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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中國工人階級的困境 寫於 二零零四年



節目：2004年6月19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黃：聽眾朋友，又到了《放眼大陸》和您空中相會的時間了，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在我們今天的節目裏，增加了新的單元──中國農民工調查。在這個單元裏，我們特別邀請到曾經多次進行實地調查，而且自己的父母親也是農民工的大陸自由撰稿人楊銀波先生，來和聽眾朋友們就大陸農民工的生活，他們的喜怒哀樂，以及在整個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民工的希望與失落，做一系列的介紹與反思。

楊：（余世存《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我們沒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們說活該，「如果不交錢你就沒有三證，對我們來說你就不存在。」可是我們存在，我們還活著，弟兄們，我們還存在。我們交納了增容費，暫且安身。報紙表達得暖昧，老太太的小腳跑來可真是敏捷，逢年過節地喊著防賊──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們，她指的是你和我……（鮑家街 43 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

黃：在我們前一陣子的節目裏，已經為聽眾朋友們介紹了《中國農民調查》這本書，獲得了聽眾朋友們廣大的回響。接下來在《中國農民調查》之後，我們要為聽眾朋友們推出《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報導。好，那麽我們就來聽聽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一集。（陳星、呂飛音樂：《離家的孩子》）

黃：你是從甚麽時候開始關註農民工的問題的？



楊：我們家裏父母都是農民工，他們 1993 年的時候開始出去打工，從那個時候就開始關註中國農民工。那麽在這之前對於中國農民工，覺得這是一種非常新鮮的稱呼，那個時候還不叫「農民工」，還沒有這個稱呼，那個時候叫「盲流」。

黃：啊，對。

楊：回顧起中國農民工，它有將近 26 年的歷史，準確地說有 25 年。將近 26 年的歷史是從 1979 年開始的。這 26 年要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 1979 年到 1988 年，有十年的時間；然後從1989年初到1991年，有三年的時間；然後從 1992 年一直到現在，將近十三年，這又是另外一個階段。這三個階段有不同的特點。比如說，1979 年到 1988 年這個歷史當中，在這十年裏面，中國有 1.3 億的農民轉移。「轉移」的意思就是說，他不幹農活了，或者說他的相當大部分的時間不用在他的土地上了，或者去進廠。這個「轉移」的主要特點是「就地轉移」。那個時候中國出現了很多很多新的氣象：比如說土地可以給農民種了，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製度，而且那個時候農業結構也有調整，鄉鎮企業也在大量興起。

當時的鄉鎮企業是甚麽樣的狀態呢？從 1979 年到 1988 年有一個說法，我們老家也在傳──「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可以離開土地，但是不能離開家鄉；你可以進廠，但是你不能進城。就是這樣的一種狀態。在這十年裏面，發展最為迅速的就是鄉鎮企業，那個時候確實是個奇跡，包括學術界的、新聞界的，還有中共中央、國務院，也在關註這個很大的變化。當時最活躍的鄉鎮企業，比如江蘇南部，它是集體經濟；還有浙江省的溫州市，它的經濟不是集體經濟，是個體經濟，非常非常著名的，你去查一下資料看看；然後還有珠江，它的經濟跟江蘇南部、浙江溫州又是不一樣的，它是外向型經濟，我想臺灣是知道的，它主要是靠海外的，或者近靠香港的、澳門的，或者近靠臺灣的，它是這樣的一種發展趨勢；那麽後來還帶動起來了挨著臺灣的福建。在這十年裏面，鄉鎮企業的發展確實厲害。

那麽它是怎麽打破的呢？在大陸有一段歷史是非常艱辛的，1979 年之前的歷史回顧起來的話，說不完。1979 年之後再過三年，也就是 1982 年的時候，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就提出來：允許農民進城開店，允許他們設坊，允許他們興辦服務業，允許他們提供各種勞務。然後再過兩年，1984 年──也就是我出生後的第二年，國家加強了城市的副食品供給，允許農民自理口糧到城市落戶。它慢慢就打破了「農民不能進城」的禁忌。那麽在這之後呢？1985 年到 1990 年，這段時間就不得了，這個轉移就不再是僅僅的「就地轉移」，比如說「我是重慶的，我就不出重慶」，或者「我是重慶永川市的，我就不出重慶永川市」，不是這樣的。當時有很多農民突破這種體製封鎖，重慶的農民也到廣東啊、福建啊，也到上海啊、北京啊。1985 年到 1990 年到另外一個省份的「異地轉移」的這些農民工，就有 235 萬人走了；在這五年裏面，鄉鎮企業也吸收了2286萬就地轉移的農民。所以說那個時候確實是個奇跡，這是它的第一個階段。（陳星、呂飛音樂）

黃：這個階段算是一個比較成功的轉型嗎？

楊：現在看來，我覺得有成功也有失敗。它畢竟打破了「農民不能進城」。「農民為甚麽不能進城」，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回到 1979 年之前的歷史。研究這段歷史，我從 1997 年就開始了，那個時候我還在上初中，開始看專門研究這個歷史的文獻。非常艱辛的，1979 年的農民是最艱辛的。1949 年，中共建政。然後在 50 年代初，剛剛建政不久，中共進行土地革命，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農民確實有土地了。然後到了 50 年代中期，它突然就搞了一個「城鄉二元結構」，城市是城市，農村是農村，你要分得很清楚，城市的資源你農民是不能占有的，搞的是這種社會屏蔽的、全社會的歧視政策，不允許你農民進城。1956 年的時候，開始對城市經濟進行改造。甚麽改造？私營經濟改造。把私人占有的工商業體系，改變為公私合營。

1956 年後之後就不得了──徹底反了！可以說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面，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城市化」，它不是「城市化」，它是「反城市化」，它不允許國家城市化！了解大陸歷史的應該知道，像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還有市民返鄉，幹部下放等等。1979 年之前的國家經濟策略，是講究重工業的優先發展，搞計劃經濟體製。就是因為計劃經濟，導致了很多很多的全社會的很大很大的問題，嚴重的失偏，嚴重的失重！計劃經濟了，你的資源配置怎麽辦？你怎麽估評啊？你有沒有根據啊？你的決策有沒有根據啊？經濟結構也是很大的偏差。當時的中共是怎麽改革的呢？它當時改革的政策，現在看起來真的很可笑。比如基本的生活用品，基本的生產用品，用「低價」的政策，它覺得這已經是一個改革了；還有，農產品是統購統銷的；城市職工的工資之外呢，也有福利製度。就算是這麽小的改進，在那個時候都已經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舉動。

但是，在這些所謂的「改革」的政策之外，它用的一些製度是相當殘酷的。比如說，1979年之前的人民公社製度，不允許農村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它不允許。還有，城市勞動的工資，國家控製你的工資，不是說你幹得好就多給你很多，或者你自由獲取，不是這樣的，你的所有東西都歸國家所有，它是一種大一統的控製製度。還有直到我們今天都罵得很兇的戶籍製度。再有，居住在城市裏面的人也受苦，不是說農村不好城市就好，城市也有更細致的製度，比如單位體製，比如幹部工人區別的身份製度，比如分層製度，級別製度，等等。在這樣的全社會的水深火熱之中，很多呼聲就喊出來了──必須解放生產力！1979 年，也就是文革結束不久，各種冤案啊、錯案啊、罪案啊，就開始「翻」，而且當時民間還出現了非常了不起的「民主墻運動」。這個時候，開始慢慢有這樣的沖動了──農民就是要進城！最近幾年我采訪的人很多，我問他們：「你的工齡有多長？」有的說：「二十五年。」那二十五年，一算，不就是 1979 年就沖出來打工了嗎？



楊：除了《外來妹》（著名電視連續劇，1991年央視播出，1992年之後全國熱播）之外，這樣反映農民工真實生活的作品還有1988年張良導演的電影《特區打工妹》，專門反映深圳的打工者生活。還有一些小說，比如張偉民寫的《下一站》，林堅寫的《別人的城市》，安子寫的《打工女郎》。還有部報告文學叫《廣深走筆》，是陳俊年寫的。另外，還有些被稱之為“打工文學”的刊物，比如廣東這邊的《廣州文藝》、《佛山文藝》、《江門文藝》、《大鵬灣》、《花城》等等。這裏順便要說一下，就是我們的農民工最喜歡聽的、最喜歡唱的歌是什麽？我告訴你，不是像報紙上談的什麽“看黃色錄像”啊，不是這些！他們太低估民工的素質了，民工的素質沒這麽低！民工喜歡聽的歌是《流浪歌》，喜歡唱的歌是《離家的孩子》。這些歌為什麽那麽出名？就是因為這些歌寫盡了他們的血淚！那歌寫得、唱得太好了，“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親愛的媽媽。流浪的腳步走遍天涯，沒有一個家”，全國五湖四海的農民工唱起這首歌，交相流淚。（陳星音樂：《流浪歌》）



黃：那麽接下來請楊銀波跟我們介紹一下，大陸有哪些地方是農民工外出打工最多的省份？



楊：外出打工的人最多的是四川，四川也是中國大陸第一人口大省。那麽四川之後就是貴州，因為貴州這個省，按我們大陸的話說，“計劃生育搞得不是太好”。



黃：人太多了嘛。



楊：對，人太多。在我所接觸的人裏面，貴州人打工地點最多的是廣東，然後就是浙江、福建、北京，這些打工地點裏面的貴州人最多的是來自貴州省正安市那一帶的人。前天我又接觸到幾個貴州正安的人，是五兄弟，最小的才16歲，最大的已經有40多歲了。正安那個地方很窮，雖然樹很多、煤很多，但是這個錢裝到哪裏去了你說？沒裝到他們包包裏面去。濫砍濫伐、濫采煤，特別多，主要的利益卻不在農民那裏。那麽四川、貴州之後呢，就是安徽。《中國農民調查》，看了沒？



黃：主要是描述安徽省當地農民的生活。



楊：安徽的農民工相當多，在廣東這邊幹的很多，我也接觸了很多安徽人。安徽之後就是湖南，湖南之後就是河南，河南也是一個人口大省。而且我告訴你一個消息：河南在廣東這邊打工的，不一定是進廠的。河南在這邊，有一群人數目比較大，比較醒目，你猜是幹什麽的？



黃：不知道。



楊：撿破爛。



黃：撿破爛？



楊：對，在廣東這邊撿破爛。在河南省駐馬店市有個縣叫平輿縣，平輿縣裏面有相當多的人都是撿破爛的，而且很多撿破爛的還能修起房子，5萬塊錢的樓房。當然，在河南家鄉，也有在撿破爛的時候靠偷、靠搶搞起來的；那麽在這邊呢，很少有人偷搶，不過被打殘廢的、打死的也有。我前幾天剛剛采訪了一個河南省平輿縣撿破爛的人，他是我朋友，也是我以前的鄰居，叫王秋喜。他們一家四口人，他的孩子有兩歲多，他的老婆也在撿破爛，還有他的母親有68歲了，四個人都在廣州郊區一起生活。這就是說，農民工的工作範疇非常廣泛，不光是進工廠、農場，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農民工從事得最多的是建築業。我父親楊慶華今年已經48歲了，他現在又到一個地方去搞建築了，幫別人修建租給民工住的房子。我對他說：“你可以不去搞建築啊。”他對我講：“習慣了。”這就是許多人覺察不到的地方，很多人認為農民工最大的希望就是“不幹，什麽都有”，但是我不這麽看，這麽看只會降低農民工的素質。他們習慣了奔波的生活，習慣了那種和民工一起吃飯，和老鄉之間吹吹牛啦、打打牌啦、看看電視啦，那種日子好過一點，覺得在外面兄弟朋友挺多，能湊合。



這確實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一種特殊的社會面貌，雖然表面看來他們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農民，可是他們自己認為自己仍然是農民，百分之九十多都是這樣回答我--“農民！我算什麽工人？我又不能跟城市裏面的人比”。“工人”在他們的頭腦裏永遠是“城市人”的範疇。所以說，我這麽多年的調查，這個群體可以讓你非常難受，也可以讓你很高興、很喜悅，尤其是在他們領到工資之後。他們的談吐也仍然保持著農民的特色，保持著他們那種樸實，不是那種奸詐得不得了的，這種人我碰到的不多。因此廣東確實要感謝他們，不得不感謝他們，他們真的太能吃苦了。而且我覺得政府部門，太缺乏像我楊銀波這樣深入他們、接觸他們，沒有具體了解他們實際的困難、實際的需要。而且那些所謂的“調查”、“研究”都帶有很強的官方性質，你要去搞一個調查研究，你還得經過勞動部門，或者黨委、政府的認可、批準、監督，那麽搞出來的這種調查研究有多大的真實性？有多大的價值？難說。（陳星音樂）



黃：接下來請楊銀波跟我們談一下，這些農民工主要是從事哪些行業？



楊：首先是建築業，然後就是進廠。我們現在講的“進廠”，這都是一個比較讓人羨慕的詞了。然後就是幫當地農場主種菜、種果、種樹，養魚啦、養豬啦、養鴨啦。還有就是在當地的機關、院校、醫院這些，去掃地或者其他。也有當家庭保姆的，餐飲業，裁縫製衣，送貨，當摩托司機，搞修理服務等等，有很多很多。有的也在集市販賣東西。昨天晚上我還專門到街上去看，又去采訪了一大堆人。他們忍受不了打工的那種折磨，自己出來買點東西來賣。那賣什麽東西呢？水果、蔬菜、小吃、衣服、服飾、盜版，盜版的磁帶才兩塊五毛錢一盒。我問他們：“你們貨從哪裏來？”他們回答我說：“甭問啦。我們賣這個磁帶，一盒才賺兩毛錢。”這段時間，廣東產荔枝很多，剩貨太多，去買來賣。現在街上是大片大片的荔枝，早上八點多去賣，晚上可能賣掉十分之一都沒有，因為競爭太激烈了。很多原來到這邊打工的人，也到廣東菜農家裏去買菜來賣。農民工的生活招數比原來多，但是要面對的問題也很多，在他們看來就是得防範巡警、城管，被抓到可就麻煩了。在我的家鄉重慶，還有兩種農民工：男的，出來當“棒棒”，也就是幫別人挑東西的挑夫；女的呢，出來擦皮鞋。



黃：擦皮鞋？那不都是男的在做嗎？



楊：NO，大多是女的。



黃：我們在西方的電影裏面看到的鞋童，鞋童通常都是男的啊。



楊：鞋童？對不起，鞋童的話，可能還沒誰理睬你的生意。擦鞋的，最怕的就是城管。我不知道看到過多少場景，看到很多很多的城管把擦鞋的鞋箱踩得稀巴爛，把錢也沒收了，有的把你身份證都給卡住，讓你--滾！就是這樣一種情況。



黃：那他們這樣的生活非常的沒有保障……



楊：流離失所。四個字形容：流離失所。到處逃，是一個遊擊隊的樣子，在火車站的裏面、外面經常能夠看到這樣的情況。我告訴你，在重慶菜園壩火車站周圍的小飯館，三兩面六塊錢。擦一雙鞋呢？一塊錢。也就是說，要吃上三兩面的話，得擦六雙鞋，擦六雙鞋可能要等一個上午。



黃：那是不是競爭的人太多了？



楊：太多了！也形成了一些幫派，一些老鄉聚集在一起，大家搶生意，搶過來一個生意就算我們贏了一次。這個市的，那個市的，這個區的，那個區的，各種各樣的幫派。最怕的就是公安、巡警、城管。



黃：但是這些人還是要去。



楊：沒有辦法嘛。你想想，重慶那麽多區，那麽多縣，那麽多市，你要是有機會，你去這些地方仔細看看，這些農村它到底靠什麽發展？服務業，最大的是服務業，“棒棒”、擦鞋都是服務業。而且我剛才還沒有談到一個內容，就是民工當中也有一些從事“逼良為娼”的服務業，也就是性服務業，有被逼的，有自願的，有自己都沒有辦法的，無奈之中的。而且還有一種特殊情況，就是最近這一兩年中國大陸媒體有那麽一點冰山一角的揭露，那就是女大學生當三陪啦，坐葷臺啦、坐素臺啦，就我所知的都有很多，但具體到究竟占百分之多少我也沒有一個數據，但有這樣的現象存在。這些女大學生當中，從農村出來的那一部分，也算是一種特殊的從事服務業的農民工。她們這麽做，主要是為了交學費，攢一點錢。中國大陸的學費太貴了！自教育產業化以來，比過去翻了不知多少倍。



最近幾年，廣東這邊的大學學費，一年一般是上萬的；湖南那邊幾千，搞藝術系的是八千，普通的都是五千多；也有三四千的，三四千在貴州這邊；重慶那邊是四五千。我在湖南的時候，曾經幫助過一個人。這個人叫鄭勇，比我大一歲，我原來在他家裏租房子住，每個月四十塊錢房租。他考上了大學，考上之後，我是親眼目睹了那個家庭的悲劇。他母親很瘦、很矮、很黑，混身是病，她沒有半點辦法，從她知道她兒子得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一直到她兒子真正把腳踏進大學校園，在這個過程當中我不知道她究竟哭了多少次，起碼每天哭兩趟，想著想著就哭，沒辦法。她設法去借錢來辦一兩桌席，請她的親戚來吃飯，吃完飯以後找她的親戚借錢，可是沒有人借錢給她。雖然那個地方還是一個著名的“魚米之鄉”，莊稼好得不得了，可是鄭勇的爸爸鄭彩樹也沒有什麽辦法，他平時頂多也就是去搞搞建築、做做木匠活，弄一兩個小錢。



最後是他們家想盡了一切的辦法，找我們、找鄉裏鄉親幫一點點力所能及的忙，然後又到銀行貸款，才讓鄭勇去讀到大學，而且還是一個二流的理工大學，學費是一年七千多塊錢。這個活生生的例子就是農民實實在在的壓力，這些壓力不得不逼著農民到外地打工。那麽這些外出的農民工，寄錢回家最多的是哪些人呢？36歲的人。36歲是人生壯年。這些人的孩子已經有12歲左右，剛剛從小學上升到初中，學費增高，生活費突然冒出來；而且這些人的父母都60歲左右了，得增加贍養費。還有的農民工，他們的孩子考上了大學，那麽他們這時候寄回去給孩子念書的錢，可能不是他們許多年攢起來的，而是借的。民工之間嘛，誰的孩子考上了大學，興奮得很，為他們驕傲，眼中充滿羨慕的目光，哪怕素不相識的民工，都可能給你50塊錢，覺得這一家子真是有出息啊，就是這樣。



黃：由於時間的關系，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二集就進行到這裏了。在下一次的節目當中，我們還會繼續請楊銀波先生來為我們主講《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三集。我是黃絹，祝您周末愉快，拜拜。（陳星音樂）



節目：2004年7月24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楊：1998年3月2日，國家教委和公安部發布了一個暫行辦法，叫《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暫行辦法的第七條規定：流動兒童少年就學，以在流入地全日製公辦中小學借讀為主，也可入民辦學校、全日製公辦中小學附屬教學班（組）以及專門招收流動兒童少年的簡易學校接受義務教育。但是這個簡易學校呢，需要一定的設立條件，比如學校建築設施、教育設備、教材、師資力量等等，都必須經過流入地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的審批認可才行，而這些設立條件所須的辦學經費是目前許多民工子女學校都承受不起的，那麽相應的，辦學成本擡高，民工子女的學費也會擡高，民工自己也承受不起，所以大多數的民工子女學校目前只能維持地下狀態和被迫搬遷乃至被迫關閉、停辦的狀態。我所知道的是，2001年8月之後，僅在北京市豐臺區，就有幾十所民工學校被關閉或停辦。

民工在流動，民工子女在流動，民工子女學校在流動，民工子女的老師也在流動，他們的工資一般是500塊錢一個月，很辛苦，而且學校裏面還經常規定，教師的菜不能多給，肉不能多買，沒有那麽多錢嘛。另外一個讓人覺得有點黑色幽默的事情，就是學生來源很廣，五湖四海的口音不相同，河南的民工子女在北京上學的可能要占到1/10左右，其次就是安徽、湖北、河北、四川，口音變化很大，老師上課的時候都不知道該用四川話還是北京話。學生的年齡和學業基礎差異也很大，有的可能十六七歲，有的可能才三四歲，有的英文都會一點，有的連英文字母ABCD、拼音字母abcd都搞不清楚。不過盡管如此，卻有一個非常感人的事情，那就是這些學生其實都很喜歡自己的老師，即便這些老師的教學水平再怎麽低，或者可能只是一個小學畢業，這些學生都很尊敬老師，很聽他們的話，老師也從內心裏愛護、關心這些孩子，在一些電影裏面能看到這樣的情景，這確實是一個實際情況——同是天涯淪落人嘛。（陳星音樂：《流浪歌》）

黃：那麽長期地得不到公平的教育機會，在這些農民工的孩子身上又會留下什麽樣的影響呢？楊銀波繼續說——



楊：最大的問題是孩子的心靈深處受到的傷害特別大。比如外地來的孩子非常討厭北京孩子，覺得他們欺負人、看不起人，覺得北京的這些人怎麽老是到處要錢、到處趕人、到處查證！我記得有個孩子曾經提出這麽一個問題：為什麽我們要在北京辦暫住證，而北京人到我們家鄉就不辦暫住證呢？

黃：說得好！

楊：這個問題可能連成年人都無法回答——這是一個多麽大的問題啊！我想對政府說的是，如果政府真的是真真正正地關心農民工，那麽，請千萬不要忘記了農民工的孩子——每年的“六一兒童節”更不能忘記他們，因為這些孩子沒有真正地享受到國家九年義務製教育的機會和權利，國家九年義務製教育在這些孩子身上只是一個謊言、一種欺騙，這種欺騙傷害得太大了，傷害的可能不僅僅是一代人！另外，很多孩子在寫作文的時候或者在交談的時候，最煩、最反感的就是北京的查證。在去年收容遣送製度被廢除之前，1999年，北京在這一年裏面就收容了149359人，約占外來流動人口的5%，每20個民工當中就有一個民工被收容——僅1999年11月26日這一天，就收容了4167人。北京農民工光是花在證件上的費用都是一個很大的費用。

第一個要辦什麽證呢？流動人口證，每人每年交50元～80元。第二個要辦暫住證，每人每年交188元。第三個要辦就業證，每人每年交185元。第四個要辦健康證，每人每年交40元～50元。第五個要辦婚育證，每個證交5元。第六個要辦職業資格證，每個證交4元。這六個證加起來，每人每年至少要花450元，這450元相當於打工一個月的收入。當然還有一些行業歧視。在北京，有些事情是不準你去做的，或者說即便你去做了你也很難，因為你是外地人，你沒有本地的戶口。如果你要辦經營執照，那是不容易的，你沒有北京戶口，工商所不理，給錢也不辦，沒有執照就不合法，那就只有挨罰，所以你只能花幾萬塊錢乃至十幾萬來買北京戶口。你經營的時候也可能被罰，比如在路邊擺攤，那麽城管要管你，進貨上車交警要罰你，甚至扣你車。如果你沒有北京戶口和抵押品，你也不可能從北京銀行貸款。這就是北京外來民工的真實現狀。（陳星音樂）

黃：談過了北京外地農民工小孩就學的困難，以及對農民工工作行業的限製之後，楊銀波繼續談到了江蘇，在江蘇也有類似的限製情況。

楊：我跟你講講對你來說還算熟悉的江蘇吧。江蘇有一個很讓人氣憤的，但是也在全國非常普遍的現象——行業工種限製。比如江蘇省會南京，有的允許農民工幹，有的不允許你幹。允許幹的，比如建築安裝工、環衛工、礦山井下工、裝卸工、搬運工、瓦木工、水手、冶煉工、鑄造工、車工、擋車工、縫紉工、消防員、廢金屬處理工。這些工作是相當低賤的。

黃：而且是出賣勞力，或者是比較容易有職業災害的職業。

楊：比這些行業稍微好一點點的呢，就不允許農民工去做了。哪些不允許呢？清潔工、營銷員、廚工、消費行業的服務員、家政服務員、商店營業員、賓館服務員、門衛、保安、電工、駕駛員、話務員。這個行業限製，在全國的很多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從1994年開始到現在已經有10年的歷史，至今沒有廢除。

黃：最後楊銀波以余世存先生的一首詩，為今天所談的內容做了註腳。

楊：這是一首比較長的詩，叫《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又叫《歌擬奧登》，由中國著名作家、同時也是我們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員余世存先生所寫。全詩是這樣的——

據說這個城市有一千萬人口，有的住花園別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裏頭；可是我們沒有一席之地，弟兄們，我們沒有一席之地。據說這裏是我們的歷史和夢想，是我們的驕傲，我們象親戚來串門，卻也引起它的懊惱；它讓我們呆在原地不動，弟兄們，它讓我們原地不動。我們的原地，荒涼的地方只有不長五谷的山溝，我們要靠它吃飯人們卻痛心疾首；他們不讓我們砍樹，弟兄們，他們不讓我們砍樹。我們逃離饑餓，尋找幸福，交通部門要走我們的所有，讓我們擠在一起窒息，瘋狂，死去，認清自己——不如他們眼裏的一條狗，弟兄們，我們不如一條狗。 　　

我們沒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們說活該，“如果不交錢你就沒有三證，對我們來說你就不存在。”可是我們存在，我們還活著，弟兄們，我們還存在。那從我們中間飛升上去的悄悄地說我們是一種文化，我們遊蕩去來，象蝗蟲，從三國水滸吃到現在；他們說我們是害蟲，弟兄們，他們說我們是禍害。去到一個科研院所，他們論證說——目前還沒有我們的現代化計劃，等下輩子再來找它；但這輩子我們怎麽化，弟兄們，這輩子我們怎麽變化？我們交納了增容費，暫且安身。報紙表達得暖昧，老太太的小腳跑來可真是敏捷，逢年過節地喊著防賊；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們，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說我們太笨，素質太低，為什麽禁止我們進入很多行業？他們明明知道中關村裏的電腦是我們攢的。有人說我們到城裏來只是出醜，同樣是修路，掃地，法律法規卻讓我們交出自由，我們規規矩矩地坐在城裏人身邊；他們卻皺著眉頭，弟兄們，他們指我們太臭。聽說學者們的憂愁就象富人的富有，就象我們的匱乏，他們反抗現代性的異化，聽說他們比我們活得光榮偉大；他們在絕望裏令人感動，弟兄們，我們在絕望裏無所適從。我想我聽到了這個城市上空有一個聲音，那是陌生卻異常的權威，說：“他們必須犧牲。”噢，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們，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到一只獅子狗裹著短襖，別著胸針；看到門兒打開，讓一只貓走進門；看到人們都在出國；看到學生們扔磚頭，看到“我的朋友比爾”在北大演說；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鳥，看到一條魚在飯店前的水池裏自在地遊，我們是新奇帶一點兒糊塗，弟兄們，是新奇帶一點兒糊塗。我們流浪，從80年代到又一個世紀，我看見這個城市日新月異，萬家燈火；沒有一盞屬於我，弟兄們，沒有一盞是我們的。武裝警察越來越多，防暴隊伍有特殊的任務，從東單到西單，他們要保衛權威和一種幸福，走去又走回；他們在尋找你和我，弟兄們，他們在尋找你和我。

黃：聽眾朋友，今天的《放眼大陸》就在這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當中跟您說再見了。我是黃絹，謝謝你的收聽，祝您周末愉快，拜拜。（陳星音樂）



節目：2004年7月31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楊：在廣東，有48.3%的民工的月收入沒有超過800塊錢，每天不到27塊錢，然而現在打工的成本又越來越高，比如辦理各種證件、各種高消費等等。加之目前物價上漲：比如說豬肉，前幾天《南方周末》刊出報道，說我家鄉重慶的豬肉，背脊肉已經是15塊錢/斤，普通的肉10塊錢/斤，而過去一般是5～7塊錢/斤；米價也在漲，油、鮮菜、肉禽、水果，還有棉花、鋼材、焦炭、水泥、石油等等，都在漲。“漲了！漲了！漲了！”打電話問全國各地的朋友時，對方都這麽回答我。漲得到底有多厲害呢？2004年6月，官方的統計是：中國的消費品價格指數比去年同期上漲了5%，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上漲了4.1%，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上漲6.4%，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上漲了11.8%，而食品價格指數竟然上漲了14%！所以好多民工都想回去種莊稼了，但是某些民工一回家卻發現自己的土地居然已經被村幹部賣出去了！真是痛苦啊。

再一個痛苦就是，現在的天氣非常炎熱。比如說--重慶：35度以上的高溫天氣已經累計出現了10天，部分地區最高氣溫已達40度，目前全市農作物受旱面積已達174萬畝，23萬名居民臨時生活用水不能滿足需求，25萬頭牲畜存在暫時飲水困難，而且未來還將有30天左右的伏旱。浙江呢？遭遇50年最嚴重的旱情，目前已經有10多個縣市嚴重缺水，大水庫蓄水僅為正常蓄水量的55%。西安呢？出現39.3度的高溫，創下西安50年來氣溫最高紀錄。上海呢？已經達到36.8度，累計高溫日已達18天，比常年多出一倍。北京呢？城區突破39度，郊區突破37度。那麽我現在所在的廣東呢？最高溫度達到38度多！

黃：哎喲。



楊：就拿廣州來說吧。7月1日和7月2日，在這短短兩天以內，因為天氣酷熱而死亡的人，至少就有39人！在四川成都，根據幾家醫院的統計數據顯示，在中暑患者中，有一大半的人都是高溫作業的民工。我父親今天也因為天氣熱被逼著回來了。這天氣太熱啦！我在民工工地上住的時候，早上5點半他們去開工，到了7點的時候天氣就開始突然地悶熱，到了上午11點左右天氣就越來越熱，無論是男的還是女的，衣服全部被汗水打濕，緊挨著身體，沒有一件是幹的。回到民工租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馬上提水沖涼。今天我父親一回來的時候，我一看他，哎呀，完全變了樣子：全身發黑，黑中透紅，紅中透黑，兩個肩膀、背部、手都是紅黑色的，腳上全是傷--被鋼板、被磚塊磨壞的、碰壞的。往他手上一摸，象什麽？一塊鐵！全是鋼繭、手繭，用刀來劃都能夠把它割下去，一塊一塊的。肩上起碼有0.5公分的肉已經變成了繭，用刀來削掉，居然不痛。我希望大家通過我剛所講的這些，能夠實實在在地體會到在7、8、9月份，民工所遇到的這些危險和威脅。（陳星、呂飛音樂：《離家的孩子》）

黃：談過了酷熱的天氣，楊銀波接下來為我們談到農民工在夏季裏的另一個威脅，那就是--洪災。

楊：這些天，打開網站、電視、收音機、報紙、雜誌，最重大的消息就是洪災。根據中國民政部7月25日的統計，今年死於洪水災害的人數為95人，另有63人在洪水地區失蹤。洪水已經導致93萬人失去家園，受洪水影響的民眾達4000萬人，倒塌房屋13.7萬間，43.5萬間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比如說--湖南：267萬人受災，懷化城區1/3面積遭淹，洞庭湖水系的沅江發生較大洪水。湖北呢？武漢出現洪峰，形成25．15米峰值，中小河流和水庫汛情緊張。河南呢？漯河、平頂山、南陽等市發生洪澇災害。廣西呢？37個市縣遭洪水襲擊，造成27人死亡，柳江發生超警洪水。遼寧呢？遼河支流清河、柴河以及位於遼東地區的遼河幹流水量猛漲，遼河發生入汛以來最大洪水，東部山區還發生了泥石流。

雲南呢？盈江發生滑坡泥石流，2人死亡53人失蹤；怒江洪災造成6人死亡10人失蹤。甘肅呢？中部降暴雨引發大面積洪災，4人死亡。安徽呢？淮北發生澇災，致使80余個村莊被水圍困。貴州呢？17縣市洪澇成災。青海呢？28個縣遭受洪災，4.24萬人受災。山西呢？平陸縣10個鄉鎮遭受洪災，經濟損失2476萬。河北呢？局部遭受洪災，防汛形勢嚴峻。那麽廣東呢？汕尾市降雨量超過160毫米，大雨造成汕尾市區多處地方大面積積水，一些村民的家禽養殖場被淹，部分家禽被雨水沖走。中國的生態環境在不斷地變壞，年年如此，這是需要正視的一個現實。那麽另一個現實有沒有被正視呢？尤其是那些從湖南、湖北、河南、廣西出來打工的民工，他們現在在幹什麽？還是繼續在外面加勁地找錢，然後把這些錢寄回去給被洪水淹了的家人，給他們提供修房子的錢，給他們提供吃飯生存的錢。沒錯，政府可以解決一部分或者說一個小部分，抗洪搶險的隊伍能夠使民眾在洪災中的生命得以保住，就已經是一個很艱難的事情啦。那麽受災的民眾如何繼續生活呢？靠的還是外面打工的親人。

黃：也就是說，在夏季的時候，也是天氣最熱的時候，在這時候農民工的打工非但不能停止，而且還要更加辛苦地工作。

楊：很難熬啊，每年的夏季民工都很難熬，可是他們又不能不熬。相對於內地的洪災而言，在廣東打工基本上可以避免在洪水中死亡。因為廣東的大部分地區很難出現洪災，它靠海。廣東出現洪災的地方一般是吳川、湛江、韶關、茂名、封開、清遠、連山、河源、梅州、五華、翁源，比如吳川的梅江、鑒江、袂花江，韶關的武江、湞江、北江。除了韶關之外，東莞、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惠州、潮州、汕頭等民工聚集的城市，一般不會發生洪災。另外，我曾經專門在湖南看了一下洪水的位置，看了一些“抗洪搶險紀念碑”，有些官兵也死亡了，民眾每年的死亡人數一般也是百余人。在現在我們談話的這個時候，湖南的洪水就是最猖狂的，郴州、衡陽、株洲、永州、張家界、懷化、長沙、嶽陽，這8個地方最嚴重。它的全省受災人口一般都是一千萬左右，成災人口也是數百萬以上。

除了人的生命之外，湖南幾十個市、縣、區、自治區的耕地、住房、學校、商店、廠礦企業、機關事業單位，還有水利、電力、公路、橋梁等等，更是屢受重創。本來湖南就那麽幾大水系嘛，湘江、資水、沅水、澧水、洞庭湖，但是湖南位於中國最中部、長江中遊南部，平原很多也很大，不象貴州、重慶、雲南那樣出現大的泥石流。比如說洞庭湖，每年湘江、資水、沅水、澧水平均入湖的水量就高達3018億m3，這個年平均入湖水量是鄱陽湖的3倍、黃河的5倍、太湖的10倍。但是洞庭湖只有一個出口，泄洪能力很有限，一旦遇到暴雨，就會馬上形成上壓下頂之勢，釀成洪澇災害。再比如說洪災不太明顯的湖南常德，當時洪水淹過來的時候，沒有經歷過的人根本無法理解、無法想象。我到常德的石門、臨澧，是什麽感覺呢？頭上是烈日，頭下是洪水，去年石門被淹的時候，縣城被淹的面積就占了80%，光是二都鄉、易家渡鎮澧水兩岸就有33個村被淹，有8萬多群眾被洪水圍困，很恐怖啊！

中國每年都會發生的這種洪災，它對於打工的人來講是個什麽概念呢？首先，民工家裏的人在家鄉被淹死了，那麽他們還有什麽勁頭去打工呢？大家還記得1998年的洪災吧，那場大洪災影響到了2.23億中國人，一共死了4150人，有690萬房屋和530萬公頃莊稼也被同時毀掉。可是每年都有那麽多的人死於洪災，而這些人的家人、親戚卻可能正在外面苦幹，他們在打工之余連看電視的勇氣都沒有?



節目：2004年7月17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黃：聽眾朋友，這裏是中央廣播電臺──來自臺灣的聲音，您現在收聽的是《放眼大陸》，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今天是《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五集的播出。

楊：（余世存《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那從我們中間飛升上去的悄悄地說我們是一種文化，我們遊蕩去來，像蝗蟲，從三國水滸吃到現在；他們說我們是害蟲，弟兄們，他們說我們是禍害。去到一個科研院所，他們論證說，目前還沒有我們的現代化計劃，等下輩子再來找它；但這輩子我們怎麽化，弟兄們，這輩子我們怎麽變化……（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

黃：聽眾朋友，歡迎您收聽《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和我們一起走入中國農民工的世界。在上一次的節目裏，大陸自由作家、同時也是「農民工之子」的楊銀波先生為我們回顧了大陸官方和民間過去是怎麽研究農民工的問題，同時楊銀波也和我們分析了大陸農民為什麽走入城市之後又回到農村的各種原因。那麽在今天的節目裏，楊銀波接著要從廣東以及四川竹鎮的例子來和我們進一步地探討中國農民工的問題。



楊：那麽現在呢，我們就主要地談幾個省。第一個：四川。在四川有一個鎮──竹鎮，這個鎮是近靠成都市的一個小鎮。竹鎮的發展歷史，在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典型，要研究中國農民工問題，必須涉及到這個鎮，因為它太有代表性。在1979年～1986年的過程當中，竹鎮的發展主要靠的是到成都市打工。1986年左右，成都開始大量辭退民工，主要是辭退女工，因為各種各樣的人才、技術以及當時的經濟環境都很差，效益變得越來越低。這些女工不知道該怎麽辦。1986年5月，竹鎮專門成立了一個辦公室，名字叫勞務輸出辦公室，現在已經改名為勞動服務站，在全國各地類似於竹鎮勞動服務站的站名在目前有很多。1986年～1988年，在這三年的時間裏面，竹鎮仍然向成都輸出民工，一共輸出了2214個人，當時也沒想到要把民工調到外省去。1987年，又緊張起來。當時竹鎮的勞務輸出辦公室主任，還有縣裏面的勞動局、勞動服務公司的一些領導，一共有五個人，他們恰好認識一個香港的商人，這個香港商人說廣東這邊有發展前途。

這五個人就到廣東的很多地方來考察，比如廣州、深圳、東莞、珠海，最後是定在東莞。大家在心態上都很小心。他們所考察的是什麽呢？一個是：廣東這邊到底安不安全？另外一個是：廣東這邊的風土人情啦，排不排外？似乎覺得廣東人很「傲」一樣。還有一個：廣東的物價水平怎麽樣？考察到這些之後呢，經過對比、權衡、分析，得出結論：廣東東莞的物價水平相對較低，那裏的風土人情比較純樸，所以竹鎮當時就和東莞的厚街鎮簽了合同。──你知道厚街鎮嗎？很多報刊雜誌、電視廣播經常出現這個地名，現在是非常繁華的一個鎮了。當時與竹鎮在厚街鎮簽第一個合同的是厚興皮具廠，要竹鎮的50個女工過去做工。當時很小心啊，很多竹鎮的鄉親看見領導回來，一聽，很擔心：哎呀，要送這麽遠呀！要從四川這邊，跑到廣東，不得了，不敢想像。公平地講，那時的政府還是有一定的開放意識和遠見，而要把這個遠見實行起來，卻很謹慎。比如，送女工到廣東，那麽誰來負責運送呢？就是當時竹鎮的武裝部長。

黃：哦？哎呀，真有趣。

楊：怕出事情。因為當時人們的思想意識，比如「資本主義是吃人的草」啦，「婦女出去就是賣淫」啦，廣東那邊靠著香港，經濟是外向型經濟，跟臺灣也有大量合作，是這種背景嘛，肯定就有這種意識上的顧忌和擔憂。那麽結果到底怎麽樣呢？到1998年的時候，竹鎮到廣東打工的人實際上已經有了15788人。最早的是1987年，女工到了東莞是怎麽做的呢？大家都不放心嘛，那麽武裝部長就在車上是談了又談：你們出門，在哪個地方停車，要準備哪些證件，哪個地方要簽字，上廁所、吃飯一定不能走丟，這些都談得很細。1992年、1993年的時候很擠，光是竹鎮這個地方的民工在車上就有突然「瘋」掉的情況，又熱、又亂，黑社會、流氓痞子又很猖狂，擠掉的人有的還找不回來。

80年代後期在輸出安全方面，略為好一些。當時出來打工的民工如何讓家裏面的人安心呢？寫信回家，父老鄉親看著信就容易放心啦。然後大量的信件就寄到竹鎮，竹鎮就把信收集過來，每天向整個鎮廣播：親愛的父親、母親，你們怎麽怎麽樣，女兒在這邊過得很好，吃穿住行都有照顧，等等。整個鎮裏面都圍繞著這些消息，大家心裏面也就踏實了。這是一個非常艱辛的過渡過程。現在竹鎮政府在東莞這邊有一個民工分支管理機構──辦事處，就好比一個小的「大使館」，只要竹鎮的民工在東莞出了什麽事情，就找東莞這邊的辦事處。比如說：哪個廠要辭退竹鎮的民工，那麽辦事處工作人員就去廠裏面去領這個民工，然後又幫民工安排新的工作。但是這樣純粹為民工辦事的辦事處現在已經不多了，因為過去竹鎮的辦事處人員還沒有太計較個人的私利，他們過去所做的，主要是為了維護竹鎮政府的權威。這是當時最主要的設立目的。（陳星、呂飛音樂：《離家的孩子》）　黃：可惜，四川竹鎮的經驗並沒有推廣到大陸其它地方去，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以贏利為目的的職業介紹所。　　　

楊：那麽現在就不這樣做了，首先政府也要賺錢嘛，所以裏面就出現了一些人所辦的新機構，也就是現在我們經常看到的職業介紹所。在臺灣有職業介紹所嗎？

黃：有，不過現在大家找工作的方式其實蠻方便的，就是上網去找，所以職業介紹所已經是幾乎不太有了。早期的時候是有的。

楊：在現在的廣東，職業介紹所很多，騙錢的也有很多。我告訴你一個事情，我18歲的時候在重慶，那個時候我還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該幹什麽，還沒想到當什麽作家之類的。我到重慶江北區觀音橋的一個職業介紹所去，一進去，對方說：「先交50塊錢！」50塊錢拿過去，對方說：「這個是地址，你過去就行了。」第一個工作是專門幫別人倒茶，400塊錢一個月，試用期只有200塊錢一個月。我一進那個茶樓，對方笑哈哈地問候：「你好老板，喝茶嗎？」我說：「不是，我是來找工作的。」對方的臉色馬上就變了：「對不起，我們這裏已經滿了，你到別家去吧！」哎呀，我從觀音橋到那個茶樓，坐了半個小時的車，然後又坐回來，對職業介紹所的人說：「那邊已經不要了。」他們又給我一個新地址，我又坐車去，對方還是說：「對不起，我們滿了！」然後又新找幾個，仍然如此，或者找個借口就不要了，而且那些個工資標準完全就是欺負人。所以一氣之下乾脆不找工作，自己想辦法算了。現在的職業介紹所不值得信任的太多，大多數的民工也不是靠什麽政府，而是靠親人、老鄉、朋友，或者靠自己，很多人都是不求什麽人就直接去找工作。

黃：有沒有看報紙？

楊：也有。但是應聘的人太多，一過去，「幹這行有多長時間？你是什麽文憑？」一些民工老實地說：「我小學畢業。」那個時候你就不行了。所以現在人們為了找工作，花盡了力氣，比如賣假的文憑啦。我就經常遇到這樣的事情，朋友說：「楊銀波，你的字寫得好，來，你幫我填填。」我問「怎麽填啊」，朋友就說：「哦，這個填姓名，這個填年齡，這個填初中畢業吧。」我問「你到底是幾年級啊」，朋友一嘆氣，「哎，實話告訴你，小學三年級都沒讀完。」哈哈。為了找工作，或者為了找更好的工作，他們首先要騙過第一關，甚至連身份證都可能是假的，姓名可能是假的，年齡可能是假的，工作經驗也可能是假的，什麽都可能有假。剛才我重點地談了四川竹鎮的民工歷史，和關於民工找工作的細節問題，簡單地談了民工到底是怎樣變為今天如此開放又如此矛盾的過程，政府又如何從開始特別負責變為今天計較個人私利的過程，僅作一個膚淺的了解。（陳星、呂飛音樂）　　　　　　黃：談過了四川竹鎮，接下來楊銀波和我們談到廣東特殊的「城中村」現象。

楊：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二個省：廣東。對於民工而言，廣東有四大名城：東莞、廣州、深圳、珠海，非常現代化，它們是江西、安徽、四川、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廣西的民工最聚集的地方。對於東莞，民工聚集的意向要強一點，民工最多。你有沒有註意到這樣一個現象：廣東的很多地方，城不像城，村不像村。

黃：我不曉得，我沒去過。

楊：沒去過啊，好，那麽我給你舉個例子：廣東東莞市鳳崗鎮有一個管理區，叫雁田管理區，1996年的時候它的外來人口就已經超出了它本村人口的10倍以上！　

黃：哇！

楊：廣州天河區中山大道有一個村叫棠下村，這個村的村民有6000多人，但是這個村的外來打工的人就有3萬多人，是本村人口的5倍。另外，廣州天河區還有一個村叫石牌村，這個村的村民有9000多人，那麽外來打工人口有多少呢？4萬多人，也將近是本村人口的5倍。這就是珠江三角洲的特殊現象，我稱它為「城中村」現象，或者是「村中城」現象。又不像村又像村，很奇怪。比如，我現在這個地方，一走出家門就會看到：村裏的街道很窄，樓房很多，樓房與樓房之間的距離，5厘米左右吧。

黃：怎麽那麽少？

楊：這就說明這裏的土地很寶貴。同時我還能看到：在高樓大廈之間，有很多民工房鑲嵌其中。這裏的村民不用種田，土地已經拿出來賣了嘛。那麽這些村民一天到晚幹什麽呢？沒錢的話，搞搞建築，做做生意，開開摩托；有點錢的話，打打麻將，賭兩把，這裏的賭風很盛，或者搞搞六合彩，買碼。另外一個就是，廣東農村的本地人信神信佛的很多，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在自己的門前點上一柱香，許多節慶都是這裏獨有的，遇上全國性的節慶更是鞭炮聲聲，早上五點多就響得滿村都是。



節目：2004年8月7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黃：聽眾朋友，這裏是中央廣播電臺──來自臺灣的聲音，您現在收聽的節目是《放眼大陸》，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讓我們來聽聽大陸自由作家楊銀波先生今天要為我們帶來什麽樣的內容。

楊：我曾在許多的街頭失眠，它的城市夢幻的空間，它的子無虛設的阻力，在瘋狂的邊緣失眠。我覺得越來越有些疲倦，聽著隔壁提琴的抽泣，喝著世事煮沸的肉湯，越來越有些疲倦。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們。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獨的人們……（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

黃：聽眾朋友，歡迎您收聽《中國農民工調查》，今天是第八集的播出。在上一次的節目裏，楊銀波從特別的數字談到了大陸農民工所面臨的一些問題。今天，楊銀波要從特別的消息、特別的事件帶我們一起深入中國農民工的世界。首先，楊銀波和我們談到在大陸教科書上一篇膾炙人口的文章，最近卻被刪除了。



楊：接下來向大家提供的這些特別的消息，我覺得看起來很小，細想起來又很大。我想首先問你，你有沒有在臺灣讀過我們大陸教科書上的一篇文章──《包身工》？

黃：什麽叫「包身工」？

楊：那就是說沒讀過。包身工是指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東洋紗廠裏，為日本人工作的中國女工。因為這些女工在進廠時已經簽訂了賣身契，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權，所以被稱為「包身工」。《包身工》這篇文章，應該是中國最早的報告文學之一，是已經去世九年的著名作家夏衍先生（沈乃熙）生前的代表作之一。夏衍在19歲時曾經參加過「五四」運動，24歲時經過孫中山先生介紹加入國民黨，是我比較尊敬的作家之一。除了《包身工》之外，他還創作了一些電影劇本，比如《狂流》、《春蠶》、《風雲兒女》、《壓歲錢》，還有話劇《秋瑾傳》、《上海屋檐下》，等等。《包身工》這篇文章，是夏衍在35歲的時候，經過幾個月的實地考察之後寫出來的。這篇文章所描述的是舊中國包身工的苦難生活：黑社會滲入工人的培養和管理，既有殘忍的資本家，又有無能的政府，包身工面臨雙重壓迫。

我們在上中學的時候，《包身工》是語文課本當中的重要篇目和教學規定的基本篇目，被納入我們的考試範圍之內。現在我仍然能夠記得《包身工》的最後一段話是這樣寫的：「黑夜，靜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來，畢竟是無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屍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但是現在呢？這篇文章在新版的語文教科書中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無情地取消，全國取消啦，一些地方只把《包身工》作為高中一年級的「自選讀本」。教育部為什麽會這樣做呢？正是因為中國當代包身工製度在某些地方死灰復燃，而且不再僅僅局限於被外資剝削，更為嚴重的是中國資本家也正在剝削中國勞工。而政府呢，同樣在一定程度上無能為力，甚至某些地方當局倒向資方、助虐為紂！為了避免中國人對當前這種狀況過多的了解、記憶和影射，教育當局把這篇文章去掉，以求麻痹國民心靈。我對此感到非常失望。

我告訴你，我在讀中學的時候，在我眼中看得起的課文不多，《包身工》算是其中一篇。正是由於這樣的文章，我在很小年齡所受到的這種啟蒙，才促使我後來形成一個誌向：從事實實在在的社會調查，做出一些有價值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或者象記者那樣的調查報告。然而，《包身工》這篇文章在現在的課本中去掉之後，又有多少人會多一些深切入世的精神呢？從人的內心，尤其是從少年的靈魂當中把它抽去之後，將會使一個民族丟失多麽寶貴的精神呢？我要說，中國在馬列主義統治下的課本，一句話：就是不行。好文章不在課本裏面；但是，像《包身工》這樣的文章，只要有一篇在裏面，它都是一個種子，它都會散播在人的頭腦裏面。

黃：是的。

楊：從這個事情當中，我們還應當反思的是當代報告文學的困境，包括記錄當代民工問題的報告文學的困境。中國報告文學的歷史，從阿英選編《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開始，至今已有72年。由於報告文學既有真實的基礎，又有情感的力量，所以在上個世紀80年代，報告文學曾經在相對開明的社會風氣中掀起熱潮，比如徐遲的《歌德巴赫猜想》、魯光的《中國姑娘》、劉心武的《公共汽車詠嘆調》等等。那麽現在的報告文學呢？按理說，它應當成為當今反腐敗、反黑、反惡，推進中國進步的有力器具啊。然而，我們只能看到李炳銀主編的《報告文學》雜誌，著名作家鄧賢發表在《當代》雜誌的作品，《四川日報》記者戴善奎的《長江漂流紀實》，四川綿陽作家李林纓的工業題材的作品，以及陳桂棣夫婦的《中國農民調查》。他們的報告文學多具有批判性，寫真人、寫真事，但常常傷及某些人尤其是達官貴人的利益，所以說真話、做實事特別難。流風所至，從事具有批判性的報告文學創作的人變得越來越少，這樣的傳媒也變得越來越少。

另外，我再向大家提供一些消息。最近有一些電影、電視，我想介紹給大家。我過去不是講過嗎？反映民工生活的電影、電視，有一些拍得非常好，比如電視連續劇《外來妹》。今年又有一部20集電視連續劇叫《貴州背兜》，吸引了雲南、貴州、四川、重慶四個地方的笑星，在貴州開拍了。貴州這個地方的人是怎麽做的呢？不是像我們重慶的「棒棒」用扁擔、竹杠，而且用背兜，背煤炭、背貨物、背水，灌溉土地的時候也背糞便。其實在《貴州背兜》開拍之前，我們重慶就有一部非常著名的電視劇，拿過「新時期中國電視喜劇優秀作品獎」和「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叫做《山城棒棒軍》。因為我們重慶是──「好個重慶城，山高路不平」，所以挑夫就穿街走巷、肩挑背扛、爬坡上坎，為別人搬東西，為千家萬戶提供方便，「棒棒軍」成為一個非常特別的打工階層。

黃：對。

楊：你看過？

黃：你過去跟我提過「棒棒」。

楊：很好。那麽，在此我就向大家推薦一下我們重慶的其它方言劇，比如《唐肥腸傳奇》 、《擱得平外傳》、《表妹進城》、《爬坡上坎》，市面上有賣，網絡裏也有賣；也向大家推薦這部新拍的《貴州背兜》。《貴州背兜》裏面有個演員叫淩淋，是我們重慶笑星淩宗魁的兒子，他在電視劇中有一句說得最多的臺詞，我用重慶話講啊──「快點兒幫我找點活路幹撒！我荷包頭只剩五塊錢嘍！」他們就是這樣，被生活壓力不斷地往前推著，迫使他們為了生存，不斷地找工作。「只剩五塊錢」的壓力，我想請各位聽眾先細細地體會一下。（順子音樂：《回家》）

黃：沒錯，為了生存，大陸農民工不斷地出賣勞力，從事最艱苦、最危險的工作。那麽有誰來反映他們的真實生活呢？楊銀波繼續為我們介紹了幾部正在拍攝的影片。

楊：有一個年輕人叫徐果，是四川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四年級的學生，讀計算機專業。他正在用20萬的錢拍一部電影，專門反映在成都搞建築的那些民工。我們知道，現在要拍一部電影──普通的嘛，上百萬；規模很大的呢，起碼上億。那麽，徐果這部電影就只能按照獨立電影的方式來拍攝、推廣。他的這個資金是怎麽來的呢？最開始，找家裏人、找公司，得到幾萬元的贊助。然後，他又發起了一場買碟集資行動，解決了資金欠缺問題。如果這部電影拍攝完成，他首先要為成都的建築民工免費播放，然後到全國的一些工地去巡回放映，同時還將參加國內外的電影展！──徐果，你真是有誌氣！楊銀波感謝你。

其實，不僅是徐果，只要大家有機會，有這樣的頭腦，有這樣的技術，有這樣的能力，有這樣的資源，那麽就放手去幹！因為反映民工真實的生活，這實在就是一件大事嘛。再有一個著名導演，你我都應當是知道的──張紀中。他是《三國演義》、《水滸傳》的製片主任，也是《笑傲江湖》、《射雕英雄傳》、《天龍八部》、《青衣》、《激情燃燒的歲月》的製片人。

黃：看過。

楊：現在他正在拍攝一部央視電視劇製作中心安排的20集電視連續劇，劇名就叫《民工》。本來張紀中在今年的央視重點劇目嘛，一部是《陳賡大將》，一部是《神雕俠侶》，但是《民工》這部電視劇是個國家大事，所以現在就把這個抓緊了。5月10號，他們已經在山西平陸縣張店鎮古城村南窯頭水庫開了機，張紀中做製片人，康紅雷做導演，李培森做出品人，陳枰寫劇本，演員是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那個班子。劇裏面有個人叫李平，她特別想融入城市生活，但城市不接納她；等李平回到農村，農村也不接納她。他們拍這部電視，依我看主要是從社會層面去反映民工處境。10月份，他這部《民工》要在央視一套播出。

黃：太好啦。

楊：相對於張紀中的《民工》，我更期待管虎的《民工》。你知不知道管虎？他是中國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像近兩三年的《黑洞》啦、《西施眼》啦、《冬至》啦，我特別喜歡。他是怎麽拍《民工》的呢？第一，拍片之前，他曾經像我這樣對民工做過許多實地的調查采訪，和他們一起生活過，深刻地了解過。第二，他用真民工來演民工。第三，一些知名演員，比如陶澤如、孫松、丁勇岱、高秀敏，再加上一個本來就是從底層社會爬上來的雪村，他們跟《激情燃燒的歲月》那個主旋律的班子完全不同，他們的演技、體驗更有資格和膽力去接近真實，比如我知道《民工》的許多鏡頭就是在街頭偷拍的。再有，看過《黑洞》、《冬至》的人是知道的，管虎的配樂很有節奏，整個電視的畫面、聲音、情節、情感、音樂貫穿起來看，非常流暢！8月底，他這部《民工》的主要部分就要在吉林長春殺青了，我希望到時候廣電總局不要把他的作品刪得太多，爭取盡量保存原貌。

從目前的形勢看，今年的民工電影、民工電視劇、民工書籍、民工的各種社會活動，已經成為一個熱點，一個絕對的焦點，很多人都會投入到對這個群體的關註、幫助和支持，我希望這種關註、幫助和支持不但要廣闊，更要深入，更要具體。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局面呢？一個，當然是政府有這個表態；另外一個，就是事實擺在面前：中國農民工已經成為中國工人階級最大的組成部分，他們已經占據了很多很多的產業、行業，他們的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其他類的工人，遠遠超過。他們的貢獻與困境，涉及全體國民。（順子音樂）



節目：2004年7月10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楊：那麽，農民、農民工到底要怎樣才能成為城市人呢？通過什麽方式？你覺得呢？

黃：有沒有可能是政府去某一些地方開發一些新的產業，然後在那裏建造新的城市；或者是把鄉村的農業“觀光化”。那我不曉得實際的做法是什麽樣。

楊：臺灣是不是這樣做的？

黃：臺灣的話，現在是我們有一些休閑農業，但是基本上我覺得休閑農業或者是發展觀光區，其實是因為我們的鄉村建設也都整個交通改善了，所以即使在鄉村，他們的生活水平也都蠻好的。



楊：你說的是一種“城郊化”，已經是比“城市化”再高一級的階段了--城市人到郊區、農村去住的也有。

黃：有，有這樣的交流。那我覺得我們的農村，之前也曾經憂心過說農村的青年外流，也有這樣的問題。現在我們往“景致農業”的方向發展，農民的生活、收入有提高，而且我們工商業的發達其實吸納了很多農村的人口。

楊：你說到這一個，那大陸的人聽著肯定很羨慕了。就我所知，大陸的農民、農民工要真正地跳出農門，一般有這麽幾個方法：一個就是，他們從打工的這個地方，回到農村的那個縣城或者鎮上、鄉上去創業，自己辦廠；另外一個呢，就是他們在自己的村裏面尋找不是農業的職位，比如象服務業啦、開商店啦、做買賣啦，是不是？還有一個，花高價錢給自己的子女買戶口，買戶口很貴的，現在要花幾萬乃至更高；還有一種，自己的子女如果考上大學，跳出農門；還有，年輕的女工，出來打工的女孩，通過婚嫁，嫁給城市人改變這種農民的身份。但是，話雖然這麽說，其實呀，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這當中不知道要付出多麽大的代價！而且有很多很多原因都會阻止這種可能性，使一個農民一輩子都只能是農民，一輩子都做不了城市人！（汪峰搖滾音樂：《媽媽》）

黃：到底是哪些因素阻礙了農民成為城市人？楊銀波繼續說--

楊：我大致說出這麽幾個：一個就是戶籍製度。你是一個農民，那麽你不是城市人，你就沒有城市人獨享的公民待遇。這個戶籍製度，在你辦身份證的時候，乃至於你剛生下來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這是一個先天的，不以後天為轉移的。另一個就是情感上的，大家都很想家的這種鄉土情感，一些親緣關系啦、地緣關系啦，還比如春節、端午、中秋，還有親人去世的喪葬，還有結婚這些，它都會影響到一些鄉土情感。比如我今年3月份離開家鄉的時候，我父親和我一起從家裏面出來，當時家鄉好幾十個老鄉，還有我爺爺、奶奶、叔叔，都囑咐一句話，就是--“在外面好好幹，找大錢，不要給鄉親們丟臉，不要對不起家鄉人。”就是這樣的一種感情。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經濟聯系。比如土地啊，現在很多出去打工的農民，一出門的話他們就把他們的土地叫自己的親戚或者給別人去代耕了，讓別人幫他們去種地，比如我們家裏面的土地好象有兩畝多--（重慶話）“媽媽，有沒的兩畝多？”（母親梁如成：“有。”）

黃：哈哈。

楊：有兩畝多地。那麽兩畝多地呢，現在已經給我的七叔楊明華種了。他一般都是幫我們交糧，但是農業稅呢，是由我們負擔。總而言之，土地沒丟，那麽有些事情，比如今年交多少錢啦、明年交多少錢啦、開支要怎樣啦，乃至於我、還有幾位叔叔有的時候還要聚在一起商量老人該怎麽贍養，每年要拿多少錢，老人生病啦、其它特殊情況啦，要怎麽處理，有的時候也因為這些要回家鄉去。那麽還有一個，就是和親屬的一些聯系，也是一個特殊的限製，比如說孩子。這在一些農村裏面是很普遍的，那些剛結婚的人，生下來的小孩可能才一歲乃至才剛斷奶的時候，父母就出去打工了，那麽這個孩子就被交給他（她）的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由他們帶，象我接觸的很多人都是這樣的情況。

我前天去采訪的時候，就采訪到一家人，那個小孩的名字叫陳招強，他是四川瀘州的，很小的時候他的父母就出去搞建築。他在家裏面呆了好幾年，好幾年之後，他的父母把他接到他們打工的建築工地上，可是陳招強一年之內都不叫他的母親叫“媽媽”，不熟悉，完全不熟悉。這個小孩的奶奶接受我采訪的時候就跟我講：“你以為帶小孩不累呀？每天晚上都要拿著一只手，把它伸出去，讓小孩睡在手臂上，萬一我睡著了，陳招強說不定就滾下床去啦，是不是？”這些孩子呀，確實是一些很牽動人的原因。不管小孩的生病也好、身體狀況也好，還是他（她）的思想情感也好，還有孩子升學，一些比較重大的情況，父母都要回來處理。再有，對於農村來講，農村結媳婦（訂婚、結婚）是一個很大的事情！現在農村結媳婦太難了，找不到老婆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沒有辦法。所以很多人寧願去貸款，也願意為自己的孩子做終身大事。

今天早上，5點20分，我送我父親到建築工地去打工，在路上我父親就很感嘆地對我說了這麽一句話，他說：“現在出來打工的人太可憐了，太窮了。你想想這孩子從小到大，生病也好、讀書也好，得花多少錢呀。長大了，要是結不到老婆，那時候父母還挺著急。”農村你要結媳婦，你得有個條件--得有樓房。很多人現在還是瓦房，乃至於是草房（我的故居現在就是三間瓦房、一間草房，哈哈），一間樓房得花五、六萬，要搞裝修和添補家具的話，就更多，這些錢他們出來得幹多少年呀！要是訂了對象，還得交人親錢，每個節慶的打發和禮物，做媒錢，既多又雜，人來客往的特別多，加起來將近10萬，可能有的還不止。這個數目對於一個打工的人是什麽概念？在廣東這邊搞建築的，一個月把其它的開銷都拿走之後，剩下的錢才400來塊錢。

黃：哎呀。

楊：你想想，400來塊錢，一年12個月，也就5000塊錢吧，給它滿打滿算。5000塊錢一年，給孩子結個媳婦，修棟樓房，10萬，得用多少年？20年。所以很多人是貸款來結婚，媳婦結過來之後還得還債，我碰到的很多人就是這樣的生活情況。那麽除了這些原因會限製到打工人成為城市人之外，還有另外一些重要原因，比如打工人到外省之後，他們的身份是比“公民”更次要的“暫住”身份，這是我們通常都知道的要辦暫住證。而且他們的生活也沒有保障，有的時候他們受不起老板或者管理人員的氣，最終還是要回去的。象江西，江西外出打工的人最後還是大部分留在了農村，不管他們到廣東、福建、上海，還是到北京、河南、河北，在那些地方定居的人極少，就算是在江西城鎮裏面定居的農民工都很少。很多都是從農村到城市打工，打了幾年、十年、十多年的工，然後回到自己的老家，還是做一輩子的農民，這個農民的身份是很難有希望改變的。我剛才談的這些，確實是一個現狀，在中國大陸你要從一個農民成為一個城市人，那要付出多麽大的代價！

黃：基本上是因為他們的收入非常非常的少，而且他們要從農民的身份變成城市人的身份，這當中有很大的關卡，所以阻止了很多他們改變的可能性。

楊：當然我也采訪了一些農民工，我問他們：“首先，想不想在城市裏面生活？”這個答案真的是參差不齊。占一半的人不想，那麽另外一半的人也不說想，“即便想，又能怎麽樣呢？”不想的那一部分人，他們的原因是什麽呢？覺得農村好，或者農村空氣好，乃至於大家都知道，溫飽是沒問題的，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錢用，在情感上都願意回去。在農村裏面，孩子方面的花銷，老人方面的花銷，生活生產的花銷，人來客往的花銷，壓力很大。那麽同時呢，打工的人一回來都知道在外面打工是什麽樣子，都對那些十來歲的娃娃說：“你們這些人，要是想出去打工，不要象現在這樣吊兒郎當的，要規矩點兒！”都是這樣一種教訓的口吻，帶回來的都是這樣的體驗，一種非常自卑、自控、自重的沈重體驗。（汪峰搖滾音樂）

黃：楊銀波從戶籍製度和鄉土情感這兩大因素分析了絕大多數的農民工為什麽最後仍然選擇回到農村。雖然如此，回到家鄉並不是代表失敗，反而為農村註入了新的活力，帶來了新的改變。

楊：這些外出的民工從外面打工回來，不能算是失敗。不能說農民沒有變成城市人就是一種“失敗”；恰恰相反，實際上農民由於有了打工的這麽一個過程，他們回到家鄉，對當地有很大的影響。其中一個影響就是我註意到的，就是他們對當地政治的沖擊，尤其是對中國基層政權的沖擊是相當大的。我跟你舉個例子，在江西省有個龍南縣，龍南縣有個關西鎮，這個鎮裏面有個村，這個村原來的政治狀況基本上都是“長老政治”。可是村裏面後來有個34歲的人，那麽今年他已經有36歲了。這個人打工之後回來呢，他覺得自己在外面的經驗很豐富，能夠在村裏競選當一個村委主任或者其它什麽職務。2002年，這個村裏有689個人投票，最後有476個人都贊成他擔任村委主任。這是為什麽呢？

因為農民通過打工的這個過程，他們變得比原來激進一些，開放一些，他們要的是能夠為村裏面賺錢的人才，不是那種在上面吃了飯不幹事的，這個去問一下，那個去問一下，上面喊收錢了就來收錢，不負責，村民不要這種人當官！這個年輕人要結束長老政治（也就是老人政治）。當上村委主任之後，他現在辦了一個糧食加工廠，除開每年交600塊錢的稅，那麽每個月從糧食加工廠裏面，他每個月有60多塊錢的收入；然後，管理村裏的電路和收電費，那麽他每個月能夠掙90塊錢；再有，當村幹部每個月的收入有200多塊錢；他還承包了兩口魚塘（也就是池塘），每個月呢，能收入250塊錢。你算一下，這些錢一加起來，也就是說他每個月有600多塊錢的收入。這600多塊錢呀，有的時候比在外面搞建築的打工人要強，相當於十八、九歲的少年民工在廠裏面的打工收入。我剛才說的“沖擊”，就是村民比原來要激進、開放、現實，比較能夠接受使他們迅速致富的村委主任和其他村幹部。

黃：我想也是他們的權利意識覺醒了。

楊：也不一定是這一點，我剛才說的是比原來“現實”，強調的是這個“現實”。你說的權利意識，從一些靠近沿海一帶的來講，象浙江、福建、廣東，比較明顯地可以看出。靠近香港、臺灣的一些省份，不說別的吧，比如廣東這邊能夠收到香港鳳凰衛視啦、本港臺啦，乃至有的人架起天線還能收到臺灣的TVBS呢。他們的信息要比原來大，真正要談意識覺醒的話，還是要由信息量的接受來決定。那麽在內陸的農村呢，權利意識我還沒看到有多大的變化，我只是說比原來要“現實”一些：你當一個官，不能使我們的村民迅速致富，那麽你就得下臺！（汪峰搖滾音樂）



黃：沒錯，不能讓村民致富，官員就得下臺，這不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嗎？謝謝大陸自由撰稿人楊銀波先生，為我們就大陸農民工為什麽沒有成為城市人，以及他們回到農村之後對農村所帶來的影響，所做的深入分析。節目進行到這裏，已經到了尾聲了，謝謝您的收聽。如果您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是感想，歡迎您來信到臺灣臺北市北安路55號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部《放眼大陸》節目（收）；或者是寫email給我們，我們的電子郵件信箱是trhmc@cbs.org.tw，歡迎您和我們做進一步的交流。我是黃絹，謝謝您收聽我們今天的《放眼大陸》，祝福您周末愉快，拜拜。（音樂）



節目：2004年8月14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黃：聽眾朋友，您現在收聽是中央廣播電臺《放眼大陸》節目，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今天是《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九集的播出，請聽大陸自由作家楊銀波今天為我們帶來的節目內容。

楊：我將在今夜的雨中睡去，伴著國產壓路機的聲音，伴著傷口迸裂的巨響，在今夜的雨中睡去。風會隨子夜的鐘聲北去，帶著街上乞討的男孩，帶著路上破碎的輪胎，隨子夜的鐘聲北去。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們。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獨的人們……（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



黃：在上一次的節目裏，楊銀波和我們談到了有關於農民工的特別的數字、特別的消息、特別的事件，那麽在今天的節目中，楊銀波要和我們談的是有關於農民工的特別的現象。他首先和我們談到的是民工荒這個問題。

楊：我記得我在前幾次節目當中一直在說三個字──「民工潮」，現在卻出現另外三個字──「民工荒」。

黃：對。在我們的印象當中，民工潮、民工潮，意思是說外出打工的人非常的多，可是現在居然出現民工荒了。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值得省思的問題。

楊：奇怪？對，是很奇怪，可它又怎能不是必然的呢？民工荒嘛，荒是荒涼的荒，一層意思表示民工就業緊張，另一層意思表示需要民工的企業在需要民工的時候民工卻不來。或者進一步說，企業招工難，技校和職介機構勞務輸出供不應求，珠三角加工製造類企業，以及福建、江蘇、浙江的企業都在缺工。缺什麽工呢？缺民工當中的高級管理人員和高級技工技能型工人。我跟你舉幾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離我很近的廣東佛山市南海區，他們那邊105家企業組成的招工團最近幹什麽去了？跑到廣西貴港市去了。他們專門坐車過去要那邊的民工到南海的廠裏面來做事情。根據政府的統計，目前佛山生產工緊缺超過10萬人。缺工的行業主要在鞋廠、電子廠、五金行業等勞動密集型企業和酒樓賓館等服務行業。那麽這些行業呢，我們想一下啊，鞋、電子、五金、服務，這個做起來並不太難嘛。難在哪裏呢？工資！工資太低，民工不願意來。

佛山缺工10萬，那麽東莞呢？缺工20萬。他們怎麽做呢？東莞長安勞動分局組織了50多家鎮內外資、民營企業，到廣西宜州參加第二屆勞動力交流暨人才雙選會。還有，前幾天我到廣州火車站去，我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民工剛下火車不久，來自廣東廠方的一大批人就趕快過來幫他們提行李，笑臉相迎，讓他們到廠裏面去做工。如此規模的事情以前是沒有過的，從來就沒有。但是我們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民工的工作有救了？是不是找工作很容易了？不是。否則，為什麽現在還有那麽多民工在外面耍著呢？他們沒有工作做嘛。你想，工資壓得很低的話，民工一進廠就等於進了一個黑坑，廠方會用各種各樣的不合理的製度來約束你，你不自由。你要跳槽嘛，我不發工資給你；你要告狀嘛，隨你去告，「誰怕勞動局呀？」我就見過一些二楞子的老板，瞧瞧那個氣勢，「這樣的事兒老子見得多了」，他們是這副德性。

民工荒的事情，我們再轉到福建。福建省企業調查隊有一項調查，說在今年春節後，福建晉江市工業企業開工率只有80%～85%（沒有開工的就占15%～20%），其中的陶瓷行業開工率不足50%。民工短缺，跟工頭也有關系，工頭走了之後，幾十名、幾百名民工就可能跟著工頭走了。一個工頭有威望，或者說民工有利益把柄在他手中，那麽民工短缺就容易發生。另外在浙江湖州織裏，企業老板為了留住日益緊缺的民工，就為春節期間往返家鄉的民工提供專車接送，還有老板在大年初八專程趕到安徽、江西給民工拜年，而民工的工資從平均1200元漲到平均1400元。表面看起來嘛，我們似乎覺得民工的位置比原來高一點，但是進了其它一些廠之後，約束你的可能比你想像中更殘酷。可能他答應你是這麽多錢，但實際上的價錢呢？再者，民工進廠，工資加高，那麽其他的民工就進不去了，因為廠裏面已經滿了。中國的農民工，現在實際上有許多人都沒有工作做，沒有工作做是在等待時機，那麽他們的內心所想的呢？就不再是簡簡單單的「有錢就行了」，而是盡量地「讓錢多一點」。是的，民工學會了討價還價。

黃：對。

楊：我們再深入地思考關於民工荒的四個問題。第一，民工的工資確實低。根據《珠江時報》的報導，中國農民工的工資在12年之內只增長了68元。還有另外一組數據，就是各地的最低月工資標準：上海最高，635元；其次是深圳的特區之內，601元；廣州是510元；北京是495元；天津是412元；湖北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240元；湖南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300元；福建最高的是在廈門，有480元、430元、360元三個等級，福建其它的地方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280元；江蘇最高的是540元，最低的是320元。這個最低工資標準對於企業和民工來說都很重要，許多企業乾脆就按本地最低工資標準給民工發工資，乃至於低於最低工資標準。

第二，民工培訓成問題，這涉及到教育。教育領域的高昂收費，製造了民工和貧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高門檻。那麽有一些工種，比如說電子裝配工、縫紉工、印刷工、噴漆工、絲印工、焊接工、機械操作工等等，沒有經過培訓的民工，一是做不來或者做不熟練，二是容易發生工傷事故，那麽工傷賠償就很成問題。第三，我所知道的廣東的情況是不缺普通民工，反倒是在縮小用工範圍，招工的時候對年齡、性別、文憑、地域、經驗等有很多限製，比方說有的廠就是不招男的，有的廠就是不招四川的。第四，民工的信息來源太有限，人才交流市場跟民工的緣分較淺，中介機構又老是發黑財，民工報紙、民工雜誌太少，民工供需類的網站更是幾乎找不到，如此重要的招工信息到底是被誰壟斷、被誰掩蓋了呢？

這四個原因加起來，怎能不出現民工荒！誰「慌」起來了？依我看，沒錢賺，大家都「慌」，也都「荒」；有錢賺，但賺得沒人味，大家同樣「慌」，也都「荒」。這不是簡單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這裏面其實涉及人權。下面我就說一個這幾天的事情。這幾天我幫了一個孩子。這個孩子的父親是搞建築的，突然病倒了，病倒之後送到醫院，搶救不活，送到火葬場焚燒了。這個孩子身上沒錢，很小，才16歲，他準備把他父親的骨灰盒送到貴州的老家去，但是沒有車費。於是，他就在頭上包了一塊孝帕，拿著身份證、初中畢業證、醫院證明、火葬費收據單、父親遺相，以及他自己寫的「求求好心人可憐可憐我，讓我把爸爸的骨灰盒送回家鄉……」，到街上下跪乞討。那天我把他請到我家裏來，對他做了一次訪談，然後給了他一些錢。現在他已經回到貴州了，路途還算平安。

一個16歲的孩子，他在遇到這樣的突發事件的時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求救政府，而是跪在地上請求社會各界朋友給他以支持，給他以幫助，而且是包著孝帕向所有人流淚乞討。他只有一個父親，現在死了，母親也很早就去世了，回去找誰呢？只能找他奶奶過日子，然後他又得出來打工。我覺得這樣的悲劇之所以會產生，乃是因為政府沒有允許民間組織、團體大量興起，而且那些已經成立的官方性質或半官方性質的組織，沒有深入到社會當中去。茅於軾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政府必須管的由政府去管，而政府管不著的或沒有必要去管的，就大量放手讓民間去做。一個社會要形成巨大的緩沖層，必須要有民間組織、團體，民間組織、團體的大量興起，成為社會的緩沖地帶，成為社會有力的援助。像我剛才說的那個孩子，他遇到這樣的事情，他寫一個申請，或者民間組織知道他的事情，社會各界的捐助就總會有的，也不需要他的下跪，不需要他流三天三夜的淚，那麽他就可以非常順利地把他父親的骨灰盒送到他的貴州老家。（《晚安北京》音樂）

黃：楊銀波從一個在街上乞討回鄉路費的孩子，和我們談到了在個人發生變故時，社會上的民間組織、團體可以發揮的救助功能。當然，民間組織、團體可以發揮的功能不僅是救助功能，還可以是社會的緩沖層，也可以發揮維權的作用。接下來，楊銀波和我們談到了大陸已經出現了獨立工會這樣一個新的氣象。

楊：一個獨立工會在陜西西安成立了。這個工會在2004年7月中旬成立，名字叫陜西省西安市第一建築工程公司西高新項目部工會聯合會，這是西安的第一個獨立工會。這個工會要給外來民工發放會員證，而且讓民工免費入會。截至6月份末尾，已經有4500個外來民工加入了這個工會組織。而且，有的農民工已經被選上了工會領導和工會委員。在這個工會沒有被承認之前，他們已經展開了民工的維權，得到了35萬塊錢的拖欠工資，為每個遭遇拖欠工資的民工平均拿到了3500塊錢，了不起！

黃：哎呀，真是。

楊：我在想，這樣的獨立工會還會繼續推廣，它會從一個市到區、到鎮、到村，都會普及起來──肯定會有這樣的效果，這也是他們自己的承諾。

黃：可是這個獨立工會的成立，當地政府難道沒有反對的意思嗎？

楊；具體的我還不清楚。不過我在想，它畢竟是一個趨勢，如果政府眼光短淺、鼠目寸光的話，直接清洗掉不就得了？但是我們必須追尋本源去想。如果把這樣的獨立工會統統消滅，問題必然接踵而至：沖突、矛盾乃至暴亂、流血，在自我權利完全得不到維護的時候，種種情況皆有可能發生。



節目：2004年8月21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黃：聽眾朋友，這裏是中央廣播電臺--來自臺灣的聲音，您現在收聽的是《放眼大陸》，我是主持人黃絹。今天是《中國農民工調查》第十集的播出，請聽大陸自由作家楊銀波今天為我們帶來的新內容。

楊：祖國啊，他們嫌我擋了城市的道路，嫌我汙穢了城市的路面，嫌我讓城市不夠寬敞明亮，嫌我影響了交通，影響了他們的升遷和政績。祖國啊，我只想擺一個小攤，每天能收到一些零錢，給孩子們交學費，支付老人的醫療費，我要讓孩子們好好讀書，不要再像我這樣無用。祖國啊，我一定要讓我的下一代，做一個不用擺攤的人，做一個不卑微的人，不要再像我這樣，活著給城市添堵……（老蛋：《祖國啊，我只是擺個小攤》）

黃：聽眾朋友，歡迎收聽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從6月 19號播出以來，今天已經是第十集了。在今天的節目裏，楊銀波要為我們總結這兩個多月來的播出內容，進一步和大家共同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那就是：我們要如何更全面、更具體地幫助農民工？楊銀波在今天的節目裏，首先為我們提出了農民工的根本問題。



楊：我們之前做了九集節目來共同探討當代中國農民工問題，這九集節目回顧起來，農民工的真正的問題其實只有那麽一個--我反復地想來想去，只有一個--，這個問題就是成本問題。第一個是務工成本。他們所要面對的收費名目很多，現在農民進城務工，需要辦理外出務工卡、未婚證、生育證、健康證、暫住證等十多種證書，這就增加了民工的務工成本。第二個是健康成本。我們不能忽略民工的健康成本，就是說由於工作環境很惡劣，他們的生活條件很差，那麽這就使得農民工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損害。第三個是教育成本。我們曾經做過一次節目，專門談北京民工子女學校的那些孩子們，是不是？

黃：是。

楊：這方面，全國各地都有相似之處，民工的子女只有出高價錢才能享受到受平等教育的權利。第四個成本是維權成本。由於這些民工的平等就業簽約權利，他們法定的作息權利，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合法權益，受到嚴重的侵害；並且，他們在政治上，他們的政治權利也被嚴重地邊緣化；這些就增加了他們的維權成本。從務工成本到健康成本、教育成本、維權成本，四個成本就構成了當代中國農民工的根本問題--成本問題。所以我希望今天我們做這個節目，能夠盡一切所想的、所能夠想到的，竭盡我們自己的能力去構思，也就是專門針對極為迫切、極為嚴肅、極為重要的大事，來探討：中國農民工應該怎麽辦？我們這個社會，究竟應該如何幫助農民工？

尤其是我們這些作家，或者其他知識份子，比如律師、記者、教授、專家，乃至行政官員、司法人員、人大代表，他們也可以和我們連同這個節目一起來想一個沈重的大問題：如何更全面地、更具體地幫助到農民工？使每一個農民工都能感覺得到我們“在”幫他們，而不是我們好像只是嘴巴上說說而已，需要行動！那麽在需要行動之前，就需要一系列的周密的考慮，而且這種考慮還必須要有行動的可能性，一定要使說的、想的，到最後能夠變為現實。這幾天我走了很多地方，我在筆記上、日記上寫了很多的草稿、很多的反思，今天我就想借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放眼大陸》這個節目，從六個方面來談 --我們應該怎麽去幫助他們？

“我們”，包括什麽人呢？包括政府，包括民間，包括企業，也包括香港、臺灣、大陸，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乃至於像歐盟這樣的聯合體等等。是的，要讓全球共同關註中國農民工！那麽這六個方面呢，一個是教育的角度，一個是製度的角度，然後是交流的角度、工會的角度、民辦的角度，最後是根本的角度。我們很快進入如何從教育這個角度去幫助中國農民工。

黃：好的。

楊：為什麽要把教育作為幫助農民工的第一項呢？因為教育涉及到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們想想，中國各地的農民工子女，他們的教育，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的思想意識，他們的知識等等一系列的最早最早的啟蒙，如果這些意識啟蒙受到了損害、受到了歧視，使他們在幼小的心靈當中就感覺到了他們被排斥於社會之外，那麽你再如何幫助現在這些現在已經長大成人而且還有較深世故心態的民工，已是無補於事。而那些還未長大成人，或者身體已經長大但心理還很薄弱的民工子女，如果沒有受到優秀的教育，那麽他們將來為這個社會帶來的問題將遠比現在嚴重--今天中國日益嚴重的少年犯罪現象，已經證明了我的看法。所以，教育應當成為幫助中國農民工的第一項。

第一個，就是要對農民工子女大興教育。怎麽興呢？第一，農民工的孩子如果在農村讀書，我希望政府能夠盡量減免他們的費用，並且多開設希望小學，把希望工程搞好，而且要使這個希望工程的公共捐款能夠受到強烈的監督，使這些錢用到實處。第二，如果農民工的孩子在城裏上學，那麽這些孩子和城裏的孩子也應當一樣，在就近入學的時候不比城裏的孩子多交任何一分錢的費用，使他們能夠平等。第三，我希望把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的費用盡量納入到政府財政預算當中。第四，尤其是地方政府，對於民工子女學校（包括民工子女簡易學校），應當支持，不要打壓，讓這些學校在市場當中去競爭。我希望政府能夠起一個輔助作用，而不是去強製它。這是我的對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的第一方面的建議。

黃：談過了協助農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問題之後，楊銀波接下來和我們談到的是如何協助農民工本身進行再教育。

楊：第二個，其實也是教育，只不過叫做再教育。前段時間，我到廣東韶關去調查，那裏的許多民工去招工的時候，他們起的價錢很高，老板不願意接受這個價錢。為什麽呢？因為對於民工價錢的門檻，其實是個技術門檻。如果民工技術不夠、知識不夠、操作能力還不行，那麽民工擡價就要免談。怎麽解決這個問題呢？我的建議是，讓政府在全國範圍以內，啟動“農民工培育陽光工程”，這個工程要和希望工程一樣，擁有同等的地位。如果要搞好這個工程，那麽中國的農業部、財政部、勞動部，我希望都能率先領頭，並同時吸收社會資金、人才和技術力量，來全面啟動這個全國性的大工程，其主要目的就是加強農民工的技術訓練，也就是就業培訓。

政府如果沒有把農民工的就業培訓抓好，那麽最後會導致出很多問題。比如說，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容易產生治安問題；當民工群體的生存集體性地受到威脅的時候，就容易出現廣泛而公開的抗議，動亂更是難以避免，而且逞惡性循環之勢。政府如果能夠在根子上率先開頭抓起來，同時允許民間力量大量參與農民工就業培訓工程，而不過多地考慮政治上的因素，那麽這個工程我想就能很容易地啟動起來。對於費用的出法，我的建議是：政府負責公共知識培訓的費用。比如說法律知識，比如說對於城市情形的了解，對於當地不同風情風俗的了解等等，這種公共知識的培訓，這筆錢由政府出。另一筆呢，用工的企業和個人，由他們來解決技術培訓的費用。

比如說，你現在這個廠的民工很缺，需要一批民工，但是來了一批民工呢，你又覺得他們不行，然而你又迫切地需要一批有管理能力、有技術能力的較高素質的民工，那麽這個企業就應當讓這些剛來的民工到學校裏面去。到什麽學校呢？到成人中專學校，到普通中專學校，或者到高級技工學校（截止2002年3月1日，中國共有技工學校3470所，其中國家級重點技工學校379所，包括高級技工學校229所，技術領域遍及機械、電子、航空、電力、石油、冶金、鐵路等近30個部門和系統）。到這樣的學校裏面去學公共知識、技術知識。學滿成功之後，那麽企業把民工帶回去錄用，企業再交一點錢給這個學校，這就使得培訓機構的運作能夠正常。民工可以在第一個月的工資當中，將一部分錢交給企業，用作就業前培訓的報酬。我只是從我個人的角度談我的想法跟感想，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黃：我們在臺灣的話，我所知道的是，有一些企業會做一些內部的培訓，也有一些會做建教合作。比方說，在學生還沒有出學校的時候，他們就已經開始進行雙方的合作，讓這些學生在一邊讀書的情況之下，還有一部分的時間是到工廠去學習。一邊工作一邊學習，這是一種建教合作。就是說，在他們還沒有出學校之前，就讓他們學一些必要的技術。

楊：你所談的，與中國大陸相比較，基本屬於兩種不同的情況。中國的教育，截至目前其實仍是應試教育。近年來所提的“素質教育”，這個成效其實並不大，最關鍵的問題是沒有和社會有效介面。所以很多從初中、高中出來的人還什麽都不會幹，只能將就很少的工資到廠裏面去幹，結果浪費五六年的青春，每個月的工資也就那麽五六百、六七百，沒有多大增長。形象地說，這叫“吃青春飯”。我有很多朋友，經常在我這裏作客，都是些與我年齡相仿的打工兄弟，他們現在有一個很大的理想、很大的抱負，就是要重新上學，掌握優秀的技術本領，甚至包括吸收管理經驗。

有一些他們的朋友吧，就是所謂的“現實”一些，覺得我這些朋友不實際，還上什麽學呢？以為學校學不出什麽東西出來，而且出來打工不都是低人一等，過著那種“人在屋檐下”的日子嗎？我認為，我的這些朋友想得沒錯，應該想辦法去學，接受再教育；何況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中國亟需人才，為將來與自由的市場經濟相接軌而做準備。從低處說，技術學在頭腦當中，能夠進行實際操作，而且有個技術等級和職能的證書，那麽在現實的社會裏面找工作也不用像以往那麽費勁，不怕時時丟失工作。我鼓勵他們掌握實實在在的能力，提高自身的素質，終有一天將與今天的可憐處境道別。我相信他們當中有一批人，肯定是未來民工大潮中的佼佼者。這是我從教育這個角度來談，這個教育是一個再教育，是一個必要的再教育！



節目：2004年7月24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黃：聽眾朋友，您現在收聽的是《放眼大陸》，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在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單元裏，我們為您邀請到的是大陸自由作家、同時也是“農民工之子”的楊銀波先生，為我們擔任主講工作。接下來就讓我們來聽聽今天楊銀波要和我們說什麽。

楊：（余世存《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我想我聽到了這個城市上空有一個聲音，那是陌生卻異常的權威，說：“他們必須犧牲。”噢，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們，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鳥，看到一條魚在飯店前的水池裏自在地遊，我們是新奇帶一點兒糊塗，弟兄們，是新奇帶一點兒糊塗……（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

黃：聽眾朋友，歡迎您收聽《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今天是第六集的播出。在今天的節目裏，楊銀波首先和我們談到了外地農民工子女在北京就讀面臨哪些問題。



楊：現在我們來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我想聽聽你對北京的印象。

黃：北京在我粗略的印象當中，交通非常的擁擠，常常會塞車。還有我朋友去北京的時候，他們會感受到比較強烈的政治高壓的氣氛，這是別的地方不會感受到的。

楊：這個政治高壓，確實是說到了重點。政治高壓有一些非常細的現象需要研究，它常常與專政手段、特務監控、警察暴力、行政惡法、司法暗箱、經濟懲罰、體製束縛、意識形態幹預、思想文化霸權、倫理禁忌、宗教限製、社會異化、保守文化等等聯系在一起。我對北京的主要印象，是從2000年1月開始的，那個時候我剛剛放假，就從重慶到北京和南京做實地考察，那是我人生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實際調查。那次調查和我以後總結到的資料、見識，以及過去到過北京打工的農民工到廣東來和我所談的內容之中，北京確實是一個重要話題。比如我跟河南民工所交談的內容，北京被我所註意到的最丟不開的現象，就是農民工子女的就學問題。

1997年11月1日，北京第一次對外來人口進行普查，當時的北京外來人口有285.9萬人，其中在北京居住的人口有229.9萬人，這個數量占全市人口的21.18%，即五分之一還有多：五個人當中拉出一個，那麽這個人就是外來民工。這些民工的子女，從剛出生到15歲的少年兒童有162030人，占外來人口總數的7.05%；從6歲到15歲的應該讀書的少年兒童，有66392人，占外來人口總數的2.88%。也就是說，很多打工的民工會把自己的孩子接到自己打工的那個地方去。這些孩子確實需要上學，但是到哪裏去上呢？1992年～1993年，最早的時候，有人就在北京菜棚、簡陋的平房中開始辦學。

黃：自己辦學？

楊：對，自己辦學。幾乎都是一些初中文化水平的民工在教這些孩子。到2000年，北京的這種流動兒童少年學校已經有了200所以上。

黃：天吶！它是為了因應這些戶口沒有涉及在北京的兒童所設立的？

楊：準確地說，這是政府不負責任的行為！那是民工自己幫民工，屬於自救、自助性質，被逼無奈。那麽在這200所以上的流動兒童少年學校裏面，已經有4萬名民工子女在這類學校就學。這些學校呢，和公辦學校以及民辦的“貴族學校”是很不相同的，首先它很簡易，政府稱這類學校叫“地下學校”，或者叫“非法辦學”。政府的態度是不取締，也不承認，反正就是隨它自生自滅。

黃：真的是很不負責任。

楊：我跟你舉些例子，比如北京的窪邊村，北京的巴溝村，北京豐臺區的大紅門、雙廟，在這幾個地方能找到30所左右的這樣的學校。另外象北京太陽宮村、辛莊村，還有海澱區的八家鄉、五孔橋鄉、四季青鄉、海澱鄉，以及朝陽區、石景山區，都能找到這類學校。（陳星音樂：《流浪歌》）

黃：楊銀波接下來談到了農民工子女學校的辦學狀況。

楊：這裏面我特別註意到一個學校，叫“行知打工子弟學校”。這個學校是個小學，校長叫李淑梅，她原來是民辦學校的一個教師。1994年9月剛開學的時候，行知打工子弟學校只有9個學生，到2001年3月就已經有1976個學生了，發展很快。學費非常低，一般都是300塊錢一學期，或者是60塊錢一個月，在北京，這已經是非常低的啦。下面我們來對比一下。如果這些外來民工子女要在北京公辦學校讀書，一般來說每學期要向學校交上2000元～5000元的贊助費，再加上每學期600元左右的借讀費，然後再加上學費，對於外來民工子女而言，要上普普通通的公辦小學、公辦中學，每學期都意味著起碼要交4000塊錢。

黃：對不起，我在這裏打斷一下。你剛剛講的那些要交的費用，北京市的市民的孩子是不是也要交這麽多？

楊：NO。除非是北京本地人讀“黑式”，也就是分數不行拿錢來買著讀，但這個性質跟民工子女就學問題的性質完全不同。本地人沒有什麽贊助費、借讀費，也不存在事實上的教育歧視。而民工子女到這類公辦學校上學，每學期4000塊錢是極為普通的，如果要讀一些比較知名的中學，那麽代價就更高了。因為來北京的農民工一般都是搞建築，比如蓋橋、造橋、修路，其他的就是種菜、賣菜、撿廢品、掃大街，一般的月收入僅在400元～700元之間。那麽如果外來民工子女要進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每學期的總學費是多少呢？5萬元！

黃：啊？！

楊：這個數字是我們無法想象的，更是農民工連想都不敢想的。再比如北京109中，如果外來民工子女去讀的話，每學期3萬元！外來民工子女在公辦學校要交的費用有哪些呢？學費、借讀費、贊助費、書雜費、校服費、活動費（春遊、秋遊）、輔導費、班費等等。尤其是贊助費和借讀費，簡直遭人痛罵！我的小妹楊豐林現在就在廈門市湖裏區的公辦學校就讀，我的朋友的孩子陳招強在廣東本地由於“簡直讀不起了”馬上又要回四川瀘州上學，還有我所認識的一些同齡朋友，有的從幼兒園讀到大學，一直都是在高於本地人數倍以上的經濟負擔中接受教育，他們對此的體會比我更深。那麽在民工學校裏面呢？費用就很少，學費，吃飯費（很多都是父母早上把米放在孩子的飯盒裏，夾些冷菜，到中午的時候讓學校幫孩子蒸一下，因此吃飯費大多屬於蒸飯費），再加點校服費、書本費、取暖費（因為北京到了晚秋之後很冷），就是這些，每學期總共才300多塊錢。

這些學校的設施是怎麽樣的呢？桌子、椅子、板凳，一般都是公辦學校淘汰的；黑板，一般都是用三合板來改造的；磚瓦，一般都是從拆遷的舊房中撿過來用的。三個人坐在一張桌子上上課，按理說一張桌子起碼應該是兩個人坐啊，我們過去最窮的時候都是兩個人享受一張桌子，而這些民工子女有的甚至坐在地上就上課了，看著很讓人難受。這些學校大都沒有操場，大多數的民工學校都是由一個班主任來教很多學科，比如語文、數學、自然、社會、美術、音樂、體育、英語等等。我記得我在家鄉“新建小學”上小學的時候（1989年），我的小學班主任叫武德瓊，她當時就是一個人把語文、數學、體育、音樂、美術等等加起來一起教。

當時我們學校教室的後面還有一個大洞，學生能夠直接鉆過去。房子是破爛的瓦房，下雨的時候，我們的課本都會被淋濕，教室會積起一攤一攤的雨水。板凳常常不夠用，很多時候都是由我們自己從家裏帶上板凳，走幾裏路，下雨的時候就帶著板凳到教室旁邊的門口上課。當時學校為了修第一棟樓房（實際上只是一棟沒有樓的蓋瓦的磚房），我們這些學生背著背兜一塊磚、一塊磚地從幾百米之外的馬路上背磚塊，一塊磚五斤多，當時我們少則背六塊，多則背十多塊，真的是眾誌成城啊──要的就是有好房子上課，有好房子供老師備課、休息，想來真是令人辛酸不已。可是15年過去了，民工子女學校又回到了我們當年讀小學的那個狀態，甚至比我們當年都還要不如！（陳星音樂）

黃：即使是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之下上學，在農民工子女學校畢業的孩子還是拿不到畢業證書。

楊：最讓人感到可惜的是什麽呢？這些民工子女學校讀書的孩子，不能拿到畢業證。為什麽呢？因為政府不承認它嘛，說它非法嘛、地下嘛，沒有批準你嘛。在這裏讀書，無非就是認幾個字。學校呢，供水、供電、廁所、環境衛生等等，都存在種種問題。而且，這類學校還經常搬遷。你想，這些民工經常是從這個工地到那個工地，這邊的橋修好了又修那邊的路，父母經常搬遷，孩子也經常流動。當然有的父母在北京找不到錢，沒有錢供孩子上學，也就不好意思再讀了。如果你到北京昌平、大興這些地方去看，你會發現有許多民工學校都是搬遷過的。再有，我們知道2008年北京辦奧運會，那麽那裏有個地方──北京的窪地村──就要改造，那裏的10多所民工子女學校統統都得搬。北京豐臺區的南苑鄉，現在只有6所民工子女學校還在繼續辦。這類學校的生存確實是個問題，更不要談實質性的發展了。



中國農民工調查：采訪羅金太

2004年6月2日上午，我和父親楊慶華專門前往廣州郊區看望一批農民工朋友。在一片碧綠的莊稼果林和一群挖著土、種著菜、施著肥的農民工（含四川、重慶、貴州、湖南、廣西、廣東等地農民工）之中，戴著草帽、光著雙腳的羅金太首先喊住了我們。天氣炎熱，30度左右，香蕉樹成林，羅金太黝黑的皮膚、流汗的臉頰、緊皺的雙眉被香焦葉遮去了半邊。此刻他正在為他兒子羅小波（我當年的小學同學）在重慶的收入問題發焦：“銀波，你說這要咋個整嘛？以前我們兩個大人辛辛苦苦給他找錢讀大學，現在大學畢業都一年了，前天他還打電話來要我們拿錢給他！知識沒用啊，文化沒用啊！”父親問他：“羅小波是搞啥子的？”“摩托廠的質檢。這娃娃，我都搞不清他的錢是咋個花的。他媽媽想喊他到廣州這邊來進廠，但這邊一個月才四五百塊錢。要是將來沒辦法，那就跟我一起種香蕉！要吃點苦才成得了才！”痛苦地拿著鐵撬切斷香焦樹旁邊滋生的小香焦樹的他，順手接過我遞給他的一支煙和一瓶礦泉水，正式進入了我的采訪。

　　簡介：羅金太，男，民族漢，1955年農歷五月二十七日出生於重慶永川市朱沱鎮新岸山村4組。已婚，小學畢業，非黨員非幹部，現有一子（22歲，已於重慶工作）一女（17歲，已於廣州打工）。羅金太現工作於廣州郊區，負責幫當地人種香焦、打魚等。回答《中國農民工調查》所有問題的年月日：2004年6月2日。調查方式：面對面采訪。

　　基本情況

　　問：你家裏面還有沒有承包地？



　　答：有，兩畝地左右，我們家是4個人嘛。現在都丟給別人去做了，我好多年沒在家幹莊稼了。

　　外出情況

　　問：你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是什麽？

　　答：找錢。你以前看到我的時候都是你讀小學的時候，那個時候大家都是拼命往外奔。

　　問：你的打工工齡有多長？

　　答：少說也有15年了。真正要說打工找錢的話，我18歲就開始幹了。第一次出重慶是在1989年，到福建。

　　問：第一次外出找工作的途徑是什麽？

　　答：我的老表、妹弟喊我到福建幹。

　　問：目前外出找工作的途徑是什麽？

　　答：老鄉、親戚是靠不住的，好多人自身都難保。這些年我一直都是靠自己。

　　問：與2003年相比，2004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規模有無變化？

　　答：多了。

　　問：與2002年相比，2003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規模有無變化？

　　答：還是多了。

　　問：你預計未來幾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規模會不會擴大？

　　答：可能還要多一點。下一代的年輕人都要出來幹，在家裏幹莊稼整得到幾個錢嘛？

　　農村的老頭都想出來呢。

　　工作情況

　　問：你是否滿意目前的工作？

　　答：哪個滿意？“合三的兄弟，合四！”（朱沱話，意指“一般得很”）

　　問：每天工作時間有多少小時？

　　答：最少8個半小時。最多的時候，有16個小時。你想嘛，晚上11點就要起床去打魚，幹到淩晨4點，回去睡一會兒，上午又要開始幹。幹得好的話，錢沒問題；稍微拖拉疲沓一點的話，錢就是個問題。

　　問：有無休息日？

　　答：幹我們這行的有啥子休息？沒聽說過。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實行的對民工準許進入的行業工種限製？

　　答：不滿意。哪些活路我們幹不得嘛？哪些都幹得來！農村的人才多的是。

　　問：隨著城市下崗職工的增加，在哪些行業中下崗職工對民工有影響？

　　答：當然有影響。那些都是有文化的人，輕的活路他們去做了，就留些重的給我們，最耗力氣的事情我看他們也沒幾個人願意做。

　　問：你目前的收入情況如何？

　　答：一個月650塊錢。但自己弄夥食吃，不是跟著老板吃。你看我包包裏的煙，都是一塊錢一兩的煙絲。我的煙錢一個月才15塊錢。一個月省吃儉用的話，剩得了350塊錢左右。幸好沒租房子，是住大路旁邊的水房，不用交房租，比其他老鄉好很多了。

　　問：2002年、2003年你的收入情況如何？

　　答：一個月400多塊錢。現在的錢雖然比以前多一點，但實際上除開生活費的話，比原來還少得多。

　　問：你覺得錢是更好賺，還是更難賺？

　　答：難啊！打工的人越來越多，物價也越來越高，現在的米最便宜的都是1.35元/斤，普通的米1.4元、1.5元，甚至1.7元、1.8元的普通米都有。以前才0.9元/斤。

　　維權情況

　　問：你是否覺得自己的工作安全？

　　答：種香焦還算安全。

　　問：你是否遭遇拖欠工資、克扣工資的情況？

　　答：有。在福建的時候有過一次。當時欠了我8個月的工資，找這個找那個都沒有辦法，最後找派出所所長才拿到了錢。我曾經給那個所長修過房子，他信得過我，就幫了我這個大忙。

　　問：你對工作地點有何批評與建議？

　　答：打工人有啥子批評、建議嘛？是你求他，不是他求你！搞得不好就不給你錢，到時你找哪個？

　　問：你對勞動部門有何批評與建議？

　　答：鬼的，假的。哪一個為我們說話、辦實事嘛？我們有沒有經濟？有沒有關系？沒有這些，他們為啥子來幫我們？想都不要想。

　　問：你知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答：不清楚。

　　問：你知不知道當地政府、勞動部門、工會部門、公安部門、法律援助處、律師事務所、報紙雜誌電視臺的聯系方式。

　　答：不清楚。

　　問：你是否檢舉、控告、起訴過相關責任人？

　　答：沒有。反正不說好歹，說了也等於白說。

　　問：你可曾想過組建獨立工會？

　　答：組建啥子獨立工會嘛？我們有多少反抗能力？

　　生活情況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公安部門的暫住戶口管理？

　　答：我不用辦暫住證，我有工牌。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勞動部門的流動就業證卡管理？

　　答：一句話說完：那幾爺子完全是吃了飯沒事幹，鬼名堂！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計劃生育部門的婚育證管理及定期婚檢製度？

　　答：羅小波他媽媽早就不檢查了，有17年了吧。

　　問：你的子女是否在當地上學？

　　答：沒有。都出來了，但跟你比不得啊。（楊銀波：羅長輩，晚輩要是有啥子幫得了忙的，你說一聲就是。我和羅小波是同學，他們兩兄妹的事情我幫得了的就一定幫，不在話下。）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教育？

　　答：不清楚。

　　問：你是否覺得已經被當地居民所接受？

　　答：外省人就是有些看不起我們。大家性質不一樣，他們是土生土長的，出了事曉得找人，我們只能是老鄉之間幫點忙。

　　問：你在當地以何種方式了解外界信息？

　　答：幹工時間那麽長，哪有時間去了解？再說我們也沒電視。

　　問：你如何解決個人性問題？

　　答：其他人是怎麽回事我還是曉得的。但這個問題你不要問我。

　　問：有無嫖妓經歷？

　　答：現在的男男女女比以前“瘋煩”（朱沱話，意指“性泛濫”）得多了。我一天幹這麽久，既沒時間、也沒精力、更沒興趣去搞這些名堂。

　　（楊銀波註：民工性問題是個大問題。相當多數民工的伴侶相隔甚遠，因性缺乏而導致的社會報復性案件近年逐漸增多。）

　　體認情況

　　問：你認為自己是農民，還是工人？

　　答：農民。

　　問：你是否滿意家鄉稅費改革？

　　答：幾年沒回去了。在電話裏聽說稅費的確少了一些，還算可以吧。

　　問：你是否滿意家鄉的鄉鎮政權或村級政權？

　　答：最鬼！吃吃喝喝過一天，修房子要他們喊過來吃頓飯，超生娃娃要喊他們過來喝二兩，都是這個“爛擺眨”（朱沱話，意指“壞現象”）。

　　問：你可曾想過在家鄉組建獨立農會？

　　答：我不曉得啥子叫獨立農會。現在大家都是各奔逃生，都是想朝自己包包多放幾分錢，農民怎麽團結得起來呢？

　　問：你是否關心中國政治問題？

　　答：再關心又有啥子用？

　　問：你對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是否滿意？

　　答：肯定不滿意。但還是那句話，不滿意又有啥子用？國家大事那麽多，我有啥子資格去過問？過問了也成不了氣候。

　　問：你在內心是否支持胡錦濤、溫家寶執政？

　　答：很難說。支不支持都是這個樣子，你說是不是？幹工的人，是跟著大媽、二媽吃飯，沒奶吃了就要餓肚皮。當官的事，我管不著。

　　問：對於城市居民中的下崗職工、拆遷戶等弱勢群體，你是持什麽樣的心情？

　　答：沒辦法。政治權力在政府手中，說你是你就是，說你不是你就啥子也不是。搞得不好打你一頓，關你兩天，你還不是靜悄悄的？反抗不起來嘛。

　　問：你是否準備留在老家發展？

　　答：實話跟你說吧，我們老家那些地方已經沒有發展了。我在這邊打工，有個香焦的活幹，都算是好得很的了。萬一不讓我幹了，那我就只有回家老老實實種莊稼，還是要靠我的兩個娃娃寄錢回來過生活。

　　問：你以何種方式發展？

　　答：心中設想的呢，當然是希望不打工了，打工太苦太累！現在只有看下一代了，但哪個又曉得將來的事情呢？萬一兩個娃娃哪天不管我了，我又找哪個？現在我這裏這麽大的太陽，他們想不想象得到？他們的文化比我高，我又講不贏他們。哎，等一會兒收工了，我還要到街上去給羅小波打電話、寄錢。（楊銀波：寄多少？）我有幾個錢？百十塊就算了。幾百、上千的話，沒門。



節目：2004年8月21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楊：祖國啊，我覺得我的大半生確實值一個小攤。就算我不值一個小攤，但我認為不應該毆打我；就算應該毆打我，但不能砸爛我的小攤；就算是應該砸爛我的小攤，但不應該砸爛小攤裏的雞蛋和蔥花。祖國啊，他不應該砸爛小攤裏的雞蛋和蔥花，有了我的小攤還有雞蛋和蔥花，我就還有希望。祖國啊，他不應該砸爛我的希望啊！這個城市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城市，就像祖國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祖國一樣……（老蛋：《祖國啊，我只是擺個小攤》）

黃：今天楊銀波要和我們談的是製度，從製度方面來幫助農民工。讓我們聽聽楊銀波怎麽思考這個問題。

楊：製度，眾所周知，這是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總是不斷地說，一個社會問題的造成，很有可能不是基於社會原因，而是製度原因，尤其是政治製度原因，這句話我們重復了很多遍。那麽現在也有另外的一些說法，比如我們今天的困境已經不僅僅是一個製度的問題，製度從法律的角度來講是約束人，故稱之為「法律約束」，還有另一個是「道德自律」。製度和道德應當兩者並進，這是一種普遍的看法，在海外這已經成為常識。今天所談的幫助農民工的製度方面，我想提出四個建議（僅談製度），這些建議我希望政府能夠聽到。第一個建議，給予農民工以同等的國民待遇。按照城鄉統籌發展的思路和要求，消除戶籍製度給農民進城就業設置的障礙。



黃：沒錯。

楊：要使農民工在子女入學、勞動福利、市場準入等方面，都和城市居民享有同樣的待遇。那麽第二個建議，就是我們經常關註的農民工的工資被拖欠，那麽我想到一個辦法：給農民工工資建立工資保障金製度。怎麽保障呢？我的設想是，比如農民工進一個廠之後，馬上到銀行辦理一個帳戶，工廠應當發工資的時候，廠裏就把工資劃撥到民工的銀行帳戶裏面。如何監督呢？就是政府勞動部門會同工商、稅務等一系列的機構，要求用工單位必須繳納一定數額的工資保障金。用工單位根據用工的勞動合同，向民工的工資存折撥款，專款專用。這裏一定要註意一點，就是用工單位不能提取現金，不能挪作它用。

我只是希望在中國先有這種普遍的意識，然後全國實施。在前一兩年的時候，比較發達的部份地方曾經一定程度地出現過這種現象，但是沒有普及，我覺得很遺憾。要是真的讓這樣一種製度完全建立起來的話，那是相當有效的，非常好。第三個建議是，我希望立法機關能夠專門出臺一部特別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工權益保護法》。為甚麽要專門出臺呢？因為對於中國農民工而言，他們的法律其實只有兩部，一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一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傷保險條例》。這兩部法有很多漏洞，以及與今天的時代不能融洽的地方，這就使農民工在政治上就被客觀地規定為「邊緣地位」，很多實實在在的問題連法律也無法解決，甚至無法解釋。

我所期望的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工權益保護法》，其實相當符合中國的立法傳統，就是說為了保護某一特殊群體的合法權益而專門立法。比如我們知道，中國有《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法》，還有《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殘疾人權益保護法》等等，這樣的專門性的法律在保護社會特殊群體的合法權益的時候，能夠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我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工權益保護法》應當重點涵蓋這樣的一些內容：第一，必須明確規定勞資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關系，這一點是最重要的。我想臺灣是有這個意識的，就是說在自由的市場經濟當中，它的最重要的關鍵是勞資雙方關系的對比，是不是？

黃：當然。

楊：好。第二，就是剛才我講的，用工企業在指定的銀行設立民工工資專戶，建立民工工資的保障金製度。第三，還必須規定甚麽呢？就是職能部門把企業支付的民工工資作為每年營業執照驗審的考核內容之一。如果說企業不支付民工的工資，或者說支付得不足，那麽你這個企業的營業執照就成問題──懸了。這也是一種有效的監督。第四，必須規定勞動仲裁的時限，必須允許新聞媒介參與民工維權，實施輿論監督。新聞媒體在民工維護權益的過程當中，應當起到有力的作用。

按照我的朋友趙達功先生所講的，當代中國農民工面臨著雙重壓迫：一個是政府，一個是資本家。當資本家和民工之間發生勞資糾紛的時候，政府卻偏向於資本家，那麽民工作為絕對的弱勢，他們的權益維護就打了一個巨大的問號。該怎麽辦呢？這個時候新聞媒介就應當站在正義的角度，來幫民工維權，這種維權相對於新聞媒介的本身而言，說到底其實只是它本身的職責之一、義務之一。假如有一大批有誌之士，能夠在這個過程當中發揮他們的監督力量，那麽農民工權益的有效維護和他們自身價值的提升，則絕對是個必然之勢。

黃：剛剛楊銀波從製度方面就如何協助農民工提出了三點建議，包括：給予農民工同等的國民待遇；建立農民工工資保障金製度；給農民工特別製訂一套《農民工權益保護法》。接下來楊銀波要為我們提出的第四點建議是，完善農民工的保護體系。

楊：我研究了很多關於農民工的新聞材料、調查報告、統計資料、理論著述，並和很多朋友，包括臺灣、香港、大陸、美國、歐洲的朋友，在電話、郵件裏面探討過農民工的問題。針對農民工的保護體系，我算來吧，其實也就那麽六個：一個是勞動仲裁體系，一個是法律援助體系，一個是保險保障體系，一個是信貸支持體系，一個是民工救助體系，最後一個是輿論監督體系。這六個體系都需要完善。比如勞動仲裁體系，就是說要依法對勞務糾紛進行公平、快速的仲裁。舉個例子啊，我最近在幫助一個19歲的貴州民工，他10個手指有5個手指受傷，5個手指當中斷了一個，另一個斷了之後接上卻活動不了。我讓他完全按照《工傷保險條例》上的鑒定、仲裁等等一系列合法程序進行索賠，估計能索賠到兩萬左右吧──這個數目在廣東大同小異。

從他這個案例來說，我去調查采訪的時候就有一些很深的感觸。他們最開始想的是用一些非常的手段，比如找黑社會或者他們自己的老鄉，跟老板以手還手、以牙還牙，當然這個被我勸住了。然後他們想到的是到法院去告，又被我勸住了，我說如果你們現在去告，那麽法院是不會受理的，為甚麽呢？因為中國的法院對於工傷官司，是按「先裁後審」的原則辦，沒有經過仲裁的工傷官司，法院是不會受理的。所以說，勞動仲裁體系是勞動保護體系的第一個重要的體系。再比如法律援助體系。在中國各地的市級以上的政府，目前大都設立了法律援助中心，這些援助中心應當及時、按時地向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作為政府的輔助機構，它應該發揮它的輔助作用。保險保障體系是解決民工的傷殘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等。

信貸支持體系是甚麽呢？比如有的民工想在外面要做生意，由於他們沒有本地戶口，所以到銀行去貸不了款。所以說，我希望國家通過完善信貸支持體系，讓民工有這個可能性在外地創業，使他們能夠比過去在艱難、艱苦的程度上再減少一點，能夠使他們有這種資金的支持。你想想，一個普通民工打工，一年也就七八千吧，頂多也就一兩萬，如果他們貸不了款，又沒有其它堅強後盾的支持，做生意？那是絕不可能的。在家鄉貸款的利息呢，又很可能更高，而且催得可能更緊。所以我認為，支持民工創業，讓他們能夠有真正的崛起，那麽國家就應當在資金支持的製度方面，幫他們一把。民工救助體系，是對民工傷亡的家庭實施救助。至於輿論監督體系，這裏就不用贅言了。

從製度上講，我今天提了四個建議，我不知道政府有沒有聽進去一個啊。不過我在想，那怕他們只聽進去了一個，而且讓這其中的一個建議變為現實，那麽中國農民工的維權的口子，從製度上說就已經張開了，農民工維權的希望也就多出了一條寬闊的道路。

黃：是的，我們但願這樣的聲音能夠被聽見，但願這樣的聲音能夠激起更多人對中國農民工問題的關註。好的，由於時間的關系，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節目就進行到這裏了。在下一次的節目之中，楊銀波先生還會就如何促進政府和民間的交流來解決農民工問題，為你做更深入的分析。好，感謝您收聽《放眼大陸》，我是主持人黃絹，祝福您周末愉快。拜拜。



中國工人階級的勞權狀況 寫於 二零零四年



中國農民工維權成本調查報告

前言

　　我國現階段農民工總數要在1.5億以上，80％的農村家庭有人在外打工 。隨著城市化以及農村的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還要向城市轉移。也就是說農民工的數量還要增加。這些農民工權利保障的狀況如何，不但直接關系到他們個人的生活、他們的家庭、他們子女的教育，而且必將關系到我國的民主和法治化進程，關系到整個社會的安全和穩定。

　　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一直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都多次為此作出批示。溫家寶總理還在視察中親自為農民工討要欠薪。但由於農民工維權的法律製度以及法律執行等多種原因，目前以拖欠農民工工資為主要內容的農民工權利保障問題尚不容樂觀。據全國總工會不完全統計，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約有1000億元 。

　　自2003年12月開始，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開展進城務工青年維權成本調查項目。項目實施期間，在全國8個省份共發放農民工維權狀況調查問卷和農民工維權手冊各8000份，調查農民工維權典型個案17件。調查顯示：在這些農民工中，48.1%的人有過出門打工但拿不到工資的經歷，其中30.6%的人有100-1000元工資沒有拿到，15.7％的人有1000-5000元工資沒有拿到，1.6%的人有5000元以上的工資沒有拿到。

　　我們關註的是：農民工依法維權的代價到底是多大？為了討回微薄的薪水，他們需要付出怎樣的時間和金錢？目前的法律製度還存在哪些缺陷？我們應當怎樣進行改革？圍繞這些問題，經過近一年半的努力，我們完成了這個調查報告。我們希望這個調查報告能夠引發黨和政府對農民工維權製度進行思考和討論，我們也願意就調查報告中所涉及的各項問題與關註農民工問題的各界人士進行交流。

一、農民工維權的巨額成本

　　摘要：

　　根據調查和計算，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資，完成所有程序，農民工維權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種花費；花費時間至少11-21天，折合誤工損失550-1050元；國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員、法官、書記員等人員工資至少是1950-3750元。綜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間。如果提供法律援助，則成本最少要在5000元，最高將超過9000元。雖然不是每個案件都要走完全部程序，但這只是最保守的計算，還沒有計算農民工不得不多次往返家鄉和打工城市之間的住宿、吃飯、交通等費用。而根據對17個案件調查情況來看，每個案件綜合成本都超過10000元。

　　結論：為了索要回拖欠農民工的1000億欠薪，整個社會需要付出至少3000億的成本。

　　1、農民工維權的經濟成本：

　　郭增光，河北省淶水縣石亭鎮東龍泉村農民，因在北京打工，個人被拖欠工資1000余元。他介紹，“為了要回我的工資，我先後從河北老家到北京找過用人單位老板20多次，找過北京市大興區勞動監察大隊14次，找過大興區法院11次，找過北京市一中院3次。我還找過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北京市政府、北京市人大、北京市建委、國家建設部等十幾個部門。從河北老家到北京，每一次光交通費就是70多元。討薪三年來，我直接支出的交通費、住宿費、餐飲費、復印費、電話費、訴訟費4700多元。可是現在法院把行政案件駁回了，我還得從頭開始打民事官司 。”

　　姚勝余，甘肅省甘谷縣六峰鎮張家莊村三組農民。1994年8月至1995年3月27日，姚勝余等30名民工在西安外語學院和寶雞創業大廈打工被包工頭丁祥林和吳掌林拖欠工資19萬余元，自1995年4月開始討薪，經過人民法院的前後八次（金臺區法院兩次、渭濱區法院三次、寶雞市中級法院三次）審理和判決，姚勝余等人最終討回的是10575元（金臺區法院判決的18255元因超過申請執行的時效而無法再申請執行）。姚勝余從1998年開始淪為乞丐。他介紹，“從1995年4月到1997年7月，我們先後找了吳掌林四、五十趟。每次最少來我一個人，有時候兩、三個人，有時候五、六個人。從甘肅甘谷老家到寶雞，吃、住不算，每個人一次的來往路費就要200多塊錢，每次最少要花出五、六天的時間。這些錢都是我自己墊付的。從1999年8月向金臺區法院起訴到現在，我們經過了法院的前後8次判決，討回的10575元還不夠我們的零頭。一拖十年要不來工資，跟我一起出去打工的人有的懷疑我把錢要來自己昧下了；有人認為是跟我出來打工的，要不來錢就得向我要，於是逢年過節這些人便找到我家裏要錢，不給錢不走，在我家中吃、住，稍微值錢一點的東西不是賣了當路費，就是被他們拿走了，我的頭上至今還有他們打的傷疤。為了討回工錢，我光是墊出的路費就有10000多元，而我自己被拖欠的工資還不到7000元。現在我沒法回家，也不敢回家，我在寶雞當乞丐已經有七、八年了。”

　　張誌玲，河北省鄄城縣桑成鄉南魏村農民。張誌玲等十幾名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及賠償款是136774元 ，張誌玲自己被拖欠的工資及賠償金不足10000元。她向律師算了一筆帳，“為了討回我應得的工資，這6年來，仲裁、訴訟、申請執行，直到法院決定再次開庭，不算我墊交的3000元仲裁費，光是交通費、住宿費、復印費我就支付了3000多塊。可是等了五年多，法院現在連庭都不開。”

　　那麽，農民工維權到底需要付出多高的成本？

　　按照現行法律規定，農民工權益被侵害後，可以通過與用人單位協商、向勞動監察大隊舉報、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訴等途徑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農民工在工資被拖欠以後，一般都是先與用人單位協商，多次找用人單位老板或者包工頭，這當然要支付交通費、住宿費和餐飲費。不算這筆費用，單就農民工依法維權，向勞動監察大隊舉報、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向人民法院起訴和申請強製執行，如果完成全部程序，農民工至少就需要支付920元的經濟成本。具體包括：

　　勞動監察大隊處理階段，至少需要支付120元。包括到工商部門查詢用人單位基本情況的查詢費用40元（用人單位的名稱、註冊地址、聯系電話、法定代表人姓名，每項查詢費用10元）；向勞動監察大隊舉報一次、調解一次、領取舉報結果一次、到工商部門查詢一次。期間交通費、住宿費、夥食費至少80元 。

　　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仲裁階段，至少需要直接支付400元。包括案件受理費300元 ；仲裁申訴書的打印復印費20元；到仲裁委員會立案一次、開庭一次、領取裁決書一次。期間交通費、住宿費、夥食費至少80元；

　　向法院起訴的一審階段，至少需要支付150元。包括案件受理費50元，起訴狀的打印復印費20元，到法院立案一次、開庭一次、領取判決書一次的交通費、住宿費、夥食費至少80元；

向法院起訴的二審階段，至少需要支付150元，計算標準同一審階段，不同的是二審法院一般不開庭審理，法官只是找農民工談話一次。

　　向法院申請強製執行階段，至少需要支付100元。包括強製執行申請書的打印復印費用20元，向法院執行庭立案一次、提供被執行人的財產狀況一次、聽取執行結果一次的交通費、住宿費、夥食費80元。

　　以上是我們對北京市農民工維權實踐進行的最保守的成本計算。北京市是勞務輸入的主要城市，該市的農民工維權成本帶有一定的代表性。實際上，農民工在維權過程中需要直接支付的經濟成本遠遠不止這920元，他們在維權過程中不能一直呆在城市裏等待處理結果，好多時候他們是從家鄉回到城裏去開庭、領取裁決和判決，他們需要支付的交通費遠遠高於理論上計算的市內交通費用。另外，由於自身文化知識的不足，他們請律師代寫法律文書時要交納代書費；為了調取相關的證據需要另行支付交通費、電話費、查詢費等等。為了要一個處理結果，他們往往要到一個部門去上幾次甚至十幾次。從調查的典型個案來看，有的農民工僅僅在向勞動監察大隊舉報階段就要花出幾百元到上千元的交通費、食宿費、復印費等費用。

　　即便按這最保守的920元經濟成本計算，農民工維權成本也已經超出他們實際被拖欠的工資。根據對2004年10月在廣東省廣州市1000名農民工調查問卷的統計，118名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總數97670元，平均每人被拖欠工資827.70元左右。

　　2、農民工維權的時間成本

　　一般來說，農民工被拖欠工資或發生工傷之後，都要花出幾天、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找用人單位的老板協商，請求用人單位支付拖欠的工資和依法給予賠償。在此期間，用人單位也不會直接拒絕支付工資或拒絕賠償，而是想辦法推脫。農民工出於對依法維權時間漫長、花費較多、錢少不值得、舉報了也沒人會管、沒有任何證據等方面的顧慮 ，以及對用人單位及其老板承諾的信任，也不想立即訴諸法律，而是對用人單位老板的承諾心存幻想，一等再等，甚至通過纏住老板不放等方式來追討工資和賠償。根據對黑龍江省1000名農民工的調查問卷統計顯示：發生勞動爭議後，不願通過找勞動監察大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法院等依法解決的農民工中，20.97%的人是因為時間太長拖不起；17.98%的人考慮舉報後也沒人會管；16.94%是因為交不起錢；15.28%的人考慮錢少不值得；12.92%的人是考慮到沒有任何證據；9.72%的人擔心用人單位會報復。基於此，不到萬不得已，他們不希望通過法律手段追討工資。在權益被侵害後到向勞動部門舉報或仲裁之前，農民工有的等上十幾天的時間，有的要等上幾個月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他們無法正常勞動，一心想著怎樣把被拖欠的工資追討回來，為了早日拿到工錢，有時他們不得不在城裏等待。從個案調查來看，所有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都經歷過這個階段，但是具體等待的時間無法統計。



　在用人單位的承諾一次次失信以後，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不得不通過法律途徑維權。根據我們對北京市農民工維權實踐的調查，在這個過程中，農民工完成所有程序，至少需要付出11??21個工作日的時間成本。具體包括：

　　勞動監察大隊處理階段，至少需要1-3天的時間成本。包括向勞動監察大隊舉報、填寫《勞動違法案件舉報書》一次；按照勞動監察大隊的要求搜集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的證明以及查詢用人單位的具體情況；按照勞動監察大隊的要求到勞動監察大隊調解一次；到勞動監察大隊領取處理結果一次。如果當時告知不予受理則需要1天的時間，如果勞動監察大隊需要提供證據並予受理則至少需要3天的時間。

　　在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處理階段，至少需要3??5天的時間成本。包括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立案一次，開庭審理一次，領取仲裁裁決書一次；還要按照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要求搜集證據和提供證據。

　　在法院一審階段，至少需要3-5天的時間。包括書寫訴狀，到法院立案一次，開庭審理一次，領取判決書一次。

　　在法院的二審階段，至少需要3-5天的時間。包括立案一次，開庭審理或接收法官詢問一次，領取判決書一次。

　　在法院執行階段，至少需要1-3天的時間。包括向法院執行庭提交強製執行申請一次，配合法院執行一次，到法院領取執行款或聽取執行結果一次。

　　按照這種最保守的計算，農民工在依法處理階段，需要花出的時間成本在11-21天之間。按照建築業農民工日平均工資50元計算，農民工在依法維權過程中需要支付的時間成本即誤工費在550-1050元之間。

　　在維權實踐中，農民工實際支付的時間成本遠遠高於上述數字。原因是：絕大多數農民工在與用人單位發生勞動爭議之後，由於吃飯住宿問題難以解決，在等待一段時間之後，在城裏實在沒有辦法再等下去，他們不得不先回到家中等待處理結果。為了搜集與用人單位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的證明，他們花出幾天甚至十幾天的時間找原來一起打工的工友。為了領取勞動監察大隊的處理結果，為了開庭、領取裁決書和判決書，他們都是從老家再趕到城市。這樣他們每往返一次至少需要3天的時間，其中有大部分時間花在路上。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為了舉證等原因，要到勞動監察大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和法院去多次，很少有開庭一次就解決問題的情況。有時即便是仲裁員或法官5分鐘就能問完的問題，他們也不得不花出兩、三天的時間從老家趕到城裏去接受詢問。有時候由於辦案人員或用人單位臨時有事等原因，原定的開庭日期發生變更，老遠趕來的農民工不得不白跑一趟。對於農民工來說，法院或仲裁委員會規定的時間是一點兒都不敢錯過的。從實際調查個案來看，由於農民工在多個部門之間被推來推去，真正到勞動監察大隊找過幾次，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到法院去找過幾次，幾乎沒有哪個農民工能夠記得清。在17個調查個案中，農民工在維權過程中實際支付的時間成本都超過30個工作日，農民工為維權而遭受的誤工損失都遠遠高於1500元。

　　3、農民工維權的政府成本：

　　除了農民工本人需要支付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外，政府部門同樣要支付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從實際調查情況看，走完一個完整的程序，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處理一起農民工維權案件，至少需要13??25天的時間成本。具體包括：

　　勞動監察大隊處理一個勞動違法舉報案件，從接受舉報開始，至少需要2??5個工作日。包括接受舉報、審核相關材料、向被舉報單位調查、主持調解、製作文書、送達文書等。

　　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處理一件勞動爭議案件，至少需要3-5個工作日。包括接受申訴、審核相關證據材料、開庭仲裁、向相關部門調查、主持調解、製作仲裁文書、送達仲裁文書等。

　　法院一審期間至少需要3-5個工作日。包括立案審查、送達起訴狀副本、開庭前的準備、開庭審理、製作裁判文書、送達法律文書等。

　　二審法院從立案到做出判決，至少需要2-5個工作日。包括立案審查、開庭審理前的準備、開庭審理或找雙方當事人談話、製作法律文書、送達法律文書等。

　　在法院強製執行階段，至少需要3-5個工作日。包括審查執行申請書和相關法律文書、製作執行通知書、向被執行人送達執行通知書、到被執行人單位強製執行、交付執行款和製作法律文書、送達法律文書等。

由此，一起農民工維權案件，從勞動監察大隊接受舉報到法院執行完畢，政府和司法機關至少需要付出13-25天的時間成本。以北京市為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月工資按照3000元計算，處理一起農民工維權案件，國家需要付出的時間成本折合成現金是1950-3750元。這只是工作人員的工資，除此之外，上述部門在處理農民工維權案件過程中還要支付交通費、出差補助、辦公設備折舊等經濟成本。

這只是按照最保守的方法、假設所有的農民工和用人單位都是嚴格按照最基本的法律途徑來處理的情況下計算出來的政府成本。從實際調查案例來看，在提起仲裁申請之前，有些農民工維權案件還要經過政府法製部門的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等處理程序。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在得到勞動監察大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法院立案受理之前，都程度不同的多次找過政府、人大的法製部門、信訪部門。經過勞動部門和法院的處理之後，由於對處理結果不認同，農民工還要再次向有關部門去上訪，人大、政府的信訪部門在接待、解答、轉送的過程中，同樣要付出成本 。由此，政府實際付出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都要遠遠高於上述數字。

　　4、農民工維權的法律援助成本

　　按照現行法律規定，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在依法維權的過程中，可以向政府的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按照北京市的標準，援助律師辦理一起民事案件，政府給援助律師800元的補助。絕大多數案件，援助機構指派的援助律師只是辦理援助案件的某個階段，即只援助勞動監察大隊處理階段或勞動仲裁階段，而到了訴訟階段還要農民工另行提出援助申請，援助中心另行指派援助律師，這就使政府給援助律師支付的補助不僅僅是800元而是1600元甚至2400元。而即便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只有幾百元，政府的法律援助費用仍然要照樣支付。

　　同時，援助一起勞動爭議案件，從接待咨詢、審查援助條件、辦理法律援助手續開始，到調查取證、查閱資料、代寫法律文書、到相關部門舉報、開庭、案卷歸檔，援助律師至少花出3-5個工作日。復雜的案件，援助律師需要花費的時間更多。辦理案件過程中的交通費、餐飲費、住宿費、查詢費、復印費、通訊費等等加在一起，對援助律師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加之辦理勞動爭議案件時間長，效果不明顯，而且在案件辦理過程中工作難度和壓力較大，導致援助律師寧願辦理刑事案件也不願意辦理勞動爭議案件。從實際調查的個案來看，援助律師實際花出的工作時間遠遠超過5個工作日，所付出的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遠遠超過法律援助中心補助的800元 。由此援助律師辦理勞動爭議法律援助案件的積極性不高，援助效果不明顯。

二、農民工維權成本巨大帶來的嚴重後果

　　摘要：

　　農民工權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不僅直接影響農民工本人及其家庭生活，影響其子女接受教育，而且直接影響社會安全和穩定，影響我國民主和法治建設。

　　1、程序繁瑣，時間漫長，原本簡單的問題復雜化，許多事實無法認定

　　按照現行法律規定，農民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以後可以向勞動監察大隊舉報，可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經過仲裁以後，對仲裁裁決不服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訴。勞動監察大隊接到農民工舉報後的處理時限是60個工作日 ；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處理時限是60日 ，法院一審的處理時限是3個月-15個月，二審的處理時限是3個月-6個月，執行階段的處理時限是6個月-不確定 。

　　實踐中，當然有一部分案件不需要走完全部程序，而是只經過勞動監察大隊或者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處理階段，農民工權利就能得到保障。但即便如此，處理一起農民工維權案件，至少也需要2個月的時間。而走完全部程序，即農民工從向勞動監察大隊舉報到法院執行完畢，按照最保守的計算，至少需要經過4個月零10天的時間。具體包括：勞動監察大隊處理階段10天；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處理階段一個月；法院一審、二審階段各一個月；法院執行階段一個月。如此漫長的處理期限，對於大部分欠薪只有幾百元到一千元的農民工來說，依法維權實在是得不償失，很多公民工不得不放棄權利或者尋求其他途徑自己解決 。

　　從實際調查的17個個案來看，依法維權時限最短的河北民工宋海富、佟長靈從向天津市河西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監察科舉報到勞動保障監察科為其討回工資，經歷了5個月零14天的時間 ；依法維權時限最長的甘肅民工姚勝余從1997年向寶雞市勞動監察大隊舉報到2004年3月29日寶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再到2004年向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訴至今，經歷了8年多的時間，而且直到現在還沒有處理結果 。

　　如此繁瑣的程序，漫長的處理時限，加之農民工自身法律知識的欠缺，不懂得收集和保存必要的證據，許多先前作證的證人在後來的處理過程中找不到或受到用人單位的威脅收買推翻證言，導致許多事實由於時間的推移而無法認定。

　　2、有些生效裁判根本無法執行

　　對於用人單位是個體戶、私營企業的情況，在惡意拖欠工資或者職工發生工傷之後，這些個體戶、私營公司有的改頭換面重新登記，有的幹脆連任何註銷手續都不辦而卷款走人，還有的是經營過程中破產，這就導致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在通過漫長的勞動爭議處理程序之後，即便拿到了生效裁決或判決，由於找不到被執行人而導致判決書、裁決書成了一張白紙。尤其是在建築領域的包工頭、項目部，工程完工之後包工頭走人，項目部解散。等到農民工經過漫長的仲裁、訴訟之後申請執行時，農民工和法院根本無法找到被執行人 。如甘肅民工姚勝余 ，重慶民工肖傳遠 ，都是在經過漫長的仲裁、訴訟之後，由於找不到包工頭而導致判決書無法執行。

　　3、農民工本人以及整個家庭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有些在工作中受到傷害的農民工，用人單位拒絕支付醫療費，導致原本傷害不重的農民工傷情嚴重惡化，有的被迫截肢、失明。

　　重慶民工肖傳遠，受傷後住院期間，用人單位拒絕支付醫療費，而且找到醫生，強令肖傳遠出院。肖傳遠不出院，醫院便將肖傳遠病床上的床單、被子等全部收走，拒絕給肖傳遠用藥，肖傳遠被迫出院，最終導致雙目失明。肖傳遠的父親胃切除，母親糖尿病，因為沒錢，長期得不到醫治。



　陜西民工趙小軍，2002年4月1日，在廣東東莞打工期間下夜班回家路上被機動車撞傷導致全身癱瘓，肇事車輛逃跑，經過三年多的時間，一直沒有得到工傷認定。看到趙小軍沒有治愈的可能，同時獲得工傷待遇希望渺茫，趙小軍妻子張某在趙小軍出院後即離家出走，至今杳無消息，趙小軍目前癱瘓在床，只有年邁的父母護理。趙小軍曾多次自殺，被其父母攔住。

　　陜西省山陽縣石佛寺鄉麻莊河村黃方成、王常文、李光成、李光義、江謀富等14名農民工，在陜西省洛南縣陳洱金礦打工期間身患矽肺病。因長期得不到職業病待遇無錢治病而先後去世，王錦堂不堪忍受病痛、維權4年沒有結果而割脈自殺。這14名農民工死亡時最大37歲，最小26歲，留下年邁老人和未成年孩子，生活無依無靠。

　　甘肅民工姚勝余，因為多年追討不到工資，其大女兒早早輟學嫁人，二女兒初中畢業考上師範學校，因為交不起學費無法就讀，不得不到北京通州某浴缸廠打工。

　　河北民工宋海富，因為長達六年討不到工資，妻子的精神病日益加重。

　　很多農民工的打工收入是其家庭主要經濟來源。根據對河北省石家莊市1000名農民工的問卷調查，外出務工的農民中，打工收入占家庭收入1/3以下的占23.7%，占家庭收入1/3到一半的是37%，占家庭收入一半以上的是25.8%,占家庭收入全部的是5.3%。如果打工農民不能及時獲得工資，直接影響到其家庭生活。有些家庭的孩子因此而輟學。與巨額的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相比較，每個有過維權經歷的農民工，受到的更大的是精神上的打擊和傷害。由於維權時間漫長，維權過程中處處碰壁，他們產生的是對自身行為的懷疑和否定，對國家和社會的失望，對法律的懷疑，對侵權者的仇恨，對社會正義的不信任。

　　4、直接影響社會安全和穩定

　　由於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通過依法維權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程序繁瑣，處理時限過長，而且付出巨額成本後許多權利不能得到維護，或者處理結果不能彌補其維權過程中付出的巨額成本，所以許多農民工不願意通過勞動監察、勞動仲裁以及訴訟等合法方式解決勞動爭議，而是選擇了暴力手段、極端方式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如殺人、搶劫、盜竊、綁架以及堵路、跳樓、爬塔吊等 。這些惡性事件，不僅直接威脅著農民工、用人單位老板的生命財產安全，而且直接威脅著社會的公共安全和穩定。

河北農民工劉保成，在經過6年的維權，三次行政復議、三次訴訟而不能認定為工傷、不能得到合理賠償之後，購買器材準備自製炸藥以炸毀某國家機關，後被維權律師勸阻住。

　　2005年元月7日晚，安徽省廬江縣冶父山鎮的幾位開車的農民，為了索要兩年來在高速公路上施工的工錢，用自己的大貨車設障阻死尚未交付使用的高速公路，結果引發一輛轎車追尾造成2死1傷、轎車基本報廢的慘重後果 。

　　2004年10月6日上午8時30分，深圳美芝海燕電子來料加工廠3000名員工因為不滿深圳開出的工資太低而將深圳市主幹道北環大道堵得水泄不通，持續了4個多小時，使得北環大道的交通完全癱瘓。

2005年2月25日晚8時許，湖南省郴州市永興縣湘陰渡鎮夾口村黃運財、王小華夫婦因不滿永興縣法院對其子黃虎的工傷賠償案處理結果，在永興縣法院5號家屬樓製造爆炸案，當場將法院執行局副局長、執行二庭庭長曹華炸死，法院院長李開清和院辦公室主任曹興虎炸傷。

　　從實際調查個案來看，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在經過漫長的維權、付出巨額成本之後，看到維權希望渺茫，都在一定程度上對用人單位老板和政府部門心生怨恨，很多人準備通過暴力、極端、魚死網破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5、助長用人單位和包工頭侵害農民工合法權益的氣焰

　　與農民工采取跳樓、堵路、爬塔吊相比，用人單位更希望甚至鼓勵農民工去舉報、去起訴。因為通過農民工舉報、起訴，勞動部門和法院從受理到解決，至少給用人單位留出了更充裕的轉移財產、逃避執行的時間。而且通過勞動部門、法院的處理之後，他們所付出的幾乎不會比原本就應當支付給農民工的更多。與農民工、政府付出的巨額成本相比，絕大部分用人單位雖然在仲裁、訴訟過程中大多處於被動地位，但他們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卻微乎其微，至少他們不需要象農民工那樣支付大筆的從農村到城市的交通費，因為勞動爭議實行屬地管轄。

　　法律在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無力讓侵害農民工合法權益的用人單位為能逃脫法律的製裁而僥幸，由此他們更加藐視法律。他們想辦法編織自己的關系網，想辦法培植自己的勢利，以此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有些人腐蝕當地幹部，有些人揚言“願意到哪裏告都可以，就是不給錢。”



三、農民工維權成本巨大的原因

　　摘要：

　　勞動關系與雇傭關系的人為劃分使農民工維權復雜化，不但農民工不懂得應當向哪些部門尋求救濟，即使專業法律人員之間認識有時也存在差異，這同時導致勞動監察部門、勞動仲裁部門、人民法院之間對同一案件互相推諉。



　　一裁二審、工傷認定作為工傷賠償勞動爭議處理的前置獨立程序的製度使農民工維權成本增高、效率降低。勞動爭議仲裁的60日申訴時效製度以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受理案件條件苛刻將很多權利受到侵害的農民工排除在依法維權的門檻之外。工傷傷殘津貼按月領取困難、一次性領取又數額過低，使因公受傷的農民工生活更加艱難。

　　農民工盲目外出打工、尋找工作途徑不正規、自身維權能力差以及工會不能在維護農民工權益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導致農民工處於極端劣勢地位；非法用工主體大量存在、建築市場混亂、用人單位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用人單位不給農民工上社會保險等現實狀況迫使農民工不得不忍氣吞聲。

政府勞動保障等部門受立法、人員、條件、主觀服務意識等因素影響沒有能夠在維護農民工權利、處罰違法行為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上述原因導致用人單位和農民工之間出現嚴重不平衡，用人單位過於強大，很難受到追究，農民工過於弱小，依法很難維護自身權利。

　　1、勞動關系與雇傭關系的人為劃分使農民工維權復雜化

　　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勞動關系受《勞動法》調整，雇傭關系受《民法》、《合同法》調整。這就要求農民工只能是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成為用人單位的一員之後，所發生的爭議才屬於勞動爭議，受《勞動法》調整。如果農民工是受沒有用人資質的包工頭或者沒有資質的“項目部”雇傭，雖然從事的是沒有任何差別的勞動，但是工資被拖欠或者發生工傷後向勞動監察大隊舉報或者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時，卻被以“不符合《勞動法》第二條規定的調整範圍”為由而拒絕受理。由此，導致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不僅不能得到《勞動法》的特殊保護，而且在勞動爭議處理部門和法院之間被推來推去。勞動部門認為不屬於勞動關系而拒絕受理，法院以勞動關系應當先經勞動仲裁而拒絕直接立案。這就使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無所適從，發生爭議後不知應當先找勞動部門還是先找法院，等到了解清楚之後往往又因為超過仲裁申請時效而被駁回。

　　到底哪些屬於勞動關系，哪些屬於雇傭關系，現行法律並沒有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不單是農民工，即便是勞動部門的工作人員以及專家學者，對於勞動關系與雇傭關系的劃分也是眾說紛紜。1995年1月1日起實施的《勞動法》對於勞動法的適用範圍采取列舉的方式進行規定。該規定不符合目前包工頭、項目部實際使用農民工、實際形成的是勞動關系的現實。雖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建設部等部門在一些部門規章中對於《勞動法》的實際調整範圍作出了一些擴大的解釋 ，但是還遠遠滯後於勞動關系發展的實際。

　　從實際調查案例來看，許多本應由勞動部門處理的爭議在勞動監察大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和法院之間被推來推去，不僅延誤了農民工維權的時間，人為擴大農民工的維權成本，而且造成大量徇私枉法案件的發生，把大量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排除在勞動法保護範圍之外，使原本簡單的問題復雜化，許多能夠解決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

　　2、一裁二審的勞動爭議處理製度成本高、效率低

　　按照現行勞動法的規定，勞動爭議發生後，農民工可以在60日內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裁決不服，在收到《仲裁裁決書》後15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對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不服，在收到判決書之日起15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的判決是終審判決 。

　　依據上述規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仲裁是到法院訴訟的前置必經程序，不經過勞動爭議仲裁，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法院不予受理；如果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以仲裁申請超過60日的時效為由不予受理，農民工向法院提起訴訟後，如果沒有不可抗力等正當理由，法院駁回起訴；雖然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已經明確告知不予受理但是不給開具書面的《不予受理通知書》，農民工向法院起訴，法院還是不予受理：農民工必須拿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不予受理通知書》法院才給立案 。

　　現實中，很多勞動爭議案件在經過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裁決後當事人還都要向人民法院起訴。根據統計，1998??2002年全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共立案受理勞動爭議案件68.8萬件 ，而同期全國各級法院共審理勞動爭議案件42萬件 ；2003年全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共立案受理勞動爭議案件22.6萬件 ，而2003年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共辦結勞務合同糾紛、追索勞動報酬等案件137656件 ，由於法院案件數包括了對同一個案件的一審、二審，甚至再審，也就是說一個案件可能計算兩到三次，所以根據上述數字無法計算出有多大比例的勞動爭議案件在仲裁後被提起訴訟。但上述數字清楚表明相當比例勞動爭議案件在仲裁後再次被提交到法院。法院在審理這類案件時並不會參照仲裁委員會的裁決，所以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很多工作被浪費。參考深圳2002年的數字，有40%的勞動爭議案件在仲裁後再次被提交到法院 。

　　即便是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裁決後，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另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請強製執行時，人民法院對據以執行的《仲裁裁決書》還要進行實質性的審查。也就是說，很大比例勞動爭議案件，法院審理和執行成了必經程序，而作為其前置必經程序的勞動爭議仲裁無論從其實際裁決質量上還是從其裁決效力上，都沒有達到法院判決的程度。國家通過立法把勞動爭議仲裁這樣一個裁決質量不高、效力不大的勞動爭議處理方式作為法院訴訟的前置必經程序，無疑是人為的延長了農民工的維權期限，擴大了農民工的維權成本。

　　3、工傷認定作為工傷賠償勞動爭議處理製度的前置獨立程序勞民傷財

　　按照現行勞動法規定，在工作中受到傷害的農民工要想得到工傷醫療和工傷保險待遇，首先必須進行工傷認定，拿到《工傷認定結論通知書》。工傷認定由用人單位在職工發生工傷或者職業病確診之後一個月內申請。如果用人單位不申請，則受傷職工在受傷之後或者職業病確診之後一年內申請。工傷認定部門在接到工傷認定申請後60日內作出是否構成工傷的《認定結論通知書》 。

　　現實中，由於用人單位的職工發生工傷，而導致勞動安全監察部門可能對用人單位進行罰款，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也會根據用人單位發生工傷的數量及嚴重程度而調整用人單位的工傷保險費費率，所以用人單位在職工發生工傷後總是想辦法隱瞞或者私了而不願意進行工傷認定申請。尤其是對於農民工來說，用人單位更不願意為其申請工傷認定。許多農民工發生工傷之後，用人單位都是支付一點點醫療費後督促農民工出院，不管農民工的傷情如何給農民工支付一點錢後把農民工打發走，甚至幹脆否認存在勞動關系。由此導致受到傷害的農民工無法得到及時的治療。

　　農民工申請工傷認定後，工傷認定部門首先要求農民工出具存在勞動關系的證明。現實中，由於勞動合同製度的不完善，許多受到傷害的農民工無法舉出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的證明，無法取得醫院的診斷證明書 ，所以導致工傷認定問題遲遲不能解決。而農民工不拿到《工傷認定結論通知書》，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對受傷民工的仲裁申請不予受理，農民工不得不首先解決工傷認定問題。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受傷民工和用人單位對工傷認定結論不服，可以在法定時限內向勞動局申請行政復議，對復議結果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的結果是法院維持或責令工傷認定部門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而非由法院直接作出認定為工傷或非工傷的行政判決。由此導致受傷農民工為了取得《工傷認定結論通知書》而不得不經過認定申請、行政復議、一審二審行政訴訟等諸多程序，待最終認定為工傷後再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這樣的製度規定，導致許多受到傷害的農民工根本無法得到及時的治療，根本無法得到合理的工傷待遇。

　　從實際調查的案例來看，為了完成工傷認定，走完認定申請、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程序，有的農民工要等上3、4年的時間，有的農民工等上6、7年的時間仍然不能解決。陜西農民工趙小軍，2002年4月1日下夜班途中被機動車撞傷，先後經過東莞市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作出工傷認定、用人單位向東莞市社保局申請行政復議、東莞市人民法院行政訴訟一審、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抗訴、高級人民法院指令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直到現在再審法院還沒有作出判決，趙小軍的工傷認定問題還沒有結果。另河北民工劉保成打工期間1998年7月17日受傷，用人單位支付1900元醫療費後拒絕支付。劉保成經過一次勞動仲裁、四次工傷認定、四次行政復議、四次一審行政訴訟、兩次二審行政訴訟，法院尚未作出最終判決。時過六年，劉保成的工傷認定問題還沒有解決。陜西省山陽縣石佛寺鄉的王錦堂、王常文、李光義、李光成、江謀富等44名在洛南縣陳洱金礦打工期間患上矽肺病的農民工，2001年6月自費在陜西西安的西京醫院檢查出矽肺病。從2001年6月份開始就向衛生防疫部門申請做職業病鑒定，向勞動監察大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法院申請職業病待遇。其間找過洛南縣的勞動監察大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洛南縣勞動局、洛南縣政府、商周市勞動局、洛南縣衛生防疫站、商周市衛生防疫站、陜西省衛生廳、陜西省商周市中級人民法院、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國家信訪局、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全國人大辦公廳信訪局，並且經過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南方周末》、陜西《華商報》等諸多媒體的報導。到2004年3月底，26歲的江謀富、29歲的楊桂成、33歲的秦吉友、36歲的李光義等13名農民工因為無錢治療而死亡，37歲的王錦堂因不堪忍受病痛和感覺維權無望，於2003年8月8日打碎輸液吊瓶，用碎玻璃片割脈自殺 。直到現在，有關部門還沒有為其作出職業病鑒定。

　　4、工傷傷殘津貼按月領取不合理，一次性領取時傷殘津貼過低

　　按照現行勞動法規定，發生工傷、構成1-4級傷殘的農民工，保留勞動關系，退出工作崗位，除了領取一次性傷殘補助金外，傷殘津貼按月領取 。發生1-4級傷殘的農民工也可以申請一次性領取，終止與用人單位的勞動關系和與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工傷保險關系，但是一次性領取的工傷待遇數額只占按月領取傷殘津貼總額的39％左右 。



對於絕大多數受到工傷的農民工來說，出於家住外地、按月領取工傷津貼不便、用人單位大多是個體私營企業、按月領取傷殘津貼不如一次性領取傷殘津貼更保險等方面的考慮，發生工傷之後，即便是遭受1?4級傷殘，也希望能夠一次性領取傷殘津貼。而在此過程中，無論用人單位還是社會保險經辦機構，都不願意一次性支付工傷民工的傷殘津貼而願意按月支付。事實上，在傷殘津貼的按月領取程序上如果不出現問題，按月領取傷殘津貼無論從保證傷殘民工日後的正常生活，還是實際領取的傷殘津貼數額，對傷殘民工都是有利的。但問題是：雖然相關法律規定，工傷職工的傷殘津貼應當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直接支付給工傷民工本人或工亡職工的供養親屬 ，但現實中，如果是由用人單位申請的工傷認定，那麽工傷認定部門下發的《工傷證》一般都是由用人單位保存而不是交給農民工。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支付的傷殘津貼、一次性傷殘補助金等也是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直接打到用人單位的帳戶上而不是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直接支付給農民工本人。用人單位在收到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支付的傷殘津貼後以各種理由拒絕按月給農民工發放傷殘津貼。而構成1-4級傷殘的農民工脫離工作崗位後一般是回到老家生活，為了領取傷殘津貼不得不每月花上一筆不小的交通費、住宿費等費用到用人單位來領取傷殘津貼，用人單位拒絕支付時還要通過勞動爭議處理程序進行處理，這就導致傷殘民工為了領取傷殘津貼，還要支付交通費、住宿費等經濟和時間成本。在扣除交通費、住宿費等成本後，每月的傷殘津貼所剩無幾 。

　　如果在農民工按月領取傷殘津貼期間，用人單位破產、被註銷等情況發生，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把工傷民工的傷殘津貼支付問題委托用人單位所在地的街道社保代辦機構辦理。即便是任何一個小小的環節上出現一點小小的問題，對於傷殘民工來說，都需要花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解決，有時甚至根本無法解決。如此手續，無法保證傷殘民工按月領取傷殘津貼。

　　如果構成1-4級殘的工傷民工不願意按月領取而要求一次性領取傷殘津貼，那麽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工傷民工必須終止與用人單位的勞動關系和與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工傷保險關系。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要求傷殘民工必須先與用人單位終止或解除勞動關系，而用人單位出於降低工傷保險費率以及再次鑒定可能降低傷殘等級等問題的考慮，不同意與傷殘民工解除勞動關系。從而導致農民工無法順利要求一次性領取工傷保險待遇。

　　另外，如果工傷民工構成的是5-6級傷殘，而用人單位欠繳工傷保險費，則從欠繳之月起，傷殘津貼由用人單位支付。如果用人單位拒絕支付，則農民工必須還要按照勞動爭議處理程序請求解決。如果在此期間用人單位破產或者被註銷，則農民工的工傷傷殘津貼便成了泡影。

　　5、勞動爭議仲裁的申訴時效製度不合理

　　按照現行勞動法規定，農民工必須在權利被侵害之日起60日內申請勞動仲裁，沒有正當理由超過此60日期限，則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不予受理。農民工對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不予受理通知書》不服起訴到人民法院，法院雖然受理，但是如果查明確實沒有正當理由超過仲裁申訴時效，則人民法院駁回起訴。勞動法中規定勞動爭議仲裁申訴時效是60日，《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規定的仲裁申訴時效是6個月。也就是說，如果權利被侵害的農民工在權利被侵害之日起60日內，沒有正當理由不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60日以後就別想再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了。

　　《民事訴訟法》規定除了人身損害賠償等幾種特殊民事侵權案件外，訴訟時效是兩年，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計算。即便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其訴訟時效也是從損害行為發生之日起一年之內都可以起訴。與此相比，勞動法規定對勞動爭議必須在60日內申請仲裁，否則仲裁委員會和人民法院即把其排除在法律保護範圍之外的做法明顯不利於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尤其是仲裁委員會以拖欠工資發生的時間為權利受到侵害的時間，作為起算勞動爭議仲裁時效的起點。事實上，從被拖欠工資開始，沒有哪個農民工是放棄自己的權利，而是向用人單位要求支付工資。在此過程中，用人單位也不會以“你的工資不給了、你去告我吧！”這樣直白的的方式告知農民工權利被侵害了。用人單位多是以現在資金周轉不開等為由對工資一拖再拖，但是不給開具欠條；農民工在得到用人單位“過幾天就支付”這樣的承諾下也不會認為這就是權利被侵害之日。在此情況下，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機械的以仲裁申請超過60日的時效為由對農民工的申訴不予受理，或者只保護提起仲裁之日前兩個月的工資、兩個月之前的工資以已經超過60日的仲裁時效為由而不予保護的做法明顯無法保護農民工的權利。

　　6、工會對於農民工權利保障問題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工會的基本職責是維護職工合法權益。但現實問題是，工會無法在維護農民工權利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從根本上講，農民工是出身於農民、戶口身份關系仍然是農民的工人，打工工資收入已經成為他們的主要生活來源，農民工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新成員。按照工會法的規定，農民工本身也應當是工會會員 。農民工權利被侵害以後，作為工人利益代表的工會應當幫助農民工維權。然而勞動法頒布十年來，中國工會側重保護的是國有企業以及改製企業的城鎮職工，對農民工勞動者與非公有製單位之間的勞動合同簽訂、履行以及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沒有給予相應的關註，很多農民工根本沒能加入到工會中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顧秀蓮2004年在一項報告中透露，全國1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大部分遊離於工會組織之外。現行工會法律法規中至今沒有關於建立農民工工會的剛性的、可操作性的具體規定。

在農民工迫切要求組建工會、用人單位拒絕農民工組建工會的情況下，上級工會最多是應農民工的請求而出面與企業協商，協商不成時沒有任何強製性的辦法。在部分已經組建了農民工工會的企業中，工會在預防侵害農民工合法權益案件的發生、農民工維權過程中提供援助和支持方面也很難發揮應有的作用。工會主席一方面無法贏得農民工的信任（因為絕大部分企業工會主席由企業領導提名、上級工會批準確定，而非農民工直選，工會主席很大程度上順應領導意圖，對企業領導負責）；另一方面，絕大多數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中，用人單位對員工擁有招用和解聘的絕對權利，使得同樣作為企業雇員身份的工會主席（即使不是企業領導的近親屬或親信）受製於用人單位，在職工尤其是農民工與用人單位發生爭議時，為了自保而不敢堅持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7、非法用工主體大量存在，建築市場混亂

　　按照現行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必須首先具備用人資質，即必須是用人單位而非個人 。但現實中，大量沒有營業執照而以用人單位名義招用農民工的非法用工主體大量存在。如在一些城市的城鄉結合部，存在著大量的服裝廠等私人作坊和不具備用人主體資格的私人磚廠。中華全國總工會2004年11月公布的有關調查資料顯示：我國建築業農民工占全國農民工總數的30％以上，占建築業一線人員的90％以上 。建築業的農民工，絕大多數依賴於包工頭而非用人單位，而包工頭沒有用人資質，不屬於用人單位。

　　在建築市場上，許多建設單位在根本不具備開工條件、建設資金根本不到位的情況下就匆匆開工；許多建築單位為了攬到工程，不惜巨額墊資，然後再把工程層層轉包，直到交付給沒有施工主體資格的大量黑包工頭。而最終的環節，就是建設單位拖欠建築單位的工程款，建築單位拖欠包工頭的工程款，包工頭拖欠農民工的工資款。由於建築市場主體準入製度的不規範，打工一年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根本不知道工程的建設單位和上級建築單位是誰，只認得包工頭。包工頭要回工程款後卷款逃走，農民工連人都找不到；包工頭要不到工程款，無法發放農民工工資，農民工同樣找不到包工頭。農民工即便找到上級建築單位或者建設單位，這些單位要麽不承認與農民工存在勞動關系而不給農民工支付工資款，要麽以工資已經結算給包工頭為由不給農民工支付工資款。農民工就這樣在包工頭以及建築單位、建設單位之間被推來推去，白白幹活而拿不到工資。

　　根據我們對陜西省西安市1000名農民工的調查問卷統計顯示，27.30%的農民工對用人單位有沒有用人資質以及用人單位老板的姓名和聯系方式都不知道；18.77%的農民工只見過用人單位的營業執照而不了解用人單位老板的姓名和聯系方式；34.13%的農民工只知道用人單位老板的聯系方式而不知道用人單位有無用人資質；只有14.56%的農民工知道用人單位有無用人資質以及老板的姓名和聯系方式。對用人單位有無用人資質問題不知情，為農民工合法權益被侵害以及日後維權的艱辛埋下了伏筆。

　　8、用人單位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

　　按照現行勞動法的規定，用人單位必須與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否則對用人單位予以處罰，給勞動者造成損失的用人單位要依法賠償損失 。然而事實上，用人單位從交納社會保險、發生勞動侵權後便於逃避責任等角度考慮，一般都不願意與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而農民工本人出於“老鄉介紹的、不簽勞動合同也沒事”以及“怕被解雇不敢要求簽訂”等方面的考慮 ，在用人單位不簽訂的情況下，也不會主動堅持要求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根據對黑龍江省哈爾濱市1000名農民工的調查問卷統計顯示，只有19.58％的農民工與用人單位簽訂了書面勞動合同；52.20%的農民工與用人單位只有口頭約定，沒有書面勞動合同；還有21.11%的農民工與用人單位既沒有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也沒有口頭約定，而是隨大溜，跟著老鄉埋頭幹活。從我們調查的17個典型個案來看，沒有一起案件的當事人與用人單位簽訂了書面勞動合同。

　　9、用人單位不給農民工上社會保險

　　按照現行法律法規定，所有企業、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都應當為與其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按照用人單位的工資總額上養老、醫療、工傷、失業保險，以使職工在年老、疾病、工傷、失業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 。其中工傷保險費全部由用人單位繳納，勞動者不繳納，除此之外的保險由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共同繳納。這一製度是要通過統籌方式，分散用人單位的經營風險，在職工年老、疾病、發生工傷和失業時減小用人單位的經濟損失。按照現行法律法規的規定，工傷保險費的繳費標準為社保機構按照用人單位的性質確定的交費費率，其他社會保險費率固定，交費基數是企業的工資總額。如果用人單位不按規定為職工交納社會保險費，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或者稅務機關責令改正並可予以行政處罰 。



現實中，絕大多數企業為了逃避交納社會保險費，而不按照法律規定申報職工人數或少報職工人數，尤其是少報或不報其所錄用的農民工人數，瞞報工資總額，隱瞞工傷事故，以此來降低繳費費率，減少工傷保險費交費額，逃避其他社會保險費的繳納。據統計，截至2004年5月底，全國參加養老保險人數為1.57億人，失業保險為1.02億人，醫療保險1.15億人，工傷保險為4800萬人 。上述數字是包括全國所有城鎮職工和農民工總和的數字。在上述數字中，農民工只能占到很小的比例。單就國家強力推行的工傷保險來說，即便這4800萬參加工傷保險的都是農民工，也不及農民工總數的三分之一。

　　按照現行法律規定，用人單位拒絕為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並可處以罰款 ；用人單位逾期拒不繳納社會保險費或滯納金的，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或者稅務機關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製征繳 。農民工有權對用人單位拒絕為其交納社會保險費的行為進行舉報，接到舉報的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或者稅務機關對舉報應當及時調查，按照規定處理，並為舉報人保密 。

　　然而在現實中，勞動監察部門在沒有接到舉報之前對用人單位是否為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費一般不予查處，接到農民工的舉報之後一般也沒有能夠及時查處。對於絕大多數農民工來說，如果他們打工後能夠按時足額的拿到工資，那就已經是非常幸運了。對於社會保險，他們一般不敢奢求；除了工傷保險外的其他險種，農民工本人還要按照工資數額支付一定的保險費，這對他們來說，不如不交保險費而直接拿到現錢來得更實惠；加之部分地方政府把征繳農民工的社會保險費作為填補本地城鎮職工社會保險資金缺口的一種途徑、在農民工離開用人單位後不能把社會保險費予以移轉，導致農民工本人也不願意繳納社會保險費，更不去關心用人單位是否為其繳納社會保險費。

　　10、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受理案件條件苛刻

　　按照現行勞動法規定，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時，至少必須提交如下證據材料：勞動合同或者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認可的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的有效證明；用人單位的營業執照副本；權利被侵害的有關證明。還要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交納300元的仲裁費和案件處理費 。提交上述證據材料和費用後，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審查農民工的仲裁申請是否屬於勞動爭議，是否超過勞動爭議仲裁申請時效，是否屬於本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管轄範圍。上述條件均符合後，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再決定是否受理。

　　由此，申請勞動爭議仲裁的農民工在仲裁之前必須首先要到工商局去查詢用人單位的準確名稱、確切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名稱，拿到工商部門出具的上述查詢結果；然後尋找能夠證明自己與用人單位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的證明（因為大部分用人單位都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還要尋找自己的勞動權利被用人單位侵害的證明。這些條件都具備之後，如果交不起案件受理費和處理費，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同樣不予立案。

　　此外，按照現行勞動法規定，經濟困難的職工可以對仲裁費用申請緩交或者免交。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對於該條的實際執行情況是：要想緩交或者免交勞動仲裁受理費和處理費，必須由農民工戶籍地居委會、村委會或者當地工會部門出具農民工經濟困難證明。實踐中，由於絕大多數農民工連工會會員都不是，工會拒絕出具相關證明。農民工為了在戶籍地的居委會、村委會開具證明，要麽專門回老家一趟，要麽讓家人開具證明寄交過來而等上幾天。人為的拖延農民工的維權時間，擴大農民工的維權成本。

　　對黑龍江省哈爾濱市1000名農民工的調查問卷統計時，在“發生勞動爭議後為什麽不去舉報或申請仲裁？”一題的回答中，16.94%的農民工選擇因為交不起錢；20.97%的人選擇時間太長拖不起。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勞動爭議仲裁過程中繁瑣的程序和相對於農民工工資來說高額的仲裁費用，已經成了阻礙農民工依法維權的一道重要的門檻。

　　11、個別政府部門漠視農民工合法權益

　　勞動保障監察部門負有檢查包工頭等非法用工主體、是否交納工傷保險、是否簽定勞動合同等勞動違法案件的職責。如果其能夠有效履行職責，可以說能夠有效避免農民工權利受到侵害案件的發生。但從目前情況來看，勞動保障監察部門顯然沒有有效承擔起職責。根據2004年6月份對陜西省西安市1000名農民工的調查問卷統計顯示，23.17％的農民工在打工期間沒有見到勞動監察大隊工作人員到其工作地點調查了解過情況；43.58％的農民工見到勞動監察大隊工作人員到過其工作單位，但是不與農民工調查了解情況；只有22.36%的農民工在工作期間和工作地點上見到過勞動監察大隊工作人員的檢查並向農民工了解過情況。

　　政府的勞動部門、建設部門、工商部門、公安機關，在接到農民工因為權利被侵害而提出的舉報後，如果屬於本部門管轄的，應當及時接受舉報立案處理；如果不屬於本部門管轄，應當及時告知農民工應當找哪個部門解決。然而實際情況是：好多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在接待農民工的舉報時，根本不去認真傾聽農民工的陳述，只聽了片言只語之後便以不歸本部門管轄為由將農民工打發走了事。即便對於本應由本部門、本單位調查處理的舉報，也往往以“證據不足、拿到證據再來”等種種理由推脫責任、拒絕受理。如陜西省山陽縣石佛寺鄉麻莊河村的44名矽肺病農民工代表向商周地區勞動局投訴時，該勞動局主要領導答復：誰讓你們出去打工的？該找誰找誰去，我不管！更為甚者，個別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放任農民工權益被侵害案件的發生，放任侵權後果的擴大。河北民工郭增光，在北京大興向用人單位追討工資的過程中被用人單位老板和保安打傷，衣服被撕破。郭增光打電話向110報警，警察趕到後只是告知讓郭增光去找勞動局，而對用人單位老板及其指使的保安毆打郭增光的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不予查處。甘肅民工姚勝余，討要工資過程中的1997年7月28日下午，在用人單位老板的辦公室裏，被老板及其指使的保安打掉四顆牙齒，左手無名指被打斷。用人單位老板叫囂將姚勝余打死，寧願掏個一兩萬元的人命價。案發當天姚勝余向寶雞市的某派出所報案，派出所的人說：打你的人是岐山縣人，我們不管，你到岐山縣去告吧。姚勝余找到岐山縣棗林鎮派出所去報案，棗林鎮派出所的人說：打你的人我們管不了，這個人在地方上是一霸，寶雞這裏的黑社會都由人家統治著。在這個地方上我們管不成，不敢管，一管的話咱們這個地方受不了，你去找其他地方或者直接到省上反映去吧。

　　按照現行法律規定，人大和政府的信訪部門接待人民群眾的來信來訪，解決人民群眾反映的問題。事實上，由於諸如勞動部門、建設部門、法院等在執法和司法的過程中存在著大量的問題，許多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向上述部門主張維權根本不能解決問題，或者問題解決的不夠徹底，所以導致農民工不得不向人大、政府的信訪部門尋求解決，問題集中到有限的幾個部門。而信訪部門最通常的做法就是給上訪的農民工開具介紹信，把問題推到下級部門或直接推回到問題部門。如此循環往復，導致農民工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在對“你所接觸的勞動監察大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法院及其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工作態度怎樣？”一題的回答中，黑龍江省哈爾濱市1000名農民工給出的答案是：18.89%的農民工認為這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態度差；9.72%的農民工認為這些工作人員態度非常差；44.31%的農民工選擇“一般”；選擇“好”的農民工只有10.14% 。

　　12、農民工自身的缺陷

　　（1）、盲目出門打工。

　　根據對河北省石家莊市134名19-25歲男性農民工的調查問卷統計顯示，35.1%的農民工在出門打工之前對將要去打工城市的勞務需求情況沒有做過任何了解；29.9%的農民工只是聽老鄉介紹過；15%的農民工通過其他途徑了解過；只有18.7%的農民工到家鄉的勞務輸出部門了解過。上述統計結果表明：農民工在出門打工之前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往往在聽信老鄉的介紹，或者根本不作任何了解的情況下，帶上很少的路費和生活費就來到對他們來說完全陌生的城市。 　

　　（2）、尋找工作途徑不正規。

　　根據對廣東省廣州市1000名農民工的調查問卷統計顯示，42.42%的農民工是通過老鄉、親友介紹找到工作；40.91%是通過自己聯系找到工作；5.05%是通過在馬路市場等待應聘找到工作；1.52%是通過中介機構找到工作。在這些農民工中，只有7.32%是通過到正規勞動力市場應聘找到工作，1.52%是通過家鄉勞務輸出部門推薦找到工作。該結果表明：盲目進城的農民工沒有錢或者不願意通過正當的勞動中介機構尋找工作，而往往是通過熟人、朋友、老鄉的介紹，或者在車站和馬路邊的非法勞務市場等待別人的雇傭，這就極容易受到非法用工單位和黑包工頭的欺騙。即便有一點防範意識，想找合法的用人單位，想和用人單位討價還價，但基於自身的劣勢位置，盡管對用人單位老板的承諾心存懷疑，為了解決最迫切的吃飯住宿問題，也還是不得不接受沒有保障的工作。

　　（3）、維權能力差。

　　根據對陜西省西安市1000名農民工的調查問卷統計顯示，22.88%的農民工對勞動合同必須具備哪些內容一點都不知道；37.20%的農民工僅知道一點點。在對“用人單位侵害你的合法權益又協商不成，你知道應當怎樣解決嗎？”問題的回答中，20.18%的農民工不知道怎麽解決，20.41%的農民工選擇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加上12.5%對該題沒有作出選擇的農民工，就有53.09%的農民工在發生勞動爭議後不知道應當怎樣解決，或者不知道如何正確解決。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權益被侵害後應當如何依法正確解決的農民工，在打工過程中很難收集和保存與用人單位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等方面的證據，這導致日後很多事實因為無法舉證而難以查清。



四、降低農民工維權成本的建議和對策

　　摘要：

　　為有效保障農民工的權利，避免大量欠薪等嚴重社會問題出現，基本思路應當是：

　　通過立法簡化勞動爭議處理程序，確定簡單明晰的勞動關系認定標準，取消工傷認定的前置程序規定；



　　變農民工維權為政府維權，通過立法賦予政府勞動監察部門更大權力，使其可以嚴厲處罰勞動違法行為；增加勞動監察隊伍數量，改善其工作條件，使其有能力及時查處勞動違法案件；

　　在存在農民工的城市設立當地總工會領導下的相對獨立的農民工工會；

　　撤消勞動仲裁製度，建立高效的勞動法庭；

　　通過培訓增強農民工維權能力，使其可以解決一般權利受到侵害案件；對其自己無法解決的稍微復雜問題可以及時獲得免費咨詢，嚴重、復雜案件獲得法律援助。

　　1、修改《勞動法》，擴大勞動法的適用範圍，使勞動關系的認定簡單化；把工傷認定由前置必經程序改為勞動爭議案件審理內容

　　現行《勞動法》在第二條中對勞動法的調整對象采取了列舉性的規定 。隨著農民工大量湧入城市以及各種非公有製用人主體的大量湧現，《勞動法》的上述規定已經遠遠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表現為許多實質性的勞動關系僅因為《勞動法》立法技術的滯後而被排斥在《勞動法》調整範圍之外。

　　隨著勞動爭議案件的大幅度上升、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的日益嚴重，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家建設委員會以及各地的權利部門等政府部門通過製定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等方式對《勞動法》的調整範圍作出了一些補充性的規定，這在一定程度上雖然解決了《勞動法》調整範圍不足的問題，但隨之暴露出更為嚴重的問題：1、人為出現不平等。作為勞動者的農民工出現同樣的權利被侵害案件後，在不同地區之間受到不同的待遇；2、執法者執法隨意性增強。處於下位法的擴大了適用範圍的部門規章、辦法、通知與《勞動法》第二條規定的調整範圍相矛盾，導致執法者想辦理時便從規章、辦法、通知中尋找法律依據，不想辦理時只需依據《勞動法》第二條的規定便可輕而易舉的將非法用工主體與勞動者之間的勞動爭議排除在《勞動法》的適用範圍之外。這種狀況，不僅讓勞動者無所適從，而且也給勞動監察部門、勞動爭議仲裁部門、人民法院適用法律法規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導致想為農民工依法維權的執法者因為擔心越權而不敢辦理，不想為農民工維權的執法者因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不願辦理。

　　建議修改《勞動法》，統一確定並根據現實情況擴大《勞動法》的適用範圍，通過立法對勞動關系確定一個簡單而又明確的統一標準，讓每一個提供合法勞動的農民工都能享受到《勞動法》而不是《民法》的特殊保護。凡是勞動爭議都由統一的、確定的途徑來處理。

　　工傷認定作為勞動仲裁的獨立前置程序勞民傷財，建議修改勞動法時，明確規定工傷認定可以在農民工發生工傷後，在提起仲裁或訴訟時提出。如在受傷農民工提起仲裁申請或訴訟之後，委托勞動部門對其進行工傷認定和傷殘等級評定，符合工傷標準的按照勞動法的有關規定作出判決，不符合工傷認定標準、不構成工傷的按照民法以及勞動法中非工傷待遇的有關規定作出判決，由此可以大大縮短受傷民工的維權期限，降低農民工個人的維權成本和司法機關的成本。

　　2、建立強有力的“勞動警察”，變農民工維權為政府維權

　　2004年12月1日，國務院製定的《勞動保障監察條例》正式實施。該條例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明確了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的行政權限，明確了勞動監察大隊的監察範圍。但是，從現實情況看，《勞動保障監察條例》還沒能從立法上解決許多亟待解決的實際問題。比如：《勞動保障監察條例》規定的檢查對象仍然限定為用人單位，對於沒有營業執照、沒有用人主體資格的非法用人單位沒有規定查處措施 ；對用人單位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的違法行為僅僅規定為“責令改正”而沒有行政處罰的剛性規定 ；沒有規定勞動監察大隊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等侵權事實清楚、不立即處理將導致後果嚴重的用人單位予以查封、扣押、凍結、變賣財產立即支付農民工工資的執法權限。此外，《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的某些規定與原來的《勞動監察程序規定》等相比，甚至是立法的倒退。如對於勞動監察的處理時限，原《勞動監察程序規定》規定：勞動監察案件應從立案之日起30日內結案。特殊情況經上一級勞動行政部門批準，可以延長，但延長時間最長不得超過30日。而《勞動保障監察條例》規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對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或者規章的行為的調查，應當自立案之日起60個工作日內完成；對情況復雜的，經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負責人批準，可以延長30個工作日。與原《勞動監察程序規定》相比，時間大致延長了一個月。

　　勞動保障監察是預防和處理侵害農民工合法權益案件發生的最直接途徑，也是預防和處理勞動爭議案件的最有效辦法。但相對於全國1.5億農民工和大量的非法用人單位、黑包工頭來說，1.9萬名專職監察員、2.4萬名兼職監察員的勞動保障監察隊伍明顯人手不足 。不用說做到法律規定的日常巡查、年終檢查，就是專門針對勞動違法案件的舉報檢查，就足以讓這這些專、兼職勞動監察員忙的焦頭爛額，許多勞動違法案件根本不能得到查處。

　　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與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04年度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2004年，我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16024元。按公務員工資高於這這一標準，每年每名公務員20000元計算，全國再招聘50000名大學畢業生作為專職勞動監察員充實到目前的勞動保障監察隊伍中，其每年工資開支也就是10億元。為了保障勞動監察員在接到案件舉報後能夠及時有效查處案件，就要配備車輛等必要辦案工具。即使每年國家投入5億元專門用來保障其辦案支出，每年國家也就是共增加投入15億元。而這15億元與我們已經計算的農民工維權最低綜合投入3000億元相比是杯水車薪。

　　所以對此的綜合建議是：

　　（1）、大規模增加勞動監察員數量；

　　（2）、改善勞動監察員辦案條件；

　　（3）、擴大勞動監察員在處理勞動違法案件時的執法權限，對於違法事實清楚的，可以先行查封、扣押、凍結、變賣用人單位的相關財產，強製用人單位先行支付拖欠的農民工工資；

　　（4）、加重對違反勞動法案件的經濟處罰力度。現行規定還沒有達到足以讓違法者得不償失、不敢以身試法、避免違法行為發生的程度。侵害農民工合法權益的用人單位扣除其因為違法而付出的成本後還有利可圖，建議通過立法，加大對侵害農民工合法權益的用人單位的經濟處罰力度。

　　（5）、建議在《刑法》中增加拖欠勞動者工資罪。對於拖欠勞動者工資數額較大或情節惡劣的，按刑事犯罪處理。

　　（6）、嚴格勞動監察機構的職責。擴大、增權後的勞動監察必須做好日常巡查、接報檢查、年終檢查等工作。接到農民工舉報的，必須及時查處。能夠立即解決的案件，應當現時解決，就如同交警處理司機違章案件一樣。對於勞動監察人員瀆職的，及時追究其法律責任。

　　總之，建立起類似警察隊伍一樣的“勞動警察”，使其有能力及時有效查處勞動違法案件。通過政府強有力的介入，以從根本上扭轉勞動者的被動局面，加強對其權利的保障。

　　3、在勞務輸入地建立專門的農民工工會，以有效保障農民工權利

　　由於沒有建立起有效的農民工工會，導致沒有組織能夠代表農民工利益。這引起了嚴重的後果，如農民工的權益持續受到傷害；在農民工、用人單位之間缺乏平等有效的溝通平臺，農民工處於劣勢地位；農民工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及時引導其依法解決，引發惡性案件發生，影響社會穩定。

　　雖然目前工會組織也在探索怎樣吸引農民工加入工會，但只有一些與所在單位建立了相對穩定勞動關系的農民工加入了打工單位的工會，更多流動狀態中的農民工都沒有能夠加入工會。

　　建議在很多城市都建立單獨的農民工工會，如建立北京市農民工工會、上海市農民工工會。農民工工會作為行業工會，加入所在城市總工會，如北京市農民工工會加入北京市總工會，接受其領導。農民到城市打工，可以直接加入所在城市的農民工工會。鑒於農民工的弱勢地位以及我們黨和政府為農民辦實事的政策，農民工工會的經費要麽來自政府，要麽來自企業，而不應該來自農民。農民工工會針對農民工開展的所有活動都應當是免費的。

　　農民工工會應當積極組織對會員的培訓。農民剛剛到城市時，對所在城市、城市規則、怎樣維權等都知之甚少，農民工工會應當積極針對上述內容開展對農民工的培訓。同時，農民工工會應當積極開展農民工維權活動。

　　4、取消勞動仲裁製度，建立單獨的勞動法庭

　　設置一裁二審、仲裁前置的勞動爭議處理製度，其本意是要通過勞動爭議仲裁機構的專業性，及早解決勞動爭議。但現實情況是，勞動爭議仲裁前置製度的設立反倒成為及早解決勞動爭議的一大障礙。建議取消勞動仲裁製度，設立獨立的勞動法庭，在積累經驗的基礎上設立獨立的勞動法院。

　　1998年到2002年五年時間，全國法院系統共審結勞動爭議案件42萬件，比前五年增長1.7倍。2003年、2004年案件數分別達到137656、163151，2004年比2003年上升18.4％。2003年137656件案件涉及案件標的金額37億元。單純從這些數字來看，似乎勞動爭議案件數量還有限，不足以單獨設立勞動法庭或勞動法院。但要看到的是：法院受理勞動爭議案件數量與真正發生的勞動爭議案件數量相比只占很小比例。如據統計，2001年至2003年，各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年受理案件分別為15萬件、18.6萬件、22.63萬件，平均年增幅達23％。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每年受理案件數都超過法院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數的近70%。撤消勞動仲裁委員會，這些案件都會到法院解決。另外從2003年法院受理案件涉及標的金額３７億元來看，當年僅僅農民工就被拖欠工資1000億元左右，即使37億元全部是農民工案件，其也僅僅占農民工欠薪總額的3.7%，所占比例很小。如果更多農民工案件依法到法院來尋求救濟，那麽每年勞動爭議案件將可能按倍數增長。所以建立單獨的勞動法庭是不會缺乏案件的。另外，勞動法庭還可以按照行政訴訟程序審理用人單位或勞動者對勞動行政機關處理決定不服的行政案件。



　設置勞動法庭後，應當通過立法將審理勞動爭議案件的時限縮短，如一般按簡易程序審理。這樣不僅可以大大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農民工的維權成本，而且可以大大降低國家機關處理勞動爭議案件的時間和經濟成本。德國、意大利、瑞典、芬蘭、新西蘭、智利、法國等國家都是建立的勞動法庭或勞動法院這種單一的司法救濟模式。

　　這種製度變革並不會增加國家財政投入負擔。取消勞動仲裁製度以後，國家可以將用於勞動仲裁製度的費用轉移到勞動法庭領域，這樣就增強了勞動法庭的力量，使勞動法庭在處理勞動爭議案件時可以迅速有效發揮作用。

　　當然，如果能夠直接建立勞動法院，通過立法規定勞動爭議案件適用區別於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特定程序，以保障這類案件能夠及時有效被審結，將是最佳改革思路。

　　5、用人單位必須直接與農民工簽定勞動合同，徹底鏟除“包工頭”這一中間環節

　　農民工權益被侵害、尤其是農民工被拖欠工資，一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用人單位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由於沒有書面勞動合同的約束、發生勞動爭議後缺乏書面勞動合同這一最直接的證據和最直接的衡量侵權與否的標準，用人單位在拖欠農民工工資、不給農民工上社會保險、加班加點而不支付相應的加班費、發生工傷後拒絕賠付等問題上才得以肆無忌憚。而不簽勞動合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又是因為在農民工和用人單位之間存在著“包工頭”這樣一個中間環節：農民工出於對“包工頭”的信任和依賴，不去堅持要求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用人單位充分利用“包工頭”不惜墊資、壓價、犧牲農民工合法權益也要拼命攬到 工程的迫切心理，在明知違法的情況下也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

取消“包工頭”、由用人單位與農民工直接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由用人單位將工資直接支付給農民工個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建設部在2003年9月30日《關於切實解決建築業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通知》、2004年9月6日《建設領域農民工工資支付管理暫行辦法》以及北京、上海、河南等省市的一些地方性法規中，都做出了企業與農民工簽定合同、將工資直接支付給農民工的規定 。《勞動法》第98條、勞動部《關於加強勞動合同管理完善勞動合同製度的通知》（勞部發〔1997〕106號）、勞動部辦公廳《關於用人單位不簽訂勞動合同，員工要求經濟補償問題的復函》（勞辦發【1996】181號）、《違反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辦法》、《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行政處罰辦法》等法律法規規章中，都規定了用人單位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處理辦法。但是，由於法律規定處罰太輕、勞動監察部門執法不嚴等原因，這些規定實際上都很難被落實，用人單位不與農民工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現象還大量存在。

　　郭增光等80余名外地農民工在北京打工的案件暴露了目前這一問題的尷尬。他們於2005年3月份開始在北京市房山區某建築企業打工。打工之初，郭增光等人便要求與用人單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用人單位一拖再拖。郭增光等農民工工作一個多月後再次要求與用人單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用人單位提出“愛幹不幹、不幹走人、勞動合同就是不簽！”。郭增光等40余名農民工於2005年5月18日到房山區勞動監察大隊舉報，勞動監察大隊告知：現在不能立案，等我們向領導匯報後再告知是否立案，你們回去等消息吧。時至今日，房山區勞動監察大隊仍然沒有立案，郭增光等80余名農民工已經被迫回老家。

　　有關建議是：

　　（1）、通過立法明確規定只要發生勞動關系，就必須簽定勞動合同；實行“誰受益、誰負責”的原則。如在建築領域，建築企業作為農民工勞動的受益單位，要對使用農民工承擔法律責任，不論是通過中介公司介紹還是包工頭介紹，建築企業都要與為其建築項目工作的農民工簽定勞動合同；對於將項目分包給其他企業的，建築企業有義務監督分包企業與農民工合同簽定、工資支付等情況的落實。對於分包企業沒有簽定書面勞動合同、不能及時支付工資的，建築企業承擔連帶責任。也就是說，要通過確立起由受益單位負責的製度，以徹底解決受益單位、承擔單位、分包單位、包工頭之間互相推卸責任的現狀。

　　（2）、修訂立法，明確、加重對不與農民工簽定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的處罰力度，增加對農民工的賠償數額。現行《勞動法》第九十八條規定：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的條件解除勞動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訂立勞動合同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改正；對勞動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這一條款在司法實踐中根本無法執行。建議修改為，“用人單位沒有與勞動者簽定勞動後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支付補償金。補償金支付標準按沒有簽定勞動合同的時間每天200-500元計算。”

　　（3）、嚴格執行用人單位用工登記製度。用人單位招用農民工後，不管用工期限如何，都必須向用人單位所在地勞動行政部門辦理用工登記。以自覺與農民工簽訂書面勞動合同。

　　（4）、勞動監察部門、建設部門都要認真負起責任，不但要經常進行檢查，而且要保證在接到舉報以後及時立案查處。應當明確的是，如果確認了“誰受益、誰負責”的原則，那麽可以非常容易判斷誰是受益單位，勞動執法部門可以及時處理案件。

　　6、建立培訓、免費咨詢和指導與法律援助相結合的農民工維權體系

　　2004年1月6日，司法部、建設部聯合下發了《關於為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和農民工工資問題提供法律服務和法律援助的通知》，這個通知體現了政府對保障農民工權利的重視。但正如本報告第一部分已經介紹的那樣，基於法律援助的巨大成本，大範圍對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將是得不償失的做法。有時甚至不如將政府支付給律師的法律援助費用直接支付給農民工劃算。那麽怎麽來推進農民工的維權行動？

　　有關的建議是：

　　（1）、政府以及工會（成立農民工工會以後主要是農民工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社會團體、有關民間組織、律師積極組織開展針對農民工的維權知識和技能培訓活動，以切實提高農民工維權能力，從而實現一般農民工權利受到侵害案件自己能夠解決。目標是30%的勞動爭議案件農民工能夠自己解決。

　　（2）、建立有效的熱線咨詢體系。在農民工權利受到侵害以後，如果依靠自己的能力無法解決，則可以及時通過熱線獲得法律咨詢服務，專業律師或者其他專業人士可以指導其維權。目標是50%的勞動爭議案件能夠在律師的指導下得到解決。

　　（3）、對於那些即使有了專業指導，農民工自己也無法解決的案件通過法律援助機構提供法律援助獲得解決。目標是20%的勞動爭議案件能夠獲得法律援助，在律師的代理下得到解決。

這樣就不但提高了農民工素質，增強了其能力，而且有效降低了維權成本，同時有效保障了農民工權利。

結束語

　　2004年秋天，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不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堅持以人為本，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但不容回避的是：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是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我們怎樣在製度層面推進農民工權利保護，將是我們面臨的重大社會課題。

　　如果按著上述思路進行改革，不但預防了欠薪案件的發生，可以從根本上解決欠薪問題，而且減少了勞動仲裁這一環節，提高了農民工自身維權能力，加強了政府預防和處理作用，大大降低了農民工維權成本。

　　最後要強調的是：農民工權利保障問題絕不僅僅是工作層面問題，即使花大力氣解決了當前欠薪問題，如果不對製度進行改革，還將繼續產生如此嚴重的欠薪現象。所以當前迫切需要的就是對製度進行改革。



中國工人階級的人生 寫於 二零零五年



“起得比雞還早，睡得比貓還晚，幹得比驢還累，吃得比豬還差。”這是形容中國民工生存狀況的“經典”比喻，如今常常被一些“憤怒青年”引申開來自嘲，後面還得加上一句：“賺得比民工還少。”

在城市人身邊，民工像空氣一般重要的存在卻往往為人所忽略，他們在建樓、修路、賣菜、送貨、裝修、清潔、做保姆、當保安……他們的戀愛結婚、生兒育女、有喜有怒、笑過哭過……但是這些並不為許多城市人所關註。

有一次，《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裝修自己新房的時候，猛然發現了一個以前從未註意的現象:裝修民工與汙染同眠——大多數裝修民工為了省錢，就住在充滿粉塵、噪聲和有毒氣體的裝修房內。

記者與來自江蘇高郵的木工師傅陸正來有過這麽一段對話：



“你們為什麽就住這裏？”

“住這裏劃算，上海房租太貴，在這裏還可以省水電、煤氣費，幹活也方便。”

“你們總是這麽住嗎？”

“是啊，我在上海基本上不掏房租，裝修完一家就換到另一家住。”

“這裏汙染很厲害啊！我一進來眼睛就痛，你們怎麽住得下去？”

“沒問題，我身體好得很！”

“但這樣會留下後遺癥的。”

“沒事的，我這麽多年都這麽過來了。”

“要是到你老了，發病了，你怎麽辦？”

“唉，那是以後的事了，現在哪管得上……我身體真的很好，你放心。”

他拍著瘦瘦的胸脯保證說，惟恐房東以“汙染”的借口不讓他住在裝修房裏。

城裏人對裝修汙染畏之如虎，他們都接受過這樣的知識普及：

裝修時，瓷磚、石膏、特別是放射性元素的石材易釋放出氡，氡無色、無味，但對人體的影響卻是終身的，是導致肺癌的第一殺手；多種人造板材、墻紙中都含有甲醛，甲醛被國際癌癥研究機構確定為可疑致癌物質，而且還能致使胎兒畸形；苯主要來源於膠、漆、塗料和黏合劑中，人在短時間內吸入高濃度的苯，會出現中樞神經系統麻醉的癥狀，重者會昏迷乃至死亡……

裝修民工的身體真的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嗎？據新華社報道，北京、長沙等地出現多起民工裝修中毒事件，還有民工產下畸形嬰兒。

上海仁濟醫院呼吸科主任許以平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在多年門診中，遇到過不少實在挨不住來求醫的民工，其中有一位油漆工的病例令他印象深刻:“他告訴我最近一直胸悶、氣喘，檢查發現，這位民工的肺已經有哮鳴雜音，日積月累的化學品給他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影響，後來不得不中斷工作、花大量的時間治療。”

輿論對裝修民工健康的冷漠更令人深思。登上Google，輸入“裝修汙染”和“民工”兩組關鍵詞，找到數十條相關新聞，但一條條閱讀時發現，“裝修汙染”與“民工”均分屬不同新聞，與“民工”相關的，都是指責裝修民工不講信用、偷工減料、野蠻無禮等，沒有人想到在告誡城市居民註意裝修汙染的同時，提醒一下民工兄弟。

2002年7月25日，《瀟湘晨報》甚至還有過民工擠住豬圈的報道：

“一個不到10平方米、由豬圈改成的小住房內，竟然住著一大群民工。昨日清晨，人們發現，這個地處(長沙)車站北路某工地的住房裏，一位民工因窒息而死。”



“吃得比豬還差”

中國人講究“民以食為天”，但是對生活在物質條件豐厚的城市裏的民工來說，一個“吃”字，充滿了苦澀。

建築工地的集體食堂基本上都被承包，而承包者往往與大小老板有千絲萬縷的關系，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在夥食上克扣民工已是公開的秘密，不少民工在城裏，比在農村的老家吃得還差。

在上海莘莊南廣場一家新樓盤裏，《瞭望東方周刊》聽一位來自湖北黃岡的民工埋怨說：“我們吃得比豬還差！每天都幹重活，吃這種東西怎麽支撐得住！”



有一次，記者來到一處建築工地的民工食堂，看到：餐桌黏乎乎的，可以刨得出一層黑泥來；竈臺就搭在低矮的工棚內，蒼蠅飛舞，偶爾還有老鼠光顧；大米裝在一個臟乎乎的大麻袋裏，上面扔著頭盔、手套，廚房裏沒有任何防蚊防蠅措施和消毒設備，大鍋旁邊，有一碗灰色的粘連在一塊的東西，仔細一看，原來是鹽……

民工集體食物中毒，已不可避免地接二連三發生：

2001年元旦，西安建築科技大學一建築工地62名民工誤食未煮熟食物，發生食物中毒，被送往醫院急救。

2003年8月，蘇州工業園區近400名民工因食物中毒，被連夜送醫院急救，病人們控訴說:他們全是吃了工地食堂的菜中毒的！他們建築工地的食堂是老板的妹妹承包的，經常從菜場買一些不新鮮的菜讓民工吃，“今天賣不完的菜，明天再拿出來賣，不管賣到第幾天，一定要把這些飯菜賣光為止。”

2004年6月，內蒙古烏蘭浩特市一家建築工地發生了一起41名民工集體中毒事件，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疾病控製中心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民工出現嘔吐、腹瀉、腹痛等癥狀，系食用了存放達20小時的剩饅頭所致。

……

去年上半年，中國十多個省市的糧油批發市場上，陸續出現了一種被稱作“民工糧”的大米。它比一般大米便宜三分之一還多，而且非常搶手。

“民工糧”因大量銷往工地而得名。從外表看，“民工糧”和其他的大米相比，顏色發黃，拿在手裏聞聞，還有發黴的味道。

“民工糧”其實就是陳化糧，而陳化糧是指已經陳化或變質、不宜直接作為口糧的糧食。相當一部分陳化糧中，都含有大量的致癌物醛，以及黃曲黴毒素——目前發現的最強的化學致癌物。

不少糧油攤位都出售“民工糧”，但“民工糧”並不是擺在明面上，大多是藏在後庫房的，不過也有明目張膽擺在外面的，銷售呈公開化趨勢，在天津，甚至還打出了廣告，上面直接寫“民工米”！

在缺乏行政部門監管，也缺乏輿論支持的情形下，民工餐桌上的食物質量越來越差。他們曾在鄉村種過糧、養過豬，也許他們的妻子和父母現在還在鄉下種糧、養豬，而如今他們卻在城裏吃著陳化糧、垃圾肉……



一年一度的春運，一年一度的票荒，一年一度的擁擠與忙亂，身心俱疲，苦澀無奈。

民工買票到底有多難？去年1月10日晚，《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寒冬的雨夜親歷了民工通宵排隊買票的全過程。

晚上10點，記者來到上海市曹楊路400號——普陀體育館。這是上海火車站為方便民工買票而臨時設立的售票點。記者和民工一道排在等待購票的人海中。那幾天上海連降細雨，站在雨中不知不覺鞋子、褲子就已濕透，冷得直打哆嗦。

晚上11點左右，一位身披雨衣的工作人員走過來，在記者右手背上用紅色水筆寫了一個號碼“481”。記者這才詫異地發現，隊伍中每位民工手背上都依次畫上紅色編號。編號人員說，11日買票順序就按編號大小排列。



記者不禁有些疑問，既然編了號，大家為什麽還要連夜守在門外呢？經打聽才明白，等待買票的民工們既不知道工作人員什麽時候來編號，也不知道什麽時候可以放行到大廳排隊等候買票，即使加上編碼的，一旦錯過“放行時效”也得等在隊伍最後。

淩晨3點左右，天繼續下著冷雨，濕漉漉的館外馬路邊，已排起了近500米的“人龍”。連續幾天排隊排出經驗的民工們全副武裝，披著雨衣、戴著口罩等在隊伍裏，衣服和鞋子用塑料布裹得嚴嚴實實以防濕冷，他們隨身攜帶著熱水瓶、熟食，餓了來點“夜宵”，冷了喝點開水。初來乍到的民工們衣衫單薄地站在風中瑟瑟發抖，鞋襪濕透實在凍得不行，幹脆在馬路邊蹦來蹦去增加身體熱度，馬路上蹦蹦跳跳的隊伍遠看就像一條蠕動的長蛇。

淩晨4點左右，記者明顯感受到一股寒氣從腳底直逼胃裏，饑寒交迫。隊伍裏傳來了陣陣騷動，七八個穿製服的人驅車趕來，其中一個號稱是“頭”的胖子高聲吆喝：“排好隊，站好、站好！我們來查號了！”七倒八歪的人群頓時齊刷刷地站起。

5點鐘左右，記者終於隨民工一起，踉踉蹌蹌地走進了賣票大廳，腿腳冰得近乎麻木。大廳裏除了偶爾的噴嚏聲外，安靜得很。民工們個個饑寒交迫、疲憊不堪。

大廳內，大家都在忙著清理濕透的鞋子和褲子，大廳外“高高興興出門打工，歡歡喜喜回家過年”、“民工兄弟，歡迎下次再來上海”的標語顯得格外醒目，民工手背上一個個編號也紅得格外刺眼。

就在這時，突聽一名身穿製服的工作人員拿著大喇叭高喊:“向大家通報一下，上海西站的票我們這兒一律不售。”聲聲抱怨隨之響起。記者很納悶:難道這些信息只能在通宵達旦排隊後才能告訴民工嗎？

江西來滬打工的羅先生終於買到了當日第一張返鄉火車票，他一邊抹著被雨水打濕的頭發，一邊有點語無倫次地跟記者說:“票可終於拿到了！”在這之前，年過五旬的羅先生在指定售票點上海普陀體育館外，排隊等候了整整兩天兩夜。

票總算買到了，但漫漫回家路，仍然上演著無數悲劇。

這幾年，不時可見這種讓人心酸的報道：春運期間列車超載、乘客擁擠，民工突然精神失常。一名突發列車精神病的民工持刀刺死另一名不相識的乘客，前來製止的乘警也被刺成重傷;一名民工突然拿出一大疊百元大鈔，竟在車廂內大把拋撒人民幣；一名民工站立過久，突然打碎玻璃，縱身跳出車外……

2004年1月9日,上海開往重慶的K74次列車上，從上海打工返鄉的安嶽農民楊某，由於車內擁擠、空氣憋悶，在列車即將抵達重慶站時，夫妻倆精神突然失控，持刀沖進3號車廂乘務員室，將乘務員逼到角落，並將門反鎖。

列車進站後，夫妻二人見到窗戶外有人(便衣警察)，情緒激動:“不準看,快走開,我們是鐵道遊擊隊……”丈夫不停地持刀揮舞，同時語無倫次地咆哮:“火車到了……我帶了茶水……你們回家了……”

警察試圖輕言細語說服他們，氣氛有所緩和，突然一聲高亢的火車嘯叫傳來，那男子觸電般亂叫開了:“鬼子的裝甲車進村了……”語音未落，突然瘋狂地持刀直奔列車員。眼見形勢危急，車外埋伏的幾名刑警一躍而出，用鐵棒砸破了車窗玻璃，一番混戰後，製伏了這名男子，四名刑警亦告受傷。

這類驚險場面越來越多，新華社在2004年1月18日還專門播發了一則春節衛生知識：

春運期間，相當多的旅客是外出的民工……為了避免發生類似“旅途精神病”這樣的悲劇，希望外出民工乘火車時，盡量避開春運高峰期。在乘車前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如長途旅行要備足食物和水，安排好行程，準備一些應急的藥品等。臨行的前一天，一定要吃好、休息好，切忌因情緒激動而影響休息，因睡眠不足造成疲勞。在列車上，盡可能保持正常飲食……



每年春節前夕，在北京、上海這些特大城市的一些現代化居住小區裏，會出現這樣的文字：“春節將至，民工回鄉，希望廣大居民提高警惕，加強防盜意識。”這顯示出，一些城市出現了“妖魔化民工”的趨勢。





例如，杭州某商場工作人員拒絕四個看起來像“民工模樣”的男人進入該商場;某房產廣告稱“小區安靜，沒有民工騷擾”；某公廁上告示“民工禁用”；蘇州一高檔小區抵製民工入住，即使這些民工是以合法的租用手續入住的;廣東省東莞市厚街鎮東溪村公園的門口曾懸掛這樣一個告示長達一年之久:禁止外來工入園，違者罰款100元……



2002年，一位陳姓青島市民給當地報紙寫信，提議在公共汽車上設立“民工專區”：



“作為北京2008年奧運會的夥伴城市，青島的市民素質步步提高，其著裝越來越幹凈。而與此同時，在青島打工的民工卻素質低，不講衛生，衣服上沾滿油汙，乘公交車時經常碰到市民身上，引起市民的厭惡，時間久了，雙方的隔閡越來越深。最簡單的解決辦法是在公交車上隔出小塊區域專門供民工使用，這樣可以減少市民對民工的厭惡感，消除雙方的隔閡和矛盾。”



對民工們來說，再苦再累，也比不上城裏人歧視帶來的傷害。



數字100市場調查公司2004年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地做過一項調查，實際完成樣本量327個，調查結果是：民工受歧視的問題比較普遍，55%的民工認為自己在城市受到歧視和不公正對待，認為受到較大或很多歧視的比例達到20%。



調查顯示，民工感覺最難接受的是:被嘲笑、作弄或遭人白眼(22%);被執法人員隨意扣留罰款(13%);服務人員對民工態度明顯較差(12%)。



調查同時顯示，民工最反感的歧視內容在三個城市具有較大的差異性:北京主要是拖欠工資、被人嘲笑作弄、被人扣留和罰款；上海主要是被人嘲笑作弄;廣州則主要是被人扣留罰款以及服務人員對民工態度差。



歧視民工造成這樣一種怪象:城市人離不開民工，又希望民工不要進入城市人的生活圈。



零點研究集團新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進城務工者普遍有強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意願，他們當中有72%的人表示願意與當地城市居民交往，有82%的人“喜歡城市的生活”，69%的人“希望能成為這個城市的一分子”，90%的人“希望能被這裏的城市居民尊重”。但結果往往令他們失望。



一位名叫馮俊巖的民工，在跟《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長談時，感嘆說：“我來天津十年了，還未交著一個城裏朋友……”



馮俊巖生於1965年，安徽太和縣人，他說：“1994年我和妻子翟秀花一起來天津謀生。從拾荒到賣菜、賣水果，現在有了一些積蓄，還有兩輛卡車，一輛做水果生意，一輛跑運輸拉磚，每年還給家裏的老人寄許多錢回去，10歲的兒子也接到天津上學，現在讀四年級。按說我過得還可以，用你們城裏話，算是成功人士。可是我有一大苦惱，10年了，沒有交著一個天津市的朋友。”



“俗話說出門靠朋友。10年來，我努力維系著朋友圈子，經常交往的鐵哥們也有二三十個，有安徽老鄉，也有其他外地來天津打工的，但都是‘同類人’。我沒交著城裏朋友，不是不想交，也努力過，但那是一面熱，人家城裏人根本看不起你。”



“也有一種城裏人主動找我們交朋友，但幾乎都是城裏地痞。起初我們不知道，聽信了‘有事找我們’的話，以為在城裏有了朋友，不受人欺負。可是，我們養不起他們，幫一點小忙，他們沒完沒了地找你要錢，賭博、吸毒、找小姐，賺的錢還不夠他們花的，還打人，跟掉進了陷阱一樣。最後花了好長時間，費好大勁才擺脫他們。”



《瞭望東方周刊》就這個問題在天津街頭也隨機采訪了一些市民。他們的回答是:“沒想過要和他們交朋友”;“他們那麽臟，怎麽可能互相交往”；“他們沒有戶口，沒有個單位，沒有個固定住處，上了當哪裏找去”；“沒有共同語言，在一起說什麽呢”；“和民工交朋友，沒有搞錯吧，農民企業家還差不多”。



2004年10月11日16時許，黑龍江大慶市讓湖路區中央大街農貿市場。從農村老家進城打工的人力三輪車夫王強像往日一樣，在這裏“溜活兒”。突然，迎面駛來一輛汽車。為了躲避汽車，王強慌忙中猛拐向路邊，將三輪車駛到了人行道上。瞬間，三輪車的車輪碾壓到了一對夫婦牽著的一只小白狗，小狗當場死亡。

狗的兩位主人是一副“貴族”派頭的城裏人。他們對王強指責了一通後，說：“只要你給死狗磕三個頭，這事兒就算拉倒。”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王強無奈，只好趴在地上朝著死狗磕了三個頭。本以為事兒到這兒就算完了，可王強磕完了頭，狗的主人又向他索要600元錢，理由是他們的狗死得冤枉，這些錢是用來“賠償”的。

王強將身上的所有口袋都翻了個底兒朝上，只翻出20元錢。這是他一天的收入。看到那對夫婦不依不饒的樣子，王強額頭的汗水混合著委屈的淚水，順著兩腮流下來。



最後，王強只好向其他人力三輪車夫求助。大家你一元我一元湊到了200元錢。那對夫婦從王強手裏接過200元錢，揚長而去……

2004年7月1日晚上11時左右，包繼友和楊海生，兩名在昆明一家私企做保安的農民工，到鳴泉村小塘子工地巡視。不久，他們遇到了四名鳴泉村護村隊隊員。

“他們滿嘴酒氣，問我們這麽晚了出來做什麽，我們說巡查工地。他們不由分說，揮舞棍棒就向我們打來……很快就被打得幾乎昏死過去。清醒一點以後，我發現我身上的錢包、手機都不見了。”包繼友回憶說。

隨後，幾名護村隊員把兩人押到了鳴泉村老年活動中心，用手銬將他們反銬，令他們跪在地上，把下巴放到活動中心的長凳上，只要頭部稍有挪動即招來膠木棍、鐵管的暴打。

“不久，又有一個人來了，他們五個人出去弄了幾瓶酒來，一邊喝酒，一邊輪流打我們。”包繼友說。

暴行從深夜11點一直持續到淩晨。包繼友大便失禁，順著褲腿掉了出來。

“我聽見一個人說，把你的屎吃掉！”

盡管被打得奄奄一息，但思維還算清晰的包繼友怎麽也不肯聽從。護村隊員繼續打他。有人用棍子挑起大便，塞到他嘴裏……

“我實在被打得不行了，只好吃進去。我吃掉一坨，他們逼著我把另外兩坨也吃掉。第四坨被他們勒令戴著手銬的楊海生用手捧著扔掉了。”

以為已經沒事的包繼友被一個隊員按住頭，他們勒令他把地上的汙物舔幹凈。



一個人的生活，應該是由吃喝拉撒、工作、休息、娛樂、感情乃至摔跤、爭吵、受傷、唱歌等等宏觀元素和細節元素共同構成的，缺少其中一兩個細節元素，無礙大局，但如果缺少了一兩個宏觀元素，一個人的生活就會傾斜乃至坍塌。

《瞭望東方周刊》對民工做過一次調查，對問卷進行統計分析之後，記者發現，工作之余民工的消遣方式十分單一。

其中，男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舉為(可重選)：無所事事(67%)、找老鄉聊天(40%)、打牌或者打麻將(19%)、給家裏打電話(19%)、喝酒(11%)，有5%的男性農民工坦承自己找過小姐。

女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舉的有：給家裏打電話(52%)、逛街(35%)、找老鄉聊天(28%)、看書讀報(27%)、吃完就睡(20%)。而城裏年輕人業余生活中“上網”、“泡吧”、“參加培訓或自學技術”、“談戀愛”等主要項目，民工很少選擇。



在回答“城市打工生活，您最大的感覺是”這一個題目時，22%的男性民工、30%的女性民工選擇了“空虛寂寞”。

脫離簡單的數字，他們的空虛，具體的人和事則更能體現。在成都的一個建築工地，《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見到了來自四川仁壽縣的農民蔣春來，他53歲，出來打工五年，單身多年，不久前找了個帶有兩個孩子的寡婦。仁壽是四川一個人口過百萬的農業大縣，記者也曾去過那裏，貧窮落後，農村裏的青壯勞力走了十之八九。

蔣春來是個石匠，性恪直爽，喜歡聊天，也不把記者當“外人”，很快就攀談起來，話題什麽都有，並不避諱精神生活話題。

“要說這五年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寂寞、寂寞、還是寂寞！”蔣春來說。

“我在現在這個工地幹了四五個月了，白天幹活，晚上就沒事了，幹什麽呢？我倒是有辦法消磨時間，因為我會吹笛子。這還是當年學會的本事，如今成了個愛好。可惜，我不會那些花哨的新曲子，只會吹幾個老曲子，像什麽《南泥灣》、《北京的金山上》等。”

“我還能吹吹笛子，那些什麽也不會的兄弟就閑得慌嘍！真正工地上的民工，實際上大多數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真像我這樣能自娛自樂的很少。大多數人平時的消遣就是看錄像、玩牌、打麻將。當然，玩牌、打麻將都是要賭錢，否則不刺激。很多人輸得連生活費都沒了。”

“這些年輕人大多數都還沒成家找老婆，可能談上戀愛的很少，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對象，實在憋得慌，就去找小姐。就拿我們這個工地來說，附近的小姐很多，花幾十元錢就行，還有更便宜的。”

2004年11月27日晚，在北京順義區白辛莊村順義國際學校對面的一家小錄像廳內，五六十名正在看黃碟的民工突遇警方檢查，民工撞倒小屋的石棉瓦墻逃離時，有20余人慌亂中跌進深達六米的化糞池。28日，建築公司從化糞池裏打撈出兩名民工屍體。

人們說，根據中國的現實條件，當前最基本的，是讓農民工在城市裏找到活路，不要挨餓；受到管理，不要犯罪;拿到工錢，不要“跳樓”。

然而，農民工的精神生活，也已確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了。

情人節沒有情人

愛情是人類永恒的主題。然而，在民工的生存空間裏，這似乎變成了一個奢侈的名詞。

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多為二三十歲年輕人，正處於婚戀的黃金時期。但是，對這些漂泊在城市的農村年輕人來說，無論是尋找一段美好的愛情，還是過上正常的性生活，都十分困難。在他們的感情世界，情人節是沒有情人的。

去年2月14日情人節這天，《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與一幫民工聊天時問：“情人節和誰過？”不料引起一陣哄笑。一個農民工說，“情人節是你們城裏人的節日，與我們不相幹。”另一個說，“我們的飯錢都是老板提前給的，哪有錢買花。”還有年紀略大一點的說，“老婆在鄉下，想過也找不著人吶。”最後一個說得更實在，“一天做活累死，哪有心思過節喲。”

2003年的情人節，新華社曾組織了一次關於民工如何過情人節的報道，最後落在報紙上的組稿題目卻是：“我們不喜歡溫馨浪漫的西方情人節”。為什麽呢？原因和前面提到的一樣：沒心情、沒金錢。

在記者進行的調查問卷中，不少年輕的民工表達了自己對真摯的感情有著一份期待。其中，29%的男性民工、25%的女性民工都選擇了“我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愛情，但我還沒找到”，只有極少數人表示“從來不相信愛情，一切都是逢場作戲”。但各有20%的男女民工同時認為“世上有愛情，但愛情敵不過金錢”。

那麽，是什麽原因使民工的戀愛如此困難呢？

流動性大、交際範圍窄，是青年民工在婚戀方面遇到重重困阻的主要原因。來自湖北、在上海打工的民工方輝說,居無定所,流動就業,四處漂泊,也許一次失業就能讓兩個熱戀的打工仔相隔千裏，最終成為陌路。他自己就有過這樣的經歷。

在《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叢峰的家鄉，也有許多年輕人外出打工,一走幾年,春節都不回家。可是,為了結婚，他們最終還是要回到家鄉。相反，一些本來在當地過日子的農民,由於離婚了，便把田地往外一租,扛起鋪蓋出去打工了。許多單身的男女,則往往一去就是十年八載，杳無音信。所謂的愛情、婚姻,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惟一維系這些農民工與家鄉的紐帶。



也許，愛情、婚姻、生育都還是一些隨意的話題，而更深一層，農民工的性生活問題則顯得有些難於啟齒了。

對於生理處於性欲旺盛期的年輕農民工來說，性壓抑已經成了他們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瞭望東方周刊》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在回答“多久過一次性生活”一項的顯示中，選擇“一星期過三次以上性生活”的男性農民工只有5%，而女性農民工是0%;有19%的男性、18%的女性選擇了“時間長了記不清”。

在“據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樣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沒過性生活了，他們會選擇幹什麽”這一道選擇題時，男性農民工21%選擇“找小姐”、18%選擇“整夜睡不著”、18%選擇“喝酒麻醉自己”、25%選擇“看黃色錄像”或“講黃色笑話”；女性農民工有19%選擇“拼命幹活發泄”，5%選擇“強忍著”。

已婚夫妻因打工而兩地分居，長期沒有性生活時，一根電話線，就成了夫妻間傾訴感情的主要渠道，39%的男性、55%的女性農民工通過“給家裏打電話”來度過漫漫長夜。



調查發現，觀看黃色錄像是民工的主要“精神”生活和“業余生活”。民工們大都承認，從錄像廳看完黃片出來，心裏就癢癢的，想找個“路邊店”。這些打工人群身在異鄉，面臨著巨大生存壓力和心理壓力，加上難以排解的性壓抑，極易導致心理扭曲和變態，引發違法犯罪行為。1999年全國性病患者達800萬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城市外來民工。

據統計，2002年北京市外來務工人員有224.4萬人，已婚或成年民工的正常性生活，因各種因素得不到適當地滿足，部分人因此患上性壓抑癥。

《瞭望東方周刊》在四川和上海進行問卷調查時，談到民工性生活調查或發放問卷時，經常引起在場的農民工的哄笑或竊笑，但大夥兒對問卷卻很有興趣，幾乎是一一認真做答。一位22歲的工人還講出了自己的心聲：每次上街，看見美女想打招呼認識，卻又怕人家誤會。這令他很是苦惱。

有一次，他和十幾位工友一起去附近一個公園健身房打乒乓球。一會兒，從門外進來一位美女，他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了過去。這位年輕的民工笑嘻嘻地向記者講述了當時的情景：“開始，我只是遠遠地望著。後來，美女上了跑步機，我便假裝玩器械，走過去近距離地看。當她看我時，我趕緊把視線移往別處。那次，我足足看了有半個小時，但並無惡意。惟一感到遺憾的是，沒有跟美女打個招呼。”

壓抑的性生活，導致了各類奇聞怪事在農民工群體中層出不窮。安徽農民工邱某白天看見一個報刊亭裏張貼了很多人體攝影的圖片，回到工地後，邱某把自己的所見告訴了同鄉。當天半夜，睡不著覺的同鄉與邱某一起來到報刊亭，他們兩個人打著手電筒觀看玻璃上的人體攝影圖片。從此經過的行人發現報刊亭旁傳來聲響以為遇到了竊賊，趕忙報警，河東巡警趕到後才知道實情。

2002年，曾有一條新聞在成都引起了轟動:一個名叫譚福軍的農民工爬上蜀都大道旁一工地的腳手架，爭看一家商場搞的“內衣秀”而摔傷，此後，他再也不能出外打工了。

26歲的林某來成都打工已經八年了。“活兒累點不怕，反正有的是力氣，最難忍受的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時候。”他直言不諱地說，“我是20多歲的人了，當然想女人。想多了之後，精神上就有些受不了。不怕你笑話，我甚至產生過半夜出去攔個女人強奸的想法，但我曉得那是犯法的，只有拼命控製自己，尋找其他途徑(發泄)。”

這也是他目前面臨的最大精神困擾。“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我開始迷戀別人陽臺上的女內褲。後來，我又發現了工地旁的一個廁所有女人進出……”有一次他進女廁偷窺，被人打得滾進了糞坑裏。

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中國性學會秘書長胡佩誠提出:解決正處於青壯年打工人員的“性壓抑”辦法來自兩個方面，當然最直接的辦法是圓了他們的鴛鴦夢，通過夫妻團圓、介紹對象這樣的方式從生理上來解決，而更重要的一個解決辦法則是從心理上解決。



一提起農村、農民，人們的腦海中就會浮現出一個勤勞、淳樸、憨厚的人物模樣，像魯迅筆下的閏土。但記者進行的調查也明晰地顯示出:當今農民工群體正面臨一場精神危機。

劉某進城打工八年，他已經換了三四個工作，原因不是因為私企老板克扣工錢，就是自己嫌工資太低。他所在的紙箱廠有50多名職工，大多是年輕人。記者問他廠裏有沒有成立黨支部、工會或者共青團，他搖頭說沒有，“我不知道廠裏還有黨員。”他在初中時加入了共青團，但“不知道28歲要退團的事”，也不記得自己有沒有交過團費。

他說，廠裏平時從來不組織活動，“老板只是追求效益”。工人們業余無事可幹，“打牌的時間最長”，每次打牌都要賭錢。

他所在的廠絕大多數是外地人，以安徽、蘇北人為主，也有貴州人，平時以地域劃分幫派，“廠裏工人打架的事情太多了，不打架我們倒覺得不正常，尤其是打牌賭錢時，動不動就打起來了。”廠裏工人打架，幾乎不報警，大部分都私了。



2004年，記者在四川和上海進行調查時遇到的青年農民工，大多數是初中畢業或小學文化，很少有人讀過高中，這也代表著城市農民工的基本文化構成。最後，調查問卷顯示，這些人所受到的道德教育仍停留於學校時代和家庭的影響。也就是說，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停留於十年或數十年前，城市的熏陶對他們幾乎沒有什麽正面影響。

四川省仁壽縣文宮鄉保樓村小學教師林子江，是一位傳統的農村知識分子，他教過的很多學生現在都外出打工了，現在，他又在繼續教他們的孩子。

林子江說，出去的青年農民工，平時很少回家，一般只是在春節的時候回家。和這些年輕人聊天，我發現他們在外面沾染了很多不良的習氣。這些年輕人說話，一般都透露出他們在外面吃了“沒文化”的虧，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好好學習。可仔細一問，他們讓孩子好好學習的目的不是成才，不是建設國家，也不是賺大錢、考大學，而是最簡單的幾個字——“不讓城裏人瞧不起”。這將極大地影響下一代的農村娃娃啊。

記者曾到江蘇省采訪，這裏鄉鎮企業很發達，農民工很多。然而，市委接待的幹部卻熱情地告訴記者：“要了解民工情況，請找公安局。”並強調說：“我們的民工管理做得很好，經驗已被全面推廣，受到中央綜治委的肯定。”

江陰市委宣傳部一位負責人明確告訴記者：“要采訪農民工的管理情況，只有找公安局。”記者問：“還有沒有其他部門管？市領導哪位分管？”這位負責人想了半晌，說：“只有公安部門說得清楚。”江陰市公安局一位幹部直截了當地告訴記者：“主要目的是防止違法犯罪。”

有關專家指出，這說明一些政府自覺不自覺地走入了一個“歧視民工”的誤區。這種歧視性的管理傾向，對中國的城市化和農村的現代化，將十分有害。

為民工創建城市新家園

如今，農民工已成為我國工人階級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令人欣喜的是，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已經開始通過積極創建新型組織載體，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以滿足農民工空虛迫切的精神生活需求，實現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

上海市普陀區桃浦鎮最大的民營企業新奇生公司，在2003年建立了上海第一個新經濟組織的民兵營。記者在這個公司看到，300多名青年農民工全部以部隊編製住在宿舍裏，各個宿舍窗明幾凈，被子疊得整整齊齊，連鞋子也依一條直線擺放，與大多數又臟又亂的農民工宿舍相比有著天壤之別。

民兵營營長、新奇生公司辦公室主任王玉蘭告訴記者，公司還修建了一個民兵活動室，裏面有各種各樣國防教育讀物和其他報刊書籍，每天晚上6點到9點向農民工開放，十分熱鬧。她說：“過去，外來務工人員像一盤散沙，業余時間也沒有什麽文娛活動，下班後到外面閑逛，喝酒，醉了就打架，惹是生非，難於管理。民兵營建立起來後，他們的業余文化生活極大豐富起來。農民工高興，企業也少了麻煩，生產效率也上去了。”

根據上海市總工會的統計，目前上海的770萬產業工人中，就有380萬是外來務工人員，占工人總數的近50%。集體經濟、全民經濟組織越來越少。由於形勢變了，以前政府工作大部分精力放在企業身上，現在思路開始轉變，根據外來人員為經濟所做的貢獻，慢慢地把主要精力轉移到外來務工者身上了。



歐洲左派國家的本質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兩點半，結束了與瑞典社會民主黨的會談後，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 立即投入下一步計劃--訪問英國工黨。但在與英國駐瑞典大使館聯系後，所得答復是， 辦理簽證手續需一星期。這樣，即使拿到簽證赴倫敦，也會錯過與法國社會黨約定好的會 見時間。代表團三成員經過討論，決定改變計劃，這次就不訪問英國工黨，取道南下， 訪問不在原計劃中的丹麥、荷蘭等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由於時間還有富余，我們決定去拜訪陳世忠 先生。



五月二十二號傍晚，代表團一行三人應邀到流亡瑞典的著名民主人士陳世忠先生家作 客。五月下旬的南瑞典氣候溫暖而清涼，十分宜人。大西洋暖流使接近北緯60度的斯德 哥爾莫比位於北緯45度的哈爾濱還要溫暖得多。世忠先生家所在的小鎮離斯德哥爾莫市 區約一小時車程。小鎮處處綠草如茵、大樹挺拔。安靜清潔的街道蜿蜒在綠色大自然 中。下了公共汽車後，沿著小徑走向不遠處一群掩映在樹林後的公寓樓。世忠先生指著 那裏說：“看，那就是我的家。”



雖是第一拜訪，亦不知下一次拜訪會在何年何月，世忠先生一家仍像歡迎多年不見的老朋友那樣熱情洋溢地接待了他們，使我們深受感動。陳太太在熱情地招呼我們之後，就立即下廚作菜，未幾，幾碟美味的中式佳肴就端了上來。已近一星期沒有嘗到中餐美味的我們道謝之後就大快朵頤了。



餐間，陳世忠先生的子女與我們攀談，氣氛十分輕松融洽。聊談間，我們才省悟到，世忠一家都在以極其頑強的意誌和努力吸收異國文化。世忠先生的女兒在就讀大學，短短幾年間已基本掌握相當困難的瑞典語，各科學業成績優異。她對未來充滿信心，決心今後在以學到的專長服務社會的同時，還以自己的雙語優勢來促進中瑞文化交流，和增進中瑞人民的友誼。世忠的兒子，比世忠晚來瑞典一年半。現在也在大學學習，並且積極參加各項活動。生活在瑞典這個真正民主、自由的社會，他感到非常幸運和幸福。所以他也特別地希望能為中國的自由和民主做些事情!



世忠先生家所在的小鎮華人數量屈指可數。世忠先生一家除與這些華人家庭聯絡外，還積極融入當地社會。世忠先生全家經常參加各種社區活動，既有政治性的也有其他，如體育運動。世忠先生參加了瑞典社會民主黨，他的理念和熱忱得到許多黨員朋友的贊賞 和推崇，他所在的黨組織已決定推舉他參加所在選區的議員競選。世忠先生已經接受，並為此作各方面的準備工作。世忠先生原已通曉英文，現在為了在瑞典更有效地投入各種活動，他又刻苦地學習瑞典文。







瑞典流行一種比較特殊的球類運動--撞球。世忠先生一家興趣盎然地參加這項運動。本來撞球運動需要很大的肌肉爆發力。對於身材較細瘦東亞人來說，先天性地不占優勢。但是世忠先生一家經過刻苦鍛煉，成為瑞典國家隊的成員，並在好幾次比賽中活得獎牌、獎狀。世忠先生把這些獎牌、獎狀拿來給我們看，眼中閃爍中自豪的光彩。



由於晚間車次所限，我們不能久留。晚飯後不久我們就起身告辭返回斯德哥爾莫。世忠先生把我們送到車站。瑞典的公共汽車真是準時，踏著分針來到。世忠先生立在車外，車開動後仍向我們揮手告別。世忠先生一家在瑞典的生活給我們以極大的啟思。猶如一株生命力旺盛的小草，在任何土地上都能積極紮根，頑強生長。這是我們民族精神的體現。華夏民族的勤勞、聰慧、好學、善良，使之有著無限的生命力、適應力。這種精神在世忠先生一家有著典型的體現。他們對生活積極的態度深刻地嵌印在我們的腦海之中，成為激勵我們的榜樣。



當世忠先生的身影已消失在馬路的轉彎處；當那個小鎮已模糊在黝黑的夜幕中時，我們心中都默默為世忠先生一家祝福，希望你們的家庭在這裏開花結果，把中華文化嫁接在北歐文化上，那遠源的遺傳基因優勢會結出尤其優秀的果實。



返回斯德哥爾莫的火車，車廂裏乘客稀少。劉國凱等一眼看到車廂那頭有位東亞面孔的人。瑞典中國人極少，那是個中國人嗎？劉國凱等很自然地走過去，用英語向他詢問。得到肯定的答復後，就在他身邊坐下並攀談起來。



王先生來瑞典已將近二十年。在國內醫科大學畢業後再留學瑞典。學成後在瑞典做外科 醫生。照算王先生的年紀有四十多歲，但看上去只是個三十出頭的大青年。我們問他有 什麽保持青春的秘方，他說沒有哇，在瑞典這種安寧的社會中生活，人心情輕松愉快， 就會顯得年青些，如在中國那種爭奪性很強的環境中生活，人都會快衰老些。你們知道 ，瑞典人均壽命是全世界最長的。



幾句話使我們對王先生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和好感。我們像老朋友一樣縱橫談起來。王先 生告訴我們他每月收入有七萬多克朗，稅後只有四萬多。幾種稅加起來拿走了他工資的 百分之四十五，但他對此並無微詞。他對瑞典國民收入的相對均衡而造就的社會和諧、 人心安定深表認同。



我們笑對他說：“外科醫生在國內可是一大神聖呀！像你這樣有國內醫科大學文憑，又 有留學學歷，再加上多年臨床經驗，回國去可真是前(錢)途無量呀！”



王先生聽懂了，笑笑說：“是錢途無量吧？我知道，國內一些從前的大學同學也建議我 回去。可是國內那種生活氣氛我已經不能適應了。”







“為什麽？”



“人際關系太勢利。回國探親過幾次，實在不慣那種喧鬧奢侈。還有他們小聲卻津津有味講的紅包。醫者救死扶傷，醫德喪失到這樣的地步，還有什麽好說的？”



聽了王先生這幾句肺腑之言，我們對他更對肅然起敬。王先生表示，他寧願留在瑞典過 這種踏實的、連刷刷墻壁都要親自動手的平凡生活，也不回去分享以出賣醫德換取的優裕奢華。



後來，教育工作者出身的周延風三句不離本行地與王先生興致勃勃地談起怎麽教育好少年兒童時期子女的心理學問題。劉國凱、劉因全對此是門外漢，遂漸漸出局昏睡。直到周延風對他們大聲說，到站了！才一骨碌站起來倉促對王先生揮手告別。



在我們逗留斯德哥爾莫的三天中，有兩次去一間店名叫“亞洲城” 的中餐館就餐。吃 的是每人一大碗牛肉湯面。單價95克朗。這是餐牌上最便宜的項目。五月二十四日我們第二次去時，大概由於是熟客了，waitress張小姐除了照例的招呼外，有了點題外話。



她問道：“你們是大陸來的嗎？”



我們反問她：“你看像嗎？”



“不像。”



“為什麽？”



“大陸來的旅行團會有導遊帶著，但你們也不像大陸來公幹的。”



周延風說：“大陸來的共產黨官兒怎麽會到這裏來呢？”



劉因全說：“就算來了也不會只吃大碗面。”



張小姐說：“大陸來的公幹也有到我們店子裏來的，可那氣派可不同了。一坐下就大呼小 喝地叫‘餵！服務員，過來！’一點禮貌都沒有。”



我們一聽，樂了，問她：“你看我們怎樣？”



“明顯不同啦！”



劉國凱說：“共產黨的官來了不會像我們這樣只吃大腕面，而會叫很多上菜，給你們店子帶來一大筆生意不是很好嗎？”



“生意多少是老板的，反正我就知道他們吃的是公費。我就氣他們拿公家的錢大吃大喝，要的酒都是最名貴的。”



聽了張小姐這翻話，我們都明白她雖是個waitress，但很有正義感、是非感。果然在送上湯面來後，乘著還沒有其他客人要招呼，張小姐還跟我們談到她的回國見聞。她說：“回國一趟，看到可氣的事真是太多。我孩子病了，把他送到醫院時，就親眼看見醫生護士把受了傷，交不起押金的民工硬是推出醫院。一點人道都沒有。我們瑞典這裏哪會那樣。還有，我帶孩子看病時，醫生護士的那臉色啊！後來知道我們是從瑞典回國探親的，又都換上笑臉。真正一副勢利相！……”



吃完面結賬離開時，周延風向張小姐亮出了我們的真實身份，並對張小姐說：“社會民 主主義最關註社會公正。瑞典這麽國富民安、社會和諧就是因為實行了社會民主主義。 以後若有機會我們請你到中國講你在瑞典生活的親身感受，你願意嗎？”



張小姐爽快地回答：“沒有問題！”



從王醫生到張小姐的這些言談，我們深深體會到潛藏於民間的正義，增強了我們為在中國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信念。



我們乘坐的長途巴士於五月二十四日夜十一點多鐘到達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在我們的想象中，作為一國首都的城市，其長途汽車總站一定會有相當的規模。到達哥本哈根，就算太晚找不到旅店，就在汽車總站裏候車室的凳子上打個盹。位於北緯五十幾度的哥本哈根這個季節不到四點就天亮了。幾個鐘頭不難挨，還正好節省一晚的旅店費。



不料情況大大出乎我們的預想。哥本哈根的長途汽車站根本沒有什麽候車室，只有一個小小的售票亭，而且早就關了門。車子就暫停在一個空場地上。什麽？到站了？站在哪裏？我們一下懵了。尤其糟糕的是外面正下著雨。車子還要繼續上路。司機催我們趕快從車底行李櫃中取走行李，然後嘟地開走了。望著冷酷無情遠去的長途汽車，我心中升起一陣被遺棄的感覺。我們拎著行李廂、淋著雨茫茫然地望著空蕩蕩的場子，人生地不熟，不知如何是好。



我們漫無目標地走在渺無行人的街道上。雨中街燈也顯得尤其昏暗。風把雨用力砸向我們，雨濕透了外衣再向裏邊滲透。我們不知該怎樣度過這個風雨交加無處藏身的夜晚。難道真的要成為流浪漢？仿徨中轉過一個街角，劉國凱發現遠處有座高樓燈光相當明亮，建議過去看看。天無絕人之路，那就是一間旅店。問問價錢三人房換算為120歐元，真貴。但別無選擇了。辦理完手續，換洗完就寢時已是一點多鐘。







第二天(五月二十六日) 早晨九時，我們按時交了房後，就去打聽丹麥社會民主黨總部在哪裏。但我們被告知今天是節假日，而且要一直放假到下星期一。沒有辦法，我們只 好放棄訪問丹麥社會民主黨的打算，繼續南下荷蘭。



下午兩點半，我們乘坐長途汽車南下。但汽車不到荷蘭，只到漢堡。我們必須在漢堡換乘火車才能到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晚上十點到達漢堡，十一點就有一班火車到阿姆斯特丹。正好。可是這趟火車不直達阿姆斯特丹，而要在一個叫恩斯特的車站轉車。轉車須等四個多鐘頭。我們想，不要緊，就在恩斯特的火車站候車室裏休息四個多鐘頭吧。然而，我們又一次失算了。若大的恩斯特火車站候車廳裏竟沒有一張凳子。坐在地上不是辦法。在候車大廳裏轉來轉去也難以打發那四個鐘頭。後來周延風發現車站的站臺上有凳子。坐是可以坐了，可是，在攝氏8度的低溫中，再加上風呼呼地吹來，坐是坐不住的。劉國凱為了禦寒，就在站臺上到處走動。沒想到這下有意外的發現。站臺的另一端有間玻璃屋，屋裏靠墻有三張長凳，而且還開有暖氣。這一發現使劉國凱大喜過望。他立即把這好消息通知劉因全、周延風。三人立即遷徙，進入這“北國江南”。劉因全、周延風倒頭就睡下了。不久兩人鼾聲此起彼落。劉國凱睡了一下睡不著，也擔心睡過頭誤了車，就幹脆起來拿出筆紙起草與瑞典社會民主黨會談的紀要。



五月二十七日清晨，總算到達了阿姆斯特丹。又是一個雨天。代表團一行三人幾經轉折冒雨來到阿姆斯特丹市政大樓。據說荷蘭工黨總部就設在這裏。可是荷蘭也在放假。這時我們才知道，北歐幾國都同時都在放假，是慶祝二戰解放的節日。我們已預約五月三十日(星期二)與法國社會黨會晤。那就暫留在阿姆斯特丹，爭取五月二十九號上午能會見到荷蘭工黨，再立即趕往法國巴黎。



確定了日程後，就開始解決住宿問題。跑了許多家旅店都說客滿。我們這才意識到情況不妙。北歐放大假，阿姆斯特丹又是旅遊重地，看看街頭雨中竟有如此熙熙攘攘的遊客，不由心裏發毛。我們尋找旅店的足跡愈來愈往市區邊緣移。由於雨愈來愈大，拖著行李到處走實在沈重。劉國凱建議把三人的行李都放在汽車站，由劉因全看著，他和周延風再向更遠處尋找旅店。



平時，劉國凱從不穿皮鞋。這次出訪為鄭重其事穿了皮鞋，在這幾天的顛簸跋涉中，腳被皮鞋磨破了，走一步痛一步。好不容易找到一間有客房的三星級旅店。單人房100歐元；雙人房150歐元一晚。住三晚共750歐元。哪裏住得起？由於北歐物價遠遠高於紐約。旅店費和就餐費都大大超出預想。雖然帶出來的錢是加了安全系數的，但若這樣用法，也有回不了美國的危險。為節省開支，許多餐都只以面包清水湊合。在最大宗的開支--旅店費上不能不更“摳”些。又找了幾間，客滿。唉，難道我們真的要在750歐元的高價和做一次流浪漢之間作出抉擇？



周延風終究記起他是帶了把雨傘來的。這次從行李箱中拿出來使用。雨疏一陣緊一陣。一把雨傘兩個人用。兩人不得不靠得近一些。在經過一個公共汽車站時，十米之外劉國凱就看見兩個身材修長，五官長得相當甜美可愛的荷蘭洋妞對著他和周延風詭譎地笑著。擦身而過時，那莫測高深的笑容尤其深刻。他有點摸不著頭腦。正在狐疑之間，周延風開腔了：



“餵！國凱，你覺察到剛才那兩個洋妞對著我們古怪的笑嗎？”



“察覺到了？嘿！怪了，笑什麽呢？”



“笑什麽？笑我們是男同性戀罷！”



“什麽理由？”



“一把雨傘兩個男人靠得那麽近來打。”



“這就成為判定我們是同性戀的理由？”



“你想想，一把雨傘才三、幾塊錢，誰買不起？還要兩人共一把雨傘，不是同性戀是什麽？”



“是不是北歐有些國家同性戀和性交易都是合法的？”



“是，荷蘭就是。”



“既然這樣就應見怪不怪，何必對著我們怪笑。”



“那也不未必。因為我們是東亞人。東亞人搞同性戀還是很少的。物以稀為怪嘛！”



“還是其他民族的人敢於表達，如果是中國女孩，有什麽驚訝疑問都會裝在肚子裏，不會對著陌生男人怪笑。”



“那是，這兩個洋妞長得還真不錯。”



“是不錯，只是不但比我的兒子小多了，也比你的女兒小。長得錯不錯，不輪到我們來品評了。”



“哈哈哈！”



洋妞莫測高深的笑暫時驅走了劉國凱、周延的煩惱。帶來一股生活的樂趣。可是，稍過一會，一陣急風夾著雨點打來，他們重新省悟到自己準流浪漢的處境。前面還有最後一個希望。是間三星級的旅店。城區已將盡，再往前就不會有旅店了。



進去後，旅店服務生給了他們一個喜出望外的消息。此處有空房。雙人房分兩種。一種是160歐元一天，一種是110歐元一天。劉國凱立即決定就住此處，租110元那種。周延風問：“只是雙人房，怎麽辦？”劉國凱說：“兩人睡床一人睡地上。總不能租兩間雙 人房吧。”



辦完手續進去一看，才知道為什麽這種雙人房便宜那麽多，原來是閣樓房。一邊是斜的 ，直腰就撞頭。但是既省了錢，又不至當流浪漢，值了！西式床無論大小都是分上下墊的。劉國凱靈機一動，把其中一個上墊拉到地上，於是兩張床就變成了三張床。三個人的就寢問題就此解決了。流浪街頭的夢魘總算過去。



在瑞典的斯德歌爾莫我們就看見用以代步的自行車。愈往南走自行車愈多。到了阿姆斯特丹，自行車的陣容龐大威武。在火車站外、汽車站外以及市區的某些公眾場地上，都設有不收費的自行車停放點。所停的自行車從數十到上千，蔚為大觀。阿姆斯特丹新城區的街道都設計有自行車道。除一般類型的自行車外，還常見帶嬰兒籃的自行車，設計得安全堅固，十分實用。



從經濟購買力來看，北歐諸國的民眾並不比美國低。可是為什麽自行車，這種在中國城市都相當式微的交通工具在北歐卻大放光彩呢？



從德國到瑞典，再從瑞典到丹麥、荷蘭，我們都有這樣的經歷--在公共汽車上問路。公共汽車到站了，我們上去向司機詢問到某某地方去是否該搭乘這班車，由於司機的英文水平大都有限，要經過一些手勢語言的輔助才能成功取得相應信息。這時，公共汽車上的乘客都安詳地等著。有兩次由於問的時間太長，我都擔心有乘客會不滿意。想不到氣氛仍然是那麽安祥。我轉身向乘客們抱歉地笑笑，他們也對我回以微笑。這種情況使我感覺到北歐社會的安祥、生活節奏的舒緩、和對待外地人的友善。



很可能，正是由於生活節奏的相對舒緩，才使低速的交通工具自行車有拓展的空間。當然，北歐諸國的城市規模有限也是原因。自行車用於交通，其半徑以五公裏左右為限。太遠則有困難。不過光這一點仍不能圓滿解釋紐約這類特大城市自行車的徹底出局。在紐約的皇後區和布魯侖，許多人的上班處離家也就只一、兩公裏的距離，但人們也要開車或乘車。公共汽車站兩百米左右就有一個，似乎人們都不大願意走路。而在北歐這樣的上班距離人們就會選擇騎自行車。於是這又使人悟出北歐自行車文化的發達除來自生活節奏的舒緩外，還基於人們對能源的節約心理。



確實，美國人對能源是不夠節約的。有統計數字說明，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不到的美國消耗了世界石油的百分之五十。而歐洲的人均消耗率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這其中，北歐的自行車文化功不可沒。此外，歐洲的汽車都設計得較小也是原因。北歐的一般用車和出租車都是四缸小車，而且許多都是中國的夏利牌型--沒有大後倉。九十年代後期，歐洲還設計出一種單人小車。坦率地說，那種車從美學角度來看是乏善可陳的，但它仍有市場。看看在美國往往一個上班族開著一輛六缸車、甚至越野多功能車，再看看普遍身高在一米八到一米九之間的北歐男子甘願鉆到小巧玲瓏的汽車裏，這種小車文化與自行車文化同時說明著北歐人對能源的節約心理。







那麽中國呢？據說中國經濟在起飛。起飛的標誌一是東南沿海城市“水泥森林”大增，二是城市裏自行車被迅速淘汰。固然，海洋般的自行車潮不能印證一個社會工業的發達；同樣，一個社會保持一定程度的自行車文化亦不能印證它工業的落後。北歐社會就是例證。



如果說，美國人在不必要使用汽車時，和不必要使用大功率汽車時而使用之，其根源來自一種習慣生活方式。這個方式隱含著對地球能源日益枯竭的漠視。那麽在中國，不必要使用汽車的人們也要購買汽車說明了什麽呢？



中國有這樣一些情況，廣州、上海某些大城市近郊的農民由於賣地而迅速致富。但這個致富是相當短期的。土地的售出將使他們失去最基本的生產資料。與土地有關的再生產手段由此絕對消失。賣地相對來說的巨額收入如不作相應的投資而只用於消費，那麽將有坐吃山空之虞。可是有許多農民在不費吹灰之力而致富的面前失卻了正確的人生的方向。這些收入除了成為那些地方賭檔和黃業的經濟支柱之一外，也促進了汽車的銷售。一些因人口多或其他原因分款更多的農民在本無需要、或買“農夫車”更實用的情況下，購買了小汽車。以此向左鄰右舍炫耀。這種炫耀又會拉動攀比鬥富的社會效應。



摩托車在汽車工業發展的過程中是自行車到汽車的過渡型。如果是短途，可用自行車而不必用摩托車，如果是長途，一般人也受不了摩托車的疾風吹擊。故此，在當今世界，摩托車除了作為一項專門運動的工具外，就是警方等特殊部門的工作器具。但是在中國，摩托車急速地把自行車擠出社會。大、中城市裏的許多市民以使用自行車為恥。因為那太落伍了；太寒酸了，而群起購買摩托車。由於市區摩托車泛濫成災，交通部門不得不緊縮或停止摩托車車牌的發放。然而在北歐，人們看到的是小型汽車與自行車並存，很難看到摩托車的蹤影。這種情況說明了什麽呢？說明了北歐社會與中國社會大相徑庭的社會生態。北歐安祥、務實、富而節儉。中國浮躁、虛華、未富先豪。



性交易合法化會造成性泛濫，這應是一個正向邏輯。它極容易理解。性交易合法化，任何一個想出賣自己身體的女人都可以去出賣。任何一個想以金錢購買願意出賣身體的女人的男人，都可以去購買。於是社會性行為會變得十分放蕩。社會道德操守滑坡。許多人因此沈淪；許多家庭因此解體。



可是這個邏輯與我們在北歐各地感受到的社會生態不符合。北歐社會安祥、和諧的氣氛折射著它道德風貌的水平。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其結構依然穩固。至於是否造成了性泛濫？我們也沒有明顯感覺。這主要是從街頭廣告和書刊報紙中去取得信息。而在倘佯歐洲的過程中我們簡直沒有看到任何色情的街頭廣告和書刊。當然，這也許是由於我們只是浮在社會表面，沒有進入它的深層。



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天)，我們遇到從瑞典南下後唯一沒有下雨且陽光普照的好天氣。中午在斜頂房裏吃了面包清水後，就入城到處走走逛逛。水城阿姆斯特丹的確獨具一格。許多條運河把城市劃分成許多塊塊。每條運河旁邊都有道路。據說這是它與另一水城威尼斯的區別，威尼斯的水道常緊貼房屋。由於歷史悠久，古跡很多，我們在在許多地方攝影留念。老城區的房子年代久遠，有些已明顯歪斜。上面嵌有18幾幾年，甚至16幾幾年的字樣。一百多年、甚至三百多年的房子豈能不舊。



由於是星期天，又是艷陽天、還是大假的最後一天，阿姆斯特丹街頭的遊人特別多。老城區裏有些地方人群熙攘、擦背比肩，幾乎走不動。我們隨著人群漫無目標地飄流著。飄呀飄，突然周延風指著前邊說：“你們看，那是什麽？”劉國凱、劉因全順著他的手指望去，小運河對面街道的一間樓房的二樓有一個穿著紅色比基尼裝的洋妞站在一個落地大窗前，對著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搔首弄姿。咦，怎麽回事？我們三人不無驚訝。隨著人流繼續向前，我們很快明白了，這大概就是阿姆斯特丹性交易合法化的具體體現吧。因為到了跟前，我們發現不僅是那間房子的二樓有這樣的鏡頭，在這條街的兩邊許多房子的一樓、二樓都有類似的鏡頭。這大概就是性交易的集中地吧。究竟是政府有意識地予以集中，還是業者的自行集中則不得而知。



人流到此處流速更為緩慢。人們都走走停停，大多在每一間有比基尼女子的房子前駐足下來行註目禮。人群由老中青組成，甚至還有為數並不少的女子。這條街大約兩百米長，還有幾條橫巷。總共大約有幾十間這樣的“玻璃展覽屋”吧。屋裏的比基尼女子大多是白人，也有少數黑人，還有個別亞洲女子。一個無可更改的自然法則是，人們在經過黑人女子的透明香閨門前時，速度大多只稍慢於一般步行。而在美麗的白人女子門前，速度減為零。作某一時間的暫停後，才再向前移動。







大約一個鐘頭，我們才“走”完了這條“泥濘”之路的兩側及橫枝。



“怎麽樣？你們有何感覺？”劉國凱發問道。



“嗨，太意外了，就算有點感覺，對這種形式也完全無法接受。”劉因全說。



“我也覺得無法接受。如果我是個還沒結婚的青年人，我就會對其中某個我認為最漂亮的女子說：跟我走吧！嫁給我吧！我不會計較你的過去。”



“哈哈哈！”



“你的感覺又如何呢？”劉因全、周延風反問劉國凱。



“我？我只是理論上承認其中有的女子確實美麗，但在實際上毫無感覺，不知這是不是我比你們年長一截所造成的實際狀況吧！”



“哈哈哈！”



“這裏還有個實際情況不知你們有沒有註意到，就是好像看不到有人進到玻璃屋裏邊去。”劉國凱說。



“好像有，當然少。由於進去只是個一瞬間的過程，數量少我們就會註意不到了。”劉因全說。



周延風補充道：“有些玻璃屋拉上了門簾、窗簾，這是否可以解釋為已有人進去了。”



離開那個街道後，我們的討論有所升級。就是性交易與性泛濫的關系問題。此處性交易雖合法化，但性交易的頻度顯然很低。從粗略的統計來測算。在我們流經那條街的一小時左右裏，會有數千人流經那條街。其數量應為玻璃門後比基尼女子的一百倍。換言之，如果人群中的百分之一有交易行為的話，那些門簾、窗簾就都會拉上，可是，拉上的只是少數。這就是說，性交易合法化並未帶來性交易發達。這是性未泛濫的指數之一，亦是一個反向邏輯。



我們想到了中國。由於去國已久，對國內有關情況並無直接認知。不過，也從一些報刊中了解一些情況。據報導一個內陸城市太原從高檔夜總會到最低檔的洗頭屋，其色情場所超過一萬家，遑論東南沿海地區。性在中國遠比在北歐泛濫。這是為什麽呢？



性交易的頻度與其是否合法並無直接因果關系。這已為我們的親眼所見證實。性交易被列為違法的中國東南沿海城市，其頻度一定遠高於被列為合法的阿姆斯特丹。可見性泛濫與否還跟其他因素有關。那麽跟什麽因素有關呢？



首先會與社會公權力被壟斷有關。中國共產黨壟斷了社會公權力，其官員在經濟上大肆貪瀆的同時就是無可遏製的性享受。性享受直接帶動了性索賄和性賄賂。中共官員幾乎無官不貪，也幾乎無官不享有情婦甚至多個情婦。除情婦以外還大肆公款嫖妓。其他某些較富裕的平民也群起效尤，這是性交易廣大堅實的買方市場。這種性交易是高層次的。它不被中國法律所控製。中國共產黨的法律對底層社會的性交易是予以嚴厲懲罰的。“嚴打”期間曾屢將組織賣淫者判處死刑。但對共產黨官員的違法性行為卻熟視無睹，若非因其他問題東窗事發，中共官員的性索賄、性受賄、性享受永遠都不是問題。



性泛濫在中國得以形成在於它還有永無竭盡的賣方市場。既有大量為生活所迫的女子走上賣淫之途，也有一些受過相當教育的女子，或在校女大學生側身其間。天生麗質並欲以此為資本攀入上層社會者，由於有大量權力不受約束的共產黨官員的存在，使她們的企圖得以施展。社會公權力與美色緊緊地糾纏在一起，編織了中國當今社會性交易絢爛多彩的織錦。



除此之外還有個情況，就是由於東南沿海地區聚有大量性苦悶、性壓抑的民工，這促使了社會低層次性交易的活躍。不過，這與上一個社會現象相比顯然居次要地位。



北歐社會的性交易基本是個人行為。性交易不與社會公權力掛鉤，就永遠走不出低谷。如果人們系以其工薪結余去賣春，那麽永遠不會創造出碩大的買方市場。如果一個社會對其成員都保障了他們的生活，那麽也抑製了賣方市場的成長。在不存在公費養情婦和公費嫖妓的社會機製下，人們的基本生活又得到了保障，那麽，性交易即使合法，也成就不了輝煌的局面。



性交易應予合法化與否，或曰性交易合法化的利弊，社會學者們一直在進行著不倦的辯論。反對者多從道德層面著眼。贊同者多從實際著眼。諸如釋放性壓抑、降低性犯罪、避免黑社會、黑警的肆虐等等。



對此，我們沒有研究，也沒有成型的定見。中國社會民主黨的袍澤們有許多更重要的問題要考慮。這類問題根本排不上號。但是，我們北歐之行所看到的一些情況，卻啟思我們，在一個民主的、尊重人權的社會裏，即使性交易被定為合法化，也不會導致性泛濫。而在一個社會公權力被壟斷、底層人民生活沒有保障的社會裏，即使周而復此地掃黃嚴打，性泛濫和社會道德淪喪亦都難以逆轉。



五月二十九日夜十點，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巴黎。第二天一早先去火車站買到柏林的車票。(我們的飛機票是美國到柏林的雙程票)火車票價要兩百幾十歐元。劉國凱提出，是否到汽車站看看。根據從瑞典一路南下的經驗，汽車票價遠比火車便宜。果然，汽車評\票價不足一百歐元。搞定了到柏林車票，我們開始尋找法國社會黨總部。



在早晨離開旅店時就問過旅店櫃臺員：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裏？答復是：“什麽法國社會黨？法國社會黨是幹什麽的？”我們愕然。有沒有搞錯呀？法國社會黨是個什麽都不知道？不關心政治也不至於到這種地步呀！算了，不要再多問了，走吧！



在搞定車票問題，正式進入尋找程序後，我們才知道情況十分不妙。



首先是語言問題。在旅店時，櫃臺員是用英語跟我們溝通。但後來我們在外面向人詢問時，無一人用英語作答。我們完全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麽。這使我們悟出，旅店櫃臺員是要作生意，職業需要，故肯用英語。而其他人則一律固執用他們的民族語言--法語。



在德國、瑞典、丹麥、荷蘭，我們基本沒有碰到語言困擾。雖然這些國家的人們英語未必很好，但也大都粗通，雙方磨合一下，還是基本可以溝通的。







世界五大語系中(印歐語系、漢藏語系、南島語系、阿爾泰語系、閃含語系) 操印歐語系的民族人數最多，文化水平也最高。印歐語系又分五大語族：日耳曼語族、羅馬語族、斯拉夫語族、印度語族、伊朗語族。德國、瑞典、丹麥、荷蘭等許多歐洲國家與英國均屬日耳曼語族。同一語族中互相學習對方語言並不很困難。這就像漢藏語系中的漢語語族裏，北方語支的漢族人去學習吳越語支、南粵語支，斷不致像學藏緬語族那麽困難，更不消說沒有學其他語系的語言那麽困難了。同樣道理，德國、瑞典、丹麥、荷蘭等國的人學英語確實會比系屬羅曼語族的法國人要容易些。



可是，這還是不能解釋法國人的英語水平為何如此之“低”。法國人學英語總不會比中國人學英語更困難吧？須知法國與英國不但同在歐洲，而且是近鄰，兩國語言畢竟又同屬印歐語系，法國的國民教育水平也相當之高。



困惑中劉國凱突然省悟道：“我們怎麽會忽略這麽一個重要問題。其實我早聽說過法國人有極強的民族自尊心，熱愛本民族語言。非特別必要，他們是拒絕講英語的。而且據說從文法上來看法語比英語更嚴謹。為防歧義，有些國際條約文件都附有法文本。”



此行的英語翻譯，擔任中國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一職的周延風也說：“是，不要說在這裏，加拿大的法語區的魁北克還一直在鬧獨立哩。”



法國與英國在歷史上就是一對歡喜冤家。兩國皇族之間淵源不斷卻又征戰不休，以至公元十四至十五世紀時打了一場天昏地暗的百年戰爭。聖女貞德就是1428年法英戰爭中的法國女民族英雄。英國、法國都有自己引以為自傲的遺產。你有莎士比亞、瓦特、克倫威爾，我也有巴爾紮克、羅伯斯庇爾、拿破侖。多少年來我們都是般長般高的。憑什麽你英語當今就風靡天下，我法語就龜縮一角？好，就算你英語在其他地方不可一世，但在我們法國，沒門！你英語一邊涼著去吧！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次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訪法代表團就作了池魚。



怎麽辦呢？問一般人是毫無結果的，劉因全提議，得找政府部門的人問問看如何？由於看到街上有東亞面孔的人。劉國凱說：“我們且假定那是中國人，用中國話問他們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裏？如答不知，就問巴黎市政府在哪裏？總不會不知市政府在哪裏吧。”這個主意倒還有點效，我們藉此找到了巴黎市政府。嘿，這下有救了。市政府的人總會知道法國社會黨總部何在吧！而且他們總肯對我們講英語吧？



可是市府前(其實那是否真的是市府我們亦不敢肯定) 有兩個警察把守，不讓我們進去。無奈，離開那裏左右徘徊中發現一側門有人魚貫而入，只須檢查提包。我們隨著人群成功地混入。這下好了，一定能問得著了。



但是，高興得太早。進去一間辦公室恭謹發問，得到的亦是法語回答，不知所雲。旁邊一個中國婦女聽到我們對話就說，這裏是辦理領取企業執照的機關，你們提的問題他們不一定知道。你們找法國社會黨總部可以到中國大使館去問。我們說謝謝！當然我們不會去那裏自討沒趣和自投羅網。



走出這棟辦公樓後我們在院子裏倘佯。又問了兩個人，沒有答案。我們不知該如何是好。時間在一分一分地過去。我們的心在一寸一寸地往下沈。今天是最後機會。明天一早就要回程。難道這次真的連法國社會黨也會見不成了？唉！法國社會黨總部，你究竟在哪裏啊！



徘徊中就要走出那個側門時，劉國凱說：“不可以出去。要問還是在這裏找人問，這裏的人政治素質和文化素質畢竟高些，若到外邊隨機地問過路人，經驗已告訴我們，那樣效果是很低的。”說著，劉國凱看到一位服裝很講究的約五十多歲的西裝革履者從辦公室走出來。劉國凱立即建議周延風去問他。這一問徹底改變了代表團的命運。這是我們碰到的唯一願意用英語跟我們對話的法國人，而且他告訴了我們法國社會黨總部所在地址。並把地址寫在紙上。我們問他步行要多久？他說大約半個鐘頭。我們歡天喜地地離開了那個院子，開始了新的“征程”。



按著他指的大致方向，我們直奔而去。為了不至走彎路，我們不停地問人。這次語言只是輔助物，關鍵是出示那張寫有地址的紙，被問的法國人說什麽已不重要，只要他肯用手指指方位就行了，而這是沒有問題的。大約用了四十多分鐘，我們到達了目的地。當看到那位於一條不起眼的街道中一棟普通的三層樓房，樓房前的院子裏掛有一幅巨大的宣傳畫時，我們不由得一陣激動。嗨，法國社會黨總部，我們總算找到你了！因為那福巨畫上寫著法國社會黨要爭取2007選舉的勝利。我們不懂法語，但只須從英語去猜亦大致無誤。



這次尋找法國社會黨總部的坎坷全因劉國凱的頭腦中共產黨文化流毒太深而至。其實在赴歐之前，劉國凱的助手與法國社會黨進行過很多聯系。要預先得到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裏根本不是問題。“業余鬧革命”的極端忙碌不能成為理由，關鍵在於劉國凱潛意識深處認為，只要問巴黎任何一個市民都會知道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裏。堅決反對中國共產黨專製製度的劉國凱其實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共產黨的意識。他從北京任何一個市民、中國任何一個省會的市民、任何一個縣城的市民，都會知道黨中央、省委、縣委在哪裏，而潛在地推想巴黎的任何一個市民都會知道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裏。因為法國社會黨在八、九十年代曾連續十四年執政。1995年後雖失去總統職位，但在國會中仍保持強大影響力，總理一職亦曾繼續在社會黨人手中。如此之大的政治能量理應人人皆知。但是他忽略了，民主國家中的執政黨與專製國家中的執政黨，不但有原則的政治理念區別，其在民眾心目中也有迥然不同地位。專製主義的黨，黨和社會公權力是合一的。民主製度下的黨與社會公權力是分離的。中國共產黨是絕對權力的象征，是絕對正確，絲毫不可反對的神聖。而民主社會中的政黨是什麽？那只不過是一群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所組成的社團而已。如果競選勝利了，它可以執掌政權。但它隨時都會在競選中失敗，而回到社團的地位上去。民眾只是需要知道各級、各部門的政府機構在哪裏就行了？因為要辦理某些事情需要去找這些部門，而根本不必要知道某個黨的總部在哪裏。某個黨競選勝利了，有事就找相應的這個黨組成的或領導的政府部門。而不需要找這個黨的黨部。如果某個黨競選失敗了，那就更不必理會它了。這和固定壟斷社會公權力，不容絲毫染指、覬覦的中國共產黨何止天淵之別。



另外，從實體硬件上來看。中國共產黨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黨部--中國俗稱黨委員會--大樓是多麽巍峨輝煌。這是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物化象征。那大樓的宏偉也是市民知其所在的物質原因。對比一下法國社會黨的總部，就那麽一棟不起眼的樓房，更沒有什麽警衛之類。要不說，你就算從它門口經過也不會感覺到的。



尋找法國社會黨總部的喜劇給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上了生動的民主一課。也促使自以為懂得了民主的他們，尤其是身為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的劉國凱，痛感自己腦海深處其實還埋藏著許多共產黨文化的垃圾。清除這些垃圾是更有效地推進中國民主事業的前提條件。



二零零六年五月下旬，由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秘書長劉因全、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組成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分別訪問了瑞典、荷蘭、法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這次訪問具有開創性質，是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第一次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直接接觸。它標誌著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已開始匯聚於世界社會民主主義潮流之中。它成為這個潮流的一部分，壯大了這個潮流，也將從這個潮流吸取力量。



一、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瑞典社會民主黨總部。瑞典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安琳德、黨的競選事務負責人英格瑪和主管黨內教育的負責人桑德格雲會見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瑞典社會民主黨黨員、中國社會民主黨瑞典聯絡員陳世忠先生陪同會見。



會見開始時，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首先作簡短的英文發言(原文附後)，然後雙方進行內容廣泛的交談。劉國凱、劉因全以漢語表述。安琳德等以英語表述。周延風擔任中英翻譯，並在翻譯過程中補充自己的意見。(此後與其他歐洲黨的交流會談中均如此)



安琳德首先表示想了解一下中國社會民主黨的概況。對此，劉因全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組建的過程，目前的組織狀況。他尤其著重說明的是，由於在中國國內存在著中國共產黨對民主誌士的高壓和迫害，中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只能秘密存在。已有一些秘密黨部被中共政治警察破壞，成員被拘捕審訊，其中最嚴酷的是中國社會民主黨北京黨部成員、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理論研究室主任王小寧被判處10年徒刑。



劉國凱著重談到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面臨的困境。他說這困境由多方面的擠壓造成。在中國國內的所謂知識精英中一度流行“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這些“主義”實質上曲折地為中共專製主義張目。在國外的異議團體中流行著自由主義，誇大社會民主主義在追求社會公正的過程中對經濟發展的抑製作用。一些對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缺乏了解的善良人們以為社會民主主義與中共的“社會主義”大同小異，而對它采取疑慮態度。對社會民主主義最大的擠壓來自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對咒罵資本主義和吹捧資本主義都抱以無所謂的態度。這是因為共產黨前三十幾年一直在咒罵資本主義，近十幾年卻又在實行最不人道的早期資本主義。而社會民主主義是一面照妖鏡。它能照出中國共產黨對人類社會主義理想的背叛、歪曲和篡改，所以中國共產黨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和實踐，以及西北歐諸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諱莫如深。它深恐中國人民了解到這些後會加深對中國共產黨反動本質的認識，因此，中國共產黨欣賞“新權威主義”的流行；許可“自由主義”的流傳；而全力打壓社會民主主義的傳播。



安琳德說現在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大多與中國共產黨保持有聯系，而我們瑞典社會民主黨堅持不與中國共產黨發生聯系。你們對此有什麽看法？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對此表示由衷的欽佩。



安琳德接著說：歐洲許多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聯系並非認不清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在這方面，它們與瑞典社會民主黨是沒有區別的。只是它們認為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聯系有促使它發生變革的作用。對前蘇共就是這樣。



對此，劉國凱說：中國社會民主黨並不反對歐洲某些社會民主黨的這一做法。或許它會在某些具體事情上產生某些作用。但是如果以為這些聯系能促使中國共產黨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則是不現實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對此都闡述了自己的意見。意見可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1、前蘇聯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歐洲國家。中國是純粹的亞洲國家。從地緣政治來看，歐洲近代、現代民主理念對前蘇聯社會的影響滲透遠比對中國強得多。



2、只經過幾年國內戰爭的蘇共政權所造就的“革命功臣”階層遠小於經過二十幾年國內戰爭的中共政權所造就的“革命功臣”階層。這個階層是中共專製政權強大深厚的社會根基。



3、經過赫魯曉夫公開、深刻的“非斯大林化”運動，蘇共在精神上、組織上都有極大削弱。而鄧小平盡管內心對毛澤東極為怨恨，但他從穩定共產黨政權的大局著眼，非但拒絕公開的“非毛化”，而且繼續肯定毛的功績和地位。



4、蘇共沒有著力於接班人的傳承，致使具有民主思想的戈爾巴喬夫能破土而出。而中國共產黨則極為註重選拔、培養它的“革命接班人”。只有經過重重識別、篩選，被確認為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專製主義忠心不二的人，才有可能被選拔到領導職位上。現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竟然在中共高層內部會議上說：“不要以為北朝鮮、古巴在經濟上搞得不大好，其實在政治上它們一直是正確的。”胡錦濤講出如此荒謬的話，正從反面證明了鄧小平選拔“革命接班人”的成功。



根據這些分析，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認為，中國共產黨即使有一天發生根本變革，那一定是在強大的正義壓力下，而不是在溫和的建議下。因此，希望歐洲諸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能給予中國共產黨以強大的正義壓力。



安琳德提出疑問：中國的經濟有著20年的高速發展，對此，歐洲許多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都感到困惑。你們對此作何解釋？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對此的解答綜合為如下三個方面。



1、中國共產黨歷來實行黑箱作業。它公布的數字帶有極大的虛假成分。外界永遠無法得到真實的數據。



2、中國的“經濟奇跡”以巨大的資源消耗為代價。有統計數字說，中國創造出同量的產值，其資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三倍。中國共產黨竭澤而魚的經濟政策正在對有限的地球資源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3、中國共產黨的所謂“經濟奇跡”在中國造成了極其嚴重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中國共產黨的官僚和與這些官僚密切勾結的經濟暴發戶攫取了大量的財富，而廣大底層民眾則生活在貧困之中。東南沿海城市裏的高樓大廈與中西部農村的破敗雕敝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經濟奇跡”的虛假和災難。



在中國社會民主黨談到有加入社會黨國際的願望時，安琳德坦率地說：現在社會黨國際已有166個成員黨，還有許多黨在申請加入之中。社會黨國際對成員黨有明確的要求。一是其組織規模須達到一定的程度，二是不處於流亡狀態。故此，你們的組織目前不具備加入社會黨國際的資格。



中午十二時半，安琳德邀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共進午餐。午餐後，安琳德另有事務要去辦。在她將要離去時，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向她贈送了劉國凱的幾本著述和中國社會民主黨的黨旗。代表團向她解釋了這有五種顏色組成的黨旗的涵義。天藍色象征自由；純白色象征平等公正；草綠色象征繁榮；土黃色象征民主；紅色象征博愛。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說：這是中國社會民主黨自製的第一面黨旗。贈送給瑞典社會民主黨是為了表示對瑞典社會民主黨所給予支持的感謝。今後，當千萬面中國社會民主黨的黨旗在中國各處飄揚時，我們都不會忘記，第一面黨旗保存在瑞典社會民主黨黨部裏。



接著，瑞典社會民主黨中央競選委員會的負責人英格瑪向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介紹了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十二年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講解了今年競選的策略。然後瑞典社會民主黨黨內教育部門的負責人桑德格雲介紹了瑞典社會民主黨組織發展和黨內教育、黨員培訓等方面的做法和經驗，並詢問了中國社會民主黨在這方面的做法。中國社會民主黨如實介紹了有關情況。



劉國凱和劉因全說：中國社會民主黨在2000年成立後就創辦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網站，一度發展為有影響力的民主陣地。網站多次被中共網特破壞，又努力恢復起來。2003年我們創辦了美國國際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呼喊民主、傳播社會民主主義的書籍。2005年，我黨的教育部長蔡登文創辦了<時仲論壇>雙周報。發行量達13000份。其中有專門的“社會民主論壇”版面。由中國社會民主黨美西黨部主任、著名民主詩人蔣品超擔任主編，專門傳播社會民主主義理念。創辦這些網站、報紙和出版書籍所用的資金都是我們辛勤勞動的工薪收入。中國社會民主黨沒有向任何政府或民間基金會申請過一分錢，也沒有接受任何人的捐款。我們決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我們的理想和目標。我們雖然艱苦，但充滿信心，並感到其樂無窮。瑞典社會民主黨黨內教育部門的負責人桑德格雲聽了極表驚訝和欽佩。她並向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贈送了瑞典社會民主黨的黨徽。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對瑞典社會民主黨的訪問在友好愉快的氣氛中結束。



二、



中國社會民主黨原已與英國工黨聯系上。英國工黨國際聯絡部表示願意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雖赴美多年，但為不被中國共產黨指為沒有資格過問中國政治事務的外籍人，遂刻意保持中國國籍。由於英國在申根協定之外，經與英國駐瑞典大使館聯系，代表團三成員均未能取得進入英國的簽證。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臨時決定南下訪問丹麥社會民主黨和荷蘭工黨。



五月二十五日，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丹麥首都哥本哈根。但時值丹麥全國慶祝二戰解放節。一直要放假到下星期一(二十九日)，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只得繼續南下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五月二十六日到達阿姆斯特丹。荷蘭與丹麥一樣慶祝節日放假到下星期一。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決定把原定二十八日到達巴黎，以在二十九日訪問法國社會黨的計劃延後一天，以擠出時間在二十九號訪問荷蘭工黨。



三、



五月二十九日，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訪問荷蘭工黨。由於事先並沒有預約，荷蘭工黨國際聯絡部的負責人均有事務外出不在。但荷蘭工黨秘書處得知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遠道而來，遂臨時尋找能抽得出空來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荷蘭工黨人士。荷蘭工黨國際問題顧問、荷蘭工黨籍議員惹吾騰和在原有的兩次預定事務之間，利用午間(上午十一時五十分至下午一時) 會見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



惹吾騰詢問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一般情況，代表團作了回答。惹吾騰再請代表團談談中國國內的政治經濟情況，我們對中國各種現實作了綜合概述。



惹吾騰對中國的現實情況十分了解。他們說：我們很清楚，現在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內所實行的是把資本主義裏最壞的和社會主義中最壞的加在一起的最壞的東西。我們完全了解，中國某些大城市裏這些年建起的許多高樓大廈並不能說明中國的經濟有多麽好。因為中國工人農民的生活並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與過去相比，工人農民與政府官員和社會上層人士的生活差距拉得更大了。我們還知道，中國共產黨對歐洲民主國家采取著最狡猾的手段。它利用中國的廣大市場來拉攏歐洲國家的企業界，再利用企業界去影響民主政府的外交政策。力圖以經濟利益作籌碼，使歐洲國家不批評或少批評中國共產黨對民主人權的壓製。譬如我們荷蘭的大企業“菲利普”公司在中國投資賺錢，對荷蘭的經濟有一定的拉動作用。中國共產黨就利用這種經濟關系來製約荷蘭政府和民間對它專製主義的批評。



對你們的正義鬥爭我們荷蘭工黨是支持的。但這支持主要是在道義上。尤其我們荷蘭是小國。我們也面臨國內許多問題。右翼政黨挑戰我們。我們的黨雖然是荷蘭第一大黨，但由於右翼三個黨聯合在一起，使我們失去了全國的執政權。雖然我們工黨在首都阿姆斯特丹的選戰仍然取得勝利，但亦使我們不得不更策略地處理各方面的事務。前不久，阿姆斯特丹組織了一個企業界代表團訪問中國。中國的官員對他們說：中國將建三十二個這樣的大學城，可給一個你們投資。那些荷蘭企業家眼睛都發光了。但我們荷蘭工黨籍的阿姆斯特丹市長內心卻十分痛苦不安。他不能阻止那些企業家跟中國官員簽約，但他知道這些經濟事務一方面是給中國共產黨的政府輸血，另一方面使荷蘭各界在對中國共產黨專政主義作批評時更受牽製了。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對此表示諒解。而且對那位市長表示欽佩。雖然他沒能阻止那些簽約，但只要他內心有這樣的反應，就說明他的良知。只有社會民主黨人才會有這樣的良知。如果是那些右翼政黨的市長就不會有這樣的心理活動了。



惹吾騰向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中國國內由於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高壓，一般民眾都不敢去爭取民主人權是可理解的。可是為什麽到了國外他們還是這樣呢？這些年荷蘭也來了不少中國人。他們都很勤勞。生活也越過越好。前些時，我們工黨給他們開了個大型聚會。會上有各種文藝表演，大家都玩得很開心。到後來我們趁此機會增加了一個內容，就是希望他們在荷蘭創立好生活的同時也關註一下中國民主人權的進步。想不到他們說，我們不談這些，不談政治。只談把日子過好。這使我們很尷尬、很失望。你們說說，為什麽會這樣？



代表團回答說：這可歸納為這樣幾個原因。1、八十年代以前，中國共產黨是對社會采取全面的政治高壓。八十年代的所謂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共產黨改變了策略。它一方面對敢於批評它的人繼續采取政治高壓，另一方面誘使人們想方設法去賺錢享受，不關心社會公理正義，不批評、、不反對中共的政治專製主義。共產黨官員的貪汙腐化給全社會作了極其惡劣的示範。經過這麽多年的毒化。中國社會的政治冷漠感泛濫，拜金主義盛行，道德品質大幅度滑坡。這種情況也必然帶到海外的華人群體中。2、海外華人雖遠離中國共產黨統治，但除非他不回國，否則，如果他在國外參加批評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活動，回國就會有麻煩。就算不回國，國內親友也會受到牽連。而如果在國外仍然處處表示出擁護共產黨，那麽就會受到優待，甚至回國做生意都會得到某些方便。共產黨正是用這種胡蘿蔔加大棒的兩手來控製海外華人。3、中國共產黨還會派特務到海外華人社區活動。在海外華人社區裏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言行中起領頭作用。



經過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這樣的解釋，惹吾騰表示明白了其中的緣由。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還談到國內成員所受到的壓製，尤其是中央委員王小寧被判10年徒刑。而國外成員也是在十分艱難的狀況下堅持工作。一方面要做工維持生活，一方面用業余時間和工薪收入去支持民主活動。像我們這次組團訪問歐洲，就是要暫時離開工作，工薪扣了，又自己承擔一切開支。想不到歐洲物價比美國貴那麽多。為擔心超支回不了美國，我們這些天為節約開支常以清水面包充饑。晚上只租到兩張床的房間，兩人睡床。輪流一人睡地板。有時還被大雨淋得渾身透濕。



惹吾騰說；你們的事跡使我們感動。看到你們，使我們想到我們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的先輩。他們那時就是這樣艱難走過來的。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聽了，極受感動，極受鼓舞。我們從他們這句話感受到真摯的社會民主黨同誌之情。感受到社會民主主義的國際主義精神。這個感情、這個精神超越國界；超越民族。我們想，從前有一句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在新時代，口號應是“全世界社會民主主義者聯合起來”。他們的話成為鞭策我們在這條艱難的道路上堅持跋涉的動力。



惹吾騰下面還有預約的事務，要結束交談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向他們贈送了劉國凱撰寫的<歷史潮流-社會民主主義>。合影留念，揮手告別。



與這兩位年青的荷蘭工黨籍議員的談話氣氛尤其輕松熱烈。而且他們講話多於我們講話，這使我們得以了解到許多情況。他們的直率談吐和敏捷的思維以及友善的神情都給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



五月三十日淩晨，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抵達巴黎。稍作睡眠已天亮。起床後先忙著到火車站購買回柏林的火車票，然後到處找法國社會黨總部。至下午三時許才找到。法國社會黨秘書長瑪日策會見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



瑪日策首先親切友好地詢問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已經去了哪些地方，會見了哪些黨。劉國凱把一路來的情況向他簡扼地作了介紹。並說到法國是此行最後一站。能在最後幾乎要失望的時刻找到法國社會黨總部，順利地會見到法國黨的同誌，感到十分慶幸。



劉國凱接著說：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人對社會民主主義有著堅定的信念。我們深知萌發於十九世紀中葉、成熟於二十世紀中葉的社會民主主義是人道主義精神、社會正義和歷史智慧的結晶。它最能給社會帶來自由、公正、繁榮。當今，政治專製、貧富懸殊、社會公正蕩然無存的中國社會極需要以社會民主主義去匡正。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組織代表團訪問歐洲，是因為歐洲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發源和成熟地。我們決心使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匯聚到世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潮流之中。我們希望向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學習，取得經驗。也希望在我們艱難的奮鬥中得到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支持。



關於支持，代表團三成員都著重指出。我們希望得到的是道義上的支持。我們並不尋求物質上、金錢上的支持。固然，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許多具體工作需要物質和金錢去支撐，但我們決心以自己的力量去實行。



瑪日策詢問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組織的狀況。這顯然是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都關心的事項。



劉因全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狀況和困難處境。他說中國社會民主黨在中國大陸之外建立了美東、美西、香港、臺灣、日本黨部。歐洲黨部也即將建立。由於中國人由來以久的政治冷漠感；由於中國共產黨政治特務在海外華人社會的滲透和破壞；由於海外政治異議陣營中廣泛存在著自由主義，排斥社會民主主義；還由於我們都只能以自己有限的工薪收入，在業余事跡裏從事社會民主主義事業，故中國社會民主黨跟海外其他異議政治團體一樣，其組織發展規模都有限。



劉國凱補充說明中國社會民主黨在中國大陸內部的情況。他說中國社會民主黨幾年來已通過種種途徑在國內建立了許多秘密黨部。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不遺余力地進行破壞打擊。廣東、深圳、福建等省的黨部都被破壞，領導人被關押審訊。由於被捕者最終沒有判刑，我們在海外就保持緘默，以免他們遭到更嚴酷的迫害。但最近我們獲知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理論研究室主任王小寧早於2003年已被秘密逮捕判處十年徒刑，這使我們警覺到，還有許多近年來與海外總部失去聯絡的國內某些秘密黨部的領導人是否也像王小寧那樣已被秘密黨部判刑。現在我們謹向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發出呼籲，請你們對此給予關註和援助。



關於援助，劉國凱繼續作了更具體的說明。他說。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希望得到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道義上的援助，譬如在王小寧被判重刑的事件上，我們希望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能施加正義壓力使王小寧早日得到釋放。如果你們的黨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系，而且是執政黨，希望你們通過政府和黨的兩條途徑施加影響。如果你們的黨是執政黨但沒有與中國共產黨發生黨的聯系，或者你們的黨不是執政黨但與中國共產黨有黨的聯系，那麽希望你們通過政府或黨的某一條途徑施加影響。如果你們的黨既不是執政黨，又與中國共產黨沒有黨的聯系，那麽也希望通過其他種種途徑施加影響。



對此，瑪日策作了很明確的回應。他說：我們願意給你們道義上的支持。但這支持需要以具體的項目來體現。王小寧被判十年重刑就是一個具體項目。拿著那叠厚厚的中文材料說：你們最好再整理出一份簡單扼要的法文或英文材料。我們在充分了解情況後再考慮怎樣做。



得到如此明確的答復，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都十分欣慰。在輕松親切的氣氛中，代表團談到今天尋找法國社會黨總部的困難。周延風說；我們一路問人，都以法語回答我們，而且都說不知道。甚至警察局的警官都說不知道。這倒真令人感到有點意外。劉國凱說對於尋找你們法國社會黨總部的困難，我們不但沒有怨言，而且從中感受到民主政治的精神。法國社會黨總部是這樣一幢普通的建築，其所在地又不為一般市民所知，這說明了在民主製度下黨政是完全分離的。而在中國，由於黨政合一。中國共產黨鐵定壟斷政治權力，它在各地的黨部大樓都建得高大輝煌，每個城市的市民沒有不知道省委、市委在哪裏的。



由於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系遲到訪問。瑪日策是擠出時間予以會見。四點半瑪日策另有工作安排必須離去。會見將結束時，中國社會民主黨贈送給瑪日策一本<歷史潮流-社會民主主義>，並希望法國社會黨能組織力量將它翻譯成法文和英文。會見在十分親切融洽的氣氛中結束，合影告別。



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訪問歐洲，雖有缺憾之處，如未能赴倫敦會見英國工黨，但總的來說，效果是積極的。它讓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開始知道，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和組織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裏--中國--不再是空白。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已行動起來，投入艱苦的奮鬥。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已匯聚在世界社會民主主義潮流之中。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在歐洲這十多天裏幾近尋道取經者的顛簸奔走，體現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人堅定的信念和百折不繞的意誌。這信念和意誌必將迎來社會民主主義的朝陽在東亞大地上升起。



2007年5月，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借到布魯塞爾參加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之機拜訪了比利時社會黨、丹麥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參與去年訪歐的秘書長劉因全因有關證件過期，且來不及辦延期手續，此次未能成行。



赴歐之前，中國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與歐洲一些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進行了聯絡。其中丹麥社會民主黨明確回復將於5月17日下午5時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法國社會黨明確回復將於5月21日上午11時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比利時社會黨由於聯系不到其中央黨部而未能確定會見日期。



5月14號上午，劉國凱、周延風找到比利時社會進步選擇黨總部，經詢問，方明白比利時分法語區和荷蘭語區。比利時社會黨也於1995年分成法語地區的社會民主黨和佛萊芒語地區的社會進步選擇黨，故此沒有一般概念上的中央黨部。



由於沒有預先聯絡確定，比利時佛萊芒語區社會進步選擇黨的國際聯絡部長外出不在，由其秘書接待。劉國凱、周延風向她簡單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概況，交給她今年3月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部分文件匯編等英文資料，她答應將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訪的情況轉告他們的國際聯絡部長。



5月16日下午，劉國凱、周延風到達比利時法語區社會民主黨總部。其國際聯絡部長接待了他們。國際聯絡部長對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到訪表示歡迎。並說她已從歐洲社會黨互通的信息中對中國社會民主黨有所了解。但她同時致歉說，由於沒有預先約定，她是在原已預定的工作日程中擠出時間來會見，因此時間不太充裕。劉國凱和周延風遂抓緊時間向她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概況，如在中國內地建立了8個省、市級黨部，在中國大陸之外的香港、臺灣、日本、美國、歐洲建立了許多黨部，。由於國內存在著共產黨的政治高壓，國內的黨部和黨員都是處於秘密狀態。但盡管這樣還是遭到共產黨的打擊迫害。許多秘密黨員都被共產黨傳訊關押，其中最嚴酷的是中國社會民主黨北京黨部成員、中央理論研究室主任王小寧被判10年重刑。劉國凱、周延風希望比利時社會黨能通過可能的渠道向中國共產黨施加正義壓力，促使中共早日釋放王小寧。



國際聯絡部長說他們黨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系。他們會在聯系中向中國共產黨提出王小寧的案件。劉國凱亦向國際聯絡部長遞交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部分文件匯編等資料。



5月17日下午5時30分由主席劉國凱、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國內聯絡部長張國亭、丹麥黨部主任蕭虹組成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丹麥社會民主黨總部進行友好訪問。之前的訪問都是由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作英語翻譯。此次為使溝通更加直接，中國社會民主黨邀請中國民陣丹麥分部主席劉剛作丹麥語翻譯。



5月17號是丹麥的公眾節日，丹麥社會民主黨秘書長和國際聯絡部長犧牲休息的時間熱情接待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其國際聯絡部長剛從外地回到哥本哈根，直接從機場趕回丹麥社會民主黨總部進行接待。會談約進行了兩個小時。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就許多議題交流了意見。



劉國凱首先向他們簡單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基本情況，表達了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深刻理解和堅定信仰。



劉國凱接著指出，現今中國共產黨在統治方法上是發生了許多變化，如給予民眾某些人身自由權利，現在中國民眾可以申請牌照創辦私人工商企業，可以申請護照出國旅遊探親，可以自由辭工另選擇工作，城市居民可以自由遷徙流動，取消投考大學的年齡限製，甚至大學生可以結婚等等。共產黨不但完全放棄毛澤東猜忌、打擊知識分子的做法，反而大力拉攏知識分子，甚至提出資本家都可以加入共產黨......如果不加細致分析，會以為共產黨產生了質的變化。然而實際上並非如此。共產黨的這些變化不但不會削弱它一黨壟斷社會公權力政治格局，有時還可以加強。如，給民眾某些人身自由有利於誘導民眾去為個人經濟利益奮鬥，忘卻或淡視共產黨專製的各種弊病。拉攏知識分子可以獲取開明的美名，還可使知識分子為之塗脂抹粉。讓資本家入黨，既騙取了改革開放的好評，又可以解決許多共產黨官員搖身變成資產者的政治身份困擾。共產黨員同時又是資本家極有利於共產黨既控製政權又大量攫取社會財富。



劉國凱針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經濟起飛”而產生的迷茫分析說：“近十幾年來中國共產黨以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代替計劃經濟，促使社會生產得以持續高速發展。共產黨並以此重建它流失殆盡的政權合法性。對此，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對此有這樣三點看法。第一，以2005年的統計數字為例，中共政權"經濟起飛"是在對自然資源作毀滅性的消耗為代價。它消耗了世界鋼鐵的27%、煤炭的36%、棉花的40%、水泥的42% 、木材的50%，才創造出了占世界總GDP的4.4%。第二，中共政權的"經濟發展" 沒有給廣大底層民眾帶來利益。根據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的統計數字是，當今在中國0.4%的人占有了70%的社會財富！該報告還指出：中國一億元以上的富豪有3220人，其中官員的配偶或子女有2932人。另一間總部設在美國的"中國資訊中心" 的一篇報告指出：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和證券五大經濟命脈行業中，85-90%的主要職務由高級官員的配偶或子女擔任。由此可見中共政權的經濟"奇跡" 是建築在對底層勞動人民殘酷剝削的基礎上。比一百幾十年前歐洲的那種不人道的資本主義還要壞。因為它既有早期資本主義的不人道，還有共產黨特權的強力介入、錢權交易、黑箱作業。第三，共產黨式的經濟發展直接導致全民族道德淪喪。當今的共產黨誘使民眾都去追逐金錢物質，這除了達到共產黨讓人們都去孜孜一已之利而無視共產黨專製製度存在的目的外，還導致許多人為了賺錢而不顧最起碼的公德。假酒、假藥、毒米等的極度泛濫只是那坑蒙拐騙良知泯滅的冰山一角。”



劉國凱最後談到在艱難困苦中奮鬥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人非常希望得到歐洲各國社會民主主義黨的支持。劉國凱特別說明自力更生的中國社會民主黨絕不向歐洲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尋求經濟支持。中國社會民主黨只向他們尋求道義上的支持。譬如，現時中國社會民主黨就非常希望歐洲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能夠通過各種途徑向中國共產黨施加正義的壓力，促使中國共產黨早日釋放僅僅用文字宣傳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的王小寧先生。



劉國凱說：“無論國內國外的中國社會民主黨黨員都有自己一份全職的工作。我們都是自食其力地生活、自力更生地推動社會民主主義事業。黨的所有活動經費都來自黨的成員的自願奉獻，黨的領導群體奉獻量更大。我們所渴望的是得到社會民主主義的發源地——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道義支持。可是很感惋惜的是，我們發現現在歐洲支持中國民主事業的都不是歐洲民主社會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而是歐洲民主社會的右翼政黨和人士。例如2006年5月幾個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組織在柏林開會，到會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是歐洲一些國家的右翼政黨代表或右翼人士。今年（2007年）5 月，這幾個組織又在布魯塞爾舉行會議，到會的一些歐洲國家的政治人物又無一例外是右翼人士。我們多麽希望在這些會議上能看到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代表，可是我們一次又一次失望了？怎麽總是歐洲右翼出席這些會議，而左翼總是不來？難道真的只有歐洲的右翼才關心中國的民主事業？而左翼則漠然視之？當然我們並不責怪你們。這些會議的組織者也有責任，是他們與歐洲的右翼聯絡而沒有與左翼聯絡。現在我們專門跟你們左翼聯絡，我們希望今後中國海外民主組織所舉行的會議上能看到歐洲左派的人士出席。”



丹麥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對劉國凱的看法表示贊同。她說：“一些東歐國家實現民主轉型後，整個社會會急劇向右轉。讓那些本來對勞工階級、社會底層民眾的利益並不關註的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主導了社會。這實際上是中下階層民眾的損失。”



她還向中國社會民主黨提出建議說：“你們在傳播闡述社會民主主義理念時一定要註意把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常說的社會主義清晰區別開來。因為在歐洲就有這樣的情況，某些右翼政治人物故意把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混淆起來，力圖使民眾以為社會民主黨所推崇的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搞的所謂‘社會主義’是同一回事，利用民眾對共產黨的厭惡來壓縮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力，從而使右翼獲取更多的支持。”



劉國凱表示完全同意丹麥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的看法和接受她的建議，並說："其實社會主義的思想實質與社會民主主義是相通的。社會主義的原意就是強調社會公正。問題是共產黨是盜用了這個詞。共產黨把他們那一套政治專製主義下的國營經濟——實質上的黨營經濟說成是社會主義。這顯然是對社會主義的歪曲、糟蹋和誣陷。可是，久而久之，許多民眾也就以為社會主義真的就是那種糟糕的東西，於是也都反對社會主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不得不把我們的理念稱之為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以跟共產黨專製的、假的社會主義區別開來。”



周延風補充說：“其實當今中國共產黨實行的也已經不是毛澤東時期的社會主義了。那時是典型的貧窮社會主義，即政治專製主義加黨有經濟。而現在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是政治專製主義加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當然，這個“加”並不是簡單的加上，而是權錢交易，是政治特權滲入經濟運作。這就使共產黨的資本主義比歷史上歐洲的早期資本主義還要不人道、還要卑劣。當年老資本家發財致富，通常都是經過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辛勞。而今中共新貴單憑巧取豪奪，一夜之間就能將多年的全民所有企業變成私有財產！而勞工階級，尤其是辛勤勞動一輩子的退休老工人，改革前共產黨許諾保障的福利，一夜之間喪失殆盡！劉國凱主席剛才講的一些統計數據，如，0.4%的人占有了70%的財富等，就說明了當今中國在共產黨權貴資本主義的盛行下，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到了什麽地步。”



周延風還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動輒說西方資本主義如何如何虛偽，其實稍微了解一點歐美近代史，如美國“羅斯福新政”的人都知道，西歐、北歐和北美國家實行的是社會民主主義或人道資本主義。共產黨高喊“消滅私有製”，自己卻變成了壟斷資本家。而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平漸進”的改良，則使以往不共戴天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雙利雙贏。正如馬同驢子交配之後，產生的是非驢子非馬的新品種——騾子。而今原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即未經吸收社會主義因素的壞資本主義在哪裏？在非洲、在南美、在東南亞，尤其是在中國！”



丹麥社會民主黨秘書長說：“我們丹麥的工會組織與中國的工會組織有所聯系。我們的努力是，通過這些聯系促使中國的工會組織更多些關註工人的工作條件和工資收入，以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你們對此有什麽看法？”



劉國凱說：“我們對你們的努力表示尊敬。也明白你們為改善中國工人處境的一片真誠心意。但是我估計你們的努力未必能取得你們希望得到的成果。這是因為中國根本沒有真實意義上的工會組織。中國的工會都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和控製之下。它們絕對聽從共產黨的指令。或許在你們的關註和敦促下，某個單位、某個地區的工人處境會有所改善，但就全局而言，是無法改善的。因為共產黨官僚階級的奢華生活必須以整體性盤剝勞工階級為前提。勞工階層處境的全面改善只能在實現社會民主主義之後。”



在談到王小寧案件時，丹麥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表示丹麥社會民主黨一定會加以關註，並將通過可能的途徑作促使王小寧早日得到釋放的努力。她還表示，如果中國社會民主黨想要成為社會黨國際的觀察員，丹麥社會民主黨願意作證。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全體成員都表示衷心感謝。



賓主交談約2個小時後，丹麥社會民主黨秘書長和國際聯絡部長在一家意大利餐廳設晚宴招待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席間賓主頻頻舉杯，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國際友誼、為在中國和全世界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幹杯。



5月21日上午11點正，由主席劉國凱、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丹麥黨部主任蕭虹、法國黨部主任張健組成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法國社會黨總部。法國社會黨國際聯絡部長熱情地接待了他們。會談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由於法國社會黨國際聯絡部長預定於12時還有另一個安排，故會談不得不在12時15分結束，雙方都有言猶未盡之感。



會談中劉國凱作了與丹麥社會民主黨會談內容基本相同的發言，周延風作了補充。張健談到前不久的法國總統選舉說：“我所工作的單位，百分之五十幾的人都投法國社會黨候選人的票。我們在理念上、情感上都向法國社會黨認同。”法國社會黨國際聯絡部長對此表示感謝。蕭虹發言說：“中國社會民主黨前兩次代表大會，都是在美國召開的。我們衷心希望，下一次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能夠在社會民主主義的故鄉歐洲舉辦,這對在中國國內進行艱苦卓絕地奮鬥的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將是一個極大的鼓舞。我們希望包括貴黨在內的歐洲各社會民主黨，給予道義上的支持。”法國社會黨國際聯絡部長對此表示贊成。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向托瑪斯遞交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部分英語文件匯編，和王小寧案件資料。托瑪斯說：“我可以告訴你們兩件事情。一是今天上午我剛跟我們黨的秘書長討論了王小寧案件。現在你們又送來了材料，很好！我們一定會關註王小寧案件，並作各種努力促使他早日得到釋放。另一件是，通過我們對你們的了解，我們法國社會黨願意在你們申請成為社會黨國際的觀察員時，給你們作證。”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全體成員表示衷心的感謝！



繼去年5月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第一次訪問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之後，今年5月又進行了第二次訪問，這對加深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對中國社會民主黨的了解；對中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融入世界社會民主主義潮流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中國社會民主黨人將從中獲得極大的鼓舞和力量，更加堅決地、鍥而不舍地將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