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對中國農民的禍害
Posted: Mon Oct 18, 2021 1:47 am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農民的生活處境的改變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許多人對中國農村的貧困、破敗和停滯有著強烈的印象。孫立平談及人民大學洪大用每次回家的壹個直覺：農村不僅越來越貧窮，而且農民面部表情越來越麻木，出現了面部表情呆癡化的傾向。賀雪峰在《新鄉土中國》壹書中指出，人民公社時期，農民的物質生活比今天艱辛，勞動強度也要大得多，但是那時是改造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生活的“改天換地”的勞動，他們覺得是為子孫後代造福，為民族的掘起而勞作，他們覺得生活是值得期待的。而現在他們在電視裏看到的是與他們的世界完全無關的表演和調情，因此，農民不麻木反倒是奇怪的事情。農村基層幹部李昌平在著名的《我向總理說實話》中沈痛地寫道：“農村真苦，農民真窮，農業真危險。”李昌平的遭遇使我想起了1950年代末柳青創作的著名長篇小說《創業史》。在某種意義上，李昌平就是今天的“梁生寶”。
1979年，被視為“‘新時期’的魯迅”的著名農村作家高曉聲發表的短篇小說《李順大造屋》以史詩性的筆墨“重寫”了農村合作化運動的歷史。意味深長的是，《創業史》是從富裕中農郭世富新房上梁寫起，從此展開了農村社會主義集體事業與個人發家致富兩條不同道路的沖突。而《李順大造屋》則自始至終將主人公造屋這壹事件作為小說的主題。小說以主人公李順大造屋悲壯的歷程反映了中國當代農民坎坷不平、起落無常的生活史，高度概括了中國當代農村的苦難，尤其顯示了中國當代歷史的荒誕和悲劇性。《李順大造屋》成為了“新時期文學”的壹個重要起點。同時，它也從“新時期”的觀點出發定格了中國當代農村歷史。
1990年代，新鄉土作家劉玉堂的中篇小說《最後壹個生產隊》從壹個鄉村詩人的眼光出發，將碎片化了的集體化經驗進行了另壹種重構。“最後壹個生產隊”成為了壹種民間的記憶。這篇具有濃厚鄉土氣息的小說帶有明顯的鄉村寓言的特點。它以“文學”的眼光，而不是“政治”的眼光，重新詮釋了人民公社的歷史經驗和精神遺產。
多年來，人民公社和集體化的歷史已經成為了單純妖魔化的對象。張樂天指出：“或許創建公社所支付的代價太昂貴了，以致於公社日復壹日地成為許多人攻擊乃至詛咒的對象。問題在於，自然村落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其制度構架業已十分完善，不付出代價怎麽能打破村落制度？公社的全部意義在於超越了傳統的循環，並為最終擺脫‘循環的陷阱’創造了條件。因此，凡想理解中國現代化的人都不能繞開公社，研究公社是把握中國現代化的壹個很好的契入口。”（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4頁，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中國當代農村集體化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失誤和無數的災難。但是，另壹方面，集體化運動打破了中國歷史的循環，使中國走上了跨越發展的道路。正如魯迅所說的，革命有汙血，也有嬰兒。人民公社被拋棄和否定了，然而，正是在人民公社的廢墟上掘起了獨具特色的中國鄉鎮企業。農村集體化充滿了苦難；但是，同時也是壹次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革命，是中國農村的壹次歷史性的解放和飛躍。
人們普遍直觀、簡單地把1980年代中國農村的繁榮和發展理解為消極地解散人民公社和分田單幹的結果，許多人的記憶以及我親身的經歷是：似乎壹夜之間農民就能吃飽飯了，壹夜之間農村就富裕了。這種奇跡使我們長期感到驚奇，絲毫沒有意識到實際上它主要是受惠於解放後二十多年農村在集體化過程中從物質到精神全面革命、改造和提升。今天如果將“改革開放”初期的這種變化放到整個中國工業化過程以及中國當代歷史變化的脈絡上來看，就非常清楚了：1970年代，中國已經建立了獨立自主和完整的工業體系，長期作為中國工業化蓄水池的農村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不僅取消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大規模提高農產品價格成為可能；而且反過來，工業化的結果開始有條件對農村進行“反哺”。也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改革開放”對於農村“放權讓利”才有了壹定的前提和條件，而農村正是從這壹轉機中突然獲得了巨大的物質利益和壹夜之間變富的。例如，1980年代的糧食增產是建立在集體化時期大規模的農村基本建設、化肥的使用、以雜交水稻為標誌的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等基礎之上。有人說：“1980年代是壹個吃老本的年代，但沒有人感覺到老本的存在，水利特別是農田水利這個龐大的事業被整個社會忽視了，也被國家忽視了。”（賀雪峰《新鄉土中國》，第135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集體化改變了農村生產方式，提高了農民的生產協作能力，使得農民增強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和改進農業生產技術成為可能。黃宗智以北京附近的沙井村為例說明集體化對於農村的影響：“位於北京以東的大型密雲水庫，是壹個在國家投資和領導下建造的水源，它對沙井村的影響重大。今日在村莊的居民點和農田之間，有壹條混凝土渠道，供水給田地裏的分支水渠，形成壹個嚴密的灌溉系統。解放前沒有人工灌溉的冬小麥，今日可灌水三次。國家在水利上的投資，又為化肥的使用創造了條件（土壤無水，不能吸收化肥）。”（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第189頁，中華書局，2000年。）相反，今天，集體化時期所修建的水利設施由於這壹體制的崩潰而無法維持，使得以前依托水利的農田無水可灌：“水利是壹項只有組織起來才可以建設的事業，這些年村級組織普遍負債，小水利也組織不起來，有些農戶已經不得不在過去可灌溉的耕地裏種植旱作物了。”（賀雪峰《新鄉土中國》，第133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這也是1980年代中國農村的繁榮在1990年代難以為繼的原因。如果是分田單幹給農村帶來了繁榮，那麽，為什麽這種繁榮在私有化成為了教條的1990年代反而不能再持續了呢？農村私有化的政策是持續的，不能持續和已經消耗殆盡的是農村集體化過程中所積聚起來的巨大物質和文化資源。
許多學者的研究結果有力地駁斥了將中國農村的成長歸結為私有化的謬論。事實恰恰相反，農村集體化所帶來的制度創新才是1980年代農村發展的動力和原因。黃仁宇和黃宗智等學者指出，中國在宋代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生產水平；但是，從此壹直停滯不前，沒有孕育和產生發展和突破的契機。黃宗智指出：“中國農村在五十年代之前經歷了六個世紀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但仍未得到發展，人口的絕大多數仍束縛於糊口水平的種植業生產。中國農村如果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經濟組織，會面臨比以前更大的問題”。（黃宗智《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第445頁，中華書局，2000年。）而農村集體化破壞了傳統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尤其是社隊企業為農村歷史性的轉折提供了出路。張樂天認為，人民公社的制度創新，使中國農村走上了壹條獨特的發展道路。黃宗智從長江三角洲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1980年代以來農村改革中“真正的質變性發展是通過大多是集體所有的鄉村工業和副業的發展而實現的農業的反過密化”。（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第17頁，中華書局，2000年。）人民公社的制度創新和社會動員，打破了傳統社會的均衡，走出了壹條嶄新的發展道路。
農村合作化的根本目的是改造小農經濟和避免階級分化。這也成為了考驗革命中國的重要問題。黃宗智說：“我們不可忽視中國革命在冀—魯西北地區的基本社會經濟背景：壹個經歷數世紀之久，在內卷和階級分化雙重趨勢之下形成的貧農經濟。”（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第317頁，中華書局，2000年。“農業內卷化”是克利福德·吉爾茲給爪哇水稻農作中集約化到邊際報酬收縮的現象的命名，黃後來將“內卷化”譯為“過密化”。）這是中國革命的基礎，也是革命中國必須面對的困境，也就是如何避免重蹈宋代以來小農經濟的歷史覆轍。
1953年李淮發表的短篇小說《不能走那條路》最早提出了解放後農村的重新兩極分化的問題。以消滅階級剝削為鵠的的革命很快就面對社會新的階級分化這壹問題。如何彌合這種意識形態的裂縫？這篇作品在《人民日報》等幾十種報刊轉載，並且改編成話劇和地方戲等多種藝術形式而廣泛傳播。解放後中國農村何去何從，這壹思考確實在當時引起了人們普遍的反響和共鳴。1955年出版的趙樹理的《三裏灣》是第壹部描寫農村集體化的長篇小說。然而，值得註意的是，《三裏灣》並不是將合作化的過程作為壹種意識形態來抽象地進行謳歌，而是和具體的合作興修水利工程結合起來進行描寫的。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組織起來》中就指出：“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壹家壹戶就是壹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壹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885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農村合作化和集體化的壹個重要的歷史任務就是改造和消滅小農經濟及其思想意識。這種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及其小農意識對中國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阻礙、束縛和制約。如果不消滅小農經濟，中國就只能在宋代以來的這種歷史怪圈中不斷循環。中國歷代都是封建皇權和小農結成同盟，打擊地主豪強及其土地兼並。農民壹旦失去土地，成為流民，就會從根本上危及封建統治的基礎，因此，封建皇權總是努力阻止和延緩豪強對於小農土地的兼並。但是，另壹方面，這也造成了中國歷史長期的停滯和循環。如果中國革命停留在土地革命的階段，不繼續革命和將革命推進到新的階段，改造小農經濟，共產黨所領導的現代革命就和朱元璋所領導的農民起義沒有任何根本的區別。因此，和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等反映土地革命的小說相比，周立波的《山鄉巨變》和柳青的《創業史》中農村敘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推進到了新的層次和新的高度，體現了中國革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進展。《暴風驟雨》和《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描寫的是鬥地主、分田地，是對於地主階級的革命，而《山鄉巨變》和《創業史》則是對小農的生產方式以及私有觀念的革命。
土地革命使廣大農民從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土地革命改變了農村的生產關系，打破了地主的土地集中和壟斷，農民獲得了翻身解放。但是，另壹方面也可能使中國進壹步陷入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之中。土改後造就了億萬擁有小塊土地的小農，因此，在推翻地主階級以後，改造小農的任務反而變得更為艱巨了。四億多農民變成了小土地所有者，使得農村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更加破碎。國家必須和廣大分散的小農進行交易，因此加大了交易成本，這種情況無法適應當時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國家工業化的需要。中國或者以資本主義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英國“羊吃人”運動），或者以社會主義農村合作化的方式改造小農經濟。我們通常將柳青對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巨大熱情簡單地理解為執行官方的政策，理解為政治意識形態的狂熱。實際上，相反，柳青對歐洲工業化的歷史進程有過認真的研究和客觀的考察，對小農經濟的歷史命運有著清醒的認識。1972年他在《建議改變陜北的土地經營方針》的報告中就寫道：“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確立是工業革命的前提。國會以立法的方式通過三次法令，消滅了小土地所有制，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勞力和市場。”他對小農經濟的命運有著正確的認識。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也同樣意識到小農經濟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障礙，只是提出的解決方案不同而已。
農村集體化直接服務於國家工業化的歷史任務。經過土地革命，農民從單純的生產者變成了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因此導致了糧食剩余的減少。薄壹波在1953年秋寫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過去山區農民壹年只吃上十頓的白面，現在則每個月可以吃四五頓、七八頓，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這是國家收購小麥困難的主要原因之壹。”這就使得新中國建立伊始就面臨糧食產需供求的尖銳矛盾，並且和國家工業化產生了直接的沖突。這也就是1953年國家實行統購統銷和農村合作化運動的壹個重要原因：“如果說尖銳的糧食產需矛盾是促進大規模開展農業合作化的動因之壹，那麽，1953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則是當時糧食供求矛盾發展的產物。”（薄壹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255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反過來，今天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所進行的“改革”，就是將廣大勞動人民從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即集生產和需要求於壹身的“人”，野蠻地打回成廉價的“人力資源”，重新打回成為單純的“勞動力”。
農村集體化的壹個重要的功能就是汲取農村剩余，為國家工業化積累資本。1953年統購統銷以後，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擴大，成為了對於農民壹種非常方便和隱蔽的剝奪。如果說在人民公社化時期，中國農民經歷了巨大的苦難的話，那麽我們應當認識到這其中客觀的難以避免的歷史原因：農民為國家工業化作出了偉大的貢獻，為國家建立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作出了最大的犧牲，為1970年代中國當仁不讓地真正進入國際大舞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們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被迫極大限度地犧牲了眼前利益。在總結農村集體化的歷史經驗的時候，我們必須思考的壹個問題是：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怎樣才能取得更好的平衡？怎樣來看待工業化過程中資本原始積累的這種代價？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通過海外殖民掠奪和國內剝奪農民（“羊吃人”運動）雙管齊下。而中國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既不可能通過海外殖民掠奪的方式，又希望避免資本主義殘酷的剝奪方式進行原始積累。當時政府采取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通過集體化的組織方式穩定、持續地汲取農村的剩余，為國家工業化積累資本。由於缺乏歐美國家和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殖民掠奪的支援，第三世界國家和後發工業化國家以內部殖民的方式所進行的工業化過程實際上是更為慘烈、漫長和難以忍耐的苦難歷程。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西方帝國主義嚴密的國際封鎖的極為艱巨困難的條件下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的堅實基礎，從此逆轉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100多年來任人宰割的命運。黃仁宇說：“蔣介石和國民黨創造了壹個高層結構，使中國當時能在世界裏立足，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改革了中國的農村，創造出壹個新的低層結構，使農業上的剩余能轉用到工商業。”（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壹世紀》，第478頁，三聯書店，1997年。）195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引起了梁漱溟等民主黨派人士的批評。這也就是後來“九天九地”說法的由來和所謂“大仁政”與“小仁政”的沖突。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之間選擇了前者。當中國爆炸了原子彈之後，美國意識到和中國進行談判的時機不可避免地已經到來了。中國從此已經確立了不可忽視、不可搖撼的大國地位。
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最初，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確實存在著明顯的分歧。1951年5月7日，劉少奇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通過農業合作社直接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不可能的，是壹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要依靠工業”。而毛澤東卻認為：“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壹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壹經營形成新的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薄壹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91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毛澤東認為，生產關系的革新本身也能夠創造新的生產力，毛澤東的這壹看法獲得了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認同與信服，最終成為了全黨的共識。
黃宗智在對長江三角洲的研究中發現，中國走出了壹條獨特的工業化道路，而這樣壹條道路的出現又與農村集體化的歷史密切相關：“自上而下的工業化模式在第三世界國家是常見的，這是從帝國主義入侵後開始的。中國鄉村發展的獨特之處不在於自上而下的模式，而在於村、鄉集體組織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壹般地說，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農村人口都在消極地等待城市工業的擴張，將他們吸收為勞動力。工業幾乎全部設在都市或城鎮，工業的發展總是伴隨著大量人口從農村外移。這種情況與當今長江三角洲頗不相同，後者的農村集體組織在農村工業化的積累中起了主導作用……集體工業實際上是長江三角洲以及中國大部分地區鄉村工業組織的主體。正是這種生產組織形式推動了發生於70、80年代的大部分鄉村工業化，並且使中國的鄉村工業化有別於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第266、267頁，中華書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著名印裔經濟學家阿馬蒂提亞·森指出：“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不是其改革後重定方向的結果。”
1950年代中國的農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運動，組織起來，改變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及其心理，挑戰幾千年來的私有制度和私有觀念，使古老平靜的農村深深地卷入了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之中。農村集體化是中國歷史上壹場重要的革命和試驗，柳青等人將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村變革置於以國家工業化為目標和背景的廣闊的歷史進程和視野之中來加以展望和表現。
趙樹理和柳青等當代作家沒有回避勞動人民，尤其是農民的自私觀念。趙樹理說：“壹般說，無產階級的私有觀念不大，自從這個階級產生起就是這樣。鐵路工人不會產生分火車頭、分鐵路的想法，不會想分上壹個車頭、分上壹段鐵路回家自己開，而農民就想把地分回去自己種。農村中新和舊的鬥爭非常激烈，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新的東西，常常微妙地絞合在壹起，應該註意到這壹點，否則就不會是真實的。”（趙樹理《在長春電影制片廠電影劇作講習班的講話》，《趙樹理全集》第4卷，第491頁，北嶽文藝出版社，2000年。）柳青充分認識到農民並不天然地具有社會主義思想，決不可能自發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柳青的《創業史》和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被開懇的處女地》都突出地描寫了農民對於私有財產的強烈感情。《被開懇的處女地》描寫了中農康德拉脫把牲畜交給集體農莊以後的復雜感情：“不管妳怎樣舍不得，也得把牲口送歸公有，雖然它們是在家裏的泥地上跟孩子壹起長大的。這種舍不得私有財產的卑劣感情，壹定要克制，不能讓它在心裏作怪……”“他睡不著覺，因為有條自私的毒蛇在他心裏作怪，他舍不得財產，舍不得牲口，雖然他自願放棄了這些東西……” 但是，這種自私心理並不是什麽永恒的“人的自私本性”。它是壹種歷史現象，它是私有制度的產物，尤其是壹種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然而，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所謂“自私本性”不僅不是什麽“人性”，而且是反人性的。
“三十畝地壹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如果按照新自由主義所謂“經濟人”和“理性人”的說法，那麽，農民和小農意識是最“理性”的；但是，同時也是最短視、最狹隘和最不理性的。小農壹方面充滿了狂熱的致富幻想，另壹方面實際上卻又經常處於破產的邊緣：“三月桃花滿樹紅，風吹雨打壹場空。”為了長遠利益，為了鞏固合作化，就必須改造小農意識，就必須創造適應集體經濟的新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擴大農民的眼界和視野，使廣大農民看到長遠利益，認識到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壹致性。薛暮橋回憶說：“我國農業合作化雖然發展較快，但起初並未受到農民的反對……說農民早已普遍存在合作化的強烈要求，也是不符合歷史情況的。”（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第219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對於人性有過於理想化的壹面；然而，新自由主義將人性本質化，尤其是簡單地等同於片面狹隘的自私自利，則是對於人性的壹種貶低和侮辱。
在《創業史》裏，柳青客觀地、真實地、具體地、細致地描寫了梁三老漢由於私有財產觀念而產生的對於合作化運動的抵觸，真實地描寫了農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艱難思想歷程。盧支書說：“由不實心到實心，得幾年哩。和尚剛剃了頭發，就有了道行了嗎？還不是要在寺院裏修嗎？”毛澤東認為：“教育農民是嚴重的任務”。列寧曾經指出：“改造小農，改造他們的整個心理和習慣，這件事需要花幾代人的時間。”對於廣大的小生產者來，放棄小生產者的思想意識，接受社會主義思想，這是壹個痛苦和艱難的過程。對於小生產者來說，要使他們真正意識到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真正認識到他們的長遠利益，是極為困難的。這對於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來說，甚至對於壹個民族，壹個國家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在從根本上來說，蘇聯就是由於“壹國社會主義”和民族利益的狹隘性的限制而遭致了社會主義歷史實踐的失敗。馬克斯·韋伯在德國獲得統壹以後躍升為世界強國之際，為德國民族的“政治不成熟”而憂慮重重。1895年，他在《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的著名演講中指出：“壹個大國的最大危險莫過於被壹群沒有政治意識的市儈所領導”。列寧充分地認識到，即使是最進步的工人階級，先進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和階級意識也不是自發地產生的，而必須從外部灌輸。對於落後的小生產者農民來說，社會主義思想不僅不可能是自發的，而且從根本上是和他們的小私有者的思想意識根本相對立的。《創業史》的主題就是改造小生產者及其思想意識，引導他們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建立對於社會主義國家和集體的認同，使他們成為具有遠大眼光能夠超越狹隘的眼前利益的社會主義新人。1970年代，農民對於農村集體已經逐漸產生了利益和心理認同。也正是這樣，當1980年代初中央壹刀切地強制執行分田單幹的政策時，即使受到強大的政治壓力，許多農村集體仍然被農民自發地保留了下來。更有意思的是，壹些農村集體因為政治的原因被強行解散以後，又因為經濟的原因而重新建立起來，並且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被神話化了安徽小崗村，作為分田單幹的先鋒隊，壹度因為個人的自私而瓦解了集體。但是，小崗村卻並沒有因為強烈的私心和率先分田單幹而富裕起來；而是相反，小崗村人仍然長期徘徊在貧困的邊緣。因為這種自私和單幹只能使壹盤散沙的農村原子化和短視化，徹底喪失掉共同體的觀念和長遠的眼光。導致小崗村長期貧困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導致他們當初按手印分田單幹的原因。因此，反思今天農村的危機，或者所謂“三農”危機，必須擺脫意識形態的偏見，必須實事求是，必須回到歷史，回到當代農村反反復復左左右右的歷史。
農村何以產生危機，最廣大的農民卻何以成為“弱勢群體”？盡管中國農民在數量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群體，但是同時，他們也是世界上最缺乏組織的群體。而沒有組織就沒有力量。毛澤東認為，中國農民潛藏著無限的創造性和巨大的力量。中國農民之所以沒有力量，是由於他們缺乏組織；因此，他提出要“組織起來”。毛澤東作為壹個出身於中國湖南農村、始終關心農民命運和長期從事農民運動的領袖，他對於農村合作化運動有著巨大的熱情。1980年代啟蒙主義有壹個明顯的思想誤區，就是將農民的悲慘命運簡單地歸結為他們的“愚昧”，歸結到他們“精神奴役的創傷”。從胡風到劉再復，承襲了五四啟蒙主義觀點，他們都將（啟蒙的）知識分子/（愚昧的）農民簡單地對立起來，認為啟蒙就能消除中國農村的貧困。啟蒙主義既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存在著根本的認識缺陷。啟蒙主義缺乏對於歷史本質的真正認識。歷史的本質不是簡單的“思想”和“知識”，而是復雜的“結構”。著名的“南京大屠殺”發生在當時中國的“首善之區”，是中國最有知識的地方之壹；然而，這卻並沒有使南京市民避免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像牲口壹樣地被成群地屠宰的命運。然而，在中國農村，在中國最落後的地區，卻以地雷戰和地道戰等各種創造性的方式對於現代化軍事技術裝備起來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發起了頑強的抵抗，他們在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武裝下釋放出了巨大的反抗力量。
我們知道碳和鉆石都是由碳原子構成的。如果用啟蒙主義知識分子原子論和新自由主義自私基因的觀點來看的話，碳和鉆石在化學本質上是相同的。原子論無法解釋碳和鉆石何以在物理性質上卻有如此根本的區別。這種區別的本質就在於組織結構上的差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將人概括為“理性人”，將人的原始、獸性的因素擡高到最高的地位上，甚至於提出了極端骯臟的“竈痰”論。我們聽到過壹個說法：壹個中國人是壹條龍，三個中國人是壹條蟲；壹個日本人是壹條蟲，三個日本人是壹條龍。因此，中國人缺乏的既不是知識，也不是自私，而是缺乏公共生活和對於共同體的認同。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知識分子就鼓吹極端的國家主義，對內整合，對外侵略。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是與日本獨特的企業文化相聯系的。這種企業文化和新自由主義理論是相反的，也就是每壹個工人都將工廠的利益當成是自己的利益。實際上，新自由主義的“吐痰”論充分反映了第三世界國家買辦知識分子的特點，因為他們的階級基礎不是民族產業資產階級，而是國際壟斷資主義，他們的利益和國家內部的利益不僅不是壹致的，而且恰好相反是根本對立的。現代民族國家是壹個權力不斷提取和集中的過程。在本質上，現代民族國家是“極權主義”的。在某種意義上，中央集權的趨勢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不可避免的。在今天，甚至壹個跨國公司就是壹個巨大的高度集權的封建王國。美國建國以來，聯邦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可是，當美國的霸權不斷擴張，甚至以巨大的聯邦赤字不斷擴展全球霸權的同時，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在自己國內，在壹個受到全球化霸權威脅的發展中國家內部，鼓吹“小政府，大社會”，就變得非常可疑了。解體中國以及民族國家，只能強化國際霸權，其結果就是使中國民族淪於萬劫不復的境地。這就好像中國農民在1980年代“放權讓利”和“分田單幹”的“改革”中最初得到了暫時的利益和好處，可是由於退化到原始的小農經濟和壹盤散沙的無組織狀態，結果使自己最終不可避免地淪為對於掠奪完全喪失了反抗能力的最大的“弱勢群體”。盡管中國農民人口眾多，可是面對今天其他各種不同組織化程度遠遠高於他們的利益集團，他們沒有絲毫的談判和反抗力量。
僅僅從物質資料的層面，從物質資源上的過分透支和衰耗等方面，還是遠遠無法充分認識到1980年代集體化組織結構崩潰對於農村發展的損害的，因為更為嚴重的是組織結構、思想意識和精神境界上的全面崩潰和退化。農村組織結構的潰散，使得異常艱難地組織起來的農村重新向小農經濟和壹盤散沙的原始狀態全面退化。因此，歸根到底，中國當前農村的危機是由於人民公社的解體所造成的農村組織結構崩潰所造成的政治危機和制度危機。解決危機的根本辦法就是重新恢復農村合作組織，進行新的合作試驗，引導他們走新的合作道路。在新的合作組織建立的過程中，必須吸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壹方面既要積極引導，另壹方面又要充分尊重農民的權利，充分發揮他們的自主性和創造性。
中國農民的生活成本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原《中國青年報》編者按：1998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2161.98元，只夠我們在星級飯店裏吃幾頓飯。值得進壹步澄清的是：
第壹、1999年夏天，我們在河西調查研究時，壹位年輕的鄉長告訴我們：基層上報農村農民收入時，多報30-40%，否則提留不夠用。在這篇調查中，王昌道家的人均收入246元，上報的是2340元。後者居然是前者的9.5倍！扣除存在的巨大水份，農民收入還有多少錢？
第二、「農村居民」的全國統計，包括楊柳清、大邱莊、華西鎮、溫州、江浙鄉鎮企業所在的樣板地區的農民、珠江三角洲等早就比城市居民還富裕的樣板地區的農村居民；同時，也包括那些在國外有產業、在香港包「二奶」的農村居民。倘若將沿海兩億多相對富裕的農村居民去掉，內地廣大農村居民手裏還有多少錢？
第三、倘若將農民手中賣不出去的大量存糧扣除，上繳了各種負擔之後，農民手裏還有多少錢？（註1）
第四、倘若再將各地基層村長、會計、鄉鎮企業廠長等幹部及其親屬等農村居民去掉，真正老老實實種田、打工的大多數農民，壹年下來能剩多少錢？
如今，中國70%的人口是統計上的農村居民。農民收入增長持續停滯，已經有年頭了；賣糧難和各種負擔，更是雪上加霜。然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改革開放日益深入，壹部份人利用各種條件和手段先富起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如何繼續為廣大人民謀利益？
記者在蘇北采訪農民負擔問題時，走訪了樊葛埠村的壹個農家，聽戶主王道昌詳細算了壹年的收支賬。
王道昌，今年39歲，全家七口人。兩位已60歲開外的父母、愛人、壹個孩子和兩個30歲出頭至今尚未成親的弟弟。除了弟弟跟鄉建築隊在外做工，其余幾口人（除了四歲的孩子）都在家種地。
王家共有兩處平房，分別是他家和父母及兩個弟弟的住處。家中最值錢的是壹臺小型手扶拖拉機，沒有電視機、收音機，更談不上別的家電。
他家共種了8.02畝地，其中四畝是良田，分別種壹季水稻和壹季小麥。另有4.02畝為旱地，種山芋、花生等。另外，還養了五頭豬和壹頭幹活用的牛。
大冬天了，王家床上仍墊著草席，蓋的是非常單薄的被子。村長介紹說，只有來親戚，王家才可能買點肉嘗嘗，大概壹、兩個月能有壹次。縣裏統壹制作的農民負擔「明白卡」上寫道，王所在的村1998年人均純收入2340元。
表-1是王道昌1999年全年的收支情況列表明細，從中可以看出他家年人均純收入和農民負擔的輕重情況。由三個表格可以看出，王道昌種了壹年的地，即使不吃不喝，也只能掙724元。若把全家的日常開支，如招待親友、添置衣服、看病算在內，實際上入不敷出。
依1998年的做法，兩個弟弟明年春節還可能從鄉建築隊那裏再得到1000元的工錢。如果這能成為現實的話，王道昌家1999年的純收入也只有1724年，人均246元。當然，這要求王道昌必須把所得的2000公斤稻子和1000公斤小麥全賣掉。而在賣糧難的今天，幾乎不可能。
據上分析可知：
1、農民說種地賠本，是不爭的事實。
2、即便將兩個弟弟在外做工的工錢也計算在內，且全家不吃不喝，同時不發生其它任何開支，王道昌全家年人均純收入僅246元。這與縣裏農民負擔「明白卡」上所稱的2340元的人均純收入相差甚遠。
3、村裏按人頭收取的「生豬稅車船稅」和八項收費等，連四歲小孩子和60歲以上的老人都無壹例外要交納這些費用。這是不符合國家政策的。
4、多項收費，村裏都不是據實征收。如沒有個體工商業，要交個體工商稅；沒有房屋買賣，要交契稅。有的是重復收費，也是違背國家政策的。
表-1：王道昌家1999年收入情況
收入項目
產量（公斤）
單價（元）
收入金額（元）
麥子四畝
1000
0.9
900
水稻四畝
2000
0.82
1640
花生
150
1.2
180
山芋
1500
部份人吃、部份餵豬
五頭豬
450
倆弟弟打工
1000
總計
4170
表-2：農業生產支出情況
項目
數量（公斤）
合計（元）
種子
30
460
肥料
1275
523
農藥
237
其它
180
總計
1400
表-3：交納稅費情況
項目
金額（元）
數量（人）
合計（元）
村提留鄉統籌
115
7
805
生豬稅、車船稅
70
7
490
八項稅費
75
7
525
建校費
18
126
小手扶拖拉機
100
總計
2046
（註1）1999年我們在甘肅河西地區調查研究，酒泉幹部反映，全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存糧7000斤，賣不出去。按這篇報告中計算，就算是糧食都能賣出去，交了各項負擔之後，王道昌家1999年人均凈收入103元；實際上已經入不敷出。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中國北方農民的生活狀態分析 二零零一年
官逼民反
農民生活好轉，主要是八十年代的事情。近十多年農民生活日益困難，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究其原因，是因為農民深受三害之苦：壹是自然災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場價格波動之害。而在三害之中，
「農民最感無奈，也最痛恨的是政府之害。每到春秋二熟，廣播裏就整日響起征糧催款的聲音，農民壹聽廣播響起，便頭皮發麻，腳底發軟。地方政府各部門耍著各種花招搜刮農民。去年，他弟弟壹家五口，累計上繳近千元，人均近200元。..........他夫婦兩人，辛苦壹年，勞動所得，三分之壹以上給地方政府征繳去了。按國務院文件規定，農負率不得超過全年純收入的5%。其實，農負率高達百分之三四十，是個極普遍的現象。如今，妳隨便到農村去走走，到處都能感受到農民與地方官吏的嚴重對立情緒。前幾天我回鄉，與壹村民談起貪官汙吏、苛捐雜稅等事，這位年約40歲的農民憤恨地說：『總有壹天要官逼民反的。到時我就第壹個沖擊縣、鄉政府，將這批貪官汙吏殺光。』」（253頁）
農民負擔重的原因之壹，是鄉鎮政府的財政不按量入為出而按量出為入的標淮征稅。這實際大大鼓勵了中共官僚體制的痼疾，即官員無限膨脹。作者說：
「壹鄉黨政人員從公社末期的二三十人，急劇攀升到百余人甚至二百余人。縣級黨政人員，從原來的壹二百人擴張到七八百人，甚至千余人。」
作者經廣泛訪談後作出如下報導：
「上級各主管部門的官員安排他們的子女、親友就業。『如不給安排，就是不給上級領導面子，妳不給他面子，他不給妳辦事，誰頂得住啊？』（92頁）
農村供電是壹個好例子。作者訪問壹位在供電所工作的員工。作者問：
「『各村的墻上都寫著物價局、電力局核定的農村電價每度0.45元，並規定農民對超收部分有權拒交。但農民實際所付電價每度要0.8元，甚至更高，原因到底在哪裏？』他的答復是：『縣電局機構日益擴大，人員增多，按每度0.45元核定價格收費，根本無法維持日常開支。』」（404頁）
新官場現形記
什麼「為人民服務」，早成了空話。各級官員首先是為了以權謀私。壹個村支部書記說：「現在人人都認為無官不貪，妳就是不喝不拿，潔身清廉，別人也不會相信妳。妳如明明不貪而別人都認為妳貪，這不是擺著吃兩份虧嗎？既然這樣，倒不如貪壹點。」有壹天，作者在息縣與新蔡縣交界處看到三輛豪華轎車，兩輛面包車停在路旁，旁邊站著十幾個衣冠楚楚的官員，像在恭候甚麽貴賓。壹問之下，原來是息縣領導人在恭候上級的檢查團。甚麽檢查團，往往是吃喝團。而下級官員為了令上級滿意，自然得大拍馬屁和厚情款待。壹位基層幹部告訴作者：
「評比既缺乏客觀統壹的標淮，那就得在態度、人情、關系與禮數上大做文章。妳到縣城外迎接，我就到縣界外等候，妳派黨政領導出迎，我就四大班子全體出動。壹縣想出壹個新招，他縣紛紛仿效。手握上方寶劍的欽差大臣到達某縣，鄰近各縣即設立情報組進行火力偵察，看別縣的接待規格檔次，住甚麽級別的賓館，甚至吃甚麽菜，喝甚麽酒，抽甚麽煙，都屬偵察範圍。還得看別人送甚麽禮品，否則，送輕了不行，送重復了也不行。如送禮金的，那麽要打聽清楚送給檢查團主要領導是多少，壹般成員是多少。這些情報，都得通過內部私人關系才能搞清楚。總之，...........前呼後擁，實在搞得人仰馬翻，神經緊張。幹部們勞命，百姓傷財。」（591頁）
這壹幕「官場現形記」現代版令作者聽得「目瞪口呆」。貪汙腐敗之熾烈，令不少人開始懷念毛澤東時代。那時候享有豐厚的物質特權的主要是高級幹部。農村公社幹部雖有油水（作者報導即使在大躍進的大饑荒中，幹部少有餓死），但是由於毛澤東愛用「群眾運動」來約束壹下基層幹部（最有名的是六十年代初的四清運動），所以基層幹部的貪汙不會像今天離譜。無怪乎壹個省檢察官說：
「『論官位，我這個省檢察長不算小，論職權，可以懲治壹省範圍內的貪官汙吏。但說實在的，我連壹個縣官、鄉官都檢察不了。不要說沒有案發的，就是把案子送到我這裏來，也很難。如今官場上下左右往往形成壹個壹個的關系網絡。壹人貪贓，往往牽動壹串。上下說情，曉以利害，很難秉公執法。黨政腐敗，越演越烈。中央壹直在抓反腐敗問題，但單靠紀委、檢查部門，收效甚微。如此下去，這個黨的前途，實堪憂慮。』我問呂先生：『靠紀委、檢查部門無法有效遏制黨腐敗，那還有其它更有效的辦法嗎？』他說：『只有靠群眾運動！毛主席的群眾運動、政治鬥爭，年年搞、月月搞，當然是不行的，但取消群眾運動更不行。如今只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講群眾運動，取消四大自由，不是給地方官員吃定心丸嗎？地方黨政以權謀私，肆無忌憚，實與取消四大自由、群眾運動有密切關系。』我問呂先生：『在當前幹群關系如此緊張的情況下，中央發動壹場反腐敗的群眾運動，將會有何種後果呢？』這位老先生沈吟良久，說：『看來也不行。滿腹怨氣的群眾壹旦起來，從村委到鄉、縣，壹定有許多幹部被活活打死。天下豈不大亂。』」（609-610頁）
但維持現狀，又能避免「天下大亂」嗎？作者報導壹位縣黨校校長的說話：
「中國歷代王朝……都是亡在內部腐敗上，弄得官迫民反。我們能否逃脫這壹歷史宿命？我可以告訴妳，許多人都持悲觀態度。」（181頁）
官僚集團離心離德
不僅官員與農民的矛盾日漸尖銳，就連官僚集團內的矛盾也是這樣。上級指責下級，下級也指責上級。面對農民抗稅的大小騷亂日多，高級以至中央官員往往把責任推給基層幹部，指責他們「作風粗暴」。壹個省委書記這樣說下級幹部：「不給妳們壓任務，下指針，妳們就不動；給妳們壓任務，下指針，妳們又亂動。」例如為了收稅，壹些基層幹部竟至毀人家園、奪人牛羊谷米，甚至打人殺人。但是，另壹方面，越來越多基層幹部不忿於被指責。壹位鄉黨委書記說：
「『農民負擔確實太重。問題在於，沈重的農民負擔，不是想不想減的問題，是能不能減下來。..........更要命的還有上面各部門的利益。宣傳部門每年要我們訂幾十種報刊雜誌，這十幾萬元還不是最終攤到農民頭上嗎？去年，電力部門要在我鄉建壹所變電站，也要鄉政府出錢，鄉政府又不是搖錢樹，這筆錢不也落到農民頭上嗎？每度電按規定只有四五毫，實收八九毫，這差價給他們用到甚地方去了？.........農民負擔越重，催征的難度越大，地方政府與百姓的矛盾越尖銳。農民上訪上告，上級信訪部門倒是客客氣氣地接待他們，反而指責我們基層幹部作風簡單粗暴，甚至以為基層幹部中飽私囊，欺壓百姓，其實我們執行的任務，哪壹項不是來自上面的？』最後這位書記嘆氣道：「照此下去，不出三五年，天下大亂。」（459頁）
官僚集團內部離心離德，官員與農民矛盾亦勢成水火，這統統是社會危機要爆發的先兆。但是直到現在中共的對策，是緩和危機的少，火上加油的多；特別是它至今仍是對於壹切負面報導，壹概以捂住為法。上至朱镕基，下至基層幹部無不如此。事實上，作者本人的實地考察往往也要避重就輕，拜托人情才能進行，而且常常被村官警告「不要破壞安定團結！」
分田單幹的局限
同人民公社時期相比，現在河南農民生活無異是改善了。八十年代以前河南許多農民以雜糧為主（例如紅薯與高粱），很少吃得上小麥米飯。在解放前，能經常吃上這些精糧的，只有地主。而現在許多農民經年都能吃小麥造的白饃（饅頭）了。所以老壹輩農民對目前生活是比較滿意的。（202頁）
生活改善是因為單位產量在過去50年提高了幾倍。部份原因是由於分田單幹，農民有了經營自由，所以積極性提高了。所以壹般農民是再也不願走過去強迫集體化的老路。但當作者問到壹些農民是否願意走私有化道路，即把土地產權轉移、集中到種田大戶手上，他們卻答：「如將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大多數農民吃甚麽？」（496頁）
有些人主張私有化道路，根據之壹是分田單幹已顯出局部私有的優勢。但曹書告訴我們，土地生產力的顯著提高不能全歸功於分田單幹本身，還要考慮過去集體化時代所留下來的農田水利建設及種子改良、化肥及農藥的推廣等等。（76頁）正因如此，農民對毛澤東的評價並不像壹些言必希臘的知識分子那樣全盤否定：「我又問：『妳們認為毛主席好呢，還是鄧小平好？』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都好哇。』
『解放前，這壹帶產量很低，且處低窪地，常受澇災。小麥畝產最好的土地在最好的年景只有140~150斤，高粱每畝120~130斤。壹般土地，每畝百來斤左右，壹受澇災，往往顆粒無收，只得逃荒要飯。』
『中農之家（王老漢解放前有30畝地、6口人），在正常年景，又無苛捐雜稅，壹年勉強能接得上吃。但在那個年頭，苛捐雜稅特別沈重，若遇兵匪，全村被搜刮壹空。村民百姓壹直生活在恐慌之中。』
『解放後，在毛主席領導下，消除了惡霸，村民生活安定了，取消了苛捐雜稅，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搞農田水利建設，旱澇之災減少了。』」
問題是包產戶能否繼續提高生產力？現在看來，包產到戶當初所發揮過的促進生產力的作用已到盡頭了。農村各地人均耕地只有壹畝上下，農民最多只能吃飽，完全談不上現代化生活。這對上壹輩農民來說還是可以忍受的，但對於中青年農民來說，要他們這些文化水平較高、見聞較廣、去過城市甚至部份打過工的農民來說，頓頓吃饅頭仍是不能忍受的貧窮。何況，守著這幾畝地亦意味毫無保障，因為只要壹點天災人禍，或有家人生病，則連吃飽也辦不到。
土地生產力相當程度很靠水利。在中國8000萬貧困人口中，有6000萬是直接因為缺水。但是分田單幹之後的小農恰恰最沒有力量發展水利建設。壹位村支書說：
「1981年實行土地承包制，分田單幹，農戶各顧其家，村幹部省卻集體化時每日派工、評分的頭痛事，所以幹部群眾都認為該政策好。然也帶來兩個問題：壹是全村土地的機耕率比1981年前還低。全村有10余臺拖拉機，基本用於運輸。大部分農戶用牛耕地。二是全村水利建設投入大大減少。如今二三千畝耕地，僅有9口百米以上深井，其中6口是集體化時期建立的。從1981年到1996年的十五六年間，村裏只打了2眼深機井。分田到戶後，再集資打井，困難頗多。如誰受益誰出錢，如今打壹口井費用很大，他們未必出得起這筆錢。」（294頁）
毛時代那種由國家機器強迫農民集體化，而且是盲目追求「越大越好」的集體化自然很壞。但是八十年代初的分田單幹本身也往往走向另壹極端，就是把壹些分無可分的農業機械及農田水利也分掉，結果只是造成生產力的破壞。作者在壹條農村看到水渠被破壞挖掉，就問當地人：「水渠怎能分，分了又有甚麽用？」；當地人答：「分掉了也可以取土填房基。」作者嘆道：「統壹的水渠也能分，中國農民分的勁頭和分的徹底性實令我驚嘆！」（114頁）
但全歸咎農民並不妥當，也同作者自己所觀察的有矛盾。當年那種壹刀切分光集體財產的勁力首先來自國家強制。壹位縣政法委主任說：
河南省直到1983年才全面推行分田單幹，行政指令，壹級壹級壓下來，非分不可，而且分得越徹底越好。多年來的集體積累，壹夜之間化為烏有。還美其名曰『分光吃光，不留後遺癥』。其實，最大的後遺癥就在於，村集體壹旦沒有自己的經濟來源，村委就形不成壹個健全的組織，有許多公共事務就辦不成。............
他們說，如果當時不采取強硬的行政命令，不搞壹刀切，而是充分尊重各公社、各大隊、各小隊的實際情況與村、組農民的多數意願，那就好了。如果幹部與群眾願意繼續走集體化道路，就讓他們繼續搞下去；如果幹部與群眾願意分田單幹，那麽就分田單幹。......就河南農業來說，在集體化時代各地發展很不平衡。有些公社與大隊，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麥畝產已近千斤，耕地基本上實行機械化，集體積累也比較多。像這樣的大隊，多數農民對分田單幹的要求並不迫切，甚至沒有這個要求。
新合作化運動與國家民主化
農民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與規模經營。依靠目前的機械與技術水平，壹個五口之家能耕作50畝-100畝（81頁）。以這個標淮看，目前土地最多僅夠壹億農村勞動力使用，其余近3.7億得靠工業、服務業或農村其它經濟部門吸收。這是壹條漫長道路，而目前的起步點只能在包產到戶的基礎上去逐步提高經營效益。為了克服單幹的局限，壹種辦法是由國家推動重新集體化，另壹種是私有化。私有化為大多數農民反對，所以不能選擇；重新由國家推動集體化，則毛時代的失敗經驗已證明行不通。（764頁）尤其因為「各級地方政權存在著日益脫離社會、且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強大趨勢。……官吏以權謀私……。」（767頁）
作者認為出路在於鼓勵農民自發地實行合作化。這種合作化同過去毛澤東時代不同的是不能依仗由國家官員去發動。「新合作運動的宗旨是：把小農扶上合作之路，但堅決讓他們走自己的路。」（766頁）
但令作者苦惱的是，要農民自發地聯合起來，同農民特性相矛盾。作者認為，「農民歷來善分，分到家庭而後止，從來不善於在平等協商基礎上進行各種形式的聯合」。（165頁）「分散經營的農戶在客觀上存在共同利益，但在主觀上無法形成共同利益的意識，這就決定了農民只能依賴別人來認識並代表他們的共同利益。這個『別人』，在壹般情況下是地方政府的官吏。」（174頁）「合夥、股份制企業差不多有壹個共同的結局：鬧翻、散夥」（191頁）
小農單憑自己的力量的確很難聯合起來；他們不能沒有壹個真正為自己利益服務的政府的引導與協助。但是曹錦清很清楚，現在的中共各級政府並不是這樣壹個政府；相反，它是壹個淩駕於社會之上、兼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公共權力。由政府來幫助農民合作化，「我敢斷言絕大多數官員不把這種合作社搞成官辦與低效，是不會罷休的。」（499頁）
作者提出了壹些具體措施來扶助農民「走上合作之路，但堅決讓他們自己走路」，包括辦教育，辦刊物，精簡官員等等。但是，如果各級官員已經成為脫離社會，淩駕社會之上的異己力量，妳又怎能確保這些官員願意只限於「扶助」而不去粗暴幹涉呢？老實說，單是請官員不來管農民自己的事已經近於不可能了。中國的國情就是官員無處不管，無事不管；尤其對於真有可能發展成功的事業（例如農民的廣泛的自我聯合），就更是難以忍手不管。所以，雖然作者有意避開民主政革國家這個重大命題，但是壹旦深入分析便仍是無法回避。
沒有民主所以中國農民無法富裕
作者不熱衷於民主奮鬥，因為他同許多人壹樣，認為中國民主前途遙不可及，理由正是中國是壹個小農國家：「全盤引進西方的民主制行不行？這種……政治民主制雖然較能有效地防止公共權力的特權化傾向，但在壹個有著數千年封建傳統且依然以小農經濟為主的中國社會內能否有效地運行……這是大有問題的。」（768-9頁）壹個小農國家只能同政治專制相適應，難於建立民主。
這個解釋簡單明了，但並不正確，兼且自覺或不自覺地顯出對農民的歧視。中國沒有民主，這筆帳不該簡單算在農民頭上，因為當代中國已經不是鴉片戰爭時代的中國，並非除開地主之外便只有農民壹個階級。在「改革開放」前，除農民之外還有近億「老大哥」工人階級；在「改革開放」後，廿年來更產生了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專業人仕。在世界歷史上，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即使相對小農只占人口少數，卻不妨礙他們成為民族的民主先鋒，先後打倒過許多專制政權。在近代中國史上，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民主奮鬥的成績遠遜於外國，但是也不是等於零。所以，若要考究中國現在何以沒有民主，至少要問：為甚麽工人階級至今沒有為民主鬥爭？是天生不能還是暫時不能？為甚麽許多人曾寄予厚望的新生資產階級，至今仍那麽令人失望，不僅沒有多少民主呼聲，反而不少人熱衷結交權貴以謀利？又為甚麽那個號稱為人民服務的黨，那個靠農民軍隊才坐上江山的中共，今天竟然會變成同農民利益對立的黨？全都是因為小農「素質」太低造成嗎？這樣豈不是把其它階級，把國際因素例如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俄國革命及其墮落、中共本身的蛻變、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後來的冷戰及對中國的圍堵等許多其它因素壹筆勾銷嗎？不首先回答這些問題，卻輕率地拿農民的素質太低來解釋政治專制，是否有點不公正？
作者能夠註重調查，深入農民中間去作訪談，這種實幹的治學精神是好的；能夠為農民伸張正義更是值得贊賞。可惜作者同時也承襲了壹些對農民的偏見，承襲了這壹代知識分子對民主鬥爭的悲觀情緒，看不到目前對中國社會進行全面民主改造的迫切性及可能性，反而只著重進行點滴的改良工程，或著重向領導人出謀獻策。問題是，難道幾十年來的經驗還不足以證明，最好的主義或政策，壹經那高踞社會之上的官僚集團執行，總難免走樣變質？
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後，這壹自流灌溉系統屢修屢毀。這個『毀』，可不是毀於天災，而是人禍，毀於分田單幹的小生產方式及農戶的自私短見。由於灌溉渠道占地很多，沿渠農戶不斷地與渠道爭土地。冬季築起，春季又被扒掉。冬季是渠進地退，春季是地進渠毀。壹條河渠，壹處開決，即成廢渠，何況沿渠農戶把它挖得千孔百缺。所以，每年的冬季水利建設，徒具形式，且浪費大量人力物力。好端端的壹方高產水稻區，如今變成為小麥、玉米產區。兩熟不及壹熟。又如農業科技推廣，分田單幹後阻力甚大。各分散的農戶成為獨立的經濟決策單元。且各農戶的勞動力結構、經濟狀況與文化程度各不相同。這壹戶引用玉米良種，那壹戶為了省幾個小錢，使用自留種。但玉米揚花，四處飄散，結果良種無效。今天這戶打藥除蟲，蟲飛到那壹戶的田裏，明天那壹戶打藥除蟲，蟲又飛回到壹戶田裏。再說，農業機械設備的閑置與浪費，實是驚人。如今經濟條件稍好且人均耕地較多的村，幾乎家家購置小手扶、抽水泵。」（624-5頁）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初期中國南方農民的農業生活 二零零二年
就算是極力鼓吹中國加入世貿的人也得承認入世後對農業會造成很大沖擊。然而在入世前，過去近十年，各類稅費高昂，農民在子女教育、醫療開支又大大增加，再加上糧價下降，水利失修和環境破壞導致的水災、旱災等已使農民不勝負擔。大量年青人流到城鎮工作，才能勉強支撐沈重的農民負擔。
最近筆者到過湖北省壹個貧窮縣──孝昌縣的壹個小村落，從村民與回鄉探親的人了解到農民更具體的苦況。湖北本是大陸主要糧產區，自古就是魚米之鄉，富庶之地。但由於稅費過重，早前就有報章報導壹年內“湖北重稅逼死農民”。（明報2002年1月26日）
土地與農民負擔
該村落是壹個行政村（2600人）裏的壹個自然村，當地人叫灣（應為土旁，下同）。那裏於1981年末第壹次分田，無論是剛出生的嬰孩還是老人，每人都分到約1.2畝的責任田（鄰近另壹個鄉由於人口多，每人分到約半畝田）。田地主要用作種植稻米、小麥和油菜。責任田分得多不壹定是好事，因為田地是否用來耕種，農民也要按比例交各項高昂稅費。
至於在1995至1998年，該戶書面上的負擔分別是1239元，2190元，1357及1573元。但農民指出那通通是假的，95至97年每年要交二千多，98至2000年每年約2500元（由於天旱沒有多少收成，2001年只交了幾百元公糧）。這比起1982年，初分田時交的170元大大增加了（這是憑農民的記憶，沒有書面記錄）。據說稅費大增的主要原因是鄉村幹部比起20年前多了近10倍。
雖然監督卡上已記錄當年農民需繳稅費，上面亦寫明“卡外負擔農民有權拒付。”但實際上每年村委派人來收稅費時，會按每畝再加幾十元，又從沒發過收據，只是在他們的帳簿內記錄。98年就試過有村民拒交額外稅費而被村委召來的公安毒打及將糧食搬走，女戶主跳河自殺但被救。所以農民對於地方官僚形同搶劫的做法只有逆來順受。
水利與自然災害
據村民說，從前每年曾種三造稻米，但畝產量越來越少。另壹方面，天氣越來越熱（大概與全球氣溫上升有關），水資源減少，現在壹般只能輪流種小麥和稻米。
農民對集體（公社）時期有很多負面批評，但在改善水利方面做了壹定的工作，例如在50年代土地改革後不久，便在當地修建了蓄水池，以供應農業用水（當地沒有大河流經過），第壹個在57年建成。分田到戶後，地方政府便沒有從事水利工作，致使壹些水道淤塞。另外，有養鴨戶在壹個蓄水池養鴨，汙染了水池也沒人管。
2001年7月，當地持續幹旱，筆者到訪的灣由於地勢較高，旱情是全縣最嚴重的，蓄水池和水井全幹了，農作物全部枯死，連人喝的水都沒有。村民逼不得已，聯同對面灣每戶各派壹名代表，共二、三十人坐車到縣政府請願。政府答應免費提供食水，直至旱情解決。結果政府用車巡回送水到各灣，每隔3天才送壹次，只送了3次。之後下了壹點雨，水井有水了，旱情才舒緩，但農作物已反魂無術。
那是村民第壹次以集體行動提出要求。那兩天共有兩三百名來自不同灣的人到縣政府請願。
據說大旱後中央政府撥了800萬元改善該縣水利，但實際上用在各項工程上的只有幾十萬，其余的就進了層層官員的口袋裏。
除了旱災外，農民生計也受畜禽瘟疫影響。雖然在稅費中就有壹項是畜禽防疫費，但有關部門卻沒做任何防疫工作。去年年底，該灣便有很多雞死於瘟疫。
電力、能源與電話
據該村村委書記說，家庭用電每度7毛（工業用每度8毛），但實際上農民要支付每度1元的電費。壹戶家中只有光管、黑白電視機、水井食水抽水泵，每月便要交十幾元電費。更奇怪的是，電費不是由供電廠派人來收，而是由該村壹家專利的磨榖廠的老板來收，也是沒有收據的。那究竟是誰多收了農民的電費？
村民家中壹般有燒煤餅的爐，但由於燒滾壹煲水便要壹毛多，他們多是燒稻草煮食，壹個人燒草，壹個人炒菜，很花時間。廚房通風不好，燒草時煙很大，很多中年婦女眼睛被熏壞，呼吸系統也受影響。
該灣25戶中，只有壹戶負擔得起安裝電話。安裝費300元，後按通話時間計費。這戶並沒有種田，戶主在縣政府部門工作。
家庭、婚姻與計劃生育
筆者作了灣內簡單的人口統計。這統計是包括各戶戶主的已婚女兒而沒有包括其媳婦，因為這較易統計及反映實際人口狀況。
該灣有25戶，共133人，平均每戶5.32人。每戶包括戶主（通常是男人），其太太、父母、子女。平均每戶有3個孩子，最多的有7個。
年青人結婚對象都不會在同壹個灣內，大部份是靠親友穿紅線（做媒），到了通婚年齡父母便會很著急為他們尋找對象。由於巨大的家庭與社會壓力，很多年青人對對方認識不多便要結婚，制造了很多不幸的婚姻。
絕大多數年青人婚後會與男方父母同住（除非夫婦同時外出打工），因為他們沒有經濟能力另建房子。新婚媳婦不壹定能適應新的環境及婆媳關系。
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很明顯。春節時女的在廚房做飯，男的招呼人客，或去拜年打牌（當然也會全家壹起去拜年）。
平日，由於男性壹般較壯健，是種田的主要勞動力，女的在農忙時也要落田，但壹般負起做飯、照顧長幼的傳統角色。
由於年老農民完全沒有退休福利，唯有靠兒子供養。出嫁的女兒壹般要供養老爺奶奶，難以支持父母。所以農民務必要生兒子，這給予農村社會重男輕女壹個解釋。
該村到94年才嚴厲推行壹胎政策，但若第壹胎是女孩，5年後可生第二胎，無論是男是女，都不可生第三胎。現在似乎沒有殺女嬰的情況，因為百分之九十以上懷第二胎的婦女會做Ｂ超（超聲波掃描），若發現是女的，就算快要分娩，也會把胎兒打掉。有點奇怪的是，該灣75名孩子中，41人是女，34人是男，仍是女多男少。
有些農民認為計劃生育比提留更厲害。據說該灣最窮的壹戶連椅子都沒有，就是由於超生了兩個孩子，交不起罰款，甚麽值錢的都被搬走，連椅子都被砍爛。計劃生育原本的意義是要減輕人口負擔，改善人們的生活，但實際上卻令窮者越窮。
在湖北省黃梅縣有這樣的個案：98年時壹個生了兩名女兒的婦人還想追個兒子，懷孕後便偷偷到武漢工作待產，怎知被村委發現，派了3個人到武漢把她押回村裏，在懷孕8個多月時強逼流產。更令婦人壹家傷痛的是，那個是男胎，假如他們有兩萬多元，便可保著這個男嬰。
2001年，同是黃梅縣的另壹婦人，已有壹名女兒，正在外面打工，被村裏的計生辦催她回去做孕檢，她由於請不到假，來不及回去，家人便被罰了300元，電視機也被搶走。後來她回去作了孕檢、上了避孕環，才取回電視機，但罰款沒有退回。
教育
1980年，小學學費每年18元，孩子上學壹般沒困難。但自90年代開始，子女教育絕對是農民沈重的負擔。政府推行9年義務教育，是指農民有義務送子女入學，而非政府有義務提供免費教育。政府規定小學學費每年360元，中學720元，但該村小學學費每年440-460元，另考試費24-30元，學習數據共4本，每本5元，寒暑假作業每本5元。初中學費每年920-940元，另考試費130元，喝水費60元，初三（中三）補課費200元，計算機費100元。高中學費更是每年1800多元。初中和高中是不同的學校，都離村很遠。學生要寄宿，壹名初中生說學校生活很艱苦，他要帶米回校，有人煮飯，但菜要自備，每次回家便帶回壹些涼菜，在校吃幾天。
由於農民種田壹般僅能糊口，子女的學費多是靠年長子女（首先通常是女孩）外出打工來負擔。壹個家庭假如有壹子壹女要讀書，但只能負擔其中壹個，那通常就是女兒輟學，外出打工或照顧年幼弟妹。
村民中男的學歷普遍比女的高，在25戶中，有22戶的戶主比太太的學歷高，2戶夫妻均沒有接受教育，另壹戶仍未結婚。41名非在學年青人中，有16男，25女；男的只有1人沒有念初中，其余15人均念至初中，大部份念完初三或以上；女的有18人只念完小學，其余7人初中或以上。
農村重男輕女明顯。女孩教育水平較低，外出打工也難以找到高薪的工作，經濟地位低促使女性難以走出男女不平等的惡性循環。
假如學校教育是免費（起碼像是香港那樣實行9年強迫免費教育），男女的教育水平不會有那麽大差異。
約有壹成初中生升讀高中，除了因為學費貴，壹般農民負擔不起外，村裏的小學和初中每班都是六、七十人，教師難以照顧個別差異，坐在後排的學生甚至難以聽到老師講話，也使很多孩子沒有多大興趣讀書。農忙時，孩子們要幫忙幹活，也會影響到他們的學業。（見附文：農忙的壹天）
醫療
除了子女教育外，醫療也為壹些農民帶來沈重的負擔。該灣內壹名40余歲的婦人患了心臟病，由於沒錢治療，拖了壹兩年便死了。自91年開始，醫療費用不斷上升。醫療變成了以利潤取向。
村裏沒有醫院，若有急癥重病，就要坐車近壹小時，送到縣裏的醫院。從前的赤腳醫生已改為鄉村醫生，全村有2個，另有壹家私人診所。壹般病情輕者，診金連藥費2至3元，較重者10多20元。這比起大城市如深圳的醫療費動輒要七、八十元就便宜得多。但對於貧窮的農民來說，20元已是不小的數目，所以非逼不得已也不會找醫生。有位中年人患上肝癌，就要幾萬元醫療費，相當於壹個農戶十多年的收入。
產子的費用也是不小的負擔。已有壹名女兒的婦人打趣說，那有錢生第二胎。由於在家產子的危險性高，這兩年已減少，但沒有錢的，也只得花200元找接生員到家裏接生。若到醫院產子，要500-1000元。
外出打工與回流
由於種田難以維持生活和孩子教育，自80年代中，年青人便紛紛外出打工。
該灣41名非在學的年青人（戶主的子女）中，只有4個不曾外出打工，而其中兩人只有十五、六歲，可能是年紀還小，家人不讓他們出去。
無論男女都會外出打工，但工種不同。女的多是進廠或當賣菜、清潔等臨時工；男的主要是做泥水、水電工作，也有壹個當老板。
外出最長的已有15年。在23名有打工經驗的女性中，6人已沒再打工，其中5人已結婚，住在夫家的村裏或縣城，另壹人快將結婚。他們有些還是打算再外出工作。這23人中，另有7人已婚但仍在外面工作。而外出打工的14名男性中，雖然有3人已婚，但仍全在外面工作。
外出打工者大多能慢慢改善家裏的經濟。蓋了新房子的家庭，大都是有人外出打工。但很多打工者都反映找工作越來越難，前景並不很樂觀。另外還有壹些外出工作遇騙幾千元的個案。
在某些家庭，沒有子女外出打工的，或匯回來的錢不足以維持開支的，中年婦女在農閑時也會跑到武漢（湖北省會）去擦鞋或撿破爛，這被視為很低賤的工作，但她們難以在城裏找到其它工作。幸運的每天可賺十元八塊。他們最怕被警察捉到，因為沒有暫住證。
另外，去年也有農婦在自己的田插了秧（最辛苦、最花時間及有時間限制的工序），坐壹天車到河南省幫別的農戶插秧，每天25元。插了十幾天，扣除70元車費，賺到二百多元，剛夠兒子壹個學期的學費。
農民的出路
中國入世前，農民已察覺到糧食作物的價格慢慢下調。保護價已不存在。有農民說加拿大的小麥每百斤二十多元，大陸的是四十多元，入世後怎敵得過外國的呢！有人提出這樣的解決方法：讓村裏幾個種田大戶承包全村田地，然後雇用其它農民當佃工，20-30元壹天，這便使土地集中，便於實行機械化。但若真的實行，便會出現大批無地農民。剩余勞動力多了，工資會被壓低，很多農民無以為計，甚至流離失所。這並非解決農民貧窮問題的方法。
農民的貧窮，壹方面在於生產時主要靠人力，生產效益低，沒有多少積蓄，無能力買機械擴大生產。責任田細小而分散，也難以使用機械。另壹方面是稅費過高，農民連溫飽也成問題。中央雖有規定村提留鄉統籌不能超過上年村裏人均純收入的5%，但實際往往超過壹半。在解放前，農民交給地主的地租，也只是種田的壹半左右。難怪人們說「辛辛苦苦幾十年，壹朝回到解放前」。
有人說機械化雖可提高生產效益，但會造成更多剩余勞動力。這話不錯，但解決的方法不應是要農民繼續只靠人力畜力艱苦地工作，排拒機械化。農村的水利及基礎建設、教育、環境保育等，在在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改善，不必擔憂剩余勞動力沒有出路。那資金何來？如前文所說，中央政府撥了8百萬改善該縣水利，真的投放在工程上的只有幾十萬。假若沒有層層的貪汙剝削及苛捐雜稅，假若各項稅費不是占種田收入的六成，即使現時的生產方式仍然繼續，農民絕不會那樣窮，社會也不會像現在的不平等。難怪農民對官僚就有這樣嘲弄的話：貪得多的是貪官，貪得少的是清官。
農民也總結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跳水不拉人，喝藥不搶瓶，上吊不解繩。人民的死活政府不管。農民在不堪剝削的時候，有些便起來反抗。98年湖北黃梅縣某鎮就有農民“造反”了。二十多個農民到鎮政府請願，指村委書記及村長貪汙，要求他們交出貪款及下臺。幾個月後，村委書記終於下臺，但他說十幾萬公款吃光了，而村長則拿著貪款跑掉了。新的村委書記雖然貪，但沒有直接搜刮農民（貪的是給村內壹廟宇的捐款）。農民說假如村委對他們貪汙剝削，他們會再起來“造反”。
雖然大多數農民在默默地忍受著各種剝削壓逼，但起來“造反”的個案也不少。現在農民是不是已經到了不造反就沒有出路的地步呢？
農忙的一天 二零零二年
農曆六月初九是星期五，是農民最忙的一天，也是我們家最忙的一天。
一大早起來，爸爸媽媽都在外面去幹農活了，只有我和弟弟在家。剛起床是5點鐘，便開始忙碌起來，首先刷牙洗臉，再把牛牽到田耕上去放青草，每家都要有人放牛的，每頭牛都在不同的田耕上吃著綠油油的草。放了一個小時就回家了，差不多6點半左右，就開始做飯，先炒了一碗黃瓜，再一碗是蘿蔔。菜炒好了就開始煮飯，我們家是燒稻草和麥草的，所以很慢，只有極少數人家才能燒煤氣（罐裝石油氣）。做好飯就7點過10分了，我就叫弟弟把爸媽喊回來吃飯，之間我掃一掃地，他們回來之後，我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開始吃飯，爸媽他們很快吃完了，就拿著農具回到田裡幹活了，鋤地、施肥、溉水到田裡、插秧。弟弟吃完飯就去上學了，而我還要洗碗，之後才能去上學，快8點鐘了，到學校8點過5分，有很多同學都已在認真地讀書，我也回到座位上，剛讀了一會兒書，老師就來上課了，時間是8點40時。上午4節課，上完就12點整。回到家12點過10分，有些同學離校遠就在學校蒸飯吃。
我回家還得做飯給爸媽吃，炒了兩碗菜又叫弟弟去喊爸媽吃飯，大約下午1點30分左右，爸媽稍坐了一會又出去幹活了。我們下午有兩節課，依然做完家務才去上課，到學校2點過15分，回到家是4點過10分左右，就趕忙去田裡幫爸媽插秧，直到晚上8點鐘才回家。媽媽要做飯給我們吃，我們洗澡。大約9點多他們都去睡覺了，而我還要寫作業，到10點多鐘才能睡覺。這天真的是最農忙的一天。
王大成一戶交多少稅？
在1999年湖北省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印製的農民負擔監督卡上，列出了王大成（化名）一戶10口，分田12畝所需負擔的稅費（以人民幣計算，下同。1港元約兌1.05人民幣）：
（1）國家稅費：465（農業稅：436，基本水費：29）
（2）三提五統
A.村提留：358（公積金：110，公益金：84，管理費：164）
B.鄉（鎮）統籌：358（教育附加費：241，計劃生育費：20，民兵訓練費：18，民政優撫費：38，民辦交通費：41）
（3）經批準集資：202
（4）承擔勞務：90個
（5）據實徵收項目：297（農業特產稅：99，畜禽防疫費：24，預提共同生產費：174）
共：1680元
王大成交稅後剩下多少錢？
農民一年到晚辛勤耕耘，交了各項稅費後，就只剩下僅足維持來年生存的口糧，以下的例子以一戶10口，分了12畝責任田，計算他們在2000年的收支狀況。
（1）該戶共有3個勞動力，其餘的在學或外出打工，或是老人。12畝田一年可種6畝小麥，12畝稻榖。
A.每畝麥田所需的種子及肥料（不需農葯）共82元。
畝產400斤（1斤等於半公斤），市場價為0.45元/斤，即180元/畝，6畝麥田的淨收入：（180-82）元x6=588元
B.每畝稻田所需種子，肥料及農葯共106元
畝產1000斤，市場價為0.42元/斤，即420元/畝
12畝稻田的淨收入：（420-106）元x12=3768元
全年種責任田的收入是：588元+3768元=4356元
（2）該年度實收稅費為2500元，即為責任田收入的57.4%！
（3）交了稅費後，只剩下1856元，約相當於4420斤稻榖。
而每名成年人每年所需口糧約為1000斤稻榖。（一般農民是不會賣口糧的，以上用錢計算，是要方便運算及比較。）
（4）該戶當年有3人外出打工。就算他們留在村裏種田，也可能只多種幾畝小麥，不足以糊口，所以青壯年人不得不外出打工以維持生存。
除了責任田外，農民也分得一些荒地（旱地）來種花生、油菜炸油，和種些青菜，也會養雞和豬，但主要都是自用。
中國農民講述改革開放之後農民在生活方面所受到的壓迫 二零零一年
在中國，壹個農民的普通孩子，在我們國家的很長的時間內是沒有任何途徑可以走出農村的。文革結束後，從77年開始，高考才成為壹個農村孩子進城的壹條獨木橋。80年代後期，個別富裕的農民也可以花大約壹萬塊錢買壹個城鎮居民的身分了，看起來像是壹種封建社會的贖身。許多大城市象上海廣州等地可以憑借壹定的投資拿到的藍印戶口本也屬於類似的做法。經濟因素的介入來打破法律制度上的不合理，倒也是壹種社會進步。但這壹買壹賣也直接體現了壹種生而不平等。否則的話，為甚麽要買賣壹種法律身分呢？最重要的是為甚麽沒有城鎮居民去贖買壹個農民身分，只有農民贖買城市居民的戶口身分呢？所以，農民的社會地位是壹目了然的。
某電視臺的壹個節目裏有壹天誇耀說，我們是世界上唯壹壹個舉辦“農民運動會”的國家，那是在“農民運動會”舉辦期間說的。真是滑稽邏輯！他們沒有問壹問，這個世界上目前有多少個國家規定了“農民”只能是“農民”，並且農民需要用錢來取消農民戶口換取城市居民的身分！
政府對於農民倒是從來都沒有主動明確地歧視過農民，甚至會以種種形式來維護農民的利益，這在電視等媒體大家已經看到了很多，包括“農民運動會”也可以列入類似的積極範疇。壹般所謂的歧視都是以多數人對於少數人的威勢來形成的，並且有壹定的理論來說明其集體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低級之處，中國的農民都不具有這些社會特征，中國農民占人口約80％的這壹現實決定了不具有被政治歧視的條件。那現實中農民的低下社會地位是通過甚麽來實現了的呢？是通過政府壹再對於城市居民的各種優惠而遺漏農民的利益來完成的。
非常奇怪的是，在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中也規定過“公民具有自由居住遷徒”權利，但1958年就改變為嚴禁自由居住遷徒。這壹由先進到落後的倒退過程，有其它的社會心理潛因嗎？我至今沒有找到明確的答案。是革命剛剛成功的共產黨人嚴格按照共產主義的原則才選取了先進的法律取向，而後來某些人的農民意識擡頭、同時又發現拋棄農民利益對經濟嚴重困難時的政府是個轉機才走向了法律上的倒退？我不肯定，沒有人可以肯定。表面上的原因可能很容易找到，但潛在意識上的永遠只能是謎。
作為壹個從小就在農村長大的農民，我始終困惑著。今天仍然有許多人困惑著。
我千百次地問蒼天，問為甚麽我會是農民。為甚麽我不生在壹個市民的家庭？為甚麽作為農民我天生就被剝奪了壹切和城鎮孩子壹樣許許多多的權利，當然也包括可以上山下鄉的光榮和坎坷？假如沒有後來的高考，我還沒有到城市裏工作的權利。我的權利只能限於在土地上耕作。
盡管我今天已經不再是個農民，我家裏沒有了壹個農民，但憑著壹個小知識分子的良心我至今卻不能不關心這個仍然存在的階層。我始終不能忘記我是壹個農民的女兒，那份屈辱和不平等成了激發我永遠關心社會問題的最初起點。這段特殊的生活經歷使我每壹次面對農民問題時都不能平靜。由農民問題我想到中國太多類似的社會問題。
農民今天部分人是進城了，但是他們仍然是城市中的“另類”。他們住在城市裏，幹最低賤最累人的活，幹城市居民不願意幹的壹切活，但他們仍然不是城裏人。盡管比以往他們可以自由出入城市（在文革的時候農民出入城市都要生產隊裏開條子），但在法律上他們仍然沒有城鎮戶口，所以進了城他們仍然是農民，人們通稱這些人為“民工”。發給“城鎮居民的最低生活補貼”是不會發給他們的。
還不僅僅是個戶口問題，經濟補貼問題，實際上在有關中國法律的勞動保障壹條中，剛剛有學者考證出來，農民在土地上的勞動並不在國家法律中所說的勞動保障之列。也就是說，農民在土地上的勞動不算勞動，或者說，中國法律中的勞保條例，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勞動，而不保障農民的勞動。該條法律條文上卻沒有說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勞動權力，用詞是中國公民。但在執行的時候，農民的勞動是沒有任何保障的。我們可以說，中國農民不是中國公民嗎？
對於農民也還不僅僅是勞動保障問題，農民們也沒有工人、幹部、解放軍、教師這些城市居民們所具有的醫療保障。從來沒有。今天，當城市居民面臨醫療改革的時候有些驚惶失措，農民不必，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享受過那種優待。在中國，農民本來收入就只是城市居民的大約1/10，再加上沒有任何的國家醫療保障，這?多年了農民們是怎?熬過來那些非人的日子的啊。當年的知識青年們倒是有些了解，所以，他們為那麽多年的非人鍛煉痛哭流涕，他們也死活甚至不惜出賣自己的色相都要換取回城的權利，也所以愛著農民姑娘的知青們只能在小河邊對著“小芳”無奈之中說“byebye”。
在看起來戶口環境通過買賣等途徑轉換都較為寬松的今天，面臨城市失業人口的巨大壓力，許多城市“把進城農民趕回農村”已經成為壹個公開解決城鎮失業的秘訣，招工時壹句“需要本市城鎮居民戶口”也就把所有外地農民找工的可能性取消了，因為農民不具有城鎮戶口。我也敢肯定，今天中國統計的失業人口或者說下崗人數，壹定不包括農民閑居人員。農民從來不在人們的視野之內。
長期以來，在中國做農民實際上就成了壹種懲罰。城市居民的罪犯有的會在刑期結束後剝奪他們的城市居民戶口，而把他們貶為農民。這樣的做法在很長時間裏通行。
假如做農民不是這樣遭罪的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幾年有甚麽苦可訴！《天浴》中知青的悲劇基礎也就不存在了。
今天有人說，他們當年上山下鄉是壹場飛來的橫禍，那麽出生在壹個普通農民的家庭看來真的就是被拋進萬劫不復的深淵了。
農村不只是壹般的苦啊，那與知識青年們他們原來城鎮生活反差實在是太大了啊。
看來毛主席對農村是有壹定的了解的。他號召的上山下鄉政策中有著起碼公平而客觀的思想核心，那就是農村是苦的，沒有受過農村苦的，或者對中國整體有著虛幻感的城市孩子是應該去農村鍛煉鍛煉的。“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知識青年可以在那裏大有作為”的思想包含著其它多方面的期許。
但知識青年仍然憤憤不平。他們說，人有多少個青春，我們有多少個十年可以放在農村？
農民沒有憤憤不平。假如上山下鄉十年就是浪費的話，那麽我們是不是可以說，農民在農村“浪費”了他們的終生？這種限制農民遷徒和工作權利的戶籍制度已經在中國執行了41年，在今天仍然沒有徹底放開！
在每壹個知青想尋找自己公平的時候，農民的公平去向誰要？
稍微意識到這個公平問題的中國農民都會在生育子女時感嘆到，他們就要再生育壹個農民了。有時候那種抱憾和壹個奴隸的感嘆不會有特別大的距離。我相信許多城市居民正是考慮到避免生育壹個農民的後代而斷絕了與農民女子的愛情。類似這樣的悲劇在農村和城鎮中上演著。大家對這壹點還是有壹點覺察，因為改編自農民作家路遙小說的電影《人生》就反映了那樣的壹個愛情悲劇。它反映的社會現實遠比從小生長在大上海的陳沖拍攝的《天浴》有著更為廣泛深刻的社會意義。當然，他們兩個人的出身決定了他們是不同社會階層的代言人。
撇開不同的視點看，兩部片子牽涉城鄉差別矛盾的片子都很感人，但《天浴》中悲劇的基礎建立於壹個知青回城的困難上，女主角年輕、她是城市人、她是社會優勢的獲得者，對於了解中國真實國情的人們女主角的悲劇性就有效降低了，只獲得了觀眾對文革的進壹步關註和對壹種畸形情感的同情，該片沒有觸及更深刻的社會問題﹔而《人生》的悲劇建立在壹種廣泛的社會制度上，男主角愛壹個農村的姑娘，但為了徹底擺脫自己農民的命運，他放棄了個人的幸福，意欲和壹個城市居民的女兒結婚，他是壹個中國的“於連”。所以，兩部片子所反映的社會意義深度以及他們的價值取向都是不同的。
無論是哭哭啼啼的知識青年，還是今天為著解決下崗問題而心裏打著“把農民趕回農村”算盤的管理幹部們，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最根本的壹種東西，那就是他們這些中國人都最適合生活在封建時代，而絕不應該是生活在今天這個電子時代。因為他們都沒有現代社會所起碼需要的平等與人權觀念。
嗚呼，時代！
19世紀的英國社會學家斯賓賽說過：“在所有的人都獲得自由之前，沒有人能完全自由﹔在所有的人都有道德之前，沒有人能被稱為完全有道德﹔在所有的人都獲得幸福之前，沒有人能獲得幸福！”
假如我以壹個國家為壹個“所有”單位而論的話，我們身邊有許許多多的人在哭哭啼啼喊各種各樣的不平的話，實在是因為我們有正好配得上讓人們哭哭啼啼的管理素質和管理人才。在壹個人人漠視他人權益的社會裏，實際上人人在侵害他人權利的同時自己的權益也在受到同樣水平的傷害。壹個社會的良知和社會公平意識是會水平發揮、平均反射在每壹個人身上的。只要壹個社會中有明顯的壹批人受到不公正待遇，那麽這種不公正的意識終有壹天是會發揮在其它人身上的。這倒是很公平！可它也很殘酷，它說明即便生活在城市裏的居民，也是在許許多多的方面受到“農民”壹樣的不合理管理，當然不是表現在戶口上面，而這種隨隨便便犧牲或漠視部分人權利的事情也會表現在其它的方面，反射在妳身上，如殘疾人，如知識分子階層，如城市貧民，如壹切非權利階層……。
斯賓賽的話包含的樸素共產主義理想情懷值得我們中國人深深體會，尤其值得城市居民以及壹切暫時的利益獲得團體的體會。盡管這種共產主義情懷不是來自於馬克思本人，但太陽出發點的這種人類大同的精神本來是我們中國人壹點都不陌生的，甚至是半個世紀前中國人赴蕩蹈火的精神指引，可是我們今天看是不是我們只得到了表面的壹切，卻失落了很多共產主義的精神真諦，因為民主和平等權利就是共產主義的最基本原理，而起碼在農民這個明顯的問題上我們嚴重違背了有關的原理。
壹個發生在中國北方城市的兇殺案例也許為這種思想可以做壹個解釋。壹個 19歲的農民，從小父母雙亡，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依我所知，社會對這樣的農民壹般不會有任何的幫助，壹切負擔會傾斜在他們的親戚身上。後來他隨著年老體弱的奶奶過活，但他唯壹可以依靠的奶奶也死了。倍嘗生活的艱辛，精神上更是無依無靠，這個孩子幾次自殺未遂，精神瀕臨崩潰。後來，作為民工他到城市裏打工，可是老板不給工錢，並且找人對他棍棒相加。在要錢無望，生活無著，遭人毒打之後，他到壹個市場逛遊，無意中看到賣肉攤上的屠刀他就順手操了起來，以此連續殺傷殺死多人。
許多專家和群眾對他這種報復行為很吃驚，以為他神經錯亂，為甚麽不去報復那個老板，而是去濫殺無辜？其實說白了，這個農民在報復社會。我認為是這個社會的整體生存狀態的低下直接逼迫他最終走上犯罪道路的。每壹次當他面臨人生的絕境時，社會都沒有向他及時伸出溫暖之手，甚至是連勞動的權益都沒有辦法得到保障。
我們可以想象，即便是他為老板不付工錢而去上告，他有沒有這個經濟能力？他有沒有這個知識能力？我們有沒有貧民可以咨詢的法律部門？而我們現實中的司法公正有沒有給他有足夠的底氣？我看答案幾乎全部是否定的。所以，他會看不到其它的出路。盡管殺人是萬惡的，但他卻不是毫無理由地選擇了報復社會。近年來中國這樣的報復社會的案件有很大增長的趨勢，他們都反映了壹種社會下層，尤其是農民對社會生存條件的敏感。
看著這樣由於貧窮和社會分配畸形而導致的犯罪，讓每壹個有社會責任心的人都不禁感到心痛。假如這個孩子不是個農民，假如這個孩子得到了足夠的學費可以和其它的孩子壹樣享受教育的權利，我們的監獄裏就會少壹個罪犯，社會就少了壹份威脅和損失。數不清的這類案例讓人思考犯罪，也讓人思考我們的社會，思考我們的種種落後意識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了甚麽樣的深層危害。
我常想，盡管我已經不再是個農民，但不能保障我不會有壹天倒在這樣的農民報復的屠刀之下，喝上這樣的毒水，葬身於無名的火海。解決農民問題，是我們每壹個仍然生活在這個社會裏的人們的急切問題，他們的生活質量不改變我們整體的生存狀況就難以改變。有壹天我自己死在民工手中，我不驚奇，妳也不用驚奇。所以我關心他們實際上就是關心我們自己。我們天天生活在壹起，我們本來就是平等的壹家人，當哪壹個人生而不平等地與我們生活在壹起時，我從社會中獲得的那份不應有的優越和利益使我不安，也使我深感慚愧－－我渴望與他們平分社會的每壹份利益。
我已經把農民問題當作中國的壹個社會是否進步的標誌好長時間了。
在這裏也許我們還應該重申當年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時的壹句口號：“壹 人壹家的怨仇不算甚麽，要把眼光放到全中國人民、全世界的人類去”。這裏邊包含的偉大共產主義精神就是：只有“解放”了“所有人”，才能解放妳自己。只有絕大多數的人民（當然包括農民）獲得了“自由”、“道德”和“幸福”的時候，妳個人距離真正的文明狀態才會近壹些。
有人說，壹個歧視婦女的社會不可能是壹個文明的社會﹔那麽壹個歧視農民的社會就更不可能是壹個文明的社會。
農民，知識青年，下崗工人，當妳用壹種全新的眼光去看他們以及他們之所以產生的社會條件和環境的時候，妳還會有壹些新的發現。
太多的知識青年回城以後在反思他們所受到的苦難，我竟然從來沒有看到過壹個當年的知識青年為他們所體會到的農民疾苦起而為農民鳴不平。我為這種社會良知的淪喪而感到無奈。我為那壹批多達兩千萬的知識青年中沒有壹個“變異”，除了為自己哭喊，反轉過來為曾經與他們同甘苦共患難的農民兄弟來講話，我對這個事實感到震驚和悲哀。
在非洲，在中東戰亂地區，甚至在壹些特殊的動物保護圈裏，妳都會看到壹些人因為偶然的機遇認識到壹個不平的現象就義無反顧地重新回到那個圈子裏去解救苦難，甚至是去解救壹些動物例如大猩猩、大象，他們向世界大聲疾呼註意那裏發生的壹切。最近的壹個例子是壹個美國記者在非洲看到的人間慘劇讓他對人類悲哀到自殺。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出身貴族而同情於貧民”（魯迅語）。但是，經受許多年共產主義教育的兩千萬中國人－－知識青年－－到農村走了壹圈，他們回來哭了恨了，只是因為農村的生活太苦使他們在那裏受了罪，可是他們中沒有壹個人反轉回來向社會大聲吶喊：農民們怎麽辦？可能也有人做了甚麽，但既沒有觸及到根本，也沒有形成壹種引人註目的潮流。
我至今對很多年前的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充滿了敬意，可是今天這種平等精神哪裏去了呢？
三農弊端的社會根源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日
「三農」（農民、農村、農業）問題在中國，已越來越顯出其嚴重性、以至危機性。雖然中國財政部長在今年3月向人大會議報告：2000年的國家稅收高速增長，幾乎相當於經濟增長的3倍，增收部份比99年將近翻了壹倍；但這毫不意味「三農」的收入也同比例地增長，相反的，國庫的增收是與「三農」的減收成反比的，部份是加大向農村、農民征收稅費的力度所得的。雖然總理朱镕基同時作的「十五」計劃綱要報告，宣稱農村居民在2000年的人均純收入達到2,253元，比上年實際增長了2.1%，5年間平均每年實際增長4.7%；但這與糧食種植面積、產量及價格都大減的實況很不相符，也與學者專家的調研結果及其它報道的實況大為不同。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報的數字，2000年糧食產量比上年減產了9%。減產的直接原因看來是糧食種植面積縮減，農業部門匯總計算，2000年的種植面積約為16.07億畝，比99年減少了9千萬畝，減幅為5.3%，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播種面積最少的壹年，低於1.1億公頃（即16.5億畝）的警戒線（據統計局調查結果推算，2001年又將比今年進壹步縮減1.7%，約4千萬畝，即減至1.07億公頃）。
種糧面積如此大幅度減少，是由於農民負擔稅費太重，所得不敷所失，因而很多人不願種田，把農田拋荒。這種情況，在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去年給國務院領導人的信（編者按：該信見本刊今期摘錄）中已有較詳細揭露，這些揭露，已經上級的覆查證明屬實，並承認所說有「壹定的代表性」（湖北省委書記和省長在調研後的結論）。
香港《文匯報》今年2月19日，以全版刊出的《棄耕：中國農業轉型期陣痛》，對上述問題也作了報道：洞庭湖壹帶向為主要的產糧區，素有「湖廣熟、天下足」的稱譽。但近幾年來，良田沃土大量被拋棄，其中的南縣，《土地延包經營證書》的發放率至去年9月只有50%，主要原因就是許多農民「不想要田」。有的村，棄耕的土地超過了全村耕地面積的70%。是「洞庭湖區大規模棄耕的壹個縮影。」「湖區許多農民毫不諱言：棄耕不種，直接原因就是不願或難以承受過重的農民負擔。」
這些是中國「三農」危機的部份反映。
學者的調研結果
「三農」的困難問題越來越引起了國內許多學者專家的關註、調研，發表了很多富有價值和見解的文章，論著。以下所引用的學者陸學藝《走出「城鄉分治 壹國兩策」的困境》壹文，便是其中壹個顯例。
該文指出：幾年來，中國農村居民的購買力在逐年下降，農村市場在逐年萎縮。雖然1996年以來，農業連年豐收，但農民收入下降，自96年冬季以後，糧、棉等農產品就出現賣難，價格下降，99年夏季以後，幾乎所有的主要農產品都出現了銷售困難，市場萎縮，農民的收入成了問題，年人均純收入中的糧食收入部份在99年要比96年下降300多元，96年農民人均從棉花得到的收入為68.07元，99年只有36.68元，而糧棉收入占了農牧業收入中的絕對多數，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更是主要的收入。97至99這3年間，糧棉價格下降了3成至4成，使農民的實際收入下降了很多。
從96至99這幾年間，鄉鎮企業也不景氣，約40%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這又使得農民的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大量減少。與此同時，城市又大量辭退民工和限制外地民工就業。據有關部門測算，民工最多的1995年，達8千多萬人，近幾年逐年減少，99年估算只有約6千萬人。以平均每個農民工壹年在城裏凈賺2千元計，農村就要減少6百多億元的現金收入。
另壹方面，基層組織、鄉村兩級幹部在10多年間迅速膨脹，人數越來越多。現在壹個鄉（鎮）政府人員，超過正式編制幾倍乃至十多倍，比50年代壹個縣政府的機構還要大。（例如，本文作者看到2000年10月12日《南方周末》報道：壹個5萬多農業人口的江西省樂平市接渡鎮，在99年「機構精簡」之前，像其它所有的鄉鎮壹樣，在機構設置上「五臟俱全」：黨委、政府、人大、紀檢、政協、武裝部「六大班子」，以及財政、稅務、公安等「七所」，和農技、水利等「八站」，他們吃飯都要吃鎮裏的。）他們還要拿補貼，要比農民生活好，而國家卻沒有提供這些人的財政開支；反而在財稅改革實行分稅制以後，較穩定和較好的稅收都由地（市）級以上收去了，上繳國庫了。於是鄉（鎮）壹級便陷於財政困難，而只能從農民那裏用各種名目收取。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亂集資就是這樣逼出來的。<1>
另壹學者溫鐵軍在《以綜合改革解決「三農」問題》的答記者問時指出：
「基層組織膨脹的問題比較普遍：80年代改革之初，壹個鄉的供養人口不過是「八大員」，到了80年代中期搞「撤社建鄉」，財政開支的編制大約是30人左右；到現在鄉級壹般300人，發達地區鎮級單位甚至達到800-1000人。不僅財政開支增加，而且隨著農村經濟環境惡化，鄉鎮企業倒閉破產增加，鄉村兩級高負債也大量發生。1997年農業部對10個省份的調查就顯示：鄉級平均負債約400萬，村級平均負債約20萬。如今最嚴重的個別鄉負債4000萬，再加上90年代中期以來60%的縣財政虧損，這方方面面的負債和虧損不僅最後都會有相當部份轉嫁到農民頭上，而且還會引發高利貸橫行。」
由此看來，造成「三亂」、「四亂」和農民負擔特別沈重的原因，除了地方幹部的乘機胡作非為、以權謀私、貪汙腐化之外，中央的政策措施、整個官僚制度對政經特權的維護，都是根本的因素，正是由於中央指令要加強農村的黨政控制力量，以鞏固它在農村的統治，才在各鄉鎮設置那麽多的「六大班子」、「七所八站」。
也正因為這樣，盡管中央長期以來重重復復宣稱要減輕農民負擔，並在多年前下令取消許多苛捐雜稅，但是，各地方當局幹部又要重新巧立名目，繼續向農民榨取，以致官方越喊減負，農民負擔越重，從而造成李昌平所概括的農民苦、農村窮、農業危險的結果。
「逼到絕境後的抉擇」?稅費改革
農民的重擔和困苦，直接激發出許多積極的抗爭行動，和消極的棄耕或出走城鎮等等，但後者因城鎮工業不景，原有工人失業者日增等影響，被迫要倒流回農村；他們所壹度棄耕的田地有許多又給基層幹部交由農業大戶承包了去，幹部以此對付農民的棄耕，如果成功，將使部份土地重新集中化，少數農民也將變成無地耕種的無產者，或者成為「大戶」的雇工。不過，他們至今仍保有原來的土地承包權，許多人都拒絕由村大戶承包，這些發展仍要視中共有關新的法例來決定。
農民的抗爭行動，最多的是集體上訪，向上級黨政部門控訴負擔的沈重，即使增產也不增收，甚至賠本倒貼，難以維持生計。例如安徽省懷遠縣淝河鄉便是個典型。農民除了交農業稅、「三提留」、「五統籌」等款外，還有無數五花八門的稅費和集資攤派。因而幾年內全鄉29個行政村中，有23個村村民在上訪。而村民更有幾次集體開拖拉機到合肥市堵塞交通。大多數鄉鎮無法收上當年農業稅的大部份，正常運轉出現危機。懷遠縣領導在1998年底提出要進行費改稅的改革試點，「其實是懷遠縣被逼到絕境後的抉擇」。安徽省領導（以至中央）表示同意，是「因為當時懷遠縣的名聲太臭了」。<2>
安徽省的稅費改革試點結果，據說在2000年全省農民負擔比改革前減少13.93億元，農民負擔減輕約25%，98%的農民表示滿意。但是，問題仍沒有解決，減少的近14億元財政缺口將由誰來補？如果解決不了，政府的正常運轉就有問題。以農業為主的各縣、鄉財政，缺少二、三產業的財力支助，即使有中央或省的很少部份補助，地方領導層也勢必又要向農民伸手，使得農民在必須繳納的稅款（其中包括部份的原有「費」）之後，又要交新的費，重新挑起舊的重擔了。
國家推卸教育經費的後果
新中國建立以後，中共的方針，政策、措施都是重城市、輕農村，重重工業、輕農業，重工人、輕農民的。它在財政上盡力向農民、農村壓榨、犧牲農民的實際利益，很少動用資源去扶助「三農」的發展，而是極多地用於基本建設、固定資產投資；各地農村黨政幹部更利用手中的特權，隨意向農民進行「三亂」的榨取。這種政策和實際，具體表現於對國家公務員的不同待遇上：城市的公務員由國家財政支付薪酬待遇，農村鄉鎮的幹部雖然同樣是國家的公務員，「七所八站」是上級政府部門下設的機構，理應同樣由政府財政負擔其開支的，但卻要由農民供養他們。又例如，農村教育經費也主要由地方承擔（包括學校的興建維修、教師的補貼和學校辦公費，等等）。鄉鎮所承擔的義務教育經費，「成了鎮裏最大的負擔」。這些重擔又主要是向農民們攤派的。
學校經費不足，便要迫學生及其家長負擔。當學生極度不滿這種亂攤派致使學生及其家長不堪負荷時，就爆發出反抗的行動。例如，今年2月11日廣東潮陽市仙桃鎮，就有約800名小學生遊行到鎮政府，沖擊政府大樓，砸破玻璃，火燒家具和檔案文件，以抗議收教育附加費<3>。這是小學生反抗行動的其中壹例，由於消息給香港記者獲知，才得以傳到海外。
許多農村學校由於經費缺乏，被逼要強令學生做工，以賺取收入來補貼學校經費。江西省萬載縣芳林村小學今年3月6日的大爆炸，造成41名師生死亡，27人受傷，就揭露出農村學校存在著這種悲慘事實。據《文匯報》報道：「有消息稱，此次爆炸的原因是學校為了勤工儉學，辦了鞭炮工廠。前幾天還進了壹百斤硝。學校如設在炸藥庫上。」而該報記者同日發自南昌的電訊稱：「可以肯定的是，引發爆炸的是做煙花的原料。」<4>據《星島日報》的「特稿」報道：「壹家煙花爆竹廠的負責（人）表示，由於有關部門管理不嚴，在農村的學校或家庭內違規生產煙花、爆竹的情況普遍。農民耕種每年收入才壹千多元人民幣，但生產煙花、爆竹，每天就有五、六元的收入……爆炸當天，（芳林村小學）三年級的兩班學生就是在課室內造爆竹的火藥引。學校是硬性規定學生要幫學校造火藥引，違抗者每天罰款兩元。」<5>另據說，這些小學生的年齡是8至12歲左右。
盡管官方後來宣稱是由嫌疑犯「癲人」李垂才引爆的（不過也承認該校在前年也曾要學生造火藥引），但德國新聞社記者訪問李垂才的以前同窗，卻說他「絕對沒有精神病」，也「不是壞人」，而是為該小學工作，負責運送煙花爆竹的原料的。他本人也在爆炸中身亡。<6>筆者在這裏之所以較多地引述各報章的有關報道，就是想讓部份未看到有關資料的讀者，具體了解中國農村教育經費缺少而造成的其中壹種悲慘結果，為歷史作見證。
近來還有壹件令人十分可悲的事被披露，那就是陜北壹所民營孤兒學校的連串不幸遭遇，反映出大陸農村的許多學校，既得不到國家和地方政府的各種幫助，又反而蒙受當地部門和幹部的任意打壓、摧殘。這所被稱為「像孤兒壹樣無助的孤兒學校」，位於陜西省靖邊縣。壹九九八年，當地農民馬國成在八歲的女兒死於車禍後，從街上領回六名流浪孤兒撫養，隨後更用外出打工積攢的九十萬元人民幣，加上貸款，創辦「國成孤兒學校」。該校成立之初，曾轟動壹時，國內各大傳媒都作出報道。但是，據《工人日報》披露，由於得不到社會承認，孤兒學校入不敷支，經濟陷困境。馬國成為增加收入，貸款擴建招待所，卻被城建部門指違法修建勒令清拆；他與村委會簽訂承包合同，和孩子們栽種了五萬株樹，又被鄉政府將承包地賣給他人，其間損失都未作補償。孤兒學校已欠債六十萬元，四名老師半年未發工資，馬家壹萬多公斤土豆吃光了後，師生們吃的糧食都是賒來的，而因賒債被拖垮的私營糧店就有三家。大年初三，求助無門的馬國成只好帶著孤兒學校近六十名師生沿街乞討，填飽肚皮後，便隨意找個地方給孩子們上課。這些事再次引起大陸傳媒廣泛報道。<7>
今天在農村所推行的稅費改革，並沒有針對鄉村的財政和公共服務等問題，即使中央提供壹些補貼，但主要的財政負擔都交由地方政府承擔，而後者不願或不能承擔，便要減少教育經費，或者要各學校負責籌措，從而加劇對學生「勤工儉學」的要求，流行對無償童工的剝削，降低兒童受教育的時間和質素。當局又在推行教育改革的漂亮「理由」下，調整鄉村學校的布局，減少學校和老師的數量。例如，湖北省仙桃市有697個行政村，原有鄉村小學644所，過去大體上是壹村壹校，現在被調整為249所，使得大多數學生必須到其它鄉村上學，可能造成新壹輪的兒童失學。<8>
病根在於現存政治制度
面對者「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危機性，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今年1月11日發表了《關於做好2001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意見》。這個文件盡管在前頭循官方慣例先肯定「農村形勢總的是好的」，但緊接著即指出：「當前突出的問題是農民增收困難。農產品銷售不暢、價格低落、鄉鎮企業效益下降的情況沒有根本改變，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中西部地區特別是糧食生產區甚至出現負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壹步拉大。農民收入問題不僅關系農村的改革、發展和穩定，而且關系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它還說：農業和農村經濟不能穩定發展，國民經濟的好形勢就難以保持。必須高度重視農民收入問題，把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作為做好新階段農業和農村工作、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目標，並放在整個經濟工作的突出位置。
它跟著提出了10項措施，以圖做好「三農」的工作。這些措施幾乎都是過去所提過的，並無特別嶄新的創意。問題仍在於實行得如何。比如以「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這句話來說，中共已經提了幾十年，幾乎已成為黨八股、官樣文章，與其它的口號式說法壹樣，也是「假大空」性的、畫餅充饑、望梅止渴般的。它提出「加快農村稅費改革，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似乎是近幾年想出的新辦法，但這就能「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嗎？對於這個「改革」的實效如何，我們已在前面談論過。幾十年來的壹句老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已清楚地重復地說明了：即使中共中央頒布下看來是好的政策措施，下面的幹部仍有辦法陽奉陰違，不加以執行、走過場。這是屢驗不爽的經驗。病根子就在於現存整個官僚政治制度。由於官員不受人民監督，中央獨斷的方針政策既多缺點錯誤，各級幹部又擁有政治經濟特權而自把自為。機構日益臃腫，是這個政治制度的必然特征之壹。而任何的政經改革措施都會觸犯有關方面既得利益者的權益，從而遭到後者們的反對、抵制、破壞。如果不先「從根本上」徹底改革這個政治制度，則壹切都將會「原地踏步」，以至變本加厲地發展，不能有效地解決「三農」的困難問題。
即使有些中共黨員、幹部（甚至位高如黨總書記的趙紫陽），企圖略加以改良、開明些，但也不可免地遭到頑固的官僚勢力的圍攻、打擊，最後連自己的原有職位也不能保。就以最新的事例來說，那位「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的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即使初時據說他的意見已得到從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視，和很好的反應、實行，但今年1月消息傳來，李昌平因揭露了農村的黑暗，開罪了地方勢力，再也待不下去，被迫在去年9月辭職，遠走到深圳打工。盡管如此，他仍然在去年底被《南方周末》報以近3萬張網上和來信選票，當選為年度人物，將他視作中國的希望、良知。<9>這件事反映出，他雖敵不過黨官僚勢力，卻是受到人民支持、人民反官僚的事業是有希望的！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農民的生活處境的改變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許多人對中國農村的貧困、破敗和停滯有著強烈的印象。孫立平談及人民大學洪大用每次回家的壹個直覺：農村不僅越來越貧窮，而且農民面部表情越來越麻木，出現了面部表情呆癡化的傾向。賀雪峰在《新鄉土中國》壹書中指出，人民公社時期，農民的物質生活比今天艱辛，勞動強度也要大得多，但是那時是改造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生活的“改天換地”的勞動，他們覺得是為子孫後代造福，為民族的掘起而勞作，他們覺得生活是值得期待的。而現在他們在電視裏看到的是與他們的世界完全無關的表演和調情，因此，農民不麻木反倒是奇怪的事情。農村基層幹部李昌平在著名的《我向總理說實話》中沈痛地寫道：“農村真苦，農民真窮，農業真危險。”李昌平的遭遇使我想起了1950年代末柳青創作的著名長篇小說《創業史》。在某種意義上，李昌平就是今天的“梁生寶”。
1979年，被視為“‘新時期’的魯迅”的著名農村作家高曉聲發表的短篇小說《李順大造屋》以史詩性的筆墨“重寫”了農村合作化運動的歷史。意味深長的是，《創業史》是從富裕中農郭世富新房上梁寫起，從此展開了農村社會主義集體事業與個人發家致富兩條不同道路的沖突。而《李順大造屋》則自始至終將主人公造屋這壹事件作為小說的主題。小說以主人公李順大造屋悲壯的歷程反映了中國當代農民坎坷不平、起落無常的生活史，高度概括了中國當代農村的苦難，尤其顯示了中國當代歷史的荒誕和悲劇性。《李順大造屋》成為了“新時期文學”的壹個重要起點。同時，它也從“新時期”的觀點出發定格了中國當代農村歷史。
1990年代，新鄉土作家劉玉堂的中篇小說《最後壹個生產隊》從壹個鄉村詩人的眼光出發，將碎片化了的集體化經驗進行了另壹種重構。“最後壹個生產隊”成為了壹種民間的記憶。這篇具有濃厚鄉土氣息的小說帶有明顯的鄉村寓言的特點。它以“文學”的眼光，而不是“政治”的眼光，重新詮釋了人民公社的歷史經驗和精神遺產。
多年來，人民公社和集體化的歷史已經成為了單純妖魔化的對象。張樂天指出：“或許創建公社所支付的代價太昂貴了，以致於公社日復壹日地成為許多人攻擊乃至詛咒的對象。問題在於，自然村落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其制度構架業已十分完善，不付出代價怎麽能打破村落制度？公社的全部意義在於超越了傳統的循環，並為最終擺脫‘循環的陷阱’創造了條件。因此，凡想理解中國現代化的人都不能繞開公社，研究公社是把握中國現代化的壹個很好的契入口。”（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4頁，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中國當代農村集體化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失誤和無數的災難。但是，另壹方面，集體化運動打破了中國歷史的循環，使中國走上了跨越發展的道路。正如魯迅所說的，革命有汙血，也有嬰兒。人民公社被拋棄和否定了，然而，正是在人民公社的廢墟上掘起了獨具特色的中國鄉鎮企業。農村集體化充滿了苦難；但是，同時也是壹次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革命，是中國農村的壹次歷史性的解放和飛躍。
人們普遍直觀、簡單地把1980年代中國農村的繁榮和發展理解為消極地解散人民公社和分田單幹的結果，許多人的記憶以及我親身的經歷是：似乎壹夜之間農民就能吃飽飯了，壹夜之間農村就富裕了。這種奇跡使我們長期感到驚奇，絲毫沒有意識到實際上它主要是受惠於解放後二十多年農村在集體化過程中從物質到精神全面革命、改造和提升。今天如果將“改革開放”初期的這種變化放到整個中國工業化過程以及中國當代歷史變化的脈絡上來看，就非常清楚了：1970年代，中國已經建立了獨立自主和完整的工業體系，長期作為中國工業化蓄水池的農村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不僅取消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大規模提高農產品價格成為可能；而且反過來，工業化的結果開始有條件對農村進行“反哺”。也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改革開放”對於農村“放權讓利”才有了壹定的前提和條件，而農村正是從這壹轉機中突然獲得了巨大的物質利益和壹夜之間變富的。例如，1980年代的糧食增產是建立在集體化時期大規模的農村基本建設、化肥的使用、以雜交水稻為標誌的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等基礎之上。有人說：“1980年代是壹個吃老本的年代，但沒有人感覺到老本的存在，水利特別是農田水利這個龐大的事業被整個社會忽視了，也被國家忽視了。”（賀雪峰《新鄉土中國》，第135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集體化改變了農村生產方式，提高了農民的生產協作能力，使得農民增強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和改進農業生產技術成為可能。黃宗智以北京附近的沙井村為例說明集體化對於農村的影響：“位於北京以東的大型密雲水庫，是壹個在國家投資和領導下建造的水源，它對沙井村的影響重大。今日在村莊的居民點和農田之間，有壹條混凝土渠道，供水給田地裏的分支水渠，形成壹個嚴密的灌溉系統。解放前沒有人工灌溉的冬小麥，今日可灌水三次。國家在水利上的投資，又為化肥的使用創造了條件（土壤無水，不能吸收化肥）。”（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第189頁，中華書局，2000年。）相反，今天，集體化時期所修建的水利設施由於這壹體制的崩潰而無法維持，使得以前依托水利的農田無水可灌：“水利是壹項只有組織起來才可以建設的事業，這些年村級組織普遍負債，小水利也組織不起來，有些農戶已經不得不在過去可灌溉的耕地裏種植旱作物了。”（賀雪峰《新鄉土中國》，第133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這也是1980年代中國農村的繁榮在1990年代難以為繼的原因。如果是分田單幹給農村帶來了繁榮，那麽，為什麽這種繁榮在私有化成為了教條的1990年代反而不能再持續了呢？農村私有化的政策是持續的，不能持續和已經消耗殆盡的是農村集體化過程中所積聚起來的巨大物質和文化資源。
許多學者的研究結果有力地駁斥了將中國農村的成長歸結為私有化的謬論。事實恰恰相反，農村集體化所帶來的制度創新才是1980年代農村發展的動力和原因。黃仁宇和黃宗智等學者指出，中國在宋代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生產水平；但是，從此壹直停滯不前，沒有孕育和產生發展和突破的契機。黃宗智指出：“中國農村在五十年代之前經歷了六個世紀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但仍未得到發展，人口的絕大多數仍束縛於糊口水平的種植業生產。中國農村如果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經濟組織，會面臨比以前更大的問題”。（黃宗智《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第445頁，中華書局，2000年。）而農村集體化破壞了傳統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尤其是社隊企業為農村歷史性的轉折提供了出路。張樂天認為，人民公社的制度創新，使中國農村走上了壹條獨特的發展道路。黃宗智從長江三角洲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1980年代以來農村改革中“真正的質變性發展是通過大多是集體所有的鄉村工業和副業的發展而實現的農業的反過密化”。（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第17頁，中華書局，2000年。）人民公社的制度創新和社會動員，打破了傳統社會的均衡，走出了壹條嶄新的發展道路。
農村合作化的根本目的是改造小農經濟和避免階級分化。這也成為了考驗革命中國的重要問題。黃宗智說：“我們不可忽視中國革命在冀—魯西北地區的基本社會經濟背景：壹個經歷數世紀之久，在內卷和階級分化雙重趨勢之下形成的貧農經濟。”（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第317頁，中華書局，2000年。“農業內卷化”是克利福德·吉爾茲給爪哇水稻農作中集約化到邊際報酬收縮的現象的命名，黃後來將“內卷化”譯為“過密化”。）這是中國革命的基礎，也是革命中國必須面對的困境，也就是如何避免重蹈宋代以來小農經濟的歷史覆轍。
1953年李淮發表的短篇小說《不能走那條路》最早提出了解放後農村的重新兩極分化的問題。以消滅階級剝削為鵠的的革命很快就面對社會新的階級分化這壹問題。如何彌合這種意識形態的裂縫？這篇作品在《人民日報》等幾十種報刊轉載，並且改編成話劇和地方戲等多種藝術形式而廣泛傳播。解放後中國農村何去何從，這壹思考確實在當時引起了人們普遍的反響和共鳴。1955年出版的趙樹理的《三裏灣》是第壹部描寫農村集體化的長篇小說。然而，值得註意的是，《三裏灣》並不是將合作化的過程作為壹種意識形態來抽象地進行謳歌，而是和具體的合作興修水利工程結合起來進行描寫的。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組織起來》中就指出：“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壹家壹戶就是壹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壹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885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農村合作化和集體化的壹個重要的歷史任務就是改造和消滅小農經濟及其思想意識。這種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及其小農意識對中國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阻礙、束縛和制約。如果不消滅小農經濟，中國就只能在宋代以來的這種歷史怪圈中不斷循環。中國歷代都是封建皇權和小農結成同盟，打擊地主豪強及其土地兼並。農民壹旦失去土地，成為流民，就會從根本上危及封建統治的基礎，因此，封建皇權總是努力阻止和延緩豪強對於小農土地的兼並。但是，另壹方面，這也造成了中國歷史長期的停滯和循環。如果中國革命停留在土地革命的階段，不繼續革命和將革命推進到新的階段，改造小農經濟，共產黨所領導的現代革命就和朱元璋所領導的農民起義沒有任何根本的區別。因此，和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等反映土地革命的小說相比，周立波的《山鄉巨變》和柳青的《創業史》中農村敘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推進到了新的層次和新的高度，體現了中國革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進展。《暴風驟雨》和《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描寫的是鬥地主、分田地，是對於地主階級的革命，而《山鄉巨變》和《創業史》則是對小農的生產方式以及私有觀念的革命。
土地革命使廣大農民從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土地革命改變了農村的生產關系，打破了地主的土地集中和壟斷，農民獲得了翻身解放。但是，另壹方面也可能使中國進壹步陷入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之中。土改後造就了億萬擁有小塊土地的小農，因此，在推翻地主階級以後，改造小農的任務反而變得更為艱巨了。四億多農民變成了小土地所有者，使得農村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更加破碎。國家必須和廣大分散的小農進行交易，因此加大了交易成本，這種情況無法適應當時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國家工業化的需要。中國或者以資本主義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英國“羊吃人”運動），或者以社會主義農村合作化的方式改造小農經濟。我們通常將柳青對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巨大熱情簡單地理解為執行官方的政策，理解為政治意識形態的狂熱。實際上，相反，柳青對歐洲工業化的歷史進程有過認真的研究和客觀的考察，對小農經濟的歷史命運有著清醒的認識。1972年他在《建議改變陜北的土地經營方針》的報告中就寫道：“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確立是工業革命的前提。國會以立法的方式通過三次法令，消滅了小土地所有制，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勞力和市場。”他對小農經濟的命運有著正確的認識。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也同樣意識到小農經濟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障礙，只是提出的解決方案不同而已。
農村集體化直接服務於國家工業化的歷史任務。經過土地革命，農民從單純的生產者變成了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因此導致了糧食剩余的減少。薄壹波在1953年秋寫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過去山區農民壹年只吃上十頓的白面，現在則每個月可以吃四五頓、七八頓，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這是國家收購小麥困難的主要原因之壹。”這就使得新中國建立伊始就面臨糧食產需供求的尖銳矛盾，並且和國家工業化產生了直接的沖突。這也就是1953年國家實行統購統銷和農村合作化運動的壹個重要原因：“如果說尖銳的糧食產需矛盾是促進大規模開展農業合作化的動因之壹，那麽，1953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則是當時糧食供求矛盾發展的產物。”（薄壹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255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反過來，今天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所進行的“改革”，就是將廣大勞動人民從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即集生產和需要求於壹身的“人”，野蠻地打回成廉價的“人力資源”，重新打回成為單純的“勞動力”。
農村集體化的壹個重要的功能就是汲取農村剩余，為國家工業化積累資本。1953年統購統銷以後，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擴大，成為了對於農民壹種非常方便和隱蔽的剝奪。如果說在人民公社化時期，中國農民經歷了巨大的苦難的話，那麽我們應當認識到這其中客觀的難以避免的歷史原因：農民為國家工業化作出了偉大的貢獻，為國家建立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作出了最大的犧牲，為1970年代中國當仁不讓地真正進入國際大舞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們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被迫極大限度地犧牲了眼前利益。在總結農村集體化的歷史經驗的時候，我們必須思考的壹個問題是：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怎樣才能取得更好的平衡？怎樣來看待工業化過程中資本原始積累的這種代價？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通過海外殖民掠奪和國內剝奪農民（“羊吃人”運動）雙管齊下。而中國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既不可能通過海外殖民掠奪的方式，又希望避免資本主義殘酷的剝奪方式進行原始積累。當時政府采取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通過集體化的組織方式穩定、持續地汲取農村的剩余，為國家工業化積累資本。由於缺乏歐美國家和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殖民掠奪的支援，第三世界國家和後發工業化國家以內部殖民的方式所進行的工業化過程實際上是更為慘烈、漫長和難以忍耐的苦難歷程。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西方帝國主義嚴密的國際封鎖的極為艱巨困難的條件下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的堅實基礎，從此逆轉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100多年來任人宰割的命運。黃仁宇說：“蔣介石和國民黨創造了壹個高層結構，使中國當時能在世界裏立足，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改革了中國的農村，創造出壹個新的低層結構，使農業上的剩余能轉用到工商業。”（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壹世紀》，第478頁，三聯書店，1997年。）195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引起了梁漱溟等民主黨派人士的批評。這也就是後來“九天九地”說法的由來和所謂“大仁政”與“小仁政”的沖突。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之間選擇了前者。當中國爆炸了原子彈之後，美國意識到和中國進行談判的時機不可避免地已經到來了。中國從此已經確立了不可忽視、不可搖撼的大國地位。
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最初，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確實存在著明顯的分歧。1951年5月7日，劉少奇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通過農業合作社直接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不可能的，是壹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要依靠工業”。而毛澤東卻認為：“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壹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壹經營形成新的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薄壹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91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毛澤東認為，生產關系的革新本身也能夠創造新的生產力，毛澤東的這壹看法獲得了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認同與信服，最終成為了全黨的共識。
黃宗智在對長江三角洲的研究中發現，中國走出了壹條獨特的工業化道路，而這樣壹條道路的出現又與農村集體化的歷史密切相關：“自上而下的工業化模式在第三世界國家是常見的，這是從帝國主義入侵後開始的。中國鄉村發展的獨特之處不在於自上而下的模式，而在於村、鄉集體組織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壹般地說，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農村人口都在消極地等待城市工業的擴張，將他們吸收為勞動力。工業幾乎全部設在都市或城鎮，工業的發展總是伴隨著大量人口從農村外移。這種情況與當今長江三角洲頗不相同，後者的農村集體組織在農村工業化的積累中起了主導作用……集體工業實際上是長江三角洲以及中國大部分地區鄉村工業組織的主體。正是這種生產組織形式推動了發生於70、80年代的大部分鄉村工業化，並且使中國的鄉村工業化有別於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第266、267頁，中華書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著名印裔經濟學家阿馬蒂提亞·森指出：“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不是其改革後重定方向的結果。”
1950年代中國的農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運動，組織起來，改變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及其心理，挑戰幾千年來的私有制度和私有觀念，使古老平靜的農村深深地卷入了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之中。農村集體化是中國歷史上壹場重要的革命和試驗，柳青等人將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村變革置於以國家工業化為目標和背景的廣闊的歷史進程和視野之中來加以展望和表現。
趙樹理和柳青等當代作家沒有回避勞動人民，尤其是農民的自私觀念。趙樹理說：“壹般說，無產階級的私有觀念不大，自從這個階級產生起就是這樣。鐵路工人不會產生分火車頭、分鐵路的想法，不會想分上壹個車頭、分上壹段鐵路回家自己開，而農民就想把地分回去自己種。農村中新和舊的鬥爭非常激烈，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新的東西，常常微妙地絞合在壹起，應該註意到這壹點，否則就不會是真實的。”（趙樹理《在長春電影制片廠電影劇作講習班的講話》，《趙樹理全集》第4卷，第491頁，北嶽文藝出版社，2000年。）柳青充分認識到農民並不天然地具有社會主義思想，決不可能自發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柳青的《創業史》和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被開懇的處女地》都突出地描寫了農民對於私有財產的強烈感情。《被開懇的處女地》描寫了中農康德拉脫把牲畜交給集體農莊以後的復雜感情：“不管妳怎樣舍不得，也得把牲口送歸公有，雖然它們是在家裏的泥地上跟孩子壹起長大的。這種舍不得私有財產的卑劣感情，壹定要克制，不能讓它在心裏作怪……”“他睡不著覺，因為有條自私的毒蛇在他心裏作怪，他舍不得財產，舍不得牲口，雖然他自願放棄了這些東西……” 但是，這種自私心理並不是什麽永恒的“人的自私本性”。它是壹種歷史現象，它是私有制度的產物，尤其是壹種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然而，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所謂“自私本性”不僅不是什麽“人性”，而且是反人性的。
“三十畝地壹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如果按照新自由主義所謂“經濟人”和“理性人”的說法，那麽，農民和小農意識是最“理性”的；但是，同時也是最短視、最狹隘和最不理性的。小農壹方面充滿了狂熱的致富幻想，另壹方面實際上卻又經常處於破產的邊緣：“三月桃花滿樹紅，風吹雨打壹場空。”為了長遠利益，為了鞏固合作化，就必須改造小農意識，就必須創造適應集體經濟的新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擴大農民的眼界和視野，使廣大農民看到長遠利益，認識到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壹致性。薛暮橋回憶說：“我國農業合作化雖然發展較快，但起初並未受到農民的反對……說農民早已普遍存在合作化的強烈要求，也是不符合歷史情況的。”（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第219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對於人性有過於理想化的壹面；然而，新自由主義將人性本質化，尤其是簡單地等同於片面狹隘的自私自利，則是對於人性的壹種貶低和侮辱。
在《創業史》裏，柳青客觀地、真實地、具體地、細致地描寫了梁三老漢由於私有財產觀念而產生的對於合作化運動的抵觸，真實地描寫了農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艱難思想歷程。盧支書說：“由不實心到實心，得幾年哩。和尚剛剃了頭發，就有了道行了嗎？還不是要在寺院裏修嗎？”毛澤東認為：“教育農民是嚴重的任務”。列寧曾經指出：“改造小農，改造他們的整個心理和習慣，這件事需要花幾代人的時間。”對於廣大的小生產者來，放棄小生產者的思想意識，接受社會主義思想，這是壹個痛苦和艱難的過程。對於小生產者來說，要使他們真正意識到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真正認識到他們的長遠利益，是極為困難的。這對於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來說，甚至對於壹個民族，壹個國家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在從根本上來說，蘇聯就是由於“壹國社會主義”和民族利益的狹隘性的限制而遭致了社會主義歷史實踐的失敗。馬克斯·韋伯在德國獲得統壹以後躍升為世界強國之際，為德國民族的“政治不成熟”而憂慮重重。1895年，他在《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的著名演講中指出：“壹個大國的最大危險莫過於被壹群沒有政治意識的市儈所領導”。列寧充分地認識到，即使是最進步的工人階級，先進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和階級意識也不是自發地產生的，而必須從外部灌輸。對於落後的小生產者農民來說，社會主義思想不僅不可能是自發的，而且從根本上是和他們的小私有者的思想意識根本相對立的。《創業史》的主題就是改造小生產者及其思想意識，引導他們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建立對於社會主義國家和集體的認同，使他們成為具有遠大眼光能夠超越狹隘的眼前利益的社會主義新人。1970年代，農民對於農村集體已經逐漸產生了利益和心理認同。也正是這樣，當1980年代初中央壹刀切地強制執行分田單幹的政策時，即使受到強大的政治壓力，許多農村集體仍然被農民自發地保留了下來。更有意思的是，壹些農村集體因為政治的原因被強行解散以後，又因為經濟的原因而重新建立起來，並且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被神話化了安徽小崗村，作為分田單幹的先鋒隊，壹度因為個人的自私而瓦解了集體。但是，小崗村卻並沒有因為強烈的私心和率先分田單幹而富裕起來；而是相反，小崗村人仍然長期徘徊在貧困的邊緣。因為這種自私和單幹只能使壹盤散沙的農村原子化和短視化，徹底喪失掉共同體的觀念和長遠的眼光。導致小崗村長期貧困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導致他們當初按手印分田單幹的原因。因此，反思今天農村的危機，或者所謂“三農”危機，必須擺脫意識形態的偏見，必須實事求是，必須回到歷史，回到當代農村反反復復左左右右的歷史。
農村何以產生危機，最廣大的農民卻何以成為“弱勢群體”？盡管中國農民在數量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群體，但是同時，他們也是世界上最缺乏組織的群體。而沒有組織就沒有力量。毛澤東認為，中國農民潛藏著無限的創造性和巨大的力量。中國農民之所以沒有力量，是由於他們缺乏組織；因此，他提出要“組織起來”。毛澤東作為壹個出身於中國湖南農村、始終關心農民命運和長期從事農民運動的領袖，他對於農村合作化運動有著巨大的熱情。1980年代啟蒙主義有壹個明顯的思想誤區，就是將農民的悲慘命運簡單地歸結為他們的“愚昧”，歸結到他們“精神奴役的創傷”。從胡風到劉再復，承襲了五四啟蒙主義觀點，他們都將（啟蒙的）知識分子/（愚昧的）農民簡單地對立起來，認為啟蒙就能消除中國農村的貧困。啟蒙主義既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存在著根本的認識缺陷。啟蒙主義缺乏對於歷史本質的真正認識。歷史的本質不是簡單的“思想”和“知識”，而是復雜的“結構”。著名的“南京大屠殺”發生在當時中國的“首善之區”，是中國最有知識的地方之壹；然而，這卻並沒有使南京市民避免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像牲口壹樣地被成群地屠宰的命運。然而，在中國農村，在中國最落後的地區，卻以地雷戰和地道戰等各種創造性的方式對於現代化軍事技術裝備起來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發起了頑強的抵抗，他們在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武裝下釋放出了巨大的反抗力量。
我們知道碳和鉆石都是由碳原子構成的。如果用啟蒙主義知識分子原子論和新自由主義自私基因的觀點來看的話，碳和鉆石在化學本質上是相同的。原子論無法解釋碳和鉆石何以在物理性質上卻有如此根本的區別。這種區別的本質就在於組織結構上的差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將人概括為“理性人”，將人的原始、獸性的因素擡高到最高的地位上，甚至於提出了極端骯臟的“竈痰”論。我們聽到過壹個說法：壹個中國人是壹條龍，三個中國人是壹條蟲；壹個日本人是壹條蟲，三個日本人是壹條龍。因此，中國人缺乏的既不是知識，也不是自私，而是缺乏公共生活和對於共同體的認同。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知識分子就鼓吹極端的國家主義，對內整合，對外侵略。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是與日本獨特的企業文化相聯系的。這種企業文化和新自由主義理論是相反的，也就是每壹個工人都將工廠的利益當成是自己的利益。實際上，新自由主義的“吐痰”論充分反映了第三世界國家買辦知識分子的特點，因為他們的階級基礎不是民族產業資產階級，而是國際壟斷資主義，他們的利益和國家內部的利益不僅不是壹致的，而且恰好相反是根本對立的。現代民族國家是壹個權力不斷提取和集中的過程。在本質上，現代民族國家是“極權主義”的。在某種意義上，中央集權的趨勢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不可避免的。在今天，甚至壹個跨國公司就是壹個巨大的高度集權的封建王國。美國建國以來，聯邦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可是，當美國的霸權不斷擴張，甚至以巨大的聯邦赤字不斷擴展全球霸權的同時，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在自己國內，在壹個受到全球化霸權威脅的發展中國家內部，鼓吹“小政府，大社會”，就變得非常可疑了。解體中國以及民族國家，只能強化國際霸權，其結果就是使中國民族淪於萬劫不復的境地。這就好像中國農民在1980年代“放權讓利”和“分田單幹”的“改革”中最初得到了暫時的利益和好處，可是由於退化到原始的小農經濟和壹盤散沙的無組織狀態，結果使自己最終不可避免地淪為對於掠奪完全喪失了反抗能力的最大的“弱勢群體”。盡管中國農民人口眾多，可是面對今天其他各種不同組織化程度遠遠高於他們的利益集團，他們沒有絲毫的談判和反抗力量。
僅僅從物質資料的層面，從物質資源上的過分透支和衰耗等方面，還是遠遠無法充分認識到1980年代集體化組織結構崩潰對於農村發展的損害的，因為更為嚴重的是組織結構、思想意識和精神境界上的全面崩潰和退化。農村組織結構的潰散，使得異常艱難地組織起來的農村重新向小農經濟和壹盤散沙的原始狀態全面退化。因此，歸根到底，中國當前農村的危機是由於人民公社的解體所造成的農村組織結構崩潰所造成的政治危機和制度危機。解決危機的根本辦法就是重新恢復農村合作組織，進行新的合作試驗，引導他們走新的合作道路。在新的合作組織建立的過程中，必須吸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壹方面既要積極引導，另壹方面又要充分尊重農民的權利，充分發揮他們的自主性和創造性。
中國農民的生活成本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原《中國青年報》編者按：1998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2161.98元，只夠我們在星級飯店裏吃幾頓飯。值得進壹步澄清的是：
第壹、1999年夏天，我們在河西調查研究時，壹位年輕的鄉長告訴我們：基層上報農村農民收入時，多報30-40%，否則提留不夠用。在這篇調查中，王昌道家的人均收入246元，上報的是2340元。後者居然是前者的9.5倍！扣除存在的巨大水份，農民收入還有多少錢？
第二、「農村居民」的全國統計，包括楊柳清、大邱莊、華西鎮、溫州、江浙鄉鎮企業所在的樣板地區的農民、珠江三角洲等早就比城市居民還富裕的樣板地區的農村居民；同時，也包括那些在國外有產業、在香港包「二奶」的農村居民。倘若將沿海兩億多相對富裕的農村居民去掉，內地廣大農村居民手裏還有多少錢？
第三、倘若將農民手中賣不出去的大量存糧扣除，上繳了各種負擔之後，農民手裏還有多少錢？（註1）
第四、倘若再將各地基層村長、會計、鄉鎮企業廠長等幹部及其親屬等農村居民去掉，真正老老實實種田、打工的大多數農民，壹年下來能剩多少錢？
如今，中國70%的人口是統計上的農村居民。農民收入增長持續停滯，已經有年頭了；賣糧難和各種負擔，更是雪上加霜。然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改革開放日益深入，壹部份人利用各種條件和手段先富起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如何繼續為廣大人民謀利益？
記者在蘇北采訪農民負擔問題時，走訪了樊葛埠村的壹個農家，聽戶主王道昌詳細算了壹年的收支賬。
王道昌，今年39歲，全家七口人。兩位已60歲開外的父母、愛人、壹個孩子和兩個30歲出頭至今尚未成親的弟弟。除了弟弟跟鄉建築隊在外做工，其余幾口人（除了四歲的孩子）都在家種地。
王家共有兩處平房，分別是他家和父母及兩個弟弟的住處。家中最值錢的是壹臺小型手扶拖拉機，沒有電視機、收音機，更談不上別的家電。
他家共種了8.02畝地，其中四畝是良田，分別種壹季水稻和壹季小麥。另有4.02畝為旱地，種山芋、花生等。另外，還養了五頭豬和壹頭幹活用的牛。
大冬天了，王家床上仍墊著草席，蓋的是非常單薄的被子。村長介紹說，只有來親戚，王家才可能買點肉嘗嘗，大概壹、兩個月能有壹次。縣裏統壹制作的農民負擔「明白卡」上寫道，王所在的村1998年人均純收入2340元。
表-1是王道昌1999年全年的收支情況列表明細，從中可以看出他家年人均純收入和農民負擔的輕重情況。由三個表格可以看出，王道昌種了壹年的地，即使不吃不喝，也只能掙724元。若把全家的日常開支，如招待親友、添置衣服、看病算在內，實際上入不敷出。
依1998年的做法，兩個弟弟明年春節還可能從鄉建築隊那裏再得到1000元的工錢。如果這能成為現實的話，王道昌家1999年的純收入也只有1724年，人均246元。當然，這要求王道昌必須把所得的2000公斤稻子和1000公斤小麥全賣掉。而在賣糧難的今天，幾乎不可能。
據上分析可知：
1、農民說種地賠本，是不爭的事實。
2、即便將兩個弟弟在外做工的工錢也計算在內，且全家不吃不喝，同時不發生其它任何開支，王道昌全家年人均純收入僅246元。這與縣裏農民負擔「明白卡」上所稱的2340元的人均純收入相差甚遠。
3、村裏按人頭收取的「生豬稅車船稅」和八項收費等，連四歲小孩子和60歲以上的老人都無壹例外要交納這些費用。這是不符合國家政策的。
4、多項收費，村裏都不是據實征收。如沒有個體工商業，要交個體工商稅；沒有房屋買賣，要交契稅。有的是重復收費，也是違背國家政策的。
表-1：王道昌家1999年收入情況
收入項目
產量（公斤）
單價（元）
收入金額（元）
麥子四畝
1000
0.9
900
水稻四畝
2000
0.82
1640
花生
150
1.2
180
山芋
1500
部份人吃、部份餵豬
五頭豬
450
倆弟弟打工
1000
總計
4170
表-2：農業生產支出情況
項目
數量（公斤）
合計（元）
種子
30
460
肥料
1275
523
農藥
237
其它
180
總計
1400
表-3：交納稅費情況
項目
金額（元）
數量（人）
合計（元）
村提留鄉統籌
115
7
805
生豬稅、車船稅
70
7
490
八項稅費
75
7
525
建校費
18
126
小手扶拖拉機
100
總計
2046
（註1）1999年我們在甘肅河西地區調查研究，酒泉幹部反映，全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存糧7000斤，賣不出去。按這篇報告中計算，就算是糧食都能賣出去，交了各項負擔之後，王道昌家1999年人均凈收入103元；實際上已經入不敷出。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中國北方農民的生活狀態分析 二零零一年
官逼民反
農民生活好轉，主要是八十年代的事情。近十多年農民生活日益困難，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究其原因，是因為農民深受三害之苦：壹是自然災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場價格波動之害。而在三害之中，
「農民最感無奈，也最痛恨的是政府之害。每到春秋二熟，廣播裏就整日響起征糧催款的聲音，農民壹聽廣播響起，便頭皮發麻，腳底發軟。地方政府各部門耍著各種花招搜刮農民。去年，他弟弟壹家五口，累計上繳近千元，人均近200元。..........他夫婦兩人，辛苦壹年，勞動所得，三分之壹以上給地方政府征繳去了。按國務院文件規定，農負率不得超過全年純收入的5%。其實，農負率高達百分之三四十，是個極普遍的現象。如今，妳隨便到農村去走走，到處都能感受到農民與地方官吏的嚴重對立情緒。前幾天我回鄉，與壹村民談起貪官汙吏、苛捐雜稅等事，這位年約40歲的農民憤恨地說：『總有壹天要官逼民反的。到時我就第壹個沖擊縣、鄉政府，將這批貪官汙吏殺光。』」（253頁）
農民負擔重的原因之壹，是鄉鎮政府的財政不按量入為出而按量出為入的標淮征稅。這實際大大鼓勵了中共官僚體制的痼疾，即官員無限膨脹。作者說：
「壹鄉黨政人員從公社末期的二三十人，急劇攀升到百余人甚至二百余人。縣級黨政人員，從原來的壹二百人擴張到七八百人，甚至千余人。」
作者經廣泛訪談後作出如下報導：
「上級各主管部門的官員安排他們的子女、親友就業。『如不給安排，就是不給上級領導面子，妳不給他面子，他不給妳辦事，誰頂得住啊？』（92頁）
農村供電是壹個好例子。作者訪問壹位在供電所工作的員工。作者問：
「『各村的墻上都寫著物價局、電力局核定的農村電價每度0.45元，並規定農民對超收部分有權拒交。但農民實際所付電價每度要0.8元，甚至更高，原因到底在哪裏？』他的答復是：『縣電局機構日益擴大，人員增多，按每度0.45元核定價格收費，根本無法維持日常開支。』」（404頁）
新官場現形記
什麼「為人民服務」，早成了空話。各級官員首先是為了以權謀私。壹個村支部書記說：「現在人人都認為無官不貪，妳就是不喝不拿，潔身清廉，別人也不會相信妳。妳如明明不貪而別人都認為妳貪，這不是擺著吃兩份虧嗎？既然這樣，倒不如貪壹點。」有壹天，作者在息縣與新蔡縣交界處看到三輛豪華轎車，兩輛面包車停在路旁，旁邊站著十幾個衣冠楚楚的官員，像在恭候甚麽貴賓。壹問之下，原來是息縣領導人在恭候上級的檢查團。甚麽檢查團，往往是吃喝團。而下級官員為了令上級滿意，自然得大拍馬屁和厚情款待。壹位基層幹部告訴作者：
「評比既缺乏客觀統壹的標淮，那就得在態度、人情、關系與禮數上大做文章。妳到縣城外迎接，我就到縣界外等候，妳派黨政領導出迎，我就四大班子全體出動。壹縣想出壹個新招，他縣紛紛仿效。手握上方寶劍的欽差大臣到達某縣，鄰近各縣即設立情報組進行火力偵察，看別縣的接待規格檔次，住甚麽級別的賓館，甚至吃甚麽菜，喝甚麽酒，抽甚麽煙，都屬偵察範圍。還得看別人送甚麽禮品，否則，送輕了不行，送重復了也不行。如送禮金的，那麽要打聽清楚送給檢查團主要領導是多少，壹般成員是多少。這些情報，都得通過內部私人關系才能搞清楚。總之，...........前呼後擁，實在搞得人仰馬翻，神經緊張。幹部們勞命，百姓傷財。」（591頁）
這壹幕「官場現形記」現代版令作者聽得「目瞪口呆」。貪汙腐敗之熾烈，令不少人開始懷念毛澤東時代。那時候享有豐厚的物質特權的主要是高級幹部。農村公社幹部雖有油水（作者報導即使在大躍進的大饑荒中，幹部少有餓死），但是由於毛澤東愛用「群眾運動」來約束壹下基層幹部（最有名的是六十年代初的四清運動），所以基層幹部的貪汙不會像今天離譜。無怪乎壹個省檢察官說：
「『論官位，我這個省檢察長不算小，論職權，可以懲治壹省範圍內的貪官汙吏。但說實在的，我連壹個縣官、鄉官都檢察不了。不要說沒有案發的，就是把案子送到我這裏來，也很難。如今官場上下左右往往形成壹個壹個的關系網絡。壹人貪贓，往往牽動壹串。上下說情，曉以利害，很難秉公執法。黨政腐敗，越演越烈。中央壹直在抓反腐敗問題，但單靠紀委、檢查部門，收效甚微。如此下去，這個黨的前途，實堪憂慮。』我問呂先生：『靠紀委、檢查部門無法有效遏制黨腐敗，那還有其它更有效的辦法嗎？』他說：『只有靠群眾運動！毛主席的群眾運動、政治鬥爭，年年搞、月月搞，當然是不行的，但取消群眾運動更不行。如今只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講群眾運動，取消四大自由，不是給地方官員吃定心丸嗎？地方黨政以權謀私，肆無忌憚，實與取消四大自由、群眾運動有密切關系。』我問呂先生：『在當前幹群關系如此緊張的情況下，中央發動壹場反腐敗的群眾運動，將會有何種後果呢？』這位老先生沈吟良久，說：『看來也不行。滿腹怨氣的群眾壹旦起來，從村委到鄉、縣，壹定有許多幹部被活活打死。天下豈不大亂。』」（609-610頁）
但維持現狀，又能避免「天下大亂」嗎？作者報導壹位縣黨校校長的說話：
「中國歷代王朝……都是亡在內部腐敗上，弄得官迫民反。我們能否逃脫這壹歷史宿命？我可以告訴妳，許多人都持悲觀態度。」（181頁）
官僚集團離心離德
不僅官員與農民的矛盾日漸尖銳，就連官僚集團內的矛盾也是這樣。上級指責下級，下級也指責上級。面對農民抗稅的大小騷亂日多，高級以至中央官員往往把責任推給基層幹部，指責他們「作風粗暴」。壹個省委書記這樣說下級幹部：「不給妳們壓任務，下指針，妳們就不動；給妳們壓任務，下指針，妳們又亂動。」例如為了收稅，壹些基層幹部竟至毀人家園、奪人牛羊谷米，甚至打人殺人。但是，另壹方面，越來越多基層幹部不忿於被指責。壹位鄉黨委書記說：
「『農民負擔確實太重。問題在於，沈重的農民負擔，不是想不想減的問題，是能不能減下來。..........更要命的還有上面各部門的利益。宣傳部門每年要我們訂幾十種報刊雜誌，這十幾萬元還不是最終攤到農民頭上嗎？去年，電力部門要在我鄉建壹所變電站，也要鄉政府出錢，鄉政府又不是搖錢樹，這筆錢不也落到農民頭上嗎？每度電按規定只有四五毫，實收八九毫，這差價給他們用到甚地方去了？.........農民負擔越重，催征的難度越大，地方政府與百姓的矛盾越尖銳。農民上訪上告，上級信訪部門倒是客客氣氣地接待他們，反而指責我們基層幹部作風簡單粗暴，甚至以為基層幹部中飽私囊，欺壓百姓，其實我們執行的任務，哪壹項不是來自上面的？』最後這位書記嘆氣道：「照此下去，不出三五年，天下大亂。」（459頁）
官僚集團內部離心離德，官員與農民矛盾亦勢成水火，這統統是社會危機要爆發的先兆。但是直到現在中共的對策，是緩和危機的少，火上加油的多；特別是它至今仍是對於壹切負面報導，壹概以捂住為法。上至朱镕基，下至基層幹部無不如此。事實上，作者本人的實地考察往往也要避重就輕，拜托人情才能進行，而且常常被村官警告「不要破壞安定團結！」
分田單幹的局限
同人民公社時期相比，現在河南農民生活無異是改善了。八十年代以前河南許多農民以雜糧為主（例如紅薯與高粱），很少吃得上小麥米飯。在解放前，能經常吃上這些精糧的，只有地主。而現在許多農民經年都能吃小麥造的白饃（饅頭）了。所以老壹輩農民對目前生活是比較滿意的。（202頁）
生活改善是因為單位產量在過去50年提高了幾倍。部份原因是由於分田單幹，農民有了經營自由，所以積極性提高了。所以壹般農民是再也不願走過去強迫集體化的老路。但當作者問到壹些農民是否願意走私有化道路，即把土地產權轉移、集中到種田大戶手上，他們卻答：「如將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大多數農民吃甚麽？」（496頁）
有些人主張私有化道路，根據之壹是分田單幹已顯出局部私有的優勢。但曹書告訴我們，土地生產力的顯著提高不能全歸功於分田單幹本身，還要考慮過去集體化時代所留下來的農田水利建設及種子改良、化肥及農藥的推廣等等。（76頁）正因如此，農民對毛澤東的評價並不像壹些言必希臘的知識分子那樣全盤否定：「我又問：『妳們認為毛主席好呢，還是鄧小平好？』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都好哇。』
『解放前，這壹帶產量很低，且處低窪地，常受澇災。小麥畝產最好的土地在最好的年景只有140~150斤，高粱每畝120~130斤。壹般土地，每畝百來斤左右，壹受澇災，往往顆粒無收，只得逃荒要飯。』
『中農之家（王老漢解放前有30畝地、6口人），在正常年景，又無苛捐雜稅，壹年勉強能接得上吃。但在那個年頭，苛捐雜稅特別沈重，若遇兵匪，全村被搜刮壹空。村民百姓壹直生活在恐慌之中。』
『解放後，在毛主席領導下，消除了惡霸，村民生活安定了，取消了苛捐雜稅，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搞農田水利建設，旱澇之災減少了。』」
問題是包產戶能否繼續提高生產力？現在看來，包產到戶當初所發揮過的促進生產力的作用已到盡頭了。農村各地人均耕地只有壹畝上下，農民最多只能吃飽，完全談不上現代化生活。這對上壹輩農民來說還是可以忍受的，但對於中青年農民來說，要他們這些文化水平較高、見聞較廣、去過城市甚至部份打過工的農民來說，頓頓吃饅頭仍是不能忍受的貧窮。何況，守著這幾畝地亦意味毫無保障，因為只要壹點天災人禍，或有家人生病，則連吃飽也辦不到。
土地生產力相當程度很靠水利。在中國8000萬貧困人口中，有6000萬是直接因為缺水。但是分田單幹之後的小農恰恰最沒有力量發展水利建設。壹位村支書說：
「1981年實行土地承包制，分田單幹，農戶各顧其家，村幹部省卻集體化時每日派工、評分的頭痛事，所以幹部群眾都認為該政策好。然也帶來兩個問題：壹是全村土地的機耕率比1981年前還低。全村有10余臺拖拉機，基本用於運輸。大部分農戶用牛耕地。二是全村水利建設投入大大減少。如今二三千畝耕地，僅有9口百米以上深井，其中6口是集體化時期建立的。從1981年到1996年的十五六年間，村裏只打了2眼深機井。分田到戶後，再集資打井，困難頗多。如誰受益誰出錢，如今打壹口井費用很大，他們未必出得起這筆錢。」（294頁）
毛時代那種由國家機器強迫農民集體化，而且是盲目追求「越大越好」的集體化自然很壞。但是八十年代初的分田單幹本身也往往走向另壹極端，就是把壹些分無可分的農業機械及農田水利也分掉，結果只是造成生產力的破壞。作者在壹條農村看到水渠被破壞挖掉，就問當地人：「水渠怎能分，分了又有甚麽用？」；當地人答：「分掉了也可以取土填房基。」作者嘆道：「統壹的水渠也能分，中國農民分的勁頭和分的徹底性實令我驚嘆！」（114頁）
但全歸咎農民並不妥當，也同作者自己所觀察的有矛盾。當年那種壹刀切分光集體財產的勁力首先來自國家強制。壹位縣政法委主任說：
河南省直到1983年才全面推行分田單幹，行政指令，壹級壹級壓下來，非分不可，而且分得越徹底越好。多年來的集體積累，壹夜之間化為烏有。還美其名曰『分光吃光，不留後遺癥』。其實，最大的後遺癥就在於，村集體壹旦沒有自己的經濟來源，村委就形不成壹個健全的組織，有許多公共事務就辦不成。............
他們說，如果當時不采取強硬的行政命令，不搞壹刀切，而是充分尊重各公社、各大隊、各小隊的實際情況與村、組農民的多數意願，那就好了。如果幹部與群眾願意繼續走集體化道路，就讓他們繼續搞下去；如果幹部與群眾願意分田單幹，那麽就分田單幹。......就河南農業來說，在集體化時代各地發展很不平衡。有些公社與大隊，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麥畝產已近千斤，耕地基本上實行機械化，集體積累也比較多。像這樣的大隊，多數農民對分田單幹的要求並不迫切，甚至沒有這個要求。
新合作化運動與國家民主化
農民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與規模經營。依靠目前的機械與技術水平，壹個五口之家能耕作50畝-100畝（81頁）。以這個標淮看，目前土地最多僅夠壹億農村勞動力使用，其余近3.7億得靠工業、服務業或農村其它經濟部門吸收。這是壹條漫長道路，而目前的起步點只能在包產到戶的基礎上去逐步提高經營效益。為了克服單幹的局限，壹種辦法是由國家推動重新集體化，另壹種是私有化。私有化為大多數農民反對，所以不能選擇；重新由國家推動集體化，則毛時代的失敗經驗已證明行不通。（764頁）尤其因為「各級地方政權存在著日益脫離社會、且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強大趨勢。……官吏以權謀私……。」（767頁）
作者認為出路在於鼓勵農民自發地實行合作化。這種合作化同過去毛澤東時代不同的是不能依仗由國家官員去發動。「新合作運動的宗旨是：把小農扶上合作之路，但堅決讓他們走自己的路。」（766頁）
但令作者苦惱的是，要農民自發地聯合起來，同農民特性相矛盾。作者認為，「農民歷來善分，分到家庭而後止，從來不善於在平等協商基礎上進行各種形式的聯合」。（165頁）「分散經營的農戶在客觀上存在共同利益，但在主觀上無法形成共同利益的意識，這就決定了農民只能依賴別人來認識並代表他們的共同利益。這個『別人』，在壹般情況下是地方政府的官吏。」（174頁）「合夥、股份制企業差不多有壹個共同的結局：鬧翻、散夥」（191頁）
小農單憑自己的力量的確很難聯合起來；他們不能沒有壹個真正為自己利益服務的政府的引導與協助。但是曹錦清很清楚，現在的中共各級政府並不是這樣壹個政府；相反，它是壹個淩駕於社會之上、兼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公共權力。由政府來幫助農民合作化，「我敢斷言絕大多數官員不把這種合作社搞成官辦與低效，是不會罷休的。」（499頁）
作者提出了壹些具體措施來扶助農民「走上合作之路，但堅決讓他們自己走路」，包括辦教育，辦刊物，精簡官員等等。但是，如果各級官員已經成為脫離社會，淩駕社會之上的異己力量，妳又怎能確保這些官員願意只限於「扶助」而不去粗暴幹涉呢？老實說，單是請官員不來管農民自己的事已經近於不可能了。中國的國情就是官員無處不管，無事不管；尤其對於真有可能發展成功的事業（例如農民的廣泛的自我聯合），就更是難以忍手不管。所以，雖然作者有意避開民主政革國家這個重大命題，但是壹旦深入分析便仍是無法回避。
沒有民主所以中國農民無法富裕
作者不熱衷於民主奮鬥，因為他同許多人壹樣，認為中國民主前途遙不可及，理由正是中國是壹個小農國家：「全盤引進西方的民主制行不行？這種……政治民主制雖然較能有效地防止公共權力的特權化傾向，但在壹個有著數千年封建傳統且依然以小農經濟為主的中國社會內能否有效地運行……這是大有問題的。」（768-9頁）壹個小農國家只能同政治專制相適應，難於建立民主。
這個解釋簡單明了，但並不正確，兼且自覺或不自覺地顯出對農民的歧視。中國沒有民主，這筆帳不該簡單算在農民頭上，因為當代中國已經不是鴉片戰爭時代的中國，並非除開地主之外便只有農民壹個階級。在「改革開放」前，除農民之外還有近億「老大哥」工人階級；在「改革開放」後，廿年來更產生了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專業人仕。在世界歷史上，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即使相對小農只占人口少數，卻不妨礙他們成為民族的民主先鋒，先後打倒過許多專制政權。在近代中國史上，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民主奮鬥的成績遠遜於外國，但是也不是等於零。所以，若要考究中國現在何以沒有民主，至少要問：為甚麽工人階級至今沒有為民主鬥爭？是天生不能還是暫時不能？為甚麽許多人曾寄予厚望的新生資產階級，至今仍那麽令人失望，不僅沒有多少民主呼聲，反而不少人熱衷結交權貴以謀利？又為甚麽那個號稱為人民服務的黨，那個靠農民軍隊才坐上江山的中共，今天竟然會變成同農民利益對立的黨？全都是因為小農「素質」太低造成嗎？這樣豈不是把其它階級，把國際因素例如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俄國革命及其墮落、中共本身的蛻變、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後來的冷戰及對中國的圍堵等許多其它因素壹筆勾銷嗎？不首先回答這些問題，卻輕率地拿農民的素質太低來解釋政治專制，是否有點不公正？
作者能夠註重調查，深入農民中間去作訪談，這種實幹的治學精神是好的；能夠為農民伸張正義更是值得贊賞。可惜作者同時也承襲了壹些對農民的偏見，承襲了這壹代知識分子對民主鬥爭的悲觀情緒，看不到目前對中國社會進行全面民主改造的迫切性及可能性，反而只著重進行點滴的改良工程，或著重向領導人出謀獻策。問題是，難道幾十年來的經驗還不足以證明，最好的主義或政策，壹經那高踞社會之上的官僚集團執行，總難免走樣變質？
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後，這壹自流灌溉系統屢修屢毀。這個『毀』，可不是毀於天災，而是人禍，毀於分田單幹的小生產方式及農戶的自私短見。由於灌溉渠道占地很多，沿渠農戶不斷地與渠道爭土地。冬季築起，春季又被扒掉。冬季是渠進地退，春季是地進渠毀。壹條河渠，壹處開決，即成廢渠，何況沿渠農戶把它挖得千孔百缺。所以，每年的冬季水利建設，徒具形式，且浪費大量人力物力。好端端的壹方高產水稻區，如今變成為小麥、玉米產區。兩熟不及壹熟。又如農業科技推廣，分田單幹後阻力甚大。各分散的農戶成為獨立的經濟決策單元。且各農戶的勞動力結構、經濟狀況與文化程度各不相同。這壹戶引用玉米良種，那壹戶為了省幾個小錢，使用自留種。但玉米揚花，四處飄散，結果良種無效。今天這戶打藥除蟲，蟲飛到那壹戶的田裏，明天那壹戶打藥除蟲，蟲又飛回到壹戶田裏。再說，農業機械設備的閑置與浪費，實是驚人。如今經濟條件稍好且人均耕地較多的村，幾乎家家購置小手扶、抽水泵。」（624-5頁）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初期中國南方農民的農業生活 二零零二年
就算是極力鼓吹中國加入世貿的人也得承認入世後對農業會造成很大沖擊。然而在入世前，過去近十年，各類稅費高昂，農民在子女教育、醫療開支又大大增加，再加上糧價下降，水利失修和環境破壞導致的水災、旱災等已使農民不勝負擔。大量年青人流到城鎮工作，才能勉強支撐沈重的農民負擔。
最近筆者到過湖北省壹個貧窮縣──孝昌縣的壹個小村落，從村民與回鄉探親的人了解到農民更具體的苦況。湖北本是大陸主要糧產區，自古就是魚米之鄉，富庶之地。但由於稅費過重，早前就有報章報導壹年內“湖北重稅逼死農民”。（明報2002年1月26日）
土地與農民負擔
該村落是壹個行政村（2600人）裏的壹個自然村，當地人叫灣（應為土旁，下同）。那裏於1981年末第壹次分田，無論是剛出生的嬰孩還是老人，每人都分到約1.2畝的責任田（鄰近另壹個鄉由於人口多，每人分到約半畝田）。田地主要用作種植稻米、小麥和油菜。責任田分得多不壹定是好事，因為田地是否用來耕種，農民也要按比例交各項高昂稅費。
至於在1995至1998年，該戶書面上的負擔分別是1239元，2190元，1357及1573元。但農民指出那通通是假的，95至97年每年要交二千多，98至2000年每年約2500元（由於天旱沒有多少收成，2001年只交了幾百元公糧）。這比起1982年，初分田時交的170元大大增加了（這是憑農民的記憶，沒有書面記錄）。據說稅費大增的主要原因是鄉村幹部比起20年前多了近10倍。
雖然監督卡上已記錄當年農民需繳稅費，上面亦寫明“卡外負擔農民有權拒付。”但實際上每年村委派人來收稅費時，會按每畝再加幾十元，又從沒發過收據，只是在他們的帳簿內記錄。98年就試過有村民拒交額外稅費而被村委召來的公安毒打及將糧食搬走，女戶主跳河自殺但被救。所以農民對於地方官僚形同搶劫的做法只有逆來順受。
水利與自然災害
據村民說，從前每年曾種三造稻米，但畝產量越來越少。另壹方面，天氣越來越熱（大概與全球氣溫上升有關），水資源減少，現在壹般只能輪流種小麥和稻米。
農民對集體（公社）時期有很多負面批評，但在改善水利方面做了壹定的工作，例如在50年代土地改革後不久，便在當地修建了蓄水池，以供應農業用水（當地沒有大河流經過），第壹個在57年建成。分田到戶後，地方政府便沒有從事水利工作，致使壹些水道淤塞。另外，有養鴨戶在壹個蓄水池養鴨，汙染了水池也沒人管。
2001年7月，當地持續幹旱，筆者到訪的灣由於地勢較高，旱情是全縣最嚴重的，蓄水池和水井全幹了，農作物全部枯死，連人喝的水都沒有。村民逼不得已，聯同對面灣每戶各派壹名代表，共二、三十人坐車到縣政府請願。政府答應免費提供食水，直至旱情解決。結果政府用車巡回送水到各灣，每隔3天才送壹次，只送了3次。之後下了壹點雨，水井有水了，旱情才舒緩，但農作物已反魂無術。
那是村民第壹次以集體行動提出要求。那兩天共有兩三百名來自不同灣的人到縣政府請願。
據說大旱後中央政府撥了800萬元改善該縣水利，但實際上用在各項工程上的只有幾十萬，其余的就進了層層官員的口袋裏。
除了旱災外，農民生計也受畜禽瘟疫影響。雖然在稅費中就有壹項是畜禽防疫費，但有關部門卻沒做任何防疫工作。去年年底，該灣便有很多雞死於瘟疫。
電力、能源與電話
據該村村委書記說，家庭用電每度7毛（工業用每度8毛），但實際上農民要支付每度1元的電費。壹戶家中只有光管、黑白電視機、水井食水抽水泵，每月便要交十幾元電費。更奇怪的是，電費不是由供電廠派人來收，而是由該村壹家專利的磨榖廠的老板來收，也是沒有收據的。那究竟是誰多收了農民的電費？
村民家中壹般有燒煤餅的爐，但由於燒滾壹煲水便要壹毛多，他們多是燒稻草煮食，壹個人燒草，壹個人炒菜，很花時間。廚房通風不好，燒草時煙很大，很多中年婦女眼睛被熏壞，呼吸系統也受影響。
該灣25戶中，只有壹戶負擔得起安裝電話。安裝費300元，後按通話時間計費。這戶並沒有種田，戶主在縣政府部門工作。
家庭、婚姻與計劃生育
筆者作了灣內簡單的人口統計。這統計是包括各戶戶主的已婚女兒而沒有包括其媳婦，因為這較易統計及反映實際人口狀況。
該灣有25戶，共133人，平均每戶5.32人。每戶包括戶主（通常是男人），其太太、父母、子女。平均每戶有3個孩子，最多的有7個。
年青人結婚對象都不會在同壹個灣內，大部份是靠親友穿紅線（做媒），到了通婚年齡父母便會很著急為他們尋找對象。由於巨大的家庭與社會壓力，很多年青人對對方認識不多便要結婚，制造了很多不幸的婚姻。
絕大多數年青人婚後會與男方父母同住（除非夫婦同時外出打工），因為他們沒有經濟能力另建房子。新婚媳婦不壹定能適應新的環境及婆媳關系。
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很明顯。春節時女的在廚房做飯，男的招呼人客，或去拜年打牌（當然也會全家壹起去拜年）。
平日，由於男性壹般較壯健，是種田的主要勞動力，女的在農忙時也要落田，但壹般負起做飯、照顧長幼的傳統角色。
由於年老農民完全沒有退休福利，唯有靠兒子供養。出嫁的女兒壹般要供養老爺奶奶，難以支持父母。所以農民務必要生兒子，這給予農村社會重男輕女壹個解釋。
該村到94年才嚴厲推行壹胎政策，但若第壹胎是女孩，5年後可生第二胎，無論是男是女，都不可生第三胎。現在似乎沒有殺女嬰的情況，因為百分之九十以上懷第二胎的婦女會做Ｂ超（超聲波掃描），若發現是女的，就算快要分娩，也會把胎兒打掉。有點奇怪的是，該灣75名孩子中，41人是女，34人是男，仍是女多男少。
有些農民認為計劃生育比提留更厲害。據說該灣最窮的壹戶連椅子都沒有，就是由於超生了兩個孩子，交不起罰款，甚麽值錢的都被搬走，連椅子都被砍爛。計劃生育原本的意義是要減輕人口負擔，改善人們的生活，但實際上卻令窮者越窮。
在湖北省黃梅縣有這樣的個案：98年時壹個生了兩名女兒的婦人還想追個兒子，懷孕後便偷偷到武漢工作待產，怎知被村委發現，派了3個人到武漢把她押回村裏，在懷孕8個多月時強逼流產。更令婦人壹家傷痛的是，那個是男胎，假如他們有兩萬多元，便可保著這個男嬰。
2001年，同是黃梅縣的另壹婦人，已有壹名女兒，正在外面打工，被村裏的計生辦催她回去做孕檢，她由於請不到假，來不及回去，家人便被罰了300元，電視機也被搶走。後來她回去作了孕檢、上了避孕環，才取回電視機，但罰款沒有退回。
教育
1980年，小學學費每年18元，孩子上學壹般沒困難。但自90年代開始，子女教育絕對是農民沈重的負擔。政府推行9年義務教育，是指農民有義務送子女入學，而非政府有義務提供免費教育。政府規定小學學費每年360元，中學720元，但該村小學學費每年440-460元，另考試費24-30元，學習數據共4本，每本5元，寒暑假作業每本5元。初中學費每年920-940元，另考試費130元，喝水費60元，初三（中三）補課費200元，計算機費100元。高中學費更是每年1800多元。初中和高中是不同的學校，都離村很遠。學生要寄宿，壹名初中生說學校生活很艱苦，他要帶米回校，有人煮飯，但菜要自備，每次回家便帶回壹些涼菜，在校吃幾天。
由於農民種田壹般僅能糊口，子女的學費多是靠年長子女（首先通常是女孩）外出打工來負擔。壹個家庭假如有壹子壹女要讀書，但只能負擔其中壹個，那通常就是女兒輟學，外出打工或照顧年幼弟妹。
村民中男的學歷普遍比女的高，在25戶中，有22戶的戶主比太太的學歷高，2戶夫妻均沒有接受教育，另壹戶仍未結婚。41名非在學年青人中，有16男，25女；男的只有1人沒有念初中，其余15人均念至初中，大部份念完初三或以上；女的有18人只念完小學，其余7人初中或以上。
農村重男輕女明顯。女孩教育水平較低，外出打工也難以找到高薪的工作，經濟地位低促使女性難以走出男女不平等的惡性循環。
假如學校教育是免費（起碼像是香港那樣實行9年強迫免費教育），男女的教育水平不會有那麽大差異。
約有壹成初中生升讀高中，除了因為學費貴，壹般農民負擔不起外，村裏的小學和初中每班都是六、七十人，教師難以照顧個別差異，坐在後排的學生甚至難以聽到老師講話，也使很多孩子沒有多大興趣讀書。農忙時，孩子們要幫忙幹活，也會影響到他們的學業。（見附文：農忙的壹天）
醫療
除了子女教育外，醫療也為壹些農民帶來沈重的負擔。該灣內壹名40余歲的婦人患了心臟病，由於沒錢治療，拖了壹兩年便死了。自91年開始，醫療費用不斷上升。醫療變成了以利潤取向。
村裏沒有醫院，若有急癥重病，就要坐車近壹小時，送到縣裏的醫院。從前的赤腳醫生已改為鄉村醫生，全村有2個，另有壹家私人診所。壹般病情輕者，診金連藥費2至3元，較重者10多20元。這比起大城市如深圳的醫療費動輒要七、八十元就便宜得多。但對於貧窮的農民來說，20元已是不小的數目，所以非逼不得已也不會找醫生。有位中年人患上肝癌，就要幾萬元醫療費，相當於壹個農戶十多年的收入。
產子的費用也是不小的負擔。已有壹名女兒的婦人打趣說，那有錢生第二胎。由於在家產子的危險性高，這兩年已減少，但沒有錢的，也只得花200元找接生員到家裏接生。若到醫院產子，要500-1000元。
外出打工與回流
由於種田難以維持生活和孩子教育，自80年代中，年青人便紛紛外出打工。
該灣41名非在學的年青人（戶主的子女）中，只有4個不曾外出打工，而其中兩人只有十五、六歲，可能是年紀還小，家人不讓他們出去。
無論男女都會外出打工，但工種不同。女的多是進廠或當賣菜、清潔等臨時工；男的主要是做泥水、水電工作，也有壹個當老板。
外出最長的已有15年。在23名有打工經驗的女性中，6人已沒再打工，其中5人已結婚，住在夫家的村裏或縣城，另壹人快將結婚。他們有些還是打算再外出工作。這23人中，另有7人已婚但仍在外面工作。而外出打工的14名男性中，雖然有3人已婚，但仍全在外面工作。
外出打工者大多能慢慢改善家裏的經濟。蓋了新房子的家庭，大都是有人外出打工。但很多打工者都反映找工作越來越難，前景並不很樂觀。另外還有壹些外出工作遇騙幾千元的個案。
在某些家庭，沒有子女外出打工的，或匯回來的錢不足以維持開支的，中年婦女在農閑時也會跑到武漢（湖北省會）去擦鞋或撿破爛，這被視為很低賤的工作，但她們難以在城裏找到其它工作。幸運的每天可賺十元八塊。他們最怕被警察捉到，因為沒有暫住證。
另外，去年也有農婦在自己的田插了秧（最辛苦、最花時間及有時間限制的工序），坐壹天車到河南省幫別的農戶插秧，每天25元。插了十幾天，扣除70元車費，賺到二百多元，剛夠兒子壹個學期的學費。
農民的出路
中國入世前，農民已察覺到糧食作物的價格慢慢下調。保護價已不存在。有農民說加拿大的小麥每百斤二十多元，大陸的是四十多元，入世後怎敵得過外國的呢！有人提出這樣的解決方法：讓村裏幾個種田大戶承包全村田地，然後雇用其它農民當佃工，20-30元壹天，這便使土地集中，便於實行機械化。但若真的實行，便會出現大批無地農民。剩余勞動力多了，工資會被壓低，很多農民無以為計，甚至流離失所。這並非解決農民貧窮問題的方法。
農民的貧窮，壹方面在於生產時主要靠人力，生產效益低，沒有多少積蓄，無能力買機械擴大生產。責任田細小而分散，也難以使用機械。另壹方面是稅費過高，農民連溫飽也成問題。中央雖有規定村提留鄉統籌不能超過上年村裏人均純收入的5%，但實際往往超過壹半。在解放前，農民交給地主的地租，也只是種田的壹半左右。難怪人們說「辛辛苦苦幾十年，壹朝回到解放前」。
有人說機械化雖可提高生產效益，但會造成更多剩余勞動力。這話不錯，但解決的方法不應是要農民繼續只靠人力畜力艱苦地工作，排拒機械化。農村的水利及基礎建設、教育、環境保育等，在在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改善，不必擔憂剩余勞動力沒有出路。那資金何來？如前文所說，中央政府撥了8百萬改善該縣水利，真的投放在工程上的只有幾十萬。假若沒有層層的貪汙剝削及苛捐雜稅，假若各項稅費不是占種田收入的六成，即使現時的生產方式仍然繼續，農民絕不會那樣窮，社會也不會像現在的不平等。難怪農民對官僚就有這樣嘲弄的話：貪得多的是貪官，貪得少的是清官。
農民也總結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跳水不拉人，喝藥不搶瓶，上吊不解繩。人民的死活政府不管。農民在不堪剝削的時候，有些便起來反抗。98年湖北黃梅縣某鎮就有農民“造反”了。二十多個農民到鎮政府請願，指村委書記及村長貪汙，要求他們交出貪款及下臺。幾個月後，村委書記終於下臺，但他說十幾萬公款吃光了，而村長則拿著貪款跑掉了。新的村委書記雖然貪，但沒有直接搜刮農民（貪的是給村內壹廟宇的捐款）。農民說假如村委對他們貪汙剝削，他們會再起來“造反”。
雖然大多數農民在默默地忍受著各種剝削壓逼，但起來“造反”的個案也不少。現在農民是不是已經到了不造反就沒有出路的地步呢？
農忙的一天 二零零二年
農曆六月初九是星期五，是農民最忙的一天，也是我們家最忙的一天。
一大早起來，爸爸媽媽都在外面去幹農活了，只有我和弟弟在家。剛起床是5點鐘，便開始忙碌起來，首先刷牙洗臉，再把牛牽到田耕上去放青草，每家都要有人放牛的，每頭牛都在不同的田耕上吃著綠油油的草。放了一個小時就回家了，差不多6點半左右，就開始做飯，先炒了一碗黃瓜，再一碗是蘿蔔。菜炒好了就開始煮飯，我們家是燒稻草和麥草的，所以很慢，只有極少數人家才能燒煤氣（罐裝石油氣）。做好飯就7點過10分了，我就叫弟弟把爸媽喊回來吃飯，之間我掃一掃地，他們回來之後，我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開始吃飯，爸媽他們很快吃完了，就拿著農具回到田裡幹活了，鋤地、施肥、溉水到田裡、插秧。弟弟吃完飯就去上學了，而我還要洗碗，之後才能去上學，快8點鐘了，到學校8點過5分，有很多同學都已在認真地讀書，我也回到座位上，剛讀了一會兒書，老師就來上課了，時間是8點40時。上午4節課，上完就12點整。回到家12點過10分，有些同學離校遠就在學校蒸飯吃。
我回家還得做飯給爸媽吃，炒了兩碗菜又叫弟弟去喊爸媽吃飯，大約下午1點30分左右，爸媽稍坐了一會又出去幹活了。我們下午有兩節課，依然做完家務才去上課，到學校2點過15分，回到家是4點過10分左右，就趕忙去田裡幫爸媽插秧，直到晚上8點鐘才回家。媽媽要做飯給我們吃，我們洗澡。大約9點多他們都去睡覺了，而我還要寫作業，到10點多鐘才能睡覺。這天真的是最農忙的一天。
王大成一戶交多少稅？
在1999年湖北省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印製的農民負擔監督卡上，列出了王大成（化名）一戶10口，分田12畝所需負擔的稅費（以人民幣計算，下同。1港元約兌1.05人民幣）：
（1）國家稅費：465（農業稅：436，基本水費：29）
（2）三提五統
A.村提留：358（公積金：110，公益金：84，管理費：164）
B.鄉（鎮）統籌：358（教育附加費：241，計劃生育費：20，民兵訓練費：18，民政優撫費：38，民辦交通費：41）
（3）經批準集資：202
（4）承擔勞務：90個
（5）據實徵收項目：297（農業特產稅：99，畜禽防疫費：24，預提共同生產費：174）
共：1680元
王大成交稅後剩下多少錢？
農民一年到晚辛勤耕耘，交了各項稅費後，就只剩下僅足維持來年生存的口糧，以下的例子以一戶10口，分了12畝責任田，計算他們在2000年的收支狀況。
（1）該戶共有3個勞動力，其餘的在學或外出打工，或是老人。12畝田一年可種6畝小麥，12畝稻榖。
A.每畝麥田所需的種子及肥料（不需農葯）共82元。
畝產400斤（1斤等於半公斤），市場價為0.45元/斤，即180元/畝，6畝麥田的淨收入：（180-82）元x6=588元
B.每畝稻田所需種子，肥料及農葯共106元
畝產1000斤，市場價為0.42元/斤，即420元/畝
12畝稻田的淨收入：（420-106）元x12=3768元
全年種責任田的收入是：588元+3768元=4356元
（2）該年度實收稅費為2500元，即為責任田收入的57.4%！
（3）交了稅費後，只剩下1856元，約相當於4420斤稻榖。
而每名成年人每年所需口糧約為1000斤稻榖。（一般農民是不會賣口糧的，以上用錢計算，是要方便運算及比較。）
（4）該戶當年有3人外出打工。就算他們留在村裏種田，也可能只多種幾畝小麥，不足以糊口，所以青壯年人不得不外出打工以維持生存。
除了責任田外，農民也分得一些荒地（旱地）來種花生、油菜炸油，和種些青菜，也會養雞和豬，但主要都是自用。
中國農民講述改革開放之後農民在生活方面所受到的壓迫 二零零一年
在中國，壹個農民的普通孩子，在我們國家的很長的時間內是沒有任何途徑可以走出農村的。文革結束後，從77年開始，高考才成為壹個農村孩子進城的壹條獨木橋。80年代後期，個別富裕的農民也可以花大約壹萬塊錢買壹個城鎮居民的身分了，看起來像是壹種封建社會的贖身。許多大城市象上海廣州等地可以憑借壹定的投資拿到的藍印戶口本也屬於類似的做法。經濟因素的介入來打破法律制度上的不合理，倒也是壹種社會進步。但這壹買壹賣也直接體現了壹種生而不平等。否則的話，為甚麽要買賣壹種法律身分呢？最重要的是為甚麽沒有城鎮居民去贖買壹個農民身分，只有農民贖買城市居民的戶口身分呢？所以，農民的社會地位是壹目了然的。
某電視臺的壹個節目裏有壹天誇耀說，我們是世界上唯壹壹個舉辦“農民運動會”的國家，那是在“農民運動會”舉辦期間說的。真是滑稽邏輯！他們沒有問壹問，這個世界上目前有多少個國家規定了“農民”只能是“農民”，並且農民需要用錢來取消農民戶口換取城市居民的身分！
政府對於農民倒是從來都沒有主動明確地歧視過農民，甚至會以種種形式來維護農民的利益，這在電視等媒體大家已經看到了很多，包括“農民運動會”也可以列入類似的積極範疇。壹般所謂的歧視都是以多數人對於少數人的威勢來形成的，並且有壹定的理論來說明其集體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低級之處，中國的農民都不具有這些社會特征，中國農民占人口約80％的這壹現實決定了不具有被政治歧視的條件。那現實中農民的低下社會地位是通過甚麽來實現了的呢？是通過政府壹再對於城市居民的各種優惠而遺漏農民的利益來完成的。
非常奇怪的是，在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中也規定過“公民具有自由居住遷徒”權利，但1958年就改變為嚴禁自由居住遷徒。這壹由先進到落後的倒退過程，有其它的社會心理潛因嗎？我至今沒有找到明確的答案。是革命剛剛成功的共產黨人嚴格按照共產主義的原則才選取了先進的法律取向，而後來某些人的農民意識擡頭、同時又發現拋棄農民利益對經濟嚴重困難時的政府是個轉機才走向了法律上的倒退？我不肯定，沒有人可以肯定。表面上的原因可能很容易找到，但潛在意識上的永遠只能是謎。
作為壹個從小就在農村長大的農民，我始終困惑著。今天仍然有許多人困惑著。
我千百次地問蒼天，問為甚麽我會是農民。為甚麽我不生在壹個市民的家庭？為甚麽作為農民我天生就被剝奪了壹切和城鎮孩子壹樣許許多多的權利，當然也包括可以上山下鄉的光榮和坎坷？假如沒有後來的高考，我還沒有到城市裏工作的權利。我的權利只能限於在土地上耕作。
盡管我今天已經不再是個農民，我家裏沒有了壹個農民，但憑著壹個小知識分子的良心我至今卻不能不關心這個仍然存在的階層。我始終不能忘記我是壹個農民的女兒，那份屈辱和不平等成了激發我永遠關心社會問題的最初起點。這段特殊的生活經歷使我每壹次面對農民問題時都不能平靜。由農民問題我想到中國太多類似的社會問題。
農民今天部分人是進城了，但是他們仍然是城市中的“另類”。他們住在城市裏，幹最低賤最累人的活，幹城市居民不願意幹的壹切活，但他們仍然不是城裏人。盡管比以往他們可以自由出入城市（在文革的時候農民出入城市都要生產隊裏開條子），但在法律上他們仍然沒有城鎮戶口，所以進了城他們仍然是農民，人們通稱這些人為“民工”。發給“城鎮居民的最低生活補貼”是不會發給他們的。
還不僅僅是個戶口問題，經濟補貼問題，實際上在有關中國法律的勞動保障壹條中，剛剛有學者考證出來，農民在土地上的勞動並不在國家法律中所說的勞動保障之列。也就是說，農民在土地上的勞動不算勞動，或者說，中國法律中的勞保條例，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勞動，而不保障農民的勞動。該條法律條文上卻沒有說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勞動權力，用詞是中國公民。但在執行的時候，農民的勞動是沒有任何保障的。我們可以說，中國農民不是中國公民嗎？
對於農民也還不僅僅是勞動保障問題，農民們也沒有工人、幹部、解放軍、教師這些城市居民們所具有的醫療保障。從來沒有。今天，當城市居民面臨醫療改革的時候有些驚惶失措，農民不必，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享受過那種優待。在中國，農民本來收入就只是城市居民的大約1/10，再加上沒有任何的國家醫療保障，這?多年了農民們是怎?熬過來那些非人的日子的啊。當年的知識青年們倒是有些了解，所以，他們為那麽多年的非人鍛煉痛哭流涕，他們也死活甚至不惜出賣自己的色相都要換取回城的權利，也所以愛著農民姑娘的知青們只能在小河邊對著“小芳”無奈之中說“byebye”。
在看起來戶口環境通過買賣等途徑轉換都較為寬松的今天，面臨城市失業人口的巨大壓力，許多城市“把進城農民趕回農村”已經成為壹個公開解決城鎮失業的秘訣，招工時壹句“需要本市城鎮居民戶口”也就把所有外地農民找工的可能性取消了，因為農民不具有城鎮戶口。我也敢肯定，今天中國統計的失業人口或者說下崗人數，壹定不包括農民閑居人員。農民從來不在人們的視野之內。
長期以來，在中國做農民實際上就成了壹種懲罰。城市居民的罪犯有的會在刑期結束後剝奪他們的城市居民戶口，而把他們貶為農民。這樣的做法在很長時間裏通行。
假如做農民不是這樣遭罪的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幾年有甚麽苦可訴！《天浴》中知青的悲劇基礎也就不存在了。
今天有人說，他們當年上山下鄉是壹場飛來的橫禍，那麽出生在壹個普通農民的家庭看來真的就是被拋進萬劫不復的深淵了。
農村不只是壹般的苦啊，那與知識青年們他們原來城鎮生活反差實在是太大了啊。
看來毛主席對農村是有壹定的了解的。他號召的上山下鄉政策中有著起碼公平而客觀的思想核心，那就是農村是苦的，沒有受過農村苦的，或者對中國整體有著虛幻感的城市孩子是應該去農村鍛煉鍛煉的。“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知識青年可以在那裏大有作為”的思想包含著其它多方面的期許。
但知識青年仍然憤憤不平。他們說，人有多少個青春，我們有多少個十年可以放在農村？
農民沒有憤憤不平。假如上山下鄉十年就是浪費的話，那麽我們是不是可以說，農民在農村“浪費”了他們的終生？這種限制農民遷徒和工作權利的戶籍制度已經在中國執行了41年，在今天仍然沒有徹底放開！
在每壹個知青想尋找自己公平的時候，農民的公平去向誰要？
稍微意識到這個公平問題的中國農民都會在生育子女時感嘆到，他們就要再生育壹個農民了。有時候那種抱憾和壹個奴隸的感嘆不會有特別大的距離。我相信許多城市居民正是考慮到避免生育壹個農民的後代而斷絕了與農民女子的愛情。類似這樣的悲劇在農村和城鎮中上演著。大家對這壹點還是有壹點覺察，因為改編自農民作家路遙小說的電影《人生》就反映了那樣的壹個愛情悲劇。它反映的社會現實遠比從小生長在大上海的陳沖拍攝的《天浴》有著更為廣泛深刻的社會意義。當然，他們兩個人的出身決定了他們是不同社會階層的代言人。
撇開不同的視點看，兩部片子牽涉城鄉差別矛盾的片子都很感人，但《天浴》中悲劇的基礎建立於壹個知青回城的困難上，女主角年輕、她是城市人、她是社會優勢的獲得者，對於了解中國真實國情的人們女主角的悲劇性就有效降低了，只獲得了觀眾對文革的進壹步關註和對壹種畸形情感的同情，該片沒有觸及更深刻的社會問題﹔而《人生》的悲劇建立在壹種廣泛的社會制度上，男主角愛壹個農村的姑娘，但為了徹底擺脫自己農民的命運，他放棄了個人的幸福，意欲和壹個城市居民的女兒結婚，他是壹個中國的“於連”。所以，兩部片子所反映的社會意義深度以及他們的價值取向都是不同的。
無論是哭哭啼啼的知識青年，還是今天為著解決下崗問題而心裏打著“把農民趕回農村”算盤的管理幹部們，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最根本的壹種東西，那就是他們這些中國人都最適合生活在封建時代，而絕不應該是生活在今天這個電子時代。因為他們都沒有現代社會所起碼需要的平等與人權觀念。
嗚呼，時代！
19世紀的英國社會學家斯賓賽說過：“在所有的人都獲得自由之前，沒有人能完全自由﹔在所有的人都有道德之前，沒有人能被稱為完全有道德﹔在所有的人都獲得幸福之前，沒有人能獲得幸福！”
假如我以壹個國家為壹個“所有”單位而論的話，我們身邊有許許多多的人在哭哭啼啼喊各種各樣的不平的話，實在是因為我們有正好配得上讓人們哭哭啼啼的管理素質和管理人才。在壹個人人漠視他人權益的社會裏，實際上人人在侵害他人權利的同時自己的權益也在受到同樣水平的傷害。壹個社會的良知和社會公平意識是會水平發揮、平均反射在每壹個人身上的。只要壹個社會中有明顯的壹批人受到不公正待遇，那麽這種不公正的意識終有壹天是會發揮在其它人身上的。這倒是很公平！可它也很殘酷，它說明即便生活在城市裏的居民，也是在許許多多的方面受到“農民”壹樣的不合理管理，當然不是表現在戶口上面，而這種隨隨便便犧牲或漠視部分人權利的事情也會表現在其它的方面，反射在妳身上，如殘疾人，如知識分子階層，如城市貧民，如壹切非權利階層……。
斯賓賽的話包含的樸素共產主義理想情懷值得我們中國人深深體會，尤其值得城市居民以及壹切暫時的利益獲得團體的體會。盡管這種共產主義情懷不是來自於馬克思本人，但太陽出發點的這種人類大同的精神本來是我們中國人壹點都不陌生的，甚至是半個世紀前中國人赴蕩蹈火的精神指引，可是我們今天看是不是我們只得到了表面的壹切，卻失落了很多共產主義的精神真諦，因為民主和平等權利就是共產主義的最基本原理，而起碼在農民這個明顯的問題上我們嚴重違背了有關的原理。
壹個發生在中國北方城市的兇殺案例也許為這種思想可以做壹個解釋。壹個 19歲的農民，從小父母雙亡，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依我所知，社會對這樣的農民壹般不會有任何的幫助，壹切負擔會傾斜在他們的親戚身上。後來他隨著年老體弱的奶奶過活，但他唯壹可以依靠的奶奶也死了。倍嘗生活的艱辛，精神上更是無依無靠，這個孩子幾次自殺未遂，精神瀕臨崩潰。後來，作為民工他到城市裏打工，可是老板不給工錢，並且找人對他棍棒相加。在要錢無望，生活無著，遭人毒打之後，他到壹個市場逛遊，無意中看到賣肉攤上的屠刀他就順手操了起來，以此連續殺傷殺死多人。
許多專家和群眾對他這種報復行為很吃驚，以為他神經錯亂，為甚麽不去報復那個老板，而是去濫殺無辜？其實說白了，這個農民在報復社會。我認為是這個社會的整體生存狀態的低下直接逼迫他最終走上犯罪道路的。每壹次當他面臨人生的絕境時，社會都沒有向他及時伸出溫暖之手，甚至是連勞動的權益都沒有辦法得到保障。
我們可以想象，即便是他為老板不付工錢而去上告，他有沒有這個經濟能力？他有沒有這個知識能力？我們有沒有貧民可以咨詢的法律部門？而我們現實中的司法公正有沒有給他有足夠的底氣？我看答案幾乎全部是否定的。所以，他會看不到其它的出路。盡管殺人是萬惡的，但他卻不是毫無理由地選擇了報復社會。近年來中國這樣的報復社會的案件有很大增長的趨勢，他們都反映了壹種社會下層，尤其是農民對社會生存條件的敏感。
看著這樣由於貧窮和社會分配畸形而導致的犯罪，讓每壹個有社會責任心的人都不禁感到心痛。假如這個孩子不是個農民，假如這個孩子得到了足夠的學費可以和其它的孩子壹樣享受教育的權利，我們的監獄裏就會少壹個罪犯，社會就少了壹份威脅和損失。數不清的這類案例讓人思考犯罪，也讓人思考我們的社會，思考我們的種種落後意識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了甚麽樣的深層危害。
我常想，盡管我已經不再是個農民，但不能保障我不會有壹天倒在這樣的農民報復的屠刀之下，喝上這樣的毒水，葬身於無名的火海。解決農民問題，是我們每壹個仍然生活在這個社會裏的人們的急切問題，他們的生活質量不改變我們整體的生存狀況就難以改變。有壹天我自己死在民工手中，我不驚奇，妳也不用驚奇。所以我關心他們實際上就是關心我們自己。我們天天生活在壹起，我們本來就是平等的壹家人，當哪壹個人生而不平等地與我們生活在壹起時，我從社會中獲得的那份不應有的優越和利益使我不安，也使我深感慚愧－－我渴望與他們平分社會的每壹份利益。
我已經把農民問題當作中國的壹個社會是否進步的標誌好長時間了。
在這裏也許我們還應該重申當年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時的壹句口號：“壹 人壹家的怨仇不算甚麽，要把眼光放到全中國人民、全世界的人類去”。這裏邊包含的偉大共產主義精神就是：只有“解放”了“所有人”，才能解放妳自己。只有絕大多數的人民（當然包括農民）獲得了“自由”、“道德”和“幸福”的時候，妳個人距離真正的文明狀態才會近壹些。
有人說，壹個歧視婦女的社會不可能是壹個文明的社會﹔那麽壹個歧視農民的社會就更不可能是壹個文明的社會。
農民，知識青年，下崗工人，當妳用壹種全新的眼光去看他們以及他們之所以產生的社會條件和環境的時候，妳還會有壹些新的發現。
太多的知識青年回城以後在反思他們所受到的苦難，我竟然從來沒有看到過壹個當年的知識青年為他們所體會到的農民疾苦起而為農民鳴不平。我為這種社會良知的淪喪而感到無奈。我為那壹批多達兩千萬的知識青年中沒有壹個“變異”，除了為自己哭喊，反轉過來為曾經與他們同甘苦共患難的農民兄弟來講話，我對這個事實感到震驚和悲哀。
在非洲，在中東戰亂地區，甚至在壹些特殊的動物保護圈裏，妳都會看到壹些人因為偶然的機遇認識到壹個不平的現象就義無反顧地重新回到那個圈子裏去解救苦難，甚至是去解救壹些動物例如大猩猩、大象，他們向世界大聲疾呼註意那裏發生的壹切。最近的壹個例子是壹個美國記者在非洲看到的人間慘劇讓他對人類悲哀到自殺。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出身貴族而同情於貧民”（魯迅語）。但是，經受許多年共產主義教育的兩千萬中國人－－知識青年－－到農村走了壹圈，他們回來哭了恨了，只是因為農村的生活太苦使他們在那裏受了罪，可是他們中沒有壹個人反轉回來向社會大聲吶喊：農民們怎麽辦？可能也有人做了甚麽，但既沒有觸及到根本，也沒有形成壹種引人註目的潮流。
我至今對很多年前的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充滿了敬意，可是今天這種平等精神哪裏去了呢？
三農弊端的社會根源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日
「三農」（農民、農村、農業）問題在中國，已越來越顯出其嚴重性、以至危機性。雖然中國財政部長在今年3月向人大會議報告：2000年的國家稅收高速增長，幾乎相當於經濟增長的3倍，增收部份比99年將近翻了壹倍；但這毫不意味「三農」的收入也同比例地增長，相反的，國庫的增收是與「三農」的減收成反比的，部份是加大向農村、農民征收稅費的力度所得的。雖然總理朱镕基同時作的「十五」計劃綱要報告，宣稱農村居民在2000年的人均純收入達到2,253元，比上年實際增長了2.1%，5年間平均每年實際增長4.7%；但這與糧食種植面積、產量及價格都大減的實況很不相符，也與學者專家的調研結果及其它報道的實況大為不同。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報的數字，2000年糧食產量比上年減產了9%。減產的直接原因看來是糧食種植面積縮減，農業部門匯總計算，2000年的種植面積約為16.07億畝，比99年減少了9千萬畝，減幅為5.3%，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播種面積最少的壹年，低於1.1億公頃（即16.5億畝）的警戒線（據統計局調查結果推算，2001年又將比今年進壹步縮減1.7%，約4千萬畝，即減至1.07億公頃）。
種糧面積如此大幅度減少，是由於農民負擔稅費太重，所得不敷所失，因而很多人不願種田，把農田拋荒。這種情況，在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去年給國務院領導人的信（編者按：該信見本刊今期摘錄）中已有較詳細揭露，這些揭露，已經上級的覆查證明屬實，並承認所說有「壹定的代表性」（湖北省委書記和省長在調研後的結論）。
香港《文匯報》今年2月19日，以全版刊出的《棄耕：中國農業轉型期陣痛》，對上述問題也作了報道：洞庭湖壹帶向為主要的產糧區，素有「湖廣熟、天下足」的稱譽。但近幾年來，良田沃土大量被拋棄，其中的南縣，《土地延包經營證書》的發放率至去年9月只有50%，主要原因就是許多農民「不想要田」。有的村，棄耕的土地超過了全村耕地面積的70%。是「洞庭湖區大規模棄耕的壹個縮影。」「湖區許多農民毫不諱言：棄耕不種，直接原因就是不願或難以承受過重的農民負擔。」
這些是中國「三農」危機的部份反映。
學者的調研結果
「三農」的困難問題越來越引起了國內許多學者專家的關註、調研，發表了很多富有價值和見解的文章，論著。以下所引用的學者陸學藝《走出「城鄉分治 壹國兩策」的困境》壹文，便是其中壹個顯例。
該文指出：幾年來，中國農村居民的購買力在逐年下降，農村市場在逐年萎縮。雖然1996年以來，農業連年豐收，但農民收入下降，自96年冬季以後，糧、棉等農產品就出現賣難，價格下降，99年夏季以後，幾乎所有的主要農產品都出現了銷售困難，市場萎縮，農民的收入成了問題，年人均純收入中的糧食收入部份在99年要比96年下降300多元，96年農民人均從棉花得到的收入為68.07元，99年只有36.68元，而糧棉收入占了農牧業收入中的絕對多數，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更是主要的收入。97至99這3年間，糧棉價格下降了3成至4成，使農民的實際收入下降了很多。
從96至99這幾年間，鄉鎮企業也不景氣，約40%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這又使得農民的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大量減少。與此同時，城市又大量辭退民工和限制外地民工就業。據有關部門測算，民工最多的1995年，達8千多萬人，近幾年逐年減少，99年估算只有約6千萬人。以平均每個農民工壹年在城裏凈賺2千元計，農村就要減少6百多億元的現金收入。
另壹方面，基層組織、鄉村兩級幹部在10多年間迅速膨脹，人數越來越多。現在壹個鄉（鎮）政府人員，超過正式編制幾倍乃至十多倍，比50年代壹個縣政府的機構還要大。（例如，本文作者看到2000年10月12日《南方周末》報道：壹個5萬多農業人口的江西省樂平市接渡鎮，在99年「機構精簡」之前，像其它所有的鄉鎮壹樣，在機構設置上「五臟俱全」：黨委、政府、人大、紀檢、政協、武裝部「六大班子」，以及財政、稅務、公安等「七所」，和農技、水利等「八站」，他們吃飯都要吃鎮裏的。）他們還要拿補貼，要比農民生活好，而國家卻沒有提供這些人的財政開支；反而在財稅改革實行分稅制以後，較穩定和較好的稅收都由地（市）級以上收去了，上繳國庫了。於是鄉（鎮）壹級便陷於財政困難，而只能從農民那裏用各種名目收取。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亂集資就是這樣逼出來的。<1>
另壹學者溫鐵軍在《以綜合改革解決「三農」問題》的答記者問時指出：
「基層組織膨脹的問題比較普遍：80年代改革之初，壹個鄉的供養人口不過是「八大員」，到了80年代中期搞「撤社建鄉」，財政開支的編制大約是30人左右；到現在鄉級壹般300人，發達地區鎮級單位甚至達到800-1000人。不僅財政開支增加，而且隨著農村經濟環境惡化，鄉鎮企業倒閉破產增加，鄉村兩級高負債也大量發生。1997年農業部對10個省份的調查就顯示：鄉級平均負債約400萬，村級平均負債約20萬。如今最嚴重的個別鄉負債4000萬，再加上90年代中期以來60%的縣財政虧損，這方方面面的負債和虧損不僅最後都會有相當部份轉嫁到農民頭上，而且還會引發高利貸橫行。」
由此看來，造成「三亂」、「四亂」和農民負擔特別沈重的原因，除了地方幹部的乘機胡作非為、以權謀私、貪汙腐化之外，中央的政策措施、整個官僚制度對政經特權的維護，都是根本的因素，正是由於中央指令要加強農村的黨政控制力量，以鞏固它在農村的統治，才在各鄉鎮設置那麽多的「六大班子」、「七所八站」。
也正因為這樣，盡管中央長期以來重重復復宣稱要減輕農民負擔，並在多年前下令取消許多苛捐雜稅，但是，各地方當局幹部又要重新巧立名目，繼續向農民榨取，以致官方越喊減負，農民負擔越重，從而造成李昌平所概括的農民苦、農村窮、農業危險的結果。
「逼到絕境後的抉擇」?稅費改革
農民的重擔和困苦，直接激發出許多積極的抗爭行動，和消極的棄耕或出走城鎮等等，但後者因城鎮工業不景，原有工人失業者日增等影響，被迫要倒流回農村；他們所壹度棄耕的田地有許多又給基層幹部交由農業大戶承包了去，幹部以此對付農民的棄耕，如果成功，將使部份土地重新集中化，少數農民也將變成無地耕種的無產者，或者成為「大戶」的雇工。不過，他們至今仍保有原來的土地承包權，許多人都拒絕由村大戶承包，這些發展仍要視中共有關新的法例來決定。
農民的抗爭行動，最多的是集體上訪，向上級黨政部門控訴負擔的沈重，即使增產也不增收，甚至賠本倒貼，難以維持生計。例如安徽省懷遠縣淝河鄉便是個典型。農民除了交農業稅、「三提留」、「五統籌」等款外，還有無數五花八門的稅費和集資攤派。因而幾年內全鄉29個行政村中，有23個村村民在上訪。而村民更有幾次集體開拖拉機到合肥市堵塞交通。大多數鄉鎮無法收上當年農業稅的大部份，正常運轉出現危機。懷遠縣領導在1998年底提出要進行費改稅的改革試點，「其實是懷遠縣被逼到絕境後的抉擇」。安徽省領導（以至中央）表示同意，是「因為當時懷遠縣的名聲太臭了」。<2>
安徽省的稅費改革試點結果，據說在2000年全省農民負擔比改革前減少13.93億元，農民負擔減輕約25%，98%的農民表示滿意。但是，問題仍沒有解決，減少的近14億元財政缺口將由誰來補？如果解決不了，政府的正常運轉就有問題。以農業為主的各縣、鄉財政，缺少二、三產業的財力支助，即使有中央或省的很少部份補助，地方領導層也勢必又要向農民伸手，使得農民在必須繳納的稅款（其中包括部份的原有「費」）之後，又要交新的費，重新挑起舊的重擔了。
國家推卸教育經費的後果
新中國建立以後，中共的方針，政策、措施都是重城市、輕農村，重重工業、輕農業，重工人、輕農民的。它在財政上盡力向農民、農村壓榨、犧牲農民的實際利益，很少動用資源去扶助「三農」的發展，而是極多地用於基本建設、固定資產投資；各地農村黨政幹部更利用手中的特權，隨意向農民進行「三亂」的榨取。這種政策和實際，具體表現於對國家公務員的不同待遇上：城市的公務員由國家財政支付薪酬待遇，農村鄉鎮的幹部雖然同樣是國家的公務員，「七所八站」是上級政府部門下設的機構，理應同樣由政府財政負擔其開支的，但卻要由農民供養他們。又例如，農村教育經費也主要由地方承擔（包括學校的興建維修、教師的補貼和學校辦公費，等等）。鄉鎮所承擔的義務教育經費，「成了鎮裏最大的負擔」。這些重擔又主要是向農民們攤派的。
學校經費不足，便要迫學生及其家長負擔。當學生極度不滿這種亂攤派致使學生及其家長不堪負荷時，就爆發出反抗的行動。例如，今年2月11日廣東潮陽市仙桃鎮，就有約800名小學生遊行到鎮政府，沖擊政府大樓，砸破玻璃，火燒家具和檔案文件，以抗議收教育附加費<3>。這是小學生反抗行動的其中壹例，由於消息給香港記者獲知，才得以傳到海外。
許多農村學校由於經費缺乏，被逼要強令學生做工，以賺取收入來補貼學校經費。江西省萬載縣芳林村小學今年3月6日的大爆炸，造成41名師生死亡，27人受傷，就揭露出農村學校存在著這種悲慘事實。據《文匯報》報道：「有消息稱，此次爆炸的原因是學校為了勤工儉學，辦了鞭炮工廠。前幾天還進了壹百斤硝。學校如設在炸藥庫上。」而該報記者同日發自南昌的電訊稱：「可以肯定的是，引發爆炸的是做煙花的原料。」<4>據《星島日報》的「特稿」報道：「壹家煙花爆竹廠的負責（人）表示，由於有關部門管理不嚴，在農村的學校或家庭內違規生產煙花、爆竹的情況普遍。農民耕種每年收入才壹千多元人民幣，但生產煙花、爆竹，每天就有五、六元的收入……爆炸當天，（芳林村小學）三年級的兩班學生就是在課室內造爆竹的火藥引。學校是硬性規定學生要幫學校造火藥引，違抗者每天罰款兩元。」<5>另據說，這些小學生的年齡是8至12歲左右。
盡管官方後來宣稱是由嫌疑犯「癲人」李垂才引爆的（不過也承認該校在前年也曾要學生造火藥引），但德國新聞社記者訪問李垂才的以前同窗，卻說他「絕對沒有精神病」，也「不是壞人」，而是為該小學工作，負責運送煙花爆竹的原料的。他本人也在爆炸中身亡。<6>筆者在這裏之所以較多地引述各報章的有關報道，就是想讓部份未看到有關資料的讀者，具體了解中國農村教育經費缺少而造成的其中壹種悲慘結果，為歷史作見證。
近來還有壹件令人十分可悲的事被披露，那就是陜北壹所民營孤兒學校的連串不幸遭遇，反映出大陸農村的許多學校，既得不到國家和地方政府的各種幫助，又反而蒙受當地部門和幹部的任意打壓、摧殘。這所被稱為「像孤兒壹樣無助的孤兒學校」，位於陜西省靖邊縣。壹九九八年，當地農民馬國成在八歲的女兒死於車禍後，從街上領回六名流浪孤兒撫養，隨後更用外出打工積攢的九十萬元人民幣，加上貸款，創辦「國成孤兒學校」。該校成立之初，曾轟動壹時，國內各大傳媒都作出報道。但是，據《工人日報》披露，由於得不到社會承認，孤兒學校入不敷支，經濟陷困境。馬國成為增加收入，貸款擴建招待所，卻被城建部門指違法修建勒令清拆；他與村委會簽訂承包合同，和孩子們栽種了五萬株樹，又被鄉政府將承包地賣給他人，其間損失都未作補償。孤兒學校已欠債六十萬元，四名老師半年未發工資，馬家壹萬多公斤土豆吃光了後，師生們吃的糧食都是賒來的，而因賒債被拖垮的私營糧店就有三家。大年初三，求助無門的馬國成只好帶著孤兒學校近六十名師生沿街乞討，填飽肚皮後，便隨意找個地方給孩子們上課。這些事再次引起大陸傳媒廣泛報道。<7>
今天在農村所推行的稅費改革，並沒有針對鄉村的財政和公共服務等問題，即使中央提供壹些補貼，但主要的財政負擔都交由地方政府承擔，而後者不願或不能承擔，便要減少教育經費，或者要各學校負責籌措，從而加劇對學生「勤工儉學」的要求，流行對無償童工的剝削，降低兒童受教育的時間和質素。當局又在推行教育改革的漂亮「理由」下，調整鄉村學校的布局，減少學校和老師的數量。例如，湖北省仙桃市有697個行政村，原有鄉村小學644所，過去大體上是壹村壹校，現在被調整為249所，使得大多數學生必須到其它鄉村上學，可能造成新壹輪的兒童失學。<8>
病根在於現存政治制度
面對者「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危機性，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今年1月11日發表了《關於做好2001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意見》。這個文件盡管在前頭循官方慣例先肯定「農村形勢總的是好的」，但緊接著即指出：「當前突出的問題是農民增收困難。農產品銷售不暢、價格低落、鄉鎮企業效益下降的情況沒有根本改變，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中西部地區特別是糧食生產區甚至出現負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壹步拉大。農民收入問題不僅關系農村的改革、發展和穩定，而且關系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它還說：農業和農村經濟不能穩定發展，國民經濟的好形勢就難以保持。必須高度重視農民收入問題，把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作為做好新階段農業和農村工作、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目標，並放在整個經濟工作的突出位置。
它跟著提出了10項措施，以圖做好「三農」的工作。這些措施幾乎都是過去所提過的，並無特別嶄新的創意。問題仍在於實行得如何。比如以「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這句話來說，中共已經提了幾十年，幾乎已成為黨八股、官樣文章，與其它的口號式說法壹樣，也是「假大空」性的、畫餅充饑、望梅止渴般的。它提出「加快農村稅費改革，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似乎是近幾年想出的新辦法，但這就能「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嗎？對於這個「改革」的實效如何，我們已在前面談論過。幾十年來的壹句老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已清楚地重復地說明了：即使中共中央頒布下看來是好的政策措施，下面的幹部仍有辦法陽奉陰違，不加以執行、走過場。這是屢驗不爽的經驗。病根子就在於現存整個官僚政治制度。由於官員不受人民監督，中央獨斷的方針政策既多缺點錯誤，各級幹部又擁有政治經濟特權而自把自為。機構日益臃腫，是這個政治制度的必然特征之壹。而任何的政經改革措施都會觸犯有關方面既得利益者的權益，從而遭到後者們的反對、抵制、破壞。如果不先「從根本上」徹底改革這個政治制度，則壹切都將會「原地踏步」，以至變本加厲地發展，不能有效地解決「三農」的困難問題。
即使有些中共黨員、幹部（甚至位高如黨總書記的趙紫陽），企圖略加以改良、開明些，但也不可免地遭到頑固的官僚勢力的圍攻、打擊，最後連自己的原有職位也不能保。就以最新的事例來說，那位「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的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即使初時據說他的意見已得到從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視，和很好的反應、實行，但今年1月消息傳來，李昌平因揭露了農村的黑暗，開罪了地方勢力，再也待不下去，被迫在去年9月辭職，遠走到深圳打工。盡管如此，他仍然在去年底被《南方周末》報以近3萬張網上和來信選票，當選為年度人物，將他視作中國的希望、良知。<9>這件事反映出，他雖敵不過黨官僚勢力，卻是受到人民支持、人民反官僚的事業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