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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陳憲輝 寫於二零一三年



鄧右共產黨的大躍進



1975年，鄧小平在復出主持國務院，提出了以資源換設備構想，要求計委拿出壹個十年規劃方案。他闡述構想說：不進口怎麽行？要進口，就要多出口點東西。這裏有壹個出口政策問題。出口什麽？要大力開采石油，盡可能出口壹些。煤炭也要考慮出口，還可以考慮同外國簽訂長期合同，引進他們的技術裝備開采煤礦，用煤炭償付。[1] 按他的要求，國家計委提出了以資源換外匯，大規模引進西方國家先進設備的《1976至1985十年規劃綱要》草案。這壹草案出被稱為“洋躍進”計劃。鄧小平的“洋躍進”計劃與毛澤東的“大躍進”主導思想壹致，特點都是好大喜功，自以為可以隨意決定經濟發展速度。毛澤東的“大躍進”要求鋼鐵產量當年翻番，鄧小平的“洋躍進”要求石油、煤炭產量和出口量迅速翻番。



由於毛澤東在當年發動“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的“洋躍進”計劃沒能成為正式綱要。但是中共中央在鄧小平去職後繼續執行了這壹計劃，要求石油、煤炭行業產量迅速翻番。各油田在命令之下采取殺雞取卵方法開采。石油生產的常識要求通過控制生產壓差達到穩產高產，自噴油井油嘴的大小由地質參數決定，隨意放大油嘴，產量可以暫6102;提高，但會使油田迅速衰竭。[2] 江青抨擊掠奪性開采說：“鄧小平把咱們的原油連煤炭，棉布統統壓價出售。燃料我們自己也缺呀。我們最近還發現了高產的油田啊，都拿走了，都拿給外國人去了。他進口了好多外國設備，不曉得為什麽都擠到今年上馬。有的設備根本沒有處理三廢，現在毒害人啊。”[3]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復職，重提十年規劃。1977年，鄧小平在掌握中共最高權力後主導政治局批準了計委提出的八年引進65億美元設備和項目的計劃。1957年，毛澤東從莫斯科歸來雄心萬丈，帶頭躍進，要求將剛剛制定的激進綱要推倒重來。二十年後，這壹幕再現，鄧小平雄心萬丈，要求將剛剛推出的65億美元引進計劃推倒重來，指示幾位主管經濟的副總理“膽子大壹點，步子大壹點，搞幾百個項目”，要求將兩年前制定的《十年規劃》各項指標大幅調高。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國家計委放出了新壹輪的“高產衛星”，聲言在1985年以前，全國鋼產量從3000多萬噸翻番到6000噸，石油產量從1億噸增至2.5億噸，建成120個大型項目，其中包括10大鋼鐵基地、9大有色金屬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汽田、30個大電站、6條鐵路新幹線、5個港口。二十年前，毛澤東要求各項產量指標迅速翻番，以搜刮農民糧食出口換外匯換取快速軍事工業化。此時，鄧小平再搞“大躍進”，如江青批判那樣，賣資源買設備，要求 “壹個大慶變成十個大慶”，以滾滾石油換得滾滾外匯，“購買壹個現代化”。按照鄧小平的要求，國家計委推出的八年基本建設投資相當於過去二十八年總和。毛澤東的“大躍進”要求壹切求快，“只爭朝夕”，背後是真正用意是與蘇共爭雄；鄧小平“洋躍進”也是壹切求快，背後的用意也是與蘇共叫板，執行毛澤東的政策，扶植紅色高棉，“教訓”越共。



1977年12月，鄧小平主導中共中央批準了《1976-1985年國民經濟發展十年規劃綱要》草案，將草案交人大通過。1978年2月，全國人大五屆壹次會議通過了鄧的綱要，“洋躍進”正式啟動。與毛澤東在“大躍進”中對人大剛剛批準的指標又不滿，要求不斷加碼壹樣，鄧小平也在人大批準後立即對十年綱要不滿，指示國家計委、建委和經委的負責人研究擴大引進規模，推動追加引進項目。在鄧的壓力之下，計委只好躍進，將引進設備總額從65億美元增至了180億美元。計委沒想到，鄧對躍進速度仍不滿意。4月，鄧小平在聽取國家計委等五部委關於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的匯報時表示不滿說：“擴大進出口貿易問題，我已經說了多次，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做得快壹些好壹些。政策上大膽壹點，搶時間進口設備，是劃得來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問題是善於去做。目前的時機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幫以後，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資本主義國家行之有效的辦法為我們所用。要想壹想，現在思想解放得夠不夠，到底還有什麽障礙，看看上層建築、生產技術方面存在什麽問題。有些事情不能總在北京轉圈子，壹拖就壹兩年，要盡快研究解決。”[4]



1978年5月，中共中央派出考察團兵分幾路，副總理谷牧率團赴西歐五國考察、上海市委書記林乎加率團的赴日談鋼鐵項目、國家計委副主任段雲率團赴港澳考察。考察官員們對世界經濟、科學技術在中國文革十年間高速發展，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增長速度更高達年均7%——10%的情況多少有耳聞，但出國後還是被國外的飛速進步震撼。他們了解到，西德年產5000萬噸的露天煤礦只用2000工人，而中國同樣的生產能力用16萬工人；瑞士伯爾尼公司壹個低水頭水力發電站，裝機容量2.5萬千瓦，職工只有12人，同樣容量的電站在國內要數百工人；法國馬賽索爾梅爾鋼廠年產350萬噸鋼只需7000工人，而中國產鋼230萬噸的武鋼用7萬工人；法國戴高樂機場每小時起落飛機60架，北京首都機場每小時起落不到兩架次；日本普通家庭住宅四五十平方米，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普及，平均兩戶有壹輛汽車，東京大型商店商品多達50萬種，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貨大樓的商品僅有2萬種。代表團成員們感嘆，中國宣稱支援世界革命，資本主義腐朽沒落，出國門才知道我們最落後。



6月，華國鋒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了谷牧、林乎加、段雲等人的考察匯報。華強調謹慎說：國外引進與國內條件要平衡。有些大的項目，下決心要慎重。這不是優柔寡斷。千萬避免萬馬奔騰、齊頭並進，最後都上不去。大家的熱情是好的，現在勁頭來了，但是引進不能不顧國內條件。鄧對華的謹慎要求不以為然，鼓吹躍進說：下個大決心，不要怕欠賬，……思想要解放。他指示主管經濟的余秋裏、谷牧、康世恩、方毅等四位副總理：同國外做生意，搞買賣，搞大壹點，什麽150億，搞它500億，利用資本主義危機，形勢不可錯過，膽子大壹點，步子大壹點，不要老是議論，看準了就幹，明天就開始，搞幾百個項目。[5] 二十年前，毛澤東即席吹“十五年趕上英國”，然後在幾個月內改為十年、五年、三年、兩年趕上英國。鄧小平吹牛，將自己提出的65億美元引進計劃迅速改為了180億，然後在三個月後又改為了500億。



7月至9月，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上，鄧小平要求“十年引進八百億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億美元”。這時，鄧小平得軍隊支持，壹言九鼎，失去最高權力的華國鋒像當年劉少奇轉變立場，追隨毛澤東鼓吹“大躍進”壹樣，也跟隨鄧的調子鼓吹“思想再解放壹點，膽子再大壹點，方法再多壹點，步子再快壹點”。二十年前，沒人敢對毛澤東的“大躍進”臆想提出不同意見，全體高層附和毛澤東；此時荒唐重演，沒有人敢對鄧小平的“洋躍進”臆想提出不同意見，全體附和鄧小平。二十多年前，陳雲在曾提出“反冒進”，警告要註意“綜合平衡”，在反右運動後拋棄“反冒進”主張，向毛澤東提出了“土爐子煉鋼”的建議，此時陳雲同樣套路，拋棄“洋躍進”之初警告的“引進資金要考慮國內配套資金問題”，轉變立場，附和鄧的洋躍高調。李先念如同當年忠實執行毛澤東的系列“大躍進”荒唐指示壹樣，在務虛會總結報告中按照鄧小平的意思發出號召，提出“國民經濟新的大躍進”，將八年基本建設投資從原設想的4000億元增加到5000億元。[6]



在眾高層附和之下，鄧小平主導中共中央將各項指標壹改再改，在壹年間將引進規模從65億美元“躍進”到了500億美元，再到800億美元，再現“大躍進”“放高產衛星”的壹幕。發動“大躍進”時，毛澤東要求“兩本賬”，說是鋼產量壹年翻番，實際要求半年翻番。“洋躍進”中，鄧小平同樣作法，說是“十年引進800億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億美元”，實際要求立即引進800億美元的項目和設備。在1978年的最後幾個月內，他突擊簽約引進了總金額高達78億美元的22個大型成套項目。鄧小平還表現出與毛澤東的不同之處。毛只下命令，從不具體操辦。而鄧喜歡親自操刀，親自拍板簽約了大慶、齊魯、上海、江蘇等四套30萬噸乙烯和寶鋼等項目。他不光拍板全套引進大型鋼鐵項目，拍板將鋼鐵項目落戶上海寶山，還拍板引進了石化、汽車項目，決定將這些重工項目都落戶上海。上海遠離能源、原材料基地，兩條鐵路已不堪重負，優勢在於科研和技術，本應學習日本和“四小龍”，進行產業布局調整，揚長避短，向高附加值、高科技、輕工業、服務業方向發展。然而鄧小平不向專家請教，不走論證程序就作出上述決定，使上海的產業結構無可挽回地走向上了工業重型化軌道。



鄧小平在幾個月內花出去的78億美元外匯規模超過了1950—1977年引進項目外匯花費的總和。他曾在十幾年前操辦中蘇論戰時帶著200億元的援助禮單赴越南尋求越共支持，因此不認為78億美元有什麽了不得。但是，對年收入僅874億元人民幣，外匯收入僅76億美元的全國財政而言，鄧小平壹個人在幾個月內的大手筆花銷已讓全國財政面臨破產。更糟的是，這78億美元只是支出總額的冰山壹角，開銷的大頭是陳雲警告的為引入項目配套的國內資金支出，這配套支出總額將遠超78億美元。



想當然地提出以出賣資源購買現代化的鄧小平不清楚還貸的壓力，不明白出口貨源和外匯收入不可能在短期內翻番的道理。毛澤東命令鋼產量每年翻番，鄧小平宣稱的將在短期內不斷發現、建成新油田，“壹個大慶變十個大慶”等等，二人同樣思維，同樣缺乏經濟知識。陳雲、李先念、秋裏、方毅、谷牧、康世恩等主管經濟官員具有更多的常識知識，清楚石油和煤的產量、出口量和外匯收入是不可隨便吹牛的，明白投資須有更大金額的配套資金的道理。但他們都是從延安整風、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文革等運動中生存過來的，深知與獨裁領袖唱反調、犯顏直諫的政治風險。與當年“放高產衛星”時壹樣，高層們誰也不說破“皇帝新衣”，只管趨利避害，只管附和鄧小平。



隨著寶鋼等大項目開工，財政、外匯、重要物資供應立即陷入危機。鄧小平意識到出了問題，在1979年初對幾位副總理的談話中改變口風說：我們要從總方針來壹個調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賺錢的，減少壹些鋼鐵廠和壹些大項目。引進的重點要放在見效快、賺錢多的項目上。今年計劃有些指標要壓縮壹下，不然不踏實、不可靠。[7] 鄧小平不至於不懂大型項目壹旦上馬難以改變的道理，說這番話無非是為推卸造成經濟危機的責任。官員中懂行者不少，但大家都以烏紗為重，沒有人接著追問減哪些鋼廠，減哪些大項目，更沒有人敢提寶鋼下馬的建議。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陳雲、李先念為首的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負責應對嚴重的財政、外匯和物資供應危機。受命後，陳雲指出：“要有兩三年的調整時期，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調的情況大體上調整過來。”精明陳雲很清楚若在壹年前，甚至半年前的務虛會上嚴正提出比例失調的問題，明確反對躍進計劃是有可能避免危機的，但那樣會觸怒鄧小平，此時他可以說這番話了，但這番話已可有可無。鄧小平知道自己闖了禍，在當月的“務虛會”上表示同意進行調整。有了鄧同意調整的表態，中共中央在當月的政治局會議上達成壹致意見，承認1978年建設規模搞大了，加劇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失調，決定修改1979年的經濟計劃，進行為期三年的國民經濟調整。“大躍進”後，毛澤東在大饑荒中無法收場，只好默認劉少奇出面收拾爛攤子，以“調整”之名停止“大躍進”胡鬧。劉少奇出面領導救災，不敢批評毛澤東，不承認自己的壹半責任，要求殺壹批餓死人大省的大員，大罵《人民日報》負責人不講真話。此時上述情節再現，鄧小平造成災難後無法收場，只好默認調整，讓陳雲出面收拾爛攤子。陳以“調整”為名停止“洋躍進”胡鬧，不敢指出鄧小平的責任，也不承認自己的壹半責任，狠批冶金部主管。眾高層其實都清楚，冶金部只是奉命行事，寶鋼是鄧小平親自談的項目，大家都曾舉手同意，追究起來誰也跑不掉，罵冶金部長是最好的臺階。毛澤東當年拒絕認錯，又被迫默認糾錯。鄧小平完全壹樣，回避自己的責任，以表態支持陳雲進行調整為自己打圓場說：“這是個大方針、大政策。經過調整，國民經濟會更快地形成新的生產能力。這次調整，首先要有決心，東照顧、西照顧不行，決心很大才幹得成。其次要看到困難，把道理講清楚，把工作做充分。”[8]



4月，中共再次召開了討論應對危機的中央工作會議。當年大饑荒中，中共提出了“八字方針”，在毛澤東和大家都不認錯地情況下拐彎抹角地否定“大躍進”，進行“關停並轉”的調整，將胡亂上馬的項目大批下馬。“洋躍進”危機中，這壹幕重演，新壹屆中共中央提出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新八字方針”，在鄧小平不認錯地情況下拐彎抹角地否定了“洋躍進”。中共兩次八字方針中，除了“調整”二字有意義外，其它全是文字遊戲，而“調整”說法的妙處在於回避認錯，在不追究責任的情況采取糾錯行動。其實，新壹屆中共領導層不必搞什麽“新八字方針”，舊“八字方針”可以照用。兩次“八字方針”的具體辦法壹樣，都是讓壹大批胡亂上馬的項目下馬，將城市人口大批趕到農村以解決城市失業和物資供應危機等等。會上，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作了《關於國民經濟調整問題》的報告，承認兩年來“急於求成”，要求“進行堅決調整”，宣布將《十年綱要》提出的1985年鋼產量6000萬噸的吹牛指標降為4000萬噸，關停並轉壹批企業，縮短基建戰線，將全國在建的1700多個大中型項目削減到 1000個以下；宣布嚴格控制引進規模，引進大項目要組織各有關部門會審，兩億美元以上的重大引進項目，要報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審批。上述應對經濟危機的系列會議繼承了大饑荒後以“急於求成”、“交學費”等說法推脫責任的傳統。高層中沒有人提出追究責任，原因很簡單，大家都舉了手，追究起來誰也跑不掉。



會後，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國家建委的《關於改進當前基本建設工作的若幹意見》，要求“清理在建項目，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將壹大批已經開工的建設項目停、緩、並、轉、縮。中共制定高指標、亂上重工業項目可以重復，但想以壹紙命令再強迫城市人口去農村不可重復了。不僅中共不能再動員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以解決城市的失業問題，相反還在全國知青請願的壓力下不得不同意1000多萬知識青年返城。在“洋躍進”帶來的經濟危機中，中越邊境戰爭使財政虧空雪上加霜，致1979年的財政赤字突破了200億元，赤字率比1958至1962年大躍進期間還高出壹半，此外還有22個大型項目合同造成的巨額外匯收支逆差。這時的經濟危機如陳雲所言，比大饑荒時還嚴重。當局應付經濟危機沒有別的辦法，壹是濫發鈔票彌補財政赤字，二是再次采取“關停並轉”等緊縮措施，其結果是造成了整個1980年代的通貨膨脹、經濟蕭條、4000萬知識青年失業、民怨沸騰，城市犯罪激增，社會治安嚴重惡化，監獄爆滿，以及隨之而來的“嚴打”運動災難。



大饑荒後，中共不得不在農村采取“三自壹包”政策，給農民壹些經營自由，幫助經濟走出困境。“洋躍進”造成經濟危機後，中共同樣辦法，放松對農民的管制，允許“包產到戶”。不過，為維護毛澤東形象，中共不再用“三自壹包”、“包產到戶”之名，將“包產到戶”政策改稱為“聯產承包”制，允許農民承包土地、分戶經營，允許集市貿易，降低農業稅收，提高農產品價格。上述對農民“松綁”的政策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農業生產迅速恢復，極大幫助了政府緩解財政危機，同時導致人民公社的解體。結果，鄧小平應對“洋躍進”災難的被動之舉歪打正著，成了讓農民致富的政績。



“洋躍進”給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與“大躍進”災難相當。兩次災難證明，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濫用，政府高層拍板的投資決策十有八九是胡來。“洋躍進”引進的壹大批項目同壹般的官辦項目壹樣，多是不經專家論證而由高層拍板，破壞產業布局，高能耗、高汙染的國外淘汰項目，多因配套設施，能源等限制和經濟調整等原因長期閑置，造成驚人的浪費。例如，三十萬噸乙烯項目有壹套長期堆放在南京揚子江石化公司場地閑置，每年還要花費數百萬元的維護費。



“洋躍進”運動給中國帶來長久和巨大的遺害，持續直到以到二十壹世紀。因為“洋躍進”造成巨大的財政虧空，國家財政無錢足額應付軍隊、醫療、教育等開支，鄧小平再作出幾項災難性的決定：其壹是讓軍隊經商，號稱“以軍養軍”，開啟了軍隊開始全面腐敗的進程。在二十壹世紀中國解放軍中，貪汙腐敗規模驚人，“大老虎”動輒貪腐百億計。軍隊全面腐敗帶給國民的損失相當於另壹次的大躍進或“洋躍進”損失；其二是醫療商業化，政府逃避公共開支責任，讓醫院自己去賺錢，由此形成了全世界最不公平的醫療體系；其三是教育商業化，政府逃避公共開支責任，讓學校自己去賺錢，以彌補教育經費的不足，由此形成了全世界最腐敗的教育體系。



1980年，在將華國鋒逐出領導層時，鄧小平列舉華國鋒的主要錯誤之壹為“不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將“洋躍進”的責任推到了華國鋒的頭上。對鄧此舉，胡耀邦直言，當時大家壹起犯下的“頭腦發熱”的錯誤，把責任都算在華國鋒頭上並不公平。胡的說法很客氣。其實是鄧小平頭腦發熱，逼迫眾高層跟隨，以陳雲為首的壹大批官員明知鄧的大躍進荒唐而不敢說實話，壹致舉手支持荒唐決策，眾人合力織造了“洋躍進”這壹皇帝新衣。



寶鋼災難



​了解“洋躍進”來龍去脈的最好案例是寶鋼。1977年7月，鄧小平復職後立即搬出他1975年提出的以石油換設備的《十年規劃綱要》，聲稱要“建十個鞍鋼、十個大慶”。9月，率團訪日歸來的冶金部副部長葉誌強向國務院提交報告，建議從日本引進鋼鐵工業技術設備。本來，鄧小平即使同意也應當讓冶金部門的專家去操辦。但他認為自己內行，在11月親自向來訪的日本新日鐵公司董事長稻山嘉寬提出向新日鐵購買大型鋼鐵企業。這6102;日本正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削減高能耗，高汙染的重工業比重，正希望出售鋼鐵工業技術設備。稻山立即表示同意出售。於是，鄧小平不經論證，不咨詢專家意見地決定了引進規模巨大的鋼鐵項目，並且決定了將此項目落戶上海寶山。1978年2月，中日政府根據鄧小平會見稻山的談話簽訂了“資源換設備、技術”《中國和日本長期貿易協議》。其中規定，中國向日本出口原油、煤炭，日本向中國出口技術、成套設備和建設器材。執行此協議，寶鋼壹期85億美元的總投資除了很少的建築工人工資部分以外基本上都付給了日本新日鐵公司。年底，寶鋼建設項目在鄧小平的親自督促下正式開工。這時，壹大堆問題暴露出來。首先，華東落後的公路、電力，供水等基礎設施根本不能支持寶鋼這樣的對基礎設施要求極高的巨型項目；其次，上海地質條件不適合重工業項目，光打地基就要花費巨額的冤枉錢；其三，寶鋼投資規模過於巨大，上馬後立即對全國經濟產生了負面影響。更大的問題是，寶鋼只是鄧小平同時引進的22個大型項目中的壹個。寶鋼等項目開工後，全國財政、外匯收支、物資供應立即陷入全面危機。



1979年春，中共中央被迫召開壹連串會議，討論應對高達200 億元的巨額財政赤字和巨額外匯收支逆差。會議決定，進行為期三年的經濟調整，壓縮基本建設投資。這時，主管經濟的官員和眾高層全都清楚，危機的根源是寶鋼等巨型項目，最有效的調整舉措是讓巨型項目中最大的寶鋼工程下馬。因為，國家顯然無法同時執行22個大型項目合同，違約賠償不可避免。既然如此，預算投資總額高達200多億元的寶鋼下馬是“清理在建項目，縮短基本建設戰線”最有效的舉措。況且，寶鋼剛剛開工，立即下馬是損失最小的調整舉措。但是，眾高層誰也不說寶鋼下馬這句話。因為大家知道，寶鋼是鄧小平親自拍板的工程，關乎鄧小平的顏面，說讓寶鋼下馬的話會冒犯鄧小平。大家都等著鄧自己說這句話。然而，鄧小平與毛澤東壹樣，從不認錯，他向毛澤東寫檢討也並非真正認錯，而是要求復職的策略。他聲言寶鋼不下馬，要幹到底，要勇往直前。按說，不提寶鋼，提22個大項目中的其它幾個下馬也應當有人出聲了。但眾高層清楚，不僅寶鋼是鄧小平的面子工程，22個大型項目都是鄧拍板決定上馬的。於是，眾人誰也不提那造成嚴重經濟危機的22個大型引進項目。二十年前在廬山開會時，十五省饑荒，很多省餓死人，中共高層中除彭德懷私下寫信沒有人敢於出面制止災難擴大，高層全體附和毛澤東，批判彭德懷，任由災難擴大。這壹幕在1979年重演。沒有人敢於出面制止災難擴大，高層全體附和鄧小平，任由災難擴大。會議決定，讓上千合理上馬，投資額不大，更能創造就業機會的中小型項目、輕工和民生項目下馬，以保鄧小平的22個面子項目。與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造成大饑荒後的應對壹樣，中共再次以醜惡的辦法應對經濟危機，實施所謂“清理在建項目，縮短基本建設戰線”。



在6月的國務院財經委員會會議上，主管經濟的李先念承認寶鋼決策荒唐說：“寶鋼放在上海是為了解決調鐵的問題。開始並不想搞這樣大的規模，由於高爐很大，上海現有鋼廠吃不了這麽多鐵，發生了‘大茶壺小茶碗’的問題，於是增加了煉鋼、軋鋼設備，這樣就形成了壹個完整的鋼廠。”[9] 李先念此言透露出寶鋼決策過程實際上是“先決定了再說，走到哪兒算哪兒”。同月，中共中央派陳雲到上海去處理寶鋼問題。與“大躍進”中劉少奇壹味迎合毛澤東，不敢明確批評壹樣，陳雲在壹番調研後順著鄧小平的意思表態說 “要幹到底”，“店鋪開門不怕買賣大”。這樣的調研結論是鄧小平願意聽的。7月，鄧小平到上海視察，發表談話說：“寶鋼國內外議論多，我們不後悔，問題是要搞好。第壹要幹，第二要保證幹好。”隨後他主持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調動全國各條戰線支持寶鋼”，實際是將寶鋼災難攤到全國各行各業加以掩蓋。在9月的中央會議上，鄧小平宣稱：“歷史將證明，建設寶鋼是正確的。”然而國人不知道，鄧小平對決策的災難性比誰都清楚，他在與稻山的談話中間接承認失誤說：“寶鋼由於調整會拖延壹段的，我說過用現金支付欠款的，但現在看來做不到了。”[10] 老百姓不知道，鄧小平聲言“保證幹好（寶鋼）”的代價是全國無數合理的小項目停工下馬，政府調全國的資源和外匯收入來保這個巨無霸的面子工程。古代帝王通常都具有認錯品質，會在災難後罪已，對不是朝廷造成，但給給臣民巨大痛苦的天災也會痛責自己。革命黨與封建帝王的壹個主要區別是，革命家們不會認錯，沒有罪已意識，漠視災難帶給百姓的痛苦。在二十年前的大饑荒中，鄧小平了解家鄉省上千萬農民餓死的情況，但多次催逼西南大員李井泉從四川向京城調糧食，在饑荒後積極為李井泉開脫。此時，他深知經濟危機的嚴重性，但以壹句“我們不後悔”堅稱決策正確，沒有自責。這種漠視人民痛苦，堅決拒絕自責的品質不是毛澤東、鄧小平專有，而是全體革命家的共同特點。眾高層在二十年前附和毛澤東造成饑荒，此時照樣附和鄧小平，聯手造成嚴重經濟危機。



高層們怕冒犯鄧小平不敢批評寶鋼，但專家們從專業角度間接提出了批評說：“寶鋼不應建在這個地方。從經濟地理角度看，是違反社會主義生產力配置規律的，從當前中國實際經濟情況看，也是不急需的，應當停建，轉移到其它地方。”[11] 連日本的經濟專家都對寶鋼項目提出了批評。他們指出：“決定興建這麽大的工程本身就不壹定合適，按日本壹般做法，寶山工程的地點選擇是不可想象的”。1980年初，寶鋼基礎樁由於地質原因出現位移。在9月的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有代表批評“洋躍進”是“新冒進”，“造成了近200億元的財政赤字”，質問為什麽要上寶鋼；廠址為什麽選在上海軟土層；寶鋼會不會增加上海的環境汙染；出現樁基位移的寶鋼投資是不是無底洞；進口礦石有沒有保證等等。甚至有代表發言說：“寶鋼決策者是千古罪人，應該從樓頂上跳下去！”[12] 人大代表們敢於如此激烈批評是因為他們以為寶鋼的決策人是上海市委負責經辦寶鋼事宜的陳錦華。陳後來叫屈說：“寶鋼上馬是鄧小平決定的，我只是具體執行人，怎麽當得了罪魁禍首呢？”[13] 雖然人大只是清談機構，並不能形成對高層權力的制約，但人大代表們的質疑多少對高層形成壓力。此外，寶鋼項目暴露出的問題太多，建設無法繼續。11月，中共中央決定，寶鋼工程“壹期停緩，二期不談，熱軋鋼板和冷軋鋼板廠退貨”。眾高層們都清楚，由於寶鋼等項目沒有在1979年初剛剛動工時下馬，現在這些大項目帶來的災難規模已經大到難以收拾。但是，黨內不可能出現人大會議那樣的質問。高層們都是多年來在舉手擁護領袖決策中生存過來的，只要不危及官位，沒有人會寶鋼二期合同規定的巨額賠償和已進口設備的閑置真正著急。因為壹，這些是鄧小平的項目；第二，大家都相信國家有的是石油、煤炭，多出口就是了。人大會議也不可能有對荒唐決策，造成巨額賠償、設備閑置、無數合理的小項目下馬等等的問責，因為第壹，代表們對“洋躍進”造成經濟危機的來龍去脈不了解；第二，人大代表們也是官員，也遵循趨利避害的生存法則。



在寶鋼項目必須緩建，部分停建，部分退貨的情況下，高層們都知道需要有個讓鄧小平下臺的臺階。這時大家都想到了專家，最好是借專家之口找個臺階。中共中央決定組織專家論證寶鋼壹期工程是否繼續。獨裁體制下，工程開建後才論證是必然現象，建國以來的重大工程都是不經專家論證，由領袖荒唐決策的。建國之初，毛澤東壹句“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三門峽建壩工程就決定了。毛澤東時代大型工程基本都是先開工，後論證，或只管開工完全不論證。這荒唐壹幕在鄧小平時代重演。1981年1月，國家計委、建委召集十七個部委，上海有關委、局、院校，寶鋼工程指揮部、寶鋼顧問委員會負責人及壹大批專家、教授共200多人舉行了寶鋼壹期工程論證會。論證會擺出了三種意見：壹、停建，將到岸設備分到其它鋼廠；二、按原進度繼續建設；三、縮小規模、延長工期、分段建設，再花25億元投資，把已投入103億元的工程救活。高層們和專家們都清楚，論證會議提出的三種意見都意味災難。這時專家們也清楚了寶鋼與鄧小平的關系，不再質問。於是，論證會淪為清談館，所談意見只是將災難情況上報中共中央。由於鄧小平已經宣布寶鋼決策正確，聲言“不後悔”，中共中央於1981年2月決定寶鋼壹期繼續建。



1984年2月，鄧小平再次視察寶鋼，回京後提出：“寶鋼二期要上”。1985年9月，花費128億元人民幣的寶鋼壹期工程建成投產。國人不知道，從1978年到1985年，中國的石油，煤炭工業都在服務壹個目標——出口資源換寶鋼。七、八年間，中國出口日本百億美元的石油、煤炭，只換回了壹個寶鋼，買回來的是日本淘汰的冶煉設備和技術，連同基礎建設用工程機械都壹起買了回來。按寶鋼的合同，配套港口和道路的建設也由日商承包，以石油支付。為建寶鋼，政府不得不在1979年後每年超發貨幣，總共超發了數百億元，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幾年間，寶鋼帶給國家的巨大損失被攤派到了全國各行各業去“消化”，全國人民都被迫為寶鋼，為了鄧小平的荒唐決策節衣縮食，為鄧小平的面子工程買單。十幾年間，寶鋼項目耗盡了全國的外匯儲備和石油、煤炭出口的收入，使全國的產業結構和布局劣化，擴大了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全國百姓蒙受了巨大災難，但不知道自己是寶鋼災難的受害者。



壹期工程建成後，寶鋼的問題繼續浮現。日本的技術設備只能冶煉巴西的富鐵礦石，寶鋼不能冶煉中國豐富蘊藏和產量巨大的貧鐵礦石。換句話說，寶鋼長期需要巨額外匯供養，進口巴西或澳大利亞的富鐵礦石煉鋼，寶鋼是當時國家寶貴外匯的無底洞。在整個1980年代，中國外匯奇缺。國人不知道，當時出現的外匯券是深圳為了保護自己出口所賺外匯不被寶鋼吞噬而發行的。另外，從巴西或澳大利亞來的大噸位運輸船無法駛入長江口。為讓寶鋼投產，遠隔重洋運來的富鐵礦石還要卸在寧波北侖港，再裝上小輪船運到寶鋼。壹個荒唐決策帶來了永遠地折騰與浪費。



壹期工程建成二十多年後，寶鋼領導人繼續以“寶鋼掙回了當年的投資，又賺了壹個寶鋼”的說法欺騙著國人。他們沒有算上寶鋼項目造成經濟危機帶給全國的損失，沒有算上大批中小在建項目為了寶鋼而下馬的損失，沒有算上中央以行政命令向全國各行各業的攤派，沒有算上無數企業因寶鋼占用外匯而被迫停止的技術改造的損失，沒有算上寶鋼占用外匯帶給科研和教育項目的損失。此外，寶鋼等重型項目的落戶使上海永久地為“洋躍進”吞咽環境問題等苦果，其災難無法計算。



鄧小平吹噓“壹個大慶變成十個大慶”，而事實是，他的洋躍進沒有實現十個大慶，倒將連僅有的壹個大慶掠奪到衰竭。江青對資源換現代化計劃的批評說對了。在二十壹世紀，中國貧油，離開進口石油壹個月就全面崩潰。造成這壹困境的壹個重要原因是，為了自己的“洋躍進”計劃，鄧小平下令掠奪性開采，造成大港、大慶等油田迅速衰竭。這時，由於油價、礦石價的上漲，煉鋼產能過剩，寶鋼的設備根本不如所占地皮值錢。這時的中國政府是多想出現壹個鄧小平式的買家，以石油、煤炭資源來換項目，把寶鋼等二十多個項目壹攬子買走，把配套建設之權也壹起買走。當年，日本等國遇到了鄧小平，成功將淘汰產能脫手，實現產業結構轉型，還收取了巨額違約賠償。如今中國政府可找不到這樣的買家了。因為，私人資本不會買，親自決定買大項目的國家領導人找不到了。



財政包幹



​“洋躍進”中，政府的財政虧空比大饑荒後更加嚴重，中央政府無法應付各地方政府的撥款要求，中央對地方統收統支，全部包攬的財政體制難以為繼。1980年，趙紫陽臨危受命接任總理，推出了財政包幹辦法，即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分竈吃飯”，承諾節余歸地方以調動地方幫助中央應付財政危機的積極性。財政包幹的主要內容包括：劃分中央與地方財政的收支範圍；地方財政包幹基數以1979年財政收支預算執行數為基礎；地方財政收入在用於財政支出後的余額上繳中央，不足部分由中央予以補助；地方上繳比例、調劑收入分成比例和定額補助數核定後，五年不變，地方在劃定的收支範圍內，多收多支、少收少支；涉及全國性的財政收支管理權集中在中央。



財政包幹辦法後來被宣傳成了改革開放的產物。事實並非如此，它其實是中共制造災難的產物。毛澤東心目中只有“大壹統”的秦制，拒絕地方分權自治。對應秦制，中共實行中央對地方大包大攬，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即地方的收入全歸中央，地方用錢全由中央下撥。毛澤東發動“大躍進”，胡亂上馬了壹大堆軍工項目，造成大饑荒的同6102;，也造成了巨大的財政虧空，使中央包攬地方開支的體制難以為繼。1960年代初，劉少奇為應付經濟危機曾經實施地方財政包幹。洋躍進造成的經濟危機中，趙紫陽拾起劉少奇的財政包幹辦法正式推行，讓地方各顯神通，幫助中央財政渡難關。因此，中共財政包幹不是改革開放的產物，而是革命帶來災難的寫照。



早在北洋政府時期，中國地方分權的進步潮流已經發端。1920年代初，中國選擇了聯省自治，建立聯邦制國家的道路。當時各界的共識是，大壹統的秦制不適合中國各地差別巨大的現實，地方自治，粵人治粵，湘人治湘，晉人治晉是最佳的選擇。中國的這壹正確選擇被外國輸入的革命所扼殺。大饑荒中和改革開放中的財政包幹辦法與地方自治不是壹回事，因為新中國的地方官員不是地方選出，而是中央任命。因此，它不能合理地解決中央與地方間權限與利益的分配難題，不可能制定出各地壹致認可的公平方案，中央和地方就包幹基數的討價還價無法公開透明，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無法穩定，難以達成雙方均認為合理的辦法。



財政包幹制將稅收增長大部分留給地方政府，在調動了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積極性的同時，也激發了地方擴張政府規模為和實行地方保護主義的沖動。在中央政府對地方的財政收支缺乏監督和控制手段的情況下，財政包幹成了地方政府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面子工程，挪用資金，透支財政收入，亂收費、亂攤派，官商勾結，滋生腐敗的重要動因。然而，盡管有上述缺陷，財政包幹相比中央統收統支制還是有進步意義。它使地方財政利益與經濟發展掛勾，更能調動地方積極性，從經濟上打破了中央壟斷壹切的模式，使地方有了壹種抵制中央暴政的武器，使經濟改革走上難以逆轉的軌道。比如，在財政包幹制下，“大煉鋼鐵”那樣的暴政可能就不易推行全國了。



嚴打運動



​建國後，中共實行所謂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私營經濟，扼殺提供就業機會的源頭。中共宣布“三大改造”完成後，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中共無計解決失業問題，只好采取不是辦法的辦法，將知識青年趕去農村，禁止農民進城謀生。隨著毛澤東6102;代結束，人民公社的解體，千萬農民進城謀生和千萬知青回城，中共多年來以驅趕、流放解決失業問題的欠賬到了償還的時候。



在城市失業問題嚴重，迫切需要發展民生工業，提供就業機會之時，鄧小平發動“洋躍進”，將國民經濟拖入了嚴重經濟危機。應對危機，中共推出了“新八字方針”，壓縮基本建設。這時，解決問題的正確之道是下馬造成危機的保寶鋼等大項目。但鄧小平拒絕認錯，中共高層全體迎合鄧小平，中共中央要求全國各行各業付出代價來保他的寶鋼等巨型項目，下令將成千上萬的中小企業和在建輕工項目下馬，為鄧小平的二十幾個巨型項目讓路。千百萬中小企業下馬立即造成百業蕭條，使本已嚴重的失業問題雪上加霜，而鄧小平的巨型項目用錢雖然耗資、用匯巨大卻不能創造多少就業機會。結果，全國城市失業人口數千萬，嚴重的失業問題導致犯罪率飆升，治安惡化。



1980年初，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提出“對現行犯罪分子的處理，不能從輕，要從重；不能從慢，要從快”，主持五屆全國人大第十三次常委會議居然推翻剛開始生效的《刑事訴訟法》中關於死刑須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的規定，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核準死刑。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召開了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武漢五大城市治安座談會，推出了要求加大力度打擊犯罪活動的《京、津、滬、穗、漢治安座談會紀要》。6月，中共中央批轉了該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中共中央的紀要通過了《關於死刑案件核準問題的決定》，將死刑復核權無限期地下放給了地方法院。除了下放死刑核準權，刑法規定的死刑罪名也被擴展。1981年和198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接連通過《關於處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勞改犯和勞教人員的決定》和《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前者加重了處罰，後者將走私罪、投機倒把罪、盜竊罪、販毒罪、盜運珍貴文物出口罪、受賄罪的法定最高刑罰修改為死刑。然而，數千萬青年沒有出路，沒有工作，重刑、死刑沒有解決治安惡化的問題。治安形式持續惡化，先後發生了東北王氏兄弟搶槍、搶劫、殺人出逃，流竄數省死打傷數十人的“二王大案”、“卓長仁等劫機案”、“呼倫貝爾團夥搶、奸、殺二十多人系列案件”（616案件）、“唐山菜刀隊殺人”案等震動全國的大案。



1983年夏，鄧小平在北戴河發出了嚴厲打擊刑事案件，從重從快懲處的指示，強調“穩穩當當地解決不了問題，嚴就能治住，在三年內組織壹次、二次、三次戰役，壹個大城市，壹網打盡，壹次就打他壹大批”。[14] 隨後，中共出臺了壹系列“嚴打”文件和所謂人大法規，其中包括《中共中央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中共中央(1983)31號文件，六屆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發布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關於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和《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的決定》，由此發動了“嚴打運動”。



中共中央31號文件推出了流氓罪名，要求“對流氓團夥分子要壹網打盡，對流氓頭子要堅決殺掉”。人大常委會《關於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第1條規定：“對殺人、強奸、搶劫、爆炸和其他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民憤極大的，應當迅速及時審判，可以不受刑事訴訟法第110條規定的關於起訴書副本送達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項傳票、通知書送達期限的限制”；第2條規定：“前條所列犯罪分子的上訴期限和人民檢察院的抗訴期限，由刑事訴訟法第131條規定的10日改為3日。”《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的決定》將人民法院組織法第13條修改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殺人、強奸、搶劫、爆炸以及其他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會治安判處死刑的案件的核準權，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得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高級人民法院行使。”中共的系列文件法規強調“嚴打”、“速判”、“快殺”，下放死刑核準權，實際要求像“鎮反運動”、“壹打三反”運動中那樣濫殺。延續毛澤東的慣用作法，中共內部下達了5%的“嚴打”指標，要求按此例判重刑、死刑。



為完成鎮壓指標，基層公安機關將許多服刑中犯人拉出來重新重判，將原判五六年的犯人重新重判十年以上，將原判十多年者重新改判無期徒刑甚至死刑以充數。執行鄧小平的“從重、從快、嚴打”指示，基層從抓人到殺人幾就辦完。如同“反革命”罪是隨意整肅、殺人的“口袋罪”壹樣，嚴打運動中的“流氓罪”、“投機倒把罪”也是同樣的“口袋罪”。“嚴打”運動中，當局將穿著暴露，拍裸照，私人集會，隨地大小便，在廁所寫臟話，搶個電影票，男女朋友壹起跳舞，年輕人在公園談戀愛者隨意逮住，將擁有淫穢書畫錄像，青年男女婚外性行為，偷窺、舉辦家庭舞者以流氓罪、“非法聚眾”，“流氓活動”，“流氓團夥”等罪名判處重刑，指揮城市居委會舉報嫌疑者，將居委會辦成了鎮壓工具，使居委會有了“小腳偵緝隊”之名。當時，青年中開始出現穿花襯衫、喇叭褲，留著長頭發、大鬢角，戴著墨鏡等時尚。這對長期以來國人留短發，穿灰色中山裝或綠軍裝的傳統產生了沖擊。嚴打運動中，無數新潮青年經“偵緝隊”舉報，被以流氓罪逮捕，判刑。以下幾案反映出“嚴打運動”冤獄之泛濫：西安市女青年馬燕秦喜歡跳舞，有三百多男舞伴，與其中部分人有性關系。數百舞友被以流氓集團罪名逮捕，馬等三人被槍決，數十人被判處死緩、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王姓女大學生因與十多名男子有性關系，被以流氓罪處決。刑前她說：性自由是我選擇的壹種生活方式，我的這種行為在二十年後將不算什麽；四川瀘州壹王姓青年與同伴打賭，在街上強吻了過路少女，被以流氓罪槍斃；北京的十多名小販在火車站哄搶了農民的西瓜，被“頂格”判處了死刑、重刑。其中壹位小販只搶了壹個西瓜的青年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河南壹對青年戀愛同居，女方家長反對，報案稱強奸，男青年被以流氓罪判處了死刑；壹偷自行車賊被便衣警察抓住，以螺絲刀劃破便衣警察胳膊，被以反革命罪處決；安徽蚌埠李姓青年嫖妓後不給錢，被控強奸，壹審被五年有期徒刑，在“嚴打運動”被改判十五年徒刑，青年不服上訴，在第二波“嚴打”中被處決；以周大維為首的幾個學生加入了壹農戶的賭局，輸錢付不起逃跑，被抓時以水果刀刺穿農民手掌，在“嚴打”被判了死刑。[15]



“嚴打”運動沿襲鎮反運動傳統，實施大逮捕行動，然後將犯人手插木牌押到會場，宣判後遊街，很多犯人被繩勒脖子以防喊冤，然後押赴刑場執行槍決。運動中，各大城市當局不斷組織大逮捕，在體育場館連續舉行萬人、十萬人公審大會，壹次槍斃幾十人屬於平常，其恐怖場面是鎮反運動、壹打三反運動的再現。遵循中共高層“可殺可不殺的殺”的指示，各地當局將婚外同居、打架鬥毆、偷雞摸狗者也屠殺湊數。運動中，全國幾乎每個縣都有了殺人場。這樣的恐怖局面歷朝歷代沒有，只是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才有。如同在“壹打三反運動”中以思想、言論定罪，屠殺反抗暴政者壹樣，“嚴打”運動不只針對刑事犯罪，同時以思想、言論定罪大規模逮捕，判重刑或殺害反抗暴政者。運動在全國持續了三年半，按照中共中央“嚴打”、“從重”、“從快”、“頂格”等指示判處的兩百多萬起案件絕大多數是冤案。嚴打運動後來與“清汙”運動會合，各地在嚴打中紛紛舉辦了“清汙”和“嚴打”的案例展覽。如今回首，那些展覽完全可稱是國家罪惡展。



1984年，全國治安在屠殺恐怖中好轉，刑事案件大幅下降。當局只宣傳民眾因治安好轉而支持“嚴打”運動的壹面之詞，而封殺對濫殺的譴責聲音。如果在民國時代，獨立媒體定會指出：犯罪率上升，治安惡化的根本原因不在於判刑輕，死刑少，而在於青年們沒有就業機會和出路。鄧小平是毛澤東的傳人，他的“洋躍進”是毛澤東“大躍進”的傳承，他的“嚴打”運動是毛澤東鎮反運動的傳承。毛澤東發動鎮反運動時要求放手殺人，下達殺人指標，鄧小平發動“嚴打”運動同樣要求放手殺人，下達殺人指標。鄧小平1980年代內部講話圍繞從重、從嚴，傳承著毛澤東嗜殺的特點。與毛澤東壹樣，鄧小平也信奉殺人立威。 “嚴打”運動期間，他下令將數十萬解放軍內衛部隊改編，建立了武警部隊，以加大“嚴打”力度。



“嚴打”運動顯示出全國人大的的傀儡性質。運動中，全國人大常委會拋棄保護人民生命安全的責任，按照鄧小平的要求，推出壹系列鼓勵“從重從快”，快殺、多殺的所謂法規，成了鎮壓工具。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嚴打運動”中被冤殺。中共歷次鎮壓運動害死人數絕對不止官方披露的數字，“嚴打”運動中被殺人數和冤殺人數也不止官方數字。可以肯定的是，當局永遠會隱瞞對自己不利的真相。鄧小平發動“洋躍進”運動，讓無數中小企業下馬，又發動“嚴打運動”，要以多殺來解決失業和治安問題，無疑應對“嚴打”運動的無數冤案負責。



實行死刑的國家的治安並不比廢除死刑的國家好，濫殺的“嚴打”運動只能收效於壹時。在經濟情況好轉之前，嚴打運動壹結束治安狀況立即惡化。在第壹次“嚴打”結束後的1988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數由1987年的57萬件上升到83萬多件，說明靠濫殺來維持治安不是辦法。政府濫殺無辜必然埋下了仇恨。基層人員知道作惡報應的道理。“嚴打”過後，各地的公安機構都作了大調整，公檢法系統實行了大規模的人員易地換崗，甚至轉業調離。其用意是幫助嚴打的打手們逃避受害者及其家屬的報復。“嚴打”結束後不久的六四運動中，襲擊警察、軍隊的所謂暴徒中不少人是對政府的嚴打暴行冤冤相報。



1997年，新壹屆中共領導人繼承傳統，發動了第二次“嚴打”。2001年，中共再發動了第三次“嚴打”。“嚴打”運動的受害者比右派還慘。右派在二十多年後獲“摘帽”，而“嚴打”運動中的冤案三十年後也未獲平反，更談不上賠償了。那位“嚴打”運動因婚外性行為而被殺害的女大學生說對了，她的所謂流氓罪在二十年後是平常的私生活。2006年底，中共公布了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統壹行使死刑案件核準權有關問題的決定》，宣布廢止鄧小平主持推出的死刑核準權下放，死刑復核權收歸最高人民法院，變相承認了幾次“嚴打”濫殺非法。



邊境戰爭



1964年，毛澤東挑起了越戰。戰爭持續幾年後，越共感到武力戰勝美國無望，與美國展開了停戰談判。毛澤東不準越共和談，要求繼續戰爭，中共報刊大量刊文，指責越共和談是“跟隨蘇聯修正主義向美國妥協投降”，要求越共既“反美帝”又反“蘇修”。越共不想使自己的國家成為毛澤東的戰爭遊戲場，拒絕毛的指示，派代表團參加了在巴黎舉行的四方談判。毛澤東不願見到越美雙方走向和談，以斷絕援助施壓迫越共繼續戰爭。中蘇珍寶島戰鬥後，毛澤東在蘇聯的軍事壓力下改變長期的反美立場，聯美制蘇，邀請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越共對中共要求越南對美無限期開戰自己卻聯美談建交強烈不滿，認為中共是在出賣越南。1972年3月，越共人民軍對美軍發動的“復活節攻勢”，結果在美軍轟炸之下遭受了十萬軍隊的損失。越共感到，相比繼續戰爭的巨大損失，從中共獲得的援助物資不再那麽重要，決定不理會中共的阻撓，和談結束戰爭。1973年1月，北越、南越、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和美國在巴黎簽署了《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四方巴黎和平協約），結束了越戰。



以越共上級自居的毛澤東對越共自主決定結束戰爭忍無可忍，決定從兩方面“教訓”越共：壹是打壹場西沙海戰向越共示威；二是扶植柬共打擊越共。1974年1月，中共中央組成了由葉劍英、鄧小平總負責，王洪文、張春橋、陳錫聯、蘇振華為成員的“西沙對越作戰六人領導小組”，於19日發動了西沙海戰，擊沈了南越“怒濤”號軍艦，從南越占領下奪回了珊瑚、甘泉、金銀三島。南越無法同時應付越共和中共，向聯合國提交議案要求安理會介入西沙群島爭端。中國運用否決權否決了南越的提案。美國采取“不幹涉政策”，拒絕了南越尋求美國第七艦隊援助的要求。海戰期間，中共在國內展開了維護領土主權的宣傳高潮，使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其實，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從成立之日起就沒有民族主義立場和領土主權觀念，曾支持蘇俄分離蒙古，支持蘇聯吞並中東鐵路區域，在中蘇戰爭中宣言“武裝保衛蘇聯”。建國後，毛澤東、周恩來在中蘇、中印、中緬、中巴、中朝、中越邊境都曾秘密贈送領土。所以說，毛澤東發動西沙海戰與領土主權無關，其動機壹是要向越共示威，暗示要收回越戰中秘密贈送越共的小島；二是在越戰結束後制造另壹戰爭，以滿足自己的戰爭的精神需求。



在扶植紅色高棉方面毛澤東早就著手了。1955年，他指示越共選派越共和柬共人員到中國受訓。隨後直接插手原本依附越共的柬埔寨勞動黨（柬共）。1965年，毛澤東任命在華受訓中參加“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的波爾布特為柬共最高領袖，開始向柬共提供軍火金錢援助。在毛澤東的扶植下，柬共於1968年 1月正式建立了“柬埔寨革命軍”，開始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遊擊戰。越共結束越戰後，毛澤東加大扶植柬共的力度，以柬共為牽制、打擊越共的工具。美軍撤出後，印度支那各國的民主政府無力抗拒共產主義的擴張。1975年，越共對南越政權發動了春祿戰役和胡誌明戰役，攻占了南越首都西貢，推翻了南越政權，武力統壹了越南，柬共軍隊攻占了金邊，宣布建立“紅色高棉”政權。執行毛澤東“教訓越共”的指示，柬共在攻占金邊十幾天後，即侵入越南的富國島( Phú Quốc )與壽初島( Thổ Chu )、巴竹 ( Ba Chúc ) 等地屠殺越南民眾。越南方面知道紅色高棉受中共操縱，決定聯蘇制中，與蘇共發表了《越蘇宣言》，同時大規模驅逐華僑。



毛澤東去世後，新壹屆中共領導層繼續奉行扶植柬共對付越共的政策。1977年9月，波爾布特應中共邀請率紅色高棉黨政代表團訪華。中共為波爾布特安排了與金日成壹樣的最高規格接待。《人民日報》以頭版整版報導稱：“十多萬群眾懷著戰友相逢的喜悅心情，聚集在機場、天安門廣場和迎賓館前，載歌載舞，向英雄的柬埔寨人民的友好使者表示中國人民的敬意和友情。在機場，男女民兵持槍列隊向波爾布特致敬，其他人揮動花束、彩帶，有節奏地高呼。貴賓車隊駛近天安門廣場時，波爾布特由華國鋒陪同，換乘敞篷汽車，接受人們的夾道歡迎。”[1] 隨後，中共中央安排波爾布特到山西參觀了大寨公社，然後派央政治局委員陳永貴回訪了柬埔寨。



1978年初，中共中央再派鄧穎超率全國人大代表團回訪柬埔寨。鄧在柬發表講話說：“中國人民要象小學生那樣虛心向柬埔寨人民學習。”[2] 波爾布特回應說：“我是毛主席的小學生”。在鄧穎超訪柬當月，鄧小平在出訪新、馬、泰三國時發表了壹系列談話抨擊蘇聯和越南為大霸和小霸，警告越共不要在柬埔寨玩火。在與李光耀會談中，鄧小平威脅越共說：“越南可能大舉進攻柬埔寨。中國要怎麽做，就得看越南這壹步走多遠。在柬埔寨問題上，中國的處理方法不會因為蘇越簽訂友好合作條約而受影響。即使越南要求蘇聯聯手威脅中國，中國也不會被嚇倒，更何況蘇聯也不敢明目張膽地招惹中國。蘇聯最終會發現，支持越南是個不勝負荷的負擔。”在新壹屆中共領導層的支持下，紅色高棉在1977年至1978年間再數次入侵越南安江省、知尊縣屠殺越南平民，其中將百春（BA CHUC）鎮的三千多居民幾乎殺光。



對於中共的威脅，越共決定聯蘇對抗中共。1978年中，越共加入了蘇聯為首的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支持前紅色高棉師長韓桑林率柬埔寨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團結救國陣線”。11月，越共總書記黎筍率黨政代表團訪蘇，與蘇共簽訂了《蘇越友好合作條約》。該條約的帶有軍事同盟性質的第五條規定，“壹旦雙方中之壹方成為進攻或進攻威脅的目標，締約雙方將立即進行協商以消除這種威脅，並采取相應的有效措施保障兩國的和平與安全”，針對中國的用意明顯。通過該條約，蘇聯取得了使用金蘭灣、峴港等海空軍基地的權利，越南則獲得蘇聯提供的軍事和經濟援助。



與蘇聯簽定軍事條約後，越共在應流亡越南的前民柬反對派的請求下，於12月出兵攻入柬埔寨。柬共的殘暴統治早已天怒人怨，痛恨紅色高棉政權的柬埔寨百姓道歡迎越軍來推翻紅色高棉政權，或以竹、紙等材料制成五角星懸掛於家門口，以示歡迎越軍前來解救他們出苦海。在柬人支持下，越軍勢如破竹，中共百億金錢武器扶持建立的紅色高棉政權迅速土崩瓦解，波爾布特和中共駐柬大使孫剛率紅色高棉殘部逃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按毛澤東傳授堅持遊擊戰爭，在柬埔寨的稻田、公路和叢林中大量埋設地雷，以屠殺平民的方式“堅持武裝鬥爭”。中國駐紅色高棉的使館人員後來披露，他們與紅色高棉壹起在越軍的追擊下連續多日行軍，在雨中睡覺，在森林裏搭起三間草屋作為臨時大使館，靠吃象肉和野生動物為生，“堅守外交崗位四十七天”，[3] 間接透露出中共大使館在幕後操縱紅色高棉的事實。



越共出兵推翻紅色高棉政權讓中共忍無可忍。掌握了中共最高領導權的鄧小平決定發動對越戰爭以報復越共推翻紅色高棉政權。1979年1月，鄧小平在訪美，尋求美國支持他對越開戰。他在美國發表談話說，“小孩不聽話，要打幾下他的屁股”，“中國人民堅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壹邊反對越南侵略者。中國永遠站在被壓迫被侵略的國家和民族壹邊，反對霸權主義的侵略奴役，為了國際和平和穩定的長遠利益，我們將堅決地履行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甚至不惜承擔必要的犧牲。”隨後，他在東京向田中角榮透露說：“對侵略者不懲罰，就有發生連鎖反應的危險”，“正在考慮，為了懲罰，冒某種危險也要采取行動”，“越南同蘇聯簽定的條約具有軍事同盟的性質，越南對柬埔寨發卻了大規模武裝入侵，並正在中國邊境地區挑釁。越南起的作用會比古巴更壞，我們把越南叫做東方的古巴。對付這樣的人，沒有必要的教訓，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會收到效果。”對於鄧小平連續的威脅言論，越共回應說：“企圖給我們教訓的人，應該記取美帝國主義在越南的教訓。” [4]



2月16日，中共以在《人民日報》發表《是可忍，孰不可忍》社論的方式非正式地對越共宣戰。2月17日清晨，當黎筍、範文同等人在金邊等候簽訂越柬友好合作條約之時，中共九個兵團（另有十多個兵團後備）在坦克部隊的掩護下分兩路侵入越南：昆明軍區司令員楊得誌指揮壹路從雲南入越；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指揮另壹路從廣西入越。中國發動戰爭後，國際社會壹致譴責中國侵略越南。中共沿用在朝鮮戰爭中使用過的輿論控制和欺騙宣傳手段，將國際社會譴責的消息對國人封鎖，對國人宣傳越南要侵占中國的領土、領海，中國是為保衛領土主權而進行“自衛反擊戰”。



這時，越軍的十八萬主力在柬埔寨，五萬在老撾，只有六個步兵團在中越邊境線防守。中共軍雖以數十萬大軍突然進攻，但由於指揮員年邁，對現代戰爭無知，結果被久經沙場的越南地方部隊重創。中共軍發現，越軍使用中國援助的武器，用中國援助的成袋大米作掩體對中國軍隊作戰。越南軍民的頑強抵抗超乎鄧小平的預料，中共軍隊沿用落後的人海戰術，依仗人數優勢沖擊越南陣地，付出慘重代價，原來預計壹周內攻下的諒山等五個越南省會城市直到開戰三周後才攻下。



諒山到河內為平川，無險可守。從軍事上講，攻占諒山沒有理由止步，而應壹鼓作氣攻占河內、海防等中心城市。歷史上越南曾多次反抗中國，都在中國軍隊攻陷諒山後宣布臣服。但這壹次情況完全不同。越共與蘇共簽定了軍事同盟意義的互助協定，不懼中共的軍事壓力，要求蘇聯履行協定義務。蘇聯不容中國將越南納入其勢力範圍，作出了強烈反映，在中蘇邊境上開始了大規模的戰略調動。2月19日，蘇聯的軍事顧問團飛抵河內，蘇聯《真理報》猛烈抨擊中國侵略說：“中國把戰火和死亡猛烈地傾瀉到越南城鄉，找了壹條不倫不類的借口，難道越南幫助柬埔寨人民推翻波爾布特可惡政權，有什麽不對嗎？北京有什麽權利懲罰這個、寬容那個？”緊接著，蘇聯軍艦進入了中國南海示威，蘇TU-95偵察機在越南沿海和南沙群島海域上空飛行和監察中國海軍的行動，同時向越南提供從衛星收集的中方軍事情報。



鄧小平見到美國向中共提供的蘇軍調動的衛星圖片後感到後果嚴重。盡管中共向蘇共申明對越作戰只是邊界反擊戰，絕無占領越南之意，蘇共還是以不惜壹戰的態度警告中共不許再向越南縱深推進。此時的鄧小平與向下令印度進攻，向珍寶島進攻，想教訓蘇聯的毛澤東壹樣，被蘇軍導彈所教訓。其實，鄧小平早就知道蘇軍厲害，下令只出動步兵而不出動空軍，以向蘇聯表示無意圖河內，並準備打壹打就跑。恐懼之中，鄧小平趕緊通過中國駐蘇使館向蘇聯傳達示弱信息說中國只進行壹場懲罰戰爭而已，暗示將見好就收。蘇共在軍事上教訓中共輕而易舉，但知道美國不允許他對中國動武，於是決定成全鄧小平的兒戲戰爭，由外長葛羅米科向鄧傳話：在越南不要走得太遠，命在越蘇軍顧問保持克制，決定也不動用空軍介入中越之戰。



中共入侵後，越共相信，有越蘇間的軍事同盟條約，料中共不敢進軍河內，只以邊境的地方部隊和民兵抵抗中共軍，以精銳部隊布防守於諒山至河內壹線不參戰，同時發布全國總動員令，聲稱將越南人民軍兵力從65萬至擴充100多萬。越共的動員令並非真正擴軍，只佯作決定姿態。因為蘇共已向越共交底，中共軍打壹打自己就會跑。這時的中共軍著實不是善戰越軍的對手，僅僅越方地方部隊和民兵已經讓中共軍傷亡巨大。3月5日，在攻占諒山的兩天後，鄧小平下令撤軍。根據蘇共的交底，越軍放棄反攻追殺，“教訓”戰爭兒戲般地結束。



撤軍過程中，中共軍根據鄧小平“不要俘虜、不給‘越修’留下壹草壹木”的指示，從作戰部隊變成了爆破工兵，對所到之處的建築物，基礎設施，橋梁，實施了毀滅性破壞，放水淹沒媒礦，特別將中國援建的礦業加工廠、拖拉機廠、汽車修理廠、陶瓷器廠、小型煉鋼廠、行政辦公樓，包括學校、醫院和民宅建築等等徹底摧毀。越戰中，美國與中共開戰禁止美空軍機對中越邊境地區轟炸。得免於越戰戰火的中越邊境地區此次被中共夷為了平地，破壞之慘烈遠遠超過了美軍對南越的多年狂轟。黎筍視察時被中共破壞的慘烈程度震驚得說不出話。中共撤軍後，中越雙方均宣布取得了戰爭的勝利，雙方交換了戰俘。按照共產主義陣營的傳統，雙方都沒有公布傷亡數字。中共從來視軍隊和民工的傷亡數字為機密，將在朝鮮戰爭中巨大的傷亡數字長期保密，此次也不例外。外界估計，中國軍隊傷亡為十多萬人。



戰爭結束後，鄧小平下令將民主墻運動的代表人物魏京生判以重刑。當局公布魏的主要罪名為向外國人提供了關於中越戰爭的軍事情報。這讓國人想到了憲法中規定的宣戰決定權問題。世紀之初，清廷在《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中承認宣戰、媾和須經國會批準或追認。中華民國歷次憲草、憲法，包括《共同綱領》和中共的憲法均規定宣戰由參議院、國會、全國人大決定。但是，中共發動戰爭、加入戰爭從未經過代行最高權力的政協或人大批準，在毛澤東時代由毛個人隨意決定，在毛去世後，又由鄧小平個人隨意決定。



鄧小平不愧是毛澤東學生和親信，二人發動的“教訓”戰爭極為相似：1962年，毛澤東發動“教訓”印度的戰爭，結果被蘇聯教訓，賠了士兵生命、國家金錢之外，還奉送了西藏最富饒的九萬平方公裏的領土；毛澤東發動“教訓”蘇共的珍寶島戰鬥，結果被蘇聯教訓，恐懼得連召開九大都高度保密，開完會立即南下避險；鄧小平發動“教訓”越共的戰爭，也被蘇共教訓。二人都是在國家災難中，在老百姓極為困苦，財政極為困難之時發動戰爭，同樣是在軍事勝利之時突然下令撤軍，同樣是放棄戰果後再奉送領土，同樣枉賠士兵性命與國家巨額金錢。二人發動戰爭與列寧、斯大林壹樣，都當權後迫不及待地輸出革命，且二人發動“教訓”戰爭都有權力鬥爭的考慮：毛澤東在被迫“退居二線”發動越戰，以調兵遣將的辦法奪回主導權；鄧小平發動越戰，同樣以調兵遣將的辦法全面接管軍權。在發動教訓戰爭的荒唐程度上，鄧的教訓越南戰爭超過了毛的教訓印度戰爭。印度是不結盟運動領袖，未與蘇、美結盟，毛澤東發動戰爭或許是沒有想到蘇共會作出強硬反應。而越南與蘇聯結了盟，“教訓”越南必須準備與蘇聯導彈攤牌。如果說鄧準備好與蘇聯導彈攤牌而下令開戰，則他是在蓄意挑起核戰。他戰前訪美是想從美國那裏得到對他教訓越南開戰的支持。但可以肯定，美國沒有打算發動核戰，沒有支持他侵略越南，更不會支持中國吞並越南。美國的支持不過是在開戰後向他提供壹些衛星圖片，以及向蘇聯表明美國不同意蘇聯動武。如果鄧沒有準備與蘇聯攤牌，則他與毛澤東壹樣，是在拿士兵生命，國家的安全，國家的金錢，以及國人的身家性命在開玩笑。當年毛澤東發動越戰時，是鄧小平到越南向越共傳達了兩百億元無償援助的口信。鄧應當很清楚，這兩百億戰爭經費，意味著數百萬軍民生命和國人緊缺的口糧。那時他不介意百萬死難，現在也不會介意。他應當清楚，教訓二字背後是多少生命的代價。他教訓結盟越共的戰爭決策與清廷對各國宣戰，與毛澤東下令珍寶島動武“沖喜”壹樣荒唐。如果有人大批準開戰的程序，人大代表勢必會問鄧小平準備打到哪裏，不知鄧小平如何回答。他肯定不能說要打到河內，那無異是說準備對蘇開戰，準備核戰；他也不能說打過邊境就往回跑。人大代表雖是中共任命，但也可能有膽大者會問，打這樣的仗又何苦呢。古今中外，挑起戰爭無非是要攻城掠地，征服藩屬，獲得對方割地賠款、稱臣納貢。像這樣打了就跑，再賠些領土的所謂教訓戰爭好像只有只有毛鄧師生發動過。二人的幾次“教訓”戰爭不僅是拿士兵生命，人民財產開玩笑，更是玩危險的核戰遊戲，讓全國百姓冒核戰風險。



中共的《人民日報》非正式對越戰爭宣戰的社論中宣稱，開戰是為維護領土主權。軍隊侵入越南後，中國外交部照會越南駐華大使館抗議“越南侵犯中國領土，驅逐、迫害華僑，制造流血事件”，新華社發布中國政府聲明宣布：“中國邊防部隊被迫還擊，對越開戰的理由是自衛和報復越南迫害華僑”。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為保護華僑而在本土之外發動戰爭的記錄，中共更沒有為保護華僑開戰的動機。中國抗日戰爭中，斯大林把遠東的三十多萬華僑、華商、華工流放到北極圈內去服苦役，害死華人至少十萬，[5] 中共不僅沈默，更在建國後禁止談論這些事實。指使紅色高棉大屠殺時，中共將華僑向中國政府求救的信件扣壓在駐金邊大使館，或幹脆提供給柬共，聽任求救的華僑被殺害。這些行徑說明中共出兵與保護華僑與領土無關。事實上，中共每次打出的民族主義旗號都是欺騙國人說法。從越南撤軍後，鄧小平在內部講話中解釋戰爭目的說：“中國完成了戰爭目標。這場自衛反擊戰是在時間和規模上壹場有限制的懲罰戰，只為教訓壹下瘋狂的‘東方古巴’，同時也是為了支持柬埔寨反抗越南的侵略。”這透露出了中共不能說出兵理由，那就是挽救殘暴的紅色高棉政權，是要迫使越軍從柬埔寨撤出，讓紅色高棉政權復辟，重新統治柬埔寨。



就壹黨之私而言，中共發動這場侵越戰爭有其理由。因為中共向越共提供援助幾十年，落得越共背棄中共，還推翻中共扶植的紅色高棉，所以中共要教訓越南。但對中國人民來說，這場戰爭完全不義，禍國殃民。因為，援越幾十年、扶植紅色高棉是毛澤東爭當世界革命領袖的個人嗜好，是他背著國人的秘密行動，是禍國殃民之舉。中國人民並未同意援越、援柬，當然也不會同意對越開戰。中越邊境戰爭如同1950年代的朝鮮戰爭壹樣，是國人生命財產的浩劫，是無謂的犧牲，是對越南的侵略戰爭。毛澤東發動越戰，已經帶給越南數百萬的戰爭死難，鄧小平發動另壹次侵越戰爭，帶給中國和越南另壹場災難，帶來數以十萬計的死難。



中共撤軍後，中越戰事並未結束。發動“八二三”臺海炮戰後，毛澤東下不了臺，以長期炮擊維護顏面。鄧小平不愧是毛的學生，匆忙撤軍後下不了臺，以在邊境維持長期小規模戰爭維護顏面。這樣的小戰爭蘇聯懶得理，不會再被教訓，算是鄧小平繼續“教訓”了越共。1981年5、6月間，中共在法卡山再對越開戰，占領了法卡山。1984年4月，中越在雲南省中越邊境再次打了壹場著名的“老山收復戰”。此後，中越邊境戰如同臺灣炮擊壹樣，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中國各大軍區輪流派兵參戰，中越邊境成了中國軍隊的實戰練兵場。十年間，中共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維持對越南邊境的軍事壓力。毛澤東持續對金門、馬祖炮戰是世界戰爭史上的壹大笑料，鄧小平在中越邊境持續十年小打小鬧是另壹笑料。1989年，越南在東歐發生巨變的國際形勢下從柬埔寨撤軍。與十年前中國軍隊實施大破壞撤軍的場面形成鮮明對比，柬埔寨人民自發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活動，感謝越軍推翻紅色高棉政權。柬埔寨人歡迎、歡送越軍的盛大場面證明了人心的向背，證明了中共扶植紅色高棉和發動入侵越南戰爭的不義，也證明所謂對越自衛反擊戰說法的欺騙性。



蘇聯解體後，越共失去靠山。在1991年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越共中央決議放棄與中共對抗。在共產主義政權屈指可數形勢下，中、越兩共需要抱團取暖，決定握手言和，恢復正常關系。於是，兩國舉行了邊界談判，兩共恢復互稱同誌，領導人會見恢復了擁抱，中越邊界恢復了和平，兩共相約忘記舊怨，在文獻、歷史書、教科書中不提那場持續了多年的邊境戰爭，要求本國人民淡忘那場戰爭。中共友誼關城樓展覽館中重新布置宣傳中越“同誌加兄弟”的文字與圖片，完全不提1979年及其後多年的邊境戰爭，也不提在那場邊境戰爭中獻身的十幾萬將士。在憑祥，曾經埋葬無數陣亡將士的萬人山已經被推平成了開發區。埋著無數中越將士遺骨的老山及麻栗坡壹帶已成為旅遊和邊境貿易點，昔日的軍事設施，大多成為遊覽景觀。相比中共，越共要求人民淡忘那場戰爭難度更大。因為，越南人民對中共軍隊對越南北方的大破壞刻骨銘心，仇恨難消。



邊境戰爭期間，壹首《血染的風采》唱遍了全國。歌詞是：“也許我告別，將不再回來，妳是否理解妳是否明白？也許我倒下，將不再起來，妳是否還要永久的期待。如果是這樣，妳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今天，這場中越兩國都刻意不提的戰爭在很多人心中是血染的悲哀。多次到中越戰爭前線采訪的劉亞洲說：“老山、者陰山作戰的時候，部隊官兵不僅面臨生死考驗，還都有生活負擔。尤其是基層幹部，家庭都很困難。當時我去看十四軍的壹個指導員，他已經犧牲了。他妻子見了我，跟我講，作戰前這個指導員是有欠債的，臨開赴前線時，發了最後壹個月的工資。結果七扣八扣，工資袋在拿到手的時候，裏面只剩下五分錢了。最後她拿出這個袋子給我看，就五分錢。有些戰士家裏很貧窮，他們的遺書真是字字血、聲聲淚。不少烈士遺書說：如果我要死了，請公社給我家壹頭牛；如果我死了，請把我的軍裝脫下來送到我家鄉去，我的兄弟都穿不起衣服。”



中印戰爭後，毛澤東、周恩來在確定邊界時秘密向印度贈送了領土。新壹屆中共領導層同樣作法。1999年，中越兩國簽訂的《中越陸地邊界條約》，中共將千萬士兵獻身奪得的老山、法卡山等廣大占領區悉數劃歸了越南。由於越南迅速進軍柬埔寨，紅色高棉來不及銷毀罪證，越共掌握了大量中共在柬人員指揮大屠殺的證據。中共以在邊界談判中向贈送領土的方式，以換取越共幫助隱瞞真相。例如，坐落於北部灣中心的白龍尾島（夜鶯島，浮水洲島），原屬廣東省，越戰中被中共借給越共作為後勤基地。邊界談判時，中共不提該島的歸還，實際將島送給了越南。壹系列事實證明，中共對越開戰時宣傳的維護領土主權之說是謊言。而且，中共從未為了領土主權對外開戰過。蘇共召集成立中共時就申明，中共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宣布共產黨人沒有祖國。因此，中共打民族主義牌時只是利用民意而已。



中共侵越戰爭的真正目的是挽救紅色高棉政權。因為蘇聯的強烈反應，中共的挽救計劃失敗。紅色高棉被推翻後，紅色高棉災難在繼續。波爾布特率殘部逃入山區，根據毛澤東的理論堅持遊擊戰，將柬埔寨變成世界上埋設地雷最多的國家。1980至1990年代，柬埔寨平民被紅色高棉的地雷大量殺傷。時至今日，盡管有政府和國際援助組織排雷，每個月仍有數十人受到紅色高棉地雷的傷害，迄今已有四萬多柬埔寨平民因為地雷而喪失或截肢。



今天，在柬埔寨各地的紅色高棉屠殺紀念館中，在各地佛塔下、倉庫中，那些大堆的頭顱骨、那些鉆頭顱活取人腦的機器訴說著革命的罪惡。在“波爾布特罪惡館”，導遊介紹，在這個前中學的操場下挖出了九千具屍體，現在下面仍有壹萬多具屍體尚未開挖。2008年，聯合國支持成立的柬埔寨特別法庭逮捕了紅色高棉的五名前領導人：第二號人物農謝（NUON CHEA）、前國家元首喬森潘（KHIEU SAMPHAN）、前外相英薩利（IENG SARY）及其妻子前社會部長英蒂迪（IENG THIRITH）和金邊21集中營的監獄長康克（DUCH、杜赫），開始了遲到三十年的審判，起訴“紅色高棉”犯下的戰爭罪、種族滅絕罪、反人類罪。紅色高棉領導人們無壹例外地否認有罪。紅色高棉的第二號人物農謝對美聯社記者說：“我沒有參與殺害人民的行為。……我當時是人大委員長，與政府的行動毫無關系。”紅色高棉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喬森潘在自傳《柬埔寨當代史與我的處境》中寫道：“我認為這本書能夠向人們說明，我並沒有參與紅色高棉領導人屠殺我們同胞的暴行。”波爾布特的連襟、紅色高棉的第三號人物英薩利對記者說：“我知道自己極有可能被審紅庭傳召，但我沒有犯錯。我是斯文人，在紅色高棉統治時期，我甚至救了不少人的性命。”革命黨人的邏輯就是這樣：推行暴政者沒有親手殺人，親手殺人者是執行命令，誰也不用對滔天罪行負責。這樣的辯解道出了共產革命的壹個定律：革命家們永遠不會認罪，革命使他們喪失了懺悔的本能。



對前紅色高棉的審判因中共的暗中阻撓不斷被拖延。中共希望被告們自然死亡，審判流產。因為，除了那個殘暴的監獄長外，受審的紅色高棉領導人都是文革中國紀錄片中的貴賓。柬埔寨首相洪森指出：“中國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澤東思想，波爾布特的思想根源於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實踐，證明是失敗的”。[6] 洪森等柬埔寨領導人不公開抨擊中共帶給柬埔寨災難另有原因。中共通過外交與金錢兩手，換取了柬埔寨當局同意幫助掩蓋中共幕後指揮紅色高棉“大疏散”、大屠殺的真相，換取柬埔寨關閉大屠殺紀念館——“罪惡館”。



經濟特區



從1951年深港邊界被封鎖後，廣東民眾因中共的暴政多次掀起大規模地逃往香港的“逃港潮”。1957年，中共背棄退社自由的承諾，武力鎮壓要求退社的農民，造成了第壹次逃港潮。1962年，廣東省委書記陶鑄為緩解饑荒下令放開邊境，讓大陸饑民自由赴港，三十萬饑民逃港。港英當局出動軍警抓捕遣送，香港市民對沿街乞討的大陸饑民慷慨施舍，組織救濟送衣送糧。1972年，文革中生活極為困苦的廣東農民掀起了第三次逃港潮。1979年5月，廣東民眾中風傳香港要大赦滯港難民給予永久居民身份，來自惠陽、東莞、寶安的百萬農民、漁民湧向深港邊境，冒死囚海逃港，形成了第四次“百萬人逃港潮”。



三十年來，廣東公安的主要任務是監視人民偷聽敵臺、偷竊集體財產和偷渡出境（三偷）。盡管從中央到地方對逃港采取嚴懲政策，窮苦村民不顧當局派公安、民兵沿岸晝夜巡邏，或泅海偷渡，或趁大雨、臺風陸路逃港。廣東人用象棋術語稱水路偷渡為“督卒”，意為“有去無回”。當6102;寶安流傳的民謠說：“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裏只剩老和小。”寶安縣公安局《1971年終匯報提綱》中寫道：“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有個村子逃得只剩下壹個瘸子。由於青壯勞力大批逃港，大片農田拋荒。”中共當局視逃港為“叛國投敵”，命邊防軍屠殺逃港者。四次“逃港潮”的百多萬逃亡者中，成功逃到香港者是少數，更多的偷渡者人被槍殺在了海灘、山間，或葬身大海。在逃港潮時期，深圳活躍著數百“拉屍佬”。19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屍佬”每埋好壹具偷渡客屍體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壹位“拉屍佬”說，他最多壹天埋葬了50具屍體，領到了750元。[1]



1970年代，深圳農民人均年收入不足百多元，不到香港新界村民的百分之壹。巨大生活水平差距讓廣東農民寧願冒死壹搏。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說：“文革後，汕頭滿目淒涼，比我們小時候還窮”。[2] 此言反映出了毛澤東禍害人民之深重。廣東人民被活不下去了，只好冒險逃亡。文革過後，廣東幹部與香港知名人士及媒體接觸日益增多。根據港商的建議，吳南生向中共廣東省委建議，廣東先行壹步，劃出壹個地方，開辦像臺灣那樣的出口加工區，或搞個自由港，吸引外商來投資辦企業，帶動經濟發展。他向省委書記習仲勛表示決心說：“假如省委同意，我願意到汕頭搞試驗，要殺頭就殺我！”[3] 習支持吳的建議，決定請中央授權廣東在汕頭、深圳、珠海進行試驗，將想法先報告給了粵籍元老葉劍英。葉與吳壹樣了解粵港民眾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和港商北上投資的願望，向中央建議讓廣東在改革中先走壹步，發揮毗鄰港澳、華僑眾多的優勢，實行“三來壹補”，吸引港商北上辦廠。正在應付經濟危機的鄧小平敏銳地感到，廣東當局的改革開放先行壹步的建議有助於應付經濟危機。在葉劍英陪同下，他來深圳視察，發指示說：“就叫特區嘛，過去陜甘寧就是特區，中央沒有錢，妳們自己去搞，殺出壹條血路來。”



1980年5月，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的批示》（41號文件），正式決定在廣東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和福建省的廈門市試辦經濟特區，在區內允許實行資本主義，實行財政和外匯收入定額包幹，享受中央政府在稅收、金融、土地和勞動工資等方面的優惠的政策，實行物資、商業的市場化，在計劃、物價、勞動工資、企業管理和對外經濟活動等方面享有較大的自主權。8月，五屆人大第十五次會議批準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深圳、珠海和汕頭三個經濟特區正式成立，開啟了沿海城市的改革開放。1981年11月，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授權廣東省、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所屬經濟特區的各項單行經濟法規的決議》，授權兩省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經濟特區的各項單行經濟法規，給予了特區享經濟立法權。



建立經濟特區是中共改革開放的重要舉措，也被稱為是鄧小平時代最成功的決策。隨著經濟高速發展，廣東、福建在經濟特區的帶動下率先富裕起來，鄧小平視察時所說的“現在他們逃過去，將這裏經濟發展了，他們會回來的”成為現實，眾多當年成功逃港者回鄉投資、定居了。應當指出，中共改革開放的善政不過是將“三大社會主義改造”暴政部分廢除而已。在革命之前，人民壹直享有經營自由。經營自由是清末推動、民國實行的地方自治制度的壹部分。中共的“社會主義改造”剝奪了這壹自由，扼殺了經濟的生機。特區二十多年快速發展中，中共中央對特區並未給予物質援助，只是給了特區壹些特殊的“政策待遇”，就帶來廣東、福建的快速經濟發展，使人均經濟實力迅速接近或超過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些特殊政策並非是中共善政，而是共產革命前私營經濟本身的活力。中共“社會主義改造”的暴政扼殺了這壹活力，使國人陷入長達三十年的饑荒、貧困。改革開放將枷鎖部分解除，貧困的廣東、福建立即煥發了生機，迅猛發展。這壹事實說明，若無蘇俄輸入的共產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讓陳炯明、陳濟棠領導的廣東地方建設繼續，粵、閩早就經濟騰飛了，不會有毛澤東時代的負增長和絕對貧困化，也不會有四次“大逃港潮”。廣東官員提出推動經濟發展的建議要準備被“殺頭”，可見暴政之恐怖。



在建立經濟特區後，中共沒有就當年大規模屠殺逃港者謝罪。開發蛇口工業區的施工中，壹次就挖出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屍骨，可以想象葬身大海偷渡者的數理多極為巨大。中共廣東當局高調特區成立二十周年、三十周年紀念活動時，完全不提，更未紀念數以百萬計的逃港死難者。2011年8月13日，德國各地舉行了紀念“柏林墻”修建五十周年的活動。德國聯邦議會大廈降半旗，柏林所有教堂鐘聲齊鳴，地鐵停止運行壹分鐘，德國總統伍爾夫、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柏林市長沃維萊特與民眾共同向當年的試圖翻越“柏林墻”的死難者致哀。德國國家電視臺直播了紀念活動。在紀念儀式上，人們宣讀了壹些“柏林墻”死難者的生平事跡。德國總統伍爾夫在儀式上指出，當年1900萬前東德居民被壹個專制制度隔絕在這座“恥辱墻”的後面，千千萬萬的人無法自行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1989年柏林墻倒塌是歷史的必然，證明自由是不可摧毀的，任何墻都不能長久抵擋人民的自由願望。德國當局為中國當局，為廣東當局、深圳當局樹立了榜樣。相信有壹天，深圳也會為百萬逃港死難者舉行同樣的紀念儀式，相信將來在死難最多的邊界區會有他們的紀念碑。



民主墻運動



​文革結束後，全國經濟蕭條，失業嚴重，國人的不滿情緒強烈。1978年春，北京西單十字路口的矮墻上開始出現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呼喚民主的大字報，引起青年的廣泛關註。來此看大字報、小字報的人越來越多，影響迅速擴大，逐漸形成了壹個以抨擊專制制度，要求民主和言論、出版自由為主題的民間論壇，“西單民主墻”的名字傳遍了全國，成了民主運動的象征。復出不久的鄧小平正在向華國鋒奪取中共最高權力，不僅需要軍隊的擁戴，也需要民意的支持。他多次對“民主墻運動”予以肯定，強調要尊重人民利用大字報表達自己不滿的權利。受到鄧小平支持言論的鼓舞，民主墻骨幹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民主討論會”和遊行，在民主墻前張貼、散發自己印刷的刊物，文革受迫害者們紛紛貼大字報申訴冤情，有人在大字報中直指鄧小平須就“反右運動”認錯，有人開始在“民主墻”旁發表抨擊時政的演說。



不久，壹批民間團體和民辦刊物湧現出來。其中影響較大的有：魏京生創辦的《探索》，王軍濤、陳子明創辦的《北京之春》，徐文立、劉青等人創辦的《四五論壇》，貴州青年黃翔等人創辦的《啟蒙》，周眉英、北島、芒克等人創辦的《今天》，任畹町創辦的《中國人權同盟》，胡平、姜洪創辦的《沃土》，王希哲主持的《責任》。外地影響較大的刊物有：青島的《海浪花》，上海的《海燕》、《民主之聲》，武漢的《鐘聲》，廣州的《人民之聲》、《人民之路》等等。在民間團體和刊物明確提出政治制度改革的訴求後，已經取得最高領導權的鄧小平轉而否定“民主墻運動”。1979年初，他發表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稱社會主義制度、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四項基本原則”，暗示這些原則不容反對，將以暴力鎮壓反對者。針對鄧的講話，任畹町等人在民主墻貼出了《中國人權宣言》，抨擊“四項基本原則”拒絕普世價值”，魏京生在民主墻貼出了題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大字報，提出要警惕新獨裁者，抨擊“四項基本原則”的本質是專制和壹黨獨裁。鄧小平下令逮捕了魏京生、任畹町、付月華、張溫和、劉清等“民主墻運動”的骨幹。為營造依法行事的新形象，他指示人大加快推出刑法，要求依新法審判魏京生。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宣布廢除清末以來的壹切舊法，經歷民國時代的國人普遍呼籲制定新法。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治委員會因應呼籲提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綱》。大綱推出的同時，中共發動了鎮反運動，土改運動，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展開了隨意的大規模屠殺。《刑法大綱》與要求濫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無法兼容，屠殺的恐怖中法治委員會主動擱置了《刑法大綱》。1952年，中共頒布了配合“三反”、“五反”運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汙條例》和《妨害國家貨幣治罪暫行條例》。兩條例與《懲治反革命條例》壹樣，都強調中共可以不經法律審判剝奪人民財產生命，與刑法大綱完全沖突，致刑法草擬無法繼續，已擬的刑法草案被擱置。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有意在憲法出臺時推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指導原則草案》（初稿）。但是，毛澤東又發表了壹系列“肅清反革命”的指示，推出刑法不僅沒有可能能，還可能被扣上反革命帽子。於是，刑法草案征集意見步驟停止。肅反運動還沒結束，毛澤東又發動了反右運動，全國人大被實際廢除，刑法草案征集意見及進入立法程序無從談起。隨後，中共的迫害運動壹個接壹個，壹切新法均無法出臺，法律空白時代持續了三十年。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人大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並頒布了三十年間三十三易其稿的《刑法》。表面上，《刑法》結束了除壹部婚姻法外無法的時代，實際新頒布的刑法仍不是嚴格意義的法律，因為其中保留了無從界定，完全隨意的“反革命”罪，仍然宣布中共有權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名鎮壓反對派和反對聲音，革命黨隨意鎮壓和殺人的時代仍未結束。



在討論《刑法》的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胡耀邦對逮捕民主墻運動領袖表示反對說：“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盡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在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誌點名也好或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著中央、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勸同誌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敢於大膽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他壹死就會成為人們心中的烈士。” 10月1日，民主墻運動骨幹組織了大遊行，抗議當局逮捕民主運動人士。當局鎮壓了遊行，逮捕了更多的民主墻運動骨幹。11月，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拒絕了人民的民主呼聲，通過了鄧小平決定的“取締西單墻”，禁止民間刊物的決議。根據決議，《四五論壇》、《北京之春》、《沃土》、《今天》等民間刊物被取締，爭取民主人權，呼喚政治體制改革的西單民主墻運動夭折。



隨後法院根據新出臺的《刑法》審理了魏京生案，以誹謗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反革命煽動和向外國人提供軍事情報等罪名判魏京生處有期徒刑十五年。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頒布後審理的第壹案，魏京生案是全國人大和中國司法恥辱的壹頁。該案從抓捕，審判到量刑完全由鄧小平決定，所定三項罪名均是隨意罪名，是為壹黨專制之下不可能有真正法治的壹個證明。



參選人大代表的浪潮



​民選在中國早在世紀之初就已蔚然成風。1905年，袁世凱在直隸試辦地方自治，開始推動民選。1906年，天津官、紳、商、學界成立了自治促成會，仿照日本自治法規，推出了中國首部地方自治法規——《試辦天津縣地方自治章程》。1907年，天津舉行了中國首次議員投票選舉。1908年，清政府頒布了《各省咨議局章程及議員選舉章程》，開啟了中國走向民主的進程。1909年，各省選出咨議局議員，1910年，中央資政院開議。此後，外強引入的革命不斷摧殘中國走向民選、民主的進程。新中國成立後，中共全面推行黨國體制，從根本上摧毀了民選的條件。



1979年7月，五屆人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決議將各級革命委員會改回各級政府，通過了各級人大和政府的《組織法》及《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會代表選舉法》。《選舉法》規定，縣級政權實行直接選舉，“各黨派、團體和選民可用各種形式宣傳代表候選人。”選舉法的公布激發了全國大學生參選、競選人民代表的熱情。富於社會經驗的七七屆、七八屆大學生在“民主墻”運動的鼓舞下發起了擺脫中共黨組織控制，自薦競選人民代表的運動，湧現出了上海師院學生徐政宇，復旦大學新聞系學生徐邦泰，湖南師院學生梁恒、陶森，北京大學學生王軍濤、胡平、房誌遠、夏申，上海青年工人傅申奇等壹批獨立競選者。競選者們在競選政綱中和各大學舉行公開答辯中不約而同地抨擊壹黨集權，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競選人徐邦泰通過《大學生》雜誌向大學生發出了500份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三分之二的大學生不信仰共產主義，過半數以上的人認為特權是當前中國最大的社會問題。競選中，他在校刊上先後發表了《社會主義報刊民主與新聞法》及《制定新聞法並非空想》等文章，呼籲新聞自由。1980年5月，徐邦泰在縣、區人大代表換屆選舉中競選成功，當選為上海市寶山縣人民代表，成為新中國第壹個民選人民代表。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中國青年報》報道了徐的當選。獨立競選成功的消息進壹步推動了學生競選熱潮。各地高校的競選人開始聯系，相互聲援，形成了全國性的競選運動。



各大城市高校競選活動讓中共領導人感到局面失控，有高層領導人出面表態否定學生的競選活動，各地中共黨委紛紛下令禁止共產黨員學生參加競選，並以開除黨籍相威脅。1980年10月，湖南師院校方運用行政權力以指定候選人取代了公開聲稱不信仰馬列主義的學生競選人梁恒，引發了學生的抗議行動。數千學生遊行、示威、請願、 610;課，部分學生還展開了絕食抗議。請願要求被校方拒絕後，學生們組成了赴京請願團，要求罷免學校選舉領導小組組長。湖南學潮中，徐邦泰與另壹位新當選的上海寶山縣人大代表孫德煒向全國人大發出意見書，要求人大責成有關部門調查真相、“依法懲處任何破壞直接選舉的人”。對徐邦泰的舉動，中共復旦大學黨委以“自由化分子”罪名開除了徐的黨籍，並成立專案組對徐展開審查。



11月，北京的人大代表選舉開始，北大被單獨劃分為獨立選區。競選答辯會、演講會、談話會在北大每日可見，有競選人還發起成立組織。由於參選人數太多，競選者們自發舉行了候選人預選。以陳子明為首的幾位“西單民主墻運動”骨幹貼出了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的《競選宣言》大字報，少數中共黨員學生不顧內部禁令參加了競選。按照《選舉法》的規定，候選人必須獲得全體選民半數以上選票才能當選，這種規定是依據當局內定候選人，所有人遵從中共決定參加投票的設計制定的。根據這樣的《選舉法》，沒有當局的認可，獨立競選者實際上沒有當選的可能。幾個月前上海的徐邦泰當選只是競選運動初期當局沒有反對情況下的偶然個案。



在競選學生與當局對立的危機中，新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指示中央辦公廳抽調十名幹部到北京大學進行了調查。根據調查結果，他否定了教育部指責學生競選活動的報告，指示禁止各級黨政當局打擊學生競選。胡的寬容政策使學生的競選活動迅速升級成了反對中共壟斷政治權力的另壹場“民主墻運動”。鄧小平不容壹黨獨裁受到挑戰，重申“四項基本原則”，否定人民代表競選運動，同時也否定胡耀邦的寬容政策。鄧小平的強硬表態後，各高校當局強硬壓制學生競選活動。隨著“民主墻運動”骨幹被大批逮捕，競選的學生們認識到，在獨裁體制下沒有競選空間，紛紛拋棄競選，獨立競選人民代表運動夭折。不久，中共發動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競選運動中的風雲人物被以“自由化”、“向黨奪權”的罪名受到整肅、“內部控制”及在畢業分配時被“穿小鞋”。



1982年12月，五屆人大五次會議修改了《選舉法》，刪去了1979年《選舉法》中“任何選民或者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議，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各黨派、團體和選民，都可以用各種形式宣傳代表候選人”等條文，恢復了中共指定人大代表候選人的局面，實際禁止 了獨立人士競選。選舉法還規定，選舉全國人大代表，農村每壹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量是城市每壹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八倍。這壹選舉權不平等的規定並不重要。因為，不管是農村，還是城市，人大代表全是中共組織部門任命的。人大代表既不代表村民，也不代表市民，只是中共的幹部。曾以普通公民身份自薦競選潛江市人大代表的姚立法評價《選舉法》修正案說：“現在新的選舉法仍然是個惡法，全文只有七千多字，語義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所有的關鍵環節都沒有如何操作的細節，如正式代表候選人的確定、投票程序、計票程序等等，這樣的選舉法在實際中不能使用。湖北省選舉細則，全文只有六千多字，含糊其辭，令人不明不白。美國懷俄明州的選舉法有十三萬字。……另外，新選舉法沒有如何救濟選舉權的條款。當選民的權利被侵害時，沒有法律保護。法學上有個常識：沒有救濟的權利就是沒有權利。中國的選舉法缺少救濟的條款，所以它是惡法。在法律上，清末、民國的選舉比現時中國先進，可行；那時有選舉法庭，可以進行選舉訴訟。國民黨政府的選舉法有明明白白的關於救濟的規定，規定了選民有二十壹項民主權利，這些權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選舉法中沒有壹項得到保障。正因為如此，地方官員才敢於肆無忌憚地操縱選舉。”。



2004年10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另壹《選舉法》修正案。該案允許在農村基層以協商醞釀方式產生人大代表候選人。然而在黨國體制不變的情況下，民選沒有空間，選舉法沒有意義，允許直接選舉只是對黨國體制影響不大的村委會主任壹級，對鎮政府壹級都不允許直接選舉。即使在村壹級，沒有中共的認可，獨立人士參選、競選也只能與1980年那次競選同樣結果。



八二憲法



​新中國的人大代表不是民選產生，而是中共任命的。人大通過的壹切都是中共預先決定好的，八二憲法即是中共決定的產物。1981年7月，鄧小平讓彭真主持憲法修改6102;就確定了四點：第壹，要把四個堅持寫進憲法；第二，規定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第三，規定民主集中制；第四，規定民族區域自治。彭真執筆起草了序言。[5] 修改憲法期間，學者曹思源寫信給全國人大，建議中國成立憲法委員會，彭真委員長決定不予采納。中共有壹套控制人大的辦法。具體包括：人大開會前，先召人大中的中共黨員開會“統壹思想”，由中央政治局派人作報告，部署人大會議基調，將重大議程和事項在黨內會議先議決；各地的中共黨委書記兼任人大主任，退下來的中共書記轉任人大主任、副主任；在人大會議期間，在各人大代表團設臨時黨委，指示代表的言行以控制人大；全國人大辦公廳強調：“鑒於我們實行黨管幹部的原則，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罷免或撤銷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職務時，要同黨委商量，以便取得壹致意見，……對中央確定的人事安排‘大格局’，黨員代表或委員應服從和執行黨的決議，投贊成票”；[6]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派出工作人員住到各省市代表團的住地，全程參加代表們的所有活動，每晚向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提交關於當日人大代表公開或私下言行的報告，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連夜將這些報告匯總編印，在次日晨報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等等。在這樣的控制之下，人大代表在人大會議上的發言實際受到嚴密的監控，提出未經中共允許的批評、反對意見將遭譴責直至被取消人大代表的資格。這種處分早有先例，如馬寅初因在人大壹屆四次會議提出應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長提案而被罷免了人大常委和代表的資格。在如此的嚴密控制之下，人大開會成為舉手走過場。



1982年12月，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第四次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八二憲法）。這次修改都是鄧小平的決定，刪除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壹些鼓吹個人崇拜的條文，加入了“四項基本原則”。修改後憲法仍然充斥不適合寫入大法的黨化語匯，例如“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壹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鬥爭”、“中國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等條文，“工人階級”、“工農聯盟”、“人民民主專政”等等。修改後的大法中有外國人的名字，更像是中共的黨文件而不像是國家大法。



八二憲法中存在眾多自相矛盾之處。例如，它壹方面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壹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規定人大及其常委會具有監督憲法實施的職權，另壹方面又規定共產黨黨權高於壹切，規定公民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暗示中共有權以“反黨”，“反革命”，“右派”等罪名鎮壓反對派，使“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條文失去意義。再如，他壹方面規定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權，另壹方面保留了“反革命”罪，使人民生命財產失去保障。這些自相矛盾之處體現著壹黨專制與憲政之間的根本沖突。



“八二憲法”對中國人的最大影響是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所有權屬於集體，從法律上完成了中共對人民土地財產權的無償剝奪。新中國的歷史就是當局無償剝奪人民私有財產的歷史。中共在建國之初曾頒發《土地房產所有證》或單獨的《土地所有權證》，緊接著就以土改名義無償剝奪了地主的土地和房產；1954年，中共在第壹部憲法宣布保護國民合法私有房產和土地，然而同時又以合作化名義剝奪了全體農民的土地產權。1956年，中共以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的名義剝奪了工商業主的工商業產權，1958年，中共在“大躍進”運動中剝奪了大多數業主的私有房產產權，以政府強權迫使房主、地主們迫交出了權證。這種霸占雖然得逞，但在法律上沒有完成。經過多次整肅運動，多數1950年代被暴力剝奪土地和房產的業主在文革後已經離世。文革後，幸存的城市房產、地產的業主們因心存恐懼，擔心文革迫害重演而不敢向政府提出歸還私有財產或補償的要求。人民公社解體後，農村的集體不復存在，規定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只是拒絕將土地產權歸還給農民的霸王條款。通過修改憲法，中共宣布全國土地無償國有，從而不用辦理任何過戶手續地完成了對私有土地的霸占。中共任命的五屆人大代表們不敢為失去私產的業主們作主，舉手通過了八二憲法關於城市土地的條款。他們中的多數記得，張春橋在文革中年起草的憲法還曾規定城鎮居民自有房地產歸私人所有。隨著當年城鄉業主的離世，業主的後代們再也難以討回他們私產。此後三十年，政府規模爆炸性增長，所揮霍的財源主要是霸占得來的城鄉地產。中共“土地財政”的背後是城鄉土地所有者的浩劫。幫助剝奪私有地產的憲法條文揭示出革命的實質——霸占他人財產。



對於經歷四次修改的八二憲法，中外憲法學者批評它內容多是空洞的政治教條，而不是內容明確、語言規範法律條文。例如，它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而“社會主義制度”不是公理，是個富於爭議的說法。憲法沒有給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定義，中共也不可能給出“社會主義”的定義。毛澤東所謂的社會主義要求消滅壹切私營經濟，剝奪壹切私有財產，由他個人控制全社會的壹切財產資源，發展軍備與核武器，服務他的世界領袖夢；劉少奇在建國之初主張的社會主義要求遵守建國之初與各黨派、各界的約定，允許私有制和私營經濟存在幾十年，要求照顧民生，發展軍備量力而行，隨後劉又放棄了自己的社會主義，轉而支持完全不同的毛社會主義；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與毛、劉又不壹樣，要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即市場經濟，政治上社會主義，即共產黨黨權至上，不受監督制約，要讓紅色家族利用權力將國有資產，國民財富私有化。三位領袖的社會主義都不壹樣。中共在憲法中規定要捍衛社會主義制度，但不能說清楚要捍衛哪壹種社會主義。



八二憲法中的專政說與憲政根本沖突。世界上只有中國和朝鮮的憲法中有“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條文，兩者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憲法。中共史家稱，八二憲法中的“四項基本原則”不是鄧小平取締“民主墻運動”時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後者之壹條是“無產階級專政”，而前者中之壹條是“人民民主專政”。史家的這種說法是在玩弄詞句，不是在講道理。“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都是黨化語言，並無明確含義，聽憑中共解釋。按照中共說法，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八二憲法出臺後的三十年間，中國社會的結構，財產所有制度和財富分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共高層家族成了最富有的階層，成了中共長期以來號召剝奪的“老財”、“土豪”、成了事實上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但中共仍稱自己代表無產階級。可見，黨化語言只是服務壹黨利益的隨意表述。憲法規定捍衛壹個變來變去，無法定義的制度，難怪學者們對它多有批評，國人也很少人把它當回事。法律學者們呼籲按照現代國家民主共和原則從根本上修憲，但是，獨裁體制不改這壹要求不可能實現。



中共史家說，八二憲法是壹部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的憲法。的確，八二憲法代表著文革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與晚清的“洋務運動”改革相似。兩場改革都強調開放，都由官方引進外資，允許合資，允許民辦，提倡官督商辦，公私合營，大規模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兩場改革運動都是只準經濟體制改革，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堅持政治權力壟斷。洋務運動中，慈禧強調：三綱五常不能變，祖宗之法不能變，大清朝的統治不能變；改革開放中，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強調中共的獨裁地位不能變。兩場改革運動中，企業均以官辦官營為主，效率低下，貪汙腐敗嚴重。在經濟方面，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成就超越了洋務運動，但在制度革新方面，鄧小平的改革遠不如洋務運動。後者在政治制度革新方面也成就巨大，催生了獨立的新聞媒體，獨立的教育，政府承認私人的土地產權，允許民間結社，而前者堅持黨化傳媒，黨化教育，以國有名義剝奪私人土地產權為官有，堅持黨國體制，以國庫作為黨庫等等。兩者間的差異證明了百年革命帶來的不是進步而是倒退。



馬克思理論與憲政、憲法根本沖突。共產黨要求永遠執政、領導壹切，所推出的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的憲法根本反憲政，無憲法之實。八二憲法公布的三十年後，中共仍拒絕憲政，稱其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不適合中國。了解憲政、憲法的真諦才能了解中共何以不能與憲政兼容。憲政的真諦是以憲法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言論出版、結社組黨等等權利，約束政府和執政黨不得做壞事。中共拒絕制約，當然不容憲政口號。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憲法規定司法獨立，不僅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而且有保障公民上述自由的具體條款，以防止憲法中的公民自由條款落空。而中共制定的憲法相反，否定司法獨立，沒有保障公民自由的具體條款。在萬裏接任人大委員長後，憲政學者曹思源再提成立憲法委員會的建議。萬裏回復說，如果憲法委員會發現中宣部違憲就沒法辦，難以采納妳的建議。可見，有黨國體制下不可能就有真正的憲法。在八二憲法頒布的次年，鄧小平發動了違背憲法的“嚴打運動”，人大和憲法淪為附庸。



2012年12月，中共舉行了紀念八二憲法施行三十年大會，新壹屆領導人習近平在會上強調:“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此言沒有意義。因為，八二憲法申明“四項基本原則”，規定了中共領導壹切，有法律特權，間接規定了中共怎麽做都可以，不存在超越憲法的問題。



紅色梯隊



隨著平反文革冤假錯案，大批老幹部復出，要求坐回原來級別的官位，中共中央只得以增加副職等辦法來解決官多位少問題，例如將國務院的副總理增至十三人之多。1982年1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了題為《精簡機構是壹場革命》的講話，批評組織機構臃腫，“許多人員不稱職，不負責”，要求老幹部們“對黨作最後壹次歷史性貢獻”，讓出官位，支持機構改革。3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議通過了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問題的決議。



鄧小平讓復出老幹部主動退休的要求難以實施，中共元老們都認為像毛澤東、周恩來那樣死在任上才是正常的，拒絕退休讓位。元老們戀棧不僅因為“打江山、坐江山”思想，還因為待遇和利益，在中共待遇與官位掛鉤的官本位制度之下，退休意味著特權和待遇的重大損失。另外，鄧小平提“幹部年輕化”要求也其他元老不服。因為鄧自己也是元老，也不年輕，也是要求復出拒絕退休，也拒絕交出權力，他無法說服擁他上臺的眾元老們退休。同樣情況與想法的陳雲說：“還是我們的孩子可靠，不會掘自己的祖墳。” 他向鄧獻計：“江山是我們打下來的，因此繼承這個江山也應該是我們的後代，每家至少提拔壹個子女。”經過壹系列密謀，元老們達成了壹個“權力贖買”的共識，即以利益交換元老們讓出官位，答應安排元老子女們政商要職，為避免引起抗議，決定每家提拔壹位子女作所謂接班人，即提拔為高幹，安排其他元老子女任職重要商界職位，即下海經商。根據這壹共識，中共中央成立了兩個機構，其壹是中央顧問委員會（中顧委），讓退休的元老們在這壹安置機構中保留權力、待遇與地位，稱“這樣讓老同誌們把自己的椅子移到這個地方比較容易說服”。中共在隨後出臺的新黨章中規定中顧委委員可以列席中央委員會會議，副主任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中顧委安排還有壹個未明言的潛規則，那就是中顧委名義上受中央委員會領導，任中央委員會的助手和參謀，實際上握有最後決定權，對新壹屆中央垂簾聽政；其二是負責安排元老子女的機構——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



1982年9月，中共召開了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總書記胡耀邦在會上作了題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政治報告，提出了新的歷史6102;期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會宣布，不再設主席、副主席，總書記是黨的最高領導人。由於黨章規定，黨的最高領導人兼任軍委主席執掌最高軍權。身為政治局常委的鄧小平主持修改了黨章，將其中“中央軍委主席由中共中央主席擔任”的規定改為“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產生”，為自己執掌軍權和實際最高權力作好了安排。



中共十二大對外只宣布了機構改革，幹部年輕化、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等項安排，而將最重要的決定——權力贖買，安排元老子女上位的利益交換密謀對國人和黨員們嚴格保密。遵從元老們的決定，新任總書記胡耀邦操辦成立了中央和省級的顧問委員會以安置退休元老們，保留他們的特權和利益，同時領導青年幹部局操辦安排元老的子女進入“第二梯隊”、“第三梯隊”，準備上位接班。胡耀邦引用孔子“祁黃羊推薦人才，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之語，在內部宣布元老們可以推薦自己的子女或親屬優先進入“第二梯隊”、“第三梯隊”，中央級元老的子女可優先提升至部、省級。隨後，中共中央成立了宋任窮為組長的省市機構改革領導小組，以承諾安排元老子女進入“梯隊”換取元老們同意退休。中組部確定的“第二梯隊”成員以延安保育院、抗日軍政大學附屬中學及延安自然科學院補習班成長，曾被送到蘇聯培養的的紅二代為主。從1983年開始，中組部將元老們批準的“第二梯隊”成員逐步提拔到了中央；副部長兼青年幹部局局長李銳操辦，將元老子女登記造冊，再提出了1068位重點提拔的“第三梯隊”名單，報中顧委元老們批準。中顧委當然會立即“批準”子女群體進入“第二梯隊”、“第三梯隊”。在“確保紅色江山不變色”說法的掩護下，中共中央將安排女子的自謀利益之舉對國人保密。中組部先安排“第三梯隊”們去基層體驗數月，然後快速提拔他們升遷，時稱火箭式、直升飛機式提升。



中共十二大後不久，鄧小平在同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和農業部門負責人談話提出“農村、城市都要允許壹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事實證明，中共是通過安排高層子女讓紅色權貴先富起來。中組部為元老子女們安排的另壹出路是作官商。這時的官商利用政治權力攫取國民財富是公開的秘密。中共的“利益贖買”換取元老退休的運作頗似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讓眾將“多積金寶，廣置良田美宅，歌兒舞女以終天年”，以放任腐敗換取眾將交出兵權。在十二大後的幾年中，中共成立了眾多部級和副部級的企業和事業單位，由中組部操辦，安排大批元老子女去主持官商公司。官商公司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信、康華、保利等公司等部級、副部級公司。官商擁有特權，被民間稱為“官倒”。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權力意味金錢，特權意味巨額財富，“梯隊”成員們率先進入了以權力壟斷，需要審批的貿易、基礎產業、能源產業、房地產行業，通過權力和經濟特區的特殊政策獲得物資調配權、進出口指標、鐵路車皮計劃、地皮，迅速暴富。原本，中共中央提拔子女限於中央元老。但執行中，各級“黨和政府”層層效仿，實際是當權者子女全部提拔，形成了中央梯隊之外的龐大地方梯隊。



紅色梯隊”政策影響深遠，標誌中共從暴力革命黨向利益集團轉變。通過“第二梯隊”、“第三梯隊”安排，中共元老們家族迅速成為有人作官，有人經商，同時享有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豪門，中共由此奠定了中國未來幾十年的利益格局。在二十壹世紀，“紅色梯隊”們成了政商兩界的主宰。在政界，“紅色梯隊”們掌控了各級黨政軍要職；在商界，“紅色家族”構成了中國富豪的主體，掌控了國家的經濟命脈，私有化了巨額的國有資產。紅色家族致富的共同路徑是，在中共十二大後因獲得體制內執掌官辦企業的機會而崛起，然後通過改制及私有化，成為股份制企業的實際擁有人。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在會見大平正芳首相時聲稱，改革開放後貧富差距不會擴大，更不會出現資本家。後來的事實證明，鄧的保證是謊言。他所謂的改革造成貧富差距空前擴大，紅色家族基本轉變為了大資產階級，不到0.5%的家庭擁有全國個人財富的60%以上”，[7] 中共“紅色家族”後代們盤根錯節，形成了龐大的權益集團。[8] “先富起來”的紅色家族首先要感謝毛澤東將民間私有財產剝奪為黨產；其次要感謝鄧小平拒絕政治體制改革，使他們得以不受制約地利用特權攫取國民財富。另外，他們還要感謝胡耀邦、李銳等人操辦“第二梯隊”、“第三梯隊”，安排他們上位。



雖然改革開放使人民生活比起水深火熱的毛澤東時代有極大改善，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意味少數權力者對國民財富的掠奪。公平的私有制須輔以議會制，新聞自由，選舉制，三權分立，多黨制等等以約束權力濫用、權力尋租。而鄧小平請回的私有制，同時拒絕相應的約束權力的制度，實行半計劃，半市場的“雙軌制”，經濟市場化，政治壹黨專制，新聞審查制，人事壹黨任命制，為以權謀私，將國民財富據為私有大開方便之門。英國思想家洛克在三百年前就精辟地指出：“財產不能公有，權力不能私有”，意思是財產公有將帶來掠奪，權力私有將帶來專權和黨天下。鄧氏的改革開放是財產公有而權力私有，讓紅色家族利用權力將天文數字的國民財富轉移成了家族私有財產。鄧小平壹面要求“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壹面拒絕對權力的制約的設計實質是自謀，是讓權力家族鯨吞國民財富。



清除精神汙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就任總書記後，胡耀邦不僅推動經濟改革，也銳意推動政治制度的相應變革。胡的作法引致中共高層意見的分歧。1980年，長春電影制片廠把作家白樺的電影文學劇本《苦戀》搬上銀幕，拍成了電影《太陽與人》。影片描寫壹對為躲避戰禍僑居海外的畫家夫婦在中共建國時滿懷激情回國效力，但其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盡迫害。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胡喬木抨擊《苦戀》，以及整個文藝界存在著嚴重政治錯誤，表態拒絕胡耀邦推動的思想領域中的變革。1981年4月，《解放軍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稱 “《苦戀》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由此在全國掀起了文革中批判運動壹樣的批判白樺和《苦戀》運動。9月，胡耀邦作出批示，要求停止批判電影《苦戀》。年底，鄧小平發話同意了胡耀邦指示，同時又以“四項基本原則”不容許挑戰表態封殺了政治思想領域變革。按照中共批判運動的規矩，對《苦戀》的批判浪潮以《解放軍報》和《文藝報》刊登出白樺的檢討信宣告結束。



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長篇報告，要求：“壹切戰線，壹切地區，壹切部門，壹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鉆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胡耀邦推動改革的報告引起保守派的不滿。在隨後的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聯席會議上，陳雲，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宋平等人指責胡違背了中共領導壹切的基本原則。



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胡喬木、鄧力群在文藝和理論界發動了“清除精神汙染”運動（清汙）。中宣部長鄧力群與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賀敬之分別主持了中央黨校和文化領域的“清汙”運動。在文藝界，中共將《春天的童話》、《在同壹地平線上》、《晚霞消失的時候》、歌曲《鄉戀》等壹批作品被批判為“思想不健康”的“精神汙染”作品。當年中央電視臺首次舉辦“春晚”。保守派要求禁止春晚播出歌曲《鄉戀》，而改革派堅持對歌曲不應有文革式的管制。結果，改革派借全國觀眾壹致點唱而推動《鄉戀》成功播出。其實，這首歌曲是當時是難得的健康歌曲，中共指其“不健康”、“精神汙染”只是因為它只歌唱了人的情感而沒有歌頌共產黨，違背了毛澤東制定的文藝必須歌頌共產黨的原則。不歌頌共產黨的作品就“不健康”，描寫人的真實情感之作就是“精神汙染”，“春晚”曲目也須中共高層批準，顯示中國仍未走出毛澤東時代的黑暗。



3月，周揚在中央黨校紀念馬克思逝世百年座談會上作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主題報告，在其中呼籲 “思想解放”。報告再引起了胡喬木的不滿。胡發表了《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長文，批判周的報告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並向鄧小平、陳雲控告周及刊登周文的《人民日報》。鄧小平支持了胡喬木的指控，指示要整肅《人民日報》高層。結果《人民日報》總編秦川被警告，副總編王若水被撤職。隨後中共將“清汙”運動被推向了全國，將批判範圍擴大到文化以外的人民生活方方面面。如同當年義和團的仇洋壹樣，當局將眾多外來的事物指為汙染，批判、禁演壹大批歌曲、電影、電視片，西方風格的服飾批評為“奇裝異服”，幹涉人們燙發、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體舞，北京共青團甚至組織青年到大街幹涉青年情侶們的親密舉動，禁止所謂“勾肩搭背”，幹涉養花、養鳥，甚至砸碎人體雕塑。運動中，有些工廠門口站崗，阻止留長發、穿“奇裝異服”者入內。保守派將“清汙”運動擴大到農村，打擊農村改革，批判農民謀求發家致富、搞長途販運，抨擊深圳、珠海等四個特區等“資本主義泛濫”，指責經濟特區為“租界”。與右派，反革命，反黨等罪名壹樣，精神汙染也是無從界定的隨意整人罪名。人們擔心反右運動、文革運動重演，全國壹時回到了紅衛兵運動時的黑暗與恐怖。



11月，胡耀邦訪日歸來，聯手趙紫陽、萬裏向鄧小平舉報“清汙運動出現擴大化”，影響到了經濟改革。鄧小平不容胡耀邦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但需要推進經濟改革幫助應付經濟危機，於是表態要制止“清除精神汙染擴大化”。有了鄧的表態，胡耀邦召集宣傳部門開會，批評各地“清汙運動搞得走了樣，有人用封建主義的眼光看待現代文明，要把我們的社會拉回到幾千年前去，要防止左的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擡頭”。根據胡耀邦的意見，《中國青年報》發表了《汙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壹文，反對把燙發、穿時裝、跳集體舞視為“精神汙染”。12月，胡耀邦發出指示說：“清除精神汙染不要再提了”，迫使“清汙”運動不了了之。



“清汙”運動顯示中共統治之專制與革命之倒退，顯示“反自由化”和“清汙運動”中的中國與非革命樣板戲不準唱的文革中國壹樣黑暗。壹個黨甚至要將管制範圍擴大到人民穿衣，跳舞，唱歌，這在歷朝歷代是不可想象的。胡耀邦雖然暫時壓制了清汙運動，但不久還是被保守派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扳倒。



十二屆三中全會與經濟改革



​中共允許在農村實行承包制後，農業開始復蘇。中共十二大後，中共在城市的經濟改革起步。隨著農村和城市經濟改革舉措的推出，全國經濟在特區經濟起飛的帶動下開始走出“洋躍進”後的經濟危機。學生們在1984年國慶三十五周年的遊行中自發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橫幅，顯示出了國人對經濟改革的贊同。



國慶後，中共在北京召開了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要求推進城市經濟改革。會後，中共推行了壹系列經濟改革舉措。其中包括：



城市廠長（經理）負責制：這是《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壹項重要內容。由於中共的基本原則是共產黨的領導壹切，因此中共無法清楚回答是廠長、經理領導黨委書記還是相反。經濟體制改革要求，讓壹些內行、年輕的廠長經理上臺。但是，企業國有，幹部由上級組織部門任命，年輕內行的廠長、經理們並不能真正負責，還是要接受黨委書記的領導。況且，廠長、經理們與黨委書記壹樣，首先要對上級負責，其次才考慮企業的利益。這種情況說明，國營企業中廠長（經理）負責制在壹黨獨裁的體制下不可能真正實施。



利改稅：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國營企業利改稅的推行辦法》，將大中型國營企業上繳利潤改為按企業利潤的55％向國家交納企業所得稅，稅後利潤歸企業支配；國營小型企業按超額累進稅的辦法向國家納稅。中共試圖以法律形式明確政府與企業的利益分配關系，通過利改稅創造壹個大致公平的競爭環境。中共不清楚，市場和價格的前提是私有產權。在所謂公有制之下，市場和價格形成機制失靈，成本、收益等難以核算，無法判定效率與盈利。在企業產品並不是由市場，而是由政府定價的情況下，企業之間盈利差別不能說明經營效率，企業利潤水平只能說是政府決定的結果。在這樣的局面下，利改稅並不能提高國有企業的競爭能力，反而使國營企業的稅賦增加，利潤水平連年下降。



恢復股市：中共建國後即取締了股市。經過幾十年的禁錮，很多人對股票極為陌生，股票發行備受冷遇。十二屆三中全會當年，深圳經濟特區率先發行股票。首先發行的深圳發展銀行的股票。結果，深圳當局采取行政手段命幹部帶頭買股票。某局分到1萬元認購任務，只有局長帶頭買了1,000股，其余股票無人認購而被退回（後來被迫買股票的黨政幹部因此發了財）。1985年，上海股市在被取締三十多年後重開。具有商業眼光的上海市民忘卻二十年前上海工商業者的慘痛經歷，排隊買股票。剛剛恢復的股市規模狹小，成交低迷。1986-1989年，上海股市四年成交額不足億元，深圳股市1988年的交易額不足千萬元。



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決定設立四個經濟特區後，中共中央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決定進壹步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沿海十四個港口城市。1984年11月，國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經濟特區和沿海十四個港口城市減征、免征企業所得稅和工商統壹稅的暫行規定》。這些開放城市與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及海南島壹起，推動了中國迅速對外開放。



與農村允許承包等改革舉措壹樣，中共放寬城市經濟管制的改革舉措不值得老百姓感恩戴德。因為，共產革命前，企業本來就是經理負責，企業本來就是納稅經營，本來就沒有國營企業壟斷局面，沒有上繳利潤體制，股市本來就正常運轉，城市港口本來就對外開放，是共產革命給經濟活動套上了枷鎖，取締了大部分的經營活動自由，才有了黨委在企業中專權，才有了壹個黨有權取締或決定重開股市的災難，也有了所有經營活動均須經中共批準，服務中共利益的災難，才使市民與農民壹樣陷入長期貧困。在放松管制時，中共沒有就推行“社會主義改造”，扼殺企業、股市，剝奪業主私產向國人道歉，反而將大力宣傳自己造福民眾。



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速度世界矚目，但是經濟改革的背後是政治體制相關的種種禁錮沒有根本的改變。2013年，新總理李克強力推的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運營。與此前高調宣傳相反，自貿區掛牌儀式格外低調。李克強不但未出掛牌儀式，在次日的國慶招待會致辭時也只字不提上海自貿區。如此低調是因為，中共內部為自貿區設立了重重限制。例如，《人民日報》稱政府不允許開設“政治租界”，官方發布了近兩百項對外資經營活動限制的清單，列出了金融、房地產、娛樂及媒體等諸多行業的外資參與限制，以及新聞機構、新聞網站、圖書、報紙、期刊出版、網絡視聽節目、網吧、網遊運營服務、博彩業，以及公共管理、社會保障、社會組織和國際組織等外商禁入行業，這使自貿區失去意義。應當指出，不開放壟斷行業的背後是紅色家族不允許觸動他們的利益。四個經濟特區也好，十四個開放城市也好，三十年的發展證明，壹黨壟斷權力的體制下，不可能有開放自由的貿易環境。



村民組織法



​1980年，人民公社解體，生產隊和生產大隊的政社合壹組織不復存在。農民包田到戶，各幹各的，多數農村的黨政基層組織癱瘓，中共對農村和農民的控制力衰落，鄉村的公益、公共服務衰落，亂攤派和亂收費的泛濫，治安惡化。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要求回復民國6102;已在鄉村試行的鄉約治村。廣西宜山縣和羅城縣農民率先自發組織了村民委員會來維護治安，調節糾紛，管理公共設施。不久，村民委員會在各地農村迅速普及，遍布鄉村。至1985年初，全國農村出現了約百萬個村委會。在中共領導壹切的體制下，村委會成員不可能由村民選舉，而只能由上級鄉鎮政府任命。這樣的村民委員會背離了村民自治的初衷，成為拿村民的錢，對上壹級中共黨委負責的幹部，不同的是不可能再像人民公社時代那樣管制農民了。



1988年6月1日，全國人大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村民組織法》）開始試行。令農民們沒有想到的是，這壹試就試行了十多年，正式組織法遲遲出不了臺。十年間，少數村幹部包辦村委會成員提名，壓制、阻撓村民自由民主選舉，上級鄉鎮政府內定村委會成員，操控選舉，隨意否定村民的選舉結果，甚至根本不經選舉，延續上級任命的舊制。政府對村委會的操控必然引起村民的不滿。很多地方村民以不承認上級任命村委的方式抗爭。在政府指定人選未能主導村委會的情況下，中共支持村黨支部，形成村委會之外的另壹領導中心。村民選出的村委會權勢不敵上級撐腰的村黨支部，於是，很多地方出現動員村民選村中共支部書記為村委會主任，或全村村民選舉中共村支書，選出後再由黨員會認可村民選出的支書的怪事。



正式《村民組織法》無法出臺的原因在於，村民自治與“黨領導壹切”的“基本原則”根本沖突。雖然全國人大委員長彭真推動將村民自治的組織形式寫入了1982年憲法，但中共的“四項基本原則”也赫然在憲法之中，中共不容壟斷政治權力的格局有所能變，村民自治就沒有生存空間。這壹沖突不是始於人民公社解體，而是始於1920年代。歷史上，中國雖無鄉村自治的說法，但政府規模很小，縣級以下無官府，廣大農村由鄉紳領導，形成原始的自治。清末新政中，清廷推動地方自治，要求省自治有縣自治的基礎，縣自治有鄉村自治的基礎，要求村民選出有文化、有產業、有責任心和公益心的鄉紳領導鄉村。1920年代初，中國聯省自治運動成為全國各地、各界的共識。中國由村民自治而地方自治的聯邦制選擇被蘇俄武裝的國民黨、共產黨所扼殺，代之以黨國體制。自從有了黨國體制，民治不再可能，憲法中的村民自治無從實施。



2011年，廣東海陸豐烏坎村村民的抗爭出人意外。村民們驅逐了該村共產黨支部，自行選出了村民理事會作為自治組織，在壹個村推翻了共產黨的統治。這壹事件雖然只是局部和暫時的現象，但它讓人們相信，村民自治會在二十壹世紀取代黨治。



兩把梯子



建國伊始，剛剛成立的水利部門開始鼓吹在三峽建壩。這6102;，國家經歷長期戰亂，政府又派軍入朝鮮參戰，經濟陷入嚴重危機，三峽建壩之議顯然癡人說夢，在高層中得不到支持。於是，水利部門轉而鼓吹先建三峽大壩的準備工程。1953年2月，毛澤東乘“長江”艦從武漢到南京，陪同的長江水利委員會負責人林壹山在船上向毛進言說：修三峽工程好比上天，上天要有梯子，應先在丹江口、葛洲壩搞兩把梯子。毛澤東隨口說了壹聲好。有了這壹好字，水利部門迅速提出了丹江口查勘報告，不是提交給專家機構論證，而是直報外行的毛澤東。毛看不明白，又不懂得重大工程方案應先交專家論證的道理，隨口再說了聲好。有了毛的兩聲好，三峽建壩的第壹把“梯子”——丹江口水利工程就算決定了。



1954年，長江特大洪水威脅到武漢等長江中遊城市，林壹山加緊向毛澤東遊說三峽建壩，聲稱建壹個蓄水位達海拔235米（意味淹沒整個重慶），防洪庫容超過1000億立方米的超級大水庫，將千年壹遇的長江洪水量統統裝進去以壹舉根除長江水患。這壹方案在國力、技術，成本效益、泥沙淤積等方面堪稱可笑，但卻代表了水電部門的主流思想。水電部門要求多建水庫，建大水庫，要把洪水堵住，用成千上萬個水庫來解決防洪問題，而對維護堤防、河道疏浚，湖區分洪等低投入、高效益的日常工作興趣卻不大，背後是好大喜功追求政績思想和部門利益考慮。因為建大水庫可以掌握花不完的錢。水電部副部長李銳反對三峽建壩。他指出：“長江中下遊原有大量湖泊窪地，是千百年來防止水患的蓄洪區域。但是這些符合自然規律的湖泊被大面積圍墾，使原有二萬多平方公裏的通江湖泊減少了壹半，蓄洪能力減半，破壞了生態平衡。最近地方上提出要退田還湖，不僅可以改農為漁，提高經濟效益，改善生態環境，還可以恢復其泄洪作用，是適於自然條件的良好防洪措施。兩萬平方公裏的湖泊面積，利用壹米深水蓄洪，即有200 億立方米的容積，即相當於三峽工程170 米洪水水位的防洪庫容”。李的幾句話道明了長江水患的由來。自古以來，長江因有中下遊的雲夢澤、洞庭湖、江漢湖群、鄱陽湖、太湖等眾多湖泊調蓄，不存在水患。湖泊、蓄洪區接納汛期的江河水是大自然的巧妙安排。自從明代張居正塞九穴十三口，占了雲夢澤，長江開始有了水患，只因有洞庭湖調蓄，水患並不嚴重。清代，人向江河爭地加劇，侵占分洪低地湖區，長江水患加劇。



超級大水庫裝千億方汛期洪水的計劃雖然幼稚可笑，但合毛澤東的口味。毛相信“人定勝天”，認可了該計劃，指示國務院總理周恩督辦。周下令封殺李銳反對三峽工程上馬的文章，批準水電部立即邀請蘇聯水利專家參與，開始了三峽工程的勘探、設計。1958年，中共中央在南寧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討論水電部門提交的三峽建壩報告，國家計委負責人李富春、薄壹波提出國力不足，反對三峽建壩。會後，周恩來帶隊考察了三峽。隨後的成都會議上，張愛萍從國防角度提出反對三峽建壩意見說：“頭上頂著壹盆水，打翻了不得了”。接受軍方的意見，毛澤東決定擱置三峽建壩。李銳後來回憶說：“成都會議共通過了三十幾個有關“大躍進”、總路線的決定和文件。三十五年過去了，現在回頭來看，所有這些決定和文件如過眼煙雲，早被世人忘卻，惟獨關於三峽的這個擱置決定經得起歷史的考驗。”[1]



1959年，丹江口大壩工程在全國饑荒中啟動。工程先開工，再設計，投資款在工程開工不久就用完了。水電部門要求國務院追加投資。周恩來問完成後續工程或工程下馬分別需要多少投資，林答所需投資壹樣多。周恩來無法承擔已經投入資金完全損失的責任，只好東拼西湊追加工程投資。不久，追加投資款又用完了，已經投入的資金翻倍。周再向林同樣的問題，林同樣答復。周再同樣應對，動用本可救濟千萬災民的巨額金錢再追加投資。1966年，在大壩工程開工七年後，國務院才正式批準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確定初期規模為：壩頂高程162米，水電站裝機總容量為90萬千瓦。



1970年，中共中央根據備戰需要，決定從德國、日本引進壹米七軋機生產坦克用特殊鋼板。該設備電量及起動電流極大，當時的華中電網難以承受。水電部趁機以解決武鋼壹米七軋機的用電需求為由，向毛澤東提出建葛洲壩，聲稱為三峽建壩準備“第二把梯子”。水電部門提出的葛洲壩工程實際是服務三峽水庫的反調節配套工程。外行人不知建這“兩把梯子”的奧妙，只有水電部清楚，先建它們是要造成三峽大壩非建不可，否則誰也無法承擔“兩把梯子”巨大浪費責任的局面。在水電部報出來聲稱“三年就可建成，為造坦克發電”的《葛洲壩工程說明書》上，毛澤東批示：“贊成修建此壩，現在文件設想是壹回事，興建過程中，將要遇到壹些現在想不到的困難問題，那又是壹回事，那時要準備修改設計”。水電部門將毛澤東這句荒唐話當開工許可證到處懸掛，以“聖旨”壓制反對聲音。如此，壹個對國計民生影響重大，耗資數十億的大工程在沒有規劃設計文件，沒有比較方案，沒有經濟效益分析，未經任何論證的情況，被水電部以幾頁《工程說明書》糊弄毛澤東、周恩來獲得“聖旨”的辦法上馬了。水電部精心地選擇在1970年的毛澤東生辰日舉行了葛洲壩工程的開工典禮。與十壹年前丹江口工程壹樣，葛洲壩工程也是先開工後設計，“邊施工、邊設計”，隨時修改，質量事故不斷。工程攤子已經鋪開，事故再多、再大也只能繼續。負責打理“兩把梯子”的周恩來親自去葛洲壩工地視察後決定停工兩年，重新設計。1973年，丹江口初期工程勉強完工，花費了毛、周最初同意投資額的四倍，建設了壹個比當初上報能力小很多的病庫險壩，留下了壹大堆沒有解決的移民安置和補償問題。這時，周恩來與水電部門聯手，將工程吹噓為除害興利，“五利俱全”的樞紐工程（十年後大壩上遊的安康縣城被洪水淹沒，淹死民眾數以萬計）。1974年，葛洲壩工程復工。這時，毛、周都已來日無多，無力也無心再理會“梯子”之事了。與丹江口工程被“釣魚”壹樣，政府在葛洲壩工程進程中也被水電部牽著鼻子走，被迫壹再追加投資。



先上馬後論證



​重新掌權後，鄧小平雄心萬丈，要求眾多大項目壹齊上馬。水電部和湖北省乘機向鄧重提三峽建壩，報上了1958年制定的正常蓄水位海拔200米，195米和190米等三個方案。水電部門積極推動建三峽大壩的壹個重要原因是，它已經成了“建壩部”，養了幾十萬專門建壩的工程隊伍，必須在葛洲壩完工後讓工程隊伍有壩建。鄧小平與毛澤東壹樣好大喜功。毛不喜歡討論具體事宜，更懶得操刀辦事，凡事只畫圈同意，作個批示，然後交周恩來去打理，鄧則不同，熱衷於上馬巨型項目，且喜歡親自談項目。在親自拍板引進了二十二個巨型項目後，鄧決定對水電部的三峽建壩計劃作壹番親自考察。



1980年7月，鄧小平聽取了魏廷錚關於三峽工程研究的經過、工程規劃設計、施工方案、設備制造、資金籌集等問題的匯報。魏廷錚只向鄧小平介紹了建壩的好處，避談大壩加重上遊洪水災害、泥沙淤積等負面問題，聲稱泥沙淤積可以解決，強調已經建了準備工程葛洲壩。與毛澤東壹樣，外行的鄧小平立即表態說：“葛洲壩工程建設過程中取得的經驗，壹定要很好地應用到三峽工程中來。”船到武漢之後，鄧把胡耀邦、趙紫陽、宋平、姚依林等高層召到東湖賓館壹起聽取了水電部門關於三峽建壩的匯報。水電部介紹方案說，正常蓄水位將為海拔150米，需要移民50萬，投資幾百億等等。聽完匯報，鄧小平拍板決定，在三峽建大壩。當年，毛澤東被水電部幾句話，幾項紙糊弄就作了荒唐指示建了“兩把梯子”。如今，鄧小平同樣，乘船調查了壹趟，然後就將壹個影響深遠，專家們長期爭論的巨大工程拍板了。



1982年，鄧小平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時重申建壩決定說：“我贊成搞低壩方案。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急於上大項目的水電部門再以“聖旨”為開工許可證，開始了三峽建壩的各項準備工程與采購。這時，世界發達國家已經認識到巨型高壩水庫對社會對環境的長遠危害而放棄建壩，水利發電設備和技術已經成了不值錢的淘汰物資。鄧小平不了解這些情況，了解情況的水電部門將這些實情隱瞞，引進了70萬千瓦的水輪發電機等大批國外淘汰的水電技術與設備。198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了三峽建壩報告，成立了由李鵬為組長的三峽工程領導小組，三峽建壩工程正式啟動。1985年初，鄧小平在廣東大亞灣核電站合同簽字儀式上聽取國務院副總理、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李鵬匯報三峽工程情況後再次就專業問題亂表態說：“低壩方案不好，中壩方案是好方案，從現在即可著手進行。中壩可以多發電，萬噸船隊可以開到重慶，看來電有希望，翻兩番就有希望”。針對李鵬提出的成立三峽行政區，用行政手段解決移民安置的計劃，鄧小平表態說：“現在的移民方針對頭了。可以考慮把四川分成兩個省，壹個以重慶為中心，壹個以成都為中心。”[2] 獨裁體制下，領袖既無相關專業知識，又不願意聽取批評意見，自以為可以決定壹切，藐視自然規律，手下人投其所好，謊言蠱惑，關系國計民生百年大計的巨型工程在蠱惑中被荒唐決定。當年，英國前首相希思在來訪時當面向鄧小平介紹了西方放棄建壩的情況，勸鄧放棄三峽建壩計劃。鄧說：“已經定了，不能改了。”。



得知三峽工程已經開工，政協代表們發出了反對聲音。經歷毛澤東時代的長期廢棄，人大、政協在鄧小平主政後得以復會。政協委員們清楚自己不能行使監督職能，也不能就政策提出批評，但又不甘完全處於擺設地位，不甘成為中共營造大治局面的花瓶。三峽工程為他們送上了出聲的機會。他們知道，就壹項工程發出反對聲音不至於背上“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罪名。以周培源、李銳為首的壹批政協委員在1985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激烈抨擊三峽工程不經可行性論證和人大批準程序即悄然開工，要求停止工程，啟動論證。長期沒有真實新聞可報新聞媒體人也不甘只作黨喉舌，將政協發出反對聲音的題材報導為“大鬧政協事件”。部分政協委員們不滿足於在會上質疑，還在會後采取行動制止壹個關系國家前途的巨型工程草率上馬。前國民政府國防設計委員會成員孫越崎率團考察三峽後上書中共中央，陳述三峽工程的七大問題，要求推遲三峽建壩；原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培源上書中共中央謂由不誠實的人主持三峽工程論證，我們不放心；原中國銀行副行長喬培新抨擊三峽工程是“釣魚工程”，所公布的預算只是投資規模的四分之壹；原國家計委副主任林華從全國生產力布局出發置疑三峽工程的效益；侯學煜教授指三峽工程將帶來生態災難；水利部工程師陸欽侃指出，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十分有限。反對三峽建壩的聲音不只來自政協。在民主墻運動後，社會各界要求進行政治改革訴求持續。壹大批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文藝工作者、作家、退居二線中共領導人、學生、工人、農民和壹般的市民也紛紛抨擊獨裁的三峽建壩決策。



政協委員們的反對聲音雖不能阻止水電部建三峽大壩施工的步伐，但中共中央也不能對政協的反對聲音置之不理。1986年，趙紫陽視察三峽後向鄧小平匯報說：“看了三峽後認為有三個問題：技術、經濟、政治。技術經濟問題都可以解決，難辦的是政治問題。壹些反對的同誌，並不是這個方面的專家，有的主要是對共產黨有意見。如果將來人大審議時，有三分之壹棄權或反對，就成了政治問題。”與毛澤東壹樣，鄧小平也視反對聲音為反對共產黨，也從來不接受反對意見。他在5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說：“三峽工程有政治問題，不上三峽工程政治問題會更大，只要技術和經濟問題能夠得到解決就應該上。” 他不想壹人承擔三峽建壩決策的責任，指示找壹批專家進行論證。1986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第15號文件，宣布對三峽建壩的可行性進行論證。



當年三門峽建壩，毛澤東拍板在先，周恩來召集壹批專家論證在後。在肅反恐怖中，誰都知道反對毛澤東拍板的事意味什麽。除了不計個人得失的黃萬裏和壹位技術員反對外，全體專家附和高層已然的決定。此時，在鄧小平已拍板，建壩大軍已在施工的背景下，從水電部到政協，大家都清楚可行性論證只是應付反對聲音的走過場，論證必須背書中共中央的決定。水電部采取了壹系列操控論證的辦法：邀請支持三峽建壩的412位專家參加論證，象征性地包括了幾位持反對意見的專家，但將李銳、黃萬裏等反對三峽建壩的代表人物排除在外；由水電部副部長、總工程師主持論證領導小組，指定水電部所屬各司、局、院的負責人擔任十幾個專題小組的負責人，由論證小組專家兼任國務院論證審查委員會專家，例如，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領導小組的負責人陸佑楣是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的主要撰寫人，同時兼任國務院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審查委員會主任，負責審查可行性報告（陸後來又兼任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的總經理，導致他在後來三峽工程出現問題時不敢指出問題，盡量掩蓋問題，用“三峽工程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這樣的話來搪塞）[3] ；不提供備選方案，只論證水電部所提方案；不容許公開辯論，只允許公布肯定方案的論證意見；只允許專題小組論證各自專業題目，不允許就三峽工程整體發表意見，使三峽工程該不該建、蓄水位多高等重大問題沒有機會公開討論；要求專家簽字對本專題的論證結果負責等等。通過上述安排，水電部掩蓋最關鍵的問題，那就是三峽建壩在清淤、防洪、發電的幾項目標之間無法兼顧。例如，泥沙組要求汛期開閘放水，沖走淤積泥沙；而防洪組要求汛期蓄水防洪，兩組意見沖突。



關於三峽工程船閘的單向通過能力的論證，魏廷錚當初向鄧小平匯報說，三峽工程的船閘的單向通過能力為每年5000萬噸。論證中，專家們發現最大的單向通過能力僅為每年3500萬噸。為使論證結果達到已報鄧小平的5000萬噸指標，論證專家編造了“航運以萬噸船隊為主”的謊言。實際上，長江每年有多半時間是不可能通行萬噸船隊的。在生態環境論證中，以馬世駿院士為組長，方子雲為副組長，侯學煜院士為顧問的生態環境組得出了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弊大於利”的結論。為了避免與國務院既定三峽上馬的決定相沖突，生態環境組在“弊大於利”的結論後面加上“許多弊病是可以通過人為的措施加以限制”的論述。侯學煜教授不同意這壹似是而非的表述，拒絕在報告上簽字。



1988年，葛洲壩勉強宣布初步建成。這時，無人問責水電部當初承諾的三年建成，為壹米七軋機提供電力的承諾。當然，在黨國體制下根本不存在問責。況且，所謂備戰本來就是服務毛澤東臆想的說法，並無哪個國家要侵略中國，備戰只是浪費百姓活命錢，生產不出坦克鋼板等只會減少浪費。但是，參加三峽論證的專家們心裏清楚，葛洲壩水利工程問題成堆：它違背了河流開發的“先上遊，後下遊”的壹般規則，所宣傳的航運、防洪、發電三大利不可兼得，顧此必然失彼；作為徑流式水電站，葛洲壩安裝19臺12.5萬千瓦和2臺17萬千瓦的水輪發電機組，電站總裝機容量為272萬千瓦。然而，為保航運必須限制發電。結果，這壹號稱最大的水電站實際發電量僅77萬千瓦，只是裝機容量的零頭；葛洲壩船閘常因淤沙而發生事故，致長江航運經常停航；就經濟效益而言，葛洲壩的單位千瓦發電量投資數倍於長江支流上的小水電站，而這個得不償失的大型水電站工程擠占了其它水電站的建設資金等等。論證專家們都清楚毛澤東、周恩來建葛洲壩決策的荒唐，但沒有人敢於在論證中明言。因為，論證會是水電部門的地盤，中共中央已經批準了水電部的三峽建壩計劃。在中國專家論證三峽建壩之時，各國同行已經形成建大壩會造成巨大生態災難的壹致看法。中國政府封鎖國際水利界的定論，主導論證組去得出相反結論。雖然多數專家知道知道各國同行的共識，了解各國大壩靠政府補貼生存的事實，了解各國都在放棄建巨壩計劃的事實，但他們選擇了順從政府意誌。在水電部主導下，三峽工程論證組得出結論為：技術方面可行、經濟方面合理，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



人大批準



​1989年7月，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選定三峽作為上任後首次視察之地，在視察中高調表態支持三峽建壩。江支持建壩是因為，他需要以支持峽建壩決策換取鄧小平的信任和總理李鵬的支持。回京後，江澤民探病李鵬，再向李當面表態支持三峽工程。作為回報，李表態支持“江核心”。1992年１月，李鵬主持國務院第９５次常務會議批準了三峽工程。2月，江澤民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作出了三峽建壩決定。3月，國務院將三峽建壩計劃交人大通過。將三峽工程這樣壹個復雜的提案交數千全國人大代表表決的作法受到廣泛質疑。質疑的要點是：人大代表多非專業人士，讓這些並不了解與三峽工程相關的復雜的技術、經濟、生態、社會等問題的眾多代表們來表決並不合適；國務院提交議案中的可行與不可行理由嚴重不對稱；官方對人大代表施加影響力等等。由於當局封鎖消息，審議三峽方案的人大代表們不了解專家在論證中提出的反對意見。外界質疑官方對人大代表施加影響力是事實。為避免出現人大背離中共中央意圖的情況，中共中央在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期間，召集“兩會”中的共產黨員開會。江澤民在會上作動員報告說，黨中央和他本人都對三峽工程投了贊成票，要求黨員代表與黨中央保持壹致。會議召開之後，總理李鵬再作了動員支持三峽工程的報告，並主持了人大審批三峽工程的會議。（兩人的重要報告始終未被公開，也未被收入在十多年後編輯出版的各自選集）兩位最高層領導人為壹個工程的決策到人大作動員報告，說明了人大會議確實在中共操縱之下。



4月7日，人大對三峽工程的議案進行了投票表決，結果1767票贊成， 177票反對， 664票棄權，25人未按表決機器，爭論了半個世紀的三峽建壩議案以三分之二多數獲得通過。表決中，贊成的比例恰為人大中中共黨員代表的比例。其實，國務院、水電部組織論證、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江澤民主持政治局常委會作決定、國務院向人大《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人大投票表決等等步驟全是走過場，鄧小平在1980年視察後就已經拍板，工程早在1982前已經啟動，水電部門早已巨資進口了外國已淘汰的技術、設備。如此巨大的工程在開工幾年後是不可逆轉的。開工後的專家論證、報國務院批準、報人大審議，人大投票表決等等只是為了應付反對聲音虛假程序。1994年12月14日，李鵬總理在三峽工程開工十多年後主持了專為應付外界的三峽開工典禮，宣稱建壩工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1997年11月8日，三峽工程舉行了大江截流儀式，江澤民、李鵬出席率眾高層出席。



遺禍無窮



​2006年5月20日，180米高的三峽大壩封頂，沒有中共中央領導人出席，中央電視臺也沒進行轉播。新壹屆中共中央領導人不約而同地與前領導人的決策劃清界線。因為這6102;，建壩的災難後果開始浮現。這些災難包括：



1、淤積問題無法解決



遊說三峽建壩時，水電部官員告訴鄧小平說可以通過放水沖刷的辦法解決水庫泥沙淤積問題。二十年前論證黃河三門峽水庫時，黃萬裏教授就指出水庫會因無法解決泥沙淤積問題而被淤廢。三門峽大壩建成後，黃的警告應驗，三門峽水庫被淤廢。在三峽建壩論證時，被排除在專家論證組外的黃教授再次指出，在黃河、長江這樣泥沙量的江河上建壩，泥沙淤積問題無法解決，三峽建壩將復制三門峽水庫的災難，且災難規模更大到難以想象。黃教授的意見並非創見，而是國際專業領域中的定論。這也是各國放棄建壩的原因之壹。三峽論證中，專家們沒有拿出有效解決泥沙淤積的辦法。水電部門無法解釋三門峽水庫為什麽淤廢，只得重復“排渾蓄清”謊言，聲稱隨著長江上遊植樹造林、水土保持工作的進展，江水的泥沙含量也將緩慢下降以騙取人大批準。但水庫蓄水後，黃萬裏警告的泥沙淤積問題立即應驗，而且比警告的更嚴重，隨著大量的移民，附近植被和生態會被加速破壞，長江的泥沙量上升，每年有數億立方米的泥沙淤在水庫中無法排出，朝天門及江北嘴壹帶的長江北岸出現了壹道巨大的沙壩，由嘉陵江與長江的合流處直伸入朝天門壹帶的江心。至 2010年，濫泥灣的淤積高度已超過50米，長江上遊最大碼頭寸灘港開始被淤，[4] 照此速度，三峽水庫淤廢將不是很遙遠的事。



水電部門無法解決泥沙淤積問題，但有辦法掩蓋問題。辦法是在上遊金沙江和嘉陵江上再建多座大壩攔截進入三峽水庫的泥沙，將淤積的問題引向上遊，引向將來。水電部這樣做壹舉兩得，既可以掩蓋三峽水庫的淤積問題，又可以不停地建壩，壹直建到長江源頭，反正泥沙淤到長江源頭是遙遠的事，與現任政府和水電部門無關。2007年，水電部門為掩蓋三峽工程防洪庫容微小，淤積問題解決不了等致命失誤而在三峽上遊“虎跳峽”開工的高壩在雲南地方當局的抵制之下停工，已經投入的巨額前期投資成為國家財政的巨大損失。黃萬裏教授早就預計到水電部門會采取遺害子孫的辦法。他指出，建壩泥沙淤積問題的顯現需要壹個漫長的過程，這壹屆領導人或可忽略，但將來問題會非常嚴重，那時的三峽大壩的難題會比三門峽水庫存廢之爭嚴重百倍。



2、水庫沒有防洪作用



長江歷史上最大的洪水流量為1600億立方米。林壹山當年提出的1000億立方米庫容的方案雖不切實際，但確是根據長江洪水量計算出來的。三峽工程論證報告中，水庫正常蓄水位為海拔175米，海拔145米的限制水位與海拔175米之間的防洪庫容為221．5億立方米，不及當初林壹山忽悠毛澤東防洪庫容的四分之壹。水利專家王維洛博士道出三峽水庫庫容真相說：水庫的總庫容由活動庫容和死庫容組成，而活動庫容又由興利庫容和防洪庫容組成。根據官方公布的資料，三峽水庫的活動庫容221.5億立方米，死庫容171.5億立方米。死庫容的作用是擡高水位以利於發電，以及作為泥沙淤積的場所。按照興利庫與防洪庫容不重復計算的國際標準，三峽水庫的防洪庫容僅為56.5億立方米。水電部門按不同時間段計算防洪庫容和興利庫容，同樣壹立方米庫容，汛期是防洪庫容，到枯水期時則成了興利庫容，經過重復計算，將全部的221.5億立方米活動庫容算作了防洪庫容，屬嚴重誤導。另外，三峽工程的建設導致102億立方米自然河流蓄洪能力消失。這樣壹來，三峽水庫實際沒有防洪作用。



另外，三峽工程設計中還有更致命的水位落差估計錯誤。按照三峽工程論證報告，三峽水庫從大壩到600多公裏外庫尾的水位落差估計僅為0.4米，即600公裏間幾乎沒有落差。水庫建成蓄水後，清華大學的學生們發現，大壩到庫尾間的水位落差是35米。這意味著，汛期水庫蓄水至海拔175米時，上遊重慶將會被淹沒，如果要保重慶只能降低蓄水高度，水庫汛期不能按設計能力蓄水，防洪能力報廢。2002 年初，當局在三峽庫區最初劃定的水庫淹沒線以上蓋了新房，以“就地安置”巴東縣官渡口、沿渡河等鎮的移民。但因水位落差估計錯誤，新建的移民城鎮在淹沒線以下，新房不能住，移民被迫再次遷移。2009年8月6日，三峽大壩壩址的三鬥坪水位海拔148米，而重慶水位超過海拔183米，兩地水位差38米。當天，重慶晚報刊登了題為《長江水已淹沒朝天門碼頭》和《江水漫進渝中區儲奇門濱江公園》的兩張照片。這還不算高，2009年8月初汛期，三峽壩前水位海拔147米，而重慶江面水位為海拔188米，水位差高達41米，朝天門、磁器口被淹，岸邊高數米的景觀燈燈桿已被淹沒。三峽工程設計中的水位估計錯誤是世界水利史、科技史上最大的醜聞。對此醜聞，官場上的應對是互相推諉。三峽工程的首席專家、三峽工程初步設計審查組總負責人張光鬥向國務院三峽工程委員會副主任郭樹言披露設計錯誤說：“三峽的防洪庫容問題可能妳們知道了，沒有那麽大。這個研究是清華作的，錢副主席知道後，把長江水利委員會找來問，他們也承認了。這也可以解決，無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響幾天航運。但這件事在社會上公開是不行的……”。郭樹言將有關文件呈送主管副總理吳邦國，吳往上推，批示“請熔基同誌閱”，朱將文件轉給了總理李鵬及三峽公司總經理陸佑楣，重大設計事故就此沒了下文。2005年，在三峽大壩即將完工時，張光鬥院士再次致信郭樹說：“或許妳知道三峽大壩的防洪能力比我們對外宣稱的要低，清華大學曾做過壹份調查研究，政協副主席錢正英看過後曾以此質疑長江資源委員會，該委員會承認清華大學的這份報告沒錯。我們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135公尺來解決這個問題，即使這會影響長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記住，我們永遠、絕不能讓大眾知道這點。”張院士在內部報告中承認，三峽大壩工程的防洪能力比對外宣稱的要低，防洪與發電無法兼顧，發電也達不到吹噓的能力，要保發電就要影響長江航運。他書面向國務院報告的用意是“立此存照”，強調錯誤是大家壹起犯的，不想壹個人背黑鍋。他提醒，由於錯誤過於嚴重，“千萬不能讓中國的老百姓知道”。郭樹言將問題報告給國務院，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將報告轉給了人大委員長李鵬。國務院當然不能責怪張光鬥教授，因為，國務院自己是三峽工程上馬的推動者，是所有失誤的責任人。國務院清楚，錯誤嚴重到必須隱瞞，如果讓全國百姓知道他們在電費中多年交錢，建成的大壩在汛期不能按設計蓄水，大壩頂端號稱起防洪蓄洪作用三十米大壩是廢物，那將引發政治震蕩。於是，國務院將致命失誤作為國家機密封鎖。專家王維洛評論中國政府的應對道：壹個大壩工程最基本數據出錯，工程的所有論證，包括工程的防洪效益﹑發電效益的計算結果必然全錯。壹個對國民生計有重大影響的工程出現如此嚴重的技術錯誤，任何壹個負責任的政府都會毫不猶豫地阻止工程繼續。但在中國，因是最高權力者拍板決策，政府必須掩蓋錯誤。



3、防洪 發電 航運的目標無法完成



常識告訴人們，水庫發電須枯水季節蓄水，汛期放水；水庫防洪須汛前放水，汛期蓄水。由於洪峰何時到來，洪峰水量有多大非人類所能預知，水庫的防洪效益與發電效益互相沖突，無法兼顧。當年論證中，著名的“長江通”陸欽侃就曾指出三峽水庫的防洪能力被誇大，因此拒絕在三峽工程論證報告上簽字。三峽大壩封頂後，新華社稱“三峽大壩固若金湯，可以抵擋萬年壹遇洪水”（2006年6月1日）；壹年後，新華社改口稱“三峽大壩今年可以滿足千年壹遇洪水的防洪度汛標準”（新華社2007年5月7日宜昌電）；2010年汛期，中央電視在7月20日的專題節目中說，“三峽蓄洪能力有限，長江流域湖泊分洪量急劇下降，今年抗洪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峽大壩上”，當年長江洪峰到來時，三峽水庫沒有蓄水至正常水位，重慶已經遭受了嚴重的洪災，三峽水庫末端的重慶朝天門碼頭的水位超過海拔188米，重慶壹些市區的水位更是超過海拔190米，若三峽水庫按防洪庫容蓄水，重慶將全部被淹沒。如果不想讓重慶被淹，三峽水庫在汛期水位須限制在海拔１４５米以下，即汛期不能蓄洪。於是，水電部門汛期反而大量泄洪，使下遊武漢受到洪水重威脅。民眾譴責，三峽大壩防洪功能的誇大宣傳讓全國許多天然泄洪區、蓄洪區都被各地政府用於了房地產開發，現在在十年壹遇洪峰面前就緊急泄洪，使長江兩岸百姓比沒有三峽大壩時更危險，譴責三峽工程是騙民工程。



關於發電效益，1950年代，推動三門峽建壩的水電官員們聲稱，三門峽大壩將提供全國電力需求的三分之壹，但大壩建成後不久，三門峽水庫被泥沙淤廢，既不能發電、又不能防洪。1980年代，推動三峽建壩的水利官員們聲稱三峽大壩將提供全國電力供應的十分之壹。實際上，三峽水水電站裝機容量僅為全國總裝機容量的2％，且這壹裝機容量也不代表它的真正發電能力。因為上述水力坡度的致命錯誤，三峽水庫不能在汛期蓄水至正常水位，而只能在枯水季節蓄水。這就造成下遊枯水、停航的嚴重問題。2010年10月，三峽水庫在枯水季節首次蓄水至175米設計蓄水位以證明其能達到設計蓄水位，結果造成了洞庭湖、鄱陽湖、贛江水位劇降，贛江水位逼近歷史最低水位，湘江株洲站創下歷史最低水位，長沙市陷入水荒，長江航運陷入癱瘓。此後，長江流域幹旱問題日漸嚴峻，中遊地區與長江相連的兩大淡水湖洞庭湖、鄱陽湖，以及另壹大湖泊洪河年年幹旱見底。這說明，三峽水庫只能在枯水季節蓄水發電，其發電效益須以下遊幹旱和長江航運癱瘓為代價。張光鬥教授在內部文件中提出額外興建火力發電廠，以彌補三峽水庫在夏天發電減少，實際是要求以火電來掩蓋三峽發電效益謊言。與三門峽水庫壹樣，三峽水庫只能以上遊洪澇，下遊幹旱的大代價換取發電的小效益。三門峽水庫經過多年淤積才進入無利而大害階段，其微小發電量的最大作用只是延緩大壩被炸掉。三峽水庫也將如此。壹旦三峽水庫進入無利大害階段，其害比三門峽不知要大多少倍，將是全國，全民族的災難。



航運是三峽建壩時宣傳的三大效益之壹。水電部門報批時宣稱大壩高水位後萬噸船隊兩、三個小時過閘，從上海直達重慶，年單向通過5000萬噸。工程宣布建成後，升船機根本沒有建成，江輪過船閘等須幾天，貨船只好卸貨從陸地用車“翻壩”再裝船。全國人大代表王鴻舉在人大會上投訴說：“作為長江上遊的重要港口，重慶市的交通運輸高度依賴長江黃金水道，三峽大壩建設時預計到2030年通閘量達到1億噸，但是2011年通閘量就達到1.1億噸，再加上每年蓄水、放水和維修，不少貨物不得不翻壩通過。建壩以前貨物不需要翻壩，修了大壩貨物翻壩費理應由建設單位承擔。而實際建設單位卻反過來向航運企業收費，而且收費奇貴。翻壩公路是三峽總公司修的，收費比高速路貴得多，五公裏的路程各種費用就要好幾百元，對航運企業是個巨大的負擔。管理閘壩的是交通部下屬的壹個單位，誰先過誰後過、誰過閘誰翻壩過他們說了算，滋生腐敗，已經抓了8個人了。”船閘礙航，大壩造成下遊低水位更加礙航。三峽水庫蓄水使長江下遊的荊州、宜昌河段水位過低，船只擱淺，建壩時宣稱的航運之利實際沒有。



關於三峽建壩的航運目標，有壹個案例讓人哭笑不得。三峽大壩開工的同時，當時跨徑和規模最大的混凝土拱橋——萬州長江大橋也開工了，三年後建成。設，造價3億的萬州長江大橋建成。由於萬州長江公路大橋的設計依據三峽工程設計者提供的錯誤水力坡度數據，致大橋在三峽水庫按正常蓄水海拔175米蓄水時凈空高不足，大船無法通過。理論上，為保長江航運就需要拆除投資3億建成的萬州長江大橋。可是，三峽水庫蓄水至175米只能瞬間達到以應付驗收擺擺樣子，實際不能蓄水到那壹高度，另外三峽船閘達不到設計能力，萬噸輪不可能直達重慶，於是理論上應當拆除的萬州長江大橋不用拆了，可以照用不誤。



4、移民總數超十倍



在三峽建壩之前，全世界建壩工程移民的最高記錄是15萬。在論證三峽工程時，侯學煜博士就指出，對全國水庫考察的結果證明，沒有壹個水庫妥善解決了移民問題，大多數水庫的移民在二、三十年後依然生活在貧困之中，小型水庫造成十萬人無家可歸，中、大型的水庫的問題當然更大。水電部門知道，如果不隱瞞移民數，三峽工程是無法獲得人大批準的，於是先壓低移民人數，等到三峽工程建成、三峽水庫蓄水後，再讓真實的移民人數逐步浮出水面。這時，再多的移民數政府也要買單。水電部門遊說鄧小平批準建壩時稱移民50萬，到報人大批準時，三峽工程確定移民數為113萬，人大批準三峽工程後，湖北、四川兩省上報國務院的移民數已達150萬人。為安置三峽移民，國務院將重慶升格為直轄市，包括了萬州、涪陵和黔江等地區，目的是讓大重慶市幫助解決移民問題。大重慶解決不了移民問題，國務院動用行政手段，強令全國的二十壹省市支援三峽庫區，將三峽建壩的移民成本分攤到全國，掩蓋真實的移民成本。三峽大壩建成時，實際移民數超過了180萬人。但這只是移民災難的開始。移民安置的後續費用是個無底洞。當初采取“就地後靠”方式的百萬移民帶來成堆的問題。其壹，移民上山開墾，嚴重破壞三峽脆弱的生態環境，破壞森林植被，造成水土流失等環保災難，加劇了水庫的淤積；其二，“就地後靠”安置的移民區難以形成經濟圈，無以為生。於是，重慶市規劃再向庫區外移民400萬。按當地壹位領導估算，創造壹個就業崗位需要投資30萬元人民幣，按此，再移400萬，移民費用將超過萬億元。財政總收入預計只有500多億元的重慶市要求中央政府支付移民費用。中央的辦法是將三峽後續的移民費用分攤到全國人民頭上，讓全國人民補貼三峽大壩工程。原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金鑒明建議，從保護水源，生態環境等方面考慮，未來10年內必須再移民500萬。 [5] 兩難的情況是，若不移民，三峽地區環境不堪重負，而大量移民會因天文數字的移民經費而無法實施。實際上，三峽庫區已陷入了“就地後靠——開墾加劇滑坡——財政支付搬遷——再就地後靠”的惡性循環，政府面臨對三峽庫區輸血式的生態建設資金投入的無底洞。



三峽工程移民數是當初水利部“忽悠”鄧小平數字的十幾倍至數十倍。水電部門當初低估移民數是推動工程上馬的手段。三峽建壩工程造價的將近壹半是移民費用。為了獲得人大批準，水電部門壓低工程預算最有效辦法是壓低移民數字。如此看來，推動三峽建壩的水電部門將壩前和庫尾間水位差估計接近為零完全可能是故意為之。



5、工程造價超支數十倍



三峽建壩工程是典型的“釣魚工程”與投資“黑洞工程”。所謂“釣魚工程”就是，論證時低估投資，等論證通過，工程開工呈不可逆轉之勢時再要求追加投資，且追加額不再經原批準論證機構審批。水利部門鼓動的丹江口工程是“釣魚工程”實際投資是鼓動時的四、五倍。三峽工程是更大的“釣魚工程”。水電部門報全國人大審議“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靜態投資總額為570億元。然而，三峽工程的投資額是壹筆糊塗賬。因為，眾多費用不計入工程造價。比如國務院提倡的對口支援，壹個省支援壹個縣，全國各省市的無償對口支援承擔了三峽工程造價，無數大企業，如雲南玉溪煙廠，浙江的娃哈哈集團為支援某縣承擔了三峽工程的巨額開支；在三峽工程建設之前，重慶市沒有洪水問題，不建任何防洪設施。三峽工程開工後，重慶市政府須投巨資采取防洪措施；三峽工程淹沒400多所學校，涉及學生近25萬、教職工近2萬，學校的搬遷重建不由三峽開發總公司承擔，而由地方財政另作教育投入；三峽水庫淹沒約1400家企業，造成20多萬職工失去工作，國家為這些下崗職工發放的“低保生活費”不計入三峽工程成本；中央和重慶等地方財政支出約600億元用於治理三峽庫區水汙染；這些投入遠遠不夠，三峽水質惡化加劇，庫區已停止以三峽水庫為飲用水源，按照三峽工程設計審查總負責人張光鬥向中央政府的建議，治理重慶庫區的水汙染問題，需要3000億元人民幣，國家還須投入數百億元用於因三峽工程導致的地質災害專項治理；三峽建壩的後續欠賬不僅在重慶和庫區，還有“清水下洩”，沖刷下遊堤壩，造成荊江大堤崩岸和下遊地方政府的巨額支出。



三峽工程壹半以上的資金來自向全國征收的特別稅——“三峽工程建設基金”，隨電費向全國老百姓攤派。三峽工程以這壹建設基金籌資與銀行貸款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用支付利息，也不用三峽工程總公司償還。三峽工程開始發電後，三峽工程建設基金繼續征收，電價也持續上漲，實際是三峽工程總公司無償從全國百姓手中收錢，不設限額，任由追加，敞口花錢，沒有真正的成本核算。2009年，三峽工程全部完工，“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征收期截止，全國百姓在為三峽工程繳費近十七年後沒有等到承諾的“電費下降”，三峽工程公司沒有償還建設資金，沒有償還老百姓所繳納的三峽基金，國務院換了個名目，以“國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繼續在電費中收費，讓全國老百姓繼續掏錢填補三峽工程的無底洞。與此同時，三峽工程的所有水輪發電機和全部發電利潤被私有化，歸了各級水電官員持股的壹個股份公司。水電官員和三峽工程的主要技術人員享受著股份公司的分紅，全國人民則須繼續為後三峽工程買單。長江水電集團在解釋時發電量下降原因時承認，三峽工程發電機組的壽命只有四、五十年，暗示三、四十年後中國老百姓還得再投資重建三峽工程發電機組。2013年，中央第九巡視組發現，三峽集團公司用人腐敗、工程建設招標專案暗箱操作，領導人員親友插手工程建設，工程建設項目分包；領導層違規占有多套住房等諸多腐敗問題。政府項目必有腐敗，沒有制約的“黨和政府”權力都是牟利機器，三峽建壩工程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壹例。



為應付三峽工程帶來的各種災難，政府需要投入的各項後續資金實際是個巨大的無底洞。例如，政府計劃投入數百億元用於治理庫區的水汙染，但庫水汙染問題絕非區區幾百億元可以解決。重慶市政府和人大代表提出的三峽工程移民收尾的資金缺口就高達5000億元，若包括全國的各種支援總額，治理滑坡、水質汙染等後續費用，三峽工程的開支將超過兩萬億元。而且，兩萬億不是頂，政府必須為三峽工程沒完沒了地支付後續資金。三峽後續問題和資金投入無底洞將是中華民族未來幾百年的痛。



6、生態、環保、地質災難黑洞



從生態環境的角度來看，在地質條件不穩定的三峽庫區外圍山區安置移民，即所謂的“就地後靠”，是災難性的。三峽工程向論證將地表坡度 30度以下視為可以墾殖的耕地，違反了《水土保持法》》第 14 條“禁止在 25 度以上陡坡地開墾種植農作物”的規定，實際是在破壞三峽地區脆弱的生態環境。長久以來，長江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排汙渠，三峽上遊兩岸城鎮有大量的汙水和生活垃圾未經處理直接排入長江。在三峽水庫蓄水前，這些汙染被激流帶走。大壩建成蓄水後，庫區將成最大的汙水池，漂浮水面的垃圾動輒數萬平米，迫使水庫周邊的城鎮另辟水源。農業部長江流域漁業資源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發布的《2013長江上遊聯合科考報告》承認，長江生態系統已經崩潰。1968年至1977年的10年間，長江鰣魚年平均產量為49萬公斤。如今，蘇東坡、何景明、鄭板橋、謝塘等詩人贊美的“水中西施”、“南國絕色佳人”長江鰣魚已基本滅絕。原長江流域水資源保護局局長翁立達指出，長江生物種群和數量減少，除受水域環境汙染、過度捕撈等因素影響外，壹個重要原因就是流域無序的水電開發。葛洲壩水利樞紐是長江魚類滅絕的開始，三峽工程是長江魚類的滅頂之災。魚類的災難在繼續，中國水利部門正在長江上遊和上遊主要支流不斷建壩，在金沙江、岷江、雅礱江、烏江、嘉陵江規劃、開建了密密麻麻的水電站，將長江上遊變成了層層“梯田”的水庫群。不僅鰣魚，國家壹二級保護動物的中華鱘、白鱘、達氏鱘、揚子鱷、江豚、胭脂魚、淞江鱸，以及長江中的“四大家魚”——青魚、草魚、鰱魚、鱅魚都在走向滅絕。



三峽水庫建成蓄水後，在三峽論證時眾多環境保護專家警告的可怕後果幾乎全部應驗。壩區出現地裂，滑坡加劇，上遊的重慶出現百年不遇的大旱，長江中下遊連年出現地震、大旱、高溫、水災。三峽集團不能告訴國人的是，三峽水庫的設計蓄水高度海拔145米至175米只能瞬間達到。因為，當水庫蓄水高度超過150米時，水庫周邊的山體滑坡等地質災害明顯增加，誘發地震的可能性倍增。2003年以來，重慶市奉節縣發生地震14次，最大震級2.9級。至2010年為了治理這些災害已花費120億元人民幣。不過，地質災難並非花錢就可以消除的。三峽及大三峽地區，本身是地質版塊活動劇烈的地方，有多條斷裂帶貫穿庫區。三峽水庫蓄水後，齊嶽山東北已經斷裂，出現壹條寬幾十米，深千余米的超級大峽谷，超級強震的危險已經遠超過三峽上馬論證時的“6.5級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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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三峽工程並無什麽防洪、發電、航運的綜合效益，其真正的效益只有發電這壹塊，每年200多億元的發電收入完全抵不上蓄水帶來下遊幹旱和礙航的經濟損失。上述六項災難後果足以證明，三峽工程是中華民族的重大災難。這壹災難是三門峽建壩悲劇的重演。1950年代開始建設的黃河三門峽大壩導致上遊洪水頻發，給陜西、給40萬移民帶來了不盡的災難，如今已成為壹場帶來無窮盡環境和社會的災難。前陜西省委書記安啟元指出：“這個大壩是個愚蠢的錯誤，它給生活在黃河附近的人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那些災難遠遠超過大壩在某壹時期可能帶來的好處。”專家們早就警告三門峽建壩的災難將會在三峽工程後重演，其泥沙淤積、汙染、洪水及地質等災難的程度更將大到難以想象。黃萬裏教授指出，人為破壞江河規律的原因造成的洪水災害是不能用建壩來解決的。三峽水庫沒有防洪功能，只有轉移洪水災害的功能。水庫把自然的江河變成壹節壹節的死水，河流的自然屬性消失，最後變成了人工河，使自然環境被嚴重破壞。他警告，三峽建壩後，大量泥沙將會淤積在重慶港區，把重慶港變成死港，嘉陵江口將會再現三門峽水庫的“攔門沙”，從而壅高嘉陵江洪水水位，增加重慶市的洪災威脅，最終三峽水庫也將像三門峽水庫壹樣被淤廢而難逃被炸毀的命運。



在三峽災難浮現時，國人懷念堅持科學良心的黃萬裏教授。1957年，黃萬裏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孤身反對黃河三門峽建壩，痛陳不可在“造床質為泥沙”的黃河築壩；建壩只會是將黃河下遊的水患搬到上遊，並造成移民災難。他為此痛陳付出了二十二年右派勞改的代價。長期蒙冤沒有讓他學會隨波逐流。1984年，他向中共中央陳述三峽不可建壩，抨擊高層在沒有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的情況下決策建壩。1986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為應付政協對三峽建壩的反對聲音決定由水電部組織對三峽工程進行論證。水電部邀請因積極支持三門峽建壩而獲毛澤東提拔的張光鬥為特別顧問，將黃萬裏教授排除在專家論證組之外。在國務院將三峽工程議案報人大批準，三峽建壩已成定局的情況下，黃萬裏以“共和國公民、由國家培養的、從事了六十年的水利工作者”的名義分別致信江澤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家監察部，陳述三峽高壩永不可建的理由，警告在長江三峽建高壩是禍國殃民的工程，蓄水後卵石將淤塞重慶，加劇四川水患，釀成移民災難。上書不獲理睬，他再致信中紀委、監察部，舉報國務院在長江三峽高壩修建問題上，置本檢舉人的勸阻、說理於不顧，違背憲法中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的規定；舉報三峽認證組負責人張光鬥在黃河與長江問題上的謊言惑眾，並繼續致信中共中央，呼籲絕不能興建三峽大壩這樣禍國殃民的工程，否則大壩難逃被炸掉的命運。在三門峽、三峽論證時根據政治風向舉手、簽名者都得到了名利。在三峽可行論書上簽字的二十多位專家後來都成了院士，其中張光鬥等人更成了雙院士，拒絕簽字的陸欽侃、陳昌篤等專家都沒有成為院士。臨終，黃萬裏囑咐家人：“我們受之於民的太多了，要竭盡自己的知能報效國家。我對三峽工程的意見，屢屢上書中央，先後六次，屢挫屢上。我要求中央領導給我三十分鐘的時間，聽我匯報就可以把問題講清楚，可惜無此機會。當年三門峽還讓公開辯論七天，現在沒有人和我辯論，雜誌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見，我是看不到三峽建成的後果了。妳們還能看見，幫我記著看看，但願我的話不要言中，否則損失太大了。”他遺囑家人將投書中央的信件副本在他身後發表。他的最後遺言是“三峽，三峽工程千萬不能上！”



作家鄭義指出：長江原本有洞庭湖、鄱陽湖等壹系列湖泊調節，洪水下來了，湖泊自然分洪，不使幹流出現太大的洪峰；而進入湖泊的洪水又會慢慢地進入長江幹流，使長江保持比較穩定的水位。這樣生態是平衡的，無論是航行、還是灌溉，都有保證。但攔腰建起了壹個巨大無比的三峽水壩後，湖泊原有的吞吐規律就被廢掉了。農民懂得“壹草二灌三喬木”的治理策略，即要想恢復植被，只要實行封山，第壹年會長出草，第二年會長出灌木，第三年會長出喬木。封山育林才是保持水土，脫貧致富的正路。基層官員們其實都懂“治水必先治山”。科學家們當然更懂得治水的關鍵。中科院綜考委在對小流域治理進行大量考察後，得出結論：幾十平方公裏以下的小流域，每平方公裏投資３萬元，即可做到“水不出溝”或“清水緩流”。以黃河中遊水土流失最烈地區１０～１１萬平方公裏計，除維持已有的農、林、水的投資外，國家投資不過３０～３３億元，就可根本改變面貌，投資僅為小浪底工程的三分之壹。不治山，水土流失依舊，小浪底不過是抵擋壹陣而已，修十幾年，淤十幾年，最後如三門峽，成為泥庫。而且，這還不僅僅是個投資效益的問題。全國八萬多座水庫，其控水能力總和不過才是全國土壤、森林蓄水能力二十八分之壹。換句話說，就是造林比造庫的作用大得多。在森林急速減少的情形下，不管怎樣大建水庫也無濟於事，這是壹個無須高智商就能明白的道理。然而，水電部門出於利益考慮，大建其壩，假公以濟私，哪怕洪水滔天。[7] 大自然保護協會(NATURE CONSERVANCY)前董事長大衛·哈裏森指出：“三峽水庫對生態系統的巨大影響，這在事先環境評估時完全預料了。政府在三峽工程論證階段完全知道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卻孤註壹擲，選擇了上馬。”加拿大環境保護組織國際探索(PROBE INTERNATIONAL)總幹事亞當斯 (PATRICIA ADAMS)女士說：三峽水庫代價過高，根本算不上發展模式，連過去的模式都算不上，因為水電站、大型水電站項目從來都在經濟上站不住腳，執意修建是因為受益的人不付出代價，付出代價的人不受益。中國推廣不經濟、代價大於福祉的電站項目，讓中國人民和水壩附近的民眾付出代價，這是中國的不良記錄。鼓動興建電站者宣傳水電是綠色能源，而實際上，水庫發電的生態代價使它不是綠色能源。



水利專家王維洛博士指出：水電部門建壩成癮在國外也不少見。當年，美國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VA）為自身既得利益建壩成癮，四處收買勾結地方官員，不惜破壞生態環境。壹個大型工程如果受到政府的過多幹預，演變成壹個公共機構，它就有可能成為壹部分與該機構有利益關系的政治家的工具，而這個機構本身也轉化成為壹個既得利益集團。這樣，它就不會再遵循創建時的宗旨，而是為了自身的利益在活動；不是在造福當地，而是浪費公款，留下後患。三峽大壩同樣給貪汙腐敗提供壹個天堂。移民費用700億，按人頭算每人4萬多，但是妳要去問移民，他們壹般每人只得到五千到八千元，三峽工程移民的資金到哪去了，這將永遠是個秘密。關於三峽大壩，更加嚴重的問題還在後面。三峽工程至今也沒有公布水位庫容圖，而水位庫容圖是每個水庫大壩工程的最基本技術圖。為什麽三峽工程不敢公布水位庫容圖呢？如果公布這張圖上述壹系列致命的錯誤露餡了。長江三峽河段原來處於泥沙沖淤平衡的狀態。建設三峽大壩之後，累積淤積問題會越來越嚴重，大壩上遊各地的水位、特別是重慶的水位會越來越高。只有重慶水位的擡高，才能使三峽水庫從目前的淤積狀態向未來的沖淤平衡轉變。這個轉變的代價是，更多的淹沒，更多居民的遷移。這個過程不是十年就會結束的，起碼是壹百年。在三峽水庫到達泥沙沖淤平衡之前，三峽工程的移民人數會不停地增長，三峽工程移民工作也就無法收尾。隨著三峽水庫上遊水位的擡高，地質災害問題將更加嚴重。三峽庫區可以居住、可以耕種的土地更少，人地矛盾會更加嚴重。隨著水庫運行時間的增加，波浪對庫岸侵蝕的負面影響就會顯示出來，庫岸的垮塌將越發嚴重。同樣，水庫水汙染的問題也會越來越嚴重，三峽工程移民收尾工作的資金缺口會越來越大，三峽工程移民工作在今後幾十年內都無法完成。因此，三峽工程或成為世界最大的爛尾工程。當年對於三門峽工程，毛澤東曾說“不行就把它炸掉”。三門峽工程面臨立斬或淩遲抉擇。目前三峽水庫中的泥沙淤積量約為19億噸，長江的水流量尚有能力將這些泥沙帶入大海；隨著時間的延長，三峽水庫中泥沙淤積量將累積增加，長江水無法將那麽多泥沙帶入大海，而是堵塞中下遊河道，迫使河流改道，想拆也不行了。黃萬裏是反對三門峽建壩、三峽建壩第壹人，他的預言已全部兌現。我來替他補充壹句話，人不拆、天來拆。總會有壹次大洪水沖破下遊堤防，造成無比慘烈的長江大改道。著名水利專家金永堂補充說：“現在三峽出現的問題比我們那個時候估計的還要嚴重。很快重慶就進不了輪船了。王維洛的話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再晚點拆的話，已經形成的問題將更嚴重，比如重慶港淤掉了再拆也沒用了。”



歷史上，長江上遊森林茂密，水土流失少；中下遊湖泊眾多，蓄水能力大；加上河床寬、河漫灘廣、自然河堤低，因而擁有很強的自然平衡力。雨季來臨時，洪水漫過自然河堤，在平原上形成淺而寬的積水區，帶給兩岸農田肥沃的土壤。自從人們在河漫灘上築堤、在湖區圍垸，便使河流的這壹自然平衡過程中斷了。近幾十年來政府又不斷發起“向湖奪糧”運動，使長江賴以調蓄水量的幾大湖泊倍遭蠶食，從而加重了中下遊的洪患。萬畝森林的蓄水能力則相當於壹個蓄水量為壹百萬立方米的水庫。如果在長江上遊植樹造林，便可以增加二百至三百億立方米的蓄水能力，這相當於整個三峽水庫的庫容量，並且可以減少上遊的泥石流。不幸的是，新中國帶給全國森林三次（大煉鋼鐵，農業學大，土地承包）大砍伐，長江流域的森林近千萬畝的消失，泥石流遍地發生。《森林法》、《環境保護法》以及《水土保持條例》禁止在坡度超過二十五度的山地上開墾農田，三峽工程公然踐踏上述法律，鼓勵移民與山爭地，在庫區修梯田，繼續毀林開荒數十萬畝。



新中國的水利史是水電部門毫無節制地建水庫的歷史。水電部門狂建了8.5萬座水庫，數量越過了其它國家水庫的總和，其背後是利益沖動。歷朝歷代，朝廷建大工程，都是近半工程款落入私囊。皇家內務府永遠希望皇上大興土木，有大工程就有油水，包工有回扣，買材料有回扣，到地方上辦差有孝敬。與內務府壹樣，水電部是新中國政府部門中最早、最大的利益集團，它對維護堤防，維護分洪區，水土保持等治本舉措不感興趣，只想以“釣魚”手法遊說領導人拍板上大型工程，先低報預算騙取批準，搶先動工，造成既成事實，壹個工程未了，馬上籌備下壹個工程，為專職的水利施工隊伍安排生計。事實上，其下屬的施工隊伍從丹江口建到葛洲壩，再到三峽，壹輩子不愁沒活幹。水利部名為水利，實際對全國的“病、險”水庫，對眾多垮壩崩堤災害，對1970年代全國每年水庫崩塌幾百座造成的水害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980年船遊考察到瞿塘峽時，鄧小平曾指著兩岸重山峻嶺提出了壹個很關鍵的問題：這裏築壩的地形很好，為什麽三峽水庫的壩址不選在這裏而選在下遊。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魏廷琤解釋說：三峽工程泄洪流量很大，水電站廠房很長，還要布置通航船閘，而瞿塘峽進口處窄，因此要選在下遊寬處。這裏，水電部門在蒙騙外行的鄧小平。對於這壹問題，黃萬裏教授指出，三峽工程違反了應在峽谷處建壩，應在河道陡坡上端建壩，應在淹沒和移民少處建壩等基本原則。如果壹定要建壩也應在長江上遊建壩。那樣投資少、移民少、見效快、條件優於三峽的大型水電站選址。例如，金沙江上的溪洛渡、大渡河上的瀑布溝、嘉陵江上的合川等，水電系統早就完成了在這些地方的勘查設計。在長江上遊的這些地方修建多處水電站，同樣可以形成象三峽電站那樣規模的發電能力，但所需投資卻少得多，麻煩和風險也小得多。黃教授沒有明言的是，建壩選址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利益問題，小項目沒有油水。建越大的大壩，涉及移民越多才越有油水。在論證時，不少專家建議以建設幾個小水壩代替三峽超級大壩，以求投資少，移民少，風險小，比如在上遊金沙江、大渡河峽谷建壩。水電部門對這些道理比誰都清楚。肉食動物捕獵後會先吃好肉，大肉，肥肉，在有大肉時不會去啃骨頭。水電部也壹樣，選在寬處建超級大壩是大肉，有大肉就不屑吃偏僻處建小水電站的碎肉，更不想去啃維護堤防的骨頭。



新中國的水利建設史還是最高領導人好大喜功，荒唐題詞、指示、拍板，造孽國家人民的歷史。外行不是錯，但他外行又偏要拍板關乎中華民族未來的巨型工程就是罪過了。當三峽建壩壹系列災難後果浮現的時候人們才知道，鄧小平船遊壹趟就拍板建超級巨壩造孽之深重。歷史將證明，這壹罪過對國家和民族的損害超過他的“洋躍進”和毛澤東的“大躍進”。中共領導人不會認錯，不會道歉，但會逃避罪責。鄧小平自1980年以來大量的推動三峽工程上馬的重要講話被排除出了鄧文選；江澤民就任總書記後在視察三峽時高調支持三峽建壩的講話和召集“兩會”中的共產黨員開會時要求黨員代表支持三峽建壩的講話被排除出了江文選；李鵬在全國人大期間所作的動員支持三峽工程的報告也被排除出了李文選。李鵬在日記中稱三峽決策是江澤民所主導。他寫道：“江澤民同誌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後，第壹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峽壩址。1989年以後，所有關於三峽工程的重大決策，都是由江澤民同誌主持制定的，他對三峽工程的建設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1998年朱镕基總理任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主任以來，對三峽二期工程及移民工作的順利進行發揮了重要作用。”[6] 中共領導人們的上述舉動顯示，他們非常清楚三峽建壩後果之嚴重。



八六學潮與胡耀邦下臺



​復出之後，鄧小平大力鼓吹體制改革，指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提出方案。1980年，他在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報告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誌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壹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壹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受他的報告鼓舞，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就政治體制改革展開了熱烈討論，報刊跟進刊出有關政治改革問題的文章和學術研討發言。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征求各界政改意見的基礎上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這壹被外界被稱為“庚申改革方案”的改革建議要點為：“黨和國家民主化”；修改憲法、保障人大權威，人大分成兩院；貫徹民族自治政策，保障民族自治權；加強民主和法制，不允許任何人有淩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使每個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公民權利真正受法律保護；司法獨立，中共黨委不得幹涉司法，法院作出判決無需送中共政法委審查；黨政分開，共產黨不得幹涉政府日常事務，不得包辦代替各種經濟、文化組織、群眾團體、輿論機構的事務；允許獨立的農會代表農民的利益；允許和鼓勵獨立的新聞報導和評論；改革企、事業單位的中共黨委領導制度；基層政權及基層社會生活實現直接民主，使每個公民都能實際參與決定公共事務；取消中共政治局，在全國黨代表大會下設立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共同對全國黨代表大會負責；中共的權力受憲法和法律制約，共產黨違犯憲法、法律，人民有權反對等等。政改方案的核心是打破共產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限制黨權，拋棄蘇俄引入的黨國體制。“庚申改革方案”擬就不久，鄧小平又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禁止對共產黨獨裁權力有任何觸動，不僅關閉了政治體制改革之門，還制定改革方案本身也成了反黨活動，面臨被鎮壓的風險。1982年，胡耀邦就任中共總書記。他要求逐步放棄壹黨獨裁，走向民主和法治，積極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他不同意鄧小平這樣在改革問題上出爾反爾，不同意鄧掩蓋毛澤東的罪責、在平反冤案、“反精神汙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問題上與鄧多有沖突。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隨著改革從農村轉向城市，只準經濟體制改革，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災難後果顯現。改革開放前，物資的調撥和價格全部由政府掌控，不存在物資市場，也不存在計劃外、體制外的交易。國務院宣布引入市場機制以促進向市場經濟過渡之後，企業可以對自銷部分的工業生產資料自由定價，價格“雙軌制”形成。在雙軌制下，同壹種產品，計劃內是國家統壹定的平價，計劃外是市場價。兩種價格間的巨大價差成為權力尋租的空間。擁有權力的官員通過關系人倒買倒賣獲取價差，擁有權力背景的各種貿易公司紛紛湧現。這些被稱為“官倒”的權力背景公司從最初倒賣電器、鋼材、煤炭、石油、鋁錠、糧食等物資發展到批文、指標、利差（市場貸款均衡利率與銀行貸款利率之差）、倒匯差（市場均衡匯率與官方匯率之差）。由於權力不受制約，經濟改革成了特權階層鯨吞國民財富的盛宴。



“官倒”公司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鄧小平之子鄧樸方任董事長的中國康華有限公司（小康華公司）。該公司獲計委撥付500萬美元外匯額度，獲經貿部予出口經營權，獲稅務總局予免稅待遇，依靠特權、政治背景和政府特批的優惠從事進出口貿易，輕而易舉地攫取了巨額財富。隨後，康華公司經國務院批準成為前石油部副部長、前冶金部長唐克任董事長，前煤炭部長高揚文任副董事長，前北京副市長韓伯平任總經理部級公司（大康華）。大康華成立後憑借國務院給予的特權，各級官員和退休官僚的業務關系和經濟上的優惠待遇，倒賣外匯和重要生産資料，利用價格雙軌制賺取全民的財富，迅速發展成為擁有58個子公司，113個三級子公司的龐大“官倒”集團。有了康華的榜樣，中央及各地黨政軍機關成立了數十萬個官倒公司，類似康華壹樣的以高幹子弟為骨幹，有著官方背景，利用利用價格雙軌制和特批的進出口權發財的官倒公司遍布全國。



老百姓對高層子女的利用權力“官倒”行徑無比痛恨，民間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日益強烈。對此呼聲，鄧小平上繼續鼓吹政治體制改革，同6102;又以“四項基本原則”說法封殺政治體制改革的空間，暗中支持“紅色梯隊”和“官倒”們“先富起來”。胡耀邦看到，只有開放搞活的經濟改革而沒有限制權力濫用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局面，是為權力者利用權力鯨吞國民財富大開方便之門。作為中共黨內最清廉，最痛恨貪汙腐敗者，他直指拒絕體制變革的“改革開放”導致腐敗叢生、貧富懸殊、以權謀私，聲言要以“最大的決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韌性，狠狠地抓，堅持到底。抓這件事情不能討好，不能怕得罪人。共產黨人絕不可魚肉人民”。為平息腐敗帶來的民怨，他要求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同時並舉，限制以權力謀利。當政治局委員胡喬木之子胡石英涉嫌經濟犯罪，偵破工作因無法進入首長駐地取證受阻時，胡耀邦批示：各級領導機關理應協助公安人員依法辦案。據此批示，中央辦公廳趁胡喬木外出開會安排公安人員入宅搜查，搜出裝滿兩麻袋的巨額人民幣現金和美元。這在當時是普通百姓難以想象的巨額財富。[1] 胡的堅決反腐不僅將胡石英送進了監獄。



1985年，胡耀邦在共青團中央機關傳的內部講話中指出，改革和民主是當今世界的主流，“為什麽自稱代表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波蘭共產黨，卻受到工人群眾的反對？這對中共具有怎樣的借鑒意義？倘若完全由執政黨包辦工會之類的群眾組織，這些組織又不能反映民意，在中國也可能發生團結工會。”胡耀邦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壹系列講話鼓舞了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爭取民主自由的熱情，同時讓保守派元老們忍無可忍。1986年春，胡耀邦推動召開了中共中央八千幹部反腐大會，他的反腐涉及胡立教之子、胡喬木之子、葉飛之女。當反腐進行到這壹步時，胡聲言的“堅持到底”、“不能怕得罪人”堅持不下去了。壹方面，反腐越反越多，涉及特權階層子女反之不盡，另壹方面，腐敗的後臺越來越硬，他無力繼續。這時，胡為難，中共眾高層也為難。李先念警告子女說，他胡耀邦這個人六親不認不，妳們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也沒有辦法。高層元老們都胡耀邦對限制特權，堵塞子女財路強烈不滿，紛紛向鄧小平狀告胡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是違反了“四項基本原則”。



應對元老們抵制政治體制改革的局面，胡耀邦決心打破元老們垂簾聽政，開始在各種場合強調要廢除高層的終身制，要求元老們退休，並幾次婉轉地要求鄧小平履行承諾，帶頭退休。倡議廢除最高領導層終身制鄧小平樹立體制改革形象的壹大賣點。對於胡耀邦委婉的要求，鄧小平不情願地作出姿態，在1985年8月北戴河作壽時表示在兩年後的中共十三大上全退。鄧小平表態後，胡耀邦在9月的中共十二屆五中全會上推動新老交替，正式提出“已經過八十歲的老同誌更應該往下退了”。元老們對胡耀邦壹再敦促交權讓位強烈不滿，開始暗中串聯，密謀“倒胡”。



1986年5月，鄧小平約胡耀邦到家中商量中共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胡耀邦說：“我已年過七十了，十三大壹定退下來。”鄧小平說：“我、陳雲、先念全下，妳要下就半下，不再當總書記，而再當壹屆軍委主席或國家主席，到時候再說”，[2] 胡聽後當了真。6月，鄧小平政治局常委會上再提政治體制改革說：“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會遇到人的障礙。黨和政府關系的基本原則就在於黨政分開”。受鄧講話鼓舞，胡耀邦主持成立了親自掛帥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任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壹波和彭沖等人為成員，下設“黨政分開”、“黨內民主與黨的組織”、“權力下放與機構改革”、“幹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法制”、“政治體制改革基本原則”等七個專題小組，開始設計政改方案。在當月的政治局會議上，要求老同誌退休，讓三十五到五十歲的年輕同誌進入中央委員會，暗示七十歲以上者全部退出政治局。胡耀邦勸元老們說：“我們要順從潮流，順從民心……黨中央領導要不要年輕化，已不再是口頭上討論的問題，而是必須馬上著手實行了。如果說過去我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含糊，不太明確，容易使大家產生誤會的話，那麽今天我就十分具體和坦白的講，我贊成小平同誌帶頭退下來，這是壹個很好的帶頭。只要小平同誌退，別的老同誌的工作好做。我的總書記任期滿了，也下來，充分給年輕同誌讓路。”對胡的要求，萬裏、習仲勛、楊得誌、聶榮臻、倪誌福、烏蘭夫等人表示支持，胡喬木、王震、楊尚昆、彭真、廖承誌等元老以“黨和國家需要德高望重的老壹代革命家來領導”的說法拒絕胡的要求。會議在兩派意見針鋒相對中陷入僵局。眾人都在等待鄧小平壹錘定音。令胡耀邦吃驚的是，鄧小平變卦，以沈默否定了自己先前的表態，也否定了胡的提議。“默否”是毛澤東慣用的辦法。在真實意思不便擺上臺面時，毛澤東總是以沈默，不作答復來否決不合心意的提議。鄧小平的沈默讓密謀“倒胡”的元老們頓時有了底氣。胡耀邦這時才清楚，原來鄧小平壹再表示要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的言論只是針別人，實際完全沒有退休交權的打算，更不容忍別人敦促他退休。會議不歡而散後，“倒胡”的主要推動者王震對支持胡耀邦的萬裏等人發難說：“妳們實際上提出了壹個問題，就是要不要權威，承認不承認小平是我們黨的最高權威。”萬裏回復：“王老啊，妳不要激動。要小平同誌掌舵，我沒有意見。我只是想糾正壹下，我們要樹立權威，不是個人，而是集體。民主才是我們的最高權威。”鄧小平說：“耀邦偏要我下，要樹自己”。萬裏說：“耀邦不是那種人。”王震則促鄧小平去胡說：“誰讓妳下臺，妳就讓他下臺。”鄧小平與王震同樣心思，宣布行動計劃說：“那些想讓我下臺的人矛頭針對共產黨的領導。這壹點，我們必須堅持，即使流血也值得。”[3] 會後，鄧小平開始布署黨內政變，指派薄壹波撇開胡耀邦另起爐竈，組成七人班子負責擬定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暗中在高層成員中征詢對撤胡耀邦總書記職的意見，實際是要求高層們對罷免胡耀邦表態。如同1959年廬山會議時毛澤東要求高層人人表態時壹樣，高層成員們非常清楚手握軍權的鄧將扳倒空有最高領袖之名的胡，紛紛表態支持“倒胡”。征詢意見的同時，薄壹波搜集了壹堆胡的“自由化”言論，為向胡發難作準備。



9月，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圍繞著是否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汙染”的提法寫入決議（《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草案》），胡耀邦與保守派發生了沖突。胡要求刪除這兩個體現壹黨專制並違反憲法的提法，陸定壹、萬裏等人支持胡的主張，彭真、楊尚昆、余秋裏、薄壹波、鄧力群等人針鋒相對，堅持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汙染”寫入決議。名義領袖胡耀邦沒有決斷權，雙方須再次聽候鄧小平拍板決斷。鄧小平決定，刪去“清除精神汙染”，保留“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並表態說：“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麽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黨內高層們見胡耀邦的主張屢被否決，知道他的地位不保，紛紛轉向，不再支持胡。因為，胡耀邦反對以權謀利，要求七十歲以上的高層退休，僅這兩條已經將高層的人得罪光了。10月30日，鄧小平和李先念按約來到陳雲家中，三人進行了壹次長時間秘密談話。陳雲警衛員趙天元後來回憶說：“我剛走到值班室，電鈴響了，我又趕緊轉回，打開辦公室門，看到李主席已起身往門口走，見我進來，三位老人都高聲說：‘煙，拿煙。’我趕忙向鄧小平的秘書張寶忠要煙……鄧小平在80分鐘內抽完了6支香煙。”三位老人中只有鄧小平壹人抽煙。醫生早要求鄧小平盡量不要抽煙。可陳雲、李先念如此急迫為鄧找煙，可見談話內容必定涉及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後來人們才知道，這次密談的內容是決定罷免名義黨領袖胡耀邦。



中共元老們在醞釀“倒胡”時，青年學生們在醞釀民主運動。民主墻運動被鎮壓後，青年們對獨裁體制，對權力階層大肆侵吞國民財富的不滿日益強烈。1986年春，菲律賓“人民力量運動”把腐敗的馬科斯總統趕下了臺。菲律賓人民的行動鼓舞了東亞各國人民反對專制與腐敗的勇氣，各國學生紛紛舉行示威。9月，臺灣民眾決心結束壹黨專制，挑戰國民黨的黨禁專制，成立了反對黨。蔣經國順應進步潮流，主動結束壹黨專制，解除了黨禁。國外的學生運動和臺灣民眾組黨、辦報和大選的消息通過各種渠道傳到國內，中國的學生也開始呼籲“人民的力量”，要求實行西方式的民主。正在這時，中國科技大學不經民選程序指定了選區三個人民代表候選人，學生的不滿爆發。1986年12 月，科大學生走上合肥街頭請願，喊出了“爭民主，要自由”的口號，武漢、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等大城市的學生立即響應，掀起了要求民主、自由的示威請願運動，學潮迅速蔓延全國。



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元老們認為學潮是胡耀邦幾年來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結果。12月27日，鄧小平召集政治老人們在家中密謀，決定罷免胡耀邦。12月30日，胡耀邦準備召開應對學潮的政治局常委會。當通知鄧小平開會時，鄧命胡耀邦不得召開常委會，到他指定的地方聽指示。胡耀邦只得率政治局常委趙紫陽、萬裏、胡啟立、李鵬及教育部長何東昌等人去聽訓話。鄧小平斥責胡耀邦制止學潮不力，稱“學生鬧事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沒有得到遏制不是壹兩年的事，而是好幾年的事了。妳難道沒有責任？”胡答：“我保留意見。”鄧訓斥：“不是保留，而是要妳馬上站出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僅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4] 鄧不僅要求用專政手段，而且聲言制止學生鬧事要不怕流血。[5] 斥胡之外，鄧小平還點名說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這些人早就應該開除出黨，他們的很多言論沒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這些人早就不夠共產黨員的資格了。這些人之所以這麽狷狂，傳說是因為中央裏面有個保護層。[6] 鄧此言已經明確傳達了罷胡的意思。追隨鄧小平，元老們對胡耀邦展開了圍攻。薄壹波說：“妳胡耀邦整天到處亂跑，全國兩千多個縣，妳都快跑遍了，妳是黨的主席、副主席、總書記中能跑的最高紀錄。這不叫指導工作，而是遊山玩水，嘩眾取寵。”楊尚昆說：“胡耀邦，妳如果想要亡黨亡國的話，妳就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結成聯盟吧。”[7] 會後，趙紫陽勸胡耀邦：“還是馬上找小平同誌談壹談，向他承認錯誤。檢討壹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誤，爭取主動為好”。胡：“我並沒有犯什麽錯誤，我檢討什麽？”趙：“妳還是盡快向小平同誌認個錯，越快越好，過幾天就晚了！”接受趙的勸說，胡耀邦來到了鄧小平家認錯。鄧小平罷胡之意已決，不聽認錯，大講胡耀邦上任後的成績。當胡談到分歧時，鄧擺手說：“那是工作的正常範圍，我們沒有必要再糾纏了。”胡明白，鄧不接受認錯，於是向鄧口頭提出辭職。鄧答復說：“我打算召開壹次‘民主生活會’，有什麽問題，大家好好溝通壹下思想嘛。”這時，胡耀邦覺得自己沒有什麽錯誤，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完全是為了共產黨的江山，自己已經宣布在不久後十三大從總書記位子上退下來，已經與世無爭，不會有什麽問題。他還不知道，元老們已經商量好要罷免他了。



鄧小平怒斥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是因為，許良英，劉賓雁、方勵之三個當年的“右派分子”聯署，向全國四十位著名的“右派分子”發出邀請信，倡議在反右運動三十周年時在北京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黃萬裏、徐鑄成、袁翰青、鐘惦裴、曾彥修、劉尊棋、白樺、陳學昭、邵燕祥、曾肯成、孫章祿、陳修良等人熱情回信，響應倡議，費孝通和錢偉長兩人收到邀請信後沒有回應。二人在多年的右派經歷中悟出只有緊跟共產黨才有出路，不敢再有招惹共產黨的舉動。費孝通以不回復倡議表達他與平反反右訴求劃清界線，錢偉長則把邀請信通過民盟中央密送給了中共中央，並附言說：“方勵之是壹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瓦文薩；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指尚未恢復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官職），但與他們是不同的。”鄧小平見到邀請信大怒。作為當年的主持人，他視反右運動為政治生命，絕對不容否定反右運動，要把寫邀請信的三人開除出黨。在召見胡耀邦等人訓話時，他錯把寫信的許良英記為了王若望，下令將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三位開除出黨，同時表揚錢、費兩位，同時決定重用二人。



作為共產制度的組成部分和必然產物，鼓勵告密的作法來自蘇俄。蘇俄在中國建立蘇維埃國的同時，將通過鼓勵告密維護極權社會的作法引入了中國。在蘇區肅反中，無數紅軍、幹部死於了告密。在延安，整風運動的迫害手段之壹就是鼓動互相揭發，告密。革命家們，革命文藝家們，“民主黨派”們的革命經歷中或多或少都曾經互相告密。反右運動開始，告密與出賣成了潮流。多年後揭發出來的例子有：翻譯家馮亦代奉命搜集章伯的言論向當局級密報；[8] 畫家黃苗子在文革中告密，使文藝家聶紺弩進了監獄。[9] 這只是揭露出來的幾例，更多的告密隱藏在檔案中，或隨著檔案銷毀永遠不為人知。錢偉長之告密與當年舒蕪、馮亦代不同。他的處境沒有那麽兇險。他可能只此壹次，但他壹下就告到了中共最高領導人那裏。反右運動中馮亦代告密，得到的好處並不多，只是後來比別人早摘了右派帽子，而錢偉長、壹告即獲封全國政協副主席，表態與其他右派劃清界線的費孝通則獲封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二人壹步躍入國家領導人之列。錢、費與方勵之、劉賓雁等人榮辱兩重天顯示，壹黨專制之下的知識分子的榮辱完全取決於是否跟隨權力者，人大、政協官位完全是權力者的囊中物，鄧小平壹句話可予可奪。



1987年元旦，北京的大學生舉行了要求自由民主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公安部門根據鄧小平談話中“誰敢到天安門廣場，來壹個抓壹個”的說法，在天安門廣場逮捕了壹批的學生。當晚，鄧小平打電話給彭真說：“學潮之所以鬧得這麽兇，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如此猖獗，這主要是耀邦失誤所造成的。通過近壹段的觀察，我覺得讓他繼續當總書記是非常不合適的。趁我們這些老人還健在，我們有責任把黨的重任交付給最可靠的人。彭真同誌，現正到了妳講話的關鍵時刻了。妳趕快到我家裏來壹下。”當夜，鄧小平、陳雲將兩個月前陳雲家中密謀的罷胡決定向其彭真、王震、薄壹波等其他元老通報，眾元老形成了壹致意見——罷免胡耀邦。[10] 元老們知道，這樣的罷免不合程序，也難以向全黨交待，決定用幾年前迫使華國鋒自己辭職的辦法，迫使胡自己辭職。在元老們秘密聚會時，北京的學生冒大雪連夜再到天安門廣場示威，要求釋放被捕的學生。已準備辭職的胡耀邦作了最後的指示，命公安部門放人。當晚，公安部門根據胡的指示釋放了被捕學生，使事態和平解決。



1月2日，胡耀邦給鄧小平寫了壹封題為《向小平同誌交心》的信，承認自己犯了嚴重錯誤，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損，請辭總書記職。1月4日，鄧小平在家中召集趙紫陽、薄壹波、楊尚昆、王震、彭真等人再次密謀，指定薄壹波、趙紫陽、楊尚昆、萬裏、胡啟立組成“五人小組”，由薄壹波負責，以召開“生活會”的方式解決胡耀邦問題。這裏，鄧小平照搬了毛澤東整肅高崗時的手法。當年，毛澤東部署好整肅高崗後自己退居幕後，讓劉少奇出面主持整肅高崗的會議，不給高崗當面申辯的機會，以免自己的陰謀詭計，欺騙言論、出爾反爾被高當面拆穿。此時，鄧小平同樣套路，部署好罷胡後自己和最初密謀的陳雲、李先念退居幕後，讓薄壹波主持會議整肅胡耀邦，不給胡當面申辯的機會，以免自己的陰謀詭計和欺騙言論被胡當面拆穿。離開鄧家後，薄主持發出了措辭含糊的開會通知，通知胡耀邦到中南海參加元老們召開的“民主生活會”，但不提會議的規格、議題，同時布署了鄧力群、胡喬木、姚依林、余秋裏、黃火青等人在生活會上作倒胡發言。



1月10日，薄壹波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了名為“民主生活會”，實為延安整風式和文革式的批鬥會，由預先安排好的人對胡 “扣帽子、打棍子、揭老底”。余秋裏開頭炮，批胡半小時；鄧力群講了整整半天，給胡耀邦列舉了六大罪狀；姚依林從經濟角度批胡“不懂經濟，又不好好學習陳雲經濟思想”，批胡“搞高指標、高速度、高消費，給下面制造壓力，造成經濟混亂”；王震直接威脅說：“妳胡耀邦要是不願意和我們走的話，妳就不必呆在這裏了”；宋任窮：“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胡耀邦對待鄧小平的態度。”[11] 眾高層將胡耀邦約束特權舉措指為的主要“罪狀”，抨擊胡“搞得黨內高層人人自危，極大地破壞了黨內安定團結的局面”。薄壹波批胡長達半日，要求胡耀邦檢討嚴重錯誤。幾年前，薄壹波因“六十壹人叛徒案”向胡求助，胡耀邦冒著政治風險主持平反了“六十壹人叛徒集團案”，幫助薄等復出。但此時，薄看清鄧小平的罷胡意圖後對胡批鬥毫不留情。更讓胡傷心還有多年老友王鶴壽的反戈壹擊。王與胡耀邦、陶鑄在延安時關系親密，人稱“桃園三結義”。此時，王也看清了形勢，表態忠於元老，接受元老們的特殊任務，在第壹天會後到胡耀邦家裏“摸態度”。在第二天“生活會”上，王鶴壽將胡私下訴說委屈的“心裏話”在會議上揭發出來，批胡“目無中央，鄧小平、陳雲說了要開除方勵之、王若望，陳雲說了要處理福建假藥案，胡耀邦都頂著不辦。我去看他時，他還說沒想到要把他搞倒搞臭，很傷心。這說明胡耀邦態度不端正。”



薄壹波、王鶴壽等眾高層的批鬥、揭發雖不盡人情，但符合革命黨的規則與傳統。革命黨內的生存法則就是要與倒臺者劃清界線，落井下石。眾高層都在蘇區肅反中參與整肅戰友，在延安整風中參與整肅同誌，都曾參與整肅高饒，整肅彭、黃、張、周，都曾在文革發動時參與整肅彭、羅、陸、楊，整肅朱德，都曾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參與整肅劉少奇，在九壹三事件後參與整肅林彪，後來參與反擊右傾翻案風整鄧小平，大家都是在不講情面地整肅同誌中生存過來的。那些拒絕參與整肅者，仗義執言者，辯論是非曲直者，揭露陰謀詭計者早就從高層中消失了。大家早已習慣了唯領袖意旨是從。以趙紫陽、萬裏為首的原胡耀邦支持者以加入批胡的行動向元老們表態效忠。趙紫陽尖銳批胡說：“耀邦喜歡標新立異，喜歡壹鳴驚人，不受組織約束。現在老人還在，妳就這樣。將來氣候變了，妳的權威更高了，可能成為大問題。我過去也想過，雖然我們現在合作得很好，將來到了這種情況能否合作得好，就很難說了。劉賓雁、王若望這些人那麽狂妄，妳胡耀邦為什麽對這些人這麽寬容，其中原因之壹，就是另有壹種可能，是妳要在國內、國外維持開明的形象。反正黨的格局已經定了，小平同誌今年八十三了，現在如果妳還不能自由行動的話，將來妳是可以自由行動的。他們將來有妳這個靠山，不要緊。即使妳現在還不能完全保護他們，他們寄希望於妳。到那時我只有辭職了”。[12] 趙以這番表態發言贏得了鄧、陳等元老的信任。



在眾人表態加入批胡後，薄壹波、彭真按照元老們的事先部署發難，要求胡耀邦辭職，王震跟進表示支持說：“薄壹波、彭真代表了我們大多數的意見。”唯壹反對聲音來自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常務書記習仲勛。習接到通知來開會，對會議規模，議題壹無所知。在批鬥胡的會上沈默。在眾人逼迫胡耀邦下臺時，習仲勛打破沈默，開口質問說：“妳們這是幹什麽？這不是逼宮嗎？這樣的會為什麽事先不告知？黨的生活會不能討論總書記的去留問題，這違反黨的原則。”胡耀邦打住習的發言說：“仲勛同誌，我已考慮好了，不讓我幹，我就辭職。” 1月15日，胡耀邦在生活會上宣讀了題為《我的表態》的檢討書。隨後，會議作出決議：接受胡的辭職，總書記職務由趙紫陽接任。走出會場時，胡耀邦支持不住，坐在過道臺階上痛哭失聲。沒有人前來安慰，眾高層們須劃清界線，以行動表態站在黨的立場上。



1月16日，薄壹波宣布“民主生活會”結束，在幕後指揮倒胡的的鄧小平來到前臺，出面主持會議，宣布會議轉為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進行。這壹幕是當年毛澤東將廬山將“神仙會”變成批鬥會，在幕後指揮整肅彭德懷的毛澤東在整彭後宣布會議轉為擴大的中央全會的再現。鄧小平宣布退休元老恢復表決權說：“今天的會，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會議就是通過《公報》，其他事都不談，到會的顧問委員可以舉手。”整肅胡耀邦的過程中，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操縱會議的作法，將大批不具資格的親信擴大進會議。例如，他指定既不是政治局委員，也不是中央委員的薄壹波主持“生活會”，宣布不是政治局成員的顧問委員有表決權。對於元老們這另壹次的黨內政變安排，沒有人提出質疑。這不光是因為軍權在握的鄧小平、王震多次聲言必要時準備流血，讓大家不敢提出異議，還因為眾高層對這種非程序的安排已經習以為常。毛澤東召集開會從來都是非程序的，從來沒有召開過合乎黨章規定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總是隨意塞入不具資格的親信或剔除應當與會的成員。毛澤東甚至多次發動黨內政變，幹脆將政治局、中央委員會推倒重來。眾高層在毛澤東時代沒有提出過異議，對鄧小平的非程序作法也自然適應。



會上，陳雲代表元老發表了長篇講話，指責胡耀邦工作沒做好，到下面亂跑，壹個星期就能跑二十二個縣，沒有把精力用在研究的主要問題上，沒有定期召開政治局會議和常委會議，選拔幹部只選自己圈子裏的人等等，要求解除胡的總書記職。然後，全體與會者，包括已退出政治局的中顧委元老們，舉手通過了元老們的決定：解除胡耀邦總書記職務，由趙紫陽接任代理總書記。1月19日，中共中央印發了3號文件，列舉解除胡耀邦職務的理由為：（1）他抵制黨為反對精神汙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縱容全盤西化的要求，導致學潮的發生；（2）沒有充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批左，不批右；（3）在經濟工作中鼓勵經濟過快增長和消費，造成經濟失控；（4）在政治工作中經常違反程序；（5）在外事活動中說了壹些不應該說的話，例如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就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6）經常不遵守黨的決議，未經中央授權就講話。文件強調元老將繼續“垂簾聽政”說：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等老幹部只要身體健康，今後仍會繼續為其他幹部提供指導。



政治局會後，中央電視臺奉命向全國播發了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壹致同意胡耀邦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的《公報》。緊接著，在美國的千名留學生和學者聯名發表了《致中共中央、國務院公開信》，指出：“胡耀邦為思想解放運動，平反冤假錯案，開拓改革局面，以及在思想文化領域創造寬松氣氛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的去職將極大地損傷全國人民進行改革與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使我們感到震驚和不安。我們認為，近來事態的發展，是與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國策背道而馳的，並使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等權利受到嚴重侵犯，發展下去會斷送我國的經濟、政治改革。我們強烈期望黨和政府堅持改革，反對倒退，堅持民主法治，反對以言治罪。出於對祖國的責任感，我們認為不能不向中央和國務院表達我們的心聲。”



1月28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幹問題的通知》（中共中央4號文件），宣布將在黨內開展“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宣布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將提倡自由、民主的方勵之、和發表批評共產黨言論的劉賓雁和王若望開除出黨，將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管惟炎、副校長方勵之撤職。同日，趙紫陽在中共中央會議上向中共高層成員“打招呼會”說：“黨中央早在壹九八四年就覺察胡耀邦不行，想要去掉他，但是，考慮到十二大召開不久，過早解決這個問題對於穩定大局有影響，所以預備在十三大解決，顯得更加自然些，這次學生鬧事，胡耀邦看到自己造成的惡果，痛哭流涕的提出辭職，在京的政治局委員認為現在這種情況下再讓胡耀邦解決這些問題已經不適當了，於是，就必須提早的讓他下來。”[13]



中共中央改革辦公室智囊的吳稼祥記錄當時代表性的時政議論寫道：“胡耀邦下臺後，出現了‘太子黨的春天’。政治局擴大會議剛結束，薄壹波、陳雲立即打電話，要求給他們的子女、秘書和警衛分房子，提級升官，也許這種後果正是老人們要搞倒胡耀邦的真正目的之壹，胡耀邦是太子黨發跡的障礙；政治局擴大會議為什麽讓中顧委副主任做報告，他只是列席者，為什麽讓十七個顧委的老人參加，是不是顧委開始主持中央工作了；有學生說，讓我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什麽？堅持社會主義？是堅持公有制嗎？可我們看到的是全民不如集體，集體不如個體，東德不如西德，北朝鮮不如南朝鮮，蘇聯不如美國，大陸不如臺灣，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堅持黨的領導？黨這三十多年幹了些什麽，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死了那麽多人，我們看到黨的領導幹部幾乎無官不貪。”[15] 悉尼晨鋒報駐北京記者約翰·加內特（JOHN GARNAUT）寫道：“中共領導人家族的子女都有龐大的商業利益。胡耀邦曾為限制中共領導人子女的特權而戰。他的子女告訴我，胡耀邦試圖限制太子黨們的腐敗是他1987年被罷黜的因素之壹。”[16] 曾在趙紫陽領導下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工作的嚴家祺寫道：“1986年學潮的嚴重性被誇大。學潮是壹種自發的社會現象，反映的是社會情緒，當權者只要表現出解決的意願並著手解決，壹般學潮就可以平息，但鄧小平卻看作是要造反。”。



經歷“生活會”批鬥和罷免的打擊，胡耀邦的健康在去職後迅速崩潰。他向來探望楊尚昆等人表示後悔對曾經幫助鄧小平采用卑鄙手段搞倒華國鋒，[14] 並向夫人交待死後不進八寶山，葬“共青城”，以此表示與中共高層決裂，但仍忠於共產黨。他去世後，參與罷免他的眾高層都沒有在回憶錄中披露那次“生活會”的真相。雖然其中不少人去了胡耀邦墓地致敬，但為維護黨的形象、鄧小平的形象，和自己的形象，眾高層都避談舉手罷免胡耀邦的舊事。習仲勛為他沒與黨保持壹致付出了代價，在“生活會”後被打入冷宮，據說搞到精神失常。



趙紫陽與鄧小平的政治觀點



​根據鄧小平關於十三大要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日程的提議，新任總書記趙紫陽指示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收集政改意見。奉趙之命，政改辦召集了三十多次座談會，請黨政軍、經濟、文化、外交、新聞和省市各方面領導人與專家發表政改意見。座談會的意見與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前後各界的政改意見大同小異。有少數人像1957年“大鳴大放”6102;壹樣，響應號召真提出中共權力過大，呼籲實行多黨制、三權分立、議會民主，有人提天賦人權，質疑共產黨獨裁，質疑中共的經費來源，提出中共的財政應與國家財政分開，裁撤軍隊中的政治部門和各級黨委，有人提出改變“以黨代政”的辦法是中共受憲法、法律約束，打破權力壟斷。多數人清楚，在“四項基本原則”之劍高懸之下，限制共產黨權力之議隨時被扣上反對共產黨的帽子，於是只提些牢騷意見，如“北京火柴漲價壹分也要請示中央政治局”、“1957年前中央部級以上官員有兩成是非中共人士，現在全國只有18位非中共的副省市幹部”等等。對於收集到的政改意見，趙紫陽指示：“我們黨的領導太絕對化，每個黨委書記就是絕對權威，壹個單位壹個太上皇”。他強調不能搞黨辦企業、公司。但是，他也不能就限制黨權表態，也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他領導下，政改辦屏蔽掉大部分觸及黨權的政改意見，擬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其主要內容包括，實行黨政分開、下放權力、改革政府工作機構、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實行民主政治的壹些制度、加強法制建設等等。雖然政改辦盡量在政改與“四項基本原則”之間玩平衡，只提出象征性的政改設，但元老對象征性的政改也不能容忍，指責改革是拿黨來開刀。鄧小平將趙叫到家中，申明“不可搞西方式的三權分立，不準搞西方式的民主”，“不能放棄專政，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這時，鄧小平壹手舉“四項基本原則”之劍，壹手舉政治體制改革之旗。鄧不叫停政改的原因是，趙紫陽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是在實施他幾年來的號召，他不想自我否定。



在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上，趙紫陽繼續推動政改說：黨政分開的問題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關鍵。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是領導體制改革。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這個問題不解決，整個政治體制改革都無從展開。在社會主義各國，黨政分開是個大的潮流。這項改革，非搞不可，或遲或早，總得進行。這裏，趙紫陽雖然講得堅決，聲言非搞不可，但他所言的已經不再是政改，而是在談改變“黨政不分”的工作方法問題。這樣的提法鄧小平能夠接受。鄧小平不容觸動黨權，但容許談工作方法。如此，中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原則同意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決定將這壹設想的基本內容寫入十三大報告中。這裏，“四項基本原則”與政改之間的根本沖突被暫時以“原則同意”的辭令隱藏起來。共產黨人推動政改必然失敗。社會各界呼籲政治體制改革有道理，但共產黨人提政改就沒有道理了。因為，共產黨的宗旨，統治的性質決定它不可能實施政治體制改革。共產黨人不可能放棄壹黨專制的體制，不可能放棄暴力剝奪的信條，不可能接受對黨權的限制。由於共產黨的性質與體制改革格格不入，共產黨所謂政改是只可說，不可作的事，壹作立即違反基本原則。因此，胡耀邦、趙紫陽推動政改註定失敗。



1987年10月，中共在北京舉行了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總書記趙紫陽向大會作了《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工作報告，在其中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改革開放（壹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和“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部署，即第壹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壹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壹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回應社會各界要求政改的強烈呼聲，趙紫陽在報告重提進行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改革，企圖在“四項基本原則”框架下作些維護共產黨政權的漸進改革，企圖逐步向法治、開放和民主的政治體制過渡，其中包括允許反對黨的存在，以及逐步實行黨的財政和國家財政分開。這時的趙紫陽與十二大時的胡耀邦壹樣，誤以為鄧小平真願意實行治體制改革。其實，鄧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指權力下放、精簡機構、提高效率等工作方法問題，而絕對不容觸動“中共領導壹切”的獨裁局面。他的政治體制改革號召與他當年的“大鳴大放”號召壹樣，帶有放線釣魚，引蛇出洞的意思。正如他提倡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壹樣，可以說，但不可當真實行。胡耀邦真的要求他退休立即遭到罷免。鄧小平同時舉著政治體制改革和“四項基本原則”兩面旗幟，任何政改均難逃反對共產黨領導的罪名，讓前臺的總書記怎麽做都錯。趙紫陽推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在中共十三大上獲得“原則”通過後並不能實施，只能束之高閣。共產制度必須靠暴力維持，反對黨和反對聲音存在可能瓦解黨的統治。鄧小平非常清楚，胡耀邦、趙紫陽，以及蘇聯的戈爾巴喬夫推動的政治體制改革正在動搖共產制度的根基，要維護共產黨的統治，只能將黨權壟斷到底。



胡耀邦、趙紫陽希望通過限制濫用特權，平息民怨，以維護中共統治的安穩，而鄧小平拒絕約束權力，致高層子女們利用特權掠奪國民財富愈演愈烈。1987年9月，深圳特區率先實行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拍賣出第壹塊土地。由於存在土地使用權批地價與市場價之間的巨大地價差，政府的土地批文成為最賺錢的倒賣對象，只要拿到批文，轉手即可獲得數十萬，上百萬元批文轉讓費。特權官商們已經不再滿足於物資價差，銀行利差，匯率差，紛紛轉向攫炒地，土地批文幾乎全部落入了官商特權者之手。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胡和立計算，1987年，全國商品雙軌價差在1300億元以上，利差約為200億元，匯差約為500億元，三項價差在2000億元以上，1988年，三項價差約3600億元。通過以權力謀取上述三價差，以及利用進口許可證、土地批文謀取價差，利用特權謀取免稅、免地租等，特權階層將萬億國民財富，近半的國民收入私有化。對於紅色家族利用“雙軌制”“先富起來”的事實，鄧小平不願承認。這從他對方勵之的指控可以看出。方多年後回憶道：“1987年初我被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三代表之壹，遭到當局整肅。之後，當局對我的所有活動，包括國內外的學術活動，壹直有緊密監視。1988年8月我去澳大利亞參加第五屆MARCEL GROSSMANN廣義相對論會議。學術活動外，中國留學生還邀我介紹國內的情況。有的學生特別問起北大的小字報。我如實介紹說，有小字報提到，壹些中央領導人或他們的子女在國外銀行有賬號，有存款。我還沒有離開澳大利亞，北京的朋友就緊急傳話來：鄧小平已知道了我在澳大利亞說的話了，他要訴諸法律，起訴我誹謗。”[17] 方勵之所言的國外賬戶、存款是事實。眾多高層子女在沒有政治改革制約的特權經濟改革中成億萬富豪，其中包括鄧小平的家族成員。這些特權者存款往往是老百姓難以想象的數額。



鄧小平推動經濟市場化，但又拒絕接受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多黨政治制約執政黨，拒絕新聞自由監督腐敗，拒絕司法獨立遏制腐敗，幫助紅色家族子女利用特權迅速完成了資本積累。在官倒們“先富起來”的同時，物價飛漲，財政收支嚴重惡化。1988年，中國康華發展總公司與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中國光大集團、中國工商開發總公司和中國農業信托投資公司等五間最著名官倒公司的特權經營內幕被曝光，引發了全國反官倒的聲浪。趙紫陽不得不宣布對“流通領域”的公司進行清理整頓和審計，以平息民怨。正在這時，中央電視臺播出了批評中華文明缺陷的系列政論片《河殤》。該片的六集分別為：《尋夢》、《命運》、《靈光》、《新紀元》、《憂患》和《蔚藍色》。它從反思中華傳統文明，批判以“長城”、“龍”代表的“黃土文明”和以長江、黃河為代表的內河文明之專制、封閉、落後，贊頌西方的“藍色海洋文明”和民主制度，呼籲進行體制變改革。《河殤》表達的藍色之路追求並非首創，基本是復述了百余年前日本明治維新思想家們“脫亞入歐”的思想。節目在電視上播出之後受到青年學生的廣泛歡迎，喚起了知識份子的危機意識和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引發了關於中國未來的出路與發展的熱烈討論。青年們通過各種形式表達對中共政權違反憲法，扼殺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以言治罪的不滿，呼籲中共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中共元老們對《河殤》表達的藍色之路追求強烈不滿，指示宣部駁回了電視臺根據觀眾要求重播的申請。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趙紫陽肯定了《河殤》，支持上海等地方電視臺沖破中宣部的禁令重播了該片，使其影響進壹步擴大。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王震等元老大罵趙紫陽，促鄧小平“罷趙”。鄧小平對趙紫陽推進改革忍無可忍，又開始與李先念等人密謀“罷趙”。[18]



隨著不久後趙紫陽下臺，中共將《河殤》批判為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禁止傳播。圍繞這壹電視片之爭其實是順應還是拒絕世界進步潮流之爭。西方文明之進步和東方文明之專制、停滯與落後是不爭的事實。若無西方文明的侵入，中國的停滯完全可能再延續兩千年，精英之士們仍可能集中精力於八股科舉，中國仍可能停留在大刀長矛和油燈時代。日本人虛心地接受了傷自尊的“脫亞入歐”思想，選擇走藍色之路，迅速進步富強。二十世紀初，中國人也選擇了藍色之路，但由於外強幹預，中國走上了紅色之路。二十壹世紀，中央電視臺播出了另壹系列政論片《大國崛起》。它與《河殤》壹樣，表達了對西方文明進程的推崇，只是得出不同結論，不是追求自由民主，而是聲稱選擇與本國相適應的發展模式。這種表述是當年張之洞“中體西用”的翻版，實際都拒絕政治改革，堅持東方專制之路。所不同的是，張堅持儒家思想的“黃色”專制，而《大國崛起》堅持共產主義的紅色專制。



價格闖關



建國以來，中共降低農產品價格，提高工業產品價格，通過“剪刀差”搜刮農民，為工業化積累資金。進入1980年代，政府為應付“洋躍進” 濫發貨幣，造成惡性通貨膨脹。隨著物價上漲，政府維持低物價的補貼負擔日益沈重。中共高層對是否應當繼續壓低農產品價格出現了分歧，以當年制定“統購統銷”政策的陳雲為首的保守派主張繼續以政府財政補貼維持農產品低價、低工資、高就業的計劃經濟體系，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認為，政府將很大部分的財政收入用於物價補貼既違反經濟規律，也難以為繼，應盡快取消物價補貼，同時以主動漲價和提高工資的辦法進行價格、工資改革。



1988年初，趙紫陽決定盡快放開物價管制，指示由國務院擬定價格、工資改革方案，報中央政治局審議。5月，聲稱從領導職位上退下來的鄧小平向外賓披露放開物價說：中國有條件冒全面改革物價工資的風險，已決定要“闖價格關”、爭取三、五年內理順價格。鄧小平的“闖價格關”談話經報刊報導，使本來已經嚴重的通貨膨脹發展為全國性的搶購風潮，物價連月大幅度上漲，7月漲幅接近20％。物價大幅度上漲帶來了社會動蕩和人民強烈不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趙紫陽被鄧小平的提前披露談話搞得極為被動，不得不按照鄧小平定下的調子“闖關”，在北戴河政治局會議上主持通過了姚依林主持制定的《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決定放開對絕大多數商品的價格管制。消息傳出，全國城市居民恐慌搶購商品，不管需求地搶購火柴、肥皂、毛巾、金飾、皮夾克、羊毛毯、電風扇、縫紉機、洗衣機、錄音機、成捆衛生紙等任何商品，至不少商店商品被全部買光。不少人家搶購了多少年都消費不了的毛巾、洗衣皂，甚至上百斤的食鹽。搶購物資之外，民眾紛紛擠兌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應對失控的局面，中共中央不得不於9月放棄“價格闖關”，宣布控制物價，實行“治理整頓”。黨內保守派趁機指責趙紫陽領導的經濟體制改革，試圖將改革逆轉，重返計劃經濟軌道。



民主運動



​中共宣布放棄“價格闖關”沒能立即結束恐慌和物價上漲。持續的惡性通貨膨脹和猖獗的“官倒”使人民的不滿爆發，民間要求懲治“官倒”，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也隨之高漲。1989年1月，方勵之、蘇紹智、王若水、包尊信等百余知名學者在北京發起了“新啟蒙沙龍”，介紹東歐改革情況，呼籲政治體制改政。方勵之致函鄧小平，呼籲“值建國四十周年和‘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之際在全國實行大赦，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北島、吳祖光、冰心、胡績偉等百余位北京各界知名人士分別致函全國人大和中共中央，響應方勵之的公開信，全國文化科教學術各界知識人士群起響應，以不同形式呼籲政治體制改革，要求政治民主化，保障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特別是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權利，呼籲制止腐敗和“官倒”。



2月，方勵之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了《在人權的標準上存在雙重標準嗎》壹文，抨擊中共對蘇聯和東歐的人權事件表示關註，而回避中國國內的人權問題。他多年後解釋說：我當6102;之所以提出人權問題，是因1988年是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公布四十周年。194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參加了宣言的起草，中華民國也接受了這壹宣言。共產黨中國在1970年代恢復聯合國的席位。按慣例，對前朝的所有公約和承諾自然接受，除非公開發表聲明說某項公約不接受。但中國沒有發表任何聲明。所以在我提出人權問題的時候，中國早已是接受《世界人權宣言》的國家之壹。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當時並不非常超前。但是中國自1949年到1980年代末，人權這個詞在中國的政治詞匯裏是沒有的，或者說，是不準提這個詞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當時提人權又是危險的。在1980年代，中國沒有人敢提人權這兩個字，沒有任何發言或文章中用人權這個詞。在人權問題上，必須落實到每壹個人，只要在壹個人的問題上不符合人權標準，那就是違背。有人當時提出要求共產黨能夠貫徹它自己的憲法，而共產黨的憲法裏就有言論自由這樣的人權內容。



4月15日，胡耀邦心肌梗塞逝世。消息傳出，北京的大學生立即貼出了悼念胡耀邦的挽聯和要求體制改革的大字報，北京各高校學生與民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悼念胡耀邦的活動。17日，北大等高校的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發表了致全國人大常委員會的《請願書》提出了公正評價胡耀邦，否定“清除精神汙染”和“反自由化”運動，為運動中蒙冤者平反，公布中共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財產狀況，開放報禁，制定新聞法、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取消北京人大限制遊行的法規，以及黨政機關報報導此次悼念活動等項要求。緊接著，全國各地學生普遍舉行遊行示威，聲援北京學生的請願訴求。4月19日，北大學生在三角地舉行了“民主沙龍”會議，宣布廢除官方任命成員的北大學生會，成立“北大團結學生會籌委會”，公布了十壹條基本綱領，提出了“釋放魏京生”等項要求，散發了《告北京高校書》，倡議由各高校成立真正代表學生的民主團體，選出代表成立“北京高校民主請願活動協調會”，統壹領導北京各高校的民主活動。4月20日，謝選駿、遠誌明等北京學者發表了《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聲援學生運動，促實現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



4月25日，鄧小平在家中聽取了李鵬和楊尚昆關於學潮情況的匯報，指學生運動是反對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聲稱運動背後有後臺，聲言制止學潮“必須是快刀斬亂麻”、“不要怕被人罵，不要怕人家說名譽不好”。[19] 次日，《人民日報》按照鄧小平說法表了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四二六社論），稱學生運動“是壹場有計劃的陰謀，是壹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壹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這場動亂。”這篇社論與1987年1月6日的《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社論壹樣，所傳達都是鄧小平武力鎮壓學生的計劃。鄧所言的“快刀斬亂麻”不只是虛張聲勢，而真的開始了軍隊調動。[20]



廣播、電視播出四二六社論後，全國各大城市的大學生普遍舉行了遊行示威，抗議當局的武力鎮壓威脅，要求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懲辦腐敗和“官倒”。4月28日，北京高校學生成立了大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決定各高校不單獨與政府對話，由“高自聯”代表學生與政府對話，預定在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日再舉行大規模示威，準備成立“全國學聯籌委會”，統壹行動。5月1日，“北京高自聯”在北大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重申反腐敗，懲處官倒，查處康華公司，解除報禁，要求由全國政協出面，組成專家論證小組，分析通貨膨脹的原因等項要求，並開始籌備全國高校總罷課。



在上海最受學術界和青年學生歡迎的《世界經濟導報》舉辦了悼念胡耀邦座談會，並將座談會內容整理成長篇報導發表。半官方的《世界經濟導報》以“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了解世界，為改革開放服務”為宗旨，從最初的單純報導世界經濟，擴大為兼顧中國改革熱點問題，大膽批評壹黨專政，堅持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引起中共元老們的強烈不滿。在北京學生請願運動中，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下令取締《世界經濟導報》，《上海青年報》等新聞單位，取締了上海知識界人士舉行的聲援《世界經濟導報》的請願行動。導報被取締後，聲援《世界經濟導報》成為各地請願的壹項重要訴求，其中北京的記者代表向全國記者協會遞交了有千余名記者編輯簽名的抗議《世界經濟導報》被查封的請願書。



在全國學生遊行請願浪潮中，趙紫陽出訪朝鮮歸來，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反對強硬壓制學生示威，批評江澤民和上海市委對《世界經濟導報》的處理“把事情搞糟了”，對學潮火上加油。他要求改變對《世界經濟導報》的處理，盡可能回應學生的民主化要求，在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大會時提出政治改革舉措等應對舉措。李鵬代表元老們的意見，反對趙的主張，認為學生示威運動違反了“四項基本原則”，是“反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部分學生公開反對鄧小平等領導人非法。會議形成了僵局。在上海受到鄧小平等元老派支持的江澤民召開了上海市委擴大會議，拒絕了趙紫陽的指示，繼續整肅了《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江的強硬整肅之舉贏得了元老們進壹步的信任。



5月3日，趙紫陽在演講中作出了與《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不同的表態，肯定學生要求改革之舉為愛國行動，表明推動改革的決心。趙的表態得到全國示威學生的擁護。5月4日，趙紫陽在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演講中指出學生批評政府缺點並等於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表示相信示威不會成為動亂。同日，北京學生舉行了紀念五四運動的遊行。隨後，全國各個主要城市的大學響應北京大學生的號召，成立本省市的“高自聯”，並開始罷課。



5月13日，北京學生“高自聯”在各高校貼出了《絕食宣言》。其中說：學生絕食請願目的是反對腐敗，反對政府拖延和學生對話，要求政府為學生運動正名，要求與即將來訪的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對話。各高校參加絕食的學生隊伍頭紮白布條聚到天安門廣場開始了絕食請願。政治學者嚴家其、蘇紹智、包尊信等人在北大貼出了《我們不再沈默》的大字報，號召知識分子參加大遊行聲援絕食的學生。5月15日，絕食學生成立了由北大女生柴玲任總指揮的“天安門廣場絕食指揮部”，領導絕食請願，三萬多名首都知識界人士走上街頭聲援學生，全國各個省會城市的高校學生開始絕食聲援北京學生。5月16日，包遵信、季羨林、巴金、 李澤厚、範曾、李陀、馮至、劉心武等千余著名知識分子聯名發表了《知識分子五壹六宣言》，聲言“歷史證明， 鎮壓學生運動絕無好下場”，“必須承認民主產生的學生組織的合法性”，呼籲“富於愛國傳統和憂患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應當意識到自己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挺身而出，推動民主進程，為建設壹個政治民主，經濟發達的現代國家而奮鬥。”。



在學生絕食運動中，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來訪。由於天安門廣場被絕食學生占據，中共中央只得改在機場舉行迎接戈爾巴喬夫的儀式。5月1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向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廣播講話說：“當前，中蘇高級會晤已經開始，這是舉世矚目的大事。會晤成功符合中蘇倆國人民的利益，也有利於世界的和平穩定。希望同學們以大局為重，不要做有損國家尊嚴和利益的事情”。對此，絕食學生領袖王丹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們的愛國行動與戈爾巴喬夫訪華是個巧合，但我們歡迎他這個改革家。如果他上我們這裏來，我們就要求他從人道主義出發，勸勸中國政府，不要讓學生做出更大的犧牲。”。



罷免趙紫陽



中共元老們對趙紫陽上臺以來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支持《河殤》播映，支持《世界經濟導報》鼓吹政改等等決策策早已不滿。趙紫陽發表講話否定鄧小平關於學運運動是反黨動亂的定性後，鄧小平、陳雲、彭真、鄧穎超等元老再度密謀罷免趙紫陽。鄧小平重申有人要推翻共產黨的觀點說：“事態繼續在惡化，已經擴大到各階層，有不少黨員、幹部參與，黨內高層也有人唱反調。這是壹場政治鬥爭，是要共產黨下臺，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所以不能作出妥協。要有準備，動亂會在壹些大、中城市蔓延開，要設法阻止。政治局要有個統壹認識，有個決定，不能再等了。” 眾元老表態擁護罷趙及調兵鎮壓後，鄧小平發出中央軍委主席調兵命令。他擔心朱可夫幫助赫魯曉夫反奪權的情況重演，擔心政治局、中央全會和人大常委會開會時局面失控，決定調二十萬大軍進京後再召開政治局會議，使會議“開得更有把握。” 5月8日至12日，鄧小平在武漢召見了各軍區、集團軍的司令員、軍長、政委，要求軍隊高級將就采取鎮壓行動表態。眾軍頭表態效忠黨。13日，鄧小平向陳雲、楊尚昆、李先念、王震、薄壹波、宋任窮等十五位黨政軍元老通報在武漢會見軍方領導人的情況時說：“軍隊的立場是絕對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的命令和指揮的。其他人連壹個師、壹個團，甚至壹個警衛中隊都調動不起，我是很放心的。”5月15日，陳雲、李先念、王震、楊尚昆、薄壹波、宋任窮、鄧穎超、余秋裏、谷牧、胡喬木、陳钖聯等四十多位元老或打電話，或登門拜訪，向鄧小平表態支持鎮壓行動。鄧小平答復；待蘇聯戈爾巴喬夫訪華返蘇後，準備實施軍事管制、恢復秩序，已下令從沈陽軍區、濟南軍區調動部隊進京。



獲悉軍隊正在開赴北京，趙紫陽對作為中央軍委第壹副主席而對軍隊調動壹無所知不滿，對未經政治局常委會批準的軍隊調動更不同意。5月16日，他召開了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表示反對調動軍隊對付學生，提出因應絕食學生的要求，改變“動亂”的定性。李鵬等多數常委擁護元老意見，主導會議否決了趙的提議，決定武力制止“動亂”。當晚，趙紫陽在特意要求電視直播的與戈爾巴喬夫的會晤中說：鄧小平雖然已經退，但是根據中共十三屆壹中全會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由他作決定。[21] 他通過電視告訴國人和全世界自己對處理危機沒有決定權，決定權在鄧小平手上。趙紫陽披露機密是出於無奈。因為，鄧小平既要擁有最後決定權，又不想暴露這壹安排，要求總書記趙紫陽承擔拒絕與學生對話和調兵對付學生的責任。趙所披露中共高層機密其實是公開的秘密，國人和世界都知道中共老人垂簾聽政的架構，知道趙紫陽與胡耀邦壹樣，只是名義領袖，軍委主席都是才是中共的老大。5月17日，嚴家祺、包遵信等人發表《宣言》說：“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壹切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天安門廣場上的絕食的學生們打出了“不要中國特色的攝政王！”、“要廉政，不要垂簾聽政！”的橫幅，北京各界百萬人自發走上街頭，遊行到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學生，表達對獨裁政治的不滿。



當天，鄧小平在家中召集中顧委 “八老” （彭真、陳雲、李先念、楊尚昆、王震、薄壹波、鄧穎超）開會，認定學生示威為動亂，宣布決定調軍隊進京實施戒嚴。有壹種廣為流傳的說法是，趙紫陽於當晚按元老要求在中南海召開了有“八老”代表楊尚昆與薄壹波列席的政治局常委會。會上，趙紫陽表示情勢沒有嚴重到除戒嚴之外別無選擇，指出戒嚴不利於解決問題，反會使問題惡化。李鵬、姚依林表示堅持支持鄧小平已經作出的實施戒嚴決定，會議沒有必要再討論是否應該實施戒嚴，而是應該用什麽方式來實施戒嚴。趙紫陽表示反對在北京實施戒嚴，申明大部份示威者都是愛國而且支持共產黨。胡啟立明確表示反對在北京實施戒嚴。喬石稱對於實施戒嚴很難表達贊同或反對。常委中兩人反對戒嚴，兩人支持，壹人不作表態，會議決定將表決結果報請鄧小平定奪。不過喬石在多年後對“5·17常委會投票”說法澄清說從來沒有開過這樣的常委會。調兵戒嚴的事是鄧小平召集元老們在家裏開會定下來後通知政治局常委們，常委們連表達意見的機會都沒有，無形中已被奪權。這時，擺在趙紫陽面前有兩個選擇：壹是接受元老們的決定；二是以中共最高領袖的身分發表電視講話，將與元老們的分歧公之於眾，讓國人和軍隊作出選擇，爭取改變歷史的進程。他沒有像當年赫魯曉夫那樣選擇改變歷史，而是選擇了接受黨的發落。常委結束時，他提出自己的職責必須在當天結束，要求辭職。會後，他囑秘書鮑彤擬了辭職信。



5月18日，元老們召開了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會上，楊尚昆傳達了鄧小平調軍隊鎮壓請願的決定，趙紫陽表示對鄧小平的決定難以理解，胡啟立提議以政治局名義請鄧小平到會作指示，暗示不贊同鄧的決定，芮杏文、閻明復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見，其余與會者支持鄧的決定。會議中，趙紫陽捎信給鄧小平說：學生絕食的關鍵要求是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承認是愛國的運動。我反復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做出這個讓步。鄧拒絕了趙的意見。下午，鄧小平到會，在講話中稱學生請願是“壹場有組織、蓄意制造的政治動亂，已發展到反革命性質的暴亂。……趙紫陽在事件中采取機會主義，又公開了黨內分歧，站到支援動亂的立場上，使事態蔓延，建議暫停趙的黨職，至下次中央全會作出解決。”隨後，趙紫陽步胡耀邦的後塵，自己提出了辭呈，接受元老們的罷免。當晚，在趙紫陽缺席情況下，四位政治局常委聯同“八老”壹起，作出了在北京實施戒嚴的政治局常委會決議，鄧小平下達中央軍委主席令，調動野戰軍配合坦克實施鎮壓學生和市民的請願運動。晚十時，首批軍隊第二十六集團軍第七十七師到達京郊待命。



19日淩晨，趙紫陽不顧李鵬反對，率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等人到天安門廣場勸學生停止絕食，以減少傷亡。他告訴學生關於學潮的性質、責任問題，終究是可以得到解決的，含淚說：“同學們，我們來遲了。妳們還年輕，要好好地活著。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間接透露自己將下臺。絕食學生們為他的講話鼓掌，爭相與他握手。接受趙紫陽的勸告，學生絕食指揮部於當晚決定停止絕食，開始說服學生們離場。當天，趙紫陽求見鄧小平，並提出請假休息。鄧小平通過辦公室主任王瑞林答復拒絕會見，“請假休息，隨意，不勉強。”。趙紫陽看望絕食學生的那壹晚成為他最後壹次出現在公開場合，此後他在軟禁中渡過了余生。



關於鄧小平罷免趙紫陽，二十多年後出版的《李鵬日記》披露，元老們以江代趙的密謀不是始於1989年，而是始於趙1987年上臺後不久。由於趙上臺後步胡耀邦後塵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觸怒元老，鄧小平、李先念、陳雲等元老連續幾年在上海過年，討論接替趙紫陽的人選問題，陳、李多次向鄧小平推薦江澤民。鄧小平決定罷趙，但對接替人選沒有下“最後決心”。在江澤民鐵腕整肅《世界經濟導報》後，鄧小平作出了以江代趙的決定。關於對趙紫陽的處置，《李鵬日記》披露：“5月31日，鄧小平說：趙紫陽不能留在政治局，陳雲、李先念、楊尚昆、彭真、王震、宋任窮壹致同意，但對趙紫陽能否保留中委，仍有不同看法；6月18日，李先念和薄壹波提出對趙要壹抹到底。”。



戒嚴與鎮壓



​5月19日晚，李鵬代表中共中央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宣布北京地區從5月20日開始實施戒嚴（戒嚴至1990年1月10日才解除）。其實，鄧小平在戒嚴令前早已調北京軍區、二十四軍、二十七軍、二十八軍、三十八軍、六十三軍、六十五軍，沈陽軍區的三十九軍、四十軍，濟南軍區的五十四軍、六十七軍等數十萬大軍開來北京地區。戒嚴命令發布後，張愛萍等八位上將聯名向《人民日報》送交了反對戒嚴的聲明，其中聲明說，“人民解放軍軍隊屬於人民，不能實施鎮壓、不能對人民開炮引起流血事件，為了避免事態惡化，軍隊絕不可進軍北京”。鄧小平命令《人民日報》“絕對不準發表”八上將聲明。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拒絕執行進京戒嚴的軍令，被立即免職交軍事法庭論處，後被關進了監獄。



5月20日，北京軍區第二十七軍、三十八軍先遣部隊裝甲車開進北京。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高自聯、絕食團聯合發表聲明“呼籲北京市民抵制軍隊進城。如果軍隊進城，我們首都工人將同全市人民壹道保護天安門廣場上已經絕食八天的幾千名學生。我們將以天安門廣場為戰場，用我們的身體保護大學生及其他絕食者。我們將以我們的血再建壹道巴黎公社墻”。支持絕食學生的數十萬北京市民在通往城區的路口上設置路障，攔截軍車進城，使軍隊進城受阻。這期間，有軍車被燒毀，軍人被打死，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出現十萬人的遊行示威和“打倒李鵬！打倒鄧小平！還我紫陽！”的標語。奉命進城的軍隊中有百余名將校反對戒嚴，1400余士兵棄械逃亡（這千余官兵在事件後被軍法嚴處）。[22]



同日，鄧小平家中再召集陳雲、李先念、王震、彭真、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等人密謀。會上，王震大罵趙紫陽為反革命，李先念稱趙是第二個司令部，鄧小平拍板撤銷趙紫陽的總書記職，稱以後經過必要的手續再對外公布這壹決定。元老們討論了出訪加拿大的全國人大委員長萬裏兩天前發表的同情學生的談話。由於當時有五十七名人大常委要求開會討論李鵬宣布北京戒嚴是否合法的問題。元老們感到，如果萬裏回京主持人大會議，形勢極可能不受控制，於是決定由江澤民接任總書記職，但在接任前須用行動再作壹次表態。商討後，鄧小平電令萬裏緊急中斷訪問，飛返上海聽候處理，召江澤民到京布置任務。5月21日，陳雲主持了“八老”參加的中顧委常委會議，宣布撤消趙紫陽總書記職務，責承江澤民采取措施務使歸來的萬裏表態支持中央的戒嚴和罷趙決定，暗示萬不表態服從則軟禁上海。這時，請願者們都期望萬裏回國能改變中共中央對學生運動的強硬立場，希望人大常委會能討論和重新審定國務院決定首都部份地區戒嚴令。北京的學生還準備於萬裏返國時舉行歡迎活動。5月23日，數十萬北京市民、學生舉行了戒嚴令後最大規模示威遊行，三名湖南青年（瀏陽教師余誌堅，編輯喻東嶽和司機魯德成）在天安門城樓上貼出“五千年專制到此告壹段落”、“個人崇拜可以休矣”的大標語，然後用顏料塗汙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三青年後被逮捕判了重刑）。



5月25日，萬裏抵達上海，江澤民到機場迎接，向萬宣讀了鄧的指令（壹說向萬遞交了鄧的親筆信），要求萬對元老們的決定表態，隨後將萬裏軟禁在上海。與趙紫陽壹樣，萬裏不同意“四二六社論”對學生請願作“動亂”定性，不同意派軍隊鎮壓請願，但沒有選擇改變歷史，考慮壹番後表態服從黨的決定。胡耀邦、趙紫陽、萬裏，三位黨國名義最高領袖在重大關頭不約而同地選擇服從黨，顯示黨性對革命黨人的巨大魔力。他們沒有堅持自己的主張，沒有設法讓人民和軍隊作出選擇，其原因壹是由於元老手中軍權的震懾；二是他們不能不替自己的兒女們著想；三是作為黨的人，黨性已經根深蒂固。平定太平天國後，曾國藩有可能對朝廷說不，改變歷史，但儒家教育讓他萬難承受叛臣之名。同樣，胡、趙、萬有可能對垂簾聽政的老人說不，改變歷史，但黨性教育讓他們萬難承受反黨、叛黨之名。



元老們對萬裏的表態和江澤民執行重要任務的表現感到滿意。5月26日，鄧小平召開了政治局常委、中顧委聯合會議，宣布了以江澤民取代趙紫陽的決定。5月27日，楊尚昆向政治局傳達了元老們罷免趙紫陽、胡啟立黨內外壹切職務的決定。同日，萬裏支持戒嚴和罷免趙紫陽的聲明見報。聲明讓學生們明白了抗爭的失敗。學生領袖繼續說服學生撤出廣場，部分學生反對妥協，堅持在天安門廣場抗爭。5月28日，中紀委通知趙紫陽政治秘書鮑彤被黨開除壹切職務的決定，隨後將他押送到秦城監獄關押。逮捕鮑是鄧小平的決定。多年後發表的李鵬日記披露：“小平同誌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警告我們：‘戒嚴壹事，在公布以前要絕對保密，以便軍隊順利進入北京。……妳們常委辦公室裏有奸細。我倒要看看，這次是誰走漏消息’；‘在前頭鬧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搖羽毛扇的。要讓這些核心的人，在戒嚴時期露出頭來。趙紫陽周圍的人還要搞名堂，這很危險。鮑彤先隔離起來，切斷他的對外聯系。’陳雲同誌插話：‘該隔離的，不只鮑彤壹個，搞內外勾結的還有若幹人，要立即采取措施，打亂學生的指揮系統。’”



5月30日，示威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樹立起了中央美術學院師生創作的“民主女神”雕像，並發表了《民主女神宣言》，其中說“民主女神，壹切專制壓迫下的渴望。民主女神，已是廣場大學生和億萬人民民主的象征。”從5月19至6月3日，天安門廣場變成了遍地帳篷的絕食露營區，成為全球日夜關註的新聞焦點，戒嚴部隊受阻於北京百萬民眾的攔截，難於進城實施戒嚴。為鎮壓學生運動，中共調兵規模超過了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和1979年的中越邊境戰爭，調動了七大軍區的十幾個陸軍集團軍，空降兵軍，炮兵師，坦克師，解放軍的三大總部壹齊參與，蘭州軍區、武漢軍區、廣州軍區的部隊處於待命狀態。中央軍委成立了由軍委委員劉華清任總指揮，軍委委員兼總參謀長遲浩田和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擔任副總指揮的戒嚴指揮部，統壹指揮各路大軍。為了加強保密，參加戒嚴部隊壹律用臨時代號（這導致許多官兵在途中無法找到自己的部隊）。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展開之前，戒嚴指揮部在西長安街軍事博物館成立設立了前進指揮部，在人民大會堂設立了清場指揮部。



6月3日晚，鄧小平向戒嚴軍隊下達了武力攻入市中心，到天安門廣場清場的命令。4日淩晨，在當局警告占領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離開後，軍隊以坦克開路強行入城，沿途向路邊群眾及建築開槍掃射，造成平民、學生的重大死傷。請願學生、民眾在軍隊開槍鎮壓之下屈服四散，為時壹個多月的民主運動在軍隊武力鎮壓之下夭折。6月4日當天，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表《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6月5日，在解放軍坦克列隊入城途中，示威者王維林只身阻擋行進中的坦克，不屈不撓。這壹段電視轉播震撼了全世界，成為二十世紀最具震撼力的影像之壹。



為時兩天的軍隊鎮壓過後，北京醫院裏到處是市民和學生的屍體。時任解放軍301醫院外科主任的蔣永彥醫生後來披露，他診治的壹名男子槍眼很小，卻打碎了心臟，中彈者中有的肝臟被打碎，有腸道內留有碎彈片，證明軍隊使用了國際公法禁止的開花彈。[23] 關於鎮壓造成死傷，中國官方說數百，學生絕食指揮部負責人柴玲在後來的英文聲明中披露大約3000，香港《壹周刊》報導估計40,000人，其中10,454人死難。



開槍鎮壓過程中，部分將士抗命，拒絕鎮壓民眾。6月4日，第二十八軍奉戒嚴指揮部命令開進北京。官兵們被開槍鎮壓後西長安街上的血腥場景震驚。老百姓將血衣展示給官兵們看，要求軍隊保護人民。許多士兵氣憤扯下領章、帽徽，把槍枝扔進護城河。靠近木樨地立交橋有七，八十輛軍車，官兵全都下了車，棄車而不顧，傾聽民眾述說，聽任民眾焚燒裝甲車和軍用卡車不予制止，致上百軍車、裝甲車和通訊電臺車被燒毀。戒嚴部隊指揮部派直升機飛到木樨地上空，用高音喇叭向停滯不前的第二十八軍喊話，謂“軍委首長有令，受阻堅決反擊”。第二十八軍沒有執行實際的開槍命令，成為唯壹成建制沒有抵達軍委指定位置的部隊。六四事件後，該軍受到大規模的整肅。由於何燕然等集團軍領導層集體承擔責任，無人推卸，中央軍委決定低調整肅。不想背鎮壓人民惡名的不僅是二十八軍。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門曾組織群眾去慰問在北京擔任戒嚴任務的部隊。據參加慰問的人講，不管是哪個部隊，在與慰問者交談時，都壹再聲明他們沒有向群眾開槍。二十七軍以軍黨委的名義給河北省委、省政府寫了壹封信，要求他們轉告河北省人民，二十七軍去北京執行任務沒有向民眾開壹槍。二十七軍此舉將了同省的三十八軍壹軍。三十八軍向中央軍委投訴二十七軍的作法。沒想到，中央軍委並不包攬責任，回復說這件事以後不要再提了。那些在進京時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和立功授獎的軍人們風光壹時，很快“平暴”事跡變成了精神負擔。許多執行過戒嚴任務的官兵在復員轉業前要求從檔案中拿掉“平暴事跡”，擔心到了地方工作會受到歧視。2004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向亞佐夫元帥授勛，表彰他在1991年“八壹九”政變中堅持不向民眾開槍，相信何燕然等人也會在將來獲得表彰。



6月9日，鄧小平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了戒嚴部隊軍以上將領，在講話中稱：極少數人先是搞動亂，後來進壹步發展到的反革命暴亂。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壹個資產階級共和國。在平息這場反革命暴亂中，人民解放軍、武警警和公安幹警表現了很高的覺悟，經受了考驗。6月下旬，中共在北京召開了十三屆四中全會，舉手通過中顧委元老們的幾項決定：撤銷趙紫陽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壹副主席等職務，對趙的問題繼續進行審查；撤銷胡啟立、閰明復、芮杏文等幾位高層的職務，任命江澤民為總書記，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李瑞環、丁關根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據說，江澤民沒有在陳雲主持的中顧委常委會宣布任命後就職。他以胡耀邦、趙紫陽上臺不久即被罷免為前車之鑒，堅持要求經過中央全會正式選舉後才就職。陪同趙紫陽到天安門看望絕食學生的溫家寶因向元老們遞交了長篇揭發趙紫陽的材料而獲留用。



會上，李鵬作了《關於趙紫陽同誌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指趙紫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全會公報重申鄧小平的意見說：“兩個月來的學潮是壹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反革命暴亂，其目的是要推翻中共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六四”開槍鎮壓後，中共在全國展開了抓捕和清洗，學生、工人、知識分子請願運動的領袖人物被抓捕、判刑或通輯，中共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解散，會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停刊。至此，鄧小平首倡，胡耀邦、趙紫陽推動，國人追求的政治體制改革在血腥鎮壓和大搜捕中劃上了句號。有人評論“六四”鎮壓說：“槍聲壹響，變偷為搶，天安門的坦克為貪腐開了路，權貴掠奪國民財富再無制約。”三十多年前的反右運動中，毛澤東部署“引蛇出洞”計劃說：“匈牙利事件的壹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他在《走向反面》壹文中提出要“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鄧小平在《如何領導當前整風運動反右鬥爭》的報告中要求在工礦和農村基層“放長線釣大魚”。三十年後，鄧小平倡議體制改革於前，下令武力鎮壓於後，實施了另壹次的“引蛇出洞”，“聚而殲之”。



從清末到民國，沒有壹位統治者想過以武力鎮壓學生請願，更沒有壹位統治者調軍隊鎮壓學生請願。清末是空前絕後的寬松自由時期。紳商們可以壹而再，再而三地組織全國性的請願運動，不僅上京到中央各部門遞交請願書，更直往攝政王府請願，不理會王府警衛勸歸，日夜守候，非要向攝政王當面遞交請願書。汪精衛行刺攝政王被捕後，清廷不殺，不刑，派親王到獄中探視，好言相勸放棄革命與恐怖，為國家效力。袁世凱為首的歷屆北洋政府均視學生請願，報紙抨擊為平常之事。袁世凱愛國愛民，積極推動立憲共和，治下除愛國運動請願外沒有出現過對暴政的請願。段祺瑞政府衛兵遇襲後與暴徒槍戰造成學生死傷，段聞訊趕到現場，長跪謝罪，發誓從此食素，並信守了誓言。翻開清末、民國以來的報紙，其中罵朝廷，罵皇帝，罵政府，罵袁世凱、罵蔣介石的文字俯拾皆是，沒有哪壹位統治者動不動就揚言要讓學生流血。1945年，中共發動“第二條戰線作戰”，在昆明組織學生請願，刻意挑戰政府管治底線，制造了炸死學生事件，國民政府將雲南軍政大員撤職回復學生請願。在大陸學生民主運動之前，臺灣的反對派策劃了“美麗島事件”，以暴力挑戰國民黨政府的管治，蔣經國下令克制，拒絕以暴易暴，決心走向民主。然而，在世界民主化潮流中，鄧小平殺氣騰騰，完全拒絕與請願者對話，壹而再，再而三地聲言要用專政手段，要不怕流血（後來，中共出版《鄧小平文選》時刪去了原中辦文件中“不怕流血”之句），調動幾十萬大軍鎮壓請願學生，鄧所言的流血無非是要讓學生流血。如此對待學生的統治者，世界史上絕無僅有。



六四運動中，美國方面對中國當局暗中支持。“西方世界要求聯合制裁中國時，美國總統布什幾次私下向中國傳遞口信，表明他重視中美關系，目前對中國的制裁，是在美國國會和社會的壓力下采取的行動，希望中國領導人能夠諒解。1989年6月21日，布什總統致密函給鄧小平，要求派特使秘密訪華。第二天，小平同誌就復信布什總統，同意在雙方絕對保密的情況下，歡迎美國總統特使訪華，並願親自同他進行真誠坦率的交談。布什總統接到回信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將軍作為總統特使於7月1日秘密訪華，隨行人員只有副國務卿伊格爾伯格和壹名秘書。有了布什總統的支持暗示，鄧小平在會見斯考克羅夫特之前對陪同的總理李鵬和外長錢其琛說：“制裁措施我們不在意，嚇不倒我們。不要說七國制裁我們，七十國也沒有用。”[24]



當時有“中國的薩哈羅夫”之稱，在中國知識分子最具影響力的方勵之教授被指為六四運動的後臺面臨被捕。他沒有選擇在國內抗爭，而是走進美國大使館尋求庇護。當年11月，基辛格訪華時與鄧小平談交換條件，中方提出了停止對華經濟制裁和美國邀請江澤民訪美兩要求。對第壹個條件，美方表示不能接受。最後由日本出面提出恢復對華貸款。中美達成了妥協後，北京宣布驅逐方勵之，華盛頓解除了對中國的經濟制裁。在方勵之夫婦離開北京後，七大工業國在日本召開會議，決議恢復對中國的貸款。[25]



港人拒絕專制



​中共開槍鎮壓學生運動後，香港民主派領袖司徒華、李柱銘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司徒華同時宣布組建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港支聯）。從此，司、李等香港民主派人士被中共當局拒發“回鄉證”，長期禁入大陸。港支聯以籌得的巨款展開了營救被全國通輯的學生民主運動領袖和民主人士的“黃雀行動”，在各界（包括黑社會）的幫助下成功營救被通緝的學生領袖柴玲、吾爾開希、封從德、李錄，民運領袖陳壹咨等等七、八百位民運人士經香港送去了西方國家。司徒華在多年後的回憶錄中披露說：黃雀行動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內地和香港人都對民運同情和支持，另外對內地的貪官則有錢能使鬼推磨，例如支聯會為救吾爾開希花費六十萬現金。



令國人沒有想到的是，香港人“平反六四”運動持續二十多年。司徒華堅持每年6月4日在維多利亞廣場率港人燃燭呼籲“平反六四”，直到2011年逝世。他沒能看到“平反六四”，但港人沒有放棄訴求，依然堅持每年6月4日在維園舉行要求平反六四的燭光晚會。



臺灣民主化



​土地改革完成後，臺灣在蔣介石領導下進入了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時期。1965年，臺灣設立了高雄加工出口區，貿易首次出超，經濟增長率高達9%。從這壹年開始，美國停止了對臺經濟援助。“盡管1965年以前蔣介石壹直接受美國的經濟援助，但其數量很少，與臺灣爆炸性的經濟增長相比作用微不足道。”[1] 中共長期宣傳國民黨經濟發展是因為有美國援助和國民黨運到臺灣大量黃金。其實，美國援助與運臺黃金對臺灣經濟的作用主要是心理上的。臺灣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其實很簡單，保護私有產權和私營經濟，使經濟內在的活力得以發揮而已。蔣介石無懸念地當選中華民國第四任總統，有國民黨獨裁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領導臺灣取得了經濟高速增長，人均收入年年大幅增加，贏得了民眾的支持。



1972年，蔣經國接任行政院長，開啟了“經國之治”時代。他在第壹次施政報告中指出：“國家建設是永無止境的奮鬥歷程，在往上看、向前進，以求獲得更大發展的同時，又需紮得深、站得穩，才能無畏任何沖突與考驗”，“把國家建設的基礎奠立在磐石之上，使這基礎更為穩固，各級行政首長今後不要多在電視上報紙上出現，而要深入民間，深入問題，在問題上求得徹底的個別的解決”。[2] 沿續贛南時廉政作風，他主持修訂了“貪汙治罪條例”，要求各級黨政首腦辭去所有的兼職，專心政務，以身作則杜絕貪汙受賄。他改變蔣介石的反攻復國方針，減少軍費開支，轉以發展臺灣經濟建設為基本政策，主持制定了南北高速公路、西部縱貫鐵路電氣化、北回鐵路、臺中港、蘇澳港、中正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高雄造船廠（中國造船公司）、高雄鋼鐵廠（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廠、金山核能發電廠等“十大建設計劃”。務實的蔣經國特意將“十大建設計劃”改稱“十項建設計劃”。這壹字的改動與毛澤東、鄧小平好大喜功，推動吹牛的風格形成了鮮明對照。



1977年，政府再推出總投資近3000億臺幣的“十二項建設計劃”，其中包括：環島鐵路網、3條東西橫貫公路、延長高速公路至屏東、中鋼二期工程、核電兩廠、國民住宅長期計劃（平均每年2.5萬戶）、改善農田排水系統、西岸海堤工程、每縣市的文化中心（包括圖書館、博物館、音樂廳）等。1970年代末，十項基礎建設項目相繼完成，其中高速公路的建成使南北運輸從八小時減為四小時；西部鐵路電氣化改造後使臺北至高雄的行車時間減半，線路容量增加三成，運輸能力倍增。臺灣輿論普遍認為，如此龐大的投資項目和眾多的工程發包中沒有出現重大的貪汙舞弊，蔣經國的廉政奏效。十項建設和十二項建設對降低失業率，帶動經濟發展和周邊工業明顯。其中效果最好的是石化工業，帶動了輕油裂解廠、化學纖維業、塑料工業的迅速發展，但兩個港口沒有達到經濟效益目標，連年虧損。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臺灣民眾的民主訴求日益高漲。1977年底，在臺灣地方選舉中，桃園縣中壢鎮獨立候選人許信良向壹黨獨裁發起了挑戰。他曾在1972年獲得國民黨競選省議員提名，後因反對國民黨的政策，點名批評議員而被國民黨省黨部給予黨紀處分及取消議員提名。許反對國民黨操縱選舉，宣布以無黨籍身份競選議員，以公開抨擊國民黨造勢，贏得了青年選民的支持。國民黨當局發動各級選舉機關壓制許信良，非國民黨人士則成立了“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許的支持者抗議國民黨籍監選主任舞弊，與國民黨的競選隊伍發生沖突，在投票日放火焚燒了中壢鎮警察局，釀成了中壢事件。隨後地方選舉的結果為，國民黨外人士在24個縣市長中占了4個，77席省議員中占了21席。獨立競選人許信良以77萬最高票當選省議員，隨後宣布退出國民黨，成功挑戰了國民黨的壹黨獨裁。作家江南評論說：“中壢事件肇因於提名制度有偏差，黨工幹部只圖私利，私而害公，選舉過程中，利用各種嚴苛的條文法規和非法手段壓制黨外候選人，所以闖下大禍。國民黨在沈痛教訓之余，不得不采取措施，挽回頹勢，因而，奠定未來比較公平選戰的基礎。”在許信良挑戰獨裁之時，蔣經國放棄蔣介石將反對派人士投入監獄或放逐島外的作法，鼓勵青年人問政議政，推動召開國是座談會，讓各界人士暢所欲言，準備結束獨裁。



1979年，行政院新聞局宣布解除雜誌登記禁令。與大陸民主墻運動同時，臺灣國民黨外的精英人士以發行《美麗島》雜誌為掩護開始組黨。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在高雄舉行了紀念“世界人權日”的兩萬人集會和遊行，要求國民黨當局“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組織民眾沖擊軍警管制線，造成近200人受傷的流血沖突，是為“美麗島事件”（高雄事件）。沖突中，政府方面受傷183人，其中重傷47人，示威者方面受傷40余人，顯示示威組織者有意暴力挑戰當局黨禁。事件中，蔣經國命令警察保持克制，在沖突後的對峙中再命令軍警主動撤退，指示“依法辦事，以法制暴，以理制惑，以德化怨”，開放對審判采訪，給予被告充分的答辯時間。公開大審中，黨外人士聘請了強大的律師團，律師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陳文茜（律師團助理）通過為《美麗島》辯護走上了政治舞臺。蔣經國指示按“法律事件”處理，縮小制裁範圍的政策，不將審判引向戡亂和顛覆罪名。經過審判，軍事法庭以“為中共統戰”和“臺獨叛亂”罪名，將數十組織暴力襲擊的骨幹判刑（幾年後，蔣經國批準將他們特赦）將《美麗島》雜誌及其在各地的分支機構查封。



“美麗島事件”是臺灣黨外勢力向國民黨當局展開的壹場有組織挑戰。反對派的挑戰行動得到了中共的暗中支持。中共通過在日本創辦“獨立臺灣會”的史明資助了反對派，通過《美麗島》社長許信良在美國洛杉磯辦事處資助了美麗島周刊25萬美元。[3] 在鄧小平鎮壓民主墻運動的同時，蔣經國順應世界進步潮流，拒絕國民黨內強硬派以暴制暴的建議。他說，“權柄，很容易去用它。難的是，什麽時候不去用它。三十八年的‘戒嚴令’是國民黨的惡名與黑包袱，壹定要想法解除與開放，否則永不安寧。” 他不僅要防止流血事件升級和恐怖主義擡頭，更決心放棄壹黨獨裁。因為他在蘇聯了解斯大林時代的極權、殘酷與血腥，深知獨裁體制必將被人民拋棄。他對秘書馬英九說：“解禁應該越來越寬，不能換湯不換藥。我知道自己是獨裁者，但我會以專制手段來結束專制。”。



在臺灣走向民主的過程中，中共在謀求兩岸統壹。中共在1978年的十壹屆三中全會上拋棄了 “解放臺灣”口號，在1979年元旦結束了持續二十多年的對大、小金門的炮擊，同時發表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呼籲實現“三通”，開放探親旅遊，實現臺灣回歸。國民黨方面通過行政院長孫運璇發表聲明回應中共說：“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會同中國共產黨進行任何形式的談判。過去的經驗已使我們有了足夠教訓，無論如何不能相信共產黨人。臺灣回歸祖國須在全中國人民的自由意誌受到尊重之時。在中國大陸的人民擺脫共產主義時，我們才會坐下來同任何人談判。”1979年底，蔣經國在國民黨十壹屆四中全會上提出了對中共“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三不政策”。他指出：“共產主義已徹底失敗”，“四個現代化是中共的謊言與妄想，中共的和談是統戰陰謀，我們絕不與共黨談判，絕不與共黨妥協，任何情況絕不改變我們的立場”。[4]



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代表中共向國民黨提出了關於“臺灣回歸祖國，實行和平統壹”的九條方針（葉九條），內容要點為：“為盡早結束中華民族陷入分裂的不幸局面，我們建議舉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國家統壹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臺灣當局與各界代表人士可“參與國家管理”；兩岸“互通音訊、親人團聚，增進了解”；歡迎各界人士到大陸投資、定居，“保證妥善安排，不受歧視”；[5] 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會上向國民黨喊話說：“邀請蔣經國先生、謝東閔先生、孫運璇先生、蔣彥士先生、高魁元先生、蔣緯國先生、林洋港先生，邀請宋美齡女士、嚴家淦先生、張群先生、何應欽先生、陳立夫先生、黃傑先生、張學良先生，以及其他各位先生……親自來大陸和故鄉看壹看”。中共向蔣經國聲稱，不僅壹再修葺中山陵，而且將奉化塋墓修復壹新，其他國民黨高級官員的家屬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同時隱瞞了發動文革破壞、焚燒了蔣母之墓，蔣介石原配夫人毛氏墓及墓廬——慈庵、蔣父及蔣弟之墓，屠殺了迫害了數百萬國民黨政府人員及家屬的罪惡。1982年1月，鄧小平把中共關於兩岸和平統壹的構想概括為“壹國兩制”，其要點為：壹個中國；中央政府在北京；兩制並存；臺灣高度自治；統壹後為特別行政區，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有壹定的外事權；有軍隊，大陸不派軍隊也不派行政人員駐臺；和平談判：以和平談判方式實現國家統壹。7月，中共發表了以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廖承誌名義致蔣經國的信，引用以當年張治中致臺灣故舊公開信中“寥廓海天，不歸何待”之句和魯迅的“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壹笑泯恩仇”詩句，要求“兩黨舉行談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國統壹大業”。[6] 8月，宋美齡代表國民黨以復信廖承誌回復中共說：“‘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在所謂‘文化大革命’鬥臭、鬥垮時期，聞世侄亦被列入鬥爭對象，虎口余生，亦雲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認為聊可自慰。日本讀賣新聞數年前報導，中共中央下令對全國二十九省市進行歸納，總結出壹‘正式’統計數字，由１９６６年開始，到１９７６年十年之內，被迫害而死者有2000萬人，殃及６億人。……《北京日報》亦曾報導，北京市政府人員在‘文革’中就有12000人被殺，共黨高層人物，如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人，均以充軍及饑餓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對大量幹部自相殘殺，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將作何想法？……今天有正義感之猶太人尚唾棄其同宗之馬克斯，乃共黨竟奉之為神明，並以馬列主義為我中華民族之訓練，此正如郭沫若宣稱‘斯太林是我爸爸’，實無恥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嘔。” 由於宋美齡的信中譴責了暴政，中共將這封公開復信向國人隱瞞。



1984年，俞國華就任行政院長，提出了順應經濟發展和轉型的國際化、自由化和制度化的“經濟革新”“三化方針”。在大陸經濟改革之時，臺灣經濟改革的步伐更大。“三化方針”的主旨是解除管制，推動經濟全面自由化。其中“國際化”要求將臺灣經濟納入國際經濟大循環，積極參與國際合作，放寬外國公司在臺投資限制，解除進口管制，大幅降低關稅、允許設立境外金融中心，推動新臺幣國際化，使臺灣成為亞太地區的運輸、金融、信息的中心；“自由化”要求尊重市場機制，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行政幹預，使市場調節機制在經濟活動中起主導作用，取消銀行利率的管制、大幅放寬外匯管制、開放民間設立銀行，以及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對外貿易、金融、產業經營更加自由；“制度化”要求完善法律和規章，以保障經濟的開放、自由和有序運行。



在國民黨實行放松對經濟管制的“經濟革新”過程中，接連發生的“江南命案”和“十信弊案”暴露出政治體制問題。江南（劉宜良）是蔣經國的老部下，1967年被派往美國任駐外記者，多次采訪蔣經國的政敵吳國楨，搜集大量資料，寫出了題為《蔣經國》的博士論文，後來再改寫成《蔣經國傳》。由於該書揭露了壹些蔣氏父子的劣跡，國民黨政府要求江南改稿。江南拒絕改稿，打算出版《吳國楨傳》和《龍雲傳》，並與中共關系密切，經常出入中共駐舊金山領事館，接受了中共對《蔣經國傳》壹書預訂五萬本的資助。臺灣情報特工部門不能容忍，通過“竹聯邦”派出殺手，在舊金山將江南暗殺。“江南命案”震動了海內外，島內各界強烈要求查明真相，美國政界與媒體對臺灣特務與黑道聯手在美行刺表示憤怒。雖然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承認自己策劃了刺案，與蔣經國、蔣孝武無關，但很多人相信蔣經國之子蔣孝武與這樁命案有牽連。在海內外的壓力下，蔣經國下令法辦汪希苓，將蔣孝武外放到新加坡，實際放棄了傳子計劃。江南事件之後，臺灣又發生了“十信事件”。“臺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十信）是臺灣最大的信用合作社。擁有十信的蔡氏家族建立起了龐大的政商關系網，聘請退休軍警政界高官進入家族企業任職，依靠政商關系發展家族企業。“十信”理事會主席蔡辰洲當選立法委員後控制了“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以20%的高利率從民間大量吸收資金，利用資金大舉收購兼並虧損企業，高利貸越滾越大，終於無力支付高息，只好利用職權挪用“十信”的資金，導致“十信”周轉不靈。1984年底，“十信”舞弊消息傳出，存戶擠提請願，蔡氏家族的國泰塑膠集團瓦解，留下150億的巨額債務，事件引發工廠企業的倒閉潮，導致全島經濟蕭條。



“江南命案”與“十信弊案”兩事件使島內外結束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島內實行民主政治的呼聲升級。輿論指出，接連發生的“江南命案”和“十信弊案”和黑幕與制度有關，要解決腐敗與黑幕問題必須實施政治體制改革。蔣經國出任國民黨主席和總統後推出壹系列政治革新舉措，采取“壹步壹步來”的漸進方式向民主與法制過渡，使臺灣走出“白色恐怖”時代。“十信案件”暴露了臺灣官、商勾結的黑幕，使蔣經國痛感反腐失敗。對於島內外的民主訴求和輿論的政治體制改革呼籲，他表示：“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體制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與民眾永遠在壹起。”[7] 改革政治體制必然觸動國民黨內的既得利益者，引起保守派的反對。蔣經國警告黨內保守派說，不從根本上治理腐敗，“黨員都會流失，人民會拋棄黨”。他以宣布蔣家人“不能也不會”競選下壹任總統的方式表達了主動結束蔣家王朝，向民主政治過渡的決心。1986年2月，菲律賓馬科斯政權被推翻，長期實行軍事戒嚴的國民黨當局極受震撼。身體日見衰弱的蔣經國決定，加速推行政治革新，在有生之年親手結束專制制度。3月底，他在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開幕詞中提出“向歷史交代”口號，提出“本土化”政策以打破大陸籍人士對政治權力的壟斷，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充實中央民意機構，推動地方自治法制化，革新黨務，開放大陸探親等壹系列實現民主憲政的長期目標。會後，蔣經國指定嚴家淦、謝東閔、李登輝等人組成“革新小組”，部署實施上述革新政策。蔣經國革新運動在國民黨內遇到強大阻力。不少國民黨大老反對放棄獨裁，以集體跑到慈湖哭老蔣的方式反對革新。



在國民黨外，本土精英則要求國民黨立即結束獨裁，開放黨禁。5月19日，臺籍精英為首的黨外勢力組織了大規模“反戒嚴，爭人權”示威遊行，要求國民黨立實行民主憲政。不過，黨外勢力也在順應進步潮流，放棄“高雄事件”中那樣的暴力行動，將示威命名為“綠色行動”，將遊行稱為“自由散步”，組織示威者戴白口罩以示“罵不還口”。蔣經國命令警方對示威保持克制。由於朝野雙方理智妥協，示威和平進行，未引發沖突。9月28日，國民黨外的精英們在臺北圓山飯店召開會議決定，不再坐等國民黨允許，立即成立民主進步黨。對於民進黨的“搶灘”成立，國民黨內的強硬派擬出名單，要求蔣經國批準逮捕反對派領袖。蔣經國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抓人解決不了問題”，同時決斷：順應潮流，立即開放黨禁，接受反對黨的誕生，加速制定解除戒嚴法。“國策顧問”沈昌煥提醒蔣經國：“這樣做，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失去政權。”蔣經國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10月15日，國民黨宣布廢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代之以國家安全法。新安全法允許擁有黨章和黨綱、支持憲法和國家統壹的新政黨登記註冊，承認新黨通過選舉合法競爭政治權力。“解嚴”標誌臺灣結束國民黨壹黨獨裁，進入了政治多元的時代。民主化閘門打開後，臺灣立即出現了辦報和成立政黨的熱潮，湧現出數十政黨和數百刊物。由於對國民黨統治的長期積怨，新黨紛紛將抨擊矛頭指向國民黨，令長期習慣於壹黨獨裁的國民黨官員們憤怒與恐慌。蔣經國微笑面對街頭示威民眾當面打出的“老賊下臺”標語，告誡國民黨人說，今後要在臺灣爭取民眾的支持，就必須以民主的方式展現它比對手更合民意，就需要“同舟共濟，推誠相與；以忠恕致祥和，以理性化偏激。在結束壹黨獨裁的同時，蔣經國大力推動結束大陸籍官員壟斷臺灣政治權力的局面，加速推行官員本土化政策。1987年，臺籍人士出任了五院中兩院的院長，行政院八部中五部的部長；新《國家安全法》開始施行，實施了三十八年的戒嚴正式解除，居民赴大陸探親開放；民進黨舉行了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公布了黨章黨綱草案，在12月的國大選舉中贏得了19％的選票、在立法院選舉中贏得了22％的選票。



在生命的最後時光，蔣經國超越個人、家族和壹黨的私利，用手中的權力推動民主化，領導了壹場不流血的，真正的革命，實踐了“向歷史交代”的承諾，同時也贏得了反對黨的尊敬。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當天，臺灣鮮花銷售壹空，民眾自發街頭列隊致哀。在蔣經國致喪期間，民進黨停止壹切抗議活動以向這位結束壹黨獨裁的偉大政治家致敬。中外輿論壹致贊譽蔣經國領導臺灣由落後的農業地區發展為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使人民生活的顯著改善，是亞洲自由國家的傑出領袖，臺灣輿論盛贊其兩大政績為：恢弘民主憲政和創造經濟奇跡。出任行政院長後，蔣經國推行減免田賦、保障收作價格等等措施，因此受到臺灣農民的愛戴。由於在蘇聯受了十二年的托派教育，他的施政帶有社會主義色彩。他主持建立了臺灣的醫院、養老院、就業輔導、就學優惠等社會福利系統，其中，照顧退役的老兵的“榮民”體系成為日後廣受贊揚的臺灣全民健保系統的雛形。在第壹次石油危機爆發，國際陷入停滯膨脹之際，他宣布了“十大建設”計劃，領導臺灣領先全球經濟復蘇。在蔣介石主政時代，臺灣人均收入從1951年的136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364美元。蔣介石逝世後，蔣經國領導臺灣完成了兩次重大轉變：先是從勞力密集產業轉向重化工業為主，後是從重化工業轉向高科技產業發展。在他主政的十六年間，臺灣經濟以10％的年平均增長率高速增長，三倍於為同期工業國家年均增長率，經濟增長和出口增長均居亞洲“四小龍”之首，臺灣人均收從364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7518美元。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臺灣的貧富差距沒有擴大，失業率控制在2%左右的低水平，基尼系數低於0.3，貧富差距全球最小。



蔣經國非常重視民生，致力改善民生不遺余力。蔣經國每天看柴米油鹽糖及面粉物價，知道他從1950年代初帶領退伍士兵築路起，足跡踏遍全臺灣320個鄉鎮。他走訪民間之前他的司機和隨從都不知道他打算去哪裏視察，自然也就無從事先通報基層準備。走訪中，他與民眾合影，到當地的普通小館吃午飯或買盒飯吃，他因此在民間交了不少朋友。有時他還帶著家人到電影院趕場，和壹般人壹樣排隊買票。他對吃喝穿住不講究，永遠願意與民眾握手，與民同樂，低調、樸素。1980年永安礦難時，他挨家挨戶慰問，到煤礦參觀，接受礦上保衛人員搜身。蔣經國清廉與忘我。他離任贛縣縣長時說：“我在縣長任內，未曾為我私人取用分文，動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花之電信費用，皆應在本人薪餉下扣除，不得在公費項下開支”。他任行政院長後第壹次主持行政院會就通過公務員十項革新，制定《貪汙治罪條例》，規範公務員的行為。這在當時的官場被抨擊為不近人情。他改變了用人唯親的傳統，也改變了蔣介石時代以黨領政的作法，大力任用專業官僚掌管財政，主管工程，任用臺灣本省籍精英，為日後的本土化奠定了基礎。 就任總統後，他禁止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和樹碑建像。由於蔣經國的清廉無私，他主政時的臺灣政府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廉潔的政府，這為他贏得了崇高的威望。蔣經國寬容。在1970年訪美期間，他要求與刺殺未遂的刺客見面，建議美國釋放刺客。1986年民進黨成立時，情治部門呈上抓人名單，蔣經國否決了抓捕計劃，並告誡：“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麽時候不去用它。”民主要求妥協與寬容。蔣經國是中國政治家中最能容忍異見者之壹。因此，他能領導臺灣結束專制制度，和平、理性地過渡到民主制度。作家江南曾評論說：“經國掌舵，經濟上可打滿分，殆無疑問。於民主憲政的推行、人權的保障、言論自由的開放，則差強人意，某些方面，勉強及格，其他方面欲進又退，出現開倒車的現象。”然而，江南沒能看到，蔣經國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中，“向歷史交待”，實施了政治革新，主動結束國民黨獨裁。他不擔心放開黨禁報禁之後會導致天下大亂，也不擔心國民黨丟掉政權。在他看來，當官為民，民眾自然會擁護。不得民眾擁護，下臺理所當然，並不需要痛心疾首。他廉潔，不怕下臺後被人民清算，他領導國民黨主動向多黨政治過渡，不介意作在野黨，因而也不怕國民黨在民主後被人民清算。華盛頓郵報評論蔣經國領導實施的政治革新說：中華民國“過去壹年政治改革的成就超過了以往四十年的成就。”《蔣經國傳》作者漆高儒評價蔣經國說：“他是壹個勤勞的人，是壹個親兵親民的人，他和百姓群眾很接近，他是壹個認識時代的人。蔣經國惟其是壹個勤勞簡樸的人，才可以締造臺灣經濟奇跡的成果；惟其是壹個親兵親民的人，才有臺人對他的感念與肯定；惟其和百姓群眾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為才能貼近民意；也惟其是壹個認識時代的人，他解除黨禁、報禁，繼之又解除戒嚴，開放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實現了民主在臺灣的和平著陸。”。



蔣經國逝世後，國民黨繼續推動民主化，於1988年拋棄以壹黨壟斷政治權力為主旨的“國父思想”和“五權體制”，推出了《第壹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自願退職條例》，終結了大多數資深代表臥病的“萬年國代”；於1991年制訂了“憲法增修條文”，廢止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於1992年灣廢止了“陰謀內亂罪”和“言論內亂罪”；於1994年舉行了省長及臺北、高雄市長直選；於1996年舉行了總統直選；於1997年修憲終止實行了幾十年的“動員戡亂時期”，廢止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了臺灣省長、省議會選舉；於1998年公布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成立了《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對“白色恐怖”中死難者、交付感化（訓）教育者和財產被沒收者家屬發放了補償金。至此，臺灣完成了從壹黨獨裁向多黨民主制度的轉型，蔣經國開啟的政治體制改革獲得成功，國民黨通過真誠平反行動實現了社會和解，臺灣完成了輿論稱贊的“寧靜革命”。



蔣經國逝世後的二十多年間，臺灣每年有百萬民眾前往大溪祭拜，表達對這位政治家的懷念。臺灣《天下》雜誌的民調顯示，蔣經國依然被民眾視為“最美的政治人物”。馬英九寫道：“我們可以說經國先生是壹位威權時代的開明領袖，他壹方面振興經濟、厚植國力，壹方面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8]“ 我們崇敬他，就因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歷練乃至意識形態的局限，務實肆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影，不僅不曾褪色，反而歷久彌新。”[9] 國民黨在民主化之後沒有被人民拋棄，蔣經國為民、親民累積的政治遺產無疑是重要原因。在二十壹世紀蔣經國成為海峽兩岸為民眾公認的歷史偉人，被贊為二十世紀中國最值得尊敬的政治家。



共產國家的演變過程



​1989年，幾個重要事件對共產體制下的東歐各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壹，蘇共領袖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不再武力幹涉東歐人民的選擇；其二，波蘭的團結工會頂住了蘇共的壓力，在政治舞臺上走向勝利；其三，中國的民主運動。東歐各國原本有自由民主傳統，共產主義制度是羅斯福、邱吉爾與斯大林密謀劃分歐洲的結果，是斯大林武力強加給東歐各國的。以武力建立的統治必須靠武力維持，戈爾巴喬夫不再出兵幹預東歐的承諾使東歐各國的共產主義制度頓時失去了支撐，三大事件極大地鼓舞了東歐各國人民恢復自由民主制度的勇氣。在波蘭，天主教徒和反共人士組成團結工會非暴力反抗共產主義制度的鬥爭已經持續多年，並在人民的支持下走向勝利，迫使波蘭共產黨（波蘭統壹工人黨）中央全會通過了政治多元化和工會多元化的決議，在共產陣營中率先宣布結束壹黨專制。1989年春，波蘭統壹工人黨、統壹農民黨、民主黨、教會、各社會團體、群眾組織和團結工會在華沙舉行政治協商的圓桌會議，決定建立三權分立的兩院議會民主制，宣布“波蘭獨立團結工會”合法化。6月4日，波蘭舉行了四十多年來首次議會民主選舉。以團結工會為核心的民主派贏得了勝利，在參議院100個自由選舉席位中贏得92個，而執政的波共在參議院連壹席也未贏得。選舉後，波蘭拋棄共產制度，改國名為波蘭共和國。1990年，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當選波蘭總統。在匈牙利，以卡達爾為首的共黨改革派順應人民變革的要求，率先東歐各國的共產黨開始了政治革新和經濟自由化的進程。1989年，匈共為1956年人民起義領袖納吉平反，為納吉等人舉行了數十萬民眾參加的隆重重新安葬儀式，為蘇軍在鎮壓中殺害的民眾建立了紀念碑，與反對黨開始和平協商，共同舉行了政治妥協的“三方圓桌會議”，討論應付經濟與社會危機，起草了民主制的新憲法，開放了通往西歐的邊界，允許人民投奔西方國家。隨後，匈共更名為社會黨，與人民壹起拋棄了共產主義。11月26日，匈牙利全民公決投票決定，結束共產黨的壹黨專制，改行總統制和多黨制議會民主的政治體制。新政府宣布，將共產黨組織清除出政府機構，清查共產黨（社會主義工人黨）的財產，解散匈共的“工人衛隊”，宣布從此禁止政府機構中存在任何政黨組織。1990年春，經過兩輪國會民主選舉，匈牙利民主論壇贏得了近半國會席位並組閣，匈牙利和平地告別了獨裁體制。在捷克斯洛伐克，當局也於1989年9月開放了通往西歐的邊界。11月，十幾萬民眾在首都布拉格持續舉行了非暴力遊行請願，要求結束共產制度。捷共順應民意，與各黨派舉行了民主選舉。“公民論壇”贏得了選舉勝利，領導七七憲章運動公民論壇領袖哈維爾（Vaclav Havel）當選總統，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領袖杜布切克當選聯邦議會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四十多年的共產黨專制時代結束。國際社會將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體制變革稱為天鵝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在東德，各大城市民眾在1989年10月同時舉行了要求民主化的教堂和平守夜活動。守夜活動迅速發展成示威浪潮。擔任德共領袖近二十年的昂納克在全國各地的請願浪潮中宣布辭職，克倫茨接任德共領袖。11月9日，德共效仿匈共、捷共，宣布取消進入西柏林的邊界管制。被圍墻隔絕了幾十年的東德民眾搗毀柏林墻，登上勃蘭登堡大門，潮水般地湧入了西柏林。柏林墻的轟然倒塌標誌四十多年鐵幕和歐洲共產主義制度的終結。隨後，東德共產黨領導層宣布集體辭職，西德總理科爾根據聯邦德國的《基本法》提出了兩德統壹“十點計劃”。12月，東德國人民議院修改了憲法，十六個黨派的圓桌會議決定舉行大選。1990年3月18日，東德舉行了四十多年來首次議院民主選舉，主張德國統壹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標誌東德人民拋棄共產主義制度。8月，東西德簽署了統壹協定，10月，德國重新統壹。在保加利亞， 保共在人民請願和東歐其它國家巨變的壓力下於1989年11月宣布放棄壹黨專制、大赦政治犯、實行自由選舉，掌握最高權力四十多年的保共領袖日夫科夫宣布辭職，保共與反對黨舉行了圓桌會議。1990年6月，保加利亞舉行了全國大選，終結了共產黨獨裁的時代。在南斯拉夫，各民族趁東歐劇變謀求獨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黑（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馬其頓相繼宣布獨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解體，各共和國走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道路，導致了隨後的巴爾幹地區的流血、騷亂、內戰和種族滅絕。



在羅馬尼亞，1965年以來壹直壟斷最高權力總統齊奧塞斯庫(Ceausescu) 堅持獨裁，強硬鎮壓民主運動。在中共軍隊鎮壓六四運動時，齊奧塞斯庫發表了中共極為需要的支持聲明，讓中共元老們感到了共產主義陣營撐下去的希望。1989年11月，羅馬尼亞共產黨在歐洲民主化浪潮中召開了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中共相濡以沫，派政治局常委喬石率領的代表團參加了大會。齊奧塞斯庫在大會上聲言堅持共產黨獨裁，在會議期間會見了喬石，收到了喬轉達江澤民、鄧小平、楊尚昆、李鵬、李先念的問候及“祝願羅人民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繼績前進並取得更大成就”的口信。大會閉幕後，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致電齊奧塞斯庫，“熱烈祝賀他再次當選羅共總書記。”幾天後，羅共仿效中共，下令開槍鎮壓蒂米什瓦拉市的抗議民眾，激起了羅全國的示威請願浪潮。這時，中共壹面在國內控制傳媒，封鎖東歐共產國家巨變和羅共開槍鎮壓的消息，壹方面在聯合國安理會中行使否決權，否決了聯大對羅馬尼亞當局鎮壓示威的譴責議案。面對羅共抗拒變革，拒絕對話，堅持武力鎮壓政策，羅人民舉行了武裝起義，在西方國家和包括蘇聯在內的幾乎所有東歐共產國家的聲明支持和西方國家物資援助下，於推翻了羅馬尼亞共產黨政權。聖誕夜，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救國陣線迅速組成的軍事法庭以“對抗羅馬尼亞人民的罪行”處決並沒收全部財產。齊氏夫婦被執行槍決的鏡頭，以及其生前的豪華宮殿和財富通過電視傳遍了世界。中共眾高層壹同收看了處決紀錄片，大家壹片沈寂。有人說：“不鎮壓反動分子，我們就會落得這個下場。”鄧小平說：“如果我們不改革，不好好為人民服務，我們的下場也會這樣的。”[10] 羅馬尼亞臨時政府成立後，西方國家和巨變中的東歐各國迅速承認了羅馬尼亞臨時政府，蘇共領袖戈爾巴喬夫聲明支持羅馬尼亞人民的選擇，就連被中共稱為“社會主義明燈”的阿爾巴尼亞也迅速承認了新政府，表示尊重羅馬尼亞人民的意願。中共控制傳媒繼續封鎖東歐和羅馬尼亞巨變的消息，《人民日報》成為世界上最遲報導齊奧塞斯庫被處死消息的報紙。1991年12月，羅馬尼亞舉行全民公投批準了新憲法，羅馬尼亞轉型為民主制度。



在共產革命發源地蘇聯，深刻的社會變革早已開始。進入1980年代，垂死的蘇共最高領袖接二連三死在任上，蘇共內外壹致感到了變革的迫切。1985年，戈爾巴喬夫在制度危機中接任蘇共總書記。他在兒時就領教了共產政權的殘暴，父輩在1933年大饑荒中餓死，祖父在“大清洗”中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服苦役，外祖父被判長期監禁。他清楚共產政權帶來的專制暴力、經濟落後、民不聊生，黨員都監守自盜，行賄受賄，新聞宣傳謊話連篇。在1986年的蘇共“二十七大”上，戈爾巴喬夫提出了“公開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改革方針，要求在思想上多元化，在政治上放棄專制，建立多黨制和議會政治，在經濟上承認私有制，要求軍隊非黨化、國家化。根據“公開化”方針，蘇共廢除了長達七十年的媒體審查制度。輿論自由化後，壹大批揭露斯大林罪惡的影視作品、文學作品、歷史著作解禁，眾多蘇共長期隱瞞的歷史事實被披露。例如，蘇共對境內的波蘭人、芬蘭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伏爾加德意誌人、克裏米亞韃靼人、卡爾梅克人、車臣人、印古什人、遠東中國人、朝鮮人等少數民族實行了殘酷的種族清洗、屠殺和遷移，摧殘其它民族語言文化；農業集體化時期對“富農”階級的流放和屠殺；對黨員、知識分子、軍人的“大清洗”屠殺；斯大林與希特勒簽署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議定書，策劃瓜分波蘭，共同挑起了二戰、在二戰期間制造了屠殺波蘭軍官的卡廷森林事件、蘇英劃分東歐勢力範圍的百分比協定；蘇聯長期采取軍國主義政策，軍費開支所占國家預算的比例並非官方宣稱的16%，而高達是40%，軍事工業系統的產值占社會生產總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億科研經費中有近200億用於了軍事研制等等。[11] 言論自由引發了蘇聯歷史上可比文藝復興運動的思想解放運動，蘇聯社會的政治禁錮由此被打破。在推動“法治化”方面，戈爾巴喬夫下令釋放政治犯，為百萬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其中包括被斯大林處決的反對派領袖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等人，批準將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罪惡的“秘密報告”公開發表，為勃列日涅夫時期被剝奪了蘇聯國籍的持不同政見者和人權活動分子恢復國籍，解除了對著名物理學家薩哈羅夫的流放。在推動“民主化”方面，戈爾巴喬夫要求遵循公正審判和公民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民主原則。



1988年底，蘇共宣布於次年春舉行人民代表選舉。以往，人民代表的選舉全由蘇共事先決定候選人。在開始推行改革時，戈爾巴喬夫大力提拔人才，將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第壹書記葉利欽提拔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莫斯科市委第壹書記。葉利欽上任燒了“三把火”，壹是主張取消蘇共的特權；二是揭露官場腐敗；三是沖擊官僚體制，大批撤換老幹部。葉氏這三把火轟動了全國，讓民眾拍手稱快，官員膽戰心驚，為自己樹立起了改革鬥士形象。1987年10月，葉利欽在蘇共中央全會上即席發言，抨擊戈爾巴喬夫須對改革滯後負責。他的發言不僅挑戰了黨領袖的權威，也挑戰了黨的規則，引來中央委員的圍攻。在主張被拒後，葉利欽提出辭去黨職。他挑戰蘇共操控選舉的規則，宣布以個人名義競選人民代表。根據當時的選舉制度，部長沒有權利當選人民代表。葉利欽毅然辭去部長職專註競選，與選民見面，參加大規模的群眾集會，出席電視辯論會，抨擊蘇共制度，宣傳自己的改革綱領，展示自己廉潔為民的壹面。1989年春，蘇聯電視和無線電直播了首次舉行的部分人民代表差額直選和電視辯論等新事物。眾多非共產黨人士當選人民代表，而蘇共壹些領導人落選。葉利欽擊敗蘇共內定的候選人，以90%的高票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



1989年11月，戈爾巴喬夫在全蘇大學生會議上宣布，蘇聯將實行多黨制。1990年1月，葉利欽推動形成了蘇共黨內的“民主綱領派”。3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正式廢除了憲法第六條關於“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是蘇聯社會政治制度以及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等規定，從而廢除了蘇共的法定領導地位。戈爾巴喬夫在會上說，憲法的這壹修改……開創了我們社會民主發展的新階段。從現在起，蘇共將同其它政治組織平等行動，參加選舉，用民主手段爭取組成聯盟和共和國政府以及地方政權機關的權力。



戈爾巴喬夫原本試圖通過體制改革挽救蘇共的統治。但是，隨著公開化和軍隊非黨化政策推進，共產主義制度賴以維系的基石——暴力、謊言和隱瞞迅速瓦解，壹系列政治改革舉措瓦解了共產制度的基礎，共產體制走向崩潰。在7月的蘇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上，葉利欽代表“民主綱領派”提出放棄馬列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目標，改蘇共為社會黨，取消軍隊、政治部門和國家機關中的基層黨組織等深刻變革的主張。在主張被大會拒絕後，葉利欽當場宣布退出蘇聯共產黨。在隨後競選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的演說中，葉利欽申明反共立場，要求蘇共交出權力，讓企業擺脫共產黨的控制，擁有真正的自主權，要求在農村廢除公有制。經過三輪角逐，葉利欽當選為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當選後，他開始在莫斯科剝奪共產黨的權力，提出解散蘇聯的主張。1991年6月，葉利欽當選俄羅斯首任總統，隨後簽署了“非黨化”總統令，取締共產黨在俄羅斯聯邦的政府機關和企業中的活動。戈爾巴喬夫順應變革，主動放棄特權，同意參加葉倡議召開的“圓桌會議”。



蘇共黨內的傳統派對戈爾巴喬夫的妥協政策強烈不滿，於1991年8月19日發動了政變，命令武裝部隊接管國家政權，同時軟禁了在度假中的戈爾巴喬夫，力圖挽救蘇共和蘇聯的舊體制。這時，人心所向決定了歷史走向。政變集團在發動政變前派去逮捕或就地處決葉利欽及“民主派”的十幾位主要成員的克格勃精銳“阿爾法”分隊拒絕執行逮捕令及關閉機場，切斷莫斯科對外通訊等命令。葉利欽得知政變，立即采取了壹系列應對行動：準備了致俄羅斯公民的呼籲書，驅車前往議會大廈（白宮），爬上了—輛包圍白宮的坦克，宣讀呼籲書；舉行記者招待會呼籲舉行總罷工；組織支持者勸說包圍白宮的軍人倒戈；電話與西方各國領導人聯系，尋求支持。軍隊將領不支持政變，被調入莫斯科的軍隊在民眾的說服之下倒戈，調轉了坦克炮口。隨著政變失敗，蘇聯共產制度也走到盡頭，民眾對蘇共統治的不滿爆發，人們高喊“打倒蘇共”、“審判蘇共”，要求“取締蘇共”的發言得到全場掌聲支持。民眾推倒了矗立在克格勃門前幾十年的“肅反委員會”創始人捷爾任斯基的雕像，情形與德國民眾拆除柏林墻壹樣。8月下旬，哈薩克、吉爾吉斯、摩爾多瓦、立陶宛、拉脫維亞五個加盟共和國宣布共產黨非法。隨後，各地不斷出現要求解散共產黨的示威遊行，全蘇掀起推倒馬克思、列寧塑像和革命紀念碑的熱潮。11月，葉利欽發布總統令，將蘇聯在俄羅斯聯邦境內的權力、財產和機構劃歸俄羅期聯邦所有，由俄羅斯中央銀行接管蘇聯的國家銀行對外經濟事務銀行，剝奪了蘇共的財政來源，限令約八十個聯邦中央部委解散，禁止蘇聯共產黨在俄羅斯活動，取締俄羅斯境內的克格勃、內務部以及軍事機構中的政治機構，停止《真理報》、《蘇維埃俄羅斯報》等共產黨報刊的出版，將蘇聯中央電視臺收歸俄羅斯所有，[12] 解除全蘇國家廣播電視公司、塔斯社和蘇聯新聞社領導人的職務，查封蘇共中央辦公大樓，扯下樓頂上的蘇共黨旗，拆除了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紀念碑。



12月17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與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因應人民強烈的反共要求，同時發表了歷史性聲明。葉的聲明說：“經過俄羅斯七十多年的試驗，馬列主義被證明是壹套荒謬絕倫、禍害人類的邪說，從理論到實踐都徹底失敗。前蘇共暴君斯大林為奴化全人類，自己做共皇，以餓死俄羅斯人民的血汗錢召集世界各國的流氓、惡棍、文痞、政客組織共產黨，為推行這個極權暴力恐怖的社會制度給不少國家造成內戰、饑荒、極大的罪惡和災難。在世界任何角落，只要出現共產黨就有屠殺，掠奪，暴亂，篡國奪權，血流成河。為此我們在克裏姆林宮真誠地向全世界受害人民和國家賠禮道歉。我現在鄭重宣布：



（壹）俄羅斯境內的共產黨非法並要受到法律制裁；



（二）壹切參與政變暴亂的共產黨徒須到指定機關自首登記等候處理；



（三）沒收蘇聯共產黨全部財產為俄羅斯國家所有”。



戈爾巴喬夫的聲明說，蘇共中央書記處、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在政變中未能站出來譴責和抵制政變，應自動解散，他本人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接著，共產黨員占多數的蘇聯最高蘇維埃召開了緊急會議，以283票贊成、29票反對和52票棄權通過決議：停止蘇聯共產黨在蘇聯全境的活動，責成內務部各機構保證蘇共物資財產和檔案的完好無損，責成各銀行停止蘇共的所有貨幣基金業務。根據這壹決議，蘇共的機構被關閉，所占建築物被查封，銀行賬戶全部被凍結。12月21日，蘇聯11個加盟共和國首腦發表了《阿拉木圖宣言》，宣告蘇聯解體。聖誕夜，葉利欽從戈爾巴喬夫手中接過了蘇聯的最後壹項權力——核按鈕控制權，克裏姆林宮旗桿上的鐮刀錘子旗降下，三色俄羅斯聯邦國旗升起，存在了七十多年的蘇聯走入了歷史，蘇聯共產黨的統治結束。



受到東歐人民推翻共產政權的震動，蒙古共產黨和越南共產黨開始了放棄獨裁，順應進步潮流的進程。蒙古的獨立和共產政權是蘇共操縱的產物。蘇俄操縱蒙古宣布獨立，建立了蘇俄模式的壹黨獨裁政府。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化”、“民主化”、“法治化”改革方針鼓舞了蒙共內的改革派。1988年12月，蒙共第十九屆五中全會決定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實行黨政分開，選舉改革派領袖巴特蒙赫為新任黨中央書記和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團主席。新領袖巴特蒙赫認為改革政治首先應該從承認黨的錯誤著手，召開黨中央非常會議和大人民呼拉爾非常會議，解除了在位長達三十年的前領導人澤登巴爾的職務，譴責前領導人喬巴山和澤登巴爾追隨蘇聯的政策，譴責他們壓制、打擊持不同政見者，流放驅逐異己，帶給蒙古饑荒和恐怖。會後，蒙共改革派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展開大刀闊斧的改革。蒙古人民革命黨實行政治改革和放松管制政策後，反對黨立即湧現出來。民主黨、聯合黨和民族進步黨以及社會黨等主要反對黨壹致要求改行西方民主制度。1989年底，在東歐巨變影響下，蒙古的反對派結成聯盟，掀起了民主運動。1990年初，蒙古反對派聯盟在首都烏蘭巴托組織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和絕食運動，要求廢除共產制度。順應進步潮流，巴特蒙赫在蒙共十九屆八中全會上宣布辭去國家元首職務，建議蒙共政治局和書記處集體辭職，建議蒙共放棄憲法中關於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作用的條款，主動放棄權力壟斷。黨中央委員會經過幾天的辯論決定，接受反對派聯盟的全部要求。4月，蒙共再召開了十九屆九中全會，提出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法制國家”，在民主的基礎上與其他黨派平等競選。



為在選舉中獲勝，蒙共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組，更換了80％的中央委員，為幾十年間的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對前總書記澤登巴爾的親信進行審查，將其中壹部分人開除出黨，同時大力精簡機構，撤掉了中央八個部和壹個處，精簡了國家機關十壹個部委局，宣布提高職工工資和退休金以及改善日用品供應的壹系列舉措。蒙共的真改革贏得了民眾的擁護，在1990年7月的國會選舉中戰勝了成立時間不長，缺乏執政經驗的反對派聯盟，贏得了大人民呼拉爾中85％的席位和小呼拉爾62％的席位。大選獲勝後，蒙共與主要的反對黨民族復興進步黨組成了多黨制的聯合政府，在全國推行民主化和經濟改革。然而，蒙古人民不願再接受共產制度，反對派組織要求徹底拋棄共產主義，真正邁向民主化。不久，蒙古舉行了總統直選，反對派代表，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團主席彭薩勒瑪·奧其爾巴特當選為蒙古歷史上第壹位總統。1996年蒙古反對黨上臺執政，蒙古平穩過渡到了多黨民主政治體制。



越南是受共產革命禍害最深的國家之壹。蘇共和中共以越南為演兵場幾十年，使整個越南長期遭受戰火蹂躪。越共被中越邊境戰爭長期拖累，被迫在邊境地區長期布署二十萬大軍以應付中國的軍事威脅，無法在1980年代初像中國壹樣推行改革開放。1986年，越南政治強人黎筍去世，越共改革派主導開始了“革新”。越共提出的改革與中共的改革完全不同。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拒絕任何的體制改革，拒絕對執政黨權力的約束。越共拒絕鄧小平式制造腐敗的假改革，決定順應世界潮流，同時推進經濟與政治體制革新，接受憲法約束，規定政府官員不能做國會代表，拋棄共產黨指定國會代表的櫥窗作法。中共的改革否定司法獨立，設立了政法委、中紀委等淩駕法律之上，破壞法制的機關，創造出了不走司法途徑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非法拘禁，剝奪公民沈默權和自聘律師權的“雙規”辦法，黑箱辦案，越共的革新則申明恢復司法獨立，宣布共黨組織不能幹預司法。



在東歐巨變後，越南向著民主制度快速變革。1992年4月，越南八屆國會第十壹次會議通過了越南的第四部憲法。其中強調國家壹切權力屬於人民，實行人民代表制度。與中國由中共組織部門任命人大代表的情況不同，越南從1993年起開始舉行國會代表全國差額直選，要求候選人須提前六十天在新聞媒體上公示簡歷及財產情況，須安排至少壹周時間與選民直接對話，申明民眾可檢舉不合資格的候選人。經過三輪無記名投票，越南選出了反映民意的國會代表。在九屆五中全會上，越共開始實行質詢制度。每位中央委員都可以對包括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在內的其他委員提出質詢，也可以對政治局、書記處、中檢委集體提出質詢。2000年，越共實行了土地改革。胡誌明時代，越共追隨中共，打著改革旗號霸占私有土地，殺害地主。在新世紀，越共推行了逐步恢復土地私有的新土改，拋棄集體所有制，明確“農戶二十年使用權”，期間農民可以出租、抵押和買賣土地，也可以申請土地“農轉非”，即出讓土地，與政府分享土地出讓收益。2002年開始，越南國會享有了直接質詢越共中央政治局的權力。2006年，越共中央公開了包含放棄壹黨專政內容的政治報告草案，請媒體和人民自由提意見。同年，反對黨出現，越南民主黨宣布了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反對壹黨獨裁促還政於民等項宗旨。2007年，越南五千萬登記選民從857名候選人中直接選出500位國會代表，越南開始從“共產黨大於法”向民主社會轉型，司法獨立逐步確立。2010年，越南制定了“陽光法”，規定官員必須財產公布。對於越南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進步，中共控制新聞媒體不予報導。2013年，越南決定修改“九二憲法”，刪除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條文，增加保障人權、公民權、生命權、隱私權、私有權、福利權、民族權等憲政條款，決定將“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名改為“越南民主共和國”，徹底拋棄共產制度，走“資本主義道路”，開放黨禁、報禁，恢復曾經在南越實行了二十年民主制度。曾經接受中共領導的越共走出了與中共完全不同的真改革之路。有人總結越共改革成功的原因為：越共中沒有鄧小平那樣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強人。



俄羅斯著名哲學家、思想家伊萬·亞歷山大維奇·伊林早在1930年代就曾指出：共產主義反人性，鼓吹仇恨、互相鬥爭，互相殘害，互相揭發；共產主義反社會，強制剝奪勤勉人的財產，讓不勞而獲的地痞流氓竊取享用；共產主義不會帶來公平，共產主義理論鼓吹的平均和公平只是蠱惑口號。所有的人從出生時就不是均等的，是有區別的，以暴力去追求平均反而破壞平均和公平；共產主義不會解放人類，只是帶來強迫、剝奪人的權利和自由。因此，共產主義是荒誕的，恐怖的。[13]在共產主義肆虐百年後，歐洲人認識到了共產主義的罪惡及其與對人類社會的破壞性，認識到了在獨裁、禁錮思想、鉗制言論、封鎖媒體、進行全民洗腦等方面，所有的共產極權國家不會有例外。結束共產制度後，東歐各國家都做了幾件事：清算共產黨罪惡，清理共產政權的秘密檔案，清算共產黨暴力奪來的黨產，和重寫二十世紀歷史。



在捷克，民選新政府組織了壹系列共產極權受害者紀念活動，揭露共產主義罪惡，追究原捷共最高領導人胡薩克、雅克什當年支持蘇軍入侵的罪惡。1991年，捷克議會通過了《除垢法》，決定對前共產黨迫害者，包括共產黨的線民，進行法律追究。捷克《今日新聞》刊出的《二十世紀的故事》文章寫道：建立政權後，捷克共產黨施實了土地改革法，宣布另壹項法律成立合作社。人們知道蘇聯集體化的可怕後果。農民不想入合作社。於是，捷共推行了恐怖的反富農運動，宣布富農有罪，沒收了他們的莊園和財產，然後富農家庭掃地出門。1989年以後，雖然許多家庭收回了自己的莊園，但是集體農莊已經弄得破爛不堪，變成了屋頂坍塌的廢墟。非營利性組織Post Bellum以追究共產黨的刑事責任為宗旨，致力於搜集整理“見證人回憶記錄”。捷克專制制度研究所把前秘密警察的檔案的復印件都放在互聯網上公開，供人查閱。每年11月18 日，捷克民眾自發都舉行紀念活動，慶祝終結共產制度。2007年5月1日，數千人參加了在布拉格萊特納公園舉行的“反對共產主義，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專制”集會。捷克總理米瑞克•托普蘭內科在集會上說：必須要讓我們的孩子們了解共產主義的暴行，這樣他們才能確保在未來不再重蹈共產悲劇而讓民主常在。2009 年3月，歐洲議會在布魯塞爾總部舉行了“歐洲良知和共產極權罪行聽證會”。會上，前捷克總統哈維爾在致辭中表示，必需反思共產主義罪行，並將這些罪行告知下壹代。2010年，經捷克最高憲法院裁決，捷克政府通過的對共產極權下反共受害者國家賠償和表彰的提案成為法律。



在格魯吉亞，議會全票通過以“清除共產主義汙垢”為主要內容的《自由憲章》成為法律。《自由憲章》將共產黨等同納粹，禁止在格魯吉亞公開傳播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禁止前共產黨官員、共青團員、前共產黨秘密警察擔任政府部長、司局長、法官、高等院校的校長、副校長、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公共廣播電視機構的領導人等壹系列公共職務，限制這些人在軍隊和警察部門中工作。它這項法律譴責共產主義破壞人權、具有自然恐怖的各種形式、進行單個和大規模的屠殺和毀滅、死亡集中營、饑餓和流放、酷刑和奴隸勞動、迫害種族和宗教基礎、限制良心、言白、表達及其他自由的，規定必須清除公共場合的鐮刀錘子、紅星等共產黨標誌，必須全部更改帶有共產黨特色的地名、街道名稱。法律的起草人、“強大的格魯吉亞” 黨領袖托爾特拉澤說：“《自由憲章》法根本不會限制公民自由，也不會給民眾帶來不便。正相反，這項法律可更好地保護格魯吉亞的獨立和公民的安全，能更好保證格魯吉亞走民主道路。只有擔心過去的罪惡被揭露出來的人才會反對這項法律。”議會中的“格魯吉亞融入歐洲委員會”領導人托爾恰什維利指出：“前共產黨的高級官員、以及曾經為蘇聯安全部門服務過的人士必須主動說明自己過去的歷史，或是通過有關部門的調查公開他們的歷史，以讓公眾知道他們過去的身份。”格魯吉亞總統、以及議會中各個黨派將分別派出代表參加清除共產主義汙垢委員會，參與監督《自由憲章》法的實施。



在烏克蘭，“顏色革命”不順利，圍繞是否推倒列寧像已經爭論了二十多年。2008年，烏克蘭憲法法院裁決，共產主義者使用的飾有鐵錘和鐮刀的紅旗違法，禁止在正式場合出現。烏克蘭全國各地同時舉行了紀念1000多萬大饑荒死難者的活動。但是，烏克蘭各地主要廣場上仍然矗立著列寧像。烏克蘭共產黨人在列寧像下搭設帳篷過夜巡邏，誓言要保衛列寧雕像。烏克蘭2013年底，烏克蘭民眾舉行了反政府“百萬大遊行”，推倒了位於基輔市中心的列寧塑像。壹名基輔市民說：“我真是太高興了，終於等到了這壹天。我們等了太長的時間。”烏克蘭自由黨聲明說，列寧像象征著蘇聯占領和對烏克蘭的殖民奴役。烏克蘭不可能帶著這樣的標誌擁抱歐洲文明。推倒列寧塑像是個重要的象征性舉動，它意味著烏克蘭告別共產黨極權專制，告別過去蘇聯遺產。” 隨後烏克蘭人民自發推倒城市和鄉村遺留的列寧雕像。基輔紀念碑組織領導人科盧茨克說：“我們為什麽要讓這些人的塑像豎立在那裏，不能讓我們的後代看著這些劊子手。”自由黨的壹名國會議員說：“東歐和波羅的海國家都經歷了清算共產黨統治歷史的過程，烏克蘭也應該走這條道路，不推倒列寧像，不解放心中的枷鎖，烏克蘭就不會成為壹個文明法制國家。列寧的支持者們制造了烏克蘭大饑荒和民族滅絕。他們制造的政治迫害給我們的父輩和祖輩帶來了太多的苦難。他期望伴隨著列寧像的推倒，蘇聯遺留下的思想也會從烏克蘭人的頭腦中被清除掉。烏克蘭文化部長基裏連科表示，從1917年至1991年統治烏克蘭的共產黨極權專制政權，將被認為是犯罪制度。這個政權在統治期間實施國家恐怖主義，給烏克蘭帶來了巨大災難。”2014年7月，烏克蘭議會通過了解散共產黨議會黨團的決議， 2015年4月，烏克蘭議會通過發第2558號法案法案，在烏克蘭全面禁止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意識形態和極權制度，禁止在公共場合使用任何與之有關的標識，包括國歌、國徽、旗幟、紀念品，還有城市、農村、街道名稱等，禁止引用共產黨領導人的文章，違法者將面臨最高五年的有期徒刑。法案在總統波羅申科簽署後將正式生效。法案起草者之壹利亞申科說：“我認為這是國會的歷史性決定，早在烏克蘭獨立時就應該做這樣的決定。”法案另壹位起草者盧森科表示：“那些以列寧、斯大林、蔡特金命名的街道都要重新更名，不允許對集權統治頭目進行宣傳。”



在匈牙利，緊臨布達佩斯Andrassy大街的匈牙利蘇式政治安全局總部舊址現在被改為“恐怖屋博物館”。在博物館大樓頂層上突出的邊沿兩側，有兩個漏空的倒寫大字懸掛在上，如有折射的陽光，就可在墻上清晰地看出TERROR(恐怖)的字樣。字中央有兩個標記(箭十字和五角星) 象征給匈牙利人帶來恐怖的匈牙利納粹分子和共產黨。走進恐怖屋，兩塊並排的玻璃紀念碑上刻著象征法西斯和共產黨箭十字和五角星，分別用匈牙利文寫道“紀念箭十字和共產黨的死難者”，碑前擺列著花圈和點亮的蠟燭。深受匈牙利人民的流亡攝政皇霍爾蒂在回憶錄“匈牙利的壹生”中提到，獲悉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敗的消息他深感痛惜，留下遺囑希望葉落歸根，但必須等到最後壹個蘇聯士兵離開匈牙利的國土。1993年匈牙利重獲自由，霍爾蒂的遺體被運回匈牙利安息在他的故鄉，Kenderes。美國駐布達佩斯外交官羅斯福（Nicholas Roosevelt, 1893-1982）在 “匈牙利的壹生”序言中寫道：“霍爾蒂以極大真誠嚴峻地預測，共產主義的威脅不僅是對匈牙利而且是對整個西方文明。歷史證明了霍爾蒂憂慮的合理性，希特勒曾給匈牙利帶來壹場災難，但1945年後蘇聯的共產統治卻摧毀了匈牙利民族的靈魂。”霍爾蒂的擔憂在東方同樣應驗，日本侵略也給中國帶來了壹場災難，然而共產統治同樣摧毀了中華民族的靈魂。“恐怖屋”博物館的第壹層陳列壹輛蘇聯坦克，壹側的墻壁上貼滿了被共產黨無辜奪取了生命的受難者。整個場面相當昏暗，僅有微弱的燈光照明似乎是象征著地獄般的那個時代。博物館的主題有三個：納粹和共產黨統治的手段和方式，以及當時百姓的反抗和苦難。恐怖屋底層直通三層的壹堵墻上貼滿了死於共產黨政權的死難者的照片，讓這些亡靈感到欣慰，後人沒有忘卻他們。在不遠之處的墻上卻掛滿了另壹類有名有姓的的“標準像”，他們是壹批曾占滿無辜者鮮血的國安部官員。壹樓的展廳之壹： 壹群沾滿人民鮮血的秘密警察。在底層的盡頭有壹部電梯可進入陰森森的地下審訊室，即地牢。參觀者大都在壹個秘密的行刑室前停住了腳步，背景還傳來事先的錄音，是壹位當時的清潔工描述行刑時的情景。二樓的壹個展覽廳主題是蘇聯西伯利亞強制勞動營，建營地點都是不適合人類居住的，自然環境極為惡劣的地方。地毯上繪制著壹張大型地圖，其中標記了匈牙利人被奴役和死亡的營地。四周的圖片和屏幕展示了慘烈情景，廳中央的錐形櫥窗陳列著受害者的遺物等。恐怖屋的壹個展廳展示了許多洗腦宣傳畫以及電影等素材，把共產黨頭目稱為“斯大林最好的學生”，“我們的父親”和“我們智慧的領袖”，全國上下，家家戶戶掛滿黨魁的照片，形容老百姓“安居樂業和欣欣向榮的生活”，還有些巨幅宣傳畫，其中獨裁者科拉西親密地與熱愛他的民眾在壹起。



在俄羅斯獨立之後的新政府決定把1974年莫爾多維亞和彼爾姆勞改營政治犯開始絕食抗議迫害，並點燃蠟燭悼念遇難者的10月30日定為蘇聯政治迫害遇難者日。此後每年的這壹天，成千上萬的政治迫害幸存者和遇難者家屬在索洛維茨石頭旁集會、獻花，紀念共產革命的死難者。俄羅斯政府在莫斯科市中心建立了國立古拉格博物館，莫斯科市長特令將市中心的兩層樓房提供給博物館使用。博物館副館長羅曼諾夫說，博物館的任務就是揭露共產主義罪惡，向民眾介紹斯大林大清洗和政治迫害，講述古拉格勞改營的黑暗歷史。俄羅斯政府還推出了揭露蘇共迫害的旅遊線路。其中包括著名的古拉格集中營、前蘇聯秘密警察——克格勃的總部。克格勃總部大樓地下室曾是秘密監獄。僅在1937年就有2500多人被關押在這裏，活著出來的只有24個人。而且這裏的牢房編號不連續，為的是不讓被關押者猜到自己在樓中的所在位置。“大清洗”時，莫斯科市最高軍事法庭大樓裏流水作業，每十幾分鐘就宣判壹個人死刑。已知在被這裏被判死的人數超過了4萬。另據秘密警察檔案，僅在1937年到1938年壹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簽署了對681,692人的處決。在西伯利亞的托木斯克市，政府將原人民委員會和托木斯克秘密警察的總部大樓改建而成秘密警察監獄博物館，以揭露了共產主義的血腥與殘暴。博物館入口處的牌匾。上面寫著：永恒紀念1917年之後在托木斯克土地上幾十年反人民恐怖中的受害者。十月革命後，這裏關押了大批來自全國各地、遭到共產黨政權流放的人士。在“大清洗”中，院落被當作刑場，許多人被處決後就地掩埋。被捕人士被臨時關押在這裏等待提審，他們的命運在當時僅有兩種，或是被處決，或是被送到古拉格集中營。秘密警察監獄博物館負責人的哈涅維奇說：斯大林時代，有50萬人被驅逐到托木斯克，其中壹半的人因為疾病、嚴寒和饑餓而死去。莫斯科中央當時還想把更多的人流放到這裏，但當地政府已無力接收，因此只好作罷。博物館的展品中有秘密警察使用過的腳鐐和手銬，手槍子彈等。博物館分成好幾個展廳。壹個展廳專門介紹了當年的牢房。根據幸存者的回憶，狹窄沒有通風的牢房在政治迫害最高潮時曾壹度關押過20人到40人，人們幾乎沒有坐的地方。另壹個展廳分成三面展墻。壹面墻介紹了當年被處決人士的簡歷、照片。這些人中有紅軍將領，也有來自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學者、教授，同時也有沙皇時代的貴族。通常是丈夫被處決，妻子和小孩隨後變成人民的敵人被關入集中營。博物館工作人員瑪麗娜說：“在那個年代，黨為妳選擇妳要讀的書，黨為妳指定妳想唱的歌，黨甚至為妳尋找配偶，所以普通人其實沒有任何私生活可言。展品中還有壹批1930年代的秘密警察文件的復印件。其中有莫斯科總部下達的在蘇聯每個地區應處決和投入勞改營的人數。各地秘密警察必須完成指標，否則會被處罰。各地區為了超額完成任務指標，甚至展開了殺人競賽。托木斯克的秘密警察請示莫斯科中央要求提高處決人數的門檻。壹份斯大林簽字的復印件內容是命令把處決人數提高到6600人。蘇共政權當年還專門組織了消滅富農的運動，把富農當作壹個階級從整體上消滅掉。因此把富農分成了三個等級。第壹個等級的人被處決，把他們稱作是反革命。第二個等級的人把他們流放到遠離家鄉的古拉格集中營。第三個等級的人是把他們發配到所在地區的其他城市或是農村。當年頒布的壹些命令更要求人們之間彼此告密。比如夫妻之間必須相互監視，並報告對方的反革命行為，否則將面臨5到10年的集中營生活。”博物館建立以來，這裏相繼樹立起了當年卡爾梅克人、拉脫維亞人、波蘭人、愛沙尼亞人等民族受害者的紀念碑。如今，紀念共產革命死難者的紀念館遍布俄羅斯各地。在列寧下令組建集中營，大舉屠殺俄羅斯人的事實被揭秘後，長期被謊言蒙蔽的俄羅斯人將蘇共廣為宣傳的“學習，學習，再學習”列寧語錄改“殺人，殺人，再殺人”。俄羅斯史學界教授聯合組建了電子圖書館，提供蘇維埃恐怖真相的圖片、文件供人們查閱。人們這才知道，俄羅斯的思想家們在幾十年前就已批判列寧。諾貝爾獎得主生理學家巴甫洛夫說：“列寧是壹個帶有梅毒大腦的瘋子”；作家葉夫根尼•葉甫圖申科撰文披露：“列寧曾經寫信給捷爾任斯基建議逮捕三十到四十個教授，以恢復秩序。列寧無情的指示槍斃隱藏種子糧的農民。他絲毫沒有想，沒有種子將來農民怎麽生存。由於列寧下達的命令，在伏爾加河壹帶引起大饑荒，沒有出路的農民，只好互相吞噬……”[14]



民主化之後的波蘭的憲法明確定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波蘭都是非法組織，議會還頒布了壹項要求清算波蘭共產黨的法案。議會頒布的“波蘭清算前共黨同謀者”法案增補條例規定，議員、政府人員、律師、學校領導、大學講師、記者、經濟界領導人必須公開他們與前共產黨秘密警察的關系，交代清楚他們或曾作過秘密警察、特工、線人等不光彩的歷史。，議會通過法案大幅度削減前秘密警察，以及當年參預鎮壓異議人士和反對派的共產黨官員退休金，還立法下令地方當局必須把所有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街道、廣場等建築和地名改名。



清理共產政權的秘密檔案方面，德國的工作具有代表性。1950年，德共效法蘇共建立了以本國人民為敵人的國家安全部（斯塔西，Stasi），至1989年，該部已是九萬人的龐大機關。柏林墻被推倒後，國家安全部開始銷毀四十年來迫害人民秘密檔案。1989年12月初，壹位女醫生發現國安部辦公樓冒出黑煙，意識到該部正在銷毀檔案，於是叫上四個女友沖進了秘密警察辦公樓要求接管檔案。被國安部拒絕後，她們叫來檢察人員、警察和上千民眾共同制止國安部銷毀檔案。消息傳開，成千上萬的柏林市民來到國安部大樓幫助搶救殘存秘密檔案及碎片。1990年10月，德國成立了受內政部領導的特別托管處，負責接收、保管搶救出來16000袋檔案碎片，3900萬張檔案卡片和巨量的文件。1991年，德國議會通過了《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檔案法》，詳細規定了對這批檔案的處理辦法，規定民眾有權利查看與自己相關的秘密警察檔案。1995年，德國啟動了對該批檔案的修復計劃，雇人根據紙張顏色、筆跡、墨水進行分類整理，拼接碎片，經過數年努力修復了90萬頁文件。如此巨大的工程只修復了東德國安部全部秘密檔案量的3%。2000年底，德國議會決議啟用計算機輔助檔案修復，德國政府委托柏林弗朗霍夫研究院（Frauenhofer Institute）開發高速掃描技術。至2003年，該研究院宣布將在五年內把六億張檔案碎片拼接在壹起。迄今，170萬德國人，相當於東德人口的10%，提交了查看檔案的申請。很多人曾經擔心，受害者們查看了自己的檔案，發現了告密者，可能會對那些參與迫害的線人采取報復行動，從而引發新的流血事件。後來的事實證明，民眾面對真相的態度比政治家所擔心的理性得多。不少年輕人通過查看檔案了解了歷史及前輩的經歷。國安部遺留下來的文件檔案規模浩大。僅存放文字竊聽記錄的檔案櫃排列起來就有11公裏長。對所有檔案的登記整理工作在德國統壹後二十多年後都沒有完成。學者、記者和私人在自己的調查過程中不斷會發掘出壹些駭人聽聞的事實。例如在去年，有人在查閱中發現，國安部關押的犯人曾為瑞典家具公司宜家（IKEA）充當強制勞工，還有的犯人被秘密用於藥物試驗。[15] 國安部檔案管理局專員羅蘭特·揚（Roland Jahn）介紹說，國安部的監控網絡範圍不局限於東德國，國安人員在西德也從事監視活動，他本人在被取消國籍離開東德後還曾受到國安機關的監視。年輕壹代會向自己的父母提出率真的問題：“妳們為什麽與他們同流合汙？為什麽順從這個體制？為什麽這個獨裁制度能維持那麽長時間？”作為曾經的東德國家安全部門受害者，他希望自己負責的工作不局限於東德秘密警察的檔案。他想知道，無數為國家安全部工作的“非正式工作人員”（IM，不公開的線人）“為什麽會自願為國安部效力？”



利用互相告密制造精神恐怖不是某個共產國家特有的情況，而是共產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共產黨維護統治不可或缺的手段。最早的共產國家營造了最早的告密社會。1930年代初，斯大林推行農業集體化，農民拒絕交出糧食，拒絕加入集體農莊。蘇維埃壹面派征糧隊搜農民藏匿的糧食，壹面鼓勵人民互相告密，還樹立了壹人少年密英雄——十二歲的小學生帕夫利克·莫洛佐夫。為鼓勵告密，蘇聯組織作家、詩人和畫家為這位少年樹碑立傳，寫詩作畫，將少年的畫像印上郵票、明信片、甚至火柴盒上，以少年的名字命數街道、學校、圖書館、集體農莊、輪船和飛機。蘇聯解體後，帕夫利克事跡的真相被揭露出來。他的父親因家庭矛盾出走和另壹女人生活，母親想用懲罰手段嚇唬父親回心轉意，叫帕利夫克去告發。少年向政治保安局告發父親特羅菲姆是“人民的敵人”，結果，蘇維埃不僅殺害了這位父親，還殺了少年的祖父、祖母和舅舅。為把告密的少年宣傳成英雄，蘇維埃將帕夫裏克和他的弟弟也壹起殺害。[16] 前蘇聯克格勃副主席菲•博布科夫寫道：“在克格勃裏，虛構內部和外部的敵人蔚然成風。壹些同事就被人構陷為勾結英美勢力的叛徒，同事們不敢為被陷害者說話，撇清和自己的關系，甚至還落井下石。壹位副部長虛構了有人顛覆蘇共的密謀。根據他的告密，二十多人被關押。經審訊，這二十多人居然都供認不諱。結果，告密的副部長被這二十多人公指認為同夥，同樣被處決。在共產體制下，說妳反動，那就別指望洗脫。面對大量的民族問題，蘇共就希望克格勃虛擬出反動事件，反動的組織，以便有借實施鎮壓。為了滿足黨魁的喜好，克格勃會制造出反動組織，鼓勵互相告密，加劇人與人之間的隔膜猜疑。人們在警告、威脅、危險和恐懼下被迫保持沈默、隱蔽真實的想法，甚至主動去告密。在互相陷害的恐怖中，精神病患暴增。，勞改營管理總局增加了五所精神病院。患者可能是真的精神病人，也可能是被戴上了精神病患者帽子的正常人。1988年，蘇共創造的‘政治精神病學’走到了盡頭。內務部把十六所監獄精神病院移交給衛生部，約80萬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17]



捷克公布的前共產政權秘密警察線民名單中包括知名政治人物，作家詩人，大學教授，神職人員，異議人士。根據分批公布的名單，數萬前共產黨線民從政府、軍隊、警察、司法、國營電視和電臺的高級職位被撤換，其中壹萬多人被判五年內不得擔任公職。很多告密者提出上訴，強調當年做線民是被迫的。他們的上訴多被駁回。因為秘密警察的檔案顯示，三分之壹的線民候選者堅守道德底線，拒絕充當告密者。東德秘密警察檔案記錄的告密有：作家妻子定期向秘密警察報告丈夫的言談行蹤；授課老師密報學生思想動態；醫生按安全部指令給異議人士開損害神經的藥物；壹些民運名人，例如著名異議詩人、民運領袖的安德森（Sascha Anderson），是效力共產黨的特工。推倒柏林墻的領導人之壹維拉.沃倫伯格在東德共產政權垮臺後當選國會議員，推動國會通過了公開原東德共產黨秘密檔案的法案。她發現自己的案卷中包括多達60個線民的黑報告。壹份提供她私生活細節的報告讓她明白，那個化名的線民是她的丈夫努得。丈夫先是以“兩個孩子的名義”發誓，那種下流事不是他幹的，但最後，丈夫還是承認了告密行為。結果，維拉與努得離婚，努得沒臉見人，搬到鄉下隱居。媒體在報導這個案例時說，每天，德國的報紙都登載出這樣壹些駭人聽聞的秘密，許多昨日的異議人士、民運領袖曾充當告密者，連東德的第壹位非共產黨總理德邁西亞都幹過出賣同誌的勾當。這些人不得不灰溜溜地辭去民選的職位。波共秘密警察檔案也曝光出很多民運名人曾是共產黨的線民，其中包括“團結工會”地方領導人、民運領袖朱茲克治科（Marian Jurzczyk）、“自由歐洲電臺”（RFE）波蘭語部主任納科德（Z. Nakder）、“團結工會運動”對外發言人涅雅碧妥斯卡小姐（M. Niezabitowska）、華沙大主教維爾格斯（Stanislaw Wielgus）等三十多位神父。當報紙披露大主教與前波蘭秘密警察合作長達二十年時，維爾格斯拒不承認。直到媒體披露他與秘密警察主管會見五十多次，接受秘密警察訓練，簽署的告密的文件等細節他才在晉升新職的特別彌撒儀式上含淚宣布辭去剛剛獲得的聖職。在俄國，幾乎整個東正教團，包括最高大主教在內，都曾經充當克格勃的線人、告密者。東正教最高大主教在克格勃中的代號是頗富詩意的“畫眉鳥”。大量告密行的暴光為讓東歐各國人民難以接受。人們發現，自己當年私下的牢騷話、與親友的談話被告了密，很多告密是親近的同事、朋友、親人所為。很多人因無法面對這樣卑鄙的事實而自殺。這樣的告密事件被拍成了電影，並有這類電影獲了獎。例如，波蘭紀錄片《三位好友》，記載了共產時代的真實故事∶瓦茲坦，皮雅斯和梅勒斯卡是同窗好友。梅勒斯卡身兼密探，把好友的言行上報秘密警察。皮雅斯懷疑梅勒斯卡是告密者。秘密警察為避免失去有價值的密探，暗殺了皮雅斯。告密和基於告密的迫害是共產制度特有的罪惡。1991年，俄羅斯拆除了樹立在莫斯科的“告密英雄”帕夫利克的銅像。這壹舉動標誌，政府鼓勵告密時代結束。不過，前特工出身的普京掌權後，俄國停止了像捷克、東德、波蘭等前共產國家那樣，清查共黨線民和特工，俄國東正教會和俄羅斯政府聯手，停止公開克格勃檔案的進程。顯然，告密在專制的現政權之下在繼續，專制政權仍然需要線民。



清理共產政權暴力奪得的黨產方面，德國的工作同樣具有代表性。柏林圍墻倒塌後，東德議會通過法案，成立“政黨與大型組織財產審查獨立委員會”（Unabhängigen Kommission zur Überprüfung des Vermögens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 UKPV）負責處理德共暴力剝奪人民取得的黨產。兩德統壹後，該委員會與托管局(Treuhandanstalt)經過十幾年的工作，將德共黨財產，包括東德所有的黨國企業，數萬家企業、工廠、餐廳、藥局、旅館、戲院，電力、水利、交通系統，房地產以及現金等百億馬克的資產清理整頓後私有化，將所得的款項交給國庫，還財富與民。“政黨與大型組織財產審查獨立委員會”不僅追蹤德國境內的黨產，也追蹤到匈牙利、列支敦士登、盧森堡、瑞士等國的德共黨產。



告別共產制度後，東歐各國進行的另壹項重要工作是重新編寫歷史教科書。共產制度需要謊言，必然篡改歷史，將歷史書變成宣傳品。在清除史書謊言方面，俄羅斯的《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壹書具有代表性。告別共產制度後，俄國各界壹致認為現有的歷史教科書不再適合呼籲更換新教材。2009年，普京總統辦公室策劃，安德烈·鮑裏索維奇·祖波夫主編，四十多位專家參與編寫的《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出版，引起了轟動，壹年內再版數次。祖波夫介紹說，參與編寫的專家們壹致認為，向社會說明從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這壹個多世紀俄國社會全貌，是正直歷史學家的責任。這段歷史極具悲劇性，研究這段歷史讓人撕心裂肺，所以許多人寧願佯裝不知。然而如果後人不能與先輩產生共鳴，那麽先輩的痛苦經歷就毫無意義了。



《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告訴人們下列事實：列寧是德國代理人，他從第壹次世界大戰開始就主張俄國失敗；“十月革命”是德國資助的“政變”。書中引用德國外交部的檔案，詳細敘述俄國十月的來龍去脈：德皇威廉從俄國內部找到列寧為代理人，利用資助列寧組成別動隊從俄國內部推翻沙皇；列寧在德皇和德國總參謀部資助下開展革命活動，在瑞士提出政變計劃，隨後被德國特種兵護送回到彼得格勒實施政變；德國撥出5000萬金馬克（約合9噸多黃金）資助俄國革命者；革命後的蘇維埃政權對於羅曼諾夫皇族斬盡殺絕；殺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僅僅是蘇俄全國範圍內紅色恐怖的開始。全俄各地610個契卡工作委員會在1918年至1922年間殺害了200多萬人（由於官方文件多經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僅僅可能是實際數量的二分之壹或三分之壹）。



該書告訴人們下列歷史事實：傳統的俄國社會教誨人們孝敬父母，尊老愛幼，布爾什維克要徹底砸爛祖輩父輩創造的“舊世界”；傳統的俄國社會教誨人們“熱愛祖國”，布爾什維克說“無產階級沒有祖國”；人們都講不要向他人謀不義之財，布爾什維克說要徹底消滅私有制，鼓勵搶掠；人們普遍認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爾什維克認為必須摧毀資產階級家庭，取消資產階級道德，主張甚至實行“共妻”；布爾什維克否定“行善”、“和為貴”、“積德”等維護社會和諧的信條，鼓吹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共產黨在革命後立即展開血腥屠殺；1920-1930年代的“全盤農業集體化”是“第二個農奴法”。蘇共對兩百萬富農或以反革命罪名槍決，或流放至邊遠地區。蘇共中央1930年1月30日的記錄顯示，僅在壹個多月的時間裏就有二十萬富農被剝奪財產，六十萬被槍殺或遣至集中營，十五萬被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蘇共推行集體農莊制度，其農民家產全部充公，許多農民屠宰牲口，被充公的牲口由於無人照管而死亡。直到蘇聯解體，蘇俄的牲畜總數也沒有恢復到革命前的水平；農民反抗集體化的事件不斷發生，蘇共鎮壓的規模也不斷升級。國家安全部門在1930年內就逮捕了十八萬人，槍決了兩萬人；共產革命不斷制造饑荒，列寧在1920年代初制造了大饑荒，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帶來更大規模的大饑荒；饑荒中，西方世界人道援助的糧食被當局享用，完全沒有發給饑民，斯大林仍然堅持出口糧食發展軍工；蘇共將俄國精英大規模驅逐出境或殺戮，對人民實行愚民政策，不許人民與國外親友聯系，不許閱讀外國報刊，使民眾與外部世界隔絕；蘇共以列寧、斯大林的名字廣泛地用來命名街道、工廠、城市、山峰等等；蘇共實行恐怖統治，造成人人自危局面，迫使人們擁護黨的統治。蘇共培植了壹批效忠的知識分子，通過他們貫徹意圖。高爾基就是這樣恐怖之下知識分子墮落的典型。蘇共在1930年代推出的《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等“革命經典作品”了嚴重歪曲了歷史事實。



該書作者之壹潘佐夫指出：“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不僅僅是希特勒，還有斯大林。事實已經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壹個國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損害波蘭等國利益的條件，也還是讓伏羅希洛夫壹而再再而三地提出這樣的建議。實際上是斯大林需要戰爭。他壹是要通過戰爭占領壹些國家並擴大蘇聯共產主義制度的勢力範圍，二是要通過戰爭向歐洲輸出共產革命。出於上述需要，斯大林與希特勒簽訂了挑起大戰的條約。蘇德條約說明了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有許多共同點。”該書主編祖波夫指出：“那些在1937年殺害本國人民的人，對待其他國家的人民也是壹樣的殘酷，這話無論對於希特勒，還是對於斯大林，都壹樣適用。”基於這樣的看法，該書摒棄蘇聯“偉大的衛國戰爭”的說法，改用“蘇聯——納粹戰爭”說法。



世紀之交，戈爾巴喬夫在安卡拉研討會上說：“當我離開克裏姆林宮時，記者們以為我會哭泣。我沒有哭，因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經達到。對於壹個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其目的不是保衛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推進國家的進步和民主。” 在二十壹世紀，世界人民都感謝推倒柏林墻的主要貢獻者裏根和戈爾巴喬夫。2011年3月，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Dmitri Medvedev）在戈爾巴喬夫八十歲生日時向他頒發了像征俄羅斯最高榮譽的“聖安德烈勛章”，表彰他在擔任前蘇聯領袖時的貢獻。俄羅斯民間發起了“感謝戈爾巴喬夫”運動，感謝他結束了蘇聯共產制度。戈爾巴喬夫表示，他曾信仰過共產主義，但蘇聯的實踐證明共產主義完全失敗。共產主義制度限制人權、剝奪言論自由，必然走向滅亡，因為人們不會永遠忍氣吞聲。他在蘇聯解體二十周年時接受英國《衛報》獨家訪談時表示，他最遺憾的是沒有早點離開共產黨。



2014年，俄羅斯頒行了新版高中歷史教科書。新教材告訴學生們：在壹九壹四至壹九壹八年的第壹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為了在戰爭中取勝，對俄國也采用了收買叛徒、間諜等非軍事的戰爭手段，扶植列寧推翻俄國合法政府。列寧在德國豢養之下發動政變，竊取政權後與德國簽訂布雷斯特合約，割地百萬平方公裏、賠款六十億馬克以回報德國的扶植。隨後，他幾年的統治時期將俄國變成了人間地獄。



在羅馬尼亞，新政府展開了對共產政權迫害數十萬人罪責的追究。2015年，羅馬尼亞以反人類罪判處89歲的共產主義時代的監獄指揮官Alexandru Visinescu二十年徒刑。壹位受害者的兒女說：“這對我們來說是壹個道義上的勝利，盡管很長時間過去了，他仍然應該受到懲罰。” [18] 與絕大多數共產革命者壹樣，Alexandru Visinescu沒有悔意，聲稱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在拉脫維亞，紀錄片《蘇維埃故事》是清算革命罪惡的壹部代表性作品。作品展示了這樣的事實：蘇共將烏克蘭大多數農民被劃為富農，強迫遷徙到西伯利亞等地，在饑荒中瘋狂搜刮糧食出口德國（在饑荒中的1932年創下了出口糧食到歐洲的歷史記錄），在歐洲糧倉之稱的烏克蘭制造饑荒，蓄意實施種族滅絕，造成七百萬人餓死；蘇聯與納粹德國勾結，共同發動了二戰。影片不僅列舉蘇聯所犯下的罪行，還將其思想根源與納粹思想進行了對比，揭露了它們的共同點：將人類劃分等級，認為指定等級不應生存於這個世界之上。只不過納粹註重的是種族，他們將雅利安民族作為優良種族，將猶太等民族視為應清除的劣等民族，而蘇聯鼓吹階級鬥爭，要求以暴力從肉體上消滅蘇共指定的階級。影片還將納粹與蘇聯很多行為，宣傳畫、閱兵式、屠殺等等對比，證明它們從宣傳口號到行事方式如出壹轍。



2014年11月，東歐各國領袖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舉行儀式，慶祝終結共產政權二十五周年。斯洛伐克總統安德烈‧基斯卡在講話中指出：“二十五年前的11月17日，我們在獲得自由了。那場‘天鵝絨革命’告訴人們，自由和正義是不可戰勝的。11月17日在提醒著我們，人民追求的自由、真理、希望、尊嚴、公正和正義價值多麽有力量。” 紀念儀式上播放了“天鵝絨革命”和1988年的“蠟燭示威”的紀錄片，隨後，各國首腦們共同點燃了蠟燭，把它們擺放到紀念碑前，進行燭光悼念。[19]



鄧小平指定兩代接班人



1989年7月，鄧小平領導武力鎮壓請願學生之後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決定》，作出壹系列承諾以向國人的反對貪汙腐敗和壹黨專制內作出回應姿態。該決定聲稱：壹、進壹步清理整頓公司，懲治腐敗、解決分配不公；二、堅決制止高幹子女經商。首先從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成員和國務院常務會議組成人員做起，實行回避政策，他們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從事流通領域的經營活動；不得在流通領域公司任職、兼職，凡有任職、兼職的必須於壹九八九年九月壹日前退出，另行安排工作。領導同誌不得利用職權為親友經商提供任何方便條件；三、取消對領導同誌食品的特供；四、嚴格按規定配車，禁止進口小轎車；五、嚴格禁止請客送禮。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成員和國務院常務會議組成人員，不準用公款宴請內客；到下級單位和基層，吃飯壹律為工作餐；六、嚴格控制領導幹部出國；七、嚴肅認真地查處貪汙、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別要抓緊查處大案要案。必須堅持公民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的原則，凡依法該受懲罰的，不管是誰，壹律受懲罰。



10月，鄧小平在東歐巨變的浪潮中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宣布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指定由江澤民接任中央軍委主席，指定胡錦濤為隔代接班人，指定楊尚昆和劉華清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以維持元老控制軍權，自己繼續垂簾聽政。鄧小平選接班人的條件是篤信馬列，堅持壹黨專制，敢於武力鎮壓反對派。江澤民以鐵腕整肅《世界經濟導報》通過了測試，團派領袖胡錦濤通過鎮壓拉薩暴動中的表現贏得了鄧小平的信任。1980年，新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率團考察了西藏。考察中，他被西藏的貧困、落後所震撼，向藏人承認，中共的極左路線嚴重破壞了少數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統壹戰線政策，給藏族人民帶來了許多苦難，表示要改變中共對西藏的強硬控制的政策，推行懷柔政策，提出了“免稅、放開、走人”的政策，即豁免西藏的農牧稅、放開經濟管制、逐步調走進藏的漢族幹部。胡耀邦對西藏的懷柔政策受到流亡的達賴喇嘛的歡迎，也使藏人被壓制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長期以來，藏人不滿中共長期以來消滅藏族文化和藏傳佛教的政策，不滿西藏千座寺廟拆的只剩下幾座，不滿喇嘛被批鬥，強迫還俗，連他們的宗教領袖班禪喇嘛都被關了多年監獄。當中共放棄高壓政策時，藏人喊出了要求漢人離開西藏的口號。中共高層內，壹些元老指責胡耀邦的懷柔民族政策損害了中央集權和漢族利益，助長了分裂活動，搞亂了西藏和新疆。隨著胡耀邦下臺，懷柔民族政策被改了回來。重新實行的高壓政策使藏人心中積累的不滿和憤怒爆發。1987至1989年，藏民要求獨立的請願不斷，最終發展成了暴動。1989年3月7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與中央電視臺同時播出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的拉薩戒嚴令，宣布自1989年3月8日零時起在拉薩實行西藏有史以來的首次戒嚴。隨後中共西藏自治區第壹書記胡錦濤指揮了鎮壓。他頭戴鋼盔到拉薩街頭視察的鏡頭讓鄧小平感到滿意。



胡錦濤之外，鄧小平還曾考慮以王兆國為接班人選。1980年鄧小平在湖北二汽聽匯報時，得知二汽車箱分廠副廠長兼黨委書記王兆國在1976年“反擊右傾翻案風”曾抵制批鄧後召見了王兆國，隨後提拔王為中央委員、共青團中央第壹書記兼中央團校校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進入中央領導層以後，王兆國根據鄧小平的“糾正不正之風”的系列言論，履行中央機關端正黨風領導小組負責人職責，采取了部分限制中央領導特權和高幹女子以權經商的舉措，提出取消中央領導人生活“特供”。王的改革嘗試剛剛開始立即引起元老們的不滿。因應元老們的呼聲，鄧小平將王剔除出了接班人考慮名單。鄧選接班人的標準顯示，中共堅決拒絕體制改革。



鄧小平代表著最後壹代相信共產主義信條的共產黨人。他看到了共產主義陣營的覆滅，但拒絕承認共產主義的罪惡，拒絕順應世界進步潮流，要求“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壹百年不動搖”。他的退休標誌二十世紀中國暴力革命時代的結束。他的退休布局達到了預期。他指定的兩代接班人拒絕體制變革，守護壹黨獨裁體制，成功地為共產主義續命二十多年。由於鄧小平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堅持壹黨獨裁，中共在六四開槍後作出的壹系列清理整頓官商公司、懲治腐敗、解決分配不公、制止高幹配偶、子女經商、取消對特權階層特供、嚴肅認真地查處貪汙、受賄、堅持公民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原則等等承諾完全成為對國人的欺騙之詞，中共官員的貪汙、受賄、攫取國民財富的規模成百倍地增長。堅持專制獨裁的“黨的基本路線”帶給中共權貴驚人的利益，同時帶給中國和世界空前的災難。中共黨史專家尹振環評價說：“鄧小平是中國到目前無法實現憲政的壹個重要阻礙力量，是與毛澤東壹樣的皇權主義者。鄧小平曾在1979年6月16日表示：‘任何壹個領導集體，都要有壹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壹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核心說’也是他專制思想的核心。鄧小平素以改革形象示人，但他從未觸及集權的政治體制，他壹手炮制的‘六四事件’給中國政治和精神自由等帶來了倒退。經改政不改的危機早已潛伏，目前中國官僚資本壟斷，貧富分化、資源耗竭等即是危機的體現。黨史專家何方評價：‘毛澤東是壹個皇權主義者，是壹代暴君；鄧小平是第二代。他又與毛澤東有很大的不同，在他的後半生推行改革開放功不可沒，但他還是壹代暴君，還局限於中共的皇權專制中。他稟承了毛澤東的那壹套東西。’”。[21]



中共全面腐敗



1989年11月，中共在東歐巨變的背景下召開了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壹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其中要求采取兩大舉措：壹是實施緊縮財政信貸，以繼續控制“洋躍進”以來的通貨膨脹；二是大規模整肅官倒公司以平息民怨。緊縮財政帶來了經濟蕭條，全國個體戶註冊商戶和私營企業大幅減少，留下企業間互相拖欠的巨額“三角債”。在整肅“官倒”公司方面，中共只能作壹些撤銷官辦公司的表面功夫。因為，官倒、腐敗的背後是不受制約的黨權，中共堅持黨權不受約束，對官倒、腐敗等黨權產物當然不可能真正觸動。六四民主運動的兩個主要訴求限制特權和反腐敗。民主運動被鎮壓後，真正能限制特權與腐敗的反對黨和獨立媒體不能出現，於是 “官倒”、腐敗迅猛泛濫。



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推動經濟市場化之名掀起了“下海熱潮”、“圈地運動”和房地產熱潮。在權力尋租的格局中，有權力背景的個人和公司無需真正投資，甚至無需預付定金，即憑權力背景即可以通過行政審批拿到計劃價的物資、進出口指標、外匯額度和最賺錢的“紅線圖”（建設用地規劃定點界限圖），即地皮，轉手即可獲得數倍，甚至十數倍的暴利，同壹塊土地被轉幾道手普遍發生。在權力尋租的格局中，紅色家族為主體的“官倒”們通過權力交換，攫取了行政審批價和市場價之間數千億元的地價差、匯價差、雙軌物價差，掠奪了比1980年代官倒更大規模的國民財富，迅速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變身為新壹代的官僚資產階級和紅色家族財閥。東亞的日本、韓國、臺灣都存在財閥模式，但日本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壹勸銀，韓國三星、現代、LG為代表的東亞財閥在自身成長的同時幫助實現了民富和公民社會成長，是社會進步因素。而在中國，紅色權貴財閥幫助維護壹黨獨裁，是阻礙社會進步，造成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反進步力量。



在中共的獨裁體制下，領袖的地位不取決於民意，而取決於軍權。江澤民被元老們選中上臺，但在黨內軍中均缺乏權力基礎。應對這種局面，他上臺後後采取了幾項辦法鞏固權力地位。其壹是縱容軍隊經商。軍隊經商不是江澤民開啟，而是鄧小平時代的產物。掌握最高權力的同時，鄧小平發動了“洋躍進運動”，造成整個1980年代國家財政虧空。政府無錢應付開支，國防預算只夠約70%的軍隊開支。於是，鄧小平決定讓軍隊經商，號稱“以軍養軍”，主持中央軍委兩次下達了允許軍隊經商的文件（1986年5月；1989年3月）。楊尚昆、王震等元老為軍隊企業題詞，積極支持軍隊經商，軍隊腐敗從此泛濫。江澤民當上軍委主席後繼續放縱軍隊經商。在他縱容下，軍辦公司爆炸性增長。這些公司利用特權為所欲為，不受監管，逃稅，走私，經營特殊行業，無惡不作。軍隊經商的腐敗規模超乎想象。例如南京軍區壹名上尉成立了壹家“宜興中國人民長城公司”，以優厚的分贓條件，從銀行貸得巨款，貪汙了三個億；軍委辦公室主任董良駒擁有建於全國名勝之地的九幢豪華別墅和十五輛豪華轎車；廣州軍區司令員以軍辦公司名義買了六幢花園別墅，四輛豪華轎車；廣州軍區七名軍級幹部搬家裝修，僅衛生間設備就花了120萬美元；海軍副司令王守業貪汙了1.6億元。軍頭們手中有了錢，又不受監管，驕奢淫逸，為所欲為，黃色產業泛濫。各級軍隊機關的俱樂部、招待所、療養院、渡假村遍地開花，成為高級將領尋歡作樂的場所。其中，有些特級場所設施極盡奢華，配備醫務所，急救直升機。例如，總參三部屬下就有15間娛樂場，編制外招聘了數百“六陪”女郎，更發生了女青年被奸汙後自殺的事件。軍隊文工團從來就有高層“後宮”之稱。前海軍司令員王守業被調查後，其媒體就報導出他至少有五個情婦，且分別來自南京軍區文工團、總政文工團、北京軍區文公團，幾乎遍布全國軍隊的文工團。



比黃色產業更大的軍隊禍害是武裝走私。軍隊動用軍用車、軍艦、軍用專列，出動士兵保護走私。僅1998年上半年軍隊開槍、開炮打死海關緝私人員及公安武警、司法人員450人，打傷2200多人。1998年7月26日，為四艘來自北歐的走私油輪保駕護航的北海艦隊四艘炮艦、兩艘獵潛艇與公安部和全國海關總署調集的十二艘緝私炮艇在黃海炮戰，造成八十七人傷亡。中共將此罪惡作為機密隱瞞。朱镕基在壹次“反走私”會議講話中提到，統戰部走私汽車壹萬輛，與政協黨組合夥分贓23億元，軍隊走私每年5000至8000億，以逃稅為貨款的三分之壹計，約兩億走私收入的八成以上進了軍中各級將領私人腰包。軍中走私貨物中包括毒品。菲律賓國家安全顧問戈萊日表示，在中國東部五個省內有些非法毒品制造廠由身兼二職的中國軍隊人員經營，僅向菲律賓販賣冰毒量每年就近12億美元之巨。[22] 中央軍委副主席遲浩田在西山軍委、軍紀委生活會講話中承認：“1994年以來，軍隊所辦經濟實體的資本及收入80％以上被高、中級幹部挪走私分，每年軍費中有50％以上是花在高、中級幹部吃喝、出國旅遊、修建豪華住宅、購買豪華轎車上。”1998年軍費加超支共1311億，50％是655.5億，加上從軍中經濟體挪走的共計貪汙公款1863.5億，也就是說軍中幹部1998年揮霍了相當於當年940億軍費預算兩倍的國民財富。



眼看軍隊爛掉，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不得不於1998年秋下令停止軍隊經商，將軍隊產業轉交地方，撤銷軍隊、武警、公安經辦的經濟實體。號令壹出，軍隊將領立即掀起了武鬥，私分，轉移，卷逃的狂潮，軍隊、武警為分錢、分贓頻繁爆發武鬥，動用槍炮甚至裝甲車開戰。例如，廣東軍區副政委和南海艦隊副政委各領部下在酒吧間瓜分財產，席間鬥毆，廣東軍區後勤部唐處長和海軍湛江基地政治部肖主任喪命；十三軍副軍長崔國棟向西昌軍分區後勤部宋副部長索要2000萬元，被宋槍殺，驚動總參謀長傅全有、總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和軍內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周子玉急飛西昌處理善後；華東軍區屬下安徽省軍區，合肥市警備區和安徽省武警總隊，三方合夥經商，安徽軍區首長移交前先私吞了大部分款項，結果三方在省軍區禮堂混戰，僅軍官就傷亡三十多人；蘭州軍區與甘肅省軍區合營經商，移交前雙方開火，傷亡72人，打死軍官12人；遵義駐軍與貴州省軍區為爭奪260萬元展開槍戰，傷亡90余人，打死官兵52人；遼寧錦西駐軍與二炮部隊合營經商，移交前二炮全員出動，將駐軍大樓包圍70多個小時，沈陽軍區司令員，二炮司令員乘直升飛機奔赴現場說和；沈陽警備區、三十九軍壹壹六師、遼寧省武警三家為瓜分1.2億元利潤開火，死傷40多人；因經商瓜分不均，山西大同西坪二十八軍軍部被炸，死亡軍人63人；在位於河南南陽空軍飛機儲存中心，軍人因經商所得贓款分配不均而引爆機庫，炸毀飛機81架，軍人傷亡90名，直接軍事損失11億。1999年2月，國務院、中央軍委緊急通知：“堅決制止爭奪經濟體資金、財產的流血事件發生”，總參、總政、總後、總裝備部發出命令：“堅決查辦爭奪、攤分、轉移經濟體資金、財產的違法、犯法行為”，國務院、中央軍委再發緊急通知：“立即停止爭奪經濟資金、財產活動，依法嚴懲動用武器、爭奪經濟體資金財產的肇事者。”在中共中央向軍隊連下三道“金牌”的壹個月中，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各省軍區之間及內部為私吞走私費用，發生了大小數百場激烈槍戰及數百起殺人滅口、攜巨款潛逃等惡性事件，巨額資產在轉交過程中被軍隊將領們瓜分。軍事檢察機關立案了數千貪汙、挪用、攜公款外逃等大案，數十名高級將領挾巨款逃亡海外。經過如此瘋狂的火拼、私吞、卷逃，約兩萬家軍隊所屬企業中只有不到五千家向地方交接。因為軍隊層層腐敗，追究對誰都沒有好處，軍隊企業資財基本上是壹本糊塗帳，交接事宜涉不了了之。張萬年在全國軍隊、武警、政法機關移交企業清理、處理工作會議上明知故問說：“現在，在名義上、表面上、形式上，軍隊所經營的經濟停辦了，在辦理移交，脫鉤了，但是數千億元的資金沒有了，這筆大賬到那裏去了？”。



縱容軍隊腐敗之外，江澤民鞏固權力地位的另壹辦法通過加官晉爵。從1993年至2004年，他送出上將軍銜、警銜79個，其它將軍銜近千個。後來人們知道，江的加官晉爵與賣官鬻爵區別不大。當時軍中有“百萬雄師”說法，後來又有了團長百萬的說法。江時代軍隊的基本整體糜爛，中央軍委、解放軍各總部和各大軍區的高層基本都有嚴重的腐敗問題。



地方的腐敗與軍隊腐敗的程度與規模不相上下。1990年代的多起重大貪汙案，如“遠華案”、“周正毅案”、“劉金寶案”、“上海招沽案”等都涉及天文數字的貪汙受賄、侵吞公款。這些重大案件幾乎都涉及中共政治局委員、常委家族。江澤民主政十多年間，龐大的利益集團網絡形成。從“遠華案”可以看出，政府、海關、公安、金融、稅務等部門形成了腐敗壹條龍。



地方和軍隊的腐敗主要圍繞最有油水的資產——土地。1980年初，深圳成立了中國大陸第壹家房地產公司，並以政府的名義收取“土地使用費”，深圳政府推動全國人大立法加以追認後，土地被房地產大肆占用。“六四”運動被鎮壓之後，圈地運動更是大行其道，耕地以驚人的速度迅速流失。1993年，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就土地私有化展開激烈爭論。當時主管農業的中共副總理田紀雲意識到農業面臨的嚴峻形式，提出討論會議上原本沒有的土地議題。他批評說，執政黨的會議如果不以國計民生為頭等大事，政權遲早會出現危機。在中共黨內改革派萬裏、喬石、李瑞環的支持下，會議臨時改變了議題。當時有數名省級領導人贊成“在農村逐步落實已承包土地歸己所有”的方案，田紀雲在會議上提了兩條建議，第壹、向農民宣布他們各自承包的土地從此在法律上歸私人所有，農民則向國家繳納土地稅；第二、尚未分配承包的荒地、山嶺、灘塗等，可宣布收歸為三級國有（國家、省、縣），今後的開發者須依法向政府購買或訂立承包合同。支持田紀雲的萬裏宣布在農民中搞的壹個調查，農民說：共產黨曾許諾窮人可以得到土地，土改的時候我們倒是分了土地，但壹個合作化又都收回去了，號稱是集體所有。可現在，又要把土地賣給我們，這土地原來就是我們的，憑什麽要賣給我們？最終，江澤民拍板走所謂的“土地公有制”道路，將田紀雲土地私有化的提議擱置。此後，本來產權模糊的土地制度蛻變為了土地官有制，政府瘋狂場地，瘋狂吞噬國民財富。



江澤民之後，胡錦濤繼續執行鄧小平定下的“黨的基本路線”，拒絕政治體制改革，拒絕對黨權的任何約束，縱容腐敗，使規模繼續擴大。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萬億”投資刺激計劃。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包括各類形象工程，其腐敗尋租成本壹般都在20%以上。如果這個估計成立，則政府主導的四萬億投資項目和各級政府以及銀行配套的三十多萬億投資中有超過六萬億通過不同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貪官以及各類代理人的私囊之中。2011年，網絡曝光廣東煙草汕尾市公司總經理、汕尾市煙草專賣局長陳文鑄的業務招待費壹個月高達200多萬元；中國石化廣東石油分公司利用行政招待費購買150多萬元高檔酒。2012年上市公司年報統計顯示，央企的招待費數額極其巨大。其中，中國人壽業務招待費高達到14億元，中國鐵建8.4億元，中國交建、中國水電、葛洲壩、中國北車、中國重工、中煤能源、中國化學等9家上市公司的業務招待費過億。可以肯定有據可查的上市公司揮霍只是國營企業腐敗的冰山壹角。



現代民主國家杜絕腐敗的壹大利器是獨立的新聞媒體。民主國家的新聞可以掀起“扒糞運動”，即挖掘政要的各種醜聞，包括腐敗與各種有違公德之舉，信息的真實性則由記者與媒體自行負責。在壹黨獨裁體制下，獨立新聞媒體被取締，“扒糞”運動無法發生。沒有反對黨和獨立媒體監督，黨、政府、國企的揮霍、腐敗只能越來越嚴重。沒有相應政治制度改革制約的“改革開放”不斷刷新著腐敗記錄。例如，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在軍產房的開發和轉讓中收受了巨額回扣。他染指的二環黃金地段周邊軍隊地產達數十塊，僅在上海賣壹塊軍產地就能收受壹億多。軍產房和小產權房壹樣，是指在軍隊使用的土地上開發建設所有權歸軍隊所有的房屋。軍產房價格要比同類的商品房低三分之壹左右，過戶時手續簡單，交稅少。軍用土地是劃撥土地，沒有成本，在城市占據黃金位置，是開發商垂涎的肥肉。谷部長利用軍用土地轉給開發商的尋租機會輕易聚斂財富200多億。中共軍委副主席徐才厚是制度造成腐敗的典型。剛進北京時，他家中連空調都沒有，生活水平跟普通的老百姓沒有多大的區別。隨著軍隊大規模經商，原本廉潔的徐腐敗規模百億計。貪腐數百億的谷俊山賄賂徐不會是小數目。據海外報導，徐在香港多家銀行存款百億，家中查出現金十數億。英國《金融時報》報導中提到，調查人員在查抄徐才厚家時，發現巨額現金和價值不菲的寶石。現金都被整體地擺放在箱子裏，每個箱子都有向徐才厚行賄買官者的名字。其中壹些箱子內裝有的人民幣達數百萬，從未被拆封過。搜查人員用了壹周時間才清查統計完徐宅中發現的現金和寶石，查出的現金就超出壹噸重，徐宅內各種古玩字畫、金銀珠寶多不勝數，贓款贓物裝了12輛卡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斂得財產包括周北京、上海、廣東等地豪宅數百套，大批黃金、白銀、金幣、現金、名家字畫，據外媒報導，加上存款、證券、債券，其家族總資產近千億元。



高層的腐敗規模驚人，“小官巨腐”的規模同樣驚人。例如，河北省紀檢監察機關披露，河北省發改委前主任劉學庫，省委前常務副秘書長梁樹林，河北省人大城鄉建設和環境資源委員會前副主任委員張連德，大名縣委前書記邊飛等縣處級以上幹部238人被查出貪汙腐敗，其中市車管所數十人受賄數千萬元，有交警支隊長受賄超千萬元，有市人社局幹部監管不力致醫保基金被騙取近2000萬元，有的縣國土資源局原局長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總額近千萬元，有村幹部利用協助征地受賄百萬元，大名縣委原書記邊飛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在職務晉升調整、項目協調審批、工程承攬建設等方面謀取了億元利益，秦皇島市北戴河區供水總公司總經理馬超群涉嫌受賄、貪汙、挪用公款，其家中搜出逾億元現金，37公斤黃金，68套房產手續；廣州“處級貪官”張新華貪腐金額近4億元，同時被查出的廣東貪腐官員有七八十人，可想官員貪腐的規模之大。中共茂名市委書記羅蔭國是當今中共官員的壹位代表。他是子女已加入澳大利亞國籍，家族已將巨額國家財產卷到國外典型“裸官”，在2008年全國黨風廉政建設工作電視電話會上曾介紹反腐倡廉的“茂名經驗”，聲言狠抓黨風廉政建設，要做到“四親自”：親自部署重要工作，親自過問重大問題，親自調重點環節，親自督辦重要案件。然而，他受賄十多億，在接受調查期間他還供出了同夥100多名貪汙官員。在被判死緩後坦言：“要說我是貪官，說明共產黨官場都是貪官！妳們憑什麽專整我？妳們有本事，真讓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個月三年，我能把茂名官場翻個底朝天！”“妳們以為我是貪官，關鍵，誰不是貪官，妳們能說出壹個我這個級別的不是貪官的嗎？全中國，我這級別的，有壹個不是貪官的嗎？共產黨不就是腐敗分子提拔腐敗分子嗎？共產黨不就是貪官查貪官，腐敗分子反腐敗嗎？難道這個還要我告訴妳們？”“查辦我的人，難道妳們就清白嗎？妳們誰敢說自己是清白的，看看妳們的穿戴，看看妳們抽的煙，戴的表，哪個不是十萬八萬的，哪位壹年抽煙不得幾十萬，妳們的工資夠妳們壹年抽煙的嗎？”“像我這樣的級別的，誰不能供出百八十個人來，這個，太平常了，大家都是貪官，妳們為什麽抓我，要抓壹起抓，從村長開始，壹直抓到“中國長”，誰比誰更清白嗎？”“誰他媽的說自己不是腐敗分子，叫他站出來，公布公布財產。我不信，誰不會吹牛逼，說的好聽，為國家奉獻幾十年，不謀私利。既然這樣說，妳先公布財產。”“都腐敗，沒有壹個是幹凈的。心裏知道都算了。妳不講我，我不講妳，妳要講我，我必講妳，妳講死我，我講死妳，這就是現在的官場，這就是新三講教育。”。



在“黨和政府”中千萬元貪官，億元貪官，十億貪官、百億貪官、千億貪官遍布全國的情況下，中共的反腐只能是服務權力鬥爭的選擇性反腐，對於高層巨大規模的貪汙腐敗秘密審理，也禁止媒體詳細報導，以維護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在共產陣營覆滅，世界各國走向民主的二十年間，中共最高層的紅色家族基本都變身為百億家族，壟斷著國民經濟關鍵行業。例如，鄧小平家族掌控有色金屬、軍火行業，江澤民家族掌控著電信行業，李鵬家族掌控著電力行業等等。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中國社學院共同完成的《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顯示，131萬中國縣團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占有全民財富的80%，其中沿海各省官員及配偶擁有財產平均在800萬至2500萬之間。蔣經國順應世界進步潮流，主動放棄權力壟斷，真正實行社會主義。在他去世時，臺灣基尼系數低於0.3，貧富差距全球最小之列。鄧小平拒絕接受對權力的約束，在“允許壹部分人先富起來”口號之下讓權力者家族暴富起來，讓中共元老的後代及中共高層領導人的子女成了中國新富豪的主體。如果將特權階層的蔽收入、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以及尋租收入考慮進去，今日中國的基尼系數高達0.7，是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壹。



黨和政府吞噬國民財富



中共的黨員隊伍與中國的官員隊伍大致重合，規模都在向億級邁進（中共十六大時黨員有6 000多萬黨員，其中4 000多萬是各級官員）。供養如此規模的“黨和政府”，國民收入被吃光花凈仍遠遠不夠。“黨各政府”吞噬國民財富表現在以下方面。



壹、黨和政府爆炸性擴張



生物學家達爾文指出：“所有生物都有高速增加的傾向，以致於如不毀滅它們，壹對生物的後代就會很快地充滿地球。……在同壹地方勢必進行鬥爭的生物之間存在著互相抑制的關系。”[1] 自然界的平衡建立在物種互相制約之上。沒有肉食動物的制約，草食動物會迅速繁殖，將草吃光，將草原變成沙漠。人類社會也必須建立在互相制約的基礎上，古代傳統社會的最高統治者，包括古代中國的統治者接受虛擬的天或神意的制約，現代社會接受宗教信仰的精神制約和憲法制約。康德說兩樣力量使他敬畏，壹是頭頂上星空，二是內心中的道德法則。這內外的敬畏與中國歷代天意、民間敬畏相通。中外相通的敬畏就是自我和外在制約。制約是憲政、共和、民主的精髓。所謂憲政、共和、民主，說到底是制約所有政黨、個人不得為所欲為。共產主義學說鼓吹鬥爭、摧毀，包括摧毀道德體系。共產黨在精神上和行為上不接受任何制約。毛澤東的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無所畏懼等思想都代表著共產黨不受制約的觀念。權力不受制約的後果是災難性的。不受制約的“黨和政府”如同沒有肉食動物制約的草食動物壹樣，瘋狂擴張，吞噬壹切資源，迅速占滿每個角落。



革命前後的官民比例變化揭示出了革命黨擴張之瘋狂。中國歷代官府規模很小，官吏維持在壹至三萬人，[2] 政府最基層是縣級，縣衙之下無官府，壹個縣的官員編制數人而已，廣大鄉村由鄉紳自治。1908年末，作為籌備立憲的基礎工作，清政府頒布了《調整戶口章程》，進行了全國人口普查。1910年，清政府公布普查結果為全國人口3.2億，全國行政官員2萬多人。[3] 而到了共產黨治下的新中國，從中央到每壹個縣，每壹街道都有了共產黨黨委，人大，政協、政府、政協紀檢委等所謂五套班子，外加政府辦公室、改革委、經委、民族宗教事務局、司法局、人事局、勞動局、規劃局、建設局、糧食局、計生委、縣審計局、廣播電視局、新聞出版局、體育局、法制辦公室、信訪局、政府研究室、老齡委、行政服務中心、招商局、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政法委、保密局、黨校、綜合行政執法局、老幹部局、貿促會、文聯、愛委會、工商聯、對外友協、政府招待辦、投資促進局、拆遷辦，民委等數不清的黨屬機構。官方宣稱的黨政機關公務員只是狹義的概念。財政供養的人還包括所謂事業單位中的準公務員、不列入預算自己收費供養的政府機構和執法人員、國有企業中公務員性質的官員、中共認定的“八個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全國60多萬個村委會、8萬多個居委會等的非編制管理人員參照事業單位管理，也由財政供養。[4] 從中央到鄉鎮，全國正式和臨時機構中吃財政飯的人數極為驚人，壹個縣的“吃皇糧”官員人數可比革命前清末全國在編官員人數。經費自理的事業單位人員和沒有編制，人員總數以千萬計，雖不獲財政撥款，但靠政府賦予收費權和執法權利用收費罰款自肥，吃變相的財政飯。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隊伍已經如此之龐大，地方政府還要大量的聘請“臨時工”。例如，廣東的治安巡防員或輔警就數以萬計，天津爆炸事件的傷亡暴露出，有不少不屬於消防系統的“編外消防隊”。壹份給朱镕基《給總理的上書》說“負擔如泰山，幹部如蝗蟲”，前總理朱镕基承認：“如此臃腫的機構和數量龐大的行政人員，把國家的錢都吃光了”。事實上，地方政府財政基本都是想辦法“創收”來供養官員的“吃飯財政”。前中組部長張全景承認：“壹個省有四五十個省級幹部，幾百個乃至上千個地廳級幹部，壹個縣幾十個縣級幹部，可以說古今中外沒有過。更何況壹個省、市除省長、市長外，還有八九個副職，每個人再配上秘書，個別的還有助理。”原中紀委副書記劉錫榮在兩會上指出：“因為沒有編制法，給買官賣官留下了無限的空間。過去壹個縣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縣委。現在我到鄉鎮去看，壹個鄉鎮有三四百名幹部，小汽車停了好幾排。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麽多官啊！”經過百年革命，中國的財政供養的官員數在2005年超過了7000萬人，[5] 按國家統計局《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就業人口7.67億人計算，中國十位納稅人要供養壹位官員，供養人數比全世界其它國家的總和還多出許多。



革命前的滿清和革命後的北洋政府時代，官民比例是正常的，政府中沒有黨的機關，因此規模很小。國民政府時政府規模大擴張，因為蘇俄輸入的黨國體制，有了政治部、宣傳部等黨機關混在政府中吃官飯。但這時有在野黨監督，參政會、國民代表大會都明確提出政黨不得在政府中設立機關，軍隊須國家化，政黨須退出軍隊和政府機關。新中國政府規模如此龐大的主要原因是龐大的共產黨機關混在政府中享受納稅人供養，政府、軍隊中壹半的機構和費用開支是服務壹黨私利的秘密開支。例如，各級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廣播電影電視部是強制國人接受中共政策的宣傳，為國人洗腦的機關；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統戰部、政法委，機關黨組，人大、政協黨組、紀檢組，數千所黨員帶高薪就讀，實際是腐敗溫床的黨校、黨史研究機關，馬列主義研究機關、編譯機關，專門服務特權階層的“特供”機關和“離退老幹”機關等等都與服務社會無關，而是中共控制社會的機關，全是吞噬國民財富的黑洞。軍隊中的中共機關更多，政治部、宣傳部，遍布軍中的文工團、歌舞團都是純粹服務壹黨。這些吞噬國民財富的黨機關是寄生性質的壹個註腳。民主國家的軍隊國家化，不允許在軍中宣傳壹黨，當然也就不存在上述機構。只要有黨在野，反對黨定然不會容許用納稅人的錢供養某壹黨的機關，更不可能允許財政供養如此眾多，如此龐大的壹黨機關。



中共在延安時期就提出了“精兵減政”口號。建國後，所有高層都有過精減機構的指示。經過中共六、七十年的精減，官員從幾十萬“減”到了七、八千萬。2013年3月，新壹屆政府總理李克強承諾削減政府開支說：“本屆政府內，壹是政府性的樓堂館所壹律不得新建；二是財政供養的人員只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只減不增。這三條中央政府將帶頭做起，壹級做給壹級看。”李的這些話沒有新意。從延安到北京，歷屆領導人，歷屆總理都說過類似的話。七十年的情況證明，在沒有反對黨制約的情況下，“黨和政府”不可能控制自己的擴張步伐，只能如同沒有天敵制約的動物、植物壹樣，泛濫成災。如今，中國的高層政治日趨寡頭化，縣鄉級政治日趨家族化、黑社會化，痞子化。[6] 不廢止壹黨獨裁，不確立多黨民主政治，政府規模和開支只能繼續泛濫。



二、財政收入主要供養黨和政府



中國官員享受著眾多隱性福利和養老體制雙軌制的好處：個人不用繳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能夠輕易以權力謀取福利。因為官員收入大幅高於社會平均水平，青年們對公務員職位趨之若鶩，報考公務員人數年年創新高，幾千人爭奪壹個職位。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的大部分由看不見的稅收和各種行政收費構成，而五百多項政府性基金中只有四十幾項被納入預算管理，有名目可查，其他的行政收費去向不明。合理的估計是，這些錢被政府揮霍掉了，或者說被用於養官了。國務院早在1988年就嘗試擬定有關國家行政人員報告財產和收入的草案。1994年，全國人大將《財產申報法》列入立法規劃。但二十多年過去，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依舊難產。其原因百姓都清楚，那就是官員們的秘密收入和擁有財產的規模大到驚人地步，披露出來將引發社會動蕩。



2013年“兩會”上，有代表抨擊全國的職務消費占到全部財政支出的四成，擠占了其它費用。代表所言的其它費用其實就是社會救濟，養老、醫療保險及教育等政府應該提供給百姓的公共服務。實際的情況是，政府養官已經把財政收入花光，沒有錢提供公共服務，可憐的公共服務主要面對少數“體制內”人員，廣大民眾需要費高價去購買公共服務，有關“事業單位”再壟斷這些公共服務，乘機宰割的民眾。在沒有壹黨獨裁的國家，社會的平衡調整機制有效，能緩和各方的利益沖突。例如在日本，由於經濟不景氣，百姓生活水平降低，社會各界呼籲國家公務員削減薪酬以使社會財富分配更加公平。因應各界呼籲，日本政府在2012年8月內閣會議上決定，從2013年開始削減國家公務員近15%的退休金，以縮小“官民收入差”，緩和社會矛盾。[7] 但在壹黨獨裁的中國，沒有壹種對“黨和政府”的約束機制，利益沖突日益嚴重。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聯合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發布的首部《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承認，貧富差距在擴大，已經逼近社會容忍線。事實可能比藍皮書承認的更嚴重。1980年代初我國基尼系數為0.28，如今高至0.7，達到了動亂級別。



復旦經濟學教授韋森指出，中國人收入的壹半用來繳稅供養政府。中國金融智庫研究員鞏勝利則表示，政府不會明目張膽的向老百姓要錢，但它會以電費、水費、清理費、去汙費等為借口索取。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人均GDP低於785美元的國家為低收入國家，宏觀稅負的平均值壹般為13%；人均GDP786至3125美元的國家為中下等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壹般為19%；人均GDP3126至9655美元的國家為中上等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壹般為22%；人均GDP超過9656美元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壹般為29%。中國為中上等收入國家，企業稅負卻高達42%。[8] 以燃油為例，政府壟斷經營，油價的壹半是政府強收的稅，且油價中包含的稅相對國際油價跟漲不跟跌。2013年，中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3萬億元，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是世界第壹重稅國，且稅收每年增速近10%，超過GDP和國民收入增長。中國政府不光收稅，還收取幾乎與稅收相當的各種費。收費與稅收構成中國企業的“宏觀稅負”。如果算上企業負擔的政府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形形色色的腐敗支出，實際稅負接近50%。



1980年代，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隨著政府規模爆炸性增長，這壹比例越來越低，到如今已下降到30%左右，比搞軍備競賽時前蘇聯的居民消費率還低。消費率低的原因是，居民要承擔稅費繁多，工薪收入要交個人所得稅，買東西要交增值稅、消費稅，買進口商品要交關稅、車輛購置稅，買奢侈品要交消費稅、煙草稅，買要交房產稅，契稅、印花稅。中國汽車，IPAD，化妝品等商品的價格是美國1.5至3倍，商品價差原因是中國商品所含的稅負全球最高，是美國的4倍多，是日本的近4倍，是歐盟各國的2倍多。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府財政統計年鑒(2007)》公布的2006年數據計算，倘若國家征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響不論，那麽，作為價格構成要素之壹、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總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15國300元”。中國現行19個稅種中通過全國人大立法的，僅有個人所得稅法和企業所得稅法兩部，其它17個稅種的征稅依據是國務院及相關部委制定的條例或暫行條例，且大多為“隱形稅”。除了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等少數稅種，國內稅種以間接稅為主，絕大多數稅具有轉嫁性，最終多會讓“消費者買單”。



民主制度下的政府遵循亞當•斯密提出的稅收公平原則，即稅負與收入成正比。在新加坡，占人口總數20%的富人貢獻了90%的所得稅。在香港，大部分稅收來自高收入人士，中低收入的居民只需繳納很少，甚至不用繳稅。以2008至2009年度為例，該年度香港納稅人數只有130萬，還不到全港700萬人口的1/3。年收入50萬以上的約28萬人繳納了薪俸稅總額的87%。就稅收結構而言，中國普通民眾承擔著世界上最重的稅負。中國以間接稅為主，其特點是稅負轉嫁性，稅收的最終負擔者是每壹個消費者，工薪階層的消費多，承擔的間接稅就多，即窮人承擔著主要稅負。2009年12月，《福布斯》雜誌發布的2009年全球稅務痛苦指數顯示，中國國民的稅務負擔全球第二（僅次於法國）。對此報告，中國官方以歐美壹些國家稅率更高為依據稱報告錯誤。中國官方說法存在致命缺陷，不可采信。首先，國外政府收入中非常大的壹部分是社會保障繳費。這種繳費在壹些國家也被叫做稅收，如美國稱之為“工資稅”（Payroll Tax），但實際上它和財政性的稅收（所得稅、銷售稅等）有本質區別，它是專款專用的。例如在美國，工資稅壹律進入全國統壹的社保基金帳戶，政府不但嚴格禁止挪用社保基金，而且這筆基金也不能用於營利性投資，只能用於購買國債等方式進行保值。其支出方式也是固定的。政府對這部分資金完全沒有自由支配權，因此嚴格意義上它不是政府的收入，而是壹種嚴格“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繳費——返還”，是壹種轉移支付。它不增加政府可支配的財富，不是壹種負擔性的稅收。因此，比較各國稅負輕重時須把社保收支撇開。以美國為例，2002年美國全國政府總收入為29807億美元，聯邦政府收入18607億美元，其中社會保障繳費（個人、公司）高達7503億美元。如果社保繳費剔除，美國全國稅收與GDP的比例立刻大幅下降。在發達國家中，社保收支在政府收支中占較高比例，在帳面上增加了政府開支占GDP的比例，這恰恰是壹個社會進步的標誌。其次，民主國家政府收入中包含國有資產經營收入，而中國國有資產的權益利得不列為政府的收入。如果將中國壟斷國企的利潤考慮進去，政府的財力占GDP的比例將上升到驚人的程度。第三，衡量稅負高低要看稅收的錢怎麽用。在民主國家，與高稅負相應的是國民高福利。政府用於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支出占財政收入的比例，挪威為71%，瑞典為69%，丹麥為72%，芬蘭為68%，法國為71%，意大利為62%，荷蘭為62%。在這些國家，民眾交稅多受益也多。在社會主義的瑞典，工人要交所得稅31%，經理們要交60-70%，但人們享受五花八門的福利，如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與壹般工人相比，納稅後為2：1，首相住在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無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瑞典前首相費爾丁出身農民，任職時還抽時間回家務農。在丹麥，公立學校免學費，學生享受政府補助，上網免費，打印學費，書本、鉛筆，飲料免費。在新西蘭，政府在1898年就建立了保障老年人生活的養老金制度，工薪族無須繳納任何款項，年滿65歲即可領取養老金，還可享受各種補貼和免費教育。在印度，全體國民享有免費醫療，國家建有覆蓋全國的醫療網絡，政府醫院對所有病人敞開大門，從掛號、手術到藥品各項服務壹律免費。當然，看病不花錢導致醫院財政緊張，好藥缺貨，醫院臟亂差，迫使有錢人到設備先進、幹凈整潔但收費昂貴的1300多家私立醫院就醫成。在僅次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全球第二輕稅負行政區香港，政府向來奉行簡單低稅制，中低收入居民納稅很少，薪俸稅（個稅）標準稅率為15%，免征額為壹年10.8萬港元，同時還有很多減免稅項目。通常，繳納薪俸稅的港人不僅享有子女免稅額和父母免稅額，個人進修、慈善捐款、支付父母或祖父母入住敬老院的費用等也可獲得減免稅待遇。2008年經濟危機以後，香港也普遍為中產家庭大幅減稅；有的中產家庭甚至完全無需繳納個人所得稅。



在中國，民眾人不能因交稅而享受更好的福利，沒有可能獲得任何退稅，失業者既不能獲得退稅，也不能獲取實質性的失業救濟，農民和低收入者基本沒有醫療保障，社會福利向富人傾斜，農民和低收入者基本無緣享受。對企業和個人來說，交稅只是負擔。經濟學家王福重指出：“中國的稅負不是壹般的高，而是超高。在《福布斯》的排行榜上，中國排在稅收痛苦指數第二。財政部、稅務總局說這是錯的，計算不準確。我說也是錯的，中國肯定是第壹。把中國稅負算起來，加上國企、央企和銀行賺的錢，那就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我估計達到50%，甚至更多，因為還有多如牛毛的收費。收費也是稅，妳也不能抗拒，中國政府部門可以說是沒有任何壹個部門是不收費的。中國的流轉稅非常多，比如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稅有18種，稅太多了，特別是商品稅多。”[9] 的確，增值稅、消費稅等大多數稅收的“隱蔽性”，降低了納稅人消費時的痛感。如果沒有隱蔽，中國納稅主體——工薪階層的痛苦指數實際更高。而在中國，民眾“高稅負”“低福利”甚至“無福利”，國家財政支出大部分用於了供養共產黨和政府，用於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的財政支出不足收入的三成。據財政部綜合司的報告，中國政府的行政管理費1985年為170億，占財政支出9%，2000年為2768億，占比17%，2003年4691億，占19%，行政成本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多數地方政府，尤其基層政府，行政管理費及工資支出占到了當地財政收入的八、九成。政府收稅用於養官尚且不夠，哪裏有錢用於民生支出。百姓交稅當然沒有回報，當然痛苦。



與美國比較，最能看清中國“黨和政府”的自利性質。美國的縣政府機構主要是法律和服務機構。通常有：郡委會（Board of Supervisors）、巡回法院辦事員（Clerk of Circuit Court）、郡行政管理辦公室、郡律師辦公室、郡稅務長辦公室（Commissioner of Revenue）、社區發展辦（Community Development）、綜合服務辦公室（Comprehensive Services）、消防部（Fire & Rescue）、寄養部（Foster Care）、人力部（Human Resources）、IT、公共設施部（Public Works）、娛樂部（Recreation）、警察局（Sheriff）、社會服務部（Social Services）、 出納部（Treasurer）、選舉登記處（Voter Registrar）等等，壹個縣政府通常只壹座小樓而已。美國沒有像中國這樣的事業單位，政府雇員包括了教師、環境衛生人員、灌區管理人員、公共圖書館管理人員、公園管理人員、公共安全人員如警察、消防人員、證券管理人員、公共交通人員、公共服務人員，其總數只有幾百萬人。美國政府的財政支出也占到國內生產總值近半，政府的開支主要用於為納稅人提供安全、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救濟等公共服務，政府雇員的“人頭費”支出和日常管理費支出比例很低，政府3萬多億的財政支出中醫保和社保占了三分之壹。



而在中國，“黨和政府”的“人頭費”支出和日常管理費用支出所占比例奇高，政府開支的大部分用於保證官員和體制內人員享受特殊的教育、醫療、文體育、養老保障等公共服務，而用於全民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救濟等公共服務的開支少得可憐，且占財政開支的比重越來越低。以教育經費為例，中共有錢發動戰爭，有錢對外援助，但對教育的投入少之又少。毛澤東統治時代是禍害摧殘教育的時代。這壹時代結束時，國民經濟崩潰，教育經費聊勝於無。鄧小平統治時代，壹個“洋躍進”運動搞到整個1980年代的經濟危機，同樣刻薄教育。1989年，中國政府開始搞高等教育收費。1999年，當局在高校全面推行“教育產業化”，結果是此後十幾年間，中國大學學費漲了兩百多倍。其中，中央戲劇學院學費每年近14萬。英國的獨立組織“教育政策研究所”公布的“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中，日本以每人每年教育總支出8930英鎊，約合11萬人民幣的總額高居榜首。新西蘭和英國則分別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中國大學人均年教育總支出超過萬元人民幣。但是，如果按人均收入比例計，中國學費世界最貴，是日本的三倍。社科院發布的報告指出，中國公共教育投入過低，致使現在供養壹個大學生，城鎮居民需要四年多的家庭純收入，農民家庭需要十四年的家庭純收入。“教育產業化”讓大批農村高中生被迫放棄考大學，考生錄取後農民家庭因交不起學費而自殺的事件多有發生。例如2003年，陜西省榆林縣53歲的農民景統仕因支付不起女兒每年萬元的大學學雜費自殺；2004年，福建農民林冰心因付不起兒子大學學費自殺；同年，遼陽農民孫守軍由於交不起兒子大學學費自殺；同年，單親母親劉淑傑因交不起女兒學費自殺。誌願到湖南益陽市南縣三仙湖鎮鹹虹學校愛心支教的李學仲老師披露落後地區學校的慘狀寫道：“我不能說有多慘，這個地方不允許說啊。四 、五歲，六、七歲的孩子五點鐘多就起來到幾十裏路以外去上課，沒有公路，學生上學途中摔傷是常事。學校十幾年沒有維修了，門窗應該都是壞的，晚上無老師居住，沒有打印機，復印機、電腦壞了，學校無法打印或復印壹份文件，老師同時兼職炊事員、門衛、衛生員等。學校許多應有的活動幾乎沒有。冬天供暖是最大的問題，有人想送電取暖器，但電費付不起。由於工資低，沒津貼，教師難以養家糊口，年輕教師不願來，教師老齡化嚴重，學生流失嚴重。老校長身患癌癥不能進食，不能說話…… 壹個女教師壹只耳朵聽不見了，沒有時間治療……她馬上退休了還壹個人包教壹年級各科。百姓極度貧困。對深夜家訪的教師往往送些南瓜子、玉米棒或兩個紅薯致謝，教師不接納還不行，否則他們會淚水漣漣，認為教師嫌棄禮輕。對深夜在沱江邊上挨家挨戶家訪教師來說回校途中只能疲憊不堪的地領著壹袋紅薯、玉米棒壹步壹停走在泥水路上。近來本地財政短缺，每個老師都被扣了工資，生活難以維系。”農村教育的慘狀是“黨和政府”吞噬國民收入的最好註腳。



再以醫藥為例，中國對藥品征收重稅，把最沈重的財務負擔加給健康狀況最差的人群。世界衛生組織（WHO）要求：政府應該對影響人民健康的物品征稅，而不是對有益健康的藥品征稅，建議各國對基本藥物少征或不征稅，收增值稅。多數國家遵循了這壹原則，對藥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稅。歐洲制藥工業協會聯合會（EFPIA）2014年公布數據顯示多數歐洲國家對藥品實行免征或者少征收增值稅。與世界大多數國家相反，中國對藥品不減免征稅，按照17%滿額征收藥品增值稅，對大多數進口藥品普遍征收5%－8%的關稅。官僚和體制內人員享受公費醫療，藥價虛高對他們沒有影響，而貧困人群則因藥價高昂，放棄治療的情況普遍。中國的公共衛生開支與國內生產總值(GDP) 之比僅為3%，世界墊底。三十多年來，中國政府壹直在削減醫院的補貼，鼓勵公立醫院開高價藥來“以藥養醫”。



自1994年中共分稅制改革，即重新劃分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後，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年均增長18%。與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占主體收入來源的情況相比，中國則完全相反，七成以上稅收來自間接稅，即隱藏在商品、服務價格裏的關稅、消費稅、增值稅等稅收。例如在中國購買進口化妝品會包括50%的關稅、30%的消費稅及17%的增值稅。世界各國壹般對藥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稅，但在中國，藥品統壹按照稅率最高檔征收17%的增值稅，進口藥品還要加收3-6%的關稅。這種通過隱藏在價格裏轉嫁給消費者的方法，使消費者不知道承擔著比工資稅高出數十倍的稅收負擔。稅收之外，中共還征收各種政府性基金，光是列入財政部預算範圍的各項政府性基金收入就高達1.4萬億。



世界銀行發布報告指出，2008年中國勞動者平均稅率為45%，高於很多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亞、美國的平均稅率近壹倍，建議中國大幅降低勞動者稅率，比如大幅降低個人所得稅率，降低居民收入中用於社保的繳費，包括住房公積金、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等。遺憾的是，世界銀行的減稅建議沒有意義。全球第壹規模的“黨各政府”需要天文數字的民財供養，每年10%速度遞增的稅收尚且不夠，談何減稅。由於政治原因，世界銀行不能建議中國黨政分離，縮減政府規模。誰都知道，如果不能縮減“黨和政府”的規模，不能限制“黨和政府”的花費，降低稅收只能是空話。



三、國民收入不夠黨和政府揮霍



享受高收入和高福利只是“黨和政府”吞噬國民收入的壹小部分。“黨和政府”吞噬財富的大頭是腐敗和揮霍。權力帶來腐敗，不受監管的權力帶來難以置信的腐敗。中國沒有對中共黨權的制約機制，各級官員的腐敗貪汙，吞噬國民財富的規模令人難以置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收入分配課題組近年對全國各地5344戶城鎮家庭的調查結果顯示，全社會的灰色收入在擴大，最高的階層灰色收入也最多，灰色收入高達6萬多億元，約占GDP的12%。調查結論是，灰色收入擴大與大規模政府投資有關。在公權力缺乏制度約束的情況下，政府大規模介入資源配置，是公共資金流失、腐敗泛濫的重要原因。中國政府的行政成本壹直沒有具體的統計數字。有學者提出了三個3000億的說法，即公款出國3000億、公款招待3000億和公務用車3000億元，認為中國的行政成本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遠遠超過其它國家，長期高居世界第壹。經濟學家馬光遠提出：“如果2013年壹季度消費的回落是因為打擊公款吃喝所致，那這個數字將十分驚人：壹季度消費品零售總額55,000多億，增幅回落2.4個百分點就是1,300多億，全年則為5,000多億。而這只是揮霍和浪費的公款消費，並非全部。假定這個比例是50%，則公款吃喝保守估計超萬億。接近全部教育經費的壹半。”上述那萬億只是冰山壹角。各級政府食堂如猶如五星級酒店是公開的秘密，精美大餐，菜式豐富，雞鴨魚肉，山珍海味，應有盡有，象征性收費任吃，很多機關實行壹元就餐制，壹些政府食堂每周提供菜品共計壹百二十種，其中“蓮籽紅棗銀耳湯”等甜點只需壹元錢。特權階層手中壹元錢可以放大成壹百元的價值，“公仆”百姓生活兩重天。 小官腐敗在“黨和政府”的腐敗中只是小意思。據香港《動向》雜誌露：中央委員以上離休高幹每年公款開銷千億元，江澤民、李鵬等11位最高級離休幹部享受至高無上的特權待遇，包括各地行宮、專機、專列、高級轎車、專家醫療組等等，每年耗費公款十億元，平均每人近億元。離、退休的省部級幹部，包括中共豢養“八個民主黨派”領袖，每年花費千萬元計。



政府主導的國企是腐敗的溫床，其腐敗規模同樣驚人。例如，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等高管在2010年對山西金業實施的百億並購案高價收購劣質資產，致使百億國資流失。舉報者披露，被舉報人曾出價2000萬封口費。再如，在中石油、中石化兩大集團壟斷下，國人用著世界上最貴的油。在民主國家，國有企業利潤計入政府財政收入，在黨國體制下，國有名不符實，國企通過壟斷獲取的暴利去向成謎，黑幕重重。2013年，新壹屆政府反腐清查中石油集團，被查官員數百，涉及國有資產流失千億計。



新壹屆領導層聲言查處國企腐敗。但是，“黨和政府”的腐敗。自己查處自己不會真的下手。在沒有反對黨的情況下，官員財務公開，財產申報，政府公開財政預算等等都不可能真正實施。在糾察官風的制度設置上，新中國無法與封建王朝相提並論。秦漢時已有監察制度。史官記錄皇帝言行，所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史官記載皇帝的起居註，連皇帝本人也不得翻看，當然更不能篡改。歷代監察官職名稱不同，如秦為禦史，隋唐為監察禦史，明清兩朝專設監察禦史，但都有責任就朝政發表意見，而且可以“風聞奏事”，對所奏風聞真實性不負責任。而在新中國，中共不設言官，嚴格控制網絡言論，制度性的建言途徑堵塞，民眾沒有言論自由與批評權利。中共權貴的資產規模讓人想起了中共五十多年的“國民黨四大家族巨貪”宣傳。隨著眾多事實披露與檔案解密，“國民黨四大家族巨貪”宣傳不攻自破。國民黨“四大家族”巨額貪汙的宣傳是假的，而“新四大家族”、“八大家族”富可敵國是真的。江、曾、胡、溫、徐、周、戴等等，隨便壹個家財都百億計，涉足眾多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和壟斷企業。這些最知名家族之外，巨富的紅色家族和新興權貴家族數不勝數。如果在兩黨制之下，百分之壹上述規模的以權謀財已經足以導致執政黨的更替了。但在壹黨專制下，沒有真正的問責與追究，貪腐規模只能越來越大。



腐敗之外，政府浪費的規模驚人。正常的經濟體系中，民間的經濟活動為主，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很小比重。隨著社會主義思潮和左派政黨壯大，政府活動在經濟體系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在美國，自從“羅斯福新政”以來，政府規模和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規模越來越大。即使如此，美國GDP中投資只占15%，私人消費占GDP的比重是70%。[10] 在中國，情況完全不同。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取締私營經濟，政府完全主導了經濟體系。這種局面帶來的結果是“大躍進”、“三線建設”、長期備戰，對外援助，將國民財富糟蹋個精光，經濟全面危機。在在鄧小平時代，“洋躍進”造成浪費就與“大躍進”相當，留下了持續整個1980年代的經濟危機。在鄧小平之後，新壹屆“黨和政府”追求GDP，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浪費同樣驚人。改革開放後，中共請回了私營經濟，使經濟局面比毛澤東時代有所好轉。但在黨國體制之下，“黨和政府”必然主導經濟，GDP中私人消費只占35%，政府主導的投資占了40%以上。“黨和政府”主導的投資實際上是吞噬國民財富的災難。領導人拍板胡亂，浪費、揮霍國民財富的案例不勝枚舉。政府扶植國企，主導的投資造成亂投資，效率低下，重復建設，產能過剩，虧損和貪汙腐敗嚴重。政府主導的全國24個工業行業中有22個行業產能過剩，留下了GDP1.5倍規模的巨額爛賬。以建鋼鐵廠為例，各地重復建設了鋼鐵廠上千家。該淘汰的落後產能無法淘汰，行業整體虧損。以建機場為例，政府新建成的機場90%虧損。以建水庫為例，水電部建大水庫，超級大壩上癮，忽悠鄧小平拍板三峽建壩，向全國百姓攤派籌款承諾三峽工程將在完工發電後全部償還建設資金。大壩建成後，三峽集團賴賬，不僅不向百姓還錢，換個名目，以“重大水利工程基金”之名繼續征收“電捐”，同時成立“中國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籌資，收購了三峽工程的發電資產，將三峽集團的國有資產私有化，壹大部分被利益集團成員吞噬，留下了數千億元後續資金投入的黑洞。以建鐵路為例，鐵道部以解決春運難為由，胡亂上馬高鐵項目，聲稱要把國內民航的旅客拉進火車。與建壩成癮的水電部壹樣，鐵道部也熱衷於上大項目，以便撈“油水”。結果，“高鐵大躍進”留下數萬億的爛賬還不上，政府再被“釣魚”，面對大批高鐵項目陷入兩難：若不追加後續投資，誰也無法承擔鐵路工程爛尾的責任；繼續追加投資，建成虧損和維護成本將與三峽大壩壹樣，是資金投入的無底洞。以舉辦盛會為例，北京奧運會是“低收入國家”舉辦最昂貴運動會的典範，耗資三千多億人民幣，約420億美元，是雅典奧運會的四倍多，是悉尼奧運會的五倍多，投資規模超過了百年奧運會投資的總和。舉辦深圳大運會，虧損128億。運動會後，建成的場館多成廢墟，天文數字的國民財富被政府揮霍。古今中外，官辦買賣壹定伴隨貪汙、浪費、中飽私囊。各地城市爭著申辦國際盛會，如同前朝大臣爭相主持皇家工程。由於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不受制約，世界無數花費巨額金錢的國際盛會都辦到了中國。這些舉辦決策和花銷數額沒有經過國會批準預算的程序，沒有征得百姓同意，決策與執行過程沒有監督，黑幕重重。



政府幹預經濟，主導投資必然留下巨額爛賬。改革開放以來，四大國有銀行充當了第二財政，受命幫助國企解困，結果近半貸款成為壞賬，實際將銀行少得可憐的資本金都虧光了。1999年，政府組建了四大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MC），將工、農、中、建四大行1.4萬億不良資產分別“剝離”給了華融、信達、東方和長城資產管理公司，財政部作為唯壹股東向四大管理公司註資，擔保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央行獲得再貸款。政府將“四大行”為首的大批銀行粉飾財務狀況後上市圈錢，補充資本金，利用股民的錢掩蓋自己主導投資的巨額爛賬，幫助銀行脫困。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萬億”投資刺激計劃，銀行根據國家發改委批文放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以巨額貸款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復建設，造成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壹大批不能產生還存貸回報的“僵屍企業”，為了“維穩”，各地地方政府不允許淘汰過剩產能，將本該破產企業的無價值資產抵押給銀行，命銀行貨款給這些企業發工資。結果，政府刺激經濟舉措給銀行帶來了近十萬億元的爛賬。為不讓貨款正式成為壞賬，銀行只能向地方政府提供新貸款，幫助地方政府借新賬還舊賬，大家協力隱瞞“有毒資產”。AMC接收銀行不良資產其實是數字遊戲。十幾年後，AMC手中的爛賬數額更大了。企業核銷壞賬靠利潤，財政核銷無非靠財政收入加通貨膨脹。不受制約政府必將不停地制造爛賬，不停地玩剝離銀行壞賬給資產管理公司的數字遊戲，讓四大銀行延期債券償還期，央行再貸款停息掛賬，中央財政繼續給AMC制造的政策性虧損做擔保，動用外匯儲備向銀行註資，相當於直接向市場多投基礎貨幣，以通貨膨脹方式搜刮國民，將政府造成的損失轉嫁到了民眾頭上，讓民眾來填補銀行虧空，合全民每人為銀行壞賬負擔近千元。以通貨膨脹方式搜刮國民之外，政府還在籌劃將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上市圈錢，各地政府也在籌組本地的資產管理公司，還是要用股民的錢掩蓋爛賬，為再舉新債鋪路。例如，江蘇無錫，浙江溫州，四川成都等城市都在籌組建金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準備復制中央剝離四大行不良資產的套路。將銀行的巨額壞賬轉移到資產管理公司只是隱藏壞賬的遊戲。中央和地方都將這種遊戲越玩越大，政府欠債和銀行隱性壞賬越玩越多。



前世界銀行中國局局長黃育川(Yukon Huang)指出：“2013年上半年，中國信貸同比增長20%，遠遠超過官方公布的7.6%的GDP增長數字。這表明，地方政府正在靠借新債來還舊債和支付利息，而沒有把資金用於投資和生產。地方官員往往借此為當地、甚至他們個人謀利。”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的資深研究員史劍道說：“按照中國的法律，地方政府不能借貸，不能發現債券融資，不允許有預算赤字。但地方政府利用法律的漏洞，通過設立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工具’借貸。因為這類貸款被認為是主權債務，所以地方政府很容易通過融資平臺得到貸款。”兩位專家提出的是同樣的問題，即中國目前沒有制約政府違法運作的機制。在目前的制度下，“黨和政府”造成巨大損失不受追究，不受懲罰，損失由全國老百姓承擔。



腐敗、亂投資之外，“黨和政府”吞噬國民財富的另壹黑洞是共產黨的秘密開支。黨國體制下，國庫就是黨庫，國有資產就是黨產，中共用錢不受制約，數額保密。毛澤東曾為輸出革命和爭共運領袖將國庫揮霍壹空。鄧小平時代，發動戰爭和對外援助的開支雖然減少，但花費數額仍然巨大，壹場兒戲的對越戰爭的花費已是天文數字。鄧小平時代之後，中共從國庫拿錢的秘密開支沒有減少，項目多如牛毛。例如，長期無償援助朝鮮，援助柬埔寨換取柬政府保守中共主持紅色高棉的秘密，介入南聯盟種族沖突，以中國駐南使館為南聯盟軍的信號中轉站，操控新型雷達系統擊落美國“夜鷹”隱形戰機（北約多次警告無果後對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轟炸作為報復），[11] 秘密提供武器給塔利班，[12] 數千億的“維穩”費用，數百億的網絡封鎖（金盾工程）費用，為打壓臺灣而收買有意與臺灣建交的南美國家，向非洲提供著最龐大的獎學金計劃，資助宣傳黨功績的文藝節目，遍地興建宣傳黨的紀念堂，紀念碑，革命家墓園（其中，中共為前領袖華國鋒興建的皇陵就占地十公傾，耗資上億元），遍地的黨文工團，遍地的黨史研究機構，馬列研究機關，黨校等等。中國的國防費用中有很大比例是中共的黨開支，例如總政治部的開支完全是黨開支。對於黨的秘密開支，中國的百姓沒有機會質詢，人大、政協也無膽詢問。可以肯定，若有反對黨和獨立媒體存在，這樣的開支必受制約，若有執政黨輪替，這樣的開支將被禁止並徹查。目前，只有中共和北朝鮮勞動黨等極少黨國保持著以國庫為黨庫，任黨揮霍而人民不得過問的制度。至今，全國各級中共黨務系統每年花費數額仍是中共的“國家秘密”，誰想查詢就可能去坐牢。



四、服務特權階層的醫療體系



早在延安時代，中共就確立了主要服務高層的醫療“特供”制度，將延安稀缺的醫藥資源集中於服務中共高層。建國後，中共將醫療特供制度高度完善，實行官本位的按級別“供給”，共實行醫療保障的雙軌制。1952年頒布實施的《關於全國各級人民政府、黨派、團體及所屬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實行公費醫療預防的指示》規定，公職人員實行公費醫療制度。1980年代初，在“洋躍進”帶來的嚴重經濟危機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財政“分竈吃飯”後同時壓縮公共衛生開支，將本來已經少得可憐的醫療保障支出大幅削減。衛生部在沒有財政撥款的情況下提出“按經濟規律辦事”，讓醫院自己去賺錢。1985年，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的《關於衛生工作改革若幹政策問題的報告》，啟動了“醫療制度改革”，其內容是政府推卸醫療保障責任，對醫院“只給政策不給錢”，讓醫院去“搞活”、“創收”。政府讓醫院去賺錢的醫療改革動因原是“洋躍進”後的財政危機。但財政危機緩解後，政府沒有加大醫療開支的比重，沒有叫停讓醫院去賺錢的“醫改”政策，反而繼續推卸提供醫療服務的責任，聲稱讓醫療體系“產業化”。於是，國家財政收入中醫療保障投入的比重越來越少，醫療機構的公益性喪失，成為賺病人錢的謀利機構。



中國菲薄的醫療福利開支80%花在了850萬高級黨政幹部群體身上，十幾億普通民眾只共享20%的醫療資源。據2005年前的統計數據，黨政幹部的醫療開支每年超過500億元。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各地醫療條件最好的是專門服務高層的號碼醫院，在所有大城市最好的醫院中均設有專門服務高幹的VIP病房，其費用在每天千元左右。數量龐大的黨政幹部、特權階層享受著豪華病房、過度治療和各種各樣的休假式治療。在“體制內”，“無病住院、小病大治、壹人公費全家醫療”等浪費醫療資源的情況普遍。而高層更是浪費醫療資源的大戶。壹黨獨裁體制下的中國領導人是世界上最長壽的群體，“忠誠共產主義戰士”們的訃聞多在九十歲以上，百歲壽星比例也極大高於百姓。這個群體享受特供食品和特權醫療，其中壹些人靠換血延長著壽命。《解放軍報》曾發表了壹篇名為“用優質醫療資源服務老幹部”的新聞報道，稱北京軍區總醫院改進離退休幹部醫療保健服務，派出調查組深入到駐京幹休所，征詢老幹部對保健服務的意見和建議，專題研究改進老幹部醫療保障問題，改老幹部上門就診為主動送醫上門，為老幹部開設家庭病房，成立了家庭病房科，配備專用車輛和藥品器械，讓老幹部足不出戶在家“住院”，挑選業務技術精的醫護人員上門查房和治療，為每個老幹部家安裝了急救報警系統。 [13] 2006年之後，醫療衛生主管部門的統計年鑒中不再出現“公費醫療”項目，黨政人員醫療花費被隱含在“政府其他行政事業費用”裏，具體數目公眾無從知曉。不過人們知道，



與高層浪費醫療資源相對照的是，“體制外”的民眾“看病難、看病貴”，壹個人大病使家庭陷入赤貧。城市普通民眾能享受到的醫療資源已經很少，廣大農村則基本沒有醫療保障，農民的醫療條件就只能以觸目驚心來形容。改革開放中，農村合作醫療系統迅速崩潰，農民喪失基本醫療保障，因病致貧、無錢看病，“小病不治，大病等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顯示，中國23%的老人(424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中，城鎮老年人口貧困率約10%，農村老人貧困率約30%。與此相關，全世界每年百萬自殺事件中的三成發生在中國，中國的自殺事件80%發生在農村，農村自殺者中九成是貧困老人，沒有醫療保障和養老金是他們走上絕路的主要原因。眾多農村老人悄悄準備了自殺的農藥，因為他們不想因自己的病讓全家陷入絕境。2008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項目調查11個省份的40多個村莊發現，農村老人的自殺現象觸目驚心，得到最多的回答是：“我們這裏就沒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本來，醫院由國家財政撥款，服務對象是納稅人，不需要盈利和回收成本，維持收支平衡就可以了。但商業化的醫療體系利用半壟斷地位，自定遠高於社會平均工資的工資水平，收取回扣、收紅包，將醫藥價擡到畸高。官辦的各種“人民”名義的醫院壹面享受政府撥款，壹面以醫賺錢，日進鬥金。非盈利機構商業化的背後黑幕重重。例如，2010年有1180萬人無償獻血3935噸。但患者用血不是無償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及紅十字會年收入40億，血站員工年薪25萬被曝光後，人們不願再捐款、捐血，政府只好強令部隊士兵捐血。對於醫院“以藥養醫”謀利自肥的狀況，專家鐘南山指出，只要不解決國家對醫藥衛生的投入問題，很難實現醫藥分家。應該讓這些基層醫院能夠具有公益性，或者基層醫生也能像鄉村教師壹樣，工資由政府來給。不觸及體制的專家建議沒有意義。瘋狂擴張的政府養自己尚且不夠錢，不可能恢復醫院的公益性質，只能讓醫院繼續逐利。



與中國向特權階層傾斜的醫療體系相對照，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醫療體系公平服務全民。在中國周邊，臺灣、香港、印度的醫療保障公平、透明，覆蓋全民，政府對醫療保障高投入。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對全球191個成員國國家衛生系統的業績進行量化評估得出結果，中國排名倒數第四，被列為政府衛生支出最不公平的國家之壹。2012年，政府稅收高達10萬多億，醫保只有區區2000多億，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僅為5%，遠遠低於西方國家和其它金磚國家。《華人生活網》報道，華人移民老人在美國享受著良好福利，讓很多華人老人感覺“就像生活在天堂般”。報道稱，劉奶奶來美國已經10幾年了，當初只是來美國幫女兒帶孩子，沒想到自己就真的留了下來，而且是由美國政府來養老，住在新澤西中部的老人公寓。壹室壹廳的房子，寬敞明亮，完全由政府資助。電費通過申請也可獲得補貼，每個月還有200來美元的食品券。她說：“我現在還不是公民，如果是公民的話每個月還有700至800美元的生活費。”很多從沒在美國工作和交過稅的中國老人，卻能享受美國政府的福利，安享晚年。象劉奶奶這樣因為子女而移民到美國的老年人發現自己意外的幸運。因為在美國子女沒有贍養父母的義務，這些在美國拿到綠卡或者成為公民的中國老人在美國又沒有收入，他們開始享受了赤貧老人的福利。來自東北的張先生生用政府Medicaid在紐約的醫院做了兩次免費的心臟搭橋手術，決心留在美國養老。壹位在美多年和劉奶奶住在同壹個老人公寓的李先生說，“以前只聽說美國是兒童的天堂，中產階級的戰場，老人的地獄根本不對，這裏是老人的天堂。”



五、劫貧濟富的社保體系



​社保始於十九世紀末。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失業人數增加，貧富差距擴大，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德國首相俾斯麥頒布的《疾病保險法》標誌社保制度的誕生。1935年，美國羅斯福政府推行社會主義制度，頒布了《社會保障法》，在疾病保險之外增加了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二戰後，首次大選獲勝的英國工黨提出建設福利國家，也推出了全面社會保障計劃。在社會主義風靡全球之時，民主國家紛紛效仿美英，推出類似計劃，向窮人承諾慷慨的社會福利計劃成為各國左派政黨拉選票的主要賣點。到二十世紀末，社保體系的不可持續性充分暴露。由於左派政黨向窮人承諾了沒有資金來源的高福利，各國社保體系紛紛走向破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Miton Friedman）指出，社保體系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龐氏騙局”（Ponzi Scheme）。後者的玩法是，以新投資人（下家）的錢來向老投資者（上家）支付短期回報。在能夠找到更多下家加入的情況下，系統能維持運行，並營造投資賺錢的假象。當沒有更多下家加入時，系統崩潰。社保養老基金的運行情況證明了弗氏的論斷。美國預測其養老基金到2021年將收不抵支，到2033年將用光所有余額；韓國預測其養老基金到2033年將收不抵支，到2046年將用光所有余額。 [14]在各國社保體系崩潰之前，它所帶來的危機已經顯現。正如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指出，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罪魁禍首。1997年，在世界各國社保體系走向崩潰之時，中國政府出於幫助國有企業減負脫困的目的，宣布建立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全國城鎮職工社保養老金制度。與歐美國家的社保體系壹樣，中國的社保養老金也具有龐氏騙局性質和不可持續的性質。不同的是，歐美國家的社保劫富濟貧，而中國的社保體系劫貧濟富。



中國社保體系特點之壹：劫體制外之貧，濟體制內之富。中國社保體系將民眾劃分為“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大群體區別對待。“體制內”的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人員，國企幹部不繳納養老保險費，沒有個人賬戶積累，卻要與繳費有積累的體制外群體壹樣，來發放養老金，造成養老基金巨大缺口沒有人來買單。而且，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養老金替代率遠高於繳費群體。據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教授褚福靈估算，公務員的養老金替代率總體維持在92%-107%水平。而“體制外”的城鎮企業職工實行由企業和職工本人按壹定標準繳納的“繳費型”統籌養老保險制度，由單位和個人按工資比例共同繳納養老保險費社會統籌部分，計入職工養老金個人賬戶，退休後養老金替代率僅為44%。這種設計的要點是不繳費的“體制內”群體享受高額養老金待遇；繳費的“體制外”人群基本自存養老金；政府財政基本不作資金投入，只是挪用繳費者賬戶中的錢供養不繳費的富裕階層，造成兩億多窮困繳費者的個人賬戶成了沒有錢的“空賬戶”，對民眾欠下了數千億的巨額債務。據估算，壹個只拿北京市平均工資的職工，其在職期間的單位與個人社保總繳費超過100萬元。[15] 這讓更多人相信“交社保不如存錢養老”。如果有壹款保險產品，要繳保費三十年，保費年年上漲，身故不退保費，不給保額，不能退保，不能貸款，不給合同，這樣保險產品不會有人買。但社保基金就是這樣的保險產品，以政府半強制的手段推銷給了國人。



社保體系設置很多門檻，迫使需要流動，需要異地轉保者的農民工、工商戶放棄權益，以便將企業為農民工繳納的保費沒收。面對這樣劫貧濟富的社保體系，農民工、工商戶只好無奈地退保、斷繳費，不參保來抵制不公平體系，同時使自己面對老無所養的淒涼晚景。目前，中國的養老保險體系覆蓋率低，近七億的城鎮人口中參保人數僅有兩億多，農村新農保的覆蓋面更低，僅壹億多農民參保。農民不積極參保有其道理。因為針對農民的所謂新型社會養老保險每人每月養老金標準甚至低至55元，連心理安慰性質都談不上。



由於人口紅利消失，交錢下家越來越少，用錢的上家卻越來越多，中國的社保體系比其它國家的社保更速地走向崩潰，中國養老基金的“收不抵支”和“用光余額”兩個時點已經來臨，危機將比其它國家嚴重得多。2014年職工養老保險累計結余額為3.18萬億，而全國個人賬戶的“空賬”額超過3.5萬億。即使把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積累的所有資金用於填補個人賬戶，個人賬戶仍然會有較大空額。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珍解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財務狀況：“這就好比說壹個人口袋裏有10元錢，可他還有壹張11元的欠條在別人口袋裏。”這就是說，全國養老保險基金已經破產，現在正在交養老保險的職工未來退休領取養老金時將無錢可領。



根據1997年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測算數據，政府對於企業社保歷史欠賬高達十幾萬億元，換算成今天的金額應近百萬億元。[16] 對歷史的欠賬，社保收支的黑洞，中國政府不是從制度改革方面想辦法，而是打繳費群體的主意，將社保繳費基數年年上調，迫使繳費者不斷增加繳費額，同時準備推遲退休年齡。必須繳納各項保險的中低收入者抱怨社保“年年漲價”，扣除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項後，工資縮水了四分之壹。記者在北京市某企業員工的社保繳費記錄單上看到，2012年下半年，企業按該員工月繳費為工資額1869元的20%，月繳費373.9元，經社保繳費基數上調，企業為其繳納的養老保險金額從原有的373.9元/月攀升至963.2元/月。社保繳費高費率使繳費員工收入縮水，中小企業經工營困難，超過50%以上的企業認為社保費用繳納負擔沈重。[17] 我國企業與員工養老保險加起來所占工資基數比例高達到30%，是美國12.4%養老保險繳費率的2.4倍。然而，高費率並不能帶來更好的養老待遇。聲稱以“多繳多得，少繳少得”為準則的社保制度其實是“多繳少得，不繳多得”。公務員和體制內事業單位人員無需繳納養老金等社保，只收不支，年平均工資增長15%~20%之間，退休後的養老金待遇數倍於繳費群體。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白重恩指出：“低收入者繳費率更高，因為最低繳費基數是社會平均工資的60%，如果妳收入低於60%，妳的繳費率就高於法定繳費率”。



中國社保的另壹特點二：劫底層之貧，濟高層之富，越是高層，養老金替代率越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國家副主席、中顧委副主任等離任國家領導人離休後基本敞口花銷，沒有限額，開支驚人，人均年開支數千萬元；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副總理（國務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軍委委員（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遺孀）級人均年開銷近千萬元，待遇包括：購房補貼，配專職司機兼警衛，配醫護，壹年數次帶家屬國內休養（飛機頭等倉或商務艙，火車軟臥，配轎車旅遊，機場需配合起飛時間，酒店高級套房，餐飲實報實銷），醫療特供全免費等等；省部級離休幹部（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人均年開銷百萬元計，待遇包括：配備專職司機兼警衛、配專職工作人員，配醫護人員，壹年數次帶家屬國內旅遊休養（飛機頭等或商務艙，火車軟臥，輛轎車或小型旅遊車，四星級或五星級酒店及餐飲實報實銷）。這數百高層領導人離休後的開支金額是中共的機密，估計每年數百億。他們享受的待遇延及他們的子孫。離退休副省、付部級幹部待遇比中央、省部級稍低，但人數龐大，開支同樣驚人。全國省部級幹部退休高層人數數千，副省部級數萬，他們中相當部分長期住在風景名勝區，退休官員總開支每年數以億計。中共中央曾有計劃減少退離休官員福利待遇，遭到退離休官員群體激烈反對而無法推行。上述公開福利之外，離退休官員們還有看不見的福利就更驚人。在北京，西郊巨山農場是中辦國辦官員的蔬果供應基地，蔬果種植時要求不施農藥，不用化肥，從生產到采摘的每個步驟，都有嚴謹甚至苛刻的監管要求。領導人飲用水都是由專車從玉泉山取來的山泉，水源地不僅有嚴格的管制，而且泉水亦經過層層過濾、化驗，並添加有益身體的各種礦物質。官員享受特權醫療，有家庭醫生，定期進行醫療檢查，生病可以到最好的醫院，請技術最好的醫生、服用最好的藥物。退休省級以上官員住院花費數百萬比比皆是。高官們退休生活豐富多彩，娛樂設施周全。以視察、調研為名的公費旅遊耗資巨大，出書、出回憶錄公費銷售是壹大變相腐敗。僅中共離休幹部的巨大公費開支壹項已經能夠拆穿革命造福人民宣傳了。



政府打算以推遲退休的辦法應對社保危機是世界各國應對社保崩潰的必然之舉。既然社保騙局不可持續，那麽讓繳費者多繳幾年費，少領幾年養老金的推遲退休辦法無疑最能推遲崩潰。其它國家社保劫富濟貧，推遲退休可說是喪失誠信的違約之舉，中國社保劫貧濟富，推遲退休就不僅是違約，更帶有搶劫性質。難怪有繳費者抨擊，理論上，政府可以不斷推遲退休年齡，推遲到八、九十歲即可用社保基金只收不支的辦法將窟窿補上，可那要以社會動蕩為代價。面對如此不公平的社保體系，越來越多的工薪者無奈地選擇斷繳社保。人社部的數據顯示，斷繳社保者已達數千萬，已經有兩三成的工薪者選擇斷繳社保費。



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是年輕人三倍以上，是外國老年人自殺率的四倍多。在湖北京山縣，超過30%的老年人死亡是自殺方式。我國目前農民養老實行所謂新農保政策，60歲以上農民每人每月70元的基礎養老金只能勉強不至於餓死。國家雖有低保政策，但低保額低至每人每月百元，且發放率很低，多為村幹部送人情。（劉燕舞：《農民自殺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8月版）聯合國給出的最不發達國家的最低貧困線是每天生活費1.25美元，合人民幣每月300元，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7000美元，號稱小康，公務員養老金動輒萬元，但貧困農村老人每天養老金不足1美元。他們大都有在城裏當農民工的經歷，他們被榨幹血汗後老無所養。可以說，農村老人大規模自殺了斷，其生存權不僅是自己剝奪的，也是是不公平的社會制度，及“黨和政府”剝奪的。



社保基金原本就入不敷出地運行，其資源還在不斷流失。根據審計署的數據，從2010年到2013年，社保基金損失175億元，主要來自三部分：利率損失、自營指數化投資損失與信托等損失。據《華夏時報》報道，2011年3月底，社保基金與4家銀行達成固定利率存款協議，在央行加息後社保基金存款協議仍維持原商定利率；抽查社保基金15個使用信托貸款的項目，就有6個項目的用款單位未按指定用途使用信托資金，涉及金額14.20億元。社保基金如果是監管者，就必須采用委托投資的方式，由社保基金監督投資者，由審計署監督社保基金，董事會、監事會、投資機構的關系才能理順。而各地的社保基金是地方政府籃子裏的菜，全國社保基金逐漸舍棄了全球選秀、由有能力的投資機構進行投資的方式，自營投資越來越多。社保基金堅持自營也即直接投資，而非被市場證明有效的委托投資，由社保基金人員下場充當運動員，公私不分，自營流失，使本已巨大的基金窟窿更大。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5》顯示，全國只有八個省份當年社保基金結余為正數，其它省份都出現了虧空，即社保基金被各省政府挪用，用於彌補財政虧空、購建固定資產、彌補經費等等。中國社科院的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二十多省市政府約挪用了800億養老金。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魏傑建議，現在國有企業資本預算，沒拿什麽錢給社保基金。這樣社保就只能靠居民、企業，等於減少了居民收入，政府應以國企分紅充實社會保障基金，以降低居民和企業社保繳費負擔。清華大學經濟系主任白重恩直言：“中國社保繳費全球最高，對於工資遠低於公務員的普通民眾是劫貧濟富”，建議社保“雙軌制並軌”，讓公務員也參加繳費，壹來實現公平、公正，二來幫助填補社保基金的虧空。還有專家建議將龐大的國有資產及部分土地出讓金收劃撥社保體系。上述建議第壹難以實施，第二不能挽救養老多體系的崩潰。財政部內部人士直言，從國有資本經濟的收益來看，目前即使把央企所有紅利收入全部用於社保支出，也不壹定能徹底解決社保基金的缺口問題。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書長指出：“在現有制度下即使可以實施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體制改革，也是治標不治本，原因就在於政府有太多動力和機會將自身的福利最大化。”



學者們關於社保的建議與世界銀行關於稅收的建議壹樣，沒有意義。財政問題、社保基金缺口問題，根源是政府瘋狂擴張規模。事實上，“黨和政府”及利益集團吞噬了國民財富，將財政收入，包括國民養老的錢花光了。回避這壹問題的社保探討沒有意義。稅收，土地出讓金和國企利潤加起來都不夠供養“黨和政府”，怎麽可能有余錢補貼社保呢。在“黨和政府”的規模和花費不受制約的情況下，政府對民眾養老金的欠賬只能越積越大，成為未來債務危機和社會動蕩的定時炸彈。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很窮，但城市百姓享有政府提供的低水平醫療、教育、養老等保障，消費率在60%以上。經過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國家錢多了，但政府本身吞噬本應用於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福利保障的財政收入還不夠，還要靠賣地生存，推高地價、房價，老百姓缺乏保障，在教育、醫療、住房這 “新三座大山”的壓迫下不敢消費，居民消費率大幅降低到了33%左右。政府存在的理由在於為社會大眾提供安全、秩序及社會福利等公共產品，提供平等、自由的生存環境。世界各國公認，政府征稅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要運用民眾的錢向民眾提供免費道路，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免費基本養老，公共衛生等社會福利。現在，世界多數國家建立起了以“窮人優先” 為基本原則，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福利制度。在迪拜，人民不用交稅，甚至不用交連電話費，享受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結婚後可分到免費住房。在法國，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三分之壹，全民享有醫療保險，看壹次醫生只須交1歐元的掛號費，其余費用由社保機構劃撥醫保賬戶，失業者和低收入家庭享受每月數百歐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全民享受免費教育，學生可獲每個學期數十至數千歐元的助學金，壹些城市的低收入者還享受免費公交服務，個別城市全民享受免費公交服務，或提供免費自行車。在美國，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五分這壹，失業者享受失業金、救濟金，國民享受免費大學前的教育，政府設立了專為窮人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療救助（Medicaid）系統，為買不起醫療保險的低收入家庭提供醫療保障，醫院醫療卡片上有這樣壹句話：“無論妳是什麽種族，也無論妳有沒有錢，更無論妳是什麽身份，妳都有權在這裏得到治療”。在英國，社會福利開支約為GDP的四分之壹，全民享受免費醫療和免費大學前的教育，90%的大學生享受政府津貼。在德國，社會福利開支約占GDP的三成，社會福利幾乎包辦了壹切，窮人靠社會福利生活得很舒服。在加拿大，全民享受免費醫療服務，住院流浪漢的隔壁病房可能是壹位部長。在日本，社會福利開支約占GDP的五分之壹，醫療保險覆蓋全民，醫院不得盈利。在非洲，不少國家也實現了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在拉美，社會福利覆蓋所有窮人。在俄羅斯醫療、教育全民免費，社會福利開支占政府財政預算約七成。在瑞典、挪威、丹麥等北歐國家，社會福利更好，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接近GDP四成。



中國政府的財政開支主要用於供養政府自已和不可告人的秘密用途，“黨和政府”推卸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服務少之又少，實行醫療、教育產業化，讓醫院、學校自己去賺錢，造成醫院發病人財為生，學校發學生財，賣文憑為生，學校普遍負債累累，重收費不重教育。經過三十多年的所謂改革開放，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成為世界上極少數沒有面向全民的社會福利的國家，國人在教育亂收費，醫療亂收費，高昂房價重壓之下沒有保障感，毛時代的制度性缺陷沒有削弱，反而在加強。如今，“黨和政府”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占有了絕大部分國民收入，成為新的“大資產階級”。它們蔑視法律，不斷加強對輿論和司法的影響，抗拒政治民主化潮流，通過各種手段維護既得利益。北大社科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家庭收入兩極分化嚴重，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戶均收入只有1000元，處於絕對貧困狀態；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占所有家庭總收入的23.4%，是收入最低5%家庭的234倍。中國公布的首部《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承認，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非常嚴重。



中國社會的土地財政



建國之初，中共通過強迫農民加入人民公社無償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人民公社解體後，農民只恢復了人身自由和經營權，卻沒能收回土地所有權。在農村推行土地承包到戶以後，中共宣布二十年不變，隨後又宣布三十年不變，出臺政策規定土地承包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人口變動不再重分，新的集體成員不再擁有土地承包權。這樣的政策規定似乎是說土地壹次性歸家庭私人占有。但農民清楚，承包期無論怎麽延長，土地仍然不是自己的，政府隨時可能出臺新政策，如同當年允許包產到戶後很快又禁止壹樣，取消承包。於是，農民在所承包土地上采取掠奪性經營，不計環境破壞惡果，如同當年合作化時瘋狂毀林砍樹壹樣。



1982年，修改後的憲法規定，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所有權屬於農民集體所有。這時集體不存在，憲法規定的所謂土地集體所有實際含義是土地官有，即土地成了政府通過農村基層幹部控制的黨產。通過推行合作化再廢除合作化，中共獲取了天文數字的經濟利益，是為有史以來最大宗的革命收獲。雖然土地承包給了農民，土地出讓的權力仍控制在政府手中。各級政府壟斷農地，低補償價征收農民土地，高價買給開發商。1989年5月，國務院出臺了《關於加強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收入管理的通知》，規定凡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出讓收入必須上交財政，中央財政收取40%，地方財政收取60%。以公有制為名的土地出讓制度實際是中共對土地的“統購統銷”政策，即政府壟斷的強買強賣。雖然憲法規定，農村的土地屬於集體，沒有規定集體不可以賣地，但當局利用強權規定農民集體不得自行出賣土地，土地只能賣給政府，由政府獨家征地，再掛牌出讓。這樣的“土地統購統銷”政策讓農民怨聲載道。



1993年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田紀雲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憲法關於土地方面的規定造成了農民短期行為和政府控制土地獲利等諸多社會弊端，建議向農民宣佈他們各自承包的土地從此在法律上歸私人所有。他的建議遭到“要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的指責，被政治局否決。根據政治局的決定，財政部公布了《關於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使用收入征收管理的暫行辦法》，把出讓土地使用權所得稱為“土地出讓金”，調整中央與地方分享土地出讓金比例為，中央財政收取5%，地方財政收取95%。此後二十年間，全國數十萬畝農用地轉為了城鄉建設用地（農轉非）。政府征地帶有強制性。政府既是征地的買家，又是補償標準的制定者，為自身利益盡量壓低補償標準，轉手高價賣出。專家估計，農村城市化帶來的土地增值紅利中，農民得到的補償金額僅占5%～10%，村官們以集體名義分享到了25%～30%，“黨和政府”霸占了大頭，攫取了60%～70%土地增值紅利。因此這樣的土地公有制不僅實質是“土地官有制”，更被壹些學者抨擊為“官員搶劫制”。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間，政府規模瘋狂擴張，官員收入暴增，財政收入供養政府遠遠不夠，土地出讓金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土地收益造就了全世界最大規模、最昂貴的“黨和政府”，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腐敗。各地政府為應付暴增的開支瘋狂地賺取土地開發收入，推高地價，房價，快速吞噬土地資源。2003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土地政策改革課題組”對九省(市)“土地財政”情況調查結果顯示，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凈收入占政府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顯示“土地第二財政”超過正常財政，成為“黨和政府”的主要財源。如今，房地產綁架著中國經濟四十多個產業，如果房價不漲，房子賣不動，各級政府的地就賣不動，銀行貸款還不了，同時房產商也資金鏈會斷裂，還不上銀行貸款，債務危機和金融風暴就會降臨。如果沒有了賣地收入，政府財政立即爆發危機。於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齊心，出政策讓地價、房價壹直漲。官員們都知道地賣差不多了，房子建得多到夠幾十億人住了，泡沫爆破是遲早，但大家只關心自己任內的政績，只管繼續推高房價，走壹步說壹步，不管將來後果。



地方政府不光賺取土地出讓金，還賺取開發稅費，向房地產買賣雙方收稅。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2009年向人大、政協會議提交的報告顯示，從開發商拿地到商品房銷售，各級政府共收取土地出讓金、拆遷管理費，營業稅、印花稅、城建稅、企業所得稅等七大類共37項稅費。這些稅費構成了商品房銷售額的50%至70%。地產商會輪值主席任誌強表示，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這份報告中，對房價構成的分析，並沒有將政府收取的各種稅費完全計算在內，如規費、證費、市政基礎設施費等。同時，也未計算上下遊產業中的稅費，如施工單位上繳的各種稅費、建築材料生產與購買環節的稅費、設備生產與交易中的稅費等等。若將這些政府的所得考慮在內，政府從房價中分得的份額超過七成。37項稅費之外，房地產企業還需要花費巨額費用向20至30個政府部門公關，繳納20多種收費。這些開支構成了政府的腐敗收入。北京的壹位房地產經理人抱怨說，他曾經為壹個項目前後跑了40多個政府機構，蓋40多個公章，每個環節都要花錢公關。老百姓的買房錢，被政府拿走了七成以上，是高房價的根本原因。2012年，全部2469家A股上市公司實現凈利潤19544億元，與上年相比整體凈利潤零增長，而當期實際繳稅22233億元，比上年增加17%，部分上市公司的稅收支出數十倍，甚至百倍於公司的凈利潤。房地產上市公司年報顯示，2007至2013幾年中，139家房企繳稅額高達6430億元，而同期的凈利潤僅為6265億。總體而言，企業的稅負增速大於利潤增速，經濟發展的好處全被政府吞噬。朱镕基在清華大學的演講承認：“房地產的錢都收給了地方政府，而且不納入預算，這不得了。這個錢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價擡得那麽高。” 國務院曾要求將土地出讓收支納入地方預算，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即國土部門收錢後交財政部門納入地方國庫，設立專賬（即登記簿）核算土地出讓金收支。但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賬本不能對外公開。因此，財政部收支預算中，只有土地出讓金總數而沒有詳細支出流向。政府的收支不受監管，“土地財政”從數年前的千億元級滾到了如今的3萬億元級，完全黑箱運作，民眾和各界沒有知情權，更無監督權。



憲法中規定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是虛假表述，土地實際由政府所有，通過村幹部控制。隨著城市化進程，土地市場價值暴增，政府通過村官控制土地，不斷攫取著土地利益，村官則中飽私囊。為了土地利益，政府有必要操縱村官選舉，通過村官辦差，壓低對農民的征地補償。農民對剝奪自己權益的所謂土地集體所有制的不滿日益強烈，抗爭事件不斷發生。以下三個案例最能說明“土地官員所有制”的腐敗。案例壹，溫州市永嘉縣新橋村十名村官瓜分了316套安置房貪汙了18億；[18] 案例二，2011年9月，廣東汕尾陸豐有1.2萬人的烏坎村爆發了村民維護土地利益，驅逐村官，打出“打倒貪官”、“反對獨裁”、“還我人權”、“還我耕地”等標語遊行示威的事件。村民將村官趕走後組織自治，再為反抗當局軍警鎮壓組織起了自衛隊，在村莊四周設置路障、挖斷村道，以石磈磚頭、木棍鐵通等阻擊警車入村，多次爆發警民流血沖突，五名領頭村民被捕，其中壹名被毆致死；案例三，2013年，深圳龍崗區南聯村前村委會主任被曝多年非法變賣村集體土地，違法承接商業開發光擁有數十座豪宅、廠房以及大廈等，總資產超過20億元。三個案例都代表著官民圍繞土地的利益沖突。這壹沖突其實也是“三農問題”、“征地沖突”、“小產權問題”的根本原因。而所有上述問題都是中共剝奪私有土地，宣布所謂土地集體公有造成了革命災難。



孟子在兩千年前就指出：“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指出了擁有恒產是維持秩序和善良的必要條件。共產黨剝奪了國人的恒產，也就摧毀了國人的恒心，使國人道德淪喪，只顧眼前利益，作壹錘子買賣，不管環境影響，不管子孫後代，竭澤而漁。現代政治學、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已經證明，私有制是法治、自由、民主、共和、憲政的基本條件。沒有私有制就不可能有法治、自由、民主、共和、憲政。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需要以產權界定權利。私有產權是市場的前提，是價格的前提，是成本核算，效率與利潤的前提。共產黨宣傳私有制是萬惡之源，而實際上其推行的公有制才是萬惡之源。這印證了孟子所言失去私產會使社會喪失秩序，人們喪失善良的道理。經濟學家哈耶克指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這不單是對有產者，而且對無產者也是壹樣。只是由於生產資料掌握在許多個獨立行動的人的手裏，才沒有人控制我們的全權，我們才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產資料都落到壹個人手裏，不管它在名義上是屬於整個‘社會’的，還是屬於獨裁者的，誰行使這個管理權，誰就有權控制我們。”[19] 經濟學家巴澤爾（Yoram Barzel）證明，任何有價值的資源都不可能真正公有。經濟學中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表明，市場的真諦不是價格，而是產權。由此可知，國有資產不可能保值增值，必然流失，國有企業必然是官有企業，國有土地、集體土地必然是官有土地，公有制本質上是官有制，其結果是經濟學家描述的“公地悲劇”。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府所做的第壹件事情就是實行土地私有化。



烏坎村民抗爭持續三個月後，廣東當局在村民頑強抗爭及海內外輿論壓力下妥協，以處理腐敗村官方式平息事件，同意烏坎村實行民主自治，壹人壹票選出新的村委會。但是，新選出的村委會無法治村，原因還在於土地利益。壹旦土地由全體村民共有，則由此產生的轉讓，交易、定價，出賣等矛盾復雜到無法解決，越是民主越難以達成共識，按“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也解決不了。農民維權的目的雖未完全達到，但維權行動迫使地方政府不斷提高征地和拆遷補償標準，同時也導致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增速迅速降低，威脅到了“土地財政”的存續。



經濟學家陳誌武指出：對於農民來說，最主要的財富第壹是土地，第二是勞動力資本，前者的價值可能高於後者。當土地使用權不能進入市場流轉，也不能做金融抵押或其他資本化交易的時候，農民不管在農村還是城裏，都沒有必要的創業資本，少了很多經濟選擇，淪為低收入的農民工。土地私有並可以交易、資本化是任何壹個社會最核心的經濟自由之壹，也是個人權利、個人自由的基礎。只要土地不能私有化、農民的土地不能流轉或者抵押金融化，中國經濟難以朝消費驅動型發展。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壹個辦法是讓土地真正私有化。在目前土地承包的基礎上，1950年代從農民手裏集體化得來的土地還給他們，發給各農戶相應承包土地的產權證。



中國社會的債務危機



正當的經濟發展模式是，GDP增長與全社會的消費，即內需同步增長。但在專制體制下，“黨和政府”主導投資達到瘋狂程度。各級政府官員不滿足於收取土地出讓金，以手中控制的土地和未來土地收益和稅收作擔保瘋狂舉債，胡亂投資以獲得任期政績和經濟利益，而不考慮將來的債務歸還和項目的後果。開建的新城區和基礎設施項目通常不能產生還貸回報，政府只能靠借新債還舊債。國有銀行須為政府的政策服務，為房地產開發商提供資金，結果導致不問需求的大量建房。



各級政府不計後果開建大項目的情況具有普遍性，例如內蒙古政府計劃的“鄂爾多斯康巴什政治、金融中心”，重新建壹座城市的“呼和浩特清水河”，邊境經濟合作區“巴彥淖爾”，區域性國際物流中心“二連洗浩特”；河南政府開工的“鄭東新區”、“鶴壁新城”、“信陽新區”；江蘇政府的“常州名市”、“鎮江丹徒代化城”；遼寧政府的營口新城；湖北政府的十堰新城、雲南政府的呈貢新城等等。這些政府主導建設的新城大都成了幾乎無人居住，夜晚漆黑壹片的“鬼城”。在湖北十堰，政府在老城區的東、西兩面大規模造城，削平山頭，“向山要地”6萬多畝，造了“東部新城”40平方公裏，“向山要地”9萬畝造“西部新城”46平方公裏，相當於再造了壹個十堰城。十堰市山地整理的平均成本大約為每畝22萬元，照此推算，十堰市“向山要地”15萬畝的土地整理成本就達到300億元左右。如果加上居民拆遷安置、市政配套設施建設等，十堰市建造東部新城以及西部新城的成本將超過千億元。按十堰市的年財政總收入幾十億元計，市政府預支了未來十幾的財政收入。在陜西延安，市政府制定了“中疏外擴、上山建城”的發展戰略，計劃“削山、填溝、造地、建城”，十年再造壹個兩倍於目前城區的新城，比十堰政府預支了更長年限的未來財政收入。在鄂爾多斯，地方政府瘋狂投資，欠下債務千億計。市政府和各區政府為發工資，不斷向轄區內的的萬正投資集團、神華集團、烏蘭集團、呼能集團伊泰集團伸手借款億元，十億，甚至數十億款，逼得企業紛紛準備搬遷。地方債務危機的背後是政府規模的擴張。例如，伊金霍洛旗核定科級職位300，實際科級幹部上千。[20] 在唐山，市政府主導的投資數千億元的曹妃甸國際生態城和曹妃甸工業區“爛尾”，區內是壹大堆“僵屍項目”、“僵屍企業”。這兩項無效益投資的每日千萬元利息將唐山市政府拖向破產。[21] 在昆明，市政府有昆明軌道交通有限公司、昆明交通投資有限公司、昆明市公共租賃住房開發建設管理有限公司、昆明產業開發投資有限公司等48家融資平臺公司，以未來賣地收入擔保，通過這些融資平臺向銀行融資數千億元建地鐵，建了呈貢新區，透支了未來十幾年的財政收入。由於政府投資的新區等項目不能產生回報，昆明政府技術破產。在嚴重依賴煤炭行業的資源型城市大同，煤炭資源大部分控制在國企、央企手中，市財政可動用的資源很少。市政府向銀行大規模舉債開工了建新城、古城復興、美術館、博物館、大劇院、圖書館、會展中心、體育中心、文化廣場、高鐵站、客運站等壹大批項目，投資規模超過千億元，結果連借款利息都還不上，拖欠無數工程承包商的工程款。為還債，市政府計劃將國有資產變現或抵押融資，準備抵押的國有資產包括100多家國有企業，3萬多畝的儲備土地、壹些融資平臺公司持有的物業資產以及雲岡石窟等旅遊景區。但是，準備變賣的國有企業並不值賬面的資產值，準備用於抵押的名勝古跡也不能順利出手，市政府同樣陷入破產。在武漢，市政府提出對標北京、上海、廣州等建設“國家中心城市”、“世界城市”等宏偉目標，推出了投資總額8000億元的“城建攻堅五年計劃”，然後再不斷加碼，開工建設的工地上萬個，創造了5000多個建設工地同時開工的世界奇觀，也贏得了“滿城挖”稱號。政府投資顛狂中的建設項目多是在沒有落實資金來源的情況下先開工的。財政部湖北專員辦的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漢債務余額為兩千多億元，每年須還本付息三百多億元，每天需償債壹億元，政府並沒有可持續的財源償還債務，同樣技術破產。天津政府同樣利用融資平臺瘋狂借貸，投資2000億人民幣興建“中國新曼哈頓”，聲稱將成為“世界上最大金融區”。而實際情況是，許多工程停工，建起的摩天大樓、賓館同樣如同鬼城，政府負債累累，收入下降。政府無力償債務並未影響主導政府投資的市委書記張高麗升任政治局常委。



政府主導的投資導致資源錯置，大量信貸資源被無效益企業占用。“土地財政”造成地產市場瘋狂和銀行放貸爆增。為追求政績，地方領導人不停地折騰，拆了建、建了拆，拆了再建。為了獲得GDP政績和油水，官方們不惜浪費大量經濟資源和建設經費，不惜破壞環境、犧牲可持續發展條件，只管鋪大攤子。政府的負債造城的運動催生了壹大批官商勾結的富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政府以鼓勵銀行放貸刺激經濟。此後，通過大量舉債來維持經濟增長成了中國常態。過度的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迅速減弱，造成的通貨膨脹卻壓制了居民的消費，使經濟逆向調整，結構更趨畸型。



經濟學家許小年指出，目前中國需求、消費不足的原因在於國民收入分配有利於政府和企業，居民收入比重下降。過去十幾年，國進民退，國民收入的分配，不是有利於居民，而是有利於政府。政府收入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從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1年的32%，還沒有包括其他的預算外收入，如果包括，則還要高。他建議進行市場化行業重組，收購與兼並，消除過剩產能；減稅以避免企業停工、倒閉；國企撤出競爭性行業等結構性調整措施；打破行政壟斷，取消審批制；不僅在二次分配上采取措施，還須在壹次分配上實施改革。[22] 經濟學家茅於軾在2012年全國十大稅收新聞評選座談會上指出：目前我國還不是完全依法納稅，而是計劃納稅。從分配來看，從1998年到2011年13年中，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從69%降到57%，降了12個百分點。經濟學家吳敬璉分析，“鬼城”源於政府飲鴆止渴，以巨額投資支撐高速增長，特別是2008年“四萬億元投資”刺激計劃的後果。他建議改變政府投資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把做經濟的職責完全交給企業、民眾，而政府則轉為服務型，走民富路線，拉動內需，使經濟步入良性循環。經濟學家們局限於經濟說不到問題的根本。問題的根本是壹黨專制。在廢除壹黨專制之前，“市場化行業重組以消除過剩產能，減稅，國企撤出競爭性行業”均無從實施，政府瘋狂投資、舉債，“財富向政府集中”只能愈演愈烈。



國家審計署2013年6月公布的《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顯示：18個省會和直轄市，有17個承諾以土地出讓收入為償債來源，比例高達95%，而2012年6000億的土地出讓凈收入連支付地方債的年利息都不夠，政府已經資不抵債，只能借新債償還舊債。2012年，中國政府主導的投資占到GDP近半，超出均衡水平10—20個百分點。2013年，發改委聲還要投資四十萬億拉動城鎮化建設。政府沒有說明怎樣籌措這四十萬億，估計政府只能靠濫發鈔票來維持投資。裏昂證券的報告指出，2012年中國新增債務比2011年增長了壹倍，債務增速為GDP增速的三倍。中國GDP增長靠債務支撐，GDP高速增長預支了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國民收入。國際公認債務占GDP比例超過60%為危機警戒線，而中國五級政府債務規模對GDP比例已高達300%，遠遠超過了破產希臘的170%比例。“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的情況下，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維持如此之高的債務水平”。[23] 應對債務危機，大多數地方政府以土地收入為“救命稻草”。國土部門公務員變身土地推銷員，被分派指標去找買家，政府想盡辦法提高土地出讓起拍價。[24] 土地資源畢竟有限，同時城市規劃進程也不允許無節制地開發各類土地，政府賴以生存土地收入必然趨向枯竭。當城鎮和縣政府都在發債集資時，債務危機已經臨近。中國債市發行者基本為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購買者主要是國有銀行。國際資本感到了中國銀行業的風險，在不斷拋售中國國有銀行的股份。中共國務院參事夏斌認為，當前的中國已經存在金融危機現象，壹些地方融資平臺早就資不抵債，壞賬沒有暴露是因為政府增發貨幣在掩蓋著。



中國的金融業壟斷經營，國有銀行奉命支持低效益的國營企業，而使充滿經濟活力的中小企業、尤其私營企業融資無門。於是，正式銀行系統外提供信貸的“影子銀行”興起，提供著近壹半的信貸，助長著通貨膨脹與房地產泡沫。美國惠譽評級機構指出，中國的銀行系統通過發放貸款維持著投資熱潮，影子銀行系統在迅速膨脹。公司和地方政府都從不受監控的黑市上借高利貸。經濟學家謝國忠指出，“影子銀行”的總規模與地方政府債務的規模同樣巨大，也在20萬億元以上。“影子銀行”以沒有擔保的理財產品和信托產品從儲戶吸收的存款，貸給以土地作押的各級地方政府，幫助政府借新賬還舊賬。金融業事實上已是最大的地主，越來越多的銀行儲戶的資金通過理財產品流向不在監管範圍內的影子銀行。由於地方政府的投資大多沒有效益，大建“鬼城”，無力還債，債務風險在不斷累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指出：“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借債的時候都沒有，或者很少考慮如何償還。中國地方政府之所以成為這樣壹種債務人，和中國的財政體制有直接關系。”他建議盡快改變財稅體制。作為政府任命的官員，高院長不可能指出問題的全部。政府成為不考慮還債借債人主要不是因為財政體制，而是因為政治制度。獨裁體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制約、問責與追究，官員們自然什麽壞事都敢做。沒有在野黨監督，沒有執政黨更替，財稅體制問題永遠解決不了，政府的胡作非為只能越來越瘋狂。



伴隨瘋狂投資、舉債，政府的貨幣發行量失控。中國1990年的貨幣總量為1.53萬億，截至2015年底為137萬億元，增長了90倍，同期美國貨幣量只增加了壹倍。判斷金融危機是否在形成的壹個方法是看債務對GDP的比例是否在增長。如果金融機構把錢借給了應該借的人，借出去壹元錢創造了超過壹元錢的產值，債務對GDP之比下降。反之，借出去壹元錢創造了低於壹元錢的產值，金融機構把錢都給了不該給的人，債務對GDP比例上升，債務危機風險加大。美國法律規定貨幣發行量不得超過GDP的70%。2008年中國GDP為31萬億元，年底貸款余額為32萬億，債務對GDP之比102%。在應對債務方面，中國政府陷入兩難的困境：采取嚴厲措施限制銀行貸款會引發債務危機，不采取措施，放任銀行信貸膨脹可以延緩危機，但使風險會累積得更大。由於中國沒有地方自治，地方官員全為中央任命，各城市發生的問題壹律由中央擔保。這壹方面使中國地方政府欠再多的債也不會出現美國底特律那樣的城市破產，但另壹方面也使整體風險將累積到恐怖地步。如今，這壹比例逼近300%，政府濫發鈔票，制造通脹，將債務負擔轉嫁給了全民。銀監會發布的銀行壞賬率是1.5%，但國外金融分析師壹致認為，中國真實壞賬率可能數倍於官方數據，巨大差異原因在於中國銀行業會將地方政府債務、國企債務這些為政治原因的貸款債務掛在賬上，不作壞賬處理，以保持帳面盈利。很多地方政府迫使銀行為破產國國企貸款發工資，銀行都掛在賬上。



中國的房地產業和金融業正在步日本泡沫破裂的後塵。在經濟高增長期，日本土地等資產價格暴漲，銀行發放貸款通常要求企業拿土地做抵押，而企業也以大肆購地作為擴張前提。從1970年代開始，日本的土地投機開始瘋狂，企業爭相將資金從制造技術領域轉投到土地，社會彌漫著投資土地必漲的預期，連那些只掌握零星土地的人也抵押借款以購置更多土地。銀行為追求高回報而接受被高估的土地等資產的擔保增加放貸。在“地價升值——擔保品升值——貸款增加”的循環中，信貸規模迅速擴張。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土地、證券等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大量的銀行貸款成為不良債權，銀行等金融機構因此積累了巨額的不良資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銀行又不得不新增大量不良貸款。大量不良債權長期得不到處理，使日本陷入長期通縮。[25] 野村公布的數據表明，19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時，日本的信貸資金總額占GDP比率約為40%，中國的信貸擴張速度遠超過當年的日本，信貸資金總額占GDP比率已經接近300%。據審計署的抽查，36個地方政府中，截至2012年末，有9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債率超過100%，最高達189%，如果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債務率最高者達220%。



發達民主各國的債務GDP之比也在增加，但西方各國的在野黨都在制約執政黨舉債。例如美國共和黨反對民主黨政府瘋狂舉債而迫使聯邦政府關門。而中國沒有反對黨，“黨和政府”不受制約，政府舉債瘋狂世界之最，累積的債務風險也世界之最。美國南卡大學教授謝田在接受采訪時說：“有辦法防止和控制地方政府債務，比方把地方投資平臺、壹些城建公司都關掉，明令禁止不能再借貸，嚴格的要求他們按規章辦事，借錢還款。但這樣很可能意味著地方政府破產。實際上中國連政府破產的法律都沒有，這個債權裏面涉及到那些影子銀行、地下銀行、國有銀行，各種各樣錯綜復雜的利益集團、利益體系都在其中，這很可能就會導致很多金融機構、地方銀行破產，老百姓會去擠兌，這會引發更大的危機，帶來的金融風暴或是雪崩。通貨膨脹已經到了這麽嚴重的程度，再印鈔票的話也是自殺行為，不印鈔票讓它破產也是自殺行為。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原委員、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最近在壹場學術論壇上指出：‘目前中國金融體系最危險的、最值得關註的是地方政府債，地方政府的償債意願和償債能力值得懷疑。地方政府有沒有還債的意願，有沒有還債的能力，我表示懷疑。’他披露了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秘密。實際上這些地方政府官員只管自己升官發財，不管自己背後洪水滔天，大筆借債，大筆投資，大筆基建，從中賺了大財之後，自己拍拍屁股走人，把問題留給下壹任，或者留給中央政府。如果中國兩千個地方政府都這麽做，中國危機之巨大可想而知。政府通過幾萬億的投入刺激經濟，導致產的過剩，通貨膨脹上升和房地產的泡沫。而從中賺到錢的人是中共的權貴階層，而他們這些人把賺到的錢，有很多已經轉成美元、歐元、日元，轉到海外了，換句話說中國所謂改革開放的成果，已經被這些權貴給拿走了。”經濟評論員鞏勝利指出，黨政運行成本比所有的國家高出了二分之壹；中國國有企業的壟斷，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這樣的壟斷性企業超過壹百二十家，等於把國有的利益全吃了，中國經濟的成本沒有辦法降下來；黨政機關的盤剝、國企的壟斷使得壹般企業和老百姓連生存都困難，怎麽可能實現以居民消費拉動的經濟成長？政府收費超過稅收的百分之四十，稅和費加在壹起，企業基本上就難以生存。事實上，中共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看到，中國的政治經濟已經沒有出路，都在加速了把國家和百姓的錢卷往國外。美國華盛頓智庫“全球金融誠信”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11年間，中國有約4萬億美元的資金外逃。這壹數額超過了當時的外匯儲備。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際調查記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簡稱ICIJ）2014年1月發表的調查報告披露，前任、現任中共領導人的家人或親屬們在“避稅天堂”英屬處女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開設的離岸公司藏有巨額離岸資產。中共領導人家族爭相離岸轉藏財富的消息披露後，中國國務院信息化辦公室要求各網站，微博、微信對有“中國太子黨離岸避稅”的內容的網民立即封號。[26]



中國社會的環境災難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推行了土地承包制度。由於人們喪失了土地的所有權，只有限期的使用權，於是大家都力圖在最短的時間裏盡可能多地榨取自然環境。由於政府主導經濟，中國資源極大浪費，能源利用效率世界最低。1978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為5.7億噸標準煤，2012年為36億噸標準煤，增長了5倍多。目前，我國的單位GDP能耗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為美國的2.9倍、為日本的4.5倍，我國單位GDP的水耗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中國用掉了世界上35%的化肥和20%的農藥；六十多年的共產統治給中國的自然環境破壞後果中的大部分是不可逆轉的，災難後果包括：



森林浩劫：覆蓋率從1950年的近30%下降到10%以下，不足世界平均之半（芬蘭67%，日66%，韓64%，挪威60%，瑞典54%，加44%，德30%，美33%，法20%，印度23%）。毀滅天然森林的同時，中國幾十年來大量發展人工純林。楊樹已經南下江南，接近了南嶺。整個大西北、華北平原，甚至江南壹些地區，也以楊樹為主。高密度、單壹樹種的人工純林對國土生態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水土流失與沙漠化：1949年代全國水土流失面積116萬方公裏，如今超過400萬平方公裏，國土總面積的四成水土流失。全國每年流失100億噸沃土，相當1千萬畝耕地30厘米耕作層土壤（自然形成1厘米耕作層土壤需1—400年，形成可耕作層規模需3000—12000年）。1949年全國沙漠、沙化土地66.7萬方公裏，如今超過300萬平方公裏。衛星地圖可以證明，中國大地是地球翠綠陸地中的壹大片黃土裸露的區域。占國土面積四成的草原90%出現退化，且以每年2000多萬畝的速度在擴大。也就是說，國土的三成多已經沙漠化，另三成正在沙漠化；



江河湖海消亡：從1985年起，黃河幾乎年年斷流，流域幹旱日漸嚴重，流域年入河泥沙16億噸，其中含有氮、磷、鉀3種元素總量約4000萬噸，超出了2003年全國化肥需求量3990萬噸。流域廢汙水排放量超過40億噸，中下遊支流水質常年為劣五類，近2億人受害。長江正在步黃河的後塵，走向斷流與幹涸。“長江源區生態環境地質調查項目”負責人辛元紅說：“1969年時，黃河源還有冰川（固體水庫），但2000年時，整個流域已找不到冰川影子。而黃河源區固體水庫消失的生態災難正在長江源區重演，並已達到怵目驚心的地步。”與黃河壹樣，長江流域廢汙水排放量年數百億噸，水系生態正在迅速崩潰。全國七大水系中，五類和劣五類水質超過三分之壹，七大河中有壹半的水資源已不能用。1949年以來，全國湖泊減少了1000多個，湖泊蓄水量減少500多億方，其中淡水量減少了400億方。渤海已成死海，嚴重汙染的海水倒灌；



環境汙染：全國約10%耕地受重金屬汙染，其中鎘、砷汙染比例分別占受汙染耕地的40%。據《現代和諧論》壹書介紹，國土的三分之壹被酸雨覆蓋，70％的江河湖泊受到汙染，90％流經城市的河流嚴重汙染，三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水，四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汙染的空氣。世界衛生組織日前發布的報告稱，中國大陸的癌癥發病率已居世界首位。中國各地出現越來越多的癌癥村。如果包括非官方數據，中國“癌癥村”多達459個；



水資源告急：全國水資源量大幅下降，人均水資源減少到世界人均水資源的四分之壹；全國城市大幅度超采地下水地面大幅沈降，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地表水資源留不住，水源地迅速幹涸，中國河流已消失了近三萬條，近200個沿海城市地下水超采造成海水汙水倒灌。以北京為例，地下水水位嚴重下降和大規模地面沈降，最大沈降達700至800毫米，並且全市淺層地下水全部受到汙染，大多不能作為飲用水的直接供水水源。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副院長張作辰指出，我國地面沈降災害最嚴重的地區是長江三角洲、華北平原和汾渭盆地。其中，華北平原區地面沈降量超過200毫米的範圍，達到6.4萬平方公裏，占整個華北地區近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指出：“如果繼續像現在這樣唯GDP至上，三十年後，古老而美麗的華北平原將消失。乾隆年間，北京地區遍布沼澤、湖泊，如今北京濕地面積僅占3%。小麥是華北平原的主要農產品，但是現在連灌溉小麥都得超采地下水。“如果不超采，麥子就沒法活下去。但是這麽超采下去，又能采幾年？越采越深，采到壹定程度就沒有水了，沒有水以後，華北平原就將慢慢沙化，變成壹個不適合人類生活的地方。幹枯的不只北京，不只是華北，全國657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嚴重缺水。地方政府都在盯著左鄰右舍的GDP數字，妳追我趕，造成鋼鐵過剩，水利過剩，造船過剩，太陽能過剩，風電過剩，幾乎所有的產能都過剩，很多工業開發區都會因為產能過剩而關掉。”他建議把華北平原十分之壹，或者五分之壹的土地拿出來種植植被，來治理華北平原的土地沙化。[27] 在各級政府靠賣地發工資、還債還不夠的情況下，楊主任的建議當然不可能實施。過量抽取地下水，向地下排汙水，都如同蜻蜓吃自己的尾巴壹樣的反人類罪惡。



水利環保生態學專家王維洛博士指出：“最近報道的中國癌癥人口的增長很驚人，受到水汙染的癌癥村其實是人禍造成的。中國每天癌癥病人增長8000人，壹年三百萬人。癌癥病人的分布和汙染工業的分布的是壹致的。其次就是農業汙染，土壤汙染，化肥的使用，滅蟲劑的使用等等。中國的水汙染是人為的，是人禍。中國政府在治水上面不如前人，無論是地表水還是地下水，超過90%是被汙染的。世界上沒有壹個國家是這樣的，我到過世界上很多國家，有窮的國家，有富的國家，沒有壹個國家的水如此汙染。中共所欠下的環境汙染債務無法償還。治理中國水汙染，三十萬億還不夠。打個比方說，胡錦濤家鄉的城河治理改造，原來是五類水，大概現在是達到四類水、三類水，花了將近四億人民幣。如果把環境方面欠的債用數據體現出來，中國也許就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



濕地消亡：1950年全國濕地面積居亞洲第壹，世界第四，如今60%萎縮、消亡，其中河北省五十年來濕地消失了90%，陜西關中幾十年來消失上萬個“澇池”，全國紅樹林由25萬公頃減少到15萬公頃。



中華民族在六十年間的生存空間減少至五分之壹，已退無可退。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聯合發布的《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指出，中國正在經歷第三次大規模的“海外移民潮”，中國個人資產超過壹億元人民幣的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47%在考慮移民，個人資產超過壹千萬元人民幣的人群中近60%考慮投資移民。人大常委會審議出入境管理法草案時披露：已移居外而保留中國居民身份證，享有國內福利和退休金的中國公民估計有800萬人。上述事實顯示，有能力者都在想辦法離開環境日益惡化的中國。然而，離開中國未必能逃避環境災難。2005年，世界各國經長期努力終於共同簽署了旨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議定書》。然而不久，中國宣布新建562座電廠，其造成溫室氣體將是《京都議定書》所減少排放目標量的五倍。中國的計劃實際宣布各國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努力作廢。專制中國無視“產能過剩”的環境災難後果壹意孤行，建造了足夠全世界新增人口總量居住的住房，造就了遍布全國的“鬼城”，排放著比美國加歐盟總和還多的二氧化碳量，成為全球氣候異常、海平面上升背後的最大的災難因素。生態災難雖有人類擴張摧殘環境的因素，但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歷史已經證明，中國的環境災難主要是專制與公有制造成的，是革命的禍害。



中國社會的道德淪喪



二十世紀的革命帶給中國的壹大災難是道德淪喪。首先是中共道德淪喪。東歐巨變後，共產陣營滅亡，共產革命時代結束，絕大多數共產黨自行消亡，中共成了共產黨、共產制度和共產學說的最後代表。這時的中共已是富人黨，以中共元老子女為代表的“紅色家族”掌握中國經濟命脈，財富總值千億美元計，在西方國家為子女和私產安排了後路，大多數成員擁有外國居留權、永久居留權甚至外國公民身分。中國的企業家群體以共黨員為主體，約三分之二私營企業家有黨政背景，約五分之壹的企業家曾是黨政領導，多數企業家獲中共任命為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官方辦各種協會會員。[28] 商人為了生意加入共產黨，不是因為信仰，而是為了獲得官商勾結的好處。學生們加入共產黨也與信仰無關，因為共產黨控制壟斷著公務員職位，很多職位以共產黨員身分為錄取、升遷的條件之壹，大學生為了職位，待遇，為了分享現行政治體制的好處而入黨，於是大學生中的共產黨員數量不斷膨脹。美國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評論說：“中國從大學生到富翁都為了自己，或為了賺錢而要求加入共產黨。奇怪的是，他們還保留‘為人民服務’，‘共產主義’等理想主義的空話。”



二十壹世紀的中共黨員們不相信黨的宗旨是必然的，而且這不是壞事。馬克思主義，即共產主義學說的主要訴求是消滅私有制，暴力剝奪富人的財產與生命，暴力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經過所謂改革開放，中共黨員們成為富有階層，黨政軍高層已經變身為中共宣傳語匯中的大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已經變身為共產革命宣傳中的革命對象。作為最富有的階層，“消滅私有制”、剝奪富人的話他們說不出口了。新壹代中共領導層對世界潮流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們中的多數人將子女安排到了西方世界，“暴力摧毀舊世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共產學說信條他們也說不出口了。這時的各級黨代會，人大、政協已經成了富人俱樂部。中共為了私產安全，推出了《物權法》，宣布私產不容侵犯。如果繼續喊消滅、剝奪的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的口號，那革命的對象應該是共產黨自己了。新壹代中共領袖們自己也經歷了毛時代的殘酷階級鬥爭，有些人還是整肅運動的受害者。蘇維埃時代的“打土豪分田地”口號，他們喊不出口了，毛時代的階級鬥爭口號他們喊不出口了。他們清楚共產革命的血腥和災難性，清楚共產學說的空想和荒謬性質。老壹代共產黨人的口號他們都喊不出口了。共產黨員們壹面獲取利益，壹面稱自己“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壹面攫取著財富，壹面聲稱自己是無產階級，壹面安排家人子女移民西方，為自己準備好外國護照，壹面聲稱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



2013年，訪華的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與中國網民進行了在線交流。有中國大陸網民問俄羅斯官員財產申報問題，俄總理介紹說，俄羅斯通過了壹個很重要的關於公務員公開申報財產法律，要求公務員申報他的開支，收入和開支要平衡，如果不相符就有問題。公務員沒有權利在外國擁有資產，包括股份，而且他要關閉在外國銀行的賬戶，因為這些官員要制定國家經濟政策，所以壹定要跟自己的經濟壹起分擔風險。作為俄羅斯國家領導人，梅德韋傑夫帶頭公布了個人的財產。然而，外界期望的中共新領導層通過強制官員公示財產制度遲遲不能推出。原因很簡單：中共高層、人大、政協成員們大都擁有難以公布的驚人財富。花費和財富驚人的共產黨人在精神上必然道德淪喪。據《南華早報》報導，壹位中紀委官員約談壹批廣東省官員後披露，他所約談的每個官員都擁有驚人財產。這位紀委官員發出黨內警告稱，披露官員財產會引發民憤，可能引發社會動蕩。根據維基解密透露，中國政府官員在瑞士銀行UBS有5000多個個人賬戶，九成中共中央委員親屬移民海外，其中持雙重國籍者逾800萬。中國社科院《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重大對策研究》顯示，4000多名貪官外逃，外逃資金平均每年約100億美元。



知道錯了改弦易轍，放棄錯誤的宗旨，對犯下罪惡認罪，道歉，謝罪，是壹個人、壹個黨的基本道德。新壹代共產黨人非常清楚黨的罪惡，但他們不能謝罪，甚至不能道歉。因為，他們清楚自己的黨是從罪惡中壹路走來的。如果講謝罪，那殺人奪財的 “打土豪、分田地”應當謝罪、鎮壓反革命應當謝罪、就剝奪私有財產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謝罪，反右運動應當謝罪，制大饑荒謝罪應當謝罪，大搞“階級鬥爭”應當謝罪，文革應當謝罪，那謝罪就沒個完，統治面臨垮臺。作為新壹代 “土豪”、新壹代的地主資產階級群體，共產黨人不能謝罪，也不能放棄共產革命宗旨，只能自欺欺人地堅稱自己代表無產階級，稱自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堅持“消滅私有制”的共產口號。他們明明知道所推行的是資本主義，卻稱自己的資本主義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們花費著出賣全國土地的錢財，卻堅稱土地是公有的。他們聲稱要依法行事，鼓吹社會和諧，卻拒絕放棄暴力消滅私有制、暴力剝奪私有財產的共產信條，在開大會時繼續唱“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英特納雄耐爾（共產主義）壹定要實現”。在反文明、反進步和反人類的共產信條已被全世界唾棄的時代，中共致力於“維穩”、守成，維護中共和毛澤東的形象，維護毛澤東留給他們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這種黨員不相信黨的宗旨，把入黨、在黨當作找個好職位的敲門磚，當作升官發財跳板，全體黨員說壹套作壹套的情況顯示，共產黨主義已經窮途末路，共產黨人已經成為最虛偽和道德最為淪喪的群體。



在認錯與改正錯誤方面，國民黨比中共強了許多。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光復會也曾訴諸暴力，拒絕改良，國民黨也曾壹黨獨裁。但國民黨人有反省的素質，會道歉，會悔過，會放棄被證明是錯誤和災難性的信條，會追隨進步潮流，能夠主動融入進步潮流。國民黨不需要改黨名。宋教仁締造國民黨時取“服務國民”之意，名稱本來就沒有暴力、剝奪之意。國民黨人對下野不那麽恐懼。孫中山、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張學良等國民黨人都曾下野。國民政府在成立後就公布了實現憲政的時間表，壹直有作在野黨的準備。誰都知道，靠收黨費與“黨員月捐”根本養不了龐大的黨機關。黨眾大都是為了利益來投。自廣州國民政府時代起，國民黨開始在政府財政中開支黨務經費。南京國民政府繼續這壹作法，規定國民黨代行國民大會職權，享受政府財政撥款，實行“以國養黨”。抗戰後期，民主憲政運動高漲，國民黨作出了實施憲政、還政於民的承諾，開始籌劃“以黨養黨、黨費自籌”。為下臺作準備，國民黨早早建立了黨庫。1945年5月，國民黨六全第十六次會議根據以前黨費自給失敗的經驗，決定創辦黨營事業、黨營企業以養黨，通過了由陳果夫主導的《關於籌措黨費之決議案》。其中規定：運用黨費基金創辦各種事業，以鞏固黨的經濟基礎，以期黨費自給。從此，國民黨開始辦黨營企業賺錢養黨。在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的經營之下，黨營企業迅速發展，取得了良好的經營業績。例如，恒大公司1948年收益高達8000億元。[29] 1950年代，臺灣國民黨政府規定壟斷性行業的公司必須有壹定比例的官股，國民黨黨營事業攜手水泥業的辜振甫、信托業的辜濂松、紡織業的徐有庠、塑料業的王永慶等民間財團，投資石化、水泥等行業實現了黨產迅速增值。1971年6月，國民黨成立了第壹家控股公司——中央投資公司，以民營企業的身份參與設立石化中遊工廠。在“十項建設”中，國民黨黨營事業通過投資石化等建設項目進壹步擴張，[30] 使臺灣在私人資本與國營、省營與縣市營的公有企業之外，存在著既非公營，也非私營的龐大國民黨黨營企業。在壹黨專制體制下，國民黨黨營事業不可避免地存在“無償占用”、“廉價租用”、“低價買進”、“政府預算補貼黨營事業”、“黨政合資辦具有特許、獨占、壟斷性質的企業”、侵占國庫、權力尋租和腐敗等等劣跡。盡管如此，國民黨通過早早停止從國庫拿錢，切實地為放棄壹黨專制，向多黨制過渡作著準備。在偉人蔣經國帶領下，國民黨放棄獨裁，融入憲政，隨時準備作在野黨。隨著反對黨的出現，國庫拿錢養黨不再可能。



與國民黨不同，共產黨要求永遠掌權，聲言要“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代表富人的共產黨不可能再號召暴力剝奪富人了，但卻堅持意味暴力剝奪富人財產的共產黨之名。在二十壹世紀，越來越多的人為了利益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黨員人數正向億級邁進。龐大共產黨不受制約，不斷擴張規模，寄生於國庫，吞噬國民財富，要求永遠執政，不容反對黨出現，決心將壹黨獨裁堅持到永遠。共產革命最蠱惑人心的口號是掃除剝削壓迫，造福窮人。在二十壹世紀誰都清楚，革命並未掃除剝削壓迫，也未造福窮人，只是換了共產黨人當富人，國人的貧富差距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如果說窮人的日子比革命前好了，那不是因為革命，而是拜了科技進步之賜。在沒有發生暴力革命的資本主義國家，窮人生活的改善更大。中共建國前三十年打社會主義改造旗號將百姓私產充公，變成所謂全民公產，後三十年又以改革開放的名義把全民公產化為私有，讓紅色家族變身巨富，這就是共產革命。



革命還導致全民精神墮落，中共在中國實施愚民洗腦，以及各種血腥政治運動摧毀絕國人的傳統道德根基，將國人變成仇恨狂，鬥爭狂，摧毀了國人的道德心，同情心，愛心。改革開放幾十年間，中共為維護統治需要，推動極端自利和享樂主義。官場功利，學校功利，醫院功利，甚至清靜的寺廟也不能幸免。在官場，官員們只關心自己的升遷，不關心政府債務，不關心環境代價。他們中很多人已經是“裸官”，家人財產早已轉移國外，獲取了外國居留權，準備撈完最後壹把移民，哪怕離開後洪水滔天。在學校，教授、學生急功近利，以權力金錢衡量成功與否。耶魯大學校長小貝諾施密德特在耶魯大學學報上撰文指出：“中國的大學以為課程多，老師多，學生多，校舍多標誌大學成功。知名大學通過政府或下屬機構排名讓自己躋身世界百強。學者退休的意義就是告別糊口的講臺，極少數人對自己的專業還有興趣，除非有利可圖。他們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事業。校長的退休與官員的退休完全壹樣，他們忙著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權勢為子女謀好出路。民國時期的教育家燦若星海，新中國沒有壹個教育家。他們把經濟上的成功當成教育的成功，引以為傲，這是人類文明史最大的笑話。” 中科院腐敗墮落，社科院腐敗墮落，北大清華腐敗墮落，知識精英們鉆入錢眼，名校熱辦“總裁班”、“精英班”、“領導幹部班”，收天價學費販賣“碩士”、“博士”、“MBA”、“EMBA”頭銜，教授變身老板，忙於要項目、接受贊助，男生不堪壓榨自殺者有之，女生陪睡拿學位者有之。在醫院，醫生掠奪病人錢財，以度醫療賺錢是公開的秘密。此外黑心食品，黑心產品無處不在，防不勝防。在英國慈善援助基金會（Charities Aid Foundation）公布的“世界奉獻指數”（World Giving Index）排名榜上，中國人長期名列最後（臺灣名列第35名），是世界上最自私，最無善心的群體。經過幾十年的共產極權主義統治，中國社會物欲橫流，紙醉金迷，只崇拜權力、金錢，與革命前相比，人民喪失了太多的善良、淳樸、信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