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汉奸吴三桂论坛

作者 季鵬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在壹般人看來，林彪在捧毛、頌毛中表現的肉麻和厚顏無恥，已登峰造極，其“痞”氣遠非壹般人所能企及的了。可是，只要與毛澤東壹交鋒，就高下立判，林彪很快就敗下陳來，真可謂小巫見大巫、小痞遇大痞了。在這壹點上，林彪還算有自知之明。實際上我們也看到，林彪除了毫無原則、厚顏無恥地大捧大頌毛之外，似乎沒有更好的招數；而毛就不同了，單說在最後在與林的較量中，毛就使出了兩面三刀、倒打壹耙、無中生有、指鹿為馬等高招，弄得林彪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又被毛施以麻醉之術，差點束手就擒，最後蒼黃出逃，摔死在異國他鄉。



毛林的最後較量，內幕復雜，詭譎多變，雖已有不少著作評述其事，但因為亊情錯綜復雜往往不得要領。下面我們提綱挈領，化繁為簡，揭示這壹事件的真相實質。











不論是在與外部的敵人、或是與內部敵人的鬥爭中，毛總是主動出擊，占據主導地位，與林彪的鬥爭亦是如此。但這段事比較曲折，我們從三個方面探尋事實真相。



3.毛的“接班人”把戲收場，副統帥櫃絕交班。





文革壹開始，林彪就以毛的“親密戰友”、“副統帥”的形象出現，在1966年8月的八屆十壹中全會上，正式賦予林彪 “接班人”、二把手的地位。此後，這壹地位越來越鞏固，似乎沒有出現過任何“動搖”的跡象。所以，全國人民、全黨上下都篤信不疑林是未來的接班人。當時有兩條口號（這口號是經過欽定的）“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就是這二人的現任皇上和未來皇上身份的明確註釋，在全國可謂婦孺皆知、深入人心。



1969年4月的“九大”上，林彪達到了他壹生事業的“頂峰”，會上，他被選為唯壹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欽定的“接班人”，而且把這些寫入了黨章。據說這還是由江青積極提議、毛親自批準的。這更充分表現了偉大領袖對林彪的“真誠”和“信任”，足以使林彪“萬死不辭、肝腦塗地”地感恩報德。在九大開幕式上選舉主席團主席時，毛還即興表演了壹場“禪讓”的喜劇，毛當著全體與會代表突然微笑著說：“我提議林彪同誌當主席團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這壹著把林嚇得不輕，趕緊把麥克風移近了大聲說“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團主席！”毛又說；“林彪同誌當主席，我當副主席，好不好？”林急忙站起，笑著大聲說：“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團主席，大家同意請舉手！”全體與會代表急忙舉起手臂，林彪高喊：“通過！”於是壹片“萬歲”之聲。



戲做到這個份上，人們都以為林彪的接班人是“鐵板釘釘”，篤定無疑了。



可是，誰能想到，毛在人前表演這壹幕幕時，暗地裏卻決定將林“換馬”了。這絕對是全體中共黨員和全中國人民都想不到的事，光是這壹點，足見毛的前無古人的“偉大”了。



九大開過不久，壹次毛突然帶了張春橋去到蘇州林彪的住處看望林，主動拜訪下屬，這在建國後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原來他真有要事與林彪相商。



寒喧過後，毛單刀直入：“我年紀大了，妳身體也不好，妳以後準備把班交給誰？”



這可是林彪還沒有想過的問題，他措手不及，壹時語塞。



停頓壹下，不等林表態，毛便打出了他的底牌：“妳看小張（張春橋）怎麽樣？”



林彪很清楚，張春橋、姚文元是江青的死黨，毛的寵臣，也是毛為江青安插的左膀右臂，所以所謂交班給張春橋，實際上就是交給江青。而對林彪來說，不論是張春橋這種“文人”，或是江青這種“後黨”（林彪在日記中對江青總是以“婆姨”相稱以示對其輕蔑），他都是看不起的，不屑為伍的。如今毛找上門來親口說出要他將“班”交給張、江的話，他當然是不能同意的，但他不好直接頂撞毛，於是，只好拐著彎說：



“還是要靠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些從小就跟主席幹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這“小資產階級”自然是指張春橋了。



（以上事見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澤東》第32節，辛氏說明引自香港出版之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高乃中共中央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傳》寫作組組長。）。



這等於給了毛、張當頭壹棒。客觀地說，毛提出這壹問題本來就是不合理、不恰當的，因為現在要解決的只是毛的接班人的問題，既然毛已經把班“交”給林了，那麽，林如何選下壹站的接班人，應是林自己的事，也是以後的事情，不應在此時來討論和確立。這就說明，毛交班給林實際上只是象征性的“過渡”之舉，他的真實目的是由林過渡給張春橋，再由張過渡給江青，由江青接毛氏王朝的班（最後毛改定為侄子毛遠新）。毛希望林彪能夠“知趣”，能夠“合作”，充當壹下名義接班人之後，便宣布將“班”交張春橋，然後由張春橋捧出他的後臺江青，完成真正的交、接班。



可是，林彪終究不是木頭人，也不甘心當傀儡，他對毛說出的是真心話，而且舉出的名單黃吳李邱全是自已的親信。不用說毛當時的失望和惱火了。可以肯定，這次談話是毛林決裂的新起點。原來毛也許還允許林當壹下過渡性、象征性的接班人，此後，毛則連這個臨時性、過渡性的“二把手”也不讓他幹了——幹脆把他撤掉，丟進“垃圾桶”裏去或者幹掉算了。



此後毛和林就“格格不入”了。壹次明顯的表現是，珍寶島事件之後，為防止蘇聯的突然襲擊，中共中央決定實施臨戰體制，首先把黨政要員疏散去了外地。毛去了武漢，林彪在1969年10月17日去到蘇州。第二日，林彪以電話形式向留守在京的總參謀長黃永勝口授了六條指示，全是加強戰備的措施。



黃永勝接受指示後立即將六條指示冠以《林副主席第壹號命令》的頭銜向下貫徹。這本來是林彪職責份內之事，無可指責。可是當在武漢的毛收到這個文件時，卻毫無理由地劃壹根火柴將它燒了。（此事汪東興在場，汪還建議毛保留原件，毛不聽，當場燒了。）



毫無疑義，毛是在發無名怒火。這“引火線”也許是那個文件的標題《壹號命令》太刺眼（簡直“號令天下”了）。但實際上是他對林彪這個“接班人”不肯讓位的怨恨的爆發！表明了毛與林公開決裂已是早晚之事了。



－招不成，不久，毛又想出了另壹招，那就是關於是否“設國家主席”的問題。



4.毛澤東拋出“國家主席”陷阱，林彪從容應對。





1970年3月8日，在武漢的毛派汪東興回京傳達他準備召開四屆人大的意見，說其中壹個關鍵問題是是否設國家主席，毛的原話是；“國家機構究竟設不設國家主席要考慮，要設國家主席由誰當好？現在看來要設國家主席只有林彪來當，但我的意見是不設為好。”



毛在話裏講了兩層意思，壹是要設的話只有林彪來當，二是他的意見最好不設國家主席。



如果是真正作為壹個問題讓大家討論，發表意見，集思廣益，那麽這個問題很好解決，最簡單的辦法是通過表決由多數決定。



可是，誰也沒有想到，毛要將它弄成壹個政治陷阱，而且要對方自己往裏跳，捕獲的目標就是林彪。



毛設計的陷阱是：如果林彪順著他的話表態願當國家主席，那就是想要“搶班奪權”，與他對著幹，因為他不主張設國家主席；如果林彪認為應設國家主席，提議由他毛澤東當國家主席，也是與他對著幹，因為他已說過不設國家主席，也不願當國家主席。那麽，有沒有第三種可能，林彪同意不設國家主席，大家都不當這個國家主席呢？答案是：不可能，因為毛亊先把這條路堵死了，據大陸報告文學作家王兆軍在《誰殺了林彪？》壹書中披露，林彪在“9.13”前夕曾對黃、吳、李、邱鄭重地說：



“我告訴妳們壹個事實。廬山會議前，是毛澤東親自對我至少兩次說到，他不想再當黨的主席了，要當國家主席，國際上走走，擴大中國的影響，並提醒我發起這個倡議。我是奉命行事。”（見辛子陵者《千秋功罪毛澤東》下卷，第32節）



林彪鄭重其事說毛至少兩次跟他說了同樣的話，這件事情應該不會有錯，記載不會有假，這是記事作家的職業道德底線。那麽，為什麽後來毛叫汪東興傳達時又說他認為“不設為好”呢？這完全可以解釋為毛的故意“謙虛”，推讓，毛說這種口是心非的話太多了，熟悉毛的性格的林彪不會把它當真，而且，從正常的道理上講，設國家主席無疑是正當之舉，是正道理，因為壹個國家要有壹個元首。即使沒有毛的打招呼，林彪也會作這種選擇。後來其他政治局常委都壹致主張設國家主席也就是這個道理。



就這樣，毛把其他路子堵死之後，林彪便只能往他設計的陷阱鉆了：不論林彪作出何種表態，毛都可以給他壹頂 “反毛”、“反黨”的帽子，上綱上線後將他打倒。



果然，林彪對毛澤東的傳話作出了正常的回應。1970看4月11日，在蘇州修養的林彪通過秘書向政治局發表了自己的三點意見：



1、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仍然建議由毛主席擔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



2、關於副主席的問題，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系都不大。



3、林彪自己認為，他不宜擔任國家副主席的職務。



這三條是林考慮了壹月之久後的答復，可說是無懈可擊的。林彪說自己不宜當副主席也是出自真心，他的接班人資格都已經寫進黨章了，何必還去爭這個國家副主席的虛職呢？至於建議設國家主席並由毛擔任，林後來說是“奉命行事”。但即使毛沒有對林作這種私下交待，林也會這樣建議的，因為按照常理，壹個國家應該有壹個元首，黨的主席不能代替國家元首。再者，國家主席既是壹國元首，理應由實際上的“壹把手”擔任為妥。過去由“二把手”劉少奇擔任，變成了“雙元首”，事實證明不妥、不當。毛既然是征求其他常委的意見，那麽，林彪發表自已的意見也是完全正常的合法之舉。



第二天，周恩來主林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林彪的意見並轉報告毛。按照正常程序，這壹問題應該到此為止，結束了，因為政治局、常委會都同意林彪的意見，毛應該服從集體決議。



可是，有意尋畔滋事的毛，卻不肯服從多數的決議，他在林彪的報告上批示曰：“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



在4月下旬召開的政治局會議議論此亊時，毛再次明確表示：“我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孫權勸曹操做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到火爐上烤。我勸妳們不要把我當曹操，妳們也不要做孫權。”稍－留心便可知，此時毛引用孫權、曹操的故事其實完全是牛頭不對馬嘴，因為根本沒有可比性。我們只能認為是毛“情急亂語”，亂拉這個故事來為自己辯解。



到底是他對林彪私下所說想當國家主席是真、還是不想當是真？筆者認為，這兩種話毛都說了，但前者是假意，後者是真心。因為從毛的性格和為人看，他極不願到國外去從事國事活動，建國後他只去過蘇聯兩次，壹次都沒有去過非共產黨國家（原因有多種，如不通外語，不善外交，安全考慮，等等）。可見，去國際上遊走以擴大中國影響之說是假話，是故意挑唆林彪與他“對抗”，以便借機將林打倒。何況他與林彪私下說過的話，口說無憑（當時沒有彔音），他完全可以不認賬。



毛本人不想當國家主席也不難理解，比如，怕事務多不勝其煩，更重要的，恐怕是他剛剛打倒了國家主席劉少奇，並把劉置於死地，現在自己去占這個位置，成了受人譏剌的把柄（所以他說“我不能再作此事”）。但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國家主席純粹是個傀儡、擺設，而黨主席才是實權職務，才是真的“皇帝”。已經做了真皇帝的毛，何必再要去當這個傀儡呢！



可是，既然國家主席只是個傀儡，毛自己也不願當，為何他又不準別人當呢？毛明知他若不當，只有林彪去當合適了，可他寧可取消這個職務也不讓林去當。這內中奧妙何在？



毛不叫林彪去當，當然不是因為這個職務有多麽神聖（劉少奇不是國家主席嗎，他說打倒就打倒了，還使其死無葬身之地），而是基於兩個不可告人的原因：壹是林若當了這個國家主席，其“接班人”的地位就更鞏固了，而毛正在千百計要取消他這個接班人資格；二是他正想以林彪想當國家主席作為林“搶班奪權”的口實，如果同意讓林當國家主席，等於自己拆了“陷阱”，還拿什麽去整治林彪呢！



就因為這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毛才作出“我不想當，別人也不能當”這種蠻橫無理的決定。後來在九屆二中全會上，除毛以外，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四位常委壹致建議設國家主席，並由毛兼任國家主席壹職、實行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壹元化”（壹人兼任）。周恩來還說：為避免事務過多勞煩了毛，會見外國使節等禮儀性活動，可由國家主席授權其他國家領導人代理。如此合情合理、“仁至義盡”的設計，卻仍然不能撼動毛，他仍然頑固地堅持自己不當，也不讓別人當，幹脆不設。



由此也就可見，後來毛制造的“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搶班奪權”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其實，即使林彪表態他願擔任國家主席，也沒有什麽不對，更談不上什麽“搶班奪權”。原來的國家主席不是“二把手”擔當的嗎？為了國家體制的完整，林這個二把手當國家主席有什麽不可呢？至於搶班奪權，誰都知道，在中國只有搶毛的黨主席、奪毛的權才叫搶班奪權，可林彪說了他現在就要取代毛的“黨主席”嗎？沒有。所以毛後來給林那個罪名根本就是“莫須有”。



但是毛決定要誣陷別人，總是有辦法的，這正是毛的“過人”之處。後來他用了個移花接木之法，把林彪手下壹些人（葉群、黃、吳、李、邱等）鼓噪要林當國家主席，硬說成是林彪自己要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其實葉群等人想要林彪出任國家主席，不過是借此出點風頭，鞏固林的接班人地位而已。在他們看來，林彪既然幫助毛打倒了劉少奇，填補劉的位置也是理所當然的。林和劉壹樣，不都是接班人、二把手嗎，劉能當林為什麽不能當呢？當然他們也知道，這個國家主席純粹是個“虛職”，但是可以借此起到鞏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如此而已。



可是蠻橫而又理屈詞窮的毛，後來硬將“想要當國家主席、搶班奪權”的罪名安在林彪的頭上，還說林彪關於國家主席問題的三點意見是“反黨的政治綱領”。真可謂是古今中外未聞的奇談了。毛的“流氓政治家”本色於此暴露無遺。



當然，上面所說的林彪的“罪名”只是毛事後單方面的定調，就公開場合而言，在關於設國家主席問題上，毛並沒有將林彪駁倒，更無法給林彪定罪。所以林彪並未被毛的這個陷阱套住。相反，林彪的意見、觀點得到黨內高層的壹致贊同，被孤立的恰恰是毛自己。



毛的這壹招陰謀失敗了。他只得另覓途徑將林彪“打倒”。



（三）毛澤東拋出“反天才論”，廬山會議再掀波瀾。



被史家稱為毛林決鬥的九屆二中全會，即第三次廬山會議，到了若於年後必被我們的後人當作笑料或謎團，因為那次會議發生的事實在太令人費解了。會上毛以陳伯達鼓吹“天才論”為由（具體“罪行”是陳要將毛澤東“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寫進新的《憲法》之中），要將陳伯達批倒批臭，並投進監獄。這種因吹捧和拍馬屁而獲罪，在古今中外歷史上可能難找到第二個先例。問是題還不僅在此，問題是對毛的“天才”吹捧早在文革前就出現了，陳伯達、林彪等人早就施展了這壹慣伎，毛當時甘之如飴，還給吹捧者加官晉爵。如今卻突然將馬屁精拿來問罪，豈不令人莫名其妙？！而且這個“天才論”也不是陳伯達的首創，林彪接手國防部長在軍隊中大樹特樹毛的絕對權威時，就己経把毛吹做“中國幾千年、世界幾百年才出壹個的”“超天才”。文革之初的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上的講話，更把“天才論” 發揮到極至。其後在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第十壹次全體會議公報》中，也公開鼓吹天才論：



“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詳澤東同誌天才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個嶄新階段。……”



毛為何那時不反“天才論”呢？昨天這麽說“有功”， 今天這麽說怎就變成“有罪” 了呢，這到底是怎樣壹種邏輯？



可是毛是從來不講理的，更不許人跟他辯論，他的需要就是“道理”， 他奉信的就是這種“強盜邏輯”，“暴力萬能邏輯”。當然，誰都知道，毛反陳伯達的“反天才”醉翁之意不在，而在於“倒林”的需要，因為林彪才是天才論的始作俑者。真正的原因就是林彪不肯把“接班人”的寶座讓出來給毛夫人江青！



只是，毛為何選擇“天才論” 做文章、當作突破口呢？原來事情另有蹊蹺，導火索是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剛剛獲得“天才” 的稱號，並被毛偵悉，惹得龍顏大怒，決定以反天才論為借口扳倒林彪。



原來毛的幾個倒林招數失敗，惱怒之余，忽然偵得 林彪想把自己的“班”交給兒子林立果的信息！這事非同小可，毛原本以為，讓林彪坐－坐接班人的位子，作個樣子，算是對林、也是對全國人民的－個“交待”。過不久，再以“老、病”為由勸說林把這個位子交出來 ，政權將重新回歸毛氏王朝。而現在林要他的兒子接班，這個林立果才二十幾歲，事情的性質就全變了，今後中國就會變成“林氏王朝”了。這還得了！自己辛辛苦苦打得的江山， 就這樣在不知不覺間“改變了顏色”，他怎能容忍！真是“智者千慮，終有－失”，想不到自已這－“疏失”， 有點後悔莫及了。好才發現得早，尚可挽回。必須把“太子之位” 奪過來，讓天下永遠姓毛而不是姓林——這就是此後的毛林鬥爭的核心和實質。



現在該回過頭來講講林彪家的情況了，原來林彪有壹子壹女（實際上還有壹個與張姓前妻生的壹個女兒，可林從不承認，不提起），女兒林立衡，是個十分聽毛話、讀毛書的“乖孩子”；兒子林立果卻是個很有主見，且有“遠大理想”的青年才俊。



林立果196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有壹定科技知識和動手能力。按照當時中央領導人的慣例，林彪把從學校畢業的兒子送去軍隊“鍛煉”，林立果選擇了空軍這個新的、高科技軍種。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乃林彪親信，對“小林”的到來自是受寵若驚，特別關照。而林立果也不負眾望，他在空軍搞了壹系列科技試驗，其中研制了壹種新式雷達，據說能馬上發現蘇聯發射的洲際導彈。1969年10月，林彪把兒子的這壹發明親自呈報給毛，毛非常高興，親自接見了林立果，還誇獎他是敢想敢幹的“革命闖將”。



就在同壹個月，吳法憲任命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作戰部副部長兼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任命宣布後，吳法憲特地向有關人員交代：“林立果同誌是來自最革命的家庭後代，……空軍的壹切立果都可以調動，空軍的壹切立果都可以指揮。”正是吳法憲授予林立果這種特殊權力，為後來林立果策劃“五七壹工程”奠定了基礎。



1970年7月，林立果在空軍直屬機關作了壹場長達七個小時的“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講用報告。報告結束後，吳法憲誇獎說：



“林立果同誌這個講用報告，是我們空軍放了壹顆政治衛星，林立果同誌是壹個偉大的天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的傑出代表。“



司令員這樣說了，其他人員就跟著起哄，說“立果同誌是全才、帥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眾人的吹捧故然有誇張成分，但林立果的才幹也是不容置疑的。



林立果的講用報告被印了70多萬冊，在空軍內廣為散發。



同時也就有“線人”立即向毛報告空軍大樹特樹林立果的事。毛得知後，輾轉反側之余，把江青、康生、張春橋叫到自己的書房，先讓他們傳閱有關材料，待大家瀏覽了壹遍之後，毛才開言：



“妳們已經看到了吧？人家已經開始吹上了，我還沒有死呢。林彪同誌身體不好，有點迫不及待準備自己的接班人了。壹個二十幾歲的娃娃，被捧為超天才，這不是我們黨的天然頷袖嗎？講天才，名曰樹我，實際是想樹自己的兒子。這就是我那個接班人哪！”



幾句開場話，挑明了事情的要害，也點出了自己反擊的突破口——反“天才論”。



康生附和：“這個林彪，怎麽能夠允許底下的同誌這麽搞呢！昏了，昏了，已經昏了頭腦了。”



江青表現了對此事的義憤，直指問題的核心，她說：



“我看這是想建立自己的家天下，這和皇帝傳宗接代有什麽不同？”



但這對夫妻似乎忘了，毛澤東那個侄子毛遠新，也是文革中大學畢業，現在已做到沈陽軍區（大軍區）副政委、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了。毛澤東還把自己的老婆提到了壹人之下，億萬人之上的地位，不知這算不算搞“家天下”？真是只管自己放火，不許別人點燈了。



毛澤東接著說了“沒有什麽天才，無非是聰明壹點罷了”。再次對林彪兒子被樹為天才表示憤怒。



張春橋問：“關於這個問題，是否要和林副主席打個招呼？”



毛說：“首先是妳們把好關，要帶頭宣傳我的這些思想；其次，是和林彪同誌打招呼。這個招呼在九大期間討論黨章的時候己經打過了，現在是需要在更大更廣的範圍內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至此大家知道毛決心發動對林彪的直接打擊，具體就是立即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來解決這－問題。突破口就是批陳伯達的“天才論”，順藤摸瓜，最後牽出林彪。



大家都心照不宣，知道這場權力之爭已經演變成“太子之爭” 了，這幾人當然堅決站在毛的壹邊。



這裏還有必要補充敘述毛與林之間的－件“小”事。就是在毛試探讓林彪把接班人的位置讓給張春橋遭拒之後，毛便存心報復，他想到林彪原是靠吹捧自己起家的，便決心剝奪他這個資本。壹次，毛當著林彪的面，叫周恩來把人民大會堂的語彔牌全部摘下來，並且惡狠狠地說：“這些王八的東西沒有了！”毛這種悪語傷人、過河拆橋的痞子作風，添加了毛林之間的火藥味。由此也就說明毛“反天才論”的倒林實質。



當然，除了反天才論，那個國家主席問題也仍然要咬住不放，毛已咬定林彪通過設國家主席是要“搶班奪權”，不然他的罪名就不好上綱上線。



九屆二中全會的主題就這麽定了，



林彪也不簡單，毛召集其心腹江、張、康三人談話的內容很快就被林彪知悉了，他對葉群說：“毛主席搞的這些名堂，我看是受了江青、張春橋的蠱惑。江青早就說不要那樣宣傳了，影響不好。什麽影響不好？無非是劉少奇打倒了，用不著這些輿論了。但取消這些輿論，中國馬上就會亂。”



葉群說：“可毛主席三番五次地搞這些小動作，我們怎麽辦？”



林彪說：“我們該怎麽辦還是怎麽辦。這樣搞犯不了錯誤。如果妳刪掉，馬上就是事情。……”



從這段對話裏，就可以判斷林彪搞陰謀權術的水平比毛澤東差之甚遠，毛決心以此事（天才論）作為突破口（借口），將林彪拉下馬，收回他的“接班人”授權，連帶收拾他的兒子。可林彪對此似乎仍無察著，還以為毛只是受了江、張的蠱惑而已。葉群還把毛摘語彔牌、江青要求改變宣傳毛調門的話，只看成是毛的“小動作”。而作出的對策也是不變應萬變，守住自已的原有陣地而已。由此可見林彪確不是毛的對手，這場鬥爭尚未開場，就可以預料勝負了。不過，從後來的實際看，毛要取勝仍很困難，最後不是靠正道、而是靠權勢加“痞氣”、無賴取勝。



1970年8月下旬，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開幕。毛為會議預置了打倒林彪的兩個突破口：壹是批判天才論並在憲法中刪去“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三個副詞；二是繼續咬住設國家主席的問題，堅持設國家主席是“篡黨奪權”。總的目標是迫使林彪承認“錯誤”，作檢討，然後壹步步升級，最後使之變成第二個劉少奇。



而在林彪看來，自已在上述兩個問題上的觀點都是能夠站得住腳的，不怕辯論的，所以他非常自信。關於那三個副詞，本是他在文革初期為《毛語錄》的再版前言中的“創造發明”，壹出來後便得到全黨全國上下的壹致肯定，後來成了毛的“專用詞”，難道這也有錯？有錯為什麽以前不提出？至於設國家主席問題，政治局常委除毛之外，個個都同意他的觀點。所以他覺得理直氣壯。也因此，他選擇了在會上主動出擊，先發制人。



會議開始之前，林找到毛，二人在壹間屋內談了很久，談話內容別人不得而知，但顯然林征得了毛的同意，讓他先在大會上講話。林在講話中提到“天才論”問題，仍然堅持原來的觀點不退讓。（其實，在林講話之前召開的憲法起草委員會上，張春橋與林派大將吳法憲已經交鋒，張提出刪去三個副詞，不設國家主席，吳均表示不能同意。這引起林彪對張春橋的強烈不滿。）



林彪沒有點張春橋的名字，只是理直氣壯地宣稱：



“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接著重申了 “三個副詞”老調：“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由於在頭壹天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又壹次明確表示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所以林彪不再堅持設國家主席，只是他轉守為攻，使出他捧毛的老法子：



“這個憲法革案，（要）表現出這樣壹個特點，就是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壹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憲法的靈魂。”



林彪講完，康生就國家主席問題發言，仍然希望毛當國家主席、林當副主席。但是他又說：“如果主席、林副主席不當國家主席和副主席，那麽，國家主席這壹章就不設了。”



康生的話代表幾個常委的意見，所以毛放過不予追究。



第二天分組討論，按照毛的說法，已經“投奔”林彪旗下的陳伯達在華北組發言，陳以他慣有的對毛肉麻腔調說：



“林副主席說，這次憲法中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壹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寫上這壹條是經過很多鬥爭的，可以說是鬥爭的結果。現在竟然有人胡說，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壹個暫新的階段，這些話是壹種諷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



其實陳伯達的話幾乎是林彪講話的重復，只是增加了“有人…..”這種含沙射影的語言。於是立刻引起了與會者的義憤，當時參會的其人們並不知道毛林的分歧，大家習慣於按最高的調子吹捧毛。所以,在華北組接下來的討論發言中,個個擁護陳伯達的講話，“憤怒聲討”那些企圖“貶低”毛和毛思想的人,說這些人是野心家、陰謀家，是極端的反動分子，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開除黨籍，應該鬥倒鬥臭，千刀萬剮…….等等、等等。



就像在第壹次廬山會議時討論彭德懷的“意見書”壹樣，由於毛沒有事先表態交底，人們按照自己的感覺便是對“意見書”壹片贊嘆之聲；這壹次又是壹樣，人們誤以為林彪、陳迫達的講話是毛的意思，因此都表示熱烈擁護，還添油加醋加以發輝，要求將反對“天才論”的“反動分子”揪出來示眾雲雲。



江青壹看大事不好，便跑到毛處去“告急”：“不得了啦，他們要揪人哇！”



又像頭壹次廬山會議壹樣，毛只好就親自出馬了。



不過這壹次他沒有發表長篇講話，毛采取的是先從外圍開始，把林彪的羽翼壹壹剪去，最後“解決”林彪的迂回策略。他決定先將陳迫達作為祭品。在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上宣布陳伯達的“罪狀”，毛給陳伯達定下主要是兩大罪狀：堅持要設國家主席，與自已對著幹；繼續宣揚“天才論”的資產階級唯心論。是反黨反毛的陰謀家、野心家。



這兩大“罪狀”倒是符合實際的，但問題是，陳伯達的發言我們已經引用過了，我們就有充分理由同情這位中國第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確被冤枉了，而且大大地冤枉了：明明是為毛吹喇叭、拍馬屁，擡轎子，卻被說成是反毛、反毛思想的野心家；明明是在與“企圖貶低偉大領袖”的陰謀家作鬥爭，卻反而自己成了反毛的陰謀家。何其冤哉枉也！所以接下來周恩來奉毛之旨要陳作撿討時，他不知如何撿討。最後還是在康生幫助下才寫了撿討。



這位從1939年起便擔任毛澤東首席政治秘書，號稱中共“黨內第壹支筆”的秀才，這次真的感到自己“完了”，但這確實是他絕對沒有料到的結果。從他自已來說，壹貫真誠地無限崇拜毛、忠於毛、緊跟毛、鼓吹毛，充分發揮了秘書、智囊兼奴才、叭兒狗的作用。而毛也把他從壹個秘書提至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也算知遇之恩了。怎麽壹不小心，馬屁拍到馬蹄上了? 而且輸得這麽慘，他怎能料到、又怎會甘心？想當年在延安，陳不但是以罵蔣介石出名，也以捧毛澤東得寵。而且，以個人關系而言，陳後來還對毛有“救命之恩”。據他自己說，1948年春的某壹天早晨，國民黨飛機轟炸阜平，陳聽到飛機聲立即去到毛的院子，叫毛快跑。毛起初猶豫不決，在陳的催促下才走出院子，剛壹離開，飛機就丟下炸彈，正中院子中央……如此“生死之交”，今天卻莫名其妙地變成了反毛、反馬克思主義的陰謀家、大騙子……



但仔細想想，毛拿陳開刀也不奇怪：壹是不管毛給陳的公開職務有多高，從本質上講，陳不過壹介書生，壹個文人，偏偏這個陳又是個最無骨氣，對毛最肉麻吹捧的奴才，這就使毛更看不起他。另外，對陳伯達那些所謂理論，毛也清楚，那不過是政治鬥爭需要的狗皮膏藥而已，現在會賣這種膏藥的人多了，缺了陳根本無所謂。如今他居然敢於投奔自已的政敵，在毛看來，這種奴才要他何用？



陳伯達的為人也頗為同僚所不恥。田家英認為他完全靠揣摸毛的意旨行事、寫文章，去搞調查弄虛作假。在文革小組，康生看不起他，其他同僚也不買他的賬，對其冷嘲熱諷。陳感到走投無路，曾兩度自殺未遂。就在這種時候，林彪對他表示了好感和尊重，陳伯達於是義無反顧地投到林彪門下。這倒不是改換門庭，在他看來，毛、林本為壹家，都壹樣，林彪以吹捧毛起家，與他正好同道。九大之前原定由陳撰寫九大的政治報告，他加班加點、嘔心嚦血把報告的初稿寫出來，送去毛處審閱。哪知竟被毛原封不動地退回，連信封都未拆。陳才知道自己得罪毛了，大哭了壹場。但仍不死心，又無他法，只好跟著林彪繼續對毛大吹大頌，企圖以此挽回聖心。哪知，這回馬屁拍到了馬蹄上，毛索性拿他來開刀。



過了兩天，即1970年8月31日，毛寫下《我的壹點意見》的大字報，從其核心思想看，仍然是“打陳震林”的策略。文中毛使出他反臉無情、倒打壹耙的手段，硬說他與陳伯達“共事三十多年，在壹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要說很好的配合。”然後說“天才論”是“唯心論的先驗論”。要人們“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得馬克思那樣壹些人的當。”但是，文中提到陳伯達的名字時，仍稱“同誌”。



9月1日，會議轉入專批陳伯達。



直到這時，陳伯達仍想取得毛的原諒，他要求面見毛。毛居然接見了他，與他握手，說他近幾年“官做大了，不來見我，也不寫文章了。” 仿佛是陳伯達辜負了他毛澤東。臨別時毛像是囑咐他、又像喊口號：“團結起來，爭取更大勝利。”直將這位奴才感動得熱淚盈眶，興奮得睡不著。



可惜，等到9月6日會議結束，陳伯達“同誌”被宣布隔離審查。再後來，陳伯達就進秦城監獄去了，並且由“同誌”晉升為“國民黨反共分子”，“ 叛徒、特務”，說陳“1931年被捕叛變，成為（國民黨）特務”。僅僅比劉少奇少了壹頂“工賊”的帽子。



至此，誰都知道，毛之所以揪住陳伯達不放，就是為批判林彪開道，進而收拾林及其“超天才”兒子，摧毀尚未成形的“林家王朝”。



在收拾陳伯達的同時，毛也向林的愛將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開刀，迫使他們作“檢討”（黃永勝在京留守，會議後期才上山，所以晚壹點才作檢討）。



由上述可見，這壹次廬山會議的鬥爭，毛最後是靠蠻橫、不講理的政治權勢 “取勝”的，整個會議完全是毛的壹個預定陰謀。但由於林彪的主動出擊，毛陣營亂了陣腳，毛不得不自己出面，靠著他的權力硬是將對方壓了下去，強廹陳伯達檢討。但是在毛設計的兩個“陷阱”，即以不設國家主和批判天才論來套牢林彪這－點上，並沒有成功，因為他確實拿不出任何“正當”的理由讓與會者口服心服。只是這時在中共內部毛的獨裁體制早已形成，不管有理無理，只要毛親自出馬，大家就跟著鼓噪。



可是林彪並沒有認錯，毛當然不肯善罷甘休，他決定在會後補救。辦法是繼續剪除林彪的羽翼，然後派出親信去“勸降”林彪。



9月末，在收服林彪的幾員大將和葉群之後，毛派汪東興前去林彪住處毛家灣勸說林寫檢討，汪說，“在這種形勢下，林副主席為了主動還是向主席寫個檢討比較好些。”林彪識破了汪的“說客” 身份和毛的陰謀，他對汪東興直言：“我要是寫了檢討，主席馬上批發全黨，那就等於我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面前承認了我的所謂錯誤……我沒有什麽錯誤，我也不會違心地寫什麽檢討。”



勸降失敗。毛澤東決定以非常手段“解決”林彪問題（其實林即使寫檢討、投降，毛也決不會放過他）。他決定向林的陣營“甩石頭”、“摻沙子”、“挖墻角”，以削弱、剝奪林彪的力量。先將葉群、吳法憲等人的違心檢討通報全黨（甩石頭）；繼派非林派的紀登奎、張才千打進由林彪壹夥把持的”軍委辦事組“（摻沙子）；再改組由林彪親信組成的北京軍區領導班子，將原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政委李雪峰撤掉，改由毛的親信李德生任司令員，紀登奎任政委（挖墻角）。這種咄咄逼人的舉動，表明毛對林決沒有妥協的意思，而是在逐步收緊勒在林彪頸上的繩索。



在這種處境下的林彪，內心處於壹種十分矛盾的狀態，壹方面，他感到了毛那咄咄逼人的攻勢；另壹方面，卻又對毛存有幻想，因為毛始終沒有公開與他撕破面皮，他自己覺得那兩個“問題”並不是嚴重問題，甚至不是什麽原則問題，可以說清楚，消除“誤會”。果然，過了壹些日子，10月8日，毛主動給林寫去壹封“慰問信”，叫他“秋風又起，保重身體”。林彪趁機給毛回信，提出辭去“接班人”的頭銜。意在試探毛的態度。



毛回信說：“此議不妥，黨章的規定，黨的決定，我不能違反。妳我在路線上，在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還是基本壹致的。”毛的回信讓林彪感到證實了自已的判斷，內心很感欣慰。



林彪稍稍放心了。於是他得寸進尺，想與毛見面，當面澄清“誤會”，重歸於好。具體辦法是：先叫葉群與江青聯絡，然後伺機通過江青求面見毛澤東，親口說服毛，當面和解。他有這種自信。



於是，曾經因九屆二中全會而冷卻了的毛家灣與江青的電話線，又“熱”了起來，葉群不惜低聲下氣用甜言蜜語將江青“哄”得高興起來，江青也以熱情回應，說：“很久沒有見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時間，我去看看林副主席……”葉群當即表示熱情歡迎。可是左等右等卻不見江青來。林彪有些生氣了，他帕自己成為又壹個高崗。



不過他仍然耐心地等待著。1971年6月9日，江青突然打來電話，非常熱情地說要為林彪拍了壹幅學習毛著的照片，拍攝地點在江青的釣魚臺。江青告訴林，已經在釣魚臺布置好了，請林副主席過去。林彪欣喜異常，他認為這大概是毛與他和解的信號，於是急急忙忙連臉也沒有刮就趕了去，到了釣魚臺才借江青秘書的刮須刀刮了臉。照片拍好了，題為“孜孜不倦”，刊登在當年7.8月合刊的《人民畫報》和《解放軍畫報》的封面，攝影者署名“峻嶺”。



可是這次仍然未能見上毛的面，這令林彪非常傷心，回來後竟然大哭了壹場。但照片登出來後還是對林彪起了安撫作用。林彪按照常規的思維推斷：這是毛的壹種暗示，說明我林彪與毛澤東仍然是“戰友”；我是以“學毛著”起家的，拍這張照片，意思仍然在宣傳我是全國人民學毛著的楷模，“孜孜不倦”，含義深焉。這還說明了，毛雖然大批陳伯達和黃、吳、邱、李，乃至葉群，但對他本人並沒觸犯的意思。



正因為存在這些錯覺和幻想，在九屆二中全會後到“9.13”之前的整整壹年時間裏，林彪對毛都沒有采取真正的對抗和自我保護措施，更沒策劃武裝政變。他失去了最後的自救機會。



不過，在內心深處，此時林彪已經逐步看清了毛，在私下裏說真心話時，他對毛完全是另壹付態度，另壹種評價。“9.13”後從林彪住處抄獲的葉群的日記中，可以看到林的真實心聲。如日記中記載林對毛的描述是：



“他先為妳捏造壹個‘妳的’意見，然後他來駁妳的意見。並無而捏——老東（林背後對毛的稱呼）的慣用手法，今後當註意他這著。”



“妳先說東，他就偏說西。故當聽他先說才可壹致。”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歸己，過為人。”



“言行不壹，愛搞權術。”



“誰不說假話，誰就垮臺”，“不說假話難成大事。”



林彪還把《三國演義》第二十壹回“曹操煮酒論英雄”中該書作者的壹首贊詩抄寫制成條幅，掛在自己的臥室內，以作為時刻告戒自己的“座右銘”：



“勉從虎穴暫棲身，說破英雄驚煞人。巧借聞雷來掩飾，隨機應變信如神。”



第壹句詩的原文為“暫趨身”，林彪改為“暫棲身”，更為貼切。這表明林彪雖然貴為“接班人”，“副統帥”，中國的二把手，但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實際上身居虎穴，充滿危機，毛澤東深不可測，喜怒無常，只要他壹翻臉，副統帥馬上就會變成階下囚。因此他只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地過日子。抄錄這首詩，還表明林決心學習劉備，以隱忍、蹈光隱晦之術以求平安和未來出頭之日。



雖然對毛有這許多不滿，但可以看出，林對毛並沒有叛意。他今天爬到中國二號人物的地位，來之不易，他決不肯輕易放棄。故他壹切言行都盡可能地“緊跟”、“高舉”，與毛保持壹致。不作任何違逆毛之事。有壹件事情可鑒證林對毛的謹小慎微之心：1969年10月18日林彪對總參謀部發出六條戰備命令，被黃永勝們制作成《林副主席第壹號命令》下發，引起了毛的不悅，將送給他的這個文件當場燒了。這事傳到在蘇州的林彪那裏，林甚為憂慮，他當時就出寫了兩張條幅，壹幅掛在自己的臥室裏，壹幅送給葉群，內容均為：



“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已復禮。”



這裏的“克已復禮”， 並非如毛共當局後來所宣傳的那樣，要復辟封建主義等等；而是要警戒自已保持對毛的絕對尊從和謙恭的態度，林彪提醒自己這是萬事中的“最大”者。可見林對毛的敬畏、惕厲之心。



可是，不管林怎樣謹小慎微，已經存心要廢除他這個“副統帥”、“接班人”，將“班”轉交給真正的“毛家人”的毛澤東，還是要將他打倒在地並踏上壹只腳。毛想的是，既然問題灘開了，鬥爭拉開了，就只有鬥爭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林彪不肯投降，軟的不吃，就只有靠硬的壹手解決了。



毛考慮成熟之後，他決定親自“南巡”，先拉攏各地方諸侯和軍中主要將領，統壹他們的思想，將他們牢牢控制住，為下壹步“倒林”做好準備。



1971年7月中旬毛開始“南巡”，做各地方大員的思想工作，讓他們統壹到他的“倒林”戰略部署上來。在南巡中，毛對他的各路“諸候”交底 ：



“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就是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天才問題是個理論問題，他們搞唯心論的先驗論，說反天才，就是反對我。”（毛的南巡講話出於“九·壹三事件後中共中央辦公廳編騎的小冊子）



妳看，明明是毛自已在搞陰謀，搞突然襲擊，卻把這壹切栽贓到對方頭上；明明是他自已過河拆橋、出爾反爾，在九大結束不到半年，就想把自己提議、九大壹致通過的、寫入黨章的接班人“廢”了，現在卻說是林彪在“反對九大路線”；明明是林彪壹夥吹捧毛是“超天才”， 反對“反天才”，毛卻硬說他們借“反天才”來反對他；明明是毛在九屆二中會前與幾個親信搞預先的陰謀，他卻反過來將林彪在會上的公開發言說成是“陰謀活動”，等等、等等。



由此可見，在毛的字典裏，絕對沒有什麽“真實“，“真理”，有的只有奸詐詭譎，蠻橫無理、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只有他隨心所欲的編造、說謊。對“自己人”尚且如此，對“外人”妳就可想而知了。林彪妄想以公開講道理的方法，駁倒毛的謬論，還想通過與毛的面談，消除“誤會”，和好如初。是十足的幼稚，十足的異想天開。這就充分說明林的“痞”氣比毛差遠了，註定了林彪必然失敗。



正如後來林立果在“571工程紀要” 中說的那樣，任何人只要被毛懷疑了，毛必定最終要將對方搞倒搞臭，甚至置之死地，沒有調和的余地。唯壹與毛對抗的有效辦法就是將毛推倒、或者幹掉，也就是後來林立果要采取的辦法。



可是，林彪直到最後關頭之前，並沒與毛決絕的打算，而是幻想毛仍然可能戀“舊情”，對他網開壹面，或者以他退出權力核心求得自己晚年的相安無事。這就又犯了劉少奇的錯誤。







4.林立果團隊及其《571工程》；是非因果試予評說





可是，有壹個人卻很清醒，不想坐以待斃，那就是林彪的兒子林立果。林立果以年輕人初生之犢不怕虎的果斷和勇氣，早就看出了毛林矛盾的不可調和性，以及毛“要麽不動，要動則必置對手於死地”的狠毒和陰險。他打定主意采取特殊手段與毛拼個魚死網破。



林立果也去了廬山，親歷了九屆二中全會的風雲變幻，看出了毛以種種借口必欲除掉林彪及其全家的惡毒陰謀。但與林彪、葉群等人的憂心忡忡甚至痛哭流涕不同，林立果毫不氣餒，反而覺得這是促其父母與毛決裂的好機會。在會後不久林立果就確定了以武裝政變的方式推翻毛的統治。他組織“聯合艦隊”就是這壹決心的表達。九屆二中全會後壹個月，1970年10月間，林立果及其親信“調研組”成員因為看了日本電影《山本六十五》、《啊！海軍》，遂決定效法“江田島精神”，將其原來的“調研組”改名“聯合艦隊”。從此走上了“武裝起義”的不歸路。



有關林立果的“聯合艦隊”的具體活動，各有關著述基本壹致，可以不必在此贅述了。值得研究的是學術界懸而未決的兩個問題：壹是林彪本人是否參與這壹活動；二是政變計劃為何最後全盤皆輸，以慘敗告終。



從已知材料看，林立果是1971年2月才進入實際行動的。最重要的活動是3月21日在上海召集有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李維新、許秀緒進行的密謀會議，會後產生了政變計劃《571工程紀要》（“571”即“武起義”的諧音）。據說林立果向與會人員宣稱，自己是受林彪之命召集大家來開這次會議的。於是有人據此認定林彪親自組織、策劃了這壹行動。



但是，從各方面的事實看，林立果此言是虛張聲勢，拉大旗作虎皮，目的是提高與會者的信心，提升活動的擋次和嚴重性。



試想，如果真是由林彪命令召開，林立果應該傳達林彪對會議的最核心內容：制定武裝政變計劃的具體指示。林彪如果親自參與制定這壹計劃，對如此重大的、關系林彪全家性命乃至全國安危的重大行動，他不能不慎之又慎、作出詳細具體的部署，起碼要提出壹個基本框、藍圖。帶兵打仗幾十年，以謹慎、周密、不打無把握之仗著稱的壹代名將，難道面對這壹事關家、國存亡之舉，心中沒有壹點打算，完全聽憑兒子和壹幫年青的、初出茅廬的青年去鬧嗎？



退壹步講，林彪真的事前沒有任何指示，那麽，在林立果等人制定出計劃草案之後，他不可能不認真審閱、提出修改的意見，甚至親自參與討論、修改、完善。壹場小戰役尚且要不斷討論、完善作戰方案，何況要刺殺古今最大的暴君、奪取世界上最大的獨載政權這萬分冒險行動？然而事實是：這個《571工程》的草案出來後，既沒見到再次討論、修改、補充，也沒有聽說林彪對它的批示，或提出的要求，它甚至連壹個正式的文本都沒有，只是抄在壹本日記手冊上。如此重大的行動，林彪能如此兒戲嗎？



那麽，是否這個草稿已經很完備、很周詳、不需要修改了呢？完全不是。任何看過這個《571工程》原文的人都認為，這最多只能說是個綱領性的東西，它非常粗疏、簡單，有些地方還很幼稚，口號性的東西多，實質性的東西少。《紀要》全文七個部分，最重要的“實施要點”完全沒有可操作性，連可信性都沒有。很難想象，老謀深算、專門研究“政變經”的林彪就依靠這麽個東西去搞推翻毛澤東的政變？



這篇計劃到底是誰撰寫的也尚不清楚。葉永烈的《林彪與毛澤東》中說是李偉信執筆寫的，寫在李偉信的筆記本上，是“九壹三“後在北京空軍學院聯合艦隊壹個秘密據點中抄查獲得的。而辛子陵的《毛傳》則說是於新野執筆的。據李偉信1971年10月13日交待：“《571》計劃寫成後，我沒有見過，但是於新野在1971年9月11日，曾自己誇耀說，林立果把計劃和壹本於新野最近摘錄的關於武裝起義的事例，都留在了北戴河首長（林彪）主任（葉群）那裏。”



這段話即使可信，林彪看到《紀要》也是9月上旬了。難道林彪的政變計劃要等到最後關頭才調來看嗎？



李偉信還交待：“劉沛豐1971年8月在北戴河有次對我說：‘前幾天，天天四、五點鐘睡覺，吃不消。’我問他幹什麽？劉說‘葉群找林立果，研究《571》，把艦隊壹些人的代號也全部要去了。’”



這段話就完全不可信了。如果葉群、林彪“研究”了，能沒有下文嗎？李偉信顯然故意把事情的主角推給了於新野、劉沛豐，還說自己根本沒有見到過《571》，以減輕罪責。反正劉、於二人都已經死了。死無對證。



總之，不能認定林彪參與制造了這個《571工程紀要》。不過，林彪對於林立果在進行壹項針對毛的行動應該是大致知情的，但他不參與其中，說明他並不將這壹行動作為自己的選項，最多留待備用。後來在不得已的最後關頭，林彪才起用它，到9月8日才匆忙下達了“盼照立果、宇馳同誌傳達的命令辦”的手令。



林彪為什麽采取這種“抹陵兩可”態度呢？那是因為，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後還認為與毛有和解的可能，所以他的主體思想是爭取與毛見面，和解。即使不能再當“接班人”，做個“退居二線”掛名閑官，或退職休養，他也願意。



那知，偉大的毛對他的政敵從來都說“追窮寇”，“除惡務盡”， 沒有調和余地，他的原則是：要麽不動，要動就置對方死地，即便不殺也要讓他自己滅亡。



但林彪終究對毛有壹些認識，所以他也作“最壞打算”，必要時與毛兵戎相見。基於這壹理念，林彪對他兒子去作“武裝起義”的準備睜只眼閉只眼。但他對這壹“最後打算” 絕對不情願，也不熱衷，所以他本人並不參與，只是留作“以防萬壹”的最後－招。所以，直到毛的“圖窮匕現”之時，才臨時抱佛腳起用《571》計劃，為時晚矣！



關於第二個問題，林彪父子為何以慘敗告終，筆者認為，就直接原因來說：



第壹，如上面所說，林彪錯誤估計了毛的意圖，存在對毛的幻想。這是根本性的大錯，否則，如果林彪與林立果壹樣，全力從事武裝政變計劃，即使不能推翻毛，也會弄個魚死網破，不至於全盤皆輸，死無葬身之地！



第二、林立果雖然號稱“超天才”，然而究竟年青，缺乏経驗和在軍界廣泛的人脈和威望，從其直接指揮聯合艦隊的表現看，顯得雜亂無章，思慮不周，指揮不靈。撇開客觀因素，從主觀上看，《571工程》既沒有進壹步完善、具體化，在內部也沒有得到貫徹統壹。被林立果在“三國四方會議”上任命為負剌毛計劃總責的江騰蛟，連《571工程紀要》都不知道，直到9月8日晚臨近最後時刻才從李偉信處得知；而且江騰蛟也不聽指揮，他雖然接受了在上海截殺毛澤東的“壹線總指揮”重任，卻臨陣退縮，並沒有去上海，致使計劃泡湯。此前，所謂陳勵耘負責在杭州、王國維在上海謀殺毛的計劃，也完全沒有實施，可見計劃根本缺乏可行性，也沒有備用方案，完全是紙上談兵，形同兒戲。



總之，林立果不論在經驗、威望、能力諸方面都不堪當此重任，以致根本形成不了堅強、統壹、嚴密、高效的指揮核心。這就註定了事晴的必然失敗。



第三、林彪自已挑起來的對毛的“造神”、效忠運動，使毛的地位根深蒂固，耳目遍地，處處占據先籶。毛的第壹著先機是，曾任毛的機要秘書的謝靜宜，其丈夫在空軍黨委辦公室工作，成了監視林立果的直接耳目。通過這個“內線，”毛掌握了林立果的壹切動靜，掌握了主動權。



第二著是，在毛南巡中，江西省革委會主任、江西的壹把手程世清向毛吿密。程原來與林彪有些杯葛，當年（1971）7月周宇馳來到南昌，將壹輛仿制的水陸兩用車用飛機運走了。之後林彪之女林立衡也到南昌，她對程世清的夫人警告說：“以後少同林家來往，搞不好要殺頭的！”程世清夫人告訴了程，程把這壹切報告了毛，引起了毛的極大警惕。



第三著是，毛到達杭州，在他預備下榻的劉莊別墅，工作人員反映：負責毛在杭州警衛工作的空五軍政委陳勵耘，曾要求工作人員把毛每天的活動告訴他。這無疑加深了毛的懷疑和警覺。



除了接受告密，毛也主動對他認為可疑的人員進行拉攏、“策反”，如與林彪關系較密切的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政委劉興元，杭州空五軍政委陳勵耘，以及黃永性等，毛都壹壹與之談話，或警告，或拉攏、撫慰，軟硬兼施，拆散他們與林彪可能的結盟。在壹定程度上瓦解了林彪陣營。



第四，毛警惕性極高，處處設防，處處布置疑陣，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致使林彪父子壹再上當。毛在事件中最重要的壹著詐棋，是在武漢、長沙停留期間召見有關軍政要員的會議上，故意說他“預計9月23日回京，25日至29日召開九屆三中全會。會議上要端出林彪的錯誤，要增補張春橋、李德生進政治局常委，張春橋增補為副主席。”這裏最關鍵的壹句是“9月23日回京”。 據林立果等人的研究，毛每年都在9月25日前回到北京，因此對毛說23日回京深信不疑。正是這壹句假話，使林立果的計劃全部落空，因為他的全部謀殺計劃都定在23日前後。而毛後來卻去在9月3日就到達杭州，9月10日到達上海，12日回到北京。把實際回京時間提前了10多天，結果使林立果的各項布置都措手不及，全部亂套，徹底失敗。毛在對各路大員昭示他的回京行期故意放出煙霧彈，這說明，即使面對他的親信大員，毛也不肯講真話，而是真真假假，借此來考察在自己陣營中是否存在“內奸”。果然，就有參加會議的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同舟在9月5日把毛與相關大員的講話詳細告知了聯合艦隊“參謀長”周宇馳，周的電話記錄達15頁。周於6日飛抵北戴河報告林彪。9月6日淩晨6時，武漢軍區政治委員劉豐也將毛在武漢談話密告知了來武漢的李作鵬，李當日回京轉告黃永勝，黃永勝用保密電話報告葉群。



正是這些密告，使林彪知道毛已決心與自己攤牌，自己與毛和解的打算完全是壹廂情願，林彪如夢初醒！至此，林才下決心“與其坐而待亡，不如起而伐之”。9月7日，林彪給“聯合艦隊”下達了“壹級戰備”命令。可是，這個狗急跳墻式的戰備計劃，乃是按照毛的“自供”以9月23為毛回京日期制定的，毛提前10多天回京完全使林彪集團措手不及，使林立果的半年準備全成泡影。



由此可見，不論是林彪或林立果，都不及毛的老辣、狡詐、狠毒、“痞勁十足”。這就註定這場鬥爭的結局了。



第五、林彪的女兒林立衡的“大義滅親”，對林彪及全家的毀滅起了關鍵、決定性的作用。林立衡在其父母、弟弟即將外逃的生死存亡時刻，向駐地八三四壹部隊警衛負責人吿密，後者火速報告北京，從而林彪蒼促外逃的行動完全置於毛澤東、周恩來的掌握之中。



其實，林立衡對家庭的“叛變”，並非始於這個最後關頭。前面提到林立衡在南昌就對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的妻子透露了林家正在進行“要殺頭” 的勾當，己經向當局透露了其父毌和弟弟的“反叛行徑”。而林彪父子對這個“內鬼” 卻沒有絲毫察覺和警惕，9月11日深夜，當在北戴河的林立果接到上海王國維的報告，得知行刺毛的計劃徹厎失敗以後，不覺失聲痛哭。冷靜之後，林彪決定實施第二套方案，即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經過緊急策劃和調度，到第二天晚上，壹切己部署到位，所需的八架飛機也已落實，單等第二天壹早按計劃行事。



可是就在這最後的關鍵時刻，林立果犯了壹個致命錯誤，把全部計劃告訴了林立衡。後者則毫不遲疑地報告了駐地的中央警衛團……



林彪的第二套方案被迫放棄，只好連夜逃奔蘇聯。8341部隊和周恩來的禁飛令並沒能阻止林彪的出逃，當晚11時4O分，林彪乘坐的“大紅旗” 沖過北戴河警衛部隊的阻攔，於13日零時18分駛進山海關機場，零時32分飛機起飛，向蘇聯的伊爾庫茨克飛去。



此前，還發生過壹個小揷曲。當周恩來知道林彪可能出逃，在做了封鎖山海關機場等等緊急應對之後，還向毛建議：由他親赴北戴河去勸說林彪回北京。但毛堅決制止了這個行動，因為從毛的角度看，林彪叛逃，正好證明了自已的英明正確，是他求之不得的事。豈能容周從中轉圓？



有些學者總想為林立衡辯護，說她是為了林彪的壹世“英名”不致毀於壹旦，為了保護其父的“名節”才挺身出來阻止的。甚至說她制止了中國的分裂和可能的大流血，似乎林立衡還是壹個對國家、民族有功的大英雄，大功臣。這真是天大的笑話！其實林立衡是那個時代毛的奴化教育成功的典範，是“爹親娘親不如毛親” 的實踐者。她的行為是助紂為虐，為毛效忠，不管對國對家，都是壹種不可饒恕的極大犯罪；對國家，可以想壹想，假使林彪的南飛計劃不被破壞，毛的壹統江山將被打破，則中國的進步亦在不言中；對家，以犧牲父毌、毀滅全家為代價去維護毛的暴政，難道不是最悪劣、最無人性的犯罪？如此毛之忠實奴才、爪牙、愚氓，還說她“有功”， 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順便說壹下，這個毛的“好學生”、“ 大義滅親”的大功臣後來並沒有好下場。林彪事件之後，林豆豆被立即帶回北京毛直接控制的玉泉山訊問，很快，被認定為林彪留下的“釘子”，受到殘酷迫害，日夜批鬥，廹令交待，幽禁於不見天日的八平米鬥室。這個滿以為立了功的毛的奴才曾兩度自殺不成，牙齒掉了6顆，頭發脫落壹半，體重下降到72斤，生不如死。



看到榨不出油水了，毛大概覺得弄死了這個“功臣” 於已不利，才發話解除對她的“監護”， 發配去空軍的農場勞動改造。）



除了以上原因之外，導致林彪父子慘敗的間接因素，則是前面提到的林彪自己掀起的長達十多年為毛的“造神”運動，具體講，表現在兩個方面：其壹是由於林彪長期灌輸對毛的絕對忠誠和無限迷信，使當時全軍上下沒有壹個人敢公開反對毛、背叛毛，這就使得林彪和林立果不可能名正言順組織對毛的反叛、謀殺活動，導致“571”計劃缺乏軍內有力的支持，只能在小範圍內偷偷摸摸進行。林立果為刺殺毛組織的“教導隊”，在宣誓效忠時，誓詞的第壹句竟然是“永遠忠於毛主席”，接下來才說“永遠忠於林副主席”，因為不得不這樣寫，不這樣寫馬上就要被人告發。這充分說明了林彪煽動對毛的迷信愚忠最後變成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其二是，也無法在高層名正言順樹起反毛的叛旗。黃、吳、邱、李號稱林彪的親信、“四大全剛”，這四人差不多掌握了陸、海、空三軍大權，如果真像毛共所說的這幾個人是林彪集團的死黨，真正與林彪、林立果壹心壹意、同心同德搞政變，則林彪幾乎可以穩操勝券。但事實上是，這幾員大將根本沒有參與“571”活動，上世紀八十年初對這些人的審判查證明了他們沒有參與對毛的謀殺活動，也沒有與林彪有“另立中央”之約。所謂林彪要拉他們去廣州另立中央，只是林彪單方面的計劃、構想，他們與林彪的關系，其實只是上下級加上老戰友關系。



為什麽林彪不拉他們入夥呢？難道是林彪對他們不信任嗎？當然不是，非不欲也，是不能也。林彪不敢將如此“大逆不道”的計劃與他們商量。因為這些人雖然受到毛的批評，正在作檢討,但他們的壹切言行還是以對毛絕對忠誠為前提的，不僅他們本人，他們的下屬將領、直至士兵，從血液裏都浸透了對毛的愚忠。這種情況下，即使林彪下令反毛，這些人也可能不會從命。



所以，林彪十余年來掀起的對毛神化、迷信、愚忠運動，成了他公開反毛的難以逾越的障礙。林彪是自食其果了。



正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缺乏了名正言順的組織發動，缺乏了軍內上層的支持，林彪只能依靠林立果少數中下級軍官組成的“聯合艦隊”去暗中行事，這使反抗的力量大大受到限制。加之林彪猶豫不定，他本人從未親自出面參與“艦隊”活動，連江騰蛟、王國維、陳勵耘這樣的《571》負責人，都沒有得到林彪的面授機宜和鼓勵，無疑使這些人的忠誠度大為降低，最後這些人沒有壹個真正參與謀殺行動（所以，後來對所有林彪集團的人都沒有真正按“叛變”定罪）。所謂針對毛的的“5·12工程”，實際上只是林立果少數人謀劃但尚未實施的計劃。所以，“九·壹三事件” 之後的1972年下半年，周恩來在接見－個美國報業編輯代表團時，承認“5·71” 計劃“並未實施”。



最後壹個問題，在有關林彪事件的各種版本的記述中，有壹個迄今仍然存在疑問的情節，那就是林彪之死。



由於毛共對真相的封鎖和對信息、輿論的壟斷，對林彪之死由最初的多種猜測最後統壹於官方的定調：由於飛機燃油不足，被迫在蒙古國溫都爾汗沙漠降落時，機翼察地起火燃毀，機毀人亡。人們只好相信了這種說法。



但是，也有不少人對此說存疑，原因是事情過於巧合：難道駕駛員對飛機的燃油情況和可以迫降的地點沒有壹點準備？沒有作壹點選擇？很多戰鬥中受傷的飛機都可以迫降成功，為什麽經過嚴格挑選的林彪專機駕駛員卻如此拙劣？



《炎黃春秋》2009年第10期刊有原中共中央統戰部長閻明復壹篇叫做《前蘇聯外交官目睹九壹三事件現場》的文章，文章說作者的老友、曾擔任蘇聯駐華大使館首席翻譯、壹秘、政治參贊、黨委書記等職的前蘇聯資深外交官、漢學家古達舍夫（中文名顧大壽）送給作者壹本叫《我的中國生涯》回憶錄，其中提到林彪九壹三事件的有關細節。



九壹三事件發生後，顧大壽被蘇聯使館派去溫都爾汗察看現場，顧大壽用明確的語言肯定地說：林彪等乘座的飛機“飛越中國國境，在蒙古的溫都爾汗地區被擊落”。但顧沒有說明被何人擊落，可能他也無法確定。但是他們察看了飛機的殘骸，在飛機的艙壁上發現子彈的彈孔，“這些彈孔的邊緣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斷定子彈是從飛機裏面射擊的”。“但是，可以肯定飛機墜毀不是由於機艙裏面的射擊所致”，顧大壽等蘇聯人認定飛機是被從外部“擊落”的，但機艙內的人進行了開槍抵抗。



到底是誰擊落它呢？可能性只有兩個：壹是蒙古人幹的，二是中國人幹的。顧大壽說：蒙古人曾誤以為它是中國的偵察機，並對中國提出了抗議，飛機墜毀後也是蒙古通知中國駐蒙使館的。但各種資料都沒有說是蒙古人擊落了這架飛機。如真是蒙古擊落了這架飛機，它也沒有隱瞞的必要。



此外就是中國擊落的了。,有關林彪從叛逃起飛到飛機墜毀的情況，在中國有不同版本不同說法，共同的壹點是，林彪在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後，飛機始終在中國的雷達監視之下。官方的說法是：當林彪的飛機飛臨中蒙邊境時，周恩來（或曰汪東興、李德生）請示毛澤東：“要不要派殲擊機欄截？”毛澤東沈吟壹下說：“林彪還是我們黨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讓他去吧。”



這個說法有些像毛澤東的口氣，但令人懷疑。周恩來得到林立衡的告密後，采取的第壹項措施就是阻止林彪飛逃。根據毛的為人，他絕非可以容忍他的政敵逍遙法外之輩，如果毛有此襟懷，就可以準許周恩來去勸回林彪了。毛的座右銘是：“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估名學霸王。”林彪出逃的後果比劉少奇活著的後果嚴重得不可比擬，真可謂後患無窮！毛豈能容許給自己留下無窮後患？何況派飛機去攔截或用導彈擊落只是壹句話的功夫。



再從林彪方面說，林立果早已將飛往蘇聯、蒙古的地圖、聯絡方式爛熟於心。在坐上離開北戴河的汽車後，林彪的第壹句話就是問林立果；“到（蘇聯的）伊爾庫茨克多遠？要飛多長時間？”林立果回答：“不遠，很快就到了（這時林彪的警衛參謀還在汽車上，後來警衛參謀跳車被擊傷生還，所以能記住林家父子在車上的對話）。專家稱，從山海關到伊爾庫茨克飛機只要壹個多小時，而飛機起飛時尚有12·5噸汽油，可供這架三叉戰機飛三小時。有人以為林為躲避雷達，叫飛機低飛，所以耗油大，到蒙古就沒有油了。此種推測不實。事實是，飛機並沒有低飛，林彪的飛機始終在中國雷達的熒光屏上。直到飛機墜毀，機上仍有大量燃油，飛機燃起熊熊大火就是證明。飛機不存在燃由不足的問題



所以，燃油耗盡被迫迫降之說不能成立。而毛說的那句話，完全可以認為是中國官方為毛掩飾、開脫之詞。



這樣，機毀就只有下述三種可能：



第壹種是飛機受到了攔截或追擊。這時，機艙內的人只能作困獸之鬥，用攜帶的手槍進行徒勞無益的抵抗，最後，仍逃不脫機毀人亡的下場。



第二種是飛機上已經安裝定時炸彈。在周恩來下達禁飛令的同時，完全可能對這架林彪的專機己經做了手腳，以防止其強行起飛。這壹說法的可能性極大，也解釋了毛對林彪出逃為何那麽滿不在乎，“讓它去吧”。



第三種可能是，飛機駕駛員擅自返回，引起機艙內鬥毆，導致飛機墜毀。林彪座的二五六號三叉戟飛機駕駛員潘景寅是空軍39師副政委，技術高超，不可能在廹降時把飛機墜毀。更有可能的是，他收到周恩來不斷發來的：“只要返回，不論在哪裏降落，我周恩來都去機場迎接”的無線電喊話，思想動搖了，遂暗中把飛機掉頭往回飛。但被機艙內的人發覺，於是引發槍戰。據說潘的屍體上有槍洞。



不管是那種可能性，都不是大陸官方的燃由耗盡說。歷史或將將最終解答林彪的死亡之謎。



除了上面幾個主要問題，這裏附帶澄清壹個本不是問題的“問題”，就是，在“9·13”事件發生之後，毛澤東為掩蓋其“逼反”林彪父子的罪行，反說自己並沒有要將林彪以“反黨集團”或“反革命集團”治罪的打算，是林彪做賊心虛，自己選擇了“叛逃”之路；是林立果萌生奪取政權的野心，喪心病狂搞謀殺毛的活動。總之，都是林彪父子的罪、錯，毛對他們是卻是“寬厚”、“仁慈”的。



這是毛嫁禍於對手、倒打壹耙的慣用手法。按照毛自己的說法，他從在江西打“AB團”起始，到所謂的“十次路線鬥爭”，自己都是“受迫害”者，或被迫自衛的壹方。然而我們看到的都是毛在玩弄陰謀詭計，陷害對手，濫殺無辜。在與林彪的較量中也完全是如此，從挑起事端，設計陷阱，無中生有，倒打壹耙，無壹不是毛主動設計的傑作。



後來中共中央辦公廳於1972年3月18日印發了壹本《毛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的談話紀要（1971年7月中旬至9月12日）》的小冊子，這是9·13後毛共當局為推脫毛在事件中的責任而編寫的材料，我們且不說它記錄的東西是否完整，是否經過刪改，就以其所記的內容為依據，也完全可以看到毛為了徹底打倒林彪而表露出來的明確意圖和惡毒居心。下面是從這個小冊子記載毛的講話中摘取的表露其“真心”的壹些關鍵性話語：



“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陳伯達後面還有人。（陳伯達已是中共名列第四的人物了，他的後臺是誰？毛的目標不言而喻。）



“犯了大的原則性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性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翟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瀨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



“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



就這幾句話已足夠了！它說明毛已決定要將林彪打成彭德懷、劉少奇第二。林彪的命運已經被毛決定了。無怪當林彪全家得知毛的南巡講話時，感到徹底絕望了，再不行動，就只能坐以待斃了。於是才有孤註壹擲的行動，才有了連夜蒼黃出逃的悲愴。



最後，還很有必要談壹談林立果的問題。因為壹些研究者在對林立果的認識和評價上是不正確的，以成敗論英雄，貶之斥之。其實，林立果是那個時代少有的清醒者，毛主義的徹底叛逆者，是那壹代年青人中出類拔萃的精英，了不起的英雄！我們不能因為他的父親是壞蛋就搞珠連，搞“血統論”。林立果雖然失敗了，但不能以“成敗論英雄”，從某種角度來說，他是壹位真正的英雄，了不起的時代驕子。試想，在毛統治中國27年腥風血雨的日子裏，在毛的統治階層內部，有誰敢站出來與毛兵戎相見，敢制定和實施對毛的謀殺計劃？而林立果是唯壹的例外。謀殺行動雖然失敗了，有如荊軻剌秦始皇的失敗壹樣，人們發出的是“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 的感嘆。行剌的勇士仍不失千古英雄，應受到正直、善良的中國人世世代代的贊揚和懷念。



林立果由於特珠的身份，能夠早早地接觸到許多高級機密，了解毛王朝的許多內幕，這使他視野開闊，頭腦清醒，思考遠比同齡人成熟、深邃，這壹切，都很好地反映在他後來制定的《571工程紀要》之中。而且從這壹未遂計劃中，我們也可了解到，林立果對毛的叛逆思想並不是在九屆二中全會後才形成的，他對毛的觀察，對毛氏中國問題的思考應在更早，大概在他成年之後就開始了。這說明他是那壹代中國人中最早的覺醒者之壹。



《571工程紀要》是在林立果主持下產生的，應主要看作林立果之作。它雖是壹份不成熟、不及格的政變計劃，卻是壹篇水平極高的討毛檄文。雖然顯現在其中的思想還不夠成熟，其中還有某些錯誤、糊塗的認識（如把“孔孟之道”與“秦始皇之法”混為壹談），但從總的看，它仍然是閃濯著民主思想光輝之作，在那個萬馬齊喑，風雨如晦的年代愈顯得特別難能可貴。下面摘要其部分原文作為歷史存照。







《紀要》的二部分，對毛政權的本質有如下分析：



“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



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壹種互相殘殺、互相傾紮的絞肉機。



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的家長制生活。



他不是壹個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壹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克思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暴君。”



第三部分，在談到國內現狀時說：



“農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



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炮灰，後期被壓迫變成替罪羔羊。



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



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



國內外矛盾激化。”



《紀要》在提到本計劃實施的“困難”時寫道：



“群眾對B-52(作者對毛的稱呼)個人迷信很深。



由於B-52分而治之，軍內矛盾相當復雜，很難形成被我們掌握的統壹力量。



B-52深居簡出，行動神秘詭詐，戒備森嚴，給我們行動帶來壹定困難。”



《紀要》把毛澤東比喻為美國的巨型戰略轟炸機B-52，是別有見地的，B-52具有令人戰憟的殺傷力和破壞力，它只會殺人和制造災難，跟毛非常相似。



《紀要》第六部分提出動員群眾的口號和綱領：



“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全黨團結起來，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杠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壹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



用“民富國強”代替“國富民窮”，使人民安居樂業，豐衣足食，政治上、經濟上得到真正的解放。”



《紀要》第八部分“政策和策略”中提出：



要“打著B-52的旗號打擊B-52力量，緩和群眾輿論。聯合壹切可以聯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數，集中打擊B-52及其壹小撮獨裁者，解放壹大片，保護壹大片。



他們所謂打擊壹小撮，不過是每次集中大力打擊壹批，今天壹小撮，明天壹小撮，加起來就是壹大批。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最大倡導者。



他們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維持他們統治地位的目的。



他們每個時期都拉壹股力量，打擊另壹股力量，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今天甜言蜜語對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階下囚。



從十幾年的歷史看，有哪壹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到後來不是被判政治上的死刑！



有哪壹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隨，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生兒子都被他逼瘋。



他是壹個懷疑狂、慮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壹不做、二不休。他每整壹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方休，壹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都嫁禍於別人。



戮穿了說，在他手下壹個個像走馬燈式垮臺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從上面的抄錄中可以看出，林立果及其核心成員，對毛的認識批判是相當深刻的，有些至今讀來仍然震撼心靈。應該說，在當時，在對毛的揭露和批判方面，它是首屈壹指的，是所有類似進步思想中的翹楚。從而此文也具備了不朽的歷史價值。



有的學者提出：如果《571工程》真的成功了，中國有可能會陷入“林家王朝”的統治之下，成為北朝鮮第二，即由“毛家王朝” 改為“林家王朝” 而己。



這是壹種貌似超脫實則糊塗的說法。把林彪父子等同於毛澤東夫婦（叔侄）、金日成父子是沒有道理的，這是壹種抽去了不同的內涵、靈魂，僅僅是從外在形式上的類比，因而其結論沒有可信性。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不妨作出純粹理論推論：假如林彪父子政變成功，鑒於林彪過去對毛大順大擁和肉麻、無恥吹捧形象，他不可能繼續盤踞國家領導人的權位，權位將很快轉移到林立果手上。



林立果如果執政，其余不可推知，有兩條是必然推行的，而且是巨大的變革：



壹是必然開展對毛和毛主義的大清算，大批判。這樣，也就必定采取不同於毛、與毛相反的方針、政策、措施，這將是實際上的“改朝換代”，對中國人民而言必定是最大的福音。



二是按照林立果的性格特點，他崇尚科技，崇尚西方音樂。他曾對女友張寧說：“有壹天，我會讓全中國人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麽好的音樂（指他喜愛的西方搖滾音樂）。”這就使他有了接受西方文化的思想基礎，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在對外關系上，很可能釆取對美蘇等邊的和平外交政策。而且，作為公開反毛、反毛主義的年輕領導人，他沒有鄧小平的諸多顧忌，沒有那麽多歷史包袱和條條框框，由他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絕對要比鄧小平更為徹底，更為寬松。



由此也就可以斷定，中國也就可能在上世紀蘇聯解體、東歐巨變之前，踏上憲政民主之路。



當然，這壹切都只是推理假設，而歷史是不能“假設”的。







第四十章 周恩來與毛澤東：小媳婦與惡婆婆的故事







在毛共高層，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關系最耐人尋味又令人費解，以致成為20世紀中國政壇壹道奇特的風景線。



毛、周二人的關系簡單地說就是“既團結，又鬥爭”，既互相依存，又勾心鬥角。不過在這整個過程中，毛始終是主導方，是毛咄咄逼人不斷向周發難，周壹則為了自衛，壹則為了他的“黨”的利益，總是忍辱負重，低聲下氣與毛周旋。然而奇怪的是，每次周總能以柔克剛，以弱“勝”強，使毛不能達到目的。而毛也往往在關鍵的時候放周壹馬，沒有斬盡殺絶。直到臨近生命的盡頭，毛最後壹次發動“批周”運動，企圖將周“批深批透”、“批倒批臭”，結果卻仍然不了了之，且連“換馬”的目的都不能達成，周恩來還是將個“總理”當到死，得以“善終”。無奈之下，毛只好在周死後發洩，不過也是強弩之末了。







壹、徹底臣服的周與不肯放過的毛：周毛的關系的基調



其實，早在40年代延安整風之後，周恩來就已經徹底臣服於毛了。那次整風，周恩來雖被整得很“苦”，據說（司馬璐回憶中所言）周在背地裏曾向毛跪地求饒，請毛放過他壹馬。大概是考慮到周傑出的“統戰”才能和在國民黨陣營中的影響，同時為了樹立自己寬大為懷、“團結壹切能夠團結的、包括犯了錯誤的同誌”的光輝形象，毛放了周壹馬，並且仍然讓他擔任政治局常委，只是座次稍降（從第三降到第五）。但周已經很知足了。毛周的君、臣關系也從此確立了



此後，由於周忠心可嘉，且能力超群，周在黨內的地位又升到了第三位。建國後，周任“共和國”第壹任總理，真的“壹人之下（應是毛、劉之下），億萬人之上”了。周迎來了他事業的黃金時代，從此更加忠心耿耿、夙興夜寐壹心撲在工作上。



可惜的是，他的“主公”毛卻不想過這樣安穩的日子。毛在“進城”就任“共和國”主席之前，就想著如何將他與原來“親密戰友”的關系提升為“君臣”關系；哪怕實際上己經有了這種關系的雛型，也還要加以強化、完善。當時，他對自己的“左丞右相”劉少奇和周恩來都不滿意，關於對劉少奇不滿的原因前文已經講述了，至於對周恩來的不滿，毛似乎沒有明說，但他在“高饒事件”中，是確實想把周和劉壹起“搞掉”的。當然劉是壹號目標，周是二號目標。當時毛親自抓住周恩來主持的“稅制改革”中提出的“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平等納稅” 這個問題大做文章，把這個本來屬於國務院職權範圍的具體政策上綱為“右傾機會主義”，並強令新稅制停止施行。雖然後來只拿財政部長薄壹波處分，但鞭子真正落在周恩來這個總理身上，毛借機消弱了政務院和周恩來的職權，撤消了政務院黨組，將政務院各部門黨的工作改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領導，並借口重新分工，將政務院中大多數部門劃歸高崗的計委管轄，周恩來成了大半個“空頭司令”。



好在，後來高崗奪權太急，引發眾怒，毛澤東臨機應變，將高崗推出作替罪羊。高崗被迫自殺後，毛卻仍然不放過劉少奇，責令劉在七屆四中全會上檢討。大概為了縮小打擊面，毛沒有叫周恩來檢討，算是對他網開壹面。



可是，只過了壹、兩年，周就沒有前壹次的幸運了。



事情起源於1956年周、劉等人所謂的“反冒進”運動。1956年9月中共召開八大，由於是在蘇共二十大掀起的反斯大林，反個人迷信運動的大背景下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內出現了壹股“民主”新風，八大通過的黨章取消了“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提法，還提到了反對個人崇拜和對領袖神化。與此相對應，在經濟建設中提出了比較務實、兼顧各方面利益、講求綜合平衡、反對單項冒進的指導思想。在此次會議之前、1956年4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否決了毛瑅出的追加20億元基建投資的計劃，這是自1943年以來政治局集體第壹次否決毛的意見，對毛打擊非同小可。同年6月20日，經過劉少奇同意、由周恩來審定，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壹篇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冒進》的社論，社論表面上四平八穩，提出既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為幌子的急躁冒進，提出壹切計劃要從實際的可能性出發，不要“齊頭並進，企圖在壹個早上把壹切事情辦好。”劉少奇把周審定的文章拿給毛看，毛雖然十分惱火，但表面上又不好發作，只好悻悻地批上“不看了”三個字。



鑒於當時的大氣候，毛澤東沒有公開反對上述的提法和八大作出的各項決議。不過，他只是暫時隱忍，把怒火埋在心裏，隨時伺機反撲倒算。



毛之所以對“反冒進” 如此敏感、仇視，主要是按照這種指導思想，毛澤東設想的突擊發展軍事工業，建成軍事大國，進而充當世界共產主義革命領袖的計劃就會落空。事實也如此，當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確認了劉、周提出“綜合平衡、反冒進”原則，把1957年的基建投資從原擬的243億元消減到110億元。這些被消減的基建投資主要就是軍事工業或為軍工服務的項目。



這樣做，真可謂要了毛的老命！毛知道，他奪得全國政權靠的是槍桿子，他的後半生要想再上壹個臺階、登上世界共運領袖的寶座，也得靠實力、靠“槍桿子”。如今斯大林死了，毛認定論資歷、論“貢獻”，斯大林空出的位置應該是他毛澤東的！可現在居然由赫魯曉夫霸占著。而且各國共產黨都對赫魯曉夫認可了，這原因不就是因為蘇聯的軍事實力強大嗎？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實現後半生自己的夢想，就必須使毛中國的國力、首先是軍事工業強大起來，這就必須實現快速、超常、跳躍式的發展，因為對毛來說，時不我待，速度就是生命！毛已經60多歲了，他還能按部就班等上幾十年嗎？為此，就必須全力以赴、集中力量發展軍事工業（對外說是發展“重工業”）。他可不管什麽“綜合平衡”，什麽“國計民生”！讓那些空話見鬼去吧，毛要的只是實現自己的夢想。公開的說法則是要“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



毛的這種心情，劉、周等人既理解似乎又不完全理解，或者雖然理解卻不完成贊同。毛又不好對他們明說。於是，他只好祭起黨內鬥爭的法寶，用權力強迫劉周改弦易轍了。



這次毛選準了周恩來作為重點開刀，因為主管經濟建設的是周恩來，“反冒進”也主要是由周提岀並實施的。再者，劉少奇在三年前的高饒事件中已經被整過壹次了，現在該輪到周恩來了。



更為湊巧的是，這時國際形勢發生了有利於毛的變化。1956年11月，東歐發生了“波蘭、匈牙利事件”，在毛澤東的極力慫恿下，蘇軍出動了坦克血洗了匈牙利，幾千人被屠殺，幾十萬人被迫逃離故國家園。國際形勢驟然變得嚴峻起來，毛澤東所擅長的“階級鬥爭” 又有了市場，相應的政治、軍事戰略也就順理成章地向左轉。



為了配合國際氣候的變化，防患“右派翻天”，毛在1957年春夏搞了壹場巨大的“陽謀”——借所謂幫共產黨整風，將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或投入監獄、農場勞改，或“戴帽” 管制改造終身。壹時間，各界人士噤若寒蟬。國內沒有了不同的聲音，毛又獨掌了“話語權”。



毛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了，於是把鬥爭矛頭由黨外轉到黨內，他決定先拿“反冒進”開刀。隱忍了壹年多，毛 終於可以報仇雪恨了。



1957年9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開始了反“反冒進”運動，周恩來成了主要靶子。對周恩來整肅的高潮是1958年1月11日至22日的南寧會議。



周恩來因為外事活動，13日才趕到廣西南寧參加會議。之前兩天，毛已做足了批周的準備工作。毛在會上說：



“政治設計院在哪裏呢？章伯鈞說國務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滿意，他要有權參加設計。我們的政治局委員可不可以有權參加設計呢？過去這個五年計劃，實際上是無權參加設計。我是主席，也沒有參加設計。每年的年度計劃，總是請妳簽字，叫做強迫簽字。我有個辦法，不看。妳強迫我嘛，我事先沒有與聞，事後沒有接觸嘛。老是在國務院討論，總是拿不出來。千呼萬喚不出來，為什麽不出來呢？說是沒有搞好，等到梳妝打扮壹番出來的時候，我們說不行，時間遲了。這事實上是壹種封鎖。有人想把大權攬過去，讓黨委高點小權。這就沒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於黨委、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只能壹個核心。”



慣於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毛在這裏又使出了他的慣用手法：無限誇大、無中生有，攻其壹點，不計其余。他裝出壹付被“奪權”的樣子，仿佛周恩來的國務院已經不把他放在眼裏，他只好開會來訴苦，請求大家主持公道，幫助他把權奪回來。可是，誰都知道，如果國務院將制定五年計劃、年度計劃的“大權”“讓”給書記處、政治局或毛本人，那麽，第壹個遭到臭罵的就是周恩來：養妳這個國務院幹什麽？想逼我們這些外行人出醜嗎？……用心何其惡毒也！



毛說國務院老是在討論，總是拿不出成品（計劃）來。這除了故意歪曲之外，也表現了他對經濟工作的藐視、鄙視，因為在毛這個“綠林大學”出身的“山大王”看來，制定壹個五年計劃或者年度計劃，也就是三幾天的事，最多給妳十天八天還搞不出來？後來毛不是在遊泳池邊就敲定了大躍進1958年鋼產量“翻壹番”嘛！搞計劃有什麽“神秘”呢！



毛把周恩來1956年11月在八屆二中全會上作的《1957年度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財政預算的控制數字的報告》以及那篇《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進》社論，作為周的“罪證”發給了與會者，同時，還發給了每人壹份我國戰國時期古辭賦家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



開個共產黨的最高級會議，討論的是經濟建設工作，毛居然給每個與會者發壹份兩千多年前封建文人寫的壹篇文學作品，而且是壹篇諷刺、滑稽性質的小品，這究竟是為什麽呢？



毛制造的這個千古奇聞，其真實意圖也許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有論者以為是毛將周恩來比喻為文中的宋玉，用宋的嘩眾取寵、“攻其壹點，不及其余”的手法攻擊“冒進”。但這種解釋太牽強了，而且文不對題，宋玉文章的主題是批判豋徒子偽善，攻擊別人好色而自己實則更甚。文中而宋玉則以“正面人物” 的形象出現的。難道毛要將周塑造成正面人物嗎？絕對不是！所以上述以宋玉影射周恩來的說法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毛將此文連同周恩來的兩篇“反冒進”罪證發給了與會者，是有別樣惡毒的意圖的，他並非是將周恩來比喻宋玉，而是將周喻為向楚襄王誣告宋玉“好色”的登徒子，文中的登徒子是個偽君子，因為嫉妒而誣告宋玉，要君王疏遠宋玉；然而真正“好色”的恰恰是登徒子自己。文章還把登徒子老婆描寫得醜陋不堪：禿頭、呲牙、駝背、滿身疥癬，還有痔瘡。這顯然是暗射周恩來是假“聖人”，“偽君子”，是真正的“好色之徒”（他毛澤東則是“宋玉”，是不好色的正人君子），叫黨內人士警惕周、鄙視周、疏遠周。



關於這壹問題，由於這裏不宜過多對文學作品加以分析，就不多說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將宋玉那篇作品拿來細細品味，自會得出結論。



毛之所以作出這種不尋常的舉動，是想從政治上和道德上兩個層面對周恩來進行全方位打擊，將其搞倒搞臭。這種以政治鬥爭之名搞下流的人身攻擊的齷齪卑鄙勾當，而且是針對自己的“親密戰友”，除了毛之外，古今中外難覓第二人。而毛卻是慣於作出這種前無古人的舉動的，這正好體現了這位集流氓、文痞、暴君“三位壹體”毛的行事特色和別人無法企及之處。



由於毛的精心設計、導演，周恩來壹到達會場，就成了眾矢之的，陷入四面楚歌之中。16日的會上毛當著與會的全體人員之面羞辱周，他先是拿出上海市委書記、毛的“好學生”、“馬屁精”柯慶施在上海黨代會上的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指著問周：“妳是總理，妳看看，這篇文章妳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周只能回答“我寫不出來。”



毛乘勝追擊：“妳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右派的進攻，把壹些同誌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下了50米。”



毛還把周1956年的反冒進與匈牙利事件並列，說：“這兩件事，都給右派猖狂進攻相當影響”。



接下來周恩來便陷入反復自己打嘴巴的“檢討”之中。按照毛搞運動的慣例，檢討絕不可能壹兩次就能過關的，檢討就是必須不斷“深挖”思想根源，必須不斷升級自己的“問題”，上綱上線，痛罵自己，把自己“搞臭”； 對別人的攻擊、謾罵、羞辱，要虛心接受，唾面自幹，然後再給搞臭自己的領導歌頌功德，虔誠地、懇切地表示永不反悔，永遠低頭，將功贖罪……如此反復多次，獲得“領導”的恩準，才準許過關。



現在毛對周也是如此，毫無通融的余地，毛還特別指令：檢討要周自己動手，不能讓秘書代筆。



周恩來已臨近精神崩潰的邊緣，他自己已無法握筆，偷偷叫來自己的兼職秘書、中央黨校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範若愚幫助自己，方法是自己說壹句，範記錄壹句，這樣大概不算違反毛關於必須自己動手寫的命令，頂多也就是請範教授幫助自己潤色、檢討得更“完滿”而已。



據範若愚的回憶，周說得很慢，有時幾分鐘說不出壹句。夜深了，周望著天花板，淚水奪眶而出……據說這是周第二次流淚，第壹次是抗戰後期，周的父親病逝，黨中央為了不影響在重慶的周恩來的工作，隱瞞了這件事。後來周得知父親已死，不覺嚎啕大哭。



這種“檢討”對人的精神摧殘還可以從周的壹個部下、第壹機械工業部部長黃敬身上得到佐證。周恩來被批，他的國務院系統幹部免不了也要人人“陪斬”，人人自危。黃敬的身份和情況都有些特殊，他曾經是江青的“前夫”，也許習慣使然，壹次黃敬見到“前妻”江青，順手在她身上壹拍，那知江青大叫起來，驚動了毛。毛把黃叫去狠狠地辱罵了壹頓！自此黃膽戰心驚，積“恐”成疾。此時再加上受周恩來的連累要作檢查檢討，竟然杯弓蛇影，以為大禍臨頭，終致神經錯亂，會議期間精神病發作，瘋了。毛叫大夫去看，只見他“語無倫次，精神恍惚，不斷地說”：“饒命啊！饒命啊！”在送他去廣州醫院的飛機上，黃對陪同的人下跪磕頭，連連說：“饒了我吧！饒了我吧！”不到三個星期，就死在廣州的醫院裏，年僅46歲。



周恩來倒是沒有被逼瘋，只是他也快接近“臨界點”了。終於，毛澤東批準周的“檢討”可以“過關”了。毛大概考慮到還要利用周，很多內政外交事務還得要周去對付，而且周雖然可悪，但終究沒有野心，對自已構不成威脅。所以又像延安整風壹樣，放過了他。



1958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八屆二次會議是大躍進正式動員大會，周恩來走上主席臺，這次不是作報告，而是做“檢討”。周用十分懇切、低沈的聲調向與會的1360名代表細數了自己“反冒進”的“嚴重錯誤”，以及怎樣受到毛主席的教育而幡然醒悟，並在接觸大躍進的實踐中認識到“黨的這條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筆者按：即“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無比光輝和無窮力量。”



檢討中最重要、也最令毛滿意的是最後壹段周的“感想”：



“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背他的領導或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錯誤足以證明這壹點。反過來，做對了的時候或者做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思想分不開的。因此，我們必須下苦功夫，認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學習他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學習他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學習他的思想和作風以及他所具有的偉大共產主義風格。”



聽到此處，毛在內心微笑了。



周雖然檢討過關了，但對他的“錯誤”卻不能不給予處分，就在此次會議後，毛以調整領導體制為名，再次剝奪了國務院總理對所屬部、委的領導權。毛把國務院劃分、歸屬為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五個小組，直接由政治局和書記處領導。周的國務院成了“影子內閣”。此前，周本人兼任的外交部長也被撤去，由陳毅代之。還責令外交部還對周領導的外交工作進行批判。至此，周成了真正“靠邊站”總理。周很自覺，在八屆二次會議後接著召開的八屆五中全會上，向政治局主動提出辭去總理職務，國防部長彭德懷大概也覺得自己與毛各方面不吻合，也提出“不擔任國防部長的工作”。



周提出這壹請求當然是形勢所逼，當時在黨內已盛傳他將下臺，由柯慶施接任總理職務。周提出辭職壹方面是爭取主動，另壹方面也想看看政治局常委對他去留的態度。



1958年6月9日，常委開會討論周、彭的辭職報告。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小平不約而同地對周、彭進行挽留。毛壹看大勢如此，不若順水推舟，於是會議壹致通過了“他們應該繼續擔任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的決定。



毛壹手導演的這出“批周、反反冒進”的大戲算是落幕了。檢點成績，毛並沒有完全達到目的，主要表現在最後常委開會還是壹致挽留周。其實，留下周、彭繼續工作，毛並沒有不同意見，令他不滿的是，常委們仿佛都是在表示對周的歉意，壹致挽留他，這使毛很不快。另外，他看到，他的部屬們並沒有充分領會他的意圖，比如，他借《登徒子好色賦》影射批周就沒有產生什麽效果。也許這幫大老粗文化太低，看不懂文言文，又不能理解他的深意，毛只好把遺憾放在心裏了。



當然，毛還是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他迫使周作了檢討，在大庭廣眾面前出了他的醜，還奪了他的權，掃除了今後工作的障礙，也算達到目的了。。



長期以來，令周頗為不解的是，自己早就已經確確實實臣服於毛了，可毛總是對他呵斥有加，壹些工作上的問題總是小題大做，吹毛求疵，雞蛋裏面挑石頭，似乎對他總有說不出的不順眼，他真不知道如何才能令毛滿意。而在毛壹方來說，這更多地是壹種潛意識中的妒忌，妒忌的就是周在大眾面前，特別是在黨外人士和外國人面前那種風度翩翩的派頭和圓熟的手腕，風雅的談吐和得體的舉止，總之是壹付“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派頭。這些都是“綠林大學” 出身的毛澤東所不具備、也學不來的，而這些偏偏成了黨外人士和外國人贊美周的所在。毛對此既不好光火，更無法責備，卻在內心裏把周恨得牙齒癢癢的！不需要原因，反正就是不能讓周這麽得意，不能讓他的風頭蓋過自己！毛在周死後曾咬牙切齒罵周：這個狡猾的中國知識分子終於死了！算是吐露了壹點真心。當然，周乃精明之人，對此自然也能察覺壹二，他只有謹小慎微，小心侍候毛，別無他法。與毛共事幾十年，他對毛的性格、特點了如指掌。從大的方面來說，毛澤東在政治鬥爭中的詭計多端，神出鬼沒，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左拉右打，遠交近攻，加上他自謂的“虎”、“猴”二氣，使之把權謀詐術玩弄得爐火純青又高深莫測，這些方面周恩來領教多矣，他只能自愧不如，甘拜下風。如今毛澤東大權在握，手握所有黨內、外臣民的生殺予奪之權，自己還怎敢與之對抗呢。想當年，作為毛的頂頭上司、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他，出於壹片公心，在遵義會議之後、“長征” 結束之前，主動把共產黨的最高軍權讓給毛。那時他都對毛避讓三分，何況今天二人的位置顛倒了過來，他哪裏還有反毛之心？



從“小”的方面說，周對毛澤東性格專斷，唯我獨尊，陰險狡詐，眥睚必報這些特點了如指掌。建國以後毛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傾向做當代秦始皇的意圖，周也看得壹清二楚。他的對策是謹守為“臣” 之道。周也知道毛不大喜歡自己的作風，但他幾十年來與各界上層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打交道養成的外在形象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習氣”，是很難改掉的，而且這也是他的工作需要，他的工作需要這件“外衣”。所以周在性格習氣方面無法向“無產階級化”的毛完全看齊。其實，毛的“流氣”“痞氣”“霸氣”周也是學不來的，他就只能求其次，在毛的面前盡量收斂自己，做出壹付“順臣”的樣子，使毛知道自己深明君臣之身份，打消毛對他的“多心”。也因此，凡能近距離接觸周和毛的人都往往不解：周總理在我們面前是那麽光彩照人，怎麽壹到毛主席面前就變得像小學生壹樣拘謹了呢？那麽諳然失策了呢？那個多次訪問中國、多次見到毛和周的洋大人基辛格說得更加明確：周恩來這位西方人眼中璀璨的明星，怎麽壹到毛的面前就變得謙小慎微、低聲下氣、暗淡無光、變得馬上“矮了壹截”了？



可嘆這些洋人不了解中國政壇的秘密，不知道我們這位“人民的好總理”伴君如伴虎，處處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其中味”，這也是20世紀中共國家的帝王政治不可為外人言的秘笈。在這種情況下，毛是確確實實的“當代秦始皇”。周只能做壹名毛手下的“賢相”“能臣”。 這種毛、周關系翻成大眾化的語言，就是“惡婆婆與小媳婦”的關系。這就是周恩來的宿命！這個婆婆既要媳婦為他管家、當家，為他遮風擋雨，卻又在骨子裏不信任他，忌妒她，提防他，還處處雞蛋裏面挑骨頭，專找他的茬，以便時時敲打這個媳婦。處在這種無奈之下，周只能是戰戰兢兢，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可嘆周恩來以治國安邦之才，遇上毛這麽壹個當代秦始皇，就只能充當了半個李斯加上半個趙高了。



反“反冒進”之後，周恩來更加謹小慎微了，工作上已經“靠邊站”。在隨後的大躍進中他只扮演忠實追隨者的角色，對毛亦步亦趨，還時時不忘歌功頌德。



可是不久，毛澤東的大躍進就呈現敗績，陷入困境。老練的周恩來清楚，這種時候，自己更要經得住考驗。



1959年3月末到四月初，毛在上海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期間因為看了壹出講明朝諍臣海瑞平反冤獄的湘劇《生死牌》，毛突然發話，要求與會的大員們以及各級幹部，學習海瑞，敢於堅持真理，講真心話，要“舍得－身剮，敢把皇帝垃下馬”。毛還狠狠批判了當時“黨內講假話成風，報喜不報憂，欺上瞞下，看風使舵，風（看風）、馬（拍馬）、牛（吹牛）盛行”的現象。（其實誰都知道，這些現象正是毛的“大躍進”的副產物。）大家心裏清楚，毛又要進行第二次整風（也就是進行第二次“釣魚”）了。人們在觀望，看毛如何把戲演下去。



這次，毛瞄準了彭德懷和周恩來，希望這兩條大魚吞勾。彭德懷是主動“跳” 出來的，發表了對大躍進不滿的話，並要求將當年的糧食征購任務減少300億斤。對彭這種有“反骨”、不聽話的莽夫，毛早就想收拾他了；對周恩來則是毛自己揣摸出來的，毛想到，自己在去年的“反反冒進”運動中將周恩來整得很慘，那次他是被迫承認錯誤，作了檢討。可如今，大躍進實施不到壹年，各種問題出來了，這不正好是周恩來“反攻倒算”的好時機嗎？如果這個周恩來野心不死，肯定會跳出來，那就太好了，那就徹底解決他的問題吧……



毛繼續說：“看了湘劇《生死牌》，那劇中的海瑞，很有勇氣，敢於批評皇帝。我們的同誌哪有海瑞勇敢？我已經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同誌看”。



然後轉過臉對著周恩來：“同時我也勸妳看，妳看了沒有？”周恩來老實地答道：“看了。”



可是，雖然看了，周卻沒有發出半句對大躍進不滿的話，仍然大頌大躍進的偉大成績。直到上廬山開會，周恩來對毛仍是亦步亦趨、恭謹有加。毛對周暫時放心了，便集中精力來對付彭德懷。



雖然兩條大魚只有壹條吞勾，毛有些失望，不過逮住了壹條，總算沒有白費勁！為了考驗周，廬山會議上毛給了周壹個任務：從歷史的壹貫性批判彭德懷的反黨、反毛和反革命的行為和野心。



周知道這是毛對自己的考驗，他當然要經得起考驗。於是，他殫精竭慮，搜索枯腸，從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角度，對彭德懷進行了幾個小時的批判，可謂穩、準、狠。周又經受住了“考驗”，毛滿意了。



壹年半後的七千人大會，也是對周的又壹次考驗。此會是在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徹底失敗之後召開的，可毛不打算承認失敗，更不打算承認錯誤。毛最初仍然以為他輕易就可以將大家糊弄過去，把主要罪責歸於“老天”，定下了“七分天災，三分人禍”的基調，而且“三分人禍” 也主要是縣以下幹部造成的。誰知劉少奇中途變卦，將“七分天災，三分人禍”倒轉成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壹時間，應者如雲，並有追究罪責之意。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林彪救駕。林禿子發表了壹通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的宏論，算是為毛穩住了陣腳。緩過氣來的毛又轉守為攻，命令－每個常委都要發言，借此考察各常委對他的忠誠度。



氣定神閑的周恩來早已把毛的心機看透，他決不會上當了。他要給毛壹個滿意的答卷。只聽他上臺用真誠、懇切的聲調堅定地說道:



“……在目前困難的時期，要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我們。主觀上的錯誤，要著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是違反三面紅旗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主席講過，不經過反復、不能取得教訓。現在不是弱了，是強了。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的跟鬥要更大，要中風。現在的問題是要爭取時機，不怨天，不尤人，發憤圖強，埋頭苦幹。不吹，不務虛名，要謙虛謹慎，驕傲總是危險，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壹人無法挽狂瀾。現在全黨要壹心壹意，加強集中統壹，聽“艄公”的話，聽中央聽毛主席的話。……”



簡直是林彪講話的翻版！人人都知道，周因為“反冒進”被事實上奪去了權，靠邊站，大躍進的錯誤他是完全可以不承擔責任的。可是，他在講話中卻口口聲聲“大家要承擔責任”（毛除外）。可見其思想境界之高、之謙虛。完全可與林彪比肩了。



毛澤東會心地笑了，周恩來算是經過了又壹次考驗。不過毛知道，周之所以這樣忠心耿耿地維護他，主要是因為他毛澤東仍然掌握著生殺大權，還有林彪這個國防部長明確、堅定地站在他的壹邊。如果沒有這些前提，周是否還如此對他忠心不二呢？難說……。不過，他對周的表現總的還是滿意的，這就是後來在文革中毛把劉、鄧列為要打倒的走資派，而沒有將周列入、還將他留在自己的司令部的原因。



更大的考驗很快又來臨了。







二、周的文革歲月：保持晚節與死不瞑目



文革降臨了。正如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所講的：“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毛文革中的首要問題。從後來的事實看，毛對敵、我、友的劃分大致如下：



文革中的“我”，除毛以外，其實只有江青，後來則加上毛遠新等毛家人。



友，即利用的對象。這有若幹層次，最近的層次是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其次是周恩來、陶鑄（陶鑄因不聽話，後變成了打倒的對象），以及壹批軍隊的將領，各大軍區和省軍區的領導人。



再次是壹批為其沖鋒陷陣的嘍啰、蝦兵蟹將，主要是紅衛兵和各色造反派。



至於“敵”， 最初當然主要是劉少奇，其次是中央和地方的“死不改悔的走資派”， 以及各色“牛鬼蛇神”和老牌的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等等。



林彪是壹個特例，先是主要的“友”，後來成了主要的“敵”。鄧小平則與之相反，先屬“敵”，後來則成了重要的“友”，但最後重又回歸為“敵”的範疇。



當然這只是初步的、大致的“分類”， 實際上每種角色都變幻莫測，沈浮不定。



這裏我們重點要考察周恩來其人。我們先把他歸為毛利用的第二層次對象之首，是十分恰當的。而且他的“老三”地位始終不變，後來中央文革小組撤銷了，林彪出逃摔死了，周突然上升成了“二把手”，成了最重要的利用對象，但很快，又成了 “隱患”，甚至成了“敵人”。雖然毛澤東確實曾想把他搞成“劉少奇第二或林彪第二”，但因種種原因，始終未能如願，周終於得以“善終”。 毛壹生中想打倒而沒能打倒的黨內政敵，周可能是唯壹的、或極少數中的壹個



於是文革中壹個奇特的現象出現了：以劉少奇、周恩來為首的現政權各色、各級領導人幾乎百分之百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了，周恩來的直接部下、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也差不多全都被打倒了，而作為他們的頭頭、總理的周恩來，卻基本上安然無事，仍然號稱是毛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這不能不說是極大的“咄咄怪事”。



其實，劉少奇、鄧小平的各種“罪行”，周恩來都曾經參與，都占份，文革前十七年的“修正主義路線”就不用說了，文革初期彭真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搞的“匯報提綱”，其實周也脫不了幹系。 泡制者彭真、陸定壹被投入了監獄，審查它的劉少奇、鄧小平成了全國第壹、二號“走資派”，但同為審查者的周恩來卻平安無事。還有如劉少奇派工作組的事，被說成劉少奇的嚴重罪行。但周恩來也參與其事，請示毛的信件、派工作組的電訊都有周的簽名。劉、周、鄧三人合幹的事，為什麽只有劉、鄧二人受罰？周卻無亊 這些難道不發人深思？



顯然，這壹切都是毛的眷顧，毛對周網開壹面。不過這也與周的精細、圓滑的處世之道有關。總的說，周恩來性格中對主子的絕對忠誠、顧全大局（也就是顧全毛）、任勞任怨，特別是謹守為臣之道，贏得了毛的放心。周處亊從來謹小慎微，不管何種場合、他首先想到的是維護毛的威信，保護毛的安全，對毛總是恭謹有加。拿其他人來比較，就會看到差異：比如劉少奇，有時說話就口無遮攔，愛獨樹壹幟；鄧小平，毛說他幾年不向自己匯報，開會時坐得遠遠的，裝耳聾；林彪生性孤傲，又常以有病為名，推辭工作，或不參加會議。周則任勞任怨，謹小慎微，從不講做出格的話，做出格的事。



其次，周恩來心細如發，時時刻刻不忘向毛靠攏，巧妙地與劉、鄧劃清了界線。仍就以彭真那個“匯報提綱”為例。表面上，周恩來與劉少奇、鄧小平壹樣，是支持彭真那個“匯報提綱”的。可細心的他，在與劉鄧等人保持壹致的同時，處處不忘以不觸犯毛為前提，保持著與其他人微小的、卻又非常關鍵的差別。例如：1965年2月5日，在京的政治局常委開會聽取彭真的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問題的《匯報提綱》，鄧小平把《匯報提綱》遞交主持會議的劉少奇說：“彭真他們對當前的學術討論提出了幾點建議，我看是可以的。”隨後，五人小組辦公室主任許立群念了《匯報提綱》的文本，朱德、劉少奇、鄧小平都發表了意見，都對《提綱》表示了贊同。



輪到周恩來表態了，他的發言與眾人不同，他不直接對《提綱》表示可否，卻對彭真說：“看樣子這個提綱還沒有來得及在妳們五人小組中傳閱，是不是？對了，壹定要讓大家都看壹遍，把文字、內容都弄得很嚴密，（然後）遞交給毛主席審閱。”



劉少奇說：“要向毛主席匯報去，五人小組全體成員都去。”



“對！”周恩來接著說：“妳們要集體向毛主席匯報，征得他的同意後，才能作為中央的正式文件發下去。不管大家在會議上有什麽意見，但壹定要註意維護黨的紀律，維護黨的團結，維護我們毛主席的威信。這壹點，我們在座的常委們意見是壹致的。”



妳看，他說了什麽呢？對《提綱》本身什麽也沒有說，卻在反復說維護黨的“團結”，維護毛的“威信”。他對《提綱》真實的態度，誰也不知道。所以後來《提綱》被毛澤東批判時，周沒有責任，妳也找不到他支持《提綱》的任何證據。



不僅如此，周還有更高明的壹招。



遵照常委會議的決定，彭真的五人小組成員於2月8日全部乘飛機去武漢當面請示毛澤東。毛與五人小組成員及許立群壹壹握手後，意味深長的說：“妳們是掌管文化革命的五員大將，我今天是要聽妳們的了。聽恩來講，妳們準備了個《匯報提綱》，已經在北京議了議，好，今天我也見識見識。”



這裏耐人尋味的壹句是“聽恩來講”。可見，在常委會議之後，到武漢匯報之前，周恩來單獨將《匯報提綱》壹事向毛做了匯報。他說了些什麽，我們不清楚，可能其他常委和五人小組成員也不清楚。這事好像沒什麽，但是不要忘了，劉少奇是北京壹線負責人，鄧小平是總書記，而周恩來在1958年被毛奪了權後，只是個“靠邊站”的總理。而且，彭真這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是隸屬於中共中央的黨務系統的，而不是國務院的系統。按理，就此事向毛澤東匯報或請示，是劉少奇或鄧小平的職責範圍，用不著周恩來出面。周為什麽這樣積極、主動就此事單獨向毛匯報呢？可見他自有深意。所以，後來毛澤東翻雲覆雨，雷霆震怒，在準備公開與彭真等人攤牌之前，單獨給周壹人打來電話，囑咐他：“先要保密，怎麽處理聽我的招呼。”



就這樣，周就與劉、鄧劃清了界線，站到了毛的“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壹邊去了。



另外，周有超常的工作能力和敬業精神，以及在黨內、政府內足夠的人脈和資望，完全可以在“天下大亂” 的文革中為毛守住攤子，維護政權的運轉和國家統壹的形象。其他人可能難當此任。這也是毛要放周壹馬、將他拉向自己壹邊的原因。



另外，毛當然也想到，自己的打擊面已經夠寬了，留下壹個周恩來作為保護對象是必要的，這對內來說，可以給那些在文革中惶惶不可終日的老幹部帶來壹些慰藉，減少文革的阻力；對外來說，保留壹個周恩來，對中國的國際形象大有好處，在處理國際事務方面毛絕對需要周的幫助。



後來的事實證實了周恩來不負毛的厚望，他維系了中國政府的基本職能，使之在毛制造的大混亂和打殺聲中保持著艱難的運轉，使國民經濟免於徹底崩潰；還在世界面前維系了中國統壹的形象，後來還幫毛打開了外交新局面，擺脫了危局……



不過，上述這些並不是評價周恩來在文革中表現的主要方面，主要之點。主要之奌在於：周在文革中究竟充當了什麽角色？是功是過？是對是錯？但這很難簡單回答，可以說，他既是毛在文革中的得力助手，又是文革暴力的牽制力量；既是文革中助紂為虐的罪臣，又是抵制文革破壞勢力的功臣，是壹個充滿矛盾的多面角色。下面我們從幾個方面來分析這壹現象。



（－）周既是毛文革的得力助手，也是文革的緩沖、消解剤。



摡活地說，周在文革中為毛做了幾件大事：



其壹，維系了政權的運轉，使文革得以進行。毛要在文革中造成“天下大亂” 的局面。其實，如果真的全亂套了，文革是進行不下去的。舉壹個例子說，文革初期毛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1100萬紅衛兵，之後又讓紅衛兵免費進行全國大串連。這種數以千萬計的人口大流動，對當時中國的交通運輸、後勤保障造成了極大的圧力，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指揮協調、調度，這幾千萬人的食、衣、住、行，吃、喝、拉、撒絕對無法解決，毛的文革也就難以進行下去。當時中國還要進行援越抗美，還要支持亜、非、拉的革命鬥爭。這壹切沒有壹個強有力的政權統籌、操作，也無法進行。後來全國進入武鬥，很多地方生產停頓，交通癱瘓，這種情況下，維持國民經濟運轉就更加困難，然而周恩來卻較好地完成了這壹切任務。可以說，周是毛文革的“總後勤部長”，沒有他的輔佐，毛的文革是堅持不下去的，起碼也要大打折扣或，半途而廢。



其二，周充當了毛的文革主要助手和毛的保衛者角色。



周並不只是充當後勤部長，而且是毛文革的主要助手和執行者。周先是政治局碰頭會的負責人，後又兼政治局與中央文革碰頭會的負責人，文革中所有重要活動，周都參與決策並負責組織實施。他身兼中央專案委員會主任，是各種專案組的總頭頭，還曾兼任過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人的專案組長。文革後期，沒有了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接見和處理各省文革事宜包括兩派武鬥問題，都由周恩來出面、負責。



周不但管大事，也管“小事”、瑣事。比如，每次毛上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或者出席群眾大會，周不但要負責安排出席人員、坐次排名、會議議程、儀式等等，還要臺前幕後指揮毛的接見、燈光、攝影，甚至直接指揮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帶頭喊口號，忙得不亦樂乎。



自願充當毛的警衛員也是周的所好。只要毛出現，周就鞍前馬後地忙於統籌協調指揮，文革中有很多驚心動魄事件，如武漢的“七`二O” 事件，周就親自深入“虎穴”， 把毛“救出”送至安全地帶。在林彪事件中，周也坐鎮運籌帷幄，充當壹線總指揮的角色。



其三、出色地貫徹執行毛的“聯美抗蘇”外交戰略轉變，取得重要外交突破。



中蘇珍寶島之戰後，蘇聯想動用核武“徹底解決中國問題”。幸得美國及時救駕才轉危為安。毛被迫制定“聯美抗蘇” 的國際新戰略，這壹戰略主要靠周恩來才得以實施。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促使美國總統尼克松於1972年仿華，打破了中美二十余年的外交堅冰。使世界頭號帝國主義頭子親自登門“求和”，不僅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提升了中國人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還使中共取代臺灣進駐聯合國，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務理事國。這壹切周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以上是周扮演的毛的文革支持者、協助者的角色。但是在另壹方面，周卻又充當了阻滯文革的角色，例如，在初期，他試圖阻止文革烈火向工交企業和農村蔓延，阻止王洪文的上海奪權。接下來，在所謂的“二月逆流” 中，周實際上擔當了縱容老幹、老帥反擊文革的角色。當然，所有這壹切都被毛及時發現並制止了。



可是，周對文革的阻滯也有起作用的時候，例如他巧妙利用時機，曾幾次開出文革中受保護者的名單，使得壹大批老幹和民主黨派人士幸免於難，或者推遲、減少了他們的痛苦，因而獲得“參天大樹護英華”的贊譽。在文革後期他成了團結反對毛的嫡系“四人幫” 的核心 ，在壹定程度上制約了毛對他們的重用，還把鄧小平拉到自己壹邊，為毛死後粉碎四人幫奠定了基礎。



不過，在歷數周的這些“反文革”功勞的同時，還應當指出，周的這些行為，大多並非出於他反文革的故意，而是毛賦予他的任務。毛的文革夲來就是充滿矛盾、混亂的無序行為，他壹方面叫文革派去制造“天下大亂”，另方面又叫周恩來維系社會穩定和政權運轉，這兩種角色必然引發沖突。周主要被攤上了後壹種角色的任務，他就不得不幹些抑制文革的亊。比如，如果任由文革派把生產搞砸了，把交通搞癱瘓了，把堅守崗位的幹部都打倒了，他又如何完成自己的任務呢！所以，他必須對文革有所抑制。當時人就說：文革派到處去“放火”，而周到處去“滅火”，周因此獲得“滅火隊長” 的外號。這就難免不受文革派、造反派的攻擊。



制造這壹矛盾的總根子則是毛澤東。毛先讓兩種勢各行其亊，待到雙方矛盾不可調和時，才在兩者之間搞點平衡。在多數情況下，毛偏向文革派（如他說：文革小組做了大量好事，錯誤只有百分之壹、二、三），但當亂得有些不可収拾的時候，毛想要“安定團結” 的時候，毛便來扶壹把周為首的所謂保守派（這些人本質上是反文革的，但只能以“抓生產” 的面貌出現）。兩派為了爭取毛的支持，便爭向他表忠、獻媚，爭揭對方的“短”。毛則操權柄左右逢源，永遠正確！而周既要安撫保守派、元老派，也要敷衍文革派，兩邊調和，疲於奔命，弄得心力交瘁。



（二）文革中周與毛關系的實質：恪守君臣之道而又貌合神離。



前面已經提到，周早已臣服於毛，但這只是壹種大的政治原則。在壹些具體問題、具體政策上，二人仍有矛盾、分歧。首先，從二人的性格和處世之道看，毛是那種逞強好鬥、唯我獨尊、我行我素，“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 的人物；而周則是比較謹慎、內斂、園滑之人；在治國理念上，毛好大喜功，總想出奇制勝，相信自己能創造前無古人的奇跡；周則比較務實、穩重，傾向於按部就班，集中精力搞建設；在工作方式方法上，毛迷信階級鬥爭、人海戰朮；周則傾向於按正常方法，強調“綜合平衡”，等等。但由於毛是“皇上”，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周只能按毛的意旨辦，而周被批為“右傾”、“保守”也就是必然的了。



對毛搞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周的內心肯定是不贊同的，但是他對毛的重大決策只能無條件服從。他也預感到這將是對他壹場新的重大考驗，卻立誌要經受住這場考驗，因為沒有別的選擇。但由於對毛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運動心中無底，他唯壹能夠做的，就是無條件緊跟，唯毛之馬首是瞻。其突出的表現就是文革之初他就宣稱的要“保持晚節”。



在文革開始時1966年5月21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作了長篇發言，他講了三個問題，其中最重要也最引人註目的是關於保持晚莭的問題。周提出：“晚節不保，壹筆勾銷”。 他還借機對“晚節不保”的太平天國將領李秀成和前中共領導人瞿秋白進行了猛烈抨擊。



周之所以如此高調提出“保晚節”，主要是說給毛聽的，因為他所謂的“晚節”，就是要忠於毛，忠於毛的路線、政策，與毛保持壹致。他也借此向毛表忠心，希望毛在文革中不要再懷疑他，高擡貴手，讓自己實現“保持晚節”的願望，獲得善始善終。



後來周恩來確實在努力地這麽做。



為了保持晚節，他毫不猶豫地協助毛打倒劉少奇，打倒彭徳懷，昧著良心把老友賀龍送上不歸路。



為了保持晚節，他不惜在劉少奇的專案報吿上簽上：“劉少奇是長期埋伏在黨內的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現在專案組所掌渥的人證、物證，足以證明劉賊是壹個五毒俱全、十悪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比毛欽定的叛徒、內奸、工賊調子還高得多、惡毒得多。



為了保持晚節，他大義滅親，親自簽發了對自己的養女、中共烈士孫炳文的遺孤孫維世的逮捕令，讓孫的情敵江青將她折磨致死（在獄中，壹根長長的鐵釘從頭頂紮下，最後結果了孫的性命）；親自簽發了對親弟周同宇的逮捕令，還把自已幾十年的警衛送給江青整治……



為了保持晩節，他不惜把自己變成小醜，在萬人大會上當著江青的面振擘高呼：“向江青同誌學習！”“向江青同誌致敬！”“誓死保衛江靑同誌！”……



為了保持晚節，他不惜把自己變成了“太監”和“侫臣”，當他聽到毛患病休克，竟然急得大小便拉到褲子裏；為治毛的白內障，他不惜拿自己的眼睛先作試驗……



為了保持晚節，他忍著癌癥的痛苦，把自己關在房裏埋頭十天寫歷史錯誤的檢査，向黨內三百多位要員當眾殲悔，為的是表眀自己對毛沒有不軌之心。



……



為了這個“晚節”，周付出太多了，付出了尊嚴，付出了良心，付出了健康，最終付出了生命。



即便如此，他仍然無法換取毛的的寬容和真心，他倆之間那堵無形的墻仍然無法消除，以致雙方始終只能處於貎合神離的狀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很復雜，現實的原因之壹是二人在治國理念上的差異，毛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喜歡把國家弄得雞飛狗跳，血流成河；周則想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下，集中精力搞建設。當然，這種差異只能以周的退讓、服從告終。



但是在文革中這種差異發展到了難以調和的地步，周感到難以跟上毛的步伐，原因是毛已不只是搞傳統的“以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而是要“打倒壹切”， 把各級黨政領導全部搞下去。這就不能不讓周覺得難以“緊跟”了。他終於想明白：自己對毛忠心，但不等於事事都按毛的旨悥辦，事無巨細與毛保持完全壹致。要令毛百分之百滿意是不可能的。為了他的黨的利益，國家利益，他應該在不違背總的原則、不直接與毛對抗的前提下，做壹些他該做的事情，於是，就有了他與毛貌合神離之舉。這其實也是周所熟悉的在統戰工作中的“打擦邊球”，搞“合法鬥爭”的方法，是周所擅長的政治柔朮。周比較成功地運用這政治柔術主要做了兩件事：



壹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保護了壹批老幹部，“解放” 了壹些被打倒或靠邊站的幹部。比如，在文革初期紅衛兵的打砸、抄家狂潮中，毛的老友、湖南名士章士釗給毛寫了壹封信，訴說其被北京大學紅衛兵抄家、批鬥的情況，請求庇護。章士釗是於毛特別有恩之人，毛在其求救信上批示：“請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周不但立即照辦，而且借機提出並開列了壹批應予保護的名單，包括宋慶齡、李宗仁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後來又將名單擴大至全囯人大、政協及國務院壹級領導幹部。周對這些人均釆取了壹定的保護措施，讓他們免受或少受傷害。在第二年即1967年二月，北京發生了紅衛兵將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和國家科委副主任趙爾陸揪鬥打死的事件，周恩來受到很大的震動，他與李富春、陳毅、李先念、譚震林等商量後，決定吧國務院各部部長接到中南海小住，躲壹躲風頭。同時還將二三十名大區和省委書記以看病為名接到北京加以保護。



不過，周在釆取這些措施時，十分小心謹慎，對於毛明顯不滿的人，以及林彪、江青要打倒的人，他都刻意廻避或者事先征求他們的意見。例如劉少奇領導下的北方局的人士（除個別外）就不在他的保護之列。



周恩來之所以想保護－些幹部，首先是因為這些人中很多是他親自花費心力“統戰” 過來的，如民主黨派的領導人；更多的人則是他的老部下、老戰友，他了解他們的過去，如果這些人都成了“反黨”、“ 反革命分子”， 他周恩來也要跟著倒黴，比如陳毅，是外交部長，但長期以來，周分管外事工作，如果陳毅成了“三反分子”， 他周恩來肯定也脫不了幹系。所以他力保陳毅，其實就是保自己。另外，他肩負維系政權運轉的重任，他必須要保留壹些人為他工作，也就必須保護壹些人。文革的暴力己遠遠超越了原來政策規定的界線（如“十六條”就規定“要文鬥、不要武鬥”），嗜血成性的毛澤東故意縱容紅衛兵的非法暴行。所以，從政策原則來說，周恩來釆取措施保護壹些人是名正言順的，在政策上說得過去，道義上得人心的。所以，毛只好對其睜－只眼、閉壹只眼。



不過，即便如此，周的保滬效果仍然是不盡人意的，很多他最初保護的對象後來仍然彼揪鬥、被打倒，甚至被迫害致死，賀龍是其中壹個典型。



賀龍是周恩來四十年的老戰友，1927年南昌起義時，周是前委書記，賀是前敵總捐指揮。周又是賀的入黨介紹人，兩人個人關系從來都很好，很密切。文革初起，賀龍就陷入“二月兵變” 的謠言不能自拔，賀在東交民巷的家被抄幾次。周出來向紅衛兵解釋，做保賀龍的工作。又將賀安排到西郊的新住處以避風頭。無奈紅衛兵跟蹤而至……因處境危急，賀龍的妻子薛明三次向周恩來告急、求救，後來賀龍夫婦主動跑去中南海找周恩來，住進中南海周的西花廳。



可是不久，毛對賀龍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宣稱“我不保賀龍了。”，周對賀龍的態度隨之變冷。1967年1月19日，周恩來與李富春壹同找賀龍談話，實際上是代表“組織”宣布對賀進行隔離審查。周先是按照官方的定調，宣布了賀的種種“罪行”， 並不準賀辨護，卻謊稱毛和自己都是“保” 他的。然後，耍了壹個花招，說要送賀龍去西郊香山壹個地方“休息壹下”， 到秋天親自去接他回來。



從此，賀龍開始了囚徒生活。在囚禁剘間，賀龍不斷給毛、周寫信，為自己的問題申辯，要求接見。但都如泥牛入海。換來的是看守人員對他的廹害不斷升級。如不給水喝，不給飯吃。賀龍患有糖尿病，看守人員偏要給他糖水充饑。1969年6月19日，賀龍走完了他的人生路。死後解剖，據說賀的胃裏充滿了草根、泥土，可見受迫害之慘烈。



從賀龍壹例可見，周對老幹的“保護” 是有原則的，就是以絕對不觸犯毛為前提。毛對賀龍“始保終棄”， 周也依樣劃葫蘆，毛壹聲“我不保賀龍了”， 周便棄之如蔽履。



對賀龍如此，對其他老幹部的“保護”就不用說了。彭德懷他保了嗎？彭、羅、陸、楊他保了嗎？還有主要由周恩來“統戰”過來的大批高級知識分子，文革中非死即關，周恩來更不敢保了。所以，總的說，所謂“參天大樹護英華” 的說法是名不符實的。



時至今日，壹般中國人還以為，周恩來在文革中做的全是救國救民的“好事”，如穩定大局，與四人幫作鬥爭，保護老幹部和老百姓……等等。仿佛文革中所有壞事全是中央文革所幹，周恩來則成了無職無權的傀儡，壹心做好事，卻受到四人幫的打壓，成了受氣的“小媳婦”，雲雲。



但是事實訣非如此。在重大問題上，周堅決按照毛的意圖辦事，且表現頗“佳”,得到了毛壹定程度的信任。我們只看壹個事例就行了：在武漢“七二0事件“之後，毛為要討好軍隊，將中央文革的大員拉出來作替罪羊。如此重大的政策轉變和人事處置，毛不跟林彪商量，卻直接找周辦理，逮捕王力、關鋒、戚本禹，都是由周執行。由此可見，周在毛的棋盤中的重要地位。



正因為周在對老幹們的保護上問心有愧，後來他決心在有生之年加以彌補。1974年7月以後，毛重病、幾乎雙目失明，不得不向周放些權。周便與鄧小平、葉劍英聯合，赺機把大批老幹部特別是軍隊將領“解放” 出來，讓他們重回工作崗位。在1974年9月3O晚的國慶招待會上（其時毛遠在長沙養病），兩千多人重聚壹堂，這些人大多在文革中歷經苦難，今日又得“解放”，被邀來出席招待會的。他們個個熱淚盈眶，都把周當作了救命恩人，招待會開成了對周歌功頌德的盛會。



周也不忘對賀龍表示愧疚，1975年6月周以病弱之驅親自主持了賀龍的“骨灰安放儀式”， 實際上是為賀龍平反。周發表了感情沖動的悼詞，接連向賀的遺像鞠了七個躬。並對賀的遺孀薛明悲情地說：“我很難過”，“我沒有保住他啊！” 終於，在這件事情上周贏得了眾人的原諒和同情。



與毛貌合神離做出的第二件大事，是在四屆人大“組閣”問題上與“四人幫” 的明爭暗鬥，而且基本上取得了勝利。



這事後來被官方大肆宣楊、也為國人津津樂道，成為周在文革中的－大功勞。但是這種宣傳帶有明顯的誇大和誤導的性質，比如說毛始終信任周而壓制四人幫雲雲，就不是亊實。我們必須弄清的是，毛雖然叫周辦了許多事，給了他壹些權力，但從根本上說，對周的任用與對四人幫的信任是不能同日而語的，毛對周主要是利用周為他辦事，為他支撐文革的亂局；而對四人幫的任用則是向他們交權，要他們接班。事情是明擺著：四人幫在文革前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無名之輩，到了文革時期，都進了中央的核心領導層。四人幫之中，王洪文是明文位居周恩來之上，江青則是實際位居周恩來之上，張春橋毛原擬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總理壹職的接替者。這毫不奇怪，因為四人幫實際上就是“五人幫”， 毛本人是這個五人幫的“幫主”。 另外壹個必須正視的事實是：不管是四屆人大之前或之後，毛在利用周的同時，也對周打擊廹害，原因就是周只是利用工具，而非“自家人”。



這裏有必要重點說壹說關於四屆人大組閣的問題，在述說這個問題之前，需要挿進壹個人物，那就是鄧小平，因為他是這次“組閣之爭”涉及的核心人物之壹。



原來，林彪事件之後，周無形中升到了“二把手”，再次引起毛的狺忌。為了“去周”， 但又不引起內部分裂，毛思來想去，想出了以鄧小平取代周恩來之法。這樣做，可以不露形跡地對周實施卸磨殺驢，又因為鄧同屬於老幹部，可以嬴得黨內大多數人的支持。毛做出這壹選擇也是無奈之挙，按毛的本意，當然是想叫張春橋直接接任周的總理壹職，然後在自已死後建立以江青為首的毛家王朝（這從後來他親自安排的接班人名單可以得到證實）。可是他同時看到了，現實的情況是張春橋、江青都無法立即接班，主要是這些年來他們依仗毛這個後臺，打擊、廹害幾乎所有的老幹部，使老幹們無形中團結起來，同仇敵愾對付文革派即所謂的“四人幫”。尤其是那些仍然掌握軍權的將領，他們根夲不買四人幫的賬，如毛曾叫王洪文挿手管軍隊，可軍中將領不把他當回事，對其不理不睬；毛又把張春橋安排進軍委辦公會議，分管海軍。可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卻不把張放在眼裏，拒不合作。以葉劍英、徐向前為首的軍委更是文革派的死對頭。這種情況下，毛無法立即叫四人幫接班，於是他想到起用壹個本質上忠於他、同時又能為軍方接受的人物，那就是鄧小平。



鄧小平號雖然被稱為中囯第二號“走資派”， 實際上，毛對鄧的態度完全不同於對劉少奇。從歷史上看，毛壹貫把鄧當作“自已人”，文革前把他當作替補劉少奇的“第二接班人”培養。壹次，在向赫魯曉夫自己的接班人時，毛同時推出劉、鄧二人，對劉少奇的評價是：原側性強，但靈活性不夠；對鄧的評價是：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而且“棉裏藏針”。總體評價顯然在劉少奇之上。據王力的回憶稱：1967年7月14日，毛在武漢同他談話時說，他不同意並列打倒劉、鄧的口號。隨後又說：“打倒壹年，頂多兩年。人家要打倒他，那就打倒壹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野戰軍，只有－個鄧小平。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小平出來。”直到1975年5月3日毛在他的書房主持召開的最後壹次政治局會議上，還念念不忘說起鄧小平是當年在中央蘇區受“王明路線廹害的毛派“ 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四人集團”的僅存者，語氣中可謂壹往情深。所以，對鄧毛只是想讓文革這把火把他燒壹燒，以懲戒他在大躍進後期跟隨劉少奇的“路線錯誤”， 然後讓他回到自已的司令部來。所以毛起用鄧決非偶然，也因此毛始終不準在報紙上公開批鄧，也不開除他的黨籍。下放江西勞動後還讓其保留了與汪東興聯系的渠道，為重新起用鄧作了鋪墊。



1972年1月6日毛借出席陳毅的追悼會，公開放話說鄧仍然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放出重新啟用鄧小平的試探氣球。鄧與林彪的矛盾很深，在得知林彪事件後鄧先後四次給毛寫信，主動檢討所犯“錯誤”，“希望有壹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並保證“永不翻案”。這時鄧被打倒已經五年多，下放江西労動改造也近兩年， 在毛看來，鄧已經經過“火燒”，吃夠了苦頭，從新起用他，肯定會感恩圖報，萬死不辭。所以，在1972年8月，毛正式做出重新起用鄧小平的決定。



但是，令毛沒有想到的是，他的這壹決定卻引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大為不滿和抵制，在江青等人看來，鄧小平未被徹底打倒已屬寬大無邊了，如今還讓他復職，豈不是坐享文革的“桃子”？於是，鄧復職之事，又遷延了半年多。



毛之所以堅持啟用鄧，除了因為鄧小平乃壹能臣，還因為如果將此人拉進自己的陣営，眼前的難題：老幹派和文革派互不相容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因為鄧就是老幹中的頭面人物，起用鄧老幹們自然高興，他用鄧去推行文革阻力自然就小了。當然他決不是讓鄧繼承“大位”， 他只是叫鄧擔任周恩來的角色，為文革、為毛家王朝保駕護航。後來他當著其他重臣的面，把鄧叫做“軍師”， 即讓鄧充當諸葛亮那樣的角色。



可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不接受毛這種安排，也不理解毛的深謀遠慮。在江青看來，他們與鄧小平是形同水火，勢不兩立的兩類人。四人幫的這壹心態，完全破壞了毛的戰略部署，引起了毛對江青和其他四人幫成員的不滿，因而壹度對四人幫進行圧制，這就成了後來中共官方宣傳毛不信任四人幫，而信任周恩來的由來。這當然是別有用心的誤導。



不過，鄧小平復職，周恩來卻是歡迎的。他知道鄧在治國理念、方針政策上是與自己基本壹致，和文革派則是不相容的。何況，鄧的個性倔強、剛愎自用，不肯輕易妥協，與江青、四人幫絕難以相處，完全可以將其拉到自已壹邊來。這些，後來都應驗了。



果然，鄧重出後很快就與四人幫鬧翻了。第壹次齟齬是這樣的：1974年4月，聯合國大會將召開第六次特別會議（中國在1971年10月在基辛格訪華期間取代臺灣加入了聯合國），這本來是由各成員國政府首腦或國家元首出席的會議，周恩來不但是政府首腦，還是中共外交的創始人，他理所當然是最有資格去參加這次會議的，何況周夲人早就透露，想在有生之年去壹趟聯合國。可是有心要以鄧小平取代周恩來的毛澤東，偏偏要叫鄧去。但他卻不出面，故意叫他的兩位親信、姨侄王海容和翻譯唐聞生女士將此意告訴外交部，由外交部寫報告提議由鄧率團參加會議，再由他自己批準。毛想借此考驗周恩來，看周是否有怨言，或不軌之舉，好借機予以清算。豈知恪守為臣之道的周，猜想此事可能是毛的旨意，便無半點異議。倒是江青第壹個站出來反對讓鄧當這個代表團團長。還是靠周做江青的“工作”，對鄧的安排才得以通過。此事後來毛知道了，好不尷尬和惱火，只好親自給江青寫信說：“鄧小平同誌出國是我的意見，妳不要反對為好。”



鄧與文革派笫二次的矛盾是，同年1O月，四人幫制造了“風慶輪事件”。 四人幫借國產萬噸級海輪風慶號遠航歐洲成功－事，借題發揮，掀起對周恩來在發展海洋運輸方面的所謂“ 洋奴哲學” 和“爬行主義”的批判，並要求鄧小平表態支持。鄧卻拒不表態，與江青發生正面沖突。此時毛在長沙養病。四人幫連夜開會，決定派王洪文去長沙毛澤東處告狀。到了長沙，王對毛挑撥說：周恩來與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日夜聚談，目標是在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拉幫結派，施加壓力。但叫人意想不到的是，這次王洪文的告狀不但不成功，反而把事情搞砸了。毛經過兩天的考慮，最後講出“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的話， 並明確讓鄧小平出任第壹副總理兼軍委總參謀長。又決定讓周恩來參與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原來毛指定王洪文為四屆人大籌備的人事組長）。就這樣，這壹次王洪文等人是偷雞不著蝕把米了。



其實，毛之所以對周、鄧作出這種重大的讓步，首先是因為他已感到力不從心，不得不對周為首的老幹妥協。自患眼疾以來毛的意誌力已受到重創，第壹次發現自己失明後，竟然痛哭了壹場。更讓他失望的是，不管是王洪文或張春橋，依然進不了軍界的勢力範圍，看來這事需要時間，不能操之過急。再就是江青，有勇無謀，屢屢破壞他的大計，把鄧小平推到周恩來壹邊，這令他十分惱火。看來，眼下只能暫且搞奌調和了。壹生都叫嚷“鬥則進、不鬥則退” 的毛這時發出了“要安定團結” 的指示。這大概叫做以退為進吧。不過即便如此，毛也不能太讓步，他同時任命張春橋為軍隊總政治部主任，以便監視牽制鄧。他更深知，周、鄧等人都已老邁，王、江、張、姚其有年齡優勢，軍國大權最終仍將落到四人幫手上。



就在這壹過程中，周、鄧與葉劍英，結成了“三角同盟”。 不久又來了“大好消息”， 原來醫生在為毛作常規檢查時發現毛患了壹種罕見的“運動神經元病”，這是壹種不治之癥，醫生們推測，毛只能活兩年。醫生們按規定將情況報告毛的大內總管汪東興，汪報告了周，周告知鄧、葉，三人頓時士氣大振，並壹致決定將此事嚴格保密，不告知四人幫和其他任何人（汪東興也加入了這周鄧葉的陣營，為自己的未來留下了退路）。



1974年12月23日，周不顧病體，在醫生們的陪護下，懷揣四屆人大的政府人亊安排，與王洪文同乘壹架飛機抵達長沙。為了廹使毛接受自己的安排，周這次鼓起了前所未有的勇氣，使出了他的“殺手鐧”，在12月26日周單獨向毛匯報中，直言不諱地談起江青和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 並說康生曾親口要求他向毛報告。可以肯定，如果沒有可靠的證據，周是絕對不敢在毛面前直指其夫人是叛徒的。



面對周的這壹發難，毛故作鎮定，說他早已知道此事。還說康生壹貫極左，在延安整風時就如此。意在為江、張二人開脫。因為張玉鳳在場，周、毛都不好說得太多。即便如此，周敲打毛的目的也算達到了。



経過兩天痛苦的抉擇，毛決定對周恩來等老幹派退讓，他基本同意了周的安排。不過這也令眥睚必報的毛在內心對周更加痛恨，成為後來毛至死不肯放過周的原因之壹。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第四屆全國人大第壹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撐著孱弱的病驅，卻精神抖擻地在四屆人大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口號，在國人面前煥發了最後的風釆。這是八年多來他與毛貌合神離的鬥爭取得的最大、也是最後壹次勝利。



（三）毛澤東過河拆橋，周恩來死不瞑目。



用“樹欲靜而風不止” 來形容周與毛的關系是極為恰當的，不過這“樹” 是周，而“風”則是毛。屢次當周的工作走上正軌，剛剛有些起色的時候，毛就忍不住出手了，或者給他壹個下馬威，或者來壹個釜底抽薪，總之周的好運就到頭了。周毛關系又重新回到君臣關系主導下的爾虞我詐，貌合神離上來。



文革最後幾年，由於林彪的出逃和死亡，猛然間把周推到“二把手” 的地位，毛不得不承認這個既成事實，只好由周來主持中央全盤工作。這時也是最毛最為狼狽的時候，其精神和身體都處於最低谷狀態。毛需要進行壹些政策調整來挽回由於林彪事件造成的全國上下對文革、乃至對他的信心喪失的局面。周瞅準這壹時機，以落實幹部政策為名給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幹部平反或“解放”， 並把這壹切推說是受林彪的廹害所致。毛澤東也就順湯下面，樂得做個順水人情。隨後毛開展“批林整風”運動。周則趁機提出批林的重奌是批“極左”，“極左不批透，還要犯錯誤。”



毛和四人幫隱隱感到周的矛頭在指向自已。這時中共的主要喉舌《人民日報》和新華通訊社還控制在四人幫手裏。針對周的批左言論，張春橋、姚文元立即召見人民日報負責人，作出抵制“批極左”的指示。這種來自高層互相矛盾的指示，被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胡績偉看在眼裏，反映到毛那裏，要求澄清。這時毛己看出，周恩來的勢頭如果繼續下去，必將使文革的成果毀於壹旦。他決心親自幹預。1971年12月17日，毛召開政治局會議，在會上明確表態：“極左思潮少批壹點吧”。接著又指出： 林彪搞“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是極右”。



毛壹錘定音，象過去壹樣，周恩來便只好認錯。壹場剛剛掀起的撥亂反正運動就如此夭折了。後來毛又把“批林整風” 改成“機林批孔”， 矛頭直指周恩來這個“當代大儒”。



不久，毛又上演了壹場“交班”鬧劇，使粹不及防的周又吃了壹次大苦頭。



事情是這樣的：林彪事件後，毛大病了壹場。剛剛好轉，1972年1月10日，毛又冒著嚴寒出席陳毅的追悼會，結果導致重感冒而致肺炎、肺心病發作，引起嚴重心臟缺血，壹度昏厥。當時在人民大會堂的周恩來聞訊火急趕去，在車上竟然引發大小便失禁。好不容易下得車來，毛已被搶救過來。回過神來之後，毛卻演出了壹出向周“交權” 的即興劇。下面是在場的毛的私人醫生李誌綏的記述：







毛將頭轉向周恩來說：“我不行了，全靠妳了……”



周立即挿話說：“主席的身體沒有大問題，還是要靠主席。”



毛揺搖頭說：“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後，事情全由妳辦。”



我看見江青雙眼圓睜，兩手握著拳，全身好象要爆炸了……



毛又說：“就這樣定了，妳們去辦吧。”







當然，毛沒有死，也就沒有誰去辦讓周接班的事。



可這壹出戲後來卻被江青反誣為周“逼毛交權”。 其實周當時也沒有料到毛這壹手，他的本能反應只能是等待事情的發展。幾天後，毛的病情穩定了，周才鄭重其事地對張耀祠（中央警衛團團長，中辦副主任）說：“請妳向主席報告，我們還是在主席領導下工作。”



待到毛清醒之後，周又急不可待向毛說：“主席，大權還在妳手裏。”



毛演出的這壹幕令人費解，也許他是感到死亡臨頭，來不及多想，本能地向周交權；也許他是故意考驗周，看他如何反映。但不管怎樣，這個話是當眾說出去了，周成了“欽定的接班人。”仔細壹想覺得大事不好，毛後悔了。怎麽辦呢？他盤算著怎樣把這盆覆水收回



老奸巨滑的他終於想出了壹個既不露痕跡，又能夠剝奪周的接班人資格的高招。



同年五、六月間中共中央召開了壹次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負責人的“批林批孔” 匯報會。在會議日程之外，毛突然節外生枝，以總結黨內路線鬥爭的歷史教訓為名，要周在大會上現身說法、自揭過去所犯路線錯誤的老底，讓大家引以為戒。精明的周當然聽出了毛的弦外之音，那就是借此告誡全黨：周恩來不能當接班人。毛以這種方式收回幾個月前關於“交權” 的承諾，周卻很坦然，他本來就沒有把毛那次的話當真，自己也沒有當“接班人”的野心，正好借此表明心跡。只是此時周己重病在身（已查出患膀胱癌），有些力不從心。但檢查不能不寫。為了寫這個檢查，他把自己關在屋子裏，足不出戶、不刮臉、衣衫不整。整天翻資料，找根源，寫得臉也浮腫了，雙腳腫得穿不上鞋子，整整十天，終於完成了這份檢查。最後附上給毛的壹封信，等待毛的恩準。



毛倒是立即“恩準”了，因為他只要周照他的意思寫，就達到目的了。幾天後，周當著黨內三百多位要員，作了《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的長篇發言。在發言的最後，他畫龍點睛地說出了那句毛要聽的話：



“我壹直而且永遠認為，（自己）不能掌舵，只能當助手。”



毛頷首微笑了。周總算知趣，如此配合。但毛心裏仍不放心，他知道，周即使自己不搶班、不奪權，但他的思想、他的言行對廣大黨員、群眾仍有很大的影響力，而那壹套根本上是反文革的，是與自己唱對臺戲的，所以毛仍舊決定不能放過他。天從人願，這時恰又查出周羈患癌癥，毛決定在周治病上做點手腳，好讓周快點去見閻王。



原來，在1972年5月18日的例行體檢中，査出了周患了“膀恍移行上皮細胞癌”， 尚屬早期。專家們估汁，及時治療，將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可能。如延至晚期，後果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中共政治局成員治病，包括是否治療，如何治療，都得由毛決定。醫生們的報告呈到毛的案頭。對毛來說，這正是壹次天賜良機。他知道，周小他4歲，正常情況下，不知誰會先去見“馬克思”。 如果自己先“走”，以周在黨內的資望、能力，只要周的壹句話，他的嫡系文革派就得完蛋。這正是他現在的最大心病。現在好了，周的生死大權操在自己手中了。



拖延至5月31日，毛才下達了關於給周治病的四條指示：



1.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





2.不要檢査，；





3.不要開刀；





4.要加強護理和營養。





四條歸結為壹句話，就是不準治療並促其早死。因為誰都知道，在不治療的前提下，加強營養，就是要將癌細胞餵肥，使其擴展更快，使病人死得更早。



醫療組的專家們對這個批示很不理解，要直接向毛求情，被汪東興擋住了。汪說，中央的決定是“保總理的”，“ 妳們要聽“上帝”的，要跟上主席的思路。”有什麽辦法呢，毛就是“上帝”。



就這樣，壹拖9個月。在這期間，毛還要折磨他，如前所述，毛召集300多名高幹“幫助”周檢討過去所犯“路線錯誤”，以促使他早日死亡。



在這數重打擊下，周的身體迅速垮下去。



1973年2月，周恩來小便大量尿血，把馬桶的水都染紅了。醫生們請求立即給周作全身檢查和治療。毛通過“大內總管”汪東興呵斥道：“七老八十，做什麽檢查！”後來葉劍英直接面呈求毛給周治病；周恩來也趁工作之機當面懇求毛讓醫生為他治病。毛推諉不了，只好點頭。卻又想出陰損的壹招：只許檢查，不許治病，檢查與治療要“分兩步走”。



3月10日，在周發現膀胱癌10個月後終於做了膀胱鏡檢查。為首的主治醫生吳階平冒著抗旨的風險，在檢查中給周做了電灼術，燒掉了周膀胱內癌癥原發病竈。違反了毛的“不準治病”的命令。（吳階平因此在鄧小平主政時被提拔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術後，周恩來和醫生們都惴惴不安，不知這樣做是否會引起毛的震怒。可狡猾的毛面對既成事實，卻臨機壹轉做了個順水推舟的人情，叫人轉告醫生們：“醫生們兩步並作壹步走做得好，感謝他們。”



可是，此舉終究為時已晚，癌細胞已擴散轉移了。好不容易拖到1974年5月，醫生們向毛呈報：周必須馬上住院手術。可毛又通過張春橋指示：“目前手術不能考慮，這壹條路給妳們堵死。”拖到6月1日，周恩來實在不能工作了，住進了305醫院，做膀胱切除手術。8月又做了第二次手術。盡管醫生們做了最大的努力，延長了周恩來的生命，但終究無力回天。周終於早毛9個月死去，毛達到了他的“戰略目標”。



反觀周對毛的病卻是完全相反的態度。前面講過周因為毛的休克急得大小便失禁壹事不用說了，就是在毛故意刁難、不給周治癌癥之後，周對毛依然忠心如故。1975年7月，周此時已入住醫院壹年多，自己已是奄奄壹息、命在旦夕了，但他仍然苦撐病體，前後兩次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研究毛澤東的眼疾（白內障）治療方案。在治療過程中，為了給毛使用壹種新的眼藥水，周先拿自己的眼睛作試驗，在確信沒有副作用後才給毛使用。待到毛實施白內障手術時，周更是小心守候在旁不敢離開。這就是所謂“君可以不義，臣不可以不忠” 的為臣之道吧。就算古代的“孝子”大概也不過如此了。（寫到這裏，我們只能為周的愚忠、猥瑣感到悲哀。）



在身患重癥，尤其是絕癥的時候，最能考驗別人感情的真偽，毛對周、周對毛這種冰炭兩重天現象，也許就是毛、周壹生關系的“微縮”寫照吧。



“拖延治病戰略” 暫時不能達到結束周的生命的目的，毛又生壹計，決心發動對周新壹輪政治打擊，讓他早死，並且在死後遺臭後世。



直接引發毛的這次行動的原因是周在執行毛的“聯美抗蘇”戰略功勛卓著，加劇了毛的忌恨。自從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以後，周恩來在國內外獲得巨大聲譽，國際傳謀不約而同把聚光燈對準周恩來，對周的好評如潮。這使毛又舊病復發，又氣又恨，決心找茬對周進行打擊，以解心頭之恨。



1973年11月，已任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第六次訪華，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堅持著與基辛格進行了緊張的會談，已知毛對自己心生忌憚的周、在會談中不敢擅自做主，只以外交詞令應付基。即便如此，壹送走基辛格，毛便下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幫助”周恩來，於是由周恩來自己主持會議對自己進行批判。批判什麽呢？據說周在與美國人的談判中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11月17日，毛招見周恩來及外交部有關人員，大放厥詞：



“有人要借我們壹把傘，我們就是不要這把傘，這是壹把核保護傘”。



誰都知道，4年前，當‘北極熊“真的要動用核武器對毛中國進行“徹底解決”時，是美國及時送來核保護傘才躲過－劫，毛當時內心對老美是何等感激！不但接受了保護，還興沖沖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不惜壹舉甩掉自己花了數十年心血，花費了無數人力、財力鑄造成的“反美領袖”的帽子，作出了“聯美抗蘇”的重大戰略轉變。當年這壹切都是依仗周恩來去完成的。當時毛不批周恩來的“右傾投降主義”，還作為重大外交成就加以吹噓。如今，時過境遷，核危機過去了，毛要出來逞英雄了，反把周恩來的功勞當作“右傾投降活動”來批判。



這是建國後對周最嚴厲、最苛毒的壹次批鬥。11月18日，江青借毛之勢，給周加上“右傾投洚主義”、“喪權辱國，給美國人下跪”、“蒙騙主席”等罪名。周壹時氣憤難平，頂了壹句：“我壹輩子犯過許多錯誤，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



毛得知周敢於頂撞他的夫人，怒火中燒，批鬥立即升彶，範圍由原來的政治局會議升格為政治局擴大會議，並指定由王洪文主持，鄧小平列席。



毛決心把事情搞大。由他親自批準成立了壹個對周的“幫助小組”，指定由王洪文、張春橋 、江青、姚文元、汪東興、華國鋒組成。開過幾次會後，汪、華退出，剩下王、張、江、姚四人，“四人幫”由此正式形成。除了四人幫之外，整治周恩來的主力隊伍還新添了兩位新貴：毛指定由他的姨侄王海容和英文翻譯唐聞生兩位女士，作他批周會議的“聯絡員”，負責將批鬥周恩來的情況向他匯報，並傳達他的“聖諭”。王、唐二女士的地位和實權立馬飆升到政治局委員之上。可憐當了20多年總理的周恩來，只得像小學生聽從塾師的教訓壹樣聽從二位年輕女士的訓斥。



會議的開法也不同壹般。為了給會議定調並造成足夠的壓力，先由唐聞生傳達毛的相關講話。她壹氣講了8個鐘頭，全是毛對周恩來及外交工作的批判和指責，其調門之高、語言之尖刻，與批判劉少奇、林彪無異。如說外交部是周的“獨立王國”，“ 針挿不進，水潑不入”； 外交工作 拒不執行毛的“山雨欲來風滿樓”、“ 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方針，“周恩來對蘇聯怕得不得了，如果他們打進來了，他要當蘇聯人的兒皇帝。”“要給外交部甩石頭“等等，等等。



面對眾人氣勢洶洶的討伐，周感到難以交架，他提出自己去向毛當面檢討。毛卻壹口拒絕，說：沒有必要，要檢討就在會上作。周又向王、唐二位“聯絡員”提出：自己年紀大了，眼花，寫字手打抖，記不下別人批判他的發言，想請她們幫他記彔。卻遭到二女的訓斥，說是企圖通過她們摸毛的底。周只好作罷。江青則以“幫助小組”的名義，責令周必須自己動手寫檢討，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挿手……萬般無奈之下，周只好自己戰戰兢兢地寫，盡量上綱上線，終於在12月4日寫出了壹份調門很高的檢討書。為了再次打消毛的疑慮，在檢討書的最後再次提出：他只能當助手，政治局的工作應由交別人主持。



這次的旡情打擊，不管在周的心理上還是生理上，都造成極大的創傷。他終日沈默寡言，壹個人想心事。吃得很少，也不再修邊幅。體內癌細胞迅速擴散，整個人萎靡下來。



也許看到周徹底臣服了，也許考慮到還有許多事仍然要周去做，毛又突然改變了策略，指示：不要批了。還叫聯絡員傳話：“要開成壹個團結的會。”批周嘎然而止。



從毎次批周看，毛都像貓戲老鼠壹樣，當把老鼠捉弄得半死之時，卻突然收手。這除了還想利用這只鼠為他看家護院之外，就只能用想把對方搞臭來解釋了。



不過毛這次玩起了新花樣，他想把這場批周大戲的責任全部轉嫁給別人。他選定三個女人承當此責，壹是他的夫人江青，說江靑把這次批周說成是“第十壹次路線鬥爭”是錯的，以此展示他的大公無私；另兩位便是王、唐兩位聯絡員，這是他真正轉嫁的對象，他釆取了壹種獨特的方式。12月9日，也就是批周剛過去幾天，毛會見尼伯爾國王比蘭德拉，周和王、唐兩位女士均在場作陪。毛突然“猴性”大發，以玩世不恭的口吻對周恩來調侃道：“總理呀，妳挨整啦，聽說她們整得妳不亦樂乎！說妳愛挿我的話，弄得妳現在都不敢講話了，把我搞成了壹言堂。”然後指著王海容、唐聞生說：“她們整我，整總理，在我頭上拉屎拉尿。將來就是要說她們整總理。”在這種場合下，二位女士當然不敢申辯。



受了極大冤屈的王、唐二女士，止不住在會後訴委屈和發牢騷：“他做臉，我們做庇股。他要我們批總理，批完了，他給總理臺階下。”這就是毛對周鬥爭中釆用的壹種特殊戰略：整而不“死”，斬而不絕。這大概也算是毛對周長期以來的政治柔術和恪守人臣之道得到的回報吧。



盡管壹邊狠批周恩來對美的“投降主義”，可是另壹面毛卻與周恩來“投降”的對象、“美帝國主義頭子”尼克松打得火熱。毛到死都把尼克松作為 “好友”、“救命恩人”看待，1974年5月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被國內搞得狼狽不堪，毛多次在來訪的基辛格以及其他外國政要面前為尼克松“抱不平”，還托英國首相希恩“幫壹個忙，教他渡過水門難關。”可惜難關度不過，同年8月，尼克松被迫下臺。即使下臺了，毛壹直盼望著這位老友再度來北京相聚。1975年，尼克松的女兒朱莉偕丈夫戴維來華訪問，受到毛驚人的熱忱歡迎。朱莉說，毛見到他高興得“像個孩子”，毛對她說：“馬上給妳父親寫信，就說我想念他。”中國駐美聯絡處的人對朱莉說，毛“把妳看做壹家人。”這種親昵在毛來說是絕無僅有的。



為了使尼克松能再度來北京相見，毛又作出驚人之舉。1976年2月，他派遣壹架中國的波音707客機，派上外交部禮賓司司長，專程到洛杉磯去接尼克松到中國“訪問”。尼不僅仍然受到國家元首的禮遇，還受到親人般的歡迎。毛以茶代酒與尼碰杯，為尼安排了精心組織的道別詩詞演唱晚會（可惜這位老外對中國古典詩詞壹竅不通，不能領會毛的深情）。臨別，已經行動不便的毛步履艱難地陪同走到門口，無限惆悵地與尼氏道別。



妳看，事情就是這樣奇怪：壹邊大罵周恩來向尼克松“投降”，“出賣國家利益”，另壹方面卻與這位“賺取了”中國國家利益的帝國主義頭子打得火熱，依依難舍，情同“手足”。錯了的只有這位倒黴的周恩來。這就是毛澤東的邏輯：只準自已放火、不準周恩來點燈。錯的永遠是別人，對的永遠是自已！



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無果而終，毛只是暫時放過了周壹馬，他內心對周的猜疑依舊。不久，毛又舊病復發，整周恩來的興致又上來了。



此次緣於“批林批孔”。林彪外逃摔死後，毛派人去徹底抄查林家，抄出了林彪手寫的孔子語彔條幅：“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



按照毛的解釋，這就是林彪想搞復辟倒退的證據。毛又說，歷史上的反動派都提倡復己克禮、尊孔，反對秦始皇，林彪與孔子是壹路人，所以要開展壹場“批林批孔”運動。運動開始不久，毛決定把周恩來也列入批判對象，因為毛和文革派都說周恩來是當今中國最大的“儒”。於是，批林批孔又加入了“批周公”。這“周公”乃是中共黨內對周恩來的尊稱。毛的嫡系聞風而動，很快又變成了“評法批儒”，批“宰相儒”，大量影射周恩來文章出籠。只是這時壹般人對運動已經不感興趣，除了壹些大、小爬蟲仍在拼命表演，試圖獲得聖主的青睞以求飛黃騰達之外，多數人只樂得看熱鬧而已。



有趣的是，與毛的意旨相反，這時周的聲望和地位卻不降反升。這時周、鄧聯手，起用了壹大批被打倒或靠邊站的老幹部，在黨內大得人心，鄧小平己明確地站到周的壹邊。鄧實際上代替周主持國務院的工作，上任三把火，提出了“全面整頓”的口號，並取得了成績，國家經濟有所好轉。這時毛不能不面對周、鄧聯手的現實，不能不有所顧忌，始終沒有公開點名批周。周也就裝糊塗，對江青和文革派指桑罵槐的攻擊不予理睬。總的說，形勢變得對周有利了，周也就改變了策略，他不再像過去壹樣，壹味退讓檢討，委屈求全，而是堅守陣地，寸步不讓。他對在運動中被點名批評因而想要辭職的中聯部部長耿飈說：“第壹、人家要打倒妳，不論怎麽打，妳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趕妳，不管怎樣趕，妳自已不要走；第三、人家整妳，不管怎樣整，妳自己不要死。”這個“不降、不走、不死” 的三不主義表明了周對毛的態度強硬起來。再者，此時周恩來已經病入膏肓，在醫院靠醫療器械維持生命，他估計毛已不可能對他采取什麽強制措施，沒有太多顧忌了。



而這時毛也看出，他的運動越來越不得人心，已成強弩之末，只得不了了之。



與周的地位改善相反，文革派在領導層越來越不得人心，特別是江青，因文革以來驕橫跋扈，樹敵過多，在黨內己形成眾怒，人們只是看在毛的面上，對其敷衍著。毛自己則因老病，不得不收斂－下雄心。為了挽回人心，毛決定暫時讓他的夫人充當壹下替罪羊，在1974年7月中旬毛赴長沙養病之前，召開了壹次政治局會議，在會上毛故意對江青加以批評，如說她搞“四人幫”、“ 開兩個公司，壹個鋼鐵公司，壹個帽子公司”，得罪不少人。並聲明：“ 江青只代表她自己，不代表我”等。為了拉攏鄧小平，毛又出壹個高招，他叫江青主動登鄧家門道歉，通過柔術，把鄧小平“招安”。只可惜鄧小平不為所動，調解失敗。



1975年7月23日，毛的白內障手朮成功，重見光明，這令他頓時信心大增。這時他想做的第壹件事，就是要挽回前段時期因病在對待周、鄧上的頹勢，還給他們壹點顏色。經過壹番策劃，毛找到了壹個新的突破口。8月14日，毛突然發出“評《水滸》、批宋江” 的指示，毛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們都知道投洚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架空晁蓋。”等等。《水滸》本是壹部中國古典小說，內中人物和故事真假摻半。把壹部小說作為壹場政治運動的主題，算是毛的壹大發明。其實毛這次的醉翁之意是：壹邊淸算周這個反文革的修正主義總頭子；壹邊要打擊被周“招安”、投靠了周的鄧小平。這表明毛對鄧己經失望，要把周、鄧捆綁在壹起打，試圖重振雄風，。



重病住在醫院裏的周恩來，已経猜到這次“評水滸、批宋江”運動的矛頭是針對自己的，但更知道毛的主要目標是鄧小平，因為他已病入膏肓，沒有多少價值了。但如果鄧小平被整垮了，打倒了，他此前為組閣而做出的努力就將付之東流。因此，他想自己必須幫鄧壹把，以穩住鄧的地位。



周不顧重病手難握筆，親自給毛寫信，鄭重推薦鄧正式取理自己的總理職務。這是以攻為守的策略。



但毛卻既不回信，也不轉發。周又生壹計，9月7日，他在醫院最後壹次會見外賓，故意說出“鄧小平副總理已經全面接替我的工作”的話，試圖造成國際輿論，廹毛就範。



周也害怕毛借評水滸、批“投降派”再度拿他的“伍豪啟事”做文章，把他打成“叛徒”、“投降派”，讓他死後遺臭萬年。他不得不預作提防。1975年9月20日，周將進行第四次手術。他不知這次進去手術室能否活著出來，周想到的首要之事就是要撇清《伍豪啟事》的問題，以免成為日後被毛用作誣陷他的證據。在進手術室之前他進到衛生間裏，關起門來花了壹個多小時重新整理有關《伍豪啟事》的資料，以及就此事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目的只有壹個：還其清白，防其誣蔑。出了衛生間周把這個材料交給夫人鄧穎超。在進手術室前的剎那，他突然用盡氣力高聲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由此可見，周對毛至死不肯放過自己的深深怨恨。



周活著出了手術室，但此後他只能躺在病床上茍延殘喘。這時他已經看出毛想叫江青或毛遠清接班、建立毛家王朝的意圖。這超過了他的容忍限度，他允許黨的領袖獨裁，但不允許搞傳宗接代的家天下。這大概是他那壹代共產黨人的共識，因為馬克思明確提出要消滅“封建制度”， 打倒“神仙皇帝”，列寧、斯大林也沒有把位子傳給自己的家人。所以對於毛試圖傳位給江青或毛遠青的意圖，周以及中共黨內的元老派，都是不能容忍的。這也是迫使毛不敢公開向江青、毛遠新“交班”的外在原因。



周恩來在1976年元月8日去世。歷經五十余年的周毛關系劃上了句號。



應該看到，周是死不瞑目的。之所以死不瞑目，首先是對自己死後是否會遭到“鞭屍” 的耽心。（某次，人民大會堂的工作人員要求與周合影，周答應了，卻說了壹句：只是以後妳們不要在相片上我的頭上打叉就行了。）其次是對自己忠心為之服務了壹輩子的主子那顆冷酷的心感到寒心，痛心，在周長達壹年半的住院期間，近在咫尺的毛沒有去醫院看望過他壹次。卻在周已經身陷絕境、朝夕不保的情況下，還要發動針對他的政治運動，想把他搞倒搞臭，打入萬劫不復之深淵！再是，對國家前途命運的耽心（見下節）。



得知周的死訊，據說毛澤東的第壹句話是：“這個狡猾的中國知識分子終於死了！”這是他既遺憾於未能在周生前將其打翻在地，在踏上壹腳，又慶幸周終於死在自己之前的真情流露。



（四）余音：臨終前的覺醒？



毛對周的仇恨，在周死後繼續發酵，以彌補未能在周生前將其搞倒搞臭的遺憾。先是他不顧黨內舊有大臣們的請願，堅持不去醫院探望周。在周重病期間，周的醫療小組先後於1975年5月7日、7月11日、9月28日、11月12日、1976年1月5日發出五次病危通知書。所有有資格去探望周的文武大員、親朋故舊都去探視過了。唯有這位“偉大領袖”巋然不動。



早在1975年5月3日毛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陳錫聯就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醫院探望壹下周恩來？”



毛遲疑壹下，說：“我可不是大夫。“



1975年9月28日，醫院發出第三次病危通知書之後，葉劍英、李徳生、朱德、李先念、許世友、陳钖聯等聯署上書給毛：“盼主席能到醫院看望自已五十年的老戰友。“



毛澤東托毛遠新代為傳話答復：“我從不勉強別人，也不希望別人來勉強自己。”



就這樣，毛堅持到周死去都不探望。



周死後，黨內元老朱德、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又請求毛出席周的葬禮，以慰亡靈，以撫民心。又有四十余名軍隊高級將領聯名致信，要求和盼望毛出席周的追掉會。毛對此的統壹答復是：



“老帥，老將軍對總理愛的很深，是為總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題發揮促使我反思文化大革命”。他當然絕不會上當！



1月12日，毛更是直截了當地向他的近臣表明了他對周恩來的態度：



“為什麽要我參加總理的追掉會？我還有不參加的權利嘛！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誰送給總理的？我和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總理，就鬥爭了不少於十次，不能勉強。”



毛知道他是不能制止其他元老大臣去參加周的葬禮的，但他可以阻止中南海之內人們的這種舉動。



張耀詞奉汪東興之命（汪奉誰之命？）宣告：中南海的醫生、護士以及其他服務人員壹律不得去參加周恩來的告別活動，壹律不準帶黑袖套。當然更不許在中南海內悼念周。



周之死，毛中國舉國哀悼。然而中南海內卻若無其事，壹切如常，壹切正常。1976年1月30日是農歷除夕，這時北京的軍民還沈浸在周恩來去世的悲痛之中，沒有人敢像往常春節壹樣大放鞭炮、煙花慶祝。然而這時偏偏傳來了中南海內振耳欲聾的鞭炮聲，顯得特別刺耳。中南海從來都是煙、火的森嚴禁地，是誰如此膽大包天大放煙火？原來是毛澤東下令叫他的服務人員放鞭炮娛樂。人們理所當然認為這是毛澤東在“慶祝”周恩來之死！第二天，人們看到大卡車拉著炮竹紙屑從中南海魚貫駛出。



在這裏我們暫且拋開對周恩來個人的評價，只從毛澤東為洩壹己之私憤罔顧黨心民意壹意孤行的惡行中，看到了這個披著“人民領袖” 外衣的獨夫民賊的真面目。然而，也許令他未曾想到的是，正是他的無情無義、倒行逆施反而大大加劇了廣大民眾對周恩來的同情和親近感，激起了對毛的無情、殘忍、冷血的憤怒，隨後發生的北京百萬軍民長街哭送周恩來靈柩，以及之後的天安門“四五”事件，都是對毛的這壹“逆行”的壹種譴責、壹種抗議！並最終加速了毛嫡系“四人幫”的覆沒。



後來人們評論，在對待和處理周恩來之死的問題上，毛澤東是以壹人對抗全黨，也在壹定程度上對抗全國之民意，因為這時周恩來已成為人們心目中的反文革英雄，－心為民的“好官”的化身。毛對周恩來的薄情寡義，不擇手段的窮追猛打，不但沒有將周恩來搞倒搞臭，相反，倒成就了周恩來的死後哀榮。後來周被鄧小平等新當權者進壹步塑造成為國為民嘔心瀝血、忍辱負重與“四人幫”鬥爭到最後壹息的悲劇英雄，讓已經對文化大革命厭倦和強烈不滿、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中國老百姓對周產生了無限崇拜，差不多興起了新壹輪“造神”運動。因為當時人們正需要壹個這樣的英雄來寄托他們的無奈和哀思。從這個角度講，周恩來是“因禍得福”了。



周恩來死後文化大革命和毛本人的氣數都快盡了，快收場了。



這裏需要揭示和探討的最後壹個問題是：周是否至死都對毛忠心不渝，是否最後都沒有壹絲覺醒？這是壹個研究禁區，中共當局出於維護其統治的需要，壹直在宣傳毛、周始終是壹對“親密戰友”，周對毛“忠貞不二、死而後己”。但事實證明，這是假的。



1978年10月，周妻鄧颕超主動向政治局提出她的《日記》的保管問題，葉劍英代表中央叫她自己保管。過了壹段時間，鄧知道自已來日無多，又壹次提出她的《日記》的處置問題。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仍作如前的答復。鄧穎超去世後，其《日記》由政治局下屬的機要局保存。2004年3月，中央決定對鄧的日記作有限的啟封，作黨史研究之用，但不作為政治結論。下面引用其中片斷，聽聽周在生命最後階段的自我表白。（以下所引均出自祝世平之《反思錄》下卷第228、229頁，而祝氏則註明引自衷劍強主諞的《歷史大趨勢》壹書的第318至322頁。有人試圖否認日記內容的存在，但當局不敢公開解密以正視聽，我們便只能認為它確實存在。）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周對自己曾經數次為毛擡轎子、保“皇”位的壹絲悔意。



1975年11月17日《日記》記載周之自白：



“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壹次會議，選出朱徳、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會議，又通過決議：得票最高為主席團主席。劉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澤東第四。但是在內部由我提議：主席還是由毛澤東來擔任。朱老總是很反感的。我又壹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錯誤的抉擇。”



1975年11月19日：



“1962年1月，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筆者按：即七千人會議）。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的災難教訓，強調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誌提出：主席退下。在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表示，願意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老總、陳雲、小平表態：歡迎毛澤東辭去主席（職務）。是我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



“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屆全會後第壹次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二項決議：黨的主席規定連任壹屆；要限制領導人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黨內要體現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羅榮桓、彭真提議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員，十五名贊成，唯有二人棄權（毛澤東、林彪）。決議都給個人意誌廢了，我們也有責任和罪過。”



其次，是對毛的所謂“革命路線” 的質疑和否定：



1975年5月10日：



“我百思不解的是，鬥爭沒完沒了的搞下去，馬克思哲學是壹部鬥爭哲學嗎？鬥誰？和誰鬥？”



“怎麽會造成今天的局面？”



1075年9月12日：



“這叫人民作主的共和國？”



1975年10月3日：



“我曾總結自已走過的道路。我堅信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堅信共產主義是人類奮鬥的目標。建國26年了，政治鬥爭壹個接壹個；這樣下去，把國家帶到災難境地，這還叫社會主義？還叫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我的壹生還留著書生氣，失望走向歸宿。“



1975年12月3日：



“壹場政治風暴就要降臨，還要鬥，鬥到何時方休呢？共產黨的哲學是壹部鬥爭哲學嗎？社會主義是靠鬥爭建成的嗎？”



1975年12月28日：



“國家很不幸，建國26年，還有6億人飯也吃不飽（當時全國8億人壹引者），只會高歌共產黨，頌揚領袖，這是共產黨的敗筆。“



1976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周的反應是：



“不許放屁，內外樹敵，國家正陷於經濟危機。誰主沈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最後，是對後事的交待，表現了對毛政權的極度灰心和與之決裂的決心：



1975年9月12日：



“我快走了，走後，（妳）壹不要過問政治；二不要住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養病，休息，記住。記住了，我也可以放下些心。”



1976年1月2日，周再次交待妻子：



“記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遠離中南海！”



這才是壹個真正的周恩來。我們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終於養成了毛澤東這個空前獨夫民賊的同時，也看到了他身上殘存的壹絲人性。所以，我們仍然應該把他列為不同於毛的壹類人。



鄧的日記未見原件或影印件，中共既沒有否定，也沒有肯定。只是壹些人以個人名義出來“辟謠”。這是毫不奇怪，可以理解的。李誌綏的書出來後不是有更多人集體“辟謠”嗎！我們是決不會相信這類“辟謠”的。又有人說那段時間守候周的值班醫生未聽得周、鄧之間的交談。但是，夫婦二人的臨終交談，難道醫生也要——也敢在場監聽嗎？總之，在沒有更確鑿、權威的披露之前，我們寧可信其有。同時期待早日披露更多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