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汉奸吴三桂论坛

作者 蔣巍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北大荒是中國著名的糧倉，年產糧330億斤，可供京津滬、解放軍三軍、港澳地區和青藏甘寧四省區居民壹年的口糧。北大荒繁榮的背後是無數農民的血淚。中國十數億民眾沒有壹寸自己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是“黨”的，他們想租誰就租誰，想收回就收回，地租想擡高多少就是多少。我們不僅要問，他們為什麽如此霸道？難道天下就沒有什麽能管管他們嗎？







壹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壹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摘自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829頁







第壹章 引言：欣欣向榮的北大荒到底發生了什麽？



——“兩自理”帶來的“三大重要變局”



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願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項權益。



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摘自胡錦濤同誌在慶祝建黨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立此存照



當年小日本進中國殺人殺少了，應該把妳們都殺掉！



——黑龍江省農墾總局信訪辦主任任少軍對盧鳳琴、趙桂榮等十幾名上訪農工說







妳們不是到處告狀嗎？等到我把官司贏下來，來年妳們交多少錢，也不讓妳們種了，妳們不聽喝（咬喝），就卷鋪蓋滾蛋！



——古東河林場場長劉某對農工說(2011年初，該林場已經正式通知相關農工，收回他們承包的耕地)







我不操妳媽，妳們不知道我是妳爹！妳們想要公正，就去找有公平的地方，農場的政策就這樣！妳們再上訪，來年就別想包地！



——濃江農場幹部在會上對農工們說的話，劉景奎等人在場







我相信共產黨的政策不會變，所以我才上訪告狀到今天！



——七星農場農工薄義，因自費開發的耕地被無償剝奪，上訪17年，先後被拘留4次。







壹、壹段發人深省的錄像



可惜，在這本《中國紀實》上，我不能把手中這張影碟放給讀者們欣賞，只好用文字加以表述，其中對話全部按原樣復錄。



時間：2010年春耕時節。

地點：黑龍江農墾總局建三江分局所屬的大興農場。



大興農場農工趙成凱走進畫面。他面色黝黑，敞著襟懷，說話粗聲大氣，壹望而知是個能吃苦不要命的漢子，更是雄心勃勃的實幹家。他和另壹位農工劉燕合股創辦的家庭農場叫“興凱農牧場”，自主投資開發國有土地7000多畝，還養了200多匹馬，500多頭牛，規模宏大，十分興旺。



他身後展開的是壹片廣闊的黑油油的耕地。趙成凱正在指揮他的拖拉機手耕作土地，準備播種。



畫面中，大興農場公安局的幾個民警開著警車到達現場，趙成凱的拖拉機仍在轟轟行駛，繼續耕作。



趙成凱問民警（他們之間很熟）：“妳們幹哈來了？抓人來了？”



民警開玩笑：“抓啥人啊？我們也沒咋的妳呀？幫種地來了。”



趙的態度很平和：“妳們也不敢咋的！妳們這樣狐假虎威，老百姓還能活得了嗎？不耽誤俺種地嗎？”



不多時，壹位衣著幹凈、十分年輕的作業區管理幹部，帶著幾位隨從匆匆趕到現場。



幹部嚴肅地問趙成凱：“通知妳交費沒有？”



趙的語氣很悠然：“通知了就給妳呀？”



幹部：“農場有文件，（不交費）妳有什麽權力耥地呀？”



趙：“我的地，我為什麽沒權力耥呢！農場是啥呀？他不得聽胡錦濤、溫家寶的嗎！”



幹部：“胡錦濤、溫家寶說地是妳的啦？”



趙：“對！”



旁邊有看熱鬧的農工插話：“妳們來這麽多人是幹哈？不是搶地是來玩的呀？”



幹部對趙成凱：“地證寫了妳的名是對的，那妳咋不交費呢？”



趙：“憑啥給妳交呢？妳這是敲詐！國家不讓交費了，免稅免費！妳多讀讀書，妳不懂。妳拿國家紅頭文件來，讓交不交我就蹲笆籬子（東北方言：監獄）去，妳偏搶人家地幹啥呀！大興（農場）能代表國家嗎？得拿真家夥，啥叫真家夥？國家1號文件！廣播電視天天講，妳不懂還當官呀？帶著公安司法來敲詐老百姓啊？妳拿紅頭文件來，我們起頭就走！”



跟作業區領導來的隨從幹部口氣很強硬，對趙成凱吼：“妳再幹，我就站（拖拉機）前頭去！”



趙很憤怒：“妳敢站前頭，我就敢軋妳，不就二三十年笆籬子嗎！”



隨後，管理區三個幹部當著十幾名農墾民警的面，走過去站到拖拉機面前，阻止機械手耕作。憤怒的趙成凱大步走過去，喝令機械手下來。他跳上駕駛臺，不顧壹切猛壹加油，拖拉機噴著濃烈黑煙向前沖去，嚇得三名幹部趕緊閃開了。



民警們抱著膀子站在旁邊看熱鬧，沒上前。



不多時又開來壹輛警車，大興農場公安局副局長帶幾個幹警趕到。畫面中能看到，現場已經有了近10名民警。



現場有壹位趙成凱請來的律師，他上前對作業區幹部和民警說：“為什麽國家三令五申加大農業補貼，促進三農力度，為什麽要創造和諧社會？就是讓老百姓消停種地，為國家多打糧食，這就是貢獻。妳作為場長，應當和中央保持壹致。”



作業區幹部：“我這邊根本說不上話（意指場長），副場長見場長得預約，我們見得排號，站長這級基本上就別想。”



律師：“多大派頭啊！多大官呀？”



公安局副局長和藹地對趙成凱說：“妳應當交費啊，農場不是有1號文件嗎？”



趙：“農場那1號文件算個啥？我還有1號文件呢，那是中央的1號文件！還有警察深更半夜搶人家的地種，種得亂糟糟的，俺都錄下來了……農場的1號文件能代表國家嗎？農場是第幾個國家呀？”



副局長：“農場是個大型企業，它有權對外發包土地，妳要（覺得）合適妳就種，妳要不交費，那就給張三李四種了。”



律師：“妳說對了壹半，還有壹半道理：關鍵這塊地是誰開發（即投資開荒）的。是妳農場花錢開發的？還是國家投資開發的？還是人家個人投資開發的？這有國家政策。”



趙：“國家有文說：‘誰開發，誰受益。’這是國家的土地，我們是國家的公民！”



接著，律師拿出國家和省裏下發的壹厚夾有關惠農政策的文件，指給管理區幹部看，並壹條條念給他聽。從錄像中看，那位管理區幹部似乎對這些政策非常陌生，他聽得非常認真，還拿過來仔細翻看了足有10分鐘（錄像到此結束）。



當前，我國處在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樣壹個社會轉型期。這段錄像所反映的大興農場幹群之間的矛盾、雙方截然對立的觀點和激烈的情緒，正是在這個轉型期凸現出來的問題之壹，而且在黑龍江墾區某些農場帶有壹定普遍性。這是本文闡述的核心問題之壹，值得讀者朋友研究和思考。







附錄（壹）：



舉報信



尊敬的中共中央習近平總書記：



我壹直關註、研究黑龍江農墾的民生現狀，2013年7月18日我主持召開了《黑龍江農墾民生與法律研討會》，現在我實名舉報黑龍江農墾某些領導嚴重腐敗、弄虛作假、非法收取農工高額稅費、截留種糧直補與退耕還林補助資金、向中央瞞報巨額非法收入與大量“黑地”、殘酷剝奪與欺壓農工、對於維權農工毆打、非法拘捕與勞教的罪行！



同時，我實名舉報黑龍江農墾當局在改“四風”、群眾路線教育活動中不是真心落實總書記的號召、反省自己、認識錯誤，調整其政策，檢討其腐敗，而是以“誹謗”罪頻繁訊問、傳喚來北京參會的農工代表、四處“滅火”刪除網絡視頻與微博、非法搜查農工住宅、沒收農工電腦及其他私人物品的罪行。



以上舉報，敬請調查、核實、查處。



中國問題學、弱勢群體經濟學研究者 胡星鬥



2013-8-12







附件壹：《黑龍江農墾民生與法律研討會》的專家發言摘要，附件二：研討會速記，附件三：黑龍江農墾農工血淚記錄，附件四：中國作家協會創作部原主任蔣巍的紀實作品《泣血的草根聲音》摘錄，附件五：法律意見，附件六：關於將農墾林墾企業所屬的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剝離出來劃歸地方國家機關的建議。







附錄（二）：



關於將農墾林墾企業所屬的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剝離出來



劃歸地方國家機關的建議



全國人大、國務院：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國有農墾林墾系統的經濟效益不斷好轉，國有農墾林墾系統內部員工與領導層之間的矛盾和利益糾紛也在增加。最近十幾年來，國有農墾林墾系統內部普遍存在某些公檢法人員淪為企業領導打手、公器淪為私人保護傘、幹部淪為特權享有者、職工淪為現代“農奴”、“膠奴”問題[參見中國作家協會創作部原主任蔣巍的紀實作品“泣血的‘草根聲音’——北大荒墾區上訪問題調查”《中國大紀實》，2011年8月：huxingdou.blog.ifeng.com/article/15289260.html；海南省委黨校原校長李克致海南省委書記的長信：huxingdou.blog.ifeng.com/article/12637750.html]。這些現象嚴重侵害了廣大農工和林工的合法權益，破壞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國有企業系統內部設立公檢法這些國家公權力機構，本身就違反了中國《憲法》第三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為從源頭上解決這些問題，按照政企分開、社企分開、司法獨立、公平正義的原則，



我們建議：



壹、農墾林墾企業的公檢法劃轉地方管理，工作人員轉為公務員。



二、從財政上、組織上、制度上保障公檢法的獨立性，即公檢法不再聽命於企業領導，而是致力於維護社會秩序與社會正義。



三、農場林場的學校、醫院等後勤服務產業同時交予地方政府管理（2006年，國務院下發“國辦發[2006]25號文件”進行國有農場稅費改革，免去農業稅、鄉村道路維修費和計劃生育費等五項統籌，但由於公檢法沒有剝離、學校醫院沒有社會化，農場承擔著政府職能，致使國務院文件無法執行，大大有損於國務院的權威）。



四、在國有農場林場開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活動，廢除幹部特權，調查非正常收入，清查貪汙腐敗，嚴懲執法犯法，平反冤假錯案，公平對待上訪，實現司法正義，改善墾區民生。



以上建議如蒙采納，則是農墾林墾萬眾之大幸，也必將推動國家的司法改革與公平正義，我們對此抱有強烈期待。



二、欣欣向榮的北大荒和我的困惑



當我疾風烈火般在電腦上敲完這部調查報告時，整個生命仿佛被凍結了，那是驚愕與疼痛的寒流包圍了我的身心。



我曾在北大荒做過8年知青，那片土地寄放著我那麽多鮮活而悲壯的青春記憶。我生命中的壹部分，我的青春熱血，永遠像壹片花草生長在那片豐饒的土地上。那裏曾經的壯烈和如今的輝煌，壹直是我的驕傲、摯愛與向往，當然還有深深的牽掛。我深知，從壹群赤腳中國軍人用血染的肩膀拉動“東方第壹犁”的那壹天開始，三代北大荒人前仆後繼，流血犧牲，無私奉獻，把亙古荒原打造成今天繁榮昌盛的“北大倉”，北大荒人是頂天立地的黑色群雕。每當在電視上看到噴灑農藥的飛機（全部由農工付費）掠過千裏沃野，康拜因（全部屬於家庭農場私有）轟鳴著駛過金色麥海，壹架架塑料大棚（全部由農工自費購置）綠意盎然，膚色黝黑、滿臉汗水的北大荒人在田間辛勤勞作，我都倍感親切，感慨萬千——那就是我青春年華的第二故鄉，那就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啊！



因此，從開始這次田野調查到完成本文的寫作，我度過人生中最為沈重的壹些日子。



我並非有意為之。完全是因為壹個偶然因素，不期然撞上我所熟悉的北安分局引龍河農場農工唐維君。因為上訪，他遭到農墾公安部門的抓捕，正處於逃亡中。2003年，我曾為他寫過壹篇紀實文學《妳代表誰？》，因此他第壹個打電話向我求救。他是壹個從來沒有學會屈服和沈默的漢子，文化不高，卻在同不法行為鬥爭的過程中把自己鍛煉成“法律專家”，國家制定的有關扶助“三農”的法規，這家夥倒背如流。我寫作此文，得到兩位法律工作者，也得到他的許多指教。



2010年8月下旬的壹天，我和唐維君在北京見了面。他講述的那些帶有區域性、“政策性”的傷農害農問題和悲慘的個人遭遇，讓我深感震驚。在今日繁榮昌盛的祖國，在“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的北大荒，怎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出於對那片土地和那裏父老鄉親的感情，也出於作家的良知和責任感，我決定進行更為廣泛深入的調查。



當我幾乎徹夜不眠，激烈地敲擊鍵盤的時候，指下砰然作響，仿佛能濺起火花。今天，改革開放的中國正在書寫前所未有的輝煌與壯麗，激流勇進的中華民族正在創造舉世矚目的成就與奇跡。從首鋼烈焰熊熊的巍峨高爐，到遍及貴州大地的扶貧工程，從高速鐵路的建設工地，到南水北調的移民村落，在熱氣騰騰的中華大地上，我經歷了那麽多的激昂與振奮，目睹了那麽多的雄心與激情，傾聽了那麽多的自豪與歡笑。也因此，當我踏上北大荒這片久違的熱鄉熱土，看到壹派欣欣向榮的豐收景象時，我無比振奮。同時，當我聽到壹些農工的哭訴，看到失落在某些角落的“陽光下的眼淚”時，我不能不震驚了。



蓬勃發展、執政為民的中國不能漠視每壹滴眼淚！



構建和諧社會的中國不能容忍每壹滴眼淚！



社會主義的中國必須關註每壹滴眼淚！



對此，壹個作家無權保持冷漠和沈默。



考慮到事關重大，涉及面較廣，2010年11月3日，我將10余萬字的調查報告《疼痛的黑土地——寫給黨中央、國務院的舉報信》實名寄送有關部門。



附信中，我提出如下問題：



壹、在北大荒墾區，少數農場拒不落實黨的惠農政策、侵害群眾利益的問題已持續多年。農工們為此奔走呼號、上訪告狀多年，為什麽相關部門長期麻木不仁，無所作為，聽之任之？



二、農工們反映的事情，調查起來並不難，是非判斷也並不復雜，但為什麽他們總是“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迫使他們不得不十幾次、幾十次進省入京上訪，最後甚至被扔進囚室關押。各級接訪部門付出極為繁重而艱辛的努力，但農工們的合理訴求依然沒能解決，接訪部門大量的和驚人的“重復勞動”意味著什麽？



三、壹些上級單位派去的調查人員，到那裏走了壹圈後，歸後沒有任何結果，農工們反映的問題依然“江山依舊”。這個責任究竟誰負？



顯然，我聽到的是壹些長期被拒絕的“草根聲音”。



2010年12月初，我的調查報告經國家有關部門批轉到黑龍江省委。12月9日晚4時，黑龍江省委督察辦公室主任周先生致電給我，說省委領導高度重視我的調查報告並作了重要批示，相關調查核實工作將很快展開。我深感欣慰並提出幾點懇望和請求，其中壹條是請黑龍江省調查組“壹定要保護好接受我訪談的上訪農工，不能讓他們再次受到傷害。”12月下旬和今年1月，黑龍江省調查組抵達墾區，就我所反映的問題開始了認真的調查核實工作（屬於林業系統的古東河林場尚未進行）。



在我深入黑龍江進行調研的過程中，坦率地說，那時我對於墾區少數農場出現的問題及其根源還缺少深入的考察與梳理，情緒還比較激憤。當我開始動手改寫這部紀實文學的時候，我覺得必須厘清自己的思想並做些深入的、理性的探討了。



（未完待續）







附錄三：



黑龍江農墾研討會發言摘要



中國作家協會創作部原主任蔣巍說：黑龍江農墾是“土圍子”，作為國有企業，黨政企公檢法六位壹體，是問題的總根源；只有黑龍江農墾農民現在還交糧交稅，負擔沈重，如此水深火熱！數百人被關押、拘留、勞教、被關進精神病院、黑監獄；黑龍江農墾存在大量的黑地，農墾公布的土地4000萬畝，實際5000萬畝以上，甚至有人估算8000萬畝。黑地不在國家賬上，所收稅費也不在農場賬上，巨額資金逃過審計、財務監督。



著名三農專家、北京大學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長彭真懷說：有幾個沒想到，黑龍江農墾公然違法沒有想到！把農民地變成黑地貪汙腐敗，不僅是對農民的侵犯，也是對國家利益的侵犯，是犯罪行為！



著名學者、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王占陽教授說：黑龍江農墾就是獨立王國，公然違法，還到北京抓人，是有組織的違法違憲對抗中央的行為！國營農場必須改革，必須統壹國家的法制。農場自養公檢法，公檢法成為打手、工具，這是荒唐的事！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改革報告主編陳劍說：在黑龍江農墾，公安、司法成為家奴，沒有基本的是非。壹些幹部不僅脫離群眾，而且演變成黑社會，進行犯罪，對中央政策屏蔽。



著名學者、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劉仁文說：用勞教對付農民是違法的，公檢法應當劃歸地方。



北京大軍智庫經濟咨詢公司主任、著名學者仲大軍說：反腐敗要打老虎、揭蓋子，要撤銷農墾總局。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魏宏、中央財經大學教授李軒、著名律師蘭誌學說：要從黑地入手查處腐敗。



著名律師揚智勇博士呼籲撤銷農墾總局、撤銷農墾公檢法。



著名治理專家周鴻陵說：黑龍江農墾黑幕令人震驚，令人發指！反映了正義的缺失，中國必須開展社會進步運動！



著名媒體人王學會說：中國最大的三農問題就是北大荒問題，包括它的黑監獄問題。



高層領導信息網總編李曰仁說：不解決黑龍江農墾問題，不進行賠償，那麽北大荒將永無寧日！



著名公益人士陳青林說：黑龍江農墾農民跌入合同陷阱、貸款陷阱、體制陷阱、身份陷阱，既不是拿工資的工人，也不是免除稅費的農民。



著名媒體人張銀平（改革內參記者、《名家論改革》主編）、楊宏生（中國商報主編）、歐陽勁（太平洋月刊總編）、孫偉林（民主與科學雜誌社社長、總編）等發言希望凝聚力量，形成合力，推到黑龍江農墾的土圍子。他們指出：調查組去根本調查不出問題。黑龍江農墾是沒有陽光的黑暗王國！



北大荒，中國之冠上壹顆閃閃發光的綠寶石。



北大荒，是新中國開發建設史中最為激動人心、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之壹。北大荒精神是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的組成部分。開發建設了“中華大糧倉”的三代北大荒人有恩於國家。



1947年，按照黨中央和毛主席“關於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精神，壹批榮復軍人來到人跡罕至的北大荒，創建了寧安、趙光等第壹批國營農場。1958年，王震將軍率10萬復轉官兵挺進北大荒，掀起了墾區大規模開發建設的高潮。之後，由大批支邊青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和城市知青組成的百萬大軍相繼投身墾區開發建設。經過三代北大荒人的團結奮鬥，黑龍江墾區成為我國耕地規模最大、現代化程度最高、綜合生產能力最強的國家重要商品糧基地和糧食戰略後備基地。60多年來，墾區已累計生產糧食4504億斤，累計向國家交售商品糧3334億斤，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



目前，墾區糧食綜合生產能力達到330億斤，提供商品糧300億斤，可保證京津滬三大直轄市、解放軍三軍、港澳地區和青藏甘寧四省區居民壹年的口糧供應。



作為國家重要商品糧基地，黑龍江墾區在關鍵時刻都發揮了重要作用。2003年“非典”期間，北京壹度出現糧食短缺，墾區迅速向北京調運1.5萬噸大米，及時緩解了糧食緊張局面。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墾區僅用三天時間就緊急加工2460噸優質大米，通過專列運往四川災區，全力支援災區抗震救災，有效發揮了作為國家抓得住、調得動、能應對突發事件的“中華大糧倉”作用。



不過，壹個讓我困惑的問題是：今日的北大荒欣欣向榮，繁榮昌盛，壹片豐收景象，但是為什麽多年來有那麽多奔波不停、持續不斷、難以阻隔的上訪人流？其中不少農工寧可舉債“擡錢”（即民間高利貸）當路費，甚至不惜被農墾公安部門多次拘留、勞教，也堅持進省入京反復上訪，壹定要“討個說法”。墾區的管理部門和公安系統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來阻止這些上訪人員。訪談中我感覺，這些農工抗爭到底、上訪到底、哪怕以死相拼的心都有了！



北安分局龍鎮農場的於德清含淚對我說：“實在討不出說法，我最後就跳天安門城樓！”



建三江分局七星農場農工薄義上訪17年，現在壹貧如洗，他上訪的壹切費用都是農友們義捐的。他對我說：“我和老婆離婚就是不想連累她，我寧可死了也要討出個說法！”



2011年1月上旬，黑龍江省調查組在建三江分局青龍山、前鋒、濃江等幾個農場場部調研時，據農工張桂榮、張麗英、劉景奎等人向我反映，聽說省調查組即將到達場部，不少連隊的農工們湧上去，希望向調查組反映意見，但都被事先安排到各個路口的身穿便衣的農場公安人員阻截住了，理由是調查組“點名找人”。



張麗英問那些民警：“妳們怎麽不穿警服？”



民警回答：“是領導下的令。”



如此眾多的農工情緒如此激烈，這究竟是為什麽？北大荒到底發生了什麽？



確實需要深入探究。



三、“兩自理”帶來的“三大變局”



為方便讀者閱讀和思考，現將黑龍江農墾總局網站上張貼的有關墾區“簡介”摘要如下：



黑龍江墾區地處東北亞經濟區位中心，位於我國東北部小興安嶺山麓、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地區，屬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帶之壹。轄區總面積5.62萬平方公裏，其中耕地4000萬畝，是國家級生態示範區。下轄9個分局、113個農牧場，分布在全省12個市、74個縣（市、區）。總人口166.8萬人，其中從業人員91.7萬人。



接下來，“簡介”談到了墾區近些年來大力推進的新的改革方式和發展目標，包括“合並家庭農場”，這是值得讀者高度註意的：



在很多農村因為實行聯產承包而把土地分割到戶以後，黑龍江農墾正在合並分散的過多的家庭農場，使大片的土地連接成片。他們采取以“統壹經營為主導、家庭農場承包經營”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充分調動農工的積極性，既分散了風險，又充分發揮了機械化、大規模、技術密集的優勢，使黑龍江農墾在農業機械化、農業產業化等方面發揮出巨大的優勢，顯示出現代農業的勃勃生機。



通讀上述“簡介”，我必須強調指出，不知出於“疏忽”還是別的什麽原因，這份“簡介”忽略了墾區改革開放史上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決定著墾區現在和未來的壹個改革階段。不了解那段歷史，我們就不知道今日北大荒從哪裏來？到哪裏去？不知道如今欣欣向榮、繁榮昌盛的北大倉是誰、是怎樣創造出來的？不知道黑龍江墾區的體制和經營機制究竟發生了怎樣深刻的變化？



那是北大荒發展史上最為重要的壹個“節點”——



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改革浪潮席卷中國廣大農村地區，許多年來壹直在嚴重虧損困境中苦苦掙紮的黑龍江省國有農場，也艱難而決絕地踏上改革之路。



他們改革的主要方式是：



壹、在職農工停發工資，自謀出路，幹部則保留工資；



二、墾區黨委號召廣大農工“勇挑重擔，投身改革”，積極創辦家庭農場。於是，墾區所屬113個國有農場，以土地、機械由廣大農工承包經營的方式，分解為上萬個家庭農場；



三、家庭農場實行“兩自理”：即“生活費自理，生產費自理”，並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坦言之，上述改革的實質是：困難重重的國有農場把計劃經濟時代多年積累的經濟困境、負擔和危機，以承包方式“分解”到廣大農工的肩上了。壹夜之間，壹直靠微薄工資養家糊口的農場職工，成了必須自己養活自己、必須自謀出路的“個體勞動者”。以黑龍江農墾總局為核心的墾區各級管理機構，對職工的生活，對家庭農場的生產，基本放開不管了。這就是“生活費自理、生產費自理”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基本含義。



那當是壹個慷慨悲歌的時代。



為保障農工基本生活、激勵農工創業和支持家庭農場生產經營，當時農場給予了必要的扶持，普遍實行了“扶上馬、送壹程”的政策。在那些艱難的時日，農場預借給農工部分生活費和生產費，秋後再行扣除。此外墾區還規定，每個在職農工配給15畝“基本田”（也叫“生活田”）用於養家糊口，家庭農場承包的其它土地叫“生產田”，收取較低的承包費。



很多農工向我回憶起家庭農場創業階段的往事都淚水盈盈。那時候，他們沒有了工資更沒有積蓄，家庭農場等於白手起家，只能靠舉債度日，維持生產。遭遇天災，有些人家難免賠得傾家蕩產。那時糧價低，種地難，國家也沒有出臺今天的許多惠農政策。我們完全可以想見，改革初期“兩自理”的廣大農工，經歷了怎樣艱難困苦的創業裏程。



龍鎮農場的於德清說，大冬天他連棉鞋都買不起……



七星農場薄義的妻子到醫院揀人家的剩饅頭……



大興農場的劉艷、洪河農場的張振學、前進農場的馮義龍開荒時，渴了就喝地溝裏的水，因此幾次大病不起……



1998年，前進農場許衛東的家庭農場因遭遇天災賠得精光，負債累累，幾無生路，幸虧哈爾濱壹位老知青張晉東慷慨相助借款10萬元，使他壹家人挺到今天……



農工們對我說，現在還存在的家庭農場都是在風風雨雨中挺過來的。而在他們周圍，因天災等各種原因落得傾家蕩產、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或者因還不起債而舉家逃亡外地的，並非個別現象。



在中國農村地區的改革中，廣大農民沒有損失而只有收獲：他們獲得了承包的土地。在黑龍江墾區的改革中，廣大在職農工則付出巨大的犧牲：他們停發了工資，生活費用和生產投入需自行解決。



今天看來，黑龍江墾區這場改革是中國大變革的組成部分，是不得不為、不得不行的“華山壹條路”，盡管充滿艱辛、陣痛和眼淚，但歷史別無選擇、別無它途。正如鄧小平所言，不改革只能是死路壹條。不過，今天的我們壹定不能忘記，在北大荒最為艱難的時日，是百萬農工，是上萬個家庭農場，在墾區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以極大的改革勇氣和堅忍不拔的拓荒精神，扛起了這片悲壯的土地，創造了今天的繁榮！



這是北大荒發展史上的壹個重要節點——由於改革以來實行至今的生活費、生產費的“兩自理”，北大荒墾區的經濟體制和經營機制發生了重要變革，即下面所說的“三大重要變局”。今天，北大荒墾區壹些農工不斷上訪，從根本上說，就是“兩自理”帶來的“三大重要變局”引起的。



而這個問題，似乎長期被有關方面忽略了。



經調查，墾區的家庭農場主要分為兩類：壹類是以承包國有農場原有耕地的方式形成規模化生產的；壹類是通過私人投資開發國有荒地並形成規模化生產的。



重要變局之壹



墾區實行“生活費自理、生產費自理”的近30年來，北大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驚人進步，其主體力量、發展動力和基本投入，絕大部分來源於類似於個體或私有經濟性質的家庭農場，而主要不再是國家投入。



上萬個家庭農場已變成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自負盈虧的經營單位、發展生產的投資主體。大片荒地是他們投資開發的，所有農機具是他們個人購買的，每年的生產活動是他們自掏腰包進行的，墾區管理部門的大量“服務性工作”（如飛機噴灑農藥、統壹供種、供肥等）是要家庭農場付費的，雙方變成了買與賣的關系。妳賣的東西質量差或是霸王價，家庭農場當然不高興或不接受。



自主經營的家庭農場，特別是靠私人投資開發了國有荒地的家庭農場，實際上已經“脫殼而出”，具有了相對獨立的法人資質和地位。這些農工事實上具有了民營企業老板或場長的身份，不再是計劃經濟時代只能聽命於國有農場領導的職工。



家庭農場已經成為墾區生產的主體投資人和主體生產力。



重要變局之二



如今，墾區4000萬畝耕地基本上掌握在家庭農場手中。形象地說，國有農場已經成為母雞生育小雞後剩下的“空殼”。家庭農場已成為墾區的經濟基礎，國有農場那壹套行政架構已成為上層建築。面對墾區形成的新的生產關系和新的經濟形態，必須以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於”原則，慎重處理國有農場與家庭農場之間的關系。國有農場行政部門應大大增強服務功能，支持和幫扶家庭農場健康發展，以保護廣大農工和家庭農場的利益為原則，實行共榮共贏的運作方式。



我們都還記得，改革初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在全國剛剛興起之際，各地管理部門曾制定過壹些“歧視性”規定，今天已經全然改觀。但是在北大荒的部分地方，我發現，少數管理者對於家庭農場相對獨立的經濟地位，對於農工已經成為老板和場長的身份轉化，至今缺少與時俱進的尊重和認知。“土地是國家的，我是國家的代表者，我想增加多少管理費用，想收回誰承包的土地，壹切都是我說了算！”本文開頭所引的家庭農場場長趙成凱與管理幹部的對話，就集中代表了這種利益和認知上的沖突。



重要變局之三



北大荒精神是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組成部分，北大荒文化是英雄的三代北大荒人創造的精神結晶，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是，北大荒的思想文化傳統也面臨著與時俱進的挑戰。



北大荒墾區最早是由解甲歸田的軍人開創的，壹直實行半軍事化管理，文革時期轉為“生產建設兵團”，更是直接由軍人領導。其中有部分農場還是由原來的“勞改農場”轉制過來的。那裏的管理方式代代傳承，養成了領導說壹不二的生硬的“軍人作風”，對此，當年的廣大知青包括我在內都有痛切的體會。但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等壹系列治國方略，給墾區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必須改變歷史上那種“軍人作風”和半軍事化的管理方式，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地位。



從本文開頭所引的“立此存照”和所寫的大量案例中可以看到，墾區少數管理者並沒有與時俱進，他們沒有理解或不願意接受新時代的要求。有些人相當粗暴、霸道。他們強買強賣，不斷提高各種收費。他們依然把家庭農場的場長當作可以呼來喝去、頤指氣使的“職工”。他們無視或隨意否定家庭農場自主經營的權力，把農工承包合同視如壹張廢紙。他們公器私用，任意啟動公檢法甚至以刑事司法程序來對付上訪群眾。尤其隨著糧價、地價的上升和國家各種惠農補貼資金下發，極少數幹部心理發生畸變，開始與民爭利，家庭農場的自主權力和農工們的合法權益受到嚴重侵害。



回望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可以肯定，沒有以農墾總局為核心的墾區各級黨組織和管理部門的領導、動員、組織、協調、服務的作用，就不可能有今日北大荒欣欣向榮、繁榮昌盛的大好局面。同時，我們更不能忘記，人民是創造歷史的主體。這個大好局面，是成千上萬個家庭農場和廣大農工自籌資金，自行投資，自主開發，以養家糊口的血汗錢、銀行貸款和民間借來的高利貸，再加上汗珠子、血珠子和淚珠子，壹個個掉地砸出來的！是墾區群眾在黨的改革開放方針指引下，在國家惠農政策的鼓舞下，付出巨大努力和犧牲開發建設起來的！



以墾區耕地為例：1978年，黑龍江墾區耕地面積為3000萬畝，截止2010年，耕地面積增加到4000多萬畝。其中上千萬畝的新增耕地，不再是農場依靠國家巨額投資，組織職工集體勞動幹出來的，而是成千上萬的家庭農場響應國家號召，承受著巨大經濟壓力而自行投資開發出來的。這壹時期，國家為鼓勵農民多開荒、多產糧，主要是制定了壹系列優惠政策，用以促進墾區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



2010年，黑龍江墾區產糧330多億斤，出售商品糧300億斤，投資者、生產者就是上萬個家庭農場。



由此可見，在今天，如果以粗暴的、不合理的、不等價的方式“合並”、侵害、剝奪家庭農場，事實上就是對民營實體經濟和墾區生產力的傷害，連建國初期國家對私營工商業的廉價贖買都不如！



墾區改革30年的歷史證明，穩定、發展、壯大家庭農場是壹條成功的經驗，“合並”、折騰甚至取消家庭農場實質上是改革的倒退。而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可以斷言，沒有家庭農場的穩定、發展和壯大，就沒有墾區的穩定與繁榮。



四、墾區管理者為什麽對土地“壹年壹發包”？



關於“合並過多的分散的家庭農場”，墾區管理者的理由看起來是正當的和冠冕堂皇的，上述“簡介”中說：



“在很多農村因為實行聯產承包而把土地分割到戶以後，黑龍江農墾正在合並分散的過多的家庭農場，使大片的土地連接成片。”



北大荒的土地壹望無際，本來就是連接成片的。除了統壹用飛機播撒農藥等極少的耕作環節，各個家庭農場從播種到收割，都是使用自己的或雇用他人的農機具進行獨立作業，他們之間很少有相互為敵的糾紛，倒是充滿了相敬相幫的感人故事。



因此，“合並”壹詞值得嚴重註意！



就歷史的長過程和遙遠而輝煌的共產主義理想而言，消滅小農經濟當然是發展“現代化大農業”所需要的。我不是經濟學家，弄不懂過於復雜深奧的經濟問題。但作為作家，我看到大洋彼岸的資本主義的美國，至今並沒想到要“合並”家庭農場，那裏的農業照樣實現了高度發達的現代化和高產，農產品出口照樣給美國佬帶來源源不斷的巨額利潤。同時，中央壹再重申，中國依然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認為，解決家庭農場“分散和過多”的問題，主要地應當遵從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律和助強扶弱的社會主義原則。不顧現實條件，違背經濟規律，以強權和行政手段強行“取消”、“合並”壹些家庭農場，顯然極易傷害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尤其以“農場土地屬於國家”為由，隨意收回、剝奪由家庭農場自行投資、投勞開發的耕地，動輒取消他們的承包權，更是無償占有、“壹平二調”的行為！



這裏，我堅決不能同意以實現“土地連片”、“統壹耕作”、“發展現代化大農業”為由，“合並”家庭農場的虛偽宣傳！



這是壹種偽理論。試想，只要墾區以人為本，政策昌明，服務低廉，舉措給力，有利於廣大家庭農場降低成本，減少勞動強度，實現高產盈利，除非腦袋進水了或讓大皮鞋踢了，這些渴望發財致富的家庭農場場長怎麽可能拒絕統壹的、大規模耕作的先進技術呢！



建國以後，中國農村由“合作社”迅速轉為“高級社”，再轉為“人民公社”，然後“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所帶來的深重災難和慘痛教訓，至今讓人們心痛不已。在全國上下都在學習貫徹科學發展觀的今天，違背社會發展規律和經濟發展規律的事情，重蹈歷史覆轍的事情，傷害人民群眾利益和感情的事情，我們壹定不能再做！



不能以“國有化”的名義，讓家庭農場的巨額投入和大量投勞付之東流，變成“神馬都是浮雲”。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所在！



我始終想不明白——即使站在墾區管理者的立場上來想——農場為什麽對耕地壹年壹發包？這樣做對穩定、發展和壯大家庭農場有什麽好處？



2010年12月16日，由黑龍江農墾總局宣傳部長高先生帶隊的幾位三級負責人（即總局、分局和農場）到北京與我“交換意見”，他們堅持認為：“農場有權對耕地壹年壹發包。”他們給出的唯壹理由就是：“有的農戶遭遇困難經營不下去了，便於調整。”



我在北大荒當過8年知青。我以為這個理由並不成立。如有極少數經營不下去的家庭農場自願放棄承包的土地，可以另行發包。但除非遭遇特大天災，國家有這麽好的惠農政策，廣大家庭農場壹直在奮發圖強、種地打糧、發展生產，2011年產糧達330億斤。倘若大多數家庭農場年年遭遇困境，需要年年壹發包，北大荒的事業早就垮掉了。



很不幸，我們看到的唯壹現實就是：土地壹年壹發包，承包費和其它苛捐雜費壹年壹漲價！



每年年初，各農場都會拿出壹個本場的“1號文件”下達各作業區，明文規定土地承包費、各種保證金以及其他收費上漲多少，要求作業區按這個標準，再每畝加價10元，重新發包；並且不問年度中是否遭災，秋天收成幾何，壹律在年初交夠本年度的承包費和其它各項收費（農工稱之為“上打租”，說“這比舊社會的地主老財還狠，地主還在秋後根據收成情況收租子哩！”）；交不上承包費或拒絕接受漲價的，就取消其承包權；超額完成“上打租”任務的基層幹部還會獲得大筆獎金。



這與中央每年下達的“1號文件”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馳的。農工們憤怒地對農場幹部說，是妳們的“1號文件”大，還是中央的“1號文件”大？正如本文開頭錄像中的趙成凱對農場管理幹部的質問：“農場是第幾個國家？”



耕地壹年壹發包，舉目中國和世界，天下哪有這麽折騰土地的！請問——



其壹，作為墾區主體生產力的家庭農場，還怎麽穩定、發展和壯大？



其二，墾區管理部門規定的承包費年年上漲，究竟有沒有壹個上限？國家制定的壹系列惠農政策究竟怎樣貫徹和體現？



其三，改革開放以來，墾區新增耕地達1000萬畝以上，絕大部分是家庭農場投入血本開荒得來的，管理者僅僅憑著“土地是國家的”壹句話，就取消其承包權、經營權和受益權，那麽家庭農場為開荒投入的巨資與勞動誰來賠付？



其四，正如我當面向墾區三級負責人指出的：“壹年壹發包，就意味著家庭農場的巨額投入白扔了，農田基本建設不能搞了，就意味著承包費可以年年漲，同時給某些基層幹部帶來許多‘黑箱操作’的空間！”



現在就來看國家是怎麽規定的：



關於土地承包期——



2007年10月1日起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壹百二十六條規定：“耕地的承包期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為三十年至七十年。”



關於土地承包費——



2006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深化國有農場稅費改革的意見》中要求：



——“從2006年起，對國有農場通過收取土地承包費等形式由農工承擔的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收費予以免除。國有農場要采取絕大多數農工願意接受的形式和方法，將免除的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收費的好處全部落實給承包土地的農工，嚴禁通過其他形式變相加重農工負擔。”



——“清理和規範國有農場對農工的其他各種收費。嚴格控制和清理國有農場面向農工的其他收費項目和標準。確屬必要的，應由職代會討論通過並按隸屬關系報國有農場主管部門和財務部門備案。要印制農工負擔手冊，凡手冊之外的收費，農工均可拒付。”



——“進壹步推進國有農場內部管理體制改革……減少管理層次和人員，降低管理成本……嚴格控制管理費用增長，防止管理費膨脹侵蝕稅費改革帶給農工的好處。”



而事實是：我調查的所有國有農場，都是耕地壹年壹發包，承包費借機壹年壹漲價。我調查的所有農工，從來沒有、也沒看到過國務院規定下發的《農工負擔手冊》！



同我“交換意見”的墾區管理者說：“所有漲價的規定，都是農場職代會舉手通過的。”天哪！除非是“橡皮圖章式”或權力操控下的職代會，有什麽人能愉快地“舉手同意”，讓自己的負擔年年瘋漲？



天蒼蒼，野茫茫，多少農工淚沾裳！其實他們不再是農工，而是壹個個家庭農場的場長了。於是我們看到，許多合法權益被嚴重侵害的家庭農場場長，不得不踏上漫漫無盡頭的上訪之路。



我的調查就是從他們的眼淚和足跡開始的。



第二章 “沈沒的聲音”會沈默嗎？



——曬曬壹份令人震驚的處罰名單



從2010年8月到2011年6月，我先後調查和訪談了黑龍江墾區各農場和林業系統個別林場的近百名農工，據不完全統計，其中如下人員遭到行政拘留、刑事拘留或勞動教養：



趙連發——58歲，北安農墾管理局引龍河農場職工，2010年8月至9月被行政拘留兩次，計15天。



楊乃利——37歲，同上，2010年8月至9月被行政拘留兩次，計15天。



唐維君——50歲，同上，2010年8月被行政拘留7天，後在外逃亡數月。12月中旬，其父病重，經我請總局宣傳部長高先生出面做工作，引龍河農場表示不再抓他了。



吳延敏——女，41歲，北安農墾管理局紅色邊疆農場職工，其丈夫富萬榮、哥哥富萬松分別被勞動教養2年和壹年半，至今在勞教所羈押。



嚴華——女，36歲，同上，其丈夫張廣傑被勞動教養2年，至今在勞教所羈押。



和富萬榮壹同上訪的職工中，另有7人被行政拘留。



劉長水——五大連池市良種場農工（屬林業系統），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



張國才——同上，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



劉玉雲——女，59歲，北安農墾管理局龍鎮農場職工，被非法拘禁3天。



張希恩——女，56歲，寶泉嶺農墾管理局綏濱農場農工，2008年4月被拘留10天，7月再次被拘留7天。



鄭淑華——女，50歲，建三江農墾管理局勤得利農場農工，2008年4月被拘留10天。



馬鳳華——女，同上，2008年被拘留10天。



李淑燕——女，50歲，建三江農墾管理局青龍山農場農工，2010年7月被拘留10天。



張桂榮——女，49歲，同上，2010年8月被拘留10天。



鄒振龍（56歲）、白文革（49歲）、張麗英（54歲）等5人——建三



江農墾管理分局前鋒農場職工，2009年春節前，在北京通州區被黑龍江農墾總局駐京辦秘密非法關押31天，春節後被北京市通州區公安局解救出來。



白文革、李明、鄒福祥——前鋒農場職工，2010年分別被行政拘留10天和7天。白文革的雙腿被打成重傷。



薄義——建三江七星農場農工，告狀17年，先後被拘留4次。



楊金輝——洪河農場農工，左腿被農場幹部打成粉碎性骨折。



王永成——1963年生，大興農場農工，2010年3月被拘留5天。



趙誌清——1964年生，同上，被拘留10天。



暴文博——1964年生，同上，被拘留10天。



王恩江——1962年生，建三江前哨農場農民。2005年10月被拘留10天。



這僅僅是我訪談過的上訪農工被處罰人的部分名單。我無法進行全面而準確的統計，在北大荒墾區因上訪而遭勞教、拘留和其它處罰的人數究竟是怎樣的數字，我不得而知。



據我調查，他們都是靠誠實勞動維持生活的普通農工和家庭農場場長。“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的宗旨。勞動者是偉大的。人權是不可侵犯的。我堅信，所有把那些含冤受屈的善良而又誠實的勞動者關進囚室的人，他們的行為都將在自己的人生歷史上留下恥辱的壹頁！



我們尤其不能忘懷第三代北大荒人的偉大貢獻。



“文革”結束後，上百萬知青壹夜之間潮水般湧回城市，整個墾區從機關、連隊、醫院、學校、商店、工廠，到所有的知青大宿舍，都變得空空蕩蕩，墾區生產幾乎陷於癱瘓。正是在這個緊要歷史關頭，當地老職工的孩子們和從全國各地應聘而來的青年農民，組成第三代北大荒建設大軍，他們肩起了“重新振興北大荒，打造中華大糧倉”的艱巨使命。改革開放30多年來，他們忠誠勤勞、毫無怨言地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獻給了北大荒，他們創造了北大荒今日的繁榮。現在他們都老了，他們是我們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我們每天端起的飯碗裏就有他們的汗水。讓我震驚的是，僅僅因為他們不斷上訪，反映少數國有農場拒不落實國家惠農政策，侵害家庭農場和群眾利益等問題，墾區某些單位就憑借以至濫用公檢法等公權力，給予這些走投無路的人以種種嚴厲處罰，甚至亂抓人，肆意侵犯他們的人身自由！



向政府反映意見是公民的權力；傾聽公民的意見是政府的義務。中央多次嚴肅指出，大多數上訪群眾是因為他們的正當權益受到侵害，他們的合理訴求遭到冷拒，各地方必須認真接訪，依法解決，以切實的行動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定團結。做得不好的，當追究當地領導人的責任。



2011年1月25日，溫家寶總理親自到國家信訪局，聽取了壹些上訪群眾的意見，他說：“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們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我們應該利用手中的權力為人民謀利益，負責地解決人民群眾的困難和問題。”“各類行政程序都要向社會公開，所有行政行為都要接受社會監督，確保壹切行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少數地方官員因害怕暴露真相，影響“政績”和仕途，以種種違法手段對上訪群眾進行了多方圍追堵截和封鎖。我本想進行更廣泛和更深入的調查采訪，但辦不到了。北大荒墾區許多上訪職工因受到農場晝夜監控，各路口設卡嚴加防範，雖經再三聯系，他們無法出來接受我的調查訪談。建三江農墾分局濃江農場女職工盧鳳琴在手機中對我說：“我現在走到哪裏，他們都跟著我，實在走不開了！”為審閱本文，年近六旬的盧鳳琴在農場兩名幹部隨身監視下到達哈爾濱，後來她設法甩掉“尾巴”，為印證本文所寫屬實，她含淚刺破手指，按下了血手印！



截止2011年6月，在北大荒墾區的壹些地方，對上訪群眾的嚴格監控仍在繼續，而他們的訴求始終沒有得到公正解決。



很顯然，這些“草根族”的聲音被拒絕傾聽！



2010年10月6日下午3時許，我正在哈爾濱聽取建三江農墾分局前鋒農場農工張麗英反映情況和意見，她的兒子鄭江峰從家裏承包的莊稼地裏來電說，“農場法院人員和警察都來了，要搶糧”。我與正在現場的張姓法警直接通了話，請他給張麗英“留下壹些活命糧”。法警以“執行公務”之由，斷然拒絕了我的要求。最後，還是拉走了她剛剛打下來的400多袋水稻，每袋180斤，價值11萬余元。



2010年8月，引龍河農場農工唐維君已被拘留壹次，當地公安準備第二次拘留他時，他不得不逃亡出來向我求援，我把他安排到北京壹個秘密住處暫時棲身達4個月之久。12月29日，就在黑龍江省調查組赴引龍河農場召開的調查會上，北安農墾公安負責人仍然蠻橫地當面對唐維君說：“現在正在解決妳的事情（指省調查組聽取唐的意見），解決以後還要拘留妳，因為裁決已經下了。”



考慮到這些農工的人身安全，幾個月來，我請所有接受訪談的農工廣泛轉告那些多年來壹直上訪的群眾：“從現在開始不要再上訪了，註意保護好自己。我作為壹個作家，會如實反映妳們的情況和呼聲。要堅信在社會主義中國，絕不會容忍坑農害農的惡行！”



所有受訪農工都含淚表示：他們相信黨中央、國務院，他們保證不再上訪了，他們會耐心等待結果。



聽到這些質樸而真誠的回答，我的眼睛濕潤了。



現在，壹個根本性的問題擺在我和所有讀者朋友面前——面對許多上訪農工的哭訴，面對他們講述的大量事實和提供的可靠證據，我們必須給出結論：上述那些被處罰的上訪群眾，和做出這些處罰決定的墾區幹部，究竟誰對誰錯？在北大荒那片遙遠的黑土地上到底發生了什麽？那麽多飽受摧折打壓的農工，多年來為什麽堅持不斷進省入京上訪？這些上訪人究竟是無理取鬧的“刁民”、“上訪專業戶”、“纏訪戶”，還是被無理壓制的受害者？



我提出的根本問題是：誰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



第三章 本次田野調查的由來

——農工唐維君的第二次逃亡



1



我的調查是從2010年8月下旬開始的。



8月23日，黑龍江農墾總局所屬的北安管理分局引龍河農場職工唐維君，結束了7天的“行政拘留”，心情黯然地回了家。壹進門，他的妻子就哭了。50歲的唐維君默默坐在窗前，他不想也無須向妻子解釋什麽。全家人都知道，這是農場對他所謂“上訪過激行為”的懲處。不多時，他發現門口開來壹輛轎車，車上下來幾位幹部，有的是唐維君的熟人。他們不進門也不離開，就站在那兒抽煙聊天。唐維君明白，按照農場慣例，這是來監視他行動的人。



他出門說：“這是何必呢？而且妳們這樣做是違法的！”



來人也不見外：“領導交待下來的任務，沒辦法。”



唐維君警惕起來。



回身進屋打了幾通電話，有消息靈通人士告訴他，下壹步農場可能對他還要采取更嚴厲的懲處措施。唐維君思忖再三，決定逃出去避避風頭。他立即打電話找來壹輛熟悉的車，站在門口監視的幹部迅速報告了管理區領導，那位領導通過手機對唐維君找來的司機說：“唐維君有問題，妳還敢拉他！”



司機只好駕車離開。



唐維君更緊張了。



他又打電話找來壹輛朋友的轎車。車到門口，他跳上去就疾馳而去。



監控人員正在那裏聊天呢，見狀趕緊坐上車緊追不舍。路上黃塵滾滾，雞飛狗跳，兩輛車風馳電掣，猶如演出壹場驚險的好萊塢“飛車大戰”片。唐維君熟悉地形，知道前天剛下過雨，土路泥濘難行。途中他迅速換乘，跳上壹輛松花江微型面包車離開水泥公路，改換方向，朝壹條土路飛馳而去！



果然不出所料。後面緊追的轎車中途陷在泥濘不堪的土路上跑不動了，氣得監控人員在後面跳腳哇哇大叫。



唐維君終於驚險脫難。



事後證明，唐維君的預感是正確的。



當天下午，唐維君的“難友”、和他壹樣剛剛從拘留所放出壹天的楊乃利、趙連發，又被農場公安抓了進去，以在上海世博會期間“發錯誤信息”為由，繼續拘留8天。



兩天後，唐維君在藏身之地——大興安嶺地區的加格達奇市給我打了壹個電話請求幫助，我約他到北京見面。



2003年，唐維君因受假種子坑害而傾家蕩產，為躲債和告狀，他奔波流亡在外整整5年。那時我為他寫了壹篇《妳代表誰？》（見“第十節”），自此相熟了。



數天後，我見到了唐維君。他不敢乘坐火車，怕被農場公安人員堵住，而是乘坐公交大巴，從唐山繞道而來的。他介紹的壹些情況讓我十分震驚。與此同時，有些農工在網上讀了我的《妳代表誰？》，知道我是北大荒出身的作家，留言希望能見到我。數天後，我飛赴哈爾濱開始了與本文內容有關的全面調查。



2



出於壹種悲愴而莊嚴的心情，我把第二次返黑調查的出發時間定在2010年10月2日。因為在10月1日這個神聖的日子，我要留在北京觀看央視直播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及首都各界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籃的儀式。



節日的天安門廣場，到處點綴著絢麗的鮮花，飄揚著鮮紅的國旗，洋溢著喜慶祥和的氣氛。10月1日上午10時，在軍樂隊伴奏下，總書記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同首都各界代表5000余人壹起莊嚴肅立高唱國歌，激昂的國歌聲騰空而起，回蕩在北京上空，並通過央視屏幕響徹中華大地。隨後，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緩步登上紀念碑基座。總書記神情莊嚴凝重，走上前仔細整理花籃上的紅色緞帶，然後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緩緩鞠躬。接著，黨和國家領導人同首都人民、同全國13億人民壹起，共同瞻仰了巍峨的人民英雄紀念碑……



這壹刻，我無比激動。



我想到了西柏坡——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從西柏坡出發，乘車前往北平。登車之前，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了幾句意味深長的話：“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我們壹定要考個好成績，決不當李自成。”“如果考不好，退回來就失敗了。”2002年12月5日，即黨的十六大勝利閉幕20天之後，新當選的總書記胡錦濤同誌率領新壹屆黨中央領導集體，冒雪到西柏坡學習考察。這天雪花紛飛，漫天皆白。壹間間烏瓦黃墻的土屋，壹張張吱嘎作響的桌椅，壹幅幅用紅藍毛線標註的作戰地圖，以及毛澤東推過的石碾，周恩來用過的紡車和雨夜救鄉親的馬燈……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血脈相連、生死與共的親情，在這裏的每寸土地、每件陳列品上壹次次生動地印證著和重現著。



在西柏坡紀念館，講解員唱起了當年的壹首支前小調：



最後壹尺布用來做軍裝，



最後壹碗飯用來做軍糧，



最後的老棉被蓋在擔架上，



最後的親骨肉送兒上戰場……



歌聲中，總書記胡錦濤的眼睛濕潤了。



他感慨萬千地對站在身邊的同誌們說：“正是依靠人民的支持，我們黨的事業才獲得了不斷勝利的基礎。”“我們壹定要牢記毛澤東同誌倡導的‘兩個務必’，首先要從自身做起，從每壹位領導幹部做起！”西柏坡之行不久，胡錦濤提出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深深打動了全國人民的心。



黃鐘大呂，日夜長鳴！



此刻，我又想到北大荒那片遙遠的土地。



3



在我和太太雪揚共同撰寫的長篇紀實文學《中國女子大學風雲錄》中，記錄了抗日戰爭中發生在北大荒的壹些真實故事。我以為，在進入調查報告的正題之前，重溫壹下戰爭年代這裏黨和人民的血肉深情是十分必要的。



黎俠，原名黃曉英，其丈夫李範五“文革”前曾任中共黑龍江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長。我采訪她時，白發蒼蒼的老人已經坐在輪椅上了。黎俠出生於北大荒原野上壹個鄉村中醫家庭，少女時代因受父親和中共地下黨員李範五等人的影響，成為東北抗聯中最小的戰士。1936年嚴冬，日本鬼子的“大清剿”把她所在的抗聯小分隊逼進牡丹江地區壹個偏遠而貧窮的小山村。十幾名戰士和幾個傷員悄悄住進壹個“堡壘戶”李大娘家，大娘的丈夫犧牲在戰場上，只身帶著11歲的閨女小玉花生活。家裏壹貧如洗，壹點點存糧早就吃光了。戰士們連餓了好幾天，壹個個東倒西歪，走路的力氣都沒了，小黎俠也病倒了。那是壹個大雪天的早晨，大娘說，妳們餓著肚子怎麽打鬼子啊，俺出門借點糧食去。



天傍黑時，霜雪滿頭的李大娘背著沈甸甸的半麻袋玉米面回來了，蒸出兩大鍋黃澄澄香噴噴的窩頭，戰士們吃得狼吞虎咽，興高采烈。不大工夫，壹個小戰士忽然跑進來報告說，不知為什麽，大娘正躲在院子裏抹眼淚。戰士們這才覺出事情有點不對。隊長四下瞅瞅，壓低聲音吼道，大娘的閨女呢？小玉花怎麽沒見？戰士們壹窩蜂湧出房門到處找，沒有！隊長急火火地問大娘玉花哪去了？大娘終於忍不住，掩面痛哭說，俺把玉花賣了，換了半麻袋苞米面。



戰士們呆住了。撲通撲通撲通，淚流滿面的隊長和全體戰士，還有病重的小黎俠，齊刷刷跪倒在當院，在漫天大雪中向大娘砰砰咳頭不止……



不久，黎俠隨同抗聯隊伍，帶著壹些逃難百姓轉移到林海雪原中。其中有個女村民叫丁誌清，丈夫參加抗聯後在戰鬥中犧牲了，為了復仇，她毅然拋下剛剛7歲、4歲和1歲的三個女兒，跟著黎俠壹起到了抗聯。這三個孩子後來靠乞討為生，從黑龍江流浪到內蒙，竟然奇跡般地活了下來，建國後通過組織才被找到。



黎俠記得，在山裏的壹個宿營地，壹位朝鮮族女戰士的孩子病得很重，隊長要派人下山給她的孩子找藥，她拒絕了，扯住隊長的袖子不放，說鬼子正在清剿，下山的同誌太危險。入夜，這位女戰士要戰友和老百姓都放心睡覺，說她抱著病孩子反正睡不著，就守著火堆替大家放哨吧。第二天早晨，壹聲悲愴的驚呼把戰友和逃難的老百姓都喊醒了，大家跳起來壹看，只見這位朝鮮族女戰士緊緊抱著孩子坐在樹下，母子都凍死了。女戰士臉色晶瑩，嘴角微綻，渾身結滿霜雪，仿佛壹尊冰雕……



北大荒的土地，珍藏著無數這樣感天撼地的故事，承載著黨和人民生死與共的魚水深情！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同時，每位共產黨員都應當牢牢記住，沒有人民的巨大犧牲和全力支持，就沒有今天的共產黨！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是黨的執政基礎。國慶之日，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籃、莊嚴鞠躬的行動，就是向全黨昭示，作為執政黨的全體黨員，絕不能忘記為建立新中國前仆後繼、流血犧牲的無數革命先烈，絕不能忘記在黨的領導下為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億萬人民群眾。



“執政為民”——這是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的立黨宗旨和鋼鐵意誌。我正是懷著這樣的信念走向北大荒的。







第四章 “合作造林”的說法根據何在？



講述人：



於德清，60歲，北安分局龍鎮農場壹區13隊農工，造林戶



劉玉雲，女，59歲，龍鎮農場場直農工，造林戶



王義峰，38歲，龍鎮農場造林戶



（三人還代表當地另外3戶農工劉興華、王紅彥、傅繼生、張雲峰。）



於德清，頭發已經謝頂了，頦下留著短短的花白胡子，模樣瘦弱蒼老，無力地坐在我對面的沙發裏，看得出滿臉的滄桑和壹身的疲憊，那艱辛而愁苦的樣子透著壹種無望甚至絕望的情緒。談話中，於德清對國家相關政策條文“幾款幾條”、何年何月制定，張口就來倒背如流。顯然，這是他在長達7年的鬥爭中學來的。這是他唯壹可以用來保護自己的精神支撐和“批判武器”。



劉玉雲，個子小小的，膚色黝黑，同樣瘦弱，話不多，不過看樣子要比於德清來得剛強壹些。



王義峰，性格內向，話語不多，壹雙粗糙的大手總是緊緊握在壹起，好像神經壹直緊緊繃著無法放松。



1



猶如壹場大風暴從天而降，上世紀80年代中期，北大荒——這片廣袤而豐饒的黑土地被深深震動了。那些日子，中國農村地區全面推行“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改革大潮，迅速波及到黑龍江農墾系統。農墾人意識到，許多年來壹直在虧損困境中苦苦掙紮的農場不改，只能是死路壹條！黑龍江農墾總局決定全面改制，改制的基本方法就是發動廣大農工，實行“兩自理”（即生活費、生產費自理），農場實行“四到戶”（土地、機械、核算、盈虧承包到戶），鼓勵廣大農工以“家庭農場”為單位，自主投資，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各級管理幹部則繼續保留工資制。



眾所周知，在陳舊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北大荒墾區從“生產建設兵團”那個年代開始就長期處於嚴重虧損的狀態，群眾生活極為艱難。80年代中期，廣大農場職工等於壹夜之間“下海”了。計劃經濟時代，農工的工資只能維持生存，根本沒有什麽積蓄。成千上萬個的家庭農場，最初是廣大農工靠借錢、“擡錢”（民間高利貸）支撐起來的。農工壹家人只能靠在職職工分得的15畝“生活田”支撐生活。如果壹個家庭，上有雙親的老人，下有上學的孩子，僅靠壹位在職職工的15畝生活田來養家糊口，我們完全能夠想象出，那是壹段怎樣艱難困苦的日子！正是這場“背水壹戰、壯士斷腕”般的改革，促進了墾區生產力的巨大解放和發展。



於德清，是龍鎮農場場部工業連的職工，改制後，隊裏沒有土地，又停發了工資，他等於完全失業並失去了所有生活來源。好在他腦瓜靈，看到“家庭農場”紛紛搞了起來，農工對農機具的需求與日俱增，他便東湊西借弄了點本錢，瞅準機會做起農機具生意，十多年時間裏賺了幾十萬元。



劉玉雲的家也在場部，改制時壹家4口全部下崗，不僅無地無收入，下崗的妹妹還要交“檔案保管費”。在那些艱難的時日，劉玉雲壹家人湊錢買了壹輛二手小貨車，靠拉腳維持生計。



1995年，考慮到國家發展和糧食形勢，黑龍江省委省政府號召廣大農民開荒種地，“再造第二個黑龍江”，並制定了壹系列扶持措施和優惠政策。腰纏萬貫的於德清決心幹壹番大事業，他傾囊而出，再加上部分借款，投入80多萬元開荒664畝。劉玉雲家靠借錢、“擡錢”（月息從3分錢到1角錢的民間高利貸），也開荒595畝。



兩個家庭農場就這樣靠自我奮鬥、自家投資辦起來了。



當時，龍鎮農場動員職工開荒時，曾許諾“開出的荒地永遠歸妳們使用”。簽署承包合同時，卻變成“壹包10年”，每畝地上繳20元“植被費”。後來“植被費”又變成“承包費”，年年漲，壹直漲到每畝地50多元。但是，事情並沒有完結。



回憶起開荒的艱難歲月，於德清老人幾次硬咽難言。



荒地大都在漫山坡上，是大森林砍光後剩下的雜樹林地帶。地下遺留的千年大樹根盤根錯節，堅如頑石，常常會把拖拉機拉動的巨大單鏵犁頂斷，挖出的大樹根要十多人才能擡走。開荒要買農機具，雇人工，清石頭，挖樹根，幾年下來，所有的投資都扔進去了，家裏窮得買糧吃飯都成了問題，入冬大雪封山時，連棉鞋都穿不上。過春節備年貨，還得向親戚朋友借錢。荒地靠山，離家很遠，為了省油和防止農機具丟失，壹家人就在山坡避風處挖個地窨子，打地鋪住在裏面。入夜成團的蚊蟲叮咬，下雨能把臉盆和被單漂起來……於德清就此落下壹身風寒病，嚴重時幾乎半癱，現在走路還壹瘸壹拐的。



那些年糧價不高，種地不賺錢，再加上“擡錢”的高利貸利滾利，“土地承包費”又不斷漲，使得響應國家號召、投身開荒的壹些家庭農場債臺高築，難以為繼。王義峰說，他父親被外債壓得喘不過氣來，最後累死在開荒地裏。王義峰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又忙累到現在，至今還是家徒四壁，外債累累。六隊的王成財當初雄心勃勃，擡錢買了四套農機具，開了2400畝荒地，最後連地帶農機具都被迫拿去頂債了，還欠外債上百萬元。好多外來開荒種地還不起債的，只好帶上全家逃之夭夭，至今不知去向。



曾擁有數十萬元積累的於德清也賠得精光，每逢年關就跑到外邊躲債。劉玉雲體衰力弱不能跑，過年時只好把門從外面反鎖上，壹夜不敢開燈，不敢出聲，不敢看“春晚”，壹家人在黑暗和眼淚中度過大年夜。



對於這些樸實的農戶來說，災難其實剛剛開始。



2



2002年9月12日，龍鎮農場召集各家庭農場的戶主們開會，宣布按照國家要求，要搞“退耕還林”，“妳們的地不能種了，要栽樹”，而退耕還林的壹切費用包括購買樹苗，投工投肥，都由家庭農場自己投資、“自行負責”。戶主們如雷轟頂，紛紛拒絕，“我們傾家蕩產，投入血本，好不容易把地開出來養熟了，正盼著種點莊稼養家糊口、掙錢還債，如果退耕還林都改種樹苗，幾十年以後才能成材，我們靠啥活命、靠啥還債啊？這個損失誰給補？”



場領導說：“這是國家規定，不服從的就收回土地！”



農戶們問：“如果是硬性規定，國家有什麽優惠政策給我們？”



場領導說：“聽說國家有補貼政策，具體內容還不清楚。”



事過很久，於德清等開荒戶才明白，龍鎮農場對他們撒了個彌天大謊！黨中央、國務院在全國農村地區推開“退耕還林”之際，充分考慮到農民利益，早在2000年就制定和公布了壹系列優惠政策。國家《退耕還林條例》第三十五條明確規定：“國家按照核定的退耕還林實際面積，向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提供補助糧食、種苗造林費和生活補助費。”



《國務院關於進壹步完善退耕還林政策落實的若幹意見》中又規定：“實施退耕還林後，必須確保退耕農戶享有在退耕土地和荒山荒地上種植的林木所有權，並依法履行土地用途變更手續。”“在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基礎上，實行‘誰退耕，誰造林，誰經營，誰受益’的政策。農民承包的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造林以後，承包期壹律延長到50年，允許依法繼承、轉讓，到期後可按有關法律和法規繼續承包。”“國家無償向退耕戶提供糧食、現金補貼。”



但龍鎮農場並沒有向農戶傳達和宣傳國家的相關政策。在當時信息十分封閉的北大荒，長年風來雨去勞作田間的農工們沒有辦法、也沒有渠道獲知這些政策。



就在這次動員會上，龍鎮農場領導公然要求：“林木成材後，出售木材所獲利潤的30%要上繳農場。”



於德清心裏算了算賬，如果把自己664畝林地木材的利潤30%交給農場，等於交上12個50年、即600年的“土地承包費”！



於德清、劉玉雲等家庭農場戶主們覺得，這樣的“退耕還林”太坑害老百姓了，但聽說這是“國家規定”，農場領導的態度又十分強硬，胳膊擰不過大腿，他們只能認了。



2003年3月20日，11戶開荒農工同農場簽訂了“退耕還林承包合同”。合同規定，“造林戶享受國家退耕還林優惠政策”，林木成材後，出售利潤的30%上繳農場作為“土地承包費”，承包期為30年。



合同簽完了，戶主們按上手印，農場工作人員當場把合同文本全收走了，說是“要拿回去蓋章”。



植樹季節已到，戶主們紛紛湊錢、借錢買樹苗。於德清買了25萬株落葉松，劉玉雲買了21萬株，然後全家老小齊上陣，又雇了許多臨時工，開始在自家辛勤開出的耕地上種樹。



那年鬧春旱，農工們不得不雇車往地裏拉水保苗。同時，他們不斷向場裏索要那份“退耕還林承包合同”和《林權證》，但遲遲不見蹤影。



“蓋章”怎麽幾十天都蓋不回來？



農場回答：“還沒蓋完呢，因為有些政策要重新擬定。”



《林權證》始終沒發，合同終於討了回來。於德清他們仔細壹看，農場竟然搞了壹把“貍貓換太子”，合同第壹頁給“調包”了：“退耕還林承包合同書”變成了“造林承包合同書”！場方還在合同序文中加上“國家給予的退耕還林政策由甲方（即農場）享受”！



憤怒的農工們開始上訪。北安農墾分局林業處的何某這樣回答於德清他們：“妳們是承包土地幹活的人，農場就是國家，國家就是農場，農場是退耕還林的實施者，因此農場就該享受國家的優惠政策！”



這時的於德清等人已經查明並弄懂了國家有關政策（很多農工就是在“鬥爭”中通過查詢和自學成為“法律專家”的）。2004年12月10日，他們上訪到黑龍江農墾總局退耕還林辦公室，接待人員是個有級別的官員。聽了農工們的申訴，看到於德清放到他面前的國務院制定的《退耕還林條例》和龍鎮農場制定的“合同”，這位官員當著農戶的面給龍鎮農場負責人打了電話，他說了壹段發人深省的話：“現在人家老百姓醒了，老百姓明白政策了。妳們吃幹的，也得讓老百姓喝點稀的啊！妳們要是整出事兒，連我們都得跟著吃‘瓜落兒’，妳們趕緊給人家解決！”



3



被逼無奈，2005年5月25日，龍鎮農場終於同意把“合同”發給農戶。



再仔細壹看，農場又玩了第二次“調包兒”。這次，他們把合同內文加上了農場與承包戶“合作造林”的字樣，因此，農場仍然是享受國家退耕還林優惠政策的“主體”。



於德清他們表示了強烈抗議：“當初開荒是我們投入的，退耕還林以後，從購苗、雇工、澆水、護苗，也都是我們投入的。妳們是買樹苗了，還是下地幹活了？什麽都是我們家庭農場用血汗換來的，妳們‘合作’什麽了？”



壹位場領導跟於德清等人講了心裏話：“說實話，要是知道退耕還林國家給那麽多錢，還能輪到妳們嗎？我早整到手了！農場就是為了得點國家補償費，才加上‘合作’這個詞。要沒這個好處，我把地包給妳們了，把國家好處費也給妳們了，我瘋了？”



北安分局的何某說得同樣赤裸裸：“我們不寫上‘合作’，拿什麽享受退耕還林政策？”



於德清憤怒地說：“妳們拿著共產黨的俸祿、老百姓的血汗，這樣欺負老百姓，還有天地良心嗎！”



他們壹直告到黑龍江農墾總局，沒有結果。



於德清、劉玉雲等5戶農工只好到北京上訪。國家有關部門嚴肅要求農墾方面，對上訪農工從速落實國家退耕還林政策。總局壹位主管林業的負責人對回來的農工說：“國家補貼只能跟著《林權證》走，妳們回去辦《林權證》吧。”



於德清他們滿懷希望地回到龍鎮農場，要求場方給他們辦證。



壹問再問，壹拖再拖。農場林業科遲遲不見動作，工作人員還說：“地方政府跟咱們農場的關系不好，是他們推拖著不給辦。”於德清他們急了，再三找新任的文場長。文場長終於點頭了，讓林業科長抓緊去辦。但科長就是“雷打不動”。有壹次，急切的農戶們自己出錢雇車，拉上科長到了五大連池市林業局，壹進門，那裏的工作人員埋怨說：“別的農場都辦了，就妳們沒辦！交錢吧，辦壹個證工本費5元。”



但是，林業科長兩手空空，什麽材料都沒帶！



農戶們只好把這位科長再拉回來。就這樣，於德清等人連雇車帶招待辦事人員吃飯，先後跑了30多趟，總共花費2萬多元，《林權證》始終沒辦下來。



有壹次，於德清等人把到市裏開森林防火會議的農場林業科壹位幹部堵在會場門口，要他就便到市林業局去辦證。這位幹部脫不了身，急了，脫口說了壹句大實話：“上邊不讓辦，我給妳們辦了，我還幹不幹了！”然後登車揚長而去。



市林業局工作人員見這些農戶風來雨去跑了幾十趟，心生同情，私下也說了實話：“不是我們不給妳們辦，是農場做的‘扣’，假裝要我們給妳們辦，但就是讓拖著，根本不想給妳們辦。”



已經富有“鬥爭經驗”和法律知識的於德清得知這壹內情，覺得必須設法把龍鎮農場送到市林業局的相關申請報表拿到手，以防生變。他是在回程路上想到這件事的，於是立即調轉車頭，到市林業局通過“關系”拿到申報表，然後連夜拿到哈爾濱做了公證。



果然不出於德清的預料。第二天，農場林業科工作人員就把他們的申報表從市林業局要回去了！



4



走投無路的農工只好準備再去北京上訪。



人民群眾是熱愛自己的國家的。大家多次聚在壹起商量什麽時候去北京。2008年春，大家說：“北京要開奧運會，咱們不能去。咱們就是冤死了，也不能給國家抹黑！”2009年初，“北京要召開兩會，咱們也不能去，不能給國家添亂！”於德清對我說：“其實我們已經沒信心了，實在解決不了，我就準備跳天安門城樓！”



說到這裏，於德清老人蒙面痛哭。



2008年9月，黑龍江電視臺壹位富有正義感的朱姓女記者得知這壹黑幕，深入龍鎮農場進行了暗訪並做了報道。其後，農場領導開會做了怎樣的“反省”和應對研究，農工們不得而知，是不是做了怎樣的“暗箱操作”他們也無從知曉。該報道就此不了了之，再無回音。



龍鎮農場在退耕還林政策上的立場和態度依然故我。事後，於德清和劉玉雲專程趕到哈爾濱，對給勇敢正直的朱記者“惹了麻煩”再三表示了歉意。



2009年4月6日，於德清、劉玉雲等6位農工到了北京。於德清在路上與其他人走散了，得以幸免於難。劉玉雲等5人在馬家樓壹帶被黑龍江農墾工作人員截住，農墾駐京辦雇了壹輛奔馳面包車（眾所周知，替地方政府攔截、運送上訪人員，在北京已經成了壹個興旺的“產業鏈”），連夜把他們拉回哈爾濱的總局信訪辦。接著龍鎮農場又派車把他們拉回場部，但任何問題都不予回答、不給解決。此後兩年間，於、劉等農戶去北京上訪告狀30多次，都被農墾工作人員截回，無果而終。劉玉雲說，有壹次，她被非法拘禁在農墾總局駐京辦，由4人日夜看守，整整3天不得出門！



幾年來，龍鎮農場6戶“退耕還林”的家庭農場為上訪，食宿路途總共花費30多萬元（有票據為證），誤工損失更是難以計算。



黑龍江墾區農工的反復上訪引起北京強烈關註。特別是2010年2月，北安分局的紅色邊疆農場多名農工到中南海新華門前上訪喊冤，引起極大震動，該農場領導被撤職。龍鎮農場顯然感覺到強大壓力，不得不答應給於、劉等人辦理《林權證》了。場長王立軍召集6戶農工開會，壹切都應諾得非常痛快。他說，退耕還林的補貼其實不是我們不給，是“總局不讓給”（不知此話是否屬實，還是他的推諉之詞）。“林木30%的利潤場裏也不要了，再過50年咱們都死了，要那個錢有什麽用！妳們讓我們過個消停年，等過了年就給妳們辦！”



場長既然答應了，於德清他們也放心了。過了正月十五，於德清、劉玉雲等6人幾次到場裏取《林權證》，依然沒有結果。3月8日，於德清問林業科壹位幹部，王場長親口答應的《林權證》給沒給辦？這位幹部回答：“不知道！”



忍無可忍的農戶們眼睛血紅，怒不可遏，幾乎要爆炸了！他們決定豁出所有的血汗錢，要和這幫言而無信的家夥死拼到底！6人連家都沒回，當即在場裏雇了兩輛車，冒著風雪驅車數百裏直奔哈爾濱，然後換乘長途大巴奔向北京。



北京是救命的地方啊！



農場領導慌神了。他們知道，事情鬧大了，自己就可能像紅色邊疆農場的領導人壹樣，壹夜之間失去權位！壹路上，上訪農工們的手機響個不停，幹部們把話說得極其卑下：“妳們回來吧，這次要是再不給妳們辦證，妳就操我八輩祖宗！”



采訪中劉玉雲給我看了她的手機，手機上至今還保留著場長王立軍發給她的短信，話語非常禮貌：“劉玉雲同誌妳好！我是王立軍，辦證的事正在進行著，我也從來沒說不給妳們辦，為什麽還要走呢？我希望妳們盡快回場！”手機時間標明為：2010年3月9日17時8分。



於德清、劉玉雲等人再次相信了場領導，中途返回。雙方坐下談判時，場方又企圖加上“合作造林”字樣和“上繳30%利潤”的條款，遭到農戶們嚴詞拒絕。第二天，場裏派車拉上5戶農工到五大連池市林業局，終於辦下了千呼萬喚、舍命爭來的《林權證》！



這裏需要補充說明，2009年12月，當時在任的場長曾給另外13戶農工辦理了壹份《林權證》，裏面根本沒有標明家庭農場戶主擁有林木的“所有權”。場長解釋說：“上邊還沒轉過彎來，我先給妳們辦個假證，等以後緩緩再說。”教訓夠深的於德清當場拒絕，而其他13戶農工稀裏糊塗把這個假證領回家了。後來農工們上訪到林業部，接待人員壹語中的：“沒有所有權，叫什麽林權證？”



2010年3月15日，龍鎮農場終於給於德清、劉玉雲等6戶農工辦理了《林權證》。據說，還有幾十個老實巴交、不敢上訪的家庭農場戶主至今沒拿到證。



5



我們也許該為於德清、劉玉雲等拿到《林權證》的6戶農工額手稱慶了吧？不！如果那樣，我們就對龍鎮農場某些幹部理解得太過浮淺太過簡單了！



9月15日，我委托律師蔣媞、助手趙剛到龍鎮農場查看有關文件，看到於德清等人拿出來的《林權證》，兩人大吃壹驚！



證中，在“林地用途”壹欄，赫然標明是“防護林”！



國家退耕還林政策明文規定，農民自費植樹造林，農民擁有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而“防護林”顧名思義，任何人是不能采伐的！



如果沒有法律工作者蔣媞、趙剛的揭露，於德清他們還蒙在鼓裏！



他們歷經7年拼命抗爭、終於拿到手裏的這個《林權證》，竟然是個毫無價值的“林權證”。



壹計不成，再施壹計，從頭到尾，龍鎮農場設置了壹個又壹個騙局！



龍鎮農場截流、剝奪了所有實施了退耕還林的家庭農場理應享受的國家補貼！



據於德清粗略統計，從2003年到2010年的8年間，擁有林地664畝的於德清和擁有林地595畝的劉玉雲，兩戶理應拿到的國家補貼總計達上百萬元，那麽全場幾十家“退耕還林”戶理應享受的國家補貼顯然就是壹個驚人的數字！



於德清、劉玉雲等6位農戶在上訪信中寫道：



宜林荒山改造已讓我們傾家蕩產，退耕還林還要我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更需要我們冒著天大的風險和連續不斷的艱苦付出，才可能完成。尤其是是長期、大量的投入和遙遙無期的回報，雪上加霜的經濟壓力，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我們背負著國家退耕還林的責任和風險，負債經營，自投巨資，成年累月進行造林、撫育、管護和三防，不斷為改善整體生態環境發揮著效益，我們卻無法得到國家壹分壹厘的退耕還林補貼！



龍鎮農場上騙國家，下欺百姓，壹分不投，壹樹不栽，卻大把大把地拿著國家各項退耕還林補貼，還違反國家“誰退耕，誰造林，誰經營，誰受益”的規定，占有我們30%的林木利潤！



鐵的事實擺在所有人面前。



農工們把話也說得有根有據、明明白白。



但從2003年至今，在長達7年的時間裏，盡管他們數十次上訪告狀，其合理訴求至今沒有得到解決，也沒拿到國家壹分錢退耕還林補貼。看來，龍鎮農場的管理者鐵了心要當“國家退耕還林政策的享受者”，那麽，龍鎮農場的上級單位為什麽對此沒有任何反應、任何動作，聽任龍鎮農場如此妄為？



根本原因在哪裏？我將在後面給出答案。



第五章 被迫的沈默

——誰在鼓動上訪、激化矛盾？



講述人：



吳延敏，女，41歲，紅色邊疆農場二區十隊農工

嚴 華，女，36歲，紅色邊疆農場壹區壹隊農工







這兩個家已經支離破碎了。在北大荒的勞動生活中，壹個家庭缺少男人的艱辛與淒苦是我們可以想象的。是誰奪走了這兩家人的團圓和歡笑？使這兩位女性只能默默吞下壹切苦水，以柔弱的肩膀支撐著孩子和老人的生活……



吳延敏的丈夫富萬榮、哥哥富萬松，嚴華的丈夫張廣傑，現在都被關押在農場勞教所——因為上訪！



北安分局所屬農場的廣大農工都知道這件事，都曾因這條新聞而震動。因為北安農墾電視臺曾在壹周內連續滾動播出這條新聞。鏡頭前，身穿囚服的富萬榮和張廣傑滿臉苦痛和沮喪，承認自己“上訪不對”，“沖擊了中南海新華門”，保證今後“不再上訪”了。



2010年3月8日，並沒到中南海新華門的富萬松因被指認為“幕後指使人”，也被農場公安部門從山東省日照市逮捕歸案。播出的新聞鏡頭中，富萬松是戴著手銬從警車上下來的。



這兩條新聞在北安農墾系統產生了極大的震懾力。很多上訪職工被迫沈默了。但是，仍有壹些人決定“拼命也要抗爭到底”。吳延敏和嚴華的丈夫已經被關起來，為了正義、尊嚴和生存，她們沒有退路，仍然奔走在上訪路上。



2011年春節前夕，我和律師蔣媞專程到黑龍江省綏化勞教所看望富萬松。富萬松對我說：“我多蹲幾個月算個啥，把牢底坐穿又算個啥！只要我的命在，就要拼出個理來！”



1



2003年，紅色邊疆農場為改造大面積的沙化地，以拍賣土地承包權的方式，號召職工植樹造林和退耕還林。他們沒有公布國家有關退耕還林的補貼政策，農工們也不知道。富萬松、富萬榮兄弟拿出自己的全部積蓄，包括部分借款，先後購買了落葉松樹苗30萬株，承包造林900畝。張廣傑兄弟購買樹苗25萬株，承包造林750畝。農場與他們簽訂了承包造林合同，林木所有權、經營權歸屬造林戶，成材後利潤的30%上繳農場（看來這壹條是北安農墾分局所屬農場的統壹“政策”）。



兩個家庭林場就這樣靠自己投資辦起來了。



富家造林的主要投資人是哥哥富萬松。弟弟富萬榮壹家人壹方面幫助哥哥維護林地，壹方面在林地裏間種大豆以維持生活。頭幾年年景不順氣候惡劣，2003年大旱，60多天不下雨，他們只好雇人雇車拉水保苗，死了苗需要不斷補種，又花掉不少投資。2005年6月22日，壹場雞蛋大的冰雹鋪天蓋地砸下來，農戶們趕到地裏壹看，堆積的冰雹仿佛六月雪，白花花壹片，壹尺多高的樹苗被砸得東倒西歪，樹幹都暴了皮，吳延敏和嚴華蹲在地頭大哭不止。第二年，兩家人只好再次大規模補種。為維護這片自己壹手栽培起來的綠色夢想，他們豁出身家性命，投入了太多的情感、期望和血汗錢……



這片林地，是他們奮鬥多年留下的唯壹財富。



富萬松原是紅色邊疆農場的職工，勤勞能幹，頭腦靈活，農場改制後下海做生意，小事業發展得不錯，後來他到山東壹帶跑生意，覺得那裏環境好，生活方便，家就搬遷到日照市。



富萬松走南闖北，見多識廣，逐漸弄懂了國家政策也有了維權意識。他聽說造林戶應當辦理《林權證》，這樣就能享受國家關於退耕還林、植樹造林的各項優惠政策和補貼。富萬松恍然大悟，趕緊跑回紅色邊疆農場打聽消息，問幹部，要辦《林權證》，要國家給的植樹造林補貼。農場方面始終拒絕給他們辦《林權證》，幹部強調說，農場系統改制後是“大農場套小農場”，“大證套小證”（其實他們連“小證”也不給），國有土地的管理權、使用權在“大農場”手裏，因此“大農場”才是享受國家補貼的“主體”。



據了解，這壹說法在黑龍江農墾系統普遍流行，因此國家明文規定的有關農業、林業的各種“直補”，許多農場的農工得到的很少或根本沒有得到，大量款項被“大農場”套取或截流了。



2005年，富萬松從紅色邊疆農場的朋友那裏聽說，造林戶理應得到的國家直補款項，被農場裏有些人“用假名，做假賬，冒領兩年了。”而且，農場根本不把已經與家庭林場戶主簽訂的承包合同當回事兒。



農戶們還發現，紅色邊疆農場為欺騙和套取國家退耕還林、植樹造林的補貼，公然造假以蒙騙上級。2005年春天，上級來人檢查退耕還林、植樹造林的落實情況，造林農戶們營造的大片林地不僅成了農場領導人的“政績”，他們還火速從外地購來成車成車高大的落葉松樹苗，連夜雇人挖坑，栽種在十壹隊邢姓農工承包的37坰耕地裏，連包裹在樹苗根部的塑料營養袋都不摘掉。等到檢查團壹走，農場又派人把做假的樹苗壹棵棵拔掉扔在壕溝裏——因為那是邢姓農工承包的耕地，人家還得種莊稼啊。



現在，這片耕地就種植著大豆。



國家巨額補貼資金就這樣被紅色邊疆農場截留在手！



我手裏握有當時農場出錢被雇到地裏造假栽樹的兩名農工的證言：“2005年春天，十隊前面、十壹隊後面，有壹塊地栽的樹沒把營養代（袋）拿下來，過幾天又把樹拔掉，扣溝裏了。證明人某某，2010年9月30日”



農戶們當然都珍視自己的勞動成果，也熱愛自己的國家，他們怎麽可能壓抑住滿腔的怒火呢？農場不僅悍然截留國家發給農戶的大量補貼，拒絕發給《林權證》，還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騙取國家退耕還林的巨額補貼資金，農戶們當然不能答應！數年間，富氏兄弟、張廣傑兄弟等造林戶們再三找場領導要求辦《林權證》，又不斷上訪，始終沒有結果。



在沙化地上，家庭林場戶主們自己投資、投勞，又風來雨去精心營造、維護的林地，所有權不是他們的又是誰的？農場以“國有土地”管理者的身份，悍然截留國家為造林戶下發的補貼，造林戶不是成了“楊白勞”嗎？他們甚至不如楊白勞，楊白勞只是出賣勞動力，不必花費自家的血汗錢，開荒，買苗，造林。



事情的性質就是如此尖銳。



在紅色邊疆農場始終蠻橫地拒絕為造林戶辦理《林權證》、拒發國家補貼的情況下，造林戶們被迫屢屢踏上耗時費力費錢、漫長而痛苦的上訪之路。



不許他們上訪，就意味著他們連訴苦喊冤的權力都沒有了！



2



2009年12月，忍無可忍的富萬榮、張廣傑、周國英（女）等十幾名家庭林場戶主到北京上訪要“討個說法”。16人集體到了國家信訪局，但沒等談上什麽，就被黑龍江農墾工作人員“接走”，說是“回家答復和處理”——事後既沒“答復”也沒“處理”，把人扔在家裏就不管了。



2010年1月16日，10名戶主又到了北京。此前他們從來沒逛過大北京，又擔心到國家信訪局再被農墾工作人員截走，想換個“說理的地方”，但壹時有點摸不著頭腦到底去哪裏？富萬榮就給在山東日照市的哥哥富萬松打了個電話，問怎麽辦？去哪裏？



富萬松很慎重。他不希望把事情鬧大，更不願意把戶主與農場領導的關系搞僵。他先給紅色邊疆農場場長萬太文打了電話，告訴他：“妳們不給解決問題，現在我們到北京上訪了。”那意思當然是想給萬太文施加壹點壓力。但戶主們上訪“屢戰屢敗”的結果讓萬太文胸有成竹，他回話時態度很和藹，還開了壹句玩笑說：“妳們要想解決問題，就去中南海吧。”（本次對話有手機錄音）



富萬松火冒三丈，那就把事情鬧得越大越好，哪怕我們拼個壹死也要把妳拉下馬！



事情和情緒就這樣被激化了。富萬松回頭給在北京街頭的弟弟富萬榮打電話說，上訪地點有三個：壹是國家信訪局，二是國家林業局，三是中南海，去哪兒妳們自己定。不過他還是叮囑富萬榮說：“不管到哪兒，都不要碰人家任何東西，咱們就是上訪，沒別的目的。”



當時10名戶主已經到了天安門廣場——那裏畢竟是北京最好找的地方。想來想去，他們就近選擇了中南海。廣場上人多，他們怕走散了，還揀了個小紙紅旗，好像是什麽導遊扔下的。農工們邊走邊打聽，終於找到中南海新華門。這些“老屯”確實不懂國家的嚴格規定，不懂國家最高首腦機關所在地的莊嚴神聖，以為那兒還是他們家的田間地頭呢，有人站到警戒線那兒，有人甚至越過警戒線，壹起發聲喊：“胡主席，我們冤枉啊！”



這種冒失行為當然會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10人當即被扣留審查，警方了解到他們屬於上訪群眾，並無任何惡意，於是很快通知黑龍江農墾把人接回。此事震動很大，中央有關方面要求查明情況，嚴肅處理並追究領導責任。紅色邊疆農場場長萬某、書記張某被撤職。不過這兩位同誌還是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和能力的，沒過幾個月，北安分局重新啟用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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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是比較出來的。



現在就來看看各級領導機關對10名農工“沖擊中南海新華門”壹事形成的處置公文：



中央有關方面要求“查明情況，嚴肅處理並追究領導責任”，這無疑是正確的。



黑龍江省信訪工作領導小組發出2010年1號文件，就此事通報全省，文中說：“決定對省農墾總局北安分局予以全省通報批評，將紅色邊疆農場直接列入信訪工作重點管理單位……省農墾總局北安分局和紅色邊疆農場要認真落實省委和省政府領導的批示精神，采取得力措施，認真研究上訪人的訴求，按政策解決問題，並依法追責。省農墾總局要進壹步加強對信訪穩定工作的領導，督促北安分局和農場認真吸取教訓，查找問題，采取有效措施，切實改進工作，盡快改變信訪穩定工作被動局面。”



這壹文件明確要求農墾方面，要“認真研究上訪人的訴求，按政策解決問題，並依法追責。”這無疑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體現了“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立黨宗旨。這些上訪農工不明事理，擅自越過中南海新華門前的警戒線是錯誤的，當然要進行批評教育、嚴肅處理；同時他們上訪訴求中的合理要求，也應當按政策予以落實。



再來看黑龍江省農墾總局就此事通報全局的2010年“5號文件”。很遺憾，通讀全文，完全找不到對上訪群眾訴求的任何關切。其結語是：“總局黨委要求墾區各級各單位黨政領導，要以此次紅色邊疆農場發生的進京異常訪事件（“異常訪”為專用名詞）為警示，深刻吸取教訓，壹定切實加強信訪穩定工作的領導，做到靠前指揮，進壹步落實責任，加大‘五個力度’，即信訪隱患排查力度、信訪積案處理力度、敏感時期對上訪老戶的穩控力度、異常訪依法打擊處理力度和信訪責任追究力度，堅決做到死看死守，確保不再發生進京異常訪事件。”



什麽叫“異常訪”？“異常訪”又是怎樣產生的？“加大依法打擊處理力度”又意味著什麽？“死看死守”是否符合國家有關法律規定？為什麽不考慮上訪農工的訴求是否合理？



結果是，這壹積案依然江山依舊，“隱患”依舊，上訪人卻被關進勞教所了。後來的事實證明，當飽受欺淩的農工奮起抗爭壹定要“討個說法”時，任何“死看死守”都是無法阻擋的！



4



到中南海新華門前上訪的10名農工的結局是悲慘的。



周國英（女）等8人受到行政拘留處分，富萬榮、張廣傑分別被判處“勞動教養”兩年。2010年3月，這次上訪所謂的“幕後指使人”富萬松，被農場公安人員從山東日照市逮捕歸案，判處“勞動教養”壹年六個月。



這些農工去中南海越線上訪被稱為“異常訪”，農墾當局對於他們的處罰也像是“異常嚴”。



當國家號召退耕還林、植樹造林、保護生態之際，家庭農場的戶主們靠借錢、擡錢，吃大苦流大汗，開荒購苗，然後造林護林養林。他們為北大荒和我們的生活鋪展開壹片盎然綠色，而他們和自己的親人尚無任何收益。他們用血汗為我們留下壹片綠蔭，卻拿不到國家下發的補貼，甚至拿不到自己的《林權證》。他們為了維權和檢舉農場領導弄虛作假、欺騙國家，奔走呼號抗爭了整整7年而無結果，最終卻遭到農場如此嚴酷的處罰，是不是“異常嚴”，自有公論！



現在，吳延敏獨自帶著上學的孩子和74歲的婆婆生活。北安農墾電視臺滾動播出富萬榮、富萬松被“勞動教養”的新聞時，吳延敏總是設法不讓婆婆看到電視，老人到現在還不知道兩個兒子都被關了起來，否則，誰知道老人能不能挺住呢？兒子是個好學生，學業優良，在黑河市壹中讀高中，明年就要參加高考了。老實巴交、辛苦壹生的父親因上訪維權而被“勞教”，會給備考大學的兒子帶來多麽沈重的打擊和心靈的陰影……



在這個美麗的國家，孩子的頭頂應當只有陽光。而父親的遭遇會讓他那顆稚嫩的心靈誤以為這個社會“很冰冷”。



張廣傑的父親84歲，母親79歲，兒子被“勞教”後，嚴華趕緊把老人送到外地的親戚家，她獨自壹人壹邊照料著上學的孩子壹邊看護著那片林地……



吳延敏和嚴華多次去勞教所看望自己的丈夫，富萬榮和張廣傑都心灰意冷地說：“認了吧，沒指望了。”



就在我寫作本文期間，紅色邊疆的造林農戶又打電話給我，說農場剛剛迫使他們簽下“合作造林”的合同。我要問，面對那壹片片飽含造林戶心血汗水的綠蔭，農場管理者究竟拿什麽與農工“合作”了？



只有國家的土地。



北安分局和龍鎮農場管理者堅持認定自己才是國家退耕還林補貼的享受者。在本文的後面，讀者可以獲知，他們直接違反、並壹直在對抗黑龍江省農墾總局2003年下發的文件精神！



我不知道農場領導者想過沒有？林木要二三十年以後才能成材，這些造林戶無地可種，無糧可賣，無木可取，無工資可拿，他們究竟靠什麽活命？墾區管理幹部大都是在北大荒成長起來的農場子弟，曾和父老鄉親壹起度過艱難的歲月，是父輩們流下的血汗養大了第三代北大荒人。今天，這些父老鄉親被逼到這種地步，甚至還把他們關進拘留所和勞教所，良知何在？天理何在？



2010年12月16日，總局宣傳部長高先生帶著分局和農場兩級幹部來北京見我時，北安分局壹位負責人對我說，他們不是沒收入，“劉玉雲是退休職工，她可以靠退休金生活。”



錯矣！這位先生完全搞錯了概念，也過於缺少人權意識了。無論劉玉雲是否有退休金，無論她是窮光蛋還是億萬富翁，凡屬她的合法權益都是不能受到侵犯的。她享有的退休金也不是國家和墾區恩賜的，是她用幾十年的辛勤勞動換來的。



舉目四海，天下有壹條到處通行的政治經濟學“潛規則”：沒有節制的權力會讓人變得冷酷。



2010年12月下旬，黑龍江省調查組抵達龍鎮農場，認真聽取了於德清、劉玉雲等人的意見。整個“聽證會”的錄音是頗有教益意義的，請讀者壹閱（參見“第十四節”）。



2011年春節前夕，我和律師蔣媞從北京專程到黑龍江省綏化市勞教所看望了富萬松。他身材瘦削，臉色憔悴，兩鬢白絲如草。他堅決地說：“勞教期結束我出去後，壹定和他們鬥爭到底，鬥爭到死！”站在壹旁的勞教所管理人員十分了解富萬松的情況，說了很多正義和同情的話，我也說了壹些安慰的話，並送給他幾本書和壹份北京烤鴨。



此前我曾多方運作，期望提前解除富萬松的勞教，讓他回家過個團圓年，但我的努力失敗了。離開那裏時，我的心情非常蒼涼。



第六章 大山深處的眼淚



——“情為民所系”的感情在哪裏？



講述人：



劉長水，五大連池市良種場農工

張國才，同上

呂金成，同上



（此案屬於黑龍江省林業系統。審閱本文後，三位農工按下手印。）



2010年9月18日——恰逢我們民族歷史上壹個泣血的日子，五大連池市良種場的三位農工劉長水、張國才和呂金成，在我面前泣不成聲，淚如雨下，他們講述了在古東河林場屢遭欺壓的苦難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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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黑龍江省委提出“再造第二個黑龍江”，鼓勵廣大農民積極開荒，增加糧食產量。



接到上級下達的墾荒任務後，“五大連池市良種場”立即動員本場職工響應國家號召，上山開荒。三位年輕力壯的職工劉長水、張國才、呂金成都是熱血漢子，他們挺身而出。雙方簽署了協議書，考慮到開荒要清林、刨根、整地，每坰地（15畝）投入成本接近2萬元，同時土地還有個“生養熟”的過程，因此合同規定：前5年免收承包費，之後每坰地年收取500元土地承包費，屆時按開發的實有耕地數計算，並按國家在農村改革中普遍實行的規定，壹包30年（1996年至2026年）。



農民是天然熱愛土地的。三條漢子雄心勃勃跑到山坡上踏查這片廣闊的漫坡地。它地處小興安嶺南麓，雜樹叢生，荒草遍地，因數十年的過度砍伐，已沒有什麽像樣的大樹，不過地下遺留了不少盤根錯節的老樹根。三位農民窮得叮當響，哪裏有什麽開荒費，只好求人找銀行貸款，再從民間借“三分利、驢打滾”的高利貸（以10個月為壹年計息，俗稱“擡錢”），各自購買了“東方紅”拖拉機和壹批農機具回來。自此三家老小齊上陣，開始了揮汗如雨的墾荒大戰。冬天砍樹清林，夏天刨根整地。有些千年老樹根能把拖拉機的鏈軌板卡住，人只好冒著生命危險，鉆到機車下面先刨坑，再把樹根鋸開。老樹根清出來了，大石頭搬開了，壹畝畝耕地整治出來了。歷經7年奮鬥，到2002年，劉長水擁有了450畝耕地，張國才擁有了525畝耕地，呂金成擁有了1130畝耕地。3戶家庭農場就這樣辦起來了。可是，望著用血汗澆灌出來的大片金燦燦的小麥和大豆，他們並沒有太多的歡欣。壹是這裏地處偏寒，無霜期短，畝產不太高，有時大豆還沒收割呢，就被沒膝深的大雪捂在下面了；二是這種漫坡地只能靠天吃飯，雨大就沖沒了，無雨就旱死了；三是那幾年沒什麽優惠政策，糧價不高，農民辛苦壹年也賣不上幾個錢。三位農民盡管處於艱難創業的階段，但從媒體上，他們已經清晰地感覺到中央對糧食問題和“三農”問題的重視。而且，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美好藍圖已經展開了，他們覺得自己是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好日子不會太遠了！



但是，三位戶主沒想到，半路上突然殺出個“劫道”的，他們開始要錢，後來等於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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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與五大連池市良種場毗鄰的黑河市古東河林場突然通知這三位農民到場部交“土地承包費”。場長說，妳們種的地不是良種場的，是我們林場的，我們有“林權證”，應該向我們交承包費。他獅子大開口，張嘴每坰地就要1800元，比良種場合同規定的數額高了近4倍！



場長面帶笑容，和顏悅色，話裏卻暗藏殺機：“妳們如果交不起，來年我們就把土地收回，外包給別人了。”



三位農工傻眼了。這片土地壹直由良種場管理著，怎麽壹夜之間成了林場的？於是，有三個令人不解的問題尖銳地擺在他們面前，同時也擺在我們面前：



第壹，三位農工在這片土地上忙碌了整整10年，開荒創業時林場不吭聲，現在生地養成熟地了，有收成了，林場突然冒出來索要如此高額的所謂“土地承包費”，這不是赤裸裸的宰人又是什麽？



第二，三位農工連年借貸開荒種地，10年來債臺高築，劉長水欠外債11萬元，張國才欠30多萬元，呂金成欠20多萬元，壹旦土地被收回，所有投資付諸東流，等於要了他們的命啊！



第三，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國家規定，農村土地承包30年不變，後來又說“長期不變”。除非國家需要，誰都不能隨意收回或變更農民對承包土地的使用權。全國廣大“村長”都知道這個道理，可堂堂的黑河市林業局“直屬”的古東河林場，竟可以對國家規定熟視無睹，置若罔聞，儼然成了這片土地說壹不二的“大地主”，想收回就收回，想換人就換人。



三位農民找到“娘家”良種場，場領導也唉聲嘆氣沒辦法。歷史上良種場換了幾任領導，後來的人不知道建場時土地劃屬情況。



2009年，三人委托的代理人趙剛決定查查土地歸屬的歷史底案。



他帶上劉長水、張國才和呂金成，跑到五大連池國土資源局，要求調閱相關土地檔案。不知出於何種“隱秘原因”，他們連等三天，局領導就是不讓查。趙剛火了，拍桌子大吼：“政務公開是國家明文規定的，妳們不讓查，我就告妳們‘不作為’！”壹句話把他們嚇著了。壹查，成立於1980年的五大連池良種場，擁有1984年由黑龍江省政府頒發的128號“土地證”，三位戶主的開荒地正在該證規定範圍之內！而古東河林場的“林權證”是1989年由黑河市林業局下發的。趙剛指出，法律上有“先證優於後證”之說，因此，這片土地的使用權理應歸屬良種場。國家林業政策還有規定，因種種原因“造成林地滅失的”，應“辦理註銷登記”。現實是：三位戶主早已把這片曾經的漫坡林地開墾為耕地，因此應予註銷。



這壹法律糾紛原本是比較容易判決和調解的。古東河林場和良種場原來都歸德都縣（即現在的五大連池市）管轄，按“官本位”的說法是壹個級別、壹個“婆婆”，家裏人的事情總是好商量的。後來，黑河市林業局下令把古東河林場收為“直屬林場”，五大連池市（縣級市）又歸屬黑河市管轄。這就意味著古東河林場的“婆婆”換了，級別高上去了，自然不把小小的良種場放在眼裏了。新世紀初，因為本地另壹位農民所種之地的歸屬問題，良種場和林場打了壹場官司。壹審在五大連池市法院審理，良種場勝訴了，二審在黑河市法院審理，林場勝訴了。從此良種場的領導灰心喪氣，不敢再跟官大壹級的林場鬥下去了。



法庭上唇槍舌劍，“林權證”和“土地證”鬥來鬥去，那些滿天飛的法律術語恰恰掩蓋了壹個最本質最核心的要害：林場領導和林業局就是在爭奪當“地主”的權力！



2006年，良種場還不知道自己擁有合法的“土地證”，面對林場對良種場三位農工的威逼，只能無所作為。場領導說自己“腦瓜皮兒薄，實在頂不過財大氣粗的林場，妳們去告吧，上級如果派人來查，我們壹定如實提供情況。”



古東河林場提出的高額“土地承包費”是三位農工無法承受的。被迫無奈，他們不得不把地裏的活計交給老婆孩子，踏上“上訪”的漫漫征途。



先到了五大連池市，再到黑河市林業局所在的黑河市，三位農工告到的所有部門、所有領導，都只有壹句極其類似的“樣板式”回答：“回去等信兒吧！”然後就是石沈大海，死壹樣的沈默！



黑河市有壹位富有同情心的副市長趙桂英，她到五大連池市搞調研期間，得知三位農工的遭遇，於是出面向林業局“說情”，能否把原來要求的每坰地1800元承包費降到1000元。



林場“恩準”了。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遇上這樣的“大地主”，要命就得拿錢啊。走投無路的農民不得不“吐血”出來，2006年，他們按開荒的實際耕地數，劉長水被迫向古東河林場繳納了1萬元，張國才繳納了2.6萬元，呂金成繳納了5.7萬元，總計9.3萬元。債上加債，雪上加霜，他們忍氣吞聲，欲哭無淚。



請註意，正是在這壹年，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宣布廢止延續了2600多年的農民“交皇糧”制度，這無疑是中國農民的又壹次偉大解放。此後，中央不斷推出減輕農民負擔、扶持糧食生產、幫扶貧困人口的優惠政策，數億農民歡欣鼓舞。但是，在黑河市的古東河林場，卻是“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另壹片天地。



2008年春節前，農民們接到古東河林場通知：土地承包費每坰地增加到2000元。開荒農民們叫苦連天，只好再次投入“邊生產邊戰鬥”的征程，連同劉、張、呂在內，共有23位農民集體上訪到黑龍江省信訪辦，經調解無效，他們又集體到了北京。



黑河市林業局坐不住了，趕緊派壹位副局長趕到北京，勸農民說：“咱們回家解決，半個月內盡可能給妳們壹個滿意的答復。”壹個月後，黑河市副市長李洪祥帶領相關部門負責人召開了聽證會，聽取農民們的意見。他講得很動情，他說：“農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要充分考慮農民的切身利益，切實減輕他們的負擔，農民多種糧食也是給國家做貢獻。”他希望林業局把每坰地的“承包費”再降到原來的1000元。散會後，李洪祥還勸林業局領導說：“我是農民出身，知道農民開荒種地不容易，妳們那壹百多坰地，就給農民種得了！”意思是別收什麽承包費了。



林業局神情傲慢，當場拒絕。林業部門自成系統，地方上有些坐擁其大的“林大頭”根本不聽地方指揮。過後，新到任的古東河林場場長楊玉祥通知農民，承包費降為1800元（算是給了李副市長200元錢的面子），“不交就收地”！



又經農民們再三申訴、上訪、鬥爭，承包費降到1200元。林場大概也覺得農民總告狀，面子上不好看，於是逼著農民簽了壹份合同：每坰地承包費固定為1200元，30年不變（即從1996年到2026年）。農民都按了紅鮮鮮的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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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農工帶上承包費，紛紛到林場交錢，可仔細壹看場裏拿出的合同文本，變了！30年的承包期，從眼下的2008年算起到2026年，還有19年，場裏的合同文本卻莫名其妙寫成15年。劉長水立即給林場場長楊玉祥打電話，問場裏為什麽把雙方已經商妥的合同條款改了？楊玉祥話裏話外透出壹點兒“意思”，就是農民們必須向他“意思意思”。



歷史已經證明，“長工”跟“地主”是沒法硬碰硬的。劉長水他們知道，為了生存，必須滿足楊玉祥的那點兒“意思”。兩天後，劉長水和張國才帶上2萬元（這是5位農民按照自己耕種土地的數量，按比例湊起來的），來到楊玉祥辦公室。楊假意推托壹番，還是收下了，很快，合同上的15年改回到19年。



2萬元，救了5戶農民4年的命，還算便宜！



嗚呼！在這位“楊地主”說壹不二、無法無天的權力面前，弱勢的農民能有什麽辦法呢？他們能放下地裏的活計，置壹家老小的生活生命於不顧，天天去告狀上訪鬥爭嗎？他們不能。他們沒有時間，沒有財力，沒有“關系”，他們只能逆來順受。更何況正值秋收時節，幾十坰耕地已經夠他們勞累的了。寫作過程中，我幾次打電話給他們核對情況、數據和細節，三位農工都在地裏忙著收莊稼，只能天黑以後“回家再說”。中秋之夜，看著電視裏繁花似錦、載歌載舞的晚會，想到此刻還在地裏揮汗勞作的三位農工，我心裏不免陣陣痛楚……



就在劉長水、張國才用2萬血汗錢“買”回4年合法權益不久，上任不到壹年就大撈臟錢的古東河林場場長楊玉祥因為有人舉報落網了，他把農民送的這2萬元交待了出來。此案由黑河、北安、嫩江三市檢察院聯手合辦，壹紙判決下來，認為劉長水、張國才、呂金成犯有“行賄罪”。劉長水和呂金成聞風而逃，張國才被辦案人員用手銬緊緊銬著，從黑河市押到北安市關了起來，直到家裏交了5000元保釋金才放出來。



農工當然不服，他們質問說：“這是楊玉祥索賄，應當辦他的罪！本來按商定的合同，我們還有19年種地的權利，林場硬給改成15年。我們為了活命，被迫無奈才送錢給楊玉祥，而且是5人湊的錢，按法律規定也不夠判罪的！”



但法庭認定，送錢到楊玉祥辦公室的劉長水和張國才是“行賄實際操作人”，2萬元全部算在這兩人頭上，就夠上“行賄罪”了。於是，北安市法院於2009年10月發出第71號《刑事判決書》，判處劉長水、張國才有期徒刑兩年，緩刑三年。“判決書”中如實說明了是“五人商量後湊齊人民幣20000元，”並宣布，“本院認為，被告人張國才、劉長水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行為，構成行賄罪……”



本來屬於農工的權利，被貪官汙吏悍然剝奪，訴求無門又打不起官司的農工，被迫以如此可憐的行為，來保護和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利，這難道叫作“謀取不正當利益”？



許多年來，全國各地發生的驚天大案數不勝數，索賄和行賄的數額都是令人咋舌的天文數字。而五大連池這個案子把5個農工湊的錢算在2人頭上，本身就不符合事實也是有違法律的。劉長水、張國才兩位農民被“判二緩三”，受賄的楊玉祥被“判三緩五”！辦案人員能把這個案子辦到如此程度，能對兩個農民如此嚴加懲處，“黑包公”活在今日也當有愧蒼生！



也因此，劉長水、張國才跑到哈爾濱來見我時，還在緩刑期之內，當屬“有罪之身、逃亡之旅”！



4



2008年，古東河林場逼迫農工們簽署了“每年每坰地交納1200元承包費，壹包30年”的合同，後來又命令農工補交了200元，實為1400元。為了保住活命田，農工們也認了，都按下血手印了。



但貪欲是無止境的。2009年初春，古東河林場又發出通知，嚴令農工於3月26日之前（這壹天是該場規定的每年必須交費的最後期限，就像楊白勞過的“鬼門關”），必須上交每坰2200元的“土地承包費”。



他們又壹次悍然撕毀了已經簽署的合同！



所謂“土地承包費”連年遞增，年年瘋漲，什麽天地公道、黨紀國法、合同法規、道德良知，在古東河林場領導人眼裏什麽都沒有了，只有金錢，滾滾而來的金錢！



又壹輪憤怒的上訪開始了。黑河市林業局副局長高某傲慢地回答：“地是我們的，我們想漲就漲，誰都管不著！”



劉長水、張國才知道自己是“有罪之身”，不能再到省城和北京上訪了，他們只能懷著壹絲微薄的希望，由張國才獨自出面，將古東河林場告到五大連池市法院。



結果是可以預料得到的。在某些“暗無天日”的陰暗角落，弱者的命運只能是“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2010年8月13日，五大連池法院發出第243號《民事判決書》，文中赫然寫到，原告張國才是“自願與古東河林場簽訂的土地承包合同書，主動向古東河林場交納的承包費用。”既然妳是“自願”和“主動”的，因此，妳又來狀告古東河林場收費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判決如下：“駁回原告張國才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3889元由原告張國才負擔。”



強奸民意到了如此程度，真是駭人聽聞！



張國才他們當然不服，又上訴到黑河市中級法院。劉長水他們含淚對我說：“就是拿腦袋撞石頭撞死了，也要拼到底！反正是個死！”



古東河林場現任場長劉某的腦袋看來遠比農民硬得多，他對農民也發了狠話，他信心百倍地說：“這場官司妳們要是能贏，我把劉字倒著寫！”“妳們不是到處告狀嗎？等我把官司贏下來，明年妳們交多少錢也不讓妳們種了！”



5



現在我要跟古東河林場和黑河市林業局算算總賬。



劉長水、張國才、呂金成三位農工，從2006年到2009年，共向古東河林場繳納69.9萬元所謂“土地承包費”。此外，根據我收集到的壹份《古東河林場土地收入明細表》，上面清楚表明，僅從2005年到2007年三年間，另有183名農工向該場繳納“土地承包費”總計509萬元。那麽加上近三年的，這個小小的林場僅此項收入總額肯定在上千萬元以上。



需要指出的是，黑河市林業局作為管理部門，其宗旨理應定位於“貫徹國家政策，服務基層工作”，但也許是為了“加強基層管理”吧，1997年，他們把古東河林場等7個林場劃定為“直屬林場”。壹個古東河林場僅所謂“土地承包費”的收入就達上千萬元，7個這樣的“直屬林場”天天圍著黑河市林業局轉，這大概就是該林業局強硬支持古東河林場的根本原因！



古東河林場和黑河林業局的這筆巨額收入，是不是需要審計壹下呀！



新世紀以來，國家在退耕還林、植樹造林、保護生態方面做出壹系列嚴格規定，嚴禁毀林開荒，違者從嚴查處。但外包土地的高額利潤確實讓古東河林場喪心病狂了。張國才說，2009年和2010年，古東河林場在自己立起的“封山育林”的牌子後面，毀林開荒總計約400畝。張國才手中就握有錄像證據！



現在，這三位農工還在與古東河林場“打官司”。



黑河市中級法院“依法做出終審判決”：劉長水、張國才、呂金成敗訴。三位農工被迫申訴到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前不久，真正“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黑龍江省高院莊嚴裁決：“此案發回重審”並“停止原判決的執行”！



我們拭目以待，看看在社會主義黑河之天下，究竟還有沒有公理存在？



第七章 強行攤派的神秘“稻種”



——高價“服務”：“統壹”還是壟斷？







國家《種子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種子使用者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購買種子，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幹預。”







講述人



劉景奎，40歲，建三江分局濃江農場農工

張曉敏，女，38歲，同上。

張桂榮，女，49歲，建三江分局青龍山農場農工

張 欣，30多歲，青龍山農場農工







劉景奎，高高的個子，膚色如鐵，身材挺直，聲音洪亮，壹聽講話就知道他是屬於有知識有文化的新壹代農民，更是壹條響當當的漢子。他寫了許多類似七言詩之類的順口溜，來描述他在濃江農場生活的感受。訪談結束後，他把其中的幾首發到我的手機上，詩中充滿憤怒與悲愴。如《喪天糧》：



滿懷憧景北大荒，



農場坑農賠精光。



妻離子散無居所，



負債累累難回鄉。



再如《怒秋田》：



凜風飄雪初春寒，



揮汗灑淚盼豐年，



蚊叮蟲咬傷未愈，



當官可知我可憐？



“憤怒出詩人”。我相信，壹個農民不會因為喜歡寫詩而編造如此悲慘而憤怒的謊言。



濃江農場對上訪人員控制極嚴。劉景奎是以“購買農機具”的名義，張曉敏是以“出門串親戚”的名義，跑出農場來見我的。



1



劉景奎，原是黑龍江省綏化地區五營鄉的農民，他能吃大苦耐大勞，又雄心勃勃，壹直覺得在家鄉承包村上的那點土地無法施展抱負，更難發家致富。聽說農墾系統建三江那邊鼓勵農民承包大片土地，發展家庭農場，2005年，他和妻子帶上11歲的孩子，舉家搬遷到濃江農場第五作業區。他的這種身份不屬於農場正式職工，因此被稱為“代耕農”。



張曉敏身體瘦弱，說話低聲細語，她家在濃江農場第壹作業區。



2005年，劉景奎購買了壹些農機具，包地135畝，第二年又包地175畝，全部種上了水稻。正當他準備大展宏圖之際，卻遇到壹個令他和廣大農工極為困擾的問題：近幾年，濃江農場以“大面積作業”和“統壹管理”為由，向所有農戶實行“統壹供種、供肥”——這當然是正確和必須的。但是，墾區既然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有大農業企業”，在統壹向自己所屬的家庭農場和廣大農戶提供生產資料方面，無疑應當遵從以下原則：質量品質應當是令人放心的；價格應當是更加低廉優惠的；服務應當是更為周到全面的。只有這樣，才能無愧於社會主義企業的光榮稱號，才能體現黨的“執政為民”的宗旨。



實際情況呢？劉景奎和張曉敏說，濃江農場統壹供種供肥的價格普遍高於市場價，而且是說壹不二的“霸王價”。“妳種我的地，就得買我的種子和化肥。”而且強行攤派，不得自行外購，不買本場的種子和化肥，就不發“種糧補貼”。如2010年，每噸化肥市場價格在1680元左右，濃江農場卻賣到1980元壹噸。



農工們說，“當爹的”賣給“兒子”的東西，全是高價！



現在就來看看濃江農場強行推銷的神秘稻種“空育 131”。



2006年，農場要求所有種稻農戶必須統壹使用“空育131”稻種，結果稻田普遍發生大面積“稻瘟”（俗稱“掐脖瘟”，即稻穗底部受病枯死），水稻畝產驟降至700斤左右，平均每畝減產200至300斤。這壹年，劉景奎等大批種糧戶賠錢了。農戶們為此到場部提出意見，說場部強行攤派“空育131”稻種，給我們造成嚴重損失，應當予以賠償。



場領導回答說，“這是天氣異常，自然災害，不是稻種問題。”



劉景奎等農戶反駁說：“為什麽在同樣的氣候條件下，在同壹地塊，種植別的稻種生長情況良好，畝產很高，而種植‘空育131’就發生大面積稻瘟？說明農場統壹發售的‘空育131’抗病性很差，這只有三種可能：其壹，它不是良種；其二，它曾經是良種，但種植多年後現在退化了；其三，農場提供的不是符合國家標準的高質量的種子。”



領導無言以對，但遲遲不給答復。劉景奎等大批農戶被迫到地處哈爾濱的農墾總局上訪。他們剛下火車，就被濃江農場和建三江分局的工作人員截住，領他們到了壹家旅店，說“妳們不必上訪了，影響不好。我們已經決定，根據農戶受災情況，由‘陽光保險’負責理賠。”



接著，濃江農場與受災農戶達成協議：畝產800斤以上的不賠；畝產800斤以下的，由農場普遍推廣的“陽光保險”負責理賠。劉景奎說，這種“陽光保險”的操作也是不合理的，農戶每年必須按每畝5元交費，而且不給收據，不給保單。



2006年，劉景奎獲賠9000元，杯水車薪。但獲賠本身就證明濃江農場強行推銷的“空育131”稻種是有問題的！



2007年，濃江農場依然強行要求農戶按照自己承包耕地的畝數，購買60%的“空育131”稻種，其余40%的稻種可自行選擇。這年劉景奎吸取了教訓，沒敢多種，損失較小。



2008年，濃江農場依然故我，繼續強行攤派“空育131”。劉景奎沒有大面積包地，幸免於難。許多農戶被迫從農場以高價買回“空育131”稻種後，只是象征性地種上壹部分，大部分當“高價大米”吃了，或以低價作為大米售出。農場只對強行攤派進行嚴格“管理”，只要妳把“空育131”買回去了，種不種、種多少？即不再多管。濃江農場第四作業區的孫長山等十幾戶聽話的農民大面積減產，損失慘重。他們集體上訪到北京，來自高層的壓力迫使濃江農場再次向受災農戶做了理賠。



2010年春，濃江農場仍然是“壹切按既定方針辦”，繼續強行攤派“空育131”稻種，而且由往年的“白種”（即帶殼稻種）變成了“包衣芽種”（即已經催芽並包上農藥的種子），“白種”價格壹般在1元多錢壹斤，芽種卻賣到3.3元壹斤！



農場還要求，農戶在壹般作業區承包的耕地，種植“空育131”面積必須達到70%以上，示範帶（即靠近交通要道的耕地）種植率必須達到百分之百。拒絕不種、違抗命令者，不發給水稻良種補貼（每畝15元），明年還要取消承包資格。有的領導在會上對農工們說：“妳們種農場的地，就得聽農場的喝（咬喝），妳要想找公平，就去有公平的地方，農場的政策就這樣！現在地火，有的是人想種，妳愛種不種，不種就滾球子！”



結果，到2010年7月中下旬，農戶們發現，凡是種植“空育131”的又發生大面積稻瘟。8月19日，四區的劉景奎、壹區的張曉敏等10戶農民找到場部反映意見，場長劉誌波出面接待。農戶們說，“損失是因為農場強行要求我們統壹購種造成的”，因此應由農場按正常收成予以賠償。



劉誌波態度很和緩，似乎也很理解農工焦急的心情。他說，損失面那麽大，農場全面賠償是不可能的，農工家裏生活困難的，有孩子上學的，我們可以賠壹部分。



張曉敏家種了600多畝地，損失慘重，她說：“損失是共同的，有的賠，有的不賠，不公平，我們不能接受！”



劉誌波面帶微笑，拍拍張曉敏的肩膀說：“沒事，慢慢接受吧。”



在濃江農場無法解決問題。2010年8月21日（星期日）上午9時許，10戶種稻農民上訪到建三江分局。值班人員說“領導不在”，10戶農民不肯走，壹直等到下午3時許，從樓裏出來壹位戴眼鏡的領導（後來得知他是建三江分局的局長）。農戶們紛紛向他反映“空育131”稻種的問題，局長搖頭予以否認，說“‘空育131’是建三江的主打品種，抗低溫，米質也好，妳們不懂！”



張曉敏等人說：“妳不種地不知道，‘131’已經有過多年病史，把老百姓坑苦了，為什麽妳們還強迫我們種？”



局長說：“有的損失是自然災害造成的，不能怪種子。”



劉景奎說：“‘131’已經坑我們好幾年了，有些農戶寧可把‘131’倒進壕溝裏，改種別的稻種。同壹地塊，別的稻種都豐收了，‘131’卻大面積稻瘟，用‘自然災害’能解釋得通嗎？”



局長說：“技術問題妳們不懂，我找技術人員跟妳們說！”然後他打電話叫來幾位技術員，他卻走掉了。



2010年9月23日，濃江農場各作業區召集農戶開會，第四區約有150人到會。大家都站在院子裏，管區幹部大聲說，場部決定，從今天開始，各農戶“預定2011年稻種”，所用稻種全部由農場提供，不得自行外購，並要求30%的耕地必須種植“空育131”（不知為什麽種植面積逐年降低？），另外70%的耕地，可在農場提供的稻種目錄上“自行選擇”。



農戶大嘩，紛紛表示抗議和不滿。但沒人聽。



2



近幾年來，在強行售賣“空育131”稻種的問題上，農場和農戶已多次發生沖突，幹群之間的矛盾和情緒日趨激化。在壹次露天的農工會議上，管理幹部吼道：“我不操妳媽，妳們不知道我是妳爹！妳們想要公正，就去找有公平的地方，農場的政策就這樣！妳們再上訪，來年就別想包地！”



2010年9月29日，各管理區又電話通知農戶，趕快上報明年購種數量。毫無疑問，對於種植“空育131”稻種的廣大農戶來說，2011年可能又是提心吊膽的壹年！



這樣的事情不僅僅發生在濃江農場。同屬建三江分局的青龍山農場農工張桂榮說，她所在的農場也壹直強行攤派“空育131”稻種，拒絕不種者不發良種補貼。2010年，為逼迫廣大農工種植“空育131”，青龍山農場同樣強行推銷不能吃、不能賣、也不敢種的“芽種”。



我手中有壹份青龍山農場與農工簽訂的《2010年農業生產承包保證書》，在“統壹供種”條款中赫然規定了如下霸王條款：“2010年分公司（即該農場）100%統壹供種，品種按分局（建三江）推廣品種供給，其中水田100%供應芽種，並統壹包衣（農藥）……對於沒有完成分公司統壹供種的種植戶不能享受良種補貼，同時按照供種協議面積，不予返還每畝10元的技術保證金。”協議還規定，“每畝供種4.5公斤”。



農場強賣，農工不得不買。張桂榮說，農工們花血汗錢把“空育131”稻種買回來，卻因多年減產、絕產的慘痛教訓，很多人不敢種。往年農場提供的都是“白種”，可以當“高價大米”吃掉或賣掉。2010年農場提供的是包了農藥的“芽種”，不能吃也不能賣，餵雞餵鴨都不行。張桂榮被迫花費近萬元，從農場購買了“空育131”稻種，大部分扔掉，然後又花了2.3萬余元，在佳木斯種子公司購買了別的品種稻種，秋後她種的少部分包衣“空育131”得了稻瘟病，自行購買的稻種幸免於難。張桂榮說，她所在連隊的農戶，大多數把農場強賣的“空育131”稻種扔掉了！



我不得不提出疑問，濃江、青龍山等農場（據劉景奎、張曉敏、張桂榮反映，這個問題同樣發生在建三江分局的其他農場）的農戶不斷反映、不斷告狀、不斷上訪，以大量事實證明“空育131”稻種連年發生稻瘟，造成大面積減產，使農戶遭受嚴重損失，為什麽管理部門依然我行我素，強行攤派？如果為了“統壹生產和經營”，自定的“霸王價”為什麽又大大高於市場？這不成了壟斷性經營了嗎？



我看到，在“空育131”稻種的包裝袋上，赫然印有“北大荒集團建三江種業有限公司”的字樣。我查閱了農場強行“供種”收費後給農工的大量收據，所有票據都是“黑龍江北大荒種業集團”提供的。前鋒農場農工收到的票據上就印著：“黑龍江北大荒集團建三江種業有限責任公司前鋒分公司”。



我手頭有壹份證據：即2010年因“空育131”稻種遭災獲得“陽光農業保險公司”理賠的名單。據說，農戶的收成必須損失在四成以上才能獲得理賠。在嚴格控制獲賠範圍的前提下，已經公布於眾的該名單顯示，僅濃江農場第壹作業區、第四作業區就有285戶獲賠，近8萬畝地受災！那麽，全濃江農場有多少地受災呢？全建三江分局有多少地受災呢？



多年來，墾區管理者壹直堅持“天災”的說法。



種子是個非常復雜的科學性很強的問題，我非專家，不能貿然做出什麽結論。“空育131”到底是不是抗寒抗病能力強的種子？還是使用多年、已趨退化的種子？亦或是個別農場提供了不規範的“空育131”種子（有農工猜測，會不會有人以未經嚴格篩選的“空育131”商品糧代替種子以謀取暴利）？這些都需要進行嚴肅認真的調研。但是，壹個可以確認的前提是，廣大種稻農工不可能吃飽了撐的，沒事找事，無事生非，非把壹個可以讓他們發家致富的高產的優良稻種說成是劣質稻種，為此四處奔波，多年來不斷上訪告狀——“空育131”壹定讓他們吃夠了苦頭！



這究竟是為什麽？哪怕是壹個兒童，也不會硬說嘴裏的糖果是苦的呀？就此問題我進行了更廣泛的調查。農工們坦率地說，如果是好的真正的“空育131”稻種，米質不錯，吃起來口感好，加工出來好看，但單產低，抗病性差，因此多年的“掐脖瘟”壹直纏繞著“空育131”。這就產生了壹個尖銳而巨大的矛盾：農場向社會出售“空育131”大米可以獲得較大利潤；而農工靠貸款種稻子，他們只希望保產量保回報，害怕因稻子患病遭災而搞得血本無歸。管理者強迫種，農工們害怕種，“空育131”之爭，就這樣成了兩個利益群體之爭和幹群之爭。



我的問題是：



第壹，國家《種子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種子使用者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購買種子，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幹預。”農場應當按法辦？還是應當按官方意誌辦？按官方意誌辦了又遭了災，誰來賠償家庭農場動輒幾十萬元的損失？



第二，墾區管理機構賣給家庭農場、廣大農工的種子和其它生產資料，價格比市場還貴，而且不許農工自行外出采購，“統壹經營”是否就此變成了壟斷經營？



空洞的爭論沒有意義，正確的結論只能來自實際。正如農工劉景奎對黑龍江省調查組所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我們老百姓就認‘死理兒’：讓我們豐產高產、發家致富的種子就是好種子，讓我們減產絕產、傾家蕩產的種子就是壞種子！”



3



由農場造成的損失年年在繼續，土地承包費也年年見漲。2010年，濃江農場規定每畝耕地上繳承包費320元，每坰地高達4800元。至於國家惠農政策規定的“糧補”到底應當發放多少？農場根據什麽理由克扣了多少？管理者們從來沒有公開、透明地說明和解釋過。本文中所寫到的各農場所有上訪農工、農民，都沒有聽到過農場關於國家有關政策和落實情況的通報。他們就像“長工”，老老實實地聽咬喝、種莊稼就行了。



據了解，在墾區許多農場還普遍實行壹些令人不解的“規定”：如每年農戶交納各種費用必須“上打租”，即開春就把壹年的承包費、技術保證金、飛機航化費（每畝收費16元）等等各種款項，甚至包括可能發生的“罰款”壹次性交齊，年終再“多退少補”。



我查閱了青龍山農場制定的、農工必須簽名同意的“2010年農業生產承包保證書”，其中赫然列出19項可以扣掉農工預交的每畝20元技術保證金的理由。農工觸犯其中任何壹項要求，技術保證金就會被全部沒收或部分沒收。



開春備耕，正是廣大農戶用錢的緊要關節，為了交納“上打租”費用，農戶們不得不向銀行貸款或四出借錢、“擡錢”，否則地就種不成了。壹年年下來，廣大農戶形成了壹個令人痛心的經濟生活“模式化怪圈”：開春備耕，向銀行貸款，向農場交納“上打租”；秋後賣糧，償還銀行貸款和利息，然後再貸款交“上打租”、備耕。如果年景不好或遭了災，農工們就成了為農場和銀行“扛活”的“楊白勞”。



農工們普遍反映，農場的承包費“災年不降，年年見漲，沒有上限”。



此外，非常奇怪的是，秋後農場對農戶賣糧也嚴加控制。糧販子到農場各家各戶購糧，必須把數萬或十幾萬、數十萬的購糧款打入管理區幹部個人的賬戶，管理區才能出具“路條”，讓糧販子把糧運走。



劉景奎說，他賣糧時，與其交易的糧販子必須把購糧款打入第四管理區主任的私人賬戶。



張曉敏說，她的賣糧款必須打入管理區出納的賬戶。



從開春供種供肥到秋後賣糧，農戶們就這樣受著農場的嚴格控制、“統壹管理”，按照他們的“霸王條款”辛辛苦苦地勞作著、犧牲著、“奉獻”著。



濃江農場的各項收費也高得驚人。全場推行農田井灌時，張曉敏等種植戶打了兩眼井，收費高達3.4萬元，另外每畝收“水電線路費”高達2950元。



說到這裏，張曉敏落淚了，她說：“現在我們種地不容易，頭上懸著壹把刀啊！”



4



劉景奎說，在濃江農場包地的“代耕農”很多是從黑龍江省綏化和慶安地區來的，農場流傳壹句順口溜說，“綏化慶安大虎B，賠了壹批來壹批。”他存有壹封今年寫給中央領導的上訪信，摘要如下：



由於農場近年來都是“統壹供種”，而且今年供的是水稻芽種“空育131”，並強制我們種植戶必須種植，種植面積要達到70%，示範帶100%（公路兩側），不種131就不發補貼。而且不允許我們大面積種植其它品種。現在種植的131稻種大面積發生我們無法防治的病害，且病害正在繼續漫（蔓）延，已造成無法估計的經濟損失。我們種植戶都是貸款和“擡錢”種地，每年就靠糧食收入來維持生活。現在我們已沒有經濟來源，傾家蕩產，壹貧如洗，今後的生活無法保障……農場領導幹部的做法與胡錦濤總書記倡導的“依法治國、以人為本”大唱反調，農民的真心感受只有渴望與無奈。



我們不想種植“131”品種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品種抗病能力低，發病率高。2006年秋天已經給我們種植戶造成嚴重減產，不少地塊絕產。2007年至2009年期間，農戶為了保住承包地，無奈從農場種子公司購買來高價的“131”種子，只能作為“口糧”吃掉，吃不完的又作為商品糧低價出售。2010年，農場又統購統銷“131”芽種，沒有發票、生產許可證、檢疫證、合格證，農民真的沒有辦法，扔不起才種。下決心把“131”品種扔掉的種植戶，改種其它品種，都獲得了大豐收，其他農戶種植的龍粳20、龍粳25、龍粳26、龍粳29等品種，都沒發生病害，可惜農場不讓我們種植。



農場的強制購種已經違反了《種子法》第39條、第41條、第69條之規定，嚴重違背了國家制定的惠農惠民的政策。當農民種了農場不抗病的種子受到巨大損失的時候，農場領導幹部互相推諉扯皮，百般抵賴，不予賠償，老百姓在狀告無門的情況下只有信訪，請求中央領導派人實地調查。我們所反應的情況都是屬實的，絕沒有半點偽造的不實情況，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劉景奎這樣形容自己的勞動生活：“起得比雞早，睡得比貓晚，幹活比驢多，吃的比豬差。”談到上訪，他決絕地說，他和其他上訪農戶相約，不能成群結隊壹起上訪，以避免“全軍覆滅”，大家要“輪番上陣，前仆後繼”，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劉景奎說，為避免上級了解真實情況和農工們的不滿，濃江農場對廣大農工特別是上訪人員采取了極為嚴格的控制手段。訪談中，我與同在濃江農場、多次上訪的盧鳳琴通了電話，盧鳳琴說，她現在“走哪兒都有人跟著，實在出不來了。”劉景奎說，每有領導來檢查工作，農場都派人把守住各個路口，嚴禁農工們接近。



有壹次，建三江農墾分局搞“稻米節”，有高層領導前來，農場把有意見、敢說話的壹些農工拉到附近飯店，好吃好喝好招待，門被反鎖著，不許出去。等上級領導和貴賓們走了，才把農工們放出來。



我在北大荒當過知青，從事過農業勞動。我知道那裏耕地廣闊的勞作條件和特點。



以往，為耕種方便，農戶的育秧大棚都靠近自己承包的幾百畝或上千畝的地塊。為了發展“觀光農業”、“旅遊農業”，濃江農場把農戶大棚集中起來，說是搞成“大棚基地”，實行“統壹管理、統壹育秧”。劉景奎等人說，這是不切實際的“面子工程”，大棚需要農戶重新購買，育秧也還是各家各戶自己去大棚勞作，結果大棚離自家的地遠了，運秧又增加了用工和費用。劉景奎說，這些“觀光農業”真是“惠農變坑農，勞民又傷財。”



青龍山農場張桂榮講，“農場為了顯示所謂‘社會主義現代化大農業’，強行要農工統壹購買農場提供的大棚卷簾門，每個門收費1850元，那有啥用啊？”“為了好看的‘統壹工程’，農場騰出壹塊空地，讓農戶們把自家的農機具集中起來統壹存放，可既沒有遮風的也沒有擋雨的，而且還要收費。自己花錢買的農機具，風吹雨淋能不心疼嗎？可是在自己家的庫房裏存放，連隊也要收費！”



今年，張桂榮在自家庫裏存放農機具，場裏竟然收費2300元！



這壹切是“服務”還是剝奪？是扶農還是害農？



2010年10月14日中午，劉景奎致電給我說，前幾天濃江農場又“政策”突變，正式開會通知農戶，2011年不再以現金方式收取“土地承包費”，而改成交糧（大概因為糧食不斷漲價，行情看好）。張桂榮說，青龍山農場現在正強迫我們交“任務糧”，每畝上交480斤稻子，收糧的票子上竟然不標明價格——會不會隨時壓價呢？而且，農場還強迫農工們把糧食送到給價很低的場部“糧食中心”，不得送到其它地方。



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2006年即已莊嚴宣布廢除延“交皇糧”制度的今日，濃江農場竟然反而變本加厲了。



我算了壹筆賬：2010年，劉景奎上交的土地承包費為每畝320元。按照濃江農場的新規定，2011年每畝地上交水稻213公斤，按水稻收購均價每公斤2.5元計算，農戶每畝土地承包費實際上漲到632元以上，同比漲了近壹倍。



經上網查詢，“空育131”搞得建三江民怨沸騰已經有數年之久。2006年，農工們就開始對建三江分局所屬農場強行派購稻種“空育131”發出聲討，媒體也做了不少報道。這就是說，“空育131”年年發生稻瘟，不能年年都怪天災吧？



現將有關網文和報道附錄如下：



“空育131”：是天災還是人禍？



(2007-09-30 22:58:00)



用收購來的帶病商品糧充當稻種強行賣給稻農，壹片片水稻沒等成熟就大面積枯死，國家良種補貼變成了偽劣稻種，稻農血本無歸，欲哭無淚。這就是發生在黑龍江農墾建三江分局859農場的坑農害農事件。



本網訊：日前，本網接到黑龍江農墾建三江分局859農場幾個生產隊村民的來信，反映農場領導利用手中的權利，把收購來的帶病商品糧充當稻種，強行高價賣給稻農，截留國家給農民的良種補貼，撈取不義之財，致使全場發生大面積稻瘟病，給稻農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據村民介紹：今年他們種的稻種都是“空育131”，這是壹種緊穗稻種。這個品種2005年在本地就發生了稻瘟病。因此，稻農今年都不願意種這個品種。但是，今年春天，農場卻強行推行這個品種。生產隊的領導對稻農說：“如果不種這個品種，農場就不給良種補貼。”被逼無奈，稻農們只好在農場種子公司領取了這個稻種，但國家良種補貼現金卻由場裏從稻種中直接扣除。對此，有些農戶怕受害，就把每公斤3元多錢領回的“空育131”當成商品糧賣了或磨成米吃了，寧可花高價虧了，也不種這個稻種，再去買別的品種。這個場的11隊稻農以及其它隊的壹些稻農，出於對農場的高度信任，加之手中沒錢去買別的品種，只好聽天由命，種上了“空育131”。



據村民反映：859農場的這些作法實在太霸道，農戶選種都身不由己。強行截留扣取國家給農民的良種補貼，更是違反了中央關於“良種補貼必須以現金的形式直接發放到農戶手中”的規定。同時，農場發給的“空育131”稻種，根本不是從種籽基地調來的，更不是專業地塊，專業人員培育出來的。而是從農戶中收購上來的商品糧，經過精選，包裝後就充當種籽賣給了稻農。場裏收購時每市斤8角多錢，賣給稻農卻是1.59元，價格翻了壹倍。這其中牟取的暴利還有待調查。



事情如果僅此而已，農戶們也就忍氣吞聲的認了。可是更讓稻農們傷心和憤怒的是：水稻插完秧後，凡是農場發放的“空育131”稻種育出的秧苗都開始發病。為了防治稻瘟病，從6月底，稻農們就整天奮戰在水稻田裏。按場裏要求噴灑各種農藥，壹遍不行，就噴二遍三遍，但最終還是眼睜睜看著秧苗死去。每畝地僅藥費就支出20元到30元，結果是稻、財兩空。這個場的11隊已有3500畝稻田發生了稻瘟病。其中1500畝已絕產，剩余的2000畝，也死了壹半。目前，稻瘟病還在漫延，秋末將全部絕產。稻農於山家種的280畝“空育131”水稻，已絕產200多畝。壹些插種幾十畝、上百畝的稻農，已全部絕產。放眼發病稻田，稻穗全白，放把火就能點燃。



面對這人為造成的災難和損失，農戶們紛紛找農場要說法，討公道。農場的答復是，已請農業專家鑒定，結論是：不是種籽的事，是水稻戶自己管理不好造成的。但事實卻否定了專家的所謂鑒定。同樣壹個稻池子，壹樣的管理，壹樣的種植，為什麽別的稻種就壹點病沒有，長勢特別好。稻農於山除了場裏發放的“空育131”，還從佳木斯賣了另壹個品種的稻種卻沒有壹點病，現在稻子已壓圈，豐收在望。這樣的事實在全場隨處可見，而場領導和所謂的農業專家卻視而不見，硬說稻瘟是空氣傳染。但為什麽只傳染“空育131”，而不傳染別的稻種？場裏卻拒不解釋。



非但如此，據了解，場裏最近針對此事采取了高壓政策，明令各生產隊嚴加管理，不許四處上訪。並且宣布：誰要上訪，就取消明年的包地資格。另據農戶舉報，今春農場在不給收據的情況下，強行向農戶多收取每畝10元的包地費。



據了解，859農場共有水田面積20多萬畝，今年全場插種的水稻品種大部分是“空育131”，保守估算，今秋全場將有幾萬畝的水稻顆粒無收。



構築國家糧食安全，重視解決三農問題，這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戰略決策。今年，建三江墾區已被國家命名為“綠色米都”。面對大好機遇，作為黑龍江農墾基層管理單位的859農場，本應為當地農戶保駕護航、排憂解難、服務於民、致富於民，反而做出這些損害農民利益的事情。這樣做的後果，必然損害黨在群眾中的形象，嚴重阻礙黨中央關於構建和諧社會主義新農村偉大目標的貫徹實施。



本網將繼續關註事態的發展，並進行跟蹤報道。



（中國百姓權益網）







新浪網友:2010-08-10 17:57:54 [舉報]



妳好！ 這段時間我們農場的稻瘟病很嚴重，上網查詢抗病方法時，無意中看到您07年寫的《空育131，天災還是人禍？》，沒想到三年後故伎重演，我們農場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



我們是黑龍江省建三江管局勤得利農場，與報道中的859農場同屬三江管局。今年，我場場領導在全廠範圍內強行攤派“空育131”稻種，所有使用該稻種的稻田，截止目前已有80%患稻瘟病，很多稻田近絕產。很多農民貸款數十萬元，此次全場稻田發病，致使非常多的農民不僅將多年的積蓄全部賠光，還欠下了數十萬的貸款。我暑假回家，看到鄉親父老整日唉聲嘆氣，希望能幫助他們討個說法，但憑我目前的能力，很難獨自完成，看到您的文章，我頓時感覺深有同感，希望您也能為稻農們伸張正義，以免再危害他人，謝謝您！



新浪網友2010-08-24 07:12:31 [舉報]



空育131實在害人不淺，我今年也種植了250畝“空育131”，現在損失7成以上，原因也是種子問題。農場買給我們的種子根本不是正規繁育的。而是從農戶手中買來的商品糧，農場今年不讓農戶自己出去購種，必須買農場的種子，否則不給種子補貼。而農戶不想買131想要買別的種子，農場卻供應不上。致使我多年積蓄全部賠光，還欠下十幾萬貸款，我壹個農民不知找誰申訴，希望有好心人為稻農們伸張正義。



豐收時節吞苦果：天災還是人禍



2006年09月30日 來源：經濟參考報







農場強行指定購種渠道，農戶自購種被倒進水溝



談起稻種的來源，前哨農場的許多農戶都感到氣憤不平。他們告訴記者，購種渠道只有壹個，那就是農場規定必須在建三江農墾分局種子公司前哨種子分公司購買，沒有其他可選擇的余地。因為妳不在那兒購種，就甭想得到國家給的補貼。



在前哨農場租地種的60歲老漢馬樹興和老伴劉誌榮向記者哭訴了壹件傷心事。今年春天，他們覺得農場指定的“空育131”經過多年種植，已經抗病力低，所以就不打算種了，自己從慶安縣買了11編織袋別的水稻種。沒想到正在浸種之際，農場的人來檢查。農場第二管理區主任鄭勝良壹看不是在農場購的“空育131”，竟然把他家正在浸著的種子倒進了門前的水溝裏，老兩口望著被倒掉的五六百斤稻種放聲痛哭。馬老漢說，農場不僅倒掉了他家的稻種，還揚言到秋收時要再罰1000元錢。



和記者講話之際，馬樹興就跳進了水溝，頃刻間就撈起了許多稻種，馬老漢說，這就是被倒掉的稻種，有五六百斤，太讓人心疼了，可是直到現在也沒找到說理的地方，更不知找誰賠。



馬樹興說，雖然稻種被倒掉壹部分，可他仍然堅持種了200畝被倒掉的品種，另有70畝種的是農場指定的“空育131”。馬老漢指著壹片穗大籽粒飽滿的稻田說，這就是被倒掉的品種種出的水稻，現在豐收賺錢已成定局。而另70畝農場指定品種種出的稻子，卻得了嚴重的頸瘟病，賠本也已成定局。



前哨農場第二管理區主任鄭勝良接受記者采訪時承認，農戶的稻種“是被我給倒了”。他解釋說，馬樹興家自購的稻種糙米很多，是不合格的種子，所以不能允許他種。當有農戶現場提出馬家自購稻種畝打糧很多並取得了豐收時，鄭勝良說：“就是打壹萬斤，妳的種子也不合格。”



鄭勝良說，農場推廣的“空育131”有長勢好的水稻。隨後他帶記者參觀了壹片長勢非常好的水稻田。可是等鄭勝良走後，該片水稻田的主人卻告訴記者，這片水稻的品種是壹種“390”，根本不是“空育131”，她家的“空育131”也得了嚴重的頸瘟病。



農場自制“壹號文件”，強收技術保證金和保險費



在前哨農場采訪，農戶還反映，農場不僅強制他們購種，還強制他們參加農業保險，強行收取他們種地的“技術保證金”和“植保金”。



該農場在2006年自行制定了壹個“壹號文件”，這個文件與中央的“壹號文件”相背離，新增加的壹些農戶負擔嚴重沖抵了中央惠農政策。農戶給記者復印了壹份前哨農場自行下發的“壹號文件”——《黑龍江省前哨農場文件(哨場發[2006]1號)》。在這份文件上，果然有這樣的規定：“凡承包農場熟地的必須參加農業保險”；“承包農場的耕地必須同農場簽訂土地承包合同、技術保證金合同和陳欠償還合同及各項管理文本，否則不應、不予承包土地”；“為加強植保管理，按0.3元每畝提取植保金”；“收取1元/畝的水利管理保證金……提取10元/畝的水利建設基金”；“為補充精神文明建設費用不足，各單位可根據具體情況另行加收3至5元/畝”；“凡在以往年度未經農場同意，沒有完成農場應繳各項費用的人員不能承包農場土地。”農戶們說，農場不斷給農戶增加各種負擔，而又通過地租的形式體現。所以動不動就以土地相威脅，現在農戶最怕沒地可種，但土地在農場手裏攥著，這對於租地者來說，農場增加什麽樣負擔農戶都只能承擔。



對於農場自行制定的“壹號文件”及農戶負擔問題，前哨農場副場長李文生說，農場土地與地方土地不壹樣，農場的國有土地是農場經營，企業經營要追求壹定的效益，同時要拿效益承擔許多社會問題，如教育、衛生。國家給農民減免的，農場也都減免了。農場與地方沒有可比性，所以不能參照地方。



該農場原工會主席、現農業協會會長司誌軍說，農場的文件與中央的“壹號文件”是不違背的，但後來發現它有些不妥當。



農場方面說，農墾部門對種子的要求比較高



關於種子推廣問題，前哨農場水稻辦副主任張宗沂說，農墾部門比地方要求嚴，所以對種子的要求比較高。



黑龍江省農墾總局建三江分局種子管理處處長高原說，由於“空育131”是壹種“鐵稈作物”，優點特別多，所以分局才推廣它。今年發生頸瘟病，不是種子問題，而是天氣因素和農戶不按技術規範種植造成的。種子公司賣出的種子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她可以保證農戶用作稻種的不是商品糧。高原還說：“在科技推廣過程中，在我們為農戶做好事的過程中，不理解我們也是正常的。”



農戶壹方氣憤地抱怨農場，農場及農場指定的售種單位壹方卻說是為農戶著想。看來水稻嚴重患病影響產量的責任壹時竟難說分明。然而，水稻大幅減產的事實卻分分明明地擺在那裏。那麽，這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到底誰該為農戶的損失負責？



第八章 她們的奉獻與勞動不應被遺忘



——我的白發蒼蒼的姐妹們



講述人：



張希恩，女，56歲，寶泉嶺分局綏濱農場



鄭淑華，女，50歲，建三江勤得利農場三分場,1980年曾獲農場授予的“先進工作者”稱號



於永香，女，54歲，北安分局長水河農場



李淑燕，女，50歲，建三江分局青龍山農場，1984年獲“五好家庭”、“致富能手”稱號



馬鳳華，女，54歲，同上，1982年獲“三八紅旗手”稱號，連續三年為“婦代會”代表



盧鳳琴，女，年近六旬，建三江濃江農場



（她們審閱本文後，都按下手印。盧鳳琴刺破手指，按下血手印。）



她們都老了，白發蒼蒼了，訪談中多次泣不成聲。



在我看來，她們是我們國家不能忘記的壹代，她們是用血染的肩膀把北大荒扛進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新壹代拓荒者。她們用自己的青春熱血拯救了北大荒。



我是1968年上山下鄉的知青，1976年返城回到家鄉哈爾濱，後調入北京中國作家協會工作。我知道，隨著“文革”宣告終結和撥亂反正，中國上千萬知青拋下鄉村生活的壹切，從鐮刀到棉衣，甚至包括婚姻與愛情，如大海狂潮般湧上返城之路。這是歷史的必然，誰都無法阻擋。北大荒農場系統和“生產建設兵團”系統的數百萬知青就這樣壹夜之間離去了，連隊空了，醫院空了，學校空了，基層領導崗位空了，農場的孩子沒有上課老師了，連開拖拉機的人都找不到了……



大地寂寥，人影稀疏，北大荒陷入壹片癱瘓！



當時的領導者做出正確決策，壹方面鼓勵農場職工振作精神艱苦奮鬥，壹方面請職工向各自家鄉的父老鄉親傳話，廣泛召收和熱情歡迎各地農民到北大荒開荒種地，搞“家庭農場”。全國人民都知道北大荒黑土地肥得流油，“插根筷子都發芽”，從上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數以十萬計的農民滿懷憧景，紛紛湧到北大荒。



他們是我們這代知青走後立即接替上崗的“接班人”，因此他們有壹個統壹代稱叫“頂崗工”。



盧鳳琴性格沈靜，講話從容不迫，有條有理。



張希恩性格爽朗，快人快語，有壹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勁頭。她老家在山東省利津縣，1976年，22歲的她投奔姐姐來到綏濱農場，幾年後認識了丈夫於慶仁，在這裏結婚安家了。與她同來接受我訪談的三位女性，大體上都是在這種情況下，在青春如花的時候奔赴北大荒當了“頂崗工”。她們同所有紮根北大荒的人壹樣，也是“獻了青春獻終生，獻了終生獻子孫”的壹代人。因為她們和廣大農民的到來，在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下，壹度蕭瑟沈寂的北大荒恢復了生機，數以萬計的家庭農場如雨後春筍拔地而起，今日北大荒的繁榮局面就是沿著他們的腳印走過來的。



到1991年，這批“頂崗工”在黑龍江農墾總局屬下的各農場已經奮鬥近20年了，根據群眾要求，他們的身份和職業認定必須提到日程上了。這年，黑龍江農墾總局就此問題上報了壹份“59號”申請文件，農業部以“165號”文件做了批復。具體文件我沒查到，詳情不得而知。但是，這以後卻遺留下壹個“大麻煩”，造成連年持續不斷、至今不能平息的女性“頂崗工”上訪人潮。按照那時制定的相關政策規定，改革開放以來進入農場的“頂崗工”，凡是年滿18歲的男性勞力都轉為正式職工，而女性“頂崗工”因為結婚以後變成“家屬”，就未給轉正。在奉獻了全部青春熱血之後，現在她們都老了，年近六旬，已到退休年齡，卻成了壹群“無業遊民”！



農場改制、停發工資以後，農墾總局規定，凡屬農場職工，每人有壹坰（15畝）免收承包費的“基本田”，用以維持生活。但到了退休年齡的人不給，上學的孩子包括上大學的孩子不給，長期在外打工者不給等等，這些沒有正當名份、已經年老體衰的女性“頂崗工”就更沒有了。改革開放以來，她們與男性勞動者並肩勞作，為振興北大荒奮鬥了幾十年，到老了卻沒有任何“名份”，因此也就沒有壹分田，領不到壹分退休金。當時依據怎樣的理由制定了這樣的具體政策，我無法做詳細的考證。我只想說，這樣的規定對女性顯然是帶有歧視性的，遺忘和拋棄她們是不公平的。



其結果必然引起大規模的上訪。至今，她們已經在上訪路上奔波了十多年，在遍及北大荒墾區的各農場，幾乎都有壹批這樣的“老太太”，在上訪中她們已經相互認識並形成壹個龐大的群體。她們經常相約，共同行動。本文訪談的四位女性就來自不同的農場。



據張希恩介紹，通過多年堅持不懈的上訪，已經有部分人解決了“名份”和養老問題。建三江分局屬下共有15個農場，其中八五九農場和創業農場本著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理念，全面解決和落實了這批女性“頂崗工”的問題，大家都能安居樂業、頤養天年了。讓人不解的是，同屬黑龍江農墾總局壹體化的系統，同屬建三江分局的“天下”，為什麽其他管局、其他農場至今沒有解決？



在全農墾這批上訪“老太太”中間，建三江分局濃江農場的盧鳳琴是態度最為堅決、而且是有威信、有影響力的人物。她因受到農場嚴格監控而無法出來見我。她在電話中說得壹針見血：“有些姐妹解決了，有些姐妹沒解決，少數農場解決了，多數農場沒解決，這就是不公平！這就是我們堅持上訪的原因！”



據盧鳳琴介紹，至今尚未解決上述訴求的“老太太”在全農墾系統有“1萬多人”和“近3萬人”兩個說法。無論哪個數字，都是壹個駭人聽聞、持續不斷的“上訪大軍”和影響廣泛的“不安定因素”啊！



面對涉及如此眾多的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上級機關理應認真傾聽，全面調查，從速進行相關政策研究並給出答復、盡快落實。她們畢竟在北大荒最為困難的歲月做出過重大貢獻，她們是我們的老姐妹。在今日北大荒的豐收景象裏，仍然閃耀著她們的心血與汗水。但是，在極少數接訪人員的眼裏，她們只是壹群“不斷找麻煩的人”，接訪態度很不耐煩，甚至是極為惡劣的。



盧鳳琴等壹些上訪老人說，黑龍江農墾總局信訪辦主任任少軍，大概因為上訪量太大，有點煩，對待上訪群眾的態度有時極為粗暴。



2008年9月24日下午，在省勞動廳信訪辦公室，接訪人員聽老人們哭訴了開荒種地那些年的辛苦和老來艱辛困頓的生活，有的工作人員忍不住潸然淚下。受命前來接訪的任少軍發了大脾氣，竟然指著盧鳳琴、趙桂榮等十幾位上訪群眾說：“當年小日本進中國殺人殺少了，應當把妳們都殺掉！”



老太太們憤怒了，上訪者之壹、王桂華指責他說：“小日本殺少了？殺多了還能有妳啊！如果小日本再侵略中國，我要能上戰場，就第壹個上去殺日本鬼子！”



壹位姓汪的老太太說：“那妳就把小日本再叫進來，把我們這些老太太都‘突突’了唄！”



2010年9月7日，葛淑芝、薄憲民、張艷華等50多位上訪的老太太群眾向任少軍反映和訴說眼下的艱難生活，任少軍又不耐煩地說：“餓死妳們活該！”他還指著盧鳳琴說：“政策出臺之日，就是鎮壓妳們之時！”他經常威脅上訪老太太們說：“妳們再出去上訪試試？出去我就拘留妳們！”



坐在壹旁的省勞動廳信訪辦的畢主任實在看不下去了，他批評任少軍：“妳怎麽能這樣說話呢！妳們農墾幹部高樓大廈住著，但也不能把這些有貢獻的女職工老了就扔在壹邊不管了！”後來他對上訪老太太們感慨地說：“妳們農墾有的幹部，真不如老百姓素質高！”



過後，上訪的勤得利農場農工趙桂榮被拘留10天，第5天時她的心臟病犯了，被擡到醫院輸液，整整躺了5天。



訪談中，長水河農場的於永香流著眼淚說，1995年她和丈夫離了婚，獨自帶著孩子生活，沒有基本田，也沒有退休金，因為不是正式職工也沒有“低保”，生活十分艱難，沒辦法她開了壹個小吃店，兒子29歲了，至今無錢結婚，長年在外打工。



2008年4月，張希恩到北京農業部上訪，被農場公安部門拘留10天。此次她到哈爾濱來見我，是借了500元來的。行前丈夫還不放心地囑咐她：“快六十歲的人了，這次可別再給蹲進去了！”



建三江青龍山農場的李淑燕說，今年7月24日，她和幾位農工因上訪被青龍山公安局拘留起來，被抓人的家屬和周圍群眾聽說了，約有上百人於27日聚集到建三江分局大院要求“放人”。附近各農場公安人員受命紛紛火速出動，前往制止這場“群體性事件”，李淑燕的丈夫王為玲在院子裏被公安人員打傷倒在地上，群眾擁上前拉開公安人員，又找輛車把李淑燕丈夫急速送往醫院。可是他沒錢治傷，醫院不留。李淑燕丈夫流著淚對送他的群眾說：“妳們就別管我了，把我扔大道上吧……”



李淑燕被拘留10天。放出之日，她向看守所管理人員索要拘留證明，對方就是不給。李淑燕鐵了心，說“不給拘留證明，我就不出來！”逼得看守所長把自己的手機號給了李淑燕，說：“大姐求求妳，出去吧，以後有什麽事情就打手機找我。”



最後，這份拘留證明是李淑燕在青龍山農場公安局要出來的。



關於這批“頂崗工”，我無法進行更全面的調查，但在北大荒墾區肯定是壹個人數不少的族群。她們覺得自己在“獻了青春獻終生”之後被拋棄和被損害了。她們深陷痛苦與憤懣，為此奔波呼號、上訪告狀了十多年。讓我驚詫的是，整個北大荒墾區有壹套相當完整、層次分明的行政領導體系、經營運作體系和司法體系。“頂崗工”問題為什麽有些農場解決了，有些農場至今沒能解決？



政策不統壹就是不公平。不公平就永遠不會有和諧與安定。



上訪群眾的問題不解決，墾區永無寧日！



第九章 工人日報的“內參”



——“圍城”之困的鐵證



講述人：



鄒振龍，56歲，建三江分局前鋒農場農工

張麗英，女，54歲，同上

白文革，49歲，同上



(他們代表了20位農工。)



鄒振龍，眉頭緊鎖，說話簡潔果斷，對國家農業政策和相關法律研究得很透，骨子裏有壹股軍人的倔勁。



張麗英壹邊吸煙壹邊講話，性情潑辣，話語幹脆，壹看就知道是個敢闖敢幹、敢碰硬敢拼命的女性。後來我開玩笑常叫她“孫二娘”。



白文革，圓臉，話不多，雙腿行走困難，訪談後我才知道他的腿被打斷過。



1



鄒振龍，原是黑龍江省明水縣農民，1973年參軍當了海軍航空兵，1977年復員回到家鄉。那時正是知青返城大潮席卷北大荒的時候，農場嚴重缺少勞動力，於是到處招工。明水縣共有34個復員軍人報了名，前鋒農場大喜過望，專門派車前來接鄒振龍他們到場裏，希望他們“大幹壹番事業”。



家庭農場在農墾系統大規模興起後，鄒振龍靠借錢、“擡錢”40余萬元，在七連東北部的荒草甸子（處女地）開荒2000多畝，勞作時渴了就喝沼澤地裏的水，餓了就吃自帶的冷幹糧。1990年全部種上大豆。那時，鄒振龍對自己興辦的家庭農場充滿信心和憧景。



壹天，農場姜副場長找鄒振龍談話，劈頭就說：“根據農場統壹規劃和發展需要，場畜牧科要擴大，妳種的2000多畝地就劃歸場部畜牧科吧。”



鄒振龍大吃壹驚，當場拒絕，他說：“我開荒種地經過壹切合法程序，也是妳們批準同意的，這些年我總共投了幾十萬元成本，怎麽能白白送給畜牧科呢？”



姜副場長說：“土地是國家的，是農場管的，我們說收回就收回。妳是復員兵，覺悟高，就算響應國家號召，支持農場工作、照顧大局吧。”



經過再三爭取，姜副場長答應再免費給鄒振龍劃撥2000畝荒地，還答應補給鄒振龍開荒雇工費1.1萬元（實際上只給了7000元）。就這樣，鄒振龍開墾出來的2000畝耕地，連同已經播種的大豆、壹臺鏈軌式拖拉機和全套農機具，都被劃歸場畜牧科了。



在社會主義中國，在黑龍江農墾這個現代化的國有農業大企業，怎麽會發生這種明火執仗、公然搶地的事情？我不得不再三向鄒振龍表示疑問：怎麽會這樣？不可能吧？



“真的！”鄒振龍淚流滿面地說，“不然我不會上訪到今天！”



不僅搶地，還要搶糧。入秋，大豆熟了，地裏金燦燦的，風壹吹，豆鈴嘩啦啦響。場部畜牧科的人歡天喜地到鄒振龍的地裏收豆子，鄒振龍站在地邊看著，淚如雨下。那是自己付出多年血汗和借來的幾十萬元巨資才開墾出來的耕地啊，那些大豆都是他的汗珠子啊，可場領導的壹句話，就歸了別人！



就這樣，鄒振龍投入數十萬元開出的2000多畝耕地、數套農機具和價值14萬余元的大豆，被前鋒農場全部無償剝奪！



鄒振龍和我手頭現在握有多人提供的證言，證明了這次剝奪。壹個有著美好發展前景的家庭農場就這樣被前鋒農場“消滅”了！



姜副場長最初答應的“再免費提供2000畝荒地”的事情，其後根本沒給落實。後來這位姜先生因病去世，鄒振龍的事情更沒人管了。



鄒振龍壹家人的生活自此陷入極度困境。他無事可幹，無地可種，只好四出打工，老母親和妻子都有病在身，他甚至連25元壹盒的藥都買不起，抱頭在藥店門口痛哭。兩個讀初中的孩子因交不起費用也失學了，也跑到外地打工。至今他還欠著20多萬元的外債，每逢過年，鄒振龍就像《白毛女》裏的“楊白勞”，家門口堵滿了要債的人，壹家人只好東躲西藏。



1993年，場部畜牧科解散了，鄒振龍找到場領導，想要回本屬於自己的2000畝耕地。但歷時7年，從那時在任的陳宏有場長到後來的張貴春、竇玉敏場長，再到現任的宋寶玉場長，四任領導都以“這是歷史遺留問題，我管不了”為由，拒絕退還。



我要問，遭受這樣殘酷而又無恥的欺壓與剝奪，農工們能不上訪嗎？鄒振龍能不上訪嗎？朗朗乾坤，堂堂中國，難道還不允許他們找個說理的地方嗎？鄒振龍和其他壹些遭遇不同災難的農工逐級上訪，直到農墾總局，無人理睬，也沒有結果。



2009年初，臘月二十四，剛過完“小年”，鄒振龍、張麗英、白文革、楊玉學等5人到達北京。在天安門廣場上，民警問他們是做什麽的，鄒振龍如實回答“是來上訪的”。民警用車把他們拉到西城區壹個派出所，做了登記之後，然後又用車把他們送到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集中接待信訪的地方，俗稱“馬家樓”。數小時後，黑龍江農墾總局駐京辦主任帶車來拉他們，說“我接妳們到駐京辦談”。車開到農墾駐京辦門口，鄒振龍他們要下車，壹幫工作人員極力阻擋，把張麗英的衣服都被撕破了。然後車把他們拉到北京通州區耿家莊壹個鐵門掛鎖、高墻聳立的大黑院子，自此被非法關押起來，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裏面有個自稱“王主任”的人說，“我已經和妳們建三江局和前鋒農場聯系了，過幾天他們就派人來給妳們解決問題。”



但壹直沒聽到“樓梯響”，也不見“人下來”。大鐵門整天鎖著，24小時有人看守，任何理由都不許出門，煙民買煙都由“工作人員”代買。有人要出去，不聽話就被暴打壹頓，打得鼻口流血。鄒振龍他們發現，這個大院子關了數十人，壹間房住8人或十幾人，壹打聽，有黑龍江、山西、四川、湖北的，全是上訪人員。鄒振龍他們被整整非法關押了31天，春節和正月十五都是在這個黑院子裏度過的！



後來，當地派出所巡查時發現這個鐵鎖高掛的大院子很可疑，經調查才發現裏面關押了很多人。於是壹天夜裏，通州公安部門來了7輛警車和大批幹警，對這個院子進行了突襲和全面查抄，所有被關押的人被解救出來。農工們熱淚長流向派出所長表示感謝，所長說：“我們發現以後，下了決心要徹底拔除這個非法拘留點！”



農墾駐京辦被迫把鄒振龍等人送回前鋒農場，說“妳們的要求回去就能解決”。



寫到這裏，連我都不相信他們的許諾了！



這裏必須指出，類似通州這種非法關押上訪民眾的神秘“黑院子”是近年在北京興起、生意日趨興旺的“地下產業”。據《新世紀周刊》2010年第40期所載劉長、何三畏報道（《作家文摘》報10月15日轉載）披露，2003年出現了有史以來的“信訪洪峰”之後，國家有關部門出臺了壹系列政策，強調“將矛盾化解在基層”，強化追究信訪責任制。自此各地進京“截訪”愈演愈烈，壹些不法分子乘機在北京等地辦起“黑監獄”，替地方政府“截訪”和非法扣押上訪民眾，以此收取地方政府的巨額傭金。我在前文所寫的龍鎮農場進京上訪農工劉玉雲等人，就是農墾駐京辦雇用了壹輛黑色大奔，從北京直接拉回哈爾濱的。劉玉雲說，她下車時，開大奔的人要求農墾幹部“結賬”，她聽說費用為2萬元。



農墾攔截上訪農工投入的大量經費，肯定來自農工的承包費！



2



鄒振龍等人返回後，所有的合理要求都如泥牛入海無消息。



2009年3月，鄒振龍、張麗英等4人再次入京上訪。他們遇上《工人日報》壹位姓趙的老記者，50多歲的樣子，人很正直，富有同情心。聽了鄒振龍等人的控訴之後，他深入到前鋒農場進行了三天暗訪。大量血淋淋的事實令趙記者十分震驚，他說：“寧可我不幹了，也要把這個黑幕捅開！”離開前，趙記者約前鋒農場負責人見了面，質問為什麽無償剝奪農工通過合法手續承包的耕地？這位負責人的回答是：“因為農場的家庭農場取消了。”



趙記者介紹了自己采訪的幾家農戶的艱難生活情況，負責人不為所動，仍然多方為農場詭辯。趙記者拍案而起，怒斥說：“有個寡婦孫海雲，自己帶著兩個孩子，住著破房子，連吃飯都困難，妳上她家去了嗎？妳們就不能救救她嗎？！”



這是多麽可貴的、高尚的、正義的、富有同情心和偉大人格力量的聲音啊！中國需要更多這樣的聲音！行文至此，我願意向趙記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可惜訪談時農工們壹時記不起他的名字了。



當時，趙記者與農場負責人吵了起來。過後，農場要“安排吃飯”，趙記者嚴詞拒絕。



2009年4月，鄒振龍等4人第三次入京，找趙記者詢問報道情況，趙記者說，前鋒農場和農墾上級機關“派人來報社做工作了”，但報社堅持正義，還是發了壹份《內參》。



這份《內參》是經過趙記者深入調查、廣泛聽取農工意見後寫出編發的，充分反映了前鋒農場某些不良現象和農工們的強烈呼聲，極具參考價值，現摘要如下。







花樣太多：不落實國家農業政策

生活艱難：農墾職工呼籲解決問題



（農場職工上訪信）



工人日報編輯部：



我們是黑龍江省農墾總局前鋒農場的職工，我們這裏地處祖國的最北端—黑龍江省撫遠縣境內。我們反映的情況是：第壹、前鋒農場對職工承包土地的租費過高問題。以旱田為例，2008年每畝收費180元，2009年每畝收租費則又提高到214元，完全違背了國家和黑龍江農墾總局明令的農場田地收費不許超過2005年的收費標準，而前鋒農場2005年的收費標準是每畝地每年125元。第二、幹部們大量占用農田等問題。按上級有關文件，農場掙工資的幹部不許承包土地，但前鋒農場很多幹部們都有數千畝不等的土地，而且有些土地他們只交很廉價的租費；第三、農場絕大多數職工生活困難的問題。農場許多職工沒有土地或者因為土地租費過高而生活十分困難，職工中有許多現在仍然住在破爛不堪的泥草房裏，有的家庭連電視都沒有。我們這裏的問題很多，但這裏的幹部們很有“辦法”，職工們反映的問題，他們給上級匯報時都糊弄過去了。我們希望新聞單位能把這裏的事情認真調查壹下，讓上級有關部門的領導能了解我們這偏遠地區職工的困難。



前鋒農場蒲建清、張麗英







記者調查



2008年11月12日，記者到前鋒農場進行采訪，現將采訪的有關情況歸納如下：



從興辦職工家庭農場談起



1984年，黑龍江省農墾總局根據中央（1984）1號文件，出臺了《關於國營農場職工家庭農場的暫時規定》，這個“規定”明確：家庭農場與國營農場屬於土地承包關系，承包土地15年不變，三年不上交農業稅。而前鋒農場規定：土地開發壹切費用需要個人投資；開荒種植第壹年家庭農場每畝向農場交5公斤糧食、第二年每畝交10公斤、第三年每畝15公斤。農場職工當時承包的是沼澤荒地，“荒地”俗稱“生地”，經過多年耕種後才能成為正常生產糧食的“熟地”。種地所需要的種子、化肥、油料等壹般核價後，由農場先行墊付。開荒環境差、個人投資高、糧價低，由於以上原因，全農場當時只有部分職工報名興辦家庭農場。



到了九十年代，職工開墾的荒地成為“熟地”，糧食生產比較穩定時，農場以職工欠款為由開始收繳職工家庭農場的土地，但將沒有欠款的職工土地也壹同收走。例如農場職工周（鄒）振龍沒有任何欠款，他1989年從部隊復員，個人投資開發荒地2000余畝，1991年農場畜牧科組建農業點，因為土地不夠，農場就強行收繳周（鄒）振龍的土地，同時把收割的大豆也壹同收走。



1998年，農場12連職工蒲建清與農場簽訂的家庭農場土地承包合同還未到期，農場以他欠款為由將土地收回，並將他個人投資價值十幾萬元的農用機械沒收。2006年農場以補充方式給蒲建清調配396畝土地，時任場長竇玉敏口頭告訴蒲建清：調配的土地不交任何租費。但到了2008年初，新任場長到任，農場開始對蒲建清的土地每畝按180元到220元收費，因沒有交費，2008年10月29日，農場出動公安、法院人員雇用裝卸工，將蒲建清當年收獲的糧食約6萬斤強行拉走，土地也同時沒收了。



馬久義、孫海雲夫妻當年開墾土地3000多畝，以後陸續被農場以各種理由收走，到2000年他們只剩下1000畝土地。2007年8月，馬久義因車禍死亡，2008年3月，農場將他家的土地收回，理由是馬久義死了，孫海雲沒有能力繼續耕種土地。孫海雲有兩個女兒，壹個上學壹個待業，母女三人現在仍然住在殘破不堪面積僅十幾平方米的泥草屋裏。家中壹貧如洗。馬久義、孫海雲夫妻開辦家庭農場二十多年，由於幾次遇到荒年和旱年糧價低等原因，他們累計欠農場的墊資款和承包費50多萬元。欠農場錢款在租地戶中是個普遍現象。因為欠賬要被農場收回土地，所以孫海雲夫妻從個人手中借債還給農場。馬久義2007年8月出車禍前，他們剛將農場的欠款還清，但目前仍有個人欠款30多萬元。因為土地被收走，孫海雲沒有了還債的可能，2008年6月，那些債主們將孫海雲告上法院向她討債。到目前為止，八十年代開辦家庭農場的職工只剩下六戶。



2002年8月29日，江澤民主席簽發的73號主席令，其內容有“不許將耕地收回抵頂欠款”的規定。



農場幹部擁有大量土地問題



職工們列表提供了壹份有40多人的農場各級幹部占有大量土地的名單，這些土地有的記在幹部自己名下，有的記在幹部親屬名下。例如剛退休的前場長孫鵬，有土地4000多畝；農場副書記呂宏（用其丈夫名）有土地10000多畝；農場副廠場長孟慶華有土地8000多畝；農場前副場長王樹文有土地4000多畝；農場副場長紀春武有土地2000多畝，連隊領導都擁有較大數量的土地。按規定由國家發給固定工資的農場幹部屬於公務員身份，不允許擁有土地。



幹部的土地大致有以下幾個來源：



第壹、是從職工家庭農場收回的土地，例如，職工白文革家庭農場的3000畝土地被農場副場長井洪偉、畜牧科長楊曉軍買走；孫海雲家庭農場的土地壹部分賣給雙鴨山石油公司，還有壹部分賣給了竇玉敏的堂弟。



第二、利用“連片地”名義買地。“連片地”是指八十年代開辦家庭農場時，在各戶農田之間有壹些地邊地角的低窪地，後來這些土地逐漸被開墾“連片”而種植莊稼，這些邊角地實際數量很少。九十年代後期，家庭農場的土地陸續被農場收走，此期間，農村幹部們陸續私自開墾濕地。例如農場原場長孫鵬以其小舅子的名義在十七連開墾濕地1500多畝，又在五連南邊開墾濕地1000多畝。又如農場孟慶華副場長在八連南邊開墾濕地2000多畝，在二十連西邊開墾濕地1300多畝，其他還有壹些農場領導也陸續開墾了數量不等的濕地。2007年5月，前鋒農場借“連片地”之名制定所謂的“連片地”政策，稱：已經開發的“連片地”歸個人種植，三年之內，每年每畝土地上交15元，第四年按“熟地”管理，私自開墾的土地從此有了合法身份。



第三、關於占用“養羊”和“林地”土地問題。2004年春，黑龍江農墾系統曾規定“可利用濕地養羊放牧”。前鋒農場當時也號召農場職工利用農場濕地養羊放牧。養羊當時占用五連、七連、八連、二十連、磚廠濕地約十幾萬畝，但到了2007年，因為壹些原因，養羊戶基本消失，僅剩下的幾個養羊戶也被攆到三江自然保護區，養羊戶騰出的濕地全部被農場各級幹部種糧食了。例如：四連李強連長在2007年將在濕地放牧養羊的李荷叔侄攆走，自己開墾濕地種植大豆2000多畝，2003年他又在王克印家庭農場門前開墾濕地2000多畝。2007年春，農場副書記呂宏以栽樹為名買走濕地4000多畝，幾個月後毀掉樹苗約20多萬棵，種大豆。被人舉報後才將樹苗補種上。2008年春，呂宏個人又在這片濕地周圍開墾濕地6000多畝。



壹些土地農場幹部以每畝40元到280元不等的價格以買“荒地”名義廉價買走，之後，他們辦理了30年的個人使用權，這些土地他們每畝地每年只需上交給農場16·5元的土地承包費。占有大量土地，又交少量租費的人，他們目前收入太豐厚了。



關於農場稅費改革的問題



國務院《2005年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通知》（2005）24號、中發（2006）1號兩個文件明確：在全國範圍內取消農業稅，國有農場則通過降低土地承包費的方式降低農場職工的社會負擔。為貫徹中央精神，2007年，黑龍江農墾總局（2007）7號文件制定：“黑龍江農墾國有農場稅費改革操作方案”，其內容明確規定：為解決農墾職工負擔過重，將農場職工負擔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全部免掉，2006年收取的此項費用要予以退還，2007年及以後通過降低土地承包費的方式給予部分免除，農場因此減少的收入通過中央財政轉移支出的方式補助。中央2006年給黑龍江墾區國營農場稅費改革補助資金8·94億元。7號文件同時明確規定：規模田收費控制在2005年以內，前鋒農場2005年旱田每畝收費120元。



依據國家和黑龍江農墾系統的對農業減負政策，2007年前鋒農場也制定了“稅費改革操作方案”，然而前鋒農場制定的方案有兩份，壹份報給上級機關，因為要領取國家財政補貼，這份“方案”要壹直上報到國家農業部農墾司，其中主要內容有：前鋒農場土地總面積44萬畝（而采訪中，接待幹部介紹，前鋒農場土地面積為97萬畝），機動地13萬畝、基本田2萬畝，每畝收費58元；規模田28萬畝，旱田每畝收費74·7元，水田每畝收費159元。這樣壹個“方案”表明前鋒農場依據國家政策為職工們減負了，而實際收費與此並不同。前鋒農場在收取土地租費問題上采取了壹個混淆實質問題的手法，即簽訂土地合同中在“耕地類型”壹欄中，壹律讓職工填寫“機動地”。個別也有填寫“規模田”的。如此，對上級匯報時，可以表示只是對隨行就市的“機動地”高收費了。但黑龍江省農墾總局黑墾發（2005）18號文件明確規定：“機動地原則上控制在耕地面積5%以內，並主要用於新增農業勞動力安置和基本建設占用地、自然災害損毀土地的調整”。農墾職工向記者提供的他們與農場簽訂的“土地租費合同”揭示了上述問題。



租費高、負擔重、職工生活困難的問題



前鋒農場近幾年中壹直在調高土地租費，以旱田為例，2004年收費每畝90元，2004年120元，2005年125元，2007年125元，2008年180元（水田220元）2009年又提高到214元(水田245元)。現在壹畝土地化肥、種子、農藥、收個費、機耕費、人工費、水費、大棚等，旱田成本約300元、水田成本約500元。在正常的風調雨順年份，旱田每畝收入不超過400元、水田每畝收入不會超過800元。如此，去掉給農場的租費，每畝地職工自己可得的利潤僅在百元以內，而基層連隊職工在農場規定每畝收取180元到200元的租費基礎上，還要由連隊再次收取水費、水利設施費、電費、材料庫費、油庫費、場地費、管理費、義務工費、機動車存放費、田地雜草費等，由此，基層連隊職工承包的土地租費實際還需再支出約50元，正常年份種地利潤也很微薄，如此，租種農場土地職工們生活困難就不難理解了。



采訪中，提到土地租費問題，幹部們多次稱：農場自己有公、檢、法、司、學校等機構，社會負擔太重，對土地的高收費迫不得已。



關於基本田：黑龍江省農墾總局2007年7號文件規定：具有農場戶籍、在勞動年齡範圍內實際參加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農業人員，包括在崗農業職工和沒有職工身份但實際參加農業生產活動的配偶、成年子女、落戶農民，以及有勞動能力的殘疾人可以分配基本田，數額是水田8畝、旱田15畝。基本田是在農場工作了壹輩子職工的養家糊口田。在采訪中，前鋒農場領導曾介紹了農場對基本田的發放政策：未退休職工、18歲以上、本地戶口、連續兩年承包土地沒有其他資源（指沒有規模田、養羊、林地）具有以上條件可人均分配旱田15畝或水田8畝。而有工薪收入、服兵役、在校學生、掙工資人員、有車戶、經商者等不分配土地，上述規定導致眾多農場職工失去分到基本田的資格，職工們反映前鋒農場95%以上的職工沒有基本田。在采訪中，曾問及無地職工的生活問題，農村領導回答：他們可以幹別的活、做點生意或者給種糧戶打工，比如他們現在給種糧戶裝車每天收入也不少。在前鋒農場場部所在地的大街上可以看到壹群群站在大街上等待被別人雇用打短工的農場職工，這種短期臨時收入應該說無法保證職工生活穩定。



農場存在的其他問題



職工們介紹前鋒農場仍然存在“黑地”問題。前鋒農場介紹土地總量97萬畝，而2008年8月，上級有關部門航拍時測定前鋒農場的土地約120萬畝。



關於土地承包合同問題。農場實行的土地承包合同期有壹年、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三十五年、無年限和“連片地”八種合同，職工們反映說：如此多的合同方式，領導們怎麽辦，怎麽說都有理由，上級也難查出農場在土地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2005年農場職工醫院賣給個人成為私人醫院，職工的醫保關系現仍在職工醫院，因為費用原因，出現很多職工到私人小診所看病的現象。



前鋒農場壹直實行“上打租”政策，即每年開春職工們必須把土地租費預先交給農場，否則壹律由農場收回土地。如此，農場可以“旱澇保收”，而年成不好的欠收壓力卻由職工承擔。前面提到的馬久義、孫海雲夫妻欠農場50多萬元就有災年導致糧食欠收的原因，家庭農場職工欠農場錢款在當地是個普遍現象。



關於大集體職工問題。前鋒農場有近300名八十年代後期招收的具有大集體身份的職工，如今多是六十多歲左右的老人了，雖然當年招工手續正規，但他們的身份卻不被認可（相鄰的859農場、勝利農場與他們性質完全相同的職工已經辦理了退休手續）。他們沒有分地資格、老無所養。例如薛殿慶、石鳳玲夫妻都屬於農場的大集體職工，1994年離開農場的基建崗位下崗，他們目前沒有經濟收入，包括養老金。住在同樣給別人打工的女兒家壹間臨時搭出來的簡易房裏。他們的兒子死了，兒媳再嫁，老夫妻還要撫養今年正在上初中的孫女。今年10月份，66歲的薛殿慶剛剛找到壹份給私人旅館燒鍋爐的工作，每月可掙500元，但這只能在冬季幹幾個月，剛剛57歲的石鳳玲已經老態龍鐘。三連職工白文革當年開辦家庭農場，1997年土地被收回，他沒有分配到基本田，平時靠打短工維持生活，如今租住別人壹間十幾平方米的簡易房子裏。在采訪中看到很多職工生活很困難，在壹些連隊，例如十連，總共壹百二十多戶職工就有六、七十戶住在破爛低矮的泥草房裏。



前鋒農場有上百萬畝土地，職工人均土地約壹百畝，如此豐富的土地資源，國家連續五年出臺了壹系列的惠農政策，糧價逐年走高，農業形勢大好，前鋒農場職工們的生活不該如此。



大量事實表明，《工人日報》這份內參發出後，幾年來情況沒有任何改變，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3



2009年5月4日，前鋒農場農工白文革、鄒福祥、李殿坤等8人第四次入京上訪，結果又由農墾駐京辦出面，把他們截了回來。白文革、鄒福祥、李明經隔離審訊後，分別被行政拘留7天和10天。



請讀者註意，前鋒農場的張麗英與本文開頭所引的大興農場趙成凱事件，是性質相近的典型案例，在墾區帶有普遍性。因張麗英多次拼死抗爭，她的名字在建三江廣為人知，也算個“名人”了，農場有些幹部對她下手也就比較“狠”。



張麗英的老家原在吉林，1977年知青大規模返城期間，她來到前鋒農場。1993年，她和丈夫借錢開荒近1300畝，並獲得省政府頒發的《土地使用證》。後來她離婚了，就自己帶孩子耕種這片土地。



2000年，前鋒農場要求所有家庭農場必須“三帶”，即必須接受由農場統壹提供的、價格高於市場的種子、化肥和油料（與前文所說的濃江農場壹樣）。張麗英堅決拒絕了，為此多次遭到處罰。與此同時，前鋒農場的土地承包費也年年漲。因為張麗英不聽話，有壹年交了15萬余元的“上打租”，還欠8萬多元。隊長擅自作主，多次把張麗英自費開發和承包的耕地發包出去。張麗英擁有省土地局頒發的《土地證》，她自然不服，進行了激烈抗爭。



2010年春天，農場把張麗英的900畝地發包給其他15戶農工，15戶農工坐著面包車趕到地裏準備開幹。張麗英正在地裏扣大棚，見壹幫人進了她的地，她操起壹把大鐵鍬沖到地頭站住，怒喝：“誰敢壹腳邁進我的地，我就敢把妳的腦袋砍下來！”她又走近面包車對司機說：“妳要不開走，別怪我砸爛妳的車！”嚇得司機拉著那些農工趕緊跑了。



如此這般，豁出命來的張麗英前後攆走他們三次。雙方爭執不下，張麗英也就拒交“上打租”，前鋒農場因此向農墾法院起訴了張麗英。黑龍江墾區擁有自成體系、獨立管理的公檢法系統，農工告狀就等於在告農墾公檢法的“頂頭上司”。很多上訪農工對我說，他們在農墾系統告狀，經常連案都立不上。墾區進省入京的上訪人流持續不斷，這大概是壹個重要原因。從根本上說，這不是墾區公檢法工作人員的品質問題，而是體制問題。



張麗英多次敗訴。



她被迫加入上訪隊伍。2009年春節前後，鄒振龍他們被關進北京通州區壹個大黑院子，張麗英就是其中壹個。後來她回到吉林老家住在母親家中，前鋒農場竟然派人跟到吉林，就住在她母親家對面，整天監視張麗英的動靜。母親對他們說：“我女兒回去後，不準妳們處罰她，否則我就不放她走。”農場人滿口答應。但回到農場，公安人員就把她抓起來塞進車裏拉走了。她在車上給工人日報趙記者打電話求救，趙記者要她把手機遞給車上的公安人員，這位公安人員說：“我跟他說得著嗎！”不理。



2009年4月11日，建三江農墾公安局判處張麗英行政拘留10天。張麗英不服，申請復議到省農墾公安局，結果是“維持處罰決定”。



4



2009年4月，工人日報發出的“內參”引起各方面高度關註。不久，北京某機關派出壹個調查組，由壹位女幹部帶隊，到達前鋒農場，由建三江農墾分局、前鋒農場負責人等多人陪同，分別到上訪農工鄒振龍、張麗英、蒲建清家了解了情況。當著領導的面，這幾位家庭農場戶主如實講了他們的遭遇。農墾方面的陪同人員表情冰冷，沒有任何態度，還當場指責他們不該上訪。張麗英反駁說：“妳們不給解決問題，我們能不上訪嗎！”



這個調查組在場裏的其它活動，農工們就不知道了。



4月19日晚11時，上訪農工白文革從壹位朋友家出來，身後就有車跟上了，到了壹處僻靜的角落，前面又有車堵住出路，車上下來兩個大漢，拿著鎬把，二話不說，掄起鎬把就往白文革的膝蓋處猛擊，白文革頓時癱倒在地，之後兇手迅速跳上車逃之夭夭。此前不久，白文革在場部曾遇上壹位機關幹部，那人喝得醉醺醺的，見了白文革他就罵道：“因為妳小子上訪，場裏罰了我5000元，他媽的妳得把錢還我！”白文革說：“我上訪是我的權力和自由，和妳有什麽關系！”那人說：“早晚有壹天我把妳的腿打斷，叫妳再上訪！”



兩年多過去了，此案至今沒破。白文革找場長催辦十幾次，不知農場公安部門做了哪些調查工作，至今沒有結果。



白文革左膝蓋為粉碎性骨折，兩腿脛骨縱裂。他治傷共花費1萬多元，是上訪“難友”們湊起來的。



白文革悲憤已極，他只在醫院住了8天，4月29日出院後，他拄著雙拐由兒子摻扶著，和張麗英等人直奔北京，找到北京那個機關，那位調查組組長由秘書陪同出面接待。張麗英說話不客氣：“妳們沒去調查時我們還沒挨打，妳們去了，白文革的腿就給打成這樣，請問妳們的調查結果是什麽？總得給我們壹個答復啊！”



女組長的答復與農場領導人是同壹條理論，她說：“妳們不是地方的農村，農墾是國有企業，有權收回土地。”



張麗英、白文革憤怒地問：“他們是國有企業，就有權不貫徹落實國家惠農政策嗎？就有權隨便撕毀合同嗎？就有權隨便把土地發包給別人嗎？就有權年年瘋漲承包費嗎？”



雙方吵起來了。女幹部說自己“有會”，起身而去。



2010年10月6日下午，我正在聽鄒振龍、白文革、張麗英等人介紹情況，張麗英的兒子鄭江峰來電話，說家裏來了壹批農場公安、法院人員，開著壹輛大貨車，強行拉走了她的400多袋大豆（每袋180斤），價值11多萬元。理由是張麗英在農場起訴她的、由農墾法院判決的官司中輸了，需補交5萬余元的費用。因張麗英沒行動，因此“強制執行”。我在電話中請求法警給張麗英留下壹點活命糧，對方以“執行命令”為由斷然拒絕。



張麗英的兒子鄭江峰在電話裏泣不成聲。



5



鄒振龍、張麗英等人還帶來前鋒農場十二隊農工水新宏的壹份上訪信。



信中寫到，80年代中期，他和父親水維倫借錢開荒達7000多畝。1990年因農場建設排水幹渠，他家退出4000多畝，只耕種經營2500畝地。1998年，當時的隊長張繼坤不履行任何法律手續，強行把水家的2500多畝地無償收回，還將其自購的大批農機具、包括拖拉機、大犁、點播機、8噸油罐等扣留至今。水新宏壹家沒有了生活來源，只好四處流浪打工。這期間，隊長張繼坤竟然莫名其妙給水新宏增加了40多萬元的掛賬（即欠債），後來又增加到50多萬元！



水新宏多次請求場領導，讓他承包壹些土地以維持生活。2010年，農場給他安排了200畝地，可這些耕地分別處在兩個連隊，又分為3個地塊，給他造成極大困難。



水新宏在信中寫到：“這樣給我安排土地，就是故意給我制造困難，打擊報復。”



在建三江分局負責人於2010年12月16日赴北京送給我的《反饋材料》中，同是這位水新宏，在12月12日寫了壹份新的證言材料，主要表述了農場領導對他怎樣“關心愛護”雲雲，最後說：“現在生活條件有所好轉，希望管理區能夠繼續幫扶我。”



是水新宏在前信中撒了謊嗎？



我不知道前鋒農場要他寫第二封信時，水新宏是怎樣的心情？享受過那麽多的“關心愛護”，他該是多麽幸福快樂安康啊！他怎麽會編造出那麽多悲慘的“謊言”呢？



第十壹章：壹個家庭農場的興衰



——洪河農場農工姜寶貴的自述



我和建三江大興農場其他職工壹樣，1984年響應農墾總局的號召，與劉濤、孫萬寬共同創辦了家庭農場。



我們懷著美好的憧景，共同集資5000元買了壹臺拖拉機，其他費用都是在農場“扶上馬、送壹程”的政策下，由農場先墊付種子、化肥和油料，熱火朝天開始了艱難的創業。由於對困難估計不足，我們幾次都差壹點就把家庭農場放棄了。



首先是土地條件。由於所有的崗地、好地都被農場開發完了，我們開的土地都是農場不能開的沼澤地。光是交通，就是難以逾越的障礙。拖拉機常常掉進沼澤裏，有時陷得就剩下壹個駕駛室了，發動機也滅火了。我們只好求助其他家庭農場，找來幾臺拖拉機，最多的時候找來五、六臺拖拉機才能把我們深陷的拖拉機拽出來。壹拉需要幾天時間，太難了！之後還要修車，因為發動機進水，所有潤滑油都要換掉，類似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外加地勢太窪，再趕上春雨，等我們把地種完，最晚已經到7月15日左右了，連隊的崗地莊稼都長20多厘米了。這樣，莊稼的成熟期自然也就不夠。到了秋天，由於各種原因（低溫、幹澇、土地生化、播期太晚），莊稼幾乎絕產。頭三年幾乎都壹樣，因為這叫養地，即生荒地必須經過幾年時間才能養成熟地，賠也必須要種，不種不賠，地就養不熟。



由此我們各自都背上了沈重的外債，“驢打滾”的利息使我們個個陷入絕境（月息3分以上，10個月為壹年）。像我們這樣子的家庭農場很多，因此很多都黃了，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都有。大興農場最典型的有孫福祿、呂江、王誌、“豆腐劉”，他們的家庭農場全部破產，土地被農場收回了，人也不知去向，這是其壹。



其二，生活環境更是叫人不堪回首，冷熱不說，吃的喝的住的都是問題。由於地遠，我們就住在臨時搭的窩棚裏，冬不遮風，夏不擋雨。播種期集中在壹個月左右，有時帶來的米面不夠用，只好忍饑挨餓。我們白天黑夜連軸轉，好不容易回家壹次，有壹次忘記帶鹽了，後來十幾天也吃不到鹽。



喝水是就地解決，在地上挖壹個大深坑，喝雨水。蟲子、野獸、耗子和人共飲共用。有的耗子掉坑水裏淹死了，時間長，連毛都泡下來了，我們還得照樣喝。



前期還夠用，到了後期，水就不夠用了，再趕上長時間長不下雨，就更慘，做飯的水都沒有了，我們只好吃生米。



洗臉是壹種奢望，十幾天洗不了壹次是常事。回到家裏，連媳婦都認不出我了，簡直跟野人壹樣。



不得不提的就是漫天飛舞的蚊子、瞎蠓和小咬，用手壹抓就是小半把。人被咬的沒辦法，只好用黃油把人除了眼睛以外，全部用黃油塗上。白天更不好受，為了防瞎蠓咬，全身捂的壹點不露，汗水和黃油攪在壹起，叫人難以忍受。但稍不註意，被咬的地方就出很多血，因為瞎蠓壹咬就掉壹小塊肉，所以人們最怕的就是它。



其三，就是精神上的壓力，由於長期負債經營和體力上的透支，很多人被拖垮和病死。我就幾次差點兒徹底報銷，在炕上壹病就是壹兩個月不能下炕，我妻子也和我壹樣滿身是病。類似我這樣的豈止我壹個人。我以上說的這些，若不是我親身經歷，妳就是編也編不出來的。所以我們這些人對自己開出來的耕地的傾註，勝過我們的孩子和生命。



其四，人為制造的災難把我們坑了。隨著改革開放進壹步實施，土地條件逐漸好轉，這時墾區有些領導和機關幹部也把眼睛盯在了這片土地上，他們把地價逐年提高。前幾年年年漲，我們都有證據。特別到了2011年，大興農場制定了2011年“1號文件”，已經把承包費提高到每畝400多元。我們自己投入身家性命和血本開出的地，妳農場憑什麽收我們的“租子”？收得比舊社會地主老財還高！我們這些開荒戶，舊的外債還沒還上，新的外債又背上了，真是雪上加霜。



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每年大興農場全場貸款總額達到五個多億，按全場土地總面積均攤的話，全場80多萬畝土地，每畝負債600多元，這就是農墾大繁榮背後真實的壹面！我由開始創業時外債1700元，到現在已達到五六十萬元，我總計壹千多畝地，至今真是心力交瘁，無力償還。



以上諸多情況壹目了然。誰富了誰窮了也不用再說了。就這樣，他們還是變本加厲提高地租，如果妳不交錢，就收妳的地，賣妳的地。妳如果向上面反映情況，他們就造假說，妳種不起了，自願上交的。有哪個農工願意把比自己孩子和生命更重要的土地上交呢？這不是彌天大謊嗎！



他們上欺下騙，騙不住就動用農墾公檢法強行鎮壓。我們農工怎麽抗得住他們的強壓政策？大多數人只好自認倒黴，默默忍受。我相信黨中央絕不允許妳們胡作非為的！上有天理，下有國法，總有壹天黨中央會還我們壹個美好的未來。



以上就是我二十幾年創業的苦辣辛酸，希望有壹天，在我開墾的土地上生長出幸福的鮮花，並把屬於我們自己投資開荒的土地使用權還給我們，讓我們安下心來多產糧食，為國家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第十二章 國家信訪局的正確結論

——2005年的壹份《信訪情況通報》



黑龍江墾區的上訪人流多年來持續不斷，似乎是個“頑癥”和“死結”了。早在2005年，國家信訪局在匯總大量上訪人員反映的信息和情況之後，發出壹份綜合性通報，全文如下：



國家信訪局

信黑字（2005）117號



關於交辦沈家荀等人10件來信的函



黑龍江省信訪辦：



現將我局2005年第85期《信訪情況通報（信）》，以及該通報所涉及的沈家荀等人的10件來信及來信列表隨函轉去，請研究處理，並請了解領導批示和有關部門處理情況，結果望告。



國家信訪局

二00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國家信訪情況通報（信）

2005年8月24日第85期



農墾職工負擔重



今年以來，黑龍江省農墾系統職工反應負擔過重、生產生活困難的來信呈上升趨勢。現將近期黑龍江省部分農場職工來信反映的情況綜合如下：



壹、職工負擔已嚴重影響他們正常的生產與生活



建三江七星農場墾區勞模滕兆華來信反映，中央明文規定,國有農墾企業執行與所在地同等的農業稅減免政策，可今年農村農業稅費不但沒減,反而大幅度上漲，平均漲幅30%以上，前鋒農場上漲50%。饒河農場職工沈家荀等300多人聯名來信說，中央為農民減負，但國營農場卻變著法加重職工負擔，加上這兩年農資大幅度漲價，職工們已被壓得喘不上氣。土地租金，2004年比2003年每畝多收10多元，今年又比2004年每畝多收30—40元，糧價好，租金就提高。農場領導還私扣種糧補貼，每畝補貼比附近農民少8·68元。依安農場“壹名共產黨員”來信說，該農場多年亂收費沒人管，今年每承包壹公頃要交4500元承包費，比2004年多交1000元，還要另交300元水費、500元抵押金、300元農時保證金、50元育苗基金。遜克農場“2300職工”來信說，他們和當地農民比，每種壹畝地，僅地租壹項就要多交110元。有四輪車的職工，交完養路費後還要向生產隊交300元“義務工”費，55型拖拉機要交500元。嫩北農場四隊職工項文龍等人聯名來信說，好年景每坰地能盈利六七百元，今年農場每坰地交的稅費比2004年增加500元，農工種地已無利可賺，有的還要賠本。由於前幾年災年減產種地賠錢，多數農工都欠農場的錢。這兩年年景好了，但賣糧款卻被隊裏扣下沖抵欠款了，造成農工生活困難，有的連基本生活都保證不了。山河屯林業局職工張書信等人聯名來信說，職工承包林場土地去年每畝承包費650元，今年每畝又被加收100元管理費。訥河市老來監獄農場職工趙曉蘋等人聯名來信說，原來職工種壹坰壹等地交費1420元，二等地1170元。今年領導為完成上級指標個人多提成，把壹等地提高到1720元，二等地提高到1620元。八五二農場職工來信說，職工每年要交農機管理費、水利費、水利維修費、修路費、工程建設費、義務工、科技服務費、三庫壹場費、養牛費等，不交就取消種地資格。



二、造成職工負擔重的原因



（壹）職工沒有土地承包自主權和經營權，權益得不到保護



墾區勞模滕兆華說，“農場所有制”決定了農場與職工之間特殊的土地關系。職工不像農民可以享有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使用權，也不享有承租土地的自主權和經營權，權利和義務都是單方面的。種地賠錢時農場強迫職工承包，虧損、受災，職工自負；種地賺錢了，國家補貼了，又搞競價承包，或高價包給場外農民，或回收土地低價包給幹部，而讓職工下崗。多數來信反映，農場管理混亂，無章可循，場領導想怎麽幹就怎麽幹，只管“收租逼債”，不顧職工利益，不管職工生產生活中的困難。



（二）農場自定土政策，農場與職工爭利，幹部與職工爭利，是造成職工負擔重的主要原因。



饒河農場為搞“形象工程”，強迫職工統壹耕作制度，統壹機械作業，不計成本，增加職工承租費用；強迫職工購買農場種子公司質次價高的種籽，否則不退承包金；強迫職工把糧食賣給農場，壓價收購，亂扣款。七星農場不讓職工的小型農機下地作業，片面強調把土地集中起來用國外特大農機耕作，讓少數人作業，多數人下崗；強迫職工到企業指定的地方交糧等。遜克農場強迫職工使用幹部買的機械，不讓使用農工自己的；幹部拿著工資還承包隊裏幾千畝地。嫩北農場從場長、場辦主任到科室幹部掙著工資、獎金，還各自承包著幾十坰地。八五二農場四分場職工楊金權說，2004年他把收獲的水稻全部賣給連長家的米廠，結果壹分錢也沒給，糧款變成了米廠的周轉金；連隊會計可以隨便扣農工的糧款；2004年合同是空白的，不簽字不讓種地，簽了字合同由連隊隨便填寫；今年的種籽必須用農場的，否則不能享受國家補貼；糧食由連隊統壹賣到農場市場部，每斤糧價比市場價低壹角多。



來信職工強烈要求改變現有的農場管理和承包體制，落實國家農業稅減免政策，讓農工們過上好日子。



國家信訪局辦公室

2005年8月24日印發



國家信訪局這份“情況通報”是發人深醒的。



值得深思的是，國家信訪局總結的僅僅是2005年之前的情況。此後這些年，國家信訪局通報所涉及的許多問題，在少數農場不僅沒有得到有力解決和糾正，而且有愈演愈烈、競相效仿之勢，國家信訪局的“情況通報”形同廢紙！



我行我素，無人理睬！



在少數國有農場，管理層與家庭農場的對立與沖突，某些基層幹部與群眾之間的對立與沖突日趨激化，這是令人深感憂慮的。



面對北大荒持續的上訪人流，國家信訪局依然忙得焦頭爛額，依然在做著大量的“重復勞動”，依然不解決問題。



我壹直非常奇怪，在政治昌明、政策透明、信息傳播迅速、群眾民主意識大為提高的今天，墾區有些管理者怎麽會壹直心安理得地認為，他們憑借強行阻攔上訪，嚴密監視上訪，高壓控制上訪，甚至不惜多次把上訪者扔進拘留所或勞教所，就可以讓抗爭的聲音沈沒呢？



第十三章 謊言說明了什麽？



——對建三江農墾分局《反饋材料》的再調查



我不知道，讀了下述文字，墾區專程赴北京向我送達《反饋材料》的領導同誌們是否會感到臉紅？對於這部厚達四指的《反饋材料》，我相信領導者是過於輕信了，而造假者則只能證明自己的無恥。



1



我同墾區高層領導和有關同誌有過兩次交流。



2010年12月初，我向國家有關部門寄送調查報告《疼痛的黑土地》傳到北大荒。7日晚，專程赴京的黑龍江省農墾總局宣傳部部長高先生和駐京辦負責人，通過新聞界友人請我赴個“便宴”。



高先生性情溫文爾雅，說話熱情謙和。後來，又有幾十位農工被墾區公安抓走或關押，有的逃亡在外，我多次緊急電告，請他出面保護這些農工並放人回家，高先生都認真地辦了，為此我真誠地給他發了壹條短信：“足見高部是壹位愛民的好官。”



席間，高先生明確表示，他是代表總局高層，特意到北京來同我進行“交流並聽取意見的”，對此我深表感謝。然後我們單獨進行了壹番坦率和誠摯的談話。高先生首先強調，北大荒墾區的成績是主要的——對此我高度贊同，沒有異議。“當然”，高先生繼續說，“我們工作中也有壹些不足和缺點，基層幹部素質參差不齊，希望能聽取蔣老師的意見，認真加以改正。”



我很感動。我提出三條意見：



壹、北大荒的成就是廣大農工用壹滴滴血汗幹出來的，老百姓不容易。應當讓那裏的父老鄉親能夠充分得到改革開放的實惠，享受國家的惠農政策，安居樂業。



二、請總局認真調查我所反映的有關情況。如果我搞錯了，我願意公開道歉認錯。



三、如果我反映的問題確實存在，請總局領導在政策和措施上拿出壹些強有力的辦法，對基層某些錯誤傾向加以糾正。我作為北大荒的老知青，願意就此同總局領導做壹次對話，交流壹下看法，以求達成壹致意見。



高先生說，會向總局領導反映我的意見。晚宴的氣氛是友好和誠摯的，雙方含笑而別。



但是我也想到，墾區部分農場存在的許多問題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壹些事情積重難返，壹些事情是政策性、觀念性的，解決起來不可能壹蹴而就，需要壹段時間進行必要的調研和調整。



如前所述，我壹直等到今天。



但是以後的情況並不見明顯改善。幾個月來唯壹的改善就是墾區對上訪群眾雖然繼續嚴加控制，但公安系統很少把上訪農工送進拘留所了。有些上訪群眾被迫簽署了“不再到北京上訪”的保證書後，被放了出來，但訴求怎麽解決？不知道。



尤為令我憤慨的是，壹些接受過我訪談的農工受到種種新的威脅和迫害。2010年12月9日，建三江農墾分局所屬的青龍山農場派出大批工作人員和車輛，到女農工張桂榮家搶奪所謂明年的“任務糧”（農工稱之為“上打租”，即提前預交壹年的“土地承包費”。現在糧食漲價了，有的農場又將承包費改為“任務糧”）。工作人員當場打傷她的兒子，並抓走3口人準備拘留。張桂榮哭著打電話向遠在北京的我求援，我緊急電告黑龍江農墾總局宣傳部部長高先生，熱心的高先生立即致電該農場，當地農墾派出所才被迫放人。



建三江農墾分局八五九農場有壹個“家庭農場協會”，是上世紀90年代經農場黨委批準成立的。這個協會在黨委領導下，在維護農工合法權益、維護農場安定團結局面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創造了許多有益的經驗。2010年12月，前鋒農場農工白文革、張麗英等因不堪農場的“土政策”，在征求很多農工同意後，張羅著要模仿八五九農場的做法成立同樣的“家庭農場協會”，以維護自身權益，他們向農場黨委主動提出申請，並開始起草報告和協會章程。那天白文革和壹位“秀才”正在研究報告、章程的文本，20余個農場公安人員闖進去，把兩人押到公安局審問了近3個小時。公安局負責人對白文革說：“上級沒批，妳們擅自起草報告、章程就是非法組織！”



白文革說：“我們還沒上交報告呢，上級咋批呀？而且我們還沒成立，咋叫非法呀？”



2



2010年12月16日上午，總局宣傳部部長高先生帶領北安分局、建三江分局負責人和幾位農場領導幹部近10人，第二次專程到北京見我，就我的調查報告《疼痛的黑土地》交換意見。三級領導幹部都來了，陣勢可謂強大，態度可謂真誠。所有人都壹樣的和藹熱情，但這次不再是聽取我的意見，而是帶來了他們準備充分、印制精良、極為正規的反饋意見。



北安分局負責人交給我的是：《關於北安分局退耕還林政策等情況的說明》，A4紙，共59頁。內容主要是國家和地方有關的政策文件，紅色邊疆農場農工赴中南海新華門上訪的卷宗文件，引龍河農場處理唐維君等人在上海世博會期間上訪的文件。這些我都知道，也認真研究過，沒有參閱價值，也不是對我的調查報告有針對性的反駁。



堪稱“奇文共欣賞”的是建三江分局負責人交給我的《關於對蔣巍同誌〈疼痛的黑土地〉壹文所列事件的調查反饋材料》，印制於2010年12月14日，藍色封面，A4紙，洋洋灑灑共536頁。看來墾區的同誌們很急，於16日就趕到北京送達我手中。



這是雙方第壹次真正的交鋒。我不知道建三江分局把這份《反饋材料》還報送到哪壹級上層機關？也不知道這份《反饋材料》對上級機關做出判斷會發生怎樣的影響？考慮到事關重大，為了以正視聽，明辨是非，我必須對真相加以說明。



乍壹看，這個四指厚的“大磚頭”很容易把我砸蒙。仔細審閱，這份反饋材料雖然“架子”很大，內容其實很簡單，主要是前鋒農場針對上訪農工鄒振龍、張麗英、白文革3人匯總的大量復印材料（3人反映的問題見“第九節”，請參照閱讀）。



我對這個厚厚的本子做了認真研究，並於12月下旬邀請這三位農工到哈爾濱逐頁進行了核對。



難道墾區的同誌沒想到我會進行核對和再調查嗎？



（1）、關於鄒振龍的部分



前鋒農場聲稱：“鄒振龍是因負有債務，經營不起，自願把2000多畝地交還給農場，以抵頂債務的。”



其壹，經查證，《反饋材料》中就有“經領導決定，收回鄒的開荒點”字樣，堪稱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其中農場的報告也自稱，“1990年10月因農場組建畜牧科農業隊，與鄒振龍協商後，將鄒振龍家庭農場經營的土地劃歸畜牧隊經營。”



“劃歸”——即以強權無償剝奪是真的。



“協商”——無須核對，壹望而知就是假的。



鄒振龍不是智障，腦子也沒進水，不會領導來“協商”幾句，就把自己投入數年血汗和幾十萬元創辦的家庭農場拱手相讓吧？那是他的命根子啊！



其二，農場方面稱，鄒振龍交回家庭農場是“用以抵頂債務”，此說也是站不住腳的。農工春天種地要借債“擡錢”，秋天收糧再還債，這在墾區是普通現象。當年農場把鄒振龍的2000畝耕地和正在生長的大豆全部無償收走了，即使用收獲的大豆抵債，鄒振龍也還盈余近3萬元。而且，國家法律明文規定：“不得用承包土地抵頂債務”。



鄒振龍還發現，《反饋材料》裏夾雜的許多所謂“鄒振龍的欠債票據”復印件被重復復印多次，最多的重復使用5次。鄒還指出：“農場建畜牧小區用的紅磚都下到我的賬上了，從第39頁到第45頁，除壹張票據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是從場裏的修配廠找來的，而且還多次重復使用。”



《反饋材料》被徹底推倒。



（2）、關於張麗英的部分



此次見面，北安分局和前鋒農場負責人當面對我說：“張麗英連每畝地15元的承包費都不肯交，所以才會沒收她的承包地和糧食。”



其壹，經查，《反饋材料》中有壹份《張麗英侵權強行種植土地證明》，其中標明：“2010年，張麗英在前鋒農場第四管理區種植土地2621.6畝，應交費用554116元。”如此算來，每畝地承包費高達210多元！壹年之春，張麗英要“上打租”提前交納55萬多元，農場的謊言不攻自破。



其二，農場方面告訴我，“張麗英強占了另外15戶農工的耕地，現在這些農戶已經起訴她了。”實際情況是，2009年，農場作業區以張麗英拖欠承包款為由，強令收回張麗英自投資金開發的900畝耕地，發包給另外15戶農工，遭張麗英斷然拒絕。現在來看國家《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承包期內，發包方不得以劃分‘口糧田’和‘責任田’等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標承包，不得將承包地收回抵頂欠款。”



張麗英擁有省土地局頒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有土地使用證》和省土地局駐前鋒農場土地科頒發的“五荒開發證”，其“四至邊界”面積總計3000畝。她不同意農場年年上漲承包費，她拒絕前鋒農場以此為由，無償剝奪她的家庭農場。於是前鋒農場公然搶糧搶地，擅自將她憑證開發承包的土地發包給15戶外人。



張麗英自費開荒在前，擁有《土地證》在前，農場以張麗英拒交連年上漲的承包費並在農墾法院“敗訴”為由，強行將其土地發包給15戶其他農戶，因此我拒絕《反饋材料》的解釋。



（3）、關於白文革的部分



其壹，白文革指出，《反饋材料》中的“征用耕地協議書”是偽造的，他本人根本沒見過。這裏需做壹點自我介紹，我是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對文字當有壹定研究。經我仔細比照，這份“協議書”上白文革的“簽名”確實是假的。如有疑義，可到筆跡鑒定中心進行司法鑒定。



其二，《反饋材料》列舉的白文革大量欠款票據，絕大部分是其兄長白文舉的，與白文革無關。農場收回白文革的耕地理由不成立。



其三，沒收白文革的成套農機具以抵頂債務的“協議書”同樣是偽造的，簽名是假的。



其四，最令人憤慨、也令人啞然失笑的造假，壹種以“組織”名義進行的有密謀的集體造假，赫然出現在《反饋材料》中前後兩張的《家庭農場承包合同》上！



第壹張：甲方（發包方）標明為“前鋒農場”，乙方白文革的“家庭住址”竟然跑到了毫不相幹的“大興農場場部”。



第二張：甲方（發包方）標明為“前鋒農場”，乙方白文革的“家庭住址”則是“前鋒農場三隊”。



兩份合同簽署日期同為“2010年1月1日”（放假日）。



造假者也太“玩忽職守”了！同壹個白文革，在同壹時間被安放到兩個農場，而且有兩個家庭住址。這只能證明，兩份合同是假的，簽名是假的，日期是假的，壹切都是假的！



壹堆謊言！這是以莊嚴崇高的“建三江農墾分局”的名義送達我手中的《反饋材料》啊，造假者把自己和自己的“組織”作踐得太徹底了！



這個造假行為顯然不是前鋒農場工作人員搞的，他們不可能把自己的單位錯寫成“大興農場”，這次造假只能在更高層次的機關進行。在這麽高的“黨委”層次上，進行如此拙劣的造假，我相信會超乎全國所有公民的想象力！



現在，建三江分局反駁我的《反饋材料》就擺在我的案頭，我怎麽看怎麽像壹場鬧劇的腳本。



2011年1月初，鄒振龍、張麗英、白文革在總局、分局、農場三級相關負責人在場的情況下，當面向黑龍江省調查組反映了上述的造假行為。全場鴉雀無聲，無人敢出來否認！



3



發生在建三江的造假行為並不僅僅限於這本厚厚的《反饋材料》。



青龍山農場張桂榮向我提供了農場泡制的壹份“陰陽合同”，2010年3月，她交納的實際承包費比農場印好上報的“合同”文本多出30618.6元，這份“陰陽合同”是該農場統壹制作的。同樣，北安分局引龍河農場職工唐維君在場部辦公室，也發現了全農場統壹制作的“陰陽合同”！



2011年1月9日，洪河農場的張振學打電話給我，聊起偽造白文革合同之事，張振學說，大興農場還偽造了有關他的壹份合同。2010年11月22日，在農場剝奪張振學家庭農場土地的壹場官司中，農場代表當場出具了壹份合同，標明張振學和都傑於1995年10月25日簽署了“轉讓合同”。張振學說：“我和都傑從不認識，在農場20多年也沒見過面，我們怎麽可能簽署過這份‘轉讓合同’？”



張振學已經復印了這份假合同，現在他手中。張振學說：“這沒什麽奇怪的，農場造假的事情太多了！”







第十四章 歷史在傾聽和等待



——黑龍江省調查組聽證會實錄



2010年12月下旬，根據黑龍江省委領導批示精神，省有關部門組成調查組，奔赴北大荒墾區，就我所寫《疼痛的黑土地》反映的情況進行調查核實，聽取意見。事情進行到這種程度，我自然成了“信息中心”，接受調查核實的農工不斷把各種動態和信息反饋到我這裏。自《疼痛的黑土地》風聲傳到北大荒以後，每天我的手機響個不停，有我訪談過的，有我沒見過面的……



黑龍江省調查組下去以後，農工們十分感動，覺得終於有人管他們的事了。他們說，調查組的工作作風是深入的，態度是認真的，工作方式是公開、透明、坦誠的，調查對象都是《疼痛的黑土地》中的講述者——我訪談過的農工。



農工們的心情非常高興和舒暢，盡管2010年的冬天如此寒冷，北大荒雪深盈尺，他們依然像盼來久違的艷陽天壹樣。龍鎮農場於德清、紅色邊疆農場吳延敏、引龍河農場唐維君等人說，這些年“告天天不應，告地地不靈”，奔波勞苦，傷心落淚，拘留勞教，挨整挨罵，“真是郁悶死了”。看著電視上國家到處壹片繁榮景象，而我們年年月月壹家人“從來沒舒心過，這回上邊來領導了”，終於有人以鄭重、平和、耐心、公正、親切的態度，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讓他們暢所欲言，“吐吐心中的苦水，看來有希望、有盼頭了！”



建三江分局所屬的大興農場、洪河農場、紅星農場也有農工來電話問：“能不能讓調查組也到我們這兒聽聽意見啊？”（2010年12月下旬，我去哈爾濱完成壹項寫作任務，期間大興農場、洪河農場、前哨農場、前進農場、勝利農場有50多位農工到哈爾濱找我反映情況，還有很多要來的人，但多數被我的助手好言勸阻住了。）



省調查組首先到達北安分局。



其工作方式類似“聽證會”。黑龍江農墾總局信訪辦主任任少軍等人壹路陪同，所到之處，分局領導、農場領導、相關業務部門專業人士，以及我訪談過的農工共同參加調查會。農工們談意見和訴求，農墾官員做解釋、講理由和根據，雙方時有交鋒。這樣做是正確和便捷的——便於調查組充分了解官、民雙方各自的觀點，核對事發經過，聽取有關證據、依據。



與會農工那種渴望、振奮、重視、戰戰兢兢的心情可想而知。因此有人錄了音，有人做了記錄，連調查組到農場調查時，來了幾輛車和車牌號都記下了——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他們看來，調查組決定著他們的命運與未來！



過後，與會農工們把記錄材料發到我的電子郵箱。



讀罷這些詳實、真切的現場記錄，我感慨萬端：



其壹，這樣的聽證會，墾區系統大小官員加起來常常是二三十人，而到場農工只有三五人，聞訊而去要進會場向調查組反映情況的其它農工都被墾區公安人員攔在門外，理由是“調查組見誰，都是點了名的”。可以想見，聽證會現場，從人數、官職到場面、氣派，那種不對稱的無形的威懾力，肯定會給農工心理帶來種種影響。但是，我不能不向這些農工表達我深深的敬意。會上，他們表現出大無畏的鬥爭精神和十分鎮靜、理性的態度。而且經過多年上訪，他們已然成了“法律專家”，引經據典，條條是道——這樣的老百姓越多，中國的事業和前途就越有希望！



事實是對質出來的，真理是比較出來的。為便於讀者考察了解我的調查報告是否屬實，並客觀了解墾區官員和農工各自的意見與觀點，從而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斷，現將與會農工提供給我的錄音或會議記實，摘要錄之如下。



1、黑龍江省委調查組赴北安分局所屬龍鎮農場調查會紀實



（事見本文第四節）



時間：2010年12月28日下午2點50分。



地點：龍鎮農場會議室。



參加人員：黑龍江省調查組宋組長等3人；農墾總局信訪辦主任任少軍、林業局滿副局長等多人；北安分局王副局長、徐副書記、林業處孫艷波處長等多人；龍鎮農場王立軍場長、石書記、韓副場長、政研、林業部門等十多人。



退耕還林農戶：於德清、劉玉雲、劉興華、王義鋒、傅繼生、王紅彥6人。



下午4時，6家退耕還林戶被韓副場長引入會議室，韓事先告誡6戶農工：“反映問題要簡單，不要亂說。”



調查組宋組長：“妳們反映什麽事，有什麽要求？”



於德清：“1、我們要求龍鎮農場給我們落實退耕還林政策，全部給付各項退耕還林補助；2、要求龍鎮農場把《造林合同書》中有關農場與我們‘三七分成’的條款取消；3、要求農場賠償因該場違約給我們6家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30多萬元；4、要求享受國家給予的林業燃油、護林防火及各項林業惠民補貼。”



宋組長：“妳們是要退耕還林補助嗎？”



於德清：“對，我們要每畝50元苗木費、200斤補助糧、20元生活補助費。”



宋組長：“這個問題誰來解答？”



分局林業處孫艷波：“這個問題我說過多次了，我還說說嗎？”



宋組長：“說說吧， 當著大夥的面說說。”



孫艷波：“這個問題我和他們說過不止壹次。”



宋組長說：“是多次嗎？”



孫艷波說：“對，是多次。農場是國有農場，是全民所有制，包括承包種地的，人人都有受益權，農場代表國家行使土地管理權，是土地經營權人。根據《國有農場條例》第3條、第10條和《退耕還林條例 》第35條：‘國家按照規定的退耕還林面積，向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提供糧食補助、種苗造林補助和生活補助。’所以農場應享受退耕還林政策。”



於德清：“剛才孫局（處）的說法不夠準確，多年來他只接待我們壹次，而不是多次。農場是全民所有制，但並不是說妳是全民所有制，就可以侵權。農場代表國家行使土地管理權，對外發包土地，人人都可以承包經營。再說，土地經營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分屬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混為壹談。《退耕還林條例》第35條規定是向‘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提供補助糧食、種苗造林補助和生活補助’，而不是向土地經營權人提供。因此孫處長的說法是偷換概念的說法，因此說由農場享受退耕還林政策的理由不能成立，於法無據。這片退耕還林的土地是我們95年開始投巨資承包、開墾、改造和熟化的，也是經發包方龍鎮農場再三動員而實施的。在實施的過程中，不是我們違約而是龍鎮農場多次出爾反爾，違背合同約定，給我們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我們剛開墾還沒熟化，農場就讓我們栽樹，以防被林場收回。為了平息地方矛盾，農場於我們的切身利益而不顧，今天讓我們栽樹，不栽樹就收回開荒地。明天告訴我們不準栽樹，誰栽樹就收回誰的開荒地。換壹茬領導，下幾茬命令，朝令夕改，使開荒戶苦不堪言。再加上天災，使我們生活舉步維艱，取借無門。有人為躲債遠走他鄉，有人喪命於開荒之中。我為開荒曾幾天吃不上壹頓飯，為解餓，我到別人瓜地想賒點瓜吃，因為沒錢，讓人指桑罵槐沒賒給，我只好忍餓含淚離去，我窮得冰天雪地只好穿單鞋過冬。大多數開荒戶由小康家庭變成了窮光蛋。各位領導，我們為了響應國家五荒開發，不但投入了多年積累了幾十萬元的積蓄，每戶還背負了幾十萬元的債務。我們每戶為此都投入了上百萬元的資金，難道說農場讓我們投入的資金還能用笤帚劃拉回來嗎？1995年，場長在開荒開始時對我們說：‘將來開荒地歸妳們長期使用’。因為當時的開荒政策是誰開荒誰擁有。開荒地剛熟化過來，正逢國家退耕還林，根據新出臺的林業政策，龍鎮農場強迫我們退耕還林。2002年9月12日，農場召開退耕還林動員會，主管場長說：‘誰不退耕，就收回誰的承包地！國家可能有退耕還林待遇給妳們，以便緩解妳們的實際困難。’在被迫無奈的情況下，我們和龍鎮農場簽訂了30年的退耕還林合同。合同簽訂後，農場沒當場發給我們，說蓋完章後再發給我們。就此我們多方籌借資金，到處購買樹苗，幾乎走遍半個黑龍江省。2003年4月25日，我們全面完成了植樹造林。可農場就是不發給我們合同。幾經多次催要，農場在5月25日才將背後偷改‘掉包’的合同發給我們，結果‘退耕還林合同’變成了‘荒山荒地造林合同’。04年2月，我們多次找農場理論，對農場上述欺詐行為非常氣憤。當時農場找來農墾北安分局林業處何工，否認我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身份。由於當時我們對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概念不清，我們問何工我們是什麽？何工說我們是‘退耕還林者’。現在用他們的說法，我們連‘退耕還林者’都不是了。為去除顯失公平的合同條款，我們雙方對合同進行了4項修改。可是龍鎮農場再次乘合同蓋章之機‘掉包’合同。我們發現後非常憤恨，就此上訪，多次找北安局，林業處何工壹語道破天機說，我們不加上‘合作造林’，用什麽理由來享受退耕還林政策？難道說他們單方塞加‘合作造林’，就成為享受退耕還林政策的理由嗎？龍鎮農場利用職權弄虛作假，實施合同欺詐的違法行為，直接損害退耕戶的合法權益。在座的領導，請看‘退耕還林工程’標牌：承包人是我，這個標牌不是我於德清造的，是龍鎮農場豎的。從承包人變成了合作造林，這到底是為什麽？讓龍鎮農場及墾區相關領導為此上下串通，顛倒黑白，捏造事實，制造謊言，甚至瘋狂。我們認為，是為的這十幾億的退耕還林資金！”



宋組長：“老於，妳所說的我聽明白了，妳們是哪年開的荒？”



於德清：“1995年，我們當時開的荒是龍鎮農場采伐完的荒山。”



宋組長：“妳們當時開荒時，是隨便開啊，還是交承包費？”



於德清：“交承包費呀！”



宋組長：“妳們95年開荒到03年，有8年了？”



於德清：“我們光開荒，改造，熟化，就5年多。”



宋組長：“妳們已經種了幾年了？”



退耕戶劉興華：“也不是全能種，隔三差五的種點兒。”



宋組長：“就是說種了點兒，到03年妳們就退耕還林了，對吧？妳們現在要的是不是退耕還林待遇？”



於德清：“是。”



宋組長：“農場認為退耕還林政策應該給農場，妳們認為應該給妳們，對吧？”



於德清：“對，這不是我說的，這是《退耕還林條例》規定給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



劉興華：“退耕還林是國家行為，不是企業行為，農墾是受黑龍江省人民政府委托實施退耕還林，妳不執行退耕還林政策，行嗎？國家給老百姓的退耕還林待遇，為什麽揣到妳兜去？”



宋組長：“我看到合同中有國家給予的退耕還林政策，由甲方享受。”



於德清：“第壹頁讓農場調包了。我們承包，怎麽變成了合作了呢？請領導看看這兩份合同，這份合同中根本沒有合作造林。”



宋組長：“到底是簽的時候沒有，還是原先沒有？”



退耕戶劉玉雲：“簽的時候就沒有，他們拿去蓋章的時候給調的包，事後我們才發現。”



宋組長：“妳們的意思是說，當時與農場簽的時候就沒有這個內容，是農場拿回蓋章後就變成這個內容了？”



於德清、劉興華：“對。”



宋組長：“妳們所有的農場都是這個政策，不給個人嗎？”



劉興華：“其它我們不知道，龍鎮農場就有給的！前幾年讓我們簽字不給我們錢，我們當然不能簽字。前幾年有個叫高喜倉的，就領過退耕還林款。”



宋組長：“到底是苗木款，還是退耕還林款？”



劉興華：“是退耕還林款。當時我們將此情況反映給農場總局林業局，郭寶松局長接待我們，當時他給龍鎮農場打電話，是誰接電話我們不知道。郭局長說，妳們吃幹的，讓老百姓喝點稀的行不行？當時龍鎮農場承認，為應付檢查給了壹部分。郭局長說，妳們要給也得給職工，也不能給外人，妳們壹碗水端不平，難道半碗水還端不平嗎？”



宋組長：“妳們知道龍鎮農場有給的嗎？”



於德清：“有，17隊有給的。”



宋組長：“給了嗎？”



王場長：“有，給了。農場的土地是全民所有，農場代表全民，和農村集體土地有所區別。農場是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自我發展，上養老下養小，中間有病保。和農村不壹樣。農村的土地收益歸個人。農場不行，農場的收益是哪來的？農場的收益是通過退耕還林來的。農場向退耕還林戶無償提供土地使用權，如果妳交土地承包費，我就給妳退耕還林待遇。”



於德清：“王局，我打斷妳壹下行嗎？”



王場長：“妳等我說完。苗木費有這麽兩種形式：壹種是集中起來壹起購苗，壹種給付個人。另外，由於地價的上漲，我收取妳的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三十，都是收取的土地增值費。”



於德清：“我可以說了嗎?王局，妳的這種說法是代表墾區的說法，我們不能認可。當時‘五荒’開發的政策是‘誰開荒誰擁有’。妳說給我們無償提供土地使用權，妳為什麽還要收我們百分之三十的林木利潤？這不是承包費是什麽？我給妳百分之三十的林木利潤，妳還拿走了國家所給予的全部退耕還林補助，妳還說是無償提供土地使用權，妳這純屬不講理。我們的林權證，代表我們的物權所有，因為妳是全民就可以侵犯我的所有權嗎？妳這是為了掩蓋非法截留退耕還林款的違法行為，所找的各種借口。”



王場長：“百分之三十，農場當時表示的是承包費，是嗎？”



於德清：“那王局，妳說那不是承包費是什麽？”



宋組長：“老於，妳說既然妳們交了承包費，退耕還林待遇就應該由妳們享受，是吧？”



於德清：“對啊！百分之三十作為承包費也是過高了。”



宋組長：“妳們1995年是第壹個合同嗎？”



於德清：“領導，我和妳說，實際上是這麽回事。當時龍鎮農場和五大連池打官司，龍鎮農場輸了，農場說歸他，地方說歸他，多方爭執。為了應付五大連池市，林業又給我們簽訂了5年合同，事實上我們是簽了10年五荒開發合同——《國有“荒地”土地使用權承包合同》。各位領導，我們造林去掉經營成本，再讓農場拿走30%的林木利潤，我們所剩無幾。我們要用三代人的艱苦努力去營造、經營、防護，用幾十年的時間去等待這點所剩無幾的希望。如遇天災人禍，這點希望就會化為泡影，還得為此背負幾百萬元的債務。農場不但拿走了30%林木利潤，還拿走了國家給予的各項退耕還林補助，還嫌少！我們百姓的希望在哪裏？”



宋組長：“他們拿走了壹半，是不？”



於德清：“是呀，他們拿走了壹半還嫌少。”



劉玉雲：“現在國家政策這麽好，我們壹點也得不到，這不公平。”



劉興華：“我們從退耕還林到現在，壹分錢也沒得到，連苗木費都讓農場截留了。”



宋組長：“老於，妳們栽的樹還得多少年能采伐？”



於德清：“還得15年到20年。”



王場長：“妳們栽的什麽樹種？”



於德清：“落葉松。現在國家政策這麽好，哪怕給壹部分也讓老百姓心裏頭熱乎。”



宋組長：“好了，老於，妳說的我都聽明白了，妳們的事挺大的，看看國家退耕還林政策在農墾是怎麽落實的？我壹定把這事給妳們反映到最上面……”



於德清：“領導我再說點，農墾北安分局說我們歪曲事實，想修改政策。我們不是想修改（國家）政策，是要求落實（國家）政策！不是我們歪曲事實，是農場和北安局歪曲事實！”



劉玉雲：“領導，我還有個事要說。”



宋組長：“妳說。”



劉玉雲：“農墾總局駐京辦事處，2009年11月19日8點，在北京無故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長達三天四宿，我要求農墾給我個說法。”



任少軍：“這個事我來解釋解釋，（到北京）接妳是對的，我們肯定接到了相關部門的通知，以往這個事就是這麽辦的。我再說說這個合同的事，就算是農場將合同‘調包’了，這個退耕還林款也不該妳得，因為農場是土地經營權人，全墾區115個農場，沒有壹個給的。我們這種做法是經過省林業廳和國家林業部門肯定的。”



劉玉雲：“這個退耕還林款是給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



任少軍：“哪裏寫著是給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滿局長，是嗎？”



滿局長：“是，是給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



於德清：“任局長，妳是管總局信訪的，妳不了解情況，不能亂給我們扣違約的帽子。”



劉玉雲：“我們開荒不容易，有的人付出了生命，窮的連飯都吃不上。當時的合同約定不再收費，妳為什麽還收我們承包費？我們用幾代人、幾十年的時間來實施和維護這項退耕還林工程，卻得不到國家壹分壹厘的補助，這公平嗎？”



任少軍：“合同已經簽訂，不能因為妳困難而修改合同。”



劉興華：“妳在合同簽訂中既違規又違法，所以必須更正。妳農墾執行不執行國家的退耕還林條例？”



滿局長：“執行。老同誌我理解妳，因為農墾有農墾的政策。任局長的脾氣不太好，心眼還行……”



於德清：“龍鎮農場在執行退耕還林中違背了《退耕還林條例》第5條、第24條、第35條、第44條、第57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第62條、第98條，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22條，請領導看，這就是農業法第62條，這就是法！”



宋組長：“好了，老於，妳們的事我聽清了。這事很大，很復雜，調查組還要詳細的調查，今天我也答復不了妳們，我們得向上級領導匯報，看看妳們是個別現象還是大多數，壹定給妳們壹個明確答復！今天就到這，妳們還有什麽個別事要談嗎？”



於德清：“我們想跟妳們調查組單獨談點事。”



宋組長說：“行，找個地方。”



於德清事後對我說：“在我們單獨反映問題的過程中，讓北安分局王副局長給制止了，他說調查組還沒吃飯，我們馬上要陪調查組去吃飯了。”



2010年12月28日下午7時，調查組離開龍鎮農場。







二、黑龍江省調查組赴紅色邊疆農場調查記實



（事見第五節。被勞教農工富萬榮的妻子吳延敏的自述）



省委調查組領導沒來之前，農場作業區長找我談話說，妳就說這些退耕還林的樹和地都是妳大哥富萬松的，跟妳沒有任何關系，在領導面前什麽也不要說，也不要參與，就說妳什麽都不知道，就想讓我大哥和我丈夫回來就完事了。



在區長找我談話以後，農場場長又用專車到我家來接我，說要和我談話，我沒去。然後又去找我大姐夫，和我大姐夫商量，讓我大姐夫去勸我，說農場會走司法程序，把富萬榮、富萬松釋放回來。



壹、2010年12月29日上午9點，作業區長找我去場部，說省裏來人調查處理妳們這事來了，我就叫著我侄子（被勞教農工富萬松的兒子）壹起去的。到了農場會議室，農場區長他們不讓我侄子進會場，說領導不接見我侄子，理由是他沒有參與上訪，其實就是不想讓他進去，怕把事鬧大，給農場造成威脅。還有我們壹同上訪的人都沒讓去，都讓農場給XX了，我挨個打電話叫他們，他們都不敢來，都說農場找他們談話了，不讓他們參與了。



二、會議中，穿紫色毛衣戴眼鏡的人（農墾官員）說：“妳們上中南海就是個錯誤，勞教妳們兩年都是少的，都應該比這還多！”



我說：“上訪是有前提的。我們農場有（因為退耕還林問題）上訪回來的，農場給開會，講怎麽辦，我丈夫（富萬榮）想去聽會議精神，副場長在門外給截住了，不讓進屋參加會議，而且說，妳是上訪了還是上北京了？妳聽什麽聽！當時富萬榮說：‘國家政策都是公開的，妳們這會有什麽背人的！’不讓他聽。就因為這句話，回來的晚上富萬榮就決定去北京，後來萬場長讓我們去的中南海（公安局都有筆錄）。”



後來在調查會上，我本來要說我們農場場長被免職了，沒多久又重新上任了。現任場長說，這頁翻過去了，不讓我說。總之他們就是不讓我訴說我的冤屈我的苦！我壹說，場長就讓我翻過這壹頁，不給我訴苦說冤的機會，稀裏糊塗的就結束了會議。



三、其中有個穿蘭毛衣的人（農墾官員）說：“妳們就是讓律師給貫通了，國家不給律師開工資，他們指什麽生活？”



我說：“他們沒有要我們壹分錢，沒有吃壹口飯喝壹口水！”那些幹部不相信，說沒有字據和金錢的利益，他們能給妳辦事？



我說：“就是這樣！”



四、任少軍說：“妳態度這麽蠻橫，妳丈夫回來，妳不還得讓他上訪嗎？”



我說：“這都是妳們逼的，沒有辦法！妳們都是官官相護！”



他們就說我是埋汰他們領導，還有壹個人說農墾跟地方不壹樣，根本就沒有退耕還林這筆款，還說退休工人的工資、醫保、文教、公安等開支，都是從這地上出的。



我說，場裏為什麽還給了我們兩年的錢哪？怎麽到妳們那，這筆款就沒有了？他們不承認，他們說，發給妳們是錯誤的，還得朝我們要回來！



三、引龍河農場調查實錄



（事見“第十節”）



時間：2010年12月28日10時許



地點：引龍河農場會議室



參加人員：黑龍江省調查組；農墾總局信訪辦主任任少軍，北安分局王副局長、徐副書記等多人；引龍河農場場長高和平及其他領導，引龍河農場林業科科長王維軍。



陳訴人：趙連發、唐維君、楊乃利



會議由任少軍主持



省調查組：“請妳們三人說壹下因購樓糾紛上訪壹事，有什麽要求盡管說。”



唐維軍：“我們沒有上訪，我們是通過法院用法律來維護我們的合法權益。可是農墾法院堅決不給立案，作為壹位農民連自己的訴權都沒有了，我們還能要求什麽？就是要求立案！如不給立案，應拿出不給立案的書面裁定，並說明理由。”



任少軍：“北安農墾法院為什麽不給立案？”



北安農墾法院劉文斌庭長：“關於妳們三個人所訴求的，涉及壹些國家宏觀上的東西，涉及國家政策的問題不給立案。”



楊乃利：“對於我們的訴訟請求，對與不對，符合與不符合立案要求？我們也不知道。符合立案的應給予立案，不符合立案的應給個書面說明。但我認為應該給我們立案，因為省高院、省人大給我們開了函，讓我們直接到北安農墾法院去。可北安農墾法院仍然沒有任何說法。”



北安分局壹位官員：“妳們在省高院打條幅是什麽時間？”



趙連發：“是2010年6月29日下午。這天晚上7點多鐘，省立案庭庭長崔洪誌接見了我們，還有引龍河農場信訪辦主任王東光、公安局劉伏警官同時在場。崔洪誌庭長說，妳們知不知道打條幅犯法？我們回答說不知道。崔庭長和和氣氣地說，以後不要再幹這種傻事了，有問題解決問題。既然妳們來到高院門下，歸我們管的，我們壹定要管。不歸我們管，我們盡量去給妳們協調好。請妳們三人相信我，給我幾天時間，我去給妳們協調。如果協調不好，下次再來，我該給妳們立案就給妳們立案。然而我們三人也有壹絲懷疑。這時引龍河農場接訪的兩位領導勸我們三人說，崔庭長已經這麽說了，妳們還有什麽不放心的？妳們三人跟我們回去吧。”



任少軍：“這問題是出在妳們法院身上，法院給個書面說明不就完了嗎？”



任少軍對我們提出的問題，讓有關部門做出了解釋。



北安農墾國土資源局領導說，土地是以劃撥方式取得的，沒有年限限制。



北安農墾建設局領導說，住宅使用年限70年，也可40年、50年，劃撥方式可無限期使用，商服是40年。



我們問，土地無限期使用的法律依據是什麽？據我們查證，設計部門設計樓房使用年限是50年。



他們無言以對。



引龍河農場建設科科長馮曉艷說，這是經濟適用房。



我們三人向省調查組提供了證據，即當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



這時馮科長解釋說，當時是為了給農戶貸款，才簽訂了此合同。



任少軍問馮科長：“樓房驗收沒有？”



馮科長回答說：“驗收了，進行了分戶驗收。”



任少軍又問：“土地使用證和房產證辦了沒有？”



馮科長回答說：“沒有辦。”



北安農墾公安局領導說：“至於妳們三人在省高院打條幅、去上海，是犯法的。關於妳們的上訪問題，公安局不管，但妳們觸犯了法律，擾亂了公共治安，我們公安機關就得管。還有唐維軍後續的8天拘留還沒有執行，壹直在逃。現在正給妳解決事情，等解決完以後將繼續執行，因為裁決已經下了。”



（蔣巍按：真是奇怪的邏輯！當初做出拘留決定，就是因為唐維君為維權狀告引龍河農場，現在要“解決事情”了，“等解決完以後”怎麽還要繼續執行？看來受害農工以後的命運仍然不那麽美好，威脅依然存在！）



唐維軍說：“誰在犯法還不知道呢！如果我犯法槍斃都可以。但是必須查明誰在犯法？給我拿壹個書面答復！”



任少軍問各有關部門和引龍河農場各科室以及各管理區領導：“妳們都聽明白了沒有？我是聽明白了。”



之後，任少軍讓趙連發、楊乃利退場。



任少軍：“關於唐維君退耕還林問題，妳們農場給作出解答吧。”



引龍河農場林業科科長王維軍說：“唐維君承包的造林地，是荒山、荒地造林。所以不享受國家退耕還林補貼政策。”



唐維君說：“我給妳講壹下什麽叫荒山、荒地造林？荒山、荒地造林是指在荒山上和荒草地上造林。什麽叫退耕還林？根據黑龍江省地方標準《造林技術規程》第3.5條規定：‘退耕還林地’是指林地經開墾變成耕地，或坡度在25度以上的耕地，叫‘退耕還林地’。”



唐維君接著出示了“家庭林場承包合同”和“轉讓協議”，都標明了他植樹造林的地方原為開荒地。



唐維君說：“這就說明了我就是耕地造林，這就是退耕還林！”



唐維君又出示了引龍河農場林權檔案，上面也明確標註，唐維君所承包的林地都在退耕編號之內。



任少軍說：“是退耕還林，補助也不能給妳！”



唐維君說：“妳給我念念國家制定的《退耕還林條例》第22條和第35條是怎麽規定的？”



總局林業局領導說：“《退耕還林條例》第22條把實施方案確定的內容落實到具體地塊和土地承包經營人，第35條規定，向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提供補助糧食、種苗、造林補助費，具體補助標準和補助年限，按照國務院有關規定執行。”



唐維君又向省委調查組提交了以下證據：林權證3本；黑龍江省地方標準造林技術規程；家庭林場轉包協議3份；引龍河農場林權檔案；退耕還林糧食補貼清單。



這份清單赫然證明，引龍河農場以領取退耕還林補貼為由，在龍鎮糧庫領走550噸小麥。



任少軍說：“第壹個問題說完了，妳講第二個問題吧。”



唐維君以大量實證，講述了農工負擔過重問題，質問農場方面，土地承包費為什麽年年只漲不降？



農墾官員無人應答。



散會時，省委調查組的同誌對唐維君說：“不要生氣，在家等待消息，好好過個年，這些證據妳自己保留好，等要用的時候我們會找妳。妳的問題我們都聽明白了。我們回去後開會研究，再做答復。”



第十五章 用國家法規“驗明正身”

——農墾總局的文件作廢了嗎？



壹



通過第十四節中黑龍江省調查組召開的三個調查會實錄，讀者可以大致了解了墾區管理者的立場、觀點。



我們應當對墾區的理由給予必要的理解。



“農場辦社會”確實是壹個巨大的經濟負擔，比如推進教育、醫療等各項公益事業的發展，推進道路、橋梁等公共設施的建設，支付龐大的各級管理機構人員（直到生產隊幹部）的工資以及職工勞保、病保等各項開支等等。因此，墾區向土地承包人收取壹定的、合理的管理費用可能是需要的（盡管我表示贊同，但在此我使用了不確定語式，蓋因我無權發表肯定的意見。 2011年4月20日，溫家寶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國有農場、林場的管理體制要加快進行改革。改革以後怎樣解決這個問題，我無從知曉，自然也不能妄加議論）。



但是，在墾區管理工作中，有壹個根本性原則是不可動搖的：即所有收費必須符合和遵守國家法律和相關規定，必須充分體現黨的“執政為民”的宗旨和國家的惠農政策。絕不能壹味采取“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態度；絕不能無償剝奪家庭農場（林場、牧場），讓他們的個人投資投勞付諸東流，侵害他們的合法權益和切身利益；絕不能承包費年年瘋漲、沒有上限，壹再加重農工的負擔；絕不能為了追求高額利潤而損害社會主義企業的服務功能，甚至搞成壟斷性的高價經營，“不服從就走人”。



在這些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和合法權益的問題上，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們不需要討論更不需要爭論。國家相關法規的規定和內容是極其明確，不容置疑的！



讓我們重讀壹下國務院辦公廳於2006年下發的《關於深化國有農場稅費改革的意見》，其中明確要求國有農場、國有林場等，要“納入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範圍”，“取消國有農場的農業稅，並將農工承擔的土地承包費（管理金或租金，下同）中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的收費全部免除，確保將農工較重的負擔減下來。”“國有農場由於稅費改革而減少的收入，由中央和地方財政予以適當補貼。”



文件還細致地規定，要“清理和規範國有農場對農工的其他各項收費”，“要印制農工負擔手冊，凡手冊之外的收費，農工均可拒付。”“國有農場要采取絕大多數農工願意接受的形式和方法，將免除的類似‘鄉鎮五項統籌’收費的好處全部落實給承包土地的農工。嚴禁通過其他方式變相加重農工負擔。”國有農場要“規範各項支出，嚴格控制管理費用增長，防止管理費膨脹侵蝕稅費改革帶給農工的好處。”



白紙黑字，堂堂正正，愛民利民，溫暖感人，這就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態度和規定！



再請看：



關於土地開發問題



——1989年7月5日，國家土地管理局印發《關於確定土地權屬問題的若幹意見》，其中第三條規定：“國有土地經開發利用，其國家土地所有權不變，依法開發利用者享有土地使用權”。



——1994年3月5日，財政部頒發《財政部關於農業綜合開發的若幹意見》，第九條第壹款規定：“在農業綜合開發範圍內，實行誰開發、誰利用、誰受益。在壹定時期內使用權不變，可以繼承，可以依法有償轉讓。”



——2003年，國土資源部頒布《關於做好土地開發整理權屬管理工作的意見》，第三條（十）款規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經濟組織開發、整理、復墾國有土地或集體土地，原土地所有權原則不變。開發未確定使用權的國有土地，土地使用權可確定給從事開發的投資者。”



——1994年，黑龍江省土地管理局發布《黑龍江省拍賣“五荒”資源使用權的暫行規定》，第八條規定：“‘五荒’資源使用權的出讓期限，可根據資源和開發項目的具體特點確定，壹般不少於30年，最長可至70年。”



關於退耕還林問題



——國家制定的《退耕還林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國家按照核定的退耕還林實際面積，向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提供補助糧食、種苗造林費和生活補助費。”



——《國務院關於進壹步完善退耕還林政策落實的若幹意見》又規定：“實施退耕還林後，必須確保退耕農戶享有在退耕土地和荒山荒地上種植的林木所有權，並依法履行土地用途變更手續。”



——“在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基礎上，實行‘誰退耕，誰造林，誰經營，誰受益’的政策。農民承包的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造林以後，承包期壹律延長到50年，允許依法繼承、轉讓，到期後可按有關法律和法規繼續承包。”



——“國家無償向退耕戶提供糧食、現金補貼。”



這裏，再向讀者提供壹份鐵證，看看黑龍江省農墾總局是怎麽規定的？我要問的是：總局什麽時候下令這份文件作廢了？或者墾區基層單位為什麽不把國家相關法規和總局文件放在眼裏？



黑龍江省農墾總局

關於加強退耕還林資金財務管理的通知

黑墾局文【2003】143號（摘要）



——屬於總局退耕還林和宜林荒山荒地計劃內的造林任務，造林補助種苗費每畝50元。退耕還林者自行采購種苗的，農場應當在退耕還林合同生效時，壹次付清種苗造林補助費。



——國家向退耕戶無償提供糧食補助，每畝退耕地每年補助糧食（原糧）標準按200斤計算，每斤糧食按0.7元折算，由中央財政承擔。



——經請示黑龍江省糧食廳同意後本著就地就近的原則，到國有糧食購銷企業統壹領糧，再由農場統壹兌付給造林戶。糧食調運費用農場自行解決。糧食兌付要壹年結清，不結轉。



——造林後，農場租住林業、農業等有關部門對退耕還林檢查驗收，建立退耕還林糧食兌付卡，退耕戶憑驗收卡和糧食兌付卡領取糧食補助和現金補貼，並逐級報賬。



——退耕還林資金實行專戶存儲、專款專用，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擠占、截留、挪用和克扣，不得弄虛作假、虛報冒領補助資金和糧食。



——總局下撥的種苗造林補助費和生活補助費，各分局要按照有關規定及時下撥，各農場要按照國家退耕還林政策及時落實到農戶。



——要建立獎懲機制。對沒有按國家退耕還林、基本建設和相關的財務管理規定進行管理的，要相應扣減種苗或現金補貼；對出現重大問題的，將追究項目責任人和相關人員的責任。



（二00三年六月三十日）



這是壹份多好的文件啊！為什麽從總局主管部門、信訪部門到壹些基層農場就是拒不執行？這份文件究竟什麽時候作廢了？



二



國家憲法和法律至高無上。



人民的利益至高無上。



黨的執政為民的宗旨至高無上。



農民，是中國的最大多數並決定著中國的命運。自古以來，欺負盤剝農民的絕沒有好下場。多少封建王朝無論曾經怎樣的強大興盛，壹旦把農民逼上絕路，都必然走向衰敗直至土崩瓦解，灰飛煙滅。蔣介石先生和他的南京政府最終不得不逃到小島臺灣去，壹個決定性的因素是土改後的幾億貧苦農民站到了中國共產黨壹邊。



新時期以來，數億農民最先沖決了舊體制，播種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春天。後來他們又潮水般湧進城市，以極低的收入和辛勤的血汗創造了“中國制造”遍及全球的“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奇跡”。農民，是今天欣欣向榮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開拓者和頭號功臣。2006年，延續了2600多年的農民交“皇糧”的歷史宣告結束，這是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英明決策！世世代代“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辛勞農民，用獨輪車把革命勝利壹直推到海南島的廣大農民，為這個國家付出的實在太多了，他們應當充分享受改革開放的實惠和自己的勞動成果了。為此，黨中央、國務院制定了壹系列向“三農”全面傾斜的扶貧和惠農政策法規，並通過媒體和各種方式向全社會做了公布。黨的陽光政策充分體現了黨的“執政為民”理念，給億萬農民帶來深深的溫暖！



但是，本文所寫的大量事實表明，在北大荒墾區的少數農場，國家制定的壹系列惠農政策並沒有貫徹下去，很多農工沒有、或沒有充分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和黨的惠農政策理應帶給他們的實惠。更為嚴重的是，部分農場管理層甚至與農工發生尖銳的對立和劇烈的利益沖突，以至造成墾區持續不斷的進京上訪人流。



問題的癥結究竟在哪裏？



這裏，我要特別提及北安農墾分局的壹份文件。這份文件公然與上面提到的總局文件相對抗！



2010年初，紅色邊疆壹些農工進京上訪，造成壹個所謂“沖擊新華門事件”（見“第五節”），北安農墾分局就此事向總局呈送了壹份報告（2010年3號文件）。這份報告在“關於是農場還是造林承包戶誰應該享受國家的退耕還林政策的問題”壹節中明確說，國有農場管理部門應“享受國家退耕還林政策”，而且是“根據黑龍江農墾總局有關文件辦的”：即實行退耕還林時，“將任務落實到地塊，責任落實到人，政策兌現到生產隊，造林承包到戶。”



北安分局的文件還說：“農場造林承包戶承包造林的耕地並不是他們個人賴以生存的土地，而是農場賴以生存的土地。”



這句話本身就表明，國有農場似乎成了與家庭農場、林場相互對立、相互爭地的“實體”。



我只能說，北安分局的同誌們太糊塗了，在讀書、看報、學習方面有點落後了。廣大農工和上萬個家庭農場、林場不靠土地活著還能靠什麽活著？農場改制後就停發了工資，大批退耕還林農戶既無工資收入，又無耕地可種，林木要十幾年或幾十年以後才能成材，這意味著他們完全沒有了生活來源，而農場管理部門又把國家退耕還林補貼拿走了，這些農工怎麽維持生活？



國家信訪局在2005年第85期《國家信訪情況通報》中壹針見血地指出：“農場自定土政策，農場與職工爭利，幹部與職工爭利，是造成職工負擔重的主要原因。”



農墾總局明文規定，每位在職職工應給15畝生活田（也叫基本田），事實上有些農場落實的並不徹底。他們還制定了極其嚴格的“生活田”規定，如“上學的孩子、包括上大學的孩子不給”，“到了退休年齡不給”，“長期在外地打工者不給”等等，已經給的還要不斷削減——因為現在土地確實太值錢了！



完善的體制、制度和機制，雖然不能把壞人變好，但可以防止好人變壞。不完善的體制、制度和機制卻可以使好人變壞。



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壹段話是極具警醒意義的：“壹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壹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巨額利潤會使意誌薄弱者走向瘋狂，這是隱藏於人性深處和通行於市場的普遍規律，正應了西方壹句諺語：“上帝要人滅亡，必先讓其瘋狂。”



北大荒不是世外桃源，不是人間凈土，所有規律在那裏照樣起作用。大量事實表明，80年代中期墾區開始大規模興辦家庭農場的時候，糧價走低，農業疲軟，種地不賺錢。墾區各級黨組織和廣大幹部為重振北大荒雄風，打造“中華大糧倉”，動員和組織廣大職工艱苦奮鬥、奮發圖強，做了極為可貴和富有成效的努力。進入新世紀，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關註“三農”問題，出臺了壹系列支農、惠農政策法規，國家各項補貼下發了，糧價漲了，土地火了，種地開始賺錢了。在我看來，正是從這時開始，極少數農場幹部的心理發生了畸變。龍鎮農場場長王軍跟於德清、劉玉雲等農工講的心裏話是極具代表性的：“要是知道退耕還林國家給那麽多錢，還能輪到妳們嗎？我早整到手了！農場就是為了得點國家補償費，才加上‘合作’這個詞。要沒這個好處，我把地包給妳們了，把國家好處費也給妳們了，我瘋了？”



引龍河農場農工徐萬忠、李文忠和傅永江，給我列出了近年來該農場土地承包費價位表：



2006年，1950元（坰）；

2007年，1950元；

2008年，2330元；

2009年，2850元，每個在職職工給10畝生活田；

2010年，2850元，10畝生活田削減為7畝，等於變相漲價。



墾區的土地承包費就是這樣壹路瘋漲、不見上限的！



今年許多農場的承包費又漲了。



2009年7月，引龍河農場農工唐維君為請求“落實退耕還林政策”找到場部。在“體改辦”的壹間辦公室，他看到壹位年輕的工作人員小王正在裝訂農場農工與場方簽訂的壹摞摞合同文本。每份合同上赫然寫著每畝地承包費為107元。但唐維君知道，全場所有農工包括他本人，每畝地實際上交的承包費為182元。這無疑是壹堆假數字、假合同、假簽名！



當時他很想偷出幾份，但思忖再三沒敢動。據悉，引龍河農場總共有30多萬畝耕地，每畝地隱瞞承包費75元，總數就達2000多萬元！



2009年如此隱瞞，其它年份呢？



家庭農場上交的承包費的管理也存在不少漏洞。



建三江農墾分局青龍山農場農工張桂榮、陶長榮等15位農工反映，2007年，有關部門來查該農場第三管理區主任楊某的賬，195萬元資金“去向不明”，事後此人被調到“陽光保險公司”工作壹段時間，後來他變賣了所有家財，全家人都消失了。隨後，區裏又來個壹把手，上臺僅僅3年，又查出200多萬元資金“去向不明”，經向職代會公布後被免職，此人又調到別的農場。



墾區有規定，有工資收入的幹部不得包地。而農工們向我檢舉揭發了基層壹些幹部以親屬名義，把大量土地變相包到自己手裏（因我無法查證，故不能在本文中列出）。墾區三級領導幹部到北京來同我交換意見時，我當面指出這個問題，壹位農場幹部理直氣壯地說：“幹部也得活呀。”



法紀觀念蕩然無存！







第十六章 2011年，上訪的路還在延伸……



——在社會主義中國，正義壹定占有壓倒性優勢！



1



2011年，“十二五”的開局之年，國家和人民都充滿新的希望、新的期待的壹年。



但是，請廣大讀者，請農業部，請黑龍江省委省政府，請黑龍江省農墾總局，更請黨中央、國務院，在讀過本文之後，再來聽聽2011年春天墾區壹位女農工冒著風險給我發來的控訴！



讀了下面的文字，我的心在顫抖，我的心在哭泣，我的心在燃燒！



建三江分局青龍山農場的女農工張桂榮發信給我，原文如下：



農場下發的1號文件規定：2011年每畝收費477元，其中包括肥料款、種子款（117元/畝，價格高）、籌資籌勞款10元/畝，利費、水利建設費、水田基礎建設費、道路建設費、社會事業建設費，這些具體怎麽分的，我們也不清楚。此外收保證金30元/畝，私家農機具被強迫集中存放，每臺大型機械收費500元。在個人家存放每臺大型機械收費300元，小型收費50元。基本畝（即生活田）每個在職職工分8畝（作者按：總局規定15畝），2010年每畝收25元，今年漲到40元，連隊卻收320元，說是等國家補貼回來再‘多退少補’。從國家有補貼開始，農場的利費就快速上漲，中央的惠民政策我們根本沒有享受到。農場最初說，讓農工把自家地裏的低窪地都整平種上，5年不收費，卻從第壹年就要錢，不管地好壞，都壹樣收費，這也太不合理了！



2011年3月21日，開了全連隊（作者按：還叫“連隊”，證明“軍事化”管理遺風還在）大會，大概說了壹下農場1號文件的內容。文件讓農工於3月21日簽合同，但是當天沒簽。到了23日，信用社開始給貸款，五隊的張欣把貸款卡拿到自己手裏。連隊會計不讓，說必須把卡交給連隊，扣完利費再把卡給妳。張欣就給他愛人(省調查組接見的農戶王寶艷)打了電話。我也去了信用社，想和隊長(欒ＸＸ：服刑6年，現任三區五隊隊長)說明白，我們不是不交利費，等簽了合同就交。誰知還沒等我說完，隊長就喊上了：“聽說妳把卡搶走了，快點交上來！”我聽了很生氣，說：“我搶誰的卡了？我貸的款我還，妳開會說先簽合同，要是簽了合同，貸款卡我現在就給妳，任妳扣。”隊長說：“那我不管！”我說：“妳工作掙錢妳不管能行嗎？”隊長說：“我沒掙妳錢，我掙農場的！”我說：“要沒有我們農民交錢，農場有錢用妳，給妳開工資啊？再說省調查組的都說了，簽了合同再交錢是應該的。”隊長蠻橫地說：“妳就說妳交不交卡吧？”我說：“簽了合同就交！”然後轉身回家了。沒想到隊長覺得在人前失了面子，竟然想讓信用社的人把我的貸款卡作廢，信用社的工作人員沒同意。



今年，農場又強行攤派“空育131”催芽稻種，預收種子費就是強賣，很多人家不敢種，庫裏爛了很多，沒人去領，但種子款已經被扣了，我們也沒辦法，要不回來。我到13連幫人家插秧，地頭扔著17袋“空育131”稻種，共1360斤，農場扣款近7000元，種子白扔了，錢也要不回來。



這幾年，我們簽的都是空白合同，上面沒有畝數、錢數，並且合同也不給我們。今年還是這樣，農工拿不著貸款(卡的密碼只有扣完利費，才告訴農民)。這樣我們就無法購買生產物資，無法備耕，沒辦法只能讓農場快點扣完各種費用，好把卡拿回來。兩會剛開完，溫總理在會上說：“壹定要關心民生，以人為本，讓‘十二五’開好頭，起好步。”農場的政策與黨中央背道而馳，根本沒把百姓的死活當回事，我們農工的血汗錢不知跑哪去了？他們從來不說明！有的就被貪官裝進自己的口袋了！這樣還能成為現代化大農業嗎？社會能和諧嗎？國家能繁榮昌盛嗎？



據調查，張桂榮今年承包土地900余畝地，貸款42萬元，全部被農場扣下作為承包費和其它各項收費，她只收到壹張貸款票據。今年生產所需的資金，她不得不以1分5的高利從民間“擡錢”了。







北安分局引龍河農場唐維君也發信給我，稱該農場2010年每畝地承包費為190元，2011年又漲到220元，並繼續實行“上打租”。



壹些基層幹部欺負老百姓到了這種程度，貨款卡不給本人，簽的是空白合同，承包費和種種苛捐雜費年年瘋漲，墾區的管理者不感到臉紅嗎？用農工上繳的巨額資金買斷的“北大荒頻道”，傾聽過、反映過這些農工的聲音嗎？



2



2011年1月7日上午，建三江農墾分局所屬部分農場的農工，踏過冰天雪地，從遙遠的北大荒奔赴北京，要求向我反映情況。他們是：



薄 義——1957年生，七星農場農工

馮義龍——1967年生，前哨農場農工

楊金輝——1956年生，洪河農場農工

張振學——1959年生，洪河農場農工

姜寶貴——1961年生，七星農場農工

劉 艷——1954年生，女，大興農場農工

趙成凱——1954年生，大興農場農工

楊誌國——1969年生，大興農場農工

李金柱——1958年生，共產黨員，前進農場19隊原隊長，2004年因不滿農場“土政策”，憤然辭職。

盛永成——大興農場16隊原隊長，因同樣原因辭職。



當天下午，他們離開北京，沒有壹人上訪，各自返回農場。薄義因家境極度困難，他的路費是同行農工們捐助的。



訪談中，奔波在告狀路上整整17年、4次被拘留的薄義說了壹句令人感動也令人震撼的話：“我相信共產黨的政策不會變，我才上訪告狀到今天！”



他們反映的情況和問題簡要匯總如下：



壹、騙走家庭農場的《土地證》



建三江分局洪河農場於1997年、前進農場於1996年分別向全場家庭農場開發戶發出通知，聲稱將要以舊證換新證。現將洪河農場通知摘錄如下：



“洪河土地科根據建三江土地局的指示和要求……將統壹發放國有土地使用證，原由土地科發放的國有土地證由各場土地科收回作廢。統壹使用由建三江土地局地籍科發放的國土證，如有拒不執行土地局指示的，或者以種種理由拒絕換發新證的，洪河土地科將視其為違法占地，由土地科代表土地局收回其所開發的土地，交給農場或者作業區，重新發包給他人……”



但是，農場撒了個謊，他們在收走省土地局下發的有效土地證後，至今已經過去13年，仍然沒有下發新證。他們顯然怕打官司。



二、高價強賣農機具



創業農場黃培川、青龍山農場袁洪勝反映，農場強行要求承包土地500畝以上的家庭農場購買日本產的插秧機（俗稱“大洋馬”）。國家對農民購買大型農機具是有15%以上補貼的，因此在農場購買大型農機具，理應給市場價格更為優惠。但是，2010年，前鋒農場張麗英在市場上直接購買的“大洋馬”插秧機為6.4萬元，並直接送貨到地點，而農場農機科的賣價為8.4萬元。青龍山農場賣價為7.9萬元。



三、國有農場機構臃腫，加重農工負擔



以大興農場為例，全場人口約1萬余人，場部擁有壹座辦公樓，公安局有壹座樓，其它還有壹些科室不是有自己的辦公地點，就是在外租借辦公室。這個農場僅公檢法人員就有數十人。據農工們反映，現在生產隊的領導幹部、工作人員也大大超過“生產建設兵團時期”。前鋒農場的文件規定，“對全年各項工作目標提前和超額完成的管理區，農場將增發全員年薪40%的風險收入。”也就是說，凡是足額和超額完成本區“上打租”收費的管理幹部，都有提成。



前鋒農場有：場部5層辦公樓，公安局4層樓，法院、工商、陽光保險等4層樓，種子公司4層樓，倉儲、基建科、林業科等5層樓，土地科3層樓（上有家屬房），交通科客運站2層樓。



天哪！壹個農場的農工們要養多少幹部和“以工代幹”的人啊！



怪不得收費這麽多，這麽狠，這麽漲！



此外，洪河農場農工、共產黨員楊金輝反映，他先後投入160多萬元，開荒4000畝，創辦起家庭農場，2004年與農場簽訂了為期10年的承包合同。但第二年農場就撕毀合同，大幅提高了承包費，並要求楊金輝簽訂新的“合同”，不簽就不許賣糧，並派人堵在路口，強迫楊金輝按新的承包價賣壹車糧，交壹車錢。楊金輝堅決拒絕，結果被作業區主任杜某派人把他的左腿打成粉碎性骨折。當年杜某竟然被評選為該農場“先進工作者”。後經楊金輝上訪告狀，黑龍江省紀委強力幹預，杜某做了賠償。



3



2011年6月4日，建三江分局前哨農場包地農民王恩江進省入京上訪途中，專門來見了我。他原是黑龍江省富錦縣農民，1987年看到前哨農場公布的招商文件，雄心勃勃購買了70頭牛，辦了壹個養殖場。沒想到那裏地勢低窪，牛爛蹄子，最後死的只剩了5頭。2002年，王恩江又開荒1820畝，與農場簽訂的合同規定為：每畝地上交10元農業稅和45元的承包費，以後按每年每畝5元遞增。這期間他通過繼續開荒連片，承包耕地面積達到3000畝，總投資近150萬元。



但是，2005年，前哨農場撕毀合同，要求每畝地承包費增加到120元。王恩江當然不能同意，於是被迫到省政府上訪，其結果是王恩江被前哨農場公安局拘留10天。2007年，農場擅自把王恩江承包的3000畝耕地包給農場之外的於姓人家，包地的人欺負到王恩江家裏，把他78歲的老母親打得多處外傷。自此，這片耕地的承包權就歸了於姓人。2007年當年，於家就以每畝120元的價格，把765畝地二次發包給別的人。王恩江的妻子患了癌癥，生活雪上加霜，他的大女兒考上大學後，棄學不念去打工了。



迄今，王恩江進省入京上訪十余次，每次都被農墾工作人員攔回。



2011年5月25日，前哨農場場長劉某給在京的王恩江發來壹條信息，這條信息現在還保留在王恩江的手機上：“恩江：妳好，我是劉XX，快點回來吧，在外面解決不了問題，不要給王書記（指建三局分局領導）添麻煩了，我給妳解決。”



5月31日，王恩江返回前哨農場。回去以後，他的訴求照例無人理睬，王恩江又壹次踏上漫漫無期的上訪之路。



有多少農工和家庭農場場長反復上訪，又反復被“好言好語”攔阻、劫持回來，但問題始終沒能解決。農工們只好“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始終不服，堅持上訪。我甚至都為墾區感到頭疼，這些矛盾和爭執什麽時候能消停下來呢？北大荒什麽時候能平靜下來呢？農場那些對上訪者“死看死守”的幹部太辛苦了，他們什麽時候能睡個好覺呢？



我還想鄭重指出，從上訪農工的訴求內容可以斷定，許多問題和爭執出現在墾區壹些農場的現行政策和規定上，因此他們並非僅僅代表個人。在他們身後，還有相當部分的群眾抱有同樣的看法和意見。這是北大荒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4



更為嚴重的是，我所訪談的許多農工正在遭到無情的打擊報復：



——2011年3月18日，曾被重傷雙腿的前鋒農場農工白文革，遭到管理區幹部李某糾集的壹夥人痛毆，李某揮拳將白文革左眼打出血，經診斷為“視網膜破裂，眼底出血”，住院治療20余天。



——2011年3月18日，前鋒農場將張麗英名下的近千畝耕地外包他人，那些人將張麗英的10棟育秧大棚砸爛，張麗英的兒子對現場進行錄像時被打傷。4月下旬，管理區強行禁止張麗英抽水泡地（以備種植水稻），致使她的2000余畝耕地全部過了種植節氣。5月6日，經我向總局宣傳部高先生反映，第二天前鋒農場趕緊派人播撒稻種（本該插秧的），說“見綠就行”。據張麗英說，他們播下去也是浪費，節氣已經過了，不是絕產也很難再有收成。農場管理者還鼓動新的承包農工起訴張麗英，遭這些農工拒絕，他們說：“不是張麗英不讓我們種地，是妳們不讓我們種地！”



因育秧毀棄，大棚遭砸，沒種上地，張麗英壹年就欠債60余萬元，全家生活陷入深重的災難。



為防止張麗英繼續上訪，前鋒農場對其實行嚴格監控。5月4日晚10時許，第四作業區幹部給壹位司機打電話問：“妳把我那位‘張奶奶’拉哪去了？”司機答：“我不僅拉妳‘張奶奶’了，還拉妳‘楊爺爺’了呢！”幹部說：“以後妳拉‘張奶奶’去哪兒了，告訴我壹聲。”司機笑答：“那是不可能的！”



——2011年4月11日，北安分局龍鎮農場於德清、劉玉雲、王義峰、王宏彥、傅繼生5人到黑龍江省政府上訪。省農墾總局“信訪辦聯席會議辦公室”就此下發壹份正式通知，摘要如下：



“龍鎮農場公安局：



2011年4月11日，龍鎮農場劉玉雲、於德清、王義峰、王宏彥、付繼生5人未等待省調查組關於退耕還林問題訴求的答復意見，集體越級到省信訪局，且此信訪問題已三級終結，嚴重擾亂了正常信訪秩序。其上訪行為壹是違反了《信訪條例》的相關規定；二是違反了黑公通【2009】80號文件的相關規定及黑信聯發【2009】3號文件的有關規定；三是違反了農墾總局黑墾政發【2006】30號文件的相關規定……建議龍鎮農場公安分局對劉玉雲等5人依法進行處理。並落實好信訪穩控措施，確保不發生重復越級集體上訪。



此建議



黑龍江省農墾總局信訪聯席會議辦公室

二0壹壹年四月二十七日（公章）”





看來，墾區信訪部門已經給劉玉雲、於德清等5人定了“三級終結”的鐵案，聲聲泣血的“草根族”聲音再次演變為“腸梗阻”！



國家制定的退耕還林惠農政策同樣嚴重遭遇“腸梗阻”，對百姓而言成了壹紙空文，無異於壹張廢紙！黑龍江農墾總局2003年下發的文件，因何到了自己直屬的信訪部門也形同廢紙呢？正是總局的這位信訪辦主任任少軍同誌，在接待盧鳳琴等多位上訪農工時公然說：“當年小日本進中國時殺人殺少了，應該把妳們都殺掉！”



如果任少軍同誌不能徹底糾正他對人民群眾的蠻橫態度，他怎麽可能公正地處理上訪農工的問題？



壹切情況都表明，在2011年初黑龍江省調查組到達墾區之後，上訪農工的訴求不僅沒有得到公正處理，而且事態愈演愈烈，接受我訪談的眾多農工繼續遭到蠻橫的打擊報復，我不能不表示強烈的憤慨。



結 語



現在我要問：



國務院紅頭文件所要求的“將農工承擔的土地承包費（管理金或租金，下同）中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的收費全部免除，確保將農工較重的負擔減下來。”，這件事情辦了嗎？



墾區要“清理和規範國有農場對農工的其他各項收費”，這件事情辦了嗎？



各農場“要印制農工負擔手冊，凡手冊之外的收費，農工均可拒付。”這件事情辦了嗎？



“國有農場要采取絕大多數農工願意接受的形式和方法，將免除的類似‘鄉鎮五項統籌’收費的好處全部落實給承包土地的農工。嚴禁通過其他方式變相加重農工負擔。”這件事情辦了嗎？



國有農場要“規範各項支出，嚴格控制管理費用增長，防止管理費膨脹侵蝕稅費改革帶給農工的好處。”這件事情辦了嗎？



本文所反映的問題集中起來，其核心在於：北大荒墾區凸顯出來的諸多矛盾、紛爭和意見，是全面開花、自主經營的上萬個家庭農場與墾區現行管理體制發生的必然碰撞，是群眾保護自身利益的自覺意識和墾區基層極少數管理者剝奪行為的必然對抗，是渴望穩定發展壯大的家庭農場和“管理成本”不斷沖高的必然沖突。



這是北大荒發展到今天的壹個“瓶頸”！



產糧330億斤的廣大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必須得到保護！



可以肯定，“沈沒的聲音”絕不會沈沒，“草根族”的合理訴求如不妥善解決，北大荒永無寧日！



北大荒的歷史是光榮的，北大荒的未來是美好的。北大荒的今天正處於壹個關鍵的歷史轉型期。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人為本，與時俱進，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和管理體制改革，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是北大荒人面臨的重大而緊迫的時代性使命。



正因如此，2011年4月20日，溫家寶總理要求，國有農場、林場要加快進行體制改革。



北大荒墾區，是英雄輩出、貢獻卓著的“中華大糧倉”。在黨中央、國務院以及黑龍江省委、省政府的正確領導下，數十年來墾區廣大幹部職工團結壹致、艱苦奮鬥、攻堅克難，為這片沃土的發展書寫了史詩般的新篇章，為國家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尤其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在墾區黨委的堅強領導和昂揚激勵下，數以萬計的家庭農場頂著“生活費自理、生產費自理”的巨大經濟壓力，白手起家，奮發圖強，創造了更加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



這個成就是前所未有、激動人心的，是我們不能忘記的。



歷史應當記住，三代北大荒人有恩於國家！



他們的勞動應當獲得國家的回報，他們應當過上愉快、和諧、幸福的生活，他們的心靈不應當有陰影和傷痛，他們的眼裏不應當有淚水和憤怒，他們的勞動成果不應當被剝奪和侵害，黨的“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陽光政策不應當被“土政策”所阻斷！



我和所有那些受到侵害的北大荒墾區上訪農工，正等待著最終結果和結論。



2011年6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警惕政府“無形資產”流失》，文中說：“每壹起突發事件，處理不好會成為損傷政府公信的消極因素，應對得當則可能是增加政府公信的契機。如果事情出現後不是銜恨披露信息者‘瞎捅婁子’，而是盡力促成政府與民眾的順暢互動；事態激化後不是推卸責任，而是著力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那麽，我們就會看到化危為機的‘雙贏局面’——政府提升了公共管理的水平與公信力，百姓實現了正當的訴求和利益的公平。”



民心是最根本的執政資源。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證明，前進中的問題只能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絕不能開歷史的倒車，絕不能傷害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上萬個家庭農場是北大荒墾區的主體生產力和生產主力軍，沒有家庭農場的穩定、發展與壯大，就沒有墾區的穩定與繁榮！



根本問題在思想路線。根本的解決辦法在於加快和深化改革。我相信，只要思想路線搞對了，政策調整好了，真正體現了鄧小平同誌提出的“三個有利於”，真正體現了胡錦濤同誌提出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侵害家庭農場和群眾利益的現象得到堅決制止，上訪農工的合理訴求得到落實，基層的矛盾與糾紛會迎刃而解，幹群團結會得到極大的加強，北大荒的事業將會向著更加光明的道路前進！



目前最緊要的問題是：立即制止墾區少數管理者對上訪群眾的打擊與迫害！



在社會主義中國，公正和正義壹定占有壓倒性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