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中國人的掠奪
Posted: Mon Oct 18, 2021 1:36 am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壹、貧困根源
中共政權這部專制機器有三大功效：首先是絞肉機，它絞殺了數千萬生命；其次是洗腦機，培養了億萬知服從不知權利的共產奴仆；更是壹部巨大的榨汁機。中共機器將榨汁功能發揮到極致，先後利用國有制和化公為私的經濟改革劫取了巨額國民財富，又在市場化過程以高稅費、高通脹、高房價榨幹了中產階級，用準入限制壟斷資源、壟斷市場、濫發股票、濫印紙幣、銀行低存款利率及股市瘋狂融資搶掠國民財富。用高電價、高油價、高速公路、城市出租車及食鹽煙草專賣等壹系列壟斷方式榨取民間社會。它霸占著壹切自然資源，售之以高價，用強盜手段養肥國有企業，擠壓民營企業生存空間。獨辦電視報刊，獨霸電信電話，獨攬互聯網接入，甚至用速度僅為標稱網速十分之壹的假寬帶欺騙用戶。社會共同財富的自然風景區和文化遺產也在其壟斷之下，用高價門票勒索遊客，或用鐵絲網圈占著名海灘山頭，修建中央各級高幹療養院，再用納稅人的錢來貼補運營成本，讓紅色貴族享受免費服務。用暴力征地拆遷大規模征用土地，低價征地，高價賣出。乃至用高教育費、高醫療費、高殯葬費擠幹了窮人的最後壹滴血汗。所以民間有順口溜說：生不起，剖腹壹刀五千幾；讀不起，選個學校三萬起；住不起，壹萬多元壹平米；娶不起，沒房沒車誰嫁妳；養不起，父下崗兒下地；病不起，治個感冒兩千幾；活不起，壹年辛勞四千幾；死不起，火化壹個壹萬幾；葬不起，墓地幾萬壹平米。[1] 近兩年的物價更是沒命地瘋漲，壹套房子幾百萬，動壹次大手術動輒幾十萬，城市的公共墓地也漲到了幾十萬，北京的重點中小學擇校費竟然也有高達幾十萬元的。有人統計，在北京養大壹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按現有最低標準，要花費50萬元左右。生不起，養不起，死不起，這即是平民有“尊嚴”的“奢侈”生活，中共經濟改革最直接的成果。官方總是鼓吹中國人已經跨過小康水平，呈現出壹派盛世中華景象，正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但世界上真有這種國富民窮的“盛世”嗎？有這種讓人惡心的“偉大復興”嗎？然而這種“中國模式”、“中國奇跡”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是中共引以自豪的，因為國富民窮的實質就是黨富民窮。中國GDP總量位居全球第二，按人口均值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根本算不上國富，按GNP計算還要減壹半，依然是窮國壹個。但共產黨實實在在處於有史以來最富裕的時期，中共政權掌握著絕大部分的國民財富，它是無疑是世界上最財大氣粗的政黨。中共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它是壹個絕對自利型的政黨，長期霸占著國家政權，漠視國民福利，民眾也就永遠擺脫不了貧窮。
依照廣泛運用的國際貧困標準，以壹個國家或地區社會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為貧困線，低於社會平均收入的壹半，即為貧困人口。中共的高經濟增長率並沒有解決貧困問題，2007年中國農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為3223.85元，人均日消費是8.832元，按當年匯率折算，相當於1.162美元，這壹消費水平低於世界銀行的全球生活貧困線標準（人均日消費低於1.25美元）。2010年8月，亞洲開發銀行發布了壹份《亞洲和太平洋地區2010年關鍵指標》的報告，以每天消費2美元為下限，中國農民基本上都是貧困人口。根據2011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的藍皮書稱，城市中等收入者已達2.3億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城市貧困人口為5000萬。但按照2011年9月實行新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月收入3500元計算，應納稅人數只有2400萬人。參照中國物價水平，3500元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壹線城市僅夠維持壹個人的低水平生活，幾乎沒有養家能力，在省會城市也很緊張。納稅起征點的提高，等於隨即否定了社科院的藍皮書。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通常是壹個國家的低收入線，中國約有9億勞動力，只有不到3%的人收入高於低收入線。也就是說，3500元不過是條溫飽線。在經濟高增長的背景下，將近98%的勞動力僅能維持溫飽。窮人沒有享受到高增長的好處，但在惡性通貨膨脹面前，窮人卻是最大的受害者，2010-2011年的兩年時間裏，中國人用於衣食等基本生活支出便由物價輪番上漲而損失了四成的購買力。消費水平從溫飽線迅速下滑，草根階層連最基本的豬肉也買不起了。在中國的大城市，月收入不達萬元，根本算不上中產階級，3500元月收入的人都屬於窮人，不要說買房，連付房租都很困難。香港單身人士的年薪俸稅的免稅額是108000元港幣，超過的部分才納稅，年收入50萬以上的28萬人承擔了薪俸稅總額的87.4%。內地的物價水平已超過香港，由於消失了中產階級，工薪所得稅主要還是由窮人來交。讓人憤怒的是，諸多學者憤青還在興致勃勃地討論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動人話題，暢敘如何拯救美國和歐洲金融危機的豪情，壹幅繁榮富足的盛世景象。而美國政府規定，月薪不超過1174美元，即年薪不超過14088美元的個人可獲食物券，此薪酬數字是美國貧困線收入的130%。此外還有政府提供的住房補貼，子女上學的免費午餐等等。中國城鎮貧困線目前是2009年確定的年收入1196元人民幣，月收僅為100元。世界銀行有兩條貧困線標準：日收入2美元才是貧困線，日收入1.25美元是絕對貧困線或極端貧困線，用於非洲等最貧窮的國家。中國提高後的貧困新標準，仍不到國際極端貧困線的壹半。即使是新標準的增加部分，也迅速被通貨膨脹吞掉了，仍然是壹條赤貧線。那些敢於討論讓節衣縮食的中國人如何拯救富裕的美國和歐洲的家夥，不會關心誰來拯救中國窮人，他們是社會上最惡心和最沒有心肝的既得利益者。美國的福利制度是照顧窮人，中國的福利制度是照顧富人，這就造成中國用本該照顧窮人的福利去救濟美國窮人，讓美國窮人不窮，讓中國窮人更窮。甚至間接救濟華爾街的金融大鱷，購買高風險債券填補窟窿。何況中國數十年來壹直在用低價商品和外匯債券不停地“拯救”著歐美經濟，並不存在是否應該拯救別人的問題。
中國經濟經濟總量2010年達40萬億人民幣，這是中共得以自吹自擂的資本。但民生建設不足，貧困及極端貧困現象也普遍存在著，據世界銀行的報道告，按照國際貧困標準（International Poverty Line Standard）計算得出的中國消費貧困人口數在國際上仍排名第二，僅次於印度。作為木桶理論的短邊，這對社會發展起著制約作用，整天吹噓和諧社會的中共官方也不得不承認，2009年中國每天不足壹美元的赤貧人口仍有1.5億人，很多前些年脫貧的人又紛紛返貧了。根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2009年的人均GDP為3687美元，全球排名第103位，落後安哥拉壹位，領先薩爾瓦多壹位。而日本的人均GDP約為中國的10倍，達到37800美元，美國人均GDP則為42240美元。GDP數據只是國家經濟實力壹方面的反映，並不能反映壹個國家的全部實力，相反，卻能掩蓋著很多東西。外國投資在中國投資產值約占中國GDP的1/4以上，而中國對外出口的50%是外資企業所擁有的。從GDP上看不出壹個國家的財富總量。2010年，中國GDP總量為40.1202萬億元，人均折合4382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世界平均為9218美元。仍屬於貧窮落後國家，與壹些非洲窮國為伍。但中共無疑問是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財政收入以遠高於經濟增長的速度增加著。2011年前8個月，財政收入74286.29億元，同比增長30.9%，財政年收入超過10萬億已成定局，遠遠超過年初制定的8.9萬億和增長8%的目標。政府收入數倍於經濟增長，只能用橫征暴斂才解釋。有人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6年數據計算，若國家征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數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15國300元。中國商品價格中的稅收成本分別是美國的4.17倍、日本的3.76倍、歐盟15國的2.33倍。水漲船高，按照百分比，物價越高漲，稅收越激增，政府在高通貨膨脹中不斷獲取高收益。
中國人為什麽擺脫不了貧窮，政府高稅收征來的錢哪裏去了？我們簡單比較壹下就知道了：2010年香港GDP有17481億港元，征稅2090億港元。深圳GDP為9511億元，征稅3061億元人民幣，廣州GDP為10604億元，征稅3379 億元。香港稅收占GDP的12%，深圳、廣州均為32%。香港教育預算540億，醫療預算399億，共占稅收45%；而廣深兩地的教育、醫療預算累計才 213億元，占稅收3%。香港政府2011年向居民派發每人6000元的大紅包，深圳廣州的政府只知道自己花錢，花不完的錢用來舉辦亞運會和大運會等面子工程。中國公民不能享受免費醫療，中共卻在國外慷慨無度，數十年如壹日，派出常駐醫療隊，為非洲國家開展免費醫療。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上，中共政府首次宣布在兩年內減免32個非洲國家總額達100億人民幣的債務。截至05年底，減免44 個發展中國家總計198筆價值約166億元人民幣債務。中國還為非洲培訓了15000名各類人才，派遣100名高級農業技術專家，派出醫療隊，援建30所醫院、100所農村學校，無償提供防治瘧疾藥物。2007年底中國為增強非洲的自我發展能力，決定提供23.77億元的無償援助和7億元的無息貸款2008年6月底，中國累計免除亞非等49個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債務247億元；提供各類援款2065億元，其中無償援助908億元；對42個最不發達國家的商品給予零關稅待遇，稅目為736-1115個，占最不發達國家對中國出口貿易額的98％。2008年6月，向朝鮮捐贈了5000噸航空油和1億元人民幣，共計1500萬美元。 2009年3月，提供阿富汗7500萬美元貸款全部轉為無償援助。2009年全年，免除了46個國家的400多億元債務。 2010年2月，中國國務院批準了減免伊拉克欠華債務的80%，約為68億美元。當月，由於朝鮮貨幣改革失敗，據傳中國將向朝鮮提供100億美元援助。2010年4月，中共政府向委內瑞拉提供200億美元貸款。近幾年來，中國災難頻發，汶川地震、冰雪災害、西南旱災、玉樹地震、泥石流等等災害頻發。根據相關數據，玉樹地震，國家財政撥款5億元，西南大旱災，國家撥款1.26億元……2010年8月，為支持俄羅斯抗災，中國捐贈100萬美元現金和價值2000萬人民幣的物資。同時甘肅舟曲泥石流災區缺乏飲用水和方便面，政府號召大家積極捐款。更為可惡的是，中共壹方面在北京大肆拆毀民辦的外來工子女學校，導致大批農民工子女失學，壹方面由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牽頭的“中非希望工程”，正向民營企業家大舉勸募，為“希望工程走進非洲”捐款。計劃在10年內於非洲各國貧困地區捐建1000所希望小學，每所150萬元人民幣，冠名捐建形象樣板小學，每所500萬元人民幣。[2] 不但為貧窮國家免費建設學校，還在發達國家大力開辦“孔子學院”，建立網站，中共都是壹擲萬金，從不吝嗇。
在共產主義實踐中，實際上是以公有均富的美妙許諾，對私有財產的徹底搶劫掠奪，再通過“全民所有制”這種偽公有制將社會財富集中在共產黨手中，形成壹種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黨有制”——共產黨獨占壹切的產權制度。因為中共政權是“黨和國家”式的黨國體制，黨產國產不分，所謂的“全民所有制”是虛偽的騙術，其“國有化”進程就是“黨有化”過程。共產黨霸占了領土主權也就獨霸了全國土地資源，土地上的壹切產出統歸共產黨支配，在毛澤東時代稱之”統購統銷“政策。市場化改革中，是通過出售土地使用權和壟斷自然資源的經營權，將最大份額的國民財富圈占為紅色貴族所有。黨對全民財富有著絕對的支配權，用來滿足龐大的黨政軍系統漫無止境的需求，由於全民的政治和財產權利被徹底剝奪，中共無需征求國民意見就可以自行處置“全民財產”。但共產黨支配全國財產並無法律依據，未經全民選舉的授權程序，所以不存在“全民所有制”的前提，其“國有制”或“黨有制”並沒有區別，因為“公有制”與公眾無關，與國民無關，也是黨有制的變稱。中共的支配權是用黨權政府化的方式，政府是黨的政府，黨國壹體，黨政壹體，再用黨的軍隊來保證紅色政權及其黨產的安全。
中共的每次掠奪是通過槍桿子實現的。在城鎮是用沒收資本、公私合營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等方式，全面實現了國有化。在農村通過合作化、人民公社實現了農村土地和生產資料“三級所有”的集體所有制，實際上土地產權是操控於地方黨政體系。國有土地不必說，集體土地也是黨有制，集體成員並無土地的最終處置權，如果國家要征用集體土地，農村集體組織只有協助義務。國有化和集體化可以看作是中共強權體制下的產權制度變革，國有化的完成標誌著通過暴力建立的共產政權已經轉變成了壹個國民資產的實際占有者。由於共產主義賦予了公有制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共產黨在占有國有資產的同時，也占有國民資產乃至個人資產，可通過國有化或沒收私人資本及強行征用個人財產的辦法來實現黨國利益的最大化。雖然在城市又推行國有企業股份制，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但國有和集體所有的公有制仍然占控制地位，黨仍然是國民財產的最終支配者。國家政治權力與產權的結合，提升了中共經濟統制的合法性，從而形成了壹個集政治權、財產權、意識形態控制權於權力階層的社會政治經濟統壹體。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裏，公有經濟是通過行政性委托代理方式經營的，是為“國家所有，分級管理”。公有制運作是通過“黨和國家”委托各級政府，政府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具有法人資格。黨和國家作為壹個龐大的資產所有者，必須以分級管理方式將黨國資產層層轉托給各級政府法人來管理。於是，各級法人代表（官員）通過任命廠長、經理，以行政方式委托具有專業管理知識的企業法人代表來管理經營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法人沒有產權，資產的所有者是政府。鄉村集體組織的土地產權也是名義上的，以縣鄉政府的職能部門來管理農村的集體土地，政府征用土地時，集體組織沒有抵抗權。因為黨和國家擁有領土主權，共產黨始終認為統治權與產權是壹體的。中共政府實行代議制，各級人大是從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權力機關，政府名義上代表國民管理全民資產，但壹黨體制下，人大代表不是自由選舉產生，皆為黨政系統的人，黨管幹部（公務員）的法律架構使得人大機構及也置於黨權之下。雖然有針對農村人口的“四分之壹條款”（先前選舉法規定是八分之壹條款，現在上升到壹人壹票了，仍然是紙上遊戲），農民個人享有四分之壹政治權利，但農村的民意代表全是黨意代表，農民不可能通過人大代表制度實現對政府的監督權和對集體土地的最終支配權。失去國民監督的資產管理權，好比從不檢查審計的會計報表，不過是玩弄大眾的統計數字而已。全民所有制淪為荒唐的笑談，實際操控權早已落入各級官員為主的自然人手中，再源源不斷流進個人口袋裏，形成龐大的紅色權貴集團。共產黨搶劫了國民財富，宣布為全民所有，再用經濟體制改革的辦法來化公為私，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紅色貴族所有制”。共產主義從理論到實踐，似乎轉了壹圈又回到原點，實際上卻是消滅了全民私有制，變成了共產貴族的私有制。這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初衷，卻是共產革命的邏輯性進程，用槍桿子說話的共產主義是不會選擇其他制度結果的。
在中共的建國歷史上，共有三次大規模的搶劫，第壹次是沒收土地和商業資本，以國有化和集體化（人民公社三極所有）為名義，建立共產黨控制的國有體制；第二次是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改革，由權貴集團瓜分國有財產，壯大紅色貴族資本；第三次是政府用官商勾結來惡意推高房價地價，用金融資本市場以及高通貨膨脹率並輔以高稅賦高物價全面搶劫國民財富，讓中產階級變窮，讓窮人更窮，國民財富以前所未有的迅猛速度向紅色貴族手裏集中。每壹次搶劫都伴隨著大屠殺和大迫害，毛澤東時代殺了幾千萬人，鄧小平時代鎮壓了學生民主運動，江胡時代鎮壓法輪功及失地拆遷的窮人，關押良心犯，嚴厲打擊壹切不同意見。共產革命及其經濟改革的全部目的，都是為了共產黨的權力，都是瞄準了國民財富，最終目的是實現紅色寡頭專制。搶劫掠奪，就是共產黨為什麽要革命或為什麽要改革的根本原因，也構成人類發展史上最惡劣的“中國模式”。這是公開的秘密，舍此之外的壹切辯解和說教，都不是問題的實質。也許有人說，人們的生活不是越來越好了嗎？但妳要明白，共產黨之所以允許經濟的部分市場化，正是為了自身攫取最大利益，權力市場化催生的大批紅色貴族是經濟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全面壟斷了資源和暴利行業，牢牢占據各產業鏈的上遊，也必須讓市場低端的民眾隨市場流動起來，爭取溫飽水平，才能掠奪更多的利益。權力導致財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就是紅色貴族的財富來源，如果權貴集團沒有現實利益，它根本就沒有改革的動力。近73萬億的M2（廣義貨幣）使政府和國有部門資產膨脹，土地價格上漲，紅色貴族的資產頭寸急劇膨脹，在流動性急速擴張的能量下，最終匯流形成壹個巨大“堰塞湖”。導致民間資產萎縮，中小企業破產，壓制了民眾的消費能力。
二、兩極分化
根據波士頓諮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的150萬個家庭（約占全國家庭總數的0.4%）占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其中包括存款、 股票等公開的金融資產，未計算灰色收入。在發達國家，壹般情況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財富。而另據中共五部門的統計，截至2008年3月底，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 20450余億元。億元戶中91%是高幹子女。據美國國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共有超過7萬人獲得美國綠卡，僅次於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過去30年間，總計有110萬中國人獲美國綠卡。1978年至2009年底，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的總數為162.07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的總數為49.74萬人。藍皮書指出，改革開放30年以來，移民海外人數已逾450萬，移民人數穩居世界第壹。這些都是公開的數字，紅色貴族更多的私人財產是灰色的，他們在國外的財產更是無法統計，據“維基解密”網站稱，中國高官在瑞士銀行大約有5000個帳戶，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員。部級以上和大多數的中央委員，幾乎人人有份。[3] 紅色貴族的財產來源於政治經濟上的壟斷地位，是以掠奪國民財富的辦法獲取的。正如學者何清漣所說：
……中共犧牲了數千萬人生命打造的“革命”，其全部意義就是先用暴力將別人的錢搶過來，變成“公產”，再用權力將“公產”化為私產，通過巧取豪奪使當權者成為暴富者。……如今，中國的社會結構依然是底層人民占83%以上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人民依然處於無權狀態，官吏的貪汙腐敗比60年前更上壹個臺階，社會總體失業率也不比60年前有多大改善，農村照樣存在8千萬左右的‘三無’農民（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只是奪去他們土地的並非地主而是政府。這些事實本身就否定了中共革命的正義性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並揭示了共產主義理想的欺騙性。中共犧牲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徹底打破了形成了數千年之久的自然秩序，其結果只是將原來居於社會邊緣的部份無產者（即中共“革命隊伍”的骨幹成員）送上了統治寶座，讓紅色權貴取代了原來的統治階級，真是“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與當年國民政府的專制相比，中共政府的極權體制更為苛酷。[4]
中共政權獲得前所未有的財富，也迅速催生了壹大批黨政軍貴族。據2007年的統計，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而在財富的積累中，股市、房地產、資源型企業和金融行業，尤以房地產對民眾的掠奪最為嚴重。同時，社會分配與福利向政府公務員嚴重傾斜。從03年至08年，政府財政收入從占GDP總量的五分之壹增至四分之壹，其中58％用於供養黨政人員約7000萬人。自2001年以來數次給公職人員加薪，每次增幅不低於15％。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主要覆蓋黨政人員，醫療費用的80％是為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在勞動報酬占GDP比重連降22年的情況下，從1978年到2005年，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使得貧富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底層民眾的實際收入增幅大大低於GDP的增長，還要自付教育、醫療等費用，壹多半的人沒有養老保險。學者稱中國社會是倒T字型結構，很有道理。據統計，2009年全國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已經超過1.5萬億元，比全部國有企業交的稅還多，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讓金已經占地方財政收入50%。這說明中共除了高稅收，還有巨大的壟斷資產收益，不是沒有錢改善民生，而是民眾沒有投票權來制約政府的橫征暴斂。中國是世界上稅賦最高的國家，中小企業各種公開的稅賦占收入的五六成，還有各種隱形稅賦，只好靠壓低工資來降低成本，這也是勞工貧困化的壹個因素。與中小企業艱難生存情況相反的是大型國企的暴利，2010年120家央企共實現凈利潤8522.7億元，比上年增長42.8%。其中三家石油巨頭凈利潤占三成，移動通訊和電力企業占二成以上。2011年前三季度業報披露，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普遍出現下滑，銀行卻旱澇保收，16家銀行共實現營業收入1.66萬億元，超過西部六省同期GDP總和。實現凈利潤近7000億元，同比增長三成以上，平均每天狂賺25億元，工行日賺6億，雄居行業霸主。以至於有些銀行利潤太高，都不好意思公布這種為富不仁的盈利水平了。壹些上市國企高管的公開薪金收入是全國平均工資的18倍，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和任意揮霍的財富，這些壟斷者的實際收入決不會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100倍。壟斷就是掠奪，保證國企暴利在於擠壓中小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中共集團的財富就是民眾的血淚。中國有反壟斷法，但專制政權本身就是壟斷的，為了維持政治經濟的絕對管制，任何反壟斷法律的實施都是權宜性和表演性的。
與多數人的貧窮相對立的是少數人奢侈，根據世界奢侈品協會的資料，2010年中國大陸奢侈品消費共達107億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費總額的27.5%。中國遊客在法國購買免稅商品總額達6.5億歐元，蟬聯法國“購物王”稱號。中國人到了香港和歐美等地，都以“掃貨”方式購物，其豪邁程度令全世界震驚。除了少數人暴富，國庫裏的錢也是越來越多了，全國財政收入從1950年的62億元增至2008年的6.13萬億元，60年間增加985倍，而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60年間僅增長18.5倍。中共在掠奪型經濟增長中暴富，8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城市有數千萬失業半失業的群體。黨政事業機關工作人員約7000萬人，卻消耗國家財政收入的58%左右（約為GDP總量的14%）。近年來財政收入約占GDP總量的1/4，全國工資收入只占GDP的12%左右，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約為9億，除去7000萬財政供養人口，8.3億人的收入總額還比不上這7000萬人的收入與福利。如果加上灰色收入，黨政官員消耗的國民財富更令人吃驚，公款吃喝、公款出國、公車消費壹年高達1萬億元以上。另據CCTV《新聞1+1》節目中透露，“三公消費”已高達壹年1.9萬億，占行政開支的60%。[5] 中共執政集團的“少數人通吃”表現在各個方面，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壹份《調查報告》稱：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療養院，每年開支約為500億元，大部分的醫療資源都被權貴們擠占了，那些無錢就醫的窮人只好瞪著眼睛死去。據《2005年世界衛生報告》，在各國衛生總費用中，歐洲發達國家政府負擔80-90％，美國政府負擔45.6％，泰國政府負擔56.3％。眾多窮國如印度、古巴、朝鮮、蘇丹、瓦努阿圖、緬甸、布隆迪，都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如2003年全國醫療費用總額約6600億元，政府只負擔了其中的17％，位列全世界倒數第四位。為支持醫療衛生體制改革，2010年中央財政支出1389億元，參加醫保人員財政補助每人每年120元，連看壹次門診都不夠。而美國聯邦政府的醫保支出為8820億美元，占總支出的23%。中國每年有50％的人看不起病，30％的人住不起院。中國人口占世界的22％，但政府的公共衛生投入僅占世界的2％。中國衛生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僅為2.7％，而印度為5.2％，美國為13.7％。財政收入在20年裏增長了30倍，年均增長率19.5%，遠遠高於GDP的增速，在“少數人通吃”的法則下，“紅色貴族”占盡先機，民眾享受到的實惠微不足道。比如中國有名義上的醫療保險，但其實都是假的，因為醫藥產業是暴利行業，中共從中獲取的利益遠超過其支出。如心臟起搏器或心臟支架等醫療器材，用到患者身上，都有10倍以上的暴利，堪比販毒的利潤。且很多項目是自費，不能報銷。心臟支架壹類的醫療用品、藥品要進入醫院，不僅要通過藥品集中招標采購確認中標價與供應商，其定價與收費還須經物價部門審批。但無論是地方發改委、衛生主管部門還是物價部門，以及相關的個人，都從這條黑色利益鏈條中獲取了暴利，價格自然不斷高漲。哈藥六廠是壹家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下屬企業，屬於國有企業，僅生產普通藥品，但它的辦公樓竟然參照凡爾賽宮的裝修風格，建造成壹座富麗堂皇的現代“皇宮”，可見其行業的暴利水平。[6] 再如所謂的城市居民社保也是假的，中央政府補貼55塊錢，如果個人每年繳100塊錢，等到退休的時候，55元加上個人賬戶，壹個月僅有七八十塊錢。農村的新農保也是這樣。靠這麽壹點可憐的社會保險只能是餓死，還是等於居民自己解決養老問題。這種社會保障純粹是騙人的東西，共產黨卻宣傳已經全覆蓋了。中國的養老制度是劫貧濟富，比如深圳90%的人口是農民工，10%是本地戶籍人口，農民工離開時只能取回個人賬戶那部分，社會統籌部分就留在深圳了。交了壹回養老保險的農民工還是等於沒有養老保障，所以深圳2005年就已經積累了90億的養老金。這些養老金保障了黨政官員，因為政府公務員是無須個人交納社保的，退休時卻能享受高額養老金。對於整個養老體系來說，有學者說社會保險其實就是壹個“龐氏騙局”，即下家交了錢給上家用，必須要找到更多的下家，整套系統才能維持延續，否則就會崩潰。現在的問題是，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60歲以上老人已占總人口的13.26%，為1.78億，是世界上唯壹壹個老齡人口過億的國家。老齡化趨勢使繳納養老保險的人數日益減少，領取養老保險的人數越來越多。壹旦下家的交款無法應付上家的支付，養老體系瓦解，就只能是推遲退休年齡或加大財政補貼。1997年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以來，個人賬戶中的資金被挪用去發放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個人賬戶壹直處於空賬運行狀態。2010年，各級財政補貼基本養老保險基金1954億元，僅占全國財政支出的2.2%，而發達國家的退休金壹般占GDP的10%，甚至更高。在經濟增速高時，社會養老勉強維持，壹旦經濟下滑，情況又會怎樣？
專制是暴利的保障，暴利用來保障紅色貴族的利益，保證特權階層的最大利益。中國人手裏沒有選票，便被劫貧濟富，養肥那些共黨官員。美國大選的平均開支不到30億美元，即使按30億算，中共19000億人民幣的“三公消費”大約相當於97.44次美國總統大選開支，且大選費用也不由政府支出。中國沒有人權，兩極分化必然呈現出利益向上層聚集、風險向下層積聚的趨勢，這是中共30余年經濟改革的走向。更多體現在官與民的比較中，商業富豪也多有權力背景，中共政府已然淪為純粹的“自利型”集團。它本身消耗著巨量的國民財富，又沒有民權來制約各級官員個人的巧取豪奪，中共遂成為大眾貧困的制造者。福利制度全面覆蓋黨政人員，在住房和醫療保障方面享受特權，政府財政收入也基本上為自己花掉了。而普通民眾是“負福利”或“零福利”，其“取之於民，用之於官”的自利型政策，制造出世界上最典型的“黨富民窮”樣本。由貧富分化問題導致的抗爭抗暴也呈現上升趨勢。所以官方統計局善於玩弄數字遊戲來展覽改革成果，力圖掩蓋社會矛盾，例如工資統計只計算吃皇糧的，覆蓋面還不到從業人員的15%，因為吃皇糧的工資2008年漲幅高達17.2%，幾乎是GDP增幅的2倍，這絕對真是“中國特色”。所以每年公布的全國平均工資，總是與現實相距太遠，百姓總是為自己的工資“被增長”而憤怒無比。中國2009年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9位，可最低工資卻排在第158位。在巧取豪奪的同時，官員又享受著的巨大的實惠，如北京房價為全國之最，中心區房價已升至每平米四五萬元，所謂“公務員”的購房價每平米僅有幾千元，僅為市場價格十分之壹或幾十分之壹。官員們通過高地價和高稅收從房地產市場榨取了暴利，將民眾逼入高房價的死胡同，將體制外的中產階級整體消滅掉，變為“中慘階級”，官員個人卻卻能逃避高房價和稅收，兩頭通吃。如官方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常年在4%以下，但實際失業率最少在20%以上，因為登不登記對個人沒有多少實際利益。馬路邊擺幾斤菜賣，被城管追得亂跑，也可以算作就業。至於農村的失業率，在中共眼裏農民連登記的資格也沒有。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了2011年人類發展報告及人類發展指數排名，在178個國家中，挪威、澳大利亞、荷蘭分列第1至第3位。香港排名13，屬於甚高的人類發展地區，次於排名12的日本，日本和香港也是亞洲排名最高的國家或地區。中國排名第101位，屬於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國家。世界經合組織公布的全球41個國家生活質量調查報告中，中國的 “生活滿意度”排名倒數第壹，丹麥、加拿大 和挪威位居前3名。美國居第12位，排在最後但在中國之前的國家有匈牙利、印度、愛沙尼亞、俄羅斯等。國外的統計不壹定精確，但至少比中共官方的統計數字要準確得多，民眾總是在“被增長”及“被幸福”中倍感痛苦。
普通人的收入未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增長，由於房價和石油價格的快速翻番，引起2010年基本生活消費品價格的輪番上漲，官方雖然將通貨膨脹率認定在5-6%的水平，而實際通貨膨脹率至有20%，為經濟改革以來的第三波惡性通貨膨脹，連壹些非主流農產品如茶葉、綠豆、大蒜、生姜、蘋果之類，都成為瘋狂上漲的投機品。前兩次的通貨膨脹是物資短缺所至，第三次則是巨量投機資本尋找出路引起的，是政府惡意推高地價和無限制的投機信貸所致。與前兩年相比，M1貨幣供給擴張了56%，M2則擴張了53%，遊資充斥，紛紛擁向房地產，將房價推至巔峰，又不斷尋找新的投機品種，帶動資源類和消費類商品大幅提價，刺激物價全面上漲。這是又壹次空前規模的搶劫，明顯帶有“劫貧濟富”的目的，政府通過惡性通脹搶劫了全民財富，黨政軍統治集團獲取巨大的利益，而絕大部分人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靠工資收入的中產階層被整體消滅，對城市和農村低收入人群及新就業大學生的影響最大。近幾年，無論是就業規模、收入水平，還是中產家庭資產，都面臨嚴重萎縮狀態。由於權貴集團的巧取豪奪以及政府二次分配（社會福利）嚴重傾向於體制內，社會財富分配差距出現不斷擴大趨勢，貧困問題日益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與之相反的是，壟斷行業和房地產投機催生壹大批富翁和“富二代”，中產階級日益貧困化，社會加速兩極化，“貧二代”數量增加，社會地位呈現明顯的世襲化傾向。90年代末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長期以來形成的就業、收入、住房、交通、教育、退休等壹整套社會保障體系逐步瓦解，新的社會保障體系沒有建立起來，導致城市低收入與貧困人口快速增加。這壹時期不僅因國有企業重組改制直接引發了下崗與失業問題，政府救濟不力又進壹步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伴隨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的失業率最少在20%以上，而不是官方布的4%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據臺灣東吳大學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的真實城鎮失業率=公開失業率+隱藏性失業率+下崗工人失業率+農村流入失業率= 17.38％，按人口2/3就業算，失業數為1.62億，有專家指出這還是保守數字。溫家寶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上對外國人承認，中國有2億人失業。在經濟增速不減的情況下出現嚴重的就業問題，是緣於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惡化，在2009年掀起的“國進民退”大氣候下，大型國企越來越肥，中小企業不斷衰退。工信部官員透露，目前中國中小企業約4000萬家，平均壽命僅2.9歲。而1993年前民營企業平均壽命為4年，2000年提高到7.02年。中小企業壽命縮短的同時，國有企業壟斷性不斷增強，壓縮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政府在信貸、稅收和準入方面向國有企業傾斜，但國有企業的壯大卻起到壓制就業的作用。在市場條件下，中共顯然采取了反市場經濟的國有化政策，其目的是將資源和財富最大程度地控制在執政集團手中，就業問題從來不是優先考慮的。經濟發展也導致了城市貧困現象日趨復雜化，特別是城鎮中的流動貧困人口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這部分人中又以流動性大的農民工為主，目前約有1.2億農民工在城市工作。流動人口因其文化素質較低，無固定職業等因素，其貧困發生率高於城市居民。由於流動人口女子的義務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關系在戶籍所在地，農民工家屬子女在遷入地基本得不這些保障，所以大部分農民工是單身和短期流動，很難在遷入地定居下來，不得不忍受家庭分居、影響子女教育、老人得不到照顧等諸多痛苦。農民工的法定身份決定了他們不能夠進入到城市的正式就業體系中來，所從事的往往是非正規部門的工作。非正規就業工人享受不到壹般正規就業者享有的社會福利，就連基本的勞動標準也難以達到，比如工時、帶薪假、最低工資、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等。
三、自利政府
中共政權更象是壹個超級大公司，它的盈利模式就是超級壟斷，用權力來壟斷經濟和民生命脈，其盈利能力便無所匹敵。這種“市場經濟”是嵌入在政治威權結構之中的偽市場體制，它既可以由國有企業壟斷資源和市場獲得超常回報，也同時借公共權力直接獲取利益，並生成尋租能力。計劃經濟可以讓共產政權掌握權力財富，但不能提高效率，將資源壟斷結合壹般商品的市場化，紅色灰色黑色收入便大幅增加。2009年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品牌企業有88個，大多數為國家投入巨資的國企，其巨額利潤的八成來自壟斷性經營，而並非效率有多高。如中石油和中石化，生產效率僅有美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二十三分之壹，但其利潤在中國卻是首屈壹指的。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的國有投資失誤率為30%，因壟斷國企大多由“太子黨”把持，無人能追究其責任。所以在這個偽市場體制下，國企對GDP增長的貢獻不足30%，就業率占全國從業人員的8%，但職工總收入卻占全國職工總收入的65%。那些國企高管更是拿著上千萬元的高薪，其黑色收入更難以統計。例如中石化前老總陳同海受賄近兩億，每月交際費竟高達200萬。官方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壹份研究報告稱，2010年中國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25%，相比之下，世界平均值為58%；中國最低工資是平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值則為50%。另壹方面，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值為2倍；中國國企高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倍，世界平均值為5倍；中國行業工資差高達 3000%，世界平均值為70%。中國正在走壹條與市場經濟國家相反的增長道路，簡言之，就是以消滅通常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來催生暴富階層的少數人受益型模式。主要標誌是白領被消滅了，紅領壯大了，紅色政權的經濟增長使“公務員”的新階級成為壹個特殊的“紅領”群體。這是壹個極為龐大的群體，不但包括黨政軍官員，還包括依附於這些紅領的寄生群體，比如秘書、司機、保鏢及小蜜壹類，甚至包括民主黨派。黨政軍官員原本就是社會的寄生群體，但依附於寄生集團的寄生群體同樣龐大，也有數千萬之多。按照2006年1月1日實施的《公務員法》界定，“公務員”大部分是通常所說的“黨政幹部”，包括了黨、政、群三大系統，其中“黨務員”占了很大部分，這部分人的工作是黨務，沒有公務可言。壹個正常國家裏，政黨是不由納稅人養活的，包括執政黨。而中國的“財政供養人員”，包括了黨政機關幹部、事業單位幹部、兩者的工勤人員和退休人員、農村部份領補助的村組幹部，目前規模約為5000萬人，加上掛靠在各級部門裏的編制外人員，至少有7000萬之巨。即使按照8萬億財政收入的44%平均分配在這5000萬的“財政供養人員”上，平均年供養金是70400元人民幣。據統計，2010年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人民幣，同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3587元。“財政供養金”是城鎮人均收入的6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0倍！這還是共開的部分，如果再加上各種名目的行政收費和亂收費亂罰款，以及收受的賄賂利益，“黨務員”和“公務員”的供養水平，更是城鄉居民的數十倍之多。為了養肥龐大的官僚集團，財政收入屢屢超出預算。全國人大財經委測算，2000年到2005年，超收收入規模為10006億元，2006年超收達到3920億元，到2007年上升到7239億。即便在全球經濟低迷的2008和2009年，每年仍有2000多億的超收。伴隨經濟好轉，超收進入瘋狂階段，2010年超收刷新紀錄，達9172億元。2011全國預算收入是89720億，前三季度財政收入已完成81663.3億元，全年將達到103700億元，超收1.4萬億元。從2000年到2011年，全國財政超收收入近5萬億元。還有迅猛增加的賣地收入，2009年僅土地出讓金壹項，各級政府空手套得1.8萬億元，據財政部統計，2010年地方土地出讓收入高達30108.93億元，與上年度相比，增長了70%以上。1989年為4.47億元，21年間土地成交價款猛增6732倍。同期地方財政收入從1842.38億元上升為40613.04億元增長了21倍多。1989年土地收入占地方財政的比例為0.24%，到了2010年，比例竟高達74.14%。相比1989年，賣地收入相當於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增長了308倍。2010年北京土地出讓金總和為1639億元，上壹年的北京土地進賬是928億元。不少城市土地收入超千億元。其中僅有463億元用於廉租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不足1.6%。政府從房價中拿到的稅費等收入，已占房價的70%，政府是推高房價的第壹號殺手，簡直是公然的搶劫。所以，GDP越大，政府越發財，人們被剝奪的感覺越強，對前途越沒有信心，越發感覺到這是制度問題。
中國人的平均收入不及美國的十分之壹，但各種消費品的價格卻遠遠超過美國，低工資享受著高物價，更不要說房價，即使是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壹般商品也比國內便宜壹半以上。就是因為物價中的很大壹部分被共產黨以種種稅費形式拿走了。美國財經雙周刊《福布斯》發布報告稱，在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香港是僅次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全球第二個稅負最輕的地方；中國大陸則是全球稅負第二重的地方，居於法國之後，也是亞洲稅負最重的地區。《人民日報》刊文稱，《福布斯》的“稅負痛苦指數”科學性較差，並不能反映真實情況。理由是，這壹計算方法存在多種缺陷，包括名義稅率不等於實際稅率、最高邊際稅率適用範圍很小等。發達國家名義稅率高，實際稅率低，因為公民納稅後享受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險水平很高，相當於交的稅得到了返還。中國正好相反，老百姓納稅之後，政府提供的福利很少，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所以，名義稅負不低，實際稅負更高。中國還未成為高收入國家，宏觀稅收負擔已超過高收入國家。據報道，目前中國實際稅負已經高達32.55%，與世界上發展中國家18-25% 的稅負相比，已經是太高了。其實，福布斯並未讀懂中國，都是些表面的依據，中國人的實際稅負中有很大壹部分是額外收取的暗稅。官方媒體公布的中國預算內外的收費罰款收入共計約21962億元，超過稅收的三分之壹。2009年進入預算內的收費罰款收入為8962.2億元，預算外的大約為7900億元，無統計的預算外收費罰款收入估計在5100億元左右。除了政府允許的收費罰款，另有不公開的收費罰款和亂攤派，很多是進入各行政機關的小金庫或個人腰包。比如到行政機關辦事，要交規定費用，還要給付辦事人員個人好處，否則就辦不成事，這是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人人盡知其不可抗拒性。例如汽車年審，除非政府機關的公車，個人如果不找與公安車管所有利益關系的代辦點幫忙搞定，按正常程序和收費，就永遠過不了檢測線，壹趟又壹趟瞎跑，額外的收費肯定是正常收費的數倍之多。企業或個人用於向政府官員請客送禮的錢也都是暗稅，甚至壹些慈善捐款也要從工資中扣除的，與亂收費亂罰款壹樣是強制性的。民營企業的稅與費是分開的，稅包括增值稅、營業稅、所得稅等；費包括教育費附加、水資源費、社會保險費等，據估算，通常交1元稅，就要交0.5-0.7元的費。還有政府部門的有償服務、強行推銷的產品、創收目的的罰款、吃拿卡要等等，各種稅費加在壹起，約占企業利潤的50-70%。普遍感覺到“稅好算，費難纏。”再如高速公路的高收費也是壹種暗稅，政府得大頭，是政府的印鈔機。妳可以走普通公路，但交警就是車匪路霸，隨意扣證扣車，勒索錢財。如山西警察連話都懶得說，查車罰款時伸出壹個指頭，就表示要壹百元，連白條都不用打，司機人人都懂警察的手勢，伸幾個指頭就自動掏幾百元。政府縱容警察充當惡勢力，是因為罰款的大頭歸政府，政府對有罰款權的執法部門下達任務，這些機關的財政撥付是與罰款數額掛鉤的。所以警察的第壹任務不是維護交通，而是千方百計弄錢，只有交通秩序混亂才有罰款的空間。中國的特色是：妳可以漠視法律，但壹定要尊重潛規則，潛規則背後是官府強制力下的官員尋租行為，漠視潛規則肯定會吃虧。又如公立中小學校的高額贊助費及公立醫院的巨額醫療費和手術紅包，對公眾來說，也是壹種暗稅形式，都隱藏著官府的敲詐。因為多建學校是政府法定責任，醫療費和醫生收入也理應由政府支付才對，政府省了錢，等於公眾多交了稅。國外稅收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中國的稅收與非稅收入平分秋色。無論叫做稅還是叫做費或者別的什麽，從廣義來講，它也是稅負。將這些負擔計算進去，中國人的宏觀稅負高達40-50%。郎鹹平教授講，中國企業交的直接稅加上間接稅占到了稅前利潤的70%，政府2011年向個人抽的稅高達平均所得的51.6%，是世界歷史和中國數千年以來最重的稅率。政府征稅原則是讓民眾的稅後收入盡量維持在溫飽水平，收多了民眾沒飯吃會造反，收少了政府不甘心，讓人餓不死也富不了最好。外國的理念的是“無投票權不納稅”，中國的收稅從未經公民授權，是非法征收，納稅人無權過問稅收用途，政府不受民權制約，這本身就是納稅人的痛苦根源。法國實行全民高福利，中國則是低福利甚至無福利，真正能享受到福利的是黨政官員和公務員。發達國家中有高稅國家，比如瑞典，稅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稅國家，比如美國，稅收占GDP的27%。但無論是高稅還是低稅，他們稅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會保障、教育、醫療保健和公共服務。這些功能壹般占稅收總額的70%-80%。中國正相反，這些支出比例只占稅收總額的25%，大量稅收被政府自身消耗了。瑞典的福利覆蓋全民，種類繁多，有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與壹般工人相比，納稅後為2:1。首相住在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無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美國副總統來中國訪問，上街吃雜醬面，喝可樂，數人壹餐僅花費幾十元人民幣。美國駐中國大使上任時無隨從，自肩行李，坐經濟艙，都是很正常的事。中國黨政官員少的壹年花數萬公款，多的壹年上千萬元，政治局常委壹級就更多了。國庫就是黨庫，就是私庫，早已常態化了。政府財政總收入中的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共開支的比例，美國人為42％，英國為49％，加拿大最好達52％，中國僅占8％。日韓、歐洲、北美政府的行政運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中國是46％，是民主國家的幾十倍。民主國家是福利型社會，中國是吸血型社會，政府手中的錢太多了，就大搞面子工程。花幾十億元搞壹個大墳包式的國家大劇院，花幾千億元剛舉辦完史上最昂貴的奧運會，又花幾千億元舉辦史上最昂貴的世博會（無償為非洲國家、甚至為美國支付場館建設費），各地縣鄉政府爭相建幾千萬上億元的豪華辦公大樓，修十幾萬或幾十萬平米的大廣場。甚至鄉鎮政府或村委會也大建辦公大樓及寬闊廣場，全世界的豪華辦公大樓加在壹起，也絕對比不上中國的多。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是壹僅年財政收僅有3000萬元的貧困縣，卻計劃斥資60多億元建造新城，結果新城建不成，留下壹堆爛尾工程。這些名義上是公共工程，實際上與民生毫無關聯，即使成為銀行爛帳，最終買單的還是納稅人。因為中央註資沖銷銀行爛帳，上市圈錢，超發貨幣，增加通脹，榨取股民，民眾的財富大幅縮水。每年臨近財政年度之末，各級政府部門便突擊花錢，用各種名目把剩余的錢趕快花掉。除了政府機關的自肥，有用沒用的“公共項目”紛紛鋪開攤子，反復開挖馬路，官員們也能從工程項目中收受賄賂，提升GDP。財政收入年年劇增，年末突擊花錢也水漲船高，各級政府在2007年花掉1.2萬億元，2008年花掉1.5萬億元，2009年花掉2萬億元，2011年剩下的兩個月有超過3.5萬需要突擊花掉。不是平時很節約，非要集中在年末，而是根本花不掉這些錢，寧願把錢浪費掉，也絕不給納稅人退些稅，分點紅。
。比如，在外匯儲備上是“藏匯於國”，官方外匯儲備高達3.2萬億美元，居世界第壹，企業和居民的外匯存款僅2500億美元，與市場經濟國家“藏匯於民”形成強烈反差。2010年，日本、德國、英國、美國的民間外匯資產分別高達4.99萬億、6.91萬億、12.78萬億和15.4萬億美元。這些國家官方外匯儲備遠低於中國，儲藏在民間的外匯資產遠遠超過中國，中國經濟改革的壹切政策都是富國政策。中央政府不顧壹切圈錢，各級政府都壹樣。經過分稅制改革，中央財政收入與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出現逆轉，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上升到2002年的55％。與此同時，出現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財權上收，事權下放”的趨勢。上級政府把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福利的責任甩給基層政府，基層政府負擔不了就把包袱甩給民眾，搞什麽“買斷工齡”、“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等等。公共產品的供給萎縮，個人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費意願不足，每壹個人都要為未來不停地儲蓄，從牙縫中省出錢來，對前景缺乏信心和安全感。各級政府官員卻能從財權上收和事權下放中撈取大量好處，黨富官富而民窮，是導致民眾滿意度下降的壹個重要因素。2011年的壹項《中國30個省會城市生活質量調查報告》顯示，30個省會城市（拉薩除外）沒有壹個城市的居民對生活質量感到滿意。排名最高的海口得分僅僅為55.08。根據設計，城市居民對於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得分要在75分以上。該結論是對全國7萬戶居民家庭調查後得出的，調查涉及生活成本、環境、便捷以及節奏等內容。民眾從過去支持改革開放到如今普遍充滿怨言，甚至暴力對抗政府，就是對官富民窮現象日益加劇的強烈不滿所致。造成普遍貧困化的另壹個因素是通貨膨脹不斷加快，當今普通人的收入不過是美國人的幾十分之壹，貧窮者連百分之壹也不到，而衣食住行類基本消費品價格卻全面趕超美國，食品、汽油及房價等，比美國還要貴出許多。由於中國商品大量低價傾銷美國，美國人工資收入高，形成低物價高工資的格局。中國用代工商品換取美元，美元流入過多，人民幣發行過量，長期處於高通貨膨脹率，加上低工資政策，中國是高物價低工資。這就是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30年中，中國人生活水平沒有跟上，相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人民卻享受到了中國經濟改革帶來的實惠，這是世界經濟史上最奇怪的事情。民眾享受不到應有社會福利，但民眾的繳費額卻高得驚人，五項社會保險法定繳費之和相當於工資水準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50%，這個比例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壹，約為“金磚四國”其他三國平均水準的2倍，是北歐五國的3倍，是G7國家的2.8倍，是東亞鄰國和鄰近地區(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的4.6倍。這又是壹種變相的征稅，變相的掠奪，增加了民眾的痛苦感。自利型政府的改革邏輯就是自肥，甚至附著於政府的所謂“福利”型的事業單位也是自利自肥的。經濟學者謝國忠說：
人人都知道，中國的儲蓄率高達GDP的50%左右。這是壹個簡單的公式，即經常性賬戶盈余＝儲蓄―投資。如果經常性賬戶有問題，要麽是儲蓄太高，要麽是投資太少。中國的投資超過GDP的40%，隨便哪個分析人士也能看出，中國的投資比例太高。那麽，是中國人民太節儉了嗎？中國的家庭收入不到GDP的40%，他們怎麽能攢這麽多錢？老百姓總是被擠壓、被沖擊、被踢打問題在於中國的政治型經濟。政府部門通過稅、費、壟斷性行業及高土地價格，積累了大量財富。房地產銷售占到GDP的14%。如果價格正常化，比如下降壹半，家庭部門將多支配超過GDP7%的財富，家庭儲蓄率大約是33%，這將刺激出5%的國內需求，經常性賬戶盈余很快就被消化了。中國的教育和健康系統對於大眾來說是恐怖的，它在壓榨家庭部門方面極具創造力。教師們在過節時需要收禮物，有如此多的節日要過！醫院關註的是能從病人身上擠出多少錢，並據此提供相應的服務。中國的老百姓每天都在被擠壓、被沖擊、被踢打。對於民眾來說，說他們有太多的錢以致於表現為經常賬戶盈余，簡直是壹個笑話。中國的經常性賬戶盈余主要來源於政治型經濟。灰色收入龐大，可能占到GDP的10%。這些錢通常會逃離中國，但由於美元疲弱及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膨脹，這些錢留在了中國，並且擁入房地產市場。除非通過反腐削減中國的灰色收入，經常性賬戶盈余不會消失。[8]
四、三農問題
更嚴重的問題在中國鄉村，鄉村問題自近代以來便日趨嚴重，人口膨脹日益凸顯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時國家權力下沈，鄉村自治崩解，自然經濟解體，農村承擔戰爭資源和現代工業的原始積累，地方政府對農民的壓榨，導致農民問題成為影響中國未來的根本問題或革命因素。毛澤東的土地革命打碎了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運動，中共建政之初，土地平均化使農民問題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農業產出率仍然很低。1953年起，中共為保障城市糧食供應，開始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制度，即在農村強制征購，在城市實行定量供應，購銷價格由國家統壹制定。從此形成壹項固定政策，也成為中共推行集體化和人民公社的直接動力，不必再壹家壹戶地征購余糧，迅速從農村索取現代化建設資源。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形成城鄉分離的二元治理模式，剝奪了農村人口自由遷徒的權利，並將農轉非置於政府的嚴密控制之下，切斷鄉村與城市間的自然流動。這壹系列的政策使政府與農民、城市與農村處於對立狀態，農民失去了幾千年來的自由民地位。為控制城市食品需求，便於把食物分配給城市居民，1954年開始使用糧票，1955年8月，政府建立了更為嚴格的糧食分配制度，按照年齡、職業以及其它人口學特征設置了糧食定量標準，定量供應的範圍擴展到了其它農產品，包括大豆、粗雜糧、棉布、食用油和豬肉。在中國，食物獲取權與居民的法律地位相關，要區分城市居民戶還是農村居民戶，城市居民戶享有由國家保證的定量糧食，農村在完成上繳任務後所剩余的糧食才歸自己支配。以城市糧食配給為例，1956年每月給特重體力勞動者是22.5－27.5公斤，全國平均數25公斤；對重體力勞動者是17.5－22公斤，全國平均數為20公斤；對輕體力勞動者是13－17公斤，全國平均數為16公斤；對腦力勞動者是12－14.5公斤，全國平均數為14公斤；對大學和高中學生是13～16.5公斤，全國平均為16公斤。農民無權享受糧食定量標準，由於取消了農產品的商品化流通，沒有了糧食市場，僅允許在鄉村集市的小範圍內搞些雜糧或土產的少量調劑，農民只能將糧食賣給國家。農民沒有糧票，不能從城市或居住地之外獲得食物，這就從生存權上封堵了農民遷徒的可能。在食物嚴重缺乏時，農民只能守在家裏等待死亡。人民公社時，情況更為嚴重，農民失去土地，失去對農產品的支配權，在在完成國家征購定額後，往往所剩無幾，所以餓死人最多的年代是人民公社時期。直到改革開放初期，在養育共產黨的陜甘寧邊區，所謂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除了幾間破爛的倉房、幾頭牲口、二三十只羊之外，幾乎壹無所有。社員長年處於缺吃少穿的狀況，炕上只有壹兩條破爛不堪的被褥，身上破衣爛衫，乞丐壹般。特別困難的農戶，不但沒有被褥，而且炕席也沒有，不少生產大隊窮得男人娶不起媳婦，大量絕後。農村比建國以前更加貧困，直到1985年，有報道說胡耀邦去四川涪陵地區考察，發現那裏壹些農民全家沒有壹條像樣的褲子能夠穿出門，大姑娘白天都只能躲在屋裏不出來。
隨著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人民公社制度不能適應農田承包制和農村經濟發展，統購統銷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1985年1月1日，中央在《關於進壹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中規定，用合同定購制度代替統購統派制度，實行大部分農產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糧棉油等重要農產品繼續由國家定價，實行合同定購。另壹部分農產品如茶葉、生豬等實行國家指導價。以這壹文件的發布為標誌，農產品購銷體制進入了“雙軌制”時期。但雙軌制運行中，絕大多數年份的市場價高於定購價和議購價，這部分差價形成了暗稅，由政府拿走了。以1995年為例，該年政府征收糧食4620萬噸，購買議價糧4630萬噸。征購糧價平均為市場自由價格的60％，議購糧價為市場自由價格的90％，這些差價等於向糧食生產者征收了407億元的暗稅，而農業稅照收不誤，農民增產不增收。到了2004年6月，國務院頒發《關於進壹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國發[2004]17號），最終確認了糧食市場化改革，終於明確提出要在全國範圍放開糧食收購和價格，建立統壹、開放、競爭、有序的糧食市場體系，並要求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加快推進國有糧食購銷企業改革。但農業生產資料的持續上漲，農民已經不能靠糧食和有限的農產品來增收了，因為人更多地更少了。農民的貧困還是壹個大問題，只能靠外出打工來改善生活。2009年官方公布的農民人均純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達到5153元。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其中工資性收入2431元，家庭經營純收入2833元。農民的農業收入比例下降，農業之外的其他收入在上升，滿打滿算也不過月均500元，這點錢在高物價時代，最多維持溫飽。
土地公有加上戶籍管制，產生了壹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制度。地方政府和鄉村黨組織有屬地管轄權、司法和執法權，有對土地的控制權憑借黨政權力，可以壟斷區域管轄的壹切資源，就象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大邱莊的例子表明了這種封建制度的特征，禹作敏是村長、黨委書記和這個村全部鄉鎮企業的董事長，控制著地方民兵力量，有實際上的司法權，在其“領地”內擁有無上權力。地方政府官員用鄉鎮企業作為掠奪的壹個工具，他們迫使村民捐資或拿出集體收益成立鄉鎮企業，讓村民承擔全部投資風險，來自風險投資的收入被官員所掠奪。在中國式封建制度下，人們分屬於不同權利層次的等級集團，決定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地方黨組織官員是壹等人，他們有超級特權；二等人是有當地戶口的居民，他們能找到較好的工作，享受壹定的福利待遇：三等人是外來流動人口，他們幹最臟最累的活，不能得到福利津貼。這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因為壹個人的現實地位是由其政治地位和戶籍狀況所決定，而不是平等的競爭。這種新型封建制度不僅歪曲了國民之間的法律關系，影響企業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資源配置，也阻礙了城市化。市場化以來，中國也進入了快速城市化的階段，但這種城市化有虛高的成份，很大程度上是壹種偽城市化。每年春節前後的春運，火車汽車站人潮洶湧，是全球獨有的現象，都為趕回家過年，如同候鳥壹樣的定期大遷徒，其擁擠程度嘆為觀止。農民工進了城，卻是城市的編外人員，必須定期回鄉解決親屬團聚問題，工作的城市也極不固定，總是遷來遷去。這不僅是戶口限制，還有城市的房價過高，根本不可能在城市定居下來。而城市也不需要他們定居，剝削青年勞動力遠比提供城市定居保障更為借低成本。工業化不能與城市化壹同發展，中國的城鄉矛盾和收入差距越來越突出，差距比為3.23:1，成為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壹。中國本質上還是個農民的國家，完成城市化進程還是個遙遠的夢想。近年來，各地開始探索戶口制度改革，有些省市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性質劃分，統壹登記為居民戶口。這種改革無實際意義，因為不能建立戶籍自由遷徒制度，農民還是農民，市民仍是市民，農民工春節還要返鄉。即使將進城農民全改為城市戶口，也未必受農民歡迎，因為土地才是農民的養老保障，農民以失去土地為代價進入城市，並不能得到多少實惠，經濟不景氣時，城市也不定有飯吃。城市的高房價也阻止了農民轉化為市民，尤其對不願種地和不會種地的第二代農民工，其市民化希望基本破滅了。他們的城市化夢想，不過是領取壹張城市居住證，不再被公安人員隨意驅趕而已。
中國是世界上農產品生產第壹大國，1999年中國谷物產量占世界總量的22％，花生占38.2％，肉類占26.3％，煙草占34.9％，水產品占29.5％，但是農產品出口額（2000年為122億美元）僅占國內農業附加值的7％，占全國出口額的5％，占世界農產品出口額（5580億美元）的2％。中國農業勞動力是美國的100倍，而美國農產品出口額（約520-600億美元）是中國農產品出口額的4-5倍，中美兩國不僅農業勞動生產率相差極大，而且在國際農產品市場人均農產品出口額差距極為懸殊，約為400-500倍之間。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福格爾，於1997年6月在北京大學做“美中經濟發展的比較”演講時說過：“以農村和城鎮人口的比例比較，中國還處在美國1890年的水平；以實際全民人均收入而言，中國正處在美國1897年左右的水平；若以農業勞動所占的份額而言，目前中國正處於美國1880年的水準。但如果就教育而言，中國受中等教育比例已達到美國1970年的水平。換言之，中國經濟各部門的發展並非處於同壹水平，某些領域發展得很快，但有些方面則相對處於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若以糧食占有和農民收入而言，中國農村比美國農村落後的情況就不是100年，比美國獨立前的水平還要低。過多的農民擠在過少的土地上，壹家壹戶的小農經濟模式，盡管也在發展，其增長空間已極為有限，僅能維持低水平的溫飽（現中國人均占有糧食不足400公斤，相當於世界糧食危機線人均占有量370公斤水平），這就是為什麽西部貧困地區的農民幾十年來生活無多少變化的原因。所以中國長期是糧食進口國。在工業不發達的中部，農業的潛力也極為有限。小崗村最早解決了饑餓問題，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壹面旗幟，到現在還是處在溫飽水平，產業的落後使農民靠農業致富的希望渺茫，除了外出打工，已經不可能在有限的耕地上增加多少財富。中國的耕地只占世界總耕地面積的7％，農業人口卻占世界農業人口總數的1/3，即平均每畝耕地所分攤的農業人口是世界平均數的5倍。中國農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降至15％左右，而農業勞動力仍占全國從業人員總量的40％以上。目前農村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很多地方已經是壹方土地難以養活壹方人。農業勞動力嚴重過剩，是導致農業生產低效益的重要原因，多數農民除農忙外，其余時間則無事可幹。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必然成為農民的出路。如何幫助農民本應是中國政府份內之事，但從剝奪農民到取消農業稅經過了半個世紀，完成了靠貧弱的農業來積累巨額建設資金的初級階段，農民的生活壹直處於極度貧困之中，只在近些年才稍有好轉。據官方統計，2000－2004年間，中國絕對貧困的人口規模在逐年縮減，2000年為3209萬人（1986年制定的貧困標準為625元以下）；2002年為2820萬人（貧困標準為627元）；2004年為2610萬人（貧困標準為668元）。中國的貧困標準是指年純收入，人為降低了生存最低需求，遠低於每天壹美元的國際標準，如果按國際標準統計，中國貧困農民的數最少在10倍之上。二三十年來物價上漲了十多倍，貧困標準只上調了幾十元。西方如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是通過廣泛的收入再分配計劃和社會保障有效地減少了絕對貧困。中國農村的社會保障覆蓋率極低，農村社會救濟的對象壹般分為三類：第壹類是“五保戶”，指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贍養人或撫養人的老年人、殘疾人、未成年人（通常被稱為三無對象）；第二類是特困戶，包括因大病、重殘等喪失勞動能力，造成生活常年困難的對象；第三類是其他救濟對象，包括因各種特殊原因需要救濟的困難人員。截至2002年底，全國農村社會救濟對象共計2288.6萬人，這些人口壹般均屬於農村中的極端貧困人口。2003年農村有近3000萬人口沒有解決溫飽問題，6000萬人口徘徊在溫飽線上。這6000萬人口生活和生產狀況相當脆弱，災害之年他們又會重新返回貧困狀態。全國現有592個國家級貧困縣，其中70％處於生態脆弱區，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給農業經濟的發展造成極大的危害，也是這些地區貧困的重要根源。
農民從經濟改革中受益不多，在工業化的進程中被邊緣化，貧富差距主要體現在城鄉和貧富群體之間，在壹些富人購買私人飛機和豪華遊艇的同時，壹些人卻不得不以出售兒女為生計——“生孩子比養豬賺錢”。中國社會科學院2009年年底發表《中國社會發展年度報告》稱，中國貧富差距快速拉大，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496的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的程度，早已超過0.4的危險高壓警戒。基尼系數（Gini Coeffient）是世界公認的貧富指標，數值介於0至1之間，數值越大表示貧富差距越大，世界銀行將0.4定為基尼系數的警戒線。壹旦基尼系數超過0.5，表明社會處於可能隨時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玻利維亞就是壹個例子，因“天然氣管道問題”而發生社會沖突造成數十人死亡，桑切斯總統被迫下臺。事件的導火索是當地土著農民反對興建壹條經智利到北美的天然氣出口管道。玻國是世界上主要的古柯種植區之壹，印第安人世世代代以種植古柯為生，政府下令禁止古柯種植，切斷了土著居民賴以謀生的資源，卻沒有提供資金技術去幫助他們開發其它種植業，雙方矛盾由此產生。天然氣的開采和出口可以為玻國提供大量的財富，土著居民卻無法從經過自己土地的天然氣管道建設中受益，相反，他們還面臨著進壹步貧困化和邊緣化的危險。這種收入分配不公和政策上的失誤促成土著居民聯合起來反對政府。這是社會問題沖擊經濟發展和引發政治危機的典型例子，與中國農村反抗征收土地的抗暴現象十分相似。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和體制內依附人員日益膨脹，農村管理體制高成本運行，縣鄉政權向黑化和豪紳化發展，更為直接地與民爭利，成為農民負擔加重的重要原因。以“三農”問題、鄉村治理危機為主的中國鄉村問題日益嚴重，必須以新壹輪的鄉村改革來緩解矛盾。從鄉村改革的過程來看，第壹階段是土地革命和人民公社化，第二階段是聯產承包責任制，第三階段是解決市場經濟時期的三農問題。當今的鄉村改革已經進入壹個更為復雜的階段，各方動力作用的發揮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約，起主要作用的是體制弊端。
農村稅費改革前，農民的負擔由四部分組成：壹是國家稅收；二是向集體組織交納的各種統籌提留以及土地承包費等，包括村提留的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農村教育附加費、計劃生育費、優撫費、民兵訓練費、鄉村道路建設費等等；三是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教育集資、鄉村範圍內的生產和公益事業集資以及各種攤派、罰款和收費；四是按國家法規規定，農村勞動力每年應承擔的義務工和積累工。稅費改革以來，減少和取消了農業稅，取消了屠宰稅及各種統籌、提留和逐步取消勞動積累工、義務工；通過上級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填補基層財政缺口；由村民大會采取“壹事壹議”辦法，解決村內集體生產和公益事業所需要的資金。取締以“人頭”為稅費負擔對象的各種制度，以規範政府行為，堵住基層政府向農民亂集資、亂攤派、亂收費的“口子”，減輕農民負擔。但農村稅費改革造成鄉鎮財政減收，自身運轉困難，不可能更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建立以政府為提供主體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國家與省級財政拿了大頭，越往下越窮，有人形容道：國家財政喜氣洋洋、省裏財政蒸蒸日上、市級財政基本持平、縣區財政拆東墻補西墻、鄉鎮財政哭爹喊娘。由於鄉鎮拿不出錢來改善公共服務，加上稅費的減除，鄉鎮黨政對於村壹級組織和農民的支配力明顯地下降了。所以，涉及農業生產和農民生存環境方面的公共產品提供，基本上是以農民自給自足為主，農民並未從實質上擺脫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責任。與城市由國家及地方政府承擔共公產品的國民待遇相比，仍然未擺脫歧視性的境地。中央和省市轉移支付力度的加大，也使這壹部分專項資金流經鄉鎮之手時，其中很大壹部分被截留，鄉鎮政府的負面作用就更加突出了。2011年中央財政安排用於三農的支出9884.5億元，平均到每個農民身上也不過千余元，與改善農村貧困幫助有限。但這是對農業的補貼，不是對農民的直接補助，能到農民手裏的不多。其中：壹是支持農業生產支出3938.7億元，主要包括強化以水利為重點的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資1575.4億元，農業綜合開發資金230億元，農業扶貧開發資金306億元，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資金136.6億元，農業保險保費補貼94.06億元等；二是安排農業“四補貼”1406億元，具體為糧食直補151億元、農資綜合補貼860億元、良種補貼220億元、農機購置補貼175億元；三是促進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支出3963.6億元，其中，村級公益事業建設壹事壹議財政獎補資金160億元。中共每年以“壹號文件”文件的形式表現對三農問題的關註，但實際上能解決的部分極為有限，就在於農民不能同步享受經濟改革的成果。
中國農民沒有自己的組織，沒有農會作為利益代言人。村民自治也常常成為村委會幹部自治，村民自治不僅難以維護農民的利益，而且其自身的成長空間也愈來愈小。地方黨政不便公開幹預村委會選舉，而利用行政權力控制村的領導人和村的公共治理。如對村幹部實行“誡免制”，對村級財務實行“村財鄉管”，代替村委會出讓農民土地等等。人財物均由縣鄉政府控制，再加上農民沒有土地產權，所謂村民自治徒具形式而無實質內容，起初不過是供國際社會觀賞，來表明中共的民主化意向，現在的村民自治已經名存實亡。中共是很害怕農民享有政治權利的，農村的民主化會對城市政權造成威脅，必須讓村民選舉流於形式。再者，村委會不具有對上的獨立談判權，受鄉村黨組織嚴密監控，不可能領導集體抗爭來改變不利於農民的制度與法律，共產黨決不會讓農民組織起來以爭取權益。城市可以組織工會，歸共產黨領導，因為工人沒有產權，產權在共產黨手中，工會的作用便十分有限。但農村不允許組織農會，因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組織起來的農民勢必形成與鄉村黨政抗衡的集體力量。在共產黨掌權之前，它可把農會捧到天上去了——“壹切權力歸農會”便是其響亮的口號，只要翻翻共產黨的歷史，便可以發現共產黨是如何靠搞農會運動起家的。1925年1月，中共四大號召抓住可能的機會，在盡可能多的地方發動佃農、半自耕農和雇農，共同組織農民協會，用農民協會這種形式去反對封建地主階級。這壹年的《中國共產黨告農民書》說：農民階級只有組織農民協會，再由農民協會組織農民自衛軍，才能解除自己的困苦與壓迫，保護自己的政治權利和各種經濟利益。1926－1927年，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東、河北、陜西建立農會，1927年3月，全國性質農民組織——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成立，至1927年6月，全國大小農會組織已有21458個，入會會員達9153093人。中共深知農會的重要性，在其建立全國政權後，農會便不復存在。1950年7月14日專門制定的《農民協會組織通則》雖然都有農民協會的規定，但這個時候的農民組織純粹只是掛著農民的招牌的政府機構。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第29條規定：“鄉村農民大會、農民代表會及其選出的農民協會委員會，區、縣、省各級農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農民協會委員會，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執行機關。”將農民組織國家化的壹個更突出的例子是60年代中期農村社教和“四清”運動期間建立的“貧農、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這個組織是出於階級鬥爭的需要，是農村高度極權的農村政權組織的代表。1965年1月14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壹些問題》（23條）規定：“貧農、下中農協會，是貧農、下中農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自願組成的革命的群眾性的階級組織。它監督、協助人民公社的各級幹部進行工作。這種組織將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集體經濟、發展集體生產方面，充份發揮作用。”“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在基層組織癱瘓的地方，在新的領導核心沒有建立起來以前，可以實行壹切權力歸貧農下中農協會。”即使這種高度行政化的農民組織最終也象恐龍壹樣絕跡了。在圈地狂潮中，農民反抗政府強行征地，從來沒有出現過由村委會公開領導的集體抗爭。
農村問題在出在哪兒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化進程慢，即使是官方統計的城市化水平也帶有相當大的水分。由於現行市管縣體制，大部分城市為地域型城市，並非城市型城市。每個城市轄區內都有半數左右的農業戶籍居民，甚至農村居民占八成以上。“市民”仍然分為農業和非農業戶口，分屬鄉鎮行政村或城市街道辦事處管理。人為將市民分為農民與居民，既造成概念上的混淆，也造成表達上的困難，這種城市化本質上是偽城市化。中國的城市化走過壹條與傳統和西方城市化不同的道路，中國歷史上的城市和鄉村都沒有過二元結構，中華民國也是壹元結構。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有城市有鄉村，政治經濟以至日常生活都是城鄉同質的，或是以鄉村為主導的，精神文化上略有些差別。歐洲的城市化也是壹元結構，從未有過城市與農村截然分開的二元治理方式。中國之所以形成城鄉分離的二元結構，不是簡單化的“中國特色”，準確地說應該是中共特色，是中共統治中國後形成的，如果將來中國民主了，還是會回歸於壹元社會。城鄉二元分離是中共為了剝奪農民積累工業化資金，又不願分配利益給農民，因而造成困難重重的三農問題。政府通過把農業用地的價格和農民工的勞動價格全部打壓至生存線附近，形成中國工業化的城市積累機制。中國的工業化與農民基本無關，也不以鄉村為市場，工業與農業嚴格分離，享受差序政策。城市自我循環，自我服務，農民的責任就是生產供工業和城市人口消費的農產品或為工業化提供廉價勞動力。嚴格區分市民與農民的身份，工廠即使建在山溝裏，工人也屬於城市戶口，農村就是圈在城市裏，農民也是農業戶口。這是中共首創的賤民制度，與印度的種姓制度與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壹樣，是世界上三大族群歧視制度。事實上形成城鄉“兩個中國”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體系、城市與鄉村關系的二元話語以及二元認知圖式。農民普遍認為自己是受苦人，受苦是應該的，而能不能受苦是農民評判優劣的道德標準。城市人則有壹種天然的優越感，雖然普通市民住房狹窄，未必好過農民，生活水準也遠談不上富裕，但較之農民還是有很強的幸福感，因為僅從每個人的臉部特征就可以看出是農民還是市民身份。農民群體龐大，卻與中國主流社會隔絕，二元對立模式使農民失去幾千年的自由身，無法自由遷徒進入城市，全身心溶入都市文化圈。短期進城打工亦不能享受相同的國民待遇，城市地價的提高以及房價的暴漲，天然地阻斷了農民工成為城裏人，只能在城裏打工而不能在城裏落戶。只有極少的人，如經商成功的農民精英，才有可能完成自身的市民化。農民轉為城市戶口壹般只能靠上大學、參軍提幹等農轉非的狹窄途徑。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稱：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6.65億人，占49.68%；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6.74億人，占50.32%。但居住在城市的2.61億流動人口中，農民工占了2.2億，農村戶口的人將近9億人。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中國近4萬個鄉鎮，有78.5%的中小學存在需要重建的危舊房；60%的農民沒有衛生廁所和汙水處理；有50%的行政村沒有通自來水、公路和電話。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改革初期的2.51∶1擴大到3.23∶1，年均擴大0.16個百分點，加上對農村的生產性投入及社會福利補貼等方面的差距，實際達到5∶1或6∶1以上。對於進城的農民工來說，他們只是城市現代化的建設者，被排斥在現代化都市的公共服務系統之外，城市原有居民視他們為異己，舊體制下形成的城鄉分隔如今又被搬到都市裏來了，如北京的高尚小區與城中村或城鄉結合部，標誌著其居住者的不同身份地位。在城鄉關系中，城市是有原罪的，城鄉之間存在著壹種孽緣關系，農民工普遍感到在被城市無情剝奪，不過是從剪刀差的掠奪換為對其剩余價值（人力價值）的侵奪，仍然是缺乏道德關懷的弱肉強食關系。而農民的弱勢地位又不可能有真正的利益代言人，那種恩賜式的解決三農問題思路並不能使農民感受到社會公正。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中這種畸形發展，實際上制約了城市化的進程，農民工作為壹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將長久地存在，因為城鄉並不是壹個簡單化的農村與城市二元化問題，其與中國的工業化與政治制度密不可分，政治不民主，就不會有道德層面的關懷，在沒有農民行使政治權利的國家裏，三農問題不可能真正解決。
五、產權改革
孟子曰：“無恒產者而有恒心，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辛亥共和革命的壹個最重要的口號就是：“平均地權！”百年後的今天竟然是“黨占國土，民無私田”。經濟改革以來，共產黨放松管制，允許私人資本了，人們也能有恒產了，但城市普羅大眾的恒產無非是架在空中的樓閣——高層建築中的壹個小小格子幾十年之使用權而已。鄉村農民仍然在耕種著共產黨的土地，是以承包形式提供給農民土地使用權。從打土豪分田地到人民公社，再到土地的承包制，從土地私有變公有，再變為壹種佃租式的“均田制”。於是土地私有化的呼聲不斷高漲，農村和城鎮都有這種要求。若從邏輯上來說，中共奪取政權，就是依靠“耕者有其田”的許諾與農民達成共識而實現的，得到了天下，馬上翻臉不認人，沒收農民全部土地，變農民為公社社員，再變社員為共產黨的佃農，這只能證明共產革命的欺騙性。市場化以來，中共最大的財源就是土地，土地是國有的，可以重復出讓使用權，在重復開發的過程中，政府既可獲得超常收益，也可吹大GDP數字。政府及壹部分人的富裕是由土地增殖獲取的，是靠制度設計掠奪剝削了農民，權貴階級以最快的速度積累著財富。土地使用權表面上有法律保證，實際上完全看市場行情，地價漲了，法定的使用權隨即作廢，再重新洗牌。有了土地的絕對壟斷，便有了取之不盡的財源。在這種情勢下，談土地私有化，全是笑談。不但不會搞土地私有化，還要借改革之際再次掠奪農民使用的土地，用強行征用的辦法，或者幹脆用騙術。比如重慶的“以土地換戶口”的所謂改革，就是讓農民交出承包地、宅基地、林地，換取城市戶口的待遇。即是用宅基地換住房，用承包地換社保。這是明目張膽的剝奪，土地經營權是農民法定權利，社會保障本來就是政府的職責。將剝奪改換壹下包裝，其目的還是想壹次性地收回土地，減少政府賣地的阻力，壹並連征地拆遷補償也省下了。
“土地者，天下之本也”，共產黨政權所以稱之為“黨天下”，關鍵就在於政權是建立在土地黨有制之上。中共雖然靠土地革命起家，因土地革命戰爭而死亡及被屠殺的人有數千萬之多，但最終目的在於土地收歸黨有，所以人民公社又死掉了數千萬人。再實行土地私有，共產黨無異於自掘墳墓，何況農業已經不能對鞏固政權增加多少財富，現在早就不是統購統銷的年代了，不可能也沒必要再利用剪刀差來剝奪農民，積累工業建設資金，反過來因城市差別擴大還必須更多地補貼農業生產，保證糧食安全。土地私有化並不能提升農業，糧食產量除了科技進步，靠農民本身已經沒有多少增產潛力。中國有18億畝耕地，全國估計有2.3億個小農戶（戶籍制意義下的），九億農村人口平均2畝，荒涼地區稍多壹些，東部省份達不2畝，浙江人均僅0.91畝，廣東僅為0.7畝左右。小規模經營種田成本高，除去費用，每畝的收入僅有幾百元。土地均分是不經濟的，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講是低效率的，影響了大農業的發展和科技進步，降低了農產品的商品率。土地的效益以農業為最低，但也應該看到土地承包制對穩定糧食生產的作用，糧食問題歷來是困擾中共的壹大難題，《墓碑》的作者楊繼繩說：“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壹切資源都在政府嚴密的控制之下，對極為短缺的糧食，中央政府對其生產和分配實行直接管理。控制越嚴密，糧食越短缺；糧食越短缺，控制更加嚴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進行著壹次又壹次的‘糧食戰爭’：這種‘戰爭’每年壹次，到1959年以後，天天、月月都有。這是政府和農民的戰爭，是工業和農業的戰爭，是城市和農村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傷亡的大多是農民。被國家機器嚴密控制了的農民是弱者。為了糧食，農民成了政府無限壓榨的對象。政府壹感到糧食緊張，‘征購任務必須完成’這句號令，就會迅速被政權機器物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這種物質力量層層放大，到農民那裏就成了巨大的災難。”糧食危機曾造成幾千萬農民的死亡，如今糧食基本自足，感覺不到“糧食戰爭”的存在，如果形勢發生大的變故，涉及到糧食安全，這種戰爭還會爆發出來。中國的糧食安全體系還十分脆弱，雖然有國際市場的回旋余地，但國際市場也經受不住龐大中國的糧食短缺沖擊。壹家壹戶的承包方式提高了農民積極性，面對全國大市場又帶來生產的盲目性。卻也是公平的，是政府對農民妥協後的折衷制度，這種妥協對鞏固共產政權是很有利的。這在共產黨的戰爭時期就有過先例，延安時代和內戰時的土改中，農民分得了土地，歸自己所有，幾年間農村又迅速貧富分化，產生了許多新富農和新的無產階級。延安的邊區勞動英雄吳滿有，原是逃荒到延安的農民，1934年鬧土地革命，他分得壹架60多坰的荒山。這個莊戶人勤勞動、善經營、會謀劃，大生產運動期間，吳滿有已經是富裕農民，“雇有兩個長工和壹個攔羊娃，農忙時還雇短工”。吳被樹立為全邊區大生產運動的勞動英雄。1943年，李銳為《解放日報》撰寫社論《開展吳滿有運動》，鼓吹“吳滿有方向”。當時，王若飛主持的黨務研究室以《本報編輯部》名義在答復中肯定吳滿有是“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的壹種新型的富農”，是“革命的富農”。中共為了鼓勵生產和維護土改的正確性，只得承認剝削的合理性，列寧十月革命後的蘇聯也出現過“新富農”的現象。1942年，張聞天在晉陜鄉村調查基礎上提出“發展新式資本主義”，指出：“現時，不要怕富農。因為今天的富農，每戶平均剝削不到壹個雇工，壟斷不到壹百坰土地，這有什麽了不得了呢？”他批評把改善農民生活完全放在分配別人財富上是不對的，而“應主要從發展生產、增加社會財富來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較妥當的。”1946年延安土地會議上，主管陜甘寧邊區財經工作的任弼時也曾強調“必須向農民解釋吳滿有方向，提倡農民發財致富，以提高他們的生產積極性。”[9] 戰爭年代首先考慮的是增加生產，支援前線，自然放棄了理論上的爭論。產生了新的富農，也只是壹部分人富裕了，農村經濟並沒有上升，甚至還有縮小。原因是剛鬥倒了富農，貧農再當富農心有余悸，怕共產，怕公糧重，夠吃就算了。但壹部分農民的求富心態總是體現出來，就是土地開始集中，土改後又迅速造成兩極分化。其他生產資料可以在流轉中增加，唯土地不能，所以土地買賣又使土地集中化，壹些農民重新成為佃農，喪失土改的意義。“山西武鄉在1948年和1949年，出賣土地戶數共139戶，其中‘因疾病、死亡、災難等原因，造成生活上的困難，被迫出賣土地151.9畝（占全村出賣土地的百分之三七點壹）。’山西忻縣土改後，1949年以來，‘已有八千二百五十三戶農民出賣土地三萬九千九百壹十二畝，出賣房屋五千壹百六十二間。’能賣出必有買進者，而買進者就是為了求富。”[10] 稍後東北地區的土改也出現了“新富農”問題，中共高層對此分歧加大，高崗認為是走了富農路線，他說：“由個體逐步地向集體方面發展，組織起來發展生產，乃是我們農村生產領導的基本方向。”“關於黨員雇工、單幹問題，從原則上講，黨員是不允許剝削人的，黨員要雇工時，要說服他不雇工。黨員不參加變工組是不對的。但這些問題主要是采取教育的方法加以解決，非在必要時，不采取組織手段。”劉少奇認為富農的規模不大，應當鼓勵，批示說：“東北土改後農村經濟開始向上發展了。有三匹馬壹副犁壹掛大車的農民，不是富農，而是中農。今天東北的變工互助是建築在破產、貧苦的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這是壹個不好的基礎。將來70％的農民有了三匹馬，互助組就會縮小，因為中農更多了，他能夠單幹了。這是好現象。現在的變工互助能否發展成為將來的集體農莊？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不能把新民主主義階段同社會主義階段混為壹談。由個體生產到集體農莊，這是生產方式上的革命。沒有機器工具的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因此，即使東北將來有1萬富農黨員也不可怕，因為過幾年，東北可能會有100萬黨員，這1萬人若都不好，被開除也不要緊。認為（當）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壹種教條主義。總而言之，現在是新民主主義階段，要實行新民主主義政策。”[11] 毛澤東支持了高崗，開始在農村逐步推行合作化和集體化，因為這才是正宗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共停止了“吳滿有方向”的宣傳，開始樹立合作化中的英雄模範。土地私有化沒有解決農村發展問題，搞人民公社更不行，因為土地屬於集體，是給別人幹活，不出工不行，但不出力誰也沒辦法，“半夜雞叫”也沒用。為了公平又犧牲了效率，小崗村農民冒險分田單幹，糧食馬上大幅增產，說明了這種準私有化的好處。但這是短期效果，否則土地承包了多年，為何小崗村還是變化不大？許多剛脫貧的農民又紛紛返貧，全國農民在人均兩畝耕地上，再辛苦也只能是溫飽水平。中國的地理因素（山地沙漠多）及人口龐大，決定了中國發展大農業的先天不足，無法擺脫小農經濟的格局。小農經濟是緣於農民對土地的依附，市場經濟中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降低，最終土地的兼並集中不可避免。中國歷史上土地從來是由集中到分散，再由分散到集中的過程，循環不已。工業社會需要農民大量離開土地，大規模進入城市工商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則是限制農民舉家遷移城市，農民家庭處於半工半農狀態。農村的土地平均制度仍然是小農經濟思維方式，令中國壹多半的人無法享受現代城市的福利。
在農業社會中，革命是解決土地矛盾的方法，土地由分散到集中，再由集中到分散，也是王朝周期性更替的主要因素。分散是法律性的，集中是食物鏈關系，再分散又是革命的結果，以回到從前較為公平的法律框架內，開始新壹輪的集中。革命使人口減少，舊地主死亡，土地得以重新分配。二三十年代，據國民政府統計，農村73％的家庭平均每戶擁有15畝土地，有50畝以上的土地的占5％。佃農中30％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有20％以上的佃農有自己的土地又租佃部份耕地，平均地租為百分之43％。除地租較高外，土地兼並不是非常嚴重，絕大多數農民都擁有自己的土地，基本自給自足的農村人口占75％。為保障雇農利益，國民政府1930年頒布的《土地法》規定給予佃農無限期續約權，除非地主要收回土地自耕。毛澤東1928年制定的湘贛邊區《土地法》規定：沒收壹切土地和竹木山林歸蘇維埃政府所有。不但沒收地主、富農、中農的土地，而且還沒收貧雇農、佃農擁有的少量土地及壹切寺廟、宗祠、義莊、學田等公共土地，有勞動能力者壹律實行強制勞動。農民分到的是使用僅，土地仍屬於蘇維埃政權所有，農民不是土地的主人，只是換了地主──蘇維埃政府而已，有地的農民也全部變成了佃戶。“國有化”的土改不受歡迎，國軍壹來農民立即“反水”，紅軍無法立足。後來的《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二七土地法》等革命土地法，有些改動，還是左右搖擺。1934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規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紳軍閥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無論自己經營或出租，壹概無任何代價的實行沒收，被沒收的土地，經過蘇維埃由貧農與中農分配。”被定為地主、富農的人遭到極為嚴厲的處置，不給分配土地，地主壹律被編入“永久勞役隊”，富農則編入“暫時勞役隊”，地、富家屬“壹律驅逐出境”。許多農民懼於“紅色恐怖”，“成群結隊整村整鄉”地逃往國民政府管治區域。這壹套也行不通，紅軍在各根據地的失敗，證明了其政策不得人心。抗日時期的政策是減租減息，不是土地制度改革。內戰期間的土地政策是殺人奪地，沒收地主富農土地無償分配農民，農民幫助中共獲得了政權。但共產黨政權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共產就是公有，農村畢竟要走蘇聯的集體化之路。大規模的工業建設需要農業提供原始積累，集體化便成了中共的迫切需求。不過農民是在共產主義的美好前景下被連拉帶拽進入集體化的，與蘇聯不同，斯大林是將富農驅趕流放，實現集體化。中共利用人民公社，農產品統購銷和剪刀差政策，農業積累變為工業資金，城市工業體系初具規模，農村則被洗劫壹空。在落後的農業社會，土地私有決定了土地兼並的弊端，人性自私的本性又決定了公有制的低效率。在工業化的城市化時代，土地兼並是市場需求，用市場化手段完成農村的現代化，農村得以大量進入城市，從農民變為工商業者。土地承包雖然很快解決了吃飯問題，但難以使農民整體致富，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向鄉村擴張，迅即激發了對土地的爆炸性需求，沒有土地所有權的農民在工業化面前，面對官商的肆意侵奪束手無策。土地流轉離開市場機制，公有土地不能變為私人資本，必須再來壹次土地私有化改革不可。讓農民的土地產權變為商業資本，自由離開鄉村進入城市，讓中國人真正走向工業化社會。
如今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城市建設，仍然是壹種剝奪農村的方式。政府從計劃經濟時代的工業化轉向了市場經濟下的大規模城市化，但剝奪農村的思路不變，並且以法律形式來實施。政府用壹套為自己設計、為自己牟利的法律從農民手裏廉價奪走大量土地，轉手高價賣出，農民不能分享土地增殖的紅利和城市化的好處，更加劇了二元結構的矛盾。農民是不準自由出讓土地使用權的，鄉村社區對其所有的土地也沒有處置權，只有配合政府向農民征地的責任。由於土地出讓金是預算外收入，是政府的第二財政，沿海大城市以每畝幾萬元的價格強制征得耕地，轉手便以幾百萬元的市場價格出售使用權，政府壟斷土地壹級市場來保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圈地熱潮為各級官員提供了空前的尋租機會，也積累了巨量的私人財富，正是無地產不富。現行的土地征用和耕地保護制度，恰恰對農民布下了天羅地網，把失地農民推入了可怕的生存危機之中。目前，各地普遍采取征地時壹次性地支付補償金的辦法，讓被征地農民自謀職業。失地農民在就業上明顯處於劣勢地位，很容易陷入失地又失業的困境，自謀出路等於是沒有出路。8000多萬失地農民，400余萬拆遷戶，失地農民成了“三無農民”：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同是中國人，國民政府在臺灣土改中，是以土地債券方式收購地主的耕地，平均分配給農民，分十年無息償還，不要地的農民可以領債券。這些債券可以兌為國家企業的股票，用公營企業股票向地主換地，在臺灣60－70年代經濟起飛時，股票價值升幅驚人，使農民獲得很大收益。土地資產化為工商資本，帶動了經濟的騰飛，很多鄉村農民晉身為企業家，臺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就是地主成為大企業家的例子。農民作為工業化的投資者，也普遍成為現代化的受益者，既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又刺激了經濟繁榮，制度差異由此可見。中國大陸的土地私有化只是農民的夢想，各級政府是最大的阻力，這壹點中共十分明白。土地私有化等於斷了地方政府的財路，從而動搖中央的執政基礎，因為中共的執政基礎早已不是工農階級聯盟，而是權力與資本的聯姻。土地私有化不會給中共政權帶來任何好處，但不實行土地私有也會面對農民越來越強烈的不滿，近年來大規模的農民抗暴，差不多都有土地矛盾在裏面，大多數是群體性的反抗征地。沒有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支持，中共就無法解決執政的合法性問題，光靠鎮壓是不可能長久的，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多是農民革命的結果。
全球化的市場經濟與傳統的自然經濟不可能長期和平相處，自然經濟終究要被市場經濟瓦解掉。土地制度是與人類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土地從原始的公社形式轉變為貴族私人產權，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貴族私有制瓦解了，土地從分散到兼並是由商業資本推動的，許多農民離開土地成為工人，工業的城市化基礎。工業革命和技術革命產生了大工業，民主化也使得工人的地位和收入大為上升，絕大多數人無需靠自給自足的自耕農方式生存，辛勞的耕種失去吸引力，工業化過程中的土地兼並就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為商業資本開拓大農場提供了極好的機會。大農業使糧食和各種農產品大幅增長，食物的充足供應讓人們遠離饑荒，糧食的全球流通使得地區性的糧食減產不再成為社會危機，也就沒有必要靠小農經濟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土地的私有制度沒變，但生產規模擴大了許多，美國壹個家庭農場擁有幾千英畝耕地並不是件稀奇事。中國之所以有三農業問題，就是沒有走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的土地公有制雖然為大農業搭建了平臺，但無償剝奪農民土地和嚴格的戶口制度使中國的工業化過程比馬克思詬病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的土地兼並更充滿了血腥氣味。由於土地公有，農民缺乏耕種熱情，致使農業生產長期徘徊不前，剝奪農業的剪刀差政策又拖延了農業的現代化，切斷了商業資本進入農業領域的渠道。三農問題的困擾就是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付出的代價，工業化國家早在發展初期就解決了土地問題，臺灣也在經濟起飛前進行平穩的土地改革，現代化過程中再無需受土地問題困擾。中國已經建立起工業化的架構，但土地制度始終落後於發展需求，解散人民公社回歸壹家壹戶的土地承包制只能是防止農民快速流入城市的權宜之計。土地私有化雖不能使農民致富，卻可以使農民無償得到壹部分可以變現的財富，在不需要靠土地生存時可以出讓土地，自主選擇發展方向。有學者說：
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意味著城市化過程的人口轉移也必然是逐漸的，戶籍制度改革不可能壹蹴而就，而可以、也應該利用已有體制的基礎而逐步進行。事實上，考慮到城市化和產業發展的就業吸納能力的有限性及其增加的逐漸性，現有的農地均分制度確實在壹定程度上降低了城鄉人口遷移的推力，而戶籍制度的存在則在壹定程度上又減少了城鄉人口遷移的拉力。總體而言，雖然這壹套歷史殘留的制度安排有其不合理的成分，但也確實使中國在壹定程度上避免了拉美、東南亞和南亞等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壹系列城市政府難以短期內解決的問題，如城市高失業、貧民窟等。如果認識到這壹點，在改革過程中，就需要充分利用既有制度的殘余功能，來完成對這些制度本身的漸進改革。如果把戶籍制度以及壹系列相應的限制人口流動的制度安排比作壹道閥門的話，現在需要采取的行動，不是壹下子把閥門打開，而是如何通過具體的政策組合，逐漸地、但又是有效地降低這道閥門，從而促進更多的農村勞動力逐漸地、但又是完全地進入到城市中來。[12]
這話當然也有道理，在壹些早期破舊小區或城鄉結合部，城市貧民窟的現象已經凸顯。但制度性歧視的後果是，農民工與市民工的待遇相差極大，同工不同酬，同企不同酬，福利待遇也相差過大，市民當然不願意農民工攤薄他們的本來就不多的福利，卻不考慮城市的繁榮是剝削農民工所致。假如沒有農民工，城市肯定不如現在光鮮，蓋房子、修馬路之類的苦累工作，低收入的許多下遊產業，基本上是農民工在做，城市實際上已經離不開農民工。進入大城市的農民工，就像壹群做苦工的奴隸，從事著市民不願幹的苦累危險職業，夏天40℃的高溫下，在馬路上和腳手架上幹活，大汗淋漓，只壹頂破草帽，連國家規定的壹月150元的高溫補貼都拿不到。他們買不起商品房，城市又不準自行搭建住房，也不能享受福利房待遇，只能租用擁擠的私房或者住工廠集體宿舍，出賣完青春再回鄉務農。所以貧民窟並不是城市的恥辱，是城市化的過渡階段，剝奪壹部分人權利的城市化是偽城市化，光鮮市容後面隱藏著巨大的恥辱。他們的處境，比《湯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奴隸好不了多少。為了點可憐的工錢，甘心付出奴隸勞作的代價，農民工的生存權甚至比不上農家的牲畜，哪個農民舍得讓耕牛在最熱的天氣裏不停地幹活呢？與公元前希臘城邦國家的奴隸壹般。中國農民脫貧的最大希望在於城市化，城市化過程中農民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東南沿海城市的發達沒有農民工的血汗是不可想象的，而他們得到的回報卻少得可憐，成為城市中被邊緣化的群體。維持城市對鄉村的歧視，是統治中國的最好方法，中共過去善於把工農運動連在壹起，以鄉村為基地，現在極不願意城市與鄉村的整合，農民成了市民，公民意識就會蘇醒。五四啟蒙運動發生在城市，六四民主運動也發生在城市，雖然中國仍是傳統意識上的農民國家，但暴發改朝換代的農民革命之條件已經不存在了。如南非的白人種族隔離主義者，最在偏見不是政府，而是自認為“種族優良”的白人工薪階層，最擔心消除種族歧視會爭奪他們的飯碗，降低福利。與中國不同的是，白人社會是民主制度，白人有選票，有工會，形成對政府的制約。而北京、廣州的市民長期歧視外地人，更不用說農民工了，即使他們也是窮人，種族也不優良，也沒有選票，只是社會地位略比農民高些，就有了“上等人”感覺。美國及亞洲的臺灣、韓國等地，並沒有出現市民排斥農民進城的問題。政府是民主的，這根本不成為大問題，南非消除了種族壁壘，種族歧視的世襲傳統就逐漸消亡了，城鄉之差也僅是經濟問題了。中國的城鄉壁壘是體制性的，中國人從來是城鄉自由遷徒，是中共歧視制度形成了扭曲的市民觀念。鄉村人口過快地流入城市，大部分人只能提供簡單勞動，不能適應城市對勞動力的多層次需求。再者，過剩的勞動力沖擊簡單勞動力市場，使就業者收入降低，甚至低到不能維持勞動者個人的基本生活。珠三角壹帶由於消費物價高於內地，工資水平跟不上，又欠薪嚴重，農民工不得不流向長三角地區，形成廣東的民工荒。隨著全國性的通貨膨脹加劇，沿海地區的工廠普遍出現招工難現象，人們又流回到內地。大躍進年代，幾千萬農民入城，變為城市人口，以為人多就可以快速實現工業化，結果事與願違，不得不壓縮城市人口，大規模遣返，留下數不清的後遺癥。城市化肯定是壹個漫長的過程，需要長期的磨合，企圖在幾十年內走過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道路是不現實的。關鍵在於制度建設，不能用法律手段限制人的自由選擇權利。
農民工進城也增加城市管理的成本，各種私屠亂養、非法加工垃圾食品、煉制地溝油、盜搶財物、破壞盜賣公用設施等等，都成為城市管理的難題。農民之所以公共意識差，是因為農村以親族為居住圈，壹家壹戶式經營，實行宗族或鄉紳式管理，道德成份居多，法律因素很少。農民容易把私人領域的親情和裙帶關系帶入公共領域、在公共領域以宗族私德（由占數量優勢的親族之村規民約形成的習慣法）代替社會公德，漠視法律與契約關系，其最高準則不過是“兔子不吃窩邊草”之類。共產黨放棄了階級鬥爭統治方式，人民公社解體，鄉村治理又開始恢復宗族統治方式，只是宗族統治階層由村支書或村長等壹些披著紅色外衣的宗族強勢集團壟斷了。在傳統的中國鄉村，家庭或宗族私德構成倫理生活的最高價值，享有不可侵犯的至上地位，社會公德則置於從屬地位。鄉民無論窮富，同壹個姓，同壹個祖先，同進壹個祠堂，之間多為兄弟叔侄關系，血緣聯系使他們必然結成宗族聯盟，形成政治中心，對抗外族的侵蝕，宗族關系化解了階級矛盾。大的鄉紳巨富可為宗族領袖，壹般有退歸林下的官人，其次是有功名的舉人，大紳士可出入衙門，包攬詞訟，管理公產，魚肉鄉裏。在族內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掌握壹定的族內行政司法權，可以懲處宗族中的不法分子及道德敗壞者，落後的地方甚至有生殺大權。所以，舊中國的縣壹級不全是官的統治，而是官紳共同治理，官是皇帝派來的，握有行政司法大權，但沒有地方紳士的合作，人生地不熟的官不能順利統治鄉裏。官紳交惡，往往官的方面失敗，官權與紳權所占份額，視具體情況而定。現在州縣地方官由本地人做，宗族勢力更能得到官員的蔽護，具體表現為官紳商壹體化，三者利益緊密結合。它們雖然也抵禦外來勢力入侵，但這種矛盾沖突不激烈，因為經濟發展和政績需要外來資本，外來資本也需地方官紳的支持。官紳壹體更多是為個人私利或統治集團爭利，宗族利益並不是他們首先考慮的問題，所以在遇到利益之爭時，便不惜侵害宗族利益。這又是壹種新型的宗族封建主義統治方式，這就是為什麽近年來土地矛盾中與農民對立的壹方往往是縣鄉官紳，宗族領袖基本站在政府壹方，因為他們是黨的人，在爭地過程中同是受益者。過去的地主士紳註重讀書仕途，熱衷於購置田產，輕視商人，他們可以放貸，可以拿錢給別人經商，自己是不動手的。現在的官紳思想解放，自己亦官亦商，等於上了雙重保險，無論是產業資本，還是商業資本，都是只賺不賠。尤其在縣鄉，沒有官紳背景的商人是賺不到多少錢的。農民工入城之後，受到剝削壓榨而投訴無門，凸顯階級矛盾，也害怕被社會邊緣化，常常以同鄉為紐帶工作或居住在壹起，結成利益同盟，以代替在家時的宗族關系。較低層次的表現為故意破壞盜賣公用設施泄忿，較高層次的表現為同鄉間的拉幫結派，山頭主義，以提升社會地位或牟取行業壟斷。在許多城市，即使是通過上大學進入城市獲得權勢的人，也常與同鄉結成利益共同體，如形形色色的“江西幫”、“湖南幫”、“河南幫”等。來從本地利益集團手中分壹杯羹，也可以調解內部沖突。同省籍的農民也以原市縣結成幫派，形成勢力集團，與其它幫派競爭。而城市是以單位企業為工作單元，以互不相識沒有利益沖突的群居方式為居住圈，單位及社區需要紀律及法律規範維護合作精神，商業往來需要向不相識的人表現誠信，互利合作，爭取共贏。越大的城市合作性越強，越小的城市農民意識越強，到了鄉村，全由親族意識支配的農民意識維持。農民進城，面對全新的生活習慣，需要長期的質素提升，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也至少要百年以上。
中國之所以有表面的穩定，是因為新聞喉舌為營造壹個和諧氛圍，極少報道負面消息，居民的實際感覺卻完全相反。農民過快地湧入城市，急劇增加城市的擁擠成本，消費物價快速上漲，犯罪率上百倍地增長，除了那些受特殊保護的官員，市民普遍缺乏安全感。由於農民工的戶籍身份仍是農民，血汗工廠又殘酷剝削農民工，政府總是幫資本家說話，形成農民工對城市有錢有權階級的仇恨心態，稍不遂意，便起惡念，擴大為報復社會。2011年的廣州增城的611暴力事件，就是四川人在受到當地城管人員毆打，川籍外來務工人員迅速聚集上萬同鄉，大打出手，砸燒車輛店鋪，泄憤報復，演變成外地人與本地人的流血沖突，中共出動大批軍警，幾天後才得以平息騷亂。我們不能將責任推到農民工身上，沒有法治正是中國的硬傷，2005年群體性抗議事件有87000起，近年來發展到十幾萬起，多因土地糾紛和官民沖突。政府慣於強行征地，在於共產黨有土地所有權，農民的承包權是來源於中共，農民享有的是用益物權，征地不是買地，只須對土地的附著物作出補償，以及相關利益損失部分，賠償多少都不存在侵犯私有產權問題。因為土地是公有的，征地也不涉及土地的市場價格，政府轉手賺了上百倍，失地農民都無權過問。若土地所有權屬於農民，農民就可以自己面對市場需求，保護私有產權。但專制政府的權力不受限制，土地私有並不是保護農民的生命線，當年毛澤東說了句“人民公社好”，全國的私有土地就全部歸公了，願不願意都壹樣，連壹分錢的補償也沒有。新出臺的《物權法》規定了國家的征地權：“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應當依法足額支付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等費用，安排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費用，保障被征地農民的生活，維護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農民沒有按市場價格出讓土地的權利，只能依據地方法規來獲得補償，這種“足額”補償不是依據市場價格，由官府自定，農民的弱勢地位不變。所以說，國家強行征用土地的制度應該立即廢除，停止國家對農民的侵蝕和剝奪。
不解決農村貧困的諸多制約因素，不大比例補貼農產品，利用轉移支付來建立覆蓋全體農民的福利系統，讓農民享受同樣的國民待遇，僅是土地私有化不能解決鄉村貧困，三農問題仍將長期困擾中國。韓國是全世界農業補貼率最高的國家，高達69％，世貿組織在香港開會討論削減農產品補貼時，上千韓國農民聚集香港示威遊行，反對降低農業補貼，激烈的程度使香港市民震驚。中國沒有全民選舉，中共無需考慮農民的選票，但錢總要花壹些，否則農村崩潰了，引發糧食危機，政權也不能保障。但農民有了屬於自己的土地，基層政權再也不能用出租土地來制約農民，又取消了農業稅，若再取消戶口管制，黨的權威便無從體現。“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農產品市場化運作，農民的耕種也不必接受政府指令，不收稅，反而在救災和農業補貼上花大錢，來保證糧食安全，政府征地時又不得不面對更大的阻力，這對於強化“帝力”來說是得不償失的事。民主制度下農民與政府的聯系是選票，政府必須服務於選民。專制政權與農民的聯系是稅賦與治理，古人稱作“牧民”，民若牛羊，放牧者要看管好。若不納皇糧，土地私有，遷徒自由，“帝力”何用於農民哉？這是共產黨最為恐懼的事。但農民也在覺醒，正在用自己的力量來實現土地私有化。50年代陜西省渭南市因修建三門峽水庫遷出28.7萬移民，安置到寧夏和陜西渭北等不毛之地。目前已經繁衍至60多萬人。當初按照15萬人回遷庫區的估計，以人均兩畝地的規劃，總共從國有農場和軍隊部門要回了庫區的30萬畝土地。但在80年中期移回庫區的只有大約7.4萬農民，因此有大約15萬畝土地並沒有還給農民，被當地移民官員截留，安置資金被貪官汙吏揮霍壹空。這些土地被移民機構官員把持，以每畝六七十元的低價租賃給官員的家屬和關系戶，這些人再以每畝400元的價格轉租，貪官汙吏坐收地租，庫區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地主。移民數十年堅持上訪，求告無門，“我們自己的土地，卻要我們用高價租來種”。三門峽庫區原本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之壹，八百裏秦川和渭河兩岸養育了中華民族的祖先，黃河在這壹帶並無災害。在上世紀50年代，農民人均年收入高達兩千元人民幣以上，比壹個縣長的年薪還高。三門峽水庫建成後淤積嚴重，使河水倒流，上遊水位上升，淹沒大量土地，耕地鹽堿化。中央也只能放棄原定的水庫發電計劃，利用黃河本身的逕流發電，水庫變為多余的建築。如此壹來，原本的集水庫區露出水面，自然沒道理再讓移民繼續留在陜甘寧的不毛之地。幾十年的抗爭，終於返回故鄉的移民們，面臨的卻是“自遷”、“自搬”、“自建”的安置政策，再也無法恢復過去的生活。80萬畝庫區土地，早被陜西地方政府和軍隊完全瓜分。其中主要的部門包括三個大型國有農場，三個大型的軍隊農場和四個軍隊的導彈射擊靶場，再加上眾多的小型軍隊農場和庫區周邊農民侵蝕，庫區移民看到是壹批又壹批的“殖民者”。庫區移民建立了準軍事組織，擁有壹個“聯合作戰指揮部”，下面有四大“司令”，再往下有50多個小“司令”。移民的“司令部”不但有分管宣傳的部門，還有以棍棒和農具為武器的“衛戍部隊”，專門保證“司令部”的安全。幾經鬥爭，事件驚動了中央，不解決實在不行了，1985年，在胡耀邦和國務院的幹預下，盤踞已久的國營農場和軍隊被迫退出30萬畝土地，大部份是堤壩外的河邊地，和水源不好的鹽堿地帶。國有和軍隊農場並不是簡單的交還土地，他們不但把所有的建築物徹底摧毀，留下壹片殘垣斷壁，更有人把百年成蔭的庫區林木壹砍而光。目前日益貧困化的庫區農民，正在尋求新的道路，陜西省大荔、華陰、潼關三縣市76個行政村約7萬回遷農民發出簽名信，公開宣告收回土地所有權，同時上網公告全國：
壹、我們各戶對現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體總共十五萬畝土地擁有永遠所有權。土地歸我們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們有權利使用、出租、繼承，如果什麽人想要開發、租用或占用，請直接與我們交涉。我們只承認政府按公共利益進行的規劃，以及按照法律規定的收稅行為。
二、我們各戶對國務院劃撥歸農民的，且長期被各級官員侵占私分的十五萬畝土地，也擁有永遠所有權。我們將組織起來直接按農民平均畝數劃歸各戶永久占有，結束各級官員多年來的非法占有私分行為。
三、我們摒棄土地的原“村集體”占有形式。這種土地形式不能保證農民對土地的永久權利，這種“村集體”常常不能真實反映全村農民的共同意見，無法阻止官員和黑勢力對土地和其他農民利益的非法侵占。各村委會應承擔起保護農民土地權利的責任，不能淩駕於全體農民之上，自己占有支配土地。
四、對幾十年來國家歷年撥發的數以十億計的各種移民經費，我們也要算帳，該劃歸農民的必須給農民，對涉及的貪汙、挪用、侵占等犯罪行為也要追究。
五、我們擁有了土地所有權，如果再爭取到自主辦教育，自主辦醫療的創業權，壓在農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會被推翻，農民的各項社會保障自己就基本解決了。近幾年，中央給了農村、農民壹些小恩小惠，我們認為農民的土地權、創業權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從根子上解決農村問題，農民也才能和城裏人平等，才能參加分享現代化的成果。已經搞了二十年的村民自治選舉才會真正像個樣子。
六、我們在農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麽法律什麽政策都很難管住土地。土地權利重新回到農民手中，那些利欲薰心的壞勢力就不敢再輕舉妄動，因為妳侵占的不再是什麽集體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拼命。農民的力量調動起來了，政府保護土地的包袱就卸下來了。基層政府要靠工業和農業稅收維持經營，再也不能靠吃農民的土地了，搞什麽“土地財政”了。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這無疑是壹個農民自發的土地私有化宣言，顯示了壹個遞進的抗爭過程，是被公有制傷害後權利意識的覺醒，是對官商勾結侵害農民土地權益的嚴正抗議，是決心從共產黨手中奪回土地的土地革命先聲。其它幾個省如黑龍江和江蘇也有類似的舉動，預示著日後的中國必將掀起壹場私有化風暴。黑龍江富錦市的失地農民在大隊書記帶領下，村民每戶出壹個男壯丁，在生死狀按下血手印，聲明如果被警察打死或者殘疾，老小有全體村民撫養，地由全村人幫助種植！因為被征用的數萬畝土地變相落入當地黨政官員的名下，農民反而要向成為大地主的官員租地種，忍無可忍之下，幹脆堵塞公路鐵路，與軍警展開血戰。農民產權意識的高漲，標誌著土地私有化已為中國農民普遍認同，以實現村民真正的鄉村自治也成為共識，爭取公民政治權利和私有財產權利的人類普世價值觀深入人心，耕者有其田的民權主義國民革命思想也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群眾基礎，這也是農民決心拋棄共產政權的壹個重要信號。這比任何壹個經濟學家的私有化理論更來得實際和徹底，有如當年小崗村農民甘冒殺頭風險為分田單幹按下血手印壹樣，不再無限期等待上面的施舍，自己動手來改變不合理的現狀，比起土地承包制，更具有制度革命的徹底性。私有產權是民主社會的基礎，只有土地所有權回到農民手中，農民才有發言權，中國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而這必將引發壹場政治體制的全面改革，國有企業也是全民的資產，城市國有企業從幾十年剝奪農村（統購統銷＋剪刀差）的過程中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了大量財富，據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的研究表明，1952-1989年，國家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從農業中提取了9716.75億元，加上農業稅1215.86億元，共達10932.61億元，農業資金凈流出量達7140.56億元。私有化時也應該補償給農民，這才公平。從現狀來看，共產黨根本沒有全面恢復私有制的打算，在任的領導人沒有能力和膽略來領導這場否定共產制度的產權革命。只要土地私有化的雪球壹滾動，壹定會引起共產制度的大雪崩。中共熱衷的是公有名義下紅色貴族的私有化，他們保護的是黨有制，這是壹種最壞私有制度。
六、強盜治國
中共靠鼓吹和爭取民主起家，但現在唯壹可以證明其民主的就是村委會選舉。但村委會選舉，看起來民主，實際了解壹下，就知道權力總是掌握在什麽人手裏，越有背景的人越有錢，越有錢就越容易當官圈錢。表面上鄉村選舉可以增強農民對村幹部的問責能力，但選舉僅限於村壹級，鄉鎮不實行選舉，遂使縣鄉地方豪強更容易攫取鄉村行政權力，掌控地方政治，這種極小範圍的表面民主難以實現公平有效的鄉村自治。在村莊內部，黨支部對村委會的領導關系使村委會的運作復雜化，村支書是上級黨委任命的，來實現黨對農村的絕對領導。在行政關系方面，村莊之外的縣、鄉政府依然對鄉村實行垂直管治，因此，即使村委會希望維護村民利益，也未必能夠做得到。不依靠鄉村基層政權，農村的事全是空談，依靠他們又什麽好事也幹不了，縣鄉政權已經腐敗不堪，什麽富民政策也會變成富官機會。過去的土改，工作隊與村民無利益沖突，工作隊是軍隊派來的，他們不要地，土地能夠平均分配。上世紀80年代初，可以搞土地私有化，因為人民公社解體時，新壹輪的城市化還未開始，城市對土地的需求不大，土地增殖潛力有限。現在搞土改，難度極大，也不可能再出動軍隊，面對油水大的地塊，政府各部門誰不想趁機撈壹把呢？時過境遷，城市掌握的土地已經很多，通過土地內部流轉就可以解決用地問題，城市積累的巨大財富也足夠自身發展之用，再也無需農民的投入了。所以國家取消農業稅並不是出於憐憫，其直接原因是中央財政力量極為雄厚，壹年幾百億的農業稅不足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壹，根本算不上是大錢了，如果征稅使農村經濟破產，糧食危機會使中共政權垮臺，畢竟21世紀已非大躍進白白餓死人的年代可比。
整個國家是高度集權體制，各級政權實際上是集權於黨政官員個人，農村基層政權日益黑惡化，就是壹個必然的邏輯。惡霸和地頭蛇控制農村基層組織的情況已十分普遍，黑惡勢力進入縣鄉政權直接掌握政府權力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中國農村傳統上是壹種鄉紳治理體制，農村中的鄉紳是介於政府與農民之間的重要層次，雖然鄉紳經常與官員勾結欺壓民眾，但鄉紳居住鄉間，不可能與幾年壹換的縣官結成死黨，也會利用他們的權勢告發不法官員，贏得聲譽，因此能夠起到權力互相制約的作用。鄉紳在調解族人糾紛和各宗族利益沖突時也能起緩解作用，減少國家行政成本，減少了官府與農民的利益沖突，構成“皇權不下縣”的治理基礎。鄉紳權力是政府賜予鄉村精英並為民眾認可的政治權力，是縣政府管理的延伸和村民利益的保護者，民國時期亦是如此。中共取消了鄉村自治，推行集體化，黨組織壹竿子插到底，完全壟斷了鄉村政權。權力失去制約，基層幹部胡作非為，沒有鄉紳壹級的緩沖作用，農民壹般選擇沈默，因為上訪到北京也沒用，控訴材料總是壹層層再轉到基層幹部手中。再不行就是魚死網破，小事釀成大災禍。“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垮臺之後，在瓜分鄉村土地和經濟資源的過程中，以黨政官員為首的地方惡勢力進入到了鄉村政治之中。出於政府自身經濟利益和官員政治前途的考量，鄉鎮政府在選用村幹部時便以能否鎮得住村民作為首選條件，於是普遍出現了“惡人治村”的趨向。惡人不是以往的精英型的鄉紳，其聲望是橫行鄉裏形成的，與鄉紳主持公道的名望權威與維護鄉梓的職責功能不同。在鄉村社會，國家權力的表面撤出（村民自治）與實際滲入（操控黨支部或村委會選舉）是同步的，在此過程中，地方政府與官員個人直接利用行政資源與鄉村進行雙重滲透和博奕，他們在鄉村培植權勢集團，鄉村內的權勢者則通制度缺陷和政策松動與上面的政府官員壹同瓜分經濟利益，進壹步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地方政府不願意宗族勢力參與鄉村管理，這會削弱黨政部門對農村的直接控制，利用惡人治村就可以將黨政權力貫徹到底，方便建立服務於政府與官員個人的利益共同體，因為惡人不是政府與村民之間的平衡力量，而是黨政部門的爪牙，惡人的利益是通過侵害剝奪村民來實現的。當地頭蛇、惡霸、行霸、地痞、無賴等為非作歹之徒紛紛戴上“紅帽子”（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與縣鄉幹部結成同盟時，壹方面幫助政府盤剝農民，為國家搜刮資源；另壹方面也利用與政府的聯姻以為國家征收稅費為名中飽私囊、欺壓良善。地方政府官員也逐漸放棄了原有的政治角色，蛻變成身著官服的惡勢力，不是管理服務於農民，而是盤剝鄉民。官員的黑惡化和黑惡勢力的官員化，或亦官亦黑，壹身二任，兩方面勢力相互勾結，互為因果，惡性循環，瓦解了鄉村民主選舉的益處，也架空了中央集權體制。農村名義上的集體所有，實際上為官員惡霸們所有，他們掌握著土地的支配權。共產黨統治了鄉村，卻造成官與民的嚴重對立，僅引述幾個小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的普遍性：
山東省微山縣留莊鄉李修文，被稱為“東霸天”。他不僅是村黨支部書記還被聘為鄉經委副主任。他利用這些合法的外衣和職權，聚集壹批地痞流氓，並將鄉建築公司變成了他數十名打手的大本營，進而霸占集體湖地1000余畝，魚塘數十個，大型造船廠、磚廠、碼頭各壹座，被他欺騙、賴賬的企業、商家、店鋪不計其數。他公開聲稱，留莊的天、地、水都是他的。在這裏他真是無惡不作。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區先鋒鄉趙修果，被稱為“南霸天”。他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當選為村主任後，營私結黨，排斥異己，先後五任村支部書記被迫辭職，致使該村基層黨組織長期處於癱瘓狀態。趙為保住自己的“寶座”，在換屆選舉中私拉私買選票，暗中操縱選舉。他還通過欺上瞞下、虛報浮誇等手段，混得了區、鄉兩級人大代表的“光環”，成為了有多種合法外衣而作惡多端的壹方霸主。
河南省許昌市魏都區七裏店鄉的吳國彥，被稱為“西霸天”。此人1985年因為打架故意傷害他人被勞教3年，1989年吳國彥勞教出來後，和黑幫頭子關系密切。他1993年當上吳莊村第五村民組組長，1995年當上村治保主任，1996年入黨，1997年底當上村支部書記，並成為了七裏店鄉和魏都區兩級人大代表。他在吳莊得勢後，巧取豪奪，因怕問題敗露，竟然勾結黑惡分子，雇兇傷人。
撫順市東部紅透山區的劉景山，被稱為“北霸天”。這個區盛產銅，黨政部門設置以礦山為主而建立，全區由紅透山銅礦和壹鎮三村組成。劉景山是從銅礦提升區黨支部書記兼區長。為了掌握更大的權力，獲取更多的不義之財，他利用手中的權力網羅了20多名地痞流氓、“兩勞”釋放人員和慣盜、亡命徒，成立了壹個“十三太保”黑幫，由他做幫主，為其篡權、貪汙、統治礦山“保駕護航”，並直接插手礦山和政府的政務，諸如交通事故、打架傷人、經濟糾紛之類事端，都得由這個流氓集團裁決處理，甚至工商、稅務部門也以30％的提成委托這個流氓集團收取稅費。
河南省虞縣利民鎮的何長利，被稱為“中霸天”。在1993年5月鎮人大換屆選舉時，由何長利的十幾個拜把子成員上下活動，將素有劣跡的何推舉為利民鎮的副鎮長。之後，何長利又利用手中的權力，將其親信安插在鎮司法所任所長，鎮上七個基層支部中有五個支部書記、十個鎮企業中有七個負責人是“他們的人”，成為了典型的黑惡勢力的“土圍子”。……[13]
與宗法制度決裂是中共的壹貫立場，旗幟鮮明地稱之為“打倒封建宗族勢力”，稱宗族思想為“歪風陋習”，視為鄉村政權和黨性原則的對立面，總是對宗族活動采取壓制或限制的政策。在現階段，是通過惡人治村來瓦解抵禦宗族勢力的復興，消除宗族勢力對國家權力滲透的反彈力，減弱宗族的內聚力。人民公社解散後，生產大隊演變成行政村的建制，行政村與生產大隊的差異在於縣鄉政權不能像人民公社控制生產大隊那樣，控制行政村的經濟生產和社會生活，行政村與自然村乃至宗族之間的聯系又有所加強。農村基層黨政組織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全國基層幹部減少了壹半，宗族勢力又開始半公開地參與鄉村管理。隨著中共重建鄉鎮政權，越來越龐大的縣鄉政府機構需要從農民手裏獲取利益，需要大量圈賣土地，在倒地賣地中暴富，這都需要不斷打擊宗族力量的復興。雖然提高了國家從農村汲取資源的數量，卻始終伴隨著國家政權內卷化的嚴重弊病。所謂政權內卷化，是指國家從基層提取的資源，大量被同時膨脹的收取資源的行政官僚體系本身所耗費，並沒有用到民生上去。許多縣鄉政權熱衷於征地建開發區，並不關註本地區的民生建設，就是政權內卷化的弊端。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對共產中國來說，社會主義就是大多數人貧窮。流氓黑惡的社會體制，只會形成少數人靠暴力掠奪窮人而富裕的流氓化社會。中共真社會主義行不通，又用假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糊弄民眾，都是中國人無法脫離貧困的根源。經濟改革創造了巨量財富，仍然解決不了貧困問題。繼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後，近年來又出現了第四大弱勢群體——被稱為“蟻族”的大學畢業生群體，壹起加入原本就極為龐大的貧困群體。蟻族是前三大弱勢群體的後代，與權貴集團壹道成為30余年經濟改革最耀眼的風景。經濟改革催生出兩大板塊，以“太子黨”、黨政官員、國企掌權者、體制內知識分子和暴富階層為富裕群體，發展勢頭強勁，經濟增長的好處多落入他們手中；以競爭中處於劣勢的小企業主與工人、貧困化的白領階層、城鎮失業人口、絕大部份農村人口等，形成不斷弱化的龐大群體，是衰退型的群體，享受不到經濟高速增長的實惠。正如香港作家今鐘先生在比較了美國與中國的窮人時所說：
哪有剝削比資本主義高出25-50倍的社會主義？
哪有占人口0.4％的權貴階層占有全民財富70％的社會主義？
哪有大官包星、小官“買處”，強暴少女當作“P”的社會主義？
哪有官商勾結，警黑聯手，強掠民宅、耕地， 血案頻仍， 打死人白打的社會主義？
哪有讓壹千多萬冤民冤上加冤，上訪犯“法”， 反遭抓、打、死、囚，判的社會主義？
胡錦濤先生若能夠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底層去調查或仔細 ，而不是走馬觀花，就會對自己標榜的“社會主義”而感到臉紅。
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和民主政治基礎上建立的法律制度是以權利為邏輯起點、軸心和重點。公民的基本權利被奉為“天賦人權”或“自然權利”，以人權、物權、參政權、平等權、訴訟權等權利為基本構成的權利體系在法律體系中占據起始和主導地位，義務是與這些權利相適應，並且是從這些權利中派生出來的。實行以保護公民權利為目的的法律推理，例如，罪刑法定、無罪推定、權利推定等等。哪個國家都有窮人，但貧窮的標準卻有霄壤之別，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02年統計，美國有3500萬窮人，占3億總人口的1％強，有報道介紹了這些窮人的概況：
增加窮人福利，追求平等，壹向是民主黨占據道德高地的高調。在註冊民主黨選民最多的美國主要城市的紐約，在民主黨籍的黑人市長丁勤時主政時，實行擴大福利政策，結果當時700多萬人口的紐約，有多達100萬人領取福利，平均每7個人就有1個不工作，靠政府強行從勤勞者手中征得稅收生活。……美國的“窮人”中，46％已購買並擁有自己的房子，按2001年價值，平均值是8萬7千美元。有54％的美國窮人住在壹家庭房屋中（獨立住宅），36.4％住在公寓中，9.6％住在汽車房屋中。
在美國被定義為“窮人”的家庭中，73％擁有小汽車或卡車，其中近三分之壹有2臺或以上的汽車；99％有冰箱；65％有洗衣機，56％有烘幹機，三分之壹有洗碗機，73％有電烤箱，97％有彩色電視，其中55％有2臺或以上彩電，裝有線電視或衛星電視的占63％，其中四分之壹有大銀幕彩色電視，有錄象機或DVD的占78％，59％有立體音響，四分之壹的家庭有個人計算機，27％使用手提電話。
這樣水平的人如果在中國，不屬“大款”行列，也是混得相當不錯，可在美國，人家被稱為“窮人”，在理直氣壯地領取政府福利。
根據美國政府的統計，在上述擁有自己住房的“窮人”中，平均每家有三個睡房，壹個半浴室，壹個車庫，壹個室外走廊或門廳。全部上述的窮人中，76％裝有空調機，而在30年前，美國的全部人口中，擁有空調的只占36％。
據美國房屋發展局的統計，美國的窮人中，只有6％住房擁擠。全部美國人中，70％的家庭平均每人擁有2個或以上的房間，而在“窮人”中，平均每人擁有2個或以上房間的家庭，有68％，只比美國平均水平低2個百分點。而且美國“窮人”的平均住房面積遠遠超過巴黎、倫敦、維也納、雅典以及其它所有歐洲主要城市的居民（不是那裏的窮人，而是那裏的所有人）住房水平。
例如，美國有2億8千萬人口，平均每人住房面積721平方尺；美國“窮人”平均每人住房面積439平方尺，比世界其它工業國家的人均住房面積多50-100％，是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中產階級家庭住房面積的3倍，是印度和中國的城市家庭住房面積的7倍。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積才是376平方尺，比美國窮人住房面積還少63平方尺。
美國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積多達1,875平方尺，美國窮人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積也達到1,228平方尺，比歐洲家庭的平均976平方尺多232平方尺。全部歐洲國家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積是396平方尺，低於美國窮人水平的439平方尺。
美國窮人的孩子，不僅沒有營養不良問題，而且這些孩子獲得的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等，事實上和中產階級家的孩子壹樣多，而且在絕大多數窮人家庭，他們的孩子獲得的上述營養物質，超過需要的標準；窮人家的孩子平均獲得的蛋白質，超過營養學家建議的水平100％。美國窮人家的男孩，平均比當年登陸歐洲諾曼底的美國同齡士兵高壹英寸，重10磅，比第壹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同齡士兵高2英寸，重20磅。美國窮人的問題不是營養不良，而是食物吃的太多，體重超過標準。美國窮人的肥胖癥，男子高於普通人近2個百分點，女子高於普通人1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越窮越胖。[15]
“剝削階級”居然混到出錢養活無產階級的地步，這完全顛覆了關於資產階級政府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民主體制下，馬克思主義殿堂三大理論支柱——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全部崩塌，美國福利制度比馬克思、斯大林、毛澤東這些共產前輩設計的社會主義優越性還要完美。即使這樣，美國窮人還不滿意，總是不依不饒發政府的牢騷，美國人過感恩節，沒聽說有感謝政府節，或者慶祝什麽黨的生日節，他們只知感謝上帝就夠了。要是中共對待窮人有美國政府的百分之壹，黨的喉舌早就震耳欲聾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無非是畫餅充饑的烏托邦壹類，無非壹些城市居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而已，占人口80％的農業戶口還被排斥在外。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是活生生的現實，是優於任何社會主義國家的全民高福利。民主制度下公民手中的選票決定了人民的命運，共產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徹底破產，使之永遠失去世界歷史中的主導作用。他們恐懼全民普選，今天還在唱社會主義高調的，只是極少數既得利益集團或憤青者流，都是些強盜無賴。美國人接受共產主義早於俄國與中國，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1852年就傳到了美國，馬克思對美國寄予極高期望，1872年將第壹國際的總委員會遷至紐約。但美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5月，僅比中共稍早些，同樣接受共產國際指示，利用勞工矛盾，搞了不少暴力活動。羅斯福總統上臺後，推行新政，改善勞工待遇，緩和勞資關系，擴大民主權利，使得美國從大蕭條中復蘇，共產黨從此失去號召力。1933年厄爾·白勞德出任美共總書記，白勞德認為，“共產主義就是二十世紀的美國主義”，美國民主是壹切階級的民主，馬克思主義不過美國民主的擴大和完整化。並修改黨章，規定共產主義的任務是在變化了的情況下把華盛頓、傑佛遜、林肯們的傳統向前推進。白勞德於1944年4月出版了他的綱領性著作《德黑蘭：我們在戰爭與和平中的道路》壹書，“修正”了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理論，否認美國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性質，認為它還“保持著青年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壹些特點”，認為美國無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之間有“共同利害”，主張保護托拉斯制度，經過“階級調和”來避免美國資本主義所不可避免的危機。認為民主共和兩黨制為維護民主權利提供了足夠的渠道，美國共產黨沒有存在的必要。1943年10月解散共產主義青年團，1944年5月紐約美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解散共產黨。美共僅存在23年，其後雖有回潮，又有福斯特重建共產黨，跟隨蘇聯，毛澤東還親發賀電稱：“我們對於美國工人階級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這個偉大的勝利，謹致熱烈的祝賀。”批判“白勞德的修正主義的即投降主義的路線”。70年代蓋斯·霍爾任總書記時，又跟著蘇聯反對毛澤東，但其元氣大傷，難成氣候。據說現在美國只有壹個老教授還信仰共產主義，其余的只是學術研究，黨員的數目僅有三兩千人。美共也幫過中共不少忙，抗戰時期，受莫斯科指示，誤導美國輿論和政府，詆毀中華民國政府聲譽，離間同美國的友好關系，誇大宣傳中共的抗戰功績，以及“土地改革”與“新民主主義”，將陜北邊區描寫為“民主自由”和“康樂進步”的烏托邦。攻擊中華民國是“封建的中國”，盛贊中共根據地是“民主的中國”，配合中共的“兩個中國”論調，要求美國政府停止援華。駐華的史迪威將軍也要求同等裝備共軍與國軍，讓共軍開出邊區作戰。智慧的美國人民，及早告別了共產主義，保證了民族的長久幸福，也遏制了共產主義的擴張，推動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民主。自由民主是人類普世理念，足以摧毀壹切反人類的制度，這僅僅是時間長短問題。如果我們非要說社會主義好，也用不著擡杠，美國式的社會主義，或者歐洲式的社會主義更好些，這對馬恩列斯毛鄧江胡之流鼓吹的“科學社會主義”，卻是壹個絕妙的諷刺。何清漣說：“在洛杉磯，中國新富的‘二奶’們定居的豪華居住區，構成了壹個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特色居民區——‘二奶村’。中國精英集團成員普遍安排家庭成員出國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獨壹無二的‘中國特色’，遍觀世界，沒有任何國家的精英集團有這樣的大規模定居外國的集體行為。”“……兩百多年前，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說過壹句臭名昭著的話：‘我死以後，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國貪官汙吏的共同心態則是：‘我離開中國以後，哪怕洪水滔天。’”[16] 這些“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強盜們，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早已喪失信心，紛紛投奔到了“社會主義”的美國。
以此看出，不是不可為，而是不願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究竟是怎麽回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有多少實際意義，就基本清楚了。我們到中西部農村走壹走，那種破敗的景象，無法掩飾的貧困，鄉民生計之艱辛，歷歷在目。從戰後廢墟上起步的國家很多，即使在亞洲，農民生活的改善，中國也屬於最慢的幾個國家之壹。僅以全民醫療保障為例，中國醫藥衛生總體水平僅排在第144位，衛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是全世界倒數第4位。農民的年收入不夠住壹次醫院。西方國家的全民醫療保障壹般占GDP的10％左右，歐洲高於10％，美國是16％，中國攤在民眾頭上的不足1％。連毛澤東時代都不如，毛時代的農村也有些象征性的社會主義，有治不了大病治小病的“赤腳醫生”（兼職不脫產的鄉村衛生人員）及縣醫院為主體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還有基本免費的公辦教育，稱之為“社會主義優越性”。1965年9月，中共中央批轉衛生部《關於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強調加強農村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推動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發展。合作醫療全面推行是在1966年以後的文革期間，毛澤東親自批發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辦合作醫療的經驗，並發表了“合作醫療好”的指示。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農村絕大多數地區的縣、公社和生產大隊建立了醫療衛生機構，形成三級預防保健網。到1976年，全國已有90％的農民參加了合作醫療。在計劃體制下，藥品的數量、質量和價格等是配給的，衛生站和醫院是公立的，不存在獲利和創收。政府控制了醫療服務和藥品資源配置的權力，並實施低價供給政策，醫藥價格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由於不存在高價高回報的激勵機制，赤腳醫生以及各級醫療服務提供者，不可能在醫療服務中獲取利部門或個人收益。政府通過恢復振興中醫，強調使用中草藥和中醫診療技術，大量的廉價中草藥和自制成藥充實了衛生室、土藥房，減少了合作醫療經費的開支。通過赤腳醫生的培養，做到了“有病早治，無病早防”、“小病不出組，大病不出村”。赤腳醫生看不了大病，但對預防為主的日常衛生保健還是有相當大的作用。近些年江南壹帶血吸蟲病又大規模蔓延，就是鄉村醫療和預防體系失效的結果。隨著農村分田承包制的改革，分級管理的財政體制的確立，使合作醫療基金籌資面臨危機，合作醫療機構紛紛解體。縣鄉幹部屬於國家醫保體系管理，原來以公社和生產隊自籌經費的集體醫療保障體系變為個人出錢到盈利性的醫院看病，隨著醫藥費用的猛烈上漲，絕大多數農民淪入有病看不起的淒慘地位。中國的醫療保障是面對向高層的，高級幹部醫藥費實報實銷，他們每人每年平均醫療費高達數十萬元之多，而用於民眾醫療保障的壹年僅有幾十元。原本就少得可憐的醫療資源都被權貴流氓集團無理侵占了。毛時代貧窮，但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總要有壹些與“優越性”配套的福利制度。鄧時代強調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中國特色”，遠遠落後於世界的窮中國再也無法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只能求助於市場化，於是連毛時代那點可憐的全民福利也壹並取消了，徹底淪為保障少數人特權的體制。
在中國人均GDP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壹半的情況下，惟多數人的貧窮才能保證少數人的富裕。對於暴富中的統治階級根本不存在實現社會公平均富的動力因素，數億人的貧困就是中共統治的產物，這是只進行經濟改革的必然結果。決非中共政權自身所能化解，他們也不願意化解，有哪個權貴願意讓出自己的權力與財富呢？中國除了爆發爭取民權的國民革命，找不到任何壹種和平轉型的辦法。在以權力為本位的制度框架下，缺少公民權利法律基礎的私有化只會導向最壞的結果——財富集中到少數權貴手中的紅色權貴資本主義，這是壹種強盜型經濟。中國表面上還是公有制占主導，中共還叫共產黨，實際上從改革開放初期就開啟了由少數人操作的既得利益集團私有化進程。六四運動直接的誘因之壹就是“太子黨”集團以雙軌制為契機的私有化——權力市場化——倒賣由市場定價的計劃外緊缺物質——非法集資圈錢，至今這個進程還在加速，已經發展到掠奪包括土地在內的整個國民資源的龐大盜匪集團，並且利用物權法律加以漂白，使之合法化，這是壹場光天化日下的大規模洗錢過程。中共的革命或改革都是剝奪民眾權利的強盜運動，權貴集團掠奪國民財富從革命戰爭到公有制，再由公有制到權貴私有化，全部過程的受益者都是中共自己，民眾始終處在壹次又壹次被無情剝奪的悲慘地位。這即是中國黨富民窮現狀的全部秘碼。
壹、貧困根源
中共政權這部專制機器有三大功效：首先是絞肉機，它絞殺了數千萬生命；其次是洗腦機，培養了億萬知服從不知權利的共產奴仆；更是壹部巨大的榨汁機。中共機器將榨汁功能發揮到極致，先後利用國有制和化公為私的經濟改革劫取了巨額國民財富，又在市場化過程以高稅費、高通脹、高房價榨幹了中產階級，用準入限制壟斷資源、壟斷市場、濫發股票、濫印紙幣、銀行低存款利率及股市瘋狂融資搶掠國民財富。用高電價、高油價、高速公路、城市出租車及食鹽煙草專賣等壹系列壟斷方式榨取民間社會。它霸占著壹切自然資源，售之以高價，用強盜手段養肥國有企業，擠壓民營企業生存空間。獨辦電視報刊，獨霸電信電話，獨攬互聯網接入，甚至用速度僅為標稱網速十分之壹的假寬帶欺騙用戶。社會共同財富的自然風景區和文化遺產也在其壟斷之下，用高價門票勒索遊客，或用鐵絲網圈占著名海灘山頭，修建中央各級高幹療養院，再用納稅人的錢來貼補運營成本，讓紅色貴族享受免費服務。用暴力征地拆遷大規模征用土地，低價征地，高價賣出。乃至用高教育費、高醫療費、高殯葬費擠幹了窮人的最後壹滴血汗。所以民間有順口溜說：生不起，剖腹壹刀五千幾；讀不起，選個學校三萬起；住不起，壹萬多元壹平米；娶不起，沒房沒車誰嫁妳；養不起，父下崗兒下地；病不起，治個感冒兩千幾；活不起，壹年辛勞四千幾；死不起，火化壹個壹萬幾；葬不起，墓地幾萬壹平米。[1] 近兩年的物價更是沒命地瘋漲，壹套房子幾百萬，動壹次大手術動輒幾十萬，城市的公共墓地也漲到了幾十萬，北京的重點中小學擇校費竟然也有高達幾十萬元的。有人統計，在北京養大壹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按現有最低標準，要花費50萬元左右。生不起，養不起，死不起，這即是平民有“尊嚴”的“奢侈”生活，中共經濟改革最直接的成果。官方總是鼓吹中國人已經跨過小康水平，呈現出壹派盛世中華景象，正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但世界上真有這種國富民窮的“盛世”嗎？有這種讓人惡心的“偉大復興”嗎？然而這種“中國模式”、“中國奇跡”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是中共引以自豪的，因為國富民窮的實質就是黨富民窮。中國GDP總量位居全球第二，按人口均值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根本算不上國富，按GNP計算還要減壹半，依然是窮國壹個。但共產黨實實在在處於有史以來最富裕的時期，中共政權掌握著絕大部分的國民財富，它是無疑是世界上最財大氣粗的政黨。中共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它是壹個絕對自利型的政黨，長期霸占著國家政權，漠視國民福利，民眾也就永遠擺脫不了貧窮。
依照廣泛運用的國際貧困標準，以壹個國家或地區社會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為貧困線，低於社會平均收入的壹半，即為貧困人口。中共的高經濟增長率並沒有解決貧困問題，2007年中國農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為3223.85元，人均日消費是8.832元，按當年匯率折算，相當於1.162美元，這壹消費水平低於世界銀行的全球生活貧困線標準（人均日消費低於1.25美元）。2010年8月，亞洲開發銀行發布了壹份《亞洲和太平洋地區2010年關鍵指標》的報告，以每天消費2美元為下限，中國農民基本上都是貧困人口。根據2011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的藍皮書稱，城市中等收入者已達2.3億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城市貧困人口為5000萬。但按照2011年9月實行新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月收入3500元計算，應納稅人數只有2400萬人。參照中國物價水平，3500元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壹線城市僅夠維持壹個人的低水平生活，幾乎沒有養家能力，在省會城市也很緊張。納稅起征點的提高，等於隨即否定了社科院的藍皮書。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通常是壹個國家的低收入線，中國約有9億勞動力，只有不到3%的人收入高於低收入線。也就是說，3500元不過是條溫飽線。在經濟高增長的背景下，將近98%的勞動力僅能維持溫飽。窮人沒有享受到高增長的好處，但在惡性通貨膨脹面前，窮人卻是最大的受害者，2010-2011年的兩年時間裏，中國人用於衣食等基本生活支出便由物價輪番上漲而損失了四成的購買力。消費水平從溫飽線迅速下滑，草根階層連最基本的豬肉也買不起了。在中國的大城市，月收入不達萬元，根本算不上中產階級，3500元月收入的人都屬於窮人，不要說買房，連付房租都很困難。香港單身人士的年薪俸稅的免稅額是108000元港幣，超過的部分才納稅，年收入50萬以上的28萬人承擔了薪俸稅總額的87.4%。內地的物價水平已超過香港，由於消失了中產階級，工薪所得稅主要還是由窮人來交。讓人憤怒的是，諸多學者憤青還在興致勃勃地討論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動人話題，暢敘如何拯救美國和歐洲金融危機的豪情，壹幅繁榮富足的盛世景象。而美國政府規定，月薪不超過1174美元，即年薪不超過14088美元的個人可獲食物券，此薪酬數字是美國貧困線收入的130%。此外還有政府提供的住房補貼，子女上學的免費午餐等等。中國城鎮貧困線目前是2009年確定的年收入1196元人民幣，月收僅為100元。世界銀行有兩條貧困線標準：日收入2美元才是貧困線，日收入1.25美元是絕對貧困線或極端貧困線，用於非洲等最貧窮的國家。中國提高後的貧困新標準，仍不到國際極端貧困線的壹半。即使是新標準的增加部分，也迅速被通貨膨脹吞掉了，仍然是壹條赤貧線。那些敢於討論讓節衣縮食的中國人如何拯救富裕的美國和歐洲的家夥，不會關心誰來拯救中國窮人，他們是社會上最惡心和最沒有心肝的既得利益者。美國的福利制度是照顧窮人，中國的福利制度是照顧富人，這就造成中國用本該照顧窮人的福利去救濟美國窮人，讓美國窮人不窮，讓中國窮人更窮。甚至間接救濟華爾街的金融大鱷，購買高風險債券填補窟窿。何況中國數十年來壹直在用低價商品和外匯債券不停地“拯救”著歐美經濟，並不存在是否應該拯救別人的問題。
中國經濟經濟總量2010年達40萬億人民幣，這是中共得以自吹自擂的資本。但民生建設不足，貧困及極端貧困現象也普遍存在著，據世界銀行的報道告，按照國際貧困標準（International Poverty Line Standard）計算得出的中國消費貧困人口數在國際上仍排名第二，僅次於印度。作為木桶理論的短邊，這對社會發展起著制約作用，整天吹噓和諧社會的中共官方也不得不承認，2009年中國每天不足壹美元的赤貧人口仍有1.5億人，很多前些年脫貧的人又紛紛返貧了。根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2009年的人均GDP為3687美元，全球排名第103位，落後安哥拉壹位，領先薩爾瓦多壹位。而日本的人均GDP約為中國的10倍，達到37800美元，美國人均GDP則為42240美元。GDP數據只是國家經濟實力壹方面的反映，並不能反映壹個國家的全部實力，相反，卻能掩蓋著很多東西。外國投資在中國投資產值約占中國GDP的1/4以上，而中國對外出口的50%是外資企業所擁有的。從GDP上看不出壹個國家的財富總量。2010年，中國GDP總量為40.1202萬億元，人均折合4382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世界平均為9218美元。仍屬於貧窮落後國家，與壹些非洲窮國為伍。但中共無疑問是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財政收入以遠高於經濟增長的速度增加著。2011年前8個月，財政收入74286.29億元，同比增長30.9%，財政年收入超過10萬億已成定局，遠遠超過年初制定的8.9萬億和增長8%的目標。政府收入數倍於經濟增長，只能用橫征暴斂才解釋。有人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6年數據計算，若國家征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數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15國300元。中國商品價格中的稅收成本分別是美國的4.17倍、日本的3.76倍、歐盟15國的2.33倍。水漲船高，按照百分比，物價越高漲，稅收越激增，政府在高通貨膨脹中不斷獲取高收益。
中國人為什麽擺脫不了貧窮，政府高稅收征來的錢哪裏去了？我們簡單比較壹下就知道了：2010年香港GDP有17481億港元，征稅2090億港元。深圳GDP為9511億元，征稅3061億元人民幣，廣州GDP為10604億元，征稅3379 億元。香港稅收占GDP的12%，深圳、廣州均為32%。香港教育預算540億，醫療預算399億，共占稅收45%；而廣深兩地的教育、醫療預算累計才 213億元，占稅收3%。香港政府2011年向居民派發每人6000元的大紅包，深圳廣州的政府只知道自己花錢，花不完的錢用來舉辦亞運會和大運會等面子工程。中國公民不能享受免費醫療，中共卻在國外慷慨無度，數十年如壹日，派出常駐醫療隊，為非洲國家開展免費醫療。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上，中共政府首次宣布在兩年內減免32個非洲國家總額達100億人民幣的債務。截至05年底，減免44 個發展中國家總計198筆價值約166億元人民幣債務。中國還為非洲培訓了15000名各類人才，派遣100名高級農業技術專家，派出醫療隊，援建30所醫院、100所農村學校，無償提供防治瘧疾藥物。2007年底中國為增強非洲的自我發展能力，決定提供23.77億元的無償援助和7億元的無息貸款2008年6月底，中國累計免除亞非等49個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債務247億元；提供各類援款2065億元，其中無償援助908億元；對42個最不發達國家的商品給予零關稅待遇，稅目為736-1115個，占最不發達國家對中國出口貿易額的98％。2008年6月，向朝鮮捐贈了5000噸航空油和1億元人民幣，共計1500萬美元。 2009年3月，提供阿富汗7500萬美元貸款全部轉為無償援助。2009年全年，免除了46個國家的400多億元債務。 2010年2月，中國國務院批準了減免伊拉克欠華債務的80%，約為68億美元。當月，由於朝鮮貨幣改革失敗，據傳中國將向朝鮮提供100億美元援助。2010年4月，中共政府向委內瑞拉提供200億美元貸款。近幾年來，中國災難頻發，汶川地震、冰雪災害、西南旱災、玉樹地震、泥石流等等災害頻發。根據相關數據，玉樹地震，國家財政撥款5億元，西南大旱災，國家撥款1.26億元……2010年8月，為支持俄羅斯抗災，中國捐贈100萬美元現金和價值2000萬人民幣的物資。同時甘肅舟曲泥石流災區缺乏飲用水和方便面，政府號召大家積極捐款。更為可惡的是，中共壹方面在北京大肆拆毀民辦的外來工子女學校，導致大批農民工子女失學，壹方面由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牽頭的“中非希望工程”，正向民營企業家大舉勸募，為“希望工程走進非洲”捐款。計劃在10年內於非洲各國貧困地區捐建1000所希望小學，每所150萬元人民幣，冠名捐建形象樣板小學，每所500萬元人民幣。[2] 不但為貧窮國家免費建設學校，還在發達國家大力開辦“孔子學院”，建立網站，中共都是壹擲萬金，從不吝嗇。
在共產主義實踐中，實際上是以公有均富的美妙許諾，對私有財產的徹底搶劫掠奪，再通過“全民所有制”這種偽公有制將社會財富集中在共產黨手中，形成壹種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黨有制”——共產黨獨占壹切的產權制度。因為中共政權是“黨和國家”式的黨國體制，黨產國產不分，所謂的“全民所有制”是虛偽的騙術，其“國有化”進程就是“黨有化”過程。共產黨霸占了領土主權也就獨霸了全國土地資源，土地上的壹切產出統歸共產黨支配，在毛澤東時代稱之”統購統銷“政策。市場化改革中，是通過出售土地使用權和壟斷自然資源的經營權，將最大份額的國民財富圈占為紅色貴族所有。黨對全民財富有著絕對的支配權，用來滿足龐大的黨政軍系統漫無止境的需求，由於全民的政治和財產權利被徹底剝奪，中共無需征求國民意見就可以自行處置“全民財產”。但共產黨支配全國財產並無法律依據，未經全民選舉的授權程序，所以不存在“全民所有制”的前提，其“國有制”或“黨有制”並沒有區別，因為“公有制”與公眾無關，與國民無關，也是黨有制的變稱。中共的支配權是用黨權政府化的方式，政府是黨的政府，黨國壹體，黨政壹體，再用黨的軍隊來保證紅色政權及其黨產的安全。
中共的每次掠奪是通過槍桿子實現的。在城鎮是用沒收資本、公私合營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等方式，全面實現了國有化。在農村通過合作化、人民公社實現了農村土地和生產資料“三級所有”的集體所有制，實際上土地產權是操控於地方黨政體系。國有土地不必說，集體土地也是黨有制，集體成員並無土地的最終處置權，如果國家要征用集體土地，農村集體組織只有協助義務。國有化和集體化可以看作是中共強權體制下的產權制度變革，國有化的完成標誌著通過暴力建立的共產政權已經轉變成了壹個國民資產的實際占有者。由於共產主義賦予了公有制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共產黨在占有國有資產的同時，也占有國民資產乃至個人資產，可通過國有化或沒收私人資本及強行征用個人財產的辦法來實現黨國利益的最大化。雖然在城市又推行國有企業股份制，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但國有和集體所有的公有制仍然占控制地位，黨仍然是國民財產的最終支配者。國家政治權力與產權的結合，提升了中共經濟統制的合法性，從而形成了壹個集政治權、財產權、意識形態控制權於權力階層的社會政治經濟統壹體。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裏，公有經濟是通過行政性委托代理方式經營的，是為“國家所有，分級管理”。公有制運作是通過“黨和國家”委托各級政府，政府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具有法人資格。黨和國家作為壹個龐大的資產所有者，必須以分級管理方式將黨國資產層層轉托給各級政府法人來管理。於是，各級法人代表（官員）通過任命廠長、經理，以行政方式委托具有專業管理知識的企業法人代表來管理經營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法人沒有產權，資產的所有者是政府。鄉村集體組織的土地產權也是名義上的，以縣鄉政府的職能部門來管理農村的集體土地，政府征用土地時，集體組織沒有抵抗權。因為黨和國家擁有領土主權，共產黨始終認為統治權與產權是壹體的。中共政府實行代議制，各級人大是從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權力機關，政府名義上代表國民管理全民資產，但壹黨體制下，人大代表不是自由選舉產生，皆為黨政系統的人，黨管幹部（公務員）的法律架構使得人大機構及也置於黨權之下。雖然有針對農村人口的“四分之壹條款”（先前選舉法規定是八分之壹條款，現在上升到壹人壹票了，仍然是紙上遊戲），農民個人享有四分之壹政治權利，但農村的民意代表全是黨意代表，農民不可能通過人大代表制度實現對政府的監督權和對集體土地的最終支配權。失去國民監督的資產管理權，好比從不檢查審計的會計報表，不過是玩弄大眾的統計數字而已。全民所有制淪為荒唐的笑談，實際操控權早已落入各級官員為主的自然人手中，再源源不斷流進個人口袋裏，形成龐大的紅色權貴集團。共產黨搶劫了國民財富，宣布為全民所有，再用經濟體制改革的辦法來化公為私，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紅色貴族所有制”。共產主義從理論到實踐，似乎轉了壹圈又回到原點，實際上卻是消滅了全民私有制，變成了共產貴族的私有制。這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初衷，卻是共產革命的邏輯性進程，用槍桿子說話的共產主義是不會選擇其他制度結果的。
在中共的建國歷史上，共有三次大規模的搶劫，第壹次是沒收土地和商業資本，以國有化和集體化（人民公社三極所有）為名義，建立共產黨控制的國有體制；第二次是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改革，由權貴集團瓜分國有財產，壯大紅色貴族資本；第三次是政府用官商勾結來惡意推高房價地價，用金融資本市場以及高通貨膨脹率並輔以高稅賦高物價全面搶劫國民財富，讓中產階級變窮，讓窮人更窮，國民財富以前所未有的迅猛速度向紅色貴族手裏集中。每壹次搶劫都伴隨著大屠殺和大迫害，毛澤東時代殺了幾千萬人，鄧小平時代鎮壓了學生民主運動，江胡時代鎮壓法輪功及失地拆遷的窮人，關押良心犯，嚴厲打擊壹切不同意見。共產革命及其經濟改革的全部目的，都是為了共產黨的權力，都是瞄準了國民財富，最終目的是實現紅色寡頭專制。搶劫掠奪，就是共產黨為什麽要革命或為什麽要改革的根本原因，也構成人類發展史上最惡劣的“中國模式”。這是公開的秘密，舍此之外的壹切辯解和說教，都不是問題的實質。也許有人說，人們的生活不是越來越好了嗎？但妳要明白，共產黨之所以允許經濟的部分市場化，正是為了自身攫取最大利益，權力市場化催生的大批紅色貴族是經濟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全面壟斷了資源和暴利行業，牢牢占據各產業鏈的上遊，也必須讓市場低端的民眾隨市場流動起來，爭取溫飽水平，才能掠奪更多的利益。權力導致財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就是紅色貴族的財富來源，如果權貴集團沒有現實利益，它根本就沒有改革的動力。近73萬億的M2（廣義貨幣）使政府和國有部門資產膨脹，土地價格上漲，紅色貴族的資產頭寸急劇膨脹，在流動性急速擴張的能量下，最終匯流形成壹個巨大“堰塞湖”。導致民間資產萎縮，中小企業破產，壓制了民眾的消費能力。
二、兩極分化
根據波士頓諮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的150萬個家庭（約占全國家庭總數的0.4%）占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其中包括存款、 股票等公開的金融資產，未計算灰色收入。在發達國家，壹般情況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財富。而另據中共五部門的統計，截至2008年3月底，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 20450余億元。億元戶中91%是高幹子女。據美國國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共有超過7萬人獲得美國綠卡，僅次於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過去30年間，總計有110萬中國人獲美國綠卡。1978年至2009年底，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的總數為162.07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的總數為49.74萬人。藍皮書指出，改革開放30年以來，移民海外人數已逾450萬，移民人數穩居世界第壹。這些都是公開的數字，紅色貴族更多的私人財產是灰色的，他們在國外的財產更是無法統計，據“維基解密”網站稱，中國高官在瑞士銀行大約有5000個帳戶，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員。部級以上和大多數的中央委員，幾乎人人有份。[3] 紅色貴族的財產來源於政治經濟上的壟斷地位，是以掠奪國民財富的辦法獲取的。正如學者何清漣所說：
……中共犧牲了數千萬人生命打造的“革命”，其全部意義就是先用暴力將別人的錢搶過來，變成“公產”，再用權力將“公產”化為私產，通過巧取豪奪使當權者成為暴富者。……如今，中國的社會結構依然是底層人民占83%以上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人民依然處於無權狀態，官吏的貪汙腐敗比60年前更上壹個臺階，社會總體失業率也不比60年前有多大改善，農村照樣存在8千萬左右的‘三無’農民（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只是奪去他們土地的並非地主而是政府。這些事實本身就否定了中共革命的正義性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並揭示了共產主義理想的欺騙性。中共犧牲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徹底打破了形成了數千年之久的自然秩序，其結果只是將原來居於社會邊緣的部份無產者（即中共“革命隊伍”的骨幹成員）送上了統治寶座，讓紅色權貴取代了原來的統治階級，真是“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與當年國民政府的專制相比，中共政府的極權體制更為苛酷。[4]
中共政權獲得前所未有的財富，也迅速催生了壹大批黨政軍貴族。據2007年的統計，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而在財富的積累中，股市、房地產、資源型企業和金融行業，尤以房地產對民眾的掠奪最為嚴重。同時，社會分配與福利向政府公務員嚴重傾斜。從03年至08年，政府財政收入從占GDP總量的五分之壹增至四分之壹，其中58％用於供養黨政人員約7000萬人。自2001年以來數次給公職人員加薪，每次增幅不低於15％。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主要覆蓋黨政人員，醫療費用的80％是為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在勞動報酬占GDP比重連降22年的情況下，從1978年到2005年，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使得貧富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底層民眾的實際收入增幅大大低於GDP的增長，還要自付教育、醫療等費用，壹多半的人沒有養老保險。學者稱中國社會是倒T字型結構，很有道理。據統計，2009年全國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已經超過1.5萬億元，比全部國有企業交的稅還多，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讓金已經占地方財政收入50%。這說明中共除了高稅收，還有巨大的壟斷資產收益，不是沒有錢改善民生，而是民眾沒有投票權來制約政府的橫征暴斂。中國是世界上稅賦最高的國家，中小企業各種公開的稅賦占收入的五六成，還有各種隱形稅賦，只好靠壓低工資來降低成本，這也是勞工貧困化的壹個因素。與中小企業艱難生存情況相反的是大型國企的暴利，2010年120家央企共實現凈利潤8522.7億元，比上年增長42.8%。其中三家石油巨頭凈利潤占三成，移動通訊和電力企業占二成以上。2011年前三季度業報披露，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普遍出現下滑，銀行卻旱澇保收，16家銀行共實現營業收入1.66萬億元，超過西部六省同期GDP總和。實現凈利潤近7000億元，同比增長三成以上，平均每天狂賺25億元，工行日賺6億，雄居行業霸主。以至於有些銀行利潤太高，都不好意思公布這種為富不仁的盈利水平了。壹些上市國企高管的公開薪金收入是全國平均工資的18倍，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和任意揮霍的財富，這些壟斷者的實際收入決不會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100倍。壟斷就是掠奪，保證國企暴利在於擠壓中小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中共集團的財富就是民眾的血淚。中國有反壟斷法，但專制政權本身就是壟斷的，為了維持政治經濟的絕對管制，任何反壟斷法律的實施都是權宜性和表演性的。
與多數人的貧窮相對立的是少數人奢侈，根據世界奢侈品協會的資料，2010年中國大陸奢侈品消費共達107億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費總額的27.5%。中國遊客在法國購買免稅商品總額達6.5億歐元，蟬聯法國“購物王”稱號。中國人到了香港和歐美等地，都以“掃貨”方式購物，其豪邁程度令全世界震驚。除了少數人暴富，國庫裏的錢也是越來越多了，全國財政收入從1950年的62億元增至2008年的6.13萬億元，60年間增加985倍，而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60年間僅增長18.5倍。中共在掠奪型經濟增長中暴富，8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城市有數千萬失業半失業的群體。黨政事業機關工作人員約7000萬人，卻消耗國家財政收入的58%左右（約為GDP總量的14%）。近年來財政收入約占GDP總量的1/4，全國工資收入只占GDP的12%左右，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約為9億，除去7000萬財政供養人口，8.3億人的收入總額還比不上這7000萬人的收入與福利。如果加上灰色收入，黨政官員消耗的國民財富更令人吃驚，公款吃喝、公款出國、公車消費壹年高達1萬億元以上。另據CCTV《新聞1+1》節目中透露，“三公消費”已高達壹年1.9萬億，占行政開支的60%。[5] 中共執政集團的“少數人通吃”表現在各個方面，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壹份《調查報告》稱：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療養院，每年開支約為500億元，大部分的醫療資源都被權貴們擠占了，那些無錢就醫的窮人只好瞪著眼睛死去。據《2005年世界衛生報告》，在各國衛生總費用中，歐洲發達國家政府負擔80-90％，美國政府負擔45.6％，泰國政府負擔56.3％。眾多窮國如印度、古巴、朝鮮、蘇丹、瓦努阿圖、緬甸、布隆迪，都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如2003年全國醫療費用總額約6600億元，政府只負擔了其中的17％，位列全世界倒數第四位。為支持醫療衛生體制改革，2010年中央財政支出1389億元，參加醫保人員財政補助每人每年120元，連看壹次門診都不夠。而美國聯邦政府的醫保支出為8820億美元，占總支出的23%。中國每年有50％的人看不起病，30％的人住不起院。中國人口占世界的22％，但政府的公共衛生投入僅占世界的2％。中國衛生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僅為2.7％，而印度為5.2％，美國為13.7％。財政收入在20年裏增長了30倍，年均增長率19.5%，遠遠高於GDP的增速，在“少數人通吃”的法則下，“紅色貴族”占盡先機，民眾享受到的實惠微不足道。比如中國有名義上的醫療保險，但其實都是假的，因為醫藥產業是暴利行業，中共從中獲取的利益遠超過其支出。如心臟起搏器或心臟支架等醫療器材，用到患者身上，都有10倍以上的暴利，堪比販毒的利潤。且很多項目是自費，不能報銷。心臟支架壹類的醫療用品、藥品要進入醫院，不僅要通過藥品集中招標采購確認中標價與供應商，其定價與收費還須經物價部門審批。但無論是地方發改委、衛生主管部門還是物價部門，以及相關的個人，都從這條黑色利益鏈條中獲取了暴利，價格自然不斷高漲。哈藥六廠是壹家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下屬企業，屬於國有企業，僅生產普通藥品，但它的辦公樓竟然參照凡爾賽宮的裝修風格，建造成壹座富麗堂皇的現代“皇宮”，可見其行業的暴利水平。[6] 再如所謂的城市居民社保也是假的，中央政府補貼55塊錢，如果個人每年繳100塊錢，等到退休的時候，55元加上個人賬戶，壹個月僅有七八十塊錢。農村的新農保也是這樣。靠這麽壹點可憐的社會保險只能是餓死，還是等於居民自己解決養老問題。這種社會保障純粹是騙人的東西，共產黨卻宣傳已經全覆蓋了。中國的養老制度是劫貧濟富，比如深圳90%的人口是農民工，10%是本地戶籍人口，農民工離開時只能取回個人賬戶那部分，社會統籌部分就留在深圳了。交了壹回養老保險的農民工還是等於沒有養老保障，所以深圳2005年就已經積累了90億的養老金。這些養老金保障了黨政官員，因為政府公務員是無須個人交納社保的，退休時卻能享受高額養老金。對於整個養老體系來說，有學者說社會保險其實就是壹個“龐氏騙局”，即下家交了錢給上家用，必須要找到更多的下家，整套系統才能維持延續，否則就會崩潰。現在的問題是，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60歲以上老人已占總人口的13.26%，為1.78億，是世界上唯壹壹個老齡人口過億的國家。老齡化趨勢使繳納養老保險的人數日益減少，領取養老保險的人數越來越多。壹旦下家的交款無法應付上家的支付，養老體系瓦解，就只能是推遲退休年齡或加大財政補貼。1997年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以來，個人賬戶中的資金被挪用去發放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個人賬戶壹直處於空賬運行狀態。2010年，各級財政補貼基本養老保險基金1954億元，僅占全國財政支出的2.2%，而發達國家的退休金壹般占GDP的10%，甚至更高。在經濟增速高時，社會養老勉強維持，壹旦經濟下滑，情況又會怎樣？
專制是暴利的保障，暴利用來保障紅色貴族的利益，保證特權階層的最大利益。中國人手裏沒有選票，便被劫貧濟富，養肥那些共黨官員。美國大選的平均開支不到30億美元，即使按30億算，中共19000億人民幣的“三公消費”大約相當於97.44次美國總統大選開支，且大選費用也不由政府支出。中國沒有人權，兩極分化必然呈現出利益向上層聚集、風險向下層積聚的趨勢，這是中共30余年經濟改革的走向。更多體現在官與民的比較中，商業富豪也多有權力背景，中共政府已然淪為純粹的“自利型”集團。它本身消耗著巨量的國民財富，又沒有民權來制約各級官員個人的巧取豪奪，中共遂成為大眾貧困的制造者。福利制度全面覆蓋黨政人員，在住房和醫療保障方面享受特權，政府財政收入也基本上為自己花掉了。而普通民眾是“負福利”或“零福利”，其“取之於民，用之於官”的自利型政策，制造出世界上最典型的“黨富民窮”樣本。由貧富分化問題導致的抗爭抗暴也呈現上升趨勢。所以官方統計局善於玩弄數字遊戲來展覽改革成果，力圖掩蓋社會矛盾，例如工資統計只計算吃皇糧的，覆蓋面還不到從業人員的15%，因為吃皇糧的工資2008年漲幅高達17.2%，幾乎是GDP增幅的2倍，這絕對真是“中國特色”。所以每年公布的全國平均工資，總是與現實相距太遠，百姓總是為自己的工資“被增長”而憤怒無比。中國2009年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9位，可最低工資卻排在第158位。在巧取豪奪的同時，官員又享受著的巨大的實惠，如北京房價為全國之最，中心區房價已升至每平米四五萬元，所謂“公務員”的購房價每平米僅有幾千元，僅為市場價格十分之壹或幾十分之壹。官員們通過高地價和高稅收從房地產市場榨取了暴利，將民眾逼入高房價的死胡同，將體制外的中產階級整體消滅掉，變為“中慘階級”，官員個人卻卻能逃避高房價和稅收，兩頭通吃。如官方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常年在4%以下，但實際失業率最少在20%以上，因為登不登記對個人沒有多少實際利益。馬路邊擺幾斤菜賣，被城管追得亂跑，也可以算作就業。至於農村的失業率，在中共眼裏農民連登記的資格也沒有。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了2011年人類發展報告及人類發展指數排名，在178個國家中，挪威、澳大利亞、荷蘭分列第1至第3位。香港排名13，屬於甚高的人類發展地區，次於排名12的日本，日本和香港也是亞洲排名最高的國家或地區。中國排名第101位，屬於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國家。世界經合組織公布的全球41個國家生活質量調查報告中，中國的 “生活滿意度”排名倒數第壹，丹麥、加拿大 和挪威位居前3名。美國居第12位，排在最後但在中國之前的國家有匈牙利、印度、愛沙尼亞、俄羅斯等。國外的統計不壹定精確，但至少比中共官方的統計數字要準確得多，民眾總是在“被增長”及“被幸福”中倍感痛苦。
普通人的收入未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增長，由於房價和石油價格的快速翻番，引起2010年基本生活消費品價格的輪番上漲，官方雖然將通貨膨脹率認定在5-6%的水平，而實際通貨膨脹率至有20%，為經濟改革以來的第三波惡性通貨膨脹，連壹些非主流農產品如茶葉、綠豆、大蒜、生姜、蘋果之類，都成為瘋狂上漲的投機品。前兩次的通貨膨脹是物資短缺所至，第三次則是巨量投機資本尋找出路引起的，是政府惡意推高地價和無限制的投機信貸所致。與前兩年相比，M1貨幣供給擴張了56%，M2則擴張了53%，遊資充斥，紛紛擁向房地產，將房價推至巔峰，又不斷尋找新的投機品種，帶動資源類和消費類商品大幅提價，刺激物價全面上漲。這是又壹次空前規模的搶劫，明顯帶有“劫貧濟富”的目的，政府通過惡性通脹搶劫了全民財富，黨政軍統治集團獲取巨大的利益，而絕大部分人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靠工資收入的中產階層被整體消滅，對城市和農村低收入人群及新就業大學生的影響最大。近幾年，無論是就業規模、收入水平，還是中產家庭資產，都面臨嚴重萎縮狀態。由於權貴集團的巧取豪奪以及政府二次分配（社會福利）嚴重傾向於體制內，社會財富分配差距出現不斷擴大趨勢，貧困問題日益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與之相反的是，壟斷行業和房地產投機催生壹大批富翁和“富二代”，中產階級日益貧困化，社會加速兩極化，“貧二代”數量增加，社會地位呈現明顯的世襲化傾向。90年代末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長期以來形成的就業、收入、住房、交通、教育、退休等壹整套社會保障體系逐步瓦解，新的社會保障體系沒有建立起來，導致城市低收入與貧困人口快速增加。這壹時期不僅因國有企業重組改制直接引發了下崗與失業問題，政府救濟不力又進壹步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伴隨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的失業率最少在20%以上，而不是官方布的4%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據臺灣東吳大學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的真實城鎮失業率=公開失業率+隱藏性失業率+下崗工人失業率+農村流入失業率= 17.38％，按人口2/3就業算，失業數為1.62億，有專家指出這還是保守數字。溫家寶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上對外國人承認，中國有2億人失業。在經濟增速不減的情況下出現嚴重的就業問題，是緣於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惡化，在2009年掀起的“國進民退”大氣候下，大型國企越來越肥，中小企業不斷衰退。工信部官員透露，目前中國中小企業約4000萬家，平均壽命僅2.9歲。而1993年前民營企業平均壽命為4年，2000年提高到7.02年。中小企業壽命縮短的同時，國有企業壟斷性不斷增強，壓縮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政府在信貸、稅收和準入方面向國有企業傾斜，但國有企業的壯大卻起到壓制就業的作用。在市場條件下，中共顯然采取了反市場經濟的國有化政策，其目的是將資源和財富最大程度地控制在執政集團手中，就業問題從來不是優先考慮的。經濟發展也導致了城市貧困現象日趨復雜化，特別是城鎮中的流動貧困人口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這部分人中又以流動性大的農民工為主，目前約有1.2億農民工在城市工作。流動人口因其文化素質較低，無固定職業等因素，其貧困發生率高於城市居民。由於流動人口女子的義務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關系在戶籍所在地，農民工家屬子女在遷入地基本得不這些保障，所以大部分農民工是單身和短期流動，很難在遷入地定居下來，不得不忍受家庭分居、影響子女教育、老人得不到照顧等諸多痛苦。農民工的法定身份決定了他們不能夠進入到城市的正式就業體系中來，所從事的往往是非正規部門的工作。非正規就業工人享受不到壹般正規就業者享有的社會福利，就連基本的勞動標準也難以達到，比如工時、帶薪假、最低工資、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等。
三、自利政府
中共政權更象是壹個超級大公司，它的盈利模式就是超級壟斷，用權力來壟斷經濟和民生命脈，其盈利能力便無所匹敵。這種“市場經濟”是嵌入在政治威權結構之中的偽市場體制，它既可以由國有企業壟斷資源和市場獲得超常回報，也同時借公共權力直接獲取利益，並生成尋租能力。計劃經濟可以讓共產政權掌握權力財富，但不能提高效率，將資源壟斷結合壹般商品的市場化，紅色灰色黑色收入便大幅增加。2009年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品牌企業有88個，大多數為國家投入巨資的國企，其巨額利潤的八成來自壟斷性經營，而並非效率有多高。如中石油和中石化，生產效率僅有美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二十三分之壹，但其利潤在中國卻是首屈壹指的。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的國有投資失誤率為30%，因壟斷國企大多由“太子黨”把持，無人能追究其責任。所以在這個偽市場體制下，國企對GDP增長的貢獻不足30%，就業率占全國從業人員的8%，但職工總收入卻占全國職工總收入的65%。那些國企高管更是拿著上千萬元的高薪，其黑色收入更難以統計。例如中石化前老總陳同海受賄近兩億，每月交際費竟高達200萬。官方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壹份研究報告稱，2010年中國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25%，相比之下，世界平均值為58%；中國最低工資是平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值則為50%。另壹方面，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值為2倍；中國國企高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倍，世界平均值為5倍；中國行業工資差高達 3000%，世界平均值為70%。中國正在走壹條與市場經濟國家相反的增長道路，簡言之，就是以消滅通常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來催生暴富階層的少數人受益型模式。主要標誌是白領被消滅了，紅領壯大了，紅色政權的經濟增長使“公務員”的新階級成為壹個特殊的“紅領”群體。這是壹個極為龐大的群體，不但包括黨政軍官員，還包括依附於這些紅領的寄生群體，比如秘書、司機、保鏢及小蜜壹類，甚至包括民主黨派。黨政軍官員原本就是社會的寄生群體，但依附於寄生集團的寄生群體同樣龐大，也有數千萬之多。按照2006年1月1日實施的《公務員法》界定，“公務員”大部分是通常所說的“黨政幹部”，包括了黨、政、群三大系統，其中“黨務員”占了很大部分，這部分人的工作是黨務，沒有公務可言。壹個正常國家裏，政黨是不由納稅人養活的，包括執政黨。而中國的“財政供養人員”，包括了黨政機關幹部、事業單位幹部、兩者的工勤人員和退休人員、農村部份領補助的村組幹部，目前規模約為5000萬人，加上掛靠在各級部門裏的編制外人員，至少有7000萬之巨。即使按照8萬億財政收入的44%平均分配在這5000萬的“財政供養人員”上，平均年供養金是70400元人民幣。據統計，2010年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人民幣，同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3587元。“財政供養金”是城鎮人均收入的6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0倍！這還是共開的部分，如果再加上各種名目的行政收費和亂收費亂罰款，以及收受的賄賂利益，“黨務員”和“公務員”的供養水平，更是城鄉居民的數十倍之多。為了養肥龐大的官僚集團，財政收入屢屢超出預算。全國人大財經委測算，2000年到2005年，超收收入規模為10006億元，2006年超收達到3920億元，到2007年上升到7239億。即便在全球經濟低迷的2008和2009年，每年仍有2000多億的超收。伴隨經濟好轉，超收進入瘋狂階段，2010年超收刷新紀錄，達9172億元。2011全國預算收入是89720億，前三季度財政收入已完成81663.3億元，全年將達到103700億元，超收1.4萬億元。從2000年到2011年，全國財政超收收入近5萬億元。還有迅猛增加的賣地收入，2009年僅土地出讓金壹項，各級政府空手套得1.8萬億元，據財政部統計，2010年地方土地出讓收入高達30108.93億元，與上年度相比，增長了70%以上。1989年為4.47億元，21年間土地成交價款猛增6732倍。同期地方財政收入從1842.38億元上升為40613.04億元增長了21倍多。1989年土地收入占地方財政的比例為0.24%，到了2010年，比例竟高達74.14%。相比1989年，賣地收入相當於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增長了308倍。2010年北京土地出讓金總和為1639億元，上壹年的北京土地進賬是928億元。不少城市土地收入超千億元。其中僅有463億元用於廉租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不足1.6%。政府從房價中拿到的稅費等收入，已占房價的70%，政府是推高房價的第壹號殺手，簡直是公然的搶劫。所以，GDP越大，政府越發財，人們被剝奪的感覺越強，對前途越沒有信心，越發感覺到這是制度問題。
中國人的平均收入不及美國的十分之壹，但各種消費品的價格卻遠遠超過美國，低工資享受著高物價，更不要說房價，即使是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壹般商品也比國內便宜壹半以上。就是因為物價中的很大壹部分被共產黨以種種稅費形式拿走了。美國財經雙周刊《福布斯》發布報告稱，在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香港是僅次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全球第二個稅負最輕的地方；中國大陸則是全球稅負第二重的地方，居於法國之後，也是亞洲稅負最重的地區。《人民日報》刊文稱，《福布斯》的“稅負痛苦指數”科學性較差，並不能反映真實情況。理由是，這壹計算方法存在多種缺陷，包括名義稅率不等於實際稅率、最高邊際稅率適用範圍很小等。發達國家名義稅率高，實際稅率低，因為公民納稅後享受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險水平很高，相當於交的稅得到了返還。中國正好相反，老百姓納稅之後，政府提供的福利很少，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所以，名義稅負不低，實際稅負更高。中國還未成為高收入國家，宏觀稅收負擔已超過高收入國家。據報道，目前中國實際稅負已經高達32.55%，與世界上發展中國家18-25% 的稅負相比，已經是太高了。其實，福布斯並未讀懂中國，都是些表面的依據，中國人的實際稅負中有很大壹部分是額外收取的暗稅。官方媒體公布的中國預算內外的收費罰款收入共計約21962億元，超過稅收的三分之壹。2009年進入預算內的收費罰款收入為8962.2億元，預算外的大約為7900億元，無統計的預算外收費罰款收入估計在5100億元左右。除了政府允許的收費罰款，另有不公開的收費罰款和亂攤派，很多是進入各行政機關的小金庫或個人腰包。比如到行政機關辦事，要交規定費用，還要給付辦事人員個人好處，否則就辦不成事，這是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人人盡知其不可抗拒性。例如汽車年審，除非政府機關的公車，個人如果不找與公安車管所有利益關系的代辦點幫忙搞定，按正常程序和收費，就永遠過不了檢測線，壹趟又壹趟瞎跑，額外的收費肯定是正常收費的數倍之多。企業或個人用於向政府官員請客送禮的錢也都是暗稅，甚至壹些慈善捐款也要從工資中扣除的，與亂收費亂罰款壹樣是強制性的。民營企業的稅與費是分開的，稅包括增值稅、營業稅、所得稅等；費包括教育費附加、水資源費、社會保險費等，據估算，通常交1元稅，就要交0.5-0.7元的費。還有政府部門的有償服務、強行推銷的產品、創收目的的罰款、吃拿卡要等等，各種稅費加在壹起，約占企業利潤的50-70%。普遍感覺到“稅好算，費難纏。”再如高速公路的高收費也是壹種暗稅，政府得大頭，是政府的印鈔機。妳可以走普通公路，但交警就是車匪路霸，隨意扣證扣車，勒索錢財。如山西警察連話都懶得說，查車罰款時伸出壹個指頭，就表示要壹百元，連白條都不用打，司機人人都懂警察的手勢，伸幾個指頭就自動掏幾百元。政府縱容警察充當惡勢力，是因為罰款的大頭歸政府，政府對有罰款權的執法部門下達任務，這些機關的財政撥付是與罰款數額掛鉤的。所以警察的第壹任務不是維護交通，而是千方百計弄錢，只有交通秩序混亂才有罰款的空間。中國的特色是：妳可以漠視法律，但壹定要尊重潛規則，潛規則背後是官府強制力下的官員尋租行為，漠視潛規則肯定會吃虧。又如公立中小學校的高額贊助費及公立醫院的巨額醫療費和手術紅包，對公眾來說，也是壹種暗稅形式，都隱藏著官府的敲詐。因為多建學校是政府法定責任，醫療費和醫生收入也理應由政府支付才對，政府省了錢，等於公眾多交了稅。國外稅收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中國的稅收與非稅收入平分秋色。無論叫做稅還是叫做費或者別的什麽，從廣義來講，它也是稅負。將這些負擔計算進去，中國人的宏觀稅負高達40-50%。郎鹹平教授講，中國企業交的直接稅加上間接稅占到了稅前利潤的70%，政府2011年向個人抽的稅高達平均所得的51.6%，是世界歷史和中國數千年以來最重的稅率。政府征稅原則是讓民眾的稅後收入盡量維持在溫飽水平，收多了民眾沒飯吃會造反，收少了政府不甘心，讓人餓不死也富不了最好。外國的理念的是“無投票權不納稅”，中國的收稅從未經公民授權，是非法征收，納稅人無權過問稅收用途，政府不受民權制約，這本身就是納稅人的痛苦根源。法國實行全民高福利，中國則是低福利甚至無福利，真正能享受到福利的是黨政官員和公務員。發達國家中有高稅國家，比如瑞典，稅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稅國家，比如美國，稅收占GDP的27%。但無論是高稅還是低稅，他們稅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會保障、教育、醫療保健和公共服務。這些功能壹般占稅收總額的70%-80%。中國正相反，這些支出比例只占稅收總額的25%，大量稅收被政府自身消耗了。瑞典的福利覆蓋全民，種類繁多，有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與壹般工人相比，納稅後為2:1。首相住在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無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美國副總統來中國訪問，上街吃雜醬面，喝可樂，數人壹餐僅花費幾十元人民幣。美國駐中國大使上任時無隨從，自肩行李，坐經濟艙，都是很正常的事。中國黨政官員少的壹年花數萬公款，多的壹年上千萬元，政治局常委壹級就更多了。國庫就是黨庫，就是私庫，早已常態化了。政府財政總收入中的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共開支的比例，美國人為42％，英國為49％，加拿大最好達52％，中國僅占8％。日韓、歐洲、北美政府的行政運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中國是46％，是民主國家的幾十倍。民主國家是福利型社會，中國是吸血型社會，政府手中的錢太多了，就大搞面子工程。花幾十億元搞壹個大墳包式的國家大劇院，花幾千億元剛舉辦完史上最昂貴的奧運會，又花幾千億元舉辦史上最昂貴的世博會（無償為非洲國家、甚至為美國支付場館建設費），各地縣鄉政府爭相建幾千萬上億元的豪華辦公大樓，修十幾萬或幾十萬平米的大廣場。甚至鄉鎮政府或村委會也大建辦公大樓及寬闊廣場，全世界的豪華辦公大樓加在壹起，也絕對比不上中國的多。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是壹僅年財政收僅有3000萬元的貧困縣，卻計劃斥資60多億元建造新城，結果新城建不成，留下壹堆爛尾工程。這些名義上是公共工程，實際上與民生毫無關聯，即使成為銀行爛帳，最終買單的還是納稅人。因為中央註資沖銷銀行爛帳，上市圈錢，超發貨幣，增加通脹，榨取股民，民眾的財富大幅縮水。每年臨近財政年度之末，各級政府部門便突擊花錢，用各種名目把剩余的錢趕快花掉。除了政府機關的自肥，有用沒用的“公共項目”紛紛鋪開攤子，反復開挖馬路，官員們也能從工程項目中收受賄賂，提升GDP。財政收入年年劇增，年末突擊花錢也水漲船高，各級政府在2007年花掉1.2萬億元，2008年花掉1.5萬億元，2009年花掉2萬億元，2011年剩下的兩個月有超過3.5萬需要突擊花掉。不是平時很節約，非要集中在年末，而是根本花不掉這些錢，寧願把錢浪費掉，也絕不給納稅人退些稅，分點紅。
。比如，在外匯儲備上是“藏匯於國”，官方外匯儲備高達3.2萬億美元，居世界第壹，企業和居民的外匯存款僅2500億美元，與市場經濟國家“藏匯於民”形成強烈反差。2010年，日本、德國、英國、美國的民間外匯資產分別高達4.99萬億、6.91萬億、12.78萬億和15.4萬億美元。這些國家官方外匯儲備遠低於中國，儲藏在民間的外匯資產遠遠超過中國，中國經濟改革的壹切政策都是富國政策。中央政府不顧壹切圈錢，各級政府都壹樣。經過分稅制改革，中央財政收入與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出現逆轉，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上升到2002年的55％。與此同時，出現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財權上收，事權下放”的趨勢。上級政府把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福利的責任甩給基層政府，基層政府負擔不了就把包袱甩給民眾，搞什麽“買斷工齡”、“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等等。公共產品的供給萎縮，個人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費意願不足，每壹個人都要為未來不停地儲蓄，從牙縫中省出錢來，對前景缺乏信心和安全感。各級政府官員卻能從財權上收和事權下放中撈取大量好處，黨富官富而民窮，是導致民眾滿意度下降的壹個重要因素。2011年的壹項《中國30個省會城市生活質量調查報告》顯示，30個省會城市（拉薩除外）沒有壹個城市的居民對生活質量感到滿意。排名最高的海口得分僅僅為55.08。根據設計，城市居民對於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得分要在75分以上。該結論是對全國7萬戶居民家庭調查後得出的，調查涉及生活成本、環境、便捷以及節奏等內容。民眾從過去支持改革開放到如今普遍充滿怨言，甚至暴力對抗政府，就是對官富民窮現象日益加劇的強烈不滿所致。造成普遍貧困化的另壹個因素是通貨膨脹不斷加快，當今普通人的收入不過是美國人的幾十分之壹，貧窮者連百分之壹也不到，而衣食住行類基本消費品價格卻全面趕超美國，食品、汽油及房價等，比美國還要貴出許多。由於中國商品大量低價傾銷美國，美國人工資收入高，形成低物價高工資的格局。中國用代工商品換取美元，美元流入過多，人民幣發行過量，長期處於高通貨膨脹率，加上低工資政策，中國是高物價低工資。這就是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30年中，中國人生活水平沒有跟上，相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人民卻享受到了中國經濟改革帶來的實惠，這是世界經濟史上最奇怪的事情。民眾享受不到應有社會福利，但民眾的繳費額卻高得驚人，五項社會保險法定繳費之和相當於工資水準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50%，這個比例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壹，約為“金磚四國”其他三國平均水準的2倍，是北歐五國的3倍，是G7國家的2.8倍，是東亞鄰國和鄰近地區(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的4.6倍。這又是壹種變相的征稅，變相的掠奪，增加了民眾的痛苦感。自利型政府的改革邏輯就是自肥，甚至附著於政府的所謂“福利”型的事業單位也是自利自肥的。經濟學者謝國忠說：
人人都知道，中國的儲蓄率高達GDP的50%左右。這是壹個簡單的公式，即經常性賬戶盈余＝儲蓄―投資。如果經常性賬戶有問題，要麽是儲蓄太高，要麽是投資太少。中國的投資超過GDP的40%，隨便哪個分析人士也能看出，中國的投資比例太高。那麽，是中國人民太節儉了嗎？中國的家庭收入不到GDP的40%，他們怎麽能攢這麽多錢？老百姓總是被擠壓、被沖擊、被踢打問題在於中國的政治型經濟。政府部門通過稅、費、壟斷性行業及高土地價格，積累了大量財富。房地產銷售占到GDP的14%。如果價格正常化，比如下降壹半，家庭部門將多支配超過GDP7%的財富，家庭儲蓄率大約是33%，這將刺激出5%的國內需求，經常性賬戶盈余很快就被消化了。中國的教育和健康系統對於大眾來說是恐怖的，它在壓榨家庭部門方面極具創造力。教師們在過節時需要收禮物，有如此多的節日要過！醫院關註的是能從病人身上擠出多少錢，並據此提供相應的服務。中國的老百姓每天都在被擠壓、被沖擊、被踢打。對於民眾來說，說他們有太多的錢以致於表現為經常賬戶盈余，簡直是壹個笑話。中國的經常性賬戶盈余主要來源於政治型經濟。灰色收入龐大，可能占到GDP的10%。這些錢通常會逃離中國，但由於美元疲弱及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膨脹，這些錢留在了中國，並且擁入房地產市場。除非通過反腐削減中國的灰色收入，經常性賬戶盈余不會消失。[8]
四、三農問題
更嚴重的問題在中國鄉村，鄉村問題自近代以來便日趨嚴重，人口膨脹日益凸顯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時國家權力下沈，鄉村自治崩解，自然經濟解體，農村承擔戰爭資源和現代工業的原始積累，地方政府對農民的壓榨，導致農民問題成為影響中國未來的根本問題或革命因素。毛澤東的土地革命打碎了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運動，中共建政之初，土地平均化使農民問題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農業產出率仍然很低。1953年起，中共為保障城市糧食供應，開始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制度，即在農村強制征購，在城市實行定量供應，購銷價格由國家統壹制定。從此形成壹項固定政策，也成為中共推行集體化和人民公社的直接動力，不必再壹家壹戶地征購余糧，迅速從農村索取現代化建設資源。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形成城鄉分離的二元治理模式，剝奪了農村人口自由遷徒的權利，並將農轉非置於政府的嚴密控制之下，切斷鄉村與城市間的自然流動。這壹系列的政策使政府與農民、城市與農村處於對立狀態，農民失去了幾千年來的自由民地位。為控制城市食品需求，便於把食物分配給城市居民，1954年開始使用糧票，1955年8月，政府建立了更為嚴格的糧食分配制度，按照年齡、職業以及其它人口學特征設置了糧食定量標準，定量供應的範圍擴展到了其它農產品，包括大豆、粗雜糧、棉布、食用油和豬肉。在中國，食物獲取權與居民的法律地位相關，要區分城市居民戶還是農村居民戶，城市居民戶享有由國家保證的定量糧食，農村在完成上繳任務後所剩余的糧食才歸自己支配。以城市糧食配給為例，1956年每月給特重體力勞動者是22.5－27.5公斤，全國平均數25公斤；對重體力勞動者是17.5－22公斤，全國平均數為20公斤；對輕體力勞動者是13－17公斤，全國平均數為16公斤；對腦力勞動者是12－14.5公斤，全國平均數為14公斤；對大學和高中學生是13～16.5公斤，全國平均為16公斤。農民無權享受糧食定量標準，由於取消了農產品的商品化流通，沒有了糧食市場，僅允許在鄉村集市的小範圍內搞些雜糧或土產的少量調劑，農民只能將糧食賣給國家。農民沒有糧票，不能從城市或居住地之外獲得食物，這就從生存權上封堵了農民遷徒的可能。在食物嚴重缺乏時，農民只能守在家裏等待死亡。人民公社時，情況更為嚴重，農民失去土地，失去對農產品的支配權，在在完成國家征購定額後，往往所剩無幾，所以餓死人最多的年代是人民公社時期。直到改革開放初期，在養育共產黨的陜甘寧邊區，所謂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除了幾間破爛的倉房、幾頭牲口、二三十只羊之外，幾乎壹無所有。社員長年處於缺吃少穿的狀況，炕上只有壹兩條破爛不堪的被褥，身上破衣爛衫，乞丐壹般。特別困難的農戶，不但沒有被褥，而且炕席也沒有，不少生產大隊窮得男人娶不起媳婦，大量絕後。農村比建國以前更加貧困，直到1985年，有報道說胡耀邦去四川涪陵地區考察，發現那裏壹些農民全家沒有壹條像樣的褲子能夠穿出門，大姑娘白天都只能躲在屋裏不出來。
隨著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人民公社制度不能適應農田承包制和農村經濟發展，統購統銷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1985年1月1日，中央在《關於進壹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中規定，用合同定購制度代替統購統派制度，實行大部分農產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糧棉油等重要農產品繼續由國家定價，實行合同定購。另壹部分農產品如茶葉、生豬等實行國家指導價。以這壹文件的發布為標誌，農產品購銷體制進入了“雙軌制”時期。但雙軌制運行中，絕大多數年份的市場價高於定購價和議購價，這部分差價形成了暗稅，由政府拿走了。以1995年為例，該年政府征收糧食4620萬噸，購買議價糧4630萬噸。征購糧價平均為市場自由價格的60％，議購糧價為市場自由價格的90％，這些差價等於向糧食生產者征收了407億元的暗稅，而農業稅照收不誤，農民增產不增收。到了2004年6月，國務院頒發《關於進壹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國發[2004]17號），最終確認了糧食市場化改革，終於明確提出要在全國範圍放開糧食收購和價格，建立統壹、開放、競爭、有序的糧食市場體系，並要求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加快推進國有糧食購銷企業改革。但農業生產資料的持續上漲，農民已經不能靠糧食和有限的農產品來增收了，因為人更多地更少了。農民的貧困還是壹個大問題，只能靠外出打工來改善生活。2009年官方公布的農民人均純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達到5153元。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其中工資性收入2431元，家庭經營純收入2833元。農民的農業收入比例下降，農業之外的其他收入在上升，滿打滿算也不過月均500元，這點錢在高物價時代，最多維持溫飽。
土地公有加上戶籍管制，產生了壹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制度。地方政府和鄉村黨組織有屬地管轄權、司法和執法權，有對土地的控制權憑借黨政權力，可以壟斷區域管轄的壹切資源，就象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大邱莊的例子表明了這種封建制度的特征，禹作敏是村長、黨委書記和這個村全部鄉鎮企業的董事長，控制著地方民兵力量，有實際上的司法權，在其“領地”內擁有無上權力。地方政府官員用鄉鎮企業作為掠奪的壹個工具，他們迫使村民捐資或拿出集體收益成立鄉鎮企業，讓村民承擔全部投資風險，來自風險投資的收入被官員所掠奪。在中國式封建制度下，人們分屬於不同權利層次的等級集團，決定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地方黨組織官員是壹等人，他們有超級特權；二等人是有當地戶口的居民，他們能找到較好的工作，享受壹定的福利待遇：三等人是外來流動人口，他們幹最臟最累的活，不能得到福利津貼。這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因為壹個人的現實地位是由其政治地位和戶籍狀況所決定，而不是平等的競爭。這種新型封建制度不僅歪曲了國民之間的法律關系，影響企業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資源配置，也阻礙了城市化。市場化以來，中國也進入了快速城市化的階段，但這種城市化有虛高的成份，很大程度上是壹種偽城市化。每年春節前後的春運，火車汽車站人潮洶湧，是全球獨有的現象，都為趕回家過年，如同候鳥壹樣的定期大遷徒，其擁擠程度嘆為觀止。農民工進了城，卻是城市的編外人員，必須定期回鄉解決親屬團聚問題，工作的城市也極不固定，總是遷來遷去。這不僅是戶口限制，還有城市的房價過高，根本不可能在城市定居下來。而城市也不需要他們定居，剝削青年勞動力遠比提供城市定居保障更為借低成本。工業化不能與城市化壹同發展，中國的城鄉矛盾和收入差距越來越突出，差距比為3.23:1，成為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壹。中國本質上還是個農民的國家，完成城市化進程還是個遙遠的夢想。近年來，各地開始探索戶口制度改革，有些省市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性質劃分，統壹登記為居民戶口。這種改革無實際意義，因為不能建立戶籍自由遷徒制度，農民還是農民，市民仍是市民，農民工春節還要返鄉。即使將進城農民全改為城市戶口，也未必受農民歡迎，因為土地才是農民的養老保障，農民以失去土地為代價進入城市，並不能得到多少實惠，經濟不景氣時，城市也不定有飯吃。城市的高房價也阻止了農民轉化為市民，尤其對不願種地和不會種地的第二代農民工，其市民化希望基本破滅了。他們的城市化夢想，不過是領取壹張城市居住證，不再被公安人員隨意驅趕而已。
中國是世界上農產品生產第壹大國，1999年中國谷物產量占世界總量的22％，花生占38.2％，肉類占26.3％，煙草占34.9％，水產品占29.5％，但是農產品出口額（2000年為122億美元）僅占國內農業附加值的7％，占全國出口額的5％，占世界農產品出口額（5580億美元）的2％。中國農業勞動力是美國的100倍，而美國農產品出口額（約520-600億美元）是中國農產品出口額的4-5倍，中美兩國不僅農業勞動生產率相差極大，而且在國際農產品市場人均農產品出口額差距極為懸殊，約為400-500倍之間。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福格爾，於1997年6月在北京大學做“美中經濟發展的比較”演講時說過：“以農村和城鎮人口的比例比較，中國還處在美國1890年的水平；以實際全民人均收入而言，中國正處在美國1897年左右的水平；若以農業勞動所占的份額而言，目前中國正處於美國1880年的水準。但如果就教育而言，中國受中等教育比例已達到美國1970年的水平。換言之，中國經濟各部門的發展並非處於同壹水平，某些領域發展得很快，但有些方面則相對處於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若以糧食占有和農民收入而言，中國農村比美國農村落後的情況就不是100年，比美國獨立前的水平還要低。過多的農民擠在過少的土地上，壹家壹戶的小農經濟模式，盡管也在發展，其增長空間已極為有限，僅能維持低水平的溫飽（現中國人均占有糧食不足400公斤，相當於世界糧食危機線人均占有量370公斤水平），這就是為什麽西部貧困地區的農民幾十年來生活無多少變化的原因。所以中國長期是糧食進口國。在工業不發達的中部，農業的潛力也極為有限。小崗村最早解決了饑餓問題，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壹面旗幟，到現在還是處在溫飽水平，產業的落後使農民靠農業致富的希望渺茫，除了外出打工，已經不可能在有限的耕地上增加多少財富。中國的耕地只占世界總耕地面積的7％，農業人口卻占世界農業人口總數的1/3，即平均每畝耕地所分攤的農業人口是世界平均數的5倍。中國農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降至15％左右，而農業勞動力仍占全國從業人員總量的40％以上。目前農村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很多地方已經是壹方土地難以養活壹方人。農業勞動力嚴重過剩，是導致農業生產低效益的重要原因，多數農民除農忙外，其余時間則無事可幹。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必然成為農民的出路。如何幫助農民本應是中國政府份內之事，但從剝奪農民到取消農業稅經過了半個世紀，完成了靠貧弱的農業來積累巨額建設資金的初級階段，農民的生活壹直處於極度貧困之中，只在近些年才稍有好轉。據官方統計，2000－2004年間，中國絕對貧困的人口規模在逐年縮減，2000年為3209萬人（1986年制定的貧困標準為625元以下）；2002年為2820萬人（貧困標準為627元）；2004年為2610萬人（貧困標準為668元）。中國的貧困標準是指年純收入，人為降低了生存最低需求，遠低於每天壹美元的國際標準，如果按國際標準統計，中國貧困農民的數最少在10倍之上。二三十年來物價上漲了十多倍，貧困標準只上調了幾十元。西方如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是通過廣泛的收入再分配計劃和社會保障有效地減少了絕對貧困。中國農村的社會保障覆蓋率極低，農村社會救濟的對象壹般分為三類：第壹類是“五保戶”，指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贍養人或撫養人的老年人、殘疾人、未成年人（通常被稱為三無對象）；第二類是特困戶，包括因大病、重殘等喪失勞動能力，造成生活常年困難的對象；第三類是其他救濟對象，包括因各種特殊原因需要救濟的困難人員。截至2002年底，全國農村社會救濟對象共計2288.6萬人，這些人口壹般均屬於農村中的極端貧困人口。2003年農村有近3000萬人口沒有解決溫飽問題，6000萬人口徘徊在溫飽線上。這6000萬人口生活和生產狀況相當脆弱，災害之年他們又會重新返回貧困狀態。全國現有592個國家級貧困縣，其中70％處於生態脆弱區，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給農業經濟的發展造成極大的危害，也是這些地區貧困的重要根源。
農民從經濟改革中受益不多，在工業化的進程中被邊緣化，貧富差距主要體現在城鄉和貧富群體之間，在壹些富人購買私人飛機和豪華遊艇的同時，壹些人卻不得不以出售兒女為生計——“生孩子比養豬賺錢”。中國社會科學院2009年年底發表《中國社會發展年度報告》稱，中國貧富差距快速拉大，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496的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的程度，早已超過0.4的危險高壓警戒。基尼系數（Gini Coeffient）是世界公認的貧富指標，數值介於0至1之間，數值越大表示貧富差距越大，世界銀行將0.4定為基尼系數的警戒線。壹旦基尼系數超過0.5，表明社會處於可能隨時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玻利維亞就是壹個例子，因“天然氣管道問題”而發生社會沖突造成數十人死亡，桑切斯總統被迫下臺。事件的導火索是當地土著農民反對興建壹條經智利到北美的天然氣出口管道。玻國是世界上主要的古柯種植區之壹，印第安人世世代代以種植古柯為生，政府下令禁止古柯種植，切斷了土著居民賴以謀生的資源，卻沒有提供資金技術去幫助他們開發其它種植業，雙方矛盾由此產生。天然氣的開采和出口可以為玻國提供大量的財富，土著居民卻無法從經過自己土地的天然氣管道建設中受益，相反，他們還面臨著進壹步貧困化和邊緣化的危險。這種收入分配不公和政策上的失誤促成土著居民聯合起來反對政府。這是社會問題沖擊經濟發展和引發政治危機的典型例子，與中國農村反抗征收土地的抗暴現象十分相似。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和體制內依附人員日益膨脹，農村管理體制高成本運行，縣鄉政權向黑化和豪紳化發展，更為直接地與民爭利，成為農民負擔加重的重要原因。以“三農”問題、鄉村治理危機為主的中國鄉村問題日益嚴重，必須以新壹輪的鄉村改革來緩解矛盾。從鄉村改革的過程來看，第壹階段是土地革命和人民公社化，第二階段是聯產承包責任制，第三階段是解決市場經濟時期的三農問題。當今的鄉村改革已經進入壹個更為復雜的階段，各方動力作用的發揮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約，起主要作用的是體制弊端。
農村稅費改革前，農民的負擔由四部分組成：壹是國家稅收；二是向集體組織交納的各種統籌提留以及土地承包費等，包括村提留的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農村教育附加費、計劃生育費、優撫費、民兵訓練費、鄉村道路建設費等等；三是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教育集資、鄉村範圍內的生產和公益事業集資以及各種攤派、罰款和收費；四是按國家法規規定，農村勞動力每年應承擔的義務工和積累工。稅費改革以來，減少和取消了農業稅，取消了屠宰稅及各種統籌、提留和逐步取消勞動積累工、義務工；通過上級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填補基層財政缺口；由村民大會采取“壹事壹議”辦法，解決村內集體生產和公益事業所需要的資金。取締以“人頭”為稅費負擔對象的各種制度，以規範政府行為，堵住基層政府向農民亂集資、亂攤派、亂收費的“口子”，減輕農民負擔。但農村稅費改革造成鄉鎮財政減收，自身運轉困難，不可能更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建立以政府為提供主體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國家與省級財政拿了大頭，越往下越窮，有人形容道：國家財政喜氣洋洋、省裏財政蒸蒸日上、市級財政基本持平、縣區財政拆東墻補西墻、鄉鎮財政哭爹喊娘。由於鄉鎮拿不出錢來改善公共服務，加上稅費的減除，鄉鎮黨政對於村壹級組織和農民的支配力明顯地下降了。所以，涉及農業生產和農民生存環境方面的公共產品提供，基本上是以農民自給自足為主，農民並未從實質上擺脫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責任。與城市由國家及地方政府承擔共公產品的國民待遇相比，仍然未擺脫歧視性的境地。中央和省市轉移支付力度的加大，也使這壹部分專項資金流經鄉鎮之手時，其中很大壹部分被截留，鄉鎮政府的負面作用就更加突出了。2011年中央財政安排用於三農的支出9884.5億元，平均到每個農民身上也不過千余元，與改善農村貧困幫助有限。但這是對農業的補貼，不是對農民的直接補助，能到農民手裏的不多。其中：壹是支持農業生產支出3938.7億元，主要包括強化以水利為重點的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資1575.4億元，農業綜合開發資金230億元，農業扶貧開發資金306億元，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資金136.6億元，農業保險保費補貼94.06億元等；二是安排農業“四補貼”1406億元，具體為糧食直補151億元、農資綜合補貼860億元、良種補貼220億元、農機購置補貼175億元；三是促進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支出3963.6億元，其中，村級公益事業建設壹事壹議財政獎補資金160億元。中共每年以“壹號文件”文件的形式表現對三農問題的關註，但實際上能解決的部分極為有限，就在於農民不能同步享受經濟改革的成果。
中國農民沒有自己的組織，沒有農會作為利益代言人。村民自治也常常成為村委會幹部自治，村民自治不僅難以維護農民的利益，而且其自身的成長空間也愈來愈小。地方黨政不便公開幹預村委會選舉，而利用行政權力控制村的領導人和村的公共治理。如對村幹部實行“誡免制”，對村級財務實行“村財鄉管”，代替村委會出讓農民土地等等。人財物均由縣鄉政府控制，再加上農民沒有土地產權，所謂村民自治徒具形式而無實質內容，起初不過是供國際社會觀賞，來表明中共的民主化意向，現在的村民自治已經名存實亡。中共是很害怕農民享有政治權利的，農村的民主化會對城市政權造成威脅，必須讓村民選舉流於形式。再者，村委會不具有對上的獨立談判權，受鄉村黨組織嚴密監控，不可能領導集體抗爭來改變不利於農民的制度與法律，共產黨決不會讓農民組織起來以爭取權益。城市可以組織工會，歸共產黨領導，因為工人沒有產權，產權在共產黨手中，工會的作用便十分有限。但農村不允許組織農會，因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組織起來的農民勢必形成與鄉村黨政抗衡的集體力量。在共產黨掌權之前，它可把農會捧到天上去了——“壹切權力歸農會”便是其響亮的口號，只要翻翻共產黨的歷史，便可以發現共產黨是如何靠搞農會運動起家的。1925年1月，中共四大號召抓住可能的機會，在盡可能多的地方發動佃農、半自耕農和雇農，共同組織農民協會，用農民協會這種形式去反對封建地主階級。這壹年的《中國共產黨告農民書》說：農民階級只有組織農民協會，再由農民協會組織農民自衛軍，才能解除自己的困苦與壓迫，保護自己的政治權利和各種經濟利益。1926－1927年，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東、河北、陜西建立農會，1927年3月，全國性質農民組織——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成立，至1927年6月，全國大小農會組織已有21458個，入會會員達9153093人。中共深知農會的重要性，在其建立全國政權後，農會便不復存在。1950年7月14日專門制定的《農民協會組織通則》雖然都有農民協會的規定，但這個時候的農民組織純粹只是掛著農民的招牌的政府機構。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第29條規定：“鄉村農民大會、農民代表會及其選出的農民協會委員會，區、縣、省各級農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農民協會委員會，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執行機關。”將農民組織國家化的壹個更突出的例子是60年代中期農村社教和“四清”運動期間建立的“貧農、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這個組織是出於階級鬥爭的需要，是農村高度極權的農村政權組織的代表。1965年1月14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壹些問題》（23條）規定：“貧農、下中農協會，是貧農、下中農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自願組成的革命的群眾性的階級組織。它監督、協助人民公社的各級幹部進行工作。這種組織將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集體經濟、發展集體生產方面，充份發揮作用。”“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在基層組織癱瘓的地方，在新的領導核心沒有建立起來以前，可以實行壹切權力歸貧農下中農協會。”即使這種高度行政化的農民組織最終也象恐龍壹樣絕跡了。在圈地狂潮中，農民反抗政府強行征地，從來沒有出現過由村委會公開領導的集體抗爭。
農村問題在出在哪兒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化進程慢，即使是官方統計的城市化水平也帶有相當大的水分。由於現行市管縣體制，大部分城市為地域型城市，並非城市型城市。每個城市轄區內都有半數左右的農業戶籍居民，甚至農村居民占八成以上。“市民”仍然分為農業和非農業戶口，分屬鄉鎮行政村或城市街道辦事處管理。人為將市民分為農民與居民，既造成概念上的混淆，也造成表達上的困難，這種城市化本質上是偽城市化。中國的城市化走過壹條與傳統和西方城市化不同的道路，中國歷史上的城市和鄉村都沒有過二元結構，中華民國也是壹元結構。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有城市有鄉村，政治經濟以至日常生活都是城鄉同質的，或是以鄉村為主導的，精神文化上略有些差別。歐洲的城市化也是壹元結構，從未有過城市與農村截然分開的二元治理方式。中國之所以形成城鄉分離的二元結構，不是簡單化的“中國特色”，準確地說應該是中共特色，是中共統治中國後形成的，如果將來中國民主了，還是會回歸於壹元社會。城鄉二元分離是中共為了剝奪農民積累工業化資金，又不願分配利益給農民，因而造成困難重重的三農問題。政府通過把農業用地的價格和農民工的勞動價格全部打壓至生存線附近，形成中國工業化的城市積累機制。中國的工業化與農民基本無關，也不以鄉村為市場，工業與農業嚴格分離，享受差序政策。城市自我循環，自我服務，農民的責任就是生產供工業和城市人口消費的農產品或為工業化提供廉價勞動力。嚴格區分市民與農民的身份，工廠即使建在山溝裏，工人也屬於城市戶口，農村就是圈在城市裏，農民也是農業戶口。這是中共首創的賤民制度，與印度的種姓制度與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壹樣，是世界上三大族群歧視制度。事實上形成城鄉“兩個中國”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體系、城市與鄉村關系的二元話語以及二元認知圖式。農民普遍認為自己是受苦人，受苦是應該的，而能不能受苦是農民評判優劣的道德標準。城市人則有壹種天然的優越感，雖然普通市民住房狹窄，未必好過農民，生活水準也遠談不上富裕，但較之農民還是有很強的幸福感，因為僅從每個人的臉部特征就可以看出是農民還是市民身份。農民群體龐大，卻與中國主流社會隔絕，二元對立模式使農民失去幾千年的自由身，無法自由遷徒進入城市，全身心溶入都市文化圈。短期進城打工亦不能享受相同的國民待遇，城市地價的提高以及房價的暴漲，天然地阻斷了農民工成為城裏人，只能在城裏打工而不能在城裏落戶。只有極少的人，如經商成功的農民精英，才有可能完成自身的市民化。農民轉為城市戶口壹般只能靠上大學、參軍提幹等農轉非的狹窄途徑。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稱：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6.65億人，占49.68%；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6.74億人，占50.32%。但居住在城市的2.61億流動人口中，農民工占了2.2億，農村戶口的人將近9億人。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中國近4萬個鄉鎮，有78.5%的中小學存在需要重建的危舊房；60%的農民沒有衛生廁所和汙水處理；有50%的行政村沒有通自來水、公路和電話。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改革初期的2.51∶1擴大到3.23∶1，年均擴大0.16個百分點，加上對農村的生產性投入及社會福利補貼等方面的差距，實際達到5∶1或6∶1以上。對於進城的農民工來說，他們只是城市現代化的建設者，被排斥在現代化都市的公共服務系統之外，城市原有居民視他們為異己，舊體制下形成的城鄉分隔如今又被搬到都市裏來了，如北京的高尚小區與城中村或城鄉結合部，標誌著其居住者的不同身份地位。在城鄉關系中，城市是有原罪的，城鄉之間存在著壹種孽緣關系，農民工普遍感到在被城市無情剝奪，不過是從剪刀差的掠奪換為對其剩余價值（人力價值）的侵奪，仍然是缺乏道德關懷的弱肉強食關系。而農民的弱勢地位又不可能有真正的利益代言人，那種恩賜式的解決三農問題思路並不能使農民感受到社會公正。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中這種畸形發展，實際上制約了城市化的進程，農民工作為壹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將長久地存在，因為城鄉並不是壹個簡單化的農村與城市二元化問題，其與中國的工業化與政治制度密不可分，政治不民主，就不會有道德層面的關懷，在沒有農民行使政治權利的國家裏，三農問題不可能真正解決。
五、產權改革
孟子曰：“無恒產者而有恒心，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辛亥共和革命的壹個最重要的口號就是：“平均地權！”百年後的今天竟然是“黨占國土，民無私田”。經濟改革以來，共產黨放松管制，允許私人資本了，人們也能有恒產了，但城市普羅大眾的恒產無非是架在空中的樓閣——高層建築中的壹個小小格子幾十年之使用權而已。鄉村農民仍然在耕種著共產黨的土地，是以承包形式提供給農民土地使用權。從打土豪分田地到人民公社，再到土地的承包制，從土地私有變公有，再變為壹種佃租式的“均田制”。於是土地私有化的呼聲不斷高漲，農村和城鎮都有這種要求。若從邏輯上來說，中共奪取政權，就是依靠“耕者有其田”的許諾與農民達成共識而實現的，得到了天下，馬上翻臉不認人，沒收農民全部土地，變農民為公社社員，再變社員為共產黨的佃農，這只能證明共產革命的欺騙性。市場化以來，中共最大的財源就是土地，土地是國有的，可以重復出讓使用權，在重復開發的過程中，政府既可獲得超常收益，也可吹大GDP數字。政府及壹部分人的富裕是由土地增殖獲取的，是靠制度設計掠奪剝削了農民，權貴階級以最快的速度積累著財富。土地使用權表面上有法律保證，實際上完全看市場行情，地價漲了，法定的使用權隨即作廢，再重新洗牌。有了土地的絕對壟斷，便有了取之不盡的財源。在這種情勢下，談土地私有化，全是笑談。不但不會搞土地私有化，還要借改革之際再次掠奪農民使用的土地，用強行征用的辦法，或者幹脆用騙術。比如重慶的“以土地換戶口”的所謂改革，就是讓農民交出承包地、宅基地、林地，換取城市戶口的待遇。即是用宅基地換住房，用承包地換社保。這是明目張膽的剝奪，土地經營權是農民法定權利，社會保障本來就是政府的職責。將剝奪改換壹下包裝，其目的還是想壹次性地收回土地，減少政府賣地的阻力，壹並連征地拆遷補償也省下了。
“土地者，天下之本也”，共產黨政權所以稱之為“黨天下”，關鍵就在於政權是建立在土地黨有制之上。中共雖然靠土地革命起家，因土地革命戰爭而死亡及被屠殺的人有數千萬之多，但最終目的在於土地收歸黨有，所以人民公社又死掉了數千萬人。再實行土地私有，共產黨無異於自掘墳墓，何況農業已經不能對鞏固政權增加多少財富，現在早就不是統購統銷的年代了，不可能也沒必要再利用剪刀差來剝奪農民，積累工業建設資金，反過來因城市差別擴大還必須更多地補貼農業生產，保證糧食安全。土地私有化並不能提升農業，糧食產量除了科技進步，靠農民本身已經沒有多少增產潛力。中國有18億畝耕地，全國估計有2.3億個小農戶（戶籍制意義下的），九億農村人口平均2畝，荒涼地區稍多壹些，東部省份達不2畝，浙江人均僅0.91畝，廣東僅為0.7畝左右。小規模經營種田成本高，除去費用，每畝的收入僅有幾百元。土地均分是不經濟的，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講是低效率的，影響了大農業的發展和科技進步，降低了農產品的商品率。土地的效益以農業為最低，但也應該看到土地承包制對穩定糧食生產的作用，糧食問題歷來是困擾中共的壹大難題，《墓碑》的作者楊繼繩說：“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壹切資源都在政府嚴密的控制之下，對極為短缺的糧食，中央政府對其生產和分配實行直接管理。控制越嚴密，糧食越短缺；糧食越短缺，控制更加嚴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進行著壹次又壹次的‘糧食戰爭’：這種‘戰爭’每年壹次，到1959年以後，天天、月月都有。這是政府和農民的戰爭，是工業和農業的戰爭，是城市和農村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傷亡的大多是農民。被國家機器嚴密控制了的農民是弱者。為了糧食，農民成了政府無限壓榨的對象。政府壹感到糧食緊張，‘征購任務必須完成’這句號令，就會迅速被政權機器物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這種物質力量層層放大，到農民那裏就成了巨大的災難。”糧食危機曾造成幾千萬農民的死亡，如今糧食基本自足，感覺不到“糧食戰爭”的存在，如果形勢發生大的變故，涉及到糧食安全，這種戰爭還會爆發出來。中國的糧食安全體系還十分脆弱，雖然有國際市場的回旋余地，但國際市場也經受不住龐大中國的糧食短缺沖擊。壹家壹戶的承包方式提高了農民積極性，面對全國大市場又帶來生產的盲目性。卻也是公平的，是政府對農民妥協後的折衷制度，這種妥協對鞏固共產政權是很有利的。這在共產黨的戰爭時期就有過先例，延安時代和內戰時的土改中，農民分得了土地，歸自己所有，幾年間農村又迅速貧富分化，產生了許多新富農和新的無產階級。延安的邊區勞動英雄吳滿有，原是逃荒到延安的農民，1934年鬧土地革命，他分得壹架60多坰的荒山。這個莊戶人勤勞動、善經營、會謀劃，大生產運動期間，吳滿有已經是富裕農民，“雇有兩個長工和壹個攔羊娃，農忙時還雇短工”。吳被樹立為全邊區大生產運動的勞動英雄。1943年，李銳為《解放日報》撰寫社論《開展吳滿有運動》，鼓吹“吳滿有方向”。當時，王若飛主持的黨務研究室以《本報編輯部》名義在答復中肯定吳滿有是“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的壹種新型的富農”，是“革命的富農”。中共為了鼓勵生產和維護土改的正確性，只得承認剝削的合理性，列寧十月革命後的蘇聯也出現過“新富農”的現象。1942年，張聞天在晉陜鄉村調查基礎上提出“發展新式資本主義”，指出：“現時，不要怕富農。因為今天的富農，每戶平均剝削不到壹個雇工，壟斷不到壹百坰土地，這有什麽了不得了呢？”他批評把改善農民生活完全放在分配別人財富上是不對的，而“應主要從發展生產、增加社會財富來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較妥當的。”1946年延安土地會議上，主管陜甘寧邊區財經工作的任弼時也曾強調“必須向農民解釋吳滿有方向，提倡農民發財致富，以提高他們的生產積極性。”[9] 戰爭年代首先考慮的是增加生產，支援前線，自然放棄了理論上的爭論。產生了新的富農，也只是壹部分人富裕了，農村經濟並沒有上升，甚至還有縮小。原因是剛鬥倒了富農，貧農再當富農心有余悸，怕共產，怕公糧重，夠吃就算了。但壹部分農民的求富心態總是體現出來，就是土地開始集中，土改後又迅速造成兩極分化。其他生產資料可以在流轉中增加，唯土地不能，所以土地買賣又使土地集中化，壹些農民重新成為佃農，喪失土改的意義。“山西武鄉在1948年和1949年，出賣土地戶數共139戶，其中‘因疾病、死亡、災難等原因，造成生活上的困難，被迫出賣土地151.9畝（占全村出賣土地的百分之三七點壹）。’山西忻縣土改後，1949年以來，‘已有八千二百五十三戶農民出賣土地三萬九千九百壹十二畝，出賣房屋五千壹百六十二間。’能賣出必有買進者，而買進者就是為了求富。”[10] 稍後東北地區的土改也出現了“新富農”問題，中共高層對此分歧加大，高崗認為是走了富農路線，他說：“由個體逐步地向集體方面發展，組織起來發展生產，乃是我們農村生產領導的基本方向。”“關於黨員雇工、單幹問題，從原則上講，黨員是不允許剝削人的，黨員要雇工時，要說服他不雇工。黨員不參加變工組是不對的。但這些問題主要是采取教育的方法加以解決，非在必要時，不采取組織手段。”劉少奇認為富農的規模不大，應當鼓勵，批示說：“東北土改後農村經濟開始向上發展了。有三匹馬壹副犁壹掛大車的農民，不是富農，而是中農。今天東北的變工互助是建築在破產、貧苦的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這是壹個不好的基礎。將來70％的農民有了三匹馬，互助組就會縮小，因為中農更多了，他能夠單幹了。這是好現象。現在的變工互助能否發展成為將來的集體農莊？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不能把新民主主義階段同社會主義階段混為壹談。由個體生產到集體農莊，這是生產方式上的革命。沒有機器工具的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因此，即使東北將來有1萬富農黨員也不可怕，因為過幾年，東北可能會有100萬黨員，這1萬人若都不好，被開除也不要緊。認為（當）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壹種教條主義。總而言之，現在是新民主主義階段，要實行新民主主義政策。”[11] 毛澤東支持了高崗，開始在農村逐步推行合作化和集體化，因為這才是正宗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共停止了“吳滿有方向”的宣傳，開始樹立合作化中的英雄模範。土地私有化沒有解決農村發展問題，搞人民公社更不行，因為土地屬於集體，是給別人幹活，不出工不行，但不出力誰也沒辦法，“半夜雞叫”也沒用。為了公平又犧牲了效率，小崗村農民冒險分田單幹，糧食馬上大幅增產，說明了這種準私有化的好處。但這是短期效果，否則土地承包了多年，為何小崗村還是變化不大？許多剛脫貧的農民又紛紛返貧，全國農民在人均兩畝耕地上，再辛苦也只能是溫飽水平。中國的地理因素（山地沙漠多）及人口龐大，決定了中國發展大農業的先天不足，無法擺脫小農經濟的格局。小農經濟是緣於農民對土地的依附，市場經濟中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降低，最終土地的兼並集中不可避免。中國歷史上土地從來是由集中到分散，再由分散到集中的過程，循環不已。工業社會需要農民大量離開土地，大規模進入城市工商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則是限制農民舉家遷移城市，農民家庭處於半工半農狀態。農村的土地平均制度仍然是小農經濟思維方式，令中國壹多半的人無法享受現代城市的福利。
在農業社會中，革命是解決土地矛盾的方法，土地由分散到集中，再由集中到分散，也是王朝周期性更替的主要因素。分散是法律性的，集中是食物鏈關系，再分散又是革命的結果，以回到從前較為公平的法律框架內，開始新壹輪的集中。革命使人口減少，舊地主死亡，土地得以重新分配。二三十年代，據國民政府統計，農村73％的家庭平均每戶擁有15畝土地，有50畝以上的土地的占5％。佃農中30％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有20％以上的佃農有自己的土地又租佃部份耕地，平均地租為百分之43％。除地租較高外，土地兼並不是非常嚴重，絕大多數農民都擁有自己的土地，基本自給自足的農村人口占75％。為保障雇農利益，國民政府1930年頒布的《土地法》規定給予佃農無限期續約權，除非地主要收回土地自耕。毛澤東1928年制定的湘贛邊區《土地法》規定：沒收壹切土地和竹木山林歸蘇維埃政府所有。不但沒收地主、富農、中農的土地，而且還沒收貧雇農、佃農擁有的少量土地及壹切寺廟、宗祠、義莊、學田等公共土地，有勞動能力者壹律實行強制勞動。農民分到的是使用僅，土地仍屬於蘇維埃政權所有，農民不是土地的主人，只是換了地主──蘇維埃政府而已，有地的農民也全部變成了佃戶。“國有化”的土改不受歡迎，國軍壹來農民立即“反水”，紅軍無法立足。後來的《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二七土地法》等革命土地法，有些改動，還是左右搖擺。1934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規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紳軍閥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無論自己經營或出租，壹概無任何代價的實行沒收，被沒收的土地，經過蘇維埃由貧農與中農分配。”被定為地主、富農的人遭到極為嚴厲的處置，不給分配土地，地主壹律被編入“永久勞役隊”，富農則編入“暫時勞役隊”，地、富家屬“壹律驅逐出境”。許多農民懼於“紅色恐怖”，“成群結隊整村整鄉”地逃往國民政府管治區域。這壹套也行不通，紅軍在各根據地的失敗，證明了其政策不得人心。抗日時期的政策是減租減息，不是土地制度改革。內戰期間的土地政策是殺人奪地，沒收地主富農土地無償分配農民，農民幫助中共獲得了政權。但共產黨政權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共產就是公有，農村畢竟要走蘇聯的集體化之路。大規模的工業建設需要農業提供原始積累，集體化便成了中共的迫切需求。不過農民是在共產主義的美好前景下被連拉帶拽進入集體化的，與蘇聯不同，斯大林是將富農驅趕流放，實現集體化。中共利用人民公社，農產品統購銷和剪刀差政策，農業積累變為工業資金，城市工業體系初具規模，農村則被洗劫壹空。在落後的農業社會，土地私有決定了土地兼並的弊端，人性自私的本性又決定了公有制的低效率。在工業化的城市化時代，土地兼並是市場需求，用市場化手段完成農村的現代化，農村得以大量進入城市，從農民變為工商業者。土地承包雖然很快解決了吃飯問題，但難以使農民整體致富，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向鄉村擴張，迅即激發了對土地的爆炸性需求，沒有土地所有權的農民在工業化面前，面對官商的肆意侵奪束手無策。土地流轉離開市場機制，公有土地不能變為私人資本，必須再來壹次土地私有化改革不可。讓農民的土地產權變為商業資本，自由離開鄉村進入城市，讓中國人真正走向工業化社會。
如今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城市建設，仍然是壹種剝奪農村的方式。政府從計劃經濟時代的工業化轉向了市場經濟下的大規模城市化，但剝奪農村的思路不變，並且以法律形式來實施。政府用壹套為自己設計、為自己牟利的法律從農民手裏廉價奪走大量土地，轉手高價賣出，農民不能分享土地增殖的紅利和城市化的好處，更加劇了二元結構的矛盾。農民是不準自由出讓土地使用權的，鄉村社區對其所有的土地也沒有處置權，只有配合政府向農民征地的責任。由於土地出讓金是預算外收入，是政府的第二財政，沿海大城市以每畝幾萬元的價格強制征得耕地，轉手便以幾百萬元的市場價格出售使用權，政府壟斷土地壹級市場來保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圈地熱潮為各級官員提供了空前的尋租機會，也積累了巨量的私人財富，正是無地產不富。現行的土地征用和耕地保護制度，恰恰對農民布下了天羅地網，把失地農民推入了可怕的生存危機之中。目前，各地普遍采取征地時壹次性地支付補償金的辦法，讓被征地農民自謀職業。失地農民在就業上明顯處於劣勢地位，很容易陷入失地又失業的困境，自謀出路等於是沒有出路。8000多萬失地農民，400余萬拆遷戶，失地農民成了“三無農民”：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同是中國人，國民政府在臺灣土改中，是以土地債券方式收購地主的耕地，平均分配給農民，分十年無息償還，不要地的農民可以領債券。這些債券可以兌為國家企業的股票，用公營企業股票向地主換地，在臺灣60－70年代經濟起飛時，股票價值升幅驚人，使農民獲得很大收益。土地資產化為工商資本，帶動了經濟的騰飛，很多鄉村農民晉身為企業家，臺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就是地主成為大企業家的例子。農民作為工業化的投資者，也普遍成為現代化的受益者，既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又刺激了經濟繁榮，制度差異由此可見。中國大陸的土地私有化只是農民的夢想，各級政府是最大的阻力，這壹點中共十分明白。土地私有化等於斷了地方政府的財路，從而動搖中央的執政基礎，因為中共的執政基礎早已不是工農階級聯盟，而是權力與資本的聯姻。土地私有化不會給中共政權帶來任何好處，但不實行土地私有也會面對農民越來越強烈的不滿，近年來大規模的農民抗暴，差不多都有土地矛盾在裏面，大多數是群體性的反抗征地。沒有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支持，中共就無法解決執政的合法性問題，光靠鎮壓是不可能長久的，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多是農民革命的結果。
全球化的市場經濟與傳統的自然經濟不可能長期和平相處，自然經濟終究要被市場經濟瓦解掉。土地制度是與人類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土地從原始的公社形式轉變為貴族私人產權，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貴族私有制瓦解了，土地從分散到兼並是由商業資本推動的，許多農民離開土地成為工人，工業的城市化基礎。工業革命和技術革命產生了大工業，民主化也使得工人的地位和收入大為上升，絕大多數人無需靠自給自足的自耕農方式生存，辛勞的耕種失去吸引力，工業化過程中的土地兼並就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為商業資本開拓大農場提供了極好的機會。大農業使糧食和各種農產品大幅增長，食物的充足供應讓人們遠離饑荒，糧食的全球流通使得地區性的糧食減產不再成為社會危機，也就沒有必要靠小農經濟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土地的私有制度沒變，但生產規模擴大了許多，美國壹個家庭農場擁有幾千英畝耕地並不是件稀奇事。中國之所以有三農業問題，就是沒有走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的土地公有制雖然為大農業搭建了平臺，但無償剝奪農民土地和嚴格的戶口制度使中國的工業化過程比馬克思詬病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的土地兼並更充滿了血腥氣味。由於土地公有，農民缺乏耕種熱情，致使農業生產長期徘徊不前，剝奪農業的剪刀差政策又拖延了農業的現代化，切斷了商業資本進入農業領域的渠道。三農問題的困擾就是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付出的代價，工業化國家早在發展初期就解決了土地問題，臺灣也在經濟起飛前進行平穩的土地改革，現代化過程中再無需受土地問題困擾。中國已經建立起工業化的架構，但土地制度始終落後於發展需求，解散人民公社回歸壹家壹戶的土地承包制只能是防止農民快速流入城市的權宜之計。土地私有化雖不能使農民致富，卻可以使農民無償得到壹部分可以變現的財富，在不需要靠土地生存時可以出讓土地，自主選擇發展方向。有學者說：
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意味著城市化過程的人口轉移也必然是逐漸的，戶籍制度改革不可能壹蹴而就，而可以、也應該利用已有體制的基礎而逐步進行。事實上，考慮到城市化和產業發展的就業吸納能力的有限性及其增加的逐漸性，現有的農地均分制度確實在壹定程度上降低了城鄉人口遷移的推力，而戶籍制度的存在則在壹定程度上又減少了城鄉人口遷移的拉力。總體而言，雖然這壹套歷史殘留的制度安排有其不合理的成分，但也確實使中國在壹定程度上避免了拉美、東南亞和南亞等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壹系列城市政府難以短期內解決的問題，如城市高失業、貧民窟等。如果認識到這壹點，在改革過程中，就需要充分利用既有制度的殘余功能，來完成對這些制度本身的漸進改革。如果把戶籍制度以及壹系列相應的限制人口流動的制度安排比作壹道閥門的話，現在需要采取的行動，不是壹下子把閥門打開，而是如何通過具體的政策組合，逐漸地、但又是有效地降低這道閥門，從而促進更多的農村勞動力逐漸地、但又是完全地進入到城市中來。[12]
這話當然也有道理，在壹些早期破舊小區或城鄉結合部，城市貧民窟的現象已經凸顯。但制度性歧視的後果是，農民工與市民工的待遇相差極大，同工不同酬，同企不同酬，福利待遇也相差過大，市民當然不願意農民工攤薄他們的本來就不多的福利，卻不考慮城市的繁榮是剝削農民工所致。假如沒有農民工，城市肯定不如現在光鮮，蓋房子、修馬路之類的苦累工作，低收入的許多下遊產業，基本上是農民工在做，城市實際上已經離不開農民工。進入大城市的農民工，就像壹群做苦工的奴隸，從事著市民不願幹的苦累危險職業，夏天40℃的高溫下，在馬路上和腳手架上幹活，大汗淋漓，只壹頂破草帽，連國家規定的壹月150元的高溫補貼都拿不到。他們買不起商品房，城市又不準自行搭建住房，也不能享受福利房待遇，只能租用擁擠的私房或者住工廠集體宿舍，出賣完青春再回鄉務農。所以貧民窟並不是城市的恥辱，是城市化的過渡階段，剝奪壹部分人權利的城市化是偽城市化，光鮮市容後面隱藏著巨大的恥辱。他們的處境，比《湯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奴隸好不了多少。為了點可憐的工錢，甘心付出奴隸勞作的代價，農民工的生存權甚至比不上農家的牲畜，哪個農民舍得讓耕牛在最熱的天氣裏不停地幹活呢？與公元前希臘城邦國家的奴隸壹般。中國農民脫貧的最大希望在於城市化，城市化過程中農民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東南沿海城市的發達沒有農民工的血汗是不可想象的，而他們得到的回報卻少得可憐，成為城市中被邊緣化的群體。維持城市對鄉村的歧視，是統治中國的最好方法，中共過去善於把工農運動連在壹起，以鄉村為基地，現在極不願意城市與鄉村的整合，農民成了市民，公民意識就會蘇醒。五四啟蒙運動發生在城市，六四民主運動也發生在城市，雖然中國仍是傳統意識上的農民國家，但暴發改朝換代的農民革命之條件已經不存在了。如南非的白人種族隔離主義者，最在偏見不是政府，而是自認為“種族優良”的白人工薪階層，最擔心消除種族歧視會爭奪他們的飯碗，降低福利。與中國不同的是，白人社會是民主制度，白人有選票，有工會，形成對政府的制約。而北京、廣州的市民長期歧視外地人，更不用說農民工了，即使他們也是窮人，種族也不優良，也沒有選票，只是社會地位略比農民高些，就有了“上等人”感覺。美國及亞洲的臺灣、韓國等地，並沒有出現市民排斥農民進城的問題。政府是民主的，這根本不成為大問題，南非消除了種族壁壘，種族歧視的世襲傳統就逐漸消亡了，城鄉之差也僅是經濟問題了。中國的城鄉壁壘是體制性的，中國人從來是城鄉自由遷徒，是中共歧視制度形成了扭曲的市民觀念。鄉村人口過快地流入城市，大部分人只能提供簡單勞動，不能適應城市對勞動力的多層次需求。再者，過剩的勞動力沖擊簡單勞動力市場，使就業者收入降低，甚至低到不能維持勞動者個人的基本生活。珠三角壹帶由於消費物價高於內地，工資水平跟不上，又欠薪嚴重，農民工不得不流向長三角地區，形成廣東的民工荒。隨著全國性的通貨膨脹加劇，沿海地區的工廠普遍出現招工難現象，人們又流回到內地。大躍進年代，幾千萬農民入城，變為城市人口，以為人多就可以快速實現工業化，結果事與願違，不得不壓縮城市人口，大規模遣返，留下數不清的後遺癥。城市化肯定是壹個漫長的過程，需要長期的磨合，企圖在幾十年內走過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道路是不現實的。關鍵在於制度建設，不能用法律手段限制人的自由選擇權利。
農民工進城也增加城市管理的成本，各種私屠亂養、非法加工垃圾食品、煉制地溝油、盜搶財物、破壞盜賣公用設施等等，都成為城市管理的難題。農民之所以公共意識差，是因為農村以親族為居住圈，壹家壹戶式經營，實行宗族或鄉紳式管理，道德成份居多，法律因素很少。農民容易把私人領域的親情和裙帶關系帶入公共領域、在公共領域以宗族私德（由占數量優勢的親族之村規民約形成的習慣法）代替社會公德，漠視法律與契約關系，其最高準則不過是“兔子不吃窩邊草”之類。共產黨放棄了階級鬥爭統治方式，人民公社解體，鄉村治理又開始恢復宗族統治方式，只是宗族統治階層由村支書或村長等壹些披著紅色外衣的宗族強勢集團壟斷了。在傳統的中國鄉村，家庭或宗族私德構成倫理生活的最高價值，享有不可侵犯的至上地位，社會公德則置於從屬地位。鄉民無論窮富，同壹個姓，同壹個祖先，同進壹個祠堂，之間多為兄弟叔侄關系，血緣聯系使他們必然結成宗族聯盟，形成政治中心，對抗外族的侵蝕，宗族關系化解了階級矛盾。大的鄉紳巨富可為宗族領袖，壹般有退歸林下的官人，其次是有功名的舉人，大紳士可出入衙門，包攬詞訟，管理公產，魚肉鄉裏。在族內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掌握壹定的族內行政司法權，可以懲處宗族中的不法分子及道德敗壞者，落後的地方甚至有生殺大權。所以，舊中國的縣壹級不全是官的統治，而是官紳共同治理，官是皇帝派來的，握有行政司法大權，但沒有地方紳士的合作，人生地不熟的官不能順利統治鄉裏。官紳交惡，往往官的方面失敗，官權與紳權所占份額，視具體情況而定。現在州縣地方官由本地人做，宗族勢力更能得到官員的蔽護，具體表現為官紳商壹體化，三者利益緊密結合。它們雖然也抵禦外來勢力入侵，但這種矛盾沖突不激烈，因為經濟發展和政績需要外來資本，外來資本也需地方官紳的支持。官紳壹體更多是為個人私利或統治集團爭利，宗族利益並不是他們首先考慮的問題，所以在遇到利益之爭時，便不惜侵害宗族利益。這又是壹種新型的宗族封建主義統治方式，這就是為什麽近年來土地矛盾中與農民對立的壹方往往是縣鄉官紳，宗族領袖基本站在政府壹方，因為他們是黨的人，在爭地過程中同是受益者。過去的地主士紳註重讀書仕途，熱衷於購置田產，輕視商人，他們可以放貸，可以拿錢給別人經商，自己是不動手的。現在的官紳思想解放，自己亦官亦商，等於上了雙重保險，無論是產業資本，還是商業資本，都是只賺不賠。尤其在縣鄉，沒有官紳背景的商人是賺不到多少錢的。農民工入城之後，受到剝削壓榨而投訴無門，凸顯階級矛盾，也害怕被社會邊緣化，常常以同鄉為紐帶工作或居住在壹起，結成利益同盟，以代替在家時的宗族關系。較低層次的表現為故意破壞盜賣公用設施泄忿，較高層次的表現為同鄉間的拉幫結派，山頭主義，以提升社會地位或牟取行業壟斷。在許多城市，即使是通過上大學進入城市獲得權勢的人，也常與同鄉結成利益共同體，如形形色色的“江西幫”、“湖南幫”、“河南幫”等。來從本地利益集團手中分壹杯羹，也可以調解內部沖突。同省籍的農民也以原市縣結成幫派，形成勢力集團，與其它幫派競爭。而城市是以單位企業為工作單元，以互不相識沒有利益沖突的群居方式為居住圈，單位及社區需要紀律及法律規範維護合作精神，商業往來需要向不相識的人表現誠信，互利合作，爭取共贏。越大的城市合作性越強，越小的城市農民意識越強，到了鄉村，全由親族意識支配的農民意識維持。農民進城，面對全新的生活習慣，需要長期的質素提升，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也至少要百年以上。
中國之所以有表面的穩定，是因為新聞喉舌為營造壹個和諧氛圍，極少報道負面消息，居民的實際感覺卻完全相反。農民過快地湧入城市，急劇增加城市的擁擠成本，消費物價快速上漲，犯罪率上百倍地增長，除了那些受特殊保護的官員，市民普遍缺乏安全感。由於農民工的戶籍身份仍是農民，血汗工廠又殘酷剝削農民工，政府總是幫資本家說話，形成農民工對城市有錢有權階級的仇恨心態，稍不遂意，便起惡念，擴大為報復社會。2011年的廣州增城的611暴力事件，就是四川人在受到當地城管人員毆打，川籍外來務工人員迅速聚集上萬同鄉，大打出手，砸燒車輛店鋪，泄憤報復，演變成外地人與本地人的流血沖突，中共出動大批軍警，幾天後才得以平息騷亂。我們不能將責任推到農民工身上，沒有法治正是中國的硬傷，2005年群體性抗議事件有87000起，近年來發展到十幾萬起，多因土地糾紛和官民沖突。政府慣於強行征地，在於共產黨有土地所有權，農民的承包權是來源於中共，農民享有的是用益物權，征地不是買地，只須對土地的附著物作出補償，以及相關利益損失部分，賠償多少都不存在侵犯私有產權問題。因為土地是公有的，征地也不涉及土地的市場價格，政府轉手賺了上百倍，失地農民都無權過問。若土地所有權屬於農民，農民就可以自己面對市場需求，保護私有產權。但專制政府的權力不受限制，土地私有並不是保護農民的生命線，當年毛澤東說了句“人民公社好”，全國的私有土地就全部歸公了，願不願意都壹樣，連壹分錢的補償也沒有。新出臺的《物權法》規定了國家的征地權：“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應當依法足額支付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等費用，安排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費用，保障被征地農民的生活，維護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農民沒有按市場價格出讓土地的權利，只能依據地方法規來獲得補償，這種“足額”補償不是依據市場價格，由官府自定，農民的弱勢地位不變。所以說，國家強行征用土地的制度應該立即廢除，停止國家對農民的侵蝕和剝奪。
不解決農村貧困的諸多制約因素，不大比例補貼農產品，利用轉移支付來建立覆蓋全體農民的福利系統，讓農民享受同樣的國民待遇，僅是土地私有化不能解決鄉村貧困，三農問題仍將長期困擾中國。韓國是全世界農業補貼率最高的國家，高達69％，世貿組織在香港開會討論削減農產品補貼時，上千韓國農民聚集香港示威遊行，反對降低農業補貼，激烈的程度使香港市民震驚。中國沒有全民選舉，中共無需考慮農民的選票，但錢總要花壹些，否則農村崩潰了，引發糧食危機，政權也不能保障。但農民有了屬於自己的土地，基層政權再也不能用出租土地來制約農民，又取消了農業稅，若再取消戶口管制，黨的權威便無從體現。“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農產品市場化運作，農民的耕種也不必接受政府指令，不收稅，反而在救災和農業補貼上花大錢，來保證糧食安全，政府征地時又不得不面對更大的阻力，這對於強化“帝力”來說是得不償失的事。民主制度下農民與政府的聯系是選票，政府必須服務於選民。專制政權與農民的聯系是稅賦與治理，古人稱作“牧民”，民若牛羊，放牧者要看管好。若不納皇糧，土地私有，遷徒自由，“帝力”何用於農民哉？這是共產黨最為恐懼的事。但農民也在覺醒，正在用自己的力量來實現土地私有化。50年代陜西省渭南市因修建三門峽水庫遷出28.7萬移民，安置到寧夏和陜西渭北等不毛之地。目前已經繁衍至60多萬人。當初按照15萬人回遷庫區的估計，以人均兩畝地的規劃，總共從國有農場和軍隊部門要回了庫區的30萬畝土地。但在80年中期移回庫區的只有大約7.4萬農民，因此有大約15萬畝土地並沒有還給農民，被當地移民官員截留，安置資金被貪官汙吏揮霍壹空。這些土地被移民機構官員把持，以每畝六七十元的低價租賃給官員的家屬和關系戶，這些人再以每畝400元的價格轉租，貪官汙吏坐收地租，庫區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地主。移民數十年堅持上訪，求告無門，“我們自己的土地，卻要我們用高價租來種”。三門峽庫區原本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之壹，八百裏秦川和渭河兩岸養育了中華民族的祖先，黃河在這壹帶並無災害。在上世紀50年代，農民人均年收入高達兩千元人民幣以上，比壹個縣長的年薪還高。三門峽水庫建成後淤積嚴重，使河水倒流，上遊水位上升，淹沒大量土地，耕地鹽堿化。中央也只能放棄原定的水庫發電計劃，利用黃河本身的逕流發電，水庫變為多余的建築。如此壹來，原本的集水庫區露出水面，自然沒道理再讓移民繼續留在陜甘寧的不毛之地。幾十年的抗爭，終於返回故鄉的移民們，面臨的卻是“自遷”、“自搬”、“自建”的安置政策，再也無法恢復過去的生活。80萬畝庫區土地，早被陜西地方政府和軍隊完全瓜分。其中主要的部門包括三個大型國有農場，三個大型的軍隊農場和四個軍隊的導彈射擊靶場，再加上眾多的小型軍隊農場和庫區周邊農民侵蝕，庫區移民看到是壹批又壹批的“殖民者”。庫區移民建立了準軍事組織，擁有壹個“聯合作戰指揮部”，下面有四大“司令”，再往下有50多個小“司令”。移民的“司令部”不但有分管宣傳的部門，還有以棍棒和農具為武器的“衛戍部隊”，專門保證“司令部”的安全。幾經鬥爭，事件驚動了中央，不解決實在不行了，1985年，在胡耀邦和國務院的幹預下，盤踞已久的國營農場和軍隊被迫退出30萬畝土地，大部份是堤壩外的河邊地，和水源不好的鹽堿地帶。國有和軍隊農場並不是簡單的交還土地，他們不但把所有的建築物徹底摧毀，留下壹片殘垣斷壁，更有人把百年成蔭的庫區林木壹砍而光。目前日益貧困化的庫區農民，正在尋求新的道路，陜西省大荔、華陰、潼關三縣市76個行政村約7萬回遷農民發出簽名信，公開宣告收回土地所有權，同時上網公告全國：
壹、我們各戶對現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體總共十五萬畝土地擁有永遠所有權。土地歸我們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們有權利使用、出租、繼承，如果什麽人想要開發、租用或占用，請直接與我們交涉。我們只承認政府按公共利益進行的規劃，以及按照法律規定的收稅行為。
二、我們各戶對國務院劃撥歸農民的，且長期被各級官員侵占私分的十五萬畝土地，也擁有永遠所有權。我們將組織起來直接按農民平均畝數劃歸各戶永久占有，結束各級官員多年來的非法占有私分行為。
三、我們摒棄土地的原“村集體”占有形式。這種土地形式不能保證農民對土地的永久權利，這種“村集體”常常不能真實反映全村農民的共同意見，無法阻止官員和黑勢力對土地和其他農民利益的非法侵占。各村委會應承擔起保護農民土地權利的責任，不能淩駕於全體農民之上，自己占有支配土地。
四、對幾十年來國家歷年撥發的數以十億計的各種移民經費，我們也要算帳，該劃歸農民的必須給農民，對涉及的貪汙、挪用、侵占等犯罪行為也要追究。
五、我們擁有了土地所有權，如果再爭取到自主辦教育，自主辦醫療的創業權，壓在農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會被推翻，農民的各項社會保障自己就基本解決了。近幾年，中央給了農村、農民壹些小恩小惠，我們認為農民的土地權、創業權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從根子上解決農村問題，農民也才能和城裏人平等，才能參加分享現代化的成果。已經搞了二十年的村民自治選舉才會真正像個樣子。
六、我們在農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麽法律什麽政策都很難管住土地。土地權利重新回到農民手中，那些利欲薰心的壞勢力就不敢再輕舉妄動，因為妳侵占的不再是什麽集體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拼命。農民的力量調動起來了，政府保護土地的包袱就卸下來了。基層政府要靠工業和農業稅收維持經營，再也不能靠吃農民的土地了，搞什麽“土地財政”了。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這無疑是壹個農民自發的土地私有化宣言，顯示了壹個遞進的抗爭過程，是被公有制傷害後權利意識的覺醒，是對官商勾結侵害農民土地權益的嚴正抗議，是決心從共產黨手中奪回土地的土地革命先聲。其它幾個省如黑龍江和江蘇也有類似的舉動，預示著日後的中國必將掀起壹場私有化風暴。黑龍江富錦市的失地農民在大隊書記帶領下，村民每戶出壹個男壯丁，在生死狀按下血手印，聲明如果被警察打死或者殘疾，老小有全體村民撫養，地由全村人幫助種植！因為被征用的數萬畝土地變相落入當地黨政官員的名下，農民反而要向成為大地主的官員租地種，忍無可忍之下，幹脆堵塞公路鐵路，與軍警展開血戰。農民產權意識的高漲，標誌著土地私有化已為中國農民普遍認同，以實現村民真正的鄉村自治也成為共識，爭取公民政治權利和私有財產權利的人類普世價值觀深入人心，耕者有其田的民權主義國民革命思想也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群眾基礎，這也是農民決心拋棄共產政權的壹個重要信號。這比任何壹個經濟學家的私有化理論更來得實際和徹底，有如當年小崗村農民甘冒殺頭風險為分田單幹按下血手印壹樣，不再無限期等待上面的施舍，自己動手來改變不合理的現狀，比起土地承包制，更具有制度革命的徹底性。私有產權是民主社會的基礎，只有土地所有權回到農民手中，農民才有發言權，中國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而這必將引發壹場政治體制的全面改革，國有企業也是全民的資產，城市國有企業從幾十年剝奪農村（統購統銷＋剪刀差）的過程中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了大量財富，據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的研究表明，1952-1989年，國家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從農業中提取了9716.75億元，加上農業稅1215.86億元，共達10932.61億元，農業資金凈流出量達7140.56億元。私有化時也應該補償給農民，這才公平。從現狀來看，共產黨根本沒有全面恢復私有制的打算，在任的領導人沒有能力和膽略來領導這場否定共產制度的產權革命。只要土地私有化的雪球壹滾動，壹定會引起共產制度的大雪崩。中共熱衷的是公有名義下紅色貴族的私有化，他們保護的是黨有制，這是壹種最壞私有制度。
六、強盜治國
中共靠鼓吹和爭取民主起家，但現在唯壹可以證明其民主的就是村委會選舉。但村委會選舉，看起來民主，實際了解壹下，就知道權力總是掌握在什麽人手裏，越有背景的人越有錢，越有錢就越容易當官圈錢。表面上鄉村選舉可以增強農民對村幹部的問責能力，但選舉僅限於村壹級，鄉鎮不實行選舉，遂使縣鄉地方豪強更容易攫取鄉村行政權力，掌控地方政治，這種極小範圍的表面民主難以實現公平有效的鄉村自治。在村莊內部，黨支部對村委會的領導關系使村委會的運作復雜化，村支書是上級黨委任命的，來實現黨對農村的絕對領導。在行政關系方面，村莊之外的縣、鄉政府依然對鄉村實行垂直管治，因此，即使村委會希望維護村民利益，也未必能夠做得到。不依靠鄉村基層政權，農村的事全是空談，依靠他們又什麽好事也幹不了，縣鄉政權已經腐敗不堪，什麽富民政策也會變成富官機會。過去的土改，工作隊與村民無利益沖突，工作隊是軍隊派來的，他們不要地，土地能夠平均分配。上世紀80年代初，可以搞土地私有化，因為人民公社解體時，新壹輪的城市化還未開始，城市對土地的需求不大，土地增殖潛力有限。現在搞土改，難度極大，也不可能再出動軍隊，面對油水大的地塊，政府各部門誰不想趁機撈壹把呢？時過境遷，城市掌握的土地已經很多，通過土地內部流轉就可以解決用地問題，城市積累的巨大財富也足夠自身發展之用，再也無需農民的投入了。所以國家取消農業稅並不是出於憐憫，其直接原因是中央財政力量極為雄厚，壹年幾百億的農業稅不足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壹，根本算不上是大錢了，如果征稅使農村經濟破產，糧食危機會使中共政權垮臺，畢竟21世紀已非大躍進白白餓死人的年代可比。
整個國家是高度集權體制，各級政權實際上是集權於黨政官員個人，農村基層政權日益黑惡化，就是壹個必然的邏輯。惡霸和地頭蛇控制農村基層組織的情況已十分普遍，黑惡勢力進入縣鄉政權直接掌握政府權力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中國農村傳統上是壹種鄉紳治理體制，農村中的鄉紳是介於政府與農民之間的重要層次，雖然鄉紳經常與官員勾結欺壓民眾，但鄉紳居住鄉間，不可能與幾年壹換的縣官結成死黨，也會利用他們的權勢告發不法官員，贏得聲譽，因此能夠起到權力互相制約的作用。鄉紳在調解族人糾紛和各宗族利益沖突時也能起緩解作用，減少國家行政成本，減少了官府與農民的利益沖突，構成“皇權不下縣”的治理基礎。鄉紳權力是政府賜予鄉村精英並為民眾認可的政治權力，是縣政府管理的延伸和村民利益的保護者，民國時期亦是如此。中共取消了鄉村自治，推行集體化，黨組織壹竿子插到底，完全壟斷了鄉村政權。權力失去制約，基層幹部胡作非為，沒有鄉紳壹級的緩沖作用，農民壹般選擇沈默，因為上訪到北京也沒用，控訴材料總是壹層層再轉到基層幹部手中。再不行就是魚死網破，小事釀成大災禍。“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垮臺之後，在瓜分鄉村土地和經濟資源的過程中，以黨政官員為首的地方惡勢力進入到了鄉村政治之中。出於政府自身經濟利益和官員政治前途的考量，鄉鎮政府在選用村幹部時便以能否鎮得住村民作為首選條件，於是普遍出現了“惡人治村”的趨向。惡人不是以往的精英型的鄉紳，其聲望是橫行鄉裏形成的，與鄉紳主持公道的名望權威與維護鄉梓的職責功能不同。在鄉村社會，國家權力的表面撤出（村民自治）與實際滲入（操控黨支部或村委會選舉）是同步的，在此過程中，地方政府與官員個人直接利用行政資源與鄉村進行雙重滲透和博奕，他們在鄉村培植權勢集團，鄉村內的權勢者則通制度缺陷和政策松動與上面的政府官員壹同瓜分經濟利益，進壹步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地方政府不願意宗族勢力參與鄉村管理，這會削弱黨政部門對農村的直接控制，利用惡人治村就可以將黨政權力貫徹到底，方便建立服務於政府與官員個人的利益共同體，因為惡人不是政府與村民之間的平衡力量，而是黨政部門的爪牙，惡人的利益是通過侵害剝奪村民來實現的。當地頭蛇、惡霸、行霸、地痞、無賴等為非作歹之徒紛紛戴上“紅帽子”（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與縣鄉幹部結成同盟時，壹方面幫助政府盤剝農民，為國家搜刮資源；另壹方面也利用與政府的聯姻以為國家征收稅費為名中飽私囊、欺壓良善。地方政府官員也逐漸放棄了原有的政治角色，蛻變成身著官服的惡勢力，不是管理服務於農民，而是盤剝鄉民。官員的黑惡化和黑惡勢力的官員化，或亦官亦黑，壹身二任，兩方面勢力相互勾結，互為因果，惡性循環，瓦解了鄉村民主選舉的益處，也架空了中央集權體制。農村名義上的集體所有，實際上為官員惡霸們所有，他們掌握著土地的支配權。共產黨統治了鄉村，卻造成官與民的嚴重對立，僅引述幾個小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的普遍性：
山東省微山縣留莊鄉李修文，被稱為“東霸天”。他不僅是村黨支部書記還被聘為鄉經委副主任。他利用這些合法的外衣和職權，聚集壹批地痞流氓，並將鄉建築公司變成了他數十名打手的大本營，進而霸占集體湖地1000余畝，魚塘數十個，大型造船廠、磚廠、碼頭各壹座，被他欺騙、賴賬的企業、商家、店鋪不計其數。他公開聲稱，留莊的天、地、水都是他的。在這裏他真是無惡不作。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區先鋒鄉趙修果，被稱為“南霸天”。他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當選為村主任後，營私結黨，排斥異己，先後五任村支部書記被迫辭職，致使該村基層黨組織長期處於癱瘓狀態。趙為保住自己的“寶座”，在換屆選舉中私拉私買選票，暗中操縱選舉。他還通過欺上瞞下、虛報浮誇等手段，混得了區、鄉兩級人大代表的“光環”，成為了有多種合法外衣而作惡多端的壹方霸主。
河南省許昌市魏都區七裏店鄉的吳國彥，被稱為“西霸天”。此人1985年因為打架故意傷害他人被勞教3年，1989年吳國彥勞教出來後，和黑幫頭子關系密切。他1993年當上吳莊村第五村民組組長，1995年當上村治保主任，1996年入黨，1997年底當上村支部書記，並成為了七裏店鄉和魏都區兩級人大代表。他在吳莊得勢後，巧取豪奪，因怕問題敗露，竟然勾結黑惡分子，雇兇傷人。
撫順市東部紅透山區的劉景山，被稱為“北霸天”。這個區盛產銅，黨政部門設置以礦山為主而建立，全區由紅透山銅礦和壹鎮三村組成。劉景山是從銅礦提升區黨支部書記兼區長。為了掌握更大的權力，獲取更多的不義之財，他利用手中的權力網羅了20多名地痞流氓、“兩勞”釋放人員和慣盜、亡命徒，成立了壹個“十三太保”黑幫，由他做幫主，為其篡權、貪汙、統治礦山“保駕護航”，並直接插手礦山和政府的政務，諸如交通事故、打架傷人、經濟糾紛之類事端，都得由這個流氓集團裁決處理，甚至工商、稅務部門也以30％的提成委托這個流氓集團收取稅費。
河南省虞縣利民鎮的何長利，被稱為“中霸天”。在1993年5月鎮人大換屆選舉時，由何長利的十幾個拜把子成員上下活動，將素有劣跡的何推舉為利民鎮的副鎮長。之後，何長利又利用手中的權力，將其親信安插在鎮司法所任所長，鎮上七個基層支部中有五個支部書記、十個鎮企業中有七個負責人是“他們的人”，成為了典型的黑惡勢力的“土圍子”。……[13]
與宗法制度決裂是中共的壹貫立場，旗幟鮮明地稱之為“打倒封建宗族勢力”，稱宗族思想為“歪風陋習”，視為鄉村政權和黨性原則的對立面，總是對宗族活動采取壓制或限制的政策。在現階段，是通過惡人治村來瓦解抵禦宗族勢力的復興，消除宗族勢力對國家權力滲透的反彈力，減弱宗族的內聚力。人民公社解散後，生產大隊演變成行政村的建制，行政村與生產大隊的差異在於縣鄉政權不能像人民公社控制生產大隊那樣，控制行政村的經濟生產和社會生活，行政村與自然村乃至宗族之間的聯系又有所加強。農村基層黨政組織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全國基層幹部減少了壹半，宗族勢力又開始半公開地參與鄉村管理。隨著中共重建鄉鎮政權，越來越龐大的縣鄉政府機構需要從農民手裏獲取利益，需要大量圈賣土地，在倒地賣地中暴富，這都需要不斷打擊宗族力量的復興。雖然提高了國家從農村汲取資源的數量，卻始終伴隨著國家政權內卷化的嚴重弊病。所謂政權內卷化，是指國家從基層提取的資源，大量被同時膨脹的收取資源的行政官僚體系本身所耗費，並沒有用到民生上去。許多縣鄉政權熱衷於征地建開發區，並不關註本地區的民生建設，就是政權內卷化的弊端。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對共產中國來說，社會主義就是大多數人貧窮。流氓黑惡的社會體制，只會形成少數人靠暴力掠奪窮人而富裕的流氓化社會。中共真社會主義行不通，又用假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糊弄民眾，都是中國人無法脫離貧困的根源。經濟改革創造了巨量財富，仍然解決不了貧困問題。繼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後，近年來又出現了第四大弱勢群體——被稱為“蟻族”的大學畢業生群體，壹起加入原本就極為龐大的貧困群體。蟻族是前三大弱勢群體的後代，與權貴集團壹道成為30余年經濟改革最耀眼的風景。經濟改革催生出兩大板塊，以“太子黨”、黨政官員、國企掌權者、體制內知識分子和暴富階層為富裕群體，發展勢頭強勁，經濟增長的好處多落入他們手中；以競爭中處於劣勢的小企業主與工人、貧困化的白領階層、城鎮失業人口、絕大部份農村人口等，形成不斷弱化的龐大群體，是衰退型的群體，享受不到經濟高速增長的實惠。正如香港作家今鐘先生在比較了美國與中國的窮人時所說：
哪有剝削比資本主義高出25-50倍的社會主義？
哪有占人口0.4％的權貴階層占有全民財富70％的社會主義？
哪有大官包星、小官“買處”，強暴少女當作“P”的社會主義？
哪有官商勾結，警黑聯手，強掠民宅、耕地， 血案頻仍， 打死人白打的社會主義？
哪有讓壹千多萬冤民冤上加冤，上訪犯“法”， 反遭抓、打、死、囚，判的社會主義？
胡錦濤先生若能夠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底層去調查或仔細 ，而不是走馬觀花，就會對自己標榜的“社會主義”而感到臉紅。
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和民主政治基礎上建立的法律制度是以權利為邏輯起點、軸心和重點。公民的基本權利被奉為“天賦人權”或“自然權利”，以人權、物權、參政權、平等權、訴訟權等權利為基本構成的權利體系在法律體系中占據起始和主導地位，義務是與這些權利相適應，並且是從這些權利中派生出來的。實行以保護公民權利為目的的法律推理，例如，罪刑法定、無罪推定、權利推定等等。哪個國家都有窮人，但貧窮的標準卻有霄壤之別，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02年統計，美國有3500萬窮人，占3億總人口的1％強，有報道介紹了這些窮人的概況：
增加窮人福利，追求平等，壹向是民主黨占據道德高地的高調。在註冊民主黨選民最多的美國主要城市的紐約，在民主黨籍的黑人市長丁勤時主政時，實行擴大福利政策，結果當時700多萬人口的紐約，有多達100萬人領取福利，平均每7個人就有1個不工作，靠政府強行從勤勞者手中征得稅收生活。……美國的“窮人”中，46％已購買並擁有自己的房子，按2001年價值，平均值是8萬7千美元。有54％的美國窮人住在壹家庭房屋中（獨立住宅），36.4％住在公寓中，9.6％住在汽車房屋中。
在美國被定義為“窮人”的家庭中，73％擁有小汽車或卡車，其中近三分之壹有2臺或以上的汽車；99％有冰箱；65％有洗衣機，56％有烘幹機，三分之壹有洗碗機，73％有電烤箱，97％有彩色電視，其中55％有2臺或以上彩電，裝有線電視或衛星電視的占63％，其中四分之壹有大銀幕彩色電視，有錄象機或DVD的占78％，59％有立體音響，四分之壹的家庭有個人計算機，27％使用手提電話。
這樣水平的人如果在中國，不屬“大款”行列，也是混得相當不錯，可在美國，人家被稱為“窮人”，在理直氣壯地領取政府福利。
根據美國政府的統計，在上述擁有自己住房的“窮人”中，平均每家有三個睡房，壹個半浴室，壹個車庫，壹個室外走廊或門廳。全部上述的窮人中，76％裝有空調機，而在30年前，美國的全部人口中，擁有空調的只占36％。
據美國房屋發展局的統計，美國的窮人中，只有6％住房擁擠。全部美國人中，70％的家庭平均每人擁有2個或以上的房間，而在“窮人”中，平均每人擁有2個或以上房間的家庭，有68％，只比美國平均水平低2個百分點。而且美國“窮人”的平均住房面積遠遠超過巴黎、倫敦、維也納、雅典以及其它所有歐洲主要城市的居民（不是那裏的窮人，而是那裏的所有人）住房水平。
例如，美國有2億8千萬人口，平均每人住房面積721平方尺；美國“窮人”平均每人住房面積439平方尺，比世界其它工業國家的人均住房面積多50-100％，是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中產階級家庭住房面積的3倍，是印度和中國的城市家庭住房面積的7倍。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積才是376平方尺，比美國窮人住房面積還少63平方尺。
美國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積多達1,875平方尺，美國窮人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積也達到1,228平方尺，比歐洲家庭的平均976平方尺多232平方尺。全部歐洲國家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積是396平方尺，低於美國窮人水平的439平方尺。
美國窮人的孩子，不僅沒有營養不良問題，而且這些孩子獲得的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等，事實上和中產階級家的孩子壹樣多，而且在絕大多數窮人家庭，他們的孩子獲得的上述營養物質，超過需要的標準；窮人家的孩子平均獲得的蛋白質，超過營養學家建議的水平100％。美國窮人家的男孩，平均比當年登陸歐洲諾曼底的美國同齡士兵高壹英寸，重10磅，比第壹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同齡士兵高2英寸，重20磅。美國窮人的問題不是營養不良，而是食物吃的太多，體重超過標準。美國窮人的肥胖癥，男子高於普通人近2個百分點，女子高於普通人1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越窮越胖。[15]
“剝削階級”居然混到出錢養活無產階級的地步，這完全顛覆了關於資產階級政府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民主體制下，馬克思主義殿堂三大理論支柱——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全部崩塌，美國福利制度比馬克思、斯大林、毛澤東這些共產前輩設計的社會主義優越性還要完美。即使這樣，美國窮人還不滿意，總是不依不饒發政府的牢騷，美國人過感恩節，沒聽說有感謝政府節，或者慶祝什麽黨的生日節，他們只知感謝上帝就夠了。要是中共對待窮人有美國政府的百分之壹，黨的喉舌早就震耳欲聾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無非是畫餅充饑的烏托邦壹類，無非壹些城市居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而已，占人口80％的農業戶口還被排斥在外。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是活生生的現實，是優於任何社會主義國家的全民高福利。民主制度下公民手中的選票決定了人民的命運，共產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徹底破產，使之永遠失去世界歷史中的主導作用。他們恐懼全民普選，今天還在唱社會主義高調的，只是極少數既得利益集團或憤青者流，都是些強盜無賴。美國人接受共產主義早於俄國與中國，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1852年就傳到了美國，馬克思對美國寄予極高期望，1872年將第壹國際的總委員會遷至紐約。但美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5月，僅比中共稍早些，同樣接受共產國際指示，利用勞工矛盾，搞了不少暴力活動。羅斯福總統上臺後，推行新政，改善勞工待遇，緩和勞資關系，擴大民主權利，使得美國從大蕭條中復蘇，共產黨從此失去號召力。1933年厄爾·白勞德出任美共總書記，白勞德認為，“共產主義就是二十世紀的美國主義”，美國民主是壹切階級的民主，馬克思主義不過美國民主的擴大和完整化。並修改黨章，規定共產主義的任務是在變化了的情況下把華盛頓、傑佛遜、林肯們的傳統向前推進。白勞德於1944年4月出版了他的綱領性著作《德黑蘭：我們在戰爭與和平中的道路》壹書，“修正”了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理論，否認美國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性質，認為它還“保持著青年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壹些特點”，認為美國無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之間有“共同利害”，主張保護托拉斯制度，經過“階級調和”來避免美國資本主義所不可避免的危機。認為民主共和兩黨制為維護民主權利提供了足夠的渠道，美國共產黨沒有存在的必要。1943年10月解散共產主義青年團，1944年5月紐約美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解散共產黨。美共僅存在23年，其後雖有回潮，又有福斯特重建共產黨，跟隨蘇聯，毛澤東還親發賀電稱：“我們對於美國工人階級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這個偉大的勝利，謹致熱烈的祝賀。”批判“白勞德的修正主義的即投降主義的路線”。70年代蓋斯·霍爾任總書記時，又跟著蘇聯反對毛澤東，但其元氣大傷，難成氣候。據說現在美國只有壹個老教授還信仰共產主義，其余的只是學術研究，黨員的數目僅有三兩千人。美共也幫過中共不少忙，抗戰時期，受莫斯科指示，誤導美國輿論和政府，詆毀中華民國政府聲譽，離間同美國的友好關系，誇大宣傳中共的抗戰功績，以及“土地改革”與“新民主主義”，將陜北邊區描寫為“民主自由”和“康樂進步”的烏托邦。攻擊中華民國是“封建的中國”，盛贊中共根據地是“民主的中國”，配合中共的“兩個中國”論調，要求美國政府停止援華。駐華的史迪威將軍也要求同等裝備共軍與國軍，讓共軍開出邊區作戰。智慧的美國人民，及早告別了共產主義，保證了民族的長久幸福，也遏制了共產主義的擴張，推動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民主。自由民主是人類普世理念，足以摧毀壹切反人類的制度，這僅僅是時間長短問題。如果我們非要說社會主義好，也用不著擡杠，美國式的社會主義，或者歐洲式的社會主義更好些，這對馬恩列斯毛鄧江胡之流鼓吹的“科學社會主義”，卻是壹個絕妙的諷刺。何清漣說：“在洛杉磯，中國新富的‘二奶’們定居的豪華居住區，構成了壹個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特色居民區——‘二奶村’。中國精英集團成員普遍安排家庭成員出國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獨壹無二的‘中國特色’，遍觀世界，沒有任何國家的精英集團有這樣的大規模定居外國的集體行為。”“……兩百多年前，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說過壹句臭名昭著的話：‘我死以後，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國貪官汙吏的共同心態則是：‘我離開中國以後，哪怕洪水滔天。’”[16] 這些“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強盜們，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早已喪失信心，紛紛投奔到了“社會主義”的美國。
以此看出，不是不可為，而是不願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究竟是怎麽回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有多少實際意義，就基本清楚了。我們到中西部農村走壹走，那種破敗的景象，無法掩飾的貧困，鄉民生計之艱辛，歷歷在目。從戰後廢墟上起步的國家很多，即使在亞洲，農民生活的改善，中國也屬於最慢的幾個國家之壹。僅以全民醫療保障為例，中國醫藥衛生總體水平僅排在第144位，衛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是全世界倒數第4位。農民的年收入不夠住壹次醫院。西方國家的全民醫療保障壹般占GDP的10％左右，歐洲高於10％，美國是16％，中國攤在民眾頭上的不足1％。連毛澤東時代都不如，毛時代的農村也有些象征性的社會主義，有治不了大病治小病的“赤腳醫生”（兼職不脫產的鄉村衛生人員）及縣醫院為主體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還有基本免費的公辦教育，稱之為“社會主義優越性”。1965年9月，中共中央批轉衛生部《關於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強調加強農村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推動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發展。合作醫療全面推行是在1966年以後的文革期間，毛澤東親自批發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辦合作醫療的經驗，並發表了“合作醫療好”的指示。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農村絕大多數地區的縣、公社和生產大隊建立了醫療衛生機構，形成三級預防保健網。到1976年，全國已有90％的農民參加了合作醫療。在計劃體制下，藥品的數量、質量和價格等是配給的，衛生站和醫院是公立的，不存在獲利和創收。政府控制了醫療服務和藥品資源配置的權力，並實施低價供給政策，醫藥價格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由於不存在高價高回報的激勵機制，赤腳醫生以及各級醫療服務提供者，不可能在醫療服務中獲取利部門或個人收益。政府通過恢復振興中醫，強調使用中草藥和中醫診療技術，大量的廉價中草藥和自制成藥充實了衛生室、土藥房，減少了合作醫療經費的開支。通過赤腳醫生的培養，做到了“有病早治，無病早防”、“小病不出組，大病不出村”。赤腳醫生看不了大病，但對預防為主的日常衛生保健還是有相當大的作用。近些年江南壹帶血吸蟲病又大規模蔓延，就是鄉村醫療和預防體系失效的結果。隨著農村分田承包制的改革，分級管理的財政體制的確立，使合作醫療基金籌資面臨危機，合作醫療機構紛紛解體。縣鄉幹部屬於國家醫保體系管理，原來以公社和生產隊自籌經費的集體醫療保障體系變為個人出錢到盈利性的醫院看病，隨著醫藥費用的猛烈上漲，絕大多數農民淪入有病看不起的淒慘地位。中國的醫療保障是面對向高層的，高級幹部醫藥費實報實銷，他們每人每年平均醫療費高達數十萬元之多，而用於民眾醫療保障的壹年僅有幾十元。原本就少得可憐的醫療資源都被權貴流氓集團無理侵占了。毛時代貧窮，但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總要有壹些與“優越性”配套的福利制度。鄧時代強調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中國特色”，遠遠落後於世界的窮中國再也無法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只能求助於市場化，於是連毛時代那點可憐的全民福利也壹並取消了，徹底淪為保障少數人特權的體制。
在中國人均GDP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壹半的情況下，惟多數人的貧窮才能保證少數人的富裕。對於暴富中的統治階級根本不存在實現社會公平均富的動力因素，數億人的貧困就是中共統治的產物，這是只進行經濟改革的必然結果。決非中共政權自身所能化解，他們也不願意化解，有哪個權貴願意讓出自己的權力與財富呢？中國除了爆發爭取民權的國民革命，找不到任何壹種和平轉型的辦法。在以權力為本位的制度框架下，缺少公民權利法律基礎的私有化只會導向最壞的結果——財富集中到少數權貴手中的紅色權貴資本主義，這是壹種強盜型經濟。中國表面上還是公有制占主導，中共還叫共產黨，實際上從改革開放初期就開啟了由少數人操作的既得利益集團私有化進程。六四運動直接的誘因之壹就是“太子黨”集團以雙軌制為契機的私有化——權力市場化——倒賣由市場定價的計劃外緊缺物質——非法集資圈錢，至今這個進程還在加速，已經發展到掠奪包括土地在內的整個國民資源的龐大盜匪集團，並且利用物權法律加以漂白，使之合法化，這是壹場光天化日下的大規模洗錢過程。中共的革命或改革都是剝奪民眾權利的強盜運動，權貴集團掠奪國民財富從革命戰爭到公有制，再由公有制到權貴私有化，全部過程的受益者都是中共自己，民眾始終處在壹次又壹次被無情剝奪的悲慘地位。這即是中國黨富民窮現狀的全部秘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