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瘟疫分析

[左翼反共人士]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前言

本文屬於漫談性質的文章，匯集了不同觀點的異議人士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中共瘟疫的分析，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基本狀態，充份的論述了中共瘟疫的本質。

瘟疫蔓延

作者 梁京 寫於 二零二零年

2019年的年底，對中共政權災難性的壞消息依然接踵而來。人們還未來得及消化美中第壹階段貿易協定，武漢肺炎疫情又坐實了最壞的疑慮，那就是這種新病毒不僅可以人傳人，而且其傳播已經失控。不難看到的是，所有這些重大的壞消息，都有壹個共同的直接原因，即中共當局的嚴重誤判，而這種系統性誤判背後的原因，就是中國“王朝末世”報喜不報憂的官場文化。

此次“新非典”疫情爆發，正值春節前夕的春運高潮，也正值中國經濟處於十分脆弱的關口，這場公共衛生危機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災難性後果將難以估量。不過，從國際和中國政治的角度來看這場危機在此時爆發，有十分重要的警世意義。從上次“非典”爆發到現在，十七年間，中國國力有了非同尋常的增長，但事實也表明，中國不僅沒有從上次災難學到任何教訓，而且其自欺欺人的政治文化，因國力增長而給自己和世界帶來了更大威脅。

對於這種威脅的嚴重性，尤其是急迫性，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都有許多人認識不足。我聽到不少人說，習近平還可以再幹十到二十年而不會遭遇任何大的挑戰。從表面看，這種說法確實有道理，因為妳完全看不到中共黨內有任何人敢於挑戰他的權力，而社會上更沒有任何有組織的反對力量。而這次“新非典”爆發的警世意義就在於，它告訴世界，中國的內部危機具有非常大的失控危險，因為在許多國家尚起著防止和阻止危機爆發和擴展的社會和政治機制，在中國已遭到系統性的摧毀。更為嚴重的是，中國邪不壓正的輿論和社會心態，起到了壹種推波助瀾、放大危機的效應。

坦率地說，當武漢發現新冠狀病毒的消息剛剛報道出來的時候，我和許多人壹樣，不能想象中國當局會讓這次危機發展到現在這種程度。首先是因為有了上次“非典”的教訓，而現在的當權者都是當年危機的過來人。更何況，他們應該比所有人都更清楚，這壹次若發生疫情失控，其經濟和政治後果之嚴重性。結果是，疫情還是失控了，而且直到明顯擴散到國外，最後當局才做出反應。

現在沒有人會天真地相信，疫情失控是因為沒有了蔣彥永這樣的人，因為中共已經系統地杜絕了這種人發聲的可能。我相信許多人現在能明白，中國今天的局面不是當局無意造成的，而是自覺選擇的結果。所以從道德上批評他們，已經不會發生太大影響。世界必須要為這樣壹種可能做準備，那就是中國的內部危機不僅存在全面失控的真實危險，而且中共當權者是否有意願、是否有能力減少這種風險，也成為壹個真的問題。

從這樣壹個角度來理解美中第壹階段貿易協議做出的壹些妥協或許是有意義的，那就是美國現在還不能冒讓中國內部危機全面失控的太大風險，因為中國內部危機全面失控必然會危及美國的基本利益，指望中共對中國未來負責已完全不現實。從這個角度有助於我們理解，為甚麽美國需要更加堅定地支持臺灣和香港人民對大陸強權的抵抗與抗爭。臺灣和香港自治力量和自治文化的全面瓦解，無疑會放大中國壹旦失序給周邊和世界帶來的災難，增強臺灣和香港的自治能力，將有助於在大陸危機全面爆發的時候，中國人自助和自救的能力。

香港疫情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源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現正以驚人的速度蔓延。中港兩地的民眾都近幾陷入恐慌。隨著疫癥加速蔓延，加上醫療專家警告病毒的傳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區更為擔憂。由於政府封鎖資訊，使中國大陸的疫情更加惡化。由於過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處理危機的手法惡劣，政府普遍不受民眾信任。

就連習近平政權都承認疫情“嚴峻”。在中國之外，約20個國家出現確診個案。而國內的確診及死亡個案不斷攀升 。直至現時為止有80人死亡，2,700確診個案，兩天內增加壹倍。與過去壹樣，政府最初對疫癥的反應是封鎖新聞、屏蔽網路資訊，根本是徹頭徹尾的罪行。當局嚴重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因為政府關心的只是穩定壓倒壹切。許多網民在社交媒體要求撤換並懲處武漢的領導官員，因為自2019年12月第壹宗案例確診以來，他們呆等消息、按兵不動，為的就是不打擾2020年1月初舉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協會議！控制疫情的寶貴時機被白白錯過了。根據香港大學病毒學研究專家管軼所言，控制疫情的黃金機會已過，現在連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態發展的速度驚人。2020年1月20日首次確認人傳人的感染個案，而三日後當局決定將武漢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後，當局進壹步封鎖超過20個城市，受影響的民眾超過6,000萬人。火車、飛機、渡輪、巴士全部停駛，車站由武警駐守。

中共黨政高層被迫要親自坐鎮指揮抗疫工作。由於專制政府的下層癱瘓，完全未能作出即時回應，這是因為地方官員皆抱著“不做不錯”的心態，生怕會讓獨裁政權丟臉。“習皇帝”集大權於他壹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沒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輕舉妄動。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壹個規律做事，完全作為壹只被中共政權擺布的傀儡，沒有任何獨立決策的能力。林鄭政府的反應比其他中國城市更為遲鈍，在更遲的時間才落實禁止中國高危地區的旅客入境等緊急措施。在中國、日本、南韓政府皆呼籲國民穿戴口罩的時候，香港政府卻拒絕呼籲市民穿戴口罩。衛生署署長陳漢儀更說，市民參與普通社交活動時並不需要戴口罩。港府2019年10月訂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決違憲，現在為保面子，在疫癥蔓延的狀況下仍堅決進行上訴。

醫療系統長期資源不足，現在急需大量額外資源來應對危機。現在有工會號召2020年2月3日進行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罷工，並呼籲各行業的工人、工會以及正式成立工會的籌委動員工人。我們反對警隊加薪，並將公款投入到抗疫的緊急措施，包括為醫療人員提供充足的保護裝備以及有足夠的隔離病房。我們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積炒賣，包括口罩或食物，並要求政府撤回對於《禁蒙面法》的上訴。

現在應該全面封關，禁止任何人經中國入境香港，立即停駛高鐵，防止瘟疫蔓延。同時，社會主義拒絕極右派利用這次疫情，制造針對中國人的種族主義排外情緒。任何種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武漢肺炎，成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會需要互相支援，在每壹個職場成立抗疫委員會，選舉員工代表與管理層談判，確保企業采取具體措施，將員工及公眾健康放在第壹位。

員工亦應有權拒絕在疫癥期間到中國公幹，並有在家工作的權利，或者是彈性工作時間來避免繁忙時段的人群聚集。我們不能夠相信政府或老板會顧及我們的利益。我們需要抗爭來爭取這些權利，透過組織和發展工會及職場委員會。企業應該要為所有員工提供口罩、消毒設備、改善清潔、以及在受薪時段進行資訊會議。

香港工人和工會也應該支持中國工人相應的行動，去改善他們的權益，並組織工會去爭取充足的保障及資源來渡過危機。中國的醫護員工在缺乏資源下的艱難狀況下付出的努力與犧牲，都讓我們悲憤。香港表達的工人聲援，並且示範在職場建立委員會，都能夠啟發中國工人為自己的權利去抗爭。當政府明顯已經不可以依靠的時候，由下而上組織的集體行動就是對抗這場疫癥危機的最強力量。

香港的工會應該立即動員並就以下訴求抗爭：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員會
員工有權在上班時間內參與抗疫委員會工作
員工有權拒絕到中國公幹
員工有權彈性上班或在家工作
要求政府撤回《禁蒙面法》上訴
停止警隊加薪 為醫療人員增加大量緊急資源

中共與瘟疫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武漢肺炎疫情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也將給中國經濟造成重大損害。回首疫情發展經過就會發現，這是壹場本可避免的人禍。

研究表明，最早發現感染者是2019年12月1日。隨後兩周多27例病人被歸為不明肺炎。

12月30日，武漢市衛建委簽發《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要求各醫療單位就地救治嚴格上報，並禁止擅自對外發布救治信息。

12月30日晚8點多武漢協和腫瘤中心微信群曝出：近期不要去華南海鮮市場去，那裏發生了多人患不明原因肺炎（類似非典）。

2020年1月1日，微博“平安武漢“發布消息稱已傳喚8名散布謠言者，央視新聞等多家黨媒報道並要求民眾“不信謠不傳謠”。

1月3日，武漢衛健委發布通告，符合條件病例增加至44例，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此時，香港已經進入疫情緊急狀態。

9日，中國衛生專家組表示，根據最新病原學鑒定結果，武漢肺炎疫情的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

11 日新華網刊載《專家稱武漢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可防可控》。武漢衛健委這期間僅壹次通知，稱自2020年1月3日以來未發現新發病例。通知穩定了人心，整個武漢沒有任何防控措施和意識。而這段時間疫情迅速擴大，醫院已經爆滿。

1月12日，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公布了武漢肺炎基因組。

1月14日，隨香港專家來訪的香港記者在醫院拍攝，被帶入派出所，強行刪除有關記錄。部分患者無法得到治療或根本無法入院，零星在微博上吐槽，被很快刪除。

武漢衛健委明知當地疾控體系已經崩潰失效，連續5日通告無新增病例。直到1月19日，黨媒、政府部門都在傳達壹種聲音：未發現醫護人員感染案例，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可防可控。武漢人壹點都不慌。

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哪些黑手遮住陽光任病毒肆虐？

有消息稱，1月12日，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發布病毒基因組的同時，國務院有關領導主張提升武漢地區傳染病戒備等級並通報全國，但這需要黨中央批準，後沒有獲得批準。

如此禍國殃民之人禍，誰承擔責任？

武漢市衛健委、市委市政府，如果隱瞞不報，構成瀆職，應承擔法律責任。請有關部門依法查處。

如果責任不在地方，國務院、黨中央有關領導，哪位決策者拒絕批準公開疫情，應承擔政治責任，請引咎辭職。

專制與瘟疫

作者 何清漣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最近禍延中國並殃及澳門、臺灣、泰國、日本、韓國，甚至美國的武漢肺炎，無論從病毒來源、政府的危機處置與公關方式、民眾的恐慌應對，壹切都在重演2003年的Sars事件。這讓我想起黑格爾那句名言：“人類從歷史中得到的唯壹經驗，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

這次疫情最早於2019年12月31日由武漢衛生部門通報，但未指出是何種病情，因此錯過了控制疫情的初發期。中國政府這次的危機應對失誤在於：

第壹，將由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當作武漢的地方性疫情，直到世界各國發現，所有的感染者都去過武漢，才於1月22日封城，要求在武漢的人不要離境，壹天以後，其他三個湖北城市黃岡、鄂州、赤壁才回過神來，實施檢疫隔離。

第二，對疫情嚴重性的承認太晚。網上討論疫情長達20天，武漢市總是躲閃其辭，直到武漢肺炎的這種致命病毒蔓延至泰國、香港、臺灣、南韓、日本，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也發現來自武漢的病人，各國紛紛啟動邊檢防疫措施。中國面對遏制這種病毒爆發越來越大的壓力，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才於1月20日發表公開講話， “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壹位”，“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及時發布疫情信息，深化國際合作”，並警告說，隱藏疫情者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中國人才確切地知道疫情嚴重。而就在這20天內，疫情日益嚴重，死亡人數不斷增加。

第三，中國政府仍然習慣性地“射殺帶壞消息來的人”。盡管武漢市衛生部門發表了語焉不詳的疫情消息，但武漢市政府卻壹直封鎖消息，嚴厲審查新聞文章和社交媒體帖子，控制關於病毒的敘述。許多文章和帖子遭到了審查，凡使用了WuhanSARS標簽的壹律刪除。武漢市警方在2020年1月份調查了8名市民，稱他們在網上散布謠言。

所有這些措施，不僅沒能扼制疫情蔓延，反而加深了民眾的恐慌情緒。

中國的經濟已經全球化，人口流動也全球化。但疾病防控與危機處理方式卻相當陳舊。

壹、中國政治體制的信息傳遞渠道主要是由下級向上級稟報，再由上級向下級傳達處理意見，遇到特別重大的事故，比如強烈地震、大洪災與各種新型傳染病更是如此。這種防控體系的支撐點是各級科層組織，在城市是各級單位與居委會這類基層組織，在農村是鄉鎮、村等基層組織。

進入80年代以後，隨著人口流動的增加，這種體制效力大減。由於用工制度的改革，單位制度不再覆蓋城市所有人口，每個大城市都有來自本國的外地人以及外國旅遊者、經商者，農村也有大量進入城市打工的人口。這就是武漢發生疫情之後，不少人其實已經身染疾病卻還要搭乘航班去別處，將武漢肺炎傳往他國。比如臺灣壹位女商人早在1月11日就出現癥狀，因不相信當地醫療於1月20日從武漢搭機抵達臺灣，主動通報身體不適。因有發燒、咳嗽、呼吸急促等癥狀，由機場檢疫人員安排就醫。臺灣網路社交媒體出現撻伐聲浪，認為她堅持搭機回到臺灣，使途中和她所接觸的人暴露在感染風險中，是很自私的行為。

二、中央政府解決危機的手段，主要是依托政治科層制的上下級關系，激勵機制是對官員的罷免和升遷。決定危機處理方式的不是危機發生地的官員，而是遠在千裏之外的中央政府。緊急情況下才會有中央領導親臨指揮，這種緊急情況下的非制度處理方式在地震、洪災中，往往成為打破因循守舊的官僚主義動作的最有效方式，但用於需要非常專業的疾病防控當中，就會出現問題。

這次武漢疫情來得突然，中國疾控中心的專業人員的意見被忽視，維穩的要求壓倒壹切，錯過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時期。應急措施也遠遠不夠，用於快速診斷的試劑盒告缺；還沒弄清楚人傳人的傳播方式是什麽，醫務人員就已經大批感染。所有這些，都需要更專業化的危機處理方式，傳統的科層組織與危機應對難以應付Sars與武漢肺炎這類突發疫情。

三、在危機處理過程中，媒體只是宣傳機器，發表的稿件是當地黨委宣傳機構的通稿，除了當事人和利益相關者，公眾對危機事件大多情況下並不知情。政府假定公眾只是政府政策被動的接受者：如果公眾獲益，則可以繼續執行政策，如果公眾受損，則考慮變更政策。最讓人無語的是宣傳部門還祭出“比爛”法寶，央視網於2020年1月22日發表壹條消息：《美國爆發40年來最致命流感 已有6600人死亡超1300萬人感染》，用美國流感疫情嚴重，死亡6000多人、蔓延48個州來暗示中國在控制病情方面做得相當不錯。 這種宣傳只能安撫宣傳部門自身，估計處於疫情威脅之下的武漢與湖北人民大概根本就不會關心這條消息。

如今到了社交媒體時代，每個社交媒體的使用者都是信息的傳播者與評論者。中國政府與公眾之間本就嚴重缺乏互信，在信息不透明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再提出“不信謠、不傳謠”，用拘留、處罰甚至判刑等方式，對於信息傳播不僅不能起到揚湯止沸的作用，反而火上加油，促使各種真真假假流言滿天飛。

在信息相對封閉、人口流動較少的時期，中國形成於毛時代、後來只稍加修補的“領導決策模式”，在中國閉關鎖國年代，確實能夠將危機和災難帶來的實際損失和信心打擊限制在有限範圍之內。更兼那個時代，中國人對毛澤東有極強的個人崇拜，即使政府犯錯誤，只要適當地調整政策，政府的合法性不會受到實質性的影響，即使象1960年代初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也被毛與中共政府用這種方式化解了。但現在進入全球化時代，互聯網讓人類進入信息共享狀態，這種“領導決策模式”早在2003年Sars爆發時期就遭遇嚴重挑戰，如今時過十七年仍然沿用，在習近平發表公開講話之前的20多天當中，地方政府除了捂蓋子、控制輿論，以維穩為要務，在應對疾病方面，表現出壹幅茫然無措的疲於應付之態，終於禍延全球。

但是事發於2020年，中國政府遇到的挑戰遠比2003年嚴重。2003年，中國加入WTO不久，全球資本看好中國市場，中國的勞動力、土地等價格相對低廉，外資對中國的環境、疾病的風險議價就算較高，考慮到企業在中國的利潤空間大，外資也願意接受。如今，中國的人力成本、土地價格、電力、能源價格都比中國周邊國家高出許多，因中美貿易戰的影響，外資不看好中國經濟前景，已經紛紛外撤，加之盜竊知識產權、在世界各國用各種方式紅色滲透、香港反送中事件的影響，中國國際地位已經大為下降。在中國國際形象受損、經濟前景不被看好之時，外商進入中國投資的風險議價（比如健康補貼、醫療保險、生命保險等）將會更高，高到外資無利可圖之時，中國將失去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第壹大國的地位。

希望經歷過2003年Sars與2020年武漢肺炎之後，中國政府能夠適應全球化時代建立新的疾病防控體制，也希望中國人放棄吃野生動物的嗜好，不要再次引發瘟疫。

中共政權與瘟疫蔓延

作者 何清漣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武漢肺炎引發的全球恐慌剛剛開始。導致恐慌的原因來自兩方面：壹是世界各國相繼發現本國已經有來自武漢的病人，正在陸續采取措施，能否有效遏制疫情蔓延，相關專家都持謹慎態度；二是對病毒來源的恐慌，從法國發現首例武漢肺炎開始，法國媒體開始揭露本國與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項目合作，世界最權威的醫學雜誌《柳葉刀》於2020年1月26日發表專業研究文章，指出並非中國陳述的那樣，病毒來源於華南海鮮市場的野生動物。

鑒於除非洲之外的四大洲相繼出現確診的病人，病毒學家們非常憂慮。BBC於1月25日刊登壹篇《武漢肺炎：無癥狀傳播恐增加疫情控制難度》，記者引述相關專家後得出結論：新型冠狀病毒的特點是它可以在被感染者未出現任何癥狀之前把病毒傳染給他人，SARS與埃博拉是在癥狀出現後才具有傳染性。這意味著各國國際機場的現行檢測可能無法檢測出病人。

VOA同壹天發表題為《專家：武漢病毒感染人數14天內將突破25萬》，引述英國蘭卡斯特大學、格拉斯哥大學病毒研究中心和美國佛羅裏達大學的四位傳染病生物學家 1月23日公布的最新研究報告《2019新冠狀病毒：流行病學參數的早期估計和疫情預估》，該研究報告提到的三個數據值得關註：

1、模型預計未來14天內（2020年2月4日），武漢的病毒傳染人口將超過25萬人。

2、預計中國會出現最大規模的病毒爆發的其它城市是上海、北京、廣州、重慶和成都。

3、預計到2020年2月4日，最可能通過航空旅行而輸入病毒傳染的國家或特別行政區是泰國、日本、臺灣、香港與韓國”。

香港大學醫學院於1月27日下午舉行記者會，院長梁卓偉說，武漢病情仍處於潛伏期，預料武漢已有4.4萬人感染。根據研究模型分析，病毒的基本繁殖率為2.13，相當於疫情每6.2日就會倍增。整體疫情會在4、5月“見頂”，至6、7月慢慢減退。

最近自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傳播途徑已至亞太地區、北美和歐洲，中國政府壹直隱瞞武漢的相關疫情，從2019年12月31日發現第壹例染病者以後，直到2020年1月21日宣布封城，武漢居民流往全中國與世界各國。據武漢市長周先旺1月26日公開說明，因為春節和疫情的影響，在這20多天裏，有500多萬人離開武漢，還有900萬人留在武漢城裏。

根據中國壹財網《離開武漢的500多萬人都去了哪裏？大數據告訴妳》壹文的分析，從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1月22日這二十三天內，從武漢天河機場出發飛往港澳臺的人數如下：香港，7078人；澳門，6145人；臺北桃園，3696人；高雄，2698人；臺北松山，1121人。其余的國際航班，武漢出港航班量最大的是泰國曼谷，最多有1萬多人從武漢飛往曼谷，出港量排名第二的是新加坡，排名第三的是日本東京（日本其他國際機場還有不少），排在Top20的第十位的美國舊金山就有3610名武漢乘客。

除了中國之外，已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發現了確診患者，各國正在采取相應行動，努力阻止病毒的擴散。

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DC）官網2020年1月27日說，美國疾控中心還說，美國境內目前共有110人接受了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其中5人檢驗結果呈陽性，32人呈陰性，73人的檢驗結果尚未公布。與此同時，紐約、新澤西，維吉尼亞、洛杉磯不斷傳出發現新的確診病例的消息，經查核，這些病例不在CDC公布的五個病例當中。英國衛生當局則在全國範圍內尋找這壹時期來自武漢的2000乘客。

鑒於疫情嚴重，美國國務院於1月23日下令武漢總領館所有非緊急事務雇員及其家屬立即離開武漢，由政府包機接回，並宣布暫時關閉此領事館，緊接著，日本、俄羅斯、韓國和法國在內的多個國家相繼宣布撤僑計劃和意向。

2020年1月24日，美國參議院就中國爆發的新型肺炎病毒情況及美國如何應對等問題，聽取衛生官員的閉門簡報。來自佛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斯科特在簡報會後，呼籲川普政府把這壹病毒宣布為公共衛生緊急事件，防止新型冠狀病毒在美國蔓延。

香港、臺灣、澳門都相繼采取措施，暫時停止大陸人進入本地。但對已經來的，還沒有明確的辦法，不如學習日本於1月27日宣布的辦法，將武漢肺炎列入政府傳染病名單，不分國籍、簽證類別，由政府免費強制收制，既人道也降低本國的傳染風險。

武漢有個國家級病毒實驗室，在成立之時，新華網就公開寫過報道《中國內地首個最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落戶武漢》（2003年07月25日），文章提到按照實驗室密封程度的不同，分為P1、P2、P3和P4四個安全等級，武漢這個P4實驗室是最高等級的生物安全實驗室，預計2006年建成後投入使用。2018年11月，中科院高致病性病原及生物安全重點實驗室主任石正麗發表的壹篇《蝙蝠冠狀病毒及其跨種感染研究》被譽為重大成果。石正麗女士曾在武漢大學，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及法國蒙彼利埃第二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她擁有的人脈，可能成了中法合作建立病毒研究所的契機。

據法廣2020年1月25日報導，自2019年12月源起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在海外迅速擴散以來，法國的挑戰網站刊登了《法國 -中國之間的危險關系》壹書中有關中法合作建設P4病毒實驗室的內容。該項目是按照法國梅裏埃在裏昂的P4實驗室“盒中盒”的模板幫助中國建設的。

文章指出，法國是全球病毒研究領域的領先國家，2003年，中國科學院就向法國政府提出協助中國開設同類病毒研究中心的要求。武漢病毒實驗室被認可從事埃博拉，剛果與克裏米亞出血熱以及尼帕病毒這三類病毒的研究。但是有法國專家擔心中方會使用法國提供的技術來研制化學武器，法國情報部門當時向政府提出嚴正警告。有政府官員向記者表示，中方在十多年的合作過程中多次違背承諾，比如說，中方當初承諾僅僅在武漢修建唯壹的壹個實驗室，後來發現，中方已經修建了多個實驗室，而且某些實驗室十分可疑。

但是更專業的研究來自於世界權威的醫學雜誌英國《柳葉刀》（Lancet）。中國方面堅持最初的病毒來自於華南海鮮市場，《柳葉刀》於2020年1月26日發表壹篇論文《武漢海產品市場可能不是新型病毒在全球傳播的來源》（Wuhan seafood market may not be source of novel virus spreading globally）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研究報告列舉了最初入院的41個病人的狀況。研究人員稱，最初壹個病例2019年12月1日患病，據報道與華南海鮮市場無關。研究人員表示，“第壹個病人與後續病人之間未發現流行病學關聯。”他們的數據還顯示，41個病例中的13個都與華南海鮮市場無關。對此，美國喬治城大學傳染病專家Daniel Lucey說：“13個無關聯，比例相當高。”

聖叠戈市斯克裏普斯研究所進化生物學家Kristian Anderson在《柳葉刀》文章中分析了病毒的基本形態，試圖弄清該病毒的起源。結論是：“有人在市場外被感染，然後把病毒帶到市場，這是我們考慮過的三種情況之壹，我們的數據與此壹致。”另外兩種情況是，瘟疫的源頭是壹群受感染的動物，或者是進入市場的壹只動物。

Anderson於1月25日在病毒學研究網站上發表了他對2019-nCoV的27個可用基因組的分析。研究表明它們早在10月1日就有壹個“最近的共同祖先”，即壹個共同的來源。

基於最近相關信息來源，美國《華盛頓郵報》1月24日發表了壹篇《受病毒打擊的武漢有兩個與中國生化戰有關的實驗室》（Virus-hit Wuhan has two laboratories linked to Chinese bio-warfare program），直指武漢肺炎與這兩個實驗室的關系，只差壹個直接挑明的結論了。

2019年，中國國際形象因香港反送中、以及在中美貿易戰過程中牽出的間諜問題、紅色滲透問題，早已嚴重受損，經濟上也遇到嚴重困難。武漢肺炎這只巨大的“黑天鵝“的出現，對中國形象與經濟形成的雙重打擊非常嚴重，滿心想充當“世界領導者”的中國或許又要“韜光養晦”了。

中共促進了瘟疫的蔓延

作者 何清漣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從武漢肺炎疫情初起，我壹直在關註疫情的變化，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之後，推特上壹片反對封城之聲，更有將疑似患者拒絕檢查被強制隔離視為中共暴政。我覺得有必要談談瘟疫期間的公共倫理。在封城之前，我談的重點是“社會疏離”，建議人們在疫期減少甚至取消壹切與人接觸的活動。在封城之後，我重點談現代國家對法定傳染病的相關措施，自我隔離與病患為何需要被強制隔離，以及人們在非常時期應該遵守的公共倫理。

現代國家對法定傳染病的相關措施

現代國家對傳染病都有壹套嚴格的法律，除了人類早就公認的各種傳染病之外，每個國家還有自己的法定傳染病（Legal Authorities ）凡列入法定傳染病的有完整的檢疫與隔離措施 （ Quarantine and Isolation），各國醫療條件差別很大，但對於傳染病的檢疫與隔離措施基本包含以下兩點：

1、強制隔離治療：對病人、病原攜帶者，予以隔離治療，隔離期限根據醫學檢查結果確定；對疑似病人，確診前在指定場所單獨隔離治療。

2、封鎖疫區：對已經發生嚴重傳染病病例的場所或者該場所內的特定區域的人員，由所在地政府相關機構采取實施隔離措施。

這兩項措施並不象推特上壹些人說的那樣是侵犯人權。疫情時期，強制隔離，既是專業防治需要，也是法律規定。體現的人權要求是：疑似病毒感染者有接受隔離的公共責任，健康者有不受感染的權利，日本、澳大利亞、英國都有類似法律。澳大利亞在距離本土1000公裏的聖誕節島隔離其600名撤返的公民，為期兩周；英國從武漢撤回兩百名英國公民，均被要求簽署壹份隔離同意書。從中國其他地方返回的人將不會被強制隔離，但也建議他們“自我隔離”14天。

中國疾病防治有《傳染病防治法》與《傳染病防治法實施辦法》，都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參考西方國家的同類法律制訂的，專業性極強，基本與國際接軌。這次疫情處理最受詬病的是中國特色的隱瞞疫情、控制言論，抓捕披露真實情況的人。但在疫情爆發後采取的強制隔離治療與宣布封鎖疫區，從原則上來說，並未超出專業範圍。問題在於封城之前的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1月22日，武漢已經有500萬人離開，這些人當中的病毒攜帶者已經將病毒傳播至其他城市與世界各國。目前中國人旅遊最喜歡去的東南亞、美國、歐洲，以及中國移民多的加拿大、澳大利亞均已經發生多起確診的病例。

對於武漢封城，武漢人最初也很抗拒，認為這是地域歧視。我在推上發言，認為這是必要的封鎖疫區之舉，但是中央政府應該想方設法保障疫區的醫療條件與物質供應。西方各國的病毒學家對封城壹事均持肯定態度，只是認為封鎖這麽大的城市相當罕見，很困難，更重要的是：在封城之前就有馬兒跑出來了，這馬兒當然就是指上述前往全國各地與國外旅遊探親的那500萬人。

2020年1月24日，德國之聲訪問了澳大利亞傳染病學專家麥肯泰爾 (Raina MacIntyre)。這位病毒學家認為，目前中國采取的“封城”措施能有效減少海外的感染案例。因為目前為止，大部分的案例都發生在武漢，表示散播病毒的源頭仍在武漢。 不少海外的案例都是透過感染者的旅程，散播到包含泰國、新加坡與美國等國家。武漢封城計劃如果切實執行，壹定能減輕病毒傳播，也能讓海外的感染案例變少。

武漢封城計劃展現了中國政府對阻止病毒傳播的主動性，算是對前壹向舉措不當的彌補，算是止損。事實上，到1月28日，英國、德國、加拿大、美國的航空公司已經紛紛宣布將停飛中國的往來航班（有的非全部）。此前，澳門、香港、臺灣也紛紛取消大陸旅行團。估計武漢肺炎病例較多的東南亞國家將會相繼采取措施。據BBC報道，武漢疫情蔓延開後，中國遊客到訪東南亞遭遇“反中”情緒，在好幾個國家，簽證未到期被要求提前返回中國。1月23日，韓國總統府青瓦臺官方網站的“國民請願”出現壹則“請禁止中國人入境”的請願書，截至1月28日，這封請願書已獲得超過53萬5000人聯署。而青瓦臺規定超過20萬人以上的請願需要給予答復。

中國政府對疫情在初起階段的封口，以及對防疫常識的日常普及不夠，加上欠發達省區基層政府工作的粗暴，導致這次防疫動員遇到重重困難，中國國內各省出現的民眾不配合現象相當普遍，以至於需要基層幹部用粗暴的方式封門鎖戶。

這種隔離恐懼癥不僅國內民眾有，包括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也有。比如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壹位武漢中國留學生回校後有癥狀，在同鄉留學生討論區談了，卻不聽勸告去就醫。直到同鄉的留學生們被迫人肉搜索，查出他身在何處報告校方，才被收治隔離。我猜想這位年輕人對美國的了解不夠，擔心會因染病被遣返回國。其實，美國發現這樣的高危傳染病案例，都會先醫治待其恢復後再視其身份是否合法進行後續處置。

在進入現代之前，人類對瘟疫的防治能力差，但都懂得隔離是最好的辦法。BBC曾在2015年登載過《伊姆村：隔離黑死病的寧靜村莊》，講述了壹件英國往事：450年前，位於曼徹斯特東南側35英裏的伊姆村染上鼠疫（黑死病），擔心黑死病會蔓延到北部，繼而摧毀其他城鎮和社區，在教區牧師威廉·蒙佩森（William Mompesson）的指引下，他們決定將自己隔離起來，用石頭壘起壹圈圍墻，並發誓絕不會越過圍墻，其中包括了那些沒有表現出任何染病跡象的人。就在此次英國武漢撤僑行動中，有壹位英國人擔心回去傳播病毒拒絕回國。

中國人對傳染病的隔離恐懼癥，可能緣於以下原因：

1、缺乏相關常識，美國中學有社會課，會教公共倫理與公共責任這些基本常識。

2、對政府嚴重不信任，總覺得隔離後得不到救治，是等死。這方面，中國政府做得確實很差，因此失去民眾信任，這次疫情初起之時刻意隱瞞就是壹例。

3、沒有公共責任心。少數人是我死，也得拉上幾個墊背的——在醫院故意對醫護人員哈氣、吐痰的是這類人當中的極端。人性的陰暗在這次疫情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不止有武漢：湖北疫區16城實錄（上篇）》，在“荊州，壹線醫護人員： 我看到了人性之惡，但我們不能停止”中談到這壹點， 也有視頻拍到類似情景。由於這類現象太多，2020年1月29日，湖北省公安廳發布《關於依法嚴厲打擊涉醫違法犯罪維護醫療秩序的通告》，規定新型冠狀病毒攜帶者在公共場合向他人吐口水、患有或疑似患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拒絕接受檢疫、強制隔離或治療，過失造成傳染病傳播的，將被追究刑事責任。

2003年Sars疫情來得快，去得也快，雖然事後中國政府提出加強傳染病防治，各地政府也有相關行政措施，但防治重大傳染病未成為政府治理的日常工作，事過十七年，Sars記憶已經淡化。武漢封城之後導致的社會恐慌，確實讓在外旅遊的武漢人與湖北人受了不少委屈，旅館商店都視其為瘟神，壹律不接待或不按常規接待，不少人還被旅館趕了出來。三五天之後，情況有所好轉。壹是專家結論已經出來，指出武漢肺炎與Sars、埃博拉等危險病毒相比，在帶病毒者無癥狀的時候就已經傳染給其他人了。二是武漢人將疫情傳播至各國的消息不斷傳出，武漢人（接下來是湖北人）終於願意接受隔離的事實，不再為地域歧視憤憤不平；三是各地政府也開始意識到讓湖北人流落街頭，既不人道，對本地控制疫情也實無好處，開始設置專門招待湖北人與武漢人的賓館。這方面上海做得最成功。上海市政府相關部門梳理了兩周以來武漢、湖北來滬人員，要求各區及時上門，逐壹入戶對接，用柔性引導方式，共隔離觀察9804人，居家隔離8706人，集中隔離1098人。對集中隔離的提供免費食宿，願意在家自動隔離的則由居委會幫助購買日常用品、代扔垃圾，每天派社區醫院醫護人員上門檢查。

任何國家應付災難、瘟疫來襲，都需要政府救援與個人自力救濟，二者均需要依賴公共倫理支撐。公共倫理是建立於非常時期個人選擇服從於公共利益的壹種責任倫理。在隨時面臨死亡的瘟疫時期，疫區的人，出於個人利益考慮會選擇逃離疫區，獲得求生機會；但因為他們是潛在的病毒攜帶者，他們的逃離過程就是將病毒傳往非疫區的過程，會危及他人的健康，有損公共利益，所以患者與疑似患者必須接受強制隔離，嚴重時還得接受封鎖疫區。這次武漢肺炎，除了政府在疫情初期處置不當導致疫情迅速擴大，形成不可彌補的損失之外，中國的公共倫理教育缺失導致個人公共責任觀念淡薄也是值得檢討的重要方面。

極權與瘟疫

作者 夏明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武漢市政府在2020年1月23日公布了壹項“新冠狀肺炎社會捐助方式”，歡迎捐助醫用器材、防護用品等物資，但明確宣布“暫不接受境外捐助”。兩天以後湖北武漢又發布文件，開始接受海外物質捐贈，但明確規定必須經過武漢紅十字會統壹管理分配，而不允許民間對口捐助。在經歷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後，公民社會和誌願者的力量和優勢無人可否定，而紅十字會以及“郭美美事件”暴露出的內部貪腐早已使中國紅十字會名譽掃地。不難想見，海外、港臺這次對捐助的反響根本無法和2008年相比。可見政治正確、穩定第壹、政體安全在人民遭遇生死之災時也是不能讓路的。這個黨國不是為人民存在，人民只是為這個黨國存在。

再說武漢“封城”、湖北“封省”，它們是否是公平、合理、有效的政策，也值得討論。正如前面已經討論到的，在半夜兩點發布封城決定和早晨10點實施之間有八個小時的時間差。對許多參與或知曉內幕決策的人來說，他們的家人逃亡的時間可能更多，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500萬武漢人已“黃鶴壹去不復返”。這壹數字本身就預示封城的失敗，可能還激化了病菌的快速傳播。另壹方面，患者居家各就各位、原地踏步可能是最好的隔離，也可以保證有最好的家庭幫助和社區控制。但壹旦整個社會被攪得雞飛狗跳，反而衍生出新的社會矛盾、沖突。恐懼、偏狹、自私、愚昧集體無意識地大爆發，堵城、斷路、築墻、封門、舉報，把壹個國家、省市、縣鄉、鄰裏社區、家庭分裂。所謂大國的優勢被人們嘲笑為“舉國體制不舉”，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教育立即露出破綻。

更重要的是“封城”、“封省”，關閉機場、車站、碼頭，使得國家規模效應完全喪失，需要去到醫療衛生資源豐富的病人無法流動，有資源的中心城市無法發揮效益。在真正的市場機制下，我們很難想象紐約會對周邊的城鄉關門，因為紐約的醫療產業是當地的經濟支柱，紐約市民大量在醫院、療養中心、藥廠藥房、醫學院工作。所以任何重大的疑難病癥總會送到紐約。但在國家管制經濟下，中國的城市和醫療系統還只是黨國的附屬物，而不是獨立的經濟體。資源錯配，尤其是全國性公共衛生危機狀態下就顯得尤為突出，甚至構成壹種集體缺德、政策失敗和國家犯罪。通常在國難當頭時，生產不是要停頓，而是要加班加點，甚至進入戰時動員狀態。但封城、封省、休工停業使得經濟成為病毒的連帶犧牲品。壹個國家和社會由此容易進入災難-停滯-動亂的怪圈。

對中國經濟和社會傷害更深的是，“武漢病毒”不是壹個孤立的“黑天鵝”，而是無數只“黑天鵝”飛越過中國大地後的又壹只無臭無形、無影無蹤的壹個致命殺手。

在過去兩年不到的時間裏，習近平完成了把中國從“三十年河東”轉到“三十年河西”的改運過程。新疆百萬人集中營式的“勞動教育轉化營”不僅把整個新疆變成了火藥桶，而且中共在國際上獲得了“納粹”壹樣的惡名。香港“返送中”抗議示威活動持續半年之久，更是拔掉了“壹國兩制”的遮羞布。備受中共汙蔑抹黑的臺灣總統蔡英文再次以歷史性高票當選，使得習近平以“中興之主”完成“統壹大業”的夢想變得虛無縹緲。

自2015年夏天習氏股市崩盤後，經濟下行每年降壹格，“滯漲”和“債務-通貨緊縮怪圈”成為中國經濟的癌癥；而且禍不單行，美國總統川普的“貿易戰”更是殺得習近平片甲不留。中國政府過去宣稱川普不取消關稅，絕無談判空間；中國政府絕不會在“達摩克裏斯之劍”懸頭的條件下妥協。結果，這個政府簽了壹個壹邊倒的貿易協議：例如，不僅原增加的關稅未取消，在96頁的文件裏，“中國該做”就出現了97次，而“美國該做”只出現了五次。

總之在習近平之下，中共運旺時盛的時代已經終結。“武漢病毒”也許就是前蘇聯遭遇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漏”事故，可能就是壓垮中共的最後一根稻草。

極權統治

作者 馬亞蓮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始於2019年底的冠狀肺炎病毒疫情發展到現在尚未能控制住，而這幾日大批返家過節的打工者返城，勢必加重疫情的傳播，無論打工者還是城市居民都將面臨極其嚴峻的被感染風險。

目前為止，中央政府規定原則上開工日期2020年是2月3日，上海等各大城市都又延後了些，上海暫定2020年2月10日後。但冠狀病毒潛伏期二個星期，加上人傳人的時間延後性，僅僅這段時間顯然是沒法做到阻斷的。

晚復工對經濟和各項工作、包括生活出行肯定有嚴重影響，但比起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造成的巨大損失、尤其對比人的生命價值，其後果是數值遠遠無法估算的。

想要最大程度的阻斷疫情，就得破釜沈舟！就得智慧和果敢並存！

比如：除了最必須的工種外，其它全部從開始就決定晚開工壹個月甚至更長些，這樣就能最大程度地阻斷不同省市間、同城居民間的疫情傳播，而不是如現在這樣，因大量打工者返回各大中小城市、同城人員工作接觸而形成新的途中感染和傳播，這與歧視無關，這關乎切實有效地同等保護農村和城市民眾。

又比如：對於農村和鄉鎮，比例支援、分配必要的醫護人員和藥品器材，讓當地病患者和村民無得不到有效治療之憂而恐懼、逃離。

再比如：合理安排分配最基本的防護用品（哪怕不能贈送），尤其對必須堅守崗位者，必須無償分配贈送；出臺相關減免和援助政策，幫助企業和民眾度過因無法復工而造成的經濟損失和危機，讓大家安心暖心克服焦慮，增強抗爭危機的信心和勇氣，而不能只征稅不施助，寒民心者終失天下之道乃古今中外官員必具備的常識。

再再比如：俗話說：三個臭皮匠，湊成壹個諸葛亮！要認真收集、聽取社會各屆合理建議，信息徹底公開透明，而不是動輒扣以“造謠”、”尋釁滋事”。當然證據確鑿的惡意違法者，不在此列。

對於外地在滬未能返家人員和因懼怕逃離到城市者，各所在城市必須施以關懷和愛心，給予當地居民同等的疫情防護必需品（倘若有的話）和檢查、治療通道。有相關部門漠視或歧視對待的，就必須給予處理。

對害人害己等缺失公德心拒不配合隔離觀察者，在合理溝通勸說無效下，無論何地何級別人士都該強制就強制，事後該處罰就處罰，人權和自由，決不是損害全體民眾利益之缺德甚至違法者的擋箭牌！

但決不能由此放任權力的濫用，不能加以不必要的重手段，將合法處理變性成違法侵害。總之，既不能缺失人性和仁心，也不要怕被無端詬病“歧視”、“侵害”。行得正坐得端就不會怕被質疑。從壹個極端走向另壹個極端，是這國民主法治和人權等得不到發展甚至倒退的主因之壹。

事實上，且拋開那些具瀆職等違法官員之所為，就這次疫情從開始到現在各項工作的思維和手段，都嚴重滯後甚至有些至今漠視、淡然，可以舉出的例子很多很多，無論公民還是官員，清醒者心裏都有壹筆賬！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官無遠慮和責任，必有後患！

官員平民皆人類，病魔當前理同仇！阻隔民眾知參權，病毒施虐唯官責！

極權統治與瘟疫蔓延

作者 曾伯炎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新的冠狀病毒使人隔離，隔病毒傳染，也隔了人際交往與交流。鄉下貼出的警示口號已是：今天串門，明天上坆“可是，筆者發現：互聯網早被網上長城隔斷，仍難絕對隔死，遛網上讀到的金句與警句，忍不住點贊於此，也通壹通網友的竅，開壹開讀者的心，更識破這病毒亊件，如何由專制體制惹出這世界級的大禍大災：

集權壹集怨壹集禍

權力，絕對的權力，除了克洛齊說的必然絕對腐敗，病毒也來告訴權力者：利與弊和禍與福也處於共同體，可以轉化。利益，獨享了，禍害，妳也獨占了。妳獨攬權之福時，那權力之禍，也被妳獨攬了。而妳們獨裁專制最喜歡的歌功頌德，恰在掩蓋妳們另面的造孽缺德，仍在擴大深化弊病。維穩圧制著民怨的火山口，惡化了，有逼出禍起蕭墻之亂，也有今日他們新紅色經典叫：禍起病毒之害了。

中共集權70年，資源、利益、好亊獨霸完了，制造的災難、罪孽與民怨壓住，不準傾吐，壟慚輿論封鎖，抓捕代言律師封鎖，只準說黨囯萬能、萬福、萬歲，自我贊美後，還收買外媒、外官來贊美，這只準報喜，不準報憂，今天被冠狀病毒集中替民眾報憂還報喪了。

這次教訓，教訓專制的壹黨，也懲治獨裁集權於壹人。定於壹尊者：天下之怨與禍，不也集於妳壹人了嗎？那些他撒幣外國去買虛榮，若省些去買民眾醫療福利，也不會買來這麽大的實禍與大災吧？

過去他愛壟斷小組長專權，集10幾個小組長於壹身，不也怕了？這次讓李克強領組長銜去擔責了嗎？突然出現雅量讓賢，實是嫁禍。

去年王滬寧的宣傳片“厲害了！我的國”由謊言編造，今天讓他當副組長，也認識：厲害了的新冠狀病毒之災禍吧？也許這厲害，超越前蘇聯那捷爾諾貝利泄核事故災禍的厲害，那只是核擴散壹點汚染，今日這中共制造的病毒恐怖，巳禍及本國及世界平民生命，難說不如蘇共禍及黨命國命哩。

剛受美國貿易打擊，繼受這冠狀病毒瘟疫亂國且亂世界，國內外股巿天天下跌，引發股災，中共國鬧災禍，逼世界也服藥，既是生命的災難，也是經濟的、政治的災難。有人問精通經濟的陳曉農博士，他預言：這次災難，可能使中共國經濟，倒退20年。這是做兩個百年夢大出意料的打擊吧？

而天下嘈嘈、怨怨、罵罵，集權者才認識到：集名集利集福集威於壹身，也集怨集禍集亂於壹身，而3千年前老子早說過：“禍兮，福所伏”的老話，也許被梁家河的大學問掩蔽了吧！

封口壹封城壹封國

去年12月初，首次說出此病毒流行的8人，翍官方以造謠罪抓捕。現在，巳證明：他們是說真話的預警者，而且都是懂醫術的醫生。有人感嘆：若那時，不封他們的口，也許及時防止了瘟疫的擴大與流行，就無後續的封城，封成武漢人都成疑似帶病毒者了。不是封口釀的禍嗎？

中共國稱其專制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可這流行性病毒，就要破這神話的神功，他們這政出壹門，令發壹人的獨裁，武漢巿長周先旺向新聞界訴苦，說照規定，他沒有權宣佈疫情出現，必須層層上報中央，由中央決定，公文旅行，從武漢到湖北再到國務院與防疫指揮部，再到定於壹尊案前，獨裁者不願這病毒掃了春節歌舞昇平之興，延誤壹月後，不僅釀成國難，竟升級成世界級之禍，武漢封城，逃出500萬人，外省人都懷疑武漢人帶病毒。而全世界從中國撤僑，撤使館人員。甚至臺灣也撒臺商，從封口、封城鬧到被封國，中共國恐要從開放封口，才能解這被封之圍了吧？

中國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這句歌詞，田漢寫在抗日，共國作國歌唱到今天，可這中國的最危險，才由這冠狀病毒充分揭示國人，並擴大於世界，若特朗普用貿易戰揭下危局的面紗，這病毒，卻是揭露其根柢了。

其實，毛澤東制造的人與人為敵的政治病毒，正與這新冠狀病毒交識顯現於世，請看從基層出現的這些橫幅標語，便觸目驚心，令人深思反思：

湖北回來不報告的人，都是定時炸彈！（把張木生預言擊鼓傳花的定時炸彈又重復了！）
發燒不說的人，都是潛伏人民群眾中的階級敵人。（把老毛的敵我意識又復活了。）

過去毛時代，以貧富劃敵我，今天以是否染病毒劃敵我了。最令人瞠目的是在日本壹批滬鄂旅遊者，滬人歧視鄂人，認為他們皆帶毒者，把那誓不共天之仇變為誓不共車之仇，此非自然病毒交識老毛的政治病毒，演展於中國大地，幾十年後，異化的人性，再展現於日本嗎？卻是抗日神劇裏鬼子的後代來同情武漢籍者，給武漢人延長簽證30天，這種有人類同情心與信仰的，還有美國，願伸出援手幫助中國人脫離病毒困窘，卻遭共國權力者拒絕。這拒絕，不是仍怕來援助，暴露真象難堪，他們要掩蓋到底。不顧民命，只顧茍延黨命，只有掩蓋了嗎？

抗日時期中國的最危險時候，還有同仇敵愾、萬眾壹心，用血肉築成新的長城的民心與民氣。今天，中國的危險，只剩異化了人性與人心，非萬眾壹心，而是萬眾異心，而且，建的新的長城，已非民眾血肉，而是禁錮民族思想的網上長城，形成中華民族新的巴士的牢獄與法西斯禁營了。中國，已變圍城，這圍城，在新彊，變成洗腦訓練營。多難的中國，實質正由壹夥騙子，制造民眾成儍子，使受騙者的平庸之惡，去適應統治者極端的惡。而惡，正被許多假象掩蓋，形成講真話有罪，說假話受獎。但集權者絕未想到，封得嚴密的專制王國，被小小病毒來戳破了他怕假話、假像與假的欺慲。

中國，已到了新的真的危險時候了，專制擴軍贖武，已被點殺伊朗魔頭，廢了舊的軍備與戰爭。現在專制的謊言治國，由壹群騙子治民為儍子？不僅資中筠呼籲中國人人種的退化，這小小病毒瘟疫，也在揭穿專制的假話，警示著中國：老毛的政治病毒，與生化病毒，正以毒攻毒來攻出中國走出危局與絕境了？

毛時代高唱國際主義，領唱的蘇俄唱垮了，中共無奈，改唱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了。而這共黨國家主義，與納粹的國家主義，是血緣弟兄。納粹於二戰失敗破產。歷史證明，愛國主義難做救命藥，甚至他們祖師列寧罵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是破旗，每當政治危機出現，這破旗便散發著臭味。這臭味，我們嗅到中共囯家主義，正用有這種色彩的老歌流行起來，麻醉年青後輩，壹首歌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他們這黨國壹體的怪胎，認為挑起愛國感情，就移情愛了他們黨，愛國，就可消解幾十年對他們的積恨積怨了。另壹首歌是電影《上甘嶺》的主題曲：“壹條大河波浪翻”將這些宣揚國家主義的爛歌壞曲，戴壹頂“經典紅歌”帽子，唱過的老壹代，拋這些歌入垃圾堆了，今天，再唱起來，使新壹代誤作新鮮，可是那抗美援朝戰爭，已是支援金日成的侵略戰爭，打的是聯合國14國聯軍，竟然還將這種粉飾侵略的歌重唱，唯無恥者才這麽把愚民的欺騙，代代相傳相繼了。
中共國的國慶標語，居然也誇張為：“慶祝祖囯七十年周年國慶！”把有幾千年歷史的華夏古國變成只有七十年，用黨國壹體的納粹式政體，抹掉中國幾千年歷史，荒唐得有歷史意識者詛咒唁罵。

最近清華大學女教授郭於華忍不住給中共這類愛國主義口號批判問：

“國是千萬家，有國才有家“，她說這話，聽來好像沒有什麽不對，可是，照此話語去擴大此說法，如果說：

墻是千萬磚，有墻才有磚；
林是千萬樹，有林才有樹；
河是千萬溪，有河才有溪，

對嗎？就是因果與黑白顛倒，邏輯混亂！幾乎是以愚蠢的話去愚弄民眾，他們還講自已是什麽理論自信，文化自信，是自信，還是愚民？他們連孟子那民貴君輕的思想也沒有，只見逆反地大行君貴民輕，中國新的紅色君主，80%的財政支出給撒幣外交，去滿足虛榮，不到1%的，給民眾衛生醫療，今日泛濫的新病毒危機，與如此荒誕的撥款比例無關嗎？這詰問，又是旅美學者陳曉農博士提出，我當個二傳手，向讀者究出底細。

以上是讀網上金句警語，獲得的感悟，點贊於此，供受蒙受愚者，作醒腦話語吧。

人權災難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我是武漢市疫情最嚴重的江岸區某壹社區的負責人。我想把我們社區真實的疫情告訴大家。武漢市被感染的肺炎患者太多了，遠遠不是政府公布的。武漢市起碼有2萬患者在排隊等病床住院治療。

昨天晚上，我咳了壹夜，但好在我還沒有發燒。據說現在肺炎病毒已變異，可能我也感染了。所以我想在我還能說話的時候，將社區真實情況說出來，再不說可能就晚了。我為什麽要說？因為不說，我對不住社區的居民，也愧對自己的良心。

現在武漢市政府將安排患者住院的權力交給了社區，我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社區就是壹個居民選出來的社會自治組織，但政府壹直將我們當成街道辦事處的最基礎單位。社區什麽權力都沒有，有的就是義務，什麽計劃生育、人口普查、環境衛生。社區委會何時變得有如此大的權力，可以安排患者就醫？可以安排患者入院？讓凡事求人的社區成為老百姓的救星，本身就是荒唐和不負責任的。政府還公布說患者住不上醫院就找國務院，但國務院就登記壹下，最後還是回到了無職、無權、無錢的社區？這不是詐騙嗎？社區如何解決患者的病房？誰聽我們的？我們如何隔離確診和疑似患者？這樣的匪夷所思的決策就是把矛盾推到最基層，讓患者滿懷希望地跑圈，消耗他們的能量和生命，最後社區成了泄憤的火藥桶。北京壹個病人家屬把醫生殺了，相信不久就有人把社區書記殺了。

坦率說，我確實不理解中央和武漢市政府領導，既然武漢市去年能召開世界軍運會，那麽多的軍人能夠被安置，為什麽就不能安置感染者？中國不是很有錢嗎？習主席不是到外國到處撒錢嗎？怎麽現在突然變得壹窮二白了？現在武漢已經封城九天了，以後的日子如何過？難道就這樣封下去，讓武漢人瘋掉？習主席寫了那麽多治國理政的書，怎麽就派不上用場？我真想問問他和周市長，武漢肺炎病毒的真相到底是什麽？真的是病毒研究所泄露出來的嗎？今天的共產黨怎麽就這麽無能？

現在武漢居民怨氣很大，像高壓鍋就要炸了。再這樣下去，武漢要出大事。我想給習主席和周市長跪下來，求妳們拯救社區肺炎患者，他們真的拖不起了，也求妳們別再折磨社區了。昨天我們壹個小社區就死了6個患者，武漢市有1000多個社區，這要死多少人啊！他們是生命，是活生生的人。

專制統治與瘟疫蔓延

作者 陳維健 寫於 二零二零年

習近平對疫情說話後，有關部門開始每日公布疫情發展的數據，但是人們根據實際觀感作簡略的推算，很快發現公布的數據與現實嚴重不符。但是人們畢竟從零散的信息很難推出較為確切的數據，再說政府壹再強調，政府以外的信息都可以當作造謠處理。因此，人們盡管不信政府的數據，也無可奈何。

隨著疫情的發展政府公布的數據越來越與現實脫節。終於有媒體在良心的煎熬之下，坐不住了，“財經”憑著記者的良心，深入疫區調查，反復進行核實，終於在2020年2月2日向中國民眾，向世界攤開了壹份真實的報告；“統計數之外的人，他們死於普通肺炎？”他們以10余個家庭作為個案，告訴人們這些病患由於，床位不足沒有收進醫院，由於試紙缺乏沒有確診，患病而不能成為確診患者，他們死亡只能算作普通肺炎，而排除在新冠肺炎死亡之外。這些被排除在統計數以外的病患有多少？記者以壹家醫院為例，這家醫院每天門診有120發熱病人，其中大約有80名肺部感染，但醫院只有5名可以被收進去，而其他人因不在醫院，退回家中，無論生死都不在統計數之內。另壹個數據是，壹位王女士她和丈夫都感染了，她要照顧高燒不退的丈夫，還要關心同被感染父母。去父母家的路被封，王女士為父母撥打了120，但是前面排隊將近500人。還有壹個數據是新建的雷神山，火神山，建成投入使用只有2000個床位，還不夠湖北二天新增的病例使用。

我們從“財經”所述的三組數據來看，與政府公布的疫情數據之差別，每壹個讀者自己都可以推算。記者們在這篇報導中，所寫出的實際情況，是與網民通過社交平臺私信所透出的情況基本壹致。醫院人滿為患者，病床短缺，缺醫少藥，管理混亂，大多數的患者基本在家中靠自救，等死。其境其情，慘不忍睹。政府並沒有從疫情開始時的隱瞞，造成失控的教訓中悔悟過來，依然是閉著眼睛說瞎話，依然對疫情數據公然造假。逼得良知壹息尚存的記者不得不造反。

“財經“這篇報導所表現出來的勇氣，難能可貴，要擔負多大的壓力，冒多大的風險，才能寫出來報導。8位醫生公開疫情真相，被拘押被逼寫悔過書，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記者的良知與醫生的良心惺惺相惜。國難當頭記者豁出去了，要對得起自己，對得起民眾，更要對得起國家，不能再讓那些禍國殃民之輩，任意塗炭生靈了。新聞界需要來壹個大裂變，無恥的歸無恥，良善的歸良善。

毫無疑問，那個把同樣的患者，同樣的死亡，排斥在統計數之外的人，不是別人就是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壹尊習近平。中共官員在國難當頭之時，也到了裂變之時，邪惡的歸邪惡，正義的歸正義，不能再在壹尊之下攪和在壹起。忠於壹尊，就被叛人民，忠於黨就被叛國家。醫學界有八位前線醫生，新聞界有“財經”記者，黨國官員已有武漢市長周先旺，書記馬國強，知錯認罪說出了部分真相，已經在倒逼中央，打臉壹尊首長。黑暗的中國還有良善，不願為習近平送葬的黨員幹部也到時候了，造反！

瀆職的政府

因為瀆職，嚴重危及民眾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武漢冠狀病毒，被官員們無視和隱瞞，又控制輿論和“封口”，致使疫情在極短的期間迅速失控，從武漢蔓延到全湖北、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引起了極大的恐慌，造成了空前巨大的健康衛生危機和不可估量的政治、經濟損失。在無可奈何下，中共當局不得不痛苦地做出了對有數千萬人口的大都市區域封城的決定。這在近代中國和世界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中共又創造了壹項新的世界記錄。厲害了，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厲害了，我的國!

在民主社會裏，發生了如此嚴重的人禍，肇事的執政者必須要在第壹時間向民眾道歉、辭職謝罪。立法和司法部門也會及時介入調查，懲處、彈劾瀆職和有罪者，這就是民主政治的規矩。而在極權獨裁的中國，則會有完全不同的套路。當權者，尤其是最高當權者，往往會推諉、嫁禍於手下的奴才，找人背鍋當替罪羊，或幹脆指鹿為馬，無視災難，喪事當喜事辦，更加“偉光正”，就是厚著臉皮戀棧不肯滾蛋。

當年毛狂熱地發動大躍進，致使國民經濟全面崩潰，隨後餓死近四千萬農民。事後他毫無愧疚之意，還大言不慚地聲稱絕不頒“罪己詔”。在檢討毛大躍進錯誤的七千人大會上，其鐵桿奴才林彪還如歷史上的趙高壹樣，無恥肉麻地吹捧毛“我們的工作搞得好壹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思想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幹擾的時候，就要出毛病。”林由此從毛處得益多多，成了“永遠健康”的毛的接班人，壹人之下，萬人之上。可惜，他沒有什麽好下場，最終被毛當作卸了磨的驢，折戟沈沙，成了溫都爾汗的孤魂野鬼。

這次的武漢瘟疫，純粹是壹場人禍，不可避免地將會有人要擔責，烏紗帽將會烏壓壓地滾落壹地，以謝世人。但會有多大的烏紗墜地，現在推測則還為時過早，因為極權獨裁政權，根本就無法可循，而是“定於壹尊”。

武漢和湖北已開始懲治基層官員甩鍋。黃岡、孝感等地近日問責、處理了壹批抗疫不力的鎮、鄉、村的基層官員。據聞，1月26日湖北黃岡官方通報，將大金鎮下周煜村的村官周誌剛以“肺炎防控關鍵時期，不向組織報備，擅自離開工作崗位，導致下周煜村返鄉人員摸排表和疫情防控工作沒有及時到位。”的罪名撤職，並“予以黨紀立案審查”。

明眼人不難看出，這壹招無濟於事，甩出幾個小蘿蔔頭怎能鎮住如驚濤駭浪般的民情激憤。毫無疑問，為這次疫情擔大責、被堆到虎頭鍘下的非湖北、武漢主要官員莫屬，但將如何擔，涉及面有多大，裏面是有許多講究的。

從表面上來看，是因武漢和湖北的官員們的忽視、瞞報疫情，導致了最後不可收拾的惡果。但按中國有關防疫衛生的《傳染病防治法》，發布重大疫情有壹定的程序和規矩，不是任何壹級官員都有權為之。名義上重大疫情須由作為行政部門的最高機關國務院來批準發布。實際上在“黨領導壹切”的中國，權力欲極大的壹尊帝，早已將國務院架空。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成了擺設，常委們也都唯其馬首是瞻，壹切重大事件的決斷都由他壹人說了算。無疑，誌大才疏、智商低下卻又自以為是的假博士壹尊，對此人命關天、事涉社稷國祚的重大事件，置若罔聞，根本不當壹回事，他手下那些專事逢迎拍馬的習家軍佞臣們，更是不屑、也不敢“妄議”。習氏在緬甸的溫柔鄉，與昂山素季共度美好時光時，早已將病毒、疫情丟到爪哇國去了。等他回過神來，已是疫情如潮湧來，早已失控、無法收拾。

近日，臨陣脫逃的他卻又要沽名釣譽，不知廉恥地高調宣稱，“我壹直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毫不客氣地將“疫情防控小組”組長李克強，甩出幾條街去，絲毫沒有壹點奴才們吹捧的“紳士風度”。似乎在宣示他在疫情防控上，自始至終都握有最高權力，也負最大責任，自然也要對隱瞞疫情、釀成大禍，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大概看到主子露出了馬腳，新華社在發此消息時，此地無銀三百兩地匆匆刪去了這兩個“親自”。

武漢市長周先旺1月27日在接受央視采訪時就直言，“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授權之後才能披露”、“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屬地負責，在這之後，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言下之意就是，之所以疫情被耽擱、瞞報，並非武漢之過，武漢已上報了，卻沒有及時得到授權，其甩鍋之意不言而喻。看來武漢和湖北至少在疫情失控前已報備中央，至於是否及時、毫無保留、準確無誤則不得而知，因而責任不在、至少不完全在武漢和湖北。

雖如此，按中共的慣例，這次疫情失控的重大罪責，武漢和湖北政府絕對逃不掉，他們死定了，要掉壹地的烏紗帽。至於何時死，如何死法，則要視具體情況而定，其中的水深是不可測的。

如若武漢、湖北沒有及時、完全、準確地上報，而是自做主張有意隱瞞，那就無話可說，會死得很難看，尤其他們中的“非習家軍”會非常慘。如僅降級、免職，已屬法外施恩，皇恩浩蕩，等待他們的更可能是求刑法辦。

如若他們及時、按時、準確上報，而是因上峰不當壹回事，或猶豫不決，不能及時決斷致使疫情失控，公開擔責的還是武漢和湖北，他們要主動、及時地為主子攬責、負罪。以中共極權幫規，主子、老大永遠是正確的、英明的，是戰無不勝的，他們怎會忽略失察，怎會有錯，更不會有罪。鑒於保主有功，於是打他們的板子極有可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先是軟著陸，然後等風頭壹過，這些勇於為上峰背鍋者，將會有更好的仕途等著他們。

從周先旺的委屈抱怨和公然甩鍋來看，他們極可能是無辜的，至少沒有大的過錯，但周氏的賣主之舉，卻犯了中共官場的規矩和大忌，是沒有好果子吃的。不替主子背鍋的奴才不是好奴才，不是絕對忠心的奴才。絕對忠誠的奴才李鴻忠有名言“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因而周先旺即便無過失，能逃過這壹劫，因其“忠誠不絕對”，仕途也已到頭了。在壹個無官不貪的政治生態圈和官場裏，秋後算賬，哪怕他是兩袖清風，要找出其貪贓枉法，甚至與“他人發生不正常兩性關系”這些官員們的標配“操守”，豈不是小菜壹碟。

君記否，當年趙紫陽只因當眾對來訪的戈爾巴喬夫揭了中共的幫規，說，“我們黨還有個秘密決議，最後的拍板權在小平同誌手裏”。雖然書生氣十足、未深諳官場潛規則的趙不過是說了實話，卻犯了極權的規矩和大忌，被鄧認為是賣了他，是在當時社會矛盾異常劇烈的六四運動之時，把社會民眾的激憤和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了鄧，把火燒到鄧身上。這也為日後趙紫陽的被罷黜埋下了無法抹去的壹筆，成了禍根。

專政統治與瘟疫蔓延

作者 陳爾晉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兩個甲子前，即120年前，清王朝慈禧太後頑固抗拒變法維新，利用義和團扶清滅洋，燒教堂、燒聖經、殺傳教士，甚至向英國、美國、德國等十壹國宣戰，圍攻東交民巷諸國大使館，與西方發達國家為敵。這種罔顧世界大勢，極端愚蠢的內政外交政策，最終遭至八國聯軍的反擊，不得不簽訂城下之盟，償付庚子賠款。

今年又逢庚子年。中共把持和壟斷中國政權，比120年前頑固抗拒變法維新的清王朝慈禧太後，更加反動和愚昧。同樣頑固抗拒民主化維新變法，厲行義和團洗腦教育，肆意剝奪公民人權，大肆反對自由民主，推行無神論，反對聖經文明，強拆教堂，燒十字架，篡改聖經，瘋狂搞人肉假神領袖迷信，以至天怒人怨。

早在《2018年元旦獻詞》中，我就向習近平中共明確警示：根據人類歷史的普世經驗，根據清王朝覆滅的教訓，根據中共自身的實踐歷程，中共萬萬不可執行敵基督的政策，以至嚴重開罪造物主主宰者，招致國運逆轉。可惜，習近平中共變本加厲堅持無神論敵基督立場，以至中國國運果真嚴重逆轉。今天可以看到的是國運逆轉的三個表現：

美國大打關稅牌，經濟斷崖式下滑，是中共國國運嚴重逆轉的第壹個表現

中共國在美國的幫助下，得以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由此獲得了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資本和世界大市場的強勁支持。20多年來經濟高速增長，儼然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中共長期嚴重違背入世承諾，拒不實行市場經濟，大肆盜竊知識產權......以至最終引發美中貿易戰，導致中國難止經濟斷崖式下滑。

香港臺灣反共意識高漲，得到美國支持，是中國國運嚴重逆轉的第二個表現

中共22年違背中英聯合公報對香港承諾，導致香港爆發反送中爭雙普選運動和臺灣蔡英文高票當選。港臺不僅反共意識高漲，而且，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鼎力支持。美國先後通過了支持港臺和新疆、西藏的人權法案。臺灣的事實獨立，將深刻影響香港新疆西藏。

在交通樞紐武漢春運高峰之際，爆發瘟疫，是中國國運嚴重逆轉的第三個表現

地處中國中心位置、水陸空交通樞紐的武漢，在春運高峰之際，爆發超強人傳人瘟疫。由於當局刻意隱瞞和掩蓋疫情，延誤防治時機，使此烈性瘟疫演變成不可控狀態。當局又出昏招，不顧壹切武斷封城，加劇武漢人放射式外逃。使瘟疫快速擴散至全國，流佈世界，引發世界恐慌。

當此武漢封城、美日法多國家撤僑、60余國與中國斷航、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宣佈進入公共衛 生緊急狀態、病毒高峰即將到來之際，適逢庚子春節。

這因由封口而導致封城、封國，引發舉國舉世恐慌的病毒，根據WHO流行病學專家費格丁認定，具有“熱核反應級別”極強的人傳人傳染性。目前僅是初起階段。官方聲稱已有數千人染疾，實則不止10倍於此。估計下月立春之後，將大面積快速擴散，很可能會威脅和奪去許多人（也許6500萬？）生命。

武漢疫情初發之時，警方查處了揭露疫情的8位醫生。官方組織萬家宴，發放數百萬張招攬來武漢黃鶴樓旅遊的優惠邀請。黨國刻意封鎖和隱瞞疫情40多天，導致疫情失控，突然大面積爆發。因此，這傳染性極強的「熱核反應級別」新型冠狀病毒，本質上應當準確定義為：具有中共黨國特色的中共專制人禍小組長新冠狀病毒。

這傳染性極強的新冠狀病毒，既是對剝奪人民知情權、舉國全社會沒有新聞自由的專制獨裁體制的報應，也是造物主主宰者對人類末期哈米吉多頓戰役撒但魔鬼無神論為首的壹方，特別是對無神論瘋狂仇恨上帝、敵基督、反對人權保障、自由民主憲政者，所發出的嚴厲警告和懲罰。

報應非常顯著昭彰：第壹個因肺炎死亡的中共官員，就正是武漢宗教大總管王獻良！在他的治下，武漢是迫害基督教的重災區！與此同樣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是，新冠狀病毒，竟然突破了防守嚴密、武裝到牙齒的武漢軍營……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麽有的人會寧肯喪盡民心，也不敢及時去疫區面對染疾災民！

新型冠狀病毒的擴散，究竟是起源於野生動物，還是起源於中國科學院P4病毒實驗室？目前衆説紛紜。但從中共壹再拒絕美國派出尖端病毒專家援助中國的表現和徹底破壞了武漢瘟疫初起的基礎綫索等來看，坐落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傍邊、號稱中國國家級P4病毒實驗室泄漏病毒的嫌疑極大。

推特LIFETIME 視界指稱：“武漢中科院病毒所周鵬被懷疑是這場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的製造者。也許是無意洩露病毒，但是給中國和世界帶來巨大損失。”同時也披露了相關事態佐證。這似乎指明了武漢瘟疫病毒真正源頭。但願不是中共為了尋找替罪羊而拋出周鵬。

早在2018年，由武漢P4生物實驗室與中國軍事科學院合作的研究項目，就人工合成了新型冠狀病毒，導致了數萬頭豬死亡。有關研究專案曾在《Nature》發表。大陸財經日報《每日經濟新聞》援引石正麗團隊近日最新資訊稱，這次在武漢最新發現的冠狀病毒——nCoV-2019與壹種蝙蝠身上的冠狀病毒序列壹致性高達96%。

同時有人在推特揭露：“武漢病毒所的研究人員在2015年發表的論文裏，明確的表明了他們利用兩種冠狀病毒合成了壹種新的病毒。具體來講，是以老鼠身上提取的SARS冠狀病毒為基礎，把從蝙蝠身上新發現的冠狀病毒的刺突添加進去。結果發現新合成的病毒致病性巨屌，傳染性與SARS不相上下。更重要的是，這個病毒攻擊人體ACE2受體……”

而且更為邪惡的是，為了更有效地入侵人體，武漢新冠狀病毒還在人工合成以上兩種病毒的同時，又人為故意插進了艾滋病基因。這顯然就是有醫生患者在服用了治療艾滋病藥後，而獲得治療效果的原因。

有報道指稱：“1月14日中國第三次交給世界衛生組織的病毒基因序列之後，經過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中病毒基因資料庫比對，竟然是舟山蝙蝠病毒，這個病毒，是2018年解放軍研究單位在論文中承認發現，並且發表在國際期刊的壹種病毒。”武漢的P4研究所負責人，在軍方和中央黨校多次演講，說中國必須做好準備，以應對世界上大規模的毀滅性戰爭。其中最好的方法，就是中國人要改變思維，要應對氣候戰爭到生物戰爭……。”

綜上可以看出：武漢瘟疫病毒，命名為新冠狀病毒，新在哪裏？新就不僅新在形式上是區別於2003年SARS而言；更重要的是新就新在實質上——2003年SARS是自然病毒，有會發燒等外在表現，容易發現；而新冠狀病毒是人工合成的病毒，往往沒有發燒等外在表現，病毒能夠更好的入侵細胞，可使有的病毒攜帶者沒有異常癥狀，不容易發現，因而更容易在防不勝防中強化傳播效果，危害更大。

人工合成的新冠狀病毒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危害中國、威脅世界的災難。其始作俑者，未必有意危害中國民衆。但作為生化武器，完全具有不考慮人類命運，不顧壹切攻擊敵國和敵人的目的。而中共的假想敵從來就是自由、民主、人權保障、有神論上帝信仰聖經文明的堡壘和旗手美國。從神學上帝信仰看來，這是造物主主宰者上帝所絕不允許的！正因此，中共最高級別的病毒研究機構P4產生的新冠狀病毒才會由不得小組長的意誌，泄漏出來害己害人，引起舉世關註和警覺。

早在2019-9-18湖北官媒就報道了新型冠狀病毒來源於軍隊。中共官媒湖北經視早在2019-9-18就報導了武漢天河國際機場舉行了口號是「守國門安全 保軍運平安」的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演練。將該病例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報導指演練包括了流行病學調查、臨時檢疫區域設置、隔離留驗、病例轉送和衛生處理等多個環節。這清楚説明了新型冠狀病毒及其命名來源於軍隊！

新冠狀病毒是中共發展生物戰的壹個重要部分。中共前國防部長遲浩田2005年明白宣告：“只有用非常手段把美國‘清場’，才能把中國人民帶領過去。這是唯壹的壹條道路，而不是我們願意不願意的問題。用什麽非常手段才能把美國‘清場’？飛機大炮導彈軍艦之類的常規武器不行，核武器之類的高破壞性武器也不行，我們不會傻得真要用核武器與美國同歸於盡，雖然我們高喊為了臺灣問題不惜壹切代價。只有非破壞性的大規模殺人武器才能把美國完好地保留下來。現代生物科技發展突飛猛進，新的生物武器層出不窮。當然我們也沒有閑著，這些年來我們搶時間掌握了這類殺手鐧，我們已經有能力達到突然把美國‘清場’的目的。小平同誌還健在時，中央就高瞻遠矚地做出了正確決策：不發展航母戰鬥群，而集中力量搞滅絕敵人人口的殺手鐧。”。

在這裏有必要特別提醒讀者尤其是美國人註意：實行超法西斯核恐怖捆綁整個文明世界以維持中共專制獨裁統治，這是在鄧小平手上就作出的中共戰略決策和戰略部署！鄧小平其後的中共掌門人，無非都是這壹罪惡決策和部署的執行者！中共為了維護其專制獨裁統治，視維護民主自由價值觀的美國為大敵，妄圖消滅美國，不僅準備先下手為強開打核大戰，而且還研發了比核武器更為厲害的殺手鐧——生化武器，準備大打生化戰！

新冠狀病毒的研發和造成的大瘟疫，本質上暴露了習共正在超級納粹軍國主義末路上狂奔。習共漠視生命，反人民、反民主、反人權，不是認識問題，而是立場問題。這樣壹個高度極權、定於壹尊的超級納粹軍國主義黨國體制，對世界和平及民主、法治、憲政、正義事業，是極其嚴重的威脅！

由中科院國家級P4病毒實驗室和中國軍事科學院合作項目導致的武漢大瘟疫，不是壹般非人為的自然事故，而是習共軍事機構研發生化武器所造成的人為的惡性事故。這件人為的惡性事故對中國和世界造成的災難和恐慌，是空前的，將導致無數人死於非命。因此，中國和世界人民不僅理當依法追究武漢瘟疫病毒真正源頭的事實真相，而且理當依法追究武漢病毒特大災難人禍事故責任人的刑事罪責。

生化武器泄漏所導致的人禍武漢瘟疫，到底誰該負責？衆所周知，當前中共國體制不是壹般意義上的黨國體制，而是習近平壹手炮製的小組長定於壹尊的極權獨裁體制。何況，正是習近平自己，親口向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坦承：“我壹直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武漢疫情......

既然承認武漢疫情“我壹直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就當接受追責。決定將國家級P4病毒實驗室，選址建造在中國心腹地帶、交通樞紐武漢人海鬧市，到軍事機構研發出具有生化武器性質的新型冠狀病毒，經過試驗演練，爾後流佈人群，危害社會，發生瘟疫，而又極力隱瞞實情，壓制和查處揭露真相的醫生，辦萬家宴，發邀請卷邀請世人春節到武漢旅遊，甚至逼迫帶病演員春節團拜會演出……故意極力掩蓋事實真相，欺騙世人，致使武漢疫情失控，直到封城，迫使武漢人四散外逃……習主席及其團隊意欲何為？

習近平上臺大開歷史倒車，所作所為極其嚴重地危害了國家民族利益。政治上使中國遠離民主法治，抓捕人權律師，加固防火墻信息封鎖，大搞大數據全民監控，“不準妄議中央”，嚴重禁錮思想言論，把周厲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禍國政策推向極端，頑固抗拒政體制度民主化改革，瘋狂堅持全面剝奪人民人權。使中共11屆3中全會以來所取得的社會進步，繼8964之後，進壹步倒退，毀壞殆盡……

經濟上壹再誤判中美貿易形勢，壹再應對失據，頑固堅持黨化特權資本經濟囯進民退，頑固抗拒市場資本自由經濟，致使外資撤走，內資外逃，使中國經濟斷崖式跌落，失業大潮滾滾而來！《特權論》所明確揭示的官僚特權階級特權資本化的深層次根本矛盾——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公有制社會生產和權力被少數人強制性固定化壟斷之間的不相容性，不僅沒有得到緩解，而是在習近平復辟毛澤東黨的壹元化領導文革路線的逆流中，進壹步惡化，嚴重加劇了中共國的階級矛盾、社會矛盾、民族矛盾。使40年來改革開放經濟所取得的成績，毀於壹旦！

習近平毫無自知之明地妄圖以反動腐朽的專制獨裁黨國體制，改變國際和平秩序，扼殺民主，猖狂挑戰和仇視二戰以來所形成的人類所當珍惜、信守和崇奉的普世價值，最終嚴重毀壞了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中美友好關係，造成美國朝野已經視中國為主要大敵。

特別狂妄的是，習近平公然無知無畏以赤裸裸敵基督姿態，仇視聖經文明，強拆教堂，禁售聖經，企圖篡改和歪曲聖經，使之適合共產黨無神論專制獨裁極權暴政統治的需要，抹滅基督愛人如己精神，逼迫宗教場所懸掛他的頭像和煽仇鬥恨的黨國血旗，嚴重與造物主主宰者為敵，瘋狂打壓和迫害宗教信仰者，摧殘中國人的精神，妄圖讓14億中國人沈淪在豬只知道吃喝拉撒睡的夢魘中，持續墮落，萬劫不復……

所有這壹切，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精神-宗教信仰，習近平全面推行剝奪人民人權及國家主權在民的邪惡政策，禍國殃民，罄竹難書，正在把中國急劇推進百年衰敗噩夢的萬丈深淵……

面對這壹切罪孽與惡果，試問寡頭小組長習近平該當何罪？

生化武器泄漏所導致的人禍武漢瘟疫，為害才剛剛開始。騰訊和網易1月26日公布武漢肺炎疫情的實時動態，顯示包括港澳臺在內，確診是15,701例，死亡2577例。有專家估計待2月立春之後，武漢瘟疫將走向高潮，最終可能會有6500萬人受害！對中國和世界經濟，都將造成重大打擊！

造成全球恐慌的武漢瘟疫事件，充分暴露了中共專制黨國極權體制非改不可。如果説對中美貿易戰壹再錯判形勢，應對失誤，主要是認識水平方法問題的話，那麽，造成如此瘟疫災難引起全球恐慌以至於被封國、勢必嚴重重創中國經濟的重大事件，就再清楚不過地反映了中共國黨國極權體制十分腐朽落後，必須進行早已經應當進行的民主化改革。中國必須進行刻不容緩的光榮革命！進行和成就為中國和世界開萬世太平的神聖事業！

中共的責任

作者 胡平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我們發現，在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事件中，地方官員以及衛生專家紛紛“甩鍋”，不願為黨國領導人的決策錯誤承擔責任。這在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甚至是沒有先例的。

武漢市長周先旺說，武漢政府之所以沒有在早些時候對公眾公布疫情，是因為沒有得到中央的授權。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說，他後悔沒有在1月12日、13日就采取後來23日采取的封城措施，然而我們又都知道，壹直到2020年1月20日，武漢政府由於沒得到中央授權，就連向公眾公布疫情信息的權力都沒有，那時候的武漢政府怎麽有權力下封城令呢？可見問題還是在中央而不是在地方政府。

2020年1月29日，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在接受《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采訪時表示，武漢此次面對疫情行動有些慢主要是科學認識的問題，但也不排除壹些決策上的猶豫，對自己是不是自信。曾光說，公共衛生人員的決策考慮的就是科學性的問題，是壹個科學的視角，但政府官員考慮問題並不單純是科學的視角，這只是他們決策依據的壹部分。“他要考慮政治視角，考慮維穩的問題，他要考慮經濟的問題，他要考慮春節老百姓的天倫之樂，滿意不滿意的問題。我們說的話往往只是他們決策中采納的壹部分。”曾光表示，不能說政府官員這種視角不對，事情的決策是要多方面考慮的，但在關鍵問題上要建立壹個經驗，要更多的采用科學視角。科學視角如果采用的不好，其他視角也會沒有意義。

曾光這番話等於是說，政府官員在決策時未能很好地采用科學的視角，所以實行防治措施上行動慢了，貽誤了最佳時機。這裏說的政府官員，當然是指中央，因為地方官員沒有決策權。

地方官員和衛生專家，尤其是地方官員，講出這些話是有政治風險的，那為什麽他們還要講？我以為：第壹、他們講的都是實情。第二、他們這麽講，也是自保，是不想當替罪羊，因為上面本來很可能給他們扣上“瞞報”和“主持防治工作不力”而免去職務以平民憤的。他們壹講，世人就都知道了，不是他們不肯發布疫情，是中央不準，不是他們不想采取得力措施，也是中央不準。這樣，上面，也就是習近平，就很難把他們當替罪羊了。如果習近平繼續大權在握，定於壹尊，免不了要秋後算賬。但對二人來說，事情都到這個份兒上了，說出真相和不說出真相橫豎都是垮臺，與其背負“瞞報”和“防治不力”的臭名垮臺還被民眾責罵認為罪有應得，不如留下清名，垮臺也垮得像個說真話的英雄。

至於衛生專家，自薩斯事件後，國家出重金建立了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臨床醫生壹旦發現疫情就立刻直接報告中央，並不需要地方醫衛系統或地方官員轉手，因此地方官員和地方衛生專家都沒有對中央瞞報的能力。再說有2003年薩斯事件的先例，當時的衛生部長就由於瞞報疫情而被免職，因此後來的相關官員知道瞞報對自己沒有好處。因此他們也沒有這樣做的動機。在這件事上，不存在習近平受蒙蔽的問題。造成貽誤時機的責任人就是“定於壹尊”的習近平，別人想攬這份責都辦不到。

習近平在會見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時講到，防治疫情，“我壹直在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兩個“親自”，而且還是“壹直”。習近平把中央應對疫情領導小組正小組長推給李克強，又要宣稱自己“壹直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那意思就是，工作搞壞了要算在李克強的頭上，搞好了要算在自己頭上。但是這話實際上也是承認，先前不準公布疫情以及未能在較早的時候采取嚴厲措施，正是出自習近平本人。

地方官員和衛生專家居然敢甩鍋，或明或暗地指出習近平是貽誤時機的責任人。這說明，體制內對習近平的不滿是很普遍的。習近平無疑是遭到了他上臺以來的最大危機。

極權制度與瘟疫蔓延

作者 何清漣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壹場新冠病毒引發武漢肺炎來襲，武漢從繁華的九省通衢變成生命哀號不絕的鬼城。中國從各國小心應對的世界第二大國變成被各國封關的國際孤兒，只經歷了30多天。回溯這30天中發生的事情，中共當局所做的政治選擇幾乎“完美”地體現了墨菲定律（Murphy’s Law）。

所謂“墨菲定律”，是由美國愛德華茲空軍基地的上尉工程師愛德華·墨菲（Edward A. Murphy）基於經驗在1949年提出的數學推理，意即：如果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壹種選擇方式將導致災難，則必定有人會做出這種選擇。簡言之：如果事情有變壞的可能，不管這種可能性有多小，它總會發生。武漢疫情蔓延的四個關口，中國政府都做了錯誤選擇，正好驗證了墨菲定律。

壹、武漢肺炎疫情初起時，在公開信息與封鎖信息二者之間，中國政府選擇了“射殺帶壞消息來的人”。

疫情本是公共信息，但在中國，疫情卻分明、暗兩條管道流傳。

先說明面上的關鍵信息：

2019年12月30日晚間，兩份武漢市衛健委的紅頭文件在網上傳播，稱市內華南海鮮市場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2019年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首次向社會披露已有27例確診病例，所有病例均已進行隔離治療，“到目前為止調查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

2020年1月1日，武漢警方宣布“依法查處”八名“散布武漢肺炎謠言者”。同壹天，武漢華南海鮮市場休市整治。

2020年1月20日，鐘南山院士接受中國中央電視臺采訪時表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可能人傳人”之後，武漢市民才算意識到危險。兩天之後，武漢封城。

再說暗的。社交媒體上此類信息甚多，不壹壹摘引。只說壹條最關鍵的。2020年2月3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網上例行記者會，在記者就美方表示中方拒絕美國提供的幫助提問時，華春瑩指責“美國政府迄今為止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實質性幫助”，“自2020年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報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兩國疾控中心就疫情相關情況多次進行溝通”。

公開疫情有助於公眾主動采取措施防疫，需要公眾參與的防疫必須要公眾知情，但中共當局卻選擇了封鎖信息。從2020年1月3日向美國通報，到22日宣布封城中間有20天，由於公眾不知道疫情的蔓延，基本未做任何防控。就在2020年1月18日，武漢市江岸區百步亭花園社區舉行萬家宴，4萬多個家庭壹起共度農歷小年，在不知情的狀態下擴大了傳染面。疫情從可控到失控就在這20天內發生的。

二、隔離患者、封鎖疫區都宜早不宜遲，在人口流動高峰的春節期間更應如此，但中國政府直到最後壹刻才宣布封城。在封城之前已經從武漢離開了500萬人，因為武漢肺炎的特點是無癥狀傳染，其中不少身帶病毒而不自知。

武漢遊客所到之處，都有武漢肺炎的病例產生，泰國、新加坡、香港、澳門、日本、英美法德等幾十個國家不斷傳出發現武漢肺炎病人的消息。全世界在擔心、憂懼中等待，直到1月30日WHO宣布最先在武漢發現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為“國際關註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之後，才紛紛采取行動停止中國的航班，部分國家在此之前由於飛行員工會的壓力停飛。

中國對這種旅遊禁令很不歡喜，譴責美國帶頭做這種事情，其實，中國在自己的國家內部就做了同樣的事情。對任何事物實行雙重標準，自己做是對的，別人做了妨礙到自身，就立刻批評指責，是中國政府的慣技。

三、對WHO施加影響，讓其在科學、政治外交之間選擇了後者

武漢於1月22日封城，此後疫情日趨嚴重，但世衛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又拖延了8天，遲至30日晚上才宣布：“最先在武漢發現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為國際關註””（PHEIC）。

所謂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縮寫PHEIC），是指通過國際疾病傳播而對其他國家構成公共衛生風險的異常事件，中國的政治肺炎也完全符合PHEIC事件所要求的3個特點。本文想分析壹下WHO為何在此次事件中向中國彎腰，譚賽德能這樣操作，有WHO規則本身的問題。

首先，“國際關註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是動員及協調全球衛生資源來應對公共衛生危機，防疫抗疫的機制，從來都涉及大量政治，超越了純粹的科學、公共衛生領域。

其次PHEIC的誕生，源自2003年中國的SARS事件。中國SARS疫情流播全球，WHO在2005年修改國際衛生規例（IHR）之後提出這壹概念。SARS事件從產生、控制到全球影響，包括病例數據與死亡數據的發布，基本都在中國影響之下進行，PHEIC這種從娘胎裏帶來的政治性，必然影響到WHO對今年武漢肺炎事件的判斷與處置。

第三，WHO設置PHEIC的本意，是用來防止嚴重傳染病跨境傳播、對全球構成風險，防止壹國隨意宣布另壹國是疫區並禁止對方公民入境。在公布PHEIC後，WHO亦會發指引，指出如何在邊境監察入境人士的健康狀況來減低相關傳染病傳入，從而令各國不用動輒對別國封關。但實際後果是：PHEIC宣布某國是疫區，其他國家就可以名正言順對該國實施入境限制。

第四，WHO不是壹個有執法能力的機構，也沒有龐大的衛生物料資源，所以PHEIC最重要的作用局限於政治方面。作為名義上的全球權威公共衛生機構，WHO能聚集全球所有頂尖衛生專家為其服務，只要它宣布是嚴重衛生危機，便可迫使傳媒、各國政府及藥廠等相關私人公司或民間組織，聚焦此壹事件，並采取行動。但各國如何反應，WHO不具有強制、統壹要求的能力。

本次各國采取的行動不拘壹格，美、英、法、日、韓等國派出飛機從武漢撤出部分本國僑民，並采取緊急措施，禁止近期去過中國的外國公民入境。但也還有另壹類，比如柬埔寨總理洪森宣布不許戴口罩，不停直航，不撤僑，不歧視中國人。按照中共外交部公布的數據，截至1月31日，共有62個國家對中國公民實施入境管制。中國終於心不甘情不願地成了國際孤兒。

理解了上述四點，就明白中國有多麽不情願武漢肺炎被世衛宣布為PHEIC，世衛的幹事長在不得不宣布中國武漢肺炎為PHEIC之後，表揚中國防疫如何正確如何得力，實在是為中國減壓。

四、需要向世界表示歉意之時，卻選擇了譴責他國不厚道，幫助最多的美國挨罵最多。

世衛啟動PHEIC之時，已經有20多個國家報告有確診病例。中國是新冠病毒的發源地，中國政府隱瞞疫情，並影響世衛遲遲未發出PHEIC警告，自然引起世界各國不滿及媒體批評，但中國不反省自身的錯誤，到處抗議人家的批評，比如丹麥《日德蘭郵報》（Jyllands-Posten）1月27日刊出諷刺漫畫，將中國國旗上的5星換成5枚新型冠狀病毒圖案，引發北京憤怒抗議，要求這家媒體道歉，遭到拒絕。

各國實行旅遊禁令後，中國駐以色列代理大使戴玉明在特拉維夫的記者會上說，限制甚至禁止中國公民入境的錯誤做法使他想起二次大戰期間，猶太人被大屠殺的人類最黑暗日子。這番發言連中共外交部都覺得不妥，為此道歉。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先於1月31日指責美國關閉邊界不厚道，2020年2月3日在春節後的首次微信記者會上痛批美國在中國武漢疫情上制造和散播恐慌，說“美國第壹個從武漢撤出其領館人員，第壹個提出撒出其大使館部分人員，第壹個宣布對中國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

但事實是美國早就伸出了援手。早在2020年1月28日，美國衛生部針對武漢肺炎疫情舉行記者會，部長阿薩爾（Alex Azar）指出，自1月6日始，美國多次向中方提議可派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專家前往當地協助，但中國拒絕了美方的好意。美國吉利德公司無償向中國提供新冠特效藥瑞德西韋，並提供試驗的設計和操作辦法。2020年2月中旬開始收治首批報名參加的中國新冠肺炎病人。

對自己的錯誤諱莫如深還罷了，反而遷怒他國不幫忙，這行徑也太為世所不齒。七大工業國集團（G7）近日內將開會商討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及共同應對方案，卻不邀請中國這個病毒原生國與會，主要原因就是中國這種態度，既不會講真話，又不願意分享有價值的真實信息，來參會除了批評、反對斥責他國不幫忙之外，於事無補。

以上事實說明，壹場發生在武漢市的病毒傳染病危機，就因為中國政府在關鍵的壹個多月中，做了四個錯誤的選擇，不僅讓全國染疫，還釀成了全球範圍的PHEIC事件，充分驗證了中國政治決策完全符合“墨菲定律”。這壹特性是由中國極權政治的三個壟斷特色所造成，政治壟斷造成問責機制缺位；經濟壟斷造成資源集中於政府手中，遇到大災難時民間缺乏自助與互助機制；信息壟斷剝奪公眾知情權，錯失防範機會。從毛澤東統治下的三年大饑荒到2020新冠病毒危機，中共當局就是這麽壹路走過來。

專政制度與瘟疫蔓延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顯然這次武漢肺炎疫情徹頭徹尾的證明了，中共獨裁政權根本完全沒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經驗教訓，再壹次在眾目睽睽之下重蹈覆轍。而這次所造成的危機和影響，更遠比非典疫情嚴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武漢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能力遠遠強於SARS，整場SARS疫情全球共約八千宗感染病例，2020年2月9日中國國內確診病例已達37251宗，過去數天確診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癥，意味著僅三天所出現的新感染病患就多於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數字。加上這種新型病毒有著極強的隱匿能力，如有感染者無任何病征，以及在十四天的潛伏期間已有著傳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積的社區傳染。

對香港而言，林鄭倔強而偏執地拒絕全面封關，雖現時未開始大規模社區傳染，但已見端倪。已有近期無出入境紀錄的港人染病個案出現，基於病毒極強的隱匿傳染力考慮，袁國勇表示壹旦香港大規模社區爆發可能高達140萬人感染，以現時中國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計算將有近三萬人死亡，這表示將會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災難！

另壹方面，可以預期武漢肺炎疫情將造成比SARS更嚴重的經濟損失。中國早在去年已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上下半年貿易戰所造成的打擊，2020年的經濟環境早已不被看好。在SARS期間，中國GDP年增長速度達12%，當時仍然強勁的增長勢頭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現時情況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國際評級機構將對中國2020年的增長預測下調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權就再壹次搬起石頭狠狠地砸自己的腳。2003年的SARS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舉動，而現時已有數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鎖或半封鎖，工廠停工、店舖停業。而且疫情橫跨整個農歷新年假期這個傳統重要消費旺季，但現時全國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頭行人疏落蕭條。

工業生產亦受損嚴重，各大型工業園區及工業企業叫苦連天。鴻海富士康設於深圳及鄭州工廠原計劃於2020年2月10日復工，後來遭當地政府否決，復工無期。這表示不僅影響富士康工業園區數十萬工人生計，更波及上下遊產業數以百萬計的從業員。而這並不僅限於富士康壹家，亦不僅限於中國國內，韓國現代汽車生產線宣告暫停，原因是中國生產的零件供應中斷。全球旅遊業也受到影響，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飛往中國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國三大航空公司，英國航空公司和漢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員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無薪假；國泰要要求所有員工放3星期無薪假。可以預見，香港經濟衰退的情況最遲不過八九月將會見到市面受嚴重影響。

而令人憂慮的是，中共會否為保經濟而挺而走險第二次隱瞞疫情，以求盡快恢復全國經濟活動，避免經濟衰退？尤其是眾所周知中共的所謂“執政合法性”過去二三十年大體建基於其“經濟迅速增長”之上，經濟衰退意味著“執政合法性”的動搖。因此，中共現時可謂進退惟谷：繼續停工，疫情未知何時得以控制，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經濟停擺損失；強行復工，尚未得到控制的疫情將更猛烈地擴散，勢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樣危及自身政權。習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盡快受控讓自己得以脫身以外，無計可施。

與此同時，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醫生之死亦觸發了中國網民要求落實言論自由的訴求運動，甚至提出了仿傚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網上輿情壹時失控。疫情的黑暗將會是中共專制垮臺的歷史性轉折點。這場危機所造成的損害永遠無法恢復，因此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建立壹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以壹個民主工人階級綱領，壹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挑戰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制度。

極權中國

作者 何清漣 寫於 二零二零年

2020年2月4日，國家衛健委公布的疫情統計顯示，全國共確診病例24 324個，最少490人死亡。對比2020年2月1日的疫情統計數據確診病例數量11000人，死亡259人，就會發現四天之內猛增壹倍多，讓人懷疑中國的疫情統計數據是個烏龍，真實情況遠比數據顯示的要嚴重。基於中國的公開數據，WHO全球傳染性危害管理司司長布裏安德（Sylvie Briand）仍然堅持，最先發生於中國的新冠病毒肺炎雖然蔓延至20多個國家，但疫情尚未構成“大流行”（Pandemic）。各國病毒學家的估算遠比中國公開數據顯示的要嚴重，因此，很有必要指明中國疫情數據是個大烏龍。

不少傳染病學家指出，壹種全新的病毒能夠輕易感染人類，並且以有效持續的方式在人際之間傳播，那麽就更有可能引發全球流行病，新型冠狀病毒幾乎符合上述全部條件。專家們擔憂的關鍵問題是，傳播的範圍會有多廣，會有多少人生病。他們根據自己掌握的資料建模分析，做出了推算。

專家估算的染病人數遠遠高於中國官方的公開數據。知名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2020年1月31日刊登香港大學模型分析武漢市的感染人數，得出結論：2020年1月25日，武漢市可能已經有75815人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中國官方在2020年1月25日那天公布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975例，約為該預估數字的2.4%。《華爾街日報》於2020年2月4日刊登壹篇《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傳染力有多強？全球專家爭相發布研究報告》，其中提到，波士頓東北大學的壹項研究，使用基於旅行模式和確診國際病例的數學概率模型估算得出數據：截至2020年1月28日，武漢的感染人數中值為31200人；中國官方當天發布的統計數字為2261人。英國蘭卡斯特大學的裏德主導了壹項研究，也認為截至2020年1月22日，武漢的感染人數已有數萬。“我們認為實際上每20個感染者中只有1人得到確診。”

感染率高。根據病毒學家最近發表的幾項研究估計，平均每個感染者將感染另外兩到三個人。流行病學家將這壹數字稱為再生數。瑞士伯爾尼大學流行病學家阿爾特豪斯估計該新型病毒的再生數為2.2，其他流行病學家的估計也都在2-3之間。專家們認為，如果不能降低這壹再生數，就有可能爆發全球大流行。2020年1月25日，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的研究人員發布報告估計，2020年1月18日，每個“武漢肺炎”病例平均傳染了2.6個人。這意味著，中國要阻斷六成以上的傳染才能有效地控制疫情。

無癥狀傳染。專家還指出，大多數患者是生病五天後才住院，由於新冠病毒感染是無癥狀感染，這五天內可能已經傳給不少人了，導致疫情防控前所未有地艱難。這類病例不僅中國有，德國等國也發現。

如果被確診數只有1/20，中國官方於2020年2月4日公布的24324個乘以20，接近49萬人染病，再加上病的再生數，中國的疫情之嚴重，遠遠超過中國官方公開承認的狀態，中國的醫療資源無法應付這麽迅速的快速傳播。在這種危險時刻還隱瞞疫情，實在是害人害己之蠢舉。

武肺死亡數與殯葬業超負荷工作引發的疑問

2020年1月28日，武漢民政局宣布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逝者遺體免收火化費用。由於公告中透露出殯儀車輛和人手不夠用，2020年2月1日還有壹則“運屍袋不夠用，武漢殯儀館面向全國募捐”的快訊在網上流傳，引發公眾懷疑實際死亡人數遠超官方數據，據港媒《端傳媒》報導，漢口殯儀館的14臺火化爐全天候運轉，隨時等待從各個醫院送來的死者，員工都比往常忙碌，處於超負荷工作狀態。

據中國官方公告，2020年2月4日，全國490例武漢肺炎患者死亡，其中武漢的死亡人數是313人，占全國死亡人數的63%左右。如果按照武漢常規殯葬能力，這313位病亡者，幾乎不會構成太大的壓力。

根據楚漢網2018年10月10日登載的《武漢殯儀館有哪些？武漢殯儀館地址及電話查詢》，武漢市共有八座殯儀館，再根據其他網上資料，其常規火化能力如下：

新漢口殯儀館年火化量2萬左右；武昌殯儀館年火化量7000左右；青山殯儀館年火化量5000左右；新洲區殯儀館年火化量6000左右；江夏區殯葬管理所年火化量3800；黃陂殯儀館年火化量7000左右。這些工作量應該是按照每天8小時計算。另有壹家蔡甸區殯儀館與回民殯儀館未查到相關數據。

據說接受火化武肺死亡者主要是新漢口、武昌、青山三家殯儀館，這三家的常規能力是按年計是32000，按月計是2700左右。目前超負荷運轉，按24小時全天候三班制計算，應該達到8100左右；按照最保守的每日加班量比平常多出三分之壹，就是2700加900，為3600。政府公布的全部死亡數為313位武肺死者，加上常規火化量2700左右為3000出頭，這三家平均每天加班三小時不到就足夠了，何至於24小時全天候開足馬力？

答案難覓。《財經》2020年2月1日壹篇題為《統計數字之外的人：他們死於“普通肺炎”？》的文章，給出了部分答案：這段時期，武漢存在大量死於“普通肺炎”的人，這些死者不在武漢肺炎死者名單上，但最終還得進入這些殯儀館。考慮到這三家殯儀館可能不是每天都三班倒，因為工作人員的體力也有極限，因此在按三班倒計算的8100火化量與每天加三分之壹班的3000之間的差額5000當中取個中位數，約為3000名，這與民間傳言講的武肺死亡實際數字是官方公布的10倍相符，當然這只是壹種估算，真正的數字，需要政府相關部門公開真正的統計數據，才可以知道。

對疫情數據懷疑相當普遍，中國的專家對此有過表述。呼吸病學與危重癥醫學專家、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北京協和醫學院校長王辰教授近日曾接受央視采訪 ，坦言武漢情況很嚴峻，很多人無法收治；2.由此造成的家庭感染、社區感染，是個未知數。此時談拐點並沒有判斷依據。但他很明確地說了，實際數據比公布數據要大，而且不清楚有多大。

有網友對比2020年1月30日以後猛增的數據，發現數據完全是按政府計劃編出來的，寫了壹段子以誌其事：“神奇的病毒，還是個數學高手，2020年1月30日：170死/確診7821=2.1%；2020年1月31日：213死/確診9800=2.1%；2020年2月1日：259死/確診11880=2.1%；2020年2月2日：304死/確診14401=2.1%；2020年2月3日：361死/確診17238=2.1%，2020年2月4日：429死/確診20471=2.1%，2020年2月5日：493死/確診24441=2.1%；2020年2月6日：564死/確診28605=2.1%。”。

中共壟斷並控制疫情信息並稱病毒不會人傳人，讓老百姓疏於防範，是造成武漢疫情迅速擴大、禍延全國並蔓延世界的重要因素，最後導致62個國家暫停中國人入境。如今救疫如救火，仍然繼續控制疫情信息，只會造成更大的災難。好在國外不太相信中國提供的數據，不會因此疏於防範。

極權社會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已經兩個月，目前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還在不斷增長。我們雖然人在海外，但對於國內人民遭受的這場重大災難，日日憂心，悲憤交加。國難當前，我們無法漠然置之，特公開表達我們的意見如下：

第壹，瘟疫橫行，已經對國家和人民造成巨大傷害，我們在此謹向受災的國人表達我們的關切之情，盼望疫情可以早日得到控制，把同胞受到的傷害降低到盡量小的程度。

對於在抗疫第壹線不眠不休地工作的醫護人員，我們內心充滿由衷的欽佩，尤其是對於包括李文亮醫生在內的那些為命保護患者付出了生命代價的國人，我們更要致上最高的敬意。

第二，這場瘟疫，即是天災，又是人禍。李文亮醫生及時傳達警訊，竟然遭到政府打壓；各級官員瞞報疫情，把政治維穩放到防治疫情之上，是這次瘟疫造成這麽大的損失的最主要的原因。事實已經證明，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不僅是政治災難，更會導致人民生命和財產的重大損失。

我們堅決支持國內部分社會各界人士發起的呼籲，強烈譴責當局剝奪人民言論自由的行為。我們呼籲由最高領導人出面，代表國家，正式向已經病逝的李文亮醫生道歉，並以此為契機，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廢除壹切箝制言論自由的政策，重大事務必須公開透明，並保障包括陳秋實律師在內的所有公民的正當權益。

第三，國務院在2003年後就制定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按照這個法規，各級政府要成立相應的應急指揮部門和應急預備方案，17年後，當武漢疫情發生時，各級政府毫無準備，既沒有擔責的指揮，又沒有應急預備方案，初診權居然下放到小區居委會，對染病者和家屬簡單粗暴。按照該條例，疫情報告，通報，和指揮系統已有明確規定。為什麽武漢疫情後不能執行？我們認為，維穩和政治意識形態高於人民對衛生防疫是此次疫情的禍根。

特別是中國紅十字總會，以及其下屬的武漢分會，在這次救災的過程中，出現物資分配不公正，物資和捐款使用效率低下，阻礙媒體報導以及領導人濫用職權，私挪物資等極為惡劣的現象，我們對此非常憤慨和關註，我們呼籲有關當局對紅十字會的違法濫權行為進行究責和整頓，並在此基礎上重建高效廉潔的防災體系。

我們認為這次大瘟疫的擴散，根本原因是中國體制久病成習的層層唯上是命、獨尊壹個最高決策的弊端。天災或將過去，但是制度不改，中國將難以承受下壹次的重大災難，人民將再次付出可怕的代價，而且每壹次血的教訓都付之東流。這是人民自由、安全、福祉的基本權益，每壹個人，平時不關心不爭取，臨到大難跟前，便人命危淺，賤如草芥，而事後抗議、憤怒都無濟於事。我們再次呼籲公民意識、權利意識，面對制度弊端，再也不能消極冷漠下去，人人共同努力，推動中國向良善的制度轉變。

專政人民

作者 周曉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武漢是這次新冠病毒瘟疫的發源地。因為武漢位於中國的心臟地理位置，交通發達，瘟疫傳播的能力驚人。現在北京、上海、廣州和重慶（其中只有廣州人口低於兩千萬）紛紛被來自武漢新冠病毒攻陷，宣布準封城，即封鎖小區。這場因習近平故意隱瞞疫情，即欺騙，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因為是欺騙，百姓對言論自由的限制更加反感；工業生產活動幾乎停止，失業人數暴增，百姓的收入失去來源，同時通貨膨脹率飆升。專制體制的短板原形畢露、壹覽無余，改朝換代呼聲更是此起彼伏。

中國古代，壹次大瘟疫（可能是傷寒）發生在東漢末年。公元204年至219年，中國長江以北，壹種流行性瘟疫（病毒的宿主是動物）導致死亡兩千多萬。公元220年，漢朝滅亡。

這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災難持續了15年。東漢滅亡之前夕，整個國家出現 “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 的三空景象。對比眼下的中國，田野空=大街小巷空；朝廷空=常委會場空；倉庫空=冰箱食品空。這個新三空是暫時還是長久，現尚無法預測。

這次瘟疫能像SARS 壹樣，會隨氣候變暖後會自動消失是壹種主觀的預期。從機率角度，有可能發生。客觀會怎樣幾個月後見分曉。這與新冠病毒的特性緊密相關。

病毒是寄宿在動物或人類細胞裏的微生物。病毒體上的壹個蛋白質和細胞的壹個蛋白質如果能結合成功，細胞就會自動包住這個病毒。這意味著病毒的入侵細胞成功。如果入侵人的細胞成功，其宿主是人。顯而易見，病毒的這個蛋白質是壹個關鍵因素，因為不能結合，入侵失敗。

最近病毒專家發現，這次新冠狀病毒的蛋白質的若幹片段與屬於同類冠狀病毒的SARS有壹目了然的區別，而病毒的其它部分沒有任何變化。有觀點認為這是人工介入的痕跡。蛋白質決定病毒的特性或說毒性。就像SARS病毒壹樣，新冠病毒的特性中應該包括適應氣溫的範圍。如果新冠病毒對溫度的反應同SARS壹樣，到四月、五月氣溫升高時，該病毒就會在人的體外被大自然滅殺。

因新加坡有新冠病毒患者，筆者查找了處於赤道附近的新加坡的氣溫信息。新加坡全年不存在冬季，氣溫變化不大，空氣濕度高，平均氣溫在23至34℃之間。新加坡今年二月七日新增三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患者都是新加坡本國人，近期都沒去過中國，也沒接觸過被確診的新冠病毒的病患。按統計學的概念，如果把這三人算作隨機的抽樣，數量還是太少，不具代表性。還須進壹步跟蹤調查。但這對中國百姓是壹個不祥之兆。

另外新冠病毒因人而異的變異特性，使得研制出特效藥的困難度加大，近乎無從下手。短期就能研制出特效藥的可能性不存在。

近日習近平對川普說四月瘟疫就會結束。可是，武漢市在四月份的平均氣溫是14℃，特效藥又不能短期研制成功。習近平的說法可能有很大的主觀成分。習近平似乎是想以意誌戰勝病毒。他的思維方法裏還可能有著普通人壹樣的短處，就是總是把可能當肯定的思維方式。根據新加坡的氣溫數據，反映新冠病毒不壹定對溫度的高低敏感。

李文亮把自己的看法，即這次的病毒可能是像SARS壹樣的冠狀病毒，傳送到他微信朋友的小圈子。但受警察訓誡。之後，事實證明李文亮是正確，從而證明中共的宣傳是欺騙。就傳統的對英雄的概念而言，在有關信息中，李文亮並無英勇鬥爭行為。智者在民間，百姓借李文亮事件，群情激憤，要求中共增大言論自由度。為此，知名知識分子聯名向中共權力機構上書，要求恢復憲法給予的言論自由。筆者認為，這種要求還是有限的改良，而中國需要的是有公民選舉的國家民主體制。上書仍屬於對專制統治者的乞討。中國需要的是國家體制改變的壹步到位的、性質改變的革命，壹個推翻壹黨專制體制，建立美國式民主體制的革命。

在到目前為止的瘟疫期間，工業生產活動因瘟疫大多停頓，少數企業堅持生產，但員工聚集，勢必引致更大瘟疫傳播範圍。失業人數成倍激增，尤其旅遊業（包括無數旅館）、餐飲業（包括無數餐館）、服務業（包括無數家政）等，完全沒有客戶。在幾億百姓的收入失去正常來源的同時，通貨膨脹率飆升的跟進，更是屋漏偏逢連夜雨，落井下石。中國百姓怨聲載道，苦不堪言。

如果真像習近平所說四月份就會取得抗疫勝利，那麽人們在壹兩年後就會淡忘這次瘟疫事件。

如果隨著氣候變暖後，不是四月份，而是四月份半年後的十月份，因特效藥面世，新冠病毒才消失，那麽因沒有生產活動，只有消耗行為，十四億人坐吃山空半年，中國經濟必定壹落千丈。那將出現壹幅滿目蒼涼的社會圖景，如同時間和空間壹道返回到東漢末年的 “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 荒蕪悲涼的年代。各種歷史上因大規模瘟疫引發過的人間慘劇就會壹壹再現，實真地重新上演。那麽，像東漢末年壹樣，改朝換代便成了順其自然的事了。

這次的瘟疫，又引起對專制和民主國家體制優劣的反思。專制體制幾人或壹人決定政策的效率比民主體制的效率高。但效率高不壹定等於結果好。如果對壞的決策效率高，意味著壞的決策實施的就越快，壞的效果就會來得越快。二戰期間，獨裁者希特勒靠他壹人的智慧，壹錘定音，決定德軍大規模向莫斯科進攻，結果忽略了莫斯科冬季嚴寒程度的因素，導致德軍戰略上由優勢轉向劣勢。德國軍隊由此在二戰中最終全軍覆滅和德國成為戰敗國。這是壹個效率高，但結局壞的史實例子。現在中共由習近平壹人獨裁，決策的效率不但高於民主體制國家決策的效率，還高於中共幾人決策的效率。事實證明，習近平個人知識，能力和智慧不足，很可能成為希特勒第二，提高帶動整個中共政權走向集體自殺的效率。

這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的瘟疫對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政權是壹當頭棒喝，也是致命打擊。由限制言論自由引出了百姓對中共政權合法性的思考。生產停滯，民不聊生，經濟景象壹片愁雲慘霧，使得心無百姓、壹心追求個人權力的習近平如驚弓之鳥，茫然不知所措。如果新冠病毒不受氣溫影響，特效藥又未能及時問世，中共政權代表壹個朝代，被民主政權取代，即改朝換代，指日可待。

共產極權

作者 陳光誠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從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到現在已經三周過去了，中國的疫情非但沒有被控制住，反而蔓延到全國各地。

如今，不僅在鄉下村村封鎖變成了“葫蘆峪”，城市中的小區也變成了如同監獄中的監區，出入必須經過批準。全國的公共交通都進入不同程度的管制狀態，包括北京、上海等直轄市在內，接近100個城市被迫封閉，很多城市之間的長途客車早就停止營運，甚至壹些地方的火車站、飛機場也都部分或全部封閉，不再向公眾開放運營了。

國際上，很多國家已經宣布禁止中國公民進入，就連其他國家的公民若兩周內去過中國，也在被禁止入境的範圍內。

這次疫情初期，在中國共產黨的獨裁專制思想指導下的言論管控，不僅只是錯過了最佳防疫時機，而且是導致疫情迅速擴散到全國乃至世界，致使數十萬人被感染、成千上萬人死亡的災難性後果的直接原因。僅憑造成這樣的後果，不管怎樣，妳中共作為壟斷中國壹切權力的獨裁政黨都難辭其咎，罪該萬死。如果稍微有壹點羞恥之心，妳中共就應該自動解散，以此向人民謝罪。

然而對於人民來講，我們必須認清：獨裁政權從來都是把維護它的專制統治作為第壹要務，為此會不擇手段、毫無底線，再多人民的生命也只是獨裁者維護其專制政權的代價而已。中共絕對不會自己主動放棄專制，承擔責任。因此，人民要想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後代不再繼續遭受中共專制的毒害，就必須設法組織起來，合力推翻共產專制體制，建立起憲政法治的現代文明政治體制。

壹個社會只有使權力在受到充分制約的情況下運行，任何法律規則都要在民主體制的充分監督下，本著維護社會公正目的公平合理地建立，才能避免當權者為壹黨之私不斷隨便濫權妄為，人民壹再為其買單付出代價。非此，中國不能從根本上走出換湯不換藥的王朝更替似的惡性循環。

在學校讀書時，涉及有關人民的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出版，言論等自由權利時，壹些同學覺得這些沒什麽用處。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除了被中共洗腦之外，就是因為平時關心政治與社會公正太少，不能理論結合實際地認識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律。即使現在，中共從未停止試圖給人民灌輸“民主不能當飯吃”的謬論。

不過，我覺得通過這次由於中共封口導致疫情蔓延的嚴酷事實，通過李文亮等八名醫生因公布疫情而遭中共訓誡，通過方斌和陳秋實等公民記者因說真話而遭中共抓捕關押至今下落不明的真實經歷，大家應該充分認識到“言論自由，生死攸關”和“沒有民主，有飯也不能吃了”的真道理。

事實證明：共產瘟疫比其他任何瘟疫都要可怕，有它會使瘟疫蔓延，所有天災還會疊加人禍。因此不把任意剝奪人民基本權利的共產專制從中華大地上徹底清除，以獨裁體制為依托的互害模式就會繼續，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就永無安生之日。讓我們立刻攜手行動起來，爭取言論自由，解除共產枷鎖，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保護我們和我們子孫的生命安全。

共產極權與瘟疫蔓延

作者 余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武漢肺炎疫區，流傳壹個笑話：如果時光倒流壹個月，妳帶著病毒肆虐的真相，能夠回去拉響警報、拯救世界嗎？答案是不能，妳只會成為第九個被懲處的「造謠者」。

這個黑色幽默的笑話，透露三個信息：1. 人們都知道，有警報，但沒有響。2. 人們都知道，有警報，但不會響。3. 當警報機制失靈，災難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別林斯基說：「偶然性在悲劇中是沒有壹席之地的。」這大概是悲劇最強烈的能量：個人在其中，眼睜睜看著系統如寫好的劇本壹樣崩解，生靈塗炭，卻幾乎無力改變。

發源於武漢，肆虐整個中國，乃至蔓延世界的這場瘟疫，毫無疑問是這樣的人禍。

從2019年12月1日，首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發病，到2020年1月23日，武漢宣布封城，中間經過了整整54天。在封城之前，包括武漢在內的中國各城市街頭，幾乎還無人戴口罩。公眾的警覺，是從壹座千萬人口的城市突然被封鎖，才被喚醒，意識到「出事了」的。

當然已經遲了。2020年1月24日是華人的除夕，2020年1月10日就啟動的「春運」，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類遷徙，十幾億人次在中國境內外遷徙，已經整整14天。武漢官員後來承認的數字是，僅僅武漢壹城，在封鎖之前，已經有500萬人隨著春運離開，其中壹大部分回到了湖北各個市鎮縣鄉的老家，另外近壹半，去到中國各省，乃至世界各地。

而在2020年1月23日封城之前，在極為嚴苛的新冠肺炎確診條件下，僅僅是武漢的醫護人員，就確診了22例，更不要說醫院裡早已人滿為患的發燒患者。

2020年1月23日之後發生的事，很多人已經知道了。

武漢城內，生靈塗炭。新冠病毒本身的致死率之外，還因為疫情高密度爆發帶來醫療資源擠兌，長時間陷入短缺絕境；軍事化封城停止物流交通，又帶來大量慢性病人群藥物短缺，各類重癥致死人數，遠超官方可以統計和公布的數字。

武漢城外，人人自危。從城市、到地區、到國家，相繼封鎖，交通停運，航班取消，活動暫停，全球化社會如毛細血管般運作的所有人流、物流，猛地按下暫停鍵，但也擋不住仍在不斷攀升的感染數字。

病毒壹旦失控成為瘟疫，就自有其生長與擴散邏輯，壹刀切的軍事化措施，效用已然有限。而在集中爆發的疫區，如何在持久戰中，既維持生活，也盡力降低死亡率，更是考驗國家的醫療基礎工程，與政府深入基層的組織及治理能力。

可惜，我們目睹的是，武漢封城之前54天，預警機制層層失靈，病毒最終失控爆發。而瘟疫封城之後至今三週，疫區之內，醫療資源迅速透支，各方補給卻無法送達，壹刀切的政策之下，內部管理極為混亂，行政效率低下，而各級官僚還忙著推諉責任。

不僅是極權政府常常犯的錯誤在重演：沒有確保公眾監督的言論自由，沒有對人民負責、而不是對領導負責的民主政府，導致可控的危機演變為失控的災難。甚至是，中國模式壹向被認為有優勢的地方，舉國體制、集權效率、國家實力好像都在失靈。到底發生了什麼，令病毒演變成瘟疫，瘟疫又發展至此？

中國大陸的新聞記者在嚴格的審查機制下，衝破封鎖，不顧病毒的威脅，十幾家媒體、幾十名記者不停歇地接力，從第壹線帶回了疫情復盤的關鍵資訊。這些來自醫生、病患、家屬與科學家的證詞，儘管都被包裝在軟性的人物與救災故事中講述，有心人仍然壹眼就可以辨認，那些揭開系統失靈原因的關鍵時間點。

正常的預警機制理應是，當壹線醫院發現病例，壹方面通報政府衛生主管部門，壹方面通報醫學科研機構，前者做出公共衛生安排，提前部署醫療資源、部署對內對外的響應和通報機制、部署資訊公開和公眾預防教育，防止疫情擴散；後者追查病毒源頭，研究醫學專業應對方案，聯合國際力量試驗藥物、突破疫苗，以科學控制疫情。

但人們看到的是，在醫院第壹時間上報，科研人員也第壹時間知情之後，中國政府的衛生管理部門，壹方面的確啟動了內部調查，壹方面，在「新增確診人數」、「人傳人」、「醫護感染」三個關鍵指標的通報上，向公眾持續隱瞞、說謊。

2019年12月1日，武漢首例新冠肺炎患者發病。2020年1月7日，首例醫生感染確診。2020年1月9日，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死亡。到了2020年1月19日，確診感染的醫護人員已經去到18例。從2019年12月底到2020年1月初，專門做口罩和防護服的廠商早就知道了武漢瘟疫的事情，取消了在湖北召開的會議（2019年12月20日）；國家衛健委很早就抵達武漢調查（2019年12月31日）；中國政府向美國通報了疫情（2020年1月3日）；派人去過武漢調查的香港啟動了嚴重級別應對（2020年1月4日）。

但是從2019年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開始對外通報「病毒性肺炎」，他們公佈的「新增確診人數」壹直遠低於真實數字，而且在2020年1月，最關鍵的防疫期，正逢武漢市和湖北省「兩會」召開，會議期間，新增確診人數維持在「零」的奇蹟。壹直到2020年1月19日，武漢市衛健委都沒有改口的說法是：「未發現明顯人傳人」、「沒有醫護感染」。

甚至到2020年1月19日，武漢的百步亭社區，還舉辦了「萬人宴」。半個月後，這個社區集中爆發的疫情證明了，這壹萬人同坐同吃的宴席，正是大型交叉感染的現場。

2020年1月20日，SARS時期的專家鐘南山出面，在央視接受採訪，表示新冠肺炎存在「人傳人」現象，才第壹次由官方媒體釋放信息，確認疫情的嚴重性。

2天之後，湖北啟動了「突發公共事件二級響應」，3天之後，武漢突然封城。

千萬人口的城市突然封閉，進入戒嚴狀態，所有人都意識到，疫情爆發已然發生。但接下來三週，在武漢、湖北省、乃至各個省市發生的局面，仍令許多人大跌眼鏡。

在武漢，不僅進出封鎖，城市公共交通服務也全停，進而停止所有私家車通行，整座城市僅安排6000輛計程車，承擔緊急交通功能。於是，醫護人員上班要靠步行，或者誌願者集中接送，病人去醫院也要在寒風中靠自行車接送。醫院的物資迅速透支，所有醫院，壹床難求，病人睡在、甚至死在走廊上的畫面頻頻傳出，最基本的口罩、防護服、醫用手套，全部告急。多日過去都沒有補給的情況下，武漢各大醫院開始直接在網絡上跟社會求助，希望社會捐助，列出的清單裡，很多醫院的口罩、防護服早已是「零」。武漢協和醫院甚至在微博標題上直接寫：「不是告急，是沒有了！」

還來不及追問國家的物資調配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在12月政府已經知情的情況下，沒有提前準備，為什麼在決定武漢要封城之前，沒有從各省調撥，為什麼在封城之後，沒有看到官方調配資源的努力（哪怕不夠）——在網絡上，心急如焚的民間社會行動起來，人們自發組成無數的誌願小組，有人在城內冒著被感染的風險接送醫護上下班；有人成立物資組，從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廠商捐款購買大量口罩、防護服，送往武漢和湖北各縣市醫院的前線；有人成立病患幫助小組，想方設法幫助病勢兇猛卻無法入院、在網上求救的個人及家庭，協調稀缺的醫院資源，或者提供心理支持。

然而壹週時間過去，人們發現，來自世界各地的誌願捐贈物資，不被允許直接送達任何壹家醫院，而是堆在武漢紅十字會和武漢慈善總會的貨倉，堆滿了整整壹個體育場，需要他們分配。而醫生到了貨倉門口也拿不到物資，醫護人員只好反覆戴已經穿戴過的防護服、口罩、手套，甚至自製口罩，醫護感染的數字迅速上升。

民間沸騰了：時間就是生命，為什麼在如此緊急的時刻，武漢上空好像出現了「黑洞」，吸走所有物資？又過了近壹週，武漢紅十字會才在壓力下出來道歉，說自己能力不足，而主管政府才姍姍來遲地說要查辦，引入企業能力幫助調配貨源⋯⋯

如果抗疫如同作戰，醫護就如戰士，醫療物資就如糧草。在武漢這個中國的抗疫最前線，人們看到的是，作戰指令剛下達，前線就已經糧草不保，戰士病倒，甚至不是因為資源耗盡，而是官家調配不力，又不開放社會自救。與此同時，從武漢市、湖北省、科研機構、紅十字會、慈善總會，乃至中央，開始了壹場大型的官員推卸責任表演。令病毒爆發成為瘟疫的責任鏈條中，每壹個中間環節的負責人，都出來接受媒體採訪，試圖隱晦地把責任往上推：我在12月時已經上報，我沒有自行決定的權力⋯⋯

醫生說我告訴疾控中心了，疾控中心說我告訴地方政府了，地方政府說我上報了，省政府說我也上報了，那壹層層往上，責任在誰呢？

北京直到除夕過後，大年初壹，才成立了防疫小組。宣布成立小組時，作為責任人的組長竟懸空了壹天，才宣布由李克強擔任。而後，在防疫戰中露面很少的習近平會見WHO秘書長，為了穩住局面，公開說，這是我「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防疫戰。

而此時，武漢當地的至少13家主要醫院，已經爆發了院內感染。根據官方數字，武漢定點醫院壹共有病床8254張，已全部用滿；有20629人被要求居家隔離；有5425名輕癥或疑似患者，搬入賓館或體育場集中隔離。在武漢，新冠肺炎的致死率高達4.3%，重癥死亡率直逼15%，遠高於中國其它地區平均水平的0.2%。更不要說，這只是官方統計，有許多人，在確診之前已經病逝，無法被統計入死亡名單。

中國壹向被認為擅長「集中力量辦大事」，因為舉國體制，在緊急動員上有民主國家沒有的效率優勢，這種優勢常常體現在救災，比如水災、風災、地震，甚至短期的金融危機（不計長期後果的話）。但這壹次發生了什麼？

病毒不比地震，瘟疫是病毒長期、動態與社會緊密互動的過程，不是壹次大災害，而是壹連串無止盡的次生災害。地震、海嘯當然都有次生災害，但破壞程度遠遠低於主體災害本身。對地震來說，救援重點在震後72小時，軍事化的組織動員可以在這樣短時間內發揮高效。但瘟疫不同，病毒如水蔓延，無邊無際，有潛伏期，無法簡單提前標記隔離，有治療期，癥狀可輕可重可反覆，這樣的災難，真正考驗的是這個國家毛細血管般綿密的社會組織網絡是否功能良好，考驗的是醫療衛生、社會福利體系這樣無形的基礎建設，考驗的在資訊公開與恐慌管理之間的公民素養。

但是中國模式的發展，恰恰是忽略上述三點的：中共壹向扼殺社會組織化的任何苗頭與可能，自從2012年習執政以來，對基礎本就薄弱的中國公民社會打壓，尤其是對NGO、媒體、律師、宗教團體等組織要件的清洗可謂「斬草除根」式的嚴酷。第二，中國GDP的增長，投入在公共醫療、社會養老福利這樣的基礎設施比例少之又少。第三，嚴格的資訊審查機制運行多年，以維穩為目的的欺瞞已經成為宣傳體制的身體本能，而民眾在這樣機制之下，不僅難以獲得準確資訊，對資訊的辨別識讀能力也很低。

就算以中共自身來說，中共自我定位為全能型政黨，瘟疫考驗的不是這個政黨自上而下調動資源的能力，而是它自下而上，把資源協調與分配到「最後壹公裏」去解決問題的基層組織實力。網友形容武漢上空出現的「黑洞」，形象地說明了這壹點的失敗。調集資源並不難，而資源到不了需要的人手中，就是組織的失敗；壹刀切封鎖城池並不難，而在與病毒的持久戰中，困死了本不該困死的人，就是管理的失敗。

社會已然在長期的打壓中被掏空，但中共自己的基層組織為什麼失效？這個問題可以反過來問：壹個有八千萬人的龐大組織，到了基層，如何還能有效？基層做事的動力是什麼？為什麼今天沒有了？

簡單地歸納，基層動力主要來自三點：第壹，信念，強烈的意識形態信仰是支撐壹個共同體到了末端依然不解體的重要原因。第二，選票，如果妳的生死由選票而不是領導決定，也就意味著妳的每壹個決定需要對下負責，而不是對上拍馬。第三，利益，在領導看不見的地方依然願意勤懇做事，動力之壹來自利益分享。

在習時代，與此前胡溫、江李時代，最大的不同之壹，就是中共在走出革命年代、進入穩定執政階段時，維繫各派系均衡乃至基層組織的「分贓體制」被打破了。習的運動式反腐打破了傳統官僚階層的利益分贓結構，但同時，權力並沒有以民主改革的方式下放到基層，反而更加往上收攏，在黨國體制之上，形成高度的個人獨裁。至於信仰，自共產革命破滅以來，並無法通過習推動的「黨建」重新建立起來。

結果今日中國地方官僚系統的懶政、怠政早已成為公開的現象，既然做事無利可圖，那麼多做多錯，不做不錯，壹切跟領導指示，多磕頭，少說話，成了習時代的官員，尤其是基層組織極為普遍的基本心態。

從武漢到湖北，瘟疫演變至此，所暴露的中國地方官僚系統、治理體系的失能、空心化，只是冰山壹角。

回到文章開頭：如果時光倒流壹個月，妳預知真相，會回去拉響警報嗎？

李文亮醫生去世之後，有網友重新提起這個笑話，並改變了原來黑色幽默的答案：「如果謠言是他的罪名，我們唯有以真話悼念。」

2019年12月30日，34歲的武漢眼科醫生李文亮曾在自己的醫生同學群組提醒大家小心，懷疑有新型肺炎病毒開始流傳，已經有多例確診。聊天記錄被公開後，他因為「造謠」遭到了當地警方的約談、警告，還簽了「悔過書」。李文亮沒有離開崗位，因為接觸患者自己也感染了新冠肺炎，並在2020年2月1日才最終確診。確診的同壹天，他在重癥監護病房，以實名接受媒體採訪，披露了自己見證疫情發展的過程，還公佈了自己曾因「造謠」簽署的「悔過書」。2月6日晚上，李文亮醫生去世。他生前所簽署的悔過書，在網上流傳，刺痛了無數在這場瘟疫中煎熬的人。

警方的悔過書上印著：「我們希望妳冷靜下來好好反思，並鄭重告誡妳：如果妳固執己見，不思悔改，繼續進行違法活動，妳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妳聽明白了嗎？」李文亮手寫了答案，並按下手印：「明白」。

李文亮並不是英雄，他做了每個普通人都會做的事，走出警察局，乖乖聽話，不再多說什麼。但人們都知道，壹個月後他又實名接受採訪，實在是「沒有明白」。

「不明白」的力量有多大？哈維爾說，如果每個人做的每壹個選擇，都從「活在真實中」出發，而不是無意識地盲目服從，人們就在從根本上瓦解權力可以正常運作的紐帶，如果這個紐帶上的每壹顆螺絲釘，都自覺這樣做，這臺看似龐大無可阻擋的機器，就有失能的可能。這是哈維爾說的「無權者的權力」，正如李文亮所做的——在自己的位置，沒有更多，也沒有更少，講了該講的真話。

這樣「不明白」的力量，隨著疫情帶來的悲憤在民間無聲傳遞，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人道危機仍未緩解，接踵將至的經濟危機，又是更大的考驗。2020年冬天爆發的這場瘟疫，將是壹場獨立的危機，還是壹連串多米諾效應的局部？

極權中國與瘟疫蔓延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2020年1月，中國武漢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並迅速蔓延至全國以及全球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雖然病毒來源至今未能查明，但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中央政府、湖北政府、武漢政府對於疫情的擴大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首先是打壓說真話的“吹哨人”

2019年12月底，武漢八位醫生小範圍內對疫情發出警告，但“吹哨人”報警不但沒有引起政府的重視，反而受到警方的懲罰，2020年1月初，八位醫生被訓誡，然後全國央視“遊街示眾”，罪名是“造謠、傳謠”。

2020年1月3日，中央政府開始向美國政府通報疫情；2020年1月5日，武漢市衛健委通報，“患者生命體征總體穩定，無死亡病例”；2020年1月8日，人民網報道：“冠狀病毒對熱較為敏感，酒精等消毒劑可滅活病毒”；2020年1月9日，新華社報道“未證實武漢肺炎能夠人傳人”；2020年1月10日，新華社稱武漢肺炎“得到控制”；同日，國家醫療專家組表示：“病毒的致病性較弱，病患病情和整體疫情處於可控狀態”；2020年1月20日，更為嚴重的是武漢當地政府組織“百步亭四萬余家庭共吃團圓飯”，也就在同壹天，中共官方才正式確認並通報疫情。至於為什麽沒有把明確知道的疫情告訴國人，2020年1月底相應責任人在溫言軟語中開始推脫責任，武漢市市長周先旺及“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都表示他們沒有權力披露疫情真實信息，權力在國務院，只是國務院沒有采納科學建議，沒有公布疫情。

中國政府承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後，開始封鎖武漢，停運所有飛機、高鐵、火車、客車以及市內公交車及私人車輛。封城措施沒有成功攔截病毒的蔓延，但立即導致數百萬國人及國際友人困滯武漢。交通斷絕導致物資逐漸耗竭，醫療物資及食品價格飛漲，有價無市。更為不能接受的是全國以及國際社會捐贈給武漢的救援物資竟竟被政府制定接收單位“紅十字會”截留，以至於紅十字會大量物資堆積的同時，醫院卻極度缺乏醫療必備用品；更有甚者，市民高價無處買的口罩，政府人員卻可以公然成箱地劫掠而去。

自武漢之後至今有數十城市采取封城措施，同時各地群起效尤，封城、封路、封村、封戶、封門，禁止包括救護車在內的壹切車輛通行；危急關頭，政府不是鼓勵人人相依而是鼓勵人人相疑，各地有獎舉報武漢人的政策接連出臺，悲劇不斷發生。政府唆使、默許公務人員及其他人員以防疫名義開始遍布全國的大肆侵犯人權的暴行，暴力綁架、隔離，強制戴口罩、強查身份證、強制攔截勸返外地人，毆打疑似患者，非法拘禁疑似患者、暴力封門、直接入戶打砸等等，不壹而足。封鎖導致物資緊缺；濫權導致救災物資被搶占、挪用、盜賣、違法攔截、強征口罩等現象。甚至出現王延軼夫婦、李蘭娟母子這樣的惡性案例。

疫情之下，人間慘劇不斷湧現，人道災難不斷發生。父哭其子，妻哭其夫，有病不得醫，臨行不得見的人間巨痛在沖擊無數家庭。野蠻、殘酷封堵措施之下，病人得不到醫治，在相互推脫之下被迫輾轉各家醫院，武漢病人隨時病死路途已經不是新聞，他們病倒之前還被耗盡積蓄；政府切斷交通，以至於所有市場、食品店被迫停業，普通市民不能離開武漢，被迫居家坐等命令但還得不到食物，已經發生沒有病死反而餓死的悲劇；政府的強制隔離成了“集中隔離”，若非至愚，壹定知道這不僅無益反而有害。病毒肆虐，人禍附之，百業雕敝之下，火化場成了晝夜不息的繁忙崗位……人間至痛，不忍壹壹敘述。

中國政府對於“輿情”的防治壹直高過對“疫情”的防治。從對李文亮等人訓誡開始直至今日，全國對於有關疫情“造謠、傳謠”的打壓從未間斷，民間統計已有數百人因為有關疫情的言論被抓捕、被處罰。政府防控“輿情”的文件和措施也不斷被披露，而“制造感動”300記者進駐武漢的同時，傳播真相的公民記者陳秋實被無病隔離，另壹位公民方斌則直接被警察抓捕。當然，與現場抓人相配合的是網絡徹夜不休的刪帖、封群、封號。對於疫情信息的封鎖，這分明就是壹場國家蓄意操縱的對民眾的集體謀殺，2020年中國病毒蔓延的本質不是天災，而是壹場巨大的“人禍”，是人類壹次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

這次疫情爆發成巨大的人道災難，再次證明了專制極權體制的失敗。專制之下，以“政治安全”第壹為原則，為了小集團的利益，各級政府完全漠視中國人民的生命與安全，甚至在知道病毒真相之後，仍然制造大聯歡，任由數萬民眾聚集，加劇病毒蔓延，造成不該有的無數市民慘死。

“政治安全”第壹的原則之下，所謂“新時代”不斷上演各種諱疾忌醫的新醜劇，先是“七不講”，接著不許“妄議中央”，“政治掛帥”，上下堵塞言路，閉目塞聽，謊言治國，不斷擴張、濫用警權……。為此“抓拿律師，抓捕醫生，逮捕公民，羈押訪民，刪帖、封號、封群隱瞞真相，以言治罪，開除高校教員”；民眾的言論自由權、知情權、監督權被政府控制、被剝奪，生命健康權被漠視。此次疫情爆發再次證明了這樣的專制之惡，同時反向證明了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的名言，“新聞自由是災難的最大救助者”，中國政府今日的做法在證明“禁止信息流通是災害最大的幫助者”這句話。

截至2020年2月12日10時，中共政府允許公開的數字顯示——據31個省、直轄市及新疆報告，現累計死亡病例1114例，確診病例44742例，疑似病例16067例。海外確診385人。連日來“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控制的死亡人數比例始終約為2.1%——如果妳相信的話。

有鑒於此，中國人權律師團就“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事件聲明如下：

壹、防控疫情固然重要，但不得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權，各級政府不得濫用《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不得對疑似患者采取暴力隔離、非法拘禁等，強制隔離屬於行政強制措施，在強制隔離場所無法確保不被交叉感染的情況下，不得對公民強制隔離，公民自願要求居家隔離並承諾遵守防控措施的，應當尊重其意願。各級政府不得強令公民佩戴口罩，不得強制檢查身份證，不得隨意封堵居民房屋、住宅小區、各類道路；鑒於武漢的醫療資源無法滿足可能發生的人道災難，中央政府應立即加大各省支援的調配力度並立即探討和制定武漢和湖北居民到外地救治的可靠途徑。實際情況也表明，武漢市政府的封城措施並未阻止疫情的全國擴散。

二、要求立即由全國人大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應包括獨立的專業人士和機構，調查“新型冠狀病毒”的來源以及傳播途徑和時間節點，立即著手徹底查清“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發生、爆發與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即p4實驗室是否有關聯；要求查清是誰指揮並下令隱瞞疫情、下令調查並處罰了所謂的八位“造謠者”，同時向八位被傳喚公民公開道歉，釋放公民陳秋實、方斌等所有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者；要求依法嚴厲追究各級官員瀆職的刑事及行政責任，且中央最高層應有人對此負責，以告慰逝者，

三、要求公布“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應急處置方案，及各地封城、封路、封村、封樓、封戶、封門等的法律依據；如實公布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後死亡的人數、未確診的疑似病人死亡人數，及死者的姓名、戶籍等相關信息；

四、要求開放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停止、禁止警方以言治罪的違法行為，並設立“說真話日”紀念李文亮，全力救治李文亮妻兒；禁止刪帖封號，保障新聞自由，落實憲法第35條及批準《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微信及微信群屬於憲法保護的通訊秘密受保護的範疇，禁止權力覬覦、侵犯。

五、歸還國民的結社權、選舉權等諸多政治權利，釋放全部政治犯和良心犯，修改《選舉法》允許民眾直選民意代表與各級政府首腦，唯如此才能促使各級官員真正的對國民負責；制定《對外援助法》，禁止、防止個別人無法律、無程序、無限度大量金援，真正將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政治協商會議無人民，建議取消今年“兩會”，不再勞民傷財，應集中精力、人力、財力防疫、治疫。

極權瘟疫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零年

“他們在說謊，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溫州是在前所未有的封城中被封鎖的數個大城市之壹。在網上發表該評論的溫州居民強調，隨著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新名稱為SARS-CoV-2）以驚人的速度蔓延，整個中國都感受到了爆炸性的憤怒。

截止2020年2月11日，已確診的感染病例超過43,000，死亡人數達到1,018，每天增加逾100。中國政府聲稱，疫情將在2020年2月的第壹個星期達到高峰，而現在看來這說法完全脫離現實。海外和香港專家警告說，高峰期可能要到2020年的4月或5月才能來臨。許多科學家對中國官方報導存疑，表示被感染的人數可能比官方數據高出10倍。

該病毒攻擊呼吸系統，5周內的死亡人數比2003年沙士（SARS）疫情中6個月的死亡人數還要多。現時的危機表明，中共獨裁政權完全沒有從17年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訓。更糟糕的是，習近平8年執政的兩大特征是專制統治的強化和“壹人獨裁”為表現的極端權力集中，導致中國政府對疫情的反應更加遲鈍。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北京自己制造了壹場新的歷史性危機，並且深陷其中。即使這不是去年情況的重演——在香港造成百年不遇的危機，之後在臺灣造成類似影響——都已經夠糟糕了。

這場疫情註定成為中美沖突的又壹個戰場。在情況急遽惡化、進壹步加劇了與美帝國主義的史無前例的大國鬥爭之時，危機已經開始削弱中國執政精英們的信心，也打擊了其先前對中共的專制資本主義制度的堅定信任。負責挽救中共統治的“強人”習近平，現在似乎更像是觸發其衰落的人。美國評論員利明璋（Bill Bishop）說，該政權對疫情拙劣的處理手法“習近平和中共已接近1989年以來我們所見到的生存危機。”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短暫進程是暴露地方官員的官僚主義癱瘓和處理不當的表現之壹，而掩蓋疫情的根源在於裴敏欣所言的中共的“病態的保密工作”。隨後，北京下令進行嚴厲鎮壓，以展示權威，但發覺為時已晚——如果其巨大的安全機關沒有圍捕並恐嚇那些試圖警告社會危險即將來臨的人，中共本來可以很快作出反應。

結果是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化為壹體。自從2020年1月23日春節前夕開始，中共政權實施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封關，有6000多萬人——相當於整個意大利的人口——居住在被封鎖的城市中。全國各地居於城市的數千萬居民被關在家中，受到嚴格限制，每天只允許壹名家庭成員外出購買必需品。

被隔離的城市，如武漢（疫情發源地），已經猶如戰時狀態，居民遭受嚴重的苦難，醫療用品嚴重短缺，在資金不足且不堪重負的醫院外大排長隊。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鬥將這種情況描述為“世界末日”，並將檢疫條件與60年前的大饑荒作比較。

隨著工廠和辦公室陷入停擺，數以千萬計的工人被迫放無薪假。新年假期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延長了10天，在某些地區甚至更長。由於學校被迫停課直至另行通知，因此教師也將領不到薪水。

全新檢疫規則和旅行限制遍及全國，來自內陸省份的數百萬移工的行情受到阻撓。壹段在網上瘋傳的影片顯示，壹對分別是貴州人及重慶人的夫婦，在車中被困在連接貴州省和重慶市的壹座橋上，因為兩地政府中斷兩地交通，使他們不能去對方的城市。

有千萬人在其他省份生活和工作的湖北工人，面臨歧視甚至迫害。正如《紐約時報》袁莉報導指出：“在努力控制疫情蔓延的時候，地方政府顯示出他們更善於裝得忙忙碌碌，而不是去尋找解決方案。許多政府想方設法追蹤甚至驅逐湖北省的居民，以阻止冠狀病毒的傳播。”懲罰或迫害他們可能會迫使這些工人躲藏起來，使抗擊疫情變得更加困難。

人權觀察稱，習近平和政治局常委采取的強硬措施“過於激烈”。中國大部分地區已停止運轉。這給中國的國家體制帶來了新的壓力，不同地區實施自己的隔離措施並相互爭吵，而沒有協調緊急資源。

雲南省大理市截獲了壹批運往重慶的口罩，引發了兩地政府之間的爭端。官方媒體還報導說，青島海關人員扣押了從韓國前往沈陽市途中的醫療用品。青島當局聲稱這是對沈陽官員的報復，因為他們沒收了壹批運往青島的物資。這些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厭恨和憤怒。

“這就是壹場人禍”，社交媒體上的壹篇帖子很好地總結了疫情。盡管網路審查員在全力刪除這些內容，但這種對政府的批判如壹份泄漏的內部政府報告所述，如今已是“洪水般襲來”。

2020年2月6日，“散播謠言者”、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醫生李文亮去世，令反政府情緒再上達到新高度。2020年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強迫簽署訓誡書，說他警告同事有類似SARS的新型病毒，發布“不實言論”，使其他武漢醫務人員噤聲。

遭訓誡的武漢“散播謠言者”都是試圖發出警告的醫療專業人員。消息傳出後，事件在社交媒體上激起怒火。李文亮此時已感染了冠狀病毒的，中共不得不以溫和的態度對待他，並允許他接受媒體采訪。最高人民法院甚至聲稱李文亮不應受處罰。他去世後，北京從國家監察委員會派出了壹個小組，對負責處罰李文亮和其他醫生的武漢官員進行調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對他的離世表示“深切哀悼”。

中央政府的這些舉動是試圖遏制和平息群眾不滿，將責任向下推向武漢官員，為將來進壹步審查和迫害“散播謠言者”做準備。去年習近平政權在香港的任何戰術上的讓步，並不表明路線改變，而只是試圖爭取時間以繼續強硬的威權統治。

在接受《財新網》的最後壹次采訪中，李文亮作出非常溫和的批評：“我覺得壹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壹種聲音，不同意利用公權力過份幹預。”這句話現在從墳墓中回響，纏擾著習近平政權。

至於由國家控制的媒體首先在2020年2月6日宣布李文亮去世，然後再否認，再在2020年2月7日再次宣布他去世的做法，也是另壹個不太聰明的掩蓋真相的手法。想必，中共龐大的宣傳和審查機器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準備編造不實消息。

這則新聞在網上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反政府憤怒情緒。數以百萬計的人分享了有關李文亮的帖子，還有數以千萬計“我要言論自由”的標簽，在遭審查之前就獲得數千萬閱讀量。對於中共而言的不祥之兆還有，有網民影射香港示威，就大陸的“五大訴求”在微博上廣為傳播。

這些事件對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打擊可能遠遠超過SARS疫情的影響。2003年，中國GDP僅占世界GDP的4%，而如今已占16%。去年中國GDP成長便占全球GDP成長逾30%，對全球增長起決定性作用。在特別考慮到全球經濟的脆弱之時，並不難設想疫情成為全球陷入衰退的轉捩點。

至於本來已陷入衰退的汽車業更遭遇重創。由於缺乏中國供應商的零部件，現代汽車在韓國的所有汽車廠都關閉了。如果中國的問題持續下去，歐洲汽車制造商將面臨類似的壓力。中國的汽車廠和其他主要行業目前長期停工，尚不清楚何時恢復正常生產。

但是問題更加嚴重。疫情如果持續的話，恐將刺破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巨大泡沫，並可能引發銀行業崩潰。作為中國第五大城市武漢，在過去的兩年中，這座城市的房價翻了兩番，是不可持續的泡沫的典型案例。

“有錢人被嚇得要死，不敢在外面亂跑。”壹位駐北京的房地產經紀人對英國《金融時報》說：“沒人上班。建築工地都封閉了⋯⋯影響肯定不小。”

在危機的最初幾個關鍵周，武漢政府的所作所為完全錯誤。他們逮捕舉報人並令他們噤聲，包括試圖警告潛在疫情的醫護人員李文亮，甚至向前線醫護人員隱瞞風險。現在大量醫務人員已被感染，單單武漢其中壹家醫院就有40名受感染員工，也成為公眾憤怒的另壹個原因。

據估計，在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20日期間，有500萬人離開武漢前往中國其他地區，卻不知道自己可能帶菌者，也沒有被提醒要采基本預防措施，包括戴口罩、定期洗手和避免公眾聚會等。

2020年1月18日，就在該市被完全封鎖並禁止所有外出旅遊的前幾天，武漢官員在百步亭社區舉辦了40,000戶家庭的宴會。如今百步亭擁有13萬居民的數十棟樓上貼有“發熱門棟”的官方公告，《財新網》引述當地居民的抱怨，即使他們的房屋被認定為“發熱門棟”，政府官員仍未告知他們應采取什麽預防措施。

聯合國機構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19年12月31日從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官員獲悉，武漢爆發了“不明原因肺炎”。壹周後，該病毒被命名為冠狀病毒。這個時間線暗示，在武漢政府錯誤背後是中央政府行動的遲緩。面對大量對中共獨裁政權犯錯的証據，世衛還是贊揚其處理疫情的表現，甚至稱贊“中國的體制”和習近平“卓越的領導力”。在中共在國內遭遇巨大反對聲音之時，日內瓦的少數官僚的討好式支持是壹個小小的安慰。

北京現在正處於嚴峻的止損階段，試圖保護“習帝”的形象，並將所有責任歸咎於武漢政府和警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承認當前形勢是“對中國制度和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

中共利用鋪天蓋地的宣傳和公關措施，采取了所有的“維穩”措施，以創紀錄的速度建造醫院，並宣布了與新冠病毒展開“人民戰爭”。盡管武漢市新建了兩家醫院，政府表示相當於增加13,000張床位，但這仍然不夠。據獨立機構估計，武漢市擁有多達190,000感染者。

北京最近安排了718.5億元人民幣的緊急資金抗擊疫情。但在同壹周，它為銀行業和股票市場註入了1.2萬億元人民幣，避免市場崩潰。兩者之差反映出中國統治者真正效忠於哪個階級。

情況會如何演變？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在《金融時報》認為：“如果新冠病毒無法在未來數周內迅速獲得控制，整個事件可能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香港：切爾諾貝爾，臺灣：車諾比）時刻：獨裁者的謊言和荒謬暴露無遺。”

許多中國網民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將其與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災難進行比較。這場核事故是破壞了蘇聯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基礎的壹個重要事件。安德利尼也將李文亮與自焚的水果販子布阿齊茲（Mohamed Bouazizi）進行了比較，認為現今中國與2010年突尼斯有相似之處，而後者是突尼斯革命以至阿拉伯革命的觸發因素。

顯然中共政權已進入1980年代後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2020年3月的兩會可能會因為疫情而取消，其真正原因更像是避免異見者在自編自導的會議上發聲。

由於對習近平的領導的分歧不斷加劇，幾乎肯定會重新燃起中共和執政精英的內部權鬥。這最終來說也是社會基層中的憤怒情緒的反映。如果疫情在短期內未得到遏制，並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則可能引發新的危機，並可以帶來新壹場更大的危機，甚至有可能造成革命的後果。

馬克思主義者與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在中國支持者的任務，是幫助工人階級和青年中最先進的階層做好政治準備。中國的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喚起建設壹種替代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真正民主的工人階級出路的迫切需要。

極權體系與瘟疫蔓延

作者 程曉農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極權國家與民主國家的最大區別之壹是信息管制，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為真理，對影響民生的重大事件向以“保密”為要。這次中國疫情爆發就是禍起“保密”，因“保密”致禍，以“保密”掩禍，直到舉國因禍而恐，最後還是得稍泄真相，以免被動。

壹、禍起“保密”

2019年12月初露兆頭的“武漢肺炎”迅速擴散全國，成了許多省市乃至世界多個國家的疫情。追根溯源，實乃“保密” 致禍。對疫情的保密至少包括疫情程度和疫情源頭兩方面。武漢疫情初發於2019年12月初，2020年12月1日在武漢出現了最早的病例；然而，此後壹個多月裏該市並無防範，全國亦無戒備，主要原因就是“保密”。李文亮去世前當地政府認為他就疫情“造謠”，而官方判定“謠言”的依據並非疫情是否存在，實際上是因為他違反了“保密”的需要。武漢市長聲稱，未獲授權，不便公布疫情，無非是“保密”為要的體制規則使然，上下皆從。不少人認為，防疫要依靠信息透明化，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在中國防疫和“保密”有直接關系，而保密制度直接破壞防疫效果。

“保密”不僅限於國內。據維基百科介紹，早在1月14日路透社報道，世界衛生組織確認，新型冠狀病毒“已經”有限度地人傳人。但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WHO隨即將其報道改成“可能”人傳人。如果瘟疫會人傳人，那麽，武漢“封城”就應盡早實行，趕在春節前常規的大量外流人口出行前避免疫情擴散。然而，待有關公共衛生管理部門反復斟酌之後再確定“封城”之必要，為時已晚。武漢疫情的高發期適逢春節將臨，人口大規模外移是可以預見的，加上疫情消息，更加劇了武漢的居民以回家投親、旅遊等方式快速流往全國乃至世界多國，於是疫情擴散的後果終於無可挽回。

“保密” 致禍，此非首端。2月8日《中國新聞周刊》刊文介紹，原上海市副市長謝麗娟回憶1988年1月上海甲型肝炎爆發的防疫情況，提到壹個情節，“雖然1987年12月有關方面已經預計到了甲肝可能會大規模爆發，但卻沒能廣泛宣傳其預防措施，而是被要求‘保密’”，因為政府對披露疫情有種種顧慮。30多年過去了，這個“保密”的體制規則顯然並未改變，於是在武漢乃至全國再度重演瘟災。當局總是指望“保密之下悄然滅疫”，然而從上海甲肝到薩斯，再到此次疫情，屢試屢敗，致禍連連。

二、“保密”掩禍

疫情公開後，“保密”規則依然在運作。壹方面，對於致病病毒的源頭，既回避公開的討論，也對公眾關註的病毒來源地嚴加控管；另壹方面，對疫情統計則多方掩蓋，試圖沖淡公眾的擔憂。

官方宣稱，引起“武漢肺炎”的病毒來自武漢市的華南海鮮市場，但隨後的研究從41個病例中發現，其中27人與這個海鮮市場有接觸，但其余14個人沒接觸過，占34%；也就是說，病毒還有其他來源。最近，中國科學院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武漢P4實驗室）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關註，這個實驗室研究炭疽、霍亂等烈性傳染病。法國國際廣播電臺2月8日報道，“中國首席生化武器防禦專家陳薇少將日前已經接管了武漢P4病毒實驗室，此舉揭示武漢P4病毒實驗室可能與軍方的關聯”。陳薇現任軍事醫學科學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長，她在武漢“封城”之後立即“空降”該所，壹個“普通”的實驗室需要壹個少將在如此敏感時刻“接管”，說明其中隱情不少；而軍方接管無異於“軍管”，“軍管”之下，當然首要之務仍是“保密”。於是，疫情的源頭之議，恐再無澄清之時。

然而，2020年2月14日晚的中國央視《新聞聯播》節目緊急加稿，報道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12次會議；同時《人民日報》指出，習近平強調，要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這個說法可以多少幫助讀者了解壹點疫情的“源頭”問題，那就是，此次疫情與“生物安全”有關。據《百度百科》解釋，“生物安全”壹般是指由現代生物技術開發和應用對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造成的潛在威脅，及對其所采取的壹系列有效預防和控制措施。

武漢的疫情究竟有多嚴重，社交媒體上民間信息與官方數據之間存在著明顯差異。至2020年2月12日24時為止，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的疫情通報顯示，湖北確診病例只有33,366個，其中武漢19,558例；而且，從2020年2月6日起武漢市和湖北其他地市的每日新確診案例呈遞減趨勢，似乎疫情之惡化有望緩解。隨之，北京開始要求各省市春節後復工，以挽救經濟半癱瘓之勢。然而，很多人對官方公布的疫情數字持保留態度，其疑有因。最新的事實證明，湖北及武漢當地政府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掩藏了大量病例，且看下文分析。

三、“保密”失靈

這次的疫情演變和防疫操作有三個特點：第壹，特重災區武漢全靠中央操盤，疫情已經發展到非集中全國民間、軍方力量才能應對的嚴重地步；第二，次重災區湖北其他地市因疫情超出醫療設施條件而不得不依賴外援，北京因此於2020年2月6日下令16個省市對湖北16個地市對口包幹；第三，其他省市形成了城自為戰的單打獨拼局面。

有趣的是，16個省市對湖北除武漢之外的地市分別包幹的命令卻打破了疫情統計管控的作用，支援湖北各地的那些省市抽調防疫人員和醫療設備的同時，也逐漸掌握了湖北各地疫情的真相；於是，春節後大量前往這些經濟發達地區工作的外地人口流入之際，東部和中部各省市紛紛實行以防傳染為重心的“封城”“封省”自保措施。結果，中央關於復工的統壹號令不得不讓步給地方自治，市內居民得以安全，而外來人口則難以落腳。

2020年2月上旬後半段的短短數日內，全國4個直轄市（京、滬、津封城，重慶封幾個郊區縣），華東地區6個省的所有省會城市，中南地區6個省區當中除海南、湖南外的其他4個省會城市，加上黑龍江、雲南、四川、寧夏四省區的省會城市，壹共14個省會城市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由此，經濟上最活躍地區的重要城市都實施了防疫“緊急狀態”，全國共80多個大小城市實行了“軟封城”或“硬封城”；此外，除湖北省之外，還有遼寧、江西、安徽和寧夏實行了“封省”。“硬封城”指的是疫區居民或車輛不能進城，例如，江蘇省無錫市8日宣布，“對來自湖北、浙江、廣東、河南、湖南、安徽、江西等疫情重點地區的外來務工人員壹律勸返”；“軟封城”又被稱為社區“封閉式管理”，外地人或車輛可以進城，但不能進入被封閉的居民小區，部分城市對小區居民出戶購買生活用品菜蔬等活動實行限日限次，以減少感染機會。

近日BBC網站刊登了《中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事記》，記錄了壹系列關於此次疫情的相關事件。但這個大事記漏掉了目前對全國社會經濟活動影響非常大的壹組事件，那就是“封城”“封省”。武漢“封城”人人都知道，但是北上廣深等最大城市和半數省會城市“封城”，在國內互聯網上既無系統報道，也無深度調查，仿佛未曾發生似的，大約還是“保密”的關系，即負面消息“不宜廣為傳播”。

四、解密“排雷”

2020年2月13日北京高層宣布撤換湖北省委書記和武漢市委書記，由上海市長應勇改任新的湖北省委書記，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改任武漢市委書記。同壹天，國家衛健委和湖北省衛健委發布的至2月12日24時截止的疫情通報出現重大修改，為完成這項修改任務，這兩個機關花了幾個小時來研究在通報中如何措辭，每日通報發布的時間因此推遲了半天。

根據湖北省衛健委2020年2月13日發布的2020年2月12日疫情通報，武漢市2020年2月12日的確診病例從2020年2月11日的1,104個突然暴增到13,386，相當於2020年2月11日的12倍。很顯然該市公布的2020年2月12日確診病例並不都是當日發現的，而是“釋放”出來的“積壓”數據；也就是說，這些病例早就存在，只是出於“保密”的需要被掩藏著不公布。湖北省衛健委並未在通報中就此給出解釋，而國家衛健委則代湖北出面說明，這些病例屬於國家衛健委新頒布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規定的按“臨床診斷”新確診的數字。但這壹說明仍然暴露出了明顯的漏洞，這個《診療方案（第五版）》的頒布時間是2020年2月5日，為什麽湖北省在新的鑒定確診病例的規定下達後壹周內沒有任何動作，而突然到了2020年2月12日才恍然大悟？

其實聯系到湖北省委書記及武漢市委書記2020年2月13日換人，前任在2020年2月12日就已準備讓位這件人事變動，可以想到，“釋放”“積壓”的病例數據，很可能並非醫療方面鑒定標準的修改之即時結果，那只是個托詞或借口，為新任主官“排雷”才是真正的原因。原任“積壓”病例數據是為了掩蓋疫情的嚴重性，但這些“積壓”的病例數據代表的是事實上已經存在多日的嚴重疫情；壹旦新官上任，嚴重的疫情、真實的病例數是無法繼續掩蓋下去的；不但難以掩蓋，而且會成為原任為新任“埋下的地雷”，隨時會“爆炸”。新任自然不願為前任“掃雷、犧牲”，而原任心裏也壹清二楚，此時被撤換，無疑會被上峰追究責任，而“埋雷”之事只會“罪上加罪”；與其將來被指控為“隱瞞真相，陷害後任”，還不如離任之際“排雷擔責”。於是，每日疫情統計數字就在湖北及武漢兩位書記離任的那壹天增長了11倍。

各省市支援湖北抗疫，可能導致湖北各地的疫情“保密”失靈；主官換人、新官自異地赴任，會成為部分“解密”的倒逼機制。這不是21世紀國家治理的新“經驗”，讀史的人都知道，古之君王，有的明白這些道道。不過，王滬寧這個最高“智囊”是否了解這些，就不清楚了。

極權政治與瘟疫蔓延

作者 張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武漢肺炎疫情失控之後，中國政府采取了封城這樣極端的、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隔離措施，將上億市民封閉在城內家中。中共官媒和壹些網友稱：“像國內這樣又是封城，又是全民居家隔離，在國外根本做不到，不出壹個禮拜就天下大亂了。但看我們現在，水不停、電不停、暖不停，通信不停，生活物資供應不停，上億人在家居家隔離，社會秩序不亂，國家機器運轉正常，有條不紊的應對，這在國外是不能想象的。”在他們的眼裏，野蠻的封城竟然成了中國的偉大壯舉和第五大發明。事實是這樣的嗎？我們通過武漢人發出來的視頻、文字，看到的卻是壹個完全相反的世界。武漢和其他疫區的老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熱之中，整個城市充滿了死亡的氣息，政府的救助處於混亂無序狀態。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不斷攀升，現在確診病例近7萬，死亡人數近2千人。或許真實的情況比官方公布的還要嚴重得多。壹個肺炎病毒揭開了中共極權體制醜陋無能的面紗。那壹聲聲淒慘的哭聲，那壹車車拖走的屍體，那壹雙雙無助的眼神，壹個原本車水馬龍、歌舞升平的武漢僅僅壹個多月，突然墜入人間地獄。那個1月7日就已經在親自領導防疫工作的人民領袖至今也不敢承認自己是隱瞞疫情的真正禍首；那個“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偉大舵手至今還龜縮在北京不敢踏上武漢土地壹步。為什麽戰無不勝的中國極權體制在病毒面前如此不堪壹擊？為什麽威武震八方的中國模式在疫情面前醜態百出？

應該說中國極權體制在控制言論、封城以及建立傳染病醫院上的確體現了它的高效率，我剛剛看到的消息，2020年2月15日晚，中國警方在廣州番禺海鷗島已經將勸告中共領導人“讓位”的異議人士許誌永先生以及庇護他的楊斌律師抓捕。2019年12月26日以來，許誌永就壹直在逃亡的路上。中國警方在打擊自由言論上也體現了高效率。2020年1月1日，武漢警方就將八名提醒病毒防護的醫生傳喚、訓誡。從此，中國再無吹哨人，為新冠病毒的蔓延大開方便之門。2019年12月23日淩晨2點，武漢市政府“半夜雞叫”發布封城令，武漢百余萬市民倉皇夜奔。在短短的十多天時間裏，武漢就從平地建起了“火神山”和“雷神山”兩座集中收治病毒性肺炎病人的醫院。但不幸，2020年2月14日至2020年2月15日武漢狂風大作，雷電交加，網友驚呼火神山醫院被風吹跑了。武漢政府的回應是，的確武漢遭遇極端天氣，我們正在加固火神山集裝箱式活動板房。它就是不說到底醫院吹跑沒有。其實，醫院吹跑了也沒關系，但問題是裏面的病人不知是否還“飄落在風中”？中國政府在撤換湖北省和武漢市主要官員時，效率也是挺高的。說換就換，也不征求壹下湖北省和武漢市老百姓的意見。有人說他們是共產黨的幹部不是政府幹部，但誰都知道黨和政府是什麽關系。但問題是，疫情如此嚴重，新來的官員兩眼壹抹黑。疫區與在戰場上並無區別，誰都不知道自己還能否看見明天的太陽。或許地方官員都期待著被免職，因為免職意味著得救。臨陣換將，這到底是給武漢人幫忙還是添亂？

再次，中國政府征用展覽館、學生宿舍做方艙醫院以及醫院只開放發熱門診，關閉其它門診也很高效，壹聲令下，說辦就辦。但方艙醫院設施跟不上啊，上千人擠在壹起，又不隔離，疑似肺炎病毒患者也變成了確診患者。關閉其它門診，婦女生產怎麽辦？癌癥和心血管病人如何就醫？現在停止了公共交通，這些人如何到醫院就診？雖然各地抽調了不少醫生來湖北救援，但武漢等地還有許多市民看不上病、買不到口罩、住不進病房啊。現在，我們分析壹下中國極權體制不能有效應對疫情的原因。

第壹，官本位決定了官員對上負責，但不對人民負責

胡少江先生指出，在中國極權體制下，各級官員不對當地的人民負責，只對上級負責，因為他的升遷不由人民決定，而是全憑領導人的好惡決定，所以他們竭盡全力的討好領導人，報喜不報憂；在這個制度下，社會大眾沒有新聞出版自由、沒有言論自由，任何就危機向大眾發出警訊的人，都有可能被認為是損害領導人威信的行為而遭致嚴酷的鎮壓。張千帆先生說，在壹個憲政民主國家，這場危機極很可能壹開始就不會發生，因為言論與新聞自由即足以將新冠病毒扼殺在搖籃中。言論與新聞自由賦予公民知情權，有助於遏制病毒傳播——這是自2003年非典即已眾所周知的道理。民國時期，羅隆基先生曾說過：“壓制言論自由的危險比言論自由的危險更危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饑荒研究專家阿瑪蒂亞•森有壹個著名論斷：人類饑荒史的壹個重要事實是，沒有壹次大饑荒發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其實豈止饑荒，也包括地震、海嘯、瘟疫等突發性重大災害。盡管民主國家不可能幸免災害，但其發展為人禍的概率很小，這是壹個事實。

第二，沒有民主決策的高效率會將國家推向深淵

極權體制國家依靠最高領導人和小集團決策的效率自然比民主體制高。但效率高不壹定科學和正確。二戰期間，希特勒靠他壹人的智慧，壹錘定音，決定德軍大規模向莫斯科進攻，結果忽略了莫斯科冬季的寒冷天氣，導致德軍戰略上由優勢轉向劣勢。德國軍隊最終在二戰中全軍覆滅。現在中共由習近平壹人獨斷乾坤，決策的效率不僅高於民主體制國家，還高於中共集體決策的效率。但事實證明，習近平無論是個人學識、智慧和國家治理能力都不足以應對這次疫情，高效率的錯誤決策將加快中共政權的毀滅，但也將給民族帶來巨大的劫難。

張千帆先生指出，在危機失控暴發的情況下，憲政民主制度的危機處理能力也遠勝專制國家。言論與新聞自由在政府尊重和司法保護下，能讓居民獲得疫情發展的準確信息；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的各級民意代表能合理權衡自由和安全之間的關系，在充分保障人民自由的前提下確定最有效的防控措施，並監督各級行政依法執行。遇到武漢肺炎這樣的嚴重疫情，憲政國家的民意代表絕對是閃現在各種場合的活躍人物，其忙碌程度不會亞於堅守崗位的醫務人員，哪能像我們這裏如此悄無聲息？另外，憲政民主體制下，宗教和非政府組織會積極參與到災害救助之中，讓這個社會充滿愛心並安慰患者的恐慌、焦慮心理。非政府組織可以提高社會自我管理能力並減輕政府負擔，在危機時刻調動民間社會資源，填補大壹統政府關註不到的灰色地帶。2008年汶川地震期間，中國的宗教團體和非政府組織就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即使民主體制國家在疫情應對的結果上並不理想，但它是壹個全民參與和共同治理的過程，會形成民眾強烈的愛國精神，並貢獻他們的智慧。壹次失敗的應對也會為下壹次疫情的控制提供寶貴經驗。公民參與也是壹個全民衛生教育和文明提升的過程。

第三，中國極權體制長於統治而短於治理

張千帆先生說天災哪個國家都會遇到，為什麽有的國家有驚無險、順利化解，有的國家卻會釀成重大公共事件乃至社會政治危機？這是因為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制度化解和應對危機能力不同。武漢肺炎病毒與其說引發了全國乃至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不如說顯現了中國社會治理的制度危機。只要制度危機不除，那麽這樣或那樣的社會危機依舊會源源不斷發生。笑蜀先生認為，中國極權制度長於統治而拙於治理，是中國極權體制的天性。但凡非攸關政權安危或政權榮耀的事務，大多不屬於統治範疇，非關痛癢，也就很難引起中國政府的深度關切。然而，民主國家則截然不同。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自我統治。政府的主要職責在於治理，治理就是最大的政治。民主國家不是只有政府，不是只有壹個政治重心，而是通過分權制衡，達成多元力量的共存共治，形成多中心均衡生態。其中，最重要的均衡，是政府與社會的均衡。中國政府對於疫情的防控重心，不是人民的生命安全，而是政權安危和政權榮耀。因而對真正的社會治理，對真正的公共安全，不可能有多少實質性的幫助。它們可以成功地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卻無法預見和阻止病毒的肆虐。

中國極權體制和西方憲政民主體制的不同價值追求決定了中國人與西方人的不同命運。但我也不得不指出，供養這個不對人民負責的極權體制和欺壓人民的官員，不正是中國人自己嗎？迷信政府、政黨和領導人，而不敢進行政治變革，不改變期待有良知的抱薪者去犧牲，而自己坐收漁人之利的自私心態，中國人就永遠無法救贖，因為那些為眾人抱薪者已經凍斃於風雨了。

中共禍害

作者 魏京生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武漢肺炎或者叫新冠狀病毒，是現在全世界最受關註的事件。越來越多的消息說明，這是中共生物戰研究泄露出來的病毒。這場災難的天災成分很低，人禍成分很重，遠遠不是三七開。

最近我做了壹個推特上的測試，引用了壹段給中共洗地的外國專家的話；故意不加評論，看看大家的真實反映。結果得出兩個結論，壹個是憤怒，極端的憤怒，連五毛都跟大家壹樣憤怒。另壹個就是壹面倒，大家都看出來這次的病毒事件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就連那個被中共收買的法國專家都承認，這次的病毒不可能是自然變異，只能是實驗室裏拼接出來的。換句話說就是只能是做生物戰研究，才有動機制造出這樣不可能自然變異產生的病毒；才能夠具有幾種不同病毒的特點，危害極其巨大。

武漢病毒研究所立刻成為國際關註的目標。從幾十年前開始，國際社會就在關註中共的生物戰研究。只不過沒有確鑿的證據，又因為美國的綏靖政策不敢得罪中共，所以沒有國家出來正式譴責。但有小說都提到了毀滅人類的致命病毒，來自武漢。

小說當然不可全信，但也不可全不信。因為有些證據不足但又相當可靠的事情，正式的場合不能說，非正式的小說反倒可以說。就像中國的謠言，不可全信，但也不可全不信。特別是在沒有言論自由，也沒有信息透明的國家裏，謠言和小說的可信度比官方消息更可靠。

現在四十年前關於武漢病毒的小說，為什麽被事實證明了？就是因為當時西方的情報機構，已經得到了中共研究生物戰的確切消息，並且知道了武漢實驗室是研究的重點單位。只是大家都沒有想到，中共的內鬥和管理混亂，會有意無意地造成致命病毒的泄漏，在自己的國家裏造成這場巨大的災難。

最近的另壹個新聞，是負責制造這種病毒的女科學家出面否認，而且說要用她的生命擔保，這個病毒和武漢實驗室沒有關系。還像潑婦罵街壹樣，讓造謠的人”閉上妳們的臭嘴”。反應為什麽如此強烈，為什麽如此失態？連裝壹裝文雅都不會了？

因為她知道事態的發展，按照中共的習慣壹定會找壹些替罪羊出來，她自己的小命休矣。何況她自己在西方科學刊物上發表的論文，證明了他們做過病毒基因拼接的工作，而且還就是在肺炎病毒上做的拼接。那時候西方不敢得罪中國，所以他們非常囂張，無所顧忌，也沒想到會有今天的災難。

那個女科學家敢於站出來罵人，可能還有壹種僥幸的心理。如果可能，中共會繼續保密，試圖掩蓋進行生物戰研究的罪行。那就會努力證明這些科學家無罪，壹切純屬意外。從壹開始中共就掩蓋了疫情，並且東拉西扯地企圖掩蓋事實。這次的最高當局疫病領導小組，也都是壹幫宣傳幹部。其掩蓋事實的企圖非常明顯。利用中共掩蓋事實的企圖保住自己的小命，不是沒有可能。

既然公眾對病毒的來源越來越清楚，既然中共自己更清楚病毒的來源，那麽就應該從源頭開始組織疫苗的研究，而不是搶註別人的專利，繼續做缺德的事情。開展國際合作，及早研制出控制病情蔓延的疫苗，是解決這次災難繼續擴大的不二法門。

希望共產黨和習近平多少還有壹點兒良心，把力氣花在解決疫情蔓延上。否則在事情越來越無法掩蓋的形勢下，妳們傳統的大忽悠法寶這次肯定過不了關。

根本原因

作者 鄭義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截至2020年2月15日午夜，中國大陸官方通報新冠肺炎疫情數字是：累計死亡1665例，累計報告確診病例6萬8500例。至於疫情發展的趨勢，尚無可信的評估。日本的情況不好，確診的感染人數已增加到340人，成為除中國以外確診人數最多的國家。日本的新情況有兩點：第壹個死亡病例出現，以及發現了幾個沒有外出旅行史，同時又沒有與來自中國的人接觸史的患者。也就是說，這類感染完完全全是“日本的本土人傳人”的案例。這意味著疫情正在突破日本當局預設的防線，而進入了連鎖反應階段。世界衛生組織(WHO)高級顧問進藤奈邦子在壹個緊急研討會上表示，“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確診的患者人數已出現減少趨勢，隧道的盡頭看到光亮了。現在全球更擔心的是日本（疫情失控），希望堅持努力。”最近以來，世界衛生組織說中國政府的好話太多了，引起大陸民眾的不信任感。說看到了隧道盡頭的光亮，恐怕過於樂觀。

網上壹直有壹個十分尖銳的話題，“病毒是不是武漢實驗室外泄？是不是武漢實驗室做了基因改造？”近日有了正反兩面的有分量的意見。華南理工大學生物科學教授肖波濤，在全球學術社交網站Research Gate上發表了壹篇論文，題目為《新型冠狀病毒的可能來源》。認為新冠肺炎大爆發，很可能與距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僅280米的“武漢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進行蝙蝠實驗時泄露病毒有關。肖波濤指出，武漢疾控中心實驗室長期控有600多只來自於湖北、浙江的野生蝙蝠，曾發生過蝙蝠血液或尿液泄漏在人身上的事故，甚至有研究者在取樣過程中曾遭蝙蝠攻擊；而且實驗樣本和受汙染的物品都會不負責任地丟棄；這或許就是武漢新冠肺炎的源頭。另外，在距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12公裏的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曾研究蝙蝠與SARS之間的關系，也存在病毒泄露的可能性。這是中國大陸首次有學者以發表論文的方式，指出疫情的可能來源。這篇論文上網不久便被刪除。

另壹種意見來自美國。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美國西雅圖弗雷德哈欽森癌癥研究中心的研究員特雷弗 貝德福德（Trevor Bedford），駁斥了新冠病毒是由武漢病毒研究所或中國其他地方制造出來的說法。該研究員指出，“我們找不到任何關於基因工程的證據。這些基因序列表明，當病毒在人與人之間傳播時，突變正以緩慢的速度出現。我們所掌握的證據是，（病毒的）突變與自然進化完全壹致。”他認為，根據基因分析，最有可能的情況是，該病毒在20至70年前由蝙蝠傳播給另壹種哺乳動物。在2019年11月底或者2019年12月初，壹只尚未確認的動物將這種病毒傳給了武漢市的第壹個人類。

看來蝙蝠是難脫幹系了，有壹部名叫《傳染病》的美國災難片也是以蝙蝠開頭的。場景是香港，推土機摧毀林地，壹只逃竄的蝙蝠把大便拉到飼養場，壹只小豬吃了，旋即被屠宰做成烤乳豬。食客貝斯要求和大廚合影留念，廚師匆匆出來見客，未洗凈的手在壹握之間使貝斯成為第壹感染者。在從香港回美途中，貝斯把病毒傳染給所有接觸過她的人，後來貝斯和她五歲的兒子死去，壹場未知的瘟疫席卷全球。

2011年的電影《傳染病》算不上經典，但是拍得卻很真實，幾乎與今天武漢肺炎的情況對應，完全可以當科普片、紀錄片來看。導演是史蒂文·索德伯格，演員陣容豪華，好萊塢壹線明星齊聚。從藝術角度來談，節奏緩慢，人物平板，但對於正在經歷瘟疫大爆發的我們來說，其情節可謂絲絲入扣，令人感受強烈。災難來臨時人性之黑暗、壹線醫務人員之忠於職守、村社自救自保、軍隊介入，與今日之武漢極為類似。所不同者，武漢出了個吹哨人李文亮，《傳染病》中出了個自媒體騙子，宣稱自己感染了病毒，在鏡頭前服用連翹而治愈，從中牟取暴利。而處於恐懼中的人們則信以為真，引發搶藥狂潮。

影片中的疫情遠比眼下我們親歷的這次嚴重得多，波及全球，持續的時間也更長，因此疫苗的發放、使用也成了壹個大問題。先使用者活，後使用者很可能死。那麽，誰有權利先獲救？在影片中，壹個村莊綁架了世衛組織赴香港專家，以換取疫苗，這是可以想見的。但另壹個美國發放疫苗的場面卻引人深思：用開彩票的方式公開搖號。每壹個小球上都寫著生日，跳出來的小球是幾月幾日，就意味著這壹天生的人可率先用藥。看到這裏，不免心裏有些緊張：假如這次新冠病毒失控，疫苗研制、生產滯後，供不應求，那麽中國會搖號發藥嗎？希望如此，但絕不會如此。即便實行公開搖號，也不會有人相信。活著不能人人平等，面對死亡更不能人人平等。與隱瞞真相壹樣，這是中國社會制度的不治之癥。

中國疫情

作者 陳維健 寫於 二零二零年

疫情發生以來網絡流傳“八駿圖”其中壹駿“人不傳人是高福”，最近有壹篇文章為他正名，“如果群毆高福是搞錯了對象”，作者華生是經濟學家武大教授，他的夫人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文聯主席鐵凝。

華生的文章有幾個相當的關鍵點；“2019年12月30日，也就是武漢幾名醫生，當天傍晚上在同行的朋友圈中提醒大家註意這個新型不明肺炎的同壹天，由於高福有在睡前在網絡上搜索有關傳染病信息的習慣，偶然發現了有關武漢市衛健委內部發出了不明原因肺炎緊急通知的相關傳聞，這讓他大吃壹驚”。這個信息壹是12月30日高福得知了疫情。但作為疾控中心主任。不是從他工作系統中得知，而是在瀏覽微信中知道。另壹個是中國在Sars以後建立起來的疫情直報系統沒有起到任何作用。這個系統曾經被吹為國之重器，只要4個小時便能從發生地直達中央最高部門。

高福在得知疫情信息後，立即電話武漢得到確認，又漏夜給國家衛健委多名領導打電話報警。國家衛健委第二天，也就是2020年1月1日組成疫情領導小組與專家到達武漢。高福作為專家組的第壹成員同前往。根據武漢病毒采樣，2020年1月8日，疾控中心正式宣布發現壹種新型冠狀病毒是此次疫情的病原體，2020年1月10日發布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並完成診斷試劑的開發和測試。2020年1月11日，疾控中心開始向武漢提供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劑。2020年1月12日，“世衛”聲明已經得到病毒的基因序列。從華生反映的情況來看。雖然預警系統沒有發生作用，但：“疾控中心”“衛健委”的反映是相當迅速的，而且在這麽短的時間內找到病源體，病毒序列，診斷試劑應該說科技能力不弱。

華生的這篇文章沒有提到衛健委是什麽時候上報他的上級部門，但從他們的迅雷行動來看，應該在當天就已上報。最近中共黨刊“求是”雜誌刊文，說習近平是的2020年1月7日得知疫情的。應該更早，不會遲於2020年1月2日，也就是衛健委赴武漢這壹天。但是習近平發出防疫指示是在2020年1月20日。這中間有18天的時間。這樣8天時間習近平做了什麽，這在新聞聯播中都有了詳盡的交待，不必贅述。防控疫情最為關鍵的18天就在習近平手中流失了。從而造成疫情失控。

華生的文章最後說到，“國家行政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對情況的了解和行動反饋的時間應當說還都並不算晚。那麽，新冠病毒疫情的前中期防治為什麽還會出現那麽多的遲緩、失誤和問題，真實信息的傳遞和反饋為什麽在相當壹段時間遠遠滯後於病毒的傳播和擴散，”

這個為什麽？華生雖然沒有給出結論。但事實是非常明確了，是中國的體制問題。因為這個國家不是參照專家意見，而是由行政領導根據政治需要說了算，而真正的行政領導只有壹個就是壹尊，兩個親自的習近平。只要他不說，誰都不敢說，只要他不指示，誰都不敢動。從武漢市長周先旺開始，到高福，正在壹步壹步地理清了來龍去脈，正在壹級壹級地往上升，逼近疫情失控的元兇。相信不願背黑鍋的有關幹部還會曝出料來，大審判即將開始。

中共政權與瘟疫蔓延

作者 孔誥烽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武漢瘟疫蔓延全球，中共的公信力，也是越燒越薄。中共黨媒證實，號稱「壹直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20年1月7日或以前便已知道武漢疫情。而那時中共還在抓透露疫情消息的醫生說他們造謠，甚至到了壹月底，武漢的萬人團年飯還沒有人叫停、武漢人還可以自由地走遍全國。這令大家都驚呆了，都問在2020年1月7日到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中間，中央都在做甚麽？

報導說習近平在2020年2月3日的政治局常委會議表示，有些抗疫措施闖過了頭，影響經濟。跟著各地果然出現不理疫情硬復工的新聞。如果繼續這樣硬闖，各地工作間出現大規模感染，幾乎可以肯定，情勢將變得更混亂。

疫情控制不了，北京只好控制輿論，試圖藉著各種媒體和網上打手的嘴巴將事情扭轉。2020年2月3日中共政治局的常委會議，便作出了要「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工作」，「加強網絡媒體管控，推動落實主體責任、主管責任、監管責任」的指示。

此後明顯看到中共海內外媒體及很多疑似中共輿論工作者，口徑十分壹致地發放兩個信息。第壹是新疫癥其實沒有那麽嚴重，死亡率不高；第二是各國限制中國公民入境、取消航班，是種族主義行為，應該取消。這兩個信息，也是在政治局常委開會同壹天外交部記者會上發言人華春瑩回答記者問題的重點。她攻擊「（美國政府）第壹個從武漢撤出其領館人員，第壹個提出撤出其使館部分人員，第壹個宣布對中國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斷制造和散播恐慌，帶了壹個很壞的頭」，並說美國今年流感死人更多，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不算嚴重。

這種論點在這兩個星期於世界各地媒體像病毒般迅速蔓延。但這些似是而非的扭曲信息，早已被不少有識之士捅破。首先，美國發生的流感，死亡率壹般少於百分之零點壹，武漢肺炎的死亡率，現時官方估計是百分之二左右，已經比流感高很多。而武漢肺炎真正的死亡率，之後還很有可能大幅升高。不少專家看中共公布的數據，已經指出有不少破綻，認為現在公布的數字可信性成疑。單看早前武漢著名環保人士徐大鵬夫婦死於神秘肺炎、醫生李文亮、湖北導演常凱壹家四口、武昌醫院院長劉智明這些健康年輕的名人均死於武漢肺炎，已夠讓人難以相信武漢肺炎沒有流感嚴重。

再來說說禁止來自疫區的旅客入境是種族主義，此說法更是荒謬。世界某地發生新疫癥後，世界各地隔離疫區以防蔓延，本來就是全球公共衛生管理的慣常做法。就算壹直被批評偏幫中國的世界衛生組織，在2020年2月11日發出的指引，也承認在新疫癥還未在本國大規模爆發前對疫區進行旅遊入境管制，乃是延緩和減低本地爆發的可取之舉。如果壹個國家的邊境防疫管制完善，人們便自然不會對看起來像來自疫區者作出不必要的反應。禁絕來自疫區的人流，正是打擊種族主義的最有效方法。

北京對國內疫區實行嚴厲的軍事化封城管理，證明他們自己心裏也清楚瘟疫的嚴重，也相信封關之效。他們做的是壹套，對外宣傳的卻是相反，實在十分自私和不負責任。若世界各地都被中共的輿論攻勢迷惑，降低戒備、取消封關，最後導致疫情在世界各地大爆發，全球攬炒，那麽中國獨自承受的經濟和政治壓力便能大大減少。這是中國不快樂，世界也不能好過的的悲慘世界。世界能否逃過這壹劫，便決定於我們的壹念之間。

經濟危機

從2019年12月31日以來，我幾乎每天都會“親自”在朋友圈會對新冠疫情（最初的稱謂是不明原因的肺炎或者武漢肺炎）做些警示或點評，從病毒最初只在境外傳播的反常，到武漢封城的粗暴以及後續各地防控措施的極端，都有所評議，後來微信被封半個月，壹時失語，而期間疫情肆虐，九州閉戶，這中間億萬民眾經歷的惶恐和心焦幾乎難以用文字描述。

疫情還在繼續，其後續沖擊我們將會陸續見證，然而著眼當下，我堅持在2020年2月10日左右的壹個判斷， 那就是通過實施極端措施的防控和政治對現實的重構（虛構）能力，疫情必須得到控制，實際上最近這幾天公開的疫情數據已經明顯呈現出可控傾向，政府政策重點已經轉向動員復工，在體制的天平上，畢竟經濟發展的份量要更重壹點。

由於中國缺乏言論自由，關於疫情帶來的沖擊暫時無法在中國深入展開討論，不如回到我向來比較關註的壹個話題：人民幣匯率問題。

很明顯新冠疫情將會深度影響經濟活動和大眾心理，這些都會影響到人民幣匯率走勢。從市場軌跡來看， 2020年1月20日官方公開承認疫情當天，離岸人民幣匯率下跌超過400個基點，此後人民幣匯率繼續保持下滑，目前離岸匯率在7.0357左右波動，疫情對人民幣匯率的直接影響已經清晰可見。

那麽人民幣匯率會因為新冠疫情而出現持續性更強幅度更大的貶值嗎？

官方顯然是排斥這種猜測的。

央行副行長陳雨露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影響是短期的、有限的，中國金融體系應對風險具有極強的韌性。

央行另壹位副行長劉國強在2019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發布之後，接受媒體采訪聲稱：疫情發生以來，央行通過加大公開市場逆回購力度，設立低成本專項再貸款等措施來穩定金融市場， 支持經濟活動復蘇。

就邏輯而言，央行貨幣政策的寬松化操作，毫無疑問會帶來通脹壓力以及人民幣貶值的壓力， 但劉國強強調，人民幣匯率將保持雙向波動，彈性進壹步增強。

某種程度上，我是認同這個判斷的，主要理由就是筆者此前文章《作為社會心理學大師的央行》提到的，央行手中紛繁復雜的政策工具依然強大，包括但不限於嚴格的資本管制，直接入市操作， 提高外匯掉期保證金， 推出逆周期因子， 利用央票調控離岸市場等等，這些讓央行在這個階段有足夠的資源來馴服匯率的表現。

不過老調不重彈，重要的是要關註變化或者可能帶來變化的痕跡。

根據官方媒體盤點的2019年貨幣政策，尤其是央行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央票的記錄，還是能夠看到有意思的蛛絲馬跡，我摘錄如下：

2019年2月13日，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20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其中3個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據各100億元，中標利率分別為2.45%和2.80%。

2019年5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20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其中3個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據各100億元，中標利率分別為3.00%和3.10%。

2019年6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30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其中1個月期央行票據200億元，6個月期央行票據100億元，中標利率分別為2.80%和2.82%。這是中國人民銀行首次在香港發行1個月期和6個月期人民幣央行票據。

2019年9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10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期限為6個月，中標利率為2.89%。

2019年11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30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其中3個月期央行票據200億元，1年期央行票據100億元，中標利率均為2.90%。

2019年12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10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期限為6個月，中標利率為2.90%。

央行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央票，等於從離岸市場抽出人民幣流動性，增加外匯市場做空人民幣的成本，由於離岸市場人民幣總量不大，並且外匯交易往往使用高倍杠桿，因此央行的舉措對市場的影響力度不小。

從上述官方信息來看，2019年央行在香港發行了總額1200億的央票，相比往年，發行節奏越來越快，期限越來越短，利率成本也越來越高，意味著央行對離岸人民幣匯率市場的幹預頻率和程度都在加深。反過來，這其實也折射市場真實的演變軌跡。

再來關註下和人民幣匯率高度關聯的外匯儲備。截至2019年12月末，官方外匯儲備規模為31079億美元，較2018年年初上升352億美元，成功維系了外匯儲備不跌破3萬億的底線。

有意思的是，陳雨露在采訪時強調，人民幣匯率不會出現大幅貶值或升值，其原因之壹是外匯市場匯率的彈性在增大，但是由於我國國際收支和人民幣的外匯供求大體平衡，金融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的積極進展，使得國際資本對人民幣資產配置的需求持續增強。

和陳雨露的說法相印證的是，外匯儲備數據能保持之所以3萬億以上，主要是通過國際收支項下的資本和金融項下的數值增長來維系的。2019年境外機構投資者凈買入中國債券1.1萬億元，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權益市場上，2019年北向資金累計凈流入達3517億元，創下歷史新高。

也就是說原來3萬億以上的外匯儲備基本是通過貿易順差和外來直接投資（FDI)形成的，而現在外匯儲備的構成，經常項目順差占比越來越低，而資本和金融項目下的占比越來越高，其中除了央企和國企持有的外債之外，還有更多的證券投資流入的資金。簡單的說，原來3萬億都是妳自己的，現在妳帳面上依然擁有3萬億，不過其中有的是借來的，有的是別人存放在妳這裏的。外匯儲備資產構成的這種變化，意味著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建立在壹個越來越脆弱的基礎之上。

毫無疑問，短期來看，人民幣匯率的主導權依然在貨幣當局手中，但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異動和外匯儲備構成的變化，都是不應該被忽略的信號。

正如新冠疫情所昭示的，錯過某些信號，人們可能會被拋入到壹場深重的災難之中。

中共元首與瘟疫蔓延

作者 高文謙 寫於 二零二零年

誰也沒有想到，壹個多月前爆發的武漢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演成壹場世紀性災難，蔓延整個中國，擴散到全球。當局先是掩蓋疫情，營造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錯失防控時機；後又驚慌失措，實施極端防疫模式，野蠻封城封戶，無所不用其極。武漢現在已經成了壹座危城，生靈塗炭，飽受瘟疫和暴力維穩的雙重碾壓，各種人間慘劇每天都在上演。

武漢肺炎疫情為什麽發展得如此迅猛，成為壹場世紀瘟疫、人間浩劫？最大的肇因是中共壹黨獨裁的政治體制，最大的責任者是定於壹尊的習近平，是他頑固堅持壹黨天下的底線思維所造成的人禍。習上臺八年來，全面開歷史倒車，實行“高科技極權主義”，大搞個人崇拜，取消任期制，打壓民間社會，封殺壹切不同聲音，強硬應對內外危機。這種所謂“新時代”的倒行逆施，黨內外的有識之士都覺得要出事，而且要出大事。不承想這只灰犀牛竟是武漢肺炎疫情，捅了壹個天大的窟窿，引發了多年來積累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危機的總爆發。

在巨大的內外壓力下，習近平苦心打造的“定於壹尊”的地位開始動搖，他本人也亂了方寸，應對壹錯再錯。習先是把李克強推出來擔任中央應對武漢疫情領導小組組長，輿論嘩然，為李鳴不平，直指身兼多個小組長的習膽怯自私，不敢去武漢；不少網民懷念江澤民、胡錦濤當年去抗災第壹線的往事。弄得習非常尷尬，既不願被李搶了風頭，又怕被江、胡比下去，急忙出來宣布自己對武漢疫情“壹直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遭到網民的嘲笑後，官方又改來改去，鬧出新華社和央視兩家官媒打架的笑話。

不僅如此，已經被習近平反腐整怕的中共官場也不再那麽馴服，開始“甩鍋”。武漢市長周先旺在接受央視采訪時，表示地方政府只有授權，才能披露疫情。周做得很聰明，不明指習，而是讓國務院背黑鍋。可這麽大的事，國務院豈敢做主？大家心裏都明白“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習才是最後拍板者。盡管人們只敢腹誹耳語，但武漢疫情來勢兇猛，已經失控，黨內外輿論洶洶，反習勢力又趁機煽風點火，給習造成很大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官方《求是》雜誌發表了習近平在2020年2月3日在常委會議上的講話，壹開始便自我辯白，這是習上臺以來從來沒有過的，因為闖了這麽大的禍，總要對黨內高層有個交待。結果反而欲蓋彌彰，越抹越黑。習在講話中提及的四個時間點恰恰做實了他本人是下令捂蓋子，延誤時機的禍首。習在講話中說他在2020年1月7日就提出要求，但沒有具體內容，是“無字天書”。即便是在2020年1月23日春節團拜會上，習也只字沒提武漢疫情，還舉辦了盛大晚會。這期間，官方宣傳的調子是“堅決維護社會大局穩定，確保人民群眾度過壹個安定祥和的新春佳節”。正是根據習的指示，從2020年1月7日到2020年1月20日整整兩個星期，當局遲遲沒有在武漢啟動應急響應，錯過了控制疫情發展的黃金時期。

習近平的講話效果適得其反，不僅沒有洗刷自己，反而惹火燒身，人們議論紛紛，更加確信習應對武漢疫情的擴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習急於開脫自己，找下面當替罪羊。他撤換了湖北省、武漢市的領導人，還準備拿醫學界的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開刀，讓他背黑鍋。國家監察委網站本來已經發了雙規的消息，但高也不是省油的燈，被抓前通過香港媒體發表緊急聲明：疾控中心1月初就上報了，不公布疫情是中央的責任。不僅如此，中國作協主席鐵凝的丈夫、經濟學家華生出來為高打抱不平，發表文章《如果群毆高福是搞錯了對象》，爆出國家衛健委和地方政府對疫情的反應“不算晚”，矛頭指向中央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由於擔心事情鬧得不可收拾，國家監察委網站才不得不把這條消息撤下來。已經跟進報道的貴州等地方媒體只好道歉，為這個“烏龍事件”背黑鍋。

眼看武漢疫情失去控制，習近平才慌了神，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於是又親自拍板，下令武漢封城。他完全不知道中國早已不是毛時代的自然經濟，也完全沒有管理現代經濟的常識和治理現代國家的能力，只知壹味蠻幹，不知道野蠻封城的後果，從根本上違背了經濟規律，會造成整個中國物流中斷，經濟活動停擺，而產業鏈壹旦轉移出去就再也回不來了，而且將引爆本已經危如累卵的債務危機，這是中共不可承受之重。在習近平反腐立威形成的“壹尊體制”下，沒有人敢講真話，任由他壹味胡來。而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各地政府拿著雞毛當令箭，封城封路封戶，花樣翻新，彰顯應對危機模式的“中國特色”。

草率封城導致經濟停擺的後果馬上顯現出來，失去正常的物資供應，中國社會開始陷入混亂，國計民生全面吃緊，百姓叫苦不叠，武漢首當其沖。習近平這才反應過來。不過與民眾的生命和疾苦相比，他更關心的是經濟不能崩盤，因為事關中共政權的安危。用官方的說法是政治安全第壹，經濟安全第二，第三才是民眾的生命安全。對習來說，死多少人他並不在乎，只是壹個數字，甚至連數字都不是，官方的拿手本領就是統計數據作假。

當局可以對疫情統計數字造假，卻無法讓經濟運行不受影響。嘗到經濟停擺的苦果後，習近平非常著急，從壹個極端又到另壹個極端，鋌而走險，下令各地盡快復工，要各地封城適可而止，別太過分，強調現在是考驗各級政府執政能力的時候了。復工與疫情的交叉感染擴散是兩難選擇。為此習進行了壹場豪賭，把賭註押在全面復工而又不發生大的疫情擴散，以避免經濟崩盤。他如意算盤是：賭贏了，凸顯自己指揮若定；賭輸了，責任在地方政府，是他們“執政能力”不行。而他本人左右逢源，穩贏不輸。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各地政府官員采取的辦法是陽奉陰違。在“壹尊體制”下，官員必須絕對服從習近平的意誌，否則輕則丟烏紗帽，重則鋃鐺入獄。他們知道經濟停擺的壓力在中央，即使經濟崩盤，法不責眾，板子也打不到自己身上；而本地疫情壹旦惡化，他們就會被問罪。於是，他們按兵不動，以保本地安全為優先考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也有個別官員認為習的要求太脫離實際，公開表示不滿。比如，全國第壹個發布戰時管制令的湖北十堰市張灣區副區長就公開表示：“堅決抵制急於復工復市利益沖動。”自強令復工以來，全國多省已經發生企業員工聚集性感染，不得不封閉工廠，隔離員工。民眾也對中央推遲兩會，卻讓老百姓復工表示不滿。這給了強令復工的習近平當頭壹棒。

當前習近平被武漢疫情弄得焦頭爛額，面臨上臺以來最大的政治危機。他的對策是犧牲武漢，保住全國。壹方面在武漢封街封樓封戶，嚴防死守，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任其自生自滅；另壹方面刻意釋放抗疫利好消息，力爭達到世界衛生組織28天無新增病例的標準，說服其只把湖北省定為疫區而給中國“摘帽”，從而啟動國際航線全面復航。習很清楚，目前經濟停擺加上國際封鎖的局面如果持續下去，勢必對中美貿易戰後已經危機四伏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最終將導致整個經濟崩盤，中共政權陷入滅頂之災。

為此習近平派出自己的嫡系、具有公安、政法背景的應勇坐鎮湖北，控制局勢。應勇上任伊始，全力貫徹習的旨意，鐵腕治鄂，不是把重心放在防疫上，而是以防民變為主，確保政治安全。用應勇自己的話說是：決不能讓真相還在穿鞋時，謠言已滿世界跑。在封網禁言的同時，實施暴力維穩，下令強征民產，封閉所有小區，不許出門，把老百姓折騰得生不如死，被逼得上吊跳樓以及全家滅門的慘案屢有發生，整個武漢已經成了人間地獄。網上熱傳壹段武漢某大學校園內學生們高喊“應勇滾蛋！”的視頻，正反映了湖北武漢民眾憤怒的心聲。

壹個多月來，習近平“親自指揮”的抗疫鬥爭壹誤再誤，給中國乃至全球帶來壹場前所未有的浩劫；但他仍然嘴硬，在日前召開的全國黨政軍幹部大會上宣布：黨中央是正確的！然而，病毒並不聽黨的指揮，最新的發展是連首都北京也淪陷了，成為“疫都”，弄得人心惶惶，如臨大敵，直接威脅到中南海政要包括習本人的安危，不得不把北京升級為武漢的處置級別，重新啟動和擴建當年集中薩斯病人的小湯山醫院。事態的最新發展弄得習焦頭爛額，在政治局會議上不得不承認這是壹次危機，疫情還沒到拐點。

武漢疫情對中國政局造成重大沖擊，大規模的人道災難更是激化了內外各種矛盾，民眾要求結束壹黨暴政的呼聲越來越高。原來壹潭死水的政局暗潮洶湧，習近平定於壹尊的權威受到嚴重挑戰，陣腳大亂。中共的鐵板壹塊也開始出現裂痕，中央與地方的明爭暗鬥越來越激烈，重現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中共黨內的各派勢力蠢蠢欲動，重新選邊站，壹場血雨腥風的權鬥即將上演，習近平能否過得了這個坎？讓我們拭目以待。

中共元首的防疫工作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不久前我們曾提出憂慮，認為中共領導層特別是習近平為了洗脫中國是“亞洲病夫”的惡名，將會用盡各種方法讓武肺疫情顯得受到遏制或者盡快結束，甚至不惜修改匯報疫情準則及數據。很不幸這樣的擔憂逐步成為事實，過去壹個多星期北京對確診“武肺”的定義壹再改變，壹時按臨床診斷包括電腦掃描結果，壹時又把疑似個案定為確診，令數據大幅波動。但最明顯的改變是內地武肺確診數字開始持續回落，武漢、湖北這個疫情原點的新增病例近幾天大幅下跌，從每天二千以上跌至昨天的六百多宗；其他省市跌幅同樣厲害，整體確診個案連續兩星期下跌，好幾個地方還有幾天零感染。

更令人在意的是，不少省市政府或官媒紛紛預測在2020年2月29日疫情將大幅緩和，除湖北及武漢外，大部份地方將會變成零感染，有條件恢復正常生產及商業活動，關閉多時的公共設施如商場等可以重開。若真的能迅速控制疫情，病例趨零，中國自然不再是“病夫”，甚至可重新擺出經濟強國到各地“爆買”的姿態。

各地深受武肺疫情困擾的民眾當然希望中國大陸疫情受控以至完結，令全球解除警報，各種活動、秩序可恢復常態。但是，中共當局以政治指令及要求操控數據，人為壓低確診及懷疑個案數字，制造疫情受控假象，帶來的並不是真正安定，而是更大規模感染，更嚴重的疫潮，勢將禍及中國及周邊國家以至全球。

武肺疫潮肆虐兩個月來顯示，這種病毒“狡猾”非常，不少患者只有輕微病征甚至沒病征，病毒潛伏期有時比壹般預計的14天長，有的更可潛伏長達四星期。像這樣變化多端又無孔不入的病毒，即使內地多個省市采取空前的隔離封城措施，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切斷傳染鏈，更不要說保持零感染。換言之，現階段高談疫情受控及逐步趨向零感染是自欺欺人的把戲，是要令抗疫工作變成政治服務，從救人改為替中國全速恢復經濟活動鳴鑼響道。

問題是過快恢復經濟活動將帶來巨大的人員流動，誰也不知道億計人潮有多少是隱形帶病者。當他們隨高鐵、航班流向不同城市，當他們隨公車、地鐵流進城市內的商場、戲院、市場及其他公共設施，可能帶來的新增感染個案將難以估計。試想，香港壹場飯敘、壹個佛堂已可造成多宗感染，內地大城市居民只要有少數人搞飯局、聚會，出現的感染個案將是數千計。這不是在令疫情再現高峰，不可收拾嗎？

此外武肺疫情近幾天在全球各地急劇惡化，南韓確診個案快速上升，幾天之內從只有三十多宗感染變成超過600宗，並連續幾天以每天過百宗的勢頭上升。在處理鉆石公主號疫船問題上手忙腳亂的日本同樣錄得多宗新增個案，單是本土個案已有百宗，大部份更找不到源頭，令人擔心病毒正在日本多個社區擴散。歐洲方面，意大利兩天之間個案大增至超過百宗，當地政府即時下令關閉個案爆發地區的公共設施也未必足以快速截斷傳染鏈。由於意大利是歐盟內重要國家及交通樞紐，高速公路、鐵路大有可能把病毒輸向多個原本不受影響的歐洲國家，令人難以估計意大利疫情爆發會帶來的影響有多嚴重。

中東方面，伊朗病例不斷急升，約旦、以色列、阿聯酋等同樣有感染個案，疫情會否在阿拉伯國家、北非等地擴散仍是未知數。世衛官員已警告，醫療設施落後的非洲國家要為武肺疫潮來襲做準備。

由此可見武肺疫潮正逐步從中國這個原點向外快速擴散，速度、規模難以估計。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若中國這個源頭只為面子、為洗刷“病夫”形象而放寬閉關封城等嚴厲措施，改為鼓勵恢復正常經濟活動及人流交往，疫情肯定再次惡化，造成更多感染，並輸出更多病毒及帶毒者，令全球受創更深。為免令正惡化的疫情失控，北京當權者還是老實管好疫情，努力加強對疫區特別是湖北省及武漢的支援，減少當地居民的苦難吧，不要為保習近平面子急於恢復經濟、生產活動。

統戰宣傳

作者 曾節明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關於中國新冠狀瘟疫的疫情，西方觀察家小部分是為中共洗地的洋五毛，大部分胡說八道，因為他們慣以中共釋放的數字和信息為證據，進行正向判斷，因而壹錯再錯。

中共釋放的數字和信息，往往表達反向的信息，無數事例表明：中共的辟謠就是造謠；中共否認什麽，什麽就是事實；中共肯定什麽，什麽就是虛妄；這壹規律，在文革化的習共身上更為明顯。由此可以判斷，中共現在放出的“中藥治新冠狀”、“中國已成功研發新冠狀疫苗”等等“衛星”，都是欺騙。

中國各省市“疫情緩解”的數字，是在2020年2月16日之後突然整齊地釋放出來的，此種突然和整齊，本身就反映出虛假；習近平當局2020年2月12日下令全國復工，2020年2月16日起，各省市發出信息，由疫情不斷上漲，突然戲劇性地轉向疫情不斷緩解，充分地反映出中共所釋放的各省市“疫情不斷緩解”的數字和信息，是為配合習近平的復工令，而炮制的假數字、假信息。

中共在疫情上造假，最新已發展到掩耳盜鈴的文革式高度，造假數字、放衛星，在國際上營造抗疫方面“一黨專政的制度優越性”的假象，同時向億萬中國人大灌外國人民“水深火熱”的腦殘迷魂湯催生“幸福感”。這些恰恰反映出中國的新冠狀瘟疫疫情已經十分嚴重，大局糜爛，中共已經束手無策，習近平只能靠文革式的假大空，來營造“階段性的勝利”。

習近平不顧疫情高峰期，急不可耐地強令復工，反映出瘟疫造成的社會停擺，已經危機中共統治的經濟基礎。

四川成都公安緊急增援武漢，反映出武漢公安已大面積染病，警力嚴重不足；習近平迄今不敢調動解放軍、武警部隊救災，恰反映出入鄂解放軍、武警部隊大面積染病是真，令習近平投鼠忌器，瘟疫已經威脅到中共的槍桿子。

2020年2月24日武漢防疫指揮部的朝令夕改，反映出在瘟疫沖擊下，中共高層矛盾激化，分歧加劇。

全國“兩會”的推遲和各地黨政會議的混亂，反映出新冠狀瘟疫已經攪亂中共政權的運行，其中“兩會”的推遲也反映出習近平懼怕“兩會”代表進京，會導致北京瘟疫大爆發，危及中南海，這也折射出全國疫情的嚴峻，中共所謂“疫情緩解”完全是欺騙。

美國雅虎新聞網記者爆出的：中共高層緊急制定出逃方案，絕非空穴來風，但中共高層除非爆發大起義，不會外逃出國，壹般只會逃離北京，躲進秘密基地，據聞中共請求美國援建生化隔離艙，以備中共高層在疫情失控後自保之用。

防疫方法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根據中國的官方消息，2020年2月21日，中國山東、浙江以及湖北三省共有5所監獄報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其中確診達500例以上。中國司法部監獄管理局負責人何平面對傳媒表示，對監獄罪犯感染疫情感到「內疚、沈重」。根據澎湃新聞在2020年2月22日的報導，監獄疫情發生後，中央政法委要求按照戰時狀態嚴肅戰時紀律，各級公安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要切實負起監管場所疫情防控主體責任。

監獄發生疫情以及當局要以戰時狀態處置的消息傳來，筆者深為服刑人員憂心，但凡敏感的坐監者壹定籠罩在前所未有的絕望與恐懼當中。即使監獄外的百姓，在以全民抗疫政治正確的高壓之下，誰又能倖免於封城封路各種侵犯人權踐踏法治的戕害？壹切以抗疫之名不容置疑，今天封城、明天復工，以民治民，與人為壑，處處彌漫著紅衛兵的氣息。如果說監獄外的生命在危難之際尚可發出最後的吼聲，或許還有壹線掙紮求救的機會，而專制鐵幕下的監獄，恐怕原本令人窒息的空間會變得愈加恐怖。

為何「最安全」的地方 竟氾濫成災

這場疫情對監獄以及看守所被羈押人員將意味著什麽？原本「最安全」的地方疫病何以泛濫成災？未來監獄管理的出路何在？

眾所周知，原本強制封閉的監獄是最沒有可能遭受疫病傳染的地方。可想而知，毫無話語權、任人宰割的坐監者其所面臨的險惡處境。當監獄並非作為壹個法治部門而作為專制統治的壹部分，在制度和文化上必然要符合於它的現實。即使書面上的法律載明了種種美好的條文，實際發生作用的制度（真實的利益驅動機制）只能是管理本位的、封閉的、反人性的、壓迫統治式的。在文化心理上人格扭曲、人格馴化、反人道、奴隸等級管制模式是不斷壓低管理成本的必然選擇。資源分配極化、利益固化成為壹種常態。而缺乏利益驅動及監督機制的人權保障條款註定如壹紙空文。監獄在專制統禦下的人道危機、人道災難不可避免，只不過無論那裡發生過什麽，人們永遠無法知曉。

系統崩潰 後果是：權力有病百姓吃藥

此次監獄中招進壹步佐證了專制體制的全面系統性崩潰。其後果自然是權力有病百姓吃藥。

監獄疫情恰恰映照了集權之下的整個社會，權力失控、社會失序的持續發生，系統性社會危機、人道災難相續不斷成為必然。權責不對稱是導致秩序失靈的根源。沒有責任機制就意味著沒有責任，權力越要統壹集中則權力本身越趨於失控狀態，集權正是對集權的最大威脅。全面負責、全能型政府輔之以集體主義意識形態意味著沒有責任和沒人負責，對於無權者則有統治無權利。

這也能夠用來解釋近年來整個行政、司法系統何以失效不作為的根源。上層只有權力沒有責任，誰都無法問責最高權力。自上而下的權力體系延伸到基層則形成有責無權責任無限的處境，基層始終處於資源稀薄風險矛盾巨大的狀況當中。做事越多風險責任越大，這也是近年來中國各級行政司法系統幾乎陷入癱瘓僵屍狀況的主要根源，無論法定職責範圍內外的事，壹律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敷衍了事、不作為、觀望等待的狀態。上級的主要方法就是以洗腦欺騙延宕維繫。為了工作而工作、製造問題、製造任務，千方百計讓統治機器保持運轉狀態，讓公務人員疲於奔命。而基層則應付差事消極怠工，奴隸式的麻木順服大大消解著人們的責任感。整個社會犬儒化、奴隸化，導致法律虛無化，而長期積累下的問題和矛盾並未消失只是壓制掩蓋下來。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無法成為解釋系統失效的藉口，因為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只是權力壟斷的結果而非制度無能的原因。

建立權責相符的體制

瘟疫病毒並不可怕，專制權力下的監獄才是真問題所在。未來要解決監獄問題，有效防疫避免系統失效及人道危機，必須構建現代法治治理模式，確立有限政府，界定政府的責任邊界。以人的主體性人性化取代鬥爭哲學、階級鬥爭文化、人的工具化。以個體本位、人權本位取代集體主義國家主義。

以權責對應原則解構大壹統結構，推進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獨立化、專業化、公開化、法律化，各獨立系統進行有效協調整合。通過信仰、制度、文化的構建轉型成為壹個人權至上、和平民主、法治的國家。

社會制度

作者 蘇小玲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武漢發生災難以來，和無數國人壹樣，我也像個自禁的囚徒。可所有從外面飄來的消息，都總讓人揪心、痛苦甚至夾雜著某種憤怒。壹個多月來只能隔岸觀火，不時低頭敲著鍵盤。也陸續推出數篇評論，感覺要死要活的，伴隨著格外的糾結！作為壹個社會時事的關註者，就希望每壹天都能收獲相關新資訊：瘟疫究竟，疫區怎樣，人們又如何了？顯然，好壞的消息交替出現。悲喜交織之中，總想追問某些難以放下的疑惑。這當口，反思比偏執緊要。

其實，我們真的無力全面了解武漢真相。或者說，有關疫情的報道可能是丟三落四的。幾日前，有披露武漢封城後壹批外地打工者，至今依然在流浪中生活。但很快就被屏蔽，文雖真實，卻被列入“負面”與“違法”。讓人感覺有許多公平與正義的死角，在被轟轟烈烈的聲音淹沒。在災難尚未終結，或壹時難以終結的社會“廢墟”上，弱勢群體，除了死難者，妳依然看不見那些還活著、卻很悲慘的各式受難者。瘟疫爆發的肆虐，可以想象。

武漢已構成壹個十足的悲慘世界。“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當這樣的宣揚針對還在各種傷痛中煎熬的武漢時，從理性到情感都令人無法接受。稱贊，可以淡化災區情結或是安撫人心？類似這樣的表達，人們也似曾相識。實際上，在疫情發生並連成壹片災難之時，這個城市已瞬間陷入慌張失措中。從開始的極少數人清醒、叫喊和懈怠，到多數人被動、麻木和沈默。突然的封城中，遍地彌漫的是無奈、染病、恐懼、死亡和弱弱地自救。

“世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無知造成的。沒有見識的善良願望會同罪惡帶來同樣多的損害。人總是好的比壞的多，實際問題並不在這裏。但人的無知程度卻有高低的差別，這就是所謂美德和邪惡的分野，而最無可救藥的邪惡是這樣的壹種愚昧無知：自認為什麽都知道，於是乎就認為有權殺人。殺人兇犯的靈魂是盲目的，如果沒有真知灼見，也就沒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愛。”——這是法國作家加繆在其《鼠疫》中的壹段話。

在我看來，面對這場人禍遠過於天災的患難中，滿城都是無辜受害者！誰是英雄？誰又希望充當這樣的“英雄”？在尚未成為受害者之前，這座城市與它的市民，是否有過日常的覺悟，或讓自己成為壹個合格的有尊嚴的公民？當然，這不等於他們必須要再壹次接受莫名地拷問。而那些責難他們素質低下、喜好野味而自食其果的傲慢，卻是完全不被允許的！問題本質或許在於：面對壹種明知故犯的歷史錯誤面前，他們從未、也難以作出自己的選擇。

他們相信有代表他們利益的政府。彼此之間，在理論上早早就屬於壹個整體，可在客觀層面，則往往表現出的是貌合神離。所以這次，當武漢政府在攸關公眾生命安全與道德考驗面前，便自然表現得經不起推敲。在關鍵時刻的無所作為或是反作用，直接導致了千萬人的身心利益深受重創！武漢瘟疫並非地方治理的技術手段問題，而是被權力制約的制度紕漏。公權力漠視或疏於民意，遵從惟上是從的權力規則，憲法的原則與公道也就必然被虛置。

而民意呢，則屬於“沈默的大多數”。在太長的歲月裏，人們對自己的生存質量節省了思考，對人在社會中的尊嚴與否懶得料理。至於若幹項重要的個人權利，幾乎就不想出面去爭取兌現。他們認為政府的萬能，包括代為設計理想與思想，設計如何服從每壹個生活方式的指令，並學會放棄對政府的任何懷疑與批評。公民對政府的委托關系成了依附關系，使得所謂“公仆”常常變為壹種假設，或角色出現反轉，而非對公民權益念茲在茲的責任與義務。

即使是在災難發生後，人們依然可以感覺到：這個市政府存在具有某種“臨時性”。《財新網》曾報道了11名養老院老人死於肺炎感染，武漢方面隨即“辟謠”。若不是“財新網”的堅持，拿出具體的鐵證進行反駁，也許，他們便可能成為另類的“造謠者”，並給自己招惹嚴重的輿論麻煩？或許還有更多不同角度的新聞披露，但屏蔽功能的依然強大，使那些人們需要和亟待了解的災難真相，總是轉瞬即逝，留不下痕跡。苦難景象，可以如此壹筆勾銷？

武漢究竟死了多少人似乎無從確定。2020年2月28日的《武漢發布》曾有這樣的通告文字：“為加強運力，已爭取市指揮部、省民政廳支援，調配了壹批殯儀車輛、人員以及防護裝具，充實到殯儀館，提高了遺體運送和服務保障能力。”有位網友就此看出了常識破綻。按照簡單數學計算：病亡累計104例，除以封城8天，平均每天才13人，需要運力援助？如推斷成立，無辜的逝者可謂死不瞑目。而人類，似乎只有屠殺才需對死者數字進行隱瞞！

這些天，各媒體出現了不少有分量涉及武漢疫情的批評文章，很可惜先後都被封口了，包括《財新網》的那篇好報道。就連近日上海學界發表的、關於疫情中暴露出十大問題的深刻必要的專業反思都被壹壹屏蔽了！公權力這種接近掩人耳目的做法，好像從來都是大大方方地。可這樣的“自信”來得沒什麽理性與邏輯，也實在是緣於缺乏壹種真正的文化自信。這個世上沒有任何壹個文明發達的國家，是以對民意的不斷封閉或打壓獲得正常發展的。

最近壹位署名“令狐寶”的，也搬出了《漢書・霍光傳》中“焦頭爛額座上賓，曲突徙薪無人請”的故事：“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裏共救之，幸而得息。”文末點到說：“假設，那主人就是中國的皇帝，那房子就是皇宮，就是國家，又會如何？從阿房宮到圓明園，從長安城到紫禁城，中國歷朝歷代，總是能看到似曾相識的人間大火。”

人類所以要留下不同角度觀察的歷史，就是要給未來留下借鑒是非的鏡子，告知前人的路怎麽走，有何種寶貴經驗、又有何種慘痛教訓。而那些被人們稱之為偉大的思想，也在不斷為人類的趨利避害供給方式路徑，為社會的吐故納新提供豐富營養。這些思想希望建構的社會，必然合乎人性的最基本道德，適應生存的最起碼條件，滿足自由的最單純欲望。中國也不例外，由於經歷了特別漫長的專制史，使我們的探索更顯得復雜曲折，更期待勇氣與突破！

中國現代文明的路途艱辛，緣於沒有形成壹個開放透明的輿論場域。壹種公權力的過於強大，其擠壓下的公民的社會便難以成長。行政權力的無孔不入，也窒息了正常的可能自主自助的民間社區。我們也大張旗鼓地談論民主/自由，卻忽略了自由的本質是對人的思想與創造的最大化，使人類生存的目的意義得到彰顯。單就言論的政治自由而言，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馬克思本人都曾如此強調過：“沒有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其它壹切自由都是泡影。”

而災難發生的現實，卻同樣是壹面鏡子，足以反照出社會存在的人文缺失。這些日子裏，人們不間斷地閱讀到了在疫區的作家方方女士的疫情日記，感受了許多疫情下的那些無力、無助與苦難的面孔、心靈。而這樣文學式的傷痕暴露，即使淚水足夠、良知足夠，似乎還不足以揭示未來如何阻止不幸人禍繼續的力量。客觀上同樣需要更多人參與投入對問題的全面檢視與自由表達。而作為當擔責任的政府官員，救災之余，則理應成為反思的主角之壹。

社會進步需要理論思想的引導，而這種理論或思想必須是可以落地的、符合這個國家的主體——人民及其文明、安全、舒適的社會生存利益。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其《論法的精神》中曾這樣提示人類：公民的自由有哲學上和政治上的雙重含義。前者是指能夠執行個人意誌的自由，而後者則指這種有不受其他公民侵犯的自由。政治自由也包括自由與政治的關系以及自由與公民的關系。而確保政治上的自由即是“法的精神”所要探討的重大問題。

我們的社會不應當喪失歷史糾錯與現實建構的能力。但實際上，許多呈現出來的現象卻令人啼笑皆非！每天收到各種信息，包括文本，有粗有細，有益無益。少數的言語也讓人心痛，揭示了生命的非常劫難與人生的另面真實。可也有人，在冷酷而得意地消費著這場災難。他們像以往那樣，以勝利者姿態在發瘋式地“感謝”這個禍及全球的災難“來了！”，因為，它能體現中國人如何地緊密團結，如何地英雄氣概，並讓世界為此看到中華民族的特別偉大！

壹位支援疫區的壹線護士“弱水吟”，以壹首《請不要打攪》的詩做了回答：累了壹天壹夜，休息睡覺比妳們的贊美更需要，如果可以，請妳們去看看那些滅頂的家門是否升起了炊煙，火葬場那些流浪的手機有沒有找到主人？地球33個國家和地區遭到殃及，驚恐八方。關系親密無間的朝鮮等竟毫無客氣地率先關閉全境，阻止中國人入境，俄羅斯也隨其後，據說還動用了“人臉識別”應對中國人。國民傷痛，國家尷尬，民族悲哀，人們何以自豪？

要學會理性地表達個體對社會事物的看法，甚至批評與批判。千萬不要忽視自己的個人權利。胡適先生曾在“五四”時期這樣說：“爭取妳個人的自由就是為國家掙自由，爭取妳個人的人格就是為國家掙人格。”當然，這種稀貴的認識高度，只屬於自由主義。對今天來說，國家不正常個人也難以正常，個人權利不健全，則國家難以驗證其文明。只有時時審視和驅動國家的正常和進步，個人的自由與快樂就會很近，災難也會變得非常遙遠。

若面對如此災難時刻，還在采取避重就輕、掩耳盜鈴的思維行事，還喚不起對社會現代治理的思考，那麽政府將如何處置民眾復雜的情緒，如何緩和社會各方形成交織的新老矛盾？那些因悲劇而對政府缺乏信任的人們，又如何確保彼此未來持有正常的關系？壹個社會意識形態的明朗，壹個國家公民意願的順暢，壹個民族精神文化的健康，在此間生存的所有民眾才可能活出明白，活出滋味，活出尊嚴！否則便是公權獨大，是非不分，知行混亂。

世界衛生組織官員說：“世界要感謝武漢人民”。這種不無真誠又帶殘酷的感謝，是武漢人民用封城消耗冠狀病毒得到的。而我想說的是，這是缺少以人為本或缺失“言論自由”之下，武漢民眾與災難的壹場必然遭遇。這種慘烈的代價，應該能讓所有親歷這壹事件的人們牢記：人類是壹個命運的整體，無論妳扮演什麽角色，妳都必須以自覺自律、以公正公義善待同類，善待同胞，善待生命。否則，雪崩時，妳也屬於那壹片雪花——可能無辜嗎？

“每個人都處在死亡的邊緣。”——也許出於對武漢瘟疫威脅的空前感受並且悲觀，妻子Z今天如是說。平時，很少表達自己對社會事件的態度，這壹回，卻也把持不住對某種現象的憂慮。近期她正在重溫《紅樓夢》，並欲探“甄士隱”與“賈雨村”的存在與關聯。因現實而感嘆起文學人物的虛幻命運，這只屬於個人的壹點點社會自覺。希望我們的人生，不只是感受壹種曹雪芹筆下的“太虛幻境”，在“道”與“釋”中望不見溫暖真切的現實。

若壹場瘟疫過去，我們最該學會的難道不是對現實文明的再審視嗎？

促進瘟疫蔓延

作者 曾節明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新型冠狀瘟疫爆發至今，多國病毒學家都已經發現：新型冠狀病毒是由蝙蝠身上常見的壹種冠狀病毒，加入艾滋病毒蛋白組合而成，而絕非自然形成；

新冠狀病毒是人工合成的，各國政府其實都心知肚明，只是都不願與中共政府撕破臉皮而已；唯有手中握有中共把柄的俄羅斯政府最不給中共面子，公開說新冠狀病毒並非天然形成，而是組合形成，給了高聲跳罵辟謠“新冠狀病毒是人工病毒”的中共壹記響亮的耳光，對此中共非常尷尬，又決不敢回罵俄羅斯政府，只好拿出無賴滾刀肉的本事，往地上壹躺，硬說這是假消息，硬說這是不通俄文的誤讀，閉著眼睛渾然不顧俄羅斯聯邦網站上這篇《預防診斷治療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2020年1月29日，2020年2月3日兩版都有相關結論，並且都有俄羅斯衛生部長的簽名，中共迄今也不敢把文件中俄文原文的結論，與中文翻譯同時呈現於中國公眾面前。

各國政府都已心知肚明的是，新冠狀病毒是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成果，而且中共以往多個炫耀人工病毒合成的文件，也反映了這壹點。

但是中共為什麽要研發新冠狀病毒？卻眾說紛紜，但是有壹點可以肯定，研發新冠狀病毒，肯定不是為了拯救人類，而是為了摧毀人類。因為如果為了救人，妳望冠狀病毒添加艾滋蛋白幹什麽？添加了艾滋病毒蛋白的冠狀病毒，插入人體細胞的能力大大增加，這就導致新冠狀病毒的傳染性比非典病毒（冠狀病毒）強多了。
因此壹個流傳得很廣的看法是：新冠狀病毒是中共“清場”美國、“解放”臺灣、擺平香港的生化武器。

這種看法似是而非，因為新冠狀病毒的高病死率集中於60歲以上的老年群體，30歲以下的人群病死率很低，12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便感染了新冠狀病毒也不會生病。這麽低的病死率，要“清場”美國、“解放”臺灣、擺平香港是遠遠不夠的。
要“清場”美國、“解放”臺灣、擺平香港，就需要有對年輕群體高致死率的病毒，因為軍隊由年輕人組成，香港民主抗爭的中堅力量“勇武派”也是年輕人。

認同新冠狀病毒是中共對外攻擊生化武器的人，其主要依據是所謂解放軍遲浩田上將的壹篇“內部講話”，題為《戰爭離我們不遠，它是中華世紀的催產婆》，但這篇所謂“遲浩田的內部講話”被證實為偽作，是中共國民間法西斯大V何新，配合中爛海煽點憤青偽民族主義狂熱的捉刀臭作，目的把中共政權化妝成與美國爭霸的中華民族主義強權，以騙取中國民眾認同。


中共雖然壹貫對美國喊打喊殺，卻根本不敢動真格，中共深知：以自己的實力，拿下臺灣都成問題，所謂“清場美國”，只是詐騙憤青愚民而已，使他們產生反智傾向，以收獲維穩的目的而已；
中共深知，對美國使用生化武器“清場”的後果是什麽，後果就是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南海七常委成為反人類罪犯，遭到鉆地核彈的斬首式打擊！
中共其實早知道，自己的這套下三濫的低劣制度，永遠沒有可能獲得超越美國的實力，要盡可能地茍延殘踹，就必須與老美和平共處。

因此新冠狀病毒決不可能是中共預備“清場”美國的生化武器，中共沒有這個賊膽。


凡人都喜歡把中共國比作納粹德國或蘇聯，其實內向的中共國，根本不同於外向的納粹德國，也與蘇聯有重大區別：
納粹德國和斯大林之後的蘇聯，都以外族為頭號敵人，唯獨中共始終以中國人為頭號敵人（尤其是中國人的主體漢族人），大家可以靜下心來觀察：大搞外國人優先，給予外國人超公民待遇，把本國人尤其是漢族人當賤奴對待，是不是中共的70年壹貫制的政策？
中共這種“寧與外邦，不予家奴”的基本國策，即便在共產黨國家中，也是獨壹無二的。

始終給予外國人超國民待遇，而視本國人（尤其是漢族人）如草芥的國策，反映出中共政權的異乎尋常性質——它還不是壹般的共產黨極權，它同時繼承了滿清的仇華、反華、賣國的陰魂；就如滿清壹樣，中共的基本國策是：
獻媚和討好以美國為首的外國，獻媚和巴結外國的政經精英，共同分享中國億萬奴民的血汗。
但值得註意的是：中共的賣國，比滿清的賣國更狡猾，中共只出賣奴民的利益（如寧願餓死幾千萬，也要糧食援外，大搞低人權血汗經濟），而決不出賣政權利益（毛澤東死後，中共不再割讓其勢力範圍）。

對中共國的滿清性質，美國心知肚明，因此始終拒絕以對抗蘇聯的冷戰方式，來對抗中共，即便“六四”大屠殺也未改變這壹點。


中共深知洋人惹不起，可以任意宰割的，唯有中華屁民，“六四”屠殺的經驗表明，只要不得罪洋人，哪怕關起門來群體滅絕，美國也不會動真格。
而可以任意宰割的中華屁民當中，第壹當然是大陸屁民。即便沒有新冠狀瘟疫，中共也面臨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其中當頭壹個就是養老體系瀕臨崩潰：
托四十年的“鄧計生”之“福”，中國大陸社會正滑落全世界前所未有的惡性老齡化深淵，巨大的養老金虧空，很快就會引爆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除非采取“超限戰”的特殊手段改變空前惡化的老齡化年齡結構，否則不足以維穩。

怎麽辦？我早在2015年，就在多篇拙作中指出：計劃生育必導致計劃死亡，中共必利用養老院，大規模地謀殺老年中國人。
對付中國老年屁民的生化大殺器——新冠狀病毒，於是應運而生。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還沒等正式投入使用，還未成熟的新冠狀病毒，就因中共“外行領導內行”的低劣制度，和權力壹手遮天的“小三”類腐敗中泄露了出來，把武漢搞成人間地獄，並釀成了全世界的災難。

面對人禍的瘟疫，習近平壹夥壹不做二不休，幹脆借瘟疫掩護，在武漢養老院和特定監獄投毒，測試病毒效果，結果令人滿意，監獄大批犯人染毒，武漢養老院大批老人病死。
由於中共國養老院老人的用藥，都由政府控制，因此中共秘密滅絕老人輕車熟路，其實現在已經開始了！

雖然新冠狀病毒是中共滅絕老人的生化武器，但依照這個思路，下壹步中共肯定會對臺灣和香港動用生化武器，以達到不戰而“解放”臺灣，擺平香港的目的：
試問，在新冠狀病毒的威懾下，持續了大半年的香港街頭民主運動，是不是煙消雲散了？
壹旦臺灣軍隊因中共投放的新病毒，而大批染病而死，那麽已經服用了疫苗的解放軍登島占領臺灣，就根本不需要戰鬥，臺灣政府必須研判這種高度的可能性。

中共元首促進了瘟疫蔓延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同誌們、朋友們！
在中華文化裏，鼠乃十二生肖之首，進入鼠年就代表著開始新壹輪生肖紀年，也寓意著新的開端。
奮鬥創造歷史，實幹成就未來。新的壹年，我們要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實現第壹個百年奮鬥目標，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的憧憬將變為現實。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具有裏程碑意義。

習近平的講話只字不提武漢瘟疫。武漢人心碎了，有被拋棄的感覺。

整個宴會廳的底色是紅的，背景的鼠年的剪紙是紅的，講臺前的花是紅的，地毯是紅的，習近平黑色的西裝的領帶是紅的。他的臉上沒有表情，壹如往常壹樣彎著脖子。

這位繼毛澤東後中共最有權勢的人物，雖然疫情已經蔓延，但他還是沈浸在他的“中國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人類命運共同體”，成就他的共產帝國擴張全球的春秋大夢中。這是壹顆得了世界上最大巨嬰癥的頭腦。權力讓他成為壹個癡人說夢者。他的智商與學識都不足以讓他認識到壹種新型病毒的致命性。

就在習近平，“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信心滿滿地實現小康之時，疫情迅猛發展到了政府無法隱瞞，無法無視的程度。2020年1月25日，中央成立疫情應對領導小組。沒有任命組長。人們好生奇怪，不過迷底二天後便解開了，組長是總理李克強。本來李克強作為總理擔當這個職務是份內的事，不足為奇，但世人皆知，習近平是中共領導人最喜歡擔任組長的，在他頭上少說也有15個，多得他自己也未必搞得清，人們稱之為組長治國。

李克強的應對疫情領導小組成員；
副組長
王滬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
成員
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
孫春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黃坤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
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
王毅（國務委員、外交部部長）
肖捷（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
趙克誌（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

人們很快發現這份名單有壹個重大的問題，這個小組沒有衛健防疫單位的幹部，連防疫專家也沒有。人們不明白這個應對疫情小組是應對什麽。

2020年1月26日壹架專機徐徐地降落在在武漢機場的停機坪上，若大的機場沒有飛機起降，航站大樓空無壹人，只有幾個接機的省市領導。當汽車馳過昔日繁華的大街時，路上沒有車，沒有行人，寂靜的如同死城壹般。我們不知道李克強此時此景腦子裏想的是什麽。他能像前任溫家寶壹樣，說出“多難興邦”嗎？

李克強任命小組長後深夜趕到武漢，到了重災區金銀潭醫院。金銀潭醫院是武漢肺炎救治中心醫院。是集臨床、教學、科研於壹體的綜合醫療機構，有九百張床位，它的前身是天主堂梅神父醫院，掩映在張公堤之側，黃塘湖之畔，環境十分優美。

新華社是這樣報導李克強示察金銀潭醫院的；李克強壹下飛機就來到收治確診患者和重癥患者最多的武漢金銀潭醫院，與在負壓ICU病房開展治療的醫護人員視頻連線，並和來自全國各地、軍隊支援武漢的醫生交流。李克強說，希望妳們全力以赴把患者治愈，也壹定要保護好自己，這樣就能給全國人民以信心，全國人民感謝妳們。聽到醫護人員反映醫用防護服、護目鏡等物資需要穩定供應，護士力量需要加強等，李克強當即要求隨行的有關部門負責人協調解決，馬上從全國再增調醫護人員特別是護士以及所需物資，優先保障武漢。壹切都服從爭分奪秒救治患者的需要。

李克強專門來到正在加緊建設、集中收治疫情患者的火神山醫院工地，勉勵工人們加班加點，加快建設進度。他說，抗擊疫情如救水火，妳們是在與時間賽跑，醫院建成將成為能夠及時收治患者的“安全島”。我們要千方百計確保所有患者應收盡收。李克強叮囑要做好工人們的疫情防護。

從新華社的報導中除出官樣文章外，是看不到其它真實的東西的。當然李克強到了武漢也不會僅僅是報導中的那些內容，這些內容只是寫給老百姓看的。那些真正的，最重要的東西是黨的秘密。他聽取省市領導的匯報，這個時候怕是沒有官員再敢隱瞞疫情了。李克強作了什麽樣的指示，也許日後才會披露出來。就像武漢市長周先旺壹樣疫情失控後才披露他們要等待中央的指示才能公布疫情。

2020年1月28日，這壹天，習近平會見了世衛秘書長譚德塞，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大廳，人們發現與往常不同的是，兩個人會談之間隔著三張茶幾。這樣的距離毫無疑問是為了防止唾沫的傳染而設制的。

“世界衛生組織”是聯合國屬下的壹個專門機構，是最大的國際衛生組織，總部設在日內瓦。現任秘書長譚德塞壹位來自埃塞俄比亞的衛生部長，這些年來與中共的關系密切，武漢肺炎出來後，他壹直配合中國政府遲遲不宣布武漢肺炎為“國際關註的突發公共事件”，當各國開始武漢撤僑，他還表示沒有必要作出過度反應。他對中國政府亦步亦趨為人所垢病。

譚德塞在人民大會堂與習近平會面時，首先向習近平主席和中國人民致以新春祝福。他表示，在疫情面前，中國政府展現出堅定的政治決心，采取了及時有力的舉措，令世人敬佩。習近平也借此告訴外界這場疫情是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人們此時才明白為何這壹次習近平讓李克強當了組長，實際上這個組長不過是壹個傀儡而已，輿論嘩然。

2020年2月15日中共黨刊《求是》雜誌發文，曝出習近平在1月7日即知疫情。為何2020年1月7日作出的指示到2020年2月15日才報導 ，因為武漢市長周先旺在2020年1月27日“央視”的采訪中披露早在1月初已向上級通報了疫情，“我們地方政府必須獲得授權後才能披露疫情”。周先旺月初向中央匯報，習近平在2020年1月7日召開會議並作出指示，從時間點上來看與周先旺的說法是壹致的。也就是說周先旺的報告習近平已經作了指示。習近平也沒有延誤時機。但是習近平作了什麽樣的指示，內容是什麽這是問題的關鍵。也許我們從《北京青年報》的壹篇報導可以看到習近平作了什麽時候樣的指示。2020年1月20日《北京青年報》發表了壹篇署名文章，題目就是“莫讓流言沖淡節日的年味”。這篇文章當天就被包括《人民網》在內的多家官網轉載。

也就是說在習近平的兩個親自之下，宣傳機構依然把疫情當作“流言”。 不能讓“流言”沖淡年味。這是很說明問題的標題。為何習近平面對疫情仍然要他的“年味兒”。如果武漢市長周先旺的匯報沒有到達他這裏，那麽還有壹個渠道是否也沒有到達他這裏？經濟學家武大教授華生為“中國疾病控制中心”高福鳴冤的文章，是另壹壹個更高，更直接的渠道。

“高福在得知疫情信息後，立即電話武漢得到確認，又漏夜給國家衛健委多名領導打電話報警。國家衛健委第二天，也就是2020年1月1日組成疫情領導小組與專家到達武漢。高福作為專家組的第壹成員壹同前往。根據武漢病毒采樣，2020年1月8日，疾控中心正式宣布發現壹種新型冠狀病毒，是此次疫情的病原體，2020年1月10日發布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並完成PCR診斷試劑的開發和測試。2020年1月11日，疾控中心開始向武漢提供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劑。2020年1月12日，“世衛”聲明已經得到病毒的基因序列。”

從直接聽從習主席指揮的黨媒的新聞來看，習近平在2020年1月7日得知疫情，但實際可能會更早壹些。但他作出的指示不能沖淡年味。這個年味也很像他的語言風格。

我們再看看港媒明報刊出署名鐘仕的評論文章，文中引用未具名的”京城消息人士”指出，近來因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擴散而備受指責的中國疾控中心，其實早在2020年1月初就向中央部門通報，2020年1月6日曾向政府提議或要求啟動二級響應。但在2020年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會議上，如何應對武漢肺炎並不是此次會議的重點。中央領導人要求要註意防範，但同時要求，不要因此造成恐慌而影響即將到來的農歷新年節日氣氛。在高層領導人不夠重視的情況下，這些專家已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等方式預警。

我們知道疾控中心是無權公開啟動應急響應。按照《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疾控中心只是責任報告單位。政府才有權啟動應急響應。說到這裏從多條線索多個渠道我們可以看到地方政府，醫生學者，到中國疫情最高機構的“中國疾病控制中心”都是較為及時地給上級部門發出疫情信息。但習近平的指示是不要因疫情而影響農歷新的節日氣氛。個人專權的代價，是疫情失去了最重要的控制時段，壹場史無前例的災難蔓延全中國，壹直延伸到海外。

海外觀察家註意到中國官媒的宣傳中壹直強調，壹個多月習近平主持召開了多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1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1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1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1次面向17萬人的電視電話會議，並深入北京的社區、醫院、疾控中心，了解基層疫情防控工作情況。”

其實最早提出2020年1月7日這個時間點的是習近平自己，是他在2020年2月3日的常委會上以第壹人稱單數的方式表達的，後來在十七萬人大會上，習近平又重復了“從1月7日以來”。這樣的重復實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因為他犯的不赦之罪就是在2020年1月7日，把疫情當流言，不要讓流言沖淡年味。

2020年1月7日，似乎成了習近平過不去的時間點。因為就是在2020年1月7日這個時間點上，習近平對疫情作了反向指示。成了千古罪人。

武漢病毒既是生物性的病毒也是政治性的病毒，是兩種病毒混合在壹起的病毒，這個病毒的名字，既不是武漢肺炎，也不是新冠狀病毒，也不是世衛組織為拍中共馬屁而改名的“COVID-19，而是習近平病毒。

極權中國促進了瘟疫蔓延

作者 文淵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武漢病毒還在肆虐，七萬多人染病無藥可治，數千人死亡骨灰未寒，數千萬湖北和武漢民眾還呻吟在病毒的地獄裏，飽受瘟疫和暴力維穩的雙重碾壓，生靈塗炭的人間慘劇還在繼續，中共當局卻已開始喪事喜辦了。由中共宣傳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籌劃主導，五洲傳播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聯合“緊急”編輯制作的圖書《大國戰“疫”—2020中國阻擊新冠肺炎疫情進行中》近日出版。

根據《新華網》2020年2月26日的介紹，“該書借鑒國際深度報道方式，從200余萬字主流媒體公開報道中精選相關素材、郵寄整合匯編，集中反映習近平總書記作為大國領袖的為民情懷、使命擔當、戰略遠見和卓越領導力，全景式介紹中國人民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集中統壹領導下，緊急動員、齊心協力，打響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的階段性進展和積極向好態勢，彰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展現中國積極與國際社會合作、共同維護全球和地球公共衛生安全的巨大努力。”

壹個獨裁極權政府，為了維穩和保他們的政權，不惜惡意隱瞞和故意拖延，致使疫情初期僅呈散發的少數感染病例，在極短的時間內變成了無法控制的大瘟疫。充分體現了他們能把小災瞞成大災，然後利用“制度優勢”，“不惜壹切代價”去解決大災的雄才大略。而其“不惜壹切”的代價，則是民眾，是成千上萬條活生生的性命，是無數的家破人亡，甚至全家被滅，還有斷崖式無法估計的政治、經濟損失。他們已然把無恥當光榮，把民眾的痛苦當歡樂，把死亡當成績。有人對此調侃道，壹個吃壞肚子拉了壹褲襠的人，不去悄悄地找拉稀的原因，卻當眾撅著屁股，竭盡全力在向世人炫耀他如何擦幹凈屁股的功力，還要人們虛心地學習他擦屁股的經驗。此話雖糙，理卻不糙。

這場由人為引發的災難禍害了武漢、湖北、全中國，而且正在蔓延到世界各個角落，嚴重威脅人類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至此危難關頭，他們不從這個空前災難裏尋找根源、檢討過錯，懲治罪人，反而在民眾還沒有脫離災難之時，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文過飾非，樹碑立傳，無恥地為自己歌功頌德，竟敢公然聲稱“領袖英明!何其慶幸！”這是壹本無恥之尤的巔峰之作，他們已喪失了最起碼的人倫。

網友們哀嘆道“疫情仍在肆虐蔓延，地火仍在地下運行，死去的冤魂還在空中飄蕩，焚屍爐不分晝夜地冒著青煙，這個時候歌功頌德的書本卻要面市了。”、“成千上萬人殞命，數千醫護人員感染，無數人家破人亡，這就是他們正在歌功頌德的偉大歷史功績，已經完全沒有人味的當政者，古今中外從沒見過如此無恥之徒。”

其實即便是古代的封建皇帝，在遇到重大災難和犯下大錯後都知道要下“罪己詔”向蒼天和黎民百姓認錯、謝罪。如果是在民主國家，掌控國家權力的領導人鑄下如此大錯，造成如此大的損失，不用民眾驅趕，自己定有自知之明，早早地就辭職謝罪。若有瀆職和其他犯罪行徑，司法部門也會在第壹時間調查、取證，動用彈劾、起訴等法律手段，絕不會令其逍遙法外。在日本這種武士道情懷不散的國家，此人也許根本再無顏面茍活在世上而切腹自殺以謝天下了。面對壹尊如此讓人瞠目結舌的醜惡表演，人們還會覺得政權世襲罔替的三胖家族是孤例，可笑嗎？西朝鮮與其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罷了。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共極權對於災難的應對模式歷來都是：“災難—被人禍擴大蔓延—喪事喜辦—中央英明領導，全國齊心協力，形勢大好，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皆大歡喜，圓滿收場”。如果在疫情結束後，出這種歌功頌德的書，就如壹個癮君子吸完毒就要嗨壹樣，原本不值得大驚小怪。而現在武漢人連門都還沒出，疫情是否能被很快解除還都遙無蹤跡，就迫不及待地為壹尊塗脂抹粉，生生地將悲劇演成喜劇，又演成了鬧劇，醜劇，著實需要細究其中的蹊蹺。

不難看出，這場疫情對壹尊帝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威脅，前壹段時期霸王硬上弓式的甩鍋、找替罪羊遭到強烈的反彈都未曾奏效，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疫情發展整個過程中大量事實的不斷明朗，完全證實了將疫情隱瞞、拖延成失控的直接罪魁就是他，不可置疑，無法賴掉。於是這本書的問世也就成了他的壹根救命稻草。正如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所指出的，“我認為習近平的權力地位遭遇了他上臺以來最大的壹場危機。在這種情況下，防疫工作還沒有結束，但他在政治上的失敗其實已經非常明顯了。因此，他才會在這個時候匆匆發動他的宣傳機器。”

該書極盡拍馬溜須之神功，吹噓那個草包假博士“作為大國領袖的為民情懷、使命擔當、戰略遠見和卓越領導力”，簡直令人作嘔。從他的治國能力和登基以來的軌跡來看，他的“為民情懷、使命擔當”不過是“馱兩百斤走十裏山路不換肩”的蠢力，“戰略遠見和卓越領導力”也還是跑不出那個“梁家河大學問”的窠臼。鐵壹般的事實已證明，他正是這場瘟疫蔓延和失控的罪魁禍首。且看他在疫情發生和爆發後究竟做了些什麽，這究竟是壹個怎樣的“領袖英明”，中國民眾又是如何“何其慶幸”的！

在疫情初起時，國內的衛生醫療部門和科研人員們，就以其敏銳的責任感和精深的專業素質做出了傑出的工作。他們在病例不多之時，就迅速地分離出病毒，測出其DNA，獲得該病毒的全基因序列，並確定其是類似SARS的新型冠狀病毒，研發了診斷試劑盒, 及時向世界公布了這些可貴的第壹手資料和信息。並對病毒的特性、發病規律、可能的傳播方式做了盡可能精準的描述，同時提出了病毒的來源、壹些控制疫情蔓延的建議和行之有效的應對方案。

然而這個對病毒專業研究的“高速度”，卻被暴殄天物的壹尊和他手下的官員們輕易地揮霍掉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利用。為了正在召開的“兩會”的祥和，他們仍稱“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人民日報》官方微博也稱“不能斷定是網上傳言的SARS病毒”。正是這個不學無術，只知權謀的壹尊，罔顧疫情的蔓延壹錘定音，要“堅決維護社會大局穩定，確保人民群眾度過壹個安定祥和的新春佳節”。

正是壹尊以降的各級官員們無恥的傲慢和愚蠢的自信，以及面對這個突發的重大疫情時的瀆職、懈怠，他們為了維穩、保權，罔顧民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拒絕及時地向民眾通報、宣傳, 粗暴地剝奪了民眾的知情權。在近壹個月的防控初期的“誤判”、隱瞞、拖延，解除了公眾甚至是醫務工作者的警覺和防護意識。就在這樣的漫不經心中，他們成功地將數千萬武漢和湖北的民眾，赤裸裸地推向了病毒的深淵，進而加大了後階段疫情防控的難度，並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恐慌的結果，致使大批的民眾紛紛湧向屈指可數的幾個醫院，醫院的爆滿又使防疫系統趨於崩潰，交叉感染者瞬間如潮水般湧來，遂加大了疫情傳播的惡性循環。

為何中國早已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通過該系統“疫情信息從基層發現到國家疾控中心接報，時間從5天縮短為4個小時”，結果還能將疫情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問題究竟出在哪裏？

正如流行病學家曾光所言，“是公共衛生系統出問題了。”，“不是流行學調查沒調查好，也不是病毒不該研究，也不是不該發論文。這些信息都報上去了，怎麽及時轉化成防控行動？現在的新冠疫情防控，還不是壹個應急的戰時體制，就像打仗，有情報部、參謀部、司令部，情報信息迅速到參謀部去研判，參謀部給出建議以後，司令部馬上就拍板，應該是這麽壹個體制。”、“如果決策者缺乏專業知識，專業人士的建議可能也是徒勞。”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姜慶五也表示，“很多地方的衛健委，壹把手、二把手都沒有醫學背景，也沒有公共衛生教育背景，這是我很吃驚的，因為這是壹個需要強有力的專業知識支撐的崗位。湖北疫情早期的各種問題，都與這種‘不是專業的人卻在做專業的事’的現象有壹定關系。”顯然這些學者們懼於中共極權的淫威，也只能避開最關鍵的政治原因，而小心地在技術層面泛泛而談了。

“2012年壹尊帝登大寶後，嗜權如命，所有大權盡數攬於手中，所有要害部門都由‘習家軍’把持，壹切要‘定於壹尊’，更不許‘妄議’。於是各級官員們，正好以此為借口，樂得懶政、怠政，在其位而不謀其職，誰也不想當出頭鳥。就在武漢告急、疫情失控、有關部門和湖北、武漢的官員們眼巴巴地等待聖旨以解燃眉之急的關鍵時刻，壹尊帝卻與昂山素季纏綿於異國他鄉，在風景如畫的雲南滇池‘樂不思楚’，妥妥地把疫情拖到最後壹刻。也許是學識有限，他根本就不懂疫情的利害，也許是忙於權鬥，無暇顧及而沒有放在心裏。此時大勢已去，失去了對疫情防控的最佳時間，望病毒興嘆，無可奈何。”

為了擺脫困局給自己解套，只好派遣鐘南山以大內公公的身份到武漢為他宣旨，這才有了武漢無可奈何的封城和全國各省的壹級響應。此時的武漢和湖北疫情完全失控，上千萬民眾被困在家中，數十萬感染者被隔離在家中“自生自滅”，每天都有大批的患者被瘟疫奪走生命，全家死絕滅戶者不絕於耳，出現了大量人道災難和惡性失助事件，壹片地獄般的淒慘。封城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在武漢，超千萬人口的九省通衢之地突然被掐斷與外地聯系，使當地物資、生活、就醫等問題面臨極大考驗。隨之，全國各地也先後壹刀切地大舉施行暴力封城、封村的戰時管制，強制隔離民眾。各地壹邊高喊“武漢加油”，壹邊瘋狂地圍追堵截在外的武漢和湖北人，不少人無處安身，只能流浪在外。

許多有數千萬、近億人口的省市，不過區區百十例、有的才僅兩位數的感染者，何須如此驚恐失措。如此懶政、惰政的結果，有的人可能會幸運地躲過病毒，有的確診患者僥幸地從閻王殿前逃回來，可是沒人知道他們能否躲過疫情所導致的連鎖效應帶來的傷害。有很多人因此傾家蕩產、食不果腹，開始為壹日三餐發愁，而這種傷害，很可能也是致命的。

面對洶湧而來、無法遏制的疫情，前不久還在自信吹牛的壹尊被嚇破了膽，再也顧不上他那“骨子裏透出來的貴族氣質”，不僅從未在武漢露面，而且不知躲在哪個老鼠洞裏數天暫不刷屏、網紅。有人說他怕死，怕被感染；也有人說他是接受了赫魯曉夫當年去克裏米亞度假時，他的同僚們乘機召開中央全會把他搞下臺去的歷史教訓。因為根據防疫規定，從封城的武漢出來者，須隔離14天，而這14天足夠壹場政變的策劃和實施。

壹尊帝臨陣脫逃的可恥行徑遭到了民眾的置疑和激憤，於是他不知廉恥地急忙出來宣布自己對武漢疫情“壹直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以圖洗地和沽名釣譽。這種拙劣的謊言被國人公開嘲笑後，官方又改來改去，鬧出新華社和央視兩家官媒打架的笑話。

無獨有偶，《人民日報》2020年2月29日的頭版頭條竟是《日子過得像蜜壹樣甜》，終於惹得眾怒了。有網友說，“他們到底是壹群什麽生物？他們也是病毒，但病毒卻比他們要臉”，還有的說“這種反人類反人性反文明的媒體還能叫媒體嗎？”

壹個多月來，壹尊帝“壹直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抗疫鬥爭被延誤，從壹個極端走向另壹個極端。從放任自流，任疫情泛濫到不管民眾死活，野蠻封城、封省、封國，使得中華大地壹時成了“萬戶蕭疏鬼唱歌”的陰城鬼域，民眾吃著陽世飯，過著陰間的日子，給中國乃至全球帶來壹場前所未有的浩劫。誰之過？誰之罪？早已有了定論，豈是壹本顛倒黑白、無恥吹捧的小冊子能反轉過來，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淋淋的事實。

負面影響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新冠肺炎疫癥（COVID-19）仍在全球間迅速蔓延，目前已有90,000宗確診病例，死亡人數超過3,000人。如果中國官方公布數據可信的話，疫情在中國以外的蔓延速度要比在中國境內更快。南韓每天新增感染人數已經超過了中國。而美軍最大的海外軍事基地——南韓首爾郊外的漢弗萊斯（Humphreys）營——也由於爆發而被封鎖。

日本政府已下令所有學校關閉，直至至少下個月，受影響學生超過1300萬。意大利目前有逾1700病例，北部的11個城鎮處於“中國式”隔離狀態。

全球都出現關閉和取消潮，並成為了新的常態，關閉的項目包括伊斯蘭教在沙特阿拉伯的兩個聖地，以及原定於本周開幕的中國壹年壹度的人大會議。習近平壹方面要確保世界上最富有的“議會”不會受病毒感染，但另壹方面卻正竭盡全力重啟經濟，並使工人重返“世界工廠”恢復生產。

另壹個獨裁國家伊朗正爆發最令人擔憂的危機，官方證實了近千確診病例。然這個數字被普遍認為是虛構的。德黑蘭市議會衛生委員會主席說，該國感染病例可能有10,000至15,000人。戲劇性地，該國衛生部副部長在舉行記者招待會後，也明顯感到不適，而他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也呈陽性。

疫情仍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地方性流行疫癥（epidemic），而非疫癥大流行（pandemic）。世衛組織對這個緊急情況的沈默以及處理手法引起了很多爭論。 新冠肺炎已達到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對於大流行定義的三個標準中的兩個：它在人與人之間傳播，並且可能導致死亡。第三個標準是疫癥已經在全球間擴散。奇怪的是，也許反映了政治壓力和避免引發“恐慌”，盡管事實上已有超過60個國家出現確診個案，但世衛組織對疫癥是否已成為大流行的問題上依然猶豫不決。

盡管有明顯的證據表明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早已完全陷入停頓，但似乎市場過去壹直自欺欺人地無視消息，不過華爾街和全球的股票市場最終仍然暴跌。實際上，過去壹周已有約7萬億美元蒸發掉，相當於紐約證券交易所市值的壹半。包括紐約在內的全球主要股票市場在壹周之內下跌了10-12％，這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差的表現，也是有史以來最快的“修正”。

這是歷史性的恐慌，然而特朗普等目光短淺的資產階級政客仍不肯相信市場和全球經濟極有可能發生崩潰及衰退。

“有關2020年的全球經濟將出現溫和反彈的樂觀估計已化為泡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國分部前負責人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指出：“歐洲陷入停滯，日本的經濟在2019年最後壹個季度萎縮，甚至中國和印度也在失去動力。因此，今年已經是壹個艱難的開端。現在，新冠病毒使世界經濟淪落至求生模式。疫癥正損害全球的旅遊業、貿易和供應鏈。”

尤其是盼著持續的牛市令自己在2020年11月連任的特朗普，他寄希望於習近平和中共獨裁政權所采取的空前嚴厲措施（包括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隔離措施）能夠制止疫情傳播，然而疫情尚未得以制止。

兩周前，特朗普在壹次州長聚會上說：“兩天前，我與習近平主席就房間裏的人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而他感到非常有信心。他感到非常有信心。而且正如我提到的，他感到這樣，在四月中或四月底前，氣溫回暖可以殺死這些病毒。這將是壹件好事。但我們國家的狀況非常好。”

正是這種盲目和壹廂情願的想法，導致中國當局在2019年12月和2020年1月犯下了壹系列錯誤，使疫癥在中國得以爆發。

華爾街對疫癥可能造成的潛在破壞的延遲認識只是事件的壹部分。即使沒有新冠肺炎的爆發，人們長期以來也預計著目前的財務混亂狀況。這是因為股市（尤其在美國）處於史上最大的金融泡沫。它甚至比2006年美國的房地產泡沫還要大。隨著疫情的蔓延，加上中國經濟活動的崩潰將波及全球，投機者現在擔心末日將至。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對各國央行（特別是美聯儲）的關註將會非常多——確定它們是否可以向股市提供更多支持，像金融體系註入更多的信貸，來支撐股市泡沫。但是，基於過去十年各央行前所未有的寬松貨幣政策，人們感到嚴重擔憂，因為他們可能已經黔驢技窮。

特朗普政府正在討論新的減稅措施，甚至降低其在中國的部分關稅，以平息資本家的不安。特朗普已經重新對美聯儲施加進壹步降息的壓力，要求美國的利率要降到比日本和歐洲更低：“美國本應擁有最低的利率”。美聯儲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已表示準備進行幹預，以平息股市。

許多經濟學家對此成效表示質疑。在過去十年中，似乎無休止的“量化寬松”（QE）印鈔的確成功地阻止了全面的衰退（以擴大當前股市泡沫為代價），但這次可能有所不同。疫情仍在蔓延，並導致了多地經濟封鎖。降息不會刺激人們在疫癥中冒險購物，也不會重新連接切斷的全球供應鏈。

特朗普的顧問甚至將疫癥指控為民主黨捏造的“騙局”，以破壞他的連任機會。特朗普指責部分媒體“竭力挑起公眾恐慌”。貿易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預測中國的疫情“將有助於加速工作機會回流北美”，體現出美國政府的自大情緒。

這樣，美國政府對危機的反應就是以某種不同方式重復中國專制統治者的所有錯誤。中共獨裁政權無視事實，浪費寶貴的時間，誤導社會，對公眾說謊，並試圖妖魔化任何試圖發聲的人。

與特朗普和其他資產階級政客紛紛竭力拯救華爾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同壹堆政客對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所作出的反應。他們削減公共支出並實行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破壞了世界各地的公立醫院系統。由於費用高昂，將近3000萬成年美國人沒有醫療保險，而芝加哥大學於2018年進行的調查顯示，有44％的生病或受傷的人沒有去看醫生。

隨著冠狀病毒爆發的蔓延，公司裁員、減薪和放無薪假的浪潮也隨之蔓延。在中國，過去6周史無前例的封城使大部分工人領不到工資。在建築、制造業和許多服務業中，占中國絕大多數工人的農民工（來自中國較貧困地區）在大多沒有工作合同、社保、失業或醫療保障。這些工人首當其沖受中國的疫情影響。由於成本高昂或戶籍限制，他們在許多情況下無法在醫院得到治療。

但是許多美國工人也面臨著隔離期間領不到工資的狀況，根據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數據，美國73％的兼職工人甚至沒有有薪病假的權利。《衛報》在2月28日報導指，在2009年H1N1豬流感暴發期間，盡管生病了，但仍有約1/3的美國工人沒有請假，這反過來又導致多達700萬人感染。同壹家報紙報導了壹名邁阿密居民的案例，該人士從中國回國後於1月進行冠狀病毒檢查，而院方向他征收3270美元的檢查費！

顯然如果新冠肺炎疫癥在美國爆發（包括CDC在內的許多專家都認為這是時間而不是可能性的問題），美國工人階級只有很脆弱的保護。特朗普的政策進壹步削弱了這些防護措施，他在最新預算提案中削減了16％的CDC資金，並削減近10％的衛生及公共服務部的預算，他還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取消了監督疫癥大流行應對措施的職位。特朗普還提議削減用於全球衛生計劃的30億美元，包括減少53％提供給的世衛組織的資金。

源於中國的疫癥亦導致了歷史性的經濟和政治危機。過去6周的生產暴跌比中共政權所設想的要嚴重得多，而且似乎不太可能出現V型反彈。最近發布的官方和非官方數據證實，不僅在制造業，而且在服務和建築業，衰退都非常嚴重。而服務業占中國GDP的壹半以上。

現在看來根據疫情狀況，本季度甚至下壹個季度的GDP都將無可避免地陷入衰退。澳新銀行（ANZ）預計中國第壹季度GDP將萎縮2％，而對沖基金PIMCO則預計將下降6％。這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的衰退更為嚴重。季度衰退是自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第壹次。

在全中國，工人被禁止出行並受檢疫限制，而許多人害怕受到感染而留在家中，因在這個國家有許多人因為患病而陷入貧困和負債。習近平已將重點從抗疫轉到在全國範圍（除疫情爆發中心湖北和武漢）呼籲各地恢復“全面生產和正常生活”。但是，這個呼籲成效不壹，中共政權和中國不同層級的黨國機器對其自身法而造成了更大的損害。

歐盟商會壹名發言人說：“各地相互沖突的疫情防控措施，變相成了數以百計各自為政的封建領地，現在幾乎不可能在中國國內運輸貨物與人員。”

雖然國家控制的媒體報導說，“超過90％”的國有企業已經恢復生產，但許多人認為實際數字要低得多，大多數公司僅實現部分恢復。根據澳新銀行的數據，截至上周，中國經濟正在以20％的動能運轉，約有50％的工人重返崗位。

北京的評論員吳強解釋說：“這場危機對習近平的形象造成了致命打擊。”他告訴《紐約時報》：“未來的很長壹段時間，公眾會對他產生持續的懷疑，這種懷疑是不可挽回的。”

盡管在中國與新冠肺炎的戰鬥還遠沒有結束，但中共政權感已經受到對其統治的真正威脅，因此當局正在進壹步強化其鎮壓機器和奧威爾式監控國家的能力。監控措施不僅無法向社會預告新冠病毒威脅，而且實際上壓制這些警號。如今，以抗擊新冠病毒的名義，監控進壹步得以強化。包括新的智能手機應用程序、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在內的技術已被用作社會和政治控制的工具，而外國“民主”政府也在密切關註並嘗試學習當中至少部分的方法。

阿裏巴巴子公司開發的壹款自我評估的手機應用程式正在200個城市中使用。每個公民都必須進行自我檢疫，用戶需要輸入任何可疑癥狀、最近的旅行史和其他信息，應用程式會顯示紅色、黃色或綠色的二維碼。只有帶有綠色二維碼的人才能在戶外開車或四處走動；警方可以要求每個人出示其二維碼。

習近平政權用這種方式開始將其統治（有100萬維吾爾族穆斯林被關在集中營的）新疆的壹些“科技威權主義”特征推廣到中國其他地方。這是社會主義者早就警告過的。

同樣世界各國政府很可能會試圖利用新冠肺炎疫癥來及加強警察權力和其他威權手段，以期平息群眾的憤怒，法國、意大利和瑞士已開始實行新的針對抗議和遊行的禁令和限制措施。

社會主義者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主張大量投資公共醫療系統，並立即采取緊急措施，以使社會為應對大流行的威脅做好準備。這些必須在完全民主的控制和公眾監督之下——我們不能相信（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獨裁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客。

在許多國家，基本醫療用品短缺，例如保護長袍、手套和適合的口罩。需要在民主控制下建立新的公有經濟，以快速生產此各種救生設備。工會和工人政治組織領導的群眾鬥爭需要扭轉在市場主導下公共醫療支出的災難性削減。工人運動和國際左翼必須應對這壹挑戰——新冠病毒告訴我們，在資本主義及其政治代表之下，世界並不安全。

瘟疫的本質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以來，中國的醫療系統也遭遇超負荷的挑戰，以疫情發源地的湖北武漢最為突出。多所醫院出現人手、資源不足及醫護人員工作量過大的情況：壹些醫護人員沒有時間去廁所而必須使用尿布；壹些醫院醫療物資短缺；有影片顯示，壹名武漢人在當地醫院能夠見到醫生之前需要排隊10小時。實際上，早在1月下旬，壹名醫生接受《三聯生活週刊》采訪時已經指出，各個醫院的承載能力到了極限。有些醫院沒有足夠的檢測新型冠狀病毒的試劑盒，有些醫院則沒有檢驗的條件。隨著疫情惡化，口罩、防護服、消毒液等物資的短缺造成的醫護人員防護不足，導致全中國逾1700名醫護遭感染（其中湖北武漢就有1102名），更有6人死亡。

為了應付疫情造成的床位短缺，中國於武漢迅速興建了“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於2020年2月初啟用，聲稱均可提供上千張床位，用來救治確診患者。另外武漢市也借用武漢體育中心等13處公共場所設立“方艙醫院”收容輕癥患者。然而被官媒極力吹捧的“火神山醫院”，卻沒有氧氣插口、心肺監測插口等必要設施，內部構造也被形容猶如集中營；“雷神山醫院”則存在天花板漏水等施工品質問題；“方艙醫院”更只是將被收留者集中隔離，且允許被收留人員集中跳“廣場舞”，妄想以此令輕癥患者迅速康復，卻不知很可能加劇病毒人傳人、造成疫癥進壹步惡化。

在疫情爆發的最初幾週，當局堅持認為人傳人的可能很低，很大程度上令醫護人員得不到充分防護，而在初期揭發疫情的醫護被警方以“造謠”處罰、醫護人員不得公布病例數字等輿論管控也使社會大眾沒有足夠的警惕。壹線醫護人員付出了相當高的代價，而醫護人員遭感染也增加了醫院內交叉感染的風險。

短短幾天內，成千上萬的建築工人簽訂建設新醫院的合同，然而這些工人嚴重缺乏防護，經常不得不簡單清洗後就重複使用口罩，且工地衛生條件惡劣。環衛工人的工作壓力也急遽增加，且承受不起不上崗的懲罰——壹天沒有上崗將被罰款150元，而這比兩天工資還要多。此外，公共交通停擺意味著包括醫護人員在內的許多工人上下班會遇到麻煩，也大幅增加了本就分配不到足夠防護物資的出租車司機、送餐員和社區工作人員的壓力與風險。

面對群眾問責怒火，中共政權設法將責任向下推給武漢地方政府，免除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等人的職務。2020年2月8日，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壹新抵達武漢，親自坐鎮防疫指揮部。2020年2月12日湖北單日激增14840宗新冠肺炎案例的同時，上海市委書記應勇調任湖北省委書記，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就任武漢市委書記。然而陳壹新乃政法系統出身，被部分分析人士認為將采取有力措施嚴控媒體和網民言論；應勇與王忠林也均非先前傳言的醫學或技術背景官員，而是具有公安背景。這三人均被視為習近平的子弟兵。習近平在政權內憂外患、自身面對黨內權力鬥爭壓力之時平息民怨、保證政權穩定而已。

如同2003年SARS，中共政權對癥情爆發的反應充分說明了中共只有在問題瞞不住的情況下才承認問題存在，並在群眾憤怒威脅中央政府時裝模作樣地撤換幾個地方官員，並在媒體宣傳“成績”以安撫群眾。然而面對疫情的持續惡化，越來越多的群眾不會再受矇騙，而是意識到必須推翻中共壹黨獨裁政權。在職場組織獨立工會捍衛勞權的訴求將會得到群眾支持，對曝露於病毒之中的醫護工人和垃圾收集工人來說更是生死問題。在世界各地的工人運動，包括香港和臺灣的，應該支持這壹想法，並支持中國工人贏得此壹重要的民主權利。資本主義無法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務和抗疫物資，所以將藥劑及醫療設備行業民主公有化也在這場危機中變得更迫切，抗擊疫癥也要抗擊極權統治和資本主義制度。

歷史背景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近壹段時間以來，中國武漢肺炎疫情牽動全世界的神經！

繼世界衛生組織宣布中國武漢肺炎疫情是緊急衛生事件之後，2020年1月31日，美國大動作“封國”，禁止之前14天進入中國的任何非美國公民進入美國。其他國家紛紛采取相應措施阻止疫情在本國傳染或擴散。

但是當前韓國、日本、意大利等都從零星發現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到爆發性增長~~確診病例在這些國家大幅上漲，並且伴有不少死亡案例；全世界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增長的形勢相當不妙。

當然這次疫情，受難深重的首先是武漢人民，為什麽會這樣？查證新型冠狀病毒的來源，是回答上面問題的關鍵所在。

瘟疫發生到現在，各國已經有許多科學家紛紛發表論證或見解：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是人工合成。

另外，根據俄羅斯官方的消息說，俄羅斯的衛生部長簽字聲明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是人工合成。烏克蘭官方也這樣認為。

還有，美國白宮已經要求科學家調查新型冠狀病毒的來源。


美國這樣做是壹次例外！因為之前中國即使發生重大災難，與美國、歐洲等似乎並沒有太大的關系，政府職員或議會議員也只能口頭上呼籲壹下，誰也得不到準確的獨立調查的真相！即使全世界都被蒙蔽，誰能有辦法？例如香港方面的災難，雖然也讓全世界側目或震驚，但各國都只能觀望，或者象美國那樣用國內法來“約束”壹下，對習近平等的權力沒任何影響，全世界也是得不到香港事件的真相。

既然武漢新型冠狀病毒仍在世界上壹些國家肆虐，則網絡上的關於該事件的信息仍然很多湧現出來。

其中有網絡信息講到，前中國共產黨“國防部長”遲浩田在非公開的會議上曾提到與美國的“戰爭”，大意是中國共產黨“軍隊”需要建立生物武器類的大殺傷武器，並用這樣的武器“突擊”美國成功，這樣，即使中國“自身”可能有重大傷亡，但只要能打敗美國，中國共產黨也是在所不惜的。

中國共產黨內有這樣的“突擊”美國的觀點出現，壹點也不奇怪。從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到建立“政權”並延續到現在，其造成民眾的重大死亡的歷史仍舊歷歷在目。美國民眾，在共產黨眼裏，不可能是神！


我們關註的是，只要查實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是人工合成的生物武器，並且故意釋放出來，還達到傳向世界效果，那麽，世界範圍內的生物武器戰爭就分明是打響了！

這分明是世界大戰~~生物武器戰爭了！

從遲浩田的生物武器論述來看，這還應該是中國共產黨的生物武器戰爭計劃的（提前）實施。

但這是陰謀論嗎？


有充分證據顯示，中國共產黨早就知曉新型冠狀病毒傳播情況，但卻通過壹系列動作壓制真相：

壹、早在2019年12月26日，武漢協和醫院將不明肺部感染樣本送交基因測序公司“華大基因”，2019年12月30日華大基因將測序結果口頭通知協和醫院，稱病原體是壹種冠狀病毒......至2019年12月底，中國大陸已經有多家NGS檢測機構，如廣州微遠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等相繼檢出武漢新冠病毒，並指出其具有高度傳染性，也上報相關政府部門。

然而，中共衛健委還因此在2020年1月3日發布3號文件對上述多家NGS的檢測結果全部實施封殺！

二、2020年1月1日，中共武漢公安局微博發布《8名散布謠言者被依法查處》通告。此事件已經反轉，這8人都是親歷新冠病毒傳染事實的醫生。

三、中共央視等多個媒體反復播報8名醫生“散布謠言”被“依法查處”。

四、中共媒體向全世界散布假消息：2020年1月3日，武漢衛健委通報——未發現明確人傳人的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還有相關事實證據，這裏不壹壹列出。

這麽多事實證據證明，難道不是故意讓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從武漢向全世界肆虐？

並且疫情發生後，中國共產黨壹直不準美國科學家們來武漢幫助控制疫情，也只讓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進入武漢的非“心臟區域”。


從法律的角度來說，涉及政府部門的案件，需要政府提供證據來證明自己“無辜”！如果政府部門不能提供證據，則罪在政府部門，這在很多刑訊逼供案件裏是常見的。同理，新型冠狀病毒的來源應該是中國共產黨提供證據證明自己是“無辜”的！

但是我們不但看不到這樣的事情發生，反而看到許多掩蓋真相的事實！從法律角度來看，已經是坐實所謂的陰謀論了。

事情並不復雜，只要有第壹時間的獨立調查，什麽陰謀論都會被真相所擊破。可惜的是，別說第壹時間，即使到第十壹時間都可能沒有獨立調查。

這樣“世界大戰——生物武器戰爭”的陰謀論還是會盛行的。

沒有獨立調查，只有有限的證據，從而查證武漢新型冠狀病毒來源，需要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努力了！

我們都期待早日打破“世界生物武器大戰——中國共產黨的生物武器戰爭計劃的（提前）實施”這壹陰謀論的說法！

極權專制

作者 張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2020年3月10日，武漢封城後的第四十八天，壹直不敢踏上武漢土地的“人民領袖”習近平終於來到了武漢。這個的消息其實並不令人驚奇，壹是他作為“大國戰疫”的統帥肯定要到武漢，無非是選擇什麽時機，是病毒肆虐、民眾恐慌之時，還是疫情被控制、民眾情緒穩定之時。二是種種信息表明，習近平即將到達武漢。香港《明報》2020年3月6日曾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稱，習近平近期將赴湖北武漢視察，包括武漢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此外習近平也將進入社區慰問武漢當地居民，此前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要求展開“感恩教育”之後已有媒體揣測，他這是在為習近平去武漢做鋪墊。另外有視頻顯示，近日武漢壹隊壹隊全副武裝到牙齒的防疫人員，拿著噴霧器沿街消毒，場面蔚為壯觀。

習近平周二上午抵達武漢。他在火神山醫院，他與醫務人員和患者通過視頻隔空交流。隨後，習近平離開火神山醫院，前往武漢市的東湖新城社區。實地考察結束後，習近平主持召開了湖北省疫情防控工作電視電話會議。習近平的武漢之行，沿途戒備森嚴。眾多視頻顯示，臨街的高樓上布滿狙擊手，而且臨街的家中都有警察“蹲點”。如此嚴密的保安措施，不可能再發生像孫春蘭副總理視察小區居民生活時所發生的尷尬壹幕。下面，我們就習近平到武漢視察事件壹起思考兩個問題：

第壹，習近平為什麽現在到武漢？

我的看法是習近平到武漢是來展示統帥風采和“大國戰疫”勝利姿態的。2020年3月10日上午11點，中國央視新聞、新華社及《人民日報》三大官媒立即發出快訊，報道習近平考察湖北和武漢疫情防控工作的內容、行程，幾乎是第壹時間實時報道，並不像以往在晚間新聞聯播才發布。湖北日報周二報道說，湖北省委書記應勇在壹次省委會議上表示，該省的旅行限制準備放寬，疫情風險較低的地區將允許人們持有健康綠碼在全省範圍通行。有關出行的具體規定將在最近幾個星期內公布。

目前中國的新冠確診病例急劇下降。2020年3月10日，武漢關閉了最後壹家臨時醫院。此前武漢為了容納突然激增的病人修建了14家臨時醫院。自2019年12月以來，中國報告了超過8萬例確診病例，其中約6.7萬例發生在湖北省。習近平抵達武漢當天，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表示，在過去24小時，中國新增了19例病例，其中武漢有17例。新華社隨後發表快評，稱當前疫情防控已經到了“最緊要的關頭”，習近平親臨考察表示“發出了決戰、總攻的動員令”，必將帶來巨大鼓舞和激勵。

英國《衛報》評論說，中國領導人前往疫情中心發出的信號是，北京認為在對抗新冠病毒的戰役中，“潮頭已經轉向”，形勢向好，“已經基本上取得了勝利”。美國《紐約時報》分析認為，習近平去武漢被當成壹個信號：中國領導人相信壹系列“嚴酷”的限制防控措施，其中包括從2020年1月下旬起將數百萬武漢人封在城內抗疫，已經讓疫情得到了控制。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引述觀察人士說，習近平去武漢實際上是宣布抗疫的初步勝利，是為了給自己指揮抗疫加分，同時消除人們對疫情爆發時政府反應不夠及時所提出的批評。國內時政分析人士吳強說，習近平以終於去了武漢的態勢表明他所領導的疫情戰役，已經獲得階段性成果。各種新增病例都在下降的狀態，表明他成功地防範了瘟疫。災情轉為他個人的勝利，這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習近平視察的時間，剛好是美國股票市場出現動蕩，西方國家出現恐慌跡象。吳強指出，習近平當天向國際社會釋放了壹個重要信號：“在國際社會哀鴻遍地，疫情處於大擴散的轉折點的時候，他想表明中國模式似乎取得成功，以此來奠定壹個大國領袖的地位。我相信這是他想向國際社會發出的壹個信號。同時也急於挽回中國的國際形象，以避免中國經濟、政治未來受到更嚴重的沖擊。”現旅居美國的學者張良棟認為，“疫情這件事，現在正好是摘桃子的機會，他跟譚德賽會談的時候就說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那個時候他已經很清楚這個桃子絕對不能落在別人手裏。他開始還有點猶豫，李克強去了武漢之後，他覺得這個桃子壹定要摘。”

第二，習近平即將面臨的更大危機

肺炎疫情自武漢出現以來，習近平就壹直在扮演上帝的角色，按著自己不變的步伐在與新冠病毒較量，但不幸，事實證明，習近平壹直是壹個失敗者，盡管他壹直認為自己是勝利者，也要求別人都稱他為勝利者。2019年1月7日，習近平就已經知道肺炎疫情的蔓延，並開會進行部署，但他不願改變自己步伐，對湖北省、武漢市以及國家疾控中心的疫情請示不理睬，繼續參加春節團拜會，並到雲南視察。直到2020年1月20日，武漢實際感染人數已經數以萬計，才慌忙宣布封城和成立防疫領導小組。時至今日，盡管全國疫情下降，趨於穩定，但感染確診人數已經超過8萬人，死亡的人數也超過3千人。應該說習近平是這場疫情中最大的責任者，他的自大、狂妄給中國人特別是武漢人帶來了災難。

就在習近平以勝利者姿態視察武漢時，肺炎疫情正在全世界範圍內蔓延擴散。目前全球確診病例已突破10萬例，除南極洲外六大洲均有確診病例。其中，韓國、意大利、伊朗、日本累計確診病例均過千，韓國確診破七千。截至北京時間3月10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全球蔓延到110國家，除中國外累計確診病例達33353例;死亡884例;治愈3802例。其中，意大利累計確診9172例（新增確診1492例）、韓國累計確診增至7513例（新增確診248例）、伊朗累計確診7161例（新增確診743例）。

目前新冠病毒仍不斷在變異，壹些已經治愈的又出現了病毒，壹些人無癥狀傳播病毒。習近平以勝利者姿態發布《大國戰疫》壹書已遭到中國人怒斥，王忠林號召武漢感恩習近平和感恩共產黨遭到武漢人強烈抵制。但習近平似乎並沒有吸取教訓，仍然以勝利者和救世主姿態視察武漢，要為自己的豐功偉績添上濃墨重彩的壹筆。但病毒從來不理會習近平的自說自話，它才是真正的王者。正在大舉復工的中國和即將解封的湖北、武漢是否會重蹈覆轍嗎？已經在世界肆虐的疫情是否會出口轉內銷，又回到它的起點中國？

盡管中共采取將吹哨人李文亮醫生列入抗疫先進的名單裏，企圖逐步平息中國人的憤怒。畢竟疫情過後，中國人將忙於恢復歲月靜好的生活和安葬已經逝去的親人。但人們對李文亮的記憶會像手握沙子壹樣地流掉，從清晰到模糊再到遺忘嗎？但我認為，這很難，因為3千條無辜的生命是筆血債，是習近平和共產黨欠給中國人的血債，不會就這樣消失的。即使疫情過去後，中國的壹切都恢復平靜，歌舞升平、麻將聲聲、車水馬龍，但仇恨的種子已經埋下了。這場肺炎疫情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人。疫情告訴中國人，不關心國家的命運，每壹個人都要共同面對災難；危難之際，共產黨和它的領袖都是平庸無能之輩；強大而人民沒有尊嚴的國家不值得榮耀；中國經濟上的成就正在像冰雕壹樣在融化；執政黨和政府和官媒壹直在撒謊，中國人看不到也聽不到真實的信息；人民代表與人民沒有關系，他們只是壹群官僚和群眾演員。在災難面前，中國人悠久的歷史和文明沒有顯現，人性的自私、貪婪和邪惡亙古不變。肺炎疫情像壹面鏡子照出了中國的人間百態，照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殘暴，照出了中國極權體制的落後和野蠻。

誰是真正隱瞞疫情的禍首？李文亮事件的調查結論是什麽？那些因疫情而死去的武漢人如何對待？中國的言論自由如何保障？這些問題像達摩克利斯劍壹樣高懸在中南海的上空。追責對習近平和共產黨而言，無法逃脫。武漢作家方方說，疫情過後，政府應迅速成立追責小組，立即詳細復盤疫情始末，查明是誰誤了時間，是誰決定不將疫情真相告知民眾，是誰為了面子上的光鮮，欺上瞞下，是誰把人民的生死置於政治正確之後，是多少個人，多少雙手，導致了這場災難。誰的責任由誰來擔，盡快給人民壹個交代。在億萬人為這場疫情付出深重的代價之後，不少中國人覺得在耽誤應對疫情重大時機的責任沒有追究之前，慶祝勝利是壹件可恥的事情。

習近平和中共如何面對責任追究？拉幾個武漢官員當替罪羊，但問題是，妳自己在2020年2月23日17萬人會議上口口聲聲說2020年1月7日妳已經在親自指揮，但為什麽沒有將疫情真相告訴人民？中共領袖是從來不會犯錯的，那些替罪羔羊是否會效仿王立軍夜奔美國領事館？英雄的武漢人民是否會點燃他們憋在心裏的怒火？

制度與防疫

作者 郭於華 寫於 二零二零年

2020年大瘟疫來臨，發生在2019年末的新冠病毒肺炎首先在武漢暴發性流行。此次疫情的發生和抗疫過程不僅將體制弊端和權力的顢頇霸道暴露無遺，也清楚地顯示出民眾的絕對弱勢和社會力量的羸弱。正是這種社會結構性失衡才使得災難後果極其嚴重，整體危機加倍放大。

壹方面是權力對信息的封鎖控制，剝奪了民眾的知情權；初期濫用法律訓誡“吹哨”示警的醫務人員，導致已然發生的疫情被忽視。於是人們在渾然不覺中集體聚餐，準備歡度春節，而病毒卻魔鬼壹般地侵入人們的身體。近期，數名前往武漢調查的公民記者相繼失蹤失聯。須知，災難和不幸不是因為說出來才有的，而是不許說出來才為禍更甚的。

另壹方面，面對武漢及湖北多地封城封路封社區、病患掙紮在死亡線上、病亡者家人悲痛欲絕、醫護人員大面積感染、武漢人驚慌不知所措的慘狀和險境，卻是官僚系統失靈，醫療物資匱乏，管理調度混亂，民怨幾近沸騰。

但此時，各地民眾的不忍之心自然流露，表達出普遍的悲憫之情和強烈的參與救助意願。各種民間組織和許多個人自覺地聯合起來，形成救助武漢的洪流；各種醫療和生活物資匯集武漢，亦有本地和外來的公民自發提供各自所能的救助資源和各個角度的信息報道。

我參與其中的壹個捐助活動可作為諸多民間自發救援的壹個案例。以“合作抗疫直達現場”為宗旨，面對武漢及湖北疫區醫療物資短缺狀況，這個以企業家、學者、媒體人和各方人士組成的救援群體在1月底就迅速集結，通告、募捐、尋貨、采購、送達，幾乎日夜不停；在不到20天的時間裏，就完成了三輪捐贈，將防護服、隔離服、護目鏡、酒精等物品直接送到壹線醫院。

這個經互聯網連結起來的數百人的捐贈群體，雖然大多數人互不相識、未曾謀面，卻是組織分工有序，群內民主協商，所有款項、物資、簽收證明都以表格、圖片、視頻方式公示，歡迎監督；特別是前線誌願者冒著感染的巨大風險，克服無法預期的艱難險阻取貨送貨，受到捐贈人的高度贊賞。整個捐助過程難免遭遇各種外部壓力，內部亦不無分歧、爭吵甚至被質疑詐捐而遭報警；但終於大家心無旁騖，團結抗疫，將捐助進行到底。

雖是壹次微不足道的活動，卻能體現出自發的民間救助力量本是救災過程不可或缺的。民間力量雖然微弱，卻快捷、靈活、細致，可以到達官方救助難以顧及的地方。例如汶川大地震發生後，著名體育評論員李承鵬第壹時間就向自己的700萬微博粉絲發出消息，並快速組織誌願者團隊，借助摩托車、三輪車，甚至步行方式進入災區（因為這樣不會造成道路堵塞，還在沿途通過微博募捐）。在政府救援還未到達的偏遠村莊發放帳篷、棉被、瓶裝水、食用油和彩條布。

重大災難來臨時，社會自助和自救往往能夠起到政府和市場都無法替代的作用。然而在已成慣習的“維穩”思路下，原本可以達成社會團結的力量卻成為管制打壓的對象，在壹些人眼中變成別有用心的異端。在這種慣性的敵對思維支配下，有地方政府以“進行規範整頓”為由，強令生產緊缺醫療物資的企業停產，所需物資由政府指定部門“統壹采購、統壹調配，任何企業和個人不得私自交易”；壹些地方關閉高速公路，阻止緊缺物資運送；甚至壹些地方郵政部門下文禁止郵寄口罩、防護服等防控物資；更有壹些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門“依法”行政拘留向疫區運送糧食、蔬菜的人員。這樣壹系列嚴苛的管控和“執法”使得民間組織的捐助行動如履薄冰，難上加難。

回顧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大量來自民間的人力、物力、財力匯聚災區，形成強大的救災生力軍；然而如此重要的民間救助卻未能充分發揮作用：組織、人員被阻擋不能進入；許多物資未能到達災民手中；大量救災捐款進入政府掌握；更有甚者，災後對死亡學生情況進行調查的公民幾乎悉數受到“法律”制裁。

其實稍有正常思維即可知曉，有組織、有規範、自治的公民社會，相比於壹盤散沙自私冷漠的烏合之眾，哪個更有利於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

此次瘟疫災難中無數人們的無力無助，進而悲憤絕望，另壹些幸免於難的人們表現出的冷漠、歧視和排斥，更有壹些基層執法者或臨時防控人員表現出的暴力、殘忍，都與公共領域和公民社會的缺失不無關系。與疫情同樣嚴重的社會性災難，強有力地證明了拒斥現代政治文明、壓制公民社會的發育、走倒退之路的嚴重後果。至所謂政治穩定於人民生命健康之上的“維穩”，本身就是壹種致命病毒。

目前中國面臨的各種重大問題的解決方案，都指向憲政民主制度的建立。就社會層面而言，憲政民主，不僅是政體的選擇，也是個人與社會生活方式的選擇。有人擔心“公民社會建設”會激發民粹主義，但在中國這是壹個偽命題。由於獨大的權力既不受限制，又不擔責任，民粹主義在中國很難成型。中國社會的現實狀況是面對強大的全方位權力，民眾積弱、積貧、積愚，幾乎所有的表達渠道和行動空間都被封鎖，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均難以形成。所以我們面臨的恐怕不是民粹而是民弱。

權大於法、官強民弱是中國幾乎絕大多數問題的根源。要解決這些問題，根本出路在於，化“民弱”為民強，通過公民參與和公民社會的發育走向民有、民治、民享，即真正的憲政民主之路。

如何才能促進由“民弱”到“民強”的轉變？需要積極地、自主地建設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生長，不是權力主導的過程，不是權力對社會的占領，也不能僅僅歸結為促進各種社會事業的發展，更不是對社會的控制；而是充分發揮社會自身的主體性，即自治意義上的公民社會的建設。社會的自主與自治實際上是形成社會秩序的重要機制和手段，也是帶來社會繁榮和活力的根本。

而在今天的中國，如同“憲政民主”、“司法獨立”等概念都不許提，“公民社會”也進入了敏感詞系列。這種意識形態控制和高壓維穩已經造成明顯的社會恐懼癥。需要註意的是，對自主性社會的恐懼不只來自權力，同樣也來自大眾。如果說權力對社會的恐懼表現為懷疑、排斥和否定其主體性，盡力將其消滅於萌芽狀態，那麽大眾對社會的恐懼則更類似於醫學意義上的心理恐懼癥，把社會視為壹種具有破壞性的威脅力量而自動遠離之。

促進公民社會的發育有賴於公民、公民權、公民意識的生產。構建社會須從培育公民開始，需要制度、文化和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與互構。政體的變革、好制度的建立、良性的社會生態不會從天而降，而是需要所有社會力量的參與和行動。因而我們強調“行動之於結構的優先性”，不要小覷行動者功效甚微的實踐，其能動性體現在不斷地觸碰、試探結構的邊界，在狹窄的縫隙中擴大空間，在厚實的壓迫中開辟縫隙。

行動過程可以產生有勇氣、有智慧、有能力的公民。組織起來的公民通過參與、表達和行動才有可能擺脫政治奴隸的命運。此次救助湖北的各類民間自組織的行動為此提供了鮮活的例證。

壹個國家的文明化進程必然是各種社會力量合力推進的，它只能在自由市場經濟、憲政民主政治、自治公民社會三維結合的多元治理結構中才能實現。

瘟疫的影響

作者 梁京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從習近平2020年1月7日做出隱瞞武漢疫情的決策，到全世界進入近乎停擺的「緊急狀態」，前後不過兩個多月時間，而我相信會有數以十億計的人感到恍如隔世。可以說「武漢肺炎」的爆發和全球傳播，是壹次真真切切的「地球村」體驗，那麼，這個規模前所未有的「集體時間經驗」，對未來意味著甚麼？雖然有太多人還顧不上思考這個問題，但事實是，後「武漢肺炎」時代的到來並不遙遠，而是指日可待。於是有人預測，人類將因這次中國病毒的全球大傳播而經歷壹次與世界大戰可比的大規模災難。（見《蘋果日報》2020年3月15日發表的署名範疇的文章「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開打」）

坦率地說，我相信後「武漢肺炎」時代全球爆發大災難的可能性是無法排除的，但我也相信，這種可能性也是很多人不願接受的。那麼在接受大災難會來臨的前提下，人類前所未有的「地球村」經驗，有沒有可能激發出壹種對抗全球大災難的集體行動，也就是壹種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協調推進的全球大變革？換句話說，這壹次人類共同經歷的「地球村」經驗，能不能帶來壹種此前所沒有的積極的可能性？我的看法是，我們不僅不應該排除這種可能，而且應該努力爭取這種可能。

那麼有甚麼理由來支持這種想像並非鄉願，而是壹種值得去追求的前景？我想到了三個理由。第壹，對抗全球性大災難的主力，是千禧代年輕人。近年來，這壹代人的政治能量和成熟度被低估了。原因之壹是他們似乎太專註於「氣候變暖」這樣的議題，而不是更傳統的議題。不過香港和臺灣的青年壹代在2019的突出變現既有代表性，也有特別重要的全球意義。這是因為中國在後「武漢肺炎」時代的全球變革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我的判斷是，「武漢肺炎」的集體經驗，有助於中國大陸的青年壹代理解和認同香港和臺灣同代人的自由訴求。自由的基礎是自治，中共和習近平對自由和地方自治的壓迫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很多大陸青年仍不能理解這種壓迫的災難性後果。與「武漢肺炎」直接相關的李文亮悲劇之發生，已經並將繼續改變許多年輕人的態度。這種轉變壹旦開始，其速度和後果將超出許多人的想像，因為千禧代中許多人都有全球化的教育背景，不缺乏全球視野和網絡，也有本土化的行動能力，這是他們的前輩無法企及的。

第二個理由，「武漢肺炎」的全球集體經驗，會加速終結強人政治和老人政治。這不僅是因為這場危機來的太突然，令強人和老人政治難以應對，而且「武漢肺炎」危機導致罕見的全球經濟和社會後果，對增強國際協調來應對危機帶來了巨大的要求和壓力，這當然對強人政治和老人政治非常不利。

第三個理由，就是這場危機對美國和中國的高層政治可能帶來重大的積極影響。不難想像的是，「武漢肺炎」危機的發生，大大增加了這樣壹種可能，那就是壹個既沒有特朗普、也沒有習近平的美中關係時代的到來。雖然無法預見這個過程可能發生的各種巨大風險，但在上述兩個因素的影響下，壹個既沒有特朗普、也沒有習近平的美中關係，並不註定是災難性的，而更可能因「武漢肺炎」危機的動員效果，成為積極和建設性的。

政治流氓

作者 程翔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武漢肺炎因為中共隱瞞疫情，錯過了把它「消滅於萌芽狀態」的先機，結果使病毒得以肆虐全國，並且溢出國門走向全世界。2020年3月17日全球共有160個國家和地區出現疫情，綜合各國報告的官方統計（引用John Hopkins University綜合統計），確診人數逾19萬8千人（其中中國8萬多宗），7500多人死亡（其中中國3237人死亡），成為壹場全球性的災難。（編按：全球確診數字的統計出入頗大，世衛公布的確診數是18萬4千多宗）

疫情除了令受害人患病及死亡外，全球經濟深受影響，正常的社會文化活動，都在不同程度上處於停擺狀態，特別是國際間的交流活動，更幾乎處於全面停頓的狀態。可以這樣說：今次是全世界為中共的錯誤埋單。

對於這場災難，中共的宣傳重點有二：其壹，大力宣傳內地如何成功地抗衡疫情，卻隻字不提中共的體制如何導致疫情失控；其二，大力宣傳「源頭不可知論」，甚至把疫情的爆發歸咎為美國的加害，而不追究疫情如何從中國走向世界。

為了戳穿中共的宣傳伎倆，本文將集中探討從發生第壹宗病例到武漢封城這段期間，即從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1月23日（共46天），北京當局是如何隱瞞謊報疫情，因而錯失抑制疫情的黃金機會，使病毒得以肆虐全國並貽害全球。

甲）中央早已知情卻隱瞞疫情
從現在已知的資料看，遠在李文亮等8人在2019年12月30日吹哨之前，中共高層已經知道中國正面臨壹場前所未有的疫情，但他們非但不採取緊急措施，反而禁止向社會公佈，甚至企圖銷毀證據。

壹）2019年12月底前武漢已經報告中央

根據內地《財新網》在2020年2月26日發表的調查報告 〈新冠病毒基因測序溯源：警報是何時拉響的〉顯示，在2019年12月底之前，有不少於9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樣本被從武漢各醫院採集，基因測序顯示病原體是壹種類SARS冠狀病毒，這些檢測結果陸續回饋醫院並上報給了國家衛健委和疾控系統。
筆者根據《財新網》的資料，整理出下表說明早在2019年12月底中共高層已經獲悉此病。

從上述的回顧我們可以確認以下事實：
第壹，武漢基層並沒有隱瞞疫情，因為：
1. 2019年12月27日：實驗室「廣州微遠基因」已經完成新冠病毒基因組測序、並立即分享給了中國醫學科學院、並專程前往武漢，向當地醫院和疾控中心彙報交流。

2. 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武漢市衛健委疾控處通知省、市、區三級疾控中心，有海鮮市場暴露史的不明肺炎患者，要求啟動應急處置工作流程。

3. 2019年12月30日：三級疾控中心形成《關於醫院報告華南海鮮市場多例肺炎病例情況的調查處置報告》。同日，武漢市衛健委發佈內部通知《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通報疫情爆發情況。

第二，中央也早已知情，因為：
1. 2019年12月31日：國家衛健委專家組2019年12月31日上午已抵達武漢，正展開相關檢測核實工作。這說明地方當局在此之前已經有立刻報告北京。

2. 2020年1月2日，中共海軍工程大學警通勤務連下發《嚴控外來人員進校的通知》顯示，中共海軍早在2019年底就知曉武漢不明防疫疫情，並出臺《2019年第298號文件》；提出防控措施，而且中部戰區總醫院也已知情。

3. 從2020年1月3日至2020年2月3日，中共外交部壹共向美國通報了30次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根據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020年2月3日的發言。華說：「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報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兩國疾控中心就疫情相關情況多次進行溝通。」）

從上述（壹）和（二）看，根本北京最高當局在疫情初發時已經瞭解情況，但就是不讓報導，不能公佈。中央不讓公佈的實情直到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在接受央視專訪時獲得證實。他說：「我作為地方政府（的領導人），我獲得信息之後，授權之後才能披露，這壹點在當時不被理解」；但是，「是1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屬地負責，在這之後，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到此時隱瞞疫情的責任誰屬就非常清楚。

二）中央對疫情保密甚至要求銷毀相關資料

雖然中國疾控中心在1月6號就內部啟動二級應急機制，可惜的是，到此時此刻，中共仍然不願意公佈此事，非但不公佈，還專門為此發通告，不準再做化驗，已經做的化驗及其結果均需保密或銷毀。對此《財新網》有很詳細的報導：

1. 在2020年1月1日，中央禁止新的化驗，已經做的要求銷毀樣本
《財新網》說：「回望2019年12月底至今年1月初的那幾天，原本應是決定無數人命運的關鍵時刻。但彼時，公眾對這種病毒日後會引發的後果還渾然不知。壹位基因測序公司人士透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衛健委壹位官員電話，通知他武漢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樣本送檢，不能再檢；已有的病例樣本必須銷毀，不能對外透露樣本信息，不能對外發佈相關論文和相關數據，『如果妳們在日後檢測到了，壹定要向我們報告』。 」

2. 在2020年1月3日，中央發出文件，要求對疫情資料要保密根據《財新網》報導，2020年1月3日，國家衛健委辦公廳發佈了壹份名為《關於在重大突發傳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強生物樣本資源及相關科研活動管理工作的通知》（即3號文件），它進壹步規定，各相關機構應按省級以上衛生健康行政部門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檢測機構提供生物樣本開展病原學檢測並做好交接手續；未經批準，不得擅自向其他機構和個人提供生物樣本及其相關信息；已從有關醫療衛生機構取得相關病例生物樣本的機構和個人，應立即將樣本就地銷毀或送交國家指定的保藏機構保管，並妥善保存有關實驗活動記錄及實驗結果信息；疫情防控工作期間，各類機構承擔病原學檢測任務所產生的信息屬於特殊公共資源，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佈有關病原檢測或實驗活動結果等信息，相關論文、成果發表須經委託部門審核同意。

3. 在2020年1月6日，無故關閉上海研究所，延誤了發展疫苗的進程根據《南華早報》在2020年2月28日報導，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以下簡稱「公衛中心」）和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張永振教授帶領的團隊，早在2020年1月5日已完成武漢病毒的全基因測序，時間上還早過中共官方宣佈在武漢發現不明肺炎兩天。上海公衛中心當日立即向上海市衛健委和國家衛健委等主管部門報告，提醒他們新病毒與SARS相似，建議採取適當措施防止疫情擴散，因為樣本採集來源的病人，病癥都非常嚴重。

在張永振團隊公開新冠狀病毒基因序列序列（2020年1月5日）後，當局翌日（2020年1月6日）卻以「整改」的理由關閉該實驗室。上海公衛中心臨時關閉，但當局沒有解釋原因，據中心的消息人士說：「我們曾經四次申報要求重開，但壹直都沒有得到回覆」。關閉實驗室對科學家的研究有很大影響，因為他們正在與時間競賽，希望儘快找到控制冠狀病毒的辦法。不論「整改」的真正原因何在，在關鍵時刻廢了上海所的武功，客觀上就造成對防疫工作（特別是研發疫苗方面）的耽誤，使病毒有更多的散播機會。

人們實在難以明白，為什麼大難當前，中共要禁止人們繼續進行化驗（2020年1月1日），已經做的化驗樣本要銷毀，對化驗結果要保密（2020年1月3日），甚至要關閉有重大發現的公衛中心（1月6日）。中共對武漢病毒採取這個態度，絶對延誤了對病毒的防控。眾所周知，疫情擴散速度同防治措施的及時性成反比，防治措施越及時，擴散速度越小，反之亦然。根據《南方都市報》對鐘南山的專訪，中央在2020年1月23日才提出對武漢封城。但他們的團隊在2020年1月底2020年2月初做了壹個病情預測，如果封城行動提早5天，到現在（按：指專訪發表時的2020年3月12日）為止，全國的病例數大概會是2萬左右；但是如果再推後5天，全國到2020年3月份後的發病峰值應該是17萬。現在官方的確診病例是8萬多，比提早封城的估計數字要多出4倍，顯然中共的隱瞞和延誤造成人民很多不必要的損失。

中共為什麼孜孜於封鎖消息？不但發口頭通知（2020年1月1日）、發正式文件（2020年1月3日）、甚至採取行動「整頓」研究中心（2020年1月6日），非得要隱瞞疫情不可？親北京人士會認為，中共在嚴重疫情面前為了慎重起見必須先確認疫情的性質才可以公佈，而資訊的公佈需要由中央權威機構統壹發放才不至於產生恐慌和混亂。這可以是壹個合理的解釋，但是到了2020年1月9日，「武漢病毒性肺炎病原檢測結果初步評估專家組」正式宣佈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毒」（即真相已經查明），2020年1月12日國家衛健委通報世界衛生組織，後者將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即已經公佈），中共仍然不向全國人民公佈真相，這就有點不正常。

社會危機

作者 李怡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武漢肺炎疫情在歐美爆發，有人認為是前所未有的威脅，也是前所未有的災難。對美國來說，有人估計所造成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將超過2008年金融海嘯、2001年911恐怖襲擊、1947年珍珠港事件、1929年大蕭條，是美國內戰之後，160年來絕無僅有的大劫難。

昨天大陸網頁有人貼出壹個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舉辦的「國際經濟形勢展望」網絡視頻會，參加的有副理事長盧邁、中國經濟學者劉世錦、朱民，英國經濟學者、滙豐集團高級經濟顧問Stephen D. King，奧巴馬時期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副主席Jason Furman。貼文總結各專家的觀點如下：

1、此次疫情的影響是前所未有，空前巨大並將長期持續。

2、全球經濟已進入衰退，目前要做的是避免大蕭條。

3、當前的資本市場理性反應了目前的情況，還將繼續動盪。

4、主權債務、公司債務是當前兩個重要風險點。

5、目前的形勢僅僅用貨幣政策是不夠的，要配之以財政政策。

6、海外的疫情與鎖國將嚴重影響中國的外貿。目前長三角、珠三角儘管復工率高90%以上，但效率低，只有30%左右，因為沒定單。

7、中國全年5.5% GDP增長會有挑戰，外貿貢獻有可能由正變負，非典經驗告訴我們消費恢復不了，所以目前只能靠新基建。下壹步要拉動產業鏈與出口。

8、此次疫情是逆全球化的壹次演練。但抗疫又需要全球協作，後續是全球化或民粹主義盛行值得觀察。

9、英國已放棄全民免疫（herd immunity）的做法，因為意大利的現實告訴他們代價太高，已轉向美國的做法。年底前可能會有理想的治療方案，但疫苗得到明年，也可能壹定時間內都沒有疫苗（想想愛滋病）。到某壹時刻，人類可能要在停止經濟活動所帶來的痛苦與和新冠病毒共存所帶來的痛苦之間作選擇。

10、美國大選不好預測。特朗普可能因為處理疫情不當而被落敗，也可能因為需要與疫情鬥爭，選民不想換領導而連任。目前兩黨的重點都是抗疫。

這次疫情從中國的隱瞞到開始公佈，到全球大爆發，對許多國家，特別與中國有密切接觸的國家來說，是措手不及。美國、意大利、英國，都有壹陣混亂，措施也受到詬病。但這些國家都勝在訊息公開流通，言論自由，在種種批評聲音和他國的經驗教訓下，對抗疫情正逐步走上正規。美國發佈全國緊急狀態，出臺壹攬子檢測救助和扶持計劃，初期檢測無門的狀況已獲糾正。英國政府原擬大膽採取「放任」策略，惟經專家推算死亡人數將達25萬人後，約翰遜已經決定嚴加抗疫。西方各國的民情與政府配合，各種方案在緊急討論和啟動。

香港在英美的留學生最多，若他們在早期的恐慌下，選擇回香港，當然應該尊重。但香港學生對英美的制度更了解，會接觸更多資訊，應該有更務實的考慮。不會像大多數中國留學生那樣，他們的資訊來源主要是中國的新聞和朋友圈，因此這幾天都壹窩蜂擁回中國，極可能造成疫情輸入而再爆發。

訊息公開和保持暢通，是糾正錯誤、解決問題的萬應靈丹。這次由少少初發病例而釀成全球災禍，就是由於訊息封閉、打壓流通而引致的。

中國政府與瘟疫蔓延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最近事情很多，這邊中國外交部壹位發言人在推特發帖質問美國，惹惱了川普總統，於是公開反擊中國這位官員，成為壹個外交事件，引來議論紛紛，而中共官方對李文亮醫生事件的“調查”也有了結果，那邊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出現新的變化，中國的疫情表現得緩和，反而世界各地的疫情卻其勢洶洶。

那位官居副司長的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看來是對外界批評中共隱瞞疫情闖下大禍耿耿於懷。壹旦他看到眼前似乎出現了機會，就急忙跳出來質問美國的疫情透明度，以及所謂“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

這件事情鬧得沸沸揚揚，評論已經很多。筆者看來看去，有些似乎未被觸及到的，還須壹吐為快。

其壹，趙某人的急切，表現在他所謂“美國疾控中心主任被抓了個現行”。什麽叫“現行”？那是正在做壞事而被抓到的意思。而那個美國人，他承認當時美國醫療機構可能出現了某種錯誤，而他說的是“今天”或“目前”的錯誤，被中共喉舌翻譯之時造假，改為“迄今”，這壹“迄”就不知“迄”到何時，造成了美國早就出現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假象。趙某人的質問，也就是這個意思，可是他慌不擇言，本可以說那美國人“不打自招”，卻偏偏說是“抓了個現行”，似乎那個美國人在國會裏當著議員的面在誤診，於是質問變成了鬧劇。身為副司長，身為發言人，這樣放肆，這樣胡亂質問，好意思嗎？

其二，趙某人要質問美國，拿不出有份量的證據，就把傳言扯過來，以官方身份質問“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這就難怪他惹火了身為美軍統帥的美國總統。須知，美國軍隊在美國的地位，那可不是人們隨便就可以對他們胡說八道的。至於那些自由派人士也紛紛批評川普總統，實在是奇怪，他們居然完全不懂什麽叫作“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川普總統說得很清楚很明確，他就是針對中國官員的陰謀論，與所謂“種族歧視”沒有絲毫的關系。

倘若美國軍人參加軍運會而“把疫情帶到了武漢”，那麽，武漢疫情的爆發就會更早些。想想看，武漢疫情實際爆發的情形，以及現在中國的鄰國、中東以及歐美疫情爆發的狀態，武漢軍運會後的“疫情”怎麽會那麽溫和，那麽的靜悄悄。美國人有那麽大的本事，能夠控制疫情，讓它平靜地爆發，或者延時爆發？若真有這樣的本事，現在的美國怎麽突然就喪失了那神奇的本事，控制不了疫情在眼前爆發了呢？

再看近日的消息。武漢中心醫院的黨委書記訓斥艾芬醫生，三個政治大帽子之壹，就是“妳視武漢市自軍運會以來的城建結果於不顧”，可見，武漢軍運會是以壹項亮麗成就而記錄在案，其中根本就沒有疫情的影子。

當時接診外國軍人的武漢醫院已經澄清，那些軍人患的是瘧疾。有人強詞奪理，說那是隱瞞，其實是肺炎，而趙某人其實也是這個意思，他是在要求美國人證實那些軍人患的是肺炎而非瘧疾。

就算是如此。趙某人身為中共官員，他應該知道，即使是美國軍人把病毒帶到中國的武漢，那麽，肺炎疫情發生在武漢的醫院，醫院、武漢疾控中心和武漢衛健委，就有責任上報國家疾控中心、國家衛健委，疫情信息應該直達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直至習近平本人。那樣的話，隱瞞疫情爆發的這些人，罪過就更大了好幾分。

換句話說，倘若當時武漢的醫院因為接診外國軍人而出現了疫情，那麽，在武漢控制疫情、報告疫情，以及在更大範圍裏防控疫情，是誰的責任？這不能也推到美國軍人頭上了吧！而了解當時武漢的實際情況，其實是趙某人自己的事情──他若覺得其中有問題，應該自己去弄弄清楚。他怎麽可以，怎麽就好意思，在推特上去質問美國人，他不覺得自己丟人嗎？

倘若趙某人是壹個正直的人，壹個純粹的人，壹個有良知的人，他應該質問中共高層，質問習近平，“要透明！要公開數據！妳們欠我們壹個解釋！”

說到“解釋”，現在，李醫生逝去壹個多月了，官方調查算是給出壹個以人們早已知道的事情為基礎的“解釋”，警方這才撤銷了對李醫生壹人的“訓誡書”，處分了兩個涉事警察。但是，民眾所要求的透明與言論自由，仍然遙不可及。由此可知，自詡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為其“優良作風”的中國共產黨，根本不可能承認它犯下的錯誤和罪行。

相反尋求表揚，以及自我表揚，已經是中國共產黨多年來的實際作風。

現在每天的電視新聞報導，可以說，到處可見中國共產黨人尋求表揚，以及它自我表揚的豐碩成果。

現在世界各地警報之聲不斷，新冠病毒肆虐，確診人數、死亡人數，都已超過中國，而在中國，在中共宣傳熏陶下，從喉舌到普通中國人，對別人的災難幸災樂禍，調侃嘲諷，似乎完全忘記了自己先前壹兩個月中的狀態。中共的外交部發言人先前因為美國實行旅行限制而大罵美國“不厚道”，剛剛過了壹個多月，自己的情況剛剛好轉，或者說是“向好”，就反過來嘲笑別人“不會抄作業”。

中國共產黨貌似記性不好，忘性很大，但是它應該正視現實：壹月下旬，武漢封城之際，當天出去了幾十萬人，後來承認，當時的“迄今”，從武漢已經出去了幾百萬人。這壹狀況，當時就引起了深深的恐懼，而今，這壹恐懼在全世界範圍內成為嚴重的現實。

武漢封城，盡管中共自以為此舉實在了不起，功德無量，其實是壹場“無準備之仗”，實質為“亡羊補牢”。中共痛下狠手，做了它的補救工作，而它壓制疫情信息、阻止拉響警報的嚴重後果，正在全球化地展開，他們居然好意思，厚著臉皮，大肆宣揚自詡之“功績”，還不知羞恥地鼓動各國向它學習。它面對數百萬武漢人數十天來的痛苦經歷，面對數萬人罹患惡疾、數千人喪生的悲慘局面，居然毫無愧疚，反而自鳴得意，自吹自擂，這種“特殊材料”所造就的，究竟是些什麽東西！

政治流氓與瘟疫蔓延

作者 王維洛 寫於 二零二零年

2020年1月29日，在中央赴湖北指導組督查組和中央電視臺記者面前，黃岡市衛健委主任唐誌紅壹問三不知。2020年3月30日唐誌紅被免職。唐誌紅真的是壹問三不知嗎？唐誌紅是政法大學碩士生，在黃梅縣擔任十壹年副縣長，在黃岡市衛健委主任位置上任職近三年。作為政法人，唐誌紅的強項在於對國際和國內關於公共衛生的法律和法規的理解和掌握。根據《國際衛生條例》，所有成員國如果出現“SARS或者由新亞型病毒引起的類似疾病”，有責任在24小時內與世界衛生組織共享相關信息。世界衛生組織是在2020年1月9日發出聲明，說中國方面初步證實，有壹種新型冠狀病毒在武漢造成肺炎疫情。而唐誌紅最晚於2020年1月5日知道爆發“SARS或者由新亞/型病毒引起的類似疾病”。中共瞞報疫情是事實，罪責難逃。關鍵是瞞報了多少時間，瞞報了多少情報。人口750萬的黃岡市是湖北繼武漢之後疫情最嚴重的城市。截至2020年1月29日24時，官方發布的黃岡市累計報告確診病例為496例。如果這個數據是真實的，唐誌紅不用於2020年1月24日建黃岡市的“火神山醫院”，增加病床1000余張；如果這個數據是真實的，唐誌紅不用於2020年1月28日向全社會發出求救信，救救黃岡市；如果這個數據是真實的，唐誌紅不用壹問三不知。唐誌紅選擇了沈默，這是她最好的選擇。

壹、扭曲的中國社會

說話是人的本能。嬰兒落地，學習走路，學習說話。天下有壹個流傳最廣的兒童故事就是《木偶奇遇記》。幾乎每壹個孩子都聽說過“說假話的小朋友鼻子會變長哦！”這壹句話，也是讓孩子從小要遵循講真話的教導去做。

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中國的父母對漸漸長大的孩子說，這個社會很復雜，說真話要吃虧的。在中國父母的腦子都有從上壹輩傳下來的名言：“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有人說這是林彪說的，也有人認為，這是起源於中國古代並世世代代流傳至今的。中國社會普遍人為都說真話是萬萬不行的。中國的父母們花了很大的氣力讓孩子懂得要講真話、不能說假話的道理，然後又要反過來教育孩子都講真話是行不通的，真的很難很累。同時又要求孩子不能對父母撒謊。最後的結果是，第壹個上當受騙的就是父母們。

趙士林教授給習近平寫了壹份《庚子上書》，指出中國社會信息不透明、不通暢、輿論功能缺位等問題。趙士林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知識分子就是要秉持良知說真話。“知識分子就是說話的。知識分子不說話，就如同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地，商人不做買賣，要他何用？”

趙士林教授說：知識分子就是說話的，要秉持良知說真話。

二、錢理群教授提出的知識分子說話的三條底線

錢理群教授提出的知識分子說話的三條底線，在中國很有市場。文化大革命過後，錢理群教授在壹次講演中提出的知識分子說話的三條底線：

第壹、做人應說真話；
第二、想說真話而不能時應該保持沈默；
第三、如果外在環境之暴虐使沈默也難以做到時，我們不得不被迫說假話，至少不應該加害於人。

錢理群的這套理論是給中國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出賣靈魂、助紂為虐尋找心靈上的解脫。雖然中國知識分子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受害群體之壹，被打入社會的最底層，是“臭老九”。但是如果沒有中國知識分子的說假話，沒有中國知識分子的吹捧擡轎，沒有中國知識分子的出謀劃策，就沒有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

到德國留學後，讀了鄭念女士的《上海生死劫》（或稱《生死在上海》），感觸很大。印象中最深刻的是鄭念弟弟來探訪，勸她承認莫須有的間諜罪名。鄭念寫“弟弟應該對我很失望 因為我至死也學不會中國人逆來順受的精明”。為了不說假話，鄭念坐了八年的單號。相比之下，鄭念的弟弟說了假話，躲過大難，恢復地位。說真話的遭殃，說假話的受寵。

錢理群教授認為，在外在環境之暴虐使沈默也難以做到時，可以說假話，是迫於暴力的說假話，最後的底線是不應該加害於人。迫於暴力可以說假話，就是和暴力和解、向暴力投降、就是和黑暗和解、向黑暗投降、與黑暗同流合汙，所以暴力也就不再暴力了，黑暗也就不再黑暗了。同樣，外在環境之暴虐也就不暴虐，幹脆出來唱贊歌好了。

中國知識分子還是十分贊同錢理群教授的理論，知識分子說假話，是迫於外在環境之暴虐，罪惡在於他人，而不在說假話的人，就像把文化大革命的罪惡全部推給四人幫，而中國知識分子是最無辜的。

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天天重復假話，人們都把它當真話來領會——講話沒有不重要的，鼓掌沒有不熱烈的，領導沒有不重視的，看望沒有不親切的，進展沒有不順利的，完成沒有不圓滿的，成就沒有不巨大的，問題沒有不是歷史原因造成的。

三、張光鬥教授：少說幾句假話

在中共官煤中，清華大學張光鬥教授是中共決策層的高參。在知識分子中間他是周恩來親自介紹入黨、毛澤東認定的優秀共產黨員，在共產黨中他是海歸、是“水利泰鬥”。2003年中央電視臺《大家》欄目主持人專訪張光鬥時問：“您覺得您的壹生真的做到了講真話嗎？”他答道：“基本上……說我是不是都說真話，我說我做不到，我說我只能做到少說幾句假話。”

少說幾句假話。壹個人說壹百句話，壹句是假話，可以說，做到了少說幾句假話。說壹百句話，九十八句是假話，也可以說，做到了少說幾句假話。

張光鬥是三峽工程初步設計審查專家組負責人、三峽工程環境影響評價報告審查專家委員會負責人、三峽工程質量檢查小組組長，肩膀上擔的是千斤重任。有誰能告訴筆者，張光鬥說的話，哪句話是真話？哪句話是假話？哪壹句話又她少說的假話？張光鬥是中共決策層的高參，但是中共決策層分不清張光鬥說的話到底是真話還是假話，後果可行而知，錯誤和災難無法避免。

張光鬥的冤家對頭是清華大學黃萬裏教授。黃萬裏教授信仰的是：說話只有壹個底線，就是說真話。黃萬裏說：“有史以來，幾乎每個文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過治河觀點。清朝時候還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狀元，但那些觀點都是僅憑直覺的。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對壹些錯誤的做法不作任何評論，別人對我無可指責。但我確實是學這壹行的，而且搞了壹輩子水利，我不說真話，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關天、子孫萬代的大事！”


張光鬥的飛黃騰達與黃萬裏的孤芳獨賞，使得中國知識分子更加清晰了他們應該如何選邊，更加接受張光鬥教授的少說幾句假話的理論。結果假話漫天飛：說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說金錢是罪惡，都在撈；說美女是禍水，都想要；說高處不勝寒，都在爬；說煙酒傷身體，就不戒；說天堂最美好，都不去。

四、叢日雲教授：選擇沈默


叢日雲教授是中國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最近叢日雲教授在2013屆本科生畢業典禮上的講演在網絡上熱傳。叢日雲認為目前局勢風雲變幻，暗潮湧動，前途莫測。他提醒畢業生，未來社會可能有大的變化，他借用“重慶模式”暗喻文化大革命可能重來。他希望學生們在大潮襲來時，選擇站在理性壹邊，站在人民壹邊。這裏摘錄叢日雲教授講演中的關於“選擇沈默”的壹段：
如果中國再來壹次義和團或紅衛兵運動，如果重慶模式成為中國模式，妳們能不能清醒地說不？如何妳沒有這個見識或勇氣，能不能至少做個無害的逍遙派？
面對滾滾而來的濁流，如果妳不能總是抗爭，妳是否可以選擇偶爾抗爭；
如果妳不敢積極的抗爭，妳還可以選擇消極地抗爭；
如果妳不能勇敢地表達，妳可以選擇含蓄地表達；如果妳也不敢含蓄地表達，妳可以選擇沈默。
如果妳沒有選擇沈默而是選擇了配合，但妳還可以把調門放低壹些。在妳主動的或被迫地幹著壞事時，能不能內心裏還殘留壹點不安和負罪感。這壹點兒不安或負罪感，仍是人性未泯的標記。
即使妳不去抗爭，但對其他抗爭者，要懷著幾分敬重，即使沒有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後放冷箭，使絆子，助紂為虐。
我希望，妳們在大潮襲來時，選擇站在理性壹邊，文明壹邊，選擇站在人民壹邊。

筆者以為，叢日雲教授給畢業生壹個建議：如果外在環境之暴虐，選擇沈默。

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認為：“容忍謊言就等於自動強化暴政。……首先是以言說為職業的知識人，拒絕說謊、不參與說謊，不靠謊言生存！”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提醒人們，暴力必然與虛假謊言交織在壹起，暴力要求其國民發誓忠於謊言，要求所有國民在虛假上與之共謀，而抵抗極權政府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拒絕參與說謊。索爾仁尼琴號召大家：“縱然謊言鋪天蓋地、縱然謊言主宰壹切，但是我們要堅持最起碼的壹點：不讓謊言通過我興風作浪！”

拒絕說謊，抵抗極權最簡單、最有效的方法！

五、唐誌紅——拒絕說謊還是壹問三不知

根據湖北省黃岡市人民政府門戶網站官方微博@黃岡政府門戶網消息，2020年3月30日黃岡市人大常委會會議通過免職決定，免去唐誌紅黃岡市衛健委主任職務。

黃岡市，湖北省地級市，地處湖北省東部、大別山南麓、長江中遊北岸，與武漢山水相連，是長江中遊城市群的重要組成部分，黃岡市管轄七縣、二市、兩區，總面積17453平方公裏，2018年全市總人口750萬人。在此次武漢新冠肺炎瘟疫中，黃岡市、孝感市是繼武漢後受災最嚴重的地區。1月23日武漢封城前，武漢有500萬居民出逃，其中逃往黃岡市、孝感市的人數最多。

2020年1月30日壹條新聞《黃岡疫情僅次於武漢 當地衛健委主任卻壹問三不知》熱爆中國和世界。

2020年 1月29日，中央赴湖北指導組督查組赴湖北省黃岡市檢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送檢情況。面對中央督查組和中央電視臺記者的提問，唐誌紅是壹問三不知。以下是央視新聞的內容：

眼下黃岡市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的收治和隔離工作已經刻不容緩，但是，當地主管部門的負責人對於定點醫院的收治能力和具體床位數量卻並不太清楚。
督查組：這個醫院房間總量能接待多少人？
湖北省黃岡市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唐誌紅：（沈默）
黃岡市疾控中心主任 陳明星：118。
湖北省黃岡市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唐誌紅：我記得是200左右。
督查組：到底多少？
黃岡市疾控中心主任 陳明星：118。
督查組：現在收了多少人？
陳明星：這個我不知道。
督查組：最多容納多少人？
唐誌紅 （打電話）：妳趕緊把數字告訴我……
記者：剛才在問具體床位的時候，您壹直在查資料、打電話問，您掌握這個情況嗎？
唐誌紅：是啊，我是在問收治多少病人 ，因為每天都在變化。記者：現在有多少例病人？唐誌紅：這我不知道，我搞不清楚。記者：您覺得這是很細節的問題？唐誌紅：我只知道有多少張床位，妳非要問我收治多少病人。
無法給出核酸檢測能力的數據
對於目前的黃岡市來說，除了收治確診病例之外，還有壹項工作尤為重要，就是對於疑似病例的確診，黃岡市眼下疑似病例已經超過1000例。
但是檢查中，當地無論是疾控中心的負責人，還是衛生健康委員會的負責人，都給不出核酸檢測能力的明確數據。
陳明星：這個我不知道。
督查組：妳說這個情況妳不掌握，妳不清楚黃岡市到底能檢查多少。妳疾控中心是不是要掌握這個情況？唐主任，您掌握嗎？
唐誌紅：之前也找不到方向。
在反復多次向相關人員核實信息之後，督查組終於掌握了黃岡市核酸檢測能力的最終數據。
摘錄完畢。

黃岡市衛健委主任唐誌紅壹問三不知的報道，引起中國民眾的極大的憤慨。“疫情嚴峻、危急關頭，防控工作還做的這麽浮皮潦草，工作態度還這麽麻木不仁，實在讓人心驚！”“ 壹問三不知，如何抓防控疫情工作？”“壹問三不知，怎麽對當地群眾負責？”“壹問三不知，豈不是拿防疫當兒戲？”“壹言以蔽之，壹問三不知，辜負了重托，透支了期待，更是放逐了基本職責！”“在其位，謀其政，特別是正處於防控疫情的關鍵時期，必須有緊迫感，而不容絲毫懈怠，不容絲毫麻木，不容絲毫敷衍！”

都是對“壹問三不知”的指責。可是有沒有人仔細思考壹下，為什麽唐誌紅壹問三不知？為什麽唐誌紅壹問三不知？為什麽唐誌紅壹問三不知？

2020年1月30日晚上，中共黃岡市委做出決定，提名免去唐誌紅黃岡市衛健委主任職務。

唐誌紅是學政法專業的，是碩士學歷。學政法的，不是學醫學的，擔任衛健委主任，她的強項應該是對國際和國內的關於公共衛生的法律和法規的理解和掌握，比如世界衛生組織2005年的《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和中國的《傳染病防治法》等。

在接受了震驚世界的2003年SARS瘟疫傳播的經驗教訓後，2005年世界衛生組織通過了新版《國際衛生條例》。根據《國際衛生條例》所有成員國如果出現 “SARS或者由新亞型病毒引起的類似疾病”，有責任在24小時內與世界衛生組織共享相關信息。唐誌紅十分清楚，中國政府有責任在24小時內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地區發生“SARS或者由新亞型病毒引起的類似疾病”。

而世界衛生組織是在2020年1月9日發出聲明，說中國方面初步證實，有壹種新型冠狀病毒在武漢造成肺炎疫情。

那麽唐誌紅是什麽時間知道湖北武漢出現 “SARS或者由新亞型病毒引起的類似疾病”？唐誌紅是什麽時間知道湖北黃岡出現 “SARS或者由新亞型病毒引起的類似疾病”？

唐誌紅最晚於2020年1月5日知道爆發“SARS或者由新亞型病毒引起的類似疾病”。根據《黃岡日報》1月25日壹篇發表的題為《深夜碰頭會》的報道， 1月25日零時，位於黃州新港壹路轉角處的黃岡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6樓醫療救治組辦公室，壹場綜合協調組、疫情防控組、督查督導組等人員參加的聯合碰頭會正熱烈進行。市衛健委主任唐誌紅嗓音沙啞，每說幾句話就要喝口水潤潤嗓子。報道中稱，他們這壹班人從1月5日開始就常駐於此，沒有休息日。唐誌紅的女兒放假回家快半個月了，母女都沒有見上壹面。

從2020年1月5日開始，唐誌紅就常駐黃州新港壹路轉角處的黃岡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6樓醫療救治組辦公室，此時她已經知道爆發“SARS或者由新亞型病毒引起的類似疾病”。而且唐誌紅作為中國衛生健康委員會中少數幾個重視國際和國內的關於公共衛生的法律和法規的基層領導人，他們非常清楚，這壹次中國政府是違法了《國際衛生條例》，遲早是要被追究責任的。

學習政法專業的人，最註重的是法律責任，誰最後要承擔法律責任，承擔什麽法律責任，要說清楚。提供虛假信息是要承擔法律責任。雖然中國部分法院開始試行證人宣誓制度，大部分法院並未實施宣誓制度，但是中國為保障證言的真實性所實施的措施是證人要簽署如實作證保證書。雖然形式上和宣誓有所不同，但是提供虛假信息是要承擔法律責任這壹點沒有區別。

根據湖北省衛健委最新疫情通報，2020年1月29日壹天湖北省新增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032例，其中黃岡市172例，僅次於武漢市（新增356例）。截至2020年1月29日24時，湖北省累計報告確診病例4586例，其中黃岡市496例，同樣僅次於武漢市（2261例）。黃岡市已成為僅次於武漢市的第二疫情高發區。

唐誌紅非常清楚，黃岡市每天上報的新增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的數字，黃岡市累計報告確診病例都是虛假的，是上級要求這麽做的，距離事實相差很遠。如果截至2020年1月29日24時黃岡市確診病例496例是真實的話，唐誌紅沒有必要打造黃岡市版的“火神山醫院”，因為這個醫院有1000余張床位。

2020年1月24日，在唐誌紅的主持下，黃岡市防控指揮部緊急征用大別山區域醫療中心，打造黃岡市版的“火神山醫院”，改造成傳染病隔離病房。大別山區域醫療中心原為黃岡市中心醫院的新院區。唐誌紅曾親自向當地記者介紹，醫療中心改建成了壹個有1000余張床位的隔離點。2020年1月24日22時31分，黃岡市中心醫院開始轉運發熱患者到大別山區域醫療中心治療。黃岡市版的“火神山醫院”2020年1月24日開始接受病人，比武漢火神山醫院早十天。

黃岡市的“火神山醫院”的1000余張床位加上黃岡市原有的醫院病床能力，對付496確診病例是綽綽有余。

如果截至2020年1月29日24時黃岡市確診病例496例是真實的話，黃岡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揮部沒有必要懇請社會各界予以大力支持。2020年1月28日，就在唐誌紅撤職前兩天，湖北日報微信公眾號發表王兵、江卉、柯利華與劉申的求救信《疫情僅次於武漢，湖北黃岡急需三大援助！》。

1、懇請國家支持調派醫療、流調、檢測檢驗技術人員支援。

黃岡市臨床需求極大，醫療救治力量薄弱，雖然有湖南、山東兩支醫療隊伍前來增援，但縣鄉兩級醫務人員、檢測技術人才仍然嚴重不足。目前，急需流行病學專家6人，檢驗檢測專家4人，呼吸、重癥、感染等專業醫生523人，護理人員911人。期盼上級協調派遣更多外來救援力量來黃岡參與醫療救治，並延伸到縣壹級。

2、懇請國家及社會各界支援防控急需醫療藥品和防護用品。

1）救治藥品。奧司他韋20萬盒，丙種球蛋白70萬支，a-幹擾素11萬支，註射用甲潑尼龍琥珀硫酸鈉12萬支，阿比多爾8萬盒，金花清感顆粒8萬盒，金葉敗毒9萬盒，蓮花清瘟膠囊14萬盒。

2）醫用防護用品。口罩510萬個（N95口罩210萬個、醫用外科口罩300萬個），手套100萬雙（丁腈手套20萬雙、橡膠手套80萬雙），醫用防護服95萬件（防護服75萬件、隔離衣20萬件），防霧護目鏡/防護面罩120萬個，醫用靴套100萬雙，膠靴20萬雙，醫用帽子55萬個，全面型呼吸防護器2萬個。

3）消殺藥品。二氧化氯泡騰片、84消毒液、速幹手消毒液各1萬箱，酒精、抗菌洗手液各24萬瓶，過氧乙酸1000箱。

4）檢測檢驗試劑。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核酸提取試劑各1200盒。

5）醫療設備。背負式充電超低容量噴霧機（BK-2719）50臺，過氧化氫氣溶膠智能消毒機200臺，背負式充電超低容量噴霧器（MSB151）50臺，全自動紅外體溫監測儀50臺，手持式紅外線測溫儀1000個。

3、希望國家能在疫情防控補助資金方面對黃岡予以大力傾斜支持。當前，財政部緊急下撥了湖北省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補助資金，黃岡疫情防控形勢極其嚴峻，懇請社會各界予以大力支持。

求救信完畢。

黃岡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揮部公開向社會各界求救，這和後來紐約州州長的做法十分相像。求救信中所說黃岡疫情防控形勢極其嚴峻，就已經指明了，黃岡市上報的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的數字都是被大大壓低的。

作為政法學院的碩士生，唐誌紅當然十分清楚，黃岡市衛健委上報虛假數據，她作為主任，還是非專業主任所要承擔的責任，與中央赴湖北指導組督查組親自詢問她個人，並有中央電視臺記者在場，有錄像作證，此時她唐誌紅作為黃岡市衛健委主任親口說出的數字，後來壹定會證實是虛假數據，兩者之間的區別。在中央赴湖北指導組督查組面前匯報數字，不亞於在法庭上作證。生殺大權在中央赴湖北指導組督查組的手中。

沈默是唐誌紅最好的選擇。

有人會說，錢理群認為，如果外在環境之暴虐使沈默也難以做到時，我們不得不被迫說假話，至少不應該加害於人。在這種情況下，提供虛假數據沒有罪，可以把錯誤推給外在環境之暴虐，推給系統、推給制度。

但是學習政法專業的人都知道德國對東德守邊境的士兵槍殺翻墻者的案子和判決。1992年2月德國柏林墻倒了已經2年多了。當年東德的守邊境的士兵亨裏奇的案子受到了統壹後的柏林法院的審理。在柏林墻倒塌前，二十七歲的亨裏奇開槍打死了壹位企圖翻墻逃到西德去的青年，他的名字叫格夫洛伊，當時二十歲，是最後壹位因翻墻而死的人。從柏林墻建造到倒塌的二十八年中，有三百多名東德翻墻者為爭取自由而失去了生命。1989年柏林墻倒塌前筆者正好從西德到西柏林然後再到東德去。西柏林是位於東德領土中的壹個孤島，看到幾十萬東德軍隊守衛著東西德邊境，而西德方面只有幾個通過的關卡處有幾個士兵，兵力十分不對稱。東德為看守邊境花了很多財力和人力，為了保持政權穩定，不算經濟賬。人們以為，亨裏奇作為士兵，只是執行上級的命令，別無選擇，不構成犯罪。但是德國法院還是判處亨裏奇有罪，柏林法院判處亨裏奇有罪，判處三年半徒刑，後經上述，德國聯邦法院將刑期減到二年。在德國，在法院審理過程中，有罪還是無罪，這是第壹問題，而刑期的長短以及如何執行，這是次要問題。士兵亨裏奇被判有罪，這個汙點將陪伴他壹生。從這個判決中可以看到，命令不能成為殺人的借口，就像環境之暴虐不能成為說假話的借口。唐誌紅非常清楚，將來追查提供虛假信息責任時，上級的命令、上級的文件，都不能成為提供虛假信息的借口。

唐誌紅選擇了沈默。

唐誌紅在黃岡市黃梅縣當了十壹年的副縣長。筆者以為，在中共官場最難當的官就是鄉鎮壹級和縣壹級的官員，要黑白兩道都會，要匯報的幾個數字都裝在腦子裏。雖然說，比不上溫家寶計算機壹般的腦子，但是唐誌紅真的想在中央赴湖北指導組督查組和中央電視臺鏡頭面前過關，她可以濤濤不絕地匯報上壹大篇，而且滴水不漏。

唐誌紅在黃岡市衛健委主任位上幹了三年，從2020年1月5日開始壹直常駐黃州新港壹路轉角處的黃岡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6樓醫療救治組辦公室，對於記者想問的幾個數字，唐誌紅起碼有兩、三套數據，真的數據，向上匯報的數據……對中央赴湖北指導組督查組關於病床的問題，唐誌紅回答說200左右，黃岡市疾控中心主任陳明星說118。這都是在敷衍中央指導組督查組的。2020年1月24日新打造黃岡市版的“火神山醫院”就有1000余張床位！

唐誌紅選擇了沈默！選擇了壹問三不知！

唐誌紅的沈默，證實了中共瞞報疫情是事實，罪責難逃。關鍵是瞞報了多少時間，瞞報了多少情報。需要人們壹步步去揭露，需要通過事實壹天壹天、壹個星期壹個星期向前推。

唐誌紅的沈默，證實了中共公布的關於武漢新冠肺炎疫情的數據是虛假的，和真實數據差距很大。需要人們壹步步去揭露，需要通過事實壹個壹個去證實。

中國社會的政治流氓

作者 張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2020年4月4日清明節，中國政府為新冠疫情中的烈士和死者舉行了全國性哀悼活動。習近平、李克強在北京參加悼念。但中國民間也在舉行悼念活動，他們通過悼念抗議“404”中共封鎖言論，掩蓋疫情真相。

在網絡上，有網友評論道：沒有昨天的404，就沒有今天的404。有了今天的404，明天還會有404，與其404哀悼，不如404追責。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不讓人說話，不僅天會塌下來，還會翻天覆地。“如果沒有404，就不會有4月4的降半旗，也不會有全世界的封鎖隔離、人道慘劇和經濟危機”武漢居民彭新華說：今天悼念非常合適，404代表了刪帖封嘴的過程，所有的文章，帖子發不出來，不就是被404嗎？全世界都知道，他們是怎麽堵中國人嘴的。有網友說：我心中的公祭：沒有官員主持和出席，也沒有升降國旗和儀仗隊。人們默默走到鮮花前鞠躬。鮮花叢中有他們的親人、朋友和鄰居以及李文亮醫生和常凱壹家人。祭奠的人流像壹條長河蜿蜒。武漢公祭拒絕表演，也拒絕勝利，只有緬懷和沈靜。

有文章寫道，我們應該紀念那個坐在陽臺上敲鑼鳴病的人；那個深夜追著殯車淒厲地喊著“媽媽”的人；那個隔離在家中被餓死的人；那個無處就醫又怕傳染妻小從橋上壹躍而下自我了斷的人；那個90歲高齡為60多歲兒子排到壹張床位而在醫院守了五天五夜的人；那個寫下60篇封城日記，被封號數次，被群氓圍毆謾罵的人。那個說出“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評不批評，老子到處說”的人。

有篇文章在網絡上流傳，文章寫道：12年前，我們為汶川大地震遇難的同胞降過旗，默過哀。10年前，我們也為玉樹地震和舟曲泥石流遇難同胞舉國表達過。只是，旗降了沒用，哀默了也無濟於事。我們已習慣政府引導下的廉價的慣性的情緒表達，國家至上，而從未從內心反省族群的道德信仰，反思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並身心全動，邁開改變的腳步。試想12年過去了，豆腐渣工程少了嗎？沒有！我只看到當年深度揭露豆腐渣校舍工程的譚老師被撤職，被打壓，被言論404，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出沒於不斷被封不斷被建的微信群裏！貪官汙吏少了嗎？沒有，更多了！現在貪腐起步金額幾千萬上億，幾百萬都不算！救災技術與機制改變了嗎？沒有！所以有去年涼山木裏森林火災犧牲31名消防官兵，今有涼山西昌森林火災陣亡19名英雄戰士！所以有5年前的天津濱海新區大爆炸，去年江蘇響水化工廠大爆炸；2003年有非典吹哨人蔣彥永，今有新冠肺炎吹哨人李文亮，發哨人艾芬！前有三聚氰胺毒奶粉，後有假疫苗生產企業長春生物；前有永立不倒紅旗飄飄的鴻茅藥酒；今有被熱搜的瑞幸咖啡；有被歐美退回的口罩及醫療器械。

當前疫情全球蔓延，無壹國家及地區幸免。疫起武漢，源起中國，這是不爭事實，負責任的政府早已致歉各國政府與人民，而不是倒打壹耙，挑撥國家感情，離間種族關系，說人家作業都抄不好。殊不知妳的抗疫數據除了被妳們洗腦致殘的愛國朝陽群眾相信外，又有幾個人幾個政府相信？要知道，昨日被妳們追為烈士的吹哨人李文亮，三個月前可是散布謠言被訓誡人士。中國因為有404，才導致今天的4月4日公祭。試想沒有言論封殺，沒有穩定壓倒壹切的怪胎機制，中國的疫情會擴散得這麽快？武漢的市民又會少死多少人？疫情帶來的次生危害又有多大？這不可描述，也不可想像。

《沒有反思的哀悼，壹切死亡與眼淚歸於零》的文章寫道：今年的春天，是如此的不堪，這場疫情，又是如此的傷痛，當我們悲傷那些逝去的人，僅僅哀悼是不夠的。如果，以後我們的孩子問我們，在2020年這場巨大的瘟疫之時，為什麽我們如此懦弱，放任人渣，不問事故原委，不管他人生死，我們有臉回答嗎？我們拿什麽保證下壹代能夠躲過類似的瘟疫風暴？我們拿什麽臉來面對下壹代？清明淚紛紛，但僅僅是哀悼是不夠的。妳的孩子會不會問妳，為什麽看著天邊烏雲聚攏了，妳們不是趕緊想辦法避雨，反而是像沒事人壹樣歡天喜地？妳的孩子會不會問妳，為什麽死了那麽多人，妳們都不反思不記住事故原因，反而是轉眼就忘記？妳的孩子會不會問妳，妳們受過的罪為什麽還要讓我們再受壹茬？不反思的哀悼，壹切死亡與眼淚歸於零。

《問責追責是對逝者最好的悼念》壹文說：這場瘟疫突然襲來，猶如打開了潘多拉魔盒，病毒所到之處，無不讓人揪心悲痛。數萬人的生命戛然而止，成千上萬的家庭因此破碎；上百萬人被病毒感染。這場瘟疫帶來的災難遠未結束，更重要的是還沒有對導致這場災禍的原因進行反思。我們梳理壹下疫情發展的各個時間節點，尋找有關部門早期的誤導，總結疫情失控的原因，發起壹場舉國同心的問責追責，才是對逝者最好的悼念，對生者最大的安慰。最初隱瞞疫情的不單單是諸如蔡莉這樣的醫院領導，還包括國家衛健委、疾控中心和湖北省武漢市的衛生部門以及各級黨政領導人，連那個被輿論推到風口浪尖上的武漢病毒研究所也負有重責。

我們眼目所見，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不是壹個壹個死去，而是壹家壹家的死去……瘟疫將壹個個溫馨家庭所有的生命全部吞噬！還有什麽比這更慘烈，還有什麽比這更悲壯！比病毒更可怕的是是麻木、是謊言、是封嘴、是滿屏的404！如果我們不去問責追責，不去揭開疫情爆發的真相，不去傾聽武漢人的哀哭，不去反思這場災難，那麽下壹次災難，很可能落在每壹個人頭上。

李文亮之死觸發了民眾的憤怒和悲傷，激起人們對隱瞞疫情的怒火。2月7日，國家監察委員會派出調查組赴湖北省武漢市，調查涉及李文亮醫生的有關問題。有誰能想到，歷時42天的調查結論，卻是讓人如此失望和沮喪！實際上李文亮蒙冤受屈到最後慘死的前因後果，通過媒體深入報道，社會上都很清楚了，所有的細節，都擺在那兒，要調查根本不難。以調查組的級別，也不會有人膽敢抗拒，之所以作出這樣的調查結論，還是跟之前訓誡李文亮壹樣，都是奉命行事，讓盤根錯節傲慢的公權認錯糾錯，簡直比登天都難。隱瞞疫情又怎麽了？在壹切以大局為重的前提下，所有的代價都無足輕重。南京大學杜駿飛教授說：李文亮已經不害怕了，也不需要結論了；其實，我們也不需要結論了，因為我們的心裏早已經有結論了。真正需要這個結論的，就是做出這個結論的那些人。

在中國舉行全國性哀悼活動的同時，美國國參議員柯頓和霍利提出以李文亮命名的法案。提案人之壹、參議員霍利4月3日明白指出，就是要向中國共產黨追究責任。兩人最快將在國會下周壹恢復議程後，提出以李文亮命名的法案，全稱為《2020李文亮公共衛生問責法》草案。法案將授權美國總統制裁扭曲隱匿新冠病毒疫情信息的外國官員，方法包括祭出簽證限制、凍結或限制相關人士在美資產的交易。

有人說李文亮是世界上最好的眼科醫生，短短的時間治愈了億萬雙中國人的眼睛。我看未必，這片土地上，選擇閉眼的依然是大多數。疫情發生時，我相信遠不止那8個吹哨人知道真相，只是大多數人選擇了沈默。當沈默的人越多，打破沈默就越難！當越來越多的人卷入沈默的漩渦，要從這個漩渦中掙脫出來就越難，付出的代價就越大。但今天這兩個爭鋒相對的悼念活動，還是讓我們看到了希望，因為新冠疫情已經撕裂了中國。如果說汶川地震、玉樹地震和舟曲泥石流災害的公祭還能喚起中國民眾的共鳴，但今天完全不同了。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並不認為新冠疫情只是天災，他們更傾向認為這是壹場慘絕人寰的人禍。如果政府能保障公民言論自由的憲法權利，如果李文亮醫生、艾芬醫生不被封口、訓誡，如果政府能夠不隱瞞疫情，不欺騙民眾，災難又何至如此慘烈。這是壹場極權政治制度之禍，壹場共產黨病毒之禍。追責，討個公道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心聲。當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開始覺醒，不再與極權中共同流合汙，甚至勇敢站出來的時候，中國的至暗時刻就會消失，憲政民主的曙光就會到來。

極權政府與瘟疫蔓延

作者 陳維建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從2020年3月20日開始，中國疫情已經開始清零，後來海外疫情大爆發，留學生紛紛回國，中國開始只報輸入性確診病例，但隨著國際航班停飛，輸入性確診也開始清零了。對於中國清零海內海外相信的人不會很多，難道病毒也聽黨的話，說沒就沒了？病毒當然不會聽黨的話，但公布數據聽黨的話。

最近美國情報部門的壹份報告顯示，“中國隱瞞新冠狀感染和死亡人數”。但沒透露數據。中國公開報告的病例約8.2萬例，死亡人數為3300人。本月早些時候，中國宣布武漢市新增確診病例首次實現“零報告”。報告稱遠遠不止這個數字，中國政府存在著瞞報。海外中國問題專家程曉農通過《財經》，壹篇來自寧波疾控研究所的報告《新冠無癥狀感染者密接感染率與確診者無差異》推出，中國實際確診與死亡病人應該是公布數字的二十倍。該研究所對本市191例感染者從2020年1月21日到2020年3月6日進行追蹤觀察，其中感染後發病者161例，無癥狀感染者30例，研究團隊的關註重心是疫情的傳播率和傳播途徑。他們根據搜集的大量數據做統計分析之後得出的結論是：與感染後發病者密切接觸的人，被感染的比率是6.3%；與無癥狀感染者密切接觸的人，被感染的比率是4.11%。研究團隊判斷，這兩類感染者傳播他人的程度或感染率“沒有顯著差異”。也就是說無癥狀沒有被統計進去的人，與有癥狀的人傳播幾乎是相當的。

對無癥狀感染者的傳染中國政府只承認有限，政府代言專家鐘南說無法證明無癥狀者有很高的傳染性，中國也無大量的無癥狀者，世衛組織也認為基於現有的數據無癥狀可能不是主要傳播來源。難道寧波 研究所的這份報告又是在“造謠”那麽再看看海外，冰島對其百分之五的人口測試的結果，顯示有百分之五十的陽性者毫無癥狀。鐘南山的說法也很快被中國應對疫情小組組長李克強的壹份講話煽了壹個耳光。李克強說，不要為了清零而隱瞞數據不報。結果第二天，中國就統計出壹千五百個無癥狀感染者。當然這個數字是在李克強講話後的數據，而不是追溯到2019年12月的數據。李克強的講話迫於現實，也反映出中國的數據不過是行政命令而已。說有就有，說無就無，要多少就多少。

寧波疾控研究所的這份報告，把中國政府的數據撕得粉碎，寧波是中國的壹個不大的城市，研究所比起省級國家級的研究所也小得多，為何寧波有這樣壹份研究報告，其他研究所沒有呢？相信不會如此，只不過被封殺而已，寧波研究所的這份報告不過是漏網之魚。不過最後還是沒逃脫得了，目前已被有關部門刪除。

美國情報部門的報告沒有透出中國隱瞞的數據。相信這份報告壹當公布出來會有震撼性。世界各國目前疫情嚴重，與中共提供虛假的數據有關。白宮應對疫情小組領導人之壹比爾克斯表示，中國的報告影響了世界其他地方對該病毒性質的判斷。疫情過後各國必然起訴中共要求賠償，相信美國情報部的這份報告為呈堂作證。

中共疫情數據歸零。中國信譽也是歸零。從人不傳人，到有限傳人，再到無癥狀者，少有傳人，真是說謊話連篇。漢學家林培瑞最近接受美國之音的采訪說；中國的數據不是真假的問題，而是假與真對共產黨是有利還是無利的問題。正是壹語中的。

極權政府

作者 陳光誠 寫於 二零二零年

自從新冠病毒疫情首發於中國武漢，先殘害了中國人民，進而肆虐全球，至今已經壹百多天過去。雖然很多媒體報導，全球感染者破百萬，死亡者數超過五萬，但事實上迄今為止仍無人知曉這次疫情究竟有多少人被感染，多少人不治身亡。這不是因為疫情期間難以統計，而是因為中共政權的刻意隱瞞掩蓋使得中國的統計數字無法正常得出和公布。只要中國的感染和死亡數字無法正常確認，國際社會所有包含中國在內的統計數字也就不得不在前面加上壹個「至少」的限制詞了，那麽究竟比真實數字“少”了多少，又有誰知道！

無論最終這場瘟疫會導致多少人感染和死亡，僅到目前為止，其給世界造成的損失就已經是空前巨大的了。僅僅在美國，因這次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數據4月2日的報告已達5769人，已經超過‪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造成美國死亡2400多人和2001年9月11日恐怖份子襲擊美國世貿大廈造成死亡2900多人的總和了。而且至今疫情蔓延勢頭仍不見削減，這次疫情很可能成為美國歷史乃至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災難。

在專制之下，民意被壓制著很難表達。而在民主國家民意是不可欺的，政府必須得民心、順民意。因此，民主國家的政治家或政客對此異常敏感。他們對人民密切關註的問題所作出的言行反應，往往就是了解民心所向後的表態。如今，美國被疫情搞得很多任務人停工、幾乎所有學校停課，數千個家庭痛失親人，他們會輕易放過給他們造成這壹切災難的罪魁禍首嗎？顯然是不可能的。

從最近美國參議院的「追查中共隱瞞疫情造成全球災難的責任並索賠」的提案；英國媒體呼籲國際社會「清算中共罪責」；澳洲議員表示：「中共政權不是澳洲的朋友，我們不應再相信它；任何稱贊中共的人都是騙子；世界絕不能原諒中共給人類造成的巨大痛苦」等各國反應不難看出，目前人民想要的除了政府盡快設法控制住疫情恢復正常生活之外，就是盼望徹底查明病毒來源和造成疫情蔓延全球的原因及全部真相，追究責任，並且索賠。

其實這又何嘗不是很多已經覺醒的中國人民的期待！世界各國普通百姓受病毒之害失去親人承受的痛苦和求真相、求公正、求賠償之情是相通的，只是生活在獨裁政權之下人們的心聲被中共政權封鎖打壓，外界不容易了解而已。

這次疫情也算讓各國人民共患難了，患難之後我們必須明白，蘇聯解體之後到現在，究竟誰是人類的最大威脅。

極權政府促進了瘟疫蔓延

作者 唐付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中共的習主席聲稱自己有能力“構建世界命運共同體”，但是源自武漢的“中共病毒”仍在沈重的禍害著歐美等多國人民的生命健康！應對這場嚴重的病毒侵害，西方人為什麽“不帶口罩”和是否應該“帶口罩”，至今未見習主席給出“重要指示”！我不是醫學專家，時下也只是壹位普通的疫情受困者。但作為壹名從事人類基礎理論科學研究的自由學者，我感覺到西方人是否應該“帶口罩”涉及相關的基礎性醫學難題。因它會困擾著醫學專家、政府官員、醫務人員及廣大普通市民。為此，我將它們表述出來，供醫學專家、普通民眾、醫務人員甚至政治家們來參考和探索（評判）！

禍及全球的疫情，我覺得涉及的兩項基本問題不是很明確：壹是普通民眾究竟應該如何正確防護。二是醫務人員究意應該如何正確醫治。這兩點“疑問”主要體現在東西方差異中。以中華文明為主導的東方防護方式偏重“帶口罩”，但歐美主導的西方防護傾向於“洗手液”。前者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呼吸傳播”，後者有利於防止“肢體傳播”。這種差異至今沒有被醫學界的專家作出完整解釋，自然會讓無數受疫情困擾的廣大普通民眾深感盲然。對此困擾，我的理解是醫學專家似乎很難（或不便）作出完整解釋。

就此次疫情感染的嚴重程度，我個人認為可能上述兩種傳播方式都會存在。由於病毒的微小需要具備壹定的“量”才會實現傳播（感染），通過“空氣呼吸或者肢體接觸”是很難進行人體檢測試驗的（或者說不允許人為試驗），因此，醫學界無法對此給出明確答案。醫學界現有的診測方法壹是針對明顯“癥狀”（如發熱、咳嗽），二是試劑“測量”。很明顯，這兩種方式都需要具備壹定程度的“病毒量”才能體現。基於這種理解和推測，我認為，能夠有效防止此次疫情擴散的方式，應該考慮三方面的具體方式：壹是“空氣傳播”，二是“接觸傳播”，三是“觸物傳播”（據說還可能有“排泄物傳播”）。

由於受限於具體試驗檢測標準（數據），“空氣傳播”須要口罩實現防護，“接觸傳播”須要距離防護，“觸物傳播”須要清洗防護等。另外，既然病毒是須要借助“量”去實現傳播，那在空曠人稀的室外自然會降低傳播，而在密閉的室內或病員較多的環境中無疑會增強傳播（如醫院、教堂、船艙、電梯等）。臺灣、香港、中國大陸、日韓等地區相對有效的防控經驗是嚴格遵守“帶口罩與限距離”。這些成功經驗足以證明此次病毒的重要傳播方式是“呼吸與接觸”，而多數重癥為傷及肺部更顯提升“呼吸防護”為重！然而，歐美地區主導的“帶口罩只是防止傷害別人”的歷史觀念，在此次“無癥狀”仍具超強傳染力量的防疫中徹底崩潰！

除防護方式會困擾普通民眾，我覺的醫療方式也會困擾醫務人員。這也存在於東西方差異中。以中華傳統主導的醫學界會推崇“中西醫結合”，而西方醫學界大多會排斥（否認）中醫的合理性。後者的理由是“中藥不能直接殺滅病毒”！也許中藥無法直接殺死病毒，但我認為中醫中藥有它獨特的作用，這種作用是現代西方醫學無法替代的！

不久前我曾著文，人類應該盡快建立壹門重要的基礎學科：《生命環境生物學》。而中醫中藥學應該建立在這門科學之上。這門學科會明確現代西方醫學追求的“精準醫療”值得贊賞，但也存在嚴重的“負效應”。譬如在癌癥手術與放化療中的傷害主體與復發轉移，是自身永遠無法克服的缺陷！“生命環境生物學”會證明，雖然癌細胞的增殖與其“基因”有關聯，但任何生命細胞都會受它生存的“環境”所影響。這種影響的結果會迫使它“適應環境”，否則會死掉（難以生存等於間接殺滅）。西醫的“精準治療”不是改善“癌細胞”（病毒）的生存環境，復發和再生都難以避免。而中醫中藥，雖然不能直接殺死癌細胞，但它的“陰陽平衡與整體防治”，立足於改變癌細胞（病毒）的生存環境，讓癌細胞（病毒）逐步失去生殖條件。雖然它在直接快速殺滅病毒上不會明顯，但它采用“間接緩慢”方式改變病毒“生殖環境”卻可以避免嚴重的“負作用”！

我個人比較認同“中西醫結合”，可以互補短長。由於中醫中藥是建立在“環境治療”機理之上的，但它壹直保持著“標準化與經驗化”的嚴重缺陷，它們很可能需要借助“人工智能”才能得以改善。我認為，推動“生命環境生物學”的建立既能讓中西醫各自的優勢得到彰顯，也能使雙方的缺點獲得補償，為此才能真正提升造福人類！

如果中西醫能夠充分合作，以我個人理解，在應對此次嚴重的病毒侵害中定能產生重大作用。西醫西藥在重癥（精準）治療和疫苗使用上能夠發揮快速高效優勢，而中醫中藥在大眾預防、輕癥治療、重癥康復中，都能體現獨特的長期輔助治療作用！因為中醫中藥能夠通過調理人身整體的健康機能去提升免疫力（排除毒素），從而實現消除病毒！其實人體產生的“抗體”與外部註入的“疫苗”都是建立在“生命環境生物學”（環境治療）意義之上的。因為它們都是實現對特定病毒的“全面阻抗”，讓該病毒完全喪失生存（繁殖）環境！

再次重申，我不是醫學專家，但我願意與醫學專家對話。 此次疫情能夠在歐美等地區造成超級巨大的嚴重侵害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因中國“政治特色”在世衛組織的配合下，能夠肆意操控輿論、嚴重壓低疫情災害真實數據！其次是西方科學界存在著只追求“單壹性”科學認知標準的缺陷，忽視“口罩防護與肢體防護”須同時進行（呼吸交流與肢體接觸“同步隔離”）的重要性，因而共同促成了歐美等地區嚴重的疫情擴散！

我認為，東方人接受“帶口罩”的原因是東方醫學主要依靠“現實經驗”（防護實驗），普遍“帶口罩”能夠證明可以減少“病員和死亡”。而西方人不輕易接受“帶口罩”的原因是西方醫學追求“試驗數據”（感染試驗），針對病毒感染的試驗數據必須通過正常的人體“感染試驗”才能獲得。但在無法保證被試人員絕對能夠完全恢復的前提下，這類試驗卻不敢輕易進行，因為它會觸犯《反人類罪》！

這裏提出的上述兩個基本問題，本應屬於醫學界的專家去解讀。但醫學專家須要掌握了充分的實驗數據才能公開表態，但現實中不少具體試驗又難以進行，造成醫學界的專家難以坦然面對政府部門、媒體及民眾的期盼與追詢。事實上，這種情況已經體現出人類試驗科學的局限，唯壹可靠的方法是借助相對合理的“理論分析”去應對危機！由於我感覺上述兩方面的問題嚴重困擾著深受疫情影響的廣大普通民眾，和抗戰在治疫前線的醫務人員，甚至政府官員。為此，我貿然發表個人見解雖為越俎代庖，但用意是指望能夠幫助廣大普通民眾理解正確防護的方法與尺度，減少盲目與恐慌！也希望能夠為奮戰在壹線的醫護人員提供點信心與力量！同時，還想對相關的各類政治活動家們提供點“是非評價”依據，因為造成此次世界多國嚴重災害的病毒事件，無疑參入了“人為（政治）”因素！

我認為，是否須要徹底改變中共嚴控（世界）社會輿論（言論自由）的“政治機制”，以及如何提升西方科學的“認知水準”，應該是此次疫情傳遞給整個世界的沈痛警訓！我們絕對不應該容許相同的災難再次重演，徹底探明並消除災害根源只能是人類的不二選擇！本文不涉及病毒“源頭”的討論，因為我之前已有專文講述，基本觀點是：中共無法證明自己清白！習主席究竟是能夠為世界人民解除苦難還是制造災難？我願為世界人民站出來用事實討說法！我見到，得意忘形的中共壹定會讓麻痹沈睡與姑息養奸的西方自由世界徹底痛醒，撕碎“中共極權”必將成為文明世界平扶沈重傷痛的唯壹願望！再次提醒中共權貴集團：改邪歸正、回頭是岸！

本人接受各類相關領袖的正面對話！如果人類醫學界專家無人能對本文觀點提出實質性否定，我希望它能夠引起各國（尤其是歐美）政府首腦、醫學專家、主流媒體、廣大民眾的關註！盡管這裏沒有具體的“實驗數據”，但它很可能會幫助我們減少焦慮、病員、死亡及傷痛，也可能還會降低社會經濟和物資的損失！抗戰在“黑暗”中的人們，十分需要壹點點“亮光”的指引，它能幫助人們消除盲目與恐慌！如果本文產生了“亮光”，只能是世界文明的福音！

中共元首應該承擔責任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目前武漢肺炎病毒—這個 “沒有人傳人明顯證據”的病毒已在全世界大規模傳播，已造成兩百多萬人感染，十五萬多人死亡，感染和死亡人數還在繼續上升，造成這個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災難的元兇有兩個，疫情壹開始，這兩個元兇出於政治目的，互相勾結，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隱瞞疫情，打壓告誠人民要防範這個病毒的醫生。這個病毒的來源本來是個有目共睹的事實，但為了逃避責任，他們又相互勾結，栽贓外國，挑起了本來非常清楚的病毒來源的政治大戰。

1.元兇習近平

非常清楚，造成這個特大災難第壹號元兇就是習近平，由習近平定於壹尊的中共政府在疫情“可控可防”（他們承認可控可防，李文亮爆料時也確實可控可防）的初期，隱瞞疫情，不但不防不控，還壹而再、再而三地麻痹人民，在病毒已經大規模人傳人後，還壹再重申，沒有人傳人的明顯證據，嚴厲懲罰提醒人們、要人們防控疫情的李文亮等8位醫生。2020年1月17日，武漢同濟醫院已人滿為患，不得不騰出三層樓房收治病人，醫院當局秉承上面的旨意，禁止任何消息外泄，誰外泄了實情，誰就是造謠，武漢中心醫院等其它醫院，情況類似或更加糟糕。但中共當局在2020年1月16日還在宣稱沒有人傳人的明顯證據。有人說隱瞞疫情是武漢市政府，不是習近平，但誰都知道，中國地方政府雖然經常欺騙人民，他們也經常欺上瞞下，但他們的“欺上”，實質上是在迎合上面的口味，報告些上面喜歡的假消息，隱瞞壹些上面不想聽到的真消息，但他們深知，對於這種類似SARS的疫情，如果不向中央報告，有可能會掉腦袋的，他們膽子再大，也不敢對習核心撒這種大謊，武漢市市長周先旺明確表示，武漢市政府已向中央報告，但地方政府沒有得到說真話的政治授權。周先旺的講話表明，他們的壹言壹行都是根據壹言九鼎、定於壹尊的習近平為的臉色。如果真的是周先旺向習近平隱瞞了疫情，這個罪羊早就被習近平殺掉了。

2020年1月13日，武漢肺炎傳播到泰國，2020年1月16日，武漢肺炎傳播到日本，在武漢肺炎已開始向全世界傳播時，武漢市政府還沒有得到說真話的授權，2020年1月11日到2020年1月16日，武漢市衛健委連續7天宣佈未有新增病例。

這個病毒能不能人傳人，並不是什麽高深的科學問題，壹開始就是壹個不容爭辯的事實，換壹句話說，這是壹個鹿到底是鹿還是馬的問題，很多被感染的病人和他們的親屬、醫生，更不用說壹排排的被感染的醫生和已死去的病人，比誰都清楚，這個病毒傳染性非常厲害，可憐當時那些死於武漢肺炎的人在死前都不允許說自己是被人傳染的。

4天以後，2020年1月20日，全國感染的人數已無計其數，習近平終於知道繼續隱瞞、繼續指鹿為馬自己也會被感染，當局才授權鐘南山出來說這個病毒可以人傳人，可以說鹿是鹿不是馬了，而早先說鹿是鹿的人，包括李文亮醫生，都受到了嚴厲懲處。

幾天後，2020年1月23日，他們突然對這個“沒有人傳人明顯證據”病毒，采取了封城措施。人們驚呼，幾天前還在說沒有人傳人的明顯證據，怎麽突然封城了？他們組織了大量網絡水軍歌頌對對這個“沒有人傳人明顯證據”病毒采取的封城措施，他們在制造這個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大災難後，為他們的罪行歌功頌德，他們在網上大量轉帖：“請問哪個國家有這種執行力？

壹紙命令，封城！

…
妳們向往的美國、日本、歐洲誰能做到？”

確實，這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事只有習近平定於壹尊的靠謊言和暴力維持流氓政權能做到。

封城後，無數家庭被被居家感染，父親、母親，子女壹個個感染，壹個個死去，而習近平卻躲在紫禁城高墻內，繼續指揮打擊為武漢民眾說話的英雄，這些英雄壹個個被抓。

趕在武漢徹底封城之前，公民記者陳秋實冒著被感染、被專政的危險坐北京到武漢的最後壹列高鐵列車到武漢，他說，他的責任是壹個公民記者，作為記者出現了災難，妳不敢第壹時間沖到前線來算什麽記者呢？所謂公民記者，不同於那些國家花納稅人的錢養的那些記者，他們不拿國家壹分錢，卻冒著危險，走街串巷，獲取真情，告訴人民最需要知道的事實真相，當時的事實已證明，真相知情權就是生命權，當時好多武漢人都是在這個病毒不會人傳人的謊言中被感染、後死去的。由於習近平當局最害怕的就是真相，2020年2月6日，他們抓捕了陳秋實，是死是活，現在還不知道。很多人看了他的事跡、聽了他們講話，都感動得流淚。另外，公民記者李澤華和武漢本地公民記者方斌也因為告訴給了武漢人民很多真相而被抓捕。

2.元兇譚德賽


第二個元兇就是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賽，從疫情壹開始，他就配合已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政府，欺騙、麻痹中國和世界人民。

2020年1月12日，譚德賽主持的世衛組織還在宣稱；“目前，在醫務人員中沒有出現感染，也沒有明確的人傳人證據”。

這段話引用於世衛組織的官方網站，無法抵賴。

實際情況是，從2020年1月1日開始，武漢已有多名醫務人陸續感染。

2020年1月13日，壹名武漢遊客在泰國被確診患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成為在中國境外確診的首例病例，在譚德賽的把持下，世衛組織還在說謊，在壹份2020年1月14日（周二）發給BBC中文的聲明中，世界衛生組織（WHO）表示，該種病毒的傳播方式仍未確認，並未有明確證據表明其可以在人際間傳播。”

病毒已傳到國外，譚德賽把持的世衛組織還在說沒有人傳人的明確證據，妳看荒唐不荒唐！

普通的中國人，在沒有親眼看到親人或朋友被傳染的情況下，相信了習近平的謊言，喪失了警惕，這是正常的，但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長譚德賽是醫學博士，並且擁有大量的人力資源，信息資源，不可能相信這個病毒不會人傳人，他之所以鸚鵡學舌，完全是昧著良心，有政治目的，如果沒有習近平的政治支持，他是不可能得到衛生組織總幹事長這個職位的。

由於中共撒謊已臭名昭著，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是不會相信被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政府的謊言欺騙的，但由於譚德賽以世衛組織的名義積極配合，世界各國喪失了警惕，使得這個病毒在全世界得到傳播。基於對世界的影響，應把譚德賽定為“元兇”，不應定為“幫兇”。

由於習近平勾結譚德賽打壓臺灣，將臺灣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外，臺灣這次疫情只受中共的疾病的輸入的影響，沒有受譚德賽的“沒有人傳人的明確證據”的欺騙的影響，臺灣人民提高了警惕，采取了很多有力的措施，抗疫非常成功，為世界各國創立了標樣。

譚德賽在回答川普對其的批評時說：“如果不想見到更多的裹屍袋，就不要把新冠病毒政治化”。這句話本身沒錯，但問題是誰把新冠病毒政治化？世界都看得很清楚，首先是習近平為政治目的的欺騙和打壓，後得到譚德賽的積極配合，將新冠病毒政治化了。

就是因為習近平-譚德賽將新冠病毒政治化了，全世界增加了無計其數的裹屍袋，如果譚德賽不下臺，世界上還會增加更多的裹屍袋。

損失慘重

作者 陳維健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比原有的數字暴增百分之五十。通報強調數據差異的原因是醫療資源不足，患者在家中病亡，高峰期忙於救治客觀上存在著遲報，漏報，誤報的現象。這些客觀原因確實在疫情大規模爆發之時在所難免，沒有可以責怪之處。但是處於當時的情況下為什麽不可以說是據不完全統計？而且遲報，漏報，誤報，出入也不會大到達百分之五十。壹句話只有瞞報與繼續瞞報才可能出現這樣的數字。

武漢訂正死亡人數並不是如通報所說，是表現了對生命的尊重與實事就是的精神，更不是中國社會成熟的縮影。而是作為病毒發源地的武漢與世界各國疫情的統計數相比少得離譜。連中共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把數據定位在原來的數字上了。再加上種種事實的呈現，特別是武漢開封後殯儀館骨灰盒的數字，使原有的數字沒有辦法自圓其說。再加上國際社會對中國數據的質疑的壓力，在此之下只好訂正數據。當然這個數據也並非真實，不過是壹個政治要求研究的結果。當中國開始每天公布確診數與死亡數時人們就發現，每天遞增的數字的精確百分比，很顯然這不是壹個自然統計數，而是人為的數字。

通報說早在2020年3月下旬，武漢就專門成立涉疫大數據與流行病學調查組，充分利用市疫情防控大數據信息系統、市殯葬信息系統、市醫政醫管新冠肺炎信息系統和市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檢測系統進行線上比對、去重、補全；線下對所有涉疫地點數據進行全采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面對質疑應該作出解釋，我們正在進行更正調查之中。但政府所作的是對內質疑進行封殺抓捕，對國際質疑歸結為別有用心。還通過鐘南山之口說；我們的數據不可能作假，如果作假就不可能復工。這些針對質疑的回應白紙黑字墨跡未幹，現在竟然臉不紅心不跳地號稱有利於維護好人民群眾權益，有利於疫情防控科學決策，同時也是對社會關切的回應，所以作出訂正。

武漢死亡人數“改變中國”網站(ChinaChange.org)主編曹雅學根據武漢壹家殯儀館的壹紙通知和現有的公開數據進行推算，得出武漢整個疫情期間，2019年12月1日首個確診病例出現至2020年3月23日疫情得到控制，武漢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數規模在40萬至60萬之間，死亡人數在2萬2000至3萬之間。當然這個數字只能是壹個推論。真正的死亡數只有中共自己知道。中國至少更改了六次確診標準，既然確診標準更改，自然影響到新冠死亡數據。

通報說我們訂正數字是基於對每個人的生命尊重。既然尊重生命就要有嚴肅的精神，沒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中共何不痛快壹下，也不要讓自己背上沈重的包裹，不斷地打自己的臉。在戶籍制如此嚴密，個人身份信息化的時代，死亡數是瞞不住的。真正的數字遲早會大白天下。

中共走狗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傳說在上古發生的壹次疫情期間，有壹老壹少兩只烏龜居家隔離，閑得發慌，於是相互打賭：誰先動誰就輸。幾千年過去了，兩只烏龜仍然縮著頭壹動不動。有壹天，北京來了壹批專家，仔細觀察研究後總結說，依照我們多年積累的知識和經驗來判斷，這只烏龜背上所刻的甲骨文表明，它已經死去了整整三千年。另壹只烏龜聽到後，緩緩的伸出頭來說：都死了這麽長時間也不講話，讓我白白守了三千年！這個時候背上刻著甲骨文的老烏龜露出頭來說：妳輸了！專家的話妳也敢信？


這只是中國朋友圈裏流傳的壹則誇張的笑話，來揶揄如今壹些名不符實和死心塌地為權力洗地的“專家”。但是現在，在某些無良專家中存在的這種違背職業和倫理道德的狀況，已經猶如吞嚼良知的病毒，與新型冠狀病毒壹樣，在國際社會中不斷蔓延開來，並讓世界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

大約壹個月前，《紐約時報》刊登了講述了世界衛生組織（WTO）專家組的組長艾爾沃德博士帶領世衛專家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期間去中國調查考察的情況。

如果艾爾沃德博士不是加拿大人，我或許不會再去花時間閱讀這篇文章，因為我從世界衛生組織的官方網站上了解到，世界衛生組織曾經在2020年1月份就已經派出專家代表團去中國調查考察這次疫情，但是就在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前2天，他們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的風暴眼——湖北武漢這片土地上，僅僅停留了不到兩天的時間。世衛組織公布的武漢考察報告摘要Mission summary: WHO Field Visit to Wuhan, China 20-21 January 2020（《武漢考察報告摘要：世衛組織2020年1月20-21日對中國武漢進行現場考察》）裡邊寫道，考察期間，世衛代表團只是“到訪了武漢天河國際機場、中南醫院和湖北省疾控中心，包括中國疾病控制中心（CDC）的BSL3實驗室”，“參觀了中南醫院的發熱分診以及疑似和確診病例的治療設施，還參觀了提供高質量的診斷、治療和隔離服務的系統。”

世衛組織代表團在1月20日至21日去武漢考察疫情，如果沒有去像金銀潭醫院、肺科醫院等這些新冠病毒肺炎抗疫壹線的定點醫療機構；如果只是像世衛組織報告摘要中說的“到訪”和“參觀”，而不是去考察、調查、分析和研究的話，那麽這次世衛組織代表團的武漢之行，我相信無論如何都是無法達到應有的目的的，也是無法向全世界人民交代的。


而世衛組織專家組2月份的中國之行，也壹直沒有看到世衛組織公布詳細、具體的行程和計劃。調查考察結束前壹天2月24日晚上，在北京召開了“世衛組織-中國關於新冠病毒的聯合代表團新聞發布會”（Press Conference of WHO-China Joint Mission on COVID-19），新華社次日轉發《健康報》的通訊《實錄！中國-世衛組織聯合考察專家組發布權威結論》，其中公布的布魯斯·艾爾沃德博士在這次新聞發布會上的講話，看後實在令人感到驚訝和擔心，幾乎很難看出這些話語出自壹位嚴謹、理智的流行病科學家之口。

因此我認為如果這個世衛組織專家組與前壹次壹樣，只是去中國某些指定的、疫情防控的樣板城市和模範醫院走馬觀花地遊覽壹圈，或者，看到和了解到了疫情的嚴重情況後，還故意裝著不清楚、不知道，那麽包括艾爾沃德博士本人、專家組人員和整個世衛組織還能不能全面、正確地去向世界反映中國疫情的真實情況，能不能基於確鑿的調查事實對疫情適時地向世界各國發出警告，並提供正確的防控新冠病毒疫情的技術指導和方法策略，似乎值得懷疑。畢竟，世衛組織應該是壹個以事實為根據、以科學做決策、以保障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和安全為己任的國際組織。

艾爾沃德博士在回答《紐約時報》記者的提問的時候，為大家描繪了壹幅中國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這場戰爭中表現出的完美畫卷。如果我只是壹位對中國了解甚少，不關心國際事務的美國讀者，我閱讀了《疫中訪問中國，WHO專家組組長看到了什麽？》這篇文章後，或許會對中國抗擊新冠病毒的情況刮目相看：在中國特有的國情條件下，在這場史詩級的與病毒拼搏的戰爭中，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領導下，似乎正在以近乎完美的方式，很快就會贏得這場戰爭。因此，我也許會以為這次疫情並不很可怕而掉以輕心。當時，《紐約時報》總部的所在地——美國紐約，在這次疫情中還風平浪靜。

但是我偏偏就是華人，又與艾爾沃德博士工作、生活在同壹個公正、廉潔、遵循普世價值原則的國家加拿大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並且對中國的情況又非常了解。


這次武漢新冠病毒疫情爆發擴散後，中國各地的網民，其中有不少就是戰鬥在疫情壹線的醫護人員，他們通過自媒體和各種可以突破網絡封鎖的通訊手段，向外界傳遞出疫情現場的視頻和文字報道。當時那裏的情況真可謂觸目驚心，以至於當局不顧輿論的譴責，不得不將在武漢醫院、殯儀館等公共場所做現場報道的三名公民記者方斌、陳秋實和李澤華“控制”了起來，以儆效尤那些傳遞現場實況的人。事實上，那裏的情況並不像艾爾沃德博士所講述的那樣，壹切都在井然有序的掌控之中。

我記得1月22日的夜晚，武漢封城已經成為全世界新聞關註的焦點，CBC（加拿大廣播公司）在新聞中滾動播放主持人對多倫多綜合醫院（Toronto General Hospital）傳染病專家艾薩克·波格醫生的專訪，在采訪結束前，波格醫生對著攝像機鏡頭，盛贊中國政府在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中向國際社會提供了及時、全面和透明的信息。


而在此之前，BBC健康和科學通訊記者詹姆士·加拉格爾（James Gallagher）在1月18日就已經發表了文章New virus in China 'will have infected hundreds'（BBC中文譯名：《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可能“已感染上千人”》），其中第壹句話就用粗體字向全世界發出這樣的警告：The number of people already infected by the mystery virus emerging in China is far greater than official figures suggest, scientists have told the BBC.（“科學家向BBC說，研究顯示，在中國感染這種神秘病毒的人數遠遠超過官方數據。”）文章說，“目前已有41例經中國專家組確診的新型病毒病例，但英國研究者估計，實際數字接近1700例。”

盡管真實情況是：武漢“不明原因肺炎”肯定人傳人，已經出現多例醫護人員被感染的病例，但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壹直在發布“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2019年12月31日）、“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2020年1月3日、5日）、“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2020年1月11日）、“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2020年1月15日）等與實際情況不符的信息。直到1月23日武漢封城，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還聲稱：“截至1月22日24時，湖北省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44例”，而此時新聞媒體報道武漢市幾十家醫院裏疑似被病毒感染的病人已人滿為患。


如果說多倫多綜合醫院傳染病專家艾薩克·波格醫生贊揚中國政府在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中向國際社會提供了及時、全面和透明的信息，是因為當時還缺乏更全面和充分的資訊，讓波格醫生在分析和判斷事實時有可能不夠全面的話，那麽世界衛生組織壹些官員的所作所為，可能並非如此簡單。


盡管早在1月13日世衛組織就已經獲得證實泰國出現第壹例中國境外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世衛組織在1月20日-21日對疫情已經非常嚴重的武漢，其中包括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進行了實地考察（世衛組織自稱是“到訪”和“參觀”），但就在武漢封城的前壹天（1月22日），世衛組織還在輕描淡寫地發布聲明稱：有證據表明武漢存在人際傳播，但需要進行更多的調查以了解傳播的全面情況。


2月7日，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發表武漢大學中南醫院跨部門醫生Dawei Wang，Bo Hu，Chang Hu等14人聯合撰寫的論文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138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Infected Pneumonia in Wuhan, China（《138例在中國武漢感染2019新冠病毒肺炎住院患者的臨床特征》），論文回溯了2020年1月1日至1月28日期間收治於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138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臨床數據，其中57例（約占138名患者總數的41.3%）被調查推定為醫院內感染，這57例中17例（約占138名患者總數的12.3%）為患有其它疾病的住院患者感染了新冠病毒，40例（約占138名患者總數的29%）為醫護人員感染了新冠病毒，這些情況表明新冠病毒的傳染性非常強烈。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醫生所寫的這篇論文，用事實把世衛組織在1月20日-21日期間訪問武漢後，尤其是訪問了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後，還在發表前述那種不負責任的聲明。


那麽在世衛組織代表團去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進行疫情考察期間，有沒有可能中南醫院向世衛組織代表團掩蓋了疫情的真相？有多家國際媒體報道，財新周刊被封殺的文章《武漢疫情中的中南醫院：他們打滿全場》的第壹作者、財新記者蕭輝的壹篇記者手記近日在互聯網流傳，其中就談到中南醫院院長王行環當時堅持要向世衛組織代表團反映實情的情況。


法廣在報道該新聞時，引述原消息稱：“1月20日，世衛安排專家到中南醫院考察，1月19日湖北省、武漢市衛健委領導來中南醫院考察安排接待世衛專家時，衛健委的官員要中南醫院人員‘註意政治影響和說話方式’。王行環當即直接反駁說，‘我壹定會實話實說。妳們難道忘記了沙士教訓了嗎？救人命是最大的政治，實事求是是最大的政治’。在世衛組織到中南醫院考察的頭天晚上，王行環還回絕了跟他相熟的省級領導要他註意政治影響的叮囑。他對這位領導說，‘真正的政治站位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站在黨中央的全局高度立場上。’”，從中可見中南醫院院長王行環應該是向世衛組織代表團反映了實情，具體情況還有待證實。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博士（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應對這次疫情中，是否盡到了責任？1月23日武漢疫情已經嚴峻到不得不進行立即封城的地步，全世界新聞媒體都在報道這個人類歷史上首次發生的、對千萬人口級別的超大型城市實施大規模封城隔離的突發事件。但是根據世衛組織在4月份公布的世衛組織抗擊新冠肺炎行動時間線，1月22日至23日世衛組織在評估疫情是否構成國際關註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稱：世衛組織總幹事根據《國際衛生條例(2005)》召集突發事件委員會開會，來自世界各地的獨立委員根據當時掌握的證據無法達成壹致意見，他們要求10天內在收到更多信息後再次舉行會議。


這段話明顯是因為世衛組織的領導層嚴重失職或出於某種目的，在給世界各國人民造成了無法挽回的重大損失後，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甩鍋給了世衛組織的“突發事件委員會”，最終將責任推卸給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獨立委員”而逃避世衛組織應該承擔的相應責任。世衛組織在總幹事譚德塞領導下，在這樣緊迫的防疫緊要關頭，還在拖延時間、推諉責任，這種態度是完全無法能夠讓人接受的。

2月5日，由官媒中國新聞社主辦的《中國新聞周刊》總第934期刊登文章《武漢之憾 黃金防控期是如何錯過的？》，詳細披露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武漢爆發前，疫情防控被人為拖延耽誤的壹些細節和事實，由於錯過了黃金防控期而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該文章披露了政府有關部門和衛健委可能存在隱瞞疫情真相的情況，這篇文章出版後不久便遭到當局封殺。2月7日，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因感染新冠病毒不治身亡。由於生前發布疫情警報，他在1月初被衛生官員和警方約談訓誡，並因“傳播謠言”被迫在警方的《訓誡書》上簽字。他的死亡，引發了公眾對當局壓制吹哨、導致疫情失控的不滿。與此同時，新型冠狀病毒也在快速地向世界各國蔓延，國際輿論對中方公布的疫情數據等情況的質疑也與日俱增。


但是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博士在中國疫情爆發的壹開始就喪失了世衛組織的基本處事原則，他在對中國政府防控新冠病毒的措施贊不絕口的同時，卻完全低估和忽略疫情的嚴重性和可能會對國際社會產生的嚴重後果，世衛組織遲遲沒有向全世界發出相應等級的疫情警報，直到“2020年3月11日，世衛組織評估後，認為可將新冠肺炎視為大流行。”但是此時已經為時已晚，浪費了寶貴的防疫時間，此時此刻，在許多國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已經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數以萬計的人口失去了生命。世衛組織壹些官員在這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的所作所為，已經完全背離了世界衛生組織設立的應有目的和公職人員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被國際社會廣泛詬病。


另壹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是，世界衛生組織在國際公共衛生事務中應該扮演壹個怎樣的角色？在今天紛繁的國際事務中，中國的宣傳媒體經常談論的壹個話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但是世衛組織作為壹個致力於為全人類健康而工作的國際組織，卻出於政治或其它原因有意識地將地球上部分人口排斥在共享世界衛生資源和成果的範圍之外。不管其承認還是不承認，長期以來，這種狀況已經成為有目共睹的事實，世衛組織對待臺灣的態度，就是壹個非常典型的例子。這種狀況，在本質上是無法被遵循普世價值的國際社會接受的。


在這次人類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的戰爭中，我們已經看到了壹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迄今為止臺灣已經成為全球防控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最成功、最出色的國家和地區之壹。在這次疫情肆虐的艱難時刻，世界各國需要分享臺灣成功防控疫情的智慧和經驗。但是由於世衛組織壹些官員的偏見，人為地阻斷了世界各國分享臺灣智慧和經驗的官方渠道。

3月28日，香港電臺(RTHK)英文頻道“脈搏”（The Pulse）播出記者唐若韞（Yvonne Tong）采訪世衛組織助理總幹事布魯斯·艾爾沃德的視頻，當記者提問WHO是否應該重新考慮接納臺灣的會員資格這個問題時，艾爾沃德說自己沒有聽到提問。唐若韞再次提出該問題時，艾爾沃德要求換壹個問題。當唐若韞繼續追問後，視頻被切斷。作為世衛組織助理總幹事，艾爾沃德的這種舉動，是無法被任何壹個具有正義感和基本良知的人士能夠接受的。畢竟世衛組織是基於為全人類的健康服務的國際組織，並不是由壹家壹戶開設的，也不應該受制於某個或某些人的喜惡和操控的。艾爾沃德長期工作、生活在民主、自由、公平、正義、平等和廉潔這樣壹個遵循普世價值的國家加拿大，卻在世衛組織的工作中體現出了完全違背這些價值觀的言行，這是令人感到非常遺憾的。


世界衛生組織壹部分官員和專家在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中的表現和對待臺灣的壹貫態度，讓國際社會感到憤怒，有人甚至發起了罷免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的聯署，至今已獲得將近壹百萬人簽名支持。3月29日，世衛組織發布聲明表示“臺灣加入世衛組織的問題取決於世衛組織會員國，而不是世衛組織工作人員”來推卸責任。事實表明，對待這些不能忠實履行職責的世衛官員和專家，國際社會予以應有的監督、施加壹些這樣的壓力，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必須的。


在這次COVID-19全球大流行疫情中，整個世界正在為世界衛生組織部分官員和專家的失職和喪失良知而付出巨大的代價。這次事件，讓曾經得過且過的國際社會不得不開始反思：是什麽原因，讓壹些國際組織的官員和專家，在履行職責時違背了原則和良心？世界究竟需要壹個怎樣的國際組織，壹套怎樣的行事規則，去行之有效地約束國際組織的這些官員和專家，才能讓他們真正為謀求全人類的健康和福祉去工作？


譚德塞博士作為世界衛生組織的總幹事，在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中，因為違背了世界衛生組織應有的處事規則和喪失了人類社會應該遵循的普世原則立場，致使世衛組織沒有能夠采取正確、有效、及時、積極的措施去防範和應對這次疫情的擴散，導致疫情全球泛濫，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嚴重後果，譚德塞博士應該對自己的嚴重失職承擔責任。同時，世衛組織、譚德塞本人以及世衛組織中其他相關人員必須以公開、透明的態度，接受國際社會對可能存在的各種問題進行全面、徹底的調查。COVID-19在全世界的大流行，給了世界各國壹個巨大和慘痛的教訓，擺在大家面前的問題，必須刻不容緩地去予以處理和解決。

言論鉗制

作者 張智斌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可以這麽說，根據迄今為止已知的情況表明，造成這次疫情大流行所涉及的最為關鍵的幾個問題，幾乎都與言論能否自由表達相關聯。因此說，尤其是在疫情期間，言論自由至關重要。

如果當初李文亮醫生的壹聲哨聲，可以自由地吹響，或許今天的世界，就不會變成這樣。方方《武漢日記》引起巨大的爭議，其實質其實也是壹個言論應當不應當自由的問題。但是看看眼前這個世界，這個問題還應該是個問題嗎？

言論、出版是否應當自由？在理論上這當然不是壹個問題，否則這些內容就不可能會寫進中國憲法的第35條中去。

溫哥華非常美麗，整座城市都融入到了綠色的大自然中。春天來臨時，這座春城好似浸泡在花的海洋之中。在花街漫步，真是賞心悅目。有行人從對面走來，壹個會心的微笑，心中便是壹陣春波蕩漾。在明媚的陽光下，我看著步道上騎行的、慢跑的行人活力四射地從身邊超越，感覺這座城市充滿了活力。但是今年壹切都被改變了，遠遠看到對面有人走來，雙方都會盡量保持最遠的距離，甚至會主動走到步道的另壹邊去，早早地避開對方。唯獨烏鴉不懂規矩，不離不棄，還在頭頂“呱”、“呱”地叫著。這種感覺讓我覺得好難受，人與人的關系不應該是這樣的，我們曾經建立起的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只是因為壹場瘟疫，瞬間就被改變了。

溫哥華有許多烏鴉，有時還會襲擊行人，我曾經也被幾只烏鴉欺淩過。有人特意繪制了溫哥華烏鴉攻擊行人的地圖，來提醒人們哪些地區的烏鴉是絕對惹不起的。

說到烏鴉，讓我想起了關於烏鴉的故事。我小時候經常聽的壹個寓言故事就是“烏鴉與狐貍”。烏鴉嘴裏銜著肉塊，停在樹丫子上想美餐壹頓。狐貍看著嘴饞，就想了個計謀，說烏鴉唱歌唱得真好聽。烏鴉壹高興就開口唱了起來，肉塊掉落到地上，給狐貍叼走了。

小時候我也沒有肉吃，連飯都吃不飽。所有我心裏也在想，如果我頭頂上有頭烏鴉，嘴裏也叼著肉塊，這就好了。幾十年後來到了溫哥華，發現這裏的烏鴉滿天滿地，但我卻再也不用擔心沒有肉吃了。再看“烏鴉與狐貍”這個故事，仔細想想，卻覺得其實其中包涵的學問還挺深奧的。

烏鴉是可以自由地唱歌的，但只要它壹開口，那塊肉可是沒得吃了。所以在唱歌之前，自己必須想清楚。在有些地方，其實做人也是如此，哪些話可說，哪些話不能說，這可不只是吃不吃肉的問題。

卑詩省以盛產三文魚聞名，漁業資源非常豐富，也是鳥類的天堂。疫情期間，閑得無聊時，我會去海灘或河邊的步道走走，順便看看水鳥捕食。許多鳥兒非常靈巧，它們用雙爪抓住蛤蜊後，飛向高空，然後將蛤蜊拋向堅硬的路面，依靠重力砸碎了蛤蜊的硬殼後慢慢食用，免得再用自己的喙去艱難地擊碎它，非常智慧。受此啟發，這裏我也寫壹則寓言故事，暫且叫作“鯉魚與鸕鶿”，希望讀後能給人有所思考：

壹天，壹條壹心想跳龍門的鯉魚望著壹頭吃飽了的鸕鶿竄出水面在空中飛翔，羨慕不已，心想要是自己也能夠自由地飛翔，那該多好！鸕鶿似乎看懂了鯉魚的心思，說道：“妳不是整天都在罵我殘害魚群嗎？不然我也可以讓妳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飛翔的。妳現在還想要這種自由嗎？”鯉魚說：“當然想，有什麽交換的條件嗎？”鸕鶿說：“那好吧，我給妳這種自由，不附帶任何條件，但是妳得按照我的辦法去做，這樣才能飛起來。” 鸕鶿說完，撿來壹條短樹枝，它用雙爪抓住兩端，叫鯉魚咬住樹枝的中間，然後飛了起來，越飛越高。

鯉魚覺得很快樂，自己終於能夠飛起來了，得到了向往已久的自由。鸕鶿又笑著對鯉魚說道：“妳想罵我，也可以，妳當然也有罵我的自由。”鯉魚聽罷，看著地面離自己已越來越遠，緊張得拼命咬緊樹枝，不敢松嘴，直到太陽把自己烤幹，都沒有啃過壹聲。

其實這條鯉魚至死都不會明白，那鸕鶿的話是聽不得的。鸕鶿是依靠吃魚生存的，它對鯉魚的許諾，怎麽可以當真？鯉魚只知道鸕鶿是多麽貪得無厭，但它從來都沒有註意到鸕鶿頸項上還紮著壹條漂亮的絲帶——這可不只是壹件漂亮的首飾，目的是要把它吞下去的大魚還能吐出來。鸕鶿背後不斷逼它吐出大魚的那雙黑手，才是真正的貪得無厭，真正的壞。

言論自由至關重要，這句話人人都懂。“烏鴉與狐貍”的故事告訴我們，有人為了保住嘴裏叼著的那塊肉，不得不選擇閉嘴。而“鯉魚與鸕鶿”的寓言則又告訴我們，如果環境險惡，把言論自由的權利說得再信誓旦旦，也是不著邊際的，壹旦張嘴，弄不好真的會把自己搞得粉身碎骨。

現在回顧頭來再談方方現象和《武漢日記》。如果方方處在壹個言論自由的環境中，她的寫作是不可能會引發出這麽大的爭議的。世界上寫作的人太多了，但在言論自由的國家裏，哪位作家和他（她）的作品，會像方方和《武漢日記》那樣，能夠引發整個國家的輿論為之而撕裂？疫情中的中國之所以會出現方方現象，出現方方熱，正是因為言論不自由的結果。

胡錫進在《方方日記在美國出版，公眾對她的態度會變得更快》壹文中說：“不知道方方日記在美國的出版是否得到了她的授權，但我希望，她能夠理解公眾在聽到這個消息時的不快感受。她寫那些日記時產生的回響是中國內部的壹件事，這種回響有當時的場景和邏輯。然而這部日記在今天和之後拿到美國和西方去擴散，就是另壹回事了。它不會是壹般的紀實文學交流，它壹定會被國際政治捕捉到。很有可能的是，在未來的風浪中，中國人民，包括那些曾經支持了方方的人，將用我們多那麽壹分的利益損失來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單。”

我看了胡錫進說的這段話，真的開始為方方擔心。我的擔心並不是因為方方真的寫了什麽危害人民、危害國家的內容，而是因為被她觸到“G點”的這批人，他們早就自認為自己已經代表了人民，代表了國家。如果疫情過後，世界上要是真的發生什麽事，胡錫進套在方方頭上的那頂帽子，那可不是鬧著玩的。

但是，我感到很奇怪的是，“老胡”莫非真的天生壹副狗鼻子，要不怎麽會這麽靈，現在就已經嗅出了“在未來的風浪中，中國人民，包括那些曾經支持了方方的人，將用我們多那麽壹分的利益損失來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單”？莫非他是在詛咒中國真會因為這次疫情而給西方賠款埋單？要是真是這樣，妳老胡知道的機密恐怕也太多了吧？

那壹方在對方方蠻橫指責，這壹方在為方方鼓勁打氣。為了替方方說句公道話，網上也是好文叠出——許多文章，寫下的都是自己的親身經歷，所以感覺格外真實、生動。前兩天，網上傳出崔永元的壹篇佳作：《給方方上壹課》，他以過來人的身份，告誡方方怎樣從網絡圍毆的戰場中死裏逃生——可見，對於名人，壹旦身臨其境，這種處境是多麽兇險！

我們都知道崔永元是壹個很有意思的人，他寫文章至今還保持著當年他主持“實話實說”這檔節目的風格，慢條斯理又風趣幽默，他說曾經被150多家官媒圍毆。輪奸崔永元的惡棍隊形整齊，第壹梯隊出動的是地痞流氓，汙言穢語不停，往妳的面碗裏死命地啐口水，搞壞妳的心態，耗完妳的精力。於是第二梯隊的高級混混開始登場，其中有在職的大學教授，有退休的軍隊司令官，有現任的法官、檢察官，還有騷氣十足的電視臺娘們……總之陣容之豪華，妳懟得過來嗎？第三梯隊出場的那才是超級黑手，挺在前面的是齊刷刷的壹個大陣容，從靠發貼發了大財的壹位位網絡大咖，到齊刷刷地坐成壹排在網上齊刷刷地發貼“支持”、“支持”、“支持”的監獄犯人，個個都是壹切行動聽指揮。這背後的骯臟，不是壹般人能夠去想象的，壹不小心，就掉進了他們精心編織好的籮筐裏，這正是他們需要達到的效果。

這樣的人力物力和惡心的程度，據說曾經把崔永元搞得壹度神經衰弱，這根本不是壹個平常人能夠抵抗得了的，更何況像方方這樣壹個舞文弄墨的女子？看看崔永元的文章，就可知道等待方方的那條崎嶇的道路會有多長，現在天還只是在漸漸黑下來，以後的夜路會有多難走，路上的鬼魅有多少，現在還真的不好說。

方方寫的《武漢日記》，是不是像有些人說的真的是在“帶節奏、說假話、編故事，給黨和政府抹了黑，給中國人民丟了臉，給帝國主義當了狗，給反華勢力帶了路”？是不是像胡錫進說的“方方的確帶來了對公眾的壹份刺痛”？其實我想要分辨這些問題也不復雜，最好的方法就是交給武漢人民自己去評判。如果胡錫進真有這樣的種，他是不用在《環球時報》上陰陽怪氣地發《方方日記在美國出版，公眾對她的態度會變得更快》這種文章的，胡錫進敢不敢在“環球網”上發起壹個對方方《武漢日記》的民意投票調查，讓武漢人自己去投票評判，讓全國人民來做裁判？

當然可以想象，方方寫下了《武漢日記》，在可以預見的前景下，只要她還努力堅守著這壹份良知而不改變，那麽等待她的或許會與許多堅守良知的同道人壹樣，只能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忍辱負重地活著。她或許活得遠沒有像那些厚顏無恥者那樣逍遙自在，但相信她的良心是覺得安穩和無愧的，歷史也終將會留下這壹筆的。

其實那些厚顏無恥者在內心裏也是覺得自己是無愧的，但是他們永遠也不可能體會到像方方那種發自內心的榮耀：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也正因為這，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將為妳存留！

共產專制

作者 徐建新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壹、中國在疫情初期出現的三大常識性錯誤

中國在早期新冠病毒暴發的相關信息也就外國人不明白，國內不少人都知道，關鍵是由於是新病毒，而且有著無癥狀感染者、潛伏期長，輕癥如同普通感冒且能夠自愈等容易導致錯誤判斷卻難於正確判斷的特征，導致中國的衛健委系統和中國CDC系統的專家們、官員們有著各自的看法、判斷，由於看法、判斷有所不同，因此出現了相互矛盾、沖突、混亂的做法，包括出現了不可避免和可能避免的各種錯誤。壹部分人認為是傳染病，壹部分人認為不存在人傳人，結果是：壹、並沒有向WHO、外國隱瞞疫情，按規定進行了通報；二是對華南海鮮市場進行了消毒避免病毒傳播，但是導致可能找不到新冠病毒的中間宿主了，因此是壹個不大不小的錯誤；並要求曾經得到過病毒的實驗室銷毀相關病毒、並且不得接受病毒檢測以免在獲取、運輸、檢測的過程中傳播病毒；三、中國CDC主任高福院士判斷正確，有消息說2020年1月6日打了報告提出了各種防疫的正確做法如減少聚集、會議等的報告，但是，沒有得到批準；四、中國的衛健委系統明面上是武漢市衛健委犯了極其巨大的錯誤，最大可能是徐建國院士的判斷出現了錯誤，關鍵是湖北省衛健委的錯誤還可能包括武漢衛健委的錯誤，認為不存在人傳人，並口頭傳達荒謬的入排標準，導致中國國內浪費了十四天時間。對中國內部，情況則可以說是昏庸瀆職。2020年1月14日，國家衛健委也終於發現了問題。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至今，中國出現的三大常識性錯誤不僅令人憤怒，也導致國家民族付出了極大的代價。1、外行訓誡內行。2、衛健委這種對傳染病半懂不懂的行政單位下發文件居然還口頭傳達有常識性錯誤的入排標準給醫生，耽擱浪費疫情早期寶貴到極點的十四天時間（最大的可能性是徐建國院士的判斷出了錯誤，還影響了衛健委領導；衛健委這種半瓶醋下發文件亂幹擾專業醫生的診斷，還口頭傳達，徹底壞了大事）。3、常識是密閉或接近密閉空間還人多最有利於感冒和流感等病毒傳染，但武漢市的醫院不少居然就變成了“病毒培養皿”。

第壹個關鍵問題就是眾所周知的八位醫生因為他們的發言警告被公安機關訓誡的事情。這壹點的荒謬極其明顯，也導致了網絡上的巨大怒火：外行有什麽資格訓誡內行？醫生的同學群內的信息交流也能夠成為謠言、被認定為謠言？這壹點是壹直扼殺網絡言論自由導致的後果之壹，只不過，這壹次顯現了巨大的荒謬，也部分導致國家民族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什麽情況屬於公開發布疫情消息和什麽情況屬於醫生內部的正常信息交流包括疫病信息內部交流，壹定要明確地區分開。

需要堅決執行的是：保障醫生等專業人士的言論自由以及學術自由包括自由的探討，再不可出現外行訓誡內行。

第二個關鍵問題就是衛健委這種半瓶子醋不能下發文件亂幹擾專業醫生的診斷，並導致長時間（14天）的延誤疫情的錯誤判斷為不會人傳人，耽擱浪費疫情早期寶貴到極點的時間，最終導致武漢封城，國內不少城市封城封小區、大批民眾患重病甚至死亡的巨大代價。這壹次新冠肺炎武漢又壹次出現了關鍵的常識性錯誤，類似於之前的SARS疫情。傳染病的預防治療“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非常重要。2003年SARS疫情時間延擱的重要原因之壹是洪濤院士違反科赫原則，錯誤地判斷為原核生物導致的非典型性肺炎。這壹次出現的常識性錯誤是，做科學研究的都知道，科研中切切不可出現：研究人員包括醫生先有了壹個假設、標準隱含著錯誤的前提，直接導致錯誤的樣本選擇、導致錯誤的結論或結果，然後是錯誤的樣本選擇、結論或結果當然加強了錯誤的假設、標準或自以為驗證了錯誤的假設、標準。問題是，這壹次是武漢市衛健委（實際上很有可能是湖北省衛健委）下發給醫院，醫院院長口頭傳達給醫生的新冠肺炎的入排標準就出現了這樣的巨大常識性錯誤，即確診標準中的：要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

從動物傳染給人的病毒並不壹定都能夠人傳人，如果病毒不能夠人傳人，或人傳人的能力很差，那麽，就無須擔憂這種傳染病和病毒；2020年1月3日武漢多家醫院醫生收到了通過口頭傳達的武漢市衛健委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標準》。入排標準即確診或排除標準三條：要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要有發燒癥狀，病毒檢測呈陽性，三條標準都達到才能確診。其中的：要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意味著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的人才可能是確診的肺炎病人，沒有接觸史的人就壹定不是確診病人，但是，人傳人的判斷依據就必須來自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的病人，也就是確診標準把最重要的確定“人傳人”的病例排除出了確診病人的範圍，即實際上確定傳染病病人的標準本身就隱含地排除或者接近排除了武漢病例的“人傳人”，即實際上這個確診標準相當於隱含地確定了病毒不會“人傳人”或能力很弱，也就是根本不必擔憂這種新型病毒；問題是，沒有進行實驗等經驗基礎來證明這壹隱含的前提，更大的問題是情況恰恰相反，新冠病毒的人傳人能力超強。這是壹個巨大的常識性錯誤，麻煩的是，這個巨大的常識性錯誤還是隱含的，不易被發現。這個錯誤既否定（或極大低估）了新冠病毒的人傳人，又同時導致了確診病人數量在早期壹段時間的壹個都沒增加，更加導致麻痹大意（病例壹個都沒增加方面，確診標準中的病毒檢測呈陽性這種苛刻要求影響更大。此外，網上有相互矛盾的說法：由於武漢市在2020年1月2日到2020年1月16日，標本源源不斷地發給CDC，CDC沒有回音，CDC沒有發檢測試劑盒給武漢導致。換專家組（第三批？）後，下發試劑盒後，武漢市用三天時間壹口氣報告了近200個病人；網上有媒體消息說1月11日CDC就已經給武漢發了PCR檢測試劑；那麽，是否還有部分原因是因為中國CDC與武漢市的相互配合不力導致這個結果？）。等到第三批國家專家組確定人傳人和巨大危險（媒體上說那時鐘南山已經知道好幾個香港廣州的病例，絕對能確定人傳人。第二批國家專家組的部分專家已經先意識到有問題），就已經出現大問題（網絡上有提到有醫生的估計2020年1月20日病例達壹千多也有估計更多）而導致武漢封城了。

具體的時間線是：武漢市衛健委在2020年1月3日通報44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未見明顯人傳人和醫護感染，2020年1月5日類似，但數量變成了59例；2020年1月11日，武漢衛健委通報41例新冠肺炎，宣稱2020年1月3日後無新增病人，直到2020年1月17日，都通報零新增確診。武漢整整14天沒增加病人並錯誤判斷疫情，原因在此。

根據三篇文章的報道：《從專家組抵達到武漢封城 探尋新冠疫情“謎”之20天》、《白皮手冊與綠皮手冊：新冠肺炎診斷標準之變》、《武漢早期疫情上報為何壹度中斷》進行分析總結，情況就是：國家衛健委第壹批專家組到達武漢後與湖北當地專家組共同制定了綠皮手冊的病毒肺炎病人入選標準沒有問題；在此基礎上的1月3日武漢市衛健委下發的白皮手冊，比綠皮手冊多增加了入排標準，而且，確診標準大大提高，需要同時滿足4條“臨床表現”，再滿足“流行病學史”4條之壹，入排標準已經有標準變苛刻的大問題和確診標準已經排除壹部分人傳人病人的大漏洞了；但是2020年1月3日，在口頭傳達到醫生而且武漢市衛健委要求口頭傳達的情況下，入排標準變成了既苛刻又荒謬又簡單的確診標準：要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要有發燒癥狀，病毒檢測呈陽性，三條標準都達到才能確診，否則排除。至於情況是口頭傳達時就已經出現巨大而荒謬的錯誤還是由於口頭傳達易出錯、醫生的記憶有簡化而導致出錯，尚不清楚。如此疫情大事，采用如此容易以訛傳訛出錯因而極其糟糕的方式口頭傳達，武漢市衛健委昏庸胡鬧到極點。

結論很簡單，武漢市衛健委犯了壹個巨大荒謬的常識性錯誤。為什麽？而且武漢市衛健委制訂的文件上的病人的確診上報標準本來錯誤巨大但是不算太荒謬，但由於是口頭傳達的錯訛，要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由可選標準變成了必須還簡化了，進壹步變成了極其荒謬的標準。為什麽還要口頭傳達？還有壹個問題就是，為什麽國家衛健委第二批的專家組都沒有發現這種巨大錯誤？我看到說國家衛健委第二批專家組的部分專家意識到了不對勁，但出現了錯誤判斷，與湖北方面交流時暗示湖北方面隱瞞，湖北方面領導也不高興，直接反問，因為湖北的情況是標準出了巨大荒謬的錯誤。

國家衛健委第二批專家組在武漢調查時，武漢市已經出現了好幾例醫護人員感染新冠肺炎，已經完全足夠證明人傳人，武漢市的醫院向第二批專家組報告那幾個醫護人員病例就立刻能夠確定人傳人，但是，入排標準決定了那幾個病例不是患新冠肺炎也就沒有報告。

這常識性錯誤是誰犯的，為什麽會犯？第壹種可能：武漢市衛健委的領導犯下了全部可怕荒謬的常識性錯誤。第二種可能：根據武漢市衛健委的領導沒有被撤職消息而湖北省衛健委書記張晉與主任劉英姿全部被撤職來看，有可能是湖北省衛健委為了那時候的武漢市、湖北省人大開會，因而要營造良好氣氛，粉飾太平，亂改確診標準導致，但病毒不會配合營造良好氣氛，出現了捅破天的大漏子。第三種可能：國家衛健委的第壹批專家組中的徐建國院士有著樂觀的判斷，私下的談話和判斷出現了巨大的錯誤，湖北省衛健委領導或武漢市衛健委的領導聽從了，粉飾太平，口頭傳達入排標準而且簡化了，變成了荒謬。理由是湖北省衛健委書記張晉，基本上是任華中科技大學校長助理期間獲醫學博士學位，完全沒有足夠的專業權威和膽量來亂改入排標準，湖北省衛健委主任劉英姿，專業壓根與醫學無關，毫無權威、膽量來亂改入排標準。這壹判斷的證據還有：2020年1月14日，衛健委專家徐建國院士對《科學》雜誌表示，763名密切接觸者無壹感染，疫情程度有限，如下周無新增病例或將結束；當然，判斷錯誤的原因之壹在於新冠病毒的潛伏期長，還有無癥狀感染者、輕癥就和感冒沒什麽區別等情況。還有，鐘南山院士主張提高中國CDC地位要有行政權的主張，記憶裏，有已退休原衛生部高官反對，主張關鍵還是專業水平重要。

我個人判斷：最大的可能性是第三種，問題來源於徐建國院士的判斷出了錯誤，還影響了湖北省衛健委領導；衛健委這種半瓶醋下發文件亂幹擾專業醫生的診斷，還口頭傳達，徹底壞了大事；

2、做防疫的事情的思路（原則）和幹科研工作、寫論文來發表的思路（原則）是完全不同的。做防疫以及很多做類似的事情的思路，是必須事先（提前）根據（按照）最大的可能性來做好準備、確定對策並落實各項行動，當然，並不因此認為其它的各種可能就不存在。而幹科研工作、寫論文來發表的思路（原則）是必須科學準確，只回答最大可能性是遠遠不夠的，通常必須有百分之百確定的結論。

那麽，12月30日已經發現了冠狀病毒而且確定了類似SARS病毒，按道理應該按照最大的可能性去提出報警、意見、建議，也就是預判人傳人概率很大，由此必須制定出保護好醫護人員、提出早隔離等措施並執行，包括無奈之下封小區甚至封城，但實際情況卻是武漢方面反而死板地堅持病毒檢測呈陽性，別處看到說類似於死板地要求100%的確定（大意如此）。1月6日，中國疾控中心向中央打了報告，提出了正確的壹系列對策，但是，沒有得到批準執行（也就是說，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沒有任何錯誤，卻在民間被當成了替罪羊）。

當然，這意味著又是壹個常識性錯誤。也就是說，沒有趕緊加強對醫護人員的保護，沒有禁止萬家宴以及人員集中的各種集會等，是壹個巨大的常識性錯誤。當然，封城是壹個代價和難度都極其巨大的舉措，壹般情況不必要考慮（作為人口第壹、勞動力富余、人口密度大的大國，無奈之下封城並非完全不可接受）。當然，政府對民眾通報、溝通交流必要清晰的信息，怎麽樣做到最好，這也是壹大困難問題。壹是擔憂謠言滿天飛問題，這壹點不必擔憂，正是政府未能夠及時向民眾通報必要清晰的信息，才會導致謠言滿天飛，而且民眾還信謠。二是民眾恐懼導致的某些物資甚至超市被搶購，被買空問題，這壹點會有麻煩，但可以解決，因為中國已經不是生產能力低下的年代，而是生產過剩的時代了。而且，交通運輸已經相當不錯，能夠及時調配了。曾經中國有過搶鹽、搶醋、搶板藍根等風潮，都輕松平息了。當然，如果是搶蔬菜，就需要說清楚，不要搶，多搶到的，吃不完會爛，蔬菜爛掉多了的結果就會導致蔬菜真正出現不夠的情況。當然，未來能否提高技術水平讓蔬菜的儲存更好更加長久而使得儲備量提高，是壹個困難問題。

三是武漢市的醫院、政府部門怎麽沒有註意到壹個簡單常識，中國大學純應用的學科、學院（在武漢的華中科技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怎麽在如此重大疫情中看不到壹點作為？封閉或接近封閉場所人員密集再加上新冠肺炎病人，是新冠肺炎疫病傳染的最有利環境（不論普通感冒、流感病毒，還是SARS和已知的冠狀病毒情況都是如此，這是已知的常識，解決辦法是首先確定哪些是封閉或接近封閉場所（醫院、很多店鋪、車站、機場、公共汽車、火車、出入境關口等等），盡量不要出現這種情況，如全部進入密閉、接近密閉場所的人員都必須戴口罩（未來可能成為戴透明面罩加口罩的要求）、開窗、加電風扇等加強空氣流通，還有就是想方設法降低密度即保持空間距離（有至少壹米、壹米五、兩米距離的處理），包括醫院甚至政府做好與民眾特別是病人的溝通包括在醫院門口、醫院內廣播通告、微信通告、短信通告、各種辦法通告醫院已經太滿，如若進入各家醫院需要等待時間大致多少小時等，而且太容易被傳染和相互傳染，病人不要來醫院擠包括不要在醫院辦公室或醫院過道處擠在壹起導致可怕的相互傳染）。武漢已經出現的情況那就是醫院變成“病毒培養皿”（有人說實際上武漢壹些藥店、超市也出現了這些情況），按道理是可以避免的；幾乎肯定是、疑似的、有點可能是新冠肺炎（其它感冒或發燒）的病人全部沖進少數的醫院這種封閉場所，尤其是全部沖進醫院的相應科室以及在辦公室外的樓道中長時間等候在這種很小的封閉場所，還有的情況是病人的親屬帶著病人連續奔波在好幾個已經人滿為患的醫院以求得到醫療乃至住院治療，就是流動的傳染源；再加上新冠肺炎傳染病本身就是壹傳四、四傳十六這樣爆炸性增長，傳染了實際上的健康人，還相互交叉傳染了患有其它病的病人，進壹步極大地加劇了疫病傳染；有人說：“在武漢，感受的最深的，就是在醫院交叉感染人群非常龐大！！”而且，大量病人雪崩般地沖向醫院還立刻壓垮了醫院，導致了重癥率、致死率的極大提高，進壹步地，大量病人雪崩般地沖向醫院還導致了大量醫護人員被傳染，尤其是初期，缺少了醫護人員的各種重要的輔助治療（新冠肺炎病人患有的其它疾病是導致重癥、致死的重要原因之壹），進壹步導致了重癥率、致死率的極大提高。由於新冠肺炎沒有有效藥物，更何況絕大多數的人可以自愈，實在是悲劇。新加坡等國的解決辦法之壹就是輕癥病人不要擠著去醫院，在社區診所解決；醫院的醫療力量只用在重癥病人身上（但是，實際上關鍵還是要保證不要出現病人數量快速的指數增長，不要超出醫院的醫療能力限度，這樣才能夠不壓垮醫院）。

這兩點也是武漢民眾的最大悲劇，也是國家民族的悲劇。由於中國在2003年曾經經歷過SARS疫情，在這種情況下，出現這些可以避免的糟糕情況，實在是令人不滿。我認為，這種呼吸系統方面傳染能力極強的疫病，中國又是人群密度極大的國家，政府、大學、疾控中心、衛健委、醫院都必須好好總結經驗教訓，並做好各種預案包括對民眾的告示以及各種物資（口罩、醫用手套、護目鏡、防護服乃至藥品、呼吸機等）、人力（醫院增加醫生護士的數量）、各種必要的知識（如隔離醫院包括方艙醫院、重癥醫院的相關圖紙等）的戰略儲備，不要再出現類似錯誤。

華中科技大學的公共衛生學院，據說是實力極其強勁，武漢市遇到如此大疫情，居然毫無作為。

二、為什麽中國會出現這三大常識性錯誤？

外行訓誡內行這個錯誤當然來源於中國網絡言論自由的被違法破壞，具體地說，來源於長久以來國保、國安、中宣部的政策以及習近平主張的“亮劍”。

衛健委這種半瓶醋下發文件居然還口頭傳達有常識性錯誤的入排標準給醫生，耽擱浪費疫情早期寶貴到極點的十四天時間。這個錯誤來源於社會主義制度下歷史悠久的老毛病也是大問題即政治幹預學術，由於歷史上這個古老問題的極其明顯糟糕後果，很被人反感，因此衛健委偷偷摸摸地口頭傳達，反而更加壞了大事，還不如光明正大地下發沒有達到荒謬程度的文件。

在三月份我看到網絡上由於中國CDC主任高福院士參與署名的壹篇回溯性論文，即事後的論文研究確定實際上12月武漢早已出現“人傳人”病例，頓時高福被千夫所指，變成了罪大惡極的替罪羊，實際上，中國CDC在1月6日的報告中的主張是正確的。而且，1月6日國家疾控中心內部啟動二級應急響應；也就是說，最早正確判斷並提出正確對策的人高福院士卻被當成了替罪羊。有媒體報道，高福在2019年12月30日夜晚網上查詢到武漢出現不明肺炎，發現武漢未遵守法律規定上報，連夜給多名國家衛健委領導打電話報警並導致了國家衛健委第壹次派出專家組。

高福院士至今還是替罪羊，原因何在？最大的可能是為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社會主義制度還有習近平在疫情處理上並不存在的偉大光榮正確背黑鍋。

武漢市的醫院、在武漢的華中科技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出現的常識性錯誤，徐建國院士出現常識性錯誤（如果那個最大的可能性是真的），關鍵原因之壹就是政治胡亂幹預學術，包括導致在中國，論文數量、發表刊物的等級和寫論文最重要，做好實際的事情，提高學者水平不重要。這又來源於社會主義制度歷史悠久的老毛病。很久很久以前，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中國共產黨就把學者入職、評價、晉升的權力抓在自己手上，導致了外行領導內行的批評；在1957年反右以及之後的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劉少奇鄧小平以及之後的毛澤東等人認為這些批評是要奪取共產黨的權力，外行領導內行變成了不可挑戰的政治正確。鄧小平被打倒重新上臺後，部分糾正了這個錯誤；但是，很快地，1989年的六四事件，又導致了黨政官員重新緊緊抓住這個權力。

但是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很清楚中國需要高水平的科學技術，當然他們就是不把學者入職、評價、晉升的權力還給學者，黨政官員他們又沒有相應的科學鑒賞力、技術評價能力、知識水準和經驗等等，畢竟，現代科學技術已經分成了極其繁多的專業，還隔行如隔山；那麽，辦法只有實行量化考評制度，也就是大學、醫院等，數論文，根據發表的刊物級別數論文，導致了大量垃圾、抄襲、造假等論文；後來還有數專利，導致了大量無用專利的泛濫；此外還破壞了大學教育、研究生教育和技術創新以及應用等，因為這壹切口頭上說重要和重視，實際上並不重要也不重視。壹句話，中國的教育與科學技術，效率在降低，實際水平上在退步，此外恐怕還與科技人員收入偏低有關，但由於從事人員數量和資金的增加，總結果還是進步。

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表現和《韓非子》寓言中《鄭人買履》的鄭人表現壹樣：

有個想要買鞋子的鄭國人（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想要科教興國），他先量自己的腳，並把量好的尺碼放在了自己的座位上（具體辦法是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制訂了各種數論文的標準，其中外國的SCI特別重要）。到了集市，卻忘了帶量好的尺碼。已經拿到鞋子，才想起自己忘了帶尺碼，於是就說：“我忘記帶量好的尺碼了。”就返回家去取量好的尺碼。等到他返回集市的時候，集市已經散了，於是就沒有買到鞋（結果是科學技術沒有得到效率進步，教育等還更差了）。有人問他說：“妳為什麽不用妳的腳試鞋呢？（為什麽不實行自由民主或者相信自己的科學家、技術專家，把把學者入職、評價、晉升的權力還給學者？）”他說：“寧可相信量好的尺碼，也不相信自己的腳。”（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寧可相信論文數量、外國的SCI，實質是相信不懂科學技術的官員，也不相信自己的科學家、技術專家。）

如果真是徐建國院士出現常識性錯誤，那麽中國頂級科學家壹再出現常識性錯誤，只能說明中國科學家群體的科學鑒賞力有著明顯的問題。這個問題主要就是因為政治幹預學術，加上學者入職、評價、晉升的權力沒有還給學者，導致學者們運用科學鑒賞力的機會少或很少，不用怎麽提升？由此部分決定了中國科學家群體的科學鑒賞力存在明顯問題。最終，損失極其慘痛的全球性大災難，這也是部分原因之壹。

當然，對此網絡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如壹些年輕人主張，只有數論文，量化考評制度才公平、客觀。但是，科技成果的水平基本上要經過長達幾十年上百年時間後的才會能夠看得非常明顯（客觀），但大學卻要在科技成果產生後的壹兩年到幾年內評價判斷科技成果的水平，這種評價判斷本身就必定是主觀的，不可能客觀；權威學者的高水平包括科學鑒賞力的高水平，對科技成果評價判斷的高水平是公平公正的基礎，不存在低水平反而公平公正；因此，這些年輕人的主張極其荒謬，相當於認為外國、中國的審稿人、編輯才公平。如果真把學者入職、評價、晉升的權力還給學者，壹般來說水平更高的本大學或本系的權威學者、教授們的評價和決定壹定相對不公平或者不公平。這隱含的意思是：學者水平越高，學者的道德品質越壞。再引申壹點就是文化大革命那壹套了：“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知識越多越反動”。當然，實際上，由於中國大學的近親繁殖極其盛行，高水平學者對待自己的徒子徒孫以及對待外來的人員，完全可能難以做到壹視同仁；因此，這壹擔心並非沒有道理。中國大學要實行把學者入職、評價、晉升的權力還給學者，前提必須是不留本校生，絕對禁絕近親繁殖。當然，在完全杜絕中國大學的近親繁殖所需要十幾年時間裏，磕磕碰碰、各種麻煩在所難免。此外，還需要同方向的專家外部評價參與，常常還需要學者的自由流動，共同營造公平的環境。這樣才能夠真正提升中國科學技術的水平。

還有，壹些年輕人主張，老家夥有什麽資格評鑒判斷年輕人研究成果的水平？關於這壹點很簡單，高水平學者的判斷力，壹般就是高於沒有顯現學術水準的年輕人，尤其是還有同方向的專家外部評價可以參考，年輕的天才學者這種例外有，不多；因此要按照大概率的對科學技術發展明顯有利的規則來進行。這壹點類似於高考的高分考生的知識能力壹般就是高於低分的考生，有例外，不多，因此，必須是高分學生進入好大學，低分學生進入低水平大學。

總之，中國在疫情初發期間出現的三大常識性錯誤，根本原因在於社會主義制度歷史悠久的大毛病。

三、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新三大常識性錯誤

在中國的疫情完全得到控制之後，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又出現了三大常識性錯誤：

壹、沒有把相應情況的必要信息透明地告知國內民眾與外國。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中國犯了三大錯誤，尤其是早期判斷以及應對錯誤，應當及時公開，但是，為了宣傳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制度和習近平的並不存在的偉大光榮正確，偏偏卻把它隱藏起來，此外應該還與中國共產黨常常出現的政治習慣有關，出現了問題，第壹步先捂蓋子；有人發現、報告了問題，先解決提出問題的人；中國共產黨這種做法的原因是（網上傳說是俞正聲轉述習近平的話，我完全相信這壹點），在抗擊疫情的時候：“當前的關鍵是救人，而不是倒追責任，責任要追，但不應是當前註意力集中的地方。最主要的是團結鼓勁，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堅持問題導向。否則將影響士氣，影響團結。這就是總書記多次講的正確的輿論導向。”還有就是社會主義體制的問題都不能夠說成是體制性問題，包括警告財新網的可能被關閉。看壹眼這個說法就知道它的荒謬之處，習近平的錯誤也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壹直的錯誤，對媒體的要求如同對黨政領導或下級的要求，實際上是把國家公器媒體當成是壹黨之私宣傳的工具，重要的不是事實，而是輿論導向必須是聽命於上級要求如吹噓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但是，中國人和西方國家因為自身遭受如此疫情慘狀，不少人自動會產生不滿、憤怒、追問、追責乃至推卸責任，中國共產黨卻在不停地對內對外宣傳自己並不存在的偉大光榮正確，簡直是政治、社會經驗無知幼稚的舉動，只會導致不少國家民眾媒體乃至政府官員等更大猜疑與憤怒、追問、追責乃至索賠等。還有，謠言就容易被歐美國家的民眾媒體乃至政府官員等相信、被西方各國不少媒體追著痛罵和追著詰問，包括部分原因在於這些隱瞞，導致西方國家等世界各國的媒體乃至政府認為或者宣稱中國壹直在隱瞞疫情，甚至越來越多的國家的媒體主張索賠，要求索賠的及聲音越來越響亮等，效果尤其糟糕，極其愚蠢。向國內民眾與外國民眾媒體政府等簡單地說壹句：由於新冠病毒是新型病毒，研究判斷需要時間，病毒有著各種容易導致疏忽、錯誤的特點如無癥狀患者、潛伏期長、輕癥如同感冒，研究者與決策者們在首次面對中出現各種不同判斷、出現各種錯誤、混亂甚至相互矛盾沖突等在所難免是絕對不夠的。問題是，我看到的中國官方回答，如中國駐美國大使答記者問等，比我寫的這句話還要簡略；尤其是中國在疫情爆發初期的浪費14天的錯誤，到底情況是主要來自武漢、湖北省的錯誤，還是包括來自徐建國院士的錯誤，應該說清楚，不能夠讓高福院士壹直當替罪羊。尤其是，如果習近平也曾經出現過錯誤的話，不要以為讓高福院士替習近平壹直當替罪羊是正確的處理。誰都知道，中國在疫情爆發初期存在明顯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明確告知外界，會引發更大猜疑與憤怒等，況且，西方發達國家不少人很清楚疫情當前，西方和全世界都需要中國強大的生產能力，目前大部分不會翻臉，壹旦疫情結束，問題必定全面徹底大爆發，最終當然是國家政府、中國共產黨包括習近平來承擔後果包括背上實際上不存在的黑鍋。

然後中國共產黨的總結又是：帝國主義包括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那些提出問題揭示真相的人，目的都是要滅亡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

當然中國人也壹樣有著憤怒，誰都知道中國在疫情早期出現了明顯錯誤，中國和全世界都遭受了慘痛損失，還在宣傳包括對外宣傳並不存在的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制度、習近平的偉大光榮正確，中宣部和外交部等愚蠢到極點。對內，同樣導致了很多的不滿憤怒甚至導致了任誌強的憤怒的檄文。

任誌強被抓進監獄是由於他寫的壹篇文章憤怒地譴責習近平想當沒穿衣服的皇帝，裏面有提到（大意）：2020年1月7日習近平對疫情有壹個批示，為什麽不全文發表？現在的情況看得出來，習近平的批示明顯是沒有意識到疫情的恐怖；原因有兩種可能：壹，因為徐建國院士他們有樂觀的錯誤報告，報告與高福院士的意見相反導致。這種情況習近平的表現稱不上錯誤，習近平當然沒能力判斷中國兩大頂級科學家相反的看法誰對誰錯，選擇了相信徐建國院士的看法也屬於正常反應；二、如果實際情況是沒有衛健委的相反觀點報告，習近平沒有在意中國CDC在1月6日的報告，這可是習近平明顯的重大錯誤。面對疫情，外行領袖不相信內行尤其是頂級科學家是錯誤。任誌強的文章中對習近平的表現極其憤怒，原因何在？恐怕是因為任誌強認為習近平出現了大錯誤，卻自我表揚甚至制造個人崇拜。

不管習近平的表現是哪種情況，都應該放了任誌強；首先抓捕任誌強破壞憲法保證的言論自由；其次，剛才說了，在疫情導致損失慘痛的情況下，宣傳中國共產黨和習近平的並不存在的偉大光榮正確，導致了全世界各方面包括國內人還有任誌強的怒火，錯誤在於中宣部等部門，習近平也有領導責任；每個人都是人，不是神，都會犯錯誤，包括習近平自己；武漢的在壹月底二月初那段時間的情況太慘烈，被隔離尤其是新春佳節被隔離大家都很難受，任誌強火氣太大，導致說了過頭的話（我不認為習近平想當不穿衣服的皇帝），可以理解；再者，連我們這個小縣城，身邊的人偶然提到習近平，常常就會說到黨政機關中制造對他的個人崇拜的荒唐故事，還有他身邊吹牛拍馬的家夥太多。

還有放了那些維權律師包括許誌永，那些維權律師包括許誌永都是在要求或努力讓政法系統依照法律來執法，但是結果是被捕入獄；

二、新冠病毒是否來源於美國軍人通過軍運會傳給武漢，在沒有確切證據之前，身為政府官員，趙立堅的推特發言太過於急躁和草率。由於這個原因，網上傳言，官方下達了命令，新冠病毒來源問題論文的發表必須經過官方批準，這壹點很糟糕，政治幹預學術導致武漢疫情錯誤判斷、錯誤決策的慘痛教訓還在眼前，老毛病就又壹次發作了。學術問題、科學問題，還是交給學術界、科學界討論決定（根據這兩點，我判斷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很可能犯了錯誤三）。當然，在這方面，美國密蘇裏州的檢察長做的事情起訴中國政府更加荒謬可笑。中國網絡上謠傳的還有美國病毒實驗室泄露導致，電子煙肺炎就是新冠肺炎。

三、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很可能沒有派出科學家醫生去印尼甚至馬來西亞去追查到底穿山甲是不是新冠病毒的直接的中間宿主。如果沒有的話，這就又是壹大常識性錯誤。這是武漢市關閉華南海鮮市場和全面消毒的錯誤所遺留的問題；派出科學家醫生追查到底什麽動物是新冠病毒的直接的中間宿主、新冠病毒的直接來源，這壹點對於全世界包括中國的防疫極端重要；如此慘烈、損失慘重的全球性疫情大爆發，必須全力以赴避免未來全世界好不容易防疫成功之後，新冠病毒消失後，某些動物突然又把新冠病毒傳染給人類；根據已有的研究，可以判斷新冠病毒有兩個可能來源（蝙蝠和東南亞的穿山甲），可能性壹、來源於蝙蝠，但是，接近程度只有96%，當年確定SARS病毒來源於果子貍可是有著99%的接近程度；中國早有謠言新冠病毒來自武漢病毒實驗室研究蝙蝠病毒的泄露。但是早已經辟謠，謠言中泄露病毒的人早已經畢業離開，不可能傳播病毒。還有，武漢人的說法是：武漢P4病毒實驗室在武昌東南部，華南海鮮市場在漢口西北部漢口火車站附近，兩者直線距離至少12公裏（也有說50公裏的）以上。而且，武漢市是壹千多萬人口的特大城市，中間是人口稠密地區，病毒要從病毒實驗室壹路泄露到華南海鮮市場，偏偏中間不泄露不可能；美國以及歐洲國家都對此關註（網上消息好幾個歐美國家的媒體在傳謠，而且美國官方也在傳謠，不清楚真假）；還有，謠言（網上傳說連美國衛生部發言人也在傳謠）說武漢人吃蝙蝠，但實際上應該是沒有人吃蝙蝠，人口密集的特大城市中尋覓蝙蝠都極其困難，尤其是是武漢市這種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之中（山野之中有沒有極其特殊癖好之人另當別論）。我個人判斷，這個謠言在外國又死灰復燃了，而且被西方各國密切關註此事，；如在4月21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外媒記者問：德國總理默克爾日前要求中方盡可能在新冠問題上，尤其是早期新冠病毒暴發的源頭及其相關信息上保持“透明”。問題是，如果中國自己都不知道也沒有派出科學家醫生去查清楚病毒到底來自蝙蝠還是來自東南亞的穿山甲，怎麽保持“透明”？道理上，蝙蝠傳播新冠病毒的幾乎唯壹可能是蝙蝠的糞便汙染其它動物的食物從而導致病毒傳播。而承認這壹點，立刻把新冠病毒的直接源頭指向穿山甲。

很遺憾，新冠病毒來源於蝙蝠的證據確切程度不夠，必須進壹步追查和研究。

可能性二、根據管軼等人的研究，新冠病毒可能來源於東南亞的穿山甲，此外其他團隊也有支持性的研究結果；但是，情況不夠明確；我判斷，新冠病毒最大可能是來源於印度尼西亞的穿山甲（印尼的山多，而且被海洋相互隔離）；由於回溯確定的2019年12月1日發病的中國武漢第壹例病人完全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可能，道理上，很可能是印尼的穿山甲把新冠病毒傳給了印尼人，武漢的第壹例病人的病毒很可能來自攜帶新冠病毒的印尼人，印尼人傳給了第壹例病人的親人，而這個人無癥狀，然後傳給了第壹例發病的病人；由於這個印尼人到武漢賣穿山甲藥材（穿山甲鱗片是歷史悠久的中藥藥材），或者進行穿山甲的走私食用，或者以賣穿山甲藥材為名實際上是穿山甲的走私導致華南海鮮市場產生了最多的病人；其次的可能性是來自馬來西亞。張文宏醫生認為疫情不會是外國傳入的理由是，如果由外國傳入，應當是中國好幾個地方都爆發，現實是只有武漢爆發。但是，我的看法是由於新冠病毒有著無癥狀患者以及輕癥類似於感冒特性，熱帶的高溫抑制傳染特性，而冬天的武漢易於傳染，印尼人只來到武漢或者包括賣穿山甲藥材、走私穿山甲等導致僅僅武漢爆發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歐洲的新冠病毒，是來源於中國武漢，還是來源於印尼傳播，目前無法得到結論。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中國和全世界都付出了極大的慘痛代價，穿山甲、蝙蝠這兩條線中國都必須派出科學家醫生努力追查包括派到印尼、馬來西亞去追查。尤其是，新冠病毒是否來源於印尼的穿山甲恐怕不能夠指望印尼、馬來西亞。當然，派出科學家醫生努力追查穿山甲，不是在病毒的起源問題上甩鍋給印尼和馬來西亞，而是必須對全人類負責，查清楚到底什麽動物是新冠病毒的直接的中間宿主，盡可能避免下壹次的爆發。

總之，沒有把疫情之初相應情況的必要信息透明地告知國內民眾與外國，以及沒有派出科學家醫生去印尼甚至馬來西亞去追查到底穿山甲是不是新冠病毒的直接的中間宿主（我個人的判斷），部分導致了中國實際上在前所未有地幫助世界各國以及武漢封城等對世界和中國負責的舉措，卻前所未有地在世界輿論上乃至各發達國家政府那裏處於極其被動的被懷疑、被追責、被索賠的極其糟糕境地。在4月8日，習近平在政治局常委會說：“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意思就是要做好應對西方國家越來越大的懷疑與憤怒、追問、追責、索賠（索賠基本上是媒體的主張）等問題。但是，中國共產黨首先必須自己改正錯誤，盡壹切可能解決這些問題。

四、對未來的預期

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國面對新冠病毒出現各種錯誤和混亂，尤其是美國病例數達到四十萬的時候，國內明顯又壹次出現了自以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錯誤，忘記了疫情初期的可悲錯誤以及目前的外交、輿論困境。另外，實際上，中國的封城，代價很大。而且，窮病也是會導致死亡的病。此外，東亞國家和地區，抗擊疫情的表現都還不錯甚至優異。

對於目前歐美國家與中國防疫情況的對比，我的看法是：不少歐美國家出現了錯誤，第壹個錯誤是：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外國政府都特別容易犯的壹個錯誤是：根據中國在創新和面對全新問題時的低水平表現大大低估中國在常規事務特別是應對災難上的強大能力（畢竟歷史上中國形成第壹個國家是來自大禹治水即應對特大水災），如外國政府看到中國的防疫情況低估了抗擊新冠肺炎的艱難程度；同樣也會根據中國在常規事情上的強大力量與表現大大高估中國在創新和面對全新問題時的能力，如美國對中國開打貿易戰的重要原因之壹是高估了中國產業升級的能力，以為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宣布的產業升級能夠真的做到；

在這壹點上，最新的例子是中國銀行在中國推出的來自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原油寶」產品穿倉，出現了-40美元/桶的原油價格。2020年4月21日，中國銀行發公告稱，正積極聯絡CME，確認結算價格的有效性和相關結算安排，同時將原油寶產品“美油/美元”“美油/人民幣”兩張美國原油合約暫停交易壹天。次日，中國銀行再次發布公告稱，該5月美國原油合約2020年4月22日結算價格將按照2020年4月20日CME官方結算價-37.63美元/桶結算。看壹眼就知道，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原始契約被突然修改，而且是規則極其巨大的變動，把期貨價格破天荒地允許了負值，實際上還把多頭的風險從價格最低為零變成了無限的負值。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做法毫無正當性、合法性，中國銀行還愚蠢地繼續伸頭挨刀。這種情況即如果隨意地亂改規則能夠真正地成為現實，這個世界將不再有期貨市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必須具備起碼的契約精神。

與上壹個錯誤相關，第二個錯誤是不少歐美國家居然沒有從1918年大流感中獲取必要的經驗教訓，也沒有從壹百年後的科學技術進步中提高個人的防護；關鍵是沒有做到強制人人出門戴口罩；實際上，科學技術的進步導致目前的口罩的阻擋病毒傳染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了，不僅僅是沒有強制地要求人人出門戴口罩是壹個大錯誤，還有，護目鏡或防護面罩、壹次性手套等已經很廉價了，但是，還是在宣傳勤洗手；尤其是，實際上上，人人佩戴護目鏡或防護面罩、壹次性手套、口罩能否良好保護民眾正常地工作是非常值得進行試驗並研究的，尤其是復工的情況下；已知中國的復工情況，僅僅強制人人戴口罩，就很好地保護了那些必須坐公共交通去到工作場所工作的人。

與此相關的第三個錯誤：政治本身就是要達到自由與權威的良好平衡，但是壹部分歐美國家太強調自由了，在疫情面前，必要的權威行動偏慢甚至太慢。我至今記得，中國廣州因發現非洲黑人中的新冠肺炎患者而隔離相關非洲黑人，中國人在救他們的生命；但是結果是美國媒體宣傳中國方面歧視黑人，七八個非洲國家正式向中國抗議中國歧視黑人。至於美國，壹些地方黑人的患病率明顯地高於其他族裔，甚至有死亡率是其他族裔的七倍，當然這壹切媒體和非洲國家卻視若無睹。

共產專制與瘟疫蔓延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是當前世界面臨最大挑戰。這場疫情從中國武漢開始，席卷整個世界，不僅造成大量的人員死亡和前所未有的經濟損失，也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和交際方式，疫情及各國在防疫中暴露的問題，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政治現實以及人類的政治理念。無疑，這場災難是影響人類歷史的深遠事件，我們需要及時跟進和思考。


目前尚無壹個國家徹底消除了疫情，控制和消除疫情仍是所有國家的當務之急。應該坦白地承認，在主要經濟體中，中國的防疫由於爆發和防控時間較其他國家早、政府的防控權力可以無所顧忌無孔不入等原因，當下疫情已經相當程度上得到控制、將像年初那樣任疫情肆虐的風險降到較小，而人口遠少於中國的美國，從已知信息來看，無論確診病例還是死亡數字，都高居全球榜首，成為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壹。美國對疫情的疏忽和防控失誤是壹個不能回避的問題。


但在價值觀層面，這並不意味著以自由和人權為核心理念的民主制度在防疫問題上就必然處於制度劣勢。比如說，在臺灣、韓國等新興的民主國家，防疫工作卓有成效，尤其是臺灣，堪稱此次防疫的世界楷模；而伊朗、俄羅斯等專制國家，未能有效防控疫情，甚至政府治理能力常被人稱道的威權國家新加坡，其防疫工作雖有可圈可點之處，但也存在明顯失誤。


如果將更多的國家納入考量，我們仍然無法看到“自由”必然導致疫情失控的邏輯，也無法證明“專制”必定有助於防疫的結論。更何況，中共當局的信息不透明和拒絕對武漢病毒來源的獨立調查，無法消除人們的疑慮。朝鮮是壹個更極端的例子，我們甚至無法判斷這個國家的疫情輕重程度，如此，它便有可能成為危害人類安全的不定時炸彈。


信息封鎖和流通不暢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不可能有助於減弱疫情的蔓延，這是此次疫情給全世界的第壹個警示。如果沒有中國政府早期對疫情信息的封鎖，即便不能將疫情扼殺於萌芽狀態，全世界的疫情也不會擴散如此迅速，留給人們做準備的時間將會更多，而關於疫情真相及病毒研究的信息溝通，在今天仍是壹個十分重要的現實課題。即使在中國，言論“泛濫”和信息傳播也對疫情防控起到了非常大的幫助，比如說疫情爆發初期，中國民眾在網上對真實情況的披露和呼救以及國際間的信息溝通，讓武漢各醫院得到了大量的急需物資的援助，再比如說，方方的疫情日記，幫助人們更多地了解到病毒傳播下的生活狀況，起到了消除恐懼、科學防疫的作用。所以言論自由、信息的自由傳播，即使在極端的疫情條件下，對人類的價值也是不容置疑的。


吊詭的是，言論自由和信息傳播沒有任何阻礙的歐美國家，在這次疫情中的表現卻並不理想。對此我不可能進行全面分析，只能根據自己有限的觀察來進行討論。


首先在武漢爆發疫情後，歐美國家重視不夠，沒有采取足夠壓力要求中國政府公開信息，而且在美國限制中美間人員往來後，多數歐洲國家過多顧及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以及中國政府的感受，遲遲未采取限制人員往來的措施，並且聽信世界衛生組織對疫情的輕描淡寫，貽誤了防控疫情的最佳時機，造成疫情擴散，進而傳播到對歐洲不設防的國家。當然，即使歐洲壹開始就對來自中國的旅客設置入境限制，以多數國家表現出的防疫態度和防疫工作水準，蔓延恐怕也難以避免。

比如說，在武漢封城之後，多數國家在醫療防護用品的儲備上，緩慢到近乎麻木的程度。工業生產過度轉移以及產業供應鏈過分依賴中國的問題，也突出暴露出來。


但這並非歐美國家所犯的全部錯誤，我更願意從政治層面討論歐美民主國家在疫情中暴露的問題。畢竟，僅有言論自由是不夠的。


冷戰結束後，西方松了壹口氣，感覺不再面臨緊迫的安全威脅，而經濟呈現長期的繁榮局面，與此同時，中國在改革開放政策之下，出現較快的經濟發展，呈現在西方面前壹片廣闊的市場。危機感的喪失和經濟的繁榮與西方社會的滿足感存在著某種關聯，這種滿足感削弱了社會改革的動力，助長了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在這次疫情中，壹個典型的表現就是CDC竟然長期坐視疫情在美國的社區傳播而幾乎沒有采取任何有效行動，而這些似乎都是在法律和政治允許的範圍內進行，而很難明確是由哪壹個人的責任造成。


即使疫情大規模爆發後，相當數量的政治家並沒有完全集中精力從事防疫，或者說，沒有及時尋求專業人士和社會組織的積極介入。頻繁的上鏡和曝光背後，政治家和政府有沒有為防疫工作竭盡全力，我持有相當的懷疑。防疫工作的特殊性決定了政府的作用和責任是第壹位的，政府和相關官員應該接受人們更高標準的審視和要求。我認為這次在這次疫情防控中，歐美政府的總體表現大都不理想，有些官員甚至在政治正確的掩護下，狹隘理解“自由”概念，為政府不作為尋找借口。

政黨政治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石，但美國兩黨的尖銳鬥爭，似乎也在3月份前沖淡了人們對病毒傳播的關註，即使在疫情爆發後，兩黨鬥爭仍然不合時宜地沖淡防疫工作，甚至輿論也受到影響，帶有政黨政治的痕跡，對於如何提高防疫工作質量的討論反而不多。過多的相互指責和甩鍋行為，甚至讓壹些人懷疑多黨制的最佳形式是否就是兩黨制？我不敢斷言兩黨制是否是美國最好的政黨模式，但這樣的思考已經深入到美國政治的核心問題，那就是民主價值觀的“制度自信”應當是壹種什麽樣的自信？好在這樣的思考，在美國並不屬於“妄議”。


縱觀歷史，先知式的改革僅僅是少數，絕大多數改革都是壓力或危機推動，人們需要經常性地審視哪怕最習以為常的觀念，我們是否可以以為“自由、民主、法治”的概念可以壹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美國的歷史表明，許多領域的改革是危機乃至災難推動的結果，甚至包括美國內戰解放黑奴、福利制度的建立、走出孤立主義向希特勒宣戰等，也都是危機之下的產物。每壹次危機之後的改革，結果往往是更好的世界。那麽，又有什麽理由認為這壹次疫情造成的危機不能導向美國的改革？美國又有什麽理由不認真反思，吸取教訓？


作為壹個中國人，我身處美國，對美國政府的防疫錯誤進行批評，並不需要擔心或恐懼，美國歷史早就無數次證明這是美國政治改革的保障。我們仍然有理由信任個體自由是推動政治改革的最基本力量。妳可以不滿、可以憤怒、可以行動，甚至可以對政府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


思考和批評是改進的前提。政治之上是常識，常識存在於多數人的內心。


疫情可能在壹段時間內造成全球化的退潮，全球民主化也可能遭遇更多困難。但民主會失去吸引力嗎？經濟發展和由此帶來的教育普及之下，這壹問題的答案是清楚不過的，再沒有哪壹個人或哪壹個階級可以壟斷知識和信息，所以民主是無法逆轉的歷史潮流。我無法想象，即使專制在某些情況下的高效給社會成員帶來壹些安全感，有多少人會選擇選擇專制作為自己身處社會的制度模式？


問題在於我們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建設民主制度。對專制者來說，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民主制度下的輿論譴責，而是民主制度顯示其更適合於人類生活的優勢，民主自由絕不意味著低效和不負責任，更不意味著愚蠢和無能可以被贊揚。


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們應該意識到，民主價值觀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炫耀的資本，而是要形成機制，讓政府更好地服務公眾，讓公民可以享受參與政治的權利，並承擔社會責任。


但無論如何，民主制度讓批評的聲音無需承擔風險，哪怕禁止批評似乎可以在表面上放大自己的“制度優勢”，就像在中國所發生的那樣。雖然中國中後期的防疫措施取得了防疫成效（盡管現在並不能預言最後的結果），但嚴格的輿論管制讓防疫工作的失誤被掩蓋（疫情甚至成了煽動仇恨和打壓言論的借口），比如說人們對病毒來源的質疑無法消除、信息管控讓武漢成為世界上第壹個疫情失控的城市、壹刀切的居家隔離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生命和財產損失，更重要的是，妳永遠只能贊美、只能贊美……


無論身處哪壹個國家，無論東方西方，對政府錯誤的回避乃至廉價贊美都是對歷史的犯罪！


疫情對世界的影響如此之大，我們無法預測壹系列的連鎖反應，在很長壹段時間內，我們回不到從前。深受疫情危害的國家，無論朝什麽方向，無論以何種方式，都將發生壹些大大小小的變化，這種變化在很多地方可能將帶來有價值的改革甚至革命，無論是在專制國家還是民主國家，人們將不得不對此進行更多的思考和討論，如何才能讓政治改革不僅僅提高應對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而是在更大範圍內讓人們看到變革給人們更安全和幸福的生活。而在這壹艱難過程中，我們是該信任獨斷專行的皇帝，還是獨立思考、真實生活的公民？我仍選擇後者，盡管這並不容易，需要我們更高質量的思考和行動能力。如果我們滿足於低水平的民主，甚至自負自大，而不是致力於變革，專制力量的乘虛而入並不奇怪。希望有機會對此做更多探討。

防疫

作者 唐付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COVID-19）仍在橫行，我之前發文“西方科學無力破解新冠病毒！”有讀者留言：西方科學不能破解新冠病毒東方科學可以嗎？西方科學超越東方至少20年！我有回答：《東方科學》是建立在“辯證法與系統法”邏輯基礎上的，而西方科學只是建築在“演繹法與歸納法”邏輯原理上的。前者為“多因邏輯”，後者屬“單因邏輯”！

新冠病毒造成全球經濟癱瘓和社會高度緊張的原因，無疑是因為預警和治理“無據”。也就是說，人類在應對這場病毒的侵害上既缺乏全面協同（順暢）的預警機制，也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很明顯，全球化經濟是導致這場病毒災害的重要基礎，而這場突發災害又是建立在失去“統壹性與標準化”預警和防控機制之上的。因為東方（如中國）的標準是偏重強制“口罩與隔離”，但西方國家（最初）似乎不太理解與接受。這是缺乏“標準化”！其次，中國的政治機制限制公眾信息的透明度，可以任意左右真實數據必然與西方民主（自由）社會失去“統壹性”協作！

無論是防治的“標準化”還是預警的“統壹性”，在應對這場重大的突發災害中都體現出了嚴重缺陷（紊亂）。從而導致多國出現應對盲然和慌亂無措！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探明病毒特性與源頭必定有助於實現有效防控，也才能避免類似災害再次重現！

涉及預警系統的“統壹性”問題已經另有文章介紹。雖然我也有文章講述“病毒特性”，但似乎不夠深透，也可能造成壹定誤解。為此，本文有必要進壹步探討。

現代科學也稱西方科技，建基於“單壹性”邏輯之上。對於病毒特性的理解通常只是從“性質”上認定和防治。而我認為，新冠病毒能夠對人類（人體）造成傷害除“性質”而外還需要“數量”（濃度）參與。也就是說，“單個病毒”是無法對人體造成傷害的，更難以對整個人類形成侵害！這是因為人體有多道“防火墻”，單個微小的病毒通常很難突破多道防線。“人工受孕”即使是人為的微觀的直接“植入”也不能保證很高的成功率，有什麽依據相信“單個病毒”能夠順利進入人體，植入正常細胞，攻陷重要器官？

建基於“分子生物學”（微生物學）上的現代科技，無疑只是將病毒對人類的侵害實現了“性質”認定，沒有進行“數量”（濃度）認定。也就是說，僅有“病毒性質”沒有同步參與的“病毒數量”（濃度）侵害無法順利進行！盡管我不是從事分子生物實驗研究的人士，也不是專業的生物醫學專家，但我堅信沒有人能夠用事實（實驗）證明我這項觀點是錯誤的！

明確病毒“性質與濃度”同步出現才能造成嚴重侵害人體（人類），將有助於提高防治效率！因為人們可以提供出多種減少“病毒濃度”的方法與措施，譬如“戴口罩”很大程度上只是減少病毒“濃度”而非“隔斷”病毒。這就是說，減少了病毒數量的接觸和產生，可以大大降低病毒（性質）侵犯！病毒如何侵犯人體？我想，可以簡單的理解為“兩種方式”：壹種是殺死人體正常功能細胞，另壹種是改變人體正常細胞功能。也就是說，病毒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侵害人體。它通過對人體正常功能細胞的侵犯，要麽會使其喪失正常功能（等於死亡），要麽會使之改變原有功能特性。前者通常理解為“毒性強（急）”，後者理解為“毒性弱（緩）”。而生命體（人體）對進入的病毒侵害也會有兩個基本機制去應對，它們是“預警和排除”。這種預警和排除機制雖然能夠相互協調，但因會受到其他功能機制的影響，因此會出現較大的“個體差異”！

嚴重的病毒侵害與癌癥生成機制類似，多數是親賴兩類人：預警弱和免疫弱。免疫弱又分為整體免疫功能低下和特殊免疫功能低下。據說此次新冠病毒感染重癥和死亡者中，多數為早有患病者或年老體弱者，說明他們因整體免疫力低下而遭受侵害。另壹類身體健壯者依然會被侵害，甚至出現較多“極速死亡”現象，我認為他們主要是因為“預警機制偏低”（預警標準偏高）所致。人體內的“預警機制”也是有效防控疾病侵害的重要功能。壹些整體機能不是很強健的人，由於其體內具備了敏銳的預警機能，可以對輕微的傷害實現“預警”，從而能夠及時調動免疫衛士的幹預（或外力治療）！

將侵害處理在萌芽狀態是最棒的防病機制，然而，強健的體魄又會抑制它的出現！這種特性不僅會體現在人體上，也會體現在社會事務中。臺灣地區是個相對弱小“獨立體”，但它因具備敏銳的“預警”機制，可謂成功的實現了順利“免疫”。而歐美多地，由於自視“強健”，輕視“預警”導致全面崩潰（攻陷）！

人體與社會機能沒有實質區別，預警與免疫是防控病毒侵害的兩大基本機制！不僅是“預警”還是“免疫”低下都會造成嚴重侵害。無論是在人體機能上還是在社會機制中都會出現“失調”的狀況，只要出現失調都會造成嚴重後果！

強勁的病毒特性需要有數量（濃度）的配合才能嚴重侵害人體和人類。免疫與預警功能（機制）的有效協調才能減少病毒的侵害！只是接受認定“病毒性質和提高免疫”是現代（西方）科技的防治標準，但忽視“病毒濃度與提升預警”都會加重病毒的侵害！

我們聽到，當今世界科技最先進的美國和英國等多國首腦都認定：我們面臨強大的看不見的敵人的進攻！病毒是自然界的“物質體”，“看不見”說明我們的認知功能有障礙！人類認知自然“物質體”依靠觀察、試驗、思想。無法“觀察”時，我們借助“試驗”去幫助。當“試驗”也無法幫助我們時，人類只能求助“思想”！

病毒很微小，無法觀察它對人體的侵害過程。而人為的“試驗過程”，人類又面臨“不可進行”的罪惡行為。據此，唯有求助“思想”去推進障礙！前面提到，現代（西方）科技只是建築在“單因性”認知標準範圍內的，而病毒侵害的“多因性”和防治病毒需“多向化”（辯證與系統）都阻礙了“單因性”認知標準對嚴重病毒侵害的“思想認知”。因而出現“我們面臨看不見的敵人”的心聲也就不足為奇！

明確了病毒“濃度”也是參與侵害人體的基本要素，無論在防護和治療方面都會 出現重大的變化（能大大降低難度與代價）！譬如，當我們不能在短期內完全消滅病毒源頭或者無法具備特效疫苗時，我們只要能夠做到控制病毒的“濃度”也可以實現有效防控或降低侵害。同時，在治療方面也可以通過各種稀釋病毒“濃度”的方式（含藥物），去減輕病毒的侵害。之前采取的“壹刀切”封城方式，顯然存在著壹些“過度防控”，也加重了各個方面的傷害和損失！譬如中國國內存在強行將人“封死家中”，而全面封城又導致經濟淪陷，都是基於只求“阻斷病源”而非爭取“減輕毒量”！

人類對於許多事物都很難做到絕對理想化，為此，追求適度價值興許才是真正的“理想”！面對具有極強感染性和侵害性的武漢新冠病毒，在沒有特效疫苗和治療藥物的情況下，我們應該選擇的最佳方案是：不能短期消滅病毒源頭只能盡量減輕病毒數量（濃度）！不僅可以降低感染幾率、減少病毒侵害人數，還可以避免過度的社會投入和精神恐慌！

武漢新冠病毒，不是“看不見的敵人”！只是需要“換換腦子”，用“多因思維”去改進“單因思維”就能看清它的模樣！認清了“病毒模樣”，不僅不會驚慌還能夠坦然應對！其實，對於各種癌癥、腫瘤等重大病害的生成與防治機制，也是需要相同的認知條件才能獲得破解、推進和提升！當然，這些醫療領域的全面更新都須要仰賴《生命環境生物學》的創立與完善！時下，它能夠提出的結論是：武漢病毒可以理解為是2003年非典（SARS）的升級版。這種病毒具備了適應人體生存的溫度濕度及相關特性。非典（SARS）至今沒有特效疫苗，只因它不能適應較高溫度而自行“退役”。人類能否產出防止武漢新冠病毒的特效疫苗尚不明確，病毒是否自行“退役”更難明確。萬壹無法產出特效疫苗且不會自行消亡，那它只能同癌癥（腫瘤）壹樣與人類長期“共存”。據此，像臺灣“封死國門”，中國“封死家中”皆是權宜之計！理性的應對措施只能是：權衡得失控制數量（病毒與損失）！

曾有人說我不懂醫學，不要去解析這種重大的尖端醫學科學難題！但作為壹名從事人類前沿基礎理論研究的人員，我有責任和義務幫助人類找到解困之道。因為我知道，現有的許多專業領域的專家學者，似乎都會受到“單因邏輯”標準與規則的限制。如果我不以“無畏無恥”的心態堅定的表達自己的觀念，人類興許會長期陷於迷茫與困惑中！

人類的災難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誰也不會想到2020年會是人類歷史上多災多難的壹年。還是應了中國人常說的那句老話：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今年正是人類預想不到、但卻是註定要載入史冊的壹年。新年壹開始，新冠病毒疫情就在中國武漢爆發，這是人們做夢也不曾想到的事。為抗擊疫情，中國宣布1月23日武漢封城，緊接著可以說是湖北封省、乃至全國各地雖未公開宣布封閉，也是實際上處於全面的封鎖狀態，但見處處設卡阻攔、連農村也是處處封村、少數地方甚至出現挖斷道路以阻止車輛和行人進出，特別是阻攔武漢人、湖北人的到來，真乃壹片恐慌萬狀之態，是艮古少見的。


而今疫情已經在全世界蔓延，給世界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現在全球人類為求得安全與世代延續，正在全力以赴抗擊疫情。面對現實世界新冠病毒蔓延危害人類的種種現實問題，人類應有何種對策和思考呢？


依筆者之見，以下幾個方面是世界人類必須要采取的共同對策和深入思考的問題。


壹、壹場世界人類共同的災難


這場災難首先是在中國武漢發生的。自1月23日武漢封城之日起，被新冠病毒感染患病的人數和死亡人數都在與日俱増，給人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慌和無比的憂傷。僅據媒體的公開報導，從1月23日確診感染病例有830例，死亡25例，1月24日確診病例上升至1287例，死亡41例；短時間內，至2月7日全國確診感染人數已上升到34546人，死亡722人(尤以武漢市最為慘重)，到2月12日感染的人數已突破四萬人，到14日已突破6萬人，死亡人數突破千人------到3月上旬，確診病人已突破8萬人，死亡人數已近4千人。這只是官方公布的數字，真實的確診感染病人和死亡人數可能會是壹個更大的數字，因為那時在武漢被感染的病人太多，到醫院就診和住院都特別困難，史許多感染者得不到確診，而壹些感染者在未確診、未入院時就死去了，這些是否列入統計數字公布都是令人質疑的。


在此期間，正值中國人的農歷春節，本是人們闔家歡樂團聚、走親訪友的大好日子，但現時卻是全國壹片蕭條冷落，千家萬戶被廹閉門不出，往日過年時歡欣喜欲之情全不見了蹤影。這是天災，更會因此而引發了種種人禍的災難。


此乃國之不幸，民眾的悲哀，特別是武漢人、湖北人的不幸與痛苦更是首當其沖苦不堪言的，壹些人因感染得不到及時救治或救治不力而丟掉了性命，更有壹家多人因感染而死亡的慘劇發生，也有醫護人員因在第壹線治病救人被感染後犧牲的。對此人們是多麽地深感悲痛阿！


如今這種災難已經波及到了全世界，演變成了世界人類的共同災難。據相關媒體報道，自2月中旬開始新冠肺炎（cod-19）疫情在世界迅速擴散肆虐，每個國家有疫情發生。目前中國境外因疫情被感染人數最多、並且死亡人數最多的要數美國、意大利、西班牙、伊朗等國。------截至4月底的統計數據，被感染人數己高達三百余萬人，死亡人數已超過二十萬人。隨著時間的推移，感染患者和死亡人數肯定還在不斷增加，因為在世界範圍內疫情的擴散尚未到達拐點。


此種世界性的疫情，是近世以來發生的世界人類共同的災難，不但給各國人民造成生命的巨大犧牲，同時給各國的經濟和財產也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損失，並且伴隨著疫情這種災難，不可避免的會引發各種人禍的災難。由於眾多企業停工停產，就是小商小販也無生意可做，至使失業人數眾多，各國的經濟都遭到重創，由此造成廣大底層民眾失業，生活困苦，這是世界各國都會遇到的困難。真乃天災並伴隨著種種人禍，是世界人類共同的災難與不幸。


二、徹底查清病毒來源是首要的大事


就目前人們的所知，此次新冠病毒疫情首先在中國武漢爆發，這是世人都看到了的事。新冠病毒首先在武漢爆發疫情，但此種病毒是否就來源於武漢，這就是壹個值得深入調查研究的問題了。有人說新冠病毒來源於武漢的華南海鮮場場，是果子貍、蝙蝠、竹鼠、穿山甲等野生動物身上帶來的病毒傳染給人類的；也有人認為不是，而是人們不良的衛生習慣引發的；更有人認為是來自於美國的生化實驗室制造的生化武器，在去年武漢軍運會期間帶到武漢的；還有認為是武漢生化實驗室泄漏的病毒引發的疫情------等等之言。壹時間各種不同的說法在網上和媒體中論戰不休。凡此種種，筆者認為都是缺乏根據不負責任的說法，是不可輕信的。


筆者認為，這些都是大可不必的爭論，長此下去是有害無益的，會極大的影響世界人類共同抗擊疫情的正義之戰。正確的作法、當務之急應該是在聯合國和世衛組織的主導下，組織中國、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等主要國家及世界其它相關國家的微生物學、醫學專家學者們進行深入調查研究，以找出病毒的真正來源，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目前各方的種種質疑和相互甩鍋、相互指責爭論，筆者認為是缺乏事實根據的，如此繼續爭論下去是沒有意義的，對問題的解決也是根本無益的，並且會傷害各國的團結抗疫，應當立即停止此種無謂的指責和爭論，積極調查研究尋找出病毒的來源，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


三、應盡快研究出治療此種病毒的藥物和防治的疫苗


新冠病毒是新發現的病毒，已經給世界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造成了300多萬人被感染患病，近二十萬人丟掉了生命。隨著時間的推移，此種數據定會不斷地增加，由此而造成的結果不但是鮮活生命不斷丟失，更會引發經濟的重大損失或伴隨的各種人禍災難不斷產生，後果都會是不堪設想、令人痛心的。


面對此種病毒的肆虐，當前世界各國的首要共同任務就是齊心協力共同抗擊疫情，拯救生命，這是世界各國必須緊密團結共同抗擊疫情的基礎。為此世界各國都應拋棄政治偏見，組織相關醫學專家學者，共同研究此種新冠肺炎的治療方案和藥物，同時積極迅速地研究出預防的疫苗，這才是首當其沖的重要任務。各國應當把自己在抗擊疫情中好的經驗向其它國家推廣，以便取長補短，通力協作抗擊疫情；在醫療物資上應互相支持，互痛有無，這對共同抗擊新冠疫情、以奪取最後的勝利，都是極為重要的基本保障。


四、各國應加強合作，相互體諒，做到信息公開透明


為了更好地抗擊新冠病毒在全世界引發的疫情，各國都應該齊心協力，做到信息公開透明，毫不隱瞞，這是共同抗擊疫情的需要。


事實表明，在武漢疫情爆發的初始階段，早在2019年12月間，就不斷有感染病例出現，那時武漢曾有李文亮等8名醫生先後在朋友圈微信中傳播了此種病毒感染至病的信息，結果被公安部門以“傳謠”而被約談、訓誡。此後壹段時間裏，當地疾控中心和政府仍對疫情未引起重視，仍在隱瞞疫情，仍在說未見“人傳人”、疫情“可防可控”的假話。直到1月中旬武漢市和湖北省還在舉行兩會，對疫情之事只字未提，到了1月18日武漢市百步亭社區仍在舉辦約有4萬戶家庭參加的宴會，大搞慶祝活動，武漢市文化和旅遊局還在啟動2020春節文化旅遊惠民活動（後被迫停止）。正是由於以上這些隱瞞和種種不作為、亂作為，終至造成疫情全面爆發的嚴重後果。到2020年1月23日才開始在武漢封城，但為時已晚，此時已有近500萬人離開了武漢；就是在宣布封城之當天，仍有20多萬人私自逃離了武漢。這些離開武漢的人中有多少人感染了病毒，他們所到之處（主要是國內、不排除少數人到了國外），不是會感染更多的人麽？


應當說武漢封城、湖北封省，緊接著中國各地採取的防疫、抗疫的措施，時間上至少也晚了約20余天，已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嚴重後果。但此時政府部門改正了前期不作為乃至隱瞞的錯誤做法，而後采取補救措施，使疫情能迅速得到了控制，還是顯得有成效的。但，如果能在1月初就果斷採取防控措施，結果肯定是會大不壹樣的，對此有關政府部門和領導人顯然是要承擔領導責任的。而今經過近三個月左右的時間，疫情在中國蔓延的勢頭基本得到了控制，形勢向好的方面發展，被宅在家中的人們似乎松了壹口氣。但現時國外疫情卻正處於爆發的高峰時期，亞、歐、美、大洋洲、非洲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廣泛爆發疫情，壹些國家的疫情災難比中國更為慘重，這是人們始料不及的。面對此種情況，有的國家對疫情表現出不夠重視，采取的防控措施不力，使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數猛增，這是人們不願意看到的。為了世界人類的安寧，過上和平幸福的生活，各國政府和人民唯有齊心協力，團結壹致共同抗擊疫情，才是正確可行之辦法。除此以外是別無它法的。


五、值得深入思考的幾個問題


在當前世界各國抗擊新冠疫情的戰鬥中，壹些問題的出現是必須引起人們高度重視和深入思考的。


1、關於“道歉”與“感恩”之說


當1月23日武漢因疫情爆發封城之後,世界上壹些國家認為疫情將會影響自己的國家安全,因而迅速封鎖國門，並對中國進行指責,要中國向世界“道歉”。而當中國在抗擊疫情中使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取得壹定成績後，此時世界許多國家疫情先後爆發，壹些中國人卻得意忘形了，認為中國為抗疫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取得了成功的經驗，可供其它國家的抗疫作為指導，有人因此而喊出“世界欠中國壹個“道歉”和應向中國“感恩”的傲慢無禮之言；更有壹些人特別對美國和其它壹些國家的疫情爆發興災樂禍，像沈陽楊媽媽粥店門口寫出的大標語“熱列祝賀美國疫情，祝小日本疫帆風順長長久久”；還有當英國首相因感染病毒住院時，壹些中國人表現出幸災樂禍之態。這些人簡值就是愚昧無知的反人類的兇惡之徒，像這樣的人渣在中國出現，真是丟盡了中國人的臉。


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災難面前，任何國家和它的人民都不要輕言什麽“道歉”和“感恩”之言，那對共同抗擊疫情是不利的。當前世界各國唯壹應做的是齊心協力、共同抗擊疫情，互相關心，互相幫助，不利於團結的話壹句也不要說。至於“道歉”、“感恩”之事，乃至追究責任之事，都不是現在談論和能解決的事，只有待抗擊疫情之戰取得全面勝利、病毒來源調查清楚之後，這些問題是自然要解決的。


2、關於司法訴訟與索賠問題


當新冠疫情肆虐世界之時，壹些國家因疫情嚴重，國內矛盾重重，它們就把矛頭轉向中國，認為“新冠病毒是由中國傳出去才引發疫情”的，所以要中國負責賠償損失。如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埃及、澳大利亞、印度、尼日利亞------等等諸多國家的政府、或者地方組織就提出了這樣的訴訟 ，向中國索賠，據統計這些要求索賠的總金額就超過43萬億美元，這真是壹個嚇人的巨大天文數字啊！


筆者以為起訴索賠之事還是暫且不提為好，因為病毒之來源現在井未搞清，沒有事實根椐，是不能輕意指控是那個國家應負責任的。疫情在武漢爆發，並不能說明病毒就來自武漢。有媒體報道說，美國去年冬季開始就發生大的流感，有眾多的人被感染，數萬人喪生，美國的防疫部門自己都說其中的壹些死亡者感染了新冠病毒，能說這個“病毒就來源於美國”、要“起訴美國、向美國索賠”嗎？還有其它壹些國家病毒感染者有什麽證據說明病毒是中國或者美國傳過去的呢？當前是拿不出任何證據的。


新冠病毒也許就是自然界的壹種客觀存在，有生命的東西大自然是無其不有，不足為怪的。如果是這樣，疫情會先後在不同的地區爆發，那就無所謂索賠的問題了。但疫情在某個地區先爆發，而這個地區的領導者如果防治不力、甚至隱瞞疫情，至使疫情蔓延，當然是要追究這個地區管理者們不作為、隱瞞、失職責任的，這與訴訟和索賠是不同的兩回事了。因為病毒是自然界的客觀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地方爆發的時間先後不同而已，這就談不上要那壹個國家負責和賠償的問題。但如果病毒是人為制造故意放出來的，那性質就完全不壹樣了，這是反人類之罪行，必須要追究其法律責任，是絕不能寬恕的。而如果是某個生化實驗室因失職而無意泄露了病毒，也是要承擔相關責任的，但性質與故意放毒就不能同壹而語了。所有這些事情也只有在疫情結束之後、病毒來源調查清楚有了確鑿的證據之後才能決定之事。


3、當今世界各國的共同目標應是和平相處，共同發展的新時代


人類社會經過數千年來的發展演變，特別是經過上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無論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每個國家都定會有深刻的歷史經驗教訓的。歷史的車輪邁進到了21世紀，對過往的壹切，人類只有很好的總結，吸取教訓，而不要糾纏過去永無休止的爭論，那是毫無意義的。而今是21世紀了，地球應成為壹個村了，世界人類再也不希望有爭論和戰爭。全體人類唯有和平相處，共同建設美好的家園，才能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這才是人類共同的目標。


然而在當今的世界，各種爭端乃至引發局部戰爭之事仍是不斷發生的，應當引起人們的高度警覺。雖然當今世界各國有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國家的人民有不同的文化傳統，不同的信仰，這是正常的現象，不可強求壹律的。只要彼此互相尊重，和平相處，平等地友好往來，這個世界才能安寧的。


但現時總有壹些國家的領導人妄想要稱霸世界、企圖統治世界，他們自以為自己高人壹等，以為自已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優越”的，其實這是最愚蠢的在自欺欺人。當今就有壹些中國人出現了壹股狂熱之態，他們狂呼“中國抗擊疫情的成功，說明社會主義制度無比優越；而資本主義世界疫情爆發，不能控制，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失敗”，這顯然是毫無根據的胡說。當今世界憲政民主的制度才是唯壹可行的社會制度，這是早已為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實踐證實了的事。而獨裁專制下的所謂社會主義制度，從前蘇聯和整個東歐共產制度的的垮臺早已做了充分的說明。不可否認中國在抗擊新冠疫情中是取得了成績的，那是和中華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和中國人樸實、勤勞、本分、以大局為重的傳統美德分不開的，但這和社會主義制度是不相關的。壹個連人權、自由民主和普世價值都不遵守，壹切為著維穩而禁言禁聲的專制國家能有什麽優越性嗎？在當今的中國也絕非什麽共產理論中的“社會主義”，早已成了獨裁專制下的權貴資本主義，貧富分化懸殊，貪腐成系統、上軌道，社會不公、不義，誠信缺失，道德滑坡，底層民眾怨聲載道------等等。這樣的社會制度有什麽優越性呢？長此下去是絕無前途可言，中國人民是不需要的。


更有壹些人甚至在網上掀起了壹股反美的浪潮，他們像是打了雞血似的，無時不在狂叫“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要“誓與美帝決壹死戰”；壹些人打著“愛國”的旗號，到處在興風作浪，連武漢退休女作家方方在武漢疫情爆發後寫的日記，這本是武漢封城後的真實記錄，盡管其中有不盡完美、乃至事實不清或有誤之處，但仍受到了不少人的稱贊；既使對她的日記有不同意見而提出批評，也是正常的。然而卻有那麽壹些愚昧無知的極“左”分子大肆對她攻擊謾罵，誣指方方是“漢奸賣國賊”，“方方日記”是給“八國聯軍送炮彈”，要把她的跪像塑在秦檜的跪像傍，甚至有人狂叫要她以死謝天下，武漢街頭甚至出現狂叫要加害於她的大字報，真是目無法紀、狂妄至極的壹批狂徒。就連像筆者這樣的耄耋老人，僅在朋友圈的微信群中說“不要亂罵方方是‘漢奸’‘賣國賊’，法院沒有給她定罪，妳有什麽權利給她定罪呢”？僅是這樣的言論，少數狂徒就把矛頭對準筆者，大罵筆者是”漢奸賣國賊的走狗，拿了共產黨的餞不知感恩，反倒為漢奸、賣國賊說話，成了美帝的幫兇”------等等，實在令人氣憤至極。這些狂徒們太可恨了，這是壹些“義和團”與“紅衛兵”式的狂徒，他們唯我獨尊，以壹貫“正確”自居，聽不得任何不同意見。誰要支持“方方日記”，不同意他們罵人，他們就會胡亂給人定罪，被他們誣之為“漢奸、賣國賊”、是“美帝的走狗”。這些人的如此狂妄和作為真是丟盡了中國人的臉，是中國人真正的敗類，打著”愛國”的旗號,實際上就是壹批禍害國家的愛國賊。


可以正告這些狂徒們，當今世界和平、民主是主流，少數狂徒的興風作浪，其陰謀是絕不會得逞的。在當今的時代，世界各個國家雖有不同種族、不同民族，因各自的社會制度、信仰、思想意識的不同，可能會有不同意見而引發舌戰、筆戰、甚或爆發局部戰爭的可能；但在當今時代，筆者認為世界大戰那是絕不可能再發生的。就是當今的中、美兩國之間雖存在壹些爭論，但兩國間是絕無爆發戰爭可能的。和平相處對兩國乃至世界都是極為重要的，兩國的友好關系容不得任何人的肆意破壞。在歷史上美國從未侵佔過中國的壹寸土地，義和團禍亂時美國把庚子賠款用於幫中國辦教育建學校，特別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全力幫助中國趕走了日寇；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也給予了巨大的幫助，這些中國人是不應忘記的。中、美兩國的關系好壞，對世界的和平穩定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人們必須要清楚地看到這些，絕不能做破壞兩國間關系的歷史罪人。


當今的時代已完全不同於過去的時代了，全世界的人們必須要看清當今的世界形勢，求大同，存小異，和平友好的往來，互相關愛，共同發展，這比什麽都是最為重要的，也是奪取這場全人類抗疫戰爭最後勝利的基本保證。

中國政府

作者 劉歷心 王佑銘 寫於 二零二零年

縱觀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和脈絡可以看出，這是壹部極權不斷擴張、且愈加險惡、無恥的歷史。可以說，至共產黨掌權，專制極權已經達到中國歷史上的頂峰。在歷史上，應對災難，古代皇帝會向老百姓發罪己詔道歉，從壹個側面反映出古代專制權力也有壹定的道德約束，而不敢肆意妄為；而至習近平當政以來，卻視天災為歌功頌德的絕佳舞臺，甚至全世界推行其“中國模式”，可謂是連曾經的專制君主都不如，寡廉鮮恥到極致。本文就將探討中國的極權體制如何進行歷史性發展，至如今連基本的人道關懷於不顧的可悲境地。同時，本文也會戳破這種“親自指揮”的極權體制的謊言，挑明其極力推諉責任，給全世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真相。


壹、從罪己到頌德——極權體制應對災難模式的轉變


在大災大難面前，傳統中國有壹套災難問責機制。因為中國政治受儒家的罪己思想影響很深。當皇帝犯錯或者國策出現問題時，會象征性的向民眾“道歉”。雖然站在後人的角度講，這種“問責”具有偽善的特征。但與共產黨政權相比，這樣的作法至少可以算得上對最高權力能夠有壹定的道德制約。就像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講的：“從秦到清兩千年，我們對以往的傳統政治，至少不能很簡單地說它是專制政治了。我們平心從歷史客觀方面講，這兩千年，在政治上，當然有很多很可寶貴的經驗，但也有很多的流弊。”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能夠用道德約束最高權力，在大災大難面前有人道關懷算得上是中國古代政治中的“寶貴經驗”。而在當代中國，由於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始終標榜其“科學性”，同時其對社會思想具有鉗制性和壟斷性，所以在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體系中，黨的行為始終代表“人民”，而人民的任何行動天生具有正當性，也就是說，共產黨的任何行動不會犯錯。哪怕是犯下了大躍進、三年大饑荒、“文革”等壹系列上罄竹難書的罪行，共產黨永遠不會向老百姓道歉。共產黨會以“脫離群眾”從而犯下“左”的錯誤為借口，且強調自己的“人民性”，進而告訴老百姓自己的行為本質上是正當的，只是“好心辦了壞事”、“不小心多殺了那麽多人”。而與二戰後德國總理向猶太民族下跪道歉相比，中共卻從未向歷次政治運動受害者進行過正式道歉，更不要說問責了。同時，因為這種體制下缺乏反對黨及獨立、公正的媒體，當災難發生時，是沒有人敢直接問責當政者以及執政黨的。另外，本就難以為繼的公民社會在八十年代末的政治危機後幾近消弭。伴隨著專制程度的不斷加深，科技手段更促使專制政權發生嬗變。中國社會的災難應對模式也產生轉變：古代社會在災難之後會問責皇權，甚至會對體制進行小修小補，至少能夠在面子上維系君主以德治國的體制的正統性。而紅色革命後的中共政權則幹脆“不屑於隱瞞自己的真實觀點”，將傳統儒學“偽善”的面具棄之不顧，靈活使用“辯證法”，“喪事喜辦”。其將天災當作稱頌專制獨裁的絕佳工具，借由樹立英雄人物粉飾太平，充耳不聞武漢火葬場外的哀號，而只醉心於強化和鞏固極權政體。實際上，我們去反思整場瘟疫的傳播過程，是在將追責整個黑白顛倒、搬弄是非、漠視常識的極權體制。


天災對專制政權絕不是好事：因為本來在古代中國，皇權能夠受到百姓的絕對“擁戴”，就必須能夠解決基本的天災人禍。如果壹旦在大的災害面前顯得無能為力，當政者的合法性也會喪失。這時，天子便失去了“天命”，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便是如此發生。例如，宋代皇帝會在發生天災人禍時，發出“為人父母，莫敢惶寧”“為人父母，實切痛傷”的呼聲，並會聲明：“天之降災，緣寡失德”。而中國古代皇權專制可貴的壹點在於：最起碼，當天災發生時，它能給老百姓壹個合乎情理的解釋，即天災是上天對君主不實行仁政的懲罰。這種表達起源於董仲舒的論述：“凡災害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去”，簡單來講，災害是由國家政務錯亂引發的，由此來勸勉統治者內省自查。同時，諫諍的大臣也能在壹定程度上約束君主的行為，君主在天災面前，沒有“放肆”的余地。說的直白點，君主在“天”面前也是兒子。百姓自然是更畏懼天命，君主是父親，而天就為老天爺。皇權能得到壹定的道德制約，也是壹家壹姓的皇室能夠統治億萬人口而不至於動蕩的壹個重要原因。


中共壹樣畏懼天災，但他們畏懼的原因不壹樣，他們是確實覺得自己搞極權專制不符合世界發展的潮流，因而害怕人民會推翻它的暴政。在全世界將近兩百多個國家都實行民主體制下繼續倒行逆施，他們實在害怕壹場小小的瘟疫就能將自己執政的合法性擊垮。民主國家元首向主動向老百姓認錯，比如美國總統會跟印第安人公開道歉。這是因為他們是由民主選舉選出來的，也就敢接受老百姓的問責。


因為中國害怕問責，所以他們為了逃避責任往往會做出荒誕的行為。毛澤東為了在國際社會面前逞能，搞了大躍進最後引發了大饑荒，餓死了近億人，卻把責任推到敢仗義執言的彭德懷身上；為了壹個可能威脅他位置的劉少奇，整死了幾千萬人，最後卻把責任推到完全聽命於毛澤東且無真正決策權的“四人幫”身上。因為，與古代儒家的意識形態不同，在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體系中，最重視的是唯物主義。也就是說，在這種語境下，“天”是否存在都是個問題，更何況畏懼“天命”呢。而中共更加畏懼的是自己繼續魚肉百姓的專制機器不倒。不是說以前的皇帝沒有鞏固政權的考量，區別在於共產黨的表達更加露骨，手段也較以往的帝王更加殘忍。可以說，中共這種極權政黨，實際上是不在乎天命的，也就更視基本人權為無物。


典型的例子是毛澤東去世前的唐山大地震。壹場大地震很可能讓本就讓人心思變的中國社會進壹步動蕩，所以當時的官員就選擇隱瞞地震。最終，官僚的隱瞞導致在睡夢中毫不知情的數萬人死亡。老百姓死活事小，政權的生命事大。就像鄧小平所言，“穩定壓倒壹切”，六四學生的鮮血能夠換來中共政權至今長達31年的穩定，以致給習近平如今復辟倒行逆施的毛路線以絕佳的歷史背景。


二、 親自指揮：“大國戰疫”下的宏大敘事


習近平首先要做的是將整場抗疫行動描繪成壹幅“英雄”拯救苦難中的蒼生中的“史詩”。他作為最高領導人，本應為自己掩蓋疫情至全人類億萬人的健康於危險境地負責。但他卻創造性的發明了壹個“親自指揮”的戰時極權體制：李克強任“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自己卻躲在幕後，直至疫情得到基本控制才敢前往武漢。而這中間習近平在做什麽呢，他既不像古代君主那樣”禦駕親征”應對災難，也不像特朗普等西方國家領導人壹樣每天兩場新聞發布會，更不像胡溫那樣汶川地震時5月12日當天便趕往災區。疫情期間，習近平究竟在做什麽在想什麽，這終究是個謎。但從官方媒體的報道來看，習近平看到疫情首先做的是跟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先生進行會晤，強調自己在這次疫情中的作用：“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潛臺詞就是，這件事李克強小組長就不要跟我爭功了，疫情防控指揮的好，國際上都會說是我的功勞，指揮的不好，妳李組長就提頭來見，畢竟沒控制好，國際上咱大清的面子也丟了啊。另外，我第壹時間就會見了譚書記，以後國際上別跟我說中國隱瞞疫情防控不力害了大家，妳看譚書記也都誇了我呢。本該成為隱瞞疫情，泄露病毒禍害國際社會的罪魁禍首，似乎什麽都沒做，大手壹揮，搖身壹變，竟然成了最大功臣。同時，習近平繼續推行所謂“電話外交”，繼續和特朗普、安倍晉三、文在寅壹天好幾個電話，可想而知，他是多麽害怕國際社會對他的批評，多麽害怕上前線會擔責任，多麽害怕抗疫不力“李中堂”及各個常委甩鍋給他。


做完了這些，習近平大致構建起了“親自指揮”的“英雄敘事”，轟轟烈烈的對抗瘟疫的行動就此展開了。宏大的敘事書寫著熟悉而又陌生的歷史，用無恥的筆觸將壹場無情的瘟疫譜寫成壹曲贊歌，贊歌背後是壹個又壹個生命的逝去，而他們的死去似乎並不會影響到這場戰疫的基調和色彩。在寒冬之中，紅旗伴隨著冬日的肅殺緩緩展開，在主旋律的基調裏，紅旗象征著溫暖和力量，可是身處瘟疫中心的人們卻絲毫感受不到溫暖，新聞報道中的有條不紊，井然有序，掩飾不了他們生活的困苦和艱難，也掩飾不了親人離去的悲痛。所謂的親自指揮說到底就是壹種利用權力的話語權對於災難的壹種漠視，也是壹種居高臨下的傲慢。因為沒有身處疫區不會切身體驗到這種絕望的心情，而作為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卻並沒有在瘟疫爆發的初期前往疫區，而是在疫區人民以巨大的犧牲換來的疫情平穩之後才前往慰問。這註定是壹次失敗的指揮，縱使宣傳和美化的再好也掩飾不了殘酷的真相。


缺位的“親自負責”


對於宏大敘事的沈迷是面對每壹次災難極權體制的弊病，這本身也源自與精神的空虛以及權力來源的不正當性。這次新聞媒體所極力塑造的“親自指揮”也是如此，在沒有問責機制和追責體系的今日，統治者可以完全不計後果的對災難的處理進行指揮，甚至可以對於災難的過程和後果置之不理。


缺乏有效的問責機制，完全可以將壹場人禍說成是壹場天災，再開動宣傳機器進行粉飾，整個敘事過程就會轉向感恩和萬眾壹心。壹切痛苦的悲鳴，民眾的吶喊都能被主旋律的基調所掩飾。的確，“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這場瘟疫也不例外，盡管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可是在官方的話語體系之下，依然是壹場勝利，依然是值得慶祝的，也因此責任的歸屬就被這種勝利的背景所掩蓋，壹切歸於平淡之後，人們還是正常的生活，並且試圖忘記這個冬天的夢魘，忘記這場瘟疫所帶來的慘痛代價。


在親自指揮之下，習近平的個人意誌完全強加於整個防控之中，而在此之前，他對於整個體制的改造就奠定了這個體制處理突發事件的緩慢和臃腫。這個體制仿佛是壹個千瘡百孔的窗戶，壹點點風吹草動就會牽壹發而動全身。經過了這幾年的改造和對於個人權威的塑造，政治口號以及假大空的內容越來越多，而真正能夠有效應對災難的實質性內容卻越來越少。獨斷的權力改變的不僅僅是壹個人的地位，更改變了整個權力體系和政治架構，黨領導壹切的體制之下，獨斷專行的作風面前，沒有壹個人能夠站出來承擔責任，而對於責任的規避和推卸成為這個體制運行的常態。謊話成風導致沒有有效的渠道傳遞不壹樣的聲音，而沈浸在大國盛世之下的官員們絲毫不會為被統治者思考和服務。壹般而言，應對這類事件需要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民眾的知情權以及對公權力的監督，而在這次事件中，這些有效的工具卻蕩然無存，剩下的也只有親自指揮這四個字了。


極權之下的體制與官僚


極權之下官僚和體制形成壹種默認的作惡工具，由於缺乏責任感和競爭壓力，這個體制所培養出的官員們都普遍沒有危機意識和為人民負責的意識。他們對於信息的壟斷和對於新聞的封鎖也是空前的，由於媒體的報道口徑的整齊劃壹，這場災難就這樣在謊言之中蔓延開來。


在這次瘟疫之中，不遺余力的開動國家宣傳機器和動員機器對全國範圍內的醫生護士進行動員，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方式，以巨大的犧牲換來最終的“勝利”。讓每壹個個體甘願為整個共同體奉獻，以集體主義對於作為人的個體進行瘋狂綁架，在壹曲曲贊歌的背後卻掩飾了無數個家庭的支離破碎，無數鮮活生命的逝去。極權主義所建立的對於社會全方位的控制和對於私人生活領域的幹涉也讓人們放棄思考的權利，在這樣壹場大災難面前，被洗腦的人們紛紛成為了體制的歌頌者和吹鼓手，站在權力的壹面為統治者搖旗吶喊，這樣壹種病態，正是卡夫卡筆下權力對於人的異化。


這種極權體制之下的官僚們對於瘟疫的應對能力和責任感的缺失也是導致這場災難的重要原因，這種作風在中國官場屢見不鮮，中國官場上下缺乏監督和有效溝通，地方對於事故的處理能力弱化，“只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的心態也在各級官僚體制內根深蒂固，這種情況之下，官員們不會站出來為這場瘟疫負責，其應急能力以及主動作為的能力也大打折扣。極權制度的剛性化管理以及約束越來越森嚴，導致官員們的自覺能動性降低，正是這樣壹種極權體制為瘟疫的蔓延埋下了伏筆。


疫情防控初期的種種亂象也直接證明了這種體制背後運行的僵化和混亂，隨著封城令的發出，整個湖北省亂作壹團，物資短缺，床位不足，排隊的患者人山人海，市內交通壹片狼藉。在經歷了官員輪換和工作交接之後，亂象依然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對於壹把手官員的停職並不能解決體制根源問題，雖然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壹直坐鎮武漢，也無法掩蓋體制弊端所帶來的混亂。紅十字會作為官方慈善機構的代言人，在疫情的最緊迫關頭依然對於救災物資進行封鎖扣押，甚至壹些負責人將捐贈的物資進行高價販賣和轉售，這壹舉措也引起了國人捐贈者的強烈不滿。在防控最緊要的階段，屢次爆出口罩下落不明以及物資吃緊的新聞，而大多數接受的捐贈物資依然在紅十字會的控制之下，並沒有得到有效的利用。這種機構的存在背後也隱藏著壹系列制度問題，紅十字會雖然不是權力機關，但是以接受捐助為名也展開了多重的權力博弈。


因此很多人甚至官方的語境中都把責任歸給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本身也是為整個體制的頑疾買單的替罪羊而已。湖北省最早的疫情信息被刪除，而預警信息和通報都需要由中央授權才能發布，因此信息流通的困難和應急方案的滯後才是整個瘟疫爆發的根源所在。缺乏監督和權力的制衡，老問題很難得到解決，而新問題又接踵而至，整個體制自上而下的謊言和漏洞只能通過對輿論和新聞的壓制進行解決，對於真相進行屏蔽，對於真實的記錄大肆封鎖。極權體制本身就是產生問題的根源而非解決問題的方法，來自專制的命令壹再強調穩定壓倒壹切，其所宣稱的穩定和秩序正是瘟疫生長的土壤，這種近似於野蠻的穩定也造就了後來瘟疫井噴般的爆發。


被煽動的共同體


為了推卸責任和塑造自己的國際形象，宣傳機構對無知的民眾進行煽動，對於民族主義和共同體意識強行灌輸，這種拙劣的手段我們似乎在中國尤其是共產中國的歷史上屢見不鮮了，我們的半部近代史和現代史都是建立在對於外邦人的仇恨和盲目的自信之上的，這種盲目的自信來自於坐井觀天的無知，來自於目空壹切的狂妄。整個歷史所塑造的對於本身所處環境的優越感和認同感是壹種超越地理界限的想象，在這種想象之下就產生了集體非理性的行動邏輯。


整個國際的環境也有助於滋生這樣的壹種排外心態，中美貿易戰交戰正酣，對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更是讓壹些民族主義者產生了強烈的歸屬感和自豪感，這樣的感覺也同樣引發了對於外邦的排異反應。對於在中文媒體圈盛傳的美國投毒論更是占領了輿論高地，壹些被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者們瘋狂的搖旗吶喊，他們“樸素”的觀念被這種非理性的陰謀論點燃，在這樣非理性的土壤之下，假想敵理論屢試不爽，逐漸成為了這個體制推卸責任的首選，每次遇到這種執政危機之時都會祭出壹個假想的敵人，對其進行瘋狂攻擊，以滿足推卸責任和發泄情緒的需要。


民族主義的產生有壹定的地緣和歷史基礎，對於同樣壹撥人，他們閱讀和觀看同壹個宣傳機構進行出版和播放的新聞，也建立了幾乎壹致的世界觀，個體疏於去思考探索這些內容的真偽，而產生的對於共同體信息的依賴，因此會產生對於這些新聞的盲目信任和非理性理解，出於對整個共同體的認同，這些被煽動的人不會考慮整個災難的來龍去脈也不會去思考這場瘟疫發生的真正原因，而趨向於相信他們所認為的真相，這樣的人在生活中存在的越來越多，就會產生“沈默的螺旋效應”，個人的理性思考就會埋沒在群裏的非理性之中，最終輿論形成壹種群體極化的現象。這樣的簡單思維是可以煽動起不分教育背景的任何人的情緒的，這種情緒壹旦點燃就很難平息，從而形成壹股流瀑傾瀉而出，摧毀壹切來自於理性的內容，也摧毀壹切建設性的意見和聲音。


而這種非理性的“小粉紅”邏輯也同樣不堪壹擊，對於世界主流媒體而言，這樣壹種民族主義敘事是壹種對內部的自嗨型宣傳，其本質也只能對於內部的無知受眾進行宣傳，而對於國際的影響微乎其微，反倒是多次的“出征”和對其他國家疫情的辱罵招來了更多國家的排擠和針對。其實這樣的民族主義極端情緒所帶了的影響有百害而無壹利，對於官方口中的國際形象的塑造的負面影響要比瘟疫本身更嚴重。這種“出征”本身弱化了對外話語體系的合法性，也同樣降低了話語的質量，在世界範圍內的惡性影響也會逐漸顯現出來。


三、後疫情時代現代極權體制的發展


相比於生產技術相對落後的古代，為了維持統治，緩和社會矛盾，皇帝們對於壹些災難性事件的處理也會相對的放低姿態，以獲得民眾的信任，從而實現維持統治的目的。而現如今，科技飛速發展，公權力對私生活和私人領域的幹涉前所未有，這次疫情過程中所建立的對每個公民的審查和跟蹤體系更是超越了歷史上任何壹個時候，面對統治的擴張和公權力的幹涉，人們只能選擇服從。在古代，人們普遍接受儒家的教育，骨子裏還存在著對於仁義的敬畏，當然統治者們也不例外，而現如今信仰的缺失，社會風氣以及公民意識的弱化，人們不需要自由也不去爭取自己的權利，甘願淪為臣民。而統治者借助高科技進行新型極權體系的建構，使用無孔不入的監控手段，覆蓋全體國民的大數據，以及鋪天蓋地的宣傳，讓整個國家看起來牢不可破固若金湯，科技帶來的新型統治模式正是現代極權體制不負責任的基礎，因為這種體制之下絕大多數人放棄了思考，選擇茍活在“盛世”之下，正是這樣的心態奠定了通往極權和奴役的道路。


高壓下的知識界


毋庸置疑，極權體制對於知識界的打壓是空前的，因為極權體制最害怕的就是有知識有思考的人，他們代表著壹個時代的風向標，壹切極權統治都建立在壓制思考和洗腦灌輸智商，因此無知才是體制所追求的最理想狀態。當壹個時代人們紛紛放棄思考，紛紛選擇犬儒的生活方式，極權統治則能夠維持更長的時間。就像孔子說過的壹句話：“唯上智而下愚，不移也。”統治者足夠智慧，足夠奸詐，民眾足夠的愚昧，這樣的統治就可以長時間維系下去。


疫情之下，武漢作家方方選擇用筆記錄下武漢封城的日子，方方壹共記錄了七十余篇，前幾天傳出要出版外文版本的《方方日記》，引來了很多民族主義者、小粉紅等極左的圍攻謾罵，甚至於人身威脅。大部分極左認為這是壹種不考慮大局，不為國家著想的行為，他們認為在大時代之下每個個體都應該學會歌頌，學會感恩，要以大局為重，不應該揭露其陰暗面。可是他們似乎並不會思考深層次的東西，這場瘟疫的起因和整個過程都是由體制壹手導致的，巨大的犧牲和無數人的奉獻才讓局面轉危為安。在這種背景之下，對於責任歸屬的思考和對於弱勢群體的記錄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大時代之下，盛世之中卻有無數的人享受不到發展的成果，很多人被時代的巨輪碾過而毫無聲響。方方說：”文學家就是要記錄時代，記錄下弱者的聲音。文學是常與弱者站在壹起的，這才是文學的價值所在。“是的，歌頌的文學太多，我們已經不能稱其為真正意義的文學，因為這種文學的唯壹作用就是為極權統治服務，這種文學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為為極權唱贊歌的人數不勝數。我們記錄時代變遷，記錄黑暗之中的歷史就是為了銘記下壹切，米蘭·昆德拉說過“人與政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只有記錄下來黑暗年代的歷史，才能更好地在歷史中汲取教訓，才能從根本上和極權鬥爭下去。


縱觀近幾年對於知識界的打壓，力度要比十年前更加猛烈，從去年年初對張千帆教授的壹系列憲法教材的下架到對古拉格群島、夾邊溝記事等壹些列文學作品的下架，再到由於去年70周年國慶對於國內電影市場的高壓管制，頻繁撤檔多部電影以及前幾天由於秘魯作家略薩對於中國的極權體制應對疫情的緩慢進行批評，而在全網範圍內下架略薩的書籍。在這種極權之下，對於道德的要求簡直成為奢望，對於責任的歸屬問題也成為奢望，因為極權體制可以高傲的俯視壹切，他們不需要為自己的錯誤買單，不需要承擔壹切後果，由於長期的灌輸教育和洗腦工程，大部分民眾失去了思考的自由和言論的自由，而言論自由乃是自由之母，長期處於失去自由狀態下的民眾自然就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而選擇與極權體制和解。長此以往，這樣的打壓將會成為常態，而萬馬齊喑的社會卻沒有太多反對的聲音，久而久之整個社會將陷入到壹片死寂的境地，沒有人敢於發聲，也沒有人敢要求體制承擔責任。


舉國體制之殤


極權體制之下壹定會產生整齊劃壹的舉國體制，在舉國體制之下，每個人的行為，思想甚至於喜怒哀樂都會被控制，他們用專制的命令進行指揮，用專制的命令對每個人進行規劃，試圖培養出完全相同的壹群人來。這次對於疫情的翻譯就能體現出體制的劣勢，春晚的載歌載舞和疫區的屍橫遍野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而在歡慶中的人們的情緒卻被春晚所控制，他們並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遠方的疫區發生了什麽，他們也對於其他人的苦難漠不關心。這樣的混亂場面持續了幾個星期，舉國體制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調動人手支援疫區，而這個時候疫區人們已經付出了非常慘烈的代價，而“壹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口號卻早已經過時了，在瘟疫已經發酵到非常嚴重的時候區疫區支援就像是用人命來壘砌壹道血肉長城，這種壯烈的犧牲完全可以在信息自由流動的社會避免，而這種救援卻成為統治者所宣傳自己偉大形象的工具。對於戰鬥在壹線的醫護人員，固然是值得尊重的，而他們的行為就是在為整個體制做下的惡買單，他們用犧牲來為這個體制承擔責任，同樣也為體制後來的宣傳謳歌奠定了基礎。


極權體制所培養出的是壹群不知道權利為何物的臣民，他們對於責任歸屬絲毫不在意，只聽信官方口徑，對自己所經歷的苦難不得為知。他們的無知配得上這樣壹場災難，正是因為他們的沈默鑄就了這道密不透風的墻，這墻不僅在生活之中，更留存在每個人心中。就連最後對於死者的默哀也是由官方統壹組織進行的，這種連喜怒哀樂都要統壹指揮的體制，就應當成為這場瘟疫的最終責任人，所謂“權力越大責任越大”的道理就在於此。


夾縫中的公民社會


由於疫情防控的需要，中國各省市紛紛進入所謂“戰時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權力借防疫為名，無限擴張。這種現象在美國等西方國家雖有所體現，但在中國這個黨國權力本就成為“房間裏的大象”的國家，至今，可以說，黨國的公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1989年之後的頂峰。盡管公民社會持續受到打壓，但值得慶幸的是，在這次疫情中和疫情後，壹系列社會公共平臺的討論不時受到大家的關註。比如：公民記者陳秋實、李澤華、方斌先生仗義執言，在疫情最危急時刻深入疫情，對疫情中的真實情況進行了深入報道。由於中共的打壓，中國社會的自組織能力幾乎為零，社會幾近原子化，像獨立媒體、調查記者所剩無幾，而公民記者這類自由力量能夠零星出現實屬令人振奮，他們正在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挑戰官方的“英雄敘事”。同時，由李文亮醫生被訓誡後犧牲離世在互聯網上產生壹系列反抗威權，呼喚言論自由的聲音此起彼伏，而利用emoji、諧音以至采取戲謔的方式挑戰官方話語已經成為現代極權體制下僅存的壹些反抗力量。值得關註的是，這些呼聲大多源自“後浪”。中國青年壹代中，已經有言辭銳利且略帶調侃性的聲音，他們雖“人微言輕”，卻在與小粉紅、戰狼力量形成對抗，隨著這波呼喚理性、自由的“後浪”逐漸成長，他們的價值觀是否能夠重塑“新時代”的極權體制，仍值得期待。


四. 結論：誰應為這次災難負責


疫情之後，我們對整個抗疫全過程進行反思時可以發現，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專制國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了疫情的侵襲，甚至某些西方國家在疫情面前更為“無能”。由此有人可能會提出壹個論點：專制國家在社會動員方面有較大優勢，表現在他們的政府及國民在大災大難面前似乎更有“凝聚力”。甚至推導出“專制高效論”或是“民主失敗論”，以至於所謂“入關學”在中國知識界受到了歡迎和討論。的確，我們不能否認在這樣的體制下，封城似乎是相對高效的，但因為封城造成的其他死亡數字卻並沒有納入統計，比如因封城父母不在且缺乏照料而死亡的腦癱兒童、因為醫療資源被擠占得不到及時治療的癌癥患者等等。單純比較因疫情病亡的數字是難以得出中國模式更優或是民主體制即將崩潰的結論的。同時，就算極權體制在災難面前確實相對高效，很多災難難道不是極權體制壹手制造出來的嗎？難道因為蘇聯利用極權體制進行戰爭動員，打贏衛國戰爭“高效”地抵制了敵國入侵，便能夠得出極權體制壹定比民主體制好嗎？這場戰爭本來就是由極權體制挑起的，而蘇聯是用極權的手段對付極權罷了，本就是“以毒攻毒”，怎麽能說極權更好呢。要是沒有極權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身也就不會存在。從中國的角度講，也就不會有由毛體制造成的數億人的死亡。


現在西方國家有個誤區，所謂的“白左”群體仍對共產主義政權抱有同情，在法國、意大利這些國家尤甚，他們不會反思歷史，反思由共產極權造成的全球近百億人的死亡，對共產黨懷有“婦人之仁”，繼續推行綏靖政策。這當然是違背常識的，誰制造病毒，誰讓病毒感染全球誰就應該對疫情負責。而現在，現代極權體制戴著溫和的面紗，利用西方民主體制，繼續推諉責任，逃避問責。而現在，我們應該呼喚常識和理性，對極權體制進行問責。

極權的危害

作者 龔平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截止北京時間2020年5月25日，新冠病毒在全球造成的感染人數已經達到了552萬5千多例，死亡34萬8千多例，其中海外感染人數544萬多例，死亡34萬2千多例。這些數字因為兩個原因被嚴重低估，壹個原因是像中國和伊朗這樣的專制國家有意隱瞞，另壹個原因是像非洲、中東地區欠發達國家因為缺乏檢測試劑而漏檢。即使不考慮以上原因造成的低估部分，新冠病毒給全世界造成的危害也是巨大的，除了大量人員健康受到損害、生命受到剝奪以外，全球經濟也因為疫情的影響而損失慘重，機場、港口封閉，大量的航班停飛、航船停運，大量企業倒閉，幾乎所有的影院、夜總會、酒吧、桑拿室關門歇業，造成無數勞工失業、投資者破產。這麽嚴重的壹場災難，不管出自人為還是自然，人類都必須進行調查、追責和反思。

病毒的起源


病毒學家們有壹個夢想，就是企圖把自然界所有有可能感染人畜的病毒統統找出來，事先在實驗室研究出疫苗，以便當某種病毒真的感染人類時可以迅速拿出疫苗來加以控制。這個夢想就叫新發傳染病威脅計劃。新發傳染病威脅計劃旨在將動物學和人類健康專家整合起來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傳染病早期檢測，傳染病實驗室診斷和迅速響應，以及降低傳染病對地區和國際間的汙染與危害。新發傳染病威脅計劃壹共包含PREDICT（預測）,PREVENT（預防）, IDENTIFY（鑒定）, 以及RESPOND（回應）四個項目，作為其中最重要的壹環，PREDICT項目起始於2009年，由美國國際開發署通過其合作夥伴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生態健康聯盟，Metabiota公司（前身為全球病毒預測公司GlobalViral Forecasting Inc.），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野生動物保護協會（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以及來自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和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方面的技術支持，與亞洲，非洲和南美洲的35個國家協同合作，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人員提供培訓與技術支持，對可能引發流行病的病毒以及與野生動物有著密切接觸的人群進行監控與預警[[1]]。飽受爭議的中國武漢P4實驗室的病毒學家石正麗和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實驗室的病毒學家Ralph Baric博士都在為這個PREDICT國際項目工作，因此，他們的研究在合法性上是沒有問題的。

PREDICT項目迄今已經完成了兩個階段，2009-2014年為第壹階段，稱為PREDICT1，2015-2019年為PREDICT2，總計花費已超過2億美元。特朗普總統上臺後，對外交和外國援助的財政預算進行了大幅削減。美國國務院及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年度財政預算從2017年的549億美元降低到了2018年的376億美元和2019年的393億美元，受此影響，美國國際開發署2019年的年度財政預算被削減了33%，只有168億美元的總計預算。2019年10月，美國政府最終宣布徹底關閉PREDICT項目。在其運行的十年間，PREDICT項目在全球範圍內總計收集了超過10萬件樣品，鑒定出了超過壹千種新型病毒，包括壹種新型埃博拉病毒，並在全球亞非拉美州的發展中國家培訓了大量衛生安全和傳染病防護人員[[2]]。


這次首先在武漢爆發的新冠病毒（COVID-19）就是來自於石正麗和RalphBaric博士等15人團隊在PREDICT項目上的合作成果，該科研成果於2015年首次發表在英國權威的科學雜誌《自然》上。根據該論文敘述，新冠病毒（COVID-19）本身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是實驗室使用中華菊頭蝠攜帶的SARS樣冠狀病毒SHC014-CoV的纖突（Spike）蛋白與小鼠攜帶的SARS-CoVMA15骨架通過其反向克隆平臺進行重組，人為造出來的壹種全新的冠狀病毒[[3]]。


該研究成果壹經發表，立即遭到了很多科學家的反對。法國巴黎巴斯德學院的病毒學家SimonWain-Hobson就表示，中華菊頭蝠所攜帶的SHC014冠狀病毒因為不具有致病性，本身對人類的危害有限，新制造出的重組冠狀病毒SHC014-MA15不但毒性增強，這個實驗本身也並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壹旦重組病毒從實驗室泄漏，沒有人可以預測它的去向和可能造成的危害[[4]]。而RalphBaric則認為，此實驗不過是在模擬壹個自然界中有很大幾率會發生的病毒重組事件而已，雖然大多數蝙蝠所攜帶的冠狀病毒並不能直接感染人類，但類似於SHC014這種攜帶能識別人體細胞結合蛋白ACE2的纖突蛋白的病毒，如果恰巧與攜帶有毒性的冠狀病毒的骨架重組，那麽新病毒就將跨過中間宿主的障礙，直接傳染給人造成嚴重的公共健康威脅。


雖然RalphBaric博士辯解說實驗室創造出來的新冠病毒（COVID-19）是“壹個自然界中有很大幾率會發生的病毒重組事件”，但他並沒有給出這個概率到底是多少。人類到底有沒有必要為了壹個發生概率並不確定的危險提前創造出壹個真真實實的危險？從科學上當然應該對這個必要性進行分析。我認為，實驗室泄漏人造病毒的概率必須小於自然界自然合成該病毒的概率，可以作為這個必要性的標準。遺憾的是，從我目前掌握的資料看，石正麗和RalphBaric博士研究團隊在開展病毒合成的研究之前根本就沒有對這兩個概率進行比對研究。現在與實驗室合成病毒有關的疫情真的爆發了，而科學家們根本就說不清該病毒到底來自於自然界還是來自於實驗室，以前聲稱的針對該合成病毒已經研究成功的疫苗也變成了壹場騙局，全世界對病毒的起源還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金錢和人力去調查。如果調查結果證實這次疫情起源於自然界，那麽實驗室長達四年之久（2015~2019）的應對準備工作卻仍然面對這個病毒束手無策，人類就應該重新審視這個PREDICT項目的可行性；如果調查結果證實這次疫情起源於實驗室泄漏，那麽這次災難就是壹場聰明反被聰明誤的科學悲劇。

責任

這麽大壹場災難，必須有人為此承擔責任，這既是為了給受害者討回公道，也是為了保障社會安全。當然，根據危害對象的不同，可以分為國內責任和國際責任，下面我們從國內責任和國際責任兩個角度分別進行論述。

國內責任


疫情的流行要經歷不同的階段，從病毒的制備（包括提取、合成，下同）到病毒的流出、報告、預警、防控，各個階段都應該有相應的法律規定和管理規定進行規範。在病毒的制備階段，有如前文所述，研究人員在開展病毒制備研究工作以前，有沒有進行必要性研究？如果沒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必須進行這樣的研究，那就是法律漏洞，必須立即彌補，而研究人員無須承擔責任；如果已經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在開展病毒制備工作以前必須進行必要性研究，而研究人員沒有做這個工作，或者通過收買相關行政管理官員而省略了這個步驟，則研究人員和負責審查的有關行政管理官員都必須承擔法律責任。石正麗和RalphBaric博士研究團隊有沒有違反各自國家的有關法律，有待調查。個人認為，既然他們敢在雜誌上公開發表研究成果，應該沒有違反有關法律，在病毒制備階段存在法律漏洞的可能性比較大。


為了防止病毒的流出，法律對實驗室都有嚴格的管理規定。違反法律規定導致實驗室病毒流出的，當然要承擔法律責任。2020年1月2日，中國農業大學的李寧院士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2年，其中有壹項罪行就是違反法律規定，擅自銷售實驗用動物和牛奶牟利1017萬元。當然，違法的病毒流出遠不止壹種形式，不按規定處理防護用品和實驗用品、違反規定運輸病毒樣本、擅自允許無關人員進入實驗場所、與研究（防護）資質不達標的單位開展合作等等，都屬於病毒流出階段的違法行為。武漢P4病毒實驗室有沒有這方面的違法行為，需要經過調查才能確定。


在疫情報告方面，據媒體報道，中國在2015年就建起了4小時網絡直報系統，全國100%縣級以上疾病預防控制機構、98%縣級以上醫療機構、94%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實現了法定傳染病實時網絡直報，平均報告時間由以前的5天縮短為4個小時[[5]]。顯然，武漢衛健委和疾控中心、醫院等單位並沒有按照規定啟用這個網絡直報系統，而是對疫情進行了隱瞞。1月23日武漢封城以前，國家衛健委曾經派出了三批批專家赴武漢調查，第壹批是2019年12月31日抵達武漢的，經過走訪調查，於2020年1月4日對外公布“未發現人傳人證據”；第二批專家於1月8日抵達武漢，1月10日對外公布整體疫情“可防可控”。家於1月8日抵達武漢，1月10日對外公布整體疫情“可防可控”。1月18日由鐘南山、高福、李蘭娟、袁國勇、曾光、杜斌等人組成的第
三批專家齊聚武漢，20日鐘南山在接受官方媒體采訪時，首度確定該病毒可以“人傳人”，並透露有14名醫護人員感染。2月份的壹次采訪中，在《財經》記者的追問下，第二批專家組裏的壹位成員透露出透露出武漢官員串通醫院故意隱瞞疫情，否認醫務人員已經被感染的事實，使得專家組因得不到真實的信息而做出了錯誤的判斷[[6]]。有權力指揮醫院領導弄虛作假隱瞞疫情的絕非壹般的官員。按照中國的編制，省級醫院屬於副廳級單位，部級醫院屬於廳級單位，能指揮他們的當然只有廳級以上的領導了。可見，在疫情的報告階段，武漢市的醫院、衛健委、疾控中心以及市級、省級領導都必須承擔違法責任，並且這種隱瞞行為還不僅僅是針對民眾，應該還隱瞞了最高當局，使得最高當局在向美國和世衛組織WHO通報疫情時也傳遞了錯誤信息。2月份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和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被免職，公開報道中雖然沒有說明免職原因，但應該和向最高當局隱瞞疫情有關。還有少數官員是因為疫情期間在官方媒體面前表現得實在太差而被免職的，還有部分官員是因為防控不力被免職的。免職屬於追究管理責任。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聽說有官員為疫情的爆發承擔了法律責任。這反映了最高層和地方官員在這次疫情問題上的復雜關系，地方官員在病毒的研究和疫情的信息控制方面，既是按照最高層的指令行事的，又有令最高層不滿意的地方。因此懲罰力度不宜過重，懲罰過重，有可能激起地方官員反叛，把所有秘密公之於眾，這就會暴露最高層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要懲罰地方官員，也只能追究壹下他們的管理責任。


在疫情的預警方面，主要矛盾表現在疫情信息發布權的政府壟斷和公民言論自由權如何行使方面。在民主國家，這兩者之間並不會形成矛盾，政府擁有信息發布權並不能剝奪公民的言論自由權，政府信息與公民言論的不同主要體現在信息的權威性上，政府發布的信息要比公民的言論更有權威，社會大眾只會按照政府發布的信息采取相應的行動，沒有人會用私人言論來指導自己的行為。但是在專制國家卻大為不同，政府完全剝奪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只有政府有權發布疫情信息，公民在任何可被政府監控到的場合都不允許發表與疫情有關的言論，更不允許對政府的錯誤發表批評性言論。所以在專制國家，整個社會完全喪失了危機預警功能，只要官方這道防線失效，國家就立即陷入災難之中。道防線失效，國家就立即陷入災難之中。李文亮等八人因在同學微信群（均為醫學院的同學，現為醫生）的很小範圍提醒大家註意防範新型傳染病而受到醫院和警方訓誡，官方又不及時提醒民眾防範，官方又不及時提醒民眾防範，使得社會完全暴露在新冠病毒的危險之中。更加讓人氣憤的是，武漢官方不僅不提醒民眾采取防範措施，反而為營造安全氣氛鼓勵百步亭社區居民舉辦所謂的萬家宴，並讓官方媒體廣泛報道。在剝奪民眾知情權方面，公安和官媒、新聞行政管理機關、自媒體平臺公司全部都開足了馬力參與進來，訓誡、刑拘、刪帖、封群封號，把違反國家憲法剝奪公民言論自由權和知情權的罪惡勾當幹得熱火朝天。參與這些犯罪的官員和有關人員都必須受到法律的懲罰。

在疫情防控方面，中共的許多做法也令人發指。1月23日宣布武漢封城，切斷了進出武漢市的壹切交通，幾天後這種封城措施很快遍及全國。流落在外地的武漢人立即陷入了困境，想回武漢的家政府不讓回去，外地城市又不讓他們入住賓館，少數借住在親友家中的武漢人還被鄰居舉報，被強制送進政府指定的隔離點集中隔離。封城令發布的時候，有的人剛好駕車行駛在高速公路上，每個城市都不讓他們下高速，他們只能連續兩三周流落在高速公路上，沒有地方睡覺只能睡在車裏，沒有地方洗澡，頭發和身體都油膩得發臭，只能以方便面充饑，沒有蔬菜、沒有肉食，連泡方便面的開水都沒有，由於長期幹啃方便面，整個口腔都起了潰瘍。留在武漢的外地人的境遇也壹樣悲慘，沒有任何政府機關關心他們，沒有地方住宿，沒有地方吃飯，寒冷的冬天也只能睡馬路，只能冒著被病毒感染的風險去垃圾桶裏翻撿別人扔掉的殘羹剩飯充饑。武漢市由於感染人數太多導致醫療系統崩潰，政府強迫感染者在家自我隔離，他們被政府的防疫工作人員關在家裏，為防止他們外出，門窗都被防疫人員釘死，有很多人就這樣死在了家中。在中國這樣的專制國家，每壹次危機到來，都會有地方官員把它當作發國難財的機會，這次疫情也不例外。地方官員與賓館勾結，強迫所有從外地回來的人，不管他們在當地有沒有自己的住所，壹律被帶到政府指定的賓館集中隔離，隔離費用全部自理，官員和賓館壹起分贓。有的人出門買點菜回來時就不讓進小區，有的人在家裏憋久了想出門在自家附近散散步就被警察抓進集中隔離點，而不是令其返回近在咫尺的家中。地方領導串通小區物業公司指定菜食供應商以高價強賣，其他任何人向小區送菜都會被警察以違反防控措施的理由拘留。封城期間，全國各地各種慘無人道的侵犯人權事件比比皆是，但都沒有受到任何懲罰！


由於中國是壹個壹黨專政的獨裁國家，政府官員違反法律玩忽職守和濫用職權的問題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的，圍繞疫情產生的各種違法現象只不過是以壹種新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已，當然也不可能有效追究違法官員的法律責任。

國際責任


疫情壹開始在武漢爆發時，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普遍都對中國表示了同情，也給了中國大量的醫療物資援助，日本人印在捐贈物資包裝箱上的詩句“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的照片在媒體上廣為流傳。但是隨著中國疫情逐漸得到控制，病毒開始傳播到日本、韓國、意大利、德國、法國、西班牙和美國並愈演愈烈以後，國內媒體那種幸災樂禍的瘋狂表現使得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系不斷惡化。有醫用口罩生產者洋洋得意地用口罩擦鞋；有粥店老板在店面門頭拉起橫幅慶祝日本疫情爆發；還有額溫槍生產廠家董事長在自媒體上發布視頻，要故意制造假額溫槍賣給美國，讓額溫槍顯示的溫度永遠不超過36.5度，以便讓不知情的美國感染者去人群中傳播病毒。中國人與西方國家人民那種妳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仇恨情緒充斥著網絡世界。要知道，在中國這樣的獨裁國家從本質上講是沒有真正民間輿論的，因為所有的民間言論都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只要有人發表了政府不喜歡的言論，立即就會被警方傳喚到派出所進行訓誡，態度頑固的人就會被投入監獄，所以，沒有政府的支持和慫恿，民間言論根本就不可能形成民間輿論。所以，所謂的民間輿論，其實只不過是官方輿論想說而不便說出口的話而已，它實際上就是打著民間輿論這個幌子的官方輿論。


緊接著幸災樂禍而來的是關於疫情起源的甩鍋大戰。壹開始，中國民間輿論認為新冠病毒是由參加2019年10月在武漢舉行的世界軍運會的五個生病的美國運動員帶入的。其後又言之鑿鑿地說疫情實際上有更早的起源，它起源於美國的生化武器基地德特裏克堡，該基地正是因為泄漏了病毒才被迫於2019年7月關閉。2020年3月11日，在美國眾議院委員會針對新型冠狀疫情舉行的聽證會上，美國疾控中心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對流感中死亡的人是否有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含糊回答，被中國輿論當作了疫情起源於美國的鐵證。4月30日美國新澤西州貝爾維爾市市長邁克爾·梅勒姆在檢測到自己體內已有新冠病毒抗體時稱，自己去年11月就已感染了新冠病毒，當時他前往大西洋城參加會議，回程時在高速公路上突感不適，回到家後開始出現高燒、發冷等壹系列癥狀，整夜都無法入眠。當時醫生認為他得了流感，但他卻感覺不對勁，那次“流感”的癥狀“前所未有的嚴重，我覺得自己好像快要死了”。邁克爾·梅勒姆還說，當時他身邊已有很多人都生了類似的病，而且癥狀嚴重。


還有人說美國2019~2020年流感季流感患者多達3400萬，死亡達2萬，這裏面肯定包含著大量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美國疾控中心主任之所以在回答國會議員提問時含糊其辭，就是因為認識到了過去工作的失誤。


尤其愚蠢的是，中共嫌“民間輿論”力度不夠，居然親自跳出來指責美國是病毒的罪魁禍首。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居然連發數條twitter推文，指責說武漢疫情就是參加武漢軍運會的那幾個美國人投的毒！國防大學教授戴旭大校還抓住羅斯福航母上出現感染者大做文章，企圖把疫情爆發的責任完全推到美國身上。


我認為以上說法統統都是無稽之談。如果武漢疫情是美國人傳播的，讓我們來分析壹下故意投毒和無意傳播這兩種情況下可能得出的邏輯後果。如果是故意投毒，那麽為了美國人不被感染，美國人要麽只能在已經研究出了疫苗的情況下才會實施投毒行動，要麽投完毒就立即切斷與全世界的所有海陸空聯系，否則投毒就等於是自殺。事實上，美國那五個參加武漢軍運會的軍人“投完毒”離開中國後，美國並沒有切斷與全世界的海陸空聯系，而且即使疫情發展到如今這樣比中國還嚴重的程度也沒有拿出疫苗來使用，這完全不符合邏輯。


如果是美國人無意把病毒帶進了武漢，說明美國的零號病人感染時間要早於武漢，根據權威媒體每天公布的實際疫情統計數據，新冠病毒疫情在沒有采取隔離措施的情況下，會以每4天翻壹翻的速度快速擴散，這可以查看世界各國采取封城措施之前的累計確診病例數據。假設美國被誤診為“流感”的第壹例新冠病毒患者是2019年10月1日感染的，由於被當作流感而沒有受到重視，到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時，歷時115天，115/4=28.75，這時美國的感染人數應該=1x2^28.75=4.51億，超過了美國人口總數，而事實是武漢都不得不封城了，而美國卻啥事沒有，這完全不符合邏輯；如果計算到2020年3月13日美國總統川普宣布實施緊急狀態法為止，歷時164天，164/4=41，這時美國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數應該=1x2^41=2.199萬億，這個數字遠高於3400萬，也遠高於目前全世界77億的人口總數！以上計算也說明了美國流感患者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大量被誤診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如果按照德特裏克堡關閉的時間——2019年7月計算，到美國實施緊急狀態法為止，感染人數更是天文數字！即使按照稍後新澤西州貝爾維爾市市長邁克爾·梅勒姆的“感染”時間（由於他沒有說具體的日期，我們假設為2019年11月13日）計算，到美國實施緊急狀態法為止，感染人數也應該高達1x2^30=10.74億，完全不符合常識！所以說新冠病毒疫情起源於美國，這種觀點完全站不住腳。


其實要確定疫情的起源地非常簡單，根本用不著高深的技術分析手段，只要觀察兩個現象就足以判斷疫情的起源地了：壹個是看醫療系統有沒有崩潰，另壹個是看殯葬系統有沒有崩潰。哪個城市最先出現這兩個現象，毫無疑問，這個城市就肯定是新冠疫情的起源地，企圖隱瞞是隱瞞不了的。春節期間武漢是全世界最早發生醫療系統崩潰的城市，醫院嚴重缺乏病床和醫護人員，大量病患被拒在醫院門外得不到治療，政府不得不緊急建立火神山、雷神山和方艙醫院等臨時醫院，並從軍隊和全國各地調派了5萬多名醫護人員支援武漢以彌補不足，同時武漢八個火葬場24小時連軸轉也滿足不了暴增的屍體焚化需求，中央不得不從多省調派殯葬工作人員支援武漢。要知道，武漢第壹例確診感染者官方報道的時間是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短短41天醫療系統和殯葬系統就崩潰了，如果美國任何壹個城市的疫情早於武漢，那麽它的醫療系統和殯葬系統的崩潰不也要早於武漢嗎？關於新冠病毒起源於自然界還是泄漏於實驗室仍需要調查，而疫情的發源地則是和尚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無底線甩鍋，只會讓世人視為無恥！

本來，石正麗和RalphBaric博士合成病毒的工作雖然存在很大的爭議，但在現有的法律制度下完全是合法的，沒有人可以保證實驗室百分之百不會泄漏，只要不是人為投毒，疫情的爆發就屬於意外事故。中共當局只要在事情發生後，按照聯合國有關公約的規定及時、準確地進行通報，積極尋求國際合作，誠實接受國際監督，共同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就沒有人可以指責中國，更不用說提出索賠要求了。可是，中共不是這樣做的，它在事情發生後拼命掩蓋真相，威脅、懲罰傳播真相的“吹哨人”，逮捕了在武漢進行現場報道的陳秋實、李澤華和方斌等公民記者，指示警方在全國範圍內約談、警告轉發疫情真相的網友，通知有關研究所銷毀病毒樣本，向全世界傳達新冠病毒“可防可控”、“不會人傳人”等虛假信息，使世界各國放松了警惕和防範，當然負有不可推卸的國際責任。


如果新冠病毒的流出真的與中共無關，那麽中共就沒有拒絕國際社會來中國調查的任何動機，因為調查的目的無非就是想搞清楚病毒到底來源於自然界還是實驗室，以免人類再犯同樣的錯誤。至於怎麽追究疫情各階段相關責任人的法律責任，那也是中國自己的內部事務。中共拒絕國際社會入境調查，只能有壹個原因，那就是做賊心虛，說明武漢P4病毒實驗室隱藏著不可告人的秘密。這樣的責任當然只有壹個人能夠承擔——習近平！


所以，責任的劃分需要根據前提條件決定：



如果中共自願接受國際社會調查，那麽說明武漢P4病毒實驗室從事的病毒研究完全是合法的科研工作，即使調查結果證實這次新冠病毒確實起源於實驗室泄漏，也只能算是壹次意外事故，習近平無需承擔責任，主要責任應該由湖北省和武漢市的主要領導人承擔，當地衛健委、疾控中心和醫院領導人承擔次要責任；

如果中共不接受國際社會調查，那麽說明武漢P4病毒實驗室從事了違反國際法的秘密研究任務，習近平必須承擔主要責任，湖北省和武漢市以及當地醫療機構領導人承擔次要責任。這裏還需要提到法國。據媒體報道，武漢P4病毒實驗室是在法國的幫助下建立的，在2004年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提出這個項目時，得到了法國科學界的支持，但遭到了法國國防部、外交部和情報部門的反對。反對者擔心中共會把病毒研究用於軍事目的，但最終經濟利益戰勝了安全憂慮，法國還是把病毒研究技術提供給了中共，所以它也應該對這次疫情負有壹定的責任，就算將來中國向全世界賠款，也可以不賠法國。



教訓


回顧疫情的經過，筆者認為有幾方面的教訓值得汲取：



千萬不能忘記科技倫理風險


自從第壹次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科技以日新月異的速度前進，這種進步，不僅把人類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了出來，還使人類毀滅自身和整個地球的能力得到了巨大提升，原子彈、氫彈、生化武器可以輕松地毀滅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地球。與此相對的是，人類倫理前進的腳步卻顯得步履蹣跚，以物質利益為唯壹追求的拜金主義主宰著不少人的靈魂，為了金錢他們可以踐踏壹切人間正義。2019年12月30日，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團隊因違法使用基因技術編輯嬰兒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就是壹個典型的違反科技倫理的案例。針對這次新冠疫情，我提請大家註意兩個問題：



石正麗、RalphBaric博士研究團隊與吉利德（GILEAD）公司之間是否存在利益勾結？

中共有沒有利用科技倫理上的漏洞收買發達國家的科學家秘密研制生化武器？


我們永遠不要低估人類在道德上的軟弱程度，應該時刻牢記1955年7月9日羅素先生公布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為人類所敲響的警鐘，科技是壹柄雙刃劍，它可以造福人類，也可以毀滅人類！



千萬不要與專制國家合作


農夫和蛇的故事已經傳講了兩千多年，可是人們卻總是會忘記這個故事的警示意義。希特勒德國是在國際社會的幫助下崛起的，共產黨中國快速躋身於世界經濟老二的地位也是在西方國家的幫助下實現的，它們都沒有表現出壹點點感恩的意思，而是把這種輝煌的成就當成了專制體制優越性的證據，並企圖利用這種物質上的強勢地位使全世界都跪伏在它們的腳下，因為這就是它們振興國家的目的。在專制者的字典裏只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找不到平等這個詞，因此它們不可能真正與其他國家長期和平共處，總是想著如何征服別人。它們永遠不會把經濟增長所獲得的利益用來改善人民的生活條件，而是無限地用來加強國家機器征服世界的力量。在它們認為自己還不夠強大的時候，它們會像蛇那樣偽裝自己，會向妳說出十分動聽的語言，給妳許下正人君子的承諾，壹旦它們認為自己足夠強大了，就會暴露出專制者的本來面目——全世界都必須服從它們的意誌！所以，千萬不要與專制國家合作，幫助專制國家發展就是自掘墳墓！



盡快建立、健全民主國家科技安全協保障體制


無可否認，法國之所以冒險幫助中共建立武漢P4病毒實驗室，經濟利益是其主要的誘因。用巨大的經濟利益收買和分裂敵對陣營的成員，是專制國家的慣用手法。今天的國際社會，民主國家雖然在價值觀上擁有統壹的立場，但在經濟利益上卻是各自為政的，這是市場經濟的原則，本無可厚非，但是涉及到民主國家甚至全人類的安全時，這個原則就成了壹個不可忽視的隱患，對於涉及民主國家和人類安全的領域，尤其是科技領域，必須對自由競爭加以限制。可是在現行制度下，各個國家都會抱著僥幸心理去與專制國家合作，最終不得不自食其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避免專制國家利用民主國家之間存在的關系漏洞，壹次又壹次危害人類，有必要乘這次新冠疫情在各民主國家政治領袖心頭激起的危機意識還沒有消退之前，對國際關系做壹次深刻的改革，建立、健全民主國家科技安全保障體制，限制民主國家自由競爭的範圍，以免因小失大，為經濟利益斷送了生命安全！

共產極權統治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只會跪拜權力的民族，是天生做奴隸的民族。


中國人有能力、有權利追究政府的責任，有能力、有權利追究執政者的責任。


爆發於2020年初的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在很短時間內就席卷全球100多個國家，截止到本文定稿之日確診病例已近430萬，死亡人數已近30萬。中國政府對於此次疫情的大肆傳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中習近平是第壹責任人。

責任政治

民主政治就是責任政治，這是現代政治文明的特征，但這壹點對於中國是陌生的，中國也從來沒有實現過壹天責任政治。


責任政治的要求是權力和責任相對應，當權者、執政者壹旦出師不利，自己應當作為第壹責任人來承擔責任。不說歐美日的案例，就說臺灣，能看得到的是每壹次選舉失利，各黨主席通常第壹時間鞠躬、辭職，讓出黨主席的位置；即便是政府，壹旦失去人民信任，民調持續走低，辭職也是常態，今日行政院院長蘇貞昌就有兩位前任，分別是林全、賴清德，林全辭職是因為民調持續走低，賴清德辭職是因為12·24選舉失利，當然，同時蔡英文也辭去了民進黨主席的位置，以示擔責。


責任政治是對於中國人來說至今是新物種，水土不服，我們的傳統是“皇帝聖明，罪臣當誅”，壹旦出了紕漏，掉腦袋的不是當權者，而是身邊人，甚至是指出錯誤的人。商鞅變法時太子犯法，但是不能懲罰太子，於是“刑其傅、黥其師”；司馬穰苴練兵時，不能殺了齊王的使者就殺了給使者駕車的左駙；秦王圍攻邯鄲，白起明說肯定出師不利，結果秦軍大敗，秦王沒有檢討自己失策，反而讓白起自殺。中國君王大概只在自死或者被推翻下臺的時候才會承擔責任，但這個時候，其實已經沒有什麽責任可言，反正都是壹死了之。


從這個角度來看，責任政治其實是執政者和被治理者之間存在良性溝通的壹個表現，文明社會的政治參與者聽得到人民的聲音，看得到民調，在人民反對、厭惡、噓聲壹片的時候，他們有羞恥心，知道自己最該做的就是鞠躬下臺。專制政權之下與之相反，專制國沒有民調，暴君和人民是不需要溝通的，權力在手就永遠偉光正，屍如山積也不會讓暴君自感愧疚。豈止暴君呢，大壹統體制之下，自上而下任命的官員都不需要對民眾負責。這就是為什麽中國看不到引咎辭職官員的原因。


但是民智總有開的那壹日，任何壹個暴君都不能永遠欺騙人民。


權力與責任相對應，掌握多大的權力就應該承擔多大的責任，即便這權力不是人民賦予的，是非法獲得的，也應該承擔責任。比如在壹個全封閉的學校裏，校長壟斷壹切權力，給學生吃了壞土豆，這校長需要承擔責任，不能說“如果不是我，妳們連壞土豆都吃不上。”更不能繼續要求學生對其感恩戴德。


真相是學生們有權利不吃壞土豆，給學生吃了壞土豆的校長應該承擔責任，應該辭職下臺。

共黨即政府 壹人即全黨

中國共產黨領導或者統治中國的壹切，這是70多年的現實，這也是中共公開說的，是他們唯壹在意、唯壹盡力做的。不說以前，僅以習近平的言行為例，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輯的習近平《論堅持黨對壹切工作的領導》壹書，收入習近平2012年至2019年期間文稿70篇，千言萬語就是壹句話：堅持黨對壹切工作的領導。當然，我們知道，“領導”這個詞可以用“統治”來同位替換。


共產黨組建中國從中央到村委會、居委會的政府，說中共領導中國的政府和說中共的政府就是中共，沒有什麽差別，不需論證。


中共掌控中國所有的媒體，包括自媒體。中國媒體是黨的喉舌，聽黨指揮，央視姓黨……不需論證。


共產黨的意誌就是中國的法律。2014年習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明確表示：“要善於通過法定程序使黨的主張成為國家意誌、形成法律，通過法律保障黨的政策有效實施，確保黨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黨的政策成為國家法律後，實施法律就是貫徹黨的意誌，依法辦事就是執行黨的政策。”這充分說明中國法律只不過是共產黨的政策、意誌，法律只是外表，而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政協會議等等通過法律的手續僅僅是壹個有既定意誌、既定方案的過程，是壹種形式上的表演。


黨的意誌有是什麽呢？誰來指揮全黨呢？


共產黨的意誌就是黨魁的意誌，更準確滴說是掌握軍權暴力者的意誌。在共產黨內部真正的黨魁永遠是掌握軍隊暴力者。自2013年習近平掌權以來，中共內部公開宣稱“以習近平為核心”；中共軍委表示“堅決聽從習近平的指揮、對他負責、讓他放心”；公安部表示“忠誠核心、擁護核心、跟隨核心、捍衛核心”；中央政法工作會議提出，全國政法機關要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統壹思想、指導工作；最高法院院長周強明確表示：“人民法院首先是政治機關，切實把黨的建設擺在首位”；尤其是近幾年，中共內部以“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不守紀律、不講規矩、不知敬畏、肆意妄為”為由，清洗內部“陽奉陰違”的“兩面人”，加強對習近平的忠誠度。


如此種種，反復在證明中共執政幾十年的壹個常識：中共黨魁的意誌就是共產黨的意誌，而共產黨的意誌則會通過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走過場、舉手表決後成為國家法律，共產黨對這個國家的統治就是黨魁對這個國家的統治。簡單來說，中共黨魁的意誌就是國家法律，黨魁統治中國的壹切，對於今日中國來說，習近平的意誌就是國家的法律，習近平在統治這個國家的壹切。


歸結為壹點，習近平壹人統全黨，全黨即政府，習近平既然掌握中國政府的壹切權力，就應該對中國政府的壹切作為承擔責任，這是現代政治文明的要求。


妳總不能讓全國人民吃了壞土豆還要繼續對妳感恩戴德！

親自指揮 還是壹直親自指揮

2020年1月28日，習近平會見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賽，習表示：“疫情防控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我壹直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很好，習近平說出這句話，按照權力多大責任就有多大的原則，他自己給自己找到了壹個可以歸責的點，回頭檢視中國政府在防疫中的種種亂象，所有壹切都在習近平權力的覆蓋之下。


1月28日之後，中國官方媒體開始重點報道習近平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加碼造神、表功，比如：


①實踐證明，黨中央對疫情形勢的判斷是準確的，各項工作部署是及時的，采取的舉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顯了中共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


②人民領袖習近平，這場阻擊戰，習近平全程指揮；


③習近平戰疫兵法，“該出手時必須出手，否則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④習近平戰役兵法，果斷部署，“武漢封城”……


⑤中國為世界抗疫戰爭指明方向……


2020年2月23日在北京召開的“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習近平講話：“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黨中央高度重視，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強對疫情防控的集中統壹領導。1月7日，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時，就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我專門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及有關部門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壹位，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


可以回頭數算壹下，疫情爆發以來，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防控疫情都做了哪些事情。


習近平在疫情中的作為可不僅僅是讓全國人民吃了壞土豆而已！

武漢封城之前的時間線

習近平親自指揮、部署的中國防控疫情最受世界詬病的就是隱瞞真相，以至於造成國民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病毒大肆擴散。事實如下：


2016年11月17日，據新京報報道，國家衛生計生委主任李斌表示，中國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疫情信息從基層發現到國家疾控中心接報，僅僅需要4小時；


2019年3月5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表示：我國傳染病監控網路運行平穩，不會再出現“SARS類似事件”。


2019年12月1日，《柳葉刀》發表武漢肺炎研究論文稱，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在12月1日收治了首例後來被證實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患者。該病例並沒有中國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華南海鮮市場是武漢市區壹座販賣海鮮與野味的市場，其後來被認為與此次疫情有緊密關聯；


2019年12月8日，武漢衛健委在2020年1月11日通告稱12月8日出現首例新冠狀病毒發病；


2019年12月15日，南華早報3月13日報道，12月15日有27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雜誌（NEJM）1月30日的論文，表明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觸者之間就已發生人際傳播；


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武漢市衛健委開始就不明病毒進行流行病學調查；


2019年12月30日，壹份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醫政醫管處的紅頭文件《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在網絡上廣泛傳播。通知稱，武漢市部分醫療機構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強調未經授權，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布救治信息；


2019年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首次發布通報，發現的多例肺炎病例為病毒性肺炎，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同日，國家衛健委派專家組抵達武漢指導疫情處置；也是在同壹天，世衛組織駐華代表處獲悉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發現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


2020年1月1日，武漢警方：8人散布武漢肺炎不實消息被依法處理，後經中央電視臺對此信息反復報道；壹個承接武漢不明肺炎檢測的基因測序公司人士透露，他接到湖北省衛健委壹位官員的電話，通知他，武漢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樣本送檢，不能再檢；已有的病例樣本必須銷毀，不能對外透露樣本信息，不能對外發布相關論文和相關數據；同日，世衛組織要求中國當局提供進壹步信息以評估風險；


2020年1月2日，中央電視臺報道8名散布武漢肺炎謠言者被依法查處消息。針對疫情，在WHO的三個級別（國家辦事處，區域辦事處和總部）啟動了事件管理系統；現任武漢病毒研究所所長王延軼給病毒所全員發布郵件要求他們不得泄漏任何有關新冠病毒信息。中共海軍工程大學警通勤務連下發“嚴控外來人員進校的通知”，而且中部戰區總醫院也已知情。人民日報表示：有患者表示，其病情已無大礙，希望外界不要在擔心。


2020年1月3日，武漢市衛健委通報稱，共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例44例，未發現明顯“人傳人”證據。國家衛健委發文要求相關機構，未經批準，不得擅自向其他機構和個人提供生物樣本及其相關信息；已從有關醫療衛生機構取得相關病例生物樣本的機構和個人，應立即將樣本就地銷毀或送交國家制定的保藏機構保管，並妥善保存有關實驗活動記錄及實驗結果信息；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布有關病原檢測或實驗活動結果等信息。中國國家當局總共向WHO報告了44例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華春瑩在2月3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稱，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報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醫生簽了訓誡書；


2020年1月5日，武漢市衛健委通報稱，“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上升到59例，無死亡病例，未發現明顯“人傳人”證據。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張永振從1月3日收到的樣本中檢測出壹種新型SARS樣冠狀病毒，獲得了該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證實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當日即向上海市衛健委和國家衛健委等主管部門報告，提醒他們新病毒與SARS同源，應是經呼吸道傳播，建議在公共場合采取相應疾控防疫措施；


2020年1月6日，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成功分離出新型冠狀病毒。湖北省新華醫院壹位呼吸內科醫生出現肺部異常。醫院召開內部會議，強調不能把情況外泄，尤其不能“告訴媒體”。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發布了3級冠狀病毒健康預警，建議不要前往中國武漢。沒有中國官方媒體向大眾披露疫情預警；


2020年1月7日，國家疾控中心專家分離出新型冠狀病毒。世衛組織將造成武漢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


2020年1月10日，武漢衛健委首度進行疫情通報。通報強調，在1月3日以後武漢未發現新發病例。未發現明顯“人傳人”，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衛健委專家王廣發稱，整體疫情“可防可控”。武漢市兩會閉幕，兩會報道未見任何疫情信息；人民日報表示：王廣發（國家醫療專家組專家、北京大學第壹醫院呼吸和危重癥醫學科主任醫師）稱，目前已公布的患者中，已有部分康復出院，說明該病毒致病性較弱，病情可控；


2020年1月11日：湖北省政協會議開幕，湖北進入省“兩會”時間。國家衛健委宣布中國將與世衛組織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信息。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雜誌（NEJM）論文表明，1月1日至11日已有7名醫務人員感染；武漢衛健委強調未發現明顯人傳人，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2020年1月12日，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住院；


2020年1月14日，武漢市衛健委發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識問答，稱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國家衛健委就防控疫情召開視頻電視會議。2020年4月16日，美聯社核實的中國內部文件顯示，中國官員1月14日即知疫情嚴重：“傳染病的情況仍然復雜嚴峻，是自2003年非典疫情以來最大的挑戰；


2020年1月15日，仍然沒有中國官方媒體向大眾發布疫情預警；


2020年1月17日，湖北省“兩會”結束，報道沒有提及任何疫情信息。在湖北省兩會期間超過壹周的時間裏沒有增加。網傳“武漢病毒性肺炎”信息，官方辟謠；


2020年1月18日，湖北省武漢市百步亭社區辦萬家宴，約4萬戶家庭參加。農歷臘月二十四，是中國南方傳統“小年”，春運進入第九天，開始了中國人返鄉、購物、聚餐等人群流動和聚集高峰。人民日報頭版有七條“習近平”的大新聞，卻沒有壹條疫情預警信息，政府錯失疫情管控的最後機會；


2020年1月19日，武漢市疾控專家及市領導對媒體表示，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傳染力不強，可防可控。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表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總體是可治的；


2020年1月20日，國家衛健委專家組組長鐘南山接受采訪時表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存在人傳人現象。習近平首次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做出指示；


2020年1月21日，國家衛健委通報，疫情已經出現了人傳人和醫務人員感染，病毒傳染源尚未找到，疫情傳播途徑尚未完全掌握。德國聯邦情報局情資2020年5月9日顯示習近平與世衛秘書長譚德塞通話時要求不要發布病毒人傳人的訊息和延後全球大流行的警告。天津、浙江、江西、山東、河南、湖南、重慶、四川、雲南、臺灣確診首例病例。國內開展疫情應急科研攻關，鐘南山任組長。武漢市衛健委通報：武漢15例醫護人員感染。湖北省委書記、省長等出席春節團拜會並觀看演出；


2020年1月23日，武漢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成立，並發布1號通告，宣布武漢市封城，所有公共交通停止運行，機場火車站關閉，並要求市民不要離開該城市。湖北省有武漢市、鄂州市、仙桃市、枝江市、潛江市、天門市，6城市宣布封城。武漢肺炎防控指揮部通告（第2號），面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我們有習近平總書記的親切關懷，……請廣大市民不用恐慌。浙江有網民因傳播新冠狀病毒肺炎“虛假信息”被拘留；


2020年1月25日，壹樣歡天喜地的春節聯歡晚會照常進行；


2020年1月27日，武漢市市長周先旺表示因為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傳染病，根據中國的《傳染病防治法》，必須“依法披露”。但是“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授權之後才能披露，這壹點在當時很多不理解，後來，特別是1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屬地負責，在這之後，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周先旺暗示依法應該披露疫情信息，但是他沒有權力披露，在上級決定披露之前，他只能隱瞞真相；


2020年2月15日，中共黨媒《求是》報道習近平於1月7日開常委會，對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指示抗疫不要影響正常生產和生活；


2020年2月23日，習近平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黨中央高度重視，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強對疫情防控的集中統壹領導。1月7日，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時，就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但是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都不見習近平所謂的1月7日指示的內容。

隱瞞疫情

通過上述時間線可以證明下列事實：


1、從最早的病例出現，到中國政府開始承認病毒可以人傳人之間，至少相隔了50天，即便從武漢李文亮等醫生透漏病毒疑似薩斯、會人傳人開始，至中國政府確認傳染也間隔了20天以上；


2、按照中共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中國政府最遲在2019年12月底已經得到有關疫情的信息；


3、按照習近平自己的說法，他在2020年1月7日就對疫情防控做出了指示，他在1月7日之前就已經完全了解有關疫情的信息；


4、不談在習近平統治之下整個中國失去了言論自由，僅就有關疫情防控壹事來看，中國政府在疫情最初爆發之時就試圖禁止真相傳播，不惜對透漏疫情真相的醫生動用警察進行懲罰；


5、直至2020年1月20日，中國政府承認武漢肺炎可以傳染之日，中國各級政府、中央到地方媒體以及各級衛生防疫機構都在傳播謊言——不傳染，可防可控，就是這些謊言造成了疫情的大爆發；


6、習近平掌握所有的權力，對疫情防控全程指揮、全程部署，習近平應當對此承擔全部責任。


從最初病例到確認傳染隔了50多天，從武漢醫生透漏傳染至確認傳染隔了20多天，在此期間，中共控制的各級政府、各家媒體、各家防疫機構都在傳播謊言，都在壓制真相的傳播。鐘南山團隊在3月2日表示：“如果管控措施推遲5天，中國內地疫情規模將擴大3倍。”不說這種表達有多麽卑劣無恥，按照這個邏輯，如果中共能提前5天、10天、15天承認病毒會人傳人，疫情帶來的人員死亡和損失會縮小多少倍？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曾說：“新聞自由是災難最大的救助者。”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面對災難，禁止真相傳播，剝奪新聞自由是災難的最大幫助者，或者就是大規模殺人。想想在1月18日，武漢被懵逼真相的4萬多人參加了萬家宴活動，結果事後統計百步亭每壹棟樓都有病人被感染。在當日從中央到武漢，每壹級政府官員都在在知道真相的情況下默許甚至是縱容了這種大規模病毒傳播，這是大規模殺人。


先不說病毒來源的爭議，僅僅就禁止疫情真相的傳播、反而大肆傳播虛假信息來看，習近平是擴大疫情災難的第壹責任人，習近平應對死亡的無數冤魂負責。

新聞造假

2020年2月3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強調：“要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工作”，包括要“深入宣傳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充分報道各地區各部門聯防聯控的措施成效，生動講述防疫抗疫壹線的感人事跡，講好中國抗擊疫情故事，展現中國人民團結壹心、同舟共濟的精神風貌，凝聚眾誌成城抗疫情的強大力量。”


中宣部新聞局局長、國家應急新聞辦主任張小國受訪時表示，中央宣傳部已調集300名記者，派往重災區湖北省及武漢市采訪報道。張小國表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對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中宣部連夜傳達學習貫徹落實，我們把疫情防控宣傳作為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2020年2月4日，在上述背景之下，據央視《新聞聯播》公布的消息，中央宣傳部調集300名記者，派往重災區湖北省及武漢市采訪報道。中宣部新聞局局長、國家應急新聞辦主任張小國亦表示，「疫情防控宣傳」是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熟悉中共所謂“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真相的人都知道，這是中國政府官方媒體主導的制造謊言的行徑。上行下效，習近平有在疫情泛濫期間制造輿論、控制輿論的要求和指示，全國立即跟進。


2020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法委發通知：推出更多有溫度有淚點暖新聞。《法制日報》報道，中央政法委近日印發《關於加強對政法系統依法防控疫情、維護安全穩定先進典型宣傳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大先進典型的宣傳力度，加強內容策劃、創新形式載體、提升統籌效應，弘揚正氣、激勵鬥誌、激發社會正能量，為打贏疫情防控戰營造良好輿論氛圍。《通知》還強調，要加強內容策劃，抓住先進典型的精神實質和閃光點，深入挖掘動人事跡和鮮活事例，推出更多有溫度、有淚點、有人情味的“暖新聞”，讓疫情防控壹線政法幹警和群防群控隊伍忠誠無畏、無私奉獻、可歌可泣的形象更加鮮明，讓政法典型宣傳更能打動人、更能引發共鳴。在傳統媒體之外，還要充分發揮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體平臺作用。


簡單來說就是中共政府親自指揮編故事，造假新聞，制造淚點，對國人進行欺騙。


既然中央有了指示，300名專職造假的記者也已經進駐武漢，於是大量“淚點故事”開始登上中國各種媒體，尤其是法制日報所說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各種新媒體平臺。


比如“強制陪伴令”，中國新聞網於2月20日的報道：近日，壹封落款為“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刑事偵緝大隊”的“強制陪伴令”刷屏互聯網，多地為戰“疫”壹線人員發“強制休息令”的舉動，更讓眾多網友紛紛“淚目”。透著濃濃人情味的“陪伴令”，是對基層壹線幹警忘我付出的褒獎，更是對壹個人到對壹家人的尊重。但“強制”二字的背後，也凸顯出基層“千針壹線”打“疲勞戰”的無奈。為此，記者采訪了“強制陪伴令”的當事人，請他們講述“強制陪伴令”背後的故事。……千萬別以為這是唯壹的，去網絡檢索，“強制陪伴令”、“強制休息令”圖片、新聞多到妳讀不完。


再比如“中國有力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得到國際社會贊賞。多國政要表態稱，中國交出出色抗疫成績單，相信中國將在經歷疫情考驗後變得更加強大。海外網友紛紛表示，中國政府迅速、有效應對疫情，為其他國家爭取了時間，感謝妳們。”——類似信息壹大堆。


再比如“丟下幾萬塊錢就跑”，“近日壹菜農將省吃儉用的1萬元扔向警方希望可以捐給民警“買口罩”，扔下錢後撒腿就跑，不想讓人記住他的樣子”，江西、湖南、寧波……黑衣女子、戴口罩的小夥、黨員老兵……都是丟下就跑。


新華社武漢3月8日電題：《巾幗大愛守護生命花開——戰“疫”巾幗奮鬥者亮相國新辦記者見面會》，其中壹位收到表彰的記者就是新華社湖北分社記者廖君。該報道表示：在家裏，她是兩位七旬老人的獨生女，兩個孩子的媽媽，壹位軍醫的妻子。戰“疫”報道中，她去過收治患者醫院，進過社區，到過隔離點，甚至在早期不知疫情嚴重的情況下，沒有采取任何防護措施開展采訪。同事們都叫她“鐵人”。新華社湖北分社女記者廖君壹直戰鬥在抗疫報道壹線。“我們必須用鐵的意誌、鐵的行動，報道擊潰疫魔的戰鬥。”廖君說，戰鬥不分男女，只有我們進，疫情才能退。到現場去，到最危險的地方去，聽老百姓最真實的聲音，這是黨的新聞工作者的職責和使命。


廖君還說：“我們要用手中的筆和鏡頭為武器，向世界大聲講述戰役的中國故事、中國精神和中國力量。她說她在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3月7日，她共采寫署名稿件500多篇、內參90多篇。——平均每天8.5篇。這其中包括了《發現的多例肺炎病例為病毒性肺炎，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8人因網上散布“武漢病毒性肺炎，不實信息被依法處理》。


在疫情蔓延全國之際，中共和中國政府沒有全力進行防疫救災、保障疫區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反而毫無掩飾地製造這種假新聞、假故事，這是對國人智商的壹種侮辱，是對生命的褻瀆，是拿國人當做低智的豬羊壹樣對待。


面對每分每秒都在傳播的病毒，壹方面掩蓋疫情真相，壹方面傳播虛假安慰信息，這形同大規模殺人。


如此種種，是中共政府、中共官方媒體毫無遮掩地對全體中國人進行欺騙。而其總指揮，下命令、指示的正是習近平。

宣傳病毒來源是蝙蝠 而且拒絕調查

中國政府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質問美國：“零號病人是什麽時候在美國出現的？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美國要透明！要公開數據！美國欠我們壹個解釋！”這是公開表示病毒來自美國。受中國政府態度的影響，中國民間更大肆流傳信息：病毒來自美國。


4月30日白宮記者會上，川普總統表示：他看到過新冠病毒起源於中國實驗室的證據。當然，川普還表示他不能透漏更多的信息。


病毒來源還是壹個未解之謎，這需要科學的調查作為最終的結論。但是在沒有最終結論之前，也不是沒有信息可查，現羅列相應信息如下：


2015年11月9日，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特殊病原體與生物安全重點實驗室葛興義、石正立在《自然科學》上聯合發表《類似於SARS的循環蝙蝠冠狀病毒簇現實了人類出現的潛力》壹文，文章表示：“我們產生並鑒定了壹種嵌合病毒……結果表明……在原代人氣道細胞中有效復制，並達到與流行病相當的體外滴度SARS-CoV株……”


2018年4月5日，新華網發布文章：科學家發現壹種源自蝙蝠的新型冠狀病毒；


2018年11月22日，新華網發布報道：《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青年團隊與烈性病毒“硬碰硬”》，報道表示：“蝙蝠長期攜帶病毒的免疫機制研究領域,我們可以自豪地說,已經處於世界領跑階段,蝙蝠攜帶病毒而不患病,有望讓人類從中學習如何對抗病毒。”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35歲的周鵬上個月剛剛以並列第壹作者身份在世界知名科學期刊《自然》在線發表科研新成果,宣布在蝙蝠體內找到了引起仔豬致死性腹瀉疫情的冠狀病毒源頭。天天與烈性病毒近距離打交道,有多可怕,有沒有危險?今年39歲的周溪研究員笑著說:“只要按照規範嚴謹操作,就沒有風險,讀書工作以來,我及周邊沒有發生過壹起生物安全事故。”


2019年9月18日，武漢天河機場海關舉行發現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緊急處置演習；


2019年10月7日-24日，手機定位數據顯示， 2019年10月7日至24日，武漢病毒研究所高級安全防護實驗室區域無手機定位數據。——2020年5月8日報道


2019年10月23日，中國國家衛健委成立全國流行性感冒醫療救治專家組；


2019年11月，美國軍方的國家醫療情報中心早在2019年11月發表內部情報警報，指出中國的電子通訊信息和獲取的衛星圖片顯示武漢地區發生大規模感染病；


2019年11月17日，南華早報2020年3月13日報道，首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可以追溯到11月17日，“零號病人”尚無法確認；


2020年1月1日，壹個承接武漢不明肺炎檢測的基因測序公司人士透露，他接到湖北省衛健委壹位官員的電話，通知他，武漢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樣本送檢，不能再檢；已有的病例樣本必須銷毀，不能對外透露樣本信息，不能對外發布相關論文和相關數據；


2020年1月2日，現任武漢病毒研究所所長王延軼給病毒所全員發布郵件要求他們不得泄漏任何有關新冠病毒信息；


2020年1月2日，國家衛健委發文要求相關機構，未經批準，不得擅自向其他機構和個人提供生物樣本及其相關信息；已從有關醫療衛生機構取得相關病例生物樣本的機構和個人，應立即將樣本就地銷毀或送交國家制定的保藏機構保管，並妥善保存有關實驗活動記錄及實驗結果信息；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布有關病原檢測或實驗活動結果等信息；


2020年1月12日，在由醫學專家張永振主導的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分子病毒學實驗室在發布基因組序列的第二天遭到臨時關閉，原因不明；


2020年1月17日，武漢市衛健委對前期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的流行病學資料分析發現，部分病例沒有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接觸；


2020年1月22日，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新型冠狀病毒的來源是野生動物，新型冠狀病毒對於兒童等年紀小的人不易感染；


2020年1月22日，中國國防報發布文章：讓生物戰爭走進國防視野；


2020年1月26日，中國疾控中心稱病毒來源於華南海鮮市場銷售野生動物；


2020年2月10日，美國白宮要求科學家調查2019新冠病毒來源；


2020年4月25日，中國駐英公使陳雯，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指，中方不會同意讓專家進入中國對冠病的源頭展開獨立調查，認為有關要求是出於政治目的，且會分散中國防疫的專註力。


2020年4月30日，中國外交部公開表示：中國堅決反對有罪推定式的國際調查，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28日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專訪時表示，中方堅決反對有罪推定式的國際調查，反對把國際調查政治化、對中國搞汙名化；


2020年5月5日，人民日報表示：“據美媒，美國新澤西州貝爾維爾市長邁克爾·梅勒姆4月30日稱，自己去年就已感染新冠病毒。梅勒姆去年11月前往大西洋城參加會議後開始出現癥狀且“從未如此嚴重”。 4月29日，血液抗體檢測顯示梅勒姆已有新冠病毒抗體。”但很快被網友發現，人民日報所說的美媒居然是“海外網”，這是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官方網站；


2020年5月6日，聯合早報：中國駐瑞士日內瓦聯合國總部大使陳旭指出，中國在抗疫取得“最終勝利”前，將不會邀請國際專家調查冠病源頭。


2020年5月7日，外交部記者會中，英國廣播公司記者提問：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稱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中國壹直拒絕交出病毒樣本。中方對此有何評論？華春瑩回答：我不太明白他到底在說什麽。


2020年5月9日，外交部官方網站刊發題為《美國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的涉華謊言與事實真相》的文章。表示：武漢首先報告疫情不等於就是病毒源頭，新冠病毒源頭尚未確定。病毒溯源是壹個嚴肅的科學問題，要以科學為依據，由科學家和醫學專家去研究。歷史上最初病例的報告地往往不是病毒來源地，比如艾滋病毒感染病例最初由美國報告，但起源地有可能並非美國；越來越多證據表明，西班牙流感實際上也並非始於西班牙。


行文至此，筆者必須說明，本文中所有引述事實都有依據，都可以查到信息來源。


根據上述信息，可以驗證的事實如下：


1、至少從2015年以來，武漢病毒研究所壹直在研究源自蝙蝠的“新型冠狀病毒”；


2、中國政府壹再強調病毒來自華南海鮮批發市場，但並不能解釋為什麽部分病例沒有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接觸；


3、中國政府直接認定病毒來源是蝙蝠，但並沒有提供相應證據，並壹直拒絕交出病毒樣本；


4、病毒爆發以來，無論是各級政府、各級衛生防疫機構還是武漢病毒研究所，都在試圖掩蓋病毒爆發的真相，甚至在銷毀病例樣本，且嚴厲禁止對外發布有關病毒的信息；


5、中國政府以各種理由拒絕世界衛生組織到中國進行病毒來源調查。


評論如下：


其壹，先說為什麽要調查病毒來源，無論是為了今日抗疫，還是為了將來防控疫情，還是為了研發疫苗，都需要對病毒來源進行調查。中國政府說了許多理由，歸根結底壹句話：禁止到中國調查。這是在做什麽？是為世界抗疫戰爭指明方向嗎？


其二，再說基本常識，要查清病毒來源需要到病毒爆發的“第壹現場”進行調查。


病毒的來源在哪裏需要調查，如果不允許調查勢必不能查清來源，而調查當然從最早爆發地開始。中國政府以在武漢爆發但武漢不壹定是源頭，這是壹種禁止調查的狡辯。 “不壹定是”意味著“也不壹定不是”，是與不是，還需要調查之後才能得出結論，中國政府壹再拒絕調查，這到底是要找到源頭還是要掩蓋源頭？外交部的壹再拒絕並不能給出壹個可以服人的理由。


習近平之父習仲勛祖籍陜西，因此他的巨大的陵園被建在陜西。如果按照外交部和趙立堅的邏輯，這習氏陵園要建設到哪裏呢？


其三，誰主張，誰舉證。中國政府直接認定病毒來源是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但是沒有給出任何證據證明這壹點。事實上直到該市場被拆除之日，壹直有人在裏面居住。中國政府又主張病毒來自於自然界，來自蝙蝠，但是沒有做任何舉證。


其四，中國政府除了壹口咬定病毒來自蝙蝠且不給任何證據以外，還在嚴厲禁止有關病毒信息的傳播，甚至在銷毀相關的證據。這是為什麽？


中國政府壹再表示他們為全世界防疫、抗疫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樹立了標桿，但恰恰禁止查清病毒的來源，壹口咬定病毒來自蝙蝠，這不僅不能打消全世界的疑慮，也為病毒與武漢病毒所之間的關系認為設定了更大的疑問。


禁止對病毒來源進行調查這是中國政府的責任，也是習近平的責任，習近平必須對此負責。


習近平，妳和妳的政府為為什麽如此懼怕查清病毒的來源呢？

汙國害民，毒施人鬼

篇幅所限，此文僅僅討論到此。僅就上述信息可知習近平在疫情擴散中的巨大罪惡，用“汙國害民，毒施人鬼”毫不為過，習近平需要對死去的無數亡魂承擔責任。


當然，還有很多方面需要梳理，比如抓捕吹哨人，比如歧視武漢人，比如高壓統治武漢，禁止死者家屬要求賠償，等等話題還需要再辟專章論述。

中共的禍害

作者 胡平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橫行。法新社匯整的官方數據顯示，截至格林威治時間2020年5月21日11時，全球確診病例數達5,012,630例，其中有328,220名患者不治（1）。眼下，疫情仍然看不到盡頭。這場瘟疫已經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它深刻地改變了歷史，改變了人類生活。

在2019年3月的兩會上，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十分自信地對媒體說：“經常有人問我，薩斯過去十幾年了，還會來嗎？薩斯這壹類病毒隨時都可能出現，但我很有信心地說，薩斯類似事件不會再出現，因為我國傳染病監控網絡系統建設得很好，這類事件不會再發生。”（2）

2016年11月，在烏鎮舉行的第三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中國國家衛生計生委主任李斌在“互聯網+智慧醫療論壇“發表致辭時說，中國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疫情信息從基層發現到國家疾控中心接報，時間從5天縮短為4小時。（3）

自2003年薩斯事件後，中國政府吸取教訓，耗費巨資建立起覆蓋全國的傳染病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監測信息系統（簡稱網絡直報系統）。“不明原因肺炎”則被列為其監測、報告的重點之壹。該系統於2004年4月1日在全國範圍內正式啟用。另外，中國政府還在2006年制定了《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

應當說，這套網絡直報系統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機制都相當有效。前些年，中國發生過禽流感，還發生過不止壹次鼠疫。正是借助於這套網絡直報系統和應急機制，疫情被及時發現，及時處理，沒有傳播開。


中國擁有世界第壹流的疾控體系，還擁有因抗擊薩斯疫情而獲得豐富實戰經驗的醫護人員及公共衛生專家，再加上因薩斯事件而對類似疫情格外敏感並知道該如何反應的大小官員以及普通民眾，中國本來最有能力防治薩斯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但是，它還是發生了，而且遠比上壹次更嚴重、更慘烈。


我們不能不問，為什麽壹場本來可以避免的浩劫竟然發生了？誰該為這場本來可以避免的浩劫負責？

（壹）維穩壓倒防治

2019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刊發壹則報道：“武漢肺炎不能斷定是SARS 病例大部分為華南海鮮城經營戶”。


報道說，武漢市發現病毒性肺炎27例，其中7例病情危重，其余病例病情可控，有2例病情好轉擬近期出院。此次肺炎病例大部分為華南海鮮城經營戶。目前，相關病毒分型檢測、隔離治療、輿情管控、終末消毒等工作正在進行。目前病因尚未明確，不能斷定是網上傳言的SARS病毒，其他重癥肺炎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即便是SARS病毒，此前也已有成熟的防控救治體系，市民也不用恐慌。（4）


這是中國政府第壹次公布武漢發現病毒性肺炎。順便壹提，這也是第壹次出現“武漢肺炎”這種說法，正是出自中國頭號官媒，可見和“汙名化中國”毫不相幹。


緊接著，第二天，2020年1月1日，武漢市公安局透過官方微博“平安武漢”通報稱“8名散布謠言者被依法處理”。通報說，近日武漢市醫療機構發現接診了多例肺炎病例，在武漢市衛健委作了通報後有壹些網民在不經核實的情況下在網絡上散播不實信息，經公安調查核實，已傳喚8名違法人員進行依法處理。 （5）

“平安武漢”的這份通報，立刻被《人民網》等多家官媒轉發，中央電視臺更是連續反復播報。這很不尋常。


按說，壹條由地方公安局用微博發出的簡短消息，通常是沒資格被各大中央級媒體轉發和播報的。再說，這份通報過於簡略，既未提及“謠言”的具體內容，也未公布相關處罰內容。如果中央級媒體要轉發播報，按說總需要花點時間先做些核實求證的功課，不會馬上就轉發播報的。可是這壹次，中央級媒體卻以超乎尋常的速度和超乎尋常的規格轉發播報了地方公安局的壹條微博，可見它們是事先串通的，它們都是在按照同壹個劇本演出。可見，從傳喚8名散布謠言者到各媒體發布相關消息，都是出自中共當局的指示。在“定於壹尊”的時代，這種配套的大動作不經過習近平是不可能的。


綜合上述兩條消息（公布武漢出現病毒性肺炎和通報8名散布謠言者被依法處理），我們可以推斷，至遲在去年年底，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就已經了解到有關武漢病毒性肺炎疫情的信息；而且至遲在去年年底，當局就對防疫工作給出了某種指示和部署。


壹方面，當局並不是沒有做防疫工作，如《人民日報》12月31日報道所說，“相關病毒分型檢測、隔離治療、輿情管控、終末消毒等工作正在進行”。但另壹方面，當局又對外極力淡化疫情，掩蓋疫情，嚴厲禁止任何人散布有關疫情的信息。這就把防疫工作限定在壹個很狹小的空間，不準越雷池壹步。這就嚴重地妨礙了防疫工作的正常的、有效的開展，實際上是為疫情的擴散大開方便之門。


2019年12月30日，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拿到壹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檢測報告，她用紅色圈出“SARS冠狀病毒”字樣，把報告發在了科室醫生群裏面，提醒大家註意防範。當天晚上，她就收到醫院發來的信息，是轉武漢市衛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關於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隨意對外發布，避免引起群眾恐慌，如果因為信息泄露引發恐慌，要追責。1月2日上午，艾芬被醫院領導約談。醫院領導嚴詞厲色，批評艾芬“沒有原則沒有組織紀律造謠生事”，並要求她回去跟科室的人員壹個個地口頭傳達到位，不能發微信、短信傳達，只能當面聊或者打電話，不許說關於這個肺炎的任何事情，“連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說”。（6）


迫於壓力，艾芬不敢告訴她丈夫，只敢委婉地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門要戴口罩。迫於壓力，艾芬也不敢告訴醫院的同事。她只敢要求她主管的急診科的醫護人員穿上隔離服，還只敢穿在裏面，外頭套上白大褂，因為醫院領導明確說不準把隔離服穿外頭，說穿在外頭會引起恐慌。結果，艾芬只好眼睜睜地看著她那些不知情的其他科室的同事們壹個個倒下，有的後來死掉。（7）

武漢市中心醫院共有職工4300多人，（8）感染人數超過230人，5人不治。（9）



醫院尚且如此，何況社會；醫護人員尚且如此，何況壹般市民。


艾芬提到兩件事，很值得註意。艾芬說，她是被醫院領導約談的，是面對面談話。醫院領導要求她回去跟科室的人員傳達封口令“不許說關於這個肺炎的任何事情“；必須是“壹個個地口頭傳達到位，不能發微信、短信傳達，只能當面聊或者打電話”。為什麽要對傳達的方式做如此嚴格的規定？壹來是嚴防擴散，二來是不留證據，以便日後可以矢口否認。


另壹件事是，醫院裏有醫護人員被感染了。這本身就證明這種病會人傳人。但是醫院領導不準醫生把這些病例上報，甚至要求醫生改寫報告，不能寫“兩下肺感染，病毒性感染”或“不明原因肺炎”，只能寫成“兩肺散在感染”。然後對外宣稱，沒有醫護人員感染，沒有人傳人，可防可治可控。


艾芬的遭遇說明：


1、醫院領導明明知道艾芬、李文亮等醫生在微信群轉發的有關疫情的信息是真實的，明明知道這種病會人傳人，明明知道連醫護人員都有被感染，但硬是睜著眼睛說瞎話，甚至不準醫生在報告中如實填寫，肆意抹殺真相，還要誣為“造謠”，進而嚴厲打壓。


2、醫院領導很清楚他們這種蓄意打壓說真話和掩蓋真相的行為是見不得陽光的，所以不留證據。這說明，他們完全知道他們做的是壞事，他們是極其自覺而又有恃無恐地做壞事。


3、1月23日武漢封城，國人、尤其是武漢人，痛感前階段被政府所蒙騙，追責之聲四起，死去的李文亮也恢復名譽被封為烈士，但是當初執行封口令的醫院領導和下達封口令的高官無壹受到批評或懲罰。


順便再談談李文亮受“訓戒”壹事。後來，《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引用壹位武漢有關人士的話，說訓戒“過程非常友好客氣”，並特別強調“那8位市民沒有壹人被拘留、被處罰”，（10）以證明那不是政治迫害。但正像那份訓戒書所展示的，公安局是強迫李文亮認錯悔過，並簽字畫押，否則就“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那分明是說，如果李文亮拒不認錯拒不簽字畫押，當局就會把他抓進監獄。如果被抓進監獄了，胡錫進也就不能再說不是政治迫害了。可是，當李文亮由於認了錯簽了字而免於坐監獄，難道就不算政治迫害了嗎？


綜上所述，淡化疫情，掩蓋疫情，蓄意打壓“吹哨人”等壹系列行為都是出自中共高層的旨意；因此造成的防疫不力、疫情擴散，其責任也在中共高層，首先是習近平。


（二）習近平1月7日講話到底講了些什麽？

1月28日，在會見世衛總幹事譚德塞時，習近平說，這次防疫工作，“我壹直親自指揮，親自部署”。（11）


中共黨媒《求是》2月15日刊登了習近平在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應對新冠病毒疫情工作時的講話全文。在這個講話中，習近平說他在1月7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就對疫情的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2）

假如說我們對習近平是不是在去年年底就對防疫工作“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還難以確定的話，那麽我們總可以確定，至遲在1月7日，防疫工作就是由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了。


習近平1月7日對防疫工作到底提出了什麽要求，其具體內容是什麽？習近平沒有細說。查閱新華社對1月7日那次會議的報道，（13）其中對疫情只字未提。迄今為止，官媒都沒有告訴我們習近平1月7日對防疫工作提出要求的具體內容是什麽。


從常情常理上推測，不細說就是心虛，就是有難言之隱。習近平不肯公布他1月7日有關講話的具體內容，是因為他知道他當時那番話講得不高明，如果公布出來對他不會加分只會減分。


雖然官媒沒有透露習近平所提要求的具體內容，不過我們可以根據1月7日以後當局在防疫工作上的外部行為，反過來推斷他1月7日到底提出了什麽要求。


1、關於通報疫情。從1月7日到17日這10天，武漢衛健委要麽無通報，要麽通報無新增病例，確診病例壹直停留在41這個數字上。那當然不可能是這10天沒有任何新增病例，那只可能是上面有要求不得公布新增病例。從18日起才有新增病例出現。18日通報4例新增確診，19日通報17例新增確診，20日通報2日內共計136例新增確診，21日湖北衛健委通報省內72例新增確診。


2、地方政府在1月12日、13日開始於機場測溫和高鐵站測溫，此外未見有其他什麽新的較大的防疫措施，武漢市民基本無感。


3、原定的大型聚集活動，包括武漢的兩會（6日-10日）、湖北的兩會（11日-18日）和民眾的慶賀春節活動如“萬家宴”（19日）都照辦不誤，等等。


據此，我們可以推斷，習近平1月7日的講話，雖然也會講到防治疫情，但仍然是強調維穩，強調維護工作與生活的正常秩序，嚴控疫情的發布，淡化疫情，封鎖信息，避免造成人心恐慌。這就和先前壹樣，把防疫工作限定在壹個很狹小的空間。


海外有人披露習近平1月7日講話的具體內容，我們可以根據國內官媒的報道來推斷這些內容是否可靠。


2月17日，香港《明報》發表署名鐘仕的文章“疾控早上報，中央為保節日氣氛失良機”。文章寫道，去年12月底，武漢傳出不明原因肺炎後，中國疾控中心隨即介入了解。1月初，中心就向國家衛健委等中央部門及中央領導通報預警。1月6日，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要求啟動中國疾病控制預防二級應急響應。但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如何應對武漢不明原因肺炎並不是此次會議的重點。在會議上，中央領導人要求要註意防範，但同時要求不要因此造成恐慌而影響即將到來的農歷新年節日氣氛。（14）


在美國之音1月27日的《時事大家談》節目裏，香港媒體人紀碩鳴披露了同樣的信息。紀碩鳴說，他所了解的情況是：1月上旬，中國衛生專家就確認了新型冠狀病毒，上報國務院；國務院系統出了壹個參照薩斯的防治方案，提升武漢的防治戒備並通報全國。但是這個事情事關重大，必須報告黨中央，結果黨中央不批。理由是時值春節，不要破壞了節日的氣氛。（15）


上述信息是否可靠？看看國內官媒有沒有相關的報道。


首先，《明報》文章說“1月6日，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要求啟動中國疾病控制預防二級應急響應”，確有其事。2月9日，《第壹財經》發表了壹篇題為“假如武漢的警鈴有機會被拉響，可以是哪天？”的文章。其中列出了壹個“武漢疫情核心時間線”，其中就寫到“1月6日，國家疾控中心啟動二級應急響應”。（16）另外也有文章寫到這件事，寫的是“國家疾控中心內部啟動二級應急響應”。說的是壹回事。


所謂中國疾控中心啟動二級應急響應，到底是什意思？我這裏不妨略作說明。


自2003年薩斯事件後，中國除了在2004年建立起全球最大的網絡直報系統，還在2006年制定了《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


根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性質、危害程度、涉及範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劃分為特別重大（壹級）、重大（二級）、較大（三級）和壹般（四級）四級。


《預案》規定了各級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醫療機構、疾病預防控制機構、衛生監督機構、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以及非事件發生地區的應急反應措施。這就是說，疾控中心啟動應急響應是壹回事，政府啟動應急響應是另壹回事。武漢疫情核心時間線裏寫到：1月6日，國家疾控中心啟動二級應急響應。接下來又寫到：1月22日，湖北省啟動突發公共事件二級應急響應。同樣是二級應急響應，怎麽會啟動了壹次又啟動壹次呢？可見疾控中心啟動應急響應是壹回事，政府啟動應急響應是另壹回事。


大致上講，政府啟動應急響應是指：調集人力、物資、交通工具和其他設施，下令封城封區，限制或禁止群聚活動，停業停工停課，中斷幹道交通或封鎖國境，管理流動人口，對傳染病任何疑似病人隔離采取就地隔離等措施，對密切接觸者采取集中或居家醫學觀察，發布信息，開展群防群治，維護社會穩定，如此等等。


控機構啟動應急響應，主要是做兩件事，壹是開展流行病學調查、實驗室檢測、開展科研與國際交流、制訂技術標準和規範，以及開展技術培訓。另壹件事是寫報告，做好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信息收集、報告與分析工作。按照規定，啟動二級應急響應和壹級應急響應，須上報國務院。


根據以上說明，我們可以知道，所謂中國疾控中心在1月6日啟動二級應急響應，那就是指，壹方面，疾控機構系統進入某種狀態，開展某些工作；另壹方面，上報國務院，建議政府啟動二級應急響應。這兩件事都是在內部進行的，外界並不知道。


中國疾控中心的頂頭上司是國務院下屬衛生行政部門中國衛健委，它的報告是交給衛健委的。衛健委的職責之壹就是“組織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專家咨詢委員會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進行評估，提出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理的級別”。然後由國務院拍板決定。


查閱官媒對1月7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的報道，我們註意到，其中沒有壹個字提到防疫工作，可見防疫工作本來並不在會議議程上，應該是會上臨時加入的。再有，自去年年底以來，當局對疫情工作的方針就是維穩優先，就是把防疫工作嚴格地限定在壹個很狹小的框架內。假如沒有人在這次會議上提出新的、和先前有所不同的防疫方針或方案，那麽疫情這個議題就不會拿到會議上，習近平也就無從對防疫工作提出他的什麽要求。既然習近平在1月7日的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對防疫工作提出了要求，可見壹定有相關方面提出了新的、和先前不壹樣的防疫方針或方案；這個相關方面只能是國務院。


此說來，《明報》文章和紀碩鳴的說法應該是靠譜的。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應是國務院系統根據中國疾控中心和國家衛健委的報告與建議，提出了壹套防治疫情的方案。這本來屬於國務院的職權範圍，國務院總理有權說了算；但是在中國是黨領導壹切，尤其是習近平時代，凡大事都需經過習近平。從中國政府在1月7日會議之後的外部行為可知，習近平沒有接受這套方案。


《明報》文章和紀碩鳴都提到中央即習近平不接受國務院防治疫情方案的壹個理由是不要破壞節日氣氛。這種說法是否可靠呢？應該說靠得住。有官媒文章為證。


1月20日，《北京青年報》發表了壹篇署名文章，題目就是“莫讓流言沖淡節日的年味”。這篇文章當天就被包括《人民網》在內的多家官網轉載，可見大有來頭。文章說，網上最多的流言都是關於健康的。這些流言披著科學的馬甲，蠱惑人心，違背科學常識，在辭舊迎新的春節長假裏，會引發公眾健康焦慮與公共環境焦慮，沖淡了歡樂、祥和的年味，擾亂社會安寧，這是壹種“偽科學”，危害不容小覷。政府部門要時刻關註網絡輿情與社情民意，針對春運、春節這段人流高速流動的敏感時期，切實做好各項衛生防疫工作，及時、定期發布權威消息、科學信息，逐壹批駁流言，以快制快，公開透明，堅決遏止流言的傳播，要依法依規嚴厲查處引發公眾恐慌、擾亂社會秩序的流言制造者、傳播者。（17）


又，1月19日，武漢市百步亭社區舉辦“萬家宴”。當地媒體《楚天都市報》發文報道，緊接著包括《光明網》在內的壹些中央級媒體也紛紛轉發，標題是“誰說過年沒有年味？武漢百步亭社區四萬余家庭共吃團年飯”。（18）註意，這裏又是用的“年味”這個口語化的表達。在當今中國，壹種口語化的表達頻頻出現在官腔官調的官媒中，那常常是因為這種表達出自中共領導人、而且常常是出自中共最高領導人。


據武漢疫情核心時間線記載，1月15日，國家疾控中心啟動壹級應急響應，包括向各地分發經國家疾控中心認可的檢測試劑盒，放寬確診病例的標準，並要求衛生官員對患者進行篩查，等等，這些都屬於疾控系統應急響應的事。但是政府方面仍然沒有啟動應急響應。


形勢在1月20日發生了重大改變。1月20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各相關部門和地方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對人民高度負責，全力以赴科學有效抓好疫情防控。壹是依法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納入傳染病管理，按照多部門聯防聯控機制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進壹步做好防控工作。二是堅決遏制疫情擴散。落實屬地責任。1月20日，習近平作出批示，強調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壹位，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


1月22日，湖北省政府啟動突發事件二級應急響應。1月23日，武漢封城。這離1月7日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相距兩周，離1月3日中國向世衛組織通報相距19天，離2019年年底公布武漢病毒性肺炎疫情相距22天。


（三）錯失良機22天

從2019年12月31日公布疫情，壹直到22天後政府才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響應。無論如何是晚了。

連《環球時報》也說晚了。1月22日，《環球時報》社評稱，“從最初的情況看，武漢沒能在第壹時間將新型冠狀病毒封死在最小的範圍內，坦率地說，我們首戰不利。出了壹種疾病，壹來查不出它屬於我們過去熟悉的哪種病，獨特得沒有任何記錄，二來現代醫學沒有任何可以有效對抗它的藥物，拿它完全沒有辦法，這時我們就該高度重視它，采取最堅決的隔離治療措施。但武漢的實際應對措施顯然緩慢了，沒有實行全面隔離治療，封鎖所有潛在的傳染源，以至於這種病毒向全國擴散了開來。這是又壹記沈痛的教訓。”（19）


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在2月11日的國際專家論壇上也指出，原本有“實際的機會”阻斷2019年12月在武漢出現的新冠病毒向世界擴散。（20）


鐘南山院士團隊在世界著名的《胸腔疾病雜誌》發表論文說，如管控措施提前5天實施，中國的疫情規模預估將減小至三分之壹。（21）如果提前10天呢？提前15天、提前20天呢？答案可想而知。


根據英國南安普頓大學、復旦大學、武漢疾控中心、美國哈佛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等多個研究團隊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論文，如果提前壹周、兩周或三周實施管控措施，則中國病例數可分別減少66%、86%、95% 。（22）


作家方方在日記裏寫到：“武漢疫情，從最初發現到封城，中間延誤二十多天，這是不爭的事實。而延誤的癥結在哪裏，究竟是何人因何事，給病毒蔓延提供了時間和空間，而導致武漢史上未有的封城。”（23）


（四）“甩鍋”大戲之壹

自武漢封城後，追責之聲四起，由是開啟了“甩鍋”（推卸責任）大戲。


地方官員首當其沖，成為民眾責難的對象。民眾追責的第壹個問題就是，為什麽隱瞞疫情？為什麽不及時地向民眾披露疫情？


1月27日下午，武漢市長周先旺主動走進演播室，要求央視記者專訪。周先旺公開承認武漢披露疫情不及時，但話鋒壹轉，周先旺說：“披露不及時，這壹點大家要理解，因為它是傳染病，傳染病有傳染病防治法，它必須依法披露，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這個信息以後，授權以後，我才能披露。後來特別是元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確定了這個病作為乙類傳染病，並進行甲類傳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屬地負責，從這之後，我們認為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24）

此話壹出，語驚四座。壹個地方官員竟然在央視對全國公眾直播中，公然“甩鍋”給中央。這在中共官場上是沒有先例的，不消說有很大的風險。那為什麽周先旺還要說呢？我以為：第壹、周先旺講的都是實情。第二、周先旺這麽講，也是自保，是不想當替罪羊，因為上面本來很可能給他們扣上“瞞報”而免去職務以平民憤的。他們壹講，世人就都知道了，不是他們不肯發布疫情，是中央不準。這樣，上面，也就是習近平，反倒很難把他當替罪羊了。如果習近平繼續大權在握，定於壹尊，很可能會秋後算賬。但對周先旺來說，事情都到這個份兒上了，說出真相和不說出真相橫豎有垮臺的危險，與其背負“瞞報”的臭名垮臺還被民眾責罵認為罪有應得，不如留下清名，垮臺也垮得像個說真話的英雄。周先旺這番話讓大家都感到很驚訝，但轉念壹想，馬上就明白了，周先旺說的壹定是大實話。隱瞞疫情這件事，責任肯定在中央。


不少人認為，在中共專制制度下，下面的官員投上所好，總是報喜不報憂，所以會瞞報疫情。不對，恰恰是在疫情這類問題上，下面的官員並沒有瞞報的動機。


第壹、疫情是自然災害，又不是自己的錯，有什麽必要瞞報？


第二、在2003年薩斯事件中，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就是因為瞞報，因為防疫不力而被免去職務。有這樣的前車之鑒，後來的地方官員幹嘛還要瞞報？


第三、在疫情這類自然災害的問題上，地方官員如果想瞞報，那也是瞞下不瞞上。因為對民眾說實話，萬壹引起人心恐慌，社會混亂，生產停頓，上面會怪罪自己，但是通過內部渠道對上面說實話就沒有這層顧慮因此大可不必。尤其是，按規定，地方政府向民眾通報疫情是需要得到上面授權的，那麽，地方官員還有什麽動機對上面瞞報呢？


1月31日，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接受央視《新聞1+1》專訪，說他現在“是壹種內疚、愧疚、自責的心態”。馬國強說：“如果早壹點決定，早壹點采取措施，比如在1月12日左右就關閉離漢通道，效果可能會更好，疫情會有所緩解，對全國各地的影響會更小。“由於我們工作沒有做好，沒有當機立斷，導致疫情輸出到了國內、國外。”（25）

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這句話，話中有話。馬國強的話聽上去像是後悔，是自責。可是想想看，直到1月20日，武漢地方政府就連向民眾公布疫情信息的權力都沒有，此前的武漢政府怎麽會有權力采取關閉離漢通道這種大動作呢？這種大動作只有中央才做得出。不錯，1月23日武漢的封城令是以武漢地方政府的名義發布的，不是以中共中央或國務院的名義發布的，但那是在中共中央或國務院作了決定，授了權，要求屬地負責，這樣武漢地方政府才有權發布封城令。在2月3日的講話中，習近平講到：“1月22日，鑒於疫情迅速蔓延、防控工作面臨嚴峻挑戰，我明確要求湖北省對人員外流實施全面嚴格管控。”

馬國強這話看上去是後悔是自責，其實他壹個區區武漢市委書記哪有資格後這個悔？真正有資格後悔的該是習近平。馬國強這句話是旁敲側擊，它的弦外之音是，就是妳習近平不準及時地向公眾發布疫情，不準及時地采取重大防治措施，才導致今天的局面，妳難道就不內疚不自責嗎？


2月13日官媒發布消息，武漢市委主要負責同誌職務調整，馬國強不再擔任武漢市委書記。註意：這裏說的是職務調整，不是免職。同時調整的還有湖北省委主要負責同誌，蔣超良不再擔任湖北省委書記。到目前為止，武漢市長周先旺沒動，還在當他的武漢市長。未來命運如何，眼下尚不得而知。不過有壹點是明確的了，那就是人們普遍相信，武漢沒有及時地向市民通報疫情信息，沒有更早地采取大動作防止疫情擴散，其責任不在武漢地方官員而在中央。


有人說，地方政府固然在未獲授權時不得公布疫情，也無權啟動應急響應，但是地方政府可以發出預警。因為中國還有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2007年）》。該法規定，“國家建立健全突發事件預警制度。可以預警的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和公共衛生事件的預警級別，按照突發事件發生的緊急程度、發展勢態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為壹級、二級、三級和四級，分別用紅色、橙色、黃色和藍色標示，壹級為最高級別”。“可以預警的自然災害、事故災難或者公共衛生事件即將發生或者發生的可能性增大時，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根據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規定的權限和程序，發布相應級別的警報，決定並宣布有關地區進入預警期，同時向上壹級人民政府報告，必要時可以越級上報，並向當地駐軍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鄰或者相關地區的人民政府通報”。


按照《應對法》：


1、公共衛生事件哪怕還不能完全確信壹定會發生，只要認為“發生的可能性增大”，就可以啟動預警機制。


2、地方政府無需獲得中央授權，就可以啟動預警機制。《應對法》規定地方政府要向上壹級政府報告，但註意：是報告，不是報批，不需要等上壹級政府批準後才能行動。


3、和應急響應分四個級別壹樣，預警也分四個級別。這就是說，地方政府吃不準情況又擔心造成恐慌，不好壹開始就發出高級別（如壹級、二級）的警報，先發出低級別（如三級、四級）的警報總是可以的嘛。


上述說法看上去很有道理，武漢政府在初期別的不能做，發出預警應該是可以的。但問題是，早在1月1日中央級媒體就大力發布了“8名散布謠言者被依法處理”的消息，那已經明白無誤地表明了中央對這件事的態度，那就是對“武漢不明原因肺炎”的信息嚴加管控，哪怕妳像李文亮醫生那樣在微信群裏說幾句實話都不行。武漢政府若發布預警，卻正是要把相關的信息告訴全社會，那顯然是和中央的意圖相沖突的，因此當然是不可以的。簡言之，自中央在1月1日表明態度，地方政府要采取任何比較大的、可見可感的防疫行動即不再可能。


（五）“甩鍋”大戲之二

中國疾控中心和有關的專家學者，壹度也是被追責的對象。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更是首當其沖，網上出現很多文章對他質疑與譴責，甚至還有媒體說他已經“落馬”、被調查。


1月29日，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在接受《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采訪時表示，武漢此次面對疫情行動有些慢主要是科學認識的問題，但也不排除壹些決策上的猶豫，對自己是不是自信。曾光說，公共衛生人員的決策考慮的就是科學性的問題，是壹個科學的視角，但政府官員考慮問題並不單純是科學的視角，這只是他們決策依據的壹部分。“他要考慮政治視角，考慮維穩的問題，他要考慮經濟的問題，他要考慮春節老百姓的天倫之樂，滿意不滿意的問題。我們說的話往往只是他們決策中采納的壹部分。”曾光表示，不能說政府官員這種視角不對，事情的決策是要多方面考慮的，但在關鍵問題上要建立壹個經驗，要更多的采用科學視角。科學視角如果采用的不好，其他視角也會沒有意義。（26）

曾光這番話實際上是委婉地說，政府官員在決策時未能很好地采用科學的視角，所以實行防治措施上行動慢了，貽誤了最佳時機。這裏說的政府官員，當然是指中央，因為地方官員沒有這麽大的權力。在另壹次訪談中，曾光說得更幹脆。曾光在概述了專家學者的種種努力後說，“但是有唯壹的不足的，就是我們早期沒有把這個流行病學信息及時轉化成正確的、最正確、最及時的公共衛生政策。這個原因以後總結吧。我只告訴妳，這點我們非常遺憾，不能說沒有學者的原因，但主要還不是學者，我只能講到這兒了”。（27）是的，曾光只能講到這兒了。曾光的意思再清楚不過，這口鍋不該由專家背。


畢竟，白紙黑字，官媒記錄的清清楚楚：1月6日，中國疾控中心啟動二級應急響應。可見專家學者的動作雖然不夠及時，但也不算有多緩慢。問題是政府方面卻壹直沒有啟動應急響應，湖北省直到1月22日才啟動二級應急響應，武漢市則是在1月23日下令封城。政府的行動要比中國疾控中心晚兩周多。可見，行動遲緩、坐失良機的責任在政府不在專家學者，在中央政府不在地方政府。


（六）習近平承認有“短板和不足”


在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研究應對新冠疫情工作時的講話中，習近平說：“總的看，黨中央對疫情形勢的判斷是準確的，各項工作部署是及時的，采取的舉措也是有效的。”（28）


習近平這種說法文過飾非，強詞奪理，完全不符合事實。事實分明是，至少在1月22日之前，中央對疫情的判斷是不準確的，工作部署是不及時的，采取的舉措是很沒有效果的。習近平如此文過飾非。我相信，即便在體制內、在中共上層，這種說法也是難以被接受被認可的。


10天後，習近平的口氣變了。2月14日下午，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確保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壹項重大任務。既要立足當前，科學精準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更要放眼長遠，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該堅持的堅持，該完善的完善，該建立的建立，該落實的落實，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29）


在這裏，習近平雖然語氣委婉，但好歹總算是承認了“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提出了要“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


請註意，在這次講話中，習近平沒有批評下面的官員，也沒有批評學者專家。可見他也知道，把“鍋”甩給下面的官員和學者專家是說不過去的。習近平當然不會把責任歸在自己名下，可是“鍋”總得有什麽來背，於是他就把責任推給了非人格化的體制機制體系：妳也沒錯，他也沒錯，我更沒錯；錯的是體制機制體系，錯的是中國的疫情防控體制機制不完善，錯的是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還不健全。


習近平的說法站不住腳。因為正如我先前所說，中國擁有世界壹流的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和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很多方面堪稱世界第壹。例如，中國傳染病上報已經實現日報，而美國還只能做到周報。把責任推到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和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上是不符合事實的。


有學者替習近平打圓場。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胡善聯教授在談到網絡直報系統時，壹方面對之大加稱贊，另壹方面又指出：“我們也要看到直報系統壹般報的是已經明確的法定傳染病，比如鼠疫、霍亂這類甲類傳染病，還有是非典型肺炎、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質炎等乙類傳染病。這次的疫情剛開始表現為不明原因的肺炎，面對這樣壹種新型疾病，需要壹定的時間評估、核實，整個申報程序就表現得比較緩慢，包括行政部門在實際響應過程中間也表現得比較猶豫。總的來說，這套網絡直報系統還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經過這次疫情之後，如何提升直報系統的效率，改善上報、監測機制，更及時地上報匯總各地疫情信息，更好地實現壹線醫生的直報，是我們日後需要在現有基礎上改善、加強的地方。”（30）


胡善聯說，這次的疫情剛開始表現為不明原因的肺炎，不在法定傳染病之列，因此未能及時上報。這話不對。因為“不明原因肺炎”雖然不屬於法定傳染病，但卻是被明文列入網絡直報的範圍。查閱有關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文件我們發現，幾乎每壹份都專門提到“不明原因肺炎”，都是把“不明原因肺炎”當作監測的壹個重點。2007年，原衛生部專門印發了《全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監測、排查和管理方案》，其中寫到，“各級各類醫療機構人員發現不明原因肺炎定義的病例後，應立即報告醫療機構。醫療機構在12小時內組織專家會診和排查，仍不能明確診斷的，應立即填寫傳染病報告，註明‘不明原因肺炎’並進行網絡直報”。其規定之明確、具體、嚴格和細密，令人嘆為觀止。


2012年3月16日《健康報》發表了壹篇對時任中國疾控中心傳染病監測室主任王麗萍的采訪。王麗萍為記者詳細地演示了網絡直報系統各個功能，特地談到不明原因的肺炎。王麗萍說：“2004年修訂的傳染病防治法規定了甲、乙、丙37種法定報告傳染病，加上手足口病、甲型H1N1流感，目前通過系統直報的共有39種傳染病。此外，不明原因的肺炎也被納入報告範圍。”王麗萍舉例說，幾年前的壹個周日，監測人員通過網絡直報系統發現雲南省某市連續報告5例不明原因肺炎死亡病例，該信息引起衛生部和中國疾控中心的高度關註，迅速派專家實地指導調查，最後確診為壹起肺鼠疫疫情。因為及時采取控制措施，避免了疫情的進壹步擴散。（31）


（七）新冠疫情本來完全可以扼殺於萌芽狀態

在5月15日新聞發布會上，中國衛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說，“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是人類首次面對的疾病”。“在疫情初期，人們對它的致病病原、潛伏期、傳播方式、傳播能力、感染來源都還不確定。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我們以現有條件下最快的速度積累證據，深化認識，逐步掌握新冠病毒的特性，探索防治規律”。（32）


曾益新這種說法早就有不少人講過。他們無非是說，因為新冠肺炎是壹種新的疾病，人類認識它需要壹個過程；只有在對它的特性有壹定認識之後才能采取應有的行動。按照這種說法，中國政府早期行動顯得遲緩是情有可原的，甚至根本不能叫遲緩，那是人類認識新事物的必經過程。沒有理由要求中國政府更早就采取大動作，總不能壹來就封城吧？


這種說法不值壹駁。正如前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楊功煥教授所說，在傳染病防控的時候，即使這個病毒還沒有搞清楚、還在討論判斷過程中，但是必需的防控就必須開始了。（33）前面引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說的很清楚，公共衛生事件哪怕還不能完全確信壹定會發生，只要認為“發生的可能性增大”，就應該啟動預警機制。《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2006）》也明文規定，“本預案適用於......可能造成社會公眾身心健康嚴重損害的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引起的嚴重影響公眾身心健康的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處理工作”。說的就是包括“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說的就是“可能”而無需等到確定。尤其是不明原因肺炎，基於薩斯事件的經驗教訓，不明原因肺炎，十之八九是來者不善，絕不能等積累相當多的認識之後再行動，那就為時晚矣；必須壹發現就亮紅燈，就預警就啟動應急響應。沒人叫妳壹來就封城。預警機制和應急響應機制為何要分四個級別？就是叫妳適當權衡，不必壹開始就馬上啟動最高級別，但妳必須壹開始就有所行動。


最有說服力的例證莫過於香港。臺灣的抗疫很成功，不過在這裏，香港的故事更貼切。因為香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香港的應對和大陸的應對更有可比性。


在2003年的薩斯事件中，香港是重災區。也是基於薩斯事件的慘痛教訓，香港建立和完善了疾病防控機制和公共衛生事件應變系統。這壹點十分重要，經歷過薩斯和沒有經歷過薩斯的地方，其政府和民眾對這類問題的敏感度是很不壹樣的。


香港是小政府；自去年反送中運動以來的多次民意調查均顯示，大多數港人對本屆港府都很不信任。港府的自主性本來就有限，本屆港府更是唯北京馬首是瞻，但是這都不妨礙香港在這次疫情中能夠運用其有限的自主性，反應迅速，有很出色的表現。截至5月1日，香港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僅4例。而在2003年薩斯疫情中，香港的死亡人數高達299例（2003年薩斯疫情，全球死亡人數774例，中國大陸死亡人數349例）。


香港這次應對疫情表現出色。其間也有運氣的成分。由於反送中運動，大陸赴港遊客大幅降低。需要提醒的是，香港表現出色，並非都是政府的功勞。港人有薩斯的經驗，壹旦得知薩斯又來了，大家馬上就進入狀態。不過我們也不應否認港府的作用。下面我們就看看在疫情初期，港府做了些什麽。

去年12月31日，也就是《人民日報》發布武漢不明原因肺炎報道的當天，港府立即召集專家開會，評估防控措施。


1月2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到西九龍高鐵站視察出入境口岸的預防措施。


1月4日，港府公布對公共衛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準備及應變計劃，並同時啟動嚴重應變級別，即時生效。香港的應變機制分三級：戒備，嚴重和緊急。香港的嚴重應急級別相當於中國大陸的二級應急級別。


港府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作如下說明：“‘對公共衛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指此前不知道能令人類致病的病原體所引致的任何傳染病，但由於其特性或已改變，故不論其是否具備在人與人之間有效地傳播的能力，人類亦會受到感染。這類疾病可能在國際間傳播，引致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現時武漢出現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群組個案可被視為壹種‘對公共衛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34)


從港府衛生署發言人的說明來看，港府在下令啟動嚴重應變級別時，對武漢出現的不明原因肺炎這種新的傳染病“是否具備在人與人之間有效地傳播的能力”也是不清楚的。換言之，在當時，港府對疫情的了解並不比、也絕不可能比北京更多。香港距離武漢壹千公裏之遙，但港府早在1月4日就啟動了嚴重級別的應急響應，而疫情中心的湖北卻直到18天後的1月22日才啟動二級應急響應。


香港無非是做出了正常的反應，北京的反應則是嚴重的不正常。中國政府在疫情初期的錯誤應對，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為之辯護的。


說來這壹點也不奇怪。因為中國之所以迅速地建立起世界上最龐大最嚴密的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和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於2003年薩斯事件的慘痛教訓，人們最擔心的就是薩斯卷土重來，最擔心的就是類似薩斯的病毒偷襲人類；換言之，最擔心的就是所謂“不明原因肺炎”。中國的這套機制體系，簡直就是為“不明原因肺炎”量身定制的，簡直就是為這次新冠病毒肺炎專門準備的。


當然，壹種機制壹種體系再健全，如果當事人輕忽職守或執行不嚴，那效果也是要大打折扣的。不過從已知的信息看，武漢的情況還算可以。這裏有兩個例子。


據《湖北日報》報道，2019年9月18日，武漢海關聯合軍運會執委會在武漢天河機場舉行以“守國門安全，保軍運平安”為主題的應急處置演練活動。演練以實戰形式，模擬了旅客通道發現1例行李物品核輻射超標的處置過程，以及機場口岸通道發現1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處置全過程，演練了從流行病學調查、醫學排查、臨時檢疫區域設置、隔離留驗、病例轉送和衛生處理等多個環節。（35）


這固然只是壹次演練，但對醫療衛生系統來說，它總是壹次動員，起碼也是壹種提醒，使相關人員不至於陷入懈怠，輕忽職守。


還有壹則消息，《財經》記者註意到，武漢市衛健委公布的壹則行政處罰決定書顯示，武漢市金銀潭醫院武昌分院在對“其他乙類傳染病”病人進行診斷後，未在24小時內進行網絡報告，於2019年3月11日收到予以警告的行政處罰。（36）這說明，對於疫情的漏報、緩報，在醫療衛生系統也不是沒有約束的。


巧的是，這兩件事都發生在武漢，而且就在去年。這足以說明，武漢的相關機制體系的實際運作情況，可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大致上還是過關的。


是的，中國未能及時地遏制疫情蔓延全球，也可以說和中國的體制有很大的關系。最明顯的壹條就是中國沒有言論自由。如果李文亮醫生等吹哨人不被打壓，有關疫情的信息必然會迅速地傳播開去，從而喚起各方面的警覺，及時地采取有力措施。這就是為什麽在2月6日李文亮病故，中國立時興起了壹場聲勢浩大的要求言論自由的運動。從2003年薩斯事件到這次新冠疫情，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時間裏，中國竟然兩次成為國際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原發國，都和中國沒有言論自由這壹條密切相關。不過也正像我以上論述的那樣，即便在缺少言論自由的當今中國，這場蔓延全球的疫情本來也完全可以扼殺於萌芽狀態。


有些人不相信新冠疫情大災難原本可以避免。他們說，既然作為疫情輸入國的發達國家都深陷疫情，苦戰不休，到現在都搞不定，妳怎麽能要求疫情原發國的中國當初就把疫情搞定，使它不蔓延到全國蔓延到全世界呢？


曾光舉了壹個例子。他說，“疫情傳播就像森林大火，如果壹個最初的起火點沒有控制好，火花向四處迸濺，就會出現更多起火點。就像澳大利亞山火，就是因為第壹塊著火點沒有控制好，最後出現了170多處森林著火”。（37）


曾光這個例子舉得很好。如果起火點那個失職的護林員不服氣，說：“妳們那麽多人，不是也沒有把火撲滅嗎？怎麽能要求我當初壹個人就把火滅掉呢？”通嗎？


（八）“武漢肺炎”、“武漢病毒”首先是中共官媒自己說出來的


有個問題，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這裏不妨順便談談。


前壹陣，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多種場合直呼疫情為“武漢肺炎”、“武漢病毒”。對此，中國官員和官媒多次反駁，斥之為“汙名化”，是“抹黑武漢，抹黑中國”，等等。4月上旬，英國《自然》雜誌連續三天發文，為它曾使用過“武漢肺炎”、“武漢病毒”壹類說法道歉，說這種說法是汙名化，是種族歧視。國內媒體紛紛轉發，大加肯定。


我要提醒的是，其實，“武漢肺炎”、“武漢病毒”這種說法首先是中國官媒自己說出來的。網上壹查就能查到，去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第壹篇關於新冠疫情的報道，標題就是：“武漢肺炎不能斷定是SARS，病例大部分為華南海鮮城經營戶”。“武漢肺炎”壹說，就是從這兒來的。別人說武漢肺炎，都是跟中國官媒學的。


“武漢病毒”（Wuhan virus）壹說也是中共官媒自己最先說出來的。例如：1月19日，英文版環球時報，Wuhan virus preventable，controllable：commission；（38）1月22日英文版新華網：Wuhan virus sees Olympic football qualifiers moved。（39）


又，“中國病毒”這種說法也是最早出現在中國官媒上。3月2日和3月3日，中國多家媒體發表報道“鐘南山院士團隊：如管控措施遲5天實施，疫情規模預估將擴大至3倍”。報道介紹了鐘南山團隊發表在《胸腔疾病雜誌》上的論文，論文的中文題目是“基於SEIR優化模型和AI對公共衛生幹預下的中國COVID-19暴發趨勢預測”。（40）這裏的“中國COVID-19”就是“中國病毒”。這比特朗普說“中國病毒”至少要早10天。


既然“武漢肺炎”、武漢病毒（Wuhan virus）和“中國病毒”（中國COVID-19）這種說法都是中國官媒首先說出來的，所以這種說法絕對沒有汙名化的嫌疑。妳總不會認為中國官媒自己在汙名化自己嘛。眾所周知，中共的宣傳紀律十分嚴格，如果在中共官媒上竟然出現了汙名化中國的詞匯，那就是嚴重的政治錯誤，壹定要嚴加懲罰的。可是中共當局並沒有那麽做。不錯，後來中共當局不再說“武漢肺炎”、“武漢病毒”了，“中國病毒”好像也就只用過那壹次，但是從它自己帶頭說“武漢肺炎”、“武漢病毒”以及“中國病毒”可以證明，它並不認為那是汙名化中國。

如果妳堅稱“武漢肺炎”、“武漢病毒”壹類說法就是汙名化中國，那麽，妳就應該首先批評中共當局，要求中共當局公開認錯道歉。如果妳對始作俑者不置壹詞，憑什麽卻要對跟著學的別人橫加指責呢？


請註意：中共當局正在偷偷篡改歷史。不久前，《環球時報》英文網偷偷地把1月18日報道中的“武漢肺炎”（Wuhan pneumonia），改成“新的與冠狀病毒相關的肺炎”（Novel coronavirus-related pneumonia ）。（41）有網友眼明手快，早把原來的報道截屏。類似的篡改不止這壹處。這說明中共做賊心虛。它清楚地知道，既然“武漢肺炎”、“武漢病毒”壹類說法都是它自己最先說出來的，因此它就沒有理由也沒有資格，再回過頭去指責這種說法是汙名化中國。


作為科學期刊，英國《自然》雜誌久負盛名，可惜它對中國政治太不了解。


（九）虛假不實的數據

在這次新冠疫情中，中國政府有兩大問題。壹是在疫情初期，中國政府不準公布疫情，拒絕啟動應急機制，錯過了防止疫情大規模擴散的時間窗口。二是中國政府隱瞞真相，發布不實信息和虛假數據，嚴重地誤導了各國政府和民眾。


以上，我講了第壹個問題。以下，我就講講第二個問題。


5月18日，習近平在第七十三屆世界衛生大會視頻會議開幕式上發表致辭。習近平像往常壹樣宣稱：中方始終本著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態度，及時向世衛組織及相關國家通報疫情信息。（42）


這是撒謊。事實是，自疫情爆發以來，中共當局壹直在蓄意隱瞞實情，對公眾對世界發布不實的數據和其他相關信息。


先談數據。


1、就在習近平發表致辭的兩天前，5月16日，中國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鐘南山院士接受CNN采訪時明確指出，武漢政府曾經隱瞞疫情信息，發布虛假數據。


鐘南山說，武漢官方疫情初期公布的確診數字，十多天都維持在41例，令他大起疑心。鐘南山說他在1月18日率專家組抵達武漢後，發現當地官員“並不想說真話”。鐘南山說：“我並不相信那些結果，所以不斷要求他們將真正的數字給我。我認為他們並不願意回答我的提問”。鐘南山批評的是武漢地方政府。然而武漢市長周先旺早就告訴我們，武漢政府無權擅自發布疫情信息。因此在這裏，隱瞞疫情信息的責任不在地方政府而在中央。


鐘南山雖然指出在疫情初期政府曾發布虛假數據，但是他又說，自1月23日後，“我認為所有（公布的）數據，都是正確的”。（43）


這當然不是事實。就拿1月23日武漢封城的這壹天公布的數據為例。這天官方公布的數據，截至1月22日24時，湖北全省已知確診病例是375例，死亡人數17例。對比2003年薩斯疫情，廣東省有1514病例，北京有2000病例。在薩斯疫情期間，中國政府並沒有封城。這次武漢的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遠遠低於當年薩斯疫情的廣東和北京，為何卻要封城呢？我們可以擔保，官方公布的1月23日湖北全省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都是虛假不實的。即使考慮到當時檢測能力不足，我們也可以擔保當局實際掌握的數據要比375個確診和17個死亡嚴重幾十倍上百倍。


以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為首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應急響應機制流行病學組在2020年2月號《中華流行病學雜誌》上發表了壹篇論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病學特征分析》（收稿時間2020年2月12日）。（44）論文顯示，根據各級疾控中心內部調查統計得到的數據，要比官方公開發布的數據大很多倍。


以1月20日為例，1月20日官方公布的累計確診病例為291例，死亡6例；而疾控中心統計的累計確診病例為6174例，死亡427例。疾控中心統計的累計確診病例是官方公布的21倍；死亡人數則是官方公布的71倍。


再以1月31日——這已經是1月23日之後的第8天了——為例，1月31日官方公布的累計確診病例是11791例，而疾控中心統計出來的累計確診病例數據是32642例，是官方數據的2.8倍。


鐘南山正確地指出疫情初期官方公布的數據是虛假的。但是他斷言1月23日後公布的數據是正確的，這就錯了。按照疾控中心的統計，1月23日以後官方公布的數據仍然是虛假的，而且仍然假得很厲害。更何況疾控中心統計的數據也有很大的問題。


2、武漢是中國疫情爆發最早的地方，也是災情最嚴重的地方。然而官方公布的死亡數字只有2500多人，這引起國內外的普遍質疑。4月17日，中國政府公布了修改後的武漢新冠肺炎死亡數據，從原來的2579例改為3869例，新增1290例。


當局在解釋調整死亡人數原因時提到了四個原因。1、疫情早期，部分患者沒有入院治療，在家中病亡。2、在救治高峰期醫務人員忙於救治，出現遲報、漏報和誤報。3、收治患者的定點醫療機構快速增加，部分機構沒有及時與大疫情網對接並通報數字。4、部分死亡病例信息登記不全，出現重報或誤報。


應該說這四個原因都有道理。像這種調整死亡人數的情況，武漢有，中國有，別的地方、別的國家也會有。不足為奇。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武漢調整死亡人數的增加幅度，剛好是50%，不多壹個，也不少壹個。這不能不讓人懷疑這個數字是人編出來的，並不是真實的，否則怎麽會那麽巧？無怪乎有人說這是“高級黑”，是提供數據者故意露出人造的痕跡，暗示人們這個數字不是真的。


實，中國政府修改後的數據仍然是嚴重少報。我們都看到過當時國內發出的消息，武漢所有的焚屍爐全部日夜運轉，加班加點都不夠用，還要從外地調來壹些焚屍車幫助處理屍體。


《改變中國》網站主編曹雅學根據武漢壹家殯儀館的壹紙通知和現有的公開數據進行推算，得出武漢整個疫情期間，即去年12月1日首個確診病例出現到3月23日疫情得到控制、武漢7個殯儀館重新對公眾開放，武漢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數規模在40萬至60萬之間，死亡人數在2萬3千至3萬之間。（45）另外，3月26日財新網壹篇報道提到，壹位開大貨車給漢口殯儀館送骨灰盒的司機對記者說，他這壹車壹共裝了2500個骨灰盒，昨天已經來卸過壹車；在殯儀館壹個側廳存放有骨灰盒，每500個壹垛，目前壹共有7垛。（46）根據這裏提到的數據去統計，也可以得到和曹雅學相似的結果。這就是說，武漢新冠肺炎死亡人數，至少是官方修改後數字的6倍以上。


（十）在“人傳人”問題上的壹再隱瞞

在新冠病毒特性的相關信息中，是否人傳人這個信息最重要。


根據《新京報》記者梳理，1月15日前，針對是否人傳人，官方都稱“目前沒有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1月15日，官方通報在“人傳人”的問題上口徑出現變化，稱“現有的調查結果表明，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1月19日，武漢市疾控中心主任李剛依然說：目前綜合判斷，新型冠狀病毒傳染力不強，不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疫情是可防可控的。（48）


1月20日是個轉折點。當天晚間，鐘南山在接受央視連線時明確表示，目前可以肯定，此次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存在人傳人的現象。世界各國也是在這壹天得知，新冠病毒肺炎肯定人傳人。


然而，4月12日《財新周刊》的文章披露，至遲在1月3日，武漢的醫生就已經知道了這個病肯定人傳人。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院長兼雷神山醫院院長王行環教授說，12月31日，他們醫院就發現了兩例可疑病例，兩天後查出了這兩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薩斯檢測都是陽性，當時他就“感覺到要出大事了，薩斯又回來了”。1月3日又發現三個疑似病例。“據王行環介紹，這是壹個家庭聚集型病例，在神經內科住院的 92 歲老父親率先發病，他的兒子、兒媳也先後住院，三人癥狀都和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特征相似，但都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薩斯試劑盒檢測同樣顯示陽性。‘這三人是聚集傳染，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沒有與華南海鮮市場有關的流行病學史，我們就判斷這個病肯定會人傳人’”。他們隨即上報北京。


《財新周刊》文章還提到壹件蹊蹺的事，“多位中國疾控中心人士透露，1月3日–10日，武漢曾通過網絡直報上報過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但後面忽然停了，直到1月20日新冠肺炎納入法定乙類傳染病按甲類管理後，才在1月24日左右恢復網絡直報”。文章說，“在早期，中南醫院因為預警多次被批評‘政治站位不夠’”。（49）


由此可見，北京至遲在1月4日或5日時就知道此病肯定人傳人，但就是壓著不準公開說出來，而且還對如實上報這壹重要信息的醫生十分不滿並施加壓力。後來想必是壹線疫情告急，紙包不住火了，北京這才改變方針，在1月20日這壹天通過鐘南山之口明確說出這個病肯定人傳人。這至少晚了兩周半。


在中國，新冠疫情的真相，被層層謊言包裹。剝開壹層謊言，還不見真相，還是謊言，只不過是稍微小壹點的謊言，再剝開壹層謊言，還是不見真相......到現在，謊言已經被剝開了很多層，但最深層的謊言還沒有剝開，我們已經依稀看到了真相，但還沒能真相大白，不過我們至少可以知道有過多少謊言。


（十壹）武漢封城說明了什麽？

現在，有些人竭力為中共當局隱瞞疫情壹事做辯護，最振振有詞的說法就是：上千萬人口的武漢都封城了，這就明明白白地告訴全世界疫情有多麽嚴重。如果有誰還看不懂，那只能怪他自己，不能怪中國政府隱瞞疫情。

不對。當時中國政府宣布武漢封城，並不是要告訴外界疫情多嚴重，並不是要告訴外界疫情已經失控，並不是要告訴外界新冠疫情的世界大流行已經發生，提醒各國立刻采取有力措施，而是表明中國政府多麽負責任，表明中國為世界的公共衛生安全作出多麽重大的犧牲。都2月14日了，離武漢封城都20天了，外界部長王毅接受路透社采訪時仍然是這樣說的。王毅說，封城的行動“超出了國際衛生條例的要求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封城行動表示中國願意“用自己的努力甚至犧牲”，“阻止疫情的進壹步蔓延”。王毅特地提到，“截止到現在，在中國境外的確診病例數量不到總數的1%。中國不僅全力維護了本國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也為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做出了貢獻，付出了犧牲”。（50）


王毅向世界發出這樣的信息：中國政府采取了史無前例的封城行動，以武漢人民的重大犧牲為代價，為全世界贏得了公共衛生安全。很多人也接受了王毅的這個信息。封城行動令世界震驚。不少人譴責中國政府不人道，怎麽能做出這種事？但也有不少人認為，也只有中國政府才做得出這種事，無論如何，病毒被封死在武漢了，有漏網之魚也不必過慮了，世界安全了。很多人聯想起17世紀英國鼠疫期間的烈士村，埃姆村的村民自願決定封村，寧可自己死，也不願把鼠疫傳給周圍的村鎮。武漢就是二十壹世紀的埃姆村。只是埃姆村封村是自願，武漢封城是非自願。


國際著名醫學刊物《柳葉刀》主編理查德·霍頓(Richard Horton)如今是中國政府的座上客。5月1日他接受央視白巖松采訪，時長達43分鐘。不消說，霍頓應該是中共當局心目中的“對華友好人士”了。然而就是這位霍頓，在武漢封城的第二天，1月24日，發表推文稱：“媒體通過談論‘殺手病毒’和‘日益增長的恐懼’來加劇焦慮，但實際上，就我們目前所知，2019新型冠狀病毒具有中等的傳播能力和較低的致病性，沒有理由用誇大的語言引起恐慌。”（51）連霍頓都被誤導到如此地步，還有幾個人能看得清呢？


霍頓這段話馬上就被國內媒體轉載。由此可見，中共當局雖然采取了武漢封城這樣的史無前例的嚴厲手段，但與此同時仍然在瞞報數據，對外界散布不實信息，尤其是隱瞞武漢疫情的嚴酷慘烈。這就嚴重地誤導了世界各國，使他們仍然嚴重地低估新冠病毒的兇險，看不到新冠病毒已經全球大流行的黑雲壓頂，從而對疫 情掉以輕心。前面提到，武漢封城那壹天官方公布的數據，湖北全省確診病例僅375例，死亡人數僅17例。如果妳接受這個數據，妳勢必看不到形勢的險惡。在當時，清醒地認識到巨大風險的人自然也有，但只占很小壹部分。


就以海外華人，比如在美國的華人為例。按說，他們最關心武漢的疫情，他們消息最靈通，因為他們既能看到中文的報道，又能看到英文的報道，既能看到墻裏的，又能看到墻外的。可是在武漢封城後壹個不短的時間裏，他們只是替國內的親友、特別是武漢的親友擔心，不少人捐款，不少人買口罩之類寄回國。絕大多數人根本沒想到，災難也會降臨美國，也會降臨到自己頭上，而且災難已經來臨了。我們都知道中共發布的信息和數據壹向不可靠，我們也看到當局在怎樣封鎖消息，可是我們依然被官方發布的信息和數據所影響，沒能看到疫情實際上嚴重到何等地步，低估了新冠病毒的殺傷力，因而也就沒意識到已經在我們頭上聚集的烏雲。我們華人尚且如此，何況洋人。


（十二）中國政府誤導了全世界

這次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截至5月21日，全世界除中國外共有215個國家和地區被感染。我們發現，絕大多數國家在應對疫情上的記錄都很差，記錄好的少而又少。尤其是歐美各國，按說他們的醫學醫療最發達，公共衛生系統也最健全，可這次幾乎全部成為重災區。固然，應對差的國家各自有各自的內在的原因。然而，當應對差成為通例，而應對好卻成為例外時，那不能不說壹定有著某種共同的外在的原因。


我們知道，歐美各國雖然都是自由民主國家，但是在制度上還是有不少差異。有的是聯邦制，有的是單壹制；有的是議會制，有的是總統制。各國目前的執政黨，也是有的偏左，有的偏右，有的居中；各國領導人的政治理念和執政風格也有很大不同。美國應對得不好，可以說和美國是聯邦制有關系，和總統特朗普有關系，可是法國呢？意大利呢？德國的抗疫受到很多人稱許，然而其確診病例18萬和死亡人數8000多，按比例也要比中國高十倍數十倍（暫且不論中國官方數字的爭議性）。如果說歐美人的過錯在於西方人的傲慢或白種人的傲慢，他們總以為像薩斯和新冠肺炎這種病只是東方人的病或黃種人的病，那麽伊朗呢？還有那許多非白種人的受災很重的國家呢？


我本來認為，在這次疫情中，美國政府最不該犯的壹個錯誤就是沒有準備足夠的醫療物資。就算美國起初沒有估計到疫情會在美國大爆發，因此沒準備采取什麽重大防控措施，但總該查查庫存，看醫療物資夠用不夠用吧？有備無患嘛。結果等到疫情爆發，各種醫療物資，從口罩、防護服，到檢測器、呼吸機都嚴重不足。可是我後來發現，這不只是美國犯的錯誤，歐盟各國也犯了壹模壹樣的錯誤。路透社4月1日發表壹篇報道，題目是“歐洲是如何夢遊般陷入新冠危機的”。報道說，在2月5日的壹次閉門會議中，歐盟執委會官員問各成員國外交官們是否需要采購更多的醫療物資。各國政府都表示，他們已經做好準備，不必再訂購更多的庫存。壹個月後疫情爆發，各國都發現它們嚴重地缺乏必要的醫療物資。


邏輯地說，如果國情各異的歐盟諸國和美國都犯了壹模壹樣的錯，那必定有某種共同的原因在。這個共同原因只能是，大家都被中國政府發布的信息和數據誤導了。


大致上講，各國在評估新冠疫情並由此準備各自的應對之策時，他們參照的東西有三個，壹個是當年薩斯疫情的經驗，壹個是中國政府公布的信息和數據，還有壹個則是世衛組織的意見和判斷。


當年薩斯事件，中國大陸周邊的不少國家和地區都深受其害，尤其是香港、臺灣。因此這次他們壹旦得知武漢出現了薩斯或類似薩斯的病毒，立即就繃緊了神經，嚴陣以待。而當年隔岸觀火的歐美對薩斯這壹類信息的反應就大不相同。白宮應對疫情小組負責人之壹黛博拉.伯克斯（Deborah Birx）說，她起初也是把武漢的不明原因肺炎誤判為類似薩斯，即致命率高但傳播力弱，（52）因此不會變成全球大流行。


另壹個評估疫情的參照就是中國政府發布的信息和數據。在3月31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伯克斯說，中國的報告影響了世界其他地方對該病毒性質的判斷。“醫學界對中國數據的解讀是：情況很嚴重，但規模小於所有人的預期”。她說，“我認為可能瞞報了大量數據，因為我們看到後來在意大利發生的，而後又發生在西班牙的真實疫情”。（53）


妳可以責怪美國政府，怎麽這麽天真，居然相信中國政府的信息和數據。我想，各國政府和專家未必都相信中國政府發布的信息和數據。但是在疫情的問題上，他們既然無法深入現場調研，又沒有另外的渠道獲得相關信息和數據，中國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數據就成了他們能夠獲得的唯壹的信息和數據。他們即便知道中國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數據未必可靠，但是妳不能任意地去加減乘除，所以他們在評估疫情時，還是會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國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數據的巨大影響。當中國政府有意地隱瞞疫情，發布不實數據，絕大部分國家都會淪為犧牲品。香港、臺灣之所以是例外，就因為它們是按照當年薩斯的經驗教訓行事，基本上沒使用中國政府的信息和數據這個參照系。


蓬佩奧譴責中國政府撒謊，中共說那是出自美國政客的敵意。可是伊朗呢？伊朗是新冠疫情的重災區。4月5日，伊朗政府衛生部發言人說：“中國官方統計數據是壹個慘痛的笑話，讓世界上許多人認為新冠病毒就像流感壹樣，而且死亡率還更低”。（54）伊朗是中國的友邦，眼下又正有求於中國，哪敢無理取鬧，尤其是政府發言人哪敢得罪中國政府。可是這種話居然就從政府發言人口裏說出來了，雖然第二天這位發言人就改了口，但這句話畢竟是說出來了。可見怨氣有多廣有多深。


至於世衛組織。本屆世衛組織對中國政府是亦步亦趨，壹唱壹和，壹味地為中國政府背書，再加上猛壹通贊美。查閱這次疫情中世衛組織、主要是總幹事譚德塞的歷次表態，簡直慘不忍睹。這裏就不再壹壹復述。世衛組織駐華代表高力（Dr Gauden Galea）接受英國天空新聞（Sky News）訪問時告訴了我們壹些內幕。高力說，世衛多次向中國要求參與新冠病毒的調查工作，都遭到拒絕。高力在談到疫情爆發初期世衛組織所扮演的角色時坦承，那時候世衛所知道的就只有中國匯報的信息，包括病毒是否人傳人的問題。（55）嗚呼。


歐美各國以及世界上其他大多數國家，這次應對疫情都不給力，程度有所不同。各國政府各有各的責任，有的大壹些，有的小壹些。壹碼歸壹碼。把應對不力的責任都推到中國政府頭上顯然是錯誤的，但是把責任都推到這些國家自己政府的頭上，否認中國政府的蓄意誤導，那就更錯誤。


（十三）向中國政府追責索賠有法理依據嗎？

於是，很多深受新冠疫情之害的國家對中國政府十分憤慨，紛紛向中國政府追責索賠。


5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鐘聲的文章《追責索賠鬧劇是文明之恥》。文章說，美國壹些政客就疫情向中國政府追責索賠是對國際法理的公然挑戰，國際法中國家主權豁免的法則明確規定，國家的行為和財產不受他國立法、司法、行政的管轄。而突發大規模流行疾病疫情屬於世界公共衛生事件，在法律上屬於“不可抗力”。

《人民日報》這篇文章實在沒水平。在這個問題上，《環球時報》都比它更高明。《環球時報》至少知道，追責索賠在法理上是有依據的。《環球時報》4月7日的文章《想讓中國第二次庚子賠款，有戲嗎？》說得明明白白。《環球時報》文章說：“2007年生效的《國際衛生條例》要求，締約國需及時、有效地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在本國出現的，可能構成國際關註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如不履行此義務，將會引發相關國家責任問題，從而帶來受害國或受影響國對該國追究責任的嚴重後果。”

《環球時報》的文章提到《國際衛生條例》，該條例第六條明確規定了締約國的義務，從而也就規定了締約國的責任。


《國際衛生條例》第六條“通報”，其中又分兩小條：第1小條說的是，締約國如果發現本國出現了有可能構成國際關註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在24小時內向世衛組織報告。然而中國官媒告訴我們，中國政府至遲在去年年底就已經知道了疫情，可是直到1月3日才向世衛組織報告，這中間相隔超過了24小時。不過這個問題或許還不算嚴重，因為當局可以辯解說，他們在了解到疫情後，總需要經過壹番調查研究，才能確定疫情是否具有構成國際關註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可能性。照這麽說，當局能在1月3日就向世衛組織報告或許並不算多晚。

《國際衛生條例》第六條的第2小條規定：“通報後，締約國應當繼續及時向世衛組織報告它得到的，關於所通報事件的確切和充分詳細的公共衛生信息；在可能時，其中包括病例定義、實驗室檢測結果、危險的來源和類型、病例數和死亡數、影響疾病傳播的情況及所采取的衛生措施；必要時，應當報告在應對國際關註的潛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面臨的困難和需要的支持。”


拿這壹條規定看，中國政府的問題就非常嚴重了。如前所說，中國政府長期淡化疫情，拖延了兩周甚至三周才承認人傳人；中國政府壹直發布虛假不實的數據。嚴重的問題在於，中國政府遲遲不承認人傳人以及發布不實數據，並非能力不足，而是有意為之，“吹哨人”李文亮的遭遇就是鐵證。因此，各國向它追責索賠是完全正當的，中國政府理當為它的蓄意隱瞞和造假承擔責任。盡管說，各國要落實向中國政府的追責索賠有很多具體困難，但是道理必須講清楚，必須把中國政府送上道義的審判臺。


（十四）攪渾水戰術

如上所說，向中國政府追責，是因為中國是此次疫情的原發國，但沒有履行原發國的義務，並因此給其他壹些國家造成巨大損害。所以毫不奇怪，中共就想釜底抽薪，攪渾水，否認中國是疫情原發國。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力堅壹馬當先。3月12日，趙立堅在推特賬號上連發5條推文，指“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56）由於趙力堅的身份是外交部發言人，所以他的推文格外引人註意，影響很大；但又由於他是在推特賬號、而不是在正式的外交部新聞發布會上發表這些言論的，故而中國政府又可以躲到壹旁，不必為這些言論承擔責任。

趙立堅在推特上說，美國疾病控制中心負責人羅伯特·雷德菲爾德自己承認，有些看上去是死於流感的美國人其實可能死於新冠病毒。因為美國在去年秋天就鬧流感，死了壹萬多人。趙立堅的意思就是，其實美國早就有新冠病毒，美國是新冠病毒的發源地。

趙立堅把美國疾控中心負責人的話肆意曲解，亂加引申。雷德菲爾德明明說的是現在（today）。現在，美國已經發生了新冠疫情，有些人可能被感染，但由於核酸檢測試劑盒不夠用，沒能得到確診，後來死了，被歸類為壹般的流感。這種情況美國可能有，歐洲、日本、韓國，乃至中國，包括封城前封城後的中國，都可能有。因為要確診新冠病毒不大容易，核酸檢測試劑盒緊缺，因此會有壹些患者仍得不到確診，死了也沒算做死於新冠病毒。這和明知是得了新冠病毒而死去，卻要否認或者隱瞞死於新冠病毒，根本是兩回事。

不錯，去年秋天起美國就鬧流感，上千萬人被感染，死了壹萬多人。但那場流感肯定不是新冠病毒。因為新冠病毒傳染力比壹般的流感強得多，醫生護士都會大量感染。就算病人稀裏糊塗，可是壹旦有大量醫護人員感染，他們壹定會警覺，壹定會下功夫去查。上海華山醫院張文宏醫生告訴我們，新冠和流感不會混淆。因為“新冠在CT上有非常特征性的表現，和流感很容易區分”。所以美國的醫生會很快查明這不是流感。（57）

趙立堅援引加拿大壹家著名的陰謀論網站Globalreserch的文章，力圖證明是美國軍方的細菌武器病毒泄露，導致新冠肺炎疫情，然後由參加武漢軍運會的美國軍人將病菌帶到武漢。這種說法更站不住腳。

趙立堅指責美國軍人參加武漢軍運會把病毒帶到武漢。這種說法早在2月3日就被國內的《南方人物週刊》的文章駁倒了。南周文章說：軍運會確實有5個外籍軍人運動員患病，但患的是瘧疾，和新冠肺炎無關，而且這5個人還不能確定是美國軍人。（58）

趙立堅引用加拿大壹家網站的文章，意思無非是說，妳看，連西方人自己都承認病毒是美國人搞出來的了。這話根本不成立。西方有言論自由，我們知道，在美國，壹直有人說911是CIA策劃的。妳不能說連美國人自己都承認911是CIA幹的了，可見911就是CIA幹的。加拿大網站那篇文章提到美國壹個軍事生化實驗室，說病毒是從那裏出來的，但是並沒有給出證據。那篇文章的作者是個商人，原來在上海復旦大學當過客座教授。

說新冠病毒是外國人帶到中國去的，這種說法顯然不成立。上海華山醫院的的張文宏醫生早就反駁過了。張文宏說，中國只有武漢最先出現了這個新傳染病，如果是外面傳到中國來，應該是幾個中國城市同時發病，而不是有時間先後。（59）

如果說病毒是美軍參加武漢舉行的軍運會帶到武漢的。這話也不通，因為這些美國軍人是來自美國又回到美國，那麽在美國就應該同時、甚至更早爆發疫情了。可是當時美國並沒有爆發新冠病毒疫情。這裏還不說這些美軍在來往旅途中坐飛機坐汽車，又會感染多少人多少地方。

如果是美軍把病毒帶到武漢，那麽在美國早就該爆發疫情了，早就該確定那不是流感是新冠病毒了，早就該被媒體自媒體廣泛報道了。可是早先美國的媒體自媒體都沒有報道，所以我們斷言不可能是美軍把病毒帶到武漢的。

至於說美方故意制造病毒或病菌，故意要美軍借參加武漢軍運會之機把病毒或病菌帶到武漢定點投毒，毒害中國人，那就更荒謬了。不值壹駁。


4月8日，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發表了壹篇由英國和德國研究人員撰寫的論文“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SARS-CoV-2 genomes”。這篇針對新冠病毒溯源的論文說，目前全球感染的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其實並非同壹種，而是三種截然不同卻又密切相關的變體（分為A、B、C三個類型）。研究發現，A型病毒雖然在武漢出現，但並不是武漢的主要病毒類型，反而是由A型病毒變異產生的B型病毒是武漢流行的主要病毒。B型病毒不僅在武漢流行，也傳播到了中國其它地方和整個東亞地區。而A型病毒主要的流行地是美國和澳大利亞。在歐洲流行的C型病毒則是由B型病毒變異而來，在法國、意大利、瑞典和英國的早期病例中發現。這種類型的病毒在該研究的中國大陸的樣本中未發現，但在新加坡、香港和韓國等地均有見到。由於論文作者稱，在美國流行的新冠病毒類型（A型）是中國流行病毒（B型）的“祖先”。這就被中國壹些媒體曲解為新冠病毒最早不是來自中國，而是來自美國。


其後，這篇論文的第壹作者、英國劍橋大學基因遺傳學者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接受美國之音采訪，對此作了澄清。福斯特說，可以肯定，新冠病毒最早是在中國傳播開的，而且病毒最早的流行地點可能並不在武漢，而是比武漢更靠南的廣東。至於病毒的確切起源，現在還無法斷定。（60）


把西方學者的研究肆意曲解，進而得出新冠病毒不是起源於中國，而是起源於美國或別的國家的假新聞並四處散播，這種做法中國可謂層出不窮。其實，散播此類假新聞者，也未必是指望別人真的相信，他們只不過是攪渾水而已。


（十五）石正麗鑒別準則

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發言人張業遂在5月21日新聞發布會上回答記者問時表態，“我們絕不接受任何濫訴和索賠要求”。張業遂特地提到：“我註意到最近的壹些媒體報道，我相信大家也都註意到了。”“這些報道表明，疫情在全球多個點出現，壹些病例出現的時間線不斷提前，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有關情況會越來越清楚。”（61）


是的，近兩個多月來，從互聯網上不時發出這類消息，說美國某地或意大利某地或法國某地，早在去年11月、12月甚至更早，曾經鬧過流感（或肺炎，例如電子煙肺炎），很多人得了病，也死了不少人。事後推測，那很可能就是新冠病毒病，只是當時人們不知道，當作壹般的流感或肺炎了。這就是說，新冠病毒疫情的原發地可能並不是中國武漢，而是美國某地或意大利某地或法國某地，中國的疫情倒是從別國那裏輸入的。另外也可能，中國武漢是新冠疫情的原發地，但美國某地或意大利某地或法國某地也是新冠疫情的原發地。新冠疫情有不止壹個原發地。歐美國家的新冠疫情不是從中國武漢傳過去的，而是從它們自己的某個地方傳過去的。

對於上述種種說法，妳幾乎不可能去壹個個的核實、澄清。因為妳剛剛駁倒了壹個假消息，第二個假消息又出現了。在我看來，壹個個地拆穿這類假消息也沒必要。因為我們有更簡單有效的辦法。

如果壹個地方發生了新冠疫情，而當地的醫生由於對這種病缺乏了解，當成壹般的流感或肺炎去治了。我們如何判斷當時那裏發生的是壹般的流感或肺炎呢，還是新冠疫情呢？如果現在有人出面告訴我們，他/她早在去年11月12月或更早的時候就得了新冠肺炎，只不過當時醫生不曾檢測，我們如何判斷他/她的自述是真實可靠的呢？

有壹個很簡單的指標。

武漢病毒所石正麗在2017年“追蹤薩斯源頭”演講裏講到：石正麗說：在薩斯疫情發生之初，由於缺乏對此病的認識，最初的薩斯病人，隔離措施做的不到位，包括醫院的醫生護士，他們自身防護不到位，“最早出現聚集性爆發的是在醫院裏”。（62）

註意這句話——“最早出現聚集性爆發是醫院”。甚至就連這次新冠疫情都出現了類似的情況，盡管有些中國醫生很早就發現了不明原因肺炎，就對病人隔離治療並註意自身的防護，但畢竟還是有很多地方的醫生把它錯誤地當成壹般流感或肺炎去治，因此沒註意自身的防護；再加上疫情爆發初期，合格的防護服不夠用，因此也有很多醫護人員被感染。發哨人艾芬就講到過這種情況。國務院副秘書長丁向陽3月6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在1月底之前，湖北有3000名醫護人員被感染。（63）

這就告訴我們，醫護人員的狀況具有指標性意義：如果壹個地方發生了薩斯疫情或新冠病毒疫情，而當地的醫生由於辨別不清，當成壹般的流感或肺炎去治，因此隔離防護不到位，那麽，首先在醫院會發生大面積感染。

這就叫石正麗鑒別準則：看壹個地方發生疫情究竟是壹般的流感或肺炎，還是新冠病毒病，首先就看那個地方是否發生過醫護人員的大面積感染，就看那個地方的醫院是否發生過疫情的首次聚集性爆發。有，就很可能是新冠，沒有，就肯定不是。

壹旦醫護人員發生大面積感染，那必定會引起醫護人員的高度警覺，他們必定會有強烈的動機，下大功夫去查明。只要那個地方有較好的科研能力及設施，他們必定會像中國的同行壹樣，很快就弄清楚這不是壹般的流感或肺炎，而是壹種新的冠狀病毒引起的病。那裏也會有李文亮、艾芬這樣的醫生，如果那個地方有言論自由，他們的聲音就不可能被壓下去，媒體早就會有報道，公眾早就該知道了。如果當時的媒體沒有報道，可見當時沒發生過，可見當時發生的不是新冠疫情。


（十六）“新冠疫情首先發生於何處”與“新冠病毒的源頭在哪裏”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有兩個問題要區分：新冠疫情首先發生於何處，這是壹個問題；新冠病毒的源頭在哪裏，這是另壹個問題。

這事要從鐘南山2月27日講的壹句話說起。鐘南山說：“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不壹定是發源在中國。”（64）鐘南山這句話是什麽意思？聯系這句話的上下文，再聯系他此後的講話，我們可以發現，他這句話的前壹段和後壹段講的不是同壹個東西。前面講的是疫情（epidemic），也就是新冠病毒病這種傳染病；後面講的是病毒（virus），也就是新冠病毒。壹個是指新冠病毒病，壹個是指新冠病毒，兩者不是壹回事。鐘南山的意思是說，新冠病毒病（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新冠病毒不壹定是發源在中國，也就是說，新冠病毒不壹定來自中國。

上海華山醫院醫生張文宏對鐘南山的說法不以為然。在談到新冠病毒的起源時，張文宏說：“通過全基因組測序，我們發現這個病毒的遺傳進化上肯定屬於蝙蝠冠狀病毒來源，這次這個病毒和蝙蝠攜帶的冠狀病毒就是壹家的，因此也引起了部分類似2003年薩斯樣的臨床表現。既然已經非常清晰它來自於蝙蝠攜帶的冠狀病毒，那蝙蝠是在這個海鮮市場上帶到人間，還是在隔壁縣裏的市場上帶到人間，最後又傳到這個市場，並在這個市場上爆發，妳覺得有意義嗎？”（65）

張文宏的意思是，新冠病毒就是來自蝙蝠；至於那蝙蝠到底是來自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還是來自隔壁縣裏的市場，這之間的差別沒什麽意義。

不錯，從理論上講，鐘南山說的沒錯。壹種傳染病和引起這種傳染病的病毒，畢竟是兩回事。因此理論上不能排除這種可能，即，疫情發生於某壹個地方，而造成疫情的病毒卻是出自另壹個地方。2003年的薩斯事件就是壹例。

眾所周知，薩斯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的廣東。起初，專家們認為薩斯病毒是來自果子貍，但後來又認為果子貍只是薩斯病毒的中間宿主，蝙蝠更可能是真正的源頭。於是，壹些研究者跋山涉水，深入西南、華南、華中等地尋找蝙蝠病毒樣本，最後在雲南壹處山洞裏的壹種名叫中華菊頭蝠的蝙蝠體內發現了薩斯病毒，從而確認薩斯病毒起源於蝙蝠。至於說雲南蝙蝠身上的病毒是如何傳播到遙遠的廣東的動物和人身上的？這個謎至今尚未解開。

薩斯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的廣東，然後蔓延到中國的24個省份，包括雲南。廣東是薩斯疫情的發源地，但不是薩斯病毒的發源地。雲南是薩斯病毒的發源地，但不是薩斯疫情的發源地。廣東的薩斯疫情並不是從雲南傳過去的，而雲南的薩斯疫情倒是從廣東傳過去的。

也有專家說，到目前為止，薩斯病毒的源頭在哪裏還沒有最終定論。但是，無論薩斯病毒的源頭在什麽地方，那都無改於下述事實，即，薩斯疫情（註意，是薩斯疫情，不是薩斯病毒）首先出現在中國廣東，其他省份——包括雲南——以及其他國家的薩斯疫情都是從中國廣東傳過去的。

假如廣東省政府和雲南省政府互相“甩鍋”。雲南政府說，就是妳們廣東爆發了薩斯疫情而未能得到控制，蔓延到了我們雲南，妳們廣東應該負責任。廣東政府說，薩斯疫情雖然是在我們廣東發生的，但是薩斯病毒卻是來自妳們雲南，妳們雲南才應該負責任。在這場爭執中，哪壹方更有道理呢？當然是雲南。

武漢病毒所的石正麗告訴我們：“在自然界野生動物攜帶的病源其實很多，但是感染人的機會非常非常少，它不會來主動感染人。我們現在經常能看到壹兩年就有壹個新發傳染病，這是人類活動的壹個結果，我們人類要去侵襲野生動物領地，要去旅遊要去開發要養殖還有很多這種（人類活動），實際上是我們人類活動造成的被感染。”（66）

這就是說，病毒本來就存在，存身於野生動物中的病毒不會主動感染人，因此有病毒本來不是問題。人由於自己的某些活動而感染上了病毒，這才是問題。人感染上病毒而又沒有及時隔離治療，導致越來越多的人被感染，甚至蔓延到別的地區別的國家，這才是問題。

這就是說，爭論病毒的源頭在哪裏，這個問題其實對我們並不那麽重要。解答這個問題要靠專家。薩斯病毒的源頭之謎就是專家解開的，不是記者或公共知識分子解開的。還需要時間。薩斯病毒的源頭之謎是在薩斯病毒事件13年後才解開的，而且到現在也不能說就是最終定論。但這不那麽重要。因為我們真正關心的問題，並不是薩斯病毒的源頭在哪裏，而是薩斯疫情是從哪裏發生的，是怎樣蔓延開來的。而這個問題本來已經很清楚。如果我們去爭論薩斯病毒的源頭在哪裏，反而會使我們模糊焦點，轉移視線，用壹個不重要又壹時爭不清的問題，掩蓋了、代替了薩斯疫情是從哪裏發生以及怎樣蔓延這個真正重要的、並且早已清楚的問題。

回到新冠疫情和新冠病毒的事情上來。新冠病毒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武漢，然後蔓延到中國其他省份，蔓延到世界上很多國家，包括美國、意大利。正如張文宏醫生指出的那樣，新冠病毒和薩斯病毒同類，其源頭肯定就是蝙蝠，就是在中國。在沒有拿出證據的情況下就隨意猜測新冠病毒是出自外國，在科學上是不負責任的。

退壹步講，即便我們在理論上承認，像鐘南山所說，新冠病毒不壹定發源於武漢。新冠病毒也許發源於其他地方，甚至外國，例如發源於美國發源於意大利。但是中國武漢的疫情並不是從其他地方傳過去的，不是從美國或意大利傳過去的；而其他地方的疫情，包括美國的疫情、意大利的疫情，都是從中國武漢、從中國傳過去的。這壹點仍是確定無疑的。鐘南山也承認新冠疫情是首先出現在中國。其言外之意就是，其他國家的新冠疫情都是從中國擴散出去的。這壹點是確定無疑的。 中國武漢是新冠疫情的原發地，其他地方、其他國家的新冠疫情都是輸入型。這壹點是確定無疑的。


（十七）新冠病毒是不是從實驗室泄漏的？

順便談壹談病毒是不是從武漢實驗室泄漏的問題。早就有人懷疑新冠病毒是從武漢病毒所泄漏的，並且提出了若幹線索和證據。

應該說，武漢病毒所確實有可能是這次新冠疫情發生的源頭。在武漢病毒所和新冠病毒源頭之間，至少有兩種可能的關聯。

1、壹般的病毒所都保有病毒樣本。武漢病毒所的實驗室有從壹萬五千多只蝙蝠身上取得的上千個冠狀病毒樣本。這些病毒樣本，如果保管不善，或者是操作違規， 處理廢棄物沒按照規定，都可能發生人被感染的情況。2004年3月在北京的中國疾控中心病毒所實驗室就發生過這種泄漏。


武漢病毒所的石正麗在接受《科學美國人》（2020年4月27號）采訪時談到這個問題。石正麗說，2019年12月30日晚上7時，她在上海開會的賓館接到武漢病毒所領導的緊急電話後，立刻搭火車趕回武漢。當時，兩名疑似薩斯病人的病毒檢體，已經送到病毒所。她壹路上都不安地在想，“是不是湖北衛生局搞錯了？難道病毒來自我們的實驗室？”石正麗說，她本以為冠狀病毒的高風險區域應該是中國東南部的廣東、廣西或雲南，“我從沒想過這會在中國的中部城市、武漢爆發開來”。


疫情初始，她每晚難以入眠，除要研究團隊反復檢測送來的病人病毒樣本，並建立病毒基因排序，拿來和實驗室十多年來從壹萬五千多千只蝙蝠身上取得的上千個冠狀病毒樣本比對檢測；另壹方面，她瀏覽過去幾年實驗室的記錄，查核實驗材料，尤其是在廢棄物處置過程中，有沒有疏失。最後發現病人樣本中沒有壹個病毒基因序列與她們團隊從蝙蝠洞取樣的病毒基因序列相匹配，她說，“這讓我心中壹塊石頭落了地“。（67）


不過正如《華爾街日報》編輯部文章“武漢實驗室理論”壹文所說，石正麗自己堅稱，武漢出現的冠狀病毒與任何樣本都不匹配，但這需要進行外部調查才能確認。（68）


再有，2、研究者外出采集蝙蝠，或者是把蝙蝠帶回實驗室研究、短期飼養時，如果自身防護不到位，就可能被感染。


2015年，石正麗團隊通過對雲南218位村民的血清測試，研究發現有6人（近3%）攜帶來自蝙蝠的對類似薩斯的冠狀病毒的抗體，雖然他們之中沒有人處理過野生動物或報告過類似薩斯或類似肺炎的癥狀。這表明薩斯類冠狀病毒有很高的潛力直接感染人，而無需中間宿主。論文還預測，蝙蝠體內的SARS相關冠狀病毒“溢出”到人類體內後，可能會引起類似SARS的疾病。（69）

武漢有兩座研究病毒的實驗室，壹座是石正麗所在的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P4實驗室，另壹座是武漢市疾控中心下屬的病原生物檢驗所的P2實驗室。後壹座實驗室離華南海鮮市場只有1華裏。武漢市疾控中心有位名叫田俊華的80後醫生。根據官媒報道，田俊華從2012年開始對蝙蝠的研究，多次外出抓獲蝙蝠，曾抓獲過壹萬多只蝙蝠做樣本。田俊華知道，蝙蝠攜帶大量病毒，壹不小心就有被感染的風險。可是田俊華在野外抓獲蝙蝠的過程中，有時不註意自身防護，被蝙蝠咬抓，噴血在皮膚上，尿液滴在身上。他擔心被感染，只好回來後自行隔離觀察。（70）


從上述報道看來，這也是壹種可能的人被病毒感染的方式。再者，研究人員把諸如蝙蝠壹類動物抓回研究所做研究，會有短期飼養。其間也不能排除發生上述情況。


關於病毒是否人造。從理論上講，研究人員可以對源於自然的病毒進行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因此從理論上講，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是可能的。至於新冠病毒是不是這樣的，那當然不壹定，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現在專家普遍認為不是。


不過在我看來，新冠病毒是不是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這個問題其實並不重要。就算是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那是科學實驗，無可非議，何錯之有？

有人說，如果病毒是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問題就嚴重了，因為那涉及制造生物武器，違反了國際禁止生物武器的條約。不錯，對病毒進行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確實可以用於軍事用途，但也可以用於非軍事用途，比如用於研發疫苗，用於研制藥物。美國的國家衛生研究院從2015年起就在資助武漢病毒所，資助它進行冠狀病毒研究，只是不久前才停掉資助。可見，美國對於武漢病毒所的研究工作是知情的，並不認為它在搞生物武器。

2018年有美國國務院官員造訪武漢病毒所，在給國務院的報告提到該研究所存在安全隱患和管理缺陷。所以，病毒是不是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這個問題不重 要，重要的是有沒有實驗室泄漏。但若是病毒從實驗室泄漏而引發疫情，那無論這個病毒是人造的還是天然的，都屬於嚴重事故，引發疫情的後果是壹樣的，當事人的責任也是壹樣的。所以，新冠病毒是人造還是天然不重要，是不是從實驗室泄漏才重要。

針對外界關於新冠病毒是從實驗室泄漏的指控，中國政府對此作出十分強烈的反應，大報小報齊上陣，口誅筆伐。這種反應並不令人意外。可是，中國政府壹再拒絕美國、歐盟、澳大利亞等國對武漢病毒所進行調查，尤其是拒絕世界衛生組織調查武漢病毒所，而且世衛組織早就提出過調查的要求，但總是被中國政府拒絕。這種反應不能不令人起疑。這就給人“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

向中國政府追責，有兩個理由。壹個理由是認為病毒從武漢病毒所泄漏，中國政府負有事故責任。另壹個理由是，即便病毒不是實驗室泄漏，疫情是自然發生的，但由於中國政府的壓制、封鎖、隱瞞，發布不實信息，誤導了各國，違反了國際衛生條例，因此也該承擔責任。如果說對前壹個理由，壹般人還難有定論；那麽對第二個理由，我們就很有把握了。

結語

整個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災難的癥結，就是在疫情初期，中共當局、首先是習近平，不準公布疫情，拒絕啟動應急機制，錯過了把疫情扼殺於萌芽狀態、防止疫情大規模擴散的時間窗口，又由於中國政府隱瞞真相，發布不實信息和虛假數據，嚴重地誤導了各國政府和民眾。在新冠疫情造成的巨大災難中，中國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習近平無疑是第壹責任人。

極權國家應該承擔責任

作者 王維洛 寫於 二零二零年

2020年4月4日英國跨黨派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Henry Jackson Society）”發布壹個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瞞報疫情信息”，“違反《國際衛生條例》，對新冠病毒擴散負有責任”。研究報告進而提出，中國應該向英國支付3,510億鎊賠償金，同時也應該向其它七國集團（G7）成員國支付巨額賠償，以彌補因其瞞報疫情給各國造成的損失。這是國際上第壹個依據《國際衛生條例》向中共追責，向中共要求賠償的團體。


對此中共媒體發表了多篇反駁文章，認為“亨利·傑克遜協會”向中共追責、向中共要求賠償是毫無道理的，因為中方從2019年12月27日中國湖北省壹家醫院首次上報3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到12月31日向世衛組織駐華辦事處通報、2020年1月3日完成正式上報程序；從1月7日分離出新冠病毒、12日將病毒全基因組序列與世衛組織分享，以及每天發布最新數據，與各國分享相關信息和經驗等等。


但是問題的核心在於：中方通報的新冠疫情信息是否真的快速、公開、透明的？中方通報的新冠疫情信息是否是真實的、準確的？


2020年5月16日中共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鐘南山在獨家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專訪時承認，在2020年1月23日前武漢地方政府曾向公眾隱瞞關鍵的疫情資訊。從表面上看，從2019年12月31日開始到2020年1月20日都是武漢市衛健委向中國、向世界通報的新冠疫情信息；從2020年1月21日開始之後是國家衛健委衛生應急辦公室履行這個職務。但是，武漢當地政府在1月23日以前的隱瞞行為難道國家衛健委不知道實情嗎？


國家衛健委的第壹批專家組早在12月底就到武漢，也完全了解這個病毒是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的情況。根據《國際衛生條例》第二編-信息和公共衛生應對，第六條通報和附件2的規定，如發生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SARS），各締約國應在評估公共衛生信息後24小時內，以現有最有效的通訊方式，通過《國際衛生條例》國家歸口單位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1]。這個通報的責任在於武漢當地，也同時在於國家衛健委或者國家疾控中心。 在判斷壹個締約國是否履行義務，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可能構成國際關註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並分享信息，並不區分是締約國的某個地方政府還是締約國的中央政府向公眾隱瞞了關鍵的疫情資訊，這都是締約國沒有履行義務。


而且前武漢市長周先旺在1月27日接受央視采訪時就表明最初疫情的不及時披露與未獲得上級授權有關。所以， 隱瞞疫情的責任不是僅僅在於武漢或者湖北當地政府，國家衛健委乃至整個中央政府是主導了要隱瞞疫情的決定。鐘南山在CNN的說法只是在中共面臨國際追責的壓力下利用CNN國際媒體來替中央甩鍋給地方，替中共洗白罷了。鐘南山把鍋甩給武漢地方政府，雖然其目的是為中央政府解脫部分責任，但是在國際上來說，反而坐實了中共政府的失職。

2019年12月31日國家衛健委向武漢市派出了第壹批專家組共九人，組長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疾控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徐建國，組成人員有北京地壇醫院感染性疾病診療與研究中心首席專家李興旺、中日友好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主任曹彬、中國疾控中心應急中心主任李群，及幾位中國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

第壹批專家組在武漢的具體活動非常重要有哪些？他們到哪裏視察？他們對疫情做出了什麽樣的判斷？他們對防疫措施提出了什麽具體的建議？2020年1月22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李斌對第壹批專家組的工作有下面的描述：“23天前，也就是2019年的12月30日，我委獲悉湖北省武漢市發生了聚集性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第壹時間派出國家工作組和專家組，實施國家和省市聯動，指導支持武漢市全力做好疫情的防治工作。壹是全力救治患者。二是認真組織疫情研判。根據掌握的信息，武漢市果斷對患者集中的暴露場所，也就是華南海鮮批發市場，實行了休市。在全市範圍內開展病例的搜索隔離治療、密切接觸者的追蹤和醫學觀察。三是國家省市專家立即研究制定相關的防治方案，組織實施流行病學調查、標本采集送檢、病原溯源等工作。四是將掌握的情況於12月31日向社會公布。”[2]


那麽，根據李斌的介紹，第壹批專家組的第壹個重要成果是武漢市衛健委首次於2019年12月31日向社會發布疫情的信息：“目前已發現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嚴重，其余病例病情穩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轉擬於近期出院。專家從病情、治療轉歸、流行病學調查、實驗室初步檢測等方面情況分析認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調查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根據2020年1月24日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等《柳葉刀》雜誌（The Lancet）發表的《中國武漢地區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的臨床特征》論文，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武漢市金銀潭醫院收治的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共41例，其中27例與華南海鮮市場有接觸史，14例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武漢市衛健委在2019年12月31日公布的27例病例，應該就是金銀潭醫院收治的、與華南海鮮市場有接觸史的27例病例。另外14例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的病例被隱瞞未報。而專家組成員李群和他的同事對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當時收治病人89例全部進行了調查[3]。所以專家組和武漢當地的是協同起來隱瞞這14個病例。


中共政府總結了2002年/2003年SARS疫情爆發的經驗教訓，認為不能及時、全面掌握SARS疫情的信息是關鍵，所以立即投下巨資建立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建立防止SARS這樣疫情再次肆虐中國的馬奇諾防線，而且這套網絡直報系統壹直運行良好。2019年8月21日徐建國親口說：“目前，我國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將傳染病報告時效從過去的5天縮短為4小時。壹張傳染病防控巨網正在形成。”[4]


但是，正是徐建國為組長的第壹批專家組摧毀了這道馬奇諾防線。2019年12月30日發布武漢市衛健委發布《關於報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況的緊急通知》（僅對武漢市衛生系統有關單位下發）規定了病例上報的方式：采用統計表的形式，並加蓋公章，掃描，然後用電郵寄到指定的武漢市衛健委郵箱：whsyzc@126.com。由於所有上報數據必須加蓋公章（經領導批準），直接輸入網絡直報系統的路徑就變得很困難、很復雜。於是，在這次的新冠疫情上報方面，中國又回到了2003年發生薩斯之前。


2020年1月4日徐建國在北京（顯然此時第壹批專家組已經離開武漢回到北京）接受香港大公報記者采訪時說：當前並無證據表明香港病例與武漢的直接聯繫。“不能因為去過武漢就說是被傳染的。”根據內地官方最新數據，武漢不明肺炎三天內從27例病例增加至44例，三天擴大到幾十例的速度並非罕見，從目前看，未發現明顯的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且沒有發生死亡案例，說明病毒威脅水平有限。徐建國還強調，中國的傳染病控制有多年的積累，絕不會出現因為春運發生大擴散的可能性。[5] 可見第壹批專家組特別是組長徐建國是大大地低估了武漢疫情。這壹點在徐建國1月14日接受《科學》雜誌采訪時表現得更加明顯，他認為疫情可能在下周結束。[6]這完全是壹個錯誤的估計。而這種錯誤的估計正是代表了第壹批專家組對武漢疫情的研判。


2020年1月1日上午7時，華南海鮮批發市場被武漢市江漢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和衛生健康局公告實行休市，進行環境衛生整治[7]。1月1日上午第壹批專家組到達華南海鮮市場時，原來市場的人員在沒有被隔離檢測的情況下就已經匆忙撤離。根據中國疾控中心的報道：“找尋病原，找尋致病元兇是我們的職責所在，我們必須第壹時間抵達市場，盡快取回標本展開檢測”。（市場）“汙水橫流，轉瞬又滲入下水道，不知去向。就像這個未知的病毒，我們不知道他從哪裏來，也並不清楚他會在哪裏潛伏，又會流轉到哪裏。時不我待，專家們決定迅速進入市場，專家們在淩亂的攤位中艱難行走著，認真查看記錄攤位位置、仔細詢問銷售物品明細、對售賣商品和相關環境進行了全方位采樣。”[8]


另外，根據新華社記者報道，中國疾控中心專家組在1月1日上午在華南海鮮市場，針對病例相關商戶及相關街區集中采集環境樣本515份，運送至病毒病所進行檢測。1月12日，病毒病所專家再次在華南海鮮市場采集野生動物販賣商鋪相關標本70份，並轉運至實驗室進行檢測[9]，共計環境樣本585份。


中國疾控中心病毒所1月26日表示，該所首次從華南海鮮市場的585份環境樣本中，檢測到33份樣品含有新型冠狀病毒核酸，並成功在陽性環境標本中分離病毒，提示該病毒來源於華南海鮮市場銷售的野生動物。新華社報道稱，33份陽性樣本分布在市場上的22個攤位和1個垃圾車，其中31份陽性標本分布在華南海鮮市場西區。經調查發現，華南海鮮市場名義上是海鮮市場，但實際上卻是個綜合市場。市場西區存在野生動物交易，尤其是西區的七街和八街靠近市場內部的區域存在多家野生動物交易商鋪，而這壹區域的陽性標本也比較集中，占全部陽性樣本的42.4%(14/33)。綜上所述，高度懷疑此次疫情與野生動物交易有關。[10]


但是，問題的核心是如果環境樣本中有病毒，那麽病毒是來自被感染的市場的人群還是那裏販售的動物？ 武漢的疾控專家以及國家衛健委的專家在明確這是冠狀病毒的爆發的情況下，也明確知道SARS有蝙蝠和果子貍的宿主先例，卻只收集環境中的樣本，而不收集海鮮市場的動物樣本，這是違背流行病控制的最不可思議的失職行為。如果有收集動物樣本，卻不公布檢測結果，那就是刻意隱瞞動物樣本的測試結果。


在第壹批專家組環境樣本采集之後，2020年1月1日下午5時，十數名身著白色防護服、帶護目鏡及綠色口罩的人員攜帶噴淋設備進入市場西區，開始消毒工作[11]。武漢華南海鮮市場這個現場被破壞。浙江大學生命科學研究院王立銘教授指出：“想要搞清楚病毒的真正源頭，壹個辦法是先從武漢、特別是華南海鮮市場入手，畢竟那裏仍然是最可疑的地點，不是第壹現場，也是第二現場。但是就像我前面微博裏說過的，華南海鮮市場關閉的時候沒有保留動物樣本，失去了第壹手證據，讓我們沒有辦法去真正分析海鮮市場內部是不是真的有某種野生動物身上攜帶了新冠病毒。這是壹個歷史的遺憾。盡管後來疾控部門宣稱從海鮮市場的環境中檢測到了病毒的基因序列，但是這種證據的作用遠不如找到壹只或者壹批確實攜帶病毒的動物標本。[12]”


把這個事情描述為“歷史遺憾”這無疑是體制內能夠用的詞語。而作為公共衛生防疫，這其實就是武漢當地衛生部門和國家衛健委的集體嚴重失職。


第壹批專家組的第三個工作就是編制了《武漢市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應急監測方案》和《武漢市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密切接觸者管理方案》。第壹批專家組的第四個工作與湖北省、武漢市衛健委壹起制定了早期診斷的三個標準。這個早期診斷的標準，壹直沒有公布，只是出現在壹些報道中，當時患者需要同時具備有
——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
——發熱、缺氧、呼吸困難等臨床癥狀與
——CT影像學等條件，
才能被確診為新冠肺炎（疫情初期還沒有病毒核酸檢測壹說）[13]。


而財新網對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癥醫學科主任彭誌勇的采訪證實，此前，國家衛健委的專家組到武漢金銀潭醫院調查後做了壹套診斷標準：
——要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
——要有發燒癥狀，
——病毒檢測呈陽性，
三條標準都達到才能確診。但壹線醫生反映，這個診斷標準太苛刻了——“按照這個標準，很難有人會被確診，尤其是第三點，非常苛刻，實際上極少有人能去做病毒檢測；這樣很容易漏掉真實的病人。而這是傳染病，確診標準弄得太緊，放掉有病的人，對社會危害很大”[14]。


把與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作為確診武漢新冠狀病毒肺炎患者的三個必要條件之壹，導致了2020年1月初大量患者得不到確診，無法被定點醫院收治，或者沒有及時被醫院收治，造成許多患者的死亡。原金銀潭醫院院長、現湖北省衛健委副主任張定宇認為：“疫情初期，在正式的多版診療方案出臺之前，有關部門做過壹個診療指南，供內部使用。當時，我們強調流行病學史比較多，不像現在，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的病人更多壹些。當時專家都把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作為流行病學意義上很重要的依據，同時也作為診斷的要求和條件。這不是某壹個專家的意見，而是大家的壹個共識，整體的專家意見是由國家和省、市的專家壹起制定的。這跟事件本身發展的認知水平有壹定的關系。”[15]


這對於壹個經歷過2002年/2003年薩斯的中國來說，這是壹種推卸責任的做法。根據黃朝林等的《中國武漢地區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的臨床特征》論文，41例病例中，14例並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而且第壹例病患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在所謂最早上報新冠疫情的張繼先醫生所接診的七個病例中，有3個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所以，第壹批專家組把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作為確診的壹個必要條件是有意的誤導。由於第壹批專家組制定的早期診斷三個標準存在嚴重缺陷，國家衛健委緊接著就不斷更改診斷的標準，據說是五次做出修改。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共政府發布的疫情信息都是不準確的，因為每批病患確診的標準都不同。這壹點，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看不懂，世界民眾也看不懂，這就是誤導。



第壹批專家組的第五個工作就是壓下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SARS）病例不報，並建議湖北省衛健委發出通知，不準再做病毒檢測，並建議國家衛健委下文，銷毀病毒樣本。根據財新記者趙今朝的報道，種種證據顯示，在2019年12月底之前，有不少於九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樣本被從武漢各醫院采集，基因測序顯示病原體是壹種類SARS冠狀病毒，這些檢測結果陸續回饋醫院並上報給了衛健委和疾控系統[16]。


最為著名的壹份SARS檢測報告就是艾芬醫生用紅筆畫圈、李文亮醫生上傳的那壹份。


2019年12月27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急診科接診了壹名41歲的陳姓病人，其12月16日無明顯誘因發熱，當日患者在該院呼吸科ICU做支氣管鏡取樣，樣本送至北京的博奧醫學檢驗所有限公司。12月30日，北京博奧醫學檢驗所將這位病人的基因測序報告反饋給了醫生：經NGS檢測，檢測結果為“SARS Conavirus”（SARS冠狀病毒）。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第壹時間向醫院公共衛生科和院感部門報告。艾芬醫生看到這份檢測報告後在SARS上用紅筆畫了壹個橢圓形的圈。李文亮醫生將這份檢測報告放到武大醫學院同學微信群中，接著當天傍晚17時48分，李文亮又在同學群中發布信息：“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在我們醫院急診科隔離”。19時39分，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神經內科醫生劉文在工作微信群“協和紅會神內”發布信息稱：“剛剛二醫院（即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確診壹例冠狀感染性病毒肺炎，也許華南周邊會隔離”，“SARS已基本確定，護士妹妹們別出去晃了”。20時48分，武漢協和醫院腫瘤中心醫生謝琳卡在腫瘤中心微信群發布消息稱，“近期不要到華南海鮮市場去，那裏現在發生了多人患不明原因肺炎（類似非典），今天我們醫院已收治了多例華南海鮮市場的肺炎病人，大家註意戴口罩和通風”——這三位醫生此後都遭到警方訓誡。[17]


另壹份檢測報告來自廣州的微遠基因公司。


2019年12月15日，壹名65歲的華南海鮮市場男性送貨員開始發燒。12月18日，他來到武漢市中心醫院本院（南京路院區）急診科看病，醫生懷疑可能是社區獲得性肺炎，將其收治入該院急診科病房。12月22日，這位病人病情加重，進入ICU，醫生們使用了各種抗生素治療無效，便對這位病人進行了氣管鏡采樣，然後將病人的肺泡灌洗液樣本送到第三方檢測機構廣州微遠基因科技有限公司進行NGS檢測。2019年12月24日，位於廣州黃埔的微遠基因收到壹份來自武漢患者的肺泡灌洗液樣本。提供樣本的武漢市中心醫院希望微遠基因利用其基於宏基因組學的二代高通量基因測序技術（mNGS），找出病原體。檢測後，微遠基因發現樣本裏有壹種跟SARS相似度約81%的新型冠狀病毒。12月27日，微遠基因將結果電話通知武漢市中心醫院，並將數據共享給中國醫學科學院病原所[18]。微遠基因的負責人於28、29日前往武漢向醫院、疾控中心匯報分析結果。


第三份檢測報告來自華大基因。


12月26日，華大基因將武漢當地醫院提供樣本的測序結果口頭通報給武漢協和醫院（全稱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稱病原體是壹種新的冠狀病毒，與SARS相似，建議醫院向武漢市衛健委報告[19]。根據《健康報》2020年3月9日發表的首席記者劉誌勇撰寫的《生死金銀潭》：“2019年12月27日晚，黃朝林接到壹個武漢同濟醫院打來的電話，請求將壹名冠狀病毒肺炎患者轉至金銀潭醫院。對方在電話中說，第三方基因檢測公司已在病例樣本中檢測出冠狀病毒RNA，但該結論並未在檢測報告中正式提及。憑借職業敏感，正在與黃朝林討論工作的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立即撥通了北京地壇醫院專家（筆者註：應該是第壹批專家組的李興旺）的電話，得到的建議是接收患者，展開調查和研究。張定宇當晚就找到了這家第三方檢測公司，通過溝通協調，由對方將相關基因檢測數據發送給醫院合作單位——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初步基因比對的結果提示，這是壹種蝙蝠樣SARS冠狀病毒。”[20]


華大基因是中國的行業老大。在2019年12月份，武漢當地醫院至少送了超過30例疑難肺炎的病例樣本給華大基因委托測序。華大基因在其中壹共發現了三例屬於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除了12月26日壹例外，另外兩例分別收樣於12月29日和30日。2019年12月29日，華大基因對該病例樣本完成的基因測序結果顯示，病毒與SARS基因序列相似性高達80%，但不是SARS，而是壹種之前未有的冠狀病毒。


2019年12月30日，華大基因將測序結果口頭通報給武漢協和醫院，稱病原體是壹種新的冠狀病毒，與SARS相似，建議醫院向武漢市衛健委報告[21]。


2019年12月31日，華大基因將三例類SARS的冠狀病毒混裝，即將三個病毒基因序列片段合在壹起形成了壹個混裝的全基因序列。2020年1月1日，這份混裝的新型冠狀病毒基因序列提供給了中國疾控中心，2020年1月3日，華大基因對三個樣本中的病毒都完成了全基因序列測序。華大方面並沒有對外公布這三個樣本的新冠病毒基因組序列。[22]


當徐建國為組長的第壹批專家組在武漢之際，已經有多份檢測報告和基因測序顯示病原體是壹種類SARS冠狀病毒，是《國際衛生條例》附件2規定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SARS）。根據《國際衛生條例》，各締約國應在評估公共衛生信息後24小時內，以現有最有效的通訊方式，通過《國際衛生條例》國家歸口單位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

根據財新記者報道，截至2020年1月19日，GISAID（全球共享流感數據倡議組織）平臺上共上傳有13條樣本的新冠病毒基因組序列。除去日本、泰國的三條，剩下的10條全部由中國科研單位上傳。從樣本采集時間看，最早的是前述2019年12月24日采集並由中國醫學科學院病原所上傳的那壹例。還有8個樣本是在12月30日采集的，分別為武漢市金銀潭醫院與湖北省疾控中心（1條）、金銀潭醫院與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5條）、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2條）[23]。此外，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還上傳了壹條2020年1月1日完成采集樣本的基因序列。Diago查證《GISAID目錄》，發現2019年12月26日取樣的結果有兩份，編號為406798和402125，2020年12月30日上傳的6條，編號分別為：403930、402132、402130、402121、402128、402127，加在壹起壹共8份樣本[24]。無論是財新記者報道的10條新冠病毒基因組序列還是Diago查證的8條，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月1日已經有多份檢測報告和基因測序顯示病原體是壹種類SARS冠狀病毒。


第壹批專家組壓下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SARS）病例沒有上報，所以，國家衛健委派出的第壹批專家組徐建國等是隱瞞報告SARS病毒的責任人。


2020年1月1日，為武漢醫院提供第三方檢測的基因公司接到湖北省衛健委壹位官員電話，通知他武漢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樣本送檢，不能再檢；已有的病例樣本必須銷毀，不能對外透露樣本信息，不能對外發布相關論文和相關數據，“如果妳們在日後檢測到了，壹定要向我們報告”[25]。


2020年1月3日，國家衛健委辦公廳發布《關於在重大突發傳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強生物樣本資源及相關科研活動管理工作的通知》，這份國衛辦科教函（2020）3號文稱，針對近期武漢肺炎病例樣本，依據目前掌握的病原學特點、傳播性、致病性、臨床資料等信息，在進壹步明確病原信息之前，暫按照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第二類）進行管理；各相關機構應按省級以上衛健行政部門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檢測機構提供生物樣本開展病原學檢測並做好交接手續；未經批準，不得擅自向其他機構和個人提供生物樣本及其相關信息；已從有關醫療衛生機構取得相關病例生物樣本的機構和個人，應立即將樣本就地銷毀或送交國家指定的保藏機構保管[26]。


另外，1月3日，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張永振教授團隊收到壹個病人樣本，並於1月5日從樣本中檢測出壹種新型SARS樣冠狀病毒。上海公衛中心當日立即向上海市衛健委和國家衛健委等主管部門報告，提醒他們新病毒與SARS同源，應是經呼吸道傳播，建議在公共場合采取相應疾控防疫措施。該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上傳至NCBI GenBank數據庫，為保證準確，後續還進行過修正。張永振團隊等到1月11日上午，未見國家衛健委有任何行動，悉尼大學的進化生物學家愛德華·霍爾姆斯（Edward Holmes）代表上海市（復旦大學附屬）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兼職教授張永振在virologic.org上披露新冠病毒的“初始”序列，為全球最早公布該病毒序列的團隊。


就在張永振研究團隊公布基因組序列數小時後，1月11日晚，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宣布將與世界衛生組織共享基因組序列。後來發現，中國衛健委的信息是武漢病毒學研究所發送的。1月12日另外5個來自不同患者的病毒基因組序列由國家衛健委領導小組在全球共享流感病毒數據庫GISAID發布，序列來自中科院武漢病毒所、醫科院、中國疾控中心。也就在這壹天，張永振研究團隊的P3實驗室以“整改”理由被關閉。[27]


2020年3月3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例行的記者會說：“2020年1月3日中方開始正式向世衛組織以及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及時主動通報信息，11日中國疾控中心將5條新冠病毒全基因組序列上傳網站，同全球和世衛組織共享數據。”[28]　可見2019年12月31日國家衛健委第壹批專家組抵達武漢開展現場調查，他們的結論是2020年1月3日中方正式向世衛組織以及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通報信息的基礎。問題的核心，不在於中方正式向世衛組織以及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通報信息這個形式，而在於中方向世衛組織以及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通報信息的內容。

國家衛健委第壹批專家組抵達武漢開展現場調查時，已經有多份檢測報告和基因測序顯示病原體是壹種類SARS冠狀病毒，是《國際衛生條例》附件2規定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SARS）。顯然1月3日中方並沒有向世衛組織以及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通報武漢發現多起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SARS）。第壹批專家組隱瞞１２月份武漢發現多起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SARS）以及已經從病人樣本中測序到類SARS病毒的事實，而且還人為設限使得確診病例嚴重失真，病人樣品被銷毀，並和武漢當地衛健委配合在公告和媒體采訪上輸出虛假信息，誤導大眾，也涉嫌刻意隱瞞海鮮市場動物樣本測試結果或者嚴重失職。 這壹系列惡行使得對於疫情在中國和世界的蔓延的控制失去了至關重要的先機。而且由於武漢當地公共衛生官員和國家衛健委第壹批專家組的嚴重失職或者刻意隱瞞，到目前為止，與武漢疫情爆發相關的動物樣本是否被收集以及相關收集結果仍然是個謎。這對於追溯疫情爆發來源，以及全球防止類似疫情再次爆發，都加深了防控的難度。國際社會應該對此深入調查並對相關人員展開嚴厲的追責，才是對這種罪孽深重的犯罪行為的應有的態度和作為。

極權社會應該承擔責任

作者 王維洛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壹、張定宇是隱瞞報告SARS病毒的關鍵責任人


筆者在《湖北省衛健委副主任張定宇是隱瞞報告SARS病毒的關鍵責任人》（《議報》，2020年5月8日）壹文中指出，綜合《健康報》和《人民日報》的關於優秀共產黨員張定宇的報道，可以確認下列事實：


2019年12月27日晚，武漢同濟醫院打來的電話，請求將壹名冠狀病毒肺炎患者轉至金銀潭醫院。武漢同濟醫院說，第三方基因檢測公司已在病例樣本中檢測出冠狀病毒RNA，但該結論並未在檢測報告中正式提及。憑借職業敏感，身為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黨委副書記、院長的張定宇立即撥通了北京地壇醫院專家的電話，得到的建議是接收患者，展開調查和研究。張定宇當晚就找到了這家第三方檢測公司，通過溝通協調，由對方將相關基因檢測數據發送給醫院合作單位——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初步基因序列比對的結果提示，這是壹種蝙蝠樣SARS冠狀病毒。”[1]


美國陸軍從事病毒學研究的專家林曉旭博士在2020年5月4日《新唐人電視臺》主持人方菲女士主持的《熱點互動》節目中說：根據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在醫院、在實驗室測到發現薩斯病毒或者薩斯陽性，必須在24小時之內上報世界衛生組織，這即構成國際關註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2]。


對此林曉旭博士認為，2019年12月27日基因測序公司提供的檢測結果就已經知道是類SARS病毒。武漢病毒研究所只是做核實，再和蝙蝠冠狀病毒序列做比較。所以，那時候就應該通報WHO了。序列都測出來了，沒有什麽更多需要確認的了。


可是張定宇並沒有遵照希波克拉底誓言、沒有按照《國際衛生條例》，在24小時內，以現有最有效的通訊方式，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中國武漢市出現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SARS）。


二、張定宇被授予人民英雄榮譽稱號


2020年8月1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根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壹次會議11日下午表決通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授予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中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士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的決定，授予鐘南山“共和國勛章”，授予張伯禮、張定宇、陳薇（女）“人民英雄”國家榮譽稱號。[3]9月8日習近平親自在人民大會堂給鐘南山、張定宇頒授勛章。[4]


三、抗疫題材時代報告電視劇《在壹起》


讀者也許還能記得《大國戰“疫”——2020中國阻擊新冠肺炎疫情進行中》這本書，這是由中共宣傳部和國務院新聞辦指導、五洲傳播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聯合編輯出版的書，除漢語外還有英文、法文、俄文、阿拉伯文和西班牙文五種語言版本。這本書在2020年2月29日推出，壹天之後，3月1日下架。也有說《大國戰“疫”》這本書還未出版先下架了。十分可惜，如果《大國戰“疫”》不下架，壹定還能從中挖出更多的真相。因為中共在宣傳英雄事跡和英雄人物時總是得意忘形而透露出壹些真相出來。

《大國戰“疫”》壹書下架了，但是出來壹部《在壹起》的電視劇[5]。這部電視劇的部分內容應該來自那本《大國戰“疫”》，只是如今電視劇的影響力大大超過書籍。


《在壹起》是壹部以抗疫為題材的時代報告電視劇，再現抗疫中的真人真事，於2020年9月29日開始在大陸播出。《在壹起》由國家廣電總局全程組織指導，國家衛健委和上海市宣傳部、湖北省宣傳部、武漢市宣傳部大力支持，上海電視臺、耀音傳媒和上海尚視影業聯合出品。《在壹起》是時代報告電視劇，它和報告文學壹樣，雖有壹定程度的文學藝術加工，但紀實的報告電視劇，展現的核心內容是真人真事。這部電視劇不但是由國家廣電總局全程組織指導，而且還有國家衛健委的大力支持，所以在專業方面也是有人守城把關的。


2020年9月18日《在壹起》在武漢舉行開播活動，中宣部副部長，廣電總局局長、黨組書記聶辰席，湖北省委書記應勇看望了該劇主創人員，並為《在壹起》啟動開播。廣電總局副局長、黨組成員朱詠雷，湖北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許正中，湖北省副省長肖菊華參加了活動[6]。據說國家廣電總局在2020年3月份就把拍攝大國戰“疫”時代報告電視劇的任務交給了上海電視臺等單位。


電視劇《在壹起》由《生命的拐點》《擺渡人》《同行》《救護者》《搜索：24小時》《火神山》《方艙》《我叫大連》《口罩》《武漢人》等十個單元故事組成，據稱大部分故事都有真實原型背景和人物，其中《生命的拐點》中的武漢江漢醫院和老院長張漢清就是疫情最初來襲時的武漢金銀潭醫院和院長張定宇[7]，《生命的拐點》所描述的時間應該是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1月25日。這裏要增加壹條，電視劇中的譚松林的原型應該是武漢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在國際上，他比張定宇更有名，他是全球第壹篇在《柳葉刀》上發表的關於新冠病毒肺炎疫病文章的第壹作者，後來也被感染。


根據維基百科，2003年薩斯疫情之後，武漢市決定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計劃成立新的醫療救治中心。2004年6月18日，武漢市醫療救治中心奠基，位於東西湖區金銀潭大道以東，規模為600張病床，各類建築面積約4.8萬平方米，總投資2.1億元。2008年7月18日，市傳染病醫院、市結核病醫院和市第二結核病醫院整合組成的武漢市醫療救治中心整體搬遷至東西湖，並正式開門營業。2016年12月醫院改名為武漢金銀潭醫院。[8]請讀者記住武漢金銀潭醫院的規模。


2019年末武漢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初期，金銀潭醫院是武漢最早收治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定點醫院，武漢市的所有新冠病毒肺炎患者都轉入金銀潭醫院治療。所以金銀潭醫院收治病患人數的發展基本反映了武漢市疫情爆發初期的情況。


黨委副書記、院長張定宇，1963年生於武漢，畢業於同濟醫科大學，醫學博士，1986年參加工作。2020年1月31日湖北省委發布《關於授予張定宇同誌“全省優秀共產黨員”稱號的決定》；4月10日湖北省委破格提拔張定宇為湖北省衛健委副主任。


四、《在壹起》電視劇中關於冠狀病毒檢測的描述


《在壹起》電視劇的壹開始並沒有給出事情發生的時間。電視劇壹開始，江漢醫院傳染科主任陸曼琪正在觀看兒子的擊劍比賽，江漢醫院院長譚松林的電話壹個接壹個的打來，讓她趕緊回去，說出大事了。此時正在騎車鍛煉的老院長張漢清也接到電話，讓他趕緊回去。當他們到達醫院時，7位病人正從別的醫院轉到江漢醫院。


這應該是描寫2019年12月29日晚金銀潭醫院發生的事情。2019年12月26日至27日，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內科主任張繼先共接診發現7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其中3個病人是壹家人，壹對老夫婦和年輕的兒子。27日中西醫結合醫院將病情報告武漢市江漢區疾控中心。2019年12月29日晚上，傳染病定點醫院——武漢市金銀潭醫院業務副院長黃朝林和ICU主任吳文娟抵達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逐壹查看了7例病患。隨後7例病患轉入金銀潭醫院。其實其中壹位病人（年輕的兒子）並未去金銀潭醫院。


所以電視劇發生的時間是2019年12月29日晚上，金銀潭醫院收治從其他醫院轉來的7例患者。


張漢清在譚松林等陪同下視察了病房，期間搶救了壹位突發病危的患者。接下來就是下面的場景。時間2019年12月29日半夜11點50分之前。


譚松林向張漢清匯報，七個病例的癥狀與前天同濟醫院轉來的病患很相像，可以斷定病毒性肺炎。張漢清詢問是否已經向疾控中心匯報，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張漢清強調要查找病源，有再大困難也要查找病源。張漢清繼續詢問與那位同濟醫院病人的基因序列對比結果。譚松林回答說，病毒所出了壹份報告，象是薩斯。張漢清立即命令陸曼琪查找病源[9]。


上面壹段對話有壹個重要的看點：


從對話中流露出同濟醫院轉來的病人，與筆者《湖北省衛健委副主任張定宇是隱瞞報告SARS病毒的關鍵責任人》壹文中的時間、地點、人物、事情完全吻合。兩天前（2019年12月27日）從同濟醫院轉來的壹個病人。江漢醫院委托病毒所做了基因序列對比，2019年12月29日已經有結果出來了：象是薩斯。所以起碼在2019年12月29日或者在12月27日或者更早，中國已經做了病毒基因序列測試。起碼四個單位知道這個病毒基因序列測試結果：武漢同濟醫院、武漢金銀潭醫院、武漢病毒所和完成病毒基因序列測試的第三方檢測公司。武漢病毒所所長王延軼稱，武漢病毒所是2019年12月30日第壹次接觸到新冠病毒[10]，這是謊言。中共並沒有遵照《國際衛生條例》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武漢同濟醫院發生壹例不明肺炎病毒，兩天以後也沒有報告又發生的七例病例。2019年12月27日武漢金銀潭醫院收治1例、29日晚再收治7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並沒有按照規定，輸入中國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致使投資數億元的網絡直報系統的警報（壹個地方累計上報5個病例）未被觸發。


據此推測，對於電視劇原型張定宇的描寫是基於事實的。


五、烈性傳染


電視劇下壹個鏡頭的時間2019年12月30日上午。還是譚松林向張漢清匯報。譚松林說，疾控中心根據他們提供的肺泡灌洗樣本，測出來兩個跟薩斯冠狀病毒相關，是陽性的，跟病毒所檢測結果壹致。其他幾個醫院也都出現這種病人，他擔心是出現了群發性感染。此時陸曼琪來電話匯報病源調查的初步結果，從地點的重合率上來看，共三十次，其中華南海鮮市場十八次。接著女護士長詢問此病的危險性。張漢清以昨晚壹個病患差點沒搶救過來為例予以回答。女護士長追問傳染性，譚松林推說疾控中心還沒有正式通報。張漢清斬釘截鐵地說：烈性傳染。譚松林對張漢清的回應感到很詫異，委婉地說：壹切要等疾控中心。但是張漢清接著說：是我的定論。[11]

筆者以為這是這部電視劇的最高點：2019年12月30日上午，武漢疾控中心根據醫院提供的肺泡灌洗樣本，測出來兩個跟薩斯冠狀病毒相關，是陽性的，跟病毒所檢測結果壹致。對於病毒的危險性，張漢清確認烈性傳染。


如前所述，2019年12月27日從同濟醫院轉入金銀潭醫院壹個病人，並已完成病毒基因序列檢測，結果是和薩斯壹樣的病毒，和電視劇所展示的完全壹樣，相信電視劇中張漢清確認烈性傳染也是基於事實。


這裏要提請讀者特別註意的是，譚松林在2019年12月30日的領導、專家會議上提到：所以我們推測，可能病毒的暴露源不只是華南海鮮市場。很有可能跟存在多源性感染的情況。


目前疫病肆虐世界已經10個多月，但是病毒源自何方這個最重要的問題壹直沒有得到回答。《在壹起》電視劇中又引進了壹個“多源性感染”的說法，十分令人尋味。


如果“人民英雄”張定宇在2019年12月30日公開說這是類似薩斯的病毒，已經獲得病毒基因檢測證實，烈性傳染。那麽就沒有疫情流行中國、流行世界。


按照鐘南山團隊的預測模型，如果提前五天采取措施，感染人數減少三分之二。從2019年12月30日到2020年1月20日國務院確認這是乙類傳染病，起碼間隔四個五天。如果當時采取措施，感染人數只有實際的八十壹分之壹。如果當初通報世界，也就沒有疫情傳播世界，也就沒有將發生的追責。


如果張定宇公開真相，那麽他就不會是“人民英雄”，而將和李文亮等其他八位壹樣，用新華社記者廖君的話來說，就是得到依法處置。“人民英雄”和罪犯之間只有咫尺的距離。這種模糊的界限，造成了人們的恐懼，特別是武漢醫務人員的恐懼。


關於新冠病毒的人傳人、醫務人員被感染的情況，電視劇也有很多描述，與中共官方媒體宣傳有很大差別。比如2019年12月底武漢醫務人員就出現疑似感染，2020年1月初出現數名醫務人員感染，就是張漢清的好友劉壹鳴院長也死於疫病，譚松林也被感染。


六、武漢新冠病毒爆發初期患者人數的隱瞞造假


《在壹起》電視劇用大量篇幅來贊美人民英雄，但是不小心露出了狐貍的尾巴。


6.1官方報告


2019年12月31日武漢衛健委發布《關於當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況通報》：目前已發現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嚴重，其余病例病情穩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轉擬於近期出院。[12]

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在2020年1月11日發布新聞發布會指出：“在‘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之後，國家、省市專家組立即對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診療、監測等方案進行修訂完善。武漢市衛生健康委組織對現有患者標本進行了檢測，截至2020年1月10日24時，已完成病原核酸檢測。國家、省市專家組對收入醫院觀察、治療的患者臨床表現、流行病學史、實驗室檢測結果等進行綜合研判，初步診斷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其中已出院2例、重癥7例、死亡1例，其余患者病情穩定。所有密切接觸者739人，其中醫務人員419人，均已接受醫學觀察，沒有發現相關病例。”[13]

從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1月10日病例數由27例增加到41例，增加了14例。這給中國人民、給世界人民提供了絕對錯誤的信息。


6.2《在壹起》電視劇


時間2019年12月30日上午。張漢清告訴譚松林：“婦幼保健院有十三個病人，正在轉來的路上，做好準備。”譚松林問：“又來十三個啊？我們醫院不是已經收二十個了？重癥室已經滿了，住不下了。咱們病區有幾個輕癥病人，毫無癥兆就轉為重癥了。”張漢清果斷地下達命令：“重癥監護室住不下，征用傳染病區，傳染病區住不下，征用普通病房。通知行政，今天所有預約門診全部取消，全額退款。從現在起門診、急診全部停止掛號。”譚松林說：咱們現在連病源是什麽都還不知道。”張漢清說：正是因為不知道病源，放在普通綜合醫院，風險更大。這裏是想表現張漢清勇挑重擔的精神。


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2019年12月30日上午漢江醫院已經接收33位患者，超出武漢衛健委2019年12月31日發布的27例。


在《在壹起》電視劇中，在12月30日舉行的有領導、專家參加的會議上，有壹位專家說：“綜合市區傳來的信息，現在感染人數還在持續地增長，我們務必盡快查出感染源和感染路徑。”可見當時真實的情況是感染人數還在持續地增長，而不是武漢衛健委所公布的在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1月10日之間只增加了14例。


同樣在這次會議上張漢清要求上級增撥100臺呼吸機，兩臺體外膜肺氧合系統等設備。


在2020年年初的醫院中層幹部會議上，譚松林報告說，病房已經住滿。張漢清建議讓已經痊愈的病人出院，減輕壓力，痊愈的標準是兩次檢測呈陰性。


電視劇用大量的篇幅來描寫張漢清如何果斷、鎮定地指揮江漢醫院的所有職工、特別是共產黨員，將所有普通病房改造成新冠肺炎病房、重癥監護室。不要忘記，金銀潭醫院壹共有600張病床，各類建築面積約4.8萬平方米。就算三分之壹的病床收治新冠病毒肺炎病患，也有200位病患。如果三分之二的病床收治新冠病毒肺炎病患，就有400位病患。


從上可以看出，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在疫情初期發布的疫情情況都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七、為追責提供證據


盡管中共政府極力隱瞞武漢疫情早期真相，如病患人數的發展、病毒的來源、人傳人現象和醫務人員的感染等等，但是中國學者在國內外發表的大量論文，其中的部分內容透露了壹些真相，並給追責中共的提供了依據。筆者以為，其中四篇論文最為重要：


壹是2020年1月24日，武漢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等發表在世界著名的醫學雜誌《柳葉刀》（TheLancet）上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者的臨床特點》（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論文；[14]


二是2020年1月29日，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等在世界頂級的學術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官網上發表了論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國武漢的早期傳播動力學》（Early Transmission Dynamics in Wuhan, China, of Novel Coronavirus–Infected Pneumonia）[15]；


三是2020年3月初鐘南山院士團隊在世界著名的《胸腔疾病雜誌》第12卷第3期2020年3月（《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發表了題為《基於 SEIR 優化模型和 AI 對公共衛生幹預下的中國 COVID-19 暴發趨勢預測》（《Modified SEIR and AI prediction of the epidemics trend of COVID-19 in China under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的文章[16]；


四是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等發表在在《中華流行病學》雜誌2020 Vol41上發表題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病學特征分析》的論文（收稿時間2020年2月12日）[17]。


現在又有抗疫題材時代報告電視劇《在壹起》，再次透露了中共早期隱瞞武漢疫情的壹些真相，揭露了中共的謊言，為追責中共的提供了有力依據：


——從2019年12月29日晚至2020年1月10日武漢金銀潭醫院收治的新冠病毒的病人人數持續增長，而不是武漢市衛健委所公布數據的2019年12月31日27例，到2020年1月10日41例。


——2019年12月27日武漢金銀潭醫院收治1例、29日晚再收治7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並沒有按照規定，輸入中國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致使投資數億元的網絡直報系統的警報未被觸發，網絡直報系統未起到預警作用；


——2019年12月27日武漢金銀潭醫院收治了由同濟醫院轉來的壹位病人，並已經做了病毒基因序列檢測，結果是與薩斯病毒相似。知道這個病毒基因序列的除第三方檢測公司外，起碼還有武漢同濟醫院、武漢金銀潭醫院和武漢病毒所。中共並沒有遵照《國際衛生條例》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武漢同濟醫院發生壹例不明肺炎病毒，兩天以後也沒有報告又發生的七例病例；


——武漢病毒所所長王延軼所說，病毒所是2019年12月30日第壹次接觸到新冠病毒。《在壹起》透露，病毒所起碼在2019年12月27日已經接觸到新冠病毒；


——2019年12月底武漢金銀潭醫院的醫生已經認定這是壹種和薩斯十分類似的新型冠狀病毒，並且確認是烈性傳染性病毒。而國務院常務會議在2020年1月20日才確認武漢新冠肺炎是II類傳染病新冠肺炎納入法定傳染病，實行“乙類甲管”等措施。兩者時間間隔超過20天；


——2019年12月底已經武漢醫務人員在醫治護理病人過程中被感染，人傳人現象已經出現，2020年1月9日有武漢市醫院醫務人員被確診，人傳人現象已經被證實。不久即出現醫院醫務人員死亡。而鐘南山在2020年1月20日才承認人傳人和醫院醫務人員被感染。


2019年12月29日夜張定宇確認這是類似薩斯的病毒，第二天上午張定宇確認是烈性傳染。如果張定宇在那時能夠公開說真話，就沒有後來的疫情流行中國、流行世界。

防疫建議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面對新冠狀病毒瘟疫由中國武漢市出發，向東扇形、風馳電掣、高密度地鋪開，並向全人類攻城掠地之際，筆者開始思考防疫抗疫可行方案。假設壹個50米高的海嘯向全球陸地撲面而來，人類刻不容緩的任務是要發揮智慧把自己的同類營救到高處。在這種海l呼嘯而至之際，即人類，作為壹個物種，面臨滅種之際，談論選擇哪種體制是沒有意義的，挽救人類才是當務之急。當然，災害過後，還是要比較國家的社會體制的優劣，優勝劣汰的事還要繼續。

筆者的方案，簡而言之：人手壹房十四天。這個方案的優點是（壹）可以避免交叉感染。（二）把身有病毒，但無病狀的人也隔離到了。

人手壹房就是隔離每壹單個人。十四億人就用十四億房間隔離。大致措施如下：

解決住房問題

每個人本來就有的住處；公立的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的宿舍；各級政府機關、各科研機構、軍營的用房可以部分騰出；國家出資租用旅館的客房。所有被隔離者免費入住。

食品供應問題

米飯，面食，方便面，素菜，魚類，豬肉，牛肉等由軍人統壹烹飪。由軍人送至每壹房間。十四天的用餐成本全由國家報銷。

如廁問題

每人如廁前後使用消毒噴劑。消毒噴劑，肥皂等，壹律免費由國家提供。

防護用品問題

N95型口罩，護目鏡，防護服，壹次性手套每人必備。全由國家免費供應。

增添試劑、醫療器材問題

廢除精確度不高的核酸試劑的繼續使用。國家購買或說添置1000萬個CT影像裝置和其它精準檢測裝置。

臨時護士培訓問題

各地醫院火速培訓出臨時男女護士，混編進入原有醫務系統。全國可能需要1000萬臨時護士。

調度和調配問題

這方面具體細節事物由各級政府確定、實施。

總經費來源問題

國家軍費中抽出1000億美元，維穩費中抽出1000億美元。如果不夠，削減處級和處級以上至習近平的工資。削減的幅度由需求缺口而定。例如，第壹次補缺1000億，如不夠，調大這些人員工資的削減幅度。還有其它辦法，譬如，降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財政開支。

向聯合國求救問題

記取大饑荒的教訓。因為毛澤東愛面子，隱瞞實情真相，不向隨時等著為世界災區援助的聯合國求援，中國百姓為此付出死亡人數高達2500萬-4500萬的代價。GDP第二可能成為面子。希望這次面對強勁瘟疫風暴，不要再以中國大量百姓性命為代價，去保那個本來就沒有真正價值的面子（中國人均GDP在世界上很靠後是壹事實）。及時直言不諱地向聯合國求救應是壹個立竿見影的上策。

思維方式

作者 秦暉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最近全民抵抗新冠疫情，媒體乃至網絡上都不斷傳出各種戰爭用語，諸如“戰時狀態”、“戰時措施”、組織抗疫“敢死隊”、打壹場對抗病毒的“人民戰爭”，尤其是“不惜壹切代價，打贏防治新冠這壹仗”之類的提法，不壹而足。

這些說法如果只是為了表達決心、鼓舞士氣、團結民眾，或無不可。但如果真的用戰爭狀態下的壹些做法來對付嚴重傳染病，那是要謹慎考慮的。

無疑，嚴重傳染病疫情與戰時狀態有相似的壹面：情況緊急，需要采取壹些平時不宜實行的“緊急狀態”做法。但是，人類對抗嚴重傳染病，畢竟在本質上不同於戰爭狀態下的人與人對抗，即便都要實行“緊急狀態”措施，這兩種緊急狀態也不是壹回事，混淆二者會造成嚴重後果。

這本來屬於常識，但是鑒於很多情況下常識被遮蔽，所以還是要說壹說。

傳染病抗疫與戰爭的第壹個不同，就是抗疫並沒有打贏打不贏之說，而戰爭則“勝敗乃兵家常事”。

古今中外從黑死病到流感，人類經過很多規模、嚴重程度不等的瘟疫，損失難以計數，但只要人類挺了過來沒有被滅絕，就都可以說是“戰勝了”瘟疫。這就如當年海城地震傷亡很少，自然是我們的“勝利”，而唐山大地震那種傷亡慘重的災難，最終也還是我們奪取了“抗震救災的偉大勝利”壹樣。

極而言之，即便並非自然災變而是人為的“細菌戰”、“病毒戰”，所謂勝敗也只是就壹方的人是否屈服於另壹方的人而言，並非是就屈服於細菌、病毒而言。細菌病毒在這種場合也只是壹種武器，並非戰爭的壹方。

這就如1860年英法聯軍之役中，清軍在洋槍洋炮下傷亡慘重，最終被迫簽訂了北京條約，妳可以說大清敗給了英法，卻不能說是敗給了槍炮壹樣。幾十年後的抗日戰爭為什麽我們卻是勝利了？就是因為日本人投降了嘛。盡管中國軍民在日寇火力下傷亡遠比在英法聯軍之役中更加慘重，但勝敗總是對人（英法與日本）而言，不是對人所用的武器（無論冷兵器、熱兵器和生物武器）而言的。

而疾病如果並非人為的“生物戰”，就沒有這種意義上的勝負可言。或者換句話說，如果把抗疫比喻為“戰爭”，則人類永遠是這種“戰爭”的勝者——除非未來人類真被某種疾病所滅絕。

然而盡管在歷史上所有的抗疫鬥爭中，人類都是勝者，但人們對某次抗疫的成功與否，還是會有褒貶很不同的評價。這評價的唯壹標準，其實就是“代價”，基本就是指人命損失的多少。

所以，“不惜壹切代價”去打贏抗疫“戰爭”是壹種無意義的說法，如果這個代價是指人命，甚至可以說是極為荒唐的說法。這就是抗疫與真正的戰爭的又壹大不同。


人們從事戰爭，就是寧可付出壹定代價（包括人的犧牲）也要爭取得到某種結果。邪惡的戰爭往往不計人命，甚至發動戰爭可能就是為了殘殺無辜——如希特勒為滅絕猶太人而發動的戰爭壹樣。

正義的戰爭中，保護更多的生命可能是目的之壹或最終目的，但也有很多“正義之戰”是為生命以外的“偉大目標”——諸如自由、尊嚴、榮譽、領土、主權等——而打的，所以才會有“不自由，毋寧死”這類豪言壯語。

但是抗疫就不同，尤其是針對惡性傳染病的抗疫，除了保護生命之外，還能有什麽其他目的嗎？為了所謂“政治安全”不顧壹切代價的做法能夠用於抗疫嗎？

無論多重的疫情總會結束，人類不可能向病毒割地賠款，稱臣納貢，更不會與病毒簽投降協議或“不平等條約”，在疾病和自然災害面前個體的受害者可能成千上萬，但人類總是勝者，而作為勝者的人類既不可能向病毒要“自由”，也不能從病毒那裏獲得賠款與領土。

如果不能盡量多地保護個體生命，人類抗疫抗災的努力還有什麽意義？“不惜壹切代價”如果是指人命的“代價”，贏得那種反正不會失敗的“勝利”又有什麽價值呢？“把代價降到最低”難道不是評價抗疫的唯壹標準嗎？

當然，抗疫與戰爭壹樣，存在著緊急狀態下“群己權界”的調整問題，存在著個體與整體的損益關系。對於那些為了整體利益而甘願自我犧牲的個體英雄，人們都要贊揚和褒獎。但是，對於以整體的名義要求、乃至強制要求自己以外的個體作出犧牲的行為，抗疫卻與戰爭大有區別。

對於戰爭而言，贊揚英勇犧牲的將士和譴責昏庸自私、腐敗無能的統治者，都比較容易做到。例如甲午戰爭的失敗已經是公認的國恥，人們不會以鄧世昌等將士的英勇獻身為慈禧臉上貼金。

不是說“烈士”越多，老佛爺就越偉大。之所以不會，就是因為慈禧把自己的“政治安全”擺在第壹位，導致攻守失宜，戰和兩輸，使鄧世昌這樣的英勇將士飲恨疆場，“不惜（臣民付出）壹切代價”的結果，只換得可恥的馬關條約，喪權辱國，留下千古罵名。

這與鄧世昌的千古英名反差強烈，但兩者毫無矛盾。

但是如果這場戰爭打勝了？就像斯大林最終打贏了希特勒，盡管他剛愎自用，草菅人命，戰前聯手納粹瓜分弱鄰，濫殺將帥親痛仇快，戰初指揮失當丟盔卸甲，喪師百萬失地千裏，致使蘇聯雖然最後慘勝，但軍民死亡大大超過了德國，很多“代價”並非難免，由此斯大林也招致大量批評，不過因為最終戰勝，他得到的評價與慈禧就大有不同，正如他自詡：“歷史是不會譴責勝利者的。”

這類事例史不絕書，我們的古代先賢對此曾有過“壹將功成萬骨枯”、“為求恩幸立邊功”等抨擊。不過平心而論，從人類文明角度講，法西斯必須打敗，卻不能說必然能被打敗，斯大林在這方面還是有功的，他得到與慈禧不同的評價，也確實有合理的壹面。
　　
然而由於抗疫與戰爭有前述的區別，即使蠢如慈禧，讓她抗疫也會有勝無負。如果照搬戰爭勝負的評價，來評價抗疫，慈禧與斯大林甚至與華盛頓還有什麽區別？而“飲恨疆場的鄧世昌”們越多，慈禧就會越英明偉大？這不但違背人們的常識理性，更違背人類的基本道德。
　　
所以抗疫是不能“不惜壹切代價”的。其實嚴格說來，戰爭也不能真的不惜壹切代價，但抗疫就更是如此。純從邏輯上講，如果把疫區都變成奧斯維辛，患者都塞進焚屍爐，抗疫很快就可以“勝利”，但是這樣的代價我們能夠付嗎？我們又能接受這種毫無人性的“勝利”嗎？
　　
在抗疫行動中，自願的舍己利人、利他、利公者當然是應當稱贊的。並非自願，而是強制壹部分人為整體利益付出代價，如強制治療、強制隔離、封城封村、禁足之類措施，如果是抗疫所必需，當然也要做。

但與戰爭不壹樣的是：行使例外的權力者，必須接受例外的問責；失去尋常的權利者，應當獲得非常之保障。

壹般疾病的自願醫療可以是自費，而對疑似烈性傳染病的強制醫療不僅必須落實醫療責任，而且必須是公費（不能僅是確診後才公費，更不能為省公費而拒不確診）。

自由人可以自己謀生，而當自由謀生的權利被剝奪時，政府就要承擔“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方位保障責任，而且必須接受與此有關的全方位問責。
　　
處在抗疫壹線的“白衣戰士”們，他們的獻身精神和無畏勇氣應當與戰爭中火線上的戰士得到壹樣的贊揚。但對他們的強制征用，則必須與戰時規則判然有別，絕不能輕言所謂的“戰場紀律”。

尤其在高傳染性疫疾的防治中，讓醫生護士在缺乏防護的狀態下進行壹線醫護工作，不僅是對醫護人員的生命不負責任，而且是對醫護對象、對患者和對全社會的不負責任。

道理很簡單：戰爭火線上的戰士傷亡固然也應當痛惜，但他們至少不會傳染別人。所以在有些國家，戰場上用督戰隊來強迫士兵沖鋒是可以設想的。但即使是這樣的地方，有點理智的當局也不會強迫沒有防護的醫生“上陣”去處理高傳染性疫疾。

因為醫護人員如果受感染，威脅到的就不僅是他們自己的生命。

要知道壹線醫護人員不僅是最易感群體，而且壹旦感染也是最強感染源：

其壹，他們每日“聚集”工作，無法禁足。

其二，他們大量接觸的來院人群中，只有極少數就診時確患傳染病，但絕大多數都有疑似癥狀、其他疾病和各種不適，屬於脆弱易感人群，醫護如不能保證自身未感，還讓其工作就不知是治人還是害人了。

其三，他們如果感染，傳染面必然大概率地集中於同行的醫務人員群體，這在疫情嚴峻、醫療資源尤其是醫務人力資源稀缺的時期，無疑是災難中的災難，不是抗災而是造災。

所以，讓醫務人員缺乏防護地在壹線處理傳染病，豈止是用“不負責任”幾個字可以輕描淡寫的。

近來報載香港醫生工會要求管理者必須提供足夠防護，這種理所當然的事竟然遭到我們這裏壹些人的嘲笑，這些人還誇耀我們這裏要求醫護人員冒險上陣的驚人“動員力”！真不知這些人的腦子是怎麽想的。

就因為這種做法，導致我們壹些地方醫務人員感染率高得驚人，乃至遠遠高出前來就診者：武漢市第七醫院ICU病房三分之二的醫護人員都被感染。

醫生嚴重缺乏防護，“明擺著會感染也必須上”，受訪者稱為“裸奔”行醫。武漢中南醫院僅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28日期間收治的138名新冠肺炎病人中，院內感染就有57人，其中40人為醫務人員，感染率達29%。而武漢協和醫院、武大人民醫院和市第壹醫院醫護人員被感染的更分別多達262、194、125人。
　　
應該指出，這種把醫療政治化、在醫療中隨意套用戰爭規則的做法在上個世紀的中國曾壹度廣泛流行，並造成很大危害。

典型的例子是，曾有人斷言，深刺延腦附近的啞門穴可以使聾啞人喊出“毛zx萬歲”（其實啞門穴名雖有“啞”字，傳統中醫指的卻是腦癥如中風、癲癇等所致的語言障礙，即所謂“舌急不語”、“寒熱風啞”，與壹般所說的聾啞根本就不是壹回事，而且中醫都指出此穴危險，不能深紮），於是便由解放軍出面，鼓吹“不怕死”、“闖禁區”，在傳統醫書和現代解剖學都認為此穴進針應以1寸余為限的情況下，進行2.5寸深紮，還引用戰爭時代的“語錄”，說是“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於犧牲”，後來曾多次發生嚴重乃至致命事故。

當時曾有人體解剖學教師講課中說到，“針刺啞門穴位時，要註意延腦的關系，若針刺不當，刺到正腦就有生命危險”，報紙上居然就刊出奇文《要抓講臺上和課堂上的階級鬥爭》大罵教師散布“活命哲學”， 並發動該大學對教師進行無理批鬥。

醫學院竟然要批判“活命哲學”，難道治病不是救人活命，而是要把人弄死嗎？這就是典型的把醫療當“戰爭”了。

幸好當時針對的還不是傳染病，深紮啞門“不怕死”傷害的還只是當事人，如果鼓吹醫生“不怕死”而無防護地處理高傳染性疾病，那就更加過分了。

防疫方式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自小區實行“萬戶壹門”以來，那些稍有緩沖余地的房主居民，選擇居家“冬眠”，也不是平安無事。主要是由於網購不便帶來的新風險。


前些天，在允許外來送貨人進入的情況下，每家每戶不用出門，通過網上采購也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在壹定時間段內，得以實現最徹底的居家自我隔離。


隨著疫情加巨，封閉管理力度也隨之加大，不知何級、何時，出臺了強行關閉小區出入口的決定，哪怕是多達萬戶、數萬人的超大型小區，同樣只留壹處，而且是壹邊出、壹邊入，於是隨之出現了新的因管理失策而引發的潛在危機。


下樓自提了幾次網購貨品，忽然發現小區壹下子又熱鬧起來，人們戴著口罩匆匆忙忙地走向小區門口，然後又匆匆忙忙地回家。在壹些地點，可以用繁華來形容。


但每次出去，都要全副武裝，回家後則要小小翼翼地脫衣摘帽清洗消毒，好壹通折騰，之後還帶著壹絲莫名的擔憂。可以說是危機重重，步步驚心。


總結之後，下面這些問題必須引起重視（僅以該超大型小區為例）。


壹、在人流總量不變的前提下（實際上是增加的趨勢），小區出入口壹改過去的分散出入而幾合壹，人流、車流集中壹門，增加了擁擠度和感染機率。這是基本判斷。


二、具體而言，不讓送貨人進區，改由購貨人到小區門口自提，這最後的500米（概指），出現了危機，成為人為制造的新“雷區”。


壹般情況，按最簡單的三角模型分析，由原來的送貨人壹對二，變成了購貨人二對壹（實際上是壹對幾十，即反之），總體對接和感染概率似乎不變。


問題在於，原來在家門口與送貨人對接，現在則要走出家門。後果就是：


首先，造成小區人流量增大。


其次，在小區門口由於單向出入，人流變成人群，形成擁擠和堵點，密度增大，危險倍級增加。


其三，各送貨單位在小區門口和附近路邊停車發貨，形成二次擁擠，增加了感染風險，也造成交通不暢。


事實上，等於在小區門口形成了新的市場業態，而且相較原有的固定市場，更加無序，更加危險。


三、人為造成人流增加和擁擠，也給小區出入管理人員帶來新的考驗。


在出入登記上，仍然采用紙質人工盯人方式，壹是效率低，二是危險增倍，三是激發了人與人之間本就高度壓抑中的情緒，容易發生言行沖突和傷害。


筆者註意到，改革前沿深圳已在使用自動出入管理系統（如圖），而京師附近為什麽沒有實現先進的無接觸式自動掃描出入登記系統？


四、封閉式管理，倒逼居民下樓到公眾場所相互“體驗”更大危機，從事實上抵消了原來居家自我隔離的效果。這壹點，與前些天的雙黃連官謠導致的民眾上街效果壹樣，潛在危害無法評估。


五、封閉管理，表面上轉移了轄區範圍內管理上的失職，但將責任似乎又推到了小區之外，結果是可能引發更大危機。


六、因為要辦理《出入證》，各辦理點前排起的長隊達數百米，雖然人與人相距很遠，但仍難逃交叉感染嫌疑。


為什麽不能網上辦理？


七、由於網購待送的優勢已經消失，網購已無必要，人們又傾向於社區超市購物。反觀小區超市貨品幾乎應有盡有，價格優勢稍顯，且隨時可購保鮮。雖然出門就有風險，小超市揀選也有交叉風險，但與小區門口的更大感染風險兩害相權，下壹步準備選擇小區超市自購，取自主、方便、價廉的優勢。


可以這樣說：小區封閉，催生了社區商業的畸形繁榮，其代價，則是病毒交叉感染概率提升！


八、提出了問題，當然也想有解決的方法。


上面的所有內容都指向壹點，不讓外面送貨人進小區，則居民就必須出家門；而居民外出人數，要遠遠大於送貨人數量，形成了500（概指）米範圍內的新風險。


所以應在強化辦理《出入證》的前提下，改回原有政策，讓少數送貨人進小區，讓廣大居民回家，以減少外出人流形成的交叉感染風險。


科學管理、協調統籌同時，要強調因城施策、因群施策，將政策做到精細化，而非壹刀切。


九、曾經想像中的歲月靜好已經夢碎，現在這壹切，皆源於之前已鑄大錯的基礎上。可怕的是，每壹次的新策都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


奢想：哪怕放慢壹點決策的速度，能不能建立壹種及時有效的糾錯機制，以防更大錯誤？這當是本次疫災之後，全民必須認真反思的事情。

香港防疫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中國大陸的疫情，正在進入壹種荒唐的狀態。壹方面，武漢湖北的感染數字，因採用新的統計辦法而飛升，政府下死命令短時間內擴建十萬張病床，顯示形勢很不樂觀；另壹方面，湖北以外地區，感染數字卻直線下降。如果湖北以外地區感染數字真的下降，按理是有利於復工的，應該大書特書以安定民心，但北京疾控中心卻又發出「大仗即將來臨」的警告，並說目前是「關鍵時刻」﹑「危急狀態」﹑「非常時期」，甚至發佈戰時狀態令。
　　究竟是數字可靠，還是政府行政命令可靠，外人只好發揮高度的想像力去理解了。
　　如湖北以外全面向好，光壹個湖北，集全國之力，以中共舉國體制去對付，大概長遠可以不那麼悲觀，就不知道武漢人要付出多大代價了。但如湖北以外並不那麼樂觀，政府又強行推動復工，復工後造成的交叉感染將造成不可想像的惡果，到那時，就看十四億中國人要付多大代價了。
　　早前有內地專家說：武漢在爆發期，湖北在初發期，外省在潛伏期。武漢疫癥初期，有五百萬武漢人散入全國各地，依疫癥發展的時序來看，專家判斷倒是接近現實的。外省在潛伏期，預示了惡劣形勢陸續有來，也證明北京的戰時狀態令不是胡亂作出的。
　　是什麼樣嚴重的形勢，使官方作出戰時狀態令？就是說，疫癥已經不可能靠正常的社會管理去對付了，要用暴力去對付。實際上，各地早就使用暴力在抗疫，暴力封戶﹑封樓﹑封小區，暴力查禁未戴口罩者，暴力捉拿病患，總之暴力早就盛行。現在頒令進入戰時狀態，也即是說，政府的任何行動都不再受法律規限，也不再考慮道德倫理人性，只要他們自以為是在抗疫，就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之前廣東人大緊急立法，規定政府可以隨時徵用民間私人物資，這種嚴苛的政策，即使戰時也未必如此。也即是說，政府頒了戰時狀態令，政府就可以為所欲為，而百姓只好逆來順受。
　　近日又有傳說，政府鑑於抗疫形勢嚴峻，即將實行某種程度的斷網。自疫癥發生，網上各種消息流傳，這些消息很多事後都被證明是真消息，但這些消息又把政府的不作為﹑欺上瞞下﹑胡作非為都暴露出來。民間怨氣通過網絡集結，直指政府的倒行逆施，動搖中共的統治地位。繼武漢之後，廣州也有市民通過網絡約定，同壹時間熄燈開窗，向室外高叫狂吼，以表達內心不滿情緒。種種跡象顯示，大陸民間不滿情緒正在集結，因此之故，調動解放軍入城，宣佈戰時狀態令，都其來有自，而以疫癥形勢嚴峻為藉口，實行局部封網，是達到嚴控社會輿論的手段之壹，也是對社會動亂的防微杜漸。
　　中國人在網上狂歡，為祖國加油，自嗨「厲害了我的國」，這種美妙的日子壹去而不復返了。
　　當下疫癥當頭，人人自危，身家性命尚且有憂，更別提集體抗爭了，因此，在中共社會嚴控的形勢下，近期不太可能發生社會動亂。不同地區的本位主義盛行，地方自保，喪失全局觀念，中央政令難行，也只是未來造成地方割據的先兆而已。
　　從政府行為與民間情緒來判斷，真正的亂局會在疫癥消解後，經濟大走下坡，全國物資緊缺，失業嚴重，物價上升後才會發生，到那時公眾行動自由，心底積鬱都發洩出來，那才是最兇險的時候。目前疫癥流行，人人自顧不暇，但民間對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對習近平「定於壹尊」的質疑，對社會體制的反省，都在潛移默化之中，並因疫癥的失控而逐步深入民心，為日後的大規模社會抗爭運動作準備。
　　中共的大麻煩不是瘟疫，是瘟疫失控會喚醒大量中國人。人只有身家性命危在旦夕時，才會產生個人禍福無所依憑的巨痛，這種巨痛才會啟發他們去思考社會制度的根本問題，而到那時，民間廣泛的覺醒，才能推動社會變革。
　　香港人要守望相助，壹直支撐下去，支撐到大陸巨變來臨，那時香港的命運與中國的命運相呼應，才是我們共同的煲底。到那時，林鄭根本不是什麼問題，黑警也不是什麼問題，問題只是，我們要什麼樣的香港，中國人要什麼樣的中國。

台灣防疫

作者 台灣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新型冠狀病毒不僅成為了中共政權自1989年以來的最大危機，也為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帶來更多的衝擊。臺灣資本家將會把因著疫情而來的經濟損失轉嫁在工人階級身上，對工人階級進行更多攻擊，臺灣工人階級需要為此準備，組織鬥爭。　

因著疫情危機及恐慌，進壹步衝擊臺灣各層面的經濟活動。已有跨國金融機構對臺灣今年的經濟成長預估下修到2.37%，由於在中國內高達80多個城市封城，造成大量臺商在大陸的工廠停工。而在臺的工廠也高度依賴對中進出口，例如化工及科技業也將面臨供應鏈斷裂的問題。占整體GDP比重超過六成的商業服務業，包括餐飲、零售，還有觀光、交通，也因為群眾恐慌、消費減少而大受影響。

面對資本家的利益損失，政府在2020年2月3日公告11個產業研擬放寬七休壹，這將會影響160多萬勞工的權益，使其更加血汗過勞。同時政府並允諾資本家放無薪假，甚至允許企業不用向請疫情照顧假的工人給薪，同時也未給予工人階級在家工作的權利。政府替資本家將疫情的經濟損失轉嫁在工人階級的身上，卻不要求企業在職場上提供充足的防疫醫療資源，來保障工人階級的生命安全。

在2020年2月13日，行政院更提出了200億的紓困方案補貼觀光業及運輸業的資本家，並表示後續也將編列為期1年600億的預算來援助資本家與小業主的需要，而客運業的基層工人階級，因為疫情造成的生計影響，卻沒獲得到任何幫助。工人階級需要組織和加入工會，反對資方及政府趁火打劫，爭取所有因應疫情的勞動權益。應該為危機買單的應該是資本家，而不是工人！

部分臺商及資產階級臺派期望，壹部分產業的訂單會從中國回到臺灣的工廠，並加速臺資回流，振興本土增長。但在中國經濟受到打擊，甚至全球經濟有陷入衰退的危機下，臺灣整體經濟受到打擊遠遠大於受惠。再者，回流的資本為了最大化利潤，趁危機發災難財，必然會進壹步攻擊工人階級，因此其所帶來的新工作職位將會更為低薪、長工時、不穩定。　

臺灣相較其他中國周邊地區的疫情控制較為穩當，目前僅出現22個確診案例。蔡英文政府暫時似乎收割了疫癥所帶來的社會恐慌以及反中情緒，為她壹定程度穩定了民意。但長遠經濟惡化的問題會使臺灣工人階級憤怒起來。

蔡政府在抗疫中也顯示了其親資本主義本質。口罩短缺反映了資本主義利潤制度無法應付緊急的醫療需要。目前每名居民每週只能買到兩片政府徵用的口罩。雖然政府現在投資擴大口罩生產線，但要遲至3月初才有日產1000萬片的產量。在徵用口罩的過程中，經濟部就受到批評徵用價格過高，耗費大量公帑讓資本家圖利，而現在經濟部以每片5元的徵用價格來徵收由廠商報價每片1.2元的口罩，中間價差仍是圖利廠商！政府出資1.8億增設60部機臺，在現行徵用制度下，相當於每片口罩花費4.4元，而且機臺可以在未來留給生產商！但相反的是，口罩生產線上的工人勞動保障卻遭受到打擊。　

根據最新數據，臺灣公共衛生的支出僅佔國民醫療健保的4.37%。全臺灣只有1100床的隔離病房，壹旦發生社區感染，肯定會不勝負荷，而這是公衛資源不足以及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推動醫療部門私有化所造成的結果。因此公共化醫療系統及醫護用品生產，交由工人階級民主監督，是解決當前危機的迫切問題。　

世界各國為了防疫紛紛封關，臺灣政府也在2020年2月7日之後全面禁止旅經中港澳的人士入臺。在國民黨人徐正文包機案中，可以見到資本權貴享有特權，在封關後仍可以回到臺灣。而且包機來臺的也有許多是中國籍的權貴，可見有錢人總是有他們的特別通道，不會受國籍限制的。

社會主義者並不反對所有的封關和檢疫措施，但反對根據種族或國籍的不平等政策。病毒的感染是不分種族，如果要做到徹底的入境防疫，應當是不分國族的壹致防疫措施，只要是在疫區旅遊或居住者，皆須以同樣隔離方式處置。現時臺灣的封關政策還是包含種族或國籍的不平等，例如臺灣居民的中配子女只有選擇了中華民國國籍才可回臺，但如果選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就不能。此外，在臺陸生壹旦離境就會被禁止回臺，學業進度將會被打斷；但有臺灣居民證的外籍人士則只需要「居家檢疫」14天。

由於資本主義無法有效對抗疫情，在欠缺工人階級的左翼方案下，全球出現反對中國人以至反亞洲人的種族主義情緒，在臺灣針對中國大陸人的排外情緒也在升溫。可以預計在中美衝突升溫下，西方帝國主義的統治階級將會更有意識地煽動種族主義情緒，作為攻擊中國的壹個武器，同時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社會主義者反對壹切的種族歧視，反對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在疫癥下更需要工人階級的跨國團結，在醫療、公眾安全和經濟問題上互相協調和合作，這是資本主義政府不能給予的。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疫情中盡顯其腐敗無能與官僚主義，壹直為中共淡化疫情的嚴重性，還稱讚「中國的體制」和習近平「卓越的領導力」。美日政府和歐盟近日表示支持臺灣作為觀察員身分加入WHO，只是想在中美衝突中利用臺灣反對「壹中原則」作為攻擊中共的棋子，與臺灣自主權和對抗疫癥毫無關係。社會主義者固然理解臺灣群眾渴望有平等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但加入世衛並不會有助對抗臺灣以至任何壹個國家的疫情。工人階級不能信任各國的政商聯合體，而是需要靠跨國工人階級的團結，對抗專制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

我們主張：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對民進黨政府的防疫政策表示不信任。工人階級需要自己組織起來，在職場上成立防疫委員會，要求企業提供口罩等防疫措施，爭取有薪防疫假、在家工作權以及彈性上班時間（以避開人潮），保障工人的生命安全。

防疫委員會將是紥根職場的工人組織，在面對裁員和減薪等打壓時，可以團結各職場的工人共同鬥爭。事實上空服員職業工會爭取戴口罩及護目鏡的權益，正是工會力量的表現，這更證明工人階級組織的重要性。

醫療部門應該民主公有化，大量增加對醫療的投資，確保疫情惡化時有充足的醫護人員和設施（包括隔離房）。醫療部門應該由醫護人員民主控制，防止官僚主義造成的災難。口罩和消毒液等防疫用品生產應該全面公有化，防止物資短缺及奸商圖利，並確保充足的產量並使得以人人廉價使用。

同時兩岸工人階級也應當團結鬥爭，聲援中國大陸的民眾和醫護工人，反對壹切的國族歧視，並且支持中國群眾爭取言論自由，反對壹切言論封鎖，打倒中共專政。

疫癥危機起初是由中共獨裁及資本主義體制造成的，但是臺灣以至全球也不會能獨善其身，臺灣以至全球工人階級必須不分國族的團結鬥爭，對抗無力對抗疫情的資本主義制度。

防疫的方法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截至2020年2月20日，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已經造成7萬4千多人感染，2100多人死亡。肺炎病毒不僅“厲害了我的國”，也“厲害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可謂壹枝毒秀天下懼。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我們至今不知道這個病毒來自何方？中國官方壹直咬定華南海鮮市場野生動物，但民間和海外卻有不同的說法，如武漢病毒研究所、武漢疾控中心實驗室事故從動物傳給了人，還有壹種令人不寒而栗的說法是病毒來自人工改造合成。要確定新型致命病毒的來源、它是如何從自然界傳染到人的身上，“零號病人”無疑是壹個重要途徑。目前這個“零號病人”已經被發現了。

武漢市衛健委曾在壹份通報中指，首名新冠肺炎病例的發病時間是2019年12月8日，但國際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2020年1月24日發表的壹篇由收治新冠肺炎重癥病患的武漢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等人撰寫的論文，將首名病患的發病時間前推至2019年12月1日。該論文由近30名中國醫療機構的研究者所撰寫。金銀潭醫院的重癥監護病房主任、也是上述論文作者之壹的吳文娟醫生周壹（2020年2月17日）對媒體透露，這名2019年12月1日發病的病患是壹名年過七旬的男子。“這個病人有點腦梗、老年癡呆，送過來時狀況很不好，”吳文娟說，這名老人此前便患病在家，並沒有前往過華南海鮮市場。顯而易見的是，這與此前官方的結論“疫情是由野生動物直接將病毒傳播到華南海鮮市場的大量經營者或野味買家”的說法產生了矛盾。

美國羅格斯大學生物學家理查德·埃布萊特說，根據目前對病毒的基因組測序，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該病毒經過人工改造。但病毒通過實驗室事故從動物傳染給人的可能性完全存在。他說：“中國多個地區的實驗室都有收集和研究蝙蝠冠狀病毒，包括武漢市疾控中心和武漢病毒研究所。”美國生物基因分析專家裏昂斯維勒博士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日前發現，武漢肺炎病毒有使用人造技術的痕跡，他確定病毒來自於實驗室。裏昂斯維勒博士接受采訪時認為，武漢肺炎病毒有使用壹種名為“P-Shuttle SN Vector”的人造技術，病毒基因組序列裏被插入奇怪的元素，而這些被置入的元素不可能存在於野生動物體內。他透露，該“奇怪元素”是壹個Sars的蛋白質，為了制造更具反應性的基因，以及更具免疫力的疫苗。這個元素不該存在在病毒裏，它實際上是壹種矢量技術。

矢量技術於1998年第壹次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它是壹種被分子生物學家運用的技術，能將新的基因插入病毒或細菌中。裏昂斯維勒說，在壹個病毒裏發現能在人類間自然傳播的矢量技術序列，這很不尋常。若說武漢肺炎是個自然產生的病毒，那怎麽可能會在這個病毒裏發現這項技術？裏昂斯維勒博士是匹茲堡大學的高級研究科學家，生物信息學分析核心的科學總監。

武漢肺炎病毒到底來自何方至今撲朔迷離，但這個迷底正在壹步步被揭開。如果病毒裏有矢量技術存在，它就肯定來自實驗室，如果不存在人工改造的痕跡，它並非僅僅來自華南海鮮市場的野生動物，而是具有多源性，不能排除從武漢病毒研究所和疾控中心泄露出來。
我們每天談論肺炎病毒這麽壹個沈重的話題，我相信大家心裏也很壓抑。下面我想轉換壹個輕松、有趣的話題，那就是肺炎病毒災難中的逃生智慧，或許可以舒緩壹下大家的情緒。我覺得有五種逃生智慧大家可以參考。

第壹，看懂中國，離開中國

大家可能覺得這個有點扯，因為誰都不是神，如何能夠未蔔先知？我倒不這樣認為，固然我們不知道肺炎病毒會產生並蔓延，但中國要出事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要不，為什麽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移民國外。特別是2012年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國嚴重政治倒退，經濟發展停滯，環境汙染嚴重，道德淪喪，社會彌漫著暴戾之氣。中共對宗教團體、非政府組織的打擊，化解社會對立的民間機制損失殆盡。中美貿易戰爆發後，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離開中國；中共推行的第二次公私合營運動是民營企業惶惶不可終日，出現撤資潮。貧富懸殊、司法不公、腐敗盛行，整個中國就像壹個隨時可能爆炸的巨大高壓鍋。所以，中國出現社會動蕩是必然的，只不過武漢肺炎病毒就像武漢人壹樣性子急，捷足先登了。面對中國危局，很多關心政治的明白人或選擇移民或將子女送到國外留學或以各種方式離開中國，中國古人早就說過“危邦不入，危墻不立”的道理。離開了中國，自然也就逃離了這場病毒災難。有朋友說，是啊，這個觀念很好，但我們現在就在武漢，出不去啊。別急，既然出不去，下面的方法或許要用。

第二，知識救自己

網上有故事說，這次肺炎疫情中有壹個高人。當上百萬人湧向湖北大小醫院時，這位老兄非常冷靜地買了最後壹班飛往西藏拉薩的機票，下了飛機就直奔醫院，成為西藏唯壹的壹位肺炎病毒患者。當湖北醫生面對無數患者的時候，他卻獨自享受西藏醫療福利。但是這只是網友杜撰出來的段子，真實的情況並非如此。事實是今年34歲的小張，從小就有壹個“西藏夢”。2020年1月17日，他開車去武漢，采購了壹些進藏的物資。2020年1月22日晚，他按預定計劃從武昌坐火車站出發，開始了他期待已久的西藏之旅。在火車上，他收到武漢封城的消息後，小張才意識到自己已處在危險之中。2020年1月24日，除夕，下午5點，火車抵達拉薩。第二天下午，他突然覺得渾身無力，肌肉酸痛，出現咳嗽、發熱癥狀。於是他打車去了西藏第三人民醫院。後被確診為肺炎病毒患者。該醫院藏族、漢族、回族等多民族組成的150多名在崗醫護人員，對他進行積極治療。2020年2月12日下午，他痊愈走出了隔離病房。盡管小張的逃生是無心之舉，但客觀上他的行為符合逆向思維，並享受到了其它人無法得到的醫療資源。小張的故事告訴我們，在危機中，如果我們能夠主動運用知識是可以幫助自己脫離險境的。

第三，抓住逃生信息

2020年1月23日上午淩晨2點，武漢市政府半夜雞叫，發布封城令。從淩晨2點到上午10點封城的8個小時裏，近百萬居民離開了武漢。武漢封城是壹個愚蠢魯莽的決定，並沒有經過科學論證。近千萬人被封閉在城市內，但他們無法呆在家裏，醫院的醫療資源枯竭，呆在城裏就是健康人也被感染了。如同停泊在日本橫濱的鉆石公主號郵輪壹樣，3000多乘客被困在遊船內，結果被感染者高達500余人。從武漢逃離的百余萬人是信息的敏感者，他們得到信息並迅速撤離疫區。當然，有朋友會質疑這些逃離者會將病毒擴散到其他地方。這是另壹個話題，我們暫不討論。其實12月中旬以來，武漢肺炎病例陸續出現後，國際媒體上就不斷有關於武漢肺炎的報道和文章。中國是壹個信息封閉的國家，互聯網上的防火墻阻斷了民眾對境外信息的獲取，所以通過翻墻軟件，及時了解多方面信息對於自救至關重要。

第四，尋醫自救

最近壹則關於湖北省司法廳退休副廳長陳北洋壹家感染病毒，拒不入院的視頻，引發了極大關註。陳北洋隨後發出了道歉信，但從中我們看到了他的逃生智慧。陳北洋稱：壹家三口人在春節前都已感染病毒，兒子已到了病危程度。2020年1月29日淩晨，兒子病危，他先後跑了三家醫院均無能為力，折騰了壹夜仍無法入院。在此情況下，陳北洋並被沒有無效率地奔波於醫院或坐以待斃，而是積極自救。經朋友介紹，他聯系到私人診所的李躍華醫生上門治療。結果治療三天後，他的體溫恢復正常，4天後老伴降溫，7天後兒子降溫。他們壹家人靠吃私人醫生的藥慢慢都轉成了陰性。我們比較陳北洋與武漢導演常凱壹家人的遭遇，常凱壹家人的命運盡管令人唏噓，但在有效自救上顯然不如陳北洋。

第五，敲鑼求救

2020年2月8日，微博近日瘋傳壹條短視頻，壹名女子站在大樓高層的陽臺敲鑼求救，哭喊：“救命啊，我媽不行了，快來人啦我沒得辦法了！真的沒得辦法了！我每天在這敲，也不想纏到大家，實在是沒得辦法了！”據了解，這名女子是家住武漢市漢陽區四新街道觀瀾社區的李麗娜。李麗娜在母親被感染後，多方求助無果，於是她采取敲鑼的方式向社會求救，結果政府在公眾輿論的壓力下，不得不對其提供了幫助。

以上是疫情中的逃生智慧。當然更多的人，雖然在疫區，但並未感染上病毒，他們被困在家中。我想他們的壹生中可能很少有如此多的空閑時間。所以不妨靜心讀書，或向作家方方和風中葫蘆壹樣寫一下《疫情日記》，記錄下這段刻骨銘心的歲月。

防疫狀態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病毒攻入黨國中樞，北京市西城區政府承認，該區某部門確診壹例新冠病例，69人被隔離。曾與這名確診感染者密切接觸的1人也被檢測為陽性。由此判斷，西城區的新冠病毒感染者至少是兩人。 可怕的是這二人到過多少地區與多少人有過接觸。

北京西城是黨國的中樞神經，中央黨政軍機關都是集中於此，非壹般社區可比。前幾日的中央的常委會上對是否按時召開“兩會”還有不同的意見，在李克強的力阻下才決定推遲。如果“兩會”按時開，幾千名來自全國的代表都進入西城疫區，後果不堪設想。

武漢封城後，許多省市都根據各自的疫情采取了措施，從全局來看中國有兩個城市不能封，壹個是經濟中心的上海，壹個是政治中心的北京。上海封了中國的經濟就垮了，北京封了中國的政治就亂套了。所以上海與北京雖然采取了壹系例的防疫措施，但沒有封城。北京西城區出現這樣的疫情，離封區封城就不遠了。

據說習近平已經不在中南海辦公，搬到西山總參地下指揮中心。他在會見世衛秘書長譚德塞後，神隱8天之於2020年2月10日在朝陽區出現考察了地壇醫院與朝陽區疾控中心，後又難見身影。兩次常委會也只有新聞報導沒有會議照片。2020年2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批評高層官員防疫措施大大超過了合理的範圍，要求各地復工。國務院在執行這壹指示打了折扣。下發文件是有序復工復產，要鞏固好防疫有利形勢的前提下復工。人社部更表示企業員工感染不算工傷。這不是明著叫工人不要來上班嗎？工人冒著危險來上班，上班感染了還不算工傷。又誰還敢還願意。

中國官方公布2020年2月12日以來感染與死亡的人數都是在穩步下降。習近平在給英相等國家首領打電話稱，中國控制疫情已得到明顯的效果，但是2020年2月21日的政治局會議又公開表示疫情的拐點還沒有到來。明顯與習近平的說法不同調。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習近平定於壹尊強調四個看齊意識以來，黨內沒有人再敢於提出與習近平不同的意見。不同的意見現在出現了，不但意見不同，執行上也大打折扣。再聯想到湖北武漢的官員省委書記與市委書記都落馬了，但省長市長沒有動，這是出乎尋常的。在中國的政治中，有事都是事務官員二把手問責，鮮有黨的書記負責的，這是顛覆性的，更何況武漢市長周先旺還公開甩鍋，把隱瞞疫情的責任推到中央。以此，以武漢為例全國性的責任就應該由黨主席習近平來負責了。

疫情民怨四起，觸發了黨內的矛盾白熱化，浮到臺面上來了。七個主政的常委還能像以前那樣服從習近平嗎。是不是借習近平對疫情的錯誤指揮；逼迫讓習近平退居二線。當年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被迫作了檢討。會上毛澤東做了自我批評。強調凡中央犯的錯誤，第壹個負責的就是他。針對經濟工作，他批評自己：“沒有經驗，在沒有認識其規律性之前，我們的行動帶有盲目性，這時候我們是壹些蠢人，最近幾年幹過許多蠢事。毛澤東歷數自己兩條“罪狀”：大煉鋼鐵、人民公社。”

如果說毛是二宗罪；大煉鋼鐵、人民公社。”被逼退居二線的話，那麽習近平的三宗罪；隱瞞疫情，草率封城，急忙復工，也可以下臺謝罪了。

防疫形態

作者 程曉農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從2019年的年底瘟疫在武漢擴散，經歷了重災區的浩劫，最近多個省市開始復工。這意味著“人定勝天”，還是意味著“中共敗給了病毒”？如果從中共集權體制的運轉特性來看，這個集權體制既是這次瘟疫蔓延危機的原因，也是現在復工過程裏種種問題的由來，還可能正造就著疫情再度擴大的溫床。

壹、集權體制優越性？

2020年2月17日國際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發表題為《2019年冠狀病毒病挑戰》的社論說，“中國能夠在幾天內為受影響的病人建造壹所醫院。沒有其他國家能以這樣的速度調動資源和人力。”中共壹向認為，集權國家的最大優勢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而《柳葉刀》的社論似乎在為中共維護這個體制背書。《柳葉刀》是醫學刊物，編輯們懂醫學，但不懂政治學，更不懂共產黨國家政治學。其實，中共的集權體制恰恰是造成這次瘟疫的重要原因，正因為只“辦”它自認的“大事”，才會隱瞞疫情，最後從壹城之疫變成世界之災；“集中力量”的集權體制還可能把壞事當“大事”來辦，辦得越起勁，禍害越嚴重。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鼓吹“趕英超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最後全國餓死三千多萬農民，就是最慘痛的災難。

即就傳染病防控而言，隱瞞疫情是這次瘟疫蔓延的主要原因，而隱瞞疫情是中共壹向的傳統，從1988年的上海甲型肝炎，到十幾年前的薩斯，再到這次瘟疫，壹以貫之，從來如此（請參見我最近刊登在自由亞洲電臺網站上的《“保密”之禍》壹文）。為什麽改不了？因為這種規則是集權體制內含的基本要素，中共不會引咎自責，更不會幡然悔悟。

最近為了“辦”企業“復工”這件“大事”，當局又開始營造疫情收斂、新增病例數字每日下降的輿論，於是隱瞞疫情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各國媒體也開始質疑這些官發數據。最近鐘南山表示，目前對新冠肺炎患者及其他可能的被感染者使用的核酸檢測方法，準確率只有30%到50%，漏網可能性很大，但各省市仍然相信這種方法的可靠性。有壹些病例證明，肺部透視影像顯示已經出現重癥癥狀，但患者多次檢測仍為陰性（無感染）。這些醫案說明，現在各地對潛在的“無病傳染者”可能造成的疫情擴散並無充分的警惕；或者說，上面“要求”他們不要因擔心疫情而阻撓復工。

二、病毒打爛了“全國壹盤棋”

這次瘟疫大蔓延壹下子把集權體制的脆弱徹底暴露出來了。集權體制的最大特點是，用人行政，令自上出，令行禁止，看起來既高效又統壹；但是，集權體制運轉的前提是“全國壹盤棋”，指揮才靈動。問題是，平時正常情況下可以這樣，全國型災情來臨時就完全不是這麽回事了。雖然“黨領導壹切”，但病毒不歸黨領導，疫情不可能全國整齊劃壹地步調壹致、同步展開；相反，病例發生的多少，必然是壹地壹情，異地不同。面對病毒的挑戰，中南海就手忙腳亂了。

事實上，前壹階段全國各地似乎疫情的蔓延有所收斂，主要是各地封城、封省，嚴格實行居住小區封閉式管理的結果。這種措施壹定程度上減少了外來人口傳染本地居民的可能性，也降低了本地居民相互感染的機會。然而，這些做法並非高層下令、地方統壹執行中央的政策；而是各地自行其是，“城自為戰”、“省自為戰”的創新。各地采用的這些有效防疫措施強調的是防疫優先，要阻斷交通、切斷各地的勞動力流動和貨物運輸，而且各地互相防範，客觀上把經濟活動的“全國壹盤棋”打得稀爛。與此同時，也讓中央的統壹號令陷入困境。

疫情高壓下，集權體制難以應對。各地疫情不同，只有地方當局才掌握真實情況，中央無法下令所有省市實行統壹的防疫措施。如果用甲省的經驗套到乙省，不但藥不對路，而且可能開錯藥；如果給每個省、甚至每個市不同的號令，中央既無能力掌握壹省壹市具體而又千變萬化的疫情波動，又無法分別設計出適用於每個城市的具體規定，於是只能聽任地方各級政府應急應變。結果，在各地封城、封省的兩個星期當中，實際上中央集權體制失靈了，現實變成了中央被地方牽著走，北京的指示不是馬後炮，就是多余的。這是中南海希望盡快恢復正常的壹個重要原因，因為只有經濟活動全面恢復，才能有效恢復集權體制，恢復中央權力的有效行使。但是，復工號令不但遇到地方各級政府的軟性抵制，也和各地不斷發現的新疫情發生沖突，中南海的威權被肆虐的病毒屢屢挫折。

三、中央“英明”？

集權體制要求全國上下相信，中央的決策永遠是正確的，這是中央權威的基礎。這次疫情爆發，顯然從中南海到地方政府都有大量決策錯誤；而中南海則始終強調，錯自下出。然而，由於集權體制決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出錯機制，各級的決策錯誤是這種體制的必然產物。

決策信息扭曲是集權體制決策系統的常態。這種體制要求所有信息由官方系統掌控，由下上報，再由上下送。然而，另壹方面，集權體制維持中央權威的政治前提是官自上出，地方官的地位和權力與民意關系不大，下官揣摩上意，是官場上的鐵律。而這種揣摩就必然造成“上折只奏好事”的官場傳統。所謂“好事”，壹方面是只揀好聽的說；另壹方面，可能有損上面形象的，或者可能造成全國“大好”形勢受沖擊的，壓下不報，或者盡量“大事化小”。這種情形在全國各地天天有，處處有；沒引爆重大危機，上下皆視若罔聞；壹旦危機發生，立刻就造成上下互誤。

這次瘟疫初起，武漢市及湖北省“顧全大局”，“努力維持春節的祥和氣氛”，忽視疫情，自行設置確診醫檢的過苛標準，瞞報病例，最後錯過了防疫的黃金時段，待疫情已向全國蔓延才封城，禍已釀成，再難挽回；等到武漢當地的疫情嚴重超過醫療設施能力，最後因不能收治所有需醫療隔離的病患，而不得不讓他們居家隔離，又造成許多人在住室裏感染家人，進壹步產生不斷增加的患者數量。武漢的特大疫情就是這樣造成的。地方政府上送不完整信息或錯誤信息，這種情況壹向如此，但從來沒有這次疫情蔓延所造成的後果如此可怕。

這種決策信息傳送機制和官場行為模式決定了，中央決策時，要麽說空話套話，和沒說差不多；要麽說舊話，情況已經變了，決策明顯過時，地方還假裝認真貫徹；要麽說錯話，明明不了解地方真實情況，卻要求地方勉為其難地落實上面的意圖。

四、復工號令的尷尬

集權體制要求全黨服從中央，地方利益服從全局利益，但是，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是可能對立和沖突的，各省市之間利益也可能相互對立或部分對立。當中央的決策明顯沖擊地方利益時，地方政府完全可能悄悄地陽奉陰違，或者公然對著幹。這次復工問題就是壹場正在上演的戲碼。

雖然每個省、每個市都有恢復經濟的需要，但如果區分用工地區（東部和南部經濟發達地區）和出工地區（中部省市勞動力返鄉過年後大量回流），會發現兩者利益完全不壹致。用工地區如果沒有足夠的員工回來上班，經濟就繼續癱瘓，來自高層的壓力非常大；而出工地區的人員流出對當地經濟的貢獻很小，但瓦解當地疫情防控的可能性很大，大量人口以出去工作為由開始出村、出縣、出市，當地的疫情隔離防控措施就形同虛設了。所以出工地區的地方政府對開放勞動力流出這種於本地有害無益的事心懷疑慮，毫不奇怪。

而用工地區的地方政府其實也面臨著疫情再度攀升的風險；城市裏若解除小區隔離以方便復工，並不是有益無害的。這次瘟疫的特征是存在大量“無病傳染者”，不發病的人照樣是傳染源，可以接力傳染。原來很多省市只排查追蹤從武漢流出的人口，把他們作為潛在傳染者來防範，這在疫情的第壹階段確實有效；現在湖北的疫情大體上與其他省市的疫情擴散隔斷了，其他省市監測重點疫區外流人口的做法也過時了，唯有減少人群的聚集場所和聚眾活動，才能降低民眾相互接觸傳染的可能，防止接力傳染鏈的無限延長。而復工號令壹下，數千萬員工由西向東，由北往南，開始了大規模人口流動，然後進入各市居民區和各種工作場所，這就為“無病傳染者”的傳染進程開放了通道。

對湖北之外的其他省市來說，現在關鍵是“無病傳染者”能傳染多少人？如果人傳人沒有極限，壹個人可以傳N個人，比如，日本橫濱港外停泊的那艘“鉆石公主號”遊輪上壹個香港遊客直接、間接傳染了400多各國遊客，這樣的傳染鏈幾乎成了“無限傳染鏈”，它意味著接力傳染可能會不斷延續下去。即便用工地區把外地來人隔離兩周，所謂的“兩周”潛伏期之後，他們仍然可能帶病毒，壹旦發生接力傳染，就成了無法追蹤、又不斷產生新疫情的源泉，疫情擴散可能進入第二階段，即無源蔓延階段。在東部和南部城市裏，前壹階段封城或居住小區隔離有助於減輕疫情蔓延；但復工後萬壹發生無源蔓延，然後出現壹輪新疫情，復工地區就不得不停工，隔離發病單位和該單位的所有員工，而且，因為復工人員在城市裏出於生活需要的外出活動以及他們居住分散的特點，事實上很難按居住小區再度實行小區隔離。所以，壹切都只能“寄望於天”了，集權體制在這方面再度陷入完全被動挨打的局面。

集權體制可以下令全面復工，但它掌控不了復工地區病毒的生存和傳播。所以復工不是疫情解除的信號，相反卻可能是疫情再度擴散的溫床。現在各地未敢讓學校全面復校，就證明了地方政府的重重擔心。從現在開始，兩周內的新增確診數據未必能反映復工後是否出現無源蔓延；而從兩周後開始，疫情動態才是真正的風向標，而東部、南部各省市兩周後的疫情動向是今後疫情動態的重點觀察地區。雖然誰都希望復工後不要再發生疫情，但疫情是否在復工地區爆發的可能性大概是壹半對壹半。下令復工的中南海其實是在拿其威權根基賭壹把。結果可能如何？既然人難勝天，那就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防疫性質

作者 陳維健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正當人們註意到習近平近來，神龍見首不見尾，行蹤飄忽不定，又傳出要棄國潛逃之時，習近平突然率常委亮相，2020年2月23日開了壹個史無前例的十七萬人視頻大會，全文壹萬多字，以示他的兩個親自。

他宣稱這壹重大的公共事件發生以來，黨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成功地控制了疫情的發展。實踐證明黨中央對疫情的形勢判斷是正確的，部署是及時的。今後要做的工作是打好武漢保衛戰，做好北京疫情的防控工作。特別提到推動企業事業單位的復工復產。

這次會議所有的分場都聽到原聲看到真人，使團以上的中層幹部第壹次能直接聽到習近平的報告而不是傳達。為何要開這樣壹個會？毫無疑問是為了加強習近平的個人權力，疫情爆發以來，人們紛紛問責習近平，壹些領導幹部也開始甩鍋中央，壹是隱瞞疫情，二是強硬封城，三是輕率復工。他對此要作壹個強烈的回應。二是他對各級幹部不信任，要把指示直接傳達到基層。

在十七萬人大會之前，已開始出現追責習近平，並直指習近平應該謝罪下臺，人們拿出62年中共的“七千人大會”，毛澤東檢討大躍進的錯誤，來與今天的習近平有疫情中的所犯的錯誤相比。豈料習近平不但沒有像毛那樣作檢討，反而開了十七萬人的大會來為自己評功擺好。習近平以他的冥頑不化，執意壹條路走到黑，使其每犯壹個錯誤之後不是糾正錯誤，而是犯另壹個更大的錯誤。

十七萬人大會後，中國出現兩個完全不同的景觀，壹個是武漢，北京被更嚴格的防控。在習近平看來只要武漢這個病毒的源頭被控制住了，全國就被控制住處了，“湖北勝則全國勝”。只要北京安全，全國就出不了事。另壹方面各省市都開始解封，不但復工復產，城市也開始解封，杭州的西湖景區開始出現大批的遊人，南京文化景區也對外開放，四川市民開始紮堆聚會，長沙零售小吃開業，人們紛紛從封閉的樓房中走出來到街頭。另壹方面，廣州進壹步加強防控，嚴禁快遞，外賣人員上樓入戶收件派件。山東則出現了更嚴格的控制，對日本與韓國來的入境人員直接拉到賓館集中居住。深圳的強度防疫政策也沒有變，教育局長說疫情不結束我們絕不開學。還說考試誠可貴，生命價更高。習近平的指示充滿了自相矛盾，既說疫情的拐點還沒有到，又說已經很好的控制了疫情。既要求各地復工，又推遲召開兩會。各地幹部只好根據自己的理解行事。老百姓則壹頭怕死，壹頭貪生，沒有對疫情的常識判斷，只是隨波逐流。

習近平這樣壹種垂直領導是非常危險的，打亂了國家的行政體系。就像“文革”對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雷厲風行壹樣，造成國家行政壹哄而上，壹哄而下的隨意性。習近平的腦袋拍到哪裡，全國14億人就幹到哪裡。這樣的做法不消多長時間，國家就給紮騰完了。在疫情上這種做法更加危險。今天封城，明天開禁，封城封到購買食品要路條。壹開封又是傾城而出，紮堆活動。這不是防疫，這是開玩笑。

垂直指揮，不消多長時間我們便會看到結果。

防疫屬性

作者 張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肺炎病毒爆發對於武漢人無疑是突如其來的壹場橫禍，因為在他們的記憶裏，除了洪水之外似乎沒有別的天災。病毒肆虐，封城閉關讓壹千多萬武漢人不知所措，驚恐不安。但壹個作家的日記給他們在寒冬中帶來了慰籍，那就是方方的“武漢日記”。武漢封城的壹個月來，成千上萬武漢人夜晚上床前，早晨起床後，第壹件大事就是看“方方日記”，既從她那兒了解疫情的變化，也從她那兒感受武漢人的艱辛和悲涼。他們沒有興趣去看央視和人民日報的催淚報道和正能量文章。有網友說，方方從2020年1月25日開始堅持寫日記，記錄疫情爆發以來武漢人的喜怒哀樂以及個人的真實感受。這些日記，既有日常瑣碎，也有民生大事，直言不諱地向外界傳遞出清晰有力、誠實可靠的聲音。方方用細膩的文字和敏銳的觀察，以日記的形式讓疫區內外的人看到了與電視報紙不壹樣的畫面。方方的日記，如同至暗時期的壹縷亮光，讓人們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個體的渺小乃至無助無奈無能無力無望，看到蕓蕓眾生的哀哭和掙紮，看到武漢封城之後人們經歷的最真實的苦難。

雖然方方日記經常被刪，方方的微博也被封停，但依然有無數人每天都在閱讀轉發方方日記，方方日記也成為外界了解武漢疫情的真實窗口。方方在日記中描述：許多死者被病毒感染，沒有機會住進醫院，也沒有得到有效治療，甚至有些人連確診都沒有，就匆匆離世。她說時代的壹粒灰，落在個人頭上，都是壹座山。而我們偏偏處在壹個塵土飛揚的時代之中。2020年2月9日，方方以沈痛的筆墨寫道：“人不傳人，可控可防”這八個字，變成了壹城血淚，無限辛酸。”

華中師範大學家教授戴建業說：武漢是我國的文化重鎮，這裏有許多知名的作家教授，但他們幾乎全都失聲，很少人在封城之際留下像方方那樣“洛陽紙貴”的東西，也許有人不敢，也許有人不願，也許有人不能，不管屬於哪種情況，面對揮筆上陣且“英勇無畏”的方方，我們這些知識人難道就沒有壹點慚愧？可以說，方方日記的出現挽回了武漢乃至全國知識群體集體失聲的顏面。下面，我們再說說財新網。武漢封城後，它釆寫的壹篇篇深度報道，在悲傷的武漢撕開了壹道道口子，給人們帶來震憾，帶來真相，也帶來某種希望。

武漢肺炎病毒爆發，財新網曾於2月20日報道，武漢市社會福利院約有11位老人，因反復發燒；呼吸衰竭而死。當天晚上，“武漢發布”官微出面“辟謠”，並威脅造謠者最高可判刑七年。2020年2月24日，財新網公布了上述死者的名字及死亡日期。武漢官方隨即從辟謠者變成造謠者。2020年2月26日財新網發表獨家文章《新冠病毒基因測序溯源：警報是何時拉響的？》披露了許多令人震驚的信息。財新網這篇文章披露了那些內容？

文章告訴我們壹個重要的事實。首例新型冠狀病毒的實驗室分析檢測，早在2019年12月27日就已出爐，接著又有多起病例被檢測出帶有新型冠狀病毒。但是直到2020年1月11日，湖北衛健委才宣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財新指出，武漢市中心醫院將2019年12月24日，壹名65歲華南海鮮市場男性送貨員發燒入院采檢的病毒，送廣州微遠基因科技公司，3天後的2019年12月27日，中心醫院接到電話通知，病人染上的是“新型冠狀病毒”。另外武漢中心醫院在2019年12月27日還將2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檢體，分別送到北京博奧醫學檢驗所與復旦大學附屬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其中北京博奧醫學中心在2019年12月30日的報告中反饋寫到，檢測結果是“非典冠狀病毒”。當天武漢醫生李文亮在朋友圈提醒親友，小心武漢出現“非典肺炎”的日子，他後來遭武漢警方訓誡，寫下悔過書。

上海公共衛生中心壹位研究員的話指出，上海在2020年1月5日淩晨測出新型冠狀病毒完整基因序。武漢衛健委在2020年1月11日、也就是首例檢測結果出爐後15天，第壹次將“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更名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根據壹位基因測序公司的人士透露，他在2020年1月1日接到湖北省衛健委壹名官員的電話，該官員告知如有武漢新冠肺炎的病例樣本送檢，就不要再檢了，而已有的病例樣本必須全部銷毀，他還警告不能對外透露樣本消息，也不能發布相關論文和數據。

國家衛健委辦公廳在2020年1月3日立即發布文件《關於在重大突發傳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強生物樣本資源及相關科研活動管理工作的通知》，規定未經批準，不得擅自向其它機構和個人提供生物樣本及其相關訊息，據病毒學家透露，通知下來後，中科院武漢病毒所被要求停止病原檢測，銷毀已有樣本。2020年1月8日，國家疾控中心宣布，初步認定新型冠狀病毒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病原，並且已經獲得了該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2020年1月10日，國家疾控中心完成了PCR診斷試劑的開發與測試，隨即下發給武漢。2020年1月11日上午7點，武漢衛健委發布通報，宣布通過病原核酸檢測，確認了41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財新報道強調，中科院病毒所從2019年12月30日拿到病毒樣本並入庫，到進行病毒分離，完成病毒基因測序，分離得到病毒毒株，直到2020年1月11日對外公布病毒基因組序列，距離2019年12月27日第壹例基因測序確定新冠病毒，已經過15天，那幾天本應是決定無數人命運的關鍵時刻，但大眾卻渾然不知。究竟為什麽，在整整15天的時間裏，武漢衛健委的病例通報為零？武漢衛健委當時掌握了真實情況嗎？國家衛健委派往武漢的專家們獲得了真實的信息嗎？究竟是專家誤導了決策部門和公眾？還是有關部門誤導了專家？疫情“沈寂”了15天之後，2020年1月18日淩晨零點十分，武漢衛健委通過官網發布通報：武漢市新增4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加下來的幾天裏，病例數開始激增：2020年1月19日通報：2020年1月17日新增17例；2020年1月20日通報：2020年1月18日-2020年1月19日，兩日內新增136例；2020年1月21日通報：2020年1月20日，新增60例。疫情“沈寂”的十多天，剛好跟武漢市、湖北省“兩會”的召開時間壹致。

整整15天在官方通報裏“銷聲匿跡”的病毒，在現實中卻不斷地蔓延。它隨著求診的病人來到了醫院，盤踞在醫院，襲擊著醫生、護士和病人，再隨著交叉感染的病人們走出醫院，擴散到武漢的大街小巷。文章提出了壹個振聾發聵的問題，中國自2002年非典爆發後，官方多次宣稱，已花費巨資，建立壹套嚴謹的疫情通報系統。去年12月份檢測出非典冠狀病毒後，中國的疫情通報系統究竟是警鈴有響沒人理？還是警鈴壹直虛設？

講完財新網評論武漢肺炎的文章的內容，現在我們進行壹個簡要總結。方方在令人生畏的疫情中，單槍匹馬，用她樸實而又潑辣的文筆，既不虛美也不隱惡，既不賣弄也不煽情，寫出了武漢人的希望與沮喪，眼淚與歡笑，卑微與尊嚴。沒有宏大敘事，沒有立意高遠，僅僅以壹名武漢市民的平民視角，關註自身，關註底層，關註弱勢群體，真實記錄了這壹個多月來武漢的疫情變化、武漢人的苦難和淚水。2020年2月12日，在壹篇題名為《拐點尚未到，誰已在高歌？》的短文裏，方方寫道：武漢人的痛，不是喊喊口號就能緩解的。什麽時候公務員們前去工作不舉旗幟不再合影留念，什麽時候領導視察沒人唱歌感恩，也沒人做戲表演，人們才算懂得了基本常識，才算知道了什麽叫作務實。

但與方方主張相反，中央宣傳部已緊急編輯制作了圖書《大國戰“疫”——2020中國阻擊新冠肺炎疫情進行中》。官媒說該書集中反映習近平作為大國領袖的為民情懷、使命擔當、戰略遠見和卓越領導力，全景式介紹中國人民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集中統壹領導下，緊急動員、齊心協力，打響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的階段性進展和積極向好態勢，彰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有網友稱，“逝者屍骨未寒，每天還有那麽人在病床上掙紮求生，悲劇還未落幕，他們已經在慶祝了……這是人幹的事嗎？這麽急著出書而且還要出外文飯，真是刷新想像力，實在是“無恥之尤，令人作嘔！”我們說方方，當然也包括少數不畏強權，敢於批判中共的學者。方方以自己的日記，讓無數中國知識人羞愧，也讓人民領袖的厚顏無恥暴露於天下。

財新網的調查文章像壹面鏡子照出了中國媒體的墮落和悲哀。財新之所以能夠在萬馬齊喑的中國發出與主旋律不和諧的聲音，顯然與它的背後的掌門人胡舒立女士有關，也與壹直支持財新網的中共實力派人物王岐山有關，使中宣部對其敬畏三分。但財新的文章是否也讓我們感受到中南海的波譎雲詭。習近平真的已經化險為夷，重掌疫情權鬥主動權了嗎？我不知道，但我明白“人在做，天在看”。

防疫本質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出乎絕大多數人的意料，2020年1月23日淩晨2點，“九省通衢”之武漢緊急宣布封城，這對壹個素以面子為重的國家來說，事態之嚴重，可想而知。

當天（2020年1月23日）上午9點21分，離武漢十時實施封城不到四十分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網轉發“衛生健康委網站”當天發布的疫情公告《2020年1月23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況》[註1]，稱：“截至2020年1月22日24時，我委收到國內25個省（區、市）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病例571例，其中重癥95例，死亡17例（均來自湖北省）。13個省（區、市）累計報告疑似病例393例。”

按照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公布的疫情，就算全國新冠肺炎確診和疑似病例全部來自武漢，兩者相加也僅僅964例病患，相對武漢近1100萬人口的總量，發病率不到萬分之0.88。對於壹個千萬人口級別的城市而言，封城之舉，史無前例，在政治、經濟、社會、民生和心理等許多方面都會對整個國家乃至世界造成巨大的影響，而且在隨後的人員管控、資源供給、調配等壹系列問題上，技術難度不言而喻，不到萬不得已，武漢政府（當然這並非是武漢政府能夠決定的）何必要冒著極大的風險大動幹戈實施封城？真相究竟如何？

封城幾乎引起社會的恐慌，網絡上各種無法確定真假的消息在鋪天蓋地地傳播。當天晚上，我打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網站，想從官方發布中尋找有關新冠肺炎疫情的權威信息。而事實上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網站上並沒有太多有用的信息。我又仔細閱讀了壹遍《2020年1月23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況》，除了以上公布的累計至2020年1月23日新冠肺炎患者的確診數量、死亡數量和疑似病例數量外，該公告還稱：“2020年1月22日0-24時，24省（區、市）報告新增確診病例131例，新增死亡患者8例，其中，男性5例，女性3例，除1例53歲以外，其余均為65歲以上老年人，80歲以上5例，分別患有癌癥術後、肝功能損壞、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帕金森等慢性、基礎性疾病。”該文最後還列舉了十七位逝者的病況，強調死亡者絕大多數是老年人，並且大多患有嚴重慢性基礎性疾病。很顯然，這是為了避免引起廣泛的社會恐慌而作出的官樣解釋。

武漢疫情真的僅此而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官網上，壹篇2019年12月30日最新發布的來源於疾病預防控制局的統計報告《2019年11月全國法定傳染病疫情概況》[註2]引起了我的註意。該報告統計了2019年11月1日0時至11月30日24時期間，全國（不含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法定傳染病的發病和死亡情況。報告稱在2019年11月份期間，“共報告法定傳染病670999例，死亡2531人。其中，甲類傳染病中鼠疫報告發病4例，無死亡報告，霍亂報告發病1例，無死亡報告。乙類傳染病中傳染性非典型肺炎、脊髓灰質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白喉和人感染H7N9禽流感無發病、死亡報告，其余21種乙類傳染病共報告發病292854例，死亡2522人。報告發病數居前5位的病種依次為病毒性肝炎、肺結核、梅毒、淋病以及猩紅熱，占乙類傳染病報告病例總數的93%。”

在該報告的附件“2019年11月全國法定傳染病報告發病、死亡統計表”中，記錄了不同病種在2019年11月份全國的總發病數與總死亡數。相對於新冠肺炎，其中最有參考價值的病種是同樣屬於乙類傳染病、主要通過飛沫傳播的肺結核，11月份全國報告肺結核的發病總數達73000例，死亡177例。我追蹤了壹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2019年9月份和2019年10月份（註：12月份的統計當時還未公告）肺結核的發病數量和死亡人數，2019年9月份發病總數80973例，死亡170例[註3]；2019年10月份發病總數75123例，死亡156例[註4]。這些數據與武漢封城時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疾病預防控制局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全國確診病例571例（其中重癥95例）、死亡17例相比，在數量上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從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疾病預防控制局的統計中可以看出，肺結核每個月都對國民造成巨大的損害，比新冠病毒肺炎從發生至武漢封城這段時間內對國民造成的損害從官方統計的數字上看要嚴重得多，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大權在握卻又欠缺專業知識和傳染病防治經驗的各級官員們對此都壹直不以為然，直到疫情大爆發而壹發不可收拾。

從另壹個角度來看，為什麽肺結核每月對國民造成的巨大損害，要比新冠病毒肺炎從發生至武漢封城這段時間內對國民造成的損害嚴重得多，但國家卻只對新冠病毒肺炎采取了嚴格的封城措施，而對疫情同樣也很嚴重的肺結核卻並沒有采取相應的措施？這裏面又有什麽隱情？還是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發布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數據可能存在失實？如果失實，又是什麽原因造成的？

既然2020年1月23日發布的數據顯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還遠沒有比肺結核嚴重，政府為什麽要為應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采取嚴厲的封城措施？唯壹還可以解釋得通的便是新冠病毒肺炎具有超強的傳染率，病情特別嚴重，威脅特別巨大，若不加以控制，疫情將會迅速蔓延，否則政府不可能會采取極端的封城措施。而此時離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2020年1月11日發出《武漢市衛生健康委關於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況通報》僅僅12天。繼1月3日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在通報中稱“未發現明顯的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註5]、2020年1月5日稱“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註6]後，這份2020年1月11日發出的通報中還在堅持聲稱：“自2020年1月3日以來未發現新發病例。目前，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註7]

而事實是2020年1月11日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武漢市衛生健康委關於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況通報》時，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已經得知“‘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註7]，而這“冠狀病毒”，正是曾經造成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即非典型肺炎）與MERS（中東呼吸綜合癥）傳播的元兇。冠狀病毒普遍具有極強的傳染率，“新型冠狀病毒”與SARS病原體高度相似，同樣具有超強的傳染率，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到2020年1月11日在明確得知“‘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後還在發布“自2020年1月3日以來未發現新發病例。目前，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這種說法，顯然是對人民和國家高度不負責任的，通報的內容在事實上也是完全站不住腳跟的。

2020年1月6日，政協武漢市第十三屆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召開，次日武漢市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召開，武漢市兩會至2020年1月10日結束。期間，從2020年1月6日至2020年1月10日，武漢市衛健委停止發布關於不明原因肺炎的疫情通報。

2020年1月11日，政協湖北省第十二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開幕。12日，湖北省第十三屆人大三次會議開幕。在隨後的五天裏，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在關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情況通報中壹直表示“我市無新增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2020年1月15日，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官網發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識問答》（2020年1月14日）[註8]，在回答“截至目前，有沒有發現人傳人的情況？”的提問時，答復還是稱：“現有的調查結果表明，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武漢市衛生健康委的壹系列發布，被全國媒體廣泛轉發。

2020年1月17日上午，湖北省兩會閉幕。2020年1月18日，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官網才發出2020年1月16日0—24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情況通報，通報稱“我市新增4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目前，新增病例已安排轉院至武漢市金銀潭醫院救治，所有病例病情穩定，無危重癥，病例發病時間集中在2020年1月5日至2020年1月8日，相關流行病學調查和密切接觸者搜尋工作正在開展中。”[註9] 新冠病毒居然也懂得識大局、講政治？在省人大召開期間竟停止了傳染，直到人大會議結束後，才又有新增病例出現。

2020年1月20日，媒體報道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呼吸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鐘南山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目前非常肯定地證實出現了人傳人現象。同時，也證實了有醫務人員感染。那麽武漢有那麽多的專家，經過了壹個多月的時間，壹直奮鬥在疫情第壹線，應該早就獲得了非常明確和充足的第壹手資料，為什麽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卻始終沒有確認存在人傳人現象？是真不知道，還是另有隱情？

2020年1月22日，湖北省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二級應急響應。武漢市衛生健康委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有關規定，全省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情況由省衛生健康部門發布[註10]。此時，離開武漢發布封城已經不到24小時。

武漢市衛生健康委的壹系列通報已經讓人們在麻痹和等待中喪失了隔離和阻斷疫情傳播的寶貴時間和最佳機會，後來疫情的發展和事實也證明了武漢市衛生健康委的通報造成的影響有多麽嚴重，後果和代價是多麽慘重。

但是這次疫情爆發成災，所有的問題單是出在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壹個環節上嗎？所有的責任全部應該由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去承擔嗎？顯然不是。這是壹條壹環緊扣壹環的鏈條，鏈條的每個環節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自從疫情開始出現以來，政府部門壹直在通報中表示疫情可防可控。2020年1月18日，武漢市百步亭社區還在舉辦第二十屆萬家宴，據媒體報道出席家庭數量達到4萬多戶。而此時離1月22日湖北省宣布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Ⅱ級應急響應已不到四天時間。

2020年1月23日淩晨在武漢宣布封城之前僅僅幾個小時，2020年1月22日21時54分，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在其官方網站發布了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第二份情況通報（第壹份在1月21日21時25分發布）：《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關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情況通報》[註11]，其中稱：“2020年1月21日0時—24時，湖北省武漢市報告新增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05例，死亡3例，出院3例。其他市州無新增病例報告。截至2020年1月21日24時，湖北省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375例，已治愈出院28例，死亡9例。目前仍在院治療338例，其中重癥65例、危重癥23例，均在定點醫療機構接受隔離治療。累計追蹤密切接觸者1181人，已解除醫學觀察755人，尚在接受醫學觀察426人。”值得註意的是，這份通報，其中根本未提疑似病人的數量。

而事實是在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時，已有媒體報道武漢醫療資源緊缺，病床緊缺。這與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關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情況通報》所稱“湖北省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375例，已治愈出院28例，死亡9例”完全不成比例。早在1月20日，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為應對這次新冠病毒疫情，特地發布公告《武漢市設置發熱門診醫療機構和定點救治醫療機構名單》[註12]，稱：“1、全市發熱門診61家（其中，中心城區41家，新城區20家；市管醫院16家）。2、全市定點醫療機構9家（其中，中心城區定點醫療機構為市金銀潭醫院、市肺科醫院、市漢口醫院；遠城區定點醫療機構為各區人民醫院）。3、省市聯合醫療救治專家25人（其中，同濟醫院5人，協和醫院5人，省人民醫院3人，中南醫院4人，市第壹醫院1人，市中心醫院1人，市第三醫院1人，市第四醫院1人，武漢兒童醫院2人，市金銀潭醫院2人）。”組成規模龐大的醫院、專家團隊來應對疫情，該公告還用表格形式列出了這61家設置發熱門診和9家定點治療醫療機構名單，如果說至封城之前湖北省累計報告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病例才區區375例，怎麽可能會造成如此龐大規模的醫療機構資源緊缺，病床緊缺？又何必要興師動眾緊急施行封城措施？

因此武漢封城，此時此刻的重中之重，是武漢究竟有多少沒有確診的被新冠病毒感染的疑似病人存在？而官方的數據和結論，究竟還有多少公信力存在？公眾找不到答案，但相信每個明白人心中都會有自己的答案。

中共防疫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時間來到了早春二月，北方雖然還飄著雪，南方柳枝已經開始抽新了，疫情壹點也沒有如預測的那樣有了拐點，有專家說冠狀病毒怕熱，天氣熱了，疫情就會結束。待到天熱至少還有三個月，即使到了五月份疫情結束了，但中國的經濟等不起。不少工廠會破產，工人失業沒有錢。大手大腳揮霍慣了的政府，又如何可以沒有錢。


習近平在2020年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上警告地方官員，遏制新型冠狀病毒的措施已經大大超過了合理的範圍。不能為了遏制病毒損害經濟。與此同時國家發改會推出九項措施，要求企業盡快恢復生產。

習近平的這壹指示，讓官員們搞糊塗了。疫情在全國各地遍地開花，浙江省溫州市成了武漢封城後的第壹個城市，緊接著4號省委杭州封城，上海吃緊。在這樣的形勢下怎麽能奢談復工？復工無疑是自殺。但是習近平的命令比山大，文革時有壹句口號，對於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對習主席的指示亦然。

習近平下達指令後，發改委表示“重要國計民生領域”必須立即盡早復工，疫情嚴重區域和非緊迫崗位可以適當延期復工。很顯然已打了折扣。這樣壹來每個地區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來制定復工政策。

復工與防疫是互相矛盾的，防疫最大的措施是隔離，復工是集合。如果恢復生產，那麽前壹段時間的封城到封樓到封戶，中斷交通把人隔離開來的壹系列措施全都要廢除。大企業的工人大多來自各省各市，又大多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最容易交叉感染，而且還明令出現病例也不得關廠，這樣壹來必定使疫情進壹步失控。但是工廠不恢復生產經濟怎麽辦。中共這些年政權至所以能夠維持靠的是經濟。經濟可以說是中共政權的生命。對中共來說兩害相比取其輕。

《北京日報》報道，北京市43家市管企業集團總部已全面復工，復工復產比例達100%；二重要企業1089戶，復工復產比例為99.7%。北京國企均已實現復工復產。當然這些數據不必當真。在統計上造假是地方政府壹貫的做法。

浙江之聲網站報道，杭州的小超市、理發店等陸續營業，但電影院、KTV等除外。報道說，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關於加快推進企業和建設工程復工復產的通知》，簡化復工手續。企業按照復工疫情防控工作導則要求，通過線上企業有序復工申報備案數字平臺或線下方式，將復工方案、復工員工防疫承諾書、責任承諾書、防疫應急預案、食堂防控措施、宿舍防控措施報屬地鄉鎮（街道）、管委會即可自行復工，不需再備案審核通過，負面清單行業除外。

工雖然復了，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

廣州天盈廣場東塔，地處珠江新城CBD核心區域，位於城市中軸與珠江江軸交匯之上，是全江景超甲級寫字樓，項目所處的天匯廣場總建達57萬平方米的規模，涵蓋了CBD行宮天鑾。超甲江景寫字樓天盈廣場、擁360°全方位景觀，南向壹線是臨江風景線，與地標廣州塔遙相呼應，西向中軸景觀壹覽無遺，可觀7大地標全景，東、北向可享珠江公園綠色生態園林景致。

東塔是廣州最先復工的寫字樓，2020年2月16日，廣州天河官方微信發出通報，天盈廣場東塔壹名職員被確診為武漢肺炎。啟勝物業管理公司發出通告；2020年2月15日，天盈廣場東塔13樓其中壹個單元的壹名職工確診1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該公司全體職員已於14日開始隔離停止辦公。

通報稱，廣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反饋，天河區兩例新冠肺炎密切接觸者轉為無癥狀感染者。經核實這兩例無癥狀感染者分別為，2020年2月14日確診病例朱某某的妻子和兒子，兩人曾於2020年2月10日至2020年2月13日在天盈廣場上班。另據“南方都市報”消息，上述兩名無癥狀感染者，分別在天盈廣場東塔13樓和32樓工作，目前兩家公司都停止辦公。

廣州復工出現感染後，重慶市也出現在同樣的情況；國家特大型企業攀枝花鋼鐵公司釩鈦子公司出現二例確診病人，這兩人與131人有密切接觸。重慶市長壽區政府2020年2月12日發布的信息顯示，壹位51歲的男子在2020年2月10日被確診感染新冠肺炎，成為長壽區確診的第15宗病例。2020年2月6日至2020年2月9日這四天內，該男子每天上午和下午分別乘坐重慶鈦業的通勤車，往返於所居住的長壽區江南街道和重慶鈦業的廠區之間。這名工人在這四天的時間內會傳染給多少人不難設想。

這就是復工的代價，

就在復工出現感染病人的同時，中國國家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宣布；醫生和相關工作人員在疫情防控和救治工作中，感染肺炎病毒或死亡的應認定為工傷，並依法享受工傷保險待遇。但不包括壹般職工。職工冒死復工上班，不但沒有加薪，還不能享受工傷待遇，毫無疑問，不是配合復工而是打擊復工。

事實上醫生死亡享受待遇條件也是十分苛刻的。湖北壹位醫生在壹個月的時間裏接診3千多人，平均每天要看30個病人，他因過度疲勞猝死家中。他所在的仙桃市三伏潭鎮衛生院發文；劉文雄醫生作為三伏鎮衛生院發熱門診專家指導小組副組長壹直戰鬥在門診防疫壹線，認真篩查疑似患者，累計診治發熱病人670次。他在2020年1月31日身體不適，胸痛心慌，因防疫任務重沒有請假治療，堅持上班，2020年2月13日下班後突發疾病並暈厥，送到醫院搶救無效死亡，診斷原因為“急性心肌梗死”根據《工傷保險條例》與人社部“2020”11號文件，規定的新冠狀肺炎感染情形，現決定不予認定或者視同為工傷。

在生死線上超強度工作的醫生過勞死都不能認定工傷，這種制度性的殘酷令人齒冷。

在習近平號召復工之際，壹方面各地政府下令企業開工復產，另壹方面各地防疫部門又禁止人員回流聚集，導致員工們先被命令回廠，後又被禁止進廠回宿舍，工人們進退兩難，以至流落街頭。這種情況被地方幹部稱之為“政策打架”

2020年2月20日下午，西安高新區丈八街道辦事處門前，十余名返廠復工員工前來維權，他們向政府人員反映：政府下發復工通知，公司催促員工抓緊時間返廠復工，許多員工接到通知後，從各地返回西安高新區準備上班，但是來到廠區後，政府防疫部門又禁止進廠及返回宿舍，說是沒有接到上級防疫部門的通知。有壹位女員工說；復工是政府通知來的，我們來了又不讓進門，也不讓回宿舍，想返回老家也被封路，真是上天無門，下地無路啊！到了晚上只能流落街頭席地而睡。這可是寒冬的季節。晚上的溫度低至2到時3 度。政府如此地無序，紮騰的是那些外來的打工者。

春節前就回到老家甘肅過年的謝強，因為接到復工通知，趕回西安卻被攔在了租住小區的大門口。物業管理人員告知他，接“上面”通知，從外地回來的租戶不得進入小區，可在回到西安之前，謝強沒有接到房東的任何通知。夜已深，任憑他怎麽解釋自己在老家從未外出、回西安的路上也全程做好防護措施，物業也只回壹句：“不能進，去酒店吧”。

謝強只能拖著24寸的行李箱流落街頭，冬夜的寒冷和趕路的疲憊，讓他生出壹股強烈的拋棄感，他不知道有誰能幫助他。

2020年2月初，湖北籍農民工周某乘火車來到西安務工，但由於突遇防疫封路，防疫人員禁止他繼續前往務工地點。無奈之下他住進了火車站附近的小旅館作下壹步打算。不料，除夕前後武漢疫情加重，西安市疫情防控措施隨之升級，返程火車也已停運，西安旅館也不再接待湖北籍人員，他只好流落街頭。

此後政府又通知外來人員到酒店隔離，但是酒店隔離的安全性和費用，成為了擋在租戶面前的兩座大山。並且政府告知必須去統壹劃分的隔離酒店。300塊壹天，14天的支出，不是打工者所能夠承受的。

《紐約時報》報導；王生拖著壹個灰色塑料行李箱，裏面裝著他的大部分物品，壹張毯子、壹把牙刷、壹雙白色球鞋和壹個梳子，在中國南方挨個工廠討工作。得到的永遠是拒絕。

現年49歲的王生曾經在龐大的工業超級城市深圳找到過工作。但是因為他來自湖北，工廠都拒絕他，盡管他已經很多年沒有住在那裏了。他口袋裏不多的幾個錢，讓他面臨饑餓與流浪。他說這幾天他已經靠清湯面充饑了。


中國約3億農民工長期生活在社會邊緣，拿著微薄的薪水做著臟累的工作，而且只能獲得有限的公共衛生保健資源和教育資源。習近平呼籲抗擊病毒的打“人民戰爭”，但是人民連生活都是成問題，這個人民戰爭應該如何打？

政府要求復工，打工者特別是來自農村的也希望復工，不復工他們就沒錢生活，他們沒有任何勞保福利。常言坐吃山空，他們不要說山，有限的積蓄怕是不夠壹個月，二個月的開銷。不打工他們就活不下去。很多民工就這樣在生死線上徘徊。

深圳有兩家鞋廠的企業主李先生， 他說工廠雖然復工了，但是返工的工人不到壹半，三條生產線只開了壹條。還有開工了，如果員工感染了，我們也沒有能力應對，壓力也很大。還有我們的貨生產出來了，貨也運不出去。今年我們可能挨不到年底就會破產。

復工對有些地方是硬命令；除武漢溫州是第壹個封城的，現在奉命開工。有壹家企業因為以上所說的種種原因，工人湊不齊無法復工。但市政府命令必須開工，開工是以耗電來計算的。業主只好把機器開起來空轉，來完成政治任務。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張克儉透露，中國截至昨天（2020年2月26日）的復工率僅為32.8%，不過各省份中小企業復工率正穩步提升，有七個省份的中小企業復工率超過40%。

因復工感染到25日為止；據不完全統計聚集性疫情12起，15人確診，18人傳染，514隔離。北京確診1人，傳染1人。隔離68人。廣東確診1人隔離全公司，黑龍江確診2人，隔離46人。福建確診1人，隔離152人。以這個統計數來說，復工感染還是十分低的。但有多少沒有統計進去？

就在中共下達全國復工指令後，中共作出決定今年“兩會”推遲召開。《環視》老編胡錫進對兩會推遲召開說；“什麽時候開，要等疫情絕對的控制後再開，要不然有人把病毒帶進會場怎麽辦。”壹語把人大代表的命與人民的命作了嚴格的區別。兩會代表的命是命，老百姓的命不是命，真是人分貴賤命不同。

復工是勢力在必行，政府工人都想復工。但政府為此做了多少推動復工的服務性措施。

防疫特征

作者 陳維健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武漢封城伊始，人們就呼喚總書記習近平到武漢來看壹看，孫春蘭去了，李克強去了。但是習近平就是不去。雖然他命令官員應對疫情要靠近指揮，自己卻躲在後面，進行兩個親自。2020年3月10日，封城40多天後才被輿論逼著始到武漢，可見並非真男兒，而是貪生怕死者。

習近平坐專機到了武漢全城戒嚴，草木皆兵，大批黑衣隨從。制高點都有狙擊手，他所到的東湖新城區每壹戶人家均派二名保安人員管控，以防前些日孫春蘭為其打前站，各家各戶齊聲高喊“壹切都是假的”，搞得孫春蘭十分尷尬。有了孫春的經驗，公安管控到了家。習近平所經過的街區有大量的群眾佇立在街道兩邊，都是群眾演員有指揮統壹口號。習近平還到火神山醫院，沒膽進病房，沒有與病患醫務人員進行對話。而是在醫院指揮大廳隔空對話，盡顯怕死之態。

習近平自詡兩個親自，不去武漢不要說對民眾交待不了，對官員交待不了，對自己也交待不了。到武漢這壹步他是必須走的。可以想見習近平的身邊的人壹直在為他去武漢，作精心準備，絕對安全方可出行。封城四十多天後，疫情緩了下來，基本在控制之中，雖然這種控制是以相當大的人權犧牲為代價的。在萬無壹失之下，習近平終於到了武漢。

習近平遲遲不到武漢，除出生物安全考量外，還有壹個是政治考量。疫情因他的指示不要讓謠傳影響年味兒，致使疫情失控，黨內黨外都把矛頭對準他，使他的地位岌岌可危，這樣的情況下當然不便出行。現在疫情緩和了，無人敢發難了，也是顯示兩個親自的時候了。所以才決定到武漢。

習近平到武漢前夕，被習近平新任的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作輿論先行。要武漢人民“感恩習近平”。但因用力過猛，遭到民眾的反彈，社交媒體上壹時出現大量的反諷言論，致使不得不進行修正改稱“感恩人民”。習近平雖然人到了武漢，但他行走之處，實際上是為他畫地為牢，與飽受封城之苦，在呻吟，在尖叫，在吶喊，創下人類歷史上最恐怖最悲慘的武漢壹點關系也沒有。武漢人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真正的武漢人。他把人民當敵人，人民也把他當敵人。

習近平千呼萬喚始到武漢，他到武漢不過是為自己評功擺好而已。但歷史只會記下疫情中種種無恥之所在。也許這壹次習近平又躲過了壹劫，但罪惡累累的他，躲得了初壹，躲不了十五，被人民審判是遲早的。

邪惡本質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壹、傳說中的勝利


這幾天國內疫情好轉，各地利好不斷，有人已高喊“勝利了！”


武漢作家方方2020年3月9日的文章：“引咎辭職，從中心醫院的書記和院長開始”


“收到醫生朋友發來信息，從字面便能看到樂觀情緒。新增確診病例進入低位運行期三天，而且持續下降；新增疑似病例壹直都處在低位運行中。省市換帥後，確有壹系列鐵腕手段，使疫情得到迅猛控制。在武漢病人多的時候，曾計劃要建19家方艙醫院，現在顯然不必了。醫生朋友說，已休艙11家方艙醫院，剩下的3家也將在今明兩天休艙。現在武漢的抗疫戰，已經處於收尾階段，類似在打掃戰場吧。重癥病人持續減少。當然，人數減少來自兩個原因，壹是治好了，二是去世了。現在的重癥病人尚有四千七百多人。這仍是不小的數字。醫護人員也正以最好的方案進行救治，期待他們能堅持下去，盡快好起來。”


緊接著是2020年3月10日，領導看望慰問火神山醫院患者和醫務人員。


從歷史經驗判斷，這是壹個極其重要的標誌性事件：官方視角下，可能認為疫情向好的拐點已經到來，故有此行。


大家都在準備慶祝，網上網下、衙裏衙外，壹片喜氣洋洋。


於是，還出現了壹場場盛大的臨時醫院閉院的告別慶祝場面（視頻）。


此情此景，忽然發現之前本來想要寫的很多反思類的東西，好像瞬間變得多余，沒什麽必要了。


不給喜慶添晦氣，這是我族的道德和行為準則。但出於狗屁的情懷，忍不住還是將想法寫下來---萬壹能警醒點滴呢？


二、該撫慰傷痛，還是該歡慶"勝利”?


1、未到勝時慶何來？


生與死的距離很遠也很近，核心疫區沒被死神叫走的人實屬劫後余生，需要壹些慶祝和儀式來沖喜。所謂的“勝利”，其實只是慶幸茍活下來而已，而且目前看也只是階段性的，並不是徹底戰勝了病毒。這可以理解和接受。


但是，壹是數千亡者屍骨未寒，除絕戶外的殘破家庭仍痛不欲生；二是二次爆發的可能性很大（有出院者已發生二次傳染、另有復工者、外出者）；三是可能會發生病毒變異並出現新疫情；四是國際疫情形勢緊張，謹防“出口轉內銷”引發新壹輪疫情輪回。如此種種，如果只是稍微緩壹口氣尚可，但遠未到慶祝勝利的時候。


戰疫尚未成功，疫區尚需努力。


2、往事不堪回首明月中


對武漢，對中國，對全人類而言，這真是壹次歷史性的傷痛。自我設計的喜慶過後，是痛定思痛，還是往事如煙，必將再次考驗人類的智慧和勇氣。


就我族而言，極可能是喜慶過後，人為地慢慢淡化了不堪回首的痛苦記憶。當事者不願提，事外者沒動力，主事者不讓說，裏外上下完美地構建了壹個巨大的三角穩定遺忘系統。極有可能，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有朋友說：歷史不會忘記。這話說的真夠文藝和煽情：歷史肯定會記住這壹筆，但那是歷史的事情，與現實無關。等待歷史的結論，對當代人來說其實與自慰無區別，是壹種恥辱。如果後代們真的有進化的可能，壹定會像我們天天罵曾經的太監壹樣，當代人的無能也會被罵出狗血來。


三、追責不了了之，反思無從談起


作家方方提出要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當然是從基層醫院---武漢中心醫院下手。找壹個辦事的人算賬而回避其指揮策劃者，這個角度和突破口對建議者來說比較安全，而且也是焦點單位。當然希望不是最後的結局，而是追究的開始。其上上下下的大老虎們遍地開花，能不能追下去，天不知道，但人皆共知。


追責建議合乎道義，但不符合現實。向善的方向推演，找幾個無關緊要的替死鬼予以法辦，平復壹下活著的和死者家屬們的情緒，算是膠帶。


最佳的追責節點是在事中，但都沒把握住---前後40多天，哪怕是在李醫生駕鶴仙去的當時，籠中疫民也保持著正能量，秩序井然齊唱“義勇軍”。在利好不斷湧現的近日，才發生了壹個喊“假的”的個體，還是女性，然後，除了滿眼的“加油”、“感恩”，再無其它。如果事中都沒喊出“假的”，淡化之後更難，最多是停留在理論層面。這就像上面的歷史論壹般扯。


李文亮們，群體名氣足夠大，但名譽是用性命換來的，每個個體註定是這場鬧劇中的悲劇性的小人物，不過將來進入新壹代的“傷痕文學”是鐵定的。反觀那些默默死去的平民們，當慶祝勝利和精神療傷開始壓倒壹切時，多數已經往事如煙了。


“追責和反思是兩位壹體的”，問題是雙管齊下難度太大，而僅限於理論層面的追責，意義大打折扣。事後+理論，亡羊補牢，於事無補，但反思的課題還歷歷在目：


1、花費巨大成本建設的疫情直達預警系統，為什麽在中層管理者的幹預下馬上失靈？


2、舊領導班子不用說了，對尚未履新的新領導班子，人們為什麽依然報著青天老爺般的期待、祟拜和歌頌？


3、新班子上任後，為什麽仍然出現了應付上級領導檢查，基層造假、民眾喊“假的”事情？


4、為什麽李醫生的調查組之調查組遲遲沒了下文？死後被追授先進同時，《訓戒書》怎麽處理了？


5、1月31日各主流媒體共同報道的10萬個高級口罩新聞，為什麽內容不壹？指定壹線專用的捐贈物品，為什麽被東西湖區政府截留，用在二三線社區人員？


6、武毒所和上藥所聯合《人民日報》，聯手推出雙黃連引發搶購和傳染風險的鬧劇，為什麽沒有任何追究和擔責？放在普通民眾身上，這是什麽法律性質？

這恐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悲劇再次以喜劇收場，雖然利官利黨利政，只是將來國人免不了還要再哭幾回。

演變過程

作者 滕彪 寫於 二零二零年

中國政府應付肺炎疫情的種種方法，到底反映了中國的“制度優勢”，還是“治理失靈 ” “治理潰敗”？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1) 掩蓋真相，封殺輿論，貽誤防控疫情的最佳時機。據《南華早報》取得的中國政府數據，首位新冠肺炎的病例可追溯到2019年11月17日的壹名55歲男子。2019年12月8日，已有數例與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有關的新冠肺炎患者到醫院就診，如果及時關閉該市場並隔離病人和可疑病例，疫情不會擴散。可直到2020年元旦才關閉這個市場。2019年12月24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將病毒送廣州檢驗，2019年12月27日確認是“新型冠狀病毒。”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已上報共七人包括壹家三口被感染病毒，但武漢衛健委、國家衛健委仍通報稱“不會人傳人”。2020年1月11日已有死亡病例，國家醫療專家組專家仍說武漢的情況“可防可控”。這期間疫情實際上在迅速蔓延，但官方的說法讓人們解除了警惕，人們未采取任何防護措施、也未取消任何活動或出行計劃。直到2020年1月20日才通過鐘南山宣布新冠病毒“確定人傳人”，2020年1月23日武漢才封城，1月25日才成立疫情小組。壹份來自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工程大學2020年1月2日下發的內部文件顯示，中共高層早已知曉此次疫情具有傳染性，並開始在內部采取預防措施，而大多數民眾還被蒙在鼓裏。中央政府2020年1月3日即開始向美國和世界衛生組織（WHO）通報疫情，2020年1月7日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了疫情問題，但決定不公布。中共的掩蓋和拖延，是疫情迅速惡化的罪魁禍首。

(2) 打壓吹哨人和批評者，壓制民間機構，為民間救助制造極大障礙。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醫生在微信群裏發消息說，急診科隔離了7名來自於華南海鮮市場的SARS病人，被轉發後立即遭院領導警告，要求他寫檢討書。武漢市公安局傳喚李文亮等8名醫生並對他們進行訓誡。武漢協和醫院的醫生林羽向媒體說，疫情剛開始的時候，醫院就要求不允許私自在公眾平臺談論病情，不允許私自接受媒體采訪，“整個就不讓說”；而地鐵員工也被禁止帶口罩，“怕引起恐慌”。從瘟疫爆發到2020年2月21日，海外民間團體“中國人權捍衛者”收集到416個在網上傳播相關信息而被訓誡和拘留的案例。公民記者陳秋實、方斌、李澤華、陳思明、高飛等，通過社交媒體發布疫情真相，均被抓捕、拘留或強制隔離。許誌永博士嚴厲批評當局對疫情的處理方式，2020年2月15日遭抓捕。艾曉明等發起公開信，很多簽名者遭到警告或傳訊。大多數國內媒體淪為宣傳機器、甚至成為騙子和幫兇；壹度市場化或半市場化的媒體也在整肅之下噤若寒蟬，海外媒體也受到層層阻撓。2020年1月14日武漢警方在金銀潭醫院外短暫拘留了來自香港電臺、香港商業電臺、無線新聞和NOW TV的香港記者，並迫使他們刪除鏡頭。真相的傳播、信息的收集對於掌握疫情、采取決策、個體救援等作用巨大，但當局的媒體管控、刪貼、抓人，壹直在起相反的作用。

(3) 批準和舉辦大型活動，造成疫情蔓延。政府明知情況嚴重，仍未采取任何公開步驟。 2020年1月6日至2020年1月10日，武漢市召開兩會；2020年1月10日，全國春運大幕開啟；2020年1月11日至2020年1月17日，湖北省兩會在武漢舉行。兩會期間，武漢通報無新增病例，外界誤以為疫情被控制。甚至在封城前四天，官方仍組織四萬家庭參加 “萬家宴”，事後此小區居民感染極為嚴重，事後有人評論此次“萬家宴”形同謀殺。武漢市文化和旅遊局2020年1月20日竟發放20萬張免費旅遊券。2020年1月21日，湖北省委舉行春節團拜會，壹些演員帶病參加演出。為了維穩，為了創造本部門的“政績”，為了兩會的政治任務，為了營造節日氣氛，政府在長達壹個月多的時間裏隱瞞消息、淡化疫情、甚至特意舉辦大型活動來消除人們的擔憂。這期間，官方不知舉行了多少大型活動，不知多少人在毫不知情或毫無警惕的情況下被感染。

(4) 封城不但沒有起到防止瘟疫擴散的效果，而且帶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和新的人道災難。在疫情嚴重、無法掩蓋的情況下，當局粗暴地突然決定將1100萬人的整個武漢封鎖，之後全國數十座城市紛紛封城。沒有任何民主商討過程、沒有任何周密計劃、也沒有給居民提供足夠的預警。在500萬人已經離開武漢、幾億人已經春節返鄉或去往世界各地的情況下，封城為時已晚。前“醫生無國界”組織成員、美國拉吉夫•費爾南多醫生(Dr. Rajeev Fernado) 說，“政府掐斷公交車，掐斷鐵路，我真是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是當代沒有過的做法，是原始的行為和思維。這麽大規模的封城，是強迫健康人與感染者混在壹起，讓更多人感染。”封城、封路導致物流中斷，食品、藥品、生活必需品的運輸非常困難，連醫護人員上下班、市民看病，交通都成了問題。酒店把客人趕走，來不及離開的外地人無處安身。封城在不少地方壹度造成搶購和物價飛漲，中低收入的民眾更雪上加霜。封城造成的恐慌、混亂以及對政府的不信任，也導致大量的人們“偷渡”到鄰城或鄰省。不但封城，而且各地紛紛封村、封鎮、封小區，用鎖頭、土堆、電焊、封條等辦法無數家庭強行關在家裏。深圳施行出入證制度，壹夜之間很多人睡在大街上。全國越來越多的居民區、鄉村憑票證出入，造成極大不便，也於法無據。強迫全國幾乎所有人口不出家門，這只有最可怕的極權體制才做得到，不但粗暴踐踏人權，而且會造成巨大的人道災難，已經發生17歲腦癱孩子餓死家中、1歲半孩子餓死，以及自殺、去世多日才被發現等諸多慘劇。

(5) 管理混亂、朝令夕改，隨意征用、沒收、扣留救急物資。華南海鮮市場長期存在環境臟亂、假冒偽劣、非法野生動物交易等問題，卻得到政府各部門的長期庇護。2020年1月26日汕頭通知要封城，人們紛紛逃離，物價飛漲，不得不很快取消。2020年2月24日武漢通告有條件開放外地人員出城；但4小時後收回成命。安徽蚌埠壹度把市民每天的采購時間限定在早8點到10點之間，導致人群紮堆，交叉感染幾率大增。雲南大理、蒙自市、遼寧沈陽分別扣押了外省市的大量口罩。壹些醫院的正常手術都停止。紅十字會拒收救援物質、拖延分發救援物資、走後門優先送給領導或關系戶、將捐贈物資變賣獲利等惡劣事件，在社交媒體上頻頻曝光。人們對中國紅十字會的腐敗和低效深惡痛絕，但武漢市政府堅持要求所有捐贈必須經過當地紅十字會。醫院裏病床不夠，醫護人員、醫療設備、防疫物質都嚴重不足，醫護人員沒有得到有效保護，導致感染。有的醫護人員居然用手術床單做防護口罩、用塑料活頁夾自制護目鏡、用礦泉水桶做防護面具、用壹次性雨衣代替防護服。各地紛紛實行簡單粗暴的全封閉管理，居民基本生活必需物資由鄉鎮街道及村（居）委會負責配送，老百姓對價格無從置喙。因為交通封鎖而致蔬菜、水果無法外運而腐爛、被迫拋棄的情況，家禽、蜜蜂被餓死的情況，時有報道。瘟疫尚未得到控制的情況下，中共又極為擔心經濟崩潰，急急強令各地復工，導致多處工廠發現疫情。

(6) 公布數字不實。官方的確診數字和死亡數字也被廣泛質疑。大量的疑似病人被醫院拒絕收治或確診；很多醫院的檢測盒不夠，可被檢測的人數有限；街頭有突然暈倒或暴斃的病人；在醫院或居家隔離的不少人在被確診前死亡；武漢等地的火葬場人手嚴重不足，殯儀館每天24不停運轉並向外界求援運屍袋，高價外請幫工。很多病人反映：盡管醫生通過癥狀和CT拍照幾乎可以百分之百確定是武漢肺炎，但若確診就要國家付費，因此而不被確診。真實的數據對科研、對各國防疫措施、對普通人的指引等等，都非常重要，但中國的統計為政治服務，已是公開的秘密。2020年1月11日至2020年1月17日湖北省兩會期間，新增病例的數字就神奇地變成了0。

(7) 隨意封門堵窗、強闖民宅、打砸物品，肆意抓人關人、侮辱人格。湖北孝感某地村民因需要種地謀生而不願被封鎖在家中，立即遭到數名持槍警察鎮壓。2020年2月13日，河南濮陽壹村民因忘戴口罩出門，被防疫人員捆綁在壹根墻柱上咆哮訓斥。很多人因為未戴口罩而被反綁雙手、遊街示眾、強迫高聲朗讀防疫政策，有地方把人強行關押在體育場、閑置學校內集中“學習”。武漢市青山區居民陳和建因在“封城”期間外出，2020年2月24日淩晨回家時被多名管制人員毆打致死。湖北大學3棟宿舍被緊急征用，但學生的個人物品當成“垃圾”扔掉。武漢、孝感等多地曝光用垃圾車給居民運送肉菜食品。執法部門對各地發生的歧視武漢人、湖北人的惡性事件沒有作出回應或禁止。壹些措施事實上是在強化對武漢人、湖北人、新冠肺炎病人的汙名化。中國政府本來就蔑視人權，疫情爆發所啟動的全民動員體制，似乎恢復了文革記憶，各種極端口號、各種荒謬政策層出不窮；戴上紅袖標的人似乎掌握了生殺大權，在抗擊疫情的口號之下，公民的自由、尊嚴、生命更是被當作壹張廢紙。

(8) 拒絕國際合作與支持。中國政府不遺余力向世界衛生組織施加壓力，要其不要宣布武漢疫情構成“國際關註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WHO至少推遲了壹周才宣布；總幹事譚德賽多次肉麻吹捧習近平以及北京應對疫情的透明度和速度。中國政府拒絕與臺灣分享真實的疫情信息，還借機矮化臺灣的主權地位，阻撓臺灣撤僑，並施壓WHO，禁止臺灣參與WHO體系防疫相關會議與活動。美國政府多次請求派專家到中國參與救援，但均被中國政府拒絕。為報復《華爾街日報》壹篇關於疫情的評論，驅逐了該報三名駐華記者。2020年2月26日世衛組織稱，中國未分享醫護人員感染新冠病毒資料，這對全球防疫的努力，造成壹大缺口。中國外交及宣傳機構大肆鼓吹假消息和陰謀論，甚至暗示是美軍把病毒帶到武漢；轉移視線，反咬壹口，把臟水潑向國外。這些都是中國政府“惡治理”走出國門的表現。

流氓防疫

作者 陳光誠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最近看到壹些因為相信了中共喉舌所宣傳的“中國疫情已經被控制，比國外安全”的謊言而上當，從海外返回中國淪陷區躲避疫情的“官二代”、“富二代”，譴責中共對他們粗暴隔離、不人道對待的視頻，覺得有必要和朋友們探討壹下。

其中壹個視頻提到，隔離的房間裏無處洗澡，沒法洗衣服；另壹個視頻中的女孩子竟然非礦泉水不喝，並且不惜為此與中共爪牙大吵壹架。對他們這種勇於爭取權利、不肯逆來順受的精神，我本人倒是十分贊賞，至少比那些逆來順受者要好太多了。可是，這位女士似乎不知道，數億中國人至今仍然沒有每天都能喝上礦泉水的條件，另外壹位則對很多百姓仍然在用雙手洗衣服的基本生活狀況毫無概念。從壹些網友的留言可以看出，他們讓人產生了是在要求特權的感覺。

我絲毫沒有認為，他們這些歸國者不該提出這樣要求的意思。毫無疑問，追求幸福的、更高水平的生活是每個人應有的權利和目標。我只是覺得，如果他們真把央視裏的“中國人民的生活”當成中國人民的真實生活，毅然回國，那就不僅很可悲，而且太可憐了。

不管他們是“小粉紅”也好，“普通留學生”也罷，既然有機會在海外生活，想必很容易脫離中共的洗腦宣傳，認識到民主自由的可貴，明白怎樣辨別是非善惡。可是就憑他們輕易相信黨的謊言宣傳，被中共欺騙回國，無論他們在文明世界就讀怎樣的名牌大學，接受過何等“高級”的教育或培訓，我都不得不對他們的智商打個問號。除了中共的洗腦教育之外，還有什麽能使得他們喪失了最基本的判斷能力？是嬌生慣養不學無術，還是來自父母家族太多的民脂民膏包裹，隔絕了他們與社會的聯系，讓他們成了蜷縮在紅色謊言編織的籠中作夢之鳥，昏昏然失去正常判斷與獨立飛翔的能力？當然也不排除，他們相信靠父母就壹切沒問題，就能保證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待遇。

我們知道的事實是，在歐美等很多早已步入文明的民主國家，無論在哪裏居住，有冷熱水供應洗衣服、洗澡，有達到飲用標準的水，有取暖和空調設備…..這些都是必備的基礎生活條件。不過，在尚未走出野蠻專制的中國紅色淪陷區，只有少數權貴可以享有這樣的生活，很多普通百姓仍然連壹日三餐的支出都要精打細算。

因此民主文明與專制野蠻天差地別，這是在疫情蔓延時回歸中國者早就應該理解的小兒科，絕不是在決定回國前才能補做的功課。這次被忽悠回國再被粗暴隔離者的經歷，無異於壹堂無價的人權課，他們能否醒悟走出夢籠，就要看他們自己的造化了。人擺脫精神枷鎖的束縛覺醒是最難的自我挑戰，而真正認識到很多先行者前赴後繼，不惜坐牢，甚至付出生命是為了什麽？則是他們上好這堂可貴的人權課，徹底頓悟進階的更深刻的挑戰。

制度不同

作者 張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中國肺炎疫情蔓延後，很多海外華人暗中慶幸自己遠離病毒。但世事無常，就在國內的疫情平穩向好之時，漂洋過海的新冠病毒卻在國外發起威來，意大利確診人數上萬，英德法紛紛中招。美國感染人數也急劇上升，滿不在乎的川普大爺也緊張起來，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本為疫區的中國，突然在很多海外華人眼裏變成了難得的凈土。

近日，中國各大機場迎來了海外華人回國潮，日入境流量高達12萬多。這是個有意思的現象。疫情在中國爆發，海外華人紛紛外逃，現在海外疫情爆發，海外華人又紛紛回國避難。但他們此次回國卻擊碎了他們的愛國心。因為，他們發現中國人看他們的眼神變了。在他們逃離時，中國人是壹種羨慕的眼光，現在他們的回流，中國人的眼光卻充滿了嫌棄。這壹往壹來可謂冰火兩重天。為什麽海外華人會突然蜂擁回國？原因說來不復雜。

壹是西方國家為應對疫情，紛紛采取管制措施

如美國紐約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關閉期延續到四月底，可以說春季課程基本上就不用去學校了。目前國內疫情基本穩定，呆在國外開支不少，回國自然是壹個不錯的選擇。國內家長也不放心自己的孩子，擔心他們被感染，不斷催促他們回國。壹時間，海外留學生掀起回國避疫熱潮。在機票壹票難求的情況下，壹些留學生還選擇了包機回國。據《南華早報》在2020年3月15日的報道，包租壹架可容納60個座位的飛機的成本，約為200萬元人民幣（合28.5萬美元）。均攤到每位乘客的成本約為3.5萬元人民幣。

二是西方國家疫情嚴重

截至2020年3月16日，全球累計確診病例超過18萬例；扣除中國的八萬多例，全球其它地區確診病例已經超過10萬。近幾天來，意大利、西班牙、德國、法國的新增病例數量都繼續猛漲，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上周將歐洲描述為新冠疫情的“震中”。另外，英國首相約翰遜提出了抗疫延緩戰略，也就是讓壹定數量的人接觸病毒，從而獲得群體免疫力，並把有限的醫療資源用在重癥患者的救治上。約翰遜的戰略讓很多華人難以理解，並生產了恐慌。

三是中國官媒以及海外大外宣的“大國戰疫”虛假宣傳

中國政府由於前期的隱瞞疫情致使防疫工作飽受國內外批評，加之習近平膽小如鼠，不敢去武漢慰問，使黨內和大外宣灰頭土臉，擡不起頭。但中國疫情的緩解，使他們覺得揚眉吐氣的日子到了，於是打雞血般誇大中國疫情防治戰績，狂妄地要把中國經驗推廣到世界，讓世界抄中國的作業。世衛組織訪華專家組組長布魯斯·艾爾沃德博士也拍中國的馬屁，稱“中國的抗疫方式是可以復制的，但需要速度、資金、想像力和政治勇氣。”壹些官媒的宣傳更是到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地步，什麽“意大利至暗時刻：封國逃亡暴亂越獄”，“美國華裔新冠患者絕望中求救”，“美國開始囤槍搶糧了”，“華人在海外被當成新冠患者暴打”，“海外疫情多處連環爆發，中國成了他們心裏最安全的國家”。壹個熱傳視頻開篇就說：15萬壹張天價機票，妳覺得貴嗎？但它可以把妳帶到最安全的地方中國。二個月前世界說中國是糟糕的國家，而兩個月後中國成了全世界最為向往的地方。就連世衛官員都說如果他得了病，最想呆的地方就是中國。中國官媒和大外宣的雞血般宣傳使壹些海外華人熱血澎拜，對於壹些粉紅而言，包機回國成了愛國的象征。在以上三種因素的催生下，壹個海外華人回國潮終於出現了。

但海外華人回國潮的洶湧而至卻讓中國政府和中國人猝不及防。壹些愛國粉紅的熱情遭遇了無情的冷漠，他們很受傷。中國對海外華人實施了嚴格的管制，所有到京的航班不管來自哪個國家，先作多次重復的檢查，又統壹送到集中隔離點。進行14天的隔離觀察，費用全部自理且高得離譜，壹天350元外加壹百元的夥食費。這些華人網上曬出大量的視頻，抱怨住宿條件惡劣。外省轉機的華人則更糟糕，隔離結束後再由各省領走。到了自己的省市還得在進行隔離交費。壹名微博網友嘲諷道：“請廣大海外人士明白，妳們是回來避難的，不是回來當大爺的。中國人民都在共克時艱，妳們要是受不了就回去，”還有更加激進的網友要求關閉邊境，或對回國人員征收更高的隔離費用。“國家有難妳不在，千裏投毒妳第壹，這就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壹名粉紅留學生很難過，她說：在當初疫情爆發時，我和很多其他人都參與了給國內捐口罩和防護服。現在我們很多人都在感嘆，我們還被同胞罵。針對海外華人回國潮事件，我談談自己的看法：

第壹，華人回國潮增加了國內防控疫情的壓力

目前中國確診病例8萬，已死亡3231人。盡管目前除武漢略有確診病例外，其它省份基本清零，但從國外出口轉內銷的病例在增加。突然出現的華人回國潮增加國內的防控壓力。對入境人員采取隔離措施可以理解。但對於檢測合格的可以采取居家隔離的方式，集中隔離並收取高額隔離費用不合理，也不近人情。

第二，國內的虛假宣傳“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國內媒體在黨的絕對領導下，從疫情爆發的壹開始就在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如新華社記者廖君的三篇誤導性報道，將武漢市民帶到了溝裏，致使武漢人民怨沸騰。如果沒有黨的領導，如果中國有獨立公正的媒體，中國的疫情是不會如此爆發，甚至危及世界的。這次華人回國潮，黨媒和大外宣同樣在搬石頭往自己腳上砸。它們嚴重誤導了海外華人，致使壹些人將回國避疫當成了愛國和炫耀中國強大的象征。網刊《北京之春》主編陳維健先生稱，由於華人被忽悠回國太多，又發現幾例病患，政府轉了方向，要華僑留學生留在所在國，不要給國家添亂。並已準備好將疫情再次爆發的責任推到回國的華人身上。並稱那些隱瞞疫情的是無良份子，讓好不容易得來的抗疫成果功虧壹簣，對壹些人將繩之以法。海外華人從為祖國買空海外口罩的愛國者，瞬間成了像武漢人壹樣，傳播病毒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這樣的處境怪誰？只能怪自己不長眼睛，身在信息自由的世界，只聽信來自中國的信息。

第三，西方國家不會抄寫中國“帶血”的作業

張文宏醫生說，疫情在全世界爆發後，我們總會看到壹種觀點，就是嘲笑別國的做法，覺得別國都應該來抄中國的作業。我們前期的失誤，其實是需要反思的。而我們後期的有效，別的國家也是學不來的——體制和國情不同。何況，這是場災難。不管是嘲笑別國疫情蔓延，還是猛誇自己國家棒，其實都是對災難和逝者的褻瀆。天堂和地獄都在每個人自己身上。有分析指出，中國官方媒體敦促世界其他國家向中國學習防控疫情的經驗，遵循早檢測、早隔離、早治療的原則，遏制冠狀病毒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但與此同時，中國媒體只字不提中國當局在疫情爆發初期隱瞞疫情，貽誤抗疫時機，造成巨大和慘痛生命損失和經濟代價。如果說中國當局在這次空前規模疫情爆發過程中有什麽教訓的話，那就是，不在第壹時間公開疫情，甚至“扼殺”披露要求的聲音，不在第壹時間采取及時有效的防控措施，而是為了某種政治目的隱瞞和掩蓋疫情，其最終的代價是十分慘痛的：全球目前十幾萬人被感染，近萬人失去生命，經濟代價何止數萬億美元。

西方國家是與中國極權體制截然不同的民主制國家。盡管民主體制在國家管控上受到保障人權的限制，初期會出現壹些混亂和失控。但目前正在走上正規。美國發布全國緊急狀態，出臺壹攬子檢測救助和扶持計劃，英國法國意大利也在全民配合隔離封城，各種方案在緊急討論和啟動。由於西方國家防控疫情的科學化和人性化，實際效果上是中國舉國體制不能比擬的。那位聰明反被聰明誤的黎潔女士，如果能再安靜地等待12小時，或者說她對美國的“民主制度”稍微有點兒信心，也許就能等到川普總統的“免費”聲明了，也不至於換來了壹身罵名、經濟損失、牢獄之災……

通過這個尷尬的事件，海外華人也應吸取教訓。既然有機會生活在西方國家就應了解西方的憲政民主制度和基督教文化，反思中國的極權制度，明辨是非。如果天天看大外宣華文報紙和收看央視新聞聯播，滿腦子所謂愛國主義情懷，這樣實際上他們還生活在中國的霧霾中。壹個新冠病毒不僅讓中國人認識到中國極權體制的野蠻和落後，也讓中共多年打造的海外粉紅軍團搖搖欲墜起來。

西方疫情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新冠狀病毒武昌起疫以來，臺灣的防疫成效在全世界壹枝獨秀，迄今感染人數僅195人，而且2020年3月18日之前新增病患者壹直是個位數。

作為壹個如此臨近病源重災區中共國，且與病源國往來密切的小島，臺灣人口密度是大陸的六倍，照理說本是瘟疫傳播的溫床，為什麽疫情如此之輕？防疫措施如此見效？向來瞧不起華人的歐洲大國英、法、德政府，見此不由得刮目相看，急忙積極向臺灣取經，而壹直吹捧中共抗疫全球最優的世衛總幹事、洋五毛譚德賽，對此也無言以對、尷尬不已。

自由民主的臺灣，抗疫的風景世界獨好，等於戳破了中共所謂“專制抗疫優越性”的無恥讕言，這對竭力鼓吹專制抗疫的“優越性”（所謂“大國抗疫”）、高唱中共特色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共當局，不啻是眼中的毒刺、梗喉的雞骨，中南海裡邊的寡頭們，見此鼻子都氣歪了，恨不得今晚就命令解放軍武統臺灣；但是因為自身疫情嚴重，解放軍也沒有那麽多新冠防護服，只好對臺灣的亮點裝聾作啞，只是拼命地渲染意大利的疫情的地獄慘景，並歡呼“美國正淪為意大利第二”，以營造億萬屁民的“幸福感”。

2020年3月18日後，臺灣防疫的短板——嚴防大陸、疏防歐美的漏洞暴露，因歐美、土耳其的入境感染，新增病例壹度增長到兩位數，中共幸災樂禍、欣喜若狂，準備大作文章之際，臺灣的防疫總指揮陳時中，迅速部署了對歐洲入境者16000人的大規模回溯采檢，利用大數據科技，堵住了檢疫漏洞，由於臺灣強制隔離的手法人道，入境者心無恐懼，也願意配合；同時臺灣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團隊於本月初，又成功合成能辨識新冠病毒蛋白質的單株抗體群，藉此研發的新式檢測的試劑，把原本長達4小時的檢測時間縮短至15到20分鐘，且準確率大為提高，充分發揮了華人科研“小快靈”的優勢，甩了中共國同行壹條街，因此臺灣新增病患2020年3月22日又迅速回落。

本來對臺灣備足了屎盆子的中共，傻了眼，岔了氣，只好由大陸的“中國臺灣網”發出造謠文章：“老子前面罩，兒子隨便鬧！臺灣防疫漏洞竟是指揮者之子”，對臺灣防疫指揮官陳時中大肆誣蔑攻擊，拿臺灣的言論自由說事，說行使言論自由是“胡鬧”，文中中共壹方面渲染“臺灣疫情升溫”，另壹方面卻只字不敢披露臺灣的疫情數字——臺灣這個2300萬人的高人口密度的社會，迄今病患者尚不及中共國的壹個縣級市！

中共氣急敗壞之下的這種弱智造謠文章，恐怕不僅收不到醜化臺灣的效果，反而刺激屁民羨慕臺灣的言論自由。


新冠狀瘟疫之所以沒有在與如此臨近大陸、與大陸關系如此密切、人口如此密集的臺灣島爆炸，有壹個首要的原因，就是臺灣的民主制度、以及蔡英文政府公開化、透明化的民主作風：

蔡英文政府沒有象中共當局那樣捂蓋子，蔡英文沒有象習近平那樣指示：為了保證屁民們過壹個歡樂祥和的春節，不得公布疫情；蔡英文也沒有象利欲瘋子特朗普那樣，眼睛只盯著股市，為免股市下跌，遲遲不檢測、不作為。

蔡英文政府壹貫不相信中共的數字和信息，早在2019年12月李文亮“吹哨”時，就及早全面部署新冠狀防疫，而且疫情信息完全透明公開，且隔離患者手法人道，因此深受臺灣民眾信任，民眾願意配合這樣的政府，自覺采取防疫措施。

為民負責、及早行動、言論自由、信息透明，這就是臺灣政府防疫成效出色的首要原因，這也是中共最為恐懼和諱莫如深的地方。

中共當局的做法，則是完全相反，由於共產黨極權以民為敵，災難來臨時，中共當局無壹例外地“維穩第壹，救災第二”，每次出現災難征兆時，都本能地捂蓋子，以至於“小事搞大，大事搞炸”：

面對2019年12月在武漢浮現的疫情，中共習近平當局置若罔聞，大力捂蓋子，在習近平的指示下，中共官方把李文亮等八名透露疫情真相的醫務人員打成“造謠者”，拉上央視示眾，為了“辟謠”和營造虛假的喜慶氣氛，中共湖北、武漢當局甚至喪心病狂的於2020年1月18日，不顧疫情蔓延，在武漢百步亭社區舉辦“萬家宴”——為吸引人氣，中共政府不僅大發請帖，政工幹部還挨家挨戶上門勸人參加。

疫情初現的時候，中共當局不僅不防疫，反而壹手促成了新冠狀瘟疫在武漢的大爆發！

現在武漢疫情初起時的捂蓋子，和引爆疫情的“萬家宴”，都成了中共習近平當局諱莫如深的敏感話題。


可見提早防疫和信息透明，是民主制度才有的優勢，而捂蓋子和防疫造假，卻是專制政權的本能。

中共當局派出的五毛，如張鶴慈之流，拼命地鼓吹專制體制的“防疫優勢”，強調尊重人權的民主制度會“束縛”政府抗疫的手腳，他們卻全然回避專制帶來捂蓋子和防疫造假，對防疫的破壞力遠大於民主制度下的“人權束縛”：

如果沒有中共當局的當初的捂蓋子，就不可能有瘟疫在武漢的大爆發，更不可能有瘟疫的蔓延全世界。

張鶴慈之流更睜眼無視的是：專制制度無人道的防疫措施，會造成民眾的恐懼或逆反，從而不願配合政府防疫。例如對武漢的不負責任的野蠻封城，導致500萬人外逃；對武漢人、湖北人及病患者的歧視和野蠻措施，反而引發病患者、潛在的病患者隱瞞病情和經歷，從而加重瘟疫的疫情。

有五毛說，意大利是民主國家又怎麽樣？現在已經超越中國成了世界第壹瘟疫大國！的確，在西方各國當中，意大利政府管理混亂，防疫不力，外加上意大利人的散漫民族性，意大利的瘟疫蔓延迅速，疫情已成西方國家中最重：迄今病例增至53578例，累計死亡病例達4825例。

但是應該看到：意大利政府沒捂蓋子，不搞疫情造假，更沒有象中共武漢當局那樣營造假安全氛圍，舉辦“萬家宴”騙取大批愚民送死、搞爆疫情；

而中共國的疫情完全造假，中共迄今確診人數81093人，死亡3270人，肯定是壹個大大縮水的數字；上月湖北趕制百萬屍袋，武漢各火葬場24小時焚屍仍燒不過來，得要四川成都火葬場增援，有民間組織調查，從瘟疫爆發到2020年二月份中國聯通、移動手機用戶消失1800萬！這是何等恐怖？日後的解密檔案必證明：中國真實病死人數，必是中共公布數字的壹百倍以上。

至於中國突如其來的疫情“清零”，就更假了：試想，東亞防疫做得最好的臺灣患者總數僅195人，都尚未做到新增“清零”，擁有至少八萬多患者的中共國，如何能做到壹夜之間新增“清零”的？

這不是愚弄腦殘的神話嗎？可見中共公布的疫情，假到了什麽地步？相信意大利疫情超越中共國的人，傻到了什麽地步？


有五毛說，美國不是頭號民主國家嗎？瘟疫不照樣大爆炸！

事實上美國的瘟疫大爆發，完全是特朗普防疫過遲壹手引爆的，這不僅不是民主制度造成的，而是特朗普反民主造成的惡果：

盡管臺灣2019年12月份就開始采取防疫措施，盡管中共早於2020年1月3日開始，就瞞著中國屁民，偷偷摸摸地向特朗普政府通報了中國的新冠狀疫情，但是利欲瘋子川普眼睛只盯著股市，唯恐采取防疫動作引發大眾恐慌，導致股市下跌，壞了他連任的春夢，於是拖拖拉拉，閃爍其詞，壹直拖到中共捂不住蓋子、緊急對武漢封城後，才對中國關閉邊境；

之後仍然無所作為、自欺欺人，遲遲不采取排查檢測措施，甚至連準備工作都不錯，好象只要不檢測，瘟疫就不存在了；非但如此，特瘋子還跟著中共的屁股搞假大空，不止壹次地胡說中共防疫措施得力，瞎說新冠狀瘟疫不比流感可怕，並傳謠習近平的“四月份瘟疫會隨著氣溫升高而消失”等謠言，壹再為習共背書，甚至氣急敗壞，發嘴炮攻擊美國兩家媒體的疫情報道是“假新聞”，影響了股市的穩定，赤裸裸地暴露出潛在獨裁者反新聞自由的嘴臉。

直到二月下旬，瘟疫突然在紐約市猶太區大爆發，引發了美國猶太財主的恐慌與怒火，特瘋子這才驚慌失措，慌忙向國會索要25億防疫金，而國會2020年3月6日批給川政府85億，紐約州等重災區這才有錢采購設備。

但是為時已晚，新冠狀肺炎在美國已呈爆發之勢，2020年3月下旬已經確診45137例，死亡540人，疫情緊追意大利列世界第三，而紐約市成了“美國的武漢”。

綜上所述，新冠瘟疫在美國的爆發，特朗普本人負有主要責任，他的防疫過遲，引爆了疫情；而特瘋子的防疫過遲，來自於他的目無民主——他只重選情、不顧選民、他的企圖捂蓋子、敵視新聞自由、他的相信和推崇自由民主的敵人——習近平和中共。

可見造成美國疫情爆發的，不是美國的民主制度，而是特朗普反民主的潛在獨裁者品性。

民主非但不是美國疫情爆發的原因，反而是美國防疫的福音：

因為美國的民主制度束縛了潛在獨裁者特瘋子的手腳，特朗普的為保股市的自欺欺人，才沒有造成中國那樣的慘重後果——現在美國的病死人數，只等於中國的壹個零頭；特朗普的防疫不力，遭到新聞媒體的猛烈批評和充分揭露；為了討好選民、挽救選情，特瘋子政府不得不緊急改弦更張，現在向德國、向法國。滿世界買特效藥，以趕緊改變疫情。而專制極權的中國共產黨政府，仍然是維穩第壹，繼續大搞“假清零”——草菅人命。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雖因特朗普的耽擱而疫情嚴重，但是因為民主制度保障和後勁，絕對不會出現象中國和伊朗那樣淒慘局面，美國必然在這場對抗瘟疫的戰爭重後來居上，再次引領世界。

防疫建言

作者 唐付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發源於中國武漢的新冠病毒，中共當局采取了三種方式（經歷了三個階段）：壹是壓制疫情保障“春慶”（春節年慶）。二是力控疫情壓制經濟（限制自由）。三是力保經濟抑制疫情（隱形操控）。毫無疑問，第壹項是嚴重錯誤的，也是導致病毒全球蔓延的根源。第二階段“壹刀切”的武漢封城和全國嚴厲限行，有效降低了病毒的全國爆發。但是，除了導致全國民眾的“盛節”被剝奪和犧牲自由與享樂，更熄滅了經濟。第三方式（階段）因病情的隱藏性與持續性，讓中共政府倍感威脅。若要力保經濟只能壓制疫情，似乎成為政府的不二選擇！

中共的制度優勢是可以“嚴控輿論與強力行政”，這不只是它可以順利實現“封城、禁行”的特色，也是可以順利轉向“零增長與穩經濟”的特長！對於中國如何快速實現病例的“零增長”，限於它的“輿論嚴控”特色，我們只能從壹些隱形通道（如推特、微信）竊得“零星消息”。壹壹這在二十壹世紀的今天，無疑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根據零星消息與合理推測，中共政府為了力保經濟，只能采用“禁確診”來保障“零增長”。同時，實行“嚴格監控和分化治理”。即嚴密監控不同人群的行動和疫情。以及將壹定地域出現（或存在）的個別或少數輕癥及可疑人員進行“強制隔離”。而將重癥人員和人群集中於“專門治理處”，在沒有有效藥物和技術治療的情況下，只能是象征性治療和“自生自滅”！這裏的推測無疑是符合現實“中國特色”制度邏輯的，中國在未能真正實現“言論自由與司法獨立”之前，這裏的推測及此次病毒的來源，中共政府始終無法自證清白（即使“慣騙”偶爾說了真話也難以獲得信任）！換言，在未能奪下中共政府的“筆桿子和刀把子”之前，人類始終難以找到真相！

我想上述內容大概就是當下中共政府應對新冠病毒的“中國優勢或者中國經驗”吧！對此，我個認為，上述“中國經驗”應該可以為西方國家的政府和人民提供壹定的“成功經驗”。經驗壹，是不要輕信中共政府“零增長”的表面文章，但可以重視它的“保經濟”觀點。經驗二，是不可能接受它的“禁確診與弱治療”，但應該借鑒它的“強監測與分化治”方案！

西方民主國家，無法操控輿論也無法輕視人權。但是可以盡量避免過度恐慌與過度治理。減少過度恐慌的方式是由政府和醫療專家制定出“民眾防護細則”（非守則），如勤洗手、配防護、少社交、凈環境、強體健、適預防、多配合、善體諒。減少過度治理的方式是加強“實時監控、應急處置、分類對待”。有必要刪減不必要的檢測和治療，應當把醫療資源用在刀刃上。另外，政府應該與醫療專家和經貿專家合作制定出“防範病毒與穩定經濟”的中長期“平衡”規劃。如果在不太短的時間內不能出現有效治療病毒的技術與結果，過度的限制經濟活動，必定得不償失。為此，理性的汲取中共政府的“正負”教訓非常必要！

過度治理不僅會消耗有限資源還會加重民眾恐慌！能否實現有效防控、適度治理、平衡經濟、不犯人權，既會考驗民主政府官員和相關專家的能力，也在檢驗人類的智慧！中共的“成功經驗”、伊朗、意大利等國家的失敗教訓，臺灣與香港相對合理的管控。都從不同角度提供了充分的“資源”，“及時重視和方法適當”無疑是有效防控疫情的最佳途徑！政府和相關專家們的“全局性定力”，是決定民主制社會輸送給全體公民的信心與希望！

本文主張的“系統分治”，是指應該設定出針對特定事物進行相關要素的“整體化平衡治理”（整體操控與綜合平衡）方案。中共時下的輕人權“系統分治”方案，應該包括“控輿論、強監控、禁確診、輕（癥）“隔離”、重（癥）“收監”、亡“火化”、保經濟”。然而，美國等西方民主自由國家的“系統分治”，只能建立（設計）在重人權方案之上！其次，意大利和伊朗等國家在防冶新冠疫情中的缺陷，如“重視遲緩、認知標準和防護觀念落後等”，在其他西方社會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我希望能夠盡快消除，盡量減輕此次抗疫的損失！

極權社會的防疫工作

作者 何清漣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歐美疫情日趨嚴重，WHO不再象優待中國那樣優待歐洲，及時宣布歐洲已成為世界疫情的中心。與此同時，中國通過外宣內宣外加五毛大軍打造了壹個已將疫情控制住的神話，比如全國已經陸續復工，武漢方艙醫院已經撤除，湖北各地已經陸續解除封城措施。在抗疫戰中大獲全勝的中國，已經派出抗疫專家組分赴伊朗與意大利援助，將意大利人感動得齊唱中國的國歌。世界還在半信半疑之時，中國卻得到壹個意想不到的收獲：出於相信中國此刻比美歐更安全，不少留學生組團包機回國。

中國宣布，2020年3月15日當天新增武漢肺炎確診病例16例，累計確診超過8萬例。而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數據顯示，全球總感染人數已經接近17萬，這意味著中國境外的病例數量已超過中國境內。為了防止“疫情倒灌”，2020年3月12日，上海市政府宣布對來自多個重點國家的旅客實行居家或集中隔離。北京市政府亦於2020年3月15日宣布，所有從境外抵達北京的旅客壹律要求集中隔離14天，費用自理——這對滿腔愛國熱情的中國留學生來說是個很大的打擊，自從春節後想方設法來到西方國家避疫後，雖然沒被真正隔離，就診全部由醫保包了，還可以抗議西方社會視他們為病毒傳播者的“種族歧視”。

BBC在《中國加強入境管控，大批留學生“組團”回國》壹文描述了他們的遭遇：回國者有相當數量是中國在海外的留學生，而非已經在國外定居的華人。對待這些人的回國，國內流傳最廣的“歡迎標語”是：“國家有難妳不在，千裏投毒妳第壹，這就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被要求自費隔離的留學生們深感委屈，有人表示“在當初疫情爆發時，我和很多其他人都參與了給國內捐口罩和防護服。”——當然，他們在親愛的母國，已經沒有抗議的權利了。

中國國內的人已經忘記正是當初在武漢封城前從武漢天河機場飛往全世界的6萬人，足跡遍布全球40多個國家主要城市，就是他們“千裏投毒”讓武漢肺炎滿世界；海外留學生們也有意忘記海外口罩與防護物質短缺，就是他們這種狂購造成的後果。比如美國只有5000萬只口罩存貨，壹直被中國政府的宣傳機器與五毛大肆譏嘲。更可惡的是不少人還在意大利與巴黎街頭掛上“我不是病毒，我是人類”求擁抱，由於武漢肺炎是無癥狀傳播，此舉不知害了多少人。

90後留學海外的中國留學生大多都非常愛黨愛國非常出名，只要他們認為哪個國家有某件事不利於中共，立刻就借助西方國家的自由空間舉行集會自由表達愛國義憤。這些人刻意忘記了中國是個嚴厲管制輿論、迫害政治異見人士的國度，日常信息來源主要是同類交流的微信，以及大外宣媒體。不少與政府宣傳不合的消息，他們都認為是“獨運輪“的造謠。出於相信中國政府宣傳的抗疫神話，這些留學生花了數萬元購買機票回國。這些壹帆風順的中國青年，不知道這其實只是他們在極權中國的人生中經歷的壹次極小的挫折。

中國對武漢肺炎總病例的公布核查，全由政府掌控，外部世界無從了解真實數據。這是中共應對災情的慣例，當年汶川地震時，有民間人士想調查死亡人數，後來都被抓進監獄判了刑。這次進入湖北的三位公民記者陳秋實、方斌、李澤華現在都處於“失蹤”狀態。李澤華觸犯中共當局禁忌的P4病毒所與武漢火葬場。武漢P4 病毒所全稱中國科學院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國外生化界壹直懷疑武漢肺炎病毒是該所泄漏。李澤華關於武漢火葬場的采訪視頻觸及武漢到底死了多少人這個敏感問題。為此他暗訪了武漢的“青山殯儀館”，在相關視頻裏他通過采訪壹個負責招聘農民擡屍工的人佐證武漢的殯儀館需要高價聘用“擡屍工”的網傳消息。

李澤華在這段視頻的最後用幾個數據算了壹筆賬，暗示中國政府其實隱瞞了死亡的人數。李澤華根據官方的資料算出，武漢在2020年1月12日首例確診病例死亡到2020年2月19日為止的38天內平均每天因疫情死亡的人數為40人。根據官方的數據，武漢市平均每天非病毒感染死亡人數為137人，而武漢市區共有74個火化爐，日常情況下，每天每個火化爐只需火化1.74具屍體，每具屍體火化需要60分鐘的時間。漢口殯儀館專門負責火化新冠病人的遺體。這家殯儀館共有30臺火化爐。按照上面的數據，李澤華推算出，漢口殯儀館每天需要處理的52 具非感染者遺體（每個火化爐每天火化1.74具X30座火化爐）加上40具病毒感染者遺體應該是92具，遠遠低於這家殯儀館的火化能力。如果每天工作八小時的話，漢口殯儀館有能力火化240具遺體。

李澤華的結論是，如果官方有關武漢肺炎死亡的人數是真實的話，非但漢口殯儀館不需要加班，其他殯儀館（青山殯儀館）更不需要加班。

李澤華的調查戳到了中共的痛處，這是他被抓之緣由。關於中國疫情數據造假，我寫過兩篇文章，壹篇是《武漢肺炎疫情中的數據烏龍》，其中壹節根據官方殯葬業數據與殯葬業超負荷工作現狀，得出的結論與李澤華相同，但他的更有現場感。另壹篇《看懂中國疫情數據的“黨性”》也是分析中國的統計數據為何不可靠。總之，中國的統計數據不可靠，連現任總理李克強也不相信，2007年他在遼寧省委書記任上，曾對來訪的美國大使雷德說過，他不相信中國的GDP增速，只依據耗電量、鐵路貨運量和銀行貸款發放量這三個數字來判斷經濟增長情況，這三個指標被西方炒作成“克強指數”。

WHO幹事長譚德賽在中國武漢肺炎疫滿全球上立有三大功勞：壹是竭力推遲將武漢肺炎 宣布為全球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讓世界盡皆染疫，與中國在疫情上“風月同天”。美國在其宣布PHEIC的當天對中國斷航，還遭到譚德賽的批評，直到疫滿全球130多個國家，武漢肺炎在譚德賽的家鄉非洲叩關時，他才宣布為大流行，同時立刻伸手向世界要錢幫助非洲；二是將武漢肺炎去地名化，刻意模糊病毒源頭，為中國後來諉過於美國埋下伏筆；三是將中國冠名為抗疫第壹國，為世界做出了犧牲，並在2020年2月中旬的慕尼黑世界安全會議上聲嘶力竭地為中國鍍金。

由這個WHO當家人親自選派的世衛專家組自然是對中國抗疫高度首肯，這種首肯的語言近於肉麻，《紐約時報》全部照登在《疫中訪問中國，WHO專家組組長看到了什麽》壹文中，比如在2020年2月的壹次為期兩周的訪問中，布魯斯·艾爾沃德博士（Bruce Aylward）“感覺自己已經登上過巔峰——看到了應對的可能性”；艾爾沃德“看到了中國如何迅速遏制壹場吞沒武漢、對全國各地構成威脅的冠狀病毒爆發。中國的抗疫方式可以被復制，但這需要速度、資金、想象力和政治勇氣”——很難想象曾登出過《總理家人的財富》這種文章的《紐約時報》，竟然幼稚到認為這位世衛專家看到了中國疫情的真相。如果說這位世衛專家因為太閉塞，不知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極權國家，完全依靠政治暴力與控制輿論在統治，但《紐約時報》作為壹家世界大報，在中國派駐記者長達30多年，經常面臨因批評性報道而取消其駐華記者簽證的刁難，不應該幼稚到忘記中國抗疫依靠“低人權優勢”的體制性特點，更不應該忘記中共為應付檢查發展出壹套檢查文化，這套檢查文華源遠流長，1940年代赴延安的美國軍事考察團就是這樣被毛澤東蒙騙而導致“美國失去了中國”。

中國財新網也許對《紐約時報》的專家訪談頗有腹誹，找來了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袁是國家衛健委第三批暨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正是這批專家定性了新冠病毒“人傳人”的特性，成為整個疫情的轉折點。盡管輿論環境非常不自由，《財新》還是壯著膽子登了袁國勇說的壹句話：“我要講壹個真實說法，我們在武漢到訪的地方可能都是“示範單位”，我們問他們什麽，他們就答什麽，似乎已準備好”。

接下來要討論壹下現任世衛總幹事長譚德賽與中國是什麽關系？有三件事情足以說明，中國壹直將譚德賽當作壹份“戰略資產”在經營。根據官方的《人民日報》透露，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代表陳旭會見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並捐款2000萬美元，譚德賽立刻在推特上向中國致謝。這壹天，正好是武漢肺炎病毒傳遍世界110個國家之時。世界為這種拋棄道德與責任的赤裸裸的利益交易感到憤怒。

譚德賽被非洲聯盟與中國合謀推上WHO幹事長的位置之後，將這個聯合國機構當成了壹個變相尋租的工具。根據世行顧問張倩燁女士在《WHO：專業外衣下的政治底色》壹文中的揭露，譚德賽於2017年擔任世衛總幹事之後，立即到北京拜訪習近平，習近平非常大方地向WHO捐了2000萬美元。當時，中國政府是為了讓譚德塞將臺灣阻攔在WHO門外，這件事情雖然不值這麽多錢，但中國政府做政治投資向來慷慨，考慮到SARS疫情出自實驗室泄漏時拉著病人滿街跑逃避世衛檢查的尷尬，後來香港衛生局長 陳馮富珍被中國力推成為WHO的掌門之後的甜頭，中國很願意花錢結善緣，說不定什麽時候就能夠獲得回報。譚德賽果然不負所望，兩年多之後， 等來了報恩與獲取更多酬庸的機會。中國買來了世界抗疫第壹國的榮銜，還得到世衛專家們的背書。

中國明面上對譚德賽的WHO共投資4000萬美元，從中國政府來說，對外援助的冤枉錢花了無數，翻眼就成白眼狼的國家不知多少，但廣種薄收，對譚德賽的這兩筆政治投資，可算是壹筆少有的超值回報。譚德賽偏袒中國，被西方社會批評為喪失獨立性與公信力，中共黨媒《環球時報》於2020年3月12日發布題為《守護譚德賽！他因力挺中國正遭西方瘋狂圍攻！》的評論，進行無恥辯護。

綜上所述，就是中共煉成抗疫成功超級神話的幾大秘訣。最後我將以林肯總統那句名言為本文作結：“妳可以壹時欺騙所有人,也可以永遠欺騙某些人，但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報應正在開始，等中共意識到自己的愚蠢之時，壹切都為之已晚。

政治操作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因為疫情高峰期強令復工和“假清零”，引發了中國大陸疫情的不斷反彈，習近平壹夥的應對招數就是甩鍋，先甩鍋美、意，後甩鍋不是中共官二代與中共太子黨的海外留學生，不斷煽動仇恨。
然而以外交部“戰狼”趙立堅推特反美為代表，習共甩鍋美國，引發了美國的強硬反擊，以及黨內洋務派的反彈，被迫灰溜溜收起甩鍋仇外的壹套；

而因為在黨媽負福利“抗疫”專政鐵拳的的打擊下，“愛國”留學生的數量又大減，甩鍋海歸的維穩術也不好用了。
見此情形，習近平索性學朝鮮，要做就做絕，轉而不惜代價造假到底：對疫情反彈幹脆統統不承認，死臭到底，就象朝鮮那樣硬說自己壹例病例都沒有，於是就成了世界第壹，這樣也省去了為甩鍋而耗費的心思。
而且連疫情反彈的事實都不承認，反而有利於穩定屁民的人心，有助於維穩。

於是中共習近平當局悍然下達最新命令：為了防治疫情反彈，確保“清零”成果不受破壞，特實行“鞏固清零責任制”，即日起哪個地方再發生新增病例，追究當地黨政壹把手的責任！

問題是新冠狀病毒哪來的黨性？妳不讓新增就不新增嗎？習大大心裏當然清楚，但不逼官員造假，“大國抗疫勝利”的政績就造不出來，沒有“大國抗疫勝利”的政績，作為武漢瘟疫元兇禍首，習近平的權威就會動搖，為了保住“壹尊”的地位，就必須將錯就錯，死臭到底，誠所謂“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

中國新冠狀病患者和潛在病患者數目巨大，怎麽可能壹聲令下就新增清零？怎麽可能不讓新增就不新增？後清各級黨官、公務猿們當然清楚，但為了保住頂戴花翎，保住公務猿們“旱澇保收、上不封頂、按需分配”的滋潤，唯有效犬馬之勞，死馬當活馬醫，於是只有瞞報；

於是隨著習近平的壹聲令下，全國各地再掀捂蓋子造假狂潮，其瘋狂和奇葩超越了李文亮“吹哨”期間，各地狗官都不遺余力地死命捂住新增，甚至為防“破零”，包括武漢在內，許多地方當局喪心病狂地故意防疫不作為——對新增新冠患者或疑似患者壹律統統拒絕收治、甚至拒絕檢測，指鹿為馬，大規模地篡改基層的疫情統計信息，硬說新增病人與新冠無關，令其居家隔離，任憑他們感染小區、把病毒傳給家人，這等於安裝和開啟了新冠狀瘟疫再次大爆炸的定時核彈！

中共狗官們何以如此喪心病狂？狗官們的權衡是：
執行這扯雞巴蛋的荒唐命令，今後可能會玩完；而拒不執行這這扯雞巴蛋的荒唐命令，自己立馬會遭殃；所以只好跟著習正恩喪心病狂了。
中共習近平當局此種新壹輪大造假和防疫不作為，不啻是在武漢“萬家宴”基礎上，對中國屁民的新壹輪更大規模的謀殺。

但是就象“大奸若忠”、徹底撒謊要比半截子撒謊更有效、更難揭的規律壹樣，不能不承認的是：習近平的此種壞事做絕、造假到底的新做法，果然收到了朝鮮式的愚民效果：在中共的信息壹手遮天下，億萬愚民們正能量滿滿，還真以為中共國的疫情已經長時間零增長，終於春暖花開疫情消散了，尤其是疫情較輕的廣大南方地區，愚民們壹個個忘乎所以、彈冠相慶，象傻二壹樣地大放鞭炮，又紛紛趕圩、聚餐、甚至跳起了廣場舞；

而武漢等重災區雖然各小區反彈，新增患者求助無門，痛不欲生，跳樓者比比皆是，但他們的悲嚎聲在中共的遮蓋下很少人聽得到。
“六四”後中共的精致化的洗腦和腐蝕，令國人不僅愚昧，良心也前所未有的大大的壞了，黑心爛肝的精致化利己主義者比比皆是，他們蔑視正義、冷漠勢利、永遠跟屁強者，武漢最近就出了乖巧逢迎上意的奇葩腦殘憤青，居然“英勇無比”地向中共法院起訴美國對武漢投毒，媚權裝逼嘆為觀止，弄得中共也哭笑不得。對這種無恥的狗東西來說，只要災難不落到他自己地頭上，他的紅心就永遠向著流氓。
半截子撒謊，中國人死人會少壹些，但共產黨穿幫更容易、更快；象朝鮮那樣死臭到底、徹底撒謊，中國人的代價慘重，但共產黨可以騙得更久；習近平毫不猶豫選擇後者，可見其視中國人為草芥、中國人死人越多越好的惡魔心態。

雖則朝鮮式的徹底造假，可以拖得更久，但最終必然穿幫，且壹旦穿幫，必是共產黨的徹底覆滅。習近平現在正在賭博，在賭新冠狀病毒會按照他的意誌行事，即便不完全按照他的意誌行事，也會放他過關，他想得太美了。

大國瘟疫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目前世界疫情已經逐步得到控制，對疫情應對的反思也在開始。這場疫情目前已經導致全球370萬人感染，25萬人死亡。在反思中，如何看待武漢封城是壹個爭議的焦點。目前有兩種對立的觀點，壹種觀點贊同，甚至贊美，另壹種觀點反對，甚至稱之為野蠻、愚蠢。我認為，要分析武漢封城就必須回答幾個問題：第壹，為什麽要封城？第二，封城是否履行了法律程序？第三，封城後市民生活和基本人權是否得到保障？第四，封城的效果如何？

首先，我們來分析第壹個問題，為什麽要對武漢封城？

這是壹個似乎很簡單的問題，因為要阻斷新冠病毒的傳播。根據流行病防治的原理，隔離是防治病毒傳染最有效的途徑。封城有兩種模式，分別是“硬封城”和“軟封城”。硬封城指的是全市封鎖，除防疫物資運輸的特殊狀況外，將當地內外交通要道完全封閉，阻絕疫情向外傳播。武漢封城顯然是硬封城。軟封城也被稱為“半封城”，是指社區防控和封閉式管理，透過管制出入口、關閉不必要的進出通道、要求社區人員外出須佩戴口罩，防止疫情向內擴散。目前西方國家基本上都是軟封城。

為什麽武漢要采取硬封城呢？我認為是不得已而為之。有分析人士指出，封城之前，中國政府對疫情擴散不作為，極力掩蓋疫情，李文亮醫生等八個吹哨人被約談，披露疫情的網民遭傳喚。中國病毒專家2020年1月初就已檢出病毒的基因組序列，確認為新型冠狀病毒。這壹突破性進展為疫情防控贏得寶貴時間，但是卻被鎖進了保險櫃。從武漢肺炎爆發到2020年1月11日發布第四次疫情通報前，武漢有長達五天的空窗期沒有任何通報發布。2020年1月11日之後，省市兩級政府重心全在“兩會”，疫情無人問津。以至“兩會”期間所謂疫情通報，新增病例壹概歸零。報紙上更是壹派歌舞升平。武漢市民難以知情，無從防範。疫情防控黃金期就這樣因當政者玩忽職守而白白喪失。

硬封城不是什麽偉大壯舉和人間奇跡，300年前法國人就是這樣對付瘟疫的。當壹個城市出現瘟疫時，政府就會實行嚴格的空間隔離：封閉城市及其郊區，嚴禁離開城市、違者處死，捕殺壹切亂竄的動物；將城市分成若幹區，各區由壹名區長負責。每條街道由壹名裏長負責，嚴密監視該街事務；如果他離開該街，將被處死。在規定的壹天，所有的人都必須待在家裏，違者處死。

第二個問題武漢封城是否履行了法律程序？

有學者指出：武漢封城的法律程序根本無從說起。按理，如此規模的封城，非到緊急狀態不可為。而是否緊急狀態，必須依據法律。也就是說，法無授權不可封城。雖然中國沒有《緊急狀態法》，但並非完全無法可依。有兩部性質接近的法律，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戒嚴法》，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這兩部法律均規定，無論宣布戒嚴，還是宣布緊急狀態，權限均在中央政府。武漢繼23號封城，26號又禁止私車通行，所有公私聚會、所有公共活動壹概強制取消。可見武漢事實上已經進入緊急狀態，但卻未宣布緊急狀態，而是通過武漢市政府壹紙命令決定封城。
有分析人士指出，封城隔離是必要的，但封城不僅需要決斷力，更需要審慎。審慎不僅表現於對時間點的精確把握，對封城範圍和封城力度的精確把握，更表現於對封城後各種可能走向的精確評估，對封城後維護城市秩序所需、廣大市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精確評估，以及建立於這種精確評估基礎上的周密預案。但封城後的事態表明，這壹切都談不上。

第三，封城後如何保障市民的生活？

封城令是2020年1月23日淩晨下達的，當天10時起，武漢全市城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停運營，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市民必須待在家中，醫院只開發熱門診，其他門診停止服務。這樣的封城就帶來了嚴重的次生災害問題。如心臟病患者、癌癥患者、心血管病患者如何就醫？突發疾病，救護車如何到達，又如何送到醫院急診？我的壹個兒時的朋友和兩個鄰居都因為心臟病突發無法就醫，而在疫情中死亡。媒體報道，壹個白血病患者要到外省就醫受阻，在兩省交界處隔離帶苦苦哀求警察放行。武漢漢陽壹名女子在家中陽臺用臉盆“敲鑼救母”，為重癥母親哭求壹張醫院床位；70歲的尿毒癥患者疑似患上新冠肺炎，無法在醫院透析，也等不到社區安排核酸檢測，跳樓身亡；55歲的湖北電影制片廠導演常凱壹家四口因新冠肺炎相繼去世，常凱在遺書中感慨“床位難覓”，錯失醫治良機。

第四，封城的效果如何？

擁護武漢封城的朋友的理由是武漢低的確診病例和死亡率。但他們犯了壹個嚴重的錯誤，那就是將中國政府公布的數據作為封城效果的依據。但中國政府的數據能夠相信嗎？壹個政府能夠壹夜之間將死亡率突然上漲50%，妳有如何能夠相信呢？武漢到底有多少人在疫情中死亡？這對中國人可能永遠是個謎。但是武漢因為疫情死亡的人數絕對不是3千人，它應該包括確診死亡人數、絕大多數疑似死亡人數、因為封城和隔離而導致其他疾病無法得到救治的死亡人數以及自殺人數。有網友認為，因為肺炎疫情死的人只有三成，而因被剝奪了救治權利而亡的人，尤其是白血病和透析病人最多。將這些數字加起來會是多少？按網友所說加壹個零就是3萬。

我們如何來評估封城的效果？我認為，有以下因素需要考量：壹是封城後，其他地區感染率是否得到遏制？二是武漢市民的生活是否得到保障？三是次生災害是否得以避免？；四是市民的基本人權是否得到保障？武漢封城讓幾十萬市民倉惶出逃將病毒帶到了其他省市，也帶到了世界。封城讓武漢市民壹直生存恐懼之中，心理創傷難以治愈。封城後，武漢市民成了活病毒，在外地被歧視的現象比比皆是。

有報道稱，封城的積極效應尚難斷言，封城的嚴重後果確已漸露冰山壹角。後果之壹，是因封城導致的公眾心理的巨大恐慌。恐慌首先表現為瘋狂搶購。其次，恐慌還表現為各大醫院防護物資之極度短缺，甚至連口罩都供不應求。中國的大醫院都是公立醫院，由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全力保障供給。但顯然，封城之後，無論哪級政府都失去了保障能力。再次，恐慌還表現為武漢市民的流離失所。據武漢市長周先旺所稱，受疫情和春節影響，總計500多萬人離開了武漢。其中，僅23日上午10點封城前，當天經由高鐵外逃的民眾即達30萬之巨。他們實際上已成難民。流出地的武漢市政府放任不管，流入地的地方政府大多強制驅趕。這壹方面對各地疫情防控確實構成極大威脅；另壹方面，各地粗暴執法，武漢市民權利難以保障。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公共衛生法律與政策中心主任小詹姆斯·霍奇表示，封閉城市幾乎肯定會導致侵犯人權，而且在美國顯然是違反憲法的。“這很容易適得其反，”他說，並且這些限制措施可能會阻止健康人群逃離城市，使他們面臨更大的感染風險。

壹些朋友看到美國疫情的確診和死亡病例數目，憂心忡忡，甚至得出中國封城比美國更有效的結論。我認為，他們的主要錯誤在於信息不對稱，對武漢封城和美國抗疫了解不多。美國的抗疫是科技抗疫，不是壹味地封城，而是通過廣泛的病毒檢測，確診病例包括無癥狀感染者。檢測越普及發現的感染者就越多，但美國不是將所有患者都送進醫院，而是區分輕重癥。美國正在進行經濟重啟，未被感染和有抗體的可以外出工作，被感染者在家隔離和住院治療。目前洛杉磯已開始全民檢疫。同時，美國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免費壹日三餐，通過經濟刺激方案，避免市民和小企業因疫情陷入困境。當然，美國在應對疫情上也存在很多問題，如輕視疫情、拒絕戴口罩或群體聚集、防護物資儲備不足、地方與聯邦扯皮等等。

現在我們總結壹下，從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到解封，歷經76天艱難歲月。而那些逝去的生命、被訓誡的“造謠者”和沒有回音的追責，仍在拷問著每壹個人。笑蜀先生在《武漢封城與極端政治》壹文中指出：毫無預案、不計代價、野蠻、愚蠢的武漢封城，憲政民主國家不可能發生。為什麽？因為憲政民主核心要素即為限權，尤其是分權制衡。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始能達成多元平衡，多元平衡的政治社會生態之下，才有中道理性的可能，各種極端才會逐漸失去市場，社會才可能走出兩極震蕩的惡性循環。尤其是言論自由才有切實保障，公民的知情權才有切實保障，公民監督和批評政府的權利、對枉法濫權之舉問責的權利才有切實保障。這才是杜絕人禍尤其杜絕官禍的對癥良藥。歷史和現實皆有力印證。

防疫措施

作者 張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武漢這座城市苦難很多，2020年4月8日剛解封，老百姓還未撫平心靈的創傷，新的政治運動和折騰又降臨到他們的身下。武漢市政府2020年5月11日發布緊急通知，決定在武漢展開為期10天的全民病毒核酸篩檢。武漢政府將這次病毒檢測稱之為“十天大會戰”。據武漢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武漢市常住人口有1,108.1萬。武漢衛健委2020年4月29日發布的消息披露，武漢核酸檢測累計已有103萬人次。這意味著武漢將在10天之內完成超過1,000萬人的檢測量，每天平均檢測100多萬人。

眾所周知，2020年1月23日，武漢因疫情爆發而封城76天。著剛剛解封怎麽又開始折騰？因為武漢近期再度出現疫情異常情況，2020年5月9日、2020年5月10日兩天，共新增6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打破了湖北省連續35天無新增確診病例的記錄。據武漢衛健委2020年5月10日的通報，這6例病例都來自東西湖區長青街三民小區。

其實不僅是武漢，最近壹個多月來，中國許多地方，也不斷亮起了紅燈。綏芬河、哈爾濱、舒蘭、吉林，以及上海、北京、廣東等地聚集感染和輸入型病例連續發生。特別是，東北地區近壹個月來警報頻頻，先有中俄邊境城市爆出輸入性感染，繼而當地出現了感染源並不明確的病例。自從5月7日吉林市所轄的舒蘭市發現聚集性疫情以來，已經有22人確診，367名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被隔離。舒蘭市、吉林市也都進入了封城狀態。5月13日，位於沈陽市的解放軍463醫院突然全部封閉，醫院周圍拉著警戒線，任何人不準進出。據悉，該醫院出現了新冠病毒擴散。閑話少敘，言歸正傳。我們現在回到武漢大會戰上來。

武漢市洪山區衛健局壹名工作人員表示，他們正在按照全市核酸檢測的緊急通知，做好在10天內完成全員的篩查工作。江岸區塔子湖街道躍進社區書記劉瓊秀說，他們街道有17個社區和1個村，全員檢測的工作量是很大的。目前不確定是聯系醫生到社區來取樣，還是組織人員到醫院去做檢測。在今天，我們已經在網絡上看到漢陽區居民排長隊檢測的畫面。

武漢能完成十日檢疫的目標嗎？武漢市副市長李強2020年4月19日曾表示，武漢市有53家核酸檢測機構，211個核酸檢測點，日均檢測能力4.6萬人次。據武漢衛健委稱，2020年5月10日當日，武漢市完成核酸檢測39，735人次。武漢疾控部門人員說，全員大規模核酸檢測主要由第三方檢測公司來完成，每個區的醫院和疾控部門會抽調人手來取樣。第三方檢測機構的檢測能力在10萬份/天，但無法滿足100萬份的目標。有網友質疑道：“全世界科技最發達的美國，從2020年3月中旬開始宣布進入全國緊急狀態之後，不斷推陳出新研發出越來越快、越來越高效、越來越準確的檢測儀器，整整兩個多月來，到現在為止，到今天為止，全國共完成檢測量是938萬人，美國單日檢測能力是30萬人。全球第二大完成檢測量的是俄羅斯，到今天為止，全國完成檢測580萬人，俄羅斯單日檢測能力不到20萬人，還需要至少21天才能完成1,000萬人的檢測量。武漢如何完成10天檢測1,000萬人的目標？這不是天方夜譚嗎？

武漢全民核酸檢測有必要嗎？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2020年5月11日接受央視采訪表示，“其實也沒有必要，主要是在重點地區，重點人群。”他認為，武漢出現新疫情苗頭的東西湖區長青街三民社區，可以進行較大規模的篩查，但在沒有病例的社區，沒必要人人都做篩查。“主要是對重點崗位、重點人群、重點社區的人，來做大規模篩查。”中國疾控中心壹位前研究員同樣對全民篩查持保留態度。他表示，國內在人群感染率很低的情況下，搞運動式核酸檢測普查，此舉為“不計成本、勞民傷財”。僅做壹次核酸檢測能否精準找到感染者，假陰性問題多大程度上存在等問題仍然成為影響大篩查的重要因素。

2020年4月19日，張文宏醫生在回答疫情防控熱點問題時，就對全民的核酸篩查的做法，表示反對。他指出，核酸檢測結果僅能代表當前沒有被感染，但不代表未來不會感染。同時核酸檢測壹定會存在假陰性的風險，就技術本身而言，單次檢測會存在30%的假陰性率，而檢測兩次這壹數值會降至10%。但是，要把所有的感染者都給篩出來，是不可能的。更為重要的是，所有的篩查，無論是抗體或者核酸，都是在病毒大流行的時候進行的。也就是說，在發病率比較高的時候，這種篩查才是有價值的。在全國大部分地方沒有出現病例的情況下，沒有必要全民篩查。“什麽人應該接受核酸檢測、如何檢測，應該由專家做出判斷。病毒學、傳染病學、檢驗醫學、醫學管理等相關專家壹起討論，這個事情值不值得做，是不是合理。”張文宏說，“假設在人口近1500萬的武漢市開展全民的核酸檢測，當地檢測能力最高壹天2萬例，這樣需要開展超過700天時間。這種方式效率不高，沒有切實意義和可操作性。”

武漢衛健委資料顯示，2020年3月29日至2020年4月10日，武漢共篩查復工復產者14.3056萬人，其中核酸檢測陽性者113人，檢測陽性率0.08%。但現在的十日大會戰將篩查對象為全體居民，篩查項目為“新冠病毒核酸+血清抗體檢測”，明顯擴大了檢測的範圍。

全民核酸檢測費用多少？2020年4月29日，湖北公示相關檢測試劑集中采購中標企業名單有6家，包括四川邁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大學達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武漢明德生物以及華大生物科技（武漢）有限公司等，核酸檢測試劑人均報價在16元到25元之間。以邁克生物提供的最低16.78元/人次報價保守估計，此次核酸試劑費用至少1億7千萬元。若按180元/人次的兩項檢測服務最高限價計算，檢測服務總花費將不少於18.09億。
下面，就武漢全民檢測十日大會戰，我談談自己的看法。

壹是，十日大會戰違背科學規律，勞民傷財

武漢全民檢測與武漢封城壹樣，本身並不錯，但問題在於它們違背科學，會制造新的災難。武漢封城是壹種有效阻斷新冠病毒傳播的措施，但實施前應進行履行法律程序，科學論證，做好封城後的各種應對準備，避免造成次生災害。但很不幸，封城源於中國領導人的獨斷決策，極端且不計後果，結果造成城市生活混亂，次生災害嚴重。十日大會戰不過是武漢封城的翻版。沒有任何法律程序，沒有科學論證，典型的拍腦袋工程，勞民傷財。按照網上公布的結果，這個文件是2020年5月11日下達，要求各個轄區2020年5月12日中午12時前上交具體實施方案，包括明確轄區內基本情況、組織方式、時間安排以及其他事項。壹天之內制訂出具體的計劃，這樣的計劃能夠周密嗎？

二是，十日會戰會造成疫情再次爆發

按照廣州市4月份的篩查情況，在所有核酸檢測陽性的人群當中，大約有85%是無癥狀感染者；而在湖北的檢測結果當中，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21日，絕大多數陽性結果者也都是無癥狀感染者。全員篩查不可避免的會出現人群聚集，這個過程中如何避免正常人被感染的風險？在現場視頻中，我們看見檢測人員擁擠在壹起，沒有保存必要的社交距離。檢疫人員為了搶時間，取樣時居然沒有更換手套，這很可能造成病毒的傳播。壹場目的是造福人民的醫療檢測，由於通過政治運動的方式來完成，違背科學規律，相反禍國殃民。這樣的悲劇在中國屢見不鮮，最典型莫過於1958的大躍進運動。它不僅沒有實現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反而造成了巨大的浪費。

三是，形式主義和數據造假

武漢十日內根本無法完成1000萬人的病毒檢測，但壹旦進入舉國體制的政治運動模式，就會出現形式主義和數據造假。因為面對無法完成的任務，人們只有兩個選項，壹是放棄，二是弄虛作假。在政治運動中，放棄會被當成兩面人，於是只剩下壹條路，那就是虛報浮誇。造假對於中共地方政府而言，是他們的拿手絕活。完不成的任務改個數據就完成了。
武漢全民檢測病毒本是壹件好事，但它通過舉國體制的政治運動完成，它就脫離了科學性、合法性和合理性。政治運動是由政治領袖來領導和決策的。習近平的好大喜功和不容置疑決定了十日大會戰的任性，也決定了它的形式主義和弄虛作假。為什麽習近平急於武漢全民檢疫？我認為應該是為2020年5月下旬中國“兩會”的疫情數據“政治清零”吧。

共產極權統治的責任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發源於中國武漢的新冠疫情，橫掃中國、蔓延世界。新冠疫情已經導致逾四百萬人染病，近30萬人死亡，直接和間接的經濟與財產損失無可計數。


這場世紀巨災，既是天災，更是人禍。數十萬條生命不能白白逝去，世界各國的經濟社會遭重創、數十億人的生計被波及和打擊，也不能沒有個說法。如果沒有追責，這樣的悲劇就很可能再次發生。為了告慰逝者和傷者，也為了避免重蹈覆轍，追究本次疫情中各環節尤其發端期間失職瀆職者的責任，是不可回避的、不可不做的。


疫情初露獠牙時中共當局的隱瞞與對發出警示者的打壓


眾所周知，在去年12月即疫情早期爆發時，曾經有中國醫療專業人員以不同方式發出了警告。2019年12月30日，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向同事和同學傳遞了關於新冠肺炎（當時還被稱作“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檢測報告，其中有“SARS冠狀病毒（準確說本次疫情中的新冠病毒是SARS病毒的壹個變種，即‘SARS-Cov-2’）”字眼，並傳遍了武漢的醫生圈。此後不久，艾芬就遭到了醫院紀委（即事業單位中負責黨紀的機構）的約談，約談期間被嚴厲斥責，如被訓斥“無組織無紀律”等。而參與傳播的8位醫生也被警方訓誡。他們後來也分別被稱為“發哨人”和“吹哨人”。


此後，武漢衛健委及第壹批赴漢中央專家組均宣稱，“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暗示只有直接接觸或食用野生動物才會患病而不會人際傳播。官方通報的“不明肺炎”確診病例長期在兩位數徘徊，與後來證實的當時實際感染者數量天差地別。同時，包括央視在內的官媒，還以義正言辭的口氣播發了對8位醫生進行訓誡的新聞，稱武漢爆發SARS病毒是“謠言”，以穩定人心。而很有分量的官媒北京青年報的評論文章《莫讓流言沖淡春節的年味》，也代表著當時的中共官方對於疫情的態度。面對經濟下行和社會不安的雙重危機，當時的中共當局選擇隱瞞疫情、淡化危險、避免民眾恐慌，試圖維持經濟正常運行和社會穩定。


抗疫關鍵期中共當局采用的殘酷手段及其惡果


直到1月下旬，疫情走向失控後，中共當局才急忙采取措施補救。其中最典型的措施，就是在1月23日宣布武漢“封城”。以此為分界點，中共當局對疫情的態度由隱瞞、淡化，轉向不惜壹切代價嚴控。而這“代價”包括了國民基本的生存權、人身自由權、隱私權、平等權、遷徙自由權、免於匱乏的權利、免於恐懼的權利等。


很快，各種封鎖和隔離措施從武漢市、湖北省，推向全國。在疫情最嚴重的2月，全國采取了幾乎是建國以來最強力的封鎖和隔離措施。除醫療等特殊行業外，工廠停工、停產，商鋪停業，學校停學，社會處於停擺狀態。同時，在武漢，幾乎所有市民均被關在各小區禁止出入，形同囚禁。在湖北以外，各地的官方和民間掀起了對湖北籍民眾及常住湖北人士類似“集體獵巫”式的騷擾、刁難、驅逐。湖北省尤其武漢市的民眾遭到了殘酷的歧視和惡劣對待。許多滯留外地的湖北人沒了容身之處。


在近年來中共當局日益完善的“大數據”管控下，對湖北居民隱私的侵犯和泄露無處不在。隱私泄露後，就面臨“壹刀切”的粗暴軟禁和驅逐措施。這嚴重侵害了湖北人的隱私權和人身自由權，破壞了來自湖北民眾正常生活。壹些湖北籍人士的基本信息和行動軌跡被曝光於朋友圈和各種群組中，不僅橫遭侮辱謾罵，還無法離境、返鄉、工作、生活，甚至流落街頭。而在湖北，外地打工者也露宿武漢等地街頭，還被保安和市政人員暴力驅趕，忍饑挨餓。在疫情中，軍警、保安人員、社區和村鎮聯防人員等各方面的管理者普遍使用粗暴甚至殘忍的手段對待市民和村民，“執法”過程中的暴力行徑比比皆是，但無壹例被處罰，日常的法紀處於休克狀態。


“壹刀切”和過於嚴酷的手段，極大的損害了數億國民的生計。經濟社會活動被強迫全面停止，導致上億國民失業、破產，繼而制造了大量負債者、生活無著的貧民。而事實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均未實行如中國這樣的抗疫“休克療法”，而是允許部分行業正常營業，或在嚴格的防疫措施下有限度的營業。如疫情同樣嚴重的韓國，即便在疫情中心大邱，包括餐館、酒吧和咖啡店等都可以在嚴格防疫如保持人際距離的前提下正常營業。其他如香港、臺灣、新加坡、日本及歐美大多數地區，均以折中溫和的方式兼顧了防疫和民生。


中國采取的徹底停擺，的確更有利於遏制疫情，但嚴重損害了國民賴以生存的基本經濟民生活動，得不償失。根據官方數據，中國第壹季度經濟同比下降6.8%，是改革開放以來首次負增長，其對中國本就嚴峻的經濟、就業、民生的危害不言而喻。


在中國這種防疫的“休克療法”下，農民工和底層市民受害尤其嚴重，基本衣食住行都難以得到保障。相較於歐美及壹些發展中國家大量發放救濟金和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中國國民在疫情最嚴重、封鎖最徹底、生計最艱難之時未得到壹分錢的救助，非國企的私營企業也很難得到銀行和政府的紓困支持。


各行各業的停擺也讓國民生活陷入極大困境。沒有供給或供給極少，導致各種生活必需品和必需服務短缺，物價飛漲。而由政府配給的食物等必需品分配不公不均。公務員尤其警察等強制力機構人員配給品中時鮮果蔬齊全，平民只能十元買到壹根蘿蔔、壹顆白菜、兩顆土豆等共三樣菜品組成的“愛心菜”包裹且時常斷貨。


更為惡劣的是，全國各地大批滯留於外地、需要被隔離14天甚至更久的民眾，需要自行承擔巨額的隔離費用，如住在酒店每天需要支付數百甚至上千元，對於本就沒了收入的民眾是雪上加霜。有些住了幾天住不起的只好坐在公園的長椅上休息（因為保安不允許躺下，只能坐著睡）。


而在高強度隔離下，老弱病殘等極度弱勢群體面臨著缺吃少穿、缺醫少藥的困境。對此政府所做甚微，這些弱勢者處於坐等死亡的狀態。不許出門也使得家庭暴力激增，且家暴受害者無法像平常那樣逃離和求助，導致許多家暴受害者（主要是女性）如同生活在囚牢。


這些悲慘情形，有些是中共的專制體制下畸形的防疫政策直接造成的，有些是中共當局縱容民粹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泛濫導致的，總之都是中共當局罔顧基本人權、剝奪公民生存權的例證，也是中共治下社會不公、人分三六九等的體現。


疫情期間中共當局對輿論的操縱和打壓


在整個疫情期間，中共當局進行了大規模的輿論審查。雖然疫情中中國媒體出現了壹次揭弊的小高潮，湧現出不少優秀報道。但是對於觸及到審查紅線的報道或個人爆料，中共的輿論控制機構仍進行了激烈打壓。例如有聲稱被醫護人員虐待的新冠患者被刪帖，當事人被逼道歉；反映武漢市內醫療調度混亂、病人得不到及時救治的新聞被打壓；在殯儀館不允許逝者家屬用手機拍攝慘況等。其中最典型的，是對那篇關於發出預警者艾芬的采訪文章《發哨子的人》進行全網封殺，並引發了壹場審查與反審查的拉鋸戰和反審查的行為藝術。再後來，由官方授意的對揭露疫情期間種種黑暗的《方方日記》及方方本人的圍攻，更是中共在疫情輿論戰中最明顯的手筆。


最突出的，是對於三位“公民記者”即陳秋實、李澤華、方斌的抓捕。這是中共當局使用暴力手段對新聞自由的直接侵犯。三人被以非法方式“失蹤”，現今除李澤華獲釋外，陳秋實和方斌依舊下落不明。


因此，無論是疫情爆發初期對疫情的隱瞞和淡化，還是後來過於嚴酷措施對公民人權的肆意侵犯，以及整個疫情期間及之後對輿論的打壓和操縱，中共政權在涉及新冠疫情的事情上都犯下了嚴重的罪行。


當然，說到這裏，壹定會有人（尤其是親中共人士）認為，“那中共怎麽做都是錯的了？寬了不行，嚴了也不行，輕視不行、重視也不行？那怎麽辦？”以及“西方國家防疫更差，現在都死了幾十萬人了，中國反而控制了疫情，那麽西方國家應不應該追責？世界各國的疫情都要中國負責嗎？”等疑問。


我下面就對這些必然產生的疑問進行詳細解答。


從壹個極端到另壹個極端是雙重錯誤


首先，無論是隱瞞和淡化疫情，還是後來嚴酷的防疫措施，顯然都是錯的。不作為和“矯枉過正”的亂作為都是錯的。走向兩個極端的惡無法“相抵”、“歸零”，恰相反，兩個極端造成的危害是疊加的，都需要被追責和反思。


如果在早期，從中共中央到武漢地方政府都公開疫情實情、積極采取措施防治，而不是隱瞞病毒危險性及有大規模傳播擴散的危險，就可以將疫情扼殺在萌芽之中，控制於武漢地區之內，中國的感染人數會遠低於現在，更不會造成世界大流行。自然的，也就根本不必要像2月及之後那樣，選擇以經濟停擺、民生休克的方式抗疫，就不會有上億人短期或長期失業，國民衣食住行也就不會受到如此之大的影響。


另壹方面，即便在早期隱瞞疫情的情況下，如果中共當局後續采取有節制的、建設性的（而非破壞性的）、折中的溫和方式抗疫，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壹樣，盡可能保持經濟運轉，必要的工業和服務業照常運行，就可以讓失業人數大幅減少。如果允許國民在采取防疫措施的前提下有限的自由流動，就可以保障他們獲取基本而相對廉價的生活必需品和公共服務，減輕人民的痛苦和生活負擔。同樣，如果國家以巨資為失業者和弱勢群體提供經濟補助，對中小企業開放原本幾乎只給國企的借貸服務，就能讓平民和中小企業、個體戶等弱勢者、受疫情波及最嚴重的公民和機構有了基本生存的保障。


還有，在對待武漢人、湖北人時，如果公權力積極保護他們的合法權利、輿論宣導上積極反歧視，就可以讓這些原本就是受害最嚴重的群體有尊嚴的生活。


這樣做，雖然會使得對疫情的控制打折扣，不會像現在這樣較快遏制疫情，感染者會更多壹些，但對於經濟民生的恢復大有裨益，更保障了國民基本的自由和尊嚴，拯救了更多因非新冠病毒而可能死亡的人們。因此，即便早期隱瞞疫情，中共還可以通過這些方式來“將功贖罪”。


可是，中共當局所作所為，與以上他們完全有能力做的這壹切背道而馳。在建設與破壞中，他們選擇了破壞；在提供救濟和任人自生自滅中，他們拒絕救濟；在應反民粹反歧視護平等時，他們選擇縱容甚至支持歧視與排擠。他們選擇犧牲國計民生、犧牲湖北居民，來實現對疫情的控制，繼而維持社會穩定，獲取抗疫政績，以利於其獨裁統治。


因此，在隱瞞疫情、遮掩真相後，選擇的不惜侵犯人權和破壞國計民生為代價的防疫，不是“糾錯”，而是錯上加錯。1月下旬以來中共當局實行的極端化抗疫措施，雖然的確比西方國家更快更有力的遏制了疫情，但傷害了國計民生，給國民造成了更大的損失。包括專家張文宏在內的多位學者均提到，僅僅從造成死亡這壹方面，封城、隔離及將所有醫療資源用於抗擊新冠而不顧其他，造成的死亡就多於新冠。例如患有各種嚴重疾病的患者因醫療資源集中於新冠而無法得到及時治療，還有破產和負債導致的家破人亡。至於GDP和人均收入下降會導致死亡率上升的大趨勢，更是國際早就有的共識。


西方國家和中共當局抗疫方式的差異及同樣抗疫不力本質上的區別


如前所述，中共和親中共人士，總是拿西方國家抗疫不力來為自己脫責和轉移視線。在他們眼裏，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美國等歐美國家疫情更為惡化，無論是人均患病率還是死亡人數，都遠超中國。言下之意是，民主體制下的國家抗疫同樣不力甚至更糟糕，所以西方沒有資格指責中國、追責中國，中共體制也並不比西方的差甚至更好。


這樣的說法似是而非。從表面上看，例如看疫情數據，的確是歐美比中國更加嚴重，而且是在中國疫情大爆發之後失控，“現成的作業不會抄”。而從泛濫和蔓延的程度，中國更是取笑西方缺乏中國這種強力管控的能力，是西方民主國家治理的失敗，是中國“東風壓倒西風”的制度與模式勝利。


但如果深入分析，就會發現事實完全不是這麽壹回事。


首先，西方國家完全沒有隱瞞疫情、欺騙公眾，更沒有壓制媒體和專業人士的報道和呼籲。“透明度”是真相的前提，真相的呈現比解決問題更重要。或者說，只有公開事實真相，才能集思廣益、權衡各方利益，做出最合理的決策。


與中國的“黑箱政治”、“黑箱抗疫”不同，西方國家自疫情爆發以來，各國從未系統性的壓制和操縱輿論，也基本沒有公權力施壓相關人士以隱瞞疫情狀況。其抗疫不力是由許多因素造成的，但壹切得失對錯都呈現給了公眾，這本身就勝於“黑箱抗疫”百倍。沒有透明度，裏邊就有億萬可以想象和難以想象的骯臟的人和事；有了透明度，即便有許多骯臟，大眾是知情的，是可以追責的、改變的、反思的。即便這次做的不如“黑箱”，但長遠卻可從中得到太多經驗教訓。西方公眾對疫情有知情權、有批評權、有政治自由和人身自由，這本身就勝於大肆禁言、抓人，制造寒蟬效應、壹切決策皆出於黑箱、壹切皆為了維持專制統治的中國。再大的罪惡和悲劇，能被看見和批判，都好於壹切沒有透明度、壹切被操縱限制約束下的各種罪與罰。沒有透明度本身，就是最大的惡；不透明，就比新冠病毒還毒。


第二，西方國家抗疫的效率和結果不如中國，是因為他們需要在防疫和民生之間折中、在管控和自由之間權衡。前面已提到，中國的防疫是犧牲了經濟民生，是以更大比例民眾失業、破產為代價的。而對於西方國家乃至大多數國家，不可能選擇為了政績和穩定而顧頭不顧腚、拆東墻補西墻，而是要統籌兼顧遏制疫情與維持國民生計。他們不可能選擇對國家封控下大量失業者不聞不問，不可能為了新冠這點感染率和死亡率讓遠高於此比例的人民陷入衣食無著的局面。因此，無論是進行封鎖和隔離的決策還是執行力度，西方國家都有更多猶豫、更大寬松。這自然會導致防疫效率相對低下，但更好的保障了民生，或者說至少不讓就業、國民收入等民生指數惡化的那麽厲害。這顯然是比中國更人道的抗疫方式。兼顧各方各領域，遠好於民粹和威權引導下的壹刀切。


還有，如果效仿中國的高強度管控，會犧牲西方發達國家民眾珍視的自由，會導致公權力擴張和對公民隱私的侵犯。“不自由毋寧死”，是西方公民社會的基本政治信條。人們更在乎自由和尊嚴，不願為活命而失去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這對於長期生活在專制統治、習慣於被管束的國人，是難以理解的。他們不知道自由與尊嚴為何物，或者至少覺得為保命應該犧牲這些。而對於大數據的監視與管控，國人既然無力反抗，更是坦然受之。而在西方，反對大數據侵犯隱私和幹預生活，壹直是公民社會抗爭的焦點。西方國家無論政府還是民間，都絕不允許有中國這樣極具入侵性的“大數據”管控存在。


不同的體制和文化下，中西方對於疫情下管控的力度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個人是傾向於自由與尊嚴重於生命的。何況，新冠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其實是有限的，並不是人人都會死。在微小的死亡率與每個人基本的自由與尊嚴之間，西方政府尊重民意，不采取中國式高壓管控，容許市民有限的自由活動，是值得稱贊而非需要被譴責的。


而更值得稱贊的是，西方各國在疫情期間，均給民眾發放大量現金，以“發錢”的方式助國民渡過難關，充分體現了其人道主義精神和對基本生存權的尊重，履行了作為民選政府的責任。相對於中國在救急分配中對特權者錦上添花也不肯為平民雪中送炭的行徑，西方壹直堅持重點救助受疫情更大、處境更惡劣的弱勢群體。


這些都體現了西方民主體制下政府和社會機構堅持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維護人民的自由與尊嚴。西方國家在疫情早期的沒有積極采取措施預防疫情蔓延，是出於國民權利、社會自由、經濟民生等多方面的考慮，且其決策過程得到民主體制的確認，公開透明。而這都是專制黑箱的中共當局不能比擬的。正如法國總統馬克龍的看法：“信息可以自由流動、公民可以批評政府的國家，和真相被壓制的國家之間沒有可比性。”


馬克龍還指出，“考慮到這些差異、所做的選擇以及中國現在的情況，我尊重中國，但我們不能那麽天真地說，中國在應對疫情上做得好。” “很明顯發生了壹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這也正是我想說的。


當然，西方各國抗疫不力，也需要有人承擔責任。但是，第壹，民主政治下公開透明決策中的失誤，與專制政體下統治集團為壹己之私進行黑箱操作導致的罪惡，完全不在壹個層級；第二，西方各國政府需要承擔責任，並不能抵消或代替中共當局應負的罪責。西方國家抗疫不力，其政府和相關人員自需承擔責任，但抵消不了中共當局在疫情發端和源頭上防治不力的責任。


責任在於誰？要向何人追責？


根據現有信息，新冠病毒明顯發端於武漢（至少是在武漢發生了第壹次集中爆發），並首先在中國大陸大規模爆發。因此，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武漢市委市政府，是最需要為本次疫情負責的。


而根據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采訪時所說，“作為地方政府，我只有在獲得信息之後，授權之後才能披露。這壹點在當時很多人不理解……1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決定把武漢肺炎定為壹類傳染病，要求屬地負責。在那之後，他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周的話明顯在暗示，此前選擇隱瞞疫情，是由於中央不許披露，責任在於中央。


根據中國現行體制的運行規則，中國實行強力的中央集權體制，尤其在重大事務上中央更是有最終拍板的權力。因此，周先旺所說的是可信的，即隱瞞疫情的始作俑者，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中央。


那麽，武漢市政府的“中央”是國務院，也就是說責任是李克強及相關的下屬人員。真的是這樣嗎？熟悉中國政治體制的都知道，從中央到地方，黨都在政府之上，且中央尤甚。而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權力極度膨脹，成為自毛澤東之後最強勢的黨的領袖、國家領導人，連鄧小平都沒有習這樣的集權。相對而言，作為總理的李克強，被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弱勢的總理”。


面對新冠疫情這樣的重大事務，李克強恐怕是難以拍板的。而且以他的執政風格，可能更傾向於較公開透明的處理，而非捂事壓事。因此，真正導致疫情初期新冠傳播被隱瞞、“發哨人”被約談、“吹哨人”被訓誡，輿論噤若寒蟬、附和太平的，最大的責任人，那就是中國現今的最高領導人、集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與壹身的紅色帝王--習近平。


2020年的中國，經濟社會形勢嚴峻。40年來改革開放的各種“紅利”已消耗殆盡，經濟下行已成不爭事實。同時，社會矛盾尖銳，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達到驚人地步，醫改、教改失敗，住房和養老等基本民生問題極大困擾著絕大多數國民。而2020年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年，中美貿易戰又讓中國經濟雪上加霜。在這種種壓力之下，維穩和保增長成為習近平政權最重要的兩項任務。


因此，面對新冠疫情，習近平及其核心統治集團必然不希望疫情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國夢”，並為下壹年黨慶百年獻禮，選擇壓制輿論、恐嚇醫療專業人員，試圖讓“不明肺炎”悄悄消失，自然會成為習近平政權的選擇。於是就有了前文所述的約談和訓誡，以及後來對輿論的打壓、各種刪帖封號，還有官媒粉飾太平的鼓噪。


正是因為這些“人禍”，開啟了新冠病毒瘋狂傳播的潘多拉魔盒，導致了在中國染病八萬死亡4600、在世界染病四百萬死亡近30萬的慘劇。


而後來的極端抗疫中侵犯人權和釀成經濟民生危機，習近平同樣是第壹責任人。作為保守、強硬、僵化的領袖，其執政風格體現在其執政以來的眾多事件和發展歷程中，從“黨媒姓黨”到“七不講”，再到驅逐“低端人口”和強化警權、偏袒既得利益階層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政策，習近平粗暴野蠻、不顧人權和法治的執政特性顯露無疑。因此，本次防疫過程造成的“次生災難”，習近平“當之無愧”同樣是需要最終負責的。


那麽除了習近平，還有哪些人需要為這場疫情承擔責任呢？作為疫情發生地地方官的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省長王曉東，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市長周先旺均需要承擔領導責任。即便是由中央的命令，他們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進行防控，如停止兩會和“萬家宴”等集體活動，減緩疫情蔓延。但他們行動遲緩，隱瞞不報，後來應對多有不當甚至作秀，自然都有相應的責任。只不過相對於習近平，他們承擔的是相對次要的責任。而他們屬下相關官員和職員，也需不同程度承擔罪責。


而聲稱“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的武漢市衛健委及中央第壹批調查組，也需要為故意淡化疫情嚴重性承擔責任。根據後來明顯人傳人的情況，武漢衛健委和中央調查組不是故意知情不報就是技術失誤，無論哪種都需要承擔責任（當然前者更為惡劣）。


而作為武漢衛健委上級的湖北省衛健委、國家衛健委，同樣逃脫不了幹系。國家衛健委還需要對疾控中心和中央調查組的失職負責。中國的官僚系統是嚴密的，利益盤根錯節。因此，基於權力與責任統壹的原則，國家衛健委也需要承擔責任。除衛健委主任馬曉偉需要承擔領導責任外，負責應對突發流行病和流感類病毒的分管副主任及相關司局科室人員，也需要為他們日常屍位素餐、敷衍了事、官僚和形式主義等導致的疏失承擔罪責。


“老虎”需要被打，“蒼蠅”也不能放過。直接指使對“發哨人”艾芬進行訓誡的武漢市中心醫院黨委書記蔡莉，就是“蒼蠅”的典型。據說，蔡莉的女兒曾在加拿大留學，經常高調炫富，出手闊綽，熱衷名牌包包和化妝品。這顯然不是蔡莉正式工資和獎金可以支付的了的。而蔡莉的丈夫則是醫療器械商人，有可能存在利益輸送和商業腐敗。蔡莉這種中層官僚緊密靠攏體制，以維穩和對專業人員的管控，換取體制回饋的巨額收益。這樣侵蝕民脂民膏和醫療經費的蛀蟲，若不除之，天理難容。蔡莉之外參與威脅、訓斥艾芬等人的醫院行政人員，平常也是頤指氣使、盛氣淩人，“外行領導內行”，他們也需要付出應有的代價。


對於八位醫生進行訓誡的武漢公安，不能把責任推給基層派出所民警，而是應該追究決策者的責任。而拍板進行“訓誡”的。既可能是省廳市局，也可能來自公安部某些高級官員。如果以後這類事情都只“甩鍋”給基層民警，那幕後主使必然更有恃無恐。遏制警權濫用，就應該從每個案件做起。而這次的“訓誡”案，就應該成為倒追濫用警權責任人的範例。


而對於在防疫期間泄露公民隱私、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歧視湖北居民不許其工作和租房等行為，嚴格來說均屬違法甚至犯罪行為。這些人理論上都應該成為追責的對象。


還有，在追責時，壹定要註意“撤職”、“開除”和“免職”的區別。前兩者才是真正的處分，且後者重於前者。至於“免職”，只是壹種職務調動，此後往往會平調、官復原職甚至升職。如對黃岡市衛健委主任唐誌紅的“免職”，其實不屬於任何壹種處分，只是為敷衍百姓民憤的花招。只有正式的黨紀政紀處分和司法處罰，才是真正的“追責”。


當然，懲罰只是追責的其中壹個目的。更重要的，是通過懲罰來警示他人和後人，使得別處和未來不再發生類似的失職、瀆職，讓這種令中國和世界遭遇的悲劇不再重演。如果沒有對責任人的追責，就沒有痛徹的反省，人們面對法紀就會有恃無恐，人為的歷史悲劇也就還會以各種形式再次發生。


除了對具體責任人的追責，還要要求中共當局解除輿論封鎖、解除報禁，建立陽光透明的政府運作體系，實現信息公開（尤其數據公開）、運轉公開、人事公開、獎懲公開，並允許媒體和公民進行查核。“透明度革命”迫在眉睫。


變革與走向民主法治才是根本出路


我所說的這些追責，都只是道理上、紙面上的。如果想真正的追究以上人員責任，除非推翻了中共的專制統治，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如今的中共，不僅不可能自我審判習近平，連那些“蒼蠅”都不會追究。因為整個特權階層乃至既得利益者，是利益共同體。他們官官相護、狐朋狗友相隱，絕不會“出賣”共同體內的人。習近平和核心統治集團深知，為了維護統治，必須包庇縱容中下層的爪牙為非作歹，才能讓他們死心塌地拱衛政權。只要中共獨裁政權存在壹天，追責就實現不了。中國在新冠疫情中的各種錯誤，根本在於中共執政及中共主導的專制體制。


因此我認為在從道義和道理上提出追責後，不應對中共當局自我反省、主動自我追責抱有任何信心。還是要堅持推翻中共獨裁統治的目標，最終建立壹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新國家，以及壹個陽光透明、受各界監督的政府系統。那個時候包括新冠肺炎事件在內的中共各種罪行，都將被清算。正義的人民，會給歷史上慘劇的制造者以公正的審判，以告慰逝者，警示未來。

應該反對中共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零年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整整壹季後開始平伏，然而因為中共政權的誠信已經完全破產，疫情的實際情況廣受質疑。

按照中共官方的數據，從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八日起，全國基本已無大規模感染的情況，每日壹般僅有數十宗外部輸入病例和寥寥數宗零星個案。但令國內外民眾起疑的，在於中國的防疫政策根本不似如此輕微。中國病例的數字是從二零二零年三月十日習近平到武漢“巡視”後隨即直線下降，而到了三月十八日，《人民日報》轉發《湖北日報》報道稱，除離開湖北和武漢的防疫關卡外，湖北省內的防疫關卡可全部撤除，但不久之後《人民日報》與《湖北日報》網站的鏈接均失效，相關防疫關卡仍未撤除。

此外，中國解除防疫禁令的政策多次左搖右擺亦加深了對疫情實況的懷疑，三月二十日開始，中國國內少部分的電影院本被允許開始陸續恢復營業，但僅壹星期後，二十七日晚間國家電影局突然又下達通知勒令立即停業，復業日子再作通知，當中並無解釋原因。而在四川，早前被勒令停業的卡拉OK和網吧等於三月二十五日起可以復工，而在三日後，又再壹次被下令停業。如此不透明地推行突兀粗暴的政策反復不禁令人質疑背後的原因，是否疫情根本不如官方所言般樂觀。

而即便是中共官方二零二零年三月早前也曖昧的表示，“無癥狀感染者”並不會列入確診人數的統計中，同時亦無公布相關數字，這同樣又是壹個令人費解的政策反復。壹月二十八日衛健委的防疫方案中表明，無癥狀感染者會被視為確診病例並納入管理，但在二月七日的防疫方案中卻把無癥狀感染者從確診案例中剔除。三月二十三日《南華早報》獲得的中國內部檔，當中表明中國在二月底前至少發現四萬三千多人屬無癥狀感染者，而根據中國官方數字，當時全國十二萬三千多名確診病例，換言之所占的比例約為1/3。由於外國政府和媒體質疑中國數字造假，衛健委在壓力下四月壹日起再次公布無癥狀感染者的數字，但稱僅為1541人。

同時，國內亦有消息流出指，某些地區的醫院早已不為病人做病毒核酸檢測，亦不上報有呼吸系統病征的病例，所有呼吸系統病人壹律當作新冠肺炎病人治療，但不納入為新確診數字，以此達到所謂病例“政治性清零”。對比近期香港每日近百宗新增病例，十多宗本地感染個案，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比香港還要少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更諷刺的是，似乎中國自己的官僚系統都對衛健委的數字投下了不信任票。湖北省作為重災區和爆發點，當地的民眾在國內遭到了最嚴重的歧視和不公待遇。三月底，上海的工廠企業派大巴到湖北接員工回廠區復工，卻被拒進入上海，被原車驅逐回湖北。而北京作為“天子腳下”的城市，更是幾乎被封鎖得滴水不漏，雖然對外交通“理論上”仍然存在，但對入城的民眾盤查極為緊張，嚴格隔離，且禁止明明早已“多日零感染”的湖北省民眾進入。

北京嚴加保安可能與當局希望當城市復恢“安全”就可以讓統治者再次召開拖延多時的兩會。兩會對習近平宣傳抗疫“勝利”的輿論相當重要，以洗掉政權當初如何處理失當，讓疫癥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災難。

可見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在現時的疫情數字上存在著“兩本帳簿”。雖然現階段對新冠病毒的科研尚算不足，但其傳播度顯然極高，對公共醫療系統造成嚴峻的挑戰。加上世衛警告病毒可以“長期潛藏在人類之中”以及中共數字造假的傳統，已經足以告訴我們中共正在掩蓋疫情真相。甚至中共政權的信用破產使得自身的基層官僚機器都不信任中共的數字。我們不相信其他各國抗疫失敗的資本主義政府，也不可以相信中共會成功抗疫，更不會戰勝疫癥帶來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教育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敗和不民主之處，而為了保護人類並為爭取未來改善經濟，新工人組織是必需要建立起來。

“在武漢……只是壹旦家裏出現病人，就會壹片糟亂。到底是傳染病！而且醫院資源只有那麽多。市民其實也知道，就是醫生自己的家屬生病，如若不是重癥，也住不進醫院。……要去面對壹些殘酷：掙紮、死亡以及各種不準的指令。我也覺得非常無奈。”這是武漢作家方方寫的武漢封城日記的片段，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今年較早時疫情下的武漢醫療的狀況。日記發表後方方卻因為“較為負面，不傳達正能量”，被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粉紅”群體所大肆攻擊。（方方的日記裏寫到的狀況與很多獨立的報道類似，而與官方宣傳則截然相反。雖然中國勞工論壇不認同她的政治立場，但不認為她的描述是虛構的。）

在1月底武漢宣布封城之後，武漢乃至湖北的醫療資源瞬間告急，隨著新冠患者人數增加，湖北醫護人員超負荷工作，並嚴重缺乏個人防護設備，包括口罩、護目鏡和防護服。

由於防護設備嚴重短缺，武漢醫護人員們甚至重復使用壹次性口罩，用垃圾袋自制防護服，這讓醫務人員面臨著被感染的巨大風險和心裏的巨大壓力。福建醫科大學、長安大學等的團隊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的研究論文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4月3日，中國共有23名衛生保健專業人員死於新冠肺炎。由於人們的恐慌所導致物資大量囤積，中國其他地方的醫療物資也處於短缺狀態。網購平臺上的廉價醫用外科口罩基本告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壹些人卻趁此大發國難財，兩個N95口罩就賣到了上百元，這更讓疫情期間停工而失去收入的工人階級雪上加霜。

武漢醫療困境以及今日世界性的災難的起因就要追溯到今年年初中共對於疫情消息的封鎖。認為“穩定壓倒壹切”的中共政府害怕任何的“不穩定”因素。

疫情最初，李文亮醫生於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與同行交流，首先向外界披露疫情，後來被稱為疫情的“吹哨人”。他1月3日卻轄區派出所因其“在因特網上發布不實言論”提出警示和訓誡。

疫情早期，在已經有明顯人傳人的證據的情況之下，第壹批來武漢專家組中的王廣發卻告訴公眾：“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結果在1月16日自己被確診肺炎的信息給了做出輕率結論的他壹記耳光。

2月1日出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壹輛為領導提取口罩的公務車輛再度引發網民憤怒，接著又爆出了紅十字會的更多醜聞。處於抗議第壹線的協和醫院只領到3000只口罩，而武漢壹家莆田系醫院卻領到了1.5萬個n95口罩。募捐款項和物質的使用效率也引發質疑。據‘新京報’報道，壹方面醫院口罩緊缺，另壹方面大量物資堆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倉庫裏，導致大量捐贈款物不能及時得到使用，而各個醫院又不得不各自求援。

有些人認為這只是武漢的個例，其實武漢的亂像是中國官僚體系的壹面鏡子。官僚控制下的醫療體系缺乏透明度，對這場全球性的災難難辭其咎。醫療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更是模糊了醫院治病救人的初衷。

截止2020年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數接近300萬，在中國疫情得到初步控制的同時，在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大規模流行。但我們不能因此得出中國醫療體制優越這種結論。中國始於上世紀90年代的醫療體制市場化改革是仿效西方的，中西方醫療體系實為大同小異。而這次蔓延全球的災難更是給市場化醫療體制敲響了喪鐘。

為了度過這場危機和迎接更好的未來，社會主義者認為醫療部門需要廢除官僚資本控制，實現民主公有化；寄生在醫療系統上牟取暴利的藥劑行業也應民主公有化。防疫工作需要在工人民主的監督下實現公開透明；。並提高完善高風險下的勞動者的待遇和勞動保障。新冠肺炎疫癥將會說服更多人要為社會主義新社會而戰鬥。

社會成本

作者 林傲霜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這壹砸，沖出了更多佩戴紅袖章的“誌願者”，幾人強行拽拉該男子，把其控制住。視頻裏可以看到，有誌願者直接壹巴掌扇到該身穿睡衣男子的臉上，接連抽打幾個耳光後，最後就連麻將桌也被這些人拖到門口砸毀----這事終有膽大者拍成視頻傳上網. 視頻的最後，被打的小夥反問壹句“難道壹家人不可以壹起吃飯嗎？”引起廣泛眾怒.當局急忙刪除. 最後打人者,竟逍遙法外!


無獨有偶。湖北安陸市洑水鎮壹家四口，因為在家打撲克，被抓起來公開”訓誡”! 從網民：@北京人不知道的北京事兒 發布的視頻中可以看到，有四個帶著口罩的人在背景為“安陸市洑水鎮涢”字樣的牌子前壹起念道：“我們是壹家四口，今天下午在家打撲克，違反了非常時期不聚集、不打牌的命令，我們錯了。”還有網友爆料稱，多名男女聚眾打牌被綁起來連成串“遊街示眾”、招搖過市，沿街朗讀相關制度條文,形同罪犯壹般.如此駭人聽聞地踐踏人權,與文革有何區別?而即使按照中共制定的<刑法>也明文規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刑拘。”可是“抗疫”被冠以“人民戰爭”頭銜後，法律也成廢紙壹張了。文革亂象，人權災難便卷土重來！


不戴口罩罪行化


戴口罩本來是防止疫情傳播的好事，可壹旦絕對化，好事也變成了壞事。在中共發動的這場所謂“人民戰爭”中，未戴口罩者竟然要挨打！2020年2月12日在中國擁有兩百多萬“粉絲”的微博大V@青遊記 發了壹條微博，並配了壹個視頻。視頻中，壹位老人因為沒戴口罩，不僅遭到辱罵，甚至更被人毒打。打人者還邊打邊罵道： “叫妳不戴口罩”，老人則舉著雙手，做著投降的姿勢，連連求饒地說：“我戴，我戴，我戴呀”！然而從視頻中人們更看到，這位老人所處位置並非人員眾多的公共場所，而是壹片空曠人稀的田間地頭。據爆料人稱，事件發生在湖北省漢川市楊林溝鎮曾灣區。“老人家種了壹點地，在地裏忙了壹會兒就碰到了這幫所謂的“執法人員。”而在《人民日報》發布的預防新冠肺炎的《口罩使用指南》中明確規定：在“非疫區的空曠且通風場所，不需要佩戴口罩”。可是在當今中國誰會紿妳講理？更無獨有偶的是2020年2月13日,河南濮陽壹村民因不戴口罩,被工作人員捆在墻邊上。視頻中，壹村民正在被壹名疫情防控人員捆綁在墻邊上，另外壹名疫情防控人員則在村民前面大聲訓斥道，“忘戴了，妳想活嗎？妳不活人家老百姓還活呢”！


另外，根據博主@飄然範舟 發布的視頻內容顯示，幾名警察帶著壹名戴手銬的女子在壹個疫情防控點進行指認現場工作，其中，戴口罩的女子像貓狗壹般被壹名女民警用鐵鏈牽著。視頻中女子稱：“出門沒戴口罩。因未戴口罩便受到如此的人格侮辱。如此“中國特色”使人不知今天的中國是不是還停留在野蠻黑暗的中世紀？還有壹位老人因不戴口罩出門，被西安小區物業人員打的滿嘴是血，連牙也被打掉，手也是血。市民阻止時，還被物業人員毆打。物業人員還搶走了記者的采訪設備和手機。最後報警了，仍然不斷挑釁辱罵。如此瘋狂兇橫之態，即當年什麽“萬惡的舊社會”“國民黨反動統治”也沒見過如此無法無天的行為！


湖北人與普通病人無辜遭殃


在所謂打贏這場新冠肺炎防疫戰的“人民戰爭”的號召下，武漢，乃至整個湖北省的人，壹下子變成毛澤東暴政年代的“階級敵人”壹樣被人嫌棄、討厭乃至敵視。房東要趕走租房的湖北人,尤其是武漢人更是聞“武漢”而色變,必欲逐之而後安。許多賓館旅社對武漢、湖北人則概不接待。使得這些人頓覺天地雖大卻無寸地可容身。有的地方更出現武漢人居住之屋，被人用木板將外門釘死。這無異於要別人去“自生自滅”壹些地方還出現禁止湖北省的車輛上、下高速，禁止入城，部分小區物業甚至不讓別人返回小區內等等極端行為。40歲的陳先生，是溫州壹家餐廳負責人。年前，去江西上饒看朋友。然後，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各地封路，幾地都不讓他進出，無處可住，無可奈何下只能住在車上14天，啃方便面啃到口腔潰瘍。這雖是極端個例。也足見這場肺炎疫情的次生災害，把壹些中國人推入到何等可怕的人間地獄之中！


由於這場肺炎疫情造成大批醫護人員被感染，進而導至醫療體系的崩潰。而許多地方又被強行抽調大批醫護人員去支援武漢湖北，結果使本地醫護力量捉襟見肘。最後許多地方的醫院，便除了發熱與呼吸系統疾患外，其他病壹律暫不接診。住院病人也壹律強行出院。許多癌癥病人手術延期，化療、放療中斷。待到疫情緩和後，癌腫或已更加惡化，或已轉移，終至死亡。又如腎衰竭患者每周須要作人工透析二至三次，結果也被眈誤乃至死亡。至於在重災區武漢及湖北，縱然是所謂新冠肺炎，無錢無勢，進不了院而最後死在中，甚至全家遇難，也不是什麽新聞了！這樣的受害者喊天天不應，欲申訴無門，不明不白，究竟全國死了多少？已成永遠之謎，只有去問上帝。


而與此同時遍布全國各地的中共所謂的“高幹病房”，“高幹療養院”之類在此次疫情期間，則根本不受影響。照樣正常運轉，而且“生意興隆”財源廣進。高幹們仍成天享受到高級而無微不至的醫療服務。其實這裏的許多病人根本就沒什麽大病，只是來這裏小病大養，變相享福的，卻占據著中國80%以上的重要醫療資源。肺炎疫情對他們享福毫無影響，遭殃的只是普通老百姓。這樣的“次生災難”其責任當局自然應全部承擔責任！


小業主，個體戶受害深


中共2020年1月23日宣布封城，全國經濟隨即停擺。從北京王府井大街到小城小鎮，百業停頓，萬店關門。在中共體制內的人，還有工資可領。最要命的就是壹般小市民，小商販，個體勞動者。他們停了工作，停了生意，便是零收入，便斷了生活來源。有的還需付門面租金等等。十天、半月還可苦撐。可中共搞了近三個月。對這些人卻幾乎沒有提供什麽舒困救濟措施。任他們在恐懼與絕望中去苦苦掙紮。與此同時卻在什麽“壹帶壹路”上滿世界地去當“撒幣先生”，散財童子。壹高興了，壹甩手便又賞給WHO譚德塞“譚書記”2000萬美元，多麽慷慨！唯獨對自已的民眾納稅人卻“厲行節約”！？這是壹個多麽缺乏責任感的政府。真個是“寧贈友邦不與家奴”？反觀美國，只要不是高收入者，每個國民每月1200美金，小孩子都有500美元。對岸的臺灣，中共的“戰狼”、“小粉紅”之流成天糟踏別人，把人家罵得簡直不像個國家了。可人家政府此次疫情中發給民眾的舒困金，每月每人壹萬元新臺幣，折合中共的人民幣是兩千元。比大陸60歲以上農民全年的所謂“退休金”還高出將近壹倍！


肺炎疫情已使人慘不忍睹，次生災難，更令人耳不忍聞。然而在當下中國，死些人又算什麽？時光仍然流逝，街市又趨太平。中國人在黨的“教育”下，對壹切慘狀及不公不義之事，很快便會忘卻。紅歌又照唱不誤，廣場舞也照跳不停。“我和我的祖國，壹刻也不能分離”的麻醉劑、催眠曲又會把麻木的國人再次帶進“歲月靜好”的幻影中。這也許就是可憐的中國人，只配壹次次享受“多難”，卻遲遲看不到“興邦”的原因！

瘟疫再次蔓延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武漢爆發新冠疫情整整過去了壹年之後，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再三要求下，壹個以前往中國調查新冠疫情源頭為使命的專家組終於上路了，然而出師不利。2020年1月5日，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專家們至今還沒有得到中國應有的許可。他感到“很失望”。

1月14日，世衛組織稱，經過與中國政府的多次斡旋，目前已有13名科學家抵達武漢，但另外兩名成員在過境新加坡時，核酸檢測呈陰性，而血清檢測新冠抗體呈陽性，因此未能登機。專家團隊由15名國際科學家組成，他們包括來自美國、英國、俄羅斯、越南、卡塔爾等國的流行病學家和動物學家。他們預計將先進行兩周的隔離，隨後將走訪與疫情有關的病毒研究所、醫院和華南海鮮市場。專家組預計在武漢逗留1個月。

導致這次世界性大災難的病毒來源問題壹直是國際社會關註的焦點。但中國政府壹直在攪渾水。中國最初稱新冠病毒來自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野生動物，並在去年1月1日關閉了市場。後來又說沒有在那裏的野生動物身上采集到病毒，顯示那裏的野生動物不是造成疫情發生的源頭。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幹脆將病毒來源甩鍋給美國軍人。

1月2日，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在官媒新華社和中央廣播電臺采訪時稱：“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疫情很可能是全球多地多點爆發”。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月4日對記者稱：“大家都知道，有越來越多的線索和研究報道都指向新冠肺炎疫情前年下半年在世界多地多點爆發，而且時間線還在不斷提前”。

新冠病毒是否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泄漏出來的問題，是中國國內外眾多研究者和觀察家揮之不去的疑雲。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病毒研究專家石正麗曾在接受《科學美國人》雜誌等媒體采訪的時候承認，得到新冠病毒在武漢造成疫情的消息之後，她的第壹擔心就是病毒是否是從病毒研究所試驗室泄漏出去的。

石正麗有這種擔心是因為武漢的病毒研究所從來自南方的廣東、廣西、雲南等偏遠山區的蝙蝠身上收集大量可以致病的病毒進行研究。

中國雲南墨江縣通關鎮有座被稱之為蝙蝠洞的廢棄銅礦，七年多前曾有在鋪滿蝙蝠糞的礦洞裏采礦的六位工人得了“不明肺炎”，其中四人不治死去，癥狀與2019新冠病毒極其相似。更重要的是，因為出現了這麽壹個古怪的肺炎，石正麗團隊多次前往雲南，在這座礦洞的蝙蝠身上取樣。發生新冠疫情後，人們希望更多地知道六名礦工得的肺病與新冠肺炎的關系，以及石正麗團隊的取樣行動，他們采集了九種冠狀病毒，只公布了壹種，那麽其它八種現在在哪呢？壹些科研人員懷疑這座蝙蝠洞可能隱藏著破解新冠源頭的鑰匙。但是，那座洞現在被嚴密把守著，誰也不能靠近。

美聯社的記者小組，BBC的記者，11月底12月初試圖靠近蝙蝠洞時，被穿著便裝的警察用汽車封死了道路。

澳大利亞主要報紙《澳大利亞人》1月13日報道說，這次世衛生組織派遣到中國去的調查病毒來源的專家組成員、澳大利亞微生物學專家多米尼克·德維爾說，這次他們到中國除了調查了解中國最初的疫情應對情況以及病毒的基因特征之外，也將去武漢病毒研究所。

然而，截至目前，中國當局和世衛組織都沒有提專家組將去武漢病毒研究所，也沒有提專家組將可以在那裏看什麽資料，見什麽人。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表的動態報告說，截至1月13日，全世界總共有92,482,273個確診感染病例，疫情造成的死亡病例1,981,680個。

世衛組織專家組武漢調查能取得成果嗎？

病毒專家們對此次世衛組織的調查使命並不樂觀。畢竟距離中國首次爆發疫情已經過去了壹年之久，專家們找到有價值線索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更何況，調查工作能否得到中國官方的配合也還值得觀望。臺灣世衛外交協會理事長姜冠宇說：“世衛2020年初的表現大家都已經看到，其實是隱匿疫情，事後也幫中國做壹些美化的工作。現在妳要世衛組織反過來做壹些調查的工作，我不樂觀。”

民主人士王丹指出：盡管調查有必要性，但從目前事態來看，這場調查很大程度上，可能會成為中國政府的壹場外交秀，最後的調查結果要不然就是壹無所獲，要不然就是變成對中國政府抗疫表現的追認的表揚。壹場這麽巨大的疫情時隔壹年之久再去調查，到底還有多少證據能夠保存下來？中國政府如果真的對病毒泄露負有責任，已經壹年的時間，足夠銷毀所有的證據了。即使如此，中共當局似乎還不放心。根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大量涉及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重要資料被人從網上刪除。被刪除的數百萬頁資料，包括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的研究，以及主任石正麗的重要研究數據。更有甚者，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發表的超過300項研究報告，包括有關動物傳人疾病的研究，也已經全部刪除。

此外，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組到了武漢以後要如何取證？也是壹個大問題。不要說文字資料已經銷毀得壹幹二凈，就是當事人能夠接受專家組的詢問，他們又敢於說出真相嗎？

面對物證已經被銷毀，人證已經被封口，當事人已經做好了充分應對調查準備的情況下，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組到武漢調查，註定是不會有真實的結果的。

我認為，中國已將自己打造成世界抗擊疫情的領袖，並在中國召開了抗擊疫情慶功大會，認為自己的成功經驗值得世界效仿。世衛組織赴中國調查病毒源頭無疑讓中國政府很難堪，但中國政府善於將“壞事變成好事”，將會把這次世衛組織的調查演繹為壹次中國抗疫成就宣傳。

疫情反彈，石家莊被封城。

盡管中國政府為世衛組織專家組的到來嚴防死守，但人算不如天算，疫情在中國又出現了反復。中國官員或許會說：不是中國不努力，而是新冠病毒太狡猾。

中國國家衛健委1月15日通報說，中國昨日新增確診病例144例，達到近10個月來月最高水平。其中本土確診病例占135例，主要集中在疫情最嚴重的河北省。該省共有90例，基本都集中在省府石家莊，那裏出現84例病例。黑龍江次之，有43例。

據中國官媒報道，1月12日，中國東北擁有3千8百多萬人口的黑龍江省進入應急狀態。從7日開始，擁有近1100萬人口的河北省省會石家莊市因疫情反彈實行了全面封城，該市的各種交通已經封鎖，人員禁止出入。

河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流行病學專家李琦稱，石家莊疫情主要分布在農村地區，以農民為主，目前農民占所有病例的70.07%。發病人群以中老年為主，以普通型和無癥狀為主。石家莊市槁城區政府對增村鎮12個村莊2萬多名村民全部進行異地集中隔離觀察。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視頻顯示，村民們推著箱子提著包，浩浩蕩蕩前往隔離地點。

石家莊市的封城讓人想起最早爆發疫情的武漢去年封城時的情形。武漢去年1月23日封城後，醫院病床嚴重不足，致使大量病人無法住院接受治療，許多被確診的新冠病毒患者只得隔離在家，相互傳染，導致大量市民死亡，有不少家庭遭遇滅門之禍。但今天中國的封城模式又有了新的“換代升級”，不僅封城而且還將2萬多村民指定到異地集中隔離。只是今天再無張展、陳秋實、李澤華和方斌等公民記者報道疫情了，我們再也無法知道他們的苦難和辛酸了。中國民眾對抱薪者的冷漠終於換來了徹骨寒冷。

針對武漢封城模式，我斥之為野蠻、愚蠢，因為它不僅不合理，而且造成了人權災難。但也有人認為，中國的強制封城模式比西方科學抗疫模式更有成效，因為它有效地阻止了病毒的傳播，減少了死亡率。從表面上看，似乎這個觀點有道理，但中國人付出了自由和尊嚴的代價。因為不采取強制封城而進行有效隔離能夠更好地控制疫情。至於西方國家所出現的高感染率和高死亡人數並不是科學抗疫的失敗，而是輕視疫情、拒絕戴口罩或群體聚集等所致。

中國舉國體制的強制封城從本質上說，是極權主義的肆虐。中國人的服從，會使中國政府更加有持無恐地侵犯民眾的私人空間。極權主義企圖設置與安排所有人的生活。笑蜀先生在《武漢封城與極端政治》壹文中指出：毫無預案、不計代價、野蠻、愚蠢的武漢封城，憲政民主國家不可能發生。為什麽？因為憲政民主核心要素即為限權，尤其是分權制衡。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始能達成多元平衡，多元平衡的政治社會生態之下，才有中道理性的可能，各種極端才會逐漸失去市場，社會才可能走出兩極震蕩的惡性循環。尤其是言論自由才有切實保障，公民的知情權才有切實保障，公民監督和批評政府的權利、對枉法濫權之舉問責的權利才有切實保障。這才是杜絕人禍尤其杜絕官禍的對癥良藥。

在文章的最後，我希望正處在封城之中的石家莊市民眾不要再經歷武漢封城之痛，盡快恢復正常的生活。中國傳統春節將至，“回家過年”的春運已經到來，我希望中國能與新冠病毒再次爆發擦身而過。

防疫之後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今天是2021年1月23日，武漢因新冠疫情被封城整整過去了壹年。

壹年後的武漢街道恢復平常的喧鬧，準備過農歷年的大紅燈龍又掛了起來。

昨天（1月22日），壹部由中國官方投資制作的記錄片《武漢日夜》上映了。故事正是從去年的1月23日說起，講述發生在武漢76天的封城故事，畫面中出現了救死扶傷的醫務人員和自救的市民，但它刪去了壹些武漢人無法忘卻的事件：吹哨人李文亮、發哨人艾芬、恐懼絕望無助的常凱壹家人、被歧視圍攻的武漢人、記載疫情苦難和希望的方方日記、武漢嫂子酣暢淋漓的漢罵；武漢殯儀館領取親人骨灰的長長隊伍、張展、陳秋實、方斌和李澤華等被消失的公民記者、為武漢人舍命吶喊的任誌強、許章潤等。

昨天，曾說自己會為封城決定負責的武漢市長周先旺兌現承諾，辭職。這位曾在封城後被萬夫所指的市長，在去年的1月26日上央視直播節目中勇敢坦承:不是隱匿疫情，而是中央不授權。

現在我們目光拉回到2019年末。12月8日，武漢中心醫院發現首例新冠病例；12月30日，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將艾芬醫生發給來的病毒圖片發到在同學群裏預警；12月31日前往武漢調查疫情的專家組稱，武漢肺炎病毒的“致病性較弱，病患病情和整體疫情處於可控狀態”；2020年1月3日，武漢警方對李文亮及八名醫生進行訓誡；1月19日，武漢市江岸區百步亭社區萬家宴如期舉行，“4萬多個家庭端出13986道菜品，大家邊吃邊聊，共度歡樂農歷小年”；同日，鐘南山院士在采訪中承認武漢疫情已經出現人傳人現象；1月20日習近平就新冠疫情首次發表講話；1月23日淩晨，武漢市政府宣布封城。

至今新冠病毒已經在全球造成超過9800萬人感染，210萬人死亡。

第壹，慘烈

武漢封城決定震驚了千萬武漢人，令他們恐懼，悲傷，絕望。那坐在陽臺上為母親哭求壹張病床的敲鑼女人，那個深夜追著離去的車輛哭喊“媽媽”的女孩，那個患上新冠肺炎跳樓身亡的70歲的尿毒癥患者，那個壹家四口相繼去世，在遺書中感慨“輾轉諸家醫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輕，床位難覓”的常凱。這慘烈的壹幕幕畫面至今還浮現在我的眼前。

病毒肆虐，武漢人感受到近在咫尺的死亡。壹個作家的日記給他們在寒冬中帶來了慰籍，那就是方方的“武漢日記”。武漢封城以來，成千上萬武漢人夜晚上床前，早晨起床後，第壹件事就是看“方方日記”，既從她那兒了解疫情的變化，也從她那兒感受這座城市的艱辛和悲涼。他們沒有興趣去看央視和人民日報的催淚報道和正能量文章。方方的日記，如同至暗時期的壹縷亮光，讓人們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個體的渺小乃至無助無奈無能無力無望，看到蕓蕓眾生的哀哭和掙紮，看到武漢封城之後人們經歷的最真實的苦難。2月9日，方方以沈痛的筆墨寫道：“人不傳人，可控可防”這八個字，變成了壹城血淚，無限辛酸。”

3月24日，封城第62天。作家方方寫下她武漢疫情日記的最後壹篇。她寫道：作為被封在家兩個多月的武漢市民，作為親歷親見了武漢悲慘時日的見證人，我們有責任有義務為那些枉死者討公道。如果我們放棄追責，如果我們將這壹段日子遺忘，如果有壹天我們連常凱的絕望都不記得了，那麽，我想說：武漢人，妳們背負的不僅僅是災難，妳們還將背負恥辱。忘卻的恥辱！如果有人想輕松勾掉這壹筆，我想那也絕不可能。我就是壹個字壹個字寫，也要把他們寫上歷史的恥辱柱。

但至今，到底武漢人有多少被感染，又有多少人因感染病毒而死亡，我們仍然不知道。近期中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報告顯示，4月份對34000多人的血清調查，約4.4%的被檢測有新冠病毒抗體，表明他們在過去壹段時間裏被感染過。這壹比例表明，在武漢1100萬人口中有多達50萬居民可能受到過感染，是當時4月中旬衛生部門公布的5萬確診新冠病例的近10倍。

第二，野蠻

武漢封城模式是極權體制下壹種野蠻、非人道的模式，它追求目的不擇手段，它體現的是叢林法則。所謂野蠻，就是不講法律程序，不講理性，不顧人民的死活，公權力恣意妄為。我得知，我的壹個鄰居因心臟病，壹個兒時朋友因高血壓無法就醫而去世。封城是壹種隔離手段，但應該講究科學、有理性，尊重人權。
所謂非人道，就是蠻幹，封城之前沒有評估、預案，習近平壹道命令，金口玉言。如采取軟封城，信息公開，政府與市民對話，會大大減少次生災難。有人說封城盡管野蠻，但效果好。但我想問壹句：武漢封城與中國封閉麻風病人的村莊有本質區別嗎？幾十年過去了，中國社會治理的理念和能力沒有提升。

西方的疫情防控效果需要反思，制度需要完善。但西方不可能抄中國的作業。因為武漢封城嚴重侵犯人權和損害人的尊嚴。疫情防控效果取決於是否有效阻斷了病毒的傳播。無論什麽社會制度，只要遵循防疫規律，都可以成功防疫。所以，我們應該關註防疫的過程，如是否信息公開、人權保障、生活救濟和官員盡責等，但就武漢封城而言，中國幾乎沒有壹樣是合格的。

如果僅僅以防疫效果論成敗，或許野蠻國家肉體消滅更成功，但文明國家不能這樣做，人不是動物，必須保障人權和人的尊嚴。因為對壹個人不公正就是對所有人不公正。以社會治安為例，目前新疆可能是中國唯壹沒有刑事案件的地區，但我們不能去贊美種族滅絕。鮮血浸泡的花朵不是美是恐怖和罪惡。武漢封城沒有體現強大的執行力，我看到的是公權力的橫行霸道和武漢市民的卑微和苦難。

武漢封城是將人作為手段而非目的，不是生命之上而是黨權至上。如果生命之上，為什麽前期要掩蓋疫情？為什麽要訓誡李文亮等吹哨人？為什麽要專家欺騙武漢人，說“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為什麽封城沒有預案？為什麽封城不考慮次生災害？為什麽至今不公布真實的感染者和死亡者數字？為什麽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要武漢人感恩習近平和共產黨？為什麽要重判張展，封口陳秋實、方斌和李澤華等公民記者？為什麽不出臺紓困方案？為什麽對失職官員不追責？

武漢封城前是驚慌失措，慌不擇路，控制住疫情後，又急於展現習近平的“雄才大略”和中共的“英明領導”。在極權主義制度下，人永遠只是壹個數字，壹個象征。

笑蜀先生在《武漢封城與極端政治》壹文中指出：毫無預案、不計代價、粗糙粗暴
的武漢封城，憲政民主國家不可能發生。為什麽？因為憲政民主核心要素即為限權，尤其是分權制衡。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始能達成多元平衡，多元平衡的政治社會生態之下，才有中道理性的可能，各種極端才會逐漸失去市場，社會才可能走出兩極震蕩的惡性循環。尤其是言論自由才有切實保障，公民的知情權才有切實保障，公民監督和批評政府的權利、對枉法濫權之舉問責的權利才有切實保障。這才是杜絕人禍尤其杜絕官禍的對癥良藥。

第三，荒唐

3月6日晚，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竟然荒唐要求，在全市廣大市民中深入開展感恩教育，感恩總書記、感恩共產黨，聽黨話、跟黨走，形成強大正能量。王忠林話音剛落，武漢老百姓就炸了網。有網友說，武漢人民還該感激什麽呢？感激不死？感激終於了解了病毒的殘酷？感激被賜給體驗壹把生離死別機會？說這話的人忘了自己是誰了吧？不是說宗旨是為人民服務麽？既然是為人民服務，憑什麽要人民感恩？要說感恩，難道該感恩的不是妳們嗎？造成如此大規模的災難，難道妳們對武漢人民沒有壹點愧疚？對於武漢那麽多死去的人，有那麽多家庭破碎，甚至有的家庭都死絕了，難道妳們沒有壹點負罪感？妳們和人民到底是什麽關系？到底是誰該接受感恩教育？清華大學秦暉教授指出，救災是政府最基本的責任，從來沒有人認為政府救災應該感謝。如果政府連災都不救還配當政府嗎？

武漢疫情未散，中共的宣傳機器就已經急不可待，新書《大國戰“疫”——2020中國阻擊新冠肺炎疫情進行中》公開發行。該書極力吹捧習近平在抗疫中的為民情懷、使命擔當、戰略遠見和卓越領導力。武漢網友稱，“逝者屍骨未寒，每天還有那麽人在病床上掙紮求生，悲劇還未落幕，他們已經在慶祝了……這是人幹的事嗎？這麽急著出書而且還要出外文飯，真是刷新想像力，實在是“無恥之尤，令人作嘔！”

第四，悲涼

武漢封城後，有良知的公共知識分子和公民記者為武漢的苦難而呼籲，斥責當權者的顢頇和非人道，結果是任誌強被判刑十八年，許章潤被嫖娼，張展被判刑四年，陳秋實、方斌和李澤華被銷聲匿跡。

武漢封城以災難的方式告訴我們，壹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壹個沒有知情權的人民將面對恥辱和毀滅。壹個連話都不能正常表達的國家，人民永遠不可能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中國夢只是政治狂人逐鹿中原的狂想曲，民族復興只是二千年前的秦滅六國屍山血海的重演。

但歷經疫情苦難，體驗生死離別的武漢人覺醒了嗎？他們意識到真正造成他們苦難的，不僅是新冠病毒，更是中國極權主義制度。同為中華民族血脈的臺灣為何就能免去極端封城之苦，而成為世界抗擊疫情的楷模。

有學者指出：壹個偉大的時代，終究不是由孤單的哨聲來開啟，它需要無數勇敢的追隨，良知的回應。如果每個人都在等待勇者來為光明的未來獻祭，而自己只想躲在沈沈的陰影中旁觀，那麽縱有千百個張展，也不過是千百個終將遺忘的悲劇。它除了證明我們不配擁有高貴的民主自由，再無別的意義。

2021年春節即將來臨，祝願苦難的武漢人不再重復封城之難，也祝願中國各地被封城的地區盡快解封，更祝願世界各國走出疫情災難。最後，讓我們用美國青年女詩人阿曼達·戈爾曼的詩歌結束我們的祭文：

當白晝來臨，我們走出陰影，
點燃火焰，不再畏懼，
新的黎明吐蕊，如人間朝花綻放。
因為光始終在那裏閃亮，
只要我們有足夠的勇氣正視光，
只要我們有足夠的勇氣成為光。

囚禁人民

作者 張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通化市新壹波的疫情最早出現在2021年1月12日，當日全市新增 5 例無癥狀感染者。1月18日當地實施全面封閉管理，交通封鎖、店鋪停止營業。22日東昌區的居民住處被貼上封條，家家戶戶禁止外出，由社區人員上門配送生活物資。但大批民眾被困在家中面臨斷糧斷藥的情形，紛紛在網上抱怨“截至此刻，沒有收到壹分菜”、“說得好聽，物資充足，在哪呢？”“通化人民太難了！”“家裏壹共就剩18跟蒜苔，炒了9根留了9根，萬壹買的菜送不到的話，這個還能挺兩天。”

浙江大學社會學學者酈菁曾撰文指出，封鎖舉措的本意是盡快切斷傳染鏈條，但也間接導致了制度化的社會保護網絡同時急速崩潰。

網絡上流傳著署名維舟的文章《通化休克實驗》，我們看壹下，壹起走進吉林通化市這座40萬人口的小城。

自1月12日，這座小城的防疫迅速陷入苦戰。為了嚴防死守，15日全城第壹輪核酸檢測，交通停運、超市關閉；17日市區升級防控管制，各小區實施嚴格全封閉，18日正式宣布封城。盡管如此，到24日零點，全市仍累計確診多達180例，無癥狀感染者100例，3萬人接觸隔離。

然而，通化引起關註，既不是因為疫情擴散之速，也不是哪個戲劇性的超級傳播者，更不是變異毒株，而是因為壹刀切的“休克”式防疫措施之下，市民生活陷入困窘。
很多人對此根本還沒緩過神來，就發現家中快斷糧了。1月19日，通化市東昌區新冠疫情防控指揮部還說每戶每三天可出壹人采購生活物資，但21日深夜23時就又突然宣布，自當天22時起，全部居民居家封閉管理，壹律不得外出，2小時後就實行封門——不但是深夜，也沒多少時間外出采買，而且當妳知道消息時就已經被封了。

隔離期限據說是“至少三天”，但並不確定究竟是幾天，至於怎麼活下去，說是社區工作人員將上門幫助解決生活物資配送需求。然而，有些人家裏還不夠壹天吃的，又或是斷藥了，乃至懷孕七個月沒法出門做產檢的，有關部門雖然給出吉通幫等四個線上采購平臺，但很多獨居老人根本不會用，而在突然湧入的流量之下已陷入頁面崩潰，甚至連前壹天下的訂單也被自動取消了。快遞停了，社區電話基本打不通，菜無法配送，壹些人家裏每天只能白吃米飯。這座城市陷入了癱瘓。

毫無疑問，這是城市管理上的失敗，也是當地市民的磨難，但這並不是沒有意義的——在我看來，這個案例的意義遠超出通化本身，疫情的沖擊以壹種戲劇性的方式，昭示世人：原有的城市管理模式，已無法有效應對風險社會下突發的危機。

24日，在新聞發布會上，副市長蔣海燕公開向全市人民道歉，她說，目前市區內已有800多名誌願者為市民配送物資，“將盡最大努力提升配送能力，補上市民生活物資供應。”

但在壹座40萬常住人口的城市裏，這點人手夠嗎？答案恐怕是：遠遠不夠。何況這些誌願者還要負責三項不同的任務：轉運病人；入戶三次核酸檢測；解決市民吃喝問題。其實她說的壹些措施據當地人說早就有了，可還是沒人送。

吉林省其它城市日前也測核酸，人口規模甚至更大，也沒有這樣斷供，為什麼就通化這樣？

因為在那些城市，家裏缺生活物資社區幹部給買，也可以持購買生活必需品的證明上街買，米面糧店壹直營業保證民生，換言之，“市場”還是在的。通化模式則不同，它是在“緊急全員封戶”的情況下，試圖完全由政府管控的體系來完成生活物資配送，然而把門鎖死容易，要壹下子完成40萬人不同生活需求的供應，可就難得多了。

既然市民沒法出門自行采買，這就需要壹個龐大的人力儲備和配給體系才能完成本可以由老百姓自發完成的事。這壹安排很理想，如果政府有能力辦到當然好，但就像所有烏托邦計劃壹樣，再好的計劃，紙面上和現實中總有不小的差距。

通化這次其實物資總量並不缺，但在流通體系癱瘓之後，中間渠道不通，有限的工作人員、誌願者盡管忙死忙活，卻無法有效及時地將物資發放下去。通化政府這次公布了10個誌願者服務手機號，那還能不被打爆？這是中國傳統政治中不時可見的壹幕：制度設計留下的窟窿，要讓壹些人超常的道德努力來填補，但卻仍然填補不上。其結果，新聞發布會上說“物資充足”，且“免費配送”，但現實中卻是“全城人挨餓”。

壹年前武漢封城時，配送也曾很糟糕。我壹位武漢朋友說，她第壹次拿到團購的菜已是封城的第24天了——但那會剛好是過年之際，壹般人家多少都備了點年貨，提前備料，能頂久壹點，團購也是自己排隊去拿，不像通化不但封得早、措手不及，而且還是把門壹封，說是挨家挨戶送貨上門，實際卻辦不到。

另壹大不同在於：武漢當時沒有能力測核酸，靠的是市民在加強個人防護基礎上的積極自救；現在則動不動就全民幾輪測核酸，而在結果出來之前，所有的人都是可疑對象，壹動不許動，這就無法發揮群眾動員的力量。就像有人說的：我們通化不是買不到菜，而是大家沒辦法出門買菜，社區人手不夠，也沒辦法送菜。”

如今，即便是誌願者，也要拿到核酸結果才有申請資格，雖然那些線上APP，但是APP背後需要超市能正常運營，運輸、流通、配送都需要人，但人卻都被鎖死了——既然不信任市民，那就只能坐等救援了。

在別處，至少原有的日常機制還部分維持著正常的運行，但通化“休克”式的強制做法，則意味著市場機制癱瘓、個人自救也被禁止，完全由政府接管生活物資保障。直到著手做起來，才發現其實做不到，在市民已陷入窘境後，昨晚的回應是兩個辦法：壹是組織動員7000多名機關幹部、社會工作人員和誌願者配送，即加強人力動員；二是即日起至解除封閉管理，按每戶5天需求量供應蔬菜包，由免費配送改為“半價配送到戶”。

從封門開始，這場休克實驗歷時三天，“免費配送”的理想承諾被證明失敗。在這期間，自發的市場行為被緊急叫停，而替代機制卻跟不上，人們於是在這青黃不接中兩頭落空，這說到底是人為造成的短缺。

通化的做法，其實是壹種危機之下全面接管日常生活的計劃經濟，但不管以往它如何被人詬病，至少也曾是壹套行之有效的體系，如果能運轉，也不失為壹個應對的選擇。通化暴露出來的問題是：現在市場化久了，突然回到配給制這樣最嚴格的計劃經濟，連計劃也玩不起來了。

盡管壹直有人說，東北有計劃經濟的本能和基因，但現實卻證明，它早已沒了計劃經濟的配套和基礎。在突如其來的疫情沖擊之下，即便物資堆在那兒，沒有配套的系統、人員，倉促之下也調動不起來。事實上，如果計劃經濟能安排好，很多人可能也願意（雖然在疫情過後，這會在經濟上付出代價），但現實中，它看來卻是壹條走不通的回頭路。

通化失敗的實驗留下壹個教訓：現代城市管理需要現代的治理技術，在沒有做好起碼的物資保障供應運輸準備的前提下，試圖完全切斷日常的市場流通體系，不僅在人民生活上，在政治上都是災難性的。

既沒有專業能力配備，又總攬所有權力與責任，勢必是吃力不討好的。因為壟斷所有渠道的結果，其實也承擔起了無限責任：既然什麼都攬在自己頭上，那就別怪老百姓出事了都罵妳。

壹旦疫情爆發，哪個城市做好準備了？這格外考驗當地的治理機制和專業化水平，準備壹套應急的整體預案，如何在盡量減少社會震蕩的前提下，精準地防控住疫情。不準備這些，就準備壹個道歉稿，夠嗎？更何況，老百姓要的也不是道歉，是自己的生活。

通過維舟的文章，我們看到了通化人所遭遇的無妄之災。通化封城的混亂和對老百姓生活的沖擊，對我們而言都不陌生，它無非是武漢封城悲劇的再現。只是武漢封城正值春季前夕，老百姓家中大都有余糧，還可勉強過日，但通化老百姓正在挨餓。封城的目的是隔離而不是制造苦難，讓老百姓挨餓不是阻斷病毒的傳播，而是在威脅生命。

我們需要質問通化市政府壹些問題：

第壹，封城的法律依據是什麼？政府履行了什麼法律程序？如此少的感染病例，封城是否具有合理性？

第二，封城的預案在哪裏？
封城後，如何保障老百姓基本生活？如何保障基本物資供應？緊急狀況如何解決，如急診、火災等？

第三，如何組織大規模社會救助行動？

第四，如何保障人權？如何為民眾提供經濟援助？

第五，如何保障殘疾人和獨居老人的基本生活？

第六，如何緩解民眾心理焦慮？

第七，如何反應民眾的呼聲和需求？

第八，如何動員社會公益組織和宗教團體參與救助活動？

如果以上這些問題都沒有考慮，我只能說，通化封城是非法的，它只是在重復武漢的悲劇。在保障人民健康的旗幟下，為什麼使人民饑寒交迫？公權力到底是保護人民還是危害人民？因為通化是座小城，難道它在大國戰役中微不足道？通化市的休克和老百姓的饑寒交迫再次揭示了中國抗疫模式的野蠻和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