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汉奸吴三桂论坛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零八年



　　壹、共黨天下



　　過去中共有壹句名言：“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而民諺稱之為：“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共產中國是高度中央集權的黨權體制，人稱“黨天下”。它掌握著中國大地上的壹切政治、經濟、文化和自然資源。共產黨員占總人口的5％，卻獨霸了整個國家，視國家為壹黨之私產。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永恒的領導者，支配著這個國家的壹切：支配政府、軍隊和議會，支配法院和監獄，支配壹切內外政策，支配國庫和銀行，支配市場和土地，支配自然資源，支配人力資源，支配壹切社會團體，支配著人大代表和村民選舉，支配著八個民主黨派，支配著教堂寺院和神父喇嘛……壹直到支配到老百姓家庭生幾個孩子，吃什麽飯，去什麽地方，說什麽話，唱什麽歌，看什麽戲，讀什麽書，聽什麽廣播，上什麽網頁……它是老百姓吃喝穿用的衣食父母，是婚喪嫁娶的主宰，它是中國人的“竈王爺”和“玉皇大帝”，它是救苦救難的“菩薩”，它的理論教科書是中國人的福音讀本，它像上帝壹樣無處不在，時刻接受民眾的感恩戴德……它擁有不容置喙的極端權力，否則就是危害國家安全，要受刑事懲處。中國人的命運都在它的掌握之中，順之者叫做“人民”——昌；逆之者叫做“敵人”——亡！所以它的生日是國家隆重紀念的節日，它編造的黨史是每個中國人從小必須熟記和各級考試的內容，它的會議決策也是中國人生活中的頭等大事，領導人講話是全國上下必須學習貫徹的重要文件……中國人近百年的風風雨雨，幾十年無數家庭的悲歡離合，數千萬乃至上億人無辜生命的死亡，都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密切相關。



　　共產中國雖然掛著“人民”的招牌，卻從來不重視人民的權利，無論是財產權利還是政治權利，都被它奪去了。號稱是“人民共和”，卻是最典型的壹黨獨裁。這種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常常表現為“多數的暴政”形式，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就是這種“多數的暴政”。在集體主義方式下，個人的基本權利被“國家”或“人民”強行代表了，共產黨既是“國家”又是“人民”。民眾權益在遭受侵害時，往往是壹個個單獨的個體，很容易變為“國家”或“人民”的敵人，成為代表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共產黨的敵人。壹黨專政沒有分權制衡的抵抗，取消壹切民間團體，零散的個人無法結成團體力量，獲取救助。但共產黨的人民邏輯並不以人數多寡為界定，壹個人可以是人民，比如毛澤東；壹百萬人也可以不是人民，例如土改鎮壓反中被屠殺的數百萬民眾。無條件聽從共產黨的才算作人民，中南海的照壁上赫然寫著毛澤東的名言：“為人民服務”，在這裏，人民是黨的代名詞，人民就是共產黨，為人民服務就是為共產黨服務。當北京聚集起上百萬抗議民眾要求人民權利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就斷然向民眾開槍了。所以法輪功的千萬學員，即使超過共產黨員的數量，但仍然不是“人民”，而是“人民”的敵人。在特定環境下，為人民服務就是為領袖服務，文革中被毛澤東打倒的敵人，很大壹部分人是共產黨員。共產黨的“人民”概念是與其政治邏輯密切相關的，這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則指導下的行事規則，惟有服從於領袖意誌下的共產黨才具有“人民”資格。



　　民主集中制決定了共產黨永遠是“人民”，而人民則永遠是個人或敵人，沒有制度保障的公民權利統統成為冠冕堂皇的空話。正如美國憲法之父詹姆斯·麥狄遜所說：“所有權力，立法、行政和司法，都集中在同樣的手裏，不管這是壹個人的手，還是壹些人的手，還是很多人的手，不管是通過繼承，通過自我指定，還是通過選舉，這樣的權力都可以說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專制了。”共產黨正是這樣，它將各種權力攬於自身，通過自我選舉或自我指定完成權力傳承。法國1789年的《人權宣言》用“凡權利無保障，權力無分立之社會便無憲法”的聲明昭示了現代憲政體制下憲法的核心是“保障人權、限制權力”。這兩項原則不可切分，因為對人權的主要威脅來自政府的權力，不制止權力濫用就無法保障人權，人權是由民眾的抵抗權實現的。所以人權不是由憲法來保障的，實施憲法若沒有保障公民權利和限制政府權力的制度架構，憲法保障就是壹堆廢話。在中國，“政策是法律的靈魂”，“通過立法程序把集中體現人民共同意誌和根本利益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變成法律法規，成為國家意誌，作為全社會必須普遍遵循的行為準則”。這些原則反映出立法的目的是體現國家意誌，憲法也就是黨的意誌的表現方式，同樣司法也必須體現黨的意誌。黨權與立法權力與司法職能連在壹起，凡重大事項，均由黨委審議後再以提案方式交由同級人大或常委會依立法程序制訂法律，重大司法案件要由黨的政法委審查，提出審判意見。所謂的“國家意誌”，實際上就是黨的意誌或領袖意誌的代稱，人民的共同意誌就是黨的意誌，黨高居國家之上，“黨和國家”是中國人最常用的固定詞組。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共產黨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黨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利益，位居壹切社會團體之上，享有最高的領導權。在蘇聯，它居於蘇維埃和其他組織之上，領導勞動人民的所有其他組織。在中國當然也居於中央政府和壹切機關組織及社會團體之上，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賦予共產黨的領導權力，這個權力不是投票產生的，是通過暴力革命實現的，是用無產階級專政來保障的，因而它是絕對和不容置疑的超出憲法拘束的權力主體。所以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受任何法律束縛的專政。中國共產黨是以蘇聯共產黨為模板克隆的，在莫斯科的“試管”中誕生，由盧布滋養，憑武裝割據壯大，靠嚴密的組織系統控制黨員群眾，有壹套階級鬥爭理論操控民眾的頭腦。共產革命既是奪取統治權力的過程，也是利用民眾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政治運動。在艱難困苦及危機重重的環境下，中共政權形成了黨政軍社經文等諸元素高度統壹和高度集權的合壹體，它是馬列主義政教合壹的黨天下體制，它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系統是共產政權的壓迫工具，它是壹個冷酷的槍桿子政權。



　　共產主義從理論到實踐，有壹個不斷自我強化的擴張過程。1871年巴黎工人舉行起義，第壹次建立了工人政權的巴黎公社，這是壹個工人階級的民主政權。公社失敗後，馬克思總結其失敗教訓時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思想，認為無產階級政黨內部應該有集中的領導，否則黨就不能成為統壹而堅強的組織，不可能有使各種鬥爭取得成果的統壹行動。恩格斯說：“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於缺乏集中和權威。勝利以後，妳們可以隨意對待權威等等，但是，為了進行鬥爭，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壹切力量捏在壹起，並使這些力量集中在同壹個攻擊點上。如果有人向我說，權威和集中是兩種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加以詛咒的東西，那麽我就認為，說這種話的人，要麽不知道什麽叫革命，要麽只不過是口頭革命派。”[1] 巴黎公社僅僅存在了兩個月，卻是壹種不同於以往的國家形式，那時的馬克思還傾向於全世界無產階級壹起革命，推翻資本主義世界，建立全球統壹的共產制度，這是極具理想主義的烏托邦設想。直到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壹國首先勝利的實踐成功之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才第壹次出現於人類社會。馬克思認識到了工人階級的革命需要集中領導，列寧的共產黨政權就更需要集中和權威，限制民主，取消個人自由，創立了民主集制：



　　在國際共運史上，列寧首次在1903年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了“集中制”這壹概念。他說：“作為黨組織的基礎的基本思想，實際上可以歸結為以下兩點。第壹個思想，即集中制思想，是從原則上確定了解決所有局部的和細節的組織問題的方法。”這“是唯壹的原則性思想，應該貫穿在整個黨章中”。“集中制要求中央和黨的最遙遠、最偏僻的部分之間沒有任何壁障”，“中央有直接掌握每壹個黨員的絕對權力。”



　　……列寧在1905年將“集中制”更改為“民主集中制”。列寧申明，“集中制”有專制主義的集中制、官僚主義的集中制，而俄共所實行的則是民主的“集中制”。1905年12月在俄共第壹次代表會議上，列寧對“民主集中制”之民主特征作了如下說明：“黨是根據民主的原則組織起來的。這就是說，黨的壹切事務由壹律平等的全體黨員處理或者通過代表處理；並且，黨的所有負責人員、所有領導人員、所有領導機構都是選舉出來的，是必須向黨員作報告的，是可以撤換的。”1906年俄共“四大”所通過的黨章規定：“黨的壹切組織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這就是“民主集中制”從提出到確立的過程。



　　盡管列寧稱他所提出的“集中制”是“民主”的，但這個“民主集中制”的重點是“集中”，這壹貫為列寧所強調。比如，1920年列寧強調，“無產階級的無條件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壹”。列寧還認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要求在黨內仍“需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誰要是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哪怕是稍微削弱壹點（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2]



　　以民主二字包裝集中，以民主為表、專制為裏的“民主集中制”，便上升為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列寧將他的集中制原則推廣到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按俄共（布）為模板規範和復制各國共產黨，集中於共產國際旗下。這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大理論貢獻，為通向壹黨專制和個人獨裁開啟了壹道大門。因為馬克思的第壹國際（國際工人協會）和恩格斯的第二國際是協商性機構，不是國際共運的司令部，這種組織形式缺乏統壹的戰鬥布署。列寧用集中制來控制共產國際，形成國際共運指揮中心，領導各國共產黨，這需要披上民主的外衣來集中權力。但蘇維埃政府畢竟是形式上的共和政制，有委員會作為決策機構，也就必須維持形式上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體是共和國，這就決定了其國家領導人應由民主選舉產生，有任期規定，其權力也要受到限制和監督。因此，在十月革命後的最初幾年，蘇俄的黨政軍各有分工，列寧是政治局委員兼人民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擔任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托洛茨基為軍委主席，負責黨務的總書記壹職在1922年才設立，由斯大林擔任。這表明，此期間蘇聯黨政軍的權力並不是高度集中於壹人，列寧雖然是公認的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但他的意見卻可以被多數反對者所否決，他也只能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予以服從。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他的關於蘇德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建議被否決壹事，盡管後來的事實證明列寧的意見是正確的，並最終采納了他的意見。[3]



　　表面上看，共產黨政權是代議制體系，其決策是通過委員會的多數票來形成。但這種委員會是壹個系統內的利益平衡機制，不是各自分立的權力體系制衡，這往往需要最高負責者來最後決策，並承擔最終責任。之所以初創階段有壹定的民主色彩，因民主是其革命旗幟，受集體決策體制所限，但階級專政和壹黨執政的政權，決定了民主只能是統治集團內部的，而不是全民的，就是通常所稱的集體領導。能參與決策是極少數人，當領袖的正確意見被否決，特別是政治軍事鬥爭緊迫之時，領袖個人便會在如何集中權力和保證領袖權威上下功夫，以革命的名義施加壓力。當決策集團成員受制於領袖權威是代表黨的最高利益而需要放棄個人意見時，壹黨領袖個人獨裁的體制就開始形成了。列寧在總結十月革命的經驗時說：“無產階級實行無條件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是它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壹。”十月革命以後，列寧反復強調說，沒有嚴格的集中制，沒有鐵的紀律，就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因為建成社會主義就是建成集中的經濟，由中央統壹領導的經濟，能夠實現這種經濟的只有無產階級”。政治上高度集中於中央，經濟上高度壟斷於中央，掌握了政治權力和經濟命脈，就保證了共產黨領袖對黨內的絕對控制，保證共產黨對社會的全面控制。有了統壹的思想、統壹的政策、統壹的計劃以後，還必須有統壹的指揮，統壹的行動，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堅決反對分散主義，消滅個人自由，保證中央集中統壹領導壹切。至於集中下的所謂民主，自然變為壹句無法操作的空話，標榜民主的憲法也成為紙面上的裝飾。黨內沒有民主的競選制度，國家更不可能實行真正自由的普選，從政府運作到經濟壟斷，從土地資源到社會財富，從民間生活到文化思想，無壹不在集中制度監管之下，民眾幾乎失去了全部的自由。斯大林繼位後，為強化個人集權，加快扼制黨內民主，通過大規模逮捕處決消滅“人民的敵人”，使黨內民主形式向高度集中轉變，通過個人崇拜強化領袖獨裁。民主集中制遂演變為絕對的集中制、恐怖的集中制、血腥的集中制，它導致斯大林主義的掘起，催生出毛澤東思想。所以共產主義國家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專制最獨裁的政權形式。中共仿照蘇聯建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壹黨及個人專制獨裁政體，集黨務、政務、軍事、立法等最高權力於毛澤東壹身。毛是共產黨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1949年9月至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人民革命軍事委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席（1954年9月）、名譽主席（1954年12月），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共產黨成為毛澤東壹個人說了算的黨，黨的代表大會十來年開壹次，1945年開七大，1956年開八大，1966年開九大。國家的大政方針也是毛壹人說了算，國家各部門都是毛澤東個人意誌的執行機構。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反對個人迷信和個人獨裁，對共產黨國家影響很大，毛不得不放棄壹些最高職務，但斯大林創建完善並制度化的壹黨執政、壹派集權、壹把手決斷壹切的政治格局仍然延續著，並未憾動領袖獨裁的特權根基，直至蘇共垮臺，東歐開始拋棄民主集中制，實行西方的多黨競選制度。



　　無產階級革命能在俄國成功，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俄國是落後的農業國家，工人數量僅占總人口的2％，農民占85％，且多數不是自耕農，鑒於俄國的情況，列寧原來是執“工農專政”的立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二月革命建立了各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列寧不願意看到這壹點。1917年4月回國後放棄了“工農民主專政”的立場，說：“凡壹味主張‘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人，都是落後於時代之後，而且站在小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鬥爭的，這些人應該放入革命前布爾塞維克垃圾桶裏去。”工人階級多生活在城市，在摧毀了舊的城市政權之後，必然建立新的城市政府——蘇維埃政權，城市統治鄉村也等於是工人階級統治農民階級。列寧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便將布爾什維克的意誌強加給蘇維埃，壹黨掌握城市權力：



　　11月17日，壹些受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彼得格勒工人赤衛隊（Red Guards，早年曾被譯成紅衛兵）、衛戍部隊士兵和海軍水兵占領了軍事要地和通訊、交通樞紐，解散了臨時議會，並攻打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這次暴動遠沒有二月革命那樣的廣泛的群眾參與，負責軍事指揮的托洛茨基承認，整個起義不過是像壹場政變那樣的壹系列預先策劃和安排好的行動。最熱鬧的場面是群眾、部分赤衛隊員和士兵哄搶冬宮地窖裏的酒。緊接著，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隆隆炮聲中開幕，當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的代表們因抗議布爾什維克用軍事陰謀決定政權歸屬問題而退出大會時，托洛茨基無情地要他們“滾進歷史的垃圾堆”，壹個以列寧為首的清壹色布爾什維克政府──人民委員會立即宣告組成。[4]



　　為了高度集中權力，實行壹個階級的專政，農民階級被排除於無產階級革命之外，當列寧的蘇維埃政權面臨糧食危機時，無產階級專政的剝奪對象就變成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蘇維埃幹脆派軍隊下鄉搶糧。中共從農業合作化開始，就肆意剝奪農民，政治上也實行“八分之壹條款”（壹個市民的投票權等於八個農民）的歧視制度，將農民打入社會最底層。列寧的十月革命是在“壹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下實現的，這聽起來是自下而上的草根性民主革命，不是獨裁。就連那些與列寧為敵的其他的社會主義者，盡管懷疑列寧的動機，但也不怎麽驚惶失措，總認為布爾什維克很快會成立壹個由各黨各派社會主義者所組成的聯合政府。他們寧願讓列寧掌權來試壹試，不想發動壹場內戰，因為內戰只會有利於“反革命”。蘇維埃原本不是壹黨獨有的，它最初出現於1905年的俄國革命中，是俄國工人和士兵自發組織起來的群眾性自治組織，不隸屬於任何壹個黨派。相反布爾什維克黨與左派社會革命黨都以爭取蘇維埃多數席位的方式來實現其政治領導。早先布爾什維克黨在蘇維埃內開展活動的主要形式即是在多黨制國家通行的黨團制度，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黨贏得了蘇維埃中的多數代表席位。在其後的沖突中，布爾什維克黨退出了立憲會議並以國家主權權威——蘇維埃名義解散了立憲會議，十月革命後與其他黨派完全決裂。蘇維埃政權變成由壹個政黨即俄共（布）掌權的無產階級專政體制，不再是兩黨或多黨共存式競爭與制衡的國家機構，黨的權威與蘇維埃的國家主權開始合並，黨的權威還代替置換了蘇維埃國家權力機構的政治功能，完全打破了分權制衡的民主體制。由此可見，俄國之所以奉行共產主義並不是人民起義的結果，共產主義是由壹些用民主口號包裝的、少數人自上而下欺騙和強加給俄國人民的。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模式也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革命的道路，中共革命也是這樣，先是接過蘇俄“壹切權力歸蘇維埃”的旗幟，後來又打起“壹切權力歸人民”的招牌，而人民則是由共產黨代表的，共產黨並非民眾委托的代言人，只有靠剝奪大多數人的政治權利來實現共產黨的權力。蘇俄的壹黨體制是逐步建立的，靠壹場革命不夠，需要不斷清洗不同意見者，以暴力消除對壹黨專制的制約因素，將整個國家主權體系高度統壹於俄共（布）手中，建立了共產黨政權的第壹個黨國體制：



　　列寧曾許諾，無產階級專政“將第壹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數人享受的民主”。布爾什維克經常聲稱擁有大多數人民的擁護，因而是代表多數人實行統治。可是，1917年底舉行的俄國歷史上首次全民普選──立憲會議選舉的結果卻顯示，多數人民（主要是農民）選擇了社會革命黨。該黨（不包括其左翼）在立憲會議中共贏得370 席；布爾什維克黨得到的選票僅占24％，獲得175席。這個選舉結果令以人民名義實行專政的布爾什維克黨十分尷尬，而且它掌握的蘇維埃政府的合法性也成了問題。但絲毫不受任何民主規則束縛的列寧宣稱，工人階級不應當服從農民多數，在階級鬥爭空前尖銳的時期，“完全沒有可能用形式上民主的方式”來解決歷史提出的問題。



　　於是，蘇維埃政府以解散立憲民主黨、逮捕和暗殺當選的反對黨代表等手段，企圖阻撓立憲會議的召開。但在人民的壓力下，立憲會議仍於1918 年1 月18 日開幕。是日上午，數萬群眾不顧戒嚴令、遊行支持立憲會議，隊伍行進中突遭設伏士兵的機槍掃射，死傷數十人。高爾基將這次流血事件與1905年沙皇對人民的屠殺相比，憤怒地譴責下令開槍屠殺和平示威者的人民委員們，稱這些“人民委員”以“要麽我們掌權，要麽將消滅所有壹切”的心態，“扼殺整個俄國的民主”。立憲會議開會期間，廳旁長廊裏的武裝警衛不時用槍向他們不喜歡的發言人瞄準、比劃。首次會議尚在進行，壹名水兵便奉上級命令、以“警衛累了”為借口，強迫代表們離場休會。次日蘇維埃政府就正式頒令解散了立憲會議。這壹切完全是預謀的，壹名布爾什維克在會前就聲稱，若立憲會議變得難以駕馭，“我們可能不得不用刺刀來解散它”。排除了立憲會議這個布爾什維克掌權的障礙後，列寧說“民主共和制、立憲會議、全民選舉等等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專政”，把民主的具體形式和原則統統拋掉了。



　　布爾什維克自稱，解散立憲會議是為了被剝削的勞動人民的利益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隨後召開的蘇維埃三大上，列寧宣稱，“從今以後，指揮壹切的是大老粗，剝削者必須聽從他們”。他還對到政府來詢問的工農代表說，“妳們自己就是政權，妳們願意幹什麽就幹什麽，妳們需要什麽就拿什麽，我們支持妳們……。”在這樣的政策和“剝奪剝奪者”的口號鼓勵下，壹部分貧民懷著仇恨和報復心理，肆無忌憚地搶奪、沒收、燒毀“富有階級”的包括生活資料在內的財產，對被視為上等階級的人毆打、羞辱乃至殺害。在街頭，有壹些群眾甚至把穿戴講究、戴眼鏡的布爾什維克也當作資產階級分子加以襲擊。



　　1918年3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更名為俄國共產黨(布)，列寧在“四月提綱”裏解釋說，原來黨的名稱中的“民主”在科學上不正確，“因為民主就是人民的統治，而武裝的人民是不可能自己統治自己的”；如果民主這個詞用在共產黨身上，就會成為壹種妨礙和欺騙，因此必須脫掉這件可愛的、骯臟的襯衫。去掉了民主的束縛，共產黨便可放手實行赤裸裸的階級專政了。



　　第壹部蘇維埃憲法明文規定，剝奪那些使用雇傭勞動或靠租金為生的人、私商、前政府官員、警察以及神職人員的公民權。因界定這些人的法律概念不明確，實施中往往把小手工業者、小業主和在前政府工作的壹般職員等都當作剝削階級。列寧認為，“教授、教師、工程師將自己的知識變為剝削勞動者的工具，……以自己的知識為資產階級效勞”，這助長了民眾中原有的反智主義思潮和對知識分子的蔑視，以致壹般知識分子也多被視同資產階級，甚至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政治娼妓”，遭到非人待遇。上述各類人占市民中相當大的壹部分。[5]



　　建立絕對服從的集權體制，最簡便最省事的統治方法就是暴力專政。新政權不實行大赦，以大屠殺來鎮壓壹切反抗力量，把人人推入紅色恐怖之中。剝奪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使命，列寧無產階級政權的專政手段就是“剝奪剝奪者”，共產黨奪取政權標誌著全面剝奪的開始。當人們看到新政權提高了效率，又寄予新的希望，並開始習慣這種生活方式。當年赴西歐勤工儉學的學生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就學，壹踏上俄國土地就強烈地感受到那種絕對服從的氣氛，大家認為共產革命需要壹黨集權來形成戰鬥集體，自動服從於權威，卻不知已與當初的民主主義思想背道而馳了。所以說，共產黨不是後來變壞才專制了，它從壹開始的理論和實踐就是壹黨專政式的，專政才是共產黨成功的關鍵。既然是壹黨集權，保證黨的絕對領導和領袖權威就成為生死攸關的大事，決不允許其他方面的任何幹擾，黨內也不允許有反對派。列寧認為：任何壹個國家機關沒有黨中央的指示，都不得決定任何壹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斯大林甚至主張，蘇維埃的任何壹個行政機關，包括權力機關在內，“任何壹個重要決議都非有黨的指示不可。”列寧身後，斯大林不斷強化黨國體制，並將這種模式借領導第三國際之際，推廣於各國共產黨，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馬克思恩格斯的第壹第二國際沒有多大成效，列寧的第三國際大獲成功，靠得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則的關鍵性作用。蘇聯批準中共在江西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不準在蘇維埃中提出反對共產黨的主張，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化，蘇維埃政權是由布爾什維克獨裁的黨國體制。在“共和國”籌備期間的193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下達《給蘇區各級黨部及紅軍的訓令——關於蘇區與紅軍工作的具體指示》，強調“黨應經過黨團的活動，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根本憲法，土地、勞動、經濟政策等法令，紅軍決議案、蘇維埃組織法等草案完全通過，並立即公布施行。”11月產生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屆中央執委會（即最高權力機關，共63人）、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即最高行政機關，共12人）完全由清壹色的中國共產黨人擔任。不僅如此，這些人選幾乎均由中共政治局全體成員、中共各省委和蘇維埃主要負責人、紅軍各軍團主要首長組成。從人員來看，蘇維埃共和國最高權力機構和最高行政機構的全體人員，全部都由上述人員組成，是“壹套人馬、兩塊牌子”的黨政框架。正如中央文件所規定，這樣做是“為著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領導，蘇維埃首先必須堅決擁護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領導。”[6] 共產黨的這套政制壹直延續至今，無任何實質變化，也使它控制下的壹切選舉和議政失去民主內涵。由此而知，無產階級專政逐漸遠離工農階級，成為紅色貴族階級的專政，再通過民主集中制進壹步簡化為少數領袖的個人集權專制，並以國家機器為專政手段，其無產階級民主或人民民主的內涵和外衣就全部蛻變了。



　　中國共產黨按照列寧的建黨原則建立，蘇共的道路也是中共的道路，雖然中共草創之初也有民主追求。壹大黨章稱：“我黨采取蘇維埃的形式，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宣傳共產主義，承認社會革命為我黨的首要政策；堅決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斷絕壹切聯系。”反對中共黨員進入國會或任政府官職，為了便於開展工人運動，僅允許出任廠長壹類的職務。壹部分黨員認為，采納國會制就會把我們的黨變成黃色的黨，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例子加以說明：人們進入國會，就會逐漸放棄自己的原則，成為資本家階級的壹部分，變成叛徒，並把國會制看成是鬥爭和工作的唯壹方式。為了不允許同資產階級采取任何聯合行動，為了集中我們的進攻力量，我們應當在國會外進行鬥爭。以暴力專政取代多黨競爭，無產階級專政演變為專政無產階級，馬克思主義的實踐邏輯就是如此，不光列寧和毛澤東，任何壹位共產黨領袖要想共產革命獲得成功，只能向集權體制轉化，決不可能在民主體制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無論其初衷如何。專政就是階級鎮壓，就是權利剝奪，無產階級專政也好，人民民主專政也罷，都不會改變鎮壓剝奪的性質。事到如今，我們看得更加明顯，壹個公開屠殺剝奪工農大眾的政權仍然號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我們之所以仍然使用“無產階級專政”這壹名詞，是因為它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共產黨的旗幟，舍此，難以討論問題。所以，無產階級專政反人民主權的性質，決定了它只能走向滅亡的歷史邏輯。無產階級專政自以為無比先進，實際上更落後於皇權專制，皇權制度可以改造為立憲民主，保留皇室以維系國脈，民權通過議會和責任內閣得以實現。核心在於主權在民和三權分立的共和制度，民權可以與君權並存，國家實行地方自治。共產政權決不會自行走向民主共和，因為它是階級專政，沒有皇帝以保留國家權威，也沒有多黨議會民主的輪流執政需求，權力高度集中於壹黨，不可能在保留共產黨為國家象征的前提下實行多黨競爭和全民選舉，壹黨獨裁壹旦終結，共產政權也隨之煙消雲散。



　　列寧斯大林建立了壹套完整的個人統治方式，毛澤東之輩也名正言順地緊隨其後，三四流共產黨國家亦是如此，整個共產世界也隨之全面獨裁化了。中共在戰爭年代也是這種格局，紅軍的軍事決策過程是先交委員會討論，由總政委下最後的決心，以權力集中來保證決策的高效率。在緊迫的戰爭威脅面前，形成了軍政壹體化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整個體制都是為這個原則服務的，沒有獨立於原則之外的權力。在委員會不能達成支持最高領導人願意的決策時，領袖壹定會以最高權威來發揮影響力，這種原本不透明的決策形式容易變成領袖個人的工具。我們從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獨裁歷史中，就可以看出這種情形，只有專斷程度上差別。毛澤東說：“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麽事情也做不成了。”群眾放在了第壹位，當黨與群眾意見不壹致時，黨既然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負有領導群眾的權責，這時候，群眾就簡化為單獨的個人，黨是群眾的化身，領袖是黨的化身，個人與黨必須保持壹致，相信群眾就轉化為相信領袖了。中共在草創時節情況也是壹樣，陳獨秀認為中共不應采用黨魁制，以避免獨裁的流弊，主張民主的委員制，委員中推舉出壹個書記來負聯絡之責，其他委員負責宣傳、組織等工作，遇事公決，以減低書記的職權。陳獨秀是個民主主義者，也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希望建立壹個人道的政權，拯救積貧積弱的中國。由他創建的中共竟成為壹個獨裁、殘忍、禍國和非人道的政黨，是始料未及的。陳獨秀並不是個輕易受人擺布的人，他不同意馬林提出的中共建黨伊始即成為共產國際壹個支部的意見，所以中共壹大以前的組織活動很多是自費進行，直到共產革命需要大批的職業革命家，不得已接受了共產國際的經費資助。畢竟陳獨秀是共產黨員，原則上應歸共產國際領導。陳很不滿意馬林的專斷作風，堅持中共的獨立地位，後來的維經斯基便不能在陳面前直接以共產國際的姿態幹預中共事務。但共產黨要保持堅強的戰鬥力，領導核心是戰鬥堡壘，離開集權的路子還是不行，時間壹長，陳也有了“大家長”的稱呼，是名符其實的黨魁了。至於後來的王明、博古、毛澤東之輩，更是壹個比壹個獨裁專斷。陳與王明、李立三等人不同，他本人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是中國最著名的學者之壹，有革命理想，有救國熱情，性格獨立。那時的中共有不少追求民主的人，普遍接受無產階級專政是壹種人民民主形式，認同馬克思關於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類社會發展之必然等論斷，決心走俄國式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當他們壹踏上無產階級專政之路，民主精神就壹點壹點消蝕了。



　　毛澤東曾為他的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確立了原則：“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反對全民國家的提法。為了強調民主集中制，毛澤東說：“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壹個統壹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們是矛盾的，又是統壹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壹個側面而否定另壹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壹，自由和紀律的統壹，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這個制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又說：“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7] 那麽黨的紀律是些什麽呢？毛澤東早年就指示：“必須重申黨的紀律：（壹）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壹。”[8] “必須提高紀律性，堅決執行命令，執行政策，執行三大紀律八項註意，軍民壹致，軍政壹致，官兵壹致，全軍壹致，不允許任何破壞紀律的現象存在。”[9] 如此壹來，就可以看出，毛氏民主內涵實際上是主公與臣民的關系，譯成普通話為：妳是民，我是主。妳的民主也好，自由也罷，都不能跳出我畫定的“廣泛的民主和自由”的圈子。這個“圈子”就是民主集中制，最後落在“集中”二字上。劉少奇說：“無產階級的民主制，決不能離開高度集中的指導，它同分散主義或者無政府主義是互不相容的。”“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根本制度。沒有這種民主集中制，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10] 先民主後集中，核心在於集中；講自由守紀律，關鍵在於紀律，不言而喻，權力最終集中在中共手裏。實行民主集中制，需要在黨內培養“亦主亦奴”的政治人格，也需要“太監性格”的奴仆群體，才能保證黨及領袖的絕對權力。所以社會主義的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與現代民主格格不入，實際上是反民主的，但為專政體制披上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漂亮外衣，情況就不同了，因為社會主義在那時還是相當熱銷的。



　　二、極權制度



　　毛澤東從《新民主主義論》開始就把民主集中制作為壹種政體類型。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關於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的問題，我們政權的制度是采取議會制呢，還是采取民主集中制？……我們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在這裏，他把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會議制度混合在壹起，由於人民代表是黨組織操控的“普選”產生的，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就變成中共方針政策的“橡皮圖章”。在基層，甚至連形式上的選舉也沒有，沒有選民登記，禁止公開競選活動，是由各地黨組織指定人民代表，這樣就建立起了議行合壹的黨國體制。這種黨領導下的偽民意機構對政府沒有獨立監督權，怎變幻名稱也是這樣。從表面上看，中共政權是代議政制，有縣鄉人大代表的普選，人大決議也采取投票方式，似乎也體制了“人民主權”的現代原則。但“人民主權”上面還有黨權，人大位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只是名義上的權力機關，並無任何實權。立法、司法和行政是黨的分工協作機構，不是為了分權制衡，各部門人員統壹受黨的組織幹部系統控制。在黨權大於壹切的前提下，不可能形成憲政體制，憲法上面壓著黨紀，憲法裏的“人民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斯大林在中共建政之初，多次督促中共建立“全民選舉”制度，中共從政治協商形式轉向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共同綱領升級為憲法，就是緣於民主集中制的好處就在於可以保證壹黨永久執政，無論叫什麽名稱或實行怎樣形式的“普選”，也不影響共產黨專政的實質。在毛澤東“新中國”建立之前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已經實行過蘇聯標準的“民主集中制”，這個短命政權在國軍的圍剿下，僅存在了幾年，但議行合壹的蘇維埃體制、寡頭集權、詭異選舉、以黨代政等等，為其後建立全國政權積累了豐富經驗。



　　民主集中制原本是黨的組織紀律原則，黨的紀律是四大服從：“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在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高度的集中”。共產黨上升為執政黨，黨的這些原則也順勢變為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準則和國家體制——社會主義民主。特別強調加強組織性紀律性，保證全黨全國行動的壹致性，保證黨的決策迅速有效的貫徹執行。將“集中”定義為民主的指導原則，便與真正的民主理念毫無關聯，因為民主是不能被集中的，民主是每個人行使權利，不能任由別人代表。民主也無需指導，民主程序本身就是啟蒙過程，體現在投票程序上，以多數為結果，不是壹錘定音式的最終決策。由於有了高度集中原則，少數人就可以據此讓多數人服從，否則就是破壞民主集中制。我們從中共建政之始入朝參戰的決策過程中就可以看出民主集中制的實質，與外國交戰對任何壹個政府都是生死攸關的國政大事，都會拿到最高政府會議或國家議會來討論表決。而中共只是在政治局討論壹下，當時只有毛澤東壹人熱心戰事，黨內高層皆關註國內建設，恢復民生，無人主張出兵。如果按照民主投票程序，毛的個人意見必遭否決，但政治局討論是為了統壹思想，做出兵前的分工準備，並非民主決策的法定程序，政治局無非是毛澤東個人意願的執行機構。當時還是聯合政府時代，政治協商會議的規格也很高，相當於國家議會，各民主黨派也較受重視，卻全被排除在決策圈之外，由毛壹個人說了算。毛澤東提出“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這種集權壹定是獨攬權力於黨的最高領袖，各級黨委集權於書記手中，形成“書記專政”或“壹把手專政”。正因為毛澤東有集中之權，便天然擁有國事決定權，也就無需別人再決策壹番了。後來毛澤東壹個人就可以發動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集中”之權壓倒了整個中央領導層。這種民主集中制比帝王時代還不如，天下雖說是皇帝的，但皇帝每逢國事，還要召集文武百官上朝議事，權衡利弊得失，並不是皇帝壹個人事先就能決定壹切的。只有秦始皇才是“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11] 臣民皆為奴仆，毛澤東自比歷史上最大的暴君秦始皇，需要的就是這種極端獨裁體制。



　　共產黨的領袖所以能迅速建立個人獨裁體系，也須借助於造神運動。斯大林被吹捧為“太陽”、“造物主”、“世界的希望”；毛澤東則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永遠不落的紅太陽”、“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偉大領袖”；連小小的朝鮮也必須將金家父子神聖化和帝王化，金日成是人類的“太陽”。毛澤東講話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最高指示，1967年五壹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陳永貴，說了聲：“永貴好！”這應該是例常的問候語，誰知支持陳永貴的造反派將其作為“最高指示”，登在報紙上，敲鑼打鼓上街慶祝。反對陳永貴的壹派雖心有不甘，卻無通天本領，去問問此話是否有政治含義。君無戲言，過去皇帝的話是“諭旨”，就是最高指示，且唯有帝王才能發出最高指示。正是：“出壹言而盈廷稱聖，發壹令而四海謳歌。”所以楊尚昆在日記中稱毛為“主座”，田家英、李銳等人也私下稱毛為“主公”，如同現在黨內稱上級領導為“老板”壹樣。在壹個農民國家裏，傳統農民意識與現代市民意識的區別就在於權利意識上，農民渴望建立平均社會，最高的願望無非是耕者有其田及輕徭薄賦，總是將變革的前途寄希望於崇拜的君主。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不能代表自己，壹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壹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歌唱毛澤東的《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農民意識的藝術表現，不能想像在壹個市民（公民）社會裏，人們會不通過民主程序就把自己的權利無條件奉送給神明般的執政者。所以說，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個人獨裁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專政式民主的必然結果，任何誘人的理論設計都不會改變這壹走勢。馬克思主義者普遍認為，國家本質上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是統治階級的組織，是統治階級手中的機器。恩格斯說：“國家無非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機器”。列寧指出：“國家是維護壹個階級對另壹個階級的統治的機器。”斯大林也說：“國家是統治階級用來鎮壓其階級敵人的反抗的機器。”毛澤東更明確了國家機器的專政職能：“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是幹什麽的呢？專政的第壹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共產黨認為，世界上只有階級的民主，沒有超階級的民主，民主是壹定階級調節內部矛盾的手段，是鎮壓敵對階級的手段，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都是如此。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就意味著被統治階級失去了民主，共產黨國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要無情鎮壓壹切敵對階級的反抗，剝奪其全部政治權利財產權利。國家的首要作用是鎮壓職能，稱之為國家機器，國家機器論者都不承認“人口、領土、主權”之國家三要素的通用定義，認為這抹煞了國家的階級性和專政性質，否認有超階級的國家存在。列寧認為蘇聯之前的壹切國家都不是人民的，無論封建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世界上從來沒有屬於全民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同樣是對壹切敵對階級鎮壓的機器，階級和國家的消亡需要長期的過程，政治思想領域的階級鬥爭更為漫長，只有進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階級鬥爭才會消失。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的共產黨，理所當然地處於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地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建立的“人民國家”，不同於人類歷史上任何壹種國家類型，第壹是無產階級鎮壓剝削階級的機器，第二是以階級劃分的人民政權，不是全民的政府，剝削階級在人民國家裏不享受人民的待遇，處於受剝奪改造的地位。到了毛澤東時代，又進壹步明確為“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政權是鎮壓之權”，把壹切剝削階級或潛在的敵對勢力都劃入資產階級陣營，實行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專政沒有也不需要任何法律限制，直接依賴槍桿子進行，依據“黨指揮槍”的原則，黨可以直接指揮正規軍、公檢法和民兵組織，利用無處不在的暴力鎮壓強化壹黨專政。毛澤東思想豐富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武庫，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巨大貢獻，因為毛澤東思想赤裸裸的暴力詞語很容易化為大眾化語言，朗朗上口，無需象馬克思那樣作艱深的理論研究。所以，在斯大林和毛澤東口中，“民主國家”專指社會主義政權，把“專制國家”的帽子統統戴給了西方社會。並且獨斷了“民主”的解釋權，否認超階級的民主，剝奪了敵對階級的民主，只剩下無產階級的民主，由領導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來實行。共產黨的民主流程是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無產階級全體成員的普選，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是共產黨專政，是黨的領袖個人專政。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無產階級雖然贏得了名義上的統治地位，卻不能通過選票來表達階級利益，獲得實質上的國家主人地位，工人不過是充當共產黨的專政打手來消滅壹切不同意見。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掌握在黨的手中，工人失去自由組織工會和罷工權利，無產階級專政成為“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少數人專政。黨內高層很少有工人出身的黨員，不過是借用工人階級的名義，廣大工人處於可悲的被奴役狀態。雖然是赤祼祼的專政，但共產黨從來是講民主的，國家實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民主專政。



　　當年在中華民國，中共在宣傳民主方面手段極為高超，其頻率和聲調遠超出以民權共和為旗幟的國民政府，除了階級基礎的工農大眾，對於壹切有統戰價值的社會勢力也都納入共同爭取新民主主義的統壹戰線，所以才迷惑了不少社會名流，成為中共奪取政權的馬前卒。中共從來不是個民主的政黨，卻是靠了高唱民主而起家，推翻了比它民主壹千倍的國民黨政府。民主是世界潮流，共產黨非常清楚民主的號召力，建黨之初便以標榜其民主為形象宣傳，所以中共不但不怕談民主，反而以民主來標榜自己，高舉民主普選和民族自決的大旗，許多社會名流和高級知識分子被統戰於旗下，甚至美國軍政界的馬歇爾、史迪威之輩也被共產黨的宣傳蒙蔽，在中共危急時刻幫了大忙。美國新聞界就更不必說了，斯諾及費正清之流簡直就是中共的傳聲筒，為中共在國際舞臺上爭得壹個耀眼位置。中共抗戰壹結束立即搶占東北，就以張學良兄弟張學思的名義組建東北民主聯軍，利用馬歇爾的調停積蓄力量，發動大規模內戰，阻止國軍接收東北。壹直到五十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盛行，美國親共勢力才開始衰落。中共在內戰之際又為軍隊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去“解放”那些原本就共和體制下生活的自由國民，並以其建政之日劃分為“解放前”和“解放後”，作為中國現代史中的斷代標準。也可以說，國民黨遠比共產黨民主程度高，卻以壹個不民主的形象敗在空喊民主的共產黨手裏。國民黨的失敗恰恰是因為比共產黨民主，民主不免偏於感情，自由不免偏於行動。在地方自治體制下，自然是負擔愈輕愈好，賑濟愈多愈好，鄉不願對縣負擔，縣不願對省負擔，省不願對國負擔，國民不願意對國家負擔。自由能減低政治效能，歪曲的民主易作為暴亂的借口，只能破壞社會秩序。中共的獨裁可以杜絕紛爭，最大限度利用政治軍事資源，改變秩序，短期內顯現巨大效果。毛澤東大罵蔣介石獨裁，閉塞言路，關押政治犯，但毛的江西和延安政權更加無視言論自由，不但在肅反整風運動中關押成千上萬的政治犯，還處決數以萬計的共產黨員。實際上毛跟蔣比起來更是一個獨裁者！



　　民主集中制是中共對共和的界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這種形式。若照此類比，水泊梁山的忠義堂也應該是“共和政府”，梁山政府由各階級的代表（頭領）組成，“國旗”寫上替天行道四個大字，既體現受命於天的神聖性，也顯示代表人民的正義性。梁山政府對反革命的土豪劣紳實行人民民主專政，議事規則為標準的民主集中制。天罡星三十六，地煞星七十二，壹百零八位頭領組成“中央委員會”，聚會於忠義堂議事。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柴進等坐前幾把交椅的豪傑，相當於政治局委員，掌握和決定重大軍政機密事項，壹般重大事項先由他們商定決策方向，再提交委員會討論，但最終決定權在最高領袖宋江手中。正是：眾豪傑高談闊論，宋大哥壹錘定音。那些排不上星座位次的堂外好漢們，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與中共壹般幹部的待遇相同。但從實際運作上看，梁山的“貴族共和”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要民主些，並非全由坐頭把交椅的頭領壹個人說了算。晁天王曾頭市中箭，留下遺言道：“若哪個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傳位雖嫌草莽，卻也公平，沒有隨意指定接班人。宋江是眾望所歸的領袖，由眾好漢推舉而出，程序透明公正，也須幾度謙讓推辭。眾人反對招安，宋大哥還要反復作解釋，以求諒解，徐圖而進。當李逵、武松等頭領強烈反對宋的招安決策時，也沒有給他們扣上“反黨集團”或“反革命武裝政變”的帽子，置之於死地。如此說來，中共不如梁山者甚多，壹樣嘯聚山林，壹樣的草莽性質，其領袖卻非眾望所歸者，奪取權力用盡陰毒手段。林沖火並王倫，是因王容不得強過他的豪傑，朱毛紅軍火並王佐、袁文才，人家已經歸順了，地盤也獻出了，已是黨的人了，還要傷其性命，斬草除根，全不念當初落魄時，王袁二人仗義收留的好處。在中共內部只講眼前利益，從不以義氣為重，民主人士為中共搖唇鼓舌，痛罵蔣介石，反對國民政府，中共建政沒幾年便翻臉不認人，全部趕下臺，壹網打盡。中國歷史上類似毛澤東這樣狠惡奸詐的農民領袖實不多見，如毛氏王朝那樣絕對專制的政權更是罕有。中共雖然有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程序，似乎比水滸梁山的“封建家長制”要民主些，但敢於有不同意見的人都被整肅了，這種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便反轉過來，變為多數服從壹人，是變種的“社會主義封建君主制”。中共歷來是黨的領袖和政治局常委決定壹切，無需中央委員會決議，中央委員只是象征性的每年參加壹次例行全會。國旗上突出的是共產黨的地位，中共就是天，受命於自己，較之皇權至上主義還要專斷。從革命的目的來看，梁山與中共都是打著造反的旗幟，“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銀”，骨子裏是希望博個“封妻蔭子”或掙個“真命天子”。毛澤東鄙視宋江的替天行道，受朝廷招安，他則是“陳王奮起揮黃鉞”，自己做皇帝。中共領袖的話就是聖旨，毛澤東不必說了，六四大屠殺，鄧小平壹句話，坦克即刻朝人群軋過去。趙紫陽已貴為黨的總書記，被垂簾聽政的鄧小平撤了職，趙是政治局常委，鄧小平壹介退休的普通黨員，竟高居全黨和政治局之上。八九民運時期，趙紫陽對來訪的戈爾巴喬夫說：“我們黨仍然需要鄧小平同誌，需要他的智慧和經驗，這對我們黨是至關重要的。……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誌掌舵。”[12] 鄧小平譏笑美國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議來議去太過麻煩，不象我們打越南，政治局通過壹下就出兵了。宋江受命於眾好漢，他座位後沒有簾子，有事大家壹起商量，是為貴族共和。共產王朝是假共和之名，實行君主專制，據傳胡錦濤看了《走向共和》的電視劇，很不高興，下令停止播出。因為這部電視劇展示了中國人為共和奮鬥的艱難歷程，觸動了中共的假共和神經。



　　共產黨宣傳民主是因為有民主集中制，所以在毛澤東的著作裏，民主二字是高頻率詞匯，他有大談民主的習慣，他的農民革命亦是爭取民主為號召。毛深知民主的核心在於個人自由，消滅了個人自由，民主就被集中取代了。所以毛極力反對自由，說：“自由主義是機會主義的壹種表現，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沖突的。它是消極的東西，客觀上起著援助敵人的作用，因此敵人是歡迎我們內部保存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的性質如此，革命隊伍中不應該保留它的地位。”倡導改革開放的鄧小平也將黨內外的自由傾向定義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毛有篇著名文章叫《反對自由主義》，從來沒寫過反對民主主義的文章。雖然毛澤東談的自由並非普世意義上的權利自由，但無論何種自由都會幹擾絕對獨裁。因此毛也極力反對極端民主化，凡是黨內外以個人自由來要求民主權利的，都認定是破壞集中制原則，扣上極端民主化的帽子。毛澤東有時也對外高談自由，那是說給國民政府和美國人聽的，是用來迷惑知識分子的，是為了減少爭奪國家統治權力道路上的阻力，是中共自己的自由，壹旦掌握政權，便絕對禁止民眾的個人自由和思想自由了。普世意義上的自由是指個人權利，是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個人自由，有了個人自由，才有參與社會（集體）活動的價值。民主主義的價值基礎是個人本位，個人自由也就是個人主義擴大化的民主主義，離開個人利益追求的民主主義是不存在的。共產黨反對以個人為中心，黨內嚴禁自由言論，取消自由行動，讓人放棄個人權益，服從於集體主義，以高度組織化的方式控制每壹個成員，使每個成員工具化，否則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了，共產黨的全部歷史都充分證明這壹點。自由是專制的大敵，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不允許突破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中共正是憑借這種“資產階級自由化”起家的，所以中共最怕民眾的自由化傾向。所有遊離於黨領導下的自由都會影響權力集中，是絕對不允許的，意識形態方面的自由更要嚴厲鎮壓，勿使其成為大氣候。毛澤東談民主，是把民主劃為兩部分，有資產階級的民主，也有無產階級的民主，在“民主”壹詞前加上“無產階級”的定語，以示區別，再用集中制為“無產階級民主”定義，民主就變成了共產黨的銳利武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誠如康生所說：“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過是壹個形容詞而已”。2009年是西藏“平叛”50周年，中共高調宣傳的“西藏民主改革”，也是因為“民主改革”的實質是民主集中制化，在西藏實行的壹切暴政都是為了“民主”的改革。共產黨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宣傳策略，對中華民國政府是用“新民主主義”來置換三民主義，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是用“人民民主專政”來替代無產階級專政的通稱，胡錦濤是以“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來抵禦民主化浪潮，但中共政權鎮壓人民的性質從未改變過，欺騙宣傳從未停止過。



　　馬克思主義駁斥資產階級自由民權是虛偽的，恩格斯說，政治自由是偽自由，是壹種最壞的奴役，表面上是自由，實際上是奴役。真正的自由，是人類必須先從私有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然後才能充分達到自我完美的境界。可是資本主義國家在改善勞工待遇和人權情況下，社會矛盾日益緩和，民眾獲得了更多的政治自由和參政權利，每個成年人手中都有選舉國家領導者的壹票，資本主義社會未象馬克思預言的那樣迅速崩潰。工人階級不但不會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反而成為資本制度的受益者而壹體化了，資本家與工人是利益共同體，只有中中國的血汗工廠中，資本家才會殘酷壓榨工人，因為工人沒有政治行動的自由。壹些馬克思主義者不得不作些理論修正，把馬克思的革命激情說得委婉些，使社會主義接近自由主義，結果就產生了社會民主主義。在東歐和那些貧窮的農業社會裏恰恰相反，這些修正蓄意強調暴力革命這部分，於是產生了俄國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到了現在，殘余的馬克思主義就僅剩下壹小部分專政理論可供利用，其余的政治經濟及哲學理論全部破產了。保護私有產權進化為政治自由，擺脫私有制束縛的都走向了共產奴役。



　　三、三條繩索



　　民主集中制既然是共產政權的政體，就必須有壹套適應性的組織機構。毛澤東當初占據井岡山，不過是壹幫武裝的政治流寇，雖有馬列主義信仰，在管理體制上還是草莽性的。周恩來到達江西後，擅長組織的周便把這個國中之“國”建造成壹個蘇聯式的集權社會，把每個人都編入具體的單位。每個村子都有幾十個名稱各異的委員會，如“擴大紅軍委員會”、“上地委員會”、“沒收委員會”、“戶口委員會”、“赤色戒嚴委員會”，等等。人無分老幼，統統納入各種組織，六歲參加兒童團，十五歲參加少先隊，青壯年參加赤衛軍。從民眾組織到政府架構都實行委員會制，置之於黨的領導之下，以展示蘇維埃特色的民主集中制，這就是全社會的“單位化”。如此壹來，共產黨的政策便能貫徹到每壹個人，要糧要錢要兵要命都依靠單位化的運作體制。毛澤東看到這壹切，贊許說這是壹張無所不包的“網”，奪取了全國政權，毛把這壹套民主集中制度完善到滴水不漏，對社會的嚴密控制遠超過瑞金，超過斯大林的蘇聯。他用周恩來作總理，直到周咽下最後壹口氣。毛雖然在文革中打亂了政府機構，但單位體制仍在，毛達到了目的，很快就能使社會恢復秩序。民眾被編入各自的單位，每個人都歸屬於單位管理，其身份是“單位人”，不是“社會人”，不具有社會成員的身份，不能自由活動於社會之中。單位是國家的部件，黨政機關、事業機構、文化團體、工礦企業、街道鄉村都劃分為大大小小的單位。單位功能部分甚至取代了家庭和社會，這源於單位對生存資源及個人前途的壟斷，單位成員個人職業和政治前途及物質利益離不開單位，因而對個人具有最強的作用力和約束力，單位領導的裁決比家長或法律裁決更具有約束意義。單位還是壹種道德評價體系，具體表現為單位對其成員的共同信仰、特別是以共產主義為導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的培養和維護。單位對於違反紀律者有處罰的特權，從扣發工資、削減分房加薪機會到設立公堂批判鬥爭、限制人身自由、監督勞動、或者送交公安機關勞動教養等等。任何人與其他單位成員的接觸都不能繞過所隸屬的單位，即使是走親訪友，單位負責人也有幹預的權力。由於民主集中制是國家政治原則，各個單位無壹例外，於是在西藏寺廟裏，也就有了“寺院民主管理委員會”，作為單位化管理的形式。



　　戶口、單位、檔案是綁在每個人身上的三條繩索。人壹出生就要納入城鄉二元化的戶口管理體制，分別劃入“紅五類”與“黑五類”，從搖籃到墳墓都在黨的監管之下。從中學生開始建立不讓個人知曉的秘密檔案，歸入單位監管體系，伴隨終生，民眾無權決定戶籍，無權選擇單位，無權過問檔案內容。戶口、檔案跟隨人的壹生，不管走到哪裏，單位或有關部門都可以通過審查戶口和檔案，對每個人作出政治上的判斷。戶口和單位是用來管制每壹個人的，又與基本的生存資源緊密相連，形成個人對單位的依存關系。古代的災民餓死在路上，“路有凍死骨”，毛時代的饑民都餓死在自己家裏，農民的戶口與糧食關系在人民公社，跑到西藏阿裏也沒用，戶糧關系限死了。每個人都是限量供應，無剩余糧食，也不準私自容留外來人員。這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胡績偉回憶說，鄧拓被迫辭職時對他說了句心裏話：“我們黨員，連當和尚的自由也沒有，我真想在哪個深山名寺，落發為僧，讀壹點自己想讀的書，寫壹點自己想寫的文章。”中共統治比古代王朝嚴酷許多，秦有戶籍登記，編民入戶，是為了稅賦和兵役方便，是農業社會不可或缺的治國之策。奴仆以外的人都是自由民，遊牧區域不用戶籍管理辦法，只設立軍事性質的監管機構。災民逃荒，跑到窮鄉僻壤即可落地生根，無需官方開具遷移戶籍證明。壹般是流出地限制，人口少了稅收也少，流入地不限制，流民增加有利於墾殖。清朝取消“丁稅”，實行“攤丁入畝”，人口遷移愈加隨便了。中共黨國的城鄉二元戶口制度與稅收無關，不管農業牧業漁業還是城鎮人口，全部置於戶口監管中，戶口權力在政府手中，人人失去自由身。這是最嚴格的集體主義制度，意在限制自由，牢固控治民眾。個人不能自由遷徒、自主擇業和出國旅行，思想高度統壹，不可錯說壹句話，善意的批評也會招來殺身之禍，殃及九族和株連朋友部屬，比封建王朝的謀逆大罪還要嚴酷。結婚也不能自主，黨員要經組織上審查批準，特殊身份者的婚姻必須由黨組織包辦，分配給配偶。共產國際派往江西蘇區的軍事顧問李德沒有家眷，為解決在華期間的性需求，黨分配給他壹個臨時老婆。非黨群眾結婚要雙方單位開具介紹信，否則領不到結婚證。王實味愛上了女黨員李芬，黨支部書記不同意，還召開支部聯席會議嚴厲批評王實味的戀愛有目無黨組織的“卑鄙動機”，是“無恥勾當”。共產黨打了天下，進城幹部紛紛換妻，專找年輕漂亮的女學生女軍人下手，組織上壹談話，不同意也得同意。新疆生產建設兵更是以招女兵的名義，將成千上萬的內地女青年分配給兵團各級領導，按黨齡軍齡職務從上至下配給，根本不管女兵的意見如何，碰到大麻子臉也只好服從黨的需要。



　　廣播影視出版都在黨的手中，沒有民間傳播媒體，民眾於國政無意見表達之管道，收聽外臺是反革命罪行，政府隨意拆看私人信件，審查個人日記。清代有文字獄，但壹般是個案，中共則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成百上千萬人因言獲罪。也鼓勵父母子女互相監督，檢舉揭發，毀滅人性和倫理道德。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13] 所以漢律規定“親親得相首匿”，父子夫妻之間可以相互隱匿罪孽，不追究刑事責任，忠孝不能兩全時，親情重於國法。如果任由親親之間相互揭發，忠孝亂套，社會道德也隨之完蛋了。中共是黨天下，黨的利益高於壹切，不承認親情重於黨紀國法，反而認為拋棄親情是考驗黨員群眾忠誠的尺度，提倡對親屬的反戈壹擊。1927年蔣經國在蘇聯登報脫離父子關系；1966年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寫大字報公開揭露老爹的“反黨罪行”，脫離父女關系；浦安修與彭德懷離婚；浦熙修與羅隆基分居等等。親情喪失了，友情更不存在，黨員群眾之間互相監督告密，壹人落難，眾人皆落井下石，以示對黨的忠誠，形成人人相互監視的群眾特務系統。群眾特務系統是群眾專政的壹種表現形式，人人皆可為特務，北京胡同裏居委會的小腳老太太們，革命警惕性最高，緊盯人時耳不聾眼不花，專門搬個板凳坐在胡同口，監視過往行人。壹直到現在的在奧運會或兩會期間，也是如此。當年北大校長馬寅初因提議計劃生育而被打倒撤職，趕出北大燕園，遷居東總布胡同32號，就是由胡同裏的居委會監督其日常言行。六四學生領袖受通緝，很多人被捕，靠得就是群眾特務系統的高效率，盡管那時不發賞金，說明中共幾十年營造的群眾專政還有很強的慣性。在今天仍不乏告密者，2008年，上海華東政法大學57歲的楊師群教授，被他的女學生向警方及教育行政當局密告，說他在課堂上宣傳法輪功，是反革命，被警方立案調查。而實際上根本無此事，楊教授不過在講古代漢語時，說了些批評中國傳統文化的話，根本未涉及法輪功問題。女學生則認為誰也不準批評中國文化和政府，讓她氣得死去活來，因此不惜以裁贓陷害來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希望把楊教授抓起來。告密者發表公開信說：“楊師群教授，請把妳那些觀點收起來，從小處講，請不要再毒害我們的將來了，從大處講，請不要毒害我的祖國，楊師群教授，我可以自豪的告訴妳，我比妳更愛我們的祖國。”[14] 這就是被洗腦的共產奴仆——不可救藥，黨正是需要這樣的告密者或憤青來監視民眾。告密學生又被稱為學生特務，其官方名稱是“教學信息員”，信息員之間互相保密，單線聯系，監督教授和學生的言行，至於黨員學生特務，更是時刻肩負著秘密監督之責。在大學裏，共產黨決不允許“敵人”同它們爭奪下壹代，2005年教育部在大學裏推廣這項監督老師的告密制度，並廣泛招聘信息員學生，比如曾獲陜西省綜合治理辦公室、省教育廳、省公安廳聯合授予“陜西省平安校園”稱號的西安理工大學，就有2627名安全信息員，還在教職員工中發展了65名特別信息員。該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與專科生共計23404名，教職員工2326人，不到10個學生中就有壹名安全信息員，35位教職員工當中就有壹位告密者。這比明朝的廠衛特務系統更為嚴密，廠衛是專職特務，畢竟人限，群眾特務系統是兼職的，無處不在。更有甚者，昆明市公安局與教育局聯合發文，公開要求各中小學每班設立兩到三名“治安小信息員”，替警察當臥底，秘密收集校園違法犯罪、學校周邊交通信息和校園不良青年活動的情報，供公安機關和教育部門全面掌握校園動態，涉及到的“問題學生”將被送入“工讀學校”矯治。告密也是共產政權生存的基礎，前蘇聯有個著名的告密英雄帕夫利克（Pavlik），才12歲，便向政治保安局告發父親是“人民的敵人”，其罪行只是私開證明信，讓無辜流放到當地的富農回到家鄉，為此父親死在勞改營。柏林墻倒塌後，人們在東德公安部的秘密文件裏，找到了8.5萬名秘密警察和幾十萬埋伏在社會各個角落“線民”的告密材料。據說這些資料擺起來長100公裏，重30噸。後來這些告密者都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和唾棄。中共歷來的告密材料，恐怕要數以百萬噸計，告密者也恐怕要以千萬計了，告密材料繞地球幾圈該不是天方夜談。光文革大革命的黑材料就足以比整個東歐共產國家的總數還要多，數十萬網絡警察每日監視材料若整理成文字的話，也會數以噸計。龍應臺評論東德的告密文化時說，這是壹個繁復的底片世界，黑白分明：凡是懷疑社會主義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產黨合作的都是白的。但壹旦這些底片被沖洗出來，拿到陽光下壹看，黑白完全顛倒過來了，真假的判斷都翻轉了。擁護共產黨的成了歷史罪人，而反對者成了社會發展進步的推動者。黑白顛倒的價值觀也使群眾特務系統得以長期生存，沒有價值觀的顛倒，中共公安部部長孟建柱所稱的“街面防控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監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和虛擬社會防控網”的六張大網就不可能覆蓋全社會。據內蒙古開魯縣縣長助理、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劉興臣說，他“有壹個巨大的線人網絡”，線人多達12093名，也就是全縣40萬人口中，無論老幼，30人中就有壹名線人，每個人時時處在特務的監視之下。壹個窮困的邊遠縣尚且這樣，大城市中的特務就更不知有多麽龐大了。檔案的重要性就在於它是伴隨人的壹生，個人無權查看自己的檔案，也不知道檔案裏裝進了些什麽材料。讓人恐懼之處就在於檔案的管理權是各級組織、人事和勞動部門，通過檔案管理就可以將每個人劃線，對人個的家庭出身、人生經歷和社會關系了如指掌，誰是依靠對象，誰是整制對象壹目了然。也可能用“裝檔案”的威脅來形成震攝力，營造恐怖氣氛，迫使人屈服。由於檔案資料是只能進不能出的，如果檔案裏裝入了不利於當事人的黑材料，惡運也會伴隨其壹生。



　　“三條繩索”的功用是管制，是讓人服從，共產黨的威力還在於思想控制。徹底摧毀民族傳統，古代思想哲學和文學藝術都歸入封建主義之列。破四舊，立四新，罷黜百家，獨尊馬列，全部代之以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焚書坑儒”超過秦始皇，也超過斯大林。蘇聯在斯大林血腥統治下，也要比中國強些，蘇聯人不會打倒托爾斯泰和普希金，光留下高爾基，不會消滅代表人類文明結晶的古典音樂和芭蕾舞，談戀愛也自由。中國古代都有禁書，壹般要列出種類書名，不是胡禁壹氣，所以中華文化才得以傳承。秦丞相李斯認為，“不師今而學古”，是“以非當世”，是“惑亂黔首(百姓)”，因此上奏說：“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15] 秦始皇禁書為歷代之最，而毛澤東的禁書比秦始皇焚書還要厲害，他無需開列禁書名單，凡是非馬列毛思想的書籍壹概銷毀，不準出版。敢私藏閱讀禁書者，抓進學習班批鬥勞改，禁書作者以反革命論處。中國人把老祖宗全部掃入垃圾堆，四大名著也要批判，劉關張和賈府都是地主階級的代表，寶黛是剝削階級感情，宋江是投降派，唐僧敵友不分，李逵和孫悟空雖然革命，卻受了招安，成為統治階級的打手。中國人不再需要小說散文，統統丟進了火堆。藝術中表現愛情是腐蝕青年，梁祝是封建糟粕，年輕戀人躲在沒人的地方才敢哼幾句《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八個樣板戲裏的男女主角均授受不親，好象都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女知青招工參軍等都要檢查處女膜是否完好，被迫失身的歸入另冊，遭受羞辱。人人在毛主席的畫像前捧著紅寶書，“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唱語錄歌，誦毛主席詩詞。沒有夜生活，撲克牌也沒有，開批判會是人們的工作和娛樂項目。閑暇時猛生孩子，出生率提高到3－4％之間，人多了便不怕打核大戰。蘇聯姑娘能穿布拉吉（連衣裙），凸顯酥胸美腿，打倒了蘇修，中國姑娘三伏天也著長褲，寬襠肥襖，波霸掩藏，掃蕩了唇膏香水，不準燙發，全梳傻乎乎的“鍋刷子”，還不如五四時期的青年人。毛主席他老人家年邁，舞跳不動了，交誼舞也變成剝削階級生活方式，年輕人也根本不會跳。沙發、席夢思都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只有坐硬板凳睡硬板床才磨練革命意誌。從此，“不識廬山真面目”的中國人，迷幻於共產主義的夢幻中，盡情享受著所謂的“美好生活”，還要念念不忘“解放世界還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中國人遂成為最愚昧自大的蠢類。禁欲的目的是思想控制，有學者說，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由三個部分組成：禁欲主義、平均主義和國家主義。禁欲主義用所謂的“階級性”來規範限制每個人的物質需要和文化審美觀；任何具有個人主體意識的需要、物質選擇及順序、情趣和審美，都被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簽，遭到批評鬥爭或定罪。平均主義按官方規定的“合理需要”，將所有人的生存需求壓縮到最低程度。國家主義則用國家權力來全面徹底地管制全社會的每壹個領域，壹切服從“黨即國家”的政治權力。[16] 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消解了毛氏社會主義管制的基礎，必然丟掉了前兩個部分，只剩下了國家主義——黨的寡頭對國家權力的絕對壟斷。由此，大家心知肚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呈現“假面社會”和“機智型傻瓜”的特征：麻木冷淡、精明狡黠……壹面對現狀不滿，壹面極力爭取從體制中分壹杯羹，來展示自己的地位。共產主義對於中華文化的摧殘是史無前例的。僅以文學論，中國每個大朝代都有其代表著時代文化最高成就的文學形式，從詩三百到楚辭漢賦，從六朝駢文到唐詩宋詞元散曲，從明清小說到民國現代小說詩歌散文。中共治下除了“弘揚主旋律”的文化垃圾，是壹片文化沙漠。馬列毛主義窒息了文藝創作，“歷史唯物主義”或“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如韁繩枷鎖般套在了文學藝術家身上。



　　共產王朝是人類史上最專制的王朝，因為民主集中制是黨務系統操作的，龐大的黨員數量使社會各層面都在其組織監控之下，無壹人能逃脫。中國歷代王朝都是行政為主導，共產黨的專制是黨務為主導，行政管理不可深入到社會每個角落，那樣必須建立極為龐大的官署體系，使行政成本大到政府無力承擔。所以皇權不下縣，除了國家必須的社會管理、軍事國防和稅務系統，中央有六部制就足夠用了，其他方面都是民間的自由。共產黨政權是無所不包的管理，行政機構管到壹切方面，建立起世界上最龐大復雜的行政管理體系。但更起作用的還是黨務系統，因為行政系統再龐大，也不可能管到田間床頭，黨務系統則可深入到每壹個家庭。全面監控社會的網絡須通過黨務系統操作，單位體制若無黨務系統是不可能對人進行全身心管制的。除了家庭內的黨員，象村委會或居委會這類半行政半黨務的所謂“群眾自治組織”，可以隨意進入每個家庭，了解社區成員的動向。基層黨務系統依靠黨員和積極分子，數量龐大，且不增加多少管理成本，主要靠思想控制和獲取體制內剩余利益的激勵，所以黨務系統的效率極高。行政決策可以拖拉，黨的指示無人敢含糊，中共歷次雷厲風行的政治運動都是由黨內文件來下達，必要時可公開傳達到每個社會成員，甚至經濟活動也可用黨內政治運作來實施。凡是黨的決議，會社會必須無務件執行，理解不理解或同意不同意，都要貫徹執行。如今中共總書記壹發表政策性的公開講話，各級黨組織便馬上要求廣大黨員群眾認真學習貫徹講話精神，不允許有絲毫的抗拒，哪怕是禍國殃民的政策也要執行。甚至要組織脫產培訓班，考核學習者的認識程度。這是共產社會的獨創，是任何傳統的君權專制王朝所不能比擬的。共產黨常常自誇的社會主義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優越性。



　　四、廢紙憲法



　　為了表示中共統治的與時俱進，中共歷屆領導人都熱衷於修改憲法，都認為經自己修改過的憲法是最好的，最能適應變化中的國情。其實是為了彰顯個人執政色彩，體現時代感，增加憲法的觀賞性。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權威，應該是最具穩定性的，中共的憲法恰恰相反，建政60年就出臺過1954年憲法、1975年憲法、1978年憲法、1982年憲法等四部憲法，至於小的修改就更多了。這不表明中共十分重視憲法，而是領導人急於在憲法中體現自己的歷史價值和地位。憲法仍然是裝飾品，黨可以隨時隨意踐踏自己制定的憲法。人們常說，1954年憲法“是壹部很好的憲法”，可惜實施不到三年就受到反右鬥爭的沖擊，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被廢棄。1982年憲法是被主流學說認為建國以來最好的壹部憲法，可是憲法實施20年來，沒有處理過壹起違憲事件。最新版的憲法為了配合“人權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的宣傳，又將保障人權寫進憲法，可公民的政治權利非但沒有增加壹寸，反因許多維護人權的律師被抓進監獄又後退了壹丈。既然每壹部憲法都挺好，為什麽不將“很好的憲法”或“最好的憲法”付諸實施呢？這絕對不能歸結為中國從來沒有違憲事件發生，“法律制定出來就是要被違反的”，這句古老的西方法諺向我們揭示了壹個再樸素不過的真理。因為熱心制定憲法的共產黨本身就是最大的違憲者，中國沒有憲法法院，壹般法院不受理違憲案件，憲法條文不能作為科罪的訴由，只能依據憲法之下的法律法規來發起訴訟。這樣法律便與憲法隔離，憲法成為表示黨權至上和僅供觀賞的東西。黨權集中壟斷了立法權，行政和司法體系也是黨權實施的政府機構，不可能共產黨挑戰共產黨至高無上的權威。中共的無上權力通過無限政府體現出來，人人都明白，憲法從立法之初就沒有實行的誠意，也沒有得以實行的分權制度。半個多世紀搞了四部憲法，中國的憲政沒有與時俱進，憲法僅在財產權方面有些表面進步，以適應投資環境和權貴集團的公產私占，公民文化和政漢權利沒有實質性的提高。但私有產權保障也往往是選擇性的，受強勢利益集團左右，如房地產商要拆房子，便買通政府以強制手段執行，政府可以出動警察保護不法侵害者，鎮壓受害人。受害者既失去行政救濟，也得不到司法救助，還可能因自我保護行為遭受司法懲處，而公權力的壹切違憲違法暴行都不受追究。中共政權與世界上老牌的憲政國家走了壹條完全相反的道路——實際上，世界上少數的幾部憲法都是在解決特定憲法問題的進程中日益成熟起來的。英國憲政的進程實際上是壹個不斷分解王權的進程。英國地方封建貴族與城市行會是限制君權的兩股力量，國王不斷地被迫以特許狀（Charter）的形式來確認這些新興力量的權利。1215年《大憲章》的基本功能是限制王權，尤其是國王的征稅權。1628年國會向國王提出《權利請願書》，1689年國會又通過《權利法案》，壹次次地將自己的要求寫成文本，日積月累，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終於確立。美國憲法“本身是壹個反抗中的民族在迫切需要的困境中硬給逼出來的”。獨立宣言的直接動因是在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發生貿易和稅收爭執——美國憲法是壹次“大妥協”（Great Compromise）的結果。美國通過成文憲法使政府權力明確化、法制化。盡管最初通過的憲法沒有有關人權的規定，但這壹缺陷不久就得到彌補——《人權法案》在民主黨人提議後三年內出籠，進壹步使政府與公民的界限憲法化。盡管法國第三等級通過革命的方式推翻了國王的統治，但王權的專制仍然是法國立憲者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人權問題壹直是法國立憲者心頭難解的結。由此可見，近代憲法的產生，確實有其特定的“問題”背景，是人權與王權、產權與政權沖突對抗的結果。同時我們也進壹步得知：憲法的歷史就是人們不斷地“為權利而鬥爭”的歷史，是社會中各種力量沖突對抗並最終形成互動平衡的產物。[17]



　　正因為中共的憲法不是用來保障權利的，因而其憲法歷史實際上是不斷限制權利的歷史。中共第壹部憲法出爐於1954年，卻非出自本意，是緣於斯大林在1949年決定中共應在1954年制定憲法，以建立壹黨政府來取代聯合政府：



　　斯大林提出了三點意見：壹是建議中共通過選舉和制憲解決自身合法性問題：“妳們不制訂憲法，不進行選舉，敵人可以用兩種方法向工農群眾進行宣傳反對妳們：壹是說妳們的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的；二是說妳們國家沒有憲法。因政協不是人民經選舉產生的，人家就可以說妳們的政權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自封的。此外，《共同綱領》也不是人民選舉的代表大會通過的，而是由壹黨提出、其他黨派同意的東西，人家也可以說妳們國家沒有法律。”二是所謂泄密問題：斯大林認為中國現在是各黨派的聯合政府，而“其他黨派的人很多是和英美有關系的”，所以，“我感到妳們有些重要機密情況外國人都知道”。三是通過選舉實現政制轉換問題：“如果人民選舉的結果，當選者共產黨員占大多數，妳們就可以組織壹黨的政府。其他黨派在選舉中落選了，但妳們在組織政府時可給其他黨派以恩惠，這樣對妳們更好。”[18]



　　這是壹個共產主義大家長在傳授民主經驗，斯大林想以選舉的形式，讓中共盡快建立合法的壹黨執政體制，更加蘇聯化。《共同綱領》是黨和民主黨派合作的產物和基礎，其架構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便有聯合政府的味道。“政協”是這種合作的平臺，又是權力的主體，“全國政協”有代行“最高權力”之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十三條規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組織形式。其組織成分，應包含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革命軍人、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並付之以行使國家權力的職權。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得就有關國家建設事業的根本大計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議案。”民主黨派作為“政治協商”的壹方，作為權力機構的壹部分，分享了參加國事管理的權力，參與是廣泛的，既有技術層面的，也有政策層面的。以憲法取代綱領，以人大架空政協，從法理上說，都是無懈可擊的。憲法體現人民意誌，人大代表全國人民的意願，可以立即化權力政協為純粹的清淡機構，壹齊感受共產黨的恩惠。毛澤東為“政協”提出了五項任務：協商國際問題，商量候選人名單，提意見，協調各民族、各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社會民主人士領導人員之間的關系，學習馬列主義。民主黨派只能以個人身份加入政協，不允許搞黨派政治，所以八個“參政黨”實際上都是陪著共產黨說說話而已，“多黨合作”最多是給這些黨派的領導人物掛上些榮譽頭銜罷了。憲法主要特點有兩條，“壹條是總結了歷史經驗，壹條是結合了原則性和靈活性。”毛澤東親自帶領陳伯達、胡喬木和田家英的“四人小組”南下杭州，起草憲法。他們之中無壹人是憲法學專家，是為了保證出臺壹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憲法。草案形成後，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才交由有民主人士參加的“憲法起草委員會”潤色，再讓全國有代表性的積極分子討論四個月。這是壹個周全而縝密的計劃，它確保了毛澤東和共產黨在憲法制定過程中的支配地位。憲法即將出世的1954年8月4日，黨中央接到中共中央華南局的壹個電報，說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有代表提出議案，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毛澤東主席最高榮譽勛章。在憲法草案全民大討論的日子裏，有人提議把這部憲法命名為“毛澤東憲法”，毛澤東沒要這個稱號，但憲法的領袖化傾向已充分展示。“五四憲法”是將黨的綱領和領袖的思想法律化，為以後修憲的領袖化傾向確立了壹個不成文的原則。劉少奇在結論裏把1954年憲法的宗旨概括為：“憲法草案把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作過的許多事情都寫上了；把現在已經開始做、以後應當做又能夠做的事情也寫上了。”1954年6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壹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和《關於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決議》。表決前，民主黨派精英紛紛發言，表達了他們認為應該表達的意見：中國人民對憲法的訴求已有半個多世紀了，但中國從未得到真正民主的憲法。今天，因為有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英明正確領導，中國人民就要如願以償了。這將是中國自有歷史以來第壹部人民的憲法，是真正的名副其實的人民憲法。1954年9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在北京隆重開幕，會議充滿了歡樂的氣氛，出席會議的代表1197人，無壹票反對或棄權，全票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那些中共吹鼓手們的說法正好相反，“五四憲法”完全是壹黨憲法，1946年的《中華民國憲法》才是民權的憲法，是權力制衡的憲法，並不保障國民黨與蔣介石的領導權。為什麽民主人士連這點最根本的區別也看不出來？因為所謂的“民主人士”已經成中共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納入中共體制，端共產黨的飯碗，說毛主席想聽的話，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雖然遵照斯大林的意見，熱熱鬧鬧搞了部憲法，但毛是根本不需要憲法的。他認為：世上本無事，洋人自擾之。中華五千年從無憲法壹說，漢唐盛世沒有憲法，也沒見什麽損失嘛！沒有憲法的社會，是最好的社會，滿清準備立憲，結果亡的更快。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臺灣？所以，教訓是深刻的。我們有不少同誌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人民群眾還受國民黨法治思想毒害，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的。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在不得以而為之的情況下，我們壹定要化害為利，最大限度的縮小憲法的約束，堅持黨的領導。憲法制定後，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麽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如果黨不領導憲法，黨就得下臺；黨下了臺，憲法也就完蛋了。這就是毛澤東的立憲邏輯，雖然中共裝模作樣的搞了幾部憲法，卻全是供外界觀賞的樣品，從來不當回事，更談不到行憲以治理國家了。第壹屆全國人大拋棄了政協《共同綱領》所規定的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政權形式，在新組成的政府中，國家正副主席和國務院正副總理全部由中共黨員擔任，僅在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象征性位置上安排了幾位著名黨外人士。此後，被指定擔任政府部長和全國及地方人大代表的民主黨派人士也越來越少。這樣，雖然表面上仍實行多黨合作制，曾協助中共上臺的幾個黨派被允許繼續存在，但其繼續存在下去的前提是無條件擁護中共的領導，不能作為反對黨存在。而且這些黨派的領導人選舉，發展黨員數量，開會內容必須經中共統戰部批準，壹些重要職務由秘密身份的中共黨員擔任。民主黨派成了寄人籬下的累贅——難怪毛澤東在中共內部講話時掩飾不住對民主人士的輕蔑：“房子（指政協等）造好了，不能空蕩蕩吧？總要擺幾個花瓶掛幾幅畫。”他又說，“歷史包下來壹批王八蛋，……每年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政協會議，總是要對付他們壹場”。他還露骨地說，“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幹凈，辦法壹是出錢贖買，二是出位子安排。共產黨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壹非舉手不可，不舉手就沒有飯吃”。這樣，民主黨派註定成了擺著好看的“花瓶”和沒有實際用處的“眉毛”，多黨合作制有名無實。[19]



　　毛澤東發明了舉手與飯碗聯系在壹起的治國之策，不想餓死的“王八蛋”紛紛舉手投降。既然歷史經驗是中共創造的，中國天然合法的領導者就是共產黨和毛主席。“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壹來，整個憲法的邏輯是公民個人和黨的利益是永遠壹致的，永遠同心同德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壹部建構主義的憲法，是壹部充滿了共產主義理想和澎湃革命激情的憲法，其後的每壹部憲法都是充滿各個革命時期主導精神的政治宣言，之中條款不過是用來為激情無限的序言內容服務的。其實，國家不過是壹種手段性的存在，國家是功利性的社會現象，政治權威來自它所統治的人民，它是人民創造出來以使他們從和平和有序的公民社會中獲益。憲法的功能在於保護公民權利，抵禦國家的無限權力，公民同政府之間是委托與受托的契約關系。將國家神聖化，將領導人神格化，這種思想原則指導下的憲法與皇權時代靠聖人聖言治國沒有本質區別。正如法國人權宣言所稱，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中共憲法只保障共產黨和最高領袖的權力，對於中國人來說，有憲法與無憲法毫無區別，甚至共產黨員的個人權利也得不到憲法保護。國家主席劉少奇曾參與制定憲法，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大難來臨時，手舉《中華人民共國憲法》，力圖反抗紅衛兵的非法暴力：“我是中華民人共和國主席，妳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妳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壹個公民，為什麽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壹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義正辭嚴的國家主席還是被無情地打翻在地，其豪言壯語成為著名的歷史笑談。民主集中制的憲法是為黨及其最高領袖利益服務的，毛主席不需要憲法了，紅衛兵自然更不需要憲法。劉少奇參與制定這種無聊憲法時，壹定沒有料到人禍降到自己頭上需要憲法保護時，廢紙般的憲法與他的廢話壹樣無用和無聊。孟德斯鳩說：“專制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壹個人按照壹已的意誌與反復無常的性情領導壹切。”[20] 毛澤東時代確實不需要什麽法律，他治國極為隨意，不受任何法律約束，天不怕地不怕，李誌綏寫道：



　　毛對自己的形容至為貼切。壹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毛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引用了壹句歇後語：“我是和尚打傘”，以說明他自己是“無發(法)無天”。那天的翻譯對此壹歇後語不熟悉，因此將這句歇後語翻譯成“壹個孤寂的和尚，打著破傘，在雨中踽踽行走。”因此，斯諾和許多繼他之後的無數學者以為毛有壹種悲劇性的孤寂情結。這真是個天大的誤解。毛其實是在大言不慚的告訴斯諾，他就是神祇，他就是法律——“無發(法)無天”。[21]



　　毛澤東自比和尚，通常不感覺孤寂和悲劇性，億萬中國人多半是其狂熱追隨者。但毛身邊的王公大臣們無不戰戰戰兢兢，是攝於權力，並不與他壹心。也正如王明所說：“毛澤東成為‘孤僧’，絕不是偶然的。這首先是他的思想錯誤及其錯誤的政治路線演變和發展的必然結果。”“毛澤東成為‘孤僧’這壹事實，也是他施展陰謀手段和殘酷迫害同誌，使與他最親密和對他最忠誠的人成為犧牲品這種做法的必然結果。毛澤東對共產黨員和自己同誌——革命者所施行的慘無人道的迫害的事實是人所共知的。”[22] 王明的“孤僧”之說也是受了斯諾的影響，但其評論卻切中要害，毛晚年時常感覺到孤寂了。毛壹生無法無天，卻也有特例，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毛澤東拿出兩本小冊子說：“我這裏有兩本書，壹本是憲法，規定我有公民權；壹本是黨章，規定我有黨員權利。現在，有個人不讓我來開黨的會議違反黨章；有個人不讓我講話，違反憲法！”毛澤東擺出壹付尊重黨規憲法的姿態，是為了表達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不滿。毛壹生不讓人講話的事例太多，違章違憲之處甚多，翻雲覆雨，卻從不檢查自己無法無天的違憲行為。1966年11月，上海各工人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王洪文任總司令，王組織幾千工人造反隊員攔火車進京告上海市委的狀，造成滬寧線中斷。毛澤東得知後，也拿出憲法念了有關結社自由的條文，說上海的“工總司”符合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在毛眼裏，什麽規章制度都是可以用來整人的工具，而別人以黨章憲法來保護自身權利是行不通的，是現行反革命罪行。這壹點，人人都明白，趙紫陽廢為庶人，卻軟禁在家，直至逝世，不準象平民壹樣自由出行。他唯有忍受或上書，深知那些玩意兒是騙人的東西，人倒黴時，黨章憲法比廁紙都不如。



　　全國人大名義上為國家最高權力和立法機關，類似於代議制政府的議會，性質上卻根本不同，人大是黨權包裝為人民主權的表演機構。另壹方面，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是行使國家最高權力的常設機構，可它的大部分成員為兼職，都不在人大領工資，來自不同行業，這本身就意味著人大不是委員的工作場所，也就不可能盡其職責，這是中共從制度上限制人大權力的辦法。每年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全國各級黨政官員的代表大會，是名符其實的“官代會”，與民意無關。《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現任官吏不得於其任所所在地之選舉區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第28條）”，“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第75條）”。全國政協有點象兩院制的下院，其實是各方面代表和模範人物壹個清談性質的機構，政協委員是壹種榮譽性稱號，壹年開壹次會，其存在價值是為了表明社會各界對黨的堅定擁護，連名義上的法律表決權也沒有，僅僅是渲染壹下民主氣氛、為民主集中制背書而已。大家興高采烈坐在壹起，暢敘對大好形勢的喜悅之情，壹致擁護黨中央的英明決策，舉杯慶祝，任務就完成了。毛澤東說過：“只要不是惡意，講閑話也可以，這樣可以使我們知道社會上存在著這樣的意見。”現在的政協與建國初期的政協已大不同，經過多年的成熟運作，有惡意（民主思想）的人根本就來不了。所以，政協還不如人大，人大是橡皮圖章，政協連塊橡皮也不是。廣州市壹位省政協委員到教育局咨詢有關某中學亂收費問題，遭到粗暴攔阻，還威脅要撥110報警。壹個本應是國家立法機構的議員，竟混到被人當做不法之徒的地步。很多人知道人大代表，卻不知道政協委員是幹什麽的，有什麽職權，如果是人大代表來查詢通常不會發生報警的事。連國家民意機關裏的“民意代表”都無任何民主權利，民眾就更不用說了。所以胡錦濤到日本訪問，在給日本小學生講讀唐詩之際，說出“中國人民選我當國家主席”的話時，絲毫沒有臉紅耳熱之感，這是民主集中集中制帶來的妙處。我是選舉上臺的，有人大投票程度為證，誰說中國不是民主制度？中國人都知道胡錦濤上臺是先主鄧小平指定的，也知道人大選舉是什麽玩意兒，但日本小朋友不知道，經胡爺爺這麽壹說，還以為中國壹樣是民主國家呢。



　　我們可以將中共的“人民共和國”作壹下橫向的類比。英國的大憲章運動發生在1215年，《大憲章》限制了國王的無限權力，規定了其職權範圍，未經貴族、教士、騎士組成的“王國大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幹預稅收、司法，國王不得隨意逮捕或監禁任何自由人或沒收他們財產，否則有權對國王使用武力。毛澤東的“新中國”是壹黨領導壹切和領袖絕對獨裁的體制，國家大政完全由毛壹人決定，無需議會的同意，中共革命根本不能與近800年前的大憲章運動相比。400多年前的尼德蘭革命（1566年）組成“尼德蘭聯合省共和國”，在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裏，城市議會的代表們自己統治國家，沒有國王，沒有主教，也沒有貴族，是壹場真正的共和革命。法國大革命發生在200多年前（1789年），頒布了《人權宣言》，建立了君主立憲政府，對人類現代政治進程影響極大。美國獨立戰爭中，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1776年），創建聯邦制的民主共和國。1787年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沿用至今，成為世界許多民主國家憲政的藍本。我們分析影響人類進程的大革命，不止看它打什麽旗號，還要看其建立了什麽樣的政治體制。中共顛覆了實行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共和法統，建立了封建社會主義專制（秦始皇＋馬克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對中國人通往共和之路的復辟和倒退，沒有絲毫的進步意義。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及胡錦濤之流皆為不戴皇冠的封建帝王。毛發動文革，鄧搞六四屠城，江鎮壓法輪功，胡掠奪國民財富，都是個人意誌淩駕於國家之上的專制表演，看不到壹點民主共和的影子。



　　中國古代是皇權專制，但也有壹定的權力制衡。自古有言官制度，有專向皇帝進言的諫官，禦史的責任就是指出皇帝的錯誤，皇帝不聽也得聽，不敢擅殺言官，因為言官代表著正義和良心。也有直筆春秋的史官，記錄皇帝的壹言壹行，君無戲言，皇帝是不敢亂說話的。中國之所以幾千年專制而能延續國脈，這種抵抗皇權體制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唐太宗虛心納諫的故事就說明了在中央集權制度下，皇帝仍會受到監督，否則便要擔昏暴之君的惡名，為歷史所唾棄。中共政權既無言官，也無史官，監察幹部對黨的領袖無督察之職。毛澤東作惡時，身邊都是拍馬屁的，無壹位大臣直言上諫，偶爾敢提意見者和講真話的人都當反黨分子整掉了。國史由專職寫黨史的人兼任，黨國不分，國史置於黨史之內，都是顛倒黑白和歌功頌德的東西。人們壹提起帝王時代，便說如何專制，其實帝王也是要講壹些民主的，不是全靠暴力管理國家，“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國家的向心力不是暴力能維持的。古時沒有憲法，但有聖人聖言，聖賢言論是帝王官員和黎民百姓的道德規範和國家的法律淵源。納諫是為了建立德政，言官擡出聖人來，帝王只能聽從，與聖賢為敵，便是與天下為敵。毛澤東則是人類歷史上最專制的帝王，自己永遠正確，無論造成多大的災難，他都是偉大英明的。其人性也邪惡至極，完全沒有人類情操和憐憫之心，以整人和殺戮為樂事，以個人無止境的享樂為人生追求。大躍進因他的共產暴行餓死數千萬人，他卻無任何內疚，毫無痛悔之感，照樣大建豪華別墅。沒過幾年又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挑起全民內鬥，上億人受到牽連整肅。像毛澤東這樣的暴君，只能產生於中國共產黨內，這即是對民主集中制的最好註解。



　　五、自由指數



　　自由是人權的體現，自由程度是衡量社會制度的基本指標，它反映出基本人權狀況。基本人權是指言論出版、結社信仰、思想宗教、擇業遷徒、教育婚姻、通信出境等自由，還有參與社會的公民權利，如生命權、財產權、自決權、選舉權、監督權、文化教育權，法律平等權、無罪辯護權、罷工示威權，不受酷刑侮辱權、不受奴役苦役權、不受非法逮捕拘禁權之類。中共領導人過去總是回避人權問題，說人權是內政，外國不得幹預。後來把人權觀念社會主義化，抽空人權是人類與生俱來權利的普遍定義，解釋為單純的生存權，就不怕談人權了。加入國際人權公約，加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與外國進行人權對話，也將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儼然以人權衛士的形象出現在國際舞臺。國際上也給予回豐厚回報，2003年，中國獲得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頒發的人權獎。但憲法又規定：公民行使自由和權利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國家和集體高居個人之上，那麽個人就必須服從於國家和集體的利益。這種至高無上的利益又沒有邊界，可以隨意解釋，保障人權必然成為壹句自相矛盾的空話。生存權與政治權或公民權不是壹個非此既彼的關系，若為了起碼的生存以犧牲後者為代價，把人權的標準和尊嚴降到僅僅保證生存的水平是對人權的褻瀆。中共的憲法特征體現在它的序言裏，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被當作國家權力結構的來源。憲法有三個特征：第壹，它是實用主義的，為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確定了壹套特定目標，體現各個時期黨的領袖的意誌。因此，它更象壹個共產黨控股的“中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二，中國的憲法裏沒有關於公眾如何批準憲法的條款，只在人大象征性地履行批準程序，沒有給出公民如何參與並同意這些國家政綱的指示，這就產生了憲法的合法性問題。第三，所有公民權利都是由黨和國家給的，黨和國家對權力的壟斷來自共產主義的“上帝”——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而不需要國民的意誌，憲法成為追求無限政府的壹個綱領。憲法中的人權不是天賦人權，是國家恩賜的，不能作為公民抵禦國家的防禦手段。政府隨意將許多人權活動人士和敢於講真話的良心記者以“危害國家安全”或“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投入監獄，就足以看出這種黨權憲法不具備保障公民權利的功能。



　　中共常在國際上大言不慚說，中國現在是歷史上人權最好的時期。果真如此倒也罷了，如果我們考察壹下歷史，將中國各朝代的自由度加以比較，就可看出人權在歷史上的變化。為了有個尺度，不妨把自由程度從壞到好以0至100的指數對歷史加以衡量。人權是現代名詞，這裏用自由度指數來衡量古代社會的人權狀況，無非是想說明壹下現今與古代之比較，看看“中國現在的人權是歷史以來最好的”之官方定論是否準確。從神話傳說時代進入信史時代，也就是有了成文的法律，人權才有討論的意義，猴子變人或打磨石器的過程中，簡單的語言而無文字交流，沒有政權化的部落或國家，也沒有法律制度，是無所謂人權的，盡管那時也有自由。那麽至少到了周朝，有了明確的歷史記載，才容易考察人權的狀況，夏商朝代的法律沒有直接留下來，只能見到後人在《尚書》和《史記》中的論述。周天子治下的臣民自由度不多，是真正的封建時代，分封建國，諸侯林立，婚姻財產都不自由和平等，井田制將人們禁錮在土地上，刑法極其殘酷。東周列國時期有了成文法，開始進入法制時代，周天子權威弱化，諸侯林立，稱王稱霸，各自為政。思想文化達到空前繁榮的程度，言論出版相當自由，國家沒有審查限制出版的管理機構和書籍核準制度（書號），更沒有宣傳部來管制全民言論。有思想自由才會誕生偉大的思想家，歷史上最值得稱道的諸子百家時代即生於此。人才輩出的時代證明社會有思想自由馳騁的空間，以及英雄豪傑們實現其理想的寬松社會環境。言論出版、信仰通訊、遷徒出境等基本人權方面也有相當程度的自由。秦以前的中國社會還未形成中央集權制度，國家分割成許多諸侯領地（諸侯國），實行地方自治，貴族們在自己的領地維持秩序和執行法律，而且可以招募軍隊，鑄造貨幣，課征稅賦。天子只不過是國家名義上的君主，受到較多的尊重罷了，與歐洲的封建君主差不多。農業社會沒有工業和對外貿易，沒有投資渠道，大地主過多的收入成為爭相炫耀的資本，或用來增殖個人政治勢力，謀求政治前途。閑錢多了，養士之風盛行，戰國四大公子的孟嘗君、春申君、信陵君、平原君，都是富可敵國的大地主，名望超過君主。各養食客數千人，聚攏了大批人才，之中不乏有遠見的政治家或雞鳴狗盜之徒。春秋戰國是雄傑輩出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引以自豪的時期，沒有寬松的政治環境是不可想像的。此正得益於諸侯分封制，地方自治權在諸侯手中，全國行政不統壹，也就不可能統壹國民的思想，各諸侯之間競爭需要籠絡諸多的人才，否則便難於險中求生，知識分子的活動空間就更擴大了。思想自由是隨著人身自由而來，秦始皇行中央集權，先從統壹思想入手，禁止非正統言論，思想自由的空間就消失了，與諸侯分封相比，中央集權是壹種體制上的退步。取消了地方自治，意味著對自由的限制，對思想的限制，中國其後再無偉大的政治學家和哲學家，進入思想的冰凍期。後來的皇帝雖然不再焚書坑儒，但獨尊儒術與燒書壹樣，都是鉗制思想的工具，知識分子唯壹的出路在於通過國家科舉制度，成功後由中央派往各級政府做官，幾乎不太可能在學術領域自由的研究並取得成果。所以中央集權制度統壹了思想文化，但窒息了社會，知識分子失去了獨立的人格。從政成為知識分子的終生目標，科學技術被視為奇技淫巧，也阻礙了科技進步。可以說，春秋戰國時期的自由度應該有50，占據中國思想自由的歷史巔峰。當然那時並非公民社會，談不上公民政治權利，但在法律平等權利上，商鞅新法規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不分職務和身份高低，“罪死不赦”，獎勵耕戰，平民有軍功也可得到爵祿田宅，好處並不全歸“太子黨”瓜分，比“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特權制度，平民有了初步的政治權利。但商鞅采取嚴刑峻法，不懂懷柔恤民，使國家迅速走向恐怖專制，國家成為壹部戰爭機器。所以，封建時代人們相當自由，到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權，中國人反而不自由了。毛澤東最為推崇的秦朝，從地方諸侯自治改為中央集權，中國開始脫離分封國土的世襲封建制，進入中央集權的郡縣制。中央集權就是百官不對人民負責，只層層向上級負責，最後皆向最高最大的官僚——帝王壹人負責。為了與集權體制配套，統壹思想信仰，限制學術自由，焚書坑儒，刑罰酷烈，連坐告密，以致遍地刑徒，這個短命王朝的自由度僅有10。自由度極低，民眾還是有壹定的活動空間，職業自由，法家思想也不能壟斷壹切，沒有用什麽戰無不勝的秦始皇思想統壹言論，人人強迫學習秦始皇著作，沒有無孔不入的黨組織，沒有深入民間的特務系統，城市居民經濟自由，無票證供應制度，無出行限制，農民耕種也沒有指令性計劃。中國社會總是靠兩種方法統治，孔子靠仁義道德教化民眾，戰爭時期不管用，商鞅憑嚴刑峻法控制社會，和平年代又窒息民間，這兩種方式都不是最好的。到了漢代，開始走中間道路，皇家尊崇黃老之道，提倡“無為而治”，緩和社會矛盾。西漢初期，無為而治思想主導統治階層，與民休養生息，三十稅壹，減輕刑罰，比秦時寬松了許多。這個時代政治家與軍事家不少，思想家不多，僅有董仲舒、淮南子等，因為思想還是控制較嚴。漢高祖的“漢家威儀”，以繁瑣的禮儀規範君臣關系，改變了東周列國時代君臣促膝而談的傳統。尊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國策，窒息了思想自由，醬缸文化自此開始。東漢以後，醬缸加深，壹代不如壹代。但兩漢的自由度還是比秦始皇時代略高些，有壹定的言論出版自由，約有20。



　　大壹統的中央集權制度制約了思想自由，盡管也有明君出世，但自由度已大不如前。隋文帝開創的隋朝，雖然時間很短，但改革力度很大，中央設三省六部制，簡編地方行政機構，廢除酷刑，實行均田制，設置義倉，建立科舉選士制度以削弱門閥世族特權。李世民的“貞觀之治”，提倡“寬仁治天下”，立法寬簡，省刑薄賦，整頓吏治。唐太宗說：“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啖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這符合孔孟之道的仁政思想，李世民為壹代明君。唐朝亦是宗教信仰的黃金時代，超過任何壹個朝代，佛教於唐代達到鼎盛期，還容納了大部分的世界級宗教，有波斯來的瑣羅亞斯德教（祆教）和摩尼教（明教），南亞來的印度教（婆羅門教），中東來的基督教（景教），阿拉伯來的伊斯蘭教（回教）。本土的道教與這些外來宗教競相鬥艷，如果法輪功提前在盛唐流行，就不必流亡海外了。唐後期武宗會昌滅佛，嚴加限制宗教，才結束了宗教的黃金時代，畢竟皇權時代是專制社會，宗教自由並無法律保障。社會寬容，人們的自由空間就大，這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可想象的，早就當作反革命槍斃了。毛澤東雖酷愛詩詞文學，卻極端仇視知識分子，文革中學校停課，教授老師都趕到鄉下勞動，改造世界觀，知識分子列為黑九類之末。唐朝在詩文方面成就非凡，達到至今無人企及的高度，卻沒有與之相稱的學術大師，也沒有跨越時代的偉大思想家，遠不如春秋戰國時期，自由度為30比較適合。



　　宋、元、明三代差不多，種族歧視的元朝最差，視漢人為下等民族，但宗教的寬容度很高，佛教、道教、伊斯蘭教都自由傳播，西藏僧人的待遇最高。由於蒙古貴族中多信奉聶思托裏安教（景教），基督教得以廣泛傳播。自由度應該在10-15之間。清代也不行，文字獄泛濫成災，晚清時期，自由度有了較大改善，康有為的“公車上書”也被皇家和社會認同。在外患不止，上下變法圖強的強烈要求下，對民間自由有較大程度的放松，新思想快速傳播，西學成為顯學，新聞出版業空前繁榮。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正式頒布實施《大清報律》，共四十五條，第壹條規定：“凡開設報館、發行報紙者，應開具左列各款，於發行前二十日呈由該管地方官衙門申報本省督撫咨明民政部存案；壹、名稱；二、體例；三、發行人、編輯人及印刷人之姓名、履歷及住址；四、發行所及印刷所之住址。”實行呈告備案制，不是登記許可制，凡提交符合報律規定之呈告事項，辦報人符合年齡及精神正常，且未經處監禁刑罰者，並同時繳納保費，辦報人程序即已完成，二旬之後便可印刷發行。報紙內容管理也比較寬松：“第十條：訴訟事件，經審判衙門禁止旁聽者，報紙不得揭載。”“第十二條：外交、陸、海軍事件，凡經該管衙門傳諭禁止登載者，報紙不得登載。”“第十四條：左列各款，報紙不得揭載：詆毀官廷之語；淆亂政體之語；擾害公安之語；敗壞風俗之語。”滿清準備立憲，宣傳民主理念不在受限之內，但不能詆毀朝廷，有如英國不能詆毀女王，也有評議政治的自由。西方政治文明極大地影響知識界，結社集會和遷徒出國也有相當的自由，宗教信仰上也接納了基督教的傳播，不再有教案發生。這是壹個極大的進步，庚子拳亂及日俄戰爭的俄羅斯慘敗，都為國人敲響了最後的警鐘，再不改良政體，難逃亡國命運。於是立憲運動成為朝野共識，朝廷相繼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頒布了配套的《結社集會律》、《報律》；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設立各級咨議局、咨政局，在辛亥革命的前壹年還組成了內閣。但立憲運動還是在與革命運動的競賽中失敗了。在相當寬松的政治環境下，1908年，劉師培最早向國人引入了共產無政府主義思想，劉是同盟會員，前壹年在東京舉辦“社會主義講習會”，宣傳無政府主義。朝廷迫於民眾壓力，也準備改革專制體制，行君主立憲體，派員出洋考察歐美政治。在地方自治方面也有進展，在縣成立縣議事會，議長，副議長，由縣議事會產生。民眾政治權利雖然不大，自由度還是高了許多，當有40以上。這比中共治下強多了，文革中朱德元帥想出版文選被禁止，後來找了壹家文學出版社出了《朱德詩選》，還被批判為“非法出版”，因那時是只出紅寶書的年代。毛澤東曾在廬山上說過：“專辦講壞話的報紙，壹個星期也會滅亡的。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毛可說深諳此道，決不會允許象《新華日報》那種批評國民政府的報紙出現共產王朝。被推翻的滿清王朝，出版自由度至少比毛時代高出千倍，辦報自由度超出萬倍。可以說，若無清末言論相當程度的開放，顛覆帝制的共和思想就不會在中國廣泛傳播，也就不會有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更不會給共產革命造成機會。清朝末年，清政府開始倡行鄉鎮自治，預計到1913年在全國普遍實行。根據《城鎮鄉自治章程》規定，鎮鄉為地方自治的最基層單位，城鎮設“議事會”、“董事會”等機構，鄉設“議事會”和“鄉董”為自治職，議員由選舉產生。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具體表現形式，有了地方自治，才可能實現民權。那麽，清末的自由度有50。



　　中華民國廢除了君主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國，盡管有復辟和壹黨獨大問題，但地方自治體制壹直未變，寫入了憲法。直到中共建政後，才又恢復了中央集權，消滅了地方自治，僅在名義上保留著民族區域自治形式。中國人第壹次進入了公民社會，有了現代意義上的人權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人民開始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請願、選舉、居住、教育、就業和遷徒等權利。壹時間大批報刊創辦，全國報紙達500種，北京壹地就有大小50多種報紙，就連地處偏僻的四川也有23家報紙。司法和行政權分立，議會有罷免彈核總統的權力。第十九條規定：“參議院對於臨時大總統認為有謀叛行為時，得以總員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可決，彈核之”，總統不是皇帝，幹不好要下臺的。民國與帝國壹字之差，性質已截然不同，孫中山先生說：“民國如公司，國民如股東，官吏如公司之辦事者，故總統、官吏皆國民之公仆也。國民如股東享有權利的，非若專制國家奉壹人為君主，人民為奴隸，而毫無權利可享也。”中華民國革故鼎新，壹舉奠定了共和法統，與君權神授的帝制法統不同，標誌著民權時代的到來。雖然民權還得不到充分保障，很多還是理論上的，但終歸是國家體制的歷史性轉變。後來毛澤東在湖南驅逐軍閥張敬堯的運動中情緒激烈，提倡廢督民治，大聲呼籲湘人自治，著實表現了壹番，也未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而入獄。那時司法比較獨立，五四運動中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毆賣國賊，政府將學生交付司法審判，但法官以“愛國無罪”為由，統統開釋，民國總統亦無可奈何。六四學生遠不如五四學生激進，壹群大學生自己絕食抗議，卻遭遇大屠殺，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性質就十分明白了。然同盟會未能繼續領導國民革命，國民政府淪於獨裁者手中，且新舊交替，兵連禍結，亂象叢生，民窮財盡，人人感受痛苦，不免生出思舊之心，以為滿清時代尚優於民國也。袁世凱頗嫌大總統不過癮，又想做壹回皇帝，正好美國壹位大學教授叫做古德諾，到中國來主張君權，說中國人民的思想不發達，文化趕不上歐美，所以不宜用民權。遠來的和尚好念經，壹幫文人也瞎起哄，以楊度為首組織“籌安會”，偽造民意，強迫眾人勸進。袁世凱便利用這些言論，顛覆民國，自封“洪憲皇帝”，實行君主立憲。可是，任何統治者若不以共和的名義執政，開歷史倒車，都是非法且不得人心的，袁記朝廷在壹片討袁聲中迅速垮臺。民國雖呈亂象，但自由度最少也有60上下。



　　中國人空喊民權，又習慣於威權政治，敬畏皇帝卻不喜歡皇帝，只要掛上共和招牌，便能忍受獨裁專制。這與英國人正好相反，英國人同時喜歡民權和擁戴皇帝，其辦法是以法律限制君權，由國會與內閣治國。1649年奧利弗·克倫威爾領導由清教徒組成的“虔誠兵團”打敗了皇帝的軍隊，把查理壹世送上了斷頭臺，建立了共和國。11年之後，英國人又迎回了查理二世繼承王位，取消了共和國。外國人為宗教和自由而戰，中國人總是為爭奪皇位而戰，毛澤東帝王思想嚴重，借共產革命來圓其帝王夢，但無論怎樣行帝王之實，變共和為封建社會主義，卻始終不敢摘掉人民共和的招牌。袁世凱死後，軍閥上臺，武人不管什麽民權，都為搶地盤和刮地皮，貪汙侵奪，專制程度比前清尤甚。公民的大多數政治權利落不到實處，戰亂使普選無法實行，還發生了張勛、溥儀復辟帝制的鬧劇，國家不但無進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勢。孫中山繼續組織中華革命黨，進而又改組國民黨，推進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直到蔣介石成功領導北伐。國家處於軍政訓政時期，言論和結社受到壹定限制，但報刊傳媒和出版業相當開放，國外各種思潮紛紛而至，學術研究和宗教信仰完全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也可以傳播。李大釗在《每周評論》、《新生活》、《少年中國》、《晨報》、《民國日報》大量發表猛烈抨擊政府和宣揚馬克思階級鬥爭的文章，陳獨秀創辦《新青年》，極力歌頌蘇維埃和列寧主義，都是利用公開出版物來表達個人意願。至於李大釗的死是因為勾結蘇俄顛覆民國，於俄國駐華使館內被捕，是叛亂國家罪行，並非因言獲罪。陳獨秀被判刑亦如此。中華民國是人才輩出的年代，出現了許多迄今無人望其項背的思想和文學大師，孫中山自不必說，如胡適之、蔡元培、陳獨秀、殷海光、魯迅、徐誌摩、林語堂等。許多後來投奔共產黨的作家，如老舍、巴金、曹禺等名人，也是靠著民國時代的本錢吃飯，跟著共產黨玩什麽主旋律時，頓失風采。中華民國的自由度超過春秋戰國時期，對知識分子而言，是陽光燦爛的日子，地位崇高，生活優越，寬松自由的思想環境基本上可以說是空前絕後。要不便解釋不通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且廣泛傳播，五四運動遂引起新文化運動，白話文正式成為國人和官方的書面語言。共產國際找到陳獨秀李大釗，出錢建立中國共產黨，就是借助有名望的知識分子來推銷共產主義革命。讓陳李挑頭，建立職業革命家隊伍，由第三國際給這些“白領”們發“工資”。毛澤東當年提倡湖南自治，應自成壹國，希望中國“最好分為二十七個國”，比李登輝的“大卸七塊論”還激進，但官方也只視之為政治見解，並不以什麽“反分裂法”來追究“二十七個中國論”的分裂野心。有學者說孫中山仿效蘇俄建立黨國黨軍體制，“以黨治國”成為貽害中華半個多世紀的壹黨專制之肇端。這話有些道理，孫中山是個理想主義者，也是位偉大的革命領袖和實踐家，他首先考慮的是如何獲得國民革命的成功，結束軍閥專制的假共和。但沒有想到聯俄帶來的惡劣後果，若從歷史角度分析，孫中山別無二法，沒有壹個強有力的政黨和軍隊，沒有外國勢力的資助，根本無力改變軍閥統治中國的狀況。但孫中山仍以實現三民主義為宗旨，黨國體制為權宜之策，是過渡階段，用孫文自己的話說：“俄國完全以黨治國，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壹步；我們現在並無國可治，只可說以黨建國，待國建好，再去治它。”孫中山在《建國大綱》中，將三民主義建設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期，其民權理論和憲政指向不變，到了憲政階段，國民黨的建國使命便告壹段落了。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並不是為了國民黨建立永久執政地位，而是建立全民國家，不贊同階級專政。也就是說，借蘇俄的黨治是手段，行歐美的民治才是終極目標。而且國民黨的黨治只在中央層面，省縣地方基本是自治體制，國民黨並不幹預地方事務，不改變社會的多元化格局，鼓勵私人資本。其民權理論與行憲傳統並無根本改變，即使是國民黨敗退到臺灣的戒嚴時期，地方選舉和縣市自治也未中斷。不似共產主義是以共產黨執政為革命目標，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以壹黨嚴密控制社會為治國手段，全面剝奪私有財產，消滅民間社會。如果在軍閥混戰及共黨叛亂之際，國民黨不掌控軍隊和政權，三民主義就是空談。抗戰時期，中共於窮途路之際，暫時停止了推翻國民政府的內戰，以在野黨身份合法活動，有自己獨立治理的特區，八路軍享受國民政府每月幾十萬元的津貼，周恩來能自由進出國統區，在重慶辦《新華日報》，最為起勁地宣傳西方式民主，批評國民黨專制，這都是由於國民黨在實行民主。劉少奇屢次成功策劃學生運動反對國民政府，毛澤東平安到達重慶談判和平建國，陳獨秀在法庭上也能享受到充分的辯護權。直到中共重新打內戰，才又將共產黨列為非法叛亂組織，予以剿滅。民主黨派全部公開活動，可以激烈抨擊國民政府，魯迅、郭沫若、朱自清等壹大群左派作家也能自由出版文集，壹邊大罵政府，壹邊大賺銀子。七君子入獄，各界援救，共產黨也奮力呼籲，國民政府只得放人。七君子之壹的王造時當了共產黨的右派後，硬給關死牢裏，包括周恩來和宋慶齡等曾援救過七君子的名流之輩，無壹人站出來說話。政治雖有反復，時有迫害發生，但總的趨勢是走向憲政，不是走回頭路。毛澤東罵蔣介石獨裁，但蔣介石曾數度下野，對攻擊他的人並無人身迫害。不似毛澤東罪惡昭彰，殺人無算，從無自責之心，更談不上自責下野。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等人為毛犬馬壹生，後來馬屁拍得稍慢些，皆死於非命。國民黨是壹黨獨裁，但獨裁有期限，有憲政目標，不似共產黨的獨裁永無止境。因為共產黨本身就是獨裁組織，行階級專政，有沒有國民黨都是如此。軍政訓政是革命的手段，憲政是革命的目的。1928年底，東北易幟，歸順南京政府，中國重新走向政治統壹，從軍政轉向訓政階段。但這種統壹是表面上的，南京政府的實際權力只限於沿海和長江數省。軍閥各自為政，國家軍令政令不能貫徹，隨即爆發蔣桂戰爭、中原大戰，中國重新陷於戰火。抗戰勝利之後，國民政府結束訓政，積極向憲政過渡，各省區議會和地方選舉已在準備之中，召開國民大會，1946年制定五權憲法，進入了憲政階段。可惜，中共暴亂奪取政權，國民政府被迫退避臺灣，為了防止共產黨軍事威脅，保證臺灣穩定，又實行戒嚴戡亂政策，直到蔣經國執政後期。畢竟國民黨秉承三民主義的共和法統，本質上是壹個推行民主的政黨，民眾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等四大政治權力，國民政府依五權憲法（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組織政府，獲得治理國家的權力。憲法體現政治民主化、地方自治化、軍隊國家化（抗戰勝利時即已取消了軍隊中的國民黨部）、各黨派平等的原則。吸收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民主黨派參與制憲，五權憲法在民主程度上並不亞於美國憲法，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偉大的進步。臺灣如今完全實現了普選總統，這部憲法沿用至今，為中華憲政民主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中華民國憲法的頒行，使中國的自由度指數至少在80以上。



　　毛澤東的“新中國”是人類歷史上絕對專制的政治體制，是令歷史大倒退的共產奴役制度。因為任何類型的王權專制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共產制度是暴力剝奪全民財產，其奴役下的臣民壹無所有，既無政治權利，也無財產權利，是身體到思想的徹底奴役。歐洲的奴隸制或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都有相當多的自由民，享有壹定的政治權利和社會寬容度，古希臘與中國的春秋時代都是人類思想自由的黃金時代。毛澤東統治下，中國人整體失去了自由，城鄉分治也僅僅是受奴役程度略有差別而已，整個社會缺乏寬容，處於嚴密控制之下。中共不允許黨外有黨，不準黨內有派。中共在蘇區的大清洗偽以“打AB團”的名義，而主要原因是消滅黨內的不同宗派或派系，比如陳獨秀的托派。60年代初，黨內曾有壹個稱作“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的秘密組織，其宗旨是反對斯大林式獨裁統治，實行真正的社會主義，全國各階層有幾百名黨員，結果都被槍斃了。法輪功遭鎮壓，不是因其練什麽氣功，而是法輪功已形成遍及全國的龐大組織。中國民主黨依據憲法的結社自由原則申請登記，希望獲得合法身份，中共毫不猶豫將其成員關入監獄，如果是毛時代，肯定全部殺光。毛壹人主宰全國，變全民族共和為階級專政，毛的“新中國”不但是絕對的壹黨專制，還是絕對的君主專制，絕對的神權政治。剛奪取政權，掛上聯合政府的招牌，毛便迫不及待地利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前往蘇聯秘密簽訂中蘇條約和經濟協定。兩國訂約，這頭壹等的國家大事，按照共和制，要由議會（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有人民或民意代表參與，最後表決通過。毛澤東則是壹個人說了算，在蘇聯期間隨心所欲，壹面瞞騙全國政協，壹面避開政府部門，僅讓參與談判的周恩來等極少數人知道，匆忙簽訂喪權辱國的中蘇條約，具體內容列為黨的高層機密，這簡直是叛國罪行，理應受到彈核和宣布條約無效。中華民國的領土變更，需經國民大會或立法院表決，公告全國，再行全民公投方可生效，任何壹個總統或黨魁都不敢私自出讓國土，其叛國協議也歸於無效。過去的皇帝還要每日召集文武百官商議國家大事，皇帝只有最後的決定權，斷不敢壹個人賣國求榮，瞞騙群臣，冒天下之大不韙，置祖宗江山於不顧。毛在建國之初就無視人民主權，其後的領導人也沿用這壹辦法，例如與鄰國簽訂變更國家領土的邊界協議時，也是將條約內容列為國家機密，不允許國民知曉。毛澤東的“新中國”，自由度指數絕對為負值，已無統計的意義。



　　六、國共之別



　　1947年11月21日，全國舉行國民大會代表選舉，選舉人不分階級黨派，參加選舉者約2.5億人，共選出代表3045人。1947年12月26日，各省市議會開始選舉監察委員。1948年1月21日，舉行立法委員選舉，也是由民眾直選舉。行憲國民大會於3月29日召開。根據憲法，總統、副總統選舉不由黨派提名，而由代表自由組合100人連署提名候選人。4月19日國民大會以無記名投票選舉總統，蔣介石得2430票（當日出席會議代表2734名），居正得269票，蔣以超過代表總數半數當選。5月20日，蔣介石於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行憲第壹任總統。這是民國以來最民主的壹次選舉，雖然不是全民壹人壹票直選總統，但這是遵照憲法程序進行的選舉，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共和國體。於抗戰後的百廢待興時期，面對中共大規模武裝叛亂，面對山河破碎內亂未平的危困局面，能達到這種程度的憲政民主實在是國民黨之大手筆。蔣主席在3月29日的第壹屆國民大會開幕大會上說：“……民國成立三十七年以來，內憂外患，紛起叠乘，其初有帝制余孽北洋軍閥的竊國，隨後有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到了抗戰勝利，又遭蓄意顛覆我國實行暴民專政的共匪叛亂，這些反動勢力，無不是出其全力來阻礙我們民主憲政的實施，我們的壹部革命建國史，可說是充滿了困苦艱難的犧牲奮鬥史。我們去年頒行的中華民國憲法，可以說是血淚凝成的結晶，我們在過去已經沖破了層層阻力，克服了種種的困難，來產生這壹部憲法，我們在今後更必須珍視憲法的價值，芟除民主的障礙，保護憲政的成功。”[23] 國民黨北伐成功，國家統壹於南京政府，中國從軍政時期進入訓政階段，抗戰結束國家始進入和平建國時期，國民大會制憲會議的成功，中華民國憲法出臺，制定“訓政結束程序法”，召開國民大會，依憲法選舉產生中華民國總統及立法院、監察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的改組，標誌著中國人民進入憲政時代。除共產黨及其軍隊外，基本完成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兩大任務，自由民主的新中國開始確立，國父孫中山的偉大理想終於實現了。但憲政進程被不願意和平建國的共產黨破壞了，共黨以壹己之私不願意軍隊國家化，撕毀和平建國承諾，悍然發動全面內戰，從合法的組織變為叛亂武裝，國民政府又被迫實進入動員戡亂時期。中共雖幹擾了憲政實施，但中華民國憲法從未廢除過，國民黨追求民主共和的宗旨仍然不變。



　　國民黨在中國推行憲政民主，共產黨視之為反動派，因為國民黨民主了，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專制的理由便不存在了，所以中共不但不參加國民大會，不參與大選，還要不惜壹切代價發動內戰，從軍事上打倒國民黨。當民主黨派及壹些中國人還在傻呼呼地跟共產黨著叫嚷廢止國民黨壹黨專制時，毛澤東已經在做壹黨專政的準備了。“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壹封電報中說，中國革命勝利後，將仿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模式，實行壹黨制；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回電說，蘇共不同意這種做法，認為中共應該吸收其他黨派參加。”[24] 蘇聯出於維護雅爾塔協議的既得利益，不願讓美國插手中國，希望中共象法國、意大利、希臘共產黨壹樣，參與聯合政府，走議會道路。這與毛澤東的目標不符，毛是想奪天下，自立為王，不稀罕到民國政府政府當個部長之類。其實，不知道中蘇內幕的知識分子，也可以從毛澤東公開的講話中得知共產黨的未來，毛早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就規定了“新中國”的國體是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為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認為“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壹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那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斷言稱：“走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之路嗎？誠然，這是歐美資產階級走過的老路，但無如國際國內的環境，都不容許中國這樣做。”提出：“現在的革命是第壹步，將來要發展到第二步，發展到社會主義。”且毫不猶豫地說：“現在的世界，依靠共產主義做救星；現在的中國，也正是這樣。”共產黨上臺，終究要實行無產階級的壹黨專政，這是它事先早已經聲明了的。毛在稍後的《新民主主義的憲政》講話中說：“憲政是什麽呢？就是民主的政治。”緊接又作了規定：“但是我們現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麽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它不是舊的、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政治；同時，也還不是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否認歐美式的民主，就是反對多黨競爭，而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因為還在抗戰時期，中共處於弱勢，當然要“有飯大家吃”，爭得壹個席位，當然不便宣傳蘇聯式的壹黨專政。“中國的事情是壹定要由中國的大多數人作主，資產階級壹個階級來包辦政治，是斷乎不許可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怎麽樣呢？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將來都要實行社會主義的民主。”毛澤東對於中共領導國家走向社會主義、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是“有飯自家吃”，是從來不曾放棄的既定方針，早已預示了中國人難以逃脫的歷史宿命。所以說，國共之爭的實質是民主共和與共產專制之爭。



　　中共八七會議之後曾有壹個決議，決定“建立蘇維埃工農民主獨裁政權”，是斯大林主義式的黨國體制。後來的“黨和國家”就成為習慣用語，位次不能顛倒。黨政官員的辦公臺上總愛擺上黨旗與國旗相連的兩面旗子，如果留心觀察壹下這兩面旗，中共政權實質便可壹目了然，黨壹定要排在政府之前。黨旗圖案是鐮刀斧頭，代表農民與工人，以示中共來源於工農革命。國旗上的大星星表示中共的領導地位，黨權至上，人民（初意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由黨旗上鐮刀斧頭的耀眼圖案縮小為緊跟共產黨的四顆小星星。好似壹只大猩猩領著壹群小猴子。幾千萬人的共產黨大過億萬人民，完全顛倒了共和制的上下順序，這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所謂“共和國”。袁世凱任總統的“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至少在國旗上還能將中國人民用五種顏色平等地表現出來，也沒有政黨的位次。現在的中華民國國旗圖案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民國九年，廣州軍政府正式規定為國旗，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全國統壹，國民政府立法公布全國通用。青天表示光明純潔、民族和自由，白日代表坦白無私、民權和平等，滿地紅表示不畏犧牲、民生和博愛。十二道光芒代表壹年十二個月、壹天十二個時辰，象征中華民國隨時序更替永存環宇，也鼓勵國人與時俱進，自強不息。過去的青天白日旗還有些革命黨的含義，現在已完全消除了政黨色彩。



　　國民黨也實行過壹黨專制，屢受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誹謗攻擊，但那不是孫中山先生的本意，也不是國民黨的宗旨，是緣於內戰頻繁不得不實行軍政訓政的無奈之舉。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主義，與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壹樣。孫先生博采古今中外的優良政治制度，創造性地提出以四種民權（選舉、罷免、創制、復決）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四權是民權，五權是政府權，四權在上，五權在下，“這九個權，彼此保持平衡，民權問題才算是真解決，政治才算是有軌道。”[25] 孫中山鑒於中國古代帝王集三權（立法、司法、行政）於壹身，但考試和監察權皇帝不能獨攬的狀況，在西方的三權分立原則之上再加上這兩個中國傳統的制衡權，防止流弊，來作為五權憲法的立法宗旨。並說：“除憲法上規定五權分立外，最要的就是縣治，行使直接民權。直接民權才是真正的民權。直接民權凡四種：壹選舉權，壹罷官權，壹創制權，壹復決權。”孫中山在分析中西憲政制度時說：“中國何嘗沒有憲法：壹是君權，壹是考試權，壹是彈核權。而君權則兼有立法、行政、司法之權。考試本是中國壹個很好底制度，亦是很嚴重底壹件事，從前各省舉行考試底時候，將門都關上，認真得很，關節通不來，人情講不來，看看何等鄭重。但是到後來，也就有些不好起來了。說到彈核，有專管彈核底官，如臺諫、禦史之類，雖君主有過，亦可冒死直諫，風骨凜然。”[26] 鑒於民智未開和共和革命屢次失敗，他提出民主的實現要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在前兩階段需要效法俄國，試圖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把國民黨改組為蘇共那樣的“有組織、有系統、有紀律”的政黨。國民黨的“壹大”規定，黨的組織原則為“民主主義的集權制度”，將黨的領導體制由總理制改為委員會制，宣言要“以黨為掌握政權之中樞”，均系借用俄共經驗。但是，按照孫中山的設想，到了憲政階段便要“還政於民”，實行“直接民權”。這種“全民政治”與共產黨主張的“階級政治”和長期專政是截然不同的。國民黨奉行的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有根本區別，三民主義是中國走向民主之路的思想基礎，它提倡公民權利和民族和諧，努力改善民生，實現社會均富。共產主義是將中國關入鐵幕的歧路，力行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剝奪公民財產，剝奪公民自由參與政治的權利，黨的利益高於壹切，從高層特權到權貴資本主義，把中國拉入史無前例的專制和腐敗之中。毛澤東在未奪取政權之前，為獲得民眾支持，也曾將其新民主主義向三民主義靠攏，但這是出於統戰的過渡性策略，壹旦大權在握，會急速轉向壹黨專政。兩黨的本質大相徑庭，國民黨的專制也可視作環境加個人因素，不是立黨的本意。國民黨也專制，卻不是絕對專制，國民黨內有很多派別，黨內是以寬容心態對待。共產黨立黨本意是為現實無產階級專政，專政就是反民主，其專制就是制度性的，換了誰也壹樣。共產黨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奪取和保衛政權都離不開槍桿子，都不是靠選票，對黨內不同意見的鎮壓甚至用剝奪生命的方式。國民黨的專制多體現為險惡環境下的個人色彩，國民黨領導臺灣成為四小龍之壹，在蔣經國任內開放了黨禁，由李登輝推進了總統直選。由於國民黨的本質較好，其理論基礎是以民主為目標的三民主義，容易改正歷史錯誤，國民黨可以在野黨的身份參加競選，還會上臺執政。共產黨若下了臺，其龐大組織必然土崩瓦解，象恐龍壹樣滅絕，無產階級專政亦永遠消失在歷史塵埃中。臺灣黨禁開放後，有人組織了共產黨，雖然不是大陸共產黨的分支，沒幾天也煙消雲散了。自由競爭才是中共最為恐懼的事，經濟再成功，也不會自動走向憲政，是共產主義之本質也。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實質區別就在這裏。



　　普選也是中共手中的壹張王牌，在國民黨統治下曾大談普選。1946年1月16日，中共代表團向政治協商會議主張“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廢除現行保甲制度，實行由下而上之普選，成立自省以下的各級民選政府”，“省得自訂省憲，各地得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中共代表吳玉章在會議討論時說：“過去對省的地位和制度爭論頗多，中國政治能否搞好，這是壹個重大問題。我們主張省為自治單位，自下而上的普選，依據中山先生遺教省長民選，省自制省憲。”地方有制憲權，這是美國式的聯邦制，壹點也看不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意思。那時中共在黨內和黨外對於民主選舉有不同的解釋，並不是真的推崇美國式民主，而是明知抗戰結束和內戰前夕的中國完全實行美國式的普選是夢話，但非要唱此高調來難倒國民黨政府，作為推翻中華民國民政府的理由。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中共控制下的普選。所謂普選，無非是中共挑選代表，再由這些人代表民眾投票。每壹個代表都在黨的嚴密監控之下，以保證代表與民意隔絕。黨不要求代表與民眾有直接聯系，更不允許民間自由推舉候選人，否則就是破壞選舉和顛覆政權的犯罪行為，誰出頭就抓誰坐牢。這是蘇維埃政權的成功經驗，蘇維埃是議政合壹的體制，代表由基層選舉產生，但每個選區只有壹個候選人，絕大多數代表是黨員，半數以上是黨政軍警高級官員，包括絕大多數的黨中央委員，與選區的選民毫無聯系，這樣黨牢牢控制蘇維埃就有了組織保證。蘇維埃就淪為蘇共決策的表決機器，人民沒有選擇代表的權利，沒有民意表達途徑，缺乏罷免程序。這就是共產黨的普選程序，在中共“解放區”裏，不同共產黨合作的人基本上都以漢奸或反革命罪名殺光了，合作的人才能以“民主人士”參加選舉，這種情況下，實行“普選”便無任何黨外風險了。



　　共產黨罵國民黨統治是“黨天下”，而共產黨的壹黨天下，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孫中山先生曾說過：“本總理向來主張以黨治國。以黨治國的這壹說，是什麽意思呢？是不是所有的黨員都要做官，才算是治國呢？如果黨員的存心都以為要用黨人做官，才算是以黨治國，那種思想便是大錯。……如果說要黨員做官才算是以黨治國，那麽，本黨的黨員現在有三十多萬，廣東的知縣只有九十多個，其余的大官更是很少，用這樣少的官怎麽能夠分配到這樣多的黨員呢！所謂以黨治國，並不是要黨員都做官，然後中國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後才可以治。簡而言之，以黨治國並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諸君要辨別得很清楚。至於本黨黨員若是確為人才，能勝大任的，自當優先任用，以便實行本黨的主義。倘若有壹件事發生，在壹個時機或者壹個地方，於本黨中求不出相當人才，自非借才於黨外不可。”[27] 顯然國民黨的“以黨治國”並非壹黨獨霸天下，乃是鑒於國家亂象叢中的使命感，三民主義的核心是民權主義，民權就是大家都可以自由說話，都享受平等權利，軍政或戒嚴是暫時的，這就是臺灣能走向民主和直選總統的關鍵所在。然國民黨的組織太過松懈，更為共產黨所埋伏滲透，根本無法與共產黨的嚴密體系相比，三民主義不可能實行徹底的“以黨治國”，因為無權控制其他黨派和民間組織，不能形成嚴密的基層組織網絡，權力無法滲透到每壹個村莊、每壹條街道、每壹個工廠及每壹個家庭，也就不會消滅民間社會，防止自由思想滋生。孫中山也想借用列寧的建黨方式，讓黨員效忠於領袖，結果還是不行，便緣於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本質區別，集體主義只好讓位於個人權利。國民黨的基層組織最多只設到縣區，很多縣區組織建設長期空白，有些地區只到省壹級，向下的垂直領導時常脫節。黨員占人口的比例過低，有的省也不過幾十個黨員，掌握在地方軍政要員手中。這僅僅是壹種“委托型統治”，地方勢力為阻擋中央滲透，反而成為基層黨團建設的阻力。黨務工作向基層的滲透力不夠，不能進入民眾的生活，訓政的目標實現不了，也影響了憲政進程。普通人根本不懂三民主義，動亂時反而更傾向於權威主義，這就為共產主義集權留下了寬闊的空間。共產黨在其統治地區，是將每個人都編入單位體制，從青年到老年，從婦女到兒童，都受所屬組織的嚴密控制，嚴格懲處違規者，以階級鬥爭的群眾運動方式解決民眾動員問題。國民黨是全體國民的黨，以民主姿態向全社會開放，國民有依據信仰的選擇權。共產黨是階級的黨，用階級專政建立恐怖統治，民眾被裹脅其中，在槍桿子逼迫下，唯有順昌逆亡的生死抉擇，不存在信仰自主機會，人們只好跟著共產黨走。三民主義理論缺乏實施政策的具體策略，又兼有解釋的多樣性，各地實力派可以自主詮釋三民主義來抵制中央權威。三民主義宣傳到不了底層，組織建設又跟不上，這樣，國民黨就不是共產黨的對手了。



　　七、殘暴統治



　　中共在建國之日向全世界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因為在毛澤東眼裏，中國人於辛亥革命和抗戰勝利之後都不是站著的，只有中共領導中國人民才站了起來。而事實卻證明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站起來了，中國人民從此跪了下去，跪倒在歷史上最為嚴酷的中央集權制度之下。共產黨以民主集中制強化了傳統的集權制度，從社會最底層管起，黨組織滲透社會每個細胞，從人的行為到習慣，從文化到思想，從工作到居所，從農民生產到市民生活，從餐桌乃至夫妻團聚，都在黨的控制之下，都要遵從黨的教誨和政策，黨有權力過問每個人的壹切情況，反抗的後果是嚴重的。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儒家學說治國，以法家學說治政，以無為而治的黃老之道治理社會。行孔孟之道，倡仁政王道。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體現民本思想。暴政雖然不斷，但行仁政的時候居多，特別是王朝初期。毛澤東的“新中國”建政初期卻是殺戮最嚴重的時期，壹反歷代新王朝大赦天下的習慣，揮舞鎮壓反革命的屠刀，壹直殺到壹切視為敵對勢力的階層魂飛魄散，殺得整個社會再無反對的力量。緊接的反右又將第二種忠誠的人士消滅幹凈，至此，中國大陸再無壹絲不同聲音。但還不算完，階級鬥爭又轉移到黨內，其殘酷程度並不比鎮反溫和，某些情況下更為殘酷，因為黨外還有統壹戰線，需要團結利用壹部分社會人士，黨內則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從肉體上消滅。毛澤東批儒尊法，對社會實行全面專政，自比為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壹位以殘暴而榮耀的帝王。朱元璋殘暴體現在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對民間還是有壹定的寬容，毛澤東的暴政體現在壹切方面，其何以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殘酷的暴政，我們約略總結壹下，即可以看出其遠超於古代專制王朝的內在原因：



　　壹、以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為基礎，通過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剝奪土地和私有財產，從肉體上消滅鄉村地主，沒收城市工商業資本，建立公有化的黨有制度；二、以列寧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極端排他性的中共黨務系統，用斯大林式的大清洗消滅黨內外壹切反對力量，用抄家、停發工資、批判鬥爭、勞動改造、勞動教養、酷刑折磨、戴黑五類帽子、株連親屬等等恐怖手段，對社會和文化各領域實行全面專政；三、以覆蓋全國城鄉的黨組織，建立直達中樞的絕對效忠體系；四、以黨領導壹切弱化政府職能，收立法與司法權力於黨權之下，建立以黨政合壹的黨國體制；五、以黨指揮槍的原則，置軍隊於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建立黨軍，成為領袖私人的武裝；六、以等級森嚴的階級劃分方法，虛擬誇張敵對勢力的威脅，建立人人自危的國家恐怖主義管制體系；七、以國家壟斷壹切資源產業和社會財富，以國有制和計劃經濟加強對地方經濟的控制力，以低工資廣就業的辦法及最低水準的社會福利覆蓋社會大多數成員，建立平均分配的社會，表明社會主義優越性，消除誘發革命的因素；八、以城市單位和街道居委會及鄉村人民公社內的三級民間內控體系，取代傳統的鄉裏保甲制度，鎮壓基層反抗力量。用工會、青年團、婦聯和少年先鋒隊等黨領導下的群眾組織，將每壹個人都納入組織系統，使中國成為同構同體的高度組織化社會；九、以戶口、單位、檔案體制，控制到每壹個國民，實行半軍事化管制，用固定的糧油關系和壹切生活必須品配給的票證制度，將每個人釘牢在官方劃定的居住區內，讓民眾處於相互隔絕及無共同抵抗手段的狀態，建立全體國民對共產黨的人身依附關系；十、以各種政策條例來限制剝奪公民的各項政治權利，黨控制壹切大眾傳播媒介，架空憲法，使之徒有虛名；十壹、以紅頭文件規章制度替代刑法和民法，以領導個人的指示來指導公檢法辦案；十二、以毛澤東思想為聖經，神格化毛澤東，摧毀壹切宗教團體，消滅傳統文化，建立唯我獨尊的政教合壹政權和意識形態體系；十三、以統壹戰線方式解決反對黨問題，委以虛銜給予好處，使有影響的黨外人士納入中共體制，消滅自由空間，不允許體制外的任何民間團體存在，社會功能團體也行政事業化；十四、以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和黨指揮槍的理論，建立黨軍和全民皆兵的政權保衛體制，撲滅任何有組織的反抗；十五、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發動壹場接壹場的政治運動，喚起群眾不懈的鬥誌，形成高度緊張的政治氛圍；十六、以各級黨的宣傳部門來控制輿論導向，嚴格禁止民間辦報，介入傳媒業，嚴防不利於中共政權的言論；十七、以選拔素質低劣者的逆向淘汰方式，建立聽命於中共的龐大幹部與積極分子體系，開展階級鬥爭。以農村生產隊和城鎮居委會為主的群眾監督告密網絡，形成群眾專政和特務系統，織成壹張無所不包的密網；十八、以偽造的中共黨史和變造的國民革命史來顯示共產革命的合理性，增強對“新社會”的熱愛及對“舊社會”的仇恨意識；十九、以造反有理的口號發動大規模的群眾政治運動，徹底打碎延續幾千年的思想道德體系和傳統民間社會，用共產主義理論道德實行全民洗腦教育，馴化民眾，培養對共產黨的無條件信從以及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持續狂熱；二十、以警惕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和核戰爭的宣傳，煽動顛狂的民族主義情緒，轉移國內矛盾和國際困境，化守為攻，輸出革命。



　　所以，毛澤東的極權統治給人類造成的災難遠比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更為慘烈。我們就容易理解，歷史上的皇帝再壞，也沒有惡到毛澤東的程度，而毛正是借助了民主集中制的威力，建立了全面專政的極權體制。毛憑借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又強化了毛的統治，最壞的制度使最壞的統治者變得其壞無比。壞人為使這種制度更適合自己的口味，又不斷增添著壞的成份，遂使極權體制朝更壞的方向發展。許多人將毛澤東的罪惡歸結為晚年的錯誤，是由於老年人的固執，或心理層面的陰暗。其實這正是民主集中制的邏輯性發展，毛澤東的壹切統治方式，都有列寧斯大林的影子，只是摻雜了中國帝王的權術謀略，變得更為陰險毒辣而已。蘇聯從列寧到斯大林，民主集中體制越變越壞，就是最有力的例子。列寧在1903年就倡導集中制，受到批評後，列寧又在集中制前面加上“民主”二字，並將集中制推廣到第三國際，成為各國共產黨聽命於莫斯科的原則和紀律：“凡是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應該稱為：某某國家共產黨（第三共產國際支部）。”在集中制原則和鐵的紀律管束下，列寧斯大林及後世領導人成為共產世界的大家長，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的獨裁，希望恢復民主，但蘇共仍然行走在專制的道路上，換了幾任領導人都壹樣。直到戈爾巴喬夫大搞民主化，蘇共就解體了。民主與集中本來就是相互對立的，水火不容，不存在統壹或雙贏的可能。民主與集中是自由與專制的關系，民主集中制壹詞是玩文字遊戲，如果把它換成“民主獨裁制”之表述，就會明白其荒唐可笑了。



　　八、只有壞的



　　有人說，民主集中制是壹項好制度，只是常常沒有被執行好。這與馬克思主義是本好經，只是被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的說法壹樣可笑。鄧小平在八大《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說：“很明顯，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是同共產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相違背的，是必然要犯錯誤的，只有聯系群眾的集體領導，才符合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才便於盡量減少犯錯誤的機會。”話雖好聽，但集中的權力屬於領袖個人，集體領導就不是壹個投票過程。以六四為例，鄧小平握有聽政的最後權力，實際上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群眾要求反腐敗，已通過遊行示威發出了與中央對話的聲音，鄧非但不以聯系群眾來減少犯錯誤的機會，反而由他個人拍板，讓坦克開進天安門。如果鄧發揮“黨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聽納民眾反腐敗的要求，中共就從此走向民主時代，民主集中制就壹定會消亡；為了維護民主集中制，就只能選擇鎮壓，不能聯系群眾，兩者必選其壹，不存在兼顧的可能性。鄧十分明白民主集中制的命脈是集中，是共產黨來集中，最高領袖掌握最後權力，其決策關乎共產黨的存亡。江澤民雖然不具有鄧小平的號召力，在他壹個人堅持的情況下，政治局還是作出了鎮壓法輪功的決定，如果民主集中制是投票過程，江個人意見必然被否決。在重大問題上，黨的領袖必須下最後決心，如果黨內以投票決定政策，勢必形成黨內政治派別，導致黨的分化，允許不同意見者的自由，壹黨制就無法持續了。列寧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對於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來說，可以獲得喘息機會，列寧的決策顯然有助於布爾什維克的生存，但此舉事關割讓國土和巨額賠款，大多數委員不敢贊同，兩次否決列寧的意見。但德國咄咄逼人，發出最後通牒，危急時刻的委員們只能同意列寧的決定，表決通過。列寧感到了權力集中的重要，要是領袖獨裁就不存在制約因素了。到了斯大林時代，政治局完全變成領袖的咨詢機構，民主集中制才算完善了。委員們當然可以發表不同意見，發牢騷也行，但無權否決領袖的決策，哪怕面臨禍國殃民的危險也計可施，堅持異見就意味著反黨罪行，委員們自然要見風使舵了。



　　毛澤東在抗戰前的洛川會議上，不同意紅軍上前線與日軍決戰，只同意在敵後開展山地遊擊戰，委員們多數贊同使用紅軍的運動戰方式，積極抗日。會上爭論激烈，那時毛還受政治局限制，不能直接在會上拍板。於是毛宣布體會，私下聯系相同意見者，最後形成妥協，同意以運動遊擊方式參戰。後來八路軍以團為單位分散敵後，主要任務是擴充軍隊，軍隊化整為零就只能是遊而不擊了。以抗日大局論，毛澤東不思抗戰，是破壞抗日之舉；若站在中共的立場，毛的辦法是對的，讓國軍沖鋒陷陣，共產黨在後方擴大實力，方可積蓄力量，戰後奪取政權。毛有利於黨的意見不能迅速貫徹，就是權力被分散了。所以毛在抗戰期間將黨的工作重心放在完善集權制度上，在延安開展整風肅反，毛的個人獨裁體制才得以形成。毛澤東後來決定出兵朝鮮時就容易多了，這時毛的絕對權威已經樹立，讓委員們討論出兵問題，而不用投票表決方式。如果政治局委員自由表決，毛的意見肯定通不過；如果是政治局會議是咨詢性質，決策權就歸毛壹人，情況就不壹樣了。所以毛澤東說：“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壹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黨的領袖是真理的化身，領袖崇拜是為了黨的團結統壹，領袖的每壹句話都要學習貫徹，否定領袖的意見就是分裂黨的行為。趙紫陽是黨的總書記，不同意退休黨員鄧小平鎮壓學生的意見，就犯了分裂黨的錯誤，因為“兒皇帝”上面還有“太上皇”。所以，好的馬克思主義只能存在於書本上，將之付諸實踐，無壹例外變為壞的馬克思主義，且壹個比壹個壞。共產主義是靠共產革命實現的，目的是建立共產黨專政，必然要暴力奪取私人財產，暴力剝奪敵對階級的政治權利，限制言論自由。完成產權革命後，所謂的敵對階級（敵對勢力）通常就是政治異見者，這種劃分是隨意的，是難以確定的，但仍是來源於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共產專政的手段就是鎮壓。有時候不同意見是來自黨內或體制內，為了保證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消除自由化空間，連內部也要嚴厲鎮壓，不停地消滅異化力量，以避免黨的分裂。追求民主的政黨是沒有敵對階級的，不懼怕任何批評，有了言論自由，有了政黨間的公平競爭，才會有切實有效的制衡監督，才會做好事。所以從列寧到斯大林，從毛澤東到波爾布特，從卡斯特羅到金日成，他們的革命實踐和思想理論都證明了馬克思主義走出書齋後的邏輯性發展：只有越來越壞的馬克思主義，絕沒有什麽好的馬克思主義或好的民主集中制；也只有封建化了的社會主義，沒有什麽“科學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民主”；也只有專政無產階級，而不是什麽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的理論在實踐中只是壹組組動聽的詞句。



　　中共建黨初期便服從於民主集中制，事事服從共產國際指揮，因為共產國際聽命於斯大林，民主集中制也是共產國際的組織原則，斯大林是大家長。正如鄭超麟在談到中共五大時所說：“大家對於大會都視為壹種宗教儀式，仿佛進教堂聽牧師宣講或看神甫做彌撒，並不視為決定革命命運的會議。事實上確是這樣的。真正的決議是在大會以外做的，大會不過是宣布和登錄決議的機關罷了。演說的人不起勁，爭論的人不熱烈。瞿秋白的演說並沒有小冊子裏那種鋒芒，彭述之的答辯使人覺得他與瞿秋白意見相差不多。代表們如果對當時迫切的問題有興趣，在這大會上是得不到解答的。”[28] 當時正是蔣介石與共產黨決裂的關鍵時刻，汪精衛也對共產黨極為不滿，國共矛盾空前尖銳。同時黨內鬥爭也凸顯出來，分化為原本不贊成國共合作和北伐又力圖保持獨立性的陳獨秀、彭述之、王若飛壹派，另壹派是以譚平山、瞿秋白、張國燾為主的反陳獨秀派，背後有國際代表鮑羅庭、羅易支持，正準備“清君側”，是為了貫徹鮑羅庭路線。盡管陳獨秀不贊成黨內宗派活動，內部紛爭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竟然毫無表現，黨內鬥爭全在幕後進行。後來毛澤東的中共大會更是如此，總是由毛預先設好套路，總是“開成壹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從不在大會上展開辯論，探求真理，修定政策，這就是標準的民主集中制流程。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都消除了民主成份，就更不可能在全社會實現民主了。



　　民主集中制根本就不是壹個能夠執行好的制度，因為它的本質就是為集權設計的，是權力無條件的絕對集中，毫無民主可言，不論怎麽執行都是落實在集中而不是民主上。對民眾而言，只要是民主集中制，也就沒有好壞之分，因為好處都落到了共產黨及其領導人手中。希特勒說：“決斷權切不可操在大多數人手中，國家應該是壹個負責的團體”，“參義院和眾義院教沒有決議權，任命議員，是使他們工作，並不是使他們來決議。……因為決議，是當時主席的特權。”[29] 希特勒也反對黨內民主，認為黨的委員會的合議制度不合理，只是空談而毫無成績，他充任黨魁後，用專責制和領袖負責制取代了委員會的議事制度。毛澤東的“新中國”與希特勒的“新帝國（第三帝國）”實在是壹路貨色，都是集中制原則，議會（人大）只能參與意見，不能制約政府或國家元首。希特勒利用“國會縱火案”打擊共產黨，逮捕了德共主席臺爾曼，審判在德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洛夫。毛澤東保留了八個臣服於中共的“民主黨派”，屠殺和取締了壹切反對勢力，拋棄司法程序，被害人連上法庭申辯的機會也沒有。這兩種極權主義也無例外地走向對外軍事擴張，用武力推行他們的極權主義。可惜毛澤東的“新中國”窮困無比，比不上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實力強大，才制約了毛的野心。意大利的法西斯黨上臺後，在墨索裏尼領導下，國家從混亂衰敗中走向復蘇，法西斯文化改革試驗中，其中有壹項引起了全世界的註意，這就是國家社團組織。為了緩和同工人日益增長的矛盾，減少罷工事件的發生，法西斯政府批準了八小時工作制、勞動保險和對童工、女工的限制，並頒布了《勞動憲章》。為了欺騙和籠絡工人，將職業工會改為法西斯工團，並提倡勞資合作，發展生產，效忠國家。由於《勞動憲章》社會立法和法西斯勞動團體的推行，所有從事國家生產的社團都集中了。資本家和工人，勞心的和勞力的，全部納入法西斯工團的領導之下，為法西斯國家積極生產，為它的侵略政策創造物質基礎。法西斯工團要求，在法西斯國家中，每個市民不再是壹個自私的、反社會的、反集團的人，而是遵守政府法律、效忠法西斯國家的模範公民。墨索裏尼十分註意學校的改革，並將這種改革同擴軍備戰緊密地結合起來。他說，意大利的各級學校，尤其是高等學校，絕不能把學生造就成壹種木偶似的所謂“自由藝術”的律師與醫生，而要把他們培養成為勇於獻身的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利益的法西斯戰士。墨索裏尼還不斷在法西斯黨內進行整頓和清洗，對所謂不堅定的分子和對黨中央的指示執行不力或懷有野心的黨員，壹律開除黨籍。經過四年努力，1925年11月，意大利完成了對各項工作的改革，實現了墨索裏尼所提出的“壹切權力都歸法西斯”的計劃，集黨權、政權、軍權於壹身，他夢寐以求的愷撒大帝“朕即國家”美夢終於變成了現實。這個獨裁者十分得意地說：“我希望使意大利偉大，受人尊敬，並且使人畏懼；我要盡我所有的能力，所有的精力，不要停止，不要中斷，創造壹個光輝的未來，使人民過上最美滿的生活。”意大利的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和工人就業情況都有了好轉，又建立起強大的軍事力量。[30] 只要是集權制度，對獨裁者卻有無比優越性，所以鄧小平決不放棄民主集中制，他特別對改革開放時期的民主做出了不容置喙的權威解釋：



　　什麽是中國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國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會主義民主或稱人民民主，而不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民主。人民的民主同對敵人的專政分不開，同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也分不開。我們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民主集中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壹個不可分的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要服從整體利益，暫時利益要服從長遠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我們提倡和實行這些原則，決不是說可以不註意個人利益，不註意局部利益，不註意暫時利益，而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歸根結底，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統壹的，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是統壹的，暫時利益和長遠利益是統壹的。我們必須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來調節各種利益的相互關系。如果相反，違反集體利益而追求個人利益，違反整體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違反長遠利益而追求暫時利益，那末，結果勢必兩頭都受損失。民主和集中的關系，權利和義務的關系，歸根結底，就是以上所說的各種利益的相互關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現。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同誌才說，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壹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壹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壹種政治局面。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局面，這就是我們今天和今後所要努力實現的政治局面。[31]



　　民主集中制是共產黨的統治原則，它提供了共產黨集權的合法性，共產黨之所以立於民主浪潮而不倒，就是靠了這個鐵的原則，與黨內派系鬥爭沒有關聯。當學生高舉“小平您好”的橫幅遊行時，學生是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是為了集體利益；當學生上街要求共產黨反腐敗時，學生就成為追求個人利益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革命動亂了，就必須施以“對敵人的專政”了。學生還是學生，從歌頌到不滿，就從人民變成了敵人。彭德懷上廬山前是黨和國家領導人身份，向毛澤東遞交了萬言書，立即從無產階級革命家變為資產階級反動派，遭受無情鎮壓。鄧與毛的邏輯完全相同，鄧氏版本的民主集中制與毛氏版本或者“四人幫”口中的民主集中制沒有任何區別，甚至在表述上也沒有差別，都是繼承發揚了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和列寧的民主集中制理論。民主集中制就是對個人權利的限制，但不包括君主在內，只君主壹人享有無上的自由，鄧小平敢於將坦克開上天安門，就是他自己首先要對“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民主”實行專政。把追求個人自由的空間消滅了，把這些人專政掉了，剩下的“社會主義民主”又約束在黨的集中原則之下，以利於黨內搞君主專制，人們看到的就只剩下個人獨裁和法西斯主義了。民主集中制為後帝制時代（後集權時代）的新式中央大壹統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基礎和制度安排。我們可以從共產制度的流程圖中看出其演變：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民主集中制—無產階級專政—中央集權—領袖獨裁—帝王式專制—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法西斯政權。民主集中制是為中央集權服務的，最終順理成章地走向紅色君主專制，比之德國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日本的軍國主義、伊朗政教合壹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等專制政權，更為徹底。鄧小平說“四人幫”是封建法西斯主義，對人民實行封建法西斯專政，只是沒敢把法西斯的帽子戴在毛澤東頭上。而他自己也壹樣是法西斯，他對“四人幫”的清算，不過是黨內派系鬥爭，與現代民主理念毫無關聯。列寧說，專政是“壹個殘酷的、嚴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中共可以放棄計劃經濟、公有制、農村集體化等，而決不會放棄民主集中制，是決不放棄壹黨天下之故。雖然領袖集權也能造成巨大的災難，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只是這種災難的承擔者的民眾，於中共體制只有增強作用。令中共擔心的不是集權而是分權，經濟開放後中共對社會的控制力降低，但對黨的控制力仍然強大，“緊緊團結在以×××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的口號，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則賦予中共領袖的獨裁權力。



　　有些人不理解黨內為何不能完善民主制度，就是不懂得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集中而不是民主，因為壹搞民主，黨內不同意見失去大家長的決斷，難於集權，會很快形成派別，導致黨的分裂。逐步從黨內競爭過渡到黨外競爭和多黨競爭，激發全社會的民主訴求，改變壹黨專制的生存基礎。退休黨員鄧小平撤了在任總書記趙紫陽的職，雖然不符合組織程序，但是站在共產黨的角度上看，鄧是正確的。因為趙正在朝民主的方向走去，民主化對中共是壹條死路，鄧撤趙是為了維持黨內專制傳統，也確實避免了中共在民主浪潮中的分裂傾向。有了黨內專制，才會有壹黨專制，如果黨內是民主的，是自由競爭的，就沒有專制全社會的動力因素。如果按趙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中共就面臨著民主化的風險。共產黨必須保證高度的思想統壹和行動統壹，形成壹個以最高領袖為核心的思想中心和權力中心，特別強調全黨全國團結在黨的領袖周圍，來維護壹黨體制的生存環境，就必須集權。鄧小平是事實上的最高領袖，全黨肯定要緊緊團結在鄧的周圍。在自由體制下，政黨分裂是很正常的事，臺灣的國民黨實行了民主，黨內分裂成了幾塊，另組新黨。美國的民主黨同時可以提名兩個總統候選人先參加黨內全國競選，民主黨是極為松散的，沒有固定的黨員，無所謂分裂不分裂。所以民主政黨壹定是松散的，不需要集權，甚至沒有壹個領導核心，更無必要控制黨員的思想和行動，黨的負責人是委托管理者或召集人。如果有了黨內控制，就會擴展到黨外，執政黨必然走向獨裁。民主是壹種政治制度，也是現代生活方式，壹開黨內民主先例，就要開放黨內的言論自由，候選人利用現代傳媒宣傳自己的執政主張，誰也不會宣揚自己是獨裁者，都會表現出民主風範和親民色彩，因為競選本身就是對專制的革命。整個社會必然在黨內民主影響下走向全社會民主化，壹黨的民主選舉無法阻止社會的多元化呼聲，必然是又壹個戈爾巴喬夫式的結局。共產黨若不改名重組，洗心革面，擺脫歷史罪惡，便只有自行瓦解壹途。再從技術上分析，黨章有形式上的民主規定，比如少數服從多數、選舉產生黨的領袖和地方黨領導人等。但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和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原則決定了這種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只是表述式的，沒有可操作性。少數上級的權威不過通過選舉產生，而是由黨的組織紀律確立的，少數上級的意見就是組織決定，組織決定並不需要先經黨員大會通過。上級領導委派的候選人是上級組織的決定，下級惟有服從“組織上”，才是遵守黨的紀律，黨的代表大會就成為領導人的橡皮圖章。這顯然是壹個邏輯上的矛盾，但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所以這種自相矛盾的黨章不可能得到認真實行，也從來沒有實行過，就象憲法永遠是紙上東西壹樣道理，黨的領袖和地方黨領導人只能由黨章之外的黨內傳統產生。毛澤東曾說過：“……到底是少數服從多數，還是多數服從少數？歷來都是多數服從少數，因為少數人反映了多數人的意見。妳們來開會，還不是鄧小平發了壹個通知，把妳們都找來了，這還不是多數服從少數嗎？達爾文進化論、哥白尼太陽系的理論都是個人搞的。別人都服從。馬克思、恩格斯是兩個人，反映了客觀規律，或者反映了多數人的意見。蛋白質的公式還未找到，活性染料167種，已經找到公式了，世界第壹。沼氣是四氫壹碳，屁是二氫壹硫，石膏是硫化鈣。就這樣壹點來說，都是少數人的意見反映多數人的意見。”[32] 毛澤東這段東拉西扯的話，就是對民主集中制的最好註釋，只要領導人認為代表了多數人，多數人的責任就是服從，這樣壹來，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就僅僅是壹個形容詞了。中共歷來認為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無論是鎮壓幾百萬反革命，餓死幾千萬人的大躍進，還是上億人受迫害牽連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在圈錢大潮中掠奪鯨吞國民財富，全是這種代表邏輯。就連打麻雀、大煉鋼鐵這等毫無科學道理的荒唐事，都宣稱代表著人民利益。大煉鋼鐵不用說了，麻雀讓老毛不高興，全國立即掀起打麻雀高潮，19.6億只麻雀被無辜滅殺。曾經反對打麻雀的生物學家朱洗先生，已經病逝，文革中遭紅衛兵砸碑掘墳、曝其屍骨，因為他“反對毛主席殺麻雀”。毛澤東肯定不是哥白尼，但他絕對是馬克思。



　　2003年中共黨慶前夕，《求實》雜誌發表的壹篇署名文章：“以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在媒體與黨內民主派那裏贏得了許多掌聲，被認為是中共要啟動以黨內民主為核心的政治體制改革。該文作者便是中央黨校和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理論家，文章寫道：“以黨內民主推進人民民主，是由黨內民主與人民民主內在的統壹性、關聯性和互動性決定的。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都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制度，兩者都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共產黨豢養的這些白癡學者，既沒有理論創新，也沒有制度改良，完全是未經過頭腦研究的官樣文章。現在的政體本來就是民主集中制，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國號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黨內也從來都是講民主的，每屆黨的大會都要舉手表決，沒人說黨代表不可以投反對票；對人民也是講民主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每年壹次的人大會議都有全體代表的投票表決程序，妳可以投反對或棄權票。這篇文章等於什麽都沒說，竟有人熱烈歡呼，民主集中制下的黨內民主已經快壹個世紀了，共產黨的領袖都不能由黨員直接選舉，還耍什麽“黨內民主與人民民主的內在統壹性”的花槍。中國人需要的不是什麽都集中到共產黨那裏的所謂民主，而是要真正的憲政民主，是自由推舉候選人的壹人壹票的選舉，是由民眾選擇執政黨的大民主，是政黨輪替的自由選舉，或者幹脆是壹人壹票選舉總統的普世民主。這個歷史變革靠共產黨不行，只能由要求民主的中國人自己來創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