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零八年
壹、共產思潮
20世紀初是社會主義從書齋走向實踐的黃金時代，五花八門的社會主義學說泛濫於全球，各種版本的社會主義普遍熱銷。帖社會主義標簽的政黨組織壹時風起雲湧，其中最著名的是共產黨、國家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等。所以外國有俗語說，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究竟不知那壹種才是對的。馬克思建建立了系統龐大的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其社會主義學說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以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為立腳點，創造出剩余價值學說，用來揭示資本剝削的本質，同時論證出階級鬥爭學說和唯物史觀。指出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來說明共產主義終將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規律。再利用階級鬥爭學說，將無產階級上升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領導力量。馬克思主義的激進性、不妥協性和戰鬥性，最符合有強烈革命意識者的心態，最終使社會主義從壹種理論家的幻想變成了千百萬人的政治理想和社會實踐，最終成為徹底的社會改造運動，馬克思主義也成為革命者的聖經。壹戰之前，世界各國只有贊成社會主義和反對社會主義的兩種人，反對的大多數都是資本家，戰後幾乎沒有了反對的聲音，人們不壹定贊成共產主義革命，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社會福利等主張在歐洲和亞洲還是被普遍接受，認為社會主義是消除剝削和不平等的好制度。社會主義實踐於是分為改良和革命的兩種路線，贊同社會改良的壹般為社會民主黨，希望暴力革命的是共產黨。那些參加議會選舉的共產黨，實際上也屬於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壹類。照馬克思主義標準，馬氏社會主義稱作科學社會主義，不與其它社會主義為伍，接受馬克思主義就是接受無產階級專政道路，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觀，階級鬥爭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非此，人類不能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俄國靠馬克思主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首創，是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的勝利。接著納粹德國的民族社會主義登場，戰後又有伊斯蘭的社會主義，還有英國的民主社會主義及早期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等，獨立後的印度也自稱為社會主義。 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設想，以其形式內容來看，並未超出早期思想家們的構想，都是為了建立公有平均的社會制度，只是在推進社會主義運動手段上有重大區別，馬克思是以奪取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來實現。在馬克思主義之前，人類社會中已有共產的設想，即壹個沒有階級之分和人人平等的社會。這種設想最早出現於古希臘，從柏拉圖時代就開始了，但古希臘恰恰是世界上最早承認土地私有制並且把土地當做商品來買賣的國家。因此，也就最早面臨著這樣的難題：如何改造由私有制所造成的不平等不人道的社會，消除私有制的弊端，向往壹個“世人都不知道有什麽地界，也不知道有什麽籬笆、圍墻”，人人生活幸福的黃金世界。直到英國人托馬斯·莫爾 (Thomas More, 1478－1535)被認為是空想社會主義開山之作的《烏托邦》壹書出籠，[1] 社會主義才作為壹種社會制度而盡情描述了壹番：那個烏托邦是閉塞的、樸質無文、紀律森嚴的群體；壹切公民都是穿同樣的衣服，都是住在壹式壹樣的房屋裏；不得到允許，任何人均不能外出旅行，私下議論公事要判處死刑；不用貨幣，金子、銀子只是用來打造馬桶和溺器，連“奴隸身上的鏈銬也是金的或銀的”，“可恥的罪犯都戴著金耳環，金戒指，金項圈，還有壹頂金冠”；人人參加勞動，產品按需分配，設立公共食堂。這種社會主義已經帶有明顯的專政思想，偏離了人道主義軌道，也不是希臘神話構建的黃金時代了。當馬克思接過了烏托邦的空想，將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定義為取代資本主義制度的人類社會形態，據稱是發現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人類社會的發展流程是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自稱是人類社會歷史分期的最科學論斷。馬氏版本的共產主義隨即成為改造人類社會的政治綱領，共產主義暴力革命運動登上歷史舞臺，亦成為共產革命後的國家政治制度。 中國也壹樣，中國的大同思想也類似於西方的社會主義。孔夫子《禮運》中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大同是實現小康社會後的理想社會，是歷代知識分子向往的社會制度。清朝末年引進了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潮，康有為寫了《大同書》，將孔夫子的大同思想發揚光大，結合西方君主立憲體制，從經濟、政治、哲學到家庭模式，做了壹整套大同世界的制度設計，鼓吹土地國有，興學勸工，是近代最完整的中國社會主義烏托邦。梁啟超在《中國之社會主義》壹文中說：“社會主義者，近百年來世界之特產物也。……最要之義，不過曰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以勞力為百物價值之源泉”，介紹了馬克思社會主義之基本原則。在之前，馬克思的學說即以《大同學》之名，始見於報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主持的廣學會之《萬國公報》，並非什麽“俄國十月革命的壹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共標準定義。孫中山畢生致力於國民革命，以民生主義來實踐天下為公的思想，他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但覺得用“民生”這兩個字來包括社會問題，較之用“社會”或“共產”等名詞為適當，切實而且明了，因為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孫先生研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不贊同剩余價值的學說，認為“所有工業生產的盈余價值，不專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能力的分子，無論是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是在消費方面，都有多少貢獻。這種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在社會上要占大多數。”也不同意其人類社會進步的論點：“古今壹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同時否認馬克思階級鬥爭的歷史分析方法：“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壹種病癥。這種病癥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為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癥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說是壹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壹個‘社會生理家’。”“所以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只求得社會上壹部分的毛病，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馬克思認定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這便是倒果為因。”由此總結了馬克思主義的不足： 由於他研究從前的歷史和當時的事實所有的心得，便下壹個判斷，說將來資本制度壹定要消滅。他以為資本發達的時候，資本家之中彼此因為利害的關系，大資本家壹定吞滅小資本家。弄到結果，社會上便只有兩種人：壹種是極富的資本家，壹種是極窮的工人。到資本發達到了極點的時候，自己便更行破裂，成壹個資本國家，再由社會主義順著自然去解決，成壹個自由社會式的國家。依他的判斷，資本發達到極點的國家，現在應該到消滅的時期，應該要起革命。但是從他至今有了七十多年，我們所見歐美各國的事實和他的判斷剛剛是相反。當馬克思的時代，英國工人要求八點鐘的工作時間，用罷工的手段向資本家要挾。馬克思便批評以為這是壹種夢想，資本家壹定是不許可的，要得到八點鐘的工作時間，必須用革命手段才可以做得到。到了後來，英國工人八點鐘的要求，不但是居然成為事實，並且由英國國家定為壹種通行的法律，令所有全國的大工廠、銀行、鐵路中的工人都是作工八點鐘。其他許多事實，在馬克思當時自以為是料到了的，後來都是不相符合，令馬克思自己也說“所料不中”。別的事實不說，只就資本壹項來講，在馬克思的眼光，以為資本發達了之後便要互相吞並，自行消滅。但是到今日，各國的資本家不但不消滅，並且更加發達，沒有止境，便可以證明馬克思的學理了。 ……再照馬克思的研究，他說資本家要能夠多得盈余價值，必須有三個條件：壹是減少工人的工錢；二是延長工人作工的時間；三是擡高出品的價格。這三個條件是不是合理，我們可以用近來極賺錢的工業來證明。大家知道美國有壹個福特汽車廠，那個廠極大，汽車的出品極多，在世界各國都是很銷行的，該廠內每年所賺的錢有過萬萬。至於那個廠內制造和營業的情形是怎麽樣呢？不管是制造廠或者是辦事房，所有壹切機器陳設都是很完備，都是很精致，很適合工人的衛生。工人在廠內做事，最勞動的工作，最久不過是做八點鐘。至於工錢，雖極不關重要的工夫，每日工錢都有美金五元，合中國錢便有十元；稍為重要的職員，每日所得的薪水更不止此數。廠內除了給工人的工錢薪水以外，還設得有種種遊戲場，供工人的娛樂；有醫藥衛生室，調治工人的疾病；開設得有學校，教育新到的工人和工人的子弟；並代全廠的工人保人壽險，工人死亡之後，遺族可以得保險費，又可以得撫恤金。說到這個廠所制出來的汽車的價格，這是大家買過汽車的人都是很知道的，凡是普通汽車要值五千元的，福特汽車最多不過是值壹千五百元。這種汽車價值雖然是很便宜，機器還是很堅固，最好的是能夠走山路，雖使用極久還不至於壞。因為這個車廠的汽車有這樣的價廉物美，所以風行全球。因為這種汽車銷路極廣，所以這個廠便發大財。我們用這個發財車廠所持的工業經濟原理，來和馬克思盈余價值的理論相比較，至少有三個條件恰恰是相反。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延長工人作工的時間，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縮短工人作工的時間；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減少工人的工錢，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增加工人的工錢；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擡高出品的價格，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減低出品的價格。象這些相反的道理，從前馬克思都不明白，所以他從前的主張便大錯特錯。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用功幾十年，所知道的都是已往的事實。至於後來的事實，他壹點都沒有料到。所以他的信徒，要變更他的學說，再推到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目的，根本上主張要推倒資本家。究竟資本家應該不應該推倒，還要後來詳細研究才能夠清楚。……[2] 孫中山僅僅是部分贊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觀點，不是照單全收，並不提倡用階級鬥爭來推倒資本家，而是提出“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口號。所以列寧將孫中山列為空想的民粹主義者：“從學理上來說，這個理論是小資產階級反動‘社會主義者’的理論。這是因為認為在中國可以‘防止’資本主義，認為中國既然落後就比較容易實行‘社會革命’等等的看法，都是極其反動的空想。孫中山可以說是以其獨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動的民粹主義理論，承認了生活迫使他承認的東西……”[3] 但列寧還是高度贊揚了孫中山的革命，因為需要將中國的國民革命納入蘇維埃革命的軌道。馬克思主義對資本的仇恨在於資本的壟斷，認為這是無產階級貧困化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克服的弊端，由國家壟斷資本就可以消除剝削。這種理論聽起來很美，比烏托邦美多了，但實行起來效果卻完全是相反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是民權政治，資本的壟斷可以用反托拉斯的法律來限止其弊端，建立公平的自由競爭環境。因為資本運行需要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需要高效率的市場體制，就必須確立提高效率的遊戲規則，這就是法治環境，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社會走向自由和民主制度化的基礎。資本運行是以自我為中心，但離不開他人的合作與協作，必須講誠信情義，在利他的過程中實現自己的利益，否則會被市場無情淘汰。自由的市場環境培育每個參與者的公平和利他觀念，使人們只能靠行善來獲得個人幸福，社會因此走向自由和法治。公有制下的壟斷是壹種國家暴力，它只給壹部人機會，共產政府握有無限權力，共產黨是大資本家，大托拉斯，不受市場約束。掌管權力資本的統治者不可能自發地限制自己的權力，反而要借高度的壟斷來攫取超常收益，成為自利型政府。壟斷型社會是食物鏈關系，政府居於食物鏈頂端，統治者實現個人幸福依靠叢林法則。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環境，同樣是叢林法則，壹部分人靠壟斷尋租，壹部分人憑借官商勾結致富，剝奪大多數人的幸福，這種強盜邏輯使社會缺乏行善的動力。
孫中山用民生主義定義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是基於中國人的大同思想，用平均和節制的辦法解決農村與城市的不平等問題：第壹是平均地權，政府用稅收和購買來解決城鄉的土地矛盾：第二是節制資本，消除壟斷，振興實業，來解決中國的貧困問題。共產主義政權與民眾之間是統治與被統治關系，剝奪與被剝奪關系，沒有權力制衡的協商機制，利益關系是此消彼長的，因此其弊端是不可克服不能調和的，馬克思理論全面破產的根本原因也就在這裏。還在中共成立之始，孫中山就已經看到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看到俄國用革命手段解決了政治問題，卻不能解決經濟問題，要用和平的方法改良經濟問題，提出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用民生建設消解社會沖突。革命是解決專制的手段，國民革命是為了推翻皇權和軍閥專制。認為馬克思主義並不適用於中國社會，第壹國際和第二國際之不成功，便證明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路線對於西方世界的錯誤，中國是落後的農業社會，“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只有壹般的貧。”所謂的“貧富不均”，不過是貧的階級中的大貧與小貧，大資本家在世界上也不過是個小貧。而且中國的封建制度自秦以後就結束了，農村也只有小地主，沒有大地主。“在這種小地主時代，大多數地方還是相安無事，沒有人和地主為難。”城市的地主暴富了，緣於城市土地的工商業用途改良而增值，地主坐享其成。解決土地投機是由政府購買，或由地主報價抽稅，增值部分歸公眾所有，不沒收土地，是為平均地權。斷言中國不適合馬克思主義，他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並不是馬克思發明出來的，人類祖先的“原人時代”就是實行共產主義。國民黨的辦法是共產將來，不是共產現在。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文化落後和經濟貧窮的農業社會生根，就在於列寧的第三國際將各國共產黨置於俄共絕對領導之下，否則中國決不會成為過時的馬克思主義實驗田。至於中共借國民黨容共和北伐之機發動武裝叛亂，是孫中山先生沒有料到的。 嚴格地說，平均地權不是社會主義的目的，共產黨認為這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策，共產革命借用這種政策，只是為滿足窮苦農民的土地要求，發動農民起來鬥爭。每家每戶分得壹份土地，農民是自給自足的小生產者，不可能自動走向社會主義。土地國有和農業生產社會化，才是社會主義的起點。馬克思共產主義的巨大的吸引力，在於對公有制和共產制度的完美設計，讓每個人成為大公無私的行善者，恩格斯在具體描述了共產主義國家所有制的諸多好處後，說道： ……只要向私有制壹發起猛烈的進攻，無產階級就要被迫繼續向前邁進，把全部資本、全部農業、全部工業、全部運輸業和全部交換都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國家手裏。上述壹切措施都是為了這個目的。無產階級的勞動將使國家的生產力大大增長，隨著這種增長，這些措施實現的可能性和由此而來的集中化程度也將相應地增長。最後，當全部資本、全部生產和全部交換都集中在國家手裏的時候，私有制將自行滅亡，金錢將變成無用之物，生產將大大增加，人將大大改變，以致連舊社會最後的各種交往形式也能夠消失。[4] 馬克思給共產主義規定的標準定義：“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天下大富，國家消亡。這個夢想雖然遙遠，卻很誘人，陳獨秀等舊學者急於尋找新的思想源泉，壹面打倒孔家店，壹面又以為西方的東西都很科學，壹定適合中國，急於從舊傳統中走出來尋找壹條更快捷的大同道路。這些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匆匆忙忙接受了俄國暴力革命的新教義。毛澤東奪取了中國統治權，毛是共產主義者，立即著手他的共產主義實驗。共產主義導師的追求相同，但具體的實施標準卻有很大差別。列寧說，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將馬克思繁雜的共產主義理論通俗化。赫魯曉夫又增加了夥食標準，“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味道可以，水平卻不甚高。中國人嘲笑這些低水平的共產主義，毛的共產主義宏圖最切合中國人心理，他是農民的兒子，知道民以食為天，曾在《湘江評論》的創刊宣言上說過：“現在世界上什麽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待毛有權力解決“最大”的問題了，他的共產主義藍圖先從“大辦食堂”開始，“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飯”、“壹天吃五頓飯”……壹句句極具誘惑力的承諾，遠遠超過了前輩大師的鴻篇巨制。這對貧窮的中國人、特別是對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其誘惑力之大是難以抗拒的。
二、消滅異見
1957年的反右運動，標誌著中共與民主黨派合作的實質性終結，民主力量的歷史作用業已完結，統戰價值降低，在各級政府的任職人數也大幅減少，降到了“花瓶”的位置。從任副總理到部長壹級的民主黨派人士，都換為中共黨員，只剩下些人大政協的虛職，結束了聯合政府的時代。國共紛爭時期，民主黨派從未形成獨立地位的第三方政治力量，要麽倒向國民黨，要麽做共產黨的尾巴。民主同盟表面上恪守第三方中立，實質上是中共操縱的玩偶，由於許多社會知名人士參與其中，很是欺騙了不少人，掩蓋了中共破壞和平的罪行，對國民政府制止叛亂造成極大的輿論壓力。1946年內戰開始時，梁漱溟提出雙方“就地停火”的和平方案，周恩來震怒： “我們早有君子協議，事前商量，壹致行動，共同對付國民黨。……妳們不同我商量，搞了這種提案，而且先給蔣介石，後來通知我。行啊，我們沒啥，大不了再去打遊擊。我們本來就是打遊擊出身的。可妳們怎麽辦？沒有共產黨妳們怎麽辦？妳們不就是靠了共產黨才能存在下去嗎？國民黨要不是有共產黨同他鬥，他能允許妳們存在？妳們可以出賣朋友，不講義氣，但我要勸妳們壹句，眼光放遠些，沒有共產黨，妳們壹天也存在不下去……”周恩來由怒而泣，聲淚俱下，指責民主同盟不講義氣，頗有骨氣的梁漱溟不得不低頭赧顏：“恩來兄，妳別說了。這件事我理虧了，我們想辦法來挽回。”[5] 中共尚處弱勢時已是這種氣度，打敗了國民黨，作為應聲蟲的民主黨派高層人物都已做官，民主黨派列入中共黨政序列，經費由中共全額列支，成為既得利益集團，變成“老子黨”與“兒子黨”的關系，失去在民間活動的自由，不可能變為中共的反對力量。中共是記仇的，特別是對那些不能“肝膽相照”的民主人士，毛澤東於是先拿梁漱溟開刀，新帳老帳壹起算，將梁氏罵成壹堆臭狗屎。中共獨占天下，急速向左轉，1957年，全國知識分子響應毛主席號召，給黨提意見，打消顧慮，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可誰也沒料到，此亦“引蛇出洞”之詭計，是考察知識分子是否對黨無限忠誠的考場，整頓黨的作風轉化為大規模的群眾反右運動。反右之所以不同以往，區別在於以往運動響應號召當積極分子即能爭取主動，這壹回先發動的不是工農群眾，重點是民主黨派人士和知識分子，很多人由此而中招。民主黨派的領軍人物多為知識分子，在對抗國民黨時養成的批評精神成為他們誤入陷阱的原因。所以，能測算出此次鬥爭的險惡性，不是尋常頭腦能勝任的，看壹看批判大會上壹些聰明人的演技，就驚嘆其超凡的能力—— 吳晗壹下子就抓住了三大“右帥”的要害。他分別對三大“右帥”進行批判。 吳晗首先批駁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 “憲法序言中講到我國的統壹戰線由共產黨領導。政協章程也說要進壹步加強黨的領導和核心作用。各民主黨派也都承認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作用。所謂領導，應該是政治上、思想上重大問題的領導。如果離開這種領導，另搞壹個政治設計院，這是什麽意思呢？是不是不同意憲法精神和政協政協章程，不滿意共產黨的領導呢？” 接著，吳晗批判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 “這個意見牽涉到兩個問題：壹個是他對黨領導的‘三反’、‘五反’、‘肅反’等機構是不信任的。壹個是他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樣壹個最高權力的立法機關，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這樣壹個協商機關，下降或者改變為司法行政機關，這和這兩個機關的性質是不符合的。” 吳晗非常尖銳地批判了儲安平的“黨天下”： “儲安平作了壹個很引人註意的發言，這個發言的目的是離開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方向。他提出了‘黨天下’的名詞。在國民黨統治時代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那時候的‘黨天下’就是‘蔣家天下陳家黨’，這怎麽能和今天的人民的天下同日而語呢？這是壹種惡毒的誣蔑。”[6] 吳晗當年是個窮書生，在他困難的時候，胡適幫了忙，支持他的學術研究，還為他介紹了工作。胡適對吳晗是有恩的。但他老先生善於見風使舵，當了中共的北京副市長，更是春風得意，黨指向哪裏就沖向哪裏。批胡適的時候，自然要報新寵而棄舊恩；批胡風的時候，他也批胡風；北京舊城改造時，梁思成主張保護北京的古建築，彭真主張拆城墻，拆除壹切影響交通的“封建的遺留物”。吳晗是站政府壹方的，積極批判梁思成的落後思想。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時候，他又義憤填膺地參加了反右運動，再立新功。老先生不愧是清華大學教授出身，招數老到，曉得擒賊先擒王，打蛇打在七寸上，對他的民盟老上級老同事壹樣猛攻“要害”，絕不被其華貴的外表所蒙蔽，終以高分通過考核。可惜吳老先生百密壹疏，文革中死於莫須有的罪名，殃及全家，夫人袁震被送去勞改，夫妻二人含冤而死，女兒小彥深受刺激，精神失常，後被抓進監獄，也於1976年去世，壹家四口，死了三個，僅兒子吳彰幸存。其為報應乎？不過儲安平的“黨天下”之說是有道理的，是極其精辟的。中國歷史由公天下到家天下，再到黨天下，經過了三個階段。遠古時，堯本應傳位於其子丹朱，可惜丹朱不成器，怎麽教育也不行，於是將帝位傳給了舜，歷史上稱之為“公天下”。這是天下為公的高境界，從夏朝開始，演變成天下為帝王之屬的“家天下”制度。“天下為公”成為壹種純粹的理想，成為仁人誌士追求的最高精神目標。國父孫中山為此奮鬥終生，其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就是為了實現這壹理想。中共傳承是壹黨之天下，由最高領袖在黨內高層選擇接班人，比之子承父位的家天下還不如，較之禪讓的“公天下”更差之千裏，因為古時崇尚選賢任能，帝王不能盡用佞臣而危害社稷。共產黨標榜的公有制其實是黨有制，“人民共和國”正是“黨天下”體制。所以公天下、家天下與黨天下三種制度比較，黨天下是最壞的壹種。
猴子再能耐，也跳不出如來巨掌。1959年毛澤東提倡海瑞精神，要敢於講真話，胡喬木授意吳晗寫壹寫海瑞，因為他是明史專家。吳寫了《海瑞罷官》劇本，61年北京京劇團公開演出。也許是上次勝利麻醉了他的政治神經，嗅覺出了毛病，幾年後，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壹文，成為毛澤東引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理由是吳晗借海瑞為彭德懷翻案。這是八竿子探不著的事，但毛需要祭壇上的犧牲品，以鼓舞士氣。這位昔日反右名星第壹個被推上祭壇，祭了文革大旗。讓吳自己也品味到世態炎涼，風水輪流。最令人驚嘆的是吳晗揭發的三大“右帥”至今不給摘帽，鐵案如山，不在錯劃的55萬右派分子的範圍之內，竟與鄧小平不謀而合。鄧小平說：“壹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現在有些人就是這樣殺氣騰騰的。我們今後不搞反右派運動，但是對於各種錯誤傾向決不能不進行嚴肅的批評。”[7] 沒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皆屬於“殺氣騰騰”之輩，我們再來看壹下所謂的“殺氣騰騰”是些什麽言論——《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卻將矛頭直指中共主要首領毛、周二人，而且口氣頗有些咄咄逼人。他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於壹九五六月壹日召開的座談會上作了壹次發言，題為“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他說“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壹個科壹個組，都要安排壹個黨員做頭兒……黨這樣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壹個壹家天下的清壹色局面。”“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竟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竟見。我現在想舉壹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壹九四九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壹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壹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壹個人可以坐此交椅？” [8]
這話有理，老和尚無法無天，小和尚才肆無忌憚。然既揭老和尚的騙人老底，又要分老和尚壹杯羹，就惹惱了毛澤東，難怪鄧小平死不認錯，畢竟是壹黨天下。不過這已經謹慎多了，儲先生是老報人，自視清高，國民黨時代更是口無遮攔，根本不怕得罪誰：
細察儲氏的歷史，他並不傻。他在此發問，也許只是明知故問，為了向毛、周二人挑戰。壹九四七年國共內戰時期，他就曾在其主持的《觀察》雜誌上著文說：“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壹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壹個‘有’、‘無’的問題了。”“坦白說，今日共產黨大叫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壹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誌。在今日的中國的紛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他反對國民黨政權，但也從來不歡迎共產黨上臺。他說：“今天能動搖國民黨政權的不是共產黨而是這壹批自由思想份子……反過來說，今天能抗拒共產黨的，也不是國民黨，而是這批自由思想份子。”[9]
明白人總幹糊塗事，早知當初，又何必現在。即上賊船，再想下就難了。民主黨派對抗三民主義的國民黨還可以，罵罵蔣委員長也行，得罪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敢向毛主席提意見，就是自尋死路了。當中華民國的左派可以掙得英雄地位，當“新中國”的右派，即成臭狗屎壹堆。“新中國”嚴禁非議，在黨需要時，也不管妳非議不非議，不敢說話的人也要倒黴。那些千奇百怪的右派分子裏面什麽樣的事都有：有說現在大餅芝麻比以前少了的人，有檔案裏沒有右派材料卻因“錯中錯”糊裏糊塗搭錯車的人，也有因單位湊不足反右指標被強行充數的人——壹九五四年重慶大學地質系二十歲的畢業生黃治中，主動要求到柴達木去開發戈壁灘，被分配到青海石油管理局下屬的地質研究所工作。鳴放、反右時，他正在北京石油學院進修。待他結業回到戈壁灘已是五八年二月，其時反右已經結束，可是石油管理局沒有完成抓右派的“指標”，便把任務往下分攤。黃所在的地質研究所也分到待抓右派份子指標壹個，所領導正為此犯愁，黃回來了，於是把他叫去說：“妳被劃為右派了！”黃申辯道：“我壹張大字報沒寫，壹句話沒說呀！”沒有用處，黨委已經替他準備好了結論：典型不說話的右派，從骨子裏反黨。黃治中的女朋友，北京石油學院畢業的龔德尊，因為不肯揭發黃的“罪行”，自然也是“骨子裏反黨”，也成了右派。黃被押送青海勞改農場，龔則被開除，遣送回原籍。當初她畢業時，學院要留她任教，她卻壹再要求到大西北去作個建設者，最後終於如願。如今竟帶著未來得及用上的嫁妝離開荒涼的戈壁灘，回到四川農村當上壹名“五類份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了。青海石油管理局的黨委同誌個個十分高興，因為他們不僅完成，而且超額完成了上級規定的抓右派的指標。[10]
漢武帝曾以“不入言而腹誹”之罪，要過壹位農業大臣顏異的命，共產王朝比X光機還犀利，能從肚子裏看到骨子裏。以“骨子裏反黨”整死多少人，不得而知，但為史書增添了不少素材。不服氣的右派們說，黨號召提意見又打我們右派，這是陰謀！毛澤東說，不，這是陽謀，牛鬼蛇神只有出籠，才好消滅，毒草長出來，才能鋤掉，草鋤過來作肥料。右派是個統稱，其中包括極右、右派、中右、右傾、大右派、內控右派、摘帽右派等，還有現行反革命加右派或壞分子加右派之類的名堂。官方公布有55萬右派，據學者統計，實際上最少有100萬右派，加上與右派沾邊的各種罪名而遭受迫害牽連的，大概有二三百萬人。右派的下場是槍斃、勞改、勞教、打死、累死、餓死、病死、自殺等等，又趕上三年大饑荒，能僥幸活下來的，又遭受壹場文革浩劫，能等到重見黨的陽光（摘帽）的人，已經所剩無幾了。大作家丁玲的事跡也很經典，她原本是毛澤東欣賞的人物，1936年11月出獄後丁玲前往陜北保安（當時中共中央駐地），中共宣傳部特為這位著名女作家召開宴會接見洗塵。12月毛又手書《臨江仙》賜與她，詞曰：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壹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纖筆壹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這是莫大的恩賜，如同皇帝賜予的丹書鐵券。據說在延安時丁玲與毛私交甚好，她曾是極少幾個不必預約通報便可直闖毛住處拜訪的人之壹。丁玲1948年寫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榮獲51年度期大林文藝獎金二等獎，可謂文武雙全，名利雙收。可惜丁在路線問題上錯誤不斷，屢遭周揚整肅，55年、57年分別劃為“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的首要分子，58年流放北大荒，70年進秦城監獄，75年遣送山西農村改造，飽嘗了老“運動員”的辛苦。毛亦是翻臉不認人，1957年1月，他在全國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發布指示，要把丁玲“在社會上搞臭”。將丁玲打成“大右派”之後，毛又幾次點了丁玲的名：“大鳴大放，壹不會亂，二不會下不得臺。除開個別的人，譬如丁玲，她就下不得臺了。譬如馮雪峰……他就下不得臺了。那是少數人，就是右派。”“只要不是馮雪峰、丁玲這種人，也不要怕下不得臺，怎麽下不得臺呢？”“進了共產黨，他要反共，共產黨反共！丁玲、馮雪峰不是共產黨反共？”“共產黨裏頭出了個高崗…… 現在共產黨又出了丁玲、馮雪峰、江豐這麽壹些人。”[11] 馮雪峰與毛的關系原來也不錯，但也被毛拋了出去。其實早在延安整頓三風（黨風、文風、學風）時，丁玲就因寫《“三八節”有感》惹出過麻煩，賀龍曾在大會上罵她為臭婊子。只是丁玲在國統區名氣很大，認罪態度好，又大罵王實味“卑劣、小氣、反復無常、復雜而陰暗”，寫下兩本學習心得：壹本名為《脫胎換骨》，壹本叫《革面洗心》，才免於壹死。那時毛澤東也是用了“引蛇出洞”的策略，號召大家自由發言，提出批評，展開爭論，然後壹網打盡。毛就是要打斷那些自視清高的知識分子的脊梁骨，象狗壹樣搖尾乞憐。康生罵王實味是“王屎味”，知識分子“臭老九”的地位早在延安時代就基本定型了。經過整風的丁玲，來了個脫胎換骨的改造，在黨的關懷指導下，終於寫出《太陽照在桑幹河上》那樣熱情謳歌共產革命的不朽之作，但沒夾緊尾巴，結果又吃了大虧。在毛澤東眼裏知識分子屬於小資產階級陣營，可作為改造利用的對象，關鍵在於能否“夾緊尾巴做人”，這個尾巴就是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成份。許多知識分子以為尾巴夾得夠緊了，整天高唱頌歌，卻不料政治鬥爭風雲變幻，黨的政策隨毛澤東的心意而時時變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根本無從揣摸上意。所以再謹小慎微的人壹不留神也會在共產黨的陰溝裏翻船。連丁玲這樣黨的忠誠作家都不能幸免，緊跟黨的吳晗都裁跟頭丟性命，何況壹般知識分子。
鄧小平主持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否定了文革，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彭黃張周反黨聯盟平反，給丁玲吳晗等人平反，就是不給1957年的反右運動平反。不僅不平反，還為反右運動辯護。鄧何以不平反罪惡的反右運動，而為反右運動留下尾巴呢？就因為反右運動中毛是首犯，鄧是幫兇，鄧的功績就在於反右運動擴大化。1957年6月17 日毛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由鄧小平作《如何領導當前整風運動反右鬥爭》報告。7月17日開始的省市委書記青島會議，由鄧作主題報告，對全國反右運動做了精心部署。9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鄧作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而這壹報告正是毛鄧把整風推向全國各階層的安排。壹個首犯，壹個頭號幫兇，兩個人調動了全黨全社會構造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最為嚴酷的文字獄，絞殺了整個知識界，具有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全被踩在腳下。反右運動毛澤東只做戰略布署，鄧小平是執行者，反右主要是在執行階段擴大化了，擴大了成千上萬倍。鄧顯然將反右擴大化的責任全推給了毛，在編輯自己的選集時，故意刪除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這說明鄧是做賊心虛，意俗掩蓋這段不光彩的歷史，官方亦不再提鄧曾擔任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的歷史。既然反右運動是對的，又何必刻意掩飾載入歷史的事實？所以，鄧為絕大部分右派摘帽，並非正視歷史問題，也不是出於人道主義，他的六四大屠殺除了本性所致，沒有其它的解釋。
三、生產工具
毛澤東以“誘敵深入”的戰術，痛痛快快打了場殲滅戰，右派分子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反右運動的勝利使1958年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格外鮮艷奪目，上上下下步調壹致，工人、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三大主力齊上陣，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新高潮。鋼產量翻番，糧食畝產更是輪番上漲，妳方唱罷我登場，屢屢刷新“世界紀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張聞天等人對大躍進造成損失提出意見，毛又祭起反右傾的大旗，全國大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全國有300多萬人戴上了右傾帽子，遠遠超過反右運動。1958年5月，中共八屆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鬧劇開始登場，李銳寫道：
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二五計劃指標，比八大壹次會議通過的，工業方面普遍翻了壹番以上，農業方面普遍提高了20％到50％。鋼從1200 萬噸提高到3000 萬噸，煤從2億噸提高到4億噸，糧食從5000億斤提高到7000億斤。這樣，全黨從上到下，形成壹種普遍看法：社會主義革命完成後，在建設方面，“左”比右好，只準反右——反保守，不準反“左”——反冒進；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環節；爭速度、搶時間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方針。從而以“苦戰三年基本改變落後面貌”為口號，動員全國人民，以“破除消極平衡論”、“樹立積極平衡論”為經濟高速發展的理論；“以鋼為綱”，“三大元帥（鋼煤糧）升帳”，“兩個先行官（交通、電力）開路”，大搞群眾運動，“小土群”遍地開花等，成為實現高速度、大躍進的具體方法。到了8月北戴河會議，要求當年鋼翻壹番，達到1070萬噸。二五指標比三個月前的八大二次會議，又普遍翻了壹番以上，1962年比1957年的工農業指標，要幾倍、十幾倍地增長，年平均增長速度為40％以上，基建投資年增長50％以上。1962年指標，鋼變為1億噸，煤為11億噸，糧食為15000億斤。八大二次會議提出的7年趕上英國15年趕上美國的口號，到北戴河會議，就分別改為3年和10年了。
1958年年初，毛澤東就開始構想未來中國的理想藍圖。三四月間，先後同陳伯達、劉少奇談過“鄉社合壹”和公社的問題，4 月間中央正式發出“小社變大社”的意見。7月1日，陳伯達在北京大學作《在毛澤東同誌的旗幟下》的講演，首次公開了毛澤東對未來中國社會的總體方案：“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織成為壹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毛澤東這時正式談到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問題，設想公社應當實行平等的分配，無甚差別的物質生活；還談到進城以後，改供給制為工資制是失策，是倒退，是向資產階級讓步。隨後，全國壹哄而起，農村大辦公共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的供給制。
……在北戴河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問題時，他說過這樣的話：空想社會主義的壹些理想，我們要實行。當年籌辦人民公社的時候，中央農村工作部的負責人，曾經把康有為的《大同書》和《哥達綱領批判》壹同送給徐水縣的幹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導思想有多麽駁雜了。在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還為《張魯傳》親自作註，印發與會者。他對漢末張魯所行“五鬥米道”中的“置義舍”（免費住宅），“置義米肉”（吃飯不要錢），“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壹，勞武結合）等做法，也是欣賞的。……[12]
河北省徐水縣是毛澤東肯定的農業生產“軍事化、戰鬥化、紀律化“的典型，徐水成立了以縣為建制的徐水人民公社，規定對全縣人民實行“十五包”，即吃飯、穿衣、住房、醫療、喪葬等十五項開支由人民公社統壹包下來，幹部工人取消工資，壹律發給津貼，實行公社壹級核算。壹切財產歸全民所有，不僅生產資料，生活資料也充公，集體所有制改為全民所有制。徐水的年財政實力僅有區區2000萬元，幾個月後，連發毛巾的錢也拿不出來了。拆除舊房統壹建新房，結果拆房容易建房難，農民連個過冬的窩的也沒有了。平均主義更使人們缺乏自主勞動熱情，民兵壹手拿鋤壹手拿槍下田幹活，看起來威武雄壯，實際是出工不出力。幹部瞎指揮成風，大搞不合理密植，強行推行大躍進計劃。縣委書記張國忠親自下鄉打人抓人，縣鄉村三級遍設勞改隊，數千人抓進勞改隊。徐水弄虛作假問題很快暴露出來，毛失去了對徐水的熱情，說“徐水不如安國”，“以後要宣傳安國，不要宣傳徐水”。其實安國給驗也是騙人玩意兒，毛樹立的全是失敗的典型，1959年1月，徐水就開始大面積餓死人了。
農村的公共食堂是餓死人的主要原因。公共食堂不是毛澤東的發明，卻是毛極力倡導的。自從農村合作化後，在農忙時節或興修農田水利工程時，為了方便農民及時及早出工，就有臨時性的公共食堂出現，大家合夥煮飯，以節省時間。以供給制為特征的公共食堂，出現於人民公社化之後的大躍進初期，受到河南省人民公社模式的引導，中共作為壹種共產主義生活方式進行推廣，在100多天的時間內全國農村辦起公共食堂265萬個，在食堂吃飯的農民達到90％。人民公社初期，有的地方農民還是喜歡食堂的，食堂門口的對聯是：“食堂巧煮千家飯，公社飽暖萬人心”、“鼓足幹勁加油幹，放開肚皮吃飽飯”。吃飯不要錢誰還不歡迎，特別是困難戶和五保戶，問題是根本沒有充裕的食物來應付幾億農民猛然間釋放的食欲，那種可笑的豪情壯誌是由糧食產量的普遍造假支撐的，而肥皂泡吹得越大，毛澤東越喜歡。人民公社禁止壹家壹戶做飯，沒收存糧，砸爛農民的鍋竈，當食堂很快便無糧可炊時，社員就只好餓肚子了。公共食堂對共產主義制度來說，也是消滅家庭的好辦法，消滅家庭才可以消滅私有制，達到共產主義標準。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的第四次講話時說：
在社會主義中，個人私有財產還存在，小集團還存在，家庭還存在。家庭是原始共產主義後期產生的，將來要消滅，有始有終。康有為的《大同書》就看到了這壹點。家庭在歷史上是個生產單位、消費單位、生下壹代勞動力的單位，教育兒童的單位。現在工人不以家庭為生產單位，合作社中的農民也大都轉變了，農民家庭壹般為非生產單位，只有部分副業。至於機關、部隊的家庭，更不生什麽東西，變成消費單位、生育勞動力後備並撫養成人的單位。……總之，將來家庭可能變成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東西。……我們許多同誌對於這許多問題不敢去想，思想狹窄得很。[13]
共產主義導師們都不太喜歡家庭，認為家庭是私有制的根源，家務事又最費時費力，應該改造為社會化勞動，恩格斯說：“可以大膽設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務所，從事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會很容易地解放出來，而其余的三分之壹也能夠比現在更好、更專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毛澤東天性不喜歡家庭，缺少天倫之樂的情趣，他在中南海的大家庭稱為“壹組”，他是家長，剩下的都是為他服務的工作人員，不是妻兒滿堂式的家庭生活。毛澤東多次講過消滅家庭的話，沒有了家庭，人們要錢財就沒用了，就不會自發地走資本主義道路了，公共食堂是消滅家庭的第壹步。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嚴厲批判解散公共食堂，解散食堂的幹部紛紛下臺，大辦食堂成為“反右傾”運動的壹項政治任務，到1959年底，全國農村公共食堂有392萬個。很多地方規定不許農民私自煮飯，誰家房頂冒煙，就搜查誰家的糧食和食品，砸鍋倒竈。如果共公食堂作為民間創舉，本無可厚非，有益則存，無益則散。壹旦成為國家硬性指標，不顧實際強制執行，就壹定形成禍國殃民之災。那時正處在物質極為匱乏的年代，1958年的糧食大豐收充其量也就剛維持溫飽（2億噸糧食產量供6.6億人吃，人均僅為300公斤，還未扣除非口糧部分），農村壹般年份仍是糠菜半年糧的水準，怎麽可能長期維持滿足人們旺盛食欲的公共食堂呢？壹旦難以為繼，農民手中又無存糧，大饑荒就是件不難預測的事。大躍進過程中，發生大量人口死亡的地區，往往是由於省市級官員執行政策最嚴厲。辦不辦食堂並不影響他們的生命，但與他們的仕途政績緊密相連，對公共食堂的態度，也就是在民眾饑苦與個人進退之天平上權衡的結果，取決於價值取向和道德品質。由於中共政權是人性逆淘汰的官僚體制，極少數有良知者若彭德懷被打倒之後，很少有人敢置民眾的生死於黨的決策之上，寧肯丟官而保民。1959年7月，安徽省委副書記張愷帆命令無為縣停辦公共食堂，糧食直接發到農民手中。張愷帆說，有些幹部堅持搞公共食堂是為了多吃多占。到村上壹看，穿得好的，長得胖的，總是幹部或者他們的家屬。在張的幹預下，全縣解散了6069個食堂，後來此舉被毛澤東定性為“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當時的河北省副省長、省委常委，後任張家口地委書記的胡開明也是壹個不贊成公共食堂的人，在張家口地區解散食堂，允許個人開荒自救，救了不少人的命。1962年上書毛澤東，提倡包產到組，被毛澤東點名批評：河北有壹個副省長，很開明，但就是“胡”開明。胡因此飽受批鬥，文革中還被假槍斃過。基層幹部是政策具體執行者，在上級的監管之下，面對每個村民，個人良心譴責在強大的專制環境下，大多數幹部投上面之所好。有的基層幹部借掌握公共食堂糧食資源之機，多吃多占，滿足個人私欲，又對不順從管制的農民動輒以“扣飯”來懲罰。四川省資中縣有用“連坐法”扣飯的，壹人不加夜班，全家扣飯，導致農民大量死亡。河北省有壹個村莊，全村68.9％的人被扣過飯，因扣飯導致死亡27人，逼跑42人。基層幹部直接目睹饑荒，生憐憫之心的好幹部當然也有，如河南省新鄉縣七裏營人民公社的劉莊村，在大躍進時沒餓死人，沒有逃荒的，原因是大隊書記為人公正，並且兼任食堂司務長，對食堂管理規範，主要是能巧妙應付上級的荒唐指令。有個別食堂辦得好些，是由於幹部瞞報糧食產量，截留了壹部分糧食給食堂。所以群眾說：“不是糧食太少了，是良心太少了”，稱食堂為“死堂”……公共食堂是不準非議的，否則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雲南省保山縣將食堂化後有錢有米不交給食堂者定罪判刑，雲南大理壹位農民到食堂說他的孩子餓壞了，以現行破壞罪被逮捕。陜西省有個農民因說過對公共食堂不滿的話而被判刑5年。1960年，湖南壹位女工把寫有“公共食堂罪該萬死”等內容的標語貼在中南海紅墻上，後經劉少奇過問此事，她才免於殺頭之禍。這場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大饑荒，決不是什麽“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是百分之百的人禍。毛澤東秘書的李銳說：“餓死成千萬人，這是古今中外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如果僅算經濟帳，毛澤東的大躍進也是徹底失敗了。除了人民公社和大辦食堂外，還有大煉鋼鐵。有人統計說，煉鋼損失了23億（中央和地方實際補貼40～50億元），這筆錢可以建設幾個鞍鋼，如果向外國買鋼，能把全世界年產的鋼都買來。認為“大搞土法煉鋼的運動，這是壹條失敗的經驗。國家經濟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幾千萬人拋開壹切，苦幹了幾個月，上億噸的礦石，上億噸的煤炭，上百萬噸的鋼鐵材料，上百億度的電力，幾億噸的運力……都白白消耗在沒有效果的‘生產’上了，得到的卻是毫無使用價值的土鐵，這是對國家元氣最大的消耗。”從中南海到宋慶齡的院子裏，從外交部到機關學校，這些與鋼鐵工業毫不相幹的地方，也紛紛建起土高爐。文化部除動員文藝家們謳歌大躍進之外，也成立了煉鋼指揮部，由副部長的文學家夏衍親任指揮，中國人創造了舉世界無雙的惡搞奇跡。毛對經濟壹竅不通，對發展國民經濟看得過於浪漫，以為鋼產量超英趕美就等於達到西方水平了，再有了糧食就什麽都有了。毛澤東以群眾性的革命運動來推動農業生產，靠“馬上治天下”的激情和“精神變物質”的哲學想像力。斯大林搞了30年，農業沒超過沙皇時代的最高水平，毛壹心要在糧食生產上創造出超越古今中外的奇跡，在鋼鐵產量上趕超西方，認為這就是趕上了美國。說明他對西方社會的無知，根本不知綜合國力為何物，不曉得中國的落後不僅在於工農業，是包括政治文化科學技術在內的全方位落後，他以為通過人海戰術式的群眾運動就可以實現強國夢想。毛在上面大放厥詞，下面雞毛當令箭，全國上下壹齊發神經，災難就無從避免了。當認為糧食足夠了時，就讓鋼鐵元帥升帳，以鋼為綱，土高爐遍地開花，糧食生產又退而居其次，以至於到了收割季節，勞力還集中在土高爐旁。“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男勞力大量外調，人民公社成了“人民母社”，糧食爛在地裏無人收割。中共高級幹部如李井泉、楊尚昆、劉仁等人也有“人民母社”之類的不滿議論。在9月5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說：“世界上的事情有這麽怪，不搞就不搞，壹搞就很多；要麽就沒有，要麽就很多。”又說執政八年總共增產糧食1600億斤，而1958年壹年就可增產幾千億斤，這叫做“突變”。地球打了兩個滾，於是他覺得糧食太多了：“明年如果又翻壹番”，糧食如何處理？“除了人吃馬餵之外，現在還沒有找到用途，也許會發生問題。”說“糧食還是要找出路，糧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業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到了11月23日，毛在武昌會議上又說：“農業快得很，明年再搞壹年。就糧食而論，搞到壹萬五千億斤，農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壹年假。糧食多了吃不完……”毛澤東首先發高燒患了昏熱病，中國的糧食生產壹年不過增加壹兩百億斤，翻番的話純粹是昏話。在他老人家昏話連篇時，下面已經餓死人了，尤以號稱平均畝產千斤省的河南為甚。實際上壹省糧食增產不增收，壹些省糧食減產。1958年12月，武昌會議公布產糧7500億斤，後來核實只有4000億斤，比1957年增長2.5％。大辦食堂也浪費了糧食，“鼓足幹勁生產，撐開肚皮吃飯”，由於吃飯不要錢，不考慮實際情況，吃到後來只剩稀湯寡水了，國家庫存未因增產有所增加，反而減少了。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前壹些省已是成批餓死人，當年更是大幅減產，連預估的壹半也沒有。1959年糧食指標為10500億斤，實際產量為3400億斤，比上年減產600億斤。1960年又減產530億斤。。劉少奇說：“人民吃的糧食不夠，副食品不夠，肉、油等東西不夠；穿的也不夠，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麽夠。就是說，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麽不足？這是因為壹九五九年、壹九六○年、壹九六壹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而是減產了。減產的數量不是很小，而是相當大。工業生產在壹九六壹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產了百分之四十，或者還多壹點。”[14] 劉少奇沒敢提大面積餓死人，更不敢譴責大躍進的災難，只能用“不足”二字加以掩飾，壯著膽子說了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突破了毛澤東“壹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規定性比例，成為後來他倒黴的原因之壹。而毛澤東認為“9000萬人上陣煉鋼，比6000萬人要好。有壹點損失，我也壹點不痛心，橫直沒有經驗。從根本上說，是得多於失。”[15] 在全民煉鋼的狂潮中，1960年鋼達到1866萬噸，1961年就猛降到870萬噸，1962年又降到667萬噸。
凡是共產國家的領袖們都熱衷於大躍進，急於展示超越西方的社會主義優越性。斯大林下令在白海至波羅的海之間修壹條運河，從列寧格勒到白海的阿爾漢格爾斯克港口，使蘇聯的海軍艦隊可以來回遊弋。工期從1931年9月到1933年4月，僅為20個月，完全靠人力挖築這條長達226公裏的運河。索爾仁尼琴寫道：
把這項二十世紀最野蠻的工程，這條“用手車和丁字鎬”修成的大陸運河比做埃及的金字塔是不公道的，這太不公道了。要知道，埃及的金字塔是用當時的現代化技術建成的！！而我們使用的卻是四十個世紀以前的技術！
……所有的堤壩都是土築的，所有的泄水閘都是木制的。主壩到處滲漏。怎樣夯實？——用馬拉著滾子在壩頂上來回壓！（斯大林和國家只有對兩樣東西不吝惜——犯人和馬，因為馬是富農家的牲口，也是命該死絕的。）要消滅土木結合處的滲漏也是很難辦到的。要求用木料代替鋼材！於是工程師馬斯洛夫發明了壹種菱形木閘門。沒有混凝土澆築閘壁！用什麽加固？人們回憶起俄羅斯古代的“木籠”——用圓木拼合的大木槽，高達十五米，內部填土。請使用穴居人時代的技術，但是要按二十世紀的要求承擔責任：如果哪裏漏水，“要妳的腦袋！”
……每天收工後，工地上留下許多屍體。薄雪蓋在他們臉上。有的蜷縮在翻倒的手車下面，手插在袖筒裏，就這樣凍僵了。有的是把頭俯在膝蓋之間凍壞的。那邊有兩個人是背靠著背凍在壹起的。這都是壹些農家子弟，是最理想的幹活的好手。他們幾萬人壹批地被遣送來運河工地，當局還千方百計地把他們壹家拆散，不讓他們和自己的爹同進壹個勞改點。壹上來就要他們在布滿礫石和大圓石的地段上完成連夏天也完成不了的定額。沒有人能指點他們，警告他們；他們還是按照在農村幹活的樣子使出全身的力氣，很快就把身體累垮了。結果妳看，兩人摟在壹起凍死了。夜間派雪橇來收屍，車夫把屍體扔上雪撬時，發出木頭似的梆梆的聲音。[16]
可想而知，這種大躍進的傑作毫無用處，運河剛修好便廢棄了。由於水位太淺，僅僅能滿足小型駁船的運行，但25萬勞改犯人卻因此死掉了。由無產階級偉大作家高爾基主編的《斯大林白海波羅的海運河修建史》，曾作為史詩般的列傳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廣為印發，也因斯大林處決了該工程的所有主要人物，宣傳冊子也被收回銷毀了。毛澤東的神話比斯大林的神話還破滅得更迅速更無情，斯大林批給了白波運河4億盧布，下面為了向上買好，工程僅花了9530萬盧布。據統計，毛的大躍進期間僅物質上的損失就達1200億元人民幣。大躍進成了大躍退，趕英超美沒實現，反倒越離越遠了。
集體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統治工具，在集體主義權威下，可以產生用之不竭又廉價到極點的勞動力，生產不提出任何個人要求的卑微奴隸，供共產統治者隨意驅使。斯大林用奴隸制式的集體主義企圖創造世界奇跡的做法，被毛澤東運用到了中國，動員起億萬民眾，創造毛氏版本的大躍進神話。共產主義的奴役制來自於馬克思主義，馬克思認為平等權利和信仰自由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民主主義是陳詞濫調，“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極力批判爭取建立自由國家說法。革命專政的目的就是限制人們的自由，建立人人必須勞動的制度，兒童也應該參加勞動，“生產勞動和智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會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壹”，罪犯就更需要勞動了，讓犯人“改過自新的唯壹手段即生產勞動”“是社會主義者的最低限度的東西”，[17] 壹舉為共產國家制定了全民勞動改造的專政制度，也是遍地勞改營的理論依據。“勞動創造壹切”，勞動是人們的第壹需要，勞動當然是指體力勞動，或者僅使用簡單工具的手工作業，“幹部參加勞動”就是指這種勞動，連毛主席也要到十三陵水庫建設工地揮鍬鏟土，雖然是毛進京後有生之年唯壹的壹次勞動，“……前後不不到壹個小時。如此簡單的象征性動作，竟鼓舞了全國人民從事艱苦勞動的狂熱。”[18] 毛又把大學教授們趕到農村勞改，幹最粗重的活兒，就是為了改造其剝削階級思想。斯大林是把教授將軍們驅趕到西伯利亞的冰雪中勞動，讓他們死在那裏。不勞動是違法的，“不勞動者不得食”是通用的共產主義口號，列寧的“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共產主義國家的著名口號。不計報酬又“出大力流大汗”的勞動才是最光榮的，還樹立不少勞動模範作為勞動人民的學習榜樣。在蘇聯及中國，懶惰就是罪行，不參加義務勞動也不行。不熱愛勞動的，會抓進勞改營，蘇聯的“古拉格群島”和中國的勞改監獄就是強制無償勞動的地方。妳不積極參加建設社會主義和改造思想的集體勞動，那就到監獄裏去累死餓死吧。用勞改方式有計劃地削減壹部分人口，是蘇維埃政權消滅剝削階級和異見人士的壹個通用辦法，是共產政權大屠殺的另壹種方法，所以勞動營又稱為“消滅營”。列寧說俄羅斯是農奴制國家，家奴制卻留下壹句諺語：“在俄羅斯沒有餓死的！”連監獄裏也不會餓死人。俄國變成了蘇聯，立即有數百萬人餓死，前線士兵的口糧都不及沙皇朝代監獄的標準高。勞改營又餓死了多少人，無人統計過，肯定不亞於希特勒的毒氣室。新流行的笑話是：“布爾什維克的第二次農奴制”，但相比之下，第壹次農奴制簡直是天堂。“舊西藏”的“農奴制”也沒有餓死人的記載，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新西藏”，幾年間即有數十萬人死於饑餓。
共產黨認為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思想壹定能戰勝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創造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進而取代資本主義。所以總是試圖制造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新人”，作為標準的共產主義者。共產黨名義上是按勞分配，卻常用共產主義思想要求社會成員，讓大家義務勞動。按照共產主義分配理論，按勞分配仍然是“資產階級法權”。按報酬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是雇傭勞動思想，是建立在人的私欲基礎上，只有不計報酬和奮不顧身的義務勞動才是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先進意識。為了同人們的私欲作鬥爭，除了用共產主義思想洗腦，讓黨團員帶頭，還必須輔以專政手段，實行強迫勞動制度來改選思想，包括在這種管制環境下的“義務勞動”。但共產主義的集體勞動方式是最缺乏效率的，其與人性不符，因為每個勞動者都有個人及家庭的生存需求與幸福追求，這也是生產積極性的動力源。家庭不可能擴大為社會，社會也不可以簡化為家庭，兩者有著不同的效率動因，只有親緣關系才能長久激發人的無私情懷，甘願付出無報償的勞動。否則，即便是宗教式的熱情，也不可能形成經濟活動中的激勵機制。有學者曾經以自己的經歷對此作過分析：
我們第三生產隊有57戶人家。假設每戶人口勞力相等，在集體的大田裏，我刨57鎬，才為自家刨了1鎬。反過來說，我偷懶少刨57鎬，自家才損失1鎬。這種體制極其有效地激勵偷懶，同樣有效地懲罰勞動。自留地則不然。那裏的每壹鎬都是為自家刨的，真所謂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對我們生產隊的社員來說，自留地對勞動積極性的激勵效率是生產隊的57倍。結果，自留地和庭院僅占總耕地面積的7％左右，但社員像繡花壹樣精心伺候，每年收獲的煙葉糧食和蔬菜，價值將近家庭總收入的三至五成，能與生產隊90％多的耕地分庭抗禮。
我們生產隊的激勵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57，這還算好的。1958年人民公社興起的時候，規模動輒萬人，連生產隊和大隊的幹部都不用對勞動成果負責，結果鬧出了壹場大饑荒。饑荒迫使極左派撤退，在“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壹線構築防禦工事，同時伺機反撲。大寨大隊和昔陽全縣取消“三自壹包”，實行大隊核算，又把前沿推進到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中線陣地。大寨大隊80戶人家，從物質刺激的角度看，其激勵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80，還不如我們生產隊。
總之，如果把自留地比作社員的親兒子，集體大田就是50竿子甚至80竿子打不著的遠親，其疏遠程度如同陌路。[19]
能多勞多得的時候，人壹定會多勞動；多勞而不能多得的情況下，人肯定選擇少勞動。這是壹種理性自利——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是經濟活動的動因，有幾個人會為了別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忘我勞動呢？公社體制下，幹部管理與社員勞動之間也是個博弈過程，只是這種博弈只會帶來雙輸的結局。所以，共產主義的集體勞動是怎麽也算不贏經濟帳的，最終無壹不借助政治壓力，變為奴役關系。而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除卻自耕農，壹般地主與佃農之間都有較友好的合作關系，地租過高，農民會棄租，在成本與產出的比較效應之下，地主與佃農的分成契約或定額地租，壹般都在周邊平均地租的合理範圍之內，地租的增減須視土地等級和年景好壞，互有妥協，分攤風險。只要雙方遵守合約，租佃關系就不會中止，否則會增加交易成本，也關系到信譽和可靠性。這是利益的權衡，而非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問題。在自由選擇的體制中，這種契約形式體現了經濟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公平與效率，符合帕累托最優法則。在相同耕地的產出量上，自耕地與佃租地差別不大，佃租地還要略高於自耕地。佃農需要付租，但省去了購買田地及改良土地的投入，地主坐收地租，是已經付出了先期的投資與勞動，資源的有效配置與邊際回報率是相等的。佃租是正常的市場交易行為，本身不構成罪惡，土地流轉也不是罪惡，關鍵在於法律制度和社會保障。壹如今天的農民承包地也可以出租，也如房屋出租的道理壹樣，出租者並無絲毫罪惡感，租賃雙方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時找到平衡點。但強制勞動肯定是罪惡，人民公社消滅了自耕農，打破了正常的租佃關系，土地公有制使農民失去分成契約的談判權，農民只有勞動義務而無權支配產品，遂使勞動變成苦役，躲避不了苦役，就減少苦役程度。政府是地主，又有強制勞動手段，利益最大化是拿走更多的產品。農民如同無期限的賣身長工，對待公社這個大地主的惡行，其利益的最大化不是關心產出量，而是設法減少勞動量。這才是真正的階級對立，在政治壓力下，勞動者會用各種方法應付監工者，選擇偷懶，學會糊弄，精於造假。人民公社正是反帕累托最優，政府用強有力的手壟斷了壹切資源，帶來的是公平效率的大倒退。正如經濟學家張五常所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壹種交易費用昂貴的制度，它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改變這種制度需要付出成本。中國鄉村歷來以自耕農和佃農居多，長工很少，即在於地主不能即時監督工人的勞動效率，會帶來難以承受的監管成本，壹般地主耕地都會采取佃租方式。中共的國營農場後來也把土地分配給農業工人，由家庭農場耕種，也緣於這個道理。人民公社之弊就在於把農民全部變成長工，強制性集體勞動成為新型的共產主義奴役制度，人人成為“集體利益”（黨的利益）的奴工，雖然用高成本獲得短期優勢，卻不能轉化為效率優勢。人們被迫在集體組織中勞動，失去自由退出權就等於失去人身自由，這種集體組織便同集中營或勞改監獄無異。即使政府把這種集體組織冠以“壹大二公”的動人名稱，將農民的虛幻地位捧到天上，對被奴役者也不會有任何改變。人的積極性建立在自主精神之上，壹個社會扼殺了自主精神，缺乏競爭效率，強迫勞動也不會使國家富強，人民公社走向滅亡便是無以逃避的社會成本及歷史宿命。
毛澤東的經濟知識太過貧乏，無非是馬克思和蘇聯的政治經濟學，無非是仿照的蘇聯的高投資率支持下的重工業傾斜政策，以獲得比輕工業更高的增長率，想在最短的時間內創造人類奇跡以震驚世界。他應該不懂亞當·斯密學說（據他自己講青年時讀過《國富論》），不懂凱恩斯主義，不曉哈耶克理論，沒讀過馬歇爾的經濟學。甚至連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沒讀過，因為他曾指責讓人讀《資本論》的理論家。毛制造的大躍進災難，表現出強烈的機會主義特征，也明顯印證其知識準備嚴重不足，不光是他的主義太差及性格暴戾。準確地說，是知識結構太偏，性格太固執，壹輩子讀書，只是在中國歷史和古典文學線裝書中轉圈子，雖懂壹點馬列，讀過些外國名人傳記，不過皮毛而已。這從他數不清的講話中就可以看出來，壹貫是東拉西扯，牽強附會，武斷自負，自以為知識淵博，實際上多是些半吊子學問。以現代文明而論，毛澤東是個不學無術的人，他對於推進人類文明的自然科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宗教學和外國文學藝術，往往不屑壹顧。缺少求知的謙卑感，迷信戰爭年代形成的人民戰爭（人海戰術）思想，用戰爭思維來進行經濟建設。所以他才會讓放手讓農民大放畝產萬斤糧的衛星，以政治運動加人海戰術來壹舉解決糧食短缺。放夠了糧食衛星，又提出“以鋼為綱”的口號，工農商學兵壹擁而上，磚頭石塊砌起土高爐，用木炭來燒化那些挨家逐戶搜集來的破鍋爛盞，用紅旗招展和鑼鼓喧天營造虛幻氣氛，來實施他的趕超英美戰略。又怕計劃落實不到位，強調以“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權威下壓指標，搞出1070萬噸鋼的計劃，凡完不成者，給予紀律處分。結果形成全黨大辦鋼鐵和全民大煉鋼的熱鬧場面，壹齊滿足毛的願望。毛為了大收廢鋼鐵，甚至說可以拆掉暫時沒有價值的鐵路，如寧波、膠東線拆除，鬧出比慈喜太後的“馬拉火車”更加低級的笑話。1881年，為解決煤炭運輸成本過高問題，全長9.7公裏的唐婿鐵路通車。先前慈喜太後曾因火車行駛會破壞遵化東陵的風水，黑煙給農田帶來損害，規定機車必須以驢馬拖拉，方批準建設。搞笑事件幾個月後才告結束，驢馬最終讓位於火車頭。其實毛澤東還不及慈喜太後，西太後於1862年批準設立京師同文館，學習西方語言，聘用洋人教習，陸續開設英法俄語言、化學、數學、天文、物理、國際法、外國史地、醫學、生物學和政治經濟學等新學科，同文館成為中國第壹所綜合性現代高等學府。百年後的毛澤東卻大搞反右運動，高校逐步取消了國際法學、西方政治和經濟學科，只剩下些理工科和文科，外國歷史也以毛澤東思想為評判標準。眾多的大學教授挨批鬥，趕到鄉下做苦力，死的死，殘的殘。文革中竟以軍宣隊和工宣隊來領導學校，取消高等院校入學考試，改之以各單位推薦工農兵學員上大學。毛是科盲、法盲、現代西方文化盲，又自以為是，好大喜功，老虎屁股摸不得，十足壹個農民加流氓。毛缺乏作為壹個新時代最高統治者應有學識修養，山大王式的農民意識，流氓化的政治運作，使他沒有高瞻遠矚的眼光，不能縱觀全局，不能象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那樣審時度勢，睜開眼睛看世界。而是將個人權力放在民族利益之上，把國家前途置於個人喜好之下，嗜權如命，無能且戀棧。毛的治國資源無非是二十四史或三國演義之類，再加上毛化的口號式馬列主義。數千年專制思想在他腦子裏根深蒂固，不願接受新知識，在壹些最基本的常識問題上表現出驚人的幼稚無知，毛閉關鎖國的可笑程度遠超出西太後年代。毛是以自力更生加人海戰術的群眾運動為治國方式，極端漠現代政治文明，壹切有利政治和民生的改良均視為搞修正主義或復辟資本主義。這種質素本不配治理壹個現代大國，充其量做壹個井岡山寨主，卻妄圖全面顛覆人類文化傳統，納入毛澤東的革命軌道，實現他的世界帝王夢想，實現他荒唐的改造社會藍圖，最終只能導致空前絕後的民族災難。毛並沒有改變人類歷史前進的方向，甚至改變不了身後共產黨的走向。毛死後，除了共產政權不變外，他其余的遺產差不全讓執政者扔掉了，走上了他猛烈批判的修正主義路線和資本主義復辟道路，因為中共政權實在不能存活在毛澤東的荒誕與顛狂之中。
四、死亡檔案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自古以來就有高超的農業生產技術，精耕細作水平壹直處於世界前列，人均占有糧食之高，即使在現代化的今天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社會學者金觀濤在他的書中說道：
我國農業生產水平之高，在古代世界是驚人的，不僅農業生產技術非常發達，勞動生產率也是罕見的。遠在漢代，我國每年糧食總產量就為三百二十億斤，勞動生產率是平均每人二千斤。唐代，糧食年總產量達五百九十五億斤，宋代竟達壹千二百八十四億斤。唐代按人口峰值六千萬計，人均占有糧食近壹千斤。宋代人口總數爭議頗大，就按範文瀾的最高估計有壹億人計算，人均占有糧食也達壹千三百斤。歐洲封建社會農業生產水平就低得多。[20]
漢武帝時的“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曾被史家不斷稱頌。白居易《憶昔》中描寫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也是壹番美妙景象。鄧小平說，中國人窮了幾千年了，不能再窮下去了。老鄧肯定沒有讀過幾本史書，最窮的時代不是以往的幾千年，而恰恰是毛澤東統治下的那幾十年，非但離商品豐富為標誌的工業社會相差太遠，以倉廩豐實的農業社會標準也談不上，人們用壹塊肥皂也要憑票證供應，糧食不夠吃，只好實行限量配給。中共執政幾十年，糧食產量翻了壹番多，但人口劇增，人均糧食占有量以正常年景計算並未大幅增加，壹般徘徊在300-400公斤之間，只有1998年曾壹度達到410公斤，略高於1984年的400公斤，多數年份達不到這個水平。1998年糧食產量為5.12億噸，2007年也是5億噸，2010年是5.464億噸，但人口更多了，人均水平並未提高，只能說是實現了糧食基本自給。我們今天之所以不餓肚皮，是因為農民有了耕種的自主權，積極性增加，農業科技水平提高，單位產量提高，肉奶果菜等農產品增加，膳食結構發生了變化。2005年人均肉、蛋、奶和水產品占有量分別為59.2 、22.0 、21.9 和39.1公斤，促進了膳食營養結構的改善。直接糧食消費下降，近年來城鎮人均糧食年購買量為80公斤左右。另壹方面每年也大量進口糧食，如小麥、大豆等，彌補市場之需。假如再來壹次人民公社，表現社會主義優越性，壹定會有更多的人餓死。
搞了20幾年的人民公社，糧食人均占有量還不如人民公社前1957年。中國古代也屢有餓死人的事，不絕於史書，除了局部性的災荒，大部分由戰亂形成，從無正常年景下全國性大面積餓死人的情況。中共常吹噓他們解決了中國幾千年的吃飯問題，是肆意歪曲歷史，不要說漢唐盛世，壹般的朝代，只要沒有戰亂，吃飯問題並不難解決，每次改朝換代後的王朝興盛時期，都是糧食生產快速恢復發展的階段。毛澤東幾十年改朝換代的內戰，和建國後倒行逆施的禍國殃民政策，打亂了幾千年的歷史傳統，將農民剝奪壹幹二凈，建造他的共產主義天堂，才使農村陷入滅頂之災。按後來公布的數字，1960年糧食實際產量為1.435億噸(包括大豆)，人口為6.62億，平均每人434市斤，扣除非口糧部分，實際配給327市斤，比1957年的406市斤少了許多，餓肚子肯定，餓死人倒還不至於，再進口些糧食，度過難關應該不是很難。美國政府在20年代初，向蘇俄饑民提供糧食，從而挽救了蘇聯布爾什維克，被譽為“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出於人類的良知，西方國家不會見死不救，中國不至於走投無路。但共產黨不同，他們只知道向農民要糧，58年糧食豐收，征購率也隨虛報的產量而上升，過高的名義征購率加上實際產量的下滑導致1959及1960年的實際征購率達到39.7％和35.6％，農民手中可供支配的糧食急劇減少，以至不能維持生命的需求。 1959年6月底，全國的糧食儲備還有343億斤，夠城鎮居民壹年之需。但是，在當年糧食減產3000萬噸的情況下，糧食出口卻從1958年的270萬噸增長為420萬噸，以換取黃金和美元。出口量相當於糧食儲備的24％，要黃金美元是為了發展核武器。寧願餓死人也不開倉放賑，還要出口糧食，缺糧狀況更是雪上加霜。中央的辦法是向糧食大省加大調糧指標，如四川省壹五期間平均每年調出糧食32.54億斤，1958年開始連續三年大減產，外調糧卻連年增加。1958年為39.6億斤，59年49億斤，60年68.4億斤，“1959年全省人均留糧（包括種籽、飼料和口糧）從1958年的512斤降到1959年的278斤，1960年又降到260斤。為什麽中央壹再向四川追加任務？當時中央的領導人的解釋是：問題發生在四川，總比發生在京、津、滬地區在政治、經濟和各方面的影響要小壹些。後來被傳為‘寧肯四川餓死人，也不能讓京津滬餓死人。’”[21] 所以壹向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為了紅色政權的生存，竟然餓死了上千萬人，為全國之最。全國是三年大饑荒，四川是四年大饑荒，1961年的糧食產量僅為1957年的壹半，到處是死絕了村莊，屍體漫山遍野，人們無力氣掩埋。也由於四川領導人李井泉緊跟毛澤東，極力反右傾，釀成巨禍，幹部打死人的事也最多，堪比當年的流寇張自忠。中央對於大面積的餓死人現象，歸結為“疫情”，說是疾病流行所致，於是開展愛國衛生運動，開出各種醫病的草藥方子，將饑民集中在臨時醫院裏，“治”死拉倒。這樣壹來，共產黨不但不用承擔任何罪責，反而體現出黨的偉大英明，對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高度關懷。壹般的平頭百姓認為，黨中央毛主席好，是國家出了奸臣，是下面幹部不好，欺騙了毛主席，毛主席說了糾偏的話，幹部們不聽。還等著“大救星”來呢，殊不知沒有毛澤東神魂顛倒發動瘋狂大躍進，沒有毛的大力反右傾，根本就不會有下面幹部胡作非為，更不會在風調雨順的年景餓死人。毛澤東善於說兩面話，但其本意是決不允許動搖他的三面紅旗，而三面紅旗正是禍根，毛才是禍首。廬山會議之後，連表面的糾偏也沒有了，剩下的是更加瘋癲的大躍進。下面幹部們十分清楚，惟有越左才越有自身安全，越有功勞，毛親信掌權的河南、安徽、四川等省，餓死的人壹個省比壹個省多。中國人被愚弄得如此之蠢，連反抗的精神都沒有了。 直到1960年12月，京、津、滬、沈等大城市只剩下幾天的存糧時，小城市也大面積浮腫和餓死人，全國再無糧可調時，才考慮通過香港向美國和澳大利亞購買糧食應急，而糧食到岸又是幾個月以後的事了。1961年向外國訂購了520萬噸糧食，6月30日前運到國內215萬噸，大饑荒才得以緩解，從此中國成為糧食進口國。糧食最緊張的危急時刻，中共也不忘向東歐出口糧食和肉類，東德要求中共增加肉類供應，以便使東德人均年消費肉類達到80公斤，趕上西德的消費水平。為了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吃上80公斤肉，中國人自己除了人肉已無肉可吃。1964年2月29日，中共在答復蘇共的信中也說：“到1962年底為止，我們向蘇聯供應的糧油和其它食品價值21億新盧布……。在同時期內，我們向蘇聯供應的礦產品和五金產品價值14億新盧布……。這些礦產品中，有許多都是發展尖端科學、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22] 原子彈要花錢，援助共產黨小兄弟也要花錢，都是在中國人最困難的時候，從1958至1962年，對外援助高達23.6億元，其中援助阿爾巴尼亞、北朝鮮、越南、古巴、蒙古為18.7億元，援助亞洲、非洲民族主義國家近5億元。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之際，毛迫不得已作了“自我批評”，劉少奇部分糾正了毛禍國殃民的政策，外援才算減了下來。在毛澤東眼裏，“糞土當年萬戶侯”，農民更是糞土不如，沒有必要大費腦筋，在“三年自然災害”的宣傳上再增加壹個“蘇修逼債”的神話就夠了，壹下把中國人的怨氣推到了蘇聯人頭上。“逼債”的神話更加荒誕不經，債務償還依照合同規定的期限，債權人無權強令債務人提前歸還，也沒有任何歷史資料證明蘇聯曾經逼過債。1961年4月8日的“1961年中蘇貿易會談公報”中稱：“在會談中還討論了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遭受嚴重自然災害，而在1960年貿易業務中產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蘇聯的欠帳問題。蘇聯方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暫時困難表示充分諒解，並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上述欠帳在五年內分期償還，不計利息。中國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蘇聯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應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萬噸糖的建議，糖將在1964-1967年期間歸還，不計利息。”中共在1964年提前壹年歸還了50年代的全部貸款和利息，是中國自願提前償還。美國芝加哥大學王友琴博士在《揭示人為大餓荒的真相》壹文中說道：“赫魯曉夫不但沒有逼債，還改變了中蘇貨幣的匯率，這樣把中國的債務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七。壹九六壹年二月，赫魯曉夫提出給毛壹百萬噸糧食和五十萬噸古巴糖。毛澤東要了糖可是拒絕了糧食。不是毛放棄了傲慢，他已經抓住了赫魯曉夫答應提供技術和專家制造米格二十壹戰鬥飛機。”蘇聯援助對於饑荒中的中國而言，應屬雪中送炭，但毛讓周恩來告知蘇聯，糧食妳們自己留著應付饑荒，只接受了轉口的古巴糧。毛澤東買武器，動輒幾億十幾億盧布，買糖也行，買糧食救命就舍不得了花錢了。“寧可餓死，不食周粟”，中共反而倒打壹耙，把餓死人的另壹個主要因素說成是“蘇修逼債”所致。不止蘇聯，被視為帝國主義的美國在1962年2月，提出了壹份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的方案，中方可以用硬通貨向美國購買500萬噸小麥，且可延後付款。王炳南傳達了毛澤東的立場，中國人民有信心戰勝困難，絕不會接受美國人的施舍，更不會拿原則做交易。並轉達毛澤東的建議：如果美方需要幫助，我們也願意勒緊褲帶援助壹些大米和小麥。中共又壹次在外交戰線上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正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中國人多，原子彈都不怕，餓死幾千萬人不算什麽大事，過幾年又生出來了。 1959廬山會議的召開本來有希望糾毛的錯誤，彭德懷的萬言書象壹盆涼水，也沒有澆醒毛澤東熱昏的頭腦，反而令毛勃然大怒，怒其動搖他“壹貫正確”的神話。於是，本該反冒進卻演了壹出反右頃的鬧劇。壹場人類歷史上從未記載過的大饑荒，象積聚了巨大能量的地震壹樣猛烈暴發！“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毛這《送瘟神》的詩句，瘟神倒沒送走，死神卻如風而來。餓死的人數至今沒有官方數字，不少學者估計有3000至4000萬之多。《中國農民調查》說到安徽省壹地的情況： 壹個鳳陽縣死亡六萬零二百四十五人，占農村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七點七；其中大廟公社夏黃莊，死亡人數竟高達百分之六十八點六。家中死絕的，全縣有二百四十戶；因死因跑而空了村莊，占到了二十七個。[23] 安徽省是重災區，原有800萬人口的阜陽地區在三年災難中竟餓死200余萬人。鳳陽縣餓死了95178人，占總人口的四分之壹，60254人是59-60兩年餓死人的數字。全縣死絕的有2404戶，占總戶數的3.4％，無人村27個。面對大量死人，鳳陽縣書記董安春竟然說：“人要不死，天底下還裝不下呢！”當年整頓時安徽省向劉少奇匯報阜陽地區餓死150萬人，文化大革命中揭發的數字是餓死了240萬人。無為縣地處黃山腳下，歷為魚米之鄉，竟也餓死了30萬人，占總人口的三分之壹。大饑荒造成大量吃人事件，就是新埋的死人也挖出來吃掉，據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煙，壹定是在煮人肉。河南省的情況同樣慘不忍聞： 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萬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萬多頭，荒蕪土地四百四十余萬畝，扒毀農民房屋壹百六十多萬間。值得再書壹筆的是，就在這樣慘烈的災難中，當老實忠厚的河南人民壹批批倒斃下去的時候，省委第壹書記吳芝圃為了實現他夢寐以求的壹個理想：讓黨中央在鄭州開壹次全國黨代表大會，靠高征購、高積累聚斂起來的民脂民膏，在鄭州北郊黃河岸邊也興建了壹座豪華的園林型別墅群，內中除按當時中委和候補中委的人數，以每人壹個套間蓋了壹幢大樓外，還別出心裁地按當時黨的七位領袖，每人壹幢別墅，從總書記到黨中央主席，規格面積逐級遞增，以主席的別墅最為寬大考究。[24] 死亡200萬是當時河南官方的數字，民間甚至有500萬的說法，據《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壹書作者楊繼繩研究，保守的估計應近300萬人。吳芝圃早年曾跟隨毛澤東，是毛的大紅人，在集體化運動中，吳作為省委第二書記，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批判鬥爭第壹書記潘復生，反右有功，受到毛的贊揚，隨即擢升吳為第壹書記。吳於國難之機大修別墅，政治局黨委每人壹套，建好後毛壹天也沒住過。毛在中國人最窮困的時候，卻拿人民的救命錢為自己享受，毛澤東的韶山別墅更是典型的帝王行宮： 壹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回到闊別三十二年的故鄉，路過滴水洞口，曾對陪同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壹書記周小舟說：“小舟，妳們省裏研究壹下，在這個山溝裏，修幾間茅屋子。省裏開個會，其它領導同誌來，休息壹下也可以嘛！” 毛澤東壹言九鼎。中共湖南省委籌劃著在滴水洞為毛澤東建別墅。此事嚴格保密，稱“二○三工程”。毛澤東所說是“修幾間茅屋子”，下邊壹執行就大大加碼，撥款壹億元，興建了三棟樓：壹號樓是毛澤東專用樓；二號樓是兩層客房，有二十四間，供陪同毛澤東來的負責人居住；三號樓則有好幾層，供隨行的警衛人員居住。另外，還修建了韶山通往滴水洞的柏油馬路。 這個“二○三工程”從壹九六○年動工，到壹九六二年完工，便時時恭候毛澤東的光臨。[25]
那時候的1億元可不是小數目，1斤棒子面才1角錢，即以21世紀標準也豪華得可以。韶山離長沙不遠，開會到省城即可，無需回鄉折騰，幾間茅屋子村裏便能搞定，又何必省裏研究，顯然自己要求建行宮。茅屋造成了帝王行宮，恰是在餓得眼睛發綠的農民期盼“大救星”出手救命的危急時刻。毛澤東對別墅的喜好超過歷代帝王，凡是他看中的地方，都要為他造起豪華別墅，這些行宮往往地處優美的風景區，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閉起來，專供毛個人享用。為了討好毛，各地諸侯也都為毛修建別墅，全國起碼有50多所毛別墅，長沙有2座，韶山有2座，北京壹地就有5處，大部分別墅他從未涉足。毛的新房子從安全舒服的角度設計，由他的警衛部門監工建造，防彈防炮，有的還防原子彈。絕大部分是同壹式樣，進門壹間特大的大廳，左右兩翼各壹排房間，外觀像壹座鋼筋水泥的大倉庫。為了防備不時之需，毛的別墅都有通向附近軍用機場的直達線，有的是火車專線，有的是地下車道。[26] “僅上海壹地，為毛建的別墅便圈地壹千多畝，園林、花木、房屋修建，連同女服務員，壹百多人長年為它服務。二十年間，毛總共沒有住過幾天，而壹百多人的工資外加維修費用，恐怕壹年不下百萬。湖南省委在長沙為毛建的蓉園壹號，也僅在壹九五九年住過壹次。要是將各省為毛建的房子合在壹處，其規模可以和紫禁城相比了。要是拿前國民黨政府總統蔣介石的別墅、行宮同毛澤東、林彪等中共領袖的‘房子’相比，那就寒酸了。僅廬山壹處，毛的房子的建築面積就是蔣介石那座‘美廬’的五倍，而‘美廬’也歸毛使用，上海那處就更不必說了。”[27] 毛的行宮遍及中國，堪稱古今中外之最，如湖南的“蓉園”，四川的“金牛壩賓館”，湖北的“東湖賓館”，江蘇的“紫金山賓館”，山東的“南郊賓館”，杭州的“劉莊賓館”和“汪莊賓館”，上海的“西郊賓館”，天津的“迎賓館”等等，都是在1960年前後修建的，其豪華氣派程度有的甚至超過北京的釣魚臺國賓館。毛澤東異常“節儉”的故事曾感動了無數中國人，人們總以為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知道民間的苦難，“1960年，服役於解放軍中的農民子弟用氣憤的評論公開講了農民的困苦狀況：現在，村裏農民吃的甚至比過去狗吃的都差。過去狗吃糠和糧食，現在人們餓得無法勞動，豬也餓得不能動。公社社員問：‘毛主席會讓我們餓死嗎？’”[28] 事實證明了毛主席就是要讓農民餓死，如同今天朝鮮的金正日，擁有十幾處豪華別墅，國外有數十億美元存款，從全世界采購食品和奢侈品，高級汽車、遊艇、私人飛機應有盡有，朝鮮人竟餓死了200萬。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剝奪了農民的自由退出權，在全國壹盤棋的人民公社制度下，無處可逃！ 大饑荒餓死多少人，壹直是中共諱莫如深的最高機密，令許多學者大費周章，無不絞盡腦汁也難得出比較壹致的結論。至今尚無官方的正式說法，壹些學者研究大都以戶籍資料的年出生和死亡人數為分析基礎，並根據人口普查結果和“千分之壹人口生育率抽樣調查”得出的出生率，進行數據的整理和修訂，得出的結論相差懸殊，從1650萬到4500萬不等。從各種官方人口統計的出版資料中，只是能約略估算出大致的數字，盡管眾說紛紜且不太權威，也未必準確，但總比故意忽略這段歷史更人道些，也更對得起那些枉死的冤魂。其實從很多官方出版物中也能統計出大概的數字，依據1987年出版的《中國概覽》，看三年大饑荒人口變化情況，得知1958年中國總人口為65994萬，1961年為65859萬，三年人口呈負增長。57年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分別是3.40％、1.08％、2.32％；62年為3.70％、1.00％、2.70％，58－61年資料不準確。按正常年死亡率1％計算，三年正常死亡應為2000萬左右，五六十年代年增長率壹般高於2.5％，三年應增長約5000萬人左右。這已經是扣除自然死亡的數字，饑荒時期出生率會隨之降低，大量婦女營養不良患子宮脫垂，喪失生育能力。但那時無計劃生育措施，假使出生率降低至1％，也至少有3000萬人餓死。據《中國人口年鑒》的統計，1959年全國人口增加1113萬，凈增率為10.19‰；1960年人口減少1100萬，凈增率為-45.7‰；1961年，繼續減少348萬，凈增率為-3.78‰。官方的數字，應該是最保守的估計。美國學者麥克法誇爾的書中寫道：“……這些僅反映廣東某縣情況的議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透露出來的：20000人被餓死。在全國範圍內，死亡率從1957年的1.08％上升到1960年的2.54％，增長了壹倍。1960年人口下降了4.5％……”[29] 死人最多是60-61年，糧食產量直到65年才恢復到57年的水平。學者金輝在他的《“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中說：“四川省的總人口在1958～1961年間連續4年負增長，凈減人口達6218349人，相當於該省1960年人口的93.94‰。而從1950年到1957年，四川人口每年平均增加168萬人。”“安徽省1959～1961年間總人口凈減439萬人，相當於該省1960年人口的144.27‰，而在1951－1957年間，安徽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萬以上。”“中國在1959－1961年的三年災難中，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高達4060萬。”而據學者統計（陳玉瓊、高建國），在中共上臺前的2129年中，發生的203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中，死亡為2991萬人，也就是說共產黨制造的“三年自然災害”竟然超過了中國幾千年歷史中自然災害的總和。在各種官方統計數字中，中共各級政府有壹套心照不宣的做法，就是有利於體現共產黨偉大的數字是層層加碼，令共產黨的臉上無光的統計數字是層層扣減，何況共產黨根本不敢公布實際數字，官方秘密檔案的統計數字也只能是被層層做了手腳的。荷蘭學者馮克（Frank Dikotter）寫了本《毛制造的大饑荒：中國最駭人災難的歷史，1958-62》的專著，作者在接受香港《開放》雜誌采訪時說，“歷史學家、復旦大學教授曹樹基曾公開過他據官方人口統計得出的3,000萬到3,200萬死亡人數。我在調查中作過仔細的比較，在許多縣的公安局統計中，數字都要大過縣委和統計部門50％。因此，3,000萬加50％就是4,500萬。” 中共為了掩飾毛澤東的罪惡，將大饑荒的責任推給外部帝國主義和反華勢力。毛澤東的統治模式與意大利的法西斯黨和德國的納粹黨相似：壹個主義，壹個政黨，壹個領袖，武裝的黨徒（軍隊），絕對控制的傳媒（黨的喉舌），黨天下的絕對專制政權。如果沒有外力介入，沒有來自黨內自由化的要求，若撼動其專制體制是難以想像的。共產主義運動的發源地蘇聯也是壹樣，中國不過是步蘇聯老大哥的後塵，青出藍而勝於藍—— 這場以強制手段迫使農民集體化、“消滅富農”、斯大林制造饑荒和進行鎮壓的運動，根據西方壹些作者提供的資料，使農民付出了2000萬人生命的代價。可以確信，這個數字並沒有過分誇大。關於烏克蘭的資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烏克蘭的人數從1926年的3100萬人減少到1939年的2800萬人。消滅了300萬人。但是還存在著人口的自然增長。每年可能增長2％（作為壹個平均增長數來說，這個百分數是相當低的），即每年增加60萬人。換句話說，在這14年中，增加了將近900萬人。加上那300萬人，就是1200萬人。這1200萬烏克蘭人消失到什麽地方去了呢？要知道強迫集體化的大鐮刀也割到了北高加索、伏爾加河流域、中亞細亞……等地區。在1930年，從農村中遷出的“富農”家庭有115000個，而到1932年則為266000個。在兩年中遷出的“富農”家庭壹共為381000個。如果按壹個家庭平均有5口人來計算的話，那就有將近200萬人。僅僅在兩年中就消失了200萬人！但是統計還沒有說明死去的“富農”及其子女和老父老母有多少，關進監獄和集中營的人又有多少。那些被流放的、被逮捕的和被褫奪了壹切公民權的人，他們的子孫曾經經受了壹些什麽樣的苦難。[30] 蘇聯的集體農莊付出了慘烈的代價，出動紅軍和飛機大炮鎮壓農民反抗，其慘烈程度甚至導致某些紅軍部隊的嘩變。僅在1930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動農民就達70萬人。全盤集體化運動費時4年，農民被迫進入集體農社時殺掉了半數以上的牲畜，蘇聯的大饑荒餓死了800萬人，但這是最低的估算，據烏克蘭國家安全局局長納利瓦伊前科稱，從收集的證據資料進行的人口鑒定結果表明，1932年到1933年的大饑荒總共造成了1000多萬平民餓死，其中91.2%的人都是烏克蘭人。中國集體化進程雖然只少數民族地區發生流血沖突，內地因伴隨著壹系列的政治運動，地主差不多死光了，貧下中農也怕當反革命，集體化進程比較平穩，但中國農民也只是死的方式有所不同。集體化之後餓死的人卻是蘇聯的幾倍，代價更為慘重。中共老朋友斯諾在敘述舊中國西北地區餓死幾百萬人的大饑荒時寫道： 然而那些餓死的人大多數是在不作任何抗議的情況下死去的。“他們為什麽不造反？”我這樣的問自己。“為什麽他們不聯成壹股大軍，攻打那些向他們征收苛捐雜稅卻不能讓他們吃飽、強占他們土地卻不能修復灌溉渠的惡棍壞蛋？為什麽他們不打進去大城市裏去搶那些把他們妻女買去，那些繼續擺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讓誠實的人挨餓的流氓無賴？為什麽？”[31] 共產黨起來造反了，雖然不是為了那些快要餓死的人，這回輪到共產黨政權餓死人了，並且餓死了幾千萬之多。斯諾事後見到毛澤東時肯定沒有追問過農民為什麽不反抗的原因，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餓死了人，也不相信毛澤東的“新中國”會讓農民餓死，因為毛從來是代表農民利益的。所以“新中國”的農民寧可悲慘地死去，也不起來反抗。以至陳雲慨嘆：中國人民實在好，“餓死人（也）不想起來造反”。在少數民族邊遠地區有守零星的武裝反抗，但根本敵不過強大的共軍，扭轉不了局勢。絕大多數中國人被共產主義的畫餅騙傻了，失去了自我思辯能力，相信共產黨毛主席決不會讓農民餓死。中共政權是絕對專制的黨國體制，但國家力量不完全取決於鎮壓機器，而是深入社會生活壹切方面的黨組織，除中共之外的任何獨立社會團體全部取締，民間不可能形成有組織有規模的反抗，連正常的啟蒙也沒有。中共是靠宣傳民主起家的，所以它決不允許別人宣傳民主來形成反對派，而把公眾傳媒牢牢控制在手。毛接到了各地餓死的內部報告，仍然認為“現在形勢大好，缺點錯誤是部分的”。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40條》，五年趕上英國，在城市也要大辦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毛不顧農民死活的樂觀態度，助長了地方諸侯新壹輪的浮誇風，湖南、山東、河南、貴州省第壹書記張平化、舒同、吳芝圃、周林之流，紛紛投其所好，向毛表態說：“群眾健康普遍較好”，“當前形勢無限好”，“鞏固了社會主義的食堂陣地”，“全省食堂辦得好和比較好的占總數80％”……毛要求各地學那些大躍進紅旗省，還以其特有的浪漫主義風格來歌唱他的大躍進，壹首四言詩雲：“加強領導，全民食堂，豬菜豐富，計劃用糧，指標到戶，糧食到堂，以人定量，憑票吃糧……”連樹皮都啃光了，還高唱什麽“豬菜豐富”，自己吃飽了飯，又瞪著眼睛說瞎話，如此恬不知恥，比“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更加可惡。晉惠帝是著名的白癡，可毛主席他老人家自稱洞察壹切，號稱中國人民的“大救星”！直到發生餓死百萬人的河南“信陽事件”，毛才開始修正“形勢壹片大好”的論斷，改口說“三分之壹的地區的形勢不好”，而開出的救急方子卻是這些地區的“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信陽地區給中央的報告也遵照這個指示，說“信陽地區的問題是極端嚴重的，是敵人的大屠殺、大慘案”，上下壹齊把責任推給了階級敵人，證明共產黨偉大，消滅了敵人，階級鬥爭緩解了大饑荒：
但毛澤東鬥爭了壹輩子，經歷了無數風浪，運思是獨特的。毛對自己領袖威望變得異常敏感起來，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發軍隊的壹份文件中親筆寫道：“特別是領導幹部，壹定要好好讀書，好好學習毛澤東同誌的著作”。毛也將外國左派歌頌他的資料批轉給中央和省級負責幹部閱讀。毛心細如發，完全清楚黨內外早已怨氣沖天，如果聽之任之，極有可能會危及自己的領袖地位。1960年下半年後，毛退居二線在中央核心層早已明確，毛已處在相對超脫的二線。盡管壹線、二線的界限極為模糊，毛仍象過去壹樣直接給中央常委和省壹級黨委下指示，所有的中央決策仍需毛點頭，但毛仍不得不多存壹份警戒。他只能采取進攻的姿態，大講階級鬥爭。
1960年12月底和1961年1月10日，毛澤東兩次批示全國推廣遼寧、錦州以階級鬥爭解決群眾“鬧糧”的經驗，毛在批轉河南信陽地委處理信陽事件的報告時，表揚該報告是“好文件”，信陽地委的報告稱，造成信陽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徹底，解決的方法是將整風（階級鬥爭）與救災結合起來，奪回被敵人篡奪的各級領導權，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補課。[32] 這樣評判的目的是責任歸於基層幹部，推到地主和國民黨頭上，來掩蓋大躍進的災難，以緩解800萬信陽人口死了八分之壹的民怨，證明共產黨的英明偉大。對基層幹部實行殺、關、管政策，進行第二次土改鎮反，發動農民象鬥地主壹樣鬥爭基層幹部，用來處罰社員的幾十種酷刑這回又落在了幹部身上。中央監委和中南局領導曾計劃在全地區殺上萬人，大縣殺800人，小縣殺400人，每個大隊殺3-5人。後請示毛澤東，毛說：我還沒有殺過縣委書記，判死緩吧！最後的判決是：地委書記路憲文判3年有期徒刑，8個縣委書記中，馬龍山死緩，劉文彩等人都判了幾年徒刑，餓死百萬人的慘劇，竟無壹人償命。信陽是老區，大別山是李先念的根據地，土地改革也最為徹底。地主富在土改時就差不多殺光了，農村幹壞事的都是貧雇家出身的幹部。廬山會議後，在反右傾的高壓形勢下，河南開展大規模“插紅旗，拔白旗”運動，省委第壹書記潘復生也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白旗被拔掉，到處抓“小潘復生”，株連幹部不下20萬人。農村幹部都怕成白旗，浮誇風越演越烈，爭相虛報產量。河南辦了全國第壹家人民公社，第壹家公共食堂，壹舉成為全國大躍進運動中的壹面旗幟，大躍進的革命聖地，受到毛澤東高度贊揚，參觀取經者人山人海。許多幹部靠吹牛升官，靠勞民傷財的水利工程耀眼，更惡化了浮誇風。1959年信陽出現旱災，開始下面報上來的產量竟高達300億斤，因為58年是56億斤，必須超過上年。經討地區討論定為72億斤，但省裏不滿意，又重新上報為64.27億斤，實際產量只有32.58億斤。當年實際征購任務為10.49億斤，剩下的人均全年口糧僅有164.5斤（原糧），可吃4個月。公共食堂無糧可炊，紛紛關閉了，農民就只有餓死了。吳法憲在1960年2月回到江西興國時，家鄉之破敗比他30年前參加紅軍時還不如，吳雖然貴為中將，村裏竟然找不到壹間能讓他住宿的房子，區政府給他在別的村安排了壹間大隊倉庫，沒有床，地上鋪稻草才算睡了壹覺。[33] 餓死人的事實無法回避了，毛仍不願說“餓死人”，而是說“出了亂子”，且“亂子”是由於敵人破壞，辦法是“硬著頭皮頂住”。毛認為全國三分之壹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出亂子是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富復辟，勾結壞幹部，實行和平演變，要對鉆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和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展開鬥爭。毛總是用階級鬥爭的眼光看問題，這是壹個十分省事的做法，問題是經過無數次殺戮的農村還有階級敵人嗎？比如江西根據地經過打土豪、打AB團，土改、鎮反，階級敵人早就死絕了，完全是共產黨的天下，農民餓肚皮與階級敵人毫無關系。但毛澤東不管，他不斷制定判別階級敵人的新標準，“敵情”就會越來越嚴重，壹切禍國殃民的罪行都可以神化為反對階級敵人的神聖戰爭。毛十分清楚問題的根源，如果接受現實，會使自己尷尬難堪，證明彭德懷意見的正確，只有硬著頭皮錯下去。用階級鬥爭的邏輯便可金蟬脫殼，證明他是壹心為了人民謀利益的。所以，毛澤東就是中國人民的大災星！
五、迷夢幻滅
“運動大師”毛澤東的“雄才大略”不是壹朝壹夕形成的，他超乎常人的膽氣和謀略，使他又壹次輕松地渡過難關。以“三年自然災害”、“階級敵人的破壞”、“蘇修逼債”等等令人憤慨的理由，將壹場彌天大禍的罪責，歸結為地主富農復辟、老天爺殘酷及蘇聯修正主義者落井下石。至今官方還在重復著這統壹的老調，至今仍有人堅信正是有了大救星毛主席，我們才靠著自力更生戰勝“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蘇修逼債”，現在看來都是彌天大謊。學者金輝在他的《風調雨順的三年》壹文中，參考國家統計局頒布的“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面積”表，得出的結論是沒有什麽“三年自然災害”。中國地域廣闊，是個多農業災害的國家，水旱風雪霜蝗等災害年年都有，那三年並不特別突出，都是局部性的災害，災難是人禍所為，他說：“在1959－1961年間，導致‘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的成災面積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不是什麽自然災害，而是左傾狂熱及其指揮下的9000萬人去大煉鋼鐵、大辦食堂和‘共產風’使人們無心收割莊稼、‘大兵團作戰’和瞎指揮的窮折騰，以及農業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該結束了。”[34] 風調雨順雖然是形容性詞語，不是科學術語，未必精準，但也說明了那三年中確非反常年景。農業氣象資料也證明，“1958年到1961年，在全國範圍內沒有出現大面積的旱災和澇災，也沒有出現大面積的低溫災害，這三年是正常年景。”[35] 在1960年6月於布加勒斯特召開的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與彭真率領的中共代表團會談時，當面挖苦說，妳們搞“大躍進”，可是人民沒有褲子穿，窮得要命。彭真並未當面反駁說是由蘇聯逼債，也未提發生全國性自然災害壹事。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是後來創造的，壹直到1960年的8月間才有局部災情的報道，立即被毛澤東加以利用，要求各地報告災情，並將“部分地區有災情”擴大為全國性的“連續兩年遭受特大自然災害”。9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的口糧標準的指示》，正式宣布全國今年遇災面積9億畝（全國耕地16億畝，占56.25％），卻無任何抗災的具體安排。在加緊宣傳“特大自然災害”的同時，繼續以巨額資金援助共產黨國家。10月13日，與北朝鮮簽訂兩個協定，中國提供4.2億盧布的長期貸款；援助建設橡膠輪胎廠、無線電通訊器材廠及壹批日用必需品輕工企業；此外還須供應棉紡織設備、無線電設備等。11月30日，格瓦拉訪問北京並與李先念簽署聯合公報，中國向古巴提供2.4億盧布的無息貸款。1961年1月9日，周恩來在緬甸與該國簽署經濟技術協定，中國給予3000萬英鎊長期無息貸款，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和特權。31日，中國向越南提供1.4175億盧布長期貸款，援建28個工交企業。這壹切，絲毫不受“特大自然災害”的影響，倒是糾正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強迫命令的指示不斷下發。到了1961年，又演變成“連續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了。 自古帝王有重大過錯，要下“罪己詔“，對上天和子民作交待。溥儀皇帝丟掉了江山，清遜帝退位詔書說：“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養人者害人。”共和已是大勢所趨，“若拂逆多數之民心，重啟無窮之戰禍，則大局決裂，殘殺相尋，勢必演至種族之慘痛，將至九廟震驚，兆民荼毒，後禍何忍復言？”於是鞠躬下臺，“退處寬閑，優遊歲月”。毛主席號稱“大救星”，安享黎民三呼萬歲，於抗戰之後發起內戰，於大躍進中坐視農民餓斃，毫無罪己下臺之意，遠不如專制帝王。毛澤東的大躍進已呈現禍國殃民之勢，還要反右傾鼓勁，毛是比秦始皇和隋煬帝昏暴千倍的暴君。中國民眾以自己的愚昧，擁戴空前絕後的暴君登基，註定了幾十年悲慘的命運。毛將自己的罪惡栽贓於蘇聯，實在是流氓無賴行為，蘇聯並沒有象中共汙蔑的那樣落井下石，不管什麽體制的國家，兩國關系如何，外國有難，人道援助也是順理成章的事。1967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了幾十萬人，很多國家希望援助中國，毛拒絕了外人的好意，主張自力更生，中國人的生命在他眼裏，遠比面子次要。根據毛的意見，1961年3月8日周恩來表示接受50萬噸糖，建議把蘇提供的糧食作後備，就不必運來了。赫還表示願提供生產米格2l型飛機的全部資料。蘇主動提出，在蘇中貿易中，中方的10億盧布逆差可分5年償還，並不計利息。毛對喊他萬歲的中國人小氣無比，對崇拜他的外國人異常慷慨，毛1960年壹次就給了當今熱為青年偶像的切格瓦拉6000萬美元，告訴他不必還。“阿爾巴尼亞在壹九五八年就跟中國要了五十萬盧布。壹九六壹年壹月，因為他們和中國壹起反對蘇聯赫魯曉夫，又得到五百萬盧布。中國把從加拿大買的二百二十萬蒲式耳（三十六公升）小麥也送給了他們。當中國人餓死數千萬的時候，阿爾巴尼亞人由於中國贈送大量食品，不知道甚麽是‘定量配給’。該國當時到北京談判的首席代表對作者說：在中國能明顯看到饑荒，可是‘中國給我們任何東西’，我們甚麽都跟中國要，‘我覺得可恥’。”[37] 人家覺得可恥，中國人反倒無上榮光，勒緊褲帶省出了幾百億美元的無償援助，無數人在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國際主義偉大幻想中，光榮地死去。 毛澤東的慷慨大度，令第三世界的小兄弟們深感幸福，他們靠“十幾個人，七八條槍”，打上毛澤東思想的旗子，跑到中國來要錢，無不滿載而歸。比得上列寧的第三國際，中共作為第三國際的壹個小支部，蘇俄老大哥也是拿出大把現大洋，幫助手下這幾十個人的“黨支部”。毛想當第三世界的老大哥，要打倒帝修反，還要大量購買武器對付臺灣，拼命發展核武器，準備打第三次世界大戰，被老毛越折騰越窮的中國人，有什麽理由不餓死呢？蘇聯於1959年6月20日撕毀了1957年所簽訂的向中國提供生產核武器援助的秘密協定。顯而易見，這壹政策變更的動機是赫魯曉夫希望實現與美國恢復友好關系和在遠東建立無核區的計劃，以及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好戰傾向日益不信任所引發的。中國正處在大面積餓死人的高峰時期，應該說這是件好事，給中共發熱的頭腦潑了冷水，省下些救命錢。1960年8月，蘇聯撤走了核專家，帶走了全部圖紙，中止了設備和材料的供應。而中共堅持要搞核武器，周恩來說：“不理他那壹套，我們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陳毅說：“即使當了褲子，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還說，“我這個外交部長的腰肝還不太硬，妳們把導彈、原子彈搞出來了，我們腰肝就硬了。”毛澤東嘴上說原子彈是紙老虎，其實他比誰都喜歡原子彈，比今天的朝鮮和伊朗的決心還大。早在1946年，中共安全部門負責人康生就開始招募在海外的華裔科學家，特別是火箭和核能專家，建政伊始，立即請求斯大林援助核技術。斯大林不願輸出核技術，1954年10月赫魯曉夫訪華時，毛澤東趁機提請蘇聯在原子能、核武器方面給予幫助。赫魯曉夫勸說毛澤東應集中力量抓經濟建設，不要搞這個耗費巨資的東西，答應幫助中國和平利用原子能，派出專家為中國培訓核技術專家，建立核工業基地。1957年，繼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及黨內清洗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等反對派之後，赫魯曉夫需要毛澤東支持他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地位，才同意援助中國研制核武器和運載火箭，先後派往二機部工作的蘇聯專家有上千名之多。隨著中蘇政治爭吵升級，毛澤東又未通知蘇聯便炮轟金門，表現出好戰的架勢，赫魯曉愈加認為毛澤東不可信任，正值美、英、蘇三國首腦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日內瓦會議談判階段，遂削減及中斷了對華的核技術輸出。為了牢記蘇聯毀約之恥，中共將研制第壹顆原子彈的工程代號定為“596”，全國各方面為“596”工程大開綠燈。在最困難的1960年，糧食部壹次就調撥給試驗基地數百萬斤黃豆，青海省調撥4萬只羊，商業部和解放軍總後勤部在蘭州成立二級批發站，加強核工業部門和工程部隊的生活物資供應。周恩來特別指示，逢年過節的時候，要讓他們吃上雲南宣威火腿，喝上貴州茅臺醇酒。[37] 原子彈不知耗費了多少中國人的活命錢，而“周恩來特地在內部說這顆原子彈只花了幾十億人民幣。據專家估算，事實上花的錢是四十壹億美元（按壹九五七年的價）。這些錢要是用在國際市場上買小麥，可以給全國人民在兩年中每人每天增加三百熱卡，可以使大饑荒中餓死的三千八百萬人壹個都不會死。也就是說，為了毛的第壹顆原子彈而死掉的中國人，是美國在日本扔下的兩顆原子彈合起來炸死的人的壹百倍。”[38] 再者，蘇聯撕毀合同與農業生產無關，不搞核武器反而可以省下錢來發展農業，蘇聯的做法與中國的大饑荒無任何關連，大饑荒已持續了壹年以上。正是有了蘇聯援助，中共才建立起了工業基礎和核發基地，這無疑是忘恩負義的無賴行為。
大規模援外是中國人餓死的又壹重要原因，本來緊缺的外匯完全可以及時購進糧食，解決危機。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壹書中抱怨：“‘歐洲的壹盞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反對修正主義最激烈，國家也最窮；過去依賴蘇聯吃飯，這時依賴中國吃飯。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科列加又來訪問了，說白了就是要援助。當時要援助要得最厲害的就是越南和阿爾巴尼亞，而且給少了不行，動不動就鬧‘脾氣’，慣出毛病了”。“60年代初，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書記科列加訪華，來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們給不起，前後援助他們70億美元，還嫌少。雙方談不攏，總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黨領導人發脾氣，臉上還得笑著，心裏實在憋氣。他提議帶科列加去大寨參觀，叫他們學學自力更生，看看中國人吃什麽，在什麽樣的土地上耕種，表現出壹種什麽精神。”如果別人在困難時出手援助，是中華民族的美德，問題是以幾千萬中國人命代價換取毛主席的虛榮心，就是禍國殃民的暴政。毛澤東不屑於管家理財，卻又慷慨無度，中共為了點亮歐洲這盞費油的“長明燈”，耗盡了人民的膏油。1962年，中國向加拿大進口小麥，阿國又來要糧，找到劉少奇，立即讓海上航行的幾艘中國糧船駛向阿國，卸下了了全部的小麥。習慣成自然，倚仗毛主席的慷慨，勞動黨無需勞動，不用學大寨，乞丐比施主還氣壯，以中國之貧弱來打發龐大的“丐幫”群體，根本就招惹不起，唯有打腫臉充胖子。阿爾巴尼亞花了中共那麽多錢，除了幫老毛壹起罵蘇聯，唯壹幹的事就是與22個國家壹起於1971年10月25日的聯合國第二十六屆大會提出恢復中國的聯合國席位的議案，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美國投票贊成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席位和安理會的席位。周恩來在196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在經濟困難時期，“我們不但沒有借壹文錢外債，而且把過去的外債基本還清了”，“不僅如此，這壹時期我們還節衣縮食，拿出了相當大的壹部分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預計到1964年底，我國的對外援助共計支出人民幣66.7億元，其中1961-1964支出的為35.5億元，占52％。”這比償還蘇聯的外債（1960-1962年償還外債總額為19.73億元，其中包括東歐國家債務）要大得多，蘇聯的外債並不構成多大負擔，中共的援外完全是自主行為，是不顧人民死活的荒虐暴政。更大是的國防開支，同期的國防費用為164.9億元，還不包括以民用形式支出的部分。如果毛澤東不想讓農民餓死，稍拿出壹些錢來就足夠了。 中共統治集團裏跟毛壹起作惡者居多，但總還是有極少數人對毛的肆意非為不滿，尚存壹些善念。大路進錯誤與否本與彭德懷無關，彭是國防部長，但他出身貧寒，憂心民間疾苦，痛心共產黨給農民造成的災難： 在當時，某些地區嚴重地刮起了幾股黑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有相當數量的基層幹部（其他各級幹部也有不少），把才組織起來的人民公社，誤當做共產主義已經來臨，把大批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盲目地集中起來，實行所謂“共產主義”；新居民點還沒有建立起來，就盲目地拆房子和砍伐樹木、竹林。有不少農戶怕“共產”，就低價變賣家產。有些幹部為了表白自己的工作成績，就無限制地上報“衛星”數字。本來產量不高，而報上去的數字很高。如果這些數字堆集在壹起，那真是令人可怕！這種現象的產生，不能說與某些領導部門要求的任務過重無關。許多基層幹部，為了放更高的衛星或完成上壹級交給他的層層加碼下來的生產指標，便采取了強迫命令的手段。有的地區打人竟成了風氣，完不成任務打，出工遲到也打，說話不好聽也有挨打的。在勞動生產中，有些地區不照顧婦女生理特點的現象也很嚴重，致使不少婦女發生子宮下垂和停經的疾病。這些風氣，在壹九五八年十二月我至烏石、平江等地時，給我的印象尤為深刻。因為有不少農民到我處申訴、告狀。由於這些黑風在某些地區刮起，直接影響了我黨基層組織在那些地區群眾中的威信，使中央領導同誌在那些地區的威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失，更嚴重的是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我把這些問題概括為浮誇風、“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強迫命令等。這些問題，在廬山會議初期，到會同誌並沒有推心置腹地談出來。鑒於以上這些情況，就促使了我給主席寫信的念頭。[39] 毛澤東不懂經濟的壹通胡折騰，中國人大難臨頭，他老人家“紅太陽”、“大救星”、“永遠正確”的神話，只好糊弄老百姓，高層當然十分清楚，劉少奇後來在“七千人大會”上稱之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天上掉神話，但不能掉餡餅，緊要的是如何渡過難關。這壹點毛也很明白。打倒彭德懷是他威脅說要重上井岡山找紅軍去，裹脅劉少奇、周恩來和諸位封疆大吏，以集體的名義作出的《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常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大家心裏清楚禍國的責任在毛，是彭招惹了聖怒。在毛的縱容下，基層幹部更是土豪劣紳，惡跡昭彰，迫使彭以上萬言書的形式向毛澤東進言，將壹些會議上不便講的話私下裏說明。這本是維護主公的良苦用心，卻被毛以“向黨猖狂進攻”的名義，開展路線鬥爭，新帳老帳壹起算，將彭置於百口莫辯之地。毛澤東以黨內鬥爭和內戰見長，贏得至尊地位，建設時期是靠發展經濟吃飯，毛倍感冷落。他有次和譚震林談到經濟形勢和有關問題時，不禁拍案而怒：“只有陳雲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毛很不服氣，認為自己為中國人找到了壹條富國之路，繪出了壹幅趕英超美的宏偉藍圖，正是壹展身手之時，於是從後面走向前臺。可惜老人家的改革太過空想，無非是青年的期的“新村”思想再加上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豪邁熱情。自以為比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宏大，比康有為烏托邦式的改良設計還要完美與雷厲風行。人民公社就是他理想中的共產主義，比原來的“新村”設想更為偉大：不要商品，廢除貨幣，財產公有，取消家庭，夫妻分居，吹號出工，集體吃飯，壹起學習，到點上床，全民皆兵，平戰結合……人人有單位，人人受管制，壹切方面秩序井然。然而毛的壹套東西都是隨心所欲的頭腦發熱，並沒有經過縝密的分析論證，老人家以為象打仗壹樣，鋪天蓋地來幾場殲滅戰，共產主義就實現了。這與毛的性格相符，其浪漫無常，又故顯高深之態，時出爾反爾，捉摸不定，令人無所措手足。毛心胸狹窄，妒忌心強，自傲心亦強，自以為是，容不得旁人議論，更聽不得反對意見。毛正象兩千年前西漢末年托古改制的王莽，靈感壹來，便立即付諸實施，以為有了權力什麽事情都能辦到。“莽性躁擾，不能無為”，“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政令全憑其喜好推行。王莽下令實行土地收歸國有，曰：“王田”，重新分配，不準私人買賣，恢復久已廢除的井田制。強迫勞動，重罰遊民，限制奴隸買賣，開辦國營貿易，釀酒與鹽鐵壟斷於國家，設官倉統購統銷以平抑物價，禁止私藏黃金，發放低息扶貧貸款，類似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應該說，王莽是歷史上少有的改革家，知識水平和智慧水準相當高，為人謹慎，節儉勤政，關心社會，有周公之美譽。如他的兒子王獲殺死奴仆，王莽令其自殺償命，體現法律平等。公元二年，郡國發生旱災蝗災，王莽出錢百萬，分配給有貧民的疫病地區，騰出大房子給病人醫治，又在長安城中造住宅二百區，讓貧民居住。胡適稱王莽為社會主義者、空想家和無私的統治者，他的失敗是因為這樣的人過早地在中國出現。但王莽並不是壹個成熟的政治家，小聰明有余，大智慧不足，平時不吝錢財，常將自己的錢分散給眾人，兵變已成燎原之勢時卻又極其吝嗇，宮中尚有黃金60余萬斤，舍不得賞賜將士。又食古不化，自以為是，急於求成，朝令夕改，不顧國情，過分幹預民間活動。理想再好的改革脫現實就會演變為暴政，王莽王朝於人禍天災民變兵亂中迅即垮臺，壹場看起來偉大壯觀的歷史性改革引起了從貴族到平民的激烈反抗，變為自己空歡喜壹場的鬧劇。我們從王莽改制的悲劇性收場，也看到了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鬧劇的內因，雖然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想不能算最早，已是步蘇聯東歐之後。毛的幸運在於托共產而改制，共產宗教迷惑了人們的頭腦，人們對共產主義社會心存幻想，才沒有激起民變，也在於有嚴密監控社會的黨務系統，有幾百萬黨指揮槍的軍隊。但毛親自上陣指揮經濟，遭遇慘重失敗，搞得壹塌糊塗，又怕被人說成是路線錯誤，重蹈他整天批判的陳獨秀、李立三、張國燾、王明等路線錯誤之後塵，落得個不光彩地下臺。於是先發制人，以更兇猛的反右傾來強化掩飾他的極左盲動路線，並上升為與反黨集團進行路線鬥爭和階級搏鬥的高度，先機占領正確路線的制高點。毛澤東既會玩弄流氓手段，又會作感情文章，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然說到痛處時，也不免動之以聲色： 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多少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板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雲同誌，現在說我，實在是有壹大堆事情沒有辦。妳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壹個兒子打死了，壹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壹個大煉鋼鐵，壹個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發明權是我，還是柯老？我同柯慶施談過壹次話，我說還是我。妳那個屬於意識形態，妳有沒有責任？鋼鐵妳要搞六百萬噸，我要搞壹千零七十萬噸。北戴河會議公報，薄壹波建議，也覺得可行。從此闖下大禍，九千萬人上陣。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絕孫。[40] 除了毛自己說，沒人敢這樣詛咒。但這不是“罪已詔”，而是談他的革命功績，發泄對他批評的不滿，讓人聯想到毛壹家人為共產革命作出的重大犧牲，博得黨內的崇敬之情。毛澤東多次說過：“歷代皇帝下罪己詔的，沒有不亡國的。”毛連錯誤都不願承認，更不會認為自己有罪，況且餓死人的大災難剛拉開序幕，還遠遠談不到“罪”的層面。1959年的廬山會議時，他是否感覺到大災難來臨，無人知曉，但歷史也的確驗證了他“其無後乎”的由衷悲哀。“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後代，即所謂“太子黨”們，今天個個高官大佬，潑天巨富，惟獨毛的子女，真正的“太子黨”，小“紅太陽”，無壹發達，僅壹個傻乎乎的胖孫子晉升了少將。但壹個小小的朝鮮，金日成的胖孫子金正銀卻晉升為大將，立為皇儲，金孫子比毛孫子地位高出許多。太上曰：“福禍無門，惟人自招；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毛主席非“受命於天”，死後見馬克思，自然不怕遭天譴，然果報之念卻不時閃過這位“歷史唯物主義者”心頭，無力驅除潛意識中的恐懼。象“共產主義的幽靈”在全世界遊蕩壹樣，總是揮之不去。毛壹生叱咤風雲，毀廟滅佛，破除四舊，鬥儒批孔，從不畏懼，但不是生來就徹底唯物，他與外國朋友說：“還有壹篇故事，說我八歲就不相信神，成為壹個無神論者。但當時我還是相信神的，後來又曾經是唯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41] 成為唯物主義者的毛當然不信什麽六道輪回，因果報應也如心頭飄過的烏雲，壹時作念罷了。統治者壹味玩弄陰謀權術，忽視道德修持，勢不能長久。陳平是漢高祖的謀臣，高祖有六次關系成敗的決策皆出於陳平，亦大獲成功，如偽遊雲夢和解高祖平城受圍等。所以陳平自道：“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果然到了孫子壹輩，功名富貴，壹切皆斬。《易經》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毛澤東壹生陰謀陽謀不斷，以整人為樂事，其子孫寥落，這正是佛道之因果律。毛氏王朝經營不到30年，就玩不轉了，若非鄧小平從經濟上尋得生路，共產帝國自當二代而亡也。但人總會有些害怕的事，毛怕什麽呢？他唯壹揪心的是身後出赫魯曉夫，不“照過去方針辦”，毀掉他夢想中的共產主義天堂。毛是壹代君王，也是理想主義者，渴望親手建造壹個人間天堂，掛上“毛記”牌匾，傳示後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試驗徹底失敗，毛開始退卻，他需要有人收拾殘局，恢復元氣，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作了自我批評，大躍進風光不再了。可惜，這不是中國民眾的福音，不是曙光初露，暫時的安寧並不能化解毛的心病，新的運動又在醞釀之中。
社會主義導師們，都愛犯大躍進的毛病。馬克思恩格斯看到資本主義的弊端，便認為歐洲的共產革命已迫在眉睫，無產階級已經做好了向資本進行革命進攻的準備，但馬克思的第壹國際和恩格斯的第二國際全以失敗告終。列寧更是從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得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著名論斷，在蘇聯國內戰爭開始時就推行軍事共產主義，沒收地主富農。蘇維埃政權遭遇頑強抵抗後，經濟全面崩潰，共產黨為了自身生存，不得不轉而采取寬松壹些的“新經濟政策”。面對共產之災，列寧的對策是下鄉搶糧，大肆殺人，結果活活餓死了520萬人。如果沒有美國救濟總署的接濟，餓死的人會多得多。當年主持這項救濟工作的是赫伯特·胡佛 (Herbert Hoover)，受惠者達2500萬人，後來胡佛當選為美國第31任總統。列寧的第三國際為共產世界增加了共產黨的力量，但也於二戰之時被迫解散。由於共產革命的性質，決定了共產政權統治者全是些心術歹毒狠惡的頑劣之徒，列寧、斯大林全是這類東西。形勢剛有些好轉，斯大林又開始繼承列寧消滅富農的政策，是“把富農作為壹個階級來消滅掉”，換句話說就是從肉體上消滅掉，來快速推行集體農莊制度。斯大林說：“只有危機當頭，政府才可以要求 (並且得到) 公民們絕對服從並作出壹切必要的犧牲。為了主義的實現，為了子孫萬代的幸福，這個政權需要犧牲，需要把人作為犧牲。危機重重，正好使這個政權用以實現從空想世界到現實世界的過渡，把神話般的空想計劃變為事實。”[42] 農民被驅趕著加入集體農莊, 從此，農民們辛勤勞作，不是為他們自己，而是為了國家。中農和貧農也都喪失了壹切，包括農具和家畜。農業集體化是壹場自上而下的、史無前例的大變革，它把蘇聯全國四分之三的人口都變成了供政府驅使的農奴。農業集體化使農民陷於社會最低層，比1861年以前的農奴制還要苛酷。作為壹個農奴，還可以自己作主，擁有谷物和牲畜 (即使理論上不能領有，實際上還是領有的)。而這時集體農莊農民的境遇，卻是奴工的境遇，只能得到壹點最低的聊以活命的口糧。在 1935年，壹個農民家庭全家人辛辛苦苦工作壹年，只能從集體農莊得到247個盧布的報酬，那只夠買壹雙靴子。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不顧人民的死活，民眾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資和口糧。毛澤東的人民公社也是這樣，搞了20年，許多社員的日工分值僅有壹分錢，不要說壹雙皮鞋的錢都不夠，連折算口糧的錢也不夠，還要倒欠公社的。再者中國只有幹部才能穿皮鞋，農民不敢穿皮鞋，也穿不起，自己做草鞋布鞋，南方的農民則是常年打赤腳，直到1990年代初還是這樣。“為了鎮壓烏克蘭、北高加索，哈薩克等地農民的反抗，1932年至1933年，斯大林在這些地區制造了壹場人為的饑荒：他把這些地區的糧食統統運走，並動用軍隊，阻止饑民從這些地區逃出來討飯。據估計，在這場人為的大災難中，有六、七百萬人死於非命。為了鎮壓中亞細亞遊牧部族哈薩克人的反抗，蘇聯政府采用了極其殘忍的殺戮政策：據信哈薩克人死者無算，足足喪失了三分之壹的人口。”[43] 共產主義大廈是用人民的屍骨建造的，短期來看饑荒期是過去了，1935年取消了糧食配給制，斯大林宣稱：“生活更美好了，同誌們，生活越來越歡暢了。”而十月革命前的俄國壹直是糧食出口國，共產黨無論怎樣吹牛皮，至多是勉強自給而已。1936年蘇聯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1939年宣布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並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1952年又宣布，蘇聯已處於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同時在國際上奉行帝國主義政策，力圖擊敗自由世界，建立大蘇維埃聯盟，最終卻是蘇聯自己垮臺了。斯大林模式的集體化運動曾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不可壹世，卻全部歸於失敗，最終導致社會主義陣營全面瓦解。從反面驗證了“社會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後階段”——這壹新命題，讓共產主義的末日展現在全世界面前，這肯定不是什麽欲速則不達的問題。 中國人自輸了鴉片戰爭，歷遭國恥，眾人皆有以英美為目標的奮起趕超之心，精英階層尤其強烈。所以，大躍進的思想並非壹朝壹夕而形成，從康有為開始就有了，說給我中華民族三五年，最多七八年。孫中山說：“以我四萬萬眾優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壹心壹德，以圖富強，吾決十年之後，必能駕歐美而上之也。”[44] 知識分子對中華民國的失望，轉而尋求新的道路，各種思想紛至踏來，有尋求改良的，有主張革命的，除三民主義之外，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也被認為是救世良方。俄國的意外成功，給中國的知識分子打了壹針強心劑，以為中俄差不多，俄國能成功，中國也能成功，為俄為師是中國革命的道路。毛澤東是烏托邦大師，早在1919年就曾構思過他救世的社會主義藍圖：讓學生在農村半工半讀，再由這些學生們創造新家庭，合若幹新家庭壹起，就可組成壹種新社會。這個新社會裏有公共學校、公共農場、公共工廠、公共病院、公共劇院……眾多新公社連在壹起，國家便可改造成壹個大的理想新村。[45] 毛的早期言論中有壹種蘇格拉底式的“理想國”設想，蘇氏認為不必組成壹夫壹妻的小家庭，男人應該與女人共同生活在壹起，同吃同住，不蓄私財，財產公有，婦女公有，兒童公有，教育公有。父母與子女之間無需聯系，讓最好的男人與最好的女人結合在壹起，優生優育，兩性行為或別的方面毫無秩序，是對幸福國家的褻瀆，是治理者決不能容許的。希望建立壹些規模適合的城邦，實行軍事化管理，優秀者的孩子送進托兒所，交給保姆撫養，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將被秘密處理掉。所有孩子都是兄弟姐妹，所有的成年人都是父母。國家分為治理者與納稅者，人們所需要的壹切，都由公家配給，由哲學家做國王。五四運動前後，“新村”思想壹度成為許多青年人夢想中的天堂，認為是改良社會的藥方，壹些知識青年開始組織小範圍的實驗。毛澤東更是熱心青年，他的“新村”設計，就是壹種很流行的公社式社會主義，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難處是毛無錢無權，惟畫餅而充饑。毛的思想是集自由主義、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及華盛頓、康有為、梁啟超、克魯泡特金於壹爐，還沒有馬克思和列寧的影子。新村或公社思想從理論上論證可以說得頭頭是道，極具邏輯性和誘惑力，倘若以武力或國家機器付諸實施，壹定會導致血腥暴政。毛澤東是洪秀全式的農民造反家，洪秀全提出“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祥盡描述了壹幅絕對平均的烏托邦藍圖，且以殺人如麻的革命手段，以“殺盡不平方太平”的方式，建立起軍政壹體的“太平天國”。毛澤東是農民造反領袖，以戰爭起家，狹隘的視界決定了其社會主義的空想化和軍事化性質，所以林彪把毛澤東的人民公社看成是“憑空想胡來”。終於有權力壹圓“新村”之夢來建造他的人民公社時，早已拋離了“無血革命”的初衷，成為職業的共產革命者，令幾千萬軍民血浸中原，幾千萬餓殍伏屍荒野，又讓原本不相幹的藏人和少數民族壹起作了犧牲品。毛的社會主義制度墮落為人類歷史上最兇殘的制度，就是必然之結局。 貧窮者期望均富，便是共產主義的溫床。共產主義原是為高度發展的工業社會設計的，而結果卻僅僅行之於不發達的農業國家，共產主義在東西方是兩種命運。在歐洲是空想多於行動，人們希望以和平民主的方式改善社會，不支持武裝鬥爭。在亞洲是行動多於空想，人們急於通過推翻現政權來擺脫貧困，跑步進入天堂。毛澤東說，超英趕美不就十五年嘛。但預言幾度失靈，時間越拉越長，到了鄧小平，幹脆講要分三步走，大概到2050年前後達到中等國家水平，已經比毛時代延長了壹百年，超英趕美的大話再也無人提起，按需分配的烏托邦也更無人相信了。時至今日，中國大陸再無人敢有“吃飯不要錢”的豪情壯誌了，雖然經濟實力已居世界第二。餓死幾千萬人的大躍進，並非象毛澤東所說的“無非是壹個時期豬肉少了，頭發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而已。中央所負的責任也無非是把餓死人嚴重的省領導調任，抓了壹些基層幹部了事。毛澤東的罪責沒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追究，依然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還可以發動文化大革命。但共產主義美妙幻夢，至少在那壹代人心中“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破滅了，消逝了。
六、奴役之路
文革中的中國大地上，常常可以見到各種規模的憶苦思甜大會，這是共產黨的老傳統了，年輕人不管有什麽思想問題，哪怕糧食不夠吃，整天餓肚子，召開壹次憶苦思甜大會，請老貧農老工人上臺，憶憶舊社會的苦，再想想新社會的甜，於壹把鼻涕壹把淚的激情渲染下，妳還有什麽思想疙瘩解不開而發出抱怨呢？不行再抓幾個現行反革命，妳還有什麽牢騷敢發呢？也會有失靈的時候，當“天上布滿星，月芽亮晶晶，生產隊裏開大會，訴苦把冤伸……”，這支近乎於哀樂的《不忘階級苦》在生產隊的打谷場上響起，淒涼悲憤的歌曲聲中，壹場憶苦思甜大會正火熱地進行。當老貧農講到“60年真是把俺們餓慘了，我全家死了十幾口人……”無應急準備的幹部慌忙讓悲憤過度的老貧農下臺休息，於是在“不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打倒萬惡的舊社會”的陣陣口號聲中，草草結束了憶苦又思甜的鬧劇。這雖是意外事故，也說明記憶是不容易抹去的，“新社會”帶來的苦痛更是深深地刻在了老壹輩農民的腦海中，不會輕易忘卻活活餓死的親人。這脫口而出的訴苦，也說明老貧農的階級覺悟還不高，把無產階級政權也看作訴苦的對象。為了應付對敵鬥爭的需要，訴苦又擴大為壹種對外鬥爭的武器，象中國這樣餓死幾千萬人的大躍進，人類歷史上沒有哪壹個國家發生過，中國的歷史上也沒有哪壹個王朝犯過如此滔天的罪惡，而中共卻能把訴苦的矛頭轉而對外，聲討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對中國的封鎖破壞，控訴地富反壞右對偉大社會主義國家的肆意顛覆，導演壹出又壹出對帝修反怒火萬丈的訴苦大會，在洗腦運動中洗去真實的記憶，輕易逃脫禍國害民責任，繼續保持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不敗記錄。訴苦大會的發明，是中共的壹大創造，起源於彭德懷的西北野戰軍中： 我在西北戰場上取得了壹條寶貴的經驗是“新式整軍”。壹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撤圍榆林，進行整訓。壹縱隊三五八旅戰士中有壹名四川人，是俘虜來的。深夜，壹個人在野地，寫著他母親的神位，哭訴他母親是怎樣慘死的，仇恨國民黨和當地的惡霸地主，他參加了人民解放軍，要如何為母親報仇。壹位連指導員悄悄在旁聽著，他也有類似苦難，結果他們擁抱相訴相哭。我們抓住這件事，開了訴苦大會，把它當做運動來開展。我軍新老戰士、幹部，多數都有壹本不同程度的血淚史，過去各不聯系，不能成為同仇敵愾的階級感情。訴苦大會普遍開展後，大會小會又緊密結合，壹個人的痛苦，就變為大家的痛苦，大家的痛苦也就是每個人的痛苦。很自然地提高了階級覺悟，凝結為階級仇恨。大家認識到，只有打倒國民黨政府，消滅其軍隊，建立人民政府，分田地，組織合作社，才能解放自己，消滅剝削階級。……經過這次運動之後，群眾紀律好了，上下級之間、軍民之間相互關系好了，這就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這種訴苦會的形式是很好的，紅軍和抗日時期，都沒有找到這種形式；要是早找到這種形式，對爭取俘虜兵加入紅軍，擴大紅軍的成績，要快、要大得多。毛主席把這種做法推廣到全軍，並譽為“新式整軍運動”。[46]
彭本人就是窮苦人出身，窮到大年初壹外出討飯，對地主老財的刻骨仇恨從小銘記在心。於是，煽動階級仇恨便成為中共的銳利武器，在提高人民群眾的階級鬥爭覺悟過程中，訴苦大會是屢試不爽的辦法，共產黨能把無數窮人推向內戰的戰場，以人海戰術抵擋國軍的猛烈炮火，訴苦運動功不可沒。毛主席說：“由於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鬥誌）運動的正確進行，大大提高了全軍指戰員為解放被剝削的勞動大眾，為全國的土地改革，為消滅人民公敵蔣介石匪幫而戰的覺悟性；同時就大大加強了全體指戰員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堅強的團結。在這個基礎上，部隊的純潔性提高了，紀律整頓了，群眾性的練兵運動開展了，完全有領導地有秩序地在部隊中進行的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的民主發揚了。這樣就使部隊萬眾壹心，大家想辦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犧牲，克服物質條件的困難，群威群膽，英勇殺敵。這樣的軍隊，將是無敵於天下的。”[47] 訴苦將社會群體分為勢不兩立的兩大陣營，階級陣線黑白分明，由訴苦而提高的戰鬥力是極其強大的，壹支滿懷強烈階級仇恨的農民造反大軍，所向披靡，誓與中華民國不共戴天。毛澤東把階級仇恨化為神聖的革命精神，靠階級仇恨取得戰爭勝利，又憑此建立起兇惡無比的殺人政權，訴苦的程式化更是歷次黨內外政治鬥爭和文革紅衛兵運動的精神資源，無論與地主資本家的鬥爭，還是批判劉少奇或林彪，以及“十次路線鬥爭”，無不將對方妖魔化為企圖讓無產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惡魔，是幹擾毛主席正確路線的罪惡。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宗教式狂熱，比羅馬天主教會的十字軍東征更具有破壞力，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較之洪秀全的“拜上帝會”有著更強烈的宗教經論色彩和更大的號召力。象精神鴉片壹樣，發揮著興奮中樞神經的作用。訴苦可以為“新中國”占領道義上優勢，讓人們在淚眼朦朧中“倒苦水”、“挖苦根”，牢記“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忘記制度弊端和公民權利，忘記共產政權遠遠超過壹切舊時代的血腥暴政，將怒火轉移到遙遠的過去，轉移到帝修反妄圖顛覆中國人民美好生活，團結起來，粉碎國內外階級敵人讓中國人民重入苦難的陰謀。成功地將現實的苦難虛幻為壹種欣快感，在感恩戴德中完成壹次又壹次的精神聚餐。這是壹種受虐意識，有如性受虐狂者，疼痛感越劇烈，幸福感也就越強烈。區別在於共產主義的受虐者將個人體驗升華為集體狂歡，在嘉年華般的盛宴中，幸福感不斷強化著崇高與神聖的集體意識。 1985年，中共不得不宣布人民公社全部解散，肆虐27年，令無數人發抖的幽靈算是離去了。盡管毛澤東當年在廬山會議上，說他的人民公社是“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壹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狠折騰了壹回的社會主義終於走到了絕路，只好復歸小農經濟的舊路，靠分田單幹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來救社會主義的命。毛澤東比歐文的試驗多出了23年，而歐文的損失僅僅是自己的金錢（15萬美元），可中國損失的是天文數字的無辜生命和億萬民眾毫無價值的激情勞動，是無數人血汗積累的財富。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人類付出了壹億幾千萬人的生命代價，近百年時光的倒退，人們得到的只是壹個教訓：盡管給社會主義戴上“科學”的高帽子，依舊是中聽不中用的空想。據中共官方統計，1949年後的數十年間，除了個別地區，中國農民的生活水準和平均收入尚遠不及二三十年代軍閥混戰時代。素稱魚米之鄉的安徽巢湖地區，1949年農民的人均收入折合人民幣360元，但1979年人均收入僅有80元。公社解體之後，轉而對農民開征農業稅，以現金繳納，稅收種類竟是內戰時期“國統區”稅種的數倍以上。鄧小平在1975年9月的全國第壹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說：“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我們現在積了多少糧？”“全國還有部分縣、地區，糧食產量還不如解放初期。”“據二十二個省、市、自治區統計，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農業產值按人口平均壹百二十四元，最低的貴州，倒數第壹，只有六十幾塊。四川倒數第二，九十幾塊。這行嗎？類似四川壹百元左右的還有幾個省。這是講產值。還不等於社員收入，社員的收入有的很少，有的還倒欠帳。這種現狀，我們能滿意嗎？”[48] 鄧小平的講話揭示了毛澤東人民公社的真實情況，預示了人民公社的終將垮臺的命運。1974年11月，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跑到西藏宣傳他的大寨經驗，大躍進失敗後，毛澤東總是不甘心，不顧國情地將振興農業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農業學大寨運動上。西藏的人民公社、農業學大寨結果是“翻身農奴”的生活還不如過去。 早在建國初期就有人對社會主義抱過於樂觀的估計，1949年的東北王高崗就在農村效仿蘇聯，結束新民主主義的土地私有階段，進入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傾向，遭到劉少奇反對。這時還剛處於土改後的互助組時代，1951年山西省委又提出“對於私有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應當是逐步地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的意見，華北局根據劉少奇的意見批示道：“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任務只能動搖封建私有、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和官僚資本主義私有；壹般動搖私有財產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任務。”新民主主義還沒搞出名堂，就急於窮過渡，必然事與願違。劉少奇說：“提高農業生產互助組織，引導它走向更高級壹些的形式，以徹底扭轉渙散趨勢，這完全是空想。……企圖在互助組內逐步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農業集體化。這是完全的空想。這種想法，在目前是冒險的，‘左’的，帶破壞性的，在將來是右的，改良主義的。目前的互助組或供銷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體農場。集體農莊是另外壹回事，要另外來組織”。毛澤東幹預了爭論，他找劉少奇、薄壹波、劉瀾濤（華北局第三書記）談話，直截了當地說：“我不能支持妳們。妳們不對。我支持山西省委。”[49] 毛澤東的壹錘定音，宣示了極左路線的合法性，再無人敢反對合作化了。 人民公社雖為壹場浪漫主義的烏托邦運動，“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但在強化國家權力方面卻絲毫沒有浪漫色彩，全國已成為壹座大兵營。1960年下半年後，饑餓使大躍進的狂熱逐漸降溫，然而政治運動的高速列車並未減緩速度，新壹輪“三反”運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又在全國各地掀起，不停歇的政治運動保證共產政權的高壓態勢。在毛澤東壹手創建的兵營式社會主義體制下，國家力量籠罩壹切，所謂的社會主義，除了主義在膨脹，社會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中國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共的口頭禪，中國人從來沒有體驗過公平的公投程序，也沒選哪個人當領袖，中國的社會主義是槍桿子造就的，是劉邦或朱元璋式的農民造反奪天下，多數人別無選擇，被連推帶趕地圈進了社會主義牢籠。但從歷史上看，也不能說沒壹點道理，那時社會主義的確有相當的誘惑力，五四以後，社會主義是熱門思潮和知識分子最時髦的裝飾，上至孫中山，下到普通學生，無不以高談社會主義為榮。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引發大規模的失業，而資本家寧可將牛奶和茶葉傾倒進海裏，也不願救濟窮人。使人們相信社會主義制度最人道，能夠比資本主義體制更有效地配置資源，為民眾提供更好的福利。蘇聯共產黨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第壹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李大釗、陳獨秀等知名教授的宣傳，社會主義超出其它各種改良思潮壹枝獨秀，目睹中華民國的守舊亂象，大多數人放棄了英美式的分權式民主，從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的啟蒙運動轉向救亡圖存，走向激進的俄式革命道路，希望建立人民民主的國家制度。蘇聯自然而然成為人們向往的革命聖地和無產階級的祖國，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成為最具號召力的口號。熱血青年蔣經國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求學，左傾得很，還與公開與蔣介石脫離父子關系，在蘇聯加入共產黨，當了幹部。國民黨高級將領張治中、傅作義、張治中以及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的女兒都是中共黨員，臺灣的李登輝年輕時也是共產黨員，這些青年顯然不是受人脅迫才接受了共產主義理想。當年許多著名從物也以加入共產黨為榮，曾輔佐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四品京卿”楊度，後來轉變立場，秘密加入中共。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楊虎城二人提出過加入中共的要求，張的兩個兄弟也跟隨了中共，張因為中東路事件開罪了斯大林未能如願。獨霸壹方的“新疆王”盛世才也經斯大林批準加入了蘇聯共產黨。最為典型的是，孫中山是國民黨創始人，其夫人宋慶齡自20年代後半期就開始追隨共產黨，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公開或者秘密地協助共產黨搞垮國民黨，臨終之際的1981年加入中共。有研究說，至少在1934年春天以前，宋慶齡實際上就已經秘密加入共產黨了。[50] 後來成為國民黨領袖的蔣介石最初也十分向往蘇俄，思想左傾，讀過不少陳獨秀的《新青年》和馬克思主義著作，其日記中就有他研讀這類書籍和《共產黨宣言》的記載。可以說，蔣介石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並不比毛澤東少，正是由於讀了不少共產主義書籍，又有遊俄之經歷，遂知其“主義”雖可信，而“事實”則不然。認為：“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名易稱，使人迷惑於其間也。”蔣公最終還是選擇孫文的三民主義，拒絕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達賴喇嘛1954年進北京時，也提出過加入共產黨的要求，這出於對西藏安全的考慮，也是對共產主義懷有好感。但毛澤東不然，共產主義的專政理論正合其個人獨裁理念，他的目標是當中華共產帝國之王，隨著毛的不斷勝利，這種欲望也加速上升。 蘇聯體現的“社會主義優越性”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中國人是唯物民族，物質欲望遠超過精神需求，只要脫離貧窮，人們可以接受強勢君主，放棄自己的權利。建國以來掀起的數次共產主義風暴，若無民眾的熱情參與，不會有那麽大的氣勢和破壞力。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正是社會主義的光輝事業，是奔向共產主義的金橋，大躍進中人們狂熱的情緒支配了行動，直到引發了大饑荒的災難性後果，才開始明白過來：“大躍進搞得民不聊生，社員有六大不自由，八大對抗，基層幹部四十七種刑法，大躍進幹部比國民黨、日本人還要壞。”[51] 號稱接近共產主義天堂的徐水人民公社，大片的社員餓倒，幾乎找不到壹個有氣力從井裏提起水桶的人。壞事是誰幹的呢？是中央號召，幹部領導，民眾瘋狂，為了說明中國人的愚昧，摘錄幾段大躍進年代的描寫，時代特征便躍然紙上：
——號手吹起響亮的進軍號，人們受到鼓舞，更加拼命地挖起坑來，喇叭筒不停地喊著：“拿出智取華山的勁頭，使出上甘嶺的幹勁，學黃繼光的精神，堅決拿下30000畝荒山！”雨聲、鼓聲、喇叭聲、軍號聲、鍁頭與石頭的撞擊聲響成壹片。結果三天三夜，挖了52萬個魚鱗坑，綠化荒山12000畝，種上了壯年核桃溝、老年栗子溝、青年棗溝、婦女桐油溝。人們興奮地說：“真是人多力量大呀！” ——“妳還是幹部哩，連共產主義都不知道？丟人！共產主義就是吃白饃，喝羊肉湯，穿綾羅綢緞，住高樓大廈。”有人說：“那咱們不成神仙了嗎？”“……共產主義就是日子過得比神仙還神仙哩。” ——砸了小鍋換大鍋，可著肚子吃飽飯，公共食堂的建立，著實讓常年啃幹饃喝稀飯的農民欣喜異常，以至於如今吃過大食堂的人談起來仍津津樂道，遂平縣文化局文化股長梁永祥說：“剛開始吃食堂，飯的花樣真多，光紅薯都能做十多樣的飯，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凈想著擺弄著吃了。”壹大隊劉莊和平隊的食堂壹個月改善20多次生活，炸油條、糖糕、吃魚、吃豬肉等。社員們沒有不高興的，壹高興就編壹段快板：食堂真正好，吃得省又飽。種個小菜園，頓頓把菜炒。還要把菜賣，還是吃不了。村前挖個坑，農閑將魚捉。逢著莊稼季，魚肉和油條。夥食調劑好，人人樂逍遙。 ——人民公社實行“十包”：即吃、穿、住、教、治病、死葬、理發、看戲、烤火費和結婚等，這種供給制雖然沒達到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但它完全打破了“按勞取酬”的法權界限。什麽都由共產黨給包下來，傻瓜蛋才會不高興呢。[52]
這是全國第壹個人民公社誕生地——河南省信陽專區遂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的故事，第壹個人民公社，第壹個公共食堂，第壹個高產衛星，都由嵖岈山人爭了先，在全國出夠了風頭，受到毛主席黨中央的贊揚。毛澤東修改過的《嵖岈山人民公社試行草案》發表在1958年9月24的《人民日報》上，成為全國人民公社的藍本，大長了河南人的誌氣，大長了省委第壹書記吳芝圃、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及縣委等大大小小官員的威風。毛澤東在1958年為中國農村描繪的藍圖是：逐步地把工、農、商、學、兵組成壹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河南省創造的公社形式和放開肚皮吃飯的作法正合毛的口味。河南人民的沖天熱情更為毛所贊賞，“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勞動生產搞大兵團作戰，“白天壹片紅，晚上壹片燈”，“出工壹條龍，幹活壹窩蜂”，五億農民的共產主義覺悟和集體主義精神空前提高。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群眾的廣泛參與，就不會有共產革命，不會有數不清的政治運動來純化社會。毛是舉世無雙的運動大師，發動和利用群眾實現自己的治國目標，手法已臻化境。今天中共領袖們，無論提出怎樣誘人的政治口號，喊破嗓子，都不會有老毛神壹般的威力，更談不上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了。難怪總有人懷念毛式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能集中力量辦大事。集體主義思想深入人心，人人成為集體的壹員，就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事實正是這樣，集中起億萬頭腦發熱的群眾，確實幹了不少諸如鎮反、反右、大煉鋼鐵、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壹件件驚天動地的社會主義大事。然而這些大事全是壞事，毛澤東的全部建國歷史都是在集中力量辦壞事。毛輕視科學，不懂經濟規律，他甚至天真地認為大家都在後院裏搭幾座土高爐，象千年前的古人壹樣，就能煉出國家建設急需的鋼鐵，十五年超過英國，而不必花巨資興建現代化的鋼鐵廠，連中南海萬聖殿也建起了小高爐，搜光了家家戶戶的鍋鏟鐵器做原料。個人崇拜的歇斯底裏熱潮席卷神州大地，人人豪情萬丈，全國人民包括專家學者都鑼鼓喧天地搭上駛往烏托邦的高速列車。農民原本是喜歡共產的，跟著共產黨共地主老財的產沒怨言，輪到共自己的產了，把自家的壹切東西都交出來，還是有許多人不情願。但共產黨的宣傳攻勢實在厲害，再加上幹部的威逼，誰也怕當壞分子，頂多趁機多殺幾頭豬，少吃些虧，等到宣布人民公社成立時已經是社員了。原本是糠菜半年糧的水平,卻放開肚皮展示人民公社優越性，等到人們真正體驗到社會主義優越在何處時，哭皇天連氣都沒了，神州遍地倒斃著神話破滅後的犧牲品。上文繼續寫道：
毛澤東說過：“人固有壹死。”人有各種各樣的死法，餓死的，吊死的，淹死的，打死的，累死的，痛死的……五花八門，千奇百怪。然則，以餓死最令人發怵，妳想呀，淹死的到死也想到自己會淹死，累死也是無可奈何，只有這殘酷的餓死，令人毛骨悚然，壹個生機蓬勃、血肉豐滿、情欲旺盛的人，在饑餓的剪刀下壹點點地剪去肌肉，不幾日便空了壹副皮囊，消蝕身上的脂肪，最後在明明白白中死去。人的生命只有壹次，誰想去死呢？沒有壹個是自覺自願的，不願意去死，而又明白自己馬上就要死去，這對人不僅從肉體而且到精神是壹種怎樣殘忍的煎熬？！
據中共河南省信陽地委向中央報告：僅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陽地區餓死老百姓100多萬人！這是何等令人發指的暴虐啊！災難過後，人口銳減，田園荒蕪，滿目淒涼。餓死10萬人的息縣，自然村減少639個；餓死8萬人的正陽縣，不少人家絕戶了；餓死10萬人的新蔡縣，至今仍在貧困線上掙紮。 人民公社的發源地——查岈山人民公社僅4萬人，3個月期間就餓死了4000人，占總人口的10％，有的隊竟高達30％，僅據潢川、光山、息縣統計，孤兒就達1.2萬人之多！ 河南省餓死200萬人以上，死亡牲畜74萬多頭，扒毀民房160多萬間。 中國，1960年全國人口凈減1000萬人！！！ 這還僅僅是單方面的統計數字！
第壹個人民公社誕生的地方，又在創造了省、市、縣、公社餓死人的全國紀錄。但沒有壹個公社幹部餓死，公社及大隊以上幹部有先吃飯的權力。光山縣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平均畝產僅有172斤，公社黨委報畝產626斤，縣裏分配的征購任務是1200萬斤，超過了總產量的1191萬斤。“為了完成征購任務，他們不惜壹切手段，大搞反瞞產，把群眾僅有的口糧搜刮壹空。征購入庫1039萬斤。食堂普遍停夥，死人現象相繼發生。劉文彩和公社黨委把食堂停夥死人歸於富裕中農進攻，階級敵人的破壞，歸結為兩條道路的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表現，反瞞產鬥爭持續8個月之久。六七十天內粒米全無，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原公社黨委書記江某等指使炊事員把13個到公社要飯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凍餓而死。公社機關食堂分三種竈別：書記吃小竈，委員吃中竈，壹般幹部吃大竈。小竈頓頓有肉、魚、雞蛋、油炸花生仁。”[53] 社員餓死了三分之壹，人們連埋葬親人的力氣都沒有了，幹部還是在大吃大喝，這才真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中央領導及各地的高級幹部有肉蛋糖煙酒等特殊供應，是憂愁最少的群體。最可恨的是，已經大面積餓死人，省委書記吳芝圃和地委書記路憲文，壹個反瞞產，抓小“彭德懷“，壹個上路堵截逃荒饑民，出動公安堀地三盡，綁票要糧。信陽地委讓郵局扣押了12000多封向處的求助信，防止餓死人的消息外露。逃荒的人統統被稱為“流竄犯”，強行收容關押勞改，設立數百個收容站，堵截外流人員19萬余人。被強制收容的人不給飯吃，大部分被打死或餓死了。手下的縣委書記馬龍山、劉文彩等親自動手打人，嚴刑逼糧，幾千人被活活打死，整個河南省變為恐怖的活地獄。中國古時若逢饑荒，官府定開粥廠賑災，也讓饑民出外逃荒，叫做“趁熟”，怎麽也不會連逃荒要飯的機會也剝奪幹凈，為死撐官家面子，讓眾人眼睜睜餓死。當年安徽“鳳陽花鼓”聞名四方：“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牛羊，小戶人家賣兒郎，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腰鼓走四方。”但自從出了“毛皇帝”，搶光了農民的糧食不說，窮人連逃荒要討飯的資格都沒有了，只有老老實打著腰鼓實餓死在歌唱“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崗位上。安徽農民說：“日本鬼子來我們也沒死這麽多人，日本鬼子來我們還可以跑呢，今年我們往哪裏都跑不掉，到處有勸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沒有糧票，到哪裏也沒飯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日本侵華十幾年，中國軍民死了兩千萬，僅壹場大躍進，中國民眾的死亡就兩倍於前，其中被打死整死的人並不比當年死在抗日戰場上的少，也沒聽說過淪陷區裏大面積餓死人。為了展示大躍進的光輝景象，“壹些地區規定死人後‘四不準’：壹不準淺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種上莊稼；二不準哭；三不準埋在路旁；四不準戴孝。……還叫人披紅。”[54] 共產把農民共同餓死了，幹部們卻撐抱了，花公款開小竈，酒池肉林，摟著文工團美女跳舞睡覺，聽戲看電影，遊玩打獵，抓人殺人，極盡享樂，絕無饑餓之憂。難怪他們熱愛共產主義，喜歡共別人的產，喜愛吃飯不要錢的食堂，因為有無產階級專政在手裏。
就在”人相食”普遍發生之際，當年信陽糧庫裏仍有10億多斤精神，如果開倉放糧，就不會餓死人。但放賑權力在省裏，公糧收上來已是很不易，誰也不敢再放還給農民，借貸也不行。省委書記吳芝圃說過，國庫裏的糧食壹粒不能動。信陽事件爆發後，還是那些存糧解決了饑荒，吳芝圃又把責任全推到了路憲文身上。共產黨人究竟是怎樣的壹付心肝啊！而這並不是地方特例，中央也壹樣，1959年到1960初，國家糧食庫存最高達887.03億斤，春荒最嚴重的1960年4月，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按當時口糧標準計算，相當於1.4億人壹年的口糧，如果用來救命，根本不會餓死人。在此期間，不僅出口糧食，還大量出口油類、鮮蛋、肉類、水果、山貨等當時極為緊缺的農產品。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將未經允許離鄉的農民定義為“盲流”，如同刑事罪犯，予以嚴厲打擊。舊時代的父母官尚知為民做主，身為“人民勤務員”竟如此喪盡天良，河南人和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共黨惡棍的名字，歷史也將永遠銘刻他們的暴行！共產主義的大廈，就是靠了無數流氓惡棍的肆意殺戮，用無數農民的屍骨奠基，才得以矗立在中華大地上。紙上的謊言包不住火，當河南餓死200萬人的慘劇發生後，毛親自派陶鑄、王任重前往信陽調查。事實觸目驚心，無法掩蓋，陶鑄說：“公共食堂不垮，天理不容！”王任重說：“西平縣放了個7320斤的小麥衛星，受打擊的7萬多人，打跑7千多人，打死3百多人，這是多麽殘忍的事情！”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說：“對我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信陽地區兒歌唱道：“六○年，好春光，麥梢黃，散食堂。”農民把公共食堂的解散，看作“第二次解放”。
毛澤東對餓死人毫無自責之心，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為他老人家血流成河的革命提供了充分施展才華的空間：“死人是好事，沒有死，那還得了。如果今天還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裝不下去了，我贊成莊子的辦法。莊子老婆死了，鼓盆而歌。死了人應當開慶祝會，慶祝辯證法的勝利，慶祝舊事物的滅亡。”毛以獨有的“幽默感”和死人哲學教育那些尚存人性的官員——大躍進壹開頭，毛就告誡中共高層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準備。在為大躍進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他大談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確實是喜事。妳們設想，如果孔夫子還在，也在懷仁堂開會，他二千多歲了，就很不妙。講辯證法，又不贊成死亡，是形而上學。”“〔莊子死了妻子以後〕鼓盆而歌是正確的”，“人死應開慶祝會”。
乍壹聽來，毛好像是信口開河講哲理。但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壹個公社黨委書記被帶去看餓死的人堆時，幾乎是在重復毛的話：“人要不死，天底下還裝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個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區規定死人後“不準哭”，“不準帶孝”。
毛甚至還大講死人的實用價值。壹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對八屆六中全會說：“人要不滅亡那不得了。滅亡有好處，可以做肥料。”據《鄉村三十年》記載，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裏，上面種上莊稼。
毛多次說過為了他的目標，他準備以無數中國人的生命作代價。壹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對蘇聯領導人說：“為了世界革命的勝利，我們準備犧牲三億中國人。”在“八大”二次會議上，他說：“人口消滅壹半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幾次。”他從漢武帝說到宋朝，都是幾千萬幾千萬地死人。“原子仗現在沒有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壹半，次好剩三分之壹”。
毛知道他搞大躍進，中國會死多少人。壹九五八年十壹月二十壹日，毛對中共高層講：除了“大辦水利”以外，“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碳、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壹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壹半人不可，不死壹半也要死三分之壹或者十分之壹，死五千萬人。[55]
毛澤東的夥食標準是全國第壹流的，他讓別人餓死，自己是不會親身體驗活活餓死的唯物辯證法的，他壹餐飯也不會少吃。但不管怎麽說，畢竟死了那麽多人，中南海的工作人員也在餓肚皮，毛說話的底氣不免受些影響，也要暫時作出些姿態——壹個短時間內他不吃肉了，但他在吃魚，毛最喜歡吃魚。在大饑荒期間，他還對以肉食為主的西餐發生了興趣。壹九六壹年四月二十六日，毛身邊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為毛精心制定了壹份西餐菜譜，包括七大西菜系列：魚、蝦、雞、鴨、豬肉、羊肉、牛肉。魚蝦類列有：“蒸魚布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烤青菜魚，菠菜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蝦面盒、炸大蝦、咖喱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等等。雞類包括：“黃油雞卷（雞排）、軟煎雞排、雞肉餅、雞肉元，大王雞肉餅、雞肉絲、罐燜雞、紅燜雞、蔥頭燜雞、青菜燜雞、紙包雞、雞丁敏士，椰子雞，奶油雞”。豬肉類有：“烤豬排、烤豬腿、炸豬裏脊、炸豬排、溜豬排、法國豬排、意式奶豬” 等等。至於牛羊肉，毛不是很喜歡，但也有不少品種：“羊肉串、烤羊腿、烤馬肉、白燴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燴牛尾……”[56]
毛澤東幾個月不吃肉被宣傳得可憐巴巴的，說成是與民共渡時艱，中國人也傻乎乎跟著傷心，生怕偉大領袖有什麽好孬。實際上是醫生建議少吃肥膩的豬肉，多吃牛羊肉。當年的毛澤東與今天的金正日壹樣，是全國唯壹的胖子，為了共產江山，他老人家是該減肥了。毛曾壹度喜歡吃西餐，還特別喜歡吃精心加工的豆制品，如大力油面筋，烤麩，素雞、素火腿、素鴨之類，這些東西營養豐富，膽固醇低，卻並不省錢。毛澤東和黨中央有特供食品，從不擔心食品供應，連北京的大小幹部們也跟著沾光。北京作為首都，集中了黨中央、國務院、人大、政協、解放軍、各部委等首腦機關的壹大批領導幹部。為 “為黨中央服務”就是北京保證困難時期物資供應的頭等大事，是壹項嚴肅的政治任務。成立了對外稱“34號”的保密單位“北京市食品供應站”，滿足中央各級領導的特供需求。特供品從原料生產加工到運輸驗收等各環節，配備專職人員，分別按首長級別，肉蛋煙酒糧茶等，服務到每個人。由於服務優異，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有9位先進工作者榮獲毛主席親切接見的最高待遇。共產主義的優越性在為中共體制服務方面，體現得尤其明顯。
七、幽靈不散
既然畫餅不能充饑，毛澤東後來說：“人窮好些……中國富起來也容易出修正主義，不能吃得太好。”“吃那麽多把肚子脹那麽大幹啥，像漫畫上外國資本家那樣。”毛又以怕出修正主義來否定了他號召農民壹天吃五頓飯的豪言壯語。據學者研究統計，自1700至1900年的200年間，中國因自然災害而死亡的人數共1400萬，有史以來自然災害總共死亡2900萬，中共制造的“三年自然災害”竟然死掉了4000余萬人。連劉少奇後來也不得不說：“要知道秦始皇、隋煬帝是修長城修運河垮臺的。實際上我們比他們死的人還多。”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國，毛澤東給中國人帶來的災難超過可以歷數的任何壹位暴君。長城有禦敵之功，運河有漕運之效，雖有殃民之處，至少也為中華歷史增些光彩，兩項偉大工程至今仍然有用，同為世界奇跡，為後人所自豪，且帶來滾滾財源。大煉鋼鐵搞出壹堆堆廢品，大辦食堂餓死壹批批農民，大修行宮別墅空耗民財，無數的人防工程更是毫無效用，他沒給中國人留下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弄得民窮財盡，不得不慘淡收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人禍，是吃人的共產制度之禍，是毛澤東個人統治形成的黨內和官場逆淘汰現象的左傾狂熱之禍，根本不是什麽沒有經驗而交了學費。有壹點我們必須明白，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共產之禍，不搞大躍進，不搞人民公社，共產主義依然是災禍，照樣沒有前途。東歐共產政權全部垮臺，也不是搞毛澤東的大躍進造成的。中共解散人民公社，重視私人資本，表面上回歸了人類發展軌道，但還是舍不得扔掉社會主義的羊頭，共產主義幽靈未散。
當然有人不服氣，總以為馬克思主義才是窮人的希望，公有制才能消除腐敗，於壹些活著的毛澤東的崇拜者們又開始在其勢力範圍內進行共產主義的試驗，試圖建立壹個成功的樣板。比如河南省的南街村，“小毛澤東”們開辟了市場經濟環境下壹塊獨壹無二的試驗田——供給制式的共產主義生活方式。這種農村工業化的共產主義體制是以巨額的銀行貸款和廉價的外來勞動力支撐著，那些每月只有250元生活費的“二百五”幹部，自稱是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的傻子，實際上集體財產早已在貪汙侵吞和股份化中變為私人財富，也與毛老人家壹樣熱衷於包養二奶，同當今權貴集團酒色財氣的生活並無二致。“小毛澤東”們的專制程度決不亞於老毛，村裏沒有自由，剝奪村民全部財產權利，只能靠統治者的恩賜生存。所謂“外圓內方”的統治方式，無非是牢牢控制著村民的生存基礎，沒有私人財產，沒有個人空間，沒有思想自由，如同被監督的勞改犯壹般，盡管生活條件比老毛時代強出許多。南街村民如同羊群壹樣，牧主拿毛澤東思想的鞭子，驅使著這些無助的羔羊，羊群時刻感激牧羊人施舍的草料。當毛澤東的女兒李訥捐出10萬元，要給這些“好幹部”改善生活時，南街村集中營式的共產主義終於走到了盡頭，其嚴重資不低債的財務狀況被公諸於世人，再也無力維持下去了。而那些“好幹部”早就暗中將集體財產分割自肥了，預先作好了棄船的準備。南街村的失敗極具標本意義，它證明馬克思的理論與列寧的革命全錯了，毛澤東也決不例外。共產主義從理想走向革命，從暴力通向專制，以壹種最不先進、最不人道的黨權體系來取代可以變得更先進、更人道的私有財產保障制度，是不可能成功的。任何自以為聰明的理論家或實踐者，決不可能制造出共產主義的“永動機”，都會撞向南墻而自取滅亡，留下警示後人的教材。個人財產可以各種高明的理由隨意剝奪，個人權利也就隨之消失了，從剝奪財產到剝奪人權，從壹種個人主觀意誌變為世界性的革命運動，人類遭受了文明史以來的最不人道的暴政，其中尤以中國人的苦難最為深重。人類實踐證明根本不存在絕對理想的發展模式—— 歷史上有過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設想和實行過從集團到國家、從非法到合法、從行業到地域、從民族到世界的各種層次的發展模式，並且認為這是絕對理想的模式，而歷史則無情地證明，人類迄今為止采用過的發展模式，只有獲益者多寡和成效大小的差別，而沒有壹個放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不變的絕對理想的發展模式。 古典馬克思主義作家總是小心地避免描述未來理想社會的具體發展模式。但是，後來的傳習者卻把他們的壹些未經證實的設想絕對化，認為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理想的社會發展模式。例如，古典馬克思主義作家設想，當社會財富極大程度地湧現時，人類就可以實行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這個原則完全是建立在兩個未經證實的猜想上的。 其壹，什麽是社會財富極大程度的湧現，測量極大程度的標準是什麽？那時社會財富的概念和結構（廣義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結構）有什麽變化？這些答案都是未知數。連共產的對象--財富的概念和結構都不清楚，還談什麽分配？ 其二，什麽是當時人們的需要？當時將有多少人口？由當時全體社會成員的不同需要構成的社會總需求會高漲到什麽水平和發生怎樣的結構性變化？地球乃至其他星球的資源能不能滿足人類的任何需要？這些都是稍加推敲就會發現難以答復的問題。 對於這些問題，現代解答者們所提供的答案卻是以“短缺經濟學”為基礎的。他們提出的“土豆加牛肉的共產主義”，“鹽菜加公共食堂的共產主義”，連土豆、牛肉甚至鹽菜都不敷分配，不過是給歷史添加的最大笑料。 任何社會發展模式之所以不能成為絕對理想的發展模式，這是因為統分結合的元模式在具體化為現實的發展模式時，必須根據傳統的和未來的，當時當地的和外來的各種復雜的條件來現實地決定統分結合的適當的比例與方式，使其發揮合乎目的的功能。而任何聰明人，即使用現代科學知識和電腦加以武裝，也不可能全部掌握壹切條件，更不可能準確預測和控制全部條件的變化與發展。何況，更重要的原因是，每個個人、集團、階層、階級、地區、民族、國家的經歷、傳統、觀念、利益要求和手段方法都有極大的差異和矛盾，所以各方面對統、對分的理解與要求極不壹致，對統分結合的適當比例與方式的追求就會彼此矛盾，甚至引起鬥爭。這就使任何模式都不可能成為絕對理想的模式，能使社會大多數成員感覺差強人意，就已經很不容易。所以，社會發展模式，不管是自然而然約定俗成的，還是人為制定強迫推行的，隨時隨地都在發生變化，總有層出不窮的難題向它挑戰。[57]
共產主義的核心原則是共產，共產的核心思想是集體主義，只有共全民的產，讓人們壹無所有，才能馴化全民的集體主義價值觀。接受集體主義思想統治，共產黨便可以隨心所欲驅使億萬奴仆，壹舉建立全面集權的社會。這也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思想基礎。至於基層黨政幹部，卻是正是壹個大施淫威的時刻，所以歷史上任何壹個專制王朝也沒有共產黨徒能夠把權威和暴虐發揮到如此程度，作家楊繼繩說： ……在全縣範圍內並隊、並食堂、並房屋。長山公社2870戶就有1133戶被迫搬家。其結果是，集中的地方擁擠不堪，壹間房屋住幾家，壹家分幾處住（男女分居，夫妻分居），有的不得有住豬圈、牛欄。社員的家具、家禽、家畜也因搬遷遭受巨大損失。食堂合並以後，原來食堂儲備的蔬菜、燃料、炊具也同時合並了。這樣的反復折騰使社員壹無所有，有的說：“只有壹雙筷子、壹個碗才是自己的”、“只有穿在身上、吃進肚裏的才是自己的”，有的說“連我們人也不是自己的。”而幹部們卻說：“共產主義就是要消滅私有財產”。郫縣紅光公紅光管理區把公路兩旁8華裏長、1華裏寬的2000多畝的面積上的180多間房子拆毀。全縣不完全統計，共拆房子12000間。有的三姓人家同住壹間房子，有的公婆兒媳同住壹間。在這壹間房子內還在關雞鴨，又擠，又臟，又臭。拆房子時，幹部根本不同社員商量，私自敲門鎖，將社員衣物拋棄遍地，頃刻間就把房子變成壹堆瓦礫。有些外出人員回來不見自己的房子和妻子兒女，傷心痛哭。有的地方讓社員壹年搬家七次。有的管理區幹部隨意搜查社員的家，見什麽拿什麽。[58] 今天的共產黨仍然在制造家破人亡的慘劇，依舊在共民眾的產時毫無憐憫之心。歷史與現實無情地證明，共產主義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主義好只是有人做差了，是因為共產主義理論本身就是錯誤的，它只是壹場很糟糕的空想夢想。其實踐也會使社會百病叢生，無力自救，最終垮臺拉倒，雖然有時候象是有起死回生的景色。因為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帶有自毀的種子，馬恩列斯毛關於資本主義的論述是根本錯誤的，他們開出的藥方是害人又害己的。馬克思主義是建立在壹套虛假的歷史哲學（歷史唯物主義）上面，也是建立在壹套空中樓閣的心理學理論上面的，以個人的觀察得出邏輯性推斷，再以這種邏輯推斷來指導社會革命。馬克思主義竭力要廢除私有財產，認為私有制是從原始共產主義與高度發展的共產主義之間的壹個過渡階段，這個論點顯然是錯誤的。自古以來直至近代，為財富之主要來源的土地，除為君主所專有者外，總是屬於部落、家族或個人的。土地上孳生的牲畜、商業和資本，總是掌握在私人手裏的。私有財產制度並不是壹個過渡性現象，而是社會生活中壹個永恒的主題，是堅不可摧的原則。財產掌握在國家手中，政府由共產革命形成的新階級組成，這個由清壹色共產黨人組成統治階級享有不受國民監督的特權，有隨意支配公有財產的權力，公有制實際上變為壹黨私有，進而變成統治者的個人財富。在餓死數千萬的悲慘年代，毛澤東竟卻擁有數百萬元個人存款，為中國首富。這肯定是最壞的產權制度，統治階級只顧享受，工人農民只能消極怠工，社會主義經濟便是死路壹條。馬克思主義另壹個嚴重的錯誤是認為人性是可以任意改造的，只要把懲治和教育結合起來，就可以造就出壹批毫不利已的新人，實現柏拉圖其《理想國》中所描述的：“在社會生活中，完全沒有私人或個體之分。”事實證明，在高壓政策下只能制造出口是心非的順民，而不是為公眾服務的公民，人性有時候比花崗巖還堅硬。所以才需要宗教來承擔人性改造作用，幾千年如壹日地勸導人心，這決不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能做的事，也決不是槍桿子能辦到的。以暴力追求人人平等，結果是更不平等和大多數人遭受奴役，因為國家機器的目的是階級專政，是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專政。歷史證明私有財產權得到堅定不移的保護時，個人的自由權利才有保障，財產權構成壹道最有效的壁壘，用來抵禦國家的幹涉。國家承認個人財產權，就等於承認國家權力的邊界，國家是受法律約束的。共產主義廢除財產私有制，人們的自由也隨之喪失了，遠不是象馬克思想像的那樣，說是可以把人們從物質的奴役中解放出來。正相反，它把人們變成統治者的奴隸。社會主義公有制導致國家權力沒有邊界，它可以借助集體主義的思想邏輯來實行國家對民眾的任意剝奪，讓壹大群黨棍匪徒在掠奪中暴富。因此，壹位西方學者曾預言：“社會主義者可能會掌握政權, 但社會主義卻決不能成功。” 自以為絕頂聰明的天才理論家們發明了最缺少人類智慧的歪理邪說，又把可憐的中國人迷住了，導致壹個接壹個的歷史悲劇。毛澤東是共產主義者，但決不是個帶領人民進步的革命家，他領導的共產革命是中國乃至人類歷史上最反動的反革命狂飆。革命歷來是褒義的，吊民伐罪也好，打倒專制也罷，皆以變革天命、革除弊政、改善民生、建造更美好的社會為宗旨。歷史證明，毛澤東打敗了國民黨，變共和為專政，陷民眾於水火，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倒退和專制復辟。驅使中國人擁往奴役的道路，那些毛左憤青們至今幽靈不散，又用狂熱的民族主義煽起反人類的狂潮，向自由世界不斷發出戰爭叫囂。只不過是共產主義的狂歡節變成了“中華掘起”的盛會了，其民族主義只是另壹種面目的集體主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