”配合，天津外辦的軍代表要求大使也向毛像三鞠躬，大使不情願，翻譯解釋說：“人家對自己的領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禮。”軍代表說：“霍查是壹個國家的領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領袖。”[14]



“牛田洋的精神原子彈事件”是崇毛顛狂中的代表性事件。毛澤東發出“五七指示”後，兩千多名華南各大學的畢業生和幹部來到潮汕沿海的牛田洋農場作 “五七戰士”。牛田洋的宗旨為是將農場辦成“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農場通過各種歌頌會、憶比會、講用會、田頭“鬥私批修”會以及各種學習班大力推動崇毛運動，設立了“忠字臺”（安放毛澤東的石膏像及“紅寶書”），領先全國推行“早敬”（早請示）、“晚敬”（晚匯報）儀式，要求“五七戰士”們早晚集體在前排隊致敬，誦讀念“毛主席語錄”，每天組織“學習毛主席著作”，稱“天天讀”，其情景比當年國民黨的紀念周更為狂熱。在這樣的政治氣氛和思想灌輸下，年輕戰士和學生崇毛到了走火入魔程度。



1969年7月28日，臺風登陸汕頭，巨浪湧入海堤。在不可抗拒的臺風面前，牛田洋農場當局不是組織官兵和學生避險，而是以“人在大堤在”的口號鼓動組織人墻保護海堤和稻田。青年們手捧毛像，高呼“毛主席萬歲”跳入海中擋海浪。結果，除少數被海浪沖到山上的幸運者外全部葬身大海。臺風過後，農場召開了慶功大會，將事件吹噓為“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在總結中特別說明有學生為搶救“毛主席像”犧牲。當局控制報紙按照報喜不報憂的規則，掩蓋了青年們死傷無數的慘劇，報導事件為《壹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贊歌》，宣傳“北有珍寶島，南有牛田洋”，稱青年們在臺風中放出了“精神原子彈”。[15]



崇毛顛狂中，絕大多數人明知荒誕而被迫隨大流，以避免成為整肅對象。當時，不慎打碎“毛主席石膏像”可能成為反革命事件，書寫筆誤可能成為“反動標語”事件。不少的家庭都有這樣的恐怖經歷：每家必擺的“毛主席石膏像”不慎被打碎，壹家人為如何處理犯難，怕碎片丟進垃圾堆或藏在家裏被人發現引來災禍，只得半夜三更偷偷埋到偏僻處，很多人因此被舉報挨整，甚至獲罪。當時的國人不知道，崇毛運動是毛在延安自己推動起來的。1950年，毛澤東在中宣部擬訂的五壹節口號中親自加上“毛主席萬歲”口號。[16] 大饑荒中，他授意林彪、周恩來分別在軍政兩方面推動崇拜自己的運動。饑荒剛過，他發動了學雷鋒運動，要求國人向雷鋒那樣崇拜、效忠自己。文革中，他在警衛部隊介紹北京市針織總廠推出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請示，下班後向毛主席匯報”的崇拜儀式的報告上批示：“看過，很好”，指示轉發， [17] 親自推廣了“早請示，晚匯報”效忠儀式。



崇毛運動還是當局草芥人民的借口。1970年1月5日1時，雲南省通海縣發生了7.8級大地震。中共中央於7日給災區當局發出慰問電說：“中央相信，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災區廣大革命群眾，壹定會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雲南省和當地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在國家的支持下，發揚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發展生產，重建家園。”測知地震的壹些國家通過外交渠道向中國政府表示願提供援助。周恩來在外交部報告上批示說：“我們這麽大的國家不需要。我們要自力更生重建家園，這是毛主席的思想。”在文革與備戰中，傳媒按照“報喜不報憂”的原則將自然災害，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情況封鎖。1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壹篇題為《毛主席林副主席親切關懷受災人民，當地軍民信心百倍地進行抗災鬥爭》新華社消息。這篇不足百字的報導隱瞞地震的具體地點，謊報震級，不提災情，不提人民生命財產損失。同日，雲南省革委會和昆明軍區根據周恩來“重點應放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鼓舞士氣”的批示，[18] 電話要求災區不向國家要救濟糧、不要救濟款、不要救濟物資，生產自救，自力更生重建家園，公糧照樣上繳。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全國各地對雲南地震大災的所謂援助不是災民最需要的食品、藥品，而竟然是十幾萬冊的《毛澤東語錄》小紅書、數十萬枚毛澤東像章和十幾萬封慰問信。由於當局見死不救，無數災民在無藥無糧無水無衣的寒冬中死去。當局的所謂救災行動主要是出動軍隊、軍車將遇難者屍體運到附近的山溝掩埋。在地震後的《雲南日報》上，在1月9日發了簡訊後就再也沒有了關於災情和救災的報導，在邊角位置與震災相關報導也不提災情和災民，而報導稱：“千條萬條，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災區革命人民的頭腦是第壹條”、 “省革命委員會派專車專人，星夜兼程把紅色寶書《毛主席語錄》、金光閃閃的毛主席畫像送到了災區群眾手中，還組織了許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幫助災區群眾開展抗震救災工作”，“力量的源泉，勝利的保證。受災地區廣大群眾從毛主席語錄中汲取無窮無盡的力量，爭取更大的勝利”，“千支援，萬支援，送去毛澤東思想是最大的支援。戰鬥在抗震救災第壹線的昆明部隊廣大指戰員給受災地區群眾送去最強大的武器，用毛澤東思想宣傳群眾，武裝群眾，熱情向群眾宣傳黨中央的慰問電”。要求受災民眾“用毛澤東思想”抗災的同時，中共禁止新聞記者進入災區，將壹場大地震災難掩蓋，並且成功掩蓋了三十年。



有獨裁就有崇拜運動，最恐怖的獨裁造就最顛狂的崇拜。文革中國的崇毛顛狂是蘇俄崇斯大林顛狂的再現。索爾仁尼琴在其名著中寫道：“請看當時常見的情景。區黨代表會議（在莫斯科省）正在進行。在會議結束時通過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說，全體起立（在會議進行過程中每當提到他的名字時大家也都壹躍而起）。在這個小禮堂裏掌聲雷動，轉變為經久不息的歡呼。三分鐘，四分鐘，五分鐘，依然是掌聲雷動和經久不息的歡呼。但是手掌已經疼了，手臂已經麻木了，上了年紀的人已經喘不過氣來了，連那些真心誠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感到這種狀況之愚蠢了。然而，誰敢第壹個停下來呢？那個站在臺上剛宣讀過效忠信的區委書記本可這樣做。但他是剛上臺的，他是來接替入獄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會場裏有內務部人員在鼓掌時註視著誰將第壹個住手……於是在這個不知名的小禮堂裏，在領袖不知道的情況下，掌聲持續了六分鐘！七分鐘，八分鐘……他們完蛋了！他們活不成了！他們已經停不下來了，直到心臟破裂倒在地下！在會場後排，在人堆裏，還可以稍稍耍點滑頭，拍得少些，不那麽使勁，不那麽狂熱，但是在主席臺上，在顯眼的地方怎麽辦呢？主席臺上的人明知道這個局面之虛假，明知道大家在走向絕境而繼續鼓掌！九分鐘！十分鐘！發瘋了！大家都發瘋了！區的頭頭們面面相覷，同時表現出興高采烈的樣子，繼續鼓掌。……造紙廠廠長在第十壹分鐘恢復平常辦事的神態，在主席團裏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來。於是奇跡發生了！全場掌聲停止了，大家都坐了下來。他們得救了！……當夜，造紙廠廠長被捕，完全以別的理由給他搞上了個十年。當他在偵查筆錄上簽名後，偵查員要他記住：‘永遠不要第壹個停止鼓掌！’（那怎麽辦呢？那我們怎樣停下來呢？……）”[19]



蘇共崇拜斯大林運動的背後是恐怖，中共崇拜毛澤東運動的背後同樣是恐怖。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生王容芬感到天安門廣場上舉著“紅寶書”歡呼的狂熱場面是當年納粹向希特勒行舉手禮場面的再現，決定冒死講出真話。她寄出了致毛澤東的“退團信”，在信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壹場群眾運動，是壹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聲明“退出共青團”，隨後服毒自殺。獲救後，她被當局關進監獄十三年。不僅反對個人崇拜者受到迫害，積極推動崇拜運動者也難逃迫害。崇毛運動中，頌揚毛澤東的歌曲唱遍全國，然而紅歌作者們卻大都慘遭迫害。譜寫了《瀏陽河》，頌揚“瀏陽河彎過了九道彎，五十裏水路到湘江，江邊有個湘潭縣哪，出了個毛主席領導人民得解放啊咿呀咿子喲”的唐璧光成了右派，坐監七年，勞改五年，出來又繼續管制；國歌詞作者田漢被關押秦城監獄，被逼喝尿，冤死獄中；《黃河大合唱》詞作者光未然遭到批鬥；創作《遊擊隊員之歌》、改編《東方紅》的賀綠汀被逼學狗爬，遭受毒打，漿糊桶套在頭上；《我們走在大路上》、《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作者李劫夫，被迫害慘死於“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歐陽海之歌》作者金敬邁文革之初獲毛接見，幾個月後被關進秦城監獄，直到毛死後才出獄；《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作者瞿希賢文革中長期坐牢。劫後余生的瞿希賢有所反思，表示希望人們不要於唱她的紅歌作品。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建國以來，毛澤東不停地制造階級鬥爭，先後發動了土改運動、鎮反運動、肅反運動、反右運動、反右傾運動、“民主革命補課”運動，“社教四清”運動，制造出無數的階級敵人，無數的整肅與屠殺。四清運動沒有結束，他又發動了文革，制造了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在全國武鬥中，他繼續制造階級鬥爭，在壹份關於階級鬥爭情況的報告上批示：“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20] 這裏，他所稱的“自己跳出來”的階級敵人包括了響應他的號召起來造反的造反派。



1968年中，毛澤東在全國實行軍管的時候，發動了另壹場整肅運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清隊運動、清階運動），要求在各地“軍管會”抓出暗藏的國民黨、階級敵人。在10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他在主持發布的中共中央全會公報中號召：“必須繼續在工廠、人民公社、機關、學校、壹切企業事業單位、街道等各個方面，認真做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把躲在廣大群眾中的壹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來。”發動運動號召的同時，毛澤東想制定出壹套運動樣板，派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進駐清華、北大，北京新華印刷廠、二七機車車輛廠、南口機車車輛機械廠、北京針織總廠、北京北郊木材廠、北京化工三廠（六廠二校）實行軍事管制，指示8341“軍管會”開展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整理出抓“反革命分子”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餘孽”的經驗。



“二七機車車輛廠”的“清隊”是“六廠二校”“清隊”運動的代表。以下幾例冤案反映了該廠“清隊”的真相。鑄工車間工人康長解放前曾替國民黨員劉某通知人開會，“清隊”中，被以“國民黨殘渣余孽”的嫌疑“辦學習班”審查，在逼供壓力下被迫承認參加過國民黨，被全家遣送農村。康長找軍宣隊申訴被拒之不見，憤而與軍代表動起拳腳，被以“階級報復”罪名判處十五年徒刑；動力車間工人王敬賢，河北完縣人。在“清隊”中，軍代表其他人的檔案中發現“易縣嶺西村王敬賢是日本特務”的口供，認定廠內王敬賢就是易縣的王敬賢，將王隔離“辦學習班”，並派人向王的家人施壓“政策攻心”。王在廠裏家裏的雙重壓力下自殺；軍代表風聞二七廠曾有過“國民黨戡亂救國潛伏小組”，選擇了老工人和林為突破口，對和林采取車輪戰審訊， 三班輪流“熬鷹”不讓睡覺。和被迫承認是特務，並檢舉了壹百多特務。“軍宣隊”采取同樣手段，外加用刑，誣陷出了壹個龐大的特務組織。“清隊”運動僅在二七廠就造成20人自殺，整出100多“反革命”（在1978年經鐵道部工作組調查證實全是冤案）。[21]



按照中共中央要求，各地革委會將“清隊”運動升級，大抓所謂漏網地富反壞、特務、叛徒、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余孽，同時殘酷迫害響應號召造反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壹些地方提出了“刮紅色臺風”：“十二級臺風”等極端口號，全國的機關，學校，工廠、街道紛紛建立起了名為“群眾專政”的“私設公堂”和名為“牛棚”的私設監獄。按照中共蘇區肅反、延安整風、“反右傾”、“民主革命補課”、“四清”等整肅運動的套路，各地都采取了隔離（關牛棚），攻心，疲勞轟炸，捕風捉影，屈打成招等手段。壹篇紀實文章披露“群眾專政”情況道：“1968年7月，淮南市謝家集區‘群眾專政指揮部’采取了大規模行動，壹夜之間在街區抓走了兩百多人。我的父親也在其中。所有被抓的人壹律罰跪在水泥地上，不給吃喝，遭受毒打，壹位老人當場倒斃。經過壹番甄別，壹部分人被宣布執行‘群眾專政’——這是最寬大的，允許所在單位領回去遊街批鬥，其他人則押送監獄，或集中到蔡家崗。我父親是我和弟弟背回來的。回到家裏，父親說：‘過去說地獄有十八層，我這回經歷了十九層，有的人還在我下面！’從1968年夏天開始，謝家集街區總有人被五花大綁、遊街示眾，被戴著紙糊的高帽子、脖頸上掛著大牌子開批鬥會。說書的段立山為了保護兒子，竟讓兒子在批鬥會上痛罵自己，以顯示劃清界線。”[22]



壹張當時判決書的照片顯示了“清隊”運動大量死刑、有期徒刑判決之隨意：



最高指示：不管什麽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



中國人民解放軍浙江省寧波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刑事判決書



68軍管刑字第91號



案由：反革命



罪犯：孫禮桐，又名仲慎、陀羅，男，59歲，浙江省奉化縣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官僚資產階級代理人，被捕前系市人民銀行東門辦事處辦事員，家住本市誌蘭巷14號。



本案業經審理完結，查明：



罪犯孫禮桐系官僚資產階級代理人，解放後仍不接受改造，仇視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於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但孫犯不甘心死亡，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又公開跳了出來，自1966年以來，孫犯不僅記載了大量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吹捧美帝等反動日記，並公開咒罵我無產階級造反派。今年2月18日中央關於凍結10種壞人儲蓄存款通知下達後，孫犯不但拒絕登記存款1600余元，而且向資產階級分子陳渭濱等通風報訊，出謀劃策，不要登記不記名的存款金額，進行蓄意的破壞活動，更嚴重的竟多次惡毒的攻擊汙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並用去頭除尾手段，篡改林副主席的重要講話，妄圖實行其反革命復辟。



綜上所述，罪犯孫禮桐系右派分子，公開的瘋狂地攻擊和汙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性質惡劣，情節嚴重，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幹規定》第二條規定之精神，特依法判處反革命分子孫禮桐有期徒刑10年，刑期自1968年6月6日至1978年6月5日止。



1968年11月20日 公章



內蒙的“清隊”運動以肅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內人黨）為主要內容。1925年10月，蒙人在張家口成立了以實現蒙古人自治為宗旨的內人黨。該黨後因黨員骨幹被共產國際拉去加入中共而解散。1967年，毛澤東調北京軍區副司令騰海清到內蒙任自治區革委會主任，指示在內蒙開展階級鬥爭。滕到任後發動了肅內人黨運動，指揮各地遍設牢房和刑訊室，實施的酷刑包括：站凳子作“噴氣式”、 連軸轉審問、釘竹簽、揪頭發、火爐烤（有人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老虎凳、灌廢機油、吊打、電擊、割耳朵、砍臂、斷腿、逼迫受審人亂倫等幾十種，運動迫害人數達80萬人，害死蒙人超過5萬，致傷殘無數，[23] 其中在120多戶人家巴林左旗八壹大隊就整死了14人，拷打致殘16人。[24]



江西的“清隊”運動以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的“三查運動”為主要內容。運動實行“群眾辦案、群眾定性、群眾判刑”，鼓勵基層不經立案，不要證據，不經審批地放手殺人。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聲言：“殺死壹個階級敵人，就節省了我們壹顆子彈。”1968年9月22日，瑞金縣召開了各公社專案組長會議，要求以“三查”成績向國慶節獻禮。會後，律陽公社立即殺了七人。在從省到縣各級政府的鼓勵下，公社、大隊幹部以“現行反革命”、 “四類分子”等隨意罪名放手殺人，興國縣殺了270多人，瑞金縣殺死了300多人，於都縣殺了500多人。[25]



雲南的“清隊”運動中，省革委會主任譚甫仁聲言“有壹千抓壹千，有壹萬抓壹萬，決不心慈手軟”，當局在昆明街頭上貼滿了槍斃人的布告，打死了人補上告示就了事，刑訊、逼供、監禁迫害了30多萬人，害死了37000多人。[26]



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執行毛澤東指示，“清隊”運動以“抓國民黨”為主要內容。在邱縣，“革命委員會”和造反組織“三代會”（工人、農民、學生代表會）成立了8個專政組，30個審訊室。“三代會”從縣誌上關於“劉雷曾是國民黨縣教育委員會委員”的記載入手，對七十多歲的劉雷酷刑折磨，迫劉承認和前縣委書記兒子都是國民黨後還是將劉打死，將劉的屍體被浸泡防腐液中，將劉的手指割下來用來按手印造假證據。隨後，“三代會”再抓了八位縣幹部酷刑逼供，將縣委副書記史明奎打死，其他幾位屈打成招，咬出了兩百多國民黨員，接著再抓再刑再招，如此持續壹年，迫害了幾萬人，抓出近四千所謂國民黨員，將其中七百多人酷刑折磨死，壹千三百多人折磨致傷殘，另外抄家五百多戶，將邱縣禍害成了“白天路上行人少，晚上處處聞哭聲”的人間地獄。邯鄲地區其它縣的“清隊”和“抓國民黨”運動情況與邱縣類似。磁全縣革委會制造冤案932起，迫害萬人，害死288人；[27] 曲周縣革委會迫害3萬多人，害死360人，害殘559人，抄家1447戶；[28] 館陶縣革委會在“清隊”運動中害死625人，致殘990人，抄家1192戶，揪鬥毒打5500余人；[29] 大名縣革委會在“清隊”中害死197人。[30] 河北“清隊運動”中的酷刑有老虎凳、凍曬刑、點天燈、電刑、剪手指腳趾、屎尿刑（強迫吃屎、喝尿、吃蛆）、割肉剔骨、性虐刑（逼男女受害人表演性交、互相蹂躪、同寢同廁）等四百多種。[31]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給河北人民帶來空前的災難，壹年運動制造的冤案，平反進行了二十多年。六十年前，袁世凱督直，河北鄉村到處興學，舉辦自治講習所，選拔正人君子培養鄉村自治和農業發展骨幹；民國時，鄉紳領導鄉村，註重道德規範，教育家晏陽初在河北開展了平民教育運動，從推動鄉村中的文化建設入手探索改良的道路；日軍占領時期，河北傀儡政府成立新民會，開展新民運動，其主要內容向農民發放貸款和種子，指導收割和農具的使用，為農民提供醫療服務，舉辦巡回圖書館等等公益活動。而在文革中，河北成了人間地獄，發生了如此令人發指的慘案和如此殘酷、下流的刑罰。河北的“清隊”運動如此，其它地方的情況大同小異。例如，著名安徽黃梅戲演員嚴鳳英在運動中服安眠藥自殺後，軍管會頭目帶領造反派來到嚴家，不是送院搶救，而對口吐白沫的嚴鳳英現場批鬥會直到嚴死去，再當眾將嚴的遺體扒光開膛，以查“國民黨特務工具”為名滿足獸欲。從土改運動、“反瞞產”運動、“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四清”，到“清隊”運動，中共創造出了登峰造極的下流手段。這些運動說明，暴力革命帶來災難，共產革命帶來空前的災難。



“清隊”運動是壹場“翻烙餅”式的整肅運動。文革初期殘酷迫害人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領袖們在“清隊”運動中被大批整肅。“清隊”運動還是壹場鎮壓誌士的運動。哈爾濱電表儀器廠的工程師巫炳源、王永增因在街頭張貼《向北方》傳單而被革命委員會以 “向蘇修的反革命集團”罪名逮捕，在清隊運動中被處死刑。宣判時，巫炳源大喊：“這個世道太黑暗了！”隨後就閉上了眼睛，在宣判大會後的遊街示眾中直到刑場槍斃再也沒有睜開眼睛。[32] 記者李振盛出於道義責任冒險用鏡頭記錄了《向北方》案從公審到槍斃的全過程，成為那場運動難得的影像記錄。巫炳源緊閉雙眼赴死的照片可稱二十世紀中國最震撼人的照片之壹。這位就義者留下的最後遺言是對“清隊”運動和當時社會最真實的寫照。



在“二七廠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經驗”基礎上，8341部隊整理出了的壹套以“調查組辦案與群眾辦案相結合，以群眾辦案為主；查檔案、搞外調與發動群眾、政策攻心相結合，以發動群眾、政策攻心為主”為要點的“六廠二校清理階級隊伍經驗”。8341部隊將這套根據懷疑、揭發定罪的“清隊”經驗匯報給了毛澤東。在中共九屆壹中全會上，毛澤東援引8341部隊的“清隊”經驗，聲稱挖出了不少隱藏很深的階級敵人，稱“工廠的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33] 世紀之初，中國政治多元，組黨結社自由。按理，黨派鬥爭不過是政黨間不同理念、主張之爭。清末、民國，黨派之爭已經是議院中的投票之爭。隨著革命被引入中國，議院的黨派之爭變成了黑道暗殺和戰場屠殺。國民政府時代，黨派之爭到戰敗投降，通電下野為止。而在新中國，在沒有人公開申明是對立黨的情況下，中共發動“清隊”運動，捕風捉影、嚴刑逼供地挖對立的黨人，將人整到致死致殘。在共產革命引入中國之前，人們處於哪壹階層，參加過哪壹黨派、在哪壹屆政府中任過職就象穿過什麽衣服壹樣無人追究。而在新中國，曾經參加對立黨派，曾在舊政府任職，曾受舊政府雇傭都成了不赦之罪，毛澤東發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要求無中生有地挖出國民黨、內人黨，殘酷迫害與這些黨派有牽連者。他沒有說的是，作為曾經的國民黨人，他自己該當何罪。



“清隊”運動是毛澤東反人類思想和毛時代的寫照。如果說毛澤東發動四清運動、文革造反運動是出於整肅劉少奇及其支持者的權力鬥爭目的的話，在劉下臺後發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就不再出於權力鬥爭目的，而毛澤東為滿足整人嗜好而制造出來的大型遊戲。古代君王中有怪僻者不少，有好粉墨登場演戲者，有好舍身佛門者，而毛澤東以整人為樂，要求國人不停地互相迫害、互相殘殺。他不能容忍和平與安寧。在挑起全國武鬥，害死幾百萬人之後，他發動“清隊”運動，再迫害人3000萬，害死人50萬。[32]



文革後，壹位死難者遺孀控訴道：在1978年對清隊運動平反中，我丈夫單位通知我去領取300元撫恤金，但不作任何解釋。壹條人命就值這點錢？我拒絕去領。我所在單位黨支部書記對我說：“妳應該感謝黨，把妳丈夫的問題搞清楚了”。[34] 犯下罪行後不作謝罪，要求死難者家屬感謝，這就是革命黨。不僅文革時的領導如此，此後的歷屆中共新領導層都拒絕為前任罪行謝罪，仿佛罪惡沒有發生過。



壹打三反運動



在京主持疏散和挖洞的周恩來壹展身手，發動了壹場殺政治犯運動。撤離時殺掉不信任者和潛在敵對者，這是蘇俄引入中國的革命傳統。1920年，青年周恩來剛到法國就被共產國際選中為培養對象，成為勤工儉學生中最早的職業革命家，被安排到英國、德國和蘇俄接受系統的特工、情報培訓。培訓內容中包括對變節者或變節嫌疑者采取極端手段處置。1931年，周遵行了培訓指引，率特科紅隊將變節領袖顧順章壹家二十口滅門，策劃暗殺了變節者白鑫。1934年，他在中央紅軍撤離江西蘇區前主持了對肅反關押者的屠殺。“大疏散”中，周恩來再次按照當年共產國際的培訓行事，決定將關押中的壹大批政治犯殺掉。1970年初，他親自批準殺害了遇羅克、王佩英等二十位所謂反革命分子，然後起草了在全國開展殺反革命的指示。毛澤東對殺人從來不嫌多，立即批準了周的殺人請示。1月底，周恩來向全國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1970三號文件，壹三壹指示）。該指示稱：“蘇修正在加緊勾結美帝，陰謀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國內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機蠢動，遙相呼應……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是壹場激烈的階級鬥爭，是打擊帝、修、反‘別動隊’的鬥爭……實際上也是壹場重要的戰備工作……要突出重點，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隨後，周恩來再發出了兩個作為陪襯的文件：《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中共中央1970第五號、第六號文件）。周在後兩聯袂文件中聲稱：“在全國範圍內，發動群眾，雷厲風行地開展反對鋪張浪費的鬥爭……壹小撮階級敵人不僅在政治上伺機反撲，而且在經濟領域裏向社會主義也發動了進攻……要打擊私設地下工廠、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隊、地下運輸隊、地下俱樂部等搞資本主義的活動。”通過上述三文件，周恩來、毛澤東聯手發動了以備戰和疏散名義大殺“反革命”的新壹輪鎮反運動。



與建國之初毛澤東起草的《鎮壓反革命條例》壹樣，“壹打三反”文件也鼓勵處決，規定言論可以作為判處死刑的依據。按照“壹打三反”文件要求，各地當局在幾個月內連續召開公審大會，每次以“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惡毒攻擊林副主席”、“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惡毒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隨意罪名處決少則幾十人，多則上百人。被處決者中的大多數是文革黑暗年代的殉道義士，是那個時代思想解放的先驅。



周恩來親自批準處決的遇羅克和王佩英是文革中為正義獻身的代表人物。青年工人遇羅克因為發表了反對以“出身”、“成分”迫害人的《出身論》等文章而獲罪。建國後，中共劃定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家庭的子女為“出身好”的“紅五類”；劃定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家庭的子女為“出身不好”的“黑五類”。其中，所謂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以加入中共為標準，投降中共的軍人都不能算革命軍人。中共將這種出身歧視日益強化，以檔案制度相配合，對指定的階級及其子女實施長期迫害。在長期階級仇恨、階級鬥爭的教唆下，紅衛兵在文革中成了迫害狂，殘酷地迫害他們認為的階級敵人和他們所謂“出身不好”的青年，辱罵所謂“出身不好”者為 “狗崽子”。北京大興大屠殺、湖南道縣大屠殺、廣西賓陽大屠殺兼吃人等事件是這種迫害的其極端案例。上述屠殺中，“黑五類”、“十壹種人”、“二十壹種人”甚至被不分男女老幼地滅門。在反人類的紅衛兵運動中，遇羅克發出了維護人權的吶喊，撰文譴責出身歧視制度。他在《出身論》壹文中指出：“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壹概不承認”；他在《談鴻溝》壹文中提出：“無論什麽出身的青年，都應該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



王佩英是七個孩子的母親。大饑荒災難後，中共高層領導聯手掩蓋毛澤東的罪惡，掀起崇毛熱潮。王佩英拒絕這樣的掩蓋和崇拜，在1964年散發標語傳單發出了在那個年代石破天驚的呼籲，要求“讓毛澤東退出領導崗位以結束全國性災難”。同時，她以要求退黨的行動譴責中共制造大饑荒災難。這些要求在五十年後的中國都會讓人身敗名裂，何況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恐怖年代。1965年7月，王佩英被關進了北京安定精神病院。被關押三年後，她在文革中被“揪回”原單位批鬥。在批鬥會上，她多次呼喊“打倒毛澤東”口號。在獄中，犯人被要求每天早晚兩次跪在毛澤東像前“早請罪晚認罪”。王佩英拒絕下跪請罪，為此反復遭受毒打。在殘酷批鬥中，當局在她嘴裏塞進石頭以阻止她呼喊，造成她下頜脫臼。勞改中，她繼續散發呼籲正義的紙條，因此再遭毒打。有人勸她別寫了。她說，我和妳們不壹樣，妳們會出去。她知道自己必死無疑，決心殉道，寧死不跪，寧死不屈。在與遇羅克壹起被押赴刑場途中，劊子手們為防王佩英呼喊，用細繩緊勒其喉，將她勒死在赴刑場途中。[35] 當局沒有留下對遇羅克、王佩英等政治犯的死刑判決文件，審判記錄，剝奪了他們上訴權利、也剝奪了他們留遺言的權利。應當說，這是周恩來按照共產國際培訓的作法。共產黨有銷毀政治犯記錄的傳統，列寧、斯大林時代都曾這樣作。



與遇羅克、王佩英壹起為正義獻身的“思想犯”還有北大學生顧文選、黃立眾和沈元。肅反運動中，正在杭州公安局工作的顧文選見證了大批無辜者受到牽連迫害，替人鳴不平，結果也被整肅，受到拷打，在隨後糾“肅反擴大化”，顧獲釋，以社會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語系。1957年，他響應中共“大鳴大放”、“幫助整風”號召，在控訴會上朗誦詩句“就是這些黑暗的東西，毀掉了多少人寶貴的青春，我不能再沈默下去了！我要呼出這人間的不平，共同燃起真理的火炬把它燒個幹凈”，講述個人遭遇，抨擊當局存在“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之三害”。發言被北大“百花學社”以《壹個人的遭遇》之名刊出，他因此次發言獲罪，被當局劃為“右派分子”送去勞改。文革中，右派勞改犯受到殘酷打擊。在被打死的生命危險中，他冒死外逃，到了蘇聯，遭蘇聯當局裝入麻袋，遣返回來。“壹打三反”運動中，他被當局以“反革命”罪殺害。[36] 黃立眾（又名黃美琦），原北大哲學系學生。因加入“大鳴大放”，講述農民生活困苦，黃被北大開除團籍。1960年，黃因堅持觀點被開除學籍，遣送回安徽無為縣家鄉。目睹農村餓殍遍野的景象，他拒絕沈默，組織農民上訪、外逃，因道路被封鎖外逃失敗後，他秘密發起成立了中國勞動黨，制定了綱領，油印了《告全國同胞書》，號召武裝抗暴，事敗被捕判處死緩，在“壹打三反運動”中被中共殺害。[37] 沈元，1955年以當年高考文史類全國總分第壹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56年2月在學校閱覽室裏讀到美國的《工人日報》（《DAILY WORKER》1956年2月16、17日）上全文刊載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對其中關於斯大林在肅反中殺害七十萬人的內容大為吃驚，於是借助字典摘譯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私下供同學們傳閱。他質疑，為何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中揭露的事實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史》中都是看不到，中國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麽不能寫信史；斯大林為什麽能夠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幹了壞事為什麽能夠長期隱瞞？他認為赫魯曉夫只是譴責個人崇拜，但沒有指出制度問題。1957年春，毛澤東和中共各級黨委鼓動“大鳴大放”，向共產黨提意見。沈元加入鳴放，貼出墻報《準風月談》，批評黨支部壓制鳴放。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19歲的大三學生沈元被因定為極右分子，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改。文革中，沈元遭到批鬥，化妝成黑人進入馬裏駐華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事敗被捕。“壹打三反”運動中，沈元被中共以“投敵叛國反革命罪”槍決。



如同土改運動、鎮反運動壹樣，中共在“壹打三反”運動也是將殺人權下放基層以鼓勵殺人。“地處秦嶺的寧陜縣人口不足四萬，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已拉網式整肅地、富、反、壞、右分子，關的關，開除的開除。在‘壹打三反’運動中，縣軍管會召開公判大會，宣布破獲聯系臺灣的反革命敵特組織，他們是壹批寧東林業局的森林工人和當地農民，年齡都在二十多歲。其中的張學弟初中畢業回鄉務農，自制壹部礦石半導體收音機，與其它幾個人壹起收聽廣播，被以收聽境外廣播，搞反革命串聯的罪名被捕。大會宣布這幾個人思想反動，執行死刑。宣判完畢，人犯立即被拉到寧陜中學後面河灘邊，壹陣亂槍打死。我當時被學校組織到現場觀看。壹個月後，縣軍管會又宣布破獲了壹起歷史反革命案，在寧陜中學禮堂召開了公判大會。我與其它幾個同學透過禮堂窗戶看到，十幾個犯人全是農民，個個穿著破衣爛衫，反手五花大綁，在冷風之中渾身顫抖，縮在墻角。公判大會開後，九人被槍斃。文革中有個習慣，被打死槍斃的犯人，不允許家屬當場收屍，要展示壹天以進行階級鬥爭教育，隨後就地草率掩埋。壹般犯人家屬收屍時都是在幾星期後深夜悄悄挖出來運回老家去。壹個多月後，縣軍管會再槍斃了第三批六個反革命分子。在1970年的‘壹打三反’運動中，全縣殺、關、管356人，槍決幾十人。因抓捕的犯人過多，縣裏唯壹壹個監獄人滿為患，只好抓了人快判刑，送往安康地區監獄。據我的記憶，在抓捕及槍決的人中沒有縣機關、學校及所屬各部門的人員，被槍斃、判刑者全是沒有文化的農民。1970年是寧陜縣有歷史記錄以來，殺人最多，關押人最多的壹年，也是當地老百姓經歷最恐怖，最血腥的壹年。” [38]



與鎮反運動中壹樣，“壹打三反”運動中的各縣軍管會也必須殺人以向上級交差，完成指標。如上述篇紀實文字透露，很多地方抓不到思想言論犯，當局就抓壹些農民處決向上級交差。運動中，全國受迫害人數兩百多萬，[39] 幾乎每個縣城都有了殺人場。處決反革命犯的場面通常是：死刑犯們被五花大綁，脖子上掛著“現行反革命犯”的大牌子，宣判完畢，被推上卡車遊街示眾，然後綁赴刑埸執行槍決。沿途，反革命死刑犯們慘不忍睹，通常嘴中被塞了木頭、竹片之物以防止喊冤，在圍觀的人群面前示眾，在最後關頭有口無聲。死刑的執行，通常不是齊射，而是壹個壹個的排號射殺，刑事犯們被先處決，因思想言論獲罪的反革命犯被排在刑事犯之後，而“反革命集團”主犯被安排在最後，讓他們承受更多的心理折磨。



與“三反五反”、“四清”等運動壹樣，“壹打三反”運動也導致了自殺潮。例如，青海貴德縣，14人自殺，寶山縣41自殺，河南西平縣集中全縣中、小學教師舉辦“壹打三反學習班”，刑訊逼供，殘酷鬥爭，被批鬥的180人中4人自殺，廣西欽州地區發生自殺事件238起，死亡188人，河池地區169人自殺，山東沂水縣將公辦學校的教師集中，被批鬥的173人中3人自殺。[40]



“壹打三反”運動中，成千上萬遇羅克、王佩英、顧文選、黃立眾、沈元那樣的思想先驅被以反革命罪名殺害。他們的故事那個時代最英勇的故事。運動鎮壓的所謂反革命犯絕大多數是暴政中的抗爭者，運動鎮壓的所謂反革命集團主要是讀書會、討論會、思想者沙龍、聯誼會，這些團體的所謂反革命罪行主要是譴責新中國以來的土改、鎮反、肅反至文革的歷次迫害運動，譴責人民公社帶給農民饑荒。這些抗爭者之外，還有大批的無辜被害者是當局為完成中央下達的鎮壓指標的湊數冤魂。



清查五壹六運動



​利用造反派達到砸爛政府權力機構後，毛澤東派軍隊接管學校機關，制止紅衛兵的造反運動。激進的紅衛兵記得毛澤東三番五次鼓動他們造反，認為是主持局面的周恩來不讓他們造反。1967年5月16日，北京農業大學紅衛兵在《五壹六通知》發表壹周年之日成立了“五壹六兵團”組織，貼出了矛頭指向周恩來的宣言，聲言要繼續紅衛兵運動。隨後，“五壹六” 秘密組織擴展到北京鋼鐵學院、北京外語學院，在北京散發了《揪出二月逆流的總後臺——周恩來》、《周恩來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壹六通知》等傳單。公安機關迅速抓捕了“五壹六”秘密組織成員，摧毀了這壹小組織。



1970年初，毛澤東、周恩來在決定開展殺反對分子的“壹打三反”運動，決定以清查“五壹六”秘密組織為借口，對繼續造反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展開整肅。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周恩來主持起草，經毛澤東批準的《關於清查“五壹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成立了周恩來直接領導，陳伯達任組長，謝富治、吳法憲等人為成員的清查“五壹六”領導小組，發動了整肅紅衛兵和造反派的 “清查五壹六”運動。



《關於清查“五壹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中宣布的“五壹六分子”認定標準為“反黨亂軍”，即：矛頭指向中共中央和軍隊。這壹罪名正是中共中央《五壹六通知》號召的內容。紅衛兵“五壹六組織”的訴求只是根據中共中央《五壹六通知》的號召繼續造反而已。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如同反右運動中先鼓動“大鳴大放”向共產黨提意見，然後以反黨罪名整肅右派壹樣，在文革中先鼓動紅衛兵、造反派們去向各級黨委、政府裏、軍隊裏當權派的造反，然後再以“反黨亂軍”罪名將他們整肅。《關於清查“五·壹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還提出：“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復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是只有壹個‘五·壹六’”，“應當是揭露它的骨幹分子和幕後操縱者”。這實際是要求各地以隨意罪名抓出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組織”，擴大整肅規模。



主持各地“清查五壹六”運動的軍隊幹部中，不少人在文革初期遭到紅衛兵、造反派批鬥，然後以 “三結合”名義重新掌權。“清查五壹六運動”給他們送來了報復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機會。“清查五壹六運動” 專案組組長吳德在回憶錄中所談的整肅理由代表了老幹部們的想法：“其壹，通過清查五壹六解決革委會內部的權力分配問題，把造反起家的革委會成員清洗出去，首先要把北京紅衛兵的“五大領袖”打下去；其二，他們迫害在先，現在就要有個名義反擊，清理五壹六正是借口；其三，認定反對革委會者就是五壹六反革命分子，要通過運動整肅他們”。[40] 在江蘇，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利用“清查五壹六”的機會，“對造反派趕盡殺絕，乘機排除軍隊中的異己，親自審問五壹六嫌疑人員，甚至動手毆打被審查的軍區主任”。[41] 在他領導下，江蘇的“清查‘五壹六分子’運動規模大、時間長、鬥爭殘酷，危害極深，從1970年4月發動至1974年5月宣布結束，歷時四年多。全市大批幹部群眾被打成‘五壹六分子’，其中迫害致死者達250人。原市級機關160多名部、局以上幹部，絕大多數被劃為‘五壹六分子’。部、辦壹級負責人17人，被隔離和上了‘大名單’的有13人，占76%。原市委常委、副市長以上幹部12人，除生病的以外，10人中有9人被列為‘五壹六分子’，占90%，有2人被關進監獄，5人被‘密封隔離’。至於壹般職工，在‘深挖’中被搞得精神失常、傷殘不愈、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更是為數甚多。1979年，南京市委宣布：南京沒有壹個‘五壹六分子’，更不存在所謂‘五壹六反革命集團’，原來對壹些受審查同誌所作的結論作廢，予以銷毀。”[42] “六千職工的揚子江機械制造廠，抓二千。鹽城專區不少單位清出的五壹六占人數的40%以上。” [43] “如此多的人承認自己是‘五壹六’是逼供訊的結果。在深挖‘五壹六’運動中，不少專案組采用了捆綁、吊打、壓扛子、跪瓦片、坐老虎凳，用烙鐵燙身體，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穿羊皮大衣等各種酷刑，使許多受害者被毒打致殘、精神失常，更多的是屈打成招。在溧水縣的深挖五壹六運動中，不堪折磨自殺身亡的就有27人。”[44]



南京“清查五壹六”運動的情況顯示出全國的整肅規模。運動中，超過1000萬人受到迫害，超過300萬人被打成“五壹六分子，數以十萬計的紅衛兵、造反派及無辜者被迫害致死致殘，逼死逼瘋。各地、各單位的兩派組織也乘機互指對方為“五壹六分子”，所有文革的積極參加者均難逃“五壹六”分子罪名，多數造反派領袖被以“五壹六分子”逮捕、關押、刑訊、“關牛棚”，受到殘酷整肅，被毛澤東拋出安撫軍隊將領的王力、關鋒、戚本禹，被林彪整肅的解放軍高級將領蕭華、楊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等人也被以“五壹六分子”的新罪名遭到整肅。



“清查五壹六運動”、“清理階級隊伍”和“壹打三反”運動是毛澤東、周恩來共同發動領導文革中的三大迫害運動，是當年延安“搶救運動”、“鎮反運動”、“四清運動”的延續。三運動手段同樣殘酷，定罪同樣無中生有，嚴刑逼供，從立案到處置完全隨意，迫害無案卷可查。三運動共迫害無辜數千萬，害死人數百萬。其中，“清查五壹六運動”是中共“翻烙餅式”整肅的典型。壹些運動初期的主持者，專案人員在運動擴大後也被打成“五·壹六分子”。例如，身為中共中央清查五壹六專案組長的陳伯達後來被定為了“五·壹六”分子。九壹三事件後，林彪被稱為“五壹六”分子的後臺，文革結束後，“四人幫”又被指為是“五壹六”的後臺。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撤銷了五壹六’專案組，所有專案材料移交給了中共中央組織部接管。[45] 在胡耀邦主持的平反文革冤假錯案過程中，文革中受沖擊老幹部基本都得到平反，但“清查五壹六運動”迫害紅衛兵、造反派的案件基本沒有得到平反。其背後的原因是，文革後，復出掌權的老幹部們對曾經迫害他們的紅衛兵、造反派普遍懷有報復心理，認為紅衛兵和造反派是迫害者，受迫害罪有應得。這些元老們不願承認，青年們是響應他們參與發布的《五壹六通知》起來造反的，他們實際陷害了這些青年。



“清查五壹六運動”反映了革命中妳迫害我，我迫害妳的輪回。在這種輪回迫害中沒有正義，也無所謂冤案。文革之初受迫害的老幹部們和“清查五壹六運動”中受迫害紅衛兵、造反派是兩代革命者。兩代革命者都自認有權迫害別人，剝奪別人，甚至殺害別人。革命生涯就是迫害別人的生涯，難道不是嗎？打土豪，鬥地主，鎮壓反革命，紅衛兵、造反派迫害“走資派”， “清查五壹六運動”中“走資派”迫害紅衛兵、造反派等等，無非革命迫害的輪回。所以，革命者們遭受迫害“不應有恨”。



九屆二中全會



​建國之初，出任國家主席的毛澤東因習慣白天睡覺，起居無常，喜歡隨6102;出行，隱居各地而無力履行國家主席的行政外交職責，只好同意劉少奇接任國家主席職。大饑荒後，劉少奇主持救災聲望上升，黨內幹部開始流行說“遵照劉主席指示”。毛澤東不能容忍兩主席並列，開始盤算整肅劉少奇。劉少奇慘死後，毛澤東、周恩來封鎖了劉的死訊。



國家主席在任上消失，毛澤東不得不同意重開人大向國人交待國家主席的問題，批準成立了由周恩來、張春橋、黃永勝 、謝富治、汪東興等人組成的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小組。要向國人交待國家主席之事，就繞不開接任的問題。按理，由新黨章規定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黨的副主席林彪接替劉少奇任國家主席順理成章。但是，在劉少奇死後，毛澤東立即將二號人物林彪當作了假想敵，開始盤算整肅林彪，決心不讓兩主席並列局面重演。自己不當，又不想讓別人當，毛澤東想出了不設國家主席的主意。



1970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討論籌備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問題的工作會議上提出修改憲法，不設國家主席。由於理由擺不上臺面，他完全不說明對國家體制作如此重大的變更理由何在。林彪私下對毛澤東此議表示不滿說：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壹個頭，名不正言不順。他要求吳法憲、李作鵬在憲法工作小組會上提議保留憲法第二章關於“國家主席”的第二節。於是，圍繞是否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毛、林鬥起了法。



在4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林彪提議由毛澤東任國家主席，以此方式拒絕取消國家主席職位。林彪的提議獲得包括周恩來、康生、陳伯達在內多數政治局委員的同意。會後，毛澤東在會議情況報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他以否決政治局會議的多數意見，堅持不設國家主席方式拒絕林彪出任國家主席。在隨後的“五壹”節觀禮臺上，林、毛互不理睬，使攝影師無法按慣例拍攝二人交談的照片，《人民日報》只好假造了壹張兩親密戰友交談的照片刊出。



中共高層無人敢於詢問毛澤東變更國體理由何在，但當年因所謂頂撞事件而長期被剝奪教書權利的梁漱溟仍然敢言，在重開的政協會上提出兩條意見：第壹，憲法的產生是為了限制個人太大的權力，林彪為接班人寫入憲法不妥；第二，國家主席不可不設，什麽人當國家主席應通過憲法程序來選。梁氏的意見在政協會上語驚四座，但這些話放在清末、民國卻是任何議員都會說的常識，只是由於長期黨國體制和整肅運動使人們喪失了說出常識的勇氣。



8月，毛澤東在廬山召開了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第二次廬山會議）。上廬山前，林彪向毛澤東打招呼，要在會上批評張春橋。林彪批張不僅要發泄自己的九大政治報告草稿被棄用的不滿，更因為他反對張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論調，反對毛澤東繼續文革。毛澤東知道林對報告稿被棄用有怨氣，默認了林的要求，讓林尋張出氣。在開幕式大會上，林彪，陳伯達聯手吹捧毛澤東為“超天才”，高調擁毛澤東任國家主席，然後抨擊張春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分組小會討論林彪講話時，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汪東興等人對張春橋展開了圍攻。多數代表們支持設國家主席，並擁護林彪任國家主席，認為由黨章中寫明的接班人林彪接任國家主席順理成章，連毛澤東長期以來的親信康生也明確表示如果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就應由林彪當國家主席。毛澤東見到各組的會議記錄後極為不滿，認為林彪讓他兼任國家主席是與他過不去，林彪批張是要否定文革，於是再度使用他的權力鬥爭法寶，下令休會。



復會時，毛澤東下令停止討論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收回有陳伯達發言的華北組二號簡報，發表了《我的壹點意見》壹文，在文中將陳支持設國家主席的講話指為“惟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使地球停轉動之勢”，將陳、林的講話獲多數代表支持稱為“欺騙了二百多個中央委員”，並指陳為 “不懂馬列的政治騙子”。小組發言簡報發出去再被收回顯示出獨裁體制下的會議之無聊。毛澤東有壹整套操縱會議的辦法，包括：分組開會，指派親信任分組會的組長，禁止會者記錄，指定秘書記錄，會議記錄保密，只有他有權看全部記錄，他有權以刪改會議記錄，與會者見到的簡報不是會議的真實進程，而是毛澤東允許大家知道的進程。這樣的會議本來已經沒有多少意義了。此次在廬山，毛澤東再有發明，自己審定修改的會議簡報發給各組後又下令收回，撤銷他不喜歡的會議發言。這樣的會議其實不如直接印發他的決定。



林彪抨擊張春橋是有道理的。他認為在天下大亂了四年後再鼓吹“繼續革命”是居心不良。而毛澤東打擊陳伯達則完全無理，於情於理都不通。從在延安任毛澤東秘書開始，陳伯達步步緊跟毛澤東，在整風中參與圍攻王實味，在大躍進運動之初發表壹系列文章歌頌 “三面紅旗”，成為毛的愛將，在文革之初被毛任命為中央文革組長進入核心領導層，為毛起草了發動文革的決議和《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等造反文章。三十年來，所謂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文獻多出自陳伯達的手筆。只因主張結束文革、發展生產經濟，支持“設國家主席”之議，陳被毛澤東用作了打擊林彪的靶子。毛澤東指責陳伯達“炸平廬山，使地球停轉動”之言就不通，指責陳伯達“不懂馬列主義”則更加不通。經常鼓吹馬列主義的毛澤東其實並沒有讀過多少馬列的書，相反是“滿墻古籍，半榻舊書”，而陳伯達從留蘇開始主要在研究馬列理論，可以說，除毛澤東之外，中共高層和理論家中沒有人敢說陳伯達“不懂馬列主義”。陳不僅懂馬列主義，還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作者，單獨撰寫、參與撰寫和修改了《毛澤東選集》中的不少名篇，如《實踐論》、《矛盾論》、《為了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壹戰線而鬥爭》、《論持久戰》、《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人民民主專政》。[46]



從延安整風到文革，毛澤東整肅親信時從不因多年鞍前馬後而手下留情，對陳伯達也是如此。廬山會後，他下令將陳伯達關押進了秦城監獄，指定周恩來為陳伯達專案組組長，指定葉劍英去福建、廣東調查陳伯達的歷史問題，將陳定為“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修正主義分子，在全國掀起了“批陳整風”運動，宣稱：“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共事三十多年，從來沒有合作過，或者說沒有很好的合作過”。毛對陳伯達沒有像對楊成武、鄧小平等人那樣，關壹段時間放出來起用，而是致死不放陳出獄。吳法憲在晚年回憶錄中寫道：“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兩次出訪蘇聯都是陳伯達陪同的，在毛劉的鬥爭中，毛主席也是幾次借助於陳伯達，四清中的《廿三條》、文革的《五•壹六通知》等，都是委托陳伯達搞的。毛主席還親自點名陳伯達任中央文革組長，而正是這個中央文革後來在黨內代替了中央常委辦公會。是毛主席把權力交給了陳伯達，陳伯達也是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但壹有不同意見，壹有了錯誤，就說‘與陳伯達共事三十多年，從來沒有配合過’。既然是這樣，那為什麼要把陳伯達壹直留在身邊，而且壹直提到中央常委成為黨內第四號人物呢？這是怎麽共事的呢？壹有了意見，就算總賬，算老賬，壹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層地獄。對彭德懷、劉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讓人心寒哪！”



毛澤東將陳關進監獄，將陳說成“三十多年從來沒有合作過”，讓同樣追隨三十年的康生寒了心。康生在會上也明確支持了林彪設國家主席之議，感到陳伯達的今天可能就是自己的明天，下廬山後就稱病不再參加開會，從此淡出了政治舞臺。換了別人，甩手不幹就是反黨，也會被關進監獄，或神秘消失。可是康生有本錢甩手不幹。從延安整風到這次廬山會議，他為毛澤東操辦的機密太多了。他了解劉誌丹之死、項英之死、高崗之死，他將鄉親江青帶進了毛澤東的窯洞，撮合了毛江結合，他主持推出了四卷《毛澤東選集》，幫助毛澤東銷毀了眾多見不得光的文件證據，因此被年長五歲的毛澤東稱為“康老”。毛澤東知道斯大林之死與貝利亞有關的傳聞，知道這位“中國的貝利亞”的厲害，感到康在自己身邊可能作了安排，因此默認康生甩手不幹，在中共十大時仍給康掛名副主席。追隨毛澤東三十年的康生在陳伯達入獄時果斷淡出政壇無疑是明智決定。或許，他在用退出的行動表明他也主張結束文革。



批陳整風運動



​九屆二中會會後，毛澤東主持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和《反黨分子陳伯達的罪行材料》，派周恩來主持“批陳整風”運動。1971年4月，周恩來主持召開了“批陳整風匯報會議”，在會上指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五位林彪親信“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錯誤，站到陳伯達分裂主義路線上去了”，將運動矛頭直指林彪。壓力之下，林彪的五親信都循黨內權鬥規則，寫書面檢討向毛澤東承認錯誤。毛澤東在黃永勝的檢討上批示：“陳伯達早期就是壹個國民黨分子。混入黨內後，又在1931年被捕叛變，成了特務，壹貫追隨王明、劉少奇反共。他的根本問題在此。所以他反黨亂軍，挑動武鬥，挑動軍委辦事組幹部及華北、軍區幹部，都是由此而來。”[47] 顯然，毛澤東是在將自己煽動“反黨亂軍，挑動武鬥”嫁禍於陳。誰都知道，壹介文人陳伯達與姚文元壹樣，只是起草文章的筆桿子，並無可能“亂軍”，“亂軍”的動員令來自毛澤東起草的《五壹六通知》和《十六條》。



最能說明“批陳整風”運動之黑暗的是，毛澤東下令批判陳伯達，又不敢將陳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公之於眾。毛很清楚，文革已經天怒人怨，響應號召起來造反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已有幾百萬人在“壹打三反”和“清查五壹六”運動被整肅、關押、槍斃或被逼自殺，再提造反不可能有人響應了，而林彪和陳伯達結束文革，恢復經濟的主張會是人心所向，因此他既要批判陳伯達，又將陳起草的報告稿高度保密。被迫參加批判陳伯達的民眾中有不少人猜到，陳伯達反對“繼續革命”的報告中可能提出了結束文革的要求。



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文革聲稱估計到1969年結束。誰知道到了1969年毛澤東不認賬了，要求“繼續革命”。林彪知道毛發動文革是要整肅劉少奇，認為劉死了總該結束文革了。他和國人都沒想到，毛發動文革不光為整劉，還為了精神需求。在發動文革時的“黑話信”中，毛澤東清楚表明不想讓天下太平，要求不停地鬥。整死劉少奇後，毛的鬥爭欲望無止境，又發動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莫名其妙地要求挖出國民黨人，以滿足鬥爭嗜好。



隨著林彪集團成員檢討，毛澤東、周恩來聯手整肅林彪的形勢明朗化。林彪以拒不出席會議的方式消極抵制“批陳整風”運動，壹如既往地拒作檢討。同時，他與高崗、彭德懷、彭真、劉少奇等人壹樣，抱僥幸心理，相信毛澤東會念多年追隨手下留情。與高崗、劉少奇、彭真等人壹樣，林彪也幾次尋求與毛澤東面談，希望達成和解。被毛澤東整肅的高層們都犯同樣的錯誤。他們都知道毛澤東整肅別人時從不半路和解，但都相信毛會對自己手下留情。林彪同樣判斷失誤。毛澤東不念林彪在歷次整肅運動中的保駕之功，幾次拒而不見，拒絕和解。在與林彪較量中，毛澤東軍權在握，得周恩來支持，讓林彪不知道行蹤，同時對林彪集團成員的動向了如指掌，完全控制了局勢。林彪這時才後悔自己掌軍多年，壹直推動軍隊效忠毛澤東，結果幫助毛澤東鞏固了軍權，自己卻調動不了軍隊。



南巡打招呼



​林彪之子林立果不相信會出現握手言歡的結局，拒絕束手待斃，準備采取行動推翻毛澤東的統治。在林彪發布壹號命令時，空軍司令吳法憲任命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林立果雖得林彪支持，得吳法憲授以空軍指揮權，但調動不了軍隊。毛澤東視軍權為根本，抓住軍隊調動之權不放手，連林彪、吳法憲都無法調動空軍，林立果所能調動的不過幾架飛機而已。1971年3月，林立果在上海召集秘密團隊舉行了“聯合艦隊”會議，制定出了以“武裝起義”諧音為名的《571工程紀要》。毛澤東清楚林彪淡泊權力地位，但他擔心林彪的兒子林立果，早就通過周恩來布下了眼線，對林立果的行動壹清二楚。



1971年8月，毛澤東為布署清算林彪兼避險秘密南下。沿途，他召見各地軍政大員，發表講話說：“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他們急於想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我看他們的地下活動、突然襲擊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綱領就是‘天才’和要當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會的議程和九大路線”；“林彪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等等。毛澤東不召開會議，不發中央文件，而以“打招呼”的方式要求大員們表態效忠是因為，如果召開黨的會議，他難以向全黨交待為何要打倒他自己樹立的“接班人”、黨的副主席，並且他對林彪“急於想當主席”，“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等等誣陷，不能在會上說，更不能當著林彪說。事實上，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講話中讓毛澤東兼任國家主席和要批評張春橋等內容事先均征得了毛澤東的同意，不存在“突然襲擊”。盡管毛澤東整肅林彪沒有能擺上臺面的理由，各地大員都是毛澤東所任命，經過了歷次整肅運動，非常清楚權力鬥爭無所謂是非的道理，均對誰能勝出就支持誰的生存之道駕輕就熟，他們清楚毛澤東軍權在握，全部表態效忠毛澤東，使林彪陷入絕境。



九壹三事件



​得知毛澤東南巡講話內容後，林彪明白了與毛和解無望，後悔掌軍以來凈忙著為毛澤東樹立權威而沒有抓自己的軍權。在毛澤東的清算面前，林彪這個副統帥無計可施，只好作被整死的準備，對部下說：“北戴河的房子不要蓋了，反正我活不了幾天了”，“死也死在這裏。壹是坐牢，二是從容就義。”[48] 1971年9月13日，民航256號專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兩小6102;後墜毀在蒙古溫都爾汗地區，機上九人，包括四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是為震驚中外的“九壹三事件”。當天，毛澤東、周恩來向各大軍區和和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通報“林彪跑了”，向全軍發布壹級戰備命令，下令將早已被嚴密監控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逮捕監禁。隨後，中共中央宣布林彪、葉群、林立果、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處長劉沛豐等壹行“倉惶出逃”，計劃逃到廣州另立中央，或者逃往蘇聯“叛黨叛國”。



九壹三事件後，蒙古外交部抗議中國飛機侵犯領空，毛澤東、周恩來指示答復“不可能”，故意拖延，實際是讓駐蒙外交官放棄第壹時間趕去失事現場收集資料、了解失事原因。直到蘇聯人、蒙古方面搜索、清理事故現場後，中共中央才於9月15日允許大使許文益，二等秘書孫壹先等人去飛機失事現場。由於沒有得到中央的明確指示，中國駐蒙外交機構只得對蒙方提出的侵犯領空抗議支吾搪塞，半個多月不給蒙古方面正式答復。按例，中國外交官應首先要求領回死難者遺體和遺物。但毛澤東、周恩來指示外交官“保密”、“把政治事件化解為壹般的民航事件”， 向中方調查人員和蒙古方面隱瞞墜機死難者名單，實際不允許提出對屍骨、黑匣子和遺物等的要求，將真相對國人隱瞞。



邱會作後在回憶錄中披露事件經過說：從（9月）15日晚起就變了，當得到我駐外蒙使館關於林彪等人全部在溫都爾汗摔死的報告，毛主席要汪東興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壹句話：林彪幫了我壹個很大的忙……汪東興向大家說：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興！還和工作人員舉行了慶祝會，很高興地喝了酒，為林彪的死幹杯！[49] 李作鵬出了秦城監獄之後，對兒子說：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壹夜。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不跑。周恩來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葉群的動向和企圖，全面掌控山海關機場和256號飛機的情況下，未采取果斷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外逃。[50] 李德生回憶披露，毛澤東稱林彪出逃摔死是最理想的結果。據軍隊作家舒雲調查，當時的廣州軍區，包括林彪的老部下、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對林彪要到廣州另立中央壹事壹無所知。



由於中國沒有反對黨監督，沒有獨立的新聞媒體報導、調查，當局公布的“九壹三事件”所有情節都值得懷疑。關於林彪之死，民間流傳有西山殺害說、[51] 墜機前機殺害說、[52] 導彈擊落座機說、駕駛員潘景寅自殺殉職說 [53] 等等。有人說，最能證明林彪從出逃到墜機真相的是飛機的黑匣子，聽聽林彪在最後時刻說了什麽就真相大白了。1992年11月，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訪問韓國簽署俄韓基本條約時，親手將1983年被蘇聯擊落的韓國民航007客機上的黑匣子交給了盧泰愚總統，使韓國民航機失事事件真相大白。對揭開“九壹三事件”真相至關重要的256號飛機的黑匣子，不僅毛澤東、周恩來當時下令不要，毛、周之後的歷屆中共領導人也不要。中共不想面對“九壹三事件”真相或林彪最後的話。還有人猜測，周恩來可能對256號飛機的黑匣子作了預先處置。凡暴力革命黨，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不外是更心狠手辣者勝出，因此都需要隱瞞真相。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謎案都是革命黨所為，“九壹三事件”是革命黨需要隱瞞真相的另壹證明。“九壹三事件”的真相可能永遠不得而知。但事件的脈絡基本清楚：毛澤東決定置林彪於死地，與周恩來策劃了事件，周恩來全程操辦，在256號機升空後下了禁空令，關閉全國所有的機場，逼該機飛往國外，安排了墜毀。



在毛澤東的整肅面前，包括彭德懷、黃克誠、彭真、劉少奇在內的所有中共高層無壹不是放棄論爭，低頭檢討，給自己扣帽子，而且絕大多數是寫書面檢討，求毛澤東原諒。林彪是中共高層中的壹個例外。他拒作檢討，拒絕屈服，留話 “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這裏”。古人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林彪的最後主張是結束文革，恢復經濟與發展生產，是有利國家人民的。但是，相比在建國後帶給國家和人民災難，林彪之善微不足道。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在饑荒已經蔓延十幾省的背景下，林彪不顧人民死活，為毛澤東的“反右傾”保駕，使饑荒擴大至餓死幾千萬人的規模；在大饑荒中，他在軍隊中推動崇毛運動，使毛澤東有恃無恐，繼續橫征暴斂並聲言不怕農民造反；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他提出“交學費”說，將毛澤東制造大饑荒罪責壹筆勾銷；在大饑荒後，他保證了軍隊效忠毛澤東，幫助毛澤東制造了越戰、“三級建設”、“四清”運動等壹系列災難；1966年，他代表軍隊高調支持發動文革，釀成了更大的災難。在幫助毛澤東整死劉少奇的同時，林彪為自己掘了墓。在林彪與毛澤東、周恩來之間的爭鬥中，沒有正義可言。雖然林立果的《五七壹工程紀要》揭露了諸多社會問題，但從林彪長期助毛為虐，不管百姓死活，為兒子全國選妃，在各地建行宮，林立果的所有活動都建立於特權之上等事實看，林彪父子政變成功也不會改變專制獨裁的黨國體制，也非百姓之福。



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54] 在全國展開了對林彪余黨的大清洗。清洗中，被捕的政治局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再次作檢討，與林彪撇清幹系，以揭發林彪自保。當年國慶節，中共取消了天安門慶祝活動。12月，中共中央發出文件，聲稱陳伯達與林彪結盟為“林陳反黨集團”，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曾準備“篡黨奪權”。在隨後的壹年中，千余名高級將領受到林彪事件牽連被清洗，連同株連者和家屬，上萬人被整肅。幾年前奉毛澤東之命“支左”，主持各地革委會、主持 “清理階級隊伍”、“壹打三反”、“清查五壹六”等運動的壹大批軍隊將領從殘酷迫害造反派的整人者淪為了被整者，受到殘酷迫害。例如，黃永勝在獄中患金森癥，行動不便，上廁所沒人幫助，只能自己爬著去。邱會作的經歷是共產黨內“翻烙餅”式來回整肅的典型壹例。當年，他在中央蘇區肅反中從中央保衛局槍下死裏逃生。文革初期，他被軍內造反派連續批鬥了四十多天，被鬥到不省人事。造反派對他施行了八種刑罰，其中三種是：“向毛主席請罪”（彎腰低頭，脖子上掛二十公斤的鐵牌子，鐵絲嵌入肉裏）、“向造反派下跪請罪”（脖子上掛大鐵牌子）、“向造反派致敬”（噴氣式）。同被批鬥的趙爾陸被迫害致死時，邱會作寫了小紙條設法傳給了毛澤東、林彪。得林相救獲釋時，邱會作遍體鱗傷，剃著陰陽頭。重掌總後勤部後，邱對軍內造反派展開報復，實施同樣殘酷的迫害，提出了 “狠鬥、狠審、狠專”的三狠方針，主持對造反派實施了五十多種刑罰。其中包括：車輪戰、低頭彎腰罰站、坐高低凳、“打反骨”（棒打）、“吃元宵”（圍毆）、摔劈柴、脖子上掛椅子、“捏羊蹄”（手指曲後猛砸，致使受審者痛得在地上打滾）、吊天棚、逼吃帶糞饅頭、逼自己打自己、逼喝臟水等等。在他領導下，解放軍總後私設監獄、刑訊逼供，殘酷迫害了近五百人，將其中八人迫害致死。“九壹三事件”後，邱會作再次淪為被迫害者，在秦城監獄遭受凍餓，衣不蔽體，被逼扒在地上寫交待材料，受連累的老母親被取消護理，活活餓死。[55]



林彪死後，幫毛澤東送林彪上不歸路的周恩來的罪惡感和成為二號人物被毛澤東整肅的恐懼壹齊湧上心頭，鐵石心腸的他也有承受不住的時候，當眾痛哭失聲。[57] 毛澤東也難逃內心煎熬，對林彪支持者大清洗沒有讓他增加安全感，反而更讓他陷入軍人政變恐懼中不能自拔，如同被冤魂纏住，常在睡夢中呼喊“林副主席”、“副統帥”驚醒。[56] 他拉新親信整舊親信的遊戲玩到頭了，他把黨政軍高層都得罪光了，沒有人再願意響應他的號召，甚至沒有人願意作他的親信了，他成了孤家寡人，再也沒能走出林彪事件的陰影。作為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常勝者，毛、周二人都無計逃脫內心懲罰，同時健康崩潰。



每壹次以陰謀手段清洗對手，毛澤東都面臨向全黨和國人交待的難題，都需要編造出壹些罪名再誣陷對手壹次。“九壹三事件”後，中共中央向全國宣稱林彪搞反革命政變失敗，在叛逃蘇聯途中“自我爆炸”，稱林彪曾發出了“盼照立果、宇馳同誌傳達的命令辦”的刺毛和武裝政變的手令，同時還公布了《五七壹工程紀要》的部分內容和影印件，作為上述指控的證據。按中共中央的說法，《五七壹工程紀要》被發現於林立果曾開會的建築內的壹個筆記本上。然而，直至文革後對林彪集團審判時，當局也沒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對林彪“另立中央”、“搞政變”、“圖謀刺殺毛澤東”等指控，也沒能證明《五七壹工程紀要》與林彪、林立果有關。



“九壹三事件”宣告了毛澤東神話的破產。事件後，“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不能再喊了，“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等崇毛儀式也為國人唾棄。當局公布的《五七壹工程紀要》內容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當時國人的心聲。其中抨擊毛澤東的統治說：“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他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那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每個時期都拉壹股力量，打另壹股力量。今天甜言密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歷史看，究竟有哪壹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有哪壹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壓的關壓，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身兒子也被他逼瘋。他是壹個懷疑狂、瘧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壹不做、二不休。他每整壹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壹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壹個個象走馬燈式垮臺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他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壹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他是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農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沈舟。”上述抨擊完全符合當時的社會現實，促使瘋狂參與文革的壹代青年走出毛澤東神話，開始懷疑文革和共產主義信仰。可以說《五七壹工程紀要》為崇毛運動劃上了句號，是文革中的啟蒙書，是後來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先聲。



中共十大



​林彪事件後，三分之壹中共政治局委員成了反革命，毛澤東不得不再召開全國黨代會重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中共在全國代表大會之前都須先開準備會議，將所有事項定好，然後在全國代表大會上舉手通過。毛澤東循發動文革的政治局會議之例，自己不出席準備會議，讓周恩來出面主持會議及宣布自己的決定。



1973年5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各省市區黨委、各兵種大軍區負責人出席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印發了《林彪、葉群的反動筆記》、《中央關於黨的十大代表的產生的決定》和《中央政治局關於修改黨章問題的請示》，宣布了毛澤東下列決定：王洪文、華國鋒、吳德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王洪文與張春橋、姚文元壹起負責起草中共“十大”政治報告，王洪文負責起草修改黨章報告，宣布《關於恢復鄧小平同誌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宣布“解放”（恢復官職）譚震林、李井泉、烏蘭夫等壹批老幹部。會後，《人民日報》刊出了周恩來擬定，毛澤東批準的十大主席團領導成員名單，其排列類似梁山好漢的天王、天罡、地煞如下：



毛澤東



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



張春橋（大會秘書長）



江青、朱德、許世友、陳錫聯、李先念、 姚文元、董必武、紀登奎、華國鋒、吳德……



8月24日，中共在北京召開了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出席了大會。林彪事件後毛的身體每況愈下，這時衰弱得站立都要人扶。開幕式上，會場起立奏樂，毛澤東站立不住，只好坐下。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報告。周解釋林彪、陳伯達去職的說：“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壹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 周恩來報告後，王洪文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在其中堅持說中共九大是團結勝利之會，但“九大”黨章中關於林彪作為“接班人”的話必須刪去。他宣讀毛澤東的“反潮流”論說：“壹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離婚，敢於反潮流……”大會閉幕時出現了獨裁體制下特有的壹幕。全體與會者起立長時間地鼓掌，等候毛澤東走向離場。毛澤東衰弱得站不起來。毛不起身誰也不能走。會場與當年斯大林時代的大會壹樣，誰也不也先停止鼓掌。在狂熱與恐怖並存的獨裁體制下，大會先停止鼓掌者會後可能被帶走。於是，全體代表鼓掌持續。周恩來意識到這樣持續不是辦法，趕緊問計毛的護士長然後向大會宣布：請代表們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場。



中共十大是毛澤東統治時代末期極度黑暗的壹個寫照。首先，這時的中國不僅是病夫治國，而且是行將就木之人治國。其次，毛澤東、周恩來指控林、陳的報告，又將這份構成林、陳罪行的報告保密（至今不予披露）。若黨內稍有壹點民主氣象，也會有人提出了解這份罪證文件。可是，高層們全體沈默，沒有人敢於提出如此基本的要求。其三，毛澤東將林彪夫婦的日記定為“反動筆記”，公之於眾作為整肅依據。雖然大量使用暗語，林彪堅持寫日記說明他是中共高層中相對磊落者。毛澤東、周恩來是不可能寫日記的。因為他們的想法根本不能白紙黑字地記錄下來的。全黨高層沒有壹個人敢於質疑這種以日記作為整肅依據的作法；第四，《中央關於黨的十大代表的產生的決定》以“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在與林彪集團的第十次路線鬥爭中表現好”為代表資格條件極為荒唐。因為，幾年來的文革路線是毛、林為正副“統帥”的路線，中共黨人都在這壹路線的領導之下，林彪更是“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典範，他要求結束文革也是照毛澤東文革搞三年的說法行事，並不存在林彪路線；第五，政治局向主席請示修改黨章說明了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都形同虛設，真正的決定出自毛澤東壹人，各種會議只是舉手的走場。第六，周恩來在報告中指林彪“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屬於中傷。因為，“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是當時高層的集體寫照，並非林彪壹人，周恩來自己及眾高層都是這樣生存過來的，其中周恩來推動崇毛之積極不在林彪之下；至於“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大家都清楚林彪若真能如此也不至於落得死無葬身之地。第五，大會報告鼓吹誰也說不清確切意思的“反潮流”，在文革天怒人怨的背景下繼續頌揚文革，鼓吹“階級鬥爭天天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第六，大會宣稱中共黨內發生了十次路線鬥爭，每壹次都是毛澤東正確，同時將林彪“結束文革，恢復經濟”的主張向全體黨員和國人隱瞞。



整死林彪後，毛澤東立即開始盤算再次整肅二號人物。中共黨史上，八大是毛澤東盤算整肅二號人物劉少奇的開始，九大是毛澤東動手整肅二號人物林彪的開始；十大則是毛澤東動手整肅二號人物周恩來的開始。雖然這時毛澤東在中央拉新親信整肅二號人物的遊戲已經玩到頭了，但毛澤東早有奇兵備用。十大會上，毛澤東宣布了牽制周恩來的兩項布署：提拔親信華國鋒進入政治局、參加政治局常委會議，任副總理、公安部長；重新起用鄧小平任中央委員。毛澤東提拔華國鋒始於十多年前。建國之初，毛澤東得知湖南湘潭縣委書記華國鋒對自己故居精心保護，頗有好感。1955年，毛澤東到長沙時召見了華，指示華推動合作化運動。華迅速寫出《克服右傾思想，積極迎接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充分研究農村各階層的動態》、《在合作化運動中必須堅決依靠貧農》等三文報毛。毛贊賞華的文，將華提拔進入湖南省委，指定華出席七屆六中全會。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華調集十萬民工，親任總指揮，不惜成本地修建了韶山灌區，將毛家鄉營造成了湖南“農業學大寨先進典型”。此後，華成了湖南的“通天”官員，每年到京幾次向毛直接匯報工作。在林彪事件後眾叛親離的局面中，毛澤東將華提拔進領導核心作為自己臂膀。重新起用鄧小平是毛澤東在整鄧時預定的計劃。當年在蘇區，鄧被以毛派罪名挨整，從此被毛視為親信，而非“國際派”。共同主持反右運動後，毛對鄧的信任倍增。四清運動後，鄧小平與劉少奇走得近，結果進了毛的整肅名單。不過，毛澤東整肅鄧與整劉少奇有完全不同的打算：對敢於發難的劉要置於死地，對鄧則要通過敲打達到馴服，以備後用。召開十大時，毛開始盤算對付二號人物周恩來，決定起用鄧以制周。



工農兵上大學



​在黨國體制之下，新中國的教育制度不可避免地成為服務中共利益的工具。建國後，中共秘密實行“調幹生制度”，由黨決定上大學的人選。新中國的大學招生不再是通過高考選拔的競爭，而由中共依據家庭出身、社會關系和秘密“政審”決定。中共將最符合培養條件者推薦為留蘇生、保送生，將其余分為可錄取機密專業、可錄取壹般專業、降格錄取和不宜錄取四類。“不宜錄取”者主要是出身地主、富農、舊政府人員、舊軍隊人員、右派、有海外關系、港澳臺關系者，本人有過政治牢騷言論者，表達獨立思想觀點者。高校當局在招生6102;執行中共的錄取政策，先看政審結論再看考試分數。被中共列為“不宜錄取”者考試分數再高也不能錄取。調幹生制度之外，中共實行推薦招生制度，繞過考試程序，完全由權力者“政審”決定。所謂推薦程序是，先查“家庭出身”和“政治面目”，剝奪建國以來歷次整肅運動受害者及其子女的上大學權利，選送基層中共組織認為“政治上可靠”，“聽黨的話”者上大學，大學招生完全由中共操縱。“調幹生制度”和“推薦制度”是魏晉時憑門第薦官的“九品中正制”的翻版。科舉考試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是教育制度和選官制度的重大進步，使貧寒學子有了勤奮出頭的機會。然而，毛澤東的所謂教育革命以改頭換面的門第推薦制度取代公平競爭的考試入學制度，剝奪了學子通過勤奮出頭的機會。



發動文革後，中共下令大學無限期停辦。中共中央、國務院在《決定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並決定將壹九六六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的通知》中說：“鑒於目前大專學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興起，要把這壹運動搞深搞透，沒有壹定的時間是不行的。有不少大專學校和中學，資產階級的統治還根深蒂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十分尖銳激烈。在大專學校和高中，把文化革命運動搞深搞透，將對今後學校教育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同時，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解放以來雖然不斷地有所改進，但是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制度的框框，不利於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針，不利於更多地吸收工農兵革命青年進入高等學校。這種考試制度，必須徹底改革”。[1]



大學停辦後，中學生升學的要求無法回避。政府無法將所有的中學畢業生趕到農村去，教育部不斷向中共中央請求恢復大學招生。高層中沒有人敢於質疑毛澤東關於廢除高考的“教育革命”批示，中共中央作出照顧毛澤東面子的妥協決定：廢除招生文化考試，采取舉薦制度，由各地的基層革委會從工農兵中推薦大學生。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說：“經過三年來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已經具備了招生條件。計劃於本年下半年開始招生。具體規定：學制兩至三年；學習內容包括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報告宣布了“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的大學招生辦法（十六字辦法）。隨後，中共中央將大學招生名額分配給各部，各省，和軍隊各軍區，再層層向下分配。與大饑荒後出臺的“八字方針”中只有“調整”兩字有意義壹樣，大學招生的“十六字辦法”中只有“領導批準”四字有意義。因為，千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都想有機會上大學，大學沒有錄取決定權，“群眾推薦”不具操作性，“自願報名”、“學校復審”、“群眾推薦”都是空話，農村、工廠和軍隊中實際不存在“群眾推薦”，上大學名額完全是領導內定，是權力和家庭背景的競爭，推薦制實際是“領導批準制”。



1971年，全國大學招收了四萬多名中共推薦的“工農兵大學生”。配合推薦招生，中共推出了壹部歌頌毛澤東教育革命的電影《決裂》。片中的壹個情節是以手上老繭多作為錄取“工農兵大學生”的標準。其實，工農兵學員中超過七成是中共各級幹部的子女，能獲得推薦主要是因為家庭背景和政治立場。1972年8月，第壹批“工農兵學員”入學。當月，中共中央下發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其中堅持毛澤東否定正規教育的“兩個估計”，要求工農兵學生“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上管改），“使大學成為無產階級的教育陣地”。中國古來有尊師重教育傳統，文武強人推動辦學，但不幹涉辦學，都認為由大學者辦學天經地義，都在先生面前保持恭敬。這壹傳統在新中國被顛倒過來，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和正規教育制度，要求“工農兵學員”們管大學，管教授。



“工農兵學員”們上大學前都經過在農村、工廠、部隊的鍛煉，珍惜上大學深造的機會，普遍學習努力。但由於被文革中斷學業，沒有通過文化考核，文化水準相差懸殊，造成教學混亂。為遷就低水準的學生，大學被迫從小學內容教起。最影響教學質量的是毛澤東提倡的“學工、學農、學軍”和“開門辦學”。學生們往往被安排到工廠、農村、軍隊中勞動或接受軍訓，去“體驗生活，改造思想”。所謂“開門辦學”是要求學生到農村、到工廠、到部隊去聽工農兵講課，或請工人、農民、軍人到大學來講課。如此辦學雖然新穎，但算不上是教學。



1977年，隨著毛澤東的去世，鄧小平否定了毛澤東的“教育革命”，回歸尊師重教傳統，恢復考試錄取的教育制度，持續了五屆的“工農兵上大學”“教育革命”走入歷史。沒能上大學的壹代青年多抱有不論多大代價也要讓孩子上大學的想法，他們希望以此彌補因 “教育革命”、“推薦制度”而被剝奪上大學機會的終身遺憾。



批周測鄧



“九壹三事件”後，流放中的鄧小平看到了復出的機會，托江青轉信給毛澤東。鄧小平在信中寫道：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壹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壹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2]



1972年初，陳毅元帥病逝。眾多文革中被整肅的老幹部通過要求參加追悼會來表達對文革的不滿。這壹消息讓毛澤東感到震動。文革之初，他得林彪代表軍隊強力支持，可以將幾位反對文革的老帥同6102;整肅，迫他們寫檢討。可如今形勢不同了，元老和軍隊對文革的不滿日益強烈。毛澤東感到，若再不安撫元老、軍隊和壹大批受到文革沖擊的老幹部，他的統治隨時垮臺。陳毅追悼會當天，毛澤東突然決定參加追悼會。周恩來趕緊通知全體政治局委員參加，提高追悼會規格，決定親致悼詞，幫助毛澤東穩定了林彪事件後的危局。毛澤東此舉確實起到的安撫老幹部的作用。在文革中被罷官發配的老幹部們看到了復出希望，奔走相告，彈冠相慶。8月，鄧小平再致信毛澤東檢討說：“我過去的最大錯誤之壹，就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沈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願在我的余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份。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壹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壹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3]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兩次檢討感到滿意。 “九大”後，毛聯手周恩來對付林彪，成功置林彪於死地。現在，他要起用鄧小平以牽制周恩來。他清楚，連年文革造成經濟危機和人民不滿，需要有人出來收拾動亂局，而這非江青等文革派所能，能幹的鄧小平能幫他收拾爛攤子。1973年，毛澤東將鄧小平放回北京，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同誌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在中共十大上任鄧小平為中央委員，列席政治局會議。在讓鄧復出的同時，毛澤東對鄧的“永不翻案”保證不放心，擔心鄧將來像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那樣清算他自己，擔心鄧像當年支持劉少奇壹樣與周聯手，於是決定對鄧作進壹步測試。



11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第六次訪華。在告別晚宴後，基辛格臨時提議，希望再同周恩來舉行壹次單獨會談，繼續討論壹下中美雙方的軍事合作問題。周來不及向毛請示，連夜與基辛格舉行了會談。基辛格走後，毛澤東指責周恩來未經批準與美國人單獨會談是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讓周恩來自己來主持批判自己的共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指定鄧小平和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鵬飛、喬冠華、黃鎮、仲曦東、王海容、唐聞生、羅旭、章含之）參加會議批周。毛澤東的右傾指責沒有什麽道理可講，只是找借口整肅周恩來，同時測驗鄧和周恩來的老部下們能否撕破臉批周。鄧和周的老部下們都清楚黨內鬥爭沒理可講的道理，清楚毛澤東關註著會議的情況，於是對周恩來展開了圍攻，不講情面地扣帽子、揭老底。曾對高、饒、彭德懷、賀龍、劉少奇等多年戰友落井下石的周恩來最清楚黨內鬥爭的規則，對部下們的圍攻不覺得意外，不作辯解，承認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還給自己扣更多的帽子以讓毛澤東滿意。鄧小平清楚毛澤東的測試用意，在會上激烈批周，“僅僅幾句話就把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欲加之罪講了出來，而這恰恰是讓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為這是誅心之論，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讓周有口難辯：鄧本人並非不知道周對毛壹貫盡忠守分的為人，但為了重新獲得毛的信任，還是昧著良心講了出來。”[4]



鄧的批周表現讓毛澤東滿意。毛清楚，周恩來在黨內軍中根基深厚，在內外交困、眾叛親離的情況下整周必須適可而止，否則會危及統治。在周恩來給自己扣帽子外加寫檢討後，毛澤東感到敲周測試鄧的目的達到，指示批周收兵。半個月後，毛澤東決定鄧小平復任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命鄧出面收拾局面，同時刻意擡鄧壓周，任命鄧小平為代表團團長率團前往出席各國元首或政府首腦出席的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出席聯大會議歸來後，鄧小平獲毛澤東任命為第壹副總理，取代病重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鄧小平不負毛澤東的期望，立即主持實施了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以幫助毛澤東清除林彪集團在軍中影響。



反潮流



​在十大政治報告中，中共提出了“反潮流”號召。這壹讓國人莫名其妙的說法是毛澤東的創造，意思還是造反。早在發動文革之前，毛澤東就在“黑話信”中提出“天下大亂”、“過七、八年再來壹次”。在文革進行了七、八年後，響應號召起來造反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都被關押整肅，甚至槍斃，毛澤東知道造反的蠱惑說不出口了，但又不想結束文革，不想恢復秩序，於是想出了個“反潮流”口號，換個說法還是蠱惑造反，要求“繼續革命”。根據他的要求，江青為首的文革派積極物色“反潮流”的典範。



1973年4月，國務院轉批國務院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見》，要求召生在推薦之外增加文化考試。江青認為這壹意見違反了毛澤東的“教育革命思想”，準備借此發難。在6 月的招生文化考試中，遼寧知青張鐵生答不出理化考題，將準備好的給“尊敬的領導”的壹封求情信抄錄在試卷背面，表白“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會等都清白如洗”，“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根據遼寧省領導人毛遠新授意，《遼寧日報》將張鐵生的信刪改後發表，並在編者按中說：張鐵生在大學招生的文化考核中，雖然交了白卷，但他在白卷背面寫的壹封信裏，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提出的意見，卻頗有見解，發人深省。毛澤東最為痛恨正規的高等教育制度，其中還最痛恨考試制度，認為考試獲高分是“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壹部分，認為“腳上有牛屎”，考試交白卷的農民代表教育革命，表態支持《遼寧日報》的編者按。江青乘機行動，將交白卷的張鐵生稱贊為“反潮流英雄”，指示《人民日報》以《壹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轉載了“白卷事件”報導，並下令將張鐵生被破格錄取為農學院大學生。事件極大地打擊了沒有背景獲推薦，正在努力自學，希望通過考試上大學的全國知青。



1973年12月，江青再組織《北京日報》發表了《壹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將與班主任鬧矛盾的小學生黃帥樹立為反“師道尊嚴”的反潮流典型，稱“這個十二歲的小學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壹個大問題，就是在教育路線上，修正主義路線的流毒還遠沒有肅清，舊的傳統觀念還是很頑強的”， “要警惕修正主義的回潮。”經此煽動，各地中小學中迅速掀起了“反師道尊嚴”、“橫掃資產階級復辟勢力”、“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運動，各地紛紛樹立本地的黃帥式的反潮流學生。受中共中央挑唆，中小學生們重新開始造反，曠課、鬥毆，砸爛教室玻璃窗，破壞課桌椅，使學校回到了文革初期的混亂局面。



“反潮流”運動的另壹標誌舉措是“考教授”。經毛澤東批準，江青授意掌管清華、北大的謝靜宜召集國務院科教組出題，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組織了以突然襲擊的方式考教授。北京“八大學院”的613位教授、副教授參加了考試，僅 53位及格，有 200位交了白卷。隨後，江青部署了組織座談會、發簡報、發文章、公布眾多教授考試不及格等壹系列行動，以此否定大學恢復召生考試的舉措。應當說，以考試辦法羞辱知識分子是毛澤東的意思。毛的心思與當年洪秀全壹樣。洪秀全屢試不第而對考試心懷仇恨，興兵後迫不及待地開科舉，要通過作考官考別人來發泄怨氣。毛澤東壹樣，自認在北大受了知識分子的氣，從延安以來後反復以各種方式整肅知識分子來發泄怨恨，考教授是他的另類發泄。



“反潮流”運動是毛澤東對教育事業再壹次摧殘。讀過師範，作過教師，到過嶽麓書院的毛澤東反對學生規矩地聽老師講課，不斷地煽動學生造反，下令停辦大學，在不得不同意恢復大學召生時下令取消考試，在不得不同意恢復考試時鼓勵交白卷，授意考教授，以公布教授教科文不及格方式羞辱知識分子。他曾說：“農業大學辦在城裏不是見鬼嗎？農業大學要統統搬到鄉下去；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甚至冒名頂替。冒名頂替的也不過是照人家的抄壹遍，我不會，妳寫了，我抄壹遍，也可以有些心得”。[5] 這不免讓人懷疑他的師範是怎麽讀出來的，曾經的教師是怎麽當的。中共長期宣傳毛澤東有壹套教育革命的思想。但毛澤東的言行證明，他的教育思想就是仇視教育，仇視學校，他的教育革命實踐就是摧殘、摧毀教育。從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到“反潮流”運動，他摧殘教育不遺余力，反復整肅、羞辱知識分子，否定教育制度，否定正規大學，仇視學者，仇視考試，要求關閉，停辦大學，減少大學學科，將大學遷往農村，減少直至教育經費，讓知識分子到農村去勞動改造。在他的統治時代結束後人們才明白，他的“反潮流”就是讓國家，讓學校繼續混亂下去，“過七八年再來壹次”。



批林批孔運動



​ “九壹三”事件後，“北大、清華大批判組”（化名梁效）奉命到毛家灣林宅尋找批林材料，將找到壹些林彪尊崇孔、孟的零碎材料報告了江青、毛澤東。隨後，毛澤東發表談話中稱法家是進步的，儒家是倒退的，林彪同國民黨壹樣，都“尊孔反法”等等。據此，江青、張春橋授意梁效等理論班子組織文章批判孔子和儒家。1973年8月，《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楊榮國的《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和《兩漢6102;代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先驗論的鬥爭》兩文。9月，“梁效”在《北京日報》發表了《儒家和儒家的反動思想》壹文，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化名羅思鼎）在《學習與批判》黨刊上發表了《論尊儒反法》壹文。同月，毛澤東在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壹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壹派講秦始皇好，壹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毛澤東不僅贊成秦始皇，還贊成“焚書坑儒”，曾寫詩貶孔道：“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歷史上曾有李贄、陳獨秀等學者批判過孔子，但孔聖人貶為“秕糠”者毛澤東是第壹人。



1974年，《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發表了壹模壹樣的《元旦獻詞》，在其中稱“批孔是批林的壹個組成部分”。1月18 日，中共中央下達壹號文件，將“梁效”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轉發全國。由此，中共將孔子和林彪扯在壹起，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根據中央文件，“梁效”、“羅思鼎”為首的寫作班子發表了大量尊法批儒批孔文章。其中引領運動的文章有，梁效的《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趙高篡權與秦朝滅亡》、《論愛國主義者王安石》、《堅持古為今用，研究儒法鬥爭》、《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農民戰爭的偉大歷史作用》；羅思鼎的《論呂後》、《論秦漢之際的階級鬥爭》、《論李斯》、《論西漢初期政治與黃老之學》、《論北宋時期愛國主義和賣國主義的鬥爭》、《略論思想發展的源和流》等等。這些文章與批判電影《武訓傳》、“九評”、批《海瑞罷官》等整人文章壹樣，均是強詞奪理，扣“階級鬥爭”帽子，以謾罵為能文章。如果說其中有新意的話，那就是借吹捧呂後、武則天吹捧江青。



“批林批孔運動”中，楊榮國教授紅極壹時。他在文革前因發表扣政治帽子的《胡適的反動觀點和他對中國古代哲學的歪曲》、《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如何為國民黨反動統治服務》、《批判劉節先生的中國史學史講話》等文出名。文革初期，他與眾多知識分子壹樣受到批鬥，抄家、隔離審查、送幹校勞改等迫害。在中共中央策劃批孔時，他將政治批判引入學術的《孔墨的思想》、《中國十七世紀思想史》等專著受到“梁效”欣賞，他指孔子為“反動派代表人物”的《春秋戰國時期思想領域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壹文更受到毛澤東贊賞，獲黨刊《紅旗》雜誌發表。從此，楊時來運轉，獲授廣東省要職，連續發表了《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林彪販賣孔孟哲學天才論的反動實質》、《桑弘羊的哲學思想》、《林彪、孔丘都是開倒車的反動派》、《先秦儒法兩家思想是根本對立的》等鼓吹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的政治批判文章，出版了黨化文章的樣板——《反動階級的聖人——孔子》壹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組講“評法批儒”。如果說楊榮國文革前的文章還算得上是學術壹家之言，則他在“批林批孔”運動前後的著作、文章完全淪為服務整肅運動的“黨工具”，其中充斥諸如“南子長得漂亮，孔子對她有野心，此可見孔子並不那麽正派”等逢迎統治者的隨意編造。他在政治整肅運動中不由自主地火了起來，又隨著整肅運動不由自主地跌落，在幾年後被戴上了“四人幫走卒”帽子。



聞名的尊孔學者梁漱溟教授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與楊榮國教授形成了對照。在政協委員們須人人表態擁護運動的環境中，梁漱溟保持沈默，被認定是抗拒運動。批孔會上，有人發言說：“某教授五四運動時在北大哲學系還是壹名學生，而梁先生那時已經在北大講壇上講授印度哲學和儒家哲學了。時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學習，公開表態支持批孔，影響將會更大，大家都會歡迎妳的轉變。”梁漱溟回應：“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讀過了。我懷疑文章所說的不是他內心要說的真話”，“我的看法是，中國有五千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響著他之後的中國文化的。這種影響，中國歷史上的任何壹個古人都不能與孔子相比。”梁的觀點不見容於運動，被反復逼迫要求表態。最後他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



“批林批孔”運動中，中共高層在激烈內鬥。江青等人提出了“第十壹次路線鬥爭”之說。此前，中共官方稱從中共成立之日起已出現過十次錯誤或反動路線，其代表人物分別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毛澤東壹貫正確，先後與十次錯誤或反動路線鬥爭並獲勝。“第十壹次錯誤路線”之說讓人猜測其“錯誤或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可能是周恩來。病中的周恩來也感到惶恐，以積極推動“批林批孔運動”向毛澤東表態效忠，與葉劍英分別主持了地方和軍隊的“批林批孔”運動。



自從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後升任二號人物，毛澤東就開始盤算對周的整肅。周恩來被確診罹患膀胱癌後，毛澤東通過汪東興向醫療專家組傳達指示：第壹保密；第二不檢查；第三不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他要利用癌癥來消除周對他地位的威脅。在1972年6月的中共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毛澤東命周恩來講“黨內路線鬥爭的教訓”，江青傳話要求周“聯系個人實際，講個人的歷史事實”。周恩來知道這是毛澤東要求他作檢討，於是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了題為《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的長篇檢討，承認追隨王明犯了嚴重錯誤。隨後，毛澤東又指周在外交上犯了右傾錯誤，安排鄧小平等人對他展開圍攻。在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江青影射周為“現代的儒”、“黨內的大儒”，提出了“第十壹次路線鬥爭”之說。這種有話不直說，控制輿論工具指桑罵槐，與國人打啞謎的辦法是毛澤東的慣用套路。多年來，毛澤東每每以“新生資產階級有的在黨內，也有的在黨外；有在臺上的，也有在臺下的；有前臺的，也有後臺的”、 “黨內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黨內最大的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中國的赫魯曉夫”、“有人搞獨立王國”、“這樣的人就坐在臺上”等等打啞謎言論制造恐怖氣氛。在這樣的恐怖中，國人被迫跟著毛澤東批武訓、批胡適、批海瑞、批陳伯達、批林彪、批孔子，不間斷地開展莫名其妙的批判運動。



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孔子和儒家的思想的確應當批判。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評論孔子思想說：“孔子和他的弟子們在《論語》小冊子中的談話只是壹種常識道德，毫無出色之處。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裏都找得到，在哪壹個民族裏都找得到——可能還要更好些。孔子論述中沒有思辨哲學，只有壹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裏面我們不能獲得什麽特殊的東西。西塞羅留給我們的《政治義務論》也是壹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的書內容豐富，而且更好。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使他的書從來不曾有過翻譯，那倒是更好的事。”[6] 最後的儒家梁漱溟承認：“假使西方的物質文明不來到中國，中國永遠不會產生聲光化電那些種種物質文明。”[7] 梁氏此言道出了孔子和儒家思想與科學、民主、共和理念根本沖突。與孔子同時代的古希臘哲學思想成了現代科學和當今普世價值的源頭，而孔子和儒家思想與這壹源頭對立。它們強調等級地位，強調對統治者馴服，扼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探索精神，拒絕平等、自由、寬容、妥協和反省，是國人的精神枷鎖。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也指出，“許久以來，中國壹直處停滯、靜止的狀態。” 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批評“中國是壹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尼古拉•布朗傑在其《東方專制制度的起源》壹書指出，中國人固步自封，將自己與世界隔絕開來，施行的是壹種古老、僵化、衰落、殘暴的專制制度。確如西方思想家們所指，主導中國人思想的孔子和儒家學說是中國兩千年停滯不前，對世界文明進步，特別對科學，缺乏貢獻的主要原因。



孔子思想被歷代統治者和儒家學者不斷吹捧拔高，孔子之後的儒家思想越來越專制，發展到了“存天理、滅人欲”，以禮殺人地步。受儒家思想影響，中國越來越專制。唐朝的大臣與皇帝坐而論事，宋朝大臣只能站著說話，到了清朝，跪著還不許眼睛上擡，還發展出了“奴才”的自稱。由於中國受儒家專制思想影響太深，沒有思想與言論的自由，歷史上鮮有批孔者。清末民初，中國在思想和言論方面空前自由，批孔的思潮興起。但是，二十世紀中國的批孔者們大都繼承了儒家思想的專制。“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在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孔教的同時不容反對意見，魯迅對舊禮教舊道德極端地否定，但他自己的思想與儒家壹樣專制，不容忍不同意見，壹遇爭論便惡毒謾罵，聲言“絕不寬恕”。受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影響，中國人沒有形成制約統治者權力的觀念。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成為在制約統治者制造災難方面最無能的群體。



批孔運動成了文革青年突擊補習中國歷史知識的學習運動。因為，各單位都舉辦“批孔講座”和“儒法鬥爭史”講座，迫使青年們學習中國歷史。不過，由於非黨化的書籍被禁止，人們能夠讀到的歷史書籍全是楊榮國文章壹樣的黨化之言，所學都是中共黨化的歷史觀和謾罵攻擊的伎倆。如果說李贄、陳獨秀等學者對孔子和儒家思想中的專制批判有進步意義的話，則毛澤東發動的批孔運動則全無進步意義。毛澤東開創了中國歷史上最專制的時代，完全剝奪思想言論自由，推崇比儒家更加專制、暴虐的法家，因而沒有資格批判孔子。毛澤東發動的批孔運動以謾罵為主要特征。謾罵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欣賞魯迅的謾罵，在自己的講話中、著作中，詩詞中多有謾罵。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從批判電影《武訓傳》文章開始，批胡適，批紅樓夢，批《海瑞罷官》，批《清宮秘史》等等文章都以謾罵、扣帽子和整肅威脅為能。在毛澤東統治下，紅衛兵，文革“大批判組”、各級中共宣傳部門寫作班子的大字報、“大批判”文章中充斥謾罵。“批林批孔”運動更加如此，運動以漫畫、大字報、兒歌的形式謾罵孔聖人，謾罵林彪。這種謾罵運動不配稱批判，只是打著批判旗號的暴民運動、痞子運動，留給壹代青年的主要記憶是“孔老二是喪家之犬”、“林禿子”等等辱罵之詞。



“批林批孔”運動是毛澤東時代晚期極度黑暗的寫照。在經濟崩潰，民不聊生之時，毛澤東無事生非，發動“批孔”以滿足自己的鬥爭嗜好，不是批判孔子、儒家思想的專制，而是借推崇法家將專制更加升級，發動批林彪，借批判林彪尊崇的“克己復禮”來反對恢復秩序，鼓吹“二次文革”，希望天下保持大亂，同時將林彪“結束文革，恢復經濟”的主張對國人嚴格保密。批林最批林批孔運動顯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逆來順受，接受統治者的任何荒唐指令，在制約統治者幹壞事方面比孔子時代更加無能。在毛澤東發動批了孔運動時，蔣介石在臺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成立了以維護孔子學說為使命的“孔孟學會”，成立了以復興中華文化為己任的“中國文化大學”致力保護和研究傳統文化。兩岸這壹對比足以證明當年討赤戰爭的正義性。



四屆人大



五四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四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每年舉行壹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最高法院、檢察院向全國人大負責並報告工作，人大聽取和審議這些報告，國家財政預、決算須經全國人大或其常務委員會審議。然而，這些條款從未被遵行。實際的情況是，人大在所有上述事項方面完全服從毛澤東的個人決定。1957年，中共發動了違反憲法的反右運動，將很多人大代表打成了“右派”，提前6個月於1958年2月召開了壹屆人大第五次會議，脅迫眾代表舉手通過開除右派代表的決定後將人大廢棄。劉少奇被整死後，毛澤東面臨換國家主席須經人大向國人交待的難題。1970年3月，毛澤東決定召開四屆人大、修改憲法、變更國體、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反對“不設國家主席”的主張，毛、林決裂，召開四屆人大之議被擱置。1974年，毛澤東在統治危機中改口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同6102;決定召開四屆人大以營造安定局面。新政協以來，政協、全國人大完全是中共的櫥窗裝飾，其開會時間、地點、人物、討論事項，決議事項完全由毛澤東說了算。此次也不例外，周恩來擬出了2864位代表的名單，經毛澤東畫圈，這些人就成了人大代表。1975年1月，全國人大在被廢棄十年後重開。會上，周恩來抱病代表國務院作了《政府工作報告》，張春橋作了《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代表們發言表態擁護“批林批孔”運動，舉手通過中共擬好的各項決議和七五憲法。



七五憲法總共才三十條的簡單條文主要由中共政治運動術語而非大法術語構成。例如，“全國人大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等等，整部憲法基本都是黨化內容。七五憲法拋棄“公民在法律上壹律平等” 的憲政原則，在序言和總綱中規定中共的領導地位，在條款中規定了中共中央擁有軍事領導權和統率權（第十五條），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領導權（第十六條），總理提名權（第十七條）等諸多權力，但又沒有規定中共行使這些權力時應當遵循的程序，實際規定中共的權力不受制約。七五憲法中雖刪除了“七零憲草”中關於林彪的所有文字，但仍多處提及毛澤東、馬克思、列寧等人名，與北朝鮮憲法並列為世界上僅有的兩部鼓吹個人崇拜的憲法。



由於憲法攜帶過多的壹黨之私和領袖的壹己之私，中共制定的憲法不可避免地隨著領袖更替，政策變動而改來改去。三年後，隨著中共領導層變動，中共第三次修改憲法（七八憲法）。修改後的憲法仍像是中共內部文件，充斥 “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對資產階級道路的鬥爭，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準備對付社會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對我國的顛覆和侵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公民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國家堅持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各個思想文化領域的領導地位”，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等等等中共政策表述。唐朝時，中國是世界上信仰最自由的國家，各主要宗教均在中國自由傳播。唐以後的歷代統治者從未規定國民必須信仰某壹宗教。進入二十世紀，歷屆民國政府積極推動制憲，走向立憲共和，維護信仰，組黨結社自由。然而外國輸入的革命使中國人信仰越來越不自由，國民黨主政後強迫國民信奉三民主義，共產黨建國後更加倒退，規定不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擁護中共的領導即犯法，強調執政黨的權力不受制約，實際宣布中共有權發動鎮反、反右之類的整肅運動，有權殺害它認定的“反黨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



四屆人大召開前夕，幾位青年以李壹哲之名在廣州街頭貼出了題為《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的長篇大字報。壹時觀者如潮，道路堵塞。大字報作者們不知道林彪與毛澤東分歧的根源所在，在毛澤東與共產黨正確，林彪集團反動的框架內討論問題，不可能講明白什麽道理。但是，其中呼喚民主、法治、人權與自由之言在思想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四屆人大對呈給它們的大字報意見書不予理睬。這也不奇怪。因為，沒有中共中央批準，人大代表們無權對民間意見書作任何表示。主政廣東的趙紫陽沒有按江青所言，將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但也只能按照中共傳統作法，將大字報定性為“反動大字報”，將三位作者分別被拉到各廠礦、機關接受批判。由於趙紫陽指示可以讓作者講話，批判會成了“大鳴大放”以來久違的政治觀點辯論會。不久，韋國清主政廣東，將大字報的三位作者以“反革命集團”罪名逮捕判刑。文革結束後，接替韋主政廣東的習仲勛將大字報的三位作者以及壹大批受牽被捕判刑者釋放。他在平反時說：“事情雖然不是出在我手裏，我也要承擔責任……，要繼續開展對真理標準的討論，鼓勵大家解放思想，充分發揚民主。……壹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害怕民主，是神經衰弱的表現。”這樣的話聽起來開明，但不可當真。習仲勛敢於平反“李壹哲事件”是因為那張大字報通篇沒有批評共產黨，是“獻給毛主席”的。如果大字報批評了共產黨，他是不會給平反的。事實上他對於廣東當局在歷次整肅運動中的迫害、屠殺都采取了回避，並沒有說“不是出在我手裏我也要承擔責任”。



批判安東尼奧尼



​1970年11月，中國與意大利建交。1971年，周恩來邀請意大利著名左派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到中國拍攝紀錄片，以向西方世界宣傳文革中國。這6102;的中國閉關鎖國，對外部世界無知，政府對進入中國的外國人嚴加防範，除事先審批的區域、路線外壹律劃為禁區。1972年春，安東尼奧尼率攝制組壹行四人從深圳羅湖橋入關，前來拍攝文革中國。他原準備在中國隨意拍攝半年，但中國政府要秘密安排人到拍攝地點打前站，召集會議，制作布景，指導群眾排練，暗布崗哨便衣，工程浩大，周恩來親自對安東尼奧尼壹行的拍攝作了安排，要求在22天內拍攝天安門廣場、王府井、上海的工廠、南京長江大橋、蘇州園林美景和農業樣板河南林縣的紅旗渠等指定景點。安東尼奧尼無奈地接受了快速拍攝指定景點的安排。



拍攝中，安東尼奧尼對中國政府嚴格指定拍攝內容，十多位官員全程陪同感到沮喪，對明顯造假的場景不感興趣。例如，他們發現，前壹天約好要拍農民石頭房子，第二天整個村莊的石頭房子被粉刷壹新，失去了韻味。作為紀錄電影大師，安東尼奧尼不想拍攝當局指定的場景，不想使自己的紀錄片成為虛假的宣傳片，認為影片的中心不是建築，而應是人，要求拍攝普通中國人的真實生活。於是，他將當局指定要拍攝的天安門、長城、南京長江大橋、紅旗渠等建築作為背景，盡量以偷拍、改變路線等方式拍攝非指定的場景和畫面，盡量拍攝當地人的面孔、衣著、言談舉止。1973年，安東尼奧尼拍攝的大型紀錄片《中國》在羅馬首映。影片展示的文革中國景象引起了轟動。美國廣播公司以25萬美元買下了影片在美國的電視公映權。影片在美國播出後獲得了極高的收視率，被評為 1973年的“十佳紀錄片”。不久前訪華的尼克松總統兩次觀看了影片。



出乎安東尼奧尼的意料，影片引起了中國當局的不滿。對電影極為關註的江青首先發難，指責影片“攻擊我們的文藝革命，給文革抹黑”，矛頭直指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江青召集中組部和國務院文化組成立了聯合調查組，對電影《中國》展開了調查，隨後提出調查報告，稱電影《中國》是外交工作“右傾投降主義”的產物。毛澤東召集全體政治局委員觀看影片後決定，禁止影片在中國上映，對其展開批判運動。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評論員文章《批判安東尼奧尼拍攝的反華影片》。文章批判道：“安東尼奧尼以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醜化了中國。比如上海黃浦江邊有萬噸油輪，但在安東尼奧尼的鏡頭下，大貨輪都是外國的，小木船都是中國的；南京長江大橋雄偉壯觀，攝影師卻從橋下往上拍，還插入壹個在橋下晾褲子的鏡頭加以醜化；天安門廣場也沒有得到莊嚴肅穆的表現，拍攝了大量廣場上的人群，故意把天安門廣場拍得像個亂糟糟的集市，這不是存心侮辱我們偉大的祖國嗎！”文章指責安東尼奧尼“像間諜壹樣”偷拍，稱影片解說詞“誣蔑工人討論會是被事先安排，發言重復而單調”，“暴露了掛著左派招牌的安東尼奧尼的反革命真面目”， “任何企圖開倒車的人，必將被歷史的巨輪輾得粉碎！這個影片的出現，是壹個嚴重的反華事件，是對中國人民的猖狂挑釁。”《人民日報》批判文章發表後，其它報紙奉命跟進，形成了壹波聲勢浩大的批判運動。中共將各報刊發表的批判文章輯成了壹本題為《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集。運動中還出現了如抗美援朝運動中壹樣的政治兒歌，其中壹首是：“紅小兵，誌氣高，氣死安東尼奧尼，五洲四海紅旗飄。”奉命參加批判安東尼奧尼集會的國人更對影片充滿好奇。大家雖然沒有看過這部電影，但都清楚，文革中國的真實的生活其實比“安東尼奧尼汙蔑”的更糟。遠在意大利的安東尼奧尼得知中國的報刊的批判運動感到莫名其妙。他記得影片在意大利上映時，幾位中國官員觀後曾對他說：“您帶著非常深情的視角看我們的國家，我們感謝您。”他不能接受中國官方的批判，對《人民日報》社論中的個人攻擊和謾罵感到憤怒。



三十年之後，北京電影學院舉辦了安東尼奧尼作品回顧展映，紀錄片《中國》首次在中國小範圍公映。安東尼奧尼請友人代致賀辭說：“當我得知中國的觀眾不能觀看這部影片時，我感到非常痛苦。這個等待很長。應中國政府的邀請而拍攝的《中國》今天能在北京放映，給了我巨大的滿足，使我感到徹底的安心。”當少數國人補看三十年前參與批判的電影《中國》時發現，其中的開會發言，邊走邊喊口號，學生舞蹈等場景明顯是預先排練的結果。人們這時才明白，安東尼奧尼執意捕捉真實生活的場景是為了捍衛紀錄片的尊嚴，因此觸怒了中國當局。不過，安東尼奧尼的抓拍沒有能捍衛紀錄片的尊嚴。國人觀後還是感到它是虛假的宣傳片。在黨國體制之下，在中宣部操控審查之下，新聞就是宣傳，新中國的新聞紀錄電影註定是宣傳片，外國導演拍攝的也不可能例外。



張誌新就義



​1968年，中共遼寧省委機關幹部張誌新因發表反對文革運動的言論遭到殘酷批鬥。省委專案組整理出的“張誌新反動言論”主要為：“毛主席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行的是壹條左傾政治路線，這條路線是從1958年人民公社、大躍進年代發展過來的，至文革時期已經登峰造極，這樣下去，後果不堪設想；再過十年人們看我們現在和黨的領袖的關系，就像我們現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壹樣可笑；個人不能淩駕於黨之上，誰都不能例外；對誰也不能搞個人崇拜；毛主席也有錯誤，集中表現於大躍進、三面紅旗的問題上；林副主席是毛主席左傾路線的主要成員，是使左傾錯誤不能及時糾正的主要阻力；文化大革命是1958年以來黨內左傾路線錯誤的繼續和發展，並由黨內擴大到黨外……”1969年，張誌新寫下遺書和給丈夫孩子的訣別信，準備自殺，被發現後罪加壹等，被捕入獄，受牽連的丈夫曾真和兩個孩子被遣送農村。



獄中，張誌新拒絕認罪，繼續批評毛澤東和文革運動，被以“反對毛主席、反對江青同誌，為劉少奇翻案”的罪名判處無期徒刑。獄方對張實施了非人的迫害，惡毒手段包括：關“小號”：將她關在只能坐、不能躺睡的特小牢籠中；單獨長期關押；毒打；連續審訊不準上廁所，逼到她尿褲子；不提供女犯月經用紙，致她褲子上沾滿經血；借口怕她隱藏反革命材料，逼著她當著男獄卒的面換衣服；唆使刑事犯人輪奸她；強迫她簽署離婚同意書；長期帶腳鐐和手銬等等。殘酷的迫害使張誌新間歇性精神失常，在床上大小便，用窩頭蘸著自己的經血吃。對張的精神失常之舉，獄警在上報時稱她“裝瘋賣傻”。[8]



1975年，中共遼寧最高領導人毛遠新下令處決張誌新。刑前，“張誌新被按倒在地，在頸背墊上壹塊磚頭，不麻醉不消毒地用普通刀子割斷了喉管”。[9] “張誌新痛苦得咬斷了自己的舌頭”，[10] 其慘狀令壹女管教員昏倒在地。４月４日，張誌新被人架上了沈陽第四監獄的公判大會臺上，宣判後被押到沈陽大窪刑場槍決，隨後屍體“被剖腹挖心，取出內臟後才被火化”。[11] 在被關押的六年中，張誌新與家人音訊斷絕，美麗的長發幾乎被拔光，到死也沒能再見到丈夫和十幾歲的女兒、幾歲的兒子。



張誌新的女兒林林後來披露參加“死囚家屬學習班”的情況說：“1975年初春的壹天，沈陽法院來了兩個人，通知爸爸、我和弟弟到縣城開會。爸爸和我牽著弟弟，冒著風雪來到縣城招待所。沈陽法院來的人說是給我們辦個‘學習班’。接著，壹個人掏出《毛主席語錄》，翻開念了兩段，內容我記不全，壹段是講階級鬥爭的，另壹段是講鎮壓反革命的。然後提到我媽媽，並問了爸爸壹些話。爸爸說幾年前已同張誌新離了婚。法院的人問我：‘妳知道妳媽媽在監獄中的表現嗎？’我搖搖頭。我確實不知道。我只聽人說媽媽是反革命。她怎樣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媽媽被關進監牢後，爸爸去監獄送衣物，不讓見。媽媽自被捕以後，同我們的壹切聯系都斷了，我們什麽都不知道。沈陽法院來的人大聲說：‘妳媽媽非常反動，不接受改造，頑固不化，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罪上加罪，政府考慮加刑。如果處以極刑，妳是什麽態度？’我楞住了，不知道怎樣回答，強忍著淚。爸爸說過，不能在別人面前掉淚，不然就同媽媽劃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說：‘如果確實那情況，政府怎麽處理都行。’法院的人又問：‘處極刑，收不收屍？張誌新獄中的東西妳們還要不要？’我低著頭沒說話。爸爸又代我說：‘我們什麽都不要。’他們讓我在寫好的東西上面簽字，按上手印，學習班就這樣結束了。整個過程，弟弟不敢出聲，緊緊地抱著爸爸。爸爸領著我和弟弟頂著呼嘯的風雪回到家。沒有做飯，爸爸將家裏僅剩的壹個窩窩頭掰成兩半，分給我和弟弟吃，說：‘吃了早點睡覺。’爸爸獨個兒坐在小板凳上，對著燈發楞，他瞅了瞅炕上，以為我和弟弟睡著了，就輕輕地把沈陽家裏帶來的箱子打開，翻出媽媽的照片。看著看著，爸爸禁不住流淚了。我翻下床，撲進爸爸的懷裏放聲大哭。爸爸拍著我說：‘不能這樣，不能讓鄰居聽到。’聽到哭聲，弟弟醒來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緊緊地摟在懷裏。這壹夜，我們不知流了多少淚，卻不能大聲哭……”[12]



文革後，胡耀邦親自過問，推動為張誌新平反，追認張為烈士。經過加工，張誌新被宣傳成了“反四人幫”的英雄。《光明日報》駐遼寧記者站記者陳禹山采訪了張誌新蹲過的監獄，現場勘察了張住過的“小號”，被割斷喉管的監獄刑訊室，翻閱了張誌新的案卷，含淚寫下出了長篇通訊《壹份血寫的報告——張誌新之死》。但這篇通訊因所披露的事實過於悲慘被禁止見報。胡耀邦再親自過問，批準該通訊發表，但要求只提張誌新“反對四人幫”，隱去張獲罪的真正原因——批評毛澤東，以及刑前被割喉管以防喊冤的情節。《壹份血寫的報告——張誌新之死》在《光明日報》（1979年6月5日）發表後，報社收到全國各地幾大麻袋的讀者來信。國人憤怒要求徹查張誌新案，嚴懲兇手。胡耀邦清楚，張案的兇手並非個人，批示終止對張案的進壹步調查以維護中共形象。



中共長期宣傳國民黨酷刑折磨共產黨人。小說《紅巖》是中共推出的具代表性的宣傳品。其中江姐遭受酷刑的描寫是虛構的。小說的作者們在被捕期間並未受國民黨當局的酷刑折磨。為了服務黨宣傳目的，他們在作品中編造了中美合作所酷刑折磨共產黨人的故事。盡管編造，作品中江姐的監獄中繡紅旗、抗議獄警不人道、抗議飯菜質量不好，臨刑從容化妝打扮，換上漂亮旗袍等情節也說明了國民黨監獄的寬容與人道。坐過國民黨監獄的《紅巖》作者忍受不了共產黨的折磨，在文革中自殺。幸存的黨文藝家們不會想像到，天下會有關押張誌新那樣的“小號”，會有割喉、輪奸這樣惡毒的迫害。



評《水滸》批宋江運動



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健康每況愈下。中共中央不斷翻新花樣侍候毛，於1974年命中央電視臺開通專門服務毛的第五頻道。國人不知道，這壹電視頻道是根據毛的喜好安排節目的。壹次，電視臺根據毛澤東要求將剛播出的節目重播壹次，不明就裏的觀眾（也多半是高層）向電視臺投訴，電視臺只好謊稱安排失誤。由於毛澤東經常要求重播節目，中共中央無法對外解釋，於是決定專門制作壹套有線電視節目供毛壹人觀看。[13] 毛的視力日益衰弱，這6102;已經無法看書。1975年初，他吩咐物色壹位“講史”人給他讀書聽。北京市委書記謝靜宜送來了北京大學中文系四位教師的檔案資料，毛選中了女教師蘆荻。蘆應秘書電召，半夜騎自行車到中南海來給毛澤東讀書聽。聽書中，毛澤東不時與蘆荻談論《水滸傳》。毛畢生喜愛《水滸傳》，在書房和臥室裏擺放了十二種不同版本的《水滸傳》，百讀不厭。他曾對斯諾說《水滸傳》是對他少年時代影響最大的書。蘆荻順著毛澤東的興趣，請毛指教怎樣讀《水滸傳》，毛高興地發表見解，蘆將毛的談話記錄整理出來，再念給毛聽，請毛認可。姚文元見此記錄後建議印發政治局成員，在《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發表，建議獲毛批準。江青讀此記錄稿後發話：“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人架空主席。”她要求，發動壹場像十年前批判《海瑞罷官》那樣的政治批判運動，通過評《水滸》、批宋江制止鄧小平否定文革的整頓。



1975年8月，《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推出了壹批評《水滸》、批宋江的文章。其中，經姚文元修改的《評〈水滸〉》長文稱：“古往今來，革命陣營中總會出現叛徒，出現投降派。宋江，是古代的投降派。修正主義者，向國內資產階級和外國帝國主義投降，是現代投降派。劉少奇、林彪壹類，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復辟資本主義，就是對內搞階級投降主義，對外搞民族投降主義。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要反修防修，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必須知道投降派，識別投降派，反對投降派”；9月4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說:“我們要從《水滸》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訓，總結歷史經驗，學會在復雜的鬥爭中識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知道什麽是投降派”；上海《文匯報》跟進，在社論中說:“宋江用兩面派手法奪取革命隊伍中的領導權，今天的修正主義者也是這樣做的。”跟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各報刊上評《水滸》、批“投降派”的文章，鋪天蓋地，多達千篇，北京、上海及各省出版各類版本《水滸》堆滿了書店。



生活窮困，精神愁苦的國人對中共壹年前發動的批孔運動就感到莫名其妙對評《水滸》、批宋江運動更摸不著頭腦，不知中共葫蘆裏賣的什麽藥，老百姓紛紛猜測宋江所指是何人，晁蓋暗示何人、招安、投降派何所指。在9月的第壹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江青突然以批《水滸》的話題打斷鄧小平關於農業和整頓的講話。江青說:“不要以為評《水滸》只是文藝評論，不單純是文藝評論，也不單純是歷史評論。是對當代有意義的大事。因為我們黨內有十次路線錯誤，今後還會有的，敵人會改頭換面藏在我們黨內。宋江上了梁山，篡奪了領導權。他怎麽篡奪的領導呢？他是上山以後，馬上就把晁蓋架空了。……評《水滸》就是要大家知道我們黨內就是有投降派。” 江青的“架空”、“投降派”之言讓人感到，評《水滸》、批宋江運動矛頭所指是周恩來或主持政府的鄧小平。鄧小平感到“批宋江”運動是針對他主持的整頓，向毛澤東狀告江青在大會場合大批黨內投降派不妥。毛澤東斥江青說:“放屁！文不對題，不見報，不廣播，不復制。那是學大寨，她搞評《水滸》。這個人不懂事，沒有多少人信她的。”其實，江青所言才是毛澤東的真實意思。毛澤東確實擔心被架空，於是發動評《水滸》批宋江、批投降派運動，借以打擊周恩來，警告鄧小平不得否定文革。與“批林批孔”運動壹樣，評《水滸》、批宋江運動是毛澤東時代末期極度黑暗的證明。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不理國計民生正事，白天昏睡，半夜聽讀古書，發動讓國人猜謎的批判運動，先是批孔、評法反儒、再來評《水滸》批宋江運動，比帝王多怪癖的明朝更加黑暗。



《水滸傳》是說書人經歷四百年添枝加葉編成故事。據胡適先生考證，《宋史》《本紀》記載：“徽宗三年，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降之”，最初《宋史》、《宣和遺事》的三十六人到了元代添加成了“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加到了百零八人，聲勢變成了“縱橫河港壹千條，四下方圓幾百裏”的水泊梁山，宋元的壹夥強盜到了明代成了仁義英雄，梁山泊漸漸變成了替天行道救民生的忠義堂了。《水滸傳》是遊民思想的代表作。遊民群體無業、無產，無責任心，無是非準則，無道德底線，無同情心，敵視壹切規則、秩序，是非善惡準則與主流社會顛倒，希望天下大亂，崇尚血腥、暴力和陰謀詭計，只求實現自己的野心。在遊民眼中，任何殺人放火，攔路搶劫的勾當都可以是義舉，為達目的，殺人壹家老小也會很坦然。元人雜劇《黑旋風仗義疏財》中李逵所言“俺山中快樂，風高放火，月黑殺人，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千自由，百自在”體現了遊民崇尚暴力血腥。說唱本《花關索出身傳》開篇表達了同樣的殺人坦然：“劉備、關羽、張飛三人壹見如故，在青口桃源洞姜子牙廟王前對天設誓，打算今後幹壹番大事業。劉備對關、張二人說：‘我獨自壹身，妳二人有老小掛心，恐有回心。’關公道：‘我壞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張飛道：‘妳怎下得手殺自家老小？哥哥殺我家老小，我殺哥哥老小。’按照約定，張飛跑到蒲州解縣，殺了關家老小十八口（因不忍，而帶走了關平，放走了懷有身孕的關妻胡金定，後來胡生下小英雄關索）。關羽則將張飛家小斬盡殺絕。辦完後，弟兄三個登程，替天行道作將軍去了。”“遊民說書人編出的這個殘忍、古怪的故事大悖於儒家禮教和主流社會的家庭觀念。沈淪社會底層的遊民期望天下大亂，願鋌而走險改變自己的命運，把家庭看作幹大事業的累贅，有殺掉全家去幹大事業的獨特想法。心懷不逞的遊民知識分子們希望社會動亂，希望改朝換代，從而在戰火中壹步登天”。[13]



《水滸傳》所表達的遊民思想、行為準則在歷代造反領袖身上都有體現，黃巢、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孫中山、毛澤東等人，從思想到行為都屬於遊民群體，都反對秩序，崇尚暴力與血腥，否定他人的生命權、財產權，漠視他人的痛苦與死亡，都有關、張殺人壹家老小的那份坦然。黃巢落弟後的“我花開後百花殺”，毛澤東的“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等詩句表達了希望天下大亂、殺人如碾死螞蟻的思想。中共長期歌頌的太平天國暴亂是遊民知識分子為實現個人野心制造災難的典型事件之壹。幾個心懷野心的遊民知識分子策劃了“金田舉事”，拜上帝教教眾不知他們“立江山”的計劃，“因食相隨”。[14] “賊自金田出發，……縱火焚大黃墟，悉擄其眾”，[15] “足跡所至，都擄掠燒殺，……叛黨劇增”，[16] “所到各處，裹脅的鄉民，也有用銀錢邀買跟隨的，亦有怕殺跟隨的。”[17] 太平天國維持戰鬥力的主要手段焚屋擄掠，逼迫被焚屋擄掠者再去焚屋擄掠他人，使暴亂軍如滾雪球般壯大。後來的會黨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都是如此，參加革命者或為出人頭地，或“因食相隨”，或被裹挾沒了退路。中共所稱的無產階級革命性與“心懷不逞”的遊民心態其實是壹回事。社會改良需要依靠正經的士農工商，暴力革命則需要依靠希望天下大亂的遊民。日本人策劃辛亥革命依靠遊民（會黨），蘇俄策劃中國共產革命依靠的也是遊民。從辛亥革命到共產革命，本質上都是遊民革命，或稱痞子革命。在同盟會內，更具主流社會思想的章太炎、宋教仁必然讓位於更具遊民特點的孫中山；在中共黨內，受正規教育的陳獨秀、瞿秋白、張聞天、張國燾必然讓位於《水滸傳》教育出來的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在國難當頭時提出避免對日作戰，專註壯大的中共在抗戰時期的基本方針，而張國燾認為，國家有難匹夫有責，怎麽能說壹套作壹套玩弄騙術呢。他不明白，暴力革命黨是遊民黨，革命黨內權力鬥爭中都是更具遊民思想，更不擇手段，更殘忍者勝出。



毛澤東全面傳承了《水滸傳》中體現的遊民思想，反對秩序，崇尚暴力與血腥，否定他人的生命權、財產權，漠視他人的痛苦與死亡，希望趁天下大亂壹步登天。他的上述思想特點正合蘇俄輸入暴力革命的要求。湖南農民運動時，他撰文為農運中的殺人放火叫好。從井岡山到北京，他不斷指示放手殺人。與遊民社會壹樣，毛澤東是非善惡準則與主流社會顛倒。他身邊的侍女孟錦雲披露了這樣壹件事。在發動評《水滸》批宋江運動期間，毛澤東與侍女們壹起觀看香港鳳凰電影制片廠出品的電影的《雲中落繡鞋》。故事梗概為：員外千金不慎跌落枯井，員外貼出告示誰能救出小姐便把小姐許之為妻。兩位青年響應，商量好壹個下井救人，壹個在井口拉繩接應，救出小姐後由小姐決定嫁給誰。井上青年待小姐上來後堵死了井口，娶了小姐。井下青年好人有好報，得神仙救出。小姐夜作壹夢，天上飄下壹只繡花鞋，即是她在井下丟失的壹只，想起下井救她的青年。於是員外趕走了狠心賭井口的青年。看完電影，毛澤東對孟錦雲、張玉鳳說：“我和妳們的看法不壹樣，我覺得，還是那個井上的青年更好些”。眾侍女驚愕，毛解釋道﹕“那個井下的青年對問題的考慮太簡單，缺乏周密思考。他應該想到井上的青年會使出這壹招兒。還是那個井上的青年聰明噢﹗”有侍女道：“井上青年不老實。”毛：“老實是無用的別名。小姐只有壹個，他不害另壹個能得到她嗎？”[19] 基於顛倒的是非善惡觀，毛澤東以“大鳴大放”號召設局，布署“引蛇出洞”、“聚而殲之”，陷害百萬青年和知識分子。在他看來，青年們上當是他們自己無用。毛澤東“死三億還剩三億”、“與人奮鬥，其樂無窮”、“文化大革命過七八年再來壹次”等等想法都是《水滸傳》中的遊民思想的再現。在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李維漢建議毛澤東刪掉關於痞子最革命的論斷。[20] 毛澤東雖然接受了建議，但堅持痞子最革命的觀點。歷史上遊民革命領袖們都懷有壹個皇帝夢。毛澤東也是如此，但不同的是，他還懷有壹個世界革命領袖夢。從建國開始，支配毛澤東思想、政策的就是他的“世界領袖夢”。他不僅發動國內的戰爭，還發動外國的戰爭，為了聽外國黨領袖前來匯報工作，他從不在乎拋灑巨額金錢。他的壹大堆血腥屠殺指示，壹連串陰謀詭計，發動連綿的戰爭與整肅運動，壹大堆怪異語錄、怪異作法，都可以在《水滸》中找到思想源頭。這就是為什麽他將壹部《水滸傳》從小讀到老。



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5年1月，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中共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及第壹副總理，代周恩來主持國務院。這個時候文革的混亂使工業生產大幅下滑，鐵路呈半癱瘓狀態。毛澤東對工業生產下降和民生困苦漠不關心，將向越共、柬共運送物資看的比什麽都重要。文革中，他指示主政廣西的韋國清大規模鎮壓造反派就是因為造反派堵了鐵路，搶了援越軍火物資。他決定起用鄧小平實施整頓，要求整頓鐵路，不容鐵路癱瘓影響輸出革命和對外援助計劃。



上任後，鄧小平按照毛澤東的要求首先整頓鐵路運輸，任命萬裏為鐵道部長，發出整頓鐵路的九號文件。萬裏受命，鐵腕撤了壹批文革造起家的領導人，使鐵路運輸迅速恢復了暢通。隨後，鄧小平大刀闊斧地整頓政治經濟秩序，扭轉工業生產持續下降的局面，派張愛萍、胡耀邦分別率領工作組整頓國防科委和中國科學院，推動教育界展開了關於科學文化知識的討論，解禁了《創業》、《海霞》等壹批被批為“毒草”的電影，主持下達了壹系列調整經濟政策，允許農民發展家庭副業的文件，刮起了壹股整治文革亂局的旋風。



整頓各經濟部門的同時，鄧小平推動將對外援助大幅減少，從1973年的占財政總支出7％以上削減至5％以下。減少無償對外援助立即使財政收支達到平衡，證明了無償對外援助是國家財長期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相比微乎其微的教育，科研和人民福利開支比例，5%財政支出的對外援助仍是極大的數字。無償對外援助的減少原因不僅因為鄧小平推動削減，而是因為越共倒向了蘇聯，不再服從中共指示，毛澤東決定減少對越共的援助，轉而大力援助柬共，使對外援助總額大幅減少。



與劉少奇在大饑荒後的救災舉措壹樣，鄧小平的整頓舉措必然改變毛澤東的災難政策，同樣引起毛澤東不滿。毛擔心鄧將來否定文革，對他清算，命鄧主持作壹個中共中央決議，對文革作“七分成績，三分錯誤”評價。鄧小平重申“永不翻案”，但推托評價文革，說自己在文革中有六年“被打倒”，成了脫離文革運動的“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不適合出面主持作出評價文革的決議。毛澤東聞言認定鄧有否定文革之心，決定批鄧。奉毛指示，遲群、謝靜宜於1975年11月在北大、清華發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貼出大字報，將鄧小平主持的各項整頓措施批判為復辟，將鄧主持制定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和《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等文件批為“復辟資本主義的三株大毒草”。1976年1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了《評論水滸的現實意義》壹文，正式把評《水滸》與“反擊右傾翻案風”聯系了起來，稱：“《水滸》這部反面教材歌頌的宋江改變晁蓋的革命路線的過程，是從篡奪領導權開始的。”可見，毛澤東幾個月稱江青“不懂事”不是真話，將批《水滸》引向批鄧的主意來自毛澤東。



《紅旗》雜誌元旦社論發表後，鄧小平整頓旋風迅速夭折，各地重新開展起層層揪鬥“走資派”得各級政府機構再被沖擊、改組，大批剛剛復職的領導幹部再被批鬥，許多恢復失序的文件、章程、制度再被廢除，剛剛有點恢復的經濟再陷衰退，鐵路運輸再陷半癱瘓狀態。“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說明，只要毛澤東在位，他是不會讓人民過安生日子的。



周恩來逝世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各地的民眾自發舉行了各種悼念活動，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出現了成千上萬紀念周恩來的花圈。苦難中的老百姓將在四屆人大會議上宣布現代化目標的周恩來當作了反對文革，引領中國走向“四個現代化”的化身，借悼念周恩來表達對文革的不滿。舉國悲痛，到處可見普通百姓為總理逝世痛哭的場面。當時國人不知道，周恩來是文革的主要發動者和領導者，是毛澤東制造連綿災難的主要幫手。



1940年，周恩來在電報中開始以“毛主席並中央書記處”開頭，[21] 率先推動領袖獨裁；延安整風運動中，他在回延安歡迎會上提出：“毛澤東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方向，有了毛澤東同誌的領導和指示，在這三年來許多緊急時機、許多重要關鍵上，保證了我們黨絲毫沒有迷失了方向，沒有走錯了道路。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壹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誌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誌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壹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誌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誌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22] 他稱自己在抗戰之初的對日作戰主張為 “迷失”，積極擁護毛澤東的對日避戰政策；延安整風後的中共七大上，周恩來成為中共黨內崇拜毛澤東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在講話中說：“最主要的，我們還是依靠了我黨領袖毛澤東同誌的英明領導。他指示了我們以新民民主主義的方向，他教育了我們以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學說，他領導了我們經過了中國革命三個歷史時期，創造了偉大的革命力量，經歷了無數次革命鬥爭，克服了無數次艱難困苦，達到了今天的初步勝利。”“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起毛澤東同誌的旗幟，勝利前進”，並率先將“毛澤東同誌萬歲”[23] 口號搬到了黨代會上；中共八大會後的政治局會上，他出面說服彭真等人收回了限制領袖權力的“黨主席只得連任壹屆”提案，維護了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地位；大饑荒中，他下令將財政部副部長陳國棟、糧食部副部長周伯萍、國家統計局局長賈啟允聯名上報的顯示三年間全國減少了幾千萬人的統計匯總報告“立即銷毀，不得外傳”，指示公安部將各省人口統計數字列為“絕密”資料禁止查閱，[24] 在“七千人大會”上出面為毛澤東開脫，幫助毛澤東穩固了獨裁地位；饑荒剛過，他積極推動了崇毛運動，催生了幾年後的紅衛兵運動；1966年，他幫助毛澤東趁劉少奇出訪發動了黨內政變，整肅了彭真、陸定壹，然後親赴大連說服稱病不肯進京的林彪進京保駕，協助康生等人起草了發動文革的《五壹六通知》， 出面提名江青掌控中央文革領導小組，[25] 幫助毛澤東發動了文革，幫助江青擺脫了不得幹政的限制，進入最高層；紅衛兵運動中，他兩次去清華大學，在萬人大會上演講說：“我是來煽風點火的，煽社會主義之風，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火。妳們已經把火點起來了，就應該由妳們自己來解決妳們自己的問題。我相信這個火也很快在全國都會點起來”，他常常在紅衛兵打死名人後匆匆而來，痛苦地對其家人說：對不起，我來晚了。後來人們發現，這些名人的抓捕或者處死指令是周所簽署；八屆十壹中全會上，他力薦林彪為副主席和接班人，吹捧林彪“對毛澤東思想提得最早，舉得最高，發揮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26] 他提出了“向江青同誌學習”的口號，帶領十萬人高呼：“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誓死保衛江青同誌！”；[27] 中共九大前，他吹捧林彪說：“林彪同誌壹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誌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們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幸福”，““八壹起義不是我周恩來領導的，是林副主席領導的，我周恩來不過是參加了而已”，[28] 他提名連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的江青、葉群進入了政治局。



從文革前到文革中，周恩來抓住壹切機會以音樂、舞蹈、歌曲等形式向毛澤東表達效忠，是崇毛運動與紅衛兵運動的主要推手。有紅衛兵回憶說：有壹次，我們跟隨周總理到壹所大學，當他健步登上主席臺時，全場響起壹陣陣的歡呼聲，革命師生高呼：“向周總理致敬!”周總理說；“同誌們，首先讓我們壹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來指揮。”他帶頭起歌，揮動著手臂，有力地打著拍子，和全場壹起高唱；[29] 他抱起壹個幼兒園的兒童親了親，問孩子們會不會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孩子們雀躍著回答會唱。周恩來就打起拍子，親自指揮他們唱起歌來；[30] 在出訪歸來的飛機上，他提議唱《東方紅》，對機組人員講：“妳們飛行要靠毛澤東思想導航，全國各行各業都要靠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個人要靠毛澤東思想哺育成長。”[31]



周恩來表面慈善內心冷酷。1954年，臺灣國民黨保密局香港情報站獲悉周恩來將赴印尼參加亞非會議 (萬隆會議，ASIAN-AFRICAN CONFERENCE)，策劃在代表團將乘的班機上安放了定時炸彈。周事先得到了暗殺計劃情報，臨時改乘其它飛機，但命代表團其他成員按原計劃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讓八名中國代表團成人員作替死鬼以使自己更安全。 [32]文革中，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專案組及地方各級專案組，整肅了兩百多萬幹部，簽署了幾乎全部的中央文革小組指導全國文革的文件，作出了無數迫害批示。文革迫害面如此之大的壹個重要原因是周恩來授權紅衛兵、造反派組織自己成立專案組實施迫害。[33] 決定成立什麽專案組、由誰分管、選派專案組工作人員，均是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提出，由他簽名報毛澤東、林彪批準決定的。周恩來每隔半個月在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主持召開壹次專案組全體工作人員會議，由每個專案組依次匯報工作。[34] 中央專案組報告給毛澤東的材料是經過剪輯和精心選編的，周恩來非常清楚這些材料的誣陷性質。他對下面專案組如何搜集證據和如何審訊知之甚詳，因為每天專案組都把他們如何搜集證據等做成《動態情況反映》簡報報給他。[35] 他明知大量供詞和證據系嚴刑逼供得來而據以整人。他在劉少奇專案材料上批示：“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特務、大工賊、大漢奸……是壹個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在有關文件中批示：“此人該殺”。[36] 文革史專家王年壹教授評論說：送給毛澤東看的只有證明劉少奇有罪的，而證明劉少奇沒有罪的人證和物證卻沒有送給毛澤東看。為什麽沒送呢？周恩來不知道嗎？如果周恩來知道有反證材料而不送，那只有兩種可能性。壹是周恩來相信劉少奇真犯了這些罪。另壹種可能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覺得毛澤東或是江青要栽贓劉少奇，他必須照毛澤東或是江青的意圖做。[37] 以同樣的整肅方式，周恩來主持將上千黨政軍高層官員逮捕、定罪。在他而言，材料是否真實不重要，重要的是揣摩毛澤東的旨意辦事。例如，他簽署了賀龍逮捕令，並“寫了數百字的批語，……把賀龍罵得狗血淋頭，沒說壹句好話”，[38] 稱賀“歷史上搞叛變、現行中搞政變”，同時稱許光達為“反革命政變的黑幹將”。[39] “九壹三事件”後，他又主持了中共中央“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專案組”，[40] 再以同樣方式逮捕、清洗了上千高層成員。周恩來操辦了對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人迫害，批示“同意”將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判處死刑，批準逮捕他的養女孫維世，批準殺害了《出身論》的作者遇羅克，下令逮捕跟隨他幾十年的衛士長成元功。文革後，中共中央“四人幫專案組”在搜集罪證時發現，中央壹級文革冤案的逮捕令基本都是周恩來簽署的。



從延安整風到去世，周恩來始終對毛澤東誠惶誠恐，不用說發出去的電報，就連壹些重要宴會的邀請名單和菜譜，周恩來都不敢做主，要送呈“請主席批示”，待毛澤東畫圈或修改後才算數。[41] 毛澤東請周坐沙發，周卻搬過凳子，恭敬的坐在毛的身邊，[42] 毛澤東上天安門，周恩來每次都要提前檢查毛用的桌椅，等候毛。“周總理始終緊挨在主席身邊半側著身子；舉起壹只手臂，像是為毛主席開路，又像是準備隨時去攙扶……”[43] 紅衛兵領袖聶元梓在晚年接受訪談時說：“毛澤東從沙發上起來，他趕緊去攙扶。有這個必要嗎？不是有下面的人嗎？妳超過了妳的身份了嘛。毛澤東看什麽圖，周恩來跪在地上給毛澤東講解。說明他還有奴才的本質。”[44] 周恩來伺候江青也如同奴才。黃永勝披露：“有壹次開政治局會議，有重要議題要研究，還沒有開始，江青就鬧：‘總理，妳要幫我解決壹個嚴重的問題，不然要出大事情！’周恩來問：‘江青同誌妳有什麽嚴重的事情？’江青說：‘我房間裏那個馬桶現在天冷不敢用，太涼，壹上廁所就感冒，壹感冒我就不能去見主席，怕傳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鬧大病。這個問題還不嚴重啊？’周恩來說這怎麽辦？開完會我派人去看壹看？江青不幹，說總理妳對我沒有革命感情，階級敵人恨不得我快點死！周恩來沒辦法，會也不開了，帶著我們幾個到江青那裏去，對著江青那個馬桶，用手這樣托著下巴，這樣看看，那樣看看，也想不出辦法來。想來想去，最後說，江青同誌，這樣好不好，我們沒有壹種技術可以把這個馬桶的墊圈加熱，但可以用保暖的東西把墊圈包起來，外面再用布料把它包起來，就可以臨時解決了。江青壹看也確實沒別的辦法，就同意了。周恩來又馬上叫中央辦公廳派人來做好它。”[45] 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周恩來提名江青為中共政治局常委。毛澤東雖未同意，但也心領了周恩來的美意。



中共長期宣傳周恩來勤政愛民，生活節儉，而隱瞞了周恩來的真實壹面。在國難民困，前線將士饑寒交迫的1938年，時任漢口市長的吳國楨與南開中學同窗周恩來在漢口相遇。吳在家宴請周恩來，花費十六元。周恩來回請吳，叫了當時漢口最好的酒席，另上好酒。同席的南開校友，外交部秘書段觀海不禁問周：如此破費，妳的薪金是多少？當周答五元薪水時，在場人都驚奇怎麽能付得起如此昂貴酒席。周笑著說：“這頓飯錢由組織出，是組織允許我可以用這筆錢請妳們的。”段指周恩來身穿的緞子狐皮袍問：“難道這也是組織供給妳的？”周答：“我們是共產黨人，我們共享壹切，我什麽也不占有，組織提供我所需要的壹切。”段大笑說：“這樣我也要作共產黨員了。”[46] 在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中，周恩來宴請在北京開會的夏衍、謝晉、於洋等壹批文藝界人士，壹杯接壹杯，幾桌人喝下了好幾瓶茅臺酒。從饑荒到文革，周恩來批示消費的茅臺酒以噸計。在國民經濟崩潰，人民極度困苦的1970年，汪東興與廣州政軍大員在白雲山為毛澤東、周恩來開建行宮（705工程），耗用鋼材萬噸，木材兩萬立方米，水泥3萬噸，總開支以億計。據經辦廣州行宮的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回憶，周入住行宮後很高興。中共當局在1970年還為周在老使館區的壹處別墅裝修過。只不過這些事情在中共不允許人們提起，所以不為人所知。空軍司令員吳法憲的回憶披露，壹次他半夜去找周恩來，結果發現壹個女服務員正在為周恩來剪指甲，周當時還擁有漂亮的專列。張聞天遺孀劉英回憶說，當年張聞天從事外交工作時曾對陳毅抱怨，說周恩來兼外交部部長時，經常到吃中午飯了才起床。那些每天排隊等周批文件的分工秘書對周的這種作風有意見的不是壹個人幾個人。曾有秘書跟張聞天發牢騷說：“我忙得要死，壹個鐘頭還沒輪到我，他（指周恩來）不批我又不能走，我們得等他起床，吃飯。”張聞天反對大吃大喝，要求宴請要簡單，這就同周恩來有矛盾。周恩來要講氣派，吃得好，吃魚翅海參，每次宴會都要上茅臺。[47]

個人吃喝事小，禍國殃民事大。文革中的國人不知道，周恩來在二十多年的總理任上，與毛澤東黑箱作業，將千億民脂民膏贈送給了亞非拉數百國家、政黨和野心家個人，他主持對外援助的口頭禪是：“我們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1959年，在各地饑荒擴大之時，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鄭州會議決定主持頒布了《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禁止農民逃荒，實際是要求將農民困在家中餓死；在各地農村餓殍遍地的大饑荒中，他多次下令加緊征購糧食以出口換黃金，繼續大規模無償外援助，繼續向非洲國家運送數以萬噸計的大米、小麥；1961年底，當時的中共糧食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搞了各地饑荒情況調查，將餓死了幾千萬人的報告上報周恩來，周看過報告後下令馬上銷毀，並在幾天過親自追問是否已經銷毀了這壹報告。他主持的中國政府幾十年不建設城市基礎設施，不建民宅，對外援助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逐年提高，將國人的血汗錢拋灑國外，用於策動暴動，挑起戰爭，輸出軍火包括毒氣，僅援助越共的200億美元，援助柬共的幾十億元已經使印度支那血流成河了。到他病重時，中國對外無償援助占財政支出的比例超過7%。當他在任上去世時，城鄉人民生活極為貧困，很多地方的農民窮得沒有褲子穿。北洋政府和民國歷屆政府和地方統治者幾乎全體熱心教育，關心民生。而中共宣傳的“人民的好總理”幫助毛澤東制造了不間斷地壹次比壹次規模更大的災難，盡量壓低教育經費，盡量不建民用設施，長期堅持將國人血汗錢贈送給外國人，古今中外，這樣的總理找不到第二位。



彌留之際，周恩來讓人讀毛澤東的詩，臉上露出了最後壹次微笑，輕輕地說：“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48] 作為毛澤東曾經的上級，周恩來應不會對毛真心崇拜。如果說，從延安整風到病重周恩來有必要作崇毛表演以維護自己的地位的話，那麽他在遺囑不留骨灰後已沒有必要再作表演了。人們無法理解，周何以在彌留之際還作崇毛表演。也許，因為厚黑功夫深入骨髓，他已經欲罷不能了。



周恩來去世後，毛澤東沒有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毛病入膏肓不假，但沒有出席周的追悼會不是因為健康原因，因為他在幾天之前還接見了尼克松女兒夫婦。在老百姓自發地展開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時，毛澤東指示：“不要用死人壓活人”。在三星期後的除夕夜，中南海遊泳池院子中傳出了鞭炮聲，弄得中南海警衛人員極為緊張。京城的居民聽到了鞭炮聲，人們流傳：毛澤東破例放了鞭炮是在慶祝周恩來先走了壹步。幾個月後，身體健康的朱德突然去世，被懷疑也與毛澤東讓對手“先走壹步”的心思有關。革命家之間就是如此。冷酷是革命家、革命領袖的必須具備的素質。



當年清明節前，北京上百萬人連續幾天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以獻花圈悼念周恩來的方式表達對毛澤東統治的不滿。廣場上出現矛頭指向江青，張春橋等人詩詞，其中著名的詩句有：“江橋搖，眼看要垮掉，請指示，是拆還是燒”；“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酒祭雄傑，揚眉劍出鞘。”另有人貼出了矛頭直指毛澤東的“秦皇的封建社會壹去不返了”標語。4月4日夜，當局派出警察把花圈收走，憤怒的民眾燒毀了汽車和房屋。當局調工人民兵清場，拘捕了數百不肯離去的民眾。毛澤東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指鄧小平為事件的幕後黑手，在兩天後宣布撤銷鄧小平黨內外壹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鄧小平立即上書毛澤東，表示對決定“完全擁護，對主席能允許他繼續留在黨內，表示衷心的感謝”。這是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最後的心靈對話。毛澤東知道老百姓對文革不滿隨時爆發，文革和他的統治已走到了盡頭。雖然他曾說“我什麽都不怕，上帝已經在呼喚我了”，表示對身後的任何災難都無所謂，但還是為防止身後被清算作了精心安排，以保留鄧的黨籍的方式為鄧安排了東山再起之路。毛的考慮是，如果江青為首的文革親信及幾位顧命大臣不能成功接掌大局時由鄧出來掌權。他依然視鄧小平為親信，相信鄧不會像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那樣清算自己。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的最後判斷正確。



唐山大地震



​7月28日，唐山、豐南壹帶發生了7.8級強烈地震，整個唐山市被夷為平地。關於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數，官方公布為24萬，民間說法是五六十萬。不管哪壹數字，唐山地震創下了世界震災傷亡人數的最高記錄。就地震的強度、裂度、震源深度而言，唐山地震不列百年十大強震。從震區人口密度上講，日本的關西、關東地區都比唐山地區人口更稠密，但“關西大地震”的傷亡人數卻比唐山地震少得多。在智利第二大城市康塞普西翁發生的8.8級特強地震，是歷史記錄中的第五強震，死亡僅711人。唐山大地震是天災，但巨大的死亡人數背後是人禍。



首先當時中國的民房主要為舊房危房，民房遇震全部倒塌是唐山地震傷亡人數巨大的主要原因。建築物質量差為地震傷亡的主要原因是各國專家的共識。整個毛澤東時代，世界經濟處於快速增長的黃金時期，各國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民房建設如火如荼。但在中國，毛澤東將民財盡量用於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向亞非拉各國輸出革命、“三線建設”，陷中國人民於長期貧困。由於國家壟斷民生資源，百姓不可能建住房，除國家機關，大型國企有壹些新建築外，國人都清末民國留下的磚瓦房、土坯房、舊窯洞、茅草屋內，與同期臺灣、韓國、香港、新加坡為民生大力投入資金建安居工程形成天淵之別。



其次政府在災害發生後沒有采取有效的救災措施，毛時代的政府壹貫在災難後喊“自力更生”口號，見死不救。幾年前雲南通海大地震後，政府就以“自力更生”口號為借口見死不救，使災民在無糧，無水，無藥，無衣的寒冬中大批死亡，政府的所謂救災舉措不過是派軍隊埋死人。1975年的“七五八洪水”中，洪水淹死十萬人，而洪水後因政府見死不救，在無糧，無水，無藥，無處安身的絕境中死亡的災民人數高達十四萬人。唐山震災後的情況壹樣。地震發生後，各國先於中國報導了地震的新聞，紛紛向中國伸出了援助之手：聯合會秘書長瓦爾德海姆（K. J. WALDHEIM）表示聯合國將動員成員國向中國提供緊急援助；英國外交大臣克羅斯蘭在下院宣布英國願向中國提供緊急援助和醫藥物資；日本外相宮澤在內閣會議上報告：“對於中國大地震，我國將采取迅速發出救災物資的方針”，指示孝川大使向中國政府轉達：藥品、衣物、帳篷等物品已準備就緒。忙於權力鬥爭的中共政治局決定拒絕國際援助，宣稱：“中國人民決心以自力更生精神克服困難。” 最有抗震和救援經驗的日本有壹套應急系統，備有災後最需要的藥物，衣物，帳篷等物資，但被中國拒絕。建國以來，中共發動連綿不斷的整肅運動，不關心民生，推卸備災、救災責任，不設救災應急系統，不制定救災預案。因此，政治局派軍隊救災的決定只具象征意義。少量軍隊赤手空拳來到災區，只作些用手扒的象征性救援姿態。唐山離天津大沽港只有幾十公裏，但救援的重型機械在十天之後才運到達災區，救災最需要的藥物，衣物，帳篷等物資基本沒有。在地震後最關鍵的數日中，災民沒有得到救援。當重型機械到達災區時，被困廢墟中災民因受傷、饑渴、高溫差不多死光了。由於三伏盛夏，大量屍體無人清理，瘟疫來襲，造成更多的死亡。



人禍不僅表現在見死不救方面，還表現在封鎖消息方面。建國以來，媒體被徹底黨化，所有新聞須經中共宣傳部門批準才能播發。早在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在給各地新聞機關的“關於救災應即轉入成績與經驗方面報導的指示”中就要求：“各地對救災工作的報導，現應即轉入救災成績與經驗方面，壹般不要再著重報導災情”，此後，中共控制的新聞傳媒形成了“災難不是新聞，宣傳黨領導戰勝災害才是新聞”、只報喜不報憂，封鎖災情，特別將死傷人數保密的傳統。



1970年的雲南通海大地震和1975年的“七五八洪水”的災難後，當局都是封鎖消息，掩蓋災難，見死不救。唐山地震災難後，當局仍是按照傳統先是向國內外封鎖消息。然而，地震瞞不住，各國主動申請救援的電報讓中共中央明白，封鎖地震消息已無意義，於是批準新華社向世界宣布發生了地震。中國的第壹篇報導是人民日報的《河北唐山、豐南壹帶發生強烈地震——災區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發揚人定勝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災》壹文。這篇報導從標題到內容充分體現了中共對人民生命財產的漠視。文中用壹句“震中地區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失”將災情壹筆帶過，將震災的具體情況，人民死傷情況向國內外隱瞞，完全沒有救災舉措和援助呼籲。直到三年之後，新壹屆中共領導人才批準報導災情，是為新聞學中“遲到新聞”的典型。而領導人批準的報道還不是全部事實。因為黨化傳媒的報導須經宣傳部審查，審查意味刪除部分真相，所以報導永遠值得懷疑。



唐山地震還暴露出文革國人的道德淪喪。地震後，幸存者為了生存開始在廢墟中撿拾維持生命的物品。隨著越來越多物資被發現，撿拾迅速發展成了趁災搶劫的狂潮。眾多的幸存者不是去救被困者，而是到商店、倉庫的廢墟挖掘財物，從死屍手上摘走手表和其它值錢的東西。災區周邊的村民聞訊趕著馬車，帶著工具奔向唐山災區，不是來救援，而是來哄搶物資，直到公安部門奉命開槍才被制止。唐山災後搶劫潮顯示出毛澤東時代的國人被長期階級鬥爭教育得殘忍而自私。清末民國時，中國北方兩次發生“大鼠疫”，整個災難過程中社會秩序井然。可以說“唐山大地震”如果發生在民國初期，趁災搶劫事件斷然不會發生。



毛澤東逝世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永久供奉毛澤東遺體，致電有保存胡誌明遺體經驗的越共專家來京協助遺體保存。11日，華國鋒護送毛澤東遺體到305醫院作防腐處理。12日，政治局作出在天安門廣場修建紀念堂供奉毛澤東遺體的決定。18日，中共在北京為毛澤東舉行了追悼大會。當6102;中共中央的三位副主席是：華國鋒、王洪文和葉劍英。由誰致悼詞等於是宣布誰是權力繼承人。經葉劍英提議，政治局決定由王洪文主持追悼會，華國鋒致悼詞。與孫中山去世時的蔣介石、汪精衛壹樣，華國鋒以推動崇拜運動來證明自己的傳人地位，背棄毛澤東1956年率151位中央領導人簽署身後火化、不建墳墓承諾書，主持中共中央作出供奉毛澤東遺體的決定，下令成立了以吳階平、林鈞才等醫學專家為首的防腐處理小組。這時，列寧遺體腐爛，軀幹被火化，以人造軀幹和蠟制鼻子、耳朵填充等情況已經不是秘密。華決定使毛澤東的遺體面臨列寧遺體壹樣的腐爛，肢解，替換，逐步真假參半，最後以假亂真的過程。根據華國鋒的供奉毛遺體決定，中共中央成立了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為主任的“保護毛主席遺體領導小組辦公室”，所考慮的陵墓方案有：中南海、北海、昆明湖的“水上日出”方案，瀛臺島方案，香山、景山、玉泉山的“山頂紅星” 等方案。[57] 中共從中選定了最損害國家人民利益的方案，決定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供奉毛澤東遺體。9月20日，華國鋒、汪東興等人護送毛澤東遺體到毛家灣，專家們在地下手術室開始對毛澤東遺體進行保存處理。10月，華主持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決議，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和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在天安門廣場供奉毛遺體。中共在皇城中軸線上的天安門廣場建陵墓的決定大悖於中國的傳統，破壞了皇城的布局與都城的風水，使中國進入了極少數幹屍崇拜的專制落後國家之列，為日後處理皇城中心的陵墓留下了難題。為壹黨之私、壹己之私，華國鋒以強迫人民繼續崇拜暴君的方式報達毛澤東的提拔之恩。在操辦供奉遺體和建紀念堂過程中，他下令選用昂貴的氦氣和江蘇東海縣“甲天下”的水晶，指示“不惜壹切代價”、“壹切為此讓路”。1976年底，華國鋒主持在天安門廣場開工建陵。中共中央發出號召，不是號召援助寒冬中無居的唐山地震災民，而是要求全國人民和各行各業優先向毛澤東紀念堂工程提供人財物。這種置無助災民於不顧，將建紀念堂作為第壹要務的行徑與大饑荒中的毛澤東與中共大員們置災民於不顧建行宮的行徑壹脈相承。聲稱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共其實黨的利益淩駕壹切，而中共黨的利益總是害民的。不是嗎？建國之初，毛澤東拒絕了保留北京舊城另建新都的建議，就是因為要住皇庭。從建國到去世，毛澤東作出的幾乎所有決定都是禍國殃民的，而全體高層都全體擁護了毛的決定。新壹屆中共領導層作出最損害國家人民的決定並不奇怪，專制體制必然延續毛澤東統治的作法。



毛澤東的壹生禍國殃民。他發動連綿的整肅運動，迫害人民，摧殘教育，迫害知識分子，摧殘文化傳統，破壞文物古跡和自然環境，對國家，人民和整個世界犯下的罪惡罄竹難書。他是造反領袖和壹代帝王。了解了歷史上造反領袖和帝王才能了解毛澤東。造反領袖們的共同特點是嗜殺。唐太宗李世民殘暴異常，滅門殺害親兄弟，經他追求霸業的隋唐之戰，全國人口從隋時的4000多萬，減至貞觀初年的不到1000萬；[49] 黃巢率軍圍困陳州時大軍斷糧，下令以吃人來解決軍糧；[50] 李自成、張獻忠造反，殺得全國人口減少了約三分之二，其中四川被張殺得百裏無人，清廷後來只好推動了“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運動；洪秀全在廣東老家教書時曾作《百正歌》，在歌中指黃巢、李闖為邪惡，勸人去惡從善。然而他的太平軍與黃巢、闖、獻壹樣殘暴，在所到之處燒殺搶掠，逼迫無家可歸的百姓入夥，他的太平天國造成中國人口減少了四成。毛澤東比歷史上的造反領袖更加嗜殺。從土地革命到井岡山，他為殺人叫好，親自指揮殺人，僅幾年就使井岡山地區人口大幅減少。蘇區肅反中，他指揮殺人數萬。國共戰爭中，他實施了圍城戰術，僅在長春就餓死了數十萬平民。建國後，他的批示、講話中充斥殺人令，他發動的歷次運動殺人百萬計。



帝王們的共同特點是生活在永遠的霸業夢和失去權力地位的恐懼中。武帝晚年生活在被奪權的猜疑中，殺太子、害皇孫、逼皇後，自滅三族，將長安城變成了恐怖世界；朱元璋登基後陷入恐懼，不斷制造大規模屠殺，把跟隨的造反 “淮西幫”功臣幾乎殺光；[51] 明成祖朱棣同樣因恐懼而嗜殺，發明了“滅十族”殺法，並且與其父壹樣下令將所恨的人碎屍餵狗；[52] 明洪秀全登基後始終生活在丟失寶座的恐懼之中，血洗了天京。與歷史上的帝王壹樣，毛澤東也生活在霸業夢想和失去權力地位的恐懼中。為了霸業夢，他不停地發動戰爭。為維護權力地位，他不停地發動整肅運動。他以戰爭和整肅運動為生活方式，以此驅逐失去權力地位的恐懼。他的私人醫生回憶道：我多年前便意識到毛似乎有被迫害妄想癥，他那時懷疑遊泳池被下了毒，現在看來毛的情形是更嚴重了。毛以為他在南昌生病是因為招待所被下了毒。在我看來所謂的毒是政治──高層共黨領導之間的明爭暗鬥。[53]



毛澤東還是共產革命領袖。了解其他共產革命領袖才能了解毛澤東。馬克思在畢業論文中六次用了“毀滅”壹詞，以至於同學給他起了“毀滅”的外號。他在詩中透露：“夢想成為恐怖之王，毀滅整個世界”。他垂涎家族的遺產。當他在伯父病重時寫道：“如果那條狗死了，就對我無礙了。”恩格斯回復道：“祝賀妳，妳繼承遺產的障礙得病了，我希望他現在就大難臨頭”。[54] 奪取政權之前，列寧以籌措黨經費為名，領導布爾什維克搶劫銀行，訂立了幾條“黨員守則”，規定凡參加行劫的同誌不得過問所得款項的數額及用途，使他自己得以大肆揮霍這些贓款。沙皇秘密警察派遣線人滲入各革命組織，兩名沙皇特工人員是阿齊夫及馬連諾斯基依靠賄賂列寧而被接納為同誌。列寧在革命成功之後將馬連諾斯基滅口。[55] 建立蘇維埃政權後，列寧實施了俄國空前的大屠殺和私人財產剝奪，造成了空前的大饑荒。斯大林在屠殺方面超越列寧，將列寧時代政治局成員和1930年代蘇共中央委員和蘇軍將領幾乎殺光。他的女兒（SVETLANA ALLILUYEVA）在回憶錄寫道：“可怕的魔鬼已經占有了父親的身體，使他認為善良、寬恕、仁愛比最大的罪行還要壞。”斯大林的妻舅兼親密同誌 KAGANOVITCH在日記中寫道：“我開始明白斯大林是如何把自己捧上神壇的了。他沒有絲毫人性。他告訴我：‘當我要向某人道別時，我想象此人四肢著地，然後他變得非常惡心。有時我會覺得有點喜歡某個應該被清除的人，妳猜我會怎麽做？我會想象這人正在拉屎、發出惡臭、放屁、嘔吐——然後我就不會再對此人感到內疚。他越快停止在地球上發臭越好。於是，我會發自內心地處理掉此人。’”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德熱拉斯（MILOVAN DJILAS）在其《新階級》壹書中寫道：“斯大林魔鬼般的權力和能量是這樣形成的，他把共產主義運動及其中的每壹個人帶入壹種混亂和麻木的狀態，以此建立和維持他的恐怖統治”。革命家切· 格瓦拉（CHE GUEVARA）壹樣嗜殺。他曾寫道：“仇恨是鬥爭的要素 ——毫無憐憫的恨，能讓壹個革命者超越人類自然極限，讓他變成壹臺高效、毀滅性、冷酷、老謀深算、冰冷的殺戮機器——要以這樣的仇恨來對待敵人。”在古巴共產黨的鎮反運動中，他主持實施了大量抽取“反革命分子”的血液用於出口，將不少人抽血致死。他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我得承認，爸爸，我真的喜歡殺戮。” [56] 也許正是由於上述相似，格瓦拉獲得毛澤東巨額外匯賠款作不斷革命的經費。毛澤東的學生波爾布特喜歡欣賞臨刑者瀕死的恐怖表情。在統治柬埔寨的三年中，他領導柬共害死了全國五分之壹至四分之壹的人民，他下令處決前留下死刑犯照片，選最為恐怖照片造冊供其欣賞（罪惡館解說員說：“應該感謝他的惡癖，留下了如此豐富的罪證）。為了補腦，波爾布特向某國（據說是中國）定制了鉆腦機，取人腦滋補。紅色高棉將被處決者綁在椅子上，用高速旋轉的鉆頭從其後腦緩緩鉆入，留下了受害者極度恐懼的照片供波爾布特欣賞。波魔喜歡的壹張照片是壹個懷抱嬰兒女教師，在即將被取腦漿時表情平靜，但臉頰上流下的大顆淚珠）。紅色高棉國歌唱道：“紅色，紅色的血，灑遍了柬埔寨祖國的城市與平原，這是工人和農民的血，這是革命的男女戰鬥員的血，這血以巨大的憤怒和堅決的戰鬥要求而噴出……”。諾貝爾文學獎及普希金將得主伊凡·布寧（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評價列寧說：“壹個野人，從壹出生時就是道德上的白癡，這就是列寧。他帶給世界恐懼，摧殘偉大的國家，屠殺了數百萬人民。”這壹評價也適用於革命領袖群體。從秦始皇、闖、獻到毛澤東，從馬克思到毛澤東，到波爾布特，帝王和領袖們的共同特點是崇尚暴力，血腥，奪人財產與生命，沒有道德底線，心中只有自己霸業夢，只有自己權力地位，而沒有愛。由於過於執著地追求永遠的權力地位，他們會陷入妄想和被害恐懼，多數精神異常。



2010年7月，俄羅斯議員弗拉吉米爾.梅金斯基在杜馬表示：“我們往往會認為在紅場列寧墓內看到的就是列寧的全部屍體，請不要被錯覺欺騙，那裏只存放著10%的列寧屍體。繼續保存列寧的屍體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從預算支出的觀點來看，存放這種人工制造的藝術品是不道德的，對列寧的家人來說也是壹種傷害。俄羅斯政府必需盡快埋葬列寧的屍體。” 將列寧遺體從紅場遷出最強烈的反對聲音仍然來自北京。當年，中共強烈反對將斯大林遺體遷出紅場，赫魯曉夫回應說可以把斯大林的遺體送到北京。如今，不少俄羅斯人再建議將列寧遺體送到北京去。2012年，俄羅斯的壹些政治派別成立了有關下葬列寧的特別委員會。列寧遺體將遷出紅場。毛澤東遺體經過三十多年的陳列也被局部替換，日益喪失尊嚴，遷出天安門廣場也只是時間問題。



華國鋒推動繼續崇毛的另壹舉措是改國歌。1949年，新政治協商會議在決定國歌時發生了爭議。有代表提出，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之句不宜用作國歌，建議用聶耳曲調，另填新詞。文革開始後，國歌詞作者田漢獲罪，國歌歌詞被非正式廢止。華國鋒上臺後，決定改國歌，主導中共十壹屆二中全會通過新國歌詞為：“前進！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偉大的共產黨，領導我們繼續長征。萬眾壹心奔向共產主義明天。建設祖國，保衛祖國英勇地鬥爭。前進！前進！前進！ 我們千秋萬代，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前進！前進！”隨後，華再主導五屆全國人大壹次會議通過了他的新國歌。



從清末以來的國歌變遷，可以看出革命帶來的倒退。宣統三年，傅侗、嚴復執筆的國歌為：“鞏金甌，承天疇，民物欣鳧藻。喜同胞，清時幸遭，真熙皞，帝國蒼穹保，天高高，海滔滔”；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宣布國歌為：“東亞開化中華早，揖美追歐舊邦新造，飄揚五色旗國榮光，錦秀山河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這時，革命黨尚未站穩腳跟，還不敢在國歌中加入壹黨私貨，孫中山采取機會主義策略，從“驅除韃虜”悄悄轉變為“五色榮光”；1915年，袁世凱政府宣布國歌為：“中華雄踞天地間，廊八埏，華胄從來昆化巔。江湖浩蕩山錦連，勛華捐開堯天，億萬年”。清末民國的國歌歌詞堂堂正正，沒有黨化內容。比較而言，袁世凱制定的《中華雄踞天地間》國歌最能體現民族精神。1937年，國民黨決議以黨歌作為國歌，開篇即販賣三民主義，倒退到以黨代國，完全不給非國民黨人士與思想留下空間，強迫全民接受其黨義。國民黨的國歌雖體現壹黨之私、壹黨獨裁，但還不敢在國歌中加入個人崇拜。然而華國鋒主持制定的國歌不僅黨化，更將國歌與毛澤東的名字綁定，強迫國人唱國歌的同時頌揚毛澤東。由於新國歌歌詞過於荒唐，經歷文革災難的國人對此壹致反感，無人會主動歌唱。隨著華國鋒不久後失勢，這首“華記國歌”被中共官方與民間壹致拋棄。在二十壹世紀，國人回顧中國國歌變遷時不免為“華記國歌”感到難為情。



文革結束



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與江青為首的文革派間展開了“毛澤東臨終囑托”之爭，也即繼承人之爭。毛澤東沒有正式指定繼承人，也未留下正式遺囑。華國鋒提出的繼位依據是寫著“照過去方針辦”、“不要著急，慢慢來”、“妳辦事，我放心”的三張字條，而江青、張春橋稱毛澤東臨終給他們留下了“按既定方針辦”口頭囑托，雙方各執壹詞。江青為首的文革派控制著政治局和宣傳工具，發表了《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和《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等“兩報壹刊”社論，聲稱毛澤東曾有壹個臨終遺囑給了他們，暗示華國鋒“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應當說，雙方說法均無道理可言。因為字條也好，口頭囑托也好，壹無證明人，二無簽名、三無錄音和現場照片，四內容不明確，“過去方針”、“既定方針”均不知所雲。



江青等人控制政治局多數和宣傳工具不具決定意義，革命黨從來以槍來決定權力歸屬。早在壹年前的“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6102;，葉劍英為首的軍隊將領就開始商量兵變，最後大家壹致認為直接推翻毛澤東不利於中共的統治，決定等毛澤東撒手而去後再下手整肅後黨和顧命大臣。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立即與代表軍隊和元老的葉劍英、汪東興秘密策劃政變。10月6日，三人召集李先念、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吳德、倪誌福、陳永貴、吳桂賢等高層成員舉行了密謀會議，通過了葉劍英的提議：由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並繼續兼任國務院總理。會後，汪東興指揮北京衛戍區部隊逮捕了江青為首的文革派成員。10月7日，華國鋒召集余下的中共政治局委員開會，宣布“四人幫偽造毛澤東的臨終囑咐、陰謀篡黨奪權”，已被逮捕。剩余的部分政治局委員作出了擁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政治局決議，使華國鋒成為集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等黨政軍最高職位於壹身的最高領袖。隨後，新壹屆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布了“粉碎四人幫”消息。消息傳出，舉國歡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解放軍各總部、各大軍區舉行慶祝活動，當局在北京組織了百萬人的 “粉碎四人幫”慶祝遊行。



由於沒有民主選舉，革命黨權力交接的過程通常是政變的過程。國民黨、蘇共、中共黨內都曾圍繞領袖遺囑展開爭鬥，權力交接迷霧重重。列寧去世後，斯大林聯手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組成的三人小組控制了蘇共中央，決定不公開列寧遺囑，他在《悼列寧》講話中說：“我們向您宣誓，我們壹定光榮地執行妳的遺囑”，暗示他是列寧的遺囑執行人和接班人。三十多年後，蘇共中央在揭露斯大林罪行時披露說，列寧遺囑中要求黨大會將斯大林從總書記職位上調開，另任他人。而俄羅斯史學家尤·阿·布拉諾夫在其《被篡改的列寧遺囑》壹書中指出：“列寧病入膏肓時，列寧和托洛茨基互相隱瞞列寧最後的文件。斯大林以篡改列寧遺囑的手段贏得了在這場鬥爭的勝利。斯大林篡改的手法高明，托洛茨基始終未能完全了解列寧實際上留下了什麽樣的遺囑。不僅如此，列寧當初到底口授了什麽內容，至今仍然是個謎。……1964年，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邀請所有健在的十三大代表舉行了壹次特殊的會議。會議請求他們回憶列寧遺囑以及在黨代會上宣讀遺囑的情形。這次會議的記錄表明，健在的代表們全都不講真話，要麽稱記不清楚了，要麽是按照官方在《蘇共歷史》中所講的那樣來陳述當時的事件。”孫中山去世時，國民黨內曾發生遺囑真偽的風波。雖然國民黨以全會決議的方式壓制了反對派的質疑，但反對派所指責的蘇俄顧問控制壹切的局面確是事實。國民黨缺乏領袖接替的正規程序，繼任人產生不透明，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的明爭暗鬥多年，他們競爭領袖地位壹靠武力，二是展開吹捧、神化孫中山的競賽。



政變成功後，華國鋒宣布毛澤東從9月初開始處於半昏迷狀態，沒有留遺言，只寫給他壹個“妳辦事，我放心”的紙條。江青在後來受審時說：“主席那天晚上給華國鋒寫的‘妳辦事，我放心’，這不是全部，後面至少還有六個字‘有問題，找江青。’” 多年後，姚文元在他的《回顧與反思》壹文中說：“關於毛澤東給華國鋒寫的‘妳辦事，我放心’，事實上並不存在，是虛構出來的”， “毛澤東曾多次提及身後班子的名單：黨主席，江青；總理，華國鋒；人大委員長，王洪文或毛遠新；軍委主席，陳錫聯。”三個人三種說法，情況與孫中山、列寧遺囑壹樣迷霧重重。既然中共承認毛澤東不是皇帝，毛應無權決定繼位者，因此臨終囑托之爭既無所謂是非、法理。在權力鬥爭中，中共政治局、中央委員會的變動基本都是政變結果。毛澤東清除劉少奇出黨是政變手段，召開政治局、中央委員會時都排除壹批人，加入壹批自己親信，作出清洗決議；整肅林彪時，毛澤東再次將政治局推倒重來，還是政變。毛澤東之後，華國鋒“粉碎四人幫”也是將政治局推倒重來，仍是政變。反復的政變說明，暴力革命黨的權力交接只能是暴力爭鬥。



1977年7月，中共在北京舉行了十屆三中全會。會議通過了《關於追認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決議》、《關於恢復鄧小平同誌職務的決議》；《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關於提前召開黨的第十壹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8月，中共在北京召開了十壹大。華國鋒在會議的政治報告中宣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稱頌毛澤東英明偉大，宣稱“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必將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史上的偉大創舉載入史冊，以後還要進行多次”。



被中共稱為“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時”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運動”將中國變成了人間地獄。作家秦牧寫道：“這真是空前的浩劫，幾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壹炬，多少名勝古跡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公開進行！”宣布十年文革結束後，中共為維護毛澤東的形象，將十年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數和造成的國民財產損失數字保密。不過，從壹些高層的內部講話中可以估計出文革禍害的規模。李先念在1977年12月的全國計劃會議上說，文革十年造成國民收入損失5000億元；葉劍英在1978年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文革十年整了壹億人，死了2000萬人，浪費了8000億元。



十年文革從頭到尾打著革命的旗號，向每個人不斷重復革命壹詞。文革運動並未歪曲革命的意義。暴力革命本來就是殘酷迫害，共產革命是所有暴力革命中破壞最慘烈者。毛澤東是共產革命領袖中迫害欲望最強者，文革又是他禍害中國的代表作。它是有史以來教育、科學、文化領域中的最大劫難。毛澤東固然是發動文革的罪魁禍首，但全民參與的性質說明了中國暴民土壤，黨化毒素之深厚。創造出千刀萬剮酷刑的中華文化本身就沒有自由、平等、博愛，再加上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的長期教唆，國人的愛心、同情心泯滅，迫害欲望在文革中大爆發，留下了互相迫害最殘酷、最惡毒的記錄。



共產革命者們在文革中大都經歷了迫害人和被迫害的輪回、報應。革命者們對自己遭受的迫害刻骨銘心，但對迫害別人則感到理所當然。文革過去五十年後，人們從受迫害的老幹部、紅衛兵、造反派們的回憶文章中基本看不到對參與迫害他人的懺悔，證明革命黨人不會罪已、拒絕懺悔的品質傳染了全民。世紀之初，清廷多次降詔罪已，承認錯誤，承認罪責，反省革新。經過壹個世紀的革命，從統治者到全民都喪失“罪已”意識，回避災難與罪責，是為革命帶來倒退的又壹證明。



隨著文革結束，毛澤東時代走入了歷史。這壹時代給國家和人民留下了太多的苦難，不堪回首。在這壹時代，中共害死人數超乎想象。毛的統治是蘇俄向中國輸出革命的產物，不妨從蘇俄說起。從1876年到1905年，沙皇政府在三十年間共處死了486人，從1905年到1908年，由於革命，沙皇與革命者在四年間互殺2200人。列夫•托爾斯泰聞此死難數字後感到難以接受，傷心落淚。然而後來的革命死難非托翁能夠想象。在列寧統治時代，蘇共害死人近千萬，在斯大林時代，蘇共害死民眾近５000萬。然而，革命會不斷挑戰人們的想象力，中共在毛澤東統治時代害死民眾超過了8000萬。[57]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成了戰爭機器。在世界各國崇尚和平，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毛澤東先後挑起了朝鮮戰爭、臺海危機（兩次）、中印戰、越南戰爭。他在莫斯科發表的“核戰爭中國死三億人還有三億人”話不是隨便說說，他真的準備讓中國承受核打擊。在他統治下，中國的國民經濟圍繞著他的世界大戰、核戰爭的臆想運行，數千億資金被用於輸出革命、挑起戰爭、研制核武器、備戰、“三線建設”、軍工項目戰略遷移，“深挖洞”，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和長久的遺害。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空前專制。歷史上，國人信仰自由，遷徙自由，耕種自由，收獲自由，存糧備荒自由，進城務工營商自由，購置田產自由，藝術家創作自由，演出自由。清末以來，國人的自由空前擴大，享有結社自由，組黨自由，辦報自由，宣傳思想自由。而到了毛澤東時代，國人的上述自由，連同財產生命權壹起喪失。在這壹時代，中國沒有真正傳媒，只有黨的宣傳工具，國際新聞壹律由新華社按國內政治需要取舍發通稿，再由各報轉載，統壹口徑，對國外形勢報憂不報喜，對國內形勢報喜不報憂，斷絕普通民眾對國內外新聞的知情權，只允許高通過各種文件簡報內參了解國內外實情。在這壹時代，中共對社會的控制基本達到了中華蘇維埃國和陜甘寧邊區的最嚴密程度，是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專制的社會。古代社會，政權不下鄉，只到縣壹級，而在毛澤東時代，中共通過政權網絡監視、管制到每壹個人。在毛澤東時代，中共不僅管制每壹個人的行止，還通過政治學習，思想匯報，控制著全體國人的思想，通過個人秘密檔案決定著每壹個人的命運。在這壹時代，中共不間斷地發動整肅運動，實施了空前殘酷的精神折磨。在這壹時代，統治者逼迫人們檢討，自汙，交出私人信件，逼迫人們互相揭發，互相告密，互相陷害，營造了親友，父母子女間互相陷害的恐怖環境，造成史上最大規模的，壹次又壹次的自殺潮。在這壹時代，全民不敢表達真實的思想，毛澤東自己寫信用黑話，林彪在日記中也大量使用暗語，眾多思想先驅因在私信、日記中表達想法而被中共殺害。中共在這壹時代實施了史上最大規模的惡意陷害：號召“大鳴大放”，“向共產黨提意見”，暗中布置“聚而殲之”，陷害了數百萬響應號召者；鼓勵吹牛，“放高產衛星”，然後吹出來的倍增產量數字搜刮糧食，造成饑荒；中共中央發動了“大躍進”、“反右傾”、“反瞞產”，要求基層搜出農民藏匿的糧食，造成饑荒後，中央高層以執行政策的基層幹部為替罪羊，發動“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四光運動”，實施整肅，迫害人百萬計，造成自殺潮；號召黨政軍當權派造反，然後以“反黨亂軍”、“打砸搶分子”、“五壹六分子”、“四人幫爪牙”、“三種人”罪名整肅迫害了數百萬造反派；同時下達“向軍隊當權派造反”、“軍隊支左”、“堅決禁止沖擊軍隊”等互相矛盾的指示，使數十萬造反派成了軍隊鎮壓的犧牲品；先鼓動造反派武鬥，再號召“大聯合”，使百萬造反派成了全國武鬥犧牲品。在不斷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中，上千萬人落入陷井。



在毛澤東時代，中共以“無產階級專政”名義，是對國人殘酷迫害，實施階級鎮壓，留下了空前殘暴血腥的記錄：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殺害舊政府時代軍政人員、反抗土改的農民百萬計；發動“土改運動”，剝奪地主土地，殺害地主鄉紳百萬計；發動肅清反革命運動，迫害舊政府軍政人員，反抗暴政者百萬計；發動“三反五反運動”及“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實施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敲詐勒索，剝奪了工商業者天文數字的財產，逼得數十萬工商業者自殺；發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躍進運動”，將全體農民變成了農奴，將農村的糧食搜刮殆盡用於出口發展軍備，造成空前規模的饑荒，造成4500萬農民餓死；在饑荒後發動發動了“四清”、文革運動，害死國人千萬計。在這壹時代，中共制造了龐大的賤民群體，以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務、走資派罪名，將他們和他們的家屬子女打入另冊，對數以千萬計的民眾實施迫害數十年，造成其中數以百萬受害者含冤離世。在連綿不斷的運動中，中共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迫害記錄，最惡毒的精神和肉體刑罰。



在毛澤東時代，政治空前黑暗。在制造上述災難的壹次次會議上，中共高層壹次次全票通過災難性的決議。除了彭德懷寫過壹封壹半吹捧，壹半批評的私信之外，中共高層全體助紂為虐。在“引蛇出洞”設計陷害，“土爐子煉鋼”、“高產衛星”等謊言面前，中共全體高層，各界精英共同維護“皇帝的新衣”，全體道德淪喪，全國醜惡橫行。在餓死幾千萬人的情況下，制造災難的毛澤東不受追究，沒有敢於提出批評，沒有人敢於問責。在饑荒剛剛結束，部分地區仍在餓死的背景下，中共全黨掀起了新壹輪崇拜毛澤東的熱潮，使毛澤東能夠立即制造中印邊界戰爭、越南戰爭、“三線建設”、“大講階級鬥爭”、“四清運動”等新災難，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添磚加瓦。在這壹時代，中共在國人極度困苦中長期無償對外拋灑金錢。沒有人敢於質疑“對外援助”，人大、政協、“八個民主黨派”完全淪為花瓶，毛澤東得以為所欲為，為自己的世界領袖夢將千億計的國人錢財贈送給外國的政府、政黨或野心家個人。在大饑荒中，他禁止開倉放賑救災，同時增加對外援助，下令到非洲建鐵路，為朝鮮建地鐵，為阿爾巴尼亞建電視臺，下令批判電影，戲劇，批判孔子，宋江，國人則追隨毛澤東任何荒唐指令，全無抗爭。



在毛澤東時代，人民空前困苦。在世界各國快速發展，日本、臺灣的經濟總量增長、國民收增長在7——10倍之時，中國基本沒有住宅建設，沒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在這壹時代結束時，農村破敗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在貴州省安順地區，許多姑娘沒有褲子穿；萬裏上任安徽時發現，很多地方農民窮到門、窗、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壹件木器家具。壹個20多戶人家的生產隊，4戶沒有門，3戶沒水缸，5戶沒有桌子，隊長壹家10口人只有壹床被子、7個飯碗，筷子全是樹枝、稭稈；[60] 武安縣的鄉民靠賣血度日；甘肅省榆中縣上莊公社，所有生產隊年人均口糧都不足壹百斤，家產在30元以下的有188戶；在15元以下的41戶，農戶除壹張破席，壹團爛棉花和鍋碗筷外壹無所有。[61]



毛澤東時代是世界教育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中共在學校搞“反右傾運動”，逼得小學生自殺事件，鼓動學生批鬥老師，打老師，殺害老師，搗毀教室，停辦大學，取消考試，反復整肅知識分子，逼知識分子檢討，登報自汙，請罪，將學生、教師趕到農村去勞動改造。



在毛澤東時代，中共鼓吹階級鬥爭，要求人民互相鬥爭，將壹部分人排除出人民之外，鼓動階級仇恨。文藝作品，學生教材中充滿仇恨，迫害，仇殺的教唆，培養出了壹代迫害狂，人們的良知，獨立思想，同情心與愛心泯滅，家庭內的互相迫害大量發生，發生了地震、洪水災難中的見死不救和趁災搶劫狂潮，發生了母親唆使兒子殺害被鬥丈夫的事件。[62]



在毛澤東時代，惡毒、暴力的語言大行其道，“害人蟲”、“小爬蟲”、“砸爛狗頭”、“階級敵人”、“黑五類”、“臭老九”、“牛鬼蛇神”等毛式汙辱語言，紅衛兵戰歌中“滾他媽的蛋”等罵人語言，“作壹顆螺絲釘”、“只準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等剝奪人權的語言，“巨大成就”、“偉大勝利”、“就是好！就是好”等強詞奪理的語言，反映這壹時代的精神恐怖。毛時代的語言與強調效忠領袖、熱愛祖國，“猶太害蟲”為代表的的納粹語言和強調“舉國壹致”、“萬眾壹心”、“誓死捍衛天皇陛下”的日本法西斯語言高度相似，三者都否定獨立思想，否定自由，使用極端語式。而相比德、日法西斯的語言，毛時代的語言更加粗鄙野蠻，更加殘暴。



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哈耶克指出：“集權體制會導致最壞者當政。……獨裁者掌握和控制人民思想，或者說將人民的思想‘國有化’”。[63] 正如哈耶克所指出，集權體制，共產革命黨導致了毛澤東這樣的最壞者當政，把革命災難擴大到了極致。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指出：“中國要建立起全社會真正的自由，連接起中國傳統的道德架構，必須首先打破暴君毛澤東的魔咒。這將是壹個挑戰，因為中國還沒有走出毛時代，他的畫像仍然掛在天安門的城樓上邊。我想中國必須面對這個事實，毛是壹個魔鬼，人類史上最壞的人之壹。”[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