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汉奸吴三桂论坛

作者 春生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本文批判的公有制與國有制是中共建立的黨有制，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社會所有制。本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共定義的馬克思主義，本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被中共否定的認同馬克思的自由觀與民主理念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本文批判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中共定義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民主社會主義與自由人聯合體。



艱難的中國憲政之路----製憲系列文章之一



憲政是一種要求政府權力、公民權利的規定和行使都應遵從憲法的製度。憲政規定政府、社會組織和個人都不能淩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憲政是代議製民主的基礎和保障。本文通過簡單的回顧：從清朝君主立憲流產，到民國憲政民主製度建立，再到中國共產黨用暴力建立黨國體製，中國憲政從誕生、成長到失敗的過程。



百日維新流血



19世紀後期，清朝統治者進行自救的洋務運動妄圖在不改變君主專製製度的前提下富國強兵。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一部分中國人開始了新的生活方式的探索：擺脫專製製度，走向憲政。



19世紀末，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主要代表的維新派首次提出了，要改造君主專製製度為君主立憲製度的政治主張。康有為三次上書光緒皇帝，主張維新變法。頗為可貴的是光緒皇帝，他順應歷史潮流，力推新政。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書，戊戌變法正式開始了。變法采取不流血的和平手段，自上而下地進行改革，學習西方文化、科學技術和政治製度，興民權、設議院，建立君主立憲政體。



戊戌變法損害了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君主專製派的利益。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後等發動戊戌政變，將光緒帝囚至中南海瀛臺。康有為、梁啟超逃往國外，戊戌六君子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被殺，歷時103天的戊戌變法失敗了。



戊戌變法創造了中國歷史的三個第一：中國人第一次提出了君主立憲製度的政治主張，光緒是第一個主張變千年之法的皇帝，中國人第一次為實現憲政而流血。更為難得的是變法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沒有采取暴力方式。



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禧太後率光緒皇帝西逃。1901年，清朝同十一國簽訂了《辛醜條約》。清廷被迫向各國賠償重款、劃定租借地和勢力範圍。



甲午戰爭失敗和八國聯軍攻占北京，這嚴酷的事實進一步使得更多的知識分子認識到中國必須廢除現有的君主專製製度。他們提出了各種不同的拯救中國的方法，分成了立憲派與革命派兩大派別，分別推動了君主立憲運動和憲政民主運動。



清朝立憲流產



1901年6月7日，梁啟超發表《立憲法議》，指出“世界之政體有三種：一曰君主專製政體，二曰君主立憲政體，三曰民主立憲政體。---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民主立憲政體，其施政之方略，變易太數，選舉總統時，競爭太烈，於國家幸福，未嘗不間有阻力。君主專製政體，朝廷之視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盜賊；民之畏朝廷如獄吏，而其嫉之如仇讎。---立憲政體，亦名為有限權之政體；專製政體，亦名為無限權之政體。有限權雲者，君有君之權，權有限；官有官之權，權有限；民有民之權，權有限。故各國憲法，皆首言君主統治之大權及皇位繼襲之典例，明君之權限也；次言政府及地方政治之職分，明官之權限也；次言議會職分及人民自由之事件，明民之權限也”。梁啟超呼籲：“今也內有愛民如子、勵精圖治之聖君，外有文明先導、可師可法之友國，於以定百世可知之成憲，立萬年不拔之遠猷，其在斯時乎！其在斯時乎！”



此文真乃中國憲政文章第一篇。筆者每每讀此文，每每心潮澎湃。一百二十年過去了，中國至今仍是無限權力的專製政體，天地不容啊！筆者試圖借助此文振臂呼籲：“廢除專製製度，建立憲政製度，其在斯時乎！其在斯時乎！”



立憲派康有為、梁啟超積極推動立憲運動。1905年，清政府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接受立憲派主張，學習歐美和日本憲政，準備立憲。清政府特派載澤、戴鴻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鐸五大臣分赴歐美、日本各國考察憲政。1906年，經過近半年的海外考察，他們草擬了一份“考察憲政報告”，正式提出了實行君主立憲的主張。五大臣出洋推動了清政府預備立憲基本國策的確定。慈禧改變了立憲的態度，終於認可憲政改革。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宣布預備立憲。1907年，清政府要求各省設立諮議局，選舉議員組成資政院。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頒布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性文件《欽定憲法大綱》，由“君上大權”和“臣民權利義務”兩部分構成。為了維護清朝的永恒統治，“君上大權”中規定，“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 皇帝集立法、行政、司法、外交、軍事大權於一身，並且有解散議會的權力。《欽定憲法大綱》同時也把臣民的權利義務以成文法的形式規定下來，言論、著作、出版、集會及結社自由第一次出現在中國憲法中。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迫於壓力， 1911年11月3日，清政府為了挽回局面，匆匆令資政院迅速擬定了《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此信條限定了皇帝的權力，“皇帝之權，以憲法所規定者為限”；“不得以命令代法律，除緊急命令，應特定條件外，以執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為限”；擴大了議會權力，“憲法改正提案權屬於國會”，並且“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皇帝任命。其他國務大臣，由總理大臣推舉，皇帝任命。皇族不得為總理大臣及其它國務大臣並各省行政長官”。雖公布了十九信條取代憲法大綱，但為時已晚。1912年2月12日，袁世凱逼清末皇帝溥儀遜位，清朝立憲流產，清朝滅亡。



憲政民主製度建立



與立憲派主張君主憲政不同，革命派主張推翻清朝君主專製製度，建立憲政民主製度。1905年7月，孫中山、黃興等人在日本成立中國同盟會。8月中旬，孫中山在留學生歡迎會上發表了《中國應建設共和國》的演說，指出中國改革道路是要推翻君主專製，建立民主共和製。8月20日，同盟會成立，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十六字綱領。10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出版，孫中山在發刊詞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權、民生為核心內容的三大主義。



1905年，同盟會在《軍政府宣言》中，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口號，提出要建立議會製共和國，“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軍政府宣言》提出了“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個相互嬗進的時期，而後這一理論進一步發展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步驟。《軍政府宣言》第一次將革命後新建立的國家稱為“中華民國”。



革命派一面通過發表各類論說，對清朝五大臣考察團在國外的考察報告進行批判；一面加緊組織起義，力圖用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革命派先後發動了廣州起義、惠州起義和黃花崗起義等十余次起義，均遭鎮壓。



武昌起義爆發後，清政府下詔起復袁世凱，袁世凱提出來六點要求，1）明年召開國會；（2）組織責任內閣；（3）開放黨禁；（4）寬容武昌起事人員；（5）寬籌軍費；（6）授以指揮前方軍事之全權。袁世凱多次公開表明解決辛亥危機的方案是實行君主立憲。他同意給革命黨的條件是實行君主立憲，成立責任內閣。由袁世凱本人出任內閣總理。1911年11月1日，袁世凱正式出山，被任命為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回電強調必須開會選舉，方能就位。11月9日，通過資政院選舉，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



1911年12月20日，孫中山回國。1911年12月25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孫中山聲稱“民國者，民之國也。為民而設，由民而治者也” 。1912年1月22日，孫中山發表聲明，只要袁世凱贊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辭職，讓位於袁世凱。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凱的逼迫之下，隆裕太後頒發遜位詔書。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提出辭呈，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接任。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1912年3月11日，民國政府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取代《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通過立法程序，確立共和國的政治製度和政權形式。《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二條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這是中國歷史第一次將“主權在民”的思想立入憲法。至此，由秦始皇開創的長達兩千多年的君主專製製度壽終。1913年3月，中國首次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規定，舉行第一屆國會競選，國民黨所得議席最多，預備由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弒身亡。



如果說梁啟超是中國君主立憲第一人，宋教仁則是中國民主憲政第一人。宋教仁被稱為中國“憲政之父”，是中國第一位倡導內閣製的政治家。1904年11月，宋教仁東渡日本，進入東京政法大學、早稻田大學學習。留日期間，他廣泛地閱讀了西方政治學說和社會製度方面的書籍。他還翻譯了《日本憲法》、《俄國之革命》，《英國製度要覽》，《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各國警察製度》，《世界史年表解》，《俄國製度要覽》、《澳大利、匈牙利製度要覽》、《比利時、澳匈國、俄國財政製度》、《美國製度概要》等等。因此，宋教仁對當時世界重要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各種製度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他認識到中國要走憲政民主之路。宋教仁是一個勇於擔當責任，敢於堅持己見的人。1913年2月19日，宋教仁在國民黨上海交通部發表演講，拋開孫中山的五權憲法而堅持三權分立的憲政設想。宋教仁之死，使得國民黨中失去了一個能夠牽製孫中山的領袖人物，使得孫中山在後期製定和執行聯俄容共的政策時少了一位重要的反對者。



宋教仁案後，孫中山稱袁世凱為“獨夫民賊”。1913年7月，孫中山錯誤地發動了所謂的“二次革命”。他沒有采取司法手段，而是采用武力反對袁世凱。這給袁世凱提供了正當的鎮壓的理由。很多地方的官員、商會及其團體都發出了反對動武的電文。因此，“二次革命”很快失敗，孫中山再次逃亡。孫中山的二次革命開創了民國武力解決爭端的先例。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凱經國會選舉，正式當選中華民國總統。1914年5月1日，袁世凱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公布《中華民國約法》，將責任內閣製改為總統製，總統可以連選連任，強化總統權力。1915年春，袁世凱計劃廢除民主憲政，仿照德國、日本建立君主立憲製國家。12月12日，袁世凱稱帝，推行君主立憲製，改1916年為洪憲元年。袁世凱的改製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被迫於1916年3月22日宣布恢復中華民國。6月6日，袁世凱病死。



袁世凱是對中國憲政具有貢獻的人。無論是他主張的保守的君主立憲，還是被迫接受的民主憲政，他並沒有退回到君主專製。袁世凱死後，他親定的繼承者是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並沒有傳位給自己的兒子袁克定。袁世凱逼迫清帝和平退位，開創了中華民國。袁世凱維護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袁世凱發布的大總統令中明確宣告蒙、藏、回疆各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屬中國內政。袁世凱沒有承認“麥克馬洪線”，並且經過他的立場強硬的談判，外蒙於1915年6月7日取消獨立，俄國只得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清政府下詔起復袁世凱時，他提出要開放黨禁。袁世凱執政時期，眾多社團和黨派群起紛立，如中華民國實業協會、中華民國工業建設會、中華實業團、中華民國鐵道協會等，國民黨、統一黨、共和黨、民主黨、社會黨和工黨等。全國報紙達數幾千種，擁袁的報刊和反袁的報刊都可以公開出版發行。各種學說，包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馬克思的學說，都允許見諸報端或公開演講宣傳。用槍桿子強迫中國人信奉馬克思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毛澤東，與袁世凱相比真乃國賊也！袁世凱督修鐵路、辦工廠、大力發展實業，廢除科舉製度，推廣免費國民學校，創建山東大學堂（今山東大學）。是誰稱袁世凱為“竊國大盜”的？究竟誰是竊國大盜呢？毫無疑問，讀者們已經知道，毛澤東才是名副其實的竊國大盜。



1912年-1928年，是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時期。北洋政府是中國繼清朝滅亡後第一個被國際承認的中國政府。北洋政府時期，是20世紀中國第一個繁榮時期。



在政治上，中國初步建立了憲政製度。北洋政府開始行使中國主權，開創了近代主動收回租界的先河，先後收回了德國在漢口、天津租界、奧匈帝國在天津租界、青島和膠州灣、俄國在天津、漢口租界、接管廈門英租界。



在經濟上，北洋政府頒布的發展實業的條例、章程、細則、法規等達八十多項，如《暫行工廠通則》、《公司條例》、《商人條例》、《礦業條例》等。這些法令和條例宣告中國民營經濟得到了合法地位，從而推動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這一時期的民營企業、華資銀行大規模興起，輕工業上，尤其是棉紡織業、面粉業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在文化上，北洋政府時期，中國人真正擁有了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權利，極大促進了新文化的發展。北洋政府時期大量的民辦的報刊雜誌在發行，人們可以公開自由地討論各種主義。1912年，中華民國教育部明確規定:“初小、師範、高等師範免收學費，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15%，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25%，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35%，其依法設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產業，應予保障” 。1927年公布的《大學教員資格條例》規定，大學教員的月薪，教授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與國民政府部長基本持平。學術和思想的自由使得中國現代幾乎所有的文化名家都湧現於這個時期。例如蔡元培、胡適、陳獨秀、梁實秋、辜鴻銘、傅斯年、魯迅都湧現於這個時期。當代中國幾乎所有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是在北洋政府時期奠基的，而且當代中國人至今無法超越其成就。



北洋時期的經濟文化充分顯示了憲政民主製度的優越性。自由思想在迅速地傳播，民眾的力量得以充分地釋放，社會得以飛快地發展。



二次革命之後的孫中山，已經失去民心，於是急功近利、不擇手段，為中華民國埋下了禍根。逃亡至日本後，他曾與日本密約，承諾把滿洲作為日本的特殊地區，承認日本擁有移民和開拓的優先權。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孫中山推動了與蘇俄的合作。1918年夏，孫中山致電列寧和蘇維埃政府：“中國革命黨對貴國革命黨所進行的艱苦鬥爭表示十分欽佩，並願中俄兩黨團結共同鬥爭”。此時的蘇俄正是被西方孤立的時期，為了尋找出路，蘇俄也正想在中國尋找政治盟友。1922年8月，越飛以副外交人民委員的身份來華擔任全權大使，與吳佩孚控製的北京政府建立了外交關系。為了維護蘇俄國家的利益，解決中蘇兩國之間懸而未決的中東路和蒙古問題，越飛在北京工作了半年，但是吳佩孚在中東路問題和外蒙古問題上毫不松口。於是，越飛開始轉向與孫中山控製的南方政府。



孫中山從1920年開始與蘇俄人士接觸，試圖尋求蘇俄的援助。1921年12月，中山在桂林會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發表《孫中山越飛宣言》。孫中山以“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為讓步換取蘇俄的支持。8月，孫中山派遣以蔣介石為首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政治、黨務和軍事。10月，聘請蘇聯派來的鮑羅廷為顧問。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孫中山實行了聯俄容共政策。對於蘇俄來說，以“聯孫”來換取孫中山“容共”；對於孫中山來說，以“容共”獲得蘇俄的援助。1924年5月，在蘇俄的援助下，孫中山創立了陸軍軍官學校。除鮑羅廷外，還有俄國軍事教官30人，並且接受了蘇俄的資金和武器的援助。孫中山的“容共”，使得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中國取得了合法地位，正式地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孫中山沒有想到的是，正是他，親手造成了中華民國和憲政民主製度在中國大陸的失敗。



1925年3月11日，孫中山臨死之前，簽署的最後一個文件是《致蘇俄遺書》。孫中山稱蘇俄“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製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製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孫中山至死沒有認清蘇俄的真正面目。



1928年2月，蔣介石被國民黨舉為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1928年6月，國民黨軍隊戰勝北洋政府進入北京。同年12月，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中國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統一之後，中華民國進入黃金十年時期。期間中國社會穩定，經濟和教育穩步發展，進入20世紀中國第二個繁榮期。在政治上，國民黨開始推進憲政。 根據1924年國民政府建國大綱，1928年全國統一後，“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國民政府承諾一步步從“人治”轉向“法治”。從1928年到1936年，國民政府建立起“六法”體系，形成了國民政府法律製度的基幹。1936年，國民黨擬定“五五憲草”，預備正式立憲。因中日戰爭爆發，立憲遂向後拖延。



1945年，中國國民黨領導抗戰勝利。



抗日戰爭的勝利結束了近代中國在外敵入侵時屢戰屢敗的歷史，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1945年4月籌建聯合國時，會議在美、英、蘇、中四大國首席代表輪流主持下進行。中國是聯合國創始國之一，也是安理會擁有一票否決權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廢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所有的租界都恢復了中國的主權，並且收回了被日本侵占達半個世紀的臺灣、澎湖列島。



1946年12月25日，中華民國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1947年頒行，訓政時期結束，開始實行憲政民主製度。從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書，到1947年中華民國頒行中華民國憲法，中國終於成為一個憲政民主國家。



中國大陸憲政失敗



1921年，在蘇俄的扶持、援助下，中國共產黨成立了。在孫文的“聯俄容共”政策提攜下，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取得了合法地位。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避免正面作戰，大力發展武裝力量，由抗戰之初大約5萬人，到1945年發展到120余萬人，民兵200多萬人。領導艱苦抗戰的國民黨的軍隊對日軍大規模會戰22次，損失慘重。國民政府陸海空軍隊在抗戰中傷亡約300多萬人，其中陣亡約100多萬人。



正在中華民族走向振興的關鍵時刻，1946年，國內戰爭爆發。在蘇共的支持下，經過四年內戰，中國共產黨在大陸戰勝了國民黨。國民黨戰敗，中華民國政府遷往臺灣。中共用槍桿子在中國大陸建立了黨國專製統治，中國又重新回到了專製時代。中國人半個多世紀的憲政奮鬥成果付諸東流。



筆者將在下文“從《欽定憲法大綱》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通過對比《欽定憲法大綱》、《中華民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三種憲法，講述中國現代社會進步與倒退的變化，揭露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建立黨國專製體製的。







2020年8月20日完稿 2021年1月31日 修改



從《欽定憲法大綱》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製憲系列文章之二



從清政府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到中華民國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標誌著中國現代歷史在至今一百多年歷史中，經歷了三種不同的社會形態：欽定憲法社會、民主憲政社會和黨國專製社會。對比《欽定憲法大綱》、《中華民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人可以了解，中國共產黨是如何用暴力推行黨國專製體製，致使中國社會前所未有地大倒退，對中華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欽定憲法大綱



1908年，清政府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性文件《欽定憲法大綱》，其由“君上大權”和“臣民權利義務”兩部分構成。



“君上大權”共14條，首先規定；“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然後賦予皇帝頒行法律及發交議案之權，召集、開閉、停展及解散議院之權，設官製祿及黜陟百司之權，統率陸海軍及編定軍製之權，宣戰、講和、訂立條約及派遣使臣與認受使臣之權，宣告戒嚴之權，爵賞及恩赦之權，總攬司法權等。



“臣民權利義務”共9條。臣民中有合於法律命令所定資格者，得為文武官吏及議員。臣民於法律範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準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監禁、處罰。臣民可以請法官審判其呈訴之案件。臣民應專受法律所定審判衙門之審判。臣民之財產及居住，無故不加侵擾。臣民有納稅、當兵之義務等。（筆者：沒有選舉權利）



“君上大權”首先明示，“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然後規定了，皇帝掌控立法、行政、司法、外交、軍事等所有的國家大權，暴露了《欽定憲法大綱》的目的，在於維護清朝的永恒統治和皇帝獨裁，沒有英國君主憲政製度中限製君權的相關條款，充分說明了滿清政府在國家政治製度方面沒有進步。此外，中國人沒有選舉權利。



《欽定憲法大綱》的進步意義表現在，“臣民權利義務”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臣民的權利義務以成文法的形式規定下來。臣民具有了人身、言論、著作、出版、集會及結社自由，具有了私有財產權利。



在思想上，《欽定憲法大綱》無任何意識形態的強製條款，這保證了臣民的言論、著作、出版、集會及結社自由。筆者認為，這是《欽定憲法大綱》的重要進步意義之處，使得其後的《中華民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相形見絀。



中華民國憲法



關於《中華民國憲法》，筆者主要介紹1912年施行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1947年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中華民國第一部憲法，也是中國第一部民主憲法，於1912年3月11日開始施行。由於篇幅較長，筆者僅選擇重要內容予以摘錄。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



第二條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第五條 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



第六條 人民得享有左列各項之自由權。



一 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



二 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三 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



四-七 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有書信秘密、有居住遷徙、有信教之自由。



第七條 —第十二條 人民有請願於議會、陳訴於行政官署、訴訟於法院受其審判、對於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為，有陳訴於平政院、有應任官考試、有選舉及被選舉之權。（筆者：中國人第一次獲得了選舉權）



第十六條 中華民國之立法權以參議院行之。



第二十九條 臨時大總統、副總統由參議院選舉之。以總員四分三以上出席得票滿投票總數三分二以上者為當選。



第三十條 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



第四十三條 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均稱為國務員。



第四十四條 國務員輔佐臨時大總統負其責任。



第四十八條 法院以臨時大總統及司法總長分別任命之法官組織之。



第四十九條 法院依法律審判民事訴訟及刑事訴訟。



但關於行政訴訟及其他特別訴訟，別以法律定之。



第五十條 法院之審判須公開之。但有認為妨害安寧秩序者得秘密之。



第五十一條 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上級官廳之幹涉。



小結



政治上，《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總綱第二條：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這是中國歷史第一次將“主權在民”的思想寫入法規。至此，自秦始皇開創的長達兩千多年的君主專製製度壽終。



政治上的進步意義在於，主權在民，三權分立（中華民國之立法權以參議院行之。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國務員輔佐臨時大總統負其責任。法院依法律審判民事訴訟及刑事訴訟），並且司法是獨立的（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上級官廳之幹涉）。



中華民國人民不再是臣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人身、財產、言論、出版、結社、信仰、選舉和被選舉自由。中國人第一次獲得了選舉權



經濟上，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肯定了財產私有製和經濟自由。



思想上，《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尚沒有意識形態的強製條款，保障了人民享有言論、出版和信仰自由。北洋政府時期，大量的民辦的報刊雜誌得以發行，人們可以公開自由地討論各種主義，被國人譽為中國歷史上第二次百家爭鳴時期。



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1947年12月25日施行。2004年8月23日立法院第五屆第五會期第一次臨時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修正《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2005年6月10日總統公布。由於篇幅較長，筆者僅選擇重要內容予以摘錄。



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托，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製定本憲法，頒行全國，永矢鹹遵。（筆者：把孫中山的名字寫入憲法）



第一條　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筆者：把國民黨的主義寫入憲法）





　　第二條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第七條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人身、財產、擇業、言論、出版、結社、信仰、選舉和被選舉自由



第二十五條　國民大會依本憲法之規定，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具有選舉總統、副總統；罷免總統、副總統；修改憲法等職權。



第三十五條　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外代表中華民國。

　　第三十六條　總統統率全國陸海空軍。



第五十三條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第六十二條　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



第七十五條　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



第七十七條　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

　　第七十八條　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



第八十條　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幹涉。



第八十三條　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考試、任用、錐敘、考績、級律、升遷、保障、褒獎、撫恤、退休、養老等事項。



第九十條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同意、彈劫、糾舉及審計權。



第一百三十八條　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系以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

　　第一百三十九條　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以武裝力量為政爭之工具。



第一百四十條　現役軍人不得兼任文官。



第一百四十二條　國民經濟應以民生主義為基本原則，實施平均地權、節製資本，以謀國計民生之均足。

　　第一百四十三條　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製。私有土地應照價納稅，政府並得照價收墓。



第一百四十四條　公用事業及其他有獨占性之企業，以公營為原則，其經法律許可者，得由國民經營之。

　　 小結



《中華民國憲法》憲法序言部分只用一句話，準確說明了製憲機構（國民大會），製憲權源（全體國民托付），製憲依據（孫中山遺教），製憲目的（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增進國民福祉），製憲尊嚴（永矢鹹尊）法律要素。



《中華民國憲法》規定主權在民，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立。其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進步之處表現在明確規定：



政治上，政治現任官吏不得於其任所在地之選舉區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幹涉。軍隊國有，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系以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以武裝力量為政爭之工具。



經濟上，公用事業及其他有獨占性之企業，以公營為原則，其經法律許可者，得由國民經營之。人民有保有、土地、財產及擇業之自由，肯定了土地私有製、財產私有製和經濟自由。



思想上，《中華民國憲法》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退步之處在於：



1、序言中，強調該憲法的“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這一做法開創了中國憲法序言中列入“某某人名”的先例，造成個人崇拜之惡果。



2、總綱第一條首先說明，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這一做法開創了中國憲法中列入“某種意識形態”的先例，勢必侵害人民享有的信仰、言論、出版和結社等自由。



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統治時期內，大部時間施行多黨製，老百姓在言論、出版、集會、遊行、示威等方面比較自由。國民黨敗退臺灣後，1949年5月19日頒布《臺灣省戒嚴令》，開始施行一黨專政。1988年1月1日，蔣經國解除實施30多年的黨禁和報禁限製，中華民國恢復民主憲政。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本文中，筆者主要介紹1954、1975年和1982年憲法。



五四憲法摘錄



“五四憲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於1954年頒布。



五四憲法序 言



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英勇奮鬥，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因而結束了長時期被壓迫、被奴役的歷史，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筆者：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民主專政寫入憲法序言）



五四憲法總 綱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 （筆者：中共第一次將工人階級領導寫入憲法正文，致使中國國民並非一律平等。規定了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實際上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筆者：“人民”是擁護中共的民眾，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實際上屬於中共。）



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資料所有製現在主要有下列各種：國家所有製，即全民所有製；合作社所有製，即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個體勞動者所有製；資本家所有製。（筆者：五四憲法尚保留私有製）



第六條 國營經濟是全民所有製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和國家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國家保證優先發展國營經濟。（筆者：規定國營經濟是全民所有製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導致經濟不平等。）



第七條 合作社經濟是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的社會主義經濟，或者是勞動群眾部分集體所有製的半社會主義經濟。勞動群眾部分集體所有製是組織個體農民、個體手工業者和其他個體勞動者走向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的過渡形式。



國家保護合作社的財產，鼓勵、指導和幫助合作社經濟的發展，並且以發展生產合作為改造個體農業和個體手工業的主要道路。（筆者：遏製個體私有經濟）



第八條 國家依照法律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其他生產資料所有權（筆者：農民尚有土地所有權和其他生產資料所有權）。



國家指導和幫助個體農民增加生產，並且鼓勵他們根據自願的原則組織生產合作、供銷合作和信用合作。



國家對富農經濟采取限製和逐步消滅的政策。（筆者：公然要消滅一個階層。）



第九條 國家依照法律保護手工業者和其他非農業的個體勞動者的生產資料所有權。



國家指導和幫助個體手工業者和其他非農業的個體勞動者改善經營，並且鼓勵他們根據自願的原則組織生產合作和供銷合作。



第十條 國家依照法律保護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其他資本所有權。（筆者：五四憲法尚保留資本私有權）



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利用、限製和改造的政策。國家通過國家行政機關的管理、國營經濟的領導和工人群眾的監督，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限製它們的不利於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鼓勵和指導它們轉變為各種不同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逐步以全民所有製代替資本家所有製。（筆者：逐步消滅私有製）



國家禁止資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破壞國家經濟計劃的一切非法行為。



第十五條 國家用經濟計劃指導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改造，使生產力不斷提高，以改進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鞏固國家的獨立和安全（筆者：政府以計劃經濟的控製經濟發展）。



第二十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筆者：五四憲法名義上規定軍隊屬於人民，實際上屬於中國共產黨)，它的任務是保衛人民革命和國家建設的成果，保衛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



五四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二十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第二十二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唯一機關。



第二十七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



（九）決定國民經濟計劃；



第四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五四憲法國務院



第四十七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



第七十八條 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筆者：法院尚獨立)。



第八十三條 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地方國家機關的幹涉（筆者：檢察院尚獨立）。



五四憲法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第八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筆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是領導階級。見後文“五星紅旗告訴世人什麽？”）



第八十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有精神病的人和依照法律被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人除外。



婦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八十七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筆者：沒有提擇業自由）



第八十八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第八十九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準，不受逮捕。



第九十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



小結 五四憲法的倒退



對照中華民國憲法，可以看出中共《五四憲法》在政治經濟製度上的倒退。



政治上，憲法序言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的，將中國共產黨淩駕於中國人之上，並且將鎮壓中國民眾的反抗的“人民民主專政”寫入憲法序言。



總綱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



這意味著，人民的權力是有差別的，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工農聯盟為基礎，其他階級和階層的中國人是被領導的，不是國家的基礎。也就是說，中國人的權力是不平等的。所謂“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是領導階級。工人階級從來就不是領導階級，詳見後文“工人階級從來都不是領導階級”。



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人民”是擁護中共的民眾，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實際上屬於中共。詳見後文 “我的文章中極少使用‘人民‘這個詞“。



沒有中華民國憲法中的以下規定：現任官吏不得於其任所在地之選舉區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幹涉。軍隊國有，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系以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



其結果，全國人大中大多是中共官吏的代表，法官沒有超出黨派以外，為中共掌控，不能實現依據法律獨立審判。軍隊黨有，效忠中共。



經濟上，五四憲法還承認土地私有製、個體勞動者所有製和資本家所有製。但是要用生產合作來改造個體農業和個體手工業，並將逐步以全民所有製取代私有製。中國共產黨的目標是消滅私有製，施行公有製。



1954年，中國共產黨國家就計劃消滅農村的一個富裕的階層。果然在合作化中，富農成為被消滅的對象，農民中的一個階層不存在了。中國共產黨犯下了反人類罪。



中共優先發展國營經濟，歧視和排斥私有經濟。



中共用經濟計劃指導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改造，開始實施計劃經濟。中國人將被剝奪創業的自由和選擇職業的自由。從此中國共產黨逐步完全控製了國家經濟，控製了中國人的衣食住行，將國民變成了中國共產黨的臣民。



七五憲法



“七五憲法”於1975年頒布。



七五憲法序言摘錄



我們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使我們偉大的祖國永遠沿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前進。（筆者：強製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將五四憲法的人民民主專政改寫為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要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族人民的大團結，發展革命統一戰線。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筆者：把無產階級專政寫進憲法正文）



第二條 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工人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實現對國家的領導。（筆者：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寫進憲法正文）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筆者：把中共的意識形態寫進憲法正文）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以工農兵代表為主體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資料所有製現階段主要有兩種：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和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筆者：消滅私有製）



國家允許非農業的個體在城鎮街道組織、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隊統一安排下，從事在法律許可範圍內的，不剝削他人的個體勞動。同時，要引導他們逐步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



第六條 國營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



第十五條 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民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裝力量。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筆者：軍隊黨有）



第二十六條 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製度，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法律。（筆者：把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製度寫入公民義務）



小結 七五憲法的反動



政治上，中國共產黨正式確立了黨國專製體製。七五憲法序言中，再次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且第一次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強加給中國人。總綱第一條第一次把無產階級專政寫進憲法正文。總綱第二條，首次規定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寫進憲法正文。



五四憲法尚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七五憲法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民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子弟兵，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公開宣稱軍隊黨有。



七五憲法不再設置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職位，其目的在於保證毛澤東是中國唯一的統治者。



七五憲法不僅公然取消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規定，並且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製度。



經濟上中共已經消滅了農業個體所所有製和資本家所有製。國營經濟基本上已經成為主要的經濟形式。



思想上，把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寫進憲法正文，用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來控製中國人的思想。



七五憲法確立了毛澤東的獨裁地位。



八二憲法



“八二憲法”於1982年頒布2018年修正版。



八二憲法序言摘錄



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經歷了長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鬥爭和其他形式的鬥爭以後，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筆者：中國共產黨在八二憲法中第一次將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寫入憲法序言。在1999年、2004、2018 憲法修正案憲法序言中，先後增加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共前所未有地強化中共的黨國統治意誌。）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製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製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製度。（筆者：2018 憲法修正案憲法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製度寫入憲法正文，強化中共的統治意誌。）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製的原則。 （筆者：將民主集中製這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製度和領導製度寫入憲法正文，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領導製度來統治中國。）



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製的統一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筆者：依法治國寫入憲法正文是個進步，但是在習近平統治下，這是謊言。）



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即全民所有製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社會主義公有製消滅人剝削人的製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筆者：字面上宣稱允許多種所有製經濟，但是實際上試圖強化公有製。）



第七條　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筆者:國有企業大都是僵屍企業，是破壞國民經濟的主要力量。）



第十條 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 （筆者：表面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實際上為中國共產黨所控製。中國人喪失了私人土地所有權。）



第十一條　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為了堅持公有製，中共至今不承認私人產品領域中，私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



第三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筆者：這是謊言。中國民眾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三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筆者：這是謊言。中國民眾沒有享有這些自由。）



第三十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筆者：這是謊言。中國民眾沒有信仰自由）。



第九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 中央軍事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主席， 副主席若幹人， 委員若幹人。 中央軍事委員會實行主席負責製。 中央軍事委員會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



第九十四條



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



（筆者：八二憲法刪除了，七五憲法規定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民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子弟兵，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似乎中國共產黨不再管軍隊了。實際上，中國共產黨章程宣稱：中國共產黨堅持對人民解放軍和其他人民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中國軍隊仍然被控製在中共手中。）



第一百二十六條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幹涉。（筆者：這是謊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行政機關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機關均歸中國共產黨黨內機構政法委員會統一領導）



小結 強化中共黨國體製



政治上，八二憲法序言中又寫上了國賊毛澤東的名字。在八二憲法序言中，中共寫入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2018 憲法修正案憲法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製度寫入憲法正文，前所未有地強化中共的黨國統治意誌。



中國共產黨將民主集中製這個中共的組織製度和領導製度寫入憲法正文，用中共的組織製度和領導製度來統治中國。



中國共產黨宣稱，中國人具有選舉和被選舉權，純屬謊言。中國共產黨拒絕普選製，參選人是中共指派的，競選是被禁止的。中共迫害獨立參選人姚立法、劉惠珍就是明證。



中國共產黨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中國民眾從來沒有享受過這些自由。中國人不會忘記，幾十多萬的知識分子被打成所謂的“右派”，林昭、張誌新、遇羅克等因為說過的話、寫過的文章而被殺頭。



中國共產黨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純屬謊言。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大肆強拆教堂，瘋狂抓捕迫害基督徒；在新疆，任意拘禁，大規模監控和政治思想灌輸少數民族穆斯林，數百萬人被關進“政治教育營”；在藏族地區持續嚴格限製宗教、言論、遷徙和集會自由，對藏民采取威脅恐嚇和安保鎮壓的行動。



中國共產黨宣稱，依法治國，純屬謊言，實際上法律仍然受製於中國共產黨。2015年7月9日起，中共公安當局在多達23個省份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帶走、失聯、約談了上百位律師、民間維權人士、上訪民眾及其親屬的這一駭人聽聞的事件，就是明證。



中國共產黨宣稱，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幹涉，純屬謊言。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機關均歸中國共產黨黨內機構政法委員會統一領導。



2018年憲法修正案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製，是允許習近平無限期連任，使他成為毛澤東之後的第二個獨裁者。



經濟上，字面上宣稱允許多種所有製經濟，但是實際上試圖強化公有製。中共依然控製國有經濟，中共至今不承認私人產品領域中，私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2018年，中共隆重召開了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習近平發表講話，大肆贊揚主張用暴力消滅私有製的馬克思，就是明證。



表面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實際上為中國共產黨所控製。中國人喪失了私人土地所有權。



在思想上，不僅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又增加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來控製國民的思想，使得中國人喪失了信仰、言論和新聞等自由。



憲法在中共控製的中國政府手中變成了獨裁專製的工具。



總結



通過對比《欽定憲法大綱》、《中華民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我們了解了中國現代社會的進步與倒退。



《欽定憲法大綱》致使中國社會開始改變



《欽定憲法大綱》的目的在於維護清朝的永恒統治和皇帝獨裁，沒有限製君權的相關條款，說明滿清政府在國家政治製度方面沒有進步。但是，《欽定憲法大綱》的“臣民權利義務”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使得臣民具有了人身、言論、著作、出版、集會及結社自由權利和私有財產權利。



《欽定憲法大綱》無任何意識形態的強製條款，這保證了臣民的言論、著作、出版、集會及結社自由，導致中國社會開始向現代社會轉變。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進步



政治上的進步意義在於，在中國歷史上，《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一次將“主權在民”的思想寫入法規。中華民國國民，不再是臣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人身、財產、言論、出版、結社、信仰、選舉和被選舉自由。國家權力製度實施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司法獨立。



經濟上，人民享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保障財產私有製和經濟自由。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沒有意識形態的強製條款，保障人民享有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



《中華民國憲法》進一步完善了憲政民主製度，但是在思想上是倒退的。



聲稱該憲法“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開創了中國憲法中列入“某某人名”的先例，造成個人崇拜之惡果。宣稱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開創了中國憲法中列入“某種意識形態”的先例，侵害了人民享有的信仰、言論、出版和新聞自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反動倒退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中國共產黨槍桿子憲法，是中國共產黨製定的維護其黨國專製統治的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利用四項基本原則前所未有地強化中共的黨國統治意誌。堅持中共領導，主權在黨。正如中國共產黨一向宣稱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2017年10月24日 十九大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中國國民喪失了平等權利，喪失了結社、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中共施行人民民主專政，鎮壓國民的反抗，強製國民按照中共的意誌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強迫中國國民信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使得中國國民喪失信仰、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



中共的中高層官僚集團成為中國的統治階級，中國國民又淪為被統治的臣民。



中共依然控製著中國軍隊，用於威嚇和鎮壓中國民眾。



中國共產黨強製施行公有製搶奪國民的資產，推行計劃經濟控製中國經濟發展，利用國企大肆撈取國民創造的財富。中國國民喪失了經濟自由。《欽定憲法大綱》尚然保障臣民的私有財產權利，中共統治階級竟然比中國清朝專製統治階級還要暴斂。



《欽定憲法大綱》無任何意識形態的強製條款，保證了臣民的言論、著作、出版、集會及結社自由。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先後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和反右運動，殘酷迫害知識分子。習近平加強對言論和新聞的控製，強製大陸高校七不講、全面監控網絡言論，強製 “媒體姓黨” 等等。中共統治階級竟然比中國清朝專製統治階級的對言論、出版的控製還要兇惡。



中國共產黨的憲法是獨裁專製的工具。中國的權力集中在中共手中。中共權力集中在中共頭子手中。1975年，毛澤東用中共政治取代憲法。七五憲法確立了毛澤東的獨裁地位。2018年，習近平效法毛澤東同樣用中共政治取代憲法。憲法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製，允許習近平無限期連任，使他成為毛澤東之後的第二個獨裁者。



中共是一黨專政的政黨，其建立的黨國體製是政治、經濟和思想全面腐敗的體製：壟斷國家政治權力和軍隊黨有化的政治腐敗，控製國家經濟命脈的經濟腐敗以及控製言論、新聞、出版、信仰的思想腐敗。中共官僚集團像滿清皇帝一樣，擁有統治中國的絕對權力，使得中國退回到專製時代。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中國共產黨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犯罪集團。



通過對比《欽定憲法大綱》、《中華民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可以得知，中國共產黨專製派代表著阻礙中國憲政進步的反動勢力，是中國社會公害。



中國國民必須行動起來，拋棄中國共產黨的黨憲法。







2020年8月23日完稿 2021年2月3日修改



大陸憲政何以失敗——製憲系列文章之三



製憲小組成員讀了筆者寫的《艱難的中國憲政之路》一文後，有人問道：“大陸憲政失敗的原因是什麽” ？筆者在此文中回答這一問題



大陸憲政何以失敗？這是自1949年以來，國內外學者一直在嚴肅思考的重大問題。筆者認為，大陸憲政失敗的原因主要在於：憲政製度的社會基礎薄弱、日本侵華戰爭和國民黨內戰失敗。



憲政製度的社會基礎薄弱



中國的經濟雖然在北洋政府時期和國民黨十年黃金時期，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整個中國仍然是一個正在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過渡的國家，處於古老的農村生活方式包圍現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社會狀態。中國工業僅僅在東北、東部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中得以發展，廣大的內陸地區依然是農業地區，中國還沒有足夠的工業經濟支撐一個新型社會的成長，新興的工商業階層還不夠強大到足以支撐一個憲政社會。所以，毛澤東得以用“農村包圍城市”這一方法戰勝蔣介石，也就是用汪洋大海的落後農村淹沒少數現代城市。中國從一個剛剛建立的憲政社會，又回到了專製社會。



中國在北洋政府時期開始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在一個由君主專製社會向憲政社會轉型過程中，知識分子相對容易接受憲政製度，而多數的缺少教育的普通民眾尤其是生活在農村中的民眾，仍然生活在君主統治的意識中。長期的君主專製製度使得大多數中國人帶有君主專製製度的基因：綿羊基因和暴力基因，缺少現代社會的“工業文明基因”：工業管理知識和契約基因。下層民眾，尤其是農民，他們大都是文盲，還沒有自我意識，大多數人是一群綿羊，很容易成為軍事強權的支持者。一群綿羊需要一個牧羊人，一群臣民需要一個皇帝的統治。而一些繼承黃巢、李自成的“打天下，坐天下”暴力基因的知識分子中有人則希望成為新一代的君主。中國多數民眾的仍然生活在專製文化傳統中，沒有立憲主義所強調的“限製王權”、“保障民權”、“權力分立”等政治需求。新型的商業文化還沒有形成，傳統的專製文化依然強大。所以，中國憲政缺乏基本的社會基礎。



中國的統治者不僅沒有憲政治國的經驗，而且眾多軍事首領，包括孫文在內依然采用君主時代的武力方式來奪取國家政權。袁世凱死後，直系、皖系和奉系，以及孫文，他們多次發動內戰來爭奪國家政權。此外，他們沒有法律意識，不尊重規則，往往采用君主時代的武力方式來處理國家事務的分歧。就說孫文，宋教仁遇刺身亡後，他立即從日本返回中國，主張武力討伐袁世凱。沒有采用黃興等人使用和平手段，在不破壞臨時約法之下以法律方式進行抗爭的建議。孫文發動的所謂的“二次革命”嚴重地破壞了剛剛建立的還十分脆弱的憲政製度。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憲政還沒有成為中國政治人物道德共識的基礎。“所以憲法規則並不是中國政治家的行為準則。例如孫中山在自己有機會掌權時就極力鼓吹總統製，在自己沒機會掌權時就鼓吹內閣製，在自己軍事實力強大時 (護法戰爭後) ，就支持中央集權製和武力統一，而在自己軍力弱小時 (1915年舊國會復會時) ，就支持聯省自治。孫中山在野時反對專製，一旦軍事實力大了，就開始講軍政，訓政 (專製的另一中說法) ，表現了不能出以公心以社會利益為重選擇和尊重遊戲規則，而是以自己的政黨利益為選擇政治遊戲規則的標準”。（楊小凱《中華民國經濟史 (1912-1949)》》。



綜上所述，20世紀的中國社會依然擁有豐厚的君主專製土壤，建立憲政製度的社會基礎薄弱。



日本侵華戰爭



社會轉型，尤其是中國這種長期的中央集權的專製社會向憲政社會轉型，轉型是需要長時間積累的。



英國從16世紀到17世紀，商品交易活動逐步由區域型交易，發展成全國型交易，英國的區域型商品經濟也就逐步發展成為全國型的市場經濟。在這兩個世紀中，傳統的農業文化逐步消失，新興的商業文化正在形成，憲政改革也在孕育形成之中，此後才有了光榮革命和君主立憲製的建立



從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書，到1931年9月18日,僅僅過了33年,正在轉型的中國遭遇了日本侵華戰爭。



日本侵華戰爭極大地破壞了中國的經濟，破壞了中國憲政的經濟基礎，阻礙了中國憲政的發展。



“有研究表明，在抗日戰爭爆發前的10年裏，中國現代化工業每年的平均增長率約為7.6%，而且這種增長突出地表現在基礎工業上，1936年資本主義生產已占工業總產值的65%，占工農業總產值的24.48%。假設沒有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中國的工業化步伐必將大大加快。日本的侵華戰爭打斷了中國原有的現代化進程”，“資料顯示，抗戰前，在全國民族資本工業中，全部廠數的50%、全部資本額的40%、全年產額的46%，均集中於上海一地。自1937年8月13日至11月中旬這短短的3個月中，上海工廠被毀2270余家，損失總額達法幣8億元。其中閘北區的損失比率達100%，虹口、楊樹浦的損失比率亦達到70%以上。除上海外，長江三角洲地帶的工業設備損失約50%，武漢三鎮全部工業中徹底被毀者達12%”，“日軍入侵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造成了嚴重影響。一座座富有活力的工業商埠城市變為廢墟，留下的是百業雕零、千裏赤地”（2015年08月31日，中國經濟周刊《中國10年抗戰損失調查:經濟損失達6000多億美元）。



根據1924年國民政府建國大綱，1928年全國統一後，“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從1928年到1936年，國民政府建立起“六法”體系，形成了國民政府法律製度的基幹。1936年，國民黨擬定“五五憲草”，預備正式立憲。抗日戰爭延緩了中國憲政的進程。



國民黨內戰失敗



1946年，抗戰剛剛結束，戰爭給予中國經濟的破壞還沒有恢復，被推遲的憲政建設剛剛開始，正在這中華民族走向振興的關鍵時刻，國內戰爭爆發。內戰使得中國原本就薄弱的憲政製度的社會基礎又遭到破壞，並再次奪去了國民黨恢復經濟和推行憲政的時間，國民黨的失敗就是必然的了。這是中國國民黨失敗的歷史原因，是中國國民黨的歷史悲劇。



當然，國民黨自身存在的問題是其失敗的主要原因。



政治上，“黨國”製度敗壞了國民黨的憲政形象。1848年2月21日，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一個用暴力消滅私有製為核心的政治綱領。以列寧為首的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實施了這個政治綱領。1917年11月7日，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蘇維埃俄國建立後改名為共產黨），發動起義，奪取了國家政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黨國”。“黨國”就是黨在國家前面，黨在國上，黨控製著國。“黨國”就是以黨治國的一黨專政的國家。1923年1月，孫文與蘇聯代表越飛發表《孫文越飛宣言》，標誌著孫文領導的國民黨與蘇共合作正式開始了。孫文不僅接受了蘇俄的資金、武器和軍事顧問人員的援助，還吸收了蘇俄的以黨治國理念。1923年10月15日，孫文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發表演說時聲稱: 本總理向來主張以黨治國。在1924年國民黨一大期間，孫文在《關於組織國民政府案之說明》中說：“現尚有一事可為我們模範，即俄完全以黨治國，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我們現在並無國可治，只可說以黨建國，待國建好，再去治它”，提出“應該先由黨造出一個國來”，“以黨建國”，“把黨放在國上”。1925年7月1日，國民黨在廣州成立了國民政府。國民黨確立了以黨治國的原則，國民政府要接受中國國民黨的指揮監督。廣州國民政府初步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黨國體製。1931年6月1日頒布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三十條: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當然，孫文的黨國與蘇俄的黨國不盡相同。蘇俄的黨國體製是目的。孫文的“黨國”是國民黨政治治國的 “以黨訓政”第二個階段，在“憲政”階段將放棄一黨專政。盡管如此，“黨國”依然成為國民黨的政治汙點，受到具有憲政思想的知識分子的抨擊。中共也對一黨專政進行了攻擊。例如，“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報》）。國民黨雖然在1947年頒行了《中華民國憲法》，結束訓政，開始實行民主憲政。但是，就像清末憲政失敗一樣，為時已晚，只能重蹈前清憲政失敗的覆轍。1949年1月22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於我國民主新製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製度已放棄崩潰，在此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焉得不為之失敗!”



國民黨敗退臺灣後，1949年5月19日頒布《臺灣省戒嚴令》，開始施行一黨專政。直到1988年1月1日，蔣經國解除實施30多年的黨禁和報禁限製，中華民國恢復民主憲政。此時，國民黨才恢復了憲政形象。



經濟上，由於內戰來臨,國民黨無力關註民眾的福利工作. 1949年10月19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 “要為實行三民主義……提高人民生活，減租減息、反對剝削、反對專製壓迫，……而戰，為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實現民生主義而戰”（《高華：六十年後再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原因》）。盡管蔣介石意識到了民生問題,同樣為時已晚.



1948年8月，國民黨實施幣製改革，以舊法幣300萬元兌換金圓券一元，一時曾受到民眾熱忱反應，“但很快金圓券也失敗了，是什麽原因所導致?按胡秋原的說法，國統區經濟的崩潰是由東北戰事而引發的，他說：‘政府的軍費，百分之七十用於東北，每月飛機運送金圓券發餉，次日原機返回上海，換成黃金，再飛東北’。胡秋原是歷史親歷者，他的說法是完全正確的。” （《高華：六十年後再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原因》）軍事上的失敗致使幣製改革失敗和經濟崩潰，造成中國社會極大的恐慌。



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積蓄軍事力量，中國國民黨流血抗日。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避免正面作戰，大力發展武裝力量，由抗戰之初大約5萬人，到1945年發展到120余萬人，民兵200多萬人。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力量得以壯大。



在正面戰場上作戰的中國軍隊主要是國民黨軍隊。2005年9月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大會講話中承認，“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沈重打擊”。



領導艱苦抗戰的國民黨的軍隊對日軍大規模會戰22次，損失慘重。國民政府陸海空軍隊在抗戰中傷亡約300多萬人，其中陣亡約100多萬人。



軍事上，中共是如何戰勝國民黨的，有興趣的讀者請看高華的《六十年後再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原因》一文，此文較為詳細地分析了國民黨軍事上失敗的原因。當然，中共軍事上的勝利離不開蘇俄的援助和北朝鮮的支持。“進入東北後，得到蘇軍的巨大的支持，包括軍火方面的支持，蘇軍占領下的北朝鮮也給了東北民主聯軍許多援助和便利，1946年7月後，中共東北局在平壤就設有辦事處，在其他四個城鎮設分辦事處，對外稱‘平壤利民公司’，由老資格中共黨員朱理治任全權代表，僅平壤辦事處就有工作人員近百人，專門負責兩方的交涉，北朝鮮曾援助東北民主聯軍兩千車皮的軍火物資，南滿的東北民主聯軍1.8萬傷病員和家屬多次進人北朝鮮避難。” （《高華：六十年後再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原因》）



1949年,國民黨內戰敗北,中華民國政府被迫遷往臺灣，大陸民主憲政隨之失敗。



大陸憲政的失敗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暴力公有製基因。這個原因也屬於本文第一段“憲政製度的社會基礎薄弱”的內容。由於這個原因涉及到 “什麽樣的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列主義”這一問題，筆者將在後文中闡述。







2020年8月25日 完稿 2021年2月6日修改



為什麽我的文章中極少使用“人民”這個詞（製憲系列文章之四）



1908年清政府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憲法，在這部憲法裏，中國百姓是臣民，見其附錄“臣民權利義務”。



1912年施行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國百姓不再是臣民，而是以“國民”和“人民”相稱，並且一直延續到1947年國民政府製定的憲法。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一條 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第二條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憲法》 第二條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國民指的是全國民眾，取得一國國籍的人，即是該國國民。



1949年中共建國之後，中共極少說“國民”，而是說“人民”。



毛澤東的“人民”概念



“人民”一詞是毛澤東經常使用的一個政治概念。梳理毛澤東“人民”概念的變化，對於我們認識中國共產黨的本質有著重要的意義。



1935年12月，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指出： “革命的動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現在則可能增加一個民族資產階級” 。毛澤東的“人民”概念包括：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可能增加一個民族資產階級。



“民族資產階級”既然可能增加，也就可能不增加。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無論如何，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什麽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 。 在這兩篇文章中，民族資產階級就沒有增加，只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兵士和小資產階級。因為，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共要打到的敵人。



抗日戰爭勝利後，為了同中國國民黨爭奪天下，毛澤東擴大了“人民”的範圍。1948年1月18日，毛澤東在《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指出：“所謂人民大眾，是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被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權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所壓迫和損害的民族資產階級，而以工人、農民（士兵主要是穿軍服的農民）和其他勞動階級為主體”。此時，“人民”不僅包括了民族資產階級，還包括了“官僚資產階級”，當然是以工人、農民（士兵主要是穿軍服的農民）和其他勞動階級為主體。



1948年4月，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任何別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須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說，由參加這個革命的人們所組成的統一戰線是十分廣大的，這裏包括了工人、農民、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從地主階級分裂出來的一部分開明紳士，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民大眾”。此時，人民不僅包括民族資產階級，甚至還包括了從地主階級分裂出來的一部分“開明紳士”。當然，他們必須受無產階級領導，也就是共產黨領導。



1949年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人民是什麽？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是人民。在下一階段呢？僅僅在幾年後的“公私合營”和“反右運動”中就得以見分曉。



1949年，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後，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由於手握軍隊，毛澤東露出了真面目，“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社會主義建設是中共領導的所施行的，就是說，一切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的人，是人民；一切不擁護中國共產黨、不擁護社會主義的人則是敵人。



至於“人民”，由於所有的政治決策都是中共代表人民做出的，人民所能做的只能是同意。若敢不同意，當即劃入敵人陣營。毛澤東將地、富、反、壞、右（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子女統統歸於人民的敵人，利用人民民主專政，屠殺地主，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沒收官僚資產階級的資產，發動反右運動，殘酷鎮壓中國的知識分子。



中共憲法中“人民”概念



1954年憲法序言中提到：“我國人民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鬥爭中已經結成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今後在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和反對內外敵人的鬥爭中，我國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將繼續發揮它的作用”。



接受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屬於人民。自然，不接受中共領導，就是敵人。



1975年憲法序言中：“我們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使我們偉大的祖國永遠沿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前進。我們要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族人民的大團結，發展革命統一戰線”。



在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族人民中，信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服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屬於人民。反之，就是敵人。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出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即“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後，鄧小平通過人大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四項基本原則被寫入1982年憲法序言：“今後國家的根本任務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製度，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製，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將繼續鞏固和發展”。



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都屬於人民。由於1982年憲法正式將四項基本原則寫入憲法序言，從此以後，在中國，遵守四項基本原則的人屬於人民；反之，則是敵人。



1982年憲法共經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五次修訂。



1999年憲法修正案憲法序言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後，增加了鄧小平理論。



2004年憲法修正案憲法序言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之後，增加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2018年憲法修正案憲法序言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後，增加了“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這也就是說，大陸的中國人，除了要接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還要堅持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否則就是敵人。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知，中華民國時期，國民指的是全國民眾。中國共產黨的“人民”只是“國民”的一部分。毛澤東時期的“人民”僅僅包括“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製度”的人。習近平的“人民”僅僅包括“擁護中國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信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接受人民民主專政”這四項基本原則的人。中共將不接受中共四項基本原則的國民排除在“人民”之外，把大批“國民”當作“敵人”。



你聽，“共產黨”這個邪惡的名字！



共產黨是用刀槍搶奪他人錢財的黑幫。為了給自己的殺人謀財冠以正義的理由，中共重新定義了“人民”這個詞。聽從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就是人民，否則就是敵人，中國共產黨可以奪走敵人的資產，消滅敵人的生命。中國共產黨給人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殺死近百萬人！中國共產黨給人帶上地主的帽子，殺死一百多萬人！筆者將在“人民民主專政是一把屠刀”一文中，揭露中國共產黨是如何殺人如麻的。中國共產黨是犯罪集團，是中國人的恥辱！



筆者鄙視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四項基本原則，根本不承認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概念。筆者是中國“國民”中的一員，不屑於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民”中的一員。因此，筆者在文章中常用“國民”一詞，極少用“人民”這個詞，只有在類似此文的文章中，才不得不用“人民”這個詞。



筆者不會讓中國共產黨的“人民”這個詞玷汙自己的文章！







2020年8月30日完稿 2021年2月10日 修改



誰是中國人的敵人-製憲系列文章之五



筆者在“為什麽我的文章中極少使用‘人民’這個詞“一文中指出，為了奪取政權，為了鞏固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重新定義了“人民”“這個詞。服從中國共產黨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是人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就是敵人。“反黨反社會主義”是毛澤東統治時期壓在中國人頭上的最沈重的政治帽子，輕則判刑，重則槍斃。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專製派一向惡意製造敵人，以“敵人”的名義對中國人實施恐怖統治，采取一系列恐嚇、奪財、遊街、失蹤、拘押、逮捕、酷刑、連坐、直至槍斃等殘酷的手段迫害他們的“敵人”。



在第一部憲法《五四憲法》序言中，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就寫入了“反對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反對內外敵人”的詞語。



在《七五憲法》序言中，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又惡狠狠地寫入了“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詞語。



在《八二憲法》序言中，中國共產黨專製派聲稱，“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鬥爭” 。八二憲法序言使用“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將“敵人”的外延擴大了。



那麽，究竟誰是中國人的外部敵對勢力，誰是中國人的內部敵對分子呢？翻開中國現代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前蘇聯共產黨是傷害中國人最深的外部敵對勢力，中國共產黨是殘害中國人最重的內部敵對分子。



前蘇聯共產黨是傷害中國人最深的外部敵對勢力



1921年6月，蘇軍侵入當時在中國版圖內的外蒙古。7月，在蘇聯共產黨的扶持下，蒙古人民黨奪取了政權，與蘇俄簽訂了《蘇蒙條約》，雙方政府相互承認，蘇軍可以駐紮外蒙古，公然破壞中國領土的統一和完整。



1929年7月，張學良試圖以武力強行收回當時為蘇俄掌握的中東鐵路部分管理權。隨後爆發中蘇軍事沖突，東北軍戰敗。



1931年9月18日，日本開始發動侵華戰爭。當年11月7日，尚不到兩個月，蘇聯共產黨支扶持中國共產黨武裝叛國，在江西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1941年4月13日，蘇俄與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並發表聯合聲明說：為了維護兩國的友好關系，蘇俄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蘇日兩國以中國領土作為交易籌碼，嚴重地侵犯了中國主權 。



1945年8月8日，日本投降前夕，蘇聯對日本宣戰，進軍東北。據北松寫的《俄羅斯—傷害我們最深的國家！》一文揭露：



“1945年，蘇聯人進入東北，蘇軍軍紀渙散，搶劫、殺人、強奸……無惡不作，對中國平民犯下滔天罪行，相比日寇入侵時的殘暴，有過之而無不及。1945年，賀龍部下、松江軍區副司令員盧冬生在哈爾濱製止蘇聯士兵搶劫暴行時被打死。



　　蘇軍進入東北後，僅抗日8天，就將東北所有日資產業宣布為戰利品全面接收，將所有機器設備拆運到蘇聯。在沈陽，每天有200輛貨車開往蘇聯。到1946年初，近半年時間裏，蘇軍洗劫了972座工廠，90%以上工廠都成空殼，連門窗都被拆走。他們甚至還破壞了沈陽的供水系統、排水系統和供暖系統。蘇軍撤離沈陽半年後，美國航空機械師羅伯特•希克來到這裏，看到了一座滿目瘡痍的沈陽城，他回憶說：‘俄國人搶空了這座城市，他們留給中國人的僅僅是市中心的一座頭頂坦克的蘇軍烈士紀念碑”(羅納德•斯佩克特《在帝國的廢墟裏》)。



　　蘇聯紅軍士兵還把當地的中國警察和士兵投入監獄，不發給食物，直至將他們全部餓死。他們挨家挨戶搶劫，掠走了農民家的耕牛。目擊者稱：‘蘇聯士兵搶走了當地人的手表等貴重物品，並且開槍殺害反抗搶劫的中國老百姓。紅軍士兵瘋狂地四處尋找村裏的女人，尋歡作樂，還強迫村裏的小夥子幫他們尋找女人，兩個村民拒絕合作，立即遭到槍殺’。---據不完全統計，蘇聯在東北地區瘋狂掠奪財物，造成中國損失約14-20億美元，相當於中國抗戰八年所有財產損失的十分之一強“(羅納德•斯佩克特《在帝國的廢墟裏》)。



蘇聯共產黨對中國人的最大傷害是，1921年7月，蘇聯共產黨出資成立中國共產黨。此後，在1921年-1927年、第一次國共內戰、抗日戰爭時期以及第二次國共內戰中，蘇聯共產黨長期向中國共產黨專製派提供財政援助，幫助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占領了中國大陸。詳細情況，讀者可以參閱楊奎松的文章《共產國際為中國共產黨專製派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以及其他相關文章。



在斯大林70歲生日壽辰上，毛澤東脫稿說出：“斯大林是我們敬愛的父親和導師！” “斯大林萬歲，光榮屬於斯大林！沒有聯共和斯大林同誌的英明領導和全力支持，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絕對不可能取得革命勝利。”（2012年12月27日 博訊 《解龍將軍：“毛澤東管斯大林叫父親”》）



的確如此，沒有蘇聯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專製派；正是蘇聯共產黨催生了七十多年來殘害中國人的中國共產黨。前蘇聯共產黨是傷害中國人最深的外部敵對勢力



中國共產黨是殘害中國人最重的內部敵對分子



中國共產黨賣身投靠蘇聯共產黨，甘當蘇聯共產黨的傀儡，不惜犧牲中國的利益，來維護蘇聯共產黨的利益。自1921年成立，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就甘心成為蘇聯漢奸。



外蒙事件



1921年7月，蒙古人民黨與蘇俄簽訂了《蘇蒙條約》，條約承認，蘇軍可以駐紮外蒙古，公然破壞中國領土的統一和完整。對此，李大釗竟然說，“把外蒙置於蘇俄的統治之下，那裏的人民有可能生活得更好”（2011年第11期《同舟共進》袁南生）。11月，陳獨秀在其寫就的《中國共產黨對於實際問題之計劃》中，竟然說什麽：我們不但應該消極地承認蒙古獨立，並且應該積極地幫助他們推到王公及上級喇嘛之特權，創造他們經濟的及文化的基礎，達到蒙古人民真正獨立自治之客觀的可能。（《中國共產黨對於實際問題之計劃》）



這是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第一次悍然背叛中國人民的利益，公然支持蘇俄分裂中國國土。



中東路事件



1929年，張學良試圖以武力收回當時為蘇俄掌握的中東鐵路部分管理權。隨後爆發中蘇軍事沖突，東北軍戰敗。在中東路事件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竟然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公開支持蘇聯共產黨，並組織大規模的反對國民黨和擁護蘇聯共產黨的群眾示威。中國共產黨專製派惡劣的表現遭受國人痛斥，從此背上了賣國賊的惡名。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1931年9月18日，日本開始發動侵華戰爭。當年11月7日，尚不到兩個月，在蘇聯共產黨支持下，中國共產黨專製派乘“九一八”之機，公然地進行武裝叛國，在江西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為傀儡國主席，定都於瑞金。這個依附蘇俄的偽政權比1932年3月1日成立的偽滿洲國早了近4個多月，比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在南京正式成立偽國民政府領先了近九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個漢奸政權。



《蘇日中立條約》



1941年4月13日，蘇俄與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並發表聯合聲明說：為了維護兩國的友好關系，蘇俄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蘇日兩國嚴重地侵犯了中國主權 。4月16日，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在對《蘇日中立條約》發表意見，認為“這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又一次偉大勝利。” 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無視蘇俄嚴重侵犯了中國領土主權這一罪惡。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之際，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絲毫不顧及國家和民族利益，卑鄙地遵從蘇聯共產黨之命，令國人驚愕，紛紛斥責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的賣國行為。



朝鮮戰爭



1950年6月25日，朝鮮軍隊南進作戰，朝鮮戰爭爆發。7月5日，以美國為首16個國家組成的聯合國軍赴朝參戰。10月19日，中國共產黨軍隊赴朝參戰。



沈誌華在其《朝鮮戰爭爆發的歷史真相》一文中，詳細地講述了，金日成如何積極策劃朝鮮戰爭，斯大林怎樣參與策劃戰爭的事實。為了表明對斯大林的忠誠，毛澤東對中國人掩蓋了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的陰謀，參與了朝鮮戰爭。朝鮮戰爭是1949年中國共產黨專製派黨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對中國人撒下的第一個漫天大謊。這個大謊言給中國人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確實付出了較大代價，中國人民誌願軍官兵有18.3萬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中國直接戰費支出62億元人民幣，消耗各種作戰物資560余萬噸。”(搜狐軍事 《揭秘：抗美援朝對中國影響 誌願軍付出重大代價》)



毛澤東獻媚斯大林，不顧中國人的死活，花了這麽多的錢，死了這麽多的人，成就了北朝鮮這個專製王朝。



效仿前蘇聯共產黨建立黨國體製



中國共產黨全面照搬了前蘇聯共產黨的黨國體製模式。



經濟方面，中國共產黨專製派消滅了私有製，建立了暴力公有製。在 “土改”運動中，中國共產黨專製派殺掉將近200多萬地主，迫害上千萬富農,並且沒收了他們的土地和財產。在 公私合營運動中，掠奪手工業者和工商業者的資產，不少人被迫自殺。而後，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實施計劃經濟體製，消滅了商品和市場，消滅了國民的貿易活動，亂搞大躍進，僅僅在1959至1961年三年中就導致幾千萬人餓死。



政治方面，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壟斷了一切公共權力，並且不受任何監督和製約。中國共產黨專製派控製著整個社會,直接發布命令，黨政不分。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國共產黨專製派最高領導機構,最終形成了毛澤東個人獨裁。毛澤東為了鞏固個人獨裁發動所謂的文化大革命，致使中國社會幾乎崩潰。



以毛澤東為首的“四人幫”,”他們利用篡奪來的權力，大搞法西斯專政，上整幹部，下整群眾，製造大量冤案、錯案、假案，把許多老同誌打倒，把大批幹部和群眾打成‘走資派’、‘反革命’，進行殘酷迫害。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2012年3月17日 鳳凰網歷史 《葉劍英1978年講話：文革全國受害的有上億人》）。



國家的軍隊成為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統治集團的黨軍，用於鎮壓國民的反抗。1989年6月4日，在鄧小平的首肯下，中國共產黨專製派悍然動用野戰軍、坦克血腥鎮壓一九八九民主運動。



思想方面，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意識形態統製。毛澤東發動一系列政治運動，例如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俞平伯、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和反擊右派分子，殘酷地迫害知識分子。習近平上臺後，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後，又增加了 “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前所未有地強化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的黨國統治意誌。習近平加強對言論和新聞的控製。2013年，習近平強製大陸高校七不講。2016年2月，習近平明確無誤要求，“媒體必須姓黨，聽黨的話跟黨走” 。



習近平及其爪牙，大肆造謠汙蔑進而抓捕自由記者、人權律師，刑事拘留維權和異見人士。2015年7月9日起，中共公安在23個省份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帶走、約談了上百位律師、民間維權人士、上訪民眾及其親屬。



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專製派一直試圖壓製新疆維族人對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在新疆統治的反抗。近年來，中國共產黨專製派新疆當局已將數十萬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其他穆斯林關進了拘禁營。被關押的人要接受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思想灌輸和訊問，迫使他們忠於中國共產黨專製派。



在西藏，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強迫藏族民眾與達賴喇嘛劃清界限，要求藏族民眾“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竭力淡化他們的宗教信仰。長期研究西藏議題的學者凱特﹒桑德斯近日撰寫文章指出，” 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當局下令拆遷西藏芒康縣偏遠鄉村一座正在建造的寺院，當局聲稱建造寺院是不被允許的，其中有三名僧侶因抗議拆遷，而遭到當局的毆打與威脅“。同時，她亦提到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當局在西藏境內以”發展“的名義，強拆西藏喇榮五明佛學院和亞青寺，並驅逐數千僧尼學員的狀況（2020年4月24日《武漢疫情雖減緩，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對西藏鎮壓卻加劇》）。



中國共產黨專製派撕毀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實施《國安法》，迫害堅持“一國兩製”的香港民眾，殘酷鎮壓"和平占中"運動和“返送中”運動，脅迫、逮捕、拘禁與囚禁香港民眾。



中國共產黨專製派最為惡劣的是在中國國民中製造政治賤民。從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到黑七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資本家和“反動學術權威黑幫”；再到黑九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叛徒、特務、走資派和知識分子。這些政治賤民無論走到哪裏，檔案裏背著所謂的“政治汙點“。從中央到地方的政策和“紅頭文件中”，都把政治賤民列為監視重點。在全國各地，他們被隨意抄家、噴氣式批鬥、掛牌戴高帽遊街、剃陰陽頭示眾，成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對象，許多人被殘酷毆打致死、被迫自殺身亡。他們的子女被罵為“狗崽子”，繼承了“黑五類”的身世。他們在升學、參軍、就業等方面，均遭受到極為不公正、不平等對待。中國共產黨人是地地道道的人類渣滓，他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



一個強製推行國外馬列主義，唱著國外歌曲國際歌，憑借蘇聯共產黨的錢財和支持霸占中國、殘害中國人的中國共產黨竟然恬不知恥地稱他人是敵人，真是可笑之極！



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在《八二憲法》序言中聲稱，“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鬥爭”



是的，中國人的確有“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中國人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正是前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專製派。



中國共產黨對外認賊作父，對內殘害百姓。無疑，中國共產黨專製派是中國人的敵人。



是的，在中國“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當今中國，中國人同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統治集團的鬥爭就是兩個階級的鬥爭。



中國人同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統治集團的長期的階級鬥爭，從1957年第一次進行反對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的右派民主運動，到近幾年開展的“天滅中國共產黨專製派”運動，已經六十四年了。



筆者相信，中國人反對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統治集團的鬥爭必將取得勝利！







2020年9月2日完稿 2021年2月13日修改



中國、朝鮮、美國憲法序言比較-製憲系列文章之六



通過比較中國、朝鮮、美國憲法序言，就可以得知，中國憲法是“黨定憲法”，朝鮮憲法是“欽定憲法”，美國憲法是“民定憲法”。這三個國家的性質昭然若揭。



中國憲法序言



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



一八四〇年以後，封建的中國逐漸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人民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進行了前仆後繼的英勇奮鬥。



二十世紀，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偉大歷史變革。



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廢除了封建帝製，創立了中華民國。但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筆者：無恥謊言。中華民國曾經是聯合國創始國之一，也曾經是安理會擁有一票否決權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此時，中華民國就根本不存在“反對帝國主和封建主義的歷史任務“。）



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經歷了長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鬥爭和其他形式的鬥爭以後，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筆者：無恥謊言。實際上，“人民”只是聽話的工具。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才是中國的新主人。見《為什麽我的文章中很少使用“人民”這個詞》一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國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製度已經消滅（筆者：無恥謊言。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階層是中國新的剝削者），社會主義製度已經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得到鞏固和發展。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勝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破壞和武裝挑釁，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增強了國防。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已經基本形成，農業生產顯著提高。教育、科學、文化等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廣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筆者：中國共產黨用人民民主專政強製中國民眾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信奉一堆亂七八糟的主義思想、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製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治，貫徹新發展理念，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鬥爭。（筆者：中國共產黨一向用“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來恐嚇中國民眾。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才是中國人的敵人 見《誰是中國人的敵人》 一文）



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

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將繼續鞏固和發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有廣泛代表性的統一戰線組織，過去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今後在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對外友好活動中，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團結的鬥爭中，將進一步發揮它的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已經確立（筆者：這是謊言。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對新疆民眾和西藏民眾實施殘酷鎮壓），並將繼續加強。在維護民族團結的鬥爭中，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國家盡一切努力，促進全國各民族的共同繁榮。

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開的。中國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系和經濟、文化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支持被壓迫民族和發展中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正義鬥爭，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努力。

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製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



中國憲法序言竟然長達1898個字，又臭又長，謊話連篇。



序言宣稱，“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廢除了封建帝製，創立了中華民國。但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毫無疑問，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無恥謊言。



北洋政府時期，中國已經開始行使中國主權，開創了近代主動收回租界的先河，先後收回了德國在漢口、天津租界、奧匈帝國在天津租界、青島和膠州灣、俄國在天津、漢口租界、接管廈門英租界。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廢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所有的租界都恢復了中國的主權，並且收回了被日本侵占達半個世紀的臺灣、澎湖列島。



抗日戰爭的勝利結束了近代中國在外敵入侵時屢戰屢敗的歷史，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1945年4月籌建聯合國時，會議在美、英、蘇、中四大國首席代表輪流主持下進行。中華民國曾經是聯合國創始國之一，也曾經是安理會擁有一票否決權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民主憲政國家，根本就不存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所謂“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謊言，是為了掩蓋中國共產黨投靠蘇聯共產黨，借助蘇聯共產黨勢力，用暴力奪取國家政權的罪惡。



序言宣稱，“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無疑，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的無恥謊言。中國共產黨強調，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實際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主權在民”，而是“主權在黨”。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是中國的主人。見後文“中國的一切權力實際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中”。



序言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國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製度已經消滅”。這同樣是謊言，妄圖掩蓋中國共產黨的剝削罪行。中國人剝削人的製度並沒有消滅，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階層是最大的剝削階級。他們控製著國家的土地、石油等主要資源，通過國營企業剝削中國人的血汗。國營企業是中國共產黨的大金庫。



序言宣稱，“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鬥爭“。中國共產黨一向用”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來恐嚇中國民眾。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才是中國人的敵人。見《誰是中國人的敵人》一文。



序言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已經確立“。無疑，這是謊言。實際上中國共產黨長期地殘酷鎮壓新疆穆斯林民眾和西藏民眾。



中國共產黨在新疆建立自治區是騙局，主要目的是馴化少數民族。有證據顯示，中國共產黨正在對新疆穆斯林進行的系統性且日益普遍的監控、大規模任意拘押、酷刑。“在過去三年裏，當局已將多達100萬名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人關進了拘禁營和監獄。中國共產黨已駁斥了國際社會對拘禁營的批評，中國把拘禁營描述為使用溫和手段打擊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就業培訓中心。但這些內部文件通過策劃和精心安排這場鎮壓的官員們使用的語言和命令，證實了這項行動的強製性。---被關押的人要接受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思想灌輸和訊問，目的是將他們轉化為世俗的、忠於黨的支持者。”。（2019年11月16日 《泄露文件揭示中國如何組織對穆斯林大規模拘禁》By Austin Ramzy and Chris Buckley）



1959年3月，西藏藏民群眾在大街上張貼海報、呼口號，要求中國共產黨離開西藏，演變為拉薩起義。拉薩起義被鎮壓後，1959年3月28日，中國共產黨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進行西藏土地改革運動，收繳民間武器，摧毀寺院，基層建政等等，牧民普遍不接受“改革”，有些部落反抗，有些部落逃跑，被中國共產黨定性成“叛亂”。至今，六十二年過去了，西藏藏民群眾依然抵製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中國共產黨對西藏鎮壓加劇。“長期研究西藏議題的學者凱特﹒桑德斯近日撰寫文章指出，西藏境內早在武漢疫情影響前就遭到中國共產黨當局全面封鎖。同時，她指出雖然疫情在西藏有所減緩，但嚴厲的宣傳和封鎖卻持續增強，中國共產黨當局並假借武漢新冠疫情更進一步侵犯藏人的生活，藏人被要求以‘維持社會穩定’的名義為共產黨犧牲一切，實則是方便中國共產黨全面壓製異議和執行政策“。（西藏之聲2020年4月24日報道《武漢疫情雖減緩，中國共產黨對西藏鎮壓卻加劇》



以上這兩個簡單的示例，說明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已經確立”是謊言。



序言宣稱，“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共產黨利用四項基本原則前所未有地強化中國共產黨的黨國統治意誌，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國民喪失了平等權利，喪失了結社、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中國共產黨強迫中國國民信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使得中國國民喪失信仰、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中國共產黨施行人民民主專政，用暴力鎮壓國民的反抗，強製國民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意誌走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敢於肆無忌憚地強製中國人遵從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掌握槍桿子，敢於使用暴力鎮壓國民反抗的黑幫。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中國共產黨製定的維護其黨國專製統治的憲法，是一部暴力的“黨定憲法“。習近平毫不忌諱地說過：“黨領導人民製定憲法和法律，黨領導人民執行憲法和法律”（2020年07月16日 求是網《關於堅持黨的領導與全面依法治國，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講》）







1948年，朝鮮建國時通過的第一版憲法的正式名稱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憲法》，1998年至2012年間，稱為《金日成憲法》，2012年修憲後稱為《金日成金正日憲法》。



朝鮮憲法序言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是體現了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和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誌的國家建設思想和業績的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



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創建者，是社會主義朝鮮的始祖。



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創立了永恒不滅的主體思想，在此旗幟下組織和領導了抗日革命鬥爭，樹立了光榮的革命傳統，完成了光復祖國的歷史大業，在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領域奠定了建設自主獨立國家的牢固基礎，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提出了主體的革命路線，英明地領導了各階段的社會革命和建設事業，把共和國加強和發展成為以人民群眾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國家，自主、自立、自衛的社會主義國家。



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闡明了國家建設和國家活動的根本原則，確立了最優越的國家社會製度和政治方式、社會管理體系和管理方法，打下了保證社會主義祖國繁榮昌盛，繼承並完成主體革命事業的牢固基礎。



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誌是繼承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的思想和事業，把我們共和國加強和發展成為金日成同誌的國家，把民族的尊嚴和國力提升到最高境界的卓越的愛國者、社會主義朝鮮的維護者。



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誌全面深入發展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創立的永恒不滅的主體思想，高舉全社會金日成主義化的旗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所有領域開創了奇跡和變革的新歷史，歷史上首次開拓了領袖永生事業，純潔地繼承和發展主體的革命傳統，牢固地傳續了朝鮮革命的命脈。



針對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崩潰和帝國主義聯合勢力瘋狂的反朝扼殺活動，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誌用先軍政治出色地維護了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寶貴的遺產——社會主義勝利果實，把我們祖國轉變成戰無不勝的政治思想強國、核保有國、無敵的軍事強國，開辟了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康莊大道。



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和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誌把“以民為天”作為座右銘，一向和人民在一起，為人民獻出了一生，以崇高的仁德政治關愛和領導人民，把全社會轉變成了一個團結一心的大家庭。



由於擁戴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和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誌，我們共和國作為出色地解決富強自主國家建設的根本重心課題的世界獨一無二的國家實體光芒四射。



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和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誌是為祖國統一事業建樹不朽業績的民族萬代恩人。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和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誌把統一祖國作為民族至高無上的任務提了出來，並為其實現而嘔心瀝血。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和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誌把共和國建成了統一祖國的強大堡壘，同時，提出了統一祖國的根本原則和途徑，把統一祖國的運動發展成為全民族運動，開辟了用全民族團結的力量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道路。



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和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誌闡明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理念，並以此為基礎擴大和發展了國家的對外關系，大大提高了共和國的國際地位。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和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誌作為世界政治的元老，開創了自主的新時代，為加強和發展社會主義運動和不結盟運動，為世界和平與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進行了積極活動，為人類的自主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和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誌是思想理論和領導藝術的天才，是百戰百勝的鋼鐵統帥，是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偉人。



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和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誌的偉大思想和領導業績，是朝鮮革命的萬年財寶，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繁榮昌盛的根本保證；安放著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和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誌遺體保持生前容貌的錦繡山太陽宮是領袖永生的大紀念碑，是全體朝鮮民族尊嚴的象征和永恒的聖地。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朝鮮人民將竭誠擁戴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和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誌為主體朝鮮永恒的領袖，在朝鮮勞動黨的領導下維護、繼承並發展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和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誌的思想和業績，把主體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憲法，是把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和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誌的主體國家建設思想和國家建設業績加以法律化的金日成金正日憲法。







朝鮮憲法序言長達1616個字，24次提到金日成的名字，17次提到金正日的名字，是名副其實的“金日成金正日憲法”。



憲法序言吹捧，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創建者，是社會主義朝鮮的始祖。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創立了永恒不滅的主體思想。



憲法序言吹捧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誌是繼承偉大領袖金日成同誌的思想和事業，把我們共和國加強和發展成為金日成同誌的國家，把民族的尊嚴和國力提升到最高境界的卓越的愛國者、社會主義朝鮮的維護者。



朝鮮是一個由金日成家族專製統治的國家。朝鮮從金日成傳位金正日，金正日再傳位至金成恩，證實了朝鮮一個地地道道的君主專製王朝。“金日成金正日憲法”是名副其實的“欽定憲法 “。



美國憲法序言



美國憲法序言只有一句話:



我們合眾國人民，為建立更完善的聯盟，樹立正義，保障國內安寧，提供共同防務，促進公共福利，並使我們自己和後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為美利堅合眾國製定本憲法。



這句話表明了製定美國憲法主體，即權力的源泉：我們合眾國人民。美國憲法是民定憲法。這句話說明了製訂憲法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原則：為建立更完善的聯盟，樹立正義，保障國內安寧，提供共同防務，促進公共福利，並使我們自己和後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中華民國憲法序言效仿美國憲法，也只有一句話：



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托，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製定本憲法，頒行全國，永矢鹹遵。



這句話，說明了製憲機構（國民大會），製憲權源（全體國民托付），製憲依據（孫中山遺教），製憲目的（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國民福利），製憲尊嚴（永矢鹹尊）法律要素。



中華民國憲法序言美中不足的是，多了“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這一敗筆。







美國憲法序言中沒有提到諸如華盛頓等任何一個美國先賢的名字。



中國憲法序言中，提到了毛澤東、鄧小平，甚至這個還活著的習近平的名字。中國共產黨可以把這幾個名字寫進中國共產黨黨章，但絕不可以寫進憲法。因為，憲法是全體中國國民的憲法。這幾個人對中國共產黨是重要的，但對那些鄙視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國民就是罪犯。把他們寫進憲法，是對中國國民的褻瀆。



中國憲法序言中提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甚至還包括“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國共產黨可以把這幾個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寫進中國共產黨黨章，但絕不可以寫進憲法。因為，憲法是全體中國國民的憲法，這幾種指導思想對中國共產黨是重要的，但對那些鄙視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國民就是反人類的邪教。把它們寫進憲法，是對中國國民信仰的褻瀆。







通過比較中國、朝鮮、美國憲法序言，我們可以得知，中國憲法是“黨定憲法”，朝鮮憲法是“欽定憲法”，美國憲法是“民定憲法”。這三個國家的性質已經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一黨專製”的國家，朝鮮是一個“君主專製”的國家，美國是一個“民主憲政”國家。



國家是全體國民的國家，憲法應由全體國民參與製定。憲法是全體國民的憲法，不是某個人的憲法，不是某個政黨的憲法。不允許把任何個人的名字寫入憲法，不允許把任何政黨的名稱寫入憲法，不允許把任何政黨的指導思想寫進憲法，不允許任何政黨以它的政治私貨治理國家。不允許把任何謊言寫進憲法，不允許任何個人、任何政黨自吹自擂。不允許任何個人、任何政黨淩駕於憲法之上。任何個人，任何政黨都要遵守憲法。



美國憲法序言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案例。只要一句話，一句說明製定中國憲法的主體，製訂憲法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原則的話即可。







2020年9月7日完稿 2021年2月16日修改



《共產黨宣言》批判-製憲系列文章之七



2013年4月15日，《共識網》刊登了作者春風寫的《翻過這血腥的一頁》一文。記得是4月17日，筆者第一次閱讀此文，驚訝地發現一篇政論文竟然點擊量已達16000次了。此文深刻地批判了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文中，春風說：“馬克思的核心觀點是‘剩余價值和暴力’，用剩余價值來推斷資本家的剝削，用暴力來消滅私有製，給人類帶來了血腥災難。馬克思是人類進步的破壞者，是嗜血者。今日，有人依然堅持‘剩余價值’觀點，那是無知；依然堅持暴力手段，那就是無恥。---我希望人類歷史能夠盡快地翻過馬克思帶來的這血腥的一頁---”。



《共產黨宣言》被共產黨人譽為：是第一部較為完整而系統闡述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著作，是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資本論》被共產黨人譽為是工人階級的聖經，創造性地分析了勞動的二重性，建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從而為政治經濟學奠定了理論基礎。



中國共產黨聲稱，“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八二憲法》迫使中國人在中共領導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引。要揭露中國共產黨的罪惡，中國人必須批判《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筆者結合春風的觀點，在本文中批判《共產黨宣言》，在下一篇文章中批判《資本論》。



1848年，《共產黨宣言》問世。在宣言中，馬克思宣稱“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製” 。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製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



《共產黨宣言》正如春風先生所說：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囂張的公開鼓吹用暴力剝奪他人資產的強盜宣言 “（春風《翻過這血腥的一頁》）。



筆者認為，《共產黨宣言》充分顯示了馬克思的無知和暴力。



馬克思的無知



由於無知，馬克思不知道有兩種不同的私有製，也根本不可能認識到，交易私有製是不可能被消滅的。



兩種私有製



“人類歷史存在兩大類私有製形式，一種是暴力私有製，另一種是交易私有製。



先談暴力私有製。



在農業社會，農業是主要的產業，土地是主要的生產資料。學習世界歷史，我們就可以知道，無論是古埃及、古羅馬和古代中國，一代又一代的軍事暴力集團都在瘋狂地掠奪土地。他們所建立的君主專製國家，其特點是：以君主為首的軍事集團利用軍事暴力奪取國家權力，占領國家的土地，使得土地及其地上的森林、地下的礦產等等都成為君主和貴族的私有財產。暴力是農業社會私有製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們稱之為暴力私有製。



暴力私有製在托馬斯·莫爾所創作的《烏托邦》一書中是這樣描述的：‘一個必須維持一支軍隊的國王，不管他的錢怎樣多，總是不夠的. 而且，即使國王想做錯，也不至於做錯，因為凡是老百姓所有的都是國王所有的，連老百姓本身都是屬於國王的，只是由於國王開恩而不曾取去的那一些才是每個人自己的財產。 每個人自己的財產越少越好，這是對國王極其有利的。因為國王的保障在於老百姓不能從有錢有自由而變為犯上無禮. 老百姓一旦又有錢又有自由，就不肯接受苛刻而不公道的政令。相反，貧困可以磨折他們的誌氣，使他們忍受，使受壓迫者失去高貴的反抗精神’ 。



君主專製國家的土地及其一切財產都屬於國王和貴族所有，百姓的所有只是國王的施舍。暴力私有製是萬惡之源，深為托馬斯·莫爾所憎恨。所以，莫爾主張廢除暴力私有製。



再談交易私有製。



“人類是交易動物。在人類社會中，一方面，由於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中，人們擁有不同的自然資源；另一方面，即便是同一父母所生，每個人的能力特長也是相異的。憑借不同的自然資源和能力特長，人們可以提供不同的產品，用於相互之間的交易。早期人類社會就有了一定規模的交易活動。古代地中海貿易以及中國商朝的商業繁榮告訴了我們這個事實。有商品交易必定會產生交易市場。關於市場的產生年代，據中國文字記載，可以追溯到炎帝時期。《周易·系辭下》記載炎帝時，‘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交易活動的前提之一是雙方必須承認彼此是商品的所有者。這是私有製產生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歷史事實告訴我們，交易是私有製產生的重要原因，我們可以稱其為交易私有製。



交換活動的前提之二是必須遵守自願、平等和公平的原則，嚴禁強買強賣，否則就會出現白居易所描寫的《賣炭翁》悲劇。



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是理解交易私有製的一把鑰匙。交易成交的必要條件是買方必須‘滿意’賣方所提供的產品，包括質量、價格和交期等方面。交易成交的充分條件是賣方必須‘滿意’買方購買產品的價格。‘交易雙方滿意’就是‘看不見的手’。我來旁註亞當·斯密關於‘看不見的手’的闡述：盡管每個人都試圖用他的資本，來使其生產品得到最大的價值。一般來說，他並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進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安樂，個人的利益。但當他這樣做的時候（筆者：前提是，清楚顧客需要什麽樣的產品，能否做到質量好、價格便宜，並滿足交期），就會有一雙看不見的手（筆者：‘交易雙方滿意’）引導他去達到另一個目標（筆者：讓顧客買我的產品），而這個目標絕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筆者：他追求的是對顧客購買產品價格的滿意）。由於追逐他個人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利益（筆者：滿足了他人的需求），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效益時所得到的效果為大。（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看不見的手’的存在建立在交易私有製的基礎之上。它不僅調節市場供求關系，促進社會整體利益，同時，它也強化了生產者滿足了他人需求的‘利他’的道德觀念。因此，交易私有製有利於社會繁榮發展，不是萬惡之源，而是萬善之源。“（《鈍角網》蔣誌青《公私有製再認識:萬惡之源究竟是什麽？》）



無知的馬克思不知道有兩種不同的私有製。他沒有具體地分析私有製的不同的形態，就主張消滅私有製。其結果是，跟隨他的共產黨人不僅消滅了暴力私有製，並且將交易私有製也一起消滅了，造成了共產黨國家的經濟敗落，國民貧窮。



交易私有製是一種獎勵機製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交易私有製是一種獎勵機製。撒切爾夫人談到‘福利國家’製度時說過：社會有一個梯子和一張安全網，梯子是用來提供人們自己努力改善生活的，安全網則是用來防止人們跌入深淵。



福利國家建立安全網是對的，福利國家砍斷了梯子則是錯誤的。交易私有製是一個知識能力等級梯子。這個梯子是為具有才能並努力拼搏向上的人提供財富和名譽的一種機製。一個國家是否是健康，根本上要看能否為具有知識能力的人提供機會；一個國家能否發展，根本上要看能否不斷湧現出更多的具有各種不同知識能力的人。人類社會絕不能砍斷交易私有製這把梯子，要保護和支持具備才能並努力進取的人，進而提高人類的知識能力水準。



正是交易私有製迫使人們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激勵人們不斷地提高自己的知識能力，從而為自己創造更多的財富，並且通過‘看不見的手’惠及到他人。至於交易私有製的帶來的貧富不均，可以通過稅收和慈善製度等手段來適度調節“。（春風《翻過這血腥的一頁》）



交易私有製是消滅不了的



或許我們可以用暴力消滅暴力私有製，但我們絕不可以用暴力來消滅交易私有製。歷史事實也已經證實，交易私有製是消滅不了的。



173年前，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講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消滅了交易私有製，其後果是，馬克思猜想的“生產力的總量”落後於實行交易私有製的民主國家，國民的生活水平更是無法比較。年齡大一些的中國人，應該不會忘記，那曾經一無所有、百十種票證限製供應的貧窮短缺的生活吧。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僅僅奪取了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和一切生產工具，但是沒有相應的經營管理能力，無產階級是不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的，也就不能提高自身的生活質量。沈痛的教訓，使得中國人意識到，公有製不是萬能的，交易私有製還是必須的。僅僅改變所有製形態是不行的，還需要一大批具有“企業家精神和能力”的企業家。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民營企業家又回來的根本原因。



從企業經營角度，人的經營能力比生產資料更為重要。



　　從產品的生產資料視角出發，看到的是交易私有製造成的貧富差距;從人的能力出發，看到的則是資源效率的提高和產品價值的創造。正是交易私有製迫使人們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激勵人們不斷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從而為自己創造更多的財富，並且通過“看不見的手”惠及到他人。至於交易私有製的帶來的貧富不均，可以通過稅收和慈善製度等手段來適度調節。如果僅僅看到了企業家占有生產資料的優勢，沒有看到企業家的決定企業生存與發展的經營能力，就要剝奪企業家的生產資料，消滅交易私有製，是極其武斷的，且有害於社會繁榮進步。經濟要發展就離不開交易私有製，當今的世界尤其是中國證明了這一點。



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之後，人的知識能力已經成為最為重要的資源。只要人的物質資源不是無限的，人的知識能力不是一樣的，交易活動就永遠存在。因此，交易私有製必將永遠存在，是消滅不了的。消滅了交易私有製，也就消滅了企業家，也就毀滅了社會財富。為什麽?因為，企業家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是創造財富的人。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無論共產黨多麽兇殘，交易私有製是消滅不了的！



從交易私有製到民主社會



第一次工業革命後，孕育於農業社會中的商品交易活動逐步成為一些歐洲國家的主要活動，工業生產逐步成為社會的主要產業，人類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基於交易能力的交易私有製，成為工業社會的經濟製度，市場經濟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市場經濟是開放的經濟，每個國民都可以進入市場。市場經濟賦予所有進入市場的人配置資源和發揮自身能力的權力，給他們提供了創造財富的機會，根據產品的貢獻，分享財富。交易私有製逐步將更多的財產分布於國民手中，增加了國民的財富，保障了國民的生活。交易私有製使得社會財富不再僅僅掌握在君主和貴族手中。　　



交易過程是一次又一次的顧客選擇過程，質量差、價格高、交期長的企業將被逐出市場，顧客選擇權將社會經濟權力轉交到了全體國民手中，而不再僅僅掌握在君主和貴族手中。



交易平等原則逐步打破了封建社會的等級製度。具有了一定的經濟權力的商人階層及勞動階層的獨立和壯大，迫使國家的政治權力一步一步地轉交到了全體國民手中，不再僅僅掌握在君主和貴族手中。基於交易私有製的市場經濟一步一步地催生了民主製度。



以英國近代史為例。16世紀之前，英國仍然是一個農業主導的國家。土地擁有者君主和貴族是統治階級，等級製度是社會秩序的基礎。從16世紀到18世紀，英國商品交易活動逐步由區域型交易，發展成全國型交易，英國的區域型商品經濟也就逐步發展成為全國型的市場經濟。在這兩個多世紀中，傳統的農業文化正在消失，新興的商業文化正在形成，民主憲政改革自然也在孕育形成之中。



經濟方面，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寫道：“國王陛下，請您不要幹預國家經濟，回家去吧！”。自斯密批判重商主義，提出自由貿易和新經濟政策之後，重商主義開始沒落，英國政府逐步退出了經濟領域，逐漸轉變為公共產品提供者。當然英國政府從經濟領域退出的時間，一直延續到20世紀，筆者在後文中講述。



政治方面，1688年，英國發生了光榮革命，為政治體製帶來了深刻的變革。1689年，英國議會通過了限製王權的《權利法案》，國家權力由君主轉移到議會。議會把政府官員排除在議會之外，以保持議會的獨立性。1690年，英國約翰·洛克出版了《政府論》，指出政府的目的是保護私有財產，提出了人民主權、法治與分權原則。從此，主張以憲法約束政府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憲政主義登上了歷史舞臺。而後，美國 1787 年製定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 、1791 年生效 的《權利法案》以及 1789 年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等文件的頒布標誌著憲政主義在實踐中的全面展開，三權分立、 人權保護以及民主程序等一系列製度性創新，完善了民主共和製度。



我們可以看到，沿著交易活動、交易私有製、平等交易、國民主權、法治和分權，這條社會自發的道路，基於交易私有製的市場經濟逐步將財產分布於國民手中，基於國民主權的民主製度逐步將政治權力轉交到國民手中，最終摧毀了君主專製製度，催生了現代民主共和製度。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暴力私有製是君主專製社會的基礎，人類必須反對；交易私有製是民主共和社會的基石，人類必須維護之。



從暴力公有製到黨國專製社會



馬克思《共產黨宣言》提出了一個用暴力消滅人類的交易活動，消滅私有製，建立公有製為核心的政治綱領。我們把馬克思主張的用暴力建立的公有製稱之為暴力公有製。



筆者在前文中指出，交易私有製催生了現代民主共和製度，將人類帶進現代民主社會。那麽，馬克思的暴力公有製將人類帶向何處？



前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暴力公有製又將人類帶回到君主專製社會的變種——黨國專製社會。



《共產黨宣言》開篇第一句就是：“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大陸徘徊”。列寧和斯大林將這個共產主義幽靈變成了魔鬼。



1917年11月7日，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蘇維埃俄國建立後改名為共產黨），發動起義，奪取了國家政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消滅了私有製的社會主義國家，即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簡稱蘇聯。



蘇聯政權建立後，蘇共逐步建立起黨國體製，具體表現為：



經濟方面，消滅了私有製，建立了暴力公有製。蘇共將銀行、鐵路、企業等等收歸國有，在農村沒收地主、皇室和寺院的土地。1925年，蘇聯製定工業化方針。1927年，用武力和行政命令的強製手段推行農業集體化，消滅了富農。1928年實行計劃經濟體製。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使得生產資料公有製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絕對支配地位。蘇共以行政命令來管理經濟，否定價值規律，消滅了商品和市場，消滅了國民的貿易活動，控製著國民的吃穿住行等一切經濟生活，將國民變成了黨國的臣民。為了給工業化提供資金，犧牲農民的利益。集體農莊化運動導致大災荒，僅在1932-1934年的饑荒中就大約有幾百萬人餓死，其中以烏克蘭大饑荒最為慘重。



政治方面，蘇共對權力極端貪婪，壟斷了一切國家權力，並且不受任何監督和製約。蘇共控製著整個社會,直接發布命令，黨政不分。國家的軍隊成為蘇共統治集團的黨軍，用於鎮壓國民的反抗。權力高度集中於蘇共黨中央的最高領導機構,最終形成了斯大林個人獨裁。1917年12月，列寧提議組建社會主義國家安全機關“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設委員會”（簡稱全俄肅反委員會，俄文的縮寫音譯是契卡），賦予了契卡擁有不經審判便可執行槍決的權力，開始實行“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製的”紅色恐怖統治。蘇共力圖將國民變成順民，進而鞏固其專製統治。



思想方面，蘇共自我標榜為先鋒隊組織，代表著真理，自我歌頌，吹捧領袖，以此來保持蘇共對國民的政治控製。蘇共建立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統製。蘇聯的哲學、文學藝術、教育乃至以及科學等一切領域，都必須貫徹這種意識形態，以此來保證對國民的思想控製。蘇共成立檢查和監督機構，對出版物和劇目實施檢查，在文藝界建立諜報網，以此來清除異己。從1930年到1950年期間，許多作家和藝術家被驅逐和消滅。



我們可以看到，沿著暴力公有製、消滅貿易活動、壟斷一切權力，這條強加於社會的暴力路徑，暴力公有製逐步將國家資產集中於蘇聯共產黨手中，集權製度逐步將公共權力集中於蘇聯共產黨手中，一個蘇聯共產黨淩駕於國民、政府和法律之上的黨國一體的黨國專製社會出現了。



中國共產黨沿襲了蘇共黨國體製



黨國體製是列寧所創始、斯大林所建立的，而後為毛澤東所繼承。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選擇了走俄國人的路，全面照搬了前蘇聯共產黨的黨國體製模式。



經濟方面同蘇共一樣，中國共產黨消滅了私有製，建立了暴力公有製。實施計劃經濟體製，消滅了商品和市場，消滅了國民的貿易活動。僅僅在1959至1961年三年中就導致幾千萬人餓死。



政治方面，中國共產黨壟斷了一切公共權力。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毛澤東為了鞏固個人獨裁發動所謂的文化大革命，致使中國社會幾乎崩潰。



思想方面，中國共產黨建立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意識形態統製。毛澤東發動一系列政治運動，殘酷地迫害知識分子，強迫他們就範。毛澤東長期地進行各類“造神愚民”運動，迫使人們只能有一種思維，根本沒有思想自由。



從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出，提出用暴力消滅私有製的馬克思是一個無知暴力之徒。馬克思鼓吹用暴力消滅私有製，被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這些同樣無知的暴徒接受並實施之後，給人類帶來了無窮的災難。筆者將在後文中講述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民眾的迫害、屠殺，一筆筆血債罄竹難書。



最後，筆者用春風先生寫在《翻過這血腥的一頁》中的一段話結束本文：



美國動物學家康羅·洛侖茲認為”所有強大的食肉者都具有足夠信賴的禁忌，以防止自我殘殺“。“許多社會動物裏的禁忌控製了攻擊行為，防止它們傷害或殺死自己的同類。”“這是動物行為機能在功能上類似道德的功能。”（洛侖茲《攻擊與人性》）



族內殺戮禁忌是元初的道德原則。



人類以往的攻擊行為多發生在不同種族之間、不同宗教信仰之間，族內攻擊多發生在民眾與官府之間。馬克思的暴力公有製主張引發了世界各民族內部的全面的暴力攻擊行為，挑起了幾乎所有民族的族內殘殺。



馬克思是人類的恥辱！







2020年9月10日完稿 2021年2月19日修改



《資本論》批判-製憲系列文章之八



《資本論》被共產黨人譽為工人階級的聖經。實際上，《資本論》僅僅是“共產黨”這種所謂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的聖經。



共產黨人認為，《資本論》是一部全面反映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的完整的剩余價值理論。 《資本論》第一卷通過對直接生產過程的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剩余價值的秘密。馬克思用剩余價值理論來推斷資本家的剝削，為共產黨人所接受。



馬克思自己認為他的目的是：“用辯證的方法，經過批判，得出一個科學的結論”。筆者認為，馬克思並沒有得出一個科學的結論，由於他的無知，得出的是一個荒謬的結論。本文從經濟管理視角分析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荒謬。



馬克思的無知



《資本論》涉及經濟學和管理學領域。經濟學和管理學是實踐性學科。馬克思大學畢業後，做過《萊茵報》主編，參與主辦《德法年鑒》雜誌，而後長期為報刊撰稿為生，他沒有任何企業管理的經驗。就是這樣的一個書生寫出的《資本論》自然與企業經營實踐不符。威廉·克裏斯蒂安·魏特林曾經批評馬克思的理論工作是“書齋裏的分析”。對此，馬克思非常憤怒。筆者認為，《資本論》一書存在定義域和邏輯起點錯誤，充分顯示了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荒謬。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8月年第1版）闡述了他的剩余價值理論。在第一篇論述了“商品和貨幣”，第二篇論述了“貨幣轉化為資本”之後，馬克思在第三篇論述“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而後是其余四篇。其中，第二篇第三節“勞動力的買與賣”，第三篇的第五章“勞動過程和價值增值過程”是馬克思闡述其發現剩余價值理論的重要章節。通過分析“勞動力的買與賣”和“勞動過程和價值增值過程”中的問題，我們就可以得知，由於馬克思的無知，他的”剩余價值“論證是荒謬的，存在嚴重錯誤。



馬克思的無知在於：



其一，《資本論》第一卷對直接生產過程進行分析。也就是說，馬克思僅僅分析了生產過程，沒有分析整個經營過程。這是他的第一個嚴重的定義域錯誤



其二，馬克思從“商品分析”開始他的研究，沒有從“能力分析”開始研究，這是他的第二個嚴重的邏輯起點錯誤。



定義域錯誤



在第二篇第三節“勞動力的買與賣”一節中，馬克思說：“如果產品是作為商品生產的，在它生產出來以後就必須賣掉，而且只有在賣掉以後，它才能滿足生產者的需要。除生產時間外，還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時間” 。



如果產品是作為商品生產的，除生產時間和出售時間，沒有其他的時間了嗎？稍微具有企業經營管理常識的人，都知道，絕對還有其他的時間。



商品生產是怎樣開始的？



在決定某種產品生產之前，首先需要有信息收集和信息分析的時間：該產品的市場容量信息收集和分析、競爭對手信息收集和分析，投資收益和風險分析等;其後是產品立項決策時間：投資規模、股份構成、投資收益等;再後是產品、組織設計以及籌備時間：產品設計、流程設計、組織結構設計、人力構成設計和招聘、廠房設計或租賃、設備設計或購買、原材料購買等開工前的組織準備；此後，企業經營活動才進入產品生產時間。產品生產出來之後，企業經營活動進入出售時間。由以上事實可知，企業經營不僅僅包括產品生產時間和出售時間，還包括產品信息收集與分析時間、立項決策時間、產品和組織設計及籌備時間。



無知的馬克思只看見了生產和銷售，沒有看見信息收集和決策，不知道商品生產的起點是信息收集和決策，因此，在第三篇第五章“勞動過程和價值增值過程”中，馬克思就直接從生產過程來論證其剩余價值的發現。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在德國漢堡出版。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第一卷時期，資本和經營還沒有分離。馬克思根本看不見，在商品生產之前，資本家要參與收集信息，分析商品市場容量，分析競爭對手勢力，評估投資收益和風險，決定是否投資生產該商品；如果決定投資生產該產品，必須要聘請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合作進行產品設計、流程設計、組織結構設計、人力構成設計和招聘、廠房設計或租賃、設備設計或購買、原材料購買等開工前的組織準備工作。正是資本家的信息收集和決策等勞動啟動了整個經營生產過程。經營決策是要冒風險的。如果資本家的決策是正確的，他就創造了價值；反之，若果決策是錯誤的，他就可能破產。資本家也參與了經營管理的整個過程。管理也是有風險的，如果管理失誤，必將發生虧損。資本家參與了整個經營管理過程，工人僅僅參加了生產過程，怎麽能夠說商品價值完全是工人的勞動創造的呢？實際上，商品價值是資本、管理和勞動合作的結果。



馬克思僅僅憑借生產過程,就推斷出是工人創造了價值。他根本無視資本家參與的信息收集、經營決策和管理工作。因此，他極其可笑地否認了資本家創造的價值。任何一個參與過企業經營管理的人，都不會否認資本家的作用，對於他們來說這是常識。勞動要有報酬，投資也是要回報的。僅僅從企業經營過程中的一段來論證剩余價值，馬克思犯了及其低級的定義域錯誤，他的剩余價值理論自然是荒謬的。



邏輯起點錯誤



在第一篇第一章商品中，馬克思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生產占據統治地位，社會的財富就變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每個單個商品就是這種社會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要考察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我們的研究要從商品分析開始。”



馬克思從“商品分析”開始他的研究，是無知淺薄的。他只看見了“物的商品”，沒看見“人的能力”。



　　能力是每個人自身唯一擁有的資產，是人獲得成功幸福的資源。在同樣的環境中，個體能力特長是個體生活差異的主要原因，群體能力特色是群體經濟體製、政治體製以及群體文化差異的主要原因。



農業時代，作物種植和家畜圈養活動的流程簡單，生產周期間隔時間又長，一個農民就能夠操作所有的流程，因此，農業生產能力、組織能力低下，生產可以以家庭為單位，基本生活也能夠自給自足。所以，農業時代交易活動少，行業種類少，產品品種少，農業社會的能力結構簡單。



工業時代，產品經營活動的流程復雜，大部分產品的生產周期長，供貨時間短，不可能由一個人完成所有的流程。因此，工業生產能力、組織能力結構復雜，生產必須以企業為單位。工業時代，新的需求激增，生活方式由自足方式轉向交易方式，導致分工。表面上是行業分工，產品分工，實際上是能力分工。正如亞當·斯密所說，分工之所以成立，是因為人類的交易能力。能力分工提高了資源利用效率。因此，工業時代交易活動頻繁，行業種類多，產品品種多，工業社會的能力結構復雜。



　　工業時代，對於企業來說，進入那個行業，經營什麽產品才能夠盈利，這是一個戰略問題。



　　現代經濟學有兩條公設：資源有限，能力有別。



　　根據資源有限和能力差別這兩條公設，企業前景設計的原則之一是：



　　必須依據自身的能力和具備的資源去選擇自己所做的事情，確立自己的目標。



　　對於企業來說，商品市場容量的存在是一個必要條件，而企業自身的核心能力則是充分條件。企業必須依據自己的核心能力決定要進入的行業，選擇提供的產品和服務。



　　因此，表面上企業提供的是商品，實際上提供的是自身的核心能力。無論是世界貿易，還是國內貿易、地區貿易，表面上是商品交易，實際上是能力交易。



所以，工業時代經濟，或者說資本主義經濟表面上是商品經濟，實質上是能力經濟。



前文已經講過，在商品生產之前，需要收集信息，分析商品市場容量，分析競爭對手勢力，評估投資收益和風險，才決定是否投資該商品；然後是是產品設計、流程設計、組織結構設計、人力構成設計和招聘、廠房設計或租賃、設備設計或購買、原材料購買等開工前的組織準備。這就需要資本家有抗風險能力、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決策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等一切決定企業生存與發展的能力。正是資本家的經營能力啟動了商品價值的創造過程。馬克思只看到了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沒有看到資本家的抗風險能力、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決策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等一切決定企業生存與發展的能力。



今天的經濟學，已經將“企業家才能”定義為生產要素了。能力是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邏輯起點。



正如蔣誌青先生在《重新認識馬克思，本質問題在於輕視人的知識能力》一文中所說：馬克思的本質問題是片面地重視生產資料，輕視人的知識能力。



馬克思從“商品”而不是從“能力”開始的研究，犯了嚴重的邏輯起點錯誤，他的剩余價值理論必然是荒謬的。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知道，馬克思就是這樣的無知愚蠢。



恩格斯認為：“馬克思還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由於剩余價值的發現，這裏就豁然開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



恩格斯如此高估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實在是自吹自擂。



被春風先生諷刺為“又臭又長”的《資本論》，在俄羅斯被一些人所接受，並啟動了暴力活動。我們看一看，是一些什麽樣的人信奉了馬克思。



馬克思的俄羅斯信徒



格奧爾基·瓦連京諾維奇·普列漢諾夫是俄國第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生於1856年12月11日。1868年進入了沃羅涅什軍事學校二年級。在該校畢業後於1873年進入彼得堡的康土坦丁諾夫炮兵學校。1874年秋轉入彼得堡礦業學院。普列漢諾夫從1875年起就參加了民粹派的革命活動。此後，他逐漸變成了一個職業革命家。我們可以看出，同馬克思一樣，普列漢諾夫沒有經濟管理知識。19歲的他就成為職業革命家。



列寧生於1870年4月22日。1887年8月，他在喀山國立大學學習法律。當年，列寧被開除。1887年，列寧首次接觸《資本論》，沒有任何經濟管理經驗的列寧被這部臆造的“巨著”所吸引。1888年，18歲的列寧開始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1892年，列寧開始籌建馬克思主義小組，並將《共產黨宣言》譯成了俄文，一個職業暴徒出現了。



斯大林生於1879年，僅僅受過中學教育。1898年，19歲的斯大林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開始了職業暴徒生涯。

　　季諾維也夫生於1883，從小沒有受過系統的學校教育。1901年，18歲的季諾維也夫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開始了職業暴徒生涯。

　　加米涅夫生於1883年，曾經就讀於莫斯科大學。1901年，18歲的加米涅夫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開始了職業暴徒生涯。

　　布哈林生於1888年。在中學階段，布哈林參加了一個激進的學生團體，最初受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影響較多，很快就轉向馬克思主義。1906年，年僅18歲的布哈林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開始了職業暴徒生涯。



我們可以看出，俄羅斯早期的馬克思信奉者都不具備基本的經濟管理知識。列寧於22歲成為職業暴徒。從斯大林到布哈林，是一批無知無畏未滿二十歲的青年人。他們極其自然地被馬克思的暴力學說所征服，成為職業暴徒。



馬克思的核心觀點是“剩余價值和暴力”，用剩余價值來推斷資本家的剝削，然後用暴力來消滅私有製，亦即用暴力消滅資本家。歷史事實已經證實，馬克思的基於剩余價值的剝削論是有害的。列寧、斯大林創建和領導的蘇聯共產黨在全世界推行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和暴力”思想，其所建立的共產黨社會主義陣營在整個20世紀對人類進行了瘋狂的屠殺。共產黨對反對派實施政治滅絕，對地主、資本家實施階級滅絕，塗寫了人類歷史血腥的一頁。



結束語



馬克思的《資本論》已經成為經濟學領域的一個笑話。但是在中國，中國共產黨專製派依然將《資本論》捧為聖經。2018年5月4日，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愚昧地聲稱：1867年問世的《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最厚重、最豐富的著作，被譽為“工人階級的聖經”。蔡霞說過：“習是整個一個人就跟時代隔絕了一樣”。就是這個跟時代隔絕了的習近平狂言：“有些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過時了，《資本論》過時了。這個論斷是武斷的，也是錯誤的。”（2020年8月15日《求是》習近平 《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中國民主人士必須駁斥馬克思《資本論》所宣揚的剩余價值理論，堅決清除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



蘇聯共產黨已經自我清算。現在，中國人清算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的時刻到了！







2020年10月7日完稿 2021年2月22日修改



什麽樣的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製憲系列文章之九



在《<共產黨宣言>批判》一文中，筆者指出了馬克思的無知和暴力。在《<資本論>批判》一文中，筆者指出了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荒謬。一群無知無畏的俄國人被馬克思的無知和暴力所吸引，成為馬克思的信徒。那麽，在中國是一些什麽樣的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呢？什麽原因呢？



在《大陸憲政何以失敗》一文中，筆者認為，大陸憲政失敗的原因在於：憲政製度的社會基礎薄弱、日本侵華戰爭和國民黨內戰失敗。此文的最後，筆者提到，大陸憲政的失敗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暴力公有製基因。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使得一些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用暴力消滅私有製，建立公有製”。只有那些肯定公有製的優越性和暴力的正當性的人才能夠接受馬克思主義。他們就是中國共產黨人。



我們來看一看中國共產黨早期代表人物是一些什麽樣的人。



中國共產黨早期代表人物



何叔衡生於1876年。1913年，何叔衡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師範，畢業後從事教師工作。1921年，45歲的何叔衡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陳獨秀生於1879年。1897年，他進入杭州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學習。1901年，他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速成科學習。1907年，他進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後轉入早稻田大學。1909年，他在浙江陸軍學堂任教。1916年，他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918年他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1921年，在蘇聯共產黨的支持下，42歲的陳獨秀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



董必武生於1886年。1903年，他考取秀才。1905年，他考入湖北“文普通”學堂，1910年畢業後，他曾在黃州任教員。1914年，他考入日本東京“私立日本大學”學習法律，在日本加入孫中山創建的中華革命黨。1915年6月，他回國從事反對袁世凱活動，兩次被捕入獄。1916年，他出獄後再度赴日本。1918年回國，他參加護法運動。1919年，他在上海參加了五四運動，後創辦武漢中學，教授國文。1921年，35歲的董必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李大釗生於1889年。1907年，他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1913年，他畢業後東渡日本，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1916年李大釗回國後，到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學教授。1921年，32歲的李大釗與陳獨秀創建了中國共產黨。



李漢俊生於1890年。1904年，年僅14歲的李漢俊東渡日本求學。1918年回國後，他主要從事著述和翻譯工作。他創辦了《勞動界》，並參加編輯《新青年》、《星期評論》、《共產黨》。1921年，31歲的李漢俊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李達生於1890年。1909年，他考入北京京師優級師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前身）。1912年秋，因學校暫時停辦，李達先在一所中學任教謀生，後又分別在湖南工業專門學校和湖南優級師範讀書。1913年，李達考取湖南留日官費生，赴日本留學。次年回國養病，李達與人合夥開了家藥店，做了3年藥商。1917年李達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學校。1921年，31歲的李達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陳公博生於1892年。1917年，他從廣州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後，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20年，陳公博畢業後，創辦了《廣東群報》，任總編輯。1921年，29歲的陳公博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毛澤東生於1893年。1914年，他考入湖南第一師範學校。1918年畢業後，他先後當過兵，做過教師。1921年，28歲的毛澤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包惠僧生於1894年。1917年，他畢業於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在武昌教書半年，他又曾任《漢口新聞報》、《大漢報》、《公論日報》、《中西日報》等報記者。1919年於北京大學文學系肄業。1921年，27歲的包惠僧受陳獨秀個人委派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陳潭秋生於1896年。1916年。他考入高等師範學院英語部。1919年秋畢業後，他曾任湖北人民通訊社記者，並在武漢中學兼任英語教員。1921年，25歲的陳潭秋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周佛海生於1897年。1917年，他東渡日本留學。他從學生直接參加共產黨。1921年，24歲的周佛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張國燾生於1897年。1916年秋，他考入北京大學理工預科。1919年，他從預科畢業轉入本科。沒有讀完本科，他從學生直接參加共產黨，成為一名職業革命家。1921年，24歲的張國燾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王盡美生於1898年。1918年，他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1921年，被省立一師以“危險分子”嫌疑開除學籍，從此專門從事革命工作，從學生直接參加共產黨。1921年，23歲的王盡美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鄧恩銘出生1901年。1918年，他進入濟南山東省立第一中學讀書，從學生直接參加共產黨。[1921年，20歲的鄧恩銘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劉仁靜生於1902年。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學。他從學生直接參加共產黨。1921年，19歲的劉仁靜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從以上中國共產黨的早期人物的簡介中，我們可以看出，與蘇聯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不同的是，他們大都受過好的教育，並且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只有劉仁靜的年齡低於二十歲，其他人都大於20歲。除了李達做過3年藥商，陳獨秀經營過雜誌，中國共產黨早期的負責人都沒有基本的經濟管理知識和經驗。周佛海、張國燾、王盡美、鄧恩銘和劉仁靜都是直接從學生參加了共產黨。



中國的這批知識分子為什麽會被馬克思的暴力公有製學說所征服呢？筆者認為，主要原因在於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歷史基因。



其一，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具有“天下為公”、“均貧富”的公有製基因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獻身精神。



其二，中國是人類歷史上農民起義最多的國家，部分人文知識分子身上被植入了“暴力基因”。



其三，自商周始，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一個農業社會。直到19世紀60年代，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發起洋務運動，中國才產生了近代工業。19世紀晚期，清政府放松了對民間辦廠的限製，中國民族工業方有了初步的發展。生於這個時代的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文知識分子身上沒有“工業文明基因”：工業管理知識和契約精神。他們不理解“看不見的手”，不理解交易私有製具有催化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作用，相信只有公有製可以成就人類的幸福。他們大多是一些書本知識分子，僅僅憑著書本上的馬列主義名詞來理解社會。



一個活生生的案例



劉仁靜就是一個僅憑著書本上的馬列主義名詞來理解社會的書本知識分子。他是一個用暴力追求公有製理想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人物。



1918年，16歲的劉仁靜考入北大物理系。1919年5月4日，北大學生天安門集會，學生領袖羅家倫正在發表“五四宣言”演講。劉仁靜懷揣尖刀悄悄擠進了會場，只見他拔刀猛地刺向腹部，被身邊同學奪下，“當時父親試圖效仿譚嗣同以熱血喚起民眾覺醒。”兒子劉威立這樣解釋父親的舉動。劉仁靜隨遊行隊伍來到趙家樓胡同曹汝霖住宅。曹宅大門緊閉，無法入內。劉仁靜站到同學肩上，翻入曹宅，打開大門。學生們沖入宅內，痛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劉仁靜從北大物理系轉到哲學系再到英文系，憑著極好的英語基礎，劉仁靜閱讀了《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十多種馬列經典著作英譯本。他加入了李大釗發起籌建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因大量閱讀了英譯本的馬列著作，能夠大段地背誦馬列著作原文，入迷時張口就是“馬克思說……”。　有一次，在研究會組織的演講報告上，劉仁靜不顧低年級學生身份，大膽登臺宣讀馬克思的學說和自己的學習體會，舉座皆驚，眾人為他的理論功底所折服，稱他為“小馬克思”。在朋友的引薦下，劉仁靜認識了胡適。一個是參加社會活動熱情高漲的學生，一個是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教授，劉仁靜雖多次拜訪胡適，但兩人多話不投機。此後，劉仍登門欲與胡適辯論，都被拒絕，胡適還扔下一句“密斯特劉，你有野心”。在馬列著作的刺激下，劉仁靜確實有了“野心”，他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不謀而合，認為當時必須醞釀建黨，而不是僅僅研究馬列主義。“那位書呆子劉仁靜……現在卻在埋頭讀馬克思的《資本論》，見著我便表示：籠統的學生運動已不濟事了，現在要根據馬克思的學說來組織一個共產黨。”張國燾回憶說。1921年7月，劉仁靜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與被譽為“馬克思主義播火者”的理論家李漢俊就黨綱與政策問題爭辯了起來。李漢俊主張先派人到俄國和歐洲考察革命成果，等待孫中山的革命成功後，再加入議會開展競選。劉仁靜則針鋒相對，主張以武裝暴動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反對以任何形式與孫中山的國民黨合作。劉仁靜的觀點得到了與會多數代表的贊成和支持。通過投票表決，一大通過的黨的綱領中確定，直至階級鬥爭結束為止，承認無產階級專政。1922年，參加共產國際四大時，劉仁靜承擔起了中國代表團大會發言任務，被刊登在當年11月24日《真理報》的第三版上。劉仁靜發言後，托洛茨基單獨接見了他。此後，劉仁靜因在沒有向黨中央請示的情況下趕到土耳其小島上看望被蘇共開除的托洛茨基，回國後他拒絕匯報探訪詳情，被開除出黨。（2011年5月10日《新京報》：《劉仁靜：“小馬克思”的熱血歲月》）



劉仁靜是一個好學的，但是具有暴力傾向的熱血青年。17歲時，劉仁靜參加“五四”運動欲剖腹喚起民眾覺醒，並參與了火燒趙家樓的魯莽行動。同列寧一樣，劉仁靜不滿二十歲開始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沒有任何企業經濟管理知識的劉仁靜就自然地就被馬克思征服了，盲目地信仰了暴力公有製意識形態。能夠背誦幾句馬克思的話，就被稱為理論家的劉仁靜自視過高，野心勃勃，在中國共產黨一大會議上，劉仁靜主張以武裝暴動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就毫不奇怪了。



中國比劉仁靜晚一代的知識分子也大都信仰公有製。比如，林希翎。在1957年，她仍然認為公有製比私有製好。但是她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因為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而我們這裏是不民主的。她把中國社會主義叫做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她呼籲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筆者仔細看過一些參加右派民主運動的知識分子的資料，他們大多關註的是民主、法治和公民自由問題，很少有人關註公有製問題。在筆者所看到的資料中，只有嚴仲強在《壓製不了的呼聲》一文中提出：“事實上即使社會主義的基礎，也是可以批評的，例如南斯拉夫公有製形式和蘇聯公有製形式並不相同，人們自然有理由懷疑現在的公有製形式是否是在一定的條件下最好的形式，對於這種要求不應該誣蔑為修正主義，事實即使有人要回到資本主義，只要他們不以行動來推翻社會主義，並且講出自己的論點，那麽也還是屬於百家爭鳴範圍的” 。



我們這一代人直至文革期間依然沒有脫離傳統公有製觀念的束縛。文革期間，目睹了太多的社會醜陋和罪惡之後，筆者對中國社會製度極度厭惡，逐漸對“私有製和公有製”的官方宣傳產生了懷疑。筆者和朋友們開始認真深入地閱讀《資本論》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試圖重新認識私有製和公有製。閱讀之後，由於沒有起碼的企業管理知識和經驗，我們始終沒有理解：為什麽“看不見的手”可以引導人們在追逐他們的個人的利益時，同時促進了社會利益。不理解“看不見的手”就不能理解交易私有製，也就不能夠理解公有製。筆者和朋友們同我們的上一代人林希翎一樣還是認為公有製是優越的，是毛澤東個人獨裁破壞了公有製。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筆者進入信息經濟學領域，學習和掌握了一些基本的企業管理知識，並有了一定的企業管理經驗，這才逐步理解了“看不見的手”，逐漸對私有製和公有製有了新的認識。但是，在八十年代，據筆者觀察、溝通和了解，多數中國知識分子沒有基本的工業管理知識和經驗，仍然抱著舊的私有製和公有製的觀念，並不理解私有製和公有製的真正內涵。這是中國歷史帶給中國知識分子的局限性。



人總是要犯錯的。知識分子是人，也會犯錯誤的。但是，知識分子要始終堅持一條底線，切忌使用暴力。任何非暴力運動都不會導致大的社會災難。羅伯特·歐文和艾蒂安·卡貝的公有製試驗失敗了，英國的公有製實踐失敗了，都沒有給人類帶來災難。而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暴力公有製實踐給人類帶來了血淋淋的災難。這是暴力革命的血的教訓。







2020年10月11日完稿 2021年2月25日修改



野蠻的暴力社會主義道路-製憲系列文章之十



公有製是一個古老的話題。中國古代《禮運大同篇》有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也有過模糊的描述。



1516年，托馬斯·莫爾（1478-1535年）寫成了《烏托邦》一書。莫爾認為，“任何地方私有製存在，所有的人憑現金價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麽，一個國家就難以有正義和繁榮。除非一切最珍貴的東西落到最壞的人手裏，你認為這符合正義；或是極少數人瓜分所有財富，你認為這稱得上繁榮—這少數人即使未必生活充裕，其余的人已窮苦不堪了” ，“我深信，如不徹底廢除私有製，產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類不可能獲得幸福。私有製存在一天，人類中絕大的一部分也是最優秀的一部分將始終背上沈重而甩不掉的貧困災難擔子” 。



因此，莫爾主張廢除私有製，建立公平分配的製度。



1613年，托馬索·康帕內拉（1568—1639)出版了《太陽城》。此書大約寫於1602年。從獄中傳出後，在社會上流傳著大量的手抄本。直至今天在羅馬，梵蒂岡，盧加、倫敦等地還珍藏著17世紀初的11份手抄本。《太陽城》描述了托馬索·康帕內拉所追求的理想國生活。“太陽城的居民卻在一切公有的基礎上采用這種製度。一切產品和財富都由公職人員來進行分配；而且，因為大家都能掌握知識，享有榮譽和過幸福生活，所以誰也不會把任何東西攫為己有”，“太陽城的人民都是富人，但同時又是窮人，他們都是富人，因為大家公有一切；他們都是窮人，因為每個人都沒有私有財產；他們使用一切財富，但又不為自己的財富所奴役” 。



托馬索·康帕內拉反對私有製，主張公有製。



社會主義派別



《烏托邦》和《太陽城》啟動了人類對“廢除私有製，建立公有製”的大膽的猜想和積極的實踐，從18世紀到20世紀，出現了二十幾個社會主義派別，如，法律社會主義、實業社會主義、暴力社會主義、實踐社會主義、“法朗吉”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王朝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講壇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倫理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職能社會主義、行會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自治社會主義、基金社會主義、生態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等等。



馬克思生於1818年5月5日，死於1883年3月14日。 為了重點比較早於馬克思的及同時期的社會主義派別，筆者把馬克思之後的社會主義派別，費邊社會主義、倫理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職能社會主義、行會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自治社會主義、基金社會主義、生態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等社會主義派別，排除在本文之外。



社會主義者大都主張廢除私有製，建立公有製，消滅階級差別，建立社會平等。“平等和公有製”是社會主義者的兩大訴求。



摩萊裏、馬布利、克勞德·昂列·聖西門、格拉克斯·巴貝夫、羅伯特·歐文、夏爾·傅立葉、菲力浦·畢舍、費裏西德·拉梅耐、艾蒂安·卡貝、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威廉·魏特林、莫澤斯·赫斯、卡爾·格律恩、赫爾曼·克利蓋和施莫勒等許多人都主張實行公有製。但是，他們的社會主義學說是不盡相同的。就是說，對於如何解決已經存在的私有製問題以及如何建立公有製，他們的認識、主張和選擇的道路是不同的。



法律社會主義



摩萊裏（大約生活在1700～1780年間）在其著作《自然法典》中提出，人類社會開始是公有製，後來出現了私有製，最終還會回到公有製。摩萊裏希望以合乎“自然”、“理性”的社會製度來代替現存的不合理的社會製度。他製定了一系列法律，“基本的和神聖的法律”、 “分配法或經濟法”、“土地法”、“市政法”、“治理法”等，希望依據這些法律廢除私有製，建立以財產公有、共同勞動、共同消費為基礎的社會製度。



馬布利（1709-1785年）在其著作《論法製或法律的原則》中提出，自然界給予人類的一切權利都是平等的，人類社會一開始就處在美好的自然狀態中，它不向人類提供任何財產和地位不平等的基礎。他抨擊私有製改變人類的自然本質，導致人的貪婪，產生貧富差別。他主張建立公有製社會。



摩萊裏和馬布利認為擬定法律，限製人們的邪惡欲念是改造私有製的主要方法。他們選擇的是法律社會主義道路。



實業社會主義



克勞德·昂列·聖西門（1760年- 1825）雖然出身貴族，卻同情勞動群眾。他看到“勞動力的價格十分低廉”，“窮人沒有工作”，為此，他對當時的社會製度采取了否定態度。他設計了一種新製度叫做實業製度。在實業製度下，由實業者和學者掌握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權力；人人要勞動，人人有勞動權，沒有失業現象。“人們應當把自己的社會盡量組織得有益於大多數人，以最迅速和最圓滿地改善人數最多階級的精神和物質生活，作為自己的一切勞動和活動的目的”。



聖西門選擇的是實業社會主義道路。



暴力社會主義



格拉克斯·貝巴夫（1760年－1797年）學說核心是“平等論”。他認為在自然狀態下人類本是平等的，私有製是造成人間不平等的總根源。他主張通過密謀暴力方式推翻督政府，建立革命專政並消滅私有製，最終形成財產公有、共同勞動和平均分配的“平等共和國”。1796年，巴貝夫進行秘密活動，策劃發動武裝起義，密謀失敗被捕。1797年，巴貝夫被處死。



巴貝夫，以及其後的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1805年－1881）和威廉·魏特林（1808年－1871年）都主張利用暴力消滅私有製。



巴貝夫選擇的是暴力社會主義道路。



實踐社會主義



羅伯特·歐文（1771年- 1858年）是最偉大的社會主義者。他認為，“環境決定著人們的語言、宗教、修養、習慣、意識形態和行為性質”。因此，歐文積極地改善工人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在工廠裏，他通過改善工廠設備的擺設和搞好清潔衛生等方法，為工人創造出一個盡可能舒適的工作場所。在新拉納克廠區，歐文建立工人宿舍，在住宅的周圍，種植樹木花草。他主動把工人的工作時間從13～14小時縮短到10.5小時。歐文提高工人工資，工廠暫時停止，工資照付。他設立工廠商店向工人出售比普通市場價格便宜的消費品，開辦工廠子弟小學、幼兒園和托兒所，建立工人互助儲金會。為了使工人的閑暇時間有正當向上的娛樂和學習，歐文還專門為工人建造了晚間文娛中心。歐文的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工廠增加了利潤，工人生活得到改善。



1824年，羅伯特·歐文在美國印第安納州買下1214公頃土地，開始新和諧移民區試驗，不幸失敗。



艾蒂安·卡貝(1788—1856)同羅伯特·歐文一樣，也是一位企業家。托馬斯·莫爾的《 烏托邦》一書對卡貝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說:"這本書的基本 思想卻深深地觸動了我，以致每當我合起書來，總是不得不認真地思索一下共產製度的問題"。在他的小說《 伊加利亞旅行記》中，卡貝指出，人們都是“大自然的兒女“，自然給人以善良的天性，但願世間幸福、平等地享用自然的創造物，滿足彼此共同的需要。但是，現存的社會製度卻充滿戰爭、罪惡、苦難和追求金錢、損人利己等一條列的不幸和弊病，這一切“都是不平等、私有財產和貨幣這三個根本禍害的必然後果“。要根除這一切不合理現象，就要消滅私有製，“代之以一切平等和財產公有的製度“。在這個製度下，人人具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政府唯一關心的是人民的福利。他提出了合作社製度，規定公平合理的工資，普及社會教育等通往理想製度的過渡步驟，希望用非暴力的方式通過改良建立理想社會。1847年，艾蒂安·卡貝與一些追隨者在美國得克薩斯州建立“伊加利亞公社”，不幸失敗。



羅伯特·歐文和艾蒂安·卡貝選擇的是實踐社會主義道路。



“法朗吉”社會主義



夏爾·傅立葉雖然認為當時的社會製度是一種“每個人對全體和全體對每個人的戰爭”的製度，但是堅決主張用改良的手段來改造社會。他不主張廢除私有製。傅立葉設計了一種叫做“法朗吉”的社會基層組織。 “法朗吉”是招股建設的。在“法朗吉”內，人人勞動，男女平等，免費教育，收入按勞動、資本和才能分配。傅立葉希望通過這種社會組織形式和分配方案來調和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從而建立一個人人幸福的社會。他首次提出婦女解放的程度是人民是否徹底解放的準繩。



傅立葉選擇的是“法朗吉”社會主義道路。



基督教社會主義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創始人是菲力浦·畢舍和費裏西德·拉梅耐（1782—1854）。



畢舍在其創辦的《作坊》雜誌上，宣揚國家幫助建立工人生產合作社，反對法國工人進行階級鬥爭。1834年，拉梅耐所寫的《信徒的話》一書，抨擊當時的社會和政治製度，宣揚“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用“勞動獲得了選舉權，就能主宰世界，反對革命鬥爭。基督教社會主義幫助工人建立生產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組織工會、舉辦勞動大學等，改善工人的處境。



他們選擇的是基督教社會主義道路。



王朝社會主義



德意誌帝國宰相奧托·馮·俾斯麥（1815年－1898年）懷有“國家需要照看人民”的政治理念，強力推出保護勞工的法令，製定了很多保障工人的措施，建立社會保險系統，既保護了勞工利益，也保護了王朝利益。俾斯麥的福利製度和政策被稱為王朝社會主義，使德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擁有勞工立法的國家。



真正的社會主義



代表人物是莫澤斯·赫斯（1812-1875年）、卡爾·格律恩（1817——1887）和赫爾曼·克利蓋。莫澤斯·赫斯使恩格斯轉向了共產主義，並介紹馬克思進入了社會學領域和經濟學領域。赫斯同意將一切歷史問題歸結為經濟基礎以及階級鬥爭。卡爾·格律恩從人道和人性出發，主張以此實現人的解放，反對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否認在德國進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赫爾曼·克利蓋主張土地改革，把土地作為公共財產，無償地分給每個勞動者，建立沒有剝削、人人和睦相處的“愛的村鎮”。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蓋的通告》對克利蓋的觀點進行批判。



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流行於德國知識分子中的社會主義思潮，其主張用平均分配土地辦法可以使小私有者擺脫貧困和剝削，宣揚用人類之愛來實現社會主義，認為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一種“野蠻的破壞傾向”。



講壇社會主義



代表人物是施莫勒（1838～1917）。他提出了改良主義的社會政策。1873年，施莫勒在主持成立“社會政策學會”的大會上，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提倡社會改良和階級調和。他反對工會，反對工人罷工，主張采取一種家長式的社會政策來提高工人階級的物質和文化水準，把他作為防止革命的惟一手段。他宣揚一種“合法的強權君主製”，贊同俾斯麥頒布的“反社會黨人法”，吹捧俾斯麥，頌揚普魯士國家及其統治者。



民主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是一種把現代民主憲政和社會主義經濟合為一體的政治意識形態。由於何為“民主”、何為“社會主義”存在很大爭議，民主社會主義也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民主”通常意味著普選、多黨製、司法獨立、政治自由，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一黨專政。而社會主義經濟則需要生產資料公有製，經濟模式可以為計劃經濟、參與型經濟或者市場社會主義。在實際執政過程中，許多民主社會主義者允許了多樣型經濟發展，並沒有完全取締市場經濟，並著重於提供良好的福利保障和財富的再分配。民主社會主義屬於社會主義的範疇，它比一般的社會民主主義更為左傾；大部分民主社會主義者在政治光譜上屬於左翼，少部分則屬於極左翼。部分民主社會主義者也參加社會民主主義者占據主流地位的社會民主黨。



馬克思的暴力社會主義



1848年，《共產黨宣言》問世。馬克思宣言中宣稱“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製度才能達到”。從《共產黨宣言》中的這些話語，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選擇的是暴力社會主義道路。



社會主義派別對比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將某些社會主義派別定性為反動社會主義，包括封建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



筆者在“社會主義派別”一節中列舉了早期社會主義派別，我們來對比這些派別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究竟哪個派別是反動的社會主義派別。



將私有製社會，改造成公有製社會，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根本改變性的社會變革。



摩萊裏和馬布利主張通過擬定法律來改造私有製，這是一種合法合理的方法。



克勞德·昂列·聖西門選擇的是實業社會主義道路，現代發達國家歷史已經證明，聖西門的道路是正確的，只有大力發展實業才能夠圓滿地改善人數最多階級的精神和物質生活。當然要與摩萊裏和馬布利的主張相結合，製定相關的法律，以保障勞動者生活在撒切爾夫人所說的“安全網”上。



作為企業家的羅伯特·歐文首先積極地改善工人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而後在美國進行社會主義試驗。



作為企業家的艾蒂安·卡貝提出了合作社製度，規定公平合理的工資，普及社會教育等改良的方式，反對用非暴力的方式建立理想社會。像歐文一樣，他也在美國進行了社會主義試驗。



羅伯特·歐文和艾蒂安·卡貝選擇的實踐社會主義道路，是一種對人類社會負責任的社會主義道路。



夏爾·傅立葉主張用改良的手段來改造社會。他不主張廢除私有製。他設計了“法朗吉”的社會基層組織，“法朗吉”是招股建設的。在“法朗吉”內，人人勞動，男女平等，免費教育，收入按勞動、資本和才能分配。夏爾·傅立葉是傑出的。他最先提出了用股份製來改造私有製的方法。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創始人菲力浦·畢舍和費裏西德·拉梅耐宣揚“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幫助工人建立生產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組織工會、舉辦勞動大學等，改善工人的處境。基督教社會主義既宣傳了平等，又改善了工人的處境。



真正的社會主義主張用平均分配土地辦法可以使小私有者擺脫貧困和剝削，宣揚用人類之愛來實現社會主義，認為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一種“野蠻的破壞傾向”。



講壇社會主義公開反對馬克思的暴力革命，提倡改良主義的社會政策。



真正的社會主義和講壇社會主義反對暴力，不會給社會帶來暴力破壞。



德意誌帝國宰相奧托·馮·俾斯麥強力推出保護勞工的法令，製定了很多保障工人的措施，建立社會保險系統。俾斯麥的福利製度和政策被稱為王朝社會主義，使德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擁有勞工立法的國家。



由於時代的局限，筆者認為，除了夏爾·傅立葉，以上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們都沒有認識到交易私有製是有益於人類社會的，也是不可能被廢除的。但是，他們的觀點、建議和實踐都是對人類的發展是有益的。采用改良的方式的社會主義者，沒有采取暴力方式，因此，他們沒有造成格拉克斯·貝巴夫暴力社會主義給人類帶來的災難。



巴貝夫是馬克思主義的直接的先驅者。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通過對巴貝夫學說的研討，終於選擇暴力作為實現他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手段。卡爾·馬克思選擇了暴力社會主義道路。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宣稱，“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製度才能達到”。



《共產黨宣言》正如春風先生所說：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囂張的公開鼓吹用暴力剝奪他人資產的強盜宣言 “。



“馬克思對社會的批判和設想，並沒有經過任何社會實踐的證明，這廝便肆無忌憚地鼓動用暴力推行他的主張，剝奪他人的資產，這是一種瘋狂的暴徒行為”。（春風《翻過這血腥的一頁》）。



在社會主義派別中，只有馬克思的暴力社會主義道路帶來了血腥的災難。



暴力公有製使得社會資產掌握在新興的蘇聯共產黨軍事官僚集團手中。蘇聯共產黨暴力強製推行的集體農莊化運動導致大災荒，僅在1932-1934年的饑荒中，就大約有幾百萬人餓死，其中以烏克蘭大饑荒最為慘重。大災荒的根本原因在於不受製約的共產黨權力經濟製度。



中國共產黨在1959至1961年三年中就導致幾千萬人餓死。“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在對“大饑荒”進行調查過程中發現，包括周恩來、鄧小平在內的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對於大饑荒中大量餓死人的事實並非不知道，但是采取了各種方式文過飾非，掩蓋真相“，”《新發現的周恩來》一書中關於三年（1959～1961）大饑荒的情況透露，周恩來在清楚知道全國出現餓死人的情況下，繼續征糧而不是打開糧倉救人，使得大饑荒雪上加霜“。（2017年2月20日謝天奇《大饑荒周恩來下令毀證 繼續征糧出口換黃金》）。



斯大林、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都是罪不可赦的歷史罪人。



阿瑪蒂亞·森專門研究過大災荒，結論是：現代史上，民主國家從沒有過大饑荒。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有過大饑荒。



筆者在《這是一場文明與野蠻的較量》說過，暴力是一種野蠻的力量。



從馬克思主張暴力消滅私有製，到中國共產黨打天下坐江山，消滅了平等，建立暴力公有製，這條野蠻的暴力社會主義道路是違背歷史發展方向的反動道路。



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都沒有完成從動物到人的進化。他們通過暴力把社會主義國家的民眾帶回到野蠻的動物世界。



暴力是一種野蠻的力量。人類必須放棄暴力，才能完成從動物到人的進化。為此，人類必須清算共產黨，鏟除暴力社會主義道路！







2020年10月15日完稿 2021年2月28日 修改



人民民主專政是一把屠刀-製憲系列文章之十一



暴力發家的中國共產黨為了鞏固政權，建立了不受法律製約的以暴力為基礎的恐怖統治。這種恐怖統治的名字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專政意為獨攬政權，實行專製統治。無論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人民民主專政”，實際上都是中國共產黨專政，“無產階級”和“人民民主”只不過是中國共產黨借用的名詞。為了鞏固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共產黨用人民民主專政這把屠刀殘殺一切不利於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國民，罪大惡極。



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製度來自蘇聯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實踐。



蘇聯共產黨首創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首先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概念。1850年，馬克思在《法蘭西的階級鬥爭》裏提到了“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亦即無產階級的“階級統治”。



1875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



真正給社會主義國家帶來災難的是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



奪取俄羅斯政權之前，列寧遵從馬克思暴力革命的理論，在1906年發表的《立憲民主黨的勝利和工人政黨的任務》一文中明確指出：蘇維埃政權“不承認任何其它的政權，不承認無論什麽人定的任阿法律和任何規章。不受限製、不顧法律、憑借實力的政權，就是專政” 。



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用暴力奪取的政權後，必然要用暴力來維持。所以，列寧在1918年發表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再次強調“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製的政權” 。



斯大林聲稱，“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專政，是它的黨即無產階級主要領導力量的專政”（《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很顯然，斯大林不過是借用無產階級的名義實行專政。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列寧和蘇聯共產黨用槍桿子強加給俄國民眾的專政製度，對俄羅斯民眾的生命、財產和自由的實施了血淋淋的踐踏和剝奪。



1917年12月，列寧提議組建社會主義國家安全機關“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設委員會”（簡稱全俄肅反委員會，俄文的縮寫音譯是契卡），賦予了契卡擁有不經審判便可執行槍決的權力，開始實行“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製的”紅色恐怖統治。



1918年2月，在《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的公告中，列寧以德國進攻為理由，對“所有敵方奸細、投機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動者、德國間諜，一律就地槍決“。這一命令導致大量民眾不經法律程序就被執行死刑，面對濫殺無辜所引起的社會公憤，“契卡”頭子捷爾任夫斯基竟然對無辜民眾的死說什麽，“契卡必須捍衛革命並戰勝敵人，縱使它的利劍偶爾會落在無辜者的頭上”。



斯大林當權後，利用持公、檢、法機關，進行排除異己的政治迫害。各地內務人民委員會檔案裏將所有居民都分了類，每人的檔案卡上都標明該人的危險程度。大清洗時，政府要內務部在各地按一定比例捕人，完不成任務的下屬一律撤職。



“蘇聯解體後，從蘇聯檔案查詢成為可能，包含了斯大林統治下出於政治或刑事犯罪處決大約800,000名囚犯的官方記錄、古拉格中約170萬人的死亡及富農強製遷移過程中390,000人的死亡——總計有約300萬官方記錄的犧牲者“。



“一些歷史學家試圖對蘇聯歷史上的不同時期分開來做估計，對斯大林主義時期犧牲者的估計從800萬到6100萬不等”（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書《共產主義政權下的大屠殺》）。



中國共產黨首創人民民主專政



1945年8月底，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路透社記者甘貝爾曾向毛澤東提問：中國共產黨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



　　毛澤東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四卷）



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指：“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說：“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此時的毛澤東自認為勝券在握，不再講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換了一副面孔惡狠狠地說，中國共產黨就是要獨裁。對於“規規矩矩，不亂說亂動”服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給與自由權；對於“亂說亂動“不服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人“，也就是反動派，就要實行專政，實行獨裁。



“五四憲法序言”寫入了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



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英勇奮鬥，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因而結束了長時期被壓迫、被奴役的歷史，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是暴力起家的。在五四憲法序言中寫上了“人民民主專政”，就是要告訴中國人，我手中有刀槍，如果你們不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敵人，就要對你們專政。“人民民主專政”成了懸在民眾頭上的一把屠刀，毛澤東利用民眾的恐懼，實現中國共產黨維護獨裁統治的目的。



七五憲法將“人民民主專政”改寫“無產階級專政”，寫入憲法正文，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八二憲法將“無產階級專政”又改寫“人民民主專政”，寫入憲法正文，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人民民主專政”同“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都是一樣的，都是一把屠殺中國國民的屠刀。中國共產黨用這把屠刀，強製中國民眾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信奉一堆亂七八糟的主義思想、走社會主義道路。



血淋淋的人民民主專政



中國共產黨通過“人民民主專政”對所有不服從中國共產黨的人實施暴政，多次發動運動殘殺中國人。



“鎮壓反革命”大屠殺



1949年10月中國共產黨建國。1950年，中國共產黨就在全國範圍內開始部署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工作，殘殺國民黨留在大陸的人員，以及無辜百姓。



紀彭在其《新中國成立初期大“鎮反”：亂世用重典》寫到：“1950年1月17日，毛澤東讀到中南局轉來的湘西27軍的‘鎮反’報告，發現湘西21個縣僅軍隊就處決了匪首、惡霸、特務4600余人，並且還準備在當年由地方再處決一批。反觀人口密度較大，特務活動猖獗的華東地區總共才不過處決了2911人。毛澤東認為：華東地區多數都是用比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惡霸特務殺得太少。在平衡了各地方上報的處決人犯計劃之後，毛澤東計算出了一個各地應處決人犯的比例數來。2月間，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1951年3月以來，由於多數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況，無法完成千分之零點五至千分之一的處決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強湊數，加上各地都沒有足夠的公檢法機構和人員，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裏審理如此多的案件，結果是多數案件都未能經過嚴格審理。相當多的人犯只是基於歷史上有所謂‘劣跡’，量刑的標準已遠遠超出《懲治反革命條例》中的規定，自然更不重視’現行’與否。不講證據，濫捕濫殺的現象相當普遍。”。

整個‘鎮反’運動究竟殺了多少人？“據1996年中國共產黨中央黨史研究室等4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稱：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分子157.61萬多人，其中87.36萬余人被判死刑。”

毛澤東是一個地道的嗜血鬼，竟然按千分之一比例殺人。以被處決人數87.36萬這個數字來計算，已經占到當時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五點七的水平了。中國共產黨的殘暴如此令人發指！



“土地改革”大屠殺



1950年，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他們竟然定義了一個評價土改運動搞得好與不好的標準：是否大規模殺地主。



“解說：1951年4月，中南局派出工作組來廣東檢查土改工作，負責人確認為廣東土改，缺乏農村運動的高潮。



劉子健：當時的標準是什麽呢？就看你這個地方，有沒有就是大規模地殺那些地主，這是一個土改搞得好不好的一個標準。他認為你廣東沒殺幾個地主，他就認為冷冷清清，沒有發動群眾。” （2013年02月25日鳳凰衛視《1951年中國共產黨批廣東土改搞得不好：沒大規模殺地主》）



2013年7月30日，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會議室，來自重慶師範大學的副教授譚松作《川東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專題演講。中國共產黨土改的種種酷刑恐怖得令人脊背發涼。他指出，“死於文革的劉少奇領導土改運動，主張暴力土改，雙手染血。為了建立新政權的權威，需要殺人立威，所以土改設立人民法庭，下放殺人權，鼓勵殺人。一位當年土改工作隊員戴廷珍接受他的采訪說，‘批鬥之後就是槍斃，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都要殺人？共產黨要這樣做才嚇得住人。’因此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土改必須是一場暴風驟雨，也必定是一場腥風血雨。’譚松在演講中說，土改中最血腥殘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徑還不是鬥爭訴苦會，而是向地主逼浮財這個階段，索要金銀珠寶，逼不出來，貪婪的土改積極分子就使出種種喪盡天良的殘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諸如‘背火背篼’(在鐵皮桶裏裝滿燒紅炭火強迫背在背上)、’抱火柱頭’(把鋼管燒紅強迫人手抱)、吊木腦殼(把頭部用繩捆起來上吊)、‘燒飛機洞’(脫光女子的褲子用火燒下身)’、‘點天燈’(在頭上用粘土圍一個圈，註入桐油點燈，或雙手手心向上綁起，手窩盛滿桐油點燈)等等。一個地主媳婦交不出金銀，被脫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土改積極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們得以公開對地主女子施行殘忍的性虐待。他們強迫未婚女子脫褲分開兩腿被人摸下身，將木塊、鐵條和脫粒後的玉米棒插進女人下體反復朝裏捅。一位叫黎明書的男子回憶說，他的姐姐黎瓊瑤當年二十出頭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錢，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後被扒光衣服用豬鬃毛紮乳頭，無法忍受當天跳堰塘自殺。一位土改民兵連長李朝庚接受譚松采訪說，土改時忠縣有個未婚女子梁文華還未結婚，本身不是地主，因為是全縣著名美女，就被十多個土改民兵抓去輪奸致死。譚松說，利用地痞流氓當革命先鋒，是當年被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發動革命的蘇聯顧問鮑羅廷發明的” 。



“土改”運動中，中國共產黨殺掉近200萬地主，他們用地主的鮮血，造就了血色政權。毛澤東是嗜血一代的首惡分子。



不僅是地主本人並且他們的後代，不能參軍，不準上大學，工作、結婚都受歧視。當然不止是地主後代，毛澤東控製中國時期，被中國汙蔑為黑五類的地、富、反、壞、右，以及他們的後代都受到歧視。



反右運動迫害知識分子



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人民民主專政變成一黨專政，一黨專政又成為黨的領袖的個人專政。八十年代，筆者在河南偶遇一位五十年代的縣委幹部。談到“五大酷吏”前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他極為憤怒。他抨擊吳芝圃反右起家，大躍進時，謊報高產“衛星”，三年“毛災”時，河南是全國各省餓死人最多的省份。這是筆者第一次從一位中國共產黨的基層幹部口中，聽到“毛災”這個詞。我以為聽錯了，就反問一句：“毛災？”他回答說，歌裏唱，毛澤東是個大救星，我看是個大災星。毛澤東三次發瘋，第一次是反右，第二次是大躍進，第三次是文革。這個毛災星害苦了中國人。



1957年，毛澤東搞“陽謀”，發動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迫害知識分子，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整肅民主黨派的運動。



1957年4月2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五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什麽要整風？》的社論。毛澤東作了指示：“不要搞那麽多條條框框來束縛，要改。怕放，無非怕引火燒身” 。

從5月2日至5月12日，僅僅十天之內，全國各地召開二萬八千多次各類會議，向中國共產黨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提出了三十七萬二千多條意見、建議。他們提出體製性問題，反對中國共產黨壟斷權力，反對特權，反對個人崇拜，反對外行領導內行，主張擴大社會民主，加強法製等等。



7月17日至21日，毛澤東在青島召開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部署反右鬥爭。



8月3日，毛澤東寫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勢》一文，將提意見的人定性為右派，與中國共產黨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鎮壓開始了！



反右派運動總共打出多少右派？



中國共產黨 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多人，某些學者認為三百多萬。羅冰在《1957年發生的那件事解密了》一文中堅持說：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劃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萬，而是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還有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劃為‘中右’”。按照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多人，依照周恩來於一九五六年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報告中提到當年全國小教以上知識分子共計五百五十萬人，右派占知識分子總數已達十分之一以上。按照羅冰提供的數字，右派占知識分子總數高達百分之五十七之一以上。



中國共產黨極權集團殘酷處死那些敢於站起來說真話、維護生命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國人，林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人。1968年4月29日下午，兩個武裝人員押著林昭，，她的口中被塞著東西。他們從她腰後一腳，她跪下，另外兩個武裝人員一人舉手槍開槍，她先中一彈，倒地爬起，又中兩彈，撲於荒原！然後四兇手將她拖入另一輛吉普車，飛駛疾馳而去！4月30日下午2時左右，在中國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號二樓上的林昭家中，出現了一樁“史無前例”的“天下奇聞”！ 一個家夥在樓下呼叫“許憲民”這個名字，林昭的妹妹彭令範聞之急忙開門，面對著她的驚懼神態，他表現出一副不屑詳言的惡棍驍勇與殺人娛樂後的快感快意之神色，使彭令範終身難忘！他一共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槍決。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開始似未聽懂，繼而意識到噩耗成真之後，林昭的母親許憲民先生暈厥於室內地上，彭令範拿了五分錢的硬幣打發了那個劊子手，他對“屍體現在何處”的詢問一言不答，猶如未聞，揚長而去。林昭母親幾番到上海提籃橋監獄、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級法院詢問林昭的遺體究竟被如何處理？如果掩埋，埋於何處？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絕皆不奉告，而且聲厲色獰，拒於門外！林昭母親終於迷失了記憶，她挎著一只竹籃、提著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夢遊與囈語。終於有一天，她倒在繁華的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體鱗傷，面頰青腫，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遠處，竹籃與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斷。她是被紅衛兵小將打死的！他們說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親，林昭已被槍斃了，也不能叫這個反革命老太婆活著！一聲吆喝，簇擁圍打，拳腳交加，頃刻命絕。



右派們被下放進行勞動改造，身心受到嚴重傷害。大多數右派分子遭受長達20多年的歧視和迫害，尤其是在文革期間再次遭到猛烈沖擊。述說右派們悲慘命運的文章很多，建議讀者可以閱讀《慘死在甘肅省夾皮溝的右派烈士們》一文。



人間地獄文化大革命



1962年9月，毛澤東舉起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魔刀，在鬥完了地主、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之後，又開始策劃窩裏鬥。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國在再一次陷入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之中。



紅衛兵



毛澤東8月1日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起來“造反”，鼓動紅衛兵“打倒一切”。紅衛兵們高呼著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瘋狂地打砸搶，文革第一撥災難開始了。這些頭戴綠軍帽、身著綠軍裝、腰間束武裝帶、左臂佩紅袖標，手握紅寶書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有著中國共產黨嗜血一代的愚昧和殘暴,迅速血染中國大地。 紅衛兵首先把矛頭對準了他們的老師。他們羞辱、毆打、活活打死老師。讀者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毛澤東的紅衛兵的暴行，請閱讀網《文革受難者》一書，登錄王友琴創建的“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



瘋狂殺人



1968年5月25日，中國共產黨遵循毛澤東的指示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開始肆無忌憚地殺人。這是文革中毛澤東借紅衛兵之手第一次殺人之後的第二次殺人高潮

王友琴在《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前言中寫到：“僅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萬人在所謂的‘審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殺’。



中國共產黨蟊賊殺人兇殘狠毒，“10年，文革，(廣西可說是十六七年“文革”)，廣西不僅死人多，而且殺人手段之殘忍、狠毒，駭人聽聞。有砍頭、棒打、活埋、石砸、水淹、開水澆灌、集體屠殺、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剮、炸藥炸、輪奸後捅死、綁在鐵軌上讓火車壓死等等，無所不用其極。柳州鋼鐵廠‘聯指’頭目岑國榮(原為該廠工人，‘文革’起來造反，當過中國共產黨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擔任過自治區工會主任、自治區黨委常委)等人在該廠‘4·22’成員黃日高(該廠人事科幹部)的背上綁上炸藥，一按電鈕，炸得黃骨肉橫飛，還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樂。1968年，武宣縣被分屍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縣國家幹部(包括原縣委書記)、職工有113人吃過人肉、人心、人肝。貴縣農民陳國榮路過武宣縣去趕墟，因長得胖，被一民兵營副營長叫民兵把他活活殺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塊肉。女民兵班長陳文留，她一個人吃了6副人肝，還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說是‘大補’。這種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鳴、上思、貴縣、欽州、桂平、淩雲等縣都有發生”（《“天女散花”:文革時期駭人聽聞的殺人手段》本文摘自《炎黃春秋》雜誌2012年第11期，作者：晏樂斌，原題：我參與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

文革中，敢於站起來說真話、維護生命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國人，均被中國共產黨極權集團處死。中國人都知道的張誌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人。



中國共產黨極權集團認為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功中殺人還不夠。1970年，中國共產黨發動“一打三反運動”再次屠殺中國人。中國大陸到處懸掛的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副主席林彪指示：“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的標語。文革開始不久，1968年左右，中國共產黨的倒行逆施和滔天罪行使得一些年輕人覺醒起來，他們發表言論和文章批判中國共產黨，各地也出現了讀書小組和反抗組織，筆者也是其中的一員。中國共產黨將矛頭對準了這批在五七年反右後成長起來了的青年人，對他們進行了殘酷地殺戮。丁抒寫的《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記實》一文有較為詳盡的記錄：“就殺戮思想犯、言論犯的規模而言，這是毛澤東執政二十多年間最大的一次。但這個 ‘一打三反’的目標集中於文革以來‘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



文革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國賊毛澤東犯下了對一個國家全面破壞的罪惡。文革的災難究竟有多大呢？淩誌軍、馬立誠在他們的專著《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中披露，葉劍英在一次講話中沈痛地說：“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弗裏德裏克·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一書中，對中國共產主義的“民主專政”做出以下批評：為推銷其自以為良好的“製度”或“主義”而實行獨裁或極權---此法一行“製度”與“主義”未見實行，而獨裁與極權之禍先臨。---茲以共產黨人為例。彼等倡言共產主義，若幹人誤以為真，起而盲從附和，及至被利用此盲從附和之力量造成暴力統治，立即實行所謂“民主專政”，於是，億萬人眾於“共產主義之利益”未見，而極權之苦味先嘗。



結束語



2020年10月1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斯科特·佩裏在眾議院提出一項法案，要求將中國共產黨認定為跨國犯罪集團，對其進行起訴和懲罰。



他說：“中國共產黨做出這些事卻被允許逍遙法外：強製拘押、改變文化、弱化或根除語言、強摘器官、集中營等等所有這些事。他們可以逍遙法外是因為他們被認為是中國合法的執政者，中國的執政機構，但他們確實是一個統治中國和壓迫中國的犯罪集團，我們需要這樣來認定他們，並對他們施以相應的懲罰。他們和美國的暴徒集團或犯罪集團，甚至是跨國犯罪組織沒有不同。不能容忍他們的所作所為，這些必須停止。因此第一步是認定譴責，懲罰，然後開始對這些行為進行起訴” 。



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利用人民民主專政這把屠刀，殺害和殘害了近一億中國人！血淋淋的中國共產黨人民民主專政充分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就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犯罪集團。



中國民眾要與自由民主國家的民眾一起，審判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殺害中國民眾的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







2020年10月19日完稿 2021年3月3日修改



工人階級從來都不是領導階級-製憲系列文章之十二



在《中國、朝鮮、美國憲法序言比較》一文中，筆者揭露了中國憲法序言中的謊言。暴力奪取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肆無忌憚，毫無底線，竟敢在憲法正文中繼續撒謊。筆者將在以下多篇文章中逐一揭露批駁中國憲法正文中的謊言。此篇是第一篇。



中國憲法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中國憲法將“工人階級領導”寫入憲法正文，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謊言。中國憲法規定的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實際上是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中國共產黨章程》開言道：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國共產黨將自己定位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目的是證明其政權的合法性。既然，中國憲法規定，中國是工人階級是領導的，那麽，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必然是領導中國的政黨。也就是中國憲法第一條所明言的那樣，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



翻開世界歷史，我們就會發現無論在最先出現工人階級的歐洲、美國，還是之後在中國，工人階級從來不是領導階級。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將工人階級定為中國的領導階級，其原因在於對工人階級的這一總體的政治判斷。馬克思主義政黨認為，工人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在此文中，筆者將首先證明工人階級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然後再查看中國歷史和現實，從1949年至今，中國的工人階級並沒有在領導這個國家，他們的社會地位已經淪為中國社會的第八層，從而證明中國工人階級不是領導階級。由此證實，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證明是荒謬的。名義上“工人階級是中國的領導階級”，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才是中國的領導階級。



　　工人階級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余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 (《毛澤東選集》，第1卷，8頁) 。



　　歷史事實是這樣嗎?



　　我們來看一看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的產生和他們的社會作用。



　　簡單講，科技型企業家啟動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催生了工業時代，工業時代催生了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在社會發展中僅僅發揮著“生產”的作用，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科技型企業家啟動了工業革命



　　自18世紀60年代始，英國的棉紡織行業中出現了一系列重要發明，英國人哈格裏夫斯發明了珍妮紡紗機，英國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機，機器生產逐步取代了手工勞動。機器的發明從棉紡織行業擴展到其他行業，美國人富爾頓製成了以蒸汽為動力的汽船，英國人史蒂芬遜發明了蒸汽機車。一場工業、科學、技術等方面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出現了。



　　19世紀60年代後期，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了。維爾納·馮·西門子發明了發電機，卡爾·本茨研製成功了單缸汽油發動機，亞歷山大·格拉漢姆·貝爾發明了電話。從此，人類進入了“電氣時代”。



　　啟動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這些科技型企業家，人類應當記住他們，感謝他們。



　　英國發明家詹姆斯·哈格裏夫斯



　　1764年，詹姆斯·哈格裏夫斯製成以他女兒珍妮名字命名的紡紗機。1770年，他的專利被批準了。隨後，他開始大批量地製作和出售珍妮紡紗機。詹姆斯·哈格裏夫斯從一名普通的織工成長為一名優秀的機械師、發明家和企業家。



　　英國發明家詹姆斯·瓦特



　　1776年，詹姆斯·瓦特製造出第一臺有實用價值的蒸汽機。1794年，詹姆斯·瓦特與馬修·博爾頓合夥組建了專門製造蒸汽機的公司，到1824年就生產了1165臺蒸汽機。詹姆斯·瓦特曾是伯明翰工業家與科學家組織的“月亮社”的重要成員。他是一名優秀的發明家和企業家。



　　美國發明家羅伯特·富爾頓



　　1807年，羅伯特·富爾頓設計製造的“克萊蒙特”號汽船在紐約港下水，沿赫德森河航行至奧爾巴尼，系美國第一艘經營成功的商業輪船。羅伯特·富爾頓是一個工程師、發明家和企業家。



　　英國發明家喬治·史蒂芬遜



　　1814年，喬治·史蒂芬遜製造出了一臺能夠使用的蒸汽機車。1823年，他與別人合作在紐卡斯爾成立鐵路機車製造公司。喬治·史蒂芬遜不僅是一個工程師、設計師、發明家，也是一個企業家。



　　德國發明家維爾納·馮·西門子



　　1866年，維爾納·馮·西門子發明了可實際使用的發電機。



　　維爾納·馮·西門子不僅是一個物理學家、發明家，也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他鋪設、改進海底、地底電纜，修建電氣化鐵路，提出平爐煉鋼法，革新煉鋼工藝，創辦了西門子公司。



　　德國發明家卡爾·弗裏特立奇·本茨



　　1886年，本茨研製成功了單缸汽油發動機。1906年，本茨和他的兩個兒子在拉登堡成立了本茨父子公司，本茨汽車至今依然是世界著名品牌(在中國，該品牌註冊為“奔馳”)。卡爾·弗裏特立奇·本茨不僅是一個設計師、發明家，也是一個企業家。



　　美國發明家亞歷山大·格拉漢姆·貝爾



　　1876年，貝爾發明了電話。1877年，貝爾與朋友一起創建了貝爾電話公司(AT&T公司的前身)。格拉漢姆·貝爾是一個偉大的美國發明家和企業家。



從以上啟動工業革命的人物簡介中，我們可以知道，他們不僅是發明家，也是企業家。歷史告訴我們，正是這批科技型企業家啟動了工業革命，催生了工業時代，從而催生了工人階級。



　 科技人員和企業家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工業革命實現了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向現代工業社會的重要變革。



　　第一次工業革命後，產生了機器製造業(蒸汽機)、鐵路(蒸汽火車)、輪船業(蒸汽輪船)等新產業。隨著工業生產中機器生產逐漸取代手工操作，傳統的手工工場已經無法適應機器生產的需要。為了更好地利用機器進行生產，提高效率，一種新型的生產組織形式—工廠出現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使得工廠取代了手工工場，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工業企業家出現了，工人階級隨之出現。



　　第二次工業革命後，又產生了鋼鐵工業、汽車工業、石油工業、電力工業、電氣製造業、航空業、化學工業等新的產業。企業家階級和工人階級前所未有地壯大起來了。英、美、法、德、日本等國家已經成為發達的工業國家。科技人員和企業家階級成為國家工業經濟的推動者和組織者，工人階級則成為國家工業經濟的生產者。



　　從第三次工業革命(計算機及信息技術革命)到今日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人工智能，清潔能源，機器人技術，量子信息技術，虛擬現實以及生物技術為主的科技革命)，人類已經進入了信息時代，科學家、研發人員、技術人員、工程師成為信息時代的主力軍，而工人階級的人數已經在大量地減少，其社會作用也在逐漸減弱。。



　　現代社會的發展證明了格奧爾基·瓦連廷諾維奇·普列漢諾夫的預言：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知識分子的隊伍比無產階級增加得更快，在生產力中的作用躍居首位，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已經過時。



　　從以上內容，我們可以得知，沒有科技型企業家就沒有工業革命，沒有工業革命就沒有工業時代，沒有工業時代就不會出現工人階級。一批科技型企業家啟動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隨著科學的發展而湧現出來的科學家、科技人員，不斷地發現新知識，發明新技術、新設備，創造新產品，企業家不斷地應用新技術、新設備組織生產新產品，推動著工業時代的發展和促進人類社會的繁榮。科技人員和企業家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工人階級不是發明者，不是組織者，而是生產者。工人階級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在今天的信息時代，工人階級的社會作用正在逐步減小。



　　名義上的領導階級



　　所謂工人階級領導主要是工人階級對國家的領導。在中國，工人階級對國家的領導，必須通過共產黨來實現，也只有通過共產黨才能實現。這就是所謂，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因此，共產黨官僚集團才是真正的領導階級。盡管中國憲法的第一條將工人階級定為中國的領導階級。實際上，中國工人階級只是憲法上的領導階級，不是實際的領導階級。



　　自建國伊始，中國共產黨就將全體國民分為兩大階級：幹部和群眾。凡是軍隊、政府機關中擔任領導職務或管理職務的公職人員被稱之為幹部，而其他人員一律是群眾。



　　這些掌握著國家權力的幹部對中國國民實施政治、經濟和思想統治。他們按級別享受著特殊待遇。即便在1960年災荒年代，廣大群眾餓著肚子，幾千萬人被餓死，而幹部們依然可以根據級別享受著鮮肉、雞蛋、白糖和香煙的待遇。時至今日，中國共產黨高級幹部依然享受著終身製待遇。



　　中國工人階級僅僅是名義上的領導階級。在政治上，他們甚至沒有組織自己工會的權利。在經濟上，毛澤東執政期間，工人階級也沒有選擇工作的權利，實際上是圈在工廠裏聽話的工具，叫你幹啥就幹啥。20世紀90年代，政府為了“減員增效”，開始迫使工人下崗，工人毫無選擇的權利，只得被迫下崗。從1978年至今，工人階級依然毫無任何實質性政治權利。



已故學者陸學藝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提出了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占有情況為劃分標準，將當代中國社會劃分為十個社會階層。第一個階層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也就是具有實際行政職權的中國共產黨幹部階層。產業工人則是中國社會的第八層。身為第八層的工人階級怎麽可能是領導階級呢?中國共產黨幹部階層才是真正的領導階級。中國百姓習慣地稱呼他們“領導”。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利用四項基本原則前所未有地強化中國共產黨的黨國統治意誌。四項基本原則的第一項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利用手中的軍權，施行人民民主專政，鎮壓國民的反抗，強製國民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意誌走社會主義道路，強迫中國國民信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使得中國國民喪失了平等權利，喪失了結社、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喪失信仰、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存在“主權在民”，而是“主權在黨”。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實際上是中國的領導階級。



　　最後筆者要說的是，一個進步的、民主的社會是不存在領導階級的。



　　民主社會不存在領導階級



　　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古代中國等國在公元前就建立了君主專製製度。在君主專製國家，專製君主獨攬國家權力，集全國的軍事、司法、行政權力於一身，是全國土地財產的唯一的最高所有者。他的個人意誌就是法律，對臣民擁有生殺予奪之權。以君主為首的貴族及其官僚階層是國家的統治階級，亦可稱謂國家的領導階級，而其他階層則為被統治階級，或稱謂被領導階級。



　　1688年光榮革命後，英國建立起君主立憲製，結束了英國的君主專製製度。1776年7月4日，美國民眾在費城召開了第二次大陸會議，發表了《獨立宣言》，宣布美利堅合眾國正式成立。1787年，通過美國憲法，美國成為聯邦製國家。美國憲法確立了國民主權、限權政府、三權分立與製衡、聯邦和州的分權等原則。1 791年12月15日，美國權利法案生效。美國權利法案明確規定：國民具有信教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以及集會和攜帶武器的等權利。美國憲法和權利法案的生效，標誌著保障國民權利和限製政府權力的民主憲政製度的建立。



　　自此， 在世界上第一個徹底廢除君主專製製度，建立民主憲政製度的美國，主權在民，亦即國民享有政治權利;施行私有製，國民直接掌握著私人產品的生產資料，亦即享有經濟權利;信教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亦即國民享有思想權利。在國民享有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思想權利的美國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領導階級。



　　現代民主社會，從社會服務角度，整個社會形成了一個公共產品服務、私人產品服務的社會服務網絡。提供社會服務的人群形成了不同的階層，他們之間的關系是服務關系，不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作為提供公共產品的政府，是一個為國民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不是領導機構。政府成員不是領導者，是公共產品提供者。



　　現代民主工業社會，從價值角度，整個社會形成了一個知識能力價值鏈。在企業組織中，科研人員發現、開發新的價值(產品)，企業家組織經營新的價值(產品)。科研人員和企業家位於知識能力價值鏈的上端;工人的職能是在企業家的組織下生產出科研人員研發的新產品，位於整個知識能力價值鏈的下端。在現代民主工業社會中，科技人員和企業家是知識能力價值鏈的主導階層，工人階級則是輔助階層。工人階級不是領導階級。



　　終上所述，從誕生到現在，工人階級從來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中國的工人階級，沒有政治權利，處於中國社會的第八層，除了在憲法這張紙上，他們從來沒有實際領導過中國。



　　中國憲法總綱第一條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這是中國共產黨掩蓋其政權非法性的謊言。







2020年10月24日完稿2021年 3月6 日修改



中國的一切權力實際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中-製憲系列文章之十三



中國憲法 第一章 總綱



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在中國憲法總綱第二條中包含兩個謊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事實告訴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不屬於“人民“，而是屬於中國共產黨。



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事實告訴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是橡皮圖章，實際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各級中國共產黨組織。



我們看一看，中國共產黨頭子毛澤東過去是如何說的，鄧小平是如何說的，習近平現在是如何說的，以及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國憲法是如何表述的，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又是如何做的，就可以證實，中國共產黨像專製君主一樣地貪婪地霸占著國家權力。



中國共產黨頭子、黨章、憲法的相關表述



1962年1月30日，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



“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 。



1973年12月，毛澤東在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說：“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 。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北京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提出了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即“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鄧小平通過人大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 。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中說：“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中國共產黨是國家最高政治領導力量，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證。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全國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要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萬眾一心向前進“。（2018年3月20日習近平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講話）



中國共產黨黨章宣稱“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2017年10月24日 十九大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的四項基本原則的第一項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中國共產黨利用四項基本原則前所未有地強化中國共產黨的黨國統治意誌。中國共產黨利用手中的軍隊，施行人民民主專政，鎮壓國民的反抗，強製國民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意誌走社會主義道路，強迫中國國民信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使得中國國民喪失了平等權利，喪失了結社、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喪失信仰、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



2018年修正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



中國共產黨的這幾個頭子的說法，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國憲法序言的表述，以及憲法總綱第一條加入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完全否定了在中國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樣的自相矛盾，厚顏無恥，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幹得出來！



中國共產黨黨委和黨組統治著中國的角角落落



毛澤東說：“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 。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要領導政府、領導軍隊、領導經濟、領導文化。



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包括：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地方各級委員會包括：省、自治區、直轄市、設區的市、地區、盟和自治州的共黨委員會（簡稱“省委”、“區委”、“市委”、地委、盟委、州委等）。縣（旗）、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和市轄區的共黨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包括：企業、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區、社會組織、人民解放軍連隊和其他基層單位，凡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都要成立黨的基層組織。



中國共產黨黨組包括：國家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局、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社會團體等單位，一般設立黨組，由行政正職領導兼任黨組書記。各級公安機關均設立黨委，外交部及駐外使領館設立黨委，實行“黨委領導下的行政正職領導負責製”。



中國共產黨中央統治著全中國，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黨的地方委員會在本地區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地方政府的領導核心作用，按照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對本地區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實行全面領導，對本地區黨的建設全面負責。（2015年12月25日起施行的《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



黨組是黨在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社會組織和其他組織領導機關中設立的領導機構，在本單位發揮領導核心作用。（2015年6月16日實施的《中國共產黨黨組工作條例(試行)》）



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設立中國共產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黨組。其職責是，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職權中的重大問題向中國共產黨中央請示報告；保證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決策的貫徹落實。中國共產黨至今仍然沒有實現普選的承諾，人大代表不是中國民眾選舉產生的。中國人大代表存在：黨員代表多、非黨員代表少，幹部代表多、群眾代表少的問題。退休金雙軌製和官員財產難以公開，長期得不到解決，根本原因在於中國人大中大都是中國共產黨官員。因此，中國人大代表沒有代表性，沒有主體性和獨立性。由此可以證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不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權力機關，實際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和各級中國共產黨組織。



中國共產黨不僅牢牢掌握了各級政府，也控製了所有“群眾”組織，工、青、婦組織及合作社、學校、報紙。是以，全體國民(無論是黨員還是非黨員)都無一例外地必須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的指示。中國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天下”。



1957年，在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中，儲安平深刻解析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天下”



6月1日，儲安平在一次座談會上作了發言。



他說：“這幾年來黨群關系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問題上”。



他認為，“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些？”



他說：“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儲安平毫不客氣地批評了毛澤東，稱之為“老和尚”。



“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系？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



儲安平的“黨天下”言論終於使他遭到了人民民主專政屠刀的殺害。文革中，儲安平失蹤了，究竟是自殺、被打死，至今仍無定論。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從中央到基層，從國家機關到社會團體，層層設立黨組織，建立了黨天下，布下了天羅地網，控製著中國的角角落落，中國民眾被全民監控，無處遁形。關於“人民“，筆者在《為什麽我的文章中極少使用“人民“這個詞》一文中，已經闡述過，在當今中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人是”人民“。否則，就是敵人。”人民“只是中國共產黨的馴服工具。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主權在民”，而是“主權在黨”。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實際上是中國的主人。中國共產黨的中高層官僚集團成為中國的統治階級，中國國民淪為被統治的臣民。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政府是黨政府，軍隊是黨軍隊，經濟是黨經濟，文化是黨文化。中國共產黨牢牢地掌握著中國的一切權力。



像專製君主一樣的貪婪



筆者在《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暴力社會主義道路》一文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是君主專製製度的變種。像中央集權的君主專製權力一樣，前蘇共和中國共產黨都是通過暴力占有了國家的一切資產，並且壟斷了國家所有的權力。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滅商建立周朝。公元前1045年，周朝開始實施分封製度。周武王分封姬姓宗室子弟和功臣為列國諸侯，如封其弟周公姬旦於魯國，封功臣姜太公於齊國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攻滅六國後，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朝廢除分封製代以郡縣製，中央集權的君主專製製度取代了封建君主專製製度。中央集權君主專製製度的主要特征是“壟斷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一切鞏固專製統治的權力”，其表現為：1、專製君主是全國土地財產的唯一的最高所有者；2、專製君主獨攬國家權力，集全國的軍事、司法、行政權力於一身。3、專製君主的個人意誌就是法律，對臣民擁有生殺予奪之權；4、君主世襲製，亦即君主之位按照王室血統關系世代傳承；5、君主職位的終身製，即君主沒有任期的限製。除非該王朝被其他王朝所推翻，君主不得不下臺。6、軍隊是君主專製統治的暴力支柱,君主憑借軍事暴力奪取國家政權,統治其臣民。



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是中央集權君主專製製度的變種。中央集權君主專製製度是君主家族壟斷“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一切鞏固專製統治的權力“的製度，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是中國共產黨壟斷”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等一切鞏固專製統治的權力“的製度，其表現為：1、中國共產黨是全國土地和國有財產的實際最高所有者；2、中國共產黨獨攬國家權力，集全國的軍事、司法、行政權力於一身。3、中國共產黨的意誌就是法律，對百姓擁有生殺予奪之權；4、中國共產黨政黨世襲製，亦即政黨頭子之位在中國共產黨黨內傳承。5、政黨頭子的終身製，不死不下臺。6、軍隊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暴力支柱。中國共產黨憑借軍事暴力奪取國家政權,統治其臣民。



綜上所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是一個主權在中國共產黨的國家。



中國憲法 第一章 總綱 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兩個徹頭徹尾的謊言，其目的是為了掩蓋中國共產黨大權獨攬統治中國的真相。







2020年11月1日完稿 2021年3月9日修改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製憲系列文章之十五



中國憲法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製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製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製度。



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以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對其國民的殘害，使得暴力社會主義臭名遠揚。



1982年9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妄圖重新定義社會主義，挽救其臭名昭著的名聲。



鄧小平的“特色”社會主義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有什麽不同呢？



下文，筆者將通過梳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體製改革，證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黨天下”，與毛澤東社會主義的政治特征是相同的；通過梳理中國共產黨的經濟體製改革，證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特征，是“黨管經濟“，與毛澤東社會主義的經濟特征基本相同。



“世界上第一臺電子計算機的六名發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美籍華人朱傳榘老先生說：1980年，我回祖國大陸時，見到了鄧小平先生。鄧小平先生一見我就講：‘朱先生啊，你看這怎麽好啊，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啊！對不起人民啊，共產黨怎麽才能挽回嘛……’”(胡平《從鄧小平的一句驚人之語談起》)



從成立伊始，中國共產黨就在對中國人犯罪。1949年前，甘心當蘇聯共產黨的走狗。1949年後，毛澤東照搬了前蘇聯共產黨建立了黨國專製製度，使得中國人活不下去了。



1954年開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使得地主活不下去了，被沒收土地財產，被殺死近2百萬人。



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使得中國知識分子活不下去了，20世紀初期到中期成長起來的近百萬中國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被勞改勞教。



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使得中國百姓活不下去了，僅在1959年至1961年期間就餓死了三千多萬。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不僅使得百姓活不下去了，政府官員們也活不下去了，他們被掛牌子、批鬥、趕到農村，關進監獄。劉少奇死了，彭德懷死了------



中國共產黨的確對中國人犯下了不可饒恕之罪。我們來看中國共產黨是怎樣改革，怎樣挽回的。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體製改革



文革中，毛澤東犯下的罪惡，使得中國青年人開始思考中國的過去和未來，筆者也曾經是其中的一員。在北京，“西單民主墻”和“北京之春”民主運動應運而生。人們在西單民主墻上貼出了要求給1976年天安門事件平反，控訴冤假錯案的大字報，批判毛澤東犯下的歷史罪錯的大字報，以及主張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要求保障人權，實行民主的大字報，還出現了《探索》、《四五論壇》、《中國人權同盟》、《今天》、《北京之春》等幾十種非官方刊物。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報》發表《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墻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指名道姓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



1979年3月27日，魏京生因反革命罪被捕。3月30日，鄧小平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發表講話。他提出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即“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



自此，鄧小平提出的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一篇講話，對中國政治體製中的“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進行了嚴厲批判，首次提出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問題。這篇講話，後來被中國共產黨十三大尊為“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綱領性文獻”，也被黨內外的主流研究者們奉為研究鄧小平政治體製改革思想的經典。



鄧小平是真的認為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是真的會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嗎？



別忘了，就是這個鄧小平在1979年3月30日提出了必須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就是仍然要堅持對中國人繼續犯罪，哪裏會有什麽政治體製改革！



那麽，鄧小平提出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問題的目的究竟何在？



“當時華（國鋒）身兼黨主席、政府總理、中央軍委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因此鄧講話中所以反對權力過於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華的權力，首先要華把總理的位子讓出來” 。鄧力群和趙紫陽的這些回憶都表明，鄧講這篇話的首要目的，並不在於要提出‘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而是要‘解決華國鋒的問題’”（ 吳偉《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講話》）。



鄧小平“強調，中央作這樣考慮的原因是：一，權力不宜過分集中；二，兼職副職不宜過多；三，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四，從長遠著想，解決好交接的問題” 。



“趙紫陽後來評價說，‘對於小平講話的這些內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鄧是要按照政治現代化、民主化的方向，從根本上改變政治製度了。但實際上不是這麽一回事。鄧在批評了種種弊端之後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並沒有超出具體的組織製度、工作製度、工作作風、工作方法的範圍，沒有觸及根本製度，仍然是一種行政改革的性質’ 。這個評價是客觀的、符合事實的”（ 吳偉《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講話》）。



以上事實證實，鄧小平的所謂政治體製改革僅僅是要解決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權力集中問題，是行政改革的性質，而不是解決中國共產黨自身的黨國專製製度問題的政治改革性質，更不是解決中國人應有的權利問題。



中國共產黨的行政改革僅僅局限於其內部權力分配上。《八二憲法》取消了中國共產黨大頭子終身製，製定了任期製。習近平上臺後，通過《八二憲法修正案》又取消了任期製。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可憐的行政改革也消亡了。



為了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始終懼怕知識分子，鎮壓知識分子的反抗。鄧小平代替了毛澤東的腳色。



1983年10月，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的迫切任務》的講話，提出了“清除精神汙染”的問題：“精神汙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於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 。善於搞運動整人的中國共產黨緊跟鄧小平的指示大搞“清除精神汙染”，迫害知識分子，其發展態勢就好像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樣。



1986年，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又掀起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運動。他認為：“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並且提出“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鄧小平文選》第3卷）。中國共產黨立即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幹問題的通知》，壓製那些覺悟了的對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領導提出疑問的知識分子。1987年， 中國學者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因參與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被中國共產黨開除出黨。



1989年6月4日，鄧小平下令野戰軍屠殺中國學生和民眾。這個殘酷的事實證明，悍然野蠻屠殺中國人的罪犯鄧小平是絕不會進行政治體製改革，不會放下手中的獨裁權力的！



此後，中國共產黨再也不提政治體製改革了。本來就是撒謊嘛！



習近平上臺後，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直接道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是“黨天下”。”打天下，坐江山“的共產黨強盜們，絕不可能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絕不可能放下手中的權力的。正如習近平自己所說的：” 我們要守住共產黨的家業“。



中國共產黨的經濟體製改革



中國共產黨宣稱，是它領導的改革開放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真是情況呢？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中國共產黨定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



被譽為中國農村經濟改革起點的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是冒著被中國共產黨逮捕槍斃的生命危險開始“大包幹”的。



1978年11月24日晚，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按下血印開始“大包幹”時，當年12月22日通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上還在堅持“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穩定不變”的政策，沒有絲毫有關中國農村改革的建議。中國共產黨怎麽有臉自吹，是他們推動了中國農村的改革！



1978年，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分田密約”，包產到戶、包幹到戶，席卷了中國農村。1982年1月1日，中國共產黨頒布了第一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的中央“一號文件”。該文件仍然強調，中國農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公有製是長期不變的，集體經濟要建立生產責任製也是長期不變的，並將包產到戶、到組，包幹到戶、到組納入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製。



直到小崗村農民按血印的五年之後，1983年1月第二個“一號文件”《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幹問題》頒布，中國共產黨才正式承認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



中國的民營經濟同樣是頂著中國共產黨的阻力自發地發展起來的。



70年代末，“傻子”年廣九已經雇工12人。1983年年中央1號文件中指出：“農村個體工商戶和種養業的能手，請幫手、帶徒弟，可參照《國務院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幹政策性規定》執行。對超過上述規定雇工請較多幫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而應因勢利導，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經濟發展”。此時提出的“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政策，並沒有承認民營經濟雇工人數可以超過8人。直到1987年中央“5號文件”的發布，才將“三不”政策改為十六字方針，即：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抑弊，逐步引導。正是年廣九的敢為天下先，才促使政府不得不解除了對個體經營人數的限製，而後才有了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



溫州是中國個體、民營經濟發源地。民營經濟的代表“八大王”曾經遭受中國共產黨地殘酷打擊。



1982年1月和4月，國務院兩次下發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通知，當時的樂清縣委便將“八大王”的商品經濟行為列為“投機倒把罪”進行查處。“八大王”大部分被捕入獄。22歲的程步青在樂清專門召開公審大會上，他被五花大綁押上臺，接受群眾的批鬥和唾罵，然後被判刑四年。胡金林由於提前聞到風聲，開始了長達兩年，如驚弓之鳥般的潛逃生涯。1985年的1月15日，胡金林悄悄溜回了溫州，當夜就被警察抓走了。第二天，樂清縣廣播站高聲播報“全國經濟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獲歸案” 。1985年3月22日，胡金林被無罪釋放。此後，“八大王”們陸續獲得平反。這已經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的1978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七年之後了。



“八大王事件”僅僅是1982年政府經濟整肅運動的冰山一角，到1982年年底，全國立案各種經濟犯罪16.4萬件，判刑近3萬人，結案8.6萬件，追繳貨款3.2億元。



“八大王事件”告訴‘世界，直到1985年，中國民營企業家還被當作了投機倒把分子。



“民營企業發展到今天，是在不斷有人大喊大叫批判“私有化”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厲有為《路在何方》）。



中國共產黨怎麽有臉自吹，是他們推動了中國的經濟改革！



那麽中國共產黨究竟幹了些什麽呢？



1982 年，中國共產黨十二大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沒有完全樹立起商品經濟的應有地位。



　 1984年10 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製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思想。這是把發展市場體系僅僅理解為發展商品經濟，根本沒有提市場經濟。



　 1992 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明確了“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鄧小平這是在撒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正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為主是社會主義，市場為主是資本主義。



1992年，中國共產黨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市場經濟這個時候才提了出來，有限地給民營經濟讓出了一點市場空間。但是，在市場經濟前面又加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帽子，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就是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被中國共產黨所控製的，也就是“黨管經濟“。



199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把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製度確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製度。中國共產黨強調“公有製為主體”，是在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經濟的主體。



200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強調要堅持和完善這一基本經濟製度的時候，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 “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 中國共產黨強調“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是在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經濟的主體是毫不動搖的。中國共產黨所說的，“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中，關鍵詞是“引導”。非公有製經濟要在中國共產黨“引導”下發展”，也就是說，非公有製經濟要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經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權力經濟。鄧小平施行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黨管經濟“，這就是說，依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權力經濟。



事實證實，中國共產黨是不能放棄控製中國經濟的權力的。中國共產黨能夠隨時收縮民營企業家有限的市場空間，沒收民營企業家的資產。



2002年，中國共產黨開始搞“國進民退”。中國共產黨幹預經濟力度加強，國有經濟在某些產業領域市場份額擴大了，而民營企業在某些產業領域市場份額被縮小了，甚至於退出。中國共產黨宣稱，“國進民退”是與建立和完善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製度相一致的，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



2008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發動“唱紅打黑”，迫害民營企業家，沒收的資產成百上千億。



2013年，上臺伊始，習近平就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很多特點和特征，但最本質的特征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全面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水平，是堅持民主集中製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們政治製度的優勢。黨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經濟工作是中心工作，黨的領導當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體現，抓住了中心工作這個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開” （2013年12月10日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習近平露出了共產黨的本來面目，強調中國共產黨對經濟的領導，黨管企業，高調稱頌馬克思，為《資本論》正名，鼓吹馬克思的暴力消滅私有製思想。其走卒高叫，民營企業應逐漸離場。中國曾經的有限市場經濟改革大踏步地倒退。如果沒有中美貿易戰，習近平恢復公有製的中國夢很可能實現。中美貿易戰使得中國經濟快速下滑，習近平不得不說，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中美貿易戰救了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也挽救了眾多挺身而出突破中國共產黨計劃經濟體製的民營企業家所促成的中國有限的市場經濟製度。



小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具體表現為：“黨天下”和“黨管經濟“。



筆者通過梳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體製改革，證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黨天下”，與毛澤東社會主義的政治特征是完全相同的；筆者通過梳理中國共產黨的經濟體製改革，證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特征是“黨管經濟“，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經濟特征基本相同，僅僅留給民營經濟一點有限的市場空間而已。這點有限的市場空間隨時面臨著被中國共產黨收回的威脅。



中國共產黨是對中國人犯了大罪的軍事集團。如果中國共產黨真的為了中國人的共同富裕，那就要放棄獨裁專製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對於中國共產黨這個犯罪集團來說這是根本不可能的。為了欺騙中國人，中國共產黨提出了要改革開放，不再搞過去的毛式社會主義，要搞一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特色”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換湯不換藥，掛羊頭賣狗肉。



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本質絲毫沒有改變，中國共產黨依然在用人民民主專政這把屠刀，強迫中國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我們必須廢除中國暴力的社會主義製度，廢除中國共產黨黨國專製製度，建立自由民主製度。



國家主權屬於國民，不屬於任何個人和政黨。政府是憲法賦予的行使公共權力的唯一組織。任何政黨都不是公共權力組織。



政治體製改革的首要目標是，將中國共產黨組織從中央到地方政府機構中趕出去。國民享有組織、選舉的政治自由，具有通過選舉賦予某一政黨通過政府行使公共權力的政治權力。 公共產品由政府提供，建立基於多黨製的自由民主製度。



經濟體製改革的首要目標是，將中國共產黨組織從國企趕出去。國民享有擇業、創業的經濟自由。私人產品交給市場，由企業提供，建立以交易私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製度。







2020年10月28日完稿 2021年3月15日修改



重新定義公有製和私有製-製憲系列文章之十六



中國憲法總綱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即全民所有製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社會主義公有製消滅人剝削人的製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



本文通過重新定義公有製和私有製，規範政府和企業的職能邊界，指出“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及“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的錯誤。



經濟體製改革的首要目標是，廢除中共掌管中國經濟的權力，將中共組織從國企趕出去。國民享有擇業、創業的經濟自由。私人產品領域交給市場，由企業提供，建立以交易私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製度。



政府是處理公共事務、維護公共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務的組織。政府的經濟職能限於公共產品領域。



從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談起



工業時代誕生後，人類的交易活動越來越頻繁，交易種類越來越多，整個社會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復雜的以交易活動為主線的產品網絡。眾多產品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大類：私人產品、公共產品和混合產品（混合產品類本文暫不討論）。



私人產品是指那些具有效用上的可分割性，受益上的排他性和消費上的競爭性產品。例如，食品、服裝、住房、電視機、手機等產品。私人產品效用上的可分割性，是指產品可以分割成許多能夠買賣的單位，例如食品、服裝、電視機等。私人產品的排他性，是指顧客可以購買消費，也可以不買。如果要購買，就必須付費，排出了那些不想付費或少付費的人。私人產品的競爭性，是指如果某個人購買了某個產品，其他人就不能再購買該產品。私人產品是用來滿足私人消費的產品，由購買者付款，它的效用只對購買者提供。私人產品生產者可以有利潤。



公共產品是指那些效用上的不可分割性，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費上的非競爭性產品。例如，國防、公安、司法、公共福利、義務教育等。政府製定的法律、製度和政策也屬於公共產品範疇，例如所有製製度、環境保護製度等。公共產品效用上的不可分割性，是指產品的效用為全體國民所共享，不能將其分割成若幹部分,比如國防、公安等。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是指一些人在消費或使用公共產品的過程中，不能將另一些人排斥在消費過程之外。一些人從公共產品中受益不會影響其他人從公共產品中受益。公共產品是納稅人必須購買的產品。納稅人購買公共產品以稅支付。稅是納稅人購買公共產品的價格(包括支付給政府維持其運轉的行政管理費用等)。沒有收入的人、月工資低於3500元人的工資以及離退休人員的工資不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納稅人對公共產品的利用，不會排斥沒有交稅的人對它的利用。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是指一些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影響另一些人對它的消費。公共產品是用來滿足公共消費的產品，由政府公共財政支付，它的效用向全體國民提供。公共產品提供者沒有利潤。



企業和政府的職能



工業時代以來，企業的職能是什麽？政府的職能是什麽？長期以來一直是社會關註的重要問題。



前文講過，私人產品是用來滿足私人消費的產品，生產者可以有利潤。由於私人產品有利潤，就會有願意生產的企業主動出資組織生產。



私人產品的排他性，意味著顧客要購買私人產品，就必須付費，排出了那些不想付費或少付費的人。私人產品的競爭性意味著市場應該提供這種產品，因為只要允許市場以某種價格提供競爭性產品，就可以確保人們在做出生產和使用產品的決策時，適當地考慮成本和收益。將競爭性私人產品留給市場，就可以提高經濟效率，生產者可以有利潤。



前文講過，公共產品是用來滿足公共消費的產品，生產者沒有利潤。由於公共產品沒有利潤，所以不會有企業願意主動出資生產，一般由政府出資提供。



政府不能提供私人產品的原因在於，私人產品存在一定的經營風險。具體原因如下：



其一，私人產品的效用只對為其付款的購買者提供，並且是非強製購買的私人消費產品。因此，企業難以把握私人產品的市場需求量。其二，由於私人產品對所有願意提供產品的企業開放，致使相同或相近似的產品眾多，產品競爭性強。提供質量好、價格便宜、交期短的產品的企業才能獲得競爭的勝利，贏得利潤，而質量差、價格高、交期長的產品的企業必將競爭失敗，導致經營虧損，甚至血本無歸，企業要承擔自己的經營虧損。



由於以上兩點，私人產品不應交由政府提供。如果政府經營私人產品，政府投資的資本出於政府財政，財政收入主要來自稅收，一旦發生資本虧損，虧損將由納稅人負擔。“中國僵屍企業”就是沈重的案例。



所謂僵屍企業，是指那些無法起死回生、應該破產又沒有破產的，以吸食銀行貸款和政府資金而茍活的企業。中國的僵屍企業大多是國有企業。“僵屍企業”不斷地吸食銀行和政府財政的資金血液，無效地占用土地、資金、原材料、勞動力等社會資源，霸占著市場又不退出，嚴重地浪費社會資源，並擾亂市場秩序。



現代民主工業國家，私人產品一般由企業出資生產，公共產品一般由政府出資提供。私人產品定義了私有製的邊界，用於生產私人產品的生產資料一般采用私有製，企業一般是私有製企業。公共產品定義了公有製的邊界，用於生產公共產品的生產資料一般采用公有製，政府是公有製生產資料的代理人。



私人產品領域定義了企業的職能，公共產品領域定義了政府的職能。



企業的職能是提供私人產品。由於資源是有限的，企業應有效地配置企業資源，簡化企業運作流程和組織結構，提高企業運作效率，降低產品成本，進而降低產品價格，同時要提高私人產品的質量，快捷地滿足顧客的需求。當然，如果某些私人產品，企業不願意提供，或無力提供，例如投資過大，成本過高，利潤過薄的產品，這些產品也可以由政府提供。



政府的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政府是國家行政機關。廣義的政府是指國家的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等公共機關的總合。由於財政收入是有限的，政府應有效地利用財政收入，簡化政府運作流程和組織結構，提高政府運行效率，降低行政管理費用，減少稅收，同時提高公共產品的質量，快捷地滿足國民的公共需求。



市場經濟發達的現代國家，隨著私人企業對公共產品的提供，公共產品已經不再只是政府提供的一種方式，而出現了政府提供（政府公共財政支出，不收費）、企業提供（按盈利原則定價，並向使用人收費）和混合提供（由政府組織生產，以收費方式向國民提供。收費不以盈利為目的，僅對成本進行補償）等多種基本方式，這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隨著工業時代的發展，國民對企業與政府博弈和協作對社會繁榮的影響的認識逐步提高，工業國家對於企業和政府職能也逐步清晰。



私有製和公有製



國家由國土、國民和政府構成。國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的國土、自然資源以及生產資料都屬於國民所有。生產資料國家所有製包括三種形式：生產資料屬於國民個人所有的私有製，生產資料屬於部分國民所有的集體所有製，生產資料屬於全體國民所有的全民所有製。個人所有、集體所有和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都是國民所有的生產資料，國民所有就是國家所有。



從生產資料所有角度，個人所有的生產資料和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料都不屬於全民所有，同屬於私有製，不過是國民個人所擁有和部分國民所擁有之別而已。集體所有製不是公有製，而是集體私有製。從產品生產角度，私人產品定義了私有製的邊界，用於生產私人產品的生產資料一般采用私有製，企業一般是私有製企業。



從生產資料所有角度，全民所有製為公有製。政府是經過國民授權為國民提供公共產品的機關，其本身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政府是全民所有製生產資料的代理人，也就是名義持有者。從產品生產角度，公共產品定義了公有製的邊界，用於生產公共產品的生產資料一般采用公有製，國有企業為公有製企業。



中華民國憲法，經濟上，公用事業及其他有獨占性之企業，以公營為原則，其經法律許可者，得由國民經營之。人民有保有、土地、財產及擇業之自由，肯定了土地私有製、財產私有製和經濟自由。



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問題



人類歷史存在兩大類生產資料公有製形式，一種是暴力公有製，另一種是民主公有製。



在《<共產黨宣言>批判》一文中，筆者講過，沿著施行暴力公有製的暴力社會主義道路，建立起的黨國專製製度，共產黨將國家權力集中於手中，將國家的一切資產集中於手中。共產黨消滅了平等，暴力建立的公有製變成了共產黨私有製。在社會主義派別中，只有馬克思的基於暴力公有製的暴力社會主義給人類帶來了血腥的災難。



那麽非暴力的公有製，例如英國人曾經建立的民主公有製的社會效果如何呢？



從１９世紀至今，部分英國人進行了長期的公有製社會的探討和實踐，其中最著名發起人有喬治·肖伯納和悉尼·韋伯。



蕭伯納（1856—1950）是英國著名的民主社會主義活動家、政論家和愛爾蘭劇作家。1884年，費邊社成立，蕭伯納參加了該社，並成為費邊社的重要領導者之一。蕭伯納閱讀過馬克思的著作，主張廢除私有財產。他認為要實現社會主義，必須實現土地和資本的社會所有製。但是，蕭伯納反對暴力革命。他贊成漸進的和平革命，其行途徑是通過實現普選、規定競選費用由公眾負擔等手段來擴大公民的參政權。在政治體製上，蕭伯納反對中央集權，主張建立有效能的地方自治。



悉尼·韋伯(1859—1947)和比阿特麗絲·波特·韋伯(1858—1943年)夫婦，是著名的英國工聯主義和費邊社會主義理論家。1885年，經肖伯納的介紹，韋伯加入了費邊社，他的《社會主義的歷史基礎》的公開演講成為費邊社的綱領性文件編。



肖伯納和韋伯等費邊社領導人系統地闡明了費邊社會主義理論。費邊社會主義主張廢止土地私有製、工業國有化，以及實現各種社會福利。鑒於英國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工人階級已經取得選舉權，因此，他們反對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而是要通過選舉，通過議會鬥爭和平地將資本主義進化為社會主義。韋伯具體提出了社會改造的四大原則：（一）民主主義的變革。（二）漸進的變革。（三）合乎道德的變革。（四）合乎憲法的與和平的變革。肖伯納反對暴力的一句名言是：“暴力同樣是混亂的產婆，而混亂卻又是戒嚴的產婆。”他們認為采用暴力的手段去改造社會，則肯定會使社會本身受到損害，大傷元氣。這已經為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馬列主義政黨的暴力革命所證明。費邊社會主義理論宣傳極大地阻止了馬列主義在英國工人運動中的傳播。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費邊社會主義逐漸成為工黨的理論和政策基礎。英國工黨是左翼政黨。1900年2月27日建立於倫敦，稱勞工代表委員會，1906年稱工黨。工黨綱領的傳統理論基礎是費邊社會主義，主張生產資料、分配手段和交換手段的公有製，實行計劃管理，以達到公平分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執政的艾德禮工黨政府開始實施公有製，我們把民主國家的公有製稱之為民主公有製。1948年，工黨政府宣布建成福利國家。



目前，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就是如何“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民營企業是交易私有製企業，“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也就是讓民營企業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暴力公有製的社會破壞作用和低效率，可以證明，中國憲法總綱第六條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是錯誤的。



進一步發揮交易私有製的作用



今天，中國的經濟體製，一方面堅持“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另一方面又在提倡“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哪些產品領域應該堅持公有製？那些產品領域應當通過市場配置資源？如果不從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角度來厘清私有製和公有製的邊界，怎會清晰哪些產品應該堅持公有製，哪些產品應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呢？



讀者從前文中已經得知，用於提供公共產品的生產資料一般采用公有製，而用於生產私人產品的生產資料一般采用私有製，才能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改革之後，中國政府，逐步允許個人、企業提供某些私人產品，私有製也得到了有限的承認。但是，當下中國政府的職能邊界依然不清，沒有以提供公共產品為主，以提供那些企業無力提供的私人產品為輔，所以，中國政府依然插手某些私人產品行業。這說明中國政府至今沒有厘清私人產品與公共產品的邊界，對公有製和私有製的邊界認識有誤，這是中國政府依然插手私人產品領域的根本原因。



怎麽解決？



政府退出私人產品領域，專心於公共產品，及某些企業無力提供的私人產品。執政黨的職能是提出有關公共產品結構的合理政策，通過政府管理國有企業，不能直接插手國有企業。國有企業要逐步退出私人產品領域，讓利於民。一個現實的案例是，美國計劃將國際空間站“私有化”。據新華社電美國《華盛頓郵報》援引美國航天局文件報道，美國政府雖然計劃自2025年起停止對國際空間站的直接註資，但並不是要拋棄這個空間實驗室，而是打算將其轉手，賣給私營企業。



結語



國民是國家的主人，沒有國民就沒有國家，沒有國民更不會有政府。



我們必須重新定義公有製和私有製的邊界。私人產品定義私有製的邊界，公共產品定義了公有製的邊界。源於國民納稅的公有製和源於國民個人資產的私有製都是民有製度。



民有，即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集體所有和全民所有，就是國有。民富，即個人富有、集體富有和全民富有，就是國富。



我們必須修改憲法，取消“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及“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建立生產資料國民所有製，即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集體所有和全民所有的國民所有製；建立個人所有、集體所有和全民所有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



這樣，中國的經濟製度才是合理合法的。







2020年11月5日完稿 2021年3月18日修改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製憲系列文章之十七



中國憲法 第一章 總綱 第十五條 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筆者在《野蠻的暴力社會主義道路》一文中講解過，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是暴力社會主義。因此，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是暴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暴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表現形式，從經濟權力角度來講，是基於中國共產黨的“黨管經濟”體製；從所有製來講，是基於中國共產黨的暴力公有製。中國共產黨掌控著中國經濟，為其生產財富，維護獨裁專製統治。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的。



“黨管經濟”體製



筆者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揭露過“中國共產黨經濟體製改革”的真相。



1992 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明確了“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



鄧小平這是在說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毛澤東統治時期的計劃經濟是典型的“黨管經濟”體製。計劃經濟體製導致幾千萬中國人餓死。鄧小平撒謊的目的就是，掩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製的嚴重弊端。



1992年，中國共產黨十四大報告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有限地給民營經濟讓出了一點市場空間。但是，中國共產黨的四項基本原則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又要建立市場經濟體製，這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國共產黨在市場經濟前面又加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帽子，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就是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被中國共產黨所控製的，這就是“黨管經濟“。



中國共產黨不僅在國企中建立黨組織，還在外企和民企中建立黨組織。筆者曾經與一批政府官員參觀過一家著名的溫州民營企業集團。對於中國共產黨強製企業建立黨組織，該集團的董事長十分憤怒，面對我們大聲地說：“中國是十三億中國人的中國，不是哪一個人的，也不是哪一個組織的中國”! 筆者十分高興，大聲地說：“說得好，說得好” ！ 那些政府官員，竟然也沒有惱怒，有的還輕輕地鼓掌！



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是公有製為主體的，非公有製經濟要接受中國共產黨引導。在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經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權力經濟。從鄧小平開始施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依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權力經濟。



2013年，上臺伊始，習近平就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很多特點和特征，但最本質的特征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全面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水平，是堅持民主集中製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們政治製度的優勢” （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習近平直言不諱地強調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經濟體製改革”的真相，使用專製權力來保障“黨管經濟“，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



竭盡全力保住公有製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利用暴力建立的基於公有製基礎的計劃經濟體製使得中國人活不下去了。為了保住中國共產黨的獨裁統治，鄧小平不得不進行的經濟體製改革。從1978到1992年期間，中國共產黨開始進行長達13年的國企經營改革，就是要力保國企。因為，國企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基礎。



放權讓利改革



1979年，國務院頒布《關於國營企業實行利潤留成的規定》，其主要改革內容為國營企業實行“放權讓利”。



1984年，國務院在通過的《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賦予了企業更多的自主權。企業可以留用一部分利潤用於職工獎勵、職工福利和生產發展，利改稅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員工和國有企業的積極性。



在不改變國企壟斷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首先對國有企業采取放權讓利政策，主要目的是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和物質刺激，調動企業的生產經營積極性。“放權讓利”的改革措施並沒有改變舊的基於公有製的計劃經濟體製，企業還是政府行政部門的附屬物而不是獨立的經濟實體，政府在國有企業虧損時依舊追加投資，一些賦予企業的權利也沒有落實。



企業承包製改革



1986年12月5日，國務院做出《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幹規定》，提出全民所有製小型企業可積極試行租賃、承包經營。全民所有製大中型企業要實行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製。各地可以選擇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製大中型企業進行股份製試點。



1986-1991年啟動的企業承包製改革，主要目的是推行多種形式的經營承包責任製，給經營者以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希望通過重建微觀利益機製和權利主體，使經營者對國有財產效率負起責任來。承包製雖然賦予了企業經營者更多自主權，並沒有觸及公有製改革。



這就是說，從1978年一直到1991年，中國共產黨一直在保護國有企業，保護公有製。



國有企業的本質問題是公有製問題，無論是“放權讓利“，還是”企業承包“都沒有涉及公有製問題，所以，中國共產黨的國企改革根本不可能解決國企問題。筆者將在“國有企業是僵屍企業”一文中給予分析。



向松祚在一次演講中說過，“歷史已經反復證明，國有企業不可能搞好。國有企業能夠搞好，我們還需要改革嗎”？



混合所有製改革的真相



從1978 到1992年，中國共產黨國有企業的改革失敗，又打起混合所有製經濟的旗號，妄圖利用民資和外資來挽救國企。



1993年，中國共產黨十四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混合所有製經濟”。



2002年，中國共產黨十六大，明確提出積極推行股份製，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



2007年，中國共產黨十七大，提出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製經濟，使股份製成為公有製的主要實現形式。



民營企業普遍對中國共產黨股份混合所有製的目的存疑，認為這是又要像毛澤東那樣搞“公私合營”。筆者所認識的民企老板，對混合所有製嗤之以鼻。



習近平上臺後，再次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



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



　　“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製經濟，是基本經濟製度的重要實現形式”，“積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製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製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



在鼓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的同時，又強調：“國企不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2014年3月5日，習近平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



中國共產黨發展混合所有製的目的是，不但要在宏觀領域堅持公有製經濟的主體地位，而且要在企業層面堅持公有資本的控股地位或支配地位。



中國共產黨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製的基本原則是：



政府引導，市場運作。這就是說，所謂的混合所有製改革依然要在政府主導之下。



　　中國共產黨認為混合所有製改革是國企改革，不是私有化改革



私有化改革與混合所有製改革根本不同：私有化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建立交易私有製為基礎的私人產品市場經濟製度。混合所有製改革則是以私有化為手段，用以為國企註入活力、盤活國有資產、增強國企控製力、調整優化國有經濟布局，最終目的是要鞏固中國共產黨公有製主體地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非公有製經濟主體將以何種身份地位在混合所有製企業中，參股者、控股者？參與經營還是主導經營?筆者曾經在一次會議上詢問主講人，非公有製經濟主體是否可以控股，控股方是否可以出任董事長？這個主講人有些慌亂地回答，這個問題以後可以討論。



“搞混合所有製改革，有兩條路徑：一條路是按市場經濟規律運作，以市場為主配置資源，民營與國有優勢互補，強強聯合，取長補短，自願組合，共同發展。另一條路徑是以政府為主導，以行政手段為主配置資源，給國有企業下指標，把優秀的民營企業吃掉。我們正站在十字路口”（厲有為《路在何方》）。



無疑，中國共產黨走的是後一條路徑。在所謂的經濟體製改革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公檢法、政府經常發生某些違約行為，侵害民營企業產權。



因此，民營企業對混合所有製改革目的持懷疑態度，中國共產黨不是真正的將資源配置讓位於市場，而是新一輪的國企圈錢遊戲，新一輪的公私合營。



頑固堅持基本經濟製度



1982年12月4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即全民所有製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

第七條 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第十一條 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



從1978年，到1982年，所謂的改革過去了4年，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依然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國營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個體經濟只是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補充。



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中，所謂的改革過去了10年，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依然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國營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補充。面對中國民營企業的出現，中國共產黨也把私營經濟看作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補充，並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 。



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中，所謂的改革過去了15年，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沒有變，依然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



199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把“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製度確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製度。中國共產黨強調“公有製為主體”，就是在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經濟的主體。



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所謂的改革過去了21年，憲法第六條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即全民所有製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 “。



200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強調要堅持和完善這一基本經濟製度的時候，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 “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中國共產黨強調“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就是在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經濟的主體是毫不動搖的。中國共產黨所說的，“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中，關鍵詞是“引導”。非公有製經濟要在中國共產黨“引導”下發展”，也就是說，非公有製經濟要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



不得不承認私有財產



民營企業頂著中國共產黨的壓製甚至迫害艱難地發展起來。從1978 到1999年，21年後，第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中國共產黨這才不得不正式承認“非公有製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1978 到2004年，26年後，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第四次憲法修正案，將“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等內容寫入憲法。但是，在“私有財產”前面加上了一個“合法的”帽子，合法不合法是由中國共產黨定義的，私有財產的權力還是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中，為以後薄熙來以打黑名義掠奪私有財產留下了伏筆。



多年來，中國共產黨打著“黨領導”的旗號，刻意推動國企通過“做強、做優、做大”擠壓民企的生存空間，讓民企感到恐慌，也使得“國進民退”不斷成為熱門話題。



中國共產黨深知私營經濟發達不利於獨裁，因此，政治上在民企中建黨組織以控製民企，經濟上采用各種歧視政策，壓製民企。



近幾年，消滅私有製的叫囂極為囂張，尤其是2018年。



1月11日，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周新城撰寫了《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製》一文。



2月24日，周文撰寫了《寫在<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之際》



5月4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隆重召開了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



9月11日，吳小平聲揚：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



這些肆無忌憚的言論和行動使得民企心驚膽戰。



向松祚曾經在演講中說，現在民營企業家的普遍心態是：“需要我們是無奈的選擇，消滅我們是崇高的理想”。



中美貿易戰致使中國經濟下滑。為了保住統治權力，中國共產黨高層接連發聲繼續欺騙民營企業家。



9月27日，習近平在遼寧忠旺集團考察時強調指出，“民營企業要進一步增強信心”，“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有益於、有利於民營企業發展的” 。同時，習近平仍然宣揚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我們毫不動搖地發展公有製經濟，也毫不動搖地支持、保護、扶持民營經濟發展、非公有製經濟發展” 。



關鍵問題在於，哪些是公有製經濟，哪些是私有製經濟？國企位於產業鏈的上遊，民企則分布在中下遊產業。有些市場只對國企開放，對外企開放，對民企並沒有開放。筆者在 “重新定義公有製和私有製“一文中講過，公有製經濟是公共產品領域，私有製經濟是私人產品領域。國企繼續壟斷石油、電信等私人產品行業，不對民企開放，怎樣可能支持、保護、扶持民企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控製著中國大量資源



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控製著中國的主要資源，為中國共產黨生產財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國家的手段控製國內的要害經濟部門和大量的企業，為中國共產黨生產財富。



2015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明確地提出了黨管國企，表明他們要繼續對霸占國有資產，依然把中國人的資產當作中國共產黨私產。



只要存在著國企，中國市場就一定存在著不公平。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長張思平在“第三屆野三坡中國論壇”上講到：從政府掌握的七個方面的資源配置來看（見下文），各級政府在實踐中將大量的資源通過不同的方式基本上都配置給了國有企業，這使得國有企業成為政府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工具、平臺、載體，扭曲了資源配置在政府、市場、企業之間的關系，背離了“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市場經濟調節模式。



中國政府將掌握的對企業經營發展有重要影響的七個方面資源的絕大多數無償地配置給國企。



具有網絡性質的壟斷資源



資源類別：水網、電網、管網、信息網、頻譜。



政府分配方式：



基本上由政府直接無償用行政手段分配給國有企業，使國有企業處於獨家壟斷或寡頭壟斷地位，從而形成國有企業巨大的壟斷利潤。國有企業利用其壟斷地位，將上下遊的關聯產業、企業結合在一起，形成縱向、橫向高度一體化的壟斷大企業集團。



與土地開發利用為主體的自然資源



資源類別：土地、石油、天然氣、水資源。



政府分配方式：



土地：對部分與房地產開發和產業發展有關的土地資源，利用市場機製采取招拍掛的方式外，對絕大多數的國有土地資源都以行政劃撥或協議轉讓方式配置給了國有企業。



石油、天然氣、水資源：絕大多數是由政府以行政手段方式配置給國有企業並長期無償占有使用。



與市場準入有關重要行業的特許經營權



資源類別：一些特殊行業的經營牌照（銀行、保險、證券、電信）、與特殊經營資格、經營範圍有關的行業資質（基礎設施、公共事業）、包括準入資格在內的各種各樣的行政許可。



政府分配方式：



除了少數民營企業通過各種方式取得外，絕大多數都通過各級政府的行政許可，無償配置給國有企業



政府掌握的投資資源



資源類別：直接全額投資、投資項目代建代管、和社會資本合作投資（PPP）。



政府分配方式：



直接全額投資：作為政府投資的資本金，直接註入國有企業，形成國有企業的投資項目和固定資產。



投資項目代建代管：由國有企業代建代管，形成這些投資和資產名義上是政府的，實際上是國有企業使用和經營管理。



社會資本合作投資（PPP）：政府大量的合作項目，名義上是吸引社會投資經營，但實際上主要由國有企業來投資



政府掌握的龐大的產業基金和投資基金資源



資源類別：投資基金和產業發展基金。



政府分配方式：



由財政部門直接管理，或者委托國有企業控股的投資公司或基金公司管理。



資金的分配掌握在政府各級官員手中，由政府進行最終決定和審批。



這些產業基金大部分直接或間接配置給各種類型的國有企業。



政府掌握的價格資源



資源類別：價格製定、價格補貼



政府分配方式：



價格製定：定價對象主要是國有企業。在政府定價的過程中，由於信息不對成、政府談判能力不足等其他原因，政府的定價水平和標準常常高於企業的合理成本加平均利潤水平。



價格補貼：政府對公用企業除了直接的、公開的價格補貼外，還更多地采取了對國有企業在土地供應、地價減免、財政專項、銀行貸款等多方面綜合性補貼、支持和補償。



政府直接和間接掌握的龐大的國有資產資源



資源類別：國有銀行、證券、基金等國有控股的金融機構



政府分配方式：



給銀行製定貸款的各種指標、額度。



給銀行直接下達貸款指令。



召開協調會，給銀行施加壓力，迫使銀行落實政府意圖。



用財政、土地等資源給銀行以市場補貼，引導銀行按政府的指令落實貸款指標。



以政府信用給銀行擔保，承擔銀行貸款的風險（《原深圳市副市長張思平：政府退一步，中國經濟海闊天空》）。



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階層控製著國家的七大類資源，通過國有企業剝削中國人的血汗。國有企業是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大金庫。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階層是最大的剝削階級。



我們大家都知道，發展經濟最終的目的是改善廣大的勞動者的生活水平。過去四十幾年來，勞動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既低於GDP的增長速度，也低於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



四十幾年來，誰富了？政府富了，官員富了，中國共產黨富了！



結束語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證實，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從經濟權力角度來講，是基於中國共產黨暴力的“黨管經濟”體製；從所有製結構來講，就是基於中國共產黨暴力的暴力公有製。中國共產黨通過“黨管經濟“掌控著中國經濟，維護著獨裁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通過公有製維護國有企業，控製中國大量資源，為中國共產黨生產財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極端貪婪的政黨，權力貪婪，財富貪婪！







2020年11月13日完稿 2021年3月21日修改



國有企業大都是“僵屍企業”-製憲系列文章之十八



中國憲法總綱第七條：



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



本文分析揭露，中國共產黨將國有經濟作為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是一種嚴重的錯誤。



在當下中國，國有經濟是指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的一種經濟類型，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重要成分。國有經濟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使用國有資產投資舉辦的企業，即國有企業。



公共產品由政府提供，私人產品由市場生產。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一部分，即公共產品部分，不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民營經濟提供私人產品，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



筆者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一文中指出，國有企業是中國共產黨的私產、大金庫。在當下中國，私人產品領域中的國有企業大都是僵屍企業，效率低下，腐敗叢生。



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一文中，筆者揭露了，中國共產黨利用手中的槍桿子霸占著中國主要的經濟資源，通過中國共產黨私產國企來控製中國的經濟。只要存在著國企，中國市場就一定存在著不公平。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長張思平在“第三屆野三坡中國論壇”上講到：從政府掌握的七個方面的資源配置來看，各級政府在實踐中將大量的資源通過不同的方式基本上都配置給了國有企業，這使得國有企業成為政府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工具、平臺、載體，扭曲了資源配置在政府、市場、企業之間的關系，背離了“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市場經濟調節模式。



國企在中國共產黨政府如此強勢的資源優惠配置之下，經營效果如何呢？



國有企業效率顯著低於民營企業



“以2017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為例，國有控股企業虧損面高達25%，非國有企業只有11%；國有控股企業的總資產利潤率只有3.9%，而非國有企業為8.4%。國有控股企業的杠桿率（負債/總資產）為60.4%，非國有企業為52.5%（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國有控股企業上述不令人滿意的績效，還是在擁有諸多優惠條件下實現的，包括容易獲得銀行貸款且利息通常較低，容易獲得廉價土地或其他優惠和補貼，擁有對石油、電力、煙草、金融、電信等壟斷性或高盈利領域的控製權等。而普通民營企業通常不具備這些優惠條件”（2018年1月13日王小魯《改革40年的回顧與思考》）。



國有企業凈資產受益率顯著低於民營企業



“總利潤÷凈資產=凈資產收益率，這是反映企業經營效率的核心數據。通過比較三種性質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情況，可以清晰地知道誰的掙錢能力更強。



民企的凈資產收益率從2011年的28.5%一直下降到2017年的19.6%，呈現持續下降態勢，無從扭轉。外企的凈資產收益率從2011年的22.3%下降到2015年的17.1%之後，就開始表現為相對穩定的態勢，下跌趨勢得以緩和，2017年回升至18.2%。國企則極為弱勢，基本上沒有掙錢能力，從2011年12.9%劇烈下降到2016年的7.2%之後，由於供給側改革的呵護，2017年才勉強恢復到9.4%，但是掙錢能力依然很弱。整體來說，民企和外企的掙錢能力，令掌握了最多社會資源的國企望塵莫及 “（2018年10月30日搜狐《不同性質企業八年經營數據 》）。



國有企業出口創匯遠遠低於民營企業



“根據海關統計，今年1-11月，我國進出口總額27.88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1.1%；其中出口14.92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8.2%；進口12.96萬億元人民幣，增長14.6%；貿易順差1.96萬億元。從經營主體看，出口創匯的主力依然是民企和外企，民企出口高達7.16萬億元，同比增長11.6%，占比高達48.0%，外企出口6.22萬億元， 占比41.7%，兩者加起來占了外貿出口的9成份額，堪稱中國外貿出口的絕對主力。而擁有資源優勢資金優勢占據壟斷地位的龐大國企出口僅為1.54萬億元，占比不過10%。（2018年12月14日蔡慎坤《出口創匯為什麽離不開民企和外企？》）



“凈出口數據比較



三類企業的凈出口數據，也就是它們各自為國掙外匯的能力。在今時今日，這種能力的強弱，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怎麽高估都不過分。----從事貨物進出口業務的國企，由於控製了原油、礦石等關鍵大宗商品的壟斷進口權，國有製造企業事實上相對民企和外企而言，具備巨大的成本優勢。然而這種成本優勢並沒有轉化為相應的生產能力，國企始終沒有建立起深加工能力並形成最終的出口能力。



從2011年至2018年8月，民企的凈出口占比長期維持在100%以上。外企的凈出口占比雖然呈現持續下降趨勢，從峰值的84.2%下降到2018年1-8月的23.6%，但也始終維持為正值。唯有國企，始終保持大規模的負值，始終是貿易逆差的提供者。



整體而言，2011年至2018年8月，民企的凈出口規模合計38978億美元，外企合計11818億美元，而國企的數據令人大開眼界，合計-19717億美元” （2018年10月30日搜狐《不同性質企業八年經營數據 》）。



國有企業靠銀行貸款來維持生計



“毫不諱言，現在很多的企業，特別鋼鐵、煤炭、製造行業的國有大企業，就是靠銀行貸款來維持生計。如果銀行一旦抽貸，這些企業很可能馬上就要瀕臨破產。各位都知道，很多地方省政府、市政府都出臺了相關政策，要求銀行不能隨便抽貸，這說明了什麽問題呢？”（《向松祚：中國經濟比L型還糟，可能是持續下跌！》）。



民企發展是中國經濟增長主要動力



“民營企業因產權清晰、激勵約束有效，能夠真正發揮價格和競爭機製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全要素生產率持續提高的過程。因自然壟斷和公共物品等，國有企業有必要存在，並限定在特定領域。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應該發揮各自優勢：民營企業集中於一般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集中於自然壟斷、公共物品、國計民生等非競爭性領域。當前中國亟需推進民營經濟發展重大理論創新和中長期製度安排，有效提振民營企業家信心，促進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國有企業在獲得批準許可、政府采購和低成本的銀行融資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但市場表現卻弱於民營企業，例如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總資產收益率（ROA）、凈資產收益率（ROE）以及分行業的ROA和ROE均顯著低於私營工業企業。原因有三：一是產權公有導致所有者缺位；二是體製性因素導致激勵約束不足；三是社會公共職責導致負擔過重。即弗裏德曼提出的：民營企業是‘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效率又講節約’，而國有企業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節約也不講效率’“（《任澤平談民營經濟：民企發展是中國經濟增長主要動力》）。



“民企雖然生存艱難，但是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就業崗位，其就業人數占比從2011年的19.2%提升到2017年的29.9%，民企不愧為中國經濟社會穩定的頂梁柱；外企承載的就業人口大致維持在6-7%之間，不愧為中國經濟社會的定海神針。唯有國企，即便包含公務員在內，也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就業人數占比從2011年的18.7%下降到2017年的14.6%，只相當於民企的一半。總結起來看，占有了最多資源的國企在凈資產收益率、凈出口和就業這三方面同時表現出極度的弱勢” （2018年10月30日搜狐《不同性質企業八年經營數據 》）。



以上事實證實，民企是中國經濟的主導力量，而占有了最多資源的國企在凈資產收益率、凈出口和就業這三方面同時表現出極度的弱勢。中國國有企業經營效率低下，大都是僵屍企業。因此，中國共產黨將國有經濟作為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是一種嚴重的錯誤。



國有僵屍企業產生的原因



多年來，“僵屍企業”一直為國民、企業以及經濟學界所關註。



所謂僵屍企業，是指那些無法起死回生、應該破產又沒有破產的，以吸食銀行貸款和政府資金而茍活的企業。 “僵屍企業”大多是國有企業。



由於“僵屍企業”不斷地吸食銀行和政府財政的資金血液，無效地占用土地、資金、原材料、勞動力等社會資源，霸占著市場又不退出，從而嚴重地浪費社會資源，並擾亂市場秩序。



對於僵屍企業，吳敬璉先生曾經強烈呼籲：“要停止對僵屍企業輸血。現在有一些地方政府用貸款、補貼、減免稅收等辦法去維持一些根本無法起死回生的企業。政府不是發揮自己應當承擔的社會功能，幫助解決企業停產給職工帶來的困難，而是支持這類僵屍企業繼續無謂地浪費社會資源，這只會增加金融風險的積累，而不會給社會帶來任何助益”（吳敬璉《如何確立中國經濟新常態？》）。



“僵屍企業”大多是國有企業，這是為什麽？



在《今天的僵屍國企為什麽這麽多？》一文中，張維迎列舉了中國經濟體製存在的五個問題： 一、重復建設和兼並困難問題；二、企業內部的權力鬥爭問題；三、惡性競爭問題；四、商業道德問題；五、投資行為問題。張維迎認為這五個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國有產權製度問題。張維迎從產權製度視角表述了他對“僵屍國企為什麽這麽多”的見解。顯而易見，僵屍企業產生的原因不僅僅如此。



身份原因



國企負責人是政府官員，不是企業家，並沒有出資於企業。國有企業虧損由納稅人承擔，他們不承擔經營風險，沒有損失一分錢。只要能夠從銀行和政府吸血，維持著僵屍企業茍活，他們依然可以做官。產權公有製度導致所有者缺位，造成弗裏德曼所指出的，民營企業是“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效率又講節約”，而國有企業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節約也不講效率”。



能力原因



國企負責人是政府官員，不是企業家，不具有經營企業的能力。



兩條公設：資源有限，能力有別。



人類的生存和持續發展既依賴於土地、礦山等資源，又依賴於自身的能力。資源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並且資源是有限的。能力是人類配置資源的力量，並且每個人的能力是有差別的。我們知道，經濟學是研究選擇的，為什麽？就是因為資源是有限的，能力是有差別的。



兩條公設的第一個推論是，只有讓能力高的人來配置資源，資源才能夠得到有效地利用。第一推論帶來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獲得人的能力差別的信息呢？



　　市場經濟是通過市場競爭來獲取企業經營者的經營能力差別信息的。市場競爭是人力資源與資源配置的優化過程。市場競爭調節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各個經營者之間的分配。在市場經濟中，市場是開放的，每個人都可以進入市場，提供產品。只要市場上某種產品不是壟斷的，必然會在經營者之間展開競爭，提供質量好、價格便宜、交期短的產品的經營者將獲得競爭的勝利，繼續掌握一定的資源，而失敗者將退出市場，喪失對資源的配置權力。



　 成功的企業家是市場競爭的勝利者，市場競爭證實了他們具有經營企業的能力。



政府官員是政府任命的，沒有經過市場的選擇。尤其在當下中國，由於中國共產黨壟斷權力的原因，官員的任用體製，正如中國近幾十年流行的一副對聯所說：“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這樣的專製體製之下，無能貪腐之輩擔任了國營企業負責人，僵屍企業多就毫不奇怪了。



政府職能原因



在《重新定義公有製和私有製》一文中，筆者講過：



企業的職能是提供私人產品，有效地配置企業資源，簡化企業運作流程和組織結構，提高企業運作效率；提高私人產品的質量，降低產品的成本，快捷地滿足顧客的需求。私人產品領域定義了企業的職能。



政府是國家行政機關。廣義的政府是指國家的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等公共機關的總合。在遵行憲法和有關法律的前提下，政府的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有效地配置社會資源，簡化政府運作流程和組織結構，提高政府運行效率；提高公共產品的質量，降低政府運行成本，快捷地滿足國民的需求。公共產品領域定義了政府的職能。



當下的中國政府的職能邊界不清。政府不斷地將他的手伸向私人產品領域，不斷地擴大國企的行業範圍：鋼鐵、煤炭、水泥、玻璃、鐵礦石、有色金屬、房地產等行業，致使那些不具備經營能力並且貪腐的國企官員製造了大量的僵屍企業。



怎麽解決？



一句話，國有企業退出私人產品領域，專心於公共產品領域，使得民營企業成為私人產品經濟領域的主導力量。



專心於公共產品領域，國企負責人就是政府官員，不是企業家，不必出資，身份問題就解決了。公共產品領域不是盈利領域，關註的是費用合理，相對於企業，虧損風險小得多。



專心於公共產品領域，國企負責人專註於企業管理，而不是企業經營。企業經營是戰略管理問題，要決定企業的經營方向，進入那個行業，退出哪個行業，要製定戰略規劃，製定預算計劃，承擔經營風險，為此需要高難度的企業經營能力。而企業管理是在企業戰略的基礎之上所做的流程、組織和人力資源等方面的管理，只具備管理能力即可。這樣，國企負責人的能力不足問題也得以解決。



專心於公共產品領域，政府的職能邊界得以確認，政府這只可以“看得見的手”，就能夠較好地協助企業哪只“看不見的手”發展經濟了。



專心於公共產品領域，國企出現僵屍企業的概率就大大減少了，效率也會得以提高。



結語



中國政府不僅將大量資源都配置給了國有企業，同時還給與國有企業各種補貼，尤其是補給一些完全靠輸血活著的國有“僵屍企業”，中國百姓和民營企業交稅的一部分就填到了國有“僵屍企業”這個填不滿的大坑裏。中國共產黨政府的這些行為嚴重違背市場經濟規律，造成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不公平競爭。此外，國企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像中石油和中石化這樣的壟斷企業，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掠奪老百姓和斂財的中國共產黨企業，民憤極大。



國有企業必須從私人產品領域退出！



我們必須修改憲法，取消“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這一嚴重錯誤的定位，承認民營經濟是私人產品領域的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中國應該進一步發揮交易私有製的作用，讓民營企業有更大的舞臺。這樣，中國經濟將會更加繁榮昌盛。







2020年 11月17日完稿 2021年3月24日修改



五星紅旗告訴世人什麽-製憲系列文章之十九



中國憲法 第三十三條



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本文揭露，這是中國共產黨的謊言。中國共產黨的國旗五星紅旗告訴我們，中國民眾在法律面前是不平等的。



在《野蠻的暴力社會主義道路》一文中，筆者曾經指出，“平等和公有製”是社會主義的兩大訴求。中國共產黨使用暴力建立的黨國專製製度，不僅將暴力公有製變成共黨私有製，而且也消滅了平等。



平等是社會主義者的訴求之一



社會主義派別把不平等和人剝削人的現象同私有製聯系起來，要求實行公有製，實現人類權利平等。



馬布利從自然權利或自然秩序出發，認為自然界給予人類的一切權利都是平等的，人類社會一開始就處在美好的自然狀態中，它不向人類提供任何財產和地位不平等的基礎，是最符合人類理性的理想社會。但現實世界中的一切國家，包括在當時獲得長足進步的英國，所實施的法律原則和道德規範，破壞了人類的自然秩序和理性原則，並沒有給人類帶來真正的幸福。他主張，盡快恢復和保衛自然界賦於人類的平等權利，實現國家繁榮、人民幸福。



格拉克斯·貝巴夫學說核心是“平等論”。他認為在自然狀態下人類本是平等的，私有製是造成人間不平等的總根源。他主張通過密謀暴力方式推翻督政府，建立革命專政並消滅私有製，最終形成財產公有、共同勞動和平均分配的“平等共和國”。貝巴夫的問題是，他沒有認識到，暴力即消滅不了“交易私有製”，也不能建立“平等共和國”。



艾蒂安·卡貝希望建立人人具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的製度。



夏爾·傅立葉主張，在“法朗吉”內，人人勞動，男女平等。



作為基督教社會主義創始人的菲力浦·畢舍宣揚“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本文，筆者再介紹一位著名的社會主義者皮埃爾·勒魯（1797—1871）。他是筆者尊重的一位社會主義者。《論平等》是皮埃爾·勒魯主編的《新百科全書》的一個詞條，也是他全面論述平等觀點的一部專著，發表1838年。在這部著作中，他以基督教三位一體的學說，圍繞平等問題，從歷史到現實作了系統考察和論述，認為平等是社會的基礎。皮埃爾·勒魯的名著《論平等》影響了很多人。



皮埃爾·勒魯在書中申明：



　　“從社會的起源和終止這兩方面來看，人類精神統治著現實社會，並把平等作為社會的準則和理想”。



　　“你們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宗教哲學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名義下還能宣告什麽呢?除非就是精神平等、智慧平等吧”!(第一部分 第四章 當今社會，從某方面觀察，除此原則外，別無其他基礎)



　　“每個人都有可能具有和其他人同樣的權利”。(第一部分 第三章 這項原則今天已被公認為司法準則)



　　“人類平等一旦被理解和接受，它單獨就能給政治權利提供基礎。”(第二部分 第十三章 對第二部分的結論或過去的普通規律)



　　“平等是一種神聖的法律，一種先於所有法律的法律，一種派生出各種法律的法律”。(第一部分 第二章 平等是一種原則，一種信條)



　　皮埃爾·勒魯呼籲：讓平等原則統治世界。(第一部分 第四章 當今社會，從某方面觀察，除此原則外，別無其他基礎)



　　皮埃爾·勒魯成功地解釋了，為什麽人類是平等的，因為每個人都具有和其他人同樣的權利，所以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筆者贊同皮埃爾·勒魯的平等觀念。平等原則使得每個人都具有同等的權利，同等的政治權利，同等的經濟權利，同等的思想權利，同等的法律權利。平等是一種先於所有法律的法律，是法製社會的基本原則。



皮埃爾·勒魯肯定法國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自由是人的生存權利，博愛是人的本性所充滿的感情，平等是兄弟般的相親相愛、互相幫助。他特別強調平等在其中占主導地位。只有平等，才能有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同樣，也只有平等，才能有人與人之間的博愛。



筆者畢生響應皮埃爾·勒魯的號召：讓平等原則統治世界。



我們可以這樣說，沒有平等，就沒有社會主義。那麽，自稱為科學社會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實現了社會平等了嗎？



“五星紅旗”是不平等的象征



五星紅旗由上海市民曾聯松設計。他的“構想主要是表現出中國四個主要社會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團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另一方面，也隱喻以漢族為中心，其他滿、蒙、回、藏等四族共同統一在中國內的含意。----在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五星紅旗獲得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和會議代表一致通過，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的國旗”（中國文化網《第一面國旗是怎樣誕生的？》）。



五星紅旗“環繞大星的設計”明確地顯示了社會地位之分。大星置於紅旗左上角，居高臨下，統領小星；四顆小星布列右下方，環繞仰視大星，“表現出中國四個主要社會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團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此外，在星星的尺寸比例上，大星的外接圓直徑是小星的三倍，凸現了大星和小星之間的主從、隸屬關系。五星紅旗凸顯一種不平等關系，一個政黨的地位位於四個社會階級之上。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是領導集團，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是被領導階級，也就是被統治階級！中國共產黨國旗的突出的主題是黨在民上。天安門廣場升起五星紅旗的那一刻起，中國共產黨一黨專製的黨國主義旗子就開始在中國上空耀武揚威的飄起來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正式確立了。



中國憲法總綱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製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製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製度。



總綱第一條告訴中國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權利是有差別的，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工農聯盟為基礎，其他階級的中國人是被領導的，不是國家的基礎。這就是說，五星紅旗中的“四小星”代表的四個階級也是不平等的。



在《工人階級從來都不是領導階級》一文中，筆者已經指出，中國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這是中國共產黨的謊言。中國工人階級實際上是紙上的領導階級。因為在中國，所謂工人階級對國家的領導，必須要通過共產黨來實現，也只有通過共產黨才能實現。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一向宣稱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因此，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才是真正的領導階級。



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工人階級是名義上的領導階級，農民階級曾經被圈在公社裏，小資產階級是被團結利用的，民族資產階級則是要被鬥爭改造的。政治上，中國共產黨把把中國民眾分為三、六、九等。



自建國伊始，中國共產黨就將全體國民分為兩大階級：幹部和群眾。凡是軍隊、政府機關中擔任領導職務或管理職務的公職人員被稱之為幹部，而其他人員一律是群眾。掌握著國家權力的幹部對中國國民實施政治、經濟和思想統治。他們按級別享受著特殊待遇。已故學者陸學藝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提出了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占有情況為劃分標準，將當代中國社會劃分為十個社會階層。第一個階層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也就是具有實際行政職權的幹部階層。產業工人則是中國社會的第八層。中國共產黨幹部階層是真正的領導階級。中國百姓習慣地稱呼他們“領導”。



此外，還有一個被專政的階級，這就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等五類人的統稱黑五類，合稱地富反壞右，與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雇農、佃農）、下中農 “紅五類”相對。黑五類是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政治賤民階層。依據血統論，“黑五類”及家庭成員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至文革結束，受到近三十年的不平等待遇。黑五類子女和紅五類子女在等級製中的位置，從他們出生時就已決定了。這樣地踐踏黑五類，陳雲很是擔心，有一天會被挖祖墳。陳雲說過：權力要移交給我們的孩子，不然我們以後會被挖祖墳的。



中國共產黨的罪惡歷史已經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存在“主權在民”，而是“主權在黨”。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實際上是中國的領導階級。“五星紅旗”是中國社會不平等的象征。







《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寫道，“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系的精神相對待” 。



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政府，雖然簽註了《世界人權宣言》，但是從來沒有有效地承認和遵行。



中國共產黨的“五星紅旗”告訴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人從來不是社會主義者，因為，它們消滅了平等。中國共產黨人是君主專製主義者的變種，是現代黨國專製主義者。中國共產黨遵守了陳雲、鄧小平所定下的規矩，一個中國共產黨高官家族家可以出一個孩子從政。這是變種的黨國貴族世襲。與中國共產黨“保持傳統友好合作關系“的社會主義國家朝鮮，已經成了金家專製王朝。



中國共產黨的五星紅旗告訴中國人，“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幌子，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才是真正的領導階級。



一個政黨成為中國的領導階級，中國還有平等嗎？







2020年11月21日完稿2021年3月27日修改



中國共產黨是自由的敵人-製憲系列文章之二十



中國憲法總綱第三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



第三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第三十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本文，筆者將揭露中國憲法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和第三十六條全是中國共產黨的謊言。中國共產黨剝奪了中國人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剝奪了中國人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



自由的定義



自由，一個偉大的一個詞匯！



自由，一個多歧義的詞匯。據英國理論政治家阿克頓勛爵（1834—1902）統計，思想家對“自由”的定義有200多種。



亞歷山大裏亞學派猶太人宗教哲學的主要代表斐洛·尤迪厄斯(公元前30 ～40年) 把自由理解為對上帝的追隨。，



阿克頓勛爵相信，“自由不是一種達到更高政治目的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自由之需要並不是為了實現一種好的公共管理，二是為了保證對市民社會和個人生活最高目標的追求”。 他認為超出自身利益的必要界限，政府應當進行幹預，但僅僅在推行保證和促進個人自由的限度之內（阿克頓《自由史論》）。



“我所謂自由意指這樣一種自信，每個人在做他認為是他自己的份內事時都應當受到保護而不受權力、多數派、習慣和輿論的影響。國家只有在直接與之相關的領域能夠合法地分配職責和劃分善與惡的界限。超過為其福祉服務的必要界限，它只能促進那些能夠成功抵抗誘惑的影響——宗教教育和財富分配，來間接地幫助生存競爭” （阿克頓《自由史論》）。



阿克頓勛爵認為，自由是一個成熟民族的精美成果。



哈耶克說過：“自由歷來是指人們按照自己的決定和計劃去行動的可能性“，” 自由的行動是指個人根據自己的知識，選擇自己的方法，進而追求自己的目標，它的實現必須基於不以他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外部條件“（哈耶克《自由憲章》）。



自由意味著，一個人可以自己選擇生活方式而不受政府的限製;自由意味著，在法律範圍內，說話、做事的合法權利。



自由是個人選擇的權利



哈耶克在《自由憲章》一書中提出; “本書研究人的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上，社會中他人的強製被盡可能地減到最小程度，這種狀態我們稱之為 ‘自由’的狀態”，“自由是一個人擺脫他人強製的狀態”，“一個人不受其他某人或某些人武斷意誌的強製，這種狀態常常被看作‘個人的’或‘人身的‘自由”。



從消極約束角度，哈耶克認為，自由是人的強製被盡可能地減到最小程度的狀態。



從積極主動角度，筆者認為，自由是個人選擇的權利，是人的主動性發揮最佳的狀態。自由主要由自主、自立和自尊三要素構成。



自主，是指一個人具有獨立思考、按自己的決定和計劃行事的權利，即“每一個人能夠自己統治自己“，自己是自己的主人。 如果一個人不能獨立思考，沒有決定自己事情的權利，那麽，這個人，要麽是奴隸，要麽是農奴，或者是沒有自主能力的人，只能聽任他人擺布。



自立，是指一個人具有自我獨立不依賴他人的生存能力。正如哈耶克所說的：“人們實現自己的願望的能力也常常被比喻成一種自由”，“自己去發現一個用武之地和一份適當的職業，這乃是自由社會強加給我們最為嚴格的戒律 “（哈耶克《自由憲章》）。



自尊，是指一個人具有自我尊重，希望他人尊重自己的自我愛護能力。“在一個自由社會裏，個人所享受的尊重也將取決於他利用自由的方式“ （哈耶克《自由憲章》）。不能自主的人，得不到尊重，不能自立的人同樣也得不到尊重。在民主社會裏，自主、自立的人都享有自尊。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農村開始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製時，筆者曾經問一個生活在農村的表弟：是自己承包土地，自己養活自己好，還是在原來的生產隊吃大鍋飯好？表弟毫不猶豫地講，當然是承包土地好啦！自己種什麽，自己說了算；自己多出力就多掙錢，肯定能夠養活自己。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看生產隊長的臉色了，以前得罪了他，就要被扣工分。現在，多麽自由！前幾年，村裏的人出去要飯，還要大隊開證明。從表弟的話中，可以看出，他的自由在於，自己說了算，這是自主；能夠自己養活自己，這是自立；不用再看他人的臉色生活，這是自尊。



大約十年前，筆者給企業家講課時，曾經講過自由的概念。課間休息時，一位當了總經理的“富二代”對筆者談起了他的煩惱。



他說，老師，不是父親強迫，我根本不願意擔任這個總經理。



筆者問，為什麽？



他回答，就是你說的自尊的問題。很多工人都很羨慕我們家的富有。他們不知道這個富有的代價。我們要承擔的破產風險和沒白沒黑地思考企業經營問題、生產問題、銷售問題等等，最難堪的是，我感到在政府官員面前沒有自尊。我的父親簡直就是官員的三陪。我曾經勸說我的父親，不要再對政府官員低三下四了。可是，父親說，沒有辦法，不能得罪他們，否則扣上個罪名就罰款。我如果接班，當了董事長，我肯定忍受不了。



另一位已經接班當了董事長的中年學員對這位總經理說，那是你們不硬氣。我父親在位時，也是政府官員的三陪。我上位後變了。我手裏握著那些政府官員當年上門勒索的證據，再想要錢，那就乖乖地聽話，為我服務。



那位總經理說，這樣也不太好吧！實際上，都沒有自尊！



這時，又一位董事長學員說，我正在一步一步地從國內撤資，到美國辦企業，雖然員工工資高一些，但是，稅比國內低得多。最最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官員那真是為企業服務啊！我第一次同他們打交道時，真正感覺到了人的尊嚴！



這些年有很多中青年企業家以及富有的人，到國外去追求自由的生活了。筆者的朋友中，就有好幾位。



一個自由社會的根本前提是：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有嚴格的規定的個人權利範圍，他在其中的活動是不受任何人，特別是不受任何政府強製力幹預的。



自由的權利範圍，是個人事務、私人產品範圍，定義個人權利邊界。



政府的權力範圍，是公共事務、公共產品範圍，定義政府權力邊界。



任何人在個人自由範圍內，具有自我決策的權利。對於政府的權力，每個人都擁有監督、批評的權利；對於政府的權力範圍，每個人都擁有建議、反對的權利。



哈耶克說過：“自由的前提應該是：個人具有自己有保障的私人空間，在這一空間內，有許多事情是別人無法幹預的“（哈耶克《自由憲章》）·。自由強調，政府權力不能超過一定的界限，也就是說，個人享有的某些權利不受政府幹涉。



從個人權利視角，自由主要分為思想自由、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三大類。



思想自由



思想自由是個人擁有獨立於他人之外的思考事實、觀點的權利。



本傑明·富蘭克林曾經說過，“沒有思想自由，就沒有這樣的智慧，也就沒有言論自由的公民權”。



思想自由是宗教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前提。沒有思想自由，亦即不允許個人對客觀事實有自己的思考和觀點，那就不可能允許個人有信仰自由，更不可能允許個人有發表意見的自由。一個思想自由的社會不允許任何個人及組織控製國民的思想。



經濟自由



經濟自由是個人擁有基於資產私有製的創業權利和基於能力的擇業的權利。創業自由和擇業自由的製度是市場經濟製度。市場經濟是開放的經濟體製，允許個人自由地進入市場開創事業，允許個人自由地進入企業謀取職位。私有製是財產權的製度保證，也是市場經濟的基礎。



“‘擁護自由’意味著反對一切具有特權的壟斷組織，尤其反對使用強製阻止他人為更美好的事物進行嘗試的組織“（哈耶克《自由憲章》）。一個經濟自由的社會不允許存在特權的壟斷組織，更不允許它們控製國民經濟。



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是個人擁有選舉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人身自由和無罪推定原則等權利。政治自由的根本在於，主權在民，公民享有選舉權。國民的思想不同、利益不同，對於公共產品的範圍、製度和政策所持看法也不盡不同，政治自由保證，國民對於公共產品的範圍，對於政府的權力範圍，有發表意見的權利，有權對國家事務以及政府作為發表不同的意見，包括建議、批評及反對的意見。



政治自由的底線是保障國民的人身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一個政治自由的社會不允許任何個人及組織剝奪公民的政治自由。



　 一次，一位印度商人對筆者稱贊中國高速公路的四通八達、高鐵的快速便捷。



筆者問他，你是否願意成為中國公民？



他回答說，不！



筆者問，為什麽，因為你是印度人嗎？



他回答說，不是因為我是印度人，而是因為中國不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實際上，我正在辦理美國移民。我的一些親屬、同學以及朋友都生活在美國。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雖然印度也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但是與美國相比，還是有差距的。



哈耶克說過：”只有了解了一個自由人組成的社會總體上與一個不自由的社會究竟有什麽不同，我們才能充分認識自由的價值“（哈耶克《自由憲章》）。



下面我們就來比較美國和中國。



美國奇跡是怎樣發生的



筆者借助米爾頓·弗裏德曼的《自由選擇》一書的“導言”來闡述，美國奇跡是怎樣發生的。



17世紀初，歐洲人首次向美洲殖民以來，美國就成了一塊磁石，吸引著人們。開始時是涓涓細流，到十九世紀就成了一股洪流。千百萬人不堪忍受苦難和暴政，被自由和富裕的生活所吸引，橫渡大西洋和太平洋來到了美國。



他們踏上美國國土時，生活也不像從前想象的那麽好過，但他們確實獲得了自由，獲得了充分發揮他們才能的機會。靠著苦幹、精明、節儉和老天爺的保佑，大多數人實現了自己的希望和夢想。



美國的歷史是一部經濟奇跡和政治奇跡同時發生的歷史。之所以能夠發生奇跡，是因為美國人把兩套思想付諸了實踐。



一套思想體現在《國富論》裏。該書分析了市場製度為什麽能把追求各自目標的個人自由同經濟領域裏生產我們的衣、食、住所必需的廣泛合作結合起來。亞當•斯密最重要的見解是：參加一項交易的雙方都能得到好處，而且，只要合作是嚴格自願的，交易雙方得不到好處，就不會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處的情況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強製和對自由的侵犯來促使人們合作。正如亞當•斯密所指出的，受“一只看不見的手“指引，個人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時促進社會的利益，常常比他實在想促進時還更有效果。



第二套思想體現在由托馬斯•傑斐遜起草的《獨立宣言》中。它宣告了一個新國家的成立，這是歷史上按照人人有權追求自己價值的原則建立的第一個國家：“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帝賦予了他們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



將近一個世紀之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用更為偏激和絕對的話說：“人類有理由為之個別地或集體地幹涉任何一部分人的行動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我保護。……任何人的行為對社會負責的部分只是關系到別人的部分。就其僅僅關系他自己的那部分來說，他的獨立按道義說是絕對的。對他自己，對他自己的身心，個人就是主宰”。



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如果人們在沒有高壓統治和中央指揮的情況下能夠相互合作，那麽這可以縮小運用政治權力的範圍。此外，自由市場通過分散權力，可以防止政治權力的任何集中。把經濟和政治權力集中在同一個人手裏，肯定會給人民帶來暴政。



十九世紀，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結合，給英國和美國帶來了黃金時代。美國甚至比英國更繁榮。政府的限製較少；而土地則較為肥沃，人們可以去努力開發，去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



這一奇跡是什麽因素造成的呢？顯然不是政府的中央領導，因為俄國及其衛星國、大陸中國、南斯拉夫和印度等國目前雖然依靠中央指導把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勞力用於農業，但仍然時常要依賴美國的農業來避免大規模的饑荒。美國農業革命的主要動力是在自由市場上發揮作用的個人積極性。這個自由市場是向所有人敞開的，千百萬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自由地為自己而勞動。



農業生產率的增長是靠了在自由的刺激下同時發生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帶來了使農業發生革命的新機器。反過來，工業革命又依賴農業革命解放出來的勞動力。工業和農業手攜手地共同向前邁進。



斯密和傑斐遜都把政府權力的集中看作是對老百姓的巨大威脅；他們認為，不論什麽時候都應該保護公民免受政府的專製統治。這就是弗吉尼亞權利宣言（1776年）、美國權利法案（1791年）以及美國憲法中規定的三權分立的目的。在斯密和傑斐遜看來，政府應該是仲裁者，而不應是當事人。傑斐遜的理想，正像他在1801年的首次就職演說中所說的那樣，建立“（一個）開明而節儉的政府，它將製止人們互相傷害，但僅此而已，在其他一切方面將放手讓人們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標和從事自己的事業”。



從米爾頓·弗裏德曼的《自由選擇》一書的“導言”中，首先我們可以看到，思想的重要性。美國的經濟奇跡和政治奇跡的發生，是因為美國人把兩套思想付諸了實踐：一套思想體現在《國富論》裏，第二套思想體現在由托馬斯•傑斐遜起草的《獨立宣言》中。



“伊麗莎白一世在16世紀後期撤銷了思想審查法，據弗朗西斯·培根爵士說，她不希望滲透人類的靈魂和秘密思想。她在位期間，哲學家，數學家，占星家和天文學家焦爾達諾·布魯諾避難至英格蘭，在那裏他出版了許多關於無限宇宙和天主教會禁止的話題的書。離開安全的英國後，布魯諾最終因為拒絕放棄信仰他的想法而在羅馬被燒死。因此，有人認為他是自由思想的烈士”（《維基百科.》。



斯密和傑斐遜的兩套思想在美國付諸了實踐，就是因為，16世紀後期，英國撤銷了思想審查法，所以在英國以及曾經是英國殖民地的美國，人們享有思想自由。



其次是，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結合，給英國和美國帶來了黃金時代。



美國奇跡的造成顯然不是政府的中央領導。斯密和傑斐遜都把政府權力的集中看作是對老百姓的巨大威脅；他們認為，不論什麽時候都應該保護公民免受政府的專製統治，也就是保護公民的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



一個美國人可以想自己所想，說自己所說，可以選川普，也可以選拜登；可以自由創業，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付出努力就可以過著富裕的生活；在美國人人平等，享有自尊。美國人是自主、自立和自尊的自由人，獲得了充分發揮他們才能的機會。



自由就是幸福。這就是思想自由、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目標，也就是美國奇跡發生的根本原因。



中國災難是如何發生的



自從中國共產黨開始統治中國，它製造了一次又一次的災難。毛澤東曾經製造了殺害地主、迫害右派、餓死三千多萬人以及文革大災難，鄧小平製造了下令野戰軍屠殺民主學生的災難，習近平又製造了中美貿易戰、新冠病毒災難。



中國災難發生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的權力無邊，為了鞏固專製統治，控製國民思想，剝奪公民的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使得中國人喪失了自由，沒有充分發揮他們才能的機會。



剝奪思想自由



哈耶克說過：“強製“是極其有害的，它能使你不再是一個能夠思考問題、判斷價值的人，而成為受人控製的工具” （哈耶克《自由憲章》）。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意識形態統製，控製教育和媒體，對國民洗腦，剝奪國民的思想自由，不允許個人對客觀事實有自己的思考和觀點，以此來強製對國民的思想控製，把中國國民變成中共控製的木偶。鄧小平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習近平大搞“七不講“、”反憲政“，迫害宗教徒，都是妄圖繼續控製中國民眾的思想，剝奪國民的思想自由。



剝奪經濟自由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首先剝奪中國國民的資產，通過暴力將銀行、鐵路、以及被扣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帽子的企業收歸國有；在農村沒收地主的土地，通過農業合作化運動，將分給農民的土地又收回到中國共產黨的手中；通過公私合營運動，掠奪手工業者和工商業者的資產，然後實施基於暴力公有製的計劃經濟，全面剝奪了中國國民的創業自由和擇業自由。至今，中國共產黨仍然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基本經濟製度，強化中國共產黨對國企、民企，甚至對外企的領導，迫害民營企業家，最終目的是消滅非公有資本，剝奪公民的經濟自由。



剝奪政治自由



中國共產黨壟斷公共權力，黨組織與政府的一體化，即黨政一體，從中央到地方全面控製國家，並且不受任何監督和製約。他們不知羞恥地宣揚：“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共產黨控製著整個社會,直接發布命令。中國共產黨剝奪了中國人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剝奪了中國人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使得中國人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生活在中國共產黨人民民主專政的恐懼中。



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暴露了中國共產黨全面扼殺中國國民自由的兇惡面目。 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堅持扼殺中國國民的思想自由，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公有製，扼殺中國國民的經濟自由，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堅持扼殺中國國民的政治自由，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堅持對要求自由的中國國民進行鎮壓。



一個中國人不可以想自己所想，必須遵循馬列主義；不能說自己所說，彭德懷上書的下場使得百姓和官吏都閉上了嘴；不能到國有企業霸占的產業中去創業，只有與政府官員勾結，才有機會；在中國，黨員和群眾是不平等的，絕大多數中國人沒有自尊。中國百姓不是自主、自立和自尊的自由人。中國共產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徹底扼殺了中國人的自由，使得了中國國民失去了一切充分發揮他們才能的機會。沒有自由就是災難。這就是中國災難發生的根本原因。



中國共產黨是自由的敵人！



中國人渴望自由，



哈耶克說過：“我們渴望自由，是因為我們已經學會指望通過自由獲得實現我們許多目標的機會”（哈耶克《自由憲章》）。



中國共產黨控製下的自由度如何呢？



2020年3月4日，自由之家公布“2020年全球自由度調查報告“。



自由之家的報告調查了全球210個國家和地區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臺灣以93分列入“自由國家“，分別在2項評比”政治權利“獲得37分，”公民自由“獲得56分，在亞洲地區，分數僅次於96分的日本，亞洲其他較高分的有韓國83分、蒙古84分。中國則以10分名列最不自由國家。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公布“2019經濟自由度指數”，中國香港蟬聯第一。 相比2018年，香港在貿易自由、金融自由及政府誠信的得分都有上升，但司法效率得分下降。報告分析，香港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助經濟增長，但中美貿易摩擦可能會帶來負面影響。 日本、韓國分別排在“2019經濟自由度指數”榜的第29位和30位。 中國大陸則以不及格的58.4分，列名“幾乎不自由”國家，排名第100位。



亞當.斯密說過：“不列顛的法律讓每個人都享有其勞動果實的安全，僅這種安全感就足以使任何國家繁榮興旺。---如果每個人都能夠在自由、安全的環境下努力改善自身條件，那麽無需任何其他的因素，單是這條強有力的原則就不僅能給社會帶來財富和繁榮，而且還能克服數以百計的可恥障礙——人類法律的愚蠢連同這些障礙，常常使得社會無法運轉”（亞當.斯密《國富論》）。



中國人渴望自由，中國人必須結束自由的敵人—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政治家伯裏克利說過：“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



為了幸福，為了自由，中國人勇敢起來！







2020年11月27日完稿 2021年3月30日修改



一個人不應該長久地居於首位-製憲系列文章之二十一



一個人長久地處於首位的製度，大都是獨裁專製製度。



從專製君主到黑幫老大



縱觀歷史，公元前221年，自秦朝始，中國就建立了君主專製製度。其後，公元前27年，羅馬帝國建立了君主專製製度。公元632年，阿拉伯帝國建立了君主專製製度。君主專製製度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君主職位的終身製，即君主沒有任期的限製。除非該王朝被其他王朝所推翻，君主不得不下臺。當然在中國也有特例，即太上皇。太上皇是中國歷史上在世但已禪位的皇帝的頭銜。唐高宗、宋高宗和清高宗等都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太上皇。君主專製製度的重要特征之二是：君主世襲製，亦即國君之位按照王室血統關系世代傳承。君主專製製度的重要特征之三是：君主獨攬國家權力。



專製君主對國民的危害，正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所痛斥的那樣 ：“一個必須維持一支軍隊的國王，不管他的錢怎樣多，總是不夠的. 而且，即使國王想做錯，也不至於做錯，因為凡是老百姓所有的都是國王所有的，連老百姓本身都是屬於國王的，只是由於國王開恩而不曾取去的那一些才是每個人自己的財產。每個人自己的財產越少越好，這是對國王極其有利的。因為國王的保障在於老百姓不能從有錢有自由而變為犯上無禮. 老百姓一旦又有錢又有自由，就不肯接受苛刻而不公道的政令.相反，貧困可以磨折他們的誌氣，使他們忍受，使受壓迫者失去高貴的反抗精神。”



1688年光榮革命後，英國建立起君主立憲製，結束了英國的君主專製製度。自此，議會及政府逐步掌握了治理國家的權力。雖然，英國君主依然是終身製和世襲製的，但是，君主的權力受到限製。1689年10月，議會通過的《權利法案》規定：國王無權廢止法律，不得侵犯議會的征稅權，不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組織常備軍，國王不得幹涉議會言論自由，未按法律程序，不得拘捕臣民，必須定期召開議會。君主的權力被限製到僅僅作為國家的代表，而沒有實際的權力，稱為“虛位元首”。議會製的君主立憲製，現在仍為一些國家所采用，如英國、日本、泰國和柬埔寨等國。



1775年，美國民眾發動了反抗大英帝國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1776年7月4日，美國民眾在費城召開了第二次大陸會議，發表了《獨立宣言》，宣布美利堅合眾國正式成立。1787年，通過美國憲法，美國成為聯邦製國家。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徹底廢除君主專製製度而建立民主共和製的國家，總統取代了君主。美國總統是根據1787年通過的美國憲法設立的。美國總統不再是世襲的，而是由選舉人團選舉產生的。美國總統不能獨攬國家權力，只行使憲法賦予的行政權。美國總統不再是終身製的。美國憲法第22條修正案第一款為：“無論何人，當選擔任總統職務不得超過兩次；無論何人，在他人當選總統任期內擔任總統職務或代理總統超過兩年，不得當選擔任總統職務超過一次”。



科羅拉多學院（Colorado College）以總統任期為研究課題的教授托馬斯·克羅寧(Thomas Cronin) 說：“第22修正案算不上很完美，但也是一個很實際的妥協方案，一來考慮到擔任總統一職需要有精力、決斷能力和領導才幹，二來也顧及了輪換執政的共和原則。”



總統任期製的建立要歸功於喬治·華盛頓。在兩屆總統任期結束後，華盛頓自願放棄權力不再謀求續任。1796年9月17日，他發表告別詞：“那就是我已下定決心，謝絕將我列為候選人……年事日增，使我越來越認為，退休是必要的，而且是會受歡迎的。我確信，如果有任何情況促使我的服務具有特別價值，那種情況也只是暫時的；所以我相信，按照我的選擇並經慎重考慮，我應當退出政壇，而且，愛國心也容許我這樣做，這是我引以為慰的……”



1917年10月25日（公歷11月7日），列寧通過暴力奪取了俄羅斯的政權，建立了黨國製度，蘇聯共產黨成為一個黑幫。列寧逝世後，斯大林逐步完成了獨攬黨、政、軍的三大權力，建立了個人集權製和職務終身製，成為蘇共黑幫老大。直到1953年73歲去世後，斯大林才不得不放棄權力。其後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都仿效斯大林，大搞職務終身製，不死不下臺。1960年，前民主德國黨第一領導人威廉·皮克於84歲逝世。 1969年，前越南民主共和國領導人胡誌明於79歲逝世。1976年，前中國領導人毛澤東於83歲逝世。1980年，前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於88歲逝世。1985年，前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霍查於77歲逝世。這些領導人都是於死後才不得不放棄權力。



這些共產黨的黑幫老大與專製君主一樣，擁有絕對的權力。在斯大林的旨意下，蘇共領導人格裏戈裏·季諾維也夫、列夫·加米涅夫和尼古拉·布哈林均被判處死刑，被驅逐的托洛茨基也沒有逃過暗殺。中國共產黨黑幫老大毛澤東也是如此，彭德懷、劉少奇就是死於他的迫害。



國家領導人終身製給國民帶來的災難，筆者就不必再細說了。作為中國人，我們永遠也忘不了毛澤東晚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我們也忘不了文革年代全國遊行敲鑼打鼓宣傳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毛的“最高指示”，成了君王“聖旨”的變種，替代了法律、製度以及集體領導。



《八二憲法》的一絲亮點被熄滅了



《八二憲法》的汙點是“四項基本原則”。但是，相比於《七五憲法》，《八二憲法》還有那麽一絲亮點。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總結了文化大革命教訓後，中國共產黨所製定的《八二憲法》第二節第七十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2011年7月4日，發布的《中國82年憲法修改：推開憲政之門》一文中記載：“當年近80的彭真被任命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製委員會主任、全面主持新時期立法工作時，他和其他老同誌們形成的共識是：一定要確立憲法和法律的最高權威，以防止個人專斷 “ ， “許崇德認為，這次憲法修改，一個重要的成果就是規定國家主席、副主席等重要職務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史無前例地廢除了領導人終身製”。



記得三十幾年前，閱讀了《八二憲法》第二節第七十九條的規定時，筆者寫下了“一個人不應該長久地居於首位”一文。文中指出，廢除了領導人終身製具有社會進步意義。任何個人，不論貢獻有多大，威信有多高，都不應該長久地居於首位。正像華盛頓所說的：“如果有任何情況促使我的服務具有特別價值，那種情況也只是暫時的”。



能力是人類自身唯一擁有的資產，並且每個人的能力是不同的。從能力視角出發，領導人終身製將有礙於新的領導人的產生，有礙於新觀念、新的公共產品構想、新的執政方式的產生，從而使得社會缺乏活力，停滯不前。而任期限製則有助於推出具有新思維的新領導人，提出新的執政綱領，從而促使社會充滿活力，不斷地進步發展。曾經有朋友對我談起，他認為，韓國憲法規定總統只能當選一屆，任期太短，致使選舉成本過高。筆者回答，如果從能力視角出發，一個新的領導人有可能帶來了新的執政理念，提供新的公共產品和政策，從而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務的質量，這樣就降低了選舉成本。



此外，正如托馬斯·克羅寧所說的那樣：“一來考慮到擔任總統一職需要有精力、決斷能力和領導才幹，二來也顧及了輪換執政的共和原則”。共產黨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終身製，背離了輪換執政的共和原則，必將會走向君主專製，使得領導人演變成現代君主。斯大林和毛澤東就是沈痛的案例。



繼中國之後，越南共產黨於六大後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實行任期製。古巴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也已首次提出領導人任期限製。當然也有堅持終身製和世襲製不改的，例如朝鮮，金日成去世後，其兒子金正日接班。金正日去世後，其兒子金正恩接班。朝鮮直接回到了君主專製時代。



2018年，中國共產黨修憲建議將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 。 該建議取消了條款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的正文中，公然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製。這就將《八二憲法》的領導人任期限製這一絲亮點熄滅了，這就大有可能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恢復領導人終身製的風險。中國人都知道，習近平正一心要成為習二毛！



針對《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蔡霞說：“我個人的看法……從修憲開始，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黨事實上已經是政治僵屍，明擺著修憲從黨內程序上它就是不合法的，綁架了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三中全會前的兩天搶著拋出取消任期製的說法，迫使三中全會像咽狗屎一樣咽下去，三中全會那麽多中央委員，居然沒有一個人敢在三中全會上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所以這個黨本身已經是一個政治僵屍”。



蔡霞揭露："一個人，一個主要領導，可以憑著他掌握了刀把子，槍桿子，然後手裏又捏住了體製本身所造成的官員貪腐，黨內已經沒有任何人權和法治保障黨員幹部的權利這兩條。所以9000萬黨員成了奴隸和個人使用的工具"。她尖銳地指出，習近平完全成了一個"黑幫老大"："全黨圍著一個人轉，這還叫政黨嗎？早就不是政黨了，他就是一個黑幫老大"。



2020年3月，任誌強在《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體製的重病共同傷害》一文中指出，習近平是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醜”，揭露習近平“絲毫也不掩飾自己要堅決當皇帝的野心和誰不讓我當皇帝，就讓你滅亡的決心！”



任誌強的揭露，使得習近平惱羞成怒。2020年9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任誌強有期徒刑18年。



任誌強遭受迫害，標誌著政治僵屍中國共產黨的黑幫老大習近平被押上審判臺的日子不遠了。



讓一個不是國民選舉的人去管理國家，不僅有悖民心，更是莫大的罪惡。



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讓政治小醜習近平上臺，既是罪惡，也是愚蠢。習近平的政治愚笨和權力貪婪必將拖垮中國共產黨！







2020年 12月1日·完稿 2021年4月2日修改



關於製定中國憲法的建議 --製憲系列文章之二十二



2個多月來，中華民主憲政聯盟製憲小組成員再次修改了22篇製憲文章。本文，筆者寫下對未來的自由民主中國憲法的建議，切盼關心中國憲政的朋友提出自己的建議，共同參與中國憲政民主製度建設。



一、基本原則



1、國家由國土、國民和政府構成。國民是國家的主體。憲法應使用“國民”這個詞匯，不要使用被中國共產黨歪曲的“人民”這個詞匯。



2、未來中國的憲法不能是“黨定憲法”，更不能是“欽定憲法”，只能是“民定憲法”。



國家是全體國民的國家，國民是國家主權的所有者，是製憲主體。憲法應由全體國民參與製定。 一部合理的憲法應該是國民同意並願意遵守的社會契約。



3、憲法是全體國民的憲法，不是某個人的憲法，不是某個政黨的憲法。不允許把任何個人的名字寫入憲法，不允許把任何政黨的名稱寫入憲法，不允許把任何政黨的指導思想寫進憲法，更不允許把任何謊言塞進憲法。



4、憲法是國家的最高法律，不允許任何個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淩駕於憲法之上。依法治國，任何人，包括立法者、行政官員和法官都要遵守憲法。



5、憲法序言必須簡潔。美國憲法序言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案例。只要一句話，一句說明製定中國憲法的主體，製訂憲法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原則的話即可。



6、首先要明確公民權利和政府權力的範圍。



公民權利範圍，是個人自由的範圍，是個人事務、私人產品範圍。



政府的權力範圍，是公共事務、公共產品範圍。



對於私人產品與公共產品範圍，例如銀行、電信、石油等產品究竟是私人產品還是公共產品，應由公民、團體、企業和政黨共同討論、博弈和協商定義，隨著國民、企業與政府的博弈和協作逐步演變，隨著社會自治能力與政府管理能力的關系演變，而逐步修正。



7、在個人自由範圍內，公民具有自我決策的權利。對於政府的權力範圍，公民擁有建議、擁護和反對的權利。對於政府的權力，公民擁有監督、批評和反對的權利。



8、國家的主權屬於國民，一切權力來源於國民。



國民選舉產生的政府具有唯一的合法性。國民選舉產生的議員和政府官員行使公共權力。



9、政府是憲法賦予的行使國家權力的唯一機構。任何政黨都不是國家權力機構。



政府是處理公共事務、維護公共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提供公共產品的機構。政府的職能只限於公共事務、公共產品領域。



政府的行為必須在法律約束之下。政府在遵守預先製定的憲法框架下通過法律治理社會。



政府權力不能超過其界限，不得幹涉公民的思想自由、經濟自由、政治自由，不得侵犯公民擁有的權利。



10、廢除中央集權製度，實行國家權力依法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行使的分權製度。中央政府主要負責國際事務和國防等全國性公共事務，地方政府主要處理地方性公共事務。全國公民選舉國家議員和中央政府官員，地方公民直接選舉地方議會和地方政府官員。



二、國民基本權利與義務



11、中國國民具有個人尊嚴，擁有追求自由幸福的權利。公民人權高於國家主權。國家承認並且有義務保障國民的基本人權不受侵犯。



12、中國人無分男女、宗教、種族、民族、階層、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任何人不因其性別、宗教信仰或社會地位等差異，而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等一切領域內，受到不同的待遇。中國不允許存在任何領導階級，不允許存在任何特權階層。



13、國家保障國民人身自由。沒有違反法律，未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任何機構不得對國民實施監禁、拘留、審訊、處罰。 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公民。



國民的住宅不受侵犯，未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任何人、任何機構不得入內搜查。



14、國民擁有選舉和被選舉權，擁有生命權、財產權，知情權、表達權、創製權（公民以個人或聯合名義提出法律或憲法議案的權力）、監督權及受教育權。



15、國民擁有思想自由、信仰自由。



16、國民擁有經濟自由、創業自由、擇業自由。



國民擁有勞動和取得合法收入的權利，有休息、依法享受休假、醫療、退休、養老製度的權利。



17、國民擁有政治自由、請願、遊行、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息、通訊和新聞自由。



18、國民擁有居住自由、遷徙自由，出入境自由，保留或放棄中國國籍的自由。



19、中國國民有依法納稅的義務。



20、中國國民有依法保衛國家的義務。



三、政府體製與組織結構



21、國家政治體製是聯邦製還是單一製，應有全體公民、團體、企業和政黨共同討論、博弈和協商確定。



筆者建議廢除中央集權的單一製，實行聯邦製，進而提高中國國民的自治能力，並且減少社會管理成本。



22、政權組織形式是對選民負責的總統製還是對議會負責的內閣製，應有全體公民、團體、企業和政黨共同討論、博弈和協商確定。



內閣製是由民選議會中占支配地位的政黨或政黨聯盟出面執掌行政權。行政首腦（總理或首相）由該黨的領袖（或政黨聯盟共同認可的人物）出任，內閣成員從議員中產生。在典型的總統製下，總統和議員均由直接民選產生。



筆者建議實行內閣製，節省選舉成本和減少政府管理經費。



23、政府的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國防、公安、司法、公共福利、義務教育，以及政府製定的法律、製度和政策等。



24、製定新聞法，允許民間自由獨立創建媒體。禁止政府違法監控媒體、互聯網，以及微信、微博等網絡平臺。



禁止封鎖互聯網，國民擁有信息接收和信息選擇權力。



通過立法和其他製度手段，保護記者、編輯，以及在媒體上發表言論的國民不受政府權力的惡意侵害。



媒體是私人產品，政府不得辦媒體。



25、政府主要由議會、行政和司法機構構成。



議會由國民按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選出的議員組成。議會必須周期性直接選舉。現任議員不得同時兼任政府職務。



行政機構首長是國家（或地區）政府或內閣的領導人。



總統製政治體製下的總統由國民按普遍、平等、自由、直接、周期性、秘密方式選舉產生。總統實行任期製。現任官員不得同時兼任議員。



議會製政治體製下的總理或首相，由國民按普遍、平等、自由、直接、周期性、秘密方式選舉產生的多數黨領袖擔任。總理或首相實行任期製。



議會擁有立法權、財政權和行政監督權。行政機構擁有法律規定的執行權。司法機構擁有法律規定的司法權,司法獨立。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種國家權力各自獨立行使、相互製約製衡。



公民自由受法律約束，政府必須依法治國。司法機構根據法律審理案件，解決法律沖突。



26、創設憲法法院 主要職能是憲法解釋、立法、行政及司法違憲審查。憲法法院可以對彈劾、政黨解散、國家機關權限爭議等行使審判權，擁有獨立的司法權力。



27、政府公務員是全體國民的服務員，對國民負責。行政、警察、軍隊等公共部門不允許設立任何政黨組織，公務員保持政治中立。



四、政黨



28、國家施行多黨製。製定政黨法，允許國民自由結社、組建政黨，競選參政。



29、政黨是私人組織，不是公共權力機構。只有政黨的公共產品範圍、製度和政策綱領得到多數選民支持，並競選成功後，政黨才能在一定時間內、一定職權內通過政府行使國家權力。



政黨不是一個以盈利為目標的經濟組織。執政期間，政黨通過政府向國民提供公共產品，其本身無權直接插手私人產品領域。



不允許政黨將自己的價值判斷強加於國家之上。



不允許政黨在政府行政部門、司法部門、地方自治機關、軍隊、企業、學校及其他組織中建立組織機構並開展活動。



30、政黨的經費由政黨自己解決，不由國庫撥款。



五、軍隊



31、軍隊國家化。軍隊不屬於任何個人、組織、政黨，只屬於全體國民。任何個人、組織、政黨均無權指揮軍隊。軍隊的指揮權只屬於經過合法選舉產生的議會和行政機關最高領導者。



軍隊非黨化。軍隊內不允許建立任何黨派組織，軍人無黨籍。



軍隊不能幹預政治生活，不能介入地方事務，不能介入黨派紛爭，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保持中立。



現役軍人不能參加選舉，不得擔任政府職務。現役軍人被選為議員或行政首長時，必須解除軍職，方得就任。



六、經濟製度



32、國家的國土、自然資源以及生產資料都屬於國民所有。生產資料國家所有製包括三種形式：生產資料屬於國民個人所有的私有製，生產資料屬於部分國民所有的集體所有製，生產資料屬於全體國民所有的全民所有製，即公有製。個人所有、集體所有和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都是國民所有的生產資料。國民所有就是國家所有。



從生產資料所有角度，個人所有的生產資料和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料都不屬於全民所有，同屬於私有製。從產品生產角度，私人產品定義了私有製的邊界，用於生產私人產品的生產資料一般采用私有製，企業一般是私有製企業。



從生產資料所有角度，全民所有製為公有製。政府是經過國民授權為國民提供公共產品的機構，其本身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政府是全民所有製生產資料的代理人，也就是名義持有者。從產品生產角度，公共產品定義了公有製的邊界，用於生產公共產品的生產資料一般采用公有製，國有企業為公有製企業。



33、國家領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公民依法取得土地所有權的土地屬於個人私有。



34、國家實施基於交易私有製的市場經濟製度，保障國民經濟自由。



35、企業員工有成立獨立工會的權利，農民有建立農會的權利，自由職業者有成立行業性協會的權利，工商業者有成立獨立商會的權利。



七、教育



36、學校實行“以權利意識為主的公民意識、公民資格和公民行為能力”的公民教育，實行人權、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普世價值教育，不得宣傳黨派主義，廢除洗腦的思想政治教育，取消政治課的考試。學校有編寫、引進和選擇教材的自由。



37、教育獨立，大學自治。大學校長由同行推舉或專家遴選，教授、教育家治校，獨立辦學，不受政府、政黨或其他勢力幹預，獨立於政府、黨派，獨立於特定的意識形態，保障學術自由。



38、實現學生組織自治。不允許在學校中建立黨團組織。







中國是世界上中央集權君主專製社會歷史最長的國家。19世紀末，清朝君主立憲流產。1947年，中華民國頒行了中華民國憲法。剛剛擺脫專製社會，1949年，中國共產黨用暴力廢除中華民國憲法，建立黨國專製製度，中國人半個多世紀的憲政奮鬥成果毀於中國共產黨之手，中國又重新回到了專製社會。



中國憲政改革的目標是結束中國共產黨黨國專製製度，建設憲政民主製度。



為此，中國人必須要終結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廢除中國共產黨的“黨定憲法”，製定限製政府權力，保障公民自由幸福權利的公民憲法。



憲法是全體國民共同意誌的表現。製憲是一個形成社會契約的長期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以上製憲建議，中華民主憲政聯盟願與關心未來中國憲政的朋友共同討論，協力推動。



感謝



此文是中華民主憲政聯盟撰寫的製憲系列文章的最後一篇。



我們感謝《北京之春》發表了我們的文章。我們感謝閱讀了製憲系列文章的讀者。



在這黑暗的年代，我們追求光明！



中國的後代子孫，會知道我們的奮鬥。







2020年12月4日完稿 2021年4月5日修改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一馬克思是人類的恥辱



蔡霞在《中國的政治出路》一文中提到：



“幾年前，在一個中國共產黨‘紅二代’飯局上，話題談到了反思。有人說，我們應該反思到1989——天安門之後這個國家整個走歪了。



1989夠嗎？有人質疑：應該從1978年後重新反思——改革開放這條路是不是真能解決毛時代的問題。



不行，我們要反思到1966——'十年浩劫’開始之時。



馬上有人反駁：應該反思到1956——那年，中國共產黨召開強調黨內民主、反對個人崇拜的‘八大’。會場裏沒有毛像，沒有黨徽，沒有紅旗。



又有人說，應該反思1949——共產黨在中國建立的這套體製究竟對不對？



最後，另一位‘紅二代’發話了：真正的反思必須始自1920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中華民族這百年來走過的路，其間有怎樣的歷史邏輯、歷史聯系值得好好反思“。



筆者認為，中國共產黨一切罪惡的根本原因在於引進了馬克思的暴力公有製和剩余價值理論。今天，中國人真正的反思，首先要從批判《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開始。



1848年，《共產黨宣言》問世。在這個宣言中，馬克思宣稱“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製” 。《共產黨宣言》被共產黨人譽為，是第一部較為完整而系統闡述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著作。



《資本論》被共產黨人譽為工人階級的聖經，是一部全面反映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的完整的剩余價值理論,創造性地分析了勞動的二重性，建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從而為政治經濟學奠定了理論基礎。 《資本論》第一卷通過對直接生產過程的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剩余價值的秘密。馬克思用剩余價值理論來推斷資本家的剝削，為他的暴力消滅私有製提供理論依據。



現代歷史已經證明了，《共產黨宣言》的血腥和《資本論》的荒謬。



《共產黨宣言》是強盜宣言



馬克思大學畢業後，做過《萊茵報》主編，參與主辦《德法年鑒》雜誌，而後長期為報刊撰稿為生，他沒有任何社會管理和企業管理的經驗。威廉·克裏斯蒂安·魏特林曾經批評馬克思的理論工作是“書齋裏的分析”。



由於無知，馬克思沒有識別兩種不同的私有製：暴力私有製和交易私有製。因此，馬克思也就不可能沒有認識到交易私有製的價值。



馬克思對社會的批判和設想，並沒有經過任何社會實踐的證明。這廝竟然肆無忌憚地鼓動用暴力推行他的主張，剝奪他人的資產，這是一種瘋狂的暴徒行為。



《共產黨宣言》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囂張的公開鼓吹用暴力剝奪他人資產的強盜宣言（春風《翻過這血腥的一頁》）。



在此文中，筆者首先從“兩種不同的私有製”這一歷史事實來批判《共產黨宣言》。



兩種私有製



“人類歷史存在兩大類私有製形式，一種是暴力私有製，另一種是交易私有製。



先談暴力私有製。



在農業社會，農業是主要的產業，土地是主要的生產資料。學習世界歷史，我們就可以知道，無論是古埃及、古羅馬和古代中國，一代又一代的軍事暴力集團都在瘋狂地掠奪土地。他們所建立的君主專製國家，其特點是：以君主為首的軍事集團利用軍事暴力奪取國家權力，占領國家的土地，使得土地及其地上的森林、地下的礦產等等都成為君主和貴族的私有財產。暴力是古代農業社會私有製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們稱之為暴力私有製。



暴力私有製在托馬斯·莫爾所創作的《烏托邦》一書中是這樣描述的：“一個必須維持一支軍隊的國王，不管他的錢怎樣多，總是不夠的. 而且，即使國王想做錯，也不至於做錯，因為凡是老百姓所有的都是國王所有的，連老百姓本身都是屬於國王的，只是由於國王開恩而不曾取去的那一些才是每個人自己的財產。 每個人自己的財產越少越好，這是對國王極其有利的。因為國王的保障在於老百姓不能從有錢有自由而變為犯上無禮. 老百姓一旦又有錢又有自由，就不肯接受苛刻而不公道的政令。相反，貧困可以磨折他們的誌氣，使他們忍受，使受壓迫者失去高貴的反抗精神“。



君主專製國家的土地及其一切財產都屬於國王和貴族所有，百姓的所有只是國王的施舍。暴力私有製是萬惡之源，深為托馬斯·莫爾所憎恨。所以，莫爾主張廢除暴力私有製。



再談交易私有製。



人類是交易動物。在人類社會中，一方面，由於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中，人們擁有不同的自然資源；另一方面，即便是同一父母所生，每個人的能力特長也是相異的。憑借不同的自然資源和能力特長，人們可以提供不同的產品，用於相互之間的交易。早期人類社會就有了一定規模的交易活動。古代地中海貿易以及中國商朝的商業繁榮告訴了我們這個事實。有商品交易必定會產生交易市場。關於市場的產生年代，據中國文字記載，可以追溯到炎帝時期。《周易·系辭下》記載炎帝時，“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交易活動的前提之一是雙方必須是商品的所有者。這是私有製產生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我們可以稱其為交易私有製。



交換活動的前提之二是必須遵守自願、平等和公平的原則，嚴禁強買強賣，否則就會出現白居易所描寫的《賣炭翁》悲劇。



“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是理解交易私有製的一把鑰匙。交易成交的必要條件是買方必須‘滿意’賣方所提供的產品，包括質量、價格和交期等方面。交易成交的充分條件是賣方必須‘滿意’買方購買產品的價格。‘交易雙方滿意’就是‘看不見的手’。我來旁註亞當·斯密關於‘看不見的手’的闡述：盡管每個人都試圖用他的資本，來使其生產品得到最大的價值。一般來說，他並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進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安樂，個人的利益。但當他這樣做的時候（筆者：前提是，清楚顧客需要什麽樣的產品，能否做到質量好、價格便宜，並滿足交期），就會有一雙看不見的手（筆者：‘交易雙方滿意’）引導他去達到另一個目標（筆者：讓顧客買我的產品），而這個目標絕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筆者：他追求的是對顧客購買產品價格的滿意）。由於追逐他個人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利益（筆者：滿足了他人的需求），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效益時所得到的效果為大（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看不見的手’的存在建立在交易私有製的基礎之上。它不僅調節市場供求關系，促進社會整體利益，同時，它也強化了生產者滿足了他人需求的‘利他’的道德觀念。因此，交易私有製有利於社會繁榮發展，不是萬惡之源，而是萬善之源“（《鈍角網》蔣誌青《公私有製再認識:萬惡之源究竟是什麽？》）。



無知的馬克思沒有具體地分析私有製的不同的形態，不知道有兩種不同的私有製。其結果是跟隨他的共產黨人，不僅消滅了暴力私有製，並且將交易私有製也一起消滅了，造成了共產黨國家的經濟敗落，國民貧窮。



交易私有製是一種獎勵機製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交易私有製是一種獎勵機製。撒切爾夫人談到‘福利國家’製度時說過：社會有一個梯子和一張安全網，梯子是用來提供人們自己努力改善生活的，安全網則是用來防止人們跌入深淵。



福利國家建立安全網是對的，福利國家砍斷了梯子則是錯誤的。交易私有製是一個知識能力等級梯子。這個梯子是為具有才能並努力拼搏向上的人提供財富和名譽的一種機製。一個國家是否是健康，根本上要看能否為具有知識能力的人提供機會；一個國家能否發展，根本上要看能否不斷湧現出更多的具有各種不同知識能力的人。人類社會絕不能砍斷交易私有製這把梯子，要保護和支持具備才能並努力進取的人，進而提高人類的知識能力水準。



正是交易私有製迫使人們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激勵人們不斷地提高自己的知識能力，從而為自己創造更多的財富，並且通過‘看不見的手’惠及到他人。至於交易私有製的帶來的貧富不均，可以通過稅收和慈善製度等手段來適度調節“（春風《翻過這血腥的一頁》）。



交易私有製是消滅不了的



或許我們可以用暴力消滅暴力私有製，但我們絕不可以用暴力來消滅交易私有製。歷史事實也已經證實，交易私有製是消滅不了的。



173年前，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講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消滅了交易私有製，其後果是，馬克思猜想的“生產力的總量”落後於實行交易私有製的民主國家，國民的生活水平更是無法比較。年齡大一些的中國人，應該不會忘記，那曾經一無所有、百十種票證限製供應的貧窮短缺的生活。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僅僅奪取了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和一切生產工具，但是沒有相應的經營管理能力，無產階級是不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的，也就不能提高自身的生活質量。沈痛的教訓，使得中國人意識到，公有製不是萬能的，交易私有製還是必須的。僅僅改變所有製形態是不行的，還需要一大批具有“企業家精神和能力”的企業家。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民營企業家又回來的根本原因。



從企業經營角度，人的經營能力比生產資料更為重要。



　　從產品的生產資料視角出發，看到的是交易私有製造成的貧富差距;從人的能力出發，看到的則是資源效率的提高和產品價值的創造。正是交易私有製迫使人們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激勵人們不斷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從而為自己創造更多的財富，並且通過“看不見的手”惠及到他人。如果僅僅看到了企業家占有生產資料的優勢，沒有看到企業家的決定企業生存與發展的經營能力，就要剝奪企業家的生產資料，消滅交易私有製，是極其武斷的，且有害於社會繁榮進步。經濟要發展就離不開交易私有製，當今的世界尤其是中國證明了這一點。



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之後，人的知識能力已經成為最為重要的資源。只要人的物質資源不是無限的，人的知識能力不是一樣的，交易活動就永遠存在。因此，交易私有製必將永遠存在，是消滅不了的。消滅了交易私有製，也就消滅了企業家，也就毀滅了社會財富。為什麽?因為，企業家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是創造財富的人。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無論共產黨多麽兇殘，交易私有製是消滅不了的！



《資本論》是經濟學的笑話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8月年第1版）闡述了他的剩余價值理論。在第一篇論述了“商品和貨幣”，第二篇論述了“貨幣轉化為資本”之後，馬克思在第三篇論述“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而後是其余四篇。其中，第二篇第三節“勞動力的買與賣”，



第三篇的第五章“勞動過程和價值增值過程”是馬克思闡述其發現剩余價值理論的重要章節。



通過分析“勞動力的買與賣”和“勞動過程和價值增值過程”中的存在的問題，我們就可以清楚，作為一個書本知識份子，馬克思不知道企業生產經營的定義域和邏輯起點。



馬克思的無知表現在：



其一，《資本論》第一卷僅僅對直接生產過程進行了分析。這就是說，馬克思僅僅分析了生產過程，沒有分析整個經營過程。這是他的第一個嚴重的定義域錯誤



其二，馬克思從“商品分析”開始他的研究，沒有從“能力分析”開始研究，這是他的第二個嚴重的邏輯起點錯誤。



由於馬克思的無知，他的”剩余價值“論證是荒謬的，存在嚴重錯誤。因此，《資本論》成為經濟學的一個笑話。



定義域錯誤



在第二篇第三節“勞動力的買與賣”一節中，馬克思說：“如果產品是作為商品生產的，在它生產出來以後就必須賣掉，而且只有在賣掉以後，它才能滿足生產者的需要。除生產時間外，還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時間” 。



如果產品是作為商品生產的，除生產時間和出售時間，沒有其他的時間了嗎？稍微具有企業經營管理常識的人，都知道，絕對還有其他的時間。



商品生產是怎樣開始的？



在決定某種產品生產之前，首先需要有信息收集和信息分析的時間：該產品的市場容量信息收集和分析、競爭對手信息收集和分析，投資收益和風險分析等;其後是產品立項決策時間：投資規模、股份構成、投資收益等;再後是產品、組織設計以及籌備時間：產品設計、流程設計、組織結構設計、人力構成設計和招聘、廠房設計或租賃、設備設計或購買、原材料購買等開工前的組織準備；此後，企業經營活動才進入產品生產時間。產品生產出來之後，企業經營活動進入出售時間。由以上事實可知，企業經營不僅僅包括產品生產時間和出售時間，還包括產品信息收集與分析時間、立項決策時間、產品和組織設計及籌備時間。



無知的馬克思只看見了生產和銷售，沒有看見信息收集和決策，不知道商品生產的起點是信息收集和決策，因此，在第三篇第五章“勞動過程和價值增值過程”中，馬克思就直接從生產過程來論證其剩余價值的發現。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在德國漢堡出版。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第一卷時期，資本和經營還沒有分離。馬克思根本看不見，在商品生產之前，資本家要參與收集信息，分析商品市場容量，分析競爭對手勢力，評估投資收益和風險，決定是否投資生產該商品；如果決定投資生產該產品，必須要聘請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合作進行產品設計、流程設計、組織結構設計、人力構成設計和招聘、廠房設計或租賃、設備設計或購買、原材料購買等開工前的組織準備工作。正是資本家的信息收集和決策等勞動啟動了整個經營生產過程。經營決策是要冒風險的。如果資本家的決策是正確的，他就創造了價值；反之，若果決策是錯誤的，他就可能破產。資本家也參與了經營管理的整個過程。管理也是有風險的，如果管理失誤，必將發生虧損。資本家參與了整個經營管理過程，工人僅僅參加了生產過程，怎麽能夠說商品價值完全是工人的勞動創造的呢？實際上，商品價值是資本、管理和勞動合作的結果。



馬克思僅僅憑借生產過程,就推斷出是工人創造了價值。他根本無視資本家參與的信息收集、經營決策和管理工作。因此，他極其可笑地否認了資本家創造的價值。任何一個參與過企業經營管理的人，都不會否認資本家的作用，對於他們來說這是常識。勞動要有報酬，投資也是要回報的。僅僅從企業經營過程中的一段來論證剩余價值，馬克思犯了極其低級的定義域錯誤，他的剩余價值理論自然是荒謬的。



邏輯起點錯誤



在第一篇第一章商品中，馬克思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生產占據統治地位，社會的財富就變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每個單個商品就是這種社會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要考察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我們的研究要從商品分析開始”。



馬克思從“商品分析”開始他的研究，是無知淺薄的。他只看見了“物的商品”，沒看見“人的能力”。



　　能力是每個人自身唯一擁有的資產，是人獲得成功幸福的資源。在同樣的環境中，個體能力特長是個體生活差異的主要原因，群體能力特色是群體經濟體製、政治體製以及群體文化差異的主要原因。



農業時代，作物種植和家畜圈養活動的流程簡單，生產周期間隔時間又長，一個農民就能夠操作所有的流程，因此，農業生產能力、組織能力低下，生產可以以家庭為單位，基本生活也能夠自給自足。所以，農業時代交易活動少，行業種類少，產品品種少，農業社會的能力結構簡單。



工業時代，產品經營活動的流程復雜，大部分產品的生產周期長，供貨時間短，不可能由一個人完成所有的流程。因此，工業生產能力、組織能力結構復雜，生產必須以企業為單位。工業時代，新的需求激增，生活方式由自足方式轉向交易方式，導致分工。表面上是行業分工，產品分工，實際上是能力分工。正如亞當·斯密所說，分工之所以成立，是因為人類的交易能力。能力分工提高了資源利用效率。因此，工業時代交易活動頻繁，行業種類多，產品品種多，工業社會的能力結構復雜。



　　工業時代，對於企業來說，進入那個行業，經營什麽產品才能夠盈利，這是一個戰略問題。



　　現代經濟學有兩條公設：資源有限，能力有別。



　　根據資源有限和能力差別這兩條公設，企業前景設計的原則之一是：



　　必須依據自身的能力和具備的資源去選擇自己所做的事情，確立自己的目標。



　　對於企業來說，商品市場容量的存在是一個必要條件，而企業自身的核心能力則是充分條件。企業必須依據自己的核心能力決定要進入的行業，選擇提供的產品和服務。



　　因此，表面上企業提供的是商品，實際上提供的是自身的核心能力。無論是世界貿易，還是國內貿易、地區貿易，表面上是商品交易，實際上是能力交易。



所以，工業時代經濟，或者說資本主義經濟表面上是商品經濟，實質上是能力經濟。



前文已經講過，在商品生產之前，需要收集信息，分析商品市場容量，分析競爭對手勢力，評估投資收益和風險，才決定是否投資該商品；然後是是產品設計、流程設計、組織結構設計、人力構成設計和招聘、廠房設計或租賃、設備設計或購買、原材料購買等開工前的組織準備。這就需要資本家有抗風險能力、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決策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等一切決定企業生存與發展的能力。正是資本家的經營能力啟動了商品價值的創造過程。馬克思只看到了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沒有看到資本家的抗風險能力、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決策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等一切決定企業生存與發展的能力。



今天的經濟學，已經將“企業家才能”定義為生產要素了。能力是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邏輯起點。



正如蔣誌青先生在《重新認識馬克思，本質問題在於輕視人的知識能力》一文中所說：馬克思的本質問題是片面地重視生產資料，輕視人的知識能力。



馬克思從“商品”而不是從“能力”開始的研究，犯了嚴重的邏輯起點錯誤，他的剩余價值理論必然是荒謬的。



恩格斯認為：“馬克思還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由於剩余價值的發現，這裏就豁然開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



恩格斯如此高估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實在是無知愚蠢地自吹自擂。



中國民主人士以及經濟研究者的任務



在前文中，筆者指出了馬克思的無知。



由於無知，馬克思沒有識別兩種不同的私有製：暴力私有製和交易私有製。因此，馬克思也就不可能沒有認識到交易私有製的價值。作為一個書本知識份子，由於無知，馬克思不知道企業生產經營的定義域和邏輯起點。就是這樣的一個書本知識份子寫出的《共產黨宣言》、《資本論》自然荒謬的。



現代歷史已經證明了，馬克思“暴力消滅私有製”的血腥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荒謬。



無知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暴力。馬克思對社會的批判和設想，並沒有經過任何社會實踐的證明，竟然肆無忌憚地鼓動用暴力推行他的主張，剝奪他人的資產，這是一種瘋狂的暴徒行為。



馬克思的《資本論》已經成為經濟學領域的一個笑話。但是在中國，由於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的存在，《資本論》依然被捧為聖經。2018年5月4日，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愚昧地聲稱：1867年問世的《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最厚重、最豐富的著作，被譽為“工人階級的聖經”。蔡霞說過：“習是整個一個人就跟時代隔絕了一樣”。就是這個跟時代隔絕了的習近平狂言：“有些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過時了，《資本論》過時了。這個論斷是武斷的，也是錯誤的。”（2020年8月15日《求是》習近平 《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中國共產黨至今頑固不化地聲稱，“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的《八二憲法》仍然迫使中國人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引。



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中國民主人士以及經濟研究者的重要任務就是，必須推翻馬克思的暴力公有製經濟製度，駁斥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堅決清除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



蘇聯共產黨已經自我清算。現在，中國人清算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的時刻到了！



筆者用春風先生寫在《翻過這血腥的一頁》中的一段話結束本文：



美國動物學家康羅·洛侖茲認為”所有強大的食肉者都具有足夠信賴的禁忌，以防止自我殘殺“，“許多社會動物裏的禁忌控製了攻擊行為，防止它們傷害或殺死自己的同類”，“這是動物行為機能在功能上類似道德的功能”（洛侖茲《攻擊與人性》）。



族內殺戮禁忌是元初的道德原則。



人類以往的攻擊行為多發生在不同種族之間、不同宗教信仰之間，族內攻擊多發生在民眾與官府之間。馬克思的暴力公有製主張引發了世界各民族內部的全面的暴力攻擊行為，挑起了幾乎所有民族的族內殘殺。



馬克思是人類的恥辱！



2021年5月18日 於深圳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二 人類社會的大倒退



17至18世紀，由於交易私有製的促進作用，人類逐步由君主專製社會進入了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的憲政民主社會。



在人類進入一個全新的憲政民主社會的時刻，1848年2月21日，由卡爾·馬克思和恩格斯執筆寫成的《共產黨宣言》問世。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個用暴力消滅私有製，建立暴力公有製為核心的政治綱領。



《共產黨宣言》開篇第一句是：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如果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雙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列寧和斯大林則是一雙共產主義的魔鬼，在世界殺人。通過“十月政變”，奪取了俄國政權的蘇聯共產黨，依靠軍隊、秘密警察和集中營不斷製造恐怖，建立了基於馬克思主義的暴力公有製的黨國專製製度，迫使剛剛從君主專製社會走出來的俄國，走進了黨國專製社會。黨國專製社會的出現，對於人類社會來說，是大倒退。



從交易私有製到憲政民主社會



第一次工業革命後，孕育於農業社會中的商品交易活動逐步成為一些歐洲國家的主要經濟活動，工業逐步成為社會的支柱產業，人類由農業社會進入了工業社會。基於交易能力的交易私有製，成為工業社會經濟製度的基礎，市場經濟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市場經濟是開放的經濟，每個國民都可以進入市場。市場經濟賦予所有進入市場的人配置資源和發揮自身能力特長的權利，給他們提供了創造財富的機會。市場經濟根據他們所提供的產品對社會的貢獻，來分配財富。基於交易私有製的市場經濟使得社會財富不再僅僅掌握在君主和貴族手中，而是逐步將更多的財富分配於國民手中，增加了國民的財富，保障了國民的生活。



產品交易過程是一次又一次的顧客選擇過程，質量差、價格高、交期長的企業將被逐出市場。顧客選擇權將社會經濟權力轉交到了全體國民手中，而不再是僅僅掌握在君主和貴族手中。



交易平等原則逐步打破了君主專製社會的等級製度。具有了一定的經濟權力的工商階層及勞動階層的獨立和壯大，迫使國家的政治權力也一步一步地轉交到了全體國民手中，不再僅僅掌握在君主和貴族手中。基於交易私有製的市場經濟一步一步地催生了憲政民主社會。



以英國近代史為例。16世紀之前，英國仍然是一個農業主導的國家。土地擁有者君主和貴族是統治階級，等級製度是社會秩序的基礎。從16世紀到18世紀，英國商品交易活動逐步由區域型交易，發展成全國型交易，英國的區域型商品經濟也就逐步發展成為全國型的市場經濟。在這兩個多世紀中，傳統的農業文化正在消失，新興的商業文化正在形成，憲政民主改革自然也在孕育形成之中。



經濟方面，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寫道：“國王陛下，請您不要幹預國家經濟，回家去吧！”。自斯密批判重商主義，提出自由貿易和新經濟政策之後，重商主義開始沒落，英國政府逐步退出了經濟領域，逐漸轉變為公共產品提供者。當然，英國公有製從私人產品領域退出的時間，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主張公有製的英國工黨經過90年的探索，終於承認了市場經濟和私營企業的作用，不再片面強調公有製。1990年5月，英國工黨提出了新的施政大綱，放棄了老式國有化政策。自此，英國政府成為了一個公共產品提供者，退出了私人產品領域。



政治方面，1688年，英國發生了光榮革命，為政治體製帶來了深刻的變革。1689年，英國議會通過了限製王權的《權利法案》，國家權力由君主轉移到議會。議會把政府官員排除在議會之外，以保持議會的獨立性。1690年，英國約翰·洛克出版了《政府論》，指出政府的目的是保護私有財產，提出了人民主權、法治與分權原則。從此，主張以憲法約束政府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憲政民主社會登上了歷史舞臺。



1776年7月4日， “第二屆大陸會議”在費城召開，發表了《獨立宣言》，美利堅合眾國宣告成立。《獨立宣言》宣告了一個新國家的成立，這是歷史上按照人人有權追求自己價值的原則建立的第一個國家：“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帝賦予了他們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美國 1787 年製定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 、1791 年生效 的《權利法案》以及 1789 年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等文件的頒布標誌著憲政主義在實踐中的全面展開，三權分立、 人權保護以及民主程序等一系列製度性創新，完善了憲政民主製度。



我們可以看到，沿著交易活動、交易私有製、平等交易、國民主權、法治和分權，這條社會自發的道路，基於交易私有製的市場經濟逐步將財產分布於國民手中，基於國民主權的民主製度逐步將政治權力轉交到國民手中，最終摧毀了君主專製社會，催生了現代憲政民主社會。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暴力私有製是君主專製社會的基礎，這是人類必須要反對的；交易私有製是憲政民主社會的基石，人類必須維護之。



從暴力公有製到黨國專製社會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一個用暴力消滅人類的交易活動，消滅私有製，建立公有製為核心的政治綱領。我們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張的用暴力建立的公有製稱之為暴力公有製。



筆者在前文中指出，交易私有製催生了現代憲政民主製度，將人類帶進了憲政民主社會。那麽，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暴力公有製將人類帶向何處？



1917年11月7日，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蘇維埃俄國建立後改名為共產黨），發動起義，奪取了國家政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使用暴力消滅私有製建立暴力公有製的社會主義國家，即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簡稱蘇聯。



蘇聯政權建立後，蘇聯共產黨逐步建立起黨國專製製度，具體表現為：



經濟上，蘇聯共產黨將銀行、鐵路、企業等等收歸國有，在農村沒收地主、皇室和寺院的土地。蘇聯共產黨使用暴力消滅了私有製，建立了暴力公有製，實際上是蘇聯共產黨黨有製，也就是共黨私有製。1925年，蘇聯製定工業化方針。1927年，用武力和行政命令的強製手段推行農業集體化，消滅了富農。1928年實行計劃經濟體製。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使得生產資料公有製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絕對支配地位。蘇聯共產黨以行政命令來管理經濟，否定價值規律，消滅了商品和市場，消滅了國民的貿易活動，控製著國民的吃穿住行等一切經濟生活，完全剝奪了蘇聯國民的經濟自由，將農民變成了黨國的農奴。為了給工業化提供資金，蘇聯共產黨犧牲農民的利益，大肆盤剝農民。集體農莊化運動導致大災荒，僅在1932-1934年的饑荒中就大約有幾百萬人餓死，其中以烏克蘭大饑荒最為慘重。



政治上，蘇聯共產黨對權力極端貪婪，壟斷了一切國家權力，黨國不分，並且不受任何監督和製約。蘇聯共產黨控製著整個社會,直接發布命令，黨政不分。國家的軍隊成為蘇聯共產黨統治集團的黨軍，用於鎮壓國民的反抗。權力高度集中於蘇聯共產黨黨中央的最高領導機構,最終形成了斯大林個人獨裁。1917年12月，列寧提議組建社會主義國家安全機關“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設委員會”（簡稱全俄肅反委員會，俄文的縮寫音譯是契卡），賦予了契卡擁有不經審判便可執行槍決的權力，開始實行“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製的”紅色恐怖統治。蘇聯共產黨完全剝奪了蘇聯國民的政治自由，將國民變成臣民，進而鞏固其專製統治。



思想上，蘇聯共產黨自我標榜為先鋒隊組織，代表著真理，自我歌頌，吹捧領袖。蘇聯共產黨建立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統製，以此來保持蘇聯共產黨對國民的思想控製。蘇聯的哲學、文學藝術、教育乃至以及科學等一切領域，都必須貫徹這種意識形態，完全剝奪了蘇聯國民的思想自由。蘇聯共產黨成立檢查和監督機構，對出版物和劇目實施檢查，在文藝界建立諜報網，以此來清除異己。從1930年到1950年期間，許多作家和藝術家被驅逐和消滅。



我們可以看到，沿著暴力公有製、消滅貿易活動、壟斷一切權力，這條強加於社會的暴力路徑，暴力公有製逐步將國家資產集中於蘇聯共產黨手中，集權製度逐步將公共權力集中於蘇聯共產黨手中，一個蘇聯共產黨淩駕於國民、政府和法律之上的黨國一體的黨國專製社會出現了。



在前蘇聯黨國專製社會中，不受法律製約的、以暴力為基礎的實施恐怖統治的蘇聯共產黨雙手沾滿蘇聯民眾的鮮血，迫使俄國民眾走上了死亡的道路。



“蘇聯解體後，從蘇聯檔案查詢得知，斯大林統治下出於政治或刑事犯罪處決大約800,000名囚犯、古拉格中約170萬人的死亡及富農強製遷移過程中390,000人的死亡，總計約有300萬慘死者。---斯大林傳記作家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奧裏、前政治局委員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雅科夫列夫及耶魯‘共產主義記錄‘系列的導演Jonathan Brent提出約有2000萬人的死亡。羅伯特·康奎斯特在他的書《The Great Terror》最新一版（2007年）估計盡管準確的人數永遠無法確定，蘇聯共產主義領導人對至少1500萬人的死亡負有責任“（《共產主義政權下的大屠殺 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書》）。



黨國專製製度的性質



蘇聯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是君主專製製度的變種。像中央集權的君主專製權力一樣，蘇聯共產黨是通過暴力占有了國家的一切資產，並且壟斷了國家所有的權力。



中央集權君主專製製度的主要特征是“壟斷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等一切鞏固專製統治的權力”，其表現為：



經濟上，專製君主是全國土地財產的唯一的最高所有者；



政治上，專製君主獨攬國家權力，集全國的軍事、司法、行政權力於一身。專製君主的個人意誌就是法律，對臣民擁有生殺予奪之權；君主世襲製，亦即君主之位按照王室血統關系世代傳承；君主職位的終身製，即君主沒有任期的限製。除非該王朝被其他王朝所推翻，君主不得不下臺；軍隊是君主專製統治的暴力支柱,君主憑借軍事暴力奪取國家政權,統治其臣民。



思想上，專製君主建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通過政治、教育、宗教、法律、製度文化、媒體等對國民洗腦，控製國民的思想，維護其專製統治。



中央集權君主專製製度是君主家族壟斷“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等一切鞏固專製統治的權力“的製度。



蘇聯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則是共產黨統治集團壟斷”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等一切鞏固專製統治的權力的製度，其表現為：



經濟上，蘇聯共產黨是全國土地和國有財產的實際最高所有者，通過國家計劃對經濟實行中央指導和控製。



政治上，蘇聯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獨攬國家權力，集全國的軍事、司法、行政權力於一身。通過軍隊、警察對國民實施無產階級專政。蘇聯共產黨的意誌就是法律，對百姓擁有生殺予奪之權；蘇聯共產黨政黨世襲製，亦即政黨頭子之位在蘇聯共產黨黨內傳承；政黨頭子的終身製，不死不下臺。



思想上，蘇聯共產黨建立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通過政治、教育、宗教、法律、製度文化、媒體等對國民洗腦，控製國民的思想，消滅一切反對的聲音，甚至念頭。波普爾在1945年出版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指出，和自由民主的“開放社會”截然相反，極權國家是一個思想和信息高度單一化的封閉社會。



在君主專製社會裏，臣民沒有選舉權力，言論自由受到限製，但是自由民享有一定的經濟活動自由，具有一定的財產權。



在黨國專製社會，國民喪失了政治、經濟和思想自由，被剝奪了一切政治、經濟和思想權利，財產、人身和心理高度依附於專製國家。



前蘇聯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暴力公有製將人類帶到了比君主專製社會專製程度更高的——黨國專製社會，這是人類社會的大倒退。



列寧、斯大林創建和領導的蘇聯共產黨在全世界傳播馬克思的“暴力公有製”思想，推行其黨國專製製度。



1945年，中國國民黨領導抗戰勝利。



1946年12月25日，中華民國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1947年，新憲法公布施行，訓政時期結束，中華民國開始實行憲政民主製度。從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到1947年中華民國頒行中華民國憲法，中國終於成為一個憲政民主國家。



正在中華民族走向振興的關鍵時刻，1946年，國內戰爭爆發。在蘇聯共產黨的支持下，經過四年內戰，中國共產黨在大陸戰勝了國民黨。1949年，中國共產黨用槍桿子仿照蘇聯共產黨建立了黨國專製製度，中國又重新回到了專製社會。中國人半個多世紀的憲政奮鬥成果付諸東流。



引進暴力馬克思主義，在大陸建立黨國專製製度，是中國共產黨的不可饒恕的原罪！



在後文中，筆者將講述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後，仿照蘇聯共產黨建立起黨國專製製度，對中國民眾犯下的駭人聽聞的搶奪、迫害、屠殺等種種罪行，一筆筆血債罄竹難書！







2021年5月21日 於深圳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三 中國共產黨是漢奸集團



1949年，毛澤東與斯大林第一次見面，就向斯大林訴苦說：“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



不等主席講完，斯大林立即插話：“勝利者是不受審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一般的公理” （2015-04-13鳳凰網 師哲 李海文《毛主席首訪蘇 向斯大林“訴苦”：我是受打擊排擠的人》）。



毛澤東見了斯大林就像兒子見到了父親那樣訴苦。因此才有了，下面這個令人作嘔的表現。



在斯大林70歲生日壽辰上，毛澤東脫稿說出：“斯大林是我們敬愛的父親和導師！” “斯大林萬歲，光榮屬於斯大林！沒有聯共和斯大林同誌的英明領導和全力支持，中國共產黨絕對不可能取得革命勝利”（2012年12月27日 博訊 《解龍將軍：“毛澤東管斯大林叫父親”》）。



的確如此，沒有蘇聯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斯大林，就沒有毛澤東。



蘇聯共產黨催生了中國共產黨



1919年3月，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共產國際宣告成立，鼓動全世界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1920年，共產國際成立共產國際遠東局。



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受命組建中國共產黨來到中國。5月，維經斯基在上海成立了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



7月，維經斯基到北京認識了李大釗，通過李大釗聯系上陳獨秀。維經斯基在上海向陳獨秀提出建立中國共產黨建議。陳獨秀同意。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馬林、國際遠東局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到達上海。



1921年7月23日，在共產國際的資助下，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13名黨員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蘇聯共產黨的傀儡中國共產黨出生了。 此時，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並沒有合法地位。



蘇俄成立初期被西方孤立。為了尋找出路，蘇俄想在中國尋找政治盟友。1922年8月，越飛以副外交人民委員的身份來華擔任全權大使，與吳佩孚控製的北京政府建立了外交關系。為了維護蘇俄國家的利益，解決中蘇兩國之間懸而未決的中東路和蒙古問題，越飛在北京工作了半年，但是吳佩孚在中東路問題和外蒙古問題上毫不松口。於是，越飛開始轉向孫文控製的南方政府。



孫文從1920年開始與蘇俄人士接觸，試圖尋求蘇俄的援助。1921年12月，孫中山在桂林會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1923年1月，孫文與蘇俄代表越飛發表《孫文越飛宣言》。孫文以“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為讓步換取蘇俄的支持。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孫文實行了聯俄容共政策。對於蘇俄來說，以“聯孫”來換取孫文“容共”；對於孫文來說，以“容共”獲得蘇俄的援助。孫文的“容共”，使得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中國取得了合法地位，正式地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



就這樣，蘇聯共產黨在中國催生了一個合法的傀儡——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積極維護蘇聯共產黨利益，成為一個漢奸組織。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聲稱，



（1）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支援工人階級，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除為止；



（2）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



（3）消滅資本家私有製，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



（4）聯合第三國際。



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



該議案宣稱：



無產階級是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也是世界的，況且遠東產業幼稚的國家，更是要和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現在代表世界的無產階級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大本營的，只有俄羅斯無產階級革命後新興的第三國際共產黨。第三國際共產黨，是和一方面利用無產階級一方面供資本帝國主義利用的第二國際，正立在對抗的地位，中國共產黨既然是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所以第二次全國大會議決定正式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



中國共產黨堅決執行共產國際的一切決議，犯下了一系列叛國罪行。



中國共產黨的叛國行為



中國共產黨是蘇聯共產黨傀儡，他們的目標不是自己的，采用的是俄國共產黨的目標；他們的組織模式不是自己的，采用的是俄國共產黨的模式；他們的政策、規劃是蘇聯共產黨製定的，他們的經費是蘇聯共產黨提供的。既然是蘇聯共產黨傀儡，中國共產黨總是不惜犧牲中國的利益，來維護蘇聯共產黨的利益。



外蒙事件



1921年6月，蘇軍侵入當時在中國版圖內的外蒙古。7月，在蘇聯共產黨的扶持下，蒙古人民黨奪取政權，與蘇俄簽訂了《蘇蒙條約》，雙方政府相互承認，蘇軍可以駐紮外蒙古，公然破壞中國領土的統一和完整。



1922年8月，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對來訪的蘇俄副外交人民委員越飛表示，中蘇建交的先決條件是蘇軍從外蒙古撤離。顧維鈞的立場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頭目李大釗親自找到顧維鈞，對顧維鈞的立場表示憤慨，甚至說“把外蒙置於蘇俄的統治之下，那裏的人民有可能生活得更好”（2011年第11期《同舟共進》袁南生）。11月，陳獨秀在其寫就的《中國共產黨對於實際問題之計劃》中，竟然說什麽：我們不但應該消極地承認蒙古獨立，並且應該積極地幫助他們推到王公及上級喇嘛之特權，創造他們經濟的及文化的基礎，達到蒙古人民真正獨立自治之客觀的可能（《中國共產黨對於實際問題之計劃》）。



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悍然背叛中國人民的利益，公然支持蘇俄分裂中國國土。



中東路事件



中東路事件，是指1929年中國為收回蘇俄在中國東北鐵路的特權而發生的中蘇軍事沖突事件。



中東鐵路是沙俄侵華的產物。19世紀末，沙俄根據1896年的《中俄密約》，在中國的土地上，修築了從滿洲裏經哈爾濱至綏芬河的中東鐵路主線，與俄國境內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相接。後又根據1898年的《旅大租地條約》，修築了從哈爾濱經長春至大連的中東鐵路支線。1904年，沙俄在日俄戰爭中失敗，依據1905年的《樸茨茅斯條約》，將中東鐵路長春至大連段割讓給日本。其余，以哈爾濱為中心，東至綏芬河（東線），西至滿洲裏（西線），南至長春（南線），仍為沙俄所控製，時稱中東鐵路。



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與蘇俄達成建交協議，簽訂了《中俄協定》。關於中東路，“兩國政府聲明：中東鐵路純系商業性質；並聲明，除該路本身營業事務直轄於該路外，所有關系中國國家及地方主權之各項事務，如司法、民政、軍務、警務、市政、稅務、地畝（除鐵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國官府辦理”，“蘇俄政府允諾，中國以中國資本贖回中東鐵路及該路所屬一切財產；並允諾，將該路一切股票、債票移歸中國”。 “中俄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中規定：中東路設理事會，為議決機關，置理事10人，理事長為中方，副理事長為俄方。鐵路設局長1人，由俄方擔任，副局長2人，俄華各1人擔任，均由理事會委派，由各該政府核準，其職權由理事會規定；路局正副處長由理事會委派，如處長為華人，則副處長為蘇俄人，反之亦然；路局各級人員按中蘇兩國各半任用”。



然而，蘇俄實際上並未認真履行簽訂的協定，對應歸還中方的非鐵路本身之營業，如電報、電話、礦山、圖書館、天文臺、學校等並未交付中方。鐵路管理局也由蘇俄單方面控製，在2700多名職員中，中方人員僅占400人，且多為翻譯及低級職員。對歷年鐵路收入余款如何處理，中蘇雙方意見也大有分歧。



1929年，張學良試圖以武力強行收回當時為蘇俄掌握的中東鐵路部分管理權。隨後爆發中蘇軍事沖突，東北軍戰敗。



在中東路事件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竟然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公開支持蘇聯共產黨，並組織大規模的反對國民黨和擁護蘇聯共產黨的群眾示威。中國共產黨惡劣的表現遭受國人痛斥，從此背上了賣國的罪名。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遵照蘇聯共產黨的命令，破壞中國國民黨北伐戰爭，發動上海、南昌、秋收和廣州暴亂，成立蘇維埃政府。



1931年9月18日，日本開始發動侵華戰爭。



當年11月7日，尚不到兩個月，在蘇聯共產黨策動下支持，中國共產黨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國，中華民國危機之機，公然地進行武裝叛國，在江西成立了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任漢奸國主席，定都於瑞金。11月7日是蘇俄的國慶日，這一天又稱作“十月革命節”。中國共產黨選擇11月7日建立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公然承認隸屬蘇俄，賣國賊的面目暴露於天下。



這個依附蘇俄的中國共產黨偽政權比1932年3月1日成立的偽滿洲國早了近4個多月，比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在南京正式成立偽國民政府領先了近九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個漢奸政權。這個偽政權嚴重地破壞了和消耗了中國抗日的力量。顧雪雍先生是一個親歷八年抗戰的新聞記者，他曾談到：“有一個國中之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它接受蘇聯給的經費，一切聽命於蘇聯顧問指揮，任務是推翻國民政府，於是引起國共兩黨長期內戰。當蔣介石調兵北上抵禦日寇，中國共產黨乘機從江西向四周擴張，蔣介石回師剿共，日寇又乘機南侵，形成了日寇中國共產黨夾擊之勢，在如此四分五裂的情況下，加之經濟和軍力衰敝，哪有力量進行抗戰？”（顧雪雍：被掩蓋的抗戰真相）



《蘇日中立條約》



1941年4月13日，蘇俄與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並發表聯合聲明說：為了維護兩國的友好關系，蘇俄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蘇日兩國嚴重地侵犯了中國主權 。



對此，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於日蘇條約簽字後第二天發表聲明指出：東北四省及外蒙古是中國領土，滿洲國是非法的，中國政府決不承認蘇日中立條約，中國政府與人民絕不承認第三國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的任何決定，蘇日兩國公布的共同宣言對於中國絕對無效。



《蘇日中立條約》簽訂後，日本得以無後顧之憂。自4月16日開始，日本在中國各戰場紛紛發動攻勢。



也就在4月16日這一天，中國共產黨在對蘇日中立條約發表意見，認為“這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又一次偉大勝利。”



“滿洲國”是日本扶植的傀儡。1933年2月，國際聯盟曾通過決議,不予事實或法律上的承認。而在《蘇日中立條約》的聲明中，蘇俄在事實上承認了偽滿洲國。在中國政府發表了不承認條約的聲明之後，中國共產黨不但沒有表示擁護，並且在其發表的意見中，根本無視蘇俄的聲明嚴重侵犯了中國領土主權這一罪惡。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之際，中國共產黨絲毫不顧及國家和民族利益，令國人驚愕，紛紛斥責中國共產黨的賣國行為。



中國共產黨聯日反蔣



中國共產黨一向宣稱，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這是無恥謊言。歷史事實是，中國共產黨消極抗日，積極發展軍事力量，為了奪取中國國民黨政權，竟然犯下“聯日反蔣“的叛國罪行。詳見後文“中國共產黨抗日的真相“。



斯大林禦批了毛澤東



“眾所周知，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但是，深入分析起來，這種‘確立’既僅僅是‘實際上’的，又是剛剛開始。從此開始到1938年初，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還不像後來那樣穩固，而曾經兩次受到沖擊。



一次是長征途中張國燾企圖奪取中國共產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權；一次是1937年底到1938年初王明企圖取代毛澤東“。



1938年3月，中國共產黨中央派出任弼時赴莫斯科匯報工作。7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接見了即將回國的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稼祥和繼任者任弼時，代表共產國際做出重要指示。



季米特洛夫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同誌是久經考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你們應該告訴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應該支持毛澤東同誌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 。



1938年8月，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稼祥帶著共產國際的新指示回到延安。



9月14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第一天，先由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意見。這些意見極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2012年11月16日鳳凰網劉繼興《揭秘毛澤東最高領導地位的確立過程》）。



共產國際是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共產黨控製的國際組織。



1929年7月，國際共運領導人蔡特金曾經說過，“共產國際已經從一個活著的政治體變為了一個死去的機構，它一方面只能吞下俄羅斯的指令，另一方面又用各種語言將這些指令反芻” 。



斯大林控製的共產國際扶持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實際上，是斯大林禦批毛澤東登上了中國共產黨的大位。



結束語



沒有蘇聯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獨夫斯大林，就沒有國賊毛澤東。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直到其奪取中國大陸，中國共產黨的大批高級人物到莫斯科受訓，它的政策、方針，都是由蘇聯共產黨決定。蘇聯共產黨不僅給與中國共產黨策略、方針和具體指示，而且還提供軍火、盧布、政治軍事顧問、特派員、技術人員，扶植效忠的中國共產黨。所以，毛澤東說過：“沒有聯共和斯大林同誌的英明領導和全力支持，中國共產黨絕對不可能取得革命勝利”。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現代歷史上第一個漢奸集團，汪精衛集團在其後；毛澤東是中國現代漢奸第一人，汪精衛難以望其項背。







2021年5月24日 寫於深圳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四 中國共產黨抗日的真相



中國共產黨專製派一向宣稱，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這是無恥謊言!本文以歷史事實揭露中國共產黨抗日的真相



中國共產黨北上投靠蘇俄



1931年9月18日，日本開始發動侵華戰爭。



當年11月7日，尚不到兩個月，在蘇聯共產黨策動支持下，中國共產黨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國，中華民族危機之機，公然地進行武裝叛國，在江西成立了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1933年10月17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動員近100萬國軍，開始攻打中國共產黨控製下的各個農村根據地，並以50萬兵力重點進攻中共中央蘇區。中國共產黨軍隊在國軍的圍攻中遭受重大損失。1934年5月，博古在瑞金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後續戰略方針，並確定將主力撤離中央蘇區。1934年7月15日，中國共產黨偽政府發表《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編造“紅軍長征是為北上抗日”的謊言。歷史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北上“並非是”抗日”，實際上是要投靠蘇俄。



長征中，中國共產黨召開了遵義會議。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記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於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的。這個會議的目的是在：（一）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二）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如此重要的會議，根本沒有北上抗日的議題。



那麽所謂的長征究竟要幹什麽呢?



顧雪雍先生是親歷八年抗戰的新聞記者，曾在國共兩方從事抗日宣傳，對雙方均無政治偏見。他根據親見親聞，結合眾多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參考共產國際和蘇聯派駐延安代表弗拉第米諾夫的《延安日記》撰寫了抗戰記事《被掩蓋的抗戰真相》。



顧雪雍在文章中談到：“‘紅軍長征是為北上抗日’——事實是：江西紅軍戰敗後突圍西撤，西部省份地瘠民貧，人口稀少，大部隊難以存活，正在一籌莫展之際，接到斯大林指示：如果你們生存有困難，可撤退到外蒙邊境或新疆，蘇聯可給援助，於是中國共產黨決定北撤。毛澤東對戰友說，我們退到外蒙，將來再打回來。為了宣傳，打出了抗日的旗號。在北撤途中，他們看到報紙上報道說陜北有劉誌丹、高崗的共軍在根據地活動，有的將領高興地說：‘我們有救了！’於是他們就到陜北安營紮寨了。毛曾派部隊向外蒙和新疆挺進，以接受蘇聯軍援，但遭國軍和軍閥部隊阻攔未能成功”。



楊奎松也曾談到：“自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開始決定撤出江西中央蘇區之日起，在共產國際和蘇聯軍事及情報機關內部，就迅速開始提出和醞釀著一個用於直接援助中國紅軍的跨國界的行動計劃了” 。



“8月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再度舉行會議，討論由張聞天提出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形勢與任務的報告》，報告進一步重申了兩河口會議所作的北上決定的必要性，並直截了當地強調了爭取西北地區，背靠蘇聯的意義。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重要發言，也集中提出了背靠蘇聯的問題。他解釋說，西北地區是‘統治階級最薄弱的一環’，是‘帝國主義勢力最弱的地方’，然後特別強調了‘蘇聯在這地區影響大’的問題。他說：‘地理上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炮，對我國內戰爭有很大意義。五次圍剿開始堡壘主義，我們對技術方面應很大的做準備。……我們基本上靠自己，但（應）得到國際的幫助。……因此要用全力達到戰略方針，首先是甘肅這區域，但要派支隊到新疆，造飛機場、修兵工廠。’《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35年8月6日。《毛澤東年譜》（上）未收錄這方面的發言內容。見《毛澤東年譜》（上），第465—466頁” （楊奎松《讀史求實》）。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所謂的長征一開始是逃竄，然後是要北靠蘇俄。為了掩蓋北上投奔蘇俄的漢奸意圖，中國共產黨打出抗日的幌子。



這個意圖在中國共產黨組建西路軍西征活動中暴露無遺。



1982年2月27日，陳雲說對李先念：“西路軍是當年根據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決定而組織的，我在蘇聯時，曾負責同他們聯系援助西路軍武器彈藥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邊境上親眼看到過這些裝備” 。



1983年初，李先念將收集到的29份有關西路軍的歷史電報稿送到陳雲處，“1月5日，他委托秘書給李先念辦公室打電話，告訴李先念，送來的29份電報稿已經看過了，可以送小平同誌。他特意讓秘書轉告李先念：西路軍打通國際路線，是黨中央、毛主席過草地之前就決定的，當時，共產國際也願意援助，200門炮都準備好了，我親眼看見的。”（2014年04月10日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刊登《陳雲李先念等1983年談西路軍問題：對馬家軍估計不足》）。



中國共產黨是如何抗日的



顧雪雍先生談到：“毛澤東愛國嗎？他也愛，可那時他愛的不是中國而是蘇聯國。日寇占我東北後，毛澤東給黨內提出的主要任務，首先是‘武裝保衛蘇聯’，因為共產國際認為日占東北是向蘇聯進攻的前奏，第二位任務是推翻國民政府，最後的任務是抗日。他把抗日看成是次要的事，顯然和全國人民的強烈呼聲是不相符的。抗戰開始後，毛規定抗日戰爭總方針：‘一分抗日，二分應付（應付國民黨和蘇聯的批評責難）七分發展（發展根據地和軍隊）’並要求各級嚴格遵守不得違反，說明他依然只準花最小的力量去抗日。黨內有愛國心的將領不滿意他輕視抗日，林彪首先打響平型關伏擊戰，接著彭德懷打響‘百團大戰’，他們立刻受到毛的嚴歷批評，甚至把此事當作彭的罪行而不斷批判。在毛的心目中，抗日是有罪的。為此他告誡將領們：‘你們不要以為抗日是愛國，那是愛蔣介石的國。我們共產黨也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祖國是蘇聯’。他又發揮他這個思想說：‘我們要讓日本多占地，形成日、蔣、我三國誌，這種形勢對我們最有利；糟糕的是日本占領我全國，那也不要緊，可以借助蘇聯恢復失地嘛！’他的這些指示，不是和漢奸汪精衛的‘曲線救國論’異曲同工嗎？（汪主張先亡國再慢慢設法復國）。毛的指示，由以後事態的發展作了證明。自1940年‘百團大戰’後，中國共產黨部隊再沒有與日軍打過一場較大的仗，卻發動了大規模內戰，搶占國民政府在敵後的眾多抗日根據地，再發展到‘聯日反蔣’，實現他的‘三國誌’謀略” （顧雪雍：被掩蓋的抗戰真相）。



顧雪雍在文章中引用了曾在延安四年的共產國際和蘇聯代表弗拉第米諾夫《延安日記》中的證言：



“八路軍、新四軍事實上從1941年開始就停止了對日作戰，百團大戰是最後一次對日作戰。八路軍、新四軍得到指令，一律不準對日進行作戰行動，包括受到攻擊便撤退”。



“毛澤東贊成民族統一戰線，卻用全力使統一戰線解體，毛對抗日勢力的分裂負有主要責任……國共分裂是一個不祥的現實，這自然有利於侵略者。毛破壞全國聯合抗日的政策，等於給日本增加了幾十個師團的實力”。



“我到新鄉賀龍部隊去了一次，眾多的賀龍部隊包圍了一個駐有少量日軍的村子，我問士兵為什麽不消滅這些日軍，士兵們回答：上面叫我們不要惹他們，他們也不惹我們。八路軍就這樣與日軍和睦相處著……八路軍的宣傳是針對國軍，未來的軍事行動也是針對國軍，這樣就使日軍的作戰行動幾乎全部獲得成功”，“我到前線去後，深信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無意對日作戰，他們把戰爭看成建立基地的良機。他們讓日本人與國民黨對抗，如果日軍擊敗國軍，中央政府的權力受到破壞，八路軍便立即滲入到那裏，如果必要的話，便幹掉統一戰線的戰友來攫奪政權。毛澤東在來犯的敵軍前退卻，尋找機會使國軍與日軍沖突。在國難當頭時，這樣一種手段是不忠不義而有過之”。



“中國共產黨解放區有一幅離奇古怪的景色，所有單位都與日軍後勤部隊做買賣，到處可買到日本貨。還有鴉片買賣，我在中國共產黨120師部的一座房屋內看到正在加工鴉片，送到市場上去。中國共產黨陜甘寧邊區是以生產鴉片為特色的，成百公頃土地種著罌粟，這是一個可恥的事實。政治局要求擴大生產鴉片，派任弼時領導這一工作，鴉片是特區出口貿易的主要商品” 。



對於中國共產黨生產鴉片，顧雪雍先生評論道：“當時日寇正在占領區實行‘毒化政策’，大小城市遍布吸煙館，日寇鼓勵中國人吸鴉片，吸得人們骨瘦如柴，傾家蕩產，喪失了抗日的意誌和體魄；日寇企圖用‘毒化政策’的慢性殺人手段來消滅中華民族，而毛澤東卻與日寇配合來殘害同胞，這是他害國害民的又一罪行” 。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在延安陜西洛川縣城附近一個村莊內舉行“洛川會議”。



在《我的回憶》第二十一篇抗日戰爭中，對於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發言，張國燾曾經有如下記錄，“他（毛澤東）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他主張八路軍應該堅持遊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沖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遊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避免正面戰場作戰。



中國共產黨大肆宣傳的大型戰役僅有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 “平型關大捷”是國民黨軍隊主導的太原會戰的一部分，百團大戰是中國共產黨發起的唯一一起大規模的對日戰鬥。“毛澤東同誌對‘百團大戰’的宣傳很不滿意。----毛澤東同誌批評說：這樣宣傳，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軍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 (見《聶榮臻回憶錄》，第507頁至508頁) 。



在正面戰場上作戰的中國軍隊主要是國民黨軍隊。領導艱苦抗戰的國民黨的軍隊對日軍大規模會戰22次。2005年9月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大會講話中承認，“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沈重打擊”。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大力發展武裝力量，由抗戰之初大約5萬人，到1945年發展到120余萬人，民兵200多萬人。



中國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損失慘重。國民政府陸海空軍隊在抗戰中傷亡約300多萬人，其中陣亡約100多萬人。



1965年10月10日，蔣介石在《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國慶紀念告全國軍民同胞書》寫到：“我們政府為挽救國家民族的厄運...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悔禍投誠...收編了它陜北的殘余匪軍，和江南各地的股匪。初不謂共匪毛賊狼子野心，竟玩弄其邪惡的‘兩手’，方其投降宣言，墨瀋未幹，正當日軍全面入侵之際，乃即公然揚言，要‘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



2015年9月2日，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在臺北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講話時，也曾批評中國共產黨“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



中國共產黨聯日反蔣



中國共產黨為保存自己的實力，消減國民黨的力量，竟然與日軍共謀對抗國民黨軍隊。



“日本築波大學名譽教授遠藤譽最近發表中文版新著《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以確切翔實的史料證明：抗日戰爭中毛澤東為削弱國民黨軍隊的力量，派遣間諜潛伏日本外務省，把從國共合作中獲得的國民黨軍事情報賣給日本。該書認為，中共非但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還與敵人互通款曲，利用抗戰壯大中共力量，為日後打敗國民黨軍隊做準備”。 “潘漢年按照毛澤東的命令，賣給日方國民黨的軍事情報的同時，也向巖井請求，中共和日軍之間的停戰！” ，“巖井委托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的小泉清一每月向潘漢年支付2000港元作為收購情報費，加上由潘漢年籌辦多種定期出版的刊物費等，每次另支付潘漢年1萬港元”（《歷史黑幕：從抗戰期間中共與日軍關系看》）。



以上事實，在《潘漢年 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書》、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中都有披露。



潘漢年“定期向日方匯報重慶、國軍、英美動向，同時把日方情報交流原始電報傳回延安。1941年12月，日軍攻占香港，由於巖井與潘的合作關系，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員得到巖井領事館的護送，潘漢年移往上海並取得日方簽發的特別通行證。隨後巖井英一協助潘與日本特務機關梅機關機關長影佐禎昭會面。潘漢年在與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巖井英一建立合作後，日本外務省開始由機密費中撥款，向中共提供總額超過250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後來潘漢年提出雙方停戰的要求，巖井英一便讓影佐禎昭與其會面建立與日軍直接合作的基礎” （《潘漢年 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書》）。



根據王明回憶，“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而胡均鶴則是前日占區和汪精衛的談判代表”(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90頁)。



“潘漢年以遊走新四軍和日占區的商人胡越明的身份介紹會見了李士群的軍事顧問、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會見中，他們各自說明了自己的看法，就日軍與新四軍和平共存互不侵犯達成初步共識“（《潘漢年 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書》）。



“日本都甲大佐說，清鄉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線南段的運輸安全。只要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希望和新四軍有一個緩衛地帶。潘漢年說，新四軍的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立即占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要給新四軍一定生存條件，否則遊擊隊就會隨時破壞鐵路交通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161頁，ISBN ）。



抗日戰爭期間，日本軍隊對中國重慶狂轟亂炸，沒有轟炸延安。日本人進攻湖北、湖南、廣西，沒有進攻陜西。這是中國共產黨軍隊與日軍精誠合作的結果。



“對於與日偽機關合作，中共解釋說是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報，為八路軍和新四軍與日軍作戰發揮了作用。但是巖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說，“事實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國民黨的意圖”。此次會面被國民黨情報人員獲悉，隨後國方以此宣傳並攻擊中共，導致毛澤東親自發文為潘漢年辟謠此次會面“（《潘漢年 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書》）。



抗戰期間，毛澤東製定了“聯日反蔣”政策，饒漱石和潘漢年負責執行任務。勾結日偽是漢奸行為，為了掩蓋自己賣國奪權的漢奸行徑，毛澤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犧牲饒漱石和潘漢年。1954年，潘漢年被毛澤東定罪為“國民黨特務”，批示：“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 。



1955年，饒漱石被開除出黨。1965年8月30日，因潘漢年案件，饒漱石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65年，饒漱石被假釋出獄。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7年，饒漱石又被重新收監。



毛澤東感謝日本侵略者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抗戰勝利，國民黨在14年的抗日鬥爭中，傷亡慘重。日本侵略者為中國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立奠定了基礎。為此，毛澤東多次感謝日本的侵略。



“1950年代，毛澤東在接待來華訪問的日本客人時說：‘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30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120萬。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對於毛澤東的上述說法，學術界有過不同解讀。但不論如何解讀，大體都承認這種說法的確出自毛本人”（文|胡馨以 編輯|史毋意 監製|張鷺 《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怎樣擴充兵力?》） 。



“根據《毛澤東外交文選》記載，毛澤東對日本人多次說‘感謝日本侵略’之類的話。1961年1月24日，毛澤東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等人時談話：‘日本皇軍過去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中國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我們現在還在山裏，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讓我們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 (2012-06-06 責任編輯:中國歷史故事網《毛澤東為何多次“感謝日本侵略”？》）。



日本侵略軍削弱了國民黨軍隊的力量，中國共產黨趁機建立根據地，擴充軍隊，最終占領了中國大陸。為此，毛澤東感謝日本侵略者。更為可恥的是，1972年，毛澤東、周恩來竟然放棄了日本的戰爭賠款。



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這是中國共產黨編造的無恥謊言。中國共產黨為了打敗國民黨統治中國，消極抗戰，積極發展軍事力量，犯下了勾結日軍，聯日反蔣的賣國罪行。國賊毛澤東竟然毫不顧忌地感謝日本侵略者為中國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立奠定了基礎。



中國民眾不會忘記！







2021年5月27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五 是誰挑起了四年內戰



1945年9月2日，上午10時包括中國在內的日本、美國、蘇聯、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荷蘭和新西蘭代表在停靠於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裏號戰列艦上舉辦日本投降儀式。在美軍中將理查德·薩瑟蘭的監督下，由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和大日本帝國陸軍總參謀長梅津美治郎將軍在停泊於東京灣的密蘇裏號戰列艦上代表日本政府簽署《降伏文書》。美國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首先在協議書上簽字。美國尼米茲上將簽字後，中國軍令部長徐永昌上將代表中國在投降書上簽字。



抗戰勝利不久，中國便發生了內戰。究竟是誰挑起了1945至1949年的國共內戰？國賊毛澤東誣陷蔣介石“下山搶桃子”，首先挑起了內戰。歷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毛澤東誣陷蔣介石下山摘桃子



1945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大報告《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提出：共產黨領導的武力和民眾已成了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8月13日，毛澤東發文，惡人先告狀，誣陷蔣介石在抗戰時期“袖手旁觀，等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內戰” 。



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下山搶桃子”，首先挑起了內戰。他說：“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誰？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樹，樹上結了桃子，這桃子就是勝利果實。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他說，此桃子的所有權屬於我蔣介石，我是地主，你們是農奴，我不準你們摘。我們在報上駁了他。我們說，你沒有挑過水，所以沒有摘桃子的權利。我們解放區的人民天天澆水，最有權利摘的應該是我們。同誌們，抗戰勝利是人民流血犧牲得來的，抗戰的勝利應當是人民的勝利，抗戰的果實應當歸給人民。至於蔣介石呢，他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是人民抗戰的絆腳石《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



毛澤東的這些謊言曾經一度欺騙了出生於1945年以後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中國人。今日的中國人已經知道，從1931年到1945年的14年抗戰中，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軍隊一直處於抗日的主戰場，是抗戰勝利的主力軍。他們消滅日偽軍的數量，以及犧牲的人數，遠遠超過中國共產黨軍隊。我們只要看一看，國民政府軍隊組織了多少大規模的會戰，就可以駁斥毛澤東“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 的謊言。



國軍組織的抗戰大型戰役：1931年 江橋抗戰；1932年 淞滬抗戰；1933年 長城抗戰、熱河戰役；1936年 綏遠抗戰；1937年 盧溝橋事變、平津作戰、太原會戰、南口戰役、忻口戰役、娘子關戰役、太原保衛戰、淞滬會戰、南京戰役；1938年 徐州會戰、臺兒莊大戰、蘭封會戰、武漢會戰、萬家嶺戰役、小界嶺戰役、廣州戰役；1939年 南昌會戰、隨棗會戰、



第一次長沙會戰、桂南會戰、昆侖關戰役；1940年 棗宜會戰；1941年 豫南會戰；上高會戰、晉南戰役、第二次長沙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香港保衛戰；1942年 滇湎路戰役、浙贛戰役；1943年 鄂西會戰、常德會戰；1944年 豫湘桂會戰、豫中會戰、長衡會戰、第四次長沙會戰、衡陽保衛戰、桂柳會戰、強渡怒江戰役、密支那戰役；1943年10月-1945年3月緬北滇西戰役；1945年 湘粵贛戰役、豫西鄂北會戰、湘西會戰、桂柳反攻戰役。



中國共產黨參加的大型戰役僅有平型關大戰和百團大戰。 “平型關大戰”是國民黨軍隊主導的太原會戰的一部分，百團大戰是中國共產黨發起的唯一一起大規模的對日戰鬥。“毛澤東同誌對‘百團大戰’的宣傳很不滿意。----毛澤東同誌批評說：這樣宣傳，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軍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 (《聶榮臻回憶錄》) 。



筆者在在《中國共產黨抗日的真相》一文中講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不僅避免正面戰場作戰，更為可惡的是中國共產黨為保存自己的實力，消減國民黨的力量，竟然聯日反將，與日軍共謀對抗國民黨軍隊。



“日本築波大學名譽教授遠藤譽最近發表中文版新著《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以確切翔實的史料證明：抗日戰爭中毛澤東為削弱國民黨軍隊的力量，派遣間諜潛伏日本外務省，把從國共合作中獲得的國民黨軍事情報賣給日本。該書認為，中共非但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還與敵人互通款曲，利用抗戰壯大中共力量，為日後打敗國民黨軍隊做準備”。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正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處心積慮勾結日軍，削減國民黨的力量，然後下山摘取抗日勝利的果實。



中國共產黨首先發動內戰



中華民國是全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日本投降後，盟軍最高統帥美國將軍麥克阿瑟規定，中國戰區受降範圍為中華民國、中國臺灣和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中國東北由蘇俄受降。中國共產黨控製的延安地區政府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管轄下的“地方政府”，不具備單獨對日受降的權利。毛澤東竟然不承認重慶統帥部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



中國共產黨強行奪取對日的受降權



東野長崢在《1945，到底是誰發動了內戰？》一文中談道：“讓我們重回1945，看看究竟是誰挑起並發動了內戰。我們首先可以看看盟軍對於接受日本投降的受降規定，來看看究竟該由誰來接受日軍的投降。根據盟軍最高統帥美國將軍麥克阿瑟所劃受降地區的規定，中國戰區受降範圍為中華民國、中國臺灣和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中國東北由蘇俄受降。因為中華民國是全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而且正是在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下，中國人民進行了十四年堅苦卓絕的對日持久抗戰，為抗戰付出了重大的犧牲，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是以只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有對日受降權和對日受降的指揮權。凡屬於中華民國的任何地方政府和軍隊，均只能在中華民國政府的統一指揮下才擁有對日受降的權力。”



中國共產黨所控製的延安地區政府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管轄下的“地方政府”，根本不具備單獨對日受降的權利。為了奪取抗戰的勝利果實，進而進一步奪取大陸，“中國共產黨首先就是強行奪取對日的受降權。8月9日夜，當延安獲悉日本投降和蘇聯對日宣戰的消息後，毛澤東立即向中國共產黨軍隊發出了對日軍‘實行廣泛進軍’的命令。8月10日夜至8月11日下午的18小時內，毛向中國共產黨軍隊連續發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發動二十萬大軍以奪取中原’。為此，毛還命令各地中國共產黨軍隊，要強行對日受降，強行阻撓政府軍受降，強行‘占據及破壞全國各地交通要道’，‘收繳日軍武裝’，並‘將反抗的中國人當漢奸處分’，同時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的名義，擅自指定受降地點，命令日軍司令岡村寧次向中國共產黨軍隊投降。----8月13日，毛在為新華社所寫的社論中顛倒黑白的說：‘我們要向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中國解放軍抗日軍隊在朱德總司令指揮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和軍事管理日本的權利。要不是這樣做，中國人民將認為是很不恰當的’”（東野長崢《1945，到底是誰發動了內戰？》。



中國共產黨從與中國國民政府爭奪受降權開始，一步步地走向了“發動內戰”，直至“全面內戰”。



毛澤東本不願意參加重慶談判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國分別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蔣介石看到日本投降在即，立刻發電報給延安，‘邀請’毛澤東到重慶會談，解決抗日戰爭過程中產生的一些‘爭執’。還沒等到回電，蔣介石迫不及待地再次發電，‘邀請’毛澤東到重慶會談。8月16日，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復電蔣介石，拒絕關於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的‘邀請’”。



8月20日、22日，斯大林連發兩份電報給延安，要求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緊急會晤”。電報說：“考慮到日本投降和國共雙方關系的惡化，這次會晤是必要的”。電報還警告說：“不能進行內戰，否則，中華民族的存在將受到危害。因為國際社會和中國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澤東應與蔣介石在重慶進行和平談判”。電報還說：“盡管蔣介石挑釁想打內戰消滅你們，但是蔣介石已再三邀請你去重慶協商國事。在此情況下，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國際方面就不能理解了”。



在斯大林的逼迫和蔣介石再次電邀下，8月24日，毛澤東復電蔣介石，表示同意去重慶談判（2008年3月12日新華網《斯大林逼毛澤東赴重慶談判》）。



楊奎松在《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中也曾經提到：毛澤東本不想去重慶談判，但在斯大林的壓力下不得不去。毛澤東說，“那個時候，我是不想去的。因為斯大林執意要求，我還是去了” 。



第二次國共內戰的序曲



在重慶談判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即製定了邊談邊打，以打促談的方針。1945年9月，毛澤東在重慶期間利用南方局電臺秘密指示劉伯承、鄧小平在山西省上黨地區（今山西省長治市）境內發起上黨戰役，殲滅進入晉東南地區接受日軍投降的國軍閻錫山部隊11個師，攻占了長治地區。這是是抗日戰爭結束之際中國戰區受降儀式後國共兩黨發生的首次大規模戰役，是1945年國共沖突的一部分，成為第二次國共內戰的序曲。



中國共產黨軍隊首先進入東北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此時，蘇聯軍隊已經占領了東北。



“1945年蘇軍占領東北時，抗聯也隨蘇軍直接進駐東北，幾乎在同一時刻，毛澤東命令關內的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冀熱遼軍區中共部隊迅速奔赴東北進行接收” （2014年03期《炎黃世界》徐 焰《解放戰爭中蘇聯給了中國共產黨多少武器援助？》）。



蘇聯共產黨為中國共產黨部隊進入東北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其一，為中國共產黨敞開了進入東北的大門



“占據中國東北地區的蘇聯紅軍卻秘密地對共產黨的幹部和軍隊大批進入東北地區敞開了大門，上萬名中國共產黨幹部和十幾萬部隊由此得以順利地從海路和陸路分批進入東北地區。而按照條約的規定接收東北的國民黨軍隊卻屢次被蘇軍以各種理由加以拒絕。蘇軍撤離時將部分大城市交給了中國共產黨軍隊控製”（《抗日戰爭勝利前後蘇聯共產黨為什麽既貶低中國共產黨又秘密支持中國共產黨武裝奪取東北？》《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麽》，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其二，蘇軍向中國共產黨提供武器，加強中國共產黨打內戰的力量。



據周保中介紹，跟隨蘇軍回國的東北抗聯在長春接收了日本的一個軍火庫，並在各地收繳搜羅各種武器，“截止1945年10月15日，抗聯人員在各地收繳和搜查日偽武器計有：槍近60000支，輕機槍9000余挺，重機槍800余挺，擲彈筒500多個，迫擊炮20余門，山炮和野炮5門，子彈1200余萬發”（周保中《抗戰勝利時的東北抗日聯軍》，《解放戰爭時期過度階段軍事鬥爭回憶》P106）。



冀熱遼軍區周家美部500余人進駐錦州，在蘇軍協助下解除了錦州偽滿軍隊一個旅5000余人的武裝，並從日偽軍火庫中獲取武器，共得火炮近80門，輕重機槍690余挺，槍13200余支，短槍350余支，炮彈100余箱，子彈1000多萬發（周家美：《關於我軍進兵東北接管遼西的回憶》，《錦州黨史資料》第1輯，第44頁）。



1945年9月中旬，冀熱遼部隊曾克林部隨蘇軍接管沈陽，據其回憶：“蘇軍曾一度把日本關東軍最大的蘇家屯倉庫交給我軍看守（後來又收回）。針對當時東北人民熱烈參軍的情況，我組織直屬隊的幹部戰士拉炮拉武器，戰士們看到有這麽多武器，個個興奮不已。在繁忙的公務中，我也抽出時間加入拉武器的行列，幹部戰士不顧疲勞，先後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槍20000余支，輕重機關槍1000挺，20多萬發子彈，還有155門各種口徑的迫擊炮、野炮和山炮，這些武器不僅裝備了出關部隊，還為當時的擴軍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還將一部分武器支援了後續部隊和原抗日聯軍以及關內其他解放區部隊”（《曾克林將軍自述》，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P101）。



1945年9月21日，彭真電告中央：“現在我看守下較可靠的軍械庫只有七五山炮11門、迫擊炮70門、六五子彈500萬發”。9月30日，彭真就又電告中共中央稱：“用各種方法得槍萬余支”。31日他再度電告中央說：發現新的武器庫，“搜得山炮80門，迫擊炮100余門，子彈稍多”(楊奎松《關於解放戰爭中的蘇聯軍事援助問題——兼談治學態度並答劉統先生》)。



1945年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間，基於反對美國勢力進入東北的戰略考慮，蘇軍開始受命積極支持中共占據東北。10月4日，蘇方通知中共東北局……決心從軍事上援助中共。之後已知中共方面所得到的武器就有三批，“其中槍約10萬支，輕重機槍約3400挺，擲彈筒約500個，大炮100余門，各種子彈將近2000萬發” 。不久，蘇方又“把南滿的大批兵工廠、武器軍火倉庫，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飛機統統交給中共”（路文娟《對蘇聯給予中共東北解放戰爭軍事援助情況的考察》）。10月25日，東北局還進一步致電中共中央：“除已交中共的飛機和有一個日本航空大隊全部人員可用外，僅撫順一處便有300萬發炮彈可交我使用。蘇方建議中共趕快接收，同時抓緊編練炮兵和生產大炮。而兵工廠及武器庫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轟炸”（《東北局關於蘇軍交涉情況致中央電》，1945年10月25日）。



1945年11月5日、6日，東北局向中共中央報告稱：“已將從蘇軍處得到的一批武器，大約1.2萬支槍和300挺機槍運往急需武器的熱河地區，以裝備那裏新到的徒手部隊。而在沈陽一線，連同此前已得之武器在內，共取得槍11萬支，機槍約4000挺，各種口徑炮一批。阜新一帶還有武器，但數目不詳，沈陽蘇軍已同意代為接洽。另取得通信器材一大批，小型運輸機6架，火車兩列。在哈爾濱，則得到2.4萬支槍，數百機槍及部分炮”（《東北局關於蘇軍交涉情況致中央電》，1945年11月5日、6日；《陳雲關於哈爾濱情況致林、彭電》，1945年11月7日）。



據曾克林回憶：“當時在沈陽附近的遼陽奉集堡機場，駐紮著日本航空軍第二航空軍團第四訓練飛行大隊，裝備有重型轟炸機、九九高級教練機。大隊長是林彌一郎……我軍共繳獲林彌一郎飛行大隊各式飛機46架，飛行員17人，機械師24人，機械員72人各類地面保證人員180多人及各種器件和配件”（《曾克林將軍自述》，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P130）。



以上內容摘自2014年03期《炎黃世界》徐 焰《解放戰爭中蘇聯給了中國共產黨多少武器援助？》。詳細內容請讀者閱讀此文。



1945年9月6日，冀熱遼軍區第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率八路軍進入沈陽，隨即成立了沈陽衛戍司令部，開始接收日軍裝備。



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確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決策。中共成立了由彭真、陳雲、程子華、伍修權、林楓組織中共東北中央局。當日，彭真、陳雲、葉季壯、伍修權等乘坐蘇聯飛機飛往沈陽。到達山海關後，彭真等人改乘火車，於9月18日抵達沈陽，開始著手與中國國民黨爭奪東北。此後，中共中央又從全國各戰略區調集十一萬部隊和兩萬幹部由林彪指揮前線。



1946年3月，彭真主持的東北局決定迅速占領長春、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確保控製北滿。4月，共軍部隊順利占領三座城市。1946年4月18日，東北局進駐長春（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中共中央東北局》）。



中國共產黨打響內戰第一槍



1946年2月13日，林彪指揮身邊部隊發起秀水河子戰鬥，東北民主聯軍斃傷國軍500余人，俘900余人，包括打援共殲滅國軍1600余人。這是國共雙方軍隊在中國東北的一次戰鬥。



秀水河子戰鬥是第二次國共內戰中，中國共產黨軍隊在中國東北秀水河子打響的第一槍。



中華民族的悲情時刻



中華民族是一個災難深重的民族。一次次大陸淪陷是中華民族的悲情時刻。



南宋末，蒙古入侵。崖門之役，南宋戰敗，而後，陸秀夫背著南宋少帝趙昺投海自盡，許多忠臣追隨其後，十萬軍民跳海殉國，蒙古最終占領整個中國。南宋的滅亡標誌著古典華夏文明的衰敗與隕落，故有“崖山之後無中華”一說。



如果說，元朝是中國被異族所征服而建立的朝代，那麽，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中國被一幫家賊借用異族的意識形態和力量而建立的虎狼朝代。



如果說，“崖山之後”華夏文明慘遭第一次衰敗，那麽“一九四九之後”，華夏文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徹底破壞。



1949年，幾百萬不願意生活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知識分子、工商人員、軍人等形形色色的中國人背鄉離井逃往臺灣，不得不留下了父母，妻子，兒女在中國大陸。最可憐的是那些成千上萬的推小車支援中國共產黨打仗的山東農民，幾年後，他們在土改中分到的土地，很快就被中國共產黨收回了。還有那些滿懷共產主義美夢的知識分子們，他們不知道等待他們的將是右派帽子。



結束語



歷史告訴我們，抗日戰爭勝利後，正是在毛澤東的命令下，朱德的指揮下，中國共產黨軍隊開始了對抗戰果實的瘋狂爭奪，發動了內戰。而後，在蘇聯共產黨的支持下，中國共產黨首先占領了東北，然後逐步吞食了中國大陸。



為了對蘇聯共產黨表忠心，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撰寫《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公開宣稱”一邊倒“，導向蘇聯共產黨。



為了感謝斯大林。毛澤東在斯大林70歲生日壽辰上，高喊：“斯大林是我們敬愛的父親和導師！” “斯大林萬歲，光榮屬於斯大林！” 一副兒皇帝的嘴臉！



1950年，為了報答蘇聯共產黨和斯大林，毛澤東遵照斯大林的旨意，派兵參加朝鮮戰爭。



在後文中，筆者講述，占領大陸中國後，中國共產黨全面照搬了蘇聯共產黨建立的三位一體的黨國專製製度，集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思想權力於一身，對中國民眾犯下的駭人聽聞的罪行。







2021年5月30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六 中國共產黨是犯罪集團



奪取大陸中國後，中國共產黨全面照搬了蘇聯共產黨的三位一體的黨國專製製度。



對於整個國家，中國共產黨政府集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思想權力於一身，管控政治、經濟、思想的各個方面。本文主要講述，中國共產黨剝奪了中國國民自我組織、選擇政府的政治權利，並且通過無產階級專政迫害中國民眾的罪行。中國共產黨剝奪中國國民的經濟權利和思想權利的罪行將在後文講述。



建立三位一體的黨國專製製度



中國共產黨奪取中國大陸後，仿照蘇聯共產黨建立了三位一體的黨國專製製度。中國共產黨黨國專製製度與人類歷史上任何朝代的區別點在於：它不僅搶劫國民的全部財產，剝奪國民的所有政治權利，同時還要控製國民的思想。



經濟方面同蘇聯共產黨一樣，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消滅了私有製，建立了暴力公有製。在 “土改”運動中，中國共產黨殺掉200多萬地主，沒收了他們的土地。在 公私合營運動中，掠奪手工業者和工商業者的資產。從此，中國共產黨牢牢地控製著中國經濟，掌握著中國百姓生死的大權。中國共產黨實施計劃經濟體製，消滅了商品和市場，消滅了國民的貿易活動，斷絕了中國人創業和謀生的出路，僅僅在1959至1961年三年中就導致幾千萬人餓死。



政治方面，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切。中國共產黨壟斷了一切公共權力，並且不受任何監督和製約。中國共產黨控製著整個社會,直接發布命令，黨國不分，黨政不分。國家軍隊成為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的黨軍，用於鎮壓國民的反抗。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機構,最終形成了毛澤東個人獨裁。毛澤東為了鞏固個人獨裁發動所謂的文化大革命，致使中國社會幾乎崩潰。



思想方面，中國共產黨建立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意識形態統製。毛澤東發動一系列政治運動，例如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俞平伯、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和迫害右派分子，強迫知識分子就範。毛澤東長期地進行各類“造神愚民”運動，迫使中國人只能有一種思維，沒有思想自由。通過政治、教育、宗教、法律、製度、文化、媒體等對國民洗腦，控製國民的思想，消滅一切反對的聲音，甚至念頭。文革期間，中國共產黨要求中國民眾“狠鬥私字一閃念”。



對於整個國家，中國共產黨政府集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思想權力於一身，管控政治、經濟、思想的各個方面。



中國共產黨政府全面管控每個人的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個方面。每個個體都被剝奪了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和思想自由，喪失了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思想權利。



為了保住三位一體的黨國權力製度，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手段也是三位為一體的：恐怖治國、經濟管控和宣傳洗腦，即利用中國共產黨的黨軍實施恐怖的無產階級專政鎮壓國民，采用暴力公有製政策剝奪國民的資產控製中國經濟，使用政治宣傳手段對國民洗腦



為了減少篇幅，本文只講述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壟斷政治權力，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實施恐怖治國的罪行。筆者將在“中國共產黨掠奪中國財富”和“把謊言美化成真理”兩篇文章中，分別講述中國共產黨在經濟領域和思想領域中的罪行。



消滅非共產黨組織



中國共產黨為了維護一黨專政，任何組織，不管是政黨、工會組織、商會組織、宗教組織等，要麽控製在自己手中，要麽消滅，不允許組織獨立存在。



因此，中國共產黨在大陸中國建政之後，消滅了中國國民黨政府組織，也消滅了1949年前存在的所有民間組織。例如，城市中的企業、工商組織，農村中長期存在的宗親會、祠堂、鄉賢會、民團等農民自發成立的民間組織。只有幫助過中國共產黨的團體，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和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作為民主黨派保留下來。此外，由中國共產黨自己創辦的工會、青年團、婦聯科協和工商聯作為群眾組織逐步發展起來。所有這些民主黨派黨和政府培植和領導的”群眾團體“或”人民團體“實際上是變相的中國共產黨黨政組織，它們的經費由中國共產黨政府全額撥款，其領導享受國家幹部待遇。從此，中國國民喪失了自我組織政治權利。整個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一個執政黨，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黨天下”。



以黨代國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絕對極權主義的政黨。它將政黨和國家關系定義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黨就是國家，國家為中國共產黨所有。



毛澤東說：“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 。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要領導政府、領導軍隊、領導經濟、領導文化，統治著中國的一切領域，從政治，經濟到思想。



中國共產黨以其政黨的組織網絡統治著中國社會。



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包括：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等。



中國共產黨地方各級委員會包括：省、自治區、直轄市、設區的市、地區、盟和自治州的共黨委員會。縣（旗）、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和市轄區的共黨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包括：企業、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區、社會組織、人民解放軍連隊和其他基層單位。



中國共產黨黨組包括：國家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局、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社會團體等單位設立的黨組，由行政正職領導兼任黨組書記。各級公安機關均設立黨委，外交部及駐外使領館設立黨委，實行“黨委領導下的行政正職領導負責製”。



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設立中國共產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黨組。其職責是，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職權中的重大問題向中國共產黨中央請示報告；保證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決策的貫徹落實。中國共產黨至今仍然沒有實現普選的承諾，人大代表不是中國民眾選舉產生的。中國人大代表存在：黨員代表多、非黨員代表少，幹部代表多、群眾代表少的問題。退休金雙軌製和官員財產難以公開，長期得不到解決，根本原因在於中國人大中大都是中國共產黨官員。因此，中國人大代表沒有代表性，沒有主體性和獨立性。由此可以證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不是國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權力機關，實際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和各級中國共產黨組織。



中國共產黨不僅牢牢掌握了各級政府，也控製了所有“群眾”組織，工、青、婦組織及合作社、學校、報紙。是以，全體國民(無論是黨員還是非黨員)都無一例外地必須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的指示。



中國封建專製社會從宰相到縣令，不一定由皇家親屬擔任，中國共產黨專製社會卻必須由中國共產黨員擔任。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的體製比中國封建王朝還要專製。



1957年，在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中，儲安平深刻解析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天下”



6月1日，儲安平在一次座談會上作了發言。



他說：“這幾年來黨群關系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問題上”。



他認為，“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些？”



他說：“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



儲安平毫不客氣地批評了毛澤東，稱之為“老和尚”。



“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系？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



儲安平的“黨天下”言論終於使他遭到了人民民主專政屠刀的殺害。文革中，儲安平失蹤了，究竟是自殺、被打死，至今仍無定論。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從中央到基層，從國家機關到社會團體，層層設立黨組織，建立了黨天下，布下了天羅地網，控製著中國的角角落落，中國民眾被全民監控，無處遁形。中國國民完全喪失自我組織、選擇政府的政治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主權在民”，而是“主權在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政府是黨政府，軍隊是黨軍隊，經濟是黨經濟，文化是黨文化。中國共產黨的中高層官僚集團成為中國的統治階級，中國國民淪為被統治的臣民。



以黨的文件代替法律



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文盲專製政黨，並不重視憲法。 斯大林曾經三次建議中國盡早製定憲法。



第一次建議是在1949年6月至8月。劉少奇秘密訪問了蘇聯。在會談中，斯大林談到了憲法問題，建議中國現在可用《共同綱領》，但應準備憲法。



　　斯大林向劉少奇說明了製定憲法的必要性：“敵人可用兩種說法向工農群眾進行宣傳，反對你們。一是說你們沒有進行選舉，政府不是選舉產生的；二是國家沒有憲法。政協不是選舉的，人家可以說你們是用武力控製了位子，是自封的；共同綱領不是全民代表通過的，而是由一黨提出，其他黨派予以同意的東西。你們應從敵人手中拿掉這個武器。我同意你們的意見，把共同綱領變成國家的根本大法” 。



第二次建議是在1950年初。毛澤東第一次訪問蘇聯時，斯大林就新中國的建設問題提了三點建議，其中第二點，就是建議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製定憲法。



第三次建議是在1952年10月，劉少奇率領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向斯大林征求意見，其中一個問題就是中共中央關於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製定憲法的設想。斯大林說：“我建議，你們可在1954年進行選舉和通過憲法” 。



　　中國共產黨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議，於1952年底做出決定：盡快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製定憲法，並按規定向全國政協提議，由全國政協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提出定期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建議。



　 1954年9月，大陸中國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但是毛澤東這種獨夫民賊根本無視憲法。



1958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道：“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大躍進以來，都搞生產，大鳴大放大字報，就沒有時間犯法了。...... 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軍隊靠軍法治人，治不了，實際上是一千四百人的大會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文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製定的，我也記不得；...... 我們各種規章製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



毛澤東是把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文件當作法律。



1959年，司法部被撤銷。文化大革命中公檢法與律師一起被砸爛。



1975年，，中國共產黨重新修訂了憲法，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部憲法《七五憲法》，並在正文內納入了“毛澤東思想”，直接把毛澤東思想當作了憲法，他的指示成為法律。經歷過文革時代的人都記得，毛澤東就是法律，中國的法律對毛澤東沒有約束。毛澤東的話是最高指示，每當有“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立刻就會通過“晚間新聞聯播“迅速地傳遍中國。不論白天、深夜，只要有“最新指示”發表，人們立即就要敲鑼打鼓地擁上街頭，高呼毛萬歲，高呼擁護最新指示。



階級與等級



自建國伊始，中國共產黨就將全體國民分為兩大階級：幹部和群眾。凡是軍隊、政府機關中擔任領導職務或管理職務的公職人員被稱之為幹部，而其他人員一律是群眾。幹部按級別享受著特殊待遇。



“1956年國務院明文規定軍地級別對應關系：



1）行政1--3級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十大元帥（國家級正職）。



2）行政4級是十大將，國家副職。



3）行政5--7級涵蓋大軍區，部，省，兵團，司級的正副職，對應上將，中將軍銜。



4）行政8--10級為少將正，副軍級，正廳，正地級。



5）行政11--13級為正，副師級，副廳，副地，正處，正縣級，對應軍銜為大校，上校。



6）行政14--16級為正，副團級，副處，副縣級，對應軍銜中校，少校。



7）行政17，18級為正，副營級，正科級，對應大尉軍銜。



8）行政19，20級為正，副連級，副科級，對應上尉軍銜。



9）行政21--24級為正，副排級，科員，辦事員，對應中尉，少尉，準尉軍銜。



1965年取消軍銜製，當時正部長級為行政4級，與大軍區正職平級。正省級是行政5級，與正兵團級平級。正軍級定為行政7級”(《百度知道》）。



中國農民被劃為六個等級：地主、富農、上中農、中農、下中農和貧農。其中，地主是中國共產黨等級製度的最底層。



此外，中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還有一個被專政的階級，這就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等五類人的統稱黑五類，合稱地富反壞右，與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雇農、佃農）、下中農 “紅五類”相對。黑五類是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政治賤民階層。依據血統論，“黑五類”及家庭成員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至文革結束，受到近三十年的不平等待遇。黑五類子女和紅五類子女在等級製中的位置，從他們出生時就已經決定了。



無產階級專政恐怖治國



無產階級是中國所謂的領導階級，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專政。



中國共產黨黨軍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依靠無產階級專政機器，強製對個體農民和工商業者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剝奪農民和工商業者的資產，並且肆無忌憚地鎮壓反對派，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掌握著軍隊領導權力。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上，毛澤東發言說,“要非常註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就成了中國共產黨奪取和維護中國政權的武力原則。



1927年9月29日，毛澤東在江西永新縣三灣村整編軍隊，整編內容包括有“在部隊中建立黨的組織，做到連有支部（黨支部建在連上）”。



1938年，毛澤東在他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提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黨指揮槍”的出處。



1975年和1978年版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兩部憲法均明確肯定黨領導軍隊，而排斥軍隊國家化。現行的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九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第九十四條規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



這是中國共產黨利用憲法欺騙中國和世界。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第一章第四條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置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其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軍事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製定了一系列根本製度來保證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主要包括：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集中於黨中央和中央軍委、軍隊黨委製、政治委員製、政治機關製等。



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集中於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置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其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受中國共產黨領導。這就從法律上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軍隊的基本製度。



軍隊黨委製：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建立各級黨的委員會（支部）的製度。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團以上部隊和相當於團以上部隊的單位設立黨的委員會，在營和相當於營的單位設立黨的基層委員會，在連和相當於連的單位設立黨的支部。黨的各級委員會（支部）是各該單位統一領導和團結的核心，實行黨委（支部）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製。



政治委員製：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連級以上部隊設立政治主官的製度。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團以上部隊設立政治委員，營設立政治教導員，連設立政治指導員。其他相當等級單位政治主官的設立，由中央軍委或者中央軍委授權的單位決定。



政治機關製：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團級以上部隊設立政治機關的製度。在全軍設立總政治部，在旅級以上部隊設立政治部，團設立政治處；其他相當等級單位政治機關的設立，由中央軍委或者中央軍委授權的單位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政治機關是軍隊政治工作的領導機關，負責管理軍隊中黨的工作，組織進行政治工作。



中國人民解放軍入伍誓詞



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人，我宣誓： 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服從命令，嚴守紀律，英勇頑強，不怕犧牲，苦練殺敵本領，時刻準備戰鬥，絕不叛離軍隊，誓死保衛祖國。



中國共產黨把軍隊視為奪取政權和維護政權的工具，建政前，用槍桿子奪取政權，建政後，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即“用槍桿子鞏固政權”，堅持軍隊共產黨私有化，反對軍隊國家化。



軍隊黨有 鎮壓民眾



軍隊是國家公器，由國家財政來維持和供養，以確保軍隊效忠於國家，效忠於全體國民。中國共產黨將公器黨有，肆無忌憚地派遣軍隊鎮壓國民。



1958年安多地區的武裝鎮壓



1958年4月17日，崗察鄉牧主奴日洪布帶領民眾抗拒合作化。18日，抗議升級為武裝沖突。同日，海南藏族自治州政協副主席占德爾也發動民眾暴動。蘭州軍區遵照中央軍委的指示，先後出動28個步兵團和騎兵團，29個民兵連，2個工兵團，3個汽車團及其他特種兵和保障分隊，在空軍配合下鎮壓藏民的反抗，打傷719人，打死435人。



1958年甘南武裝鎮壓



1956年春，甘南藏區農業縣的部分地區開展了互助合作運動，試圖在牧區進行合作化時，遭牧區群眾抵製。1957年底，甘南州在牧區和半農半牧區強行實施互助合作化，終於引發牧區群眾的武裝反抗。中共甘肅省委、省軍區奉中央軍委命令，從1958年3月18日起，先後抽調步兵11師、騎1師、內衛2團、騎1、3團、成都145團、工程兵102機械營、道路營、內衛1團3營和10團1營，共計13500人，武裝鎮壓牧區群眾的武裝反抗，殺死1500余人。



沙甸事件



文革期間，全國武鬥之風勝行，對宗教亦實行高壓政策。包括伊斯蘭教在內的佛教、基督教、道教等諸教聖職者及信徒皆受批鬥，宗教場所受到沖擊。紅衛兵禁止回民參加禮拜，查抄焚毀伊斯蘭教典籍，批鬥阿訇及穆斯林。



1974年，中國共產黨與雲南回族民眾沖突升級，上千名回族群眾曾前往昆明市抗議文革期間清真寺被關閉，要求信仰自由。紅河州革委會成立了針對回民的‘雞街民兵指揮部’，沙甸百姓也成立‘回民兵團指揮部’，並於1975年強行開啟清真寺；雙方劍拔弩張，持槍火拼，搶劫軍械，發生械鬥事件。1975年7月29日，1萬余名解放軍受命鎮壓叛亂，大屠殺持續了一周左右，打死“沙甸村民”900多人，傷、殘600多人。參加“沙甸事件”遭到同樣武裝鎮壓的還有開遠市的新寨，硯山縣的車白泥、田心、茂龍、松毛坡，文山縣的茂克等回民村寨。整個事件中回教民眾死亡1600多人，傷、殘近1000人。



血淋淋的無產階級專政



除了掌握了軍隊外，中國共產黨還掌握著被其定性為“刀把子”的中國司法體系。這樣，揮舞著槍與刀的中國共產黨，就可以對所有不服從中國共產黨的人實施“無產階級專政”，發動運動殘殺中國人。



“鎮壓反革命”大屠殺



1949年10月中國共產黨建政。1950年，中國共產黨就在全國範圍內開始部署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工作，殘殺國民黨留在大陸的人員，以及無辜百姓。



紀彭在其《新中國成立初期大“鎮反”：亂世用重典》寫到：“1950年1月17日，毛澤東讀到中南局轉來的湘西27軍的‘鎮反’報告，發現湘西21個縣僅軍隊就處決了匪首、惡霸、特務4600余人，並且還準備在當年由地方再處決一批。反觀人口密度較大，特務活動猖獗的華東地區總共才不過處決了2911人。毛澤東認為：華東地區多數都是用比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惡霸特務殺得太少。在平衡了各地方上報的處決人犯計劃之後，毛澤東計算出了一個各地應處決人犯的比例數來。2月間，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1951年3月以來，由於多數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況，無法完成千分之零點五至千分之一的處決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強湊數，加上各地都沒有足夠的公檢法機構和人員，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裏審理如此多的案件，結果是多數案件都未能經過嚴格審理。相當多的人犯只是基於歷史上有所謂‘劣跡’，量刑的標準已遠遠超出《懲治反革命條例》中的規定，自然更不重視’現行’與否。不講證據，濫捕濫殺的現象相當普遍”。



整個‘鎮反’運動究竟殺了多少人？“據1996年中國共產黨中央黨史研究室等4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稱：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分子157.61萬多人，其中87.36萬余人被判死刑”。



毛澤東是一個地道的嗜血鬼，竟然按千分之一比例殺人。以被處決人數87.36萬這個數字來計算，已經占到當時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五點七的水平了。中國共產黨的殘暴如此令人發指！



“土地改革”大屠殺



1950年，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他們竟然定義了一個評價土改運動搞得好與不好的標準：是否大規模殺地主。



“解說：1951年4月，中南局派出工作組來廣東檢查土改工作，負責人確認為廣東土改，缺乏農村運動的高潮。



劉子健：當時的標準是什麽呢？就看你這個地方，有沒有就是大規模地殺那些地主，這是一個土改搞得好不好的一個標準。他認為你廣東沒殺幾個地主，他就認為冷冷清清，沒有發動群眾” （2013年02月25日鳳凰衛視《1951年中國共產黨批廣東土改搞得不好：沒大規模殺地主》）。



“土改”運動中，中國共產黨殺死近200萬地主，他們用地主的鮮血，造就了血色政權。毛澤東是嗜血一代的首惡分子。



反右運動迫害知識分子



1957年，毛澤東搞“陽謀”，發動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迫害知識分子，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整肅民主黨派的運動。



1957年4月2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五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什麽要整風？》的社論。毛澤東作了指示：“不要搞那麽多條條框框來束縛，要改。怕放，無非怕引火燒身” 。



兩個多月後的 7月17日至21日，毛澤東在青島召開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部署反右鬥爭。



8月3日，毛澤東寫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勢》一文，將提意見的人定性為右派，與中國共產黨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鎮壓開始了！



反右派運動總共打出多少右派？



中國共產黨 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多人，某些學者認為三百多萬。



右派們被下放進行勞動改造，身心受到嚴重傷害。大多數右派分子遭受長達20多年的歧視和迫害，尤其是在文革期間再次遭到猛烈沖擊。述說右派們悲慘命運的文章很多，建議讀者可以閱讀《慘死在甘肅省夾皮溝的右派烈士們》一文。



人間地獄文化大革命



1962年9月，毛澤東舉起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魔刀，在鬥完了地主、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之後，又開始策劃窩裏鬥。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國在再一次陷入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之中。



紅衛兵



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起來“造反”，鼓動紅衛兵“打倒一切”。紅衛兵們高呼著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瘋狂地打砸搶，文革第一撥災難開始了。這些頭戴綠軍帽、身著綠軍裝、腰間束武裝帶、左臂佩紅袖標，手握紅寶書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有著中國共產黨嗜血一代的愚昧和殘暴,迅速血染中國。 紅衛兵首先把矛頭對準了他們的老師。他們羞辱、毆打、活活打死老師。讀者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毛澤東的紅衛兵的暴行，請閱讀網《文革受難者》一書，登錄王友琴創建的“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



瘋狂殺人



1968年5月25日，中國共產黨遵循毛澤東的指示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開始肆無忌憚地殺人。這是文革中毛澤東借紅衛兵之手第一次殺人之後的第二次殺人高潮

王友琴在《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前言中寫到：“僅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萬人在所謂的‘審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殺’。



文革中，敢於站起來說真話、維護生命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國人，均被中國共產黨極權集團處死。中國人都知道的張誌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人。



1970年，中國共產黨發動“一打三反運動”再次屠殺中國人。中國大陸到處懸掛的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副主席林彪指示：“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的標語。文革開始不久，1968年左右，中國共產黨的倒行逆施和滔天罪行使得一些年輕人覺醒起來，他們發表言論和文章批判中國共產黨，各地也出現了讀書小組和反抗組織，筆者也是其中的一員。中國共產黨將矛頭對準了這批在五七年反右後成長起來了的青年人，對他們進行了殘酷地殺戮。丁抒寫的《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記實》一文有較為詳盡的記錄：“就殺戮思想犯、言論犯的規模而言，這是毛澤東執政二十多年間最大的一次。但這個 ‘一打三反’的目標集中於文革以來‘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



文革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國賊毛澤東犯下了對一個國家全面破壞的罪惡。文革的災難究竟有多大呢？淩誌軍、馬立誠在他們的專著《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中披露，葉劍英在一次講話中沈痛地說：“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弗裏德裏克·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一書中，對中國共產主義的“民主專政”做出以下批評：為推銷其自以為良好的“製度”或“主義”而實行獨裁或極權---此法一行“製度”與“主義”未見實行，而獨裁與極權之禍先臨。---茲以共產黨人為例。彼等倡言共產主義，若幹人誤以為真，起而盲從附和，及至被利用此盲從附和之力量造成暴力統治，立即實行所謂“民主專政”，於是，億萬人眾於“共產主義之利益”未見，而極權之苦味先嘗。



結束語



2020年10月1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斯科特·佩裏在眾議院提出一項法案，要求將中國共產黨認定為跨國犯罪集團，對其進行起訴和懲罰。



他說：“中國共產黨做出這些事卻被允許逍遙法外：強製拘押、改變文化、弱化或根除語言、強摘器官、集中營等等所有這些事。他們可以逍遙法外是因為他們被認為是中國合法的執政者，中國的執政機構，但他們確實是一個統治中國和壓迫中國的犯罪集團，我們需要這樣來認定他們，並對他們施以相應的懲罰。他們和美國的暴徒集團或犯罪集團，甚至是跨國犯罪組織沒有不同。不能容忍他們的所作所為，這些必須停止。因此第一步是認定譴責，懲罰，然後開始對這些行為進行起訴” 。



中國共產黨執政前甘心做蘇聯共產黨的走狗，出賣中國利益。執政後，建立三位一體的黨國專製製度，利用無產階級專政這把屠刀，殺害和殘害了近一億中國人！中國共產黨就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犯罪集團。



終有一天，中國民眾會與自由民主國家的民眾一起，審判濫殺中國民眾的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







2021年6月2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七 中國共產黨掠奪中國財富



中國共產黨利用暴力奪取中國大陸政權後，開始逐步建立暴力公有製，實質是中國共產黨黨有製。



首先,中國共產黨沒收官僚資本,然後利用土地改革沒收地主的土地，再通過合作化沒收農民的土地，通過公私合營沒收資本工商業者的工廠、商店。中國共產黨就成為中國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資本家，全面掌控了中國所有的財富。



　　沒收官僚資本



中國共產黨定義的“官僚資本”是指國民政府的國家資本和大官僚的私人資本。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中提出“沒收官僚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經濟國家所有”。中國共產黨沒收官僚資本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解放戰爭時期，主要沒收了國家資本和公營企業；第二階段是1950年鎮壓反革命運動時期，通過沒收敵產的方式沒收了屬於國民黨官吏所有的官僚資本；第三階段是1951年清理公股、公產運動，將國營企業中民族資產階級的股份和私營企業中的官僚資本、敵產清理出來。中國政府對於屬於國民政府的國家資本與各種組織、系統的公產，立即接管沒收；屬於國民黨官吏的私人資產，屬於沒收範圍的立即沒收。這樣，屬於官僚資本性質的一切工廠、礦山、鐵路、交通運輸、郵政、商業、金融等全部收歸中共政府國有，成為國營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沒收“官僚資本”後，從土地改革、到“農業合作化”，最後到公私合營，都是為了掠奪百姓資產，使得百姓從此不再有經營生產能力。在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之下，實行計劃經濟，製定五年規劃，統籌、支配和調撥全國的各種人力和物力資源，從而達到控製中國百姓生活的目的。只要不跟著中國共產黨走，中國百姓就沒有飯吃！



土地改革



1950年10月初，中共決定出兵朝鮮，兩天後，中共就通過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開始殘殺他們定義的“反革命”。當年11月，中共開始推動土改鬥爭，大規模地殘害地主。



為了沒收地主的土地，中共曾經編造了許多謊言，誣陷地主階級不勞而獲，剝削農民，欺壓百姓。最為著名的地主人物是歌劇《白毛女》中的黃世仁、《高玉寶》中的周扒皮、泥塑《收租院》中的劉文彩、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的南霸天。目前已經披露出來的資料告訴我們，他們是中共禦用文人捏造和歪曲的四個人物。筆者在“把謊言美化成‘真理’”一文中予以揭露。



今日，中國社會開始質疑土改必要性，實際上是質疑中共執政的合法性。



地主是土地經營管理者，他們出租自己土地是正當經營活動；富農則是經營生產能人；主要靠勞動致富。他們的財富是憑借經營生產能力而獲得的。一個現實的證明就是，1978年後，那些受盡欺辱並一無所有的地主富農的後代憑借自己的經營生產能力，又成了產量大戶、經商能手。中共迫害地主、富農的理由是馬列主義的“剝削”理論。在《馬克思是人類的恥辱》一文中，筆者已經論證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是錯誤的。基於馬克思荒謬理論的前蘇共和中共關於地主剝削理論同樣是錯誤的。因為他們只看到了資本、土地的作用，沒有看到資本家、地主和富農的經營生產能力作用。正是經營生產能力使得資本產生利潤，使得土地產生地租。



中共依據馬列主義的一套謬論，從建黨伊始，就開始製造仇恨，采用暴力手段，殘酷迫害地主。



中共在其發動的第一次十年內戰時期就開始製造對地主的仇恨：



“鄂豫皖蘇區革命的火種是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當他們因各種因素回鄉動員農民進行鄉村革命實踐時，他們熟稔當地的人文生態環境，並沒有過多傳播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及共產主義理念，而是撿拾中共不斷激進化的農運政策，通過建構並整合階級仇恨觀念來形塑鄉村階級鬥爭”，“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最為厲害的地方就是用階級矛盾及仇恨去整合鄉村散落的各式各樣的矛盾及仇恨。一旦各式各樣的矛盾及仇恨被整合成階級矛盾及仇恨之後，俗稱‘地主老財’的豪紳地主及貪官汙吏，也就成了農民近在咫尺的階級敵人。階級矛盾及仇恨基本都是如此構建的”（《黃文治：親歷"蘇維埃革命"》）。



在製造仇恨的基礎上，中共分子帶頭殺人，讓農民與地主“撕破臉”：“黨帶著武裝農民的政策，怎樣和農民結合起來呢?就是要和地主‘撕破臉’的鬥爭，包括殺土豪在內。因為共產黨要真和農民聯系起來，只有‘撕破臉’的鬥爭才能獲得農民的信任” （《黃文治：親歷"蘇維埃革命"》）。



在鄉村社會裏，中共分子又如何聯合農民與地主展開“撕破臉”的鬥爭？“能帶頭向地主階級鬥爭，特別是帶頭打死一批土豪劣紳，農民馬上對知識分子產生信任，看作自己人。在黃、麻北鄉，這樣的事很多。如吳煥先同誌打死堂叔叔，後又打死嫡親姑爺，農民衷心信任他，說：‘小夥子真是革命的’。農民膽子就大了，而且農民對我們黨開始是從感性方面認識的” （《黃文治：親歷"蘇維埃革命"》）。



中共發動的四年內戰時期，1946年5月4日，中共發出《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把抗日戰爭時期減租減息政策改變為 “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耕者有其田”是中共對農民最大的欺騙。“耕者有其田”從來不是中共的目標，因為他們要走的是蘇俄集體化的路。其目的是欺騙廣大農民參軍參戰，支援中國軍隊發動的內戰。中共在土地改革中，大肆殘殺地主富農。《楊奎松：建國後是中國被西化得最徹底的一個時代》一文中談到 ：想當年1947年土改時，《東北日報》就公開報道松江省委書記的講話：農民對地主的打擊處置不要受任何條文的限製和約束，打擊得越激烈就越人道。正是在這樣一種氛圍中，僅1947年一年中共北方根據地搞土改運動，被打殺的地主富農和其他農民，就多達25萬人之眾。



1950年冬，中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他們竟然定義了一個評價土改運動搞得好與不好的標準：是否大規模殺地主。



“解說：1951年4月，中南局派出工作組來廣東檢查土改工作，負責人確認為廣東土改，缺乏農村運動的高潮。



劉子健：當時的標準是什麽呢？就看你這個地方，有沒有就是大規模地殺那些地主，這是一個土改搞得好不好的一個標準。他認為你廣東沒殺幾個地主，他就認為冷冷清清，沒有發動群眾” （2013年02月25日鳳凰衛視《1951年中共批廣東土改搞得不好：沒大規模殺地主》）。



2013年7月30日，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會議室，來自重慶師範大學的副教授譚松作《川東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專題演講。中共土改的種種酷刑恐怖得令人脊背發涼。他指出，“死於文革的劉少奇領導土改運動，主張暴力土改，雙手染血。為了建立新政權的權威，需要殺人立威，所以土改設立人民法庭，下放殺人權，鼓勵殺人。一位當年土改工作隊員戴廷珍接受他的采訪說，‘批鬥之後就是槍斃，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都要殺人？共產黨要這樣做才嚇得住人。’因此對中共來說，’土改必須是一場暴風驟雨，也必定是一場腥風血雨。’譚松在演講中說，土改中最血腥殘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徑還不是鬥爭訴苦會，而是向地主逼浮財這個階段，索要金銀珠寶，逼不出來，貪婪的土改積極分子就使出種種喪盡天良的殘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諸如‘背火背篼’(在鐵皮桶裏裝滿燒紅炭火強迫背在背上)、’抱火柱頭’(把鋼管燒紅強迫人手抱)、吊木腦殼(把頭部用繩捆起來上吊)、‘燒飛機洞’(脫光女子的褲子用火燒下身)’、‘點天燈’(在頭上用粘土圍一個圈，註入桐油點燈，或雙手手心向上綁起，手窩盛滿桐油點燈)等等。一個地主媳婦交不出金銀，被脫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土改積極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們得以公開對地主女子施行殘忍的性虐待。他們強迫未婚女子脫褲分開兩腿被人摸下身，將木塊、鐵條和脫粒後的玉米棒插進女人下體反復朝裏捅。一位叫黎明書的男子回憶說，他的姐姐黎瓊瑤當年二十出頭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錢，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後被扒光衣服用豬鬃毛紮乳頭，無法忍受當天跳堰塘自殺。一位土改民兵連長李朝庚接受譚松采訪說，土改時忠縣有個未婚女子梁文華還未結婚，本身不是地主，因為是全縣著名美女，就被十多個土改民兵抓去輪奸致死。譚松說，利用地痞流氓當革命先鋒，是當年被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發動革命的蘇聯顧問鮑羅廷發明的” 。



“土改”運動中，中共殺掉200多萬地主，他們用地主的鮮血，造就了血色政權。毛澤東是嗜血一代的首惡分子。



“有的地方在土改中把每個村的人都帶上紅（貧雇農）、黃（中農）、白（地主、富農）三色布條，一切由貧雇農說了算，各村農會都可以私設‘刑堂’，對地富分子實行嚴刑拷打，生殺予奪”(向明：任仲夷—我所經歷的歷次政治運動)。



不僅是地主本人並且他們的後代，不能參軍，不準上大學，工作、結婚都受歧視。當然不止是地主後代，毛澤東控製中國時期，被中國汙蔑為黑五類的地、富、反、壞、右，以及他們的後代都受到歧視。



在沒收了官僚資本和搶奪了地主的土地之後，1953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即“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改造就是中國共產黨公開掠奪的代名詞。中國共產黨通過對中國生產資料所有製進行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全面掠奪了中國人的資產。



農業合作化運動



前文中筆者談過，“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騙局。中國共產黨的目標是土地國有化，實質上是土地黨國私有化。中國共產黨的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又叫“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國共產黨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分為三個階段。



1949年10月至1953年，互助組第一階段；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是初級農業合作社第二階段；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三階段



1950年6月30日，中國共產黨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同年11月起，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耕種。就在這個所謂的土改運動還在進行中，僅僅十個月之後，1951年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討論通過了《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並以草案的形式發給各地黨委試行。中國共產黨要把農民“組織起來”，按照自願和互利的原則，發動農民建立互助組。這就是說，農民分到手的土地還不到一年，中國共產黨就開始準備分階段收回農民的土地。在《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指出，這種勞動互助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農民私有財產的基礎上）的集體勞動，其發展前途就是農業集體化或社會主義化。在互助組第一階段，生產工具和土地仍然歸農民個人所有；初級農業合作社第二階段，合作社歸並了農民的土地、耕畜、大型農具等，農產品由社裏統一支配。每年農民按照土地的數量、質量和生產資料，以及付出的勞動從集體收入中獲取相應的報酬。農民可以通過土地和生產資料入股取得財產性收入，還擁有對土地的處分權和退股權。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三階段，農民私有的土地和主要生產全部無代價地變成了集體所有製，農民已經沒有土地和生產資料所有權。中國共產黨就這樣通過三步動作，將農民的土地產權強製歸為集體所有，土地製度已經完全變為黨國公有製，實質上為共產黨私有製。



農業合作化運動不是億萬農民自主的選擇。中國共產黨強迫農民入社，對不入社的農民扣上政治帽子，說什麽，“入社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誰要不入社就是走地主、富農、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在合作化運動中歧視和打擊單幹戶，迫使不想入社的農民走上中國共產黨的黨國之路。



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從此就不再是一個單獨的土地經營者，喪失了對土地的獨立經營權。農民失去了自主的權利，就喪失了生產積極性，筆者的一些曾經下過鄉的左鄰右舍、同學朋友經常描述農民們如何幹活時磨洋工。1958年開始實施戶籍製度和人民公社製度後，農民被中國共產黨束縛在土地上，成為了農奴，失去了人身自由。人民公社時期，由於所有人都編定了戶籍，不能隨便流動，探親訪友出差去外地，都要單位開證明，不然就算“盲流”，要被抓起來遣送回去。可憐的農民兄弟，逃荒不能隨便逃，要飯不能隨便要。要外出逃荒要飯只能找公社大隊開證明，叫做“逃荒證”或介紹信。



公私合營



中國共產黨對於工商業者，初期采用欺騙穩住的策略。時機一到，中國共產黨首先把私人工商業變成公私合營企業，然後再把公私合營企業變成國營企業。



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講，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和發展，其目的是為了穩住資本家。



在1950年6月的政協會議上，毛澤東對“民主黨派”表示：“將來，在國家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大為興盛了以後，在各種條件具備了以後，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並在大家同意了以後，就可以從容地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 。

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說：“民族資產階級將來是要消滅的，但是現在要把他們團結在我們身邊，共同發展國民經濟......。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仍然是又團結又鬥爭，以團結為主......” 。



兩年後，毛澤東變臉了。195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後才開始過渡”。



1953年6月，毛澤東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否定了10年以後再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既定決策，表示“要在10年到15年甚至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毛澤東明確提出了對民族資產階級“利用、限製、改造”的六字政策。他正式提出“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製為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和消滅資產階級，這就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質”。



1953年，中國共產黨開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上文講過的農業合作化，中國共產黨的目的是利用合作化沒收農民土地。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共產黨的目的就是掠奪手工業者和工商業者的資產。



1953年起，中國共產黨逐步對手工業從手工業生產合作小組、手工業供銷合作社，發展為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到1956年底參加手工業合作組織的人數已占全國手工業從業人數的91.7%。手工業者喪失了獨立經營的權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打工仔。



1953年中國共產黨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從此開始對建設、糧食、工業、物資、交通運輸等行業實行計劃管理，逐步消滅了商品和市場，消滅了國民的貿易活動。中國共產黨控製著國民的吃穿住行等一切經濟生活，將全體國民變成了黨國的臣民。



1954年起，中國共產黨開始實施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中國共產黨打著贖買政策的旗號來吞並私營企業的資產，派駐幹部（共方代表）負責企業的經營管理。企業由工商業主所有變為公私共有，共方代表居於領導地位，工商業主喪失了企業經營管理權。



1956年初，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對工商業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對工商業主的私股的贖買改行“定息製度”，統一規定年息五厘。生產資料由國家統一調配使用，工商業者除定息外，不再以工商業主的身份行使職權。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滿，未經任何合法手續，私營股份被“沒收”為國有，公私合營企業最後轉變為國營企業。



到1956年底，全國私營工業的99%，私營商業的82.2%分別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整個中國的資源、土地、資本都為共產黨所占有，整個國家都是共產黨的了。



“1956年2月3日,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在資改工作座談會上這樣總結道：‘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資本家的全部財產拿過來，約計全省私營工商業的資金有1億9000多萬，現在被我們拿過來了，國家發了一筆洋財。1億9000多萬元相當於19多億斤大米。廣東年產大米是18億斤，即幾天時間被我們共了一大筆財產” （2018年9月29日《從公私合營到國進民退 民營企業歷史與現實》）。



就這樣，中國共產黨沒收官僚資本後，利用土地改革沒收了地主富農的土地，然後通過合作化沒收農民的土地，再通過公私合營沒收資本工商業者的工廠、商店，將大陸中國的所有資產變更成中國共產黨的黨產。中國百姓失去了自己的資產，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勞力。



囚徒與盲流



中國共產黨政府掌握政治、經濟和思想三位一體的權力，對經濟以及各種社會資源實行了全面的壟斷，通過戶口、公社和單位對社會實行全面控製。



戶口



為了更好地管控中國民眾。1951年7月16日中國共產黨政府公安部首先公布了《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對生死與定居遷移、還有“社會變動”（社會身份）等事項做出管製。1955年6月9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建立經常戶口登記製度的指示》，規定全國的城鎮和鄉村都要進行戶口登記，要求每年一次進行統計。



1958年1月9日，中國共產黨政府頒布了第一部戶籍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確立了一套嚴格的戶口管理製度，它包括常住、暫住、出生、死亡、遷出、遷入、變更等7項人口登記製度。所有個體被普遍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大類。



《共產黨宣言》指出：要“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通過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於全國的辦法逐步消滅城鄉差別”。以消滅三大差別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將所有中國民眾普遍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大類。農業戶口可以在所在農村獲得土地使用權，但不能在城市享受若幹政策。城鄉戶籍存在超過幾十種社會福利的差異。



由於戶籍和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權利相掛鉤，城市和農村戶口的二元化管理致使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具有不同身份和待遇，並且剝奪了國民的遷徙自由。



我們大多數人都記得，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起，大量湧入城市務工經商的農民幾乎不可能獲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機會及社會地位，例如身份問題、子女上學問題，甚至死亡賠償問題 。



單位



中國共產黨建政前，黨群團體、軍隊、政治機構和公營企事業中的成員一律采取單位管理製。中國共產黨建政後，由於沒有城市管理經驗，要恢復社會秩序，使城市中國經濟、政治發展步入正常軌道，將全社會組織起來，構築有效的組織體系，繼續保留了單位製度。



1958年“大躍進”時期，中國共產黨政府將單位社會管理形式推廣至全國，在城市和農村掀起人民公社運動，試圖將所有的人都納入集生產、交換、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為一體的新型社會組織——人民公社內。從此，中國農民都生活在人民公社裏。城市居民的工作是在單位裏，生活是在人民公社這個大社區裏。



1958年後，城市居民的工作都在一定的組織單位裏。



單位製具有政治、經濟與社會三位一體的功能。所有的單位都以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為領導核心。每個單位都有一定的行政級別，由幹部和城市居民組成。單位成為中國共產黨管理國家、社會的行動主體。



由於實行計劃經濟體製，中國共產黨政府控製了幾乎所有的資源，通過各類單位組織對資源的調控和配置。單位實現了城市生活的高度組織化，居民幾乎都被納入了行政權力的控製範圍之內，中國共產黨的觸角延伸到了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和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



在中國共產黨這樣的組織化社會建構體系中，個體的社會存在被黨組織存在所替代，組織的社會特性被政黨的組織特性所替代，整個社會被中國共產黨的三位一體的單位所替代，個體與社會組織失去了自主性。



囚徒



自1958年之後，中國國民被囚禁在公社和單位裏。



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國共產黨政府實行計劃經濟政策，由此糧食、布票等個人生活物品全部實行全民配給製，並依據戶籍管理製度進行配給管理。全民配給製中，戶籍所劃定的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業人口被排除出糧食之外的配給。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科教、衛生、醫療、就業、結婚等等方面是也是根據戶口來管理控製的。他們離開本人戶口所在地的單位便沒有糧食配額、單位住房、公費醫療等等待遇。由於生產資料公有製，個體戶和民營企業全被消滅，企業都是國營的，城市居民沒有資產創業，不能自己養活自己，只有到國有企業給中國共產黨打工。



農民只能生活在人民公社裏，靠種地為生；城市居民只能生活在單位裏，靠打工謀生。中國國民每一個人都成為中國共產黨政府囚禁在公社和單位裏的囚徒。



離開公社和單位的人只能成為盲流。



盲流



盲流是為了逃荒、避難或謀生，從農村常住地遷徙到城市、無穩定職業和常住居所的人們。他們生活無可靠來源，普遍受到歧視，這是中國共產黨戶口政策和合作化運動所造成的惡果。



1949年前，中國國民黨政府的國家權力，只能直接達到縣一級為止。擁有一點土地的中國農民有一定的自治權利，即農民有經營自己的土地及產品的權利。比如，種什麽？自己消費多少？賣出多少？賣價多高？這一切都由農民自己決定的。更為重要的是農民具有擇業自由和流動自由。農民可以經營其他行業，例如，狩獵、捕魚、賣柴、木工、石工、長短途販運等。此外，經營其他行業不易的話，農民可以到城市中尋找工作，災荒之年可以逃荒到其他地區。中國共產黨執政中國大陸後，強製高合作化，沒收農民的土地，使得中國農民完全喪失了經營權利、擇業自由和流動自由。中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農民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農奴。1958年，中國共產黨發動的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給中國農村帶來了嚴重災難。在1959年到1961年間，許多饑餓的農民攜老扶幼，外出逃荒，形成了大規模的“盲流”。



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90條明確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但是，從1952到1957年期間，中國共產黨合作化政策造成的農村經濟雕敝，特別是由初級社全面轉入高級社後，農村經濟受到重創，不少農村出現缺糧現象，導致農民源源不斷外逃入城。為了阻止進城農民，中國共產黨政府多次下達《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批轉公安部關於實施阻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和削減城市人口工作所面臨的問題及解決辦法的報告》、《關於製止農民盲目外流的指示》等文件。



農村的饑民不允許逃荒，擅自出來逃荒的稱為"盲流"，公安部門按嫌疑犯收容。在特定的戶籍製度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政府只鼓勵由單位決策的人口流動，稱為“調動”。各種出於個人意願進行的人口遷徙被認為是無組織，無計劃的盲目流動。



1959年3月，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已經造成了大災荒，農村餓死人的情況已經大規模發生。此時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一個《關於製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認定所有未經許可離開鄉土、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中國共產黨政府，不僅要製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流農民收容、遣返。有的地區的外逃饑餓農民被地方政府以“盲流”名義堵截、收容，部分人員餓死在收容站。



罪大惡極啊，中國共產黨！



此文主要講的是毛澤東主政時期，中國共產黨掠奪中國國民財富的罪惡。至於鄧小平、習近平主政時期，中國共產黨如何將城市土地收回國有，實際是共黨私有，如何繼續霸占國有企業，以及伺機掠奪民有企業的罪惡，筆者將在後文講述。







2021年6月5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八 把謊言美化成“真理”



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的特色是意識形態的統治。所以，中國共產黨一直把政治宣傳看作是生命線。



1951年，中國共產黨發出《中共中央關於健全各級宣傳機構和加強黨的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規定中國共產黨要領導對於反革命宣傳的鬥爭，領導審查理論教育、審查文化藝術、監督學校教育、審查新聞傳媒等。



中國共產黨成立了專門主管宣傳思想、社情輿論和新聞媒體工作的職能部門，即中央委員會宣傳部。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把握輿論導向，確保新聞媒體領導權牢牢掌握在中國共產黨的手裏，牢牢掌握宣傳思想工作的主動權。



中國共產黨最害怕的是中國民眾知道事實真相。因此，中國共產黨政治宣傳工作主要內容是謊言和洗腦。中國共產黨把謊言美化成真理，掩蓋事實真相，扭曲真相，欺騙中國民眾；中國共產黨把謊言美化成真理，對中國民眾洗腦，向中國民眾灌輸馬克思主義等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中國共產黨的謊言和洗腦使得民眾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夠認清事實真相，盲從於中國共產黨。



謊言



中國共產黨恐怕是人類至今為止製造謊言最多的犯罪集團，這使得擁有謊言大師戈培爾的德國納粹犯罪集團也甘拜下風。



歷史的謊言



1999年汕頭大學出版社出版笑蜀編撰得《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書。笑蜀稱，出版後，被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丁關根在內部會議上重點抨擊，隨後全國查禁。書籍內容是中國共產黨媒體發布的各種支持民主的言論，包括1941至1946年來自《新華日報》、《解放日報》、《黨史通訊》、《人民日報》等的短評、講話、社論、文件等。筆者僅舉一例毛澤東當年的謊言。



毛澤東曾經說過，“現在談愛國，那是愛誰的國？蔣介石的國吧？”“少數人的國，他們少數人去愛吧”，“一個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政府，有什麽臉面代表這個國家？愛這樣的國家，就是對祖國的背叛”（ 摘自1946年大連大眾書店出版《毛澤東選集》）。



奪取中國大陸政權前，國賊毛澤東對國民說，一個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政府，沒有臉面代表這個國家。奪取中國大陸政權後，毛澤東利用手中的槍桿子剝奪了中國國民的選舉權利，迫使中國國民服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此時的毛澤東就不說，中國共產黨政府不是人民選出來的政府，有何臉面代表中國呢？毛澤東有臉嗎？



毛澤東沒臉，中國共產黨沒臉！



抗日戰爭謊言



中國共產黨專製派一向宣稱，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筆者在《中國共產黨抗日的真相》一文中，筆者揭露了中國共產黨消極抗日，聯日反蔣，積極發展軍事力量，圖謀奪取中國國民黨政權的真相。



四年內戰謊言



抗戰勝利不久，中國便發生了內戰。毛澤東誣陷蔣介石“下山搶桃子”，首先挑起了內戰。



筆者在《是誰挑起了四年內戰》揭露了毛澤東誣陷蔣介石發動了內戰的謊言。歷史告訴我們，正是在毛澤東的命令下，朱德的指揮下，中國共產黨軍隊開始了對抗戰果實的瘋狂爭奪，發動了內戰。而後，在蘇聯共產黨的支持下，中國共產黨首先占領了東北，然後逐步吞食了中國大陸。



朝鮮戰爭謊言



1950年6月25日，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大舉進攻韓國，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共產黨掩蓋了金日成首先發動朝鮮戰爭的陰謀，誣陷韓國首先發動了朝鮮戰爭。這是1949年建政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撒下的第一個漫天大謊。



關於地主的謊言



為了沒收地主的土地，中國共產黨編造了更多的謊言，誣陷地主階級不勞而獲，剝削農民，欺壓百姓。最為著名的地主人物是歌劇《白毛女》中的黃世仁、《高玉寶》中的周扒皮、泥塑《收租院》中的劉文彩和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的南霸天。目前已經披露出來的資料告訴我們，他們是中國共產黨的禦用文人捏造和歪曲的四個人物。



《白毛女》中的黃世仁是中國共產黨為了醜化地主階級而虛構的人物。據2002年4月3日《中華讀書報》發表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文介紹，《白毛女》的題材來源於晉察冀民間一個關於“白毛仙姑”的傳說。講的是一個山洞裏，住著一個渾身長滿白毛的仙姑。她法力無邊，能懲惡揚善，扶正祛邪。在周揚的主導下，為了醜化所謂的舊社會和美化中國共產黨統治，《白毛女》的劇本以“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為主題，編造了除夕之夜，黃世仁強迫楊白勞賣女頂債，楊白勞被迫喝鹵水自殺，喜兒被搶進黃家，遭黃世仁奸汙。喜兒逃入深山，過著鬼一樣的生活，以致頭發全白。大春為救喜兒投奔紅軍。大春隨部隊回鄉，救出喜兒，伸冤報仇。兩人結婚後，在共區過著翻身幸福的生活。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編造謊言的。



《紅色娘子軍》中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縣一個叫張鴻猷的地主。張鴻猷是教師世家，其家裏沒有家丁、槍支、碉堡。在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的《尋找英雄》一書中，紅色娘子軍的第一任指導員王時香說：“我們連長龐瓊花，就是電影裏的吳瓊花。她是我們鄰村的人，參軍前我倆就是好姐妹，平時我們到鎮上趕集就能碰到。她是貧農出身，並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環，也沒有南霸天這個人。這是和電影裏不一樣的” 。



孟令騫在《我所了解的“半夜雞叫”真相》一文中揭露了，高玉寶對其曾外祖父周春富的歪曲。“周春富，遼南農村的這個勤儉吝嗇到極致的小富戶，既不是為富不仁作惡多端的惡霸地主，也不是在傳統農村占有積極影響的鄉紳，他只是在新舊政權交替的土地革命運動中不幸死於激進的批鬥之中的小人物，後來因為一部自傳體小說《高玉寶》而為人所知，成為家喻戶曉的‘地主’代表。這個在意識形態的層層油彩中成為特殊年代階級教育的反面典型，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各種因素、要件集納在一起‘加工定製’而成的產品。所謂‘半夜雞叫’，純屬虛構” 。



四川的劉文彩是真實歷史人物。中共用《收租院》的泥塑群誣陷劉文彩的罪惡：小鬥放貸、大鬥收租；私設水牢，草菅人命等等。香港鳳凰臺熱播的專題片《大地主劉文彩》披露，劉文彩家裏根本沒有水牢，說劉文彩在他的水牢內虐待長工完全是中國共產黨的捏造。劉文彩逢年過節都要接濟貧困人家，還投資修建了文彩中學。



地主是土地經營管理者，他們出租自己土地是正當經營活動；富農則是經營生產能人；主要靠勞動致富。他們的財富是憑借經營生產能力而獲得的。一個現實的證明就是，1978年後，那些受盡欺辱並一無所有的地主富農的後代憑借自己的經營生產能力，又成了產量大戶、經商能手。中國共產黨迫害地主、富農的理由是馬列主義的“剝削”理論。在《馬克思是人類的恥辱》一文中，筆者已經論證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是錯誤的。



·中國憲法中的謊言



中國共產黨製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中國共產黨系列謊言系統的內核。筆者曾經在製憲系列文章中予以揭露。本文僅舉兩例。



中國憲法序言中的謊言



序言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國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製度已經消滅”。這是謊言，妄圖掩蓋中國共產黨的剝削罪行。中國人剝削人的製度並沒有消滅，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控製著國家的土地、石油等主要資源，通過國營企業剝削中國人的血汗。國營企業是中國共產黨的大金庫。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階層是中國新的剝削者。



中國憲法正文中的謊言案例



中國憲法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中國憲法將“工人階級領導”寫入憲法正文，這是中共的一大謊言。查看中國歷史和現實，從1949年至今，中國的工人階級並沒有在領導這個國家，他們的社會地位已經淪為中國社會的第八層。中國憲法規定的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實際上是要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正是通過這些謊言，中國共產黨達成了欺騙中國民眾，給自己披上了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外衣的罪惡目的。



洗腦



在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事實信息被控製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透過全權控製媒體，通過報刊、電視、電影、戲劇滲透它們的政治思想；再透過控製教育系統，篡改歷史以及教科書，灌輸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以達到給中國民眾洗腦的政治目的。



中國共產黨統治大陸伊始，先後成立單一的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以及各文藝團體，並通過掌握其幹部任免大權使各文化部門和學術團體為中國共產黨層層控製。高等學校所需要的黨員正副校（院）長，由中央宣傳部會同中央組織部和各有關政府黨組及省（市）提出具體方案，加以調配，黨委書記則由各省（市）委和自治區黨委負責調配。中宣部要求社會力量辦學必須創建黨的基層組織，學校黨組織在教職員工和學生中發揮政治核心作用，貫徹中共的教育方針。中宣部組織創建思想政治工作管理體製和運行機製。高等院校、中小學的思想政治課直接對學生進行洗腦。中國共產黨大規模和連續的宣傳教育運動，使中國的大多數人都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自由意誌。



強推馬克思主義



鞏固發展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是中國共產黨整個宣傳思想工作的核心。



剛剛建政，1951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劉少奇在《黨的宣傳戰線上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真正做到在全國範圍內和全體規模上來宣傳馬列主義，用馬列主義教育人民，提高全國人民的階級覺悟和思想水平，為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和實現共產主義打下思想基礎” 。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中國共產黨出版了一大批馬克思主義《全集》和《選集》，在從地方到中央的中共黨校以及全國所有的大中院校中開設馬列主義課程。



中國共產黨人自身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分為兩大階段：



第一階段，從無知到“真理”。



筆者在《馬克思是人類的恥辱》和《馬克思的信徒》中指出，由於無知，毛澤東等一批早期的共產黨人堅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



第二階段，從謊言到“真理”



毛澤東統治後期，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包括一些中國共產黨員，已經對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產生了懷疑。前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垮臺後，這些國家的民眾已經拋棄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同樣也是茍延殘喘。但是，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仍然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的謊言，強迫中國民眾相信馬克思主義。



破壞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曾經是一個儒教思想為主流，多宗教存在的國家。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主要宗教，在我國都有大量的信教人員。中國共產黨從自身歷史中汲取這樣一個教訓，任何主義，任何思想以及任何宗教，不管是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儒家思想，還是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要麽嚴厲打擊，不允許存在，要麽控製在自己手中，不允許獨立存在。多年來，被強行灌輸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階級鬥爭學說的中國人，丟失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文理想，也失去了傳統道德約束。



打擊和控製教會



1950年，中國共產黨政府沒收了一切外國教會在華財產，將教會舉辦的學校、醫院、社會福利機構收歸國有。中國共產黨政府也沒收了國內的祠堂、廟宇、寺院、教堂、學校和團體在農村中的土地，以及其它公地。中國共產黨開始鎮壓傳統宗教，誣陷為封建迷信糟粕，全面取締會道門，毀寺焚經，強迫僧尼還俗，迫害佛教界、道教界精英。



為了控製國民的思想，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大力強推馬克思主義，稱其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另一方面，出版了不少批判宗教的小冊子，宣傳宗教是一種落後的、反科學的形而上學的意識形態，基督、猶太、伊斯蘭教、佛教等宗教都是替統治階級服務的，要堅決地、積極不斷地反對宗教殘余、宗教偏見、宗教迷信。各種宗教團體相繼被瓦解和改造了。通過鎮壓宗教，馬克思主義被確立為唯一合法的思想體系，共產主義被正式確立為唯一合法的精神信仰。中國宗教界在思想和行為上必須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愛共產黨中國”的信徒才被允許存在。中國共產黨采取將宗教控製起來的辦法。1952年後，中國先後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控製的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中國佛教協會、中國道教協會、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會等全國性宗教團體。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對中國宗教的破壞達到了頂峰，國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完全被剝奪。全國性的宗教組織和若幹宗教社會團體與地方組織都被迫停止了活動，宗教學院被關閉。民族、宗教界人士受到迫害，宗教教職人員被強迫還俗，全國各地的寺、觀、教堂等被關閉或破壞，信教群眾被迫停止了宗教生活。幾乎所有的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壞，僅余空房。僅舉兩例，洛陽城外的白馬寺建於東漢初年，是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破四舊”時，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亂砸一通，一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山東嶗山是道家聖地，太平宮、上清宮、下清宮、華嚴庵、中的神像、供器、經卷、文物、廟碑全被搗毀焚燒。



破四舊批孔子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口號。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之後，首都北京的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破四舊”，很快湧向全國。各地紅衛兵競相效仿：沖擊寺院、搗毀神佛塑像、牌坊石碑，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強迫僧尼還俗。



1966年10月間，中央文革戚本禹指使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頭領譚厚蘭去山東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譚厚蘭率領兩百余名紅衛兵來到曲阜聲討孔夫子，於是孔府被封，孔林蒼松古柏被伐，墳被扒墓被掘，三孔書籍化紙為灰，石碑被砸被拔。



1973年後，毛澤東先後發動了“評法批儒”和“批林批孔”政治運動，攻擊中國傳統文化是封建腐朽的文化，竭力摧毀中國傳統文化，拒絕批判儒家學說的知識分子受到批判，儒家思想方面的學術發展受到很大的阻礙。



從思想信仰自由這個視角來看，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不如國民黨官僚集團，甚至不如滿清貴族。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真乃垃圾人集團。



中國的傳統文化徹底被毀，溫良恭儉讓美德蕩然無存，中國共產黨的撒謊造假、階級鬥爭文化，致使一些中國人喪失同情心，喪失了人性。筆者的一位移居國外的朋友說過，在國外，每當有人談起中國的假藥、地溝油、不扶倒地老人，中國大媽現象時，便無地自容。如果讀者到過臺灣，就會發現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民主製度融合良好。



文藝從屬政治



中國共產黨一向將文藝視為中共的宣傳工具。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從階級鬥爭學說出發，強調“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黨的文藝工作要“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



通過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加強了中國共產黨對文藝的領導。在劉少奇的配合下，毛澤東的所謂思想被奉為中國革命的指導理論。



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頒布了一系列規章製度， “堅持黨管文藝不動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批判《武訓傳》、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等運動，將文學藝術成為謳歌毛澤東、謳歌中國共產黨的工具。例如，賀敬之根據陜北民歌寫成“東方紅”； 郭沫若的《滿江紅》贊美毛澤東“太陽出，冰山滴，真金在，豈銷鑠，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極……迎東方革命展紅旗，乾坤赤”。 梁斌的《紅旗譜》、吳強的《紅日》、楊沫的《青春之歌》、歐陽山的《三家巷》、柳青的《創業史》、羅廣斌和楊益言的《紅巖》、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何其芳的《我們最偉大的節日》等小說竭力歌頌中國共產黨。



文化大革命時期，文學刊物停刊，文學作品被封存、焚毀，作家的作品被抄家時焚毀，幾乎所有的電影被禁言，一些作家、編劇導演、演員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的10年裏，文學藝術作品僅有“八個樣板戲”。



1980年9月，趙丹在病床上寫道，“我只知道，我們有些藝術家——為黨的事業忠心耿耿、不屈不撓的藝術家，一聽到要‘加強黨的領導‘，就會條件反射地發怵。因為，積歷次政治運動之經驗，每一次加強，就多一次大折騰、橫幹涉，直至‘全面專政’“，“黨領導國民經濟計劃的製定，黨領導農業政策、工業政策的貫徹執行；但是，黨大可不必領導怎麽種田、怎麽做板凳、怎麽裁褲子、怎麽炒菜，大可不必領導作家怎麽寫文章、演員怎麽演戲。文藝，是文藝家自己的事，如果黨管文藝管得太具體，文藝就沒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幫’管文藝最具體，連演員身上一根腰帶、一個補釘都管，管得八億人民只剩下八個戲，難道還不能從反面激發我們警覺嗎？！“ （1980年10月8日 人民日報《趙丹：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



控製教育



中國共產黨視教育是灌輸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陣地。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確提出，“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筆者：實際上是為中國共產黨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通過文藝、宣傳“毛澤東是大救星”，“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馬列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等等；另一方面，通過教育灌輸對地主、資本家、右派分子以及美國、英國等民主國家的仇恨，尤其是對年輕人，從小學就開始在他們心中播種仇恨。



首先，中國共產黨壟斷教育系統的管理。



中國共產黨中宣部負責大中小學的辦學方針、學校教育工作的領導和監督。筆者在前文講過，高等學校所需要的黨員正副校（院）長，均由中央宣傳部會同中央組織部和各有關政府黨組及省（市）提出具體方案，加以調配，黨委書記則由各省（市）委和自治區黨委負責調配，配備大、中學校的行政領導幹部。



其次，中國共產黨控製教育教材管理。



1961年中共黨中央批轉了中宣部《關於高等學校文科教學方針和教材編選工作的報告》，要求高等學校文科教育要培養紅色的專門人才，必須對學生進行共產主義世界觀教育，規定接受四門政治理論課程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引導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觀察問題、研究學問，不斷同資產階級思想鬥爭，堅持學術方面的黨領導。



1957年開始，高校政治課除“社會主義教育”外全部停止。課程以毛澤東著作為指導，“以階級鬥爭為主課”。 1966年，高等學校停止招生，所有課程都被停開。 1971年，高校復課後，政治課以講解包括《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在內的4本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為主。



1960-1970年代，中國共產黨多次發動上山下鄉運動，迫使大量城市“知識青年”離開城市，到農村勞動和定居。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所有學校進入停課狀態，大學入學考試被取消。許多正在接受教育的人被迫停止繼續教育；沒有接受教育的人喪失了機會，對中國的人口素質和教育事業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知識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數大學老師被下放進行體力勞動，有些則遭到殘酷對待，財產被沒收，被中共批為“臭老九”等。



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工作采用了戈培爾“理論”。



德國法西斯的中央宣傳和教育部長戈培爾明確地闡述了宣傳在極權主義政權中的作用：“國家絕對有權監督輿論的形成…不是每一條新聞都應該出版，而是控製新聞的政策必須使每條新聞有一定的用途”。戈培爾教導廣大法西斯黨員幹部們：“即使一個簡單的謊言，一旦你開始說了，就要說到底”；“謊言重復千遍就是真理”；“如果撒謊，就撒彌天大謊。因為彌天大謊往往具有某種可信的力量。而且，民眾在大謊和小謊之間更容易成為前者的俘虜。因為民眾自己時常在小事情上說小謊，而不好意思編造大謊。他們從來沒有設想編造大的謊言，因而認為別人也不可能厚顏無恥地歪曲事實……極其荒唐的謊言往往能產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經被查明之後” 。



中國共產黨人是戈培爾的優秀子弟。



要打敗中國共產黨，首先要揭露中國共產黨謊言，抵製和拒絕中國共產黨洗腦，這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工作重點之一。







2021年6月8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九 國賊毛澤東



中學時代，筆者最鄙視痛恨的中國人是董卓和張獻忠。



記得初中時第一次讀《三國演義》，書中寫道，董卓“每夜入宮，奸淫宮女，夜宿龍床。嘗引軍出城，行到陽城地方，時當二月，村民社賽，男女皆集。卓命軍士圍住，盡皆殺之，掠婦女財物，裝載車上，懸頭千余顆於車下，連軫還都，揚言殺賊大勝而回；於城門外焚燒人頭，以婦女財物分散眾軍”。最初，筆者並不相信，董卓會如此殘暴。後讀《後漢書董卓傳》，書中寫道，董卓“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系車轅軸，連軫而還洛，雲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筆者此時才相信，中國人中間竟然有如此殘暴之徒，恨之入骨。



一次，與歷史老師談起對董卓的憎恨，老師對筆者說，張獻忠屠殺百姓，比董卓更為殘暴。當時，筆者還受共產黨宣揚的“農民起義推動歷史進步”謊言的影響，大為吃驚地反問老師，張獻忠是農民起義的領袖，怎麽會更殘暴？老師笑了笑，推薦筆者讀《明史紀事本末》等文史資料。



庚午，獻忠、汝才合兵陷隨州，知州徐世淳死之，合戶被殺，吏民屠僇不遺，血流成溝澮。壬子，獻忠復陷六安，將州民盡斷一臂，男左女右。



至於張獻忠四川屠城，更是駭人聽聞：白骨成聚如丘隴，田地荒蕪，千裏絕煙，人跡罕見，虎豹豺狼行。



張獻忠之殘暴遠遠高於董卓，筆者對張獻忠的鄙視痛恨也遠遠超於董卓。



文革中，筆者開始學習歷史。通過閱讀史書，尤其是得到一位曾經經歷延安整風的老人的指教，筆者方知道，與毛澤東相比，董卓、張獻忠乃小巫見大巫。



斯大林禦批的毛澤東繼承了斯大林的兇狠殘暴，迫害知識分子幾百萬，餓死百姓幾千萬，是一個危害國民的敗類，一個名副其實的國賊。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的罪魁禍首，中國共產黨的所有罪惡幾乎都與毛澤東有關。



一大代表



1921年7月23日，在共產國際的資助下，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13名黨員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蘇聯共產黨的傀儡中國共產黨出生了。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



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



1931年11月7日，在蘇聯共產黨策動支持下，中國共產黨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國，中華民國危機之機，公然地進行武裝叛國，在江西成立了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任傀儡國主席。



消極抗戰 聯日反蔣



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消極抗戰，積極發展軍事力量。百團大戰是中國共產黨發起的唯一一起大規模的對日戰鬥。毛澤東對百團大戰的宣傳很不滿意，原因在於，暴露了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不僅引起了日本侵略軍的打擊，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警惕，不利於中國共產黨保持軍事力量，打敗中國國民黨。



毛澤東為保存自己的軍事實力，消減國民黨的力量，竟然派遣潘漢年與日軍、汪精衛談判，聯日反蔣，在賣給日方國民黨的軍事情報的同時，請求日軍與中共軍隊停戰！



栽贓陷害 發動內戰



抗日戰爭勝利後，為打敗中國國民黨，一方面，毛澤東發文，惡人先告狀，誣陷蔣介石在抗戰時期“袖手旁觀，等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內戰”。另一方面，1945年9月，毛澤東在重慶期間利用南方局電臺秘密指示劉伯承鄧小平在山西省上黨地區（今山西省長治市）境內發起上黨戰役，揭開第二次國共內戰的序曲。而後，在蘇聯軍隊的支持下，中國共產黨軍隊首先進入了東北地區。在獲得蘇軍提供的大量武器後，1946年2月13日，林彪指揮身邊部隊發起秀水河子戰鬥，打響了內戰第一槍。



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爆發後，毛澤東掩蓋了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的陰謀，遵從斯大林出兵朝鮮的要求，參與了朝鮮戰爭。朝鮮戰爭是1949年中共黨國成立後，中共對中國人撒下的第一個漫天大謊。這個大謊言給中國人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確實付出了較大代價，中國人民誌願軍官兵有18.3萬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中國直接戰費支出62億元人民幣，消耗各種作戰物資560余萬噸”(搜狐軍事 《揭秘：抗美援朝對中國影響 誌願軍付出重大代價》) 。



為了獻媚斯大林，毛澤東不顧中國人的死活，花了這麽多的錢，死了這麽多的人，成就了北朝鮮這個專製王朝。



仿照斯大林建立黨國專製體製



毛澤東統治中國大陸後，仿照斯大林建立了統治中國國民的三位一體的黨國專製體製。



經濟上，同蘇聯共產黨一樣，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消滅了私有製，掠奪中國國民的財產，建立了暴力公有製，實施計劃經濟體製，消滅了商品和市場，國民完全喪失自由擇業的經濟權利。



政治上，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切。中國共產黨清除了各種政治組織、經濟組織、宗親組織和經濟組織，壟斷了一切公共權力，中國國民完全喪失自我組織、選擇政府的政治權利。



思想上，中國共產黨建立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意識形態統製，通過不斷的政治運動清除中國共產黨黨內外有不同思想的人，殘酷迫害知識分子，使得中國國民完全喪失了思想自由、言論自由。



階級鬥爭 運動治國



筆者曾經參觀過毛澤東的書房，發現大都是線裝古書。毛澤東最入迷的書是《資治通鑒》，這是一部被他讀“破”了的書。他自稱，讀了一十七遍《資治通鑒》，每讀都獲益匪淺，是一部難得的好書。對於現代政治、經濟和文化，毛澤東的知識幾乎等於零。



毛澤東這樣一個現代知識貧乏，且又匪氣十足的人成為統治中國大陸的獨裁者，真是中國百姓之大不幸。



害人有術，治國無方的毛澤東唯一擅長的是，縱容暴力、殺人立威，大搞階級鬥爭，發動運動治理中國。統治中國的二十七年裏，他大搞運動殘害中國民眾。他製造階級仇恨，用暴力手段，鎮壓國民黨分子，將有產階層定為地主、資本家，奪其生產資料，嚴厲整肅知識分子，使得有識之士不敢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發出異議之聲。



鎮壓反革命”



1950年10月10日，中國共產黨通過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 為鞏固中共血色政權，中共在全國範圍內開始部署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工作，殘殺國民黨留在大陸的人員，200多名在解放戰爭期間起義、投誠、被俘、退役返鄉，閑居或從商的國民黨高級將領被殺。



毛澤東認為匪首惡霸特務殺得太少。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農村按人口千分之一、城市千分之零點五的比例。



整個‘鎮反’運動究竟殺了多少人？“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4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稱：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分子157.61萬多人，其中87.36萬余人被判死刑” 。



毛澤東是一個地道的嗜血鬼，竟然按千分之一比例殺人。以被處決人數87.36萬這個數字來計算，已經占到當時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五點七的水平了。毛澤東的殘暴令人發指！



土地改革



1950年冬，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中國共產黨通過謊言，製造農民對地主的仇恨，將之階級鬥爭化，鼓勵農民使用暴力，大規模地殘害地主。



“對於土改死亡人數，周恩來估計83萬人，毛澤東估計2-3百萬人。費正清等學者采用的數字都超過一百萬。 其他學者估計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00萬-470萬之間”（《土地改革運動 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書》）。中國富裕農民中的地主階層，被中國共產黨剝奪了土地財產，從肉體上殘忍地消滅了。



三反五反運動



1951年至1952年期間，三反五反運動造成了諸多冤假錯案，有許多資本家和商人被迫害自殺；僅在上海一地，從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統計，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殺人數幾乎都在10人以上（《三反五反運動 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書》）。



《武訓傳》批判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刊載了毛澤東寫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拉開了第一場全國規模的誣蔑中國文化、壓製不同思想的政治運動。



武訓生於清末，一輩子靠行乞、做傭工，購買義田，興辦義學，生前身後深受中國人的好評和尊重。毛澤東從階級鬥爭的角度歪曲中國歷史，否認中國文化傳統。他蠻橫地指責電影《武訓傳》宣揚封建文化。武訓被毛澤東戴上了“大地主、大債主、大流氓，封建統治階級的奴才，農民起義的對頭，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幫兇”的大帽子。



片面、極端和粗暴地批判電影《武訓傳》，是毛澤東第一次利用權勢對中國人橫施淫威。 《紅樓夢研究》批判



1954年，毛澤東又發起了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



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關人寫的一封信中稱：批駁《紅樓夢研究》是一場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應當批判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分子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



1954年 10月，毛澤東借《紅樓夢》研究，挑起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從同年12月開始，中共控製的文化學術界開始了對胡適的學術思想的大批判。



自由主義者胡適的思想對中國知識分子具有很廣泛的影響，對於毛澤東的極權思想是極大的威脅。惡批胡適顯示了毛澤東垃圾桶似的人格特征。



這種思想改造運動的目的就是要知識分子放棄已形成的思想信仰和學術理論，在政治上、思想上用馬列主義開展學術研究。



胡風反革命集團



1954年7月，胡風完成《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上書給中共中央政治局。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宣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開始了對胡風文藝思想的全面批判。毛澤東介入後，這場文藝理論的爭論，變成了政治鬥爭。毛澤東稱，“胡風和胡風集團中的許多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們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系，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幹著反革命勾當。---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毛澤東為胡風及同夥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毛澤東政治定性後，三天後的5月16日，胡風被捕。



胡風事件再一次顯示了毛澤東吃人的面孔，中共製度的暴力劣根性。它造成了知識分子群體性的疑慮、壓抑和恐懼，使得當時的知識界噤若寒蟬。三十年代的老作家從此大多封筆。



肅反運動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中國大陸各省、市、自治區、人民解放軍和中央一級黨的、政府和群眾團體的機關開始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毛澤東將各團體中鎮壓的比例定為百分之五。依據解密檔案，1955年8月-1956年底的肅反運動中，中國大陸共有140多萬知識分子和幹部被迫害，21.4萬人被捕，2.2萬人被槍決，總共死亡5.3萬人。



農業合作化運動



1952年開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對於農民真是一場噩夢。曾經跟著中國共產黨鬧革命的、推著小車給中共軍隊送糧食的中國農民以“打土豪”之名分得的土地，一步一步地被毛澤東強行推動的合作化運動強製地收回。當時，中國農民曾以“大批出賣耕畜、殺羊、砍樹等”方式抗爭，但是無力對抗中國共產黨的私家軍隊。1958年，毛澤東將高級合作社升級為人民公社，政府與公社合一，農民勞動和生活軍事化。農民的自留地以及個人擁有的林木、牲畜等財產被強行收歸於人民公社，並一度強迫農民吃食堂。農民被”剝奪了土地的所有權，喪失了對自己產品的經營權，從占有土地的自由農民逐步淪落為共產黨的雇農，再加上共產黨的統購統銷，生活陷入貧困，終於在1959年至1961年，被餓死了幾千萬。農民的人身自由也隨之喪失，被囚禁在公社裏，成為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農奴。



中國共產黨則成為中國真正的大地主，毛澤東成為中國的土皇帝。



公私合營



1955年末，毛澤東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說過：“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麽兇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在剝奪了地主的土地，強製收回了農民的土地之後，1956年，中國共產黨開始剝奪中國工商業者的資產。被扣以資產階級帽子的中國工商業者在“公私合營”中被剝奪了生產資料所有權和經營權，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已不復存在，中國企業家階層絕種了。



毛澤東壟斷了大陸中國的政治權力之後，通過消滅了農業生產的經營者地主和富農，消滅了工商業的經營者企業家，消滅了中國經濟的所有經營者，壟斷大陸中國的經濟權力，然後，他又要壟斷大陸中國的思想權力，於是，他便對中國知識分子下手了。



反右派運動



余英時在《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與中國史》一文中指出：“大陸上寫毛澤東生平的人往往強調他“好讀書”，尤“好讀史”。其實他早年和中年讀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謂“稗官野史”，如《水滸傳》、《三國演義》之類。據我粗粗翻檢他的作品，他引用得較多的是這兩部小說中的典故。他的“史學”最初也是從蔡東藩所編著的《中國歷代通俗演義》入門的。他讀這些舊小說，自然不是為了消閑，而是為了從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訓”。



毛澤東本質上是一個舊知識分子，他的現代致使幾乎等於零。中國知識分子是最先接受西方文明的階層，在現代知識分子面前，毛澤東的內心是自卑的。 因此，毛澤東在口頭上汙蔑知識分子。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其《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說：“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



毛澤東掌握政權後，最為擔心的是知識分子。因為，毛澤東知道知識分子大都有獨立的人格，具有專業知識，不會輕易相信共產黨的謊言。作為一個階層，現代知識分子階層與專製製度是對立。毛澤東相信，只要壓服了中國民主黨派的知識分子、工商界人物的知識分子、教育界的教授、科技界科學家、大學裏的青年學生以及新聞出版界、文藝界的知識分子，就能夠保住自己的獨裁統治。



1957年，毛澤東發動了反右運動殘酷迫害中國知識分子。反右派運動總共打出多少右派？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多人，某些學者認為三百多萬。羅冰在《1957年發生的那件事解密了》一文中堅持說：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劃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萬，而是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還有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劃為‘中右’”。按照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多人，依照周恩來於一九五六年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報告中提到當年全國小教以上知識分子共計五百五十萬人，右派占知識分子總數已達十分之一以上。按照羅冰提供的數字，右派占知識分子總數高達百分之五十七以上。



大躍進大災難



無知的毛澤東盲目發動“大躍進”運動，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及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的口號”，荒謬地認為中國已經到達 “一天等於20年”的偉大時期，號召全國人民共同努力，要在5 年內達到年產4，000 萬噸鋼，在7 年內超過英國，再過8 年趕上美國。 “大躍進”導致大災難，在1958年至1962年期間，多達幾千萬中國人被餓死。



在《墓碑》一書的前言中，楊繼繩激憤地說：餓死3600萬人“這個數字相當於1945年８月９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



蘇聯政府聞訊後曾經決定援助中國50萬噸食糖，300萬噸糧食。國賊毛澤東說：“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餓死也不要赫禿子的一粒糧食，中國黨和政府是有誌氣的。我們不但不要蘇聯的援助，而且還要把欠蘇聯的債還清”。這就是毛澤東欺騙中國人民：蘇聯乘人之危，“逼債討帳”的歷史真相。事後毛澤東向其保健醫生李誌綏、秘書田家英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中國有幾億人口，餓死幾千萬人啥算大不了的事呀！讓婦女敞開生孩子，死的幾千萬人，過幾年又不回來啦！我們憑啥吃赫魯曉夫的嗟來之食？“



在餓孚遍野大災荒年代，大陸各省、市為毛澤東大造別墅行宮,湖南的“蓉園”、四川的“金牛壩賓館”、湖北的“東湖賓館”、江蘇的“紫金山賓館”、山東的“南郊賓館”、杭州的“劉莊賓館”、“汪莊賓館”、上海的“西郊賓館”，還有國賊毛澤東下令修建韶山的“滴水洞”。



文化大革命



三年毛災，使得毛澤東在黨內外臉面喪盡。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麽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1962年9月，毛澤東舉起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魔刀，在鬥完了地主、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之後，又開始策劃窩裏鬥。



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清除黨內潛在挑戰者劉少奇，建立絕對的個人獨裁統治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文革中，在毛澤東的縱容、鼓勵、支持下，紅衛兵以保衛毛主席名義，大肆進行抄家、打砸、強暴性侵、酷刑殺人。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紅衛兵在北京大興縣的13個人民公社共48個生產大隊，對被當局所稱的“黑五類”的人家實行斬草除根式的屠殺，一舉殺死325人，有22戶家庭被殺絕。紅衛兵打死人的事件被匯報到毛澤東那裏後，毛反對發出製止打人的《緊急呼籲書》，並在8月2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示： “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幹涉”。



文化大革命這十年，中國受控於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受控於毛澤東。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只要這毛澤東活著，中國百姓就永遠沒有出頭之日。奸詐的毛澤東沒有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後期，中國百姓已經受夠了他的折騰，不僅百姓盼著他快點死，大多數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也在盼著他快點死！



文革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是國賊毛一個人前所未有的對一個國家的全面的破壞罪惡。文革的災難究竟有多大呢？淩誌軍、馬立誠在他們的專著《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中披露，葉劍英在一次講話中沈痛地說：“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浪費了8，000人民幣。



上山下鄉



由於學校停課，高考停擺，毛澤東創造了1966、1967、1968年三屆初、高中學生沒有畢業，全部滯留在學校裏的“奇跡”。 1968年,為了解決失業的壓力，毛澤東欺騙青少年“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中國共產黨政府隨即開展了全國範圍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活動，1968年當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後來被稱為“老三屆”）幾乎全部前往農村。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每家都有下鄉的孩子，國賊毛澤東讓這些孩子在農村自生自滅，給中國人帶來無奈的災難，幾千萬青少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無數家庭被強行拆散。愚昧的毛澤東實施的人類歷史上的一次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反都市化的行動，也造成了八十年代以後中國出現了知識斷代，學術研究後繼乏人的現象。



土皇帝



毛澤東將中國拖進了災難深淵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的帝王思想根深蒂固。



“據《別了莎菲》一書記載，丁玲曾向書作者講過毛的兩件事，”一是在延安的時候，我經常到毛主席的住處去。······有一次，毛主席突然問我：‘丁玲，你看現在咱們的延安像不像一個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開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沒有文武百官嘛！’‘這還不簡單呀！’主席馬上把毛筆和紙推到我面前，說：‘來，你先開個名單，再由我來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沒有開名單，只是報了人名。反正開玩笑嘛。毛主席一邊寫名字，一邊在這些人的名字下面寫官職：這個是禦史大夫，那個是吏部尚書、兵部尚書什麽的，還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這個，他突然又對我說：‘丁玲，現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個朝廷，那就無論大小，都得有三宮六院呀！來，來，你再報些名字，我來封賜就是了。’聽了這個，我馬上站起來說：‘這我可不敢！要是讓賀子珍大姐知道，她定會打死我的’“ 。如果說這只是孤證，那麽李銳曾說道，在延安，毛澤東曾戲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麽不同？師哲按照書本知識說了個一二三，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說：‘其實是一樣的！’這就不是孤證了”（楊伊文《一個幽靈仍在大陸遊蕩》）。

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通過各種手段，大搞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 “偉大的領袖及導師”、“大海航行的舵手”、“紅太陽”等稱謂集中出現。毛澤東被神化，擁有與政教合一國家的精神領袖一樣的至上地位。大權獨攬的毛澤東成了一個現代專製君王，他就是憲法，他就是權力。他所做出的任何論述、意見、指示，均為至高無上的《最高指示》，每一個中國人必須學習和絕對遵守。在上課、開會、說話、作報告、寫文章、寫檢討、寫家信、寫情書的時候，都引用《最高指示》中的內容。更有甚者，報紙、黑板報、信封、糧票、購貨券、茶盅臉盆、包裝紙、公交車票、介紹信、結婚證書等都印有最高指示的內容，《最高指示》被當成了一種法令象征。



此外，“早請示，晚匯報”、“紅車、馬車、敬迎紅寶書”、“跳忠字舞”、“敬迎芒果”、對毛澤東的書著“要天天讀，雷打不動”、對新指示要通宵遊行慶祝、打電話拿起話筒先要說“毛主席萬歲”才能互相說話。



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記得，每當有“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立刻就會通過“晚間新聞聯播“迅速地傳遍中國。不論白天、深夜，只要有“最新指示”發表，人們立即就要敲鑼打鼓地擁上街頭，高呼毛萬歲，高呼擁護最新指示。筆者年輕時，每當最高指示發布時，看到大街上一幕幕鬧劇，心中便充滿了對毛澤東的鄙視。



近日閱讀《因為反對“忠”字化運動，她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一文得知，丁祖曉因為反對跳“忠”字舞、掛“忠”字匾的“忠”字化運動，獻出了年輕的生命歲。



1946年，丁祖曉出生於湖南省大庸縣香崗公社（現湖南省張家界市永定區楓香崗街道）。文革中，她看到了家家掛“忠”字匾，村村樹“忠”字牌（墻），人人跳“忠”字舞，她也看到了幹部群眾朝夕必做的“五個第一”（即“早請示，晚匯報”的五項儀式：立正敬禮、呼“萬壽無疆”、呼“身體健康”、唱《東方紅》、念語錄），後來發展到在吃飯時，把飯菜盛齊擺上後，做了“五個第一”再吃。丁祖曉決定站出來，反對“忠”字化運動。



1969年4月21日，丁祖曉姐妹倆寫了多張傳單，又連夜貼到縣城的繁華地段。



傳單上這樣寫著：從現象上看，這“忠”字是地道的、歷史上空前罕見的個人崇拜。……



一切正直的革命人們，清醒頭腦，不要受騙……打倒個人崇拜！……



丁氏姐妹被捕入獄不久，丁祖曉的同學、下鄉知識青年李啟順（1947～1970年）和她的妹妹李啟才，站了出來用自己的行動去聲援，並要求無罪釋放丁祖曉、丁祖霞兩姊妹。



1970年5月8日，在大庸縣澧水河鷺鷥灣的沙灘上，丁祖曉被執行槍決，年僅24歲。



就在同一天，李啟順，在湘西的吉首被執行槍決，年僅23歲。



筆者讀了此文後，熱淚盈眶，已經深埋多年的對國賊毛澤東的鄙視，又被翻了出來。



四五運動



1976年4月初，中國民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大規模群眾非暴力抗議活動。人們高呼“秦始皇時代已經過去”。4月4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運動。毛遠新向毛澤東報告說，會議決定從4日晚開始清理花圈、標語、抓“反革命”，得到毛澤東的批準。



當晚9時30分，一萬多民兵、五個營的衛戍部隊、三千名公安人員集結待命，手持木棍、皮帶，前往天安門廣場清場，廣場上民眾大部分被驅散，幾百人被捕。事後，中央政治局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政治事件。



這是毛澤東臨死前的最後一次鎮壓中國民眾。



不死不下臺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的身體狀況急劇衰退。眼睛半失明，身患多種疾病。1975年2月開始，毛澤東說話含混不清，兩腿時常疼痛。1976年，毛澤東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吃藥吃飯都需要人餵，每天只能吃一二兩飯，行走更是困難。就是這樣一個無法自理、瀕臨死亡的人，不死不下臺。從來沒有一個人像毛澤東這樣貪婪權力。



筆者至今記得，1971年發生林彪叛逃事件之後，毛澤東頗受打擊，身體每況愈下。中國眾多的百姓以及中國共產黨黨內的眾多黨員一天一天地在期盼著，毛澤東快點死吧！



1976年,在中國百姓的詛咒中，毛澤東終於死了。這個國賊死後，中國百姓陷入前所未有的大面積貧困。新華社文章《數據可視化：中國減貧，為世界貢獻了什麽》裏寫到：“1981年，全球每100個貧困人口中有46個中國人”。當年，中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毛澤東曾經說過：“我這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那個小島上，另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



毛澤東做的這兩件事情犯了兩項重罪。一項是依靠國外勢力蘇聯共產黨，打敗合法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政府的顛覆國家政權罪，一項是將中國人拖進了文革災難深淵的反人類罪。



中國百姓終有一天，會把天安門廣場上毛澤東的僵屍燒毀，不讓他再汙染中國人間！



毛澤東發瘋



八十年代，筆者在河南偶遇一位五十年代的縣委幹部。談到“五大酷吏”前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他極為憤怒。他抨擊吳芝圃反右起家，大躍進時，謊報高產“衛星”，三年“毛災”時，河南是全國各省餓死人最多的省份。這是我第一次從一位中共的基層幹部口中，聽到“毛災”這個詞。我以為聽錯了，就反問一句：“毛災？”他回答說，歌裏唱，毛澤東是個大救星，我看是個大災星。毛澤東三次發瘋，第一次是反右，第二次是大躍進，第三次是文革。這個毛災星害苦了中國人。



毛澤東為何能夠發瘋？因為全中國的權力集中在中國共產黨手中，中國共產黨的權力集中在毛澤東手中，所以，他才能夠肆無忌憚，肆意發瘋。



在後文中，筆者將逐一詳細講述國賊毛澤東在三次發瘋中所犯下的駭人罪行。



2021年6月12日



中共百年罪惡系列文章之十 毛澤東第一次發瘋



八十年代，筆者在河南偶遇一位五十年代的縣委幹部。他曾經對筆者說，毛澤東三次發瘋，第一次是反右，第二次是大躍進，第三次是文革。這個毛災星害苦了中國人。



中共發動土改運動剝奪了地主的土地和人身自由，發動鎮反運動鎮壓了一切可能通過武力反抗共產黨的人，發動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剝奪了工商業者的財產。而後，毛澤東把註意力轉向了知識分子，尤其是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是組織起來的力量。



作為一個階層，現代知識分子階層與專製製度是對立的，是建立中國共產黨文化專製的障礙。毛澤東掌握政權後，最為擔心的是知識分子。因為，毛澤東知道知識分子大都有獨立的人格，具有專業知識，不會輕易相信共產黨的謊言。為保住自己的獨裁統治，毛澤東開展了一系列壓服和迫害知識分子的運動。1957年，毛澤東搞“陽謀”，發動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迫害知識分子的運動。



反右運動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五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什麽要整風？》的社論。毛澤東作了指示：“不要搞那麽多條條框框來束縛，要改。怕放，無非怕引火燒身”。



1957年4月30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召開了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到會的有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知名的無黨派人士及劉少奇、朱德等人。會上毛澤東向黨外人士說明了共產黨“開門整風”的目的和意義，希望黨外人士對共產黨提出批評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



從5月2日至5月12日，僅僅十天之內，全國各地召開二萬八千多次各類會議，向中共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提出了三十七萬二千多條意見、建議。他們提出了體製性問題，反對中共壟斷權力，反對特權，反對個人崇拜，反對外行領導內行，主張擴大社會民主，加強法製等等。在大鳴大放後期，一些對共產黨和中共政府批評的言辭十分激烈、尖銳。



章伯鈞應邀參加由中共統戰部組織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民主人士座談會。他在一次發言中說：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章伯鈞的這番言論，被中共認為是主張“輪流坐莊”的政治企圖。於是，毛澤東本人將章伯鈞打成第一大右派。



羅隆基在一次座談會上發言，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會成立一個委員會，檢查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的失誤，鼓勵大家把冤枉委屈都申述出來。



儲安平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共產黨所有。當前中國是“黨天下”，黨在國上，人在黨上。



筆者曾經借閱過《北大民主運動紀事》。



青年學生，最具典型意義的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他們是最為主動最為活躍的投身於右派民主運動的年輕力量。



1957年5月19日,第一張紅色大字報出現在北大大飯廳的墻壁上，質問團委會出席”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產生的。學生們首先關註的是民主選舉問題。第二張大字報是倡議開辟”民主墻”。由於一切報紙刊物都被共黨把持,人民沒有發表言論的地方，所以這張大字報關註的是言論自由的問題。5月20日下午5點鐘後，已經有大字報160多張。



筆者難以忘懷的是沈澤宜、張元勛寫的詩歌《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年輕人放開嗓子唱！---我的詩是一支火炬燒毀一切人世的藩籬，它的光芒無法遮攔，因為它的火種來自——五四！！！是時候了。向著我們的今天我發言！昨天，我還不敢彈響沈重的琴弦---。今天，我要鳴起心裏的歌，作為一支巨鞭，鞭笞死陽光中一切的黑暗！



譚天榮寫的《一株毒草》，建議北大學生自己創辦一個綜合性學術刊物。學生們很快辦起了一份自己的刊物《廣場》。



廣場發刊詞寫道：”這個運動遠遠超出了黨內整風運動的範疇，而且有了偉大的社會思想意識大變革的巨大意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要重新調整，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東西要進行肯定和否定，對於現代的一些論點與觀點要重新進行估計、評價和探索----總之，這裏—整風運動為主流的大變革是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的改造運動，或思想意識的大革命，對一切要勇敢地再認識。----北大民主廣場曾經是五四舉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輩們曾在民主廣場上集會點火與誓師高歌！----先輩的廣場已經荒蕪，我們很艱難地把它打掃幹凈，----來吧，朋友們！到廣場上來！這裏有自由而新鮮的空氣，它可以震動你的聲帶，唱出你願意唱的個性的歌”。



21日號，劉奇弟貼出了《胡風決不是反革命》大字報，要求釋放胡風。他批評”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資料完全是一本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毫無法律根據的材料。



22日大字報大量增加，到處是辯論會、演講臺。23日，召開了一場大型辯論會，著名的民主人士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學生林希翎在北大作了第一次發言。她說，“胡風向中央遞交意見書，怎能說這個意見書就是反革命的綱領呢？為什麽向黨中央提意見就是反革命呢？這是斯大林主義的方法”，“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什麽不能反對的呢？”



林希翎說，她經過研究，認為歷史上所有的統治階級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他們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產黨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風暴中和人民在一起，當革命勝利了就要鎮壓人民，采取愚民政策，這是最笨的辦法。現在他們封鎖新聞，例如，北大如此轟轟烈烈，為什麽報紙不報道！人民群眾不是阿鬥，真正要解決問題只有靠歷史創造者人民群眾行動起來！她大義凜然地說，我既然到了這裏，就是冒著風險，坐牢也沒有關系。



5月27日，林希翎在北大作了第二次發言。她首先堅持認為個人崇拜與社會製度有關。她指出人民內部矛盾在我國表現為領導與被領導的矛盾，發展下去可能會轉化為對抗性的。她說，現在有人在說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時，總說是最好的社會，這個“最“字，本身就是形而上學。她認為一個政黨也好、一個人也好，進步的標準是能不能正確地反映社會發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動社會進步。不能的話就是反動。斯大林在後期阻礙社會發展，因此是反動的。



6月20日林希翎被《人民日報》點名，成為五七反右運動中第一個大學生中的大右派。



嚴仲強在《“瘋子”的話》裏說：我並不想認為這次整風對我是一次恩賜，相反，我認為這是一個稍有見識的政黨都應當采取的一種手段，要統治就得給人民以民主、自由。老爺們、公子們盡管你們道貌岸然，但是掩蓋不了你們的罪行，歷史是不容抹殺的，讓你們發抖吧！讓你們從寶座上滾下來吧！我建議學校中開放唯心主義課程，應當和唯物主義課程處於某種均勢，這樣才可能批判唯心主義。



1957年7月已經開始反右了，嚴仲強又寫下《壓製不了的呼聲》：事實上即使社會主義的基礎，也是可以批評的，例如南斯拉夫公有製形式和蘇聯公有製形式並不相同，人們自然有理由懷疑現在的公有製形式是否是在一定的條件下最好的形式，對於這種要求不應該誣蔑為修正主義，事實即使有人要回到資本主義，只要他們不以行動來推翻社會主義，並且講出自己的論點，那麽也還是屬於百家爭鳴範圍的。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犧牲一切。



蔣興仁在《論現行選舉方式的不民主和民主方式的實行》一文中，要求民主選舉學生會。指出由領導個人決定，沒有競選的選舉，實質上不是人民當家作主，就是不民主，選舉成為人民出賣主權的手續，把主權讓給獨裁者。



王國鄉說：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以為整掉某個共產黨員的三個主義，就會萬事如意，不會的。如果缺點只是個別人造成的，為什麽全國普遍各地都是如此。關鍵是社會主義製度本身缺陷問題。社會主義的靈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沒有這些社會主義就會枯萎，要保衛社會主義就必須給人民以權力，讓我們在精神上，正如在經濟上一樣自由。如果人民的義務只是服從領導，體會領導意圖，那麽‘三個主義’在運動中被整掉，還會再起。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字的空頭支票，必須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國尚沒有頒布民法、刑法等必要的法律。人民民主只是領導者的意圖、恩賜，這怎麽會沒有三大主義。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製，爭取民主，保障人權和精神人格的獨立，這就是我們鬥爭的目的。我們要做國家和自己的主人。



錢如平表明他的態度是：頭可斷，血可流，真理決不能丟。他評論說，中國的生產資料主要掌握在軍政要人手中，並不掌握在群眾手中。



馬雲風認為共黨的組織手段存在以黨代政和公民選舉權不平等問題。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各種手段都具有一種共同的特性，就是，不管對錯，只要是黨的決定就能夠加載在人民的身上。所以黨和人民之間就有發生一種強製性的可能。他提倡讓青年獨立去思考，大膽懷疑，勇於幻想，甚至對黨的政策、方針也可以懷疑。他嘲諷地說，反黨就是反革命嗎？這是很可笑的。



王書遙在 《高度集權是危險的》一文中說：斯大林錯誤的原因是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製，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在總結這一教訓時，沒有歸於製度本身有毛病，而卻歸之於“人的思想情況“，我認為是很不妥當的。----為了使人民群眾認識水平提高，必須使他們認識到自己才是歷史的創造者，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來決定一切。任何在理論上或在實際上，不論以何種隱蔽的形式對人民作用的降低，都會妨礙這點。如果使群眾覺得有了一個可靠的領導者，有了一個可靠的黨，它100%的正確只要跟著他走就完事大吉了，這就使群眾必然日益產生依賴思想，日益麻痹。也必然得出了貶低自己作用的論調，諸如什麽”共產黨是自己的解放者“，什麽”毛主席是自己的大救星“，什”‘永遠跟著共產黨走“。於是一切功績都是共產黨賜給的，解放是、民主自由是、大鳴大放也是，但是不，決不是這樣，人民群眾才是自己的解放者。---六億人民的生活決不應該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群眾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危險” 。



岑超南說， 沒有人民的絕對權力，沒有人民的民主監督，不論如何整風，整來整去，都不過是一陣風。要真正整風，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製度一掃空。我堅決要求以下民主措施:嚴格保證憲法的公民權利。人民對領導有絕對的實際的監督批評罷免權力。反對人事製度的神秘化，專橫化，人事製度要受人民監督。除政府、軍事及特殊部門外，一般不濫行保密，以免借保密幹壞事。反對新聞封鎖，壓製言論，擴大參考消息發行，民主墻經常化。幹部政策要德才兼備，反對黨團特權化，反對“盲從便是德“。



岑超南說，社會主義民主遭到壓製的原因：一、法製問題，憲法的人民權力尚沒有得到絕對的保證。二、領導與群眾的關系問題：由於尖銳的階級鬥爭而形成的權力高度集中使領導與群眾決不是真正的被監督與監督的關系，而是絕對服從的關系。---三、言論自由問題。在人民內部事實上並不存在言論自由，在反動帽子滿天飛的時候，在政治壓力之下，更可怕的是“對領導不滿，便是反黨“的輿論下，任何反面意見都遭到毀滅性的圍攻，任何片言只語都可以列入肅反材料，將來有無窮後患，在這種情況下，真正的民主是不存在的。岑超南在文章中最後說，特殊階層，安息吧！



劉績生在《我要問、問、問？？？》中寫道：除去右派分子以外，一般人很少給黨中央提意見。黨中央似乎也沒有交待過自己的缺點。我想知道的是“三害“的蔓延全國是否與黨中央的領導有關？是否一切錯誤只在下面存在？而黨中央能自我獨清”一塵不染“？如果有那麽多錯誤。為什麽不能讓人民了解？---最後，不管人們是否樂意，我仍要振臂高呼：思想大解放萬歲！民主、自由和人道主義萬歲！



燕遁符說，在英國、法國----工人認為民主自由式人的基本權利，是本份，而在我們這裏，很多人卻認為民主自由是領導者給我們的恩賜，---故在我們國家如果不特別強調切實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就特別容易產生“三害“。我們這裏民主太少了，----這使廣大人民的智慧發揮不出來，大大妨礙了社會的發展。



5月19日後，北大的大字報越來越多，舉辦了多次辯論會，有人惡意攻擊學生們的言論是反革命煽動。5月22日，林昭在辯論中，公開反對那些上綱上線的批評。1957年秋，林昭、沈澤宜、張元勛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林昭被搶救過來後，當局認定她態度惡劣，加重判處她勞動教養三年。林昭自然不服，她跑到團中央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北大領導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



中共極權集團殘酷處死那些敢於站起來說真話、維護生命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國人，林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人。1968年4月29日下午，兩個武裝人員押著林昭，，她的口中被塞著東西。他們從她腰後一腳，她跪下，另外兩個武裝人員一人舉手槍開槍，她先中一彈，倒地爬起，又中兩彈，撲於荒原！然後四兇手將她拖入另一輛吉普車，飛駛疾馳而去！4月30日下午2時左右，在中國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號二樓上的林昭家中，出現了一樁“史無前例”的“天下奇聞”！ 一個家夥在樓下呼叫“許憲民”這個名字，林昭的妹妹彭令範聞之急忙開門，面對著她的驚懼神態，他表現出一副不屑詳言的惡棍驍勇與殺人娛樂後的快感快意之神色，使彭令範終身難忘！他一共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槍決。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 。開始似未聽懂，繼而意識到噩耗成真之後，林昭的母親許憲民先生暈厥於室內地上，彭令範拿了五分錢的硬幣打發了那個劊子手，他對“屍體現在何處”的詢問一言不答，猶如未聞，揚長而去。林昭母親幾番到上海提籃橋監獄、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級法院詢問林昭的遺體究竟被如何處理？如果掩埋，埋於何處？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絕皆不奉告，而且聲厲色獰，拒於門外！林昭母親終於迷失了記憶，她挎著一只竹籃、提著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夢遊與囈語。終於有一天，她倒在繁華的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體鱗傷，面頰青腫，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遠處，竹籃與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斷。她是被紅衛兵小將打死的！他們說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親，林昭已被槍斃了，也不能叫這個反革命老太婆活著！一聲吆喝，簇擁圍打，拳腳交加，頃刻命絕。



毛澤東並沒有意識到中共執政八年所產生的嚴重問題，而是感到了恐懼。毛澤東在《情況匯總》上倒打一耙：“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臺？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岡山！”



5月15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我黨有大批的知識分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分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弟兄”，“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 。毛澤東指示中共要繼續釣魚。6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該指示稱：“這是建國以來一場大戰，戰鬥是無煙、無光的，在黨的心臟展開他們大多已在不同領導崗位，有一定追隨力量”。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誣蔑“少數的右派分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但是社論在最後還是說“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有意引蛇出洞。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



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另一篇社論（據說是毛澤東親筆寫的）《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7月17日至21日，毛澤東在青島召開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部署反右鬥爭。8月3日，毛澤東寫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勢》一文，將提意見的人定性為右派，與中共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 鎮壓開始了！



反右派運動總共打出多少右派？



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多人，某些學者認為三百多萬。羅冰在《1957年發生的那件事解密了》一文中堅持說：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劃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萬，而是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還有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劃為‘中右’”。按照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多人，依照周恩來於一九五六年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報告中提到當年全國小教以上知識分子共計五百五十萬人，右派占知識分子總數已達十分之一以上。按照羅冰提供的數字，右派占知識分子總數高達百分之五十七之一以上。



毛澤東對此得意洋洋，說什麽“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7-18]）



毛澤東真乃喪心病狂之暴徒！



右派們被下放進行勞動改造，身心受到嚴重傷害。大多數右派分子遭受長達20多年的歧視和迫害，尤其是在文革期間再次遭到猛烈沖擊。述說右派們悲慘命運的文章很多，建議讀者可以閱讀《慘死在甘肅省夾皮溝的右派烈士們》一文。



　 知識分子的仇敵



自秦朝始,中國成為一個專製主義國家。為了維護家族專製統治，歷代專製君主首先要維護思想統治。自漢武帝始，儒家學說被歷代專製君主奉為正統思想。知識分子要想在社會中安身立命，必須信奉儒家學說。儒家學說成為歷代專製王朝的思想統治工具。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推行馬列主義極權意識形態的政黨。借助蘇俄的支持奪取大陸後，中共就開始建立馬列主義極權意識形態。馬列主義被中共奉為正統思想，成為中共的思想統治工具。知識分子要想在社會中生存，必須信奉馬列主義。1949年前的知識分子大都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中共要建立思想統治，就必然用權力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迫使知識分子皈依馬列主義，對中共俯首聽命。



中國共產黨黨內，毛澤東的“皮毛”謬論表現出他對知識分子的蔑視態度。他從馬列主義視角出發，認為工農階級是社會的主體，無視知識分子社會主體的作用；又從階級鬥爭立場出發，認為知識分子大都出身於地主、資產階級家庭，是中共進行思想統治的障礙。為此，毛澤東發動的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胡適的唯心主義，批判"紅學家"俞平伯，對知識分子進行了政治圍攻。對胡風文藝思想的公開批判最後演變成政治上的肅反運動，大搞文字獄。知識分子第一次感受到中共的屠刀加載脖子上。毛澤東公開叫嚷“輿論一律”：“我們的製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在人民與反革命之間的矛盾，則是人民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之下對於反革命的專政。在這裏，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專政即獨裁的方法，即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裏不但輿論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57-159頁）



毛澤東把一切不信仰馬列主義，不跟隨共產黨的人定義為“反革命”。毛澤東要用專政的方法，剝奪一切“反革命”的言論自由和法律保障。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是知識分子的立命之本。毛澤東通過一系列思想改造運動，剝奪了知識分子對社會的發言權。知識分子只有兩種選擇，要麽被關進監獄，要麽不說話。中國共產黨把知識分子打到了社會底層：地富反壞右。文革時，知識分子淪為臭老九。



人的利益是不同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權力告訴他人應該信仰什麽，也沒有能夠剝奪別人言論自由的權力。在中國，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像中國共產黨那樣無恥，沒有一個人像毛澤東那樣卑鄙，竟然用槍桿子改造知識分子，剝奪知識分子自由思考、自由言論和自由寫作的權利。



國賊毛澤東是人類自由精神的死敵。



民主黨派名存實亡



反右派運動，以整肅知識分子開始，以非黨化民主黨派告終。



中國的民主黨派主張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國家實行民主憲政製度。抗戰勝利後，中共假借民主黨派的憲政旗子，反對國民黨。1945年7月，黃炎培、章伯鈞、傅斯年等六位參政員訪問延安時，黃炎培曾問毛澤東：“怎麽能擺脫中國王朝更叠的周期律？”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一條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章立凡：“我父親到大陸的時候，我母親還在香港。父親晚年時，我母親曾經問他，現在都落到了這個地步，你把我叫回來究竟為什麽？說這話的時候是在文革時期。我父親說了這麽一段話，‘我以為他們真的要搞民主了’”(章立凡《中國民主黨派的變遷》)。



難以置信的是黃炎培、章乃器等民主人士竟然相信了中共的謊言。要知道，蘇俄是一個黨天下的極權國家，中共要走的是蘇俄黨天下之路，怎麽可能搞民主呢！在奪取大陸政權之前，中共只是把民主黨派當作牽製國民黨的暫時的同路人而已。對於民主黨派，“共產黨是什麽態度呢？在現在看到的資料中，有一封1947年毛澤東寫給蘇共的信，他的觀點就是在中國革命勝利後，中共之外的政黨都應該退出政治舞臺。後來，斯大林在1948年給他寫了回信，不同意毛澤東的觀點。斯大林認為，這些黨派在歷史上曾經發揮作用，將來得成立聯合政府，還要跟他們合作”(章立凡《中國民主黨派的變遷》)。 毛澤東明確地表明中共奪取大陸之後，民主黨派的政黨都應該退出政治舞臺。毛澤東要建立中共黨天下。由於主子斯大林不同意毛澤東的觀點。中共不得不同民主黨派合作，但是中共一定要保證對政協籌備委員會的絕對領導“。1949年7月，劉少奇訪問了蘇聯，他向斯大林請教，中共真的要當家了，應該怎麽當這個家？他在給蘇共中央斯大林的報告中說，政協籌備會已經組成，共有籌備委員134名，其中中共黨員43人，與中共保持絕對一致的進步人士48人，中間人士43人，其中中間偏右的有12人，在進步人士中，有15個秘密黨員，中共可以保證對政協籌備委員會的絕對領導；在籌備會中另外設立常務委員會，有委員21人，同樣可以保證我黨的領導地位，就是說，這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 (章立凡《中國民主黨派的變遷》)。



一旦歸順了中共，民主黨派便處於中共的領導之下。 “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大概在1950年，李維漢宣布，中共已同各民主黨派達成了協議，即民主黨派不能在軍隊、軍事機關、軍事院校等軍工單位發展成員。後來，中共又將這個範圍作了進一步擴大，擴展到情報機關、駐外使領館、少數民族地區” (章立凡《中國民主黨派的變遷》)。 民主黨派不得隨意發展成員。民主黨派“軍隊國家化”的主張被中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所廢除。此外，中共安排一些中共黨員在各個民主黨派內抓組織工作，民主黨派的費用由國庫支出。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實行中共控製下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政協變成了一個統一戰線組織，只是一個咨詢機構，不再具有立法和監察的權力。民主黨派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完全喪失了獨立性，成為幾個美化中共的花瓶。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中共將一大批民主黨派人士劃為右派分子，民主黨派變為改造的對象，終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完全停止了活動。



1957年，毛澤東通過發動反右運動，實現了黨天下。而後，1966年，毛澤東通過發動文化大革命，實現了毛天下。







2021年6月16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一 毛澤東第二次發瘋



毛澤東第一次發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反右運動”，對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實施殘酷打擊，毛澤東的愚昧終於戰勝了知識，自此可以肆無忌憚了。於是，毛澤東開始第二次發瘋，上演了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鬧劇，終於導致三年毛澤東大災荒。



1959-1961年，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發生了餓死幾千萬人的特大饑荒。筆者以信陽事件為例，讓讀者知道饑荒是如何發生的。



信陽事件



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信陽地區浮誇盛行，頻頻出現的糧食“衛星運動”掩蓋了糧食產量嚴重的虛報現象。廬山會議後，在反右傾風潮下，河南各級官員因擔心被打成右傾，強行按虛報產量製定的糧食征購標準向農民征糧。中國共產黨河南省委分配給信陽地區9億的糧食征購任務，下面各級為了超額完成任務，層層加碼，征購數達10億斤。根據“反瞞產私分”的指示，信陽地委動用了民兵，指揮各縣委挨家挨戶搜查“被農民和基層幹部隱瞞私藏的糧食”。在“反瞞產”過程中信陽地區逮捕了一萬余人，劫掠了農民的口糧、牲口飼料糧，征購任務圓滿完成。信陽全地區征收了16億斤糧食，結果農民的全年口糧只剩100多斤，僅夠食用4個月。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糧斷夥，餓殍越來越多以至於屍體無人掩埋，人吃人的現象也不斷發生，僅固始縣官方記載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活著的人為求生計，開始大量外逃。人員外逃勢必導致大批死人的消息傳開。於是信陽地委指示各縣市要求設崗堵截，不準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設卡，嚴格控製淮河各渡口，攔截外逃人員，還專門設置收容所、監獄，隨意拘捕外逃者，錢財衣物一律沒收，還會遭到毒打，很多人餓死、病死、被打死在獄中。信陽地區公安部門，“限期消滅人員外流”。1959年初，商城縣越美公社觀廟團、汪橋團78個食堂有74個斷糧兩個多月，發生了餓死百余人的事件。據河南信陽地方1961年呈報中共中央報告顯示，該事件至少造成100萬人非正常死亡。



明明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並且錯誤批判彭德懷造成的大饑荒惡果，毛賊卻把惡果推到階級敵人身上，他說：“信陽事件是階級敵人的猖狂報復，是掛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進行階級報復，實行階級復辟，是敵人篡奪了領導權”。



吃人事件



特大災荒期間，大陸中國出現了吃人事件。



《尋找大饑荒幸存者》一書中述說了人吃人案件：“許多通渭人逃荒到靜寧縣，也要不上飯，饑寒交迫，當自己的孩子，或者家人餓死後，就交換相吃，沒有地方煮，架起火來，燒著吃，把骨髓都吃掉了。常常是一堆人圍著吃那家的死人，這堆人圍著吃那家的死人。因為不是自己家人，吃起來就不會那麽不安。一個通渭的女人，逃荒到靜寧，當自己的孩子餓死後，她就把自己的孩子刮肉燒著吃了。過了幾天，饑餓和寒冷，也讓這位母親死了”。三年大饑荒的口述歷史《尋找大饑荒幸存者》記載了四十九起人吃人事件。



據作家沙青的報告文學記載：“有一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裏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竈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裏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 。



文化大革命時期，廣西壯族自治區除私刑、屠殺事件眾多外，亦傳出多起食人事件，其中人食人最厲害的地方之一是廣西武宣縣，約有130人左右被食。作家鄭義曾在文革後赴廣西調查，據他的統計廣西全省至少有一千人被食。



80年代，作家王立新曾赴鳳陽采訪。他在報告文學中寫道：“梨園鄉小崗生產隊嚴俊冒告訴我：1960年，我們村附近有個死人塘，浮埋著許多餓死的人。為什麽浮埋？餓得沒力氣呀，扔幾鍬土了事。說起來，對不起祖先，也對不起冤魂。人餓極了，什麽事都幹得出來。我的一位親戚見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開始有點怕，後來慣了，頂黑去頂黑回。我問她：‘怎麽能……？’她嘆息道：‘餓極了’” 。



死亡人數



1984年，作為第一位研究大饑荒死亡人數的學者，美國人口學家、普林斯頓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安斯利·科爾（Ansley J. Coale）在其出版的《1952-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中，認為中國大躍進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在2700萬人左右。



1986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委托西安交通大學蔣正華教授（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進行研究，對美國人口學家安斯利·科爾（Ansley J. Coale）的結論進行了修正，李成瑞最終估算非正常死亡在2200萬人左右。



1987年，美國人口學家、美國人口普查局國際研究中心主任朱迪絲·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在其著作《變化中的中國人口》一書中估算非正常死亡人數在3000萬人左右。



1996年，趙紫陽幕僚、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表示，該所根據中共黨內文件所寫成的秘密報告，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300萬-4600萬。



另一份提供中共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人數達4000、5000萬：河南780萬，安徽800萬，山東750萬，四川900萬，青海90萬，江西640萬，湖南470萬。據《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英文版第272頁，此數字於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前曾得到包括趙紫陽在內的中共高層確認。



2000年，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披露，饑荒導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達4000萬。



2005年，前中央黨校教師、獨立學者余習廣經過約20年的檔案研究，認為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達5500萬，該數字獲得歷史學家馮客、陳意新（北卡羅來納大學威明頓分校）等人的引用（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三年困難時期》）。



特供體製



就在中國大災荒時期，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依據官員級別，滿足所需其高級幹部的食物、肉類及煙不虞匱乏，建立了特權供應體製。



1960年8月，此時，中國共產黨中央決定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高級幹部實行食品特殊供應。1961年2月起，陳雲按照其老婆於若木的建議，又對高級幹部以下級別的其他幹部，供應定量的白糖和大豆。在大饑荒時期，按照中共中央製定的政策，在全民計劃配給體製中，城市居民的食物供應比農村好得多，機關幹部又比一般平民好，幹部又按照級別高低獲得不同的飲食待遇，形成體製性腐敗。



高幹韋君宜回憶三年困難時期特供：“補貼辦法是十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 。



當時中共甘肅省委書記汪鋒向毛澤東寫了一份調查報告：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鋒同誌帶了五個人在甘肅臨夏州新集公社新1號生產大隊調查農村食堂時對婦女病和婦女生育情況作了深入調研，發現甘肅大饑荒三年裏農村出現了比較少見的婦女病，如子宮脫垂和閉經。子宮脫垂為饑餓造成的營養不良和過重的體力勞動等因素所致，過度饑餓引起閉經，只有幹部妻子經期正常。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潛的女兒程丹在接受《國家人文歷史》雜誌專訪時回憶：“北戴河即便是困難時期，供應一直不錯” 。



對於毛澤東本人的特供及生活情況，他的1968年後擔任毛澤東夥食管理員的吳連登說：在最困難時期，毛主席的餐桌上沒有了紅燒肉，雞、魚、肉、蛋都沒有了。他的衛士封耀松則說毛澤東得了浮腫。然而毛澤東當時的保健醫生、護士長。大家一致表示：“根本沒有這種事，如果我們使毛澤東得浮腫病，那我們就犯了大錯誤，是嚴重的失職，中央也不會允許”。實際上，毛澤東“不吃肉”的時間段為1960年9、10月份到1961年4月份。毛澤東宣布不吃肉，只特指不吃豬肉，不包括牛羊肉和豬油，更不包括蝦肉和魚肉和其他海鮮。毛在“不吃肉”期間，依然可以吃到花樣繁多、用豬油烹製的各種素食、蔬菜及麻雀、小蝦、野味等其本人並不反對的肉食品，偶爾還吃了紅燒肉和肉包子。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訂製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三年困難時期》）。



無恥謊言隱瞞真相



1960年－1961年期間，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極權分子都曾對來訪外賓謊稱中國人有足夠吃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甚至下令臨時出國人員不得在國外購買食物，以免泄露國情。1961年9月，退役的英國陸軍元帥伯納德·勞·蒙哥馬利來訪中國，從9月6日開始，蒙哥馬利對中國各地進行了參觀訪問。在延安訪問期間，蒙哥馬利受到蒙騙，誤以為中國沒有鬧饑荒。其訪問中國期間，和黨主席毛澤東見面談話2次，亦與總理周恩來和外長陳毅等中共高級幹部多次見面。除了蒙哥馬利，後來擔任法國總統的法蘭索瓦·密特朗也被宣傳欺騙（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三年困難時期》）。



1980年後，有關災荒的資料僅僅局部解密。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將有關饑荒死亡人口的統計資料列為絕密。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並沒有收錄“三年困難時期”。



楊繼繩在《中國為何無法直面大饑荒？》一文中指出：“這是出於政治原因：對大饑荒的徹底曝光可能有損一個依舊抓住毛澤東政治遺產不放的執政黨的合法性。這個遺產就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共產主義體製，而這個遺產恰恰是引起大災荒的根本原因。正如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觀察到的，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大規模的饑荒”，“共產黨的領導們以解放人類為由而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奴役體系。這個體系被作為‘通往天堂之路‘而進行宣傳，但事實上它通往地獄”。



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至今未能透露真實的死亡人數和人民遭受饑荒的慘狀，並且至今仍然地厚顏無恥地宣稱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



反抗與鎮壓



特大災荒必然會引發中國國民的反抗，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罪犯面目再次大暴露，悍然進行鎮壓。



地下刊物《星火》



一九六○年，毛澤東大饑荒年代，蘭州一批勇敢的大學生聯合蘇州的林昭，出版了地下刊物《星火》，試圖喚醒黨內外起來推翻中國共產黨犯罪政權。中國共產黨定性《星火》為“反革命集團案”，四十三人被捕，其中大學教師一人、研究生一人、大學生十二人（其中蘭大八名）、幹部三人、農民二十五人；判刑二十五人。六八年林昭遇害；七○年，蘭大學生右派張春元、武山縣委書記杜映華同時殉難。



張春元寫文《糧食問題》《論人民公社》：



當今的統治者和歷史上任何統治者一樣，利用農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門，登上了寶座，一只手接過農民所賜予的王冠——主席，另只手卻狠狠地一拳，把農民大眾打倒在地，踐踏在腳下，用政治愚弄、超經濟的剝削、強製性的奴役勞動等政策，采取了誘惑脅迫、黨棍恐怖、饑餓等手段，奪去了農民的土地、耕畜、農具、種子等生產資料，給農民帶上了比中世紀封建社會還要沈重的鎖鏈，使廣大農民處於依附農奴的地位。……用自己編造的賬單，來歌頌自己的“豐功偉績”……欺騙、撒謊、吹牛、誇張，沒有一句真話，從上到下，大家都盡力打腫臉充胖子，把臃腫說成是“發福”……當今統治者用庸俗的暴發戶的資產階級的虛榮心理（呸！還有臉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呢！）不惜讓國內人民犧牲一個人的起碼物質需要，放棄人的生活權利吃飯！……“為人民服務”這個招牌是多麽的虛偽和無恥。



在高壓的氣氛裏，同誌們都不得不附和與服從。這種虛假的統一使領導人日益狂妄和驕傲，不顧一切地推行種種倒行逆施的政策，把先烈們以鮮血換來的政權當作實現個人野心的資本，終於走上專橫獨裁的道路。



難得的是武山縣委書記處書記杜映華的，他說過：



推翻蔣家王朝主要是農民的力量，多少農民家庭送子送夫為革命捐軀。革命勝利了，我們給帶來了什麽？是饑餓！是死亡！歷來封建統治者對反抗它的人都施以無情的鎮壓，蔣介石不知屠殺了多少共產黨人，但社會上還有不同的聲音，例如魯迅的聲音，中國共產黨的聲音。現在一切不同聲音都沒有了，變成一個鬼話、假話世界！明明天天在大量餓死人，還要逼人天天喊形勢大好，多麽奇特古怪的現象呵！古今中外，絕無僅有。我不知道世道為何變成這樣，變得如此快！（裴毅然《大饑荒時代的英勇記錄——記<星火>反革命集團案》）



勇敢的劉桂陽



1960年，湖南女工劉桂陽為反映三年困難時期民眾的困苦，決定“去北京見毛主席”。7月22日，劉桂陽書寫了“毛主席啊、共產黨啊，中央各首長啊，睜開你的雪亮的眼睛，瞧瞧農村廣大勞動人們的痛苦生活”，“消滅人民公社，使城市商店吃的食品隨便能買到，使全國人民過上更幸福更美滿的生活”等12幅標語，內容還包括“打倒毛澤東！彭德懷萬歲！”。



7月24日，乘火車北上。7月26日抵達北京，她將“打倒人民公社”等3條標語貼在國務院北門外的墻上，隨即被抓。



案發後，劉桂陽被關押在北京西城區公安局。6天後，她被押往郴州。當年9月27日，郴縣人民法院認定為“現行反革命”，被判入獄五年。



劉少奇知道後批示：劉桂陽無罪，應回原單位工作，撤銷判決等意見。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劉少奇被打倒。1968年9月8日，劉桂陽被重新收監。1969年3月16日，資興縣公安局、檢察院、法院軍管小組對劉桂陽做出了維持原判五年，重新收監，加判有期徒刑5年，共10年的判決。



文革結束後，劉桂陽獲得自由。



中國勞動黨



1956年秋天，20歲的黃立眾考取北京大學哲學系，離開生他養他的無為縣昆山鄉。四年後，因為如實反映農村和農民問題，批評大躍進之類的政策，北京大學開除了他的學籍，將他押上火車，遣返故鄉。



在毛澤東發瘋的1958年至1961年，農村大批人浮腫，許多人餓死。黃立眾的家鄉無為縣，餓死了20余萬人。



黃立眾撰寫《黨綱黨章》，組建了“中國勞動黨”，製定《懲治官僚主義腐敗分子臨時條例》。他們計劃在1961年春節期間發動暴動，後被兩個連的部隊剿滅。在監獄中，黃立眾死不認錯，還寫下“反動黑詩”，如“餓死千千萬，家家無鼠糧。感時天落淚，悲來風癲狂。大道埋槍炮，羊腸伏虎狼。何當再北上，奏本給太陽”。



天災”還是“人禍”



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鄧小平之流拒不承認是中國共產黨的罪惡統治造成了餓死幾千萬人的大災荒。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三年災荒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這個三分天災是謊言，1960年的氣象資料顯示當時中國沒有全國範圍的自然災害。劉少奇沒有說出實話，當著罪魁禍首毛澤東的面，他也不敢說實話，實際上是十分人禍！



直到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將三年困難時期的成因歸結為“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雖然承認“大躍進”和“反右傾”是主要原因，但是撒謊是自然災害的原因，並嫁禍蘇聯政府。



1960年底，蘇聯體諒中國的國情，提出“還債的事可以延緩”。1961年初舉行的中蘇貿易會談中，雙方同意延期還債。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則在其回憶錄裏敘述其曾向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當面提出支援，周恩來答復說：領導上已經討論過了，決定對蘇聯同誌表示感謝，但對援助表示拒絕，說會自行解決。此外美國也提出願意援助中國糧食，但同樣遭到中方拒絕。在中國官方與民間輿論中，將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撤走專家、逼債”歸咎為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因素之一。沈誌華表示：傳聞的蘇聯在與中國關系惡化後曾追逼還債，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三年困難時期》）。



大饑荒的原因自然是人禍，是中國共產黨之禍，國賊毛澤東是罪魁禍首。大饑荒源於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三位一體的黨國專製製度和極端愚蠢霸道的國賊毛澤東強行發動的大躍進運動。



大躍進大災難



五十年代的中國共產黨基本上是一個文盲黨，毛澤東只是一個農村小知識分子。他們對現代社會的經濟管理一竅不通。1958年和1959年，毛澤東先後組織中國共產黨高幹學習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以及蘇共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群無知無畏的膽大包天的人，學習的又是這樣一套錯誤的東西。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運動終於大陸中國帶來一場大災難。



培根說，知識是力量。知識是建立文明的力量。中國共產黨血色帝國的歷史告訴世人，愚昧和貪婪是更大的力量，是破壞文明的力量。1958年，毛澤東主導著中國共產黨發動的大躍進,充分顯示了一個瘋狂文盲的破壞力量。



1957年11月，毛澤東提出用十五年或更多一點時間鋼產量超過英國。1958年6月初，國家計委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其中提出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這個文件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為了趕英超美，這群文盲們瞎指揮，盲目地追求高速度，妄圖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成倍地增長。工業生產中危害最大的是大煉鋼鐵，中國共產黨提出1958年的鋼產量要比1957年的翻一番，由335萬噸達到1070萬噸；1959年的又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萬噸達到3000萬噸。為了實現這一空想的指標，發動全民廣建小土爐大煉鋼鐵。燃料不足，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伐光光；鐵礦不足，全民上山采礦。不懂技術，煉出了大量的廢鐵，造成極大的浪費。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對全國山河的大破壞，全國資源的大浪費。



農業更瘋狂，大搞“浮誇風”。中國共產黨愚昧地提出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大放放高產“衛星”，畝產萬斤糧，甚至12萬斤糧食。



1958年6月12日，錢學森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糧食畝產會有多少？》一文，為“糧食衛星”提供了“科學依據”：“土地所能供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麽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中國共產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大肆報道糧食衛星。其中最瘋狂的是的是河北徐水縣，號稱一年收獲糧食12億斤。也正是在這個徐水縣，毛澤東對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說，糧食多了，一天吃五頓也行呀！緊接著毛澤東這個荒唐的笑話之後的1959年，就開始了餓死幾千萬中國人的毛澤東三年大災難。



農奴



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三位一體的黨國專製製度，使得中國共產黨利用掌握的政治、經濟和思想三位一體的權力，消滅了私有製，建立了暴力公有製，斷絕了中國人創業和謀生的出路，並通過戶口、公社和單位對社會實行全面控製，將中國農民囚禁在人民公社裏。被剝奪了土地，喪失了土地經營權，農民只能生活在人民公社裏，靠給中國共產黨種地為生。在戶籍製度嚴格管製下，農民的命運任由國家發落，發生災難時，“禁止農民流動求生”，農村人無法離開土地，只能在家等死。



統購統銷與人民公社大食堂



1956年10月6日，中國共產黨國務院出臺《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統購統銷的規定》，施行糧食統購和農村統銷。



大躍進中，農民意識的毛澤東又推動全國大搞以生產隊為單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宣傳公社大食堂“吃飯不要錢，老少盡開顏；勞動更積極，幸福萬萬年”。 農民“放開肚皮吃飯”， 導致糧食被浪費。由於統購統銷，農村除了口糧、種子、飼料以外的糧米全須上繳，農民不能儲糧，糧食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負責。中國共產黨浮誇風中為了取悅上級，地方幹部嚴重誇大的糧食產量。當中國共產黨政府征收糧食時，是以地方幹部上報被嚴重誇大的糧食產量來計算征收量的。征收量遠遠超出實際糧食產量，地方幹部為了填補缺口，逼迫農民將口糧、種子、飼料也全都上繳。如此這般，農民沒有儲量，公社大食堂又找不到填滿農民肚皮的下鍋米和燒飯柴。



於是，就全國出現了筆者在前文中所講述的信陽事件現象。“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糧斷夥，餓殍越來越多以至於屍體無人掩埋，人吃人的現象也不斷發生，僅固始縣官方記載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活著的人為求生計，開始大量外逃”。



荷蘭歷史學家馮克在著作《毛的大饑荒》中提到，毛澤東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會議上，要大幅度提高征繳糧食。當有人擔心餓死人的時候，毛說了如下魔鬼言論：“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



1959年4月，國務院秘書廳把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缺糧的情況上報給毛澤東，又把15省多達2500萬人缺糧挨餓的情況上報。面對這樣大面積的災情，瘋子毛澤東沒有采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繼續“大躍進”。



對於農民缺糧的問題，毛澤東於1959年7月5日在“廬山會議”期間指示：“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有稀有幹，糧菜混吃。”



1959年7月14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私人信件，對“大躍進”中的“浮誇風氣”和“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提出批評。毛澤東在8月2日中共中央在廬山開會時表示，彭德懷“要攻擊總路線，想破壞總路線”。彭德懷及其支持者隨後被打成“反黨集團”。



在中國各地在產量劇減的情況下，卻增加糧食征購額。



1960年4月，大饑荒最為嚴重的時候，國家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假如當時能夠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



以國賊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不僅沒有拿出糧食挽救農民的生命，反而為了體現國際主義和加強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關系，大舉對外援助。南京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尚長風分別在中共黨辦刊物《中共黨史資料》 2009年03期發表了《1961年中國糧食進口研究》、《百年潮》 2010年04期發表了 《三年困難時期中國糧食進口實情》，公開了當時的糧食進口和外國援助情況。1959年的糧食產量比1957年度減少了2500萬噸，而1959年的糧食出口卻增加到415.75萬噸，為歷史最高。大饑荒最為嚴重的1960年，繼續出口糧食272.04萬噸，同時還出口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珍貴的食品。



就是這樣，在以“中國人民大救星”毛澤東為首的“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罪惡統治下，終於造成了大陸中國最大規模的饑荒，饑民們吃光了野菜，吃樹葉，吃觀音土，吃人，幾千萬人被餓死，很多家庭絕戶，有的整個村莊幾乎死光了。



毛澤東罪惡滔天！



年輕的讀者要想了解這三年中國的人間地獄是一個什麽悲慘的狀態，請閱讀伊娃寫的《尋找大饑荒幸存者》和楊繼繩寫的《墓碑》一書。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2008年12月，香港天地圖書出版了中國學者、原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所著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在《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一書的前言中，楊繼繩激憤地說：餓死3600萬人“這個數字相當於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這個數字相當於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２００萬人。中國１９６０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歷史記錄，但僅為1000萬人。從１９２０處到１９３６年，17年災荒合計死亡1836萬人。----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餓死人數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荒死人數的好幾倍。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饑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 。



楊繼繩為什麽要寫《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他在該書的前言中寫道：“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饑荒的製度立下一個墓碑”，“極權製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製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癥，這是權力強製造成的健忘癥。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



楊繼繩建議：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份，在餓死人最多的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饑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



筆者建議在紀念碑前，放置一個國賊毛澤東的石頭跪像，讓中國人世世代代唾棄這個餓死幾千萬人的魔鬼。







2021年 6月18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二 毛澤東第三次發瘋



1962年1月，在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三年災荒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當面打了毛澤東的臉。1962年7月，劉少奇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麽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三年特大災荒，餓死了幾千萬中國百姓，毛澤東被迫退居二線，他在黨內外臉面喪盡。



被余英時描寫成“打天下的光棍”的毛澤東澤怎能甘心呢！ 1962年9月，毛澤東舉起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魔刀，在鬥完了地主、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之後，又開始策劃共產黨內部窩裏鬥。1966年5月，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文革中均遭到迫害。劉少奇於1969年被迫害致死。



毛澤東第三次發瘋，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劉少奇之眾多共產黨官員固然遭到了迫害，但是受害最深的還是中國百姓，還有“中國”這個國家。從北京的“紅八月”起，中國很多地區發生了大屠殺，包括廣西文革屠殺、廣東文革屠殺、雲南文革屠殺、湖南文革屠殺等，亦有大量文物古跡在“破四舊”中遭紅衛兵破壞。大陸中國在再一次陷入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之中。



紅衛兵



1966年5月16日， 毛澤東直接導演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當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中的一群中學生成立了紅衛兵組織。他們聲稱自己是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毛主席是他們的“紅司令”。這些所謂的紅衛兵的頭頭和骨幹都是中國共產黨幹部的子女。他們自稱“紅五類”（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雇農、佃農）、下中農）。如果說，毛澤東那一代人為嗜血一代（簡稱血一代），其中出身革命軍人、革命幹部的紅衛兵大都是血二代。他們享受著升學、招工、晉級調資、分房、醫療、參軍、提幹、參選人民代表、從政為官等等的優先權。今日，這些血二代大都成為中共既得利益貪汙集團成員。紅衛兵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殘酷迫害共產黨的“階級敵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份子、資本家等等。



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起來“造反”，鼓動紅衛兵“打倒一切”。紅衛兵們高呼著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瘋狂地打砸搶，文革第一撥災難開始了。這些頭戴綠軍帽、身著綠軍裝、腰間束武裝帶、左臂佩紅袖標，手握紅寶書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有著中共嗜血一代的愚昧和殘暴,迅速血染中國大地. 紅衛兵首先把矛頭對準了他們的老師。他們羞辱、毆打、活活打死老師。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老師。寫到此處，筆者敲擊鍵盤的手顫抖著，無法寫下卞仲耘被侮辱、毆打致死的悲慘情景，請讀者查閱王友琴寫的《卞仲耘之死》一文。讀者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毛澤東的暴行，請登錄王友琴創建的“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閱讀《文革受難者》一書。



王友琴在《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前言中寫到：“1966年8月，在毛澤東的熱烈支持下，‘紅衛兵’迅速由一個中學生小組發展為全國每個學校都有的文革組織。校園暴力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興起而開始。一大批教職員工被抓進‘牛鬼蛇神隊’中，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所謂‘鬥爭’，實際上是被毆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所謂‘鬥爭會’上被活活打死。不但有中學老師被他們的學生打死，還有小學老師也被他們的學生打死。這是中國自有學校以後兩千年來從未發生過的暴行。在文革領導者的引導下，校園暴力進而蔓延到校外。紅衛兵學生走出學校進行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燒書籍和砸毀文物的同時，一大批所謂的‘牛鬼蛇神’被打死，還有一大批人被從城市掃地出門驅逐到農村。這些被驅逐的人們中，有的在未到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達目的地之後很快死於饑餓於疾病，也有的在那裏無法生存而自殺。這場殺戮從8月初開始，延續了前後兩個月的時間。全國的學校無一例外，都發生了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擊。僅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萬居民被驅逐，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紅色裝飾的背景中，被害者的血淋淋的屍體被丟上卡車或者平板三輪車，駛過北京的街道，運往火葬場。火葬場的焚屍爐日夜燃燒，超負荷運作，卻依然供不應求。他們的屍體堆那裏發臭，然後被燒掉。他們的骨灰都被扔掉，沒有保留。1966年殺戮的主要特點是，被害者未經任何審判程序就被殺害，關於他們的死沒有任何文字記錄留下；他們不是由專業劊子手槍斃或者殺頭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的；另外，大量的虐殺主要由中學生紅衛兵執行的。十多歲的青少年當時有權對人施行酷刑、剝奪財產住房，直至殺死人”。



8月22日，毛澤東、中共中央批轉了公安部的文件《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幹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反對幹涉學生文革、支持紅衛兵運動。



他說：“ 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學生開了十萬人大會，把兇手抓出來，驚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發呼籲書。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幹涉，團中央改組，原想開會改組，現在看不準，過幾個月再說。急急忙忙做出決定，吃了很多虧，急急忙忙派工作組，急急忙忙鬥右派，急急忙忙開十萬人大會，急急忙忙發呼籲書，急急忙忙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對黨中央，為什麽反對不得？我出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有些問題要快些決定，如工農兵不要幹涉學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寫大字報上街有什麽要緊“？



8月26日，中國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提出，“我們要保衛紅衛兵，反革命殺了紅衛兵堅決要鎮壓反革命……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打死了也就算了”。



在北京大興縣的“大興事件”（又稱“八三一事件”）中，從8月29日至31日，先後有325人遭屠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謝富治又在幾個省市公安局負責人座談會上提道，“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一個省的公安局長問：“拘捕起來總可以的吧？”謝回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



紅衛兵不僅殘害老師，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師、傳教士等被公開批鬥，有的人因為有親戚在國外，被紅衛兵以有“海外關系”等罪名批鬥抄家。紅衛兵以 “破四舊”，即所謂的破“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名義瘋狂迫害工商業者、上層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員，打人抄家風迅速蔓延全國。



紅衛兵還對被他們視為奇裝異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動，如剃陰陽頭、剪小褲腳管、剁尖頭皮鞋等。一切被他們認為與封、資、修等“四舊”沾邊的百年名店、老店招牌被砸，一切被他們認為與封、資、修等“四舊”沾邊的路名、店名、校名、廠名、影劇院名、公園名統統改名。他們砸教堂、搗廟宇、挖墳墓、焚燒文化典籍、毀壞文物古跡。



文革中慘死的部分名人：國學大師熊十力、歷史學家翦伯贊、著名電影演員上官雲珠、世界乒乓球男單冠軍容國團 、著名女鋼琴家顧聖嬰、著名黃梅戲演員嚴鳳英、前光明日報總編儲安平、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李翠貞、音樂理論家沈知白、著名翻譯家傅雷夫婦 、新月派詩人、考古學家陳夢家、化學家蕭光琰、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楊嘉仁夫婦、北師大教授劉盼遂、著名詩人聞捷、著名京昆劇表演藝術家言慧珠、北大生物系教授俞大因、物理學家張宗燧、著名電影導演顧而已、武漢大學教授劉綬松夫婦、南開大學教授饒毓泰、雲南大學校長，著名作家李廣田、地質學家謝家榮、電影劇作家海默、文史學者周予同、 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主任陳又新、著名平劇演員小白玉霜、歷史學家李平心、詩人遠千裏、華東師大教授姚啟鈞、物理學家趙九章、京劇表達演大師馬連良、電影藝術家應雲衛、陳布雷女陳璉、著名藥理學家張紹昌、社會學家張宗穎夫婦、生物學家陳同度。



中國新聞周刊網教詳細地列舉了那些“文革”中被毀壞的文物，以下是部分內容：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揚灰；造字者倉頡的墓園、山西舜帝陵、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毀；孔子的墳墓被鏟平，挖掘，‘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廟碑被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塑像被搗毀。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孫令貽的墳墓被掘開；醫聖張仲景的塑像被搗毀，墓亭、石碑被砸爛，“醫聖祠”已不復存在；河南南陽諸葛亮的“諸葛草廬”的“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搗毀，珍藏的清康熙《龍崗誌》、《忠武誌》木刻文版焚燒；書聖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文成公主當年親自主持塑造松贊幹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被搗毀；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被毀；杭州的嶽飛墳被刨，嶽武穆被焚骨揚灰；阿拉騰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砸了個稀爛；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皇城也拆得一幹二凈；海南島海瑞的墳被砸掉，遺骨被挖出遊街示眾；北京城內的袁崇煥的墳被夷成了平地；吳承恩的故居被毀為一片廢墟；紅衛兵掘開蒲松齡的墳，屍體被搗毀；張之洞的墳被刨開，紅衛兵將張氏夫婦尚未腐爛的屍體吊在樹上。張氏後人不敢收屍，任屍體吊在樹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紅衛兵刨開康有為的墓，將他的遺骨拴上繩子拖著遊街示眾。（中國新聞周刊網《盤點：那些“文革”中被毀壞的文物》文章來源：《中外文摘》）



中華五千年文明遭受了的巨大破壞的同時，毛澤東的塑像遍布全國，中華大地只允許國賊毛的塑像存在。《關於1966—1967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其中指出，不論高小或初中都要學習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到頂峰，“毛澤東思想”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內容被寫入《七五憲法》。



林彪開始倡導個人崇拜，稱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他的話都是我們的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誅之。毛澤東的走狗利用民眾的盲從和無奈在全民中進行“三忠於”（忠於毛、忠於毛思想、忠於毛路線）、“四無限”（對毛、毛思想、毛路線，要無限崇拜、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忠誠）的效忠活動，無論開會、工作，還是看電影、吃飯，人手一本毛主席語錄，高喊“毛萬歲，林健康”，天天“早請示、晚匯報”、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毛澤東導演了世界歷史上最醜陋的鬧劇，中國走進了毛澤東地獄。



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製度”，廢除高考製度。從此中國的大學十多年內無法正常招生，在校的中小學生也無法繼續就學。



1968年,由於文革造成了三屆中學生沒有畢業，全部滯留在學校裏，毛澤東創造了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1966、1967、1968年三屆初、高中學生一起畢業的“奇跡”。在利用紅衛兵打到劉少奇的目的達到之後，為了解決失業的壓力，毛澤東欺騙青少年“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將青少年全部趕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所謂的再教育. 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每家都有下鄉的孩子，給中國人帶來無奈的災難，幾千萬青少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無數家庭被強行拆散。



大屠殺



文革中“‘紅八月”的殘暴超過希特勒反猶運動的“水晶之夜”，這是因為納粹只是焚燒，而紅衛兵則是殺人。1985年官方統計顯示，紅八月中，北京屠殺實際死亡人數上萬。



從北京的“紅八月”起，中國很多地區發生了大屠殺，包括廣西文革屠殺、廣東文革屠殺、雲南文革屠殺、湖南文革屠殺等。



廣西大屠殺



文化大革命期間，廣西壯族自治區發生一系列私刑、直接屠殺事件。1980年代中國大陸官方統計的死亡人數為10-15萬。 殺戮方式包括砍頭、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剖腹、挖心、掏肝、炸藥炸，等等。在屠殺期間，廣西武宣、武鳴等諸多縣區發生了非饑荒情況下的大規模人吃人事件，據部分披露檔案，至少137人被吃、參與食用他人屍體者至少有數千人。另有研究學者指出，據廣西民間調查，有名有姓的被害人有421人被吃，而不同調查均顯示全廣西約有30個縣市發生過人吃人事件（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廣東大屠殺



文革期間，廣東省下轄80個縣，依據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以後公開的57個縣的縣誌，其中有28個縣發生過集體屠殺，六個縣屠殺人數超過1千人、以陽江大屠殺中的陽春縣（死亡2600余人）最為嚴重，所有已知發生屠殺的縣平均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78人。 此外，在廣東的部分城市當中亦發生了屠殺事件，比如廣州吊勞改犯事件造成至少187-197人死亡（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雲南大屠殺



1966年8月，雲南鎮雄縣發生的屠殺事件是最早的雲南文革屠殺事件之一，造成10人死亡。1968年1月爆發的“趙健民雲南特務案”中，時任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被康生等人誣陷為“叛徒”、“國民黨特務”而遭非法關押8年，該案引發了1.5萬余起冤案、假案，牽連上百萬人，到1969年共有1萬7千余人被打死、逼死。與此同時，在“滇西挺進縱隊”一案中，1968年1月一次屠殺就有至少200余人死亡，該案件此後與趙健民案捆綁掛鉤。 1975年7-8月，在針對回族民眾的沙甸屠殺事件中，共有1600余人死亡。



雲南省是文革期間大屠殺情況最嚴重的省份之一，依據其中77個縣的公開縣誌，文革期間雲南各縣平均非正常死亡81人、共死亡1萬余人，但有學者指出其它文獻綜合顯示實際有2萬2千余人死亡（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湖南大屠殺



文革期間湖南省下轄103個縣，依據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以後公開的76個縣的縣誌，寧遠縣死亡人數最多達1093人，各縣在文革期間平均非正常死亡80人；亦有學者得出全省各縣平均非正常死亡147人的數據。 但研究學者普遍認為，1967年8-10月發生的道縣大屠殺是湖南最為嚴重的文革屠殺事件，道縣實際死亡4519人（但縣誌只報道了7人死亡），而此次大屠殺共造成零陵地區包括道縣、寧遠縣在內的10余個縣市共9093人死亡（7696人被殺、1397人被逼自殺）。受道縣屠殺影響，1968年7-9月發生的邵陽縣大屠殺共造成991人死亡（322人被殺、669人被逼自殺），但有學者稱實際死亡人數達數千人。 此外，湖南漵浦等地區屠殺事件發生（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瘋狂殺人



毛澤東將青少年趕到農村的同時，又舉起屠刀開始殺人。



1968年5月25日，中共遵循毛澤東的指示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開始肆無忌憚地殺人。這是文革中毛澤東借紅衛兵之手第一次殺人之後的第二次殺人高潮



王友琴在《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前言中寫到：“兩年之後，1968年，在一系列毛澤東親自作了‘批示’、修改或者“圈閱”了的‘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導下，各層新建立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清理”的對象不是垃圾而是人。一大批人被列為‘審查對象’。全中國的每個‘單位’，從高等學校到鄉村小學，從機關到工廠，都設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裏的一些成員關押禁閉在其中，時間可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因為文革當局把文革的打擊對象，叫做‘牛鬼蛇神’，當時的人們把這種每個工作單位都設立的牢房叫做“牛棚”。學校和機關停課停工，早中晚三班從事‘挖掘’‘隱藏得很深的階級敵人’。年紀較大的人會因為幾十年前作過的事情成為‘歷史反革命’，年紀輕的人也可以為無心說的幾句話而成為‘現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臟了毛澤東的照片像章，因口誤念錯了標語口號，就是‘罪大惡極’。早上出門去單位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可以回家還是將被關進‘牛棚’。拷打、體罰、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時在公眾場合，有時在‘牛棚’的門背後，持續發生。僅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萬人在所謂的‘審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殺’。



在‘清理階級隊伍’以及它的延續‘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出現了大量的‘自殺’：屍體在水面浮起，鮮血從天花板上滲出，血和腦漿噴濺在水泥地上。跳樓，喝殺蟲劑‘敵敵畏’，割動脈，投水，摸電門，上吊，臥軌，各種可怕的方式被采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離審查’時也就是被關在‘牛棚’的時候死去的。他們生前與世隔絕，死後由看管和審查他們的人宣布是‘自殺’的，沒有遺書留下，也沒有準許死者的家屬查看屍體。在他們死後還以他們的名義開‘鬥爭會’，他們的漫畫像甚至屍體被放在‘鬥爭會’場上。他們已經死了，還被詛咒是‘畏罪自殺’、‘死有余辜’。”



這場發生在文革中的政治運動，在全國共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50萬，全國被揪鬥人數超過3000萬。讀者如果想了解毛澤東的罪惡，請登錄王友琴創建的“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在這個網站上被記錄的文革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死於1966年夏天的“紅衛兵”殺戮和1968年冬天的“革命委員會”殺戮期間。



中共蟊賊殺人兇殘狠毒。廣西不僅死人多，而且殺人手段之殘忍、狠毒，駭人聽聞。有砍頭、棒打、活埋、石砸、水淹、開水澆灌、集體屠殺、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剮、炸藥炸、輪奸後捅死、綁在鐵軌上讓火車壓死等等，無所不用其極。柳州鋼鐵廠‘聯指’頭目岑國榮(原為該廠工人，‘文革’起來造反，當過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擔任過自治區工會主任、自治區黨委常委)等人在該廠‘4·22’成員黃日高(該廠人事科幹部)的背上綁上炸藥，一按電鈕，炸得黃骨肉橫飛，還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樂。1968年，武宣縣被分屍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縣國家幹部(包括原縣委書記)、職工有113人吃過人肉、人心、人肝。貴縣農民陳國榮路過武宣縣去趕墟，因長得胖，被一民兵營副營長叫民兵把他活活殺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塊肉。女民兵班長陳文留，她一個人吃了6副人肝，還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說是‘大補’。這種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鳴、上思、貴縣、欽州、桂平、淩雲等縣都有發生”《“天女散花”:文革時期駭人聽聞的殺人手段》本文摘自《炎黃春秋》雜誌2012年第11期，作者：晏樂斌，原題：我參與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



文革中，敢於站起來說真話、維護生命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國人，均被中共極權集團處死。中國人都知道的張誌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人。



不知年輕的讀者能否想象出你們的父母、祖父祖母、阿公阿婆生活在怎樣殘酷恐怖的一個中共地獄之中。



中共極權集團認為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功中殺人還不夠。1970年，中共發動“一打三反運動”再次屠殺中國人。中國大陸到處懸掛的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指示：“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的標語。文革開始不久，1968年左右，中共的倒行逆施和滔天罪行使得一些年輕人覺醒起來，他們發表言論和文章批判中共，各地也出現了讀書小組和反抗組織，中共將矛頭對準了這批在五七年反右後成長起來了的青年人，對他們進行了殘酷地殺戮。丁抒寫的《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記實》一文有較為詳盡的記錄。正如丁抒所言：“就殺戮思想犯、言論犯的規模而言，這是毛澤東執政二十多年間最大的一次。但這個 ‘一打三反’的目標集中於文革以來‘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執政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筆者將另文講述，正是在一大三反中，筆者走上了反抗中共極權集團的道路，至今已有五十一年了！



文革死亡人數



文革期間，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方式主要包括：大屠殺（包括官方處決）、武鬥、私刑、自殺、批鬥，等等；根據目前的資料，各方統計的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十萬至2000萬不等。 1975年8月，河南駐馬店爆發了二十世紀世界最重大技術災難“河南“75·8”水庫潰壩”，據估計造成數萬人至24萬余人死亡。



根據中國人民日報出版社於2011年出版的《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以及其它文獻記錄，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十大元帥之一的葉劍英披露，文革期間“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你，你，你這個壞東西



國賊毛登上中國獨裁寶座後，被他的親密戰友林彪恨恨地扇了一耳光



1971年3月22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周宇馳等人在上海製定了革命武裝政變計劃，取名為 “571工程紀要”。在《“571工程”紀要》中，林彪集團指責毛澤東治下的中國“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嘲弄代號B-52的毛澤東“好景不長，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指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製獨裁式家長製生活。揭露毛澤東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毛澤東曾親自在《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中規定“林彪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乘機叛逃事件再一次使得毛澤東臉面喪盡，國賊毛指定的接班人成了叛徒，大多數中國人在此時此刻開始重新認識毛澤東了。



1966年8月18日，天安門廣場上，國賊毛澤東陶醉於千千萬萬年幼無知的紅衛兵對他的狂熱的崇拜。



1976年4月，同樣是在天安門廣場，千千萬萬年覺醒的中國青年高喊著，“秦皇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高唱著“你，你，你這個壞東西!你欺騙人民，殘害人民，你這個壞東西！”



國賊毛澤東臨死前已經知道了自己的下場，中國人已經拋棄了他。







2021年6月21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三 永遠不要相信中國共產黨



文化大革命中，一位經歷過延安整風、反右運動、大躍進、大災荒等一系列中國共產黨發動的罪惡運動的老共產黨員曾經對筆者說過，永遠不要相信中國共產黨。他們誇誇其談自我吹噓的事情，正是他們說謊，力圖掩蓋他們罪惡勾當的事情。共產黨不說謊就無法生存！



筆者在前文講述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所犯下的滔天罪惡，為了挽救自己，中國共產黨聲稱要改革開放了！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國共產黨後來宣稱，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中國共產黨聲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征程，實現了“黨和國家歷史上的偉大轉折”。



今天，只有少數中國人認清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的真實目的，多數人還被中國共產黨所欺騙。筆者就從解析鄧小平的講話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的內容開始，逐一揭開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的真相。



解析鄧小平的講話和《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的內容，我們就能夠清楚地知道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的目的是，堅守黨國專製製度，維護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用改革開放來蒙騙中國百姓，掩蓋他們竭力保住沾滿中國百姓鮮血的專製黨國的目的。



辨別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目的試金石是，是否維護國賊毛澤東，是否廢除黨國專製製度。



鄧小平講話



我們先來分析鄧小平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個講話被中國共產黨人奉為“中國近代史上思想解放的重要標誌”。



解放思想



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中，鄧小平首先講，“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



　 鄧小平說,“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 “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



中國共產黨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已經對中國國民犯下了滔天大罪,鄧小平竟然還要接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這就告訴我們,他還是要維護毛澤東,不會放棄黨國專製。三個多月後，鄧小平就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



黨政分開



　　鄧小平批評說,”加強黨的領導，變成了黨去包辦一切、幹預一切；實行一元化領導，變成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 。



　　有的人被鄧小平的這句話所欺騙，認為中國共產黨不再幹預一切,要實行黨政分開了。



認真想一想,即便中國共產黨不再包辦一切、幹預一切,鄧小平強調依然要”加強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是不可能放棄領導的。真正地放棄黨領導是實行多黨製,鄧小平敢嗎?既便不再”黨政不分”,,中國共產黨還是要實行”一元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采取的是黨國專製製度，只要堅持黨國專製製度,黨政就不可能分開! 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真理標準



　　鄧小平說,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是毛澤東同誌在整風運動中反復講過的。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關於”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一，這句話是病句,實踐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檢驗真理的過程；其二,中國共產黨的罪惡歷史已經證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禍國殃民的謬論。鄧小平吹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其目的是，繼續堅持所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真理”。



三不主義



鄧小平說,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我們要創造民主的條件，要重申‘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壓製、打擊的手段。憲法和黨章規定的公民權利、黨員權利、黨委委員的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中國民眾能夠相信鄧小平的話嗎？



1983年10月，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的迫切任務》的講話，提出了“清除精神汙染”的問題：“精神汙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於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 。中國共產黨立刻緊跟鄧小平的指示大搞“清除精神汙染”，迫害知識分子。鄧小平仍然在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



1986年，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又掀起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運動。他認為：“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並且提出“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鄧小平文選》第3卷）。中國共產黨立即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幹問題的通知》，壓製那些覺悟了的對社會主義和中共領導提出疑問的知識分子。鄧小平又在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



1987年，一位中共知識分子幹部辭職時曾經對單位領導說：“你們說，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就是又在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嗎？中國共產黨，狗改不了吃屎！”



黨法大於國法



　　鄧小平說，“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製。必須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使這種製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註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製定出來”。



又說” 國要有國法，黨要有黨規黨法。黨章是最根本的黨規黨法。沒有黨規黨法，國法就很難保障”。



鄧小平這是在說，國法要遵循黨規黨法。



力保毛澤東



“最近國際國內都很關心我們對毛澤東同誌和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毛澤東同誌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麽誇張。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誌，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麽誇張。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當然，毛澤東同誌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我們要領導和教育全體黨員、全軍指戰員、全國各族人民科學地歷史地認識毛澤東同誌的偉大功績”。



鄧小平強調毛澤東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功績，為毛澤東辯護，不承認毛澤東有罪，僅僅有缺點和錯誤。不承認毛澤東有罪，也就不承認中國共產黨有罪，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的目的就一清二楚了，死不悔改保江山。



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



　　“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在民主國家，國民是否富裕是自己的事情．只有在專製國家才有允許與不允許的說法。



今天，中國民眾已經知道，正是由於鄧小平堅持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所以，從鄧小平的兒子開始，中國共產黨的子孫成為中國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我們再來分析《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



關於毛澤東



在《國賊毛澤東》等文章中，筆者已經較為詳細地列舉了毛澤東的滔天罪惡。



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掩蓋毛澤東的罪惡,繼續吹捧毛澤東的功績。



“毛澤東同誌早在建國初期，特別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就再三指示全黨，要把工作中心轉到經濟方面和技術革命方面來。毛澤東同誌和周恩來同誌領導我們黨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後來被林彪、“四人幫”打斷了，破壞了。此外，由於我們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缺乏經驗，工作指導上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也妨礙了黨的工作中心轉變的完成”。



“會議著重指出：毛澤東同誌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不可磨滅的。如果沒有他的卓越領導，沒有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毛澤東同誌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全會認為，對於文化大革命，也應當歷史地、科學地、實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澤東同誌發動這樣一場大革命，主要是鑒於蘇聯變修，從反修防修出發的，是完全正確的。至於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加以總結，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是必要的，但是不應勿忙地進行。這既不影響我們實事求是地解決歷史上的一切遺留問題，更不影響我們集中力量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一當前最偉大的歷史任務”。



國賊毛澤東害死幾千萬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依然稱贊毛澤東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僅僅在“工作指導上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並且嫁禍於林彪、“四人幫”。文化大革命將中國人拖進了苦難的深淵，中國共產黨竟然認為,毛澤東同誌發動這樣一場大革命，主要是鑒於蘇聯變修，從反修防修出發的，是完全正確的,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罪惡僅僅是”缺點”。肯定毛澤東的“成就”‘，就是否定毛澤東對中國人犯下的罪惡，這是中國共產黨死不認罪的醜陋表現。



　　堅持毛澤東思想



“會議對進一步繼承和發揚毛澤東同誌所倡導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即堅持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會議一致認為，只有全黨同誌和全國人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況新事物新問題，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我們黨才能順利地實現工作中心的轉變，才能正確解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正確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



中國共產黨堅持毛澤東思想，就是要繼續堅持對中國人的思想統治。



　 　關於四個現代化



　 　“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同誌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決策，現在就應當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註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對於實現國民經濟三年、八年規劃和二十三年設想，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具有重大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要實現的是“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國家製度現代化，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根本不想改變黨國專製製度。中國共產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的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說，中國共產黨要繼續對中國國民實施血腥鎮壓。



關於階級鬥爭



　　“我們國內現在還存在著極少數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們決不能放松同他們的階級鬥爭，決不能削弱無產階級專政”。



　　 中國共產黨一再說謊，說什麽十屆三中全會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做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這一段文字說明，中國共產黨仍然不想放棄階級鬥爭，並且依然要通過無產階級專政鎮壓國民的反抗。



中國共產黨要放棄階級鬥爭，以經濟為中心，這怎麽可能呢？



以反革命罪名逮捕魏京生，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不就是在大搞階級鬥爭嗎！中國共產黨以搞階級鬥爭起家，不搞階級鬥爭，中國共產黨還能活嗎！



關於農業



“全會提出了當前發展農業生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經濟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保護；不允許無償調用和占有生產隊的勞力、資金、產品和物資；公社各級經濟組織必須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計算報酬，克服平均主義；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亂加幹涉；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穩定不變；人民公社各級組織都要堅決實行民主管理、幹部選舉、帳目公開 “。



這段話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依然堅持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製度，根本沒有提出農村實行農民家庭承包責任製。



中國共產黨在撒謊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時間是，1978年12月18日-22日。就在此前的1978年11月24日晚，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在“大包幹”協議上按下鮮紅的手印：“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此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全年上交的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牢殺頭也幹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孩子養活到18歲” 。



小崗村在1978年11月24日已經冒殺頭危險實施大包幹，嚴酷的事實是，1978年12月22日通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上還在堅持“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穩定不變”的政策。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又在欺騙中國人，他們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根本沒有實行農村改革，還堅持讓中國農民當農奴！



筆者提供以下事實，再次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卑鄙無恥的騙子。



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



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三中全會將《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等文件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這個決定草案經過討論，於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



筆者現在來分析這個“決定”。



　 其一，掩蓋毛澤東對1959年至1962年大災荒所承擔的責任。



　　“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中，廣大人民群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革命熱情是非常可貴的，但由於我們對領導全國的社會主義集體農業既缺乏經驗，又缺乏清醒的頭腦，犯了‘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的錯誤，再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廢止合同、撤退專家，我國農業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遭到了嚴重挫折。在黨中央、毛澤東同誌、周恩來同誌領導下，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我們用了比較短的時間糾正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戰勝了困難，使農業很快得到恢復，並有了新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輕描淡寫地說什麽，“我們對領導全國的社會主義集體農業既缺乏經驗，又缺乏清醒的頭腦，犯了‘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的錯誤”。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竟然認為餓死了幾千萬中國人是錯誤！這是犯罪！中國共產黨像一個無賴一樣，將災害歸罪於自然災害，並嫁禍“蘇聯政府廢止合同、撤退專家。



　　其二，仍然在強調階級鬥爭



“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國農村中仍然存在著階級鬥爭，但敵視和破壞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只占人口中的極少數。因此，忽視或誇大階級鬥爭，都是錯誤的。我們要堅決打擊的，只能是確實存在著的極少數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決不允許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隨心所欲地擴大階級鬥爭和人為地製造所謂階級鬥爭，破壞團結，傷害好人”。



中國共產黨的這個“決定”依然在強調階級鬥爭，並且撒謊說“長期的鬥爭實踐證明，我國廣大農民是堅決擁護黨的領導，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餓死的幾千萬中國人中絕大多數是農民，中國農民還能擁護共產黨，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小崗村的十八位農民如果相信共產黨的話，怎麽會以“托孤”的方式，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



　　其三，仍然堅持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接受國家計劃指導．



　　＂中央認為，當前必須采取如下二十五項農業政策、農村經濟政策和增產措施。



　　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應該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任意剝奪或侵犯它的利益。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執行國家政策、法律、法令，接受國家計劃指導的前提下，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都有權因時因地製宜地進行種植，有權決定增產措施，有權決定經營管理方法，有權分配自己的產品和現金，有權抵製任何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瞎指揮＂。



＂人民公社要繼續穩定地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集中力量發展農村生產力。不允許在條件不具備、多數社員又不同意的時侯，搞基本核算單位從生產隊向生產大隊的過渡；條件具備了，大多數社員同意了，實行這樣的過渡，要報省一級領導機關批準。目前已經實行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並有條件堅持下去的要繼續努力辦好＂。



　　其四，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不允許包產到戶，農民仍然沒有生產經營自主權．



＂人民公社各級經濟組織必須認真執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男女同工同酬。加強定額管理，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付給報酬，建立必要的獎懲製度，堅決糾正平均主義。可以按定額記工分，可以按時記工分加評議，也可以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聯系產量計算勞動報酬，實行超產獎勵。不許分田單幹。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



趙紫陽說過，“1979 年 9 月中央四中全會通過的‘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 中，寫上了‘不許分田單幹，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或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居獨戶以外，也不要包產到戶’”（趙紫陽《改革歷程》）。



　其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餓死了幾千萬農民，還要加強黨和政府對農業的領導。



＂高速度發展農業生產，積極建設現代化大農業，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宏偉事業。一定要全黨動員，全國動員，大辦農業。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委和政府，都要把農業工作放在首要地位，把實現農業現代化當成長期奮鬥的重要目標，切實加強領導，統率浩浩蕩蕩的大軍進行這個史無前例的偉大戰役＂。



以上內容告訴我們，1978年，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分田密約”，包產到戶、包幹到戶，已經在席卷了中國農村。中國共產黨1979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依然不允許包產到戶。



前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鮑彤在他為趙紫陽的《改革歷程》一書中寫的《導言：趙紫陽錄音回憶的歷史背景》一文中指出：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使得中國人不僅人人貧困，而毛澤東身後，他親自指定的接班人黨的主席華國鋒不得不如實宣布，‘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長此以往，國將不國，這就是中國非改革不可的背景”。



“但鄧小平當時開出來的藥方，也不是改革，而是‘整頓’。----直到 1980 年 1 月，他的八十年代的綱領裏沒有體製改革。後來的歷史證明，改革就是改掉毛澤東的體製。不改革就只能在毛的體製裏翻跟鬥，不改革是死路一條。但當時的黨國領導人，從華國鋒、汪東興到陳雲、鄧小平，在他們當時開出來的藥方裏，都沒有改革“。



鄧小平及其中國共產黨高層不僅沒有提出改革，而且仍然在毛澤東體製裏翻跟頭。



直到1982年1月1日，中共頒布了第一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的中央“一號文件”， 才正式承認了“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合法性。



筆者將在下文中揭露中國農村改革的真相：歷史事實告訴我們，為了活下去，是中國農民不得不冒上殺頭的風險，自發地開始了大包幹，推動了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農村經濟體製改革。



結束語



通過以上內容,我們可以知道，中國共產黨聲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征程”是莫大的謊言。鄧小平及其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成員, 不承認毛澤東的罪惡，不放棄階級鬥爭，堅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堅持黨國專製製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一心保住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這才是中國共產黨開啟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征程的出發點，這才是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的目的。



歷史事實告訴中國人，中國共產黨是絕不會認罪的，並且還要繼續對中國人犯罪！從1978年到今天，中國共產黨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中國人不要被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中國夢”等等花言巧語所欺騙，睜大眼睛，認真思考，識破他們的陰謀詭計。



筆者將在後面的系列文章中，繼續揭露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的謊言、鄧小平堅持黨國製度的罪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罪惡本質，以及習近平妄圖將中國帶回到毛澤東獨裁統治時代的罪惡。



永遠不要相信中國共產黨！







2021年6月24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四 中國農村改革真相



中學時，筆者曾經讀過周立波寫的《暴風驟雨》。書中描寫了在國民黨統治下中國農民的貧窮。主角趙玉林窮得全家三口都沒有褲子穿。他的外號叫趙光腚。



1959年至1961年，在災星毛澤東的獨裁統治下，中國農村曾經餓死了幾千萬人，那些沒有餓死的農民活得怎麽樣呢？



十七八歲姑娘沒褲子穿



1977年6月21日，萬裏抵達省城合肥。萬裏發現：安徽省的經濟問題遠比政治問題還要嚴重。於是，他親自下去做了一次認真的農村調查。



萬裏把全省大部分地區都跑到了，結果是，越看越聽越問心情越沈重。



在定遠縣盧橋，萬裏看到一個上身沒有內衣只穿了件空心棉襖、腰間系著條舊布帶的青年農民，挑著一副擔子，走累了，正在路邊休息，就走上去同他拉起呱來。萬裏問他有什麽要求，他拍拍肚皮說：“沒有別的要求，能填飽肚子就行” 。萬裏說，這個要求太低了，問他還有什麽要求？這位農民又打開襖襟拍拍肚皮說：“裏面少裝點兒山芋(紅薯)幹子！”



萬裏聽罷，良久無語。



在農民住的茅草棚裏，萬裏看到床上鋪的是破蘆葦，蓋的是爛棉絮，一根繩子就把全家人的衣服掛齊了；他聞到鍋中用胡蘿蔔、纓子和著地瓜煮成的黑糊糊的飯，已經發出了難聞的氣味。



在鳳陽縣的鐵路沿線，他親眼看到蓬頭垢面拖兒帶女的農民，成群結隊在同攔截他們的幹部“玩”著“老鼠和貓的遊戲”，爭先恐後地扒車外流，他忍不住對當地領導發了火：“不要再念緊箍咒，再割‘資本主義尾巴’了！禁止人家出去要飯，你們總也要想想辦法讓大家吃飽飯呀！”



最讓萬裏心驚的還是金寨之行。這年11月上旬，萬裏前往革命老區大別山調查。大山裏的金寨縣燕子河公社車子進不去，萬裏只得下車請當地的幹部帶路，徒步上山。途中，他來到一戶低矮殘破的茅屋，因為屋內過於黑暗，進去了好一會兒才發現，在鍋竈旁的一堆柴草裏坐著一位老人和兩個姑娘。他熱情地上前問道：“老人家，八點多鐘了，你怎麽還坐在柴草裏，不上工？”老人卻依然坐著，一動沒動。當地幹部掛不住臉，斥責老人：“你這個老東西，省委萬書記來了，問你呢，怎麽不說話？”老人這才擡起頭，傻傻地望著萬裏，突然往起一站。



萬裏一下驚呆了：原來老人一絲不掛，光著屁股，沒穿褲子。



萬裏忙招呼老人蹲回到柴草裏去，同時尷尬地責問旁邊的兩個姑娘：



“你兩個小姑娘怎麽也蹲在那裏呢？”



兩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只是用羞澀好奇的眼光望著萬裏，身子卻一動不動。



這時，當地的幹部意識到了，忙小聲地插話：“萬書記，兩個娃也沒褲子穿啊。山裏風寒，躲在柴草裏，是為取暖。”



萬裏再也看不下去，慌忙轉身出門。他站在陰冷的山風裏，好一會才讓自己平靜下來。



來到又一戶時，看上去也是家徒四壁，門窗都是土坯的，見不到一件木器家具。屋中央，坐著一位衣著破爛的中年婦女，萬裏便詢問她家的情況：“你家幾口人呀？”



中年婦女回話說：“五口，夫妻倆，帶三個孩子。”



“愛人呢？”萬裏問。婦女說：“幹活去了。”“那三個孩子呢？”“都出去玩了。”



萬裏說：“請你把他們喊回來，讓我看看。”



對方面有難色，不肯出門去找。



萬裏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婦女這才徑直向鍋竈走過去，然後無可奈何地揭起鍋蓋。



萬裏發現：三個赤身裸體的孩子，都縮在竈膛裏！原來燒過飯的鍋竈，這時尚有余熱，三個沒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擠在裏面禦寒。



萬裏走出這家茅屋後，已是淚流滿面。



萬裏召開了省委常委會議，他沈痛地說：“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麽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又是房子不像個房子啊！我真沒料到，解放二十多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麽窮！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麽原因？這能算社會主義嗎？……”（2009年12月7日中新網《1977年讓萬裏心驚的金寨之行：十七八歲姑娘沒褲子穿 》原文摘自《小崗村的故事》，陳桂棣、春桃著）



這就是災星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農村的慘狀。在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領導下，在恬不知恥的自吹“光榮、偉大、正確” 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些農村的老人、孩子，甚至十七八歲的姑娘都沒有褲子穿。



1949年前，中國國民黨政府的國家權力，只能直接達到縣一級為止。擁有一點土地的中國農民有一定的自治權利，即農民有經營自己的土地及產品的權利。比如，種什麽？自己消費多少？賣出多少？賣價多高？這一切都由農民自己決定的。更為重要的是農民具有擇業自由和流動自由。農民可以經營其他行業，例如，狩獵、捕魚、賣柴、木工、石工、長短途販運等。此外，經營其他行業不易的話，農民可以到城市中尋找工作，災荒之年可以逃荒到其他地區。中國共產黨執政中國大陸後，沒收農民的土地，使得中國農民完全喪失了經營權利、擇業自由和流動自由。中國共產黨利用暴力強迫農民搞農業集體化，農民喪失了土地，經營權被剝奪，生產什麽、生產多少都由公社幹部決定。人民公社、戶籍製度把農民困在村子裏，農民失去了遷徙自由，只要離開村子，進城訪友，甚至出去要飯，都要由村幹部批準。糧票製度、口糧製度限製農民的吃飯，吃多少斤糧食，包括粗糧、細糧各占多少，一概由公社幹部說了算。再加上政治思想控製，農民被奪去了思想自由。喪失了一切中國農民，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農奴。



為了活下去，中國農民不得不冒上殺頭的風險，自發地開始了大包幹。



“十八個血印”



第一個勇敢行動的村莊是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三年大饑荒期間，一共才120多人的小崗村，餓死了67人，死絕了6戶。當時的農村，可以說家破人亡。村民們長期過著“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生活。無論老幼，大多出遠門討過飯。為了活下去，1978年11月24日晚，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在“大包幹”協議上按下鮮紅的手印：“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此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全年上交的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牢殺頭也幹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孩子養活到18歲” 。



記得第一次閱讀有關小崗村的報道後，筆者眼淚盈眶，憤怒在心！



這就是被中國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所欺騙的中國農民！這就是當年推小車幫助共產黨打內戰的農民！這就是工人和農民兩個階級的聯盟是中國共產黨政權基礎之一的農民！這就是剛剛分到手的土地，很快又被共產黨以合作化的名義收回的失地農民！過去他們是地主的佃戶，現在成了中國共產黨的農奴。他們目睹過中國共產黨是如何殘殺地主階級的，他們不敢提出重分土地的要求，他們只是要求“大包幹”，給中國共產黨當佃戶，即便是這樣一個重當佃戶的要求，他們也擔心坐牢殺頭，因為他們知道中國共產黨的殘暴！



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對待農民的這個卑微的要求的呢？



頑固冷酷的中國共產黨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定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嚴酷的事實是，1978年12月22日通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上還在堅持“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穩定不變”的政策。中國共產黨還堅持讓中國農民黨農奴！



十一屆三中全會將《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四中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筆者在前文中指出，這個”決定”依然在掩蓋毛澤東對1959年至1962年大災荒所承擔的責任。中國共產黨輕描淡寫地說什麽，“我們對領導全國的社會主義集體農業既缺乏經驗，又缺乏清醒的頭腦，犯了‘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的錯誤”。犯罪集團中國共產黨竟然認為餓死了幾千萬中國人是錯誤！這是犯罪！中國共產黨像一個無賴一樣，將災害歸罪於自然災害，並嫁禍於“蘇聯政府廢止合同、撤退專家。這個決定仍然在強調階級鬥爭，並且撒謊說“長期的鬥爭實踐證明，我國廣大農民是堅決擁護黨的領導，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餓死的幾千萬中國人中絕大多數是農民。小崗村的十八位農民如果相信共產黨的話，怎麽會以“托孤”的方式，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這個決定仍然堅持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接受國家計劃指導，不允許包產到戶，農民仍然沒有生產經營自主權。餓死了幾千萬農民，中國共產黨還要加強黨和政府對農業的領導。



1978年，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分田密約”，包產到戶、包幹到戶，已經在席卷了中國農村。中國共產黨1979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依然不允許包產到戶。直到1982年1月1日，中共頒布了第一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的中央“一號文件”， 方才正式承認了“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合法性。該文件仍然強調，中國農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公有製是長期不變的。“包產到戶”、“包幹到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礎上的，農戶和集體保持承包關系。



包產到戶使得中國農民擺脫了的人民公社製度，農民們獲得了自主生產的權力，解決了吃飽肚子、不再挨餓的問題。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其一，活不下去的中國農民拋棄了合作化，啟動了中國農村“大包幹”的方式自救，這才啟動了被中國共產黨稱之為他們發動的中國農村改革。其二，只要不強迫農民搞農業集體化，獲得了人身自由、生產自由，獲得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生產率大大提高，就不會餓肚子。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大地主



中國共產黨為什麽承認了“大包幹”了呢？



“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萬裏、姚依林、鄧力群談長期規劃問題。姚依林說：工業、農業都要甩掉一些包袱。農委同誌建議如甘肅、內蒙古、貴州、雲南等省，中央調給他們糧食很多，是國家很大的負擔。可不可以考慮，對這些地區，在政策上放得寬一點。地廣人稀、經濟落後、生活窮困的地區，索性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讓他們自己多想辦法，減少國家的負擔。鄧小平說：我贊成依林同誌剛才講的意見“（張學兵《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談話的幾點研究》）。



前文講過，作為中國共產黨農奴的中國農民，貧窮到老人、大姑娘和小孩子都沒有褲子穿的地步了。為了維持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只好放松農業政策。鄧小平之流其目的是農業要甩掉一些包袱，減輕國家負擔。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就包產到戶等農村改革問題發表談話，肯定了包產到戶。



鄧小平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



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為什麽接受了包產到戶呢？



前文講過，1982年1月1日，中共頒布了第一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的中央“一號文件”， 雖然承認了“包產到戶”的合法性。該文件仍然強調，中國農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公有製是長期不變的。“包產到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礎上的，農戶和集體保持承包關系。也就是說，土地還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手中，農民和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集體”是承包關系。將中國農民從農奴變成佃戶，這是中國共產黨還是能夠接受的。



1954年頒布的五四憲法第八條 國家依照法律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其他生產資料所有權。



中國共產黨暴力土地改革以前，中國部分農民是擁有土地所有權的。中國共產黨利用所謂的“打土豪、分田地”，欺騙中國無地農民支持共產黨，把地主富農的土地分給農民後，無地農民有了土地所有權。而後，中國共產黨又通過合作化、公社化以集體所有的名義，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所有，使得農民實喪失了土地所有權。



從推行“包產到戶”到今天，農民獲得的是土地經營權，沒有擁有土地所有權，土地所有權依舊屬於中國共產黨政府。



霸占了農村的土地還不夠，中國共產黨又打起了城市土地的主意。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共產黨自稱這是一個“改革”的憲法。這個改革的憲法的第10條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中國共產黨 “憲法修改委員會”對這條涉及全國城市居民私人房地產權的重大法律條文修改，未做任何解釋，沒有向民眾說明，也沒有將城市土地國有化告知業主，更沒有辦理任何征購、征用手續，只是在憲法中加了一句話，就這樣在成千上萬的土地所有者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憑借著手中的槍桿子不費一分一毫地占有了全部的城市私有土地，中國城市居民的私人土地所有權，就像當年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沒收戰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土地一樣，被收歸國有。



從此以後，中國共產黨政府便可以將國有化了的城市土地所有權當中的使用權高價出讓給國企或民企房產商，從而獲得巨額利潤。同時，中國共產黨政府為了城市開發和房地產開發，大量征用農民的土地，由於城市居民住房的建築所有權與土地所有權分離，所以城市居民沒有擁有房屋所在地的土地，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也就這樣變成國有土地了。



當然，表面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實際上為中國共產黨所控製。中國人喪失了私人土地所有權。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所謂的改革開放年代，再一次肆無忌憚掠奪中國人的財產得罪行！



2016年4月25日　習近平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指出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須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製度，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堅持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堅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



農民至今沒有土地所有權，城市居民也沒有土地所有權，中國的土地所有權屬於中國共產黨。卑鄙無恥，以欺騙中國農民“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中國共產黨，今天是中國最大的土豪！



農民真苦



包產到戶使得中國農民解決了吃飽肚子、不再挨餓的問題，但是沒有解決富裕問題，中國農民依然日子過得真苦！



小崗村村民嚴宏俊深有感觸地說：“分那一畝二分地，現在只能管溫飽，年輕人都出去打工，家裏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殘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廢著，就是廉價賣給私企老板。村民想幹什麽都不成，邁不開步子啊”！



2000年8月24日的《南方周末》發表了湖北省監利縣一個鄉黨委書記寫給國務院領導的信。這位鄉黨委書記在信中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由於種田虧本，田無人種，負擔只有往人頭上加，有的村的人頭負擔高過500多元/人。我經常碰到老人拉著我的手痛哭流淚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學的悲傷場面。我除了失聲痛哭外，無法表達我的心情。痛苦與無奈一切盡在哭泣中。今年的負擔還要加，您說這是怎麽回事啊！少壯去打工，剩下童與孤，又見負擔長，唯望天地哭！“



在家庭承包製下，農戶以承包方式獲得的僅僅是土地使用權，農村土地所有權依然歸農民集體所有，這就沒有從根本上觸動土地的集體所有權。“集體”究竟是誰？由於土地產權主體模糊，造成這個“集體“就是各級中國共產黨的黨政府。在集體所有製的名義下，政府就可以借土地所有者的名義來侵蝕農民的土地產權。



民主國家的土地私有製已經證明可以使得土地資源獲得合理有效地使用。美國西部地區大開發是在私有製基礎上進行的。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專製國家也已經證明，土地國有製不能夠使得土地資源獲得合理有效地使用。中國的土地國有製是在中國共產黨用槍桿子強迫下進行的。



今天中國“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農民，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當年通過農業集體化，消滅了土地私有，也就取締了土地市場。至今，中國的土地屬於中國共產黨政府所有，不能私有化，導致無法土地資本化，還談什麽土地規模經營！土地規模經營高效的美國，土地以私有製為主，國有土地只占一小部分。



三農問題是阻礙中國經濟未來保持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如何要解決這一問題，已故的杜潤生先生曾經指出，土地製度的再改革是“第一位重要的“。



土地製度的再改革受製於政治體製改革。中國共產黨是不會放棄黨國專製製度的，也就不會放棄已經霸占的中國土地，三農問題無解！



中國農民只有一條路，推翻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的罪惡統治！



中國的土地屬於全體中國人所有，不是某一個政黨的！把被中國共產黨強行剝奪的原屬於某些農民的土地還給農民，把被中國共產黨強行剝奪的原屬於城市居民的土地還給城市居民。土地民有化，即土地的個人所有、集體所有和全民所有。今後，凡用於生產私人產品的土地，個人出資的，屬於個人所有，集體出資的屬於集體所有；凡用於生產公共產品的土地，可以由政府出資購買，屬於全民所有。







2021年6月27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五 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真相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參照前蘇聯共產黨的經濟模式建立了以公有製為基礎計劃經濟體製。在城市大搞公私合營運動，變私有製為公有製，強行將民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被剝奪資產的工商階層沒有了經營權力，企業家被中國共產黨消滅了。中國百姓喪失了自謀生路，自由創業的權利。工業文盲中國共產黨人將整個中國變更成一家巨大的工廠。一群無知暴徒統治了中國，所以，才有了大躍進的災難，才有了憑票供應的生活必需品緊缺。1976年，毛澤東死去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承認中國國民經濟一片雕敝，瀕臨崩潰邊緣。為了維持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只好放松對中國農村和城市經濟的控製。一向謊話連篇的中國共產黨將放松經濟控製美化為經濟體製改革。



李維漢談到，毛澤東十大片面性錯誤之一，是不研究經濟規律，主要是從政治看經濟問題。毛澤東依靠政治運動和行政命令發展經濟，結果餓死了幾千萬人。鄧小平說過：我不懂經濟，朱镕基就懂經濟。鄧小平自己承認不懂經濟。他也是從政治看經濟問題，這一點與毛澤東相同。



鄧小平被中國共產黨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鄧小平根本不懂經濟，哪來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是從政治層面考慮經濟，也就是說，他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層面推行經濟體製改革。本文，筆者揭露這個不懂經濟的總設計師主導經濟體製改革的真相。



中國共產黨聲稱，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理論基礎是鄧小平創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我們來看看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是什麽貨色。



鄧小平的“經濟理論”



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正式提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



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中國共產黨領導“現已寫進2018年第五次修訂的中國憲法。



中國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一條中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中共“黨天下”，這與毛澤東社會主義的政治特征是相同的。



在政治領域，鄧小平改革開放前提是四項基本原則。在經濟領域，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前提也是四項基本原則。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1987年7月，鄧小平講過：“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基本路線。要搞現代化建設使中國興旺發達起來，第一，必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第二，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根據鄧小平的思想，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國共產黨的十三大確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黨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 。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核心。



這就告訴中國人，鄧小平經濟建設的原則是四項基本原則，一手抓住專製政權，一手抓經濟。中國共產黨的經濟建設是為了保持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國民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想控製，是為了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南巡講話



1989年6月4日，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鄧小平悍然下令對追求民主的中國學生開槍。野蠻的屠殺，遭到西方各國政府對中國的經濟製裁，外商停止對中國進一步投資，有的抽逃資金，導致外貿出口下降，市場疲軟、生產萎縮，經濟下滑。



為了挽救下滑的經濟，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間，鄧小平在中國南方的深圳、珠海、廣州、上海等地巡視，並發表了講話。中國共產黨對於鄧小平的“九二南巡”評價甚高，“因六四事件而放緩甚至停滯的中國改革開放自此重新提速，而九二南巡還拯救了當時中國新興的資本市場“，”他在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高舉改革開放旗幟，堅持解放思想，抓住歷史機遇，大大加快了中國的發展“。鄧小平在南巡期間發表了一些言論，例如“發展才是硬道理”、“不搞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等等。這些言論，不與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聯系起來，還是頗能糊弄中國百姓的。筆者來一一解析被中國共產黨稱頌的鄧小平的這些話語。



鄧小平說，“發展才是硬道理”。怎樣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四項基本原則下的發展不是中國人的硬道理，是中國共產黨加強專製統治的硬道理。廢除中國共產黨黨國專製製度，建立憲政民主製度才是中國人的硬道理！



鄧小平說，“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所以，軍隊、國家政權，都要維護這條道路、這個製度、這些政策“。



鄧小平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基本點的，改革開放是以“堅持社會主義”為前提的，要維持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並且要管一百年。這就是說，鄧小平還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統治一百年。四十多年的中國共產黨專製製度下的改革開放，導致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貪汙集團，中國至今還有6億每月工資1000元的貧窮人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保住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養肥了中國共產黨的子孫，壯大了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以至於當今的政治小醜習近平自認為可以平視西方民主世界了！時至今日，中國人不能再被中國共產黨欺騙了！



鄧小平說，“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鄧小平南巡並未啟動政治體製改革，



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沒有被廢除。因此，中國也就不可能消除中國共產黨體製性腐敗。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是政治腐敗的製度。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政治腐敗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黨的政治腐敗是中國共產黨經濟腐敗的製度根基。只要中國共產黨存在，中國就永遠存在腐敗！



政權在我們手裏



鄧小平說，“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裏” 。



鄧小平的這句話，讀者朋友們明白吧!



政權在中國共產黨手裏，他們有槍桿子，恢復高考不用怕，只要學生不聽話，就用坦克鎮壓，殺！殺！殺！中國共產黨手裏有槍桿子，三資企業多一點不要怕，只要政權在共黨手裏！民營企業就更不用怕了，必要時，可以對他們關、進、殺（關門、進監獄和槍斃）。



鄧小平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住中國共產黨的江山。鄧小平敢於肆無忌憚地做一切，是因為手中有槍。這句話暴露了鄧小平中國共產黨屠夫的嘴臉！



鄧小平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這句話暴露了鄧小平的無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又兩點本質區別。經濟方面，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交易私有製基礎上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建立在共黨公有製基礎之上的。政治方面，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與資本主義憲政民主製度互為依存的，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是與暴力社會主義黨國專製製度合為一體的。資本主義經濟是民有經濟，不受政府管控，中國共產黨的暴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黨管經濟”。



至於鄧小平所說的，“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我讀的書並不多，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還有《聯共（布）黨史》，我就是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中國的問題“。鄧小平的胡言亂語，筆者實在不屑於駁斥。請讀者閱讀筆者寫的《馬克思是人類的恥辱》一文，再看一看世界現狀，蘇俄已經滅亡，社會主義陣營只剩下幾家了，即可明白馬克思主義被大多數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拋棄，暴力社會主義已經趨於滅亡。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改革目標。



中國共產黨聲稱，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時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同社會主義基本社會製度結合在一起的市場經濟，體現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是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經濟體製。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利用暴力建立的基於公有製基礎的計劃經濟體製使得中國人活不下去了。為了其統治的合法性，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的經濟體製改革，並將經濟體製取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臭名昭著的計劃經濟區別開來。



筆者在前文講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市場經濟，是“黨管經濟” 體製。中國共產黨在市場經濟前面又加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帽子，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就是說，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被中國共產黨所管控的。這就為習近平上臺後，大肆喧叫民營企業退場以及迫害民營企業家留下了”合法“的空間。



鄧小平之流的目的及策略



通過閱讀以上內容，我們就可以知道，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的改革開放的目的及策略如下：



目的：保住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大陸的統治。



政治領域和思想領域：



對中國民眾寸步不讓，表現在鄧小平四項基本原則所堅持的：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鄧小平通過人大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四十幾年來，對於中國民主運動，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別發動了一系列的鎮壓行動：取締西單民主墻、六四大屠殺、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以及香港民主派人士大抓捕。



經濟領域：



由於鄧小平上臺時，中國國民經濟一片雕敝，瀕臨崩潰邊緣。為了維持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放松對中國農村和城市經濟的控製，並將放松經濟控製美化為經濟體製改革。



在中國農村，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只允許農民承包經營土地，絕不放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土地的占有。



在中國城市，為了緩解經濟壓力，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不得不允許個體戶和民營企業的出現。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不需要出資，個體戶是用從自己的口糧中省出來錢來從事一些小生意謀生，民營企業家則是用自己所有和東挪西借的錢出資辦企業。



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底線是，絕不允許私有企業做大做強。私有企業做大做強，就證明了私有製優於公有製，就會證實，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道路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非法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荒謬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反動的，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就必須廢除。



為此，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的在允許民企存在的同時，一定要全力保住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國企。在民營企業做大做強時，中國共產黨采取“國進民退“策略抑製民營企業的發展，采取混合所有製企圖二次公私合營，在民企中設立黨組織來控製民企，一直到恐嚇民企退場，甚至殺人取財。



中國改革四十幾年，政治體製未改，經濟體製改革是一部中國民營經濟的崛起、發展和被中國共產黨打壓史，是一部中國共產黨頑固堅持國有經濟史。民營企業創造了中國的經濟繁榮，中國共產黨無恥地宣稱，是他們的領導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繁榮。



涉及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內容很多，筆者將在“後續文章”中，具體地揭露中國共產黨經濟改革開放的真相。



後續文章



後續五篇文章具體地揭露中國共產黨中國城市經濟改革的真相：



（一）中國百姓推動了中國經濟體製改革



在中國農村，是活不下去的農民推動了中國農村改革。同樣，在中國城市，是活不下去的城市居民沖破中國共產黨公有製的管控，推動著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城市經濟體製改革，不是中國共產黨自我吹噓得那樣，是他們推動了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



（二）頑固堅持國有經濟的中國共產黨



從1979到至今，中國共產黨進行的長達40幾年的經濟體製改革是竭盡全力保住國有企業史。實際上，國有企業是中國共產黨的私企，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基礎，保住了國有企業也就保住了中國共產黨私有製，保住了中國共產黨貪汙腐敗的大金庫。



（三）民營企業創造了中國的經濟繁榮



中國共產黨聲稱，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增長奇跡。中國憲法總綱第七條宣言，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



數據事實證實，民營企業效率顯著高於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凈資產受益率顯著高於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出口創匯遠遠高於國有企業。而享受著中國共產黨的全面的資源扶持中國國有企業大都是虧損嚴重的“僵屍企業”。國有經濟不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民營企業創造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奇跡，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



（四）江山易改匪性難移



中國國民黨斥責中國共產黨是“共匪”。的確如此，中國共產黨是地地道道的土匪、強盜。毛澤東通過殺地主，搶工商業者，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最大的地主和財主集團。毛澤東餓死了幾千萬中國農民，城市居民憑票供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允許個體戶和民營企業的存在。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是權宜之計。中國民營經濟發展起來之後，中國共產黨又露出土匪的本性，高叫民營企業退場，妄圖通過混合所有製改革兼並民營企業。



（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註定要失敗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利用暴力建立的基於公有製基礎的計劃經濟體製使得中國人活不下去了。為了其統治的合法性，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的經濟體製改革，並將經濟體製取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臭名昭著的計劃經濟區別開來。



中國共產黨在市場經濟前面又加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帽子，試圖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回顧中國共產黨經濟體製改過的過程，我們就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在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前提下，竭盡全力保住社會主義公有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公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國共產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控製中國經濟，維護專製統治。



中國共產黨的四項基本原則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又要建立市場經濟體製，這是不可能的。由於中國共產黨的腐敗，以及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基本經濟製度的錯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註定要失敗。







2021年6月30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六



中國城市居民推動了城市經濟體製改革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中共定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中國共產黨宣稱，是它領導了中國經濟體製改革。實際情況呢？



筆者在《中國農村改革真相》一文中指出，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是活不下去的中國農民拋棄了合作化，啟動了中國農村“大包幹”的方式自救，這才啟動了被中國共產黨稱之為他們發動的中國農村改革。



同樣，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是中國城市居民沖破中國共產黨公有製體製牢籠，啟動了被中國共產黨稱之為他們發動的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



城市貧民



國賊毛澤東是中國經濟貧窮的始作俑者。他的愚蠢殘暴造成了中國農民赤貧如洗，造成了中國城市出現了大量的貧民。



1968年,由於文革造成了三屆中學生沒有畢業，全部滯留在學校裏。為了解決大量的學生失業的壓力，毛澤東欺騙中國民眾和青年學生，宣傳“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幾千萬青少年被迫奔赴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每家都有下鄉的孩子，給中國人帶來無奈的災難，青少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無數家庭被強行拆散。



文革十年，除了下鄉青年，城市裏還有大批沒有正式工作的年輕人，筆者也曾是這群無業人員中的一個。為了生存，筆者早晨起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街道辦事處去看看，有沒有臨時工可幹。筆者先後幹過挖溝，建築小工，拉大板車等十幾種不同的臨時工。幹臨時工，短的時間，幾天一周，長一點的時間，一兩個月。筆者大部分時間都閑在家裏，口袋裏經常一分錢也沒有，怎麽好意思向年邁的父母要錢呢！



個體戶出現



為了活下去，回鄉的知識青年，無業的年輕人不得不幹臨時工、做小買賣謀生。



1978年，一些溫州人為養家糊口，開始偷偷摸摸地做起小生意。溫州人章華妹看著鄰居們紛紛在家門口擺攤做生意，章華妹也照葫蘆畫瓢。1979年，章華妹的店鋪悄悄地“開張”了：一張小桌子，幾毛錢的日用品、紐扣、紀念章、表帶擺在上面。之所以把貨攤擺在家門口，是為了一旦“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的人來，能夠立即收攤關門。偷著做生意的章華妹，整天都要提心吊膽。



1978年冬，在雲南的知識青年以請願和罷工的形式要求返回自己所在的城市。1979年2月起，全國知青陸續回城，政府無法解決大批青年人的就業問題，不得不允許城裏的青年學生及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個體勞動，但不準雇工。



這樣，個體戶出現了，被中國共產黨消滅了的個體私有製又出現了。



中國個體經濟就是城裏人為了生存自救而自發搞起來的，迫使政府不得不允許個體戶出現。個體經濟就是這樣在活不下去的城裏人的主動行動中發展起來了。



“傻子”年廣九



中國的民營經濟同樣是頂著政府的阻力自發搞起來的。年廣九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1963年和1966年，中國政府嚴厲打擊民營經濟行為，為此，年廣九兩次入獄。從監獄走出來的年廣九沒有放棄做生意的念頭。1972年，他開始專門賣起了瓜子。到1976年，年廣九已經賺取了一百多萬元。70年代末，年廣九的生意越來越興旺，他便請來12個無業青年當幫手。這就觸及了極左意識形態的神經。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從馬克思《資本論》中得出結論：雇主雇工7個人以下，賺了錢用於自己消費的，算個體戶；雇主雇工8個人以上，就產生了剩余價值，就算剝削，就是資本家。根據這個結論，政府規定，個體戶雇工數量最多不能超過8個。8個以下，還是“姓社”的個體經濟。8個以上，就是“姓資”的資本主義了。年廣九雇工12人，給中國的理論家出了一個難題，一場年廣九存不存在剝削的大辯論一直持續了幾年。年廣九不理睬這一套，他的瓜子工廠雇工超過百人。



1983年年中央1號文件中指出：“農村個體工商戶和種養業的能手，請幫手、帶徒弟，可參照《國務院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幹政策性規定》執行。對超過上述規定雇工請較多幫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而應因勢利導，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經濟發展”。此時提出的“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政策，並沒有承認民營經濟雇工人數可以超過8人。直到1987年中央“5號文件”的發布，才將“三不”政策改為十六字方針，即：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抑弊，逐步引導。正是年廣九的敢為天下先，才促使政府不得不解除了對個體經營人數的限製，而後才有了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被中國共產黨消滅了的私有製出現了。



民營經濟發展



八十年代，在中國共產黨政府竭力保國企的中國，民營經濟不可阻擋地突破公有製的束縛，出現、成長和發展起來了。



“八大王事件”



溫州是中國個體民營經濟發源地。1978年之後，溫州地區的“地下工廠”紛紛而生。這些從事個體商業活動的人絕大多數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是失業者、返城人員、有刑事前科的人和低文化程度者，這些人被排擠在有“保障”的體製外，無可奈何地被迫走上了經商和創業的道路。筆者曾經在溫州親耳聽見一位女老板述說，他的弟弟從一個拉板車送貨的苦力到一個在長途汽車站向乘客賣面包、汽水等小食品的小販，然後成為一個商店老板的艱苦創業歷程。溫州商人中，最著名的是電器大王胡金林、螺絲大王劉大源、礦燈大王程步青、線圈大王鄭祥青等“八大王”。



1982年1月和4月，國務院兩次下發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通知，當時的樂清縣委便將“八大王”的商品經濟行為列為“投機倒把罪”進行查處。“八大王”大部分被捕入獄。22歲的程步青在樂清專門召開公審大會上，他被五花大綁押上臺，接受群眾的批鬥和唾罵，然後被判刑四年。胡金林由於提前聞到風聲，開始了長達兩年，如驚弓之鳥般的潛逃生涯。1985年的1月15日，胡金林悄悄溜回了溫州，當夜就被警察抓走了。第二天，樂清縣廣播站高聲播報“全國經濟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獲歸案” 。1985年3月22日，胡金林被無罪釋放。此後，“八大王”們陸續獲得平反。這已經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的1978年中共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七年之後了。



“八大王事件”僅僅是1982年政府經濟整肅運動的冰山一角，到1982年年底，全國立案各種經濟犯罪16.4萬件，判刑近3萬人，結案8.6萬件，追繳貨款3.2億元。



“八大王事件”告訴‘世界，直到1985年，中國民營企業家還被當作了投機倒把分子。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鼓吹的改革開放！



北京中關村



20世紀80年代初，北京市海澱區出現了著名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一座中關村，就是一部中國科技人員的創業史，一部與中國共產黨公有製智鬥史。



1980年10月23日，中科院物理所核聚變專家陳春先等人把物理所一間廢棄倉庫收拾出來，成立了“服務部”。這幾位第一批走出研究所的科技人員，走上了自籌資金、自負盈虧、自主經營的創業道路。這一天，被公認為中關村的公司誕生日。1983年4月，陳春先創立“華夏新技術開發研究所”及下轄的“華夏電器公司”，徹底沖破了體製阻礙，成為中國第一家“技工貿”企業。



1983年5月，陳慶振走出物理研究所的實驗室，受命創辦中科院首家新技術開發公司，即科海新技術聯合開發中心。



1983年8月，王洪德毅然帶八名工程師創辦我國第一家計算機機房技術開發公司——京海公司。



1984年，柳傳誌在中科院計算所所長的支持下創辦北京計算機新技術發展公司。1986年，柳傳誌擔任北京聯想總經理，1989年升為總裁。



1984年，四通、信通等公司又先後在中關村建立。



不可避免的是，在當時的環境下，中關村電子一條街曾經經歷過一次次風波。而後，90年代、新世紀至今，30多年過去了，中關村已經成為中國第一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第一個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第一個國家級人才特區。



優秀民營企業家系列



像在溫州、中關村一樣，中國各地都出現了一批勇於創業的民營企業家。



1982年8月四川新津縣劉家四兄弟：老大劉永言，畢業於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就職於某國營單位的計算機室。老二劉永行，師範專科畢業，在縣教育局工作。老三陳育新（劉永美），四川農學院畢業，在縣裏當農技員。老四劉永好，省電大畢業，在省一所中學教書。他們手裏當時都捧著人們羨慕的“鐵飯碗”。但是他們不滿足現狀，辭去公職共同創業，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他們各自變賣了手表、自行車等值錢的物件，湊足了1000元的資本，成立了育新良種場。到1988年，劉氏兄弟創辦的四川新津縣育新良種場成為遠近聞名的大戶。1986年，劉氏兄弟創辦專門研究飼料的希望科學研究所。兩年後，劉氏“希望”飼料試驗成功。1991年，劉氏兄弟在成都組建希望集團，劉永行任董事長。而後，希望集團成了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集團。 2001年，劉永行及其兄弟被美國著名財經雜誌《福布斯》評為中國大陸最成功商人排行榜第一名。



1984年，王石組建“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1988年，企業更名為“萬科”，王石任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當年開始涉足房地產業。



1984年，南存輝和同學合作辦起樂清縣求精開關廠。1991年，他又拿出其中的一部分與美商合資，成立中美合資正泰電器有限公司。



1986年，梁穩根辭職，創辦漣源特種焊接材料廠。1991年將企業更名為“湖南三一集團有限公司”， 梁穩根擔任董事長。



1987年，任正非集資21,000元人民幣創立華為公司，1988年任華為公司總裁。在《財富》2012“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商界領袖”榜單中位列第一，2013年蟬聯第一。



1987年，曹德旺成立福耀玻璃有限公司，目前是中國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車玻璃製造商。2009年5月30日，曹德旺獲得“安永全球企業家大獎”。這是首位華人企業家獲此殊榮。



1987年，宗慶後靠借來的14萬元承包連年虧損的杭州上城區校辦企業經銷部。1989年，創建杭州娃哈哈營養食品廠。1991年，宗慶後兼並杭州罐頭食品廠成立了娃哈哈食品集團公司。



1988年，王文京下海，與蘇啟強合夥創辦用友公司。1995年2月，王文京擔任用友軟件(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



1989年,馮侖下海,曾經給牟其中打工。1991年，馮侖領導並參與了萬通集團的全過程創建及發展工作。1993年，領導創立了北京萬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989年，陶華碧開 “實惠餐廳”。 1996年7月，她招聘了40名工人，辦起了食品加工廠，專門生產麻辣醬，定名為“老幹媽麻辣醬”。 1997年8月，“貴陽老幹媽風味食品有限責任公司”正式掛牌。



1989年， 從深圳大學軟件科學系（數學系）研究生畢業後，史玉柱隨即下海創業。1991年，史玉柱成立巨人公司。2000年12月21日，註冊成立珠海市士安有限公司。



1991年，馬雲創辦海博翻譯社。1995年4月，馬雲和妻子再加上一個朋友創辦杭州海博網絡公司。



1991年，雷軍和同學王全國、李儒雄等人創辦三色公司。1992年初，雷軍加盟金山公司。1998年8月，雷軍擔任金山公司總經理。2011年，雷軍擔任金山軟件董事長。2011年，合夥創辦小米公司。



1992年，盧秀強從江蘇玻璃廠下崗。他借了2000元錢在城區的馬陵公園租了一間門面辦起了一個玻璃門窗裝潢門市，踏上了白手起家的創業之路。2001年，他成立江蘇秀強玻璃工藝有限公司。



1995年，丁磊從電信局辭職。1997年，丁磊創辦網易公司



1996年，張朝陽創建愛特信公司。1998年，正式推出其品牌網站搜狐網，同時更名為搜狐公司。



1998年，馬化騰與他的同學張誌東“合資”註冊了深圳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



1998年，劉強東在中關村創辦京東公司，代理銷售光磁產品。2004年，創辦“京東多媒體網”（京東商城的前身）。目前，京東商城已成為中國最大的自營式電商企業。



1999年，馬雲創辦阿裏巴巴，後擔任阿裏集團CEO、董事局主席。



1999年，在北大資源賓館租了兩間房，李彥宏連同1個財會人員5個技術人員，以及合作夥伴徐勇，開始創建百度公司。2000年1月1日，李彥宏創建了百度公司。



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還有很多，很多民營企業家湧現出來。中國人應當記住這一批從中國百姓中湧現出來的民營企業家，是他們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國經濟取得成功的關鍵來自於民營經濟釋放出來的生產力，而不是來自國有企業。



以上歷史事實告訴中國人，是活不下去的城裏人主動謀生的行動催生了中國的個體經濟；是一個個企業家是頂著政府的阻力自發搞起來中國的民營經濟。正是中國百姓自發、主動的經濟行為迫使政府不得不一步步放棄手中的一部分控製經濟的權力，推動了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經濟體製改革。



文章寫到此處，筆者還是要提醒中國百姓，千萬不要相信中國共產黨。允許個體戶和民營企業存在，是基於毛澤東已經把中國經濟拖到了懸崖邊的具體背景下，中國共產黨為了恢復國民經濟的特定方針和權宜之計。



讀者朋友讀過笑蜀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書嗎？中國共產黨奪取大陸政權前，承諾給中國人民主、自由，這是他們欺騙中國人所使得權宜之計，中國人得到的是專製統治。欺騙中國農民跟著中國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這是他們欺騙中國農民所使得權宜之計，農民分到手的土地還沒有捂熱就被中國共產黨以合作化的名義收回去了。中國共產黨承諾香港一國兩製五十年不變，這是他們欺騙香港人所使得權宜之計，現香港在已經成了一國一製了。



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指出 ：“一個必須維持一支軍隊的國王，不管他的錢怎樣多，總是不夠的. 而且，即使國王想做錯，也不至於做錯，因為凡是老百姓所有的都是國王所有的，連老百姓本身都是屬於國王的，只是由於國王開恩而不曾取去的那一些才是每個人自己的財產。每個人自己的財產越少越好，這是對國王極其有利的。因為國王的保障在於老百姓不能從有錢有自由而變為犯上無禮. 老百姓一旦又有錢又有自由，就不肯接受苛刻而不公道的政令。相反，貧困可以磨折他們的誌氣，使他們忍受，使受壓迫者失去高貴的反抗精神。”



中國共產黨為了保持專製統治，並不願意老百姓有錢又有自由。這四十幾年來年間，中國的民營經濟從無到有，發展壯大，早就有"半壁江山"之說。因此，中國共產黨更忌憚企業家手中的財富，害怕中國企業家階層成為一個獨立的力量，終將反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六四民主運動期間，北京四通公司對學生運動的支持，鄧小平之流是刻在心上的。因此，在中國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對個體和民營經濟設置重重防範和限製，甚至企圖再次剝奪企業家的財產。筆者將在後文（四）“江山易改匪性難移”一文中講述，民營企業的艱難發展歷程，中國共產黨對民營企業家的迫害。



中國共產黨在不得不容忍民營企業存在的同時，一直在全力維護國有企業，請看下文“頑固堅持國有經濟的中國共產黨”。







2021年7月2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七 頑固堅持公有製的中國共產黨



回顧中國共產黨所謂的經濟體製改過的過程，讀者就會發現，中國共產黨始終在竭盡全力保住公有製，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製為基礎的，其目的是掌控中國經濟，維護專製統治。



竭盡全力保護國企



從1979到至今，中國共產黨進行了長達40幾年的年的國企經營改革，竭盡全力保住國企。國企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基礎。保住了國企也就保住了中國共產黨的公有製，說白了是中國共產黨的私有製。



放權讓利



在國有企業模式下，企業幾乎沒有任何的自主權，企業中的工人和管理人員“做好做壞一個樣”，生產積極性受到嚴重的影響。為了增加國有企業的活力，提高國有企業中各級人員的工作積極性，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放權讓利的改革。



1979年7月13日，國務院頒布《關於國營企業實行利潤留成的規定》，適當擴大企業的財權，加強企業的經濟責任，把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的利益結合起來，以利於進一步調動企業和職工群眾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所有實行獨立經濟核算的企業，經營有盈利的，不再像以前那樣，將利潤全部上交給財政，可以按國家核定的比例留用一部分利潤，用於建立生產發展基金、職工福利基金和職工獎勵基金。



1984年5月10日，國務院在通過的《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進一步下放了生產經營計劃、產品銷售、產品價格、物資設置、人事勞動管理、工資獎金、聯合經營十個方面的權力，賦予了企業更多的自主權。



在不改變國企壟斷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首先對國有企業采取放權讓利政策，主要目的是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和物質刺激，調動企業的生產經營積極性。企業可以留用一部分利潤用於職工獎勵、職工福利和生產發展，利改稅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員工和國有企業的積極性。



“放權讓利”的改革措施並沒有改變舊的基於公有製的計劃經濟體製，企業還是政府行政部門的附屬物而不是獨立的經濟實體，政府在國有企業虧損時依舊追加投資，一些賦予企業的權利也沒有落實。



企業承包製



1986年12月5日，國務院做出《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幹規定》，提出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原則，給經營者以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全民所有製小型企業可積極試行租賃、承包經營。選擇一部分虧損或微利的全民所有製中型企業，進行租賃、承包經營試點。全民所有製大中型企業要實行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製。各地可以選擇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製大中型企業進行股份製試點。鼓勵發展企業集團，在發展橫向經濟聯合的基礎上，以大型骨幹企業或名牌產品生產企業為主體，根據自願互利的原則，由企業自主組建企業集團。　　



1986-1991年啟動的企業承包製改革，主要目的是推行多種形式的經營承包責任製，給經營者以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希望通過重建微觀利益機製和權利主體，使經營者對國有財產效率負起責任來。承包製雖然賦予了企業經營者更多自主權，並沒有觸及公有製改革。



這就是說，從1978年一直到1991年，中國共產黨一直在保護國有企業，保護公有製，沒有施行公有製改革。



國有企業的本質問題是公有製問題，無論是“放權讓利“，還是”企業承包“都沒有涉及公有製問題，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國企改革根本不可能解決國企問題。



經濟學家向松祚在一次演講中說過，“歷史已經反復證明，國有企業不可能搞好。國有企業能夠搞好，我們還需要改革嗎”？



甩包袱



筆者在《中國農村改革真相》一文中提過，“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萬裏、姚依林、鄧力群談長期規劃問題。姚依林說：工業、農業都要甩掉一些包袱。----鄧小平說：我贊成依林同誌剛才講的意見“（張學兵《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談話的幾點研究》）。



十幾年的國企改革，改來改去，企業仍然是國有的；改來改去，國企還是大面積虧損。



中國共產黨的農村集體化失敗了，利用“大包幹”甩包袱。中國共產黨的國企改革失敗了通過“抓大放小”甩包袱。



1997年，實在無法保住虧損的國企，中國共產黨十五大對國有經濟提出“抓大放小”，“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的方針。朱镕基曾經說過：把大型企業掌握在國家手裏，就是堅持了社會主義。小企業不掌握國家命脈，不影響公有製為主體。“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還是要堅持社會主義，讓國有經濟控製國民經濟命脈，對中國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中國共產黨始終不願意放棄通過國有經濟，是為了控製國民經濟命脈，掌控中國人的經濟命運，專製統治野心暴露無遺。



“抓大放小”造成的惡果是，甩掉了中小型國企的“包袱”， 直接產生了大規模的下崗工人，國企資產大量流失，官商勾結，以無償或象征性代價獲得巨額財富。同時，“抓大放小”培育了一批大型壟斷國企，例如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 ，成為中國共產黨掠奪老百姓和斂財的大型金庫。自此，中共政府的財政能力增長遠遠高於GDP的增長，國民工資增幅遠遠低於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中共政府拿財政收入的大部分養著全國幾千萬"吃財政飯"的人，滋生出一大批中共官二代的富翁。



國進民退



20世紀末，沖破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束縛的中國民營企業“異軍突起”，迅速發展。2002年，眼紅於民營企業的財富，中國共產黨開始惡意兼並、掠奪民營企業，“國進民退”惡浪翻天，強製民營鋼鐵企業國有化，強製山西煤炭國有化、內蒙古煤炭國有化和山東煤炭國有化，強製航空業國有化，鋼鐵、煤炭、航空、房地產等私人產品領域的民營經濟遭到致命打擊。



2008年中國政府推出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大部分貸款都流向了“鐵（路）、公（路）、機（場）”等政府和國有企業大項目，民營企業貸不到款。



2009年中國政府發布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支持國企通過並購重組、做大做強。例如，汽車產業振興規劃提出要重點支持的“三大三小”，均為國企；船舶工業規劃提出要重點發展的“兩個龍頭企業”也是國企。



“國進民退”傷害中國的經濟增長能力。國有企業吸納、消耗巨量資金，但是缺乏高效利用資金的能力。這是對中國資源的巨大浪費。



“國進民退”受到企業界和有良知的經濟學界的全力阻擊，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放慢步伐。



習近平上臺後，鼓吹做大做強國企，並通過政策、金融和行政等方式偏袒國企，又掀起一股“國進民退”風浪，筆者將在 “江山易改匪性難移”一文中講述。



混合所有製改革



從1978 到1992年，14年來，中國共產黨國有企業的改革失敗，又打起混合所有製經濟的旗號，妄圖利用民資和外資來挽救國企。



1993年，中國共產黨十四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混合所有製經濟”。



2002年，中國共產黨十六大，明確提出積極推行股份製，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



2007年，中國共產黨十七大，提出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製經濟，使股份製成為公有製的主要實現形式。



民營企業普遍對中國共產黨股份混合所有製的目的存疑，認為這是又要像毛澤東那樣搞“公私合營”。筆者所認識的民企老板，對混合所有製嗤之以鼻。



胡錦濤和溫家寶推行混合所有製不利，習近平上臺後，再次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筆者將在 “江山易改匪性難移”一文中講述。



中國共產黨政府無償配置資源給國企



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控製著中國的主要資源，並將這些資源配置給國有企業，支持中國國有企業，為中國共產黨生產財富。



2015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明確地提出了黨管國企，表明他們要繼續對霸占國有資產，依然把中國人的資產當作中國共產黨私產。



只要存在著國企，中國市場就一定存在著不公平。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長張思平在“第三屆野三坡中國論壇”上講到：從政府掌握的七個方面的資源配置來看（見下文），各級政府在實踐中將大量的資源通過不同的方式基本上都配置給了國有企業，這使得國有企業成為政府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工具、平臺、載體，扭曲了資源配置在政府、市場、企業之間的關系，背離了“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市場經濟調節模式。



中國政府將掌握的對企業經營發展有重要影響的七個方面資源的絕大多數無償地配置給國企。



具有網絡性質的壟斷資源



資源類別：水網、電網、管網、信息網、頻譜。



政府分配方式：



基本上由政府直接無償用行政手段分配給國有企業，使國有企業處於獨家壟斷或寡頭壟斷地位，從而形成國有企業巨大的壟斷利潤。國有企業利用其壟斷地位，將上下遊的關聯產業、企業結合在一起，形成縱向、橫向高度一體化的壟斷大企業集團。



與土地開發利用為主體的自然資源



資源類別：土地、石油、天然氣、水資源。



政府分配方式：



土地：對部分與房地產開發和產業發展有關的土地資源，利用市場機製采取招拍掛的方式外，對絕大多數的國有土地資源都以行政劃撥或協議轉讓方式配置給了國有企業。



石油、天然氣、水資源：絕大多數是由政府以行政手段方式配置給國有企業並長期無償占有使用。



與市場準入有關重要行業的特許經營權



資源類別：一些特殊行業的經營牌照（銀行、保險、證券、電信）、與特殊經營資格、經營範圍有關的行業資質（基礎設施、公共事業）、包括準入資格在內的各種各樣的行政許可。



政府分配方式：



除了少數民營企業通過各種方式取得外，絕大多數都通過各級政府的行政許可，無償配置給國有企業



政府掌握的投資資源



資源類別：直接全額投資、投資項目代建代管和社會資本合作投資（PPP）。



政府分配方式：



直接全額投資：作為政府投資的資本金，直接註入國有企業，形成國有企業的投資項目和固定資產。



投資項目代建代管：由國有企業代建代管，形成這些投資和資產名義上是政府的，實際上是國有企業使用和經營管理。



社會資本合作投資（PPP）：政府大量的合作項目，名義上是吸引社會投資經營，但實際上主要由國有企業來投資



政府掌握的龐大的產業基金和投資基金資源



資源類別：投資基金和產業發展基金。



政府分配方式：



由財政部門直接管理，或者委托國有企業控股的投資公司或基金公司管理。



資金的分配掌握在政府各級官員手中，由政府進行最終決定和審批。



這些產業基金大部分直接或間接配置給各種類型的國有企業。



政府掌握的價格資源



資源類別：價格製定、價格補貼



政府分配方式：



價格製定：定價對象主要是國有企業。在政府定價的過程中，由於信息不對成、政府談判能力不足等其他原因，政府的定價水平和標準常常高於企業的合理成本加平均利潤水平。



價格補貼：政府對公用企業除了直接的、公開的價格補貼外，還更多地采取了對國有企業在土地供應、地價減免、財政專項、銀行貸款等多方面綜合性補貼、支持和補償。



政府直接和間接掌握的龐大的國有資產資源



資源類別：國有銀行、證券、基金等國有控股的金融機構



政府分配方式：



給銀行製定貸款的各種指標、額度。



給銀行直接下達貸款指令。



召開協調會，給銀行施加壓力，迫使銀行落實政府意圖。



用財政、土地等資源給銀行以市場補貼，引導銀行按政府的指令落實貸款指標。



以政府信用給銀行擔保，承擔銀行貸款的風險（《原深圳市副市長張思平：政府退一步，中國經濟海闊天空》）。



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階層控製著國家的七大類資源，通過國有企業剝削中國人的血汗。國有企業是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大金庫。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階層是中國最大的剝削階級。



我們大家都知道，發展經濟最終的目的是改善廣大的勞動者的生活水平。過去四十幾年來，勞動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既低於GDP的增長速度，也低於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中國共產黨政府官員卻通過中國國有企業大發橫財。



四十幾年來，誰富了？政府富了，官員富了，中國共產黨富了！



中國共產黨頑固堅持生產資料公有製，實際上是堅持繼續霸占中國的國有資產。由於管理國家的無知無能，中國共產黨政府浪費了巨額國民稅收，造成了中國至今有“6億中低收入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李克強還算良知未泯說出了這就話。



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罪莫大焉！



習近平上臺後，露出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的匪性，赤裸裸地高叫“打土豪、分田地”，又要搶奪中國工商業者資產了。筆者將在“江山易改匪性難移”一文中，集中講述習近平在經濟領域所犯下的罪惡。







2021年7月4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八 民營企業創造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奇跡



中國共產黨聲稱，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增長奇跡。中國憲法總綱第七條：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



關於經濟增長“奇跡”，獨立經濟學家馬光遠如此評價



　　“中國經濟的增長故事一直被視為‘奇跡’，但事實上，中國過去40年的增長故事和東亞很多快速增長經濟體沒有太大的區別，都是依靠投資和出口。把中國放在東亞快速增長經濟體中，中國不算最成功的。如果按照人均GDP的增長去衡量，韓國、日本和中國臺灣都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為發達經濟體。而中國用了近40年的時間，在人均GDP上取得的成就遠遠落後於韓國、日本等經濟體。這是事實 “。



與中國自身經濟增長相比，近幾十年，尤其是中國加入WTO後，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是一個奇跡。筆者在此文將證實是民營經濟創造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奇跡。中國共產黨一直在打壓民營企業。否則，中國民營企業將會創造中國經濟更加快速地增長。中國共產黨將國有經濟作為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嚴重違背市場經濟規律，阻礙了中國經濟的增長。



中國共產黨政府給與國有企業全力支持



中國共產黨政府大力支持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在資源配置、獲得批準許可、政府采購、財政補貼和低成本的銀行融資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



在《頑固堅持國有經濟的中國共產黨》一文中，筆者提到，中國共產黨政府控製著中國大量資源，並將這些對企業經營發展有重要影響的七個方面資源的絕大多數無償地配置給國企：



具有網絡性質的壟斷資源：水網、電網、管網、信息網、頻譜。



2、與土地開發利用為主體的自然資源：土地、石油、天然氣、水資源。



3、與市場準入有關重要行業的特許經營權：一些特殊行業的經營牌照（銀行、保險、證券、電信）、與特殊經營資格、經營範圍有關的行業資質（基礎設施、公共事業）、包括準入資格在內的各種各樣的行政許可。



4、政府掌握的投資資源：直接全額投資、投資項目代建代管和社會資本合作投資（PPP）。



5、政府掌握的龐大的產業基金和投資基金資源：投資基金和產業發展基金。



6、政府掌握的價格資源：價格製定、價格補貼



7、政府直接和間接掌握的龐大的國有資產資源：國有銀行、證券、基金等國有控股的金融機構。



在中國共產黨政府給與大力資源支持的同時，中國國有企業享受著中國共產黨政府眾多的優惠待遇、補貼，例如：



國企利潤上交優惠待遇。



中國的國有企業從分稅製改革後的1994到2007年間未向中國全體國民分發一分錢的紅利。直到2007年，國有企業才開始上繳部分利潤，比例很低，且部分利潤又返還給國有企業。



　國家直接給予國企財政補貼。



“一些上市央企或央企控股的公司均獲得了或多或少的政府補貼。從2012年至今年上半年，中國石油獲得342.24億元的政府補貼，成為306家公司中獲得補貼最多的，東方航空以98.26億元排名第二。



　　實際上，央企獲得補貼並非今年才有的事，2014年上市公司中報披露，2014年上半年上市公司共獲得逾320億元的政府補貼“，“從行業來看，製造業、采礦業等是獲得政府補貼的‘大戶’，2014年國內上市公司三季報顯示，前3季度，中石油獲得補貼21.99億元，中石化則獲得政府補貼15.94億元“（2015年12月8日 中國青年報 《央企高額補貼引爭議 專家：給虧損企業補貼是誤解》）。



國企擁有更低的融資成本。



國企獲得貸款很容易，私企卻幾乎不可能貸到款。國有企業不僅平均貸款利率遠低於民營企業，獲得國家銀行短期貸款的比例也遠高於民營企業。



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階層控製著國家的七大類資源，通過國有企業剝削中國人的血汗。國有企業是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大金庫。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階層是最大的剝削階級。



中國國有企業虧損觸目驚心



在中國共產黨政府大力支持下的中國國有企業經營狀況如何呢？



“2016年上市公司年報即將密集出爐，這之前部分公司的業績以預告的方式已經披露；截至目前，兩大央企子公司石化油服和中海油服分別預計虧損約160億和117億；均遠超去年‘虧損王’武鋼股份75億的虧損額。



其實不只是2015年和2016年，近十年來，上市公司的‘虧損王’幾乎全被國企摘得；2014年中國鋁業162億元的虧損曾為上市公司近20年來的最大虧損；東方航空2008年的巨虧甚至使得東航面臨資不抵債的窘境；中國最大的海洋運輸企業——中國海控連年虧損，股價十年跌掉九成，慘不忍睹“（2017年1月23日《觸目驚心：這些難以忘卻的國企虧損》）。



“ 6月23日，國家審計署公布了對20家中央企業的審計報告。結果顯示：其中18家采取虛構業務、人為增加交易環節、調節報表等方式，累計虛增營業收入2001.6億元，虛增利潤202.95億元”，“央企弄虛作假，盡管與當前的考核方式不完善有關系，但是更加根本的原因在於企業的巨額虧損！據《新京報》報道，從已經發布的2016年上市公司業績報告中可以看到，虧損額最高的5家公司均為央企下屬企業，合計虧損額近500億元！虧損額最高的5家上市公司分別為石化油服、中海油服、中遠海控、釩鈦和中國一重，分別虧損160.8億元、117億元、99億元、61.5億元和57.04億元。這5家上市公司分別屬於中石化、中海油、中遠海運、鞍鋼、一重等幾家央企“。



“凡是了解內情的人都清楚，眾多國有企業內部貪汙受賄、吃裏扒外、揮霍浪費以及效率低下等造成的虧損和隱性虧損，數量往往更加驚人。我們還要看到，這次審計部門查實的這18家央企，在全國成千上萬、無所不在的國有企業中間，僅僅是冰山一角。如果把遍布各個領域的全部國有企業給國家和納稅人造成的損失加在一起，一定會讓每位全民所有製企業和國有資產的‘主人’瞠目結舌！”（2017年6月29日賀陽《我看央企的巨額虧損和造假》）。



“　*ST鹽湖主營氯化鉀的生產和銷售、鹽湖資源綜合利用等，始建於1958年，1997年於深交所上市，乃青海省最大的國企，其第一大股東為青海省國有資產投資管理公司，實際控製人亦為青海省國資委。公司鉀肥板塊設計年產能達500萬噸，因此被業內稱為‘鉀肥之王’，是國內最大的鉀肥生產企業”，“1月11日深夜，素有‘鉀肥之王’之稱的國內最大鉀肥生產企業*ST鹽湖（000792）出爐的2019年業績預告顯示，公司預計全年虧損432億元至472億元，基本每股收益為虧損15.51元至16.94元，歸屬於母公司的所有者權益為-286.20億元。截至1月10日收盤，*ST鹽湖市值為239億元”（2020年1月13日 證券時報《*ST鹽湖去年預虧超400億 問鼎A股“虧損王”》）。



無論是放權讓利、企業承包製、混合所有製經濟，還是2008年中國政府推出的四萬億投資計劃的大力扶持， 以及2009年中國政府發布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的全力支持，國有企業虧損嚴重，有一些是僵屍企業。



所謂僵屍企業，是指那些無法起死回生、應該破產又沒有破產的，以吸食銀行貸款和政府資金而茍活的企業。 “僵屍企業”大多是國有企業。



“在中國股市上的A股企業當中就有266家，占比10%；集中於八大行業，即鋼鐵、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鐵礦石、有色金屬等，這些企業的虧損面高達80%。中國進入‘世界五百強’的企業有100家，其中16家是虧損企業。其中，中國鋁業號稱‘A股虧損之王’，2014年度凈虧損為163億元人民幣。鞍鋼集團有接近800億的銀行債務，2015年凈虧損43.76億；渤海鋼鐵債務1920億。



國企如此經營狀況，使得中國金融系統有如得了敗血癥的病人，這頭剛輸入紅色的新鮮血液（註入資金），那頭就流出黑血（即壞賬）。目前已經是改革以來的第三輪壞帳了，這三輪壞帳形成各有原因，但有一個原因是不變的，即銀行大量貸款給國有企業“（2016年4月4日何清漣:《中國銀行、國企與職工深陷囚徒困境》。



由於“僵屍企業”不斷地吸食銀行和政府財政的資金血液，無效地占用土地、資金、原材料、勞動力等社會資源，霸占著市場又不退出，從而嚴重地浪費社會資源，並擾亂市場秩序。



對於僵屍企業，吳敬璉先生曾經強烈呼籲：“要停止對僵屍企業輸血。現在有一些地方政府用貸款、補貼、減免稅收等辦法去維持一些根本無法起死回生的企業。政府不是發揮自己應當承擔的社會功能，幫助解決企業停產給職工帶來的困難，而是支持這類僵屍企業繼續無謂地浪費社會資源，這只會增加金融風險的積累，而不會給社會帶來任何助益”（吳敬璉《如何確立中國經濟新常態？》）。



國企官員貪得無厭



筆者在前文講過，中國共產黨政府把資源都用於支持國企，但是，國企大都成了僵屍企業。國企的錢都到哪裏去了



筆者先舉一個2015年例子。這是來自2015年5月18日中國紀檢監察報《數據解析115個落馬國企高管案例：一把手成腐敗"大多數"》一文的摘要：



2014年至今，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紀律審查欄目至少公布了115名國企高管涉嫌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的信息。



石油、電力等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型企業最易滋生碩鼠。



　 國有企業滋生碩鼠甚至是“老虎”，已經不是什麽新聞。蔣潔敏、王帥廷、宋林、孫兆學、徐建一、廖永遠、王天普，十八大以來，僅“老虎級”國企高管便有7人“落馬”，映射出國企腐敗的嚴重性。那麽，哪些國企最易滋生碩鼠，是腐敗的重災區？透過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去年至今公布的115個“落馬”國企高管，可窺探一二。



　　從類型上看，115名“落馬”國企高管所在企業大致可分為以下領域，其涉案人數分布如下：能源領域24人，占20.9%；機械與製造領域14人，約占12.2%；建設投資領域13人，約占11.3%；電信領域11人，約占9.6%；交通運輸領域6人，約占5.2%；金融領域4人，約占3.5%；傳媒、冶金、出版、煙酒等其它十多個領域43人，約占37.3%。



這一分布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能源、建設投資、機械與製造、電信等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型企業是國企腐敗高發區。其中， 石油、電力等能源企業尤易滋生碩鼠。24名能源企業“落馬”高管中，有8人在電力企業、7人在石油天然氣企業、7人在煤炭企業、2人在其他能源企業。



一把手、企業副職、關鍵崗位負責人等“實權派”最易身陷貪腐



　　透過115個國企腐敗案例，哪些國企高管最容易腐敗，也變得“有跡可循”。



　　董事長、總經理等一把手毫無意外地成為國企腐敗分子中的“大多數”。記者梳理發現，在115名“落馬”國企高管中，董事長、總經理等企業一把手共有65人，如廣東電網公司原總經理吳周春、上海市電力公司原總經理馮軍、青島飲料集團有限公司原總經理劉紅梅等，占比約56.5%。



值得註意的是，國企腐敗分子常常在政治上拉幫結派，在經濟上相互牽連，往往導致“查處一個、揪出一窩”。其中典型，當屬中石油腐敗窩案。自2013年3月中石油反腐序幕拉開後，陶玉春、王永春、李華林、冉新權、王道富等多名中石油高管先後被調查、免職。



　　“群蛀”是國企腐敗的一大特點。



筆者再舉一個2019年的例子。這是來自2019年7月12日 新華每日電訊《一群蛀蟲“腐敗共贏”,百億國企“巨額減值”》一文中的摘要：



一群蛀蟲“腐敗共贏”,百億國企“巨額減值”



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是國企的首要職責,徽商集團為何短時間內如此“巨額減值”?《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調查發現,其中有市場波動的因素,但根本原因是原董事長許家貴、原紀委書記張皓為首的管理層“內控式腐敗”。他們無視風險、虛增業績、瘋狂尋租,其中僅許家貴一人就造成國有資產損失19.8億元,使一塊國資“金字招牌”幾近被掏空。內部貪腐成風,對外卻極盡粉飾,使“腐敗腫瘤”難以暴露,越長越大直至失控。



我們大家都知道，發展經濟最終的目的是改善廣大的勞動者的生活水平。過去四十幾年來，勞動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既低於GDP的增長速度，也低於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中國共產黨政府官員卻通過中國國有企業大發橫財。



民營企業創造了中國的經濟繁榮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享受著中國共產黨全面的資源扶持的中國國有企業，大都是虧損嚴重的“僵屍企業”，而頂著中國共產黨的壓製甚至迫害的中國民營企業創造了中國經濟的繁榮。



民營經濟在中共政府歧視下從無到有壯大發展



中國民營企業是頂著中國共產黨的壓製甚至迫害而艱難地發展起來。



從1978 到1999年，21年後，第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中國共產黨這才不得不正式承認“非公有製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1978 到2004年，26年後，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第四次憲法修正案，將“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等內容寫入憲法。但是，在“私有財產”前面加上了一個“合法的”帽子，合法不合法是由中國共產黨定義的，私有財產的權力還是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中，為以後薄熙來以打黑名義掠奪私有財產留下了伏筆。



近四十年來，被毛澤東消滅了的中國民營企業不斷沖破中國共產黨經濟體製的各種障礙，終於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獲得了快速發展，促進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3月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立峰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提到了民營經濟的‘56789’。



　　5——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50%以上的稅收。



　　6——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60%以上的GDP。



　　7——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



　　8——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



9——民營經濟的企業數量占90%以上“（2019年3月9日 新華網《“56789”，民營經濟有“分量”》）。



前文中，筆者提到，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長張思平在“第三屆野三坡中國論壇”上講到：從政府掌握的七個方面的資源配置來看，各級政府在實踐中將大量的資源通過不同的方式基本上都配置給了國有企業。



與得到中國共產黨政府全方位支持的中國國有企業相比，中國民營企業在中國共產黨政府歧視中成長。



“當前民營企業在一定程度上依然遭遇顯性或隱性的所有製歧視：



1）思想上仍有些極左言論引發恐慌。改革開放已經 40 年，“民營經濟離 場”、“新公私合營”等荒謬言論卻依然能夠引發社會廣泛爭論和民營企業家恐慌，表明計劃經濟落後觀念尚未完全清除。



2）政策上民營企業尚未獲得完全公平公正的對待。國有企業與政府關系緊密，享受各種政策傾斜，例如政府采購和市場準入等，尤其是部分行業的行政性壟斷。而像去產能、環保限產等政策，初衷都是好的，大方向也是對的，但在執行度的把握上存在一定偏差，民企受到的沖擊更大。



3）融資上民營企業受到一定程度的所有製歧視。



國有企業享受政府隱性擔保，預算軟約束使其具有大幅舉債的投資沖動，金融機構也願意為其提供充足且廉價的資金支持，對民營企業造成擠出。近期在金融去杠桿、信 用擴張放緩的背景下，民企融資環境惡化。民營企業貢獻了國民經濟的 “56789”，卻只占用了40%左右的信貸資源，與其經濟貢獻完全不匹配（2019年10月14日 任澤平、馬家進、羅誌恒《中國民營經濟報告：2019 恒大研究院研究報告》）。



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的比較



中國民營企業長期受到中國共產黨政府的歧視，中共國企長期得到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全力支持，然而，中國民營企業的經營效率卻遠遠高於中國國企。



民營企業效率顯著高於國有企業



“以2017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為例，國有控股企業虧損面高達25%，非國有企業只有11%；國有控股企業的總資產利潤率只有3.9%，而非國有企業為8.4%。國有控股企業的杠桿率（負債/總資產）為60.4%，非國有企業為52.5%（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國有控股企業上述不令人滿意的績效，還是在擁有諸多優惠條件下實現的，包括容易獲得銀行貸款且利息通常較低，容易獲得廉價土地或其他優惠和補貼，擁有對石油、電力、煙草、金融、電信等壟斷性或高盈利領域的控製權等。而普通民營企業通常不具備這些優惠條件”（2018年1月13日王小魯《改革40年的回顧與思考》）。



民營企業凈資產受益率顯著高於國有企業



“總利潤÷凈資產=凈資產收益率，這是反映企業經營效率的核心數據。通過比較三種性質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情況，可以清晰地知道誰的掙錢能力更強。



民企的凈資產收益率從2011年的28.5%一直下降到2017年的19.6%，呈現持續下降態勢，無從扭轉。外企的凈資產收益率從2011年的22.3%下降到2015年的17.1%之後，就開始表現為相對穩定的態勢，下跌趨勢得以緩和，2017年回升至18.2%。國企則極為弱勢，基本上沒有掙錢能力，從2011年12.9%劇烈下降到2016年的7.2%之後，由於供給側改革的呵護，2017年才勉強恢復到9.4%，但是掙錢能力依然很弱。整體來說，民企和外企的掙錢能力，令掌握了最多社會資源的國企望塵莫及 “（2018年10月30日搜狐《不同性質企業八年經營數據 》）。



民營企業出口創匯遠遠高於國有企業



“根據海關統計，今年1-11月，我國進出口總額27.88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1.1%；其中出口14.92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8.2%；進口12.96萬億元人民幣，增長14.6%；貿易順差1.96萬億元。從經營主體看，出口創匯的主力依然是民企和外企，民企出口高達7.16萬億元，同比增長11.6%，占比高達48.0%，外企出口6.22萬億元，占比41.7%，兩者加起來占了外貿出口的9成份額，堪稱中國外貿出口的絕對主力。而擁有資源優勢資金優勢占據壟斷地位的龐大國企出口僅為1.54萬億元，占比不過10%。（2018年12月14日蔡慎坤《出口創匯為什麽離不開民企和外企？》）



“凈出口數據比較



三類企業的凈出口數據，也就是它們各自為國掙外匯的能力。在今時今日，這種能力的強弱，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怎麽高估都不過分。----從事貨物進出口業務的國企，由於控製了原油、礦石等關鍵大宗商品的壟斷進口權，國有製造企業事實上相對民企和外企而言，具備巨大的成本優勢。然而這種成本優勢並沒有轉化為相應的生產能力，國企始終沒有建立起深加工能力並形成最終的出口能力。



從2011年至2018年8月，民企的凈出口占比長期維持在100%以上。外企的凈出口占比雖然呈現持續下降趨勢，從峰值的84.2%下降到2018年1-8月的23.6%，但也始終維持為正值。唯有國企，始終保持大規模的負值，始終是貿易逆差的提供者。



整體而言，2011年至2018年8月，民企的凈出口規模合計38978億美元，外企合計11818億美元，而國企的數據令人大開眼界，合計-19717億美元” （2018年10月30日搜狐《不同性質企業八年經營數據 》）。



國有企業靠銀行貸款維持生計



“毫不諱言，現在很多的企業，特別鋼鐵、煤炭、製造行業的國有大企業，就是靠銀行貸款來維持生計。如果銀行一旦抽貸，這些企業很可能馬上就要瀕臨破產。各位都知道，很多地方省政府、市政府都出臺了相關政策，要求銀行不能隨便抽貸，這說明了什麽問題呢？”（《向松祚：中國經濟比L型還糟，可能是持續下跌！》）。



民企發展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



“民營企業因產權清晰、激勵約束有效，能夠真正發揮價格和競爭機製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全要素生產率持續提高的過程。因自然壟斷和公共物品等，國有企業有必要存在，並限定在特定領域。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應該發揮各自優勢：民營企業集中於一般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集中於自然壟斷、公共物品、國計民生等非競爭性領域。當前中國亟需推進民營經濟發展重大理論創新和中長期製度安排，有效提振民營企業家信心，促進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國有企業在獲得批準許可、政府采購和低成本的銀行融資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但市場表現卻弱於民營企業，例如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總資產收益率（ROA）、凈資產收益率（ROE）以及分行業的ROA和ROE均顯著低於私營工業企業。原因有三：一是產權公有導致所有者缺位；二是體製性因素導致激勵約束不足；三是社會公共職責導致負擔過重。即弗裏德曼提出的：民營企業是‘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效率又講節約’，而國有企業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節約也不講效率’“（《任澤平談民營經濟：民企發展是中國經濟增長主要動力》）。



“民企雖然生存艱難，但是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就業崗位，其就業人數占比從2011年的19.2%提升到2017年的29.9%，民企不愧為中國經濟社會穩定的頂梁柱；外企承載的就業人口大致維持在6-7%之間，不愧為中國經濟社會的定海神針。唯有國企，即便包含公務員在內，也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就業人數占比從2011年的18.7%下降到2017年的14.6%，只相當於民企的一半。總結起來看，占有了最多資源的國企在凈資產收益率、凈出口和就業這三方面同時表現出極度的弱勢” （2018年10月30日搜狐《不同性質企業八年經營數據 》）。



以上事實證實，中國國有企業經營效率低下，占有了最多資源的卻在凈資產收益率、凈出口和就業這三方面同時表現出極度的弱勢，並且國有企業靠銀行貸款來維持生計



以上事實證實，民營企業效率顯著高於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凈資產受益率顯著高於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出口創匯遠遠高於國有企業。



結論



　 獨立經濟學家馬光遠說過：“今年民間投資斷崖式下滑，我在多篇文章中說，這是中國經濟最大的危險。因為過去近40年，中國經濟增長超過60%的貢獻來自民營經濟。中國經濟取得成功的關鍵是民營經濟這個‘增量’部分釋放出來的生產力，而不是來自存量的國有企業。



過去有一個說法，中國的國有部分占有近70%的資源，但創造的GDP不過30%，而中國的民營企業占有不到30%的資源，創造的GDP卻接近70%。你別看全球500強、中國500強，最賺錢的、排名最靠前的基本都是國有企業，但他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和他們占有的資源比，的確太少了。一旦中國經濟最重要的拉動力民營經濟出了問題，中國經濟就真的麻煩了。（2016年9月18日 《錢生錢》《馬光遠：關於中國經濟的十個真相》）



馬光遠的話是對的，四十年多年來，市場規律一直在支持有效率的民營企業發展，提供給國民絕大部分生活必需品的生產供應，結束了中國的短缺經濟時代；承載了大量的就業人口，極大地緩解了就業危機；源源不斷地納稅和出口創匯，做強了中國國家主權實力。



中國經濟的增長長期受到無效率的國有企業的影響。然而，中國共產黨政府卻一直在為國企輸血，用國民的血汗供養著國企僵屍企業。



中國經濟取得成功的關鍵是民營經濟這個“增量”部分釋放出來的生產力，而不是來自存量的國有企業。頑固堅持國有經濟的中國共產黨政權，要依靠民營經濟發展，支撐門面，茍延殘喘。



四十多年的歷史事實已經證實，國有經濟不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民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國有企業效率低下，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阻力；民營企業效率高於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創造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奇跡！







2021年7月6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九 江山易改 匪性難移



中國國民黨斥責中國共產黨是“共匪”。的確如此，中國共產黨是地地道道的土匪、強盜。毛澤東通過殺地主，搶工商業者資產，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最大的地主和財主集團。



毛澤東餓死了幾千萬中國農民，城市居民憑票供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在中國城市，城市貧民為了活下去，個體戶用從自己的口糧中省出來錢來從事一些小生意謀生，民營企業家用自己所有和東挪西借的錢出資辦企業。



為了緩解經濟壓力，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只得允許不需要共產黨政府出資的個體戶和民營企業的存在。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是權宜之計。



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底線是，絕不允許私有企業做大做強。私有企業做大做強，就證明了私有製優於公有製，就會證實，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道路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非法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荒謬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反動的，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就必須廢除。



在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之後，中國共產黨露出了土匪的本性，采取“國進民退“策略抑製民營企業的發展，采取混合所有製企圖二度公私合營,甚至再次叫囂“打土豪，分田地”，公開搶奪民營企業事務資產。



二代土匪習近平



2010年，中國共產黨控製下的中國經濟連續下滑。習近平上臺開始大力控製中國經濟，試圖挽回敗局。他使用兩手控製中國經濟的手段：一手是，繼承前任繼續搞混合所有製改革，兼並民企。另一手是，強化中國共產黨對國企、民企，以及外企的領導，試圖壓服民企。



2018年，習近平自認為大權在手，能夠全面掌控中國了，利令智昏地喊出了“厲害了，我的國”。他開始實施消滅私有製的計劃，赤裸裸地恐嚇民企退場。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一場中美貿易戰打得習近平狼狽不堪，習近平終於意識到還不到消滅民營企業的時候，於是居高臨下地安撫民企，說什麽，“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



2018、2019年、2020年連續三年，遭到美國打壓，以及遭受前所未有的中國民眾的諷刺、挖苦和抨擊，無能自大的習近平把自己逼到了死角。習近平擺出一副滾刀肉的姿態，孤註一擲，不惜一切要與西方對抗。此時，習近平對民企就不需要再說什麽“自己人“話了。他采取了強製的方法，勒令民企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學習張騫，為黨國效力，否則打土豪分田地。本文主要揭露習近平在經濟領域中的罪惡。



打擊民營企業家



中國共產黨懼怕中國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能夠識破中國共產黨的謊言，向國民揭露中國共產黨的真實面目；中國共產黨懼怕民營企業家，因為企業家具有經濟勢力；中國共產黨最為懼怕的是 知識分子與企業家聯合起來，這是一股足以推翻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的力量。



2012年5月，許誌永發起新公民運動，其綱領訴求：推動整個國家以和平方式朝向憲政轉型；推動整個社會從臣民社會朝向公民社會轉型。



上臺後，習近平劍指民營企業家，其目的：一是，用強權高壓迫使民營企業歸順中國共產黨，二是，切斷民營企業家對公民運動的財力支持。



2013年8月19日全國思想宣傳工作會議期間，中國共產黨官媒大談中國共產黨“要強化陣地意識”，“要敢於亮劍，不當所謂的‘開明紳士’”，要“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地進行反擊”。



9月13日，中國著名企業家、投資人王功權被二十余名警察帶走，名曰“拘傳”，同時被抄家，抄走電腦等物品。王功權因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被“刑事拘留”。



王功權不僅是一個成功的民營企業家，更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公民企業家，他的理念和行動――支持和推動新公民運動、促進教育平權、要求官員財產公示等代表了中國社會進步的民間力量，也代表了中國步向現代文明的真正希望。



王功權被抓，激起了民營企業家極大的憤怒。學者和民營企業家一起呼籲當局依法治國，釋放王功權。學者陳子明、教授崔衛平、作家雪村、企業家劉蘇裏等人發出"無罪釋放王功權"的呼籲說："無論當局試圖以何種刑事罪名加罪王功權先生，天下人皆知，這只是政治迫害。依此治國，則國無以治。強自為之，無疑將自己置於歷史審判席"。



10月21日，王功權還是被正式批捕了。這表明，習近平執意要與中國進步力量為敵。習近平害怕有獨立思想有影響力並批判一黨專製的學者，更害怕有思想有財力有行動力的民營企業家。



黨管國企



為了堅持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習近平比其前任，更加強化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國有企業的控製。



2014年8月18日，習近平在中共深改組第四次會議明確指出，“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



2015年7月5日，中共深改小組第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幹意見》。此文聲稱，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也是國有企業的獨特優勢。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偉大進程中，必須毫不動搖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毫不動搖加強國有企業黨的建設。



2015年8月24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這是中國共產黨所謂的新時期指導和推進中國國企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此意見開篇說：“國有企業屬於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製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這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堅守的政治方向、政治原則”。



“國有企業屬於全民所有”是中國共產黨的謊言。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歷史告訴我們，國有企業字面上屬於全民所有，實際上屬於中國共產黨所有，正如《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所言，國有企業是中國共產黨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要堅持中共對國有企業的領導。



2016年10月，習近平在全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確立“黨對國企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



2020年1月，中國共產黨規定國企董事長、總經理分別由黨書記、副書記擔任。 　



黨管國企，表明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要繼續霸占國有資產，把中國人的資產當作中國共產黨私產。中國共產黨通過控製國企，來進一步控製國民經濟。



黨管民企、外企



2015年6月，“中國共產黨黨組工作條例”提出民企須設黨組織。 　



201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組織部副部長齊玉表示，黨員3人以上企業應設黨支部 。　



2018年6月，證監會修訂“上市公司治理準則”草案，首度要求上市公司須設立黨組織。



中國共產黨不僅堅持黨對國企的領導，並且要領導民企，領導外企。中國共產黨在民營企業裏面成立黨的小組，成立黨的組織。甚至在一些外資企業裏，也要成立黨的組織。通過設立黨組織等手段，習近平的黨國體製正在讓非公有製企業越來越聽命於中國共產黨。



“民營企業黨組織覆蓋率總體呈上升趨勢，從2002年的27.42%上升至2018年的48.31%。除去不符合黨組織設立條件的企業，實際上黨組織已經覆蓋將近半數的民營企業。”（2019年5月23 日 《我國民營企業黨組織建設現狀分析報告》）



“今年11月中旬，德國《焦點》雜誌在一篇關於中國德國商會年度問卷報告的報道中引述了德國工商大會華北及東北地區董事會主席赫爾曼（Lothar Herrmann）的話說：‘企業受到一些壓力，要求他們修改技術轉讓合同，在企業決策中賦予黨代表更多的話語權’。赫爾曼對這種做法持批評態度，他說：‘在企業管理層接納共產黨的基層組織，這不可能是外國投資企業的任務。也不應該有人對企業提出這樣的要求’。據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部發布的數據，截至2016年底，已經有七成在華外資企業設立了中國共產黨黨組織”。（2017年12月1日《AHK：別逼德國在華企業成立黨支部》）



派黨代表



2019年9月20日，杭州市政府以“為企業協調解決各類政府事務“的名義，宣布抽調百名中共黨員，向阿裏巴巴、吉利控股等首批百家重點企業派駐”政府事務代表“。



中共利用派駐中共代表的方法，對這些企業進行監管。對那些被認為是不守規矩的民企進行全面政府接管。



消滅非公有資本



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



　　“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製經濟，是基本經濟製度的重要實現形式”，“積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製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製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



在鼓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的同時，又強調：“國企不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2014年3月5日，習近平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



中國共產黨發展混合所有製的目的是，不但要在宏觀領域堅持公有製經濟的主體地位，而且要在企業層面堅持公有資本的控股地位或支配地位。



中國共產黨認為混合所有製改革是國企改革，不是私有化改革。



私有化改革與混合所有製改革根本不同：私有化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建立私有製為基礎的私人產品市場經濟製度。混合所有製改革是為國企註入活力、盤活國有資產、增強國企控製力、調整優化國有經濟布局，最終目的是要鞏固中國共產黨公有製主體地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非公有製經濟主體在混合所有製企業中將是何種身份地位，參股者？控股者？參與經營還是主導經營?筆者曾經在一次北京會議上詢問主講人，非公有製經濟主體是否可以控股，是否可以擔任董事長？這個主講人有些慌亂地回答，這個問題以後可以討論。



2015年9月4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控製下的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於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的意見》。該意見說明，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舉措。改革出發點和落腳點：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製經濟，是基本經濟製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混合所有製經濟的基本原則：政府引導，市場運作。這就是說，所謂的混合所有製改革依然要在政府主導之下。



在混合所有製經濟的名義之下，中國共產黨妄圖用混合所有製兼並民營企業，用國有資本吞並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這是毛澤東當年“強製搞公私合營”的死灰復燃、惡鬼還魂。



“搞混合所有製改革，有兩條路徑：一條路是按市場經濟規律運作，以市場為主配置資源，民營與國有優勢互補，強強聯合，取長補短，自願組合，共同發展。另一條路徑是以政府為主導，以行政手段為主配置資源，給國有企業下指標，把優秀的民營企業吃掉。我們正站在十字路口”（厲有為《路在何方》）。



無疑，中國共產黨走的是後一條路徑。在所謂的經濟體製改革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公檢法經常發生某些違約行為，侵害民營企業產權。



因此，民營企業對混合所有製改革目的持懷疑態度，中國共產黨不是真正的將資源配置讓位於市場，而是新一輪的國企圈錢遊戲，新一輪的公私合營。



2018年，習近平赤裸裸地上陣，悍然組織發動攻勢，妄圖消滅私有製。



1月11日，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周新城撰寫了《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製》一文，告訴中國人中國共產黨是一定要消滅私有製，實行公有製的。



5月4日，中國共產黨隆重召開了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習近平發表講話，大肆贊揚主張用暴力消滅私有製的馬克思。



9月11日，財經人士吳小平在微博上發表了《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應逐漸離場》一文。文章稱：“私營經濟已經初步完成了協助公有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大階段性歷史重任。下一步，私營經濟不宜繼續盲目擴大，一種全新形態、更加集中、更加團結、更加規模化的公私混合製經濟，將呈現越來越大的比重”。



這些肆無忌憚的言論和行動使得民企心驚膽戰。



經濟學家向松祚曾經在演講中說，現在民營企業家的普遍心態是：“需要我們是無奈的選擇，消滅我們是崇高的理想”。



趁火打劫



2018年中國股市大跌導致上市公司股權質押爆倉，中國國家資本串聯金融機構趁火打劫，大量低價收購民企股份，入股民營上市企業。2019年，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地方政府控製了41家上市公司，總市值近2,200億人民幣。



國資機構在A股市場上“多番”掃貨。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統計，2018年-2019年，已經有67家上市公司民營、公眾或外資企業變更為國企，包括股權轉讓、表決權轉讓和國有股權劃轉等方式，這些企業遍布電子、機械設備、商品貿易、傳媒等21個行業”。（2020年3月7日 21世紀經濟報道 楊坪《 國企收購民資上市公司樣本觀察 “虧損樣本”顯露融合難題 機構建言“克短板”正當時》）



　 政治上的明白人



2020年疫情初期，中國共產黨政府隱瞞疫情真相，導致疫情全球大流行，國際社會普遍發出對中國共產黨政府追責的聲音。中美對抗升級，西方國家調整對中政策，把中國當作戰略或製度的競爭對手。面對國際形勢的惡化局面，習近平孤註一擲，不惜一切要與西方對抗，對民企就不需要再說什麽“自己人’的話了。他威脅民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學習張騫，為黨國效力，否則打土豪分田地。



2020年9月15日 新華社報道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該意見要求：教育引導民營經濟人士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進一步加強民營企業黨建工作，切實發揮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



中國共產黨統戰的工作對象包括民營企業主要出資人、實際控製人，民營企業中持有股份的主要經營者，民營投資機構自然人大股東，以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人士為主體的工商領域社會團體主要負責人，相關社會服務機構主要負責人，民營中介機構主要合夥人，在內地投資的港澳工商界人士，有代表性的個體工商戶。



中國共產黨對發出明確的行動信號，中國工商業階層必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針對所謂“政治上不明白”民企，中國共產黨政府會采取手段壓服，直至關進監獄。



11月2日，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的講話中，馬雲直指金融機構是“當鋪思想”，批評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因為“沒有系統”。馬雲被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進行監管約談。11月3日，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被叫停。



11月10日，市場監管總局發布《關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征求意見稿）》，聲稱“為預防和製止平臺經濟領域壟斷行為，引導平臺經濟領域經營者依法合規經營”，矛頭指向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平臺經濟領域的經營者。



中國共產黨這一連串動作，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政府要加強對民企的控製，切斷部分民企的信貸管道，接管不聽指揮的民企。



11月1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首度提出，要加強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限擴張



11月11日，河北民營企業家、大午集團創始人孫大午及十余名集團高層被警方跨市抓捕，集團28家子公司都被官方接管；



11月17日，南京前首富楊宗義被采取強製措施，其掌舵的福中集團總部被官方控製；



11月20日，重慶民營企業家李懷慶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案，被以四罪重判20年。



2021年4月10日，市場監管總局依法做出行政處罰決定，責令阿裏巴巴集團停止違法行為，並處以其2019年中國境內銷售額4557.12億元4%的罰款，計182.28億元。這是中國共產黨政府迄今采取的最嚴厲的處罰。中國共產黨處理阿裏巴巴的原因是該集團威脅到中共國有金融機構的利益。為了維持國有企業主導的經濟秩序，中共政府勢必打擊阿裏巴巴。



近年來非法抓捕民營企業家表明，中國共產黨掠奪民營企業的行動已經開始。掙紮在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的民營企業家們知道，中國共產黨欲加其罪何患無辭，總有一款罪名適合民營企業家。他們感到形勢不妙，只好實行戰略性退卻。2019到2020年間，阿裏巴巴創辦人馬雲、騰訊創辦人馬化騰、百度創辦人李彥宏、京東創辦人劉強東、聯想創辦人柳傳誌等多位民企老板被退休或卸任。2019年8月，退休的柳傳誌在天津企業家論壇上直言，“中共擔心富豪財大氣粗，富可敵國，甚或尋求政治上的角色，威脅到中共管治” 。



吹捧“張謇精神”



2020年，中國經濟陷入困境，中國共產黨強迫民企交出企業，與中國共產黨共命運。



2020年11月12日，習近平在江蘇考察時提起過，要求民營企業家富起來之後，要擔當社會責任，為掠奪國民資產製造輿論。



12月12日，中共又在北京舉行“張謇精神”時代意義論壇，再次向民企喊話。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要民營企業家與中共“同進退，共命運”；中共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李兆前則稱，民營企業家要“產業報國、實業強國”，“與國家同進退、共榮辱，同呼吸、共命運”。



打土豪分田地



中國共產黨建政前，中共部隊每到一處，都要“打土豪”，直接搶掠鄉紳的土地和財富。在所謂的改革開放後, 甚少有在位的領導人公開表揚 “打土豪、分田地”這段罪惡的歷史。



2021年2月25日，在中國共產黨舉行中國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習近平重提打土豪分田地，懷念毛時代，強盜嘴臉暴露無遺。



民企逃離



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家命運堪憂，正如陳有西律師所言，他們要麽在監獄裏，要麽正走在去監獄的路上。民營企業家感覺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屠刀已經舉起，為了避險，有的被迫退出市場，有的則逃離中國



“貿易戰下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社會管製越來越嚴，以及中國共產黨對民營企業的種種刁難打壓，令大陸企業家紛紛選擇出走，加速轉移資產和移民外逃，引起了外媒關註。《紐約時報》發表專欄文章，題為‘中國企業家階層對未來失去信息 ‘。文章引用選擇離開中國的上海商人陳天庸對前景的看法，’中國這條船可能逃不過船毀人忙的結局‘，-----陳並直言：‘離開中國是抵抗共產黨統治的最佳途徑’“。（2019年2月26日李玲浦 《中國企業家階層 失信心加速外逃》）



“中國的經濟正在放緩，與美國的貿易戰已影響到增長。但令許多企業家產生更廣泛擔憂的是，中國不會奉行其所需要的經濟與政治自由化政策。相反，自習近平2012年掌握共產黨大權之後，黨在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都加強了它的控製。



很少有人預言會出現一場崩潰，但對於中國長期前景的擔憂正在加劇。事實上，悲觀情緒如此高漲，以致於一些企業人士開始把中國可能面臨的未來和另一個經濟被政府嚴格控製的國家相比較：委內瑞拉。



根據總部位於上海的研究公司胡潤近期對465名富人所作的一項調查，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國富人稱，他們對中國的經濟前景非常有信心。而兩年前，這個數字還有近三分之二。完全沒有信心者增加到了14%，是2018年的兩倍多。近一半受訪者稱，他們在考慮移民國外，或已經開始操作“。



“私企人士很清楚，政府一旦不再需要他們，就會像殺豬一樣宰掉他們。這不是一個尊重法律的政府。它說變就變” 。



“許多企業精英不滿領導層偏向國有企業的經濟政策，即便驅動增長的是民營經濟” （2019年2月24日袁莉 《中國企業家階層對未來失去信心》）。



中國共產黨的土匪特性，已經再次赤裸裸的暴露。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別的“初心“，就是要消滅私有製。民營企業出逃，是無奈的選擇。民營企業參與抗爭，打到中國共產黨專製派，是明智的選擇。







2021年7月8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二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註定要失敗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利用暴力建立的基於公有製基礎的計劃經濟體製使得中國人活不下去了。為了其統治的合法性，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的經濟體製改革，並將經濟體製取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臭名昭著的計劃經濟區別開來。



中國共產黨在市場經濟前面又加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帽子，試圖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回顧中國共產黨經濟體製改過的過程，我們就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在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前提下，竭盡全力保住社會主義公有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公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國共產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的，是為了繼續掌控中國經濟，維護其專製統治。



中國共產黨國專製製度的腐敗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弊病，註定導致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失敗。



頑固堅持基本經濟製度



中國共產黨聲稱，中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製是中國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製度。 中國共產黨經濟體製改革過程是一個至始至終頑固堅持公有製的過程。



1982年12月4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即全民所有製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

第七條 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第十一條 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



從1978年，到1982年，所謂的經濟體製改革過去了4年，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依然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國營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補充。



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中，所謂的改革過去了10年，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依然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國營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補充。面對中國民營企業的出現，中國共產黨也把私營經濟看作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補充，並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 。



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中，所謂的改革過去了15年，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沒有變，依然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



199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把“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製度確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製度。中國共產黨強調“公有製為主體”，就是在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經濟的主體。



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所謂的改革過去了21年，憲法第六條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即全民所有製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 “。



200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強調要堅持和完善這一基本經濟製度的時候，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 “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 中國共產黨強調“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就是在強調中國共產黨的中國經濟主體的地位是毫不動搖的。中國共產黨所說的，“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中，關鍵詞是“引導”。非公有製經濟要在中國共產黨“引導”下發展”，也就是說，非公有製經濟要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基本製度同市場經濟相結合一種經濟。社會主義製度的核心是生產資料的公有製。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製度是以公有製為主體的，非公有製經濟要接受中國共產黨引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



1982 年，中國共產黨十二大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沒有完全樹立起商品經濟的應有地位。



　 1984年10 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製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思想。這是把發展市場體系僅僅理解為發展商品經濟，根本沒有提市場經濟。



　 1992年，中國共產黨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市場經濟這個時候才提了出來，有限地給民營經濟讓出了一點市場空間。但是，在市場經濟前面又加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帽子，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這個社會主義性質，除了上一節所說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製“，還有什麽呢？



“鄧小平在談話時，提出和解答了一個事關國家命運的大問題。他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在哪裏？就在四個堅持。四個堅持集中體現在黨的領導。這個問題可以敞開來說，我那個講話（指1979年3月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沒有什麽輸理的地方，沒有什麽見不得人的地方” （2014年9月1日學習時報 倪德剛 《鄧小平晚年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新論斷》）。



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在於中國共產黨領導。



2013年，上臺伊始，習近平就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很多特點和特征，但最本質的特征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全面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水平，是堅持民主集中製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們政治製度的優勢” （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習近平直言不諱地強調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



通過以上兩節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以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經濟體製。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註定失敗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註定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其一，中國共產黨黨國專製製度的腐敗；其二，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基本經濟製度的內在弊病。



黨國專製製度的腐敗



中國共產黨實行的黨國專製製度，是一種黨國不分、黨政不分的絕對權力製度。



中國共產黨剝奪了中國國民的一切政治權利，從上到下控製著從國家機構一直到農村村莊和城市社區，全面控製著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整個中國社會的一切領域，表現出了絕對的權力貪婪。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中國共產黨集團在各個領域都表現出絕對的腐敗。以下僅舉幾例：



剝削中國人



筆者在《政黨不是國家權力組織》一文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是與中國政府一體化的。中國共產黨迫使中國國民養活著龐大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政府的稅收對中國民眾是敲骨吸髓。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駭人的剝削者。



習近平大撒幣



雖然中國還有6億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習近平自上臺以來幾乎每次出訪都要大撒幣。近幾年，中國合計對外援助達到60365億元人民幣。中國人口現在是14億。如果平均分配給每個中國人，每人4311.78元人民幣。



習近平大撒幣的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習近平一心要成為毛澤東第二。當年毛澤東夢想成為世界領袖，強迫中國人民勒緊褲腰帶向世界大撒幣！今日，習近平也想成為世界領袖，學習毛澤東拉攏、收買亞非拉第三世界。



其二、習近平大撒幣的目的是洗錢，把原本屬於全體納稅人的錢轉移到自家人和紅二代的腰包裏。



隨意逮捕企業家



筆者在《江山易改本匪性難移》一文中講述了，掌握著絕對權力的中國共產黨隨時可以沒收民企的資產，逮捕企業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權力腐敗。



中國共產黨官員腐敗



“價格司原領導班子多數涉嫌職務犯罪。目前發改委窩案共立案查辦11案11人。----



其中，發改委國家能源局5人，發改委價格司5人、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1人，分別為：國家能源局副局長、新能源司司長、核電司司長、電力司副司長、煤炭司副司長、價格司原司長、現任司長、副司長、副巡視員，價格司原領導班子多數涉嫌職務犯罪“，”最高檢在回應國家發改委官員涉嫌貪腐案情時，披露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家中搜查發現現金折合人民幣2億余元，成為建國以來檢察機關一次起獲贓款現金數額最大的案件。據此前報道，魏鵬遠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時，其家中發現的現金，動用了16臺驗鈔機，點鈔時當場燒壞了四臺“，國家發改委系列案有四大特點”一是所在部門權力過大、權力集中是誘發腐敗的重要原因。二是在管理和監督機製上，存在漏洞，缺乏監管，審批權運轉不透明，缺乏有效的內外部監督機製。三是收錢辦事成為這些人的潛規則，大家心照不宣，長期共同受賄，形成窩案串案。四是犯罪數額特別巨大，涉案金額超過千萬元的有6人“。



“昨日，新華社發表題為《以改革和法治防止“審批崩塌式腐敗”》的文章，評價國家發改委系列案時認為，貪腐人數之多、貪腐之巨，聞之觸目驚心，權力的濫用與失控令人發指。透視國家發改委這幾個司局出現的“崩塌式腐敗”，不難發現，案件高發區就在位高權重的審批部門。能源局、價格司，光從這些部門的名字就可管窺分管工作的重要性。由此衍生的“跑部錢進”現象，就是由於有人拿著審批權在搞尋租、做生意“（2014年11月1 日《發改委現審批崩塌式腐敗 價格司多人涉職務犯罪》宏觀經濟大河網-大河報[微博] ）。



基本經濟製度的內在弊病



筆者在《重新定義公有製和私有製》一文中，以英國為例分析了公有製的低效率。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探索，1990年5月，英國工黨提出了新的施政大綱，放棄了老式國有化政策。



在中國，毛澤東時期的公有製不僅是低效率的，而且是有罪的。由於毛澤東的愚昧和霸道，強製建立一大二公人民公社製度，盲目發動大躍進，導致山林礦產資源的極大浪費，並且餓死了幾千萬農民。



中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10.4%，放緩到了2020年的2.3%，連續10年下滑。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經濟製度問題。



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經濟製度是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同時，中國共產黨政府又提倡“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哪些產品領域應該堅持公有製？那些產品領域應當通過市場配置資源？



筆者在《重新定義公有製和私有製》一文中指出：



現代民主工業國家，私人產品一般由企業出資生產，公共產品一般由政府出資提供。私人產品定義了私有製的邊界，用於生產私人產品的生產資料一般采用私有製，企業一般是私有製企業。公共產品定義了公有製的邊界，用於生產公共產品的生產資料一般采用公有製，政府是公有製生產資料的代理人。



私人產品領域定義了企業的職能，企業的職能是提供私人產品。公共產品領域定義了政府的職能，政府的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



在私人產品領域中不能以公有製為主體，必須以交易私有製為主體。中國共產黨不區分私人產品領域和公共產品領域，利用強權在私人產品領域中，“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是嚴重的錯誤。



由於基本經濟製度錯誤，導致中國共產黨政府職能定位錯誤，政府主導著中國的資源配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不足。



筆者在《頑固堅持國有經濟的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提到，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長張思平在“第三屆野三坡中國論壇”上講到：從政府掌握的七個方面的資源配置來看，各級政府在實踐中將大量的資源通過不同的方式基本上都配置給了國有企業，這使得國有企業成為政府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工具、平臺、載體，扭曲了資源配置在政府、市場、企業之間的關系，背離了“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市場經濟調節模式。



民營企業是提供私人產品的交易私有製企業，“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也就是讓民營企業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僵屍國有企業



2017年12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徐工集團時強調：“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要按照黨的十九大部署推動國有企業深化改革、提高經營管理水平，使國有企業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骨幹力量，成為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中國共產黨堅持，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主體，關系公有製主體地位的鞏固，關系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執政能力，關系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製度。



對中國共產黨最為致命的是國有企業效率不高。



在《民營企業創造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奇跡》一文中，筆者指出，國有企業是中國共產黨的私產、大金庫。在當下中國，私人產品領域中的國有企業大都是僵屍企業，效率低下，腐敗叢生。



“僵屍企業”大多是國有企業的原因如下：



政府職能原因。中國政府的職能邊界不清。政府不斷地將他的手伸向私人產品領域，不斷地擴大國企的行業範圍：鋼鐵、煤炭、水泥、玻璃、鐵礦石、有色金屬、房地產等行業，致使那些不具備經營能力並且貪腐的國企官員製造了大量的僵屍企業。



身份原因。國企負責人是政府官員，不是企業家，並沒有出資於企業。國有企業虧損由納稅人承擔，他們不承擔經營風險，沒有損失一分錢。只要能夠從銀行和政府吸血，維持著僵屍企業茍活，他們依然可以做官。產權公有製度導致所有者缺位，造成弗裏德曼所指出的，民營企業是“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效率又講節約”，而國有企業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節約也不講效率”。



能力原因。 國企負責人是政府官員，不是企業家，不具有經營企業的能力。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知，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腐敗和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基本經濟製度的內在弊病，註定導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失敗！



小結



通過梳理中國共產黨的經濟體製改革，筆者證實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市場經濟，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經濟特征基本相同，僅僅留給民營經濟一點有限的市場空間而已。這點有限的市場空間隨時面臨著被中國共產黨收回的威脅。



中國共產黨的四項基本原則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又要建立市場經濟體製，這是不可能的。由於中國共產黨黨國專製製度的腐敗，以及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基本經濟製度的內在弊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註定要失敗。



中國未來經濟體製改革的首要目標是，廢除中國共產黨掌管中國經濟的權力，將中國共產黨組織從政府和國企中趕出去。政府是處理公共事務、維護公共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務的組織。國有企業限於公共產品領域。



國民享有擇業、創業的經濟自由。私人產品領域交給市場，由民營企業提供私人產品，建立以交易私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製度。







2021年7月10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二十一 屠夫鄧小平



如果說,毛澤東是一個國賊,鄧小平則是一個屠夫。鄧小平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下令野戰軍動用坦克鎮壓學生民主運動的劊子手。鄧小平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黨國專製製度的原則。他接受了陳雲的提議，讓他們的子女享受政治經濟特權，使得血色家族壟斷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延續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鄧小平曾經對中國人犯下一些不可饒恕的罪惡。



“1957年9月23日，鄧小平曾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三中全會上做《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匈牙利作家巴拉奇·代內什在《鄧小平》一書指出，整個反右運動就是根據這個報告的精神進行的。如果說，毛澤東是反右運動的始作俑者，鄧則是反右運動的前線總指揮、具體實施者，鄧的頭銜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反對為‘反右派鬥爭’平反，使胡耀邦在平反冤案進程中遇到了強大阻力。為什麽鄧小平反對為右派平反?因為，鄧小平是靠反右起家，又靠反右發家”（《胡績偉：鄧小平拒絕為右派平反的根本原因》）。



1980年後，鄧小平雖然承認自己對反右擴大化負有責任，但他仍認為發起這場運動並沒有錯，只是運動被錯誤擴大化了。



鄧小平罪惡的過去，筆者不想多講，本文主要揭露1978年所謂的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對中國人所犯下的罪惡。



鄧小平被中國共產黨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識別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真正目的有兩條檢驗標準，是否維護國賊毛澤東，是否廢除黨國專製製度。鄧小平掌控中國共產黨最高權力後，不承認毛澤東對中國人犯下的罪惡，繼續美化毛澤東。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暴露了他改革開放的目的，是要繼續堅持黨國專製製度，維護中國共產黨的罪惡統治。



筆者將在本文中，揭露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真相，一一列舉鄧小平的謊言和罪行。



美化毛澤東



筆者在《永遠不要相信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曾經講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鄧小平力保毛澤東，吹捧毛澤東的功績，說什麽：



“毛澤東同誌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麽誇張。----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麽誇張。----當然，毛澤東同誌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我們要領導和教育全體黨員、全軍指戰員、全國各族人民科學地歷史地認識毛澤東同誌的偉大功績”。



1980年，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過程中，鄧小平堅持要求對毛澤東要做出“功大於過”的評價，並將文革的大部分責任推給四人幫和林彪。



3月19日　鄧小平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問題時說，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第一，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第二，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誌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三，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



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由鄧小平主持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仍然吹捧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同誌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幾千名入會的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並不都同意鄧小平對毛澤東做三七開的評價。鄧小平連發十五、六次發表指示，極力阻止對毛澤東的批評，迫使《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鄧小平維護毛澤東，是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實質上，維護毛澤東，也就維護了鄧小平這個“太上皇”專製統治。1989年6月4日，鄧小平下令野戰軍屠殺和平示威的學生，叫囂著“殺20萬，保20年穩定”。這一歷史事實證明了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是狂熱的專製獨裁者、殺人犯。



今天，國賊毛澤東的畫像依然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僵屍躺在天安門廣場上，他的惡臭還散布在中國的空氣中。每當看到那些貧窮的六七十歲同輩人唱著東方紅，津津樂道地看那些為中國共產黨歌功頌德的電視劇，看到這些被中國共產黨奪取靈魂的人，筆者總是眼含熱淚，他們也是人，竟然這樣地度過一生。中國共產黨罪惡大矣！



鄧小平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歷史已經告訴我們，沒有毛澤東，中國就不會倒回成為一個黨國專製社會；沒有毛澤東，中國就不會有幾千萬中國人被餓死，幾千萬中國人被迫害而死。對於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具有偉大的功績；對於中國人，毛澤東則是一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災星。鄧小平之流吹噓，毛澤東“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這是在中國及全世界面前撒謊，看一看毛澤東的好學生柬埔寨共產黨波爾布特領導的紅色高棉對柬埔寨大屠殺就可以一清二楚了！



1980年8月21日、23日，意大利記者奧麗亞娜·法拉奇采訪鄧小平時曾經對鄧小平說，“中國人民把一切錯誤都歸咎於‘四人幫’，但我聽說中國人說‘四人幫’時，伸出的是五個手指” 。這句話中的“中國人民”指的是中國共產黨，這句話中的“中國人”指的是中國百姓。中國百姓當然知道，“四人幫”實際上是“五人幫”，毛澤東是五人幫的頭子。



明知中國人都知道，毛澤東是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鄧小平為什麽還要維護毛澤東？因為徹底清算毛澤東將會影響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也會揭露出鄧小平自身的罪惡。因此，鄧小平竭力為毛澤東辯護，不承認毛澤東有罪，有的是缺點和錯誤，嫁禍於“四人幫”。不承認毛澤東有罪，也就是不承認中國共產黨有罪。由此，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知道，鄧小平所謂的改革開放的目的就是，死不悔改保住中國共產黨用槍桿子打下的江山，維護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的專製統治。



真理標準討論



1978年5月起，鄧小平推動了一場社會各階層參與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批評兩個凡是，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強調“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 “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中國共產黨吹捧鄧小平這次講話，“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思想解放、意識形態變更的一個拐點”。



關於”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一，這句話是病句,實踐不是檢驗這裏的標準,是檢驗真理的過程；其二,從話語中我們不難看出：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的罪惡已經證明,馬克思主義是謬論,鄧小平對中國百姓撒謊說，中國共產黨要解放思想了，實際上還是要保持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的思想統治。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鄧小平推動真理標準大討論的目的，是要掩蓋他攻擊華國鋒，奪取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陰謀。這是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勾心鬥角，不在本文範圍之內。



四項基本原則



1979年3月30日　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講，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後表述為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動搖了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



1979年12月6日　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



1980年1月16日　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四個堅持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



　　1997年鄧小平逝世後，四項基本原則作為指導思想寫進了中國共產黨黨章。



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什麽新鮮玩意，還是毛澤東的那一套老東西。鄧小平這是在告訴中國人，他還是要堅持毛澤東的思想，走暴力社會主義道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強迫中國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之下的現代化



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正是這四項基本原則曾經將中國人打入地獄深淵。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黨國體製。也就是說，鄧小平治下的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對中國人民犯罪。



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對中國人犯有不可饒恕的重罪！



階級鬥爭



中國共產黨自稱，1978年前後，鄧小平等人逐漸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此後還強調“四個現代化”。這是謊言！



筆者在《永遠不要相信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揭露，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中，依然有不能放松階級鬥爭的言論：



　　“我們國內現在還存在著極少數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們決不能放松同他們的階級鬥爭，決不能削弱無產階級專政”。



　　這一段文字說明，中國共產黨仍然不想放棄階級鬥爭，並且依然要通過無產階級專政鎮壓國民的反抗。



中國共產黨要放棄階級鬥爭，以經濟為中心，這怎麽可能呢？



以反革命罪名逮捕魏京生，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不就是在大搞階級鬥爭嗎！中國共產黨以搞階級鬥爭起家，不搞階級鬥爭，中國共產黨還能活嗎！請看下文！



鎮壓中國民主運動



文革中，國賊毛澤東的罪惡使得中國青年人開始思考中國的過去和未來，筆者也曾經是其中的一員。在北京，“西單民主墻”和“北京之春”民主運動應運而生。人們在西單民主墻上貼出了要求給1976年天安門事件平反，控訴冤假錯案的大字報，批判毛澤東犯下的歷史罪錯的大字報，以及主張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要求保障人權，實行民主的大字報，還出現了《探索》、《四五論壇》、《中國人權同盟》、《今天》、《北京之春》等幾十種非官方刊物。



鎮壓西單民主墻運動



1979年3月16日，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表示，“民主墻運動”搞得太過分了。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報》發表《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墻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指名道姓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



1979年3月27日，魏京生因反革命罪被捕。



3月29日，中國共產黨公安部門開始大逮捕，全國各地計有上千人被拘審、逮捕。其中包括《中國人權同盟》負責人任畹町先生。十年後的“八九民主運動”期間，筆者曾經多次到天安門廣場找他，沒有找到。後來才知道，任畹町又被中國共產黨公安逮捕了。



3月30日，鄧小平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發表講話。他提出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



從此，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別利用四項基本原則鎮壓中國民主運動，打擊黨內的反對派。鄧小平代替了毛澤東的腳色。



迫害知識分子



1983年10月，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的迫切任務》的講話，提出了“清除精神汙染”的問題：“精神汙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於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 。善於搞運動整人的中國共產黨緊跟鄧小平的指示大搞“清除精神汙染”，迫害知識分子，其發展態勢就好像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樣。



1986年，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又掀起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運動。他認為：“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並且提出“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鄧小平文選》第3卷）。中國共產黨立即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幹問題的通知》，壓製那些覺悟了的對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領導提出疑問的知識分子。1987年，中國學者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因參與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被中國共產黨開除出黨。



鎮壓六四民主運動



1988年，鄧小平主導的經濟改革失敗，導致物價上漲，中國百姓苦不堪言，出現搶購風潮。由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之輩堅持保持統治中國的權力。80年代初，以鄧小平子女為首的中共高幹子弟借助權力，利用價格“雙軌製”，倒買倒賣緊俏物質的批文，如汽車指標、鋼材指標之類，大發橫財。鄧小平之子鄧樸方的康華公司還被稱作中國大陸最大的“官倒”。中國百姓對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高官家族發出一陣陣"反官倒、反腐敗"的吼聲，知識青年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日益不滿，終於引發六四民主運動。



1989年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淩晨，受鄧小平旨意，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警察部隊和人民警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對示威集會人士進行武力清場行動。中國部隊從北京市各個方位包圍天安門廣場，分別由第38集團軍、第63集團軍和第28集團軍負責西面；空降兵第15軍、第20集團軍、第26集團軍和第54集團軍負責南面；第39集團軍和衛戍第1師負責東面；以及第40集團軍和第64集團軍負責北面。中共竟然派野戰部隊鎮壓中國民眾，其惡毒和殘暴程度簡直無以復加。由於中國官方拒絕提供更多事件資料，導致死亡人數模糊且出現多種版本。



鄧小平下令野戰軍屠殺中國學生和民眾。他的野蠻兇殘不亞於毛澤東。他的罪惡不低於毛澤東。



胡耀邦和趙紫陽被逼下臺



鄧小平利用控製槍桿子的實力，連續廢掉了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3任中共總書記。其中，胡耀邦和趙紫陽被逼下臺都是由於“四項基本原則”



趙紫陽說過，“1979 年鄧在理論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 從那個時候開始，胡和鄧對自由化問題就開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後幾年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大“（趙紫陽《改革歷程》）。在鄧小平操縱下，中國共產黨以“縱容全盤西化，沒有充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名義迫使胡耀邦辭職。



在鄧小平操縱下，中國共產黨以“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的名義，撤銷趙紫陽職務。趙紫陽因反對武力鎮壓學生，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之後，一直被軟禁在家，直到2005年1月17日去世。



胡耀邦和趙紫陽的下臺，使得中國共產黨內的開明派和民主派遭到嚴重打擊，阻擋了中國共產黨從暴力社會主義政黨向民主社會主義政黨轉化的進程，為二十幾年後政治小醜習近平上臺鋪設了道路。



1989年後，秉承鄧小平四項基本原則的中國共產黨的繼續鎮壓中國民主運動。



1991年，湖北張敏鵬等人秘密組建中國共和黨，以“推翻專製，再創共和”為其奮鬥綱領。不久便遭到當局的鎮壓，張敏鵬被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5年有期徒刑。



1992年5月27日，中國自由民主黨的胡石根被抓，被判刑20年。



1993年，民運人士劉文勝因籌組中國社會民主黨被判刑十年。



1998年，中國民主黨徐文立和秦永敏分別被判處13年和12年徒刑；1999年，劉賢斌被判刑13年。2002年6月，組黨人士王炳章在越南被中國當局綁架遣送回國，以間諜和恐怖活動等罪名判處無期徒刑。中國民主黨在全國先後有300多黨員被逮捕，判刑30多人。



2008年，參與起草《零八憲章》的劉曉波被逮捕，判處有期徒刑11年，2017年7月13日去世。中華民主憲政同盟曾經發文哀悼，並指出中國共產黨政府對劉曉波的早逝負有重大責任。



政治體製改革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講話（俗稱“8.18講話”），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製度、組織製度存在的問題，提出必須對現行製度存在的各種弊端進行改革。



從此，“8.18講話”被中國共產黨吹噓鄧小平中國政治體製改革之綱，宣傳鄧小平要在中國實行政治體製改革。霎時間，一些禦用文人紛紛跟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和禦用文人跟風是不奇怪的。遺憾的是，一些中國文人，尤其是某幾位尚是民主知識分子的人也竟然肯定鄧小平是要實行政治體製改革，這實在是不利於中國民主建設的。



前文中筆者已經講過，鄧小平肯定毛澤東，並且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四個堅持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這是告訴國人，他不會放棄黨國專製製度的，也就是根本不可能實行政治體製改革的



那麽，鄧小平提出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問題的目的究竟何在？與1978年鄧小平推動真理標準大討論的目的一樣，是要掩蓋他攻擊華國鋒，奪取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陰謀。



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中曾經談到：“鄧的這篇講話還有以下的背景。當時正在著手解決華國鋒的問題。鄧小平和陳雲都認為華是貫徹三中全會的障礙，陳雲甚至認為華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華的領導地位，鄧和陳都不能接受。當時華身兼黨主席、政府總理、中央軍委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因此鄧講話中所以反對權力過於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華的權力，首先要華把總理的位子讓出來”（趙紫陽：《改革歷程》）。



鄧小平“強調，中央作這樣考慮的原因是：一，權力不宜過分集中；二，兼職副職不宜過多；三，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四，從長遠著想，解決好交接的問題” 。



趙紫陽說過，鄧小平“心目中的改革，並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種行政改革，屬於具體的工作製度、組織製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的改革。鄧主張的是在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為了進一步地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任何影響和削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改革，都是鄧堅決拒絕的“，“鄧的信條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允許挑戰，高度集中的集權政治、專製製度是他特別欣賞和喜愛的”（趙紫陽：《改革歷程》）。



以上事實證實，鄧小平的所謂政治體製改革僅僅是要解決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權力集中問題，是行政改革的性質，而不是解決中國共產黨自身的黨國專製製度問題的政治改革性質，更不是解決中國人應有的權利問題。



就在鄧小平發表“8.18講話”兩個年之後，1982年12月4日，中國人大通過了由鄧小平等人主持重新修訂的《八二憲法》，“四項基本原則”被寫入《八二憲法》序言：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屠夫鄧小平是不可能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不可能放下統治中國的權力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質



國賊毛澤東對中國人的殘害，中國百姓的貧窮，以及中國的落後，使得毛澤東暴力社會主義臭名遠揚。為了挽救社會主義臭名昭著的名聲，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重新定義社會主義。



1982年9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鄧小平提出 “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這與毛澤東暴力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相同的。



中國共產黨的行政改革僅僅局限於其內部權力分配上。《八二憲法》取消了中國共產黨大頭子終身製，製定了任期製。習近平上臺後，通過《八二憲法修正案》又取消了任期製。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可憐的行政改革也消亡了。



習近平上臺後，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直接道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是“黨天下”。



“中國共產黨領導”已經寫進2018年五次修訂的中國憲法 第一章總綱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製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製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製度。



中國新的統治階級



鄧小平之流領導的改革開放產生了一個新的統治階級。



陳雲說過：“看來還是我們的孩子可靠，不會掘自己的祖墳”， “江山是我們打下來的，因此繼承這個江山也應該是我們的後代”。



陳雲提出中共高層一個家庭至少出一個人掌握大權，此動議得到鄧小平的首肯。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遵守了陳雲、鄧小平所定下的規矩，中組部發文形成官方政策：中共高層每個家庭都有一人被安排做高幹，其他人則“下海”斂財，地方各級官員也紛紛效法，依此為準。於是在中國從上到下，迅速形成了一個由幾大家族為首，錯綜復雜的家族式權貴集團，壟斷並世襲了整個國家的政治權力。那些沒有被分配官爵的紅二、三代，約八成則通過經商成為億萬富豪，控製了幾乎全部經濟命脈。他們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的黨國貴族世襲。與中國共產黨“保持傳統友好合作關系“的社會主義國家朝鮮，已經成了金家專製王朝。



腐敗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種存在方式



由於鄧小平拒絕政治體製改革，使得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繼續擁有絕對權力。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所以，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的腐敗肆無忌憚大行其道，無論是在職務層次上，還是在人數和貪腐財富的數量上，都已經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中國共產黨腐敗的特點是，



1、從下到上的貪腐：從村一級的“小官巨貪”，到國家級的“大官巨貪”，比比皆是。



2、全方位貪腐：從中國共產黨黨委、紀委、人大、政府、政協、部委局、軍隊、法院、檢察院、警察，到國有企業。



筆者僅以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以來被公開查處的中國共產黨高官為例，其中包含1名正國級周永康、6名副國級蘇榮、令計劃、孫政才、徐才厚、郭伯雄和楊晶。28名正部級蔣潔敏、李東生、李崇禧、魯煒等；數百名副部級李春城、劉鐵男、倪發科、劉強等。被查處的軍隊高官包含兩名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兩名中央軍委委員張陽、房峰輝；三名上將田修思、王建平、王喜斌，此外還有中將和少將若幹。



中國共產黨官員中，涉黑的人數也不在少數。僅舉一例。



徐長元一直在大連工作，曾任莊河市長，瓦房店市長、市委書記，長興島經開區黨工委書記，金州區委書記等職，2008年5月晉升正廳級。



2018年7月，徐長元被查。通報顯示，除了涉嫌受賄、貪汙、挪用公款、濫用職權，他還存在涉黑惡性組織問題。



2020年9月，徐長元等24人涉黑案在大連中院一審宣判。因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詐騙罪等十余項罪名，這位中國共產黨正廳級幹部被判處無期徒刑。



今年3月27日晚央視播出《掃黑除惡——為了國泰民安》披露，徐長元家族“政商黑三通”，累計涉黑資產超百億，被查封房產2714套，總面積達43.3萬平方米，車輛142臺！



中國共產黨在其插手的角角落落和各行各業全方位地大貪特貪，是一個當之無愧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犯罪集團。



腐敗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種存在方式。



家族腐敗



腐敗有兩大主要形式：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



政治腐敗的實質是權力腐敗。筆者在前文已經講述，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壟斷了中國的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思想權力，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政治腐敗集團。



經濟腐敗是利用政治權力在經濟活動中獲取非法的利益，斂取錢財。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集團主要存在政治腐敗。從鄧小平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集團開始出現經濟腐敗。除了前文講過的中國共產黨從下到上和全方位貪汙腐敗外，中國共產黨腐敗還表現在，中共高官家族利用權力斂財。



從鄧小平家族開始，中共高官家族利用家族權勢和裙帶關系一直在不斷聚斂財富。整個80年代，以鄧家子女為首的中共高幹子弟利用價格“雙軌製”，倒買倒賣緊俏物質的批文，如汽車指標、鋼材指標以及彩電指標等。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的康華公司是中國大陸最大的“官倒。1989年的“六四運動”除了民主訴求外，就是“反腐敗”和“反官倒”。所謂的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是主要目標之一。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權力+市場經濟，為中國共產黨的家族進入中國共產黨經濟壟斷領域開啟了大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財富寶藏主要集中在電信、軍火行業、房地產行業、礦產能源、金融等壟斷領域，現在這些領域都被中國共產黨高官家族壟斷。



江澤民家族、李鵬家族和鄧小平家族分別壟斷著的電信行業，電力行業、房地產行業、有色金屬、軍火行業的壟斷。



今日中國，中共高官家族已經成為中國新富家族中的主體。



《北京之春》的胡平說：“ 共產黨前三十年要革命的暴力消滅了所有平民百姓自己的私產，把它變成了所謂的全體人民的共產，後三十年，你又以改革的名義把本來屬於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變成了你少數官員自己的私產。兩件壞事都讓你一個黨做完了，古今中外還有誰比得上你”。



的確，歷代中國君主王朝，尚且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國儒家的道德約束。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正如國賊毛澤東所說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與中國共產黨這樣的強盜竊賊相比，歷代皇親國戚怎能比得上呢！



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評價



鄧小平不僅被中國共產黨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被稱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



李維漢談到毛澤東十大片面性錯誤之一，是不研究經濟規律，主要是從政治看經濟問題。鄧小平自己承認不懂經濟。他也是從政治看經濟問題，這一點與毛澤東相同。



鄧小平根本不懂經濟，哪來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是從政治層面考慮經濟，也就是說，他是從“黨天下”的層面推行經濟體製改革。筆者在前文《中國農村改革真相》、《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真相》等文章中，已經較為詳細地揭露了這個不懂經濟的總設計師主導經濟體製改革的真相。



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評價，要基於歷史事實之上，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對中國民眾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重罪。



在前文中,筆者揭露了中國共產黨主要罪行：引進了暴力馬克思主義，借助蘇聯共產黨的力量，利用暴力占領了中國大陸。而後，中國共產黨全面照搬了蘇聯共產黨建立了三位一體的黨國專製製度。對於整個國家，中國共產黨政府集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思想權力於一身，通過戶口、公社和單位對社會實行全面控製，致使中國國民成為囚徒。



至於毛澤東，從1921年至1977年，中國共產黨犯下的罪行都與他有關。尤其是毛澤東三次發瘋，殘酷迫害知識分子，餓死了幾千萬人，文化大革命將整個中國拖進了深淵。毛澤東是十惡不赦的國賊。



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目的的評價，取決於鄧小平是否承認：中國共產黨是對中國民眾犯下重罪的犯罪集團，毛澤東是對中國民眾犯下重罪的罪犯。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告訴中國人，他不僅不承認中國共產黨有罪，並且要繼續堅持堅持馬克思的暴力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堅持對中國國民實施無產階級專政，繼續堅持堅持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領導，繼續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就是說，鄧小平要繼續堅持中國共產黨三位一體的黨國專製製度。也就是說，鄧小平治下的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對中國人民犯罪。



同時，鄧小平堅決維護毛澤東。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過程中，鄧小平堅持要求對毛澤東要做出“功大於過”的評價。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鄧小平的所謂的改革開放的目的是繼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罪惡的專製統治。鄧小平是在利用“改革開放”的名義，繼續欺騙中國國民，掩蓋其繼續對中國民眾犯罪的目的。1989年6月4日，鄧小平終於暴露了他的真實面目，竟然動用野戰軍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血腥屠殺。遺憾的是，至今尚有相當一批中國人並沒有認清鄧小平的真實面目，甚至包括了一些所謂的民主知識分子。



鄧小平的所謂的改革開放的策略是：在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上寸步不讓，這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經濟方面上有限讓步。



經濟方面，在中國農村，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只允許農民承包經營土地，絕不放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土地的占有。在中國城市，為了緩解經濟壓力，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不得不允許個體戶和民營企業的出現。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不需要出資，個體戶是用從自己的口糧中省出來錢來從事一些小生意謀生，民營企業家則是用自己所有和東挪西借的錢出資辦企業。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底線是，絕不允許民營企業做大做強。民營企業做大做強，就證明了私有製優於公有製，就會證實，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道路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非法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荒謬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反動的，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就必須廢除。因此，在民營企業做大做強時，中國共產黨采取“國進民退“策略抑製民營企業的發展，采取混合所有製企圖二次公私合營，在民企中設立黨組織來控製民企，一直到恐嚇民企退場，甚至殺人取財。



在不允許民營企業做強做大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千方百計做強做大國有企業。因此，他們僅僅對百姓開放了部分市場，仍然壟斷著金融、土地、石油石化、電網電力、電信、民航、航運等決定著國計民生命運的行業。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缺乏基本的現代經濟常識，他們不知道國有企業所壟斷的這些行業是私人產品行業，應該交由民營企業經營。即便知道，鄧小平也會和毛澤東一樣，堅持黨管國企，通過國企控製著中國的資源，這是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的經濟基礎。



中國共產黨既要保住專製政權，又要發展經濟。他們將“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寫進憲法。國企是他們剝奪國民資產貪汙腐敗的基地之一，是他們的大金庫。他們讓自己的子弟和親信來掌控國家經濟，保證國家政權掌握在自己手裏，通過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代際傳遞，讓自己的子弟和親信先富起來。



中國百姓呢？所謂的改革開放至今已經近40多年了，中國還有6億人月收入1000元。他們生活在空氣汙染嚴重、河流及地下水汙染嚴重，土壤汙染嚴重的環境中，生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學。可悲的是，中國共產黨正是從這些無人權、低福利、低工資的最下層民眾身上榨取血汗，強大了軍隊的力量和警察的力量，毫不留情地鎮壓中國百姓對苛捐雜稅、地方官員的腐敗、司法不公正等等表達利益訴求的各種抗議活動；可悲的是，正是這些無人權、低福利、低工資的最下層民眾流出的血汗，餵肥了中國共產黨官員及其家人，使他們成為巨富。這些通過大量貪汙腐敗活動先富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竊賊們，多年來一直在秘密向海外轉移資產，逃離中國沈船。



中國共產黨官僚家族通過壟斷的政治經濟權力盤剝中國百姓的血汗，獲得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最大利益，這就是鄧小平所謂的改革開放的結果。



從哪個角度來看待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從中國共產黨的角度，他們是似乎是在改革開放；從中國民眾的角度，他們還在繼續犯罪。鄧小平拒絕否定毛澤東，這就為習近平回到國賊毛澤東的獨裁統治留下了空間；市場經濟，扣上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帽子，這就為習近平的私有企業退場論埋下了伏筆。



今日， 在任何一個自由民主，真正改革開放的國家，人民有權力選擇政府，有權力在私人產品領域內創業，有權力支持左派或右派，有權力選擇自己未來！中國共產黨至今不敢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堅持奉行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因為他們妄圖像秦始皇曾經期盼的那樣血腥江山傳萬代。



最後，筆者要談一談鄧小平做的“好事”。



恢復高考是鄧小平做的一件好事。高考破除了出身限製，使得幾百萬知識青年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毛澤東統治時期，“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類”子女不僅不能讀大學，有些農村上中學都受影響。筆者的一位同學的哥哥學習十分優秀，連續兩年皆因出身問題未被大學錄取。筆者也是受益者之一。1979年，筆者報考研究生，單位書記以出身問題為由不同意簽字。筆者對他講，現在的高考已經沒有出身限製了，他仍然拒絕簽字。最後還是通過工業局迫使這位書記同意簽字。但是，我不會感謝鄧小平。筆者曾經對溫元凱說過，這是我應有的權利。若要感謝，我會感謝你們這些推動鄧小平回復高考的人。



為什麽筆者不會感謝鄧小平呢？



毛澤東關閉了大學。與毛澤東相比，恢復高考是鄧小平是做的一件好事。同是中國人，如果鄧小平與蔣經國相比呢？



在抗日戰爭那麽艱苦的條件下，蔣介石提出了“戰時教育需作平時看”的觀點：



“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



國民政府盡力將大學和知識分子西遷，發給教師薪水保障日常生活，還免掉大中專學生學費、食宿、雜費。



蔣經國不需要辦鄧小平要辦的好事。他辦的好事是，解除多年來之戒嚴，開放黨禁，促進臺灣民主化和憲政體製在臺灣得以成功建立。



鄧小平拒絕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堅持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的專製統治。他可以同意恢復高考，但是如果學生要求民主反對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他就會毫不猶豫地下令槍殺學生！



蔣經國是一個中國人，鄧小平是一個中國屠夫！







2021年7月11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二十二 政治小醜習近平



習近平上臺前，民間曾經對他抱有很大的期望。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被譽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為廣東改革開放和經濟特區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的人。中國百姓，尤其是部分知識分子，期望習近平能夠向其父學習，啟動政治體製改革。

“中國政論網站‘共識網’發表70余位公共知識分子聯署的‘改革共識倡議書’，引發反響和爭議。兩天之後，在中國各大網站上，該內容全面遭禁“。

“12月24日，由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起草，中國70余位公共知識分子，包括律師張思之，法學學者賀衛方、何兵、社會學者徐友漁等，聯署發布‘改革 共識倡議書’，就推進依憲執政、落實選舉民主、尊重表達自由、深化市場經濟、實現司法獨立、保障憲法效力等六個方面，希望超越左右之分，朝野之別以形成改 革共識。就在網友拭目觀望官方反應之時，張千帆在財新網的博客中關於倡議書內容和一些門戶網站的新聞內容被撤除“（2012年12月29日吳雨《“公知上 書”遭禁，新政難啟？》）。

2012年，習近平上臺前夕，曾經有朋友問筆者，如何看待習近平和李克強？筆者回答，不要對習近平抱有任何幻想，這是一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人。李克強本科學的是法律，博士讀的是經濟，還是看看他的表現吧！

習近平一上臺，說了兩句話，盡顯其愚蠢至極，露出中國共產黨專製暴徒的本色，令中國知識分子大跌眼鏡。

兩句話盡顯習近平的暴徒面目

2012年12月，習近平說過：“最後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按照黨員比例，蘇聯共產黨超過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 兒，沒什麽人出來抗爭”。這句話清楚地說明了習近平根本沒有認識到蘇聯共產黨所建立的黨國極權製度是反人類的。戈爾巴喬夫等蘇聯共產黨黨員認識到了蘇聯共 產黨犯下的罪惡，作為真正的男兒，他們敢於解散蘇聯共產黨，而不會像鄧小平那樣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竟然在北京用軍隊屠殺民眾。習近平的這句話告 訴中國人，有一天，他這個 “男兒”就敢像鄧小平一樣鎮壓中國民眾，暴露了他的專製暴徒的無恥面目。記得一位學生曾經對筆者說過，他曾經在網上寫道：習近平，你是被人指上來的，不是 選上來的，是男兒的話，選一把，試一試。結果，此語迅速被刪。

2013年1月5日，習近平在新晉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發表講話，明確指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 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這句話再次說明了習近平根本就不承認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時期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嚴重罪行。

中國學者姚監復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說過：“201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時，習近平負責組織編纂的《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二卷》，其中肯定了‘中國 共產黨史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改造、肯定了反右派是正確的、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濟是發展的’；另外在《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21- -2011》中，習近平也肯定‘八九學運是反革命暴亂‘說法’”（2013年5月8日 吳雨 《習近平：否定了毛澤東，天下會大亂》）。

蔡霞說過：“習是整個一個人就跟時代隔絕了一樣”。的確如此，這兩句話說明習近平仍然生活在毛澤東時代裏，盡管過去了40多年了，他絲毫沒有一點進步，愚蠢之至！

對權力的貪婪

一上臺，習近平就迫不及待地貪婪抓權。

首抓軍權

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成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上任不到一個月，12月8日到10日，習近平在廣東視察期間，先後到海軍南海艦隊“海口”艦、某集 團軍和廣州軍區機關視察。中國媒體報道，習近平說，中國的強國夢要和強軍夢相統一。他還對軍隊提出三個牢記，一要堅持黨指揮槍，稱“堅決聽黨指揮是強軍之 魂”，二要軍隊能打仗，打勝仗，按照打仗標準治軍，三要依法治軍，從嚴治軍。

習近平對軍隊的視察顯示，他急於在軍隊立威，樹立自己是中國共產黨，同時也是中國軍隊的無可爭議的領導人形象。

習近平強調黨指揮槍，首先是告訴中國國民，中國軍隊是中國共產黨的私軍，不是國家軍隊。其次，習近平是為尋求終身製作好準備。

像毛澤東、鄧小平一樣，習近平深知抓住了軍權，也就抓住了黨權。所以，上任以來習近平一再引用毛澤東的名言： “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

如果中國共產黨指揮槍的原則遭到破壞, 習近平將面臨危險的挑戰。這是因為，黨內有人可以效仿華國鋒, 以軍事政變的方式逮捕習近平，也可以效仿鄧小平像廢除胡耀邦、趙紫陽一樣, 廢除習近平。因此，習近平必須抓住軍權，以保護自己和中國共產黨政權。

再抓經濟權力

2013年年初，習近平曾經與副總理馬凱談話。 “當時習詢問馬凱，在掌管經濟事務上，由黨處理還是由政府來處理比較好，據了解，馬凱當時回答說：‘北院比較好’。馬凱所說的北院，是指中南海的北院，即 國務院辦公室的所在地。中國共產黨中央的辦公室，位於中南海南部，又稱南院。據了解，習近平當時回答：’我倒不這樣想’“( 2013年12月22日 美媒 《習近平經濟也抓權 李克強只有靠邊站》)。

貪婪的習近平改變了中國共產黨內部高層權責分工的製度，即國家主席主管政治、外交和國家安全工作，總理主管經濟。在毛周時代，周恩來主要負責經濟工作；在 江朱時代，江澤民也將經濟工作交給朱镕基；在胡溫時代，胡錦濤對經濟事務過問不多，溫家寶則基本上負責國家的經濟事務。上任一年內，習近平掌握了黨權、軍 權之後，又掌握了經濟大權，將李克強總理的職權降格。習近平是比毛澤東還要貪婪權力的人。

全面抓權

2013年開始，習近平就始策劃成立各種領導小組和委員會，自任主席、組長和主任。

2013年11月12日，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習近平任主席，

12月3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習近平任組長。

2014年2月28日，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習近平任組長。

2014年3月15日，習近平以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的身份主持會議。

2014年6月13日，習近平首次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身份主持召開會議。

此後，習近平又擔任了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以及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主任、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等十幾個職務。

他幾乎擔任了所有要職的一把手。

習二毛

大權在握、得意洋洋的習近平立馬就鬧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笑話。2014年9月10日教師節，習近平到北師大參觀。在北師大的座談會上，有位遵義老師問習近 平：“總書記，我叫您‘習大大’可以嗎？”習近平竟然毫不猶豫地說了句“YES”。“習大大”從此變得名正言順。彭麗媛也隨之有了“彭麻麻”的名稱。自從 有了“習大大”和“彭麻麻”的稱呼，網絡神曲《習大大愛著彭麻麻》、《要嫁就嫁習大大這樣的人》迅速席卷全國各地廣場，引發一部分中國民眾的極大反感，憂 慮文革重來。習近平在民間又多了一個外號 “習二毛”，意為“毛澤東第二”。以至於，中國共產黨黨內也感到尷尬萬分，中宣部不得不下達指令，要求今後在報道中，不能再稱呼習近平為“習大大”。愚蠢 的習近平似乎並沒有意識到，從這件事情起，一部分中國人開始鄙視他了，包括一部分黨內人士也開始議論習近平的執政能力和人品。

“妄議中央”

習近平覺察到黨內對他的評價議論，於是在中國共產黨黨內大批“妄議中央”。

他恐嚇說：“在這種觀念支配下，一些人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為了自己的所謂仕途，為了自己的所謂影響力，搞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的有之，搞團團夥 夥、拉幫結派的有之，搞匿名誣告、製造謠言的有之，搞收買人心、拉動選票的有之，搞封官許願、彈冠相慶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陽奉陰違的有之，搞尾大不掉、 妄議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有的人已經到了肆無忌憚、膽大妄為的地步！而這些問題往往沒有引起一些地方和部門黨組織的註意，發現了問題也沒有上升到黨紀 國法高度來認識和處理。這是不對的，必須加以糾正”（2014年10月23日《在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此種極其荒謬的強迫下級唯上的恐嚇，引起中國共產黨黨內一大批知識分子的嘲弄和抵製。為了彈壓黨內的抵製，重修後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將“妄議中 央大政方針，破壞黨的集中統一”列入違反政治紀律的“負面清單”，規定該類行為情節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 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一批中國共產黨官員因此罪名被撤職、開除黨籍，有的被扣以經濟等罪名關進監獄。

把毛澤東重新擺上桌面

習近平是毛澤東的遺孽，絕對不允許否定毛澤東。

“官媒《光明日報》發表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學者的文章，論述習近平提出的‘兩個不能否定’的政治意義；文章披露：習近平強調‘如果當時否定了毛澤東，我們的黨還站得住嗎？站不住就會天下大亂’” 。

“在網絡上，習近平的話迅速招來網友‘吐槽’。網友‘秋螞蚱’難掩對新執政者的失望：‘習近平的'否定毛澤東就會天下大亂'言論，只是再一次證明了：能否 成為中國領導人的終極標準是，只能是他對共產黨的忠誠，而不是他的能力、誠實和正直’；推特網友"苠鐵蛋認為‘對毛用不著否定，公開檔案，出版自由，一切 真相大白；是神是鬼還是人，立觀原型。再說希特勒倒了、斯大林倒了、齊奧塞斯庫倒了、波爾布特倒了，天下大亂了嗎？’"（2013年5月8日 吳雨 《習近平：否定了毛澤東，天下會大亂》）。

2013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生120周年紀念日。當日，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發表講話，重復中國共產黨過去一貫的對毛澤東的傳 統評價：毛澤東同誌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 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

習近平效仿毛澤東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

1942年5月2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的講話，被中國共產黨奉為金科玉律。毛的這個講話，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黨文化的基礎。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並發表了講話。習近平效仿毛澤東，鞏固黨文化基礎，確保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毛習兩個講 話的共同目的是，文藝為中國共產黨政治服務。毛澤東在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是妄圖建立毛氏思想第一步，習近平效仿毛澤東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顯示“習氏 精神”要走上正統地位。

“七不講”

2013年4月2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

該文件指出“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值得註意的突出問題”，提出七大危險，要求警惕和根除：

1、宣揚西方憲政民主，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製度；

2、宣揚“普世價值”，企圖動搖黨執政的思想理論基礎；

3、宣揚公民社會，企圖瓦解黨執政的社會基礎；

4、宣揚新自由主義，企圖改變中國基本經濟製度；

5、宣揚西方新聞觀，挑戰中國黨管媒體原則和新聞出版管理製度；

6、宣揚歷史虛無主義，企圖否定中國共產黨歷史和新中國歷史；

7、質疑改革開放，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

習近平強製大陸高校的“七不講”：不能講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新聞自由、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性質，充分 暴露了中國共產黨強製中國民眾拒絕接受憲政民主製度，拒絕接受普世價值，剝奪公民權利，掩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罪惡，禁止新聞自由，企圖控製中國人思想，維 護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的罪惡目的。

該文件要求“確保新聞媒體的領導權，始終掌握在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一致的人手中”，強化習近平對中國民眾的思想統治。

從胡耀邦、趙紫陽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為了推進中國的憲政民主進程，一直在宣傳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新聞自由，揭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性質。

中國共產黨推出的七個不能觸及的禁區，提醒了中國民眾，這是中國共產黨體製上的七個關鍵弊端。習近平的“七不講”，顯示了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是現 代文明和製度的死敵。這就是導致中美沖突的價值和製度原因。不講普世價值，不講憲政民主，將使得中國，背離人類文明的方向，鞏固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製的極 權統治。

“七不講”之後，中國共產黨又推出十六條。

2013年5月4日，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部、宣傳部和教育部黨組發布了共16條的《關於加強和改進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幹意見》，要求全國各級有 關單位“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加強高校青年教師隊伍建設，提高青年教師思想政治素質”。“意見”在要有關各級加強領導和管控之外，要求“強化政 治理論學習，深入開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教育，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內容。

“反憲政”

習近平清楚，憲政民主製度是黨國專製製度的敵對製度，一上臺，立即反對憲政。

2013年5月22日，《紅旗文稿》發表楊曉青的文章《憲政與人民民主製度之比較研究》

該文開篇講： 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和學界有關“憲政”的呼聲擡頭。有人認為，西方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製度架構；有人借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時，打出“改革已死，憲 政當立”的旗號，提出在中國實行西方憲政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張，認為“中國夢即憲政夢”；還有人論述了“社會主義憲政”的概念。可見，憲政話題已不是一個 單純的學術論題，而是必須回答的現實的政治問題。該文宣稱，作為西方現代政治基本的製度架構，憲政的關鍵性製度元素和理念只屬於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專政， 而不屬於社會主義人民民主製度。該文誣陷西方憲政具有欺騙性。

2002年，秦前紅和其博士研究生葉海波提出“社會主義憲政”概念。

楊曉青批評“社會主義憲政”論不可取在於，客觀上會給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民主製度套上憲政的枷鎖，引導人民民主的國家逐步走上真正西方憲政的道路。他認為，人民民主製度絕不可以稱為“社會主義憲政”。

習近平視憲政若猛虎，“憲政”一詞就是禁區。其禦用文人楊曉青在其《憲政與人民民主製度之比較研究》中提出，誰主張實行憲政，誰就是要“整體改變國家的性 質和基本製度”，實行西方資產階級專政。鄭誌學在其《認清“憲政”的本質》一文中為憲政定罪：“憲政”主張的指向就是要在中國取消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 主義政權。

習近平反對憲政，要把中國拉回毛澤東專製時代。

“亮劍”打擊網絡言論

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說：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宣傳思想工作就是要鞏固馬克 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所有宣傳思想部門和單位，所有宣傳思想戰線上的黨員、幹部都要旗幟鮮明堅持黨性原則。宣傳思想部門必須守土有責、守土負 責、守土盡責。宣傳思想部門工作要強起來，首先是領導幹部要強起來，班子要強起來。

在中宣部部長劉雲山講話時，習近平惡狠狠地插了一句話：有一小撮反動知識分子，利用互聯網，對黨的領導、社會主義製度、國家政權造謠、攻擊、汙蔑，一定要嚴肅打擊。

習近平一聲令下，公安部門緊急出動配合宣傳部門。19日，秦誌暉、楊秀宇等4人以在網絡上造謠為由被警方逮捕。中國共產黨公安短短幾天內，在全國各地以網 絡上造謠傳謠為由，已經抓捕了數以千計的人。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結束後，31個省市自治區的宣傳部長齊聲吶喊“亮劍”。

2013年8月23日，薛必群（別名薛蠻子）因涉嫌聚眾淫亂，被北京警方逮捕，引起民眾熱議。

蔡慎坤撰文稱，中國共產黨官方輿論圍剿和炮轟薛蠻子不是為了打擊賣淫嫖娼，乃是為了打壓網絡言論和意見領袖，其用意無非是敲山震虎，殺一儆百，借此警告網民對“政治事件”及“社會公共事件”噤聲，目的是“向所有網路大V們敲響了法律的警鐘” 。

此事也引起外媒關註。BBC中文網認為，薛蠻子嫖娼被抓，並被中國國家媒體曝光，引起網民熱議，引發爭議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共產黨權力的合法性受到質疑和挑戰。

打壓中國新公民運動

1978年以來，中國民間組織有了一定的發展。民間組織是相對獨立的，在經濟上不依附於中國共產黨。20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了一些宣傳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刊 物與組織，引起了中國共產黨的註意。作為專製政黨，中國共產黨懼怕組織起來的政治反對組織推翻它的專製統治。1989年10月25日，國務院發布了《社會 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把正式社團直接置於中國共產黨黨政機關的嚴密控製之下。此後，中國共產黨多次下文加強對民間組織的控製，堅決禁止和取締對政治反對組 織。

2005年，“北京公盟咨詢有限責任公司”（簡稱公盟）註冊成立，許誌永是公盟創始人之一。他倡導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維護自己的權益，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給予國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要求官員公布財產，並懲治腐敗。2009年7月，“公盟”被中國共產黨政府取締。2010年3月，“公盟”改名為“公 民”，許誌永是新公民運動的主要創始人。“公民”是以建立約束權力的民主法治製度為目標，理性、建設性地推動民主、法治和社會正義的公民自發的公益組織， 組織發起倡導以“自由，公義，愛”為主旨的新公民精神的新公民運動。

2012年5月，許誌永發表《中國新公民運動》。

新公民運動是一個以和平方式推動中國告別專製完成憲政轉型的政治運動。

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當選總書記後，許誌永發出《致習近平先生的公開信：一個公民對國家命運的思考》。

公開信指出：“人類社會發展自有其規律，多元化市場經濟和一黨專製不可能長期相容”，“我很悲哀地看到，執政黨已經失去了前進或者後退的能力，等待著歷史大潮的淹沒”，“這個體製已沒有任何前途。它在我們民族歷史上留下太多恐怖、荒誕、恥辱的記憶”。

公開信提出：“政府首腦和議會直接選舉、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行政中立、新聞自由、多黨競爭、地方自治是現代民主的必有原則，是兩百年來人類文明最重要也是最普及的常識之一”。

2013年7月16日，中國當局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刑事拘留許誌永。此前，中共警方已刑拘或正式逮捕了“新公民運動”至少15名參與者。

著名經濟學者茅於軾，商人王功權及媒體人笑蜀、何三畏等在內的國內知識份子及維權人士聯署呼籲，要求無罪釋放許誌永及所有因參與“新公民運動”而被捕的公 民。該呼籲書稱，這是一起極其嚴重的事件。從遠處說是對斯大林模式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延續，從近處說是對十年剛性維穩的延續……直接動用國家機器， 實施定點打擊。許誌永和他的夥伴們遭遇的厄運，是這方面的最新案例。呼籲書還稱，“新公民運動”以溫和理性的方式推進中國公民社會建設，許誌永及其夥伴們 的行動是在踐行現行憲法第35條，完全處於合法範圍之內，而對他們的打擊壓製則是對憲法與法律的公然踐踏。

2014年1月26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為名，判處許誌永有期徒刑四年。

中國新公民運動遭受殘酷打壓，習近平的專製統治者的真相暴露無遺。習近平進一步遭到中國民主知識分子的鄙視、和唾棄。

大規模迫害中國律師

中國共產黨政府懼怕中國民間社會維權運動，長期殘酷打壓律師，吊銷執照、判刑，甚至關閉律師事務。習近平上臺後，大大加劇打壓的程度。2015年7月9日 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當局在多達23個省份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帶走、約談了上百位律師、民間維權人士、上訪民眾及其親屬，部分人士因此下落不 明。

“習近平去年11月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首度曝光。有維權律師表示，習嚴厲打壓維權律師是防範維權運動威脅中共體製。最新一期《求是》雜誌 披露習近平2020年11月的講話，罕見談到’法律服務（律師）隊伍’，批評’極個別律師’所謂’政治意識淡薄，甚至惡意攻擊我國政治製度和法治製度’， 聲稱要把’擁護中共領導’等作為律師從業的基本要求。他還強調，決不走西方所謂’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子”（2021年3月1日 中國新聞《打壓維權律師 習近平內部狠話首曝光》）。

迫害宗教徒

2015年5月 ，習近平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論及宗教政策時說：“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

美國的2015年度《國別人權報告》批評中國繼續針對政治敏感群體或個人打壓其宗教自由，且打壓新疆的維吾爾族穆斯林和西藏等地藏民的宗教、結社和言論自由。

2016年4月24日，《人民日報》報道，習近平出席宗教工作會議，強調中國要堅持由中共領導宗教，自主自辦，堅決抵禦境外利用宗教滲透中國，防範宗教極端思想侵害。

習近平上臺後，中國共產黨偏袒佛教、道教等本土宗教，對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外國宗教抱持敵意。中國共產黨認為，佛教和道教能實現自身在國內外的政治目標。 習近平企圖在傳統中國宗教和文化基礎上，建立政權統治的合法性。在中國共產黨壓力和誘惑之下，中國道教協會竟然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黨總支部。中國共產黨走卒 佛教協會副會長印順倡議佛教徒，手抄“十九大”報告，並稱“十九大報告就是中國當代的佛經”，同時他還稱佛教徒要先“愛國愛黨”，才談得上佛教信仰。

2018年4月，中國政府下令宗教要“中國化”、“媒體、宗教、企業都要姓黨姓”。

8月27日，河南嵩山少林寺在方丈釋永信率領下，舉行寺院1523年以來的首次五星紅旗升旗儀式。

在新疆，中國共產黨政府嚴厲控管伊斯蘭教，持續打壓，已將數十萬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其他穆斯林關進了拘禁營。被關押的人要接受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思想灌輸和訊問，迫使他們忠於中國共產黨。

在西藏，中國共產黨強迫藏族民眾與達賴喇嘛劃清界限，要求藏族民眾“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中國共產黨在青藏高原的許多寺庵裏，進行“愛國主義再教 育”活動，強迫僧尼參加“法製教育”，要求僧尼忠於政府認可的班禪喇嘛，學習普通話以及贊美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的材料。近年來，有幾百名藏人因 涉及宗教行動或意見表達遭拘禁，近百人被判處徒刑，每年都有人在被警方拘押期間喪生。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公布的《2020西藏人權狀況年度報告》指出，中國政府以“發展”為名在西藏加強滲透、強迫遷移、破壞環境、限製校內使用藏 語、推動藏傳佛教中國化，加速消滅西藏語言文化。此外，中國當局還以所謂“民族團結”、“反幫派”為名濫抓濫捕，對西藏政治壓製達到危害人類罪的水平。

中國基督徒的人數近億，與共產黨員的人數接近，基督教成為在共產黨控製之外的中國最大的社會組織，這為中國共產黨所恐懼。為此，中國共產黨政府殘酷打擊基督教，強拆十字架、教堂，更利用社會福利脅迫低收入教徒放棄信仰。中國的家庭教會遭遇到大規模的清查和取締。

控製信息傳播

隨著國門的開放，以及互聯網的出現，西方發達社會的生活展現在中國百姓面前，新思想、新觀念在知識分子中傳播，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等所謂的正統意識形態已經邊緣化，被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視為謊言和笑柄。

中國共產黨政府加強通過控製信息傳播，來控製民眾思想與行為的力度。

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製定了一系列對國民言論和媒體實施嚴格的審查製度。

言論審查對象主要包括西方民主、普世價值、宗教、“六四事件”、臺灣新聞、法輪功和各類被中共政府認定的邪教組織、民族分裂組織、無政府主義、國際揭秘文 件、伊斯蘭國、以及境外新聞源等等。中共政府認為其擁有在其領土範圍內控製互聯網內容的合法權利，審查製度不侵犯公民的言論自由權。

媒體審查則包括了擁有廣大觀眾的各類大眾媒體，例如廣播、電視、互聯網電視、報紙、自媒體、電影、社交網絡、文字通訊、即時通訊、電子遊戲、文學和網絡。

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把中國的出版審查程度列為“非常嚴重”，屬於五種等級中最差的一級。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將中國的出版排為最差的等級“不自由”，稱 “在中國，國家對新聞媒體的控製是通過政黨對新聞內容的監控、對記者的法律限製以及對自我審查的經濟激勵等復雜的組合來實現的”。

習近平上臺後，強化對公共言論空間的審查，從政治思想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均被嚴控。網警、國家安全部門、新聞管理部門、通信管理部門的網絡監督員，監控 大陸中國的論壇、網誌、聊天室和私人的即時通訊、電子郵件等互聯網資訊。網絡監督員一方面限製言論，傳播特定信息；另一方面檢察社交網絡上的關鍵字，一旦 發現任何有反對中國共產黨、或嘲諷國家領導人的內容，立即將其屏蔽。發表這些內容的網民則很可能被舉報給政府，引來國安人員登門造訪。這些網絡監督員還對 一些他們認定的敏感人士實行網絡監控，並能夠隨時切斷他們的網絡通信。

“網絡自由”成習近平心頭之患。2014年2月27日，習近平成立了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自任組長。此後，中國共產黨全面監控網絡言論， 肆意關閉批評者的微博賬號和微信群。

2014年8月26日，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簡稱國家網信辦，與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為一個機構兩塊牌子）負責中國大陸互聯網信息內容管理工作，並負責監督管理執法，成為中國共產黨大規模監控的一部分。

2016年2月9日，習近平曾視察《人民日報》、新華社及中央電視臺三大官媒的總部，要求記者對黨要絕對效忠，“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均要緊跟黨的領導。

2016年11月4日，中國網信辦發布了《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要求直播服務提供者和發布者必須同時取得相關資質才能發布新聞信息，並對新聞信息直播及其互動內容實施“先審後發”管理。

根據2016年11月7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網絡運營者為用戶辦理網絡接入、域名註冊服務，辦理固定電話、移動電話等入 網手續，或者為用戶提供信息發布、即時通訊等服務，在與用戶簽訂協議或者確認提供服務時，應當要求用戶提供真實身份信息。用戶不提供真實身份信息，網絡運 營者不得為其提供相關服務。這是中國共產黨政府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確網絡實名製。

2018年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清楚了習近平的皇帝夢，人們不再相信中國共產黨宣傳的那一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厭惡至極，自由、民主、憲政逐漸成為民間知識分子的主流話語，

2019年5月30日起，由於“六四事件”30周年即將到來，中國大陸幾乎所有的社交媒體及遊戲都以“系統升級”的名義禁止發言直到6月6日（有小部分持續到6月9日中國大陸的高考結束）。

2020年6月4日起，因中國退役足球運動員郝海東宣布建立“新中國聯邦”事件，中國大陸對全世界所有足球運動員出身的相關信息進行嚴格審查與封鎖。

202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網信辦在網站發布通知，宣布將“重點整治”自媒體、熱搜熱榜、PUSH彈窗、短視頻平臺。

2021年1月31日，中國自媒體以及公眾號運營者後臺收到了《關於公眾賬號從事互聯網新聞信息發布需要資質的提醒》通知。自2017年6月1日起，要求未取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的賬號，不得發布或建議不要發布時政類新聞。

強化洗腦

2018年，中共憲法廢除了國家主席了連任期限後，為了實現長期執政的目標，習近平開始強化對國民，尤其是對教師和學生的洗腦

2018年4月，中共教育部高調宣布加強“形勢與政策”課程建設，其目的是結合時事對學生進行洗腦，強行灌輸符合中共獨裁專製利益的謬論。同年，開始在中小學加強灌輸“無神論”思想。

2018年11月，教育部印發並實施《新時代中小學教師職業行為十項準則》。第一條就是要求教師要有：堅定政治方向。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為指導，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貫徹黨的教育方針；不得在教育教學活動中及其他場合有損害黨中央權威、違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言行。中國龐大的教師隊 伍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思想規範之下，成為傳播中國共產黨思想病毒的媒介。

2019年3月，習近平在全國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表示，要“培養一代又一代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立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奮鬥終身的有用人”。

2019年10月，教育部等五部門印發《關於加強新時代中小學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的通知

該《意見》要求每位中小學思政課教師講好中小學思政課，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 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對不能勝任中小學思政課教研工作的教師，應及時將其調整或退出教研崗位。

2020年1月，國家教材委員會、教育部印發全國教材建設規劃和四個教材管理辦法

《規劃》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把牢政治方向，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關於教材建設的重要論述貫穿始終，體現在教材建設的各個環節。學校 教育要為“為學生打好中國底色，厚植紅色基因”。禁止外國教材未經審查進入課堂。中國的中小學義務教育將“禁止”國外教材。除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或項目、經 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批準開設的普通高中境外課程項目外，“普通高中不得選用境外教材”。

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宣傳部 教育部關於印發《新時代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創新實施方案》的通知

通過強製化的思想教育，中國人的自我空間日益縮小。習近平意圖使得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和他的所謂的思想控製民眾的思想。。

今年，中國共產黨推出新版“中國共產黨簡史”，作為指定黨史學習教材，其中凸出習近平執政以來的黨史，約占全書1/4；文革不再單獨成章，並且淡化了發動者毛澤東的錯誤。

中共民眾冷眼觀看著政治小醜習近平導演的這一場場篡改歷史，突出個人的鬧劇。

習近平的皇帝夢

2016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六中全會之後，習近平成為中國共產黨黨中央的“核心”。這個“習核心”仍不滿足，他開始為實現終身獨裁做準備。

習近平以強化黨的領導的名義，重提毛澤東時代的“黨領導一切”。2017年，中共十九大將“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句毛澤東時期的口號寫入黨章。

習近平將自己的所謂“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從此，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成為繼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之後第三個以領導人的名字命名的中共指導思想。

2018年3月11日，習近平控製的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製，並把習近平的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個只有小學文化水平的習近平博士有什麽思想呢？除了毛澤東那一套獨裁謬論，習近平還有什麽呢？

2018年兩會剛剛閉幕， 3月21日，中共中央公布《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方案稱，此次改革，“著眼於健全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製度”，“確保黨的領導全覆蓋，確保黨的領導更加堅強有力”。中國共產黨在事關執政安全的領域，意識形態、社會控製、教育即幹部監督管理等方面強化了領導。

中國共產黨的這個所謂的改革是走向“黨政合一”的回歸，以黨治國能直接高效地體現習近平的領導意誌，不必經過人大等程序。

2018年3月11日,這一天成為中國歷史的轉折點。這一天習近平徹底觸怒了中國有良知的民眾。

二十一世紀了，習近平還想退回到帝製時代，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終於意識到大權獨攬的習近平是想當皇帝。網絡上對習近平的批評鋪天蓋地，有人說：“原來習近 平的中國夢是他的中國皇帝夢” 。蔡霞批評說："而一個人，一個主要領導，可以憑著他掌握了刀把子，槍桿子，然後手裏又捏住了體製本身所造成的官員貪腐，黨內已經沒有任何人權和法治保障 黨員幹部的權利這兩條。所以9000萬黨員成了奴隸和個人使用的工具……"。蔡霞指出，習近平完全成了一個"黑幫老大"："全黨圍著一個人轉，這還叫政黨 嗎？早就不是政黨了，他就是一個黑幫老大"。

大撒幣

為了在世界撈取政治資本，習近平動輒撒出數以億計的巨款贈送或援助其他國家，全然不顧中國依然有數量龐大的貧困人口。習近平不惜血本地動用中國百姓的納稅 錢向非洲國家的大撒幣行為在中國國內受到民眾的廣泛的譴責和鄙視，笑罵習近平是“大撒幣”，“這個大撒幣正扛著數千億錢袋子不換肩地在非洲大地上狂奔！”

魏京生在自由亞洲的評論文章《怎樣的心態才會大撒幣》中說：習近平又要大撒幣了，六百億美元。直接晃眼，讓非洲那些窮國的腐敗官員們趨之若鶩，紛紛前往中 國給習近平捧場，卻招來了老百姓的一通怒罵。網民們還算了很多筆的細賬，其中最讓我驚奇的是這兩筆細賬，而且是按照中國共產黨自己的統計數據算出來的。一 筆是相當於全國低保支出的二點七八倍，養老保險補助的二倍，社會福利支出的六倍。另一筆是，全國公立醫院支出的一點八七倍，基層醫療支出的三點零九倍；公 共衛生支出的二點一七倍。

《博訊》網刊登的題目為《習近平大撒幣原因揭秘 令人難以想象！》一文中分析說：我認為，習近平大撒幣的根本原因是他得了毛澤東同樣的妄想癥。習近平想成為世界領袖，組成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對抗以美國為代 表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大撒幣的原因是他想學毛澤東拉攏、收買亞非拉第三世界。一句話想當世界窮國的頭。他的思維還停留在毛澤東的瘋狂時代。

全球政治擴張

2012年11月，習近平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 "中國夢"。2013年，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概念，作為復興中國，實現中國夢的具體實施方案。對習近平個人而言，希望世人認同他是一個具有全球眼光 和國際領導力的領袖，"一帶一路"成為中國內政和外交的重點。2015年3月，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提出的“中國夢”目標，希望將中國變成主導世界的超級大國。“中國製造2025”旨在取代 美國的科技領先地位。?2049年成為全面富強的國家。

2017年1月，習近平出席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1月17日開幕式上，習近平講，“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為全球經濟穩定和增長提供了持續強大的推 動。中國同一大批國家的聯動發展，使全球經濟發展更加平衡。中國減貧事業的巨大成就，使全球經濟增長更加包容。中國改革開放持續推進，為開放型世界經濟發 展提供了重要動力。中國人民歡迎各國人民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便車’”。

1月23日舉行的外媒吹風會上，歐洲司司長陳旭、國際經濟司司長張軍、國際司司長李軍華介紹情況，並就經濟全球化、全球經濟治理、氣候變化、中歐關系等問題回答了提問。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23日報道，在吹風會上，中國外交部國際經濟司司長張軍表示，中國一向表明不願擔任世界領導者的角色，若有需要， 中國如今願意‘接棒’。張軍說，如果有人說中國在世界上扮演領導者的角色，那並不是因為中國沖到了前面，而是領跑者退縮了，從而把位置留給了中國。他還補 充道：‘若中國被要求扮演領袖角色，那麽中國會承擔其責任’” 。

習近平的赤裸裸的領袖夢，使得國際社會逐漸意識到中國共產黨力圖擴展國際影響力，進行全球擴張策略， “一帶一路“不僅僅是一系列經濟舉措，也是戰略和政治一攬子計劃。一帶一路”倡議的根本目標最終達成以中國為中心的目的，是中國共產黨統治世界邁出第一步。

“一帶一路”逐漸遭到一些國家的反對，批評者認為其財務不透明會給參與者製造債務陷阱，而且其目的是擴大中國影響力而非幫助發展中國家。美國對中國的批評 尤其激烈，2019年5月8日，國務卿蓬佩奧訪問倫敦時稱，中國以腐敗的基礎建設換取政治影響力，施行以賄賂激發的債務陷阱外交。

中國“一帶一路”政策製造無謂的浪費引起了關註。“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日益引起地區和國際關註，‘不知通往何處’的橋梁、公路和鐵路項目越來越多，因為這 些項目在財務上無法實現。從東亞到太平洋島嶼，從西非到拉丁美洲，根據習近平主席萬億美元開發計劃開展的基礎設施項目繼續遇挫。事實證明，機場、電廠等越 來越多的項目在財務上缺乏可行性，給發展中國家帶來難以償還的債務，並引起中國對他們的蔑視。---特別是南亞和東南亞的“一帶一路”項目，不但未能產生 投資回報，甚至還可能破壞政治關系“（2019年8月28日 IPDForum《中國一帶一路政策繼續製造無謂的浪費》）。

“一帶一路”問題不斷地浮現，很多國家發現這些基建項目不僅不能為其帶來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動力，反而導致他們債臺高築，緬甸、泰國、馬來西亞、巴基斯坦、馬爾代夫、吉爾吉斯、坦桑尼亞等亞非國家先後因為不堪債務、涉及腐敗等原因叫停或修改“一帶一路”項目。

今年，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羅馬尼亞、斯洛伐克與保加利亞停止與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合作。

一些國家意識到“一帶一路”並非中共所宣稱的是“和平、繁榮、開放、創新、文明”之路，而是“紛爭、腐敗、虛假、暗黑”之路，招致多國反製。

習近平癡心妄想

2018年，習近平的皇帝夢不僅觸怒了中國人，也驚醒了西方人。他們意識到，習近平比毛澤東還猖狂。毛澤東只不過是想當社會主義陣營和第三世界的“老大“，習近平竟然想當世界“老大“。當然，西方人也清楚，習近平是癡心妄想。

BBC、《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多家外媒一致認為，習近平成為了繼毛澤東後，中國最有權力的領導人。但是，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們認為習近平缺乏能力 與遠見。“中國正掀起新一輪展現國家主席習近平大國外交和充當世界領袖雄心的宣傳運動。國際媒體的報道顯示，就連即將出任中國駐聯合國大使的一項例行人事 安排都平添了中國走近世界舞臺中心的重大意義。不過，數位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認為，習近平雖有當世界領袖的雄心，卻並未展現領導世界的能力和遠見，他對中 國家門口或後院危機的處理乏善可陳，他的列寧式專製體製對被稱為自家人的港臺年輕人也毫無吸引力”。（2018年1月23日 方冰 《專家：習近平想當世界領袖但缺乏能力與遠見》

就是從“取消任期製”這一刻起，中國共產黨成了一具政治僵屍，習近平成了有良知中國人的“公敵”。“習近平下臺”的呼聲越來越高。尤其是，習近平在中美貿 易戰、香港“返送中”運動和新冠病毒疫情中的拙劣表現，使得中國共產黨黨內越來越多的黨員意識到，只有習近平下臺，才能救中國共產黨。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 意識到，只有習近平下臺，中國共產黨垮臺，才能救中國。

習近平“取消任期製”這一刻，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

2018年，中國民眾前所未有地開始反對習近平，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圍剿中國共產黨的行動也正式啟動了。

三次打擊

2018年、2019年和2020年，愚蠢無能且利令智昏的習近平連續三次遭受打擊，使得中國共產黨陷於百年危機，使得習近平成為中國民眾眼中的政治小醜。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製。習近平自認為為自己皇帝夢掃除了障礙。

就在習近平得意忘形之際，他的報應來了。

4月4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了建議加征25%關稅的價值約500億美元中國產品清單。當日，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大豆、汽 車、化工品等14類106項商品加征25%的關稅。習近平之流對違背WTO協議的行為死不認賬，宣稱“他們要打多久，我們就打多久” 。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戰。

令習近平想不到的是，中國共產黨“不惜一切代價”打一場貿易戰的腔調，激發了中國百姓的憤怒，網上聲討聲一片。 “繁榮時（稱）低端人群，危機時（說要）共克時艱，悠時美砸腳面，真幹時美帝霸淩” 。中國百姓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中美貿易戰不是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戰，而是中共與美國的貿易戰。越來越多的中國百姓識破習近平為保住獨裁統治，強製中國百姓 做人質的險惡用心。他一邊脅迫中國百姓共克時艱，一邊在非洲大撒幣。習近平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中國民眾對他的辛辣的嘲弄和攻擊。中美貿易戰之前與習近平的鬥 爭主要以知識分子為主，民營企業家為輔，從中美貿易戰開始，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加入了反習隊伍。

習近平遭受的第一波打擊還在繼續，第二波打擊接踵而來。

中國共產黨背棄《中英聯合聲明》，引發了始於香港“反送中”運動。

2019年6月9日，百萬香港市民參與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反送中”集會和遊行示威，

之後又發生了連續的遊行示威。香港警察暴力鎮壓參與示威的香港民眾。香港民眾打出的“天滅中共“標語，拉開了中國”天滅中共“的序幕。

大陸中國民眾紛紛發出自己的心聲：

“香港，希望！香港，明天”！

“今天我們都是香港人”。

2020年6月30日，習近平操縱中共人大通過了香港版《國安法》，壓製香港民眾反對中共統治的聲音和鎮壓香港民眾反對中共的活動。

7月1日，歐美二十七個國家聯署發表聲明，反對中共當局推行的香港《國安法》，譴責中共“迫害香港的一國兩製和高度自治權”。

7月14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了《香港自治法案》，規定了對個人、實體和金融機構的製裁政策。美國對中共的製裁，從經濟製裁逐漸擴大到政治製裁。

2021年，中國共產黨香港政府加大了對民主人士的打擊，但是並沒有使得民主人士屈服。1月15日，香港政府通令所有公務員都必須簽署“擁護基本法，效忠 香港特區”的聲明文件。到4月1日止，有129名公務員不理會或明確拒簽。4月18日，香港警方采取針對民主派人士的拘捕行動，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壹傳 媒創辦人黎智英等15人相繼被捕。民眾在警署外聲援被捕民主派人士，打出標語：捍衛集會自由 政治打壓可恥。

李柱銘接受BBC訪問時指出，無論前路有多艱辛，他也不會放棄民主之路，放棄只會是死路，不放棄的話，中國可能有一天有民主。

在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殘酷打壓下，目前香港民主運動進入了困難時期，但是與中共不共戴天的仇恨已經埋下。一場更大的推翻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別的鬥爭即將來到！

2020年，對習近平更為嚴重第三次打擊來到。

前所未有的新冠病毒感染世界8000萬人,影響了80%的工作,並對造成數十億人的封鎖。

美國政府認為，新冠疫情爆發初期，中國共產黨政府隱瞞疫情，致使世界疫情的惡化。

2020年9月21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共和黨人公布了有關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以及中國共產黨及世界衛生組織所扮演角色的最終報告。

9月22日，川普總統在聯合國大會上火力全開炮轟中共。在15分鐘的發言中，川普點名中共11次。

在大陸中國，中國民眾發動了圍攻中國共產黨的浪潮，矛頭直指習近平。民眾質問，是誰，給中國央視、新華社等黨媒下達命令通報造謠？是誰，致使千萬武漢人民，十四億中國人民，七十億地球居民，永遠地錯過了那二十幾天時間，錯過了本可以挽救數千條生命免於罹難的二十幾天時間？

這個人是誰？是中共七常委的哪一個？是王滬寧還是習近平？民眾調侃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不如親自下臺“。

由於習近平對世界隱瞞新冠疫情，造成世界性災難，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終於成了世界公敵。

遭受連續三年的打擊，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在國際上空前未有的孤立，陷於內外交困的百年危機。

垂死掙紮迫害民主知識分子

習近平的醜陋嘴臉激起中國最勇敢的知識分子，例如許誌永、許章潤、任誌強和蔡霞的辛辣抨擊，惱羞成怒、垂死掙紮的習近平無恥迫害中國民主知識分子。

許誌永

前文提過，許誌永是公盟創始人之一，新公民運動的主要創始人和標誌性人物，憲政學者和公民維權的領軍人物。他倡導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維護自己的權益，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給予國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要求官員公布財產，並懲治腐敗。

2020年2月4日，許誌永寫給習近平一封公開信《勸退書》。他在勸退書中批評習近平面對武漢疫情，“遲遲不批準公開真相，致疫情爆發舉國災禍”。他指 出，習近平不是政治家，無能處理重大危機。 “習近平先生，您讓位吧”。 2020年6月20日，許誌永被山東警方批準逮捕。

許章潤

2020年2月4日，許章潤發文《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

文章指出習近平，“所謂‘親自‘雲雲，心口不一，無恥之尤，更令國人憤慨，民心喪盡。是的，國民的憤怒已如火山噴發，而憤怒的人民將不再恐懼”。

嘲弄習近平，“大疫當前，卻又毫無領袖德識，捉襟見肘，累死前方將士，禍殃億萬民眾，卻還在那裏空喊政治口號，這個那個，煞有介事，令國人齒冷，讓萬方見笑”。

指責習近平，“從2018年底之‘該改的‘、’不該改的‘與’堅決不改，雲雲，至去秋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之諸般宣示，可得斷言者，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三波，改革開放，終於壽終正寢”。

2020年5月21日，許章潤發表文章《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全球體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觀與文明論》，分析了中國在疫情下暴露的種種問題，呼籲製度改革。2020年7月6日，中國共產黨以嫖娼為由，警方將許章潤從北京家中帶走。

任誌強

2016年2月1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視察中國中央電視臺，後者打出“央視姓黨，絕對忠誠，請您檢閱”的標語，任誌強立即給與尖銳批的評。

任誌強在微博上說“人民政府啥時候改黨政府了？花的是黨費嗎？” “別用納稅人的錢去辦不為納稅人提供服務的事”，“徹底的分為對立的兩個陣營了？當所有的媒體有了姓，並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時，人民就被拋棄到被遺忘的角落了” ！

2020年3月，網絡流傳一篇署名任誌強的文章《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體製的重病共同傷害》，批評執政的共產黨對言論自由的嚴格管製加劇了冠狀病毒的疫情。 此文指出習近平是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醜，揭露習近平“絲毫也不掩飾自己要堅決當皇帝的野心和誰不讓我當皇帝，就讓你滅亡的決心！”

2020年9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任誌強有期徒刑十八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四百二十萬元。

蔡霞

2016年，任誌強因在網上批評中國共產黨被留黨察看一年，蔡霞發表《黨章黨規保護任誌強們的黨員權利》的文章支持任誌強。

2020年6月，一段錄音流出，蔡霞批評中國共產黨和習近平：“尤其是兩個維護，全黨圍著一個人轉，這還叫政黨嗎？早就不是政黨了。他就是一個黑幫老大，政黨是他手裏捏著的一個工具而已，所以，這個黨成了政治僵屍。你現在誰能出來，誰能改變他都不可能”。

蔡霞因她的紅二代及體製內中央黨校教授的身份引發轟動。 2020年8月17日，蔡霞被中央黨校開除黨籍，並被取消退休待遇。對此，身在美國的蔡霞，在網上做出回應，她說 : “很高興與這個黑幫一樣的政黨徹底脫鉤了!”

習近平妄圖控製中國人的思想，迫害敢於反抗的知識分子，使他徹底失去了民心。

政治小醜

上臺以來，習近平是身兼黨、政、軍三位一體的第一黑幫幫主。他拼命地拔高自己，自己授予自己“全黨擁護、人民愛戴、當之無愧的黨的核心、軍隊統帥、人民領 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領路人”等稱號。2018年，中國民眾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大覺醒大抗爭時刻，經過2019年、2020年連 續三年，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習近平厭惡至極。政治小醜習近平遭到遭受前所未有的中國民眾的諷刺、挖苦和抨擊，並遭受到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的打壓，無能自 大的習近平把自己逼到了死角。他擺出了一副滾刀肉的姿態，孤註一擲，無知地宣稱國際格局發展是“東升西降”的趨勢，他可以平視西方世界了。

愚蠢、盲目自負的習近平看起來是一個醜態百出的政治小醜。

今天， “倒習”已經成為共識。在中國內部，無論是體製內人士，還是體製外的民眾，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對習近平不滿。他們相信，把習近平押上歷史審判臺的日子不遠了！



2021年7月14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二十三 我們來迎接自由民主的中國



1976年4月4日，星期天，筆者從家鄉趕到了天安門廣場。



從1971 年起，無數中國人期盼著，毛澤東快死吧！筆者擔心的是，毛澤東死了，他就聽不到，中國人已經識破他，鄙視他的聲音了，太便宜他了！筆者高興的是，國賊毛澤 東還活著，懷著對他的鄙視，終於可以在廣場上和民眾一起高喊：打到現代秦始皇！終於可以在廣場上和民眾一起對著他的畫像高唱：你，你，你，你這個壞東西！ 你欺騙人民，殘害人民，你這個壞東西！



筆 者認為，四五運動的意義是把毛澤東趕下了神壇！但是，四五運動不是筆者要的運動，因為大所數民眾拋棄了毛澤東，又把周恩來捧上神壇。他們並不了解中國共產 黨的歷史，周恩來和毛澤東其實是一丘之貉。他們沒有意識到，要改變中國，必須打到中國共產黨！筆者要的是推翻中國共產黨罪惡統治的民主運動！1978年開 始的西單民主墻運動，才是筆者所要的民主運動！



1989 年4月，導師要求我們，作為歷史研究者，到天安門廣場上去真實地記錄所發生的一切，不要介入研究對象。怎麽能夠不介入呢！筆者與學生們一起參加遊行，一起 參加天安門廣場的活動，一起寫下遺書。但是，筆者還是覺得少了點什麽。筆者到處找任畹町，想知道他的見解。筆者估計，我倆所要的是相同的。筆者沒有找到任 畹町，卻發現劉曉波出現在廣場上。他攜帶一面小旗，上面寫著從美國回來支援學生運動。多年後，筆者親耳聽到一位當年的學生領袖說，任畹町進入天安門廣場總 指揮部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打倒共產黨！



四五運動毀於國賊毛澤東之手，西單民主墻運動和六四運動全都毀於屠夫鄧小平之手。四五運動把毛澤東趕下了神壇。鄧小平力保毛澤東，習近平則把毛澤東又搬上神壇。



是時候了！是清算毛澤東、鄧小平的罪行，把習近平押上審判臺的時候了！



本 文，筆者講述中華民主憲政同盟對國際、國內形勢的認識，對未來中國憲政民主製度建設的建議，以及從2021年到2023年所要開展的活動。我們希望與更多 的自由民主人士一起，共同努力持續2018年開始的新一輪民主運動，力爭2022年迫使習近平下臺，為中國未來命運開啟一個良好的開端！



當前的形勢



2018 年3月11日，習近平“取消任期製”的拙劣表演，使得以美國開始反思美中雙邊關系，逐步放棄了對中國共產黨的幻想，開始製裁中國共產黨集團。習近平“取消 任期製”的拙劣表演也使得更多中國民眾認清了習近平妄圖成為毛澤東第二的真實面貌。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已經處於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危機時刻，中國自由民主 人士正在等待一個時機，一個推翻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統治的時機。



國際形勢



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到香港“返送中”運動，直至發生新冠疫情，習近平的一系列罪惡行為，終於激發美國製裁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已經被民主國家所孤立。



猖狂的習近平



2018年初，習近平個人野心充分大暴露，猖狂到了頂點。



2018年1月15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緊緊抓住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宣稱：“中國應抓住國際地緣政治快速變化的‘歷史機遇’，填補美國總統川普總統孤立主義和‘美國第一’政策造成的世界領導真空。文章說，‘新的國際秩序正在孕育，中國的實踐為解決人類共同問題提供了全新選擇’，‘世界從來沒有如此關註中國、需要中國’”（2018年1月23日 方冰 《專家：習近平想當世界領袖但缺乏能力與遠見》）。



2018年3月2日，吹捧習近平作為中國領袖的功績的影片《厲害了，我的國》在中國大陸上映了。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製。習近平為自己皇帝夢掃除了障礙。



正在習近平得意忘形之際，政治小醜的報應來了。



中美貿易戰



3月22日，川普總統簽署備忘錄，宣稱“中國偷竊美國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並根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要求美國貿易代表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征收關稅，涉及商品總計估達600億美元。



4 月4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了建議加征25%關稅的價值約500億美元中國產品清單。當日，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大豆、汽 車、化工品等14類106項商品加征25%的關稅。習近平之流對違背WTO協議的行為死不認賬，宣稱“他們要打多久，我們就打多久” 。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戰。



中美貿易戰打打停停，直至2020年1月15日，中共被迫簽署了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貿易戰已經給中國經濟帶來出口減少，外資撤離，企業倒閉，工人失業，物價上升的嚴重後果。



習近平稱霸世界的噩夢就從中美貿易戰開始了。



香港“返送中”運動



中共背棄《中英聯合聲明》殘酷鎮壓香港民主運動，引發了始於香港“反送中”運動。



2019年6月9日，百萬香港市民參與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反送中”集會和遊行示威，



之後又發生了連續的遊行示威。香港警察暴力鎮壓參與示威的香港民眾。



2020年6月30日，急於擴大對香港的控製，習近平操縱中共人大通過了香港版《國安法》。中共中央政府在香港公開派駐安全官員，以壓製香港人民反對中共統治的聲音和鎮壓香港人民反對中共的活動。



7月1日，歐美二十七個國家聯署發表聲明反對中共當局推行的香港《國安法》，譴責中共“迫害香港的一國兩製和高度自治權”。



美國立即對中共進行大規模製裁，從經濟製裁逐漸擴大到政治製裁。



2020年7月3日，華盛頓——參議院一致通過一項法案，對試圖壓製香港政治異見的中國官員實施製裁。



“這不僅是為了保護熱愛自由的香港人，使他們免受中國共產黨人持續升級的侵犯，這項法案還是對中國的一個更大的警示” ，圖米說，“它傳遞的信息是，美國和自由世界將不再願意忽略那些一直發生的惡劣行徑。這是我們的耐心已經耗盡的訊息” 。（2020年7月3日CATIE EDMONDSON 《美國參議院通過就香港問題懲罰中國官員法案》）



7月14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了《香港自治法案》，規定了對個人、實體和金融機構的製裁政策



7月14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了一項名為《關於香港正常化的總統行政令》的第13936號行政命令，終止香港的部分特殊待遇。



新冠疫情



2020年，前所未有的新冠病毒感染世界8000萬人,影響了80%的工作,並造成數十億人的封鎖。



美國政府認為，新冠疫情爆發初期，中國共產黨政府隱瞞疫情，致使世界疫情的惡化。



2020年9月21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共和黨人公布了有關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以及中國共產黨及世界衛生組織所扮演角色的最終報告。



“中共主動從事了掩蓋行為，目的在於混肴數據、隱藏相關公共信息，並壓製試圖向世界發出警告的醫生和記者。他們蓄意而且一再忽視《國際衛生條例（2005）》所規定的義務。中共高級領導人，包括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知道發生大流行病幾周後才將其公布與眾。 中共本可以用透明和負責任的方式做出響應，支持全球公共衛生響應，並與世界分享如何應對病毒的信息。假如他們這樣做了，仍在繼續的大流行病是有可能避免 的，從而拯救幾十萬人的生命，並使世界經濟免於崩潰“（2020年9月22日 美國之音《美眾院外委會共和黨人有關新冠病毒疫情起源最終報告的執行摘要》）。



9月22日，川普總統在聯合國大會上火力全開炮轟中國。



“川普說，中國病毒已經在全球188個國家奪走了無數生命，指出世界衛生組織為中國所控製，並首次提出聯合國必須要求中國對其不負責任行為承擔責任。



川 普說，‘中國在病毒出現的最早時期，關閉了國內旅行，卻允許航班離開中國並讓病毒感染世界。中國譴責我對他們國家的旅行禁令，盡管他們自己取消了國內航班 並將公民鎖在自己家裏。中國政府和實際上由中國控製的世界衛生組織錯誤地宣稱，沒有證據顯示病毒會在人與人之間傳播。後來他們錯誤地說沒有癥狀的人不會傳 播這種疾病。聯合國必須要求中國對其行為負責‘。



在15分鐘的發言中，川普點名中國11次，他還指責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是以犧牲人類環境為代價的 “（2020年9月22日美國之音《川普聯大致辭 火力全開點名中國11次》）。



由於習近平對世界隱瞞新冠疫情，造成世界性災難，美國加深了對中共的打擊。雪上加霜，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終於成了世界公敵。



美國的反思



中美貿易戰，尤其是中共兇殘鎮壓香港民眾爭取自由民主的鬥爭，使得美國政府”開始反思美中關系。



2019年12月12日，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局助理國務卿史達偉發表演講:”美中雙邊關系：歷史的教訓”.



史達偉說：“持續數十年，美國政府為賦能中華人民共和國及援助其發展做出的極其廣泛的貢獻。中國不僅曾是美國為維持 世界自由秩序所做的整體努力的間接受益者。美國對中國發展的支持曾是有意、直接和具體的，采取了多種形式。我們提供了軍事和情報協助。我們進行了慷慨的技 術轉讓。我們確保了優惠的貿易和投資準入。我們贊助並安排了廣泛的教育交流。我們提供了發展融資，並組織了政府對政府的能力建設。還有更多“。



“但 是，中國政府近些年來對美國、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原則表現出越來越強的敵意。這促使美國人民和本屆政府重新評估他們的一些政策。如蓬佩奧國務卿所說，‘幾 十年來我們接納並鼓勵中國的崛起，即便這種崛起的代價是美國的價值觀、西方的民主、安全和良好常識’。北京的敵對行為並非不可避免。它不合理，它是中國領 導人的選擇。四十年前美國官員開啟美國多方面的政策大力支持北京的現代化和自由化時，這絕不是他們想要或者期望的”。



史達偉尖銳地指出了，中共的價值觀和黨國體製背離美國期望的現代化和自由化的方向。



政治鬥爭



2020年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被稱作“新鐵幕演講”後，美國與中國共產黨的鬥爭上升到政治鬥爭，開始全面打擊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



在演講中，蓬佩奧揭露中共幾乎總是撒謊。



“我在冷戰時期長大並在陸軍服役。如果我學到了什麽的話，那就是，共產黨人幾乎總是撒謊。他們撒的最大的一個謊言是，要認為他們是在為14億被監視、壓迫和恐嚇得不敢說出真相的人民說話“。



在演講中，他呼籲世界各國“改變”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



“特朗普總統非常明確地表示，我們需要一個戰略，保護美國經濟，還有我們的生活方式。自由世界必須戰勝這個新暴政”。



蓬佩奧呼籲：建立聯盟，圍剿中共，並號召軍事遏製中共。



在演講中，蓬佩奧希望區別對待中國人和中共，賦予中國人以力量。



蓬佩奧說，習近平是一個破產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真正信仰者，我們不允許習近平永遠在中國內外施行暴政。



美國打擊中共全面升級



從2020年7月23日開始，美國打擊中共全面升級。



抨擊中共黨國體製



2020年 9月15日國際民主日，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公號上發表聲明，怒批中共黨國專製製度。



“我們重申，所有公民擁有參與民主自治程序的權利。民主國家對自身公民負責，尊重法治，保護生命財產，尊重所有人的自由、尊嚴與平等“。美國批評中共統治的中國，不對中國公民負責，不尊重法治，任意傷害公民的生命財產，不尊重人的自由、尊嚴與平等。



圍剿中共



川普政府采取一系列舉布局全球，試圖建立一個世界聯盟壓製中共政權在全球擴張。美國接觸的國家中既有其傳統的西方盟友包括英國和澳大利亞，也有中國的鄰邦印度以及在中美兩國間遊走的較為中立的國家。



9月9日，蓬佩奧國務卿與東盟十個成員國外長一道通過視頻舉行了年度東盟-美國外長會議。這是美國亞太戰略向印太策略轉向的重大動向。



東盟峰會9月9日在越南河內登場。東盟峰會輪值主席國越南外交部長範平明表示：我們歡迎美國為東盟對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與發展所做出的積極貢獻。這麽強硬的東盟國家，在之前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美國甩開中國與東盟加強合作，意味著在印太地區對中共形成包圍之勢。



製裁多家中國企業



2020年8月27日，美國商務部宣布製裁24家中國企業，作為反製北京在南海進行軍事化行動的手段。美國國務院對於美國認定涉及南海軍事建設與活動的相關人士與直系親屬，也實施簽證製裁，禁止他們入境美國。



9月5日，美國之音刊文《美或將中芯國際列入實體清單》中提到：“這個實體清單中有275個中國公司，其中有因違反製裁令被列入的華為和中興，以及為中國當局壓製維吾爾人提供幫助的海康威視“。



9月14日，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宣布，由於中國涉嫌侵犯許多新疆維吾爾族人的人權，將針對中國新疆地區的部分產品發布五項禁止進口的暫扣令。



9月15日，美國財政部官網發布公告，將中國的優聯集團列入美國SDN製裁黑名單



9月18日，美國商務部發表重磅聲明：強製下架微信和TikTok，從9月20日開始執行！



抨擊、製裁中共侵犯中國少數民族人權



2019年12月4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了《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



2020年9月20號，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於星期天在德克薩斯州普萊諾的普雷斯頓伍德浸信會教堂發表了一篇關於宗教問題的講話，題為“在公共廣場上保持信仰”。



“蓬佩奧說，‘今天，也許最令人發指的例子就是中國共產黨。今天，在中國的西部，一個我們都不知道的地方，一個叫新 疆的地方，有超過一百萬的中國人被迫進入拘留營，全天候接受監控、強迫絕育、強迫墮胎。今天，在我們居住的世界裏。他們受到壓迫——遭受酷刑，甚至更糟。 這是中國共產黨不斷攻擊宗教信仰的一部分。這是一場幾十年來一直在發生的對宗教信仰的戰爭“。



2020年9月22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406票贊成，3票反對，通過《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



法國總統馬克也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公開敦促聯合國派遣國際調查團前往新疆，針對當地穆斯林少數民族的人權狀況進行調查。



2020年12月27日，美國總統川普正式簽署了國會兩院一致通過的《2020西藏政策與支持法案》。此舉加強了美國對西藏的政策，並重申了美國政府對達賴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的堅定支持



中共在國際上空前未有的孤立



“中共病毒”已擴散到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給中國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健康、生活、經濟、政治、文化帶來巨大損害，中共在國際上空前未有的孤立。



孤立的中國



毛澤東統治後期，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孤立，中共曾經恬不知恥地高唱，我們走在大路上，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現在，習近平已經處於他的統治後期，中共的敵人遍天下。



“無論中美貿易戰，還是香港危機，國際社會，中國輿情的反應都和這一次不太一樣，以往總有不少替中共辯護的網紅，或者說得嚴重點，自視愛國的民族主義者。甚至在國際上，中共也有自己不少的幫著說話的‘友人’。這一次，武漢疫情發生並公諸於世後，替中國政府辯護的，國際社會幾乎看不到，連俄羅斯也早早關閉了對中國的邊界；在國內，替北京政權說好話的少之又少。中國在國際上的處境正如湖北在中國的處境，這是怎麽了？” （2020年2月5日安德烈《這一次 中共政權失去了許多》）



“法新社星期五的報道指出，在渥太華和北京之間的關系處於危機的背景下，加拿大外交部長周五宣布，加拿大放棄了和中國達成自由貿易協定的想法。



加拿大外交部長商鵬飛周五在接受“環球郵報”采訪時就此解釋說，2020年的中國不再是2016年的中國了“（2020年9月19日 阿曼亭《加拿大外長：加拿大放棄和中國達成自由貿易協定的想法》）。



在國際上，中國處於前所未有的孤立地位。正如許章潤教授所言，中國已是世界文明大洋中的一葉孤舟。



2020年6月，在“五眼聯盟”成員國包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英國和美國。和印度的共同反對下，《紀念聯合國成立75周年宣言》中刪除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字樣，而改為“為了世人和後代的共同未來”。



川普任職時期，美國國會是對中共最強硬的一屆國會，美國總統是對中共最強硬的總統，美中關系跌入谷底。



2021年，美國總統拜登上臺後，繼承了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



拜登宣布開始重新聯合民主國家盟友，共同應對中國的策略。



3月12日，拜登與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領導人舉行線上會議。美澳印日組成的四方對話機製，是拜登對抗中國日益增長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的核心。拜登說，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對這些國家至關重要。



2021年3月17日，針對中國全國人大3月11日製定法律改變香港選舉製度，美國采取了一項最新行動，宣布對24名中國和香港官員實施金融製裁，稱他們的行動削弱了香港本應擁有的高度自治。



2021年3月18日，在美中阿拉斯加會談中，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美國政府“對中國的行為深表關切，包括在新疆、香港、臺灣、對美國的網絡攻擊以及對盟國的經濟脅迫”，這些行動“破壞了維持全球穩定的基於規則的秩序”。



3月22日，加拿大國際事務部部長馬克·加諾宣布，加拿大與美國、英國、歐盟等國際盟友站在一起，對四名涉及侵害新疆維吾爾人人權的中國官員個人，以及一個經濟實體實施製裁。這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的最大規模製裁了。



拜登“聯合盟友對抗中國外交”已經形成。



4 月13日，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公開2021年《美國情報系統年度威脅評估》報告內容。美國國家情報總監主管美國情報體系（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工作。這是拜登上臺之後美國情報系統的首份威脅評估報告，內容主要聚焦在未來一年內美國面臨的“最直接、最嚴重的威脅”。報告將中國 列在威脅名單的首位。



4 月17日，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接受美國獨立女性論壇（IWF）專訪說，中國透過軍事硬實力、資訊戰實力，施壓各國、使其與臺灣斷絕外交來往，“我們不能讓 這種事發生“，他強調，美國應該兌現對臺承諾、創造機會，讓臺灣繼續彰顯民主。針對主持人問及美國是否有需進行軍事幹預？蓬佩奧表示美方首要之務是要透過 政治與外交途徑”威懾“中國，如果先前努力已盡，”發動軍事力量、保衛臺灣，才是最後要決定的選項“（4月22日《蓬佩奧：若政治外交手段無用》）



4 月19日,美國國會兩黨議員提出了《臺灣國際團結法案》，以反擊中國歪曲國際組織的語言、政策和程序，將臺灣列為中國的一部分。法案中說：“美國反對未經 臺灣人民同意謀求改變臺灣地位的任何倡議” ,“美國主張國際組織抵製中華人民共和國歪曲‘一個中國’立場的努力” 。



4月24日，歐盟指責中國危害南中國海和平，並敦促各方遵守2016年仲裁法庭的裁決。該裁決駁回了中國對南中國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權要求，北京拒絕接受法庭的裁決。



6月25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一組兩黨議員推出了《譴責中國共產黨百年來嚴重侵犯人權並與為自由而鬥爭的中國人民站在一起》的決議，譴責中國共產黨百年來不斷踐踏人權。



美國主動聯合日本、歐洲盟國遏製中國共產黨的做法，消除了一部分中國人的疑慮，美國國會依然是對中共強硬的一屆國會。



國內形勢



2017年5月19日，中國右派民主運動六十周年紀念日，中華民主憲政同盟（以下簡稱憲政同盟）成立。憲政同盟連發多封給中國人民的公開信，聲明同盟的宗旨是廢除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黨國專製製度，建立民主憲政製度。當年8月份，中國共產黨開始在上海和深圳搜查憲政同盟。憲政同盟被迫暫停活動。



雖然準備了被打壓後的預案，從8月份一直到來年3月份，憲政同盟一直處於停止活動的狀態，同盟成員的情緒十分壓抑。



2018 年3月2日，《厲害了，我的國》在中國大陸上映了。中國網絡活躍起來，出現了一些抨擊和諷刺“我的鍋”言語。憲政同盟認識到，假借《厲害了，我的國》，愚 昧的習近平在恬不知恥地自吹。憲政同盟成員的心活了，立即在網絡上進行抨擊：《厲害了，我的國》是撒謊加吹牛，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還差得太遠。影片 中炫耀的許多科學技術成績，實際上都 “山寨”發達國家的科技。



對《厲害了，我的國》的辛辣諷刺和抨擊勢頭正旺，九天之後的2018年3月1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 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製的消息，霎時間傳遍了網絡。憲政同盟成員在網絡、微信中紛紛抨擊。3月12日，一封公開抨擊取消國家主席任期製，為習近平成為毛澤東 第二創造了條件的微信，出現在網絡中。知道可能有生命危險，該作者留下了遺言。這封信感動了憲政同盟成員。一位共產黨身份的成員說，習近平太拙劣了，黨員 們在私底下也是議論紛紛。一位參加過四五運動、西單民主墻運動和六四運動的憲政同盟中年齡最大的成員忽然說，你們感覺到了嗎？一輪新的民主運動就從3月11日開始了。中國人終於知道習近平的中國夢是什麽了，是他的皇帝夢。他的夢驚醒了百姓，也驚醒了某些共產黨員。大戲必將在2022年和2023年上演，我們現在就準備這幾年的行動方案，把這個小醜從戲臺上拽下來！



正在習近平得意忘形之際，他的報應來了。24天之後，中美貿易戰開打，中國民眾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大覺醒大抗爭時刻。



中美貿易戰



4月4日，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戰。網上再次熱鬧起來，一些知情者在傳播中國政府當年加入WTO就沒有遵守WTO協定的打算。憲政同盟成員也將來自國外揭露中國共產黨政府違背WTO協議的信息轉發國內。



4 月16日，美國商務部網站公告，7年內禁止美國企業向中興通訊出口任何技術、產品。美國的這一紙禁令，差點讓中興死掉。這一事件一下子讓中國人意識到了習 近平控製下的中國，不僅與全球化根本原則和自由開放的政治經濟價值觀格格不入，並且在科學技術、產業發展方面與美國存在著本質的差距。



網絡上，譏諷中國共產黨吹牛露餡的言論翻天。



4月21日 ，習近平的《厲害了，我的國》在中國悄然停播了。



5月13日，為了面子，中共宣布自6月1日起，對從美國進口的6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並通過官媒發表了鼓舞“士氣”的激昂言論，聲稱“美國要打貿易戰，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奉陪到底”， “這是一場真正的人民的戰爭”。



習 近平想不到的是，中國百姓已經不是毛澤東時期的愚民，“不惜一切代價”打一場貿易戰的腔調，激發了中國百姓的憤怒，網上聲討聲一片。 “繁榮時（稱）低端人群，危機時（說要）共克時艱，悠時美砸腳面，真幹時美帝霸淩” 。“他們當然不怕，吃著特供，享受著特權，完全的免費醫療，巨大的經濟利益壟斷……犧牲誰，當然是全國十幾億百姓的韭菜”。



中國百姓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中美貿易戰不是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戰，而是中共與美國的貿易戰。越來越多的中國百姓識破習近平為保住獨裁統治，強製中國百姓做人質的險惡用心。他一邊脅迫中國百姓共克時艱，一邊在非洲大撒幣。網上惡評鋪天蓋地地指向習近平：“川普總統打貿易戰是為了美國老百姓，習近平打貿易戰是坑害中國老百姓”，“這個大撒幣扛著數千億錢袋子不換肩地在非洲大地上狂奔！”



習近平再一次遭受了中國民眾對他的辛辣的嘲弄和攻擊。 中美貿易戰之前與習近平的鬥爭主要以知識分子為主，民營企業家為輔，從中美貿易戰開始，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加入了反習隊伍。



香港“返送中”運動



2019年6月9日，香港百萬市民參加“反送中”集會和遊行示威。憲政同盟是從香港同盟成員那裏最先獲得信息的，並立即發到網上。



6月16日，200萬香港民眾參加了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反送中”遊行示威的消息，極大地振奮了中國民眾。憲政同盟在網絡上頻繁發布香港大遊行的即時信息和聲援香港“占中”圖片，也盛傳中國民眾的心聲：



“香港，希望！香港，明天”！



“今天我們都是香港人”。



“什麽時候，中國來一次”！



從2019年6月到2021年6月，由於多次轉發香港民眾抗爭的信息，發表支持香港民眾的言論，痛斥中國共產黨逮捕香港民主人士，憲政同盟組建的幾個微信群，多次被封殺，有的群被封殺二十多次。憲政同盟邊封邊建，抗戰到底。



在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殘酷打壓下，香港民主運動進入了困難時期，與中國共產黨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已經埋下。2019年，“返送中”運動中，香港民眾打出的“天滅中共“標語，拉開了中國”天滅中共“的序幕。憲政同盟相信仇恨將很快爆發，一場更大的推翻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別的鬥爭即將來到！



新冠疫情



2020年初，憲政同盟就獲悉武漢新冠疫情的信息，但是，沒有想到嚴重到要封城。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1月23日武漢封城後，才明白疫情事態如此嚴重。



2020 年2月3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外交部網上記者會上稱，自1月3日起，中國共30次向美方通報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華春瑩的言論見諸報端後，中國民 眾義憤填膺，質問中共為什麽不向國人尤其是武漢人通報疫情，整整隱瞞了20天！憲政同盟清楚，這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本能！對於任何災難，能夠瞞住真相，就 隱瞞。瞞不住真相，就撒謊，或者轉移視線。這一次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此次疫情事關重大，不僅禍害中國，也危害全世界。瞞不過去了，這才有華春瑩的狡辯。



中國民眾的憤怒，掀起第一波圍攻中共的浪潮，



有民眾問：“為啥我黨把疫情告訴美國也不讓老百姓知道？”



有網民評論：“犯眾怒! 一邊捉拿公布病毒真實信息的醫生，不告訴民眾實情，一邊向美國不停地通報! 整整隱瞞民眾關鍵的20天，這是一個什麽樣的政權，視民眾為草芥芻狗!”



憲政同盟的成員也隨時在各個群中，傳遞各種追責中共的信息



2月7日，李文亮去世。



李文亮的遺言“我覺得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激起中國民眾爭取言論自由的決心和鬥誌。隨機，國內出現第二波圍攻中共的浪潮。



中國民眾掀起了一股巨大的聲討中共當局禁止言論自由的聲浪，聲勢浩大，直指中共體製。許多網民在社交網站上批評中共政府對言論的管製、對新聞的封鎖以及早期對疫情的不重視，並要求平反李文亮以及放寬言論。有網民貼出“我們要求言論自由”為主題的帖文。“中國需要上千萬個李文亮，才能有更安全的公共衛生環境”。



民眾追問，是誰，對李文亮等八位醫生下的訓誡命令？



是誰，給中國央視、新華社等黨媒下達命令通報造謠？



是誰，致使千萬武漢人民，十四億中國人民，七十億地球居民，永遠地錯過了那二十幾天時間，錯過了本可以挽救數千條生命免於罹難的二十幾天時間？



這個人是誰？是中共七常委的哪一個？是王滬寧還是習近平？



張千帆、許章潤、笑蜀、郭飛雄等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發表公開信《言論自由從今天開始》。



為了挽回形象，2020年1月28日，在北京會見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時，習近平申明“我一直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隨後，中共官方輿論對習近平的親自領導、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大肆宣揚。



習近平的無恥，引發了國內第三波圍攻中共的浪潮，直指習近平。



民眾調侃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不如親自下臺“。



有網友發帖道：“起源於中國武漢的新冠狀病毒，由於習近平定於一尊的獨裁官僚體製，為滿足他歌舞升平的所謂太平盛世，故意隱瞞疫情，導致病毒大規模傳播感染，在習近平親自領導、親自指揮下，如今已肆虐全球，給世界各國人民的生命造成了嚴重的傷害，習近平應該負全部的責任” 。



2020年，中國作家方方用日記形式對封城期間武漢城中的疫情做了記錄。方 方的日記一次又一次地被封殺，她毫不氣餒，一篇又一篇地寫下去。方方一次又一次地被一些惡意造謠和誣陷她的垃圾人所攻擊，她毫不畏懼，堅決地給與回擊。回 擊那些攻擊方方的垃圾人中不止有方方一個人，還有成千上萬的中國百姓。憲政同盟撰寫了十幾篇長短文，發布在網絡中，批駁極左垃圾人對方方的攻擊。在這個場正義與邪惡的較量中，憲政同盟充分感受到了，覺悟了的中國民間的力量。



遭 受連續三年的打擊，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神經緊張，草木皆兵。他們用防火墻封鎖信息，中國共產黨害怕百姓知道真相，竭盡全力消除所有不利於中國共產黨統治的聲 音和抗議。，把國家軍隊當作中共私軍，說明了中共害怕百姓反抗。他們擔心不知什麽時候會發生一個事件，將導致中國共產黨政權崩潰。



遭遇習近平個人獨裁的罪惡統治，更多的中國民眾覺醒了。中國共產黨建造的防火墻，使得中國民眾知道了中國共產黨害怕百姓。特別是在發生了“中美貿易戰”、 “香港返送中運動”和“新冠疫情”三大決定中國人命運的歷史事件之後，中國民眾對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已經厭惡至極。從中國百姓在“中美貿易戰“的吶喊中，從香港”返送中“運動中的天滅中共的鬥爭中，尤其是從“新冠疫情”三波圍攻中共的浪潮中，憲政同盟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國民眾言論自由和參入公共治理的意識增強，中國民間反抗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的力量遠遠大於“六四運動”前中國民間的力量，這力量直指中國共產黨，直指習近平。這力量給與中國民主運動在未來幾年戰勝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的信心和力量。



目前中國國內外形勢都有利於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我們國內外的中國自由民主者，如何利用這個大好形勢，采取一種更好的鬥爭策略，推進民主運動發展，直至將習近平之流的趕下臺，這是首要的任務。同時，我們也要為即將到來的中國體製建設做好準備工作。



對未來中國憲政民主製度建設的建議和行動



廢除中國共產黨三位一體的黨國專製製度，建立憲政民主製度是中國自由民主運動的目標和責任。在這一節中，筆者將從理論和實踐層面闡述憲政同盟的建議和行動。



自由是憲政民主製度的核心價值



筆者在《重新定義公有製和私有製》一文中講述過，工業時代誕生後，人類的交易活動越來越頻繁，交易種類越來越多，整個社會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復雜的以交易活動為主線的產品網絡。眾多產品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大類：私人產品、公共產品和混合產品（混合產品類本文暫不討論）。



私 人產品是指那些具有效用上的可分割性，受益上的排他性和消費上的競爭性產品。例如，食品、服裝、住房、電視機、手機等產品。公共產品是指那些效用上的不可 分割性，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費上的非競爭性產品。例如，國防、公安、司法、公共福利、義務教育等。政府製定的法律、製度和政策也屬於公共產品範疇，例如 所有製製度、環境保護製度等。



企業的職能是提供私人產品。政府的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



自由是個人選擇的權利。



在個人事務、私人產品範圍內，任何人都具有自我決策的權利，他人無權幹涉，政府亦無權幹涉。



在私人產品領域與公共產品領域之間，任何國家都沒有一條絕對的界限。因為社會性質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國民對於私人產品與公共產品的需求不同。對於公共產品的範圍，個人有建議權。個人可以通過聯合他人、通過政黨等組織形式獲得多數公民的支持，改變公共產品的範圍。



從個人權利視角，自由主要分為思想自由、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三大類。



思想自由



思想自由是個人擁有獨立於他人之外的思考事實、表達觀點的權利。



本傑明·富蘭克林曾經說過，“沒有思想自由，就沒有這樣的智慧，也就沒有言論自由的公民權”。思想自由碰撞，能夠使人類智慧，生活豐富，推動社會進步。



思想自由是宗教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前提。沒有思想自由，亦即不允許個人對客觀事實有自己的思考和觀點，那就不可能允許個人有信仰自由，更不可能允許個人有發表意見的自由。一個思想自由的社會不允許任何個人、組織以及政府控製國民的思想。



經濟自由



經濟自由是個人擁有基於資產私有製的創業權利和基於能力的擇業的權利。創業自由和擇業自由的製度是市場經濟製度。市場經濟是開放的經濟體製，允許個人自由地進入市場開創事業，允許個人自由地進入企業謀取職位。



“‘擁護自由’意味著反對一切具有特權的壟斷組織，尤其反對使用強製阻止他人為更美好的事物進行嘗試的組織“（哈耶克《自由憲章》）。一個經濟自由的社會不允許存在特權的壟斷組織，更不允許它們控製國民經濟。



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是個人擁有選舉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人身自由和享有無罪推定原 則等權利。政治自由的根本在於，主權在民，公民享有選舉權。國民的思想不同、利益不同，對於公共產品的範圍、製度和政策所持看法也不盡不同，政治自由保 證，國民對於公共產品的範圍，對於政府的權力範圍，有發表意見的權利，有權對國家事務以及政府作為發表不同的意見，包括建議、批評及反對的意見。



一個政治自由的社會不允許任何個人、組織以及政府剝奪公民的政治自由。



中國共產黨是自由的敵人



中國民主運動之所以反對中國共產黨專製集團的統治，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三位一體的黨國專製製度剝奪了中國民眾的思想自由、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



剝奪思想自由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意識形態統製，控製教育和媒體，對國民洗腦，剝奪國民的思想自由，不允許個人對客觀事實有自己的思考和觀點，以此來控製國民思想，把中國國民變成中共控製的木偶。近些年，鄧小平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習近平大搞“七不講“、”反憲政“，迫害宗教徒，都是妄圖繼續控製中國民眾的思想，剝奪國民的思想自由。



剝奪經濟自由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首先剝奪中國國民的資產，通過暴力將銀行、鐵路、以及被扣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帽子的企業收歸國有；在農村沒收地主的土地，通過農業合作化運動，將分給農民的土地又收回到中國共產黨的手中；通過公私合營運動，掠奪手工業者和工商業者的資產，然後實施基於暴力公有製的計劃經濟，全面剝奪了中國國民的創業自由和擇業自由。至今，中國共產黨仍然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基本經濟製度，強化中國共產黨對國企、民企，甚至對外企的領導，迫害民營企業家，最終目的是消滅非公有資本，剝奪公民的經濟自由。



剝奪政治自由



中國共產黨宣揚，“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共產黨壟斷國家公共權力，黨國一體，黨政一體，從中央到地方全面控製國家，並且不受任何監督和製約。中國共產黨控製著整個社會,直接發布命令。中國共產黨剝奪了中國人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剝奪了中國人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使得中國人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生活在中國共產黨人民民主專政的恐懼中。



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暴露了中國共產黨全面扼殺中國國民自由的兇惡面目。 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堅持扼殺中國國民的思想自由，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公有製，扼殺中國國民的經濟自由，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堅持扼殺中國國民的政治自由，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堅持對要求自由的中國國民進行鎮壓。



因此，我們必須廢除中國共產黨三位一體的黨國專製製度。



自由是現代發達國家的核心成因



人的自由獲得充分發展的國家，是創新能力得以充分發揮的現代發達國家。



瑞 典、美國、丹麥、芬蘭、日本、荷蘭、比利時、德國、澳大利亞、韓國、法國、瑞士、挪威、加拿大、英國、以色列和新西蘭等現代發達國家實行憲政民主製度，保 障國民的思想自由、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這些國家的經濟自由度和政治自由度高，因而人類發展指數也高，即這些國家的國民的預期壽命長、教育水平和生活質量 高。



經濟自由度



經 濟自由度是指政府保護私有財產，不幹預市場，實現自由選擇、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的程度。市場是開放的，任何一個人和企業都可以自由地進入市場提供產品服 務，通過自由競爭，那些產品質量好、價格適中且交期好的產品將獲取利潤，贏得財富，並通過“看不見的手”惠及顧客。經濟自由是市場經濟的推動力，推動新產 品、新技術、新工藝創新，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產品成本，促進經濟增長。按照美國傳統基金會的觀點，一個國家的經濟自由度與一國的經濟增長率和國民財富的創 造成正比。



現代發達國家的經濟自由度高，專製國家的經濟自由度低。美國傳統基金會發布的2019年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韓國在180國中經濟自由度排行第30。朝鮮排名倒數第一。中國臺灣地區排名第10。中國大陸排名第100，列為比較受壓製經濟體。



在毛澤東時期，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體製，國家實行公有製，政府控製著資源，掌握著資源的配置權力，根本不存在經濟自由 度。時至今日，大陸中國經濟自由度排名依然低下，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政府仍然掌控著大量資源支撐國企。國企經營者在共產黨內部人中選擇，產生大量的貪腐高 管，致使國企存在大量僵屍企業，極大地浪費企業稅金和個人所得稅，降低中國民眾的生活質量。



政治自由度



政治自由度是指國民參與國家政治，享有的政治權利和選舉自由、結社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自由的程度。政治自由度反映了民主製度狀況，與國家發達程度有正相關性。



現代發達國家的政治自由度高，專製國家的政治自由度低。根據自由之家《2020年全球自由度調查報告》，南韓得分83分，是自由國家。朝鮮僅得3分，倒數第二，列為不自由的國家。中國臺灣地區得分93分，是自由地區。大陸中國僅得10分，名列不自由國家。



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是納稅人必須購買的產品。納稅人購買公共產品以稅支付。由於政府的稅收是有限的，只有讓提供高質量公共產品的人或組織來配置稅收，稅收才能夠得到有效地利用。



在民主製度國家。國民享有較高的自由選擇、自由競爭的政治自由度，政府官員是選舉產生的。每個黨派都可以參與選舉，提供公共產品。只有提供公共產品質量好並且稅收低的競選者才能夠獲得競選的勝利，成為執政者。



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中國，國民政治自由度低下，沒有自由組黨、自由選舉、自由競爭的政治自由。中國共產黨不允許成立新的政黨和政團。公民的選舉權和 被選舉權均無法履行。中國法律雖然規定了中國縣鄉（區）兩級人大代表的直接選舉，但是參加獨立代表候選人選舉的公民是無法參加選舉的。他們往往遭到地方政 府的監督，甚至被抓。中國共產黨政府壟斷了政府權力，消滅了民主選舉，政府官員的選擇在共產黨內部人中間進行，剝奪了大多數國民進入政府的權利。這樣，政 府官員既沒有提供好的公共產品的能力，也沒有競選的壓力。政府官員就不可能有效地配置稅收，政府運作效率低下，公共產品成本和政府行政管理費用高，導致稅 收高。



國家的發達在於國民能力的發揮，國民能力的發揮在於國民的自由。



現代發達國家的國民享有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能力得以充分發揮，進而獲得好的醫療、教育、福利、衛生、法製、防治汙染的生存環境。國民教育水平高、生活質量好，益於延長生命。



中國共產黨剝奪國民的政治自由，限製國民的經濟自由，不僅扼殺了國民的能力，且肆意剝削國民，致使大陸中國，至今還有6億月收入1000元的貧民生活在惡劣的空氣汙染、河流汙染和中國共產黨官員腐敗汙染的生存環境中。



從經濟自由度和政治自由度兩個角度來看，大陸中國距離現代發達國家還非常遙遠。中國自由民主人士建設憲政民主製度的進程決定著中國成為一個發達國家的時間。



加油吧，中國人！



中國憲政民主製度建設的基本原則和要點



中國民主運動的目標是，廢除中國共產黨黨國專製製度，建立憲政民主製度；廢除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基於交易私有製的市場經濟體製。



憲政民主製度是以憲法限製政府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民主製度。



國家主權屬於國民，不屬於任何個人和政黨。民主是個人具有選擇公共產品的權利，以及選擇公共產品提供者的權利，即個人具有選擇政府的權利。民主是憲政民主製度的基石，決定國家政治權力的歸屬。



基本原則：



明確公民權利和政府權力的範圍：



公民權利範圍，是個人自由的範圍，是個人事務、私人產品範圍。



政府的權力範圍，是公共事務、公共產品範圍。



對於私人產品與公共產品範圍，例如銀行、電信、石油等產品究竟是私人產品還是公共產品，應由公民、團體、企業和政黨共同討論、博弈和協商定義，隨著國民、企業與政府的博弈和協作逐步演變，隨著社會自治能力與政府管理能力的關系演變，而逐步修正。



在個人自由範圍內，公民具有自我決策的權利。對於政府的權力範圍，公民擁有建議、擁護和反對的權利。對於政府的權力，公民擁有監督、批評和反對的權利。



政府是憲法賦予的行使國家權力的唯一機構。任何政黨都不是國家權力機構。



政府是處理公共事務、維護公共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提供公共產品的機構。政府的職能只限於公共事務、公共產品領域。



政府的行為必須在法律約束之下。政府在遵守預先製定的憲法框架下通過法律治理社會。



政府權力不能超過其界限，不得幹涉公民的思想自由、經濟自由、政治自由，不得侵犯公民擁有的權利。



國民基本權利



中國國民具有個人尊嚴，擁有追求自由幸福的權利。公民人權高於國家主權。國家承認並且有義務保障國民的基本人權不受侵犯。



國民擁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國民擁有思想自由、經濟自由、政治自由、請願、遊行、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息、通訊和新聞自由。



政府體製



政府主要由議會、行政和司法機構構成。議會擁有立法權、財政權和行政監督權。行政機構擁有法律規定的執行權。司法機構擁有法律規定的司法權,司法獨立。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種國家權力各自獨立行使、相互製約製衡。



公民自由受法律約束，政府必須依法治國。司法機構根據法律審理案件，解決法律沖突。



政府公務員是全體國民的服務員，對國民負責。行政、警察、軍隊等公共部門不允許設立任何政黨組織，公務員保持政治中立。



政黨



國家施行多黨製。製定政黨法，允許國民自由結社、組建政黨，競選參政。



政黨是私人組織，不是公共權力機構。只有政黨的公共產品範圍、製度和政策綱領得到多數選民支持，並競選成功後，政黨才能在一定時間內、一定職權內通過政府行使國家權力。



軍隊



軍隊國家化。軍隊不屬於任何個人、組織、政黨，只屬於全體國民。任何個人、組織、政黨均無權指揮軍隊。軍隊的指揮權只屬於經過合法選舉產生的議會和行政機關最高領導者。軍隊非黨化。軍隊內不允許建立任何黨派組織，軍人無黨籍



經濟製度



重 新定義公有製和私有製。國家的國土、自然資源以及生產資料都屬於國民所有。生產資料國家所有製包括三種形式：生產資料屬於國民個人所有的私有製，生產資料 屬於部分國民所有的集體所有製，生產資料屬於全體國民所有的全民所有製，即公有製。個人所有、集體所有和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都是國民所有的生產資料。國 民所有就是國家所有。



國家領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公民依法取得土地所有權的土地屬於個人私有。



國家實施基於交易私有製的市場經濟製度，保障國民經濟自由。



教育



學校實行“以權利意識為主的公民意識、公民資格和公民行為能力”的公民教育，實行人權、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普世價值教育，不得宣傳黨派主義，廢除洗腦的思想政治教育，取消政治課的考試。學校有編寫、引進和選擇教材的自由。



教育獨立，大學自治。大學校長由同行推舉或專家遴選，教授、教育家治校，獨立辦學，不受政府、政黨或其他勢力幹預，獨立於政府、黨派，獨立於特定的意識形態，保障學術自由。



實現學生組織自治。不允許在學校中建立黨團組織。



三年工作計劃



中國新一輪民主運動已經到來。這場民主運動不是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而是發生在網絡上，憲政同盟要充分利用網絡的力量，揭露習近平政治小醜面目，抨擊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別的罪行。憲政同盟逐步將民主運動推廣到中國社會，組織起來推翻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



2021年-2023年的工作內容



1、2020年，中華民主憲政同盟完成了製憲系列文章，揭露了中國共產黨“黨定憲法”的謊言，提出了未來中國新憲法的建議。在2021年-2023年期間，中華民主憲政同盟將持續廣泛地征求意見，修改完善立憲建議。



2、2021年，中華民主憲政同盟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百年謊言與罪行”系列文章，深刻揭露中國共產黨的謊言和罪行，協助中國民眾識破中國共產黨罪惡真相。



與中國共產黨的鬥爭首先就是與中國共產黨謊言的鬥爭，這是中華民主憲政同盟的工作重點。中華民主憲政同盟將及時對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的言論和政策中的謊言以及對國民的危害給予揭露與批判。



3、聯合起來



中 華民主憲政同盟已經獲悉國內已經存在多個民主組織，既有體製內的開明派和民主派的組織，也有民間民主組織。中國民間民主運動必須要與體製內的開明和民主力 量合作。體製內的開明派和民主派為了壯大自己的力量，也在試圖與民間民主運動結盟。中華民主憲政同盟正在設法與各方取得聯系，爭取獲得信任，實現進一步聯 合，壯大反對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的力量。



4、創造時機



2022年換屆是一個將習近平趕下臺的時機。



按照慣例，今年秋天，中國共產黨將在19屆7中全會上敲定中共20大的領導人選。中國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反對習近平連任，大多數中國民眾在等待著看習近平的笑話，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反習近平派別也虎視眈眈，摩拳擦掌。



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反對習近平派別有可 能發動一場政變來推翻習近平。也許，這只是小概率事件。比較大的可能是，在2022年11月的中共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反習派別將阻 止習近平三度連任。中國共產黨的第20次代表大會將是決定中國未來的關鍵時間點。國內外、黨內外的一切反對習近平的勢力都很清楚，如果習近平連任成功，今 後再要迫使他離職將會變得更加困難。



妄圖終身獨裁的習近平已經感覺到了危機，他擔心隨時崩潰。



4月25日，習近平參觀廣西桂林全州縣才灣鎮的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園表示，困難再大，“想想紅軍長征，想想湘江血戰”，“在最困難的時候堅持下去”。看樣子，習近平準備背水一戰了！



中國共產黨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的活動中，試圖把習近平展現成與毛澤東和鄧小平並駕齊驅的中國領導者，打造對習近平的絕對忠誠。這是在為習近平爭取在明年中共代表大會上獲得第三個五年任期的目標做準備。



今 天，不僅中國自由民主人士反對習近平連任，中國共產黨黨內從上到下有一股反對習近平的勢力，大部分黨員在靜待黨內鬥爭的結果。相當一部分中國民眾不支持習 近平，期望著有大事發生。所以，習近平需要清除黨內外任何潛在的反對勢力，這必將引發反對習近平的活動。中國民主組織要積極參與這次國內國外、黨內黨外攜 手懲治習近平的大好時機。



是時候了！



中華民主憲政同盟認為，2018年開啟了中國新一輪民主運動。新一輪民主運動還在繼續。就在2022年至2023年，決定中國命運的時刻即將到來。世界上所有關切中國命運的人聯合起來，決戰的時刻就要到了。



我們一定要清除以習近平為代表的骯臟的垃圾人、邪惡的罪犯——中國共產黨專製分子！



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政治家伯裏克利說過：“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



為了幸福，為了自由，中國人勇敢起來！



讓我們敲響自由的鐘聲，一起來迎接自由民主的中國！







2021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