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汉奸吴三桂论坛

作者 劉國凱 寫於 二零零八年



引言



1997年5月英國大選。歐洲主要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之壹─英國工黨，在大選中以418席對165席的絕對優勢擊敗保守黨，入主唐寧街十號。在翻開英國歷史新壹頁的同時，也給世界以莫大的震動。壹年以後，另外壹個主要的黨─德國社會民主黨，也擊敗了“在歐洲呼風喚雨的科爾，”將施羅德送上了總理的位置。此時，當妳打開歐洲的政治版圖就會發現，在十五個歐盟國家中，有十三個已是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執政或者參與執政。如果妳再把目光從歐洲移向全世界，還會發現壹百四十幾個信奉民主社會主義的政黨遍布我們星球的所有地方。

民主社會主義亦即社會民主主義。這個社會理念能得到這麼廣泛的流傳，這麼多人的擁護，尤其在歐洲，民眾的文化思想水平普遍較高，具有相當的分析力，洞察力，對他們是難以欺騙蒙蔽的。社會民主主義能在歐洲站穩腳跟，主導社會，這些都無可置疑地說明了它的真理性。



壹向以來，都有人問我們﹕妳們反對壹黨專政，這我們贊成，但是妳們得講明白，妳們會怎麼做？要治理這個國家，妳們行嗎？

問得很好。為我們國家的民主事業奮鬥了二十幾年乃至三、四十幾年的人們應該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不應該長期只作為異議團體而存在，我們應該有更高的自我期許和抱負。終有壹天，我們應該以獲得民眾的信任擁護為前提來執掌社會公權力，並藉此為民眾謀取更多的福祉。

由是，我們不應該只滿足於情緒激昂的呼喊和提空泛的民主條文。我們應該深刻關註瞭解民眾的疾苦，洞悉社會的病根，研究醫治的方法途徑。我們的組織也不應該只是“正義者同盟”，而須有清晰的系統的政治理念和社會理論。

社會民主主義是最適合改造我們國家的政治理念和社會理論。為說明這壹點，就有必要探究社會民主主義怎樣萌芽，如何發展以及成長壯大。它經過了哪些波折和考驗，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又曾有怎樣的缺失等等。在此基礎上，聯繫我們國家的現實，把各種社會因素進行有機揉和和通盤考慮，以期探索最佳的變革方案。可信，壹旦我們能給予提問的民眾以令人信服的回答，那我們就擁有了發動民眾的有效思想武器，民主事業就邁開了堅實的步伐。



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兩重性













當人類社會走出中世紀黑暗的長廊，踏入近代的門檻時，文明的進步，生產的發展再也不能忍受封建王權和宗教神權的桎梏與束俊．斆癖婋A級(第三等級)以和平形式向封建統治者請願，希望他們順應歷史潮流，對進步與發展做出某些讓步時，所得到的非但不是聽取與承諾，反而是鎮壓與屠殺。於是被激怒的民眾轉而訴諸暴力。這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十七世紀中葉發生在英國，十八世紀末發生在法國的民主革命。在這兩場革命中，英王查理壹世、法王路易十六都人頭落地。



相對於封建貴族和宗教僧侶這兩個享有特權的階級是無特權的民眾階級。但它很龐雜，還可以分成許多個子階級或階層，它們之間存有各種差別。而最大差別是出現在資產階級上層與勞工階級下層之間。無論是佔有財產的多少，物質生活的水平，還是在社會生產中所處的地位和對知識文化的掌握，抑或心裡狀態，行事風格都差異甚大乃至天淵之別。



毫無疑問，在民主革命中資產階級(尤其是上層)居領導地位，是因為他們在社會生產中已是組織者，領導者，已具有壹定的號召力、影響力。並且也只有像他們那樣擁有壹定的經濟財力和文化水平，才堪任革命的領導重任。



然而，資產階級深具兩重性。對封建特權，宗教神權的橫征暴斂和束縛經濟、科學、文藝發展的種種關卡陋規，它都欲掀翻之而後快。同時，對底層民眾它也深懷戒心。因為從它產生的那壹天起就與勞工階級處於因財富分配不公而萌生的敵意之中。



封建特權和宗教神權戕害著第三等級的各個子階級。故勞動階級願意在資產階級的領導下去衝擊封建堡壘。但壹旦堡壘被摧毀後，勞動階級的關註點就會移到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上來了。資產階級當然敏感到這壹點。只要是從維護本階級利益的狹隘角度出發，他們在推翻封建特權的同時和以後，就籌劃和著手碾平來自社會下層的“動亂”。如果他們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勝任兩面作戰時，就會情願與封建王權作某種程度的妥協，只祈求掃除部份封建特權或把全部清除封建特權的任務留待今後壹個較長的歷史時期中，從而得以騰出手來壓制底層民眾的“動亂”，為此，他們甚至不惜進壹步與殘存的封建勢力結盟。



十七世紀中葉的英國，工業革命尚未發生，資產階級的力量相當有限。於是在反王權的鬥爭中，它與基本以資本主義方式進行工、農、商業活動的新貴族結盟。這也就使它在排斥勞動階級方面更加明顯和堅決。當代表下層民眾利益的“平等派”在封建王權被推翻後，頒佈“人民公約”，提出實行普選制和取消什壹稅等要求時，它立即無情地予以瓦解和鎮壓。由代表資產階級中上層和新貴族利益的獨立派(其領袖人物克倫威爾出身於家道中落的鄉紳家庭)控制的國會制定了“政府約法”，規定“只有財產超過200磅者才有選舉權”。以後，儘管具體的財產限制數額經歷查理二世的復闢和“光榮革命”等壹系列政治事變後有所變動，但選舉權受財產擁有額限制的法規壹直沿襲下來，直到十九世紀末才完全取消。可見，當年的英國資產階級既無意建立完善的民主政治，也無意讓社會財富在它和勞動階級之間得到公平的分配。



十八世紀末葉法國革命與英國革命所處時代背景的顯著區別在於壹，工業革命已經發生，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的數量遠較十七世紀中葉的英國多。二，經過十八世紀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等人民主革命學說的熏陶，社會的革命空氣也濃得多。



故此，在法國革命中，資產階級並不尋求與封建貴族中的立憲黨人結盟，然而在革命發展的過程中，面對第三等級中下階層愈來愈咄咄逼人的氣勢時，也不免猶豫起來，以至想回過頭去袒護國王。正如其代表人物之壹，吉倫特派的領袖布裏索所說：“這次革命應該停止了，否則它會產生危險。”然而為時已晚。山嶽黨人掀起的巨浪把他們吞沒，經過壹系列紛亂慘烈的鬥爭，山嶽黨人自己也被狂潮吞沒。社會秩序開始回歸，但並不是回歸到九三年憲法的民主精神上，而是向革命前的舊秩序認同。法國資產階級從前階段有大量底層民眾所參與的社會鬥爭中認識到它們與封建王權和貴族之間的爭端可以通過討價還價來商榷解決，而它們與勞工階級的矛盾卻難以調和。故此，它們認為可以讓封建貴族分享政權而決不能讓勞工階級參政。它們可以交出壹部分利潤供人數極少的貴族繼續過著優裕的生活，而決不能讓勞工階級對社會財富的分配置喙。於是它忍受了拿破倫的獨裁，忍受了波旁王朝的復闢，也忍受了七月王朝。選舉權受財產擁有量的限制是壹個最鮮明標誌。



熱月政變的次年，熱月黨人頒佈了“九五年憲法”。宣佈實行兩級選舉制度。被選舉人必須擁有壹座莊園或年收入至少相當200個工作日的工資額。憲法中刪去了1791年人權宣言中，“人生而自由，人生而平等”的字句。波旁王朝時期，選舉人必須年滿36歲，並繳納300法郎直接稅。七月王朝時期，降為200法郎。就這樣，勞動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被剝奪了選舉權，被排除在社會公權力之外。由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共同瓜分政權，制定壹系列有利於它們最大限度地攫取社會財富的法律、法規。



資產階級的頑固導致社會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產生



選舉權是民主政治的最根本要素，捨此則民主無從談起。選舉人把自己信任的人士選為立法議員和行政長官是希望他去參與制定和執行能表達自己意願，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法律、法案。故此，壹些有誌之士對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在英國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以約翰威爾克斯為代表的壹批人士組織“權力法案保衛者協會”，要求廢除“衰敗選區”，給新工業中心的居民以選舉權，實行普選制。他們指出﹕議員代表的是人而非財產，故所有人不論其經濟地位如何都應享有選舉權。十八世紀九十年代“倫敦通訊會社”，“人民之友社”相繼成立，要求政治平等，實行普選。蘇格蘭的改革派人士還在愛丁堡召開來自全國各地80多個協會，160多名代表參加的“國民大會”，要求實行普選。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勞工階級登上社會政治舞臺，發動了三次舉世聞名的“憲章運動”。其根本訴求就是普選權。面對這壹波又壹波的普選要求，英國統治階層壹直採取著頑固的拒絕態度。這是為什麼呢﹖英國十九世紀哲學家、政治思想家密爾道出了統治階級的心結。



密爾的思想中有許多進步的因素，如他極為推崇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個性自由、反對政府對民眾經濟活動和個人生活不必要的幹涉。他認為：“國家的價值，從長遠來看，歸根結底還在組成它的全體個人的價值。”然而，壹旦涉及到選舉權時，密爾的觀點立即暴露其狹隘性。這就是密爾對“階級立法”的擔心和否定。他認為：“民主制和所有其他的政府形式壹樣，最大危險之壹在於掌權者的有害的利益，這就是階級立法的危險。”“壹個人或壹個階級的人，壹旦發現他們手中有權力，這個人的個人利益或這個階級的獨有利益就在他們的心目中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這些觀點初看去不無道理，但只要再看壹看密爾開出的藥方就明白他的用心之所在。他提出：“這兩個階級─體力勞動者及其同類為壹方，僱主及其同類為壹方─在代議制度的安排上保持平衡。每壹方左右著議會內大致相同的票。”在社會上，勞動階級的人數若幹倍於資產階級，倘若實行普選制，議會中由勞動階級選出的議員在人數上將大大超過資產階級的。如果要實現密爾所嚮往的“每壹方左右著議會內大致相同的票”，那辦法只有壹個﹕拒不實行普選制，用財產資格或再加上其他什麼資格去剝奪大多數勞動民眾的選舉權。1867年比利時首相，資產階級自由派代表人物奧爾邦鑒於當時比利時仍以納稅額來限制選舉權從而把工農民眾都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而不無欣慰地說：“感謝祖先的遠見。”資產階級當年狹隘的階級利己主義由此可見壹斑。



密爾所擔心的體力勞動者階級仗著人數眾多，在普選制下會在議會中實行有利於勞動階級“獨有利益”的“階級立法”。這實際上是還未發生的事情，而當時在歐洲大陸已經存在的則是資產階級的“階級立法”。



資產階級利用其控制了社會立法權、行政權的優勢，推行壹系列有利於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有利於其斂聚財富金錢過上驕奢豪華生活的法案措施，這同時也就造成大多數勞動民眾的貧窮和極度勞累。



密爾分析到了“階級的獨有利益”，卻忘記了繼續分析這“獨有利益”中有合理部份也有不合理部份。當勞工階級被剝奪了普選權，不能在現行體制下去維護本階級“獨有利益”中的合理部份，淪落到貧寒交加的處境時，那它就要訴諸其他途徑。



布朗基主義者和新雅各賓派在鼓動民眾。他們憤怒指責：“如果沒有麵包就沒有自由，如果富貴炫耀地並列在貧窮的壹旁，那麼就沒有平等。如果壹個失業的女工帶著她衣衫襤褸的孩子沿街乞討，那就沒有博愛。”他們號召人民用暴力方式去改變這不合理的社會現實。終於，1848年2月，巴黎爆發了革命。



巴黎二月革命主要靠勞工階級和城市貧民的力量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勞工階級進而要求這個共和國是“社會共和國”，即它不僅實行普選制，還必須保障工人的勞動權和基本生活。



密爾的擔心在這裡似乎變成多餘。在4月23日以普選制選舉制憲議會時，資產階級共和派大獲全勝。這是因為勞工階級獨立的階級意識尚不夠強烈，並且許多資產階級共和派人士在二月革命前曾堅決反對七月王朝和鼓吹政治改革，從而使之贏得了很多來自勞工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選票。



這時的法國資產階級已相當老練，它在控制了制憲議會後便著手制定有利於本階級“獨有利益”的“階級立法”，並竭力分化工人與其他民眾階層的關系，甚至在工人階級內部收買許多人組成維護新政府的“別動隊”，這樣就把勞工階級驅趕到了最狹小的陣地上。當六月下旬激憤的工人又壹次暴動時，早有準備的資產階級政府就立即予以剿平。二十五萬裝備精良的政府軍和別動隊對四萬起義工人。於是，壹仟多名起義者死於巷戰，壹萬壹千名死於巷戰後的屠殺。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巧合，1848年2月，在英吉利海峽這邊的巴黎，工人們舉行了二月起義，在海峽那邊的倫敦，《共產黨宣言》正式發表。這兩個並無關聯的獨立事件卻串連著同壹個精神。就是用暴力改變使勞工階級的“獨有利益”得不到保障的社會現實。



《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標誌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形成。這個主義包括了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尖銳的揭露和抨擊，及其認為必須用暴力手段去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革命精神。還開出了這樣的藥方：“無產階級通過革命奪取國家政權，然後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壹切生產工具集中在組成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盡可能快地發展生產。”



馬克思主義在歐洲工人運動中不居指導地位



從20世紀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出生的大陸中國人只要有機會接受過中學以上教育，那麼在強大的思想灌輸下，絕大多數都會以為馬克思主義在歐洲工人階級運動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並壹直在指導其發展。其實，實際情況並不如此。



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社會弊端的分析，揭露和抨擊基本能得到各國工人運動的認同。但在用什麼方式，什麼方法去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消除那些弊端卻壹直存在著許多與馬克思主義大相徑庭的觀點和理論。



《共產黨宣言》在倫敦發表，馬克思長期僑居倫敦，在那裡撰寫了《資本論》。但是馬克思主義對英國工人運動的影響相當有限。壹個重要的表現是英國工人運動中沒有出現馬克思主義所鼓吹的暴力革命。這壹特點在憲章運動時期就已體現出來了。



從十三世紀的大憲章到1688年“光榮革命”，那種以中庸緩和的態度處置社會爭端已成為壹種民族精神遺產潛移默化在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各階層人民的頭腦之中。這在憲章運動中有鮮明的體現。三次憲章運動規模宏大，持續十多年，參加者有數百萬人之多。數萬人乃至十幾萬人的集會經常出現。雖然在進行過程中，曾有領導人主張發動武裝起義，亦出現過壹些零星的暴力事件。但其主流壹直主張用和平手段去表達訴求。與此同時統治集團也做出了壹些姿態。儘管他們拒絕接受憲章情願，但卻也在其他方面作了努力。如於1846年取消“穀物法”，1847年實行女工，童工10小時工作法案，以改善底層民眾的生活處境。而最重要的是絕不輕易動用武力鎮壓。尤其是在1848年春季的第三次憲章運動高潮中，形勢特別緊張，那時法國剛爆發二月革命。消息傳來，社會上瀰漫著不詳的氣氛，三月六日倫敦又發生了失業工人與警察的衝突和暴力事件。在這種情況下，內閣當局仍然允許請願集會照常舉行，並警告地方當局不要幹涉民眾集會，不可輕易進行逮捕。首相羅素極力避免發生劇烈衝突。他表示：“我相信他們(指政府武力)會輕而易舉地戰勝倫敦的暴民。但是傷害任何壹條人命，都會引起深刻而痛苦的憤怒。我有理由相信壹切都會安靜地、順利地成為過去”。



六十年代中期，爭取普選權的社會運動重新高潮。1866年7月，倫敦海德公園20萬民眾集會。保守黨內閣不得不實行選舉制度的改革，降低財產限制額，選民人數遂從135萬增至225萬。爾後，1884年再次改革，降低限額，選民人數續增為450萬。



如果說英國工人運動以和平的方式出現，可以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論在英國缺乏影響力的佐證的話，那麼，法國接連不斷的暴力革命是否就可以作為法國工人運動奉馬克思主義為圭臬的證據呢﹖當然不是。且不說1848年2月在巴黎還找不到馬克思主義者的影子，即便是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運動時期，在民眾所選出的六十幾名公社委員中，有蒲魯東主義者、布朗基主義者、新雅各賓派、獨立革命派、就是沒有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



法蘭西躁動的民族性格使社會矛盾往往表現得十分尖銳，動輒訴諸暴力。從1789年到1871年，近壹個世紀的時間裡，這幾乎成了傳統。壹場風暴驟然降臨時，即使雙方都始料不及卻又全力以赴。沒有轉圓，缺乏妥協。1871年的3.18起義帶有偶發色彩，否則壹向不主張暴力革命的蒲魯東主義者就不會側身其中。而事件壹旦發生，大資產階級想到的也只是如何血洗工人巴黎。對這壹再發生的民族大流血，馬克思主義沒有責任。而當馬克思主義真的在法蘭西土地上有所傳播時，暴力革命的烽煙卻已在這塊土地上熄滅。



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國人，(更準確地說，馬克思是德國猶太人)按說，馬克思主義對他們祖國的工人運動應會有相當的影響力，然而情況並非如此。有壹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活動的地區並不在德國。馬克思1843年就遷居巴黎。1845年被法國政府驅逐出境到了比利時的布魯塞爾。1848年又被比利時當局驅逐回到德國。1849年再度到倫敦並終老於斯。恩格斯於1842年被其父派往英國曼徹斯特“歐文─恩格斯棉紡場”的辦事處工作。1844年離英回國途經巴黎會見馬克思徹夜深談。後幾年也輾轉在布魯塞爾、巴黎、倫敦之間。1850年重返曼徹斯特從事經商達20年之久。1870年遷居倫敦，並終老於斯。



當然，馬克思、恩格斯長期不在德國，這並不是個根本性的問題。思想的影響、學說的傳播並不壹定需要學說的創立者身體力行。問題是﹕德國還有另壹位德國猶太人在工人階級中做啟思發動工作。他名叫拉薩爾。拉薩爾學識不及馬克思淵博，其理論體系明顯粗糙。但他為人熱情豪放，思維機智，語言敏捷。他深入工人群眾之中，與之交朋結友，很能體恤勞動階級的疾苦，願意細心聽取他們的傾訴呼聲。他還經常向勞工群眾發表演說，抨擊資本主義的罪惡，號召他們起來為維護自己的正當利益而鬥爭。就在拉薩爾向擠滿大廳的工人群眾發表激動人心的演說時，馬克思卻坐在遙遠的大英博物館裡寫著壹本只有很少人能夠看得懂的書。拉薩爾把工人組織起來，1863年5月全德工人聯合會成立。拉薩爾任主席。他極力向工人群眾灌輸他的社會理論以及醫治社會疾病的處方。當然，這些與馬克思主義都相去甚遠。拉薩爾比馬克思年輕7歲，曾有幾次與馬克思相會的經歷，他對馬克思態度頗恭，並自稱是馬克思的學生。然而，當他在德國工人運動中拓展出壹片天地時，卻對馬克思不表示恭敬了。故此，無論是在思想理論上，或私人關系上，這個雙料同胞的所作所為都令馬克思為之氣結。



拉薩爾的豪放性格最終也害了他自己。1864年8月，為了婚戀問題，他竟置工人運動的大業於不顧去與人決鬥，結果不幸身亡。拉薩爾直接涉足德國工人運動只有幾年工夫，但其影響甚大甚遠。其死後，拉薩爾主義仍在德國工人運動中盛行，時至今日，德國社會民主黨仍視其為黨的奠基人，倘若他壹直健在，德國黨的歷史將會有所改寫。



馬克思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區別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當巴黎公社的硝煙業已散盡，當英國大資產階級政府終究不得不逐步放寬選舉權的財產限制時，也就是社會民主主義正式登上歐洲社會舞臺的時刻。然而比這還要早二十幾年，也就是在四十年代末的時候，馬克思、恩格斯已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人了。1849年9月，馬、恩還在倫敦組建了“社會民主主義德國流亡者委員會”，馬克思自任主席。不過，奇怪的是，到了七十年代上半期，馬克思、恩格斯又拒不承認自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了。這是為什麼呢﹖原來是在1848年歐洲革命普遍失敗以後，歐洲大陸進入了壹個政治反動時期。更為尖銳的無產階級革命的主張很難公開亮出旗號。而民主主義的旗幟尚可通行。於是，馬克思、恩格斯採取了這個策略，否則，就“只好在某個偏僻地方的小報上宣傳共產主義，只好創立壹個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創立壹個巨大的行動黨了。”

然而，馬克思、恩格斯內心對社會民主主義是深懷戒心的。在惡劣的形勢過去後，他們就拒不承認自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而稱是共產主義者了。理由是“當時在各個國家裡那種根本不把全部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的口號寫在自己旗幟上的人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決意要與這些人相區別。馬克思分析社會民主派是這樣產生的“無產階級的社會要求失去革命鋒芒而獲得了民主主義色彩，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要求失去了純政治的形式而獲得了社會主義的色彩。這樣就產生了社會民主派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並不是為了消滅兩極，即資本和僱用勞動，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僱用勞動的對抗並使之變得協調起來，是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但是這種改造始終不超過小資產階級的範圍。”恩格斯則補充說：“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壹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統治消滅掉，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對於我們來說，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制，而在於消滅私有制。不在於掩蓋階級矛盾，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存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在這裡，馬克思、恩格斯已將自己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區分點指明為﹕社會民主主義是“以民主的方法來改造社會”，而他們則是主張用“革命”和“消滅”的辦法。兩者之間涇渭分明。

馬克思、恩格斯多麼希望能出現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去不斷地進行革命，去進行壹連串的“消滅”。那麼，這個政黨的名稱應該叫什麼呢﹖當然應該叫“共產黨”。1848年2月馬克思、恩格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3月，又撰寫了《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共產黨”這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似乎呼之欲出，然而卻又始終難產。無論是存在於1847-1852的“共產主義者同盟”還是1864-1876年的“國際工人協會”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政黨組織。終於，在七十年代後期和八十年代，歐洲各國的工人階級政黨像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了。可是，它們都不叫“共產黨”，幾乎都叫社會民主黨。這無疑使馬克思、恩格斯感到失望和尷尬。不過事情又給了他們壹個下臺的臺階。因為儘管這些黨都對《共產黨宣言》所主張的暴力革命避而不談，卻又都把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訴求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於是，馬克思、恩格斯鬆了壹口氣(特別是恩格斯，因為馬克思已於1883年去世)。恩格斯說：“現在情況不同了，這個詞(指社會民主主義)也許可以過得去。雖然對於經濟綱領不單純是壹般社會主義而直接是共產主義的黨來說，這個詞還是不確切的。然而，對真正的政黨來說，名稱總是不完全符合的。黨在發展，名稱卻不變。”(恩格斯在講了這段話的次年去世)。最後壹句話表明了壹個遲暮老人對未來所存的壹份期盼。他多麼希望這些黨掛“社會民主主義”之名行“共產主義”之實啊。是的，黨在發展，名稱卻不變。只是其發展趨向與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期盼的漸行漸遠了。它們愈來愈遠離了共產主義，愈來愈匯集到日見寬闊的社會民主主義潮流中。



社會民主主義的源頭



站在社會民主主義(當代又稱民主社會主義)已成蔚為壯觀的世界潮流的今天，去往歷史上回溯，它的源頭究竟在哪裡﹖



把社會民主主義僅僅看成為壹種思潮、理論、學說，與除此之外還把它看成是壹個社會運動，將會有不同的答案。如果是前者，人們就會把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法國的路易‧布朗主義，五、六十年代英國的工聯主義和法國的蒲魯東主義都歸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源頭。



路易‧布朗對資本主義的弊端深惡痛絕，他把這些弊端產生的原因歸咎於資本主義制度下極不人道的“競爭”。他分析道：“為了生存使勞動者不得不更廉價地出售自己的勞動力。為了壓倒同行，資本家不惜採用更廉價出售自己產品的手段。”而剷除這惡性競爭的方法是實行社會改革，由國家創辦再過渡到工人自行管理的社團性質的社會工場。



蒲魯東重申了法國大革命時期吉倫特派領袖布裡索的名言“財產就是掠奪,這表明蒲魯東對資產階級長袖善舞，巧取豪奪的萬分憎惡。蒲魯東主義主張工人互助建立“人民銀行”，向勞動者發放低息或無息貸款來組織合作社以對抗資產階級的“盜竊”。同時，蒲魯東主義又主張土地私有。著名的蒲魯東主義者托倫曾說：“我的公式是土地歸農民，貸款給工人。”(多年後的社會實踐倒也證明托倫“公式”前半部的正確)



顯然，這兩種“主義”在理論上都有明顯的缺陷。最起碼在相對公平條件下的競爭可以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它可帶來奮發進取，技術革新與完善規章制度等等。財產的得來，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往往也仰賴於生產工具的改進和工藝流程的優化安排等。至於工聯主義就連理論，學說都談不上了。提出“做壹天公平的工作，得壹天公平的工資”。要求改善勞動條件，縮短工時，加強勞動保險立法等，並就此積極與資方談判，這當然都是正確正義的行動，但終究缺乏某種遠程的規劃，而流入壹種短期的現實行為。



並且，更為重要的是這三種主義都沒能形成有後續力的社會運動。換言之，七、八十年代以後全面興起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跟它們都沒有多少組織上的關系。



那麼哪些學說理論可以視為與社會民主主義有直接的淵源呢﹖有以下三個﹕首屈壹指的是六、七十年代德國的拉薩爾主義，然後是八、九十年代法國的可能派觀點以及同年代英國的費邊社思潮。



儘管拉薩爾主義的“工資鐵律”理論遠比馬克思主義的“僱傭勞動與資本”理論粗淺得多。但它畢竟說明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工群眾將必處於貧窮的境地。拉薩爾主義有壹個完整思路和體系，即，要掃除“工資鐵律”須由工人自己組織生產合作社。工人自己既是勞工又是僱主，從而免除資本家的剝削，而組織生產合作社必須由政府給予貸款。政府怎麼會給工人貸款呢﹖那當然只有政府已經在工人階級的掌握之下。為此工人必須爭取普選權，把自己的代表選進議會，以制定有利於政府發放貸款給工人的法律法規。



與英法兩國相比，德國的工業革命起步遲。六、七十年代德國工人階級的力量亦較英法弱小。但它又有壹個有利的特點，就是封建統治階級和資產階級都有向工人階級示好的跡象。這是因為資產階級想拉攏工人階級跟著他們走，成為他們與封建統治階級爭鬥的基層力量。這亦是促使他們辦了許多“工人教育協會”的重要原因。而“鐵血宰相”俾斯麥為了推行其以王朝戰爭來實現統壹德意誌的目的，必須排除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制肘。他認定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因此有意聯絡勞工階級以鉗制資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下，拉薩爾與俾斯麥有所秘密商討。拉薩爾設想以德國工人階級支持俾斯麥的統壹戰爭來換取普選權的取得，繼而取得國家政權以向工人發放組織生產合作社的貸款。他甚至有這樣的潛意識，只要能實現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目的就算保留壹個王朝的君主也沒什麼，對英國資產階級的虛君共和政策，德國工人階級為什麼不可以予以借鑒呢﹖拉薩爾的早死使他與俾斯麥的秘密商討未能持續和深化。但霍亨索倫王朝還是做出了它的姿態。1866年普魯士率先實施普選制。德國統壹後，1871年全德實行普選制。



1864年初拉薩爾已在考慮要創辦壹個全德工人聯合會的機關刊物。而他突然死去使這計劃有胎死腹中的危險。幸虧他的得力助手施葦澤鍥而不捨地執行他的遺願，年底這個刊物的創刊號終於問世。它的名稱是《社會民主黨人報》。這份刊物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向世界表明較完整意義上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業已萌芽。



馬克思、恩格斯對這個刊物的名稱極不滿意。他們認為：“社會民主黨人”是壹個這麼壞的名稱﹗恩格斯說：“哪些家夥為何不直截了當地稱這東西為‘無產者’呢﹖”馬克思在壹旁冷嘲熱諷地說：“然而對於可能要失敗的東西不要馬上給予最好的名稱。”



但是，馬克思的預言落空了。《社會民主黨人報》沒有失敗。從1864年到1872年由施葦澤主編，後來由福爾馬爾，伯恩斯坦相繼主編至1890年。在德國社會民主運動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威廉‧李蔔克內西曾於1863年加入全德工人聯合會，後來由於與拉薩爾，施葦澤意見不合，於1865年被開除。後來他參加了由倍倍爾任主席的德意誌工人協會聯合會。(倍倍爾系經由他介紹認識馬克思、恩格斯)。經過他倆和壹批誌同道合者的努力，1869年成立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由於該黨成立大會在愛森納赫城召開，故該黨又稱愛森納赫派。1875年全德工人聯合會(拉薩爾派)與愛森納赫派在哥達城召開合併大會，成立了統壹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1890年再度更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其通過的綱領為“哥達綱領”。該綱領充滿了拉薩爾主義的色彩，這使馬克思、恩格斯疾首痛心。馬克思當即寫了《哥達綱領批判》。但受到李蔔克內西等人抵制。直到十六年以後，這篇文章才得以在考茨基主編的《新時代》上發表。德國社會民主黨絕大多數的領導人(包括李蔔克內西和倍倍爾)對此都深表不滿。李蔔克內西甚至說：“德國社會民主黨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拉薩爾主義者，他們是社會民主黨人。”



從全德工人聯合會到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再到德國社會民主黨，這壹連串的政治現象是國際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的頭等大事。它標誌著社會民主主義已經從理念變成運動。而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是這個運動的排頭兵。此後經過了俾斯麥“反社會黨人法”的錘煉﹔經過長時期黨內意識形態的激辯，經過魏瑪共和國時期的磨難，經過希特勒的殘酷鎮壓，它世代相傳，血脈不斷終於成長為世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參天大樹。



法國工人運動在巴黎公社失敗後的高壓下沈寂了好幾年，到七十年代下半期也出現轉機。由於議會和政府機構裡君主主義者採取了咄咄逼人的姿態，使資產階級自由派不得不修正對工人階級的態度。他們希望有限地借助工人群眾的力量以阻止類似波旁王朝的復闢，或拿破倫帝國的再現。1876年法國工人運動以工團的形式再起，1878年蓋德等因計劃在巴黎召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被捕。他們得以在法庭上痛斥政府反民主的倒行逆施，使社會重新聽到了勞工勇敢者的聲音。1877，1879年兩次選舉中君主主義皆敗北。資產階級加速示出與工人階級和解的姿態。1880年資產階級共和派控制的議會通過了對巴黎公社大赦的法令，接著將這壹法令的生效力擴大到所有巴黎公社起義參加者的身上。於是，法國工人運動急速復興。然而這個復興卻沒有導致革命烽火的再起。1880年布朗基結束多年的流亡生涯回到法國。他不顧年邁到處演說，受到群眾熱烈歡迎。1881年，布朗基以76歲高齡去世。20萬工人群眾為他送葬，場面極為壯觀感人。然而，這個葬禮也標誌壹個時代的結束，法國社會的暴力革命從此走入歷史。



德國社會民主黨中拉薩爾主義的陰魂不散，馬克思、恩格斯痛心之餘，除繼續盡力地把德國黨拉入馬克思主義的軌道外，還把希望投向組建中的法國黨。



1879年10月法國社會主義工人黨聯合會成立。次年5月經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介紹，蓋德在倫敦結識了馬克思、恩格斯。並在馬、恩的指導下起草黨綱。馬克思還口授了黨綱的導言，拉法格則撰寫了成立宣言。導言中宣稱“經濟方面鬥爭的最終目的是恢復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揚言為了實現這最終目的“必須使用無產階級所擁有的壹切手段。”馬克思、恩格斯對法國黨寄予厚望，為此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偕其太太─馬克思的次女勞拉回到法國協助蓋德領導法國黨的工作。



然而不久，在1882年黨的代表大會上，黨內壹個派別要求修改黨的綱領。這個派別不同意“使用壹切手段”的提法，主張以漸進主義去改造現存社會。這個派別的領袖之壹布魯斯說：“我寧願放棄那種迄今壹直實行著的和始終壹事無成的畢其功於壹役的思想，我們應該把我們的思想細分成可以分階段實現的目標，對某些目標作些調整，使之適應於立即可以實現的設想，最終把所有這些目標都納入有實現可能範圍之內。”於是這個派別獲得了“可能派”的稱謂。可能派主張首先贏得市政議會的多數，使市屬企業變成集體財產，變成為大眾服務的機構，並以此擴展開去，逐步實現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目標。



蓋德派反對“可能派”的觀點，經過激辯，誰都不能說服對方，於是發生分裂。“可能派”仗著自己代表人數的巨大優勢(86名對26名)把蓋德派予以開除。蓋德派憤而另外舉行會議。蓋德派人數雖少，但因得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支持，據有正統地位，故分裂後仍保持原稱，可能派則更名為“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次年再改為“社會主義工人聯合會”。



有壹個非常耐人尋味發人深省的情況是，激進派的蓋德沒有參加巴黎公社革命(或許可以用當時他不在巴黎做解釋)而布魯斯和另壹位領袖馬隆則是巴黎公社的槍林彈雨下的倖存者。馬隆還曾任巴黎公社委員和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委員。巴黎公社失敗後，他們逃脫了大屠殺，流亡國外八、九年，1880年大赦後才回國。本來按照他們的經歷應該十分激進才是。然而他們卻選擇了改良緩進的主張。這究竟是來源於人到中年的穩健還是十年反思的沈澱﹖或許除此之外，還更應從社會的現狀和發展中去找答案。因為曾經是何等激進的蓋德也在1893年當選為眾議員後向選民說：“通過使妳們的意誌變成法律，社會改造就將合法地實現。”拉法格在1892年市鎮選舉勝利後說：“再過幾年，工人黨就要合法地，和平地成為政權的主人。”



法國工人運動的特點之壹是黨派較多，分分合合，不像德國黨那樣壹脈相承。九十年代法國工人政黨有多達八個派別。1902年布魯斯派、阿列曼派獨立社會黨合併為法國社會黨﹔蓋德派、瓦楊派合併為法蘭西社會黨。1905年在第二國際的幹涉下兩黨合併為統壹的社會黨。



如果說德國黨裡儘管有拉薩爾主義的幽靈在徘徊，但威廉‧李蔔克內西、倍倍爾仍視馬克思，恩格斯為師長，伯恩斯坦、考茨基幾乎視恩格斯為父，如果說法國黨儘管難敵可能派思潮的侵襲，但蓋德、拉法格、瓦楊等仍以馬克思主義信徒自居，那麼，馬克思主義在英國就幾乎是壹籌莫展了。唯壹的壹位自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海德門到頭來也被恩格斯罵得狗血淋頭，罵他是“把壹切事情弄糟的政治野心家、撒謊者、騙子手”。



在英國以其思想理念體現其無窮生命力的是費邊社。它成立於1884年，成員不多，大都為知識分子，作家肖伯納和社會學家韋伯夫婦是費邊社的靈魂人物。其組織以“費邊”為名有其深刻寓義。費邊系古羅馬將軍，以奉行迂迴緩進，等待時機避免倉促決戰的戰略稱著。費邊社主張對弊端叢生的資本主義社會以逐步改良的累積效應來實現改造它的目的。1886年費邊社通過了壹個綱領性的文件《基礎》，其中明確宣佈，其宗旨是把土地和資本從個人和階級的所有制下解放出來，轉歸公社所有，用以謀求公共福利。費邊思潮認為社會是個有機體，而私有制會驅使人破壞有機體的健康與和諧，社會民主的發展應以有組織的合作代替無政府狀態的競爭，從而使有機體提高效率臻於完美。



費邊社的思想內容十分豐富，也可以說相當龐雜。它能兼容並蓄時時更新，不因循守舊，墨守成規，故非常具有活力。1893年費邊社加入獨立工黨，1906年成為工黨的集體成員。費邊思想遂成為工黨的理論武器，費邊社的壹些理論家也擔任過工黨領袖。非但如此，費邊思想還越過英吉利海峽，影響了壹些大陸國家的思想理論界，成為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理念的壹大來源。



馬克思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相似之處與分歧



十九世紀八十年初以來，歐洲各國壹些工人運動活動家就開始謀求新的工人運動國際組織。為此，他們召開過壹連串的國際會議。1881年在瑞士摩爾召開了由瑞士社會黨人籌備的國際會議，來自德國、日本、俄國、美國等12個國家的19名代表出席會議。1883年法國工人黨分裂後居多數地位的“可能派”也在巴黎舉行國際工人會議。1886年“可能派”又在巴黎召開了國際工人會議，法、德、奧、瑞典、比利時、澳大利亞的代表與會。會議委託“可能派”於1889年在巴黎博覽會期間召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於是“可能派”得以標榜自己是國際公認的法國工人政黨。1888年，英國工聯在倫敦召開了國際工會代表大會，英、法、意、荷蘭、比利時等國共有122名代表參加。會議把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法國蓋德派排除在外，並再次委託“可能派”負責1889年大會的籌備工作。



由於法國蓋德派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壹系列會議和將要召開的1889年大會中均被排除，於是他們憤而要另行召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蓋德派擬定於1889年法國大革命100週年之際在巴黎召開。德國社會民主黨則準備在瑞士召開。



恩格斯獲悉了這些情況後大為緊張，本來他是不主張召開國際大會，成立新的國際組織的。因為他清醒地看到，在歐洲工人運動中，馬克思主義遠未被多數工人組織所信奉，而對馬克思主義不屑壹顧的英國工聯主義，法國“可能派”觀點卻很有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組織新的國際組織有可能會使它們更加壯大。然而現在情況不同了。“可能派”與工聯配合起來要召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的勢頭已不可擋。而僅有兩個對馬克思主義尚表尊崇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法國工人黨(蓋德派)又在分歧和躑躅之中。他不得不緊急行動起來，不顧69歲高齡，“像壹個少年壹樣投入戰鬥。”他來回奔走，穿梭溝通，說服規勸蓋德派與德國社會民主黨攜手合作，放下那些非原則事務上的歧見，共同籌備大會。恩格斯對他們說：“趕快宣佈妳們的代表大會吧，在各國的社會主義報刊上聲張聲張，好讓人們知道妳們居然還存在。”否則“人家都會跑到布魯斯派代表大會那裡去了。”



於是乎壹方以法國“可能派”、英國工聯、英國社會民主聯盟為主導，另壹方以法國蓋德派，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主導，兩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都在密鑼緊鼓地籌備中。這顯然是壹個分裂情勢。壹些國家的代表感到痛心，在預備會議中，他們都提出儘量設法使兩個大會合併。德國黨對此也頗猶豫。但是對法國“可能派”切齒痛恨的恩格斯堅決反對合併。他說：“壹味追求聯合，會使追求聯合的人走上壹條最終和自己的敵人聯合而和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分離的道路。”可見他已把“可能派”等視之為敵。他並指示蓋德、拉法格等盡力展開活動，終於，兩個大會分別召開。對此，恩格斯喜不自禁地說：“不管怎樣，“可能派”和社會民主聯盟要各自在法國和英國溉☆I導地位的陰謀完全失敗了，他們要取得國際領導權的妄想則失敗得更慘。”“這是壹個輝煌的勝利。”



1889年7月14日法國蓋德派、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導的大會在巴黎召開，與會代表407人來自19個國家。7月15日法國“可能派”、英國工聯主導的大會在巴黎另壹個會場召開，與會代表606人，但來自外國的代表比前壹個大會少。會議期間又有人為兩個大會合併作了努力，但亦歸於失敗。



兩個大會如此互不相容，似乎它們在理念上有很大分歧。但看壹看兩個大會的內容就可得知情況並不如此，甚至可以說兩個會議的精神相當壹致。



兩個大會都著重討論了勞工立法問題，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禁止14歲以下兒童工等。



兩個大會都強調爭取普選權的重要。前壹個大會的決議說：“在無產者被剝奪選舉權和其他民主權利的國家，無產者應當用他們擁有的壹切手段爭取普選權。”後壹個大會的決議亦說：“經濟改革只能是勞動者獲得徹底的政治自由和選舉權的結果。”



兩個大會都強調各國黨獨立自主的思想，不主張建立壹個國際領導機構。



兩個大會都沒有就成立新的國際組織做出決議，也沒有制定共同的綱領和章程。



尤為重要的是兩個大會都強調了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前壹個大會的會場上有壹個巨大標語是：“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剝奪資本家階級，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化。”而後壹個大會則在決議中強調：“大會敦促勞動者盡力組織起來，以便在時機到來時奪取現在壟斷資本獨佔的生產資料和分配手段，並用來為全體國民謀利，而不是為特權階級謀利。”



同樣至關重要的是兩個大會都沒有推崇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7月20日兩個大會都在“公社萬歲”，“國際萬歲”，“社會共和國萬歲”，壹片振奮人心，昂揚激越的口號聲中降下帷幕。



兩個大會唯壹的不同點是前壹個大會確定全世界工人階級均在每年5月1日那天放下手中的工作走上街頭舉行遊行集會，而另壹個大會沒有。



考察第二國際的建立，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壹，十九世紀末期，本來就不在歐洲工人運動中居指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此時更加式微。這也就是恩格斯為什麼會那麼緊張的原因，他深恐壹旦“可能派”等取得國際工人運動的領導權。馬克思主義將連壹席之地都沒有了。然而兩個大會都否定成立國際領導機構的必要，則說明了恩格斯的擔心多餘得可笑。而這可笑又印證了恩格斯內心的虛浮。



二，無論是英國費邊社還是法國蓋德派，無論是法國“可能派”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都主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這個主張構成近壹個世紀裡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思想。而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之壹。故此項是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交集。



三，由於兩個大會都不提及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另兩個核心思想，這當是兩個大會與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分歧點。故此，列寧所說：“重新恢復起來的國際工人運動組織立即在壹切重大問題方面都站到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來了。”是不顧事實的瞎說。恰恰相反，兩個大會的議程內容均說明了它們都是行進在社會民主主義的軌道上。這也就是在下壹次大會上(1891年)兩個大會終能合併的思想基礎。



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激辯



當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降臨人間時，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在歐洲大陸已不是捐捐小流了。由拉薩爾主義，費邊社理論，可能派觀點交匯共振所產生的能量向四面輻射，激起了層叠無盡的波濤。波峰出現在新世紀─二十世紀即將到來之時，那就是思想理論層面的伯恩斯坦主義和社會政治生活中的米勒蘭入閣事件。這壹切的產生既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某些人惡意與馬克思主義過不去，而是為現實和人性所決定。



從六、七十年代開始，英國當權者不斷採取各種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它終究放棄了以財產擁有額來限制選舉權的做法。經過幾次選舉法的改革，至八十年代末已基本實行成年男子普選制。1871年自由黨政府取消了對工會活動的壹些限制。1875年保守黨政府取消了禁止設置罷工糾察隊的條文。1876年實行初等義務教育，家庭貧窮者可向政府機關領取輔助金為子女交納學費。1875年國會通過“公共衛生法案”。1890年國會通過“工人階級住宅法案”著手改善工人居住條件。1897年頒佈工人賠償法案，1899年國會通過了“防止虐待兒童法案”，禁止使用十歲以下童工。



法國大資產階級壹改過去對勞工階級的挑釁態度，它促成了大赦巴黎公社參加者法案的通過，主動表達和解的意願。繼而，1881年國會通過保障集會權利和出版自由的法案，1883年制定工廠法，1884年頒佈結社法，勞工階級從而獲得了完全的結社自由。



德國俾斯麥所實行的“反社會黨人法”終於在1890年被國會終止。企圖再次延長“反社會黨人法”的俾斯麥祇得辭職。然而在此之前俾斯麥已實行了壹系列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如，1883年制定疾病保險法，1884年頒佈工人意外災害賠償法，1890年制定年老及殘廢保險法。在這裡有必要順便說明的是，儘管“反社會黨人法”在當時被歐洲各國的觀察家認為過份殘酷，但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出現在希特勒政權，蘇俄政權以及某些亞洲國家剝奪政治犯，思想犯全部人權，動輒進行肉體殺害的做法相比實在還是太仁慈。例如，近1500名社會民主黨人被判處總共100年的徒刑，平均每人不足壹個月。社會民主黨所得選票從1878年反社會黨人法開始生效的43萬張選票逐次增至1890年(反社會黨人法失效前的幾個月)150多萬張選票。在長達12年的“反社會黨人法”實施時期，德國社會民主黨壹直可以用其他形式活動並發展組織。



如果作橫向比較，歐洲民族的反抗精神與懦弱茍安，奉行“寧為太平犬，不作離亂人”哲學的中國漢民族相比，當然要強得多，然而若它自身作縱向比較，對於壹般的勞工群眾而言，在他全家衣食無著和基本得到保障的兩種情況下，他對現存社會的反抗精神會在哪種情況下更強烈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儘管那些以馬克思主義正統弟子自居的人痛心疾首地痛斥那是資產階級用小恩小惠痲痺工人階級鬥誌的伎倆，也難改階級鬥爭之弦有所鬆馳的現實。



對於本身並不處於社會底層，有壹定文化素養，懷著改革社會弊端的理想，富於犧牲精神的人來說，大多並不會只從眼前的直接利益去感性地看問題，而往往上昇到理性層面上去探討。只是這樣壹來，麻煩就更大了，因為它們會發現馬克思主義的某些重要的論斷已與事實不相符。



如果我們暫時拋開那卷帙浩繁的文字思辯而進行高度概括的話，就可知馬克思主義業已經不起事實推敲的是它的階級鬥爭不斷尖銳化導致社會革命必然爆發的理論。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競爭導致兼併，以至資產階級人數愈來愈少，工人階級人數愈來愈多。資本家追求超額利益會愈來愈富，工人階級將愈來愈窮，因此兩大階級的矛盾愈來愈尖銳。總有壹天被剝削的大多數人不會再容忍極少數剝削者的統治，這時社會革命就要爆發。



然而情況並不如此。社會上依然有相當數量的中小企業存在，並且在資本家和勞工階級中間出現了壹個技術和管理階層，其人數不斷增加。而由於技術的改進，雖然生產量大幅度提高，工人人數卻無明顯增加，同時由於資產階級明智地採取了“新經濟”政策使工人的收入提高，生活顯著改善，決非愈來愈窮。固然，有的資產者會更富，資產階級於勞動階級的財富差會較以前更大。這是橫向比較，但倘若作縱向比較，就會發現勞工階級擁有的財富也增加了。因此貧困是相對的，而改善是絕對的。不能設想工人階級起來進行社會革命的原因不是因為自己窮得食不裹腹，衣不蔽體，而是由於資產者的生活太豪華。



既然恩格斯感嘆：“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那麼又有什麼可以保證其他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不步英國無產階級的後塵﹖



然而，且莫說廣大勞工群眾所得到的還只是溫飽，就算達到了小康又怎麼樣呢﹖對照於大資產者的驕奢豪華，財富分配的不公，社會的不平等，不仍然是何等觸目驚心嗎﹖對這些不公，不平等當然應予以革除，只是在用什麼方式去革除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的答案。社會民主主義的答案是社會改革、社會改良，於是社會民主主義向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論提出了尖銳的挑戰。



在理論上首先全面點燃戰火的是伯恩斯坦。1896年，即恩格斯去世的次年，伯恩斯坦陸續在《新時代》雜誌上以“社會主義問題”為題發表了六篇文章，開始了他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工作。1899年，他又出了“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的小冊子，全面地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思想。



伯恩斯坦算是血統工人，他父親是個白鐵匠、火車司機，因家境較貧，他讀完中學後就去做學徒。按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出身政治等級劃分法，他屬於最革命的“紅五類”。歷史的安排往往既有趣也無情，伯恩斯坦也跟拉薩爾壹樣，是馬克思的雙料同胞─猶太血統的德國人，而馬克思主義遇到最大的麻煩也就是來自於這兩個人。



伯恩斯坦對馬克思主義幾乎作了全方位的修正。在哲學思想上，他認為馬克思主義關於以物質生活和生產方式為表現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理論是流入“經濟決定論”和“宿命論”。他認為道德標準、宗教觀點、歷史傳統、地理環境等都會影響人的社會意識。在對暴力革命的評估上，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在過高估計革命暴力對現代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創造力上，從來沒有完全擺脫布朗基主義的見解。在政治經濟學方面，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學說只是“思維的公式或科學的假說。”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積累和集中的速度和程度的理論，已被現實所推翻。因為“在壹整批工業部門中，小企業和中等企業表示自己完全有能力和大企業並存。”並且在數量上也“絕對地而且相對地增加了”。在進行了壹系列的分析探討後，伯恩斯坦宣稱：“我反對這樣的見解﹕我們面臨著指日可待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崩潰，社會民主黨應當根據對這種即將到來的巨大社會災變的指望來確定自己的策略。”“我們應該預計到現存社會有比過去假定的更長的壽命和更強的伸縮性，並按照這壹預計來展開我們的鬥爭實邸！薄吧鐣裰鼽h的全部實踐活動都是歸結於能夠促成和保證現代社會制度在不發生痙攣性爆發的情況下轉移到下壹個更高級的制度。”



伯恩斯坦在他的言論著述受到德國黨內馬克思主義衛道者的嚴厲批判後表白自己並不是要再創壹個社會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對立。而是想“消化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但是，若要“馬克思主義理論向前發展和改進，必須從對它的批判開始。”否則，“這壹理論終究失去它的科學性質而變成壹個宗教信條。”



就這樣，伯恩斯坦成為繼拉薩爾、可能派人士、費邊社學者之後又壹個提倡以和平漸進改良的道路來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大師。伯恩斯坦主義為社會民主主義之河註入了新的源流。



伯恩斯坦的“修正”工作雖然得到黨內外許多人的讚同以至喝彩，但也遭到黨內許多人士激烈的批評以至痛斥。某些以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弟子自居者是本著衛道士的情懷去痛斥這個叛逆者。盧森堡甚至動議把伯恩斯坦開除出黨，而黨的領導人則還另有壹番心事。



把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扣押了16年不讓發表的威廉‧李蔔克內西和倍倍爾其實在很多事情上都不以馬、恩的指導為然。他們認為馬、恩遠在千裏之外的英吉利海峽的彼岸，對德國的現實情況能有多少切身感受﹖但是，另壹方面他們又樂於擡高馬克思主義的威望，然後以馬克思主義權威的執行人自居去聚集粘合廣大勞工群眾。舉著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踮起腳尖走自己的路，多麼好的模式。可是，伯恩斯坦竟貿然要扔掉這面旗幟，這勢必造成群眾思想的極大混亂，而且也會危及自己的威望，因此他們不能坐視。



另外，從私人感情上他們也不能容忍伯恩斯坦的“狂勃忤逆”。如果是其他人倒還罷了，但是，這是伯恩斯坦啊。恩格斯對他呵護有加，視之如子。1893年，恩格斯去世前的兩年，指定伯恩斯坦為其遺囑執行人，手稿繼承人，然而恩格斯剛辭世壹年，屍骨未寒，伯恩斯坦就如此行事，難怪倍倍爾滿腔憤慨地說：“要是恩格斯今天看見，愛德華把他曾經親自幫助建立起來的壹切都葬送掉，他會說些什麼﹖”



面對黨內壹片伐韃之聲，伯恩斯坦並不退縮，而且爭辯道：“如果社會主義的勝利取決於資本巨頭的減少，那麼，為了保持行動上的壹貫性，社會民主黨就必須利用壹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去促使資本積累在越來越少的壹些人手裡，至少不應做出任何足以阻止這個減少過程的事情。然而實際上，黨在許多場合下的做法卻恰恰與此相反”這類爭辯無異是說黨的領導言行不壹，因而更招來痛斥。



黨的老領導人之壹奧文爾十分讚同伯恩斯坦的壹系列觀點，但不贊成他正面對黨的傳統思想進攻的做法。他認為有耐心地利用實際需要所造成的壓力去改變壹切，可以事半功信。



伯恩斯坦激動時的所講的壹句確有不妥的話給他自己帶來許多麻煩，那就是：“我坦白承認，對於人們所稱之為‘社會主義最終目標’的那個東西，我很少關心和感興趣，最終目的不管是什麼東西，對我來說不算什麼，運動就是壹切。”這句話被詮釋為放棄社會主義的瑰麗目標，只關註目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點滴改良。於是，伯恩斯坦在論戰中因此占了下風(起碼是暫時占了下風)然而，如果從更長的歷史時期去攷察則會發現，伯恩斯坦主義是贏家。



就在理論上的唇槍舌劍，烽煙正濃之時，法國米勒蘭入閣事件的發生無疑是給烽煙火上加油。



1899年的法國社會黨人米勒蘭未經社會主義議會黨團討論通過，就擅自接受以資產階級共和黨人瓦爾德克─盧梭為首的聯合內閣的邀請入閣任工商部長。此事在法國以至全歐洲的工人階級政黨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導致了壹場大辯論甚至組織上的分裂。



在法國，社會主義政黨因此分裂為入閣派和反入閣派，1901年以蓋德、瓦楊為代表的反入閣派組成法蘭西社會黨，以饒勒斯為代表的支持入閣派於1902年3月組成法國社會黨。



米勒蘭入閣事件發生在馬克思、恩格斯均已辭世之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已經沒有權威的仲裁者。這最大的益處是各派意見都得以充份地發揮。新舊世紀之交，各主要歐洲國家的普選權已經確立，這意味著國家的政權業已開放，任何階級的政黨都可以通過非暴力的競爭─競選去取得議會中的多數，控制立法並組織政府。然而對於勞工階級來說，從普選權的取得到控制政權中間還有壹個漫長的過程。1848年法國2月革命的成果之壹就是實行普選制，但它卻把路易‧波拿巴“選上”了皇帝寶座。社會舊習慣勢力的慣性力量以及數量龐大的農民往往使工人階級在取得全國政權的道路上碰到了遍布的荊棘。這種情況使某些人對以普選權能和平地完成政權的更叠深表疑問。於是把關註點投向馬克思主義所預言的“大崩潰”、“總爆發”、“決戰的那壹天”。他們充滿激情，強調階級鬥爭，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總設想著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權。然而在激進的理論下，他們的行動卻十分蒼白。究竟怎麼去“鬥爭”，怎麼去“革命”並無切實的規劃和行動。這也難怪，就連他們的第二導師─恩格斯(第壹導師馬克思早在1883年已去世)在去世前的兩三年間(1892-1895年)已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途徑苦思冥想之餘而“無所定見”。壹方面在現實條件下，恩格斯明確認定：“街壘巷戰的時代已壹去不復返了。”壹會兒，他說：“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他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的成就。”壹會兒又說：“無產階級不能因為資產階級曾多次要求我們無論如何要放棄革命手段而呆在法律的框子裡”就這樣，左右為難的他不得不嘆息：“壹個時期來，我壹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但是還拿不出壹個定見。”



然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壹些以堅定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人們卻似乎忘記了恩格斯晚年思想上的這些變化。他們的革命情緒使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米勒蘭的入閣行為。為此，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持續的譴責。



反入閣派在7月14日就發表宣言說：“作為壹個階級的政黨不可能是壹個內閣黨，也不可能變成壹個內閣黨，否則就是自取滅亡。”半個月後，蓋德、拉法格領導的工人黨再次宣稱：“米勒蘭的入閣實際上是變成資產階級利益的同謀者。”12月間，蓋德在壹場大型辯論會上說：“壹個陷入資產階級占多數的內閣的社會主義者是無能為力的。”“壹旦米勒蘭事件成為普通的實踐，就不得不與全部國際主義告別。”“勢必導致社會主義無可挽回的破產。”



德國黨的領袖威廉‧李蔔克內西也說：“壹個成了資產階級政府成員的社會主義者就同我們的戰鬥社會主義者分離了。”



布朗基派革命社會主義黨的領導人瓦楊則認為，階級鬥爭的原則禁止無產階級和社會黨人同資產階級的任何集團合作，否則黨就會失去明確的階級性質。加入資產階級內閣的社會黨人僅僅是壹個“人質”而已。



蓋德把這“人質”論作了進壹步的發揮。他說，“他(指米勒蘭─引者)被拉過去當掩護物和擋箭牌，以此解除社會主義反對派的武裝，不僅阻止工人向瓦爾達克-盧梭開火，也阻止他們向加利費開火，因為在工人和加利費中間隔著米勒蘭這個人。”



反入閣派的言論很多。但是只要稍作考察就可以發現，這些言論在激情之下顯得空泛，缺乏說服力。與此對照則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奉行改良漸進策略的人們所發出的壹片贊成之聲。從費邊社，可能派到福爾馬爾伯恩斯坦，乃至法國工人黨內地壹些地區組織都匯集在聲浪之中。可能派首領布魯斯在1899年7月24日就迫不及待地說：“我們堅持我們的社會主義者滲透到公共政權中去的策略，如果期待純粹的大街上運動的那種革命，我們可能永遠也等不到。”人們同樣會感覺到這些贊成、讚許其實也流入空泛，甚至有點情緒化，連才思過人的伯恩斯坦在情急之中也十分牽強附會地拿1848年法國路易勃朗、阿爾伯參加法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和1886年英國工會領導人托馬斯柏特等加入自由黨內閣的事例來為米勒蘭入閣作蹩腳的辯護。



只有饒勒斯，這位傑出的社會主義者有著不同凡響之處。起初他是支持米勒蘭入閣的。但他很快就認識到，壹個社會黨人必須經過黨組織的同意，按照黨規定的條件才能加入內閣，而且在任職期間必須接受黨的監督。他提醒人們要“警惕由於壹個社會黨人參加資產階級政府而可能產生的幻想。”稍後，他也明顯表示贊同第二國際巴黎大會的決議所說：“只要黨組織壹旦認為這個內閣在資本與勞動的鬥爭中明顯地露出自己的偏私，社會黨人就應該退出內閣。”由於米勒蘭任職後的表現令人失望，饒勒斯終究與他分道揚鑣。1904年1月米勒蘭所屬的法國社會黨地方黨組織把他開除。因此饒勒斯圍繞著米勒蘭入閣事件的許多演說和撰文並不是為米勒蘭個人辯護，而是在探索實現社會主義的具體途徑方法。這是他對豐富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的壹大貢獻。



米勒蘭入閣後的半年，即1899年12月，在巴黎雅皮體育館舉行了壹場有近千人參加的大型辯論會。饒勒斯作了重要發言。他闡述了壹些很核心的觀點。他認為，任何人都無法預測資本主義社會在什麼時候發生“大崩潰”，“最後決戰”在什麼時候實行。故此，社會主義者在為將來的革命作相應準備的同時，更重要的是針對當今社會作壹件壹件具體的、實際的改革改良工作。饒勒斯高度評價法國的普選制基礎上的共和制，認為工人階級可以運用“現代時期的革命工具”─選權取得政權，把它發展為社會主義共和制，饒勒斯指出，“壹些社會主義者把國家當成不可滲透的資本主義堡壘是錯誤的。”在另壹次會議上，他說：“將來總有壹天，統壹的組織起來的社會黨也會指示他的壹個或幾個黨員去參加資產階級政府，以便監督資產階級社會的機構，盡最大可能反對反動派的誘惑，盡可能參加改良的工作。”稍後在1890年第二國際巴黎代表大會上發言時更進壹步指出﹕社會黨人參加內閣，“如果他是整個黨的代表，那麼資產階級會更加猶豫，因為這將是政治上剝奪資產階級的開始。”



也就是在這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考茨基的決議案。決議說：“在現代民主國家裡，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不可能是某種襲擊的結果，而只可能是為了在經濟上或政治上把無產階級組織起來從事長期的艱巨工作的結果，是工人階級的體質上和精神上得到復興以及逐步奪取市政機構和立法機構的結果。”這講得很對，明顯已放棄了暴力革命和主張漸進改革的策略。但緊接著決議又說：“但是，在政府實行集權制的國家裡，政權是不可能壹部份壹部份地奪取的。”這就與前面的論斷自相矛盾。上面講“奪取政權是逐步的結果。”後面又講“不可能壹部份壹部份地奪取，”這邏輯上明顯的混亂反映了以馬克思主義權威解釋家稱著的考茨基的痛苦矛盾心情。面對現實他理應作出事實求是的判斷，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傳人，他仍然想把有關論點與馬克思主義的“最後決戰”論相銜接。當然這是徒勞的。於是最後他只得說：“個別社會黨人參加資產階級政府，不能認為是奪取政權的正常開端。而只能認為是迫不得已的擇取的暫時性的特殊手段這是壹個策略問題，而不是個原則問題。國際代表大會不應對此發表意見。”於是這個模棱兩可迴避矛盾的說法被譏為橡皮決議，因為德文橡皮與考茨基諧音。



巴黎大會之後，米勒蘭入閣事件的紛爭不減反增，形成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兩大派別的形成和對立。進而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引起了極大的爭論。鑒此，1904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舉行了第二國際第六次會議。會議主要議程是社會黨策略的國際準則，具體地講就是巴黎大會“橡皮決議”的續集。



阿姆斯特丹大會是第二國際運動史上十分重要的會議。圍繞著它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資料，顯示了在這次會議上正統馬克思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作了正面交鋒。



德國社會民主黨以馬克思的嫡系真傳自居，挾1903年德累斯頓黨代會批判伯恩斯坦主義的餘威在阿姆斯特丹大會上大顯其能。經過幾天激烈的辯論以25票對5票通過了蓋德決議案。(另有12票棄權)



決議宣稱：“社會民主黨不能謀求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部參與政權。”“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我們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久經考驗和已取得輝煌成就的策略，不能有壹種迎合現存制度的政策代替通過戰勝我們的敵人來奪取政權的政策。”



饒勒斯在會議上作了頑強的爭辯。他用了許多事實說明了法國社會主義者在某些具體事件上與資產階級中的某些派別合作的必要性、可能性，闡述了逐步改良所能累積的積極作用。他堅持認為不能把德國黨的德累斯頓決議“普遍化”，“國際化”。他堅稱：“當問題涉及各國內部策略時，由於這個問題十分複雜，各國的制度不同，因此不能制定剛性的，統壹的策略。”種種跡象表明許多國家都出現新的問題。對這些問題，工人階級需要保留策略和行動的自主性。”不能用“狹隘的策略公式來束縛世界無產階級的行動。”



考茨基反駁他道：“必須把策略的原則和策略的運用區分開來，德累斯頓決議的策略原則同樣適用於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



普列漢諾夫也幫腔說：“實踐同理論之間不存在鴻溝。”



在會議過程中倍倍爾居高臨下的味道引起了饒勒斯的強烈反彈。自威廉．李蔔克內西繼恩格斯逝世後五年也去世。64歲的倍倍爾就是整個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長老，更兼他所領導的德國黨是第壹大黨。故其措辭與態度頗為伐斷。然而實際上德國黨的內懮甚多。它壹方面堅持階級鬥爭的激進理論，而其實際活動則為改良性質的合法鬥爭。故德國黨存在很突出的理論與實踐的脫離現象。饒勒斯針對這壹點向倍倍爾發起了尖銳的反擊：“妳們既沒有採取革命行也沒有採取議會行動。”這觸及了德國黨的痛處，倍倍爾等都既尷尬又慍怒。



然而無論如何，阿姆斯特丹會議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而告終。故此，盧森堡滿意地說﹕會議成功是“革命社會主義對改良社會主義的勝利的象徵。”普列漢諾夫亦說﹕決議勇敢地接觸實踐問題，毫不動搖地作出唯壹堪稱為無愧於當代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回答。”決議的通過表明了“社會主義的山嶽黨戰勝了社會主義的吉倫特黨。”



但是情況並不像他們講的那麼樂觀。會後，許多黨或黨內的派別根本不理睬會議的決議。完全贊成饒勒斯觀點的英國獨工黨公開說：“國際的每壹支隊伍都應當奉行自己本身的策略。”並且，由於參加決議投票的代表許多是來自尚沒有議會的國家，所以決議“從壹開始就丟失了自己的全部價值。”



在“國際”的幹預下，法國社會黨與法蘭西社會黨於1905年實行了統壹。統壹後的黨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組織結構上都是饒勒斯派占主導地位。



更發人深思的是，在阿姆斯特丹會議上以“社會主義山嶽黨”自詡的普列漢諾夫日後被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更新銳的“社會主義山嶽黨”掃地除門。那以捍衛馬克思主義自詡的考茨基也被列寧貶謫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而列寧則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傳人自居。這究竟是歷史的無情還是人為的謬誤﹖如果整個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從那時起就以伯恩斯坦─饒勒斯主義為主導。那列寧主義是否還有掘起的可能﹖



阿姆斯特丹會議上馬克思主義的勝利只停留在表面詞句上。它似乎已處於巔峰，但這是正系數二次曲線頂點。過後就會降下來，因為創立於十九世紀中葉的馬克思主義若拒絕更新，那將不可避免地要被變遷了的現實淘汰。



事實上，恩格斯在逝世前的兩三年間思想已有顯著變化。然而批判伯恩斯坦的人們的思想卻還停留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的馬克思主義的座標上，不過這“人們”中的考茨基則終究離開那座標跟上了時代的步伐。1912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選舉中大勝，得票400多萬，成為國會第壹大黨。對此，考茨基評論說：“我們已站在走向取得政權的正確道路上，任何其他道路都是錯誤的。”從而較婉轉地否定了暴力革命。同時針對某些人激烈的觀點─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把原有的國家組織完全破壞為止─考茨基反駁說：“我們政治鬥爭的目標壹如既往，通過取得議會中多數並使之上昇為政府的主宰而奪取國家政權，但不是破壞國家政權。”這說明在阿姆斯特丹會議的八年之後，考茨基已公開接受了伯恩斯坦主義。再過八年，發生了他與列寧的論戰。他進而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之說。就這樣，儘管他終身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但這只不過是壹個人不願否定自己過往思想軌跡的偏執情結。實質上，他已匯進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潮流之中。



馬克思主義的極端就是列寧主義



二十世紀的降臨給人類社會帶來的不是溫馨與和諧，而是各種矛盾錯綜復雜糾葛不清，導致紛爭叠起，戰雲密布。終於，狹隘民族情緒的狂熱，大財閥追逐利潤的欲望，位高權重者稱霸世界的野心諸種因素交織重疊，遂把人類拖入流血漂櫓的世界大戰。然而，如果對現代史進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考察，就可以發現，產生於二十世紀初的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列寧主義對人類社會的持久危害，實在是令世界大戰望塵莫及。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於1898年3月，這在第二國際各黨中是個後來者，1903年8月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發生了意見分歧導致派別分野。擁護列寧的壹派占多數，稱之為布爾什維克(意為多數派)，反之為孟什維克(意為少數派)，兩派分歧的起點是黨員資格的界定，列寧所擬的條文比馬爾代夫(後成為孟什維克的領袖之壹)的多了壹點：黨員必須參加黨的壹個組織。從此展開了兩派近二十年的紛爭。考察這個紛爭的內容可以得知，分歧涵蓋俄國革命的內容、方式、途徑、策略等。而就奪取政權這壹點來說，布爾什維克的很多主張明顯比孟什維克務實、高明。



二十世紀初各主要歐洲國家已基本建立了民主體制，工人階級的任務是把民主推向社會的各個橫斷面及其縱深，如果不是致力於建立工人階級的專政的話。故此在這些國家裡社會民主黨肩負的任務是改革，改良而不是激烈的乃至流血的暴力革命。俄國的情況則大相徑庭，沙皇專制政體頑固地盤據社會，堅拒政治改革。因此，俄國社會民主黨應該是壹個革命民主政黨而不是民主政黨，它必須有較緊密的組織紀律。如果像馬爾代夫照搬歐洲諸黨的條文，只須承認黨的黨章，為黨的任務工作就可以成為黨員的話，那勢必會相當鬆散，難以承擔革命重任。



1917年2月革命驟然勝利後，孟什維克的做法也是相當機械地照搬昔日的歐洲經驗，從3月9日(俄歷2月26日)彼得堡20萬工人大罷工開始到3月12日工人士兵武裝暴動起義，再到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只幾天功夫，民主革命已告勝利。3月12日晚上彼得格勒舉行了士兵代表蘇維埃大會，大會選出了11名成員的執行委員會，孟什維克占多數並擔任主席。



實事求是地說，二月革命的成功主要是工人、城市貧民、士兵(穿上軍裝的工人和農民)浴血奮戰的結果，資產階級則乏善可陳。然而孟什維克竟如此的機械幼稚，硬要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出發，把這場推翻沙皇封建專制的革命界定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認定它應由資產階級去主導，士兵代表蘇維埃不必參加臨時政府，而只應從外部對其加以監督，於是在3月15日宣告成立的臨時政府中，11名部長有10名是資產階級和立憲黨的代表，只有克倫斯基(社會革命黨人)以社會主義者身份入閣任司法部長。



把推翻封建專制的民主革命硬要加上壹個資產階級的定語，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是社會理論的壹大諈^，它經過馬克思主義的炒作已深入人心，造成極大危害。



民主系相對於專制而言，民主革命是終結專制的社會運動，它並不只與資產階級有關。固然，完整意義上的民主革命不可能發生於封建社會，因為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有相當規模，經過了文藝復興、思想啟蒙，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已有相當力量的情況下才會發生，並且鑒於資產階級在第三等級中占主導地位，革命行動往往由他們來領導。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成為在“民主革命”前面加上“資產階級”這樣壹個限定詞的理由，因為民主革命所提出的訴求，諸如廢除封建特權，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全體公民的各項政治權利(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和人身權利(擇業、居住、遷徒等)，實行普選制，民選立法人員和行政長官等等，對第三等級各階層人民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正因為這樣，第三等級中的工人、城市貧民─拉薩爾所稱之為第四等級的人群才會那麼積極地投入民主革命。



把民主革命稱之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說法在俄國革命中產生了雙重的危害。第壹、如前所述，孟什維克由此把政權拱手讓給了資產階級和立憲黨人。根據兩個多世紀的經驗，資產階級出於其階級利己性，壹旦權力在手，它總是想法使民主革命時的訴求在兌現中打折扣，立憲黨人就更不消說了。即使在政治領域內，它難以再做些什麼手腳，但在經濟領域中，它是肯定會讓財產分配的不公以某種形式，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下去，從而讓資產階級過上比勞動大眾優裕許多倍的生活。而這是不符合第四等級民眾的期望和利益的。



在過去歐洲諸國的民主革命中，由於第四等級的力量相對分散弱小，資產階級主導了局勢後，壓制勞工階級正當的政經訴求，從而導致慘烈的階級衝突，然而此時在俄國民主革命中，第四等級的力量十分強大，何必要去走歐洲諸國的老路呢？



第二，事情尤其糟糕的是，此時在孟什維克背後還有壹個虎視眈眈的布爾什維克。它正好利用孟什維克陷入那個社會理論誤區，從中找到了壹個極好的籍口，既然民主革命僅僅是資產階級的，那麼工人階級當然就有必要再來壹場革命─列寧稱之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暴力行動了。



當時，由於孟什維克在工人中的影響力大於布爾什維克，農民則相當信任社會革命黨，因此，孟什維克本應利用有利形勢，盡快組成以社會主義政黨為主體的臨時政府，並包容資產階級的代表參加，在此基礎上，盡快召開全國立憲會議，以使臨時政府取得民意基礎和法理根據，由孟什維克輔以社會革命黨主導政局，布爾什維克與資產階級的代表壹左壹右互相制衡，這樣，俄國就很有機會確立多元化民主政治並平穩地實施各項社會改革以實現社會主義目標。



然而，孟什維克缺乏政治智慧，錯過了這壹難得的歷史良機，並在日後遭到了滅頂之災。雖然就它自己而言是咎由自取，但俄國以至全世界都由此陷入了壹場至今未完結的大災難。大凡在大動蕩的歲月裡，激進的觀點較能攫取民眾，幾經較量，布爾什維克的影響力在群眾中迅速增長，遂於二月革命後的八個月發動了壹場被他們稱之為“十月革命”的武裝暴動，推翻了經過三次改組，資本家和立憲黨人占少數，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已占多數的臨時聯合政府。時局變化如此之快，幾乎是壹覺醒來，孟什維克發現自己已被排除在權力圈外，但它還抱有壹線希望做最後的努力，11月間由傾向孟什維克的全俄鐵路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出面向布爾什維克建議成立包括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內的“清壹色社會主義者政府”，即摒除了資產階級和立憲黨人，但布爾什維克立即輕蔑地予以拒絕，在它看來，暴動業已成功，今後，當然只容布爾什維克來壹統天下。



布爾什維克曾承諾召開立憲會議，但當立憲會議的代表以普選方式產生出來後，它卻要自食其言了，因為在715名代表中布爾什維克只占183名，其餘均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於是在1918年1月6日，立憲會議只舉行了壹天，布爾什維克便以武力將會議驅散。從此，在俄國土地上開始了長達大半個世紀的無產階級專政。



十九世紀末期，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歧要點在於改造歐洲各國現狀的途徑是漸進改良還是暴力革命，而且還應該註意到的是，即使那些自詡為奉行馬克思主義的黨，在高談階級鬥爭，激進革命的同時，也沒有真正考慮去怎樣進行武裝革命，他們的實際行動也只是競選，議會鬥爭，罷工之類。即使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壹恩格斯在他去世前的兩三年間，也大大緩和了激烈革命的詞句。



二十世紀初，俄國革命經過1905，1917兩次大規模的暴力行動，以布爾什維克攫取全部政權告終，藉此布爾什維克當然可以以馬克思主義的嫡系真傳自居，因為從巴黎公社之後經過了將近半個世紀的紙上談兵，只有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把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付諸於成功的行動。列寧認為有必要使自己的黨不但在實質上，而且從名稱上都要與歐洲那些只說不練的假馬克思主義政黨相區別，更要與那些基本上不奉行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相區別，故此，黨的名稱是非改不可的了。1918年3月經過列寧提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改名為俄國共產黨。從馬克思、恩格斯在久遠的1848年撰寫了《共產黨宣言》後，至此世界上才出現了貨真價實的共產黨，並且，接踵而來還出現了世界性的共產黨體系。馬克思、恩格斯的亡靈若有所知，當也含笑九泉了。



不過，在列寧等為他們成為了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傳人而躊躇滿誌，意氣風發之時，卻有壹個人出來給他們當頭棒喝，這個人就是在約二十年前批判過伯恩斯坦，批判過米勒蘭，也批評過饒勒斯，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自居，滿懷激情地宣稱過：“我將作為堅定不移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死，正如我作為堅定不移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活壹樣”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家考茨基。



考茨基批評俄共並不在於他們以武裝革命奪取政權的方式、途徑，而在於他們獲得政權後的政權結構和走向，也即列寧自己所稱之為的無產階級專政。對無產階級專政，不但歐洲各不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黨絕不提及，即使是宣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黨也有意迴避，因為“專政”壹詞實在不雅，即使加上壹個“無產階級”的修飾定語也難以使它變得美麗可親起來。



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文字浩如煙海，很少人能把它們逐字逐句地仔細讀完，考茨基就是這很少的之壹。連列寧都不得不承認他是“壹個幾乎能把馬克思著作都背得出來的人”。



在馬克思、恩格斯卷帙浩繁的著作中，究竟是怎樣論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呢？從各派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壹再引用的章句段落可以得知，馬克思、恩格斯只在幾篇文章和書信中論及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在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中，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中，在給魏德邁的信中。在恩格斯寫給倍倍爾的信中，在恩格斯為《法蘭西內戰》所寫的“導言”中。從這幾處有關的章句段落來看，十分明顯的是，馬克思、恩格斯雖談到無產階級專政，但語焉不詳，沒有講明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容，沒有講明專政將實施多久。而恩格斯的那段話更令人迷惑，他說：“先生們，妳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樣子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那麼巴黎公社是怎麼樣的？巴黎公社實行的是不排斥任何階級的普選，公社決議維護“共和國的壹個重要原則－自由原則”。決議“不淮進入私人住宅，不淮任意抄家捕人”這顯然與布爾什維克的專政大相徑庭。以維護馬克思主義的崇高形象為己任的考茨基不能容忍列寧把他自己的胡作非為說成是秉承馬克思主義的教導。在考茨基看來，馬克思主義充滿了民主精神和人道氣息，根本與布爾什維克的專橫暴戾風馬牛不相及，如果仍然緘默那無異是默許布爾什維克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糟蹋和構陷，於是，他憤慨遣責布爾什維克政權是“專制政權”是“毀滅民主”，是壹個“革命官僚督察的國家機器”並論斷在俄國已“從工人蘇維埃的獨占統治中產生了壹個新的官僚階級”。“蘇維埃政權是俄國至今有過的壹切暴政中暴戾之氣最嚴重的壹個政權。”



於是，在考茨基與列寧之間展開了壹場唇槍舌劍。不但在他倆之間，而且在他倆各自率領的派別之間也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論戰，甚至在約半個世紀後某個遠東亞洲人國家的共產黨理論家們也鸚鵡學舌地模仿布爾什維克的口吻，參與了這場大罵“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考茨基”的舌戰。



儘管論戰的雙方都煞有介事，但外界卻仍感到無聊，因為他們雙方都有預設前提，即馬克思主義是絕對正確的，是絕對真理。雙方都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只言片語，再加以引伸，作出適合自己需要的解釋，來力求証明自己觀點與行為的正確。



真假美猴王的大戰，外人自然沒有興趣介入。是非的辨明，其實也並不需仰仗先知的真言，僅從常識的角度去探討就可明了，因為道理並不復雜，只要沒有經院大師們在那裡故弄玄虛，故布迷陣，就行了。



列寧主義在政治層面上的關鍵內容是它的階級鬥爭理論、國家觀、民主論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這幾部分又是有密切內在聯系，有時是渾然壹體的。



列寧的階級鬥爭理論本源於馬克思主義，並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列寧主義認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是極其尖銳，不可調和的，這明顯是主觀臆斷。



歷史上，強調“君權神授”的封建特權階級對人民實行超經濟的人身強制統治，即不但橫征暴斂而且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和人身權利，故兩者之間的矛盾極其尖銳，換言之，很難指望這個矛盾以平和的方式得到解決，特別是在十九世紀以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則不同，資產階級不是以法定的特權來統治無產階級，它是財大氣粗，以其手中大量的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來控制社會經濟命脈，操縱社會財富的分配，出於階級利己主義，它肯定不會讓無產階級得到合理的財富分配，可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最基本的是體現在經濟層面上。不過壹旦資產階級繼封建特權階級之後掌握了國家政權，它就有可能以立法的途徑來強化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這就使兩者之間的矛盾由經濟層面上升到政治層面，無產階級的反彈也就會從破壞機器的原始行動和罷工的經濟鬥爭上升到社會革命。然而當資產階級終究明白過來，改弦易轍之後，兩者之間的對抗性矛盾就會緩和下來，普選權使無產階級得以把自己的代表送進議會，當這些代表足夠多時，他們就有可能制訂逐步改變財富分配不公的法律。當代表數額再多到更高的數額時，他們便可以組閣，從而更有效更迅速地改革財富分配不公的現實。到這時，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的較量，就不是在硝煙彌漫的巷戰上，而是在爭取人心的演說中。



列寧的階級鬥爭激烈論若是創立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那還有些道理，但它是創立在二十世紀初，尤其又是在俄國，故更屬欺人之談。俄國資產階級的軟弱無力是十分明顯的，而勞工階級相對十分強大，故此二月革命後成立的臨時政府立即發表了《告俄國公民書》宣佈著手召開在普選制基礎上的立憲會議，並實行政治大赦，宗教大赦，宣佈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廢除死刑，成立各種經濟改革機構和生產發展促進會。俄國的社會改革，起碼是在法律文件上，只用壹個星期就走完了英國兩個世紀，法國壹個世紀才走完的過程，在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森林般的槍刺下，資產階級如此恭順，列寧還有什麼道理去杜撰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如何尖銳，不可調和？當然，道理是有的，那就是只有把俄國資產階級說得十分頑固，把它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描繪得十分尖銳，才能使布爾什維克得到再發動壹次暴力行動推翻臨時政府，奪取政權的藉口。在1917年六月年召開的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壹次代表大會上(該大會有1090名代表，其中布爾什維克只有105名)，列寧就公開放言他的黨“隨時都準備奪取全部政權”。



列寧在他的階級鬥爭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他的國家理論，列寧宣稱“國家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機關”列寧的國家理論當然也可以從馬克思主義那裡找到根據，如恩格斯就曾說“無產階級之需要國家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



然而國家的功能僅只是“鎮壓”和“壓迫”嗎？國家是否還應該防止境外他國他民族的侵擾？是否還可以對國內的某些大規模公眾事務作出決策和動員﹖如防洪排澇。是否還應該擔負起懲罰和防治刑事犯罪的責任？列寧把國家的功能大大縮小，不過是為了人為地誇大資產階級掌握的國家對無產階級的壓迫，於是無產階級就可據此取得照葫蘆畫瓢的理由。不錯，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是很不光采地這麼做過，但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由於建立在言論、集會、出版、結社充分自由的基礎上的普選制的實行(這種普選制才是真正的普選制，沒有這個基礎的普選制則是虛假的普選制)，國家政權已不為(起碼是逐漸不為)某個階級所專有。議會、內閣由來自社會上各個不同階級的代表所組成，從而使階級統治已變得不可能。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代表在議會、內閣裡互相碰撞，蹉商，討價還價，以求在可能的前提下取得兼顧各個階級利益的平衡點。當然這個平衡點不是固定的，而是漂移的，依各階級能量的消長而變更坐標，但總趨勢是朝有利於勞工階級的方向移動。



在俄國，從來沒有單獨掌權，沒有對無產階級實行過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要嘗嘗俄國共產黨對他們實行階級統治的味道了，他們大概是在替昔日的英國、法國資產階級抵罪受過。這算是列寧主義的創造─跨國株連了。



這個階級統治是怎麼個統治法呢？是無產階級專政。列寧說：“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直接採用暴力來取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的這段話會令所有善良人嚇得發昏，而蘇醒過來以後確實還需定下神來看看俄共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種種具體做法。



蘇維埃政權機構是通過選舉組成的，而這個選舉是在資產階級和反對派的報章已被取締，即言論、出版、結社權利已被扼制的前提下舉行的，並且資產階級分子和貴族被剝奪了選舉權。因此，這充分體現了蘇維埃政權的階級性。有如列寧所說，是無產階級壓迫資產階級的機構。不過事情並不僅如此，蘇維埃政權還有壹個“新政”，是採用間接選舉法。即民眾只能選舉最基層的蘇維埃代表，往上各層均是代表選代表。十九世紀的普魯士就是實行這種間接選舉制，甚受詬病抨擊，而今俄共將它實施於無產階級和全體人民。



在俄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被剝奪了所有的政治權利。然而壹個人最基本的訴求，最低的底線是覓食謀生。那些前資本家們可以不要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的自由權，也認可布爾什維克政權無償地把他們的工廠、商店充公，把他們的儲蓄沒收。但他們總得要有壹份工作，掙得薪金去維持生活，可是他們被拒絕接受為工會會員，因此很難找到工作。尤其在持續數年的糧荒中，俄共政權實行糧食配給制。“壹九壹八年九月壹日，按階級的配給制在各主要城市實行。四種不同顏色的面包和食物配給証發給人口中的四個階級，配給的數量按四、三、二、壹的比率分配。獲得配量最少的第四類都是靠資本收入、房產、商業企業或者靠剝削別人的雇用勞動而生活的人，而且當供應量降得非常低的時侯(這是經常發生的)，資產階級就完全得不到配給。”為了得到糧食充飢活命，壹些前資產階級分子把他們的珠寶樂器、衣物拿到黑市上換取糧食，但這往往會被“契卡”突然捕獲，被扣上種種反革命破壞罪名抓去做人質或者乾脆就地處決。於是乎，從前沒有對無產階級實行過階級統治，現在也沒有抗拒布爾什維克政權的俄國資產者整個階級都被逼上了絕路。



在實行這赤裸裸的階級歧視政策的同時，是極其兇暴的鎮壓措施。壹九壹八年九月五日內務人民委員會下達壹個命令“在資產階級和軍官中間最輕微的反對活動，白衛分子中間最小的活動也要受到大規模處決...契卡和軍事部門應特別努力搜索並逮捕壹切改名換姓的人，並不拘何種形式地槍決每壹個同白衛分子活動有勾結的人。”



在行刺列寧的事件發生後，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季諾維也夫下令槍決了500名人質，這些遇害的人質大多是和平居民，只是因輕微嫌疑就從家裡被抓走的。



至此，人們總算從實際中知曉了布爾什維克的專政是如何“直接憑借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了，於是在普遍的震驚後是普遍的憤慨，從資產階級報刊到社會民主主義雜誌，再到馬克思主義的喉舌無壹不予以譴責，譴責的重點是布爾什維克“扼殺民主”。



“民主”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和象徵，它激勵著壹代又壹代的仁人誌士為之奮鬥直到流血犧牲。而今布爾什維克如此扼殺民主，的確是可忍，孰不可忍。



本來，列寧曾說過：“民主這個詞用在共產黨身上不僅在科學上不正確，而且在1917年3月以後，它已成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礙他們自由地、大膽地、自動地建設新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這些話表明，“民主”很礙手礙腳，列寧打算把它徹底拋掉。但後來在外界義憤填膺的譴責下，列寧改變了說法，他承認有民主這回事，但又說：“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資產階級民主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窮人是陷井和騙局。”“無產階級民主是世界上史無前例地發展和擴大了的民主。”“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



如果說在民主革命的前面加上資產階級壹詞所形成的社會理論誤區還有其緣由─資產階級曾在民主革命中起領導作用，那麼在民主的前面加上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限定詞則純屬憑空臆造了。



民主相對於專制而言，它的內涵根本與資產階級占有生產資料或無產階級不占有生產資料無關。民主從個體微觀來看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擁有選舉權和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政治權利。從社會宏觀來看，是議會政治、多黨競選、三權分立，民選行政長官。從社會群體的關系來看，是通過自由討論之後再進行投票來解決他們之間的觀點和利益衝突。



列寧所說，資產階級民主是狹隘的民主，應該是指昔日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後曾不肯全部兌現自己領導民主革命時所作的承諾，如以財產擁有量來限制選舉權，頒布反結社法等等。時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歐洲各資產階級主導的政府都早已放棄這些不符合民主精神的謬誤做法，皈依了民主原則。故此，列寧的指責，壹來是無視時空已變換，二來是邏輯上的混亂，把資產階級曾沒有真正實行民主說成是有壹個資產階級的民主。



另外，我們也不妨順著列寧的話語，暫且就當真的有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然後比較壹下這兩個“民主”究竟哪個更民主壹些。



在俄國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的時侯，各主要歐洲國家仍是資產階級掌握政權。這些政權給予本國的全體公民(當然包括無產階級在內)以完全的政治權利(言論、集會、出版、結社等)。工人群眾及其代表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表抨擊政府的言論和文章並組織以“在政治上、經濟上剝奪資產階級，實行生產資料社會化”為訴求的政黨。這些國家已實行著直接普選制。勞工階級已把自己的代表選入市政和中央各級立法機關。



然而在蘇俄呢？布爾什維克政權剝奪了貴族和資產階級的選舉權(請留意，巴黎公社並沒有實行這樣的剝奪)，嚴禁他們有絲毫反對布爾什維克的言行，否則立即予以鎮壓和處決。無產階級又如何呢？據說無產階級理所當然地要擁護他們自己的政權─布爾什維克政權。如果某個或者某些無產階級分子用口頭或書面去抨擊或反對這個政權，那他們就是站到敵人的立場─貴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去了，成了新生的階級敵人。當然對這些人就要剝奪曾讓他們享有的“無產階級民主”權利，並對其實行堅決的鎮壓和處決。那麼在怎樣的情況下比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的“無產階級民主”才會被“享用”呢？首先，“享用”這些民主權利的人必須屬於人民的範疇。接著，這些人民“享用”這些權利是去為布爾什維克政權大唱贊美詩，是在規模巨大的國慶或“五壹”節之類的集會遊行中以巨大的標語和震天的口號去向它表示壹片信賴擁戴之情，當然間或也可有些“善意的批評”點綴在得到當局允許出版的書報雜誌之中。



此外，布爾什維克政權給予無產階級和所有屬於人民階級的人也只是間接選舉權。從直接選舉到間接選舉是無可狡辯的民主程度的倒退。那為什麼布爾什維克政權要實行間接選舉制呢？這是因為既然它宣佈其所建立的是共和國，就不可能以欽定或世襲方式來運作權力，選舉是唯壹的途徑，而操縱少數代表的意向要比操縱成千上萬的選民的意向要容易得多。經過多層選舉，選民群眾與最高層已隔得非常遙遠。經過層層過濾，就很容易提煉出適合當局胃口的“民意”，決策者的施政內容也就會與廣大無產階級群眾的意向大相徑庭。



通過以上的比較，列寧稱之為的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到底哪壹個更民主些，不是壹目了然了嗎？列寧說：“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壹個政黨的領袖信口雌黃，指鹿為馬到了這種程度，不能不為社會留下永遠的震驚。



在這裡，很有必要弄懂，列寧講過這樣壹段話：“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



如果這段話還不夠直接了當，那就請聽曾經是列寧的熱烈擁護者托洛斯基的另壹段話“只有通過黨的專政，才有可能實行蘇維埃專政。只是由於黨的理論見解的明確，它的革命組織的強大，才使蘇維埃能夠從壹種不成樣子的勞工議會變成勞工的最高領導機構。”



這下總算真相大白了，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是幌子，是用以蒙騙廣大勞工群眾的，實際上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專政，尤其是這個黨的領袖人物的專政。恩格斯曾經批評布朗基主義說：“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實現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少數人又事先服從於幾個人甚至壹個人的專政。”布朗基主義沒有成功地建立過政權，而恩格斯這段話倘若用在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學生的列寧們的身上倒非常貼切。



列寧關於階級、政黨、領袖之間的關系的理論所造成的問題首先是出在民眾階級與政黨之間的關系上，列寧主義強調只有布爾什維克黨─俄國共產黨是俄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其他的黨都不是。憑什麼，憑什麼這樣斷言？憑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不對，因為二月革命的成功，有孟什維克，有社會革命黨，還有立憲黨，更有許多無黨派的民眾的奮起參與，功勞的大頭攤不到布爾什維克的身上。憑十月革命推翻臨時政府？不對，臨時政府經過三次改組後，立憲黨人，資產階級的代表已占少數，社會主義者─孟什維克，社會黨人已占多數。如果仍嫌不夠，還可繼續改組，根本不必要推翻它。而布爾什維克堅拒加入臨時政府，堅決要推翻它，其目的無非只要建立布爾什維克的壹統天下，連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也要予以鏟除，即使姑且不論布爾什維克推翻臨時政府是否正當，而僅就它以推翻臨時政府的“功績”來壹勞永逸地把自己鐵定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作法就可窺見它那“成者為王”的封建心態。因為這個“先鋒隊”不僅是要人們尊崇它，贊頌它，而是要鎖定由它獨主政權。



壹個政黨獨霸社會公權力將會帶來什麼呢？它將會禁止其他政黨組建，即使有其他的黨出現，也必以得到它的首肯，願意充當它的附庸為前提。發展下去，為防微杜漸，將會禁止結社，為防止有人以理論與言論為先導來從事反對壹黨鐵定執政的格局，將嚴厲控制思想、言論、出版。壹黨專政的黴菌發酵後，將使社會生態大大惡化，人的情操品格迅速墮落。投靠黨取得先鋒分子的資格是拓展個人前程的最佳道路，於是識時務的俊傑們紛紛在入黨做官的征途上各顯其能，迎奉長官意誌，無視民間疾苦，揣摩上級意圖，邀功取寵，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充當政治打手。絕大多數蕓蕓眾生自感無力進取，則漸漸麻木，且又為殘酷的“階級鬥爭”所震懾，變得謹小慎微，明哲保身，不問政治，正義感泯滅。極少數反抗意識甚強者會作出絕望式的反抗言行，這飛蛾撲火的行動卻給當權者找到施行嚴厲鎮壓政策的藉口，於是針對新生的階級敵人─本屬無產階級或其他人民階級的“蛻化變質”者的肅整、清洗“政治運動”連綿不絕，永無寧日。



在布爾什維克掃清了黨外所有不馴服的政治因素後，便禍起蕭牆了。因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最終體現為革命政黨內的領袖專政，故領袖不可能容忍黨內存在不馴服於自己的人物和派別，所謂集體領導不是常態，也不穩定，個人獨裁才合乎布爾什維克的政治邏輯。於是領袖必定會消除黨內那些公開存在或潛在，甚至是領袖臆測出來的不馴服於自己的人物和派別。這類故事首先發生在蘇俄，後來又在某些遠東亞洲人國家中上演不衰。在蘇俄，曾經為黨的專政大力鼓吹的托洛茨基首當其沖被這個專政掃地出門，並追殺於墨西哥；曾經以鐵腕實施無產階級專政，下令大規模處決人質的季諾維也夫等也被押上了刑場，連並無權力欲望，但其觀點時與領袖們相左的理論家布哈林也難逃壹死。



這就是列寧首創再經過斯大林發展的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分支，是把馬克思主義中某些尚處雛形的謬誤擴展至極端的分支。用列寧黨徒的話來說，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的種種作為無可辯駁的是人類文明的大倒退，是獨裁專制披著人民共和國外衣的復闢。它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災難廣泛並持久，時至今日，儘管俄國已得到解脫，但某些遠東亞洲國家仍呻吟在它的淫威之下。



從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專政很容易聯想到十八世紀末葉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專政。雖然兩者都施行嚴厲的鎮壓手段，但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雅各賓專政時期短，而布爾什維克專政相當漫長。法國大革命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與之有很多不同，無可借鑒效仿，當時是人類社會民主革命的幼年時期，理論和經驗都十分缺乏，憑著壹腔熱情激奮而起，難免產生過激與謬誤。俄國革命在它之後壹個多世紀發生，人類社會已經歷許多變故，有關的理論和實踐經驗極多，只要懷著真誠的動機和願望，斷不會重蹈色彩斑駁的法國大革命中的灰暗部分。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就是例証。在公社委員會中也因思想觀點，策略方法的不同導致了派別分野，兩派爭執十分激烈。但是，雖則如此，大革命時期那種動輒把不同派的革命者送上絞架的情況卻不再發生。時代不同了，巴黎人成熟了，儘管雅各賓黨人仍然是他們之中許多人崇敬的英雄，但卻絕不會效法雅各賓專政的某些恐怖行為。故此，俄國布爾什維克專政的暴行及其帶來的深遠危害是不可原諒的。



首當其沖遭到列寧主義危害的是俄國的近鄰德國。確切地說，是列寧主義禍害了德國革命。1918年11月，德國爆發革命，情形與壹年多以前的俄國二月革命極為相似。革命以11月2日基爾海港的水兵暴動啟動，頃刻間即成燎原大勢。幾天之內各地紛紛響應，7日，德第二大邦巴伐利亞宣佈為共和國，國王路德維希三世退位。9日清晨，柏林工人就開始舉行大規模遊行集會，軍隊拒絕鎮壓，而且倒戈。起義者迅速占領警察局和皇宮，威廉二世倉惶出逃，霍亨索倫王朝繼羅曼諾夫王朝之後傾覆。



德國有當時世界上最強的工人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它從成立至此已走過了約半個世紀的歷程，從1912年起它就壹直是德國國會裡擁有議席最多的黨。然而，糟糕的是，這個黨已於1917年4月分裂成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分裂的直接原因是對政府戰爭撥款所採取的不同看法和處置。



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初，民族主義狂潮澎湃洶湧，勢不可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國際主義觀點和馬克思主義的“工人無祖國”都像無力的柵欄被洪水沖垮。連蓋德這樣自封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進入了戰時內閣任國務部長。



然而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還是發生了激烈的爭端。壹派支持政府的戰爭政策，主張在議會中對軍事撥款投贊成票；另壹派則反之。在全社會民族情緒的高壓下，反對派不得不保留自己的意見而在公開場合步調壹致地投了贊成撥款票，只有壹個人，卡爾‧李蔔克內西(威廉‧李蔔克內西之子)投了反對票。



隨著戰爭局勢的發展，反對派認為德國已完全表現出侵略勢頭，再也不能以保衛祖國的防禦性作戰來為政府辯解了，於是他們堅決地在後來的議會表決中投反對票。鑒此，黨中央把他們開除。他們遂另外組織了獨立社會黨。24萬黨員留在原黨內，10萬人脫幅而去，加入新黨。新黨的精神領袖就是大名鼎鼎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德國黨多次開會批判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聲色俱厲，好像德國社會民主黨真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忠實衛士。其實這不過是虛幻的表象。德國黨內許多人早已心儀改良，對馬克思主義敬而遠之了。在倍倍爾、考茨基、盧森堡等人大聲疾呼批判伯恩斯坦時，他們靜靜地觀察，默默地想著自己的心事，悄悄地走自己的路。以埋頭苦幹又不顯露鋒芒的方式攀上了高位。這其中就有艾伯特和謝德曼這兩個後起之秀。



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的時侯，艾伯特與謝德曼都還是幼童或尚未出世。然而憑著他們的沈著與幹練都後來居上地超過了他們的前輩。1913年倍倍爾去世時，艾伯特當選為黨主席(與哈阿茲並列)，並且，令人不無意外的是，艾伯特與謝德曼都是血統工人，他們的父輩是工人，他們自己也是學徒工出身，嘗盡社會底層生活的艱辛，卻不具激烈革命傾向，他們的和平改良意識甚至大大超過了伯恩斯坦。同樣令人不無意外的是伯恩斯坦在倍受責難羞辱後都仍然執著地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他事後壹再宣稱1914年8月4日被迫投贊成票是他壹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1918年德國十壹月革命就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分裂為以艾伯特、謝德曼為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多數派和以哈阿茲、考茨基為首的獨立社會民主黨的背景下發生。



霍亨索倫王朝傾覆了，德國向何處去？



11月10日，柏林蘇維埃會議召開。批淮前壹天成立的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即臨時政府。此臨時政府與俄國二月革命後的臨時政府大不相同，它是由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主導，然而問題就出在這兩個分了家的兄弟之間。



臨時政府成立後兩黨進行了討論磋商，獨立黨向社民黨提出應把德國導向社會主義共和國。社民黨內有玄機地回答：“這也是我們的願望，但決定權在於選舉出立憲會議的人民。”獨立黨進壹步澄清，在這個共和國中，全部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力應掌握在全體勞動人民和士兵選出的代表手中。對此，社民黨作了正面答復：“如果這壹要求是主張壹個階級的壹部分人專政而又不為大多數人民所擁護，那麼我們就必然反對這種要求，因為它同我們的民主原則相矛盾。”



由此可見，獨立黨與社民黨的分歧已不僅是昔日關於投票支持軍事撥款與否了。對於今後德國政局的走向，他們各自的訴求也大相徑庭。社民黨傾向於全民民主政權，即對資產階級不作政治歧視。它強調宣稱：“不是全部權力歸蘇維埃，而是歸全體人民。”而獨立黨人的主張明顯與俄國布爾什維克相似，要把資產階級排除在社會公權力之外。世事的復雜吊詭在此有了鮮明的例子。剛剛在幾個月前，1918年8月，考茨基還寫了壹個小冊子，嚴厲譴責布爾什維克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此時，以他為精神領袖的獨立黨卻提出了與布爾什維克相似的訴求。



壹個多月後，即1918年12月中旬，在柏林舉行了全德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出席會議的489名代表中，社民黨占288名。會議否決了“全部權力歸蘇維埃”的提案，並選舉出社民黨占優勢的執行委員會。於是，社民黨不但主導了臨時政府，也主導了全德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



獨立黨裡的左派，尤其是獨立黨裡壹個自成體系的派別─以卡爾‧李蔔克內西、盧森堡為首的斯巴達克聯盟打算要再發起壹場革命，類似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十月革命來推翻艾伯特政府。為此他們從獨立黨內把自己的隊伍拉出來，於1918年12月30日成立了德國共產黨。在這種情況下，獨立黨的主流派猶豫了。他們雖然對社民黨背離馬克思主義不滿，但又不想在德國發生布爾什維克革命。而社民黨則大為緊張起來。俄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布爾什維克主義成功後的悲慘下場，使他們不得不為自己的安危作想。德國今後向何處去已是以後的問題，目前至關重要的是保住身家性命。為此他們決定先發制人。社民黨本身並無武裝力量。但其領導人之壹諾斯克卻早有預算，他組織了壹支由舊軍人為骨幹的軍事力量，並率領這支武裝於1919年上半年鎮壓了柏林、慕尼黑等壹些地方的獨立黨左派和共產黨領導的工人暴動。卡爾‧李蔔克內西，盧森堡也在鎮壓中遇害，從此德國社會民主黨多數派就背上了勾結反動勢力，屠殺自家兄弟的罵名。德國工人運動從此分裂了。



這的確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最大悲劇。德國社會民主黨右派的確應該受到譴責，但設身處地地想壹想，如果“德國的布爾什維克”得勢，他們的政治生命乃至肉體生命都將完結。舍此，他們還能有其他什麼選擇呢。



面對現實，獨立黨人檢視了自己過往的足跡。他們未必會贊成艾伯特、諾斯克的鎮壓行動，但他們更不願見到布爾什維克式的革命在德國成功。於是他們改變自己步伐走向。1919年3月伯恩斯坦首先告別獨立黨回到多數派社會民主黨。1922年9月，考茨基則率領所有願意回歸的獨立黨人重新並入社會民主黨。從此，德國再沒有獨立社會民主黨這個番號了。然而還是有很多人沒有跟著考茨基去回歸。時間的流逝並不能沖淡他們對社民黨曾經血腥鎮壓工人起義的憤恨。在臺爾曼等人的率領之下，他們聚集在德國共產黨的紅旗周圍，成為壹支既與資產階級為敵，也與社會民主黨為敵的政治力量。



兄弟鬩牆，為敵人所趁，德國社會民主黨再也無力單獨主導政府了。它只得與天主教中央黨組成聯合政府，即魏瑪共和國。政權既被分享，它的行動也必處處受掣肘。自然，在把社會民主主義理念付諸現實的時侯，就不得不打折扣。



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列寧主義，沒有在布爾什維克刺激下的斯巴達克團運動，德國十壹月革命的歷史很可能會改寫。獨立社會民主黨與社會民主黨因投票贊成政府軍事撥款與否而產生的分歧會因戰爭的結束而消淡，儘管兩黨在觀點和策略使用上亦有歧見，但這完全可以作為黨內事務進行辯論蹉商，因為伯恩斯坦也就是德國黨內和平改良主義的先行者，而考茨基在批評伯恩斯坦時態度平和，譴責蘇俄布爾什維克主義則十分嚴厲。故獨立黨若在他們的主導下而無左派獨立黨人和斯巴達克團的激烈舉動是可以和社民黨合二為壹，攜手共進的。若能這樣，壹個統壹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必定可以把多年錘煉的社會民主主義理論變成實際行動，開創整個國際社會民主運動的新篇章。然而，很可惜，這壹切都只能在設想之中了。



而且，更為糟糕的是，由於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互鬥，不但使魏瑪共和國步履蹣跚，而且給反動勢力以有利於糾集滋長的機會，直至希特勒上臺。



1919年2月魏瑪共和國成立時，艾伯特選為總統，謝德曼被任命為總理。由於他拒絕在凡爾塞條約上簽子，遂辭職。從1920年到1928年九屆內閣中，只有兩屆很短的內閣由社民黨人主持，資產階級從其階級利己主義出發，壹旦掌權就會在經濟上向勞工階級開刀。如8小時工作制被取消，養老金和殘廢補助也被削減等等。



1925年艾伯特總統逝世，舉行新總統全國直選，魏瑪聯盟(社民黨在其中)推舉思想較開明的馬克斯，保守勢力推舉帝國舊軍頭興登堡元帥，共產黨推舉臺爾曼。選舉結果，興登堡得票1465萬當選，馬克斯得票1375萬，臺爾曼得票193萬。顯然，若沒有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的分裂，興登堡就當不上總統，而他當上總統是魏瑪共和國中民主勢力迅速式微的關鍵壹步。如果說興登堡是保守勢力的代表，那希特勒的納粹黨就是毀滅世界的惡魔了，即使此時他還很渺小(只有二萬多黨員)，但民主勢力的分裂給它的掘起提供了可能。



三年後，國會選舉，社民黨得票920萬，仍為第壹大黨，共產黨得票330萬，為第三大黨。此時納粹黨尚只得票81萬，民主力量可遊刃有餘地撲滅納粹魔火，但卻掉以輕心。



僅僅兩年後，1930年，再次舉行國會選舉，納粹黨得票突增為641萬，社民黨下降為858萬，共產黨增加為495萬。民主力量若聯合起來，仍遠遠大於法西斯勢力。深感局勢嚴重的社會民主黨試探與德共聯合擊敗氣勢洶洶的納粹勢力，但德共予以拒絕。德共領導人臺爾曼等人持有這樣的公式：社會民主黨＝社會法西斯＝主要敵人。1931年夏，德共甚至與納粹勢力壹起推翻了有“民主堡壘”之稱的普魯士邦的社會民主黨政府。



1932年11月國會大選，納粹黨得票1170萬，議席196席，躍為國會第壹大黨，社民黨得票800萬，121席，共產黨得票600萬，100席。納粹黨短短幾年間得到迅猛發展，不過，若社共兩黨能夠聯合起來，強力運作，還是有扭轉局勢的可能，然而這個最後的機會也稍縱即逝了。



1933年1月，希特勒攬到總理職位。3月宣佈德國共產黨為非法組織，大批逮捕德共幹部。6月下令解散社會民主黨，令其停止活動。壹些領導人被宣佈為叛國分子。社民黨領袖紛紛逃亡國外。於是乎，壹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風雨洗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就這樣被壹個僅活動了十年的納粹黨壓入歷史的陰影之中。



人類壹場更大的災難降臨了。希特勒納粹黨把世界拖入壹場令1914-1918的世界大戰小巫見大巫的戰爭之中。中國是這場大戰最深重的受害者，因其嚴重的後遺癥至今未愈。



列寧主義對於世界的荼毒效應劃了壹條先西後東的曲線。它首先禍害了德國十壹月革命，使魏瑪共和國先天不足。這不足使希特勒得以上臺。納粹德國的戰爭行動刺激鼓動了與之結盟的日本軍國主義。日本發動大東亞聖戰，遠東某個古老大國是日本侵略的重點目標。這個古老大國曾在二十世紀初推翻帝制建立了亞洲第壹個共和國，爾後進入民主建國的艱難過程中。日本的侵略使此過程中斷，並使壹個以列寧主義為指導的武裝集團得以從幾近滅頂中喘過氣來，並繼而坐大，終究顛覆原已有的民主共和國，成為這古老大國的主宰。半個世紀來，它奉行列寧主義為圭臬，至今仍堅持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實行著為“人民享有的最廣泛的無產階級民主”，這“民主”的內容是什麼呢？是嚴厲的報禁，黨禁，實行多層間接選舉法，最基層的候選人都由黨指定，摒棄的多黨競選制度，由極少數人控制的黨無可爭議地組建政府，壟斷社會公權力。軍隊、警察、外交、財政、司法、民政全都在這個黨絕對控制之中。壹切都是很正宗地道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產品，當今列寧主義在它的故鄉已被棄之如敝屣之時，卻在這個遠東大國香火鼎盛。真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列寧忘靈若能得知，也當含笑九泉了。



社會民主主義的積極意義



第壹次世界大戰的抱火阻隔了第二國際各黨的聯絡協作，民族主義的狂潮更迫使各黨的主體部份作出妥協姿態，國際鑒此處於瓦解勢態。然而，大戰的煙硝尚未散盡，壹批心急如焚的社會民主黨人已籌劃要恢復國際了。



1919年2月，26個國家的社會黨(包括社會民主黨、工黨)的代表在瑞士的伯爾尼開會，組建“社會主義國際”。前第二國際中的後起之秀─瑞典社會民主黨及其領袖布蘭亭在此之中任當重要角色。



列寧立即對此大動肝火，詈罵：“伯爾尼國際是黃色的、背叛的、變節的國際”，“是壹個國際帝國主義代理人的組織。”並旋即於3月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成立大會以宣示其分道揚鑣的決心。



在以上兩個“國際”之外，還有些黨處於遊離狀態，其中就有壹直以奉行正統馬克思主義自居的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它們對“社會主義國際”中的壹些黨在大戰期間被民族主義狂潮所攝服的模樣相當反感。但又對“共產國際把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工農革命中運用的壹切方法奉為金科玉律”深為不滿，於是他們決定另行成立壹個國際組織。1921年3月，他們在維也納開會，成立“社會黨國際聯合會”，宣稱他們將“繼承第二國際的所有優良傳統。”



然而，“社會黨國際聯合國”中的許多仁人誌士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這樣壹分為三始終不能釋懷。他們總想讓這三個國際能夠聯合起來，並把設想付諸行動，作了許多努力。在他們的奔走下，伯爾尼國際、共產國際、維也納國際終於出現了聯合的曙光。



1922年4月，三個國際在柏林舉行聯席會議。每個國際各派三名代表組成九人執行委員會。委員會發表了壹個“聯合聲明”。其中說：“朝著積極的方向取得諒解比這次會議剛開始的時候所設想的要容易得多。”然而，會議代表們樂觀得太早。會議開完後，壹切聯合的跡象立即化為烏有。的確，把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掃地除門的蘇俄布爾什維克怎麼可能同利用舊軍事力量來鎮壓斯巴達克團起義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坐在壹起呢﹖



三個國際的聯合既無望，他們就不得不再作考慮。維也納國際與伯爾尼國際在意識形態上其實並無原則分歧。無論是閉口不提馬克思主義的黨抑或宣稱仍然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黨，實際上都是在歐洲社會已初步建立的民主政治架構的前提下，用改革或改良的方法使之趨向完善。他們都不打算主動使用暴力革命，更無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設想。因此，他們實質上都奉行著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極端─列寧主義有著根本的區別。



大戰的結束，民族主義狂濤的退潮使伯爾尼黨與維也納黨之間再不存在觀點和操作上的衝突。1922年9月考茨基率領他的獨立社會民主黨與多數派社會民主黨合併就為兩個國際的合併消除了組織上的障礙。1923年5月，維也納國際與伯爾尼國際在伯林召開會議，實行合併。合併後國際的名稱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它宣稱：“旨在聯合所有民主和社會主義派別，作為專制的、以莫斯科國際為中心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對立面。”這是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更名為俄國共產黨之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又壹重大政治事件。從此，在國際範圍內，社會民主主義與列寧主義就完完全全地分道揚鑣涇渭分明了。



既然社會民主黨認同政治多元化─多黨競選、議會政治、三權分立，那其運行的政治軌跡當然就是盡壹切力量利用普選權去取得政權，然後以政權的力量去推行各種社會改革、改良的方案，而根本不必去打碎原有的國家機器，去再建立壹套無產階級專政的機器。



千千萬萬，壹代又壹代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努力與期盼終於換來了令人振奮的訊息─英國工黨在英國取得了執政權。



1923年末英國舉行國會大選。保守黨獲258席，雖仍是第壹大黨但已從上屆的364席降下來，自由黨獲158席，工黨獲191席。自由黨因與保守黨存有許多歧見，轉而支持工黨。故工黨得以取得執政權組織內閣。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英國工人階級發動旨在爭取普選權的憲章運動算起，至此已將近過了壹個世紀的歲月。道路雖然艱難而漫長，但終究是在向著美好的目標延伸。



工黨領袖麥克唐納擔任這第壹屆工黨政府的首相。時年58歲的麥克唐納出生於蘇格蘭壹個小漁村的工人家庭，家境十分貧寒。還是個私生子，由母親和外祖母撫養長大，僅以半工半讀才得以完成中學教育，爾後就工作謀生了。1893年礦工凱爾．哈第創建獨立工黨，麥克唐納於次年加入，並很快成為其領導之壹。1900年“勞工代表委員會”成立，麥克唐納當選為委員會書記。1906年“勞工代表委員會”更名“工黨”。基於幼年艱辛的生活體驗和對社會底層民眾疾苦的深刻了解，麥克唐納有改變不公正社會現實的強烈願望。而由於他成年後深受費邊思潮的影響，和平改良的意識根植於他思想中。故此他否定了在英國效仿布爾什維克式的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說：“那種認為普遍劃壹的戰略是自欺欺人的。”“壹個議會的選舉，就可以把列寧必須用革命才能獲得的壹切權力給予我們，議會的多數除了利用法令外，再得到民眾的合作，即可實現變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的工作。”



工黨執政後立即開展了改良社會的工作，如實行“惠斯特利住宅計劃”，由政府補助建許多工人住宅，以廉價出租。增加失業補助金、養老金、和殘廢退休金。降低壹些食品的消費稅。並承認蘇聯，與之建立外交和貿易關系。



然而，有史以來第壹個勞工政黨所建立的政權畢竟是幼嫩的。它在競選時曾作了許多承諾，如實行礦山、煤碳國有化，開征財產稅等都因條件所限未能儘快兌現，而且為了穩定社會經濟秩序，它不贊成工人的某些罷工行動，於是壹些工人群眾對它產生幻滅感，轉而不支持它。而保守黨和自由黨則對它維護工人利益和與蘇聯修好的作法大為不滿。在這種情況下，麥克唐納決定從新進行大選。1924年10月大選結果是保守黨大勝，議席躍升為415席，從新奪回執政權。第壹個勞工政黨所主導的政權，僅僅存在了10個月就宣告完結。但民主政治的真諦就在於政權並不鐵定地以軍隊和警察力量為保鏢地由某個政黨所專有。妳可以通過競選勝利得到它，也會因競選失敗而失去它。失敗以後妳亦還有可能從新得到它。壹切在於妳是否能夠得到多數民眾的擁護和認同。



然而列寧不這樣認為。他援引馬克思所說的﹕普選權“只是讓人民每隔幾年行使壹次，來批淮議會制的階級統治。”並據此指責所有走議會政治、改良主義道路的政黨都是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大叛賣，因為，認為“世界上第壹次使政權由剝削者少數手裡轉到被剝削這多數手裡的革命，能夠在舊式民主即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的老框框內發生那就荒謬絕倫了。”“那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事業，成了叛徒。”自然，麥克唐納也被他罵為“臭名遠揚的改良主義者”，“惡棍和叛徒”。在列寧看來，工人階級掌握政權，即所謂“政權從剝削者少數手裡轉到被剝削者多數手裡”。只能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完成，並此後由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去以軍隊和警察為保鏢來鐵定地掌握政權。



英國保守黨內閣─這個資產階級政權並沒有以軍隊和警察作保鏢，故幾年後，它又失去了政權。1929年6月，英國舉行大選，工黨議席劇增為287席，成了議會裡第壹大黨，遂組織了第二屆工黨政府。不過，這屆工黨政府的境遇很糟。它剛壹成立，壹場席卷歐美諸國的特大經濟衰退就洶洶撲來。在這種境況下，它很難有所作為，兩年後它就夭折了。



繼英國工黨之後步上執政之途的是瑞典社會民主黨。而且它後來居上，十分成功。瑞典社會民主黨成立於1889年，可能出於地緣政治的原因，這個第二國際中的後起者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十分尊崇。以至它早期的黨綱都是以德國黨的“哥達綱領”和“愛爾福特綱領”為藍本。二十世紀初瑞典社會民主黨做了壹件很有氣魄的事，就是發動了1902年5月爭取普選權的總罷工。由於總罷工組織得很好，規模宏大又秩序井然，使當局既感震撼，又找不到挑釁的藉口。終於，在總罷工的壓力下，議會作出決定，要求政府於1904年前制定取消以納稅額限制選舉權的選舉改良方案。



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和平漸進改良意識很早就形成並確立。黨內對此沒有重大爭議，故此瑞典黨對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及其所建立的政權持批評態度。其領導人布蘭亭認為“只有和民主結合起來，才可能取得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發展”。他批評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是“僅僅依靠壹部份無產階級進行專政,”並斷言這樣會“導致無產階級打內戰而消耗力量，其結果將是反動勢力專政。”1919年2月，在試圖恢復第二國際的伯爾尼大會上，布蘭庭是決議的起草者。



二十年代，瑞典社會民主黨曾有幾次短暫的聯合執政的機會，但由於處處受到其他政黨的掣肘，很難有所建樹。直到1932年大選獲勝，建立起社會民主黨漢森內閣後(布蘭亭於1925年去世，漢森接任主席)才開始了它重新塑造瑞典社會的巨大工程，並創下連續執政達44之久空前記錄。向全世界推出了瑞典模式，瑞典奇跡。獲得了社會民主主義櫥窗之稱譽。



瑞典社會民主黨的成功並不僅僅在於它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還在於它的睿智的思辯和現實主義精神。在當年，實行生產資料社會化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主張。1932年瑞典黨上臺執政時，經濟危機尚在持續中。瑞典黨內曾有人認為，應乘黨執政之機實行社會化。因為如此持久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已充份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痼疾，只有用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才能予以根治。但漢森等人並不這樣看。他們認為，在這種時候實行社會化，必然會發生巨大的社會震動，非但不能順利走出經濟衰退，還會觸發更嚴重的局面。生產資料公有制無疑是社會主義的內容。但卻是較遠程的瑰麗目標。目前應予實施的倒是壹些應急的經濟措施。



漢森政府暫時打破預算平衡，舉辦許多公共工程，以公共開支超過稅收的作法去擴大就業，增強購買力，刺激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並對社會生產進行宏觀導向。這些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如失業人數在1933年為14萬人，到1936年劇降為2萬人左右，1937年再降至不足1萬人。社會生產迅速復興，市場日趨活躍，人民生活顯著改善提高。這壹切被人們譽為“漢森新政”。亦為社會民主黨以後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執政打下堅實的基礎。值得註意的是“漢森新政”開始實施的日子比以《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為標誌的“凱恩斯主義”的出現還早了四年。



繼英國工黨、瑞典社會民主黨之後走向執政的是法國社會黨。不過它既不具有英國工黨那開拓性的榮譽，亦沒有做出瑞典黨那樣驕人的成績。然而這並不應苛求它，乃是國內、國際的許多不利因素所造成。



法國統壹社會黨是原第二國際的大黨，但在1920年底發生分裂。原因是參加“共產國際”與否的歧見。經過激烈的爭論最後付以票決。12月30日舉行的代表大會上以3028票對1022票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加入“共產國際”的決議。少數派不服從大會決議遂在勃魯姆的領導下退出大會，續建法國社會黨。自從巴黎公社失敗後，漸進改良主義思潮壹直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佔有優勢。早在工人黨分裂時改良主義的可能派就以86比26(代表人數)的壓倒性優勢擊敗奉行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蓋德派。後來在蓋德派的法蘭西社會黨與饒勒斯的法國社會黨合併後，無論在組織上或在理念上也都是奉行改良漸進主義的饒勒斯派占優勢。然而這壹次壹反常態，激進的壹翼占了巨大優勢，這壹方面說明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所造成的衝擊波具有不可低估的能量，另壹方面也說明法國黨仍有相當大的革命潛意識。



然而，社會上的政治生態卻與黨內有顯著不同。1924年5月舉行國會大選。社會黨與激進社會黨，共和社會黨結成的左翼聯盟在選舉中獲勝。在584席中占315席，得以上臺執政。而共產黨僅得26席。可見社會黨在社會上影響力遠大於共產黨。1932年5月議會大選，社會黨獲129席(“左翼聯盟”共獲336席)共產黨降為10席。



1934年2月巴黎發生了法國納粹分子的騷亂。民主力量和政府當局共同予以平息。在此過程中，法共發揮了相當作用，由此提高了法共在社會上的威望，也促成了法國社會黨與法共建立統壹戰線並繼而聯絡激進社會黨、共和社會黨等成立“人民陣線”。1936年4，5月間的議會選舉中，“人民陣線”獲勝，在618個席位中占375席，其中法國社會黨146席，法共72席。法國社會黨領袖勃魯姆出任內閣總理。激進社會黨、共和社會黨參加內閣，法共沒有入閣。



社會黨內閣建立之時，正是希特勒德國日益猖獗，歐洲大陸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1935年1月，薩爾地區在德國法西斯分子的壓力下舉行公民投票併入德國。1936年3月德軍越過萊因河佔領非軍事區。1936年7月西班牙發生由德國納粹支持的反共和國的法西斯叛亂。然而，儘管面臨這窮於應付的國際局勢，勃魯姆政府還是履行其競選時的諾言進行了壹系列的社會改良工作。如實行每週40小時工作制，每年14天有薪休假，調整農產品價格，以防谷賤傷農。給經營困難的小商和手工業者發放低息貸款以復興小型企業，制約大資產者的壟斷，等等。此外，還取締法西斯組織，改組法蘭西銀行。



此時的法國大資產階級與上個世紀相比固然“性情”已變得平和得多，但若與中庸的英國資產階級和勢弱的瑞典資產階級相比，仍顯得頑固，它們採取消極怠工或把資金外流等方法對抗勃魯姆政府，使之面臨經濟壓力。這令勃魯姆不得不減緩改善民生的步伐，結果又造成工人群眾的不滿，招致法共的批評。



在國際事務中，勃魯姆政府本是支持以西班牙人民陣線為基礎的西班牙共和國的。它出售軍火給西班牙共和國，以幫助其平定佛朗哥法西斯分子的叛亂。但此舉受到對德意法西斯主義充滿綏靖主義的英國當局的阻撓，和國內激進社會黨的反對。在壓力下，勃魯姆不得不終止了對西班牙共和國的支持，而這又招致法共的激烈批評。面對這內政外交處處進退維谷的境況，勃魯姆內閣只得於1937年6月辭職。



與第壹屆英國工黨政府相比，尤其與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相比，法國社會黨這壹年初試啼聲的業績確實乏善可陳。然而並不可就此苛責它，亦不可貶低勃魯姆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作用和貢獻。



勃魯姆是法國猶太人，這是繼馬克思、拉薩爾、伯恩斯坦之後又壹位猶太血統的社會主義大師。站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兩個傑出的人物─饒勒斯和密特朗之間，他起著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饒勒斯創建了法國社會黨，密特朗使黨終究在法國政治生活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兩個人中間橫隔著57個春秋的漫長歲月，是勃魯姆把他們聯繫起來。



勃魯姆的思想起初屬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左翼，這從他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中可以得到印證。他認為﹕當“舊的機構被推翻了，而新的機構還沒有來得及建立起來，這個時期就實質來說是專政時期。”然而畢竟在他二十幾歲的時候就認識了饒勒斯，深受他漸進社會主義的影響。故決不會向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認同。他認定﹕無產階級專政“決不是壹個權力逐級上升，最後集中到壹個公開的或秘密的委員會手中的集中制的黨所實行的專政。”為此，他反對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主張在法國黨內實行比例代表制。他進而分析出列寧黨這種組織上不民主的集中制系來源於思想上的壹元化。他批評俄國布爾什維克說：“妳們的理論壹旦確定就永不改變。誰不同意妳們的理論就不能加入妳們的黨。誰不再繼續讚同妳們的理論，誰就得被清除出去。”



勃魯姆思想中最具生命力的因素是對社會主義的新詮釋。在此之前的社會主義者們，尤其是英國和地中海諸國的社會主義者們把社會主義的核心理解為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或社會化。勃魯姆對此作了反思，他令人耳目壹新的提出社會主義就是要“建立壹個以普遍正義為基礎的全面社會。”因此“沒有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不完整的，而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是軟弱的。”勃魯姆這壹閃光思想為二戰以後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的全面更新開了先河。勃魯姆從饒勒斯那裡繼承的還有高尚的情操。饒勒斯在壹戰之前由於堅決反對戰爭，被民族沙文主義者暗殺。勃魯姆在二戰之前雖然已辭去首相職務，但仍然與極右勢力和法西斯分子作勇敢鬥爭。由於他堅決地反對貝當政府，於1940年9月被捕，關進波塔萊監獄，又於1942年11月押往德國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至1945年5月才被佔領德國的美軍釋放。在監獄和集中營恐怖的歲月裡，他不但沒有屈服，而且寫下他的重要著作《在人類範圍內》。



勃魯姆從饒勒斯手中接過薪火，傳給密特朗。故密特朗說：“社會主義有兩個家族，列寧的和勃魯姆的。我屬於勃魯姆的傳統。”



從社會民主主義到民主社會主義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裡，整個世界充滿了動蕩不安,戰後談判桌邊的塵埃還未落定，法西斯的狂潮已洶洶而起。人們根本沒有足夠的精力和時間去把業已探討過的美好社會的結構及建造它的方法付諸實郟拖萑胗忠粓齦笠幠５膽馉幙謶種小Ｈ祟悮v史上最血腥的大戰幾乎把整個人類社會推向毀滅的深淵。然而，值得慶幸的是，千百萬生靈的塗炭終究換來地球上人類的重生。人類社會經歷了這噩夢般的歲月和幾乎自我毀滅的戰火才最終在國家關系、民族關系上走出了赤裸裸的弱肉強食的森林原則。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類徹底區別於動物界，人類社會真正走向文明，是從二戰之後開始的。



壹戰以後，戰勝的人們所想到的是狠狠地懲罰戰敗的挑起戰火者，是盡力去羞辱它，削弱它，向它榨取更多的賠償，讓它變成壹個虛弱的病夫，永遠沒有力量再去挑起事端。



二戰以後，戰勝的人們有了大相徑庭的想法。固然，審判與懲罰在嚴肅地進行，不過人們已把戰犯與被裹脅的民眾相區別。人們在索取賠償時，同時考慮戰敗國社會的經濟重建。在絞死戰犯時，同時考慮如何把民主體制引進戰敗國的政治生活。這樣的思維，不僅對戰敗國，甚至對歐洲的戰勝國自身也是莫大的福音。當人類的心智已進步到以如此理性睿智的態度來對待那幾乎將自己的國家民族毀滅掉的他國他民族時，又有什麼理由在自己的國家民族內處理不同階級、階層、社會集團之間的關系時，採取粗暴、橫蠻的態度﹖



社會民主主義正是在這種與往昔迥然不同的社會氣氛中開始了它理念的更新與發展，並迅速地拓展了它的實踐空間，以其成績顯示出堪稱歷史潮流的生命力，昭示了社會發展的方向。



社會民主主義重新結集後的政治宣言



1945年5月，納粹德國剛被摧毀，英國工黨就已聯絡法、意等13個國家的社會黨代表在倫敦開會，商討重建因戰爭而陷入癱瘓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事宜。經過多次會議的磋商討論，於1951年6月，在德國的法蘭克福舉行了國際社會黨會議，確定成立“社會黨國際”，並通過其思想政治綱領《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此綱領又稱為《法蘭克福聲明》。



《法蘭克福聲明》的出爐有著劃時代的巨大意義。它不僅表明社會民主力量的重新匯集，更重要的是表明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經過幾代人的錘煉得以提昇到了壹個嶄新的高度。它系統地向世人闡述了它的觀點，表達了它為在世界範圍內建立壹個美好社會的決心和信心，並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和共產主義─列寧主義給世界帶來的危害都作了揭露和抨擊。最後這壹項則是前所未有的。過去對共產主義─列寧主義的批判都還是散見於壹些社會民主黨人個人的言論、著述、或會議的非正式文件中。這個批判、抨擊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經過多年痛苦經歷和深刻思索的沈澱。他們之中許多人(或他們的先輩)都曾與共產主義者站在同壹政治旗幟下乃至同壹個組織之中，從政治紐帶乃至私人關系中都曾有著錯綜複雜的聯繫。此時，他們終究堅決地與昔日的“聯繫”揮別。從此，他們與列寧系的共產主義理論及其政體再不僅是分道揚鑣，涇渭分明，而是楚河漢界，壁壘森嚴了。這種狀況壹直持續到七十年代共產黨政權體系和西歐諸共產黨出現新的動向後才告緩解。



《法蘭克福聲明》說：“共產主義妄稱繼承了社會主義的傳統，但事實上，它歪曲了這個傳統，使之面目全非。”“國際共產主義不論在什麼地方，只要它獲得了政權，它就要破壞自由和獲得自由的機會。它的基礎是建立在軍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由於造成財富和特權的鮮明懸殊，它已創立了壹種新的階級社會，強迫勞動在它的經濟組織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抨擊，自《法蘭克福聲明》後，持續地出現在社會黨國際許多會議的文件中，如1955年的第四次代表大會說：“極權主義，不論是法西斯的還是共產黨的極權主義，都是舊式的暴政。”



1956年的《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聲明》指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共產黨人完全歪曲社會主義思想。在他們當政的地方，他們對社會主義者歷經幾代人的鬥爭所贏得的壹切自由權利，壹切工人權利，壹切政治成果和壹切人類價值都進行了歪曲。”“我們信奉民主制，他們則不。我們相信人權，他們則嘲弄人權。這種情況並沒有由於批判斯大林主義而有所改變。而他們的所謂列寧主義，只不過是斯大林錯賬枷牒妥飷旱腦縉詘姹盡！�



1962年的《社會黨對今天世界的看法》譴責各共產黨政權“用恐怖的手段榨取剩餘價值和以危險的速度進行工業化，從而犧牲人民的需要。”“倒退到壹個把人當作原料而不是壹切努力的源泉和目標的時代。”“共產黨人主張對個人，國家和社會發展進行極權主義控制。這同人的天性，國家的作用和人類社會的進化是不相符的。”“它們濫用社會主義壹詞，它們的壹黨專政實際上是暴政的體現，是否定民主社會的精髓，即否定言論、宗教、批評、自願結社和同外部世界接觸的自由。”



社會民主黨所進行的這壹批判除了鑒於理念上的原則分歧外，還基於現實上的考量。由於在歐洲社會許多人(包括勞工階層)的心目中，歐洲的社會民主黨與世界上的共產黨體系都源出“第二國際”，都在唱著“社會主義”的調子，都是繼承著馬克思主義的衣缽。故認為兩者並無實質不同，而世界共產黨政權的所作所為令世人震驚。這不僅是由於它們以暴力奪取政權，更重要的是它們奪得了政權後仍以暴力進行統治。把具有普遍意義的民主準則誣為“資產階級民主”，然後予以扼殺。厲行報禁，黨禁，新聞封鎮，輿論壹律，以軍隊和警察作保鏢來鐵定由共產黨執政。對僅以言論反對他們的人予以監禁乃至屠殺。凡此種種，令世界上稍有良知的人在震驚之餘無不憤概萬分，並堅決地唾棄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然而，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些憤概和唾棄也不同程度地加之歐洲社會民主黨的身上。歐洲社會的保守勢力，對社會主義進步事業始終報以仇視的資產階級頑固分子都趁機擴大壹般人認識上的模糊，竭力把歐洲社會民主黨說成與共產黨是壹丘之貉。藉此打擊社會民主黨在民眾中的威信，壓縮其政治上的開拓空間，以盡可能抵禦不利維護資產階級狹隘的階級利益的社會改革的到來。



為擊破這股逆流﹔為歐洲社會今後持續的改革計﹔為能爭取到多數民眾的信賴擁護，最大限度地拓展政治空間走上執掌國家政權之路，以施展自己治國安邦的抱負和方略，社會民主黨認為有必要對共產黨政權進行堅決的批判，以劃清自己和它們的界限，擊破保守勢力和資產階級頑固分子的誣陷，和澄清壹些善良人心中張冠李戴的模糊認識。



至此，社會民主黨人除了進行批判外，還深感有必要使自己所奉行的思想體系的名稱與共產黨的相區別。故此他們把社會民主主義改稱為民主社會主義，從而與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的“極權社會主義”、“冒牌社會主義”、“專制社會主義”、“偽社會主義”清清楚楚地區分開來。《法蘭克福聲明》的全稱《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即開宗明意地亮出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從此，社會民主主義被民主社會主義所接替。但這並不是壹種簡單的替代，而是有所提煉昇華。二十世紀下半葉以後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上建築得更系統，也有了更新和發展。



在把社會民主黨人所奉行的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黨人的專制的偽社會主義相區別之後，《法蘭克福聲明》即著手向世人闡述他們所憧景的藍圖。《聲明》指出當代社會民主黨人所追求的有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國際民主，簡稱為“四大民主”。



政治民主是民眾享有完全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宗教信仰等權利和完善的普選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公開等以及多黨競爭、議會政治、多數派組織政府，同時尊重和保護少數派的權利和意見。顯然，這壹切在大多數的歐洲國家中業已成了現實。社會民主黨人已不必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為此去奮鬥。但是他們認為自己有保持這壹成果的責任，故聲明強調說：“民主制也有權利和責任來保衛自己，以反對那些只是為了破壞民主而利用民主機會的人。”同時指出：“維護政治民主是實現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壹個條件。”



經濟民主“是要把人們從對佔有或控制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依附中解放出來把經濟權力交到全體人民手中。”“阻止私營壟斷企業和卡特爾剝削公眾的手段。”“以建立壹個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會”。在具體的做法上，《聲明》認為各個國家可以“根據有關國家本身的結構來決定公有制的範圍和所要採用的計劃化形式。”總之，原則是：“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潤的利益。”目標是：“實行社會保障和推行收入與財產的合理分配。”



社會民主是要求保障民眾的社會權利。其內容有“工作的權利、享受醫療保險和產期津貼的權利﹔因年老失去工作能力或失業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獲得經濟保障的權利﹔兒童有享受福利照顧的權利﹔青年有按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權利﹔全體公民有得到足夠住房的權利。”



顯然，經濟民主與社會民主已超出了昔日以資產階級為領導的反封建特權階級的政治革命即民主革命的範疇。資產階級領導了那場革命，但出於它的階級利己主義，力圖使那場革命半途而廢，只是由於勞工群眾在社會民主黨人─既有出身於勞工階層也有出身於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黨人─的領導下作了長期的、幾代人的努力奮鬥，政治民主才基本實現。此時的社會民主黨人將要在前輩們開闢的道路上繼續前進。確實，只有政治民主，那離創造美好社會的社會主義理想還有相當的距離。因為政治民主的確立並不等於社會財富已得到公正的分配﹔並不等於社會的貧富極化現象得到避免﹔並不等於每個人的潛質已得到充份的發揮。或許，像先輩那樣激烈的抗爭場面再不常見，但為了把民主擴展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範疇卻要做更細緻更有耐心和技巧的工作。這也就是二戰以後至今兩代社會民主黨人的自我期許和鞭策。



早在二十世紀初，日本的社會主義先驅幸德秋水說過﹕社會民主黨人“不但是社會主義者，同時又是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猶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因為它們的目的壹個是從經濟上，壹個是從政治上提高多數人共同均等的幸福。所以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然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



當代的民主社會主義也正是這樣認知。《聲明》說：“沒有自由，就沒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只有通過民主制才能建成，而民主制也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才能完全實現”。這個論斷使人想起了勃魯姆曾說過：“沒有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不完整的，而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是軟弱無力的。”把這壹思想在社會實踐中具體化就是爭取社會民主和經濟民主。正如《聲明》所指出的：“維護政治民主是實現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壹個條件。”因為壹旦沒有政治民主，其他都無從談起。但若社會絕大多數民眾的文化教育水平很低和為了溫飽而終日辛勞得精疲力竭無暇他顧時，那麼，諸如出版、結社、普選權之類都會成了漂亮而無實際意義的擺設。



關於建立國際民主的主張反映了當代社會民主黨人的胸襟和眼光。他們認識到在當今經濟與科技都高度發達的世界上。國家之間、民族之間都互相聯繫影響著。在沙漠之中難以有綠島。因為“世界上任何地區的貧困都威脅著其他地區的繁榮。貧困是民主制發展的障礙。民主繁榮與和平要求對世界上財富從新分配和提高不發達地區的生產率。”據此，社會民主黨人反對殖民主義政策，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國際和平。《聲明》宣示說：“社會黨人為建立壹個和平與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這個世界中，沒有人對人或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和奴役”。“民主制必須根據保障民族自由與人權的國際性決定，在國際規模上建立起來。社會黨人呼籲所有勞動人民團結起來，為這個偉大的目標而奮鬥。”



法蘭克福宣言明確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本質，成為左翼自由派的行動綱領。



英國工黨國有化情結探討



英國工黨創立於1900年，它的壹部分前身是創立於1893年的獨立工黨，而它們都沒來得及參加建立第二國際的巴黎大會，可見，它們的確是第二國際諸黨中的後來者。但它發展十分迅速，很快就超過許多先行者，成了第二國際中的大黨。它也是兩次大戰之間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諸黨中最先取得執政的黨。在二戰以後創建社會黨國際的工作中，英國工黨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英國工黨深受費邊社思想的影響，而對馬克思主義不屑壹顧。它壹開始就崇尚和平漸進的改良主義，明確摒棄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然而使人不無意外的是，就是這樣的壹個黨卻比第二國際─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社會黨國際中的任何壹個黨都更熱衷、更執著於對社會結構有較大觸動的生產資料社會化─國有化。從這壹點來看，它似乎比其他的黨都更激進，更接近於馬克思主義。然而，這其實是戰狻Ｒ驗樗摹皣謝鼻榻Y系來源於費邊思想而不是來自於馬克思主義。在費邊社的綱領性文件《基礎》中就明確宣佈其宗旨是要把土地和工業資本從個人和階級所有制下解放出來，把它們轉為公社所有，用以謀求公共的福利。而且，非但如此，生產資料社會化的思想幾乎是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國粹”。因為除費邊社外，與它同時代或稍遲的社會民主聯盟，獨立工黨等都有這樣的主張。它們都無壹例外地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兩極分化，蓋因生產資料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使之得以控制了生產、消費、分配各個環節所至。在社會運動過程中，這些組織都匯集於工黨，從而大大強化了工黨的“國有化”情結。1918年工黨的黨章就確認其目標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對每壹工業和事業所能做到的最完善的公共管理和監督的基礎上，確保手工和腦力生產者獲得其勤勉勞動的全部果實和可行的最公正分配。”在其後的歷次工黨綱領中，如1928年的《工黨與國家》，1934年的《爭取社會主義與和平─工黨的行動綱領》中都壹再表達其生產資料國有化訴求。其領導人艾德禮於三十年代後期的壹系列著作中，如《走向社會主義的意誌和道路》、《工黨的展望》更進壹步有系統地對此加以闡述。故此，工黨上下是憋足了壹鼓勁，只要壹有可能，他們壹定要把這積蓄已久的理念付諸實踐。正是箭在弦上，不可不發。



1945年7月，歐洲的大戰剛剛熄滅，英國舉行了大選。首相丘吉爾是領導英國進行反法西斯戰爭並取得勝利的英雄。他以為憑著這輝煌的業績，民眾會選擇他和他的黨繼續執政。但是，情況大大出乎於他的意料。工黨在選舉中以397票對213票大勝。丘吉爾內心充滿了傷感。英國人民竟是如此的無情無義，就這樣拋棄了他這個民族英雄。然而，傷感畢竟只是傷感，不能轉化為反對和抗拒。民主原則在英國社會已是樹大跟深，任何人都必須尊從，民族英雄也不能例外。這位剛才還在指揮海陸空三軍，還在國際上屈指可數的幾位最權威的領導人中週旋的叱咤風雲者，黯然收拾好自己的物品，離開了唐寧街十號，而工黨領袖艾德禮則意氣風發地展開了他的藍圖。



從1945年10月到1949年，工黨政府陸續頒佈了8個國有化方案，使國有化企業在整個工業部門中佔20%，具體行業包括銀行、煤炭、航空、電訊、國內運輸(包括鐵路公路)、電力、煤氣、鋼鐵。其速度之快，範圍之廣，令世界為之驚訝。



在進行國有化的同時，艾德禮政府還進行了旨在建設福利國家的壹系列社會立法。主要內容有﹕國民保險法、國民醫療保健法、國民工傷保險法、家庭補助法、國民救濟法、住房法等。政府通過這樣種類繁多、巨細靡遺的福利措施來實現每壹個英國人都享受到“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關懷。任何人都不應因年幼、老邁、傷殘、智障、失業、疾病等任何原因陷入飢寒痛苦惶恐無助之中。經過幾年的努力，英國不但醫治了戰爭創傷，而且還展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氣象。民眾生活有了保障，失業率長期保持在2.5%，經濟增長率恢復到每年4%，貧富極化的現象也有所緩解。戰前最富有的1%的家庭佔有全國財富的56%，戰後逐年下降，至1972年只佔27.6%。正如礦工領袖山姆．華生所說：“貧窮已被削除，飢餓不再為人所知，病人得到了照顧，老年人受到了尊敬，孩子們在充滿機會的國度裡長大成人。”



1950年大選，工黨仍然獲勝。但這時發生了壹件大事，就是朝鮮戰爭。艾德禮政府出於種種原因，不得不跟隨美國卷入了戰火。戰爭所製造的經濟、政治、心裡上的壓力使國內局勢動蕩不安。在這種情況下，艾德禮政府決定提前大選。保守黨以3%的微弱多數選勝。當工黨選敗的消息傳來，許多受惠於工黨福利政策的底層民眾都流下了眼淚。



不過，保守黨當政後，雖然對工黨政府的許多改革措施有逆向行動，但對福利項目卻未敢大動砍刀。畢竟，增進社會福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為持續執政計，保守黨政府也不敢輕舉妄動。



如果說英國工黨在世界上率先建成福利國家，不但沒有遭到其他歐洲國家的批評，而且還得到許多國家的讚譽仿傚的話，那麼，它的國有化政策(70年代，再次執政時，還進行了第二次國有化高潮)則引起了毀譽不壹的評價和爭議。對此確有必要予以探討。



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是通過政府出錢向私人企業買過來的。在第壹次國有化高潮中，政府為此支付了高達27億英鎊的贖買金。此後每年還得付股東幾百萬鎊的利息。這種方式首先遭到共產黨社會主義國家的猛烈抨擊。



早在20年代初，列寧就評判說：“雖然工黨大部份由工人組成。但是，看壹個黨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黨，不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組成，而且要看是誰領導它以及它的行動和政治策略的內容如何。從這個唯壹正確的標準來看，工黨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



當年的工黨，非但大多數成員都是工人，而且其領導人之壹麥克唐納就是出身於極為貧苦的勞工階級。說它“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無疑是列寧的“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之類的信口雌黃又壹例。在列寧痛罵麥克唐納是“惡棍和叛徒”之後，麥克唐納任首相的工黨政府卻率先承認蘇聯並與之建立外交關系。



許多年來，共產黨政權的理論家們都按照列寧的判決，口徑壹致地宣佈工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理由是“它的行動和政權策略”都是在資產階級制度的框架之內，在維護修補這個制度而不是砸爛它、摧毀它。工黨政府的國有化公式當然又成為它們判決的證據。按照它們的觀點，國有化應是以無產階級革命為基礎，在推翻了資產階級統治以後，暴力剝奪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而成。其典型是蘇聯模式。(遠東的亞洲共產黨政權則略有不同，它們把資產階級分成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予以區別對待，但本質上與蘇聯模式並無原則區別)



對共產黨政權的抨擊倒不必介意。因為在它們那裡黑白是非業已顛倒。只要不像它們那樣以暴力奪取政權，再扼殺民主人權，以軍隊和警察為保鏢來由共產黨鐵定執政，那它們就會責罵妳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內行事，在維護資本主義制度。



既然英國工黨不是用暴力奪取而是通過選舉取得政權，那麼在它把資產者擁有的廠房、機器、原材料等都轉歸國有時，不採用剝奪方式，而用錢買過來，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但是，非得這麼做不可嗎﹖要在當今世界上建設壹個美好社會非得通過把生產資料私有制公有化不可嗎﹖不錯，社會主義必須以生產資料公有制來體現，這是幾代社會民主黨人的共識。然而，這個共識是否應該隨著社會的發展，識認的深化有所揚棄呢﹖即使對社會的洞悉力還未達到這壹步，那也應了解到，當年費邊社的仁人誌士們提出把生產資料轉歸公眾所有，這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用以建設美好社會的手段。如果在實踐中發現這壹手段並不靈光，那就應予修正，另闢蹊徑。用錢來買國有化，顯然不是“靈光”的方法。政府既然有那麼多錢去買企業，何不用這些錢去創辦壹些與公共福利更直接相關的事業呢﹖這麼多錢流到原企業主手中，他亦可創辦另壹些更有利可圖的企業。於是又有新的私有制成份產生，政府仍打算再繼續買下去嗎﹖



昔日社會民主主義的前輩們把造成勞工階級的貧困歸結為由於資產者掌握了生產資料進而控制社會財富的分配所至。他們因此萌生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張是合乎邏輯、可以理解的。但是社會主義與生產資料公有制實在不應劃上等號。換言之，社會主義並不必須由公有制來體觀。這是因為除了實現國有化的途徑無論是蘇俄布爾什維克的暴力強奪或英國工黨的花錢購買都不可取之外，生產資料公有化或社會化或國有化這種經濟結構的本身就不利於發展生產，即不利於更多地創造出美好社會所必須的物質基礎。這已為前蘇聯和亞洲壹些共產黨國家的經濟狀況，甚至也為英國國有化後壹些企業的經營狀況所證實。



國營企業效率低下除與計劃經濟有關外，很重要的就是與人的因素有關。經理人員的個人收入與企業經濟效益不直接掛鉤，其責任感和進取心都會大受影響。官僚主義、敷衍塞責、浪費遭蹋等情況都隨之產生。生產勞動者則由於過於有保障也會懈怠，不再那麼兢兢業業、勤勉奮發，從而使整個企業出現“動力真空”。前首相丘吉爾作了這樣的抨擊：“由於壹大堆規章制度和清規戒律，以及白廳官員計劃不周，採購不慎，社會主義被日益證明是充滿危險、代價巨大的謬論。”“社會主義者實行了國有化的所有重要工業部門，原本有利可圖或收入相抵，而現在都變成了賠本買賣，負債纍纍。”這些話或許不無誇張，但終歸也反映了壹些情況。



我們不知道再過幾百年，壹千年之後，世人的道德水平、精神風貌會是怎樣，但可以斷定，在目前，甚至在今後的幾代人內，人世還不可能變成人人的情操都極為高崇，全都充滿了奉獻精神，毫無自私心的美妙境界。自私心─滿足自己的各種欲望，尤其是物質欲望仍是使人努力進取、奮發開拓的動力之壹。而社會所應做到的則是把這種為私利的活動限制在相對合理的範圍之內。制定公平合理的遊戲規則，引導，有時甚至是強制人們為私利的搏取必須納入有利於公眾的軌道上。從而使集體利益、社會利益與每個人的個人利益能相對地和諧融合起來。



共產黨不這樣認為。它們宣稱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每個共產黨員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格極為高尚者。他們將為人民建設壹個人間天堂─共產主義社會。可是，從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至今，幾代人的時間過去了，人們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共產黨人高人壹等的姿態﹔看到了共產黨官員的驕橫肆虐、草棺人命、以權謀私、貪汙腐化。共產黨曾把資產階級數落得那等不堪﹔把資本主義社會抨擊得壹無是處。可是他們自己呢﹖共產黨官僚階級較之昔日的資產階級何﹖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社會”較之資本主義社會何﹖答案不早已清晰擺在世人眼前嗎﹖共產黨陷入謬誤的原因之壹是他們不承認人皆具有共同內容的人性，而只承認有階級性、黨性。資產階級的階級性糟透，無產階級的階級性良好。他們共產黨人就更好得不得了。殊不知這只是自欺欺人的謊言。如果說在革命戰爭年代裡還需要有勇敢，不怕流血犧牲的精神，那麼在掌權以就不需要作任何付出了，而榮譽、權力、享受則接踵而來。在共產黨鐵定壟斷全部社會公權力的格局下，壹切制衡機制都被取消。共產黨官員們身上的人性惡的因子得以高度激活膨脹，於是這就是導致了共產黨政權的惡質化傾向，並且還流毒全社會。而共產黨人竟把他們自身的惡疾反誣是受到資產階級香風臭氣和資本主義毒素的侵害所致。



面對現實的人性水平，考慮到人的自私心中有可資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作用，那麼生產資料私有制顯然就有其合理的內核，亦即有存在的理由了。有鑒於此，就實在沒有必要去進行生產資料所有制全盤公有化(國有化)的無益事業了。



除了這壹根本原因外，還有些具體問題也使國有化不可取。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目的之壹是想使勞動者擺脫消極的、被動的勞動力出賣者的地位。讓他們參與管理，讓他們萌生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和企業經營運作中的主人翁感覺。從而加強其責任心，激發其創造力，有利於發展生產。這種想法充滿了人道主義色彩，本來很不錯，但實際體現上卻是另外壹回事。因為在國有化企業中，指揮生產，管理營運全是由政府委派的經理人員操作，工人群眾並沒有真正的決策權。正如工黨幹部克裏普斯所說：“我認為，讓工人掌管工業，即使總的來說是令人嚮往的，但幾乎是不可能的。”正由於這樣，宣稱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下，工人可以成為企業的主人，不再是僱傭勞工，那只是在編織壹幅美麗的童話。



既然工人在企業中的地位實質未變，而且在經濟上也不能參與企業的利潤分成，那麼他們仍把自己定位於僱傭勞動者而與企業管理者在經濟上討價還價，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於是，工人們在不滿意自己的工資報酬或其他待遇時，他們照樣會訴諸傳統抗爭手段─罷工。這時，工黨政府出來說話了，怎麼搞的啊﹖這是國有企業，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企業，妳們怎麼能使自己的工廠礦山為難﹖但工人不吃那壹套。工黨政府不可以用強硬手段對付工人，因為這是他們得以上臺的鐵票部隊。但若答應工人要求，國有企業的經濟狀況更為可慮。真是左右為難。70年代的威爾遜工黨政府吸取上界艾德禮工黨政府的經驗，競選時就與工會達成了“社會契約”。要求工會協助限制工資增長率。但他執政後照樣發生要求提高工資的浪潮，威爾遜無法擺平，只得辭職。



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執著的性格使之有“約翰牛”之稱，但英國工黨的領導層畢竟是個理智的集體，他們不會壹意孤行地蠻幹下去，面對現實，他們也會作檢討反思，以探索實現其理想的最佳途徑。經過了壹次又壹次的討論商榷，壹種對國有化政策帶有“修正主義”意味的觀點逐漸在工黨內取得了主流地位。



“修正派”認為在二戰以後，社會已發生了與以前傳統資本主義很不同的變化。其代表克羅斯蘭提出由於這些變化使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對決定壹個社會的性質已不居於首要地位。因為即使“在沒有私人佔有生產資料的集體經濟企業中，分離的程度並不比資本主義經濟差。大規模化和複雜化不僅造成了工人與生產資料的分離，而且也使所有主與生產資料分離。”他還進壹步認為，壹個社會的性質除與生產資料所有制有關外，還決定於“其他因素，比如工業的管理機構、就業水平、工會的實力，社會總趨勢，尤其是政治制度更為重要。”這場爭論很有益處地啟發了人們這樣壹個思路，就是壹個社會如果既能確保勞工群眾的政治權利，又能使他們生活福利得到保障，那這個社會在當今的現實條件下算不算是個好社會﹖算不算實現了社會主義﹖換言之，社會主義在當今究竟應該作何定義﹖對這些問題作較清晰的解答，似乎不是偏重實踐的英國工黨所急於去從事的工作，這當由社會黨國際和偏重理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去操辦。然而爭論的結果終究使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措施得到從新的評估和施行。1957年大選，工黨在競選時沒再著意強調國有化。1960年工黨年會承認：“公營和私營企業在經濟中各有其壹定的地位。“工黨”相信進壹步擴大公共所有制的措施應按照這些目標並根據情況適當地考慮到有關工人和消費者的觀點逐步加以決定。”八十年代初金諾克擔任工黨領袖後，努力在理論上做出新的開拓。1982年黨的新綱領中以“公共所有制”取代了“國有化”的提法。1988年金諾克發表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價值》。其中聲明工黨不再堅持國有化的作法。同年10月的工黨年會上明確表示，若工黨重新執政，將不會把保守黨政府私有化了企業重新進行國有化。並宣佈只對少數社會化極強的部門繼續實行國有制，而私有制和其他多種形式的社會所有制，如消費合作社、市政企業、工人股份制企業等都應得到發展。至此，英國工黨的國有化圖騰畫上句號。



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新的開拓和貢獻



既然英國工黨國有化實驗已被證實並非建設美好社會有效途徑，那麼社會主義必須由生產資料公有制來體現，這壹命題也就值得從新審定了。換言之，社會主義的定義和內涵應該註入新的概念和內容。



如果說英國工黨以其豐富的實鄯Q著並以此給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很多經驗教益，那麼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是以其深厚的理論見長並以此給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增添了許多思想素養。在新的形勢下，它想必會承擔新的任務。



有人曾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最終徹底蛻變為改良主義的黨感到惋惜，因為據說德國黨曾經是馬克思主義的黨。事情果真如此嗎﹖這些人這樣認為，大概是因為他們記住了威廉．李蔔克內西、倍倍爾都把馬克思、恩格斯視為師長，但卻忘了他們兩人把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壓了16年不讓發表。忘了威廉．李蔔克內西說過：“德國社會民主黨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拉薩爾主義者，他們是社會民主黨人。”大概他們又記住了德國黨幾個代表大會上對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作了批判，但卻忽略了批判會過後，伯恩斯坦主義的影響力卻日益擴展，到後來連批判隊伍中的主將之壹的考茨基也成了伯恩斯坦的戰友。大概他們還記住了德國黨內有以卡爾．李蔔克內西、盧森堡等人領導的正宗馬克思主義團體─斯巴達克聯盟，但卻不了解在當時三十幾萬黨員中，斯巴達克聯盟只有幾百人。



當然，更大的可能是這些人什麼都沒有忘記，沒有忽略。他們的惋惜只是故作姿態而已。他們煞有介事不顧事實地硬要把德國黨說成曾經是壹個馬克思主義黨是為了替馬克思主義挽回壹點面子。否則，如果馬克思主義在歐洲二十幾個工人階級黨中晃來晃去那麼多年，到頭來連壹個落腳點也沒有，那豈不是太窘迫、太潦倒了嗎﹖當然，相對而言德國黨還算是歐洲諸黨中與馬克思、恩格斯關系最密切的壹個黨。但這完全不足以把它認定為壹個馬克思主義的黨。



1875年充滿拉薩爾主義的《哥達綱領》令馬克思、恩格斯疾首痛心。1891年的《愛爾福特綱領》雖然好壹點但也有原則缺憾─避開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1921年的《格爾利茨綱領》和1925年的《海德堡綱領》改良主義傾向更為明顯。至二戰以後的《齊根海因聲明》就顯露出了新思維端倪。聲明說馬克思主義對社會的分析具有“只從經濟角度進行觀察的片面性。”而現今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把人們思想自由和道德責任也看作是對歷史進程起塑造作用的因素。社民黨為實現自己最後的政治目標而鬥爭，但它不僅僅是根據經濟發展的趨向或出於物質的目的性的原因，而是為了人的尊嚴。”這個新的思維實際上是否定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正是由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完全對立才造成了兩者的階級矛盾不可調和，從而導致尖銳的階級鬥爭。然而此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卻認為道德責任也會在塑造歷史進程中起作用。這是在含蓄地告訴人們。資產階級中的有識之士會自動放棄壹些經濟利益以讓無產階級的境況改善，無產階級中的有創見的思維冷靜者也將願意與資產階級討論磋商共同探尋調和兩大階級利益的方法途徑，以不必訴諸於激烈的階級鬥爭。並且，德國黨還宣稱它的奮鬥“是為了人的尊嚴。”這個“人”，當然既包括無產者也包括資產者。可見，如果說昔日德國黨的前輩們僅僅是在修正馬克思主義，那麼此時德國黨的新銳者則完全走出了馬克思主義的藩籬。



二戰以後在戰爭廢墟中重建的德國與壹戰以後的很大不同。在盟國的幹預下，民主政體很快確立。法西斯主義幾乎連根拔起，沒有卷土重來的可能。戰敗的德國人沒有想到復仇，而是考慮活下去，而且力求活的好些。



基督教民主聯盟、自由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共產黨都在1945年內成立。前兩個是新建後兩個是重建。令人不無意外的是新建的基督教民主聯盟表現出比原來已具基礎的社民黨擁有更大的政治空間和影響力。1949年8月西德舉行戰後第壹次選舉。基督教民主聯盟選勝，阿登納首任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總理。



重建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面臨壹個較之昔日大相徑庭的德國社會。經過兩次大戰，尤其是第二次大戰中法西斯極權政體給社會和人民帶來的災難，痛定思痛，民眾的主流思想都傾向和平，安寧。民主和自由的價值觀日見深入人心。人民對推崇激烈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口號都興趣缺缺。而且由於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科學技術發展，使社會上出現了壹個介於資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的中間階層。因而，社會黨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傳統不能不受到嚴峻的挑戰。當然，懷有激烈鬥爭情緒的還大有人在，但若社民黨不僅只想以壹個反對黨的身份去帶領壹些民眾進行反對現存政府某些法令法案的鬥爭，而還想主持政權的話，那它就不能只在少數人之中得到擁護，而必須取得多數人的認同。這壹不可迴避的社會現實是促使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做出革新的有力杠桿。革新裏程碑是195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哥德斯堡綱領》。



1959年11月，德國社民黨在哥德斯堡舉行特別黨代會。會上通過了《哥德斯堡綱領》。其全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原則綱領》。



《綱領》宣稱德國社會民主黨“已由工人階級的政黨變成了壹個人民的黨。”“壹度只不過是統治階級剝削對象的無產者，現在已居於享有公認的平等權利和義務的國家公民的地位。”這是壹個很原則的改變。從階級的黨變成人民的─全民的黨。就其政治寓意來說是否定了階級鬥爭。而從現實上來看是出於爭取更多人的擁護，開拓政治空間的需要。至於“壹度……的地位”這句話則是作為這個改變的依據。然而，實事求是地說，這個依據是否成立是值得商榷的。無產者已具有與其他階級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公民地位，這當然毫無異議，但是否只是壹度受過剝削而現今已完全享受到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呢﹖不過，我們仍然願意把這種說法看成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了現實需要所付出的代價或採取的策略。



《綱領》說：“社會技術帶來的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使財富權力集中在壹小撮人的手中，而給僱傭勞動者帶來的首先只是貧困和痛苦。取消統治階級的特權，給每個人帶來自由、公正和富裕，這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社會主義的真諦。”這段話是首先使社會民主黨當今的意識形態與傳統的能有所銜接，之後立即轉入壹個新的境界。“社會主義的真諦”已不再是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是給“每個人”─當然是包括了資產者、無產者和其他所有階級的人─帶來自由、公正和富裕。



在對黨的性質和意識形態作了原則性的變動後，《綱領》進而宣佈：“德國社會民主黨信奉民主。”並“希望在平等的條件下同其他民主政黨進行競爭，以贏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進而建立壹個符合民主社會主義基本要求的社會和國家。”至此，階級鬥爭的方法已被明確放棄。



在經濟領域中德國社會黨打算怎麼樣做呢﹖對此，《綱領》是這樣說的：“社會民主黨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實現不斷增長的社會富裕，使人人都能從國民經濟的收益中得到公正的分配。”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這個關鍵的問題，社民黨明確宣佈：“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需要得到保護和促進，只要它不妨礙建立公正的社會秩序。”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所運轉的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這種方式必然會造成剝削和貧富兩極分化，它與社會公正是背道而馳的。社民黨的這個條件從句“只要它不妨礙建立公正的社會秩序，表示了它將引入國家幹預的機制來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予以制衡和約束。《綱領》說：“盡壹切可能展開競爭，按壹切需要實行計劃。”“競爭”在壹個世紀前它曾受到路易．勃朗工場社會主義的痛斥。而此時它卻得到德國社民黨的認同乃至讚許。這是由於壹個世紀來的社會實踐使人們終究深刻認識到“競爭”可以帶來效率。當然，社民黨也沒有忽略，競爭也會帶來壹系列消極現象。故同時主張“按壹切需要實行計劃。”



由於社民黨與共產黨的歷史淵源，使社會上許多人仍對社民黨抱有疑慮。這顯然也會成為社會黨走向執政的負數。於是《綱領》表白：“我們反對任何專政，反對任何極權的和權威的統治。因為它們無視人的尊嚴，消滅了的自由和破壞法制。”並進而譴責到：“共產黨人無權自命繼承了社會主義傳統。事實上，他們篡改了社會主義的思想財富。社會黨人希望實現自由和公正，而共產黨人則利用社會的分裂來建立起自己的壹黨專政。”



《哥德斯堡綱領》的出爐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前途產生了極大的正面作用。它標誌著社民黨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策略上都從實質和語言表述兩個方面均以嶄新的姿態面對新的世界。如果說從前社民黨只是在實質上拋棄了馬克思主義，而在他們的某些文字表述中仍保留有馬克思主義的詞句的話，那麼，自《綱領》後，這些詞句也告消失。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業已成熟。而馬克思主義，即使是以恩格斯的晚年思想為代表的後期馬克思主義也在歐洲政治舞臺上徹底失去了吸引力。在這種現實情況下，社民黨的取捨是十分睿智的。唯其如此才使社民黨獲得了更多民眾的認同，爭取到更多的選票。為其走向執政廓清了道路。經過不懈的努力，終於在1969年9月大選中，社民黨壹舉擊敗基督教民主黨聯合陣線，取得了執政權。



就像當年的《哥達綱領》、《愛爾福特綱領》曾影響了第二國際許多黨壹樣，《哥德斯堡綱領》也影響了同時代的許多黨。《維也納綱領》和其他各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匯成了壹條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滾滾洪流。這股洪流不但把壹個又壹個的歐洲社會民主黨推上了執政的地位，也給亞洲、非洲、南北美洲的意識形態格局以有力的推動。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理論不再局限在歐洲，而是走向了全世界。



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的開拓和貢獻並不卻步在《哥德斯堡綱領》上。繼這綱領之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們經過多年的研究探討，終於完善了他們的“基本價值論”。其標誌是該黨1989年的《柏林基本綱領》。



“基本價值論”是這樣表述的：“自由、公正、團結相助和從共同的結合中產生出來的彼此間所承擔的義務，即是社會主義意向的基本價值。”如果把這句充滿了哲理的句子改換以通俗的語言來陳述，那就是，“社會主義的理想是自由、公正、團結相助。”或“社會主義是要建造壹個充滿自由、公正、團結相助的社會。”



社會主義的傳統表述是民主政治加生產資料公有制。直至1951年的《法蘭克福聲明》還是這樣講的：“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把人們從對佔有或控制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依附中解放出來”。兩相比較之下，可以發現社會主義定義的新表述引進了倫理色彩並具有抽象的意味。即具體的措施已被略去而代之永恒的真理追求。自由、公正、團結相助的社會圖景有如數學上的極限。妳可無限靠近它，但永遠不可以宣稱已達到它。而社會主義也就在這無限地趨近中獲得無盡的動力和生機。



現代倫理主義來源於壹切為了人的康德主義。伯恩斯坦心儀康德倫理主義，曾喊出“回到康德去”的口號。他認為考察壹個社會除了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上著手外，還應考慮到道德觀念、歷史傳統、宗教習俗等因素。這種明顯有別於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所繼承。法國饒勒斯的人道社會主義也包涵著倫理主義的色彩。他說：“對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對抗的階級來說，社會革命是飛躍。它通過財產的新形式帶給無產階級以自由和福利的可靠保證，以及行動的新的可能。它賦予資產階級的歷史事業以更完善的意義，同時它帶給資產階級道德高尚和偉大提示。這是通過提高兩個階級使兩者混合起來，這是在壹個最高點宣告人類團結。”饒勒斯的學生，傑出的社會黨人勃魯姆有了壹個更言簡意賅的表述：“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只能是個性自由和社會公正。”就憑這句話勃魯姆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詞句上都可視為當代民主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論的先驅。



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大革命中，曾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儘管橫隔著近兩個世紀的漫長時空，人們仍不難看出這個口號於當代的“基本價值論”之間的傳承關系。正如當代的社會黨領袖勃蘭特所說：“自由、公正(平等)、團結(博愛)這三個概念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們是啟蒙運動的後代，這並沒有什麼不光榮的。”“平等”由“公正”來承接。“博愛”由“團結相助”承接。稍加考察可以洞悉，這傳承關系中含有提煉和昇華。因為儘管“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十分瑰麗，但在那時終歸還只是壹種美妙的理想。人們在正義的激情之中提出了這個口號，卻沒有具體地考慮怎樣把它落到實處，而且當時也其實並不具備把它落到實處的土壤。近兩個世紀之後的“自由、公正、團結相助”既是瑰麗的理想，也是行動的口號。德國社會民主黨不但提出了它，而且還考慮到怎樣讓它逐步變成現實。這從他們對這個口號的具體詮譯就可以看出。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認為：“自由意味著擺脫任何有損於人的尊嚴的依賴關系，並有可能在公正的、團結互助的要求所規定的限度內，自由地發展自己的個性。”“只有人人獲得自由發展個性的真正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可能性的時候，自由才能成為社會現實。”“只有那些知道自己得到足夠的社會保障的人，才能利用他的機會去獲得自由。為了自由，我們需要同等的生活機會和廣泛的社會保障。”在這裡德國社民黨人對自由下了定義，又對自由做出了界定，並闡明了自由得以實現的條件。而意義尤其重大的是後兩項。因為他們指出了人人皆應有的物質基礎，經濟基礎─生活機會和社會保障。”譬如，壹個人從小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語言表述能力極差，那言論自由對於他就毫無意義。壹個人如果經濟狀況十分拮據，三餐不繼，那就算他寫出了壹本闡述其觀點的書，由於無錢付梓，出版自由對於他也成了空談。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用“公正”取代了“平等”。顯然，平等與公正是相通的。因為公正是平等的基礎。故此《柏林基本綱領》說：“公正要求在法律面前同樣的自由和平等。公正要求有同樣的政治和社會參與的機會和社會保障。公正要求男女的社會平等。”“公正要求在收入、財產和權力分配方面，以及在教育、培訓和文化方面的更多的平等。”這些觀點都是很容易理解的。而社民黨人壹個嶄新的觀點是：“同樣的生存機會並不意味著各人的生活千篇壹律，而是意味著每個人都有發展自己的興趣和能力的空間。”這個觀點是在婉轉地表述，平等並不等於平均。生活不會是千篇壹律。既然每個人在不妨礙他人自由的前提下可以盡力去發展自己，而這個發展的結果不僅造成他個人獲得多於旁人的利益而且也惠及旁人的利益，並且這又為眾人所認可的話，那麼這個多於旁人的利益─不平等的現象就不能認為是不公正的。譬如，壹個人經過刻苦學習、鉆研、實驗做出了創造發明，他由此得到壹筆獎金或專利。而同時他的發明創造有利於提高生產率，甚至更直接與每個人相關(如家用電器的創新和醫療技術的革新，特效藥品的成功研製等)那麼他因而得到獎金和專利就是公正的。然而無可否認的是他的經濟狀況將會比許多人要強。但這經濟所得的不平等並不意味著不公正。事實上，這也正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要用公正取代平等的原因。“平等”，這個概念不夠嚴謹，它很容易流入平均，給人以誤導。“平等”往往令人只註重結果，而“公正”卻促使去考察事情的全過程。它不僅涉及體現為表象的結果，更涉及造成這種結果的來龍去脈。可見，用“公正”取代“平等”絕非即興之作，而是在長時期的實踐過程中經過慎密思索所得出的思想結晶。更為具有實際意義的是，要在社會上實現“公正”要比實現“平等”更具有可操作性。故此，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用“公正”取代“平等”的匠心獨具的確是對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庫的壹大貢獻。



如果說自由主要體現為個人的權利。公正主要表現為社會與個人的關系，那麼團結互助則體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團結相助”承接了“博愛”，而比“博愛”更具體化。“博愛”還屬理念的範疇，而“團結相助”則可表現在實際行動中。



民主社會主義既然把基督教義視為其思想淵源，那麼“基本價值論”中強調“團結相助”就是很自然的了。因為基督教就認為社會應該建立在人與人之間兄弟般的情誼的基礎上。



在德國社民黨人看來，自由的內容、自由的限定、公正的表現和實現，這壹些大多可以用法律法規等規定下來，唯是人與人之間的團結相助是發生於法律之外。人與人之間是互相依存的，故應友善相處。《柏林基本綱領》指出：“沒有團結互助，就沒有人類社會。”“只有當我們互相承擔責任，願意給他人以自由時，我們才能自由地，平等地共同生活。”



“團結相助”對人提出了比“自由、公正”更高的道德要求。因為它既發生在法律之外，就完全是人自覺的理智的行動，不可以有絲毫的強迫，強求。它是建築在整個社會的道德風貌有相當水平，人們對人的尊嚴、對人道主義的真諦有相當的了解，很能進行道德自律，意誌自律的基礎上。當然，毫無疑問，它也必須建築在相當的物質文明的基礎上。



“團結相助”的廣泛實現是壹個社會的精神文明處於高水準的表現。它尤其能使人感到生活在壹個和諧溫馨健康的人文環境之中。它能使自由和公正得以更充分地實現。因為，如果每個人都願意與周圍的人友善相處，並盡壹己之力去幫助處於困難中的人，那麼他怎麼會不遵守限定去行使自己的自由權，怎麼會允許不公正的事發生呢﹖



“基本價值”中的三大要素─自由、公正、團結相助，儘管都有各自獨立的內容，但三者之間又是相互關聯，相輔相成的。自由與公正互為基礎，相互制約。而團結相助則為自由、公正的實現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環境，反過來又為自由、公正所促進。因此三大要素為壹有機整體。



社會主義既是壹個瑰麗的理想或最美好的社會形態，那它就只能是無窮的正面因素，積極效應之和，所有的弊端都不應積累在內。故社會主義的定義不與某個具體的經濟結構和措施(如生產資料公有制，國有化)掛鉤，而作觀念上的表述─“基本價值論”─是很明智的，因為具體的結構、措施總有其利弊。而讓任何弊端和瑕疵損害社會主義的瑰麗色彩都是不允許的。故此，僅從這點上來看，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智慧確實十分傑出。



毫無疑問，德國社民黨的“基本價值論”也會受到共產黨理論家們的抨擊。如：“在階級社會中，人們對自由、公正、團結互助等倫理觀點的解釋是各種各樣的，有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在階級社會中是有階級性的。認為‘自由、公正、團結互助’可以成為不同思想信仰的人的共同基本價值從根本來說是唯心主義的。”



共產黨人的這些批評可以促使我們面對這樣的現實，那就是﹕儘管德國社會民主黨曾兩次執政，並時常是德國議會裡的第壹大黨，但是它從來沒有取得絕對多數。換言之，社會上還是很多人不認同，不擁護它。對於從理論到實踐都十分理智的社民黨有什麼理由不擁戴它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時甚至會是正確的─出於社會多元化的觀念，務求不使壹黨獨大。不過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有些人不認同社民黨主要還是出於他們狹隘的階級偏見和政治短視以及經濟私利。然而，對此又該怎麼辦呢﹖難道就該採取列寧主義式的革命手段，強使他們去擁戴社民黨嗎﹖當然不能，因為這種做法本身就違反了社民黨自己所推崇的“基本價值論”。那麼該怎麼辦﹖答案是，只有通過長期的、極具耐心的、鍥而不捨的宣傳，討論和交流溝通去理服人，並樹立起這樣的信念﹕與歲月壹起增長的人間文明終將越來越深層地戰勝偏見，短見和私利。然而又不可以預期有壹天會百分之百地戰勝了它們。世界在運動中，人類社會的發展使自由、公正、團結相助會有更高層次的內容和標準。人類在對更高層次的基本價值的追求中也就同時更高標準地塑造了美好社會和人類的本身。這個塑造永無止境。人們可以認為他們所塑造的社會越來越接近瑰麗的目標，但卻不能宣稱已到達了這個目標。



在此，當我們再回過頭來考察共產黨理論家們的批評時，可以發現，他們的批評是沒有道理的。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像過濾性病毒般地深入了他們的骨髓。無論對什麼事物，他們都要進行壹番階級分析，打上階級的標籤。“基本價值”中有些內容是可以為各個階級接受的，有壹些則會發生歧見。解決這些歧見只應是階級間的逐漸磨合，從觀點上的磨合到階級形態的磨合，從而使“基本價值”的每壹內容都逐漸取得共同的詮釋。但是共產黨不這樣認為。在他們看來，只有無產階級(其實是共產黨)的觀念才有正確可言。為了使這正確的觀念主導社會，只能“打倒”、“推翻”、“消滅”資產階級的統治及至資產階級的本身。共產黨也曾向人們描繪過他們心目中的美好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宣稱只要人民群眾願意在他們的領導下去英勇犧牲堅決奮鬥，這人間的伊甸園壹定可以變成現實。對此，從1917年10月至今的現實已給全人類作了清晰的問答。他們的伊甸園是什麼貨色﹖個性壓抑，空氣沈悶，消費品匱之乃至飢饉連綿。在遠東某個共產黨國家裡，近期還表現為經濟畸形繁榮、貧富兩極分化、貪汙受賄犯濫，道德品質淪表。這還有什麼“自由、公正、團體相助”可言﹖如果說這些詞帶有資產階級色彩，那麼該用什麼詞來概括這些腐爛的社會景況呢﹖該不是稱之為無產階級─共產黨文明吧﹖



共產黨人的失敗─起碼是道義上的失敗，(因為在遠東某些國家裡他們還壟斷著政權)從另壹個側面證明了德國社民黨人對社會主義表述的睿智以及為實現社會主義所進行的具體做法的正確。



民主社會主義的政府幹預



既然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政策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績，不值得效仿，而民主社會主義出於對民主政治的認同，在理論上和實凵嫌侄疾豢贍茉倩剡^頭去按列寧主義的做法─用所謂革命暴力剝奪資產階級的公民權並沒收其生產資料。那麼，它只得另闢蹊經了。



此外，尚若只從經濟層面上去考量，民主社會主義既承認生產資料私有制─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所帶來的效率和活力，可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又洞悉到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在分配領域裡的延伸必須會造成財富分配的不公乃至兩極分化，並且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還會引起週期性的經濟衰退，破壞社會生產力。那麼，如何利用發揮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長處，避免、減低、消除其弊病，就是擺在民主社會主義面前的壹個嚴肅的課題。如果對這個課題不能予以較好的回答，那民主社會主義所嚮往的具有“自由、公正、團結相助”基本價值的社會主義社會只會成為海市蜃樓。



英國是率先實現工業革命的國家，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也最先在那裡得以確立和發展，與此相伴隨，英國也產生了最具權威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及其學說。這就十八世紀後期的亞當.斯密及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法國的經濟學家薩伊隔著英吉利海峽與亞當.斯密遙相呼應。他於十九世紀初推出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也匯入了這個理論體系之中。這個理論體系完全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它認為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前提條件下，會有“壹只看不見的手”把社會經濟安排得有利於其發展的秩序。這隻“手”，就是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它指出：“私人追求利潤是決定資本利用的唯壹動機。”資產者，企業主為了追求利潤會發揮自己最大的潛能。他們會為此去減低生產成本，節省原材料，會從事技術改革、更新設備以提高生產率﹔會窺伺調查市場動態、社會需求以決定其生產品種及其數量。在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下，供給可以創造需求，總供給必定等於總需求。因此，自由市場經濟是壹種最美妙完善的經濟制度，政府不應對其作任何幹涉。



顯然，這種經濟理論完全忽視了在冷酷無情的市場機制下勞工階級所處的經濟奴隸般的地位。然而，當勞工階級還處於社會弱勢群體，處於政治上缺乏代言人的無權地位時，他們的疾苦是不會被上流社會所關註的。被關註的只自由市場經濟帶來的生產發展，經濟繁榮。這些發展和繁榮主要則體現在資產階級豪華的生活上，當然有時也會惠及勞工階級和社會公共事業。只有當市場經濟的弊端經過天長日久的積累終於釀成了幾近世界末日般的總爆發時，人們才從市場經濟圖騰中清醒過來。這就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席卷世界的經濟衰退，而在這之前，市場經濟的幾次“失火”都被忽略，和輕描淡寫地遮掩過去了。



約翰 凱恩斯在此之前的研究都不被重視。而三十年代大蕭條終究把凱恩斯主義推上救世主的地位。早在1926年，凱恩斯就發表了“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壹文，對當時處主導地位經濟理論發起了初步的挑戰。標誌著凱恩斯主義形成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發表於1936年，那時大蕭條已走出低谷。凱恩斯主義的誕生固然於凱恩斯本人的不懈探索分不開，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成功實踐則為他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凱恩斯與羅斯福多次會見通信。可以說羅斯福的“新政”是促使凱恩斯主義完整化、系統化的動力。此後，凱恩斯主義風靡歐洲社會達數十年之久。儘管大資產階級保守派人士總想重振自由放任主義的雄風，儘管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結構凱恩斯主義相繼出爐，但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精神依然屹立不倒。這就是國家(政府)幹預。



國家幹預的必要性基於壹個明白無誤的事實﹕單靠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已不能有效地維持社會生產、經濟的正常運轉和發展。技術的躍進、分工的細密、經濟規模的擴大、層面的不斷複雜，令私人企業的個別決策已難以適應這壹切，因而必定帶有盲目性。只有用政府幹預這隻“有形”的手來輔助市場機制這隻“無形”的手，才能使社會免遭重大經濟衰退的襲擊。有位經濟學家作了個形象的比喻﹕政府幹預猶如壹位“明智的父親”，市場經濟猶如壹個“頑皮的孩子。”這位父親對孩子適度的約束是有益的。



然而，還是會有人提出這樣的質疑﹕在信息高度發達的今天，在經過自由競爭和兼併，壟斷經濟日益普遍的當代，企業自己就有能力解決盲目性的問題，而不必求助於國家幹預。其實這種看法是偏頗的。因為﹕1.中、小企業依然大量存在。2.壟斷性的大企業也未必能對經濟全局有透徹的了解。因為在信息時代裡經濟保密依然是許多企業的原則。3.私人壟斷企業有壟斷社會經濟某個部份之嫌，而這正是政府幹預要予以對付的。



國家幹預可以從政策法令上入手也可以從經濟措施上入手，或可稱之為政治手段和經濟手段。前者最典型的表現出現在羅斯福新政中。如1933年3月6日羅斯福就任總統後的第三天，就下令全國所有銀行停業“休假”三天，以禁止儲戶擠兌。接著於3月9日頒佈“緊急銀行法”通過該法的壹系列政策措施，使大量面臨倒閉的銀行得以喘息過來。從而挽救了幾乎崩潰的金融信貸體系。又如，1935年7月羅斯福政府頒佈“華格納法案”(即“國家勞工關系法”)規定工人有權與僱主簽訂集體議價合同。地方當局和僱主不得阻止工人罷工或幹涉工人內部事務。1938年又頒佈“公平勞動標準法”，規定最低工資數額和最高勞動時數。



當然，政府幹預的主要體現還是經濟手段。經濟手段還可分成直接幹預和間接幹預。不過有些措施其實介乎於直接和間接之間。經濟手段的幹預範疇可以是生產環節，也可以是分配環節。



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措施是典型的以經濟手段作直接幹預。儘管它做得不很成功，但並不證明國有化完全不可行。對於那些公眾服務性很強，不以贏利為主要目標的事業項目如郵政、供水等實行國有化是有必要的。此外，政府向私人企業投資貸款、控股，和控制價格都可算直接幹預，而指導企業更新技術設備，提供經濟信息等則是不太直接的幹預。至於以調整稅率和銀行利率來實施調控就屬於間接幹預了。



自由放任主義的“薩伊定律”說﹕供給會創造相應的需要，總供給必定等於總需求。但壹次又壹次的經濟衰退，尤其是三十年代大蕭條否定了這個定律。所謂“生產過剩”，並不真的是物質財富多得用不完，而是城鄉居民中缺乏足夠的貨幣去購買自己需要的商品。從而造成商品積壓，流通阻滯，資金不能回籠，以至生產停頓，工人失業繼而引發更嚴重的總需求下降。這些是國家幹預首先要對付的情況。



為了使社會需求與供給取得相對平衡，在經濟衰退出現跡象的時候，政府就應該立即做出相應幹預，以控制經濟走勢。譬如，降低銀行存款利率，以鼓勵投資和消費。擴大財政開支，舉辦公共事業，實行“赤字預算”，增加就業。所有這壹切都是為了增大社會需求，不至發生嚴重的生產過剩。在這方面，羅斯福的新政也是做得很成功的。他撥出相當數量的政府撥款，僱用大量失業工人和青年進行修路、植樹、土壤保護等工作。其中最著名的項目是田納西河流域工程和南起德克薩斯州，北至加拿大的防護林帶。政府僱傭的人最多時曾達700萬。每人月薪30元。既在壹定程度上減輕失業現象，穩定社會秩序，又增加了社會消費需求，並且工程所帶來的益處，於國計民生的深遠影響不可估量。而這壹切只有政府才可以去辦到。任何資本家，即使是壟斷資本家也是無能為力的。



在平常時期，政府也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財政收入來創辦壹些不以贏利為目的，而以增進社會公益、擴大就業為目標的事業項目。譬如老人家庭護理即為典型例子。歐美許多國家都由政府出資，僱傭相當數量的家庭護理員上門專職照料因老邁或病患而行動不便的老年人。(因嚴重殘疾生活不能自裡的非老年人也可申請此項護理)這明顯是國家幹預的經濟手段深入到國民收入的再分配環節中。國家創辦了這種職業，既使老人得到照料，體現了社會的關懷和溫馨又擴大了就業，增加了社會消費需求，刺激消費品生產的發展。只有政府，而且是關心民眾生活的政府才能做到這壹點，任何資本家都不會有這份心思。因為“私人追求利潤是資本利用的唯壹動機”。不賺錢的事，資本家才不做。



政府創辦這類公共事業是需要貨幣支撐的。貨幣的來源之壹就是稅收。於是國家幹預又深入到國民收入分配環節的另壹個側面中。由大資產階級主導的政府大多採取輕賦稅政策，以使資產者有更多的利潤留成用於投資。其實這骨子裡也是想讓大資產者有更多的錢財用於奢華的生活。而代表社會中、下階層利益的政府(社會民主黨政府為其代表)則大多採取高稅率的累進稅制，以向高收入者征收更多的稅收用於舉辦公益事業。在這方面，並非社會民主黨人的羅斯福甚至做得更激烈。1934年對年收入超過100萬者，征收稅率達59%的個人所得稅。1935年稅率提高為75%並還開征遺產稅和財產移贈稅。



在經濟高漲時期，政府亦不應袖手旁觀，同樣要以積極態度介入。當然手法會有不同。譬如此時就應提高銀行利率，鼓勵儲蓄，抑制投資。同時密切註意經濟走勢，防止壹哄而起，重複投資，向經濟組織提供綜合信息，引導經濟有的放矢地正常運行。



就像市場不是萬能壹樣，政府幹預也並非萬能。亞當．斯密和馬歇爾把自由放任主義下的市場機制描繪成可以自行調節經濟的美妙機器，固然屬於妄言，但市場機制給社會經濟帶來的活力是不可低估的。同樣，國家幹預固然在促進社會經濟正常發展中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對其負面因素也不能掉以輕心。換言之，國家幹預必然適度。否則“明智的父親”就會變成專橫顢頇的父親,對“孩子”溫和有益的約束也就變成了嚴酷無益的壓制，會嚴重影響了“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長。



如果說三十年代大蕭條說明了市場經濟絕對美妙論的謬誤﹔而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又終於宣告蘇式計劃經濟─國家全面幹預的破產。那麼剩下的就只能是把市場機制和國家幹預最適當地結合起來，取其兩者之長的造福於社會。然而這並不是壹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歐洲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戰後幾十年來都對此作了不懈的探索，各自都有所心得，經驗和見解。



在意識形態上與馬克思主義最少親緣關系的英國工黨有著最強烈的生產資料公有化情結。國有化是它進行國家幹預的重要手段，而且非但如此，英國工黨的國有化還伴著蘇聯計劃經濟的味道。那就是政府的各國有化公司可對其屬下企業下達原則性指令，議會有權審核各國有化工業公司的年度報告和撥款申請。國有化工業公司的建立、撤銷、改組的批淮權在議會。內閣財政大臣通過政府的財政預算來安排對國有化企業的投資額等等。英國工黨的國有化和計劃化在短期收到了效果。戰後，英國經濟恢復很快。失業率低，社會保障系統迅速健全。到1950年國民經濟增長率已達4%，其國民生產總值在歐美世界中居第二，僅次於美國。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英國工黨這種較為深度的國家幹預的負面影響就逐漸表現出來了。國家為了培植壹批國有企業花了大量資金，而國有企業的效率卻明顯偏低。國家預算中財政支出龐大，幾佔國民收入40%。負擔十分沈重，這都使英國的經濟增長率下降，保守黨對此大加抨擊，藉此爭取選票重新上臺。1951年至1964年保守黨執政期間把鋼鐵、公路貨運重新私有化，其他國有化企業尚予以維持，至1979年撒切爾夫人的保守黨內閣執政後，大力推行國有企業私營化。至九十年代初，國有企業已所剩無幾。



在野的英國工黨並不認同撒切爾夫人內閣的所作所為。因為儘管在保守黨內閣的治理下，經濟增長率時有佳績，但民眾卻為此付出代價。不過，英國工黨還是檢討了自己過往的國有化政策，認識到國家幹預必須勿使市場自主性喪失，否則會不利於經濟增長。正如英國工黨新壹代的理論家阿歷克諾夫所說：“沒有市場機制，設想壹個有效率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但就整體而言，無論是宏觀平衡，還是微觀效率，都不能依賴自由放任。”1975年4月，英國工黨特別代表大會通過黨章修正案，生產資料公有制不再列於黨的頭號奮鬥目標。



德國社會民主黨奉行的是社會市場經濟。這當然不同於自由市場經濟。即其中也實行了國家幹預，但這個幹預的程度與英國黨的有相當差別。簡言之，就是幹預程度淺和幹預的切入口不同。



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並非由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創立。它是阿登納政府裡的經濟事務官員艾哈德吸取了戰後新自由主義理論，加以融匯貫通，並針對德國的現實情況所創立的經濟理論。這個理論的核心是“競爭加秩序”。首先它充分肯定了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所帶來的巨大動力和效率，同時又認識到自由競爭會造成混亂和壟斷，到頭來也損害了競爭。故此必須建立壹種社會秩序，使競爭沿著正確的軌道行駛。而國家就負有建立這種秩序的責任。換言之，在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中的國家幹預不是忙與創辦國有企業，或向私人企業投資參股之類，而是建立壹些競爭規則並擔任競爭的秩序維護者或裁判員，而不必直接參與競賽。



戰後初期重建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並未確立社會市場經濟的理念。他們仍沿襲著第二國際至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既定思維─主張某壹程度的計劃化和國有化。1949年8月，德國西占區兩大黨在選舉中對決。基督教民主聯盟得票31%，社會民主黨29.2%，自由民主黨11.9%，其餘為小黨所得。基督教民主聯盟遂與自民黨等聯合執政。基民盟獲勝的原因很多，如得佔領當局的支持。而有壹樣不可忽視的是，艾哈德的經濟舉措已在前階段中取得顯著成效。此時他身居阿登納營壘中，為此營壘加了分。從此基民盟開始了它長達20年的連續執政。



艾哈德主導的社會市場經濟參與創造了德國奇跡。在戰爭的廢墟上取得了令世人瞠目結舌的輝煌成就。1952－1965年工業年平均增長率為7.9%，居歐美國家之冠。1952－1959年平均通貨膨脹率為1%，亦為歐美國家之最低。1965年黃金儲備額僅低於金元王國─美國。其後儘管在六、七十年代發生了幾次經濟危機，但從1950年－1981年這三十年間，國民生產總值的平均年增長率仍有5.2%。



1969年9月，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黨的領袖勃蘭特任總理，組閣執掌政權。經過《哥德斯堡綱領》總結過去，展望未來的德國社民黨人全盤接受了艾哈德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他們宣稱：“社會民主黨讚同真正存在著競爭的自由市場。”並聲明他們將會“保護和促進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只要它不妨礙建立壹種公正的社會制度。”那麼，怎樣去使競爭真正自由地進行，並符合社會公正呢，社會市場經濟的信奉者們訂了這樣的壹些法律、法規。如“反對不正當競爭法”、 “限制折扣法”、“關於附加贈送物品條例”、“專利法”等。在諸法之中最為重要的是“卡特爾法”，又稱“反對限制競爭法”。



“卡特爾法”禁止兩家以上的大企業通過合同或協議在價格上、經營上統壹行動來壟斷市場。禁止企業之間為壟斷市場進行合併。凡是企業間搭成的協議會從負面影響市場的生產和流通，將被宣佈無效並予以罰款，等等。



“卡特爾法”的施行由卡特爾局承擔。卡特爾的工作人員不得在任何企業的董事會或理事會任職﹔不得擁有任何企業的股票，以保持卡特爾局執法的公正。



這些法律、法規的訂立和實施，明確地體現著國家幹預這隻“有形的手”。而這隻“手”明顯主要從行政管理上切入。至於數量有限的國有企業則說明了國家幹預在經濟領域內作淺層幹預。



相對於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二戰之後法國社會黨的執政之途真是充滿了艱難。這壹方面是因為法國有著相對強大的專制勢力傳統。歷史上有過波旁王朝的復闢，有過兩次拿破侖帝國，有過7月王朝。二十世紀五、六十年戴高樂的大權獨攬在某種意義上是昔日專制傳統的某壹程度的再現。這個保守勢力從右端打擊著法國社會黨。另外壹方面，法國又有著激烈的革命傳統。標誌之壹是法國共產黨─1920年底以多數派從法國社會黨分裂出來的法國共產黨有著很大的勢力。戰後初期，它已成為議會中第壹大黨。而法國社會黨與法國共產黨的社會基礎與選票在相當程度上是重疊的。故此法國共產黨是從左的壹端限制了法國社會黨的政治空間。



為了與強大的右翼保守勢力抗衡，法國社會黨與法國共產黨多次建立了左翼聯盟，但由於東西方“冷戰”等原因不但宣告瓦解。甚至還互相攻擊為“莫斯科的代理人”和“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後來，隨著“冷戰”的緩和，和互鬥中的兩黨均在選舉中遭到失敗的教訓，遂又開始了聯合的艱難探索。



法國社會黨新壹代的領導人密特朗深知要在法國結束右派掌權的局面，左翼必須聯合，而若要實現社會黨主導政權的雄心，“社會黨首先就得成為左翼的多數派。”他說要設法使共產黨的500萬選民中的300萬轉而投入社會黨的旗下。1978年3月議會選舉，社會黨得22.5%的選票，共產黨得20.5%。1981年4月總統選舉，密特朗得票25.8%，法共候選人馬歇得票15.34%。馬歇，這個歐洲共產主義的倡導者之壹，在這關鍵時刻宣佈無條件支持密特朗，號召他的選民在第二輪投票中轉投密特朗，於是密特朗以52.24%的優勢勝出，當選法國總統。從此開始了法國社會黨執掌政權的局面。多年的奮鬥，理想終成現實，欣喜感奮之餘密特朗驅車到巴黎先賢祠向饒勒斯的紀念碑獻上壹束玫瑰花，告慰這位法國社會黨的創始人﹔人道社會主義的創立者在天之靈。



法國社會黨執政以後也立即展開了國有化、計劃化的步伐。當然，法國的國有化並不始於此時，而是在戴高樂時代，甚至在戰後聯合內閣時期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勃魯姆內閣時期就開始了。社會黨政府把它繼續擴大。然而法國社會黨的國有化，計劃化卻與英國工黨有著明顯的不同。這最顯著的表現是法國的國有企業在管理上是獨立的，完全按照市場機制來進行它的營運，不像英國的國有企業處處要接受工業公司的指揮乃至議會的裁決。國有企業向私人股東開放資本，吸收投資以加強自身的經濟勢力。國家也購買私人企業的股票，以防止壟斷，尤其是國際財團的壟斷。這正如密特朗所說：“對壟斷或趨於壟斷的企業施行國有化，使之與國家結合，使個人不擁有高於民族利益的控制市場經濟的、因而也是政治的權利，這都是正確的，必要的。”但是法國社會黨人並不反對私有制。密特朗說：“社會主義應該允許法國有壹種混合經濟體制存在。”“壹個廣泛的私有部門將繼續自由活動和發展。”可見法國社會黨人了解私人企業的作用、市場機制的活力。他們所倡導的計劃化是認為“企業應該考慮其社會目的，而不要為自己的利益去犧牲社會利益”並不是要把企業的經營活動全面納入壹個嚴格的計劃中。故此，社會黨的計劃化只是向企業提供經濟指南和綜合信息，是適用於企業作中長期發展規劃的參考，而近期的營運則按市場經濟的導向。可見在法國社會黨的觀念裡國家幹預並不取代市場經濟，計劃也只是作為市場的補充。



然而也正由於民主政體下的政黨政治，法國社會黨並不鐵定掌權。壹旦保守勢力重新執政，私有化的逆向運作又有發生。生產效率與失業率同時攀升。行政權力的中斷導致經濟實驗中斷。國家幹預究竟怎樣才恰到好處這需要經過長期不間斷的摸索、探究和總結。時時的中斷對此是十分不利的。但既服膺民主政治，也就別無選擇。不過保守勢力利用國有化、計劃化中的某些失誤極力攻擊國家幹預，把它說得壹無是處是十分不光明正大的。與此相對的是，從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理念走出來的社會民主黨人不再排斥生產資料私有制，而只主張以國家幹預來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則顯示了他們對社會負有責任感的情懷。



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福利保障



無論是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措施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所奉行的社會市場經濟，抑或其他國家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都主要還是著眼於社會經濟的生產環節。勿庸置疑的是，為了實現民主社會主義所嚮往的“公正”，國家幹預絕對不能止於生產環節，還必須深入到分配環節。因為社會財富如何分配才最直接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益相關。昔日在資產階級主導的民主革命成功以後，又爆發了勞工階級針對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其重要原因就是由於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導致勞工階級的貧苦而引起的階級仇視。



當然，第壹輪國家幹預還是初步涉及了分配環節，那就是政府規定最低工資額和規定僱工可以與僱主集體議定工資單價之類。然而僅僅這些是遠遠不夠的。國家幹預必須深深地涉入到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領域。通過種種法律法規的實施來截取高收入，彌補低收入，或使低收入者獲得社會對其基本生活方面的資助和保障使任何人都得以免除由任何原因面臨的貧苦困難。也就是說國家幹預還應建立壹套完善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



社會保障、福利政策甚至在純經濟學領域內也是有根有據的。1920年，英國的經濟學家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他指出﹕等量的貨幣在收入不同的人的手中將會產生不同等的效用。即所謂高收入者的貨幣邊際效用小於低收入的。他說：“在福利經濟學中有兩個命題。粗淺地說，即第壹，對於壹個人的實際收入的任何增加，會使滿足增大。第二，轉移富人的的貨幣給窮人，會使滿足增大。”於是這個轉移對增大社會有效需求是有益的，也即有益於刺激生產。政府用從高收入者手中征來的稅款除用於垂直再分配外，還用於橫向再分配─舉辦各種社會保障、福利項目。



於是，國家幹預的第壹刀就切在稅制上。國家最大的財政收入即來源於個人和法人所得稅。稅率按累進制。收入越高稅率越高。從百分之十幾到百分之五十幾不等。美國羅斯福時期曾高達百分之七十五。而且還定有起征點，收入少到某壹程度不必交稅。非但如此，在工資收入低至某壹範圍時，除免稅之外，政府還給予相應的補助金。以瑞典為例，月薪1.2萬克郎以下者，不必交稅，並另獲8-10%的政府補助金。月薪6萬克郎者，18%的收入被國家以稅收形式取走。



國家幹預通過征收個人所得稅來實現從高收入階層到低收入階層的垂直再分配這固然在縮小收入差上有壹定的作用，但亦是十分有限的。因為民主社會主義所崇尚的是公正，不是平均，更不是絕對平均主義。平均主義有害於進取精神和勤奮向上，因此不可能設想用這種垂直再分配把社會各種職業，各個層次的人的收入都大致拉平。而且，從另壹方面來看，社會上許多人─不僅是受益於垂直再分配的低收入者，還包括在垂直再分配中“不賠不賺”者，甚至還有些垂直再分配的付出者，他們儘管在正常情況下都能維持自己的壹般生活，但壹旦遇上特殊情況則都窮於應付。這些特殊情況就是失業、傷殘、疾病、懷孕生產、子幼多病、住房惡劣等等。顯然，凡是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執政的政府對此非但不可置若罔聞，而且應該全力以赴去關註，方符合“基本價值”的理念。二戰後率先取得執政權的英國工黨在這方面起了極好的表率作用。



1942年秋，世界尚在大戰的抱火之中，英國工黨就在其年會上通過了壹個社會福利綱領。這個綱領宣稱要在英國實行全面的社會保險﹔對因各種意外事故處於困難中的民眾提供多種社會保障﹔對母親、兒童給予社會補助﹔並實行全民免費醫療。



1945年7月大選，工黨獲勝。其領袖艾德禮組閣後，立即把福利綱領付諸現實。於1946年壹年之中頒佈了“國民保險法”，“國民醫療保健法”，“住房法”。稍後又頒佈了“國民救濟法”，“家庭補助法”，等等。



“國民保險法”規定已就業又未達到領取養老金年令者，壹律交納保險金，從而在面臨失業、傷殘、病患和其他意外事故而陷入困境時有權獲得政府的津貼和補助。



“國民醫療保健法”規定全國醫院實行國有化。(亦允許醫生私人開業)，全國民眾壹律享受免費醫療。有工薪收入者，每月須交納少量醫療保險費。



“國民救濟法”規定，凡因收入太低或無收入而不能參加“國民保險法”享受其保險待遇者亦可享受“國民保險法”的各項救濟，只是數額少壹些。此法其實是“國民保險法”的壹個補充。故後更名“國民補充救濟法”。



“住房法”實行房租管制，以照顧低收入者租房。並大力從事新建和貧民窟的改建。艾德禮任內建房80多萬套，以低價租給缺房民眾住。



經過了壹系列的努力，艾德禮滿懷激情地向世界宣佈﹕英國已建成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



在英國以後的歷史進程中，儘管英國工黨數度大選失敗，處於在野甚至長期在野，但上臺執政的保守黨內閣仍然大致保持了對社會保障、福利政策的連貫性。他們對國有化措施大加指責甚至予以革除，而對社會保障、福利的規章制度則比較審慎。畢竟這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要想選票不大量流失，就別輕舉妄動。



時至今日，英國仍大體沿襲著艾德禮工黨內閣所制定的基調。實行著極為廣泛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由於條文繁多，難以壹壹詳述，現僅擇幾種簡扼分述如下﹕



醫療保健規則﹕（1）所有治療、手術費用壹律免費。（2）每次處方開藥交費6英鎊，但以下六種人士免費﹕16歲以下或60歲以上者，19歲以下全日制學生﹔懷孕婦女﹔帶有未滿壹週歲嬰兒的母親﹔領取失業救濟金和普通收入補助者。（3）婦女懷孕和生育期間所有醫療費用全免。



失業救濟金發放規則﹕失業救濟金最低數額為28.45鎊/周。壹般為原工資的60-70%，最高為85%。領取期限為壹年。壹年後仍失業，可改領社會救濟金。



社會救濟金發放規則﹕（1）未婚者可領取31-52鎊/周的社會救濟金(視年齡不同而不同)夫婦倆81鎊/周。若育有19歲以下子女，每個子女31鎊/周。社會救濟金是勞工最後防線。它能保障因長期失業、患病等原因至全無收入的極貧苦者亦能過上溫飽的生活。



病假工資發放規則﹕連續病假四天後可領病假工資(四天之內領原工資額不變)病假工資額60.2鎊/周，可連續領28周。若仍因病不能工作，可改領無期限的社會救濟金。



殘疾人福利金發放規則﹕依殘疾程度分三等。第壹等53鎊/周﹔第二等35鎊/周﹔第三等14鎊/周。



退休金發放規則﹕基本退休金為67.5鎊/周。本人亡故後，遺孀可續領亡夫的退休金，而且無限期。除非再婚或自己也開始領取退休金。



養老金發放規則﹕男性年滿65歲，女性年滿60歲，可向政府申請養老金。數額為單身52鎊/周，夫婦83鎊/周。養老金與退休金不衝突。



免費教育規則﹕公共中小學壹律免學費、雜費、書費。學校給全體學生提供免費午餐。高等院校大部份屬公立。收學費極低，而政府還給家庭貧困者提供獎學金。



婦女懷孕生育福利法規﹕1)產前檢查壹律免費和帶薪。2)僱主不得解僱懷孕和生育的婦女。3)生育職業婦女可獲18周產假。前6周得原工資額90%，後12周得每週57.5鎊的補助金。4)生育婦女休完假後可復職，薪資不降。5)非職業婦女懷孕生育期間，可領社會救濟。6)任何婦女壹產下活嬰兒，即可獲政府100鎊補助。若是死嬰，只要懷孕期超過28周也可領取100鎊。



兒童福利法規﹕1)雙親家庭第壹個子女獲兒童福利補助15.5鎊/周。2)單親家庭第壹個子女獲17.5鎊/周。3)無論是雙親或單親，從第二個子女起每個獲10鎊/周。



寡婦福利法規﹕60歲以下丈夫去世，或雖已60歲以上，但丈夫去世時尚未領退休金者，可壹次性獲政府寡婦補助1000鎊。若還有孩子要撫養，則可領52鎊/周的寡婦育兒補助，多子女還可按規定遞增補助額。



英國工黨所創立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可謂包羅萬象不勝枚舉。50年代，西歐國家大都群起傚法，也紛紛制定各種社會保障、福利條例。其最明顯的標誌就是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支出壹般都佔政府總開支的壹半左右。如在八十年代，美國為52.4%，德國為58.8%，瑞典為58.7%。可見這些國家的政府對民眾的基本生活保障是何等重視。



雖然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受到了廣泛的讚揚和認同，但批評之聲亦不絕於耳。批評的焦點有這樣幾個﹕壹、龐大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開支成了國家不堪重荷的負擔，拖累了經濟的發展。二、過於有保障、有“安全感”的生活會消蝕了勞動者的勤勉奮發精神。艾哈德對此如是說：“如果社會政策的目的是對每個人從壹出生就給他全部安全，保護他絕對不冒人生的風險，那就不可能希望他的才能、智力、企業雄心得到充分的發展。”三、由於成功的企業家和專業人士為社會保障、福利制度作出了相當的付出，卻無所受惠，這無疑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資金出走，人才外流由此而生，這當不利於生產技術的發展。



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開支到了怎樣的程度就會成為國家財政不堪承擔的重荷，這是值得考慮的。開支的數額必須量入而出，要考慮本國國民收入、經濟能力、受惠人數等因素。應該說，相對處理得當的話，它不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阻力。應該警惕的則是，有人用壹個空泛的“不堪負荷”論，就想從根本上否定民主社會主義各政黨領導中、下層民眾奮鬥多年才建立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顯然，這些人大多是資產階級中的保守派人士。因為資產階級中的開明派也是支持這個制度的。如1942年底丘吉爾內閣公佈的“貝弗裏奇報告”也是宣稱要把英國建成福利國家。丘吉爾本人就在此後的壹次廣播演說中描繪了戰後英國將建成“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面福利制度的美好前景。



艾哈德講的那段話似是而非。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無論多麼全面也只是給予壹個基本的生活水平，或幫妳度過疾病、傷殘等意外事故所面臨的特殊困難。壹個真正有才能、雄心的人怎麼會僅僅滿足於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所給予的溫飽水準呢﹖他當然會用自己的能力去創造富裕得多的生活。而不讓他去冒人生的風險正是給他發揮其潛質的外部條件。有壹個很聰慧的農家子弟，高中畢業後因家裡太窮，父親久病，欠債甚多。因此暫放棄升學，跟著他的叔叔外出打石掙錢。有壹天在打石時不慎跌下，當場給堅硬鋒利的巖石擊穿胸膛而死。壹個本來會很有出息，會給社會作出更多貢獻的青年就這樣以二十歲的青春年華告別人生走入漫漫冥境。人們在為他撒壹鞠同情之淚時是否應該意識到，這正是由於貧窮的家境要他去“冒人生的風險”所至呢﹖當然失足身亡是較極端的事件。而更經常的情況是在多年艱辛的生活掙紮中，壹些本來可以大有出息的青年耗盡了他們的年華和精力未能去攀登知識和事業的高峰，終至無所作為，這對於他們來說是不公﹔對於社會來說是損失。另外，對於那些本身就胸無大誌，能力平庸者，社會給予他們的“安全”也就談不上是阻礙了他們的發展。



不過，艾哈德另壹段話倒有些道理：“社會安全首先必須從人們自己的勤奮中得到。壹個人必須要自己負起責任。只有當個人負責還嫌不足時，國家和社會才插手進去。”這句話運用在實際中，就是德國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經濟來源2/3出於民眾自己交納的集資。這壹具體措施是值得其他國家在制定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時借鑒參考。



至於有些高收入人士，為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提供了集資，而自身又絕不會去領取救濟之類，以至認為自己吃了虧，要走之則吉，那就純粹是壹種自私行為，不應予以遷就，即不應因此就放棄或砍去壹些保障、福利項目。而且當社會的進步達到任何國家、地區都建立了社會保障、福利制度，任何人都得為此按規定交納集資時，他們又再“外流”到什麼地方去呢﹖然而，倘若他們是對具體措施提出意見則是很正常的。譬如領失業救濟金、社會救濟金的數量和時限都可以商榷。醫療費是否應考慮患者自付其中小部份等等。艾德禮晚年寫回憶錄時，曾承認當時他力主全面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時“低估了人們的私心”。確實，這是很值得今後人們從事這方面工作時借鑒吸取的。



除以上幾種之外，還有壹種批評是來自共產黨的理論家們。他們說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施行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工人階級仍然處受剝削地位。”據1985年英國統計局統計，就財產狀況而言，佔全國人口5%的人擁有全國私有財產的41%。”“貧富差距仍然很大。”“遠沒有也不可能消除社會的不平等。”“不能改變國家的階級實質。在這種情況下，怎能談得到真正實現社會主義呢﹖”



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建立和實施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時並沒有說他們要完全消除社會的不平等。在他們的“基本價值”理論中已用“公正”取代了“平等”。有些不平等現象是不公正的，有些則是公正的。他們追求的是“公正”而不是容易與平均相混淆的“平等”。少數人擁有較多的財產是當代社會結構中的必然現象，平均是沒有可能的也是有害的。至於5%的人擁有41%的財產這是否太懸殊，是否有不公正的成份，那是可以考察，可以研究的。但卻不可以作為斷定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沒有意義的依據。而且可以這樣認為，如果在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實施的基礎上，社會各階層人們的財產擁有量又有壹個適當的差別，那就是當代人類的智慧所能建造的伊甸園。因為在這種社會情勢下，既保障了大多數人享有壹定的物質生活水平，使之不因種種緣故陷入貧窮困苦之中，又讓壹些才智傑出者能通過奮發進取去獲得更多的物質享受，那就是壹種甚佳的組合。普遍的保障之上有富裕﹔處處的祥和之中有差別。這是當代人的心智能力可以建造出的人間佳境。至於共產黨向人們描繪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人間天堂實在太遙遠，不知何時才能實現。起碼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是不可能實現。因為從1917年11月至今共產黨執政的所作所為都表明了他們的南轅北徹。在共產黨領導人的指揮下，人們都在拼命地勞動，然而消費品匱乏乃至飢饉遍地是常事。近年的“改革開放”所造成的極化現象更令人震驚。共產黨的理論家以英國5%的人擁有41%的財產來貶低英國工黨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意義，這真令人齒冷。因為在他們的國家裡，5%的人很可能擁有財產的百分之七、八十。只不過這些都是他們黨和國家的機密，絕對不會予以公佈罷了。然而世人還是可以看得到，在他們統治的國家裡，高樓大廈之下，酒綠燈紅之旁，普羅大眾處於掙紮奔命之中。無論是國營企業中壓縮出來的人們還是私營企業裡的勞工，都陷入惶惶然朝不保夕的境地。報紙上常有這樣的報道﹕某個民工因工傷送往醫院搶救，但由於壹時交不出壹筆預付醫療費或手術費。醫院置之不理，遂至死亡。這種視人命如草介的冷酷行徑真是令當代文明蒙羞。醫院卻振振有詞地說，搶救好了他，本院花了那麼多人力物力，收不回錢怎麼辦﹖實際上，這樣的情況遠非每天發生，就算偶爾收不到或收不夠錢也不會令醫院關門。當然關鍵的責任在政府。即使沒有英國那樣完善的保障制度也可以避免這類悲劇。只要政府稍微關心壹點底層民眾的疾苦，就應下達文件知會各醫院﹕凡有此類情況，醫院應先予以搶救。政府將以行政力量協助醫院收回醫療費用，若確收不到，醫療費用由政府承擔。可是共產黨政府的領導人們每時每刻考慮的都是怎樣確保“無產階級的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大事。多少有關國計民生的事項都排不上他們的日程表，遑論幾個工傷民工無醫而死的雞毛蒜皮之瑣事了。不過，既然這樣，共產黨的理論家們怎麼還有臉去批評歐洲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建立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呢﹖倒也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了。



民主社會主義的產業民主制度



歐洲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並不以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為滿足。他們繼而為實現《法蘭克福聲明》中所提出的“經濟民主”作不懈的探索。由於民主社會主義部份認同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存在，而在私營企業中工人群眾毫無疑問仍然處於純屬被僱傭的勞動力的地位。對企業裡的壹切事務無權置喙，這顯然不符合“經濟民主”的精神。如果工人群眾在社會上擁有選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所有政治權利，但壹回到工廠、企業裡就重新變成壹架會說話的機器，完全被動地聽從驅使，那馬上會使已經爭得的政治權利失去光彩。因為社會主義對民主的理解並不止停留在政治層面上，而是要把民主的精神和原則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和領域中。



1962年社會黨國際的《奧陸斯聲明》較十壹年前的《法蘭克福聲明》更為具體地提出：“應在民主制內建立起壹種機構，使工人能在其中有效地影響工業決策和條件以及總的經濟形式。”1969年社會黨國際第十壹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宣稱：“社會黨人要用經濟民主和工業民主的新形式來補充政治民主，其目的在於實現社會民主。”1986年社會黨國際發表的《利馬委託書》表示社會黨人要“致力實現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全體公民都能自由地參與經濟決策，保證工薪勞動者在工作場所的影響。”並強調指出：“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與經濟民主化和社會公正日益增進的持續過程。”



從社會黨國際這壹系列的政治宣言中，可以看到壹條清晰的軌跡，那就是他們推進經濟民主的信念日益堅定和具體。在這個過程中，德國社會民主黨又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那就是它所創立的“共決制”。在諸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中，它把經濟民主的理念付諸實圩鈐紜⒆顝V泛、最具體。能夠這樣當然絕非偶然，而是有深遠的思想淵源。



早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初創時期的《哥達綱領》中就已提出：“由工人選出的負責人監督礦山、礦井、工廠、作坊以及家庭工業的勞動。”1891年《愛爾福特綱領》討論稿中提出“由工人選舉出來的企業視察員負責監督壹切工業企業，並負責調整城鄉的勞動關系。”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社民黨曾幾次執政，這為它發展其經濟民主理念提供了條件。1921年德國黨的“格爾利茨綱領”中提出“發展代表工人、職員和公務員的社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經濟委員會制度。”四年以後的“海德堡綱領”則進壹步明確：“發展經濟委員會制度，行使工人階級對經濟組織的共決權。”“共決”壹詞至此正式出現於行文。標誌著德國社會民主黨“共決制”理論的初步形成。如果說昔日它所主張的經濟民主還處於較為空泛的“監督”之說的話，那麼此時的“共決制”則表現出要真正讓工人階級在經濟事務中發出聲音的決心。然而可惜的是，法西斯的掘起使處境日見艱難乃至顛沛流離的德國黨沒有機會去實踐其“共決”主張。



二戰以後的大選中，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微小的比率輸給基督教民主聯盟，成為實力十分強大的在野黨。它利用這壹有力地位大力推動“共決制”的實施。終於，1951年5月，德國聯邦議院通過了《在僱傭1000人以上的煤鋼企業監事會和理事會中實行僱員共同決定法》。該法規定監事會由11名成員組成。資方勞方各佔5名，另共推壹名中立成員為主席。



作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思想理論發展史上的重要裏程碑─1959年的《哥德斯堡綱領》作了這樣的闡述：“對經濟成果做出決定性貢獻的工人和職員迄今仍然被排斥在有效地進行共決的大門之外。然而，民主卻要求職工能在企業和整個經濟中共決。職工必須從壹個經濟領域中的奴僕，變成壹個經濟領域中的公民。”“鋼鐵工業和煤碳工業實行的共決，標誌著壹個新的經濟制度的開始。必須將共決進壹步發展成為適用於大企業的民主企業法。職工在經濟部門的自治機構中的共決必須得到保證”。



這表明德國黨並不滿足於只在鋼、煤大企業中實施共決制而是要將它推而廣之，並且首次把共決提高到民主的高度。196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取得執政權。終於得以把共決制在全社會鋪開。新的共決法將實施範圍擴大至2000人以上的非煤碳、鋼鐵企業。其涉及面為500個大企業，僱員人數超過400萬。



共決制中，僱員代表有權與資方共同決定對企業領導機構的任命和監督，有權參與決定理事會的成員，並同理事會壹起研究決定利潤的使用。對企業開發新產品，購置重大新設備，或作某項大宗投資，僱員代表都擁有批淮權。在企業日常事務中僱員代表也可向公司提出工人的要求和願望，以影響公司對此的決定。



除了大型企業中的共決制之外，德國黨在執政後還制定了《工廠委員會法》。該法規定﹕凡有五人以上職工的工廠都應成立三人以上組成的工廠委員會。其成員壹般不脫產。300人以上的企業才可以考慮設置專職脫產委員。委員會成員在僱員中選舉產生。委員會具有獨立性和權威性。僱主不得幹涉委員會內部事務和運作。委員會委員在三年任職期內及卸任後壹年內，僱主不得予以解僱。工廠裡每季度須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壹次，由僱主向職工報告本企業各方面的情況。工廠委員會在充分了解情況的基礎上可對工廠的各項事務參與決定和施加影響。參與決定的範圍有﹕工作時間的長短及安排，工資數額、勞動保護設施、福利待遇、休假制度等等。施加影響的內容大致有﹕人事安排、招工和解僱計劃、工種調動安排、工藝流程的設置、企業管理制度、企業的改建、擴建、遷移、設備更新等等。當工廠委員會與僱主發生意見衝突不能搭成協議時，可將問題提交調解委員會裁決。在規模較大的企業中則設置公共勞動法庭。它由壹名職業法官，僱主僱員各數名陪審員組成。主要用於解僱事端。按規定僱主有權解僱僱員。若僱主因企業經營情況須解僱僱員多人，工廠委員會有權要求僱主提供壹定數量的補償費。這就是1980年聯邦勞工法庭曾做出的決定：“企業的工作要不要停止，由僱主說了算。但是，停止工作的方法要征得工廠委員會的同意。”



不但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實現工人參加管理和決策方面壹直在作不懈的努力，其他各國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也在普遍的原理之下結合本國的具體情況去設計最合適的方式和途徑。這正如1989年6月社會黨國際的《原則聲明》所指出的：“經濟民主不存在單壹不變的固定模式，不同的國家有進行大膽試驗的餘地。”



例如在法國是成立企業委員會，法律規定凡50人以上的企業皆可成立企業委員會，不足50人者可聯合當地同行業其他企業共同成立。它的功能除與德國的工廠委員會相似外，其關註面還更廣壹些。如企業內部醫療服務條件與水平，職工食堂的質量，娛樂體育活動場所與設施等等。然而法國的企業委員會與德國的工廠委員會有壹個重大區別，就是法國企業委員會中由資方人員擔任主席。這顯然給僱主以某壹程度的控制權。1981年法國社會黨上臺執政後，立即對這個規定開刀，限制這個主席的權力。即﹕在企業委員會討論決定單純與職工利益有關的問題時，作為主席的資方人員沒有表決權。



在比利時、瑞典、荷蘭等壹系列歐洲國家，都依法設立了企業委員會、工廠委員會、工人董事會等等。大同小異地實現了工人參加管理的訴求。



如果說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各政黨所推行的社會保障、福利政策受到了來自各個角度的質疑和批評的話，那麼，他們所從事的讓工人參與經濟決策和管理的工作就基本沒有受到明顯的負面評價。因為它的確給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都帶來了益處。



勞工階級在工廠企業中不再處於完全無權的，僅僅是被企業主以貨幣購買來的勞動力的地位。他們可以對許多事務提出自己的見解和要求。以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資產者在勞工代表有權對許多事務進行查詢、了解、決定的情況下，他們也不得不在行為模式上有所收斂。不可隨心所欲地獨斷專行。然而，這其實對資產者本身也是有益的。因為當工人能夠參與管理後他們的心態會產生微妙的變化。他們會把自己的未來與企業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聯繫起來，因而提高了他們的主動精神去發揮自己的技術水平和聰明才智。當他們的切身利益得到適當的滿足後，也更能全心投入地工作。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肯定會由此提高。有壹個統計數字說，1972－1976年間德國實行共決制的企業，工人年平均產值提高17%，而沒有實行的，只提高了4%。從國家整體局勢來看，德國也是歐洲各國中社會秩序相當穩定的國家。另壹個國家─奧地利的情況更加令人嘆為觀止。由於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這個曾在1893年被恩格斯讚揚為在當時歐洲諸社會民主黨中“唯壹生氣勃勃的力量”的黨，在戰後奉行了比德國共決制更溫和的“社會夥伴關系”─壹改良主義氣味更濃，離馬克思主義更遠的理論框架，以致取得了極其獨特的社會成效。1970-1979年，國民生產總產值增長了52%，失業率極低，保持在2%左右，通貨膨脹率不超過4%。勞資糾紛甚少發生。工人年人均罷工時間才幾分鐘，1979年為半秒鐘。整個社會的穩定系數極高。在同年代其他壹些歐洲國家的動蕩不安中，奧地利被譽為“沙漠中的綠洲”、“極樂島”。綠洲，當是對本國所有的人而言，即資產階級也包括在內。而且很可能，資產階級才是得利益的大頭哩﹗



毫無疑問，正像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實行的社會保障、福利政策遭到共產黨理論家們的抨擊壹樣，他們所奉行的工人參加管理的經濟民主也受到那些理論家的抨擊。



共產黨的理論家說，資本家和工人決不能真正地在實行平等共決。因為“生產資料還是歸資產階級私有，工人沒有擺脫資本的剝削和壓迫。”這就談不上平等共決，而且在實際操作中“監督委員會、管理委員會、工廠委員會中，是有種種限制工人代表權力的規定。最後決定權仍然在資方代表擔任的主席的手中。”



勞工代表是否能平等地參與管理，“共決制”的實行過程中，是否能名副其實地共決，這是值得考慮的。工人們的專業管理知識缺乏，也不時時身處生產的管理環節中，對許多問題缺乏系統的了解和洞悉。因此，對於他們能否有效地參與決策共決的確是難以令人不無疑問的。然而第壹，工人參與管理共決是個新的探索，不可能壹下就完美無缺，應該允許它有壹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其次，工人參與管理共決應與在此之前工人只是以會說話的生產工具出現於生產場所中的情形作比較。只要肯作這種正常的比較，就會承認，即使目前工人參加管理決策，尚未達到真正的平等共決，但也是壹個巨大的進步。再次，最起碼，工人有權參與管理就可對有關工人的許多切身利益事項進行經常性的關註和爭取。例如﹕工資、工時、休假、勞動保險等等，這對維護工人群眾自身的利益是大有脾益的。



至於說工廠企業裡生產資料仍為資本家所有，故“並沒有改變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工廠企業中被剝削、奴役的僱傭地位。”進而以此來否定工人參加管理的全部意義，那就是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黨的根本分歧之所在。最根本的基點不同，也就不是討論可以解決的了。



在二十世紀末的共產黨理論家的著述中仍然持有這樣的觀點是令人不無驚訝的。因為在“改革開放”後，他們統治的國家裡已出現了相當數量的私人企業。顯然，按照共產黨的理論，這些工廠裡的工人是處於被剝削、奴役的地位。實際也的確如此，而且這些工人在工廠壹切事務中毫無參與權，還完全處於早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極不人道的地位。既然共產黨是這樣“改革開放”的，那它的理論家們又有何面目去批評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推行的工人參與管理的政策呢﹖



當然，共產黨的理論家們可以閉眼不看這些已是星羅棋布但終究未取得正統主流地位的私營企業，而仍以共產黨的國營企業為參照物。按照理論家的說法，只有在他們的國營企業裡，資本家被革除了。工人自己當家作主，做了工廠企業的主人。以此為對照，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推行的工人參加管理就應該是不值壹談了。



在這裡，世人看到了壹齣從政治童話到政治神話，再到政治笑話的演進過程。



在共產黨即將執政和執政之初，人們懷著對新政權的熱切期望，也聽信了他們許多美好的描繪。“工人當家作主”這是壹個多麼美麗的童話。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只要虔誠地信仰跟隨，這個美麗的童話就會變成現實─這是許許多多善良民眾的以為。



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原來籠罩在事情真實形貌外的玫瑰色的迷霧終究飄散。人們明白了。所謂工人當家作主其實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代表他們當家作主。更具體的是某個、和某些共產黨的幹部當家作主。資本家走了，共產黨幹部來了，或個別“先進工人”變成了共產黨幹部。這些幹部取代了資本家指揮管理生產，非但如此，還管理他們的日常生活﹔管理他們思想觀點﹔管理他們的昇降去留﹔甚至還管理他們的子女就業等等。於是他們知曉了自己真實身份─壹個被共產黨黨營工廠僱傭的勞動力。至於當家作主之類，實在是永遠不會變成現實的神話。



二十世紀業已過去，新的世紀來到了人間，經過幾十個春秋風吹雨打的沖刷和磨練，人民早已知道那副皇帝的新衣是什麼貨色。可是共產黨的理論家們還在留聲機般地重彈那皇帝的新衣是如何漂亮，其他的服裝則都不值壹談的萬古不變的老調。這不能不是當代最大的政治笑話。



瑞典的民主社會主義



英、法、德是歐洲三個最重要的國家。無論是壹般的通史著述或社會運動史、思想史等都以這三國為敘述重點。然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史卻是壹個例外，因為它壹定會以相當的篇幅來敘述瑞典這個地處歐洲邊陲的小國。原因是它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史中確有十分傑出的表現而使之佔有獨特的壹席之地。



1932年瑞典社會民主黨大選獲勝，黨的領袖漢森組閣。他建立了“人民之家”的思想並通過壹系列政府幹預的措施使瑞典度過了三十年代大蕭條的危機。從而在社會上打下了社會民主黨的威望。1940年大選，社會民主黨得票率高達54%。漢森內閣繼續執政。



瑞典社會民主黨的思路從壹開始就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而推崇階級合作的取向。漢森把國家比作家庭。在壹個好家庭裡，應該沒有寵兒和棄子之分，沒有特權者和被剝奪權利者。家庭氣氛和睦溫馨。但是就瑞典的現狀而言還不是壹個好家庭。漢森說：“如果瑞典社會要成為它的公民的好家庭，就必須廢除階級差別，發展社會照顧，實行經濟平等，以及經濟和社會的民主，而在這種平等化中，工人要參加經濟管理，要實現民主並把它運用到社會和政治的領域。”漢森並把“平等、福利、合作”作為人民之家的基本要素。



在經濟大蕭條被基本克服以後，漢森就展開了他的社會福利政策的開拓。著手制定退休制、失業保險、工時法、休假等壹系列法案規定。隨著經濟的進壹步好轉，社會民主黨內閣威信的提高，漢森內閣對社會保障、福利措施增加了許多新的項目。如提高養老金數額，實行醫療保險制度，鼓勵結婚生育，放發結婚貸款，給予孕婦、兒童補助等等。二戰以後，在英國艾德禮工黨政府全面構建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同時，瑞典漢森政府又在他的社會保障、福利項目中增添了普遍醫療保險制、因病提前退休制、九年義務教育制等。



除壹步又壹步地拓展社會保障、福利制度以外，最能體現漢森“人民之家”思想的實際操作是成立了由政府、工會、資方共同組成的全國勞動力市場委員會。其成員由僱主聯合會、工會各三名代表、職員中央組織代表兩名、職業協會聯合會、婦女、農民、各壹名代表組成。該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從協助政府制定長期經濟計劃、勞動力使用計劃到擬定職業培訓、失業救濟方案等。它標誌著“瑞典已成為壹個各階級合作的國家的很好的範例。”



在歐洲大陸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實行工人參加管理之前，瑞典社會民主黨已先期從事了這方面的工作。即在工廠企業裡成立了勞資雙方參加的“生產委員會”，其目的在於促使勞資雙方合作為提高勞動生產率共同努力。資方應儘量保障工人的就業，提高他們的勞動報酬和改善他們的勞動條件。在承諾保密的前提下，讓工人了解企業的經營情況和技術細節，以增加他們對企業的向心力並為企業的發展出謀獻策。勞方則給予資方的生產指揮以連續性的合作。不輕言罷工對抗，並以積極的態度介入生產管理環節。在勞資雙方發生爭執時，可派代表進行談判，達成協議後，雙方須遵守。若達不成協議，政府將派人調解。若調解失敗，僱主要關廠或勞方要罷工，亦須提前壹周通知對方。整個精神是儘量減少社會衝突，提供壹個有助於生產發展、經濟繁榮的穩定的社會秩序。



漢森於1946年10月逝世後，埃蘭德接任其首相和主席職務。他繼承了漢森“人民之家”的思想和社會保障、福利政策的措施。經過他繼往開來的努力，壹個高就業率、低失業率、低通貨膨脹率的瑞典使號稱福利國家的英國都相形見絀。在六十年代，瑞典的人均居住面積竟達40多平方公尺。退休養老金可達原工資額的60－70%﹔病假可獲原來工資額的90%。尤其令人驚訝的是，嬰兒出生後，父母雙方加起來可獲12月的育嬰假。假期內的政府補助金相當於原工資的90%。



儘管瑞典社會民主黨所實行的社會保障、福利政策使民眾深受其惠，但還是有些人仍存有疑問。特別是在60年代後半期歐洲各國新左派和重新意識形態化運動的興起，使瑞典也有些人認為福利制度即使再完善，也並不等於社會主義。因為它並沒有觸動生產資料私有制。生產資料所有權既仍為資本家所有，國有經濟不到10%，這種福利制度是否具有社會主義性質是大可質疑的。



對此，瑞典社會民主黨人進行了“意識形態再思考”，以卡爾松為代表的壹批青年理論家作了不懈的探究，終於於六十年代末提出了“職能社會主義”的理論。



卡爾松認為生產資料所有權並不是只具有單壹的內容，它是許多種職能的總和。換言之，生產資料所有權在具體行使中會表現為多種職能。設生產資料所有權為E，那麼說E=E是毫無意義的。正確的表達是E=a+b+c+n，a、b、c等各自代表著某壹種具體的職能。卡爾松用房屋所有者為例來具體地詮譯他的觀點。



卡爾松說屋主對房屋的所有權表現為這樣壹些職能﹕他把房子送到租賃市場上出租。他把房子送到出售市場出售。他把房子改建翻新或拆毀重建。他確定租金或售價。他要房客搬遷。可以是部份房客搬遷，也可以是要求全部搬走。他把房子用於自主，或讓房子閑置。他把租金收入或售房收入用於某項再投資。



在實行職能社會主義的情況下，沒並沒有對整棟房屋實行全面社會化，即沒有把房屋轉為國有，沒有剝奪房主對房屋的所有權，但卻可以通過立法對某些職能予以控制。以鼓勵社會性使用，而不是非社會性地使用房屋所有權。例如政府通過制定有關法令控制租金數額，使屋主不能任意加租。房子的翻修須按政府城建規化的各項規則進行，不可隨心所欲。不可在合同期未滿驅逐房客。房子售出後所得收入不得轉移國外，經過了這樣的政府立法控制，“雖然沒有對房屋所有權實行全面的社會化，但已經間接地對壹個不受限制的所有權能夠行使的許多職能實行了社會化。”當資本家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中的許多職能已被控制，已被社會化的情況下，那麼這種所有制就不能視為純粹是資本主義的，而應認為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職能社會主義如何實現﹖主要是通過兩個途徑，壹是政府幹預，二是工會運動。



有關政府幹預的範圍、手法、層次，在前述章節中已有敘及。不難看出政府幹預的某些作用便是控制資本主義生產資料佔有制的某些職能。如政府規定最低工資額、最高工時﹔規定工人對生產管理的參與權﹔規定企業主不得任意解僱工人﹔不得達成壟斷市場的協議等等。這就是說資本家雖然是生產資料的擁有者，卻遠不能決定壹切。



工會運動是控制、抗衡資本家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壹大力量。譬如資本家本來滿可以說，這間工廠是我的─從廠房到機械設備到原材料都是我的。我什麼時間要關廠﹔決定要裁減多少工人﹔工資如何計算﹔工時怎麼安排﹔勞動保護措施做到怎樣的水平﹔產品以什麼價格售出都是我的職權。可是強大的工會運動卻對他說“不”﹗對這壹切工會都要參與意見並與資本家進行談判。儘管談判的結果可能折衷，並非都按工會的意向，但資本家的職能已被大大削弱，有的甚至已不復存在，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八十年代初，瑞典社會民主黨又進行了“基金社會主義”的試驗。其思想脈絡是，儘管職能社會主義對資本家生產資料私人所有權進行了職能分割和控制，但終未完全實行生產資料的社會化。瑞典社會民主黨人希望在“職能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再往前壹步，這就是“基金社會主義”的政策。具體做法是把企業稅後利潤的壹部分撥給僱員所有。並建立“由僱員自己管理的基金的體系，使僱員得到資產增長中的壹定份額。”1983年，瑞典議會通過了《利潤分享稅法》。該法令規定，企業稅後利潤超過工資總額6%或50萬克郎，就算超額利潤，應將其中20%無償交給僱員投資基金委員會。這些基金將轉化為企業股票，從而漸次擴大僱員在企業中的投資額，以不斷加強僱員對企業的控制力和利潤再分割。



當我們回過頭去重新檢視瑞典社會民主黨從“福利社會主義”到“職能社會主義”再到“基金社會主義”的全過程，就可以洞悉，“福利社會主義”與“職能社會主義”不過是同壹個事物的兩端罷了。“職能社會主義”是因，“福利社會主義”是果。正是由於“職能社會主義”控制了乃至取代了資本家生產資料佔有權的許多職能，才使社會民主黨的政府得以掌握了相當財力，以實行全面的福利政策。“基金社會主義”也是壹種國家幹預，是最為尖銳的國家幹預。它已超出了規定最低工資額─幹預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舉辦公共福利事業─幹預國民收入再分配的範疇，而直接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營成果提出了分割，並把這壹分割移植到產權上。



於是，我們又應該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瑞典社會民主黨那麼絞盡腦汁、煞費苦心地設想出這麼多方案而就是不乾脆把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實行全面的社會化呢﹖而共產黨的理論家們就是盯在這壹點上。只要不實行全盤社會化，不全面剝奪資產階級私人佔有的生產資料，共產黨就把妳所探索實施的壹切都貶得毫無價值。



行文至此，是徹底回答這樣壹些疑問的時候了。1.從法理上來看，具不具備剝奪資產者所擁有的生產資料的理由﹖2.從實凵蟻碸串斀裼袥]有進行這種剝奪的可能﹖3.從歷史事實來看剝奪的結果是什麼﹖



資產者們說﹕這個剝奪是沒有道理的，因為人類歷史上最具權威的1789年的《人權宣言》就載明了“財產是不可侵犯的權利”(這句譯文在漢語語法上是不通的。它的意思應該是﹕私人擁有財產具有不受侵犯的權利。)而共產黨則說剝奪是有道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指明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癥結就在於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資本家私人佔有了生產資料。僱傭工人進行生產，並由此擁有了剝削工人的權力，從而導致資本主義社會無可免除的弊端和罪惡。要消滅這些弊端罪惡，就必須消滅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



看來問題的關鍵在於資產者們所援引的載於《人權宣言》的那個理由是否成立。“私人擁有財產具有不受侵犯的權利”這個“私人”，應是指任何人─無論是資產者還是無產者，抑或小資產者。“財產”當包括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



然而，應予指出的是，“私人擁有財產具有不受侵犯的權利”這個命題起碼在《人權宣言》的行文中是含糊不清的。舉壹個最顯淺的例子。十三世紀蒙古將士策馬在華北大平原上某處跑壹圈，圈內的的土地、莊園、牲畜、農具都成了他的私有財產並傳及其子孫。難道說，這種私有財產也應具有不受侵犯的權利嗎﹖顯然，這就涉及到私有財產的來源了。稍作歸納，可知它有以下幾個來源。



1)通過不人道的乃至罪惡的手段得來。如暴力掠奪。(既有個人對個人的暴力掠奪，也有整個民族對另壹個民族的暴力掠奪)利用特權橫征暴斂，使用不法欺詐坑害手段以犧牲他人或社會的正常利益得來。2)通過自己勤奮誠實的勞動得來。3)通過自己的機靈和機遇得來。這裡邊既有勞動的汗水，但亦有不同程度的長袖善舞，投機鉆營。4)通過獲得先輩或他人遺產或傳贈得來。



毫無疑問，對第1)種途徑得來的私有財產是不應受到保護的。非但如此，還應予以反剝奪，並歸還社會和人民。在這過程中還有可能涉及到革命。如封建君主和貴族用暴力鎮壓人民要求他們停止利用特權橫征暴斂和交出所搜括的民脂民膏的話，人民就理所當然地可以回以暴力革命。當然，如果他們在歷史潮流面前採取明智的態度，讓出，即使是逐步讓出封建特權和曾霸佔的大量財富，他們還是可以得善良人民的寬恕，不僅性命無虞，還可以過上富裕的生活，就像瑞典皇室那樣。



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則是通過後三種途徑得來。對於第2)種途徑得來的私有財產不但不可侵犯，還應給予尊重和讚揚。對於第3)，4)種途徑得來的，雖無尊重讚揚可言，但也不可以侵犯。不過總還是得與第2)種予以區別對待。那就是用國家幹預的方法，向利潤和遺產征以高額稅收，從而使勤奮勞作與長袖善舞，投機取巧在社會法則面取得壹個公道的有區別對待，並將征收的財力用於社會保障、福利事業，在實際上彌補誠實的低工薪勞動者私人生活資料的匱乏。



此外，有必要補充說明的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資本主義曾相當不人道。資產者曾用其生產指揮權和執掌國家政權之機，其斂聚財產的手段已超出了長袖善舞和投機取巧的程度而常有特權的成份，已是在對勞工階層進行剝削。故那時的革命者，如布朗基派，新雅各賓派提出要對資產階級進行反剝奪是有法理依據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把《人權宣言》中那句話換壹種更清晰的表達，就是：“非用暴力或特權攫取的私人財產，(無論是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不受剝奪。”據此，在人類社會進入二十世紀之後，共產黨還要剝奪資產階級私人擁有的生產資料就完全失去了最起碼的法理依據。當然，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是有矛盾，但解決這個矛盾可考慮採用其他的方式，如「國家幹預」，而不是靠“剝奪”。



如果某壹個政黨在當代，它硬要拋開法理依據而不顧，去發動剝奪資產階級私人佔有的生產資料的社會運動，那麼它是否有勝算呢﹖首先得講明英國工黨的國有化運動不屬此例。因為英國工黨的行為方式是“購買”，而不是“剝奪”。



歐洲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擁有的選票大多在30%－50%之間，偶爾會略過半數。這壹擁護率是在它們宣稱其遵從民主原則，主張用和平漸進的方式來改革、改良社會現實中不合理的成份的前提下獲得的。可信，壹旦它們宣稱要用強力乃至不惜訴諸於暴力手段去實行“剝奪”，那麼，它們的擁護率會垂直驟降為10%以下。當然它們可以為此去聯合共產黨那有限的擁護者，但兩者相加，人數仍居社會的相當少數。何況七十年代歐洲共產主義興起後，歐洲各國的共產黨也不再考慮使用“剝奪”方式了。



從社會力量的另壹方來看，強力剝奪壹定會遭到資產階級及其同情者的強烈反彈，整個社會將陷入動蕩不安之中。這既對任何壹個階級中的人群都帶來莫大的災難，也無勝算可言。



社會民主主義從它的源頭─拉薩爾主義、可能派觀點、費邊社思潮─開始就走向了漸進改良的道路，再經過饒勒斯主義、伯恩斯坦主義的豐富、深化，及至二戰以後民主社會主義的不懈探索和實踐，已經形成了完整的思想體系。卡爾松有段這樣的表述：“100年以前，任何壹個斯堪的納維亞國王都擁有許多權力。50年前，他仍然執行使著相當可觀的權力。按照我們憲法規定，國王照樣擁有同100年前壹樣多的正式權力，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已經剝奪了他們的壹切權力和職能，因而在事實上，他今天已毫無權力可言。我們並未經過危險的，破壞性極大的內部鬥爭就做到了這壹點。我們應當用同樣的方式避免那種甚至是更危險的對抗。而如果我們走上了正式社會化的道路，那麼這種危險性更大的對抗就是不可避免的。”



時至今日，共產黨的理論家們仍然指責社會民主黨沒有對資產階級佔有的生產資料實行全面剝奪。真使人感到他們那癡人說夢的痼疾已至病入膏肓的地步。當然，他們這種幾十年壹貫制的指責只是出於另壹個目的。那就是以攻為守地說明他們當年的“剝奪”行動是正確的。其實，指責別人並不能反証自己的正確。正確與否，當以行動的法理依據和實際效果為評判準則。共產黨進行的“剝奪”，不具備法理依據，這已明瞭。其實際效果也早已擺在世人眼前。即使有如簧之舌也無濟於事。



如果說封建貴族階級的私有財產是通過特權乃至暴力攫取的的，“第三等級”對他們實行“剝奪”完全具備法理依據。但即便如此，在實行“剝奪”的歷史過程中，封建貴族階級還是要進行激烈的抗拒和復闢。那麼，可想而知，當資產階級在自己或加上自己的先輩經過許多年苦心經營(這裡既有辛勞汗水，也有長袖善舞，還會有對僱傭勞工的苛待)得來的工廠企業、機器設備等全被“剝奪”，那他們的憤怒是可想而知的。他們必然會作頑強的反抗。共產黨便對這種反抗實行無情的鎮壓乃至屠殺。典型的壹幕發生在當年蘇俄。在資產階級的抗拒被鎮壓下去後，已執掌政權的共產黨卻又不敢就此高枕無懮。他們揣測，資產階級“會以十倍的決心，百倍的瘋狂去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從此共產黨就生活在永無終止的疑神疑鬼之中。他們總以孤疑的眼光在人群中搜索，從資產階級分子到資產階級分子的親朋戚友再到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被共產黨加了個前綴，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在這些人日常的言談舉止中找出他們意欲“復闢”的蛛絲馬跡，然後及時地將“隱患”消滅在未然之中。在“社會主義愈是接近勝利，階級鬥爭愈激烈。”和“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理論主導下，社會上數量很有限並且業已風燭殘年的資產階級分子和“黑五類”已不足以支持對那子虛烏有的“敵情”採取殘酷的鎮壓政策，於是肅整的對象又會發展到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身上。毫無疑問，這是壹個充滿戒備、對立、仇恨、肆虐，完全扼殺了民主、人權的專制、恐怖社會，其形成的起點就是當年對資產階級的“剝奪”。



共產黨通過剝奪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所建立起來的國營經濟體系即使在經濟層面上，也是非常失敗的。這已為半個世紀來的事實所證實。原因很簡單，與全盤國營化相伴而來的是全盤計劃化。就像當年亞當．斯密等人把自由市場經濟中那隻“看不見的手”講得那般神奇，而最終讓壹次又壹次，尤其是三十年代大蕭條把神話徹底擊破壹樣，那被共產黨吹捧優越無比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也在幾十年碰得頭破血流的實踐中宣告徹底破產。現代的社會經濟體系極為複雜，多層次、多側面、多交叉，再聰明的智囊團也不可能設計壹個周密的計劃把如此龐大複雜的經濟活動都預算其中。主觀預測的失誤和變化了的客觀事物把本來正確的預測拋在後頭等原因都會使計劃發生甚多的失誤。而更為重要的是共產黨的國有化、計劃化決不同於英國工黨的國有化、計劃化。那就是共產黨的各工業部、廳、局、廠的領導人並非僅僅是專業人士、企管人員，而是黨的幹部，具有政權官員的性質。這就使共產黨的計劃經濟中滲入了強烈的政治因素。如長官意誌、強迫命令、虛報成績、好大喜功、甚至宣稱經濟要為政治服務等等，這些都給社會經濟帶來極大負面影響乃至破壞和災難。



非但如此，由於各級經濟管理人員具有政權官員性質，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又黨政不分、政企不分，於是壹個新生的官僚特權資產階級就迅速孵化出來了。



這壹切，無論是政治上的、經濟上的，還是整個社會生態上的惡劣質素都系由剝奪資產階級生產資料實行了全盤社會化而直接所至或延伸所至。



以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為基礎和以自由市場經濟為表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有許多不足和弊端，要減輕或消除這些不足和弊端完全可以採取“剝奪”和“社會化”之外的辦法。而另壹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當代以至今後相當的年代裡，鑒於人類的情操水平，使它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促使社會經濟發展的活力和效率。這是不應實施“剝奪”和“社會化”的另壹個重要原因，對此，壹位擔任財政大臣的瑞典社會民主黨人作了個十分形象的比喻。“應當把私有企業看作是壹頭奶牛，這頭奶牛越大越肥，從它那裡得到的牛奶也就越多。因此應當對這頭奶牛好壹些，以便得到最多又好又甜的牛奶。”顯然，瑞典社會民主黨是在向世人說﹕保留資產階級在生產資料私有制中的佔有職能，會有助於保留資產者在生產活動中的負責性和創造性以及不斷追求經濟效益的進取精神。而對分配職能、管理職能等的幹預和分享，則能促進社會公正、人格尊嚴的實現。從而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必然產生的弊端得到控制和消除。



今天，經過瑞典和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不懈探索，對於生產資料所有制應該作何處置，這壹困擾社會民主黨壹個多世紀的頭號問題，是該作出明確結論的時候了。社會民主黨人可以直接了當地宣佈﹕鑒於非以暴力和特權攫取的私有財產不受剝奪的法理原則，換言之，鑒於剝奪任何人非用暴力和特權所得來到財產是沒有法理依據的﹔鑒於在當代若硬要進行這種“剝奪”毫無勝算﹔鑒於過去在蘇俄和其他壹些國家中“勝利”地進行了這壹“剝奪”，但其結果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是災難性的﹔鑒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效率和活力─至今人類的智慧還未能設計出比它更有效的生產方式﹔鑒於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必然會伴生的弊端，當今以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社會進步力量已設計出，而且還將繼續設計出減輕和消除這些弊端的有效方法﹔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大會上的那幅“從政治上、經濟上剝奪資產階級，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化”的橫額大標語已成為歷史陳蹟。儘管它可能曾具有相當的進步意義，也應該享有思想歷史文物的殊勛，但當代和今後它再也不會對社會民主黨的社會實踐起任何指導作用。生產資料全盤社會化的圖騰已徹底走入歷史。



歐洲共產主義的起源



1968年4月，正是春光明媚的日子，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舉行中央全會。全會通過了旨在從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全面改革的《行動綱領》。會議結束後，改革宣言即被著手付諸現實。這壹宣言和行動令全世界極為驚訝並被民主社會譽為“布拉格之春”。然而世界也沒有料到蘇聯竟於1968年盛夏8月用坦克闖入捷克全境鎮壓了“布拉格之春”。真是好戲連臺，壹波又壹波。世界同樣又沒有料到，就在蘇式坦克的轟鳴聲還沒有消失之時，17個國家的共產黨（中西歐14個，再加日本、澳大利亞、墨西哥）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蘇聯出兵幹涉捷克斯洛伐克內政，並聲明支持“布拉格之春”的改革。



多少年來，自共產國際成立以後，蘇共壹直是這個國際的頭領。雖然共產國際已於1943年6月解散，六十年代又發生蘇中兩黨的互罵，蘇共的威儀已有削弱，但總還在共產黨體系中佔有相當的實力地位。像這樣十幾個國家的共產黨聯合起來公開譴責它，畢竟是頭壹次，令人耳目壹新。然而，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這壹譴責行動並非無源之冰、無本之木。其實中西歐壹些國家早就對俄國道路、蘇聯模式不以為然了。而1968年的這個“聯合聲明”，正是“歐洲共產主義”初步形成的標誌。



了解“歐洲共產主義”的形成、內容、發展趨勢是很有意義的，它可以從另壹個側面去洞悉社會民主主義的潛質和實力，從而有助於建立百流歸川－社會民主主義大川的堅定信念。“歐洲共產主義”以意大利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法國共產黨為主力。而最先知先覺並具有組織實力和理論實力者當推意大利共產黨。



意大利共產黨於1921年初由葛蘭西、陶裡亞蒂等人率領從意大利社會黨裡分裂出來而成。然而它還來不及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就被另壹個也是從社會黨裡出走的墨索裏尼所煽起的法西斯狂潮所壓制。與德國情況相似，意大利社會黨若不分裂並且堅決抗爭的話，意大利法西斯組織未必能得逞。因為在1919年底的議會選舉中，意大利社會黨獲156席，法西斯組織壹個也沒選上，包括墨索裏尼本人。但僅僅三年後，墨索裏尼就獲取了意大利全部政權。



墨索裏尼來得快去得也快。1943年7月失勢，10月意大利反過來對德宣戰。意大利各派反德民眾武裝迅速掘起達四十萬之眾，其中十幾萬為意共所領導。



與德國情況不同的是，意共和意社雖然分裂但未兵戎相見，而且在反法西斯的共同鬥爭中又聯合起來。1934年，意共與意社就簽定了反法西斯統壹行動的協定。1941年，意共與天主教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在都靈成立了民族陣線委員會，後發展為全國性的民族委員會。二戰結束後，蘇聯由於自身力量所限和雅爾塔會議的承諾，沒有把它的勢力伸進亞平寧半島。內部和外部因素的叠加，使意大利沒有走上東歐諸國的道路。換言之，意共被納入了民主體制的格局。



1946年意大利舉行全民投票，成立共和國，基督教民主黨得票率35％﹔社會黨21％﹔意共19％。三黨組成以基督教民主黨為主的聯合政府。雖然於次年，意共和意社退出了政府，但意共所走的非暴力革命道路則就此定型。而在這個過程中，意共領導人陶裡亞蒂甚有建樹。



早在1945年意共的“五大”上，陶裡亞蒂就提出了“結構改革”的思想，並在1956年意共“八大”上做了系統闡述。“結構改革”就是在現有的政治秩序下，不訴諸武裝鬥爭，而是以工人階級為骨幹力量，團結其它階級的進步力量和平地實現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陶裡亞蒂在高度評價蘇聯十月革命之後，話鋒壹轉說西方各國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方式途徑，應考慮到西方社會的實際情況。不可原封不動的照搬蘇聯的經驗。其實早在1944年，陶裡亞蒂就在壹次意共的會議上表示“今天意大利工人所面臨的問題，不是幹俄國人幹過的事情。”



“結構改革”在政治層面是通過議會講壇上的鬥爭和社會上群眾的非暴力鬥爭相結合，壹方面逐步改變議會中階級力量的對比，壹方面在社會上鞏固地建立工人階級和社會進步力量的聯合，孤立和打擊最反動的階級派別，這樣，就可以預期有壹天國家政權會成功地掌握在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手中。



“結構改革”在經濟層面上集中力量打擊最反動、妄圖控制國計民生的壟斷資本主義勢力。途徑是對大壟斷企業實現國有化，並以國家幹預的力量，通過價格稅收等經濟杠桿去限制和粉碎壟斷資本的實力。在農村則改變土地過分集中的情況，實行土地改革，做到耕者有其田。顯然，政治改革是經濟改革的前提和基礎。



在1962年的意共十大上，陶裡亞蒂明確表示“我們的任務是保衛民主體制，還要發展民主，並使民主體制具有符合今天條件的經濟和社會內容。”可見陶裡亞蒂已認同了當時社會的民主性質，意共所要做的保衛它，發展它。



陶裡亞蒂的“結構改革”論能夠正式破土而出，在相當程度上要歸功於赫魯曉夫。因為在赫魯曉夫那囿於歷史局限性的有限改革中，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所作的積極貢獻就是承認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具有多樣性。西方各國共產黨在實踐中不必完全仿效蘇共的做法，而可以採用議會鬥爭、和平過渡的方式。這使陶裡亞蒂早在四十年代就萌生的結構改革觀點能夠正式以黨的指導思想出現免除了最根本的阻力。



然而那個盤據在遠東大國的共產黨卻對陶裡亞蒂的改革大動肝火。在以“九評”聲色俱厲的斥責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同時，對意共以“陶裏亞蒂同誌與我們的分歧”為題的長篇文章進行猛烈抨擊。當然，這樣絲毫不會改變意共來自多年社會實踐和理念上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而徒然暴露它自己思想僵化乃至反動的本質。這實在像人家在做壹件正當的事情，壹只瘋狗站在旁邊狂吠。



陶裏亞蒂於1964年逝世，比他年輕29歲貝林格成為意共總書記後，繼續把他的思想向前推進。貝林格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所作的傑出貢獻有以下幾方面﹕



1、1976年6月，歐洲29個共產黨、工人黨在柏林開會。通過了《爭取歐洲和平安全合作和社會進步》的決議。這個會議標誌著“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正式形成。貝林格是這個會議的主要促成者並在會議上作了重要的講話。貝林格說：“肯定個人和集體自由的價值並予以保障政黨和政府多數輪流執政的可能性﹔肯定並保障工會自主、宗教自由、言論自由、文化、藝術、科學自由。在經濟方面，經過民主規劃化保證生產的高度發展。這種規劃要利用公私企業的首創精神和管理形式的存在和積極作用，而公私企業都應當以滿足人們和國家的巨大需要為目標。”就這段話而言，已經看不出它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有什麼不同。如果不預先講明，人們很可能會以為這出自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或其它任何壹個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人士之口。



2、提出了“第三階段”和“第三條道路”的理論。1979年意共“十五大”上，貝林格首次提出了這個理論，其後在1982年1月的意共中央全會上作了“爭取社會主義的第三階段”的報告，並在此後多次會議和集會上論及。



貝林格認為，從19世紀末歐洲各國廣泛建立社會民主黨到壹次大戰之初大多數黨都支持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為止，是工人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第壹階段。從蘇俄十月革命到1981年波蘭事件為第二階段。此後西歐工人運動就進入了“第三階段”。在這個新的階段，西歐各國共產黨應該根據本國的現實情況，開闢現實社會主義的新的道路─“第三條道路”。



“第三條道路”本來是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的提法，意指歐洲社會民主黨人要走不同於蘇聯集權社會主義也不同於典型資本主義的第三條道路。此時歐洲共產主義所標榜的第三條道路則是介於蘇聯模式和社會民主黨模式之間的道路。其實應該算是“第四條道路”了。



貝林格尖銳地批評了蘇聯和東歐諸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中所存在的僵化、教條、官僚主義等各種弊端，認為蘇聯模式不適合西歐各國的社會傳統和民眾的取向，它只是俄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不具普遍意義。貝林格說，“現在事實已經最終表明1917年在俄國所走過的道路對於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地方，在今天西方進行革命是行不通的。在蘇聯模式的基礎上產生的政體不可搬到西方，而且東方某些國家中的這些政體今天正在經歷壹場危機。”



對於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實踐，貝林格也持批評態度。理由是社會民主黨的種種社會改良都沒有真正觸及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沒有實現對資本主義政權的徹底政革，因而也就具有了本質上的缺陷。



3、提出了“新國際主義”的說法。在意共“十五大”上，貝林格指出：“我們很久以來就主張，新國際主義應當以承認各國共產黨和各種革命進步力量的差異並完全尊重它們的自主為基礎。”在1982年1月中央全會上，貝林格更有所指地說：“對我們來說，領導黨、領導國早就真正結束了。”意共認為，從前的所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經過共產國際和蘇共的解釋已變成維護蘇聯和蘇共權威的工具，成為蘇共控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工具，因此應該予以拋棄。而新國際主義各國“共產黨對世界各地壹切為和平、社會進步、民主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人和運動都給予同樣的聲援。”繼貝林格於1984年去世後任總書記的納塔說，“各國共產黨之間的關系應建立和保持在完全自主、完全平等、尊重各自立場、不幹涉內部事務的基礎上。”



“第三條道路”和“新國際主義”的提法令當時的蘇共極為惱怒，但時代不同，蘇共再也無力禁止國際共運中新思潮的不斷萌生，更遑論以“教規”予以制裁了。



比利牛斯半島上西班牙可以說是地處歐洲邊陲。自從十六世紀末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在英吉利海峽被英國海軍徹底擊敗後，西班牙在歐洲諸事務所中就壹直處於與其相對廣闊的國土不相稱的次要地位，以致許多有關歐洲變故的著述都對它予以忽略。然而談到歐洲共產主義，西班牙卻是絕對不能忽略的，因為西班牙共產黨對此做了顯著的貢獻。



1968年蘇聯出兵鎮壓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時，西班牙共產黨十分迅速地作出反應，直截了當地、尖銳地抨擊蘇聯無理幹涉壹個主權國家內政的專橫行為。對於壹個尚處於非法地位的政黨能有如此的觀點和魄力，這不能不使世人對它刮目相看。



西班牙共產黨的獨立見解由來已久。早在六十年代，西班牙還處於佛朗哥的獨裁統治下，西共在其“六大”上就提出了“不用內戰，不用流血的暴力，在民主的範圍內進行階級鬥爭”的路線，的確具有走出昔日的悲情，面對二十幾年來變化了的現實及時調整自己思維的能力。



1975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的社會生態立即發生巨大變化。1976年西共總書記卡裏略回國，並與意共、法共領導人多次會晤，商議倡導“歐洲共產主義”。在召開1976年東柏林會議以後，1977年卡裏略撰寫出版的《歐洲共產主義與國家》壹書，被譽為歐洲共產主義的行動綱領。由於是嚴謹的著述，就比貝林格的報告，講話更有系統和條理，然而就其內容而言則十分相似。大致可以歸納為這樣幾個方面﹕（1）和平過渡建成社會主義。卡裏略認為，社會主義力量可以通過普選首先進入政府，然後執政。而且如果通過定期向選民征求意見能夠保持人民的信任，就可以繼續維持在社會上的統治地位。（2）摒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認為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已完全不適合當今社會現實。而且由於二十世紀曾出現的法西斯專政和其它另具特點的集權專政的蔽病（這裡暗指蘇聯和其它亞洲的共產黨國家壹筆者）使專政這個詞十分令人憎惡。（3）否認列寧主義關於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工具”的理論。卡理略提出“要拋棄國家機器屬於黨的想法，即拋棄黨的機器控制國家機器的想法，我們要建立壹種國家機器，它每時每刻都忠實地服務於人民選出的人，而不應被操縱來違背人民的意誌。”（4）反對蘇聯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因為這個主義已被蘇聯用來幹涉別國、別黨的內政和內部事務。卡理略認為所有的黨都是平等的，彼此之間的關系應建立在各自獨立、互不幹涉內部事務的基礎上。



1978年4月，西共召開“九大”，所通過的新黨章已刪去列寧主義。1979年西班牙大選，西共取得很大成績，成為西班牙第三大黨。



在談到西共時，實在很難不涉及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因為這個黨很具特色。它成立於1875年，是第二國際裡的老資格黨，壹戰以後它加入伯爾尼國際，後轉入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然而，它的觀點十分激進。直到1979年之前該黨黨綱上還載明它是馬克思主義的黨，經過激辯，才在該年9月的特別代表大會上取消。這在整個歐洲社會民主黨系列中是僅見的。1982年十月西班牙大選，該黨獲壹千萬張選票，據眾議院350席中的202席，以絕對多數上臺執政。西共成立於1920年4月。6月，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發生分裂，壹部分加入西共。沿著歷史線索去考察，可知當年發生的那壹幕帶有明顯的人為痕跡。



法國共產黨是西歐僅次於意共的大黨。黨員人數曾達百萬。（意共最多時達180萬）在1946年的大選中得選票500多萬，為第壹大黨。但法共自從在1920年底由加香等人率領從社會黨裡分裂出來自建組織後，壹直與蘇共關系密切，在意識形態上受到蘇共影響至深，這引起許多黨員和民眾的不滿，從負面極大影響了它的政治空間。黨員人數逐年降至30萬以下。壹個最典型的事例是，在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時，法共非但沒有像西共那樣旗幟鮮明地批評蘇共，反而為蘇共效力。法共總書記羅歇在莫斯科和布拉格之間奔走，為蘇共說項，向捷共施加壓力，要它就範。



法共完全出出蘇共的陰影，歸於歐洲共產主義的旗下，是在1972年馬歇擔任總書記前後。多年以後，馬歇曾相當沈重地說“在二十年的時間裡，我們或多或少地當了不符合我們國家和我們時代特點的社會主義模式的俘虜。”



1973年，馬歇發表了他的著述“民主的挑戰”，首次正面認同了多黨制的社會主義模式。1976年的法共二十二大是法共歷史上相當重要的會議。馬歇在會議上作了“法國的社會主義”的報告。報告中直言不諱地批評了蘇聯社會中的許多弊端，明確表示要摒棄無產階級專政。從而使法共在走出蘇共陰影中，更帶有反戈壹擊的味道。這導致在1979的二十三大上從黨綱中刪除“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



1982年，法共舉行二十四大，馬歇作了題為“建設法國色彩的社會主義”的報告。使法共的歐洲共產主義理論系統化、清晰化了。馬歇的“法國社會主義”理論與貝林格、卡理略有許多相同相似之處，但也有壹些獨有的提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著重談到民族傳統。馬歇告訴人們，其實法共前任總書記多列士早在1963年就在黨內表示過﹕把壹黨制作為社會主義的壹個條件是不符合法國的傳統、政治習慣和社會現狀的。十幾年後的當今，馬歇則在黨的全會上向全世界聲明：“基於法國人酷愛自由這個傳統特點，法共決定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



（2）強調公正。馬歇認為公正是當代的頭號要求。公正的內容應涵蓋﹕充分就業、擇業自由、收入平衡、以及在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都享有平等的對待。



（3）重舉自由、博愛、和平的旗幟。馬歇說﹕這些正是人們聯合起來進行奮鬥的目標。他並宣稱：“我們要建立的新世界正是人權的世界。”



（4）明確引入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提法。本來這個提法是社會民主黨在當代的理念詮釋。馬歇沒有避嫌。他在報告中反復闡述民主既是社會主義的目的，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像《法蘭克福聲明》那樣把民主細分成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他明確說：“我的報告聲明﹕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道路完全是我們的道路。因而我們將始終不渝地堅持這壹探索。”



在意、西、法這三個主要的在野共產黨已取得共識的基礎上，1977年3月，三黨導人在馬德裏會談，並發表了聯合聲明。聲明系統地綜合概括了三黨在各自的會議上和其領導人的報告、著述中所闡述的觀點理念。向全世界鄭重聲明推出了這壹醞釀已久，對昔日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全面離經叛道的理論。因此這個聲明在世界上引起了高度重視和興趣，並譽為“歐洲共產主義宣言”。至八十年代中期，全世界奉行歐共產主義路線的共產黨有18個，黨員330萬，約佔非“極權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員的75%。其影響力相當可觀。



至此，有必要進壹步梳理清楚的是歐洲共產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壹民主社會主義到底有哪些異同。以及這些異同將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和發展趨勢。相同點有﹕



（1）歐洲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主張用非暴力的形式和途徑來建成社會主義。



（2）都把社會主義與公正自由平等人權聯系起來。



（3）都對蘇聯模式予以批評。



（4）對西歐國家現行的民主體制予以認同。



（5）都主張混合經濟體制，即部分國有化，部分私有制。



應予指出的是，正如民主社會主義各黨的理念和實踐並不完全劃壹那樣，歐洲共產主義各黨也有類似的情況。如對蘇聯的批評、法共不如西共、意共激烈，但法共對其理念的表述更加接近民主社會主義。



歐洲共產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差別有以下幾個方面﹕



（1）社會民主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持多元論。在其經典文獻《法蘭克福聲明》中明確稱民主社會主義在思想理念上“根植於基督教倫理學、人道主義和古典哲學。”至於對馬克思主義，則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就其不同的歷史因素和現實構成等原因有不同的對待。大多數的黨對馬克思主義只字不提，與馬克思主義淵源較深的德國、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仍給予馬克思主義於多元中的壹席之地。如1989的德國社民黨《柏林綱領》載明。”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淵源來自於基督教、人道主義哲學、啟蒙運動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和社會學說，以及工人運動的經驗。”馬克思主義系五元中之壹元。



歐洲共產主義各黨仍尊奉馬克思主義。起碼尚無明顯的多元化傾向。



（2）社會民主主義對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專政、蘇聯和其它共產黨政權常持激烈的抨擊勢態。而歐洲共產主義的批評鋒芒主要指向斯大林主義。對列寧主義起先還有所維護，爾後避而不談。對無產級專政只予以摒棄而不“追打”。對蘇聯等的批評也不似那等激烈。



（3）民主社會主義各黨在歷史上曾都自定位於工人階級的黨。但在二戰以後，都陸續轉定位於全民的黨。其中先知先覺的瑞典社會民主黨在二戰前已作了這個轉變。而今歐洲共產主義各黨仍定位於工人階級的黨。如1982年馬歇還宣稱“共產黨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壹切被剝削者、被壓迫者的黨。”



（4）民主社會主義黨的社會實踐基本是圍繞著議會競選組閣展開，而共產黨還主張除此之外的群眾運動，如罷工、集會遊行等。



（5）民主社會主義聲明它並不宣佈任何終極目標，它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經濟民主化和社會公正日益增加的持續過程。”而歐洲共產主義仍然向人們描繪共產主義的美好圖景。



從以上這些異同來看，可知，歐洲共產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並無質的不同。換言之，它們兩者在最根本的義項上基本壹致。那就膺服西歐各國現行以多黨競選、議會制、三權分立、徹底普選權體現的民主政治，並用非暴力手段來改革社會中尚存有的缺陷和弊端。其它種種差異都是非本質的，不難被流逝的時間沖刷掉。



往歷史的長河上去回溯，可以發現歐洲共產主義比民主社會主義慢了壹個節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當壹批激烈的社會改革者迷幻於“十月革命”的炮聲，從社會民主黨的戰鬥集體裡出走的時候，想必充滿了激情慷慨，設想將沿著布爾什維克的足跡走上壹條康莊大道。而留在社會民主黨裡的兄弟們，望著他們遠去的背影充滿傷感與無奈。留下的兄弟們繼續那艱難的事業，而離去的弟兄從此陷入日益迷茫之中。瑰麗的憧景只是海市蜃樓，而清晰的現實則是“十月革命”抱聲對蘇俄社會的扭曲和本國民眾對自己的責備唾棄。終於，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歐洲共產主義從沈沈的黑幕下甦醒過來了，並開始力圖跟上時代的步伐、歷史的潮流。可是，它身上的負擔是那樣沈重，那慢下來的壹個節拍足足有半個世紀，兩代人的時間。怎樣才能禰合這壹個巨大的節拍之差呢？



五、六十年代社會黨與共產黨的關系曾惡劣到極點。社會黨認為共產黨是助紂為虐者。共產黨也把社會黨罵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但是自從歐洲共產主義在六十年代末顯露端倪以後，社會黨改變了對共產黨的態度。西歐壹些國家又出現了社會黨與共產黨合作的局面。這次合作不是三、四十年代那樣在面臨法西斯狂潮的壓力或希特勒匪徒入侵的形勢下籌建民族解放陣線去救亡圖存，而是求同存異地集聚力量去嬴得“左翼聯盟”的選勝。因此這壹次合作比上壹次有著更多的主觀因素。



無論是基於意識形態陣地的爭奪或現實鬥爭的需要，民主社會主義都對歐洲共產主義持歡迎態度。當人們看到社會民主黨與本國共產黨又是簽定“共同行動綱領”，又是組織“左翼聯盟”時，很自然會問，這些二十年代初從社會民主黨裡分裂出來的激進派的後繼者們會不會又回到從前的大家庭中？稍加探討，就可知這種可能性不大。首先，從人事關系上和心裡上來看就有難以越逾的障礙，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都普遍建立於二十年代初，至此已有大半個世紀，其中凝結了三、四代人的辛勞、血汗和追求。這是極難抹去的。用門戶之見、團體觀念已不足以對此加以詮釋。想想出走了八十個春秋後又去談回歸，那怎麼評判這漫長歲月裡幾代人走過的足跡？那份難堪、失落乃至妻惶是誰都承受不了的。



其次，從現實上也有回歸的障礙。而且可以說共產黨還有繼續自立門戶的必要，甚至社會民主黨人也會暗中這樣認為。如前所述，歐洲共產主義諸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區別之壹是它們自定位於工人階級的政黨，起碼是以工人階級為其主要構成。這甚至可以從它們領導成員的出身成分上可以看出壹些端倪。馬歇出身礦工家庭，本人16歲就做五金工人。卡理略出身治金工人家庭，本人也是工人。而西歐各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則大多出身於非工人階級家庭。



分析當今世界的階級構成，既應看階級分界日趨模糊，階級關系走向融合，反應在政黨關系上是意識形態的淡化和實際方針政策的趨同，然而又應看到階級分野依然存在。中間有模糊地帶，而兩瑞則鮮明區別，反應在政黨關系上就有鬥爭的壹面。



在資產階級中既有許多開明溫和人士，也有像裏根、撒切爾夫人那樣頑固持有資產階級傳統觀點的人。同樣，在工人階級中既有許多觀點和行為模式緩和者，也有階級意識強烈者，這後者顯然願意在社會上保持壹個階級構成較鮮明的黨組織，而不願意融化到標榜全民黨的社會民主黨中。從另壹方面來看，對撒切爾夫人之類的資產階級頑固派不也更需要有勞工階級的強硬派予以制衡嗎﹖故此，社會民主黨未必不願意看到，社會上有壹個與自己結盟但觀點激進壹些的小夥伴。



然而，八十年代末的蘇聯東歐巨變給歐洲共產主義以巨大衝擊，如果說列寧主義的直接產物蘇聯和間接產物東歐諸國紛紛走上西方民主道路，蘇共、東歐諸共都改宗皈依民主社會主義，那歐洲共產主義諸黨還有什理由和必要去堅守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衰敗城垣呢﹖



又是意共，這個歐洲共產主義的先知先覺者率先實行了變革。1991年元月，意共舉行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大會決意放棄意大利共產黨的名稱和標誌，同時全黨更名為左翼民主黨。意共沒有了，但意共所代表的思想力量和社會實力依然存在。



以意大利共產黨的變遷作參照，可以預測，在今後相當的壹段歷史時期內，西歐各國的共產黨依然存在。他們所奉行的歐洲共產主義在理念上會不斷地向民主社會主義趨同，其組織的名稱也會有相應改變，但作為壹股社會政治力量則會在相當時間裡獨立於社會民主黨之外。



東歐共產黨的改革與重生



1789年，世界發生了壹件大事，那就是法國大革命。過了100年，1889年，世界上亦發生壹件令人註目的事情，就是第二國際的建立。再過了100年，1989年，世界上則發生了兩件大事。壹件是大壞事，壹個亞洲國家的共產黨政權用機槍坦克屠殺了數百亦可能上千的手無寸鐵舉行和平抗議的民眾、學生。另壹件是大好事，就是東歐諸共產黨政權如多諾米骨牌效應般地全面崩塌。這些共產黨政權存在的時間非短。從二戰後至此已有近半個世紀的歲月。在如此長的時期裡，由壹個黨固定執行，按說它有足夠的時間為自己構築防衛工事，為何在沒有外力的攻擊下毀於壹旦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往歷史上回溯，答案或許就散佈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1956年6月，波蘭的重要工業城市波茲南的的斯大林機車車輛廠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和降低所得稅。由於當局拒不回應，伍萬工人群眾憤而上街遊行。在此過程中發生了工人與警察部隊的衝突。共產黨政府下令鎮壓。工人群眾被殺壹百多人，傷三百多人。



工人罷工，遊行示威，這在西歐國家中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工人與政府也會有所衝突，但甚少見人員傷亡，更遑論高達數百人之傷亡了。慘案發生後，波共高層發生分歧。壹派認為這是“敵特”挑動的反革命事件，鎮壓有理。另壹派則持完全相反的看法。其代表人是哥穆爾卡。



早在四十年代，哥穆爾卡等人就在探索壹種與蘇聯模式有所區別的“波蘭道路”，其內容主要還是在經濟層面上。如對農業集體化、工業國有化的速度持緩進態度，允許私有制部分存在等。這令斯大林大為反感。1948年，斯大林主導的清洗“鐵托分子”的運動波及波蘭。哥穆爾卡被清洗，解除黨內外壹切職務，甚至於1951年鋃鐺入獄達三、四年之久。基於自身的觀點和經歷，哥穆爾卡對波茲南事件有完全不同見解。他在黨的會議上說：“當波茲南的工人跑到大街上去的時候，他們抗議的並不是人民波蘭，並不是社會主義。他們抗議的是對社會主義─那是他們的理想─的基本原則的扭曲。”“把痛心的波茲南悲劇說成是帝國主義特務和挑釁分子鬧出來的，這種笨拙的企圖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造成波茲南悲劇和使整個工人階級感到深刻不滿的原因，應該在我們中間，在黨的領導中間去尋找。”從哥穆爾卡這些話，人們會感到這是壹個何等開明仁愛的共產黨領導人物。哥穆爾卡的幸運之處在於波茲蘭事件發生在赫魯曉夫主政之時，在赫魯曉夫的有限改革中有這樣的內容。西歐國家在野的的共產黨可以走和平過渡的道路，東歐國家執政的共產黨可以不完全效仿蘇聯模式。故此，對哥穆爾卡這樣的觀點，赫魯曉夫採取了容忍的態度。哥穆爾卡如是說：“蘇聯在壹定的歷史條件下和在對俄國來說是特定的，造成了它的歷史發展條件下所採取的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對其他國家來說，既非必要，也不適宜。”“社會主義的形式也能夠是不同的。它可以是蘇聯產生的那種，也可以是我們在南斯拉夫見到的那種形式，它還可以有別的不同形式。只有通過各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的經驗和成就，才能夠產生壹定條件下最好形式的社會主義。”



鑒於哥穆爾卡的政治經歷、人望，以及他擔保波蘭絕對忠實於華沙條約的承諾，赫魯曉夫認可了波共─波蘭統壹工人黨的內部權力變更。原先無條件仿效蘇聯的壹派下臺，哥穆爾卡派上臺。



哥穆爾卡上臺之初倒也真有幾分作為。但他的“波蘭道路”主要也只是體現於經濟層面上，而在政治領域中並無實質性動作。如﹕調整工農輕重的比例關系。放緩重工業的發展，限制基本建設的投資。增加農業貸款。重視發展民眾生活用品的生產項目。摒棄前任領導人所實行的全盤農業集體化方針。堅持加入農業合作社的“自願”原則。允許個體戶大量存在。哥穆爾卡的“新政”很快取得了成效。連續幾年工業生產以9%的高速度增長。從1956年到1958年，工薪勞動者實際收入增加了25%。



十幾個春秋過去了，哥穆爾卡壹直居波蘭黨和政府的最高領導職位。他毫無疑問地認為鑒於自己傑出的作為而無愧地享有崇高的地位、威望和民眾的愛戴。然而，萬萬沒有想到壹場驟然而至的政治風暴擊碎了他腦海中臆造的美景。



1970年12月，在波蘭波羅的海海岸線上的格但斯克造船廠的工人率先舉行罷工並上街遊行，事件的直接導火線是政府宣佈四十五種商品提價。此舉馬上得到全國壹些地方的響應，哥穆爾卡聞之大怒，他認定這是反革命事件，命令軍隊警察予以鎮壓，數十名工人死於軍警的鎮壓行動。



多麼令人驚愕萬分的政治怪圈，十四年前，哥穆爾卡的前任屠殺鎮壓了波茲南工人的抗議運動，哥穆爾卡義正辭嚴地予以譴責，並取而代之。十四年後，哥穆爾卡幾乎是原封不動地重蹈他前任的覆轍。



詳細地翻翻歷史記錄，尋找壹下，自從馬克思主義嚴厲地揭露、抨擊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以來，資產階級掌握的政權究竟有多少件類似這種大規模屠殺罷工、遊行示威工人的案例。翻閱的結果令人大感意外。因為事實表明，以維護工人階級利益為標榜的共產黨政權對工人的態度要比資產階級主控的政權嚴厲得多。



慘劇畢竟發生在歐洲。幾十條工人性命的喪失換來哥穆爾卡的立即下臺。這總比那個遠東的共產黨國家要好得多。因為那個遠東國家的共產黨領導集團在以百倍於哥穆爾卡的規模屠殺了遊行示威的工人、市民、學生以後還壹直不可壹世地壟斷政權，氣壯如牛地宣稱自己屠殺有理，並且耀武揚威地通緝僥幸從屠殺場逃脫的遊行領導者。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哥穆爾卡從屠殺的譴責者蛻變為屠殺的實行者呢？波蘭黨內外的人士都對此有所探討。毫無疑問，首先尋找到的原因是哥穆爾卡的個人品質和工作作風。如“哥穆爾卡是這樣壹種類型的領導人，他善於要求人們從屬於他自己，並強加自己的意見於人特別是在他擔任第壹書記的年代裡，他的工作作風造成壹種不能對領導人進行任何嚴肅壹點的批評性發言。”



但這顯然不足以說明問題。因為作風專斷與下令屠殺畢竟還有相當的距離。而且兩任波共頭目都下令屠殺更令人感到不能只從個人因素上找原因。即使是有個人因素，那也會是與其它因素的催化作用分不開。波蘭統壹工人黨的理論家拉科夫斯基對此似乎作了深入壹層的追索。他分析道：“在共產主義政黨的整個結構之中，特別是在執政黨的結構之中，第壹書記處於客觀上被賦予極其廣泛權限的地位，他掌握著極大的權力。”拉科夫斯基認為共產黨對這種權力本來是有監督機制的，那就是全黨、黨的中央委員會等。拉科夫斯基說：“如果在全黨、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註視下，還能發生黨的領導人和領導成員中的兩、三人事實上是不受監督的事情那麼就應該對現行組織原則的有效性提出疑問。”那麼，如果共產黨所標榜的集體領導的原則（這個原則是在第壹代獨裁者，如斯大林死後才有的）失去效用怎麼辦呢？拉科夫斯基提出了壹個方案，那就是實行黨內民主的問題。講得具體些是黨員的順從性問題。他說：“順從問題的概念可以作為壹個討論性的問題。順從的界限在哪裡？黨的積極分子和普通黨員是否有義務順從地執行中央權力中心的決定，甚至深知這些決定有錯諘r也是如此。在十二月前的壹段時期，中央和地方的許多活動家充分意識到經濟政策在許多情況下是錯誤的他們還意識到這壹政策在削弱群眾對黨的信任，正在引起越來越多的不滿。儘管他們瞭解情況，儘管他們對未來憂心忡忡，他們還是執行了那些未經深思熟慮的同社會期待相矛盾的決定。因此，可以提出壹個關於幹部和壹般黨員的順從界限問題，使黨員有可能在黨綱範圍內對上級機構的決定提出保留意見。”



這就是波共黨內，也可以說是所有共產黨內的理論家所能提出的最先進的實施黨內民主的方案。那就是，黨員或下級黨組織在上級機構犯錯誤時，可以不順從上級的決定，以促使上級機構終止其不正確的決定。然而這可能嗎？在列寧主義政黨裡，只有上級黨組織判斷下級黨組織，和黨組織判斷黨員個人的正確與否，不可能有逆向判斷。這就是所謂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下級可以民主討論，上級集中決定。下級或黨員個人認為上級犯了錯誤，這有什麼根據？根據社會上的不滿情緒？根據某些負面的狀況？妳有什麼根據可以認為這些不滿不是來自敵特的破壞煽動或落後分子的牢騷？妳有什麼根據可以把局部的負面狀況說成是全面性的錯誤？如果下級黨組織和黨員個人可以自行作出上級犯了錯誤的判斷而不予“順從”的話，那整個共產黨的運作就要終止，共產黨也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實際上，拉科夫斯基講到最後也轉彎了。即所謂“不順從”也只不過是在“黨綱範圍之內對上級機構的決定提出保留意見”而已。這就是說，上級的指示還是得執行，有不同的看法就保留吧，或繼續向上反映。並且，壹切都必須在“黨綱範圍內”。



怪圈由共產黨自己畫定，他們永遠走不出這個怪圈，除非它已經不再是共產黨。



十二月屠殺使哥穆爾卡下臺，蓋萊克上臺。自然，蓋萊克也沒能走出怪圈。他在位十年。1980年，又以格但斯克的工人為首掀起工潮，他們振臂壹呼，應者雲集。這次蓋萊克沒有下令開槍就去職，由雅魯澤爾斯基繼任。此時的格但斯克工人已非同昔日，經過多年風霜的磨練已趨成熟。他們成立了團結工會，聯絡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士共同奮鬥。雅魯澤爾斯基先承認它合法，後又宣佈它不合法，並實行軍管。但是轉入地下的團結工會和支持它的的廣大民眾壹直沒有停止抗爭，國際進步力量也壹直給予關註和支持。如曾授予團結工會主席瓦文薩諾貝爾和平獎。雅魯澤爾斯基在盡壹切努力挽救搖搖欲墜的大廈。他向黨人呼籲：“我們應該尋找各種可能的途徑、手段、方法以便建立起壹座足夠堅固和嚴實的大堤，防止危機卷土重來。”他告誡黨人：“黨對工人階級起著兩方面的作用，壹方面是它的先鋒隊，另外壹方面必須為工人階級服務。如果黨只認識到先鋒隊作用，而忽視人們的痛苦和情緒，遲早要開始淩駕於工人之上，脫離群眾，很少有人跟著這樣的先鋒隊走。”顯然，此時雅魯澤爾斯基還是在為維持共產黨的專有政權而掙紮。



然而人民群眾沒有卻步。參加團結工會的人數高達全國成年人的三分之壹。社會各階層人士，包括許多共產黨員都參加進去。壹年又壹年，波蘭社會的民眾抗爭沒有間斷過。大廈將傾，獨木難支，雅魯澤爾斯基終於作了根本性的轉變。1988年12月波蘭統壹工人黨舉行十中全會，雅魯澤爾斯基提出要“堅決摒棄壹切過時的東西”，要“鏟除斯大林主義的殘餘”，並通過《關於政治多元化和工會多元化立場的決議》。這標誌著波共邁開了它自身根本改革的關鍵壹步。次年二月，波共重新承認團結工會。四月，進行憲法改革。六月進行選舉。雅魯澤爾斯基以壹票之多當選總統，團結工會的馬佐維耶茨基任總理。1990年1月，波蘭統壹工人黨舉行第十壹次代表大會，決議停止壹切活動，但把黨改建為社會民主黨。至此，東歐巨變中的波蘭樂章畫上分段符。該年十二月，總統改選，雅魯澤爾斯基落選，瓦文薩當選。雅魯澤爾斯基下臺了，但是他的下臺顯然與他的幾位前任不同，他們是被轟下臺的，而他是選下臺的。這很正常。當年率領英國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邱吉爾首相不也在英國還處於凱歌高奏之時被選下臺了嗎？何況治國業績乏善可陳的雅魯澤爾斯基呢？不過從另外壹個角度來看，雅魯澤爾斯基的貢獻又是非凡的巨大的。是他帶領波共走出了那個政治怪圈，把波共（波蘭統壹工人黨）嬗變為社會民主黨，徹底摒棄列寧主義，改宗社會民主主義。這需要極高的政治遠見和服膺真理順應歷史潮流的精神。或許雅魯澤爾斯基本人的政治仕途會就此畫上句號，但這何須遺憾呢？連人的自然生命也都會畫上句號。然而如果他對人類社會的發展作出過傑出的貢獻，那史冊上將永遠留下他的形象和聲音。



東歐巨變的波蘭樂章後，新的樂章又將開始。壹個社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轉變所造成的“陣痛”絕非壹年半載可以消除。從共產黨極權專制轉變為民主制度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事業，沒有先例，沒有指導。高亢的情緒會造成過激；過度的興奮會帶來紊亂。過高的期盼也會產生失望。然而，無論如何，波蘭人民絲毫沒有回頭的想法。社會民主主義是大多數民眾的選擇。波共也就在這政治生態中獲得了重生。



1991年10月波蘭議會大選，波蘭社會民主黨僅得12%的選票。兩年以後再次選舉增加為20%，與農民黨組成左翼聯盟擊敗團結工會而取得政權。1997年大選，“團結工會選舉行動”獲勝，其領導人布澤任政府總理，但社會民主黨人克瓦希涅夫斯基仍為總統。左派任總統右派任總理，有如十年前在法國左派的密特朗總統和右派的希拉克總理共治的局面。這壹政壇佚事正說明了波蘭社會在政治上已經走上了民主正軌。1956年和1970年的兩次大流血慘劇絕不會再發生。當今和以後，波蘭社會肯定還會出現罷工遊行集會等形式的民眾抗爭行動，但若它在和平理性的範圍之內將完全是壹種正當的行為。若出現毀物傷人的非理性作法，政府將從維護社會治安的角度予以禁止。至此，就可最終明了哥穆爾卡怪圈的根本原因。



作為壹個壹黨固定執政的政權其政治神經是極為脆弱的。在民主早已成為世界潮流的當代，它非常心虛理虧。它總是疑神疑鬼，把來自民間任何壹個階級、階層的抗議行動都要懷疑為有政治目的─要推翻它的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政治格局。這是它的意識形態絕對不能接受的。在共產黨的政治邏輯中，社會主義在政治層面上的體現就是共產黨固定執政。當然，共產黨的擔心也並非多餘。因為對它壹黨專制下的許多社會弊端追蹤下去，總會發現它們是來自於這個壹黨專政。於是，對共產黨的每壹個批評都會引伸為要它交出政權。這是壹個難解之結。如果某些共產黨領導人身上有特別劣跡的話，事情就更尖銳。因為壹旦“變天”，他失去的不僅是崇高的地位和豪華的生活，而且還會受到清算。於是他們必定要用最兇殘、最極端的手段來對待來自民間的抗議運動。許多悲劇慘案由此發生。



民主政體下的政黨有著迥然不同的思路。多黨競選，選勝上臺，選敗下臺，十分正常。民眾的抗議活動只是就事論事。若要求執政黨下臺，也無須迂回引伸，而可大聲疾呼，直言不諱。然後在選舉中比高低、見分曉。選勝的上臺施展其治國安邦的抱負、能力和理念。選敗的回去從事他原來工作、專業或者企業活動，也可以總結經驗教訓，下次大選卷土重來。壹切都很平常。無須使用任何暴力，不會發生慘劇。這是當代民主國家再也不見政治血腥的根本原因。可以斷言，在新的民主樂章開始後的波蘭，就算要奏出美妙的旋律還得假以時日。但波茲南慘案之類的噩夢將與昔日的波共壹道永遠走入了歷史。



巨變的東歐諸國雖然都具有相同的基本內容，但在巨變過程中也不乏各自的特點。比如，保加利亞的領導人日夫科夫當政長達三十三年，壹直照搬蘇聯模式，社會氣氛沈悶，經濟發展遲緩。在八十年代中的普遍改革浪潮中，日夫科夫也不得不提出壹些改革計劃，但都是虛晃壹槍，並不真正付諸現實。在其他東歐國家的巨變衝擊下，保共黨內的改革派人士行動起來，與社會上民眾的改革呼聲相結合。1989年11月保共中央解除了日夫科夫的領導職務。12月更將他開除出黨。次年1月，最高檢察院對他予以拘留審查。1992年9月，日夫科夫被以“腐敗與破壞國家法制，破壞正常的社會和經濟生活”罪行判處7年徒刑。於是抗拒歷史潮流的日夫科夫與順應歷史潮流的雅魯澤爾斯基有著完全不同的結局。



東德的情況與保加利亞類似。德共（民主德國統壹社會黨）的總書記昂納克拒絕改革，聲稱民主德國現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十分優越。但在波蘭、匈牙利巨變的影響下，東德民間群情洶湧，外逃西德之風日盛壹日。在這種情形下昂納克不僅不思更改，甚至還下令鎮壓遊行示威的民眾。黨內改革派人士不執行他的指令並聯合起來在10月17日的十壹屆九中全會上譴責昂納克的錯誤，迫使他辭職，進而在後來的十二中全會上將昂納克開除出黨。最後昂納克被流放到智利，其下場與日夫科夫相似。



日夫科夫被搬掉後，保共於1990年4月改建為社會黨。6月大選中社會黨獲勝，佔議會400席位中的211席得以組閣執政。1991年10月再次大選，社會黨以微弱票數落敗。1994年第三次大選，社會黨又獲勝。1997年4月第四次大選，反對派“民主力量聯盟以52%的選票獲勝執政。在這些選舉中，前保共─保加利亞社會黨完全遵從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並在這“遵從”之中獲得了與共產黨不同質的另外壹種政治生命。



東德共產黨於1989年12月更名為民主社會主義黨。1990年3月人民議院大選，民主社會主義黨得票僅16.3%而德國聯盟（由基督教民主聯盟、德國社會聯盟、民主覺醒等聯合而成）得票48%.政權就此易手。四年後民主社會主義黨雖不似保加利亞社會黨那樣強勁，但也有再起的跡象。它在壹些地方選舉中獲勝。比如在東柏林的特魯普托行政區獲勝為第壹大黨；在法蘭克福獲得三分之壹的選票；在霍耶斯韋達市贏得市長職位等等。



羅馬裏亞的情況可以歸入保加利亞、東德壹類，但情況要激烈得多。因為羅共總書記齊奧塞思庫竟然下令屠殺遊行示威的群眾。1989年12月17日，開槍打死群眾97人，傷數百人。22日，遊行群眾衝擊羅共中央大樓，齊奧塞思庫再次下令開槍。國防部長以開槍自殺來拒絕執行命令。這壹情況使形勢急轉直下，軍隊倒戈並與齊奧塞思庫的衛隊交火。衛隊不支，齊奧塞思庫倉皇出逃，但於25日被軍隊抓獲，並立即處死。



就在22日晚，羅馬裏亞救國陣線成立，前羅共中央書記依利埃斯庫任主席。1990年5月大選，依利埃斯庫任總統。1993年6月，民主救國陣線與羅共合併為羅馬裏亞社會民主黨，並執掌政權。至1996年11月大選，政權轉入農民黨手中。



若問，東歐巨變的率先者是誰？此榮譽當屬匈牙利。整個東歐巨變的序幕在布達佩斯拉開。1988年5月匈共（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會議中黨內兩派觀點激烈辯論。改革派獲勝，黨的第壹書記卡達爾下臺，並通過了關於實現社會主義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的綱領。6月，匈共決定給納吉恢復名譽。1989年10月6日，匈共改建為社會黨並明確宣佈其奮鬥目標不再是共產主義而是民主社會主義。



匈牙利不但沒有發生類似保加利亞、東德那樣的激烈群眾運動場面，甚至也不像波蘭那樣有從八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長達十年不息的社會動蕩，它怎麼會成為東歐巨變的率先者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不能不把目光回溯到三十多年前的年月─1956年。那年10月，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匈牙利事件。其大致情形、過程已為人們熟知。



二戰以後，幾經爭鬥，匈共在蘇聯的支持下於1947年取得政權。拉科西任黨的第壹書記和政府首腦，此人極為專橫跋扈，用殘酷手段打擊乃至殺害黨內不同意見的領導人，是匈牙利的“斯大林”。赫魯曉夫在蘇聯主政後，拉科西相應地在匈牙利失勢去職。在這種政治空氣為之壹新的氣氛下，黨內外思想空前活躍起來。1956年3月，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組織了裴多斐俱樂部。他們為改革奔走呼籲，並要求匈共讓受迫害的前部長會議主席納吉復出。



納吉是老資格的匈共黨員。1918年入黨，參加過蘇俄布爾什維克國際縱隊。參加過對匈牙利霍爾蒂政權的鬥爭，遭被捕流放過。這位共產黨員的言行表現得相當另類。他反對拉科西等人的肆意妄行，並持較溫和的政治觀點和較靈活的經濟政策。這使他在黨內壹再受到打擊。1949年匈共（當時稱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後於1956年10月31日改名為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全會指責他犯有“布哈林式的錯誤”，並撤銷其政治局委員的職務。1951年復職。1953年任部長會議主席，開始進行改革嘗試。但遭到黨內保守勢力的抵制。在蘇共的幹預下保守勢力將他扳倒。1955年4月匈共中央指責納吉宣揚反馬克思主義的右傾理論，撤銷其黨內外壹切職務，11月將其開除出黨。



無論是歐洲國家抑或亞洲國家，大凡在壹黨專政的共產黨集團內出現了較尖銳的意見派別分野時，民眾都會傾向支持那言行較為寬厚並受到排斥的壹派。於是納吉得到了民眾的信任和期望。然而這對納吉並非是福，他因此更受到壓制。



6月，波蘭波茲蘭事件發生，給匈牙利領導集團以相當的壓力。專制魔王拉科西不得不辭職。但不料繼任者格羅不知須改弦易轍，仍然實行沒有拉科西的拉科西路線，繼續壓制納吉。民眾與匈共領導集團的關系遂在日趨嚴重的緊張之中。



10月23日，布達佩斯的大學生首先上街遊行。積郁人們心中已久的憤懣遂被引爆。形勢變得壹發而不可收。至傍晚大量市民、工人介入，遊行示威的人群已經達到數十萬人。



晚上八時，格羅發表廣播講話，他那拉科西路線的習慣思維使他很自然地這樣講：“人民公敵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階級的政權，鬆懈我們的黨和光榮的蘇聯黨之間的關系。我們譴責那些濫用國家給予工人階級的民主自由權利來製造民族主義示威的人們”這種威脅、誣陷是斯大林主義的典型語言，它早已為民眾所深惡痛絕。此時還打著工人階級政權的招牌來恐嚇工人階級，只會激起工人群眾沖天的憤怒，於是遊行示威集會迅速升級為破壞行動。英雄廣場上幾十噸重、二十五米高的斯大林銅像被推到。群眾用木棍、石頭與保安部隊展開巷戰。



正義暴力的有限使用，令匈共中央的大人物們震驚之餘有所醒悟。當晚他們通宵開會，決定讓納吉復職總理。10月25日，免去格羅第壹書記的職務，由卡達爾代之。



然而糟糕的是秩序業已失控。暴力若被過度使用，當它從防衛性變成攻擊性時，也就有可能會失去其正義性。納吉政府又很不適宜地於十月底釋放了布達佩斯所有在押者，九千多名刑事犯、三千多名政治犯，這給暴力增添了動力。



納吉政府決心從根本上來解決暴力問題並恢復秩序。他深信，壹旦真正確立了民主制度，暴力就會為絕大多數人所摒棄。於是10月31日納吉宣佈取消匈共的壹黨專政，承諾壹旦秩序恢復以後立即進行自由選舉。11月3日，為表明他的誠意，組織了由匈共、小農黨、社會民主黨、農民黨組成的人民政府。幾天之內，七十幾個政黨和組織宣告成立。同時在11月1日納吉政府還聲明今後匈牙利將退出“華沙條約”，奉行中立政策。這是導致納吉那本來可以大有成效的改革徹底被毀的最關鍵的失策。在赫魯曉夫的有限改革中，東歐國家絕不可退出華沙條約倒向西方這是改革的底線。納吉犯了大忌。而聰明哥穆爾卡則由於深諳此理就有了截然不同的結局。十月底，卡達爾潛離布達佩斯，並於11月3日在匈牙利中部壹個遠離風暴中心的地方另行組織了未具民意授權的所謂“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同日這個“政府”請蘇軍入境鎮壓。11月4日淩晨，蘇軍坦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向匈牙利。同日上午，納吉在廣播中以傷感的語調對匈牙利人民說：“我是部長會議主席納吉‧依姆雷。蘇聯軍隊已於今天早晨開始進攻首都，公然企圖推翻匈牙利的合法民主政府。我們的軍隊在戰鬥，政府依然存在。我們向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報告這壹情況。”然而，匈牙利人的槍根本無法抵禦蘇軍坦克。納吉和二十幾名政府官員躲進了南斯拉夫大使館。



秩序恢復了。南斯拉夫大使館無力永遠庇護納吉，他終於不得不出來，結局是立即被捕判處死刑。曇花壹現的納吉民主實驗就倏然消失在新秩序的肅殺之中。



不過卡達爾的確不是拉科西、格羅。他以較寬容的態度對待“十月暴亂”。他既按照黨的壹致口徑把它稱為反革命事件，又強調它亦是壹場民族悲劇。秩序的恢復沒有引發嚴厲持久的肅整。相反，赦免政策在按部就班地進行。經濟上的新政也在擬訂實施之中。1962年將拉科西等人開除出黨，而決定對卷入十月事件的民眾不再追究。所有這壹切叠加起來就是聞名壹時的卡達爾主義。它的確給匈牙利造就了相對的安寧和經濟發展。



然而，卡達爾又的確不是納吉。他的改革就此而已。而人民卻希望繼續向前。納吉的多黨聯合政府雖然只存在短短幾天，但已經深深留在人民的記憶之中，而納吉最後以生命來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更增添了他悲劇英雄的形象。歲月的塵埃不能把這形象演沒，而時代浪濤的沖刷更使之清晰突出。卡達爾主義雖然別具壹格，但壹旦與納吉民主試驗相比，就會黯然失色。人民懷念納吉，匈共黨內的進步人士也懷念納吉，終於在1988年6月納吉為民主試驗灑血刑場整整三十年後，匈共給他恢復了名譽。而在此前的壹個月，卡達爾交出了他執掌三十二年之久的權柄。



當然，人民也記住了三十二年前的那場民族悲劇的情節。這使得他們和他們的後代在進行新的壹波民主訴求時趨向理智和沈著。這就是為什麼匈牙利在沒有發生類似其他東歐國家那種激烈的動蕩場面而又能率先實現民主轉型的原因。同時又是為什麼在本書有限的篇幅中要簡扼概述匈牙利事件的過程─其內容似乎與本章本節題目無關─的原因。



納吉的遺願由匈共年輕的壹代領導實現。這就是本章節開頭就講到了的，1989年2月，匈共（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宣佈自行放棄壹黨專政的格局，實行多黨競選制。10月把黨更名為社會黨。1990年3月全國規模的註冊政黨已達52個。4月大選，社會黨只獲得8.5%的議席，遂交出政權，變成在野黨。



壹個專政大權在握的黨如此服膺民主原則是可敬的。儘管它壹時失敗了，但僅憑它的胸襟就會有再度掘起的可能。果然，在四年後的大選中，它獲得國會386席中的209席，重新上臺執政。此時匈牙利社會黨英傑們執政的心情是多麼心安理得。因為這執政權是建立在民意的基礎上。在儘管它不鐵定，可能會在今後的選舉中失去，但與那種以軍隊和警察作保鏢來鐵定執政，並由此就與固定作為被統治者的廣大民眾處於敵對的關系來比，那真是有說不盡的輕鬆愉快。匈牙利社會黨也就和全世界所有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壹樣，具有了無窮的政治生命。



捷克斯洛伐克的巨變過程，其表現形態介乎於羅馬裏亞和匈牙利之間。在捷克斯洛伐克也發生了許多群眾集會示威行動，但都未形成激烈衝突。也可以說它與波蘭有點類似。但又各具特點。波蘭連綿不絕的群眾反抗運動以工人為主體，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堅韌鬥爭許多年的“七七憲章”派和後來的“公民論壇”，其參加者多為知識分子。



從某壹個角度來探討，又可把捷克斯洛伐克與匈牙利歸為壹類，那就是在往昔的歲月裡面，這兩個國家都發生過共產黨領導人物想要主動實行民主改革的事件。在匈牙利，是上面談及的1956年10月的納吉民主改革。在捷克斯洛伐克則是1968年杜布切克等人主導的“布拉格之春”。因而1989年的巨變可以認為與昔日的事件有承接的關系。在捷克斯洛伐克則還表現於質的深化和升華。



應該說，1968年捷共的《四月綱領》（全稱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行動綱領》）儘管與列寧主義模式有極大的不同，但其基調還是在共產黨人自我完善的框架之內。如果“布拉格之春”是發生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赫魯曉夫時代，那它很可能被蘇聯容忍。可惜赫魯曉夫已於1964年被褫奪權柄。思想保守的勃列日涅夫等上臺掌權。強調繼續“和蘇聯結成牢固的聯盟”，並無退出“華沙條約”意向的“布拉格之春”因此遭到噩運。



如果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去研究，可以分析，倘若“布拉格之春”沒有被勃列日涅夫的坦克催折，而任其發展，它會走多遠？它是否能徹底突破列寧主義的框框，走上完全的民主道路？另外，如果赫魯曉夫繼續在蘇聯主政而“布拉格之春”雖仍然留在“華沙條約”內，但已發展至不把共產黨壹黨專政列為信條的話，那赫魯曉夫是否會繼續予以容忍？



歷史研究留給學者們去做，我們更關心的是“布拉格之春”留給當今仍在共產黨壹黨專政下艱苦奮鬥的人們以哪些借鑒？─儘管這壹探討似乎也離開了本章的標題。



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經濟狀況很差，社會上各種矛盾日趨激化。為了走出困境，黨內改革派人士在聚集和思索。改革首先從經濟層面著手。1963年捷共成立了經濟改革委員會。1964年1月該委員會公佈《關於國民經濟計劃管理新體制的原則草案》。其主要精神是擴大企業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引入市場機制來促進經濟發展。但這壹改革遭到以捷共第壹書記諾沃提尼為代表的保守勢力的反對。於是改革派從方案制定轉移到組織鬥爭。



1967年10月、12月，兩次中央全會上，以杜布切克為首的壹批改革派發動了對守舊派的全面進攻，並取得勝利。1968年1月，杜布切克取代諾沃提尼出任第壹書記。組織鬥爭的勝利為改革的開展廓清了道路，這才有了捷共的《四月行動綱領》的出爐。



第壹書記在黨內鬥爭中失勢，這在東亞國家的共產黨政權中是無法想像的。因為在這些政權裡，黨的第壹書記永遠享有絕對權威。事實表明，反對他─無論是源於權力鬥爭，還是觀點之爭─是不會有積極結果。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不難概括為以下幾個。（1）東歐各國畢竟還有歐洲深厚民主傳統的餘惠，而在亞洲國家則深受封建專制主義的荼毒。（2）東歐共產黨內多少還有點民主氣息。黨內反對派可以通過民主程序（會議票決）來扳倒黨的首領。顯然在票決之前必須要有反對派的組織串連工作，而在遠東共產黨內這是不可能的。因壹切旨在反對黨的領袖的串連活動都視為反黨，壹經發現，其下場極為悲慘。（3）歐洲民族為理念而奮鬥的獻身精神是亞洲方塊字民族無可望其項背的。如果說亞洲共產黨領袖絕對權威的建立可以用建政前長期戰爭和黨內鐵的紀律來解釋。那麼，臺灣的李登輝呢？這個四十幾歲才完成博士學位投效國民黨，在蔣經國面前只敢坐半邊屁股的人，怎麼壹朝當政也可以壹度建立絕對權威呢？顯然，這必須另找答案。而答案之壹就是方塊字民族性格的劣處。這個民族的行事風格有太多的穩重，而缺乏應有的冒險精神；有太多的計謀而缺乏實施的勇氣；有太多的現實利益的考慮而缺乏獻身的精神。如果說漢唐時代它還頗有敢作敢為的氣概，那麼明清之後，它的主流性格就只是壹灘爛泥。依附壹個有權勢的人是使自己也獲得權勢的最佳捷徑，與有權勢的人對抗，哪怕是正義的對抗，不但勝算甚微而且會禍患無窮。作繭自縛，飛蛾撲火，何苦來哉？壹個太精明太實利的民族也將太少正義感，太少抗爭精神，太少自身的尊嚴。



探討和正視我們這個民族的性格劣處是為了更深刻地洞悉我們民主事業的艱巨性，從而提醒自己作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捷共的“布拉格之春”究竟走到了哪壹步？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壹是它的觀點宣示，二是它的實際行動。關於第壹點可以看看《四月行動綱領》的壹段話：“過去常常把黨的領導理解為把權力壟斷性地集中在黨的機關手中。它符合了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工具的這種錯誤判斷。共產黨依靠的是人民的自願支持，它不能用強制手段獲得權威。它的路線不能通過發布命令來貫徹黨的目的不是當社會的總管家，用自己的指令捆住社會組織的手腳，對生活的每壹步都加以限制。今後再也不允許用黨的機構來代替國家機構、經濟領導機構和社會組織。黨的決議雖然對這些機構中的共產黨員具有約束力，但政策是﹕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組織機構的領導活動和責任是獨立的。”



壹位黨的領導人在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直言不諱地指出﹕諾沃提尼時期是“黨和國家的官僚小集團取代了工人階級的作用，它們在工人階級缺席的情況下說話和行事。”《四月行動綱領》則宣告：“壹切政黨或政黨聯盟，都不能壟斷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人民的所有政治組織必須直接參與其事。”



想想那是個什麼年代。冷戰在進行中；東歐壹片沈鬱；勃列日涅夫主義的高壓又使監獄裡關滿了政治犯；遠東那個亞洲國家更沈陷在清理階級隊伍的瘋狂虐殺之中。在這樣惡劣的政治生態下，捷共能夠如是說，即使僅僅是說說而已，也是難能可貴。



但捷共不是說說而已，它決定在工廠裡成立以工會、職工委員會、管理委員會三方組成的企業民主管理體制。1968年5月底的中央全會上，決定要立即通過“關於廢除新聞檢查制度的法律。”這就是與共產黨制度格格不入、絕不相容的“開放報禁”。



捷共決定在1968年9月9日舉行第十四次特別代表大會。大會的內容主要有通過新的黨章，平反歷史案件，通過關於國家體制結構改革的草案。



蘇聯勃列日涅夫政權對捷共改革虎視眈眈。它除了多次派大員到捷克斯洛伐克會談施加壓力以外，還大搞軍事演習，實行恫嚇。捷共改革派在走鋼絲，要在蘇聯的容忍度和改革的實質內容之間取得平衡。在這種情況下，民間力量最好暫時不動，壹切交給捷共自己去權衡處置。但是有人就是性急。這最典型的表現是在6月27日“文學報”、“勞動報”、“農業報”、 “青年陣線報”所聯合發表的“致工人、農民、職員、科學家、藝術家和全體人民的聲明”。聲明的基調並不激烈，但是少量語句較為尖銳，如“黨和國家機關幹部階層以工人、農民、和黨的名義進行統治”，“取代了被推翻的階級，成了新的長官。”並責備捷共改革太慢，“沒有帶來任何新的東西。”



於是蘇共抓到把柄，以這個聲明和壹些群眾集會事件為由，對捷共大加責難，並於7月15日糾集波共、德共、匈共、保共聯名發了壹封信給捷共。危言聳聽地說捷克斯洛伐克已經被極右勢力控制。極右勢力已經控制了報紙、電臺，並在捷共中央有支持者。捷共已經不能有效地控制局面，捷克斯洛伐克正處於被敵對勢力從社會主義大家庭中奪走的危險之中雲雲。



捷共遂陷入兩面應付的困境。壹方面反駁了6月27日的聲明；另外壹方面又駁斥了蘇共等五黨的聯名信。在複雜險惡的局勢下，捷共仍倔強地堅持改革理念。7月18日杜布切克發表電視講話，表示“決不能從壹月間所走上的道路上作出絲毫後退。”“任何壓力都不能挫敗用不屈不撓精神武裝起來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19日，捷共總理切爾尼克也發表講話，聲稱：“除了完成民主和社會主義的變革外，沒有別的道路。”



蘇共在確認捷共已經不聽招呼後，決定以武力解決。經過壹番各方面的準備，蘇共以應子虛烏有的“捷黨和國家活動家提出的請求”為由，於8月21日壹天之內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就這樣蘇軍坦克的履帶壓碎了本來會絢麗多彩的“布拉格之春”。



從這段史實不難得出這樣的推測﹕如果民間力量在壹段時間內按兵不動，就可以減去蘇共鎮壓的許多口實。當然即便如此也不保蘇共不出兵幹涉，但總之應該確立這樣的觀念﹕社會發展和進步是急不來的。操之過急只會適得其反。比如若在壹個亞洲共產黨國家裡，共產黨內改革派要實行改革，此時外部雖然無蘇共威脅，但如果黨內守舊勢力強大，此時若要使改革順利進行，民間民主力量應有耐心，講究智慧技巧。既要保持自己的政治獨立性，又應與改革派恰到好處地配合，不讓守舊派找藉口，不給改革派增添困難。如果當年廣場上的勇士們懂得這個道理，實際操作處置得好的話，我們祖國從那時起的歷史就會改寫了。



“布拉格之春”被暴力摧毀。但是暴力只能橫行於壹時，不可能永久。1987年以來，民間民主力量日益集結強大。其鬥爭的首先著力點就是為“布拉格之春”平反。二十個春秋過去，世界已經大變。波蘭議會、匈共執委會都發表聲明，譴責當時對捷克斯洛伐克的五國幹涉，並派代表到捷聲援民主力量。幾經較量，1989年11月，捷共領導集團集體辭職。但人民沒有忘記與“布拉格之春”壹起被壓制的杜布切克。大選中，民間民主力量“公民論壇”的哈韋爾任總統，杜布切克被選為議會主席。



蘇聯的巨變是與戈爾巴喬夫的名字聯在壹起的。對於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社會評價呈兩極化。世界進步力量、絕大多數的人甚表認同和贊揚，而統治那個亞洲古老大國的壹小撮人卻痛心疾首，對他切齒仇恨，咒罵他是斷送了蘇聯和蘇共的罪魁禍首。



在贊揚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時，別忘了有個烏克蘭人為他打下過基礎，這個烏克蘭人就是赫魯曉夫。赫魯曉夫的改革是有限的，也是傑出的、難得的。斯大林三十多年的統治所造成的黑幕無比沈重，難得赫魯曉夫敢於去戳破。他對斯大林專橫殘暴的徹底揭露與抨擊，使蘇聯社會得以從噩夢中蘇醒過來，確實功不可沒。當然他並沒有使蘇聯走上真正的民主之途，這是歷史的局限性。在那個時代，無論是國際、國內條件，都不可能達到這樣的水平。聯合國開會時，他聽得心煩了，便脫下皮鞋猛拍桌子，但同時又鼓吹和平共處。在與西方國家領袖辯論時，激動起來，便鼓起眼珠吼叫：“我們要埋葬妳們的制度！”。而同時他又主張西方國家的共產黨走和平過渡的道路。赫魯曉夫畢竟是個共產黨員，但又是壹個相當特別的共產黨員。1961年赫魯曉夫主導的蘇共二十二大比1956年的二十大又向前跨了壹步。這就是從國際上的“三和路線”深化到國內的“兩全路線”，即全民黨、全民國家。赫魯曉夫認為，在蘇聯，不必再強調共產黨的先鋒隊的性質，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再必要。顯然，他是想在和平的國際環境下建成壹個所有蘇聯公民都得以安居樂業的富裕和睦的社會。



赫魯曉夫畢竟走得太快了，鋒芒也太顯露了壹點。1964年10月，他的同僚趁他到黑海休假之機，串通起來褫奪了他的權力。蘇聯社會從此在漫長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中蹉砣歲月。老人政治主宰著蘇聯。壹個老人死了又換上另外壹個老人。由於年邁，安德羅波夫與契爾年科都只在位壹年多就去世了。1985年3月，54歲的戈爾巴喬夫接任蘇共總書記，蘇共的老人政治宣告結束，蘇共和蘇聯的歷史也就翻開了新的壹頁。



戈爾巴喬夫接任總書記壹職不久，就在四月全會上提出了“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次年2月蘇共召開了二十七大，通過了戈爾巴喬夫的“加速戰略”，開始了經濟層面上的改革。



有人認為戈爾巴喬夫把他經濟改革的失敗歸咎於政治上有障礙，並以此作為轉向政治改革的理由，有推卸責任之嫌。其實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在1987年就已經啟動。那時他的經濟改革成效如何尚未見分曉。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很可能只是投石問路而已。他這個莫斯科國立大學法律系高才生的誌趣和抱負主要並不在於蘇聯多生產壹些東西，而在於把蘇聯建設成為壹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



1987年1月，戈爾巴喬夫就說：“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深化地革新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這就是說，改革並不局限於經濟領域。1987年11月，戈爾巴喬夫出版了他的《改革與新思維》，正式揭開了他政治改革的帷幕。他的“新思維”，簡而言之，就是對蘇聯社會實施“革命性的變革”。提出了“壹切為了人，壹切為了人的幸福”，“全人類利益高於階級利益”，“國際關系人道主義化”等人道主義觀點。就在這壹年，戈爾巴喬夫訪問了布拉格，表示要深入考慮杜布切克改革的意義。當西方記者問他，妳與“布拉格之春”的領導人杜布切克有什麼不同時，回答是：“差別僅僅是十九年。”這就是說，兩者的實質是壹樣的。



1988年6月，蘇共舉行了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戈爾巴喬夫正式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說法，並強調，當前政治改革就是要用“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去取代“扭曲變形了的社會主義”。他認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應有這樣的七個特征﹕（1）社會發展的全部目的在於滿足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發展。（2）公有制、個人所有制以及生產組織形式的多樣性。（3）社會公正。（4）高度的文化素養和道德。（5）民主的政治制度。（6）民族平等。（7）和平的對外政策。同時，會議還把公開性、民主化和多元化作為蘇共的三個新原則。尤其強調指出：“沒有公開性，也就不可能有民主。而沒有民主，也就不可能有現代社會主義。”當然，戈爾巴喬夫的思想也有壹個發展的過程，需要有外力的推動。此時，他所主張的多元化還只是思想上的多元化。在政治上，他還是認為：“壹黨制是歷史的經驗”，“壹黨制與民主不矛盾。”兩年後在1990年蘇共的2月全會上他的思想才又表現出壹個飛躍。那就是認同了多黨制。而此時的時代背景是東歐諸國的巨變業已完成。



1990年7月，蘇共二十八大召開，這次大會表明，戈爾巴喬夫主導的蘇共轉型基本完成。其標誌是大會通過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性聲明。



綱領認為蘇聯的黨和社會處於危機之中，但危機的來源並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身，而是斯大林模式。這個模式造成政治專制、經濟停滯、思想僵化。以無產階級名義實行的專政導致人民與政治權力的分離，這個模式與社會主義原則格格不入，也沒有能力使國家走上世界文明的軌道。故此要進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



在政治上，綱領刪去忠於馬列主義的詞句，強調蘇共不再充當壟斷主義的黨，它將在與其他政治力量的競爭中來爭取政治領導權。即使它掌握了政權，也不再由黨幹預國家機關幹部的任免。即使是在黨內，黨的幹部也不由上級黨組織任免，而由該組織選舉產生。蘇共將完全遵從多黨競爭，議會體制，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原則。



在經濟上，綱領表示蘇共反對全盤的國有化，堅決地消滅過去的“官僚機關所有制”，實行混合經濟。重視市場機制的功能又輔以政府調節。



其他，諸如民族問題、國際事務、社會福利、農業問題等等都提出了系統的見解。



綱領是這樣來表達蘇共的改革誠意：“把黨變成公民和睦的黨。保證關心社會擺脫危機和民主改造的不同社會政治勢力的建設性合作，以便團結、支持和保護所有用自己誠實的勞動現在創造著、過去創造過和將來仍將創造人民的福利和精神財富的人。”



蘇共轉型後思想理念與社會民主主義本質上已無不同，這正如戈爾巴喬夫於1990年4月他那篇題為《未來世界與社會主義》壹文所說的：“在社會民主黨的理論研究和社會實踐中，我們看到了許多有意義的富有啟發的內容。我確信，由於社會主義國家中的深刻變化以及社會民主黨內的過程，我們正變得彼此接近起來。”由於“共產黨人對自己的弱點、失誤和錯誤估計進行了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今天在社會黨人與共產黨人之間，已經不存在從前使他們分裂的鴻溝。”



戈爾巴喬夫講得對，尤其他還能婉轉地承認，鴻溝是由共產黨人挖掘的，現在亦由共產黨人填平。（只是前人犯的錯誤由後人彌補也真是天道罰勤了。）社會黨、共產黨“變得彼此接近起來”，並不是雙方等位移地靠近，而是由共產黨改變自我，向社會黨趨同。壹個歷經幾代人，將近壹個世紀充當頭領的黨的最後如此收場，壹方面說明它過往的謬誤和社會民主主義強大的真理力量，同時也說明了戈爾巴喬夫等人服膺真理的政治勇氣和可貴品德。



對戈爾巴喬夫無比仇視憎恨的壹小撮亞洲共產黨酋長們沒敢從政治理念上抨擊他，就轉而攻擊他搞垮蘇聯，並使原蘇聯各國經濟壹團糟。



其實，如果沒有“八‧壹九”分子幹下蠢事，蘇聯未必解體。而且這解體也有其原因。十幾個加盟共和國本來就有相對的獨立性。蘇聯本來就不算是個真正的壹統國家，無論從歷史淵源，和俄羅斯人只佔全國人口50%這壹事實來看，的確頗難由俄族維系統壹。而且蘇聯解體後，又有“獨立國家聯合體”的成立，這其實是這些國家基於經濟、社會等原因向“蘇聯”的某種回歸。只是戈爾巴喬夫已無蘇聯總統可任。然而，戈爾巴喬夫不必抱憾，因為總統任期終會屆滿，而他的改革得到了人民的肯定。



關於經濟壹團糟雲雲其實是誇大其詞。當然在轉型過程中會有陣痛，經濟措施上也會有失誤。但前進中的困難不難克服。九十年代下半期蘇聯東歐諸國經濟狀況的好轉就是證明。到過蘇聯東歐的人們告訴大家，他們的經濟起飛的確不如我們，沒有突然平地拔起的那麼多高樓大廈，沒有那麼多燈紅酒綠的賓館酒店，但也沒有那麼多的盲流遊民，沒有原始閉塞的極貧荒村，沒有兩個農民夫妻流落大都市無以為業，只得在垃圾堆中覓食充饑而至中毒死亡的壹類慘劇。富不及我們富，貧不及我們貧。社會貧富相對平均不正是社會公正的體現─社會民主主義的訴求嗎？在我們國家裡，當億萬民眾為基本生活而憂心愁煩時，位高權重者卻決定要蓋壹個預算造價30億，而且可能要追加到50億的歌劇院。人們不僅要問，高高在上的當權者們，妳們究竟要把國家引向何處？妳們還有什麼資格責罵蘇聯東歐前共產黨人脫胎換骨主動放棄壹黨專政的特權，服膺民主政治的正義之舉？



歷史潮流無法阻擋



1999年11月，在巴黎舉行了第二十壹屆社會黨國際代表大會。來自世界各地139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代表與會，盛況空前，代表人數達壹千多人。



歐洲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故鄉，而當今社會民主主義的浪潮顯然已經遍及世界。因為歐洲只有二十幾個國家，而代表團多達139個，這說明大多數代表團來自歐洲以外的地方。



當今在歐洲，15個歐盟成員國中有11個目前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執政。它們是英、法、德、意、瑞典、荷蘭、丹麥、比利時、芬蘭、希臘、葡萄牙。在其他地方，社會民主主義也取得卓越的成績。澳大利亞、新西蘭、以色列、塞內加爾、毛裏求斯、委內瑞拉、巴西等二十個非歐洲國家也由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執政。有些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曾經執政，但是目前暫時作為反對黨等待下壹次大選卷土重來，例如挪威、西班牙。有些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雖未執政，但是對本國的政治生活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擁有執政的前景，例如日本。



美國的民主黨雖然不是社會黨國際的正式成員，但其政治理念和施政綱領實質上也是社會民主主義，同屬於中間偏左的政黨。美國民主黨在1992年大選獲勝，克林頓入主白宮，正是美國版的社會民主主義擊敗裏根和撒切爾夫人為代表的保守主義，重新執政的開始，



毫無疑問，壹個多世紀來源遠流長，凝結著千萬仁人誌士的心血，經過壹代又壹代各階層民眾的共同奮鬥，社會民主主義已成蔚為壯觀的世界潮流。它真理所在而人心歸向，從而具有巨大的能量。任何其他的政治勢力都不應也不能阻擋這壹歷史潮流。



但是，有壹個政權最頑固地，目前看來也是最有力量地阻擋這個歷史潮流。它就是盤據在那個東方古老大國的共產黨政權。這個政權從它建立至今已達五十壹個春秋。在這段歷史時期裡，它究竟幹了些什麼呢？從1949年至1979年這三十年的時間裡，它的“豐功偉績”可高度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壹、建立人類有史以來最牢固的專制統治。這個統治的牢固性首先表現於它有壹個團結的強有力的官僚統治階級。其構成是以開國功臣分封制為原則，讓1949年以前為這個政權“打江山”的人們，以其資歷、功績、派系淵源等因素的綜合考慮，獲得從中央、省、地、到縣、區等各級的官位。接著還表現於它高超的統治權術。這就是對佔全人口95%以上的被統治階級實施兩次分裂。第壹次分裂把他們分成人民和階級敵人，第二次分裂把人民分成先進分子和落後分子。從而造成被統治階級的激烈內鬥，和壹部分被統治階級成為官僚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於是大大削弱了來自被統治階級對官僚統治階級的反抗力，也即大大鞏固了官僚統治階級的統治秩序。關於這些，劉國凱於“論文革前夕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與社會衝突”壹文已有專門闡述。（見《封殺不了的歷史》第256頁至296頁），



二、它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奇跡”。壹方面它把衛星送上了太空軌道，爆炸了原子彈、氫彈。另壹方面在地上，廣大農民還在用最低級的生產工具鋤頭扁擔進行著原始的勞作。如此之大的反差，在世界上首屈壹指。



三、它創造了世界上最嚴重的貧窮和饑饉。在二、三十年的歲月裡，數億農民壹直處於赤貧境地。壹家人合蓋壹條破棉被，青黃不接時以野菜充饑這都是常事。而尤以六十年代初，因其荒謬的政治經濟政策導致三千萬人直接死於饑餓及由饑餓引起的疾病的人間慘劇，令人幾疑世界末日到來。



四、它製造了世界上最持久、最廣泛、最嚴酷的政治虐殺和政治迫害。這甚至使斯大林的三十年代大肅整也望塵莫及。從五十年代的鎮反、肅反、反右，到六十年代的大、小四清、第二次反右、清理階級隊伍，再到七十年代的壹打三反、清查五壹六，政治運動連綿不絕。即使在兩個運動之間的短暫間隔裡，凡壹發現有反當局的言論和思想，都要處以極刑。直到1977年、1978年，當局還以穩定“偉大領袖”逝世後的政治局勢為由處決了壹大批“思想犯”。



從這些“豐功偉績”可見這是個多麼顢頇、反動、殘暴的政權，它本來早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然而，這個政權又是非常幸運的。因為被統治的人民具有這樣的民族性格﹕溫良、逆來順受、而且健忘。三百多年前，當這民族擁有六千萬，而且很可能是上億人口時，卻被壹個只有二、三十萬人口的遊牧民族滅亡。更令人驚訝的是，日後當社會成功的變革要求人們剪去那在二百六十幾年前被遊牧民族強加的男子長辮時，許多人竟如喪考妣地嚎哭拒絕。他們認為這條辮子的存在是天經地義的，卻忘了它本不是方塊字民族原來的髮儀，而只是民族敗亡的恥辱標誌而已。這是壹個何等健忘的民族。



三百年後，壹切都在重演。當經濟狀況好轉後，農民們唱起“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忘掉了幾年前他們餓死的親人。當黨的領導向文化界人士笑臉相迎，宣佈平反，並用壹系列措施補償其經濟、名譽損失時，他們感動莫銘，以協助其杜撰歷史諏п掘藖韴蟠鸕車鬧鮒鰲Ｎ羧盞娜爍裎耆琛⑷松砼按齽t厚道地予以遺忘，或按照黨的意圖把罪責移花接木地栽到無辜者的身上。



壹個可悲的現實呈現在人們面前﹕似乎缺乏來自社會基層的促使這個政權改弦易轍的任何壓力。壹切都將在周而復始之中。終於，情況出現了轉機。由於六、七十年代之交的政治迫害過於瘋狂，波及面太大，在千百萬民眾流血的同時，某些共產黨的官僚們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傷。這傷痛促使他們開始反思過往發生的壹幕又壹幕。他們似乎有所省悟，感到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必須改革。於是，這就開始了以1979年為起點的歷史新篇章。



如果把這個改革與赫魯曉夫的相比可以發現兩者之間的異同。西伯利亞流放地和青海勞改場都為之壹空是兩者的相同點。右派分子先是“脫帽”，接著是“改正”，並停止在民眾中劃分成分，這些在此之前都是不可想像的，有其不可磨滅的進步意義。然而儘管這些措施有施仁政的味道，但是對昔日暴政的禍首卻採取了與赫魯曉夫迥然不同的作法。



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進行了猛烈的揭露和抨擊，而這個政權對其“偉大領袖”則施以“東方儒家的厚道”。非但沒有激烈的公開批評，甚至還處處為之開脫，把罪責推到另外幾個次要人物的身上。這真是出於“厚道”？如果再把赫魯曉夫的“全民黨”與這個政權仍然堅持的共產黨的先鋒隊性質相對照，便可知，事情的本質是這兩個改革在程度上的極大差距。



根據列寧主義關於“階級、政黨、領袖”的理論，領袖是黨的象徵、代表和化身，公開地對黨的領袖進行抨擊，實際上也會損傷黨的威儀，某種意義上也是否定了黨的本身。壹榮俱榮，壹損俱損，連帶其他黨的領導人的形象，甚至包括主導改革者自己也會蒙上陰影。毫無疑問，這些“損傷”、“否定”、 “陰影”，最終都會積累為動搖政權穩固性的因素。因此，這些所謂改革家對“偉大領袖”的留情，決不是出於什麼“厚道”，而是基於更深謀遠慮的考量，其實也是在為自己的利害關系考慮。那麼，赫魯曉夫就絲毫不洞悉這箇中的道理嗎？局外人實在難以代替他作答，只可作壹些推測。或許赫魯曉夫是不洞悉這個道理，或許他雖然意識到這壹點，但基於對斯大林暴行的沖天義憤，基於他沖動的性格，使之不願意因此對斯大林手下留情，或許他根本就不在乎這壹點，因為他已經在提倡“全民黨”，“全民國家”，他並不以維護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崇高形象為己任。然則，我們根本不必要去作種種推測，只須明瞭壹條，就是赫魯曉夫當年的改革對整個社會的觸動要較之深刻的多。這就是二十幾年後蘇共能夠脫胎換骨的先期潛在原因。



儘管起步於1979年的改革步履是那樣的躑躅搖晃，改革的過程中時常都有旋渦和回流，但是善良的人們還是對它充滿期盼。尤其在八十年代中期，這個黨的某些領導人提出改革的內容要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要解決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問題，表示黨不應包辦壹切。領導人的智囊團聚集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旗幟下，為政治改革設計種種方案、程式。這些都具有點當年“布拉格之春”的氣味。人們欣喜之餘無不翹首以望。然而，氣味終究只是氣味，望穿秋水也沒有實質性的東西端出來，而另外壹些東西倒端出來了，那就是官倒和腐敗。失望導致了憤慨，憤慨在積累，積累到了壹定的程度激化為憤怒。憤怒在某個觸發點引爆，並瞬息成為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以大學生為先導繼而擴展為全社會的抗議運動。然而這終究是壹個生性溫良的民族。儘管義憤沖天，儘管民眾的力量相當強大，但是他們始終都把和平、理性、非暴力奉為圭臬。但是垂簾聽政的太上皇、遺老及其在朝僕役們對這場運動有完全不同的解釋。這群挨過“偉大領袖”的呵斥乃至鞭笞，在“偉大領袖”仙逝後重登高位，壹方面言稱改革，壹方面標榜“厚道”的年邁實權人物，骨子裡其實有著與“偉大領袖”相同的精髓。他們下令其黨軍用機槍和坦克把民眾的和平抗議運動淹沒在血泊之中。



這又是壹個世界記錄。查遍世界現代史、當代史，對手無寸鐵的和平抗議民眾施以如此大規模的屠殺，是無與倫比的。1956年波茲南屠殺導致了主導屠殺的波共領導人下臺，1970年格但斯克屠殺導致又壹個主導屠殺的波共領導人哥穆爾卡下臺，1989年布加勒斯特屠殺導致下令開槍的羅共總書記齊奧塞斯庫的傾覆乃至死亡。而令人萬分驚訝的是，這場東方的大屠殺竟有截然不同的結局。商議並決定用軍力進行屠殺的人不但沒有下臺，反而更牢固地握緊了權柄，並進行持續的搜捕和鎮壓。但是另外壹些對民眾的和平抗議運動持理解的態度，主張用對話的方式進行溝通，疏通群眾的情緒，反對武力鎮壓的黨政領導人則被扣上了“分裂黨”，“支持動亂”的罪名，褫奪其職權，甚至長期幽禁。同是共產黨政權，東歐的東亞的，也還有如此巨大的不同。



沿著歷史長河檢視，看看能否找到與之媲美的事件。我們發現了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政府以克制的態度對待動輒幾萬、十幾萬人上街遊行示威的憲章運動，發現了十九世紀末葉比利時、瑞典等國政府在工人階級大規模的罷工、示威運動的壓力下放寬了普選權的財產限制。就在我們將要失望之際，終於找到了壹個可以與之媲美的事件，那就是發生在歐洲文明邊緣的沙皇俄國的“黑色星期天”。1905年1月22日，十幾萬工人及其家屬組成了龐大的請願隊伍，他們擡著聖像，打著教堂旗幡，唱著聖歌向冬宮進發，要求沙皇關註民間的疾苦。沙皇非但不接受請願，反而命令軍警開槍屠殺。壹千多人死難，兩千多人受傷。其中有許多婦女、兒童，彼得堡街頭血跡斑斑。



屠殺以後，沙皇政府不但不會因之垮臺，而且以其持續的鎮壓鞏固其統治。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八九年遠東的這場大屠殺，不但在現代、近代史上的資產階級政權中找不到它的同類項，即使同是共產黨執政的東歐各國政權也與之有巨大的不同。只有近代史上的沙皇俄國才有資格與之類比。換言之，這個悍然進行八九年大屠殺的東亞共產黨政權其性質是比東歐共產黨政權還遠遠不如的封建專制政權。



大規模的鎮壓行動告壹段落，通緝追捕尚在持續之中，秩序則迅速恢復。然而，究竟要恢復到什麼程度呢？壹些參與屠殺的黨政大員本著他們從“偉大領袖”那裡繼承下來的血脈精髓，很自然地要想把秩序恢復到1979年以前的形態，而且把這種設想付諸實踐之中。經過壹段時間的觀察思索，主導大屠殺的太上皇則沈澱出與他們不同的見解，他不顧耄耋之年的體弱之驅，抱病南巡北視，沿途高呼繼續改革，意欲煞絕那些把秩序恢復到1979年以前的意向和行動。於是，這個國家的歷史又翻開了壹頁。



太上皇雖然年近九旬，但仍有清醒的思維，精明的權衡。他知曉，如果秩序恢復到1979年以前的形態，共產黨政權固然無虞，但是他個人的歷史定位就大為可悲。因為這無異是說明從1979年以來的壹切都錯了。即使其中有壹些在他看來也的確是錯了，如曾經讓“資產階級自由化”壹度泛起，但畢竟許多在他主持下的制定的政治、經濟改革措施是有利於黨國的。他不能認同對這些的否定和抹煞。此外，他還有更深入壹層的考量。為了維護他的權威和共產黨的統治，他主導了這場大屠殺。但他明白，如此之大的流血是難以從歷史上抹去的，多少年以後的人們都會從不同的角度來對它進行探討。他的所作所為終將毫無遮攔地被擺在評判臺上。用什麼辦法減輕他姓名上的血腥氣味，或怎樣使多數人的精力不再感興趣糾纏於昔日的流血事件的辯論？只有改革，繼續的改革。



始於九十年代初，即大屠殺之後的兩、三年的這場改革究竟是什麼性質的改革？如果說始於1979年結束於1989年的那場改革，儘管很有限，而且弊端叢生，但終究對社會有壹定程度的正面推動。“忪綁”措施促使了生產力提高和經濟發展，思想鉗制的緩和使社會空氣有了某壹程度上的活躍，那麼這壹場改革就只是對社會進行全方位的摧毀。換言之，前壹場改革還可算是改革，而後壹場只是詭稱改革的反動政經措施的總匯。之所以下這樣的結論是因為後壹場的“改革”組建了人類歷史上最惡劣的社會政經組合模式，即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加上經濟上的官辦主義和放任主義。



人類社會進入二十世紀以來有這樣幾種社會政經組合模式﹕（1）民主政治加混合經濟（混合經濟也有著若幹種大同小異的模式）。這種模式存在於歐洲本世紀後半期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近期某些保守黨執政的國家也向這壹模式趨同。（2）民主政治加自由市場經濟。這種模式存在於歐美保守政黨執政的國家，如裏根時代的美國。英國撒切爾夫人時代也有此跡象。（3）專制政治加官辦經濟。這種模式存在於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除了這三種主要的模式之外，還有壹些存在於亞非拉小國中歸屬不很典型的組合。



第壹種模式是最好的模式。它的建立有賴於社會民主黨人百多年的奮鬥、探索和實踐，也有賴於壹些資產階級開明人士的配合。關於這些以及這有模式的優點在本書以前的章節中已經作了相當多的敘述。



第二種模式有其明顯的優缺點。民主政治當然應予肯定，但是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在發展生產的同時必然帶來社會不公。因為自由放任的政策所造就的冷酷無情的競爭機制無可避免地加劇了貧富兩極分化。自由經濟標榜機會平等，不理會結果是否平等，但是其實到頭來機會也不會平等。因為機會總是會給眾多競爭機會者中的強者佔有。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借著自由競爭的旗號走入人類社會，這是對人道主義的肆意嘲弄。當然，典型的自由放任主義系出現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當代無論是裏根還是撒切爾夫人都無力再造純粹的自由放任主義。



第三種模式也有其優缺點，但是比例與第二種迥然不同。如果說第二種優缺點的比例是七比三，那麼第三種就是三比七，或二比八，甚至壹比九。專制政治是應予以譴責的，它逆歷史潮流而動，嚴重地束縛著社會思想文化的發展，壓制人權，戕害身心，製造等級森嚴死氣沈沈的社會生態。官辦經濟也乏善可陳。官僚主義、效率低下、浪費瀆職、或敷衍塞責，或好大喜功，從而使社會經濟發展遲緩，尤其是消費品生產被長期忽視，導致民眾生活水平長期低下。不過這種模式也不是壹無是處。它的最大的特點就是平等。除了極少數官僚統治階級的上層過著由於門衛森嚴而不為壹般民眾所知的豪華生活外，其中下層與民眾生活差距不很大。這有可能給人壹種清廉政府的印象。尤其在那種奉行“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哲學的民族裡，這種普遍貧窮的“社會主義”起著壹種精神麻醉的作用，製造出平穩的社會表象。如果它的政治統治處於相對緩和時期，那麼，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普遍貧窮的“社會主義”比在純粹自由放任的競爭機制下造成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離人道主義的確還要近壹點。



九十年代的改革造就出來的這種獨特的模式才真正是壹無是處的。因為它集第二和第三種模式的弊端於壹身，又拋棄了那兩種模式的長處。專制政治是反動的，官辦經濟乏善可陳，自由放任主義極不人道，三重劣質因素叠加，使這種模式從內涵到外延都十分醜惡。



八十年代的改革雖然並沒有真正觸動政體，但終究叫出過”政治體制改革”和“解決黨政不分、政企不分問題”等口號。而在九十年代的“改革”中，這些口號都銷聲匿跡了。言論自由被扼殺，其標誌是“報禁”在嚴厲執行中，但測量專制政治的嚴酷性最高標度並不是民主黨人被集體逮捕、判刑，而是對法輪功的鎮壓。當壹個並無政治色彩的民間氣功組織被黨的最高領導人下令取締，當照片登出如狼似虎的警察對靜坐練功的老人婦女拳打腳踢、鎖喉揪頭髮地予以逮捕時，人們清晰地感受到這個專制政權橫蠻兇殘的程度。



不過對這個政權的兇暴人們早已熟知，與昔日終年不息的運動肅整、大開殺戒相比，這都只是小巫見大巫。有必要揭開其面紗的倒是那經濟領域裡持續的“改革”。



在持續經年的經濟改革中，國營企業也經歷了動蕩。國營企業的效率低下是舉世聞名的通病。經過多年的改革，有的統計數字指出國營企業資產總額佔全部的六成以上，而產值則不及四成。從這壹粗略的數據也可窺見國營企業效率之低下。同時這壹數據又可說明，儘管動蕩不已，但國營企業依然是經濟體系的骨幹力量。這是因為在壹黨專政的政體下，國營企業不單純是生產單位，在某種意義上，它是共產黨政治統治的基礎和在社會上更普遍的體現。設想如果社會上所有的工商企業都由私人經營，那壹黨專政就無異壹葉漂在私有經濟海洋的孤舟，連壹個停靠的碼頭都沒有，那如何經得起風浪的襲擊？



國營企業雖在共產黨的保護政策下經歷動蕩而堅守營盤，但它的效率問題終是無可迴避的。怎麼解決呢？撥開充斥於當局文件上的諸如“改革經濟結構布局”、“提高企業接受信息和技術更新能力”之類的套話，具體看看它的作為就可洞悉這改革的實質。



改革的舉措之壹是擴大企業領導人的權威，讓他們在決定生產方向，革新技術設備，招聘解雇員工，制定工資報酬和企業福利等方面都有更多的職權。



生產效率與贏利率是兩個關系很密切但其實並不相同的概念。效率高指的是在單位時間內能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它主要由生產技術的提高和生產設備的更新來實現。贏利率則指的是投放資金與回報資金的比率。壹般來看，生產效率和贏利率有正向關系，但也不盡然。比如購置更新技術裝備使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但由於這些“購置更新”花去大量資金，在資金分攤的年份之內，生產成本升高，故贏利率提高不明顯。而在另外壹種情況下，生產效率的提高可以使贏利率顯著上升。那就是加大生產者的勞動強度，在不必耗費投資來更新技術設備的情況下，只需增加電力和原材料的供給便可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從而獲利。早期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資本積累就是這樣進行的。顯然這是壹種極不人道的方法。它早已為進步工業社會所唾棄。然而，在當代的“改革”中，共產黨的企業官僚們如獲至寶地把它撿起來大加使用。工廠裡的生產定額壹再升高。在沒有真正的工會組織的幹預下，企業官員通過強行制定，或通過以政治誘餌培植的生產標兵來製造高生產定額，迫使其他工人向標兵看齊，否則便予以開革，廠門外還有大量手明眼快的年輕人正在盼望著幸運地成為這高生產定額之下的勞工哩!



當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正在大聲疾呼工業民主，極力推動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當社會民主黨主導成立的工廠委員會、企業委員會和受其支持的工會組織與企業管理人員談判工資、勞保、福利等方面事宜時，這個“改革”的共產黨國度裡的工人正淪為生產工具和工業奴隸。



這“工具”和“奴隸”的內涵並不僅體現在高生產定額下的呻吟，還體現於壹旦處於傷病和其他身體異常狀態時所面臨的冷酷對待。由於醫療費用大幅度升高，企業領導人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贏利率就在醫療補助條例上大動“改革”之刀，砍掉了公費醫療，或使之名存實亡，員工只能得到象徵性的補助。當大病或其他嚴重身體不適襲來時，這“生產工具”將難逃報廢的噩運。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為勞工階級和全體民眾的社會保障和福利作了鍥而不捨的努力，建立起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即使在社會民主黨人競選失敗下臺，右翼保守勢力上臺後，也不敢對這些制度橫加摧殘。但共產黨的改革卻要把勞工階級曾經獲得的壹些保障予以剝奪。這種行徑不但與社會民主黨人截然相反，甚至比歐洲右翼保守集團還不如。這也是“改革”，這算什麼改革？



然而還有比這更可悲的遭遇，就是“下崗”。就是妳想繼續當這“工具”和“奴隸”也不能。當然，造成“下崗”的原因還更多壹些。除此以外，比如，工廠裡某個生產部門因某種緣故撤銷；因新的生產技術的實施使勞動力大量剩餘；或整個工廠長期虧損而至關閉、兼併、轉產等等。下崗工人所領取的下崗費根本不足以維持最基本的生活。最簡單的而又能說明問題的數據之壹是南方某大城市的工人下崗費不足支付市郊私人房產壹間壹居室的房租的二分之壹。



下崗工人的人數據官方公佈的數字為壹千二百萬，而實際數量據估計會達兩千萬。不論哪壹個數字準確，都十分巨大，再加上許多被迫提前退休者，就更為可觀。



經過共產黨的這壹番經濟“改革”，有的國營企業穩住了陣腳，有的微有贏利，效率似乎上去了，但代價是什麼？是勞動階層仿徨的心境，無助的眼神和痛苦的呻吟。



經濟改革的再壹個內容是認可私營企業的存在。本來這的確是壹個觀念上的解放和進步。原先，他們的“社會主義”原則是絕對排斥私有經濟的。歐洲社會民主黨人也是經過了相當壹段時間實踐和理性探討，才最終放棄全盤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訴求，改以奉行混合經濟形式，並且由此帶動了經濟的發展。現今，這個東亞共產黨政權是否也是如此呢？



對所謂“混合經濟”並不可“望文生義”地理解為部分國有經濟加部分私有經濟。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所推崇的“混合經濟”，是指將某些社會性極強的項目由國家來辦，其他主要由私人經營，並以國家幹預的方式來揚長避短。關於這些在本文前面的壹些章節中已壹再敘及。



這個東亞共產黨政權的“混合經濟”其內在實質與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大相徑庭。這是由於它沒有對其混合經濟中的私有成分進行應有的適度的國家幹預。



在八十年代上半期，私有經濟的禁令解除不久，政府對私有經濟持寬鬆態度，即所謂“扶上馬送壹程”，在銀行貸款和稅務方面都給予優惠。但當壹些私營企業頗成氣候後，便用壹些方法進行控壓，如原材料和動力供應。其實這前後作法都有偏頗。它反映出當局對私有經濟的矛盾心態。從好大喜功的心理出發，希望它快速發展，增加財政收入，當它的發展使國營企業相形見拙時，對它的疑慮又與日俱增。而更為嚴重的是以下幾種勢態。



它的“混合經濟”中的私有經濟並不是正常地形成和正常地發展。無論是私人創辦還是名為集體企業實為私人企業和私人企業靠掛在某個國營單位名下，抑或私人向國家購買經營不善的企業，都存在著壹種普遍的現象，就是政府部門對它們既打壓又勾結。這既可以是整個部門的行為，也可以是部門中某個實權工作人員的個體行為。比如說，當某人以極低的價格購買某個破產企業後，他必須按照預先某種形式的承諾向提供貨源者（部門或個人）支付相當的酬金。當某個公司向政府取得開發某項產品的經營權時，那裡面可能有為外人不知的壹攬子交易。唯利是圖是私人經濟的動力也是它的通病。當它被部門或個人以政權的力量榨取了許多錢財後就要用種種方法取得補償。如果說它以偷工減料來獲利會受到市場競爭的制約的話，那麼它回過頭來壓榨它所雇傭的員工就完全是它的家務事了。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實行的是正派的國家幹預，它既不榨取私營企業，也不承認它的那種“家務事”。正像家庭暴力要受到警務司法機關的處置壹樣，私營企業主如何對待它的員工，也在社會民主黨政府的關註之下。然而這個遠東共產黨政權所實行的是邪惡的國家幹預。它在榨取了私營企業後就放手讓私營企業再去壓榨它的員工。



國營企業的員工喘息在高生產定額之下，惶恐於日見縮水的福利項目之中，但相比之下，他們還是幸運的。因為他們的境遇尚在社會的視線之中，當權者還不至於做得太離譜，否則也會受到他們的集體抗議。而某些私人企業的工人才真正是處於淒慘無援的境地。



南方某大城市郊區有間服裝廠，它由幾個人合資辦成，靠掛在壹間國營農場的名下。農場某領導人任廠長，不做事支乾薪。這間工廠制定了極為苛刻的條例對待員工。如入廠必須先交壹筆保證金。做夠三個月，保證金才可退還。工時長，工資低，勞保福利全無。辛苦壹個月下來，七扣八扣，所得無幾，許多工人都挨不了三個月就離去。但這不要緊，繼往開來的工人絡繹不絕，而且，保證金不退，辭工之月工資不發，這無形中又為企業主增加了壹筆收入。工廠裡的工人大多是來自遠郊和外縣的農村妹仔，忍氣吞聲，任人宰割。她們懷著滿心憧景，離開那“鋤禾日當午，汗滴和下土”的沈重農活，希望憑著自己年青生命力的眼明手快在外部世界掙得壹份出路，但現實給予她們的卻是冷酷的涼水。而相映對照的則是，不但幾位合資人，而且包括那位不幹事的廠長，及農場的某些幹部都從這間服裝廠的經營中獲得了豐厚的所得，暗櫃中的貨幣不得而知，擺明出來的是幾年下來，服裝廠蓋了新的辦公樓。他們幾位也都蓋了寬敞別致的私宅，購置了私家轎車。這類故事在東南沿海地區到處上演著，某些私營企業的勞工是生活在壹個次文化層，掙紮在社會的陰影之中。外界只大概地知道有這麼個群體，但並不詳細具體瞭解他們的疾苦，他們也沒有能力向外界吐訴。於是，那許多痛楚嗚咽都消失在被世間遺忘的角落裡邊。



私有經濟之中還有壹類是外資、臺資、港資企業。這類企業雖亦無任何勞保福利，但由於其產品外銷，利潤很高，故其員工薪資較同類國營企業員工為高。這類工廠的特點是工廠主對待員工的態度普遍嚴厲，少數乃至兇惡，動輒辱罵。其監督機制除用於嚴格勞動紀律外，還用於防止盜竊產品。出廠搜身是常事，盜竊行為壹經發現，除立即開革，並扣發工資外，還在廠內遊街示眾，並照相（脖子上掛著所偷的產品）在工業區張貼。工業區通往外部的路口設置檢查站。凡辭工、離職或被開革人員攜帶行李離去時，壹律要開包檢查。開工時，為杜絕壹切疏懶現象，廠的鐵柵門關上。已經發生多次失火時由於鐵柵門打不開而至燒死許多工人的慘劇。但這並不使其他廠主引以為戒，開工關門的作法依然我行我素。這些工廠裡面的工人完全失去了人格，是不折不扣的會說話的但生產時間不許說話的機器。歐洲工業革命初期的景況復見於今。



經濟改革使社會不同群體的收入檔次迅速拉開，這究竟是否正常，很值得商榷。看來既要研究拉開的原因，也要考察拉開的程度。對個別於社會有極大貢獻的人（如重大發明創造者）享有優厚報酬，人們都會持理解的態度。但在50%的人為溫飽而終日勞碌之時，10%的人卻生活優雅出手闊綽；5%的人生活奢侈豪華，這就值得考慮了。勞動價值就該差那麼大嗎？至於拉開的原因就更值得研究。人所共知，這個政權的貪汙受賄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儘管這胡天胡地地貪汙受賄是它的制度所造成，但從表面的法律來看，它還是非法的。在此，我們討論的重點只是那種合法的巧取豪奪，以及改革開發政策幸運兒之類。



合法的巧取豪奪是政府官員、企業主管之類人物的拿手好戲。政府的經濟官員利用價格雙軌制、計劃外銷、利潤留成等途徑為企業賺了錢，然後給自己發高工資，高獎金和公款購車購房私用，以及公款出國，名為考察實為旅遊等等，這壹切都是合法，與貪汙受賄沾不上邊。政府行政官員也搞“壹家兩制”，“老子做官，太太子女經商”。商機信息由老子提供，太太子女捷足先登，目標準確地下海弄潮，自然收穫極豐，這也是合法經營，至於那些私營企業主殘酷榨取勞工的剩餘價值當然也是合法的了。



房地產價格這幾年來壹直居高不下，也使壹些經營者大發其財。許多民主國家裡(包括新加坡等)，商品房的興建是以解決中下層的住房問題為宗旨，因而利潤極低，或者無利，甚至政府補貼。而此處經濟改革中的商品房興建可獲高達百分之幾十的舉世罕見的利潤。其客戶當然也主要是貪汙受賄者、巧取豪奪者了。由此，可以說，這種商品房經營實際上是暴富階層中的利益再分配。壹個國營工廠用公款購買高檔商品房給廠長、書記、主任們比工廠自己蓋房給他們住無論從哪壹個角度去考量都要妥善得多。



經濟改革還造就了許多時代的幸運兒，他們並沒有特權，也不會長袖善舞，更無能力巧取豪奪，但卻莫名其妙地壹下子富起來。例如大城市的近郊許多地段被房地產商看中，他們以極優惠的條件取得這些地段的住戶的合作，鏟平原有舊房，蓋起高層。儘管他們為此付給原住戶高額補償金，但由於商品房價格高，客源充足，獲利仍然甚豐厚。那些原住戶也因此番變動壹下子暴富了。



又如在沿海壹些經濟開發區、工業區，許多村社蓋了廠房讓外商來開廠，收取高額廠租。但由於此處勞動力價格比國外低廉，廠租再貴也比國外便宜，故許多外商都爭相來此辦廠。除了廠租以外，村社還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分取外商廠的利潤。於是乎這些村社的原住戶都很快富起來。掌握大權的村長、鄉長當然分到了利益的大頭，不久都蓋了豪華別墅。壹般農戶也沾了不少光。翻修舊房或建新房。地也不必種了，租給南來的外地人去種，他們則坐收地租。每年靠收租和年終分紅也可過得很不錯。



以上種種合法的巧取豪奪者，和幸運兒以及貪汙受賄者就組成了“先富起來”的人群的主體部分，約佔人口的15%。



當代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觀念是“自由、公正、團結相助”。而公正則是基本價值中的核心。社會民主黨的仁人誌士們為了追求公正而鍥而不舍地奮鬥幾十年。如果他們得知壹個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遠東共產黨政權所搞的經濟改革就這樣對社會公正肆意嘲弄、踐踏時，真不知道會痛心到何等地步。



當壹個社會裡公正蕩然無存時，反抗的行動必然隨之產生。少數有強烈正義感的人們指責社會的不公，要求建立公正的社會秩序。但這壹指責必然會帶有反政府的色彩，因為正是由於政府的種種政策措施而導致不公的空前加劇。顯然，這些指責者的命運只能是受到政府的鎮壓。



更多的人則是從另外壹個方向反抗不公，但不是正義的方法，而是犯罪。他們自覺不自覺地都持有這樣的邏輯。既然有錢有勢的官可以貪汙受賄，可以巧取豪奪，既然那麼多幸運兒可以莫名其妙毫不費力地發家致富，那我為什麼要去為基本口糧而辛苦勞碌？我為什麼不可以走捷徑去壹夜致富？什麼法律規範，什麼道德品質，見他的鬼去吧！那些當官的大肆攫取時，何嘗講了法律道德。“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沒門！



於是，走私販毒、倒賣文物、拐賣婦女兒童、製造假藥假酒等各種各樣的歪門邪道的致富方式都創造發明出來。但有人覺得這種騙詐型還不夠乾脆利索，暴力型可更快見效。於是哄搶火車、攔路打劫、入屋偷搶、殺人越貨等血腥手段都使了出來。



刑事犯罪是任何社會都要予以懲罰的，這個慣用高壓對付任何異動的東亞共產黨政權更不會手軟。十幾年來，年復壹年的“嚴打”把成千上萬的人拖上刑場。為了湊數，為了震攝，經常把扒手小偷、甚至並無前科，只因饑寒難熬第壹次偷竊就失風的倒黴者也判處槍決。政府在與犯罪分子較勁，看誰夠狠。大赦國際統計數字指出，這個政府每年處決的人數，不論是絕對值還是相對值都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國。其實大赦國際所能拿到的只會是大大縮小了的數字，真實的數據有待以後解密之日的到來。



然而，儘管“嚴打”處決是如此的嚴厲，犯罪分子卻仍然勇往直前，何故？



壹千幾百年前，魏征對唐太宗說：“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浚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下雖愚，知其不可。”的確，不積德義，即不維護社會公正，社會秩序如何會安寧？當政府官員們用各種各樣手段斂聚財富過著奢華的生活而讓大量民眾在生存線上掙紮時，光是處決監禁又如何能煞絕鋌而走險？



難道說千百年前的封建大臣都懂得的道理，這個共產黨政權反而不懂？當然不是。“非不知也，實不為也。”前面已經講過，這個政權實行的是最惡劣的組合﹕壹黨專政加官辦經濟和放任主義。壹黨專制的條件下，使官辦經濟和放任主義中最惡劣的因子都高度激活，而官辦經濟和放任主義又反過來鞏固了壹黨專政。因此，即使經濟改革導致社會貧富懸殊和刑事犯罪嚴重，它也不會終止這個改革。刑事犯罪即使在最優秀的社會裡也不能根絕。但是基於個人品質的惡劣和主要基於社會制度的惡劣而導致的刑事犯罪有完全不同的社會內涵。



黨內的僵硬派也曾經出來指責這壹切。他們說從前人民共和國是如何好，如何安寧。而當今這種社會亂像叢生的改革是多麼糟糕。這些人士的口吻似乎與民主誌士們都不乏壹致之處。然而，姑且不談民主誌士們不會認同他們對昔日的懷念和頌揚，就算今天的黨內當權派也不會贊同他們要求復舊的主張。



這個黨曾經用意識形態維持了壹段相當穩固的統治。由於他們的內鬥和進步思想的衝擊，使其意識形態業已破產。就是說他們既不能用“思想教育”來使廣大民眾對這個黨無限崇敬，也不能以壹種“理想追求”來造就壹批為維護政權而奮不顧身的幹部。在當今要想維護這個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特權，就必須讓各級官員們有許許多多的大大超出壹般民眾的利益，他們才會去為維護這個黨、這個政權而戰。如果像黨的僵硬派那樣做，要黨的幹部們都恢復到“偉大領袖”時代那種“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那麼他們絕大多數都會立即撒手不幹。試問，在目前壹些敵對分子總想奪取我黨手中的政權，在許多群眾由於種種原因對我黨有誤解的情況下，如果我黨的幹部隊伍再壹分解乃至流散，那麼我黨的政權還如何能鞏固？



於是，黨會對那些貪汙受賄數額大而又無政治根基（不是黨的老幹部子女）的幹部下手，希企用他們的血洗出共產黨廉潔的形象。胡長青、成克傑等人遂成刀下鬼。同時黨對其他使用“合法手段”者，則完全採取認可的態度。



早在東歐巨變之後，這個東亞共產黨政權就以紀錄影片、文章、報告會等形式向它的幹部渲染東歐巨變給那裡的共產黨人所帶來的災難。其實，東歐巨變不像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原共產黨的官員，非有刑事犯罪者都繼續過著正常的生活，當然他們的特權沒有了。高高在上的威儀沒有了，大大超出壹般民眾的經濟利益也沒有了。有的還比較落魄。如壹些前“克格勃”成員在特務機關解散以後，由於沒有技術專長，壹時找不到工作而躑躅街頭。這壹切本來都很正常，但是在這個遠東共產黨看來卻是壹場變天災難。它告訴它的黨員﹕那些搞民主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壹旦讓他們得勢，妳們就會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它告誡它的黨員，要堅定立場，不要聽反革命分子的惑眾妖言，要團結起來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戰，否則……



1989年是個清晰的分水嶺。那邊，東歐各國的共產黨脫胎換骨，自動放棄特權，走上了改宗重生的道路。這邊，壹個遠東的共產黨政權也完成了從政黨到純利益集團的蛻變。共產黨政權的上層與其中下層作了個壹攬子交易﹕上層認可中下層用種種“合法”途徑去獵取財富，中下層以充當上層的衛士作為報答。使上中下層能抱團在壹起的粘合劑就是利益。



不過這裡有個問題，難道上層就沒有獵取財富的需要？當然有，而且更加“合法”。所不同的是中下層的合法需要得到上層的認可，而上層則是自行認可。比如工廠的廠長書記主任們要通過壓縮工人的工資額，削減福利項目等來使企業贏利，從而可以擠出為自己購置宿舍（高級商品房）和出國考察的資金，上層認可了他們的這些作法。但省、部、中央級的高官們根本無須這樣做，他們種種優厚的待遇按規定直接由國家支付，列入財政開支，因此絕對“合法”。中下層官員們活動大多直接暴露在民眾的目光之下，他們行動的“合法性”往往會受到民眾的質疑。當工廠裡許多工人下崗，當許多工人壹家大小年復壹年地擠在狹小的宿舍裡，難道廠長、書記、主任就該過得那麼闊綽？這合法的作法顯然不合理。然而，上層官員的壹切活動則在民眾的視線之外，也就不會受到質疑。不過中下層官員，尤其是中層官員會知道。知道者眼紅，被知者心虛。於是壹個通情達理的默契就這樣建立起來﹕上層對中下層的“合法”斂財行為必有越來越寬的解釋和保護，中下層對上層則報以維護和遵從。



這裡還有壹個疑問，就是即使整個共產黨已經墮落成為壹個利益集團，但為了利益長存，也該做壹些疏浚泉源的工作，讓利益之水長流才是聰明的作法。為什麼他們反而有那樣的荒唐作為呢？從根本上來說是官僚階級無視民眾的疾苦，從具體上來看是已經無能為力了。



在社會財富既定的前提下，要顯著改善廣大民眾的生活，就必然要分割富裕階層的既得利益。作為這個階層的主要組成部分中下層官員對此會堅決反對的。如前所述，倘若無視這種反對而強行推行的話，將危及政權。是得罪民眾抑或得罪中下層的“袍澤”們？上層在這條選擇題中選了前者。事實上，即使個別上層人物想鐵面無私地改變某些狀況，就算沒有危及政權，也會在各個利益集團的抵制下失敗。比如，商品房問題就可列為典型。城市的商品房單價大多在3000到6000元/平方米。壹套兩居室的售價起碼十幾萬元以上。這對於南方最大城市平均工資為750元/月的工人家庭來說不啻是天文數字。即使是雙職工戶，即使工資數倍於這個平均值，也只能望樓興嘆。要使興建住房真正為民造福，房價必須大幅度下降，不但不應搞高利潤，甚至連保本也不行。因為在成本中就已經列入了大量不應有的為涉業各方撈取利益的開支。否則就無法解釋八十年代初房屋造價還只百多元，十多年後就翻了幾十倍。可見，要使商品房價降到真正合理的價格，就必須動極大的“手術”。但這樣勢必會遭到許許多多個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彈，根本不可能實施。事實上這個政權所搞的“經濟改革”其危害民眾利益的流弊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已經不會有哪個人甘當和能當現代王安石。少數稍有良知的，行為有所節制，大多數人則盡量撈錢，並把子女送出國，把財產轉往國外。明末之際，剿匪禦北之軍餉短缺，國庫空虛，而皇親國戚大臣們卻家道殷實。明毅宗向他們籌集軍餉，雖打躬作揖、聲淚俱下，也難使之動容。明亡君當亡，而我未見會亡，改換門庭怎不見得又有壹番前程？倘若眼下奉私產於明廷，而明亡依故，豈不兩頭皆失？這種思維邏輯，對於他們自己來說是精巧聰明，對於明廷，對於民族命運來說是無恥和瘋狂。管它那麼多，有錢盡量撈，其貪汙受賄的方法竟發展到鯨吞救災巨款和賣官鬻爵。即使有朝壹日，載舟之水變成覆舟之水，我也可以逃出生天到國外已預先構築好的美巢怡養天年蔭及後代。可見，這個共產黨政權已經不僅墮落為壹個利益集團，而且還是壹個瘋狂無恥的利益集團。



這個集團已經把國家胡弄得天昏地暗，社會公正蕩然無存。官僚階級的腐敗惡臭已燻汙了整個民族。社會道德水平呈全方位低下。團結相助已成稀罕物。個別助人為樂的好事淹沒在大量的爾虞我詐損人利己之中。不僅窮人失去了追求美好生活的自由，連富人也失去了享樂的自由（治安不靖，不敢輕易到郊外遊樂）。這種社會狀況不但增加了民主轉型的難度，甚至也使轉型之後治國安邦將面臨各類巨大的難題。



社會在變動發展之中，這個東亞共產黨政權也不會例外。推測它究竟會怎麼變呢？有人認為它會變成社會民主黨。如果真能如此，那確實是國家、民族，也是這個黨自身的幸事。然而這可能嗎？社會民主黨最核心的理論是政治多元化，摒棄壟斷社會公權力。這是這個遠東共產黨無法逾越的關隘。



持有可變論的人常會拿東歐巨變的諸共產黨來作類推，卻忘了這些在四十年代後半期由蘇軍刺刀支撐起來的共產黨政權由於地緣政治的緣故，其專制政體的穩固程度比這個遠東共產黨政權脆弱得多。歐洲文明中民主因子的滲透壹直在潛移默化地起作用，以致在1968年有“布拉格之春”。而遠東共產黨政權則得益於浸滿著封建意識的民族傳統。其領袖的畫像曾取代昔日各類神像而受到壹些民眾的頂禮膜拜。



持可變論者還拿蘇俄來類比。既然列寧主義老巢裡的蘇共都可變，那這個遠東共產黨為何不會變？不錯，是所謂的“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他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兩相對比，不同之處有﹕布爾什維克曾參與推翻沙皇封建政權的革命，而這個遠東共產黨並無推翻封建王朝的壹箭之功，並且最後被它顛覆的卻是亞洲的第壹個共和國。斯大林政權的恐怖整肅運動主要是三十年代的幾年之中，而這個遠東共產黨的肅整運動則從五十年代初綿延至七十年代末，長達近三十年的漫長恐怖歲月。蘇共內曾有赫魯曉夫的改革，這改革最關鍵的內容並不是放盡了西伯利亞流放地的政治犯，而是對恐怖製造者的徹底揭露和抨擊。而這個遠東共產黨的改革儘管也釋放了昔日的政治犯，但由於對恐怖統治的元兇─“偉大領袖”的刻意維護，從而也就維護保存下了政治專制的基因。蘇共還沒有做出過用機槍坦克大規模屠殺和平集會的學生、民眾的事，而這個共產黨政權卻在1989年整個世界呈進步變革的大好局面中悍然進行了壹場震驚世界的大屠殺。



儘管蘇共已變，但這個遠東共產黨政權難變。它自知事已做絕，轉圈實難，只能是壹條道走到黑。如果說撈取經濟實利是這個政權的上中下層官員抱團猶鬥的動因，那麼對於其上層來說則還有壹番更深層的考量。



半個世紀以來，這個政權作惡太多，罪孽深重。在政治迫害方面，昔日有連綿近三十年的肅整運動，近期有1989年的大屠殺。處置刑事犯罪的十幾年“嚴打”，也冤殺了大量輕罪犯人，而他們自己的貪汙受賄則濁浪濤天，真正是“竊國者侯，竊鉤者誅。”在這種局面下，這個政權的上層感到他們只有壹條路可以走，就是死死地保住政權，絕對排斥民主政治。他們把“資產階級民主”這頂帽子扣在具有普遍意義的多黨競選的議會政治的頭上，然後予以絕對否定，並宣稱只有他們那種給國家民族業已製造過，而且還在製造無窮災難的反歷史潮流的以軍隊警察作保鏢來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專制政體是最民主的。無數的謊言，無恥的狡辯為的都是保住政權。只有政權在手才可以使那血腥的“黑匣子”永遠關上。否則，壹旦“黑匣子”打開，那無數恐怖血腥的暴行將不再是人們的估計和坊間的傳聞。無數血淋淋的事實將激起全國、全世界人民的強烈義憤，鋪天蓋地的譴責和嚴正的審判將隨之而來。對於那些參與過暴行的人，所面臨的將不僅僅是特權和奢華生活享受的失去，更可怕的是無可逃避的審判和懲罰。故此，保權、保權、再保權，不惜壹切地保住權力是他們絕對的宗旨。由此而使出他們的渾身解數，從欺騙到鎮壓再到“改革”。可見，這個共產黨的某些頭面人物曾時時對它的幹部號召“出以公心”，那只是欺世盜名的無恥伎倆。因為壹黨專政就是最大的“私”。在這個最大的“私”的下面，分布麇集著各式各樣的“私”。真正要出以公心，就應該放棄這個最大的“私”。然而這個最大的“私”,正是它的命根子。百般維護仍唯恐不及，要它放棄，無異與虎謀皮。



當今我們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與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面對著不同的政治現實。他們面對的是承認民主原則，但費盡心思地對民主的內容予以壓縮的資產階級政權。我們面對的則是根本否定民主原則，其政治專橫程度有甚於沙皇和滿清的共產黨政權。由是，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可以考慮用和平過渡，和平改良的辦法去改造社會，而我們則完全擁有以非和平手段去終結這個絕對反民主政權的法理根據。



然而，武裝革命應否予以實施，除了法理性以外，還應考慮可行性。如果說十九世紀末，恩格斯已從軍事角度考察認定歐洲工人階級已經不可能用武裝革命的方式奪取政權。那麼今天我們更不可設想人民起義可以戰勝最現代化的鎮壓機器。當年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確比我們幸運得多。因為即使在脾斯麥的“反社會黨人法”時期，社會民主黨人都可以用其它方式進行活動，更遑論在其他相對正常時期了。他們可以出版刊物報紙，可以集會遊行，可以組織政黨，而我們則什麼都不行。“報禁”、“黨禁”仍在嚴厲施行之中、事實上，我們不僅沒有力量組織人民起義，似乎也沒有可能去進行和平改良。這好像是散布悲觀論調，照這麼說，我們就壹籌莫展了嗎？當然不！或許，我們正是要進行壹種創舉﹕以和平手段去變革壹個專制政權。



這個東亞共產黨政權固然專制蠻橫，但它存在至今，在整個世界進步潮流的衝擊下，它也有區別於典型封建專制政權的地方。這表現於﹕最高權柄不能世襲﹔建立了退休制度﹔有普選制的外殼﹔有私有經濟的部份存在消蝕著它的統治基礎等。社會民主主義者應從這些區別去求索和平改良的方法途徑。



這個共產黨政權的某些上層人物要“壹條道走到黑，絕不回頭”，並不等於這個黨和政權就永遠不變。當那些劣跡斑斑的上層人物終究因自然法則不再掌握權柄的時候﹔當那些在“還是我們的孩子可靠”的金科玉律下紛紛走入上層權力圈的“太子黨”們也已式微時，這個黨就會變，就會在歷史的潮流面前繳械投降。



這個黨和政權在目前不會變，並不等於它的全部黨員和官員都堅決與民主潮流為敵。1989年代大屠殺時，黨內高層就有不少的官員將領反對鎮壓。這說明早年加入這個政治軍事集團的人中不乏熱血青年。幾十年後，其當年理想尚未完全泯滅。這些人士應該是民間民主力量爭取合作的對象。儘管他們年事已高，但完全可以某些形式發揮其特有的巨大作用。在近幾十年來，因這個黨的所謂“知識分子”政策而躋身於官僚階層的人群中也有尚存良知者。在壹定的政治氣候下，他們會沖破原本的政治繭殼，展開另壹番作為。即使是大量的原本基於經濟利益而抱團在這個官僚階級中的人們，壹旦發現形勢不對，也會改弦易轍。以經濟利益為生活導向的人大多是工於心計，善於權衡利弊之徒。當他們覺察給予他們超量經濟利益的原有政治格局已確信不能維持的時候，他們不但不會去殉葬，反而會反戈壹擊。顯然，民間民主力量應該策略地對待他們。



懷著讓民主陽光早日沐浴我們國家的理想而奮鬥的人們，要更有成效地儘快地實現民主變革，須以社會民主主義為思想武器，換言之，應把我們的努力彙集到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潮流中，從而得到這個潮流的促進。不可年復壹年無了期地消極等待那個共產黨自行脫胎換骨為社會民主黨。而應該由民間力量及時地組成我們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並誠摯地歡迎原共產黨的成員服膺社會民主主義理念加入到社會民主黨的隊伍中來，在政治重生中施展他們的才能和抱負。



從“偉大領袖”到“太上皇”再到“梳頭總書記”，其權威的力度無疑是壹個遞減數列。可信，“梳頭總書記”之後，將繼續遞減。我們社會民主主義者就是要盡壹切努力使這個遞減率增大，使之儘快減為零。其為零之日，就是壹黨專制壽終之時。然後就由真正通過人民選舉出來的政治力量去治國安邦。但願那會是我們社會民主黨人。



壹黨專政終結後，社會上各個階級、階層、社會集團都可無束縛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經濟訴求。但由於共產黨多年的偽改革留下了壹個爛攤子給民主政權，治國安邦絕非易事。富裕階層要維護它的既得利益，而這個利益中有正當部份也有不義之財。貧窮階層要求改善生活，但也有可能向民主政權提出過高的要求。如何平衡社會各階級、階層的要求，在力求實現“自由、公正、團結相助”的基本價值時又使社會平衡發展，這將考驗我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智慧和能力。



在引進市場機制時如何防止自由放任主義的犯濫﹔在把國營企業私有化時，如何避免流弊﹔在實行國家幹預時，如何防範官僚主義、長官意誌﹔在保障私有財產時，如何處置不義之財和杜絕巧取豪奪﹔在建立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時，如何考慮國家財政的承受力和民眾的道德水平等等。



儘管千頭萬緒、百廢待興，但我們堅信，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我國社會民主黨人壹定能兢兢業業、鍥而不捨地探索進取。不斷更新並與我國具體情況相結合從而具有無窮生命力的社會民主主義不但能夠指導我們去實現國家的民主轉型，而且還能指導我們把轉型後的國家治理得繁榮美好。



結論



站在新世紀的門檻上，回首往昔，可知社會民主主義這個氣勢磅礡的歷史潮流是怎樣逐漸形成的。社會民主主義不是任何人的專利，不為某個人所獨創，不與某個偉人的名字相連接，而是凝結著千千萬萬壹代又壹代仁人誌士的心血。它發源於歐洲西部，由無數小溪匯合成滔滔的長江大河。然後衝向全世界，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社會民主主義這個經過千錘百煉的理念是社會的瑰寶，是人類的驕傲。它不斷發展，不斷更新，因而也就具有了無窮的生命力，永不陳舊，永不枯竭。



有人說，二十世紀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世紀，因為萌發於十九世紀中業的社會民主主義在二十世紀取得了卓著的決定性的勝利。這講得很對，而且還可以說，新的世紀將更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世紀。因為在新的世紀裡，世界上更多的國家，包括那個目前仍然喘息在共產黨壹黨專政下的東亞古老大國，也壹定會換上社會民主主義的瑰麗顏色。



1999年11月社會黨國際第二十壹屆世界大會發表了《巴黎宣言》。在此節錄這個宣言的核心理念作為本書的結束。



“隨著冷戰時代兩大政治集團對抗的結束，共產主義模式的退出歷史舞臺，越來越多的人們團結到了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旗幟下，尋求資本主義之外的另外壹個選擇。這給予我們左翼民主黨壹個新的機會去追求實現公正、自由和團結的理想社會。”



“民主社會主義自從誕生起，就壹直保持著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精神。我們承認和尊重市場所具有的創造力和效率。但是市場本身對於人類福祉沒有價值，只有在它為社會公益服務的時候，也只有當最大多數的社會公民的權利得到保障，潛力得到發揮的時候，市場經濟才會持續繁榮。”



“我們看到，在某些社會中既有專制制度也有市場經濟，而所有的民主制度的社會必然有市場經濟。因此我們不會將市場經濟等同於民主。市場經濟追求的是最大利潤，而我們追求的是包括其他的人類價值，是全社會在教育、健康、文化上的共同進步，這反過來又會促進經濟的持續繁榮。”



“我們堅信政治有責任在全世界都要捍衛基本的人權，反對以國情特殊的名義剝奪別人的基本人權。”



“我們對社會公正與公民自由的信仰，將我們區別於，而且使我們反對共產主義理論。”



“我們將致力於建立壹個更公正、更自由、更和諧的社會。”



多年來，壹直心儀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與成就，對那壹代又壹代社會民主主義誌士的探索奮鬥精神充滿了欽佩，亦曾設想把這些心緒整理出來與朋友們交流，但終因絕大部份時間用於做工維生，很有限的工餘時間又忙於另外壹些事務而未能如願。



近期，壹些朋友十分熱衷社會民主主義的討論。在這種氣氛的感染下，覺得不應再蹉跎延宕，遂把所有工餘時間都轉向於此，並每每熬到深夜淩晨。



這本書談不上是著述，而只是筆者把閱讀了壹些歷史、理論書籍之後所產生的思索、見解和對現實的評判，對未來的預測用文字記錄整理出來而已。希望它能提供給有興趣了解社會民主主義的朋友參考，也相信它的拋磚引玉效應會很快發生。不久，更為系統、全面、深刻的有關著述就會問世。



考慮到我們的國家裡還只是以受過中等教育的人佔大多數，而社會民主主義事業只有在大多數人的參與下才能取得成功，故本文力求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和句式，使之較易為更多的讀者所接受。





此書雖小，但對於作者來說已經是力不從心、力不勝任的重荷。不但學識膚淺，亦無窗明幾淨的條件可言。往往要在工間小歇的紛雜環境裡進行行文構思，也只能在工餘後拖著疲憊之軀去遣詞造句。故此本書無論在理念觀點上或在各種史料的引用上都不乏粗疏紕漏之處。筆者願以此書求教於各方朋友，歡迎各界人士的批評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