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二零一五年
本文寫於二零一五年，雖然年代久遠，但是至今仍有借鑒意義，很多內容并沒有過時。
壹、我為什麽要寫這篇文章？
焦國標先生是北大新聞學院的前副教授，2000年代初曾因《討伐中宣部》《當兵要當美國兵》而名噪壹時，其後又不時發出些“日本軍隊又占據了中國的半壁江山，妳猜我何以自處？我就會學習汪精衛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做千夫指的漢奸”“如果有壹天我執掌了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我壹分錢就把她賣給美國作它的第五十壹個州”等驚世駭俗的言倫。焦國標的上述聲音右得畸形，因其標新立異，頗得部分青年的好感，在思想界有壹定代表性。
但2014年習近平主政中國以來，焦國標陡然左轉。他首先於2014年8月寫了《挺習總，答客難》表示對習近平的支持。2015年9月，又寫《模擬習總答客問》通過國際名媒ＢＢＣ予以發表，徹底拜倒在專制皇廷門下。焦國標說，習近平是“千古壹遇的民族偉人，是民族的恩人，正在為中華民族打拼，中國人民應當對他感恩”；焦國標又說，即使在習近平執政的階段發生了政治踐踏，人民也應當“打掉牙咽肚裏，和血咽嘍”，作中華民族明日榮耀的祭品。筆者為此已經寫了《焦國標轉投馬克思門下》《駁焦國標“民主恐怖論”》《習王時代的人民祭獻》《號召“做習粉”是毛主席萬歲的變種》等系列文章，對之進行批判。
對於我的批判有兩種聲音，肯定者說當前正值時代變革的拐點，我與焦的論爭將載於中國思想史，記錄下中國政治改革進入縱深階段左右兩翼的思想分化，以及雙方鬥爭的是是非非。另壹種觀點則認為，焦國標渺無名者，與之論證太無價值，反自降身份。
《模擬習總答客問》發表後，我就有心撰寫系統文章，對所作答案逐壹批駁。然而受到“值與不值”兩種聲音的影響，壹直躊躇猶豫。近兩日來，壹些海內外的網友壹再鼓勵我放棄猶豫，針對該文展開批評。他們共同認為，人們針對當局所提出的六十四個問題，是中國目前很刺眼、很現實的問題。焦國標的模擬回答為中國現實政治辯解，鑒於他原來的右翼身份，很容易產生欺騙世人的作用。對其模擬性回答壹壹批駁，以正視聽，有利於渾沌中國的正確思考。他們的鼓勵使我定下心來，決定寫作這篇篇幅較長的文章。
關於寫作目的，抄我昨日網發的壹段文字，再作詳介：
諸友，今天早上接到鄭州翟先生壹帖，稱我批焦文章宅心仁厚，只從事理層面評說，應算勸誡，可惜焦國標不會理解不會領情。翟先生可謂讀懂了我，除最初壹兩篇文章針對焦對我直接的人身攻擊，有非禮之詞以外，我後來的文章是很理性的，剔除雜文必具的特質以外，是最大限度的禮貌的。
我寫這些文章，原因在於：焦是壹種社會現象，政治意義上的社會現象，文化意義上的社會現象，某種不可言說的心理意義上的社會現象，並不針對個人，他個人，反而成為束縛我運筆運思的羈絆。
不知我者謂我何必，知我者謂我宅心仁厚——唯作此後評者尚須在壹般的理解文化之外，理解文化的純真的非個人功利的社會功效。真實的文化，雖其稀，亦必有也，否則便不會有寥寥落落的燦爛星空。我寫焦的文章，目的大致有幾:
1、警示社會，民主尚須努力。
2，警示人們，莫作政治投機。
3，刺激國標自省，自省要點在以下幾個方面：
a，去掉虛狂，謙心於天地之間，如此，才能深吮皇天厚土之汁霖，壯大自已之籽須；b，誠實是文章的第壹要義，學識是文章的第二根基，二者兼得，加之努力，必有可期。及今觀來，焦的學識是偏頗的，但因為誠實，十年前的文章是好的，極富靈氣。現在的文及論，除了油嘴滑舌，哪有文化的內蘊？
c，人生也難，功業更難，唯需努力，努力，執著而堅韌的努力。唯投機不得。投機，不但得不到功業，反毀了純潔的人生；努力，即便實現不了功業，至少還有心靈的平靜。
d，壹個十分具體的形而下問題：無端的贊頌鄰接於阿諛和諂媚，正直人性之至惡。即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再世，也不能頌或諛了。須知我們面對的是現代社會，浸潤於現代理念之中。
需要解釋的是，焦的文章《模擬習總答客問》是根據網上流傳的《六十四問習近平》所作的模擬性回答，其基本立場是站在習的立場上為習所處位置所固有的專制性質開脫，為其不作為或固化專制的積極作為開脫。焦的文章已經很長，針對他的文章系統反駁所形成的文章更長。言論控制之下，即使惜墨如金也“吟罷低眉無寫處”，更何況長。所以我壹向以來行文力求其短，以努力擠入文報之邊角。此次例外，長就長罷，“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滔滔汩汩”，只根據需要寫來。
這篇文章包含了三個部分：壹、人們提出的64問，這些問題集中了時代的質疑，二、焦的模擬性回答，他的回答表現為對現實的辯護——這些辯護符合統治者固化專制的要求，形式上卻和右翼思想者的目的壹致（追求民主憲政）。焦國標說“挺習”是壹種方法，因此很具欺騙性，三、本人對64個問題的思考以及對焦國標的批判，個別篇章也附錄相關文章，介紹背景，引發興趣。
自“民主墻”始，筆者親歷了民主運動的各個階段，壹直關註左右翼的思想鬥爭，並撰文闡述自己的觀點。我不敢說這篇文章將成為時代思想的總結，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將成為歷史的記錄：專制之力與民主自由思想競進，角力殘酷；力的擠迫、利的考量，民主陣營不斷加入新力量的同時，也有人不斷逸出陣營，直接帶人圍剿，或形成嚴重的社會欺騙。
圍剿實不可怕，舊的右翼人士以“方法論”為借口，替“左”張目，誠為民主進步的威脅。筆者為文，意在剝掉偽裝，拆穿謊言。
二、關於焦國標的序
焦國標原序：
2015年9月20日，習近平主席訪美前兩天，網上流傳壹份文件《六十四問習近平》。初見此文件我就即興模擬訪問對象回答了幾個。壹口氣是無法回答六十四個問題的，這樣壹擱就擱了十幾天。自去年八月發表《挺習總，答客難》以來，我就再沒寫過成篇的時政言論文章。但我對網上壹切“涉習”文字都很敏感。這六十四問，雖然未見得個個都提得很有水準，但畢竟集起這麽多問題也並非易事。借助模擬回答這些問題，正可以把自己的家國天下之思分享給公眾，於是便勉力完成了這篇可能引起廣泛而強烈褒貶的《模擬習總答客問》。
陳更對焦國標原序的評議：
焦國標從他去年所寫《挺習總，答客難》說起，筆者也應該從他的《挺習總，答客難》說起。主要作用是：壹、介紹焦國標立場的陡然然左轉，二，介紹焦所表述的他自己立場左轉的依據。以此建立讀者對焦國標《模擬習總答客問》的立場、觀點的基本判斷，也初步了解焦的非實事求是作風、非邏輯化的敘述風格，以及事實判斷上的江湖神漢胡謅。
焦國標在《挺習總，答客難》中開宗明義說：“共產黨和整個紅二代都是習總的腳手架，他借助腳手架要建造的是民主自由的現代中國，而不是腳手架本身。這就是我對習總的總判斷。數月前我寫了壹幅書法作品‘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今天特意找出來，題上‘送給習近平主席’。”——阿諛和跪拜之態呈於紙面。
在現時的焦國標眼裏，共產黨和紅二代不是改造的對象，更不是改革的阻力，而是習近平改革的工具（腳手架）。對手的武器（工具）奪取不得，這場改革和反改革的搏殺還如何進行？
當然，這壹點基本邏輯是有的。焦國標把秉持這種武器的人當成了壹個投誠於改革勢力的人，所以原來的武器已經成為改革的力量。因此，焦國標不但不反對獨裁和專制，反而擁護獨裁和專制的手段。他說他支持習近平“大權獨攬”、“萬權集於壹身”、“我寧肯壹廂情願他立誌做大英雄大豪傑”——這和民主所要求的、解構專制制度所必須的權力制衡、三權分立背道而馳。
如果焦國標關於習近平是新時代的“蔣經國”的觀點是正確的，先讓其“大權獨攬”可能有利於推動變革。但問題是，這種認定必須有事實根據。遺憾的是，焦國標卻沒有任何事實根據。他以為是在作小學生作文，面對人們的提問：“妳如此判斷習（把習當成憲政改革的民族英雄），依據是什麽？”他是這樣回答的：“國標：習好比壹個百元百次方程，我無法給出解此方程的每壹個步驟，但我能直達其解。也許這就是特異功能（笑）。”（見《挺習總，答客難》第十四）“笑”得多麽瀟灑！
人們又說：“習的很多公開講話都是問題多多，無法叫人看好。”他如是回答：“老毛說他從不看《人民日報》，我也從不憑習的公開講話判斷他。習早年的經歷，習自己寫的那些文章和文風（如寫賈大山那篇），北京飯局上聽到的習的壹些很楞的故事，是我判斷他的主要依據。我喜歡他的那種楞勁兒。當下中國，不楞就寸步難行。”（同上）焦對習做出“民族英雄”的判斷，根據原來是他的“特異功能 ”。他如此回答後可能感到有些荒唐，補充說是根據習的文風和飯桌上的坊間碎談——而且，特別的，他不看習的公開講話。
習的文風是什麽？是“打鐵還要自身硬”和“兩只鳥論”的粗獷俚俗風格？在我看來更像無產階級的蠻悍文風。習總走歐訪美遊英行德，列了那麽多書名，從習總的語言中我卻看不出莎士比亞、盧梭所代表的人文風格！
飯桌上所聽到的坊間碎語是什麽？不得而知。
焦國標不但不懂論證，而且不懂事實是判斷的基礎。他以為他是在寫神幻小說，寫得驚奇就行。我總結說焦國標的文章是農民式的，中國古典文化式的，形像的比喻為特點，缺乏邏輯構思。焦是寫雜文的，而且偏於文學性的雜文，尋求“雷人”是他的特點，說理不是他的追求，更不是他的擅長。當我從他的寶匣中揭開他的荒謬，妳不要驚奇！
最後卻也要說說焦國標去年文章命題為“答客難”的壹些微妙的心理原因。中國文學史上典型的“答客難”是西漢東方朔的手筆，流傳千古，開壹代文體。東方朔自恃有才，卻也可能有點小才，四處張揚炫耀，多次自薦自誇於漢武帝。但武帝始終以俳優視之。東方朔的“答客難”就是別人諷刺他“既然妳如此高才為什麽卻得不到重用”時候的自我解嘲之作。說是自我解嘲，卻還是想通過文章自炫求用，因此辭采流暢，比喻華麗，成為後來的榜樣文章。後人揚雄的《解嘲》、班固的《答賓戲》、張衡的《應間》等，都是模仿它的作品。焦國標去年以此等題目寫作此等文章，潛意識中有俳優之怨，期待新朝發現的用意。卻也不可忽視！
我們進入正題。
三、習近平的工資
焦國標對第壹個問題的回答：
1.習近平先生，您身兼黨、政、軍多個領導職務，您的工資是由黨發？政府發？軍隊發？而黨、政、軍的錢是不是都是納稅人的錢？
答：我的工資發放渠道與全國數百上千萬公務員的並無不同。黨政軍的錢是納稅人的錢，但納稅人的錢是在黨政軍維持的框架下掙來的。壹個社會平臺是由百業各提供其個性服務支撐起來的，我們都是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服侍我們的國家和彼此服侍，片面強調“納稅人的錢”是對其他各業的傲慢和淩視。
陳更對焦國標第壹個回答的評議：
在進入正題之前，先介紹壹下習近平的工資情況。據2015年1月21日 《鳳凰資訊》披露：官方近日首次披露，公務員體系中最高的正國級官員最高基本工資從7020元/月（人民幣），增加到1萬1385元，換言之，這是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基本工資。以此計算，習近平的年薪是13萬6620元（約合2萬2000余美元），是世界主要國家的元首中工資最低的。約為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年薪218萬美元的百分之壹，美國總統奧巴馬年薪40萬美元的十八分之壹。他比他的前輩毛澤東要好得多，毛澤東六十年代的月工資為404元，年薪不足5000元。以10人民幣兌換1美元計算，毛澤東的年薪是美國總統的千分之壹。壹個享受各國元首中最低工資的大國領導人，對他的國家的財富支配權力卻又較世界任何國家的元首都要大得多。這也是萬花世界中各國領導人工資與權力比較的奇觀。讓我們進入正題。
焦國標所模擬的回答，看似嚴絲合縫，其實文不對題，因為焦國標偷換了概念。
我們當然知道提問者的立場，知道所提問題的具體指向：借用現代國家的稅賦理論，剝開壹個以某政黨為統治主體的專制國家不為人民，只將人民血汗壘砌黨國王朝的非人民本質。焦國標卻脫離提問者的具體指向，將對黨國王朝的特定指向偷換為壹般國家。於是，他用適用於壹般國家的稅賦理論解答網友所指向的特定問題。
焦國標在這裏運用的是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建立起來的“國家學說”的壹般常識。國家由社會（人民）契約組成，社會（人民）要給國家提供為社會（人民）開展管理活動的經費。在正常的國家裏，總統、公務員、軍隊都是服務於人民的，人民納稅供養他們，他們依靠稅賦的供養代替人民管理國家。稅收的基本原理是“來之於民用之於民”，國家依據法律所征收上來的稅不能用於個人利益、社團利益，而必須用之於人民福祉，包括用之於人民福祉過程中的國家管理活動。
網友們所問“妳身兼黨政軍多項職務，妳的工資由黨發？由政府發？由軍隊發？”——其直接指向是，作為黨的領導人妳不應該從人民交納的“稅賦”裏邊抽取薪水。在任何民主的國家，用人民的納稅錢給政黨的領導人支付薪水都是嚴重違法，不可想像的。但焦國標卻說：“我的工資發放渠道與全國數百上千萬公務員的並無不同。黨政軍的錢是納稅人的錢，但納稅人的錢是在黨政軍維持的框架下掙來的。壹個社會平臺是由百業各提供其個性服務支撐起來的，我們都是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服侍我們的國家和彼此服侍”——這壹回答掩蓋或回避了問題的最本質的部分。
中國有8000萬共產黨員，8000萬黨員寄生或壹定程度寄生在這個國家的機體之上；權貴階層多通過黨的權力攫取國家的權力，從而攫取中國的大部分經濟利益；網友提出這樣的問題很有意義，抓住了問題的本質。焦國標卻用“壹般”化解“特殊”，把問題的指向全部消滅掉了。
除黨的主體應當摒除於賦稅的使用者之外，焦國標回答的錯誤還在於，他說：“黨政軍的錢是納稅人的錢，但納稅人的錢是在黨政軍維持的框架下掙來的”。須知中國人民解放軍是黨的軍隊，不是國家的軍隊，黨的軍隊靠人民的賦稅供養也產生了問題。對此後有專論，此處從略。
另外，此問題還針對於大規模的閱兵，不適當的援外，不該開罪於某些國家的時候放肆地開罪，然後拿著錢袋子再去討好。這樣使用納稅人的錢決然超出了納稅人的授權範圍。
民主國家使用國庫的每壹筆錢都要國會通過。在我們的國家，這樣的程序是沒有的，或形式上的。人民納了稅，人民對於稅賦的使用毫無支配的權力，這肯定是個問題。昨日有篇文章《新中俄不平等條約》闡述了壹個十分嚴重的事實：普京肢解克裏米亞後，在西方國家對俄國實施經濟制裁的時候，中國與俄國簽訂為期35年的天燃氣、石油合同；不久，美國與伊朗就核問題達成協議，世界油價降低，而且由於頁巖油技術的開發，油價降低將成為趨勢；國際油價43美元壹桶，中國從俄羅斯進口油價106美元壹桶；整個合同履行下來，相當八次“辛醜條約”的受虐程度。不只這壹樁買賣，印尼高鐵（與日爭奪）、美國波音飛機項目（緩解對美關系）都有政治交易的成份，中國喪失了應有的商業利益。問題多多，何是焦國標壹句“黨政軍的錢是納稅人的錢，但納稅人的錢是在黨政軍維持的框架下掙來的”所能概括的？
焦國標的回答裏邊還潛藏著壹個巨大的錯誤：將納稅人與征稅人混為壹體。他說：“壹個社會平臺是由百業各提供其個性服務支撐起來的，我們都是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服侍我們的國家和彼此服侍，片面強調‘納稅人的錢’是對其他各業的傲慢和淩視。”
在稅賦理論領域，“納稅者”與“征稅者”是兩個對立概念，是普通邏輯中“此和此外”的關系。焦國標說“片面強調‘納稅人的錢’是對其他各業的傲慢和淩視”出現了兩個層次上的荒謬：１、將征稅的權力者（國家和政府）視作“百業”，與納稅人同壹地位；２、人民的屈沒叫出來，權力者叫屈了：片面說妳納稅人的錢，是對我國家和政府（征稅人）的傲慢和淩辱！焦國標站在哪個立場上說話？
但是，在知識上妳不要過份看得認真：他沒有研究過國家稅賦的知識和理論，也不考慮邏輯，他是憑機靈瞎說！
焦國標過去說“要用壹分錢的價格把中國賣給美國”，還說“要作個汪精衛，中國由日本人統治”——這些話看來荒誕，其實是說：納稅人的錢在不同的統治者手裏會有不同用場。美國和日本政府將納稅人的錢用在正當的地方，服務於人民，所以不如把中國交由美國或者日本來統治。看似荒誕，剝開荒誕的表皮合理的內核存在於言語深處。
焦國標的思辨特點是不自覺的詭辯。“詭辯”是圓形的周邊，詭辯者永遠站在辯論對手的相對立的壹面，繞著圓邊轉；他永遠有理，但妳不可將他今日所說與昨日所說進行對照，那樣就打了自己的臉。“將中國壹分錢賣給美國”與“中國的稅賦制度很合理”兩個論斷都指向同壹個問題：中國的現行制度合理不合理，納稅人的錢是否用到了納稅人的身上？針對同樣的事實，昨日的立場與今日的立場不同，他的回答變了方向：針鋒相對。
理論是具有深厚內蘊的壹個點，它恒定於圓的中心，像太陽針對不同的事物反射它的光。事物在變，理論（真理）不變。焦國標對理論缺乏這樣的理解，他的文章只是淺薄的花言巧語。
四、軍隊國家化
焦國標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
2.您壹直強調中國人民解放軍是黨軍不能國家化，但是為什麽要用國家預算來養，亦即納稅人的錢來養？
答：我們當下的國家，是壹個賡續而來的國家，不是在車間短時間組裝（攢）出來的國家。它的許多職能和界限還在不斷分化中。妳如果以壹個組裝起來的國家為標準衡量壹個賡續而來的國家，不免失望。國家固然有問題，妳的標準也不妥。如果上帝憐憫中國，願意給我們組裝壹個零部件和功能機制都最優的國家，我願意以辭去國家元首表示支持和歡迎。
陳更對焦國標第二個回答的評議：
軍隊隸屬於國家，在任何社會的和平時期都是這樣的。古今中外，概莫外之。從歷史上看，壹個人、壹個政黨在打江山時期，將軍隊視作是自己的，壹旦江山建立，便將軍隊交付於國家，與人民和平共處。建政之後仍然將軍隊視作自己的，那就是將自己與人民對立，保持自己（個人或政黨）與人民的戰爭狀態。毛澤東時代，黨指揮槍，是因為毛澤東的理論是“階級鬥爭”、“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與人民確實保持著“戰爭”的對立狀態。目前的中共自稱是全民的黨，代表著全體中國人民的利益，繼續將軍隊當作中共的軍隊，缺乏任何理由。在理論上也根本說不通。
即使前蘇聯，軍隊也不是蘇共的軍隊，而是國家軍隊。值得重視的是，按照前蘇聯的理論，軍隊的職責是對外防禦，並沒有對內鎮壓的功能。前蘇聯軍事理論家，蘇軍索科洛夫斯基元帥（曾任國防部第壹副部長 、總參謀長）主編、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多次再版、在世界各國有廣泛影響的《軍事戰略》壹書寫道：“社會主義的軍隊，是保衛人民的自由和獨立不受帝國主義侵略者侵犯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建立軍隊，不是因為國內條件的需要，而首先是因為必須保衛國家不受國外敵人的進犯，是因為存在著來自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危險。僅僅是這壹點才使得蘇聯不得不擁有壹支軍隊…”（《軍事戰略》，戰士出版社1980年6月第二版第461頁）。據此，中共堅持軍隊是黨的軍隊，既缺乏理論支撐，也缺乏歷史先例。
針對焦國標先生所擬答案，再評如下：
壹、軍隊是國家的軍隊，人民有義務用自己交納的稅賦供養這只軍隊；軍隊是政黨的軍隊，對這只政黨的軍隊為人民服務的部分，人民有義務用自己交納的稅賦進行供養，對於這只軍隊服務於政黨，甚至服務於政黨鎮壓人民的部分，人民無義務用賦稅供養。
二、“賡續”壹詞在本段出現了兩次，它是焦國標在本篇文章中最經常使用的壹個詞匯，他用這個詞匯來作權力者逃避責任的淵藪，用這個詞匯作為美化現實中發生的罪惡的淵藪。“黨指揮槍的制度”由來已久，它成為中國共產黨穩固權力的根本，即使大躍進饑荒導致4000萬人死亡，即使文化大革命造成中華民族三千年歷史上的最大災難，政權超穩定，穩定的原因都來源於中國共產黨對這支軍隊的掌控。軍隊顯然是中國實現政治改革的最根本阻力，軍隊制度的“賡續”，必導致中國體制改革的延緩。搞不好還會出現26年前的情況，在改革成功呼之欲出的節點上，人民供養的軍隊殘酷制止了人民改革的要求。
軍隊制度的改革是國家制度改革的必要條件。“賡續說”是為不合理的制度無期限延長的尋找開脫的理由，為墮性張目，為專制體制千年壹系找到冠冕堂皇的遁詞。骯臟發生於和存在於歷史之中，骯臟必須在現實中清除，清除骯臟是現實的責任。用“毛聖人”的話說：“壹萬年太久，只爭朝夕！”說什麽賡續？
三、“如果上帝憐憫中國，願意給我們組裝壹個零部件和功能機制都最優的國家，我願意以辭去國家元首表示支持和歡迎。”——美化君王是焦國標行文的又壹特點，為了國家的根本進步，習近平願意辭去國家元首表示支持和歡迎。帝位禪讓，堯舜復生，焦國標對習的美化達到難以容忍的地步。習近平經常強調的是：“最根本的是堅持黨的領導”、“確保黨指揮槍原則落地生根”，焦國標說他願意以辭去國家元首來歡迎軍隊國家化的根本性改革，根據是什麽呢？
附：蘇軍“國家化”和“非黨化”實自列寧斯大林時代開始（摘）馮全民 來源：共識網
壹段時期以來，有關因戈爾巴喬夫推行軍隊“國家化”、“非黨化”、“非政治化”改革，從而導致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觀點頗為流行。
且不說軍隊“國家化”、“非黨化”、“非政治化”導致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的觀點是否能夠成立，單就現在壹些人批判的蘇軍“非黨化”的壹些做法來說，其實並不是戈爾巴喬夫進行政治改革時才有，而是始自列寧、斯大林時期，可以說是蘇軍的的傳統。
壹、從理論上看，蘇聯始終堅持武裝力量是國家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蘇聯國家政權和蘇聯軍隊都是列寧等蘇共早期領導人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建立的。
馬克思、恩格斯始終認為武裝力量是國家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軍隊是國家為了進攻或防禦而維持的有組織的武裝集團”（《馬克思恩格軍事文集》第1卷第342頁）。
蘇軍索科洛夫斯基元帥（曾任國防部第壹副部長 、總參謀長）主編、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多次再版、在世界各國有廣泛影響的《軍事戰略》壹書寫道：“社會主義的軍隊，是保衛人民的自由和獨立不受帝國主義侵略者侵犯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建立軍隊，不是因為國內條件的需要，而首先是因為必須保衛國家不受國外敵人的進犯，是因為存在著來自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危險。僅僅是這壹點才使得蘇聯不得不擁有壹支軍隊…”（《軍事戰略》戰士出版社1980年6月第二版第461頁）。
二、從軍隊領帥機關設置來看，蘇聯始終堅持由國家和政府掌管軍隊政府掌管武裝力量、政府首腦擔任軍隊的最高統帥、主持最高國防會議，這些都是軍隊“國家化”的重要準則和標誌。而蘇軍自建立以後，軍隊領帥機關的設置始終遵循了這些原則。
無論是內戰時期的“工農國防委員會”，還是衛國戰爭時期的“國防委員會”，都類似於英國的戰時內閣。雖然列寧在擔任“工農國防委員會”主席的同時，又擔任俄共總書記和人民委員會主席；斯大林在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的同時，還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和人民委員會主席。但這兩個時期的“國防委員會”都屬於國家機構，而不是黨的機構。因此，那種認為，蘇共總書記列寧擔任工農國防委員會主席，就“從而實現了蘇共對紅軍的絕對壹元化領導”的觀點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
三、從軍隊領導人參加黨中央領導核心來看，蘇共多數時期僅安排壹名軍隊領導人參加政治局在蘇軍七十多年的歷史上，只有斯大林在衛國戰爭時期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時被任命為蘇聯武裝力量最高統帥，戈爾巴喬夫在1991年擔任蘇聯總統後被憲法確認為蘇聯武裝力量最高統帥。斯大林之前的列寧和斯大林之後的赫魯曉夫和勃烈日涅夫等蘇共總書記，都沒有被任命或被法律規定為蘇聯武裝力量最高統帥。
而在安排蘇軍領導人擔任蘇共最高領導機構--中央政治局委員上，蘇共也似乎歷來都比較吝嗇小氣。
四、從軍隊的領導指揮體制來看，蘇軍多數時期實行“壹長制”，只在少數特殊情況下設立政治委員在蘇軍七十多年的歷史中，實行設立政治委員的雙首長制三立三廢，最終在1942年10月後確立了“壹長制”。
蘇軍第壹次實行政治委員制，是從1917年“十月革命”前後到1925年， 第壹次政治委員制度實行了七年。
蘇軍第二次實行政治委員制，是從1937年5月到1940年8月。當時國際軍事鬥爭形勢十分嚴峻，而紅軍經過肅反，原有的大批指揮員被清洗，新任指揮員又缺乏同時領導作戰、管理和政治工作的經驗，因此蘇共和蘇聯政府決定恢復政治委員制。
蘇軍第三次實行政治委員制，是從1941年7月到1942年10月。第三次政治委員制度僅實行了1年零3個月。到了1942年夏秋兩季，蘇軍武器裝備和軍隊組織都有了很大改進。因此，當年10月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出命令，在全軍取消政治委員，恢復軍事指揮員單壹首長制。從此“壹長制”在蘇軍穩定下來，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
五、從蘇軍政治機關和黨組織的職能來看，蘇軍政治機關及其領導下的黨組織和只負責軍隊的教育和宣傳鼓動，而不負責部隊的指揮和幹部任免蘇軍的總政治部實際上是蘇共中央的壹個部，負責蘇共對軍隊的政治領導。總政治部以下，在軍區、艦隊和駐外部隊集群設政治部，在集團軍、區艦隊、軍、師和旅設政治部。團級以下單位不再設政治機關。
政治機關的首長在部隊官兵的政治思想情況、紀律、戰鬥訓練方面，對本級司令員（指揮員）和上級政治機關負責。在實行軍政雙首長時，政治機關負責協調和統壹政治委員的工作並對政治委員實行監督；在實行“壹長制”的情況下，政治機關負責協調和統壹政治副職的工作並對政治副職實行監督。
因此，蘇軍各級黨組織不是部隊的領導核心，不能決定部隊的重大問題，無領導指揮權和幹部任免權，軍隊的指揮權都集中在“壹長制”首長手中。即使在黨內組織生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時，黨員和黨組織也不能對指揮員的命令進行批評。
以職業軍人為主體的蘇軍軍官隊伍反感和敵視政治機關的觀念始終沒能改變，政治機關和政工幹部在部隊進行的空洞意識形態說教也使他們在部隊“普遍地不受歡迎”。1991年3月19日，作為戈爾巴喬夫軍事改革的壹項內容，蘇軍總政治部改名為總軍事政治部，僅僅作為國防部屬下的壹個教育機構，不再具備黨政工作職能。在戈爾巴喬夫時期裁軍七十萬過程中，七、八萬政工幹部也與軍事幹部壹樣被裁撤（並非有人誤導的那樣，單單裁撤政工幹部）。1991年12月1日，蘇軍總軍事政治部又被改組為國防部軍人工作委員會。從此，蘇軍總政治部這壹有著70余年歷史的機構與蘇共壹起走進了歷史。
2013-10-3
五、黨的經費何來？
焦國標對第三個問題的回答：
3. 中國共產黨的各級機構是社團機構為什麽要用納稅人的錢來養？
答：這個局面是由歷史賡續而來。壹百年後，或五十年後，肯定不同。
陳更對焦國標第三個回答的評議：
“賡續”壹詞出現第三次，政黨是社團機構，是群眾團體，不能用納稅人的錢來供養政黨，這是國家原理的基本要求。政黨是代表特定人群的特定利益集團，人民沒有義務提供稅賦養活某壹特定的利益集團。
從法律意義上講，國家擁有兩種權力：壹種是財產權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權力；另壹種是政治權力，即國家的強制權力。國家征稅憑借的是政治權力，而不是財產權力。但是，政治權力的行使要基於法律的規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看，中國共產黨不屬於任何壹級國家機構，因而從憲法上找不到它使用賦稅的任何權利。憲法是任何壹個國家的法律之源，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用納稅人的錢來養活中國共產黨和他的協從的政黨（八大民主黨派）不具有任何合法根據。
然而，我們從199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制止奢侈浪費行為的若幹規定》、１９９９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調整黨政機關汽車配備使用標準的通知》、２０１３年《中央和國家機關會議費管理辦法》等此類文件中可以看到，中共社團組織與國家行政機關——人民政府並列，都列為受國家賦稅供養的食稅人。這樣的立法勢頭還有向下蔓延之勢，隨便舉例，遼寧省出臺《地方稅務局關於企業所得稅若幹業務問題的通知》（第四條關於私營企業黨組織活動經費問題）、江蘇省委組織部、財政廳、國稅局、地稅局四部門聯合發出《關於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活動經費的通知》均就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活動的經費問題作出了稅賦方面如何處理的規定。我們尤從這些文件看到，這些規範性文件（包括規章）不是單純由立法機構（人大和政府）制定，而是由社團組織——中國共產黨——參與制定。
上述規範性文件，在立法內容上的憲法根據是什麽？政黨參與立法，從立法主體上看，它的憲法根據又是什麽？如何朝向法治國家的方向邁進，如何確立法治，這是黨心、民心的要求，浩浩潮流，不可阻擋。用全體納稅人的錢供養政黨的情況，人民不能閉上眼睛不管，中國共產黨也不能躺在人民供養的床上耍賴！
焦國標用歷史賡續說來推拖治國者現實改革的責任，意在如何？
六、黨每年花人民多少錢？
焦國標對第四個問題的回答：
4.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壹年花費多少納稅人的錢？
答：這些都還在混沌中，必有壹天這個數字會精確到個位數。
陳更對焦國標第四個回答的評議：
中國的立法管理和行政管理都分為兩個層次：在立法方面，黨的層次和人大的層次，在行政方面，黨的層次和政府的層次，而且在這兩個方面，黨都淩駕於人大和政府之上，黨的衙門比人大和政府的衙門大。黨壹年花了納稅人多少錢？實在龐大得很。而且，表面看來某些錢是政府花的，其實質也是為黨花的，這個數字非同尋常。例如：維穩經費，軍隊對內平息“騷亂”經費，看似社會管理，其實是為了保護黨的權力。
每壹年黨花了人民多少錢，實在難以計算。而且，在中共眼裏，黨就是國，國就是黨，有必要分開計算嗎？焦國標代習回答：“這些都還在混沌中，必有壹天這個數字會精確到個位數。”混沌是黨、國不分的專制國家的特點，如果想實現財政上的清澈，首先要在政治上把黨、國劃分清澈。
巧言令色，油嘴滑舌是焦文的特點。“必有壹天這個數字會精確到個位數”的說法是另壹種推拖方法，“賡續說”把責任推向過去，“必有壹天說”把責任推向未來，反正現實無責任。
七、九三閱兵花多少錢？
焦國標對第五個問題的回答：
5. 您九三大閱兵花了納稅人多少錢？2022冬季奧運會將花費多少納稅人的錢？
答：我們的著力點應該在杜絕貪腐流失。壹旦解決了這個問題，無論花多少錢都是肉爛在鍋裏。比如那些兵孩子，每天補助他們壹百元與每天補助二百元，說起來開銷翻倍，可是有什麽可褒貶的呢？
陳更對焦國標第五個回答的評議：
我說過焦國標經常用農民式的說法闡述理論，用文學描寫的方法談論政治問題。這是壹例。
焦國標對於這樣壹個十分具體的問題王顧左右而言它。人們關心的是，這樣壹次閱兵花費大量的資金值不值？他的回答是：反腐是關鍵，反腐省下來的錢，人民可以隨意花，不必詳細計算花在了哪壹方面。
九三閱兵是中共建政以來最盛大的壹次閱兵，直接花費在閱兵的訓練、組織工作上，間接花費在請客送禮上，得罪了山姆大叔美國，歐洲紳士也不來，那就要以經濟援助為代價邀請非洲第三世界朋友。不說間接的，只說直接的，網上紛紛評議直接花費在200億元以上。這樣的估測大致是客觀的，2009年六十周年國慶閱兵，高建軍將軍不敢直接回答記者關於花費多少錢的提問，只說我們厲行了節約原則（見2009年9月24人民網《閱兵指揮部回應國慶60周年閱兵費用問題》）。盡管如此，外媒還是有相關報導，報出了大致數字：俄新社稱中國計劃為這次閱兵開支160億元（俄羅斯新聞社2009年10月10日北京報道）。那麽，九三閱兵花費200億沒有高估。
200億相當於什麽？中西部縣級城市建立壹所中學，費用大致在1000－3000萬元之間。2000億元大約可以在中西部地區建立700－2000所普通中學。
最惹人註目的地方在於，焦國標對中共不征詢民意胡亂用錢的解釋。焦國標說：“比如那些兵孩子，每天補助他們壹百元與每天補助二百元，說起來開銷翻倍，可是有什麽可褒貶的呢？”這是壹種不負責任的家長式的回答。焦國標完全把習近平看作13億中國人民的家長，他可以隨意支配大家共同的勞動所得。閱兵的開支源於全體納稅人的錢，全體納稅的人錢可以隨便支付給那些來自部分家庭的兵孩子。這哪裏是現代法治，哪裏有現代觀念？倫敦市民曾經拒絕自己的城市舉辦2012年度奧運會，理由是倫敦市承擔了奧運會舉辦的費用，利益卻是整個英國的。
什麽肉爛在鍋裏？焦國標把治國當成農耕時代的粗放式作業。按此邏輯，將拃量的尺度再放大壹些，貪汙腐敗也不必反。貪汙腐敗的錢總歸還是社會財富，放得松壹些，貪官們將貪腐得來的錢馬上投入經濟運轉，還會推動全社會的經濟繁榮呢！
財政開支要什麽國會審議？肉爛在鍋裏，反正國家用了，用在了社會，用在了國家，西方國家真是多此壹舉。美國總統奧巴馬１０月22日以共和黨拒絕廢除對國防開支的限制以及阻礙關閉關塔那摩監獄等為由，正式否決了國會提交的2016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而在此前不久，美國總統奧巴馬向國會眾議院提出的2016年度財政預算報告（新財年預算總額近4萬億美元，赤字約為4740億美元）也遭到國會的拒絕。
附：中國拒提閱兵費用 所有來的國家都賺了
新聞來源: 美國之音
盡管在9.3 大閱兵的新聞發布會和中國國防部舉行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反復追問這次舉行閱兵花了多少錢，但是相關發言人壹直沒有公布閱兵花費的具體數字。
有香港媒體估計稱，這次閱兵總花費可能高達215億美元。這個數字是香港記者根據2009年中國60大慶閱兵的花費進行的粗略估計，沒有得到中國官方證實。
臺灣財經專家蔡明彰在壹個電視節目上表示，北京9.3大閱兵應比2008年舉辦奧運（不含場館建設）花的錢更多，至少花費700億臺幣（約167億港幣），包括上千家企業停產停工的損失。
香港《蘋果》記者以閱兵具體項目計算，為確保閱兵藍，北京市內1,927家廠房自8月中停產；85萬名北京市民上街站崗14日，每人每日100元車馬費；參加閱兵的1.2萬名解放軍的訓練補助；王府井、前門、大柵欄、西單、東單五大商區停業2日，商家損失約10億元。以上粗計，沒有算北京周邊的河北、山東等地停工停產、車輛限行、維穩等費用，花費就超過215億元。
香港《蘋果》援引中國人民解放軍退役少將徐光裕的話稱，2009年國慶60周年慶典活動中，閱兵壹項總開支估計為6億元人民幣，較1999年國慶閱兵花費要少很多。
勞民傷財說(略)
不差錢
據報道，這次閱兵請來的壹些國家趁機向中國要錢也引發關註。媒體報道稱，中國將向委內瑞拉再提供50億美元的貸款，幫助該國提高石油產量。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Nicolas Maduro） 說，這顯示出中國繼續支持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的意願。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中國在查韋斯當政期間向委內瑞拉提供了500億美元的貸款，委內瑞拉通過石油進行償還。但是由於世界油價下滑，2014年10 月，委內瑞拉單方面違約，宣布不再每天向中國出口償還貸款的石油，並且無限期延長貸款償還期限。中國商務部對此消息予以證實。
這次中國舉行大閱兵，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親前來出席，受到中方的隆重接待。
眼光放寬
在9月2日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在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國向委內瑞拉提供貸款是否合適？對此，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關於貸款的具體問題請向主管部門了解。
中國官方媒體報道說，據粗略統計顯示，很多來參觀閱兵式的國家都借這次訪問的機會簽署了商貿大單，俄羅斯和中國達成了二十多項協議。韓國總統樸槿惠率 128個韓國企業，156人組成的經濟代表團隨行，陣仗之大為歷史之最。
另外，據媒體報道，埃及總統塞西在下榻的中國大飯店舉行了埃中企業家代表見面會。埃及駐華使館商務參贊稱，此次埃及總統訪華期間，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將向埃及國民銀行(NBE)提供1億美元貸款用以資助中小企業，中國商務部將向埃及捐贈價值3000萬元的遠程衛星遙感設備。所有這些協定將通過軟貸款(低於市場利率的貸款)來進行。
河南省對接塔吉克斯坦的壹個州。閱兵期間，河南人民政府與塔吉克斯坦哈特隆州政府、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在京共同簽署《關於融資推動農業產業項目合作諒解備忘錄》，向塔吉克斯坦提供援助。
埃塞俄比亞駐中國大使館新聞官說，埃塞俄比亞總理骸馬裏亞姆參觀閱兵後，出席了由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主辦的埃塞俄比亞投資論壇，但沒有透露中方投資的具體金額。
《華爾街日報》註意到，很多出席中國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的世界領導人都有壹個共同點：他們代表日益疲弱的資源生產國，渴望利用中國的需求八、人民有權決定稅金的使用？
焦國標對第六個問題的回答：
6. 您是否認為中國的納稅人（公民）有權利知道他們納的稅都是如何花的、都到哪裏去了？您是否認為中國的納稅人有權利參與決定他們納的稅金如何使用？
答：是的。他們有權力。這也是我為之奮鬥的執政方向。
陳更對焦國標第六個回答的評議：
具體的否定，抽象的肯定。上壹問問得具體壹些，問到了九三閱兵的花費，2022冬季奧運會將的花費，問得具體，便模糊回答：肉爛在鍋裏，找肉妳用漏勺撈。這壹問問得抽象，他便作了肯定的回答：是的，他們有權力知道他們納的稅都是如何花的、都花到哪裏去了。
但即便抽象的回答，也將人民的期望指向遙遙無期的地方——“這也是我為之奮鬥的執政方向。”韓國總統盧武鉉好可憐，為壹筆小小的金錢交待不清去向，他被他的人民逼迫得跳了懸崖！與之對比，中國的執政者好幸福，他們永遠可以用時間推卸責任——或者歸罪於過去，或者指向遙遠的將來！
提問者所問問題實在是壹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內政外交的上的浪費僅舉手頭壹例予以說明。胡星鬥教授日前（2015年12月8）針對拿大把人民血汗胡亂援外的情況上書人全國人大，建議盡快制定《對外援助法》。建議書說：
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對外援助方面的慘痛教訓，如從1950-1978年中國對越南援助203億人民幣（相當於現在的數千億元），對阿爾巴尼亞援助100多億人民幣；對朝鮮援助更是天文數字，據著名政治評論家阮次山估計，中國每年單方面對朝鮮的援助高達60億美元；中國對非洲援助，僅2000年至2011年，中國共對51個非洲國家援助了1673個項目，援助總額高達750億美元；2014年，中國承諾向非洲提供120億美元新的發展援助，2015年中國承諾向非洲提供600億美元援建基礎設施（《中國網》）。同時，中國的援助對象許多是政局危機四伏的國家，如津巴布韋總統已經91歲，長期實行獨裁統治，津巴布韋也被“透明國際”公布為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壹，中國對這樣的國家進行經濟援助或開展合作，肯定兇多吉少。
不僅對外援助，在對外投資方面中國（特別是國有企業）也有沈痛的教訓，如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虧損599億美元，創出30年來的次高（見《第壹財經日報》）；中國有2萬多家企業在海外投資，90%以上虧損（見《國際金融報》）；中國近200億美元資金在利比亞利益洗牌中有可能“打水漂”；委內瑞拉變天，欠中國500億美元。
壹方面是中國大規模的對外援助、投資，另壹方面中國自身的貧困問題卻極為嚴重，根據聯合國發布的《2014年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報告》：中國極度貧困人口總數占總人口比例高達12.8%，而尼日利亞為8.9%，孟加拉5.3%，剛果4.6%，中國的極度貧困人口比例遠遠高於非洲國家，也高於亞洲最貧困國家孟加拉。
因此，我建議全國人大盡快調研並制定《對外援助法》。
納稅人不能決定他們納的稅金如何使用，崽賣爺田不心疼，辛苦轅軛下人民的血汗怎麽經得起他們的消耗！這樣的問題，哪能是“這也是我為之奮鬥的執政方向”的了草回答所可以敷衍的！
九、官員公示財產
焦國標對第七個問題的回答：
7. 您花了巨大的力氣，甚至傳言您冒著發生政變、丟失性命的風險反腐敗，請問您為什麽不肯命令中共官員公布家庭財產呢？官員財產公示是世界歷史證明最行之有效的反腐手段之壹，為何您將要求官員財產公示的公民判罪？
答：妳們沒看到我雙手都被更當務之急的工作占住嗎？待我騰出手來，官員的家庭財產壹定是要公布的。政府各職能部門，各有其歷史和邏輯，我們只能在時間裏優化它。直接嫁接來世界最優的反腐手段，機體必出現排異反應，反而欲速則不達。而且有人也根本不許妳來嫁接。
陳更對焦國標第七個回答的評議：
至此我們可以對焦國標慣用的表達方式——無端的頌聖——評壹評了。
焦國標在此問中首先把習近平描畫為壹位為民主獻身的聖鬥士，壹位曼德拉式的人物，或壹位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式的人物，讓缺乏思維能力的年輕人壹上來就蒙了頭，站錯了腳跟。灌迷魂湯是焦國標此等文章的第壹方法，迷魂的猛料潛在妳不知不覺中。您看，他改變問題的原來表述，借提問者的口說習“您花了巨大的力氣，甚至傳言您冒著發生政變、丟失性命的風險反腐敗”。習近平儼然被當作壹個為了民主改革事業不惜失去性命的大英雄，人們不自覺地把同情與崇敬獻給了他，哪還會批判他和他所代表的那個專制政黨呢？通看64問，這樣的鬼魅伎倆焦國標使用不下十次。筆者擇近搜索兩例，大家看看。
在第二問中，提問者問習：“您壹直強調中國人民解放軍是黨的軍隊不能國家化，但是為什麽要用國家預算來養，亦即納稅人的錢來養？”焦國標模擬習近平回答：“我們當下的國家，是壹個賡續而來的國家，不是在車間短時間組裝（攢）出來的國家。……如果上帝憐憫中國，願意給我們組裝壹個零部件和功能機制都最優的國家，我願意以辭去國家元首表示支持和歡迎。”且不說焦國標以歷史“賡續”說來替習推托現實的責任對與不對，他首先將習近平描繪為壹位具有高尚情懷的聖君，只要國家能進步（實現軍隊國家化），他願意以國家元首的尊榮來交換，這種美化是十分虛矯的。在他的語言裏，習近平有堯舜禪讓之賢，孫中山以總統位置換取國家制度更換之勇。不知不覺中，我們將同情與崇敬都獻給了專制皇椅上坐著的那個人。
在我們即將分析的第八問中，他再壹次使用這樣的伎倆。在第八問中，焦國標代習近平說“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黨派公開競爭上位”，“這些價值也是我（習近平）心頭永遠飄蕩的旌旗！”——同樣是把習近平描畫為壹位將實現民主自由、建立民主憲政國家視作奮鬥目標的中國的“葉利欽”或“戈爾巴喬夫”。
對於專制政體中積極的政治人物不是不可以給予肯定和適度贊揚，但肯定和贊揚必須符合實際。我們從習近平身上哪裏看得到壹絲壹毫民主主義鬥士、壹代帶領中國走向民主憲政道路的明聖之君的影子呢？習上位之後，壹路走來，他留下了這樣的足跡：取締《炎黃春秋》加強輿論控制，加強對人權律師和異議人士打擊，久不提說的“共產主義”復又大唱起來，鄧小平用“初級社會主義”的論調來弱化“共產主義”，習近平卻倒過來，強調說初級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必要步驟。近日，文革七個樣板戲之壹《白毛女》由“第壹夫人”作藝術指導在全國各地巡回演出，人們隱隱看到四十年前樣板戲之風在華夏大地上復活。地上的事實如此，但焦國標對64個問題的回答卻引導人們離開地上的實際，在虛無的文字中塑造出壹個清明聖君來。焦國標的目的究竟是啥？
回到焦國標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進行評議。本節提出的兩個問題是：習為什麽“不肯命令中共官員公布家庭財產呢？”“為何您將要求官員財產公示的公民判罪呢？”焦自以為聰明地代習回答： “妳們沒看到我雙手都被更當務之急的工作占住嗎？待我騰出手來，官員的家庭財產壹定是要公布的”。他要表現的是他可堪“帝師”之用的智慧，殊不知立即表現出來的卻是壹種油嘴滑舌者毫無行政經驗的露絀：過去中國官員常用“研究研究”推托責任，我的手被“工作占住了”、“待我騰出手來”是壹種比“研究研究”更落後的推托方法。
對於所問問題焦國標還有以下壹些回答值得分析：
“政府各職能部門，各有其歷史和邏輯，我們只能在時間裏優化它。”——這是歷史“賡續說”的再現，隱在句子的意思中。
“直接嫁接來世界最優的反腐手段，機體必出現排異反應，反而欲速則不達。”——這是西方民主制度不適合中國的老調重彈，只不過出現在焦國標這個“當兵要當美國兵”的人的口裏，顯得不倫不類。
“（嫁接世界最優反腐手段：官員財產公示）而且有人也根本不許妳來嫁接。”——焦國標替習喊委曲、表英雄。焦是說：周永康、徐才厚是阻力，他們也不允許妳嫁接；妳們不知道我習近平的為難嗎？我正在與他們的勢力鬥爭。焦這些暗含的話語大家壹般是不識得的，看得時間久了，聽他的話多了，妳就知道：他將微不足道的周、徐二人當作共產體制內的凱撒惡魔，以襯托習近平宙斯神王般的偉大。事實上，中國改革的敵人是習近平代表的體制，並不是體制裏的某壹兩個人。焦國標把習拿下了周、徐吹噓得無限偉大，他認為標誌著習決心於民主改革，因而是千年壹遇的英雄。我曾說，官員腐敗是體制腐敗的具體問題，不能僅僅以反腐論英雄：江澤民打了成克傑，胡錦濤打了薄熙來，習近平打了周永康。打周永康挺習，江為何不挺？胡為何不挺？江時要當美國兵反江？習時為何要當中國兵挺習呢？——焦國標面對的客觀中國未變，只是他的內心變了！如果以此論英雄，胡錦濤倒是最大英雄，薄熙來是梟桀式人物，而且是實際發生的威脅！打薄熙來是相對不容易的。
附：官員財產公開全球對比：全球有137個國家執行來源：財新網-新世紀 2012-12-10
□ 本刊特派華盛頓記者 章濤
世界銀行在11月的壹份報告中稱，目前經合組織成員國（OECD）100%要求官員財產公開，東歐和中亞地區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國家有此要求的比例超過90%，南亞地區70%左右國家有此規定，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和東亞的比例相似，都接近65%，北非和中東則不到60%，目前全球有137個國家已經在執行財產公開方面的規定。“在過去20年中，這壹趨勢有所加快，”世界銀行金融市場 廉潔部門主管佩姆（Jean Pesme）向財新記者表示，該機構於六年前開始搜集各國對財產公開的法律規定，並建立了數據庫可供公眾查詢。
“我們從未從中國收到過提供協助的要求，我們也是從新聞中看到中國官員近期表示將財產公開作為中國反腐敗的重要工具之壹”，佩姆表示高層官員對此表態是很具有象征意義，是向公眾傳達積極信號。
“事實上在中國對此事有爭論是好事，這比為了做而做要強，”他表示沒有所謂的壹種通行的方式來實現財產公開，各國由於目標和能力不同，自然會采取不同的方式。
世行報告列出了財產公開的四個步驟。首先是制定法律要求財產公開，這壹過程中，法律需要明確列出哪些公務人員必須公開財產、公開的頻率、哪些機構參與管理財產公開以及不遵循所面臨的懲罰等。第二個階段為執行，即建立相關機構並開始執行財產公開規定，涉及的公務人員需向這些機構提交自己的財產信息。第三階段為管理信息，負責機構在得到信息後可能需要檢查是否所需公布的信息被正確完成，並出示合規證明，並在壹些情況下使公眾能接觸到全部或部分的被公開的信息。在該過程中，及時對應公布財產的官員名單進行更新也十分重要。第四階段為核實環節，相關機構可能需要核實披露信息的準確性，這需要比對不同時點上的內容，要求公共部門或私營機構提供信息，並接受公眾投訴。
十、“民主恐怖論”
焦國標對第八個問題的回答：
8. 其他有效的反腐機制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黨派公開競爭上位，假如您真心反腐，為什麽不開放這些自由？
答：這些價值也是我心頭永遠飄蕩的旌旗！但它需要時間。如果我壹上任就宣布解散共產黨，妳們肯定覺得很過癮，但它能解決中國的腐敗問題嗎？它能解決周永康、徐才厚的問題嗎？不但不能，周、徐的勢力反倒可能把妳們都當成問題給解決了。何況我初來乍到壹個新人，也沒有這麽大神通能解散共產黨。關於中國共產黨，我多說幾句。我們壹方面說中共不是中國，同時也不得不說中共屬於中國。我們全中國每壹個家族都算上，哪壹個家族五服之內起碼有五個中共黨員。對中國共產黨處理輕率失當，全中國哪個家族都得有人流眼淚，甚至聞哭聲。這個普及率，超過土改，超過鎮反，超過中共歷史上任何壹次政治運動。因而作為中共總書記，我必須謹慎從事，為八千萬黨員，為全中國每壹個族，乃至每壹位國民同胞。妳們每個人都很反共，有的提出“反共是做人的底線”。那麽我來問妳：如果妳有個 舅舅是中共黨員，妳是否逼他退黨了？如果他沒退，妳是否與他斷親了？他是否就跌破做人的底線，不是人了？肯定不是。這個現實說明什麽？說明中共是中國血肉相連的壹部分；它有很多問題需要認真解決，但不是說說狠話、當替罪羊處理掉就能令全體中國都皆大歡喜的。這是個舉世註目的大方程，我們必須拿出最好解法。
陳更對焦國標第八個回答的評議：
看到了吧，焦國標如何頌聖？焦國標如何把周、徐視作凱撒，如何把習近平當作宙斯之王？他代習近平說：“這些價值也是我心頭永遠飄蕩的旌旗！但它需要時間。如果我壹上任就宣布解散共產黨，妳們肯定覺得很過癮，但它能解決中國的腐敗問題嗎？它能解決周永康、徐才厚的問題嗎？不但不能，周、徐的勢力反倒可能把妳們都當成問題給解決了。何況我初來乍到壹個新人，也沒有這麽大神通能解散共產黨。”
右翼人士為什麽不轉過身來支持習近平呢？“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黨派公開競爭上位” “這些價值也是我（習近平）心頭永遠飄蕩的旌旗”啊！
有思考的人不會跟焦國標盲目地走，許多渴望中國走民主自由之路的幼稚的年輕人就不壹樣了。焦國標已經給他們設置了大前提——習是英雄，他甚至要解散他的共產黨——應當跟習走的結論便是必然的了。但是，這個大前提是焦國標虛置的！
不過，問題的要害並不在此，而在壹個更加嚴重的方面：散布民主運動恐怖論——壹個先期的自由主義先鋒人士，無論其後來的身份如何轉換，散布這樣的論調，以此阻止民主運動向前發展，這是前所未有的。
焦國標模擬習近平的腔調回答人們說：“我們壹方面說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同時也不得不說中國共產黨屬於中國。我們全中國每壹個家族都算上，哪壹個家族五服之內起碼有五個共產黨員。對中國共產黨處理輕率失當，全中國哪個家族都得有人流眼淚，甚至聞哭聲。這個普及率，超過土改，超過鎮反，超過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任何壹次政治運動。”在此情況下，中國人誰敢再提說民主改革、憲政運動呢？那樣做不是必然帶來中國人民新的壹場災難嗎？中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土改、鎮反、反右、文化革命等等人頭滾滾落地的運動。如果說“超過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任何壹次運動”，人們怎敢繼續地言說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呢？
焦國標的論調錯在哪裏？
首先，焦國標把民主運動當成我們大家都曾經經歷或目睹過的“共產運動”、“階級革命”、“無產專政”來看待了。正因為我們每個人曾經經歷或目睹過“共產運動”和“階級革命”，焦國標更容易迷惑我們，使我們相信“這”（民主運動）就是“那”（共產運動），“那”殘酷，“這”當然也殘酷，甚至更加殘酷。
焦國標當然是不誠實的。難道焦國標不知道，“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唯壹壹個公然主張暴力的主義，也是唯壹壹個在取得政權之後仍然把“鬥爭”、“專政”當作維持政權手段的主義嗎？難道他不知道，在漫長的人類社會的發展長河中，民主運動是最具人文悲憫精神的運動？與共產主義的“洪水猛獸”不同，民主的目標是人，是人的平等、自由、博愛，它最反對剝奪人的生命、自由和人的壹切天賦權利。且不說近壹歷史階段發生的重大顏色革命——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沒有大規模的流血現象，即歷史上，蘇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也基本上是不流血的，中國的辛亥革命是不流血的，更遠的歷史上，英國的光榮革命是不流血的。
從具體需要來看，新的國家機器從原來的國家機器改造而來，原來的國家機器的零部件應當留置於新的國家機器之中。如果遇到壹個拒不改惡從善的黨，新政權打碎的是這個黨，這個黨的組織和精神，決不是打碎這個黨的每壹具體成員。傳中國上世紀海陸豐的共產革命運動中，領導者制定了海陸豐起義綱領，有“七殺”“二十殺”之說，連舊政府的挑擔、造炊者都要殺掉。但是，那是“共產主義”精神，決不是民主主義的精神。
中國的自由主義陣營裏有壹位蕭瀚先生，他提出“汙點國父理論”。他以袁世凱和黎元洪為例，主張：舊的政權體系高層如果出現壹位具有時代進步思想的權力人士，願意改變國家體制，帶引國家進入壹種新的制度，人民應當原諒其原有罪惡。這種想法最能代表自由主義人士對未來運動的看法：要打破舊的國家機器，但要最大化地利用原有國家機器中的合理的機件。由蕭瀚先生的想法，我們可以看到，民主運動取得勝利之後，新的制度絕對不會對中共黨員大開屠刀。血腥復仇甚至毫無緣由地殺人，是原教旨共產主義者的作法，絕對不可能出現在未來的民主運動中！
焦國標可能借以辯解：我挺習近平實際上是“汙點國父理論”的積極作為，引導他、挺他作個民主憲政的帶頭人物！
非也，蕭瀚先生預設了“汙點國父理論”，但以毫不動搖的批判作這種預設能夠實現的推動力量。焦國標以“特異功能”預知習近平為明主，放棄批判而頌之、挺之，這樣做的結果只可能是維護獨裁、固化專制，而不是其它。水管裏流出的都是水，血管裏流出的都是血，專制位置上坐著只能認定他是專制的人，何能在無任何質變跡象（更有加固其本質的表現）的情況下為之唱頌歌？
還有壹個很實質的問題需要說明。關於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關系，焦國標有兩個句子進行表述。壹、“我們壹方面說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同時也不得不說中國共產黨屬於中國。”二、“這個現實說明什麽？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血肉相連的壹部分。”壹是客觀概說，二在客觀概說中加進了感情。不愧為前新聞傳播學院的語言教授，潛移默化中將“可愛可憐的”內涵步步推進。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血肉相聯，手足關系”了，中國人民怎麽還能批判它、反對它、割舍它呢？
我們看得清楚，焦教授將知識的思維降格為愚民的胡言，政治的判斷低下於醫學的判斷。我們要問：納粹黨是不是德國的壹部分，癌瘤是不是與血肉相連，要不要割除？
昔日激進到畸形的自由主義者焦教授在以虛假的“謹慎”惑人，在以“民主恐怖論”嚇人，自由主義人士必須還之以理性批判。
焦國標的立場全變了，在謹慎行之的偽裝下，起到左翼起不到的作用。焦以《討伐中宣部》知名，現在卻在中共大門右側設立了壹間“中宣部”，與十年前他炮打的那間中宣部形成犄角之勢，共同拱衛他們心中的主子。
附：蘇聯解體後，東歐各國的真實情況
——給金雁老師《從東歐到新歐洲》壹書的書評劉瑜
2004年，《外交季刊》登過壹篇文章“壹個正常的國家”，作者是學者Andrei Shleifer和Daniel Triesman。他們針對當時西方媒體、學者和政治家將俄羅斯的情況描述得壹團漆黑的情況，試圖論證俄羅斯的情況雖然不那麽好，但其實也不那麽糟，是個“經濟中等、政治湊合”的“正常國家”。之所以那麽多人唱衰俄羅斯，大約壹則是因為很多人還是把註意力停留在俄羅斯剛開始轉型的那幾年，二則因為蘇聯的歷史地位，人們對俄羅斯的預期太高，不能以“平常心”來看待它。
金雁的新書《從“東歐”到“新歐洲”》就是試圖幫我們摘下有色眼鏡，“用發展的眼光”，去觀察和了解壹個正常化的中東歐。換句話說，這是壹本挑戰迷思、破除成見的書。
成見之壹就是轉型之後，中東歐各國經濟陷入崩潰邊緣，民不聊生。由於經濟體制的巨大變動和貿易體系的重組，很多中東歐國家在轉型初期的確經歷過經濟蕭條、通脹飆升的階段，但是轉型的陣痛在90年代中期之後逐步讓位於正常的發展。事實上過去十多年，除了金融危機時期和個別國家，大多中東歐國家都經歷了相對高速的增長。比如，就人均購買力GDP來說，世行數據顯示，捷克1990年是11209美元，2010年則達到25232美元；匈牙利則從8778美元上升到19764美元；波蘭從5473升到19059美元；俄羅斯從9119升為18963美元；就連經歷過戰火的塞爾維亞，人均購買力GDP都從1997年的6407美元（最早可得的數據）上升為11719美元……也就是說，過去20年，大多中東歐國家人民的生活水準基本實現了翻番。中國由於起點低，經濟增長當然更快，但是即使如此，2010年中國的人均購買力GDP仍然只有6828美元，遠不足以驕傲地“壹覽眾山小”。
更關鍵的是，中東歐的經濟發展沒有帶來急劇的貧富分化。從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指數來看，中國近年的基尼指數達到0.48左右，但是相比之下，捷克的基尼指數是0.26（2005年），匈牙利0.25（2009年），波蘭0.35（2005年），羅馬尼亞0.32（2008年），塞爾維亞0.26（2008年）……可以說，除了俄羅斯這個“特例”（2009年達0.43），中東歐地區盡管市場轉型，依然屬於地球上最平等的地區之壹。
成見之二是，轉型之後議會政治“吵吵嚷嚷”，政黨頻繁更叠，社會動蕩不安。不錯，走向議會政治之後，中東歐各國走向了多黨政治。幾乎所有中東歐國家都已經經歷了幾次不同政黨之間的權力更叠。但多黨政治是否就壹定會導致過度的社會動員，造成社會動蕩？未必。固然，有了議會政治，媒體上會多出議員們吵架甚至打架的不雅畫面，但如果壹個社會存在矛盾是必然的，那麽把矛盾放到議會這個“容器”裏讓官員幫助百姓打“代理戰爭”，可能反而比讓矛盾遍地開花要好。畢竟，議員們在議會裏相互吹胡子瞪眼，總好過民眾今天澆汽油自焚表達利益訴求、明天拿著刀去警察局砍人。事實上，根據“政治不穩定指數”2007年的排名，大多數中東歐國家政治相當穩定：捷克的穩定性排在日本前面，波蘭排在英國前面，白俄羅斯排在美國前面，匈牙利排在希臘前面。即使是烏克蘭式的顏色革命曾經伴隨著社會沖突的加劇，但沖突最後還是以壹種“體制內”的方式和平解決——而和平地解決政治沖突，是民主相對穩固的壹個顯著標誌。南斯拉夫式的內戰流血固然觸目驚心，但其中的矛盾源遠流長，米舍洛維奇煽動塞爾維亞民族主義也早在轉型之前，恐非壹個民主轉型可以全盤解釋。
成見之三，則是我們多年來對“休克療法”不由分說的批判，對“漸進改革”不由分說的擁抱。長期以來，壹提到蘇東改革，我們就想起休克療法，而壹提到休克療法，我們就搖頭嘆息。金雁以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告訴我們：愛沙尼亞的改革很“休克”，但是它發展得很不錯；白俄羅斯的改革很“漸進”，但是它發展得要慢的多；烏克蘭從來沒“休克”過，但是它的轉型經濟上幾乎可以說是最失敗；俄羅斯被視為“休克”的典型，但是它只適用過休克政策不到壹年……現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使得我們難以以“休克還是漸進”來鑒別改革的成敗。在金雁的分析裏，各個國家的歷史遺產和改革原初狀態，往往比分析其改革速度更有解釋力。
事實上，在大多數中東歐國家，金雁指出，由於民主的政治框架，真正的休克療法很難出臺和推行。強大的工會力量和民主的討價還價過程，使得多數中東歐國家改革進程“淅淅瀝瀝”。波蘭的格但斯克造船廠私有化談了五年，羅馬尼亞的日烏河谷煤礦私有化談了十二年，捷克的克勞斯據說是標準的新自由主義者，但其執政期間只能推行高稅收高福利、反兼並反破產的政策。所以20年改革下來，多數中東歐國家沒有改成傳統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倒是改成了“福利國家”。相比之下，中國某些地方壹個市長或者廠長，壹拍大腿就可以賣掉壹個企業或產業的做法，反倒是顯得更“休克”。
摘下有色眼鏡觀察他國並不容易，因為我們腦子裏充滿了各種“想當然”。也許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我們怎麽看待他國，而是怎麽看待自己。其實中東歐國家現在肯定還存在諸多問題：超前的福利政策可能導致寅吃卯糧的財政危機、經濟對外的高度依賴性使得它在金融危機面前格外脆弱、某些國家極右翼政黨的興起令人擔心種族主義的復蘇、壹些國家的選舉爭端讓人憂慮民主是否在該地區已經穩固……但是，任何“正常”的國家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如果因為中東歐國家的問題而忽略其進步與發展，甚至以之為借口對自己的改革固步自封，就既是對他國的不公平，也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了。也許從《從東歐到新歐洲》這本書開始，我們思考蘇東轉型時，思考的就不應當僅僅是其“教訓”，而且也應該是其“經驗”了。
十壹、“真正的反腐是反黨”？
焦國標對第九個問題的回答：
9. 您為什麽不讓公民直接參與您的反腐鬥爭？為什麽有人講：在當今中國，真正的反腐就是反黨（中共）？
答：稍安勿躁。我們正在為公民直接參與反腐創造條件。的確，當今中國反腐的重心就是“反黨”，把黨的權力裝進籠子。但是，離開黨組織這個可用的腳手架，神仙對腐敗的中國也無能為力。妳們長期在海外高喊撇開共產黨反腐敗，這麽多年妳們究竟反了多少腐敗？
陳更對焦國標對第九個回答的評議：
焦國標代習說：“我們正在為公民直接參與反腐創造條件。”為公民直接參與反腐創造條件就是：１、推進社會改革，建立民主制度，公民監督的有效形式是多黨政治，形成政黨之間的互相監督；在多黨政治的局面下實行普遍選舉；２、撤銷輿論控制，實行新聞自由，將壹切腐敗行為昭於日光之下；３、司法獨立，實施真正的法治。等等。這樣重大的社會改革，不可能壹蹴而就。但是習上位以來朝向這方面努力了嗎？人們看到的是專制的加強，在習上臺以後，毛式獨裁壹定程度上復活。加強輿論控制，《炎黃春秋》的關停就是實例。法治方面，十八屆四中全會以法治為專題，給人們以司法制度改革的希望。但會議召開半年，發生了大批抓捕律師的事件，這樣的動作律師制度恢復三十余年來前所未見。焦國標代習作出的回答基礎於臆想，信口開河是焦的壹貫特點。
“的確，當今中國反腐的重心就是‘反黨’，把黨的權力裝進籠子。但是，離開黨組織這個可用的腳手架，神仙對腐敗的中國也無能為力。”——焦把習當成壹個前領時代的民族英雄，壹位心胸開闊，眼光極其高遠的人。妳看，他敢承認“反腐的重心就是‘反黨’” 。我要強調，焦的陰謀就是：預設大前提，習是壹個葉利欽、蔣經國式的人物，讓幼稚無知的青年不假思索地跟他走，去挺習，走了很遠才想起來：習是葉利欽嗎？習是蔣經國嗎？
“但是，離開黨組織這個可用的腳手架，神仙對腐敗的中國也無能為力。”——要從兩方面看：未來的新筍發生於現實之中，改革須從改革這個最腐朽、最專制的政黨著手，它控扼著中國前進的喉嚨；所以，改造腐敗的中國要“利用”中共這個腳手架。但在這裏，焦國標的引導是：中共是改革的工具，改革的憑借，離了中共中國便不能前進。在焦國標現在的話語體系裏，中共不是首先的改造對象，而是改革的武器。民主運動的對象由之而成為民主運動的朋友，成為推進中國民主所不能脫離的壹種力量。民主運動尚未展開，它便失去了目標！
焦國標不但把中共當成習近平改革中國的腳手架，他還把中共當成民主自由的發射器呢！焦國標私下的言論說:“我之所以‘挺習’，做‘習粉’，是支持他讓中共這個發射器把中華民族射向民主自由的天空。”（參看掘文《號召“做習粉”是“毛主席萬歲”的變種》）不知道是欺騙，還是天真爛漫，但無論如何，必須檢驗。要看這臺發射器的性質，看它的固有結構。按中國政治所奉行的傳統理論設計的這臺發射器，其發射方向壹般是打向專制的地獄，不是打向天空。同理，中共這臺腳手架也是如此，本質上對它施以改造，可能會通向自由民主，壹般情況下這臺腳手架所支持的方向則與民主自由背道而馳！
焦國標代習指控自由主義者：“妳們長期在海外高喊撇開共產黨反腐敗，這麽多年妳們究竟反了多少腐敗？”——這是最可惡的！本黨腐敗，本黨作惡，妳指控它，它反而指控妳：妳們高喊反腐，妳們反了多少？妳看我，我總是從我身上捉了幾只虱子！
還有更可惡的。朋友的微信圈子裏收藏著他這樣的話：“妳們說我舔習。既然妳們那麽不滿意習，妳們為什麽不寫文章公開聲討他？”他好像沒寫過《討伐中宣部》，不知道在專制的中國不能寫此類文章，寫了也不能發表，還要遭禍事。
我沒有離題，在中國的制度下，怎麽可以指斥人民，說：“妳反腐究竟反了多少？”——昏了頭的昏話，而且只可能出於無賴之口！
十二、“不審勢則寬嚴皆誤”
焦國標對第十個問題的回答：
10. 您是否認為中共大規模的腐敗只是個人靈魂墮落？與專制制度沒有關系？在打了壹批“大老虎”之後，您怎樣確保您新任命的官員不會重蹈覆轍？您是否認為您比江澤民、胡錦濤更多地命令官員不得腐敗？除此之外，還有什麽不同的地方？
答：我們的幹部大規模腐敗是制度性腐敗，這是常識。騰出手來我們就將完善制度，以免他們重蹈覆轍。我愛我們的每壹位幹部！我的確比我的兩位前任更致力於反腐。此外的不同，將在未來的時間裏展現。
陳更對焦國標第十個回答的評議：
習近平不會接受焦國標擬寫給他的這個答案，因為習近平認為中共壹直在做完善制度的工作，特別是他，上位以來十分重視反腐倡制度建設。2015年6月27日他還在說：“要加強反腐倡廉法規制度建設，把法規制度建設貫穿到反腐倡廉各個領域、落實到制約和監督權力各個方面，發揮法規制度的激勵約束作用，推動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見2015年06月27日新華網《習近平：加強反腐倡廉法規制度建設 讓法規制度的力量充分釋放》）所以，焦國標所擬“騰出手來我們就將完善制度，以免他們重蹈覆轍”絕對不是習近平要說的話。值得我們註意的是，提問者口中的“制度”與習近平口中的“制度”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所談是專制制度與非專制制度有關的制度，後者所談則是破墻裏邊的修修補補。所擬回答也在混淆這兩個概念，因而回避問題的本質。
此問題我們在上壹問裏已經談過，本處不作重點。重點要談的是，所擬答案中“我愛我們的每壹位幹部！我的確比我的兩位前任更致力於反腐”應當怎樣理解？
習上位以來，在反腐問題上的確比前任努力，尤其在軍界反腐上首開殺戒。這是值得稱道的。但也存在著壹個知識界較少關註的問題：習上任後，“打老虎，拍蒼蠅”，不自覺間已經形成壹種運動。文化革命從政治角度打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現實運動中從經濟角度打擊權力內部的腐敗分子，所謂法律只是形式。這種做法導致公務員隊伍人人自危（與習認為的“我愛我們的每壹位幹部”相反），嚴重渙散了行政組織力量。政府不辦公，銀行不貸款，各行業缺乏組織支持和資金支持，經濟下滑成了常態。經濟下滑真實原因被他的部下用經濟轉型的理由掩蓋起來，他本人尚未發覺。長此以往，後果極其嚴重。
真正的政治家運用權力的時候，既要有魄力，還要有智慧、講謀略。習近平魄力和勇氣甚足，智慧、謀略見短。筆者的觀察：克裏米亞事件壹出，習近平為貫徹其外交意圖，毫無遮掩地站於俄國壹面，開罪於主流國家，大面積破壞外交關系；大規模、不適度、不講方式、不計後果地倡廉反腐，與“水至清則無魚”的哲言相背，停滯並嚴重紊亂了社會運轉；均表現出他魯莽和缺乏謀略的壹面。
離文題略遠：2015年11月30日《河南日報》報導：“平頂山市紀委日前通報，湛河區河濱街道杜莊村開展慰問活動，決定由黨支部委員張寶平趁人不備，將200元慰問金的壹半據為己有給予其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無獨有偶，近期，山東也通報了壹個小微違紀案件。11月16日下午，山東巨野縣田橋鎮政府辦公室主任魏衍順到縣城了解蘋果行情，與多家商超經營者交談，期間食用、收受了2個蘋果，均未按價付款購買。巨野縣紀委依據相關規定，對其采取誡勉談話處理。”（見《河南壹周反腐:壹將軍被查 豫糧系統170余人被查》）“不審勢則寬嚴皆誤”是專制國家不可克服的困境之壹。
十三、官員腐敗與西方思想的關系
焦國標對第十壹個問題的回答：
11. 您是否認為中共官員大面積靈魂墮落，是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那麽您怎樣解釋完全受西方教育的西方官僚體系中，腐敗的程度更低壹些？
答：說我們的官員大面積靈魂墮落是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是鬼話。這樣的說辭是可恥的！國家也是壹個生命體，我們的國家需要進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陳更對焦國標對第十壹個回答的評議：
要看清焦國標的弦外之音：習近平具有西方文化傾向，至少對西方文化具有正確、客觀的認識，因而習近平會拒絕專制，逐步地引導中國的政治制度與西方國家的先進民主制度接軌。
習近平對西方文化的態度，應從他對馬克思主義所抱持的態度去判斷，對共產主義所抱持的態度去判斷。國內的政治實踐、國際的外交實踐都可作為習近平文化傾向的答案。焦國標在這壹問題上的表達含蓄壹些，我也僅作概括的評議。
十四、習近平家族的財富
焦國標對第十二個問題的回答：
12. 中國納稅人（公民）是否可以了解您的家族財富？紐約時報對您家族擁有的財富曝光的信息真實嗎？您準備對紐約時報采取法律行動嗎？
答：中國公民有權了解任何權貴家族的財富，包括我的家族。我個人天性對金錢並不敏感，我的家族究竟有多少財富，我壹向不關心，現在也還沒有時間著手核實清楚。假以時日，我會對國人有壹個交待。我不會對紐約時報采取任何行動。
陳更對焦國標對第十二個回答的評議：
與薄熙來壹樣，對習近平的考察不應當重點集中在對他的實際財富擁有量以及他的財富欲望方面。關鍵要看他們對其父輩所從事的“革命”事業的態度，對其的父輩所建立的江山的態度，特別要看他們對他們父輩所親手構建的社會制度的態度。薄熙來以貪汙罪走下政治舞臺，“貪汙罪”只是壹個抓手，並非他罪惡的實質。薄熙來對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他的父輩的崇拜，對他的父輩所信仰的主義的信奉，對父輩事業的堅守，這是最可怕的。
薄熙來的罪過不在於他夫婦用受賄之款在法國購買了別墅，最令人心悸的是他在重慶的“唱紅打黑”。同樣，習近平家族的財產多寡我從不關心，看到他在“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發表多少周年紀念會上充滿興奮地發言，看到她的妻子彭麗媛女士作藝術指導的《白毛女》在全國巡演，我為國家的政治走勢揪心。
經濟上（相對）清廉的薄熙來所建立起來的江山最專制、最殘酷、最腐敗——最終他本人或他的家族與他的江山壹樣必走上腐敗之路，卻是定律。正是認識到這壹定律，我們必須對習保持最大的警惕，而反對焦國標“挺習”。
身居高位的政治家在經濟上是清白的，這完全可能，專制制度下也是如此。有壹類人物很可怕：歷史上的張湯，殘酷如許，卻“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
附：習氏族譜及家族產業點滴
壹、習氏譜系
華城門村習氏六世公舜翁，生有二子，長曰南池，次曰天池。南池公生於元朝元貞丙申年（公元1296年），有紋傑、紋緯二子，壹直在新幹生養繁衍，現塘頭習家村等縣內習姓村莊均為其後世族人。天池公生有四子，分別是思新、思淦、思鄉、思敬，其中思敬公於明洪武年間遷至河南省鄧州堰子裏（今河南省鄧州市十林鎮習營村）定居。思敬公的15世孫習永生（習仲勛祖父）於1882年前後，由河南遷至陜西省富平縣丹村鄉中和村。習永生有習宗仁、習宗長、習豹子三子，習宗長生有習仲勛、習仲凱二子。
習仲勛生有習近平、習遠平、習正寧（習富平）三個兒子和習橋橋、習安安二個女兒。
值得筆者心悅的是，習近平老家鄧州堰子裏（今河南省鄧州市十林鎮習營村）是筆者上世紀七十年代知識青年下鄉的地方。
二、習近平家族財富點滴
習近平家族財產本是我略於考慮的問題（見正文）。定稿之前忽想起查索壹下資料，對讀者負責。不查則已，壹查嚇然壹跳（我太天真了），財富與家世之對等性竟然真的符合某種規律。雖然被網絡普遍掩蓋，查出來的只是點滴。
習近平姐弟共五人，三男二女，婚姻繁衍之後，家族盛大。以習近平二姐齊安安（習安安）為例，與丈夫吳龍結婚後，育壹兒（吳拉非），育二女，張燕南和吳雅凝（吳雅凝又名吳曉）。吳拉非、張燕南、吳雅凝的子女輩，雖然不知姓名，但都已經成年，當屬必然。習氏家族大多數成員的具體情況成為秘密，點擊後多出現“看見鬼”（真如此）之類的文字，或者其它，故不能索。盡管如此，仍能確認，其家族成員移籍加拿大、澳洲、奧地利、香港的占多半數以上。
財富的情況，深深地隱於網絡雲霧之中，神龍見首不見尾。看到只是只豹上壹斑（能看到的集中在姐姐習橋橋、習安安家族），情況如下：
大姐姐習橋橋，丈夫鄧家貴（網稱夫婦二人入籍加拿大），是北京中民信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原董事長是習橋橋）；又是上市公司合康變頻董事。
上市公司合康變頻的介紹是：合康變頻是專業從事研發、生產、銷售各種高、中、低壓變頻器的高科技上市公司，位於北京中關村高科技園區。公司成立於2003年，2008年引入聯想控股在內的四家戰略投資者，2010年1月在深交所上市，證券簡稱:合康變頻，證券代碼:300048。截止2012年壹季度，註冊資本3.38億元，凈資產達14.6億元。
值得註意的是，習近平二姐姐習安安之長女張燕南又是“合康變頻”的股東。財信網 2015-03-25 10:52:50有“合康變頻”如下公告：
合康變頻股東張燕南減持466萬股
財信網消息 合康變頻（300048）公告，公司3月23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東張燕南減持通知書，張燕南自2015年3月19日至2015年3月23日，通過深交所集中競價交易方式累計減持公司無限售條件流通股466萬股。本次減持後，張燕南持有公司股份1550萬股，占總股本比例4.58%，不再是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
習近平二姐姐習安安的二女兒吳雅凝（又名吳曉，奧地利籍，丈夫名為Daniel ...）也值得重視。有關吳雅凝可以查到如下兩則相關文字：
1、
鳳凰網財經訊 2009年9月28日，前聯合國副秘書長莫裏斯?斯特朗先生、51GIVE網站創始人吳雅凝女士、證券日報副總編輯董少鵬先生將做客鳳凰網探討中國和諧經濟等相關問題。在談到中國在解決全球氣候變暖進程中的角色時，吳雅凝女士表示，氣候變暖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壹個問題，不能由壹個國家來擔這個責任。
吳雅凝的職務身份51Give網站創始人的身份被查索出來。51Give網站又是個什麽機構？出現了下面壹段文字：
2
51Give公司http://gongyi.sina.com.cn 2010年08月17日17:01 新浪公益介紹：
51Give是中國領先的低碳微型金融咨詢、服務機構，總部位於北京，業務涉及河北、山東、沈陽、遼寧、山西、內蒙古、廣東、廣西、海南等十多個省，已建立了全國性的服務網絡。
其合作夥伴為：Planet Rating、MICROFINANZA RATING、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海南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ClearWorld Energy澄宇能源、United Nations Foundation、北京市農發扶貧基金會、新郵通信、中國社會科學院、myspace.cn、51sim.org、Camco、StarTV及Aiesec等。
吳雅凝(Hiu Ng)還是中國第三大通信公司Postcom互動媒體的副總裁。
值得註意的是，其二姐習安安的長子吳拉非，應為吳氏掌門人。但吳氏父子（吳龍和吳拉非）的職業、經濟行蹤在網絡上均處於空白狀態。
習近平大哥哥習遠平的情況介紹為：習遠平（1956年11月－），陜西富平縣人，中共元老習仲勛三子，即現任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的弟弟。現任國際節能環保協會會長。（網稱習遠平早年雖曾任陜西省委組織部副部長，但後亦已移民澳洲）。習遠平已婚，育有壹子習明正，財富不詳。
習近平同父異母哥哥習正寧的情況也值得註意，習正寧的生母是郝明珠，她與習仲勛1936年結婚，1944年離婚。有過三個子女，兒子就是習正寧，也叫習富平。長女叫習和平，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次女叫習乾平。子嗣甚眾，財富不詳。
十五、兩個三十年與三個三十年：
焦國標對第十三個問題的回答：
13. 中共十壹屆六中全會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否仍然有效？其中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稱之為十年動亂。您提出不能以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請問是否包括文革十年？您對文革的看法是怎樣的？
答：《決議》仍然有效。包括文革十年。文革是中華民族的空前劫難。我說不能以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包含有更廣大的語境背景，即：後三十年改革開放雖然給國家帶來巨變，給全國人民帶來巨大實惠，也並不能遮蔽、抵消、否認（否定）前三十年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樁樁件件苦難和災難。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理由因近三十年的成就而驕傲，而沾沾自喜忘乎所以。這就是我的不能以後三十年否定三十年的更廣大的語境背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每壹天，都應該兢兢業業且夾起尾巴，虔誠而低調地服務我們的家國，服務我們的人民。
陳更對焦國標第十三個回答的評議：
語言的失敗，焦國標語言上的完全的失敗；他過去的失敗往往發生在思想上；思想上的錯誤以錯誤的語言表現出來（雙重錯誤：想錯了，用語言表達，表達的也不是他想錯了的那點內容），這種情況在他的文章中為我所首次見到。
“不能以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改革開放雖然給國家帶來巨變，給全國人民帶來巨大實惠，也並不能遮蔽、抵消、否認（否定）前三十年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樁樁件件苦難和災難”完全是兩個意義：前者是兩個肯定，後三十年值得肯定，前三十年也不能否定（也要肯定）；後者是：壹個肯定——後三十年改革開放雖然給國家帶來巨變，給全國人民帶來巨大實惠，值得肯定，壹個否定——前三十年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樁樁件件苦難和災難（當然是個否定）。句子中部做謂語連結的 “不能遮蔽、抵消、否認”所指向的賓語實體（樁樁件件苦難）還是前三十年應當否定的東西。在這裏，焦國標意欲對習近平的思想錯誤（前三十年不能否定）進行圓場，但是他的目的未能實現。所以，我說“焦國標語言上完全失敗”！
這裏的錯誤是簡單的錯誤，很膚淺。聰明如焦國標，在為聖人作窮極無奈的辯解時不惜露醜。這種狀況，２６年前天安門風波後中共發言人袁木先生用過！
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是兩個三十年，其實中共有三個三十年，包含中共建政前的三十來年。中間的那個三十年非常重要，如果被否定，最後的那個三十年顯得非常虛偽，因為它與中間的三十年打著大致同樣的旗號（社會主義、公有制等等）；更重要的是，最初的三十來年無法解釋——難道三十余年血流遍地屍骨成山的殘酷戰爭是為了迎接中間那三十災難？
要知道，所謂的抗戰之後國民黨的三年“腐敗”人民都不允許，要以戰爭方式推翻它！
十六、大饑荒、大動亂和大屠殺死亡人數
焦國標對第十四個問題的回答：
14. 中共奪取政權之後，連續發生大饑荒、大動亂和大屠殺，這六十六年來非正常死亡人數是多少？您認為導致這些悲劇的原因是什麽？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是否能夠公開1960年代初中國因饑荒而非正常死亡的統計數據檔案？
答：這個數字已經有了。但還在進壹步加以準確中。這些妳們都清楚。導致這些悲劇的原因是制度性的，這是共識。鄧小平也說過，美國不可能發生文革。六〇年代大饑荒非正常死亡統計數據檔案現在狀況如何，我不甚清楚，但此後我會關註此事，並朝優化檔案管理方向推動。
陳更對焦國標第十四個回答的評議：
焦國標為習近平所作的代擬性回答，有壹定客觀性。歷三十余年改革開放，歷比改革開放還長壹些的思想解放運動，專制體制的最高領導人這樣壹點思想進步還是有的：承認大饑荒、大動亂（但模模糊糊地承認大屠殺恐怕還是不可能）。所以我說焦國標代擬性的回答有壹定客觀性——不是客觀於災難發生的社會事實，而是客觀於習近平現在的認識水平！
“這些災難原因是制度性的，美國不可能發生”，習近平會有這樣的認識。但認識的深刻度如何不敢判斷？他常說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說“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恐怕對制度的劣根性缺乏本質性認識。
死亡的統計數字，沒有提供。著名網絡時政評論家信力健曾經做過統計，綴入“毛澤東時代歷次政治運動及死亡人數（不完全統計）”字樣百度可查。據此統計，自土地改革開始，至文化革命結束，中共搞各種政治運動57次。60年代大饑荒死人數量最巨，3600萬。土改與鎮反的殘酷程度最難想像：三大戰役陣亡人數為10萬（國共雙方），土改處決二百萬，鎮反處決七十八萬。
附：毛澤東時代歷次政治運動及死亡人數（不完全統計）（轉自建力信的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1574880.html）壹、毛澤東時代歷次政治運動（不完全統計）
1.“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975.11~1977）2.土地改革運動(1947~1952)
3.鎮壓反革命運動（1950.10~1951.10）
4.抗美援朝運動(1950.10~1953.07)
5.第壹次整風運動(1950.05~1951)
6.連隊民主運動（1950.09~1951）
7.忠誠老實政治自覺運動（1951.05~1952）
8.清理中層運動（1951.08~1952.10）
9.批判《武訓傳》運動（1951.05~1952）
10.三自革新學習與教會民主改革運動（1951.04~1954）11.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1951.09~1956）
12.民主改革運動（1951.09~1953）
13.文化教育戰線和各種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1.09~1952.10）14.愛國增產節約運動（1951.10~1952）
15.三反運動（1951.12~1952.10）
16.文學藝術界整風學習運動（1951.12~1952）17.五反運動（1952.01~1952.10）
18.反對違法亂紀運動（1953.01~1954）
19.改造私營企業公私合營運動（1954.09~1955）20.胡適思想批判運動（1954.10~1955）
21.從批判胡風文藝思想到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1955.01~1956）22.增產節約運動（1957.02~1957）
23.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1955.07~1957）
24.整風運動（1957.04~1957.06）
25.反右運動（1957.06~1958.05）
26.農村社會主義教育活動（1957.08~1958）
27.批判馬寅初人口論運動（1958.04~1960）
28.大躍進運動（1958.05~1960）
29.放衛星運動（1958）
30.愛國衛生運動即除四害（1958）
31.拔白旗運動（1958）
32.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07~1958.10）
33.全民大煉鋼鐵運動（1958.08~1960）
34.反對右傾思想運動（1959.07~1960）
35.反瞞產私分運動（1960）
36.整風整社運動（又名農村三反運動）（1960.05~1961）37.軍隊“兩憶三查”運動（1960.10~1961）
38.四清運動（在農村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02~1966）39.學習雷鋒運動（1963.03.05始）
40.憶苦思甜（鞋三史運動）（1963~1964）
41.工業學大慶運動（1964.01.25始）
42.農業學大寨運動（1964.02~1976）
43.文化大革命運動（1966.05.16~1976）
44.紅衛兵運動（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1966）45.奪權風暴（1967）
46.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1967）47.三忠於、四無限運動（1968）
48.上山下鄉運動（1968.12~1978.10）
49.學“紅寶書”運動（1969）
50.全民挖防空洞運動（1969.08~1970）
51.壹打三反運動（1970.01~1971）
52.清查“五壹六”運動（1970.03~1971）
53.批陳整風運動（1970.11~1971）
54.批林整風運動（1971.12~1972）
55.批林批孔運動（1974.01~1975）
56.開展對《水滸》評論的運動（1975.08~1976）二、部分政治運動死亡人數
土改：處決二百萬，殃及近千萬；
鎮反：處決近七十八萬，另壹說為消滅二百四十萬（無論哪個數字都大於三大戰役戰場死亡人數；三大戰役雙方合計共傷亡50萬人，其中陣亡10萬人。）；三反五反：二百八十人自殺或失蹤，殃及黨員、幹部壹百二十二萬，商人約七十萬，有三十二萬三千多人被捕；壹化三改：涉農民數億，工商戶約百萬；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死亡約四千萬(三年天災人禍)；反胡風： 被捕五百多，涉二千五百多人，自殺身亡六十多；肅反：判死二萬壹千多，自殺、失蹤四千三百多；反右：打成右派五十五萬，涉親屬數百萬；
反右傾：殃及黨員、幹部三百數十萬；
文革：處決十三萬五千多，非正常死亡壹百七十二萬八千，武鬥死亡二十三萬七千多，傷殘七百零三萬，摧殘家庭七萬壹千多，獲平反的約三百萬，被關押過的有四百二十萬，受株連者上億人；整黨：殃及三十萬七千；
天安門事件：被捕三百三十八人，殃及數十萬；抗美援朝：死亡十四萬(傷亡合集五十六萬多)，被俘二萬二千多；對越戰爭：死亡六千多，傷二萬壹千多；
紅軍大清洗，冤魂十萬；延安整風，捕二百多人，審查近千人，打成奸細、特務壹萬五千多。
三年大饑荒：有數據顯示近3600萬人死於這次災荒，而同時還有4000萬個小生命由於此次饑荒而胎死腹中。
十七、習近平的人權觀
焦國標對第十五個問題的回答：
15. 您的父親和家人，包括您自己，都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經歷了迫害或者打壓，這些經歷帶給您的經驗或者教訓是什麽？
答：帶給我的經驗或者教訓是，中國政治家必須不惜付出個人任何代價，完善保障中國公民人權的制度！
陳更對焦國標第十五個回答的評議：
面對所提問題，習近平回答“中國政治家必須不惜付出個人任何代價，完善保障中國公民人權的制度”，焦所作出的這樣的判斷是客觀的，焦的模擬沒錯。
值得深入探討的是“人權”壹詞在習近平的詞典中是否包含了“人權”壹詞所應當包含的全部意義。我們且簡單研究壹下：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並頒布《世界人權宣言》第第二十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和平集會和結社的自由。”二十壹條規定：“人民的意誌是政府權力的基礎；這壹意誌應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選舉予以表現，而選舉應依據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權，並以不記名投票或相當的自由投票程序進行。”相信這些內容不包含在習近平關於“人權”的認識裏，這位中共黨魁不允許人民的結社自由和人民普選。
附：中華民國對《世界人權宣言》的貢獻（節選）（原題張彭春和《世界人權宣言》）
作者：盧建平
聯合國中華民國代表張彭春將儒家精神引入了《世界人權宣言》。由於他的折沖樽俎，宣言的起草才得以順利進行而免於流產。
張彭春1892年生於天津，是著名教育家張伯苓的胞弟。18歲時赴美國克拉克大學留學。他在1916年回國時，在公開演講中首次提出創辦南開大學的意見，為嚴範孫和張伯苓采納，張伯苓後來稱之為“南開大學的計劃人”。1946年1月，張彭春赴倫敦，擔任聯合國創辦會議的中國代表，會後他被任命為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理事會的中國首席代表，兼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直接參與了《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
張彭春認為，盡管各個國家的國情不同，但可以有共同的人權目標。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壹次演講中說：“世界上已有35部或40部憲法有了人權法案，這壹事實表明，盡管各國的人生觀或思想體系不同，達成協議是可能的。”
在宣言的起草過程中，張彭春經常成功地調解爭端，挽救了宣言的起草工作。“他是折衷藝術的大師，通過引用孔子的名言，總是能找到方法，使我們的工作免於陷入僵局。”聯合國 人 權 司 第 壹 位 司 長 John Humphrey如是說。
人權委員會主席艾琳娜?羅斯福（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夫人）則認為：“張彭春給我們大家都帶來了極大的歡樂，因為他具有幽默感，從哲學的角度考慮問題，幾乎在任何場合他都能夠引述機智的中國諺語來應對。”但是他的外交才能顯得更為重要。作為“協調中國和西方的藝術大師”，他“講求實用”，“隨時都有解決問題的實際辦法”。
例如在確定《世界人權宣言》的效力時就遇到了以下問題：宣言是否會修改或否決聯合國憲章呢？或者是否所有成員國都必須簽署世界人權宣言，因而使世界人權宣言符合國際法呢？印度、澳大利亞、英國的代表堅持主張要賦予該文本以法律約束力，以保障國家權力下的柔弱的個人權利。鑒於這種主張可能會嚇跑許多國家，張彭春提出了“先宣言、後公約”的折衷建議：成員國可以分別簽署宣言，然後使宣言成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公約 （1966年經聯合國大會通過，定名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通過任擇議定書這種形式來貫徹宣言的精神。張彭春提出的解決方法，既保護了人權宣言的完整性，也尊重了成員國的國家主權。
在《宣言》條文的具體撰寫過程中，張彭春的作用也非常顯著。《宣言》草案第壹條原有這樣的措辭：Human nature is endowed with（人在本性上賦有）……，帶有強烈的宗教色彩，引起了與會代表的異議。張彭春認為，當《宣言》為聯合國大多數成員國接受時，各個國家及民族在人口的多寡上應該被充分地考慮。他希望各國代表在此問題上保持平等、寬容的態度。“因為我們都不希望壹個作為保護和尊重全人類基本人權和自由的宣言所反映的觀念過於狹窄”，張彭春說，“宣言應該既反映出托馬斯?阿奎那的思想，也應該反映出孔子的思想。”在張彭春等人的努力下，起草委員會刪除了“本性”壹詞。
張彭春建議將儒家的“仁者愛人”思想放在宣言之中。他把“仁”翻譯成conscience（良心）壹詞，為各國代表認可，從而寫入了宣言第壹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壹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系的精神相對待”。正如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那樣，《宣言》第壹條所體現的國際人權體系並不是建立在任何單壹的宗教、文化、倫理或是人性的基礎之上的。
張彭春在《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過程中成為核心人物。“他（張彭春）的睿智在任何其他委員會成員中非常突出。”John Humphrey在他的日記中寫道。
張彭春於1957年在美國新澤西州逝世。他沒能親眼目睹後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這壹公約正是采用了他當年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使得《世界人權宣言》實際上具有了法律約束力，可以使人權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尊重與保護。
十八、習近平如何看待“唱紅打黑”
焦國標對第十六個問題的回答：
16. 薄熙來被抓捕之後，有人認為您不贊同他在重慶走的唱紅打黑路線，但後來發現並非如此。請問薄被判刑僅僅因為腐敗嗎？您對唱紅打黑怎麽看？
答：時間並沒停止，薄案只是現實邏輯規定下的壹個動作、壹個節點。我反對“唱紅打黑”。今後政府應該朝“縮手縮腳”方向努力，壹切遵循既定法律程序，不應隨長官好惡到處煽風點火發動運動。
陳更對焦國標第十六個回答的評議：
歷史極其有意思，薄熙來、習近平都是父親官居專制政權頂層的紅二代，文革中是壹對鐵哥兒們，思想相同、理念相同、意氣相同，不同之點是，壹鋒芒畢露，壹愚態可掬。薄熙來走得急了所以跌於深崖，習近平步履笨掘，慢壹些自然少跌跟頭。“聰明反被聰明誤，愚癡自有愚癡福”，中國的名言在中國歷史前進中再次被驗證。
提問者的第十五個問題是在兩個本質並無區別、形式上壹銳壹鈍的兩個紅二代的競進結果成敗已定的情況下提出的，成功者對問題的回答便很有意思。習近平不說薄熙來跑的太快了所以跌倒，而是說他跑的方向錯了所以跌倒。
“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這句話雖然出自希特勒的黨衛軍頭子約阿西姆.?派普之口，但它道出了真理。此時登上王座的習近平有資格對已經失敗的薄熙來任意褒貶。但不要忘了約阿西姆?派普的後半句：“但事實真相只有親歷者才知道”。做為重慶“唱紅打黑”的親歷者，習近平不可能忘了他當時的真實態度。焦國標代習近平說：我反對“唱紅打黑”，習近平看這樣的代擬有些心虛。輿論可以控制，網絡可以屏蔽，但正如天空的雲霓，不是通過人工所可以掃除凈盡的。
寫作此文時，我搜索網絡將薄、習二人進行比對。映入眼簾至為突出的是：《習近平書記、薄熙來書記的“號角”》，遺憾的是打不開正文，無法看到他們當年的惺惺相惜。想那是“烏有之鄉”時代，左氏憤青對兩位紅二代的吹捧！
有用的收獲在後邊：2008年10月20日新華報業網《習近平重提紅色傳統與薄熙來領唱紅歌》、2010年12月17日人民網《習近平高度評價“唱紅打黑”》、2010年12月9人民日報（李亞傑）《習近平重慶調研肯定“唱紅打黑” 薄熙來陪同》。僅摘最後壹篇文章，以供觀瞻：
6日至8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等陪同下，到重慶市渝中區、江北區、沙坪壩區和兩江新區調研。
調研期間，習近平對重慶開展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進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做法予以肯定，觀看了“唱讀講傳”節目演出。他參觀了重慶打黑除惡資料匯集處，視察了交巡警平臺，高度評價重慶在開展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和加強社會治安方面取得的成效，希望重慶認真總結經驗，進壹步形成構建平安重慶的長效機制。在重慶大學城，習近平與同學們熱情交流，勉勵他們珍惜寶貴年華，敏於求知、勤於實踐，誌存高遠、腳踏實地，努力成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這篇文章的旁邊還附了圖片：王立軍在講解打黑除惡，習近平在認真聆聽，薄熙來率隊在側陪同，神情抑郁——想是同是哥兒們，不同仕進所致。
焦國標模擬習近平回答：“時間並沒停止，薄案只是現實邏輯規定下的壹個動作、壹個節點。我反對‘唱紅打黑’”。說得羽扇綸巾，風度瀟灑，但不符合歷史事實。當年的習總是支持鐵哥們在重慶唱紅打黑的。那麽他今後會真誠地認為“政府應該朝‘縮手縮腳’方向努力，壹切遵循既定法律程序，不應隨長官好惡到處煽風點火發動運動”嗎？
不只是疑慮，《白毛女》全國巡演、大批抓捕人權律師和關閉鋒銳律師事務所讓人們看到“唱紅打黑”的隱約的影子！
十九、關於央視公開認罪
焦國標對第十七個問題的回答：
17. 從您執政後開始施行的央視公開認罪是不是文革遺風？
答：是文革遺風。央視的工作方式也是從它自己的歷史中來，需要反思，需要改進。
陳更對焦國標第十七個回答的評議：
關於“央視公開認罪”，需要作壹下詞義界定，是指未經審理、未經判決，讓犯罪嫌疑人面對央視的鏡頭承認罪行的做法。筆者稍做檢索，自2013年習近平上任總書記以來，有廣州《新快報》記者陳永洲、《21世紀報》總裁沈顥、《財經》記者王曉璐、著名女記者高渝、北京律師高建軍、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主任周世鋒和該所律師黃力群等紛紛被牽上央視，在鏡頭前對其犯罪行為表示懺悔。其中壹些戴著手銬、囚服加身、光頭，在鏡頭面前痛哭流涕。這是全國範圍的示眾，讓當事人和他的家屬失盡尊嚴。這種做法嚴重違犯了違反了刑訴法關於“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不得確定有罪”的規定，是典型的媒介審判，未審先判。
央視是中共的喉舌，具有巨大的社會影響和政治影響，央視公開認罪的作法習近平不可能不知道；其上任以後，這樣的做法成為常態，很可能是他直接指示的結果，至少是他的執政意識發酵的結果。在焦國標的代擬回答中，習近平承認是文革遺風。是文革遺風就應該馬上制止，立即杜絕，作為率領民風、總領全局的總書記和國家壹把手，制止央視的胡作非為只是唾掌之事。但焦國標仍然用隱式“賡續說”替習近平推托責任：“央視的工作方式也是從它自己的歷史中來，需要反思，需要改進。”
面對這種情況，新聞記者石扉客說：“去年對我震動最大的，是puzhiqiang案和沈顥及21報系案。今年才過半，就已經有讓人同樣震動的周世峰及鋒銳案和財經及中信案了。身為媒體人，在這個危機四伏的時代，真有坐過山車般驚心動魄目眩頭暈的感覺。”《新聞記者》主編，香港樹仁大學教授，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生導師魏永征先生認為，央視讓嫌疑人面對公眾認罪，新聞倫理和法律底線被雙雙違背，成為典型的媒介審判，呼籲當局立即制止央視的這種做法。北京律師劉建軍在央視公開認罪後直斥當局設套。公民的人格遭受淩辱，法律遭受踐踏，當事人、業界、有良知的社會人士痛心疾首，焦國標卻替當國者以壹句“央視的工作方式也是從它自己的歷史中來”敷衍過去！
附：從王曉璐“認罪”再看“媒體審判”
凱迪社區 > 貓眼看人
2013年10月，中國記者節前夕，盡管東家連續兩天以罕見的頭版特大字號刊文“請放人”、“再請放人”，廣東《新快報》記者陳永洲最終沒能走出看守所，《新快報》領導班子也被調整。壹年後，陳永洲因損害商業信譽及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判刑1年10個月。
2015年8月30日，中國新華社確認，北京《財經》雜誌記者王曉璐因涉嫌夥同他人編造並傳播證券、期貨交易虛假信息，被依法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在此之前，新華社25日發布消息稱《財經》雜誌社王某被公安機關要求協助調查。
和陳永洲壹樣，王曉璐迅速在中國中央電視臺現身。周壹（31日）早間，中央電視臺播出了已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王曉璐的采訪畫面。
又是財經記者遭遇司法調查，又見記者上央視“認罪”或“悔過”。媒體審判媒體，媒體的底線何在？在司法審判之前給“嫌疑人”定性定罪，“媒體審判”的底線何在？
從概念上講，飽受詬病的“媒體審判”往往發生在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到接受法庭審判這壹敏感時期。在這壹時間段內，媒體報道容易通過選擇性的報道左右司法調查方向，通過觀點的樹立和傳播放大媒體話語權，通過受訪者或媒體本身富有情感的語言挑動公眾情緒，從而對嫌疑人的罪行進行定性，最終影響判決。
截至目前，和之前采訪陳永洲壹樣，央視的獨家畫面對王曉璐壹案的報道無疑被限制在官方許可的話語範圍之內，應該不能左右司法調查的方向。
但在挑動公眾情緒和對罪行進行定性這兩方面，央視報道已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王曉璐只是承認“通過私下打聽這種不正常渠道，獲得了新聞素材，加上自己主觀性判斷，撰寫了這篇新聞報道”，但央視報道已經給王曉璐以及其表述打上了“悔過”、“認罪”、“伏法”的烙印甚至標簽。
從邏輯上講，“私下打聽”、“主觀判斷”是否必然導致違法犯罪，也是爭議所在。
記者的職業特性決定了他們要對新聞事件進行預判，如果預判最終被證偽，其原因是專業能力不足還是故意為之？這需要嚴禁調查和嚴密的證據來進行認證。如是故意為之，是出於私人利益還是工作壓力所致？對最後的判決也至關重要。
陳永洲壹案，經過司法調查證明了他收受賄賂和刊發新聞稿件之間的聯系；王曉璐壹案，截至目前尚未證實有類似“新聞尋租”的利益糾葛。定性其報道左右了股市漲跌，損失了百姓利益，更顯得突兀而缺乏邏輯。
從陳永洲到王曉璐，央視的“媒體審判”再次引發巨大爭議。對“媒體審判”進行壹次公開透明的審判，留下壹個可供未來借鑒的案例，應是中國完善司法制度的當務之急。
二十、對獨掌大權的看法：
焦國標對第十八個問題的回答：
18、您掌權以後，在權力核心層設置了諸多小組，並親任組長。您是否擔心和毛澤東壹樣，獨掌大權之後犯“錯誤”？您認為您本人的權力，應該受到什麽制約？目前最有效的制約是什麽？
答：那是下壹段的擔心。現在我遠沒有毛澤東那樣獨掌大權。我的權力應該受到憲法、法律、正義和良心的制約。目前最現實的制約則是長期固化的權力和利益集團對國家改革的捆綁和阻撓。
陳更對焦國標第十八個回答的評議：
在焦國標眼裏，中國當前的情況不是克服專制，而是習近平獨攬大權不夠。妳看，他代習近平說：“現在我遠沒有毛澤東那樣獨掌大權。” 盡管他在權力核心層設置了30多個小組，親任組長，處處把控。
讀者可能認為我僅憑焦國標的代擬回答作出這樣的結論不夠嚴謹，我可以從焦國標的其它言論中找到充分的輔證。焦國標的微信圈子裏儲藏著他這樣的話：
大家都說我是舔習總，其實是我的治國謀略。我的謀略是：先讓習總獨攬大權；然後促使他實現中國人民從出生到墳墓的福利，醫療、教育、工作、養老、殯葬都有保障；第三步推動他實行民主憲政，實現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如果第三步做得早，會造成動蕩。哈哈，妳們連輕重緩急都不知道！
朋友們不要不相信，焦國標就是把這樣極其簡單幼稚的思考當作謀略！未見海者把海邊的貝殼當珠寶。
我們知道，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專制制度。思想鉗制、經濟落後、人民饑餓、司法不公、苛厲酷刑，災難的根源均在於權力過分集中。在此情況下，限制權力是第壹位的。焦國標說改革的第壹步驟是“讓習總大權獨攬”，這是在給中國的民主改革上反藥。
三權分立（限制大權獨攬）的現代國家理念，焦國標根本不懂。“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把權力關進籠子”的普通理論他也只是聽個模糊。習近平訪美時壹再贊揚的美國政治理論先驅潘恩說：“國家是壹種必要的災禍。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是可以容忍的災禍。”焦國標恐怕聽得莫名其妙。潘恩還說：“我們設計國家，首先把政府人員假定為完全邪惡的人，自私的人，除了為已別無他事”。焦國標壹定會認為這樣的思想駭人聽聞，因為他不可能弄明白潘恩此話的邏輯內涵。如果弄得明白，他便不會為壹個專制成性的國家做這樣可笑的“謀略”設計了。
“我的權力應該受到憲法、法律、正義和良心的制約。”——這是焦國標為習近平擬出的冠冕堂皇的話。更應當重視後邊的句子：“目前最現實的制約則是長期固化的權力和利益集團對國家改革的捆綁和阻撓。”——他將原有的固化的權力當成其制定謀略的原因和前提，讓習近平的“獨掌權力”打破原有的固化的權力。事實上，中共長期固化的權力的表現形式是領袖獨裁，從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壹直如此，胡錦濤壹代略有松動，習近平壹上臺，焦國標馬上“挺習”，支持他恢復獨裁。
在治療中國的疾病時焦國標倒因為果，提出的治療方案因因相陳，大權獨攬之下再來壹次不同形式的文革也未可知。
遺憾的是，焦國標所擬的答案摸透了習的心理，相信習也是認為權力集中不夠，像毛澤東那樣獨裁，才能解決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
二壹、對西方文化的態度
焦國標對第十九個問題的回答：
19. 您當政後有人提出，要全面清除西方文化的影響，特別要抵制西方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基本原則。請問如果不從西方學習引進，難道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這些基本的社會科學領域嗎？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不是西方的思想？妳們如果抵制和取消這些來源於西方的社會科學領域，妳們將用什麽新東西來取代？還是像毛澤東當年所主張過的，只辦“理工科大學”？
答：我當政後，有人提出這樣，有人提出那樣，許多都是這樣那樣的壹陣風。有些風，用焦國標教授的話說，甚至不過是天空飛過的壹只老鴰隨機放個屁（笑）。因而，盯住風、咬住風不放，是不通達的。
陳更對焦國標第十九個回答的評議：
焦國標替習某解釋得輕松：“我當政後，有人提出這樣，有人提出那樣”，好像壹切解釋不過去的事情都是別人幹的。總書記沒當、國家主席沒幹、擔任30多個小組的小組長也沒主持會議。如果國家亡了，正如崇禎皇帝所說：“朕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功勞壹切占盡，過錯壹切諉人。註意，這是焦國標油嘴滑舌替主人開脫的又壹種方法。
推諉責任之後，焦國標還要繼續化解它：“全面清除西方文化的影響，抵制西方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是習近平上位以來唱得很響的意識形態主旋律，不可能不引起知識界的反感，不可能不引起思想界的警惕和民主自由人士的強烈反彈。焦國標當然要替習總化解危機，他的化解方法是：說習近平所搞的紅色宣傳、對西方文化的“消毒”全是壹陣風，是老鴰屁。既是如此無足輕重，那麽就可以任由習近平在意識形態領域任意“放屁”，大家盡可以放心睡覺，不再管它了。
焦國標說：“盯住風、咬住風不放，是不通達的。”那麽，關停《炎黃春秋》，《白毛女》在全國巡演，如此“猖獗”的輿論控制和紅色宣傳似乎是很通達的了！
2015年9月7日《學習時報》全文發表了習近平在與中央黨校第壹期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時的講話，他強調，不能認為共產主義虛無縹緲，我們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朝著共產主義的方向努力。他的講話引起了思想界的極大警惕：鄧小平用“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說化解“共產主義”引起的思想危機和道路危機；習反其道而行之，復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朝著共產主義方向努力”之說引領中國思想再次走向“神學”。孫中山說：“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現在的趨向似乎在說：“改革走得過遠，人民急須回頭。”
日前，在紀念胡耀邦誕辰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在胡耀邦“事實求是”、“求真務實”多個優良品質之外，將“堅守信仰、獻身理想”當作胡耀邦的第壹高貴品格要求全黨學習。他引用胡耀邦在改革初期（1982年）的話——“那種認為‘共產主義是渺茫的幻想’、‘共產主義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為面對當今共產主義體系已經全面崩潰的世界局勢已經泄了氣的部下鼓勁。
對於這壹切，決不可當作老鴰屁。習近平主政之後形勢左轉是清晰的，焦國標在釋放迷魂藥，豈可上當！
二二、“打掉牙和著血吞嘍”
焦國標對第二十個問題的回答：
20. 您現在仍然依靠胡錦濤和周永康建立的維穩體系，打壓維權律師和異議人士。請問您是否認為周永康為中共建立維穩體系立下了重大功勞？
答：我不這麽認為。如果我十年前或二十年前執政，我國的維穩格局壹定不是現在這樣。我接手的是壹個既定的維穩體系，它有很多弊端，但我無法也無力立即壹把將它捏碎重組。公安系統抓人辦案有其相沿已久的職業眼光和工作模式，我無法告訴他們這個給我抓了，那個給我放了。如果我過問和幹預過多，最後的局面必然是“習主席，妳開名單吧，妳說抓誰我們就抓誰，妳說放誰我們立即就放”。若到了這個地步，國家還如何維持？因而現在，如果確有維權律師和異議人士遭遇不公，也只能委屈他們暫且背著時代的十字架，等待走完現有的司法程序。我實在做不到壹言而大赦天下。與此同時，我們這些執政掌權者也應竭忠盡命，加快革除這個體系之弊端的步伐。
陳更對焦國標第二十個回答的評議：
人民罵官員，踢皮球，推責任。看看如果讓焦國標當了官他將如何地不幹實事，只耍嘴皮子推托責任：在他所擬回答中“賡續說”再次顯現——“我接手的是壹個既定的維穩體系，它有很多弊端，但我無法也無力立即壹把將它捏碎重組”；推托責任出現了新的方式：如果我都管，事事找我主席，反亂套了——各有職司，絕不越俎代庖。不幹事還有理，真是明君！焦國標自以為給主子出了推托責任的好主意，殊不知在富有從政經驗的主子看來全是早就淘汰的餿主意，換得的可能是主子抹往口中的馬糞屎！
要重點註意焦國標給“習總”擬出的這段話：“因而現在，如果確有維權律師和異議人士遭遇不公，也只能委屈他們暫且背著時代的十字架，等待走完現有的司法程序。我實在做不到壹言而大赦天下。” 在習近平主政以後的新時代，焦國標懷揣帝師夢，為當局出了不少宣傳上的新點子。今天我們遇到的這個點子，可以簡言之為：祭品論——習近平的改革將帶來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了明天的榮耀，受到政治踐踏的人們要默默無聲，為民族做貢獻，否則會打亂習近平安排的改革的步驟。不妨引用焦國標其它地方的壹些言論替他的“祭品論”作註釋。
日前，焦國標通過微信圈著文《中國下次機會在千年之後》，說：
壹個社會走向秩序、道德和法治，必須經過為期不可太短的壹段有政治潔癖的強人治理方可抵達。比如加爾文之於日內瓦乃至整個基督教世界。比如李光耀之於新加坡。有潔癖的強人治國，可能會踩傷壹些人，但這是走向秩序、道德和法治社會不可或缺的祭品。習近平、王岐山都是幾百年壹遇的有政治潔癖的強人。兩個有政治潔癖的人相遇並同心合壹共事，更是千年壹遇。因而在此意義上說，中國當下的機遇千年不遇。錯過此次機會，中國下次機會在壹千年之後！（11月15日北京焦國標）面對壹位網名為“郭律師”的網友所提出的當局任意抓捕異議人士和維權律師的問題，焦國標又說：
郭律師，我壹再說，我是神醫看病，無須驗血驗尿。我們這個苦難民族，誰都不配太矯情、太嬌氣，抓誰都很正常。中華民族成長，需要吃掉壹定量的祭品。我們所做的壹切，是求仁得仁。把自己擺上民族的祭壇，現在的苦頭，未來的榮耀。妳不能指望現在不吃苦頭，未來還得榮耀。如果妳既不想吃苦頭，也不想得榮耀，那就做個沒嘴沒四肢的葫蘆，或做個沒面目、沒人格、沒個性的庸眾好了。既做了今天的自己，就永遠不要叫疼，牙打掉了就著血咽嘍。更不能因自己的牙被打掉過，就影響自己的大判斷。太多的人正是因為自己的牙被打掉過，就變成了被苦毒遮蔽了眼睛的瞎子。
要言之，焦國標的“祭品論”的核心是：習近平是幾百年壹遇的聖明之主，是有政治潔癖的政治強人，必然帶領中國走向民主福地；為了中國明日的榮耀，今天遭受政治踐踏的“永遠不要叫疼，牙打掉了就著血咽嘍”，甘心情願作祭品！
焦國標自從寫出那篇《討伐中宣部》的文章，因而從北大副教授的職椅上請出去之後，已經作了純粹的以政治為職業的人物。壹個以政治為職業的人物，面對中國政治的現實發表這樣的意見，驚世駭俗。孫中山說，政治是治理眾人之事。到了現代，這壹概念已被修正為政治是眾人參與下治理眾人之事。但是，焦國標卻從極端的右翼突然極端地左轉，觀者恍然而不得其面目。即使在秦始皇時代，對於人民即時的災難，治國者也仍然會冠冕堂皇地說辭去安慰人民，絕對不可能在政權無端捶斥人民的時候，勸人民“既做了今天的自己，就永遠不要叫疼，牙打掉了就著血咽嘍。” 不但秦始皇，就是比秦始皇還秦始皇壹萬倍的昨日的毛澤東也不會這樣說！
自秦以來，中國歷經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仁宣孝宗、康熙亁隆，近世以來則更有孫蔣毛鄧，中國缺乏的不是政治強人，缺乏的更不是具有政治潔癖的政治強人，缺乏的恰是具有理解人間飽暖和床幃狎呢的中庸平和的富有智慧的治國者。毛澤東為政治強人之尤，壹生不拿錢，恐怕也是具有政治潔癖的政治強人之尤，中國人民最慘重的災難恰恰出在這樣的人物手下。焦國標認為，習是幾百年壹遇的具有政治潔癖的治國之人，因而要求人民“牙打掉了和著血吞”，這是不可以的。我們似乎聽到：“AB團”地下的聲音、延安整風受難者地下的聲音、右派們地下的聲音、文革罹難者地下的聲音、二十年前風波中犧牲人士地下的聲音。他們說：我們都是具有政治潔癖的強人的祭品，但我們換取的不是中國的榮耀，恰是中國的百年血淚！
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論家之壹漢娜.阿倫特在其《極權主義的起源》壹書中認為：公民參與是健康公眾生活的標誌。對於有效的民主政治來說，關註公民參與和關註權力制衡同樣重要，二者相輔相成，缺壹不可。阿倫特認為，普遍積極參與的公眾生活比權力制衡制度更能體現民主政治文化的精髓。這是因為，即便民主政治制度也不能自動防止民主公眾生活的萎縮，而現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恰恰正在不斷受到這壹萎縮趨勢的困擾。在這種情況下，公民和公眾生活的問題便愈加具有現實意義。具體到對於英雄和普通人的認識，阿倫特認為，英雄行為和普通人的參與對於社會的進步都很重要，群眾參與下的政治創造是維持壹種英雄式政治所必須的環境，而英雄式政治則感召和鼓勵人們積極參與公眾生活。
即便習近平、王岐山之類真是逆光而出的政治強人，他們的英雄式政治不但不應當排斥而且應當感召和鼓勵人們積極參與政治，以營造壹種英雄式政治所必須的環境，從而使中國前進的步伐愈來愈接近民族復興的目標。而不是像焦國標說的那樣，人民應當停止自己的政治步伐，甚至閉上自己政治的嘴巴，哪怕在遭受政治踐踏的時候也默默無聲！
二三、誰提出“七不講”？無賴推責
焦國標對第二十壹個問題的回答：
21. 請您詳細說明壹下，是否您本人提出過“七不講”？如果是您自己提出，或者經您批準而形成中央決策的，能否詳細解釋壹下為什麽要搞“七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
答：妳們可以設想壹下，概括出這“七不講”需要多少時間？我有沒有那麽多時間花在這上面？ 顯而易見，“七不講”不可能是我的原創（提出）。它是各方大仙兒湊出來的。這些東西，不是憲法、黨章的某條某款。在我們當下，這種風壹年不知道要刮多少陣兒，因而各位不妨以上述風理論視之。太糾結就是太迂腐。
陳更對焦國標第二十壹個回答的評議：
自以為聰明的焦國標將他心目中五百年不遇的聖明之主描畫成了壹個無賴，反正壹切壞的事情都不是我幹的，無論這樣說與情理、事理多麽不合。作為中共總書記，他的重要職責之壹便是捍衛輿論陣地，掌控意識形態，更何況他還擔任著中共黨校校長；說“七不講”的政策不是他參與制定的，鬼都不信。
當年焦國標《討伐中宣部》壹文對中共掌控輿論、扼殺輿論、毒化意識形態深惡痛絕，並且痛斥中共在希特勒、國民黨之後把中宣部固定在自己的基因裏，成為其機體割舍不去的壹個罪惡遺傳。今天卻讓大家不要太糾結，稱“太糾結就是太迂腐”。當年的憤慨哪裏去了？是中共改正了？還是焦國標的立場變了？
在第壹問中，我就指出焦國標的思維特點是不自覺的詭辯。詭辯是圓形的周邊，詭辯者永遠站在對論者的相對壹面，繞著圓邊轉；他永遠有理，但妳不可將他今日所說與昨日所說進行對照，那樣就打了他自己的臉。這裏，他是不是又打了自己的臉？
附：焦國標《討伐中宣部》節錄
１、
當下中國社會文明發展的瓶頸是什麽？是中宣部（及整個宣傳部系 統）。當下中國文明發展的絆腳石是什麽？是中宣部。當下中國為邪惡勢力和腐敗分子撐 起最大最有力的保護傘的是誰？是中宣部。何以言之？誰都知道中國不是新聞自由太多， 而是新聞自由太少，試問是誰把本已少得可憐的新聞自由又來個缺斤短兩、橫挑豎扣？是 中宣部。新聞自由度是壹個社會的文明度，西方先哲說，可以沒有政府，不可以沒有新聞 自由。中宣部以新聞自由為敵，連“新聞自由”四字都不許隨意使用，這分明是對最起碼 文明準則的公然踐踏。中宣部已經墮落為當下中國最愚昧落後勢力的堡壘，在他們弄權得 到快樂和賄賂的同時，黨和政府的形象、國家的文明進步因此都付出慘重的代價。如果聽 任其橫行不法、擅權禍國下去，不僅它自身將沈淪到阿鼻地獄萬劫不復，便是中國改革發 展的大業也將被大打折扣，中國的政治文明進程將被大大延遲，我中國幾百萬人文知識分 子亦且顏面掃地。因而我們必須奮不顧身，起而討伐中宣部。
２、
怎樣拯救中宣部？上下二策拯救中宣部
上策，撤消各級宣傳部。美國有宣傳部嗎？英國有嗎？歐洲有嗎？都沒有。誰有宣傳部？ 納粹德國有宣傳部，而且曾湧現出壹位著名的部長，就是戈培爾博士，“謊言重復壹千遍 就會成為真理”這條謊言的發明者。國民黨蔣介石統治大陸時有宣傳部，當時的中心工作 是宣傳“共產黨共產共妻”，宣傳朱毛的隊伍是“共匪”。宣傳部本質上是反馬克思主義 唯物論的，它的核心工作是好事無中生有，壞事有中生無；好事小的化大，壞事大的化小 ；顛倒黑白，指鹿為馬，不知客觀為何物，與實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馳。殊不知宣傳部這 種工作本身就是罪惡，就是災難，就是政黨和政府自絕於人民之舉。中國政府如果說在國 際社會上形象不理想，應該首追中宣部的責任。它的工作性質和工作方式都與現代文明格 格不入。
３、
中宣部為什麽這麽兇頑？第壹，這是極左歷史留給它的歷史遺產。從王明、康生、姚文元 、張春橋時代以迄於今，中宣部壹直享有道德和政治上的免責權。它做到哪兒哪兒是邊， 即便事後證明宣傳錯了，鼓動歪了，“城頭大王旗”可變，中宣部的地位卻壹成不變，什麽責都不用負，壹不用反省，二不用懺悔，三不用問責。“反右”期間，“文革”期間，以及後來中宣部搞的反這反那期間，抓意識形態的中宣部都紅得像烙鐵，毒得像異蛇，事後沒有誰向它“反攻倒算”追究其過失。政治路線變了，人事變了，中宣部作為壹個機構的紅和毒卻壹直沒變。中宣部從來沒有得到清算，它的角色沒有變，它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式從未被觸動，它的極左性、悖逆性從來沒變。要像清算王明、康生、姚文元、張春橋那樣清算中宣部在過去歷史時期的壹切罪錯！第二，這是繼承前此意識形態衣缽的體現， 固守著與時代相背的國際冷戰思維。中國媒體說美國至今抱著冷戰思維不放，中宣部才真正是冷戰思維的烈女節婦。第三，把960萬平方公裏國土看成是壹小撮人的禁臠，各種在它看來不順耳的發音器官都是沒有發聲資格的。須知中國是每壹個中國人的中國，是全體炎黃子孫的托身之地、庇護之所，任何異類，妳是民運分子也好，妳是六四流人也罷，都是這片國土的合法繼承人，都有平等地在這片我們祖先共同開發的老娘土上自由生活、自由表達、自由言說的權利。我即便是不愛妳中華人民共和國，我也有在這片熱土上生活而不去逃亡、不去坐監的權利，因為這也是我的祖產 。妳中宣部部長的曾高祖在這片熱土上耕耘過，他政治流亡者、持不同政見者的曾高祖也 在這塊土地上耕耘過，爺爺們的孫子是平等的，是應該坐在壹張圓桌邊共商國事的。可是 中宣部是不許妳這麽看，這麽說，這麽商量的。
二四、高瑜泄密
焦國標對第二十二個問題的回答：
22.七十多歲的著名女記者高瑜的文章，泄露了什麽樣的國家機密？對國民造成了什麽樣的傷害？或者只是使國民知道了該知道的？
答：這個問題，如果打官腔，可以這樣回答：高瑜案是壹個司法個案，能公開的已經全部公開，我沒有新的補充。不過，我想在此說幾句感性的話。高瑜大姐年長我十來歲，八九以來二十多年，她的確堅持得很不容易，對此我向她表示敬意。但是同時我要說，我對她的某些言論很有意見。比如，我剛接手中央工作時，她就斷言，習近平這小子不是好鳥，知識分子群體不必跟他混。作為壹位老大姐，她這樣說合適嗎？她這是欺負壹個小弟，欺負壹個新人，是欺小，欺生。是很不厚道的。也很不科學。胡適先生說，有壹分證據說壹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高瑜大姐用壹個月的證據蓋棺論定我未來十年的任期，這科學嗎？這嚴謹嗎？這公平嗎？她輕率加給我的輿論冤獄，妳們誰為我申辯過壹次呢？
陳更對焦國標第二十二個回答的評議：
壹、作為壹個司法個案，壹個高層政治人物願意評論就評論，不願意評論就直接說“高瑜案是壹個司法個案，能公開的已經全部公開，我沒有新的補充”就可以了，完整了。加上壹句“這個問題，如果打官腔，可以這樣回答”，表現的恰是壹種多余的機伶，不是智慧。向帝王推銷，恰恰露怯。
二、“高瑜大姐年長我十來歲，八九以來二十多年，她的確堅持得很不容易，對此我向她表示敬意。”——嘿嘿，習近平是民主誌士的同道，高瑜大姐在外邊幹，我習近平在共產黨內部幹！
三、“她這是欺負壹個小弟，欺負壹個新人，是欺小，欺生。是很不厚道的。也很不科學。胡適先生說，有壹分證據說壹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在這裏，焦國標講證據了。別人要他講講為什麽“挺習”，有哪些事實根據。他常說：“我是神醫看病，無須驗血驗尿查三高，我就看出習近平是民族中興的英雄，我就這麽神，雜碎們！”他的《挺習總，答客難》幹脆說：“我是特異功能！”（見該文第十四）此亦壹是非，彼亦壹是非，是與不是全看我焦國標今天的意願所之。
四、“高瑜大姐用壹個月的證據蓋棺論定我未來十年的任期，這科學嗎？這嚴謹嗎？這公平嗎？她輕率加給我的輿論冤獄，妳們誰為我申辯過壹次呢？”——焦國標此處想顯擺的是他寓處燕園的信息靈通，透露的卻是壹個政治人物的陰暗心理——她加給我輿論冤獄，我何不整她？
“學得文武世，貨與帝王家。”貨不好可是要挨板子的！
五、“泄露了什麽樣的國家機密？對國民造成了什麽樣的傷害？或者只是使國民知道了該知道的？”這是本問的核心，焦國標所擬是代習回答，習當然可以不回答。但我們還是有必要分析壹下，高瑜是否泄露了國家機密。現在可以確認的是，高瑜所泄露的是2013年５月《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印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又稱９號文件）。就是在這份文件裏，中共中央提出了七不講（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等）。她透露的渠道是設在紐約的《明鏡月刊》，該文件確實限定了可以接觸此文件的人員範圍為“此件發至市地師級”。
高瑜事件發生後，《環球時報》以《高瑜泄露了中央對意識形態部署的機密文件》為題報導了這壹消息，其它各媒報導大致同題。“中央”壹詞在中文中的正解為：“中央指國家或黨派政治權力最高的地方或中心的地方。”據此概念，報媒對事件的報導就有了不確定性，中央或為中共中央，或為國務院，高瑜所泄之密或為中共的秘密或為國家機密。就現在核實的情況看，顯然《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印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又稱９號文件）系黨的機密，而不屬於國家機密。《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密法》第二條的規定：“國家秘密是關系國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確定，在壹定時間內只限壹定範圍的人員知悉的事項。”按此規定，高瑜女士構不成犯罪。我在網上查過高瑜女士的辯護情況，其1993年罹事時的辯護律師是張思之，有辯護詞流傳。本次觸事無辯護文字在網。筆者想：黨與國之區別是罪與非罪的核心，不知道人民法院和她的辯護人考慮到這壹點沒有？
六、筆者註意到，從機構設置上看中央保密委員會辦公室(簡稱中央保密辦)和國家保密局，是壹個機構兩塊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下屬機構，負責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密資料的密級審定、規章制度建立、落實、督辦、失密案件的查處、行政處罰等工作。筆者也註意到，《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壹百三十八條規定：“丟失秘密文件資料或者泄露黨和國家秘密，情節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將泄露黨的機密和泄露國家機密並列壹起。但從法律意義上說，通過哪部法律將黨的秘密同等於國家秘密給予司法保護呢？
七、提問者沒有註意到，筆者也不可能想到：原來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高瑜將文件交給了《明鏡周刊》，證言的證據、電腦物理的證據都沒有。這是筆者定稿時，進壹步搜集材料才註意到的。《明鏡周刊》得此文件另有來源，其負責人何頻說得明白。見附。
附
中國特色夢中的高瑜案——密令與法官?
美國明鏡集團董事長 何頻
——這是我對中國的壹個夢。為了這個夢，在判決前，我沒有與人討論案件二審的可能情形，也謝絕了對媒體發表對案情的看法。假如是這個符合法理結果，不只是我的夢變成了現實，很多中國人的夢也變成了現實，壹系列的奇跡便會在中國出現，壹個輝煌的時代就可能降臨。
然而，這終究只是壹個白日夢。奇跡並沒有在現實中發生。2015年11月26日，北京法院真實的判決是：高瑜的刑期從七年改為五年，剝奪政治權利壹年，因為考慮到重病在身，被告又認罪悔罪，暫時改為監外執行。
判決
這當然比最糟糕的結果好了許多，至少高瑜可以回到家中自設監房，可以與她的愛子生活在壹起，律師、親友和國際人權組織多少得到些安慰，……雖然大家都明白，這個判決其實只是將捅妳七刀改為捅五刀。
急切為此粉飾的人，將這個判決宣傳為“雙贏”。但是，各自又贏在什麽地方呢？是政府成功地利用電視臺、利用法庭羞辱了壹位勇敢的記者，並且使她在幾年之內不能發表文章？是政府利用了高瑜案，震懾了那些也想獨立思考、妄議朝綱的記者作家們？還是三次入獄、不斷蒙冤，煉就了這位中國最勇敢記者的英名，使高瑜贏得了更多的尊敬？還是慶幸可以拖著重病的罪身，不必在冰冷的牢房迎新年？
這壹切的開始可能是來自某位領導隨意的壹句話，然後變成了壹個求功、獻媚者在文件上的批示，很快便成了警察們的行動。只是結果沒法讓他們立功：電腦中並沒有將所謂中央文件傳輸到明鏡媒體的物理證據。即使他們誘騙、威迫高瑜認罪，並命令中央電視臺予以示眾，這個案件卻永遠沒有擁有成案的構件：證據。
之所以沒有這個證據，是我的證詞已經說明了的：《明鏡月刊》所刊的中央文件，原本就不是來自高瑜。（編者註：何頻的另壹篇文章清楚說明了來自另壹個人）證詞
北京的法院從來沒有找過我。我決定主動獻上證詞，並且經過了美國三級官方認證，證明毫無疑問來自我的合法文件。然而，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連文件內容都不看，便拒絕認證。責任當然不在壹個最底層的辦事員身上，卻顯示了中國外交官毫無最基本的法律常識，公證境外人員的證詞應是他們的必須履行的工作職責，無關內容。或是，中國的法院從來沒有知會過外交部？
可問題是，北京的法院卻以沒有中國駐外機構的公證而不接受我的證詞。即使哭笑不得，在我看來還是必須嚴肅對待的事。為了更有力證實我的證詞之有效，我口述證詞予以錄影，配上相應文字，再在美國執業律師李進進博士的幫助下，再請美國三級官方認證，並委托高瑜的律師呈交北京法院。
很顯然，北京法院不願意接受我的證詞。因為這份證詞，再加上警察們沒有此案的物理證據，若以中國的法律，也顯示高瑜是沒有罪的。
來自上峰的密令，卻是不能放過高瑜的，當然不是因為那份無關民生國安的、內容八股、而且早已流傳的所謂秘密文件，而是高瑜擊中時弊、“妄議”朝綱使他們不爽。
警察、檢察官、法官能怎麽辦呢？這是這些官員們良知未泯，是他們的專業素質已經提高，還是他們只是機械地執行上峰的指令？可信的情況是：他們沒有主動逞兇、沒有主動背黑鍋，他們內心很清楚知道，這個案件經不起時間、司法、正義的考驗，必定是他們職業的汙點。
指令
是的，無論是二審壹審，法官們的遲疑是等待上峰的指令，而上峰也在遲疑。不是他或者他們低估了高瑜的影響力，而是這起案件之所以持續被世界所關註，……也大大傷害了他們想盡壹切辦法獻媚、吹捧的習大大的形象！
於是，將高瑜放出去的密令來了。法官們頓感輕松。
只是，略有壹點法庭基礎知識的人都知道，二審中辯護律師所做的無罪辯護便代表了被告對案件的認定。然而，法律文件需要制造壹個理由，必須要公開指認被告是“認罪”、“悔罪”的，否則監外執行便於法無據，不能自圓其說。難怪高瑜的律師莫少平將之形容為“中國特色”的辯訴交易！
辯護律師的說法和法庭說法之間的矛盾如此明顯，這個“中國特色”的陳詞爛調卻又是如此地堂皇精妙。
當然，只要“中國特色”存在，政治文明就不可能生存，壹切錯亂也就不要奇怪。不僅僅中國司法如此，中國政治如此，中國社會如此，中國的壹切皆如此。
二五、劉曉波與曼德拉的政治環境比較
焦國標對第二十三個問題的回答：
23. 劉曉波六篇文章判十壹年徒刑，您是否認為是因言獲罪？劉曉波的刑期到2020年6月22日止，假如那時您還在執政，您會不會讓劉曉波完全自由？您覺得劉曉波的政治環境與曼德拉、哈維爾、甘地、馬丁路德金的政治環境相比有什麽不同？
答：曉波五五年生，我比他年長兩歲，算是同齡人。他的所作所為所思所著，必將成為我們民族精神財富存量的壹部分。他的十壹年刑期是因言獲罪，無人否認。若就個人願望而言，我不僅不會讓他坐滿刑期，我現在壹時三刻就要把他提拉出來。可是我不得不再次提醒諸位，我們的現實是賡續而來，不是妳們在電腦上組裝的圖案，更不是由我習近平個人意誌而來。妳們不能揪住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我也壹樣。妳們覺得我習近平在中南海比劉曉波在牢獄更愜意更自在，是太偏心了。我們每個中國人都在背負我們這個族群的歷史和現實加在我們身上的十字架，誰都不必太矯情，誰都不必太嬌氣。因而，劉曉波的政治環境與曼德拉、哈維爾、甘地、馬丁路德金的政治環境相比，顯然更艱難。但若壹味責備我習近平壹人，這也是制造冤案。
陳更對焦國標第二十三個回答的評議：
壹、壹個滑頭政治家的形像躍然紙上。但筆者確實不認為習近平是壹個滑頭的人——愚而倔，也可被另壹部分人視作“厚而倔”是他的特點：普京肢解克裏米亞成為世界公敵之後，他壹年之內與普京親晤13次，鬧得閱兵大晏紳士們都不來，即是“愚而倔”明證。帝師想用自己的“巧伶”形象塑造帝王，所以把帝王描寫成他那樣壹個人。
妳看習近平竟然知道劉曉波是他的同齡人；投提問者的愛好，說劉曉波的所思所著將成為民族財富——用這種方式拉壹拉，我們坐在同壹把椅子上，是壹家人；但國家機器是賡續而來，老兄我無能為力，這妳們也是看得見的；擠擠眼，這裏有許多壞東西（周永康、徐才厚等），“不是由我習近平個人意誌而來”的，妳們可不要埋怨我！
這樣的形象習近平看了都惡心。警衛員，用杖子將那推銷貨品的趕出去！
二、“歷史賡續”再次成為民族的罪人，在歷史空間中活躍的人物，包括我習近平，應該也包含毛澤東（因為他也活動於歷史賡續之中）都是沒有責任的。我和妳們壹樣都在坐監，歷史的監，我的日子壹點也不比劉曉波美。咱們都是歷史鑄建的同壹監牢的人，妳要責怪我的話，可是在制造冤獄！
政治家的責任，在歷史面前化為烏有；監牢裏的政治犯和關他們入監的政治家壹樣對歷史承擔共同的道義責任——妳不要埋怨我，坐監者和刑判者都在接受歷史的控制和役使！
巧言令色包裹著奸言佞語！
三、唯壹的，他還承認“劉曉波的政治環境與曼德拉、哈維爾、甘地、馬丁路德金的政治環境相比，顯然更艱難。”這是中國的政治現實。就獄中生活，曼德拉在獄中開辟菜園，在羅本島上種植900株植物，劉曉波能嗎？就言論自由，曼德拉能在獄中寫《走向自由之路不會平坦》、《鬥爭就是生活》、《爭取世界自由宣言》和他自己的自傳，劉曉波能嗎？更有壹項權利，曼德拉壹出獄，就向聚集在體育場裏的12萬同胞發表著名的《出獄演講》，劉曉波能嗎？劉曉波沒有演講的幸運，他的同胞沒有聚會的幸運——自從26年前發生了那場風波，中國社會便失去了這種功能，人群聚集的功能。堪為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