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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國凱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民主社會主義的政府幹預



既然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政策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績，不值得效仿，而民主社會主義出於對民主政治的認同，在理論上不支持按列寧主義的做法─用所謂革命暴力剝奪資產階級的公民權並沒收其生產資料。那麼，它只得另闢蹊經了。



此外，尚若只從經濟層面上去考量，民主社會主義既承認生產資料私有制─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所帶來的效率和活力，可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又洞悉到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在分配領域裡的延伸必須會造成財富分配的不公乃至兩極分化，並且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還會引起週期性的經濟衰退，破壞社會生產力。那麼，如何利用發揮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長處，避免、減低、消除其弊病，就是擺在民主社會主義面前的壹個嚴肅的課題。如果對這個課題不能予以較好的回答，那民主社會主義所嚮往的具有“自由、公正、團結相助”基本價值的社會主義社會只會成為海市蜃樓。



英國是率先實現工業革命的國家，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也最先在那裡得以確立和發展，與此相伴隨，英國也產生了最具權威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及其學說。這就十八世紀後期的亞當.斯密及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法國的經濟學家薩伊隔著英吉利海峽與亞當.斯密遙相呼應。他於十九世紀初推出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也匯入了這個理論體系之中。這個理論體系完全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它認為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前提條件下，會有“壹只看不見的手”把社會經濟安排得有利於其發展的秩序。這隻“手”，就是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它指出：“私人追求利潤是決定資本利用的唯壹動機。”資產者，企業主為了追求利潤會發揮自己最大的潛能。他們會為此去減低生產成本，節省原材料，會從事技術改革、更新設備以提高生產率﹔會窺伺調查市場動態、社會需求以決定其生產品種及其數量。在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下，供給可以創造需求，總供給必定等於總需求。因此，自由市場經濟是壹種最美妙完善的經濟制度，政府不應對其作任何幹涉。



顯然，這種經濟理論完全忽視了在冷酷無情的市場機制下勞工階級所處的經濟奴隸般的地位。然而，當勞工階級還處於社會弱勢群體，處於政治上缺乏代言人的無權地位時，他們的疾苦是不會被上流社會所關註的。被關註的只自由市場經濟帶來的生產發展，經濟繁榮。這些發展和繁榮主要則體現在資產階級豪華的生活上，當然有時也會惠及勞工階級和社會公共事業。只有當市場經濟的弊端經過天長日久的積累終於釀成了幾近世界末日般的總爆發時，人們才從市場經濟圖騰中清醒過來。這就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席卷世界的經濟衰退，而在這之前，市場經濟的幾次“失火”都被忽略，和輕描淡寫地遮掩過去了。



約翰 凱恩斯在此之前的研究都不被重視。而三十年代大蕭條終究把凱恩斯主義推上救世主的地位。早在1926年，凱恩斯就發表了“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壹文，對當時處主導地位經濟理論發起了初步的挑戰。標誌著凱恩斯主義形成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發表於1936年，那時大蕭條已走出低谷。凱恩斯主義的誕生固然於凱恩斯本人的不懈探索分不開，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成功實踐則為他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凱恩斯與羅斯福多次會見通信。可以說羅斯福的“新政”是促使凱恩斯主義完整化、系統化的動力。此後，凱恩斯主義風靡歐洲社會達數十年之久。儘管大資產階級保守派人士總想重振自由放任主義的雄風，儘管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結構凱恩斯主義相繼出爐，但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精神依然屹立不倒。這就是國家(政府)幹預。



國家幹預的必要性基於壹個明白無誤的事實﹕單靠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已不能有效地維持社會生產、經濟的正常運轉和發展。技術的躍進、分工的細密、經濟規模的擴大、層面的不斷複雜，令私人企業的個別決策已難以適應這壹切，因而必定帶有盲目性。只有用政府幹預這隻“有形”的手來輔助市場機制這隻“無形”的手，才能使社會免遭重大經濟衰退的襲擊。有位經濟學家作了個形象的比喻﹕政府幹預猶如壹位“明智的父親”，市場經濟猶如壹個“頑皮的孩子。”這位父親對孩子適度的約束是有益的。



然而，還是會有人提出這樣的質疑﹕在信息高度發達的今天，在經過自由競爭和兼併，壟斷經濟日益普遍的當代，企業自己就有能力解決盲目性的問題，而不必求助於國家幹預。其實這種看法是偏頗的。因為﹕1.中、小企業依然大量存在。2.壟斷性的大企業也未必能對經濟全局有透徹的了解。因為在信息時代裡經濟保密依然是許多企業的原則。3.私人壟斷企業有壟斷社會經濟某個部份之嫌，而這正是政府幹預要予以對付的。



國家幹預可以從政策法令上入手也可以從經濟措施上入手，或可稱之為政治手段和經濟手段。前者最典型的表現出現在羅斯福新政中。如1933年3月6日羅斯福就任總統後的第三天，就下令全國所有銀行停業“休假”三天，以禁止儲戶擠兌。接著於3月9日頒佈“緊急銀行法”通過該法的壹系列政策措施，使大量面臨倒閉的銀行得以喘息過來。從而挽救了幾乎崩潰的金融信貸體系。又如，1935年7月羅斯福政府頒佈“華格納法案”(即“國家勞工關系法”)規定工人有權與僱主簽訂集體議價合同。地方當局和僱主不得阻止工人罷工或幹涉工人內部事務。1938年又頒佈“公平勞動標準法”，規定最低工資數額和最高勞動時數。



當然，政府幹預的主要體現還是經濟手段。經濟手段還可分成直接幹預和間接幹預。不過有些措施其實介乎於直接和間接之間。經濟手段的幹預範疇可以是生產環節，也可以是分配環節。



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措施是典型的以經濟手段作直接幹預。儘管它做得不很成功，但並不證明國有化完全不可行。對於那些公眾服務性很強，不以贏利為主要目標的事業項目如郵政、供水等實行國有化是有必要的。此外，政府向私人企業投資貸款、控股，和控制價格都可算直接幹預，而指導企業更新技術設備，提供經濟信息等則是不太直接的幹預。至於以調整稅率和銀行利率來實施調控就屬於間接幹預了。



自由放任主義的“薩伊定律”說﹕供給會創造相應的需要，總供給必定等於總需求。但壹次又壹次的經濟衰退，尤其是三十年代大蕭條否定了這個定律。所謂“生產過剩”，並不真的是物質財富多得用不完，而是城鄉居民中缺乏足夠的貨幣去購買自己需要的商品。從而造成商品積壓，流通阻滯，資金不能回籠，以至生產停頓，工人失業繼而引發更嚴重的總需求下降。這些是國家幹預首先要對付的情況。



為了使社會需求與供給取得相對平衡，在經濟衰退出現跡象的時候，政府就應該立即做出相應幹預，以控制經濟走勢。譬如，降低銀行存款利率，以鼓勵投資和消費。擴大財政開支，舉辦公共事業，實行“赤字預算”，增加就業。所有這壹切都是為了增大社會需求，不至發生嚴重的生產過剩。在這方面，羅斯福的新政也是做得很成功的。他撥出相當數量的政府撥款，僱用大量失業工人和青年進行修路、植樹、土壤保護等工作。其中最著名的項目是田納西河流域工程和南起德克薩斯州，北至加拿大的防護林帶。政府僱傭的人最多時曾達700萬。每人月薪30元。既在壹定程度上減輕失業現象，穩定社會秩序，又增加了社會消費需求，並且工程所帶來的益處，於國計民生的深遠影響不可估量。而這壹切只有政府才可以去辦到。任何資本家，即使是壟斷資本家也是無能為力的。



在平常時期，政府也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財政收入來創辦壹些不以贏利為目的，而以增進社會公益、擴大就業為目標的事業項目。譬如老人家庭護理即為典型例子。歐美許多國家都由政府出資，僱傭相當數量的家庭護理員上門專職照料因老邁或病患而行動不便的老年人。(因嚴重殘疾生活不能自裡的非老年人也可申請此項護理)這明顯是國家幹預的經濟手段深入到國民收入的再分配環節中。國家創辦了這種職業，既使老人得到照料，體現了社會的關懷和溫馨又擴大了就業，增加了社會消費需求，刺激消費品生產的發展。只有政府，而且是關心民眾生活的政府才能做到這壹點，任何資本家都不會有這份心思。因為“私人追求利潤是資本利用的唯壹動機”。不賺錢的事，資本家才不做。



政府創辦這類公共事業是需要貨幣支撐的。貨幣的來源之壹就是稅收。於是國家幹預又深入到國民收入分配環節的另壹個側面中。由大資產階級主導的政府大多採取輕賦稅政策，以使資產者有更多的利潤留成用於投資。其實這骨子裡也是想讓大資產者有更多的錢財用於奢華的生活。而代表社會中、下階層利益的政府(社會民主黨政府為其代表)則大多採取高稅率的累進稅制，以向高收入者征收更多的稅收用於舉辦公益事業。在這方面，並非社會民主黨人的羅斯福甚至做得更激烈。1934年對年收入超過100萬者，征收稅率達59%的個人所得稅。1935年稅率提高為75%並還開征遺產稅和財產移贈稅。



在經濟高漲時期，政府亦不應袖手旁觀，同樣要以積極態度介入。當然手法會有不同。譬如此時就應提高銀行利率，鼓勵儲蓄，抑制投資。同時密切註意經濟走勢，防止壹哄而起，重複投資，向經濟組織提供綜合信息，引導經濟有的放矢地正常運行。



就像市場不是萬能壹樣，政府幹預也並非萬能。亞當．斯密和馬歇爾把自由放任主義下的市場機制描繪成可以自行調節經濟的美妙機器，固然屬於妄言，但市場機制給社會經濟帶來的活力是不可低估的。同樣，國家幹預固然在促進社會經濟正常發展中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對其負面因素也不能掉以輕心。換言之，國家幹預必然適度。否則“明智的父親”就會變成專橫顢頇的父親,對“孩子”溫和有益的約束也就變成了嚴酷無益的壓制，會嚴重影響了“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長。



如果說三十年代大蕭條說明了市場經濟絕對美妙論的謬誤﹔而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又終於宣告蘇式計劃經濟─國家全面幹預的破產。那麼剩下的就只能是把市場機制和國家幹預最適當地結合起來，取其兩者之長的造福於社會。然而這並不是壹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歐洲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戰後幾十年來都對此作了不懈的探索，各自都有所心得，經驗和見解。



在意識形態上與馬克思主義最少親緣關系的英國工黨有著最強烈的生產資料公有化情結。國有化是它進行國家幹預的重要手段，而且非但如此，英國工黨的國有化還伴著蘇聯計劃經濟的味道。那就是政府的各國有化公司可對其屬下企業下達原則性指令，議會有權審核各國有化工業公司的年度報告和撥款申請。國有化工業公司的建立、撤銷、改組的批淮權在議會。內閣財政大臣通過政府的財政預算來安排對國有化企業的投資額等等。英國工黨的國有化和計劃化在短期收到了效果。戰後，英國經濟恢復很快。失業率低，社會保障系統迅速健全。到1950年國民經濟增長率已達4%，其國民生產總值在歐美世界中居第二，僅次於美國。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英國工黨這種較為深度的國家幹預的負面影響就逐漸表現出來了。國家為了培植壹批國有企業花了大量資金，而國有企業的效率卻明顯偏低。國家預算中財政支出龐大，幾佔國民收入40%。負擔十分沈重，這都使英國的經濟增長率下降，保守黨對此大加抨擊，藉此爭取選票重新上臺。1951年至1964年保守黨執政期間把鋼鐵、公路貨運重新私有化，其他國有化企業尚予以維持，至1979年撒切爾夫人的保守黨內閣執政後，大力推行國有企業私營化。至九十年代初，國有企業已所剩無幾。



在野的英國工黨並不認同撒切爾夫人內閣的所作所為。因為儘管在保守黨內閣的治理下，經濟增長率時有佳績，但民眾卻為此付出代價。不過，英國工黨還是檢討了自己過往的國有化政策，認識到國家幹預必須勿使市場自主性喪失，否則會不利於經濟增長。正如英國工黨新壹代的理論家阿歷克諾夫所說：“沒有市場機制，設想壹個有效率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但就整體而言，無論是宏觀平衡，還是微觀效率，都不能依賴自由放任。”1975年4月，英國工黨特別代表大會通過黨章修正案，生產資料公有制不再列於黨的頭號奮鬥目標。



德國社會民主黨奉行的是社會市場經濟。這當然不同於自由市場經濟。即其中也實行了國家幹預，但這個幹預的程度與英國黨的有相當差別。簡言之，就是幹預程度淺和幹預的切入口不同。



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並非由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創立。它是阿登納政府裡的經濟事務官員艾哈德吸取了戰後新自由主義理論，加以融匯貫通，並針對德國的現實情況所創立的經濟理論。這個理論的核心是“競爭加秩序”。首先它充分肯定了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所帶來的巨大動力和效率，同時又認識到自由競爭會造成混亂和壟斷，到頭來也損害了競爭。故此必須建立壹種社會秩序，使競爭沿著正確的軌道行駛。而國家就負有建立這種秩序的責任。換言之，在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中的國家幹預不是忙與創辦國有企業，或向私人企業投資參股之類，而是建立壹些競爭規則並擔任競爭的秩序維護者或裁判員，而不必直接參與競賽。



戰後初期重建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並未確立社會市場經濟的理念。他們仍沿襲著第二國際至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既定思維─主張某壹程度的計劃化和國有化。1949年8月，德國西占區兩大黨在選舉中對決。基督教民主聯盟得票31%，社會民主黨29.2%，自由民主黨11.9%，其餘為小黨所得。基督教民主聯盟遂與自民黨等聯合執政。基民盟獲勝的原因很多，如得佔領當局的支持。而有壹樣不可忽視的是，艾哈德的經濟舉措已在前階段中取得顯著成效。此時他身居阿登納營壘中，為此營壘加了分。從此基民盟開始了它長達20年的連續執政。



艾哈德主導的社會市場經濟參與創造了德國奇跡。在戰爭的廢墟上取得了令世人瞠目結舌的輝煌成就。1952－1965年工業年平均增長率為7.9%，居歐美國家之冠。1952－1959年平均通貨膨脹率為1%，亦為歐美國家之最低。1965年黃金儲備額僅低於金元王國─美國。其後儘管在六、七十年代發生了幾次經濟危機，但從1950年－1981年這三十年間，國民生產總值的平均年增長率仍有5.2%。



1969年9月，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黨的領袖勃蘭特任總理，組閣執掌政權。經過《哥德斯堡綱領》總結過去，展望未來的德國社民黨人全盤接受了艾哈德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他們宣稱：“社會民主黨讚同真正存在著競爭的自由市場。”並聲明他們將會“保護和促進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只要它不妨礙建立壹種公正的社會制度。”那麼，怎樣去使競爭真正自由地進行，並符合社會公正呢，社會市場經濟的信奉者們訂了這樣的壹些法律、法規。如“反對不正當競爭法”、 “限制折扣法”、“關於附加贈送物品條例”、“專利法”等。在諸法之中最為重要的是“卡特爾法”，又稱“反對限制競爭法”。



“卡特爾法”禁止兩家以上的大企業通過合同或協議在價格上、經營上統壹行動來壟斷市場。禁止企業之間為壟斷市場進行合併。凡是企業間搭成的協議會從負面影響市場的生產和流通，將被宣佈無效並予以罰款，等等。



“卡特爾法”的施行由卡特爾局承擔。卡特爾的工作人員不得在任何企業的董事會或理事會任職﹔不得擁有任何企業的股票，以保持卡特爾局執法的公正。



這些法律、法規的訂立和實施，明確地體現著國家幹預這隻“有形的手”。而這隻“手”明顯主要從行政管理上切入。至於數量有限的國有企業則說明了國家幹預在經濟領域內作淺層幹預。



相對於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二戰之後法國社會黨的執政之途真是充滿了艱難。這壹方面是因為法國有著相對強大的專制勢力傳統。歷史上有過波旁王朝的復闢，有過兩次拿破侖帝國，有過7月王朝。二十世紀五、六十年戴高樂的大權獨攬在某種意義上是昔日專制傳統的某壹程度的再現。這個保守勢力從右端打擊著法國社會黨。另外壹方面，法國又有著激烈的革命傳統。標誌之壹是法國共產黨─1920年底以多數派從法國社會黨分裂出來的法國共產黨有著很大的勢力。戰後初期，它已成為議會中第壹大黨。而法國社會黨與法國共產黨的社會基礎與選票在相當程度上是重疊的。故此法國共產黨是從左的壹端限制了法國社會黨的政治空間。



為了與強大的右翼保守勢力抗衡，法國社會黨與法國共產黨多次建立了左翼聯盟，但由於東西方“冷戰”等原因不但宣告瓦解。甚至還互相攻擊為“莫斯科的代理人”和“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後來，隨著“冷戰”的緩和，和互鬥中的兩黨均在選舉中遭到失敗的教訓，遂又開始了聯合的艱難探索。



法國社會黨新壹代的領導人密特朗深知要在法國結束右派掌權的局面，左翼必須聯合，而若要實現社會黨主導政權的雄心，“社會黨首先就得成為左翼的多數派。”他說要設法使共產黨的500萬選民中的300萬轉而投入社會黨的旗下。1978年3月議會選舉，社會黨得22.5%的選票，共產黨得20.5%。1981年4月總統選舉，密特朗得票25.8%，法共候選人馬歇得票15.34%。馬歇，這個歐洲共產主義的倡導者之壹，在這關鍵時刻宣佈無條件支持密特朗，號召他的選民在第二輪投票中轉投密特朗，於是密特朗以52.24%的優勢勝出，當選法國總統。從此開始了法國社會黨執掌政權的局面。多年的奮鬥，理想終成現實，欣喜感奮之餘密特朗驅車到巴黎先賢祠向饒勒斯的紀念碑獻上壹束玫瑰花，告慰這位法國社會黨的創始人﹔人道社會主義的創立者在天之靈。



法國社會黨執政以後也立即展開了國有化、計劃化的步伐。當然，法國的國有化並不始於此時，而是在戴高樂時代，甚至在戰後聯合內閣時期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勃魯姆內閣時期就開始了。社會黨政府把它繼續擴大。然而法國社會黨的國有化，計劃化卻與英國工黨有著明顯的不同。這最顯著的表現是法國的國有企業在管理上是獨立的，完全按照市場機制來進行它的營運，不像英國的國有企業處處要接受工業公司的指揮乃至議會的裁決。國有企業向私人股東開放資本，吸收投資以加強自身的經濟勢力。國家也購買私人企業的股票，以防止壟斷，尤其是國際財團的壟斷。這正如密特朗所說：“對壟斷或趨於壟斷的企業施行國有化，使之與國家結合，使個人不擁有高於民族利益的控制市場經濟的、因而也是政治的權利，這都是正確的，必要的。”但是法國社會黨人並不反對私有制。密特朗說：“社會主義應該允許法國有壹種混合經濟體制存在。”“壹個廣泛的私有部門將繼續自由活動和發展。”可見法國社會黨人了解私人企業的作用、市場機制的活力。他們所倡導的計劃化是認為“企業應該考慮其社會目的，而不要為自己的利益去犧牲社會利益”並不是要把企業的經營活動全面納入壹個嚴格的計劃中。故此，社會黨的計劃化只是向企業提供經濟指南和綜合信息，是適用於企業作中長期發展規劃的參考，而近期的營運則按市場經濟的導向。可見在法國社會黨的觀念裡國家幹預並不取代市場經濟，計劃也只是作為市場的補充。



然而也正由於民主政體下的政黨政治，法國社會黨並不鐵定掌權。壹旦保守勢力重新執政，私有化的逆向運作又有發生。生產效率與失業率同時攀升。行政權力的中斷導致經濟實驗中斷。國家幹預究竟怎樣才恰到好處這需要經過長期不間斷的摸索、探究和總結。時時的中斷對此是十分不利的。但既服膺民主政治，也就別無選擇。不過保守勢力利用國有化、計劃化中的某些失誤極力攻擊國家幹預，把它說得壹無是處是十分不光明正大的。與此相對的是，從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理念走出來的社會民主黨人不再排斥生產資料私有制，而只主張以國家幹預來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則顯示了他們對社會負有責任感的情懷。



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福利保障



無論是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措施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所奉行的社會市場經濟，抑或其他國家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都主要還是著眼於社會經濟的生產環節。勿庸置疑的是，為了實現民主社會主義所嚮往的“公正”，國家幹預絕對不能止於生產環節，還必須深入到分配環節。因為社會財富如何分配才最直接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益相關。昔日在資產階級主導的民主革命成功以後，又爆發了勞工階級針對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其重要原因就是由於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導致勞工階級的貧苦而引起的階級仇視。



當然，第壹輪國家幹預還是初步涉及了分配環節，那就是政府規定最低工資額和規定僱工可以與僱主集體議定工資單價之類。然而僅僅這些是遠遠不夠的。國家幹預必須深深地涉入到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領域。通過種種法律法規的實施來截取高收入，彌補低收入，或使低收入者獲得社會對其基本生活方面的資助和保障使任何人都得以免除由任何原因面臨的貧苦困難。也就是說國家幹預還應建立壹套完善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



社會保障、福利政策甚至在純經濟學領域內也是有根有據的。1920年，英國的經濟學家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他指出﹕等量的貨幣在收入不同的人的手中將會產生不同等的效用。即所謂高收入者的貨幣邊際效用小於低收入的。他說：“在福利經濟學中有兩個命題。粗淺地說，即第壹，對於壹個人的實際收入的任何增加，會使滿足增大。第二，轉移富人的的貨幣給窮人，會使滿足增大。”於是這個轉移對增大社會有效需求是有益的，也即有益於刺激生產。政府用從高收入者手中征來的稅款除用於垂直再分配外，還用於橫向再分配─舉辦各種社會保障、福利項目。



於是，國家幹預的第壹刀就切在稅制上。國家最大的財政收入即來源於個人和法人所得稅。稅率按累進制。收入越高稅率越高。從百分之十幾到百分之五十幾不等。美國羅斯福時期曾高達百分之七十五。而且還定有起征點，收入少到某壹程度不必交稅。非但如此，在工資收入低至某壹範圍時，除免稅之外，政府還給予相應的補助金。以瑞典為例，月薪1.2萬克郎以下者，不必交稅，並另獲8-10%的政府補助金。月薪6萬克郎者，18%的收入被國家以稅收形式取走。



國家幹預通過征收個人所得稅來實現從高收入階層到低收入階層的垂直再分配這固然在縮小收入差上有壹定的作用，但亦是十分有限的。因為民主社會主義所崇尚的是公正，不是平均，更不是絕對平均主義。平均主義有害於進取精神和勤奮向上，因此不可能設想用這種垂直再分配把社會各種職業，各個層次的人的收入都大致拉平。而且，從另壹方面來看，社會上許多人─不僅是受益於垂直再分配的低收入者，還包括在垂直再分配中“不賠不賺”者，甚至還有些垂直再分配的付出者，他們儘管在正常情況下都能維持自己的壹般生活，但壹旦遇上特殊情況則都窮於應付。這些特殊情況就是失業、傷殘、疾病、懷孕生產、子幼多病、住房惡劣等等。顯然，凡是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執政的政府對此非但不可置若罔聞，而且應該全力以赴去關註，方符合“基本價值”的理念。二戰後率先取得執政權的英國工黨在這方面起了極好的表率作用。



1942年秋，世界尚在大戰的抱火之中，英國工黨就在其年會上通過了壹個社會福利綱領。這個綱領宣稱要在英國實行全面的社會保險﹔對因各種意外事故處於困難中的民眾提供多種社會保障﹔對母親、兒童給予社會補助﹔並實行全民免費醫療。



1945年7月大選，工黨獲勝。其領袖艾德禮組閣後，立即把福利綱領付諸現實。於1946年壹年之中頒佈了“國民保險法”，“國民醫療保健法”，“住房法”。稍後又頒佈了“國民救濟法”，“家庭補助法”，等等。



“國民保險法”規定已就業又未達到領取養老金年令者，壹律交納保險金，從而在面臨失業、傷殘、病患和其他意外事故而陷入困境時有權獲得政府的津貼和補助。



“國民醫療保健法”規定全國醫院實行國有化。(亦允許醫生私人開業)，全國民眾壹律享受免費醫療。有工薪收入者，每月須交納少量醫療保險費。



“國民救濟法”規定，凡因收入太低或無收入而不能參加“國民保險法”享受其保險待遇者亦可享受“國民保險法”的各項救濟，只是數額少壹些。此法其實是“國民保險法”的壹個補充。故後更名“國民補充救濟法”。



“住房法”實行房租管制，以照顧低收入者租房。並大力從事新建和貧民窟的改建。艾德禮任內建房80多萬套，以低價租給缺房民眾住。



經過了壹系列的努力，艾德禮滿懷激情地向世界宣佈﹕英國已建成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



在英國以後的歷史進程中，儘管英國工黨數度大選失敗，處於在野甚至長期在野，但上臺執政的保守黨內閣仍然大致保持了對社會保障、福利政策的連貫性。他們對國有化措施大加指責甚至予以革除，而對社會保障、福利的規章制度則比較審慎。畢竟這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要想選票不大量流失，就別輕舉妄動。



時至今日，英國仍大體沿襲著艾德禮工黨內閣所制定的基調。實行著極為廣泛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由於條文繁多，難以壹壹詳述，現僅擇幾種簡扼分述如下﹕



醫療保健規則﹕（1）所有治療、手術費用壹律免費。（2）每次處方開藥交費6英鎊，但以下六種人士免費﹕16歲以下或60歲以上者，19歲以下全日制學生﹔懷孕婦女﹔帶有未滿壹週歲嬰兒的母親﹔領取失業救濟金和普通收入補助者。（3）婦女懷孕和生育期間所有醫療費用全免。



失業救濟金發放規則﹕失業救濟金最低數額為28.45鎊/周。壹般為原工資的60-70%，最高為85%。領取期限為壹年。壹年後仍失業，可改領社會救濟金。



社會救濟金發放規則﹕（1）未婚者可領取31-52鎊/周的社會救濟金(視年齡不同而不同)夫婦倆81鎊/周。若育有19歲以下子女，每個子女31鎊/周。社會救濟金是勞工最後防線。它能保障因長期失業、患病等原因至全無收入的極貧苦者亦能過上溫飽的生活。



病假工資發放規則﹕連續病假四天後可領病假工資(四天之內領原工資額不變)病假工資額60.2鎊/周，可連續領28周。若仍因病不能工作，可改領無期限的社會救濟金。



殘疾人福利金發放規則﹕依殘疾程度分三等。第壹等53鎊/周﹔第二等35鎊/周﹔第三等14鎊/周。



退休金發放規則﹕基本退休金為67.5鎊/周。本人亡故後，遺孀可續領亡夫的退休金，而且無限期。除非再婚或自己也開始領取退休金。



養老金發放規則﹕男性年滿65歲，女性年滿60歲，可向政府申請養老金。數額為單身52鎊/周，夫婦83鎊/周。養老金與退休金不衝突。



免費教育規則﹕公共中小學壹律免學費、雜費、書費。學校給全體學生提供免費午餐。高等院校大部份屬公立。收學費極低，而政府還給家庭貧困者提供獎學金。



婦女懷孕生育福利法規﹕1)產前檢查壹律免費和帶薪。2)僱主不得解僱懷孕和生育的婦女。3)生育職業婦女可獲18周產假。前6周得原工資額90%，後12周得每週57.5鎊的補助金。4)生育婦女休完假後可復職，薪資不降。5)非職業婦女懷孕生育期間，可領社會救濟。6)任何婦女壹產下活嬰兒，即可獲政府100鎊補助。若是死嬰，只要懷孕期超過28周也可領取100鎊。



兒童福利法規﹕1)雙親家庭第壹個子女獲兒童福利補助15.5鎊/周。2)單親家庭第壹個子女獲17.5鎊/周。3)無論是雙親或單親，從第二個子女起每個獲10鎊/周。



寡婦福利法規﹕60歲以下丈夫去世，或雖已60歲以上，但丈夫去世時尚未領退休金者，可壹次性獲政府寡婦補助1000鎊。若還有孩子要撫養，則可領52鎊/周的寡婦育兒補助，多子女還可按規定遞增補助額。



英國工黨所創立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可謂包羅萬象不勝枚舉。50年代，西歐國家大都群起傚法，也紛紛制定各種社會保障、福利條例。其最明顯的標誌就是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支出壹般都佔政府總開支的壹半左右。如在八十年代，美國為52.4%，德國為58.8%，瑞典為58.7%。可見這些國家的政府對民眾的基本生活保障是何等重視。



雖然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受到了廣泛的讚揚和認同，但批評之聲亦不絕於耳。批評的焦點有這樣幾個﹕壹、龐大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開支成了國家不堪重荷的負擔，拖累了經濟的發展。二、過於有保障、有“安全感”的生活會消蝕了勞動者的勤勉奮發精神。艾哈德對此如是說：“如果社會政策的目的是對每個人從壹出生就給他全部安全，保護他絕對不冒人生的風險，那就不可能希望他的才能、智力、企業雄心得到充分的發展。”三、由於成功的企業家和專業人士為社會保障、福利制度作出了相當的付出，卻無所受惠，這無疑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資金出走，人才外流由此而生，這當不利於生產技術的發展。



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開支到了怎樣的程度就會成為國家財政不堪承擔的重荷，這是值得考慮的。開支的數額必須量入而出，要考慮本國國民收入、經濟能力、受惠人數等因素。應該說，相對處理得當的話，它不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阻力。應該警惕的則是，有人用壹個空泛的“不堪負荷”論，就想從根本上否定民主社會主義各政黨領導中、下層民眾奮鬥多年才建立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顯然，這些人大多是資產階級中的保守派人士。因為資產階級中的開明派也是支持這個制度的。如1942年底丘吉爾內閣公佈的“貝弗裏奇報告”也是宣稱要把英國建成福利國家。丘吉爾本人就在此後的壹次廣播演說中描繪了戰後英國將建成“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面福利制度的美好前景。



艾哈德講的那段話似是而非。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無論多麼全面也只是給予壹個基本的生活水平，或幫妳度過疾病、傷殘等意外事故所面臨的特殊困難。壹個真正有才能、雄心的人怎麼會僅僅滿足於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所給予的溫飽水準呢﹖他當然會用自己的能力去創造富裕得多的生活。而不讓他去冒人生的風險正是給他發揮其潛質的外部條件。有壹個很聰慧的農家子弟，高中畢業後因家裡太窮，父親久病，欠債甚多。因此暫放棄升學，跟著他的叔叔外出打石掙錢。有壹天在打石時不慎跌下，當場給堅硬鋒利的巖石擊穿胸膛而死。壹個本來會很有出息，會給社會作出更多貢獻的青年就這樣以二十歲的青春年華告別人生走入漫漫冥境。人們在為他撒壹鞠同情之淚時是否應該意識到，這正是由於貧窮的家境要他去“冒人生的風險”所至呢﹖當然失足身亡是較極端的事件。而更經常的情況是在多年艱辛的生活掙紮中，壹些本來可以大有出息的青年耗盡了他們的年華和精力未能去攀登知識和事業的高峰，終至無所作為，這對於他們來說是不公﹔對於社會來說是損失。另外，對於那些本身就胸無大誌，能力平庸者，社會給予他們的“安全”也就談不上是阻礙了他們的發展。



不過，艾哈德另壹段話倒有些道理：“社會安全首先必須從人們自己的勤奮中得到。壹個人必須要自己負起責任。只有當個人負責還嫌不足時，國家和社會才插手進去。”這句話運用在實際中，就是德國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經濟來源2/3出於民眾自己交納的集資。這壹具體措施是值得其他國家在制定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時借鑒參考。



至於有些高收入人士，為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提供了集資，而自身又絕不會去領取救濟之類，以至認為自己吃了虧，要走之則吉，那就純粹是壹種自私行為，不應予以遷就，即不應因此就放棄或砍去壹些保障、福利項目。而且當社會的進步達到任何國家、地區都建立了社會保障、福利制度，任何人都得為此按規定交納集資時，他們又再“外流”到什麼地方去呢﹖然而，倘若他們是對具體措施提出意見則是很正常的。譬如領失業救濟金、社會救濟金的數量和時限都可以商榷。醫療費是否應考慮患者自付其中小部份等等。艾德禮晚年寫回憶錄時，曾承認當時他力主全面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時“低估了人們的私心”。確實，這是很值得今後人們從事這方面工作時借鑒吸取的。



除以上幾種之外，還有壹種批評是來自共產黨的理論家們。他們說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施行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工人階級仍然處受剝削地位。”據1985年英國統計局統計，就財產狀況而言，佔全國人口5%的人擁有全國私有財產的41%。”“貧富差距仍然很大。”“遠沒有也不可能消除社會的不平等。”“不能改變國家的階級實質。在這種情況下，怎能談得到真正實現社會主義呢﹖”



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建立和實施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時並沒有說他們要完全消除社會的不平等。在他們的“基本價值”理論中已用“公正”取代了“平等”。有些不平等現象是不公正的，有些則是公正的。他們追求的是“公正”而不是容易與平均相混淆的“平等”。少數人擁有較多的財產是當代社會結構中的必然現象，平均是沒有可能的也是有害的。至於5%的人擁有41%的財產這是否太懸殊，是否有不公正的成份，那是可以考察，可以研究的。但卻不可以作為斷定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沒有意義的依據。而且可以這樣認為，如果在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實施的基礎上，社會各階層人們的財產擁有量又有壹個適當的差別，那就是當代人類的智慧所能建造的伊甸園。因為在這種社會情勢下，既保障了大多數人享有壹定的物質生活水平，使之不因種種緣故陷入貧窮困苦之中，又讓壹些才智傑出者能通過奮發進取去獲得更多的物質享受，那就是壹種甚佳的組合。普遍的保障之上有富裕﹔處處的祥和之中有差別。這是當代人的心智能力可以建造出的人間佳境。至於共產黨向人們描繪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人間天堂實在太遙遠，不知何時才能實現。起碼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是不可能實現。因為從1917年11月至今共產黨執政的所作所為都表明了他們的南轅北徹。在共產黨領導人的指揮下，人們都在拼命地勞動，然而消費品匱乏乃至飢饉遍地是常事。近年的“改革開放”所造成的極化現象更令人震驚。共產黨的理論家以英國5%的人擁有41%的財產來貶低英國工黨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意義，這真令人齒冷。因為在他們的國家裡，5%的人很可能擁有財產的百分之七、八十。只不過這些都是他們黨和國家的機密，絕對不會予以公佈罷了。然而世人還是可以看得到，在他們統治的國家裡，高樓大廈之下，酒綠燈紅之旁，普羅大眾處於掙紮奔命之中。無論是國營企業中壓縮出來的人們還是私營企業裡的勞工，都陷入惶惶然朝不保夕的境地。報紙上常有這樣的報道﹕某個民工因工傷送往醫院搶救，但由於壹時交不出壹筆預付醫療費或手術費。醫院置之不理，遂至死亡。這種視人命如草介的冷酷行徑真是令當代文明蒙羞。醫院卻振振有詞地說，搶救好了他，本院花了那麼多人力物力，收不回錢怎麼辦﹖實際上，這樣的情況遠非每天發生，就算偶爾收不到或收不夠錢也不會令醫院關門。當然關鍵的責任在政府。即使沒有英國那樣完善的保障制度也可以避免這類悲劇。只要政府稍微關心壹點底層民眾的疾苦，就應下達文件知會各醫院﹕凡有此類情況，醫院應先予以搶救。政府將以行政力量協助醫院收回醫療費用，若確收不到，醫療費用由政府承擔。可是共產黨政府的領導人們每時每刻考慮的都是怎樣確保“無產階級的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大事。多少有關國計民生的事項都排不上他們的日程表，遑論幾個工傷民工無醫而死的雞毛蒜皮之瑣事了。不過，既然這樣，共產黨的理論家們怎麼還有臉去批評歐洲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建立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呢﹖倒也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了。



民主社會主義的產業民主制度



歐洲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並不以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為滿足。他們繼而為實現《法蘭克福聲明》中所提出的“經濟民主”作不懈的探索。由於民主社會主義部份認同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存在，而在私營企業中工人群眾毫無疑問仍然處於純屬被僱傭的勞動力的地位。對企業裡的壹切事務無權置喙，這顯然不符合“經濟民主”的精神。如果工人群眾在社會上擁有選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所有政治權利，但壹回到工廠、企業裡就重新變成壹架會說話的機器，完全被動地聽從驅使，那馬上會使已經爭得的政治權利失去光彩。因為社會主義對民主的理解並不止停留在政治層面上，而是要把民主的精神和原則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和領域中。



1962年社會黨國際的《奧陸斯聲明》較十壹年前的《法蘭克福聲明》更為具體地提出：“應在民主制內建立起壹種機構，使工人能在其中有效地影響工業決策和條件以及總的經濟形式。”1969年社會黨國際第十壹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宣稱：“社會黨人要用經濟民主和工業民主的新形式來補充政治民主，其目的在於實現社會民主。”1986年社會黨國際發表的《利馬委託書》表示社會黨人要“致力實現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全體公民都能自由地參與經濟決策，保證工薪勞動者在工作場所的影響。”並強調指出：“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與經濟民主化和社會公正日益增進的持續過程。”



從社會黨國際這壹系列的政治宣言中，可以看到壹條清晰的軌跡，那就是他們推進經濟民主的信念日益堅定和具體。在這個過程中，德國社會民主黨又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那就是它所創立的“共決制”。在諸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中，它把經濟民主的理念付諸實圩鈐紜⒆顝V泛、最具體。能夠這樣當然絕非偶然，而是有深遠的思想淵源。



早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初創時期的《哥達綱領》中就已提出：“由工人選出的負責人監督礦山、礦井、工廠、作坊以及家庭工業的勞動。”1891年《愛爾福特綱領》討論稿中提出“由工人選舉出來的企業視察員負責監督壹切工業企業，並負責調整城鄉的勞動關系。”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社民黨曾幾次執政，這為它發展其經濟民主理念提供了條件。1921年德國黨的“格爾利茨綱領”中提出“發展代表工人、職員和公務員的社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經濟委員會制度。”四年以後的“海德堡綱領”則進壹步明確：“發展經濟委員會制度，行使工人階級對經濟組織的共決權。”“共決”壹詞至此正式出現於行文。標誌著德國社會民主黨“共決制”理論的初步形成。如果說昔日它所主張的經濟民主還處於較為空泛的“監督”之說的話，那麼此時的“共決制”則表現出要真正讓工人階級在經濟事務中發出聲音的決心。然而可惜的是，法西斯的掘起使處境日見艱難乃至顛沛流離的德國黨沒有機會去實踐其“共決”主張。



二戰以後的大選中，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微小的比率輸給基督教民主聯盟，成為實力十分強大的在野黨。它利用這壹有力地位大力推動“共決制”的實施。終於，1951年5月，德國聯邦議院通過了《在僱傭1000人以上的煤鋼企業監事會和理事會中實行僱員共同決定法》。該法規定監事會由11名成員組成。資方勞方各佔5名，另共推壹名中立成員為主席。



作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思想理論發展史上的重要裏程碑─1959年的《哥德斯堡綱領》作了這樣的闡述：“對經濟成果做出決定性貢獻的工人和職員迄今仍然被排斥在有效地進行共決的大門之外。然而，民主卻要求職工能在企業和整個經濟中共決。職工必須從壹個經濟領域中的奴僕，變成壹個經濟領域中的公民。”“鋼鐵工業和煤碳工業實行的共決，標誌著壹個新的經濟制度的開始。必須將共決進壹步發展成為適用於大企業的民主企業法。職工在經濟部門的自治機構中的共決必須得到保證”。



這表明德國黨並不滿足於只在鋼、煤大企業中實施共決制而是要將它推而廣之，並且首次把共決提高到民主的高度。196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取得執政權。終於得以把共決制在全社會鋪開。新的共決法將實施範圍擴大至2000人以上的非煤碳、鋼鐵企業。其涉及面為500個大企業，僱員人數超過400萬。



共決制中，僱員代表有權與資方共同決定對企業領導機構的任命和監督，有權參與決定理事會的成員，並同理事會壹起研究決定利潤的使用。對企業開發新產品，購置重大新設備，或作某項大宗投資，僱員代表都擁有批淮權。在企業日常事務中僱員代表也可向公司提出工人的要求和願望，以影響公司對此的決定。



除了大型企業中的共決制之外，德國黨在執政後還制定了《工廠委員會法》。該法規定﹕凡有五人以上職工的工廠都應成立三人以上組成的工廠委員會。其成員壹般不脫產。300人以上的企業才可以考慮設置專職脫產委員。委員會成員在僱員中選舉產生。委員會具有獨立性和權威性。僱主不得幹涉委員會內部事務和運作。委員會委員在三年任職期內及卸任後壹年內，僱主不得予以解僱。工廠裡每季度須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壹次，由僱主向職工報告本企業各方面的情況。工廠委員會在充分了解情況的基礎上可對工廠的各項事務參與決定和施加影響。參與決定的範圍有﹕工作時間的長短及安排，工資數額、勞動保護設施、福利待遇、休假制度等等。施加影響的內容大致有﹕人事安排、招工和解僱計劃、工種調動安排、工藝流程的設置、企業管理制度、企業的改建、擴建、遷移、設備更新等等。當工廠委員會與僱主發生意見衝突不能搭成協議時，可將問題提交調解委員會裁決。在規模較大的企業中則設置公共勞動法庭。它由壹名職業法官，僱主僱員各數名陪審員組成。主要用於解僱事端。按規定僱主有權解僱僱員。若僱主因企業經營情況須解僱僱員多人，工廠委員會有權要求僱主提供壹定數量的補償費。這就是1980年聯邦勞工法庭曾做出的決定：“企業的工作要不要停止，由僱主說了算。但是，停止工作的方法要征得工廠委員會的同意。”



不但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實現工人參加管理和決策方面壹直在作不懈的努力，其他各國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也在普遍的原理之下結合本國的具體情況去設計最合適的方式和途徑。這正如1989年6月社會黨國際的《原則聲明》所指出的：“經濟民主不存在單壹不變的固定模式，不同的國家有進行大膽試驗的餘地。”



例如在法國是成立企業委員會，法律規定凡50人以上的企業皆可成立企業委員會，不足50人者可聯合當地同行業其他企業共同成立。它的功能除與德國的工廠委員會相似外，其關註面還更廣壹些。如企業內部醫療服務條件與水平，職工食堂的質量，娛樂體育活動場所與設施等等。然而法國的企業委員會與德國的工廠委員會有壹個重大區別，就是法國企業委員會中由資方人員擔任主席。這顯然給僱主以某壹程度的控制權。1981年法國社會黨上臺執政後，立即對這個規定開刀，限制這個主席的權力。即﹕在企業委員會討論決定單純與職工利益有關的問題時，作為主席的資方人員沒有表決權。



在比利時、瑞典、荷蘭等壹系列歐洲國家，都依法設立了企業委員會、工廠委員會、工人董事會等等。大同小異地實現了工人參加管理的訴求。



如果說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各政黨所推行的社會保障、福利政策受到了來自各個角度的質疑和批評的話，那麼，他們所從事的讓工人參與經濟決策和管理的工作就基本沒有受到明顯的負面評價。因為它的確給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都帶來了益處。



勞工階級在工廠企業中不再處於完全無權的，僅僅是被企業主以貨幣購買來的勞動力的地位。他們可以對許多事務提出自己的見解和要求。以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資產者在勞工代表有權對許多事務進行查詢、了解、決定的情況下，他們也不得不在行為模式上有所收斂。不可隨心所欲地獨斷專行。然而，這其實對資產者本身也是有益的。因為當工人能夠參與管理後他們的心態會產生微妙的變化。他們會把自己的未來與企業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聯繫起來，因而提高了他們的主動精神去發揮自己的技術水平和聰明才智。當他們的切身利益得到適當的滿足後，也更能全心投入地工作。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肯定會由此提高。有壹個統計數字說，1972－1976年間德國實行共決制的企業，工人年平均產值提高17%，而沒有實行的，只提高了4%。從國家整體局勢來看，德國也是歐洲各國中社會秩序相當穩定的國家。另壹個國家─奧地利的情況更加令人嘆為觀止。由於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這個曾在1893年被恩格斯讚揚為在當時歐洲諸社會民主黨中“唯壹生氣勃勃的力量”的黨，在戰後奉行了比德國共決制更溫和的“社會夥伴關系”─壹改良主義氣味更濃，離馬克思主義更遠的理論框架，以致取得了極其獨特的社會成效。1970-1979年，國民生產總產值增長了52%，失業率極低，保持在2%左右，通貨膨脹率不超過4%。勞資糾紛甚少發生。工人年人均罷工時間才幾分鐘，1979年為半秒鐘。整個社會的穩定系數極高。在同年代其他壹些歐洲國家的動蕩不安中，奧地利被譽為“沙漠中的綠洲”、“極樂島”。綠洲，當是對本國所有的人而言，即資產階級也包括在內。而且很可能，資產階級才是得利益的大頭哩﹗



毫無疑問，正像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實行的社會保障、福利政策遭到共產黨理論家們的抨擊壹樣，他們所奉行的工人參加管理的經濟民主也受到那些理論家的抨擊。



共產黨的理論家說，資本家和工人決不能真正地在實行平等共決。因為“生產資料還是歸資產階級私有，工人沒有擺脫資本的剝削和壓迫。”這就談不上平等共決，而且在實際操作中“監督委員會、管理委員會、工廠委員會中，是有種種限制工人代表權力的規定。最後決定權仍然在資方代表擔任的主席的手中。”



勞工代表是否能平等地參與管理，“共決制”的實行過程中，是否能名副其實地共決，這是值得考慮的。工人們的專業管理知識缺乏，也不時時身處生產的管理環節中，對許多問題缺乏系統的了解和洞悉。因此，對於他們能否有效地參與決策共決的確是難以令人不無疑問的。然而第壹，工人參與管理共決是個新的探索，不可能壹下就完美無缺，應該允許它有壹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其次，工人參與管理共決應與在此之前工人只是以會說話的生產工具出現於生產場所中的情形作比較。只要肯作這種正常的比較，就會承認，即使目前工人參加管理決策，尚未達到真正的平等共決，但也是壹個巨大的進步。再次，最起碼，工人有權參與管理就可對有關工人的許多切身利益事項進行經常性的關註和爭取。例如﹕工資、工時、休假、勞動保險等等，這對維護工人群眾自身的利益是大有脾益的。



至於說工廠企業裡生產資料仍為資本家所有，故“並沒有改變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工廠企業中被剝削、奴役的僱傭地位。”進而以此來否定工人參加管理的全部意義，那就是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黨的根本分歧之所在。最根本的基點不同，也就不是討論可以解決的了。



在二十世紀末的共產黨理論家的著述中仍然持有這樣的觀點是令人不無驚訝的。因為在“改革開放”後，他們統治的國家裡已出現了相當數量的私人企業。顯然，按照共產黨的理論，這些工廠裡的工人是處於被剝削、奴役的地位。實際也的確如此，而且這些工人在工廠壹切事務中毫無參與權，還完全處於早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極不人道的地位。既然共產黨是這樣“改革開放”的，那它的理論家們又有何面目去批評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推行的工人參與管理的政策呢﹖



當然，共產黨的理論家們可以閉眼不看這些已是星羅棋布但終究未取得正統主流地位的私營企業，而仍以共產黨的國營企業為參照物。按照理論家的說法，只有在他們的國營企業裡，資本家被革除了。工人自己當家作主，做了工廠企業的主人。以此為對照，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推行的工人參加管理就應該是不值壹談了。



在這裡，世人看到了壹齣從政治童話到政治神話，再到政治笑話的演進過程。



在共產黨即將執政和執政之初，人們懷著對新政權的熱切期望，也聽信了他們許多美好的描繪。“工人當家作主”這是壹個多麼美麗的童話。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只要虔誠地信仰跟隨，這個美麗的童話就會變成現實─這是許許多多善良民眾的以為。



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原來籠罩在事情真實形貌外的玫瑰色的迷霧終究飄散。人們明白了。所謂工人當家作主其實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代表他們當家作主。更具體的是某個、和某些共產黨的幹部當家作主。資本家走了，共產黨幹部來了，或個別“先進工人”變成了共產黨幹部。這些幹部取代了資本家指揮管理生產，非但如此，還管理他們的日常生活﹔管理他們思想觀點﹔管理他們的昇降去留﹔甚至還管理他們的子女就業等等。於是他們知曉了自己真實身份─壹個被共產黨黨營工廠僱傭的勞動力。至於當家作主之類，實在是永遠不會變成現實的神話。



二十世紀業已過去，新的世紀來到了人間，經過幾十個春秋風吹雨打的沖刷和磨練，人民早已知道那副皇帝的新衣是什麼貨色。可是共產黨的理論家們還在留聲機般地重彈那皇帝的新衣是如何漂亮，其他的服裝則都不值壹談的萬古不變的老調。這不能不是當代最大的政治笑話。



社會民主主義的積極意義



第壹次世界大戰的抱火阻隔了第二國際各黨的聯絡協作，民族主義的狂潮更迫使各黨的主體部份作出妥協姿態，國際鑒此處於瓦解勢態。然而，大戰的煙硝尚未散盡，壹批心急如焚的社會民主黨人已籌劃要恢復國際了。



1919年2月，26個國家的社會黨(包括社會民主黨、工黨)的代表在瑞士的伯爾尼開會，組建“社會主義國際”。前第二國際中的後起之秀─瑞典社會民主黨及其領袖布蘭亭在此之中任當重要角色。



列寧立即對此大動肝火，詈罵：“伯爾尼國際是黃色的、背叛的、變節的國際”，“是壹個國際帝國主義代理人的組織。”並旋即於3月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成立大會以宣示其分道揚鑣的決心。



在以上兩個“國際”之外，還有些黨處於遊離狀態，其中就有壹直以奉行正統馬克思主義自居的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它們對“社會主義國際”中的壹些黨在大戰期間被民族主義狂潮所攝服的模樣相當反感。但又對“共產國際把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工農革命中運用的壹切方法奉為金科玉律”深為不滿，於是他們決定另行成立壹個國際組織。1921年3月，他們在維也納開會，成立“社會黨國際聯合會”，宣稱他們將“繼承第二國際的所有優良傳統。”



然而，“社會黨國際聯合國”中的許多仁人誌士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這樣壹分為三始終不能釋懷。他們總想讓這三個國際能夠聯合起來，並把設想付諸行動，作了許多努力。在他們的奔走下，伯爾尼國際、共產國際、維也納國際終於出現了聯合的曙光。



1922年4月，三個國際在柏林舉行聯席會議。每個國際各派三名代表組成九人執行委員會。委員會發表了壹個“聯合聲明”。其中說：“朝著積極的方向取得諒解比這次會議剛開始的時候所設想的要容易得多。”然而，會議代表們樂觀得太早。會議開完後，壹切聯合的跡象立即化為烏有。的確，把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掃地除門的蘇俄布爾什維克怎麼可能同利用舊軍事力量來鎮壓斯巴達克團起義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坐在壹起呢﹖



三個國際的聯合既無望，他們就不得不再作考慮。維也納國際與伯爾尼國際在意識形態上其實並無原則分歧。無論是閉口不提馬克思主義的黨抑或宣稱仍然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黨，實際上都是在歐洲社會已初步建立的民主政治架構的前提下，用改革或改良的方法使之趨向完善。他們都不打算主動使用暴力革命，更無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設想。因此，他們實質上都奉行著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極端─列寧主義有著根本的區別。



大戰的結束，民族主義狂濤的退潮使伯爾尼黨與維也納黨之間再不存在觀點和操作上的衝突。1922年9月考茨基率領他的獨立社會民主黨與多數派社會民主黨合併就為兩個國際的合併消除了組織上的障礙。1923年5月，維也納國際與伯爾尼國際在伯林召開會議，實行合併。合併後國際的名稱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它宣稱：“旨在聯合所有民主和社會主義派別，作為專制的、以莫斯科國際為中心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對立面。”這是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更名為俄國共產黨之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又壹重大政治事件。從此，在國際範圍內，社會民主主義與列寧主義就完完全全地分道揚鑣涇渭分明了。



既然社會民主黨認同政治多元化─多黨競選、議會政治、三權分立，那其運行的政治軌跡當然就是盡壹切力量利用普選權去取得政權，然後以政權的力量去推行各種社會改革、改良的方案，而根本不必去打碎原有的國家機器，去再建立壹套無產階級專政的機器。



千千萬萬，壹代又壹代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努力與期盼終於換來了令人振奮的訊息─英國工黨在英國取得了執政權。



1923年末英國舉行國會大選。保守黨獲258席，雖仍是第壹大黨但已從上屆的364席降下來，自由黨獲158席，工黨獲191席。自由黨因與保守黨存有許多歧見，轉而支持工黨。故工黨得以取得執政權組織內閣。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英國工人階級發動旨在爭取普選權的憲章運動算起，至此已將近過了壹個世紀的歲月。道路雖然艱難而漫長，但終究是在向著美好的目標延伸。



工黨領袖麥克唐納擔任這第壹屆工黨政府的首相。時年58歲的麥克唐納出生於蘇格蘭壹個小漁村的工人家庭，家境十分貧寒。還是個私生子，由母親和外祖母撫養長大，僅以半工半讀才得以完成中學教育，爾後就工作謀生了。1893年礦工凱爾．哈第創建獨立工黨，麥克唐納於次年加入，並很快成為其領導之壹。1900年“勞工代表委員會”成立，麥克唐納當選為委員會書記。1906年“勞工代表委員會”更名“工黨”。基於幼年艱辛的生活體驗和對社會底層民眾疾苦的深刻了解，麥克唐納有改變不公正社會現實的強烈願望。而由於他成年後深受費邊思潮的影響，和平改良的意識根植於他思想中。故此他否定了在英國效仿布爾什維克式的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說：“那種認為普遍劃壹的戰略是自欺欺人的。”“壹個議會的選舉，就可以把列寧必須用革命才能獲得的壹切權力給予我們，議會的多數除了利用法令外，再得到民眾的合作，即可實現變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的工作。”



工黨執政後立即開展了改良社會的工作，如實行“惠斯特利住宅計劃”，由政府補助建許多工人住宅，以廉價出租。增加失業補助金、養老金、和殘廢退休金。降低壹些食品的消費稅。並承認蘇聯，與之建立外交和貿易關系。



然而，有史以來第壹個勞工政黨所建立的政權畢竟是幼嫩的。它在競選時曾作了許多承諾，如實行礦山、煤碳國有化，開征財產稅等都因條件所限未能儘快兌現，而且為了穩定社會經濟秩序，它不贊成工人的某些罷工行動，於是壹些工人群眾對它產生幻滅感，轉而不支持它。而保守黨和自由黨則對它維護工人利益和與蘇聯修好的作法大為不滿。在這種情況下，麥克唐納決定從新進行大選。1924年10月大選結果是保守黨大勝，議席躍升為415席，從新奪回執政權。第壹個勞工政黨所主導的政權，僅僅存在了10個月就宣告完結。但民主政治的真諦就在於政權並不鐵定地以軍隊和警察力量為保鏢地由某個政黨所專有。妳可以通過競選勝利得到它，也會因競選失敗而失去它。失敗以後妳亦還有可能從新得到它。壹切在於妳是否能夠得到多數民眾的擁護和認同。



然而列寧不這樣認為。他援引馬克思所說的﹕普選權“只是讓人民每隔幾年行使壹次，來批淮議會制的階級統治。”並據此指責所有走議會政治、改良主義道路的政黨都是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大叛賣，因為，認為“世界上第壹次使政權由剝削者少數手裡轉到被剝削這多數手裡的革命，能夠在舊式民主即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的老框框內發生那就荒謬絕倫了。”“那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事業，成了叛徒。”自然，麥克唐納也被他罵為“臭名遠揚的改良主義者”，“惡棍和叛徒”。在列寧看來，工人階級掌握政權，即所謂“政權從剝削者少數手裡轉到被剝削者多數手裡”。只能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完成，並此後由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去以軍隊和警察為保鏢來鐵定地掌握政權。



英國保守黨內閣─這個資產階級政權並沒有以軍隊和警察作保鏢，故幾年後，它又失去了政權。1929年6月，英國舉行大選，工黨議席劇增為287席，成了議會裡第壹大黨，遂組織了第二屆工黨政府。不過，這屆工黨政府的境遇很糟。它剛壹成立，壹場席卷歐美諸國的特大經濟衰退就洶洶撲來。在這種境況下，它很難有所作為，兩年後它就夭折了。



繼英國工黨之後步上執政之途的是瑞典社會民主黨。而且它後來居上，十分成功。瑞典社會民主黨成立於1889年，可能出於地緣政治的原因，這個第二國際中的後起者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十分尊崇。以至它早期的黨綱都是以德國黨的“哥達綱領”和“愛爾福特綱領”為藍本。二十世紀初瑞典社會民主黨做了壹件很有氣魄的事，就是發動了1902年5月爭取普選權的總罷工。由於總罷工組織得很好，規模宏大又秩序井然，使當局既感震撼，又找不到挑釁的藉口。終於，在總罷工的壓力下，議會作出決定，要求政府於1904年前制定取消以納稅額限制選舉權的選舉改良方案。



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和平漸進改良意識很早就形成並確立。黨內對此沒有重大爭議，故此瑞典黨對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及其所建立的政權持批評態度。其領導人布蘭亭認為“只有和民主結合起來，才可能取得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發展”。他批評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是“僅僅依靠壹部份無產階級進行專政,”並斷言這樣會“導致無產階級打內戰而消耗力量，其結果將是反動勢力專政。”1919年2月，在試圖恢復第二國際的伯爾尼大會上，布蘭庭是決議的起草者。



二十年代，瑞典社會民主黨曾有幾次短暫的聯合執政的機會，但由於處處受到其他政黨的掣肘，很難有所建樹。直到1932年大選獲勝，建立起社會民主黨漢森內閣後(布蘭亭於1925年去世，漢森接任主席)才開始了它重新塑造瑞典社會的巨大工程，並創下連續執政達44之久空前記錄。向全世界推出了瑞典模式，瑞典奇跡。獲得了社會民主主義櫥窗之稱譽。



瑞典社會民主黨的成功並不僅僅在於它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還在於它的睿智的思辯和現實主義精神。在當年，實行生產資料社會化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主張。1932年瑞典黨上臺執政時，經濟危機尚在持續中。瑞典黨內曾有人認為，應乘黨執政之機實行社會化。因為如此持久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已充份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痼疾，只有用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才能予以根治。但漢森等人並不這樣看。他們認為，在這種時候實行社會化，必然會發生巨大的社會震動，非但不能順利走出經濟衰退，還會觸發更嚴重的局面。生產資料公有制無疑是社會主義的內容。但卻是較遠程的瑰麗目標。目前應予實施的倒是壹些應急的經濟措施。



漢森政府暫時打破預算平衡，舉辦許多公共工程，以公共開支超過稅收的作法去擴大就業，增強購買力，刺激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並對社會生產進行宏觀導向。這些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如失業人數在1933年為14萬人，到1936年劇降為2萬人左右，1937年再降至不足1萬人。社會生產迅速復興，市場日趨活躍，人民生活顯著改善提高。這壹切被人們譽為“漢森新政”。亦為社會民主黨以後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執政打下堅實的基礎。值得註意的是“漢森新政”開始實施的日子比以《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為標誌的“凱恩斯主義”的出現還早了四年。



繼英國工黨、瑞典社會民主黨之後走向執政的是法國社會黨。不過它既不具有英國工黨那開拓性的榮譽，亦沒有做出瑞典黨那樣驕人的成績。然而這並不應苛求它，乃是國內、國際的許多不利因素所造成。



法國統壹社會黨是原第二國際的大黨，但在1920年底發生分裂。原因是參加“共產國際”與否的歧見。經過激烈的爭論最後付以票決。12月30日舉行的代表大會上以3028票對1022票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加入“共產國際”的決議。少數派不服從大會決議遂在勃魯姆的領導下退出大會，續建法國社會黨。自從巴黎公社失敗後，漸進改良主義思潮壹直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佔有優勢。早在工人黨分裂時改良主義的可能派就以86比26(代表人數)的壓倒性優勢擊敗奉行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蓋德派。後來在蓋德派的法蘭西社會黨與饒勒斯的法國社會黨合併後，無論在組織上或在理念上也都是奉行改良漸進主義的饒勒斯派占優勢。然而這壹次壹反常態，激進的壹翼占了巨大優勢，這壹方面說明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所造成的衝擊波具有不可低估的能量，另壹方面也說明法國黨仍有相當大的革命潛意識。



然而，社會上的政治生態卻與黨內有顯著不同。1924年5月舉行國會大選。社會黨與激進社會黨，共和社會黨結成的左翼聯盟在選舉中獲勝。在584席中占315席，得以上臺執政。而共產黨僅得26席。可見社會黨在社會上影響力遠大於共產黨。1932年5月議會大選，社會黨獲129席(“左翼聯盟”共獲336席)共產黨降為10席。



1934年2月巴黎發生了法國納粹分子的騷亂。民主力量和政府當局共同予以平息。在此過程中，法共發揮了相當作用，由此提高了法共在社會上的威望，也促成了法國社會黨與法共建立統壹戰線並繼而聯絡激進社會黨、共和社會黨等成立“人民陣線”。1936年4，5月間的議會選舉中，“人民陣線”獲勝，在618個席位中占375席，其中法國社會黨146席，法共72席。法國社會黨領袖勃魯姆出任內閣總理。激進社會黨、共和社會黨參加內閣，法共沒有入閣。



社會黨內閣建立之時，正是希特勒德國日益猖獗，歐洲大陸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1935年1月，薩爾地區在德國法西斯分子的壓力下舉行公民投票併入德國。1936年3月德軍越過萊因河佔領非軍事區。1936年7月西班牙發生由德國納粹支持的反共和國的法西斯叛亂。然而，儘管面臨這窮於應付的國際局勢，勃魯姆政府還是履行其競選時的諾言進行了壹系列的社會改良工作。如實行每週40小時工作制，每年14天有薪休假，調整農產品價格，以防谷賤傷農。給經營困難的小商和手工業者發放低息貸款以復興小型企業，制約大資產者的壟斷，等等。此外，還取締法西斯組織，改組法蘭西銀行。



此時的法國大資產階級與上個世紀相比固然“性情”已變得平和得多，但若與中庸的英國資產階級和勢弱的瑞典資產階級相比，仍顯得頑固，它們採取消極怠工或把資金外流等方法對抗勃魯姆政府，使之面臨經濟壓力。這令勃魯姆不得不減緩改善民生的步伐，結果又造成工人群眾的不滿，招致法共的批評。



在國際事務中，勃魯姆政府本是支持以西班牙人民陣線為基礎的西班牙共和國的。它出售軍火給西班牙共和國，以幫助其平定佛朗哥法西斯分子的叛亂。但此舉受到對德意法西斯主義充滿綏靖主義的英國當局的阻撓，和國內激進社會黨的反對。在壓力下，勃魯姆不得不終止了對西班牙共和國的支持，而這又招致法共的激烈批評。面對這內政外交處處進退維谷的境況，勃魯姆內閣只得於1937年6月辭職。



與第壹屆英國工黨政府相比，尤其與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相比，法國社會黨這壹年初試啼聲的業績確實乏善可陳。然而並不可就此苛責它，亦不可貶低勃魯姆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作用和貢獻。



勃魯姆是法國猶太人，這是繼馬克思、拉薩爾、伯恩斯坦之後又壹位猶太血統的社會主義大師。站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兩個傑出的人物─饒勒斯和密特朗之間，他起著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饒勒斯創建了法國社會黨，密特朗使黨終究在法國政治生活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兩個人中間橫隔著57個春秋的漫長歲月，是勃魯姆把他們聯繫起來。



勃魯姆的思想起初屬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左翼，這從他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中可以得到印證。他認為﹕當“舊的機構被推翻了，而新的機構還沒有來得及建立起來，這個時期就實質來說是專政時期。”然而畢竟在他二十幾歲的時候就認識了饒勒斯，深受他漸進社會主義的影響。故決不會向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認同。他認定﹕無產階級專政“決不是壹個權力逐級上升，最後集中到壹個公開的或秘密的委員會手中的集中制的黨所實行的專政。”為此，他反對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主張在法國黨內實行比例代表制。他進而分析出列寧黨這種組織上不民主的集中制系來源於思想上的壹元化。他批評俄國布爾什維克說：“妳們的理論壹旦確定就永不改變。誰不同意妳們的理論就不能加入妳們的黨。誰不再繼續讚同妳們的理論，誰就得被清除出去。”



勃魯姆思想中最具生命力的因素是對社會主義的新詮釋。在此之前的社會主義者們，尤其是英國和地中海諸國的社會主義者們把社會主義的核心理解為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或社會化。勃魯姆對此作了反思，他令人耳目壹新的提出社會主義就是要“建立壹個以普遍正義為基礎的全面社會。”因此“沒有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不完整的，而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是軟弱的。”勃魯姆這壹閃光思想為二戰以後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的全面更新開了先河。勃魯姆從饒勒斯那裡繼承的還有高尚的情操。饒勒斯在壹戰之前由於堅決反對戰爭，被民族沙文主義者暗殺。勃魯姆在二戰之前雖然已辭去首相職務，但仍然與極右勢力和法西斯分子作勇敢鬥爭。由於他堅決地反對貝當政府，於1940年9月被捕，關進波塔萊監獄，又於1942年11月押往德國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至1945年5月才被佔領德國的美軍釋放。在監獄和集中營恐怖的歲月裡，他不但沒有屈服，而且寫下他的重要著作《在人類範圍內》。



勃魯姆從饒勒斯手中接過薪火，傳給密特朗。故密特朗說：“社會主義有兩個家族，列寧的和勃魯姆的。我屬於勃魯姆的傳統。”



從社會民主主義到民主社會主義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裡，整個世界充滿了動蕩不安,戰後談判桌邊的塵埃還未落定，法西斯的狂潮已洶洶而起。人們根本沒有足夠的精力和時間去把業已探討過的美好社會的結構及建造它的方法進行嘗試，史上最血腥的大戰幾乎把整個人類社會推向毀滅的深淵。然而，值得慶幸的是，千百萬生靈的塗炭終究換來地球上人類的重生。人類社會經歷了這噩夢般的歲月和幾乎自我毀滅的戰火才最終在國家關系、民族關系上走出了赤裸裸的弱肉強食的森林原則。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類徹底區別於動物界，人類社會真正走向文明，是從二戰之後開始的。



壹戰以後，戰勝的人們所想到的是狠狠地懲罰戰敗的挑起戰火者，是盡力去羞辱它，削弱它，向它榨取更多的賠償，讓它變成壹個虛弱的病夫，永遠沒有力量再去挑起事端。



二戰以後，戰勝的人們有了大相徑庭的想法。固然，審判與懲罰在嚴肅地進行，不過人們已把戰犯與被裹脅的民眾相區別。人們在索取賠償時，同時考慮戰敗國社會的經濟重建。在絞死戰犯時，同時考慮如何把民主體制引進戰敗國的政治生活。這樣的思維，不僅對戰敗國，甚至對歐洲的戰勝國自身也是莫大的福音。當人類的心智已進步到以如此理性睿智的態度來對待那幾乎將自己的國家民族毀滅掉的他國他民族時，又有什麼理由在自己的國家民族內處理不同階級、階層、社會集團之間的關系時，採取粗暴、橫蠻的態度﹖



社會民主主義正是在這種與往昔迥然不同的社會氣氛中開始了它理念的更新與發展，並迅速地拓展了它的實踐空間，以其成績顯示出堪稱歷史潮流的生命力，昭示了社會發展的方向。



社會民主主義重新結集後的政治宣言



1945年5月，納粹德國剛被摧毀，英國工黨就已聯絡法、意等13個國家的社會黨代表在倫敦開會，商討重建因戰爭而陷入癱瘓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事宜。經過多次會議的磋商討論，於1951年6月，在德國的法蘭克福舉行了國際社會黨會議，確定成立“社會黨國際”，並通過其思想政治綱領《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此綱領又稱為《法蘭克福聲明》。



《法蘭克福聲明》的出爐有著劃時代的巨大意義。它不僅表明社會民主力量的重新匯集，更重要的是表明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經過幾代人的錘煉得以提昇到了壹個嶄新的高度。它系統地向世人闡述了它的觀點，表達了它為在世界範圍內建立壹個美好社會的決心和信心，並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和共產主義─列寧主義給世界帶來的危害都作了揭露和抨擊。最後這壹項則是前所未有的。過去對共產主義─列寧主義的批判都還是散見於壹些社會民主黨人個人的言論、著述、或會議的非正式文件中。這個批判、抨擊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經過多年痛苦經歷和深刻思索的沈澱。他們之中許多人(或他們的先輩)都曾與共產主義者站在同壹政治旗幟下乃至同壹個組織之中，從政治紐帶乃至私人關系中都曾有著錯綜複雜的聯繫。此時，他們終究堅決地與昔日的“聯繫”揮別。從此，他們與列寧系的共產主義理論及其政體再不僅是分道揚鑣，涇渭分明，而是楚河漢界，壁壘森嚴了。這種狀況壹直持續到七十年代共產黨政權體系和西歐諸共產黨出現新的動向後才告緩解。



《法蘭克福聲明》說：“共產主義妄稱繼承了社會主義的傳統，但事實上，它歪曲了這個傳統，使之面目全非。”“國際共產主義不論在什麼地方，只要它獲得了政權，它就要破壞自由和獲得自由的機會。它的基礎是建立在軍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由於造成財富和特權的鮮明懸殊，它已創立了壹種新的階級社會，強迫勞動在它的經濟組織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抨擊，自《法蘭克福聲明》後，持續地出現在社會黨國際許多會議的文件中，如1955年的第四次代表大會說：“極權主義，不論是法西斯的還是共產黨的極權主義，都是舊式的暴政。”



1956年的《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聲明》指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共產黨人完全歪曲社會主義思想。在他們當政的地方，他們對社會主義者歷經幾代人的鬥爭所贏得的壹切自由權利，壹切工人權利，壹切政治成果和壹切人類價值都進行了歪曲。”“我們信奉民主制，他們則不。我們相信人權，他們則嘲弄人權。這種情況並沒有由於批判斯大林主義而有所改變。而他們的所謂列寧主義，只不過是斯大林支持的馬列主義。



1962年的《社會黨對今天世界的看法》譴責各共產黨政權“用恐怖的手段榨取剩餘價值和以危險的速度進行工業化，從而犧牲人民的需要。”“倒退到壹個把人當作原料而不是壹切努力的源泉和目標的時代。”“共產黨人主張對個人，國家和社會發展進行極權主義控制。這同人的天性，國家的作用和人類社會的進化是不相符的。”“它們濫用社會主義壹詞，它們的壹黨專政實際上是暴政的體現，是否定民主社會的精髓，即否定言論、宗教、批評、自願結社和同外部世界接觸的自由。”



社會民主黨所進行的這壹批判除了鑒於理念上的原則分歧外，還基於現實上的考量。由於在歐洲社會許多人(包括勞工階層)的心目中，歐洲的社會民主黨與世界上的共產黨體系都源出“第二國際”，都在唱著“社會主義”的調子，都是繼承著馬克思主義的衣缽。故認為兩者並無實質不同，而世界共產黨政權的所作所為令世人震驚。這不僅是由於它們以暴力奪取政權，更重要的是它們奪得了政權後仍以暴力進行統治。把具有普遍意義的民主準則誣為“資產階級民主”，然後予以扼殺。厲行報禁，黨禁，新聞封鎮，輿論壹律，以軍隊和警察作保鏢來鐵定由共產黨執政。對僅以言論反對他們的人予以監禁乃至屠殺。凡此種種，令世界上稍有良知的人在震驚之餘無不憤概萬分，並堅決地唾棄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然而，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些憤概和唾棄也不同程度地加之歐洲社會民主黨的身上。歐洲社會的保守勢力，對社會主義進步事業始終報以仇視的資產階級頑固分子都趁機擴大壹般人認識上的模糊，竭力把歐洲社會民主黨說成與共產黨是壹丘之貉。藉此打擊社會民主黨在民眾中的威信，壓縮其政治上的開拓空間，以盡可能抵禦不利維護資產階級狹隘的階級利益的社會改革的到來。



為擊破這股逆流﹔為歐洲社會今後持續的改革計﹔為能爭取到多數民眾的信賴擁護，最大限度地拓展政治空間走上執掌國家政權之路，以施展自己治國安邦的抱負和方略，社會民主黨認為有必要對共產黨政權進行堅決的批判，以劃清自己和它們的界限，擊破保守勢力和資產階級頑固分子的誣陷，和澄清壹些善良人心中張冠李戴的模糊認識。



至此，社會民主黨人除了進行批判外，還深感有必要使自己所奉行的思想體系的名稱與共產黨的相區別。故此他們把社會民主主義改稱為民主社會主義，從而與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的“極權社會主義”、“冒牌社會主義”、“專制社會主義”、“偽社會主義”清清楚楚地區分開來。《法蘭克福聲明》的全稱《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即開宗明意地亮出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從此，社會民主主義被民主社會主義所接替。但這並不是壹種簡單的替代，而是有所提煉昇華。二十世紀下半葉以後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上建築得更系統，也有了更新和發展。



在把社會民主黨人所奉行的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黨人的專制的偽社會主義相區別之後，《法蘭克福聲明》即著手向世人闡述他們所憧景的藍圖。《聲明》指出當代社會民主黨人所追求的有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國際民主，簡稱為“四大民主”。



政治民主是民眾享有完全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宗教信仰等權利和完善的普選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公開等以及多黨競爭、議會政治、多數派組織政府，同時尊重和保護少數派的權利和意見。顯然，這壹切在大多數的歐洲國家中業已成了現實。社會民主黨人已不必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為此去奮鬥。但是他們認為自己有保持這壹成果的責任，故聲明強調說：“民主制也有權利和責任來保衛自己，以反對那些只是為了破壞民主而利用民主機會的人。”同時指出：“維護政治民主是實現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壹個條件。”



經濟民主“是要把人們從對佔有或控制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依附中解放出來把經濟權力交到全體人民手中。”“阻止私營壟斷企業和卡特爾剝削公眾的手段。”“以建立壹個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會”。在具體的做法上，《聲明》認為各個國家可以“根據有關國家本身的結構來決定公有制的範圍和所要採用的計劃化形式。”總之，原則是：“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潤的利益。”目標是：“實行社會保障和推行收入與財產的合理分配。”



社會民主是要求保障民眾的社會權利。其內容有“工作的權利、享受醫療保險和產期津貼的權利﹔因年老失去工作能力或失業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獲得經濟保障的權利﹔兒童有享受福利照顧的權利﹔青年有按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權利﹔全體公民有得到足夠住房的權利。”



顯然，經濟民主與社會民主已超出了昔日以資產階級為領導的反封建特權階級的政治革命即民主革命的範疇。資產階級領導了那場革命，但出於它的階級利己主義，力圖使那場革命半途而廢，只是由於勞工群眾在社會民主黨人─既有出身於勞工階層也有出身於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黨人─的領導下作了長期的、幾代人的努力奮鬥，政治民主才基本實現。此時的社會民主黨人將要在前輩們開闢的道路上繼續前進。確實，只有政治民主，那離創造美好社會的社會主義理想還有相當的距離。因為政治民主的確立並不等於社會財富已得到公正的分配﹔並不等於社會的貧富極化現象得到避免﹔並不等於每個人的潛質已得到充份的發揮。或許，像先輩那樣激烈的抗爭場面再不常見，但為了把民主擴展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範疇卻要做更細緻更有耐心和技巧的工作。這也就是二戰以後至今兩代社會民主黨人的自我期許和鞭策。



早在二十世紀初，日本的社會主義先驅幸德秋水說過﹕社會民主黨人“不但是社會主義者，同時又是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猶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因為它們的目的壹個是從經濟上，壹個是從政治上提高多數人共同均等的幸福。所以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然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



當代的民主社會主義也正是這樣認知。《聲明》說：“沒有自由，就沒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只有通過民主制才能建成，而民主制也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才能完全實現”。這個論斷使人想起了勃魯姆曾說過：“沒有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不完整的，而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是軟弱無力的。”把這壹思想在社會實踐中具體化就是爭取社會民主和經濟民主。正如《聲明》所指出的：“維護政治民主是實現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壹個條件。”因為壹旦沒有政治民主，其他都無從談起。但若社會絕大多數民眾的文化教育水平很低和為了溫飽而終日辛勞得精疲力竭無暇他顧時，那麼，諸如出版、結社、普選權之類都會成了漂亮而無實際意義的擺設。



關於建立國際民主的主張反映了當代社會民主黨人的胸襟和眼光。他們認識到在當今經濟與科技都高度發達的世界上。國家之間、民族之間都互相聯繫影響著。在沙漠之中難以有綠島。因為“世界上任何地區的貧困都威脅著其他地區的繁榮。貧困是民主制發展的障礙。民主繁榮與和平要求對世界上財富從新分配和提高不發達地區的生產率。”據此，社會民主黨人反對殖民主義政策，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國際和平。《聲明》宣示說：“社會黨人為建立壹個和平與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這個世界中，沒有人對人或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和奴役”。“民主制必須根據保障民族自由與人權的國際性決定，在國際規模上建立起來。社會黨人呼籲所有勞動人民團結起來，為這個偉大的目標而奮鬥。”



法蘭克福宣言明確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本質，成為左翼自由派的行動綱領。



英國工黨國有化情結探討



英國工黨創立於1900年，它的壹部分前身是創立於1893年的獨立工黨，而它們都沒來得及參加建立第二國際的巴黎大會，可見，它們的確是第二國際諸黨中的後來者。但它發展十分迅速，很快就超過許多先行者，成了第二國際中的大黨。它也是兩次大戰之間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諸黨中最先取得執政的黨。在二戰以後創建社會黨國際的工作中，英國工黨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英國工黨深受費邊社思想的影響，而對馬克思主義不屑壹顧。它壹開始就崇尚和平漸進的改良主義，明確摒棄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然而使人不無意外的是，就是這樣的壹個黨卻比第二國際─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社會黨國際中的任何壹個黨都更熱衷、更執著於對社會結構有較大觸動的生產資料社會化─國有化。從這壹點來看，它似乎比其他的黨都更激進，更接近於馬克思主義。然而，這其實是戰後理論體系來源於費邊思想而不是來自於馬克思主義。在費邊社的綱領性文件《基礎》中就明確宣佈其宗旨是要把土地和工業資本從個人和階級所有制下解放出來，把它們轉為公社所有，用以謀求公共的福利。而且，非但如此，生產資料社會化的思想幾乎是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國粹”。因為除費邊社外，與它同時代或稍遲的社會民主聯盟，獨立工黨等都有這樣的主張。它們都無壹例外地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兩極分化，蓋因生產資料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使之得以控制了生產、消費、分配各個環節所至。在社會運動過程中，這些組織都匯集於工黨，從而大大強化了工黨的“國有化”情結。1918年工黨的黨章就確認其目標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對每壹工業和事業所能做到的最完善的公共管理和監督的基礎上，確保手工和腦力生產者獲得其勤勉勞動的全部果實和可行的最公正分配。”在其後的歷次工黨綱領中，如1928年的《工黨與國家》，1934年的《爭取社會主義與和平─工黨的行動綱領》中都壹再表達其生產資料國有化訴求。其領導人艾德禮於三十年代後期的壹系列著作中，如《走向社會主義的意誌和道路》、《工黨的展望》更進壹步有系統地對此加以闡述。故此，工黨上下是憋足了壹鼓勁，只要壹有可能，他們壹定要把這積蓄已久的理念付諸實踐。正是箭在弦上，不可不發。



1945年7月，歐洲的大戰剛剛熄滅，英國舉行了大選。首相丘吉爾是領導英國進行反法西斯戰爭並取得勝利的英雄。他以為憑著這輝煌的業績，民眾會選擇他和他的黨繼續執政。但是，情況大大出乎於他的意料。工黨在選舉中以397票對213票大勝。丘吉爾內心充滿了傷感。英國人民竟是如此的無情無義，就這樣拋棄了他這個民族英雄。然而，傷感畢竟只是傷感，不能轉化為反對和抗拒。民主原則在英國社會已是樹大跟深，任何人都必須尊從，民族英雄也不能例外。這位剛才還在指揮海陸空三軍，還在國際上屈指可數的幾位最權威的領導人中週旋的叱咤風雲者，黯然收拾好自己的物品，離開了唐寧街十號，而工黨領袖艾德禮則意氣風發地展開了他的藍圖。



從1945年10月到1949年，工黨政府陸續頒佈了8個國有化方案，使國有化企業在整個工業部門中佔20%，具體行業包括銀行、煤炭、航空、電訊、國內運輸(包括鐵路公路)、電力、煤氣、鋼鐵。其速度之快，範圍之廣，令世界為之驚訝。



在進行國有化的同時，艾德禮政府還進行了旨在建設福利國家的壹系列社會立法。主要內容有﹕國民保險法、國民醫療保健法、國民工傷保險法、家庭補助法、國民救濟法、住房法等。政府通過這樣種類繁多、巨細靡遺的福利措施來實現每壹個英國人都享受到“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關懷。任何人都不應因年幼、老邁、傷殘、智障、失業、疾病等任何原因陷入飢寒痛苦惶恐無助之中。經過幾年的努力，英國不但醫治了戰爭創傷，而且還展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氣象。民眾生活有了保障，失業率長期保持在2.5%，經濟增長率恢復到每年4%，貧富極化的現象也有所緩解。戰前最富有的1%的家庭佔有全國財富的56%，戰後逐年下降，至1972年只佔27.6%。正如礦工領袖山姆．華生所說：“貧窮已被削除，飢餓不再為人所知，病人得到了照顧，老年人受到了尊敬，孩子們在充滿機會的國度裡長大成人。”



1950年大選，工黨仍然獲勝。但這時發生了壹件大事，就是朝鮮戰爭。艾德禮政府出於種種原因，不得不跟隨美國卷入了戰火。戰爭所製造的經濟、政治、心裡上的壓力使國內局勢動蕩不安。在這種情況下，艾德禮政府決定提前大選。保守黨以3%的微弱多數選勝。當工黨選敗的消息傳來，許多受惠於工黨福利政策的底層民眾都流下了眼淚。



不過，保守黨當政後，雖然對工黨政府的許多改革措施有逆向行動，但對福利項目卻未敢大動砍刀。畢竟，增進社會福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為持續執政計，保守黨政府也不敢輕舉妄動。



如果說英國工黨在世界上率先建成福利國家，不但沒有遭到其他歐洲國家的批評，而且還得到許多國家的讚譽仿傚的話，那麼，它的國有化政策(70年代，再次執政時，還進行了第二次國有化高潮)則引起了毀譽不壹的評價和爭議。對此確有必要予以探討。



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是通過政府出錢向私人企業買過來的。在第壹次國有化高潮中，政府為此支付了高達27億英鎊的贖買金。此後每年還得付股東幾百萬鎊的利息。這種方式首先遭到共產黨社會主義國家的猛烈抨擊。



早在20年代初，列寧就評判說：“雖然工黨大部份由工人組成。但是，看壹個黨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黨，不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組成，而且要看是誰領導它以及它的行動和政治策略的內容如何。從這個唯壹正確的標準來看，工黨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



當年的工黨，非但大多數成員都是工人，而且其領導人之壹麥克唐納就是出身於極為貧苦的勞工階級。說它“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無疑是列寧的“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之類的信口雌黃又壹例。在列寧痛罵麥克唐納是“惡棍和叛徒”之後，麥克唐納任首相的工黨政府卻率先承認蘇聯並與之建立外交關系。



許多年來，共產黨政權的理論家們都按照列寧的判決，口徑壹致地宣佈工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理由是“它的行動和政權策略”都是在資產階級制度的框架之內，在維護修補這個制度而不是砸爛它、摧毀它。工黨政府的國有化公式當然又成為它們判決的證據。按照它們的觀點，國有化應是以無產階級革命為基礎，在推翻了資產階級統治以後，暴力剝奪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而成。其典型是蘇聯模式。(遠東的亞洲共產黨政權則略有不同，它們把資產階級分成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予以區別對待，但本質上與蘇聯模式並無原則區別)



對共產黨政權的抨擊倒不必介意。因為在它們那裡黑白是非業已顛倒。只要不像它們那樣以暴力奪取政權，再扼殺民主人權，以軍隊和警察為保鏢來由共產黨鐵定執政，那它們就會責罵妳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內行事，在維護資本主義制度。



既然英國工黨不是用暴力奪取而是通過選舉取得政權，那麼在它把資產者擁有的廠房、機器、原材料等都轉歸國有時，不採用剝奪方式，而用錢買過來，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但是，非得這麼做不可嗎﹖要在當今世界上建設壹個美好社會非得通過把生產資料私有制公有化不可嗎﹖不錯，社會主義必須以生產資料公有制來體現，這是幾代社會民主黨人的共識。然而，這個共識是否應該隨著社會的發展，識認的深化有所揚棄呢﹖即使對社會的洞悉力還未達到這壹步，那也應了解到，當年費邊社的仁人誌士們提出把生產資料轉歸公眾所有，這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用以建設美好社會的手段。如果在實踐中發現這壹手段並不靈光，那就應予修正，另闢蹊徑。用錢來買國有化，顯然不是“靈光”的方法。政府既然有那麼多錢去買企業，何不用這些錢去創辦壹些與公共福利更直接相關的事業呢﹖這麼多錢流到原企業主手中，他亦可創辦另壹些更有利可圖的企業。於是又有新的私有制成份產生，政府仍打算再繼續買下去嗎﹖



昔日社會民主主義的前輩們把造成勞工階級的貧困歸結為由於資產者掌握了生產資料進而控制社會財富的分配所至。他們因此萌生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張是合乎邏輯、可以理解的。但是社會主義與生產資料公有制實在不應劃上等號。換言之，社會主義並不必須由公有制來體觀。這是因為除了實現國有化的途徑無論是蘇俄布爾什維克的暴力強奪或英國工黨的花錢購買都不可取之外，生產資料公有化或社會化或國有化這種經濟結構的本身就不利於發展生產，即不利於更多地創造出美好社會所必須的物質基礎。這已為前蘇聯和亞洲壹些共產黨國家的經濟狀況，甚至也為英國國有化後壹些企業的經營狀況所證實。



國營企業效率低下除與計劃經濟有關外，很重要的就是與人的因素有關。經理人員的個人收入與企業經濟效益不直接掛鉤，其責任感和進取心都會大受影響。官僚主義、敷衍塞責、浪費遭蹋等情況都隨之產生。生產勞動者則由於過於有保障也會懈怠，不再那麼兢兢業業、勤勉奮發，從而使整個企業出現“動力真空”。前首相丘吉爾作了這樣的抨擊：“由於壹大堆規章制度和清規戒律，以及白廳官員計劃不周，採購不慎，社會主義被日益證明是充滿危險、代價巨大的謬論。”“社會主義者實行了國有化的所有重要工業部門，原本有利可圖或收入相抵，而現在都變成了賠本買賣，負債纍纍。”這些話或許不無誇張，但終歸也反映了壹些情況。



我們不知道再過幾百年，壹千年之後，世人的道德水平、精神風貌會是怎樣，但可以斷定，在目前，甚至在今後的幾代人內，人世還不可能變成人人的情操都極為高崇，全都充滿了奉獻精神，毫無自私心的美妙境界。自私心─滿足自己的各種欲望，尤其是物質欲望仍是使人努力進取、奮發開拓的動力之壹。而社會所應做到的則是把這種為私利的活動限制在相對合理的範圍之內。制定公平合理的遊戲規則，引導，有時甚至是強制人們為私利的搏取必須納入有利於公眾的軌道上。從而使集體利益、社會利益與每個人的個人利益能相對地和諧融合起來。



共產黨不這樣認為。它們宣稱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每個共產黨員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格極為高尚者。他們將為人民建設壹個人間天堂─共產主義社會。可是，從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至今，幾代人的時間過去了，人們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共產黨人高人壹等的姿態﹔看到了共產黨官員的驕橫肆虐、草棺人命、以權謀私、貪汙腐化。共產黨曾把資產階級數落得那等不堪﹔把資本主義社會抨擊得壹無是處。可是他們自己呢﹖共產黨官僚階級不如昔日的資產階級，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如以前的資本主義社會。共產黨陷入謬誤的原因之壹是他們不承認人皆具有共同內容的人性，而只承認有階級性、黨性。資產階級的階級性糟透，無產階級的階級性良好。他們共產黨人就更好得不得了。殊不知這只是自欺欺人的謊言。如果說在革命戰爭年代裡還需要有勇敢，不怕流血犧牲的精神，那麼在掌權以就不需要作任何付出了，而榮譽、權力、享受則接踵而來。在共產黨鐵定壟斷全部社會公權力的格局下，壹切制衡機制都被取消。共產黨官員們身上的人性惡的因子得以高度激活膨脹，於是這就是導致了共產黨政權的惡質化傾向，並且還流毒全社會。而共產黨人竟把他們自身的惡疾反誣是受到資產階級香風臭氣和資本主義毒素的侵害所致。



面對現實的人性水平，考慮到人的自私心中有可資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作用，那麼生產資料私有制顯然就有其合理的內核，亦即有存在的理由了。有鑒於此，就實在沒有必要去進行生產資料所有制全盤公有化(國有化)的無益事業了。



除了這壹根本原因外，還有些具體問題也使國有化不可取。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目的之壹是想使勞動者擺脫消極的、被動的勞動力出賣者的地位。讓他們參與管理，讓他們萌生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和企業經營運作中的主人翁感覺。從而加強其責任心，激發其創造力，有利於發展生產。這種想法充滿了人道主義色彩，本來很不錯，但實際體現上卻是另外壹回事。因為在國有化企業中，指揮生產，管理營運全是由政府委派的經理人員操作，工人群眾並沒有真正的決策權。正如工黨幹部克裏普斯所說：“我認為，讓工人掌管工業，即使總的來說是令人嚮往的，但幾乎是不可能的。”正由於這樣，宣稱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下，工人可以成為企業的主人，不再是僱傭勞工，那只是在編織壹幅美麗的童話。



既然工人在企業中的地位實質未變，而且在經濟上也不能參與企業的利潤分成，那麼他們仍把自己定位於僱傭勞動者而與企業管理者在經濟上討價還價，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於是，工人們在不滿意自己的工資報酬或其他待遇時，他們照樣會訴諸傳統抗爭手段─罷工。這時，工黨政府出來說話了，怎麼搞的啊﹖這是國有企業，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企業，妳們怎麼能使自己的工廠礦山為難﹖但工人不吃那壹套。工黨政府不可以用強硬手段對付工人，因為這是他們得以上臺的鐵票部隊。但若答應工人要求，國有企業的經濟狀況更為可慮。真是左右為難。70年代的威爾遜工黨政府吸取上界艾德禮工黨政府的經驗，競選時就與工會達成了“社會契約”。要求工會協助限制工資增長率。但他執政後照樣發生要求提高工資的浪潮，威爾遜無法擺平，只得辭職。



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執著的性格使之有“約翰牛”之稱，但英國工黨的領導層畢竟是個理智的集體，他們不會壹意孤行地蠻幹下去，面對現實，他們也會作檢討反思，以探索實現其理想的最佳途徑。經過了壹次又壹次的討論商榷，壹種對國有化政策帶有“修正主義”意味的觀點逐漸在工黨內取得了主流地位。



“修正派”認為在二戰以後，社會已發生了與以前傳統資本主義很不同的變化。其代表克羅斯蘭提出由於這些變化使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對決定壹個社會的性質已不居於首要地位。因為即使“在沒有私人佔有生產資料的集體經濟企業中，分離的程度並不比資本主義經濟差。大規模化和複雜化不僅造成了工人與生產資料的分離，而且也使所有主與生產資料分離。”他還進壹步認為，壹個社會的性質除與生產資料所有制有關外，還決定於“其他因素，比如工業的管理機構、就業水平、工會的實力，社會總趨勢，尤其是政治制度更為重要。”這場爭論很有益處地啟發了人們這樣壹個思路，就是壹個社會如果既能確保勞工群眾的政治權利，又能使他們生活福利得到保障，那這個社會在當今的現實條件下算不算是個好社會﹖算不算實現了社會主義﹖換言之，社會主義在當今究竟應該作何定義﹖對這些問題作較清晰的解答，似乎不是偏重實踐的英國工黨所急於去從事的工作，這當由社會黨國際和偏重理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去操辦。然而爭論的結果終究使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措施得到從新的評估和施行。1957年大選，工黨在競選時沒再著意強調國有化。1960年工黨年會承認：“公營和私營企業在經濟中各有其壹定的地位。“工黨”相信進壹步擴大公共所有制的措施應按照這些目標並根據情況適當地考慮到有關工人和消費者的觀點逐步加以決定。”八十年代初金諾克擔任工黨領袖後，努力在理論上做出新的開拓。1982年黨的新綱領中以“公共所有制”取代了“國有化”的提法。1988年金諾克發表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價值》。其中聲明工黨不再堅持國有化的作法。同年10月的工黨年會上明確表示，若工黨重新執政，將不會把保守黨政府私有化了企業重新進行國有化。並宣佈只對少數社會化極強的部門繼續實行國有制，而私有制和其他多種形式的社會所有制，如消費合作社、市政企業、工人股份制企業等都應得到發展。至此，英國工黨的國有化圖騰畫上句號。



中國社會需要社會民主主義



壹、中國不需要原始資本主義



由於中國共產黨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壹直在詈罵資本主義；由於被中國共產黨貶斥為腐朽沒落資本主義制度的歐美國家實則繁榮發達，於是，出於對共產黨的逆反心理；出於對共產黨謊言的憎惡，很多人就開始對資本主義贊美有加，認為應反中共之道而行之，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這其實是極大的誤解。共產黨制度固然反動、劣質，但對資本主義是否就要不加區分、不加分析地壹古腦給予贊美效仿？



嚴格地說，資本主義並不是壹種社會制度，它只是壹種區別於自然經濟和貴族特權經濟的生產、經營方式。其貨幣交換和自由投資以及市場導向，使之區別於曾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主宰人類社會的自然經濟和貴族特權經濟。



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排擠自然經濟並不需要經過激烈的鬥爭。然而市場經濟取代貴族特權經濟，則伴隨了劇烈的階級鬥爭。資本主義經營方式需要自由雇工、自由投資。需要合理的賦稅以有能力擴大再生產。但是貴族特權總是在制肘它。國王和貴族任意提高賦稅，壓榨經營者，使之難以為繼。他們還以特權壟斷某些項目，不開放投資。或即使開放，也要先行向投資者作超負荷的榨取等等。這就導致了資產階級與貴族特權階級的鬥爭。鬥爭的層面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資產階級要以民主政治取代貴族特權政治，以保證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不遭貴族特權的壓制。經過長達好幾代人的反復較量，資產階級在政治領域中也取得了勝利。



這壹間扼的歷史脈絡說明了民主政治系資本主義與貴族特權經濟鬥爭在政治層面上延伸的產物，但資本主義本身並不等於民主政治。那種說中國應實行資本主義的朋友的思維誤區可能是把資本主義等同於民主政治。



經典資本主義絕不是完全美好的東西。它為自由經營而反對貴族特權固然是正面的。但是，它在壹手抵制貴族壓榨時，另壹手卻在壓榨勞工階級。尤其嚴重的是，當它戰勝了貴族特權階級後，卻常常拒不兌現對勞工階級的承諾，或大打折扣。攻陷巴士底獄固然是資產階級領導，但真正在火與劍中浴血的則是人數眾多的勞工階級。資產階級的食言而肥不能不激起勞工階級的極大憤慨，這就導致了勞工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這場鬥爭的硝煙幾乎籠罩了十代人。只到二十世紀中葉它才最終散去。當玉宇澄清、民主陽光普灑在所有工廠的煙筒上時，人類社會的資本主義也就與當年的典型資本主義大相徑庭、大異其趣了。那些主張中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朋友講得太籠統。有必要問問他們：妳們向往的是哪種資本主義？



二、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中國現在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



鄧右“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的國有經濟實質上是壹種極為特殊的經濟形式。它由自然經濟、官僚特權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糾葛而成。文革中被毛澤東作踐的慘痛經歷，使鄧小平願意睜開眼睛看世界。當他省悟到那種極特殊的經濟形式導致社會物質匱乏、普遍貧窮，而曾經被他們共產黨貶斥為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歐美國家實則繁榮富足時，他在其人生歷程中最後幾個春秋裏極力主張朝資本主義經營方式改革。（當然這其中還有洗去他手上六四血跡的考量）。



在這裏，鄧小平堅決地把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與民主政治區隔開來。



為何經典資本主義會與民主政治結合，而鄧式資本主義則可以與民主政治完全區隔呢？



經典資本主義是自發資本主義。如前所述，它的發展必然與貴族特權齟齬並導致鬥爭。鬥爭在勞工階級的參與下取勝。繼而因資產階級食言又導致勞工階級與它鬥爭。鬥爭的結果是民主政治的建立。



當今中國的資本主義與經典資本主義大不相同。它不是自發產生，而是在鄧記共產黨的恩準下出現，這使它先天軟弱，缺乏對抗共產黨特權的勇力。而且當今中國的資本主義還遠不止於此。借用共產黨的政治術語，這類在共產黨恩準下產生的資產階級是“民族資產階級” 它盡管軟弱，但還有兩重性--對共產黨既順從又怨恨。除了這個“民族資產階級” 外還有官僚資產階級。或曰權貴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又可分成兩個部分。壹部分是現任國有經濟的各級主持人；另壹部分系由原共產黨官員、國有經濟的各級主持人嬗變而來的私有經濟主持者；或雖起自民間，但已與官方密切掛鉤的私有經濟主持者。如果說“民族資產階級” 還具有兩重性的話，那麽官僚資產階級就只有壹重性--對共產黨制度完全擁護。



鄧小平實行經濟領域的“改革” 既有他感到的必要性也有他胸有成竹的把握性。新的社會情勢下鄧小平認知，要維持共產黨的統治不能再象毛時代那樣壹味依靠政治高壓，而須給民眾稍好些的物質生活。只要把政權緊緊掌握在共產黨手裏，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在創造出較多社會財富的同時，並不會導致共產黨壹黨固定執政模式的瓦解。因為“民族資產階級” 須仰其鼻息不敢提出民主政治，權貴資產階級則是自己人。不會提出民主政治。鄧小平及其繼承人所推行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權貴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混合操辦的資本主義。這個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不但可以與共產黨專制政治共存，而且兩者之間有著互相支撐、同舟共濟的夥伴關系。由此看來，當今中國並不缺乏資本主義。只是這些資本主義想必不是那些善良的朋友們所向往的資本主義了。



如果說歐洲早期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就已不曾自然而然地帶來民主政治，那麽當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 混合物，就更是民主政治的克星了。在這種情況下，還訴說當今中國需要實行資本主義就實在是脫離具體時空的夢囈了。



中國社會問題的癥結並非只在經濟層面。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 依靠對勞工階層的盤剝和對資源的浪費以及拜賜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已經創造出了“經濟奇跡” 。如果說要利用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來發展經濟，那麽中共特色的社會主義、實則中共特色的資本主義已經成效斐然。看看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許多大中城市櫛次鱗比的高樓大廈令歐美國家瞠乎其後；看看中國以每年接近兩位數的經濟增長把歐美國家百分之二、三的增長率遠遠拋在後頭，就可知中共特色的資本主義的“優越性” 。可是在耀眼的經濟成績的背後是什麽呢？是兩極分化貧富懸殊；是社會道德大面積滑坡；是自然資源竭澤而漁；是貪汙索賄橫行吏治極度腐敗；是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隔膜乃至敵視。可見如何解決中國的問題，已經不在經營方式如何，而在政治制度。



三、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 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以及自由主義



當今美國的資本主義可稱之為人道資本主義。美國的資本主義之所以人道並非美國的資產者特別仁愛，而在於經過好幾代人奮鬥建立的民主政治對政府官員的嚴格監督和懲處使之視貪汙為畏途。並且民主政治的智慧和精髓使政府著力保障社會底層民眾的基本生活，從糧食券、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到全額生活補助，使不至有人因基本生活無著而怨恨沖擊社會。民主政府還給予中小學全額義務教育，和免費交通和午餐。大學給予貧家子弟高額學費補助，這些措施使社會階層流動而不分裂，階級結構松散而不凝固。故此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是經濟層面上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和民主政治的有機結合。



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與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同樣都是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和民主政治的有機結合，所不同的是前者比後者更註重社會公正。因此可以說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沒有質的不同，只有量的不同。換言之，人道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正在互相接近乃至趨同。



量的方面有多大、有多少不同？試舉幾例。



譬如美國對窮人的補助絕不惠及成年單身男女。街上的遊民乞丐就是由成年無業者組成。政府只會安排他們住進遊民收容所，而不會給予其他福利。歐洲國家則對成年無業者進行免費的、有津貼給的職業培訓。培訓多久都行，只要妳肯按時到培訓班裏去報到。



又如個人所得稅，歐洲國家稅率比美國要高。政府以此稅收來興辦更多的社會福利事業。



再如，歐洲國家的工資差別遠低於美國。美國醫生的工資大多為普通工人的3-4倍，而歐洲大多只有1 .5到2倍。



歐洲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被自由主義的崇尚者們批評為養懶漢。其實這是偏頗的。



自由主義對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政治層面上。自由主義主張民主政治，具體內容涵蓋公民個人的諸項政治權利，如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等，和宏觀民主架構，如多黨競選、議會政治、三權分立、直選各級行政長官等。對社會其他領域，如經濟、文化等，自由主義主張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不贊成政府進行幹預。自由主義的價值觀突出推崇自由，它認為，在經濟領域內，自由主義所體現的以私有經濟為基礎的市場競爭機制將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能，創造出日新月異的生產效率。就此而言，自由主義並沒有錯，但問題在於它妄顧了純粹的市場競爭機制實質上是非人道主義的，是把森林法則移植到人類社會。自由主義標榜機會的平等，這較之貴族等級特權制度固然是歷史性的巨大進步，然而，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下，機會並不能平等。譬如，當名牌大學不再為豪門子弟所專享而只以分數決定錄取與否時，妳可以說機會平等了。但若僅此而已，家境貧寒的優質生卻又會因付不起高昂的學費而被拒之校門之外。又譬如作某項投資可獲豐碩回報，這個投資的機會不被貴族壟斷而向任何人開放，但這個開放僅僅是名義上的，因為只有已具備相當財力的人才有可能去把握這個機會。故此，自由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在創造效率的同時又在拉大社會成員之間擁有財富的差距，直至造成貧富懸殊。



社會民主主義對民主的理解比自由主義廣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認為民主精神應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雖然都主張民主政治，但內在驅動力卻各有不同。資產階級對貴族特權階級壟斷社會公權力，制定各種束縛工商業發展的陋規極為不滿。他們要求進入政權，以政權的力量限制封建特權的橫征暴斂，並制定另壹套保護工商業自由經營的法律制度，這就促使他們反對封建特權，要求建立民主政治。 而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其中既有出身於資產階級也有出身勞工階級和其他階級的)之要求建立民主政治並不僅僅為解除貴族特權對工商業發展的束縛，而還希企建立壹種全新的社會制度。在這個社會裏，除了作為基礎的民主政體外，還應使社會財富在全體民眾中作相對公正的分配，使社會不但免除因貴族特權的橫行而導致階級矛盾的尖銳，也免除因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而導致階級關系的緊張，從而建立起健康和諧的社會生態。



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觀除推祟自由外還推祟公正、團結、互助。為了實現社會公正和人們之間團結互助的和諧關系，社會民主主義在經濟領域中實行適當的政府幹預和員工參與企業管理。這個幹預非但不與民主原則抵觸而且正是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有力扛桿。因為這個政府本身就是民選產生，並較為關註中下階層的利益，民主原則在經濟領域的延伸和體現就是要盡力使機會平等真正得以實現，並且從機會平等進而爭取結果的相對平等，也就是把貧富差距控制在相對合理的程度之內。社會民主主義當然也重視發揮人的潛能和肯定效率對社會發展的正面意義。鑒此，它認同市場機制的運行。揚棄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張而推行混合經濟。但同時它又深刻認識到市場機制的放任膨脹必然會造成財富與勞動量不成比例地集中到少數社會成員的手中從而與社會公正的理念發生尖銳沖突。於是，這就需要有另壹種機制來予以制衡，對市場機制帶來的效率讓其發揮，而對其造成的貧富分化則予以消除或減輕。



自由主義的信奉者持有強者心態。他們感到在這種社會模式中自己超群的能力可以為自己拓展燦爛的前程，造就富裕生活。社會民主主義者則真正繼承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遺產，並發展為更易於實踐的“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價值觀，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個人而言，未必是生活的弱者，但社會民主主義明顯關註社會弱勢群體的境遇，社會民主主義絕不追求平均，它認同能力超群者的生活水準相當地超過社會中位值，但它又清晰洞察由於能力差別而導致財富的差別，任其發展下去再加上金融資本的介入，這差別不但愈來愈與能力無關，甚至與勞動都無關，以致某些不勞而獲者會過上極為優裕豪華的生活，而大量的辛勤勞動者卻掙紮在生活線上。有這種現實存在的社會，實在難冠以美好的評價。



顯然，說到底，問題的根源在於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對美好社會的內涵有不同的理解。自由主義認為民主政治加自由經濟這就夠了，而社會民主主義則認為在此之上還應輔以適當的國家幹預。通過民主政權的幹預來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



四、社會民主主義的艱難破土與光輝前程



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的際遇如何呢？去年在網絡上看到有段文字寫得很好，茲錄於此



“較之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受到的擠壓更甚。上面有官方的打壓，左面有“新毛派”或所謂“新左派”的擠迫，右邊有自由主義的批判，生存空間所剩無幾，幾乎發不出聲音來。



在官方，社會民主主義是更可怕的意識形態競爭者，因為它所堅持的社會理想，會吸引走幾乎所有傾向社會主義的人，使得官方版的專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徹底成為壹具僵屍。所以，它始終被官方恐懼，受到強力打壓。……在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那裏，資本家可以入黨，把社會主義批得壹塌糊塗的張五常，可以大受歡迎。然而，忠誠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劉賓雁，卻至死不能回國。因為，中共領導人比我們壹些自以為堅決反共的人清醒多了。他們深知他們的命門在那裏。

到今天，連保守主義也在中國浮出水面了。然而，社會民主主義，無論在國內知識分子中，還是在海外民運裏，仍然顯得舉步惟艱。其原因，除了官方的打壓以外，更有來自右邊的歪曲------他們有意無意地把民主社會主義與專制共產主義等同起來。”



在國際舞臺上，封建專制走入歷史以後，就輪到經典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作長期的和平較量，較量的結果在二十世紀中期已初見分曉。今天則棋局已定。證據之壹是壹百四十幾個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遍布世界各大洲。十五個歐盟國家中經常有十壹至十三個由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單獨執政或為主聯合執政。證據之二是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日益式微。撒切爾夫人下臺，工黨以高票重新入主唐寧街十號。資本主義不得不調整自己的運行模式，摒棄森林法則，增加其人道主義色彩，逐漸地向社會民主主義趨同。可見社會民主主義已成歷史潮流，不可阻擋。



那麽在中國呢？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幼苗破土不久，要成長為參天大樹還有壹段相當漫長的過程；還會經受許多的風風雨雨。但是，社會民主主義是經受長時間實踐檢驗的理論；是壹代又壹代誌士仁人的良知心血的結晶，它終究會在中國社會個階層得到最廣泛的認同。從而產生巨大的社會變革的物質力量。



實現社會民主主義是我們不可磨滅的的理想。我們將為之奮鬥終生。然而僅有我們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有中國各階層民眾的廣泛參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才能實現。



如果說過去民眾未曾了解不加節制的資本主義是怎麽回事，那麽這十多年來的社會現實已教會他們知曉。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內還有良知未泯之士，那麽社會民主主義會是他們重建政治生命的出路。如果說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 還有直立的願望，那麽他們就會與勞工階級攜起手來，掀掉權貴資本主義對他們的壓迫。這三股力量叠加起來會形成碩大的力量，會使社會民主主義理念得到迅速的傳播，使社會民主主義事業蒸蒸日上。而同時，中國共產黨特色的資本主義也就要走到它的盡頭。在中國共產黨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沈舟側畔，社會民主主義的航船則楊起風帆駛向瑰麗的目標！



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極權主義的區別



最近有關社會民主主義的討論相當活絡，但有些討論或題文分離；或糾纏混噸；或經院哲學式。討論的積極效果不彰。筆者多年來讀有關書籍略有心得。現不端冒昧，簡陳壹、二，討教於各方朋友。



壹、社會民主主義是民主主義的繼承和升華



民主主義的資格比社會民主主義老。它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中就廣為流傳。其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鳩（三權分立論之首創者）、伏爾泰、狄德羅、盧梭。而社會民主主義則遲至十九世紀中葉才顯露其身軀。



作為專制主義的對立物出現的民主主義，其涵義只在政治領域內。它以推翻皇帝和封建貴族的特權統治為訴求。它要求建立壹套選舉制度。平民都擁有選舉權，並通過選舉把社會公權力交給多數選舉人所信任的人。在以推翻皇帝和封建貴族的特權統治為訴求的鬥爭中，企業主階級和勞工階級是站在壹起的。因為他們都同屬被皇族、貴族特權所壓榨的“第三等級” 。可是，在封建特權被推翻、選舉機制逐步建立後，企業主階級和勞工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浮出水面了。這就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



民主主義不管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它認為包括社會財富分配在內的經濟問題都不是社會公權力應予過問的。它認為，掙脫了貴族特權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運動程式有著無限的激活力，使每個人的潛能都得到最大化的發揮。它深信，自由資本主義有壹雙看不見的手把社會經濟安排得十分妥當。社會上哪種物資短缺，哪種物資的價格就會升高，於是自然就有人去生產牟利，反之亦然。



但是，這種從民主主義派生出來的經濟自由主義妄顧了自由競爭、潛能盡發的資本主義運動程式中包含有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自由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必然會使社會財富不斷地甚至是幾何級數地向少數人手上集中。而在金融資本介入經濟運作後，財富的積累甚至與組織社會生產都毫不相關。企業主階層的創業辛勞和專業知識在金融巨頭的抄作面前都黯然失色。



勞工階層不滿在辛勤勞作之後（這也可視為潛能的盡量發揮）只獲得貧瘠的生活，而資產階級則相對富裕甚至非常闊綽。他們要求改變這種社會財富分配不合理的現像。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這種要求曾以布朗基主義的暴力革命表現出來。而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這種要求則表現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和平改革主張。



因此，可以歸納說：社會民主主義的涵義並不只在政治領域內，它還深深地涉及經濟領域。它認為，壹個美好的社會，不但是建立了完善的民主制度，還要使社會財富較公正地在各社會群體中分配。在民主制度還不完善的時候，社會民主主義有兩個訴求，壹是實現完善的民主制度，二是實現社會財富的相對公正的分配。在民主制度已臻於完善後，社會民主主義就只有第二個訴求。無庸置疑，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主義有關聯，但比民主主義更深化。換言之，社會民主主義是在囊括了民主主義所有的政治訴求後，還升華到壹個更高的層面。



當今西方民主社會中的右翼政治勢力（以英國保守黨、美國共和黨為代表）理念止於民主主義。它們比較漠視勞工階層的利益，強調效率忽視公正。整個經濟政策的基點向大資產階級傾斜。例如美國共和黨竟提出動議取消遺產稅。而西方民主社會的左翼（社會黨體系）則正相反。美國民主黨雖未正式加入社會黨國際，但其理念是接近的。不過在西方民主社會中，有時右翼為了爭取選票也會向勞工階層示好。而有時左翼因同樣原因亦會收起壹些鋒芒，向社會上層妥協。社會民主主義與人道資本主義在接近趨同。有時界限已相當模糊。



有人對社會民主主義深感疑慮。原因是對在民主主義前面加了個“社會” 壹詞而耿耿於懷。他們的思路是把社會民主主義等同於社會主義民主。從中文結構來看，“社會民主主義” 和“社會主義民主”都是由六個相同的中文字，只是排列不同罷了，殊不知這不同的排列中大有周章。



二、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是民主主義的對立物



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內涵上面已簡述了。社會主義民主又是是什麽呢？可以說社會主義民主這個蘇共和中共慣用的詞與民主風馬牛不相及！而且豈止是不相及，根本就是完全對立的。即使按照蘇共、中共自己的說法亦都已明白無誤表達了這種對立。共產黨說社會主義民主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民主是對人民實行民主，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這種既有民主，又有專政的結合就是社會主義民主，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表面上聽起來似乎言之有理，然而關鍵在於任何壹個人是屬於人民還是屬於階級敵人，究竟如何判定？誰來判定？歷史事實說明判定權在共產黨，判定標準在於共產黨對某個人或某個社會群體的好惡。任何壹個人及任何壹個社會群體，只要他及他們被共產黨視為逆類或潛在的逆類，共產黨就可以即時剝奪其人民的資格，把他及他們打入階級敵人的範疇，對其實行專政。這就是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又稱無產階級專政的全部奧秘。



稍作比較就可以明了，社會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民主是如何的天淵之別、截然不同。社會民主主義是壹種理念的表述，社會主義民主則是壹種社會制度。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落實於實際，首先是要在政治層面實行完善的民主制度，繼而要求在經濟層面上盡量做到社會財富相對公正的分配。而社會主義民主則是披著民主外衣的專政制度由共產黨在二十世紀進行的復辟。



但是，有必要強調指出的是，就如社會主義這個詞被共產黨盜用、塗汙得面目全非壹樣，社會主義民主就其字面而言，不應該是壹種猙獰的惡獸。社會主義壹詞是伴隨著歐文的人道企業的試驗走入社會。它的原始涵義是十分美好的。可是經過蘇共、中共這麽多年的盜用，許多人壹聽到社會主義就倒胃口，乃至發抖。社會主義民主也是如此，由於共產黨打著社會主義民主實施殘酷的政治迫害，就使社會主義民主特定的實際內容遠遠離開了它字面上的涵義。正由於這樣，我才在標題的“社會主義民主” 前加上“共產黨的” 四個字 。這是在向朋友們說，請不要對掛在共產黨嘴上的“社會主義民主” 那個東西從字面義上去鉆牛角尖，否則就會陷入毫無意義的經院哲學式的爭論中。



三、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的來由



共產黨社會主義民主的產生並非空穴來風，它有著壹定的社會根源。



無論是十七世紀的英國民主革命還是十八世紀的法國民主革命，都沒有立即造就完善的民主制度。第三等級中資產階級是主導者。在民主革命成功後，主導社會政權的資產階級並沒有兌現承諾。普選權、自由結社權、集會遊行權等都被擱置、閹割或以種種方式推延。例如用財產擁有量來決定選舉權的擁有與否，其結果是絕大多數勞工階層被褫奪了選舉權。



這種情況延宕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如英國從1688年“光榮革命” 到1832年長達壹百幾十年裏，選舉權被強力壓縮。至十八世紀中葉英國約800萬人口中只有15萬人有選舉權。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全英約3000萬人口中只有43萬人有選舉權。1832年實行選舉制度改革，放松財產擁有量的限制，選民人數擴大至63萬人。勞工階級還是全部被排除在選舉之外。為此，英國勞工階級在四十年代舉行過三次要求普選權的憲章運動。1867年英國實行第二次選舉制改革，再次放松財產擁有量的限制，選民人數增至250萬。直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才最終明白不能再繼續把勞工階級排除在政權之外，不能再漠視勞工階級生活的疾苦，否則社會將處於分裂、對立乃至無休止的動蕩之中。從那時開始，歐洲各國的普選權迅速普及。如英國在1884年實行第三次選舉制度的改革，選民增至450萬，基本普及了成年男子的選舉權。而且歐洲各國還紛紛制定保障勞工階級直接利益的各種社會福利法規。而以和平演進手段來改革資本主義社會弊端的社會民主主義也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迅速成長起來。



二十世紀初年，也就是在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已經大徹大悟，將其政權向全社會開放達壹代人之久時，在歐洲的鄉村--俄國掘起了壹支名叫社會民主工黨的組織（1889年成立，1903年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為了在俄國實行暴力革命路線，無視歐洲各國早已迅速走上民主軌道的事實，硬把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沒有實行完善民主制度的情況說成是現今仍然如此並將永遠如此。它還把曾經不完善的民主制度冠以壹個“資產階級” 的前綴，稱之為“殘缺不全的”“資產階級民主”（ 列寧語） ，接著說他們共產黨（1918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改名共產黨）實行的才是比“資產階級民主” 要民主百萬倍的“無產階級民主”，也就是亦被稱之為的“社會主義民主” 。



說來，共產黨的宗師列寧是鉆了壹個大空子，玩了壹個障眼法。他把已被資產階級否決了的過去，說成是資產階級壹直堅持到今時的現在。然後再理直氣壯地兜售他的貨色。而他的貨色其實是比以前資產階級的貨色還要劣質千萬倍的貨色。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資產階級民主” 即使是是“殘缺不全的”，但它終歸還是有民主，是民主多與少的問題。只要不訴諸暴力，殘缺不全的“資產階級民主”容許政治異議的存在。甚至對聲勢浩大的憲章運動它都予以容忍。絕不把這些大規模的街頭運動定為“動亂” 、“暴亂” ，更不予以武裝鎮壓。



可是，在實行共產黨的、據說是比“殘缺不全”的“資產階級民主” 要民主千萬倍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度裏，卻層出不窮地以武力鎮壓屠殺政治異議者和非暴力街頭運動。從波茲南到格但斯克；從布加勒斯特中央大樓到北京東西長安街，和平集會的民眾血流成河！



時至今日，在民主社會主義的辯論中，還有文人學士操著上世紀中葉的政治套語行話，強辯中共實行的社會主義民主無比優越雲雲，使人感到他們已被當權者收買到心智淪喪到何等地步！



四、幾句補充話



關於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民主等的辯論，就民主營壘內部而言，其實很多時候只是來源於理論知識和歷史知識的缺乏。許多朋友並沒看什麽有關書籍，僅憑想象就來議論壹通，於是原本簡單的問題就越搞越復雜。



歷史書籍，尤其是社會理論書籍是相當枯燥的。許多人看幾頁就會放下。只有那些懷著強烈使命感的人才會鍥而不舍地鉆研下去。



前些天在香港舉行社會民主主義研討會。有位朋友壹再提問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之不同。由於發言時間有限，我無法題外詳答。回紐約後，立刻撰壹段題為“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之簡略脈絡” 的短文發給他。現附錄於下，結合本文，算是對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民主這幾個近似繞口令的政治名詞作壹簡單扼要、又面面俱到的詮譯，並以此請教各方朋友。



1834年法國聖西門學派的勒魯在他與雷諾合編的《新百科全書》上發表“論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 壹文。不久雷諾也出版了壹部名為《論改革派和現代社會主義》壹書，社會主義壹詞由此廣為流傳。勒魯和雷諾並被視為“社會主義” 壹詞的首創者。



其實，在此之前的1832年，在聖西門學派主辦的《地球》雜誌上，已有文章把社會主義解釋為人與人有組織的關系。而“社會主義” 壹詞最早是出現在1827年英國歐文主義者主辦的雜誌《合作》上。1935年，歐文在英國組織“社會主義研究會” 。1840年，這個研究會出版《社會主義或理性社會制度》壹書。



顯然，在那個時代，“社會主義” 是壹群社會改革者心目中理想的社會形態。這種社會理性和諧，沒有企業主與勞工之間激烈的矛盾和沖突。然而，這也同時意味著“社會主義” 壹詞在那個時代還不是壹種政治制度，更不是壹種變革社會的手段和方式。



社會民主主義壹詞出現得比社會主義要遲。1848年，德國的社會改革者司徒盧威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1849年初，斯蒂凡創辦《博愛報》，也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1849年9月，馬克思、恩格斯在倫敦組織“社會民主主義德國流亡者委員會” ，這些就是社會民主主義最早的版本。顯然“社會民主主義”與早先出現的“社會主義” 不同。它不再僅僅是壹種理想中的社會形態，而是壹種變革社會的途徑、方式。



那麽這個途徑和方式是怎樣的呢？在二十多年後馬克思、恩格斯拒不承認自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時對社會民主主義作了這樣的詮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的社會要求失去革命鋒芒而獲得了民主主義色彩，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要求失去了純政治的形式而獲得了社會主義的色彩。這樣就產生了社會民主派。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並不是為了消滅兩極，即資本和雇傭制度，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雇用勞動的對抗使之變得協調起來，是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恩格斯補充說：“而我們的利益和任務卻是要不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壹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統治消滅掉，直到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



應該說，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民主主義改造社會的方法途徑的詮譯是相當準確的。



那麽民主社會主義又是怎麽得來的呢？民主社會主義壹詞首創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之壹威廉. 李蔔克內西。1888年他在壹篇文章中說：“民主社會主義深信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有著緊密的關系。”但在此之後，民主社會主義壹詞幾乎被人們遺忘。直到大半個世紀後，第二國際的後裔社會黨國際在1951年成立時，在其綱領《法蘭克富聲明》中，將其思想體系表述為民主社會主義。此後，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互用、通用。在偏重於歷史淵源時，多稱社會民主主義。在偏重實際政治鬥爭時多稱民主社會主義。因為歐洲民主社會的右翼政治勢力為了在中間選民中爭取選票，總是竭力把社會民主黨抹黑為蘇共、中共的同類，說社會民主主義與蘇共、中共奉行的社會主義是壹回事。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表明自己的理念與蘇共、中共的根本區別，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遂將其奉行的理念稱之為民主社會主義，以與蘇共、中共的專制社會主義相區別。



這其實是壹種無奈的選擇。就其社會主義的原意來說，社會主義就意味著民主。但由於壹度強大的蘇共，和現在表面上仍然強大的中共仍然在唱著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調子，迫使歐洲社會民主黨為了在選戰中不致被右翼抹黑，失去中間選民的選票，而將其理念表述為民主社會主義。這樣壹來，倒好象社會主義壹詞沒有民主的本意了。



在“蘇東波”之後的今天，歐洲社會民主黨又有多用社會民主主義壹詞的趨勢。



社會民主主義的本質



壹、闡明這壹區別是現實政治的要求



我壹直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有著原則的區別。而有些民運朋友則在沒有作充份論證的前提下堅持說：“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分支”、“是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流派”、“是修正了的馬克思主義”等等。



這個觀點上的分歧如果只停留在學術層面上，那確實不必為之多花精力。但在中國社會民主黨成立以後，它就具有政治操作層面上的意義。不可掉以輕心。因為中國社會民主黨宣告它信奉社會民主主義，中共宣稱它信奉馬克思主義，如果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基本是壹回事，那中國社會民主黨豈不是奉行著與中共基本相同的政治理念？中國社會民主黨豈不與中共是同類項了。試問，這樣壹來，中國社會民主黨還怎麽能去凝聚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進步力量去終結中共的壹黨專政？



有人說，中共搞的那壹套，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意。是把馬克思主義歪曲了。七、八十年代，我們在國內與中共政權作面對面鬥爭時，常用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字句為憑借去批判中共的某些作法。其實，當時雙方心裏都明白，這是在“打著紅旗反紅旗”。因為在最根本的壹點上，中共的壹黨專政是來源於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豈有歪曲可言？



今天，如果有人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要努力揭示馬克思主義本身是好的，共產黨國家之所以弊端重重，只是因為共產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所至，那我們可以尊重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情懷。但我們再也用不著“打著紅旗反紅旗”了。我們大可高舉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去批判和終結中共的壹黨專政。而在此過程中，鄭重闡明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區別就尤其具有政治操作層面上的意義了。



在我的拙著<歷史潮流--社會民主主義>中，有幾個章節就是圍繞著這個區別作闡述。但由於此書的印刷量有限，並且還由於此類書籍的枯燥，即便獲得了此書的朋友也未必會細心地把它讀完。故有朋友建議我為此再寫壹篇短文，用通俗的語言簡單扼要地乃至提綱似的把問題闡明。

二、涇渭分明的源流



馬克思主義有明確的創立人--馬克思、恩格斯，和明確的創立時間。(以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發表為標誌)這是思想界和史學界的共識。社會民主主義則沒有明確的創立人和創立時間。有關的說法是見仁見智的。筆者傾向於這樣的看法，即：19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的憲章主義、四十年代法國的路易勃朗主義可視為社會民主主義的萌芽。五、六十年代法國的蒲魯東主義、六、七十年代德國的拉薩爾主義使萌芽了的社會民主主義得到初步發展。八十年代法國的可能派觀點、英國的費邊社思潮以及九十年代德國的伯恩斯坦主義則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進壹步發展。二十世紀初年德國的考茨基主義、英國的麥克唐納主義和稍遲的瑞典漢斯新政使社會民主主義初步走向成熟。五十年代社會黨國際的建立及<法蘭克富宣言>的發表，尤其是198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柏林綱領>的問世，標誌著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經過壹個半世紀的磨煉已基本成熟。然而它還會繼續發展。其生命力就在於它永遠不會宣稱它已臻於完美，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社會民主主義不是由某壹兩個天才人物獨創。它是壹代又壹代仁人誌士的思想結晶，匯聚了千百萬人的智慧、追求、實踐和獻身精神。它是由許多條小溪逐步匯集而成長江大河，終究成為歷史潮流，流域遍及世界。



憲章主義、路易勃朗主義產生於馬克思主義之前，在它們之後壹系列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觀點都與馬克思主義發生過激辯，在這種涇渭分明的歷史記錄下，還要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分支、壹個流派”，那實在是對歐洲近代、現代思想史和社會運動史缺乏基本的了解。

三、原則區別之所在



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區別究竟何在？在於它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改造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法。



無論是萌芽期、初步發展期抑或其他時期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都不主張用暴力革命的方法去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憲章主義者發動的和平請願，路易勃朗設計的社會工場，抑或蒲魯東的人民銀行，還是拉薩爾的國家資助工人工廠以及後來的種種方案，都貫串著同壹個思想線索--以和平的手段改造資本主義。



對這種思想脈絡的產生和發展，即使妳可以作各種解釋。如，畏懼慘烈的流血犧牲，被資產階級的讓步政策所軟化等等，但都否認不了社會民主主義者對由資產階級所開創的民主自由的認同。他們認為改造資本主義社會並不需要把原有的社會砸爛，而是要在經濟上約束資產階級的貪婪，在政治上把資產階級開創的卻又閹割的民主精神和制度重新進行充實和發揚光大下去。



馬克思主義有著截然不同的思路。它主張進行暴力革命，把資本主義的社會機器全部砸爛，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盡管馬克思本人並沒有對“無產階級專政”作具體的設計，盡管以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恩格斯的思想為代表的“晚期馬克思主義”已有向民主自由靠攏的跡象，但馬克思開了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之門，就讓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可以進去為所欲為。因此，如果說十九世紀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行為方式主要是基於對民主自由的認同，那麽，二十世紀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就還從蘇聯和中國大陸所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恐怖事實中，取得了反面教材，從而使他們更堅定地走民主自由之路。



有必要順便指出的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上半期法國裏昂工人幾次起義時，社會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尚未產生。1848年法國工人六月起義帶有相當的突發性、倉促性。並不在任何壹個“主義”的領導之下。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主要是在布朗基主義者、新雅各賓派、獨立革命派的主導下。蒲魯東主義者也卷入其中，是公社委員會中的少數派。而馬克思主義者尚不見蹤跡。這壹事實亦可作為馬克思主義對歐洲工人運動影響力相當有限的佐證之壹。

四、產生誤解的原因



稍加分析可知，產生誤解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當然有的並非出入誤解，而是基於某種政治需要或其他原因硬要把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拉在壹起，這就當作別論，不在本文探討範圍了。)



1、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嚴厲地批判過資本主義。



評判壹個思想體系不但要看它批評什麽，還應看它主張什麽。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批判過資本主義，這是事實。但它們壹個主張和平改良，壹個主張暴力革命；壹個皈依民主自由法則，壹個推行“無產階級專政”，這豈能混為壹談？法國社會黨主席密特朗曾作過這樣的表述；“社會黨必須絕對根據選票多少決定是否對資本主義進行民主替代。在選票不足的情況下左派寧可尊重人民的願望而丟掉政權，也都不可為保住政權而違背人民的意願” 。



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有截然不同的作法。它是由自稱代表工農利益的共產黨以軍隊和警察為保鏢來鐵定執政。從不允許其他政黨以選票與它競選執政權，到根本不允許其他政黨合法存在，再至監禁和屠殺公開或秘密組織民主政黨的人士，這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徹底民主理念是有著多麽尖銳的對立。



這裏有三點要順便指出的是：



(1)、十九世紀社會民主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嚴厲批判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那個時代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在政治上並沒有真正實行民主自由。如，普遍以財產擁有量為限制來剝奪壹部份中、下階層民眾的選舉權，不允許組織工會，實行書報檢查制度等等。在經濟上則罔顧勞工階層的疾苦，任由企業主盤剝工人，社會保障措施單薄乃至付之厥如。從而造成社會兩極分化貧富懸殊。



(2)、當代乃至現代的歐美社會早已不是典型資本主義社會了。尤其在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已取得極大成就。15個歐盟國家中經常保持11-13個由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執政，或為主聯合執政。即使由保守政黨執政的國家形態也不是典型資本主義，而是在不斷地向社會民主主義的趨同之中，演變為壹種人道資本主義。以至在歐洲已比較難對它們加以嚴格區分了。(在北美尚可區分)



(3)、中共政權現在還在批判“西方資本主義”。這是極為荒謬、無恥的。因為歐美社會早已不是典型資本主義了。而恰恰是中共自己的所謂改革“改”出壹大堆在歐美社會早已絕跡了的早期資本主義的弊端--貧富懸殊，工農群眾在毫無社會保障的惡劣生存條件下掙紮。此外還有壹黨專政下固有的貪汙腐化，中共還有什麽資格去批判別人？事情的實質是中共借批判“資本主義”為名，來詆毀拒絕人類社會的普遍真理--民主自由的原則。



2、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曾主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



十九世紀所有的社會民主主義流派都認為資產階級之所以能對勞工階級進行剝削，是由於資產階級掌握了生產資料的緣故。故此它們主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這與馬克思主義似乎壹樣。但深究壹下，就會發現它們的區別。



由於社會民主主義堅持民主自由的原則，它實現公有制的手法是民主政府出錢向私人企業主購買。這截然區別於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對資本家實行剝奪。同樣由於社會民主主義堅持民主自由原則，使社會民主主義體制下的公有企業的管理人員不能成為官僚。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公有企業”(實則黨有企業)的管理人員則成為共產黨官僚階級的組成部份。



二戰以後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紛紛通過民主選舉取得執政權。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公有制的設想付諸現實。然而在實踐的過程中，它們逐漸發現公有制不但不是改造社會的靈丹妙藥，而且還會造成很多負面影響。於是它們紛紛對私有經濟的利弊重新進行全面客觀的考察評估。經過反思和研究他們認識到，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無疑會拉大社會成員經濟狀況的差距，甚至達到貧富懸殊的地步。但是私有制和市場機制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公有制無可比擬的極大的促進作用。對其積極作用應予以發揮，對其負面作用應予以消除或減低。經過許多理論家的深入鉆研，社會民主主義在理論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和發展。歐洲各社會民主黨陸續修正其綱領，揚棄公有制理論，改變“公有化”的作法。只讓極少數社會性很強的項目由國家去辦。絕大多數的企業都交由私人經營。同時，又以稅收制度和社會保險體系來防止貧富過度懸殊和保障廣大中、下階層的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



有必要予以指出的是，中共政權現在也在搞所謂“經濟改革”，其內容之壹就是部份“私有化”。但由於其堅持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政治格局，結果就是衍生出黨國資本主義制度。重演了早期資本主義的殘酷，而沒有當代資本主義的人道和文明。

3、某些社會民主主義大師，如伯恩斯坦、考茨基等都曾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 社會民主主義的洪流由許許多多溪流匯集而成。伯恩斯坦主義、考茨基主義只是眾多溪流中的兩條。把它們誤認為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全部內容，從而得出“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流派、壹個分支”無疑又是出入對歷史事實缺乏基本的了解。



比恩格斯小30歲，被恩格斯視之如子，被指定為他的手稿繼承人、遺囑執行人的伯恩斯坦，在恩格斯去世後的次年就展開了全面“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工程。這是壹個極大的歷史諷刺劇。壹個人思想的形成要有壹個過程。作為壹個系統理念的形成更決非簡單。“恩”師遺骨未寒，伯恩斯坦就迫不及待地展開他宏大的“修正”工程，說明他在對馬克思、恩格斯畢恭必敬的時候已在醞釀思想上的全面反叛。只不過礙於情面和情勢，伯恩斯坦始終晦韜到了兩個老人都去世之後。反對暴力革命，尤其堅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伯恩斯坦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已徹底分道揚鑣。“根本原則”被“修正”了的馬克思主義就不再是“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而匯入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洪流。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把伯恩斯坦主義視為“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分支，壹個流派” 。這不但是對歷史的無知，也是邏輯上的混亂。



在伯恩斯坦開始他的“修正” 作業時，考茨基站出來批判他。然而，當列寧布爾什維克把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付諸現實時，他終於認識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謬誤和殘酷，並堅決予以抨擊。考茨基又與伯恩斯坦攜手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隊伍之中。



考茨基與伯恩斯坦的區別在於後者已與馬克思主義徹底決裂，而前者還壹直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對此，人們應予以諒解。這只不過是壹個人不願否定自己過往足跡的懷舊情結罷了。就象當今有些出自中共的民主老前輩，他們的思想明明已在民主的軌道上，並對中共專制深惡痛絕，但卻總不願否定“四九年”。人們難道不應該諒解他們嗎？難道還可以把他們的思想與中共專制主義相提並論嗎？同樣道理，難道還可以把考茨基主義視為“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嗎？退而論之，就算壹定要抓住考茨基自己的表白不放，硬要把考茨基主義歸類於馬克思主義，那也僅此而已。考茨基主義只不過是許許多多社會民主主義溪流中的壹條。如果把壹條小溪等同於整個洪流，把考茨基主義等同於整個社會民主主義，再以此把整個社會民主主義洪流都歸到馬克思主義的旗下，那就實在是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



4、“第二國際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之下”



這個結論根本不符合事實。馬克思主義並未真正在第二國際中居指導地位。



馬克思主義對英國工人運動的影響十分微弱。憲章主義、工聯主義、費邊思潮壹直主導著英國工人運動。法國工人運動由於壹向有激烈傾向，再加上路易勃朗未能深化其學說，蒲魯東較早去世，可能派理論不夠系統，遂使馬克思主義在八、九十年代的法國工人運動中有部份影響。德國則由於拉薩爾過早驟死，使勢力較大的拉薩爾派不得不與愛森納赫派合並，曾與拉薩爾齟齬的威廉李蔔克內西為能駕馭合並後的組織，遂向馬克思主義尋求精神武器。但即便如此，馬克思主義也並未完全取得主導地位。即使李蔔克內西本人也說：“德國社會民主黨不是拉薩爾主義者，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社會民主黨人” 。



第二國際三個主要政黨中，英國工黨從來不買馬克思主義的賬。宣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法國工人黨蓋德派壹直是法國整個工人運動中的少數派。而且，即便是蓋德派也對“無產階級專政”避而不談。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第二國際成立(1889年)到恩格斯去世(1895年)的幾年間，確實開口閉口都稱馬克思主義。但其理論和實踐完全脫節。其具體行為方式全部運行在議會鬥爭和平改良的軌道上。1896年，伯恩斯坦的“修正”作業攪起了軒然大波。1899年的法國社會黨人米勒蘭入閣事件為大波火上加油。第二國際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出來大加伐撻。在1903年的德累斯頓大會和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大會上，他們確實熱鬧了壹陣。但好景不長。馬克思主義的氣勢急劇式微。就連所有共產黨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教科書都不得不承認：“第二國際後半期的領導權落到修正主義者的手中”。然而這其實只是他們為自己硬找回壹點顏面的說法。因為真實情況何止如此，縱觀全局，應該說，社會民主主義才是第二國際的主導思想。



而且，就算第二國際確實曾受馬克思主義某壹程度的影響。那也只是整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長河中的壹個短暫插曲。因為“第二國際”遠非是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全部內容。在它之前，社會民主主義已有半個世紀的歷史。在它之後還有1923年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和1951年成立至今的“社會黨國際”。這兩個“國際”，尤其是“社會黨國際”才全面翻開了社會民主主義輝煌的新篇章。

五、中國共產黨的“心病”與中國社會民主黨人的職責



多少年來，中國共產黨壹直在放肆地咒罵資本主義。直到現在它的所謂“改革”把早期資本主義中最惡劣的東西都重新制造出來了，竟還要去咒罵資本主義。但它卻從來不咒罵社會民主主義。在這壹點上中國共產黨為何竟然如此寬厚？



社會民主主義在歐洲和世界其它地方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壹快“心病”。它明白社會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個都批判過早期資本主義的思想理論體系，有著完全不同的發展線索。推崇民主自由的社會民主主義真正在為社會中、下階層謀取福祉。而強調專政的共產主義則造就了壹個高踞民眾之上的共產黨官僚特權階級。它們的“工人階級為領導”“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是不折不扣的謊言。共產黨官僚階級壟斷著社會公權力，貪瀆享樂。而廣大工農群眾則處於政治上無權和經濟上受榨取的地位。這和社會民主主義在歐洲創造的大片樂土相比較，貨色的真偽怎能不壹目了然？面對這壹切，中國共產黨感到最聰明的作法就是對社會民主主義絕對不予提及，仿佛世界上根本沒有這回事。



中國共產黨不會害怕妳宣揚資本主義，而絕對害怕中國廣大民眾了解到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成就。然而，它的諱莫如深其實也只有駝鳥政策的效用。戳穿中共“社會主義”的偽劣。把社會民主主義的壹切“真善美”都告訴人民，讓人民去棄偽圖真，這就是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人的職責。

社會民主主義與中國前途



“中國需要社會民主主義”，這個說法若要成立，首先必須具備兩個前提，壹是準確把握中國的現實狀況，二是正確了解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內涵，然後再看看社會民主主義這劑藥是否合適醫治中國社會的疾病 。



壹，中國的社會現狀



中共政權建立已經幾十年了，在這長達半個世紀的時期中，壹九七九年是壹個分界點。七九年以前中共政權對國家的治理“業績”可以高度概括為這樣十二個字：政治高壓統治，經濟普遍貧窮。



七九年中共展開了壹場改革。改革首先在政治層面上展開，其主要內容是放棄全面政治高壓。停止在人民中劃成份，取消“四類分子”的名目，“右派”先是脫帽，很快又實行“改正”，宣布不再搞政治運動，並對過去政治高壓中所判定的大量“反革命”案件進行甄別平反或減刑，在這期間雖然也發生了八壹年對七九民刊民主墻運動的鎮壓行動，但並不可因此而全盤否定那些政治改革措施，因它的確使中國社會從此走出了最恐怖的政治高壓。八壹年鎮壓是有選擇性的小範圍鎮壓。而從前的鎮壓是全面全社會性的，是“深挖細找”，人為地制造大量的“階級敵人”來進行虐殺以樹“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嚴。在七九年的政治改革中，持頑固反動態度的“凡是派”被改革派削奪其政治權力。



比政治改革稍遲，經濟改革也展開。其內容在工業方面是給予企業壹定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實行獎金制度或計件工資，以刺激企業及勞動者個人的生產積極性，在農業方面是分責任田，聯產計酬，包產到戶等等。



相對於 政治改革，經濟改革還算是不斷有所深化，企業從擴權發展為承包，再至允許私人企業出現，取消指令性計劃經濟，引進市場機制等等。



政治改革使原先緊張的社會空氣得以緩和，經濟改革使生產效率明顯提高，特別是農副產品和日用工業產品生產的增加，使民眾生活得到普遍的改善，應該洞悉的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改革派之所以要進行這樣的改革，僅僅是因為他們在文革期間受到了沖擊，即那瘋狂的政治高壓壹度也把他們壓入社會底層之中，使他們得以親身體會到政治迫害狂和經濟生活貧困無著是怎麽回事。換言之，鄧小平們之要改革並不是來自於壹種高層次的改革理念。同時，還應洞悉的是，嚴格地說這場改革並不算是真正的改革。因為在政治上它並沒有改變原有的政治布局和權力結構，在經濟上也未能擺脫許多束縛生產力的羈絆，說到底，這場改革只不過是政治上減輕高壓和經濟上實行松綁的開明施政而已，故其所謂“改革派”其實也應正名為“開明派”和“務實派”。



然而人民並不滿足於“開明”，人民向往真正的民主，更何況經濟改革的積極作用很快就枯竭而其副作用----官倒貪汙腐敗卻迅速泛濫起來，人民的不滿在增加在積累，而鄧小平卻堅拒真正的改革， 統治集團與民眾的矛盾在不斷激化之中，終於，八九年仲春，具有深化改革傾向的胡耀邦在備受由“開明派”、“務實派”蛻化而成的“頑固派”的壓制下，憂憤之極突然去世，以悼念他為導火線，壹場八九民運驟然而至。這場運動矛頭指向了“頑固派”的總代表----鄧小平。



鄧小平殘酷地鎮壓了八九民運，其血腥的程度令昔日的政治高壓都望塵莫及。鎮壓的亢奮過去後，鄧小平也陷入了思索。他明白這場大流血在歷史上是抹不去的，多少年後，人們都會對此進行復查評判。為了沖淡他名字上的血腥氣味，為了用其他業績來抵消大屠殺的罪責，為了讓從他的施政中得到利益的人們淡忘他的暴戾行為，他又祭起了改革的旗幟。正如他女兒提醒他的：若不繼續改革，您今後的評價就只會釘在“六四”這壹點上了。鄧小平出於自贖的“改革”，完全回避了政治內容，而在經濟領域掀起狂潮，或許鄧小平的原意會是讓更多的人得到利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與他自贖的動機相吻合，但結果並不如此，在壹黨獨霸社會公權力，社會監督機制蕩然無存的情況下多好的經濟改革方案都會在實施中走樣，更何況有許多方案本身就漏洞百出。於是，這場改革的“成果”是占全人口百分之幾的人暴富，而百分之幾十的人陷入貧困或無改善可言。勞動，無論是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都只能致富，不能暴富。暴富者除使用走私販毒、綁票搶劫 之類的純粹刑事犯罪手段外，更經常、更安全的則是使用權力轉化為金錢壹途。共產黨的官員和能搭通官方路數的私營業主才會是這條路途上的健步如飛者。在這場“經濟改革”中，共產黨官吏階層迅速地高度腐化。其程度大大超過“八九”之前。其毒素熏汙了整個社會。



撇開鄧小平為他自己身後評價的深謀遠慮不談，而從社會宏觀上去考察，那麽可知，經過九十年代初至今近十年的所謂“改革”，中國已建成了壹種最惡劣的政經組合模式。那就是在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黨營經濟仍居正統地位的同時，允許私營的存在。由於相當壹部份具有實力的私營經濟系由黨營經濟嬗變而來；或與政治權力有著種種關系，使之能應心得手地對勞工進行壓榨盤剝，故其深具早期資本主義的諸種惡劣表征，於是當今中國大陸社會的政經組合，就是集共產黨制度與資本主義兩者最惡劣的因素於壹身。其社會效應有貧富兩極分化，社會公正蕩然無存，人際關系空前緊張惡劣等等。

二，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



盡管歷史上歐洲諸國的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專制和主導政權後，並沒有真正兌現建立完善民主制度的承諾，但經過壹兩個世紀的社會變動，二戰以後的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已鞏固地確立了健全的民主體制。因此，就政治層面而言，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沒有沖突。換言之，無論是主張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者或信奉社會民主主義者都反對共產黨的壹黨專政，都有建立民主政體的要求。



然而事情並不僅此而已，它起碼還涉及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壹是，究竟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更易於發動中國的民眾投入終結中共壹黨專政的運動。二是，究竟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更適合醫治民主轉型後中共政權所遺留下來的的社會沈屙。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就不能不先探討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差別了。



資本主義對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政治層面上。資本主義主張民主政治，具體內容涵蓋公民個人的諸項政治權利，如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等，和宏觀民主架構，如多黨競選、議會政治、三權分立、直選各級行政長官等。對社會其他領域，如經濟、文化等，資本主義主張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不贊成政府進行幹預。資本主義的價值觀突出推崇自由，它認為，在經濟領域內，自由主義所體現的以私有經濟為基礎的市場競爭機制將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能，創造出日新月異的生產效率。就此而言，資本主義並沒有錯，但問題在於它妄顧了純粹的市場競爭機制實質上是非人道主義的，是把森林法則移植到人類社會，資本主義標榜機會的平等，這較之封建等級特權制度固然是歷史性的巨大進步，然而，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下，機會並不能平等。譬如，當名牌大學不再為豪門子弟所專享而只以分數決定錄取與否時，妳可以說機會平等了。但若僅此而已，家境貧寒的優質生卻又會因付不起高昂的學費而被拒之校門之外。又譬如作某項投資可獲豐碩回報，這個投資的機會是向任何人開放的，但這個開放，僅僅是名義上的，因為只有已具備相當財力的人才有可能去把握這個機會。故此，自由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在創造效率的同時又在拉大社會成員之間擁有財富的差距，直至造成貧富懸殊。



社會民主主義對民主的理解比資本主義廣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認為民主精神應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資本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雖然都主張民主政治，但內在驅動力卻各有不同。資產階級對封建貴族階級壟斷社會公權力，制定各種束縛工商業發展的陋規極為不滿。他們要求進入政權，以政權的力量限制封建特權的橫征暴斂，並制定另壹套保護工商業自由經營的法律制度，這就促使他們反對封建特權，要求建立民主政治。



而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其中既有出身於資產階級也有出身勞工階級和其他階級的)之要求建立民主政治並不僅僅為解除封建特權對工商業發展的束縛，而還希企建立壹種全新的社會制度。在這個社會裏，除了作為基礎的民主政體外，還應使社會財富在全體民眾中作相對公正的分配，使社會不但免除因封建特權的橫行而導致階級矛盾的尖銳，也免除因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而導致階級關系的緊張，從而建立起健康和諧的社會生態。

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觀除推祟自由外還推祟公正、團結、互助。為了實現社會公正和人們之間團結互助的和諧關系，社會民主主義在經濟領域中實行適當的政府幹預和員工參與企業管理。這個幹預非但不與民主原則抵觸而且正是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有力扛桿。因為這個政府本身就是民選產生，並較為關註中下階層的利益，民主原則在經濟領域的延伸和體現就是要盡力使機會平等真正得以實現並且從機會平等進而爭取結果的相對平等，也就是把貧富差距控制在相對合理的程度之內。社會民主主義當然也重視發揮人的潛能和肯定效率對社會發展的正面意義。鑒此，它認同市場機制的運行。揚棄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張而推行混合經濟。但同時它又深刻認識到市場機制的放任膨脹必然會造成財富與勞動量不成比例地集中到少數社會成員的手中從而與社會公正的理念發生尖銳沖突。於是，這就需要有另壹種機制來予以制衡，對市場機制帶來的效率讓其發揮，而對其造成的貧富分化則予以消除或減輕。



顯然，說到底，問題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對美好社會的內涵有不同的理解。資本主義認為民主政治加自由經濟這就夠了，而社會民主主義則認為在此之上還應輔以適當的國家幹預。通過民主政權的幹預來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



資本主義的信奉者持有強者心態。他們感到在這種社會模式中自己超群的能力可以為自己拓展燦爛的前程，造就富裕生活。社會民主主義者則真正繼承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遺產，並發展為更易於實踐的“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價值觀，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個人而言，未必是生活的弱者，但社會民主主義明顯關註社會弱勢群體的境遇，社會民主主義絕不追求平均，它認同能力超群者的生活水準相當地超過社會中位值，但它又清晰洞察由於能力差別而導致財富的差別，任其發展下去再加上資本的介入，這差別不但愈來愈與能力無關，甚至與勞動都無關，以致某些不勞而獲者會過上極為優裕豪華的生活，而大量的辛勤勞動者卻掙紮在生活線上。有這種現實存在的社會，實在難冠以美好的評價。在封建專制走入歷史以後，就輪到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作長期的和平較量，較量的結果在二十世紀中期已初見分曉。今天則棋局已定。證據之壹是壹百四十幾個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遍布世界各大洲。十五個歐盟國家中經常有十壹至十三個由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單獨執政或為主聯合執政。證據之二是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日益式微。撒切爾夫人下臺，工黨以高票重新入主唐寧街十號。資本主義不得不調整自己的運行模式逐漸地向社會民主主義趨同。可見社會民主主義已成歷史潮流，不可阻擋。社會民主主義者宣稱他們所選擇的道路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外的第三條道路。這條道路日益拓展，非常這合中國。

三，中國需要社會民主主義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勞動階層實質上是處於農奴壹般的境地。農村生產隊裏的農民自不待言，工礦企業的員工亦是如此。國營(黨營企業)對其員工有著強大的人身束縛力。通過人事檔案制和主宰其工資福利乃至婚姻生育和子女就業等等，企業牢牢地控制了員工的人身，使之類同中世紀莊園裏的農奴。



“改革開放”以後，黨營企業怪異地與市場機制聯姻，從而誕下怪胎。那就是企業的領導者仍然具備共產黨官員的身份、級別、待遇，但他們對員工的統率管理則逐漸嬗變為資本主義模式。具體表現是人身檔案制度威嚴式微，企業領導不再能以卡檔案來否決員工“不合則去”的要求，但同時又解除了不能輕易開除員工這壹規矩的束縛，即企業領導可以制造“理由”開革員工。工資福利的規定也不再只是照章執行中央文件的條文，而可以自行制定有關的規定指標。於是，勞工階層從農奴境地爬出來卻又落到自由資本主義的雇工地位。然而，企業領導則不完全轉變為資本家，從某壹角度來考察，他們比資本家更愜意，因為共產黨官員的身份保障了他們優裕的生活待遇。企業營運不佳，他們待遇依舊，更不需像資本家那樣憂心忡忡乃至上吊仰藥。企業營運佳績，他們當錦上添花，美不勝收。但從另壹個角度來考察，他們又不如資本家，因為企業畢竟不是他自己的，不能傳及子孫，而且退休制度的建立使之在其位謀其政的時間有限，於是這就激發了他們的“成就”急迫感，“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企業領導人員的貪汙受賄，揮霍浪費，安插親信等惡劣現象由此壹發而不可收。如果說，從前的中國勞工階層並不真正了解自由資本主義是怎麽回事，那麽現在他們就逐漸知曉了，當然，這個自由資本主義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那就是它拒絕了自由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而只采納其經濟營運程式，並堅持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黨和行政權力滲透在經濟營運中，從而使這個“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離人道主義和社會公正更為遙遠。在這個“主義”的實施下，最受損的階層除了多少代來壹直壓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外，就是非技術性的中年工人。這代人年輕時當成螺絲釘擰在農奴般的地位上，沒有機會接受專業訓練，而以工齡界定工資級別的規定又使那時年輕力壯、眼明手快的他們並不能因此多掙工資。當歲月的流逝使媳婦熬成了婆時，“新經濟政策”降臨了，工資級別不再以工齡長短界定，而只視其技術能力的高低和生產量的多少。“螺絲釘”沒有更多的技能，青春耗盡再也不眼明手快，他們蹇促的命運不僅僅是工資低微，更可怕的是被勒令“下崗”，從此躑躅街頭。這些飽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時又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的苦頭的勞工群眾對這些主義 都會有說不盡的怨恨和憎惡。號召他們起來為實現資本主義而戰，行嗎？



年青壹代，由於年輕力壯或有機會學到壹些技能尚可維持生活水準。但當他們看到父輩的可悲遭遇，當他們想到有朝壹日自己也人到中年時，他們又將如何？或許這都與他們無關，但只要他們懷有良知，從更理性的角度來觀察了解社會，既知曉底層民眾的艱辛，又洞悉上層人士的優裕，他們就不會贊成這種“中國特色” 的資本主義，甚至共產黨中良知未泯者也會如此。



當今中國的社會現狀是政治層面上的專制和經濟領域裏的極不公正交織在壹起。資本主義制度固然要求民主政治，但它本身卻缺乏建立社會公正的 機制。用它來取代共產黨制度無助於解決其制造遺留下來的種種社會弊端。只有既推崇民主政治，又重視社會公正的社會民主主義才有能力醫治這些病患弊端，從而也最具備發動民眾起來終結壹黨專政的感召力。



社會民主主義實現社會公正的方法途徑並不固定，它應視各國的具體情況來設計最適當的方案。譬如稅務法規的制定，要考慮全社會各收入層次的實際分布。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建立要考慮國家財政的承受力和民眾的思想水平。然而無論如何，社會民主主義實現社會公正的宗旨決不可有絲毫的背離，不論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還是中共的“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所制造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都在社會民主主義要予以掃除之列。



目前在為中國民主事業而奮鬥的營壘中，有人推祟資本主義，有人信奉社會民主主義 。這很正常，也不要緊。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層次，側面上為中國的民主轉型出力。盡管筆者信奉社會民主主義，但並不否認以資本主義為召仍可在中國聚集到壹些終結中共壹黨專政的民主力量。只是壹旦民主轉型基本完成以後，在面臨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時，社會民主主義與資本主義就難以搓合，到那時，我們就只好把各自的理念向廣大民眾和盤托出，由民眾作選擇棄取。但筆者深具信心，只要我們社會民主主義者作鍥而不舍的努力。爭取民眾的理解，那麽，民眾選取的會是 社會民主主義 而不會是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