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民主主義

[左翼反共人士]

作者 王江松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三年

社會民主主義概論

作者 王江松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壹輪朝陽，社會民主主義的朝陽，正在中國的地平線上冉冉升起。

19、20世紀，它曾經照亮了西方世界，深度滲透到西方世界的精神與經濟政治社會結構之中，推動西方世界由資本和資產階級的單邊統治，轉變為資本與勞動、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雙邊競合共治，以及各種生產要素和各個社會階級多邊競合共治。

在自然世界，照亮地球的太陽只有壹個；在人類世界，照亮精神與社會生活的太陽不止壹個，神靈崇拜、宗教信仰、自然主義、人道主義、個人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平等主義、憲政主義、民主主義、理性主義、意誌主義、科學主義、人本主義……都曾經像太陽壹樣向人類發光發熱。它們有時此起彼伏，有時又交相輝映，輪流或共同指引人類走向更高的發展階段。社會民主主義，作為自由民主主義的競爭者，作為極左專制主義和極右專制主義的反對者，就是現代、當代和未來很長時間壹種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價值理念和精神力量。

早在100多年前，它就已經來到中國了，為什麽至今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知其名，更不知其為何物？

對於這樣壹束熄滅了很久的火種，我們憑什麽可以充滿信心地宣布，它即將像壯麗的日出壹樣蔚為大觀？



第壹章 社會民主主義的哲學和文化學



任何壹種經濟政治社會運動，都具有壹定的哲學和文化內涵，自由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是如此，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也是如此。



人性哲學、社會歷史哲學、價值哲學



社會民主主義的人性哲學，認同人皆具有善性與惡性、生物性與創造性、個體性與群體性的人性假說。



壹、人性哲學



1、善性與惡性

我們把人皆具有的自主、獨立、求真、務實、互助、合作、勤勞、節制、創造、超越、仁義、慷慨、寬容、慈悲、愛美等等天性、潛能、需求和傾向，稱之為人的善性；把人皆具有的依賴、奴從、怯懦、蒙昧、虛妄、仇恨、攻擊、傲慢、妒忌、貪婪、恐懼、懶惰、縱欲、殘忍、戀醜等等天性、潛能、需求和傾向，稱之為人的惡性。

在歷史上，性善論者只看到了人性的前壹個方面，而性惡論者只看到了人性的後壹個方面。但實際上，任何人都同時具有兩個方面，只不過在有些人那裏，善性壓倒了惡性，他們依次被稱之為聖賢大德、英雄、好人；在有些人那裏，惡性壓倒了善性，他們依次被稱之為大奸大惡、梟雄、壞人；在更多的人那裏，善性與惡性處在壹種未展開的混沌交織狀態，他們被稱為好壞參半的庸常之人。

如果我們承認人類歷史是壹個從低級到高級、從野蠻到文明的進步和發展過程，那就意味著，人性的變化總的來說具有善性不斷強化、惡性不斷消退的趨勢，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庸常之人將會成長為聖賢大德、英雄、好人，並且對大奸大惡、梟雄、壞人形成壓倒性的優勢。

然而這絕不是壹個自動的、必然的直線進化過程，事實上，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許多人性大退化的時期，甚至我們自己還親眼目睹了、親身經歷了慘烈的人道大災難。在中國歷史上每壹次社會崩潰、改朝換代時，都有數千萬人（有時高達總人口的2/3）死於非命，人吃人、率獸食人現象反復出現；到了20世紀，竟然還有數千萬人死於黑色法西斯主義暴政和侵略，上億人死於紅色共產主義暴政和侵略。每念及此，我們不僅對人類的進化深表懷疑，甚至對人類的未來深感絕望。今天，足以毀滅人類和地球數十次的核武器，作為人性惡的集中體現和實體化，就像達摩克裏斯之劍壹樣高懸在人類的頭頂；今天，地球上實際上只有壹半的國家和人口實現了憲政民主，另壹半國家和人口仍然處在形形色色的極權專制與威權專制之下，也就是說，只有在壹半的國家和人口，人性善壓倒或控制了人性惡，而在另壹半國家和人口，人性惡還在壓倒或控制人性善。人類實際上走到了壹個真正的十字路口，人類能否抑惡揚善、棄惡從善，尚有諸多不確定，仍是未知之數；沒有任何必然性和客觀規律能夠保障人類臻於至善之境，善惡之爭其實是人類自己與自己的鬥爭，最終結果取決於人類自己。

2、生物性與創造性

人類來自於自然界，是生物進化的結果，是自然因果鏈條的壹個環節。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因此，植物和動物所具有的本能和本性，人類也無不具有。人也具有壹切生物所具有的自我保存和繁衍的本能，或生存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我們稱之為人的生物性，因其具有適應環境和保持現狀的特點，我們也把它稱之為人的保守性，亦即人性中趨於保守的維度。

然而生存固然是人類進化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卻不是進化發展的動力。人類進化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人猿揖別過程中形成的壹種新的本能和本性，這就是人的創造性、超越性和自我實現性，這是人類所獨有的打破現狀、改造自然、挑戰環境、探索未知的需要、潛能和沖動，人類正是依靠這種最初很微弱後來愈益強壯的本性，才把自己從壹個弱小的物種變成了地球上最強大的、不僅統治了地球而且正在向外太空拓展的物種。

在很長歷史時期，生物性在人性結構中居於絕對主導的地位，壹切人類活動，包括經濟、政治、軍事、法律、社會交往、文化創造活動，都是圍繞著物質需要、生物需要的滿足這壹焦點和軸心展開的，創造性這壹新的本性和本能，與其說是作為目的，不如說是作為工具和手段而得到保存和發展的，它經過漫長的積累逐漸壯大和豐滿起來，並終於率先在小部分傑出人物那裏獲得自為目的、自求滿足的特性，成為他們生活的第壹目的，成為他們人性中的第壹需要。人類創造性的發展，尤其是傑出人物創造性的高度發展，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提高，推動了經濟政治法律社會制度的變革，推動了精神文化的繁榮昌盛。

最近幾百年來，工業革命和科學技術革命所創造的物質財富，遠遠超過了數十萬年人類歷史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的總和，應該說，在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相當富裕的生活，吃穿住行等物質需要、生物需要的滿足已經不成為問題了，只要物質資料的分配問題也像物質資料的生產問題壹樣得到徹底解決，那麽整個經濟問題這個壹直困擾人類的首要問題，也將得到徹底解決。壹個極為明顯的表現就是，發達國家絕大多數人用於謀生的勞動時間急劇減少，相應地非勞動時間、自由時間在大大增加。於是壹個人類從未遇到過的重要問題就變得非常現實和急迫了：在大量自由時間裏，人們應該和可以做什麽？

如果人的創造性等高級的本性和需要不能普遍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本性和需要，那就意味著，大量的自由時間，就會浪費在生物性等低級本性和需要的滿足上了，人類文明就會失去進壹步向前發展的動力機制了。發達國家已經來到了壹個歷史節點上，那就是必須普遍實現以生物性為主導的人性結構向以創造性為主導的人性結構的轉型和升級。

當然，這個問題只是在發達國家才成了壹個現實的問題，這些國家也就二三十個，其人口大約只占全球總人口的15%，其他國家以及其余85%的人口，仍然處於不發達或發展中狀態，對於這些國家的人民來說，物質需要的滿足問題、謀生問題、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問題、經濟問題，仍然是最主要的問題，他們仍然不得不為基本的生存、安全、繁衍而辛苦勞作，甚至不得不展開爭奪生活必需品的殘酷的叢林競爭。

3、個體性與群體性

任何壹個人，首先是壹個個體，具有個體存在必然具有的個性、特殊性、獨立性，具有自私、自利、自主、自立、自尊、自強、自我發展、自我實現等等本性、需要和潛能。與此同時，任何壹個人也都是某個人類群體的壹份子，具有群體存在必然具有的共性、普遍性、社會性，具有無私、利他、互助、合作、聯合、團結、仁愛、博愛等等本性、需要和潛能。

這兩方面形成壹種相互依存、相互補充而又相互排斥、相互沖突的結構性張力關系，只有個體性而無群體性或者只有群體性而無個體性，都是不可思議的。區別只在於，在有些人那裏，個體性占優勢，在有些人那裏，群體性占優勢；在有些人那裏，個體性和群體性沖突得很厲害，在有些人那裏，個體性和群體性能夠達到壹種很好的融合。個體主義、個人主義突出強調個體性而相對忽視群體性，群體主義、社會主義突出強調群體性而相對忽視個體性；極端的個體主義和個人主義與極端的群體主義和社會主義，則幹脆否認對立面的存在。

上述這種壹般的說法當然是正確的，但也是抽象的，它只是深入具體地理解個體性和群體性的結構關系和歷史行程的邏輯前提，而不是這種理解本身。需要深入具體地加以解釋的是，個體性和群體性在人性進化過程中分別發揮什麽樣的作用，它們在什麽情況下是必然沖突的，又在什麽情況下是必須並且可以結合的？

必須承認，個性、個體性相對於共性、群體性而言，具有壹種Ontology（存在論或本體論）上的優先性。這倒不是像個體主義和個人主義那樣，在發生學意義上指認個體先於群體、個人先於社會而存在，就像群體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發生學上指認群體先於個體、社會先於個人而存在，這兩種說法就像斷言雞先於蛋或蛋先於雞壹樣，都是不能成立的。毋寧說兩者是同時出現、同時演化的。此處所說的個體對於群體在存在論或本體論上的優先性，是就發展的動力機制而言的，也就是說，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個體的行動、個人的首創精神是整個共同體和全部歷史發展的原動力和發動機。壹般而言，個體是相對積極、主動、能動、活躍的，而群體是相對消極、被動、受動、穩定的，這種存在論或本體論上的判斷大抵是不成問題的。

我們任意截取某壹個時間節點來看，固然可以說任何壹個個人都是既定環境和先前歷史條件的產物，但如果說個人僅僅是環境和時代的產物，那麽歷史就會停留在這個時間節點上了。人類歷史之所以具有“發展”和“進步”的性質，就在於總是有某些個人率先站出來改變環境、挑戰權威和成規、突破共同體的限制、創造新的文明因子，他們或許失敗了，或許被共同體當作異端摧殘和消滅了，然而，在他們的感召和示範下，更多的個人站出來了，他們前仆後繼，英勇奮鬥，終於改變了環境，重構了社會共同體。在這個意義上說，共同體並不創造什麽，並不提供歷史的增量，而只是保留了個人活動的成果，只是容納了歷史的存量；創造歷史的、提供歷史增量的，永遠只是活生生的個體，正是他們率先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突破、有所創造，才推動了老共同體的瓦解和新共同體的形成。

每個積極意義上的個人都是現存生產力所無法限死、現存社會關系所無法窮盡、現存文化所無法窒息的、包含種種內在激情和可能性的特殊實體，他的內在需要和本性推動他不可遏制地去改造環境，去創造新的生產力、新的社會關系和新的文化。個人的這種獨壹無二性、不可還原性和創造超越性，就賦予他以歷史本體論即社會存在本體論的優先地位。

那麽如何解釋在某些歷史時段某些共同體的倒退和毀滅性敗壞？關鍵在於那些集中了惡性力量的大奸大惡、梟雄和壞人，積極主動地發起了攻擊和破壞，他們裹挾和綁架很多膽小懦弱的民眾，掃蕩和摧毀了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人類文明成果，與此同時，那些集中了善性力量的聖賢大德、英雄、好人，卻沒有來得及有效地聚齊和組織起來，並帶領民眾抗擊和阻止歷史的大倒退。在這裏，個體的選擇仍然是決定性的力量。如果說積極意義上的個人推動了歷史的進步，那麽也可以說消極意義上的個人拉動了歷史的倒退，正是那些惡性大於善性、破壞性大於創造性、索取大於貢獻、消費大於生產的惡劣個人，不滿足於社會結構停留在某壹靜止狀態，他們帶領很多平庸保守的消極個人，推動社會結構回到過去的歷史階段。這正好反向、逆向證明了個體性優先於群體性的原理。

無數這樣的時間節點構成了人類曲折向前的歷史主線。其實，在原始人類那裏，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都處在壹種未展開的、混沌模糊的狀態中，個體固然是極為貧乏弱小的，群體也是極為狹隘封閉的。原始人甚至沒有“人類”的自我認同和自我意識，他們分布在廣袤大地的各個角落，在很小的血緣關系的範圍內勉強生存，彼此將周圍的人群視之為像其他動物壹樣的狩獵對象，戰爭、搶劫和殺戮幾乎成為他們基本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與許多浪漫主義者對原始社會的田園牧歌式的想象相反，原始的血緣群體固然是弱小個體賴以存在的依靠，其實也是壹座座關押個體的鐵籠。正是無數逐漸積累起力量的個體壹波又壹波追求自由與發展的積極行動，逐次沖破了血緣、地域、等級、階級、民族、國家的邊界以及相應的信仰、法律、道德、習慣的禁忌，在無數個方向和無數條線路上交流與融合，形成了更加廣泛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聯系，形成了更大的社會共同體。以哥倫布和麥哲倫等人的環球航行和地理大發現為標誌，地球上終於出現了完整的人類概念和真正的人類意識，實現了由無意識的、自在的人類世界向有意識的、自為的人類世界的轉化。

通過縱向和橫向的比較，我們會發現壹條概率很高的統計規律：正是對個性和個人自由的追求，才促成了廣泛和深刻的社會聯系的出現，凡是在個體高度獨立自主的地方，就出現了群體的繁榮和國家的強大；反之，伴隨著個性萎縮和個人自由缺乏的，倒是群體的狹隘和封閉，在那些把群體的秩序和穩定看得高於個人的自由和發展的地方，反而出現了群體的衰落、停滯、虛弱和落後。由此可以驗證個性、個體性、個人自由相對優先於共性、群體性、社會聯系這樣壹條存在論和本體論的原理。

自然不能由此得出個性、群體性、共同體、社會聯系可有可無的結論，它們只是相對的消極被動而不是絕對的消極被動，它們自身也具有積極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意義，這不僅表現在個人的形成必須接受歷史文化遺產和現實社會資源上，也不僅表現在更好的共同體壹旦形成，就會反過來推動、支持、鼓勵、保護個人，並讓越來越多的普通個人成長為優秀個人上，更為重要的是，在那些優秀個人沖擊舊的共同體並建構新的共同體的過程中，本身也必須組織成為壹個行動共同體，壹個改革或革命的團隊，在這個團隊中，共性和群體性，與其說是與個性和個體性截然不同的性質，不如說就是個性和個體性的延伸、放大和擴展，是個性和個體性的融合、凝聚和升華。雖然說在改革或革命的團隊中，仍然存在個人自由和個人首創精神的空間，但共同利益、共同目標、共同理想、共同規則，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不僅僅是對個性的消極限制，也是對個性的積極引導和伸張。



二、社會歷史哲學



1、人性的演化與社會歷史進程

人的本質不斷外化、物化、對象化為人的活動和存在方式，人的活動和存在方式不斷內化為人的本質；人性哲學探究的是人的潛在的、內在的、可能的方面，社會歷史哲學探究的是人的顯在的、外在的、現實的方面，也就是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相互關系，即人的社會存在方式和社會結構，以及它們的歷史發展趨勢。

每壹代帶著壹定的善性與惡性、生物性與創造性、個體性與群體性的人們，展開壹定的經濟活動、政治活動、交往活動、文化活動，形成壹定的經濟關系、政治關系、交往關系、文化關系，這些社會關系就是所謂的社會制度或社會結構，它們壹旦成型，就在壹定的時間範圍內劃定了人們行為的界限和規則，在這些界限和規則內，人性的需要、潛能、內驅力、創造力得到滿足、發揮、發育、積累、成長，直到現存的社會制度和結構容納不了的程度，社會改革、變革、革命就到來了，舊的社會制度和結構就被新的社會制度和結構所取代。

人的本質，在其實現性上，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的這句話來源於亞裏斯多德的潛能與現實、德國古典哲學的本質與存在相互關系的學說，但在蘇聯、東歐和中國等共產黨國家，卻被簡化為、庸俗化為“人的本質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就把人的本質等同於存在、把潛能等同於現實了。固然。人的本質不是壹個抽象的幽靈，而總是必須表現為客觀存在的，正是在人與自然、人與人的相互作用的現實場域，人的本質才得以孕育、生長、激活、豐富和發展，但可能性總是比現實性大壹點，內在、潛在的本質總是比外現、顯現的存在多壹點，這才能解釋為什麽人類總是不滿足於現狀、為什麽總是要追求比現在更好的未來、為什麽總是為理想而奮鬥這壹基本的事實。

素質決定論、人性決定論、要素主義，把人性看成是壹種亙古不變的常數和元素，既看不到好的制度、環境和社會結構對人性所起的激勵、褒揚、導引、保護作用，也看不到壞的制度、環境和社會結構對人性的壓抑、禁錮、扭曲、戕害作用；與此相反，制度決定論、環境決定論、結構主義，把人性歸結為制度、環境和社會結構的產物，既看不到壞的制度、環境、社會結構是由壞人建構並由好人改變的，也看不到好的制度、環境和社會結構是由好人構建並遭到壞人破壞的。只有把素質 人性 要素 社會制度 文化環境 社會結構互相作用對人的影響充份的考慮進去的決定論，才是客觀的。

對人性當然不能絕望，但也不能寄予過高的希望，必須高度重視制度、環境和社會結構的建設。在歷史上，由於自然的和人為的、外部的和內部的、必然的和偶然的種種原因，只占人口少數的壞人往往會搶得先機，以高度組織起來和武裝到牙齒的力量，把專橫的權力意誌強加於整個社會，建立起壹種控制全部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暴政，並保持和鞏固其統治達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之久，在這期間，整個民族和社會的人性遭到大規模的敗壞、出現大規模的退化。

幸運的是，任何壹種暴政統治並不能永遠繼續下去，即使是為了維護其長期性，或是為了降低這種統治的代價和成本，它也會逐步向民眾松綁和讓步，它也會變得松弛和萎縮，而民眾的人性水平就會趁機得到恢復和發展。當暴政統治出現全面衰落和危機的時候，也同樣會出現這樣的歷史機遇，那就是只占人口少數的好人，只要能夠高度組織起來並具有強大的戰鬥力，喚醒和召集廣大受害的民眾，也足以摧毀曾經不可壹世的暴政統治，建立比較進步、寬松和開明的政治制度，甚至建立現代的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的保護和激勵下，全民族和社會的人性水平很快就會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2、以善性、惡性的實現程度和力量對比為坐標的歷史分期

善惡二性是人所固有的本性，最蒙昧野蠻的人類也具有善性，最文明美好的人類也具有惡性；最兇惡殘暴的個人也具有善性，最純潔善良的個人也具有惡性。這是壹個壹般的判斷。

在具體的個人和具體歷史時期的人類身上，善惡交織的情況相當復雜，大體而言，具有善性大於和控制惡性的人格結構的人算是好人，具有惡性大於和控制善性的人格結構的人算是惡人；善性控制惡性、好人控制壞人的社會算是好社會，惡性控制善性、壞人控制好人的社會算是壞社會。

這種說法還是很抽象，讓我們更為具體地指出，基於人性惡的暴力和欺詐控制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社會結構，是壞的社會結構；基於人性善的生產力、真理和正義、自由平等的價值觀主導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社會結構，是好的社會結構。壞的社會結構是戰爭劫掠經濟、極權專制權治和愚民文化的組合，好的社會結構是市場交換經濟、憲政民主法治和尊民文化的組合。

以此為坐標，我們把人類歷史劃分為兩個時期：傳統蒙昧野蠻時期和現代理性文明時期。這當然是壹種粗略的劃分，並不等於說在傳統蒙昧野蠻時期就沒有基於人性善的市場交換經濟、憲政民主法治和尊民文化的因素、成分和雛形，在現代理性文明時期就沒有基於人性惡的戰爭劫掠經濟、極權專制權治和愚民文化的因素、成分和形態；正如傳統時期已經出現了雅典民主、古羅馬共和、英國憲政、意大利城邦共和，在所謂現代時期，全世界甚至還有高達半數的國家和人口還生活在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制度之下。

這裏涉及壹個社會歷史觀的重大問題：是什麽力量在推動社會歷史的發展？有人說是生產力，有人說是理性和科學技術，有人說是宗教信仰和道德，有人說是市場競爭，有人說是英雄人物……於是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壹元論歷史觀。這些歷史觀都有壹定的道理，因為它們強調的各種力量的確都在推動歷史的發展，但誇張壹種不及其余並且把它當成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就不對了。實際上，不僅各種力量都在起作用，而且不同歷史時期起主導作用的力量也不壹樣，並沒有壹種貫穿整個人類歷史始終的根本動力。現代各種壹元論歷史觀，不過是古老的壹元論世界觀、本質主義和整體主義思維方式的變種。舉個例子說，馬克思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以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來解釋整個歷史發展進程，固然具有壹定的道理，但並非就把握了整個社會歷史的真相。

引人關註的是，各種壹元論歷史觀大都強調的是種種人性善的力量，而很少直面人性惡的力量，即使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也觀察到惡性、惡行在歷史上的重大影響，但在他們的壹元論直線歷史發展模型中，那只是壹種非結構性的擾動因素，不足以動搖生產力、理性、道德等等善的、好的力量對於歷史發展的推動作用和決定作用。倒是馬基雅維利、孟德威爾、拉羅什富科、薩德等人直面了人性惡的存在，但他們的言說大抵只限於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和文學領域，還沒有上升到社會歷史哲學的高度。

人性惡的集中體現就是暴力和詐力。暴力、殺戮、肉體傷害和強制，是對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的直接傷害、剝奪和控制，會給人帶來巨大的痛苦和恐懼；欺詐、狡計、謊言，是對人的精神、意識、意誌的操縱、灌輸和塑造，會讓人心甘情願地接受統治和壓迫。暴力與詐力、大棒與胡蘿蔔、刀與花、毒藥和蜜糖又是相互強化和放大的，歷來是極權專制統治缺壹不可的兩類大殺器。項羽和範增，壹個擁有強大的暴力，壹個善於用計，但他們不能結合，結果統統死於兼有暴力和詐力的劉邦之手。

在很長的歷史時期，暴力和詐力不僅僅在國家權力的建立和維護、政治鬥爭和軍事戰爭中起主導的、決定性的作用，而且深深地滲入經濟和文化生活，決定著物質財富的生產、交換、流通和分配，決定著意識形態和精神文化的制造、交流、傳播和分享。還是以劉邦為例：他年輕時遊手好閑，不像哥哥壹樣勤治家業，遭到父親的責罵和嫌棄，等到他做了皇帝，坐擁整個天下，就得意地問劉太公，現在我們兄弟幾個誰的產業更大？這個例子形象生動地說明，暴力和詐力以及憑借它們而建立起來的政治權力，曾經是比生產力、經濟力、科技力、文化力更大的力量，提著腦袋打天下、兩把菜刀鬧革命、戰爭和劫掠，比和平勤勞的生產經營活動和精神創造活動，能夠獲得更多的物質財富。更大的例子是，馬其頓蠻族征服了希臘，日耳曼蠻族征服了羅馬、蒙古族和滿族征服了漢族、納粹帝國壹度征服了西歐、蘇聯帝國數十年間征服了東歐並間接征服了中國。當代中國歷史學家吳思把這種現象精彩地概括為“血酬定律”，他把暴力冒險、拼命流血獲得的報酬稱之為血酬，在暴力和權力通吃的社會和時代，這種報酬甚至遠遠大於勞動的收入、土地的租金和資本的利潤。在這裏，生產力決定論和經濟基礎決定論就完全失效了。

從傳統蒙昧野蠻時代向現代理性文明時代的轉化，關鍵就是要讓暴力和詐力從根本上退出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讓經濟生活成為非暴力、非欺詐的過程，讓生產力和科學技術以及自由平等的市場競爭和交換，成為經濟領域的決定力量；讓政治生活成為非暴力、非欺詐的過程，讓共和取代獨裁，讓和平理性的、數人頭的政治博弈取代妳死我活的、砍人頭的權力鬥爭，讓憲政、民主、法治成為政治領域的基本規則；讓文化生活成為非暴力、非欺詐的過程，讓信仰的和平共處、思想的自由競爭、學術的平等交流、道德的多元互補、藝術的百花齊放，成為文化領域的主流和常態。

上述歷史分期不同於馬克思主義如下的歷史分期：遠古人性具有原始的豐富和完整，惡性是潛在的和被壓抑的，私有制和階級社會是人性惡的大爆發，人類處於普遍的異化和非人的狀況，在壞到極點的時候，出現了壹個像耶穌·基督壹樣的救世主，那就是恢復和集中了全部人性善的無產階級，祂發起了最後壹次解放全人類的階級鬥爭，最終消滅了私有制、階級和國家，實現了像天堂壹般的共產主義。這種人性學說和歷史分期存在很大的問題，由於在邏輯上沒有確認善惡二性普適於所有人和人類始終，因此看不到原始人性中存在的粗陋、醜惡和野蠻，也沒有看到人性善在私有制和階級社會的積累和發展，隨之又憑空虛構壹個無產階級救世主拯救了整個人類，並認為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再也沒有人性之惡了。

3、以生物性和創造性的實現程度和力量對比為坐標的歷史分期

迄今為止，人類整體上仍然以生物性為主、以創造性為輔，生物需要、物質需要仍然是人的第壹需要，因此物質財富的占有、分配和消費仍然是人類壹切活動的焦點，不管這種占有、分配和消費是以暴力、權力為主導的方式實現的，還是以生產、經營、交換為主導的方式實現的。這當然是壹種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態，因此文藝復興以來興起的人文主義思潮，無不呼喚更高的人性水平，啟蒙運動開始構想壹種以審美、藝術、遊戲為主的生活方式，而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則提出了勞動和創造應該成為生活的第壹需要的命題。繼承了這些思想遺產的馬克思，把受物質需要驅動和支配的人類活動叫做謀生活動，把人們受外在目的規定和驅使而爭奪生活必需品的狀態叫做必然王國，而把此壹時期的人類歷史叫做人類史前史，與此同時，他熱烈地展望，在未來人類那裏，勞動創造活動本身成為人的第壹需要，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不以舊有的尺度來衡量的人類全部力量的全面發展、人的自我實現和自由發展，成為目的本身，人類因此而進入自由王國和真正人的歷史。

於是就出現了另壹種歷史分期：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人類史前史和真正人的歷史。

如果馬克思的這種分期能夠成立的話，其實恰好否定了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簡稱唯物史觀）的普適性，因為唯物史觀最多只適用於他所說的必然王國和人類史前史，而適用於自由王國和真正人的歷史的應該是另壹種歷史觀，我們不妨稱之為歷史人本主義（簡稱人本史觀）。唯物史觀的基本範疇如物質需要、經濟必然性、物質生產勞動、物質資料生產、生產力、生產關系、生產方式、經濟基礎、上層建築、階級、國家等等，都只能以另壹種比重和另壹種方式存在於人本史觀之中；正是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生長出人本史觀，在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生長出人的發展的必然性，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生長出自由王國。

馬克思所展望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最本質的特征其實不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和按需分配，而是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不是對物質財富的占有、擁有和享受，而是人以壹種全面的方式，作為壹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本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本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

拋開本身就不能體現馬克思真正意思的、粗陋的“共產主義”概念不論，馬克思把人類歷史劃分為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人類史前史和真正人的歷史兩個時期的做法能夠成立嗎？如果說僅僅是要表達以生物性為主要驅動機制和以創造性為主要驅動機制的兩個歷史時期的區別，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鑒於自由正是在必然王國中生長起來的而自由王國中也有必然性的作用，鑒於生存競爭時代孕育了人類創造性而自由創造時代包含人類生物性，鑒於“人類史前史”也是人性之善的發展過程而“真正人的歷史”也不可能徹底滅絕人性之惡，人們對馬克思這種簡單的兩分，就不能做極端的、壹刀兩斷、截然兩分的理解，而應該警惕和消解其中所包含的烏托邦幻想。

壹部分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和未來學家也預言“經濟奇點”的到來，他們認為，在不遠的將來的某壹個時點上，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極其豐饒的物質財富，會輕而易舉地滿足人類的生物需要和物質需要，為爭奪生活必需品的生存鬥爭將成為多余，壹直困擾人類的經濟問題將得到根本解決從而成為次要的社會問題，財產擁有民主制度和基本收入制度將會成為現實，絕大多數人不用從事具有謀生性質的“勞動”、“工作”、“職業”，就能夠獲得足夠的生活資料，依照傳統經濟學的界定，他們將會成為不能甚至無需就業的失業人口，在大量的自由時間裏，他們應該和可以做什麽呢？是無所事事、遊手好閑、消費娛樂、混吃等死嗎？那會是另壹種令人恐怖和絕望的生存狀況。只能是去做壹些更有意義的、更富有精神內涵和創造性質的事情，也就是馬斯洛所說的滿足人的高級需要如自我實現需要的事情，這也就是馬克思曾經說過的人本身的生產或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

在以自我實現、人本身的生產、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主題的歷史條件下，的確，社會結構或社會的組織和運行機制以及相應的價值標準和評價尺度等等，必然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概念體系都必須推倒重來。比如所有制或產權制度，如果僅僅是指生產資料的歸屬，那麽在巨大規模、超高科技的物質資料生產領域即所謂“經濟領域”，生產資料其實必須並且能夠以公有制為主。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因為所謂經濟領域只是人類生活中較小的部分，更大的部分和更廣的領域是人本身的生產；問題的關鍵在於，人的創造活動、人的個性和才能的自由發展，是最不適合於所謂“公有制和計劃模式”的，究竟什麽樣的社會關系、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才能適合和促進“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現在的人類其實是無法作出具體規定的，最多只能做壹些猜想和推理而已。

4、以個體性和群體性的實現程度和力量對比為坐標的歷史分期

人類歷史，如果以個體與群體、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為坐標，可以劃分為群體禁錮個體的時代和個體構建群體的時代，人們分別用身份和契約、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奴役壓迫和自由平等、極權專制和憲政民主等等概念來描述這兩個時代的區別。

馬克思喜歡使用黑格爾的三段論：“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範圍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的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壹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階段”。此處第二大形態，指的是資本主義，按馬克思的劃分，是從人的依賴關系到自由個性的過渡階段，按我們的劃分，已經屬於個性初步得到自由發展的階段了。因此，我們認為它不單獨構成壹個大尺度歷史時期，並且不屬於群體禁錮個體的時期，而屬於個體構建群體的時期。

我們曾經說過，個體性對於群體性而言，從人類歷史本身發展的眼光看，具有存在論或本體論的優先性，然而人類史來自於自然史，在其掙脫自然史而進入人類史的過程中，從自然那裏繼承下來的惡性、生物性、群體性，曾經長時間對於新生的善性、創造性、個體性，具有發生學和力量對比上的優先性。

群體優先於並禁錮個體的時代，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壹個階段叫做自然血緣關系，這是直接從動物界繼承下來的，在這裏，個體性、創造性、善性其實是很微弱的，個人還沒有剪斷與共同體的臍帶，並且像牲畜壹樣依賴於血緣群體；第二個階段叫做統治服從關系，這時候人們雖然沖破了血緣關系的束縛，但又進入到由暴力和欺詐建立和運行的權力關系、等級關系的束縛之下，王權制、封建制、奴隸制、農奴制成為基本的社會制度。

個體優先於並建構群體的時代，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壹個階段叫做形式的自由平等階段，即在宗教、哲學、法理和文化上宣布了以個人自由和個體權利為軸心建構社會秩序的基本原則，宣布了所有人的自由平等的人權和公民權利，所有人的生命、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也初步建立了與權力壟斷經濟相反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以及與極權專制權治相反的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但在新社會的實際運行過程中，過去歷史遺留下來的種種經濟政治勢力和文化偏見仍然在發揮作用，資本及其經營管理在經濟生活中的特權和優勢地位，資本力量和政治法律文化力量的結盟所形成的社會強勢地位，使得工人階級等勞動人民處於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弱勢地位，他們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包括經濟上平等交換、參與企業管理和分配、得到公平報酬、獲得休息和勞動安全、舉行集體談判和罷工的權利，政治上選舉和被選舉、集會、遊行、示威、組織工會和政黨的權利，享受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的權利，以及信仰、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等精神文化生活的權利），或者被限制，或者因為缺乏實現條件而成為紙面的、虛擬的權利。的確，形式上普遍而實質上只由少數人享有的、特殊的自由民主，正像馬克思所尖銳指出的那樣，還帶有強烈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性質。

第二個階段叫做實質的自由平等階段，即所有人不僅在形式上、法律上而且在實質上、實際上享有人權和公民權利；社會不僅宣布每個人的自由平等的權利，而且為實現這些權利準備和提供條件。比如，在政府與公民關系上，不僅要取消參與公共政治生活的財產、性別、種族、文化程度的限制，而且要實行義務教育、免費或廉價醫療、廉價住房和社會養老，使境遇最差者也免於貧困和恐懼，使他們不會困於赤裸裸的生存而失去自由時間、社會交往空間和精神發展機會，使他們具備時間、興趣和能力等參與公共生活的客觀和主觀條件；在資本與勞動關系上，要矯正特定歷史條件下資強勞弱、資貴勞賤的傾斜格局，通過企業產權制度、經營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通過保護勞動者的團結、組織和集體行動權利，通過政府的勞工政策、國家的勞工立法以及整個社會勞工文化的發展，落實和擴大勞動者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權利，從而形成壹種實質上自由平等的、公正的勞資關系。馬克思的問題不在於指出了資產階級自由平等的狹隘性質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專政性質，而在於否定了它們下沈到勞動大眾並形成全民自由平等和全民民主的可能性和通道，並主張用無產階級專政取代資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以人與人的關系為標準劃分的三大階段（人的依賴性——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自由個性），與他的另壹個著名的、以物對人的隸屬關系為標準劃分的三大階段（原始公有制和血緣氏族社會——私有制和階級社會——公有制和共產主義社會），大體上是壹致和同步的。但後壹個三段論實際上也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不存在純粹的群體所有制階段，也不存在純粹的個體所有制階段，而只存在以群體所有制為主、以個體所有制為輔的階段和以個體所有制為主、以群體所有制為輔的階段，這是上述群體禁錮個體和個體構建群體兩階段論的具體表現。

在自然血緣關系中，以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制為主，以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為輔；在統治服從關系中，大家族、貴族、地方共同體、宗教共同體和國家共同體占有大部分生產資料以及相當部分勞動者（奴隸、農奴），由小家庭和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自耕農制和工商小業主制處於次要和輔助地位。

農奴的解放、工人獲得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工商業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轉，標誌著個體所有制、私有制的普遍發展並在經濟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不過，也正因為私有財產基礎的急劇擴張，共同體財產、公有財產雖然在結構上、比例上、相對數量上大大下降，但在總量上、絕對數量上卻水漲船高，規模驚人。

可以預見，在人類匱乏和經濟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的情況下，個體所有制、私有制，盡管會產生嚴重的貧富分化，但相對於共同所有制、公有制，還是具有經濟上以至道德上的優越性，因為私有制產生的貧富分化問題可以通過私有財產的普遍化和社會再分配來有效地緩解，公有制卻無法解決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經濟效率低下以及公有產權代表蛻變為極權專制力量的問題；而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物質財富充分湧流、按需分配得以實現的情況下，雖然物質生產資料的公有和計劃配置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但這並不等於在全社會實現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不等於實現所謂共產主義，因為壹個比經濟領域更為廣闊、更為重要、更為根本的生活領域，即人本身的自由全面發展，顯然只能適用人格、人性資源、精神（理性、情感、意誌）和創造力量等等的個人所有制，只不過那時候的個人，用馬克思的話說，不再是孤立的單個人，或狹隘自私的利己主義個人，而是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即高度自我現實和高度社會化的、揚棄了利己和利他的對抗性沖突的個人。



三、價值哲學



價值或意義，是人的內在本性的外化和客體化，是人的需要的滿足和潛能的實現。由於內在向外在、潛能向現實的轉化，壹定是通過欲望、訴求、願景、目的、理想這些中間環節的，價值因此也就處於永恒的主客轉換的成長和變化過程之中，人們對價值的界定和追求，人們的價值觀，本身也構成價值生成史的壹個環節。價值就是對價值的追求，包括已經得到的價值和尚未得到的價值。

按照人的本性和需要的不同序列，價值也分為不同的序列。

真、善、美

真善美是滿足人的善本性的行為和事物，是正值；假惡醜是滿足人的惡本性的行為和事物，是負值。

真是對真相的認識，即真理，具有合規律性；善是對道德的遵守，即倫理，具有合正義性；美是真與善、真理與倫理、合規律性與合正義性的統壹，是最高的行為境界和存在狀態。真善美是最抽象意義上的普世價值。

假是對真相的遮蔽和扭曲，是謬論和謊言，具有反規律性；惡是對道德的破壞，是暴力和殘害，具有反正義性；醜是假與惡、謊言與暴力、反規律性與反正義性的統壹，是最低的行為境界和存在狀態。假惡醜是最抽象意義上的反普世價值。

真善美與假惡醜的鬥爭貫穿人類歷史的始終，即使在假惡醜橫行的世界，真善美也在頑強生長和發展，即使在真善美充溢的世界，也很難根絕假惡醜的存在。

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

真善美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就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假惡醜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就是物質貧乏和精神貧乏。

滿足生物需要的價值叫做物質財富、生命價值、生存價值。人類永遠是生物和動物，因此物質財富、生命價值、生存價值對人來說也是永恒的正值。與之相反的是匱乏、貧窮、疾病和死亡等負值，它們是人性中與生物性、生命性相反的另壹種自然本性即無機性、有死性的實現，尼采稱之為衰落的本能、頹廢的本能、自我毀滅的意誌、求虛無的意誌、趨向死亡的意誌，弗洛伊德則簡單地概括為死本能。

滿足精神需要、創造需要的價值就叫做精神價值、文化價值、發展價值。人是創造者、自我實現者和自我超越者，對人來說，精神價值、文化價值、發展價值，理當成為最重要的價值，即使為了獲得更多更好的物質財富、生命價值和生存價值，也有賴於積累更高更廣的精神財富、文化價值和發展價值。與之相反的負值是愚昧、偏見、欺詐、撒謊、搶劫、盜竊、剝削、迫害、虐待、奴役等等精神惡疾、文化垃圾和反人類行為，它們是人性中的盲目性、惰性、奴性、攻擊性、破壞性等惡性的實現。

自由、平等、正義

真善美體現在個體與群體、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就是自由、平等和正義；假惡醜體現在個體與群體、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就是奴役或不自由、等級或不平等、不公或非正義。

自由首先和實質上是個人的自主、自治、自立、自為、自制、自強、自尊、差異、競爭、活力、效率、強健、卓越、優秀、豐富、發展等善的個體性、個性、自我性、特殊性的實現；平等主要和實質上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認同、謙讓、包容、團結、仁愛、博愛、互助、合作、共和、共存、共享、共濟、共富、共榮、共贏等善的群體性、共性、社會性、普遍性的實現。由於個體性對於群體性具有相對優先性，自由價值對於平等價值也具有相對優先性，但兩者是缺壹不可的，不自由的平等是壹刀切的平均主義和鐵板壹塊的整體主義，而不平等的自由是弱肉強食的叢林狀態和冷血殘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所謂正義、公平、公正，就是自由和平等兩種價值之間的壹種合理的張力和平衡狀態，是平等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平等的自由是每個人都享有的實現和發展個性的自由，自由的平等是承認差別和競爭、豐富性和多樣性的平等。二者共同構成美國哲學家羅爾斯所說的正義兩原則：

第壹條是自由優先原則或平等的自由原則：每個人都應平等地享有最廣泛的自由，這種自由以不妨礙他人同樣的自由為前提。

第二條是自由的平等原則或差異原則：（1）可以有社會經濟方面的不平等，但必須有利於境遇最差者的最大利益；（2）可以有職位和工作性質的不平等，但必須在機會均等的規則和條件下向所有人開放。

經濟學上的拉弗曲線是正義兩原則的壹個生動例證：稅率太低，意味著自由度太高而平等度太低，這時候少數人捷足先登並形成壟斷地位，而大多數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被壓制住了，從而造成社會財富總量和稅基的縮小；稅率太高，意味著平等度太高而自由度太低，少數人投資、經營、勞動的經濟性和創造性被強制性削平，而大多數人被激發和養成懶惰、機會主義、坐享其成、吃大鍋飯的不良習慣，這同樣造成社會財富總量和稅基的縮小。只有在適中、適宜的稅率下才會達到社會財富總量和稅基的最大化，同時也達到自由與平等處於均衡的正義或社會公正狀態。最正義的狀態其實是效率最高的狀態，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壹個不能成立的偽命題。

自由價值相對優先，但平等價值也不能化約為、還原為、歸結為自由價值。如果說，人格的平等、權利的平等、資格的平等、機會的平等，與自由是壹致的，那麽起點或條件的平等與終點或結果的平等，就會與自由原則發生很大的矛盾，這時候就需要在兩者之間達成壹種妥協和平衡。問題在於，哪怕是完全公平的競爭，其所產生的結果的較大以至巨大的差異和不平等，通過歷史的積累和傳承，也會轉化為起點的不平等，而起點的不平等預先賦予了壹部分人的優勢地位和另壹部分人的劣勢地位，從而使人格、權利、資格、機會的平等淪為空談，甚至會固化為特權等級制度。因此，如何通過對競爭結果的再分配來限制競爭起點的不平等，就是壹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應該深刻考慮和精心解決的問題。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自由、平等和正義只有在現代社會才成為普世價值，在很長歷史時期，它們在人類價值譜系中並不占據主導地位，它們最初甚至只是作為特殊價值而得到艱難發展；自由、平等、正義雖然具有悠久深遠的人性和自然根據，但並不是壹開始就完備具有的、現成的、不勞而獲的“天賦人權”或“自然權利”，它們恰恰是漫長歷史進化的產物，是人類長期追求和奮鬥的結果，並且永遠必須為其繁榮和發展而不懈努力。

實際上，作為自由、平等、正義反面的奴役、等級和不公，在人類價值譜系中長期保持著主導地位。這還得回到惡性強於善性、壞人控制好人的蒙昧野蠻時期和善性強於惡性、好人控制壞人的理性文明時期的歷史分期。

猶如自由是優良個性的實現、平等是優良共性的實現、正義是優良個性和優良共性的同時實現，奴役是惡劣個性的實現、等級是惡劣共性的實現、不公是惡劣個性和惡劣共性的同時實現。所謂惡劣個性，是奴性、攻擊性、惰性、破壞性等惡性元素占主導地位的個體人格；所謂惡劣共性，是封閉性、排外性、板結性、僵化性等惡性元素占主導地位的群體人格。當具有惡劣個性的惡劣個人們占據統治地位的時候，奴役或不自由就出現了；當具有惡劣共性的群體人格占據優勢地位的時候，等級或不平等就出現了。奴役是壹些人具有任意妄為的特權，而另壹些人則淪為形同牛馬和工具的奴隸，最多勉強維持生存；等級是依據嚴格的上下尊卑秩序維系共同體的存在，壹旦沒了等級控制，共同體就土崩瓦解。奴役指個體的存在狀態，等級指群體的存在狀態，而不公或非正義，則是指個體與群體的綜合存在狀態。

在蒙昧野蠻時期，自由、平等、正義只能在奴役、等級和不公占主導地位的價值體系的夾縫中生長和發育，經過千萬年的積累，終於像朝陽壹樣噴薄而出，照亮了整個人類世界。作為人類艱苦奮鬥的成果，它們是已經獲得的、實然的價值；作為仍未臻於完善並仍然受到奴役、等級、不公力量侵蝕和破壞的價值，它們是尚需擴展的、應然的理想。自由、平等、正義的實現，是壹個永無窮期的追求和奮鬥過程。



社會民主主義哲學的特征



在壹般的人性哲學、社會歷史哲學、價值哲學層面上，主要作為壹種經濟政治社會學說的社會民主主義，與保守主義（權威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等其他學說，具有諸多共同之處，大家都承認壹些基本的元素，差別在於各自強調的重點不壹樣，並因此而形成不同的結構圖式和歷史預期。原典馬克思主義，本身包含了經濟史觀、共產主義、具有科學外觀的烏托邦主義與人本史觀、人道主義、現實可行的社會主義兩方面的思想資源，前壹方面被“科學社會主義”、共產國際、東方馬克思主義所繼承和發揚，後壹方面被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黨國際、西方馬克思主義所繼承和發揚，在歷史上，這兩股思潮的鬥爭甚至超過了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鬥爭，也就是說，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是壹種競爭和合作的關系，而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幾乎是壹種妳死我活的關系。



壹、社會民主主義人性哲學的特征



關於人性的哲學，自由主義片面強調人性之惡的自發消解和平衡，而忽視對人性善的信任和發揚；片面強調人的生物性、生存競爭和經濟屬性，而忽視人的創造性、自我實現和超經濟屬性；片面強調個性和個人自由，而忽視共性和群體團結。共產主義則把人性善、人的創造性、人的共性誇張到應該和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堂的地步，誇大到假大空的狂熱虛妄程度，從而遠離了人性的實際，壹旦運用暴力和強制力將這種“偉大、崇高、光輝燦爛”的理想付諸實施，必定並且已經制造出血淋淋的人間慘劇和人間地獄。

與這兩個極端不同，社會民主主義在承認人性惡的力量的同時，也特別重視調動、培育、激勵、張揚和發展人的尤其是普通人的性善的力量；它在關註人的生物性以及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問題的同時，也特別強調人的創造性以及每個個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它在尊重人的個體性的優先地位的同時，也特別致力於重新闡釋和構建人的共性、群體性、社會性，尤其是倡導普通人的互助、合作、聯合和團結，以彌補其歷史地積累下來的個體力量的不足，同時推動所有平庸的個人轉變為優秀的個人。



二、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歷史哲學的特征



自由主義從其原子式個體這壹基本的邏輯預設出發，提出壹些五花八門的社會歷史觀，有的人主張生存競爭、弱肉強食的叢林動物史觀，有的人主張唯心主義、自由意誌論、文化決定論和英雄史觀，有的人主張天賦人權的自然法歷史觀，有的人則幹脆否認社會歷史哲學的任何可能性，以多元性和偶然性之名，拒絕對社會結構的形成和歷史發展趨勢做出任何解釋和預測。與此相反，共產主義則遵循其整體主義、本質主義、結構主義、壹元論、決定論、直線進化論的邏輯預設，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對社會結構的形成及其歷史發展規律提出了壹套完整的解釋，提出了從原始社會出發，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人類歷史路線圖，並自稱已經達到了對人類歷史的科學認識，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

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歷史哲學的基本要點可以歸納如下：

1、社會民主主義綜合了自由主義和原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果，壹方面肯認個人為終極的社會歷史主體，另壹方面也認為個人不是原子式個體，而是馬克思所說的“現實的個人”即社會性和歷史性的個人；他們既具有不可還原、不可替代的獨立自主性，又是在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他們的人性和個性力量經歷了壹個由被動到主動、由消極到積極、由弱小到強大、由封閉到開放、由貧乏到豐富、由片面到全面的演化過程；他們是社會結構賴以形成的原點和軸心，也是歷史演變的原動力和發動機，但社會結構也規定、限制了他們的活動空間和選擇機會，歷史演變也不以任何壹個個人的意誌為轉移。雖然個人、個體相對群體、整體具有壹定的優先性，但社會歷史的真實運動發生在個人與群體、個體與整體的相互作用之中，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均不能單方面揭示社會歷史。

2、社會民主主義不接受壹元論、經濟決定論和絕對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認為推動社會歷史演變的力量是多種多樣的，不僅有來自潛在人性層面的善性與惡性、生物性與創造性、個體性與群體性等等內驅力，而且來自現實存在層面的暴力和詐力、生產力和經濟力、精神力和文化力、自然力和社會力、內力和外力都在發揮作用，其中的任何壹種都不足以成為某種決定壹切、推動壹切、創造壹切的本原和本體力量；社會民主主義也不接受多元論、偶然論和相對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而認為所有的力量都是互為因果、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並且在壹定的歷史階段，性質相關的力量組合會成為主導的力量，決定、規定、限定其他的力量——在早期歷史階段，由惡性、生物性、群體性和暴力、詐力形成的力量組合，控制了整個社會生活；在近現代歷史階段，由善性、生物性、創造性、個體性和生產力、經濟力形成的力量組合，控制了整個社會生活；可以展望的是，在未來更高的歷史階段，由善性、創造性、個體性、群體性和精神力、文化力形成的力量組合，會成為整個社會生活中的決定力量。

3、社會民主主義整體上持壹種歷史進化論或進步主義歷史觀，認定善性終將戰勝惡性，創造性終將大於和強於生物性，優良的個體性和群體性終將駕馭惡劣的個體性和群體性，真、善、美、自由、平等、正義終將取代假、醜、惡、奴役、等級、不公而成為普世價值，人類歷史總的來講是壹個向前、向上的發展過程，雖然說目前尚有半數國家和人口生活在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之下，但在質量和力量對比上，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在經濟、科技、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都占有無可置疑的優勢和強勢地位，這讓我們對人類的文明、進步和發展充滿信心。但是，社會民主主義不是盲目的樂觀主義，不是直線進化論和單向發展論，絕對不會相信冥冥之中有壹種神明般的力量會保障歷史的進步和發展，歷史就像壹列沿著既定軌道從原始社會深處奔向共產主義天堂的列車，我們每壹個人只需要打壹張車票對號入座就可以了。歷史上曾經很多次出現社會的崩潰和解體與文明的倒退和滅絕，也不能排除人類死於自己制造的毀滅性核武器和毀滅性環境災變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人類死於不可抗拒的自然災變的可能性。



三、社會民主主義價值哲學的特征



自由主義對真善美的理解，偏重於利己主義的視角，意識到這可能誘惑和引發人性之惡，因此非常重視契約、制度和法律的約束和激勵；自由主義也把經濟價值放在首位，政治、文化和社會方面的價值都是圍繞著經濟價值來展開的。與此相反，共產主義對真善美的理解，偏重於利他主義的視角，意識到頑強的自私自利的阻撓，因此格外強調精神、輿論和道德力量的約束和激勵；共產主義也宣稱要超越個人對經濟價值和經濟利益的追求，而把整個人類的解放和自由發展放在首位。

與此不同，社會民主主義從利己與利他動態平衡的視角去理解真善美的價值，對人性惡和假醜惡的力量，主張同時從契約、制度、法律和精神、輿論、道德兩個方面加以制約；社會民主主義註重以政治民主推動經濟價值和經濟利益的公平分配，以社會的力量制約市場的力量，在此基礎上，又提出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的提高問題，提出以人本身的自由發展作為市場經濟的首要目標的經濟理念和經濟倫理。這也是在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對馬克思的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人本史觀和人本主義價值觀的改造和揚棄。

在自由、平等和正義的關系問題上，自由主義更加強調自由的價值，至於平等的價值，不是被忽視，就是被並入自由價值，甚至被嚴厲否定；在此前提下，自由主義提出的公平、正義、公正理論，基本上就是把正義理解為個人自由的邊界和自由人之間的共同遊戲規則，古典自由主義、新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不是從自由與平等兩個價值之間的平衡來考慮正義問題的，我們從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與諾齊克的獲得的正義和轉讓的正義理論，就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證。壹些自由主義者也說到平等，但基本上理解為人格、資格、權利、機會的平等，對起點和結果的平等三緘其口、不置壹詞。比他們更為重視平等價值的自由主義者，像穆勒、羅爾斯這樣的社會自由主義者，其實也可以說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了，或者說左翼自由主義者其實就是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

與自由主義恰好相反，共產主義顯然是把平等作為第壹價值，至於自由的價值，不是被看輕，就是被歸結為平等，甚至被徹底否定。馬克思有許多關於自由的論述，他甚至認為共產主義是以個人自由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態，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可見馬克思並不是壹個徹頭徹尾的共產主義者，他其實繼承了自由主義、人文主義、人道主義、人本主義的很多思想資源，共產主義對他是壹個不太合適的、名實不副的能指，用以指稱他所說的自由王國和真正人的歷史。真正原教旨的共產主義，是自稱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毛主義，在它們那裏，個人自由被徹底否定，平等價值淪為平均主義、整體主義和極權主義，它們所理解的公平正義就是這種否定自由的平等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哲學，確認自由優先的原則，但讓平等緊隨其後，而正義就是自由與平等兩者之間的壹種動態的平衡。鑒於自由主義在歷史上率先出現並成為主流思潮，占據優勢地位，晚出壹點的社會民主主義，雖然在原理上也承認自由價值的優先性，但為了獲得思想、學術和意識形態上的對等地位，就不得不把重點放在平等價值的弘揚上；鑒於自由主義基本上是擁有較多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資源的精英階級和階層的價值觀，而勞動大眾和底層民眾卻全面處於弱勢地位，為弱者代言的社會民主主義在很長時間也就著重強調平等價值而相對忽視自由價值，只有在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蔚為大觀的時候，才重申適用於包括底層民眾在內的每個人的自由價值的優先性。

哲學家不壹定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壹定有系統的哲學思想，但社會民主主義作為壹種經濟政治社會思潮，的確具有自己的哲學基礎和哲學資源，這從壹些著名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如伯恩施坦、考茨基、饒勒斯、阿德勒、西德尼·韋伯、羅素、拉斯基、杜威、張君勱、張東遜、羅隆基、坦尼鮑姆、加爾布雷思、繆爾達爾、熊彼特、勃蘭特、帕爾默、阿瑪蒂亞·森、斯蒂格勒、詹姆斯·米德、吉登斯、皮卡迪等等的著述，都可以看出來。本書對社會民主主義哲學思想的表述，並不是對這些思想家們的哲學思想的系統的學術梳理和總結，這將是壹項洋洋百萬言的專題研究的任務，但本書站在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思潮之間表述的這些哲學思想，應該說具有某種結構性的優勢和方位上的準確性，這些思想將會被貫穿到後面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的論述之中。



社會民主主義哲學、勞動哲學和勞動文化



壹、社會民主主義哲學與勞動哲學



社會民主主義哲學是從勞動者視角出發建立的人性觀、社會歷史觀和價值觀，我們進壹步可以把這樣壹種哲學稱之為勞動哲學或勞工哲學。勞動哲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上升到人性觀、社會歷史觀和價值觀的勞動哲學。是廣義的勞動哲學，它著重研究勞動的本質和功能、勞動者的本質和特征、勞動與人性、勞動與人權、勞動與價值、勞動在社會分工和合作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勞動者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勞動異化和勞動解放、勞動與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等壹般的問題；狹義的勞動哲學，是介於最抽象的哲學世界觀（包括存在論、人性論、價值論、認識論）與具體的勞動科學（如勞動關系學、勞動經濟學、勞動社會學、勞動政治學、勞動倫理學、勞動心理學、勞動美學、勞動教育學、勞動法學等等）之間的壹門中介哲學、部門哲學，在哲學人文社會科學體系中的位置相當於經濟哲學、政治哲學、管理哲學、科技哲學、道德哲學、藝術哲學等等哲學分支學科的位置；它在廣義勞動哲學的基礎上，進壹步探討勞動與產權、勞動與資本、勞動與管理、勞動與科技、勞動與政治、勞動與社會、勞動與文化、勞動分工與勞動協作、工會運動與合作運動等等的相互關系。



二、勞動哲學與勞動文化（勞工文化）



在人類文化體系及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帝王文化、貴族文化、暴力和戰爭文化、政治和權力文化、財富和資本文化長期占據統治和主導地位，雖然有壹部分知識分子力圖代言勞動者，雖然勞動者也分散地、自發地創造出壹些文化產品，但勞動文化在整個社會的文化結構和文化生活中壹直處於弱勢地位，而且本身被框定和禁錮在統治階級意識形態之下而得不到獨立自由的發展。直到近代以來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勞動文化才真正浮出歷史的水面。

回顧歷史，最初，勞動與文化兩者處於原始的統壹之中，但也包含了對立的萌芽，主要表現在少數勞動者的精神發展和文化創造要求與原始勞動共同體之間的矛盾；隨著社會分工、私有制和階級對立的出現，勞動與文化處於尖銳的對立和沖突之中，但這種對立也不是絕對的對立，兩者之間仍然具有統壹的壹面，主要表現是勞動和勞動者仍然擁有對文化的需求，而文化和文化人也仍然在通過壹些有限的途徑反哺勞動。在這壹艱難曲折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已經出現了勞動與文化重新得到統壹的、合二為壹的要求，出現了勞動文化化和文化勞動化的趨勢，於是，“文化勞動”與“勞動文化”的意識和概念也就應運而生了。

所謂文化勞動，就是勞動的文化化或向文化的提升，是壹種具有較高文化含量和文化水平的勞動，也就是具有較高主動性、積極性、精神性、創造性、自我實現和自我享受性質的勞動，是與簡單勞動相對而言的復雜勞動，與體力勞動相對而言的智力勞動，與異化勞動相對而言的自主勞動，與謀生勞動相對而言的自由勞動。

所謂勞動文化，是揚棄勞動與文化的對抗性沖突的另壹向度，是文化的勞動化或向勞動的回歸，是壹種伸張勞動的價值和地位、伸張勞動者的尊嚴和權利的文化，是壹種弘揚勞動者的經濟政治主體、精神文化主體和社會歷史主體地位的歷史觀和價值觀，是壹種與官僚文化、貴族文化、地主文化、資本文化等統治階級文化相對立的勞動者和平民大眾的文化，是壹種屬於勞動者（of the labor）、依靠勞動者（by the labor）、為了勞動者（for the labor）的文化。有了這種文化，勞動者和工人階級才能獲得精神上的獨立自主，才能形成明確的階級意識和社會意識，才能具備與資產階級進行經濟政治博弈的文化條件。

在內容構成上，勞動文化是壹個以勞動哲學為基礎和出發點的包括各種文化要素、層面和環節在內的文化結構和文化體系：

1、勞動哲學（勞工哲學意識）

勞動哲學是勞動者對世界、社會、歷史、人生的基本看法，即使是壹個不識字的、沒有文化的勞動者，腦海中也壹定具有諸如此類的看法，這是他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中的基本信念、解釋、希望和理想。誠然，在千百年來階級對抗的社會，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千方百計地把自己的哲學和意識形態灌輸到勞動者的頭腦中去，讓他們心甘情願地接受自己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但是，在長期的勞動創造過程中，在長期與大自然的相互作用過程中，在長期改變自己的經濟政治文化地位的過程中，勞動者們也積聚和形成了自己的壹些生活智慧和哲理，並通過種種民間文化形式表達出來了。勞工學者有責任把這些民間勞動哲學思想總結起來，形成系統化、理論化的勞動哲學思想體系，並且為整個勞動文化提供人性觀、社會歷史觀和價值觀基礎。

2、勞工經濟意識

勞工經濟意識是勞動者從自身角度出發對經濟生活的看法。從內容上，勞工經濟意識包括勞工對經濟制度、經濟關系、經濟發展趨勢的認知、評價和願景，與勞工對自身經濟地位、經濟權利、經濟前途的認知、評價和願景；從層次上，勞工經濟意識包括勞工個體的經濟意識和勞工階級的經濟意識。傳統的勞動經濟學也會顧及到勞工經濟意識，但作為經濟學的壹門分支學科，它更多地把勞動作為壹項客觀的生產要素，研究其與其他生產要素之間的關系，從方法論上忽視勞工經濟行為和經濟意識對於勞動經濟關系的巨大的影響和作用；另壹方面，勞動經濟學長期以資本及其經營管理作為經濟結構中的主導要素，隱含或公開宣示資本利潤最大化的價值取向，而把勞動要素僅僅看作是勞動力商品。因此，就有必要建立和發展壹門基於勞工經濟意識的勞工經濟學或工人經濟學，從勞工立場出發重構勞動經濟學乃至整個經濟學。

3、勞工政治意識

勞工政治意識是勞動者從自身角度出發對的看法。從內容上，勞工政治意識包括勞工對政治制度、政治關系、政治發展趨勢的認知、評價和願景，與勞工對自身的政治地位、政治權利、政治前途的認知、評價和願景；從層次上，勞工政治意識包括勞工的微觀政治意識與勞工的宏觀政治意識。勞工政治意識是勞工文化的重要方面，是勞動者要求提高和保障其政治權利、改造勞動政治關系和整個社會政治制度的主張和呼聲。我們可以把勞工政治意識的系統表達稱之為勞工政治學。

4、勞動心理（勞工心理體驗）

勞動心理指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之中發生的壹般心理活動和個性心理特征。勞動者不是機器，而是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樂等種種心理活動的生命體。究竟在什麽樣的勞動過程中，勞動者才會感到自由、愉快、心理健康、精神和諧呢？究竟需要創造什麽樣的勞動條件、建設什麽樣的勞動管理、從事什麽樣的勞動內容，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會充分發揮和發展起來呢？另壹方面，勞動者本身要進行壹些什麽樣的心理調整，才能適應客觀的勞動規律和要求呢？這些都是擺在勞動者和整個人類面前的重大問題。主流的勞動心理學在美國又叫做工業與組織心理學，在英國又叫做職業心理學，在南非又叫做工業心理學，在其他壹些歐洲國家又叫做工作與組織心理學，主要研究甄選與安置、訓練與發展、績效管理、組織發展、工作生活質量、勞動效率與勞動健康等問題，基本上是站在資方的立場上研究勞動心理，因此，作為勞工文化之重要方面的勞工心理學，當然應該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為消滅病態的和異化的勞動，為勞動者的心理和精神健康，為勞動者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5、勞動倫理（勞工道德意識）

勞動是維系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絕對基礎，因此，尊重勞動是人類的壹項首要的美德和道德命令，勤勞敬業和勇敢創造成為第壹項勞動倫理；勞動過程是壹群人乃至無數人的分工協作，因此，公平競爭與互助合作就成為第二項勞動倫理；勞動既是謀生手段，又是發展自己體力和智力、天賦和才能的基本途徑，因此，自食其力與自我實現就成為第三項勞動倫理；當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運用暴力、欺詐等種種手段肆意剝奪勞動者的勞動成果和權利、破壞了上述三項基本勞動倫理時，那麽，反抗壓迫和剝削，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就成為第四項勞動倫理。勞動倫理或勞工道德意識也是勞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動者如果缺乏自己的勞動倫理，就只能接受權力倫理或資本倫理的支配和奴役。勞工倫理學，作為壹門系統發展起來的人文科學，要總結和提升民間勞動倫理，倡導更為先進的勞動倫理，為勞動者的解放事業提供強有力的道德支持。

6、勞動美學（勞工審美意識）

勞動審美是勞動者階級在漫長勞動過程中形成的審美需求、審美能力、審美趣味、審美觀念和審美標準的總和，勞動美學是研究勞動與審美關系的壹門學科。關於勞動審美，馬克思的精辟論述具有不可磨滅的價值；首先，勞動過程作為人類自由自覺的類活動，壹開始就具有壹定的審美屬性，人類按照美的規律來生產，也就是人類既按照自然界的規律性又按照自己的目的性進行生產，並且使兩者達成壹種奇妙的統壹，這種奇妙的統壹就是美的；第二，勞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在這種對象化的過程和結果中，人可以直觀到自己的本質力量，從而產生壹種自我確證和自我享受，而這正是壹種最本質的美感享受；第三，正是通過漫長勞動過程的改造，人的五官感覺由自然的器官變成了人化的器官，變成了靈巧的四肢、能觀賞美景的眼睛和能欣賞音樂的耳朵，等等。正是在長期勞動審美的歷史過程的基礎上，作為壹門人文學科的勞動美學才得以形成和發展起來。

7、勞動文學（勞工文學）

勞動文學首先是勞動者在漫長勞動過程中用文字形式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包括神話、傳說、寓言、童話、民謠、民諺、詩歌、小說、散文等等，近現代以來，詩歌、小說、散文成為勞動文學的主要表現形式。在勞動文學中，勞動者的審美意識、審美需要、審美能力、審美趣味、審美觀念等等，得到了集中的表現和表達。在草根勞動者原創性文學作品的基礎上，壹部分知識分子加入了勞動文學的創作隊伍，產生了哈代、高爾基、斯坦貝克、肖洛霍夫，產生了勞動文學的巨匠。

8、勞動藝術（勞工藝術）

勞動藝術首先是勞動者在漫長勞動過程中以視聽形式創作出來的藝術作品，包括音樂、舞蹈、雕塑、繪畫、曲藝、工藝、相聲、小品、戲劇、電影等等，近現代以來，尤以音樂、繪畫、戲劇、電影成為勞動藝術的主要表現形式。正是在草根性勞動藝術作品的感召下，壹部分知識分子也加入了勞動藝術的創作隊伍，出現了卓別林、奧尼爾、布萊希特、柯勒惠支，出現了創造勞動藝術的大師。

9、勞工文化傳播

勞工文化產生以後，必然要通過各種媒介、媒體、手段、工具、通道、渠道在勞動者內部和整個社會範圍內得到傳播。從前，由於報紙、出版、廣播、電視等主要的傳播媒介掌握在少數人手裏，勞動者要進入其中門檻太高，因此，勞動文化作品就只能夠得到壹些零散的傳播，甚至很多優秀的作品因此而失傳了。互聯網和多媒體的革命正在改變這壹切。現在，受過中等文化教育的勞動者，也能熟練地掌握手機、電腦、照相機、攝像機，會制作各種各樣的數字產品，通過網絡社區、博客、微博、微信向整個社會乃至向全世界傳播。這就為勞動文化的傳播提供了壹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勞動者及其知識分子代言人應認真研究這壹新情況，抓住新的機遇，為勞動文化的傳播打開最為廣闊的通道。

勞動文化學（勞工文化學）作為壹門新興的交叉學科，緊緊抓住勞動的精神性、主體性、主觀性方面，依據壹定的哲學價值觀，立足於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形成和發展，把勞工意識和勞工精神生活的各個方面整合起來，形成壹個具有強烈價值取向的勞工文化體系。



第二章 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學



自由主義、原典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各有自己的經濟理論，社會民主主義也有自己的經濟理論，其主要的範疇是“社會人的競爭合作”、“社會個人所有制”、“勞工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



社會人的競爭合作



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預設



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預設是經濟人之間的完全競爭。

首先，古典自由主義、新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共享“經濟人”或“理性自利者”假設，斯密在《國富論》中對這壹假設給予了最初的表述：“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對他們有好處。”這個假設包含以下幾個層面的含義：

1、每個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並且力圖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主體：土地所有者追求地租的最大化、企業主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勞動者追求工資的最大化，其他經濟主體如消費者、自耕農和手工業生產者、自由職業者、文化人、政府官員，也無不利用手中的資源，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他們的區別只在於行為的方式和結果上，而不在行為的動機和動力上。

2、每個人都是壹個獨立的個體，享有平等的經濟權利並對自己的經濟行為負責任，而每個人都具有平等的自然權利這個前提，就事先限定了個人權利的邊界，在這個邊界內個人是完全自由的，越出這個邊界侵犯別人的權利和利益則是不被允許的。

3、每個人都是有理性的，本質上都能夠成為理性的自利者，如果損人利己，通過侵害他人而得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那只能取得眼前的和短期的成功，長期來說，會出現兩種不利的結果：壹是因為受到他人強有力的反擊而被迫把自己侵吞得來的利益吐回去，二是所有人或很多人像狼壹樣長期相互爭鬥，最終同歸於盡，自己和其他人壹起陷入毀滅。

4、經濟人、經濟實體和經濟領域本質上具有非政治性、非道德性、非意識形態性，在社會分工體系中，完成財富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功能，對內遵循投入產出、成本收益法則，對外適應價格機制，形成壹個自身完整的、獨立於政治和文化領域的經濟領域，經濟人和經濟實體可以在經濟生活的邊界之外，在工作和職業生活之外，成為教堂的禮拜者，成為家庭生活和社區生活中的道德楷模，成為藝術品的收藏家，成為慷慨捐贈的慈善家，但是在經濟活動中則只遵循效率和利潤最大化的原則，而拒絕來自外部的道德責任和社會責任。

由上述具有自利性、獨立自主性、理性、非政治非道德性的經濟人組成的經濟世界，就是壹個完全競爭市場或純粹競爭市場，在這裏，存在著非常多的生產者和銷售者，和數不清的消費者和購買者，任壹賣者和買者對於商品或勞務的價格均不能控制，買賣雙方對價格都無影響力，只能是價格的接受者, 產品價格只能隨供求關系而定，企業的任意提價或降價行為，都會招致對本企業產品需求的驟減或利潤的不必要流失。

從理論上說，完全競爭市場相對於非完全競爭市場，更能夠促進微觀經濟的高效率運行，更能夠促進生產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更能夠促進消費需求滿足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他經濟學流派很快就發現和指出了完全市場競爭預設和模型的缺陷：

1、在現實經濟實踐中，即使存在著大量小企業的競爭，市場中的商品價格仍然可能相對較高，這是因為小企業不能進行規模生產，生產成本高，小企業也無力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設備，生產的效率難以有較大的提高。

2、完全競爭市場也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因為無數小企業在技術進步和外來幹擾的沖擊下很容易在競爭中失敗，在它們被迫退出市場時，其具有專用性的設備與勞動力在仍然可以發揮作用的情況下也被迫停止使用。

3、完全競爭市場中完整信息和知識的假設是不現實的，在壹般情況下，生產者對其市場地位、發展方向以及影響市場的各種因素的信息和知識，都不可能完整掌握，消費者也不可能全面掌握特定市場上全部產品的價格、品質等方面的情況。

4、最重要的是，完全競爭壹定會形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形成不平等的、等級固化的經濟結構，但自由主義者雖然正確地提出政治領域的無賴假定，主張把權力關進籠子，卻無視經濟領域的人性之惡，無視資本和財富集中對自由、平等和正義所帶來的危害。

總之，完全競爭市場只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壹種理論假設，是他們進行經濟分析的壹種手段和方法，在實際經濟生活中它只在壹定時間和空間範圍內近似地出現過，如果把它當成壹個普遍模型的話，其實也是壹個與共產主義烏托邦相反的另類烏托邦構想。



二、共產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預設



針對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預設，共產主義經濟學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論預設，即道德人假設和非競爭完全合作模型。在共產主義者看來，奴隸經濟也好，封建經濟也好，市場經濟也好，資本主義經濟也好，都是有產者剝削無產者的階級的壓迫經濟、弱肉強食的叢林經濟，唯壹、真正自由平等的經濟只能是消滅了私有制和市場競爭的共產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其基本的邏輯和歷史前提是，無私、利他的道德人取代自私、利己的經濟人，完全合作取代完全競爭，道德人的聯合體取代經濟人的市場，按勞分配取代按資分配，直至按需分配取代按勞分配。



三、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預設



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對經濟主體和經濟領域性質的基本預設，處於自由主義的經濟人假設和完全競爭模型與共產主義的道德人假設和完全合作模型之間，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社會人假設和競爭合作模型。

相對經濟人和道德人而言，社會人具有如下四個特征：

1、社會人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往往止於合理和滿意的程度，並不壹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進入到競爭性市場經濟之中的人，作為壹個經濟主體，主要的動機當然是獲取較多的經濟利益（地租、利潤、工資），但由於兩個方面的原因，他們往往以達到相對的、自己感到滿意的利益為限，並不追求最大的利益：壹是在人們內在的需求結構中，並不只有生存、積蓄、致富、享樂層面的物質性需求，還有尊重、友愛、創造、自我實現層面的精神性需求，當人們追求壹種經濟利益，會冒著失去尊重和友愛的危險，或必須付出犧牲自己的創造性和自我實現機會的代價時，他們很可能會降低對於經濟利益的期望值，而傾向於維持良好的人際關系，並有時間和條件去滿足自己得到自由全面發展的需要，不是片面地追求財富量的增加，而是追求生活質量，或者壹種叫做“幸福”的價值；二是在客觀的外部社會環境中，當競爭主體都以利益最大化為目的時，由於“最大化”缺乏客觀尺度而取決於主觀評價，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壹些強有力的人剝奪弱小的人，或者發生強者之間同歸於盡的“火並”和 “撞車”，這兩種情況都會導致交易系統的“堵塞”乃至“癱瘓”，並且進壹步引來最強者對整個市場的壟斷和管制，導致壹種充斥奴役和壓迫的統制經濟，使大多數人的利益非但得不到最大化，毋寧趨向於最小化。恰恰是有節制地追求較大利益的、既競爭又合作的經濟行為，能夠從根本上避免這種最壞情況的出現，並推動市場經濟朝向更加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方向發展。

2、社會人是與其他人處於相互作用之中的相對自由和獨立的個體。社會人不是抽象的個體，不是孤立的原子或單子。不是說每個人都畫壹個圓圈，圈裏是自己的，圈外是別人的；社會人不僅是相互依存的，而且是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首先，在時間的、縱向的、歷史的維度上，每個人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父母和祖先那裏繁衍下來的，身上帶著父母和祖先的血液和基因，而每個人又成為後代人的父母和祖先，與此同時，每個人又都是接受、吸收、消化壹系列歷史所提供的經濟政治文化資源而長大成人的；其次，在空間的、橫向的、社會的維度上，每個人都受到社會環境的積極或消極的、有利或不利的影響，都是社會關系之網上的節點，都依次成為家庭、宗族、社區、階層、階級、社團、民族、國家等社群的成員。這是壹種我中有妳、妳中有我的關系。當然，每個人永遠是壹個特殊的個體，是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原創者、發起者、推動者，沒有任何壹種力量能夠取代個人的這種地位和作用，但個人的自由和獨立的確也是相對的和有限的，不可能有絕對的、無限的自由和獨立。

3、社會人只具有有限理性，同時也具有非理性。人是理性的動物，理性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本質特征，這是啟蒙運動所確立的壹個基本信念。自由主義經濟學及其經濟人假設顯然是建立在這壹信念基礎之上的。然而，從叔本華、尼采，到存在主義、生命哲學和精神分析學，卻幾乎顛覆了理性人的假說。首先，人只具有有限的信息、知識、智力、理性能力，他們還可能經常處於盲目、無知、短視、偏見、貪婪、恐懼、嫉妒、病態、精神錯亂乃至瘋狂的狀態；其次，人性固然具有真善美的基因和傾向，同時也具有假醜惡的基因和傾向。種種非理性內驅力會經常突破個人理性和社會規則的禁忌和壓制，而表現為帶有攻擊性、破壞性的行為。那麽，當這些具有種種理性和人性缺陷的人進入市場競爭之中時，怎麽可能自然而然地保障經濟生活的順暢而和諧的運行？怎麽可能出現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經濟秩序？怎麽可能自動地實現社會公共利益？只有正視人的理性局限性和非理性的事實，才不會壹廂情願地把希望寄托在理性人的假設上，而是訴諸於有限理性之間、非理性之間的相互制衡上，也就說，意識到了自己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的人們，基於自省、自制、自我批判和自我約束，達成關於合理的經濟秩序的基本共識、契約、習俗、道德、法律，以客觀化的、普遍化的制度規則來約束每壹個人的經濟行為。

4、社會人具有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把社會生活劃分為經濟、政治、文化三個領域，這是科學分析和學科分工的必要條件，但在實際上，它們並不是三個互不相幹的領域，它們彼此之間有無數條進進出出的通道，源源不斷地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只不過經濟屬性、政治屬性、文化屬性分別在不同領域占據主導地位而已。經濟人、經濟主體（如資本家、工人、雇主、雇員）也具有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正如政治人、政治主體（如政治家、公務員）也具有經濟屬性和文化屬性，文化人、文化主體（如科學家、藝術家、哲學家、宗教家）也具有經濟屬性和政治屬性。每個人都同時具有經濟屬性、政治屬性、文化屬性，區別只在於比重不壹樣；經濟主體是帶著壹定的價值取向、政治傾向、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審美趣味等等進入經濟競爭過程中的，它們壹定會影響投資、經營、管理和勞動的態度和方式，對投入產出和成本收益的計算，對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運用，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對土地、資本、勞動、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的市場供求關系，對利潤水平、工資水平、就業水平的確定，壹句話，對所有的經濟指標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自由主義的經濟人假設，摒棄經濟主體的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使之成為赤裸裸的“經濟機器”或“經濟動物”，在理論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實踐上會導致嚴重的後果：僅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們展開經濟競爭時，在沒有制度和道德約束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強者對弱者的剝削，以及強者之間的對抗，這會導致兩種結果，壹是整個經濟體系出現短路、堵塞和癱瘓，二是為了免於同歸於盡，會出現壹些最強者對整個市場和經濟體系實行強制和管制，形成統制主義、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經濟體制，使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場經濟理想化為泡影。

與社會人假設相匹配的是競爭合作模型，即競爭性合作或合作性競爭模型。更加接近真實的經濟狀況的，並不是完全競爭假設，也不是完全合作假設，而是非完全競爭假設和非完全合作假設，即使是自由主義經濟學也不得不承認，壟斷競爭和寡頭競爭，相比完全競爭和完全合作，在經濟生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壟斷這個詞，在很多人心目中是壹個貶義詞，其實，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壟斷在大多數情況下無非是“集中”、“合並”、“資源整合”、“規模經濟”的意思，甚至可以帶有“聯合”、“協作”、“經濟合作”的褒義，與競爭是可以統壹的：

1、壟斷來自於競爭，非完全競爭來自於完全競爭。市場經濟的早期階段，接近於完全競爭，無數憑著小筆資本起家的企業蜂擁而出，然後沿著個人和家族企業——合夥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向由小到大發展起來。競爭必有輸贏，壹些小企業破產了，壹些小企業勉強維持現狀，另壹些小企業，由於兼並了資本、勞動、技術、管理人才、市場份額而變大了，這是壹種自然而必然的發展趨勢，相反，停留在分散的、無限多元的、完全競爭的狀態，反而是違背邏輯和歷史規律的。

2、大企業具有小企業所不具備的規模經濟優勢，在市場上可以獲得大規模購置原料、廠房、設備以及輕易得到貸款和社會資金等生產要素的機會和價格優惠，從而大幅度降低產品的成本，也可以降低物流和銷售的成本，使長期平均成本不斷下降；另壹方面，在大企業內部可以實行廣泛而精細的分工，得到亞當•斯密所描述的那種分工帶來的倍增效應，從而大幅度增加產出。這壹增壹減產生的優勢，是小企業和完全競爭不可能具備的。

3、大企業的利潤水平和利潤總量較高，有足夠的資金引進先進科學技術和設備，或者進行新產品的研發，獲得自主知識產權和專利權，而知識產權和專利權在壹定期限內的排他性使用，可以使企業獲得超額利潤或自然壟斷利潤，這也是小企業很難做到的。據加爾布雷思的說法，美國幾百家大企業貢獻了絕大部分的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壹個直接的後果是增加了產品數量、提高了產品的質量，能夠滿足消費者更大量的需求與更豐富的偏好。

4、大企業管理團隊的人才優勢和集體決策模式，可以獲得更多的市場信息，並據此做出較為科學的決策，從而避免小企業老板獨裁制所固有的信息短缺和盲目決策的弱點，降低長期平均管理成本。

5、大企業比小企業雇傭大量的員工，面對龐大的消費者，與社區和政府建立更為密切的聯系，固然在歷史上曾經出現了大企業在社會上獨斷專行、橫行霸道的案例，但更多的案例表明，大企業比小企業更有願望也更有能力承擔對於勞動者和公眾的道德責任和社會責任，而在其拒不承擔道德責任和社會責任的情況下，會成為社會和公眾大規模、低成本、高效力監督和反制的對象，並且引發制度性條件的改革和變遷。

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在確認自由主義的經濟人完全競爭假設的合理內核的基礎上，吸收了共產主義經濟學的道德人完全合作假設的合理成分，從而形成了揚兩者之長棄兩者之短的社會人競爭合作假設。總的來說，社會人的競爭合作，是壹種合作博弈或正和博弈，是競爭性的合作或合作性的競爭，比經濟人的完全競爭和道德人的完全合作兩個極端，具有更大的普適性和更強的生命力。

社會人競爭合作假設能夠更好地解釋市場經濟中普遍出現的聯合、合作、規模經營、民主治理等經濟現象。

首先是資本要素之間的聯合、合作、規模經營和民主治理，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大企業、跨國企業的出現就是明證。

其次是勞動要素之間的聯合、合作、規模經營和民主治理，企業工會、行業工會、地區工會、全國和國際工會的出現就是明證。

再次是資本要素與勞動要素之間的聯合、合作、規模經營和民主治理，集體談判、參與管理、員工持股、利潤共享、勞資共和的出現就是明證。

社會民主主義之所以不害怕甚至歡迎不完全競爭、壟斷競爭、規模經濟，是因為資本的聯合也為勞動的聯合準備了條件。工會，作為勞動的聯合，跟資本的聯合壹樣，也是壹種不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和規模經濟現象；工會具有壹定的壟斷性，但它是資本的壟斷性的必然對應物，沒有工會的壟斷，就無法制衡資本的壟斷，就無法形成市場經濟本質上要求的力量均衡的的勞資關系；工會，只是勞動在壹定範圍的聯合，跟資本在壹定範圍的聯合壹樣，也是壹種壟斷性競爭和競爭性壟斷，是市場經濟基本構架的組成部分，與完全壟斷的統制經濟和計劃經濟有著本質的區別。



公有制、私有制和社會個人所有制



對於所有的經濟學流派而言，所有制或產權制度問題，都是壹個繞不過去的核心和關鍵問題。所謂所有制，就是包括土地、生產工具、勞動力、管理和科技等生產要素歸誰所有的制度安排，是人們在勞動、生產、經營過程中結成的壹種首要的“經濟關系”，它決定了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產品的交換方式和產品的分配方式。過去我們對所有制的理解，局限於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或財產所有制，是指對生產要素中“物”的因素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和處置；至於生產要素中“人”的因素，包括人的體力、智力、技能、知識、組織和管理才能等，則沒有作為壹種“財產”、“財富”，作為壹種占有的對象來理解。所有制，應該是指生產要素所有制，而不僅僅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它不僅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制，而且包括人的生產能力的所有制。

所有制有三種基本類型：第壹種是個體所有制、個人所有制、私有制，第二種是群體所有制、社會所有制、公有制，第三種是作為前兩種某種形式的結合的公私兼顧所有制，或社會個人所有制。



壹、自由主義經濟學對私有制和私有財產的片面強調



從經濟人假設出發，自由主義經濟學自然會不遺余力地強調私有制和私有財產的重要性，而經濟人假設本身又來自於更為基本的人性假設，那就是每個人首先是壹個生物體和生命體，必須與自然界進行不間斷的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個性、個體性、獨立自主性是人的最重要的本性，由此兩點，就確立了人們與生俱來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私有財產權就內在地包含在這三項基本人權之中：它是生命權的延伸和實現，它是自由權和追求幸福權的物質和經濟保障；它為個人的存在和發展構築起壹個堅固的堡壘，沒有它的保護，個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就會像風中之燭壹樣，隨時被吹滅。

由此繼續推論，私有財產權還具有如下屬性：

壹是神聖不可侵犯性，所謂我有壹間破房子，“風能進，與能進，國王不能進！”

二是普遍性和兼容性，從原理上說，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不可剝奪的私有財產權。

三是財產實際占有量上的差別性，只要符合獲得的正義和轉讓的正義，只要不是用偷盜、搶劫等不正當手段獲得的，或用強迫、欺騙方式進行轉讓和交易的，而是通過自己的勞動、生產、經營獲得的，或者通過合法的遺傳和自願的饋贈得到的，數量上的差距不僅是被允許的，而且是值得鼓勵的。

四是相對於公有財產權的本源性和優先性，也就是說，雖然最低限度的公有財產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第壹，公有財產來源於部分私有財產權的轉讓和讓渡，個人仍然是公有財產的終極所有者；第二，公有財產只能占社會財富總量的壹小部分；第三，公有財產的使用、運營和分配要接受作為公民的私有財產者的民主監督和控制。



二、共產主義經濟學對公有制和公有財產的片面強調



從道德人假設出發，共產主義經濟學提出了壹種與自由主義經濟學完全對立的所有制理論，認為原始社會本來是血緣氏族範圍內的共產主義公有制，由於生產力、分工、交換、個人私欲等各方面的原因，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私有制在壹定歷史時期固然促進了生產力和經濟的發展，但它本身是潛在的人性惡的大爆發，就像恩格斯所說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最卑下的手段——偷竊、暴力、欺詐、背信——毀壞了古老的沒有階級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潰。”私有制產生了階級分化、階級對立、階級剝削、階級統治，帶來了人性的異化、勞動的異化、經濟的異化、政治的異化、文化的異化，壹句話，私有制成了萬惡之源。在它的最高階段即資本主義階段，生產力和人的本質力量的發展，達到了私有制的外殼再也容納不了的地步，資本主義私有制就會被炸毀，剝奪者就會被剝奪，公有制就會在全社會、全人類範圍內，在生產力和物質財富高度發展的歷史基礎上得到實現。

公有財產權的性質可以歸納如下：

壹是神聖不可侵犯性，而私有制和私有財產則是應該被消滅的。

二是平等性，每個人都無差別地是公有財產的主人。

三是整體性和不可分割性，不能夠量化到個人身上。

四是道德性和利益壹致性，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小我與大我融為壹體。



三、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對私有制和公有制二元對立的綜合和揚棄



自由主義的私有制模型和共產主義的公有制模型看起來是絕對對立的，它們都自詡為完善的產權制度，同時指對方為虛構的、不可行的甚至是邪惡的。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則努力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建立自己的所有制理論。

1、私有制與公有制並不是絕對對立的，純粹的私有制社會和純粹的公有制社會都是不存在的

在原始的公有制社會中，其實也包含私有制的因素，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就不用說了，即使是生產資料和人身的某種程度的個人所有也是存在的，比如對常用生產工具的個人占有、保管和使用，對自己身體的修飾、標記和美化；未來高度發達的非經濟社會和自由社會，物質生產資料甚至通用性知識生產資料，也許真的能夠並且必須實行共同所有，但人本身的個性、才能、創意、發現、發明、興趣、愛好、理性、情感和意誌等等內在的精神財富，卻只能並且必須保持私有或個人所有。

在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公有制和公共財產也是大量存在的，某些具有自然完整性、連續性和不可分割性的自然資源和生產資料，是不可能被私有化的，諸如森林、河流、高山、沙漠、冰川、湖泊、海洋、天空、地下礦藏等等，只能歸全社群、全社會甚至全人類所有；壹些家族、村莊、地方社群，都擁有公田、公地、公共建築和公益基金；大型水利設施、道路交通、國防工程等基礎設施，只能由國家興建並擁有，以提供私人提供不了的公共產品；政府還擁有全國的賦稅，用以提供壹些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務；精神文化產品，過了壹定的著作權保護期，就歸全社會以至全人類所有了。其中，有的公有財產是從私有財產轉化而來的，有的公有財產本身不能歸結於、量化為私有財產，它們是所有個人以社會成員身份無差別地共同占有的財產，其經營和利用的成果，應該按照平等的、民主的原則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不管是哪壹種情況，它們都是私有財產的必要補充。

2、私有制和公有制又是可以相互轉化的

私有制轉化為公有制的情況有，個人捐贈轉化為公益基金，個人和企業納稅轉化為國家財政收入，由個人財產形成的法人財產權（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由個人合資和合力形成的合作社和股份合作企業，等等。

公有制轉化為私有制的情況比較復雜。壹種比較簡單的情況是公有企業依照法律程序解體、拍賣、改制為私營企業，國家收回現金而出賣產權，這在民主國家是常見的和規範化操作的。比較復雜的是，壹個血緣群體征服另壹個血緣群體，被征服者的土地、財產和人民，壹部分收歸為征服者群體的公有財產，壹部分成為首領和勇士的私有財產，奴隸制就是這麽產生的；壹個民族或國家征服另壹個民族或國家，暴力征服者集團按軍功分配被征服者的土地、財產和人民，這就是所謂封建制和農奴制。最復雜的是極權專制國家裏出現的公有財產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的私有化現象，這是壹個暴力集團在以人民的名義、動員和組織人民奪取了天下、建立了政權以後，由於這個政權對人民和社會實行全面和嚴厲的統治，而不受人民和社會的任何監督和制約，就使得全體人民和整個社會的財產實際上成為這個暴力政權所霸占的私產，這種所有制由於其不是基於獲得和轉讓的正義而建立的，不是基於勞動、生產、經營而建立的，而是憑借暴力、殺戮、恐怖、掠奪、欺詐、謊言而建立的，實際上已經不是自由主義意義上的私有制，而只能稱之為暴力霸占制。

暴力集團霸占制，既不是壹種優良的個體所有制和私有制，也不是壹種優良的群體所有制和公有制，而是壹種運用暴力和欺詐掠奪和騙取人民勞動生產經營成果的惡劣的、極端的、損人利己的個體所有制，它恰好是通過裹挾、欺騙、綁架、操縱處於蒙昧、野蠻、封閉、僵化狀態的群體來實現的，是通過在群體內建立壹種奴役等級、極權專制制度來實現的，這樣，由少數惡劣個人所組成的暴力集團就能夠把公有財產化為私有，以人民的、群體的、社會的天然代表的名義，獲得人民、群體、社會所奉獻的財富。奴隸制、農奴制、國王封建專制、皇權官僚專制、軍閥專制、元首獨裁、壹黨專政等等，都是惡劣的個體所有制和沒有民主制衡的、惡劣的群體所有制二者所形成的壹種互補結構，在這種互補結構中，真正優良的個體所有制和私有制，如自耕農所有制、工商小業主制，與真正優良的群體所有制和公有制，如互助合作制，都不能得到自由的發展，而只能在古代世界的夾縫中艱難地生存和緩慢地發展。

對此我們可以更深入地分析如下：

（1）群體所有制、公有制並不壹開始就具有優良的、公平正義的性質，因為群體壹開始並不是由自由而平等的個人組成的，而是由壹些無個性的、不自由的、弱小的、高度同質化的個人所組成的。原始公有制並非出於人們高尚的道德和優良的品性，而是出於生存的必然性和強制性，是因為最初的人類如果不能依照血緣關系結成緊密的共同體，就會被周圍比他們強大得多的動物所消滅。原始人不是沒有惡性，只不過在血緣共同體內部得到抑制並在與其他血緣共同體的鬥爭中得到釋放。氏族的戰爭和兼並與生產的分工和交換，沖破了血緣共同體的限制，形成了更大範圍的地方共同體和民族共同體，但這些共同體大都是按照等級專制制度建立起來的，在共同體的頂端，高踞著少數擁有暴力和專制權力並控制整個共同體的統治者，他們至少能夠把相當壹部分公有財產化為私有。沒有民主，就沒有真正的公有制，而只有劣質的、異化的、虛偽的公有制，並且會轉變為極其惡劣的私有制，即權貴私有制。

（2）個體所有制、私有制也不是壹開始就具有優良的、公平正義的性質，由於生產力的低下和個體能力的弱小，大部分個人還不能依靠自己自由而平等的勞動、生產和經營活動獲得私有財產，倒是有壹部分強悍的個體，在利益和財產更大化和最大化欲望的驅使下，猛烈釋放人性之惡，用非生產性、非創造性、攻擊性、霸占性的方式獲得大量的物質財富。惡劣的私有制與劣質的公有制形成壹種相互產生的關系。

（3）優良的個體所有制和私有制是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但它壹旦產生，也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道理很簡單，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畢竟依靠人們的勞動、生產和經營，戰爭、劫掠、盜竊、詐騙等等，只是轉移財富，而不能創造財富。壹些優良的個人還能在壹定範圍內形成優良的共同體，產生優良的公有制，反過來強化個體的力量。人類的進步和發展，就是優良的私有制和優良公有制不斷壯大並不斷削弱惡劣的私有制和惡劣的公有制的漫長歷程。

3、社會個人所有制是優良私有制和優良公有制的結合

社會個人所有制的概念，最初是由半共產主義者半社會民主主義者馬克思在1861—1863年的經濟學手稿中提出來的。這個概念不是他偶然提出來的，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他就強調共產主義不能僅僅理解為占有和享受，而是人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質；在1846年的《德意誌意識形態》中，他指出現實的個人有壹個從片面到全面、從低級到高級、從狹隘性和地域性到世界歷史性和普遍性、從利己主義或自我犧牲到揚棄利己主義和自我犧牲的對立的發展過程，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占有，消滅私有制”的思想。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的構想。在《資本論》中，他又提出“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思想。馬克思這些思想包含著社會民主主義甚至自由主義的合理成分，但由於他沒有細致地區別優良私有制與惡劣私有制、優良公有制與惡劣公有制，壹方面完全忽視了優良私有制的正當合理性與惡劣公有制存在可能性，另壹方面幻想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壹舉消滅惡劣的私有制並建立完全優良的公有制，這些劣質思想被列斯毛主義所繼承，引發了20世紀壹場殘酷而荒誕的共產主義實踐，產生了大規模的、極其嚴重的歷史災難。

必須在綜合優良私有制和優良公有制與防止惡劣私有制和惡劣公有制以及二者茍合的前提下，重新解釋社會個人所有制：

（1）社會個人所有制首先是指在整個社會範圍內優良私有制與優良公有制的互補結構，在廣大的微觀經濟領域，適合於優良私有制，在宏觀和公共經濟領域，適合於優良公有制，在數量上以優良私有制為主，以優良公有制為輔。

這裏所說的優良私有制具有兩個基本特征：壹是正當性，符合持有正義（獲得正義、轉讓正義、矯正正義）原則，即排除暴力和欺詐而以誠信勞動、生產、經營作為產權形成和交易的唯壹準則；二是普遍性，不是只限於少數人的、階級對立的、特殊的私有制，而是適用於所有人的、非階級對立的、普遍的私有制，所有的無產者都能成為有產者，所有的勞動者都能成為資本所有者。社會民主主義絕不否定優良的私有制，相反，它比自由主義更加主張優良私有制的普遍化。

自由主義在原則和理論上也主張排斥暴力和欺詐的優良私有制，但由於它忽視事實上存在的惡劣私有制，否認少數人憑借其對企業財產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的壟斷而引起的剝削和壓迫，就很難逾越其階級限制即資產階級的局限性和狹隘性，而走向普遍的優良私有制。社會民主主義不僅鼓勵勞動者個人獲得私有產權，而且倡導反對惡劣私有制並力爭普遍實現優良私有制的勞工運動和社會運動，爭取更高的工資，以便能夠將部分收入轉化為資本；爭取縮短勞動時間，以便獲得更多自由時間以積累和發展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爭取以勞動者身份參與企業管理並分享企業利潤；爭取讓勞動者持有本企業的股份或購買其他企業的股票，成為資本所有者並獲得相應的利潤，實現“勞者有其股”的理想。這些思想和做法都是共產主義所堅決反對的，因為它認定私有制沒有優劣之分，壹切私有制在本質上都是惡劣的，是應當被徹底消滅的。

然而，不管優良私有制在整個經濟領域占有多麽大的比重，總有壹部分經濟生活不適用於私有制，對於那些性質上無法分割的自然資源，那些個人以及企業都無力或不願經營而社會又必須從中獲得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產業，只能適用於公有制，只不過應該是壹種優良的公有制。

優良公有制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壹是共有性或民有性，公有財產原則上不應該和不可能在實體上劈分到所有個人，它是所有人共同擁有的，由民選的代表機構實際占有和運營，個體公民即使以證券形式分有公有企業股權，也是公有法人財產的壹部分，只能轉讓不能撤出；二是共享性或民享性，公有財產運營所產生的產品和服務，由所有人平等分享；三是共治性或民治性，公有企業和事業的運營受到議會、政府監管機構、法院、雇員或員工、新聞媒體、公眾輿論、社會組織的多重監督和制約，以防止其產生內部人控制、以權謀私、化公為私，防止公有制蛻變為某種惡劣的私有制即權貴官僚私有制。

優良私有制和優良公有制完全是可以互補的：壹方面，正是優良私有制提供了優良公有制產生和發展的平臺和基礎（經驗表明，凡是在優良私有制普遍發達、自由而平等的經濟個體占人口多數的地方，公民意識和民主意識就很普遍和發達，對公有財產的監督就很全面和嚴格，那裏的公有制就會成為真正的、優良的公有制；凡是在優良私有制不發達而惡劣私有制猖獗的地方，公有制就很容易淪為偽公有制、小集團私有制和權貴官僚私有制）；另壹方面，優良公有制為整個社會提供了必要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從而也為優良私有制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和外部環境。

（2）在更深層次，社會個人所有制是優良私有制和優良公有制各自向對方滲透和轉化，這時候，兩者不僅僅是壹種並列和互補的關系，而且是我中有妳、妳中有我的關系。

優良私有制發展到壹定階段，壹定會出現自由而平等的經濟個體之間的聯合，這種聯合已經是壹定範圍內和壹定程度上的公有制了。我們不能把“私”理解為至小無內的孤立個人，而把“公”理解為至大無外的抽象整體，所謂“公”，並不在“私”的彼岸，而是壹個“私”不斷通過聯合而擴展的過程，只存在壹定範圍和壹定程度的公有制，不存在包羅萬象和純而又純的公有制。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或私有制，也就是壹定範圍和程度的公有制，包括但不限於如下具體形態：

壹是由若幹私有財產所有者聯合組成合夥企業和股份公司，由分散、獨立的財產組成為整體的、不可分割的法人財產，在這裏，個人股權是私有的，而法人財產權就具有公有即所有股東共有的性質了，個人股東不能單獨支配法人財產，而只能通過股東大會、董事會等集體決策機制施加自己的影響。馬克思曾把股份公司稱之為資本主義在私有制範圍內的自我揚棄和社會化。

二是由若幹勞動力所有者聯合組成工會和合作社，孤立、分散的勞動者就形成了整體的、團結互助的聯合體，這些聯合體擁有由會費或入社費構成的法人財產，對法人財產和勞動力的經營和交易擁有代表權和集體決策權，個別勞動者可以自由退出，但也因此而失去集體行動、集體談判、集體交易、集體運營所帶來的“溢價”和“合作剩余”。個人只能通過民主決策機制對工會和合作社施加自己的影響。

三是由董事會代表資方和股東大會、由工會委員會代表勞方和工會會員大會，更進壹步，由雇主聯合會和工會聯合會分別代表行業內部的勞資雙方，就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福利、社會保險等等涉及勞動者利益的問題進行集體談判，這已經把企業和行業看作是壹個勞資共同體了，已經是壹種初級形態的經濟民主、企業民主和產業民主了。德國的勞資共決更進壹步，在企業最高決策機構中吸收與資方代表數量相等的勞方代表，就企業所有方面的重大問題做出共同決策。

四是公眾企業的出現和發展，它們不僅僅被看作是資本共同體，也不僅僅被看作是勞資共同體，而是被看作是更多“利害相關者”之間的合約，因此在企業的董事會中，不僅有勞資雙方的代表，而且還吸收消費者、供應商、銀行、債權人、社區和科研機構等各方面的代表，使得企業具有了相當程度的公眾和公共性質。

五是社會企業的出現和發展，它們雖然由私人創建，也進行企業化經營，卻不以私人盈利為直接和主要目標，而以解決經濟和社會問題、從經濟上幫助弱勢群體為直接和主要目標，其中最著名的有穆罕默德·尤努斯創立的格萊瑉鄉村銀行，它專註於向最窮苦的孟加拉婦女提供小額貸款。幫助她們實現個體創業，數千萬孟加拉婦女因此擺脫了貧困生活。這樣的企業已經是真正的、優良的公有企業了。

自由主義經濟學是支持政治民主的，但通常會以私有財產權和自由經營之名，反對經濟民主、企業民主、產業民主。社會民主主義成功地把勞動力所有權、人力資本所有權引入到企業產權結構之中，既保留了私有制的合理內核，又引進了經濟民主、企業民主、產業民主的新內容，在私有制的主體結構中引進了公有制的成分，在微觀經濟領域中形成了壹種以私有制為主、以公有制為輔的新型產權制度。

與此同時，在宏觀經濟領域，在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公有經濟機構中，也可以引進私有制的成分，比如向員工、公眾、社團法人、機構投資者出售和轉讓壹部分產權，形成以公有制為主、以私有制為輔的產權結構。



勞工經濟的發展進程



自由主義經濟學專註於資本經濟的發展進程，在它看來，勞動只是隸屬於資本的生產要素，勞動力只是壹種由資本購買、使用和支配的商品，勞動力市場服從於資本市場，勞動經濟學只是資本經濟學的壹個分支。與此不同，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側重於勞工經濟的發展進程，側重於研究勞動要素在全部生產要素中權重和作用的提高、勞動力商品在整個市場經濟中價值和價格的提高、勞動者在整個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權益的提高。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首先是勞工經濟學。



壹、勞工經濟與勞工經濟學



勞工經濟是與資本經濟相對而立的概念，舉凡壹切與勞工直接相關的經濟現象，諸如勞動生產率、勞動績效、勞動價值、工資或勞動力價格、勞動力供求關系、勞動時間、勞動條件、工會、集體談判、罷工、勞動技能、職業教育、人力資本、勞動產權、團結經濟與合作經濟、貧困經濟與弱勢群體經濟、勞動保護和勞動保險等等，都是勞工經濟現象。

勞工經濟學（Labor Economics），也可以叫做勞動者經濟學（Economics of laborer），取其狹義，也可以叫做工人經濟學（Worker Economics），與傳統的勞動經濟學（Labor Economics），共享同壹個詞組。在學科分類中，它歸入廣義的勞動經濟學之中，可以說是勞動經濟學的壹個分支，或者壹種形態，所不同的是，傳統的、占主流地位勞動經濟學，大都隱含或者公開從資本、資本所有者、企業家的視角出發，把勞動、勞動者設定為壹個簡單的生產和市場要素（勞動力），因此準確地說，這樣的勞動經濟學，其實應該叫做勞動力市場經濟學（Labor market economics），而作為勞工經濟學的勞動經濟學，則明確地從勞工、勞動者、工人的視角出發，在價值取向、理論預設、思想資源、研究方法、邏輯構架、基本觀點等等方面，與主流的勞動經濟學有諸多的不同。它試圖建立的是壹門屬於勞動者（勞有）、依靠勞動者（勞治）、為了勞動者（勞享）的經濟學（Economics of the labor,by the labor and for the labor）。狹義的勞工經濟學從勞工視角研究勞工經濟現象的演變，廣義的勞工經濟學從勞工視角研究整個市場經濟的結構和發展趨勢。



二、勞工經濟的形態和階段



1、勞工經濟的初級形態：原子化勞動力市場和個別化勞動關系

在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的確普遍出現了原子化的勞動力市場與單個企業和單個工人建立的個別化勞動關系，無數勞動者從農村湧入城市尋找就業機會，彼此之間展開激烈競爭，大部分人被同樣相互競爭的企業所雇傭，剩下的人或者返回農村，或者留在城裏成為失業貧民，以各種方式覓食和維持生存。古典、新古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正就是依據這種情況做出經濟人和完全競爭市場假設的。社會民主主義勞工經濟學也看到了這個歷史階段的存在，區別在於，自由主義經濟學對這個階段持肯定態度並且抽象出壹個理想模型，只需要按照這個模型去修補現實就可以了，而社會民主主義勞工經濟學對這個階段持批判態度，認為它應該被更高的發展階段所取代。

2、勞工經濟的升級形態：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

面對早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原子化勞動力市場和個別化勞動關系中存在的剝削以及其他不公正的現象，馬克思主義主張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建立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與此不同，制度主義、工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勞動合作主義等思想流派，則主張將市場經濟和勞工經濟的初級形態和階段，上升到市場經濟和勞工經濟的中級形態和階段，這就是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階段。在這壹階段，勞動者不是分散地、壹個壹個地與資本或企業形成勞動關系，而是有組織地、壹夥壹夥地與資本或企業形成勞動關系，就勞動力價格和其他勞動條件與資方或企業進行集體性討價還價，以組織對組織，以勞動力的壹定範圍和程度的壟斷抗衡資本對企業財產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的壟斷，以勞動力集體定價機制取代勞動力個別定價機制的主導地位，以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取代原子化勞動力市場和個別化勞動關系的主導地位。

3、勞工經濟的高級形態：工人參與、勞資共決與人力資本、勞動產權

在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中，資本與勞動這兩個生產要素彼此之間還是壹種外在的關系，只不過共處於企業、行業和市場的共同體之中。它們之間的對立還大於它們之間的合作，它們之間的博弈兼有對抗博弈、零和博弈與合作博弈、正和博弈的成分，並且前者還占有優勢。勞工經濟的高級形態，是在經營管理層面表現為工人參與企業經營管理，甚至實行勞資共決，在產權層面表現為人力資本和勞動產權的形成，即勞動者也成為所有者，在這裏，資本與勞動之間已經形成壹種內在的、彼此滲透的關系，它們之間的合作大於它們之間的對立，它們之間的合作博弈、正和博弈成分大於它們之間的對抗博弈、零和博弈成分。

4、勞工經濟的特殊形態：團結互助合作經濟

在市場經濟20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除了上述三種勞工經濟形態外，還壹直存在著勞動者的團結互助合作經濟，這是勞動要素控制和雇傭資本要素的經濟，是勞動者以民主方式獨立自主地進行生產、經營、交換、分配和消費的經濟，是壹人壹票的民主自治原則在經濟領域的實現，是相當壹部分人的社會主義經濟理想的原型。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工運動壹直以工會運動為主流，但合作社運動也是其不可忽視的支流。按其本質而言，團結互助合作經濟應該是最高級的勞工經濟形態，但由於壹直未能得到長足的發展，而且也不好說它在將來壹定會成為勞工經濟的主要形態，我們姑且把它稱之為勞工經濟的特殊形態。

5、勞工經濟的宏觀延展形態：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與社會再分配

在勞工經濟的第二階段即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階段，對於勞工有利的、積極的制度要素出現並發揮作用了，工會法、勞動法、社會保險法等等壹系列保護勞工權益的法律相繼出臺，政府和法院也會做出比較公正的仲裁和判決；在勞工經濟的高級階段，工人和工會也得到了關於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勞資共決、利潤分享、職工持股等等方面的政策和法律的支持。除了立法層面和司法層面的國家幹預外，各民主國家在行政層面，由政府制定和實施了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和社會再分配政策。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包括積極的勞動力需求政策、供給政策、中介政策、就業保護政策和價格保護政策，引導和幹預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使之發生有利於勞動者權益的變化。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的實施與國家在整個社會層面上進行的第二次分配，進壹步增加了勞工的經濟收入、改善了勞工的經濟狀況、提升了勞工的經濟權益，並因此而緩和了勞資矛盾、縮小了貧富差距，這兩個方面的成果，又反過來加強了勞工的勞動力市場主體和市場經濟主體的地位和能力。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把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和社會再分配，稱之為勞工經濟的延伸和擴展形態。



社會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



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經濟模型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的基本模型則是“社會市場經濟”。如果說，原子化勞動力市場和個別化勞動關系構成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體系和模型的壹部分的話，那麽，勞工運動的推動，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的實現，以及工人參與管理、勞資共決、人力資本、勞動產權等勞工經濟形式的出現，就把整個市場經濟提升到了“社會市場經濟”階段；這些勞工經濟形態不是否定了市場經濟，而是使市場經濟達到了更高的發展水平。社會市場經濟繼承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合理內核，糾正了其不合理的部分，使市場經濟變得更為公正合理了。



壹、社會市場經濟修正了自由放任經濟的經濟人完全競爭假設



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模型是用抽象分析的方法得到的。應該承認，對紛繁復雜的市場經濟現實進行抽象和還原，找出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素並且用數學模式精確地表達出來，的確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壹大貢獻，這被稱之為“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但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抽象分析的終點應該是具體綜合的起點，在綜合的過程中，以前被抽象過濾的東西應該重新納入到思維的具體運動之中，這樣才能對現實的經濟運動有壹個全面的把握。抽象的模型與其說是壹個現實存在，不如說是壹個理想的目標，把抽象模型當成現實存在本身，矢口否認壹切與這個抽象模型不壹致的現象（比如剝削、不正當競爭、暴力和欺詐、權力尋租等等），是思維懶惰的表現。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應該進展和上升到對人類集體行為的綜合把握。事實上，除了古典自由主義、新古典主義、新自由主義之外，同樣肯定市場經濟的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就不再迷戀和停留於抽象的市場模型和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了。

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市場經濟並不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也不是突然在某壹天降臨人間的，而是從歷史深處，掙脫自然的、血緣的、部落的、地方的、等級和身份的、暴力和權力的、民族和國家的種種限制和束縛，壹步壹步地生長起來的，毫無疑問的是，第壹，在這個過程中，上述那些歷史元素與市場經濟剪不斷、理還亂地糾纏和交織在壹起，使得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想模型至今也沒有得到完全的實現；第二，市場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也需要得到新的政治法律社會制度的支持和保護，沒有這種支持和保護，市場經濟早就死了，共產極權主義就壹度把市場經濟搞死了。與自由主義經濟學不同，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或社會市場經濟學，把市場經濟理解為壹個復雜的歷史演化過程，特別重視市場經濟的制度環境，在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與方法論的集體主義之間，找到壹種使集體個人化和個人集體化來回往復地進行的中間方法，建立了社會人競爭合作的新的理論模型。



二、社會市場經濟改變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動力機制和追求目標



自由市場經濟以自私自利的個人為原點，以個人利益、收入、利潤和物質財富的最大化為經濟活動的唯壹目標，這固然大大激發和解放了人們的自主性、積極性、創造性，使生產力得到極大的發展，使物質財富得到迅猛的湧流，但同時也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誘發和釋放了普通人在過去時代被等級制共同體的法律、道德、禁忌、習俗所壓抑和控制的人性之惡，於是，大量非生產性、侵略性、攻擊性、破壞性、霸占性、欺騙性的斂財方法和手段，也加入到生產性的投資、經營、勞動過程中去，使財富的占有和分配出現嚴重的不公平和劇烈的兩極分化，由此而引起尖銳的社會沖突和驚人的道德淪落，所有這些，反過來危及到市場經濟正常進行所要求的基本秩序和規則。少數人貪欲的滿足和巨額財富的積累，不足以構成市場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機制，具體表現為需求不足、市場萎縮和生產過剩，表現為周期性經濟危機的不斷爆發。

社會市場經濟當然承認自私自利的必然性，當然承認個人追求利益、收入、利潤、物質財富的合理性，但同時也意識到了他私他利的必然性，因而主張自利利他、己他兩利的個人才應該成為經濟生活的原點，並以個人利益、收入、利潤、物質財富的較大化作為經濟生活的主要動力機制和追求目標。這裏出現了兩大變化，壹是最大化變成了較大化，二是唯壹目標變成了主要目標。所謂較大化，就是給同樣追求經濟利益的他人留下機會和空間，而不是無限擴張、贏家通吃，從正和博弈角度來看，讓更多人進入分工和協作、競爭和合作，而不是少數人獨占和壟斷，會取得更大的宏觀經濟效應，所以較大化其實比最大化更能夠推進整個經濟的發展；所謂主要目標，就是即使那些不直接參加政治、文化、社會公益活動的經濟人，也不應該把經濟利益最大化作為唯壹目標，因為經濟領域本身也存在合作、均衡、可持續發展和公平正義的問題，這些都需要經濟人對自己的行為加以限制，再者，每個人都不是完全的經濟動物，都具有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非經濟需要、非物質需要，當物質需要、經濟需要的滿足與這些更高級需要的滿足出現沖突的時候，理應做出適當的折中與平衡，這樣才能獲得壹種更為人道、更為健康、更為平靜、更為幸福的生活。



三、社會市場經濟扭轉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中嚴重失衡的勞資關系



社會市場經濟以集體化的市場交易和生產要素的集體定價機制，揚棄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個體化的市場交易和生產要素的個別定價機制。

在自由放任市場經濟階段，生產要素之間，特別是資本和勞動這兩個最主要的生產要素之間，處於壹種個別的交易和壹對壹的討價還價狀態，但是，在這壹階段，其實只有資本家和企業的自由，而沒有勞動者的自由，原因恰好在於，這時只有資本家和工人壹對壹的外觀，在這壹外觀之下，其實資方已經形成了壹個由老板、管理人員、保安人員構成的高度組織化的集體，並且壟斷了財產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收入分配權，甚至還得到了國家政權的保護和支持，而工人則是壹個壹個孤獨的個體，他哪裏有什麽條件與資方進行平等的討價還價呢？如果資本家對他說：“妳和我是自由而平等的，妳不願意在我這裏幹，妳完全可以到別處幹，我是決不會強留妳的！”這也絲毫不會改變勞動者實質上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因為等待他的別處，也是壹個又壹個高度組織起來的資本集體。以組織起來的資本集體對付壹個又壹個分散的勞動個體，後者當然只能是挨宰的羔羊了，這難道是公平的嗎？工人們逐漸意識到了他們受剝削和壓迫的原因，於是開始團結和組織起來，經過長期的抗爭，終於獲得了結社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這些集體性勞工權利和討價還價的手段。

於是通過集體談判簽訂集體勞動合同就取代通個個體談判簽訂個別勞動合同而成為主要的勞動力定價機制。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高呼，工會壟斷了勞動力供給，破壞了勞動力的流動和競爭，破壞了自由市場機制，降低了市場效率，他們也不想想，工人不過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壟斷反制壟斷、以集體力量反制集體力量而已，勞資之間集體談判不僅沒有破壞自由平等的市場競爭，反而是使這壹原理得到真正的實現。其實這跟商品交易中的團購是壹個道理，工人以壹個集體去團購資方出售的就業機會，並不違反公平交易的原則，這是對資方過去以壹個集體去團購工人分散的勞動力的壹個抵消；以團購對團購，扯平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就這樣升級為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市場經濟”這個概念雖由西德首創，其實已經在歐美存在和發展上百年了，並且成了歐美市場經濟的主流。市場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只是其組織形式和運行機制不同了而已，社會市場經濟仍然與計劃經濟和國家統制經濟有原則的、本質的區別。自由主義經濟學把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看作是壹個擾亂市場經濟的外生變量，而不是壹個推動市場經濟更好發展的內生變量，是違背整個歷史事實的。正是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力量的不斷壯大，從經濟體系內部改變了勞資關系的嚴重失衡狀態，實現了勞資雙方比較平等和均衡的博弈。



四、社會市場經濟逐步縮小了自由放任經濟的適用範圍



最初，自由放任經濟的範圍幾乎是沒有邊界的，與“經濟”這個概念的外延幾乎是重合的，舉凡以滿足人類物質需要為目的、追逐物質財富的經濟活動，都被納入到私有制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的範疇，甚至壹些非物質需要如安全需要、教育需要、文化需要的滿足，也是通過私有財產和市場交換這壹絕對中介來實現的，最明顯的是，社會以及作為社會之代表的國家並不提供能夠平等地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的養老、失業、工傷職業病、醫療、生育、居住、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最低需求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並不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所有這些需要都必須由公民個人花錢購買來滿足，沒有積蓄的人，這壹切需要都不能得到滿足，於是出現老無所養、流浪乞討、露宿街頭、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讀不起書、住不起房等等大規模的、駭人聽聞的貧困和人道災難。人權和公民權利只限於財產權、人身權、信仰和言論自由、政治權利，不包括平等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

這種情況來源於把人等同於原子化的經濟人的假設，而不是把人當成是社會人。作為社會人，人的有些需要的確必須和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滿足，但也有壹些需要本身具有社會屬性，必須和只能以社會的、公共的方式才能得到滿足。勞工運動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意識到了這壹點，於是主張從私有私營經濟和自由放任市場經濟中劃出壹部分來，作為公共經濟、社會經濟得到相對獨立的發展，為所有社會成員尤其是在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的公民，提供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職業病保險、醫療保險、生育保險、住房公積金、義務教育、職業教育、公租房和廉租房、公共文化設施等等公共產品和服務。社會市場經濟並不是要壹舉否定私有私營經濟和自由放任市場經濟，而只是限定其範圍和邊界，同時也把市場機制引入到公共經濟和社會經濟之中，按照投入產出原則、效益原則、自由平等競爭原則進行運營，區別只在於它們不以個人經濟利益或私人利潤的最大化作為主要目標，而是以社會公益的最大化作為主要目標。



五、社會市場經濟加強了整個社會對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制約力量



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是壹個自洽自足的體系並且把市場經濟原理推廣到壹切人類生活領域，而社會市場經濟學認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處於相互依存的關系之中

自由主義經濟學其實主張壹種經濟決定論，壹是認為市場經濟自洽自足，是人類社會的原型，二是認為其他壹切社會領域都是從市場經濟中生長出來的，都可以或應該受經濟規律的支配。因此自由主義經濟學有壹種強烈的知識沖動，渴望用市場經濟原理去解釋和規範其他壹切社會領域，這被人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或“經濟學殖民主義”。本來，用經濟學方法去解釋其他社會領域，是有壹定價值的，往往能夠得出意想不到甚至振聾發聵的發現，比如布坎南等經濟學家創立的公共選擇理論、憲政經濟學、法律經濟學、非市場行為經濟學，其可圈可點之處就有很多。但許多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走得太遠了，以至於跨出了經濟學的邊界，把經濟學搞成了壹種包打天下的學科。其實，對政治法律等非市場行為的經濟分析的價值，在於幫助人們節省這些領域的資源、降低這些領域的成本、提高這些領域的效率，但不可能用經濟分析取代這些領域自身的邏輯，用經濟學取代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倫理學甚至哲學等等人文社會科學。自由主義經濟學為了保持其學科模式的純粹性，更否認政治、法律、倫理、意識形態等等對經濟領域的滲透和內化，否認其它人文社會科學對經濟學發展的價值和貢獻。

“無形之手”或市場自發的調節力量的確是存在的，但絕不是萬能的，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和失靈的方面，這時單憑市場自發的力量是很難解決問題的。當然可以說，損人利己從長遠來看是不可持續的，是與市場經濟的本性背道而馳的，但問題在於，如果不以人類有意識的、積極的努力去糾正市場出現的問題的話，病入膏肓的市場經濟是不會自動康復的。於是就需要“有形之手”的介入。“有形之手”主要有三種：第壹種是工人作為另壹個市場主體，團結和組織起來與資方進行面對面的集體談判，這種勞資雙方都在場的直接博弈，當然是有形的、自覺的，而不是無形的、自發的；第二種是社會（包括社區、社團、消費者、知識界與輿論界等等）的介入，以社會運動的方式制約企業和資本的力量，就是社會學家波蘭尼所說的，社會有權利保衛自己不受市場的侵害；第三種是那些在市場中受損的階級和階層，通過政黨政治和議會政治對國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施加影響，對資本和市場進行具有強制性的監管和限制。“有形之手”的調控當然不應該剝奪資本的合法權利和市場對資源的基本配置，但對“無形之手”的盲目崇拜真的是有百害而無壹利。社會市場經濟學承認經濟領域的缺陷，承認非經濟領域對經濟領域的深刻影響，承認社會力量對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制約，這些制約，包括思想、學術、文化、意識形態的批判，工會運動和合作社運動的強有力制衡，勞工政黨力量、社會黨國際和國際勞工組織的幹預，立法、執法和司法的規制，綠色環保運動、女權運動、少數族裔民權運動、消費者運動、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抗爭和影響，它們壹起發力，迫使仍然包含相當多不公正因素的自由放任市場經濟，轉化為更為自由、平等因而也更為公正的社會市場經濟。

第三章 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學



社會學是壹門研究個人社會化和社會個人化、個人與社會相互關系的學科。所謂個人社會化，是指社會環境持續不斷地滲透到個人的形成和成長過程之中，影響、塑造以至決定個人成為什麽樣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個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個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所謂社會的個人化，是指無數個人從自己的需求和個性出發，積極主動地改變社會關系和社會環境並使之適應和促進個性的發展。作為社會學大師，馬克思其實已經認識到，壹方面，任何個人都是現實的個人，壹出生就受制於他不能夠任意選擇的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另壹方面，任何社會環境又都是由個人來改變的；環境改變人，人也改變環境，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壹致，只能被看作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當代社會學家、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吉登斯在150多年以後繼續把這壹思想作為自己的社會學體系的基本原理：社會學的任務，正是要研究社會對我們的塑造與我們對自己的塑造之間的聯系；我們的活動既在塑造著我們周圍的社會世界的結構或其面貌，同時又在被社會世界所塑造；在社會學中，社會結構是壹個重要概念，它指的是我們生活的社會背景不只是事件或行動的隨機分類，而是以各具特色的方式被賦予結構或模式；我們的行事方式，我們彼此之間的關系，都存在著規律性，但是社會結構不同於物理結構，比如壹棟建築，後者獨立於人的行動而存在；人類社會始終處在結構化的過程中，每時每刻都在被構築社會的“壹磚壹瓦”——也就是妳我這樣的人——重新構造。

依照這樣的社會學觀念，就會形成兩個概念系列：個人的社會化—社會分工—社會結構—性別和家庭—群體和組織—階級和階層—種族和民族；社會的個人化—個人行動—集體行動—階級鬥爭與階級合作—社會運動—社會流動—社會變遷。這裏只討論上述問題中的幾個問題。



社會分工與社會結構



勞動分工與社會分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勞動分工指人類物質資料生產先後經歷的幾次分工：農業從采集業中分化出來、畜牧業從狩獵業中分化出來、手工業從以上各業中分化出來、商業從以上各業中分化出來、大工業從農業手工業商業中分化出來。社會分工則是指某些社會實踐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壹是生產資料的經營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二是精神文化生產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三是社會公共管理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正是勞動分工所帶來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範圍的擴大和復雜性的增加，內在地產生了對專門的資產經營、精神生產和社會管理的需要，而這些專門的實踐活動壹旦分化出來，便得到獨立的發展，並且反過來推動勞動分工的進壹步發展。可以想象，如果沒有這種社會分工，人類至今還會停留在原始狀態。

1、物質資料生產分化為生產資料的經營活動和勞動活動，是壹種歷史的必然和進步

投資或資產經營活動原來是與勞動活動直接合壹的，後來從勞動中分化出來，在勞動過程之先和旁邊，為勞動過程準備、組織、籌集、整合材料、工具、資金等客觀生產條件。這樣壹種分化大大地促進了生產力和生產效率的提高：第壹，它滿足了生產資料的生產應該優先於生活資料的生產的客觀要求，由專門的人對生產資料進行專門的經營管理無疑比由勞動者直接進行的壹般性的經營管理，更能夠使稀缺的生產資料的效益和功能最大化，也更能夠促進生產資料品質的改進和提高；第二，對生產資料的相對集中化的經營管理比單個勞動者所進行的分散的經營管理，更能夠擴大物質資料生產的規模，增進人類改造自然的廣度、力度和深度。

弗蘭克·奈特比較準確地指出了投資活動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社會進步的所有形式本質上都是通過當前消費的犧牲或‘投資’來增進生產力的發展：（1）將現在物品投資於創造新的設備物品；（2）投資於發現和開發新的自然資源；（3）投資於發展自己的個人才能（或在某種程度上發展他人的才能）；（4）投資於技術發明；（5）投資於改進企業組織；（6）投資於創造新的社會嗜好和欲望。”從本質上說，投資活動是每個人都應當做的，只不過在壹定歷史時期，由壹些人專門去做比每個人分散而低水平地去做，更具有經濟合理性，因此也必然出現投資與勞動的分工而已。

生產資料的經營與勞動的分離，同時也意味著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與勞動者的分離。所有者和經營者雖然人數少，但卻處於物質資料生產體系的高端和頂層，控制著物質資料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全過程；勞動者雖然人數眾多，卻處於物質資料生產體系的低端和底層，不得不接受所有者、經營者的領導、支配、控制和指揮。

2、精神文化生產從物質資料生產和勞動中分化出來，是壹種歷史的必然和進步

人類勞動不同於動物活動的重要區別就在於人類勞動具有理性和精神性，具有意識和目的，它們被語言、符號、象征等等表達出來並因此而把各個勞動環節整合起來。在勞動生產力低下、每個人不得不用幾乎全部力量和時間進行勞動才能維持生存的情況下，勞動的智力因素的積累和發展是極其緩慢的。只有壹種方式可以較快地提高勞動的水平和整個人類的發展程度，那就是把分散在整個社會的不多的剩余財富和自由時間集中起來，讓壹部分人專門去發展人類的智力和精神文化。我們設想壹下，如果歷史上沒有出現這種社會分工，人類現在的情形會怎麽樣呢？壹定與原始人類相去不遠。

精神文化生產與物質資料生產的分離，同時也就意味著知識分子與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經營者以及與勞動者的分離，其中知識分子與勞動者分離最遠，因為知識分子直接依賴於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對生活資料的分配，而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也比勞動者更需要知識分子的幫助，於是兩方面結合得非常緊密。因為在勞動者與知識分子之間隔著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兩者之間的聯系就比較間接和比較少，勞動者從人類精神文化發展中得到的益處也比較間接和比較少，這無疑不利於勞動者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加劇了他們的弱勢地位。

3、社會公共管理從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中分離出來，是壹種歷史的必然和進步

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的發展，帶來了經濟規模的擴展、經濟交換和社會交往範圍的擴大、社會成員的增多、社會層級結構的復雜化和社會沖突的經常化，於是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資源的管理和分配、公共設施的建設等等超越私人、家庭和地方範圍的問題便產生了，客觀上要求由專門的社會管理機構來治理和解決。如果沒有國家政權等公共管理機構，不僅公共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即使是私人之間的爭端也會缺乏權威的裁決者。

社會公共管理從私人生活中獨立出來，同時也意味著政府官員與社會成員的分離。在勞動者、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知識分子等社會成員中，毫無疑問，勞動者離政府和政府官員最遠，受到公共權力的保護和眷顧最少，政治地位最低，政治力量最弱。

總的來說，三種社會分工形成了三個新的社會集團：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知識分子、官員，這三個集團分別掌握較多的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政治資源，都是比較強勢的社會集團。這三個集團又是互補的和互通有無的，自然而然地形成壹種利益同盟，共同構成為整個社會中的主導階級。與此同時，勞動者雖然人數眾多，但不論是作為群體還是作為個體，都只擁有較少的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政治資源，他們便構成為整個社會中的被主導階級。



二、對抗性社會結構的形成



如果說社會分工的客觀必然性對勞動者社會地位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那麽統治階級和強勢社會集團對勞動者的掠奪、剝削和摧殘就是完全不能得到辯護的。社會分工固然要求並壹定會造成社會分層和利益差別，但並不會也絕不要求壹種兩極分化、兩極對立的社會結構。正是強勢社會集團對勞動者貪婪無度的掠奪、剝削和摧殘，才會使主導階級與被主導階級之間的差別演變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之間根本的對立和激烈的對抗。

應該說，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基於和表現了人的善性和優良本質力量的發展，然而，為什麽基於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的社會分層變成了對抗性的社會結構呢？原來是因為人的惡性和惡劣本質力量也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關鍵的作用。本來，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知識分子、官員由於在社會分工中占有較高位置、做出較大貢獻而得到較多權益（財富、權力、聲望），具有正當合理性，也是勞動者能夠理解和接受的。遺憾的是，無數歷史事實和歷史經驗表明，強勢社會集團從來不滿足於其所得到的正當權益，而是無壹例外地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對經濟、政治、文化的控制權謀取不正當的權益，為此不惜大量使用暴力和詐力。

暴力是對生命和財產等目標物的強制、威脅、攻擊、傷害、毀壞力量，是壹種與生產力和創造力性質相反的力量。詐力是用欺騙、偽裝、訛詐、陰謀等不道德方法達到目的的工具理性，也具有反生產性和反創造性。暴力和詐力不僅在現代社會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原始和古代社會，它們甚至是起主導和決定作用的力量。

在人類的野蠻和蒙昧時代，氏族之間、部落之間、部落聯盟之間的戰爭非常頻繁和血腥，攻擊另壹個群落就與攻擊其他的野獸壹樣是壹種狩獵活動，是原始人主要的勞動和生產方式。進入“文明”時代後，其他人不再被當作狩獵的對象和食物來源，但使用暴力強迫他人為自己勞動或直接奪取其他人的財產、通過戰爭搶劫其他民族的財產，仍然是壹種經常性的行為。而且，雖然暴力的程度和範圍有所控制，但另壹種邪惡的力量——詐力，卻得到極大的發揮，不僅在暴力活動中得到利用（如兵法），而且在非暴力活動中也得到廣泛使用（如經濟、政治和文化陰謀）。

暴力和詐力的結合成倍地增加了它們分別起作用時的力量，以詐力為指導的暴力和使用暴力的詐力具有強大的攻擊力和戰鬥力，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和殺傷性。由幾個富有詐力的壞人和壹小群亡命之徒組成的小集團，可以控制和奴役、剝削和壓迫數量上超過他們幾十成百倍的善良的勞動群眾。

暴力和詐力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它們參與所有權的劈分，參與產品的生產、交換和分配，參與政治決定過程和文化生活過程，參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經濟上的壟斷無不以政治權力（合法的和有組織的暴力）為支持和保護，而所謂文化，其中包含有多少有意無意的欺騙，包含多少狡智和詐力啊！



階級分化與階級矛盾



壹、階級劃分和階層劃分的依據



1、階級與階層

從個體主義、個人主義的基本預設出發，自由主義的社會學是否認階級存在的，而只承認階層的存在，並且認為階層之間沒有固定的界限，而處於不斷的上升與下降的流動過程之中。與此相反，早期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列斯毛主義則強調社會是劃分為階級的，而且是劃分為兩個對立的階級即富有階級與貧窮階級、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階層只是階級內部的不同層次以及階級之間的過渡層次，如奴隸主階級包括大、中、小奴隸主，貴族地主階級包括大、中、小貴族地主，資產階級包括大、中、小資本家，與此相反，奴隸階級、農奴農民階級、工人階級內部也存在若幹階層；奴隸主階級與奴隸階級之間存在自由民，貴族地主階級與農奴農民階級之間存在手工業者和小商人，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存在小業主和自由職業者。當然，後者也認為階級最終應當被消滅，階層劃分將會取代階級劃分，而按需分配的自由人又將取代階層劃分。

社會民主主義社會學處於兩者之間，壹方面承認在很長歷史時期存在著階級的劃分以及階級矛盾和階級對立，另壹方面，又承認個體差別和競爭的永恒性以及形成壹定階層分化的必然性，不指望人類的終點或理想是無層次的、均勻的個人自由狀態；壹方面，階級的確具有鮮明的界線和對抗性，另壹方面，階級也不是從來就有，而是從階層演化而來，並將重新回歸到階層。社會民主主義不以個人分析、階層分析替代階級分析，也不以階級分析替代個人分析、階層分析，而是同時承認階級分析、階層分析、個人分析的有效性，既正視現實存在的階級差別、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又承認階級之間通過個人和階層而實現的共通性與相互滲透和轉化的可能性。

階級分析法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專利，在馬克思之前、之外、之後，都有人承認階級的存在，區別在於，馬克思過於強調階級分析而相對忽視了個人的、家庭的、階層的、性別的、民族的等其他角度和層次的分析，而列斯毛主義則把階級分析誇大成為唯壹的社會分析方法，以階級性取代個性、階層性和人類共性，並進壹步將階級性上升為黨性。社會民主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則在個人、階層、階級、社會、人類的遞進結構中確認階級的存在、階級的歷史性和階級分析的重要性。每壹個人，既是壹個個體，也是家庭成員，社區、社群、階層成員，階級成員，社會、民族、國家成員，人類成員，階級歸屬曾經在個人的多種身份、多種角色中占有顯著的位置，但不是他唯壹的存在方式，他的各種存在方式是相互連接和相互滲透的。

2、階級和階層的劃分依據於多種因素的組合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流派，最初僅僅以是否擁有和擁有多少生產資料即嚴格意義上的財產，作為劃分階級和階層的唯壹標準，它決定了人們在生產過程和生產關系以及整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這壹標準後來被其他社會學流派放寬了，首先是勞動能力、生產經營管理能力、技術等其他直接生產要素，即“市場能力”、“職業”以及相應的“收入”，和財產壹樣也是“經濟資源”，也是階級和階層劃分的依據；隨後，權力、政治地位、社會網絡等“政治資源”，聲望、教育程度、知識生產力等“文化資源”，也被列入到階級和階層劃分的依據之中。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分層方法，不是單壹因素的壹元論，也不是多種因素並列的多元論，而是包括經濟資源、政治資源、文化資源在內的多因素組合論，不是壹個因素決定階級的構成，而是壹簇因素決定階級的構成，其中哪壹種因素占主導地位，在不同歷史時期是不壹樣的。



二、階級和階層結構的演化



1、古代社會的等級：以政治資源為主要依據的垂直的階級構成

在原始古代，人的本性，包括善性與惡性、生物性與創造性、個體性與社會性，都處在未展開的狀態，人們高度依賴於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食物來源，采集和狩獵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對土地以及附著於其上的自然資源的共同占有成為生存的必要條件，因此血緣集團內部還沒有出現階級的分化。進入農業和畜牧業時代，對自然界提供的直接生活資料的依賴降低了，對自然資源的加工改造程度提高了，生產工具和個人勞動能力的作用提高了，如果人性本善，那麽隨著創造性和個性的發展，理應出現以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占有為依據的社會分層，然而，由於人性之惡也被釋放出來了，暴力和詐力也加入到了物質資料的生產、交換和分配過程，於是出現了以暴力、詐力、權力支配經濟生活的垂直社會分層，這時候的階級，史稱等級。

等級，也屬於廣義的階級範疇，比如奴隸主階級、奴隸階級、貴族領主階級、農奴階級，但它們主要不是依據經濟資源標準劃分的，而主要是依據政治資源標準劃分的，表現為自上而下的強制服從關系。建立在以血緣種族關系為主要紐帶組成的暴力和權力集團控制整個社會的等級制，可以稱為奴役等級制度，包括種姓制和奴隸制；建立在以個人結夥為主要紐帶組成的暴力和權力集團控制整個社會的等級制，可以稱為封建等級制度，包括領主封臣制和農奴制。兩者都是上下尊卑不可移易的等級制度，只是統治和控制的方式和程度有所區別而已，壹般而言，封建等級制度相對於奴役等級制度，無論是在統治階級內部還是在對被統治階級的關系上，都允許較多壹點個性和自由的存在。

2、工業社會的階級：以經濟資源為主要依據的橫向的階級構成

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主要區別在於：

（1）生產力中物的因素（土地等自然資源因素）的作用進壹步降低，人的因素（生產工具——本質上是人的科學技術的物化——和勞動力）成為主要的生產力；農業和畜牧業生產嚴重依賴於自然條件和動植物生長節律，產出少而且不穩定，工業生產則是對自然元素進行人工組合，不受自然條件的直接制約，產出量極大而且相當穩定，它依賴於生產工具的不斷改進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依賴於人類主體性和人類自由的發展。

（2）在農業文明中，個人受到血緣、地方和政治共同體的嚴厲約束，即使個性得到壹定的發揮和發展，也只能收到很低的回報和產出，工業文明的發展則要求和驅動個人的發展，促使個人做不厭其多的發現、發明和創造，促使個人在各個方面、各個角落、各個層次開發、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它依賴於個體主體性和個人自由的發展。

（3）農業文明所得的產出和財富很有限，對有限的物質財富的爭奪就十分激烈，暴力和詐力以及作為兩者體制化的政治權力，就成為控制財富分配的最主要力量，戰爭、搶劫、剝奪等非生產性的冒險活動所獲得的報酬（血酬），高於生產性的勞動、經營、交換活動所獲得的報酬（工資、利潤和地租），這種情況在工業文明中得到根本改變，生產性活動、自由平等的競爭相對於帶有強烈攻擊性和破壞性的以命相搏，所冒的風險低得多而所得利益又高得多，而且生產性活動客觀上創造了無限的財富，非生產性活動最多只不過是轉移財富，於是整個社會形成了崇尚和平生產、反對暴力搶奪的經濟文化觀和經濟價值觀。

由於這三個方面的原因，農業文明和古代社會以政治資源為主要依據的垂直的階級構成，就向工業文明和近現代社會以經濟資源為主要依據的橫向的階級構成轉變：

第壹，新的階級構成是以經濟資源即以物質財富的生產、經營、交換為主要依據的，暴力、詐力、政治權力這壹構成性因素依然存在，但不再占主導地位。

第二，新的階級構成是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私有制為前提、通過市場經濟即獨立個體之間的平等交換實現的，雖然統治服從關系和奴役等級制度仍然在壹定程度上存在，但自願交易關系和自由平等制度開始占據了主導地位。

第三，新的階級構成是圍繞著資本和勞動這兩個最基本的生產要素的關系橫向展開的，雖然開始時，由於資本與經營管理要素或企業家才能以及科學技術要素綁定在壹起，由於資產階級壟斷了企業財產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因而資本對於勞動還保留了垂直統治和控制的特征，但資本與勞動的結構性依存互補的關系，使得資本的單邊壟斷優勢難以為繼，勞動要素的聯合對資本要素形成了強有力的制約，促使勞資關系由垂直結構向橫向、平行、對等結構轉化，這種新的結構隨著勞動者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決策以及勞動者的技能和人力資本的提高而得到鞏固和加強。

3、後工業社會的階級結構開始向階層結構轉變

後工業社會或後現代社會，又叫做知識經濟、信息經濟社會，知識生產力、知識勞動力取代生產資料成為最主要的生產力和生產要素，這是經濟社會向人本社會、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過渡階段，是階級區別、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逐漸消亡的社會，取而代之的將是由不同範圍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組成的階層社會。工業社會的階級結構，盡管是橫向競爭的、形式上和法律上自由平等的，但還是存在著各階級在財富占有量、經濟控制力、社會地位和文化影響力上等方面的明顯區別，存在著階級之間明顯的邊界。由於經濟必然性、經濟決定論、經濟價值觀的慣性，最初，知識生產力的高低、知識勞動力所有權或知識產權的大小，會直接影響到物質財富、經濟利益的分配，會形成經濟資本、政治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之間的兌換和聚合，會導致很嚴重的階級分化。不過，隨著需求和人格結構的重心由生存取向朝發展取向的轉移，隨著物質價值觀向精神價值觀的轉換，隨著知識的生產、精神文化的創造、個性的自由全面的發展成為生活的第壹需要，成為目的本身，壹種更加自由和平等、更加多元和互補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結構將會逐步形成。與物質生產和經濟競爭不同，精神生產和文化創造，具有無限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容得下所有人個性的發展，不可能形成贏家通吃、輸家全無、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格局，每個人都可以在相同的經濟條件與社會背景上，在各自的位置和方向獲得自己的成功和自我實現，形成“高文化階級”、“中文化階級”、“無文化階級”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當“文化資源”終於成為社會分層的主要標準時，階級的對抗性就消失了，階級就轉化為階層了。



三、階級鬥爭與階級合作



垂直的階級結構的壹個顯著特征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階級鬥爭貫穿始終；階級之間會有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會有妥協和休戰，但不可能基於共同利益追求的合作；鬥爭的結果通常是兩敗俱傷，讓位於新的階級階級統治。與此不同，在橫向的階級結構中，固然存在著階級鬥爭，但也存在著階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承認階級鬥爭，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專利，在馬克思之前、之外、之後，也都有人承認階級鬥爭，馬克思的問題在於過於強調階級鬥爭，而忽視了階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列斯毛主義則把階級鬥爭誇大為社會歷史進步的唯壹動力。社會民主主義認為，單純的階級鬥爭，並不能消除長期困擾人類的奴役等級制度，並不能實現垂直的階級結構向橫向的階級結構的轉型，只有階級鬥爭和階級合作同時發力，只有鬥爭性合作和合作性鬥爭，才能夠實現階級之間的負和博弈、零和博弈向正和博弈的轉化。

1、資本與勞動的平等競爭關系

資本與勞動的初始關系，也是壹種對立大於統壹的關系，那時，資本是資本家所占有的生產資料，而勞動則是指直接生產的勞動者即典型意義上的產業工人、監領工人的勞動力，壹種以運用體力和簡單生產技能為主的勞動力。由於資本的相對稀缺和勞動的相對過剩，由於資本掌握著經營管理並支配了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運用，相對於除了簡單勞動力之外壹無所有的工人階級而言，資產階級占有強勢和優勢的地位，勞資沖突和階級鬥爭自然就成為常態，而勞資雙贏和階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則被遮蔽了。

然而，在工業文明中，資本與勞動實際上是壹種橫向競爭而不是垂直榨取的關系，這與農業文明中土地與勞動的關系有本質的區別。誠然，土地和勞動也是壹種對立統壹關系，雙方誰也離不開誰，但雙方只有壹種最低限度的統壹，這種統壹是以土地所有者對勞動者的垂直控制和統治的方式實現的。首先，土地是第壹生產要素，而勞動只是對土地的簡單加工，生產成果主要依賴於土地本身的自然產出率，兩者在生產過程中的客觀地位是懸殊的；其次，農業的產出是很有限的，數千年間沒有顯著的增長，僅供全社會成員勉強維持生存而已，在這種情況下，對土地及其有限產出的爭奪就變得極其激烈和兇狠，只有憑借暴力和詐力才能在這種爭奪中獲勝，於是奴役等級制度和垂直階級結構就成為維持土地與勞動之間的最必要的依存關系的先決條件。

工業文明的發展促使早期不平等的勞資關系向平等競爭的勞資關系轉化，這是因為，第壹，在工業生產過程中，土地生產要素的權重大大下降，而生產工具和勞動力這兩大生產要素的地位大大上升，在結構上，先進的生產工具和運用先進生產工具的勞動力兩者缺壹不可、同等重要，之所以資本率先取得優勢地位並控制和剝削勞動，那不是因為勞動不重要，而是因為掌握資本的少數人以組織成為企業的方式強化了資本的重要性，而只擁有勞動力的大多數人是分散的、無組織的，沒有力量對資本形成反制並達到雙方力量的均衡；第二，勞資力量的結構性失衡是無法持續的，因為資本是動產，是競爭性、擴張性和不斷創新的，這不僅直接依賴於勞動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而且依賴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的不斷提高，否則整個工業體系和市場經濟體系就會崩塌；第三，最為重要的是出現了資本與勞動各自向對方滲透和轉化的趨勢：

（1）勞動向資本演變。勞動由以體力勞動為主轉向以復雜勞動為主，復雜勞動、知識勞動在物質生產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知識、技術、才能成為大部分新增產出、物質財富和利潤的主要來源。在這個意義上，知識、技術、才能具有了資本的基本特征，並且對物質資本有日益強大的替代功能和替代效應。

（2）資本向勞動演變。由於知識、技術、才能具有潛在的和現實的經濟價值，國家、企業、家庭和勞動者個人紛紛向人力資源的開發、教育、科技領域投資，於是，物質資本大規模地向勞動者身上轉化。自20世紀初以來，尤其是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勞動者身上積累了巨量的人力資本。

（3）由於人力資本這壹中間物的出現和壯大，勞動與資本由對立走向統壹，兩者結合為壹個新歷史合題、新的統壹體：“勞動化的資本”或“資本化的勞動”。對於理解勞動與資本這種新的歷史關系具有十分關鍵意義的環節是：復雜勞動、知識勞動就等於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兩者是同壹個東西，只不過從勞動和資本不同的角度加以不同的稱呼而已。

2、負和博弈、零和博弈和正和博弈

可以把階級對立性完全壓倒階級同壹性、階級鬥爭壓倒階級合作、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及其同歸於盡的結局，稱之為階級之間的負和博弈，表現為數學公式就是1+1＜2。歷史上的確出現大量的負和博弈現象，比如在古代中國，每到王朝末年，必定會爆發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將對方趕盡殺絕的大規模的暴力沖突，導致人口大幅度減少，文明大踏步倒退。

可以把階級對立性大於階級同壹性、階級鬥爭大於階級合作、壹方之所得是另壹方之所失的結局，稱之為階級之間的零和博弈，表現為數學公式就是1+1=2，就是說，博弈的結果沒有出現增長，只是雙方數量的簡單相加，壹方的多得來自於另壹方的少得，而總和是不變的，比如1.5+0.5=2。在和平穩定時期的垂直型階級結構中，通常會出現這樣壹種階級博弈，在早期的橫向型階級結構中，也會部分出現這樣的階級博弈。

可以把階級對立性與階級同壹性達至平衡狀態、階級鬥爭與階級合作形成合理張力、雙贏共榮的結局，稱之為階級之間的正和博弈或合作博弈，表現為數學公式就,是1+1＞2，博弈的結果不是雙方數量的簡單之和，而是出現系統大於要素的簡單相加的乘法效應，壹方多得另壹方也按公平比例多得，總和則是不斷增長的。在橫向的並趨於自由平等的階級結構中，這種博弈會成為常態。

社會民主主義當然堅決反對和防止階級之間的負和博弈，批評和限制階級之間的零和博弈，主張和推動階級之間的正和博弈。



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



壹、古典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



眾所周知，在早期工業經濟時代和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構成兩大基本階級，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是兩個衰退的階級，並且分別轉化為農業資產階級和農業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還存在壹個過渡的階層或中間階層（根據它更接近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而言，或者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各自不同的角度出發，可以把它稱為“半無產階級”或“半資產階級”），它是由自耕農、小業主、小商人、自由職業者（如獨立開業的醫生、律師；自由撰稿人、經紀人等等）等許多群體組成的，他們是以自己資本為基礎的勞動者，或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資本所有者。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這個中間階層，本身兼具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雙重特征，但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基本階級為主構成的社會結構中，這是壹個在夾縫中生存和發展的階層，不論就其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而言，還是就其人數而言，都不足以成為壹個獨立的階級，猶如在農業經濟時代和古代、封建社會結構中，自耕農、手工業主、商人也處於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地主階級和農奴階級之間壹樣。從這個階層中，不斷有人上升到資產階級或下降為無產階級，但是同時，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中也有人不斷地補充到這個階層中來。

1、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初始定義

初始的和嚴格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指不擁有任何生產資料和物質資本，僅擁有自身勞動力並通過出賣勞動力而獲取工資報酬以維持自己生存的勞動者；初始的和嚴格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指擁有物質資本並雇傭勞動力進行生產經營活動的資本家，所以又稱為“資本家階級”。從這樣嚴格的定義出發，利用自己的物質本生產經營的勞動者，便不能稱為“無產階級”，而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資本所有者，便不能稱為“資產階級”。

2、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內部分層

典型的無產階級，是以出賣自己簡單勞動力為生的體力勞動者，他們分布於農業、工業、商業、服務業各個產業，構成無產階級的絕大多數，他們與他們的家庭成員壹起也構成社會總人口的絕大多數。歷史上稱他們為“產業無產階級”或“工人階級”。以出賣智力勞動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勞動者，則構成無產階級的上層。還有壹個更低的社會階層，史稱“流民”、“遊民”、“城市貧民”、“流氓無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下層，他們沒有賴以謀生的正常職業，靠乞食、接受救濟、撿食垃圾、打零工、拉皮條、小偷小摸、賣淫等等為生，他們是處於產業無產階級和結幫成夥的黑社會之間的壹個階層，是失業、不被社會保障而無正常途徑自救的壹個階層，是社會苦難、不幸、蒙昧等等的集中體現。

與此同時，資產階級或資本家階級也存在內部的分層。上層資產階級即大資產階級、壟斷資產階級，包括擁有巨額物質資本的工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金融資本家、農業資本家，他們只占整個資產階級的少數，在社會總人口中更是少數。中層資產階級是中等資本和財產規模的農場主、工廠主、商人、銀行家。下層資產階級即遍及各行各業的小企業主，是典型意義上的“小資產階級”，他們在資產階級中人數最多。他們經營的企業規模較小，只雇傭為數不多的勞動力。他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比較接近上層無產階級和介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中間階級”即自耕農、小業主、小商人和自由職業者，區別在於後者並不雇傭他人為自己勞動。因此，小資產階級仍然是資產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中產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由對立走向融合



正像資本與勞動的互動形成了壹個歷史合題即勞動性資本、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壹樣，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和鬥爭，也形成了壹個新的歷史合題即以人力資本家、智力勞動者為主體的中產階級。

這壹合題是通過無產階級大規模地轉化為有產階級來實現的。傳統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依然存在，但無論在其人口數量上，還是其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和財富占有量上，都退居次要地位，而中產階級卻成為處於上升過程的、興旺發達的壹個階級。這個階級兼具勞動者和資本家的雙重特征，是在工業經濟向信息知識經濟轉化過程中崛起的，並將在信息知識社會取得完全的領導地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產階級是壹個最先進（就其掌握科學技術這壹第壹生產力而言）、最革命（就其有能力摧毀傳統的、兩極對立的社會結構而言）和最有前途（就其符合和推動世界性的民主、自由、和平與發展的歷史潮流而言）的階級。

1、中產階級的歷史來源

中產階級的第壹個歷史來源是傳統資本主義工業經濟中的管理勞動者和科技勞動者。由於資本家本身同時是經營管理者，因此專門的經營管理者最初只承擔中下層經營管理工作，構成資產階級的下層。進入20世紀以來，股份公司的普遍發展和所有者與經營權分離，導致壹場具有普遍意義的經營管理革命，使專業經營管理者或企業家成為壹個獨立於資本家和所有者的中間階級——他們不僅要對股東和所有者負責，同時也要對雇員和消費者負責。在早期資本主義階段，科技勞動者也是依附於資本家的壹個階層——資本家或是他們的老板、雇主，支付給他們超過壹般勞動者的較高報酬，或者是他們主要的顧主，購買他們的科技產品並支付給他們較高的價格。20世紀的科技革命和科學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也使科技勞動者在人數猛增的同時，成長為獨立中產階級的壹部分。

中產階級的第二個歷史來源是傳統小資產階級即處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以自己勞動和自己資本相結合而進行生產經營的農場主、小業主、小商人、自由職業者），他們雖然在資本主義的競爭和集中過程中，不斷分化瓦解，但由於他們畢竟占有某壹種市場優勢地位（小型、靈活、無孔不入、與消費者直接交換），並沒有消失。而在20世紀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他們本身素質的提高，由於消費者對標準化、專業化、同步化、集中化、大型化和集權化的生產經營及其產品的抵制和厭棄，他們又得以復興，獲得新的市場和發展前景。美國數百萬中、小企業活躍在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並且有越來越多的“自己雇傭自己”的自由職業者和自己為自己制造產品的生產消費者（產銷者——Prosumer）。

中產階級的第三個也是最大的來源是傳統的無產階級。由於無產階級長期不懈的鬥爭和資產階級的讓步，由於資本主義更趨開放和多元化、合理化，由於無產階級收入水平的提高，由於無產階級本身的教育水平、科學技術水平和文化知識水平的不斷提高，由於工人參與管理、利潤分享、員工持股、股票證券市場的發展，無產階級正以越來越大的規模和越來越快的速度轉化為有產者。

2、中產階級的產業和職業分布

1956年，無論在美國歷史上，還是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壹年。這壹年，美國以智力勞動為主的“白領工人”的人數，超過了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工人”的人數，從那以後，藍領工人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轉化為白領工人，到20世紀70年代，藍領工人只占全美勞動力的2/5，到90年代已不足1/5，到2000年，則只占1/8左右。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過不了幾十年，在發達國家，以從事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工人，將接近消失。智力勞動階級的形成和發展壯大，是中產階級形成和發展的主要基礎和前提。因為這個階級擁有巨量的、雄厚的人力資本，並因此而獲得較高的經濟收入。

最初他們分布在第壹產業（農業）、第二產業（工業）、第三產業（商業服務業）之中，隨著第四產業即知識信息產業從以上三大傳統產業中分化出來並成為主導的和最大的產業，他們便主要集中在這壹新興產業群（包括科學技術產業、信息情報產業、文化教育產業、傳播娛樂產業、智能智慧產業、策劃設計產業、咨詢代理產業、規劃管理產業、通訊資訊產業、思想創意產業等等）之中，以自己的發明、發現、創意、策劃、設計、技術專利權、著作權、版權、商標權、品牌、思想、信息、情報、文化、娛樂、傳播、資訊等知識商品、知識資本和知識價值，對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並因此而取得相應的經濟收入。

擁有人力資本的智力勞動者階級成為中產階級的主體，已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推動這壹歷史潮流的是壹種更深刻的歷史潮流——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化，科學技術和智力勞動成為第壹生產力；智力勞動者因為擁有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即信息和知識而成為經濟過程中的主導力量，又因為知識經濟所要求的不是像工業經濟那樣只要求部分勞動者成為智力勞動者，而是要求絕大多數勞動者成為智力勞動者，因此，壹個占就業人口大多數的、主宰整個經濟過程的、以從事智力勞動者為主的階級便形成了，這個階級，就其職業、勞動特征而言，可以稱之為“智力勞動階級”，而按其經濟地位、財產狀況而言，可稱之為“中產階級”。

3、中產階級的資本構成狀況

從資本構成情況來看，中產階級是擁有中等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占社會總人口75%左右的階級。在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是可以自由交換和轉換的。壹般而言，從無產階級出身的、經過長期學習、接受教育和艱苦奮鬥而積累了“人力資本”的人，也可以很快獲取壹定的物質資本（或者直接以人力資本持有股份，或者將較高收入的壹部分轉化為物質資本）；反之，傳統的中小物質資本家，也可以將壹部分資本用於自己及後代的人力資源開發，使自己和後代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從而在進壹步的經濟競爭中保持優勢地位，而不至於淪為坐吃山空的食利者。在現代市場經濟和知識經濟條件下，純粹以物質資本所有者身份，或者純粹以人力資本所有者身份，而不成功地實現兩者的結合和轉換，要想長期保持中產階級的地位，是比較困難的。如果說單純擁有人力資本而不積極轉化為物質資本家的白領職工還能勉強獲得壹份體面的報酬並處於中產階級下層的話，那麽，單純擁有中小規模物質資本而不擁有人力資本的人，則會很快被淘汰下來而進入無產階級的隊伍。

在現代市場經濟和知識經濟條件下，仍然有壹部分在各個產業領域中從事簡單勞動的、收入較低的階級即傳統無產階級（占總人口的20%以下），這個階級正在以越來越快的程度轉化為中產階級。不過這個階級也會長期存在，因為不僅任何壹個知識經濟高度發達的社會，都很難完全消滅簡單勞動、初級服務勞動，而且隨著知識經濟總體水平的提高，當過去的簡單勞動者初步轉化為智力勞動者以後，從前的智力勞動者會上升到更高的層次，兩者之間的相對差距總是存在的。即使在典型、發達的知識經濟社會，也仍然有壹個在競爭中處於失敗和弱勢地位的階層，這個階層相對於中產階級而言，仍然可以稱之為無產階級。

至於巨額物質資本的所有者（這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產物）和高級人力資本所有者，大約占總人口的5%左右，他們當然不能歸入中產階級，但也不好繼續稱之為“資產階級”或“資本家階級”（因為中產階級也是擁有資產或資本的階級），相對於“無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而言，可以把他們稱之為“巨產階級”。這個階級面臨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強有力的挑戰和競爭，也將是壹個人數不斷減少的、勢力不斷衰退的階級。不過，只要存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這個階級也不會完全消失——如果說，單純的巨額物質資本所有者會趨於消失的話，那麽，高級人力資本所有者則是市場經濟和知識經濟的必然產物，而且他們憑借其高級人力資本，也會獲得巨額的物質資本。他們是大科學家、大發明家、大企業家，不僅年薪在數百萬美元以上，而且擁有數額巨大的企業股票。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就是他們的代表人物。

4、中產階級的收入狀態

按邏輯上推論，中產階級的收入也處在社會的中等水平，因其人數占社會總人口的75%左右，因此，所占社會財富也應在社會總財富的75%左右。

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按舒爾茨的報告，到1970年，美國官方公布的分種類的國民收入中大約有3/4由雇員報酬所組成，余下的1/4可分成財產所有者的收入、租金收入、凈利息和公司利潤四項。勞動收入（包括經營管理勞動和科技勞動）已占國民收入的4/5，從中刨除“巨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勞動收入部分，中產階級的勞動收入（人力資本收入），再加上他們所擁有的物質資本收入，應該已占到國民收入的3/5以上。

中產階級的收入狀態當然不是壹種平均主義狀態，而呈現出壹種梯級狀態，也就是說，中產階級本身按收入水平出現上、中、下等不同層次。這是根據效率和效益原則來分配的，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但是，由於中產階級成員受教育水平的趨近，由於排除了非個人因素（如等級、門第、出身）後，人本身之間的素質和能力的發揮更多的是水平的差別（即各具特色和個性），而不是垂直的差別，因此，這種收入差別不可能達到巨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收入差別那麽大，中產階級於是便成為壹個相對獨立的、收入比較接近的社會層級。

5、中產階級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中產階級除壹部分作為科技勞動者和管理勞動者分布在大型企業、巨型企業，絕大部分將分布在獨立或合夥創辦的中、小科技型企業以及大學、研究機構、文化團體中，按丹尼爾•貝爾的說法，大學將取代企業而成為後工業社會的主要機構，成為知識生產的主要“企業”。在這樣壹種新型產業結構中，中產階級的工作方式將日益趨向於個體化、自由化、非集中化。

（1）大型企業和組織本身會扁平化、網絡化和多元化。由於知識勞動需要勞動者充分發揮其獨立性、自主性和創造性，因此，傳統的垂直型的官僚主義科層組織已經不再適合了，而電腦網絡的出現，又使得基層、個人能與高層、領導機構進行“同時態”的溝通，使許多中間組織成為多余的了。於是，高度集權的決策轉向網狀結構的分散決策，統壹、集中、同步的管理轉向半自治工作小組和個人的自我調節。勞動者的個性將得到空前的發展。

（2）中小企業將成為小型的合作團隊和自由的聯合體，它們將既是壹個利益共同體，同時又是壹個興趣、個性合作互補的文化共同體。而且，在新的高度科技化和知識化的基礎上，壹種新的、產銷合壹的直接經濟模式將會復興。

（3）將普遍興起彈性工作制和在家工作模式，許多工作都可以不出家門就在電腦上和網上完成。

工作方式的轉變也將大大促進生活方式的轉變。首先，“工作”與“生活”的邊界趨於模糊，可以按本人的特點自行安排這兩種活動；更多地為滿足自己需求的工作的出現，將使消費者自行選擇的自由更為充分；“必要勞動時間”大大縮短，將提供大量自由時間，使人們的個性、興趣、才能不受外在限制地得以更充分的發揮。

6、中產階級的政治態度

中產階級將在兩個向度上重建與社會政治生活的關系。壹方面是更加遠離政黨制和代議制政治，對全國性的大選日趨淡漠，因為政黨制和代議制本質上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產物，而且反映了社會上兩大對抗階級爭奪政治權力的需要——無產階級固然要通過工會運動和政黨政治來改變和提高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地位，資產階級也需要政黨政治來抵禦無產階級的進攻並力圖壟斷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相比之下，中產階級則顯得非常分散化、多元化、個體化，沒有形成集體的政治運動的強烈願望，這並非因為他們的個體素質不高、個體能力不強，而正好是其個體素質和能力不斷提高的結果：這個階級的成員具有強烈的自主性，不太需要通過政黨這樣壹個中間組織和代言人來行使自己的權利，而希望直接行使公民權利和履行公民義務。可以預料，不管是工會、社會民主黨，還是雇主協會、保守黨，雙方爭奪中產階級選民的努力會越來越難以湊效。中產階級如果需要有自己的政黨的話，那也會是壹個非常松散的聯合組織，而不可能是壹個緊密地組織起來的、垂直的官僚主義組織。知識經濟和中產階級越發展，政黨政治和代議制民主將越衰落。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參與大選的選民越來越少，已經充分表明了這壹發展趨勢。

另壹方面是，中產階級將更積極地追求直接民主。人們將在五個環節和層次上要求實現直接民主。第壹個層次是企業或其他組織的基層民主，這種民主就其以所有權的分享和多元化為對象而言，可稱之為“經濟民主”或“產權民主”，就其以經營管理權的分享和多元化為對象而言，可稱之為“工業民主”或“管理民主”；第二個層次是職業民主或專業民主，即雖然大規模和科層化的產業工會和全國性工會隨著產業無產階級的衰落而衰落，但適合於智力勞動者和知識分子特性的各類專業性、職業性的協會將會蓬勃發展起來；第三個層次是社區和地方的共同參與民主制（Partticipatory Democracy），這是壹種非常重要的、以地方性復決（Referenda）和創制投票（Initiaives）為中心環節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蓬勃發展起來，選民對此類投票表現出極大熱情，投票率可高達70%、80%甚至90%；第四個層次是專題性直接民主，如消費者運動、環保運動、反核運動、女權運動；第五個層次是全國壹級的直接民主，即選民將繞過政黨和代議士而直接選舉產生國家領導人以及就重大問題舉行全民公決。這種最高層次的直接民主雖然實現起來還有很多困難，但人們的民主意識和素質的普遍提高以及先進的電子網絡投票技術的發展，將使這壹遠古時期（如雅典共和國）實現過的直接民主成為現實。隨著中產階級的發展和壯大，市民社會也將更為強大；隨著市民社會的進壹步強大，國家終將衰退而成為真正的“守夜人”。

7、中產階級的文化價值取向

中產階級的文化價值取向也可由兩個方面來描述：壹方面是更趨多元化、自由化、個體化。各種宗教、哲學、藝術、道德將得到更為充分和無限制的發展；各層次的價值觀都可以在價值和道德譜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並且被不同的人們所信奉。文化市場將越來越繁榮昌盛，同時，壹種寬容的、兼容並包的文化市場秩序和公平的競爭規則也將形成，人們不會因為價值觀、信仰等等的不同而發生社會分裂和處於敵對狀態。

另壹方面，人們的文化價值觀又會在多元發展的基礎上向更高方向整合，這種“更高的方向”可以這樣來測定：

（1）隨著物質需要和物質財富欲望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被滿足，金錢和物質財富的邊際效益遞減，人們的精神需要將變得強烈起來；為了謀生而工作的動機會逐漸減弱，為了生活的更高意義而工作的動機會不斷增強；“生活質量”將取代財富數量而成為最重要的追求目標。

（2）物質生活的豐裕、政治民主的發展，將使人性中的惰性、奴性、破壞性、攻擊性、侵略性等惡性因素得到進壹步抑制，而自尊心、自我現實需要、合作精神與愛的感情將進壹步發揚光大；損人利己的行為將進壹步減少，自利利人的行為將進壹步增多。

（3）在世俗的大眾文化繼續繁榮的同時，高雅的精英文化將有極大的發展，並反過來提高大眾文化的檔次和水平。

8、中產階級與社會結構的優化

自從人類進入階級對立社會以來，壹直到早期工業經濟時代和古典資本主義社會，社會都是按照“金字塔”結構組織和運轉的；占社會少數的有產階級、統治階級高踞於“金字塔”頂部，而占社會絕大多數的無產者大眾、被統治階級蹲踞於“金字塔”底層；雖然也有處於中間階層的自耕農、小業主、小商人，但它們只是構成“金字塔”結構的壹個過渡層，根本不能構成壹個獨立的、足以與其他兩大階級分庭抗禮的階級。

20世紀以來，尤其是20世紀中葉以來，中產階級的迅速崛起和壯大，在人類歷史上、在社會結構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根本轉型的意義。這是壹場深刻的革命，從此以後，具有數千年歷史的、兩極對立的“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轉化為壹種兩頭小中間大的、三元互補的“橄欖”型的社會結構。從此，激烈的、對抗性的、兩極之間的階級鬥爭，被壹種溫和的、非對抗性的、三邊之間的階級競爭所取代。相比巨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中產階級不僅將更加堅定而有力地促進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發展，而且還是保持社會穩定、和平和有序的緩沖器、制動器和安全閥。隨著橄欖型社會結構的中段越來越大，處於兩端的巨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體積越來越小、人數越來越少，終於不再構成兩個獨立的階級，而分別成為“中產階級”的最高層和最低層，然而，當中產階級成為唯壹的階級時，也就同時意味著階級不復成為階級，階級結構終於轉變為階層結構。

社會民主主義，作為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態，卻並不主張工人階級永遠是壹個無產階級，而是主張無產階級的有產化，主張階級之間的正和博弈、公平競爭和良性合作；因此，社會民主主義從工人階級的角度出發，把推動無產階級向中產階級的轉化，當作自己重要的歷史使命。



階層流動、社群自治和社會互助



社會民主主義正視壹定歷史時期階級分化、階級矛盾、階級沖突、階級鬥爭的事實，但堅決反對階級鬥爭決定論，而承認個人具有自主選擇階級和社會地位的權利，主張通過正和博弈、合作博弈這壹宏觀戰略來消解對抗性階級鬥爭，實現勞資雙贏。除此之外，社會民主主義還相當重視微觀和中觀層面的階層流動、社群自治和社會互助。



壹、階層的廣泛流動是消解階級對抗的重要路徑



階層這個概念是階級概念所不能取代的，從外延上，階層概念大於階級概念，階級固然是劃分為階層的，但階層卻並不被囊括在階級之中，在階級之外和階級之間還存在壹些相當獨立的階層。雖然階級差別、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壹度占據了社會舞臺的中心，但正因為階級內部存在著階層的流動、階級之間存在著階層的流動，才使得社會不會陷入妳死我活或同歸於盡的階級鬥爭之中。

列斯毛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是極力反對階層流動的：第壹，它們否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存在什麽中間階層，如果有，也必須把它們兩極化，要麽上升到資產階級，要麽下降到無產階級，這樣才能形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歷史大決戰；第二，它們把無產階級成員通過財產繼承或個人努力上升到資產階級，看成是壹種階級背叛，無產階級追求的是“要麽全有、要麽全無”的整體解放，反對個人順著等級的階梯往上爬；第三，它們也反對無產階級內部的階層差別，如果允許內部階層流動的話，那只能是由上到下的流動，因為越窮就越是無產階級，革命起來就越是徹底和堅決。

社會民主主義當然也倡導階級意識、階級的團結和組織、階級的集體行動，並且確認它們是反抗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的主要手段和方法，但與列斯毛主義和共產主義具有如下原則的區別：第壹，不搞非黑即白、非友即敵，承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客觀存在或主觀認同的中間階層的獨立自主性，由他們自己在兩個階級之間選擇贊成、反對、獨立、中立、逃避等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態度；第二，承認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中的個別成員具有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集體行動還是個人奮鬥的自由，承認他們具有上升到勞資之間的中間階層直至上升到資產階級的個體公民權利；第三，工人階級內部可以有差別，壹些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或者成功的集體行動率先提高工資和收入，整個階級集體行動的目標也不是以暴力革命、奪取國家政權、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壹舉獲得全社會的生產資料和財產，而是通過集體談判、公平分配和利潤分享擴大工人階級的財富份額，使自己由無產階級變成有產階級和中產階級。



二、社群自治突破了階級和階層的限制，大大擴展了“民間社會”的範圍



階級和階層基本上是以經濟關系、市場關系為依據劃分的，它們固然是社會學的兩個基本概念，但遠遠不能囊括全部社會組織形式。在社會生活中，人們按照其所處經濟關系和市場關系形成壹定的階級和階層，但同時還按照其他的社會關系形成其他的群體、社群、社團：基於業緣關系，有各種職業群體；基於地緣關系，有各種同鄉團體、地方群體；基於年齡差別，有各種年齡群體；基於性別和性取向，有各種婦女、性少數群體；基於民族和種族關系，有各種民族和種族群體；基於信仰的不同，有各種宗教群體；基於價值觀和社會理想，有各種文化群體和社會公益群體……

總之，當今時代是壹個名副其實的社團革命、社群革命時代，在個人與國家之間、市場與政府之間的各個環節上和廣大空間內，產生了不計其數的、按照壹定的主題和原則組織起來的社團和社群。在這裏，廣義的社會組織是相對於國家而言的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組織，狹義的社會組織是相對於經濟組織、市場組織而言的非經濟組織、非市場組織。如果說廣義的社會組織處於個人與國家之間，那麽狹義的社會組織就處於市場與政府之間，它們壹方面獨立於國家、政府，另壹方面又獨立於經濟、市場，屬於經濟與政治、市場與政府之間那壹塊社會生活空間，這壹空間伴隨著人類需求結構由低級向高級的升遷，伴隨著經濟生活在人類生活中比重的下降與精神文化生活、消閑娛樂和人際交往在人類生活中比重的上升，而顯得越來越寬廣了。

社會民主主義，顧名思義，比自由民主主義更加重視“社會”的發育和完善，對壹切來自社會的自治和自組織，對於壹切促進人類合作、聯合和團結的努力，都表示由衷的高興和歡迎。社會民主主義固然主要依托於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但對於其他壹切社會群體的自治和平權運動，包括消費者運動、環保運動、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教育平權運動、養老平權運動、醫療平權運動、居住平權運動、少數族裔平權運動、婦女平權運動、殘疾人平權運動、性少數平權運動等等，都予以道義的聲援和實際的支持。



三、社會互助和社會保險是社會團結的紐帶和社會安全的閥門



自古以來，民間社會就存在著互助互濟的傳統，特別是在圈地運動和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出現了失地農民、行會手工業工人和工場手工業工人的兄弟會、互助會、共濟會，他們是工會和合作社的雛形。工會和合作社是勞動者互助互濟的較高形式，但剛開始時它們專註於勞動者在職或就業時期的利益增進，而無力顧及勞動者在年老、傷殘、疾病、失業、生育等等沒有勞動收入時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而且工會和合作社也覆蓋不到非勞動者（如殘疾人、家庭婦女、鰥寡孤獨、無業人員等等），這樣壹來，相當壹部分人的生老病死就成了壹個市場和政府兩不管的嚴重的社會問題。主要是在勞工運動的推動下，這個問題以“社會保險”的方式得到了解決。

社會保險可以說是社會互助的最高形式，它從市場和政府籌集資金（包括個人繳納部分、企業繳納部分、政府繳納部分），建立社會保險基金，讓其承擔濟困扶危、轉移支付的功能。社會保險是處於市場經濟與國家政治之間的中間領域，由工會代表、雇主協會代表和政府代表組成管理機構，按照公開、民主、公平的原則，負責社會保險制度的運行和社會保險基金的運營。

勞工運動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壹方面天然具有團結互助的價值觀念，另壹方面承擔著為最弱勢群體爭取基本生存權利的現實任務，當然把推動社會互助和社會保險作為自己長期努力的目標，並終於通過國家立法建立了社會保險體系。這是壹個偉大的歷史進步，以至包括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力量在內的整個現代社會，都接納這個體系作為基本的人權保障體系。



第四章 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學



政治，是社會生活的壹個重要領域，自古以來，政治權力無遠弗屆、無孔不入地滲透到其他社會生活領域，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及其結構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到處可見政治權力活躍的身影。社會民主主義所追求的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個人所有制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與階級競合、正和博弈、橄欖形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是不可能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起來的，而只能通過憲政、民主和法治建立起來。



極權專制權治與憲政民主法治



壹、極權、專制與王霸統治



世界史若按古代、近代、現代劃分，那麽，古代社會，即經濟上以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為主的社會，在政治上大都是極權、專制和權治社會，不管在古代社會中，出現了多少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因素以至雛型，都不能改變這壹事實。在人類歷史上，極權、專制和權治是先於憲政、民主和法治而出現的。

1、極權政治

極權政治，也可稱之為無限政治，即壹種無限政府宰制整個社會生活的政治，在這裏，政府不僅壟斷政治權利，而且壟斷和控制經濟文化權利，滲透或監控私人生活領域，建立起政經合壹、政教合壹的國家制度。

如果說古希臘雅典城邦和羅馬共和國真的形成某種近似現代憲政的雛型的話（考慮到這些地方的手工業和商業經濟比較發達），也不能因此否定下述結論：在整個古代世界，極權政治占絕對主導地位；雖然私有制和私有財產早就產生，但在古代世界並未取得主導地位：

首先，擁有私有財產的人只占社會總人口的少數或極少數，而大部分人口不僅沒有私有財產權，連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都沒有——他們只是個別人或者國家的奴隸和農奴。就以雅典城邦而言，奴隸占其人口大多數。

其次，在古代農業社會，公地制度並未解體，在歐洲中世紀農村、古代俄羅斯村社、中國古代農村，公地以至公田都是普遍存在的，它們由奴隸主、封建領主、地主、小農按照某種村規民約加以共同利用。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古代國家擁有極大的經濟勢力：它們不僅本身擁有全國相當壹部分土地、官營手工業和官營商業，而且憑借其手中的政治權力，無償征取徭役和勞役，征收普遍而沈重的稅收和苛捐雜稅，而且基本上沒有保障私有財產的法律，沒有私法和民法體系，國家可以任意抄收、褫奪、罰沒臣民的私有財產。這種情況在中國尤其嚴重，因為中國的王權是“絕對王權”，替天行道、代天牧民，對土地和人民擁有終極所有權，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在理論上和法律上，可以無條件地剝奪臣民的私有財產，以至其生命。

極權政治的衰落與私有財產權的確立，是互為條件的：越是私有財產權有限和相對的地方，政治權力越是無限和絕對，越是私有財產無限和絕對的地方，政治權力就越是有限和相對。

極權政治雖然普遍存在於古代世界，但離我們今天又很近。事實上，20世紀冒出兩種登峰造極的極權政府，即黑色法西斯納粹政權和紅色共產主義恐怖政權。我們所說的古代和現代，是以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時間和歷史的中軸來劃分的，由此觀之，世界上還有許多國家和地區處在前現代歷史中，這些國家和地區普遍存在著極權政治，也就不足為怪了。

2、專制政治

極權政治與專制政治是有所區別的兩個概念：前者指國家權力具有無限的範圍，後者指國家權力的產生並非來自民眾的授權，並且被控制和壟斷在少數人（君主、貴族、官僚、政黨）手中。在古代歷史上，極權政治和專制政治有時並不完全合壹，比如在11～13世紀，英國貴族反抗王權的無限擴張，逼迫英王先後簽訂《自由憲章》和《大憲章》，此時英王無疑壟斷了國家權力，但這種權力卻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不能夠完全控制經濟和文化生活；古希臘的斯巴達無疑實行的是壹種極權政治，但這種政治又不是由極少數人壟斷和專制的，而是由全體奴隸主民主共享的。

3、王霸統治（權治）

學者們壹般將極權專制政治稱之為“人治”，而把憲政民主政治稱之為“法治”。人們大概想突出極權專制政治的隨意性、任意性、掌權者為所欲為的特征，而憲政民主則是按照法律（公意）而不是掌權者的個人意誌進行治理。

但“人治”這個概念帶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無論是極權專制，還是憲政民主，都是人在進行統治和治理，在這個意義上，法治也是人治，即人依法而治。如以“人治”與“法治”相對立，就會給人壹種錯覺，即“法治”仿佛是壹種客觀的、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法”、“道”、“規律”之類的東西在自行或通過人、假借人進行治理，“法”成為政治的主體，而人則成為政治的載體。另壹方面，極權專制政治在通常情況下也是按照壹定的法律進行統治，即依法而治，只不過這種法律是少數人私意的法律化，而不是公意的法律化。這樣壹來，豈非極權專制也是“法治”了嗎？其次，“人治”概念不能突出極權專制政治的權大於法、掌權者任意立法、少數人的私意高於全體社會成員的公意這壹本質特征。

因此，如果說極權專制政治是指權大於法，即政治權力大於法律、私意高於公意、政府權力淩駕於人民的基本權利，而憲政民主是指法大於權，即法律大於政治權力、公意高於私意、人民的基本權利淩駕於政府權力，那麽，極權專制政治應當恰當地稱之為“王霸統治”，即“權治”，與憲政民主政治作為“法治”相對而立。這樣壹來，“人治”這種含混不清的概念就被“權治”這種明確的概念所取代，而人與法、人治與法治之間那種引起種種誤解和混亂的對立，被權與法、權治與法治這種邏輯上不會自相矛盾的對立所取代。

王霸統治和權治，是極權政治與專制政治的統壹，即少數人憑借暴力、武力行使無限制的政治權力，是政治權力制定法律，而不是用法律規定政治權力的範圍、邊界和限度，是少數人掌握政府權力並宰制全部社會生活，而不是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社會與國家、公民與政府依照法律劃定疆界，各自行使自己的權利和履行自己的義務。王霸統治和權治的概念準確地突出了極權專制政治中政治權力大於或高於壹切、人們不擇手段地追求和獲取政治權力、政治權力不受民眾控制和監督的本質特征（“人治”概念則不能突出這些特征）。

在王霸統治中，政治權力不是按民主程序自下而上地、和平地產生的，而是通過殘酷的政治鬥爭、政變、陰謀、殺伐、戰爭、造反、起義、革命等暴力手段產生，最後的勝利者是那些最有政治計謀、軍事力量最強大的人。當然，經濟基礎和民心向背也在起作用，但它們不起直接的支配作用，而只起壹種最終否決權和最終認可權的作用。在經濟基礎、民心向背與政治鬥爭的最後結局之間，有壹個廣闊的空間任人縱橫捭闔，鬥陰鬥狠，以勢力論英雄是王霸政治最高的“遊戲規則”。



二、憲政、民主與法治



1、憲政的產生和基本原則

憲政是以憲法這壹根本法、最高法（全體社會成員必須共同遵守的基本準則）規定政治權力與社會生活、國家與公民、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各自的權利和義務的政治制度。

在古代羅馬，已有憲政的萌芽，其時羅馬雖無憲法，但卻有較為系統的私法即民法（包括人法、物法、訴訟法三部分），其中人法規定了人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物法規定了各種財產權如物權、債權、繼承權，訴訟法規定了民事訴訟程序，這些法律實際上已劃定了政治權力與公民權利的疆界，並且成為資本主義民法和私法的重要來源。

憲政的直接來源是中世紀末期英國封建主對英國國王的反抗和限制，以及西歐各地城市自治共和國的發展（其中意大利各商業共和國最負盛名）。如果說《自由憲章》和《大憲章》主要表現了農業經濟和封建經濟基礎上的憲政的產生和發展，那麽，城市商業共和國的建立和發展，則表明了手工業和商業經濟基礎上城市憲政的發育成長。英國和西歐各城市共和國的憲政水平還很低，英國貴族因為沒有得到底層民眾的支持，不僅自己只獲得某種防禦性的、否定性的、消極的政治權利，而且對王權政府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積極的限制也很有限，至於城市共和國，在封建專制的外部威懾和滲透下，基本上都衰落了。

《大憲章》以後，經過長達幾個世紀的經濟發展和政治鬥爭，為了處理國王、貴族和新興平民力量相互交叉的三角關系，議會這種政治機制應運而生。議會與傳統的貴族會議有很大不同：議會包括社會各階級的代表，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其中以新興農業和商業資本為財產基礎的騎士、鄉紳、市民，在議會占半數以上席位，這些人後來成為議會中的下院，在英國革命中和革命後成為決定性的政治力量；議會成為強有力捍衛納稅人權益和私有財產權利的機構，不僅擴展了批準賦稅的權力、監管征稅和稅收開支的權力、限制國王違法勒索的權力，而且獲得參與立法的權力。17世紀英國革命和《權利法案》這壹憲法性文件的實施，確立了議會完整的立法權、對政府完全的財政控制權、對國王及其臣屬的彈劾權以及組織軍隊的權力，確立了君主立憲制。

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繼承了英國革命的基本原則，但比英國的君主立憲更為徹底，並且因為吸收了洛克等人對英國憲政經驗的總結，而上升到理論的高度。1776年，著名的《弗吉尼亞權利宣言》第壹條宣布：“壹切人生來同等自由、獨立，並享有某種天賦的權利。這些權利在他們進入社會的狀態時，是不能用任何契約對他們的後代加以祛奪或剝奪的；這些權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財產和占有財產的手段，以及對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獲得。”1789年，法國國民議會頒布的《人權宣言》，在歷史上第壹次以憲法的形式明確地宣布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除非當合法認定的公共需要所顯然必需時，且在公平而預先賠償的條件下，任何人的財產不得受到剝奪”；“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持人的自然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

憲政的基本原則是：

（1）公民權利至上的原則。政治權力不是自為目的的，而是為了維護公民的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等基本人權，現代憲政還進壹步將弱者獲得物質幫助和基本社會福利的權利列入基本人權。政治權力如果不能維護而是侵犯和損害基本人權的話，就是違憲的和違法的。

（2）社會和國家分離的原則（政經分離、政教分離原則）。國家是社會成員為解決某些公共問題而創制的，而經濟、宗教信仰、精神生活，則基本上是私人生活領域，國家不能壟斷或肆意幹預社會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除非法律明文禁止，公民的私人生活不受限制（法無禁止即可為）。

（3）有限國家、有限政府或“小政府、大社會”原則。這是從第二條原則直接推論出來的：政府的規模、權力和活動範圍是有限的，而不是無限的。

（4）分權原則。壹方面將國家權力劃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並分屬於不同的機構，使之彼此監督、彼此制約；另壹方面，實行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分權，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相互制衡機制。

（5）民主原則。壹方面，民眾的同意和選舉，是政治權力合法性的唯壹來源；另壹方面，對於民主產生的、有權力限制和任期限制的公職人員，也必須經常予以監督和制約，防止他們腐化墮落，促使他們更好地維護公民權利和公眾利益。

（6）法治原則。對政治權力的限制和公民權利的保護，政治權力的目的、範圍、大小、界限，必須以“全民公意”、最高法、根本法、憲法形式加以規定並昭示於天下，對任何違憲行為，尤其是政治權力、政府、政府官員的違憲行為，都要加以法律制裁。

（7）人性可疑原則。人性含惡是憲政的人性論和本體論基礎，懷疑論是憲政思想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憲政環境中形成的壹個普遍共識是，掌握政治權力的人是不可輕信的，如果沒有對權力的制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

2、民主的產生和基本原則

所謂民主，是指國家權力由人民產生、由人民參與行使、由人民制約和監督的政治制度。

遠古民主：民主在近代後於憲政，但在遠古時代則先於憲政。原始氏族和部落的民主，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民主。這種民主與現代憲政民主區別極大，因為它是壹種極權民主——每個個體極為弱小，不得不抱成壹團就壹切事情實行共同決策，沒有個人的獨立和自由，不存在私人生活領域。這種民主不是個體覺醒和解放後主動追求的結果，而是出於嚴酷的生存必然性的被動適應。這就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麽當壹部分個人變得相對強大以後，這種極權民主就普遍地讓位於極權專制：之所以是極權，是因為大多數個體仍然軟弱無力而不得不依賴於共同體；之所以是專制，是因為少數個體強大到了能夠壟斷性地支配公共權力的程度。

古代民主：主要指古希臘、古羅馬的民主。古希臘城邦繼承了原始民主政治的遺風，其中斯巴達是典型的極權民主，雅典民主則帶有半極權性質。古希臘民主在時間上略早於並影響了古羅馬民主，但古羅馬民主也具有其特殊性，即它是在更廣大的地域範圍內實行的，因此不具備古希臘民主那種民眾直接參與的特點和極權化的傾向，而是某種古代代議制和有限政府。雖然古希臘民主與古羅馬民主有相異之處，但兩者也有共通之處，即都是奴隸主和自由民的民主，而占人口大多數的奴隸則被視之為物體和奴隸主的財產，連人的資格都不具備，更不可能享有什麽政治權利。據記載，雅典自由公民有9萬人，而奴隸和被保護民達41萬人，他們不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

可以說，在整個古代世界，不管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不管是在奴隸—奴隸主經濟時期還是在封建主—農奴、地主—農民經濟時期，古代專制都是普遍存在的，古希臘民主與古羅馬民主只是古代專制世界縫隙中兩個特例和兩段短暫的插曲。當然，它們也不是無根無據的，不是天外流星般的偶然存在——它們之所以得以產生和發展，正是因為它們處於東、西兩大古代世界的交匯之處的地中海沿岸，它們得益於壹種不同於農業和自然經濟的異質的、新質的經濟因素——手工業、商業、海外貿易等商品經濟因素的成長，而當這種新的經濟因素衰落時，古希臘羅馬民主自然也就衰落了。

近現代民主：英國中世紀末期的《大憲章》雖然限制了王權，但王權本身的專制壟斷性質依然沒變。近現代民主的真正起源是意大利各商業共和國及西歐各國都曾出現過的城市政權，它們是在壹種新的經濟基礎即工商業和商品經濟之上發展起來的，其中有些城市政權和城市共和國或者被君主封建專制和教會專制力量直接撲滅了，有些則因為長期抵抗外敵而導致自身民主的衰落。隨著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在歐美國家的普遍發展，更多的民主之火燃燒起來，終於導致民主力量與專制力量的總決戰——英國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法國革命，隨後大多數歐洲國家都爆發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

民主的基本原則是：

（1）普選權原則即政治權利人人平等的原則，又可稱為主權在民或人民主權原則。雖然資產階級民主最初對選舉權還有財產、性別、種族等方面的限制和歧視，但都相繼被破除了，各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獲得了普遍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及表達政治意見和參與政治制度化運行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2）壹人壹票、少數服從多數和保護少數的政治權利的原則。壹人壹票通常只能按多數同意原則做出決策，要求少數服從多數，但多數同意並不等於多數專制和多數專政，因為按民主的第壹條原則，少數派仍然擁有不可隨意剝奪的政治權利，完全有權利繼續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爭取更多的人的支持，以便使自己由少數變為多數。這是民主政治的壹種和平的、公平的遊戲規則，這種遊戲規則因此被稱之為共和原則，民主與共和因此而並稱，民主政治因此而被稱之為共和政治，民主政權因此也被稱之為共和國。

（3）間接民主與直接民主、代議制與參與制相結合的原則。現代社會公民通常通過選舉授權，讓議會代表、行政官員、法官等專業人士代行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但也保留了壹些直接參與政治決策的權利，比如通過個人創制和全民公決參與立憲和修憲，通過全民直選產生總統，通過陪審團參與司法判決，隨著網絡技術的高度發達，還會出現更多參與制與直接民主的發展空間。

（4）多黨制原則。如果說議會、政府、法院構成國家權力機構和政治權力運行體制，那麽多黨競爭則是壹種政治動員機制和政治權力產生和形成的機制。公民、家庭、企業——社團、社區——政黨——國家，構成壹個自下而上的、從微觀到宏觀的自組織過程。政黨不是國家權力機構，而屬於民間社會，必須從民間社會募集自願的經濟和民意支持來解決其生存和發展問題，只有在選舉獲勝以後才能獲得有限期的執政地位。政黨制度必然是多黨制，這是由現代社會多元的經濟結構、利益結構和階級結構決定的。根據各主要階級所處的經濟、社會、文化地位，壹般會出現在政治上代表它們的幾個主要相互競爭的政黨，小政黨則代表範圍較小的階層或利益團體。

（5）憲政原則。民主必須符合憲政，也就是說，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政治權力，也是有限的，也不能取消公私兩個領域的界限，也不能擴張和膨脹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控制私人生活的各個角落和環節。如果有這樣壹種由人民選舉產生而又反過來控制人民的壹切的政治權力，它就不能叫做憲政民主，而只能叫做極權民主。在正常情況下，人民不可能選舉產生壹種從方方面面控制人民自己的政治權力，在某些特定歷史情況下產生的極權民主，古代斯巴達國家、近代的雅各賓專政、20世紀的納粹和共產政權，很快就會演變為極權專制，因此非憲政的極權民主本質上就不是民主，而是假人民之名實行的、最惡劣和極端的專制。

（6）法治原則。民主正如憲政，都必須遵循法治原則。公民和政黨必須遵守選舉法和政黨法、議會必須遵守立法法、政府必須遵守行政法、法院必須遵守訴訟法、壹切國家權力機構都必須遵守國家賠償法、壹切參與民主政治過程的主體都必須遵守憲法。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權力也不能淩駕於法律之上，即使要修改憲法和法律，也必須按照壹定的法律程序進行。民主如果沒有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就會淪為無法無天的暴民統治和暴民專政，這種暴民統治和暴民專政，必然由暴君統治和暴君專制來收拾殘局。人民壹旦失去理智、放縱人性之惡，甚至比君主專制帶來更加可怕的人間慘劇。

（7）人性可信原則。民主雖然也有自我懷疑的方面，但基本上是以人性可信為哲學基礎的。首先，人民對政治過程的參與和對政治權力的約束，是以其本身的人性自信為前提的，相信民主比專制具有優越性；其次，人民對他們所投票選舉的政黨和候選人抱基本信任的態度，否則他們就會不去投票了，這樣一來，在民主而非專制的情況下，國家政權反而產生不出來了，結果社會就會陷入無政府狀態，從而導致“民主的悖論”；最後，從民主的歷史經驗可以看出，民主產生的政治領袖總體上無疑比專制君主優良得多、道德水平高得多。當然，受到憲政的人性可疑原則的限制，人民對他們所選舉的政治領導人也不會持絕對信任的態度。

3、憲政與民主的區別和矛盾

憲政和民主所要解決問題並不壹樣：憲政要解決的是政治權力的範圍、大小、界限問題，其辦法是通過劃分市民社會與國家、經濟文化領域與政治領域、私人生活領域與公共生活領域，來限定和限制政治權力；民主所要解決的是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和誰來掌權的問題，其辦法是通過公民的選舉產生國家權力，並且由公民制約和監督這種權力。憲政的對立面是極權，民主的對立面是專制。

在歷史上，憲政與民主出現過分立的情形：古代的原始民主、斯巴達民主、雅各賓民主、納粹的民主、共產黨的民主，並不是憲政的民主，而是壹種極權的民主；古羅馬帝國、中世紀末期的英格蘭王國、拿破侖帝國的憲政，並不是壹種民主的憲政，而是壹種專制的憲政。至於雅典城邦、羅馬共和國、意大利城市共和國出現的憲政與民主的初步結合，也導向兩者的分離：或者導向帶有極權色彩的民主（在雅典城邦），或者導向帶有專制色彩的憲政（在羅馬共和國和意大利城市共和國）。

即使在現代歷史條件下，憲政與民主仍然存在壹定的矛盾：憲政要求嚴格地縮小政治權力的範圍，而民主則要求擴大政治權力的範圍。從亞當•斯密時代的“守夜人國家”，壹直發展到社會民主黨的“全民福利國家”，其間經歷了憲政主義和民主主義、自由主義與平等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右派與左派反復不斷的鬥爭和拉鋸。當然，盡管當今民主國家的政治權力已經比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時期大得多，但仍然沒有突破憲政的基本框架。

4、憲政與民主的統壹性

憲政與民主在本質上又是同壹的，這種同壹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兩者有共同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越來越普遍的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以及越來越具有自由、平等意識的普通個人和全體公民。憲政所要保護的是“每壹個人”的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等等基本人權，民主所要爭取的是“所有公民”管理國家、當家作主的權利。在這裏，“每壹個人”與“所有公民”是同義的。憲政與民主的主體都是社會全體成員，而不是社會上某個特權階級，只不過它們的任務、它們所要解決的問題、它們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

（2）兩者互為產生和發展的條件。從歷史上看，近現代憲政和民主的產生和發展完全是互為條件的，幾乎是同步的。沒有以民眾為強大後盾的議會權力的產生和發展，對於“絕對王權”的限制和逐步剝奪就是不可能的，而沒有私有財產權和人身自由權的逐步確立和進壹步發展的需要，民主就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通過限制王權的鬥爭而發展民主，通過第三等級、平民爭取政治權利的鬥爭而確立憲政，完全是壹回事。資產階級革命同時確立了憲政和民主，這種確立，同時也是爭取更高階段的憲政和民主的開始：憲政由對王權的限制進壹步轉化為對民主政府本身的限制，而民主則由有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向無產階級和壹切公民擴展。最早的無產階級是擁護資產階級的憲政民主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是這兩個階級共同的敵人。資產階級反對君主、貴族的鬥爭對無產階級是有利的，於是它們結成“第三等級”，共同爭取針對君主、貴族的憲政和民主。君主、貴族退出歷史舞臺而資產階級當政以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走向前臺，憲政與民主進入壹個新的歷史時期。

（3）兩者相互滲透，具有直接的同壹性。首先，憲政包含民主，憲政所要保護的公民基本權利，本身就包括政治權利，即管理公共事務、國家事務的民主權利；其次，民主包含憲政，憲政的基本規則——憲法這壹規定公民和國家雙方權利義務的總章程，本身就是全體公民通過壹定的程序制定出來的。真正的民主本質上是憲政的，即人民、公民為了確保自己的基本權利，應該自己限制由自己所選舉產生和參與執行的政治權力，設想人民、公民選舉產生壹種全能的、全面地控制自己生活的每壹個方面的政治權力，是不可思議的，是自相矛盾的，是違反人類理性的；真正的憲政本質上是民主的，即人民、公民自己做出限制由自己選舉產生的政治權力的決定，人民、公民要自己約束自己，不能要求國家、政府滿足自己的壹切需要和願望，不要授予國家、政府解決壹切社會問題的權力。

5、法治：憲政與民主的合題

“法”的最本質的含義是公民權利與公共權力之間的界限、界標、準繩、尺度；所謂法治，就是人民、公民依據自己所制定和認可的憲法和法律，壹方面選舉產生國家和政府機關，積極地解決社會的公共問題，另壹方面，防止和限制國家和政府機關超出自己的權力範圍而侵犯公民、人民的基本人權和侵入公民、人民的私人生活、自主生活領域。

對上述定義可作如下進壹步的剖析：

第壹，法治不等於壹個客觀的、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的、絕對的“法本身”、“法實體”在自行進行統治，這樣來理解法治的話，壹方面無法理解法的來源和本質，抽掉了法的人性基礎和法的人類來源，遮蔽和扼殺了法的經驗主體，導致法的神秘化和客觀主義化；另壹方面，又給某些人以法的人格代表的身份專制地行使政治權力提供了絕妙的機會。法是經驗的、人性化的、由人制定出來的規則，只不過不是由個別人制定出來的，而是由全體公民按壹定程序制訂出來的，是全體社會成員意誌的表達，即“公意”。在這個意義上講，法治也就是人依法而治，只不過不是依據只是體現少數人專橫意誌的法而治，而是國家、政府依據作為“公意”的法而進行治理。

第二，法治也不能簡單地等同於“依法而治”。法治固然也是“依法而法”，但依法而治不等於法治，因為依法而治既可能是依照少數人制定的特殊法甚至惡法而治，也可能是指依照“公意”而制定的普遍法和良法而治。少數人制定的法是不必要表達“公意”的，並且本身就是對付絕大多數普通人的，因此，少數人隨時可以改變這些法，因為權大於法；而作為“公意”表達的普遍法，非經全體公民同意是不可能隨意改變的，因為法大於權。少數人制定的法，當然也是由少數人來執行的，又因為缺乏強有力的制約機制，這種執行帶有很大的隨意性，以罰代法、貪贓枉法就是很普遍的；而作為“公意”的普遍法雖然也是由少數人執行的，但由於建立了強有力的監督和制約機制，法的普遍性就不容易受到損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會成為公民與執法和司法機構的共識。

第三，法治是憲政與民主的對立統壹，是在憲政與民主之間保持壹種合理的張力，沒有憲政和民主，就根本不可能有法治，所謂“法治先行論”是自欺欺人的謊言。法治就是憲政的民主和民主的憲政，它是憲政與民主在差別、矛盾和對立的基礎上達到統壹，又在統壹中包含壹定的差別、矛盾和對立。憲政確認公民基本人權的優先性和政治權力的有限性，並且使之成為最高的法律原則。憲政的這種基本要求，使得即使是民主的政治權力也不能隨意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由於民主實際上總是多數人在政治競爭中獲勝，因此憲政要求，即使是多數人掌握政治權力，也不能剝奪少數人的政治權利，更不能剝奪少數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等等基本人權。憲政永遠保護少數派繼續參與民主政治的權利，保護少數派爭取變成多數派的權利。憲政還要求，即使是對那些保守的、跟不上時代步伐的少數派，也要保護他們的基本人權，即使是對那些反社會、反人類的犯罪分子，只要是罪不至死，就不能剝奪他的生命權和政治權利，只要是不被判處無期徒刑，就不能剝奪他的政治權利，只要是不被判處有期徒刑，就不能剝奪他的人身自由權。至於他們曾經合法地擁有的財產，更是不能剝奪的。憲政的這壹要求使得民主註定不可能是壹個階級對另壹個階級或者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在憲政之下，沒有哪個階級或者哪壹個特定的人群生來就要成為專政對象。憲政民主不是任何壹種專政，因為沒有確定的專政對象，至於那些反社會、反人類的犯罪分子之所以遭到懲處，不是因為他們是屬於哪個特定的階級或階層（實際上，他們出現在每壹個階級和階層之中），而是因為他們侵犯了其他人的基本權利，或者損害了公共利益。

第四，法治的真正對立面是王霸統治或權治。至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法治就是民主產生的政治權力按照全體公民參與制定和認可的憲法和法律治理社會，而每個公民則依據全體公民參與制定和認可的憲法和法律捍衛和追求自己的基本權利。在這裏，法律高於權力，公民權利高於國家政治權力。這與王霸統治或權治構成尖銳的對立，後者是憑借暴力產生的王權和霸權依照統治者自己制定的法律來統治社會，而每壹個普通民眾除了服從王權和霸權外，不可能公開地、合法地捍衛和追求自己的基本權利。在這裏，權力大於法律，國家（政治）權力大於公民權利。

可以把法治的基本原則大致歸納如下：

（1）公正性原則，又稱正義原則。法律的制定，法律的執行和實施，都必須是公正的，前者稱之為“立法公正”，後者稱之為“執法公正”、“司法公正”；前者強調立法程序和法律的內容的公正，後者強調法律的執行和實施過程的公正。公正是法治的生命和靈魂，沒有公正就沒有法治。

（2）普適性原則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法律規定了公民的權利，規定了國家機構的權力，規定了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任何個人和任何組織都必須無條件地遵守，公民、企業、團體、政黨、政府，不論是誰，只要違反了法律，就必須受到嚴格的制裁。如果壹些人可以淩駕於法律之上而不受法律制裁，其他人就會援引而效仿，法律就會成為壹紙空文。法律的普適性和強制性還要求，在依照法定程序修改法律之前，即算是有缺陷的法律，也必須得到遵守，如果人們都以法律有缺陷為名而不遵守法律，法治也就會蕩然無存。

（3）法大於權、依法行政原則。在法治條件下，公民必須守法，政府和政府官員更應該守法，這不僅因為政府和政府官員握有普通公民所不擁有的權力，可以比公民更容易地謀取私利，也可能給公共利益和公民個人利益帶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損失，而且也因為政府和政府官員的不守法，具有極大的示範效應和帶頭作用，會極大地敗壞公民的守法意識和社會的法治精神。法大於權、依法行政要求政府的壹切活動都有法律依據（法無授權不可為），違法了就要承擔法律責任，並對被損害的公民做出賠償，同時公民有依法抗拒政府違法行為的權利。

（4）司法獨立、違憲審查原則。司法獨立是法治的制度性條件之壹，立法機關可以依法監督和質詢司法機關，行政機關可以對司法結果提起申訴和抗辯，但卻不能夠事前和事中幹預獨立的司法過程。不僅如此，憲法法院或者最高法院，還有權審查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機關制定的法規、規章是否符合憲法，也有權在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發生尖銳沖突的時候，做出雙方行為是否符合憲法的裁定，如果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雙方都不服憲法法院的審查和裁定，則最後交付全民公決。

（5）憲政原則。法治內在地包含了憲政原則，也就是說，法治的前提是必須以最高法即憲法的形式對基本的社會制度、公民基本權利至上和政府權力的界限做出規定，其他壹切法律都必須與憲法相壹致。

（6）民主原則。法治內在地包含了民主原則，也就是說，包括憲法在內的壹切法律，都必須通過民主程序來制定，都必須充分地表達、綜合全體公民的意誌，少數人制定並只表達少數人意誌的法律，必定是王霸統治的法律，而不是法治的法律。

（7）人性可疑和人性可信互補的原則。為什麽要法治，而不要權治？因為人性是可疑的，掌握政治權力的人永遠有可能越權侵犯公民的權利，因此必須在權力之上高懸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的、保障全體公民基本權利的、每個人包括掌權者必須遵守的法律，以約束人們尤其是掌權者的行為；法治又不是“神治”或“物治”，不是非人之治，而是人治，只不過不是少數人的專治、專制之治，而是所有人的民主之治（林肯稱之為“民有、民治、民享”），因為人性又是可信的，人民有能力自己治理自己，有能力從無數個人中發展出壹種作為“社會合作的擴展秩序”的政治制度，壹種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文明的而不是野蠻的、競爭而又合作的而不是妳死我活的、正和對局的而不是零和對局的、弘揚人性之善的而不是縱容人性之惡的“政治遊戲規則”。當然，憲政雖以人性可疑為基本前提，但也包含人性可信的成分，即憲政相信政府在其有限的權力範圍內有存在的必要性、有解決公共問題和滿足公共需要的合理性以及為公民造福的可能性；民主雖然以人性可信為基本前提，但也包含人性可疑的成分，即民眾對於自己選舉出來的政府和政府官員，也要設置壹系列的防範、制約和監督機制，以防止政治權力的異化，並在此基礎上發揮出政治權力止惡揚善的積極功能。人性可疑和人性可信就這樣相互補充而構成法治的哲學基礎。



憲政、民主、法治與自由、平等、正義



當我們論述憲政、民主、法治的起源、性質和基本原則時，自由、平等、正義這三個概念已經多次出現了。人所共知，自由、平等、正義是人類夢想和追求的最珍貴的價值目標。那麽，憲政、民主、法治與自由、平等、正義之間有什麽關系？

盡管憲政與平等、正義，民主與自由、正義，法治與自由、平等有著深刻的關系，但就其直接對應關系而言，憲政主要滿足自由的訴求，民主主要滿足平等的訴求，法治主要滿足正義的訴求。當我們強調憲政的首要原則是個人權利、公民權利至上的原則，民主的首要原則是公民政治權利人人平等的原則，法治的主要原則是公平性、公正性和正義性原則時，已經顯示了這種壹壹對應的關系。



壹、憲政的目的是為了確保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從憲政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大量論述來看，憲政與自由的這種手段與目的的對應關系是很明顯的，人們在追求憲政的過程中，首先想到的也正是通過限制政府權力捍衛自己的自由，而較少把憲政與平等緊密地聯系在壹起。的的確確，對自由的最大危害和威脅，莫過於無限制的、極端的、絕對的政治權力：自由也許會和某種開明的專制（有限制、有邊界的政治權力）短暫地聯姻，但絕不可能在極權政治、全能國家、無限政府下存在和發展；極權之下，大多數人在壹切方面都是不自由的，而在專制之下，大多數人在政治上當然也是不自由的，但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可以保持相當程度的自由。



二、民主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公民對平等的要求



從民主主義和平等主義思想家的大量論述來看，民主與平等的這種手段與目的的對應關系也是很明顯的。人們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首先想到的也是通過掌握政治權力來滿足自己對平等的要求。的確，對平等的最大危害和威脅，莫過於壹種僅僅由少數人壟斷性地掌握著的政治權力，這種專制權力不僅使人們不可能參與對公共事物的管理，而且徹底斷絕了人們通過公共權力、通過法律和政策來改變其經濟、社會不平等的可能性。民主與專制是直接對立的，而民主與極權還可能有某種短暫的結合：壹方面，壹種無所不能的國家權力有可能強制性地使全體人民處在壹種平均主義的狀態，從而滿足部分人的平等願望或者滿足所有人的某些平等願望（比如保證每壹個公民的就業和基本福利）；另壹方面，當民主極端化、絕對化時，政治權力也會變成壹種極權力量，控制整個社會的各個方面和每個公民的壹言壹行。

民主與平等的緊密聯系還表現在，民主是通過普選制和壹人壹票制來運行的，因此，它表現出壹種數量的優勢，特別適合於占社會人口相當數量的下層和弱勢民眾通過民主選舉政治權力來提高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而憲政並不包含這層意思，相反，憲政要通過限制政治權力而讓公民充分自由地生存和發展，而且憲政並不承諾結果的平等，而是肯定差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憲政尤其為處於社會上層的公民所特別強調。如果說，民主有使政治權力擴張的傾向，那麽憲政則極力限制政治權力。當社會在經濟上處於兩極分化的情況下，有可能導致憲政與民主的對抗性矛盾，結果或者是由社會上層壟斷性地控制政治權力、壓制民主，以確保自身的特殊利益；或者是社會下層通過建立強大的民主政權，取消憲政，建立壹個平均主義的社會。只有在階級矛盾比較溫和或中產階級占社會人口絕大多數時，憲政與民主才會互相趨近，而保持壹種合理的張力。



三、法治的目的是為了建立社會公正（公平和正義）



法治正是試圖通過協調憲政和民主來同時滿足自由和平等的訴求，從而使社會處於壹種正義的狀態。由於自由與平等之間存在壹定的區別，因此，有些人更推崇自由以及憲政，而另外壹些人更推崇平等以及民主。法治就是要實現兩者的統壹，而使法律處於不偏不倚的地位。所謂“法律是正義之劍”的說法，已經意識到了法律的正義本質（但未聽有人說過“憲政是正義之劍”或“民主是正義之劍”）。自由的反面是奴役（憲政的反面是極權），平等的反面是等級、特權（民主的反面是專制），而正義的反面是邪惡、不公（法治的反面是權治、王霸統治）。不論是否定民主而僅僅維護極少數人的自由和權利的法律，還是否定自由而實行極權民主即多數人的專政的法律，都是邪惡的法律。真正的憲政必須也是民主的，即滿足平等訴求的，真正的民主必須是憲政的，即滿足自由訴求的。

人們通常把現代政治制度稱之為“自由民主制度”，這是不準確的。根據上面的論述，準確的叫法應該是“憲政民主制度”即“法治制度”，它是滿足“自由平等原理”即“正義原理”的方法、手段和途徑。

在歷史上，自由或平等、憲政或民主常常被不同的人特別強調，於是便形成自由主義、憲政主義與平等主義、民主主義兩大思潮。總體上來說，自由主義、憲政主義以個人主義為哲學基礎，而以資本主義為經濟基礎；平等主義、民主主義以集體主義為哲學基礎，而以社會主義為經濟基礎。當然，這兩種思潮不應該是對立的，而應該是互補的；雙方壹旦絕對化，就會演變為不正義的、邪惡的東西（這在歷史上都有實例）。事實上，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憲政主義為壹方，以集體主義、平等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為壹方，在20世紀的歷史發展中，已分別由右的方面和左的方面向中間（中道、正義）匯合，在經濟上表現為私有制和公有制向混合所有制匯合、勞動和資本向人力資本匯合，在政治上則表現為憲政和民主向法治匯合，在社會結構上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向中產階級匯合，在社會形態上表現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向社會資本主義或資本社會主義匯合。

有必要指出的是，平等、民主最初也主要是資產階級所提倡和追求的，以此激烈反對封建特權和君主專制而伸張資產階級的自由和權利，但在資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導階級後，他們當然更關心的是維護自身的優勢地位，維護自身已經獲得的自由和權利，於是平等、平等的自由權利便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中處於弱勢的無產階級和中下層民眾的追求目標，而民主也成為他們所達到這壹目標的主要手段：在普選權、政治權利人人平等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和中下層民眾具有選票數量上的優勢，能夠通過政治權力即立法、行政和司法途徑，來提高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在現代社會，強勢階級更強調自由、憲政（但並不否定平等、民主），弱勢階級更強調平等、民主（但並不否定自由、憲政），雙方之間已形成壹種既對立又統壹、

既競爭又合作的社會張力。



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思想政治譜系



如果以憲政和民主兩者高度完滿的統壹狀態為原點和軸心，就會出現中左、極左、中右、極右四種區分：中左追求更多民主但不否定憲政，中右追求更多憲政但不否定民主；極左只要民主不要憲政，但這種最初的極權民主必然導致極權專制，比如蘇聯、東歐、中國、古巴、朝鮮、柬埔寨等共產主義國家；極右只要精英治國不要民主，但這種最初的專制憲政也必然轉變為專制極權，比如德國、意大利、日本、西班牙、智利等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國家；中左與中右競爭互補，極左與極右兩極相通。



壹、左右劃分的主要依據



1、左右劃分的歷史前提

在古代奴役等級和極權專制社會，只有垂直的上下尊卑之分，沒有橫向的左右之分。思想政治上的左和右主要是壹種現代的劃分，左右劃分主要是壹種現代的現象。誠然，在傳統社會或古代社會，在壹定的區域範圍或者壹定的歷史時期，出現了某種趨於扁平化的社會結構，雖然那時候的人們並沒有思想政治上左和右的概念和意識，我們現代人也可以用左和右的概念去進行描述和分析。比如，在古希臘和古羅馬共和國時期，以及中世紀意大利等地的城邦共和國，由於出現了壹定範圍內的公民社會和民主制度，蕩平了壹些思想政治上的等級隔離，給有限數量的公民提供了壹個可以競爭的扁平的舞臺，於是便出現了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左右之爭，擁有較多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貴族、家族、富人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偏於右，而擁有較少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平民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偏於左。

左右劃分以三個歷史條件為前提：壹是工業化、商業化、分工和交換的普遍發展，帶來了市場經濟的普遍發展，這意味著經濟的多元化和自由競爭，經濟領域因為吸引了最多的物力資源和人力資源，而成為社會生活中權重最大的壹個領域，基於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自由平等交換的經濟邏輯，要求沖破暴力和政治權力對於生產、交換和分配的直接控制；二是經濟、政治、文化三個社會生活領域的橫向的、相對獨立的擴展和發展，尤其是經濟和文化對於政治的獨立發展，使得過去人們只能順著等級政治的階梯往上爬這種狹隘的行為模式，轉變為朝著經濟、政治、文化三個不同的方向自由選擇和發展的行為模式，公民社會和公民權利意識得以產生和發展；三是政治上由極權、專制和權治初步轉向了憲政、民主和法治，垂直的、金字塔式的社會治理模式轉向了橫向的、扁平化的社會治理模式。

總之，沒有社會結構的橫向展開，沒有公民社會的發展，沒有保障這種展開和擴展的憲政民主法治，就無所謂左右劃分而只有上下劃分。當然，在現代化的早期，由於傳統社會的慣性力量，還會出現財富、權力、文化等社會資源占有上的嚴重分化乃至兩極分化，但是，以暴力和政治權力維系的僵硬的等級制度到底是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基於生產的階級和階層的分化，而這些階級和階層之間的橫向競爭，原則上是沒有血緣、宗法、法律、政治、意識形態等等垂直的、牢不可破的隔離和屏障的。

2、左右劃分的幾個依據

（1）以擁有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資源的多寡為依據

通常，擁有較多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資源的階級和階層（所謂精英），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是偏右的，而擁有較少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資源的階級和階層（所謂平民），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是偏左的。這當然不否認，有些精英會成為左派，而有些平民會成為右派。

（2）以價值理念和價值取向為依據

現代社會以自由、平等、正義為普世價值，但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偏向。壹般而言，右派雖然不否認平等和正義，但堅定地把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放在第壹位，重視消極自由而相對忽視積極自由；如果也承認平等，那只承認與個人自由完全壹致的人格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和規則平等，而堅決反對起點平等和結果平等、拒斥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如果也承認正義，那只承認基於自由的正義而否認基於平等的正義。與此相反，左派雖然不否認自由和差異，但堅定地把平等放在第壹位，重視積極自由而相對忽視消極自由；要求起點平等以及盡可能的結果平等，要求較高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要求基於平等之上的社會公正。

（3）以對市場經濟的不同理解為依據

右派主張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或所謂自生自發的社會秩序，認為價格這只無形之手完全能夠有效地調節供求矛盾，達到市場均衡，不存在所謂市場失靈，市場競爭能夠自動地實現社會利益和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包括自動地調節勞資沖突和貧富分化；左派則主張社會市場經濟，即認為市場不是孤立的和天然自足的，它受到來自社會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道德的各種力量的制約，尤其是受到聯合起來的勞工力量的制約，勞資集體談判這種有形之手或勞動力集體定價機制，與勞動力供求關系這只無形之手或勞動力個別定價機制，共同決定勞動力價格並調整勞資關系。

（4）以公民社會自身建設的邏輯和方式為依據

右派從個人自由優先的原理出發，主張較低程度的公民結社或聯合，認為自由平等的公民個人之間，最多只存在階層的區別，不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堅決反對威懾個人自由的任何形式的集體主義；左派也以承認個人自由和權利、公民結社自由為前提，但認為公民是分為不同階級的，個人自由和權利應當上升為階級的自由和權利，階級壹旦產生，就在壹定程度上超越了個人自由，個人應該放棄壹定的自由和權利以實現階級的團結、互助與聯合，通過階級之間的博弈而不是個人抗爭或個人成功來解決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

（5）以對國家、政府、政治權力的態度為依據

右派主張最小國家和最小政府，凡是市場和社會能夠解決的問題，都不允許國家、政府插手，國家、政府只需要維持市場競爭的秩序、社會的公共安全以及市場不願提供或沒有能力提供的某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就可以了，或者說，在憲政、民主、法治中，右派更重視憲政和法治，而相對忽視民主，如果也認同民主的話，主要指精英民主和間接民主，而反對大眾民主和直接民主；左派雖然也認同憲政、民主、法治，認同“大社會、小政府”的基本框架，但更重視民主和法治而相對忽視憲政，認為壹個民主的政府，有義務為更多的公民尤其是處於弱勢地位的公民提供更多的平等、福利、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為此左派呼籲更多和更直接的民主，並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所有社會成員的實質上的自由和平等。

（6）以要求進步的快慢、變革的急緩為依據

右派除了在其上升時期，在與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鬥爭時期主張徹底的革命和激烈的變革外，在其成為主流政治思想力量後，就傾向於對現存秩序持保守的態度，如果也要求進步和變革的話，那壹定是主張溫和的改良和緩慢的變革，堅決反對革命和激烈的變革；左派則對現存秩序持比較激烈的批判態度，要求更多、更快、更徹底的改變，甚至要求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

（7）以對待傳統的態度為依據

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過程中，右派接替了傳統統治階級，而在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社會裏占據了主導的、強勢的地位，甚至壹度對處於弱勢地位的階級實行專政（比如限制底層民眾的選舉權、被選舉權、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因此，右派對傳統有更多溫情的理解和包容；左派通常以弱勢群體的代表為己任，認為現在的強勢階級和統治階級與傳統社會的統治階級有許多相同之處，因此繼續對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持激烈批判和否定的態度，甚至要求與傳統進行最徹底的決裂。



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思想政治定位和相互關系



1、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思想政治定位

（1）極右。通常指那種突破平等的底線而赤裸裸地主張“優等人”的絕對自由和公開的社會不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這往往是自由放任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經濟力量，或者其他某些社會力量如政治的、種族的、宗教的力量發展到極端的必然產物，是在叢林狀態中獲勝的強者的權力宣言，它在很大程度上返回到了傳統社會的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軍國主義、白人種族主義就是極右勢力的典型代表。

（2）中右。通常指那種主張自由優先兼顧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現代社會，自由主義是典型的中右。自由主義按其對自由與平等關系的不同理解，本身又有右中左三種形態：偏右的是保守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居中的是古典自由主義，偏左的是社會自由主義，或左翼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在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社會中是長期占據主流地位的意識形態，也是競爭性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以之為思想指導的中右政黨如英國的保守黨、美國的共和黨、德國的基民盟，長期居於執政地位。

（3）中左。通常指那種主張平等優先兼顧自由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現代社會，社會主義、社群主義、女權主義、環保主義等思潮屬於中左，其中以社會主義影響最大。社會主義按其本身對自由與平等關系的理解，也有右中左三種形態：偏右的是社會民主主義，居中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偏左的是新馬克思主義（20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溫和形態）。社會主義是以工人階級為社會基礎的思想意識形態，其中以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為思想指導的中左政黨如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經常獲得執政地位。

（4）極左。通常指那種突破自由的底線而主張起點平等和結果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現代社會，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民粹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等思潮屬於極左，在歐洲，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曾經在19世紀中後期獲得較大的影響，但後來轉入衰落並逐漸邊緣化了，以之為指導思想的歐美國家的共產黨正在趨於消亡。但是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壹些發展中國家，作為馬克思主義之地方主義化和實用主義化的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毛主義等等，壹度獲得世界性的影響和力量，經過將近壹個世紀的鼎盛而終於轉向衰落。

2、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相互關系

壹般人都以為，極右和中右都屬於右，中左和極左都屬於左，前兩者的共同性當然會大於它們與左的共同性，後兩者的共同性當然會大於它們與右的共同性。然而，這是壹種誤解。我們看到的是相反的情況，那就是中右與中左的共同性大於中右與極右的共同性，中左與中右的共同性大於中左與極左的共同性；或者說，中右與中左正從右和左兩個方向向中間匯合，而極右和極左則兩極相通，成為市場經濟、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否定性和破壞性力量。

（1）中右和中左向中間區域的融合

由於資本的勞動化和勞動的資本化，使得智力勞動或者人力資本有可能並正開始超越物質資本和簡單勞動而成為主要的生產要素；由於中產階級有可能並正開始超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逐漸成為主導的階級，中右和中左的思想政治力量，尤其是自由主義中的左翼（社會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中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了。正像資本與勞動誰也消滅不了誰並趨於融合壹樣，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也是如此，以至於中右政黨執政時也不得不繼續保持勞工的基本權利和社會福利，而中左政黨執政時也不得不繼續保持市場經濟的基本體制。

中右和中左，除了他們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正在走向融合外，在思想上最大的共同點就是，雙方都認同自由、平等、正義的價值理念，而在政治上都認同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因此我國當代民運先驅和學者陳子明先生準確地把中右稱之為“憲政右派”，把中左稱之為“憲政左派”。網上有壹個叫胡常根的民工兄弟，又把中右稱之為“民右”或“民主右派”，把中左稱之為“民左”或“民主左派”。只要認同市場經濟、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法治，不管中右和中左有多麽大的差別、矛盾和沖突，總是可以通過結社、集體談判和集體博弈、政黨競爭、選舉和立法等等和平的、理性的、有序的、法治的方式予以化解的。當然，我們希望這種趨勢會越來越成為文明世界的主流發展方向。

（2）極右和極左兩極相通

極右和極左，表面上是針鋒相對甚至絕對對立的，前者鼓吹強權就是真理、精英治國、優秀種族統治世界，少數傑出人物可以代表全社會、全民族乃至全人類（唯心史觀、英雄史觀），後者則鼓吹勞動創造人本身、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和推動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而政黨和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等（唯物史觀、人民史觀），但細觀之下，就會發現物極必反，而且兩極相通：

首先是思想上相通。顧名思義，極右和極左都是壹種極端思潮，作為極端，它們在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上共享壹些同樣的東西。

其次是政治上相通，即兩者都要求取消多黨競爭、結社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遊行示威自由、罷工自由，建立壹個壟斷全部社會資源的黨國體制和極權國家體制。因此陳子明把極右稱之為專政右派，把極左稱之為專政左派；胡常根的說法是專制右派（右憤）和專制左派（左憤）。

第三是組織技術和執政方式上相通。當其處於上升和謀取權力階段時，極左會以底層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忠實代表的面貌出現，極右則會以民族、國家的最優秀代表的面貌出現，利用憲政民主下包容多元的制度、文化與和平發展空間，擴大影響和選民基礎，壹旦通過競選程序上臺（納粹），或者利用國家權力出現潰敗狀態時政變或武裝暴動上臺（布爾什維克），就逐漸拋棄憲政民主法治的外衣和羈絆，以壹個高度組織起來的、武裝到牙齒的黨軍憲警暴力集團，對所有政治反對力量、異議人士、中間人士和內部不堅定的成員，不擇手段地進行思想控制、灌輸洗腦、欺騙利誘、造謠惑眾、威脅恐嚇、監視舉報、勞改囚禁、刑訊逼供、判刑流放，直至政治謀殺和判處死刑，從而建立壹個極權主義的國家和制度。極右和極左之所以不擇手段地實現自己的目的，是因為極右的烏托邦敵視左翼群眾而實際上又得不到大多數右翼群眾的支持，極左的烏托邦敵視右翼群眾而實際上又得不到大多數左翼群眾的支持，它們僅僅靠憲政民主法治下的理性說服都是很難得到群眾的同意和授權的，於是只能動用欺騙和暴力手段了。

第四是極右和極左在掌握權力的條件下向對方轉化。無論是極右，還是極左，都缺乏自由、平等、正義的價值理念，都違背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規則，其本質上是無法解決精英人物與平民大眾之間的矛盾沖突的，無法在精英人物與平民大眾之間建立壹種有序而通暢的關系。極左派在沒有獲得權力之前，壹定會極力掩飾他們自己也是精英這個事實，而處處標榜民眾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壹旦民眾幫助他們獲得了權力，他們手中的權力就壹定會因為缺乏民眾的監督和制約而蛻變為極權專制權力，極左因此也就轉變為極右，盡管他們還會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標榜極左。此即所謂“形左實右”也。極右派雖然不憚於鼓吹英雄史觀，但也深知要獲得和掌握權力，必須極力煽動民眾的國家民族認同，而在上臺以後，為了鞏固政權，也會實施壹些極左的、平均主義的、民粹主義的政策，誘使底層民眾為其對內極權專制、對外窮兵黷武充當炮灰。此即所謂“形右實左”也。總之，不管極右和極左是如何相互滲透和轉化的，其反自由、反平等、反正義的極權、專制、權治的實質是壹樣的。

（3）自由主義是極右的尅星，正如社會主義是極左的尅星

社會主義當然也是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種族主義、軍國主義的對立面，但卻克服和戰勝不了後者，因為社會主義不是它們的面對面的、直接的對手，而自由主義則是它們的面對面的、直接的對手，只要極右得勢，自由主義就會首遭滅頂之災，因此必須奮力反抗，而自由主義所推崇的個人權利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擴大和發展，會侵蝕掉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種族主義、軍國主義賴以產生的壟斷性的經濟與社會基礎。反過來說，自由主義雖然也是共產主義的對立面，但卻克服和戰勝不了共產主義，因為自由主義不是共產主義的面對面的、直接的對手，而且由於自由主義本身的缺陷，使它鏟除不了共產主義得以產生的經濟與社會基礎，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共產主義的面對面的、直接的對手，而且因為社會主義能夠有效地解決貧富兩極分化問題，使底層民眾得到較好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滿足了自由主義滿足不了他們的對於平等和社會公正的訴求，才釜底抽薪般地消除了共產主義得以產生的經濟與社會基礎。

（4）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和平競爭與有效合作，是弱化和消除極右、極左勢力的唯壹途徑

如果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妳死我活地鬥起來的話，極右與極左就會趁虛而入、大舉發展：如果自由主義輸了，戰敗了的自由主義者會轉化為極右派，而社會主義本身會轉化為極左派；如果社會主義輸了，戰敗了的社會主義會轉化為極左派，而自由主義本身會轉化為極右派。只有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各自發揮自己的優勢，分別防止和阻止極右派和極左派的滋長蔓延，同時把越來越多的選民吸引到中右和中左的範圍，通過中右和中左的有序的政權輪替，鞏固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極右和極左才會逐漸被弱化和邊緣化，而且實際上，隨著憲政民主法治的鞏固和發展，也逼迫極右和極左淡化了自己的極端色彩，原則上和基本上接受了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框架，現在與其說它們還是極右派和極左派，不如說它們只是激進右派和激進左派了。



勞工政治：工會與勞工政黨



社會民主主義是以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為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的思想政治力量，因此社會民主主義政治實質上就是勞工政治；勞工政治包括以工會為構架的微觀、中觀勞工政治與以勞工政黨為構架的宏觀勞工政治。



壹、何謂勞工政治



1、微觀政治、中觀政治、宏觀政治

說到政治，人們首先想到甚至唯壹想到的，就是宏觀政治，也就是國家層面的權力來源、權力結構和權力運作，其核心的範疇就是民主與專制、憲政與專政、權利與權力、階級與政黨、公民與國家等宏大的概念。與此同時，政治學通常也就是宏觀政治學，即壹門研究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政治生活、政治關系、政治制度、政治形態、國際政治等等宏觀政治現象及其內在聯系和發展趨勢的社會科學。

這種對政治和政治學的界定，具有壹定社會歷史觀和方法論的依據：通常，人們對整個社會生活進行平面的、橫向的三分（經濟、政治、文化），或者進行立體的、縱向的二分（國家與民間社會），於是就把“政治”從整個社會生活中明確地劃分出來了並加以專門的研究。這種抽象分析是必要的和有價值的。

然而，抽象分析又是有限度的，因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或層次本來就是相互滲透的，社會生活本質上是流動不居的，因此抽象分析的結果又要還原、復歸到相互滲透、流動不居的整體社會生活之中去，這樣壹來，不管是三分法還是兩分法，就都不是絕對有效的，而是要把其所得到的成果重新置於對普遍聯系的整體把握之中去，這才算完成了壹個理論思維的完整的流程。

實際上，“宏觀政治”作為壹個社會的上層結構、作為整個社會的公共生活領域，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微觀的、中觀的社會生活中逐步、逐級生長出來的，也就是說，微觀社會生活和中觀社會生活中實際上已經有了“政治”的元素，因為微觀和中觀層面也存在較小範圍的公共領域，也存在公共管理問題，也存在壹些人對於另外壹些人的影響力、控制力乃至強制力的現象，這種影響力、控制力和強制力其實也是壹種微觀的和中觀的“政治權力”，正是在它們的基礎上，才會產生出宏觀的、最高的國家政治權力。

另壹方面，國家政治權力如果要得到有效的運行、要有效地治理整個社會的話，恰好又需要通過中觀的、微觀的“政治權力”自上而下地、逐級地得到貫徹落實，這不僅有賴於直接隸屬於國家、作為國家權力之延伸的各級地方政府對國家法律的執行，而且也有賴於各種非政府組織的配合和協助。可見，不管是國家權力的產生還是國家權力的運行，都與微觀和中觀政治權力的存在和變化息息相關。

2、微觀勞工政治、中觀勞工政治、宏觀勞工政治

所謂勞工政治，就是勞工階級在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的政治意識、政治組織、政治行動、政治力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是現代政治生活和政治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1）微觀的勞工政治

從微觀政治學角度來看，即使是最初的業主制私營企業，也是壹個由老板、管理者、保安人員組成的高度嚴密的組織體系，並且壟斷了財產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有學者稱之為“資本霸權”或“工廠專制政體”，分散、孤立、無序的工人個體壹旦進入這個體系，就要受到高度的管控和統治，工人可以離開這個工廠，因此表面看來他是自由的，但又不得不進入另壹個同樣體制的工廠，因此實質上他是不自由的。

工人最初的反抗都是個體性的，包括消極怠工、破壞機器、對老板和管理人員的人身傷害，但這都是無效的，反而加強了資本的力量。工人的第壹個真正有意義的微觀政治行動是聯合起來，以組織對組織，以團結起來的集體力量反制壟斷性的資本力量。這就是工會的出現和發展。工人的第二個微觀政治行動是通過工會就工資、工時、勞動條件、勞動保險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把勞動力的個別定價方式轉變為集體定價方式，以集體討價還價取代個別討價還價，但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加強工人在工廠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是工人微觀政治權力的提升。工人的第三個微觀政治行動是罷工，通過阻斷生產鏈條並給資方造成重大的損失，迫使資方答應自己的要求，其微觀政治含義更加鮮明，甚至帶有相當程度的攻擊性和強制性，是對資本霸權和工廠專制政體的壹種有力的制約。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也可以稱之為較低階段的經濟民主、企業民主、工業民主、產業民主。

進入20世紀，微觀勞工政治發展到第二階段：工人進壹步要求分享企業的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工人委員會、工人董事和工人監事成為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常設機制。如果說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都是對企業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的外部制衡的話，那麽參與管理甚至勞資共決，就是工人登堂入室，進入企業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的內部結構及其運行，對企業的重大和根本決策施加直接的影響。工人直接參與企業的決策、管理和分配，可以稱之為較高階段的經濟民主、企業民主、工業民主、產業民主。

（2）中觀的勞工政治

中觀的勞工政治就是工人超出企業範圍，而在行業、產業、地方乃至全國級別形成更大的聯合，成立行業工會、產業工會、地方性總工會乃至全國性總工會。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場經濟和自由結社條件下，即使是全國性的工會聯盟，也是多元競爭的社團組織，也不屬於宏觀政治的領域和範圍，其主要職能是與相應的雇主組織進行中觀層次的集體談判，組織中觀層次的產業行動（罷工），對資方形成中觀層次的威懾和制衡，以改善行業、產業、地方乃至全國層次上特定工人群體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狀況。

（3）宏觀的勞工政治

宏觀的勞工政治，是在最高政治層面即國家政權、政治制度、立法行政司法層面，表達和實現工人階級的權利、利益、意誌和願望，通常由以下幾個環節或者方面構成：

壹是爭取工人作為國家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資本主義社會早期，由於財產的限制，工人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19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工人發起了轟轟烈烈的憲章運動，旨在爭取普選權及參與國家管理的權利，從那以後，各國逐步實現了下層和底層民眾的普選權。

二是通過勞工運動的強大壓力，使“勞工三權”（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由壹種工人自然行使的權利，變成壹種得到立法、行政和司法保障的權利，從而大大減少了自發的、野貓式罷工的數量，使勞資博弈進入法治的、制度化的通道。

三是建立國家層面的勞資政三方機制，成立國家勞資關系委員會這樣壹種調整勞資關系的特殊機制，這個委員會在勞資關系的立法建議、行政仲裁方面享有特殊的權力並負有特殊的責任，其級別和權威不僅高於勞方組織和雇主組織，而且高於政府的勞動行政部門，對勞、資、政三方都有壹定的約束力。

四是在19世紀後期就出現了勞工政治的最高級別和最高形式，即勞工政黨。壹般來說，歐洲各國的工黨、社會民主黨、社會黨都自居為工人階級政黨，通過議會選舉進入立法程序，把有利於工人階級的議案變成國家法律，如果獲得議會多數，還可以上臺執政，用政府行政力量強制性地貫徹和落實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法律。

3、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在現代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的偉大歷史地位

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豎起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目標，資產階級革命初步建構了實現這壹目標的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應該說，這為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準備了壹定的形式構架和制度條件，但另壹方面，也正是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的縱深發展，使近代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態，上升到了現代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態的高度；沒有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就會停留在資產階級狹隘的範圍內和低級的水平上，就不可能轉變為現代比較成熟的憲政民主法治，就不會有現代社會的政治文明。

首先，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使自由而平等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全面下沈和落實到了工人階級等下層和底層民眾身上，這包括生命權、財產權、就業和擇業權、遷徙權、幸福權、新聞言論出版權利、集會結社遊行示威權利、集體談判和集體行動權利、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參與企業和國家管理的權利、社會保障權利等等。沒有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這些權利對於社會下層和底層就是殘缺不全的，或者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實質上的，或者根本就不具備。

其次，正是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使憲政民主法治由形式的變成實質的，由社會上層獨享的變成覆蓋全社會的。此前，議會民主制只是所謂社會精英或社會上層統治社會下層和底層的政治形式，即社會上層的不同黨派或利益集團（如托利黨和輝格黨）輪流統治社會下層和底層，實質上還是壹種專政。正是勞工政治力量和勞工政黨的崛起並且通過贏得議會多數而成為執政黨，才形成了現代社會中左與中右、社會民主黨與自由民主黨相互制衡、輪流執政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格局，才有真正的政治競爭和政治監督並把國家權力真正關進籠子。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勞工政治和勞工政黨，就沒有較高階段和較高形態的憲政、民主和法治。



二、工會與勞工政黨的關系



工會是微觀、中觀勞工政治的軸心，勞工政黨是宏觀勞工政治的軸心。工會與勞工政黨都是工人階級自我組織的形式，其目的都是要為工人階級的權利和利益而奮鬥，都是要提高工人階級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地位。但是工會與勞工政黨在屬性和職能、範圍和層次、活動領域和活動方式等方面有諸多不同，雙方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它們的關系應該是壹種合理分工、平等合作、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關系。

1、屬性和職能的差別

工會具有經濟屬性和經濟職能，要滿足工人的經濟利益需求；工會具有社會屬性和社會職能，要滿足工人的社會合作和身份認同需求；工會具有政治屬性和政治職能，要滿足工人的政治權利需求；工會具有文化屬性和文化職能，要滿足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勞工政黨也具有這四個方面的屬性和職能，區別在於，工會突出和強調其經濟屬性和經濟職能，其屬性和職能排序基本上是這樣的：經濟屬性和經濟職能——社會屬性和社會職能——政治屬性和政治職能——文化屬性和文化職能，而勞工政黨突出和強調其政治屬性和政治職能，其屬性和職能排序基本上是這樣的：政治屬性和政治職能——文化屬性和文化職能——經濟屬性和經濟職能——社會屬性和社會職能。

工會首先是壹個勞工經濟組織，是工人們聯合和團結起來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集體抗爭的平臺，是集體討價還價的勞動力定價機制，其直接和主要目標就是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勞動條件，至於對宏觀政治的影響，那是通過輿論、院外遊說和院內勞工黨團等中介來實現的，並不以改變國家政治制度和權力結構為直接行動目標。與此不同，勞工政黨首先是壹個政治組織，其直接和主要目標就是要改變宏觀層面的政治力量對比和政治結構，把工人階級的利益、願望和要求反映到國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過程中去，通過取得執政地位，通過國家法律和政府政策來提高工人階級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益。

2、範圍和層次的差別

工會最初產生於企業這壹最基層和最小範圍的經濟組織，每壹個工會所產生的微觀環境，包括工人的工作生活和主觀意識、資方的情況以及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狀況，是千差萬別的，工會因此而具有不可避免的多元性、分散性、自發性和無序性，只有經過長期的發育以後，才形成跨企業、跨行業、跨地區的聯合，形成地方性和全國性的職業工會、地方性和全國性的行業—產業工會，乃至由若幹全國性行業—產業工會聯合而成的總工會。工會範圍的擴大和組織層次的提高，走的是壹條自內而外、自下而上的路線。與此不同，勞工政黨是在工會普遍存在和勞工運動高漲的基礎上，由少數具有明確政治取向和意識形態取向的人們——通常是支持勞工運動的知識分子、社會活動家和工會領袖——所組成的政治組織，它壹開始就定位在宏觀和最高政治層面，然而沿著壹條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的路線向地方、社區和企業擴展。

工會是平民組織，勞工政黨是精英組織。工會更多地表現出工人階級內部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而勞工政黨更多地表現出工人階級的整體性和壹致性。之所以在工會之外必然會產生勞工政黨，是因為工會本身具有特殊性、具體性和大眾性，從自身很難產生出具有政治共識的政治組織力量，而勞工政黨彌補了工會的這壹結構性缺陷；之所以勞工政黨絕對不可能取代工會，而必須以工會為自己成長和發展的基礎，是因為勞工政黨本身具有普遍性、抽象性和精英性，不可能完成對全國工人階級的組織、團結和動員工作，工會正好彌補了勞工政黨的這壹功能性缺陷。把工會和勞工政黨連接起來的紐帶是壹種供求關系，即普通工人和工會具有對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追求，而勞工政黨具有滿足這壹需求的價值導向和能力。工會是工人階級的基礎結構，勞工政黨是工人階級的上層結構，二者構成完整的工人階級政治結構。沒有勞工政黨，工人階級就會停留在自在的階段而不能成為自為的階級；沒有工會，工人階級連自在的階級都談不上，勞工政黨就不成其為勞工政黨，而只能是某個自娛自樂的政治清談俱樂部。

3、活動領域和活動方式的區別

工會的活動領域主要是微觀和中觀的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以集體談判、產業行動推動勞資關系、勞動力市場的公平和均衡發展，通過參與企業和行業管理來追求企業民主、產業民主和經濟民主；勞工政黨的活動領域主要是社會公共空間和宏觀政治領域，以思想和意識形態論爭聲張勞工階級的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和經濟政治文化主張，通過贏得工人和其他支持者的選票成為參政黨和執政黨，通過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定和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法律和政策。

4、工會與勞工政黨的分工合作關系

由於以上的共性和差別，工會與勞工政黨就必然形成壹種分工負責、合作互補的關系：工會是勞工政黨與工人群眾之間的主要中介和紐帶，是工人階級政治結構的基礎部分，是勞工政黨賴以獲得工人階級選票的主要動員和組織機制；勞工政黨是工人階級和工會在議會和宏觀政治領域的代表，是工人階級政治結構的上層部分，負責向議會提出議案和法案並爭取獲得通過，爭取成為執政黨並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經濟社會文化政策。工會與勞工政黨的組織方式和組織機構是相互銜接的，勞工政黨可以從工會發展黨員，黨員可以以工人身份競選工會領導人，工會也可以向勞工政黨輸送領袖人物和議會黨團代表，但工會和勞工政黨不能合並，不能相互替代，它們之間也不存在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

5、共產主義勞工政黨與社會民主主義勞工政黨對工會的不同態度和政策

上述工會與勞工政黨的關系模式，是市場經濟國家的主流模式，是符合市場經濟國家的基本政治結構和政治發展規律的，得到了大多數工人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這個模式正好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勞工政黨與工會關系的基本模式。然而，另壹流派的勞工政黨即共產主義勞工政黨或共產黨，並不認同這壹模式。它從徹底否定私有制、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制度並建立公有制、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這壹理想和目標出發，自命為無產階級先鋒隊，認為自己有責任也有權力加強對工人群眾的思想教育，提升工人群眾的階級意識和政治覺悟，並按照所謂民主集權制（民主集中制）把工人階級動員和組織起來，引導和領導工人群眾為實現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偉大歷史使命而奮鬥。於是勞工政黨與工會的關系就變成了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工會就成了實現共產黨的政治目標的工具和手段。這個模式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也曾經取得了壹定的影響，與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展開了長期的競爭並終於被歷史所淘汰了，但在壹些經濟政治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這個模式卻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並且成為政黨與工會關系的主導模式和唯壹模式。在那裏，共產黨本身成為壹個新的統治階級即權貴官僚階級，而工人階級重新成為被統治階級，工會則成為黨統治工人階級的“橋梁和紐帶”。



三、社會民主主義勞工政黨的性質和歷史使命



社會民主主義勞工政黨，在歷史上又被稱為社會黨、工黨、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工黨，這裏統稱為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簡稱社會民主黨。

1、社會民主黨是勞工政黨或工人階級政黨

馬克思、恩格斯參與創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1847年）和國際工人協會即第壹國際（1864年），是世界範圍內工人階級政黨的雛形。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世界上第壹個規範意義上的工人階級政黨，其前身是1863年拉薩爾創立的全德工人聯合會，1869年，馬克思派的社會民主工人黨成立，1875年兩者合並為社會主義工人黨，於1891年10月更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80年代末，又有16個歐美國家成立了工人階級政黨，當時大都叫做社會民主黨，並於1889年成立了社會主義國際即第二國際。壹戰結束前後，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共產主義派別獨立出去成立了共產黨，並在列寧的倡導下於1919年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二國際於1923年更名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並於1951年重建為社會黨國際，迄今已有200多個成員組織，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際組織，而且是世界上規模和影響力最大的國際性政黨聯盟，與此同時，共產國際早就在1943年被蘇共和斯大林解散了，此後，各國共產黨並沒有重新建立國際性組織。由此可知，社會民主黨不僅是壹個而且是主要的工人階級政黨。共產黨聲稱自己才是唯壹的、真正的工人階級政黨，而指社會民主黨是修正主義政黨，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資產階級政黨，這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也是對歷史地選擇了社會民主黨的發達國家工人階級的智商和判斷力的侮辱。

2、社會民主黨是認同、踐行和推進自由、平等、正義等普世價值的政黨

自由主義政黨強調消極自由、規則平等以及獲得和轉讓的正義，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則強調積極自由、實質平等以及分配和福利的正義。不過正像自由主義政黨也承認壹定程度的積極自由、實質平等以及分配和福利正義壹樣，社會民主黨也以消極自由、規則平等以及獲得和轉讓的正義為重要前提；社會民主黨永遠不會以平等壓倒和取消自由，永遠會在自由和平等之間保持壹種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可以接受的張力。《法蘭克福宣言》、《哥德斯堡綱領》等社會民主主義的經典文獻反復重申了這壹基本的價值理念。

3、社會民主黨是憲政民主政黨

社會民主黨不僅繼承了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憲政民主的基本框架（議會民主制、多黨制、有限政府、三權分立），而且把憲政民主發展到壹個新的歷史高度。19世紀部分無產階級及其思想代表有壹種反憲政而追求不受限制的民主的傾向，他們認為資產階級的憲政民主制只對資產階級自己適用，只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民主，只是對資產階級而言才是壹種實質民主，而對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群眾而言，這種民主只是形式的和虛偽的民主，而且轉化為對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實質上的專政和專制。因此，他們希望通過暴力革命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和對無產階級的直接民主，壹種比資產階級的議會民主在形式上更高級、在實質上更符合絕大多數人利益的“真正的民主”，並借助於這種民主徹底廢除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不過這樣壹來，民主便與憲政分家了，按照事物發展的邏輯，無產階級民主就成了反憲政的無產階級專政，直至變成能夠自上而下地控制經濟、文化和全部生活領域的極權政治力量。

意識到這種危險，無產階級的大多數及其思想代表，就拋棄了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而把自己納入憲政民主的框架之中，他們認識到，雖然資產階級在憲政民主中占盡了優勢和便宜，但憲政民主本身並非資產階級的專利，從其產生過程來看，憲政民主是無產階級、廣大民眾與資產階級壹起流血奮鬥而建立起來的；從憲政民主本身的性質來看，它並沒有從學理上和法律上宣稱它只是屬於資產階級的，而是確認了“每壹個人”和“全體公民”的經濟權利、文化權利和政治權利，確認憲政民主是“每壹個人”和“全體公民”的憲政民主，建立了壹整套普適性的“形式規則”，無產階級完全可以在這套形式規則下，逐步地爭取和落實自己的經濟、文化和政治權利，使形式的民主成為實質的民主。無產階級應當在這種普適性的憲政民主規則下爭取自己的基本權利，與其他階級壹起把憲政民主發展到更高階段。從20世紀的歷史來看，社會民主黨正是在憲法、多黨政治、代議民主制等等憲政民主規則下為無產階級爭取了越來越多的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權利，從而使憲政民主獲得了更為普遍的實質性內容，越來越多的人以至全體公民都實際地成為憲政民主的受惠者。

4、社會民主黨是恪守和推進法治的政黨

社會民主黨無論如何擴展政治民主和倡導直接民主，無論如何推進企業民主、產業民主、經濟民主，無論如何擴大國家的權力範圍和政府的職能範圍，永遠也不會突破公民權利至上、社會為本國家為用、有限政府的憲政基本原則，永遠不會拋棄公平正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大於權、司法獨立等法治的基本原則，也永遠接受反對黨、公民個人、社會團體、公眾輿論的制約和監督。只要存在著私有制、市場經濟、階級和階層的劃分、普選制、議會民主制和多黨制，社會民主黨即使獲得長期的執政地位，也不可能變成壹黨專制和壹黨獨裁，不可能搞出新的權治和王霸統治。

5、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使命

社會民主主義反對經濟剝削，推動以工會、集體談判、罷工為基本形式的勞工運動，推進勞動力市場的集體定價機制的建立，推進企業民主和產業民主，推進社會個人所有制和社會市場經濟；社會民主黨反對階級不平等，推進階級之間的平等博弈和正和博弈，推進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勢力均衡，推動工人階級由無產階級向有產階級的轉化，推進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向中產階級的匯合；社會民主黨反對政治壓迫，反對世界上還在相當範圍內存在的極權、專制和權治，推動全人類實現普遍的憲政、民主和法治；社會民主黨反對社會區隔和社會不平等，推動建立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社會民主黨反對思想控制和文化不平等，推動每壹個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平等的發展。

最終，隨著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高度發展，隨著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的消失，社會民主黨也會像自由主義政黨壹樣進入歷史的博物館。

第五章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從對立走向融合



“社會形態”或“社會制度”是壹個綜合性概念，是經濟、政治、社會交往、思想文化四個方面的統壹體。在分別論述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哲學與文化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理論的基礎上，本章接著論述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現代社會形態和社會制度演變的壹個“世界歷史性”的現象是：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易幟而並入資本主義陣營，而傳統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崛起壹種強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力量。西方意識形態專家斷言，資本主義終於戰勝了社會主義而統治了全球，也就是說，整個世界已經“同化”、“壹體化”於資本主義，現代資本主義已是“人類歷史的終結”；另壹些人則只承認社會主義受到暫時的挫折和失敗，社會主義終將要戰勝資本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持第三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正在“合流”或“趨同”。



資本主義的歷史演變



壹、早期時代



早期資本主義在歷史上被稱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不加幹預，資產階級以各種合法和非法、合理和不合理的方式進行資本積累，並且憑著資本的優勢地位對勞動者進行殘酷的經濟剝削，而勞動者在工資收入、工時、勞動強度、勞動條件、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合理權利都得不到法律的保護。這種原始的、野蠻的資本主義必然引起強大的社會反彈，於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蓬勃發展起來。1871年，對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而言，是石破天驚的、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的壹年，這壹年，巴黎工人建立了巴黎公社——這是經典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革命，是無產階級第壹次試圖從整體上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國家的首次實踐。資產階級雖然殘酷鎮壓了巴黎公社，但也從其自私、偏狹、粗野、渾渾噩噩的狀態中驚醒過來。首先，從純粹“經濟人”和“經濟理性”角度出發，資產階級看到了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不僅給整個社會和民族帶來災難，也給資產階級造成巨大的損失——付出這樣高的“成本”和代價，對於資產階級是劃不來的，如果能夠實行壹種緩和階級矛盾、避免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的溫和的統治，在經濟上是劃算的；對無產階級做出壹些讓步，近看是損失，遠看則符合資產階級的長遠利益。其次，資產階級看到了無產階級追求人權、尊嚴、自由和民主的強烈的要求和強大的決心、勇氣、毅力和犧牲精神，他們因為害怕遭到無產階級的反抗和報復，而不得不確認無產階級作為人、作為勞動者所應享有的基本經濟權利、政治權利、社會權利和文化權利。



二、資本主義的四次大調整



1、第壹次大調整

1871年以後，資產階級進入第壹個歷史調整時期，在這壹時間，普選權得到進壹步落實；各國都通過了關於工會的立法，確認了工人結社的權利，確認了工會和工人階級政黨的合法地位；到20世紀初，各國先後通過了有關勞動的立法，初步建立了集體談判、集體合同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

2、第二次大調整

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進入壹個前所未有的蕭條時期，工廠大量倒閉，工人大規模失業，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工人運動又走向壹個新的高潮，法西斯主義也乘機崛起，資本主義制度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為拯救這壹危機，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系統地提出了壹套國家幹預經濟的理論，否定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關於供給本身能夠創造充分需求、市場機制本身能夠保證充分就業的理論，主張在市場之外由國家來幹預市場以創造和擴大有效需求、增強消費和投資取向，以此來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的穩定發展；國家幹預經濟不是國家接管和直接代替市場，而是通過壹些間接的方法如稅收政策、貨幣政策、利率政策、公共工程和公共支出等經濟杠桿，來調控市場。美國的羅斯福總統率先采用了凱恩斯主義，實施“新政”，使資本主義進入第二個歷史調整時期。這次調整，使資本主義得以渡過30年代的經濟危機，並為戰勝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奠定了經濟基礎。

3、第三次大調整

二戰以後，各資本主義國家在繼續實施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同時，吸收福利經濟學、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人力資本理論、二元經濟論等其他經濟學理論，對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作了更大的讓步，使資本主義進入第三個歷史調整時期，不僅繼續在宏觀層次上對資本主義經濟加以調整，而且開始在中觀和微觀層次上對資本主義加以多層次、全方位的調整：

（1）宏觀層次上的調整

壹是國家利用計劃、稅收、貨幣、利率等經濟杠桿和法律手段，限制資本主義的過度壟斷、過度競爭，在壹定程度上消除了“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之間的矛盾以及“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使戰後避免了像30年代那樣世界性的經濟大危機。

二是國家不僅通過稅收掌握了相當部分的國民收入，而且直接掌握了壹定資本和生產領域（壹般占國民經濟的10～20%），控制了重要能源、交通、通訊、國防、航天、高科技等公共安全、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務產業以及適合於由國家實行“自然壟斷”的產業，由此加強了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彌補了市場的不足和缺陷。

三是國家通過稅收政策，掌握了40%以上的國民財富用於進行第二次分配，建立了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等方面的勞動保險制度，建立了最低工資和最低收入保障制度，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公民“從搖籃到墳墓”都得到了社會保障。

四是普遍建立了政府、勞方和資方的三方協商機制，即由政府、勞方和資方共同建立壹個機構，就重要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進行協商並做出決定或協議，這壹機構壹般稱之為“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經濟和社會理事會”等。

（2）中觀層次上的調整

主要指勞資雙方在產業或行業壹級舉行集體談判，簽訂集體合同。在西方國家中，除美國以企業級談判為主，瑞典等國以中央級談判為主，大部分國家均以產業級、行業級集體談判為主，中央級談判以此級談判為基礎，企業級談判也以此級談判為最低標準。談判內容涉及工資、工時、休假、請假、解雇、學徒、福利、職業培訓、勞動安全和衛生、勞動保險、社會保險等各個方面。

（3）微觀層次的調整

壹是企業級集體談判，指以企業工會為壹方、以企業雇主為另壹方就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福利等等涉及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問題進行集體談判，簽訂集體合同；這種談判在美國是集體談判的主要形式，在其他各國也是中央級或產業級集體談判的重要補充。

二是工人參與管理和勞資共決，二戰以後，工人參與管理已成為壹股世界浪潮，成為西方國家企業管理的主流，各國湧現出五光十色的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形式，其中以德國“勞資共決制度”最為著名，也最有成效；與勞資集體談判不同，勞資共決制不限於職工勞動權益，而進壹步擴展到職工對企業的民主管理權利和企業利潤的分配權，企業重大生產經營問題，都由勞資雙方共同決定，企業成為勞資雙方的利益共同體。

三是股權多元化和職工持股，前者是指本世紀以來，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成為壹種主要的企業組織形式，傳統的家族企業大部分都成為產權多元化的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向全社會開放，任何人都可以購置其股票；後者是指企業內部職工擁有企業的部分股權，這部分股權與其勞動者身份是統壹的，不能隨意轉讓，更不能上市交易。職工持股運動最先是由美國經濟學家、投資銀行家路易斯•凱爾索倡導和推動的，其理論基礎是“二元經濟論”，認為資本與勞動是創造財富的兩個基本要素，在正常經濟運行過程中，任何人不僅可通過他們的勞動獲得收入，而且還應通過資本獲得收入，經濟制度的設計應當既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又能達到社會公平，使每個人都能同時獲得兩種收入。與集體談判和勞資共決不同，職工持股已是資本主義在產權層次上的調整和改革。如果說集體談判主要涉及工人的勞動者權益，勞資共決是工人以勞動者集體的身份分享資本權力和利潤，那麽，職工持股則是工人、勞動者直接以所有者身份、以個人身份分割和享有資本的權利，資本主義的調整由勞動環節轉入管理分配環節，再由管理分配環節轉入產權環節。

四是企業的法人化和公眾化，由於集體協商和勞資共決的不斷完善、企業股權的日益多元化和內部職工化，由於養老基金等法人資本日益進入企業和法人企業之間的交叉持股，由於消費者權益和消費者主權的確立，由於社會和公眾對企業外部影響的強有力的制約，資本主義企業日益成為法人企業和公眾企業，傳統物質資本家對企業的決策權力越來越被削弱，企業董事會越來越成為股東代表、雇員代表、消費者代表、聯營公司代表和公眾代表的“共決機構”；企業不僅是“自由的”，而且成為“民主的”；企業經營由單純的利潤目標向利潤目標和社會目標的結合轉化。雖然利潤的絕對量還在不斷增長，但利潤在各個當事人之間的分配則日益趨向於公平和合理.

4、第四次大調整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初步進入信息服務社會，到90年代，西方社會已初步邁入信息服務社會的高級階段——知識社會，資本主義也由物質資本主義階段轉入人力資本主義階段。如果說，凱爾索的職工持股計劃仍然是以假定物質資本占主導地位為前提的話，那麽在現代新興的高科技企業中，智力勞動者則直接以人力資本分享和擁有企業股權。例如，微軟公司已培養出3000名百萬富翁，這些人當初並沒有對公司投入什麽物質資本，但他們成了真正的資本家——人力資本家、知識資本家。壹種新的資本和企業產權構成方式應運而生，物質資本在其中已不占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傳統經濟學和會計核算方式已經過時，壹種以對人力資本、知識資本、無形資本價值的確認和評估為主的新型經濟學和會計核算方式將取而代之。資本主義已進入第四個歷史調整時期，這壹調整將在前三次調整的基礎上，使資本主義更為合理化。

20世紀初期，列寧斷言帝國主義是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這壹預言已經落空。事實證明，資本主義具有極強的應付挑戰和自我調整的能力，因而也具有極為強勁的生命力。這是好事，不是壞事，因為壹種缺乏應戰能力和自我調整能力的制度（如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往往不僅給它本身，而且給生活於其中的人民大眾帶來可怕的災難。



社會主義的歷史演變



與資本主義壹樣，社會主義也經歷了壹個歷史演變過程。恩格斯說，由於有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由於找到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壹具體道路，社會主義便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後人根據恩格斯這壹論述，把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稱之為“科學社會主義”，以區別於在他們之前的“空想社會主義”和在他們之後的“民主社會主義”，而在整個20世紀，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之間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鬥爭，構成世界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的主要矛盾——前者指責後者背叛了馬克思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和塗脂抹粉的、改頭換面的資本主義，後者指責前者拋棄了馬克思的人道主義和自由民主理想，成了反社會的國家主義和極權主義。



壹、馬克思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改造



空想社會主義，又稱烏托邦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初的、粗糙的形態，表達了早期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的抗議和對理想社會的向往。馬克思對它進行了三個方面的重大改造：

1、賦予社會主義以壹種新的哲學基礎

正如資產階級思想家壹般以人的自然權利或抽象的人性來否定封建專制制度壹樣，空想社會主義也是以人的自然權利或抽象的人性來否定資本主義制度，兩者具有同樣的思想基礎和思維邏輯，只不過對自然權利和人性的解釋不同而已——前者把生命、財產和自由等個體性價值取向擺在首位，而後者則把平等、團結、公共利益等群體性價值取向擺在首位。

馬克思則摒棄了這種自然主義的或唯心主義的抽象思維方式，而確立了壹種歷史主義的思維方式，他在壹種人與自然、個人與社會的具體歷史關系中來把握人性、人的權利和社會制度的歷史演變，根據對人類基本生存方式（物資生產勞動）和對人類的生存基礎（生產方式、經濟基礎）的靜態的和動態的分析，找出壹種決定人類歷史發展的終極力量（生產力），找出了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規律），由此把人類歷史劃分為“原始社會——古代社會和亞細亞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五個歷史階段，或“人的依賴關系——建立在物的依賴關系上的人的獨立性——自由個性”三個歷史階段，或“人類史前史——真正人的歷史”兩個歷史階段。社會主義因此而獲得壹種宏大的歷史哲學背景。馬克思由此拋棄了空想社會主義中的平均主義、禁欲主義成分，而把社會主義建立在物質文明和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之上，建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充分發展和其獲得的偉大歷史成就的基礎之上。

2、為社會主義提供實證經濟分析依據

空想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停留在經驗描述的層次上，它們歷數資本主義社會各種黑暗、荒謬、醜惡的現象，而不能進壹步分析產生這些現象的原因，而馬克思則把畢生精力用於《資本論》的創作，旨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的性質和規律，他終於發現了資本主義的本質，那就是無限制地追求利潤，而利潤實質上是對工人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由此，馬克思發現了生產力的發展（表現為生產的社會化和科學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以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根本矛盾，正是這兩個矛盾，將導致資本主義的覆滅。

3、尋找消滅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空想社會主義停留在對資本主義的憤怒詛咒和對理想社會的道德訴求上。他們認為工人階級只是壹個受苦受難的階級，無力解放自己，只能等待別人的拯救，他們找不到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主體和具體途徑。馬克思則不僅揭露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和無產階級的真實地位，使無產階級獲得明確的階級意識，由壹個“自在的階級”變為壹個“自為的階級”，同時，馬克思還指出，無產階級因為代表社會化大生產，代表先進的生產力，是壹個有遠大前途和肩負世界歷史使命的階級，能夠成為當之無愧的革命主體。馬克思認為，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是消滅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的必經之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與其同時代的無產階級的歷史發展水平、利益、願望和理想，壹度受到歐洲各國無產階級的歡迎。



二、科學社會主義的兩重性



有了100多年的“歷史縱深”，站在今天的歷史高點返觀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我們不得不說，馬克思只是完成了社會主義科學化的第壹步，而沒有終結其科學化的全部歷程；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中既有寶貴的科學成分和恒久價值成分，也有空想的和烏托邦的成分，有其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有其只適合於壹定歷史發展階段的、暫時的並被以後的歷史發展證明為已經過時的層面和成分。

1、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中具有永恒價值的方面

人類歷史上，有些偉大的導師，今天以至未來的人類都要反復聆聽他們從遙遠的歷史深處發出的教誨：老子、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耶穌•基督、穆哈默德、釋迦牟尼……就是這樣的人物，馬克思無疑應列入這些偉大導師之列。馬克思繼承了歐洲偉大的科學傳統和人道主義傳統，創立了壹種宏大的歷史哲學，從這種哲學出發，他為人類展現了壹個理想的社會和未來真正人的歷史，在那裏，勞動、創造成為生命的第壹需要，人的天賦和本質力量的發揮以及個性的自由發展，成為目的本身；人類與自然的矛盾、個體與類的矛盾、人與人的矛盾、存在與本質的矛盾、對象化與自我確證的矛盾、必然與自由的矛盾，得到真正的解決。不論這種理想社會在名稱上是叫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還是叫做別的什麽，都是我們人類應當追求的目標。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中這壹超越的層面，像壹面永遠激勵和鼓舞人們追求幸福、自由、公正和人道的光輝旗幟。

2、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中空想的和過時的方面

馬克思處在工業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早期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無論是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還是作為其否定面和對立面的無產階級，都處在不成熟的、不發達的歷史階段，因此，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不僅要受到它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局限，而且也要受到整個社會、整個文明、整個時代的局限。顯而易見，當馬克思從價值層面進入操作層面、從理想層面進入現實層面時，他的思想不能不帶有他那個時代特有的弱點。

（1）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沒有充分考慮到其他生產要素如土地資源、資本、經營管理、科學技術在財富創造和價值增殖過程中的內在作用，而把價值和剩余價值全部歸之於直接生產勞動者，這壹理論是以科學和客觀的面貌出現的，但實際上其中包含了強烈的主觀傾向性，表現了當時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剝削的憤慨、仇恨和占有全部社會財富的強烈願望。然而，憤慨是正當的，而仇恨則可能使自己失去理智；要求消滅剝削是正義的，而要求全部占有社會財富則是非歷史的、不現實的，壹旦這壹要求得到實現，必然會取消其他生產要素的積極性，從而不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於這壹點，無論是當時的無產階級，還是馬克思本人，未必具有明確的自省意識。馬克思旗幟鮮明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把全部同情都傾註於無產階級，因此，在他明確地表達無產階級已經成熟的歷史要求時，也不自覺地表達了無產階級尚未成熟的、不現實的歷史要求，與此同時，也過早地否定了資本主義的全部合理性。

（2）馬克思指望通過無產階級革命來中斷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然後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壹設想也符合當時無產階級不能繼續忍受剝削和壓迫的、解放自己的急迫要求，也是馬克思根據當時無產階級的素質、能力和已經達到的歷史高度和文明高度而設想出來的壹條具體途徑，這壹途徑固然比空想社會主義實際得多，但依然帶有無產階級的歷史局限性。因為無產階級當時的素質和能力不足以從資本主義內部、從經濟領域內部逐步地改造資本主義，而只能通過社會革命這壹集體的、整體的政治行動來從外部全盤推翻資本主義並代之以壹種“共有制”形式的社會主義。這種解放和替代方式如果要獲得成功的話，必須具備兩個極為重要的前提，即無產者都具有直接管理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素質和能力，同時又都具有大公無私的道德品質。然而，無產階級並不具有這兩個條件。既然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在無產階級較低的素質和能力以及對自己道德水準的主觀自信和道德力量的誇大的基礎之上，那麽可以說，這個理論也就帶有濃厚的幻想和空想色彩。

（3）馬克思提出的對資本主義的現實替代方案是公有制（第壹階段表現為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但是，這種大壹統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式的社會主義，只有在生產力和整個社會文明極度發達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而當早期工業經濟和資本主義時代的無產階級把它當作資本主義的替代模式——此時，無產階級因為與私有制和市場經濟處於壹種外在對立狀態，無法滲透和控制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於是便以壹種對立物取而代之，在無產階級的主觀意識中，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也是壹種完全異己的、對立的力量——付諸實施時，就必然墮入空想之中。



三、伯恩施坦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修正



伯恩施坦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學生和恩格斯遺囑的執行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重要領導人。恩格斯逝世以後，他開始全面批評和修正馬克思主義，同時也吸收了與馬克思、恩格斯展開激烈競爭的蒲魯東、巴枯寧、拉薩爾等其他社會主義思想家的重要理論成果，並於1899年發表了《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提出了自己的社會主義學說。

如何評價伯恩施坦的社會主義思想，壹直是整個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爭論的壹個問題。如果繼續堅持共產國際當年的立場，那麽，伯恩施坦主義無疑是典型的修正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從馬克思主義到伯恩施坦主義，再到20世紀各國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是壹個不斷倒退和下滑的過程，最後終於與資本主義同流合汙了。但是，如果我們承認社會民主主義壹直具有強大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並獲得了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數工人階級選民的支持這壹事實，那麽伯恩施坦就會得到非常高的評價——他是整個20世紀蔚為壯觀的、世界性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奠基人；他像馬克思恩格斯壹樣開辟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壹個新的歷史階段。從這個角度看，從馬克思主義，到伯恩施坦主義，再到20世紀各國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民主主義，就是壹個上升的過程，是社會主義隨著歷史條件變化而不斷發展的過程，這壹個過程既反映了也促進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階級不斷發展壯大、不斷獲得新的解放、其社會地位和歷史地位不斷得到提高的過程。

不錯，伯恩施坦拋棄了馬克思社會主義的許多具體結論，“降低”了社會主義的目標，“緩和”了社會主義的激進色彩，但也因此而使社會主義更符合已經變化了的歷史條件。這壹點已經被20世紀的歷史所證明。今天，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繼續鼓吹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的人，基本上已經絕跡了。可以說，伯恩施坦並沒有拋棄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中精華的、具有深遠歷史價值的成分，毋寧說，社會民主主義把馬克思社會主義作為壹個重要的思想來源和歷史環節揚棄地包含於自身之中了。



四、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主張和綱領



伯恩施坦雖然已明確地把自己的學說稱之為“民主的社會主義”，但各國社會民主黨並未采用這壹叫法，還依然采用“社會民主主義”的叫法。在伯恩施坦主義的影響和“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指導下，各國社會民主黨大力開展議會鬥爭，在20世紀20年代資本主義恢復和穩定發展階段，社會民主主義也有很大發展，英國、德國、法國、瑞典、挪威等國的11個社會民主黨、工黨先後參政和獨立執政，通過立法和政府行為，改善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和經濟條件，在勞動立法、社會保障、國民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取得了壹系列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獲得執政地位的英國工黨最先倡導恢復社會黨的國際組織。1951年，在法蘭克福召開了第八次國際社會黨代表會議，成立了“社會黨國際”，通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的決議即《法蘭克福聲明》，正式用“民主社會主義”來概括各國社會黨的目標、任務、理論和政策。此後，民主社會主義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在西歐24個國家中，有28個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和工黨，擁有2000多萬黨員和2億多選民（占西歐各國選民的半數以上），擁有5000萬工會會員（占西歐工會會員的70％以上），大多數社會黨在議會中居於第壹、二位，已成為西歐主要的執政黨、參政黨和反對黨；在英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社會黨長期或輪流執政。在美洲、亞洲、大洋洲、非洲，民主社會主義的勢力也在迅速發展。

現以《法蘭克福聲明》為藍本，參考近幾十年來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將其要點介紹如下：

1、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

社會民主主義壹般承認馬克思主義（主要指馬克思的歷史和社會學說、馬克思分析社會的方法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其思想來源之壹，但只要社會黨人的共同目標是建立壹個“社會公平合理、生活美好、自由與世界和平的制度”，他們的信仰也可以建立在宗教原則和人道主義原則的基礎上，因此，基督教倫理學、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康德的倫理與啟蒙思想、黑格爾的辯證歷史哲學、伯恩施坦的批判的馬克思主義，都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來源。社會黨是壹個思想和信仰自由的黨，不把任何壹種學說宣布為絕對真理；社會黨的指導思想是多元的，而不是壹元化的、要求全體黨員無條件地信仰的某種意識形態。

2、關於社會主義的基本含義和基本價值

（1）社會主義作為壹個反抗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各種弊害的運動而產生於歐洲，最初是受資本主義痛苦最深的雇傭勞動者的運動，後來，越來越多的公民都開始認識到社會主義是掌握著他們未來命運的鎖鑰。社會主義向所有相信人與人之間的剝削必須予以消滅的人們發出呼籲。

（2）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把人們從占有和控制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控制中解放出來，把經濟權利交給全體人民，創造壹個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從事共同工作的社會，壹個每個人得以發展自己的個性並作為公共生活中服務性的壹員負責地參加人類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社會，壹個消滅了剝削的無階級的社會。

（3）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是自由、公正和互助。自由意味著擺脫任何有損於人的尊嚴的依賴關系，自由地發展自己的個性；公正是通過在社會中給每個個人提供同樣權利和均等的生存機會，而實現著每個人的自由；互助是指作為自由平等的人，只有在彼此間負有責任並相互幫助的情況下，才能友愛地相處。

（4）社會主義是介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即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種勢力或第三條道路，它與共產主義有本質的區別。共產主義歪曲了社會主義的傳統，閹割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在它取得政權的地方，建立壹黨獨裁，破壞自由和獲得自由的機會，把它的統治建立在軍事官僚、警察恐怖和強迫勞動的基礎之上，並造成財富和權利上的懸殊，從而形成壹個新的階級社會。

（５）社會主義是壹項持久的任務。民主社會主義不許諾壹個人間天堂來解決人類面臨的所有問題，也不是壹個新的社會制度的盡善盡美的計劃；它更多地是通過爭取並捍衛自由、公正、相助，同時本身在自由、公正、相助中經受檢驗而實現自身。

3、關於社會主義的政治民主

社會黨人的奮鬥目標，是以民主方法建立壹個自由的新社會；社會主義只有通過民主才能完成，而民主也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才能充分實現；社會主義是最高形式的民主主義。

（1）民主社會主義反對暴力革命，而主張在資本主義議會民主制的基礎上，通過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進行改良而建立壹個新的社會。

（2）民主社會主義主張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不僅尊重資本主義範圍內的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而且在社會民主黨執政、民主社會主義取得優勢的情況下，繼續保持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

（3）民主社會主義反對壹切形式的階級專政和實行專政的階級，因為任何壹種階級專政，包括無產階級專政，都將導致國家或權力機關的膨脹和極權主義統治的危險。

4、關於社會主義的經濟民主

（1）社會主義謀求建立壹種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益的制度來取代資本主義

（2）民主社會主義實行公有企業、私人企業等多種所有制並存的“混合經濟”體制。公有制不等於國有制，可同時采用把私有企業國有化、創立新的公共企業、市有和地方性企業，或消費合作社、生產合作社等多種形式。在重要和廣泛的生產範圍內，例如在農業、手工業、零售商業和中小型工業，都可以有私有制存在。

（3）民主社會主義主張實行國家計劃和國家幹預的市場經濟。在私有企業之間、公有企業之間、公有企業與私有企業之間，應該有廣泛的競爭，同時，通過國家計劃和國家幹預來克服市場經濟的消極方面。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哥德斯堡綱領》說得最明白：“社會民主黨贊成在凡是真正存在著競爭的地方實行自由市場經濟，而在凡是市場受到個別人或集團控制的地方則需要采取各種措施，以維護經濟領域的自由”；“只要有可能就實行市場競爭，只要有需要就實行計劃。”

（4）無論在公有企業，還是在私有企業，都要實行廣泛的經濟民主，讓所有的工人都參與決定，不僅在就業問題和企業日常生活方面享有參與決定的權利，而且在對企業領導機構的任命和監督方面與資方享有平等的權利。

5、關於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和文化進步

（1）在全社會範圍內公平地分配生產成果和國民財富，建立普遍的社會福利，保證所有人工作的權利，休息的權利，享受醫療保險和生活福利的權利，因年老、殘廢與失業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獲得經濟保障的權利，兒童有享受福利照顧的權利，青年依照其才能而受教育的權利，適當的住屋的權利等等。

（2）取消性別之間、社會集團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種族集團之間的所有法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歧視。

（3）解放和發展人類個性和道德上的價值，為意識到自己責任的人們精神的發展和在文化方面發展完整的人格打開道路，提高人們的文化水平和鼓勵人類的創造願望。

6、關於社會黨的性質、階級基礎和組織結構

（1）社會黨認為，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對抗的緩和，隨著中間階層人數的增多，社會主義政黨的社會基礎不應局限於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而應向壹切反對資本主義的公民開放；社會黨已由工人階級政黨，變為“人民黨”、“全民黨”，變成壹個以工人為主體或者工人占壹定比重的群眾性的各階級聯盟性質的政黨，職員、公務員、農民、手藝人、零售商、知識分子等壹切中間階層都是社會民主黨的社會基礎。

（2）社會黨是無條件地實行民主原則的黨，不僅是思想上高度自由的黨，而且是組織上高度自由的黨。社會黨堅決反對民主集中制，主張黨內少數派有存在並轉變為多數派的權利，主張每個黨員有以其本來面目存在於黨內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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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主社會主義的危機和誤區



1、民主社會主義的危機

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於凱恩斯主義的失靈，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力量再度崛起，以及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劇變，使西歐民主社會主義壹時陷入低潮，處於守勢，許多社會黨失去了執政地位。正如皮爾森所言：“在戰後的初始階段，甚至右翼政黨也不得不在社會民主主義者限定的框架內活動，而現在形勢反轉過來，執政的社會民主主義政府也不得不追求新自由主義政策了。”民主社會主義本身陷入了國有化、福利國家、經濟滯脹、生態問題等諸種危機之中。

2、民主社會主義的誤區

導致民主社會主義上述危機的原因，除了與資本主義、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面臨同樣的客觀原因（如世界人口的劇增、生態環境的惡化、南北差距的增大以及工業經濟本身的局限性），民主社會主義自身也陷入了某些思想和政策誤區，舉其要者有：重政治民主，輕經濟自由；重宏觀調控，輕微觀改造；重分配領域的改革，輕所有制的改革；重就業、福利和經濟增長，輕生活質量和生活。

這就可以較好地解釋，為什麽社會民主黨執政的福利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會失去後勁，為什麽在經濟高速增長時，社會民主黨能贏得較多的選票，而在經濟衰退時，廣大選民，包括工人階級，就會拋棄以至反對社會民主黨，並轉而支持資產階級政黨。今天，我們不能說民主社會主義已經破產和失敗了，事實上，它仍然擁有普遍的和強大的社會基礎，但是，民主社會主義如果不從上述誤區中走出來，如果不重新檢討自己的綱領、目標和政策，如果不把自己建立在壹種已經變化了的歷史基礎上，如果不適應工業經濟向信息知識經濟、體力勞動向腦力勞動、物質資本主義向人力資本主義、狹隘的少數人的資本主義向普遍的多數人的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向中產階級轉化這壹偉大的歷史潮流，那麽，民主社會主義被拋棄和淘汰的命運也同樣是不可避免的。



六、市場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的諸種誤區可以歸結為壹個總的誤區，那就是它沒有建立壹個微觀的經濟基礎和所有制結構，壹種既與自由市場經濟相融又保證高度的社會公平的經濟制度。從民主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來看，僅僅通過國有化、國家幹預和社會再分配（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這些宏觀改革，是不可能建立這樣壹種制度的。必須進行企業產權和資本結構的微觀改革。“市場社會主義”可以看作是這壹改革的壹種設想和最初的努力。

1、市場社會主義的基本含義

所謂市場社會主義，如克•皮爾森所言，是“把經濟的社會所有制原則與繼續通過市場機制配置商品（包括勞動）的做法結合起來的壹種經濟和社會制度。”它的兩個基本環節就是市場和社會所有制。

（1）市場。對於市場社會主義來說，市場不僅是社會主義取得更大經濟效率的手段，而且也是達到更大程度的個人自由、社會民主和提高社會公正的途徑。取消市場競爭，不僅將降低經濟效率，而且也無法達到社會公正。在市場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中，市場是主要的調節機制，而中央計劃將受到嚴格的限制。

（2）社會所有制。這是壹種與市場內在貫通、銜接的所有制形式，它壹方面與傳統的私有制是對立的，另壹方面又與國家所有制是對立的，因此，它處在壹個廣闊的社會平臺上，處於個人與國家之間的中間層次，是壹種“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即法人—社團所有制，國家所有制將受到嚴格的限制。

2、市場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經驗來源

（1）馬克思的社會個人所有制思想。馬克思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所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的初級形式，他認為隨著國家的消亡，直接的社會所有制將取而代之。按照馬克思的辯證邏輯，這種直接的社會所有制，同時也就是個人所有制（即“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因為社會不是與所有個人抽象地對立的獨立實體，它本身不過是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自由共同體。

（2）蘭格的競爭社會主義

20世紀30年代，針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對社會主義的計劃可行性和資源配置的有效性的否定，波蘭經濟學家蘭格提出了壹種競爭的或模擬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模式。他認為，可以在公有制基礎上模擬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下完全競爭市場來合理配置資源，其具體方案是：工資和消費品的價格由市場決定，投資率和積累率由中央計劃機關確定，工業品價格則由壹種從中央計劃機關到企業反復摸索估計的“試錯法”程序來決定。蘭格首次確認社會主義與市場的壹致性和兩者結合的可行性，是社會主義思想的壹大突破。

（3）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

南斯拉夫是第壹個擺脫蘇聯控制而主動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試圖依據的是馬克思的社會所有制思想，建立壹種不同於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模式，這壹模式的基本要點是社會共同所有制、工人自治和社會計劃指導下的市場經濟。不過，南斯拉夫也出現了經濟增長放慢、工資和物價交替上升、失業和通貨膨脹率升高、外債負擔沈重和工人大量外流，自治社會主義模式因此也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可以說，自治社會主義在相對消除了資本主義和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弊端（兩極分化和國家統制主義），同時也把兩者的弊端集於壹身了（無政府狀態和產權不明）。

（4）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

二戰以後，聯邦德國卓有成效地實行了壹種“社會市場經濟”即把自由市場原則和社會均衡原則結合起來的經濟模式。社會市場經濟被認為是介於極權主義經濟（納粹主義強制經濟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與放任自流的自由主義經濟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是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綜合。它試圖在競爭經濟的基礎上，把自由首創精神同恰恰是由於市場經濟成就才得到保障的社會進步結合起來，具體表現在兩個層面：在企業和市場層面，把經濟自由與經濟民主結合起來；在社會和國家層面，通過政府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來保障自由競爭基礎上的社會保障和社會公正。

（5）資本主義國家歷史悠久的合作經濟

在資本主義國家，合作社已有悠久的歷史，其源頭可追溯到19世紀初期英國的歐文和法國的付立葉等人的社會主義實驗。與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和勞動管理型經濟不同的是，合作社不是在壹種社會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的宏觀環境中由工人、勞動者通過互助合作的方式建立起來的，是壹種反抗資本主義的自發群眾運動。合作經濟在歐洲經濟領域中雖然只占產業活動的壹小部分，並總的來說處於某種邊緣狀態，但壹直在頑強地生存和發展著。

3、市場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

市場社會主義的關鍵問題是如何解決社會所有制和市場經濟的結合。爭論的焦點是，所謂社會所有制，是否認個人所有制的共有制，還是承認個人所有制的聯合所有制？是全體公民的整體、統壹的所有制，還是作為不同公民之間的合作的分散的、團體的所有制？第壹種思路是南斯拉夫自治社會主義的繼續，而第二種思路是資本主義國家傳統的合作制的繼續。第壹種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否定工人的個人所有，工人只有對社會所有的生產資料的經營使用權和收益權。但是，正如我們從南斯拉夫所看到的，社會所有制很難和國家所有制劃清界限，因為總得有壹個機構來代表社會在不同企業之間分配生產資料，這個機構，不管是叫做“計劃委員會”，還是叫做“國家銀行”，都擁有對生產資料的壹種壟斷權力，與市場經濟所要求的資源在各個企業、各個地區、各個行業之間自由流動是矛盾的（只有壹個自由的資本市場才能做到這壹點）。所以這種經濟與其叫做市場經濟，不如叫做計劃經濟。另壹方面，這種模式不能防止各個工人團體從本位利益出發，對屬於全社會的生產資料進行掠奪性經營，把本企業工人收入的最大化放在首位，而對社會所有的生產資料的量的增長和質的提高漠不關心，同時，在工人團體內部，也不能防止平均主義、“搭便車”和“吃免費午餐”的現象，不能防止沒有上進心、責任感和能力較弱的工人以民主的多數票剝削那些有上進心、責任感和能力較強的工人。第二種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則沒有否認資本的個人所有權，只不過把資本雇傭勞動轉變為勞動雇傭資本了。但這種模式仍然太多地局限在傳統的合作社範圍內，解決不了企業的融資能力問題、規模經營問題、勞動力自由流動問題等市場經濟中必然發生的問題。第壹種模式實際上已被歷史經驗所證偽。因此，出路在於改造第二種模式。



七、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不發達國家的異化和畸變



1、蘇聯模式社會主義是馬克思模式在不發達國家的實踐

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制—計劃經濟”模式，作為其社會主義思想的工具和手段層面的東西，是在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提出的，反映了仍處在早期發展階段的工人階級的利益、願望和要求，是社會主義的初級的、粗糙的形式和低級階段，是工人階級處在不發達階段所能設想出來的對資本主義的替代物，這壹模式在1871年巴黎公社短暫的實踐後，隨著工人階級的發展、成長和壯大，逐漸被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所拋棄。但是，這壹模式卻對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具有某種天然的適用性——這些國家由於種種歷史原因，在其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陷入內憂外患之中，以至傳統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已經癱瘓了，而新興的資產階級由於力量太弱還沒有形成統治能力，於是，這些國家的城鄉無產階級被推到歷史的前臺，成為經濟、政治和社會變革的主導力量。

問題的關鍵在於，在俄國等經濟文化落後以及工人階級本身很不發達的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中，馬克思社會主義模式中所包含的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文明成果這壹前提和內核被中斷、否定和拋棄了，直接用暴力革命和專政的方式把壹種反資本主義的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強加於整個社會的結果，就是把在馬克思那裏只是工具、手段和過渡形式的“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制—計劃經濟”模式，變成了所謂工人階級先鋒隊對整個社會的長期專政，變成了共產黨對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全面壟斷和控制，變成了與納粹極權主義異曲同工的共產極權主義。

2、蘇聯模式社會主義是不發達國家開創的壹條企圖通過非資本主義方式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道路，它不僅是國內階級矛盾激化的產物，而且是國際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產物，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

本來，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以後，並非壹定要實現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實際上，布哈林壹派就主張長期實行新經濟政策，國家只通過經濟杠桿引導私有經濟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而不是通過政治暴力強制推行集體化、國有制和計劃經濟。但是，這條道路對於處於資本主義世界包圍和威脅之下而急於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急於建設壹個強大國家的民族來說，確實是太漫長了。如果能夠既避免剝削、貧富兩極分化、壓迫、奴役等種種傳統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所具有的弊端，同時又迅速實現國家的富強和民主，這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無論如何也是壹種巨大的誘惑，能激起他們無限的希望、熱情和奮鬥精神。

事實上，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歷史階段，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確實能夠取得比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更為迅速、更為顯眼的經濟效率，能夠在很短時間內取得令人目不暇接、驚嘆不已的工業化成就，因為國家可以集中全國的資源、資金和人力來達到某些近期目標，就像在戰爭中，可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壹樣。這樣壹種集中的優勢和爆發力，是資本主義所不具備的。然而，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與工業化和工業經濟在本質上又是對立的。所謂工業化和工業經濟，是指工業成為國民經濟中的主導產業並滲透和控制其他的產業（農業、服務業）。與農業經濟相比，工業經濟具有如下特征：它不是生產和消費直接結合的經濟，而是生產與消費分離的經濟；它不是直接利用體力和手工工具進行生產的經濟，而是通過機器體系這壹中介的“迂回的生產過程”；它不是利用簡單的經驗和技能進行生產的經濟，而是科學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應用；它不是停留在男耕女織這壹簡單的分工狀態的經濟，而是要求大規模分工和專業化，並在此基礎上達到壹種新的協作。很顯然，這種生產只有在廣泛的、發達的市場交換的情況下才是可能的，這種市場交換又必須以生產要素的私有制作為前提，才會保持其秩序、效率和基本公平。這就是說，工業化、工業生產力和工業經濟要求私有制和自由競爭市場，工業化的目標本質上只有通過資本主義這壹手段和途徑才能達到。但是，在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社會裏，工業化和現代化這壹目標卻在本質上是與國家所有制、計劃經濟這壹手段和途徑相矛盾的，壹旦這種社會主義把工業生產力、科學技術、大規模分工和協作以及現代教育引入自己的內部，同時也就為自己準備了壹種否定的力量，這種力量終將從內部摧毀它的外殼。這就是說，正好是因為工業經濟水平和工業化程度太低，才有可能實現這種社會主義，而在工業經濟得到充分發展的狀況下，這種社會主義就越來越失去其現實性了。

3、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與發達國家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

嚴格地說，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並不能叫做社會主義，而只是社會主義的極端、畸型和異化形態，這就正像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極端、畸型和異化形態壹樣。因此西方世界通常把它稱之為共產主義，與作為西方社會制度和發達國家正常組成部分的社會主義作了明確的區分。

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與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幾乎在壹切方面都是對立的：前者追求優良私有制和優良公有制的結合，後者追求權貴官僚集團所有制；前者實行社會市場經濟，後者實行國家統制經濟；前者實行憲政、民主、法治，後者實行極權、專制、權治；前者實行多黨制、議會民主制、三權分立，後者實行壹黨制、共產黨專政、三權合壹；前者確保信仰、思想、言論自由，後者對所有人施行意識形態控制。幸運的是，在給人類造成巨大災難之後，蘇聯模式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已經土崩瓦解，目前僅在兩三個國家茍延殘喘而已。



八、歐洲共產主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支流



第二國際解體後，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左派紛紛獨立出來，成立共產黨，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倡導下，成立了共產國際，依然堅持“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制—計劃經濟”的觀點。1956年蘇共20大召開和共產黨情報局解散，為各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1968年歐洲17國共產黨支持“布拉格之春”並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霸權主義行徑，標誌著“歐洲共產主義”獨立自主路線的形成；1976年，歐洲共產黨正式打出“歐洲共產主義”的旗幟，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理論和政策，至此，“歐洲共產主義”正式成為壹股獨立的政治力量，到1986年，全世界有18個共產黨奉行“歐洲共產主義”理論，其中，在西歐24個共產黨中占14個，共擁有黨員330萬，約占資本主義世界共產黨員總數的75％以上，占西歐共產黨員總數90％以上，在西歐各國選民中，獲得約10％的選票，在議會中擁有壹定數量的席位。

與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把自己界定為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不同，歐洲共產主義則把自己界定為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歐洲共產主義的主要觀點如下：

1、歐洲共產主義主張“獨特的民主道路”

放棄暴力革命，通過和平民主途徑實現社會主義，當然也不排除以革命暴力壓制反動派的政變；以結構改革的辦法，改造和利用國家機器，而不是“打碎舊的國家機器”。

2、歐洲共產主義主張“民主的社會主義模式”

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代之以以“勞動者政權”和“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由勞動力量和文化力量聯盟所領導的新政權”；實行共產黨起政治引導作用的“多黨制聯盟”，各政黨可通過普選輪流執政。

3、歐洲共產主義的“新經濟模式”

對主要的生產資料和大企業實行國有化，同時發展合作社所有制和市、省、地區所有制等社會所有制形式；允許私有制在壹定範圍內存在和發展；多種所有制在壹定時期內繼續並存，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逐步把私有制的各種形式過渡到單壹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實行經濟民主計劃，把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把公有和私有企業的積極性結合起來，把國家、地方和企業的決策同勞動者的參與和監督結合起來。

4、歐洲共產主義的“新型群眾性政黨”理論

在指導思想上，不再沿用蘇聯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而改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偉大思想”等提法；對黨的性質，不再提“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改為黨是為實現社會主義理想而奮鬥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公民的“群眾性組織”；黨依然堅持民主集中制，但不再對國家、社會實行絕對領導，而是與向往社會主義的不同政黨和團體建立政治聯盟。

從以上簡略論述可知，“歐洲共產主義”在急劇地遠離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而向民主社會主義靠攏，甚至自稱是壹種“民主的社會主義”，表現出歐洲共產黨人探索壹條適合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的努力。雖然在指導思想、最終目標、民主道路和黨的性質等方面，歐洲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還存在壹些重大的區別，因此不能說歐洲共產主義已經融入了社會民主主義，但是，可以明顯地看出兩者融為壹體的趨勢，在不遠的將來，歐洲共產主義融入社會民主主義是大概率事件。



九、“老共產黨”和“新共產黨”的共產主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末流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有壹些堅持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老共產黨，如葡萄牙共產黨、希臘（國外）共產黨、盧森堡共產黨、愛爾蘭共產黨、丹麥共產黨、美國共產黨、奧地利共產黨、加拿大共產黨、新西蘭共產黨、西班牙人民共產黨、馬耳他共產黨、土耳其共產黨，共有黨員35萬人，擁有少量的選民和議會席位。這些共產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主張學習蘇聯經驗，甚至以蘇聯為社會主義的“活樣板”。但在蘇東劇變以來，這些共產黨急劇地轉向“歐洲共產主義”。

6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以來，先後從“老共產黨”中分裂出來壹些“新共產黨”，他們自稱是“馬列左派共產黨”，只有幾萬名黨員，沒有多少群眾基礎。這些新黨壹般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把中國革命道路當作革命的樣板，並且“唯我獨尊”、“唯我獨革”，把其他共產黨都看成是修正主義的黨；在政治上推行壹條極左路線，盲目拒絕合法鬥爭、議會鬥爭，主張“通過暴力革命，武裝起義，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組織上陷入宗派主義，壹般又分裂為好幾個組織。80年代以來，這些新黨大部分已名存實亡，幸存的幾個新共產黨則開始糾正左的錯誤，表現出向“歐洲共產主義”靠攏的趨勢。

以上我們回顧了整個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發展變化的基本歷程。總的來說，在整個世界經濟政治體系中，尤其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民主社會主義走的是壹條上升的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雖然壹度在近半個地球上獲得絕對的主宰地位，上升到輝煌的頂點，但終於在20世紀末走向全面的衰落和崩潰，而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種模式的社會主義運動早在二戰以後就開始了衰落的過程。從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急劇地轉化為民主社會主義，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極左的“新共產黨”和“老共產黨”急速地轉向“歐洲共產主義”，而“歐洲共產主義”本身又急速地轉向民主社會主義這壹歷史大趨勢來看，21世紀的社會主義，將主要是壹種民主的、市場的、自由的、人道的社會主義，這是我們根據20世紀社會主義的全部歷史能夠做出的壹種預言。



社會資本主義和資本社會主義



20世紀是資本主義獲得長足發展的世紀，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由誕生到鼎盛、由鼎盛到衰落的世紀，但同時也是民主社會主義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世紀。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不是兩敗俱傷，而是同時得到發展；不是零和對局，而是雙贏。

按照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念，無法解釋這壹復雜的歷史現實。這就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壹個根本的問題：什麽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含義是什麽？



壹、社會主義的再定義



按照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觀念，社會主義是壹種全面批判和否定資本主義，主張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理論；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無產階級追求自身和全人類從資本主義制度下解放出來的運動；是人類歷史上取代資本主義的壹種更高的社會制度和更高的歷史階段。如果按照這種說法，那麽，就無法解釋為什麽蘇聯模式社會主義這種更先進的社會制度會失敗和崩潰，而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民主社會主義卻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只有把蘇聯東歐劇變解釋為暫時的失敗，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很快就會東山再起，只有把民主社會主義排除在社會主義之外而把它看作是資本主義的壹個變種，才能保持邏輯上的自圓其說。這是壹種極左派的解釋，很難讓俄羅斯和東歐各國已經唾棄了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人們相信，發達國家占全部選民壹半左右的民主社會主義的追隨者和擁護者，也不會接受這種解釋。

有必要區分“社會的”（Social）和“社會主義”（Socialism），正如有必要區分“個人的”（Individual）和“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壹樣。所謂社會的，指人的本性中有社會的、合群的、合作的、互愛的、利他的壹面；所謂個人的，指人的本性中有獨立的、自主的、排他的、利己的、自私的壹面。這是兩個描述性的、中性的事實判斷，而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則是兩個帶有強烈傾向性的價值判斷，是分別把“社會的”和“個人的”方面誇大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甚至是唯壹的、絕對的、普遍的東西，用其中壹個方面來概括整個人的全部本性而否認和貶低另壹個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早期的資本主義，正好是壹種典型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這種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在帶來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剝削、貧富兩極分化等種種負面的和醜惡的現象，因此，必然引起強烈的反彈，也就是引起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受害者、“被侮辱與被損害者”、處於弱勢地位的階級和階層的憤怒、仇恨和反抗，但他們不可能用個人主義去對抗個人主義，用利己主義去對抗利己主義，而只能以個人主義的對立面——社會主義這壹價值形態來表達自身的利益和要求。所以“社會主義”壹詞最早出現於19世紀30年代的法國，是合作主義者的創造物，尤其是在聖西門圈子中，被用作“個人主義”的反義詞。於是，社會主義作為壹種對資本主義的反抗、抗議，作為壹種“痛苦的呼聲”和“憤怒的吶喊”，作為資本主義的壹種解毒劑出現了。對此，歐洲社會黨國際的《法蘭克福宣言》有比較準確的把握：“社會主義作為壹種反抗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各種弊害的運動而產生於歐洲，最初是受資本主義痛苦最深的雇傭勞動者的運動。”

如果對社會主義做這樣壹種理解，那麽，社會主義既可以以原始的、平均主義的、“粗陋的共產主義”的形態出現，也可以以“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制—計劃經濟”的形態出現，隨著歷史的進壹步發展，還可以“民主社會主義”或者其他更多的形態出現；只要資本主義繼續存在，社會主義就是它的不可分割的伴生物和孿生兄弟，也是它的對立面和否定面。馬克思否定了“粗陋的共產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創立了更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他的壹派繼承者稱之為“科學社會主義”）。但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也不能說是最後和唯壹形態的社會主義，在他之前、之外、之後，湧現出更多的社會主義形態。可以說，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越是走向極端，越是沒有法律和道德的約束，越是野蠻和弱肉強食，社會主義的反彈就越激烈，越傾向於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越傾向於采用集體至上、整體至上的“共產主義”形態；反之，資本主義越是溫和、文明、合理，越是消除其“外部不經濟”和顧及全社會的共同利益，越是克制其貪婪、瘋狂的特點，社會主義就越是會相應減弱其激進和猛烈的色彩，而傾向於用民主的合作方式來限制和引導資本主義，並相對承認個人主義的合理性。



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和互補



可以說，如果沒有社會主義的反彈、抗爭和強有力的制約，資本主義早就已經被自己所帶來的負面的、消極的以至罪惡的東西所摧毀了。正如社會主義會發生自我異化，資本主義，如果不加限制的話，也必定會發生自我異化，也會造出壹種足以毀滅自身的異己力量。試想，壹個人對人像狼對狼壹樣的社會，能維持多長時間呢？個人主義、利己主義走向極端，結果必定是整個社會（包括資本家本人）同歸於盡。所以，資本主義為了使自己能夠有序地、合理地、健康地、長期地發展下去，有時是被迫地，有時又會自願地接受它的對立面即社會主義的某些要求和原則，甚至從最深層的關系而言，資本主義內在地需要社會主義，因為任何壹個個人的生存和發展都離不開社會環境，任何壹個個人都不能把自己的目的和要求強加於所有的人，只不過那個時代的人們還不能自覺地認識到個人與社會的深刻同壹性，還不能主動地追求人與人、個人與社會的統壹，因此，這種統壹只能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外部對抗的、對立物互補的形式不自覺地表現出來。反過來說，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社會主義運動如果要存在和發展下去的話，也不能采取壹種與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絕對對立的形態，不能要求立刻摧毀資本主義制度，因為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如同社會主義壹樣，也具有其深刻的歷史合理性（包括經濟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如果完全否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本身並無獨立接管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能力；因此，即算廢止了資本主義而實行壹種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為了能夠有效地管理整個經濟和社會，又不得不把從前門趕出去的資本主義從後門放進來。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工業經濟、市場經濟得以長期有序發展而必須在同壹社會內部同時采用的兩種方法、機制和制度，反過來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也同時以工業經濟和市場經濟作為自己的基礎：兩者同時以生產力的高速增長和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作為主要目的，區別只在於實現這壹目的的手段和對所得結果的分配上。但是，正如資本主義不能在沒有社會主義的制約下單獨獲得長期發展壹樣，社會主義也不能離開與資本主義的共存關系單獨成為壹個獨立體系而獲得長期的發展——固然，這種獨立而大壹統的社會主義能夠在短時間內集中全社會的各種資源和力量加速工業化的進程並取得種種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由於它從根本上取消了全社會範圍內每個個體的私人財產權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種種個體權利，窒息了作為社會發展源頭活水的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由於它沒有把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合理內核（個體權利、個人自由）包含於自身之中，因此，雖然它在時間和空間上與資本主義是平行的，但在社會制度的文明水準上和進步水平上，卻要比把社會主義的合理內核包含於自身之中的現代資本主義低壹個檔次，這就決定了它在與資本主義的長期競爭過程中，終於因為缺乏持久的耐力和後勁而敗下陣來。這就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衰敗的根本原因。



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歷史合題之壹：社會資本主義



20世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發展證明，資本主義已經把社會主義的合理內核吸收進來了，從而形成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第壹個歷史合題——社會資本主義。這是壹種新的形態的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壹個更高的發展階段，這種資本主義，與舊的、老式的、原始的、早期的、古典的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新資本主義；與少數人掌握多數資本和財富的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普遍的資本主義、人民資本主義、平等資本主義、民主資本主義（表現為無產階級的有產化、職工持股等等）；與經營管理決策權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並單純以利潤為目標的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公眾資本主義（表現為勞資共決和雇員、顧客、消費者、社團代表進入公司董事會）；與個體資本家擁有全部所有權並承擔無限責任的私人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法人資本主義（表現為股權多元化、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有限責任制度和法人財產權的確立）；與物質資本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勞動資本主義、人力資本主義、文化資本主義（表現為智力勞動和知識成為最主要的資本）；與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缺乏社會保障的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福利資本主義（表現為完善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國家）；而作為壹個總的歷史合題，可以準確地稱之為社會資本主義。

社會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高級的和普遍的發展階段，是資本和私人財產所有權向全體公民普及化的資本主義，但是，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基礎上，也正因為這種廣泛的分化、多元化和個體化，才產生出資本和私人所有權的橫向聯合和社會化，如同普遍的分工產生普遍的協作壹樣。比如，在微觀層次，公司的法人財產權，不可能完全還原和分解為股東的私人所有權，因而在壹定範圍內具有公有的性質；又如勞資共決和社會公眾參與企業的管理，也是壹種社會化。在宏觀層次，國家通過經濟杠桿對市場的調節和國家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依法幹預、限制和懲戒企業不當的經營活動，國家通過再分配縮小貧富差距，以及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也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所有這些帶有“社會主義”特征的改革和調整，總體上是在強大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壓力下做出的，有些是由執政的社會民主黨通過立法途徑推行的，但也有壹些是資產階級主動做出的讓步，因為資產階級從本身的長遠利益出發，認識到緊張的勞資關系、頻繁的罷工等對抗性的因素會帶來巨大的損失，使“成本”劇增而利潤減少，不如多做壹些讓步，建立比較溫和的以至和諧的勞資關系，反而能使經濟穩定快速地增長，從“長時段”而言，會給資產階級帶來更多的利益。由此也可再次看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互補性。



四、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歷史合題之二：資本社會主義



從20世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來看，社會主義已經把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的合理內核吸收進來了，從而形成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第二個歷史合題：資本社會主義。這種新的形態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壹個更高的發展階段。這種社會主義，與舊的、老式的、原始的、古典的、早期的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新社會主義；與極權的、專制的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社會民主主義、憲政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表現為否定無產階級專政而主張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制）；與否定市場經濟的計劃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市場社會主義、競爭社會主義（表現為承認市場調節經濟的主導作用）；與實行大壹統的公有制為主的國家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多元社會主義、民間社會主義（表現為各種形式的民營公有制和各種形式的私有制並存和交錯的混合經濟體制）；與政企不分的統制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自治社會主義（表現為工人參與管理）；與限制以至取消公民的基本權利、人權和自由的兵營式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自由社會主義、人道社會主義（表現為承認和發展資本主義社會已經確立的所有公民權利）；與激進的、上帝創世式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現實的社會主義、可行的社會主義（表現為否定暴力革命和國家對經濟的整體改造，而主張以經濟制度本身的自然演進為主，以國家調控和引導為輔）；而作為壹個總的歷史合題，則可以準確地稱之為資本社會主義。

與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不同，資本社會主義是壹種把資本主義的合理內核包含於自身之中的社會主義，所以表面上看起來，這是傳統社會主義在原則上的大退卻，是壹種極為溫和的、極為低調的社會主義，甚至於是對資本主義的投降，但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從天上降到了地上，然後腳踏實地地開始了它的上升和發展的過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在長期鬥爭中開始認識到，私有制、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並不是自己的天敵，相反，通過階級聯合的政治行動，通過加強集體談判的力量和提高自身的人力資本，無產階級和勞動者可以分享到資本的利潤並且直接轉化為有產者，在此基礎上鍛煉和提高自己管理經濟和社會的能力，否則，即算通過暴烈的政治革命推翻了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勞動者也沒有能力接管經濟和社會，也成不了新社會的真正主人。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和勞動者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來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壹是在微觀層次滲透進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逐漸將大部分資本和財富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通過聯合的政治行動和議會民主道路，通過立法和國家的宏觀幹預，消除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惡果，實現有利於全體社會成員的公共目標和公共利益。這樣壹來，社會主義就能夠在保存競爭、效率、自由的基礎上不斷地提高社會的和諧、公平和正義的水平。試問，按照我們人類的天性和能力，我們除了按照這個思路實現這種可行的社會主義外，到底還能夠實現其它什麽更高級的社會主義？



五、社會資本主義與資本社會主義的異同



從以上論述可知，社會資本主義和資本社會主義在許多基本原則上是相當壹致的，比如混合所有制、市場經濟、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制度、國家的宏觀調控和思想文化的多元發展，已經成為發達國家各階層大多數公民和各種政治力量都認同的原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社會資本主義與資本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趨同，表明人類歷史上壹直存在著的人與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抗性矛盾正在轉化為非對抗性矛盾，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正在轉向階級之間的和平談判、協商和合作。這對人類來說，絕不是壹件壞事，而是壹件大好事，是人類文明取得的決定性的、實質性的進步，對這壹進步，只有資本主義陣營中的極右派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極左派才會感到失落，而廣大人民群眾則感到由衷的慶幸和喜悅。

但是，社會資本主義和資本社會主義畢竟還有壹些重大區別，即社會資本主義是壹個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趨近的過程，具體表現為狹隘的、少數人的私有制轉化為普遍的、社會化的私有制，物質資本主義轉化為人力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下降為中產階級的過程；而資本社會主義則是壹個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趨近的過程，具體表現為單壹公有制轉向混合所有制，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無產階級上升為中產階級的過程。這個雙向的過程將在某種中間位置合流，但在完全合流之前，雙方仍將存在長期的拉鋸、競爭以至壹定範圍和壹定程度的對抗。

社會資本主義和資本社會主義壹旦完全合流和趨同，就意味著人與人、階級與階級、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基本得到解決，人類將進入壹個真正民主、自由、和平、公正的歷史階段，也即是馬克思所說的“真正人的歷史”發展階段；那時，資本主義、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集體主義之間的矛盾也將基本解決。因此，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正如他們曾經壹同產生壹樣，也將壹同消亡。

對這壹結論，資本主義的信徒們當然堅決反對，如弗蘭西斯•福山就宣稱，當代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制度已是“歷史的終結”，現在的人類已是“最後的人類”；同樣，社會主義的信徒們也會大為不滿：怎麽？難道社會主義不是資本主義之後的壹個新的更高的歷史階段嗎？難道社會主義不再是全人類奮鬥以求的理想社會嗎？

不錯，正是如此。正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分別有其獨特的優越性壹樣，它們也都具有同樣獨特的局限性：資本主義把個體化、個性、個人利益、個人自由原則提到極端，而否認人的社會性、公共的利益和人與人之間的合作互愛；社會主義則把集體化、共性、社會利益和共同秩序原則提到極端，而否認個體的權利、自由和個人的歷史本體地位。它們都是片面的，因此它們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向對方趨近；壹旦它們完全合流，它們當然就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而同過去的歷史壹同消逝。這有什麽可惜的嗎？難道壹種既高於資本主義，又高於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不是更好嗎？

因此，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對手、伴生物和解毒劑，既不能離開資本主義而成為壹種與資本主義平行發展的社會制度，也不可能成為壹種取代資本主義的更高的社會制度。它與資本主義同生共死。對今天的人類來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必不可少的，都有其優點，也都有其弱點，因此，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幾百年的殊死鬥爭中醒悟過來的人類，不應當再陷入那種狂熱的或冷酷的意識形態鬥爭，而應當聰明地把雙方的優點結合起來，把雙方的弱點消解下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兩種相互競爭而又相輔相成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比較重視社會的自由、競爭、效率、變化、活力，能夠充分調動社會成員投資、創業和工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但必然導致剝削和兩極分化；社會主義比較重視社會的平等、團結、合作、穩定、和諧，致力於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使人類能夠共同富裕和全面地發展，因而可以成為資本主義的有力制衡和必要糾正。資本主義要盡可能接受社會主義的合理要求，而社會主義要盡可能容納資本主義的合理內核。當它們壹方力圖離開、否定、消滅另壹方而建立自己的壟斷的、至高無上的、主宰壹切的地位時，它們就都會因為走向極端而陷入荒謬和崩潰。

如果有人堅決反對這種觀點和態度，那就請他重新回去體驗壹下資本主義血腥的原始積累或者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金家王朝的極權主義恐怖統治吧。



第六章 共產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結構



從1949年中共建政，迄今已有70年的歷史了。在中國歷史與人類歷史長河中，70年並不算長，但就中共政權給中華民族造成世界罕見和亙古未有的大浩劫、給中國人民帶來壹眼望不到頭的深重苦難而言，70年實在是太長了。



壹、毛澤東時代的共產極權專制主義



1、高度集權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結構

1949年，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壹屆全體會議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且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它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組織形式；它決定鎮壓壹切反革命活動，嚴厲懲罰壹切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反對人民民主事業的國民黨戰爭罪犯和其他怙惡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對於壹般的反動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家，在解除其武裝、消滅其特殊勢力後，仍須依法在必要時期內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但同時給以生活出路，並強迫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假如他們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必須予以嚴厲的制裁；它宣布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壹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它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國家應在經營範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其中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是人民共和國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

這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憲法性文件，具有壹些憲政民主的元素，承認各民主階級和民主黨派的政治合法性和參政地位，承認私有制經濟的合法性，承認市場經濟的基本構架，部分兌現了中共對幫助它奪取政權的民主黨派和工農群眾的承諾，包含了壹些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訴求。但關於專政，關於工人階級、共產黨、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的規定，已經埋下了向大壹統社會主義極權專制轉型的伏筆。果然，僅僅過了四年，毛澤東就宣布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1954年憲法立刻對此予以法理化，其序言開宗明義就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社會建成，這是壹個過渡時期。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國人民在過去幾年內已經勝利地進行了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分子、恢復國民經濟等大規模的鬥爭，這就為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又僅僅過了兩年，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壹個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了。為了夯實這壹以閃電般速度獲得的勝利成果，1957年，毛澤東共產黨又以引蛇出洞的方式發動反右運動，把55萬以上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黨內敢言之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至此，共產黨掌握了全部國家權力機關和政府機關，生產資料公有制壹統天下，計劃經濟體制開始運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壹切，高度集權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體制就完全建立起來了。

2、極權專制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

共產黨會說，高度集權有什麽不好嗎？只要它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是為人民服務並且由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它就是迄今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制度，對於資本主義具有無比的優越性。那好，就讓我們扒開這個制度用人民、民主、公有、社會主義等等美麗詞匯編制起來的畫皮，來看壹看它的極權主義和專制主義性質。

第壹，個人的人身自由、私有財產權、投資經營權、擇業權、遷徙權、信仰思想言論自由權、集會結社遊行示威權、自由選舉和公平競選權、自由婚戀權和生育權、隱私權等等壹系列人權和公民權利，不是被剝奪，就是被限制到最低限度。人民是由個人組成的，個人存在、個人自由、個人權利被弱化和虛化了，人民權利也就不復存在了。然則個人被剝奪的權利和利益跑到哪裏去了？個人的奉獻和犧牲被誰收走並享用了？當然不是那個抽象的、沒有身體和五官的、作為虛幻共同體和想象物的“人民”，而是那個自稱代表了人民的政黨，它成了壹個壟斷和占有所有個人的犧牲和奉獻的特殊利益集團。人民被當作聖物頂禮膜拜，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和尊榮，但每壹個人民個體卻是可有可無、無足輕重、壹無所有的，甚至是可以被擁有權力的人隨意指認為敵人的，因此人民什麽都不是，執政黨和官僚集團才是壹切，在這個所謂人民共和國中，舉凡壹切冠以人民名義的機構和事物，如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協、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人民日報、人民廣播電臺、人民電視臺、人民出版社、人民大學、人民醫院……等等等等，其中“人民”二字，都可以極其準確地置換為“共產黨”或“官僚集團”。

第二，個人之間橫向的社會聯系、由個人自由聯合而成的社團之間的聯系，統統被人為禁止和破壞了，人們之間只能發生由黨國官僚行政體制為軸心的垂直的等級關系，黨國社會化，同時社會黨國化了，國家與社會的邊界被取消了，獨立的公民社會不復存在了。試問，連公民社會都沒有了，哪來的社會主義？在這個黨國至上主義的社會結構中，最缺少本真意義上的、真正的社會主義了，最缺少人們之間的自由聯合、平等交換、團結互助、濟困扶弱了，在權力拜物教和嚴格的等級制度之下，不可能產生基於自由和平等、合乎人性尊嚴的公共利益和社會公正，最多不過有壹點黨國對民眾的父愛主義的、不斷要求感恩戴德的施舍而已。

第三，優良的私有制被消滅後，不可能產生由優良私有制轉化和擴展而成的優良公有制，而只能產生出壹種惡劣的私有制即黨國官僚集團私有制。它是壹種集團所有制，因為生產資料所有權並沒有量化到每壹個官員身上，共產黨作為壹個集團整體地占有全社會的生產資料；它又是壹種私有制，這不僅表現在特權利益集團和統治階級成員按照嚴格的等級制度分享著所有者權益和剩余價值，而且表現在它具有強烈的壟斷性、獨占性、排他性和排外性，凡是不能進入官僚等級體系的人，都不可能獲得特殊的利益，而只能獲得壹份由黨國自上而下規定的、僅供維持基本生存的生活資料；在所謂的國家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以及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中，工人、農民和普通知識分子根本就不享有實際的所有權、支配權、經營權、管理權、分配權和收益權，根本就不存在與黨國討價還價的余地，公有制對他們而言是徹頭徹尾的空有制和壹無所有制，他們只不過是黨國這個總地主和總資本家的農奴和工奴而已。

第四，它控制了整個社會全部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它把控制之手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和層面，它具有極權主義的壹切特征：壹個政黨、壹個領袖、壹個主義、權力高於壹切、不服從者不得食；它具有等級專制主義的壹切特征，它的構成和運行機制，以縱向的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為主，以橫向的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為輔，後者決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只是單位範圍內形式上的集體領導，但任何壹級單位都必須對上級單位負責，為了避免出現某壹級單位做出違背黨的政策和紀律的決定，就必須賦予壹把手最後決斷之權，依此類推，中央也必須賦予最高領袖以最後決斷之權，而最高領袖則向抽象的歷史規律和人民意誌負責，實則是向壹黨專制的整體利益負責，只有這樣，才能維系共產黨專政的正當合理性、持久性和萬世壹系性。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並不是偶然的和主觀的，而是極權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最高表現形式。

第五，維系共產極權專制主義制度的根本力量，絕不是黨公正和有效地治理國家和社會的能力，絕不是黨對生產力、經濟、物質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發展的促進和推動能力，而是暴力和謊言，是以暴力為後盾的謊言和以謊言為文飾的暴力，它們通過制造普遍的恐懼和愚昧，來獲得人民的服從和忠誠，來維持其長久而穩定的統治。這個制度逼迫人民創造財富又把財富從人民那裏奪走，並沒有強有力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而是把經濟推到崩潰的邊緣，並沒有給人民帶來共同富裕而只是給人民帶來共同貧困，更有甚者，在不到30年間，竟然有三四千萬人被活活餓死，有數千萬人被無情殺害和傷殘！這是史無前例的人類大災難，是對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的駭人聽聞的大犯罪！

3、毛澤東時代的左右問題

這個問題分兩個層面來說。第壹個層面或者顯性的層面是，中共建政以後繼續革命，即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不斷革命，這是壹個不斷左化的過程，先是通過所謂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消滅了最右邊的；然後通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次右邊的；最後通過反右運動，消滅了右傾勢力在政界和知識界的代表。到此為止，左的東西實際上已經壹統天下了，但毛澤東還嫌不夠，不夠左、不夠革命，他要在有生之年消滅漫長人類歷史遺留下來的壹切不夠革命、不夠先進的東西，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於是發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反右傾、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重點是消滅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他昔日的戰友和助手。在文化大革命中，極左力量不僅達到了中國歷史的最高點，而且達到了人類歷史的最高點。毛澤東儼然成為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領袖。

然而物極必反，從另壹個層面也是更為深刻和隱性的層面來看，毛澤東和中共用二三十年時間，實際上完成了從最左、極左向其反面即最右、極右的轉化，或者說，因為這個政權是壹個極權主義的政權，消滅了壹切偏右和偏左的，成了唯壹的政治力量，因此它本身就集極左與極右於壹身，既是極右又是極左，是極左與極右高度統壹的利維坦怪獸：說它是極左，因為它以平等之名消滅了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自由，消滅了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建立了壹個壟斷和控制所有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極權主義政權；說它是極右，是因為它並沒有實現真正的平等，反而建立了壹種等級森嚴的社會結構，其中權貴特權官僚階級居於金字塔的頂端，普通幹部、工人和知識分子居於金字塔的中間，而占人口百分九十左右的農民則被牢牢地控制在金字塔的底部，像農奴壹樣被圈禁在人民公社之內。

按照正常的政治邏輯，壹個偏左的政黨上臺執政後，在其施政過程中，會照顧到右翼的權利和利益，其政策會比上臺執政前向右邊擺動壹點，這樣壹方面還能堅持其左翼立場，另壹方面又能大體上兼容右翼，而不是壹舉消滅右翼。但是中共作為壹個左翼革命黨取得政權以後，不僅消滅了壹切右翼，而且把中左和黨內不夠極左的力量也當作右翼消滅了，它就變成了徹頭徹尾的極左，這個極左政權在取消了從前境況較好的階級和階層的自由和平等的同時，並沒有真正給予從前境況不好的階級和階層以自由和平等，而是讓他們普遍處於既無自由又無平等的奴隸狀態，只有位居金字塔頂的權貴官僚才享有為所欲為的、任性的自由和特權。這樣的政權不是極右的政權又是什麽？



二、鄧小平時代的威權專制主義



鄧小平時代，泛指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由鄧小平直接掌控或者生前確定了大政方針的改革開放年代，包括鄧陳胡趙時期、江朱時期、胡溫時期，共計三十余年。對於這個時代，官方稱之為改革開放時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模式等等，擁護普世價值、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人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權貴市場經濟、後極權主義、威權主義；極左毛派則稱之為官僚資本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專政。本文稱之為威權專制主義。

1、改革開放是極權專制向民間社會的松綁搞活

套用狄更斯的壹句話，這個壹個最好的時代，也是壹個最壞的時代：

第壹，工業化和城市化迅速推進了，出現了世界上少見的、長達30多年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到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成為世界老二，但是，為此付出的資源、環境、人權、生命、健康、道德、文化等等方面的代價也是驚人的和無法計量的，需要以後幾代人來償還。

第二，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這是極權專制主義對民營經濟的最富有積極意義的松綁，由此產生了相當壹部分比較優良的私有制並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與此同時，存量巨大的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從90年代中期開始迅速以“三無”（無名、無法、無序）和“三不”（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的方式偷偷摸摸地完成了私有化，也就是說，從壹種虛假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亦即真實的共產黨官僚集團私有制變成惡劣的私有制，從隱蔽的私有制變成了公開的權貴官僚私有制，而作為虛假公有制的虛幻所有者和主人翁的工人階級卻被大規模掃地出門，不僅失去了名義上的所有權，而且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就業權和勞動權。中國形成了壹種以權貴官僚私有制經濟為主、以民營私有制經濟為輔的經濟結構。

第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了，但市場經濟的自由度和平等度並不高，仍然深受權力操控，盡管進入WTO十多年了，西方仍然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私有制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壹度超過了國有經濟的總量，但最初的國退民進又轉回國進民退，國有企業占有60%左右的資源，卻只解決20%的就業，貢獻40%左右的GDP和稅收，這其中的超額利潤基本被“內部人”掌握並分配了，與此相反，民營企業只占有40%左右的資源，各方面並未受到平等對待，產權保護和經營自主權保護嚴重不足，壹部分已經破產，另有相當壹部分掙紮在破產的邊緣，但卻貢獻了50%的稅收、60%的GDP、70%的技術創新、80%的就業。中國經濟是壹種權貴官僚私有制與市場機制雜交茍合的、權貴官僚劫掠收割民營企業而民營企業剝削壓榨勞工的、畸形惡劣的市場經濟。

第四，政治體制也有某些松動，廢除了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實行了黨政分開和政企分開，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使壹部分民間精英進入權力體制，法制建設得到加強，依法治國入憲，人權保護入憲，出現了村民自治和人大代表競選的試點，公民自發維權運動從無到有發展起來。但四項基本原則不容挑戰，八九民主運動遭到血腥鎮壓，民間組黨行動、政治異議行為、有組織維權行動也遭到嚴厲鎮壓，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仍然形同虛設，形成了嚴密的網格化維穩系統，維穩經費超過國防經費，官民矛盾日趨尖銳。

第五，在社會領域，出現了新興資產階級、新興中產階級和新興工人階級等階級和階層分化，各類相應的社會組織獲得壹定的發育發展空間；開啟了社會保險、社會保障、社會福利體系的建設，廢除了收容審查制度。但是，勞資矛盾日趨嚴重，勞工社會組織發育艱難，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造成不平等的國民待遇，大多數農民工在教育、社保、住房和其他公共服務方面被排除在城市管理體系和社會治理體系之外。

第六，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消費自由、婚姻戀愛自由等有了相當大的擴展，但只能作為消極的私人生活權利得以存在，不能作為憲政話題進入公共領域；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罷工等項公民權利作為既成事實也許能夠得到壹定的默認，但得不到法律和政府的積極保障，壹旦觸及政治紅線，還會被無情地壓制和剝奪；世界經典名著和人文社會科學成果被大量翻譯引進，但國內學術研究卻受到高度的政治管控。

第七，在對外開放和國際關系領域，大量引進先進機器設備、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不扛旗、不當頭、不輸出革命、停止或減少對外經濟援助、和美國及其盟國建立友好關系、“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為中國經濟建設贏得時間和空間；積極加入國際貿易組織，積極加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和全球分工鏈條。但中國在對外經濟貿易過程中不遵守WTO規則、侵犯知識產權、強制技術轉讓、用低人權低福利低成本優勢傾銷廉價產品等做法，也引起發達國家的警惕。

總起來說，改革開放是被長期處於貧困狀態的中國人民倒逼出來的，是極權專制制度對人民的松綁搞活，人民利用有限的自由爆發出驚人的生產力，創造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經濟奇跡。盡管政治制度沒有重大的變化，但私有制、民營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有限的信仰、思想、言論自由，表明毛澤東時代的極權專制主義已經轉變為鄧小平時代的威權專制主義，作為專制政治與市場機制、權力與資本的壹種亂倫式的結合，我們可以把這種體制稱之為權力市場經濟，或權貴官僚資本主義。這是它的真實的身份，與什麽中國特色和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沒有關系。

3、鄧小平時代的左右問題

對這樣壹個時代，如何從左右視角出發做出評價？

從表層來看，改革開放是極左體制向右、向後的壹種退卻，是壹種統治策略上的調整和讓步，以便獲得極為稀缺的合法性即被統治者的同意，獲得更多的統治資源、技術、手段和工具。這種解讀有壹定的道理，可以讓人們看到極左體制是怎樣逐步放寬對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新左派和新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的限制的。

但是這種解讀沒有看出共產極權主義體制融極左與極右為壹體、形左實右的本質，誤以為中共還在獨家壟斷左的話語和意識形態，因此任何從極左立場的退卻都可以看成是右的表現，於是就形成壹種凡是擁護中共統治的就是左派，凡是偏離、質疑、抵制、不合作、反對中共統治的就是右派這樣壹種簡單的二分法，而這恰好是60多年來中共壹貫的話語邏輯，只不過對左右的好壞評價顛倒了而已。中共這麽看不成問題，它只要心知肚明自己是形左實右就可以了，但如果民間異議和反對人士也這麽看的話，就恰好中了人家的圈套，這個圈套就是，由黨國壟斷全部左翼的思想政治價值，始終把西方率先發現和實現的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看成是“右”的即資本主義的和資產階級的，而中共自己則永遠是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代表；在這個圈套裏面，那些發生於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真正對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構成批判和制約的、倡導平等與社會公正的左派就無處安身了，而只能和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站在壹起成為右派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階級就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政治代表了，而只能由自由主義順帶代表了。於是，西方社會中那種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以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為坐標體系的左右（極左、中左、中右、極右）分析框架，就不可能引入到中國來了。

因此應該從更為深刻的層次來看待改革開放。既然共產極權主義是形左實右的權貴官僚階級專政，在這種專政之下，廣大人民既沒有自由也沒有平等，那麽改革開放就不應該看作是權貴官僚階級主動的還政於民、還權於民、還利於民的過程，而應該看作是廣大人民群眾追求自由、平等、正義的抗爭和推動過程，是他們逼迫統治階級不斷做出讓步的過程，因此，這不是由極左向右方、後方的退卻，而是從極右向左方、前方的進步，正如秦暉所言，相對於極右的權貴官僚主義體制而言，不論是增加了自由，還是增加了福利（平等），都是壹種進步，在這個意義上，不論是自由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產業民主、勞工運動，都是站在極右體制左邊的，都是左派。

這就很有意思了，如果認同中共壟斷了左邊的意識形態，那麽不管是西方意義上的中右（自由主義），還是中左（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就都是右派；另壹方面，從共產極權主義實際上是壹種極右專政體制而言，民間任何壹種追求自由、平等、正義的努力和形式，又都是左派。這兩者都是有道理的，恰好證明以擁護現存體制為左、以反對現存體制為右的簡陋區分，是錯誤的和不適用的。所以我們應該在這兩種視角的平衡之中找出壹種綜合性的、對應於中國現階段國情的、適合於中國社會轉型時代的左右區分，即有條件、有限制地引進西方的左右分析框架；只有在極權主義、威權主義（權貴官僚資本主義）被徹底否定了以後，只有在自由平等的市場經濟制度和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以後，中國才能完全采用西方國家的左右分析框架。



三、崩潰時代極權專制主義的回光返照



習近平上臺執政以後，出現了從鄧小平的威權專制主義向毛澤東的極權專制主義復辟和倒退的明顯跡象：在政治領域，加強黨對壹切的領導，重新倡導黨政合壹、政企合壹、媒體姓黨、軍隊姓黨、黨組織滲透外資企業、私營企業和社會組織，“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而黨又是定於壹尊的，全黨都要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樹立政治規矩，不得妄議中央，通過反腐鏟除異己，高度集中權力，大搞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悍然修憲廢除國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為最高領導人終身執政掃清障礙，嚴厲打擊壹切政治反對者和政治異議人士；在經濟領域，通過對金融和其他核心經濟資源的壟斷、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場準入、稅收和社保、房地產金融、國債和地方債、超發貨幣、掃黑除惡等等國家權力杠桿，壹方面歧視、打壓和收割民營經濟，甚至鼓吹民營經濟退場論和消滅私有制，另壹方面拼命維持和擴大投資和就業規模，實現國進民退；在社會領域，繼18大前夕提出的抓新黑五類（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從2013年開始，大規模掃蕩已經發育多年的社會組織，輪番打擊新公民運動、環保運動、基督教運動、女權運動、維權運動、人權律師運動、勞工運動，取消村民自治、社區自治、基層選舉，編織密不透風的、高科技的網格化維穩體系，甚至在新疆等地建立集中營；在意識形態領域，在2011年提出的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的基礎上，2013年又提出七不講（不準講普世價值、不準講新聞自由、不準講公民社會、不準講公民權利、不準講黨的歷史錯誤、不準講權貴資本主義、不準講司法獨立），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搞毛澤東和鄧小平前後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文革招魂、改“十年浩劫”為“艱辛探索”，全面管控高校課堂、新聞輿論和網絡媒體；在國際關系領域，通過大外宣、大撒幣、壹帶壹路，輸出中國模式、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支持和聯合盡可能多的極權政體和威權政體，構建亞洲共同體、中非命運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大舉擴大軍備，蠶食香港壹國兩制，威懾臺灣，修造南海人工島，在世界上與美國全面爭奪領導權。壹時之間，形成對內法西斯主義和對外帝國主義的浩大聲勢。

那麽，習近平和中共能不能實現極權專制主義的閃亮回歸？能不能實現這個“中國夢”？不管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需要對中國現存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政治結構和國際環境進行客觀科學的分析。

1、當代中國的經濟結構

中國經濟總量或許很快就會逼近甚至超過美國，但經濟質量、核心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動力十分堪憂，資源的耗竭、環境的破壞、貧富兩極分化導致的內需不足、科技和管理創新的嚴重不足、對外貿易受制於國際市場等等，都不能長期支持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權貴官僚資本主義和權力市場經濟固然在中國經濟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和統治地位，但這僅限於其對關鍵資源和產業的壟斷、對國民經濟的操縱和支配、對社會財富的汲取和剝削方面，在經濟總量結構中，已經發展數十年的競爭性私有制經濟和民營市場經濟早就已經占據數量上的優勢，並且對於就業和民生具有關鍵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壹個國家都必須解決就業和民生問題，對人口龐大的中國尤其如此，而這是權貴官僚資本主義和權力市場經濟的短板，用暴力和權力摧毀民營市場經濟，立刻就會造成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失業，使大多數中國人民遭受嚴重的生存危機，由此引發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足以反過來摧毀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本身。此外，已經擁有天量財富、富可敵國的權貴官僚大資本家族，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自己也不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不願意用過去那種產權模糊、不能量化而只能按等級享受特權待遇的官僚集團所有制，取代現在已經產權明晰、量化並可以隨意享受、支配、轉移財產的權貴官僚大資本家族所有制。

2、當代中國的階級結構

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包括四大主幹階級和若幹階層：壹是作為統治階級的權貴官僚大資本階級，它本身又由共產黨紅色權貴階層、官僚階層和大資本階層組成，他們共同實現權力通過市場變現為大資本與資本通過權力轉變為壟斷資本的雙向運動，其人數約占人口的2%；二是中產階級或中間階級，也就是過去所說的中小資產階級，包括依托於市場競爭的中小企業主階層、民營企業經營管理者階層、技術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和自由職業者階層，他們是民營市場經濟的主體力量，其人數約占人口的25%；三是工人階級，包括城市戶籍工人階層、農民工階層、零散就業和下崗失業工人階層，其人數約占人口的50%；四是農民階級，包括富裕農民、小康農民、溫飽農民和貧困農民四個階層，其人數約占人口的25%。此外，四大主幹階級之間還有若幹過渡階層，比如知識分子群體，其中死心塌地維護現行制度、官商學通吃、壟斷和分配學術資源、毫無廉恥地進行意識形態維穩的那部分學霸、學閥、學官，屬於權貴官僚資產階級的中下層，或權貴官僚階級與中產階級的過渡階層；就業於科教文衛行業、擁有專業技術職稱的非官僚知識分子，屬於中產階級或中間階級的中下層；畢業後做初級白領或難以就業的大學生，屬於工人階級，或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的過渡階層。權貴官僚大資產階級受益於改革開放，力圖保持威權專制主義體制，只有在這個體制眼看就要被推翻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同意復辟毛式極權專制主義；在被統治階級中，大部分中產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是願意並且追求競爭性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的，其中只有少部分人擁護現存的威權專制主義體制，或者希望回歸到極權專制主義體制。

3、當代中國的政治結構

權貴官僚大資產階級當然壟斷了全部國家政治權力，擁有由軍警憲特法院檢察院監獄以及各級各類維穩力量組成的龐大的專政機關，但也已經不是毛澤東時代那種鐵板壹塊的極權專制力量了，其內部出現了上下之間和板塊之間的松動和裂痕，出現了很多的派系並且展開激烈的權力鬥爭，其中大部分只想在威權專制下獲得更大的權力和財富，不願意放棄已經私有化的財富而返回共產黨整體所有制、計劃經濟和極權專制，只有在極端情況下才會支持以軍管、國家緊急狀況、供給制等方式來維護這個階級的共同和整體利益。更大的問題還在於，雖然被統治階級還沒有發育產生出公開的、有組織的、成建制的政治反對力量，但潛在的、分散的政治反對力量已經暗流洶湧，他們絕不會把四十年來已經獲得的有限的自由和權利拱手還回去，絕不會坐視文革和毛式極權專制的復辟。中產階級固然在政治上還相當軟弱和怯懦，但畢竟擁有較多經濟資源、社會資源、文化資源，並且正在通過企業家俱樂部等組織形式整合為政治資源，至於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已經成為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和社會運動的主體了，他們發起了每年多達數十萬起的群體性維權抗爭行動，缺少的只是維權抗爭群體的內部組織化和群體之間的橫向組織化了。威權專制固然壹定會用網格化維穩手段甚至用赤裸裸的暴力鎮壓阻止和破壞維權抗爭運動的組織化和政治化進程，但這壹進程同樣也是必然的和不可遏止的。壹方面是維穩成本的急劇膨脹，另壹方面是經濟下行帶來的財政短缺，在壹定的時間點上，整個維穩體系和威權專制的癱瘓和垮塌是可以預期的劇情。

4、當代中國的國際環境

2018年開啟的中美貿易戰，拉開了世界專制力量和民主力量總決戰的序幕，美國已經明顯和公開地改變了半個世紀以來的接觸主義、容納主義和綏靖主義的對華政策，緊接著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意識形態戰、政治戰乃至軍事戰也會並正在接踵而至。考慮到中美兩國在經濟、政治、科技、文化、軍事等所有領域的核心競爭力和實力的巨大差距，考慮到美國及其民主國家盟友在整個世界經濟格局和政治格局中主導地位，即使中共以13億多中國人民作為肉票和炮灰，即使中共能夠把世界上所有極權國家和威權國家聯合起來，也不可能在這場全面的冷戰和熱戰中取得勝利。或許中共在世界性的圍堵和打擊下，真的會祭出最後壹張王牌，以便能夠負隅頑抗到底，那就是全面恢復毛澤東的極權專制主義，不過這意味著數千萬乃至數億中國人民的非正常死亡，同時也意味著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最強的極權專制政權會遭到最徹底和最悲慘的覆滅，因此，從其自身利益考慮，比較理性的選擇是與美國及其盟國做出壹定的妥協，在維持威權專制的基本格局的前提下，做壹些帶有結構性和制度性的改良；最理性的選擇是，在官民內外各種力量共同推動下，進行結構和制度的根本和徹底轉變，從而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之中，這對於中國和世界，對於中共和中國人民來說，都是壹個多方共贏的正和博弈的結局。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三點預測：壹是中共稱霸全球是不可能的；二是中共在新冷戰中失敗後閉關鎖國並全面復辟極權專制是可能的，但即使成功也只能維持很短時間；三是國際國內民主力量或者會通過和平民主革命逼迫中共從威權專制轉向憲政民主，或者會在中共復辟極權專制時，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徹底清除這個邪惡的極權專制暴政。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共恢復毛澤東極權專制的種種努力，只不過是共產威權專制覆滅前向共產極權專制的回光返照和垂死掙紮而已。

盡管大勢所趨是明確的，但轉型所需時間仍然是難以預測的，因為中共這個地球上最大的專制集團集古今中外之暴力和詐力、統治技術和統治謀略、超限戰手段和熱核戰手段於壹身，會竭盡全力綁架和控制13億中國人民作為肉盾，會竭盡全力糾集全世界極權專制和威權專制國家負隅頑抗，會竭盡全力勾結和收買憲政民主國家仍然存在的邪惡力量——它們在憲政民主法治體制下被關進籠子而得不到任性和任意的發揮，卻可以作為特洛伊木馬和第五縱隊，暗中破壞憲政民主國家內部的團結和憲政民主國家之間的團結。追求自由平等正義、憲政民主法治的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面臨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考驗。

5、當代中國的左右問題

（1）處於極右位置的是權貴官僚資產階級及其意識形態。這是在“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權貴官僚+市場經濟”的社會形態中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力量，是毛澤東時代已經形成而在鄧小平時代變換形態的特權統治階級，在開啟、引進、推動市場經濟以後，運用手中的政治特權控制、利用市場機制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和物質財富的政治思想形態，其意識形態表層是過去賴以造反和革命的極左意識形態即官方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是用來忽悠愚民和腦殘的；其深層是極右的“打江山坐天下”、“紅色江山萬萬年”的特權、權貴意識形態，這個才是其真實的思想，通常是秘而不宣的，只有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才會忍不住發出“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穩定”、“用三千萬人頭來換江山”的咆哮。

在極右這個思想政治光譜上，還有壹種與權貴官僚意識形態形成耦合的民間意識形態，或許可以稱之為“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這是在改革開放中捷足先登，通過與權貴官僚的錢權交易而暴富的大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它當然會巧妙地隱藏起權貴官僚控制市場這個前提，而以壹種純粹形態的、自由至上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模型（在現實生活尤其是中國語境中，這個模型其實是根本不存在的），以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來為獲得暴富的富豪階層提供經濟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的辯護；它同時認為，市場競爭出現勝負和貧富分化，也是完全合理的，中國的勞工已經獲得了其勞動力要素的合理回報，不存在剝削，從而也就否認了官商聯盟共同剝削勞工的事實。

處在極右光譜最左端並向中右過渡的思潮是壹度風生水起的新權威主義及其後來的變種：儒家憲政派、社會主義憲政派和黨主立憲派，就其擁護中共的領導而言，屬於極右，但就其宣稱憲政民主法治是其最終目標而言，已經與中右匯合了。

（2）處於中右位置的是中產階級及其意識形態。雖然受到權貴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掠奪，經過將近30年的發育和發展，好歹還是形成了壹個以民間中小資產階級、企業管理者階層、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中產階級，崇尚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自由主義成為其主流的意識形態，其中又分為兩派：偏右的壹派主張古典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反對極權、專制和權治，追求憲政、民主和法治，在思想上能在壹定程度上回應勞工和底層的平等權利訴求，在勞資關系上主張依照法律保護雙方的市場地位和市場權利，在宏觀經濟和社會層面，主張必要而有限的政府幹預和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障；偏左的壹派在上述觀點的基礎上，進壹步呼籲落實勞工階級更多的自由和平等，可以稱其為左翼自由主義或社會自由主義。

對於這壹派，如果按中國模式的左右劃分，即以擁護現存制度為左，以改變現存制度為右的話，它是典型的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的左右劃分，那麽它只是相對於市場經濟條件下新興的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才是右的、保守的，相對於正在利用、扭曲市場經濟並阻撓公正合理的市場經濟成長的極右力量，它又是左的、進步的，其中甚至有人是主張激進革命的。

（3）處於中左位置的是勞工階級的主體部分及其意識形態。勞工階級是隨著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與新生的民間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壹起出現並發展起來的，迄今總數已經達到三億五千萬之巨，加上其附屬人口，成為當代中國人數最多的階級。應該說，它的階級意識的發展，在時間上是落後於民間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發展的，但隨著市場經濟不可逆轉的發展，勞工階級的主體部分，由最初的茫然、隨大流到接受、認同這壹趨勢，再進壹步則積極要求在市場經濟社會中提升自己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地位，這樣壹種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是壹致的，盡管工人中知道這壹中左思潮的還很少，但在2010—2015年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波高潮中，參與其中的先進工人大都接受了多數勞工機構倡導的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同屬於中左，比社會民主主義再左壹點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兩者的主要區別是，社會民主主義更重視勞資集體談判、產業行動和社會保障，而民主社會主義更重視經濟民主、產業民主和所有制的改造。

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如果按中國模式的左右劃分，它與自由主義壹樣屬於右派（凡是主張普世價值、市場經濟與憲政民主法治的，在當局眼裏都是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劃分，它是偏左的（中左），既是與偏右的自由主義（中右）相對而立的、各自代表勞資雙方進行政治思想博弈的競爭對手，也是共同維護普世價值、市場經濟與憲政民主法治的合作夥伴。當下中國的民間思想輿論，因為還沒有普遍引進西方的左右劃分，而是接受了官方的左右劃分，結果是不知道有中左、憲政左派、民主左派，壹說到左，就不假思索地認為是馬列毛左或極左，徒然地使極左壟斷了全部左翼思想政治空間。這是壹種錯誤的看法。

（4）處於極左位置的是最底層民眾及其意識形態。在權貴市場經濟社會，出現了壹個墊底的階層，或勞工階級的最底層，主要包括原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在現存權貴市場經濟中壹敗塗地並且陷於絕望的城鄉貧民，他們本能地、理所當然地趨向於接受馬列毛左或極左。這裏有兩種情況需要加以區別：壹些人依然相信官方鼓吹和標榜的、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中國夢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認為共產黨的宗旨和路線是沒有問題的，有問題的主要是貪官汙吏，這是被官方成功洗腦的毛左或極左，本質上是極右，或形左實右，是奴才和太監思維，在網上又被人稱之為“皇左”或者“自幹五”；另壹些人則是真正的極左，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生的極左，雖然他們與老的極左派（實際上是掌權的極右派）共享壹些基本的理論和思想資源，但他們認為正在掌權的共產黨只是偽左派，是偽共產黨，是已經蛻化變質的共產黨，是背叛了工人階級的政黨，是壹個對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進行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政黨，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這壹派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共產黨，肩負著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歷史使命。

以上我們大體上按照西方模式對當代中國的思想政治格局和結構做了壹種劃分。之所以可以引進這壹分析框架，是因為，不管權貴官僚資產階級在多麽暴虐地阻擋普世價值、公正合理的市場經濟以及憲政民主法治的進程，工業化、信息化和市場經濟畢竟是不可逆轉的了，伴隨著它們而出現的中右、中左、極左力量已經逐漸浮出水面了。但是不能簡單把西方的左右模式照搬到中國來，因為有三個很大的區別：

第壹，極右在西方只是壹種邊緣化的思想政治力量，而在中國卻是壹種占超級強勢地位的統治力量，對所有其他思想政治力量形成壹種壓倒性、壓迫性的優勢。

第二，中右和中左在西方占明顯主導地位，二者輪流執掌政權早就構成西方政治的常態，而在中國，中右和中左的力量還相當弱小，還遠遠沒有成為主導性的力量。

第三，在西方，極左已經邊緣化並且很難東山再起，但在中國很難說，如果極右當局封殺公民社會和政治反對力量的壹切發展空間，如果兩極分化愈演愈烈，使中產階級以及勞工階級的主體部分陷入破產和絕對貧困化，那就意味著底層無產階級的人數會越來越多，那時再爆發壹場由極左思想所引導的無產階級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唯壹能夠有效制止這壹趨勢並將中國引向世界文明主流的，是加快實現中右與中左、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合作，擴大和發展自由平等的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的空間。

最後需要補充壹點的是，在對現存制度和政權的性質的判斷上，中右和中左聯盟與極左其實是相當壹致的，即雙方都認為這是壹個極右的制度和政權，只不過前者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和權貴資產階級專政，後者稱之為官僚資本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專政。雙方的實質區別是，取而代之的，究竟是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法治，還是公有制計劃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從現代化的高度和整個過程來看，中國的首要問題無疑是要解決極右當局與中右、中左、極左之間的矛盾，其次是要解決中右和中左聯盟與極左之間的矛盾。至於中右和中左聯盟獲勝並建立了憲政民主法治之後，中右與中左之間如何展開新的、長期的競爭，那是將來的事情，不是當下的主要議題。


第七章 當代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



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國家的歷史無不證明，勞工階級和勞工運動與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政治運動之間 ，具有深刻的、內在的關系，前者是後者的前提和基礎，後者有力地推動了前者的發展和壯大。因此，在我們論述了中國壹般的經濟、政治、社會結構亦即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賴以產生的壹般前提和基礎之後，還應該論述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賴以產生和發展的直接前提和基礎，這就是當代中國勞工階級和勞工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歷程。



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興起和發展趨勢



壹、當代中國勞工運動興起的原因



如果只能用壹句話來概括當代中國勞工運動興起的原因，那就是日益固化與黑惡化的“中國模式”與日益增長的勞工權利需求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1、“中國模式”對勞工階級的巨大歷史欠賬

（1）工資的欠賬。在30來年的大規模工業化和市場化過程中，勞工的工資增長壹直是遠遠落後於經濟增長和人均國民收入增長水平的，根據國家統計局2018年度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民工的人均月工資也僅僅只有3721元，按這個工資水平，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即使是雙職工，要想維持壹家人在城市稍微體面的生存以及贍養老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也是這麽多年來中國形成的獨壹無二的“拆分式”勞動力再生產體制的根本原因：父母或父親在城裏打工，孩子跟隨祖父母或母親留在農村生活，由此造成了6000余萬留守兒童、4000萬流動兒童、數千萬留守婦女、上億留守老人。這點工資，甚至還沒有達到恩格斯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和馬克思寫《資本論》時的水平，更是跌破了馬克思對那個時期的工資的經典定義：工資包括勞動者恢復勞動力的基本生存費用、繁衍後代以提供新勞動力的撫養和教育費用以及更新勞動力所必不可少的職業培訓和休閑娛樂費用。那時候，盡管工人住在貧民窟裏，起碼勞動力還是以家庭的形式得到再生產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模式對勞動者的剝奪和剝削程度，是超過歐美國家早期資本主義時期的。

（2）休息時間的欠賬。勞動法規定了壹周5天每天8小時工作制以及壹定的帶薪休假日，加班時間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並且必須支付加班費，以保障勞動者獲得休息休假的權利，然而這個規定只是在機關事業單位、部分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得到遵守，絕大部分企業的工人都不得不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個小時左右，很多企業不支付加班費，也沒有帶薪休假日。於是出現了失業與過度勞動同時存在的現象。這導致了如下三種結果：壹是通過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榨取了巨大的絕對剩余價值，二是通過人為造成就業不足加劇了勞動者的惡性競爭和勞動力的進壹步廉價化，三是損害了加班勞動者的身心健康，降低了國民的身心素質。

（3）勞動安全衛生的欠賬。中國的勞動條件普遍未能達到應有的安全衛生標準，在企業建設和生產經營過程中，不能做到勞動安全衛生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生產和使用，致使中國發生了在世界上頻率和比例最高的礦難、爆炸、坍塌、火災、工傷、職業病等等安全生產事故和職業災難，其中有著名的致麗大火災、昆山大爆炸、天津大爆炸、響水大爆炸；有不少於600萬的罹患塵肺病的農民工被趕回農村等死；僅珠三角地區每年就會削斷4萬根手指，堆起來有壹座山那麽高。這些只是勞動者遭受生命健康損害的幾個觸目驚心的例證，GDP老二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犧牲勞工的生命和健康換來的。

（4）社會保障的欠賬。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裏，農民工是基本沒有社會保障的，壹方面是在企業層面，他們沒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沒有住房公積金，另壹方面是在社會層面，他們沒有城市居民在教育、居住、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公共服務方面的福利。通過戶籍身份制度，中共成功地實現了城鄉隔離，使農民工和城市工人、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成為這個國家的兩個不同的等級，而不能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直到2008年實施勞動合同法和2011年實施社會保險法後，情況才有所改觀，但就是這樣，根據2014年國家統計局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與雇主或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僅為38%，農民工“五險壹金”的參保率僅為：工傷保險26.2%、醫療保險17.6%、養老保險16.7%、失業保險10.5%、生育保險7.8%、住房公積金5.5%。

（5）程序性勞工權利的欠賬。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社會保障都屬於實體性勞工權利，對這些權利的歷史欠賬，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對程序性勞工權利的歷史欠賬。程序性勞工權利又分為個人的程序性權利和集體的程序性權利兩種，前者主要指勞工個人參與勞動爭議的調解、仲裁和訴訟的權利，後者主要指勞工的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統稱勞工三權）。前者得到了部分落實，後者付諸闕如，當工人們團結和組織起來與資方進行抗爭和博弈的時候，他們就會受到當地黨政和公檢法的打壓以及資方的報復，乃至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生產經營秩序”等等罪名而被施以刑事犯罪的指控和判決。

2、勞工被嚴重剝削和壓迫是造成當前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

與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和與之珠聯璧合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判斷恰好相反，左翼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認為，當前制造業衰退以及正在到來的、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不是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用工成本的提高和用工靈活性的降低，而正好是30年來低人權、低工資、低保障、低福利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由此帶來的對勞工的超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是30年來積聚的經濟社會矛盾的總爆發。

（1）極為嚴重的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造成內需不振、產能過剩。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的《2014中國財富報告：展望與策略》，目前中國收入前1%的富裕家庭，平均年家庭收入為115.2萬元；家庭資產前10%的中國家庭，擁有63.9%的總資產；2013年全國家庭資產基尼系數為0.717。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則指出，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在逐年升高：1995年的基尼系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壹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即使是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數，也早就超過了世界警戒線而高居世界前列。政府看到了產能過剩的現實，卻不願承認這種過剩是由於貧富兩極分化和內需嚴重不足而引起的相對過剩，由此而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只是簡單地去產能。其實中國最為急迫的應該是進行需求側改革，也就是喊了十幾年而沒有任何動靜的分配體制改革。只要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老百姓手裏沒錢，同時又缺乏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方面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他們就沒有消費欲望和消費能力，內需就必然萎靡不振，國內市場就缺乏必要的廣度和深度，難以吸收由GDP至上主義的投資沖動所帶來的巨大產能，多年前已經開始尤其是貿易戰開打以來更加嚴重的出口的萎縮，使供大於求的不平衡市場結構更為傾斜。供給側改革不會觸動而只會強化政府主導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只有有效需求即有購買力的需求的擴大才會消化過剩的產能，只有需求側的改革才會激活民間社會的活力，給市場經濟的發展註入內在的動力，但這恰好要以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和既得利益格局為改革對象。

（2）廉價勞動力劣勢成為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的瓶頸制約。在中國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的初級階段，主要是憑借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中國成為全球化分工體系中的“制造工廠”，廉價的中國產品源源不斷地流向全世界，中國經濟因此而保持長達30 多年的高速增長。然而，這種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對外而言，由於吸收了過多的國際資本，由於發達國家制造業向中國的大規模轉移，使成百上千萬歐美國家的工人失去工作，從而引發了這些國家相應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近幾年來，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從中國撤回部分資本和制造業，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加速了這壹回遷的進程；對內而言，廉價勞動力優勢或者人口紅利已經耗盡，相反，勞動力被大規模嚴重剝奪的劣勢正在迅猛地顯現出來。這兩者都對中國的制造業的升級形成無法突破的瓶頸：外國資本在撤離的同時，也帶走了相應的技術和管理，會嚴重拉低中國制造業的科技和管理水平；日益貧困化的勞動力大軍只具有很低的人力資源，根本無法適應極為必要的工業升級。

（3）勞動收入和社會保障的雙重低弱使第三產業和第四產業無法得到發展。第二產業的升級換代必將釋放出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在通常情況下，他們將會被第三、四產業即服務業和文化產業所吸納，在發達國家，第三、四產業所占的經濟比重和所吸納的勞動力，都遠遠地超過了第二產業。然而，占人口75%左右的中國勞工和其他底層民眾的工資收入和社會保障福利太低了，他們對於第三、四產業所能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有效需求太弱了，根本不足以促進這兩個產業的迅速發展並因此而吸納大量的勞動力。

撇開社會的、政治的、倫理道德的方面而進行純粹的經濟學分析，勞工權益問題首先是壹個經濟問題：勞動是壹個極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勞工是極為重要的市場經濟主體；勞工權益得不到保障而遭受權力和資本雙重的、經濟的和超經濟的剝削的市場經濟，是壹種畸形的、跛足的、病態的市場經濟；由權貴官僚資本單方面主導的市場經濟，其嚴重破壞供需均衡並導致嚴重的經濟危機，是壹種必然的趨勢和結果。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們絕對不會承認這樣壹種經濟學分析，他們壹廂情願地認為自生自發的市場競爭會自然而然地造成公平的分配，根本否認剝削（包括經濟剝削和超經濟剝削）的存在；他們反對勞工自由結社、集體談判和罷工，認為這會造成勞動力的壟斷，破壞自由競爭；他們不是向權貴統治階級和專制政府要求資本的自由和企業的公民權利，而是把它們剝奪和壓榨資本和企業的代價轉嫁到勞工頭上；他們不是要求降低由專制政府掌控並擡高的土地成本、融資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稅費成本以及制度成本，而是把經濟下滑、制造業衰退的原因歸結到人工成本頭上，不是要求把權力關進籠子，而是要求把勞工關進籠子。他們這樣做，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僅不會解除而且必然會進壹步激化正在到來的經濟危機。

3、勞工權利需求和意識的覺醒是勞工運動興起的主觀原因

所謂權利需求，就是人類在其社會歷史進程中所內在地產生的壹種獨立自主和自我實現的欲求，是人類打破奴役性和等級性的經濟政治制度而自由平等發展的沖動，是人類建立公正的市場經濟制度和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的需要，而對這種權利需求的自我意識，就叫做權利意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覺醒，經歷了三個階段：第壹階段是80年代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第壹次大解放；第二階段是92年以後以新興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縱深發展；第三階段是以勞工階級為主的底層民眾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覺醒。第壹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知識分子的思想自由和文化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要求；第二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新興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經濟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和文化權利要求；第三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以勞工階級為主的底層民眾的經濟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和文化權利要求。勞工階級與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都以經濟權利訴求為第壹權利訴求，但它們對經濟權利的理解是不壹樣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所理解的經濟權利主要是私人財產權、自由經營權和人力資本收益權，而勞工階級所理解的經濟權利主要是就業權、勞動力所有權和收益權、勞動安全衛生權、勞動保險權等勞動權益。正是勞工階級壹方面感知到了自己在工業化和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貢獻，另壹方面又感知到了政府、企業對自己的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他們才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壹種對自由、平等和公平正義的追求。



二、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次高潮及其發展趨勢



1、2010—2015年：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第壹次高潮

2010年5月17日，廣東南海本田數百名員工因為不滿工資、福利、中日員工同工不同酬而罷工，並且獲得了成功。壹石激起千層浪，由南海本田開啟的勞工潮，由南往北波及全國14個省份，其中大連開發區創造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罷工人數（7萬人）、發生罷工的企業數量（73家）最多的地區紀錄，引起國內外、社會各界的高度關註和重視。雖然此前年份各地已有罷工事件，但都是零零散散的，引發全國性連鎖反應的當屬南海本田罷工，所以我們把2010年看作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開始年份。此後幾年，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網絡統計數據，全國較大規模的勞工抗爭事件，2011年185起，2012年382起，2013年656起，2014年1379起，2015年2775起，基本上呈現出逐年翻倍的趨勢。

2014年的“嵩山會議”，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形成“自我意識”的壹個標誌，是中國勞工界作為與政界、商界、學界四足鼎立的獨立社會力量，正式登上當代中國歷史舞臺的壹個標誌。會議以湖南常德沃爾瑪員工集體維權事件為典型案例，探討了中國勞工運動面臨的壹系列問題，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勞工代表、勞工NGO代表、勞工律師代表、勞工學者代表、勞工媒體代表，以及部分體制內官員、工會幹部和企業家、社會人士代表，完整地體現和彰顯了以勞工為主體和核心、以支持勞工運動的社會力量為輔助的“勞工界”範疇。會議發布的《嵩山宣言》，向全世界簡要宣告了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基本綱領和方向。嵩山會議之後，勞工界積極介入重大勞工事件，初步顯示了勞工界的合作、團結、互助的集體力量，在國內外引起了重大的反響，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經濟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以及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做出了初步的貢獻。

勞工運動的這種上升勢頭引起統治階級的警覺和惶恐不安，並終於痛下殺手。2015年12月3日，廣州大舉抓捕當年春季介入利得鞋廠勞資沖突的勞工NGO工作人員和勞工積極分子，傳喚數十人，至少8人被刑拘或被控制人身自由，官媒大舉報道，其中央視新聞頻道竟然做了長達24分鐘的輿論審判。歷經10個多月的偵查起訴，最終有4人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此外，各地多名涉入勞工運動的人士也受到多種形式的警告、監控和處分。壹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各勞工機構紛紛停止活動，各勞工網絡社區和自媒體也趨於消沈，受此影響，雖然經濟形勢繼續下行，勞資矛盾更加激化，勞工抗爭事件也沒有因此而消停，但前幾年那種爆炸性增長和成倍增長終於被遏制。因此，12.3勞工案可以看作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次高潮落下帷幕的象征。

2、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主體及其主要訴求

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主體不再是國有企業下崗失業的老工人階級，而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階級，尤其是其中的農民工，他們分布在建築業、制造業、加工業、服務業，大部分就業於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也有相當壹部分作為勞務派遣工和臨時工就業於國有企業。絕大部分勞工抗爭事件都發生在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只有少量發生在國有企業；發生在國有企業的抗爭，也主要來自於其中的農民工。到2018年。農民工數量已經達到28836萬人，成為新工人階級的絕對主體。

新工人發起抗爭的主要訴求和目標是：

（1）為最基本的生存權利而鬥爭。這主要由於企業克扣和拖欠工資引起，尤其是每到年底，都會發生大量建築工人堵路遊行討薪的群體性事件。

（2）依法追討應得的補償和賠償。這主要發生在企業大規模裁員、搬遷、破產倒閉的時候，被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的工人，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定要求企業給予不低於每年壹個月工資的補償，此外還有追討加班費、高溫補貼、帶薪年休假等按照法律規定應該支付給工人的補償或福利。

（3）要求增加工資、降低勞動強度、縮短勞動時間、改善勞動安全衛生條件。與前兩類依據現行法律和法定勞動標準的維權訴求不同，這壹類是壹些增長性、發展性的權利訴求，往往超出了現行法律規定的最低標準，其實質是，勞工階級要求依據自己在市場經濟發展和企業生產經營中所做出的實際貢獻，與資本、土地、管理、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分享經濟發展成果，要求進行公正的分配，以不斷提升應得的收益和份額，並降低自己付出的犧牲、成本和代價。

（4）對結社自由和團結組織權的訴求。中國勞工已經逐漸意識到，沒有勞工的團結和組織，以上那些訴求的實現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多罷工的工人或者像海南本田工人壹樣提出了重整工會的要求，要求依據工會法和工會章程，自由自主、自下而上地選舉產生工會委員會和工會主席，或者繞開現行工會，選舉產生工人代表與資方展開集體談判。

（5）對普世價值、人權、公民權利的訴求，這是壹部分工人已經達到的最高訴求。東莞諾基亞工人罷工時就打出了“工人不是商品，不是資產更不是奴隸，請不要出售我們”、“我們是有人權和尊嚴的”的橫幅；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二醫院首席工人代表孟晗在法庭自辯時沈痛指出：“工人什麽都可以沒有，但不能沒有尊嚴”、“作為壹個老工人，如果連體面勞動的權利也被剝奪，我寧願選擇在監獄裏度過我的余生”。

3、新工人抗爭的組織和行動方式

新工人抗爭的組織形式：改選工會和工人代表制。最初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的是重組工會，並且也有個別成功的案例，但對工會的民主改造遇到兩個強大的阻力，壹是工會通常掌握在資方的手裏，工會主席通常由企業高管兼任，絕大多數工會是所謂老板工會或黃色工會，資方當然會極力阻止工人辦自己的工會；二是對於企業工會具有審批註冊權和管理權的地方總工會不支持工人的民主訴求。工會不能發生作用，而集體行動又迫在眉睫，怎麽辦呢？工人們和勞工律師創造了壹種叫做“工人代表制”的替代機制。2011年年底，深圳冠星鏈表廠1100多名工人罷工，遭到維穩系統的打擊後，找到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請求法律援助，在征集到了半數以上工人的簽名委托之後，著名的勞工律師段毅率隊進入工廠，指導工人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選舉產生了13名工人談判代表，隨即向資方發出集體談判邀約。經過幾輪激烈的談判，勞資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從這個案例中，段毅律師總結了壹個“工人代表制”的模板，並且很快在珠三角工人運動中得到普及。

新工人抗爭的行動方式：罷工、集體談判和集體上訪、示威遊行。歐美早期勞工運動都以自發罷工為主，只有在工會獲得合法存在以後，才過渡到以集體談判為主、以罷工為輔。當代中國勞工運動也處在早期階段，也是以自發罷工為主的，只有少數事先在勞工機構幫助下按照工人代表制組織起來的案例中，才是以集體談判為主、以罷工為後盾的；由於工人的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罷工權還沒有得到法律的保護，在損害正在發生、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他們就開始行使壹種自然的權利，自發地切斷與資本的結構性聯系，亦即收回勞動、中斷生產鏈條，從而對資方構成實際的威懾和壓力。罷工和集體談判通常發生在那些正在進行生產經營的企業，而在那些悄悄轉移資產突然宣布搬遷或者破產倒閉的企業，原來工作場所的生產經營已經終止了，甚至老板都跑路了，或者在建築業層層分包的體制下，罷工和集體談判因為已經失去或找不到具體對象而變得無效了，工人們只好向監管部門（勞動局、信訪辦、維穩辦、工會）或當地的黨委、政府、人大，甚至面向公眾表達自己的訴求，這就發生了走出廠區的上訪請願和遊行示威。

4、2018年：三起行業性集體行動標誌當代中國勞工運動進入第二階段

2015年12.3事件之後，中國勞工運動進入低潮。正當人們灰心喪氣之際，2018年上半年，中國國內連續發生三起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響的勞工集體維權事件，其中上海市長寧區環衛工跨越了三個企業之間的分隔、實現了在壹個市區範圍內環衛行業工人的聯合行動；塔吊司機聯盟同時在20個省、30多個城市發起集會示威；卡車司機同時在12個省發起罷工和駕車遊行。這三起工人集體行動具有顯著的行業性：壹是參與人數在整個行業顯著放大，行動擴及行業裏很多企業，對行業內的勞資關系產生很大的影響；二是對上下遊行業和產業並進而對地區甚至全國範圍的經濟與社會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

在2010—2015年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波高潮和第壹階段中，幾乎全部勞工集體維權事件都發生在某壹家企業範圍之內。嚴格來說，企業範圍內的集體維權只是勞工運動的低級形式，只有很多企業的勞工集體行動建立橫向聯系、實現跨企業跨地區的聯合，才是勞工運動的較高形式。根據國際經驗，行業工人聯合組織及其集體行動，是壹種最有效力和力量、最能夠把分散的勞工力量聯合起來的組織形式和結構，原理在於，同壹職業、同壹行業或產業的工人，處於同壹種勞資關系結構之中，具有共同的博弈對手和共同的利益訴求，團結和聯合起來的成本最低而規模力量和解決結構性問題的規模效益最大，所達成的行業集體談判協議對於勞資雙方具有內部憲法效力。中國勞工運動，按照市場經濟和勞資關系的本性和發展趨勢，壹定會從企業級別的集體行動發展到行業級別的集體行動，此次三個工人群體跨企業的、跨地區的集體行動，完全有資格被認定為是這壹歷史性轉變的開端。2018年因而成為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二波高潮和第二個發展階段的開端。

從三個實例來看，從企業集體談判上升到行業集體談判，需要滿足如下兩個基本條件：首先是工人要意識到自己在行業和產業鏈條中的“結構力量”，比如環衛工人意識到了自己在整個環衛業中的中堅力量，這種力量足以讓整個行業停擺；塔吊司機充分意識到了自己作為特種技術工人在生產鏈條中的不可替代性；卡車司機也意識到了自己作為貨運司機的技術優勢和討價還價能力。這種足以使生產經營鏈條中斷的結構性力量，是工人潛在的“資本”和“籌碼”，工人們必須意識到並且善於利用它們。其次是工人要形成自己在行業範圍內的“結社力量”，實現工人在整個行業的聯合、團結和組織，使結構力量這種潛在的力量變成現實的博弈、談判、抗爭的力量。如果沒有工人們在行業內的聯合，工人在壹個企業範圍內的結構力量以至結社力量很可能會遭到破壞，因為行業內的資本力量通常可以聯合起來，調動其他企業的工人來替代正在罷工企業的工人。上海長寧區環衛工、塔吊司機、卡車司機主要是通過微信群進行橫向聯系的，在壹定程度上實現了同行業工人的團結組織和統壹行動，按事物本身的發展邏輯，獨立自主的環衛行業工會、建築行業工會、貨運行業工會的產生只是早晚的問題。這才是有效治理整個環衛行業、建築行業、貨運行業種種亂象的治本之策，從長遠來看，這不僅對工人有利，而且對整個行業、產業、社會和國家都有利。中國勞工運動下壹步的發展方向，就是要在各個行業形成勞工的聯合和自治組織。行業工會將會成為主要的、中樞的工人組織形態，並承擔著與行業雇主協會進行集體談判的重要職能。

5、初級階段勞工運動的去政治化策略和漸進政治化趨勢

初級階段的勞工運動迎頭碰上傳統政治體制的嚴厲限制。在2010年南海本田罷工事件中，壹方面，罷工工人把行動嚴格限制在廠區範圍，以“集體散步”的方式實現集體停工，淡化了“罷工”在人們印象中所固有的政治色彩；另壹方面，地方政府也表現出相當的理性和寬容，沒有采用維穩思路，沒有動用警力強制驅散罷工工人，沒用對罷工組織者提起刑事訴訟。有學者用“去政治化”來概括這次罷工潮的特點：罷工只是勞資經濟糾紛而不是政治事件，只限於企業勞資關系的層面，不涉及公民與國家關系層面。

但是，某次勞工集體行動“去政治化”是可能的，整個勞工運動“去政治化”則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南海本田案例並沒有成為壹個範例得到普遍推廣，相反，此後發生的勞工集體行動，絕大多數都受到當地政府的打壓，也就是說，即使工人僅僅提出經濟利益訴求，他們的行動也“被政治化”了。亞裏士多德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指出了，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動物；現在我們看得更清楚了：政治是任何壹個社會都無法消除的結構性方面，區別只在於是專制政治還是民主政治。因此，“去政治化”只具有有限的策略意義，而不能成為勞工運動的原則和方向。就是說，在勞工運動受到專制政治高度管控的情況下，不能提出宏觀的乃至中觀的政治目標和政治要求，而只能提出具體的經濟要求和微觀政治、基層民主的要求，等到這些要求或這個層面的勞工集體權利得到較好的實現、勞工運動的基礎得到夯實、勞工運動的規模得到擴展之後，才能提出更高的目標和要求。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去政治化”，只是回避、懸擱中觀和宏觀的政治要求，而不是從根本上和原則上放棄壹切政治要求。

再進壹步，如果我們把政治理解為憲政、民主和法治的話，“去政治化”也是過於消極的，最多只是表達了企業公民和工業公民對消極自由即勞資自治的訴求，但同時取消了公民對積極自由（即通過國家政治追求更公正和美好生活的權利）的訴求，因此西方國家工人階級在爭得了“去傳統政治”的消極自由即勞資自治後，又推進到積極地建立新型的國家與工人階級政治關系的更高歷史階段——在工會組織和工人運動的基礎上，勞工政黨產生了，並通過議會民主制加入到國家政治生活過程中，通過立法、參政乃至獨立執政，在更高的層面上維護工人階級的權利和利益。由於工人階級作為公民社會人數最多的部分加入國家政治生活層面，資產階級再也不能單方面地運用國家政權鎮壓工人階級了，屬於全社會的憲政、民主和法治才真正建立起來，公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才真正建立起來。這是發生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壹次最深刻的社會變革。



中國社會民主黨與當代中國的勞工運動



行文至此，當代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和中國社會民主黨（也可以叫做中國社會黨、中國工黨、中國社會民主工黨）已經呼之欲出了。它們以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發展為前提和基礎，反過來也成為當代中國勞工運動上升到更高階段並完成其歷史使命的必要條件。

我們曾經說過，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黨、民盟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當時工人階級還很弱小，而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和政黨也沒有積極尋求勞工運動的支持，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第三種力量”失敗了，“第三條道路”沒走通。1949年後，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和以民盟為首的民主黨派很快遭到清洗，57年反右運動則是壹次徹底的清洗，其中最重要的清洗對象就是章（伯均）羅（隆基）聯盟。20多年後絕大多數右派都被平反，全國只有100余人未被平反，其中又只有5個中央級的右派沒有被平反，他們是章伯均、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基本上都是曾經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再次在中國出現，是在反右以後差不多40年的時候，當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論浮出水面，這個新左派，雖然較多地引用了其他西方新左翼資源，但也包含了壹些社會民主主義的內容。不過，新左派都是壹些學院派知識分子，只是對當時正在進行的卑鄙的權貴私有化和不公平的市場經濟發出抗議和道德譴責，而找不到自己的社會階級基礎，因為下崗失業的老工人階級，不可能接受市場經濟條件下產生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而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在市場經濟中形成的新工人階級，當時還處在形成的初級階段。新左派因為不接地氣而風流雲散，有的幹別的事去了，有的只對西方社會民主主義做壹些純粹學術的研究，有的變成了新極左分子，有的變成了為威權專制辯護的國家主義者。

中共黨內也有壹些兩頭真的老人想為修正主義即社會民主主義平反，其代表人物是有60多年黨齡、曾經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退休前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的謝韜教授，他在《炎黃春秋》雜誌2007年第二期發表了壹篇題為《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的文章，指出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是正統馬克思主義，呼籲中共應該回歸到民主社會主義路線。他的觀點壹方面遭到毛左派的激烈批判，另壹方面官方也公開回應說科學社會主義永遠都不會是民主社會主義。他想勸中共接受社會民主主義，無異於緣木求魚，甚至是與虎謀皮。他年歲很大了，當然也不可能把目光投向正在醞釀中的底層的勞工運動。

壹部分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於90年代末公開打出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並且於2000年在美國成立了中國社會民主黨，到2007年召開其第二次代表大會，制定了自己的綱領、建立了自己的組織構架，但由於客觀上孤懸海外主觀上定位失誤，壹直沒有與國內勞工運動建立什麽聯系，致使其成立約20年來無所作為，看不出它與海外其他民主黨派之間有什麽區別，甚至淪為不折不扣的、自娛自樂的口炮黨。

其實，只有從2010年開始大規模拉開帷幕的當代中國勞工運動，才真正為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政治力量提供了發育成長的土壤和基礎，才能夠使社會民主主義找到自己準確的歷史定位和歷史使命：壹方面，當代中國勞工運動要在偉大的中國社會轉型和中國憲政革命中占據重要地位和發揮重要作用，需要自己的理論體系和政黨組織；另壹方面。社會民主主義應該也能夠成為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主流意識形態，社會民主黨也應該和能夠成為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主要政治代表。



壹、勞工運動在中國政治現代化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勞工運動對於中國政治現代化具有特殊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1、勞工運動是撬動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的阿基米德杠桿

中國的政治現代化進程與西方國家的政治現代化進程，是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進行的。首先，西方國家有長期封建制的傳統，權力結構比較分散，實際上形成了王權、教權和貴族權的三權分立，當代表新的生產方式的資產階級起而爭取政治權利和爭奪政權時，可以利用三者之間的矛盾各個擊破，並且順著分權制的邏輯把封建主義的三權分立轉變為資本主義的三權分立；中國則有長達兩千多年的帝王專制和中央集權的傳統，因此在清末民初開始政治現代化過程時，不容易產生分權制和三權分立的新傳統，再加上集體主義的救國圖存打斷了自由主義的啟蒙進程、東西方兩大政治陣營的對峙和蘇俄地緣政治滲透等因素壹起發生作用，使得各派革命勢力仍然順著傳統政治成王敗寇、贏家通吃的邏輯，爭奪壹統天下的最高權力，國共兩黨為此進行了妳死我活的鬥爭；第二，20世紀末中國的工業化、市場化、私有化、資本主義化以及政治現代化，是在共產極權專制主義基礎上開始的，主導改革的政治力量絕不願意放棄“打天下、坐江山”的政治思維，不願意進行政治領域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不願意把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關進憲政、民主和法治的籠子裏，它只是利用工業化、市場化、私有化大肆變現手中的資源壟斷權和控制權，積累了天文數字般的巨額財富，並利用這些財富進壹步加緊對於社會的政治控制，結果是，依托於工業化、市場化、私有化而產生的新生的資產階級（包括大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不僅不具備與權貴官僚階級相抗衡的經濟政治力量，而且對後者形成經濟政治上高度的依附關系，註定不能像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那樣，成為政治現代化的主導力量和第壹推動力量。

在這種情況下，同樣在工業化、市場化、私有化進程中產生出來的另壹個階級即工人階級，便理所當然、義不容辭地登上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舞臺。與新生的資產階級相比，新生的工人階級在現存體制下是純粹受害的階級，因而具有更加強烈的變革動機和更加堅定的變革意誌，另壹方面，他們人數最多而且更富有同質性和凝聚力，更容易產生團結壹致的、有組織的集體行動，因此至少在最初的階段可以成為中國政治現代化的主導力量和第壹推動力量，成為撬動專制政治制度的阿基米德杠桿。

2、勞工運動內在隱含的憲政、民主、法治意義

初級階段勞工運動的政治價值並不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它看上去只是為生存權利和經濟利益而抗爭，並不直指宏觀的政治制度，並不提出激烈的反對口號和政治目標，因而往往引不起知識界、輿論界和其他社會各界的興趣、關註和支持。然而細觀之下，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政治內容。

首先，工人自組織過程作為壹種基層民主實踐，不僅是整個政治民主化的微觀基礎之壹，而且為其他階級和階層的自組織和民主實踐提供了成功的範例。宏觀的憲政、民主、法治的實現，壹定要以微觀和中觀的社會自治為基礎，否則，像辛亥革命那樣，雖然建立了亞洲第壹個共和國即中華民國，終於因為社會底層和中層沒有發生普遍而實質性的變化，而功成垂敗了。最近30余年的工業化、市場化和私有化，使民間社會在空間上得到壹定的擴展，但由於宏觀政治制度的緊控，雖然存在某些基層民主方面的嘗試，諸如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企事業職代會和工會選舉、業主委員會選舉、縣鄉級人民代表選舉，但都流於形式，只有零零星星寥寥無幾的成功案例。然而，在珠三角地區此起彼伏的勞工運動中，工人們成功地創造和普遍運用了“工人代表制”，在企業內部選舉產生了各級工人代表和全廠工人代表委員會，代表全體或大部分工人就勞動權益問題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其中壹個典型的案例，是利得鞋廠2750名工人，在勞工機構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幫助下，自下而上地選舉產生了60多名工人代表，又從工人代表中選舉產生了13名工人談判代表，最後從工人談判代表中選舉產生了首席代表、第二代表、第三代表，在這個基礎上又形成了談判小組、團結基金管理員、新媒體宣傳員、工人糾察隊的職能分工。這樣壹個民主選舉的過程，就是工人訴求的梳理過程，就是分散的工人形成共識、共同意誌、共同目標的過程，就是壹個工人跨越個人理性的局限性而上升到集體理性、跨越個人利益的狹隘性而上升到集體利益的過程。這是有效的集體行動的制度性保障，成功地走出了“囚徒困境”或“集體行動的陷阱”。因為在民主的基礎上形成了共同目標和意誌，才形成了工人代表和談判代表的權威性，才能夠令行禁止，該罷工的時候就罷工，該復工的時候就復工，有張有弛，進退自如，而不會陷入到工人內部的紛爭和內鬥之中不能自拔，最終被政府和資方分而治之、各個擊破。

其次，工人們在民主化自組織的基礎上，向資方發出集體談判邀約，迫使資方進入和平而有效地解決勞資沖突的集體談判通道，具有深刻的現代政治價值。中國傳統政治壹直貫徹壹種等級專制、主奴對峙、成王敗寇、贏家通吃的零和博弈邏輯，而缺乏多元平等、交互主體、理性共和、分享雙贏的合作博弈傳統。由處於弱勢地位的工人發起的勞資集體談判，對於否定傳統政治邏輯並創建新型政治邏輯，具有多重開創性的貢獻：壹是拋棄了妳死我活、以新的霸權代替舊的霸權的習慣，包含了以憲政取代極權的元素；二是拋棄了以暴力爭輸贏的做法，代之以和平談判，包含了以民主共和取代專制暴政的元素；三是通過集體談判簽訂的集體合同對於勞資雙方具有嚴格的約束力和權威性，包含了以法治取代權治的元素。可以說，企業勞資集體談判實際上就是微觀層面的憲政、民主、法治，而現代國家的憲政、民主、法治，可以說就是壹種放大了的勞資集體談判結構，比如說，階級和政黨競爭相當於勞資博弈，議會相當於由資方代表和勞方代表組成的董事會，國家元首相當於董事長，政府首腦相當於首席執行官，檢察院和法院相當於監事會。我們不妨展開如下想象和推理：壹旦企事業單位和所有存在雇主與雇員、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地方，普遍建立集體談判機制，整個國家的憲政、民主和法治不就水到渠成了嗎？

第三，工人們的選舉、停工、罷工、上訪、請願、網上發聲等集體行動，實際上突破了對言論、結社、集會、罷工、示威、遊行的限制，率先把憲法第三十五條在形式上承諾公民的各項自由和權利變成了現實，這對我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以及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和限制，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和意義。近年來，因為環保等問題而在全國各地引爆了數十起大規模的群體性抗議，但組織性弱、持續時間短、官民對話缺乏有效的通道，因此雖然參與人數眾多，對於重構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對於公民社會的發展和憲政民主法治的形成，意義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工人的集體行動具有目標明確、組織嚴謹、進退有序諸多特征，也更加具有可行性、可效仿性、可復制性、可傳播性，對於制度演進和制度創新具有更大的意義。

3、勞工運動在政治上的溢出效應或多米諾效應

即使勞工運動在其初級階段僅僅局限於爭取經濟權益，也會產生政治上的溢出效應或多米諾效應。眾所周知，由於政府及其官員對民營企業過度的攫取，其中包括稅、費、賄等多重、反復、高額的索取，由於國有企業的壟斷經營和民營企業不平等的待遇，由於政府不能以民主國家和民族國家主體身份，在經濟全球化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強有力地保護和爭取本國工業、資本和市場主體的利益，因此我國民營企業的利潤水平是很低的，利潤空間是很薄的，民營企業主為了確保自身利益，便拼命壓榨勞工，拼命把成本和負擔轉嫁到勞工身上，拼命壓低勞工的工資、延長勞工的工時、惡化勞工的勞動條件、不繳或少繳勞工的社保，以至於大部分民營企業都可以說就是血汗工廠，而大部分勞工的待遇低於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工人的待遇。

那麽好，我們勞工運動不要求別的，僅僅要求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僅僅團結起來向老板要求漲工資、減工時、改善勞動條件、繳納社會保險，如果老板不答應，就發起罷工抗議。這時候老板可能會做出三種反應：壹是堅決不向工人讓步，結果導致生產鏈條的中斷、生產率和利潤的嚴重損失，即使買通黑社會或當地警方來壓制工人，逼迫工人復工，也會招致工人的仇恨，損害企業的聲譽，進而導致企業留不住熟練工人，最終使自己在市場競爭中敗北；二是答應工人的要求，結果是利潤大幅度減少，以至於企業經營不下去了，於是宣布不幹了，於是許多企業都關廠歇業了，於是大批工人失業了；三是老板們不得不甚至願意答應工人的要求，同時還想接著幹，還想在市場經濟和實業界大展宏圖，甚至想成為成功的、優秀的企業家，這時他們就必須改變自己的思想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力圖維護和爭取企業公民的權利，改變企業與政府的關系。

這三種情況都會引發壹定的政治效應。在第壹種情況下，政府公信力受損，勞資矛盾演變為勞政矛盾，引發政府危機和政治危機；在第二種情況下，大規模失業從來就是壹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甚至會引發嚴重的政治問題；在第三種情況下，企業家或新生的資產階級產生出強烈的公民意識和本階級的自組織意識，壹起抱團取暖，壹起回過頭來向政府要求降低賦稅、取消不合理收費、拒絕官員索賄，要求公平的市場競爭規則和待遇，要求實現公民和納稅人的權利，要求把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力關進籠子裏，要求實現憲政、民主和法治。

4、中觀和宏觀的勞工政治必將極大地推進政治現代化過程，並構成未來中國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各國勞工運動的歷史經驗可知，工人在企業或工作場所紛紛組織起來並發起集體行動之後，必定會進入橫向聯合的階段，即跨企業的行業性和產業性聯合、跨行業和產業的地區性聯合以及跨地區的全國性聯合。這種中觀層次和宏觀層次的聯合比企業層面的聯合，具有更明顯的政治性質、更強烈的政治色彩和更大的政治效應，比如，行業性、產業性、地區性和全國性罷工，會對地方政治和國家政治產生深刻的影響，現行政治制度和政治結構，或者吸納工人的經濟政治要求，從而向更為開放、更為民主的方向演變；或者全力予以管制和鎮壓，從而引起更為激烈的勞資矛盾和勞政矛盾。

推動中國勞工運動由微觀向中觀和宏觀發展的主要動力有：

第壹，中國新工人階級遭受跨國資本、本國政府和本國資本三重剝削和壓榨，勞動強度、勞動長度與勞動報酬、勞動待遇呈現出懸殊的不對稱，工人遭受家庭破碎、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很低、身心雙重傷害等種種苦難，改變現狀的要求十分強烈；另壹方面，這種所謂低人權和廉價勞動力優勢正在喪失，因為它們反過來降低了勞動者的購買力和勞動力素質，使生產力的提高、產業的升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受到勞動力再生產和內需不足的瓶頸制約，引發產能過剩和經濟危機。如果說上壹波勞工運動以追討法定的、最低的生存性權利（加班費、帶薪休假補償、高溫補貼、社保和公積金、解除勞動關系的經濟補償等等）為主要訴求的話，那麽，下壹波勞工運動壹定是以追求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勞動條件、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和享受公共服務等“增長性、分享性、發展性權利”為主要訴求，歸納為壹句話，就是農民工要求壹家人正常生活在城市裏的勞動報酬和各種平等的公民權利。新工人階級的主體性要求和市場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客體性要求兩者的匯合，構成勞工運動進壹步發展的最主要的動力，這是不以既得利益集團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歷史趨勢。

第二，增長性、分享性、發展性權利的實現問題，涉及到中觀和宏觀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單個企業的工人的集體行動可以提出來，但沒有能力加以解決，個別企業資方如果單獨滿足工人的訴求的話，很快就會因為經不起同行業和產業的競爭而被淘汰出局；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乃至唯壹途徑，就是由企業層級的勞資集體談判上升到行業、產業、地區和全國壹級的勞資集體談判，而這種升級當然以跨企業、跨行業、跨地區的工人聯合和組織為前提。由廣泛和高度組織起來的勞工、雇員與同樣廣泛和高度組織起來的資方、雇主進行較高級別的、集中的談判，以取代過於分散的企業層面的勞資集體談判，其實對勞資雙方都是有利的，勞方固然因此而壯大了自身的力量，並因此而掙得更多的權益，資方也因此而大大降低了與勞方談判的成本、減少了罷工的數量及其所帶來的損失；壹個覆蓋面很廣的行業性、產業性、地方性、全國性勞資協議或集體合同，能夠帶來較長時間和較有約束力的產業和平，推動產業升級，推動技術、管理和制度等方面的創新。可見，工業共同體內勞資既對立又統壹的關系、勞資雙贏的利益取向，也是推動勞工運動由低級走向高級的動力源泉。

除此之外，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勞資關系國際慣例的引進，信息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普世價值的傳播，互聯網時代工人權利意識的加速度發育等等，也都是促進中國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的重要因素。最終，中國工人必定會獲得完整的勞工三權以及通過自己的政黨參與國家公共管理的權利。

如果說勞工三權的實現和獨立勞工政治力量的出現，是推動我國社會和政治轉型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甚至主導性的力量，那麽，在轉型以後的政治結構中，社會民主主義的勞工政治力量當然會獲得重要的、合法的位置，構成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結構的偏左的、中左的壹翼，正如自由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政黨會構成偏右的、中右的壹翼壹樣。我們不要小看這壹偉大的歷史成果，因為在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如果從文藝復興算起的話，差不多經過了四百來年的奮鬥才建立了這樣壹種較為合理的政治結構。中國工人階級肯定不希望在未來壹百年重新經歷經濟上自由放任、剝削猖獗而政治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那樣壹個資本主義原始發展階段。



二、憲政民主革命的主體序列和路線圖



困擾當代中國的兩大社會矛盾，其壹是官民矛盾，其二是勞資矛盾，這兩個矛盾又可以歸結為權貴官僚資本集團與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在權貴官僚資本集團中，雖然權貴官僚與資本家、權力與資本經常是相互勾結和利用的，權貴官僚和權力相對於資本家和資本又占著主導的地位，是現存體制的始作俑者和最大獲益者，是變革的主要對象和頑強阻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改革已死”的判斷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自上而下的改革或改良，即使有的話，也不可能成為中國政治轉型的主要動力。

中國新生的大資本力量和大資本集團，整體而言，是從計劃經濟和國家所有制中衍生出來的，先天地帶有權力壟斷、錢權交易、貪賄腐敗的原罪，整個大資產階級對於權貴官僚階級，迄今仍然是依附性的，在經濟、政治、文化上都是不獨立的，其中大部分是現存體制的分享者和推波助瀾者、權貴官僚集團的合謀者和勾結者，總的來說，大資產階級不僅不是中國政治轉型的發動機和原動力，而且是憲政民主革命的對象。

處於權貴官僚大資產階級與社會底層之間的中間階級（Midlle Class），基本上是依附於現存體制的，是受到權力資本網絡的層層滲透和控制的，在未來半個世紀之後，它很可能會成長為中國主要的、占主導和支配地位的階級，但在目前歷史階段，其不能作為政治轉型的主要力量也是顯而易見的。相對大資產階級而言，這個階級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與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動力、願望、意識較強，但基本上處於自發無序的狀態，缺乏強有力地推動結構性轉換的意誌力量、行動力量和政治力量。

工人和農民是匍匐於社會底層的兩大階級，占就業人口和總人口的大多數（75%左右）。農民階級不太可能成為積極地推動社會轉型並深刻形塑未來社會的主要力量：大部分農村勞動力已經、正在、將要轉移到城市，成為新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剩下來的以農業為生的農民將越來越少；大部分農民處在遠離城市的鄉村、處在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外圍地帶，在農業這個夕陽產業謀生，缺乏經濟競價能力，並且文化程度低、分散而難以組織，缺乏主動的政治參與和博弈能力；農民受傳統文化影響最深，現代意識最弱，將是最後壹個在政治上發育起來的階級，只有直接卷入城市化進程的農民才有較強的經濟政治參與意識和博弈能力。

與之相比，工人階級將是壹個積極得多、主動得多的經濟、政治、文化主體：工業化、市場化和城市化，把大量工人聚集在同壹生產線、同壹工廠、同壹產業、同壹城市社區，為他們創造了進行積極的經濟談判、政治博弈和文化競爭的客觀條件；多達數億的新生代工人已經主觀上不想退回客觀上也退不回農村，他們要想在城市定居下來並獲得平等的市民身份和公民權利，唯有團結和組織起來與他們所受到的多重經濟政治文化壓迫進行抗爭；信息和互聯網時代加速了工人的階級意識的形成和組織化的進程，同時迅速淘洗掉傳統文化打在他們身上的烙印。

如果說權貴官僚大資產階級不願、中產階級和農民階級不能撬動整個政治現代化進程的話，那麽工人階級則不僅非常願意（因其受到深重的剝削和壓迫）而且有能力（因其可以團結和組織起來）做到這壹點：首先，工人們團結起來以集體談判的方式向大、中、小資產階級爭取自己的天經地義的權利和利益，迫使資產階級為產業和平、為生產的連續性和長期利潤而做出壹定的讓步；第二，工人向老板施加的壓力壹定會迫使老板們向老板的老板即權貴官僚集團伸張自己的權利、爭奪自己的利潤空間，迫使資產階級成為公民、成為真正獨立的經濟政治文化主體，而不僅僅是狗茍蠅營地在權力庇護下分贓逐利的經濟動物。

於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主要指其中的中小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這壹工業文明和市場經濟中的雙胞胎，就會為了雙方的共同利益，而形成反對黨國專制、政府壟斷、官僚腐敗的基本共識和政治聯盟，就會壹起推動中國向憲政民主法治的公民社會前進，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中產階級壹個階層的中高層知識分子與作為工人階級壹個階層的下層知識分子，會起壹個非常重要的催化劑和粘合劑的作用，而農民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基本權益，也會逐步地組織和聯合起來，加入反對極權專制權治、建設公民社會的大合唱之中。這個大合唱的肇始者和發動者，就是工人階級，勞工運動就是打破改革已死的政治僵局、撬動整個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阿基米德杠桿。

於是就會形成壹個憲政民主革命的動力和主體序列：工人階級——中產階級——農民階級，革命的對象就是共產極權專制制度及其捍衛者權貴官僚階級以及與之結盟的大資產階級。而憲政民主革命的路線圖，在第壹種情況下，是“底層發動——中層跟進和放大——上層分化、投機和妥協”；在第二種情況下，是“底層發動——中層跟進和放大——底層和中層聯盟與上層決戰”。

就中國的社會和政治轉型而言，社會民主主義固然強調工人階級的主力軍地位和作用，但也認為勞工運動只是壹個原動力和阿基米德杠桿，並不能單獨完成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進程，中產階級、農民階級的跟進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勞工運動孤軍深入壹家獨大，不僅很難成功甚至是不可欲的：首先，權貴官僚大資產階級會聯合和利用其他階級進行嚴厲的壓制，使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愈演愈烈，使得中國政治轉型過程極其漫長而艱難；其次，即使勞工運動僅憑自己的努力取得勝利，其所建立起來的只能是壹個經濟上新型的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政治上新型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意味著中國將再壹次回到那個不堪回首的毛澤東時代。



三、憲政民主革命的左右兩翼：社會民主黨與自由民主黨



關於政黨問題，目前憲政民主陣營還沒有清晰的考慮。雖然1991年胡石根創立自由民主黨，1998年徐文立等人創立民主黨，海外還出現更多政治組織，但不管是國內的還是海外的民運力量，都還沒有從政治哲學、政治邏輯和政治歷史的高度出發，明確憲政民主本身存在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左右兩翼這個在大多數現代國家早已成為現實的政治結構。

的確，在西方憲政民主歷史上，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主義和制度率先登上政治舞臺，那時候，沒有普選制，選民資格受財產、性別、種族等多種限制，工人階級不僅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沒有結社自由，不能成立自己的工會和政黨。歷經憲章運動、街頭暴動和武裝起義，直到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各國工人階級才爭得了基本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不過它們也放棄了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馬克思主義，轉而選擇了社會民主主義，選擇了議會民主制和多黨制，選擇了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黨作為自己的主要政治代表。雖然共產黨還存在，但其影響力日趨衰退，最後成為邊緣化的極左政黨，在很多國家甚至銷聲匿跡了。於是，在西方國家形成了憲政民主的左右兩翼，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相互制衡、輪流執政，這種政治結構迄今保持快壹百年了。不管左右兩翼政黨的社會階級基礎、政治理念、政治目標和政治綱領有多麽大的不同，但雙方都認同和遵守憲政民主的共同框架和規則，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展開政治競爭，以數人頭而不是砍人頭、爭取選票而不是依靠暴力追求執政地位。由於中左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黨）和中右的自由民主黨（共和黨、保守黨）代表了主流民意，就使極左和極右的政治力量趨於邊緣化，並且也不得不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展開其政治活動。可以說，這是人類歷史上所取得的最偉大的政治成就。

由於以下三個原因，中國反對極權專制、追求憲政民主的人們，大都簡單地把憲政民主主義理解為自由民主主義，而對社會民主主義壹無所知或者知之不多，更不能理解自由民主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間歷史的和現實的關系：

第壹，在世界歷史上，率先對憲政民主做出貢獻的，的確主要是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及其自由民主主義思想政治力量，工人階級及其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政治力量對憲政民主的貢獻是輔助的和後起的，因此後發國家引進憲政民主時會受到先前歷史和先入之見的影響，以為後發國家也要經歷先發國家那樣的憲政民主歷程。

第二，首先來到當代中國的現代政治哲學和政治理念，就是上個世紀90年代引入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和政治理念，它們對於解構中國20世紀的共產極權專制，的確居功第壹，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哲學和政治理念，則是在進入21世紀之後才逐漸為國人知道，而且至今也沒有並且被禁止得到充分的介紹和研究。

第三，中國本土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是隨著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興起才浮出水面的，壹些勞工運動的理論家和實行家，在介入勞工運動的過程中，感到用自由主義當然無法指導與資本爭權奪利的勞工運動，但同時也感到市場經濟不可逆轉，不能夠用馬克思主義更不能夠用共產主義來指導勞工運動，於是便向社會民主主義尋求理論思想資源。

然而，對於中國社會和政治轉型而言，自由民主主義是遠遠不夠的，沒有社會民主主義出場並承擔其不可替代的歷史使命，中國社會和政治轉型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

第壹，沒有多達三個多億的工人的參與，沒有勞工運動這壹阿基米德杠桿的撬動，單憑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根本無法摧毀和取代極權專制制度和威權專制制度。在當今國際國內的經濟政治文化條件和民主形勢下，工人階級壹定會提出自己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要求，而不可能甘心情願地成為替其他階級火中取栗的工具和炮灰；另壹方面，當今中國社會的階級分化如此明顯，階級意識如此強烈，工人、農民對自己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對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有著明確的判斷，完全有能力選擇自己的政治代表，完全有能力行使自己的選舉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不存在素質論者所說的不能行使民主權利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任何理由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

第二，中國社會轉型不應該也不可能亦步亦趨地重走西方國家所走過的先有資產階級民主後有工人階級民主的道路，在現有社會歷史條件下，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把兩百多年來西方社會所獲得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文明成果繼承下來，走壹條適合當下中國國情的社會政治轉型之路，反過來說，假定推倒極權和威權專制政權之後，只有壹部分人才能獲得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而把工人農民排除在憲政民主結構之外，則不僅落後於第三波民主浪潮中所有轉型國家已經形成的憲政民主慣例，而且必定會激起工人農民的強烈反抗，從而重新出現急風暴雨般的乃至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想來這也是自由民主主義者所不願意看到的。

第三、社會民主主義登上當代中國政治舞臺，也是有傳統資源可以繼承的，早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民主革命過程中，由於市場經濟和資產階級發育不良、力量弱小，以胡適等人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潮和政治力量就沒有什麽作為，反而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帶有壹定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三民主義以及以張君勱等人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和政治力量，成為推動憲政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47年的中華民國憲法就帶有相當程度的社會民主主義色彩，是三民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某種結合。將來中國壹定會重新制憲的，不過，中華民國的國號和47憲法，對於打通過去與未來，對於賡續亞洲第壹個憲政民主共和國的道統和政統， 應該是壹筆可以選擇和繼承的重要的政治資源和政治遺產。

在即將到來的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中，在共產極權專制崩潰過程中和崩潰之後，壹定會冒出形形色色的政黨，不過，政黨政治的邏輯至今尚未超出階級政治的範疇，各政黨之間壹定會合縱連橫、重組整合，最終形成四個主要的政黨：

自由民主黨：這是以中小資產階級和中高層知識分子（兩者合稱為中產階級、中間階級）為社會基礎的政黨，會把促進市場自由競爭、保護私有財產和企業權利、減低稅收與限制政府權力和規模等作為主要的政治目標和綱領。由於中產階級占全國人口的比例較低，作為自由民主黨上臺執政的選民基礎不夠厚實，因此自由民主黨會向社會下層爭取選票，但即使它不能成為執政黨，也會成為最強大的在野黨和反對黨。

社會民主黨：這是以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下層知識分子為社會基礎的政黨，會把促進平等和公平正義、保護勞工權利、提高社會福利、征收累進稅和遺產稅、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等作為主要的政治目標和綱領。社會民主黨能夠影響和號召的選民人數最多，在轉型以後很可能首先成為執政黨，但隨著市場經濟的進壹步發展和中產階級人數的不斷增多，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會進入常規的政黨輪替。

新共產黨：在壹個較長的、可以預見的轉型時期，經濟會處於低迷狀態，市場經濟還不完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以及社會福利還不夠，貧富差別還很大，因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下層知識分子中最底層的那壹部分，由於在市場經濟中缺乏上升的空間而陷入絕望之中，就會產生否定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激進要求，會依據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共產黨，也是最左翼的政黨。

保守黨：即使完成了社會和政治轉型，在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條件下，仍然會存在並且會重新產生壹個非常富有的大資產階級，其中包括壹些投機革命、搖身壹變的前共產黨權貴官僚，和壹些做大做強的民營資本家，他們天生傾向於壟斷市場並且會要求相應的政治權力，會通過金錢的力量形成院外壓力集團對國家權力施加影響，並會依據精英主義、國家主義、儒家等意識形態，形成最右翼的政黨。

不管是什麽政黨，只要遵守全民公決制定的憲法和依照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只要承認憲政、民主和法治這壹基本的社會契約和政治競爭規則，就都是合法的政黨，即使是最左翼和最右翼的政黨，也不能訴諸於暴力革命，也要老老實實地爭取選民的投票支持，通過議會民主政治獲得權力以及施加對於國家法律和政府政策的影響力。



四、社會民主黨與新共產黨將會發生長期的拉鋸戰



在世界上，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已經進行了超過壹百年的鬥爭，未來中國還會長期重演這種鬥爭。

1、2018年毛左等新極左第壹次高調亮相當代中國勞工運動

2018年7月中旬，發生了壹起規模很小而影響很大的工運事件，幾名籌建工會的深圳坪山佳士科技公司員工相繼以嚴重違背企業規章制度之名被開除，他們與資方抗爭時被警方抓走了，來自深圳、廣東以及各地的網友20余人（後增加到50多人）組成佳士工人聲援團，來到坪山現場聲援被捕工人。與線下行動同時進行的是網上輿論動員和傳播：由幾個著名紅色網站和毛左大佬發起了多達數千人的聲援簽名；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南京大學、西北政法大學、清華大學等十幾所高校部分學生相繼發出用馬列毛主義武裝起來的聲援書；由毛左自媒體組建的多個聲援佳士工人的微信群，屢封屢建，壹直在頑強地傳播來自前方的消息。此壹事件於8月24日警方對聲援團駐地強制清場而告壹段落，但鬥爭並未結束，而是發酵為當局對整個毛左等新極左力量的持續的打擊，先後有50多人被捕入獄，其中包括大學生、自媒體和NGO工作人員。

這是壹起主要由毛左深度介入甚至主導的勞工事件，具有鮮明的毛左意識形態色彩和高亢激昂的風格。其他的極左翼也在關註和聲援，比如香港大學教授、新馬克思主義勞工社會學代表人物潘毅很快就發表了《佳士工友抗爭：中國工人政治鬥爭新篇章》，並領銜簽署了全球百名學者的聲援書。托派也在關註這壹事件。

毛左在第壹波勞工運動當中影響甚微。他們或者與公知大V、自由民主派在網絡上血拼，或者在猛烈批判和攻擊鄧小平理論、特色社會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或者熱衷於各種極左派別之間的內鬥，或者由於他們的目標太高不接地氣、觀念太陳舊而跟不上時代潮流，無法找到與新生代農民工對接的通道。毛左因繼承了計劃經濟年代留下來的極左資源，曾經輿論支持和有限介入了90年代中期以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抗爭，但隨著這種抗爭的失敗，老的工人階級依靠不上了，而新的工人階級即農民工他們又瞧不上，因此越來越沈溺於意識形態爭論之中，只有極少數有遠見的毛派人士，意識到與新工人階級相結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我檢討把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新工人運動拱手讓給了“自由派”和“右派”，並有了壹點行動的跡象，比如在新生鞋廠工人集體上訪的時候，有兩個紅色網站分別給工人捐了1000元和4000元。較多接受西方極左翼思潮影響的中國新馬克思主義派和托派，倒是較早地關註和研究農民工問題，但他們的活動總的來講還停留在勞工學術研究和工人文化建設這個範圍內，還沒有進入勞工運動第壹線。不過他們培養了壹些具有勞工情懷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或者培訓了壹些有思想覺悟的工人，準備了較多的人力資源，這種優勢在今後的勞工運動中將會表現出來。

在2015年12月3日以前，在勞工運動中起倡導、動員、組織、宣傳作用的，是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毛左等新極左對此看在眼裏急在心裏，壹方面他們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小資產階級的投機主義、修正主義，會把中國工人運動引入歧途，另壹方面他們又不得其門而入，不知道如何介入和影響新時代的勞工運動。他們處在壹種躍躍欲試、望而卻步的狀態。按照他們信奉的原教旨馬列毛主義，他們是要通過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並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他們之所以反對現在的共產黨，並不是因為它在以前高舉的馬列毛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旗幟是不對的，而是因為它背叛了自己的性質和宗旨，蛻化變質為官僚資產階級政黨了。

2015年以後，隨著憲政民主左派勞工界力量因被打擊迫害而處於基本缺位狀態，毛左的壹些力量開始滲透到勞工運動之中。第壹個例子是2017年12月，35位大學生工人狀告南街村食品廠，這35人大學畢業後來到著名毛左韓德強主辦的正道農場，實踐了壹段共產主義生活，經韓德強推薦，來到南街村就業，他們試圖改變企業的血汗工廠性質，實行8小時工作制，結果和企業發生了尖銳的沖突，被企業解除勞動關系。他們奮起維權，自己學習和運用勞動法律知識，以團隊的力量進行集體仲裁和訴訟。第二個例子是中山大學碩士畢業生沈夢雨，於2015年進入廣州日弘機電廠成為壹名普工，2018年4月，她被員工選舉成為年度工資集體協商員工代表，因為認真履行工人代表職責，為工人謀利益，得罪了企業高管和工會主席，先是被撤銷了協商代表資格，然後被解除勞動合同，沈夢雨奮起維權，成為知名度很高的網紅，之後，成為佳士工人援助團的負責人。第三個例子就是佳士工人建會案了，應該說，這是迄今為止毛左全面介入勞工事件的壹個典型案例。這個事件已經引起全國性乃至世界性的關註，工人建立不受資方控制的民主工會的問題第壹次在如此巨大的社會空間成為壹個重量級的議題和輿論熱點（這個問題先後已經由煙臺澳利維、南昌沃爾瑪、南海本田、深圳歐姆、番禺勝美達、深圳沃爾瑪1059店等企業的工人們破題了，但當時並沒有引起如此巨大的影響）。

2、勞工運動中必然發生憲政民主左派與極左派的鬥爭

要解釋毛左等新極左高調進入勞工運動這個事實，以及憲政民主左派如何應對這種情況，首先要把這個問題置諸於壹個更為宏觀的歷史與邏輯的框架之中。

第壹個歷史的和邏輯的前提，就是在壹二百多年的勞工運動中，存在著中左和極左兩種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的鬥爭，結果是中左的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逐漸占了主導地位，而極左的“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或者崩潰了（前蘇聯和東歐），或者邊緣化了（歐洲）。

第二個歷史的和邏輯的前提，中國目前處於壹個十字路口，處於壹種不確定的狀態，我們不得不對中國未來幾十年的發展趨勢提出某種預測，因為只有在壹種理性預期之下，我們才能對各種思想政治力量各自的走向及其相互關系做出分析和評估。

第壹種預期和預測，就是中國很快將會實現社會政治轉型，歸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之中。所謂世界主流文明，就是以自由平等正義為普世價值，以憲政民主法治為基本政治制度，以社會市場經濟為基本經濟制度。我們樂觀地預期，中國經過艱苦的社會轉型，很快會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我們當然要堅定不移的參與和推進勞工運動，同時要堅定不移地把勞工運動定位為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在這樣的預期中，中國憲政民主導向的勞工運動有遠大的發展前景：第壹步，我們要在現行法律制度和框架內維護勞工權益，並通過集體維權把工人動員和組織起來，加快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加快由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的轉化；第二步，我們要爭取和實現勞工三權，以集體談判和集體行動的力量爭取更多的權益，同時與社會各界形成壹種爭取憲政、民主、法治的宏大的社會和政治聯盟，成立勞工政黨，幫助和推動工人階級成為社會政治轉型的主體力量；第三步，在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框架和社會市場經濟的經濟框架內，與非工人階級進行長期的競爭與合作，壹步壹步地推進政治民主、產業民主和經濟民主。

第二種預期和預測，就是中國可能會回歸到毛澤東時代，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對於包括工人在內的民間社會就會形成壹種嚴酷的控制和強烈的打壓，就會形成壹種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社會政治結構。當人們再也忍受不了的時候，就壹定會爆發極其猛烈的反抗，這種反抗肯定不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而壹定是相當暴烈的。在這個過程當中，統治階級會充分利用毛澤東思想中的極權主義、專制主義成分，而工人和其他底層民眾會利用毛澤東思想中造反有理、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成分。現在毛粉還占人口的少數，到時候足夠多的人會成為毛粉，因為他們覺得只有這樣壹種非常決絕的、非常革命的、非常徹底的思想，才能指引他們徹底的翻身得解放，相反，他們對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那套思路，會越來越失去耐性和信任。現行體制越是向極權專制演化，對毛左派是有利的，而對憲政民主派是不利的。

第三種預期和預測，就是中國既不能順利地完成社會和政治轉型，也不會退回到毛澤東時代，而是在較長時間比如二三十年內停滯在威權主義的狀況之中，民主轉型之前的南非、韓國、臺灣、緬甸等國就是這種情況。威權主義不同於極權主義的是，民間社會相對於專制國家政權而言，有壹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有限的自由和空間，勞工運動和其他社會運動能夠在不斷遭受控制和打壓的情況下得到堅持並緩慢地往前推進；在勞工運動內部，憲政民主左派與毛左等新極左派會處於長期的拉鋸和競爭狀態。

3、憲政民主左派如何應對極左派的挑戰和競爭

（1）要承認毛左等新極左長期存在和發展並且進入勞工運動的必然性

長達三四十年的權貴市場經濟、官僚資本主義經濟，使得中國的貧富兩極差別和基尼系數達到世界之最，底層民眾被階級固化和階層固化，失去了上升的通道，積聚了對權力和資本、對權貴官僚和富人資本家巨大的怨憤和仇恨，在缺乏普世價值和世界主流文明教化和教養的情況下，很多底層民眾只能就近、習慣從他們少年時代就接受的紅色文化中吸取信仰、精神和生存的勇氣和希望，文化程度較高的人則從西方的極左傳統中吸取精神資源，這就是毛左等新極左得以長期存在和發展的深刻的社會根源。新極左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從網絡空間進入實體性的社會運動尤其是勞工運動，是遲早的事情。前些年當他們看到憲政民主左派（他們眼中的“自由派”、“右派”）在勞工領域風生水起的時候，就已經有些羨慕嫉妒恨了，當憲政民主左派被打壓控制之後，新極左終於有機會登臺出場了，而且，他們還具有壹種憲政民主左派所不具備的政治意識形態優勢，那就是他們可以高舉現在的當權者也曾經高舉並且現在也沒有放棄的馬列毛主義的偉大旗幟、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專政（四項基本原則），以壓倒壹切的政治正確對抗維穩力量，保護自己不被當權者鎮壓。只要兩極分化的狀況惡化下去，毛左等新極左就壹定會存在和發展，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可能如其所願地推動和領導壹場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建立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無產階級革命。

（2）要看到毛左等新極左加入勞工運動可能具有的正面價值

毛左等新極左加入勞工運動可能帶來的負面價值和危害，歷史的經驗已經很多了，此處就不再列舉和總結了，只需要指出，西方社會民主主義和憲政民主左派就是在戰勝極左派的過程中成長壯大起來的就夠了。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在現階段特定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毛左的介入，對於整個中國勞工運動的發展，還是利大於弊的。

首先是各派政治意識形態紮堆勞工運動，會產生壹種規模效益和聚集效應，就像紮堆做生意產生市場壹樣。社民的、毛左的、新馬的、托派的，形形色色的中右派、激進左翼和極左派，甚至中右派、左翼自由主義，都可以來做勞工運動，雖然各派之間會產生激烈的鬥爭，但好歹都是把矛頭針對無良資本和為之保駕護航的現行專制權力的，都能夠起到喚醒數量巨大的工人階級的權利意識的作用。總的來說，這比壹家壹派獨占勞工運動投入更多壹些，並且產出更大壹些。至於哪壹派最終占據主導地位，那取決於整個社會和工人階級的選擇，現在不可能就做出結論。

其次壹點也很重要，新極左的加入會分攤勞工運動界的風險和成本。原來憲政民主左派介入工運時，被指勾結境外敵對勢力，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現在這項罪名對毛左不管用了，因為他們從來就把憲政民主左派和憲政民主右派痛罵為西奴漢奸，他們自己絕對不可能勾結境外敵對勢力，況且他們還有共產黨開國太祖毛澤東的思想、畫像等神器護體，不到萬不得已，維穩當局也不好痛下殺手。可以說，毛派等極左派的介入，分攤了憲政民主左派受打壓的風險，增加了當局的維穩壓力和維穩成本，在維穩力量事實上不可能無限增長的情況下，客觀上減輕了憲政民主左派的壓力並撐大了他們的活動空間。

（3）要肯定毛左等新極左率先倡導和實踐的大學生與工人相結合的工運路線的功勞

憲政民主左派多年來壹直在倡導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的結合，為此與自由民主派、憲政民主右派展開了激烈的論戰。但應該承認，憲政民主左派力量很弱小，之所以能夠壹度掌握勞工運動的話語權，主要因為恰好與在第壹線主導、指導和引導勞工集體行動的勞工律師和勞工NGO具有天然的契合，但自身並沒有與高校大學生群體進行廣泛而親密的接觸，並沒有在他們中深耕並播種社會民主主義，在勞工運動的第壹次高潮中，沒有出現壹個接受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學生群體並與工人和勞工運動相結合。相反，倒是毛左等新極左多年來積極滲透到了高校社會學等學科的教學研究以及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等學生社團之中去了，壹部分學生通過與老師壹起做課題研究，或通過假期社會實踐，到工廠臥底打工，對勞資關系、工廠管理和工人階級狀況進行親身體驗和第壹手的調查研究，並因此而接受了他們的老師們給予的馬列毛主義的解釋框架。從佳士事件中表現出來的毛派學生的言行可知，這些青年學子的血是熱的、心是赤誠的、感情是真摯的、思想是純潔的、意誌是堅定的、人格是高尚的，他們的表達方式和抗爭方法，也是富有才華的、多種多樣的、技術和藝術含量都很高的。這是憲政民主派應該虛心學習、急起直追的地方。中國每年有七百多萬大學畢業生，他們畢業後也就是作為白領勞工的初級知識分子，與普通勞工處於同樣的勞資關系之中，甚至有很大壹部分很難找到工作。可想而知，青年知識分子會在當代中國勞工運動和社會轉型過程中發揮多麽重要的作用。

（4）要科學分析憲政民主左派和毛左等新極左各自的優勢和劣勢

從表面和短期來看，憲政民主左派的劣勢，壹方面來自於極權專制力量的打擊，另壹方面，對於廣大勞工群眾來說，憲政民主左派、社會民主主義，還是壹個完全陌生的東西，他們更多接受的是傳統的觀念，要麽是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要麽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計劃經濟，不知道還有壹個介於兩者之間的、更適合於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社會民主主義，要讓他們接受和形成這樣的觀念，有壹個漫長的過程。相比之下，毛左的優勢，壹方面因為與當局共享很多政治和意識形態話語，所受政治壓力較輕，活動空間也較大，另壹方面，相當多受過共產黨教育的勞工群眾，對於毛左的理論和話語比較熟悉，毛左站在歷史、人民、道德制高點上的激情澎湃的呼喊和號召，會激發幾乎所有勞工心中對剝削和壓迫的痛恨、對平等和公正的向往，在感情控制了理性思維的情況下，毛左能夠動員和組織大規模、強有力的勞工集體行動。

但是，相比極左派的短期性、意識形態性、道德情感性優勢而言，憲政民主左派擁有的是長期性、結構性、邏輯性優勢，這種優勢來自於工業文明、市場經濟中資本與勞動相生相克的基本結構和恒久邏輯。經過長期的摸索，人們找到了壹條解決勞資矛盾的有效的路線：第壹步實現勞資鬥爭的非暴力化，使工人結社、集體討價還價和罷工合法化；第二步找到了介於鬥爭與合作之間的“鬥而不破”、“和而不同”的關系模式；第三步找到了勞動與資本相互轉化、勞資分享合作剩余、勞資雙贏的道路。這就是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憲政民主左派的勞工運動路線。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不是簡單地被否定了，而是讓所有的勞動者也分享和參與了，以至於變成了普遍的私有制和社會市場經濟，結果是，在經濟效率、投資收益和投資積極性、生產率和科學技術得到長期穩定發展的同時，廣大勞動者的經濟狀況也在不斷改善，勞動收入占到了國民收入的75%以上。這是壹條符合絕大多數勞動者長遠和根本利益的發展道路。

相比之下，極左派的劣勢就暴露出來了：首先，在動員和組織勞工參加社會革命時，其所提出的超出正常人性的烏托邦經濟政治目標，其實並不為大多數工人所接受，於是只好以少數人組成的先鋒隊，訴諸暴力革命，裹挾和逼迫普通工人和民眾參加革命，要求人們犧牲現實的權利和利益，甚至犧牲自由、道德、人格和生命，不擇手段地去實現所謂偉大崇高的目標；其次，在用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以後，強制性中斷了資本與勞動的結構性關系，以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建立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之名，以勞動價值論和按勞分配之名，以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之名，建立起壹個壟斷了所有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資源的極權主義國家，在剝奪和鎮壓了所有非勞動階級階層之後，勞動者、工人農民也成為專政的對象。經過大約半個世紀“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冷戰和競跑，由極左派統治的國家全面落後，那裏的工人農民普通知識分子依然處於經濟上貧困、政治上無權、思想上沒有自由的“無產階級”狀況，而由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參與治理、輪流執政的憲政民主國家在各方面都遙遙領先，那裏的勞動者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權利遠遠高出於共產黨國家。

經過這樣的優劣比較，憲政民主左派其實才真正擁有歷史優越性，包括經濟優越性、政治優越性、文化優越性和道德優越性，這是它經過壹百多年的競爭終於戰勝了極左派的根本原因。但是這種長時段的優越性並不能夠在每壹個短時段表現出來，毋寧說，因為極左派具有手段上的強制性和不受道德和法律約束的權變性，由於它能夠在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道德危機的時刻激發起共產主義革命的烈火激情，往往能夠壹時之間占據優勢。這就需要憲政民主左派平心靜氣、冷靜應對、不計壹時成敗得失、長期苦練積聚力量，壹步壹個腳印為勞動者維護和爭取實際的權益，堅定地相信勞動者具有足夠的明辨是非、鑒別優劣的理性認識能力，尊重和擴展勞動者自主選擇和民主決策的權利，從而反過來贏得越來越多勞動者的支持和擁護。有了這樣壹種信心和定力，才不會為壹城壹池的得失而迷失方向。

（5）要深入比較憲政民主左派與毛左等新極左的戰略和策略

在勞工運動的戰略上，毛左是要以毛澤東思想和工人階級先鋒隊主導具體工人團隊的維權和抗爭行動，領導工人群體為整個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而奮鬥，而憲政民主左派則尊重每壹個工人團隊的主體地位，幫助具體的工人團隊獲得維權的成功，實際增進其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權利，最後才從不同企業、行業、地區工人團體的橫向聯系中民主地產生出全國性的工人組織和勞工政黨。

在策略上，毛左和憲政民主左派本來會有更多的共同點，這是因為，即使是為了實現毛左的至高無上的戰略目標，也必須壹步壹步把它分解為近期目標和中期目標，也必須有切實可行的達成目標的近期計劃和中期計劃，有壹個壹個戰役的構想與壹個壹個戰鬥的方案，有敵我友三方力量的對比研究，有縱橫卑闔的統戰謀略，這些都是毛澤東政治和軍事思想留給毛左的寶貴財富，其精髓叫做“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憲政民主左派則著重運用現代勞工運動和社會運動所積累的策略、方法和戰術，包括SWOT、SMART、內部組織層級、敵友光譜分析、博弈論等等操作工具，以勞工力量的有效組織和成長壯大為底盤，在勞、資、政、社會四方犬牙交錯的關系中達成和實現勞工的具體訴求。這與毛澤東策略思想有很多類似和相同之處。其實，別看毛左等新極左徹底革命的口號喊得震天響，真要他們付諸實現，馬上就意識到根本就不可行，於是他們要麽永遠只能停留在口炮黨的狀態而沈溺於意識形態紛爭，要麽只能痛下決心，退回到現實情境中，通過回應和滿足工人的具體的利益訴求來獲得工人的信任和支持。正是在策略方面，這些比較務實的毛左和憲政民主左派有可以合作互補的地方，只不過由於雙方戰略上的區別，雙方在策略上也終於會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並非吊詭的是，毛左在策略層次維護工人切身利益方面做得越好，工人在戰略層次就離毛左灌輸給他們的偉大目標越遠；並非偶然的是，西方國家越來越多的極左派轉化成為憲政民主左派了，西方國家極左派在做出了極其艱苦的努力之後還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具體到佳士案，如果憲政民主左派介入的話，會提出與毛左很不相同的策略和操作方法：

第壹，憲政民主左派會把工人利益放在第壹位，而淡化倡導者、推動者和幫助者自身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訴求，這與毛左的做法是相反的。毛左要建的工會是為所謂工人階級整體利益服務的工會，是政治鬥爭的工具，這種工會，擺脫了資方和官方的控制，又會落入壹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控制之中；憲政民主左派倡導的工會，則首先是為具體企業和行業工人利益服務的工會，是既獨立於資方和官方也獨立於勞工政黨和勞工NGO的工會，是真正獨立的工會。憲政民主左派介入工運時，不僅重視維護和爭取工人迫切的權利和利益，而且非常重視工人風險和代價的降低，尤其是重視工人領袖、工人代表的保護工作。

第二，憲政民主左派始終堅持工人主體性原則，始終依靠工人本身力量的成長和壯大。針對佳士案，曾飛洋在微信群裏明確提出了三個堅持：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工人代表制，把工人組織建設到班組，產生有威望的工人代表；要毫不動搖的堅持勞資集體談判模式；要堅持在工作場所的鬥爭，決不輕易放棄陣地。工人出身的集體談判專家彭家勇則提出壹種實戰性很強的打法：“最有效的辦法是到各車間去，做工友們的組織動員工作，只要大家都走出來，在廠門口玩，或者到勞動監察、工會去投訴；或者只要在廠內找壹個寬闊的地方，大家集中在壹起玩；或者就在車間裏面玩，堅決不要做事，工友們就會贏。只要堅持合法的停工、怠工，資方早晚耗不起，壹定得跟我們的工人代表談判，到時候，廢除非法的罰款制度、補繳住房公積金、讓工人自己選舉的代表進工會，壹切都不是問題。”



五、憲政民主左派和憲政民主右派應結成反對極左派和極右派的戰略同盟關系



如果說2018年上海環衛工、全國塔吊司機、全國卡車司機的集體行動，由於具有鮮明的行業特征而引起轟動，那麽佳士工運則由於其鮮明的政治特征而引起了全國甚至全世界的關註。這裏觀察和評論壹下泛自由派、泛民主派對此次具有毛左色彩、極左色彩的工人運動的各種反應：

第壹種自由民主派是按照自己的思想理念和話語模式對這次運動全盤打包、解釋、包裝、收割，把它說成是追求自由主義模式的憲政民主運動，把沈夢雨、嶽昕演繹成為自由民主女神，仿佛工人都是自由主義的信徒，根本就沒有受毛左的影響壹樣。

第二種自由民主派對工人核心訴求表示支持，對工人本身的經濟訴求、勞動權利訴求、建立工會和罷工的訴求都是支持的，但對毛左的戰略和策略持批判態度，當然，也承認毛左有觀念和言論的自由。上海學者張雪忠和北京律師謝燕益代表了這種態度。

第三種自由民主派表示堅決支持工人的訴求和行動，但徹底否定毛左的積極作用，要求工人們堅決與毛左切割，甚至認為毛左像德國納粹壹樣應當被剝奪言論自由。

第四種自由民主派則不僅徹底否定毛左，而且否定工人訴求和維權行動本身。深圳作家天佑寫了壹篇《說幾句政治不正確的漢奸言論》，對佳士工運給予了否定性評價；經濟學者唐大傑認為佳士建會工人余浚聰就是個原教旨共產黨員，他的觀點得到陳有西律師的支持。

前三種觀點基本上屬於憲政右派、民主右派、中右派，是發達國家名叫自由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區別在於，第壹種觀點完全無視毛左的存在和影響力，是不客觀和壹廂情願的；第三種觀點則主張剝奪毛左的言論自由，這其實是不自信的表現，按照西方國家的經驗，對極左的真正打擊，是通過法律和政策的改變，通過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的改變，鏟除極左產生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而不是對極左采取強制性措施。相比而言，張雪忠和謝燕益表達的第三種觀點，是比較標準的自由主義觀點。

最後壹種觀點，放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和初級階段，還勉強可以歸入自由主義之列，但經歷了壹百多年資本主義和勞工運動、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相互鬥爭和相互滲透、相互對抗和相互轉化之後，在西方已經沒有幾個人說得出口了，已經轉變成為極右的政治意識形態了。在中國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歷史階段，我把這種觀點稱之為“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客觀上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權貴官僚資本主義表面對立實則互為犄角：它照搬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某些教條，指工會為破壞自由市場經濟的勞動力壟斷，堅決反對勞資集體談判，視罷工為對企業的私有財產權、經營管理權、分配權的侵犯等等，這些恰好是權貴官僚資本完全認同的，從這樣的前提出發，不難得出警察有權鎮壓工人運動的結論，只不過極右權貴官僚資本政權就是這樣做的，而民間偽自由主義極右派則不敢直接說出來而已。

在西方，經過壹百多年的歷史演化，憲政左派、民主左派、中左派、社會民主主義，與憲政右派、民主右派、中右派、自由主義，已經成為西方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相互競爭和合作的兩大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態，它們已經結成限制和控制極左派、專政左派、共產主義與極右派、專政右派、法西斯主義的強大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同盟。

這是西方經過壹二百年的奮鬥才達到的歷史階段，而中國還處在這個過程的開端：中國的極右實力還在統治整個社會，而極左勢力也不容小覷，相反，無論是憲政民主右派還是憲政民主左派，都處在初級發展階段，並同時遭到極右政權的嚴厲打擊和極左思潮的兇悍攻擊。改革開放之後自由主義的興起可以說是先天基因不足後天營養不良：中國歷史上嚴重缺乏自由主義傳統，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從西方引進的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又被共產革命和共產極權專制所中斷；當代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新生資產階級，是在極權主義經濟政治文化體制前提下自上而下地對社會松綁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而不像西方那樣是在封建主義經濟政治體制的基礎上自下而上地生長發育的，因此深深地打上了原罪（官商勾結、錢權交易）的烙印，使得這種新生的經濟社會力量在政治思想上註定是不徹底的、軟弱的、不革命的，根本無力領導更不可能獨立承擔否定極權專制制度的憲政民主革命。這就需要它向深受極權專制制度壓迫、剝削、奴役、摧殘的底層民眾尋求支持和依靠力量，因此它就不能照搬歐美資產階級革命和早期資本主義社會那種經濟社會政治思想主張，而應該承認以工人階級為主要成分的底層民眾的革命主體地位，並在社會轉型過程之中立即落實底層民眾的各項人權和公民權利。這也就同時意味著勞工運動、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憲政民主左派運動相比歐美國家的政治節奏而言，提前登上歷史舞臺，也意味著憲政民主右派要積極主動地向憲政民主左派伸出橄欖枝，更不能將其當作敵人。另壹方面，憲政民主左派當然也不能把憲政民主右派當作敵人，而應當接受和承認後者在歷史上率先提出的普世價值、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法治，只不過要以強大的勞工運動的社會政治力量，把工人階級和其他底層民眾的權利和利益訴求灌註其中，否則的話，憲政民主左派就會演變為極左派或極權專制左派，即使他們有力量發動壹次激烈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推翻極右派或極權專制右派，他們也沒有能力僅以自己的力量建立憲政民主法治，而只不過是完成極權專制制度的再壹次輪回而已。目前階段兩派應該共同對敵，聯合起來動員和組織民眾推翻極右權貴官僚資本集團的統治，至於雙方的權力和利益之爭，只有在社會轉型之後，在憲政民主法治的框架範圍之內，才能上升為主要的問題。在目前歷史階段，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憲政民主右派和憲政民主左派、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合則雙贏，離則雙輸，極右權貴官僚資本集團會將它們玩弄於鼓掌之間，挑動其互鬥並最終各個擊破。

另壹方面，民主右派（自由主義）也很難和極左派（共產主義）爭奪底層，因為按其自由高於平等的基本原理，民主右派沒有能力解決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而極左派恰好善於以平等之名激起底層民眾的狂熱希望。民主右派如果向底層民眾承諾和讓步到可以和極左派爭奪底層民眾的程度時，它其實已經轉化為民主左派（社會民主主義）了。如果民主右派堅決不讓步而又想領導和統治整個社會的話，就只能把經濟優勢轉化為暴力優勢，通過豢養軍警憲特鎮壓極左派及其追隨他們的民眾來取得和穩固政權，但這樣壹來，他們就不再是中右派、民主右派、憲政右派，而變成極右派、極權右派、專制右派（法西斯主義）了。對於克制和克服極左，民主左派即社會民主主義有自己獨特的優勢，因為它也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與自由派進行政治競爭，因為它也側重積極自由、實質平等以及由此形成的公平正義，滿足了底層民眾的精神需求；特別是，它所提出的經濟社會政策，包括工廠立法和勞動立法、工人參與管理和勞資共決、工人聯合與勞資集體談判、利潤分享和產業民主、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等等，實實在在地增進了勞動者的經濟社會利益，提高了他們的經濟社會地位，從而獲得了大部分工人群眾和其他底層民眾的支持和擁護。可以說，只有同時繼承了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精髓的社會民主主義，才能真正與極左派爭奪底層民眾，在憲政民主法治的框架內，解決不平等和兩極分化的問題，從而鏟除極左共產主義產生和發展的社會土壤。沒有社會民主主義，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會陷入無休無止、沒有勝負的苦鬥之中，整個社會將會在野蠻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專政與共產極權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之間來回折騰，永遠不能建立和鞏固憲政民主法治，永遠不得安寧與和平。

社會民主主義論綱

作者 王江松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三年

　　郭飛雄的政治哲學和政體革命方略述評

2016年1月22日，郭飛雄二審被判有期徒刑6年，這是他的第二次獲刑，此前已經坐牢5年了。本文是對郭飛雄的一審自辯詞和二審上訴狀的述評，一則表達對他的敬仰和支持，二則借此機會梳理一下自己在中國政治轉型問題上的一些想法。

　　一、對憲政民主的政治哲學思考

　　為什麽西方國家都已實現了憲政民主，而中國卻長期淪陷在極權專制之中呢？憲政民主是不是就真的不適合中國國情呢？在《憲政民主政體革命為什麽必須》這篇上訴狀中，郭飛雄論及以下要點：

　　1.從中國歷史傳統並不必然生長不出憲政民主

　　中國當然有長達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和中央集權政體，但這一政體中也包含有一些可以加以現代化的要素，比如多相制、六部專業分工制、言官禦史制、三省制、廷議制等，就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分權、監察，而科舉考試也建立了較為公平的文官資格選拔機制，實現了政治機會和社會地位上一定程度的流動性，更何況在秦朝以前還有更為悠久的封建制多元政治傳統和多元競爭的思想文化傳統。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政體，其來有自，並非簡單移植西方政體。這個民主政體之所以陷入癱瘓和失敗，一方面是因為皇權專制政治的基因和邏輯並沒有也不可能一舉根除，另一方面，也許是更重要的方面，是俄羅斯極權烏托邦運動趁虛而入，乘勢而起，經過與中國知識分子運動和農民起義的次第結合，在殘酷的生存鬥爭中贏得了最後勝利。

　　2.後極權政體的結構特征與民眾權利要求發生根本沖突

郭文列舉了毛時代烏托邦極權政體的基本特征：（1）軍權私有化；（2）政治權力私有化和政治特權階層的創生；（3）實行全面的行政和社會集權的超級國家；（4）無限權力下的一夫獨裁。1978年後，大病求治的中國社會開始改革開放，資源占有制由全面公有向多種成分並存結構撤退，直至私有制占據大半份額，中央計劃經濟被拋棄，這實質宣告了違反人性的烏托邦實驗的歷史性破產。全面集權、全面專政的極權政體蛻變為稍為緩和的後極權政體，但其所取得的實用層面的成就，無法掩蓋其固有的結構性缺陷：（1）權力私有制本質的不合法性；（2）政治特權階層核心領導力的逐代衰減；（3）高度集權和制度荒野下的貪腐特權共同體的形成；（4）惡法治國、特務政治和集權便利綜合癥；（5）政府結構上戰略性分權制衡的闕如。這一政體無法實現人民主權下的道義合法性和授權程序合法性，無法築成有效的制度囚籠來管束並根治權力的濫用、專斷甚至瘋狂，無法穩定、系統地實現公仆隊伍的政治管理精英化，並使之合格履行為民眾謀福利、創機會、排風險、謀遠略的積極職責。後極權政體本身已成為中國民眾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最大的侵犯者、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的最大破壞者，這就是當今中國在政體問題上的基本國情。

　　3.憲政民主政體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對癥下藥的良方

郭文在逐一論述了成文憲法的理想性和至上權威、間接民主制下的普選、分權制衡、法治、聯邦制、多黨制等憲政民主政體的結構性內容之後指出，與暴力支持下的極權-後極權政體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和全面集權的巨型立體金字塔結構截然相反，憲政民主政體以階層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多元、思想多元、利益集團多元、公民社會多元為社會基礎和政治參與變量，以實力普遍崛起、一人一票的人民為主導力量，以兩黨或多黨、政團多元或派系多元、無數職業政治家或參選人為中介，以中央政府和二三四級政府的扁平結構在憲法或法律規制下的並立合作狀態為制度框架和運行平台。憲政民主政體相對於後極權政體，在合法性、參與性、活力性、規範性、專業性、公正性、高效性、穩定性、遠略性等方面，無不具有根本的制度優勢。

　　4.憲政民主政體的人民主體性和主權性

　　憲政民主政體革命絕非由少數精英主導的制度框架搭建工程，人民既是制度舞台的搭建者，又是舞台上的演出者。人民是制度的主體，人民的權利是制度的靈魂。在政體革命進程中，與客體性的制度革命同時發生的，是主體的權利革命。通過政體革命，人民由後極權政體下沒有政治權利的草民，現實地轉變為擁有充分政治權利、自由言說並自由地行進在大地上的真正主權者。在憲政民主政體中，人民並非放手讓民選公仆行使治權，而自己消極地退回到私人事務中，而是通過法律創制行動和全民公決行動參與制憲立法、參加選舉，賦予政治權力以合法性；人民行使權利、對分立的政府和議會實施有效的大眾控制；當公仆出現懈怠或濫權時，人民通過行使言論批評權、行動抗議權、司法訴訟反制權等，對公仆進行民間制衡；人民還通過層層地方自治平台，直接參與近距離的地方事務治理。

　　5.憲政民主政體的普適性和本土性

　　憲政民主政體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善”，是具體實踐中的規範導向，是設計工程圖紙的框架參考，而非工程圖紙本身。在政體革命之路上，中國不可能覆制、照搬任何國家的制度。由於中央集權制與強束縛—弱自由—頻暴政之間的因果關系，拆散中央集權制對於中國的政體革命乃勢所必然，為此我們需要學習借鑒美國聯邦制。但中國不應像早期美國那樣，令中央政府僅僅保留軍事、外交大權；在早期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央政府應保留相當部分的經濟調控布局、福利國家安排、人權維護服務、科學技術文化系統運籌等權力。小而強的政府更令人喜愛，但放任自由主義的政府哲學不應成為中國的教條。可行的政府哲學應當是在免於權力強制的前提下，在適度積極和高質量低成本方向找到某一均衡區間。

　　6.憲政民主政體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對於反民主的黑暗勢力的各種謊言，我們不能不據理批駁，但對於那些真誠肯定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價值而在憲政民主操作策略上的不同意見，我們必須予以尊重，在相互砥礪中完善自己。多元競爭，首先是道義所需，同時也具有戰略價值。不僅不同的思想，而且不同的政治或社會力量，只要表現出一定的建設性，都應得到中國憲政民主事業的兼收並蓄。我們樂意看到中共內部的民主派、改革派、反腐派、強國派能夠果決掙開貪腐特權共同體的裹挾，勇敢地迎接民主化的歷史機遇。對於視憲政民主為萬丈深淵的後極權維穩體系，我們也有良言相送：因為有人道和正義的底線支撐，以善意、溫和、寬容為本質特征的憲政民主對於任何對手都不可能是一條絕路，所有向善者、立功者、有所節制者都能分享憲政民主政體下的發展機遇。

　　二、憲政民主政體革命的操作方略

　　政治哲學重在理論思考，而政體革命方略重在實踐操作，前者指向政治變革的方向、理想、價值和目標，後者指向政治變革的途徑、手段、方法和策略。郭飛雄的自辯詞《未來的歷史意味深長》闡述了其政體革命方略，這是他對憲政民主事業的最大貢獻。

　　1.一批對憲政民主事業具有使徒般熱忱的先行者和殉道者，是憲政民主政體革命方略的重要探索者

郭飛雄對憲政民主達到了宗教信仰一樣堅定執著、毫不動搖的高度，為此，他承受了極為酷烈的肉體和精神摧殘：“我曾遭受13天13夜不讓睡覺的車輪戰提審，曾長達42天被手腳穿插釘鐐在床板上，曾遭受無數次辱罵、毆打、拔頭發折磨。在真實的、並非電影情節的極限考驗中，行刑者將高壓電棍集中在我的下部施以電刑。當日淩晨，悲憤莫名中，我一頭猛力沖向玻璃和墻，以死抗爭，又僥幸未死、未殘！在任何情況、任何逼迫、任何折磨下，我都堅守住了兩條底線：絕不放棄自由民主理想、絕不出賣或者指認他人。在和平年代未曾料到的嚴峻考驗面前，我守住了自幼就堅持的人生信條，守住了心田永恒的潔。”他在四次被關押期間五次絕食，總絕食時間為186天。郭飛雄這種偉大的獻身行為，也收到了政治策略方面的效果：一是向世人昭示集權統治的殘暴，揭穿其“人權入憲”“依法治國”等彌天謊言，二是通過自己調動人性潛能承受極限打擊的範例，幫助普通人去除對極權主義的極端恐懼，三是激起國內外正義良知之士的普遍的義憤，甚至也激起部分極權體制內天良未泯者對自由民主人士的尊敬以及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羞愧。

　　2.由思想啟蒙推進到政治行動，是憲政民主政體革命的關鍵步驟

郭飛雄不僅是一個思想者，更重要的是一位行動者。他指出，對於自由民主主義者來說，行動是必須的，因為只有行動，我們才能擺脫極權主義通過暴力和謊言制造的政治恐懼，恢覆我們自然、健康、自由、主權的人性。當代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推動者，必須找到為自己、也為民眾進行心理療傷的有效方法。除了呼喚、高揚自由民主價值的理想性，激發公民對個人尊嚴、自由、權利、主權意識的覺醒和尊崇外，更重要的是要以身作則，帶領覺醒的公民為推動中華民族的核心利益——憲政民主事業而行動。行動是最好的啟蒙，行動是主體自覺實現的客觀見證。行動，以及承擔其後果後更堅決、持續的行動，是公民個人走向良心起義、尊嚴自證、靈魂升華的唯一道路，也只有行動，才能避免人民因缺乏實例支撐而陷入仿徨無主的困局。

　　3.政治行動有一個逐漸升級的過程，需要適時以不同的組織操作方略整合已經激發起來的民眾民主力量

郭飛雄自陳，捕捉重大歷史機遇，在個案抗爭平台上進行政治實驗、集結民力，推進政治自由化、民主化進程，是我們維權運動主要的政治操作方略之一。他把維權運動分為由低到高五個階段。隨著自由陣營聲威的增長、職業政治活動家的日趨成熟，以及政治恐懼癥減弱後越來越多新生力量的加入，維權運動的主幹部分漸漸由中性法律區間和低烈度政治場域，移向強政治場域。在維權運動的這一強政治階段，郭飛雄的基本政治操作方略是：

　　（1） 有序鋪開對公民的選舉權與參選權、言論自由權、集會遊行示威權、結社自由權、地方與基層自治權、監督權與罷免權、法律創制權、全民公決權等政治權利的公開、積極履行；（2） （2）有力推進公民社會建設，幫助各類抗爭者進入法律性活動空間，促進社會各階層、各行業的自治，以獨立、發達的公民社會作為民主運動的實力依托和全體人民自由聯合的基本方式；（3） 在民主運動的龍頭街頭政治方面，采取可控的政治實驗方式和多種平衡手段，避免激烈對抗，減少負面效應，探索有序政治開放、官民共贏之路；（4） 用法治資源重構中國社會大勢，將陣容龐大的維權律師群體推上歷史變革的樞紐地位；（5）上述操作思路皆秉承一種有序政體革命模式，其間內含著對程序文明的深層預設，沒有憲法和法律的重修，就不可能做到公民履行政治權利的常態化，也不可能實現全國圓桌共識下的政治開放進程。

　　4.把集會、示威、遊行等公民政治行動常態化、有序化和持續化，是沖擊極權專制制度的突破口

南周集會是一場小規模的街頭政治實驗，廣州公民社會堅定履行公民政治權利的群體行動取得了初步勝利，街頭政治並非專制者所污稱的動亂之源，獨立自治的公民社會可對之有序、建設性地進行並收放自如。歷經24年打熬後，中國反對運動已基本成熟，有能力營造格局、控制格局，有能力通過公民社會將各階層凝聚起來，向著憲政民主的最終目標發起步步為營的沖刺，也有能力在無畏的、永不停息的行動中融化敵對、促成共識，開辟多元共贏的政治通道。

　　5.引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廢惡法、修良法，是落實中國公民政治權利的必經之路

維權運動已進展到向著強政治的社會運動升級的新階段，在這一階段所遭遇的首要障礙是惡法當道，和平轉型必須從突破惡法的重重鎖鏈開始，步步擴展公民的行動自由，步步增大公民的政治權利，步步剝奪非法特權和奴役人民的強權。由此可見郭飛雄參與並推動敦促全國人大批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公民聯署活動，和對同一主題的“八城快閃”街頭宣傳活動的基本思路：對於致力推進有序政治革命的維權運動來說，在滿足和平轉型所要求的法治優先、程序共建、共識共贏的約束條件平台上，有必要推動一場社會立體縱深參與的除惡法、修良法的變革運動。

　　三、未來的歷史意味深長

　　郭飛雄的自辯詞和上訴狀，既可以看作是對極權專制制度的系統批判，也可以看作是與獄外的同道中人的深度思想對話，其中涉及的問題都極具現實性、當代性和本土性。我在這里挑出幾個來做一點簡要評論。

　　1.啟蒙者、理論家、政論家與行動者、組織者、職業革命家的分工合作

社會運動和憲政民主運動必備的三個基本要素是意識、組織、行動，在時間向度上，意識略先於組織、組織略先於行動，但在空間向度上，三者又是相互作用，缺一不可的，比如，組織和行動固然要有一定的意識先導，但大規模的思想啟蒙和意識革命，實際上只有在行動過程中才能完成；組織與行動互為條件；即使是在意識領域，啟蒙者之間有一定組織性的彼此呼應，也比曠野中的孤獨呼喊要好得多。三者彼此激蕩，使革命由點到面、由表層向深層推進。這里存在一個參與者的分工合作問題。有些人，比如郭飛雄，同時兼有啟蒙者、理論家、政論家與行動者、組織者、職業革命家的身份，但一般人主觀上做不到客觀上也並不要求做到，於是一些人主要承擔思想啟蒙、理論建構和政治評論的角色，另一些人主要承擔行動和組織領導的角色。前者要盡其所能地把道理說深、說透、說準、說精彩，這樣才能激發和普及民眾的革命意識，後者則是把已經有了一定革命意識的民眾由小到大、由近及遠地團結和組織起來，並且按照一定的計劃、步驟、謀略、策略去行動。然而，分工和專業化不等於各自為戰，承擔不同角色和功能的人們又必須高度協同，才能夠實現一個共同的目標。這就要求雙方都有自覺的合作意識，前者要向後者提供思想、理論、宣傳、輿論方面的服務，後者要向前者學習和咨詢世界各國革命經驗的總結和本國革命形勢的分析，這樣才能形成一種理論和實踐、思想和行動相互激蕩的、不斷生長和擴張的“力量場”，而不是一遇打擊和挫折就淪入四分五裂的無力狀態。遺憾的是，目前還沒有形成這樣的合作，以至雙方相互攻訐，前者把後者稱之為漿糊黨，後者則把前者稱之為口炮黨。

　　2.改良改革、和平革命和暴力革命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改良和改革的年代，在那種氛圍下，一些知識分子提出了“告別革命”的口號。隨著國企改革迅速結出權貴資本壟斷的惡果，海內外一些知識分子在本世紀初又喊出了“改革已死、革命當歸”的口號。然而，大多數中國人對於革命的記憶和理解，就是英國內戰、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俄國革命、中國革命，總之，就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就是暴力革命，這種革命是與某種制度之內的改良或改革截然對立的。改良與革命的二分法的確也反映了近現代很多國家的歷史事實，但卻被後起的新型革命所證偽，被改良改革、和平革命和暴力革命的三分法所取代。

　　把和平革命歸入改良，是不能成立的。改良是量變，而和平革命是極權專制向憲政民主的根本質變；改良是掌握權力的階級或集團自上而下推動的，而和平革命則是要求把權力關進籠子的民眾自下而上推動的。單是這兩點，就足以把改良改革與和平革命根本區別開來。至於改良改革與和平革命在反向運動過程中會出現某些重合和交叉點，並不能否認兩者的質的區別。另一方面，和平革命與暴力革命也不是截然兩分乃至水火不容的，事實上，即使是成功的暴力革命，如果不以相當程度的公民社會力量的發育為前提，革命以後出現覆辟和反動的幾率就非常高，而和平革命也不必然就是甘地式和平不抵抗，在總的和平進程中並不排除使用必要的暴力。所以，和平革命準確地說是以和平博弈為主的革命，而暴力革命準確地說是以暴力推翻為主的革命，在多數情況下，實際上是兩者混合的，只不過兩者所占比重不一樣而已。真正的問題不是二者擇一，而是如何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把兩者結合起來，避免兩種極端的後果，一是眼睜睜地聽任少數人的暴力破壞和中斷和平革命進程，二是以暴力作為革命的唯一手段，而放棄民眾的自我組織和民主聯合（一旦放棄，等待民眾的一定是新的專制）。

　　3.公民維權、公民養成與政治反對、政治革命

　　公民維權、公民養成與政治反對、政治革命其實是憲政民主革命的兩個階段，前者是初級階段、築基和低層建築階段，後者是高級階段、高層建築和封頂階段。這兩個在時間上先後相繼的階段，其實又可以說是同一運動中的兩個同時存在的不同方面，不能說公民維權、公民養成就是非政治化、去政治化的，而政治反對、政治革命就是純粹的上層建築革命，區別只在於，在公民維權和公民養成階段，政治目標和要求是隱微的、有意收起來的，並不直接挑戰官方的“政治正確”，以便能夠獲得維權運動的實際進展和發育公民社會的有限空間，而在公開的政治反對和政治革命階段，公民維權運動和公民社會發育所取得的成果已經作為前提和基礎而存在了，此時主要的任務是直指政權。很顯然，沒有第一階段的準備，政治反對和政治革命就是沙灘上建房子，分分鐘會被摧毀，而沒有第二階段，憲政民主革命也不可能完成。

　　維權有兩個基本層次，一是根據中國現行憲法和法律維護公民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權利，二是根據國際人權憲章和公約維護更多更高的權利。顯然，按事物的正常發展邏輯，首先要進行第一個層次的維權，然後逐步進展到第二個層次的維權。問題就在於像有些人所說的，現行法律體系是共產黨專政的工具，依法維權不成了維護現制度了嗎？

　　這對我們維權者當然是一個矛盾，但也要看到，這對當權者也是一個矛盾：總體上說中國的法律體系是一個惡法框架，但其中畢竟也有一些統治階級根本不願意落實的良法條款，而這就成了公民維權的依據。維權運動的意義不只限於維護了法定的權益，更深層的意義在於，分散孤立原子化的個人聯合和組織起來了，並且因此而變成逐步享有一些事實上的公共參與權利的準公民、預備公民了。這是舊社會胎胞里孕育生長出來的新質社會要素，這個東西比什麽都重要，相反，如果不是通過合法的維權行動逐漸組織起來的話，民眾就會永遠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況，而這正是極權專制的社會基礎。

　　4.憲政民主革命的主體序列、路線圖和時間表

　　在郭飛雄那里，“人民”還是一個模糊的整體，還沒有對“人民”進行精細的階級、階層分析，因而未能形成憲政民主革命主體的具體形成和主次序列，也影響到他對未來革命進程路線圖的描畫。這可能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通常都會反對階級分析）給他帶來的局限性。

　　我不憚於使用階級分析方法，因為我是一個繼承了自由主義合理內核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馬克思主義的若幹仍然具有活力（尤其是對當下中國）的思想。在當下中國，權貴官僚階級是一個超級強大的階級，是掌控整個國家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第一階級，並且具有非常明確的階級意識，其他弱勢的階級如果囚於自由主義的、非階級的、個體化的公民幻想，而不能形成強有力的階級意識、階級團結和階級組織，怎麽可能對抗和推翻這種壟斷槍桿子、刀把子、錢袋子、筆桿子的階級統治呢？怎麽可能實現憲政民主呢？

　　困擾當代中國的兩大社會矛盾，其一是官民矛盾，其二是勞資矛盾，這兩個矛盾又可以歸結為權貴官僚資本集團與人民大眾的矛盾。在這一矛盾結構中，可以劃分如下幾個階級：權貴官僚階級、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中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通過階級分析，我提出一個憲政民主革命的動力和主體序列：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中間階級——民營競爭性大資產階級，革命的對象就是共產極權專制制度及其捍衛者，即權貴官僚階級以及與之結盟的大資產階級。而憲政民主革命的路線圖，在第一種情況下，是“底層發動——中層跟進和放大——上層分化和投機”；在第二種情況下，是“底層發動——中層跟進和放大——底層、中層與上層決戰”。

　　中國憲政民主革命有沒有時間表？很難做出準確的預測。八九事件和蘇東轉型之後，很多人做出樂觀的預期，沒想到極權專制統治又維持了差不多三十年之久！有鑒於此，郭飛雄自己準備在未來十到二十年和理想主義者一道把憲政民主政體操作成為中國大陸的制度現實。其他人的預測也很不一樣，有幾年的，有一二十年的。我的分析是，如果權貴官僚大資本集團拒不向民眾讓步，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革命形勢很快就會成熟，五六年之內實現極權專制向憲政民主的根本轉型，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權貴官僚大資本集團從自身長遠利益考慮，願意打出歷史學家吳思所說的那幾張好牌（開放經濟壟斷領域、動用3萬億美元儲備和60萬億國有資產用於民生、土地私有化），那麽在官民拉鋸、民進官退的過程中，一黨專政、極權專制再保持一二十年弱勢的甚至形式上的存在，也屬於和平轉型和憲政民主革命的題中之義。

　　5.憲政民主的左右兩翼：社會民主與自由民主

　　關於政黨問題，目前憲政民主陣營還沒有從政治哲學、政治邏輯和政治歷史的高度出發，明確憲政民主本身存在社會民主和自由民主左右兩翼這個在大多數憲政民主國家早已成為現實的政治結構。的確，在西方憲政民主歷史上，自由民主主義率先登上政治舞台，那時候，沒有普選制，選民資格受財產、性別、種族等多種限制，工人階級不僅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沒有結社自由，不能成立自己的工會和政黨，直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各國工人階級才爭得了基本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不過它們也放棄了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馬克思主義，轉而選擇了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選擇了議會民主制和多黨制，選擇了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黨作為自己的主要政治代表。共產黨淪為邊緣化的極左政黨，在很多國家甚至銷聲匿跡了。於是，在西方國家形成了憲政民主的左右兩翼，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相互制衡、輪流執政，這種政治結構迄今已經保持一百年左右了。由於中左的社會民主黨和中右的自由民主黨（共和黨、保守黨）代表了主流民意，就使極左和極右的政黨趨於邊緣化，並且也不得不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展開其政治活動。

　　在即將到來的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中，短期內一定會冒出幾百個政黨，不過，政黨政治的邏輯，至今尚未超出階級政治的範疇，因此，圍繞著我在上面所做的階級分析，各政黨之間一定會合縱連橫、重組整合，最終形成四個主要的政黨：

　　（1） 以中小資產階級和中高層知識分子（兩者合稱為中產階級、中間階級）為基礎的自由民主黨；（2） 以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下層知識分子為基礎的社會民主黨；（3） 以工農階級最底層為基礎的新共產黨；（4） 以大資產階級為基礎的保守黨。

　　不管是什麽政黨，只要遵守全民公決制定的憲法和依照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只要承認憲政、民主和法治這一基本的社會契約和政治競爭規則，只要不訴諸暴力革命而是老老實實地爭取選民的投票支持，就都是合法的政黨。

　　3.大陸公民致香港同胞書

　　前幾天，我們看到《香港抗爭者致大陸同胞書》，一則以喜一則以愧。喜的是，香港抗爭者深刻地意識到了大陸和香港兩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民之間血濃於水的關系，意識到了共產極權專政是阻撓和破壞中國人民自由民主事業的共同敵人；愧的是，由於大陸人民還沒有像香港同胞一樣普遍覺醒和組織起來，由於共產極權專政用高墻封堵來自香港的真實信息並且對大陸人民實施洗腦灌輸，污蔑毀謗和煽動仇恨香港抗爭者，嚴厲打擊傳播真相的良知公民，雖然有一部分自由民主人士在頑強地傳播來自香港同胞的聲音，但畢竟不敢在墻內公開而有組織地聲明對香港同胞的支持，更不敢勇敢地走上街頭或以其他形式實際地、強有力地支援香港人民的抗爭。

　　然而，我們深刻地認識到，這次聲勢浩大的香港自由民主運動，是對中共政權全方位地從鄧小平威權專制覆辟到毛澤東極權專制的逆歷史潮流而反動的英勇反抗，是對中共悍然撕毀中英聯合聲明這一具有國際法意義的協議、顛覆以港人治港和一國兩制為核心的香港基本法等一系列非法行徑的偉大抗爭，其正當性、正義性、合理性、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得到了全世界自由民主國家和人民的支持和聲援。

　　我們深深地知道，這個依靠暴力和謊言起家並統治中國70年的政權，一如既往地把香港人民捍衛和爭取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合法和正義的行動，抹黑為由境外敵對勢力操縱、由極少數人策劃的暴亂和叛國活動，並且以各種卑劣的方式有計劃地制造暴力沖突，以便為其出兵鎮壓提供冠冕堂皇的借口。雖然中共政權也評估到了制造第二次六四大屠殺的風險和代價，但絕不能低估其再次以至多次喪心病狂地血腥鎮壓自由民主運動的可能性。大陸公民與香港同胞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謹以兄弟姐妹的摯情厚意提醒你們，繼續Be Water，流動和滲透到整個香港社會；勇武抗爭者與和理非抗爭者聯合起來，分工合作，形成牢不可破的統一陣線；避免直接的暴力對抗和流血犧牲，充分發動、利用、整合來自全世界、大陸和香港的所有的自由民主力量，形成終結極權專制政權的反包圍圈和全球聯盟。

　　大陸公民絕不會放棄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八九六四民主運動這樣做了，90年代的組黨運動這樣做了，始於03年的維權運動這樣做了，08憲章運動和茉莉花運動這樣做了，新公民運動和南方街頭運動這樣做了，基督教運動、勞工運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等一些列社會運動這樣做了……所有這些努力都是和香港同胞每年紀念六四的活動和七一遊行、03年反23條立法、14年占中、19年反送中血脈相通、彼此呼應、相互促進的。我們尤其銘記香港同胞在大陸人民遭受六四鎮壓以及汶川大地震等多次大災難時給予的慷慨捐獻和人道援助。

　　我們欣喜和敬佩地看到，香港同胞已經走在全中國和全世界爭取自由民主偉大鬥爭的前列，這是對大陸自由民主運動的巨大的感召、示範和推動。一黨獨裁，遍地是災，大陸遍地都是災民和難民，有教育養老醫療災民和難民，有下崗失業災民和難民，有宗教信仰災民和難民，有血汗工廠災民和難民，有金融災民和難民，有強征強拆災民和難民，有覆轉軍人災民和難民，有毒空氣毒水毒食品毒藥品毒疫苗災民和難民……我們相信，所有的大陸災民和難民最終都會像香港同胞一樣意識到災難的根源，向著極權專制政權及其獨裁者發出勇敢的吼聲！

　　自由平等，憲政民主，既是天道，也是人道；世界洪流，唯道是從！香港加油！中華加油！

　　（2019年8月12日）

　　4.致民主國家政府和人民書——關於香港局勢和中國未來

　　香港人民反送中、爭民主的偉大運動已經持續將近三個月了，不僅創造了一個城市參與抗爭比例最高、參與成員最廣泛的歷史記錄，而且數量如此巨大的香港抗爭者，竟然在如此長的時間內，能夠把行動保持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範圍內，創下了歷史記錄。

　　若這件事發生在民主環境，他們早就獲得抗爭的勝利了，錯誤的政策早就改變了，或者違法的政權早就垮台了。然而，由於中共邪惡政權的支持和控制，香港特區政府對於香港人民依據“港人治港”“一國兩制”這些《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所確立的原則提出的五項訴求，不僅始終沒有滿足，反而動用警力（包括引進大陸中共警力）和港陸兩地黑社會進行暴力鎮壓，反過來誣陷、栽贓抗爭者是“暴徒”和“恐怖分子”，並準備進行更大規模和更加殘酷的鎮壓。

　　就在此刻，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香港人民頭頂，香港人民的生命和自由已經面臨著迫在眉睫的摧殘！如果坐視香港人民遭受淩虐和屠殺的慘劇發生，那的確是文明國家、憲政民主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奇恥大辱。

　　一個歷史時刻已經來臨：全世界民主國家的政府和人民聯合起來，對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共中央政府實行嚴厲和全面的制裁，捍衛香港有限而珍貴的自由和法治，並進一步摧毀中國大陸的極權專制暴政，實現全中國的憲政、民主和法治！

　　這一切都是如此明顯：中共的極權專制暴政，不僅已經荼毒中國人民70年並造成了亙古未有的人權和人道災難，而且，邪惡的中共政權正在覆制上個世紀希特勒納粹政權模式，已經構成對全世界自由平等正義和憲政民主法治、各國安全和國際和平的巨大的威脅！

　　美國等民主國家曾經給予中國有力的支持，中國人民對此銘記於心。但歐美國家的政府也曾經幾次作出誤判：一是放縱蘇俄支持中共顛覆了中華民國；二是以中共政權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三是將貿易與人權脫鉤並輕率地將中共國引入世界貿易組織。導致這些綏靖主義政策的原因，有認知上的謬誤，有一廂情願的善意，有與蘇聯進行冷戰的需要，還有一個很多人不願揭穿的事實，那就是歐美國家里面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團，與中共相互勾結和利用，榨取中國人民創造的巨大財富。這些特殊利益集團，其人性之惡在憲政民主法治下受到相當嚴格的壓制和約束，卻通過與中共國的經濟貿易和政治合作得到了極端的釋放和滿足。它們是極權專制國家潛伏在民主國家里的特洛伊木馬和第五縱隊，通過各種方式影響以至操縱了歐美等民主國家的一些對華政策。

　　現在，這些國家已經明顯感覺到來自這個新型極權的威脅和危險。在很大程度上，這叫做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自己的綏靖主義政策種下的苦果。

　　在這種綏靖主義政策下，中共權貴官僚資本集團像病毒或腫瘤一樣迅速發育和生長起來，攫取和控制了天量的財富，每一個權貴官僚資本家族都富可敵國，令西方大資本家、大企業家也自嘆不如，艷羨不已。

　　憑借著巨大的錢袋子支撐的槍桿子、刀把子、印把子、筆桿子，中共建立了歷史上一切專制政權都無法比擬的高科技極權體制，牢牢地控制了14億中國人民。中共建政70年以來，中國人民不僅經歷了經濟落後時期的貧困、饑餓和政治迫害，死傷過億，而且正在承受所謂改革開放以來逐漸富裕時期高居全世界榜首的貧富兩極分化，數億人生活在世界貧困線之下，勞無所獲、老無所養、病無所醫、學無所教、居無所定。在付出缺失人權和公民權利的高昂代價後，在遭受禍及子孫後代的環境災難和道德淪喪之後，絕大多數中國人仍然停留在勉強維持生存的水平。

　　與此同時，中共已經放棄了韜光養晦、示弱求強的策略，轉而采取富於進攻性、侵略性的政策，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情報等各個方面向世界擴張和滲透，美其名曰實現中國夢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覆興，美其名曰向世界貢獻中國模式、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美其名曰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實質是企圖控制、奴役和掠奪全世界，就像對待中國人民那樣。

　　現在，全世界民主國家都應該警醒了，都應該堅決抵制中共極權的擴張，和中國人民一道徹底鏟除中共專制政權。

　　從現在起，民主國家應該建立起反對中共極權專制的國際聯盟，這一聯盟應該體現在在三個層次：

　　——首先要建立理念和戰略層次的高度共識。要意識到與中共的鬥爭，關系到人權與極權、民主與專制的歷史總決戰的大結局，關系到人類的前途和命運。在這一點上，不僅各國政府要負起責任，作為國家主權所有者的各國人民更是責無旁貸。如果各國人民懶於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不對各國特殊利益集團施加嚴厲的控制和監督，那麽各國政府的綏靖政策就不能得到根本改變，也不可能建立起憲政民主國家一致反對極權專制國家的國際聯盟。我們很高興看到美國率先走出了第一步，官民之間、朝野、兩黨之間之間初步建立了遏制和反對中共的共識，這種共識需要進一步加強並且擴展到其他憲政民主國家。

　　——其次是要建立這一國際聯盟的制度框架和組織體系。聯合國和安理會需要改組，常任理事國應當實行多數決，廢除一票否決制；對聯合國憲章、人權宣言和人權公約的簽署國，要有監督其國內配套立法的國際檢查機制，對於違背國際法、制造人權災難、犯有反人類罪的政府，應有執行和懲罰機制，人權紀錄糟糕的國家不能成為人權理事會理事；由聯合國授權的維和部隊有制止國家恐怖主義等犯罪行為的權力；長期違背世界貿易規則的國家，應當被逐出世界貿易組織，或建立替代性的、能夠屏除極權專制國家的新的世界性和地區性貿易組織。

　　——第三是要充分利用已有的並建立新的法律和政策工具體系。各國應依據憲法和法律梳理和重新建構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對中共國等極權專制國家的經濟、貿易、金融、科技、政治、文化、情報、軍事等各方面的關系，對它們進行系統的制裁和打擊。比如擴大馬格尼茲基法案的實施範圍和力度，凍結乃至沒收極權專制國家權貴官僚從本國人民那里掠奪並轉移到歐美國家的資產，將來歸還給這些國家的人民和民主政府；限制和剝奪他們及其直系親屬的移民資格，等等。

　　這里不存在幹涉國家內政、侵犯國家主權的法律和道德問題。按照人權高於主權的原則，任何國家在雙邊關系中有權根據本國憲法和法律拒絕與暴虐、流氓政權進行友好交往，也可以與其他國家一起根據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對這些國家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予以國際制裁。一個國家的制度問題最終要由本國人民來解決，但國際上的幹預和幫助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們當然知道，中共極權專制暴政一定會把國際上的制裁後果轉嫁到中國人民頭上，它一定會綁架14億人民，把人民當做炮灰和工具與文明世界死磕到底。我們希望民主國家聯盟對中共極權專制集團進行外科手術般的精準打擊，以降低對中國人民的傷害和損失，但我們也知道長痛不如短痛的道理，在沒有兩全其美的選擇的情況下，我們寧願作出犧牲，也要爭取盡快結束中共的統治而避免一眼望不到頭的漫長黑暗、令人窒息和絕望的未來。

　　中共政權在其垂死之際正加劇實施的對人民的剝奪和壓迫，我們一定會奮起反抗，與全世界自由民主力量一起，推翻和摧毀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也是世界上最大、最後的極權專制堡壘。

　　考驗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關鍵時刻已經到來！我們深信，自由、平等和正義一定會普及全球各地；我們的戰鬥，一定會光耀千秋萬世！

　　（2019年8月14日）

　　5.自由VS極權，民主國家的人民豈能置身事外

　　面對香港人民捍衛自由、爭取民主的偉大運動，中共一方面以密不透風的高墻對大陸民眾封鎖真實的信息，一方面開動全部宣傳機器，極盡造謠、污蔑、抹黑、構陷之能事，把香港抗爭者塑造成為港獨、漢奸、賣國者、暴徒、恐怖分子，激起一部分大陸民眾狂熱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誘發他們非理性的沖動，為鎮壓香港抗爭者制造虛假的民意基礎。

　　這當然是中共慣用的招數，先後用來對付八九民運以及西藏、新疆和全國各地民眾的維權抗爭，本來不足為奇。然而甚為遺憾的是，這個用爛了的招數竟然屢屢奏效，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各民主國家和國際社會基本上除了發出道義上的譴責外，就礙於所謂主權和不幹涉內政而袖手旁觀了。這種綏靖主義態度和政策，為中共極權在全世界的擴張提供了便利條件。民主國家對中共的綏靖主義，其直接原因固然是中共與這些國家的特殊利益集團內外勾結，對中國這塊世界上最大的市場進行掠奪性剝削而大發橫財，但深究起來，不能不說，根本原因是，民主國家的人民只是沈默的大多數，安於自身的現實利益和看起來和平安全的生活，而不能從長遠利益出發，以國家主權所有者的身份，對議會和政府施加決定性的影響。

　　應該說，發達民主國家的人民依靠自己的努力奮鬥和流血犧牲，推翻了專制制度，率先建立了憲政、民主和法治的社會制度，贏得了基本的自由、平等和正義。這當然是他們對人類文明作出的巨大貢獻，為仍然生活在專制和極權之下的人民提供了光輝的榜樣和示範，在他們的感召之下，世界上已經有超過半數的國家實現了民主，更多國家的人民正在努力實現民主。

　　然而，人類的前途和命運仍在未定之中，民主國家的人民並非一勞永逸地獲得了自由、平等和正義。不僅民主國家的內部還存在企圖覆辟專制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最近三十年崛起和膨脹的中共極權，正在糾集全世界的極權專制和威權專制國家，形成與憲政民主國家分庭抗禮進而一決勝負的態勢，它們對內奴役和壓迫人民，對外進行經濟政治文化滲透，已經對民主國家構成了巨大的威脅。

　　試問民主國家的人民，與中共極權的經濟貿易和政治妥協，讓誰得到了最多的利益，又讓誰蒙受了最大的損失？得利最多的是中共權貴利益集團，其次是民主國家的大資本權勢利益集團；受損最大的是中國人民，其次是民主國家的人民。以美國為例，制造業的衰退和工人失業、中產階級生活水平的下降、基尼系數的提高，嚴重的社會對立與分裂，就是美國人民付出的沈重代價。

　　民主國家以人為本、以民為主，人民的損失就是國家根本利益的損失，人民的自由和發展問題，就是最大的國家安全問題。長期以來，民主國家的特殊利益集團，通過遊說、院外壓力、政治代理人、智庫和輿論，推動議會和政府制定了對中共的綏靖主義法律和政策，使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同時也為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和國家基本制度帶來了重大的挑戰和危險。

　　中共正在裹挾和綁架十幾億中國人民，形成反對民主國家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態勢。遺憾的是，我們還沒有看到民主國家的人民也激發起反對世界專制國家聯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激情，就像他們曾經在二戰時期勇敢站出來反對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一樣。毫無疑問，如果沒有民主國家人民的覺醒、投入、奉獻和犧牲，就不可能出現反法西斯同盟，就不可能產生丘吉爾和羅斯福、蒙哥馬利和艾森豪威爾等偉大的反法西斯領袖和英雄，就不可能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人類也許至今還處在法西斯極權專制的統治之下。

　　我們知道，專制社會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與民主社會里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含義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主張主權高於人權，後者主張人權高於主權。前者以國家之名奴役個人和人民，把個人和人民當做肉盾和炮灰。後者以國家的力量保護個人和人民的生命、財產、自由、尊嚴和幸福。前者無需人民同意就可以發動對外戰爭，後者的對外戰爭必須征得人民的授權，等等。但也正因為如此，專制國家的對外政策說變就變，而民主國家的對外政策卻需要等待人民的覺醒和共識，當人民局限於某些眼前利益的考慮，或者懶於行使自己的權利、履行自己的責任時，就會放縱特殊的權勢利益集團對專制國家作出綏靖、勾兌或無原則的妥協，直到大難臨頭，大家才幡然醒悟。如果專制國家的人民被捆綁起來一致對外，而民主國家的人民一盤散沙，一旦打起來，誰輸誰贏就很難說了。中國有兩句古話，一句叫做“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一句叫做“狹路相逢勇者勝”，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中國還有幾句古話可以拿來與民主國家的人民共勉：“兩強相遇勇者勝，兩勇相遇智者勝，兩智相遇仁者勝。”我們相信，民主國家的人民也有自己的愛國熱情和民族感情，只不過在和平時期是潛在的和溫和的，一旦民族國家面臨危機，它們就會被激發起來，而且因為它們牢牢地建立在人權和公民權利的基礎之上，其所產生的勇氣、毅力和犧牲精神，是專制國家的人民被暴力和謊言制造出來的愛國熱情和民族感情所無法比擬的，而且專制國家的人民完全可能把矛頭和槍口轉向專制統治者和壓迫者。我們相信，民主國家及其人民擁有更高的經濟、政治、軍事、科技、文化力量，有更多的手段、方法和技術戰勝專制國家。我們相信，民主國家代表了人類歷史的前進方向，站在更高的道德和仁義基點之上，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在專制國家與民主國家的歷史大決戰中，勝利當然屬於勇、智、仁三者皆備的一方！

　　我們知道，中國等專制國家的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歸根到底要由這些國家的人民自己來爭取和實現，我們也不認為民主國家的人民有解放專制國家人民的道義上和法律上的義務，但是我們內心確信，無論是從全人類的自由民主事業的進程而言，還是從捍衛民主國家人民的自由民主的成果而言，民主國家的人民都應該積極主動地承擔起特殊的歷史責任，幫助專制國家人民擺脫極權專制的奴役和壓迫。我們很高興看到，美國率先形成了官民之間、朝野之間、兩黨之間抵抗和打擊中共極權的基本共識，但更希望看到美國人民站出來推動更廣泛的共識並且付諸於行動，不僅要保證這種共識和行動，不因為川普總統是否連任而動搖，不因為哪一個政黨執政而變更，而且推動世界民主國家反極權反專制大同盟的建立和鞏固。

　　我們很清楚，民主國家的經濟可能會受影響，股市可能會震蕩，人民的就業和收入可能會受影響，生活成本可能會提高，這將是民主國家的人民為世界自由民主事業付出的代價，但這種代價，將換來專制國家的瓦解，其飽受奴役之苦的人民將贏得自由與尊嚴。為了人類美好的未來，為了世界永久的和平，這一切犧牲都是值得的。

　　我們親眼目睹了香港人民偉大的抗爭，他們的英勇無畏、克制理性，雄辯地證明他們完全配享自由和民主，如果全世界眼睜睜地看著他們被極權力量所鎮壓和摧殘，那將會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留下恥辱的一頁。他們的追求和抗爭，正在感召和激發中國人民和其他專制國家的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勇氣和力量。全力支持他們的抗爭，就是爭取人類更美好的未來。

　　從香港人民的抗爭開始，中國將成為專制與民主對決的最大的戰場，一場中國人民反抗極權、爭取自由的終極之戰正在來臨！我們期待，全世界民主國家的人民，一起推動這一激動人心、永彪青史的偉大事業！

　　（2019年8月25日）

　　6.紀念六四，反思六四

　　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海內外民運從年初就開啟了紀念活動，其中一個標志性活動就是在自由雕塑公園豎起了一座巨型的六四紀念碑。重新審視六四，汲取經驗與教訓，為更好地推動轉型做準備，也是紀念的應有之義。

　　一、六四的發生和失敗都是必然的

　　六四民主運動因為胡耀邦的突然去世而引爆，發生的時間點和方式具有偶然性，但發生的原因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這就是改革開放後知識分子和民眾日益增長的自由民主需求與共產黨專制制度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對這一點，對六四屠殺負有首要罪責的鄧小平也是心知肚明的，他說六四是早晚要來的，是繞不過去的，只不過他選擇的是通過血腥屠殺來維護專制制度，而不是像蔣經國一樣向人民的自由民主要求讓步。

　　六四民主運動的失敗也是必然的，客觀上是因為共產專制制度的經濟社會基礎還沒有被根本動搖，而民主力量的經濟社會基礎還剛剛萌生，主觀上是因為共產黨已經毫不猶豫地把人民當成敵人和血腥鎮壓的對象，而人民還沒有把共產黨當成革命的對象，沒有形成目標明確、組織有序、堅強有力的革命主體力量。

　　系統地反思六四民主運動失敗的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比較六四民主運動與將要和必須進行的憲政民主革命的異同，是民運必須做好的功課，也是社會成功轉型的基礎工作。

　　1、關於運動的性質。六四民主運動是中國人民在共產專制制度下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和社會運動，參與者把它限定為一場“愛國民主運動”，限定為一場促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運動，還不是一場徹底改變共產極權專制制度的憲政民主革命。

　　80年代的改革開放，基本上是國有制、計劃經濟的松動和黨國對人民的松綁，還沒有形成多種所有制經濟競爭的格局和市場經濟體制，因此也就沒有形成現代憲政民主革命的經濟社會前提，參與者只有對自由民主的抽象訴求，還沒有形成包括憲政、多黨制、議會民主制、三權分立、法治等在內的明確具體的政治訴求。學生和知識分子要求的也就是新聞自由、反官倒反腐敗、落實82憲法等初步的一般性民主要求，並沒有否定所謂四項基本原則，以至於用雞蛋投擲毛像的湖南三義士還被學生扭送派出所。它是近代以來包括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四五運動在內的最後一次傳統的「愛國民主運動」。不能因為共產黨兇殘地鎮壓了這次運動，就反推它是憲政民主革命。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把六四界定為一場政治改良運動，並不是貶低它的歷史地位，更不是看輕參加者和犧牲者的巨大的歷史貢獻，正因為六四槍響，共產黨就徹底暴露了其反人民反人性反人權的本質，使得六四以後的任何一次民主運動，不可能再是改良運動，而必然成為革命運動。六四成為傳統的、一般性地反制政府的愛國民主運動與徹底否定極權專制制度的現代憲政民主運動的分水嶺。

　　2、關於運動的主體及其組織。運動的主體主要是學生和部分知識分子，工人、農民還沒有大規模加入，學生也並沒有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市民」這一模糊的身份中固然包括了工人、職員、小商小販、知識分子、幹部、退休人員、城郊農民等社會成分，但他們每一種成分都不是以組織起來的階層和集體力量的形式，而僅僅是以孤立的個人的形式或臨時性群集參與運動的，基本上也就是「烏合之眾」，與相對有組織的學生沒有形成結構性的聯系；工人農民還沒有成為權利主體，沒有自己明確的經濟政治要求，他們以個人身份參加運動，主要是出於對學生的同情和支持；工自聯只是一個上層構架而沒有基層組織，首都愛國維憲聯席會議也是一個上層構架，並無社會動員、聯結和協調統一行動的權威和功能；市民的聲援和抵抗行動，固然是高尚、偉大和英勇的，但同時也是無序的，不能形成有組織的集體力量。學生與市民的松散結合，高峰時有排山倒海之勢，但卻難以形成進退有序、連綿不絕的持久的社會力量，不能將學生罷課發展成為全市和全國大罷工和大罷市，從而癱瘓中共賴以生存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這樣的力量，要想抵抗或解構中共軍隊的鎮壓是不可能的。學生組織高自聯本身也是一個上層構架，沒有基層組織以及自下而上的選舉、決策、監督機制，出現分裂和錯誤決策時，沒有有效的糾錯機制。

　　3、關於運動的策略。六四運動中還沒有來得及形成一種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的收放、張弛、中止和退出機制，沒有形成對專制力量的分化瓦解策略，低估了專制力量采取極端行動的可能性，不能及時有效地避免慘痛的犧牲。共產黨對學生市民的血腥鎮壓當然罪無可逭、人神共憤，但如果學生能夠在適當的時候離開天安門廣場返回學校，應該可以避免大規模的屠殺。事實上，5月24日晚本來有一次計劃中的凱旋大遊行，但由於剛來北京幾天的外高聯以及北京高自聯激進派的反對而流產。有人說即使學生撤出廣場，黨內改革派在此前也已經出局了，對學生和市民的大規模鎮壓還是會發生。應該說，學生撤回學校後，即使軍隊進城，市民也不會阻攔了；即使對各大學實行軍管，以防止返校後的學生再度上街——在這兩種情況下，軍隊大規模殺人的可能性都很低，因為這對於恢覆共產黨統治秩序沒有什麽必要。

　　至於有人說，學生撤出廣場返回學校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會給共產黨內改革派聚合和崛起的時機，也能為民主運動爭取存在和發展的空間，從而推動中國完成和平的顏色革命，或至少過渡到半民主辦專制的威權體制，避免中國共產黨做出一個對中華民族最壞的選擇，那就是建立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共產黨權貴市場經濟——這應該屬於過度聯想：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進退有序、“見好就收”的策略固然可以避免大規模流血犧牲，但並不能導致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這與兩年後蘇聯共產黨垮台的情況不同。蘇聯已經有了74年的統治，人民已經受夠了，已經對這個體制完全絕望了，而且戈爾巴喬夫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喚起了多種政治力量，而中國人民還沒有達到這種歷史的自覺，並且經濟體制改革還給人民帶來了一定的好處，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共的統治合法性，1989年第一個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改弦易轍、換旗易幟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反倒是中國人民的失敗、犧牲和慘痛經歷，恰恰成了蘇聯東歐社會政治轉型的重要催化劑。

　　二、以憲政民主革命的勝利告慰六四英烈

　　基於以上三點反思，我們應當承續六四志士未竟的自由民主志向，將六四愛國民主運動推進到憲政民主革命的高度，徹底終結共產極權專制制度，建立憲政民主法治。

　　1、思想和理論準備。要有一個完整的、長期的、清晰的憲政民主革命理論、目標、戰略和路線圖。六四以後，經過三十年高速經濟發展，不僅中國GDP總量成為世界第二，而且民營市場經濟雖然在結構和政治上屈服於黨國極權統治，但在量上（包括企業數、GDP生產力、對稅收就業的貢獻等等）還是超過了共產黨直接控制的國有壟斷經濟，民營市場經濟也與絕大多數中國人民（中小企業主、知識分子、白領和藍領工人、個體戶和農民）的生存和生活息息相關，這就為憲政民主法治的建立準備了經濟和社會基礎。由於中共權貴官僚統治集團拒絕接受普世價值和優良政體，拒絕接受自由公平法治的市場經濟秩序和國際貿易秩序，並且竭盡全力將“中國模式”“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推向世界。因此，不要對中共主動改革轉型存在任何幻想。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深刻意識到，經過三十年的巧取豪奪、全面監控和秘密安排，中共不僅在國內打造出超級專制和維穩體系，而且在國際上滲透和拉攏了一些國家。因此，沒有廣大中國人民尤其是底層民眾廣泛的參與和投入，僅僅依靠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要摧毀強大的極權專制制度、完成憲政民主革命任務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就提出了一系列不同於歐美憲政民主革命時期所遇到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需要民運界進行廣泛深入討論並達成基本共識。

　　2、組織和人才準備。盡管民間力量的組織化被中共嚴防和嚴打，盡管組織化面臨極大的風險，但它仍然是憲政民主革命不可或缺也無可回避的基礎工作，因此，哪怕是回到雞毛信等原始的通訊聯絡方式，也必須完成一定程度和範圍的組織化工作，為大規模的街頭革命和全國性抗爭奠定一定的組織基礎。現在各個階層、行業、地方的群體性抗爭此起彼伏，但卻無法形成橫向聯系，關鍵原因就在於缺乏組織。現在一些有智之士正試圖克服這一結構性缺陷，把分散無序的群體性抗爭導入某種時空節點，這已經抓住了要害，但目前還沒有取得顯著的成效。

　　要取得實質性的突破，有賴於在各大城市的各種群（相當於中層公民組織的雛型）與產生於各企事業、城鄉社區、利益群體的基層公民組織之間建立起經常性和結構性的聯系和協調，一方面中層要把幫助和促進基層組織的建立和發展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另一方面基層要源源不斷地向中層輸送代表和人才，只有這樣才能實現點和面的結合，一旦發生群體性事件，就能迅速轉化為更大範圍的聯合行動。

　　基層組織的建設是重中之重，建立和發展基於各種經濟社會文化紐帶的互助會、聯誼會、自治會、代表會、讀書會、交流會，諸如工會、農會、商會、學會、學生會、老鄉會、同學會、戰友會等等，進而形成跨單位的行業性和地區性中層組織，進而形成跨行業跨地區的全國性高層組織，是徹底推倒和取代極權專制制度的公民社會基礎。當然，沒有這樣一個公民社會的組織化過程，並不等於共產黨就不會垮台，但是共產黨垮台以後，中國是迅速建立起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還是長期停留和糾纏在後極權和威權狀態，則直接取決於公民社會的發育程度。

　　3、策略和戰術準備。當然不能說六四大屠殺是學生未能及時撤出天安門廣場引起的，也不能說只要學生撤出了天安門廣場，就會贏得中共改良從善並主動實現中國和平轉型的結果，但六四大悲劇的確把民主運動、社會運動本身的節奏、張弛、進退、收放問題凸顯出來了，把民主運動、社會運動的策略、戰術、方法和技術問題凸顯出來了。應該全面、深入、科學研究這方面的問題，廣泛吸收古今中外政治革命、社會變革、社會運動、街頭運動的經驗教訓，形成一整套憲政民主革命的策略、方法和戰術，包括宣傳、動員、組織、行動各方面和環節的工具箱、策略和戰術組合，以減低革命的成本和代價，提高革命的產出和成果。在這方面，第三波民主浪潮提供了極其豐富的、對中國民主轉型具有直接借鑒意義的經驗，吉恩?夏普先生對之作了全面的總結，而一些海內外民運和社運人士正在做非暴力抗爭方法的推廣和普及工作。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準備過程。這種準備越充分，未來中國良性轉型的概率就越大。

　　（2019年6月4日）

　　7.中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性質、宗旨和綱領

　　基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哲學、文化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的一般原理，基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由對立走向融合的人類歷史宏大走向，基於中國社會結構的特殊歷史演變路徑，基於當代中國勞資關系和勞工運動的具體發展趨勢，中國社會民主主義及其政黨的性質、宗旨和綱領就變得清晰可見並可以昭告於天下了。當然，這只是我們從邏輯上推理出來的結論，至於這個性質的政黨是一個還是同時有好幾個，是叫做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黨、勞動黨、社會民主工黨，還是別的什麽名稱，以及什麽時候由什麽人來組建這樣的政黨，那不是本文可以預測的；本文只是指出其產生和發展的必然趨勢，而無法描述其具體實現方式。

　　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性質和宗旨

　　1、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是以當代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普通知識分子為主要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的政黨，同時爭取其他階級和階層中一切同情弱勢群體、尊重勞動價值、傾向社會民主主義綱領的個體公民的支持和加入。

　　2、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以社會民主主義為基本的經濟政治社會理論、路線、目標和綱領，同時吸取人類普世價值和一切文化精髓，具有不同宗教信仰、哲學思想、科學知識、道德觀念、藝術趣味的人們，都可以加入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共同體。

　　3、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以融合自由和平等、競爭和合作、獨立自主和團結互助兩方面訴求的正義原則或社會公正原則作為基本的價值理念，追求和踐行憲政、民主和法治，捍衛普選制、多黨制、議會民主制、三權分立和軍隊國家化，反對來自任何階級的專政，反對一切形式的極權、專制和權治。

　　4、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近期目標是號召、動員和組織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與其他同樣追求自由、平等、正義的各階級民眾一起，推翻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文化制度，實現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完成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根本轉型，初步建立公平正義的市場經濟、憲政法治的民主政治、社會保障體系與自由包容的多元文化；中長期目標是在現代社會的基本框架中，一步一步提升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經濟政治文化地位，建立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消滅剝削、兩極分化和階級對抗，實現共同富裕和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

　　5、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與極右的、極權專制的老共產黨，在一切方面都處於敵對狀態；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與中右的自由主義政黨，在推翻極權專制制度的憲政民主革命中，是盟友關系，在憲政民主制度下，分別代表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競爭執政地位；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與極左的新共產黨，在推翻老共產黨統治的過程中是盟友關系，在雙方遵守憲政民主制度的情況下，相互競爭勞工階級的政治代表地位，在新共產黨力圖顛覆憲政民主制度的情況下，彼此成為敵人。

　　6、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理所當然加入世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認同社會黨國際的基本宗旨和綱領，與此同時，鑒於當代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當代中國工人階級是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勞工群體，當代中國工人維護和爭取權利的集體行動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廣的勞工運動，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勢必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這一點理應引起世界各國人民、世界工人階級、世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各國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國際的高度重視。

　　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政治綱領

　　1、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引導、幫助、推動當代中國勞工運動朝著社會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的方向發展，通過維護勞動者在現行法律下的實體性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權益，通過各種方式實現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罷工權等程序性權利，以實際行動和工作成就贏得工人的支持和擁護，從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中汲取廣泛深邃的力量源泉。

　　2、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倡導和推廣工人代表制，建立包括同鄉會、互助會、聯誼會等等在內的多種形式的工人草根和基層組織，支持這些工人組織發起企業和行業範圍內的勞資集體談判，必要時發起罷工、停工、怠工、上訪請願、示威遊行等集體行動；罷工一般是經濟性的，必要時也可以是政治性的，是否罷工由工人通過投票民主決定。在1989年愛國民主運動中湧現出來的“中國工人自治聯合會”（簡稱中國工自聯），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可以和應該繼承的政治遺產和組織資源。

　　3、在極權專制制度沒有推翻之前，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是憲政民主革命政黨；在革命勝利後，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就轉變為憲政民主改良和建設政黨。作為一個革命的政黨，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應窮盡最大探索和努力，爭取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運動的方式完成中國的社會轉型，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極權專制和威權專制循環的可能性，但不能排除甚至應該積極準備在關鍵性的時空節點上對頑固捍衛專制暴政的敵人采取強制性措施，包括正當的武力防衛和積極的武力打擊，以減少和避免革命隊伍和無辜民眾可能遭受的大規模流血犧牲。

　　4、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讚成各革命政黨和革命團體，動員和組織各自依靠的社會階級和階層，進行持續不斷的和平抗爭和非暴力不合作社會運動，在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日益加深的情況下，加強橫向聯合和組織，利用一定的事件和時機，發動全民性、全國性的與極權專制的決戰，以民心動搖軍心，以民變促動兵變和政變；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應號召和促進工人階級以全國總罷工等方式發揮舉足輕重的革命主體作用。

　　5、在舊政權癱瘓之時，各地方革命團隊迅速成立獨立於中共中央政府的地方公民委員會，取代中共地方政權行使地方臨時政府職責，成立工人糾察隊、學生糾察隊、市民糾察隊、社區糾察隊，收編和節制當地警察，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治安，嚴禁私刑覆仇；地方臨時政府必須保障生活必需品、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基本供給，並引導和組織基層單位自治委員會的選舉，形成基層自治與地方自治之間的代表機制和自下而上的權力制衡關系。

　　6、全國各主要革命政黨和革命團體，成立全國公民委員會，取代中共中央政府行使中央臨時政府職責，接管所有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政法機關，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治安，保障全國生活必需品、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基本供給；召開具有最廣泛代表性的政治協商會議和制憲會議，以全民公決的方式產生中華民主聯邦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憲法，隨後舉行第一次大選，由全民直選產生第一任總統和第一屆國會，並成立中央政府和最高法院。新憲法絕不預先規定哪一個政黨居於領導地位和哪一個階級是領導階級，各階級及其政黨在憲政、人民主權、普選制、代議制和多黨制的共同規則下展開競爭並獲得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時毫不猶豫地規定那些致力於顛覆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政黨和政治團體為非法組織。

　　7、由國會參眾兩院制定《社會轉型正義法》，解散中共及其所屬非法組織，還原歷史真相，依法清算、審判和懲罰中共政權及其相關責任人員所犯反人類、反人民、反社會罪行，同時赦免在社會革命和社會轉型過程中戴罪立功的中共黨員和官員，重用無罪而有功的人員，留用無罪而能幹的公務員；沒收權貴官僚資本集團非法財產歸人民和國家所有，追回被非法轉移到境外的巨額財產，用於補償一切自中共建政以來遭受摧殘、迫害的個人和家庭的生命、健康和財產損失，褒獎憲政民主革命功勳人物，撫恤憲政民主革命烈士的遺屬。

　　8、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完全確認中華民主聯邦共和國以聯合國人權宣言和人權公約所列各項人權和公民權利為立國基礎和宗旨，完全認同由普選制、總統制、議會制、多黨制、聯邦制、三權分立制和軍隊國家化等構成的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將會不遺余力地引導、動員和組織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加入到這個制度的建設和鞏固進程之中；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將會完全依靠選舉爭取成為執政黨和參政黨，在選舉失敗時承認選舉結果並忠實履行在野黨的監督職責，即使在獲得壓倒性選票優勢的情況下也絕不圖謀一黨專制，在極權專制公開或變相覆辟時堅決捍衛憲政民主。

　　9、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確認在憲政民主制度初期主要實行代議制和間接民主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同時認為各黨派應該創造條件和開辟空間，讓人民有更多機會直接參與政治，包括參與企事業自治、社團自治、地方自治，直至中央一級的全民公決、創制和覆決，盡力減少和防範精英政治可能並一定會帶來的政治權力的異化和蛻化變質。在與工人群眾組織的關系上，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努力促進工人階級的聯合和團結，但堅決承認工會等工人階級組織的多元性和獨立自主性，決不自命為工人階級先鋒隊，與各工會保持平等合作的政治關系，努力爭取工人選民的支持，當好工人群體的代議士和代言人，而不謀求對工會的領導地位。

　　10、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不接受自由主義的守夜人政府、最小政府理念，致力於通過合法的執政地位，通過立法和政府政策推動第二次分配，主張征收累進稅和遺產稅，縮小貧富差別、消除兩極分化，特別重視通過經濟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加強工人和所有勞動者在市場經濟中的競爭能力，從根本上提升勞動者和社會底層民眾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地位，但也反對大政府和全能政府，堅守小政府、大社會的憲政底線，鼓勵工人、農民、婦女、小生產者和小商人等等弱勢群體和底層民眾，通過結社、聯合、互助、集體博弈等等社會化的方式提升與壯大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力量。

　　11、在中央和地方、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系問題上，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主張民主自治制度和聯邦共和制度，化解由共產極權統治以及其他原因導致的、歷史地遺留下來的地方分裂和民族仇恨，在歷史補償、充分自治、非暴力、聯邦制以及更為寬松的邦聯制的原則和框架範圍內，解決台灣、香港、澳門、新疆、西藏等地區沖突和民族沖突問題，在所有地區和所有民族合作共贏、在憲政民主和聯邦共和的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覆興。與此同時，依照國際文明慣例，制定規範地方聯邦實體獨立建國行為的憲法和法律程序。

　　12、在對外政治關系和國際政治領域，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主張憲政民主中國與一切憲政民主國家建立友好合作關系和戰略夥伴關系，結成反對極權、專制、獨裁、暴政的國際聯盟和國際統一戰線；積極參加聯合國、安理會、國際人權理事會等等國際政治組織和國際政治事務，承擔和履行世界上最大憲政民主國家的國際義務；支持仍然處在極權專制和威權專制制度下的人民追求自由、平等、正義與實現憲政、民主、法治的偉大事業。

　　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經濟綱領

　　1、廢除農村虛假的土地集體所有制，通過土地確權普遍實現農村土地私有制，包括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不能私有化的歸村民集體所有，由村民選舉產生的村民自治委員會行使法人所有權；更大範圍的、不能歸村集體所有的礦藏、河流、湖泊、森林山脈、草原、荒地、灘塗等等，歸全體人民所有，由人民授權國家行使法人所有權；城市居民和企業以及其他法人組織，對其購置的房屋以及附著於其上的土地，享有永久所有權，其余不能或尚未私有化的城市土地，歸全體人民所有，由人民授權國家行使法人所有權。上述土地所有制與共產黨土地所有制遵循的是完全相反的邏輯，前者形成從個人、公民到全民、國家的所有制鏈條，後者則是以人民和國家的名義剝奪了個人、公民的土地所有權，是實際上的共產權貴官僚集團土地所有制。

　　2、農民對自有土地擁有完全的所有權、經營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企業需要農民土地，只能通過土地交易市場按自由平等的原則購入；政府因公共利益目的需要征收農民的土地，必須依法給予足額的補償，不能達成協議或沒有窮盡法律程序時，不得強征農民土地和強拆土地上的建築物；對城市居民、企業和其他法人組織的房屋和土地所有權，也遵守同樣的交易和征收原則。

　　3、與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倡導單一私有制不同，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確認和捍衛公民對不動產和動產的所有權、經營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的前提下，積極倡導私有財產的聯合所有和聯合經營，包括但不限於成立土地合作社或合作農場，以土地和其他財產入股的、適合於農村地區產業鏈條的農民股份合作經濟組織，由個體業主和工人聯合而成的城市合夥制和股份合作制企業，其目的是要在符合獲得正義和轉讓正義原則的優良私有制的基礎上，發展出產權明晰、具有激勵和約束機制的優良公有制經濟，實現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的直接結合。這當然與蘇俄的集體農莊和中國50年代建立的農業合作社和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有天壤之別，後者以暴力和專制權力剝奪了農民和公民的私有財產權。

　　4、消滅權貴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建立普遍的公民個人私有制與作為其必要補充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公有制；消滅權貴官僚市場經濟，代之以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場經濟。首先是要把權貴官僚資本階級通過所謂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的私有化）獲得的個人和家族資本，通過使用權力從市場中搶劫和訛詐得到的財產，通過官商勾結、錢權交易、行賄受賄、特許和壟斷經營得到的財產，經過審查、甄別和法庭裁決後予以沒收、歸入國庫；其次要把權貴官僚資產階級以國家和人民的名義操縱和控制的、尚未被他們私有化的國有資產，包括土地、資本、國有企業等等，奪回到人民手中，委托民選的國會及其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直接控制和管治。

　　5、保留一部分不適合於私有和民營的公有財產和國有企業，它們具有自然壟斷優勢，但不以盈利為主要目標，也不涉及競爭性行業，在國會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新聞輿論監督、社會公眾監督之下合法運營，為社會提供必不可少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它們的總量需要降低到國民經濟的20%左右，之後再逐步降低到市場經濟國家通常的10%左右。這是一個國退民進、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過程，應該制定和依照統一的私有化法律來進行。依據這些國有財產來源於人民的創造、貢獻和犧牲這一歷史事實，依據人民應當在國有財產私有化過程中得到權益和補償的公正性原則，參照蘇聯東歐共產黨國家私有化進程的經驗、先例和規則，第一步應該以私有化股權或私有化債券的方式，將劃入私有化範圍的國有財產量化到每一個國民；第二步是持有私有化股權或債券的公民，到國有企業私有化產權交易市場，選擇成為某一企業的股東，或者轉讓手中的股權。這樣的私有化，一是實現了起點的公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補償了人民的風險和犧牲，具有較大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二是公開透明，能夠避免發生中共所實行過的那種卑鄙無恥、黑箱操作、搶劫與詐騙並舉、嚴重破壞了公平正義的私有化。

　　6、小微企業實行個體私有制、大中型民營企業實行股份制即一定範圍內聯合起來的私有制與合作制、國有企業實行全民參股的公共所有制，使整個國民經濟形成一個從優良私有制到優良公有制的所有制鏈條和結構；憲法不會預先規定那種所有制占主導地位，不會預先規定“資本主義道路”或“社會主義道路”，各種所有制經濟形成公平競爭、功能互補的市場經濟體系，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社會市場經濟。與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不同，社會市場經濟通過一系列制度和管理創新，同時追求自由和平等、經濟效率和經濟民主，力爭在生產經營和第一次分配領域，盡量消除剝削、壓迫、歧視、貧富兩極分化，讓勞、資、政、社會各方共享市場經濟的成果，因此，社會市場經濟又被稱為公平市場經濟、共享型市場經濟，如果得到實現，那就是把千百年來公平正義、共享共富的理想與最富有效率的市場機制結合起來了。

　　7、社會市場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對於包括勞動力在內的生產要素價格的自發調節作用，但認為價格的決定和利益的第一次分配是所有市場主體主動博弈的結果，因此主張作為弱勢一方的勞動者，有團結和組織起來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必要的時候有罷工的權利，以集體討價還價這種新的勞動力定價機制，部分替代、部分補充勞動力個別定價機制，後者表面上完全是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實質上是由資方集體地、心照不宣地把工資壓到地板價即赤裸裸的生存工資水平而決定的。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認為，以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為軸心的勞工運動，提高了工人的工資，縮短了工人的勞動時間，改善了工人的勞動條件，扭轉了勞資力量顯著不平衡和勞資分配顯失公平的狀況，使自由放任市場經濟上升到社會市場經濟的新的歷史階段；勞工運動不是市場經濟的擾亂性和破壞性的外生變量，而是市場經濟內在的、積極的、建設性的變量，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動力機制。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支持和推動當代中國方興未艾的勞工運動。

　　8、社會市場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私有財產權和生產資料所有權在企業中具有邏輯上和歷史上的優先性，但不認為投資者、資本家擁有對於企業的全部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因為勞動要素也是企業的結構性組成部分，勞動力所有權也是一種生產要素所有權，企業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結合體和勞資命運共同體，不完全是投資者和資本家的私人領地，同時也是勞動者作為主體的公共場所，只不過在開始時前者處於優勢和強勢地位，後者處於劣勢和弱勢地位而已。進入20世紀以來，發達國家工人參與企業管理逐步提上議事日程，工人委員會或工廠委員會成為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法定機構，對企業的經營管理和分配擁有知情權、建議權、參與決定權和監督權，德國甚至把參與管理提升到勞資共決的高度，成為社會市場經濟的標志和象征。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認為，剔除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的虛偽和欺騙特征，可以把它改造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形式，在公有企業試行職工代表大會、工人委員會與股東大會、董事會的共同決定制，在私有企業和混合企業試行職工代表大會、工人委員會參與管理制，在所有設有董事會和監事會的企業中，試行職工董事和職工監事制度。

　　9、社會市場經濟的更高階段和更高形式，是技術和智力勞動成為人力資本並且直接獲得企業產權，在產權層面實現資本與勞動的直接合一，這就是風行於發達國家的員工持股制度。越來越多的工人和雇員成為股東和資本所有者，從一方面看可以說是工人階級被資本主義同化了，從另一方面看又可以說是資本勞動化、人性化、社會化了，這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各自向對方的轉化，是誰也沒輸、勞資雙贏的正和博弈，社會民主主義對此表示由衷的高興和歡迎。當然，即使在憲政民主之後，中國仍然處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以及作為兩者之結合的社會市場經濟的較低階段，普遍推行員工持股制度的條件還不具備，但中國社會民主黨認為，在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科技企業，在合作經濟組織，可以和應該率先試行員工持股制度，率先實現產權層次的企業民主、產業民主、經濟民主。在員工普遍持股的情況下，股東大會和職工代表大會、工人委員會和董事會甚至可以合二為一，即“職工股東大會”和“勞資董事會”。

　　10、社會市場經濟承認企業首先是一個經濟實體。承認勞資雙方在企業中的主體地位，但同時也認為企業與整個經濟和社會環境處於千絲萬縷的聯系之中，存在著一系列的利害相關者，因此利害相關者的代表參與和監督企業的經營管理就成為必要的了。一方面企業應該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消除企業生產經營所帶來的負的外部性，而增加其正的外部性，另一方面，社會有權保衛自己不受企業和市場的侵害和支配。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推動中國勞工運動的同時，也支持消費者運動、環保運動、女權運動、殘障者運動、LGBT運動、少數族群運動等等要求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社會運動。

　　11、社會市場經濟也包含這樣的內容：一個憲政民主國家有責任代表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對微觀經濟進行有效的宏觀調控，以糾正或彌補市場的失靈和缺陷；正像德國社會民主黨《哥德斯堡綱領》所說的，只要有可能就鼓勵市場競爭，只要有必要就進行計劃調節。政府有責任依據其所掌握的詳盡的市場經濟信息制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計劃，引導企業的投資經營決策；政府也可以運用財政政策（基本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政府采購和轉移支付）、貨幣政策（金融、信貸、利率、匯率）、稅收政策、價格政策、土地政策、產業政策、就業政策、工資政策等經濟手段以及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在經濟蕭條時擴大有效需求和就業，在經濟繁榮時抑制過度投資和通貨膨脹，保持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防止周期性經濟危機。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接受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支持憲政民主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並且特別支持其中與勞工權益密切相關的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和就業政策，包括積極的勞動力需求政策、積極的勞動力供給政策、積極的勞動力中介政策、積極的勞動力就業保護政策和積極的勞動力價格保護政策，通過這些政策的運用，引導和幹預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使之發生有利於勞動者權益的變化。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憲政民主國家的計劃調節和宏觀調控，與納粹國家和共產黨國家的計劃經濟和統制經濟有兩點本質的區別：前者以自由市場經濟為本體和基礎，後者否定和扼殺自由市場經濟；前者來自人民授權、通過民主程序實施、接受民眾和社會監督，後者由獨裁專制政權強制實施。

　　12、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主張中國應該積極加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和廣泛的國際貿易過程，但與中共對外不遵守國際貿易規則並以國家名義進行經濟犯罪、對內壓榨勞工並對自然資源進行掠奪性經營、與國際壟斷集團和極權專制力量相互勾結並通過損害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利益以瘋狂滿足其貪婪欲望的做法完全相反，主張在自由、平等、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下加強與世界各國在經濟上的競爭與合作，為此提出三條對外經濟政策：第一，國家不能消極被動地接受國際經濟剝削，而應該代表人民爭取在全球產業分工鏈條和國際經濟貿易過程中分享到公平的份額；第二，立即停止靠犧牲中國勞工的基本人權、收入和福利以及破壞自然環境來維持所謂競爭優勢的禍國殃民的對外經濟戰略，國家應該在國際經濟貿易談判和協議中，把勞工和環境保護條款提到優先考量的位置；第三，經濟全球化應該既是資本要素的全球化也是勞動要素的全球化，應當以勞動要素的全球化制衡資本要素的全球化，應當促進全世界勞動者的聯合和團結以及全世界工會和勞工政黨的聯合和團結，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公平正義、勞資共享的社會市場經濟。

　　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文化綱領

　　1、文化的最高原則和綱領，是憲政民主國家都標舉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中共的憲法也部分列舉了這些自由，但在其序言中卻公然宣稱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國各族人民的指導思想，公然在憲法中強制灌輸所謂“國家意識形態”即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從根本上剝奪了公民最基本的思想文化權利。按憲政的政教分離原則，所有的宗教、哲學、科學、道德、藝術觀點和流派，都屬於私人生活和公民社會的範疇，都享有平等的自由，在不妨礙和損害其他人的自由的前提下，國家政治權力不能進行幹涉更不能加以剝奪。個人思想的自由和私人言論的自由是不可能因而也沒有必要加以強制的；公共空間的思想表達和辯論，內容上以不鼓吹和宣揚法律予以懲處的犯罪行為為限制，形式和程序上以不質疑動機、不搞人格侮辱和人身攻擊為限制；只要遵守辯論規則，只要不訴諸行動並觸犯法律，種族主義、國家主義、民粹主義、共產主義等等激進的和極端的思想意識，也有表達的自由。須知真理是在與錯誤的辯論中勝出的，而不是在辯論之先就被宣布的，要相信民眾的認知能力、識別能力和判斷能力。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倡導文化民主，那就是在文化的多元、自由競爭的前提下，讓民眾通過自覺自願的追隨和認同，對不同文化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優劣勝負做出評判。

　　2、中國文化要自立於世界文化之林並對世界文化做出獨特的貢獻，一是要拋棄維護奴役、等級、不公與極權、專制、王霸統治的文化糟粕；二是要挖掘、發揚追求自由、平等、正義和憲政、民主、法治的文化基因；三是要把中國文化中的優良成分與西方文化的優良成分結合起來，並使之成為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從而實現中國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結構性轉換；四是要緊緊圍繞著社會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政治，對當代中國問題做出創造性的解答，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經驗和範例，也為世界文化寶庫增添財富。這就需要我們破除傳統主義與現代主義、國粹主義與全盤西化的二元對立。應該說，在這個偉大的文化轉型過程中，社會民主主義的文化建設，相比其他流派的文化建設，具有獨特的優勢：

　　與國粹主義和保守主義相比，它是接納了西方文化的現代文化；與自由主義和西化主義相比，它具有傳統和本土的根基；與民粹主義和共產主義相比，它融匯在世界主流文化之中。

　　3、根據文化與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的對應關系，會形成三種主要的文化類型：權力文化、資本文化、勞動文化。這里的權力，是憲政民主法治下的權力，是有限的、文明的權力，這種權力對現代的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形成一種現代的權力觀念和權力文化也是非常必要的。資本在未來中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仍然是一種起主導作用的生產要素和經濟力量，但也應該防止資本取代權力成為社會的專橫和統治的力量，培養一種現代的、有教養的、文明的資本觀念、財富觀念和資本文化、財富文化。勞動文化說起來是一種歷史最悠久的文化，甚至是一切文化的母胎或原型，但在權力文化和資本文化先後崛起並占據統治地位之後，呈現出不斷衰落的趨勢，只是在19世紀以來隨著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的發展壯大而表現出覆興的氣象。在現代社會，這三種文化應該建立一種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關系，而不能重覆歷史上出現過的權力崇拜、資本崇拜和勞動崇拜。鑒於當代中國的勞動文化還處於極端弱勢的地位，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理所當然格外重視勞動文化的發展。

　　4、根據文化與其他社會領域的對應關系，會出現性別文化、年齡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家庭文化、社交文化、消費文化、民俗文化、生育文化、環境文化等等，這些文化也具有獨立的內容和發展要求，不能簡單地歸入權力文化、資本文化、勞動文化三大主幹文化之中。

　　5、按照文化的層次，會出現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小眾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區別，任何一種文化類型都會出現這兩個層次的區別，一方面向高精尖發展，一方面向民眾普及。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主張，勞動文化一方面應該在精英、高雅、小眾範圍內與權力文化和資本文化展開競爭，創造出高精尖的文化產品，另一方面，要把重點放在把精英、高雅和小眾的勞動文化普及於平民、通俗、大眾的勞動文化之中，同時從平民、通俗、大眾的勞動文化中，提煉出精英、高雅、小眾的勞動文化，這樣才能與權力文化和資本文化進行整體的、全面的競爭。

　　6、教育。按照文化的內容，可以分為教育文化、宗教和哲學文化、科技文化、道德文化、藝術文化，其中教育是基礎和出發點，沒有教育，就沒有各類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經過長達70年的黨化教育，中國教育業早就已經被改造成為批量制造愚民和腦殘的飼養業，這個預定目標是通過以下兩條途徑達到的：在教育制度上，實行黨對教育的絕對領導以及相應的官僚等級管理體制，從大學到中小學，依次授予副部、廳局、處、科、股等行政級別，學校內部也實行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完全剝奪了學生、家長、教師和學校的自主權和民主辦學的權利；在教育內容上，以黨的意識形態貫徹始終，摒斥普世價值和人文精神，窒息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禁止教師自由講學，以自上而下的壟斷性考試捆綁所有的學生和教師。憲政民主革命後，將以普世價值教育、人文精神教育、公民教育，完全取代黨化教育；以基於自由、平等、正義的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和勞動教育，完全取代充斥著奴役、等級、不公的假大空、偽醜惡教育；以素質教育完全取代應試教育；以學生自治、教師治校、家長參與管理的民主教育體制，完全取代黨管教育的官僚主義教育體制。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重視德育、智育、體育、美育的同時，特別強調社會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政治下的勞動教育，讓每一個人從小就認識到勞動在人類歷史中永恒的基礎地位，尊重勞動的價值和勞動者的權利，在全民族形成一種有利於提高勞動者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的健康的勞動文化氛圍。針對我國教育重理論輕實踐、重科學輕技術的問題，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主張在提高基礎教育、大學通識教育和科學教育質量的同時，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為農業、工業、服務業提供大量匱乏和稀缺的技術工人，在滿足產業升級和產業發展需要的同時，提高勞動者的人力資源水平和市場競爭實力。

　　7、宗教和哲學。人類作為宇宙的花朵、萬物的靈長，不滿足於有限、短暫、形而下的肉體生存，而追求無限、永恒、不朽、終極、形而上的人生意義，宗教和哲學就是滿足這一精神需求的主要途徑。人們對超驗存在的體驗、領悟、思考必定是多元的，因此宗教信仰自由和哲學思考自由也是必然的。以強制權力將宗教信仰和哲學思考定於一尊，將宗教政治化為國教、將哲學政治化為國家意識形態，既是對國家政治生活的損害，也是對宗教和哲學的損害，既使國家和政治神秘化、絕對化、極權化、專制化，而完全扼殺了自由、平等和正義，也使宗教和哲學奴才化、惡劣化、教條化、僵死化，而完全失去生機和活力。在中共極權專制和威權專制統治的70年間，以蘇俄模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國家哲學，以唯物主義、無神論掃蕩宗教信仰，民國時期已經形成的儒、釋、道、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多教並存的局面被破壞殆盡，中西各派哲學思潮自由競爭、大師輩出的繁榮景象被摧殘毀滅。然而，面臨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面臨最深刻和全面的社會轉型，正需要宗教和哲學最自由而富於創造性的發展，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願意與其他一切追求憲政民主的政治文化力量一起推動這種發展。

　　8、科學技術。即使在遠古和古代人類還沒有自覺的科技意識的情況下，科學技術也自發地成為人類進步和發展的第一推動力，近代以來，西方國家日益自覺地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經濟、政治、法律、文化條件，使得科學技術革命一浪高過一浪，也使得歐美文明遠遠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國人自19世紀下半葉以來開始意識到自己民族和文化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嚴重缺陷和落後，做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科技救國種種努力並打出了“民主與科學”的現代化旗幟，但這個過程被日本侵略戰爭和共產黨奪權戰爭所擾亂和中斷。中共也意識到科學技術對於鞏固其統治的極端重要性，也提出了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並自改革開放以來不擇手段地引進發達國家的科學技術成果，然而，這個極權專制和威權專制政權在本質上是蒙昧野蠻的，它永遠也不明白或者即使明白也絕不實行的一個道理是，科學技術的發展依靠創新，創新依靠思想自由，思想自由依靠憲政、民主和法治的保障。

　　遑論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創新，即使是自然科學和工程科學的創新，也離不開一個自由、平等、公正的科學技術的激勵和評估機制，一個憲政、民主和法治的科學技術管理體制，這樣才能解釋中國科學技術人員最多而成果最少、中國人在國內像蟲到國外成龍的普遍現象。社會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法治的中國將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注入強勁的動力機制和根本的保障機制。中國的體量這麽大，問題這麽多，遇到的挑戰這麽強，現代化的任務這麽重，一旦砸爛禁錮著中國科技人員的枷鎖，切斷捆綁著中國科技人員的繩索，徹底解放出他們的創造潛力，徹底發揮出他們的聰明才智，他們必將貢獻出無數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成果，湧現出一批又一批蜚聲世界的偉大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與此同時，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不認為科技創新是專業科技人員的特權，而主張向全民普及科技意識和科技文化，創造條件讓工人、農民、市民等普通民眾進行力所能及的科學研究和發明創造，為國家科技發展奠定強大而深厚的社會基礎和民眾基礎。

　　9、倫理道德。憲政民主中國面臨著倫理重構、道德覆興的雙重任務：一是要把農業經濟、皇權專制下的奴役等級倫理和身份道德，轉變為工業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下的自由平等倫理和契約道德；二是要治愈共產極權暴政所造成的亙古未有的倫理潰敗和道德災難，這一大潰敗和大災難，不僅意味著民國時期已經初步形成的新型倫理道德被扼殺在搖籃之中，而且意味著數千年來維系古老文明的傳統倫理道德也慘遭荼毒。中共先後制造了兩次倫理道德大破壞，第一次是毛澤東極權專制時代，通過數十次政治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消滅了一切“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倫理道德，甚至蓄意制造出夫妻反目、親子相殘的人倫慘劇與群眾鬥群眾、派系武鬥和滅絕人性的對“階級敵人”的集體屠殺；第二次是鄧小平威權專制時代，以貓論和先富論為依據，假借改革開放之名，通過釋放人性之惡來滿足人們對物質財富的貪婪欲望，默認、縱容甚至鼓勵專制權力擁有者私分人民過去創造和積累起來的國有財產，以官商勾結、錢權交易的方式搶劫、掠奪、詐騙、偷盜人民新創造的市場財富，上行下效，相當一部分民間中小企業主和普通社會成員也紛紛通過假冒偽劣、缺斤短兩、剝削勞工、破壞環境、坑蒙拐騙、官黑勾結、欺行霸市等等缺德不義、違法犯罪手段聚斂財富。在威權專制向極權專制最後反彈的崩潰時期，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兩種道德惡行一齊爆發出來，不僅對中華民族而且對世界形成巨大的威懾和危險。當然，即使在極權專制和威權專制時代，中國人的倫理道德並沒有完全滅絕，維系中國數千年歷史而不墜的傳統道德和工業化、市場化進程中形成的新型倫理道德，畢竟在無數善良的勞動者和各界社會精英那里得到了保存和發展，這是憲政中國重構和覆興倫理道德的基礎和寶貴資源，我們相信，在經濟政治制度根本轉型後，人民的倫理道德狀況會迅速發生巨大的改善，與我們同文同種的台灣在轉型後短短一二十年就成了世界上最文明的社會之一，可以對此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和證明。

　　10、文學藝術。傳統中國的宗教、哲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確大大遜色於西方，但在文學藝術領域卻不遑多讓，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足以彪炳千古，繪畫書法建築園林也可以獨樹一幟。民國時期產生了足夠多的文學藝術大師。中共建政後，老一輩文學藝術家幾乎被一網打盡，文學藝術領域呈現出荒蕪雕零的慘象，只有標準化、公式化、政治化、共產主義化的紅色文藝唱獨角戲。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政治意識形態管控的放松，又因為文學藝術本身就具有審美的、情感的、娛樂的與非政治意識形態的特征，因此借機得到了較為自由的發展，甚至產生了一批堪稱大師的人物，但好景不長，進入21世紀以來，文學藝術領域又恢覆了嚴厲的政治管控和意識形態審查。需要格外指出的是，70年來的黨文化嚴重毀壞了漢語言的文學性，最近10多年來愈益強化的維穩和監控，更是毀壞了漢語言文字的正常表達功能，其顯著的表現，一是生編一些畸形醜陋的詞組來顛倒黑白、愚弄公眾，比如休假式治療、釣魚式執法、自主性墜亡、保護性拆除、戴套式強奸、禮節性受賄、政策性提價、確認性選舉、臨時性員工，恐懼和屈從被稱為情緒穩定，強奸幼女被稱為嫖宿幼女，輪奸被稱為輪流發生性關系；二是設置大量網絡敏感詞，使得正常文章根本就發不出來，逼迫作者不得不使用錯別字、同音異義字、諧音字、文字中穿插數字和符號，搞得斯文不如掃地、漢語不覆為漢語矣！憲政民主中國將會掃除所有的黨化垃圾文藝，恢覆文學藝術的正常表達和表現功能，並在真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格局下重新煥發出蓬勃的生機和活力。不言而喻，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會特別強調和倡導勞動文學和勞動藝術的發展，以改善勞動者在文學藝術領域的弱勢地位；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也會支持和推動女性、少數民族以及其他一切弱勢群體的文學藝術的發展。

　　11、文化產業。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信息和知識經濟時代，知識、信息、智慧、文化的生產、經營和交換，已經在農業、工業、服務業三個產業的基礎上成為獨立的第四產業，並且反過來對前三個產業發生巨大的影響。從前，文化領域基本上與政治領域一樣屬於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由國家財政支出提供經濟支持和保障，民間文化並不占主導地位，在知識成為經濟、文化成為產業的情況下，絕大部分知識和文化的生產、經營和交換當然就脫離了國家的控制而轉入市民社會、公民社會的範圍，第四產業本身獲得的利潤和收入在本行業和本企業從業人員範圍內進行自主分配，這個領域的從業人員成為新興的知識階級和新興中產階級的主要組成部分。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是以工人階級為主要社會基礎的政黨，但認同工人階級向知識階級、中產階級大規模轉化的趨勢，因此在其參政和執政過程中，會積極推動知識經濟化和文化產業化的進程，推動勞動知識化和智能化的進程，推動工人階級白領化和腦力勞動化的進程，推動勞動者不斷積累和提高其人力資本、知識資本、文化資本的進程。

　　12、對外文化交往。憲政民主中國當然應該全方位大規模引進發達國家的教育文化、宗教和哲學文化、科技文化、倫理文化和藝術文化，也要引進所有其他國家有價值的文化，但這不等於要連根斬斷和完全拋棄中國傳統文化。我們承認以自由、平等、正義為核心的普世價值或世界主流文化價值，也承認西方人率先發現和弘揚了這一價值，但堅決否認西方人對這一價值的專利權和壟斷權，堅決否認西方人有權把自己的價值觀作為普世價值觀強加於所有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原因很簡單，普世價值或世界主流文化價值來自於人性、人類共通性，而不是來自於西方種族性。中國人也是人，人所具有的中國人無不具有。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自由、平等、正義的基因和要素，只不過被奴役、等級、不公的基因和要素壓制住了而已，西方傳統文化也長期由奴役、等級、不公的基因和要素占主導地位，只不過這一地位被近代以來源於自由、平等、正義的文化基因和要素的文藝覆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顛覆了而已。如果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現代文化的基因和種子，中國人就絕對不可能接受西方現代文化，即使用國家權力強推全盤西化，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國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轉型，就是要解放傳統文化中的現代要素，並且與引進來的西方現代文化有效對接和結合起來，兩者共同構成整個中國文化結構中的主導力量。日本、韓國和台灣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先例，那里已經形成了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文化格局、文化性格和文化風貌。我們相信，在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過程中，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向人類文化寶庫做出卓越的、獨創性的貢獻，這才是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所理解的中國文化的偉大覆興。

　　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社會綱領

　　1、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提出自己的政治、經濟、文化綱領的同時，必須提出自己的社會綱領和社會政策。這里所說的社會，不是廣義的、包羅萬象的、哲學意義上的社會，而是狹義的、特殊的、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主要指介於經濟、政治、文化三大領域之間的邊緣、交叉和過渡地帶，如社會保險、社會福利、教育平等、民族平等、男女平等、環境保護、文化產業、公共輿論等等社會生活領域，以及介於主要階級之間的邊緣、交叉、過渡階層和群體，如非正規就業和自由職業群體、少數民族、身心障礙群體、性少數群體、流民和無業人員、黑社會等社會生活主體。

　　2、建立全民義務教育體系。教育是公共政策和社會政策領域，關系到所有公民在經濟、政治、文化領域展開自由平等競爭的起點公平問題，國家應建立從小學到中學12年義務教育體系，並爭取實現公立大學的減免費教育，在這個基礎上鼓勵和規範民辦教育和私立學校的發展，以滿足各階級階層在教育方面自由選擇的需求。徹底廢除中共統治下形成的不公平的教育制度，任何一個兒童和青年，都不能因為經濟上的貧困、身心殘疾或其他原因而喪失接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所有孩子在常年居住地方就近進入中小學，不允許因為戶籍、父母階層和身份而被選擇性地分配到條件相差巨大的學校。

　　3、建立全民養老保險體系。中共憲法也假惺惺承諾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但實際上僅僅建立了體制內企事業職工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休養老制度，農民、大多數農民工、非正規就業和自由職業者、家庭婦女、大多數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大多數覆轉軍人、身心殘障人員、城市貧民等等，都沒有納入養老保險範圍之內；在人數有限的退休養老體系中，又存在企業退休人員、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和中共高級幹部之間的巨大的養老待遇差別。湧現出許許多多老年人八九十歲還不得不掙錢糊口、乞討、撿拾垃圾、在饑餓和死亡線上掙紮、絕望自殺的人間慘劇和社會悲劇。憲政民主中國首先要實行全民普惠制養老制度，任何一個年老公民都可以獲得一份能夠維持基本生存的養老金，在這個基礎上，根據各人所繳納的養老保險金數額、按照相同的工資替代率領取養老金，同時鼓勵企業年金、商業保險和社會互助等補充養老保險。

　　4、建立全民醫療保險體系。中共統治下的醫療衛生體系，成為權貴官僚資本對人民敲骨吸髓、無度榨取的暴利產業，形成了與養老等級制一樣的醫療等級制：農民小病不能報銷、大病住院只能從新農保獲得低比例的報銷；絕大部分農民工不能加入職工醫療保險體系；相當部分國有企業下崗工人和覆轉軍人沒有醫療保險；對普通城市戶籍企業職工和部分獲得醫療保險待遇的農民工而言，相當多貴重和救命的藥品排除在醫療保險目錄之外，只能自費；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走公費醫療，報銷比例比較高，報銷範圍比較廣；高幹享受耗資巨大的醫療保健和醫療特供，一個人花費成百上千人的醫療資源。無數平民百姓，因為沒錢看病而只能在家里等死或者拿刀子和鋸子給自己做手術，因為交不起費而被醫院拒之門外，因為不能及時交費而被拒絕施救並絕望死去，因為不能續費而被無情地趕出醫院，因為只能交一部分費而強迫家屬做出救孩子還是救母親的滅絕人倫的殘酷選擇，因為絕望抗爭而在醫院跳樓死或在家里喝藥死、上吊死、投水死……憲政民主中國將要徹底改變這一反人類的醫療制度，實行平等的醫療保險制度，讓每一個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都得到社會的平等的保護和保障，絕不能因為其經濟上的貧困而等死或喪失身心健康；取消權貴官僚統治階級的醫療特權待遇，任何人需要特別的醫療保健服務，只能自費從市場上購買；醫院和醫護人員恢覆救死扶傷、平等對待所有病人的人道主義職業倫理，其經濟效益和體面報酬得到國家財政補貼、社會保險基金、市場化醫療業務收入以及社會捐贈的有效保障。

　　5、建立全民工傷職業病保險體系。在中共統治下，農民根本就不列入工傷職業病範圍，就像他們從來沒有被列入退休範圍一樣；全國有不少於600萬塵肺病農民工，其他工傷和職業病農民工不計其數，他們為工業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絕大部分未被列入工傷職業病保險範圍，只能拖著病殘之身在死亡線上苦苦掙紮，一人得病，全家返貧。憲政民主中國必須建立工傷職業病專項保險基金，從制度上徹底解決工傷職業病的預防和治療以及病人的康覆和生活問題。

　　6、建立全民失業保險體系。在中共統治下，失業概念不適用農民，而且只有百分之十幾的農民工加入了失業保險，失業率統計以登記失業人數為準，因此很多人失業後不僅得不到失業保險金，更得不到重新就業所需要的培訓和中介服務，只能像一只小船在汪洋大海一樣的勞動力市場盲目漂流。憲政民主中國將把失業和就業問題當作國家最為重要的民生和經濟問題，給失業人員構築安全防線，幫助他們解決失業期間的生活問題並盡快實現再就業，同時重視在職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以抵禦隨時可能發生的結構性失業的風險。

　　7、人口、生育、婦女權利和家務勞動。物質資料生產和再生產與人口生產和再生產具有深刻的同構對應關系，後者大大超過前者或者大大落後於前者，就會導致物質資料生產嚴重不足或者嚴重過剩。兩者之間的良性關系主要通過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平衡來實現，這種平衡如果完全是自發地實現的，其間很可能會產生饑荒或生產過剩的現象，因此有必要通過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的調節來防止和減少這兩種現象。但這兩項政策應該是社會政策而不是政府行政命令，政府可以並應該提供經濟資源，但引導公民進行合理的人口生產和生育行為的應該是民間專業的社會組織，政府強制計劃生育，不管是強制少生還是強制多生，都是對自由生育權這項公民的基本人權和公民人格尊嚴的粗暴踐踏，都是把人當作牲口來圈養。中共政府過去以計劃生育之名虐殺了數億處於孕育之中的生靈，等到人口老齡化驟然來臨時，又引誘甚至強迫民眾多生，這是雙重的罪惡，憲政民主中國應該予以嚴正的清算。不論是激勵生育還是節制生育，都要通過科學而人道的社會政策來實現，其中包括建立覆蓋全民的生育保險制度、普及科學合理的生育文化以及對於人口生產和生育撫養第一主體的婦女的普遍和特殊權利的全方位保護，不僅保護她們的職業和公民權利，而且保護她們的女性和家務勞動者的權利，她們的家務勞動應該被視為生產性的、必須支付報酬的勞動。

　　8、平等居住權和住宅政策。每個人都有居住的需要，因為貧窮而買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而不得不露宿街頭或曠野，這在現代已經是不能容忍的社會恥辱了，也就是說，平等居住權已經成為一項基本人權了。在中共統治下，由於權貴官僚資本集團故意哄擡房地產價格，使房地產具有金融和財政功能，以維持其極權專制統治的經濟基礎，致使絕大多數農民工因為買不起房又由於政府不提供廉租房，而失去了在城市平等居住的權利，而竭盡幾代人之力按揭貸款買房的白領階層，實際上差不多成了終生的房奴，另一方面，特權階級不僅通過權力和資本直接獲得大量商品房，而且通過經濟適用房、集資建房、團購買房等等本來應該扶植弱勢群體的住宅社會政策掠取大量福利房。憲政民主中國要通過房地產立法和住宅政策來實現公民平等的居住權，一是要合政府、社會、企業之力，為低收入人群和貧困家庭提供廉價商品房源和廉租房源，二是要普遍建立住房公積金或住房保險基金，所有公民都有權加入這項保險，其個人賬戶所積累資金專門用於購房和支付房租。

　　9、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社會互助。這是社會保險制度和五險一金的補充，也是社會保障體系的組成部分，其中社會救濟是對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的最貧窮者或遭受天災人禍一時無力自救者的現金、津貼、補貼、實物救助；社會福利是針對社會困難群體提供的物質幫助和服務支持，前者包括現金援助、收入補貼等，後者包括醫療衛生服務、文化教育服務、勞動就業服務、住宅服務、孤老殘幼服務、殘疾康覆服務、犯罪矯治和感化服務、心理衛生服務等等；社會優撫是對烈軍屬、覆轉軍人、殘疾軍人及其家屬等特殊人群的撫恤、優待和補助；社會互助是社會成員自願組織和參與的扶弱濟困活動。中共的憲法和法律以及政府政策也承諾了這些社會保障項目，但一則財政投入太少，無力覆蓋龐大的困難人群，二是這些有限的社會保障資金是通過政府部門和官員自上而下分配的，結果被層層截留，到達真正貧困的人群手里的已經所剩無幾了，比如很多城鄉低保名額就給了各級官員的親友，導致楊改蘭殺死四個孩子並自殺之類大慘劇，比如覆轉軍人優撫政策沒有得到落實，導致全國數十萬覆轉軍人頻頻上訪維權，甚至一度包圍了軍委大樓。這種情況需要從制度上予以根本改變，由一個憲政民主政府與眾多的公民社會組織合作來完成社會保障事業。

　　10、環境保護政策。中共倡導的所謂“中國模式”，實質上是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權力市場經濟模式，其對中華民族造成的一個滔天罪行，就是對自然環境和資源進行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式的破壞性和掠奪性經營，使大好山河變得滿目瘡痍，導致嚴重的空氣污染、河流湖泊污染、地下水污染、土地污染、糧食污染、蔬菜污染……有用的資源被賤賣，天文數字的財富被轉移到國外，留給中國人民的是一個有毒的、不適於居住和生存的環境。這需要未來憲政民主政府和公民社會花費幾十上百年的時間才能修覆。為了中華民族千秋萬代的可持續生存、長遠的發展與恒久的福祉，無論付出多大代價治理和保護環境都是值得的。

　　11、民間社會團體、公民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憲政民主國家的社會政策，一方面是政府根據社會生活需要與社會成員和社會組織的意見制定出來的，另一方面又是通過社會組織得到實施的，一般來說，政府並不直接去完成具體的社會工作，而是通過對民間社會團體的政策導向和指引，或者通過把項目招標、下放、外包給公民社會組織，或者通過購買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生產出來的公益產品和服務，來完成社會治理和社會整合的。這里的民間社會團體、公民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是相近或相同的意義。在中共極權專制下，只有工、青、婦等等官辦的“人民團體”，它們其實不是什麽社會團體，而是黨和政府的外圍組織，受同級黨委直接領導，承擔一部分政治和行政職能，本身也具有行政級別，並按照行政區劃自上而下建立其組織等級和系統，其幹部和工作人員享受國家幹部和國家工人的待遇。在威權專制時期，這些官辦組織的性質、職能和待遇並沒有變，但允許社會上出現了民辦的團體和組織，出現了公民社會的萌芽，出現了成千上萬的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然而這個時期很短，自2013年以來，對NGO或者NPO的掃蕩開始了，不讓注冊，注冊後不許接受境內資金和境外資金，逼遷、整頓和注銷，以經濟犯罪、勾結境外敵對勢力、尋釁滋事、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顛覆國家政權等等罪名對其從業人員予以刑事打擊，艱苦發育了20來年的民間社會組織被摧殘殆盡。

　　然而，民間團體和公民社會組織，是現代社會的客觀發展需要，是公民結社自由的具體實現，是市場經濟與憲政民主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是任何人與任何權力集團阻擋不了的歷史潮流，在中國社會大轉型和憲政民主革命過程中，它們會很快湧現出來並成為團結和組織公民和民眾的中堅力量，在大轉型和憲政民主革命成功之後，它們更會得到自由、廣泛、蓬勃的發展。以社團、民間社會組織承接和替代政府的一部分職能，減少政府權力清單和減小政府規模，以社會力量約束、限制和監督政府，是社會民主主義既追求社會公平、建設福利國家，又恪守自由和憲政、維護小政府大社會基本格局的最有效的選擇。

　　12、對外社會交往。各國市民社會、公民社會之間的交流和交往，是真正的人民外交或民間外交。在中共統治下，沒有與國家和政府相對而立的民間社會和公民社會，沒有結社自由，沒有獨立自主的公民組織和社會團體，當然就不存在真正的民間外交了，所謂中美兵乓外交、中日民間友好交往等等，都是由官方主導的。憲政民主國家的社會組織以及國際社會組織也知道中國工、青、婦等所謂社會團體的黨化和官辦性質，不承認它們是真正的、自由的社會組織，即使與之有一些形式上的交往，也不可能有工作內容上的實質性交流。比如，號稱世界上最大工會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就不是最大的國際工會組織——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2006年與世界勞工聯合會合並為國際工會聯盟）——的成員組織，雙方之間老死不相往來，中國的數億工人活生生被中華全國總工會阻隔在世界勞工運動之外了。憲政民主建立以後，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將推動中國公民社會與全世界公民社會最廣泛的交流與合作，這種合作和交流將會為中國公民社會和民間社會組織的發展創造最為有利的國家環境和國際條件。

　　（2019年8月）

　　8.歷史正在向中國憲政民主左翼發出深切的召喚

　　當代海內外華人民主思潮，或者是泛自由民主性質的，或者是“憲政民主右翼”性質的，唯獨缺乏“憲政民主左翼”的聲音，甚至還沒有這個概念。如果這種情況不予改變的話，那就意味著，在中國社會和歷史根本轉型的過程中，中國下層和底層民眾很可能是失語和缺位的，或者即使在場和出場，由於沒有在大事變之前形成比較一致和理性的政治意識，他們的政治參與就很可能趨向於無序化、非理性化，以至於出現很大程度上的暴民政治。在下層和底層民眾不參與或非理性參與這兩種情況下，都很有可能甚至會必然導致極權專制的覆辟，或形成普金—盧卡申科式的威權專制。

　　憲政民主左翼應當並可以浮出水面了

　　是時候公開亮出“憲政民主左派”或“憲政民主左翼”的旗幟了。

　　1992年以來，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自由主義思潮浮出水面。當時也有一個“新左派”站出來反制自由主義，但因其存在否定市場經濟的價值取向，而且是純粹的學院派，遠離被下崗的老工人與成長中的新工人，停留於空洞的道德批判而提不出切實可行的經濟政治方案，因此，他們後來便分化了，一些人成為毛左和其他極左，一些人成為國家主義者和當局的座上賓（極右）。於是導致自由主義或右派在民間思想學術界一家獨大，而且正因為一家獨大、缺乏制衡，本來應該是中右的自由主義，卻表現出極右化的趨勢，終於，在2020年美國大選時，中國右派（包括自由派公知、人權律師、民運人士）選邊站隊，大多數成為“川粉”。

　　至於在西方真正付諸操作並獲得很大成功的、以社會民主主義為代表的憲政民主左派（中左），在中國過去二三十年間，基本上只是少量學院派學者純客觀的學術研究對象，並未落地成為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現象，只有極少數學者以及一些網絡社區的草根思想者，才正式把社會民主主義和憲政民主左派當做當代中國問題的分析範式之一，把它們提到中國社會轉型的推動力量、下層和底層民眾的訴求表達以及未來憲政民主的基本組成部分的高度。還有一部分自由主義者，最近也開始意識到自由主義極右化的嚴重性和危險性，他們開始傾向於進步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即左翼自由主義或自由主義左翼），從許章潤、張千帆、笑蜀、賀衛方等人的文章和表態中可以看出這一取向，當然，他們也無一例外地被狂熱的川粉斥罵為“黃左”和“左逼”。

　　在海外華人圈和民運圈中，屬於寬泛意義上的憲政民主左派（不限於社會民主主義）的人數要多一些，如夏明、王天成、滕彪、方舟子、林垚、傅志彬、仲維光、程益中等人，但他們也各自為戰，不成氣候；甚至，早就有人發起成立了中國社會民主黨和中國工黨等組織，但由於孤懸海外，不接中國本土地氣，目前還看不出它們做出了什麽成就。

　　大致說來，憲政民主左派或憲政民主左翼，包括三個主要的組成部分：一是以勞工運動為社會基礎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至於憲政民主框架範圍內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雖然更左一些，但與極左的共產主義還是有本質區別的，也可以歸入憲政民主左翼；二是以女權、環保、少數族裔、性少數等弱勢群體的社會運動為基礎的思想和政治流派；三是進步主義或左翼自由主義，它在歐洲屬於憲政民主右翼陣營，但在美國，由於社會主義傳統基本缺位，它就成了以民主黨為代表的憲政民主左翼，在中國，它至少應該成為憲政民主左翼團結和合作的最重要的戰略夥伴。

　　應該有人出來為中國偉大的社會轉型過程和未來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結構的建設，提供必不可少的憲政民主左翼視角和方案。我們可以大膽地說一句，沒有憲政民主左翼力量的形成、發展、努力和奮鬥，僅靠憲政民主右翼，是根本不可能推翻極權專制統治的，即使極權專制自己垮台了，如果僅僅是右翼反對力量取而代之的話，也絕對不可能建立憲政民主，充其量只會得到一個威權專制，甚至不過是換一個馬甲的極權專制而已。

　　憲政民主左派與憲政民主右派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

歐美國家建立憲政民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最初取代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形式上是以自由平等人權為原則的憲政民主（當然，這個形式上的憲政民主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歷史進步），在內容上，在很大程度上還只是資產階級共和國，也就是有產階級的威權專制，甚至就是馬克思主義所批判的“資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者、婦女、少數族裔、黑奴是沒有選舉權和結社權的。只有通過一百余年勞工運動、婦女運動、少數族裔民權運動，才落實了普選權，弱勢群體通過左翼政黨如工黨、社會黨、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參與國家政治，實現了憲政民主左翼與憲政民主右翼相互制衡與輪流執政，才形成了真正的和穩定的憲政民主制度。在當代世界，談到憲政民主，一定是左右競爭與合作的政治制度，這已經成為常識或左右兩邊的基本共識了。

　　然而，大部分中國自由主義者，卻把18、19世紀古典自由主義及其20世紀的翻版即以奧地利學派和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跨越時間和空間條件，縱向和橫向移植到了中國。誠然，正如古典自由主義在反對封建專制上厥功甚偉一樣，中國自由主義者也是反對極權專制的，這一點與憲政民主左翼是一致的，但是，在當下語境中，這些自由主義者同時把批判的矛頭對準了尚未成形的憲政民主左翼，對準了社會民主主義、勞工運動以及一切弱勢群體的社會運動，他們跟在米瑟斯和哈耶克身後鸚鵡學舌，把一切左翼都打成極左，把憲政民主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打成共產極權主義和通往奴役之路，這在客觀上就與極權專制形成合力了，因為極權專制不僅是嚴厲打擊追求自由的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也是嚴厲打擊追求平等和基本福利的工農群眾的。比如，當農民工進行罷工抗爭和集體維權時，當工人試圖組建自己的工會並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時，當局無一例外出動警察和維穩力量進行鎮壓，這些自由主義者雖然不好意思公開發聲支持政府的鎮壓，但也從來不支持和聲援勞工運動，而是從新自由主義的學理出發，反覆闡述工會導致勞動力壟斷、集體談判破壞勞動力市場定價機制、罷工違反契約，這實際上就是默認和支持低人權、無福利的血汗工廠以及政府對工人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剝奪。怪不得極右派代表人物張五常高聲歌頌中國政府是最好的新自由主義政府，中國模式是最好的新自由主義體制了。

　　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跟歐洲本土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毫不沾邊，而是一種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根本就不再是極左而早就變成了紅色權貴的極右專政，那麽，在異議和反對力量中，實際上也形成了一種尚未掌權的極右思想政治力量，一種可以稱之為“民間的極右”，或一種“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一種既緊張對立又客觀一致的關系：之所以是對立的，因為它的確是反對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這一點無需懷疑；之所以客觀上是一致的，因為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都反對來自下層和底層的、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

　　我們同情地理解到，中國特色自由主義之所以走到這一步，的確源於對毛澤東式的民粹主義、共產主義革命的一種恐懼的記憶，那場革命把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一網打盡，而以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名義建立了一種極權主義專政。中國特色自由主義的邏輯和歷史的謬誤（所謂自然主義謬誤），就是英國哲學家休謨所指出的從“實然”（is）中直接推出“應然”（ought），而忽視了人類主觀選擇改變因果關系的能動性，從客觀上存在過民粹主義革命的事實推出一切來自下層和底層的革命都必然導致暴民專政的結論。在他們看來，只要下層和底層參與和推動社會革命，就一定會導致無產階級專政和暴民政治，只有中產階級和知識階層精英主導的革命，才會建立憲政民主制度。

　　他們一方面堅決反對權貴官僚極權主義和專制主義，另一方面又絕對不願意喚起民眾一起完成憲政民主革命，於是，在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極權專制主義的無情打擊和羞辱之後，絕望之中的他們就把希望轉移和投射到像郭文貴和川普這樣的外部力量。從這個角度解釋郭粉和川粉現象，就是順理成章的了。他們不知道的是，十幾億民眾不動的話，幾十個郭文貴和川普都不可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他們不知道的是，當他們把憲政民主左派與下層和底層民眾推到對立面和極左陣營的時候，他們自己也在不知不覺間極右化和法西斯化了；他們更不知道的是，即使外部力量真的顛覆了中國現存的極權主義，在十幾億消極民眾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所謂“自由主義憲政民主”，仍然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極權專制或威權專制而已。

　　誠然，下層和底層民眾之中的確存在著民粹主義革命的潛能和傾向，但解決這個問題的有效途徑，恰好不是把民眾推到老極左和新極左一邊去，而是集憲政民主右派和左派的力量，全力以赴地去爭取和吸引民眾認同自由、平等、正義的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法治的優良政體。在這個過程中，一個追求普世價值而又親身投入下層和底層民眾維權運動的憲政民主左派，是成敗與否的關鍵，也是未來中國能否真正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的關鍵。

　　中國憲政民主左翼任重而道遠

　　如果主觀上崇尚和追求普世價值的憲政民主右翼能夠認識到自身的局限性並認同下層和底層民眾的自由和平等權利，願意向中間和中道靠攏的話，那當然是憲政民主左翼衷心歡迎和真誠慶幸的事情。的確，我們希望中國的自由主義不應該固守在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乃至保守主義的水平上，而應該與時俱進到現代自由主義即進步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的層次。但是，如果中國特色自由主義進一步極右化，雖然這是我們憲政民主左翼不願意看到的，我們也不會因此就放棄對憲政民主的追求，而應該把更多下層和底層民眾團結在普世價值與憲政民主的旗幟之下，以強大而又文明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吸引更多的古典自由主義者轉變為現代自由主義者，從而形成整個中國各界反對極權專制的偉大聯盟和宏大合唱。

　　對於中國憲政民主左派來說，存在著多重艱苦卓絕的任務，既要深入民眾，為民眾的利益和權利而奮鬥，又要防止和化解民眾中的極左化傾向和趨勢，引導民眾認同和追求憲政民主；既要團結那些認同憲政民主的右翼人士，又要反對那些威脅憲政民主的極右派。慘痛的歷史事實已經無可置疑地證明，極左和極右會導致多麽駭人聽聞的人道和政治災難。

　　憲政民主左翼主張，團結、動員、組織最廣大的民眾參與和推動中國社會的偉大轉型，既是應該的（無法想象讓絕大多數民眾置身於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外），也是必須的（非此不足以推翻人類歷史上最大而且最強的極權專制政權）。

　　憲政民主左翼主張，在將來的制憲過程和選舉政治中，下層和底層民眾擁有和實現一人一票的普選權與通過自己的政黨組織參與國家政治的權利，擁有通過憲政民主實現自己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要求的權利。

　　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憲政民主左翼願意擱置與憲政民主右翼在意識形態、價值觀和利益追求上的直接沖突，分別動員和組織各自的民眾力量爭取早日完成憲政民主革命；在憲政民主制度初步建立之後，遵循憲法、法律和政治倫理，與憲政民主右翼展開公平的競爭，共同實現中國的偉大覆興！

　　（2020年6月）

　　9.憲政民主左派與憲政民主右派合則雙贏、離則兩敗——答《中國良心知識分子談憲政民主》問卷

1.您理解的“憲政民主”有哪些基本要素？其中最核心的內容是什麽？

　　憲政民主的第一個基本要素是憲政，它要解決的問題是權力的邊界、大小和範圍，就是劃定個人與國家、公民社會與政治權力的邊界，規定政治權力只適用於公共生活範圍而不能侵入私人生活範圍。

　　憲政民主的第二個基本要素是民主，它要解決的問題是權力的來源、最終主體、產生程序，就是要通過公民、民眾的選舉和授權，產生一個具有正當性、合法性、權威性、公信力的政權和政府。

　　憲政民主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把憲政和民主這兩個基本要素組成為一個穩定而又充滿活力的政治結構和政治制度。歷史上有過沒有憲政的民主，也有過沒有民主的憲政，近代以來才實現了憲政與民主的結合，但即使如此，在憲政與民主之間仍然存在著矛盾和沖突，比如憲政更傾向於保護自由和競爭、限制政府權力範圍，民主更傾向於追求平等和福利、擴大政府權力範圍。讓憲政始終能夠容忍民主和平等的發展趨勢，讓民主始終能夠遵守憲政和自由的底線，這就是法治所要解決的問題。

　　法治是憲政和民主兩個基本要素的張力結構，是現代社會最重要、最核心、最關鍵的政治哲學、政治科學、政治藝術和政治技能：通過制憲和立法、普選制、多黨制、三權分立、新聞輿論監督、公民文化、社會運動等一整套法治機制，鞏固和發展憲政界定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礎上的憲政。

　　2.您是否將憲政民主視為各國都必須追求的理想政體？讚成或反對的理由是什麽？

　　這是一個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問題，需要徐徐梳理一下。

　　接著前面說，歷史上之所以產生了憲政、民主和法治，是因為它們滿足了人們對於自由、平等和正義的追求，其中憲政主要滿足了自由訴求，民主主要滿足了平等訴求，法治主要滿足了正義訴求；正如法治是憲政與民主的對立統一，正義也是自由與平等的對立統一。

　　那麽，為什麽人們會有對於自由、平等和正義的追求呢？有人說，這是出自人的本性的“天賦人權”和“自然權利”，而滿足這一訴求的憲政、民主和法治就是“自然法”的原理。這一盛行於十七、十八世紀的自然法理論，在早期憲政民主革命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從十九世紀就衰落了，因為它不能解釋，為什麽在古代和中世紀，一直是奴役、特權、不正義的力量占統治地位，一直盛行極權、專制和王霸統治，並且，這種情況也一直被人們解釋為天賦君權和自然法規（這可以說是另一種形式的自然法理論）。

　　所以，自然主義必須邀請歷史主義一起來解釋自由平等正義、憲政民主法治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它們確實基於人的本性，尤其是人的個體主體性，但在人類歷史早期，人的類主體性在人性結構中占主導地位，個體主體性只能在類主體性的母腹中孕生，經過長期發育後才脫離母腹呱呱墜地。

　　我的一個假說是，在人類歷史上，曾經發生了兩次飛躍：第一次是人作為類從自然界中脫穎而出，最初是自發地確立了人類主體性，後來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分別在古代希伯來、希臘、印度和中國得到了自覺的意識，歷史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因此稱這個時期為人類的軸心時代；第二次飛躍是人作為個體、作為個人，從人類的血緣、宗法、地方、政治、宗教共同體中脫穎而出，最初是自發地確立了個性和個體主體性，後來在公元1600前後幾個世紀間，通過文藝覆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得到了自覺的意識，並依此來改變人類的經濟和政治結構。

　　原來，人權、人道主義、普世價值（自由、平等、正義）既具有自然的、人性的根據，又是長期歷史演化的產物，同時還是無數個人努力探索、不懈奮鬥、奮勇追求的結果。由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構成的經濟結構，是這種新的普世價值的物質基礎，而憲政、民主和法治則是其政治保障。一種新型的文明湧現於西方世界。

　　既然大家都是人類，具有共通的人性，那麽，分居於地球各地的人種、群落、民族、國家，除被外力毀滅或者因為處於極度惡劣的自然環境而只能停滯在某一種狀態這兩種特殊情況外，絕大部分都會經歷上述兩次飛躍，只不過時間上會有先後而已。也就是說，走向自由平等正義和憲政民主法治，是大勢所趨。

　　另一個更為嚴酷且無可逃避的事實是，那些率先經歷了第二次飛躍的國家和地區，人的創造力、生產力、科學技術、物質財富、精神財富、文明程度、綜合實力等等出現了爆炸性的、呈幾何級數的增長，並且把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的觸角伸向全世界，對於尚未完成第二次飛躍的國家和地區形成巨大的威懾、壓迫和挑戰。在這種形勢下，後發國家和地區除非像歷史學家湯因比所說的那樣奮起應戰，利用後發優勢迅速完成現代化，那麽，在殖民主義時代就只好淪為殖民地，在後殖民的全球化時代，就只好被文明世界遠遠地拋棄在地球上某個日益荒蕪和雕敝的角落了。

　　3.民族民粹主義在全球範圍興起，世界上主要的憲政民主國家都面臨重重困難、嚴峻挑戰。您認為憲政民主制度能否經受考驗，是否還有強大生命力？

　　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後，至少在形式上建立了憲政民主的國家已經有一百多個了，目前被認為是完全民主國家和基本民主國家的有80多個，被認為是威權國家和極權國家的也有80多個，數量上基本持平。

　　最近二十來年，出現了一波歷史的回潮：大部分從前蘇聯解體而產生的民主化國家，都跟著俄羅斯和普金倒退回去了；中東地區一度發生的茉莉花革命所產生的民主化國家，除突尼斯還在勉力支持外，其余都退回到威權主義了，阿拉伯之春變成了阿拉伯之冬；甚至，在歐美一些發達的憲政民主國家，也出現了極端民族主義、白人種族主義和極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更有甚者，伴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模式（權貴市場經濟與黨國資本主義），正通過世界貿易、一帶一路、大外宣和戰狼外交，向外部世界擴張。憲政民主國家面臨嚴重的挑戰。

　　但是，如果以為中國模式足以與憲政民主模式分庭抗禮，甚至可以戰而勝之的話，那就太高估自己、太低估對手了。且不說，僅發達的憲政民主國家占有的全球GDP、全球科技力量和全球軍事力量，就都在60%以上，從內在的、長程的競爭力而言，美蘇冷戰已經證明極權專制沒有可持續性，中美冷戰將再一次證明這一點。有人認為，中國不同於前蘇聯那樣僵化封閉，通過改革開放，中國引進了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成功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成了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特洛伊木馬，甚至可以掌控世界經濟體系。在過去半個世紀歐美國家對中國實行擁抱接觸、門戶開放、和平演變戰略時，這樣說確實有道理，但在歐美國家放棄這一戰略，轉而采取競爭和對抗戰略，通過打造憲政民主國家聯盟，整合各國的經濟、科技、文化、軍事力量，對中國進行全面圍堵時，這樣說就是不識時務了。中國模式中的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成分，一旦與世界脫鉤，就會迅速走向停滯和衰退，即使依靠內循環和自力更生，也只能茍延殘喘，根本的原因在於，現代文明是一個由“市場經濟+科學技術”“普世價值觀”和“憲政民主法治”三個子系統耦合起來的整體，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如果得不到普世價值觀和憲政民主法治的支持的話，必然會走向衰落。在脫離了中國與歐美國家的經濟和科技交往之後，中國大概率會向毛澤東式的計劃經濟、一元化意識形態與極權專制三者耦合的超穩定結構倒退，也許可以抵禦外部世界而維持很多年，但卻逃不過內部周期性崩潰的無情命運。

　　4.憲政民主制度是否符合當今中國的最大現實需要?是否符合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曾經預言過“文明沖突”，尤其是儒教和伊斯蘭教與現代西方文明的沖突。您怎麽看待儒家文明與現代西方文明的關系？

　　告別極權專制制度，建立憲政民主制度，是當代中國最大的現實需要，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和核心利益：

　　首先，中國以一國之力，即使能夠糾集幾十個有利就上、無利就跑的極權國家和威權國家，形成所謂軸心集團，也無力與憲政民主國家聯盟抗衡。經濟和科技脫鉤、政治和外交圍堵，必將使中國陷於孤立，那時，中國或者會像北朝鮮一樣退回到閉關鎖國、停滯衰退狀態，或者會發生歷史上多次發生過的周期性崩潰和文明的大規模毀滅，這絕不符合中華民族的最底線和最基本的利益。

　　其次，從1840年算起，歷經十余代人的現代化努力，尤其是最近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等領域，已經積聚了不少現代性要素，它們是在中國超穩定社會結構中生長發育起來的異質性、創造性要素，只不過還沒有整合為一種新的結構並完成對舊結構的否定而已。市場經濟要素正在掙脫權力的控制，民營企業在資本、GDP、稅收、技術創新、就業、新增企業數量等方面已經占到國民經濟的大半壁江山，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國際化了，哲學、宗教、藝術、文化事實上已形成多元化的態勢，知識分子、白領階層、民營企業家、中產階級的隊伍還在不斷壯大，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階級人數已經達到三億以上……所有這些具有現代性的經濟、科技、文化、社會要素，無不要求得到政治上的表達和法律上的保障。相當一部分清醒的人民已不再受騙，他們通過互聯網和自媒體不折不撓地發出自己的聲音；相當一部分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每年都發生數十萬起、波及數千萬人的“群體性事件”。在這個基礎上，一小部分先行者前赴後繼地推動著民間抗爭的組織化和政治化與整個政治制度的憲政化和民主化。一旦中國實現了憲政民主，中國就融入了世界主流文明大家庭，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憲政民主國家，繼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實體，這才真正稱得上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覆興！值此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人抓住機會，實現憲政民主，完成社會轉型，不僅是最可欲的，而且具有相當的可行性。

　　第三，再從三千年中國歷史來看，雖然說，自秦漢以來，形成了由地主小農經濟、陽儒陰法的意識形態和帝王官僚專制制度耦合而成的超穩定結構，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巨大障礙，但其中也有一些傳統是可資利用的，比如皇權只到縣級，縣以下由鄉紳自治，這與憲政民主下的公民社會和基層自治是吻合的；科舉制曾經是打通下層和上層的中介和中間通道，未來憲政民主制度也需要一種從下層選拔人才、溝通上下的中間機制。先秦儒學、陽明心學，包含了一些世俗化、多元化、人道化、個性化的要素，左派王學更是把它們提升到了近代啟蒙思想的高度，這些都是可以繼承的。老莊哲學和道家思想也包含了一些自由、平等的觀念。至於被秦始皇“焚書坑儒”所消滅掉的楊墨之學，前者“無君”，是古代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最強音，後者“無父”，是古代的社會主義和平等主義的最強音，它們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與西方文化對接的基因，它們雄辯地證明，中國人也是人，人類所具有的，中國人無不具有；自由和平等，並非西方人的專利，古代中國人，也有對於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只不過被超穩定社會結構壓抑住了而已。

　　5.中國是否有必要制定新憲法？如果有必要，應當如何建立具備民意代表性的制憲機構？憲法草案應否訴諸全民公決？理由是什麽？

　　即使共產黨內出現戈爾巴喬夫、蔣經國、德克勒克式的人物，推動和主導政治轉型，現行憲法也是要大修大改的，重新制憲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貫穿於現行憲法中的四項基本原則，與憲政民主法治的基本原理是不相容的。何時制憲，在什麽歷史情形下制憲，現在不好預測，不過，既然是重新制憲，有幾個環節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全民參與、廣泛討論，俾使組成為人民的個人和群體的各種價值追求和利益訴求充分表達出來；二是由有識之士進行初步整合，形成一些有代表性的憲法文本；三是通過制憲會議或制憲委員會，比較、研究、綜合這些憲法文本，形成最大的共識、社會公約和憲法草案；四是將憲法草案交付全民公決，得到三分之二以上多數讚成方能通過和生效。

　　6.中國未來應當實行總統制還是議會制？請說明理由。

　　我主張議會內閣制，而總統僅為虛位元首。有人擔心議會制容易產生弱勢政府，難以承擔大國轉型的艱巨任務，至少在轉型期應搞總統制，等到建立和運行比較穩定的憲政民主制度後，再改為議會內閣制也不遲。這個考慮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可以通過強化議會制政府來解決這個問題，事實上，德國、英國等國的議會制政府的行政能力並不比美國、法國差。目前，在成熟穩定的憲政民主國家，只有美國等極少數國家實行總統制，只有法國等極少數國家實行半總統制半議會制，絕大部分都實行議會內閣制，這也證明了議會制相對於總統制的優越性。

　　7.議會應當采用一院制還是兩院制？請說明理由。

　　效仿德國等議會制國家的兩院制，其中眾議院由全國選民選出，負責產生和監督政府、全國性立法、國家財政預算；參議院由聯邦各州產生，眾議院提交給參議院的涉及聯邦各州事務的法案，必須征得參議院同意，對眾議院的其他法案，參議院亦有否決權，眾議院須以三分之二多數才能最終通過被參議院否決的法案。

　　8.未來中國是否需要實行聯邦制？如果實行聯邦制，如何劃分中央權力與地方權力？中國可以劃分成多少個省或者州？理由是什麽？

　　美國、英國、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亞、巴西、德國等大國，無不實行聯邦制，即使實行中央集權制的法國，也有比較充分的地方自治。

　　中國存在台、港、澳、疆、藏等地區和民族的歷史遺留問題，只有聯邦制才能夠予以化解。中央國家機關負責統一制憲和全國性立法，提供和保衛基本的、統一的市場經濟框架，負責國防、外交以及其他不可分割、覆蓋全國的公共事務，地方國家機關負責各地的經濟、文化、治安、社會事務。應擴大現有的省級行政區劃到60個左右的聯邦單元，主要是為了削弱規模太大的聯邦單元很可能會產生的離心和分裂傾向。

　　9.地方自治應當以省還是以縣為單位？地方自治最重要的幾大要素是什麽？

　　在聯邦制下，省州是聯邦單元，縣市是地方自治單位，現在的地級市這一政權層級應予取消，縣市直接與省州對接。現在的鄉鎮這一政權層級也應予以取消，村與縣市直接對接，實行完全的村民自治。

　　地方自治的基本要素包括：（1）自治地方即自治縣、自治市；（2）自治條例，由中央立法機關制定，規定自治內容，劃分自治地方與各聯邦省州、中央政權的權限；（3）自治權，縣州依法享有獨立的自治權，省州和中央不得進行行政幹預，縣市違法，由省州或中央提起訴訟，由法院審理裁決；（4）自治機關，由自治地方人民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不由省州和中央任免。

　　10.台灣、香港、澳門、新疆、西藏應當在憲法上享有什麽樣的特殊地位？您對香港未來的“雙普選”有什麽建議？

　　香港、澳門、新疆、西藏與大陸其他聯邦實體情況不同，應該享有更大的自治權利，中央應分別制定基本法予以保證。台灣的情況更加特殊，可能會有三種方案：第一種，在統一的“中華民主聯邦共和國”（簡稱為“中華民國”，再簡稱為“中國”）之名下，成為享有除國防外交之外所有方面高度自治權的聯邦實體；第二，在“中華邦聯”之名下，成為享有國防外交自主權的獨立國家；第三，成為完全獨立的台灣共和國，但與中國保持同文同種的戰略聯盟關系，相當於中華民族擁有兩個獨立的國家。在國際法上，民族不等於國家，一個國家可以有好多民族，一個民族也可以有幾個國家，比如德意志民族曾經有西德和東德兩個獨立國家，朝鮮民族也有韓國和朝鮮兩個獨立國家。無論采取上述哪一種方案，都比“武統”要好得多，後者是最壞的也應該是被整個中華民族所唾棄的方案。

　　香港的雙普選，是具有國際法資格的中英聯合聲明和具有憲法意義的香港基本法的莊嚴承諾，是實現香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讓香港人心真正回歸祖國的必要條件，落實雙普選，本來會使香港成為未來中華聯邦的重要模版和示範。取消雙普選，等於撕毀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只會導致香港的衰落和港獨運動的興起，也會加速台灣的分離和獨立傾向，於港、於國、於國際社會，有百害而無一利。

　　11.應當如何設計自由公正的選舉制度？選舉制度應當符合哪些基本條件？

　　應該按照聯邦制和議會內閣制的一貫原則來設計自由公正的選舉制度。國際上有單一選區制和比例代表制，我認為可以綜合這兩種制度，即效仿德國的二票制，第一票由選民選出各個選區的議員，數量為聯邦眾議院的一半席位；第二票選出進入議會的政黨，各政黨按得票比例分享眾議院的另一半席位，但未獲得5%支持率的政黨沒有資格按比例分享議席，其黨員獲得選區議員的，只能以個人名義參加議會活動。參議院議員則按各聯邦實體所占名額，由各州選民選舉產生。總統不再由全民直選產生，而由參眾兩院聯席會議選舉產生。

　　12.英美以兩黨制為主，歐洲大陸則是多黨制。您認為未來中國應當建立多黨制還是兩黨制？理由是什麽？

　　兩黨制和多黨制沒有嚴格的區分，因為兩黨制也是廣義的多黨制。

　　所謂兩黨制，大概是說經常由兩個黨輪流執政，其他小黨沒有執政機會；所謂多黨制，大概是說沒有兩個相當大的黨能滿足輪流執政所需的選票支持，於是只能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黨聯合執政，這樣，小黨也就有了參與執政的機會。兩黨制的優點是政局穩定，但包容性不夠，多黨制則相反，包容性強而政局不穩。

　　在未來中國憲政民主的第一階段，估計會有成百上千個政黨湧現出來，很可能會出現無法組閣的政治僵局，或者即使勉強組閣了，也會頻繁出現內閣垮台現象。治理這一現象的一項有力措施，是設置政黨進入議會的較高門檻，5%顯然不夠，得有10%，才能強有力地促進理念、綱領和政策相近的政黨加速合並重組，形成較大的政黨，經過幾年整合，形成溫和右派政黨、溫和左派政黨、激進右派政黨和激進左派政黨等為數不多的幾大政黨。

　　13.執政黨和國家之間應當是什麽關系？如何保證行政中立和去政治化？

　　政黨是公民結社參與政治生活的組織形式，本質上屬於“社會”的範疇，而不屬於“國家”的範疇，但通過普選和競選，某一政黨進入議會成為多數黨團的話，它就獲得了組閣的權力，就成了執政黨，其實際執政的成員就成了國家權力機構的一部分。

　　執政黨在立法的層面沒有辦法去政治化，它會努力把自己的政策變成國家的法律，當然，其間會與其他議會黨團反覆博弈，最終通過的法案不會只是一黨的意志，而是多少體現了全民的意志，多少是一種全民共識和社會契約。

　　進入行政即執行法律的層面，由執政黨組成的政府或內閣，就要謹守行政中立的原則了，也就是，必須忠於憲法和法律，即使是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沒有法律的授權也不能做，即使是自己不喜歡的事情，沒有法律的授權也不能禁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20年美國大選，川普敗選，他指責民主黨舞弊，並提起數十起選舉訴訟，要求在各級政府任職的共和黨人支持自己，但在各縣、各州和聯邦擔任行政長官的共和黨人，包括副總統彭斯和川普執政團隊的其他主要成員，依法辦事，拒絕了川普的請求並承認了選舉過程的合法性和選舉結果的有效性。這是對行政中立原則的最經典的詮釋。

　　14.您認為領導人是否應當實行任期制？應當如何保障任期制？

　　其實，在憲政民主國家，任期和年齡限制反而不那麽重要，因為存在激烈的政治競爭和權力制衡，即使能夠出現卡里斯瑪型的政治領袖，也很難長期掌權，即使長期掌權，也很難演變為個人獨裁。除了實行總統制的國家，因為總統掌握太大權力，故而被嚴格限制在兩屆任期外，議員和法官都沒有任期限制，議會制國家就更寬松了。在極權專制國家，最高領導人已經掌握了獨裁權力，也無需和不可能有任期和年齡限制。只有在威權專制國家，領導人尚未掌握獨裁權力，他們力圖取消任期和年齡限制，而黨內反對派、異議人士和民間輿論，才把任期和年齡限制當做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未來中國如果實行總統制，當然要有任期限制，如果實行議會內閣制，可以不設任期限制，或只設寬松的任期限制。

　　15.您如何評價中國目前的司法狀況？未來中國如何實現司法獨立？

　　中國目前沒有司法獨立，司法姓黨、黨管司法是被公開誇耀的事實。未來中國如何實現司法獨立？一派觀點認為，可以在現行政治制度範圍內，借鑒香港、新加坡的經驗，率先完成司法獨立或相對獨立，這一派被稱為“法治先行論”；大部分憲政學者認為，在憲政和民主沒有確立之前，在三權分立制度沒有確立之前，司法獨立和法治是不可能的，因此，政治制度的憲政民主化，是司法獨立的必備前提和條件。

　　16.民主的要義是多數人統治。如何在憲政民主的中國保護少數人的基本權利？

　　多數人的統治只是憲政民主的一個方面，不等於整個憲政民主的完整體系，保護少數人的基本權利是憲政民主的另一個重要的方面。少數人的基本人權，包括生命權和健康權、私有財產權和勞動收入權、信仰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來自於自由而平等的個體歷史地形成的權利，民主要以保護這些平等的權利為前提，並進而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保護少數人的權利，既意味著保護少數通過和平競爭變成多數的機會和可能性，同時也意味著保護多數變成少數時的權利。如果一個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只保護多數人的權利，而剝奪少數人的權利，這樣的民主就是極權民主，甚至就是暴民專政，而不是憲政民主，而且這種民主很快會轉而侵犯多數人的權利，極右法西斯主義政權和極左共產主義政權就是這麽幹的，它們已經給人類帶來了極其慘痛的經驗，我們決不能重蹈覆轍。

　　17.憲政就是依憲治國。您認為應當如何保障憲法在未來中國的崇高地位？違憲審查機制應當如何設計？法院有權解釋憲法嗎？

　　要保障憲法在未來中國的崇高地位，就必須使憲法具有可訴性和強制力，必須對所有法律法規以及相應的執法行為和司法行為，建立是否違憲的審查機制，撤銷違憲的法律法規，懲罰違憲的行政和司法行為。

　　大多數憲政民主國家都設有憲法法院或在最高法院設有專門委員會，負責違憲審查。憲法法院、最高法院當然有權並且只有它們才最有資格解釋憲法，相反，立法部門不能對自己所立的法律是否合憲做出審查，不能做審判自己行為的法官，因此，必然的邏輯結果是，它對憲法的解釋權就低於憲法法院或最高法院對憲法的解釋權。這是由三權分立的內在邏輯決定的。

　　18.您認為維權律師和法律界在司法獨立、憲政轉型和社會法治化過程中可發揮什麽樣的作用？

　　各國律師在實現司法獨立、憲政轉型和社會法治化的過程中，都發揮了特殊的以至不可替代的作用，遠可以追溯到英國、美國、法國革命中律師群體的光榮歷史，近可以見到台灣、韓國等國政治轉型過程中律師群體的巨大影響力。我國的人權律師、維權律師已經成為推進憲政民主進程的最堅強的社會力量之一。律師之所以能夠成為這樣一個群體，一是因為他們具有專業的法律知識和技能，能夠為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提供辯護；二是律師在司法體系中的身份和角色，給了他們一定的言論豁免權，當他們為當事人辯護時，有較大的言論自由；三是他們有相對獨立的職業收入，不依賴於國家財政的供養，這有利於堅守“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當然，他們也因此而成為黨化司法體制的眼中釘、肉中刺，遭到停業、注銷、吊銷、刑拘、指定監居、酷刑、判刑等各種各樣的打擊迫害，但只要律師在司法體系中相對於法官和檢察官的獨立地位不被取消，只要律師制度不被廢除，他們就有一定的言論和維權空間。

　　韓國電影《辯護人》講述了一個律師從商業律師到個體維權律師，再到社運律師的成長過程。這也會成為中國人權律師的發展路徑。目前，我國人權律師和維權律師基本上還停留在為個體維權的階段，即為各種各樣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權利遭受侵害的公民提供辯護的階段。但為個體維權的成本很高而功效較小，而為集體行動、為社會運動提供法律服務，人均成本會攤低，而功效、收益、社會效用則會成倍擴大；再者，為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提供事前和事中的法律服務，比為個體維權行為提供事後的法律救濟，對於推動公民社會的發育和憲政民主的進程，無疑具有更高的意義。這是我國人權律師、維權律師進一步發展的方向。

　　19.分權、制衡、法治的制度安排，是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護自由。你認為未來中國應當如何擴大和增進個人權利和自由？如何擴大和增進社會自治？如何處理保障政府效率和國家能力與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的關系？

　　保護、擴大和增進個人權利和自由，是實現和鞏固憲政民主的根本動力和目的。從政治哲學、道德哲學、法哲學、社會哲學和歷史哲學基本原理來看，個人是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個人的自主性、創造性、成就欲、發展欲，是社會發展的源頭活水，個性的發展是歷史進步的終極動力。個人在漫長的早期人類歷史中被共同體所禁錮，但個體性和個體人格也在共同體中得到孕育和生長，終於在近現代破殼而出，於是平等個體的自由和權利，成為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社會生活領域的旋轉軸心和構成原理，憲政民主法治是這一軸心和原理在政治領域的實現。

　　在中國，一百多年前，也開始進入思想啟蒙和個性解放的時代，但這一進程由於國內國際諸多原因而中斷了。改革開放，可以被理解為是一黨專制出於維持和鞏固其統治需要而對普通民眾個性的松綁、容忍和放養，但在這個過程中，由於人性的自發發展趨勢，由於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由於接續了49以前已經初步形成的個人自由傳統，由於引進了西方文化豐富的個性自由文化，個性的自由發展，也逐漸由外力恩賜的，變成了內生的，變成了內在的需要和動力，變成了目的，從而為中國的憲政民主的產生奠定了最為重要的內在根據和內部條件。

　　從個人自由和權利通向憲政民主，又有一個必經的環節，那就是社會自治，或者叫做民間社會、公民社會的建設。無數個人，必須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形成各個領域、各種範圍的相互競爭而又合作的關系，才能使抽象的（作為內在身心需要的）個人自由和權利，變成具體的、外在的社會現實，否則，孤立的個人，就會像一盤散沙，面對高度組織起來的國家時，不僅無能為力、無所作為，而且隨時會被強大的國家所控制、規訓、傷害、壓迫和奴役。無數個人只有自組織為公民社會並且掌握大部分經濟社會文化資源，才能形成大社會小國家的基本格局，才能把權力關進籠子，才能以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取代極權專制權治的政治制度。

　　中國人的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是，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必須服從於集體、民族、國家、人民、歷史等等“整體”“總體”的需要、利益和要求，整體大於部分，大河無水小河幹，沒有國哪有家？當然，這種說法也有一定的道理，畢竟，整體不能化約、還原為個體，整體不等於部分的簡單相加，但更為根本的是，沒有個體哪有整體？在個體與整體的相互作用過程中，只有個體才具有原創性、主動性，才是整個過程賴以重新進行的原動力和發動機，才使得人類歷史具有“進步”和“發展”的性質，否則就會永遠停留在動物世界一般的原始狀態了。這就是為什麽率先確立了個人自由和權利的近現代西方國家得到了加速度發展並把沒有確立這一原則的國家遠遠地甩在後面的根本原因！無數事實雄辯地證明，所謂政府效率和國家能力正好是以保護和激勵個人自由和權利為前提和基礎的。在那些壓抑和剝奪個人自由和權利的極權專制國家，也許在短期內會取得驚人的政府效率和國家能力，但在長程的競賽中，一定會輸給憲政民主國家。眼下全世界都在抗擊新冠病毒，出現了兩種抗疫模式，一種是嚴重限制和取消個人自由和權利的行政-強制模式，一種是保護個人基本自由和權利的科學-民主模式，前者在短期內有效，但缺乏可持續性，後者在短期內效率低、代價高，但卻是一條從根本上解決疫情的正確道路，長期而言效率最高、代價最低。

　　20.言論和新聞自由在憲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麽樣的地位？如何在中國保障言論自由不受國家幹預或操縱？您如何理解寬容和言論自由之間的關系？

　　思想、言論和新聞自由是第一階梯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因為人們總是先有思考和說話，後有選擇和行動，先有私人生活範圍的選擇和行動，後有公共生活範圍的選擇和行動，而新聞自由就是在公共生活範圍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憲政民主不可能建立在思想控制、禁言封口、洗腦撒謊、屏蔽真相和歷史造假等等的基礎之上，思想、言論和新聞自由是憲政民主的第一塊基石。另一方面，又只有建立了憲政民主制度，思想言論新聞自由才能夠得到真正的保障和充分的發展。

　　中國尚未建立憲政民主，因此，雖有現行憲法第35條的承諾，思想言論新聞的自由卻得不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諸如防火墻、新聞出版審查、網絡刪帖封號乃至動用刑法打擊追求思想言論新聞自由的人們，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另一方面，如果因此就不去追求思想言論新聞的自由，我們就永遠得不到這一自由，而憲政民主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在極權專制條件下，我們如何一點一點地追求和擴大我們的思想言論新聞自由？應該說，任何一種極權專制都不可能完全徹底地取消人的思想言論新聞自由，至少人的頭腦是不可能被完全操控的，多少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就是在極權專制條件下創作了流傳千古的偉大作品，只不過當時可能藏之名山留諸後人了；至少人們還可以在私生活和私人交往的小圈子里努力踐行思想和言論自由。互聯網為思想言論新聞自由的實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和寬廣的平台，只要不關閉互聯網，即使被人工和自動監控、被打擊迫害，只要不屈服不放棄，網民就會有無窮的智慧、有無數種方法和技巧發出聲音、報道真相。此外，翻墻進入國外社交媒體形成中文思想、言論、時政和新聞群落，通過國外媒體發表觀點、文章、論文和著作，在國外形成華人思想輿論文化圈，影響世界並反饋到國內，也不失為推進思想言論新聞自由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徑。

　　就在2021年9月7日，身在墻內的株洲公民陳思明在推特上公開宣布：“中共當局窮途末路，會用盡各種非法手段來打壓言論自由，禁錮人們的思想以及廣泛地踐踏人權。可以預計中國的人權狀況會越來越惡劣。關鍵在於人們怎樣對待中共。關於翻墻，公安找我談過不知多少次，每次我都理直氣壯地宣示這是我的基本人權。反共是我的思想自由；上推特是我的言論自由。要抓，請便！”這是數字極權主義時代中國公民勇敢的言論自由宣言，值得我們追隨和效仿。

　　21.集會與結社自由在憲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麽樣的地位？在中國應當如何實現？

　　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和權利，已經上升到行為層面了，它們是形成民間團體、公民社會的主要組織形式，也已經是政治表達和政治參與的重要途徑了，可以看成是第二階梯的人權和公民權利，也是憲政民主的第二塊基石。眾所周知，現行憲法第35條也有相關承諾，但卻被具體的法律法規明確地取消了，迄今為止，它們得不到法律的保護，而最多只能以某種消極的形式得到偶發的、零星的實現，比如在很多群體性事件和集體維權行動中，包含了一些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元素。所以問題的關鍵也在於，在極權專制條件下，我們如何逐步追求和擴大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權利？

　　從人性論上講，集會、結社源出於人的社會性本能或社會交往需要，“社”的本義是土地神和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後引申為“團體”，“會”的本義是積聚柴禾，引申為聚合、會合和“用來聚集的地區”，社、會合並而言，就是“在一個地方所聚集成的一個團體”；遊行、示威、請願、罷工也出自人性中團結、合作、集體行動的需要，聚眾造反、起義暴動、暴力革命是比較粗糙和早期的形式，遊行、示威、請願、罷工、非暴力革命，則是比較文明和現代的形式。

　　任何一個極權專制社會，實際上不可能長期壓制和窒息人們的社會性需求，正如不能長期壓制和窒息人們的個性需求一樣，否則必然像高壓鍋不斷積聚壓力，如果不減壓就必然引起爆炸。這也好比在十字路口只有紅燈沒有綠燈，而過路口是人們必然的需要，等得不耐煩了，就必然會集體闖紅燈；又像是大街上根本就不建公共廁所，而拉屎撒尿是人們必然的需要，憋不住了就會隨地大小便。

　　極端自私而愚蠢的統治階級逆人性而動，為了維護其專制獨裁，像防範洪水猛獸一樣防範民眾的集會、結社（自組織化）和遊行、示威、請願、罷工（集體行動）。但盡管如此，仍然存在著組織化和集體行動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城市化和工業化，把幾百萬幾千萬人聚集在一個城市里，把幾千人幾萬人聚集在一個工廠里，把幾百人幾千人聚集在一個居民社區里，大大降低了組織化和集體行動的成本和難度，另一方面，高度集權的國家、社會和企業管理體制，其決策缺乏公意依據和民眾授權，很容易傷害到民眾，又缺乏及時糾錯的機制，這就隨時可以引爆大規模的民眾抗議，這些年不斷增多的群體性事件就是明證。

　　問題是，群體性事件雖多，留下來的組織化遺產卻很少，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當局絕不容忍任何可見的、具有橫向和縱向聯系的實體性組織的存在，出現一個就剿滅一個，因此，“無組織的組織化”就成了中國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而真實的議題，恰好此時，香港青年人主導的反送中運動，提供了這方面的成功經驗：無形、無中心、無大台、無垂直行政管理層級，但同時通過網絡實現協調一致的行動，創造了在一個700多萬人的城市，好幾次多達100、200萬人以上參加集會遊行的奇跡！當然，在體量和力量大於香港一二百倍的中央政府的打壓下，反送中運動失敗了，但不等於香港人創造的社會運動模式也失敗了，相反，如果這一模式能夠同時引入大陸幾十、幾百個城市，就一定會取得成功。

　　最好是國際社會能夠以最新科學技術摧毀中國的網絡防火墻，這樣就會大大加速中國人民通過網絡進行的自組織化進程。即使不能做到這一點，只要有足夠的翻墻者能夠充分利用Telegram、Whatsapp、Signal、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體和工具所具有的建群功能，建立各縣鄉、各市區、各行業、各維權板塊、各政治派別的公民群，也能夠初步完成民眾的組織化。時機一到，這些網絡社群就可以變成實體社群，聯合各界民眾，通過遊行、請願、示威、罷工、罷課、罷市等等數十種非暴力抗爭運動，一起推動中國的憲政民主進程。

　　22.宗教自由在憲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麽樣的地位？如何在中國保障宗教自由不受侵犯？

　　宗教信仰自由是憲政民主制度所要保護和保障的公民的基本人權之一，每一個公民都有信仰與不信仰的自由，每一種宗教都有平等存在和發展的權利。只有實行政教分離，把宗教信仰列入受國家和法律平等保護的私人生活範圍，才能真正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如果有一種宗教成了國教，並禁止其他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就蕩然無存了，而唯一得到保護的國教也會淪為極權主義和國家恐怖主義統治的工具。

　　在中國歷史上，除了具有半宗教信仰半世俗道德性質的儒家受到統治者格外的青睞外，道教、佛教基本上處於私人精神生活領域，其他各種民間宗教也雜然並呈，並不爭奪唯一國教的地位，從未出現過其他文明中出現過的宗教裁判、宗教仇恨和宗教戰爭。這本來是值得繼承的為數不多的中國好傳統。但共產主義來到中國後，暴力中斷了這一傳統，所有宗教都被掃除，而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強迫人們必須接受、信仰和踐行的絕對真理，成為洗腦和控制的工具，實際上已經具備了邪教信仰的所有本質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除了本土宗教傳統得到一定程度的恢覆，外來的基督教也一度得到很大的發展，但是好景不長，先是佛教的一支法輪功受到殘酷的打擊迫害，繼而基督教也在各地受到摧殘，許許多多法輪功和基督教信徒為捍衛自己的信仰，失去了家庭、健康、自由甚至生命！

　　中國的宗教信徒們，為了得到真正的信仰自由，必須加入到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的偉大鬥爭中去，所謂宗教不涉足政治，是自欺欺人的說法。說宗教不染指政治權力、不追求政教合一，這是對的，說宗教不在極權專制和憲政民主之間選邊站隊，那就不對了。恰恰相反，由於宗教信徒具有世俗人士所不具有的信仰優勢，可以在推動憲政民主事業方面發揮道德楷模和意志榜樣的作用。宗教信徒具有天然的組織資源，完全可以率先實現教會本身的憲政民主化（在宗教組織內，保護私域的自由，實行公域的民主），為整個中國的憲政民主提供示範。教會組織還應該與社會各界民眾的切身議題結合起來，為他們的維權抗爭提供資源支持，比如很多勞工兄弟姐妹信仰了基督教，那麽基督教組織就應該針對勞工維權的議題和訴求，為他們提供經濟上的救濟、道德上的鼓勵、心理上的撫慰。基督教也因此更能夠深深紮根於底層民眾之中。

　　23.大學自治在憲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麽樣的地位？如何在中國當下實現大學自治？

　　在民主國家，大學是為市場經濟、公民社會、憲政民主源源不斷地培養和輸送人才的專門機構，在政治方面，不僅為憲政民主提供人文社會科學思想理論的探索和支持，而且身先示範，成為民主自治的榜樣。

　　歐美大學自治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學生自治（學生會），第二個層次是教師自治（教師工會），第三個層次是校務自治。第一個層次的學生代表和第二個層次的教師代表可以進入第三個層次的校務自治。校務自治，無論是德法意以學術評議會為核心的治理體系，或是美國以校董會為核心的治理體系，還是英國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分工合作的治理體系，都具有獨立於政府的自治權力，同時也較好地平衡了教師、學生、行政人員等各方的權益。

　　中國目前是黨辦教育，教育姓黨，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

　　學生會不是自治和民主的，而只是黨委—團委（學生工作部）—院系黨支部—輔導員這個垂直系統控制下的學生被組織。教師工會也不是自治和民主的，一般由黨委副書記擔任工會主席，僅限於搞一些福利和文娛活動，以及充當同樣有名無實的教職工代表大會的所謂日常工作機構。

　　不可能有民選的學生代表和教師代表參與校務管理；學校本身當然也沒有自主辦學的權利，而必須接受上級黨政的領導。在這樣一個體制內，也有兩個有一點亮色的地方，一是很多學校設有院校兩級學術委員會，在科研管理層面享有一些民主決策權；二是普遍出現了一些學生興趣社團，帶有相對自治的色彩，對於活躍學生課外生活發揮了較為良好的作用。

　　在中國推進大學自治非常困難，但無論如何，也不能等到憲政民主實現了以後才來開始實現大學自治。大學是知識分子最為集中、知識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民主自治的主觀條件最為充分，而且還有一定的歷史傳統可以繼承和發揚光大，一百多年來，大學生一直走在愛國、民主運動的最前列，甚至成為八九民運的主導力量，成立了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各大城市高校自治聯合會和外省高校自治聯合會，而民國時期的大學自治、教授治校也是有聲有色、傳為歷史佳話的。在完成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過程中，大學教師和學生理應也完全可以發揮極為重要的引導和推動作用。

　　24.公民社會在憲政民主制度中擁有什麽樣的地位？“人民主權”這一理念如何在憲政民主制度中實現日常化、程序化？

　　公民社會特指以公民為主體、以個體自由和公民權利為軸心形成的、與政治國家相對而立的社會生活領域，在歷史上曾被成為“市民社會”，或與“官方”相對而立的“民間社會”，包括家庭、企事業、社區、社群、社團、階層、階級等一系列存在形式。公民社會是憲政民主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公民社會的相當程度的發育和發展就不可能形成否定極權專制建立憲政民主的內在需要和主體力量，另一方面，憲政民主是公民社會的完成和上層建築，只有憲政民主才能使公民社會的充分發展獲得政治法律保障，否則，已經初步發育成型的公民社會，就會被極權專制力量所摧毀。

　　人民主權，不能理解為一個盧梭式的、擁有自己的大腦和意志（公意）的人民整體具有統一的政治主權，人民不是一個抽象的不可分割的整體，而是無數具有特殊利益和意志的公民個體的集合體，他們通過交換、交往、交流形成一些基本共識；他們通過政治參與、投票、公決產生一部憲法，形成一個社會契約體或政治共同體；他們通過普選和競選產生國家政權，由議員、行政官員和法官組成一個相互制衡又相互合作的國家治理體系，而人民通過周期性的選舉彰顯和行使選擇權、否決權和終極決定權。

　　只有這樣理解的人民主權，才是憲政民主意義上的人民主權，才是真正可以落實的、具體化的、日常化的、程序化的、每一個普通公民都可以享受到的民主權利。如果是極權主義、民粹主義的人民主權，作為整體的人民就不得不把治理社會的政治權力授予一個唯一能夠體現公意或完全代表全體人民共同利益的政黨，在這種制度下，具體個人就完全失去了政治選擇權和參與決定權了。

　　憲政民主是一個個體化、具體化、日常化、程序化的政治參與和整合過程，一方面，每一個公民都經常性地參與企事業自治、行業自治、社團自治、地方自治，夯實憲政民主的微觀、中觀社會基礎；另一方面，每一個公民也通過議員、公眾媒體和自媒體、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周期性的選舉、法律訴訟、全民公決等等渠道和方式，來行使自己對各級國家機關的批評監督權、參與決定權、創制權和覆決權等等“人民主權”。

　　25.您認為目前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狀況如何？積極公民與消極公民之分在中國今天有沒有現實意義？

　　江湖時代，算是威權專制和寡頭共治時期，公民維權運動和公民社會一度得到一定的發展空間。從2012年開始，新公民運動、南方街頭運動、女權運動、網絡異議、基督教、訪民和維權群體、律師、勞工運動，依次受到大規模打擊和整肅，處於萌芽階段的公民社會被打散，公民運動陷入低潮，人民基本上又回歸到原子化狀態了。

　　盡管如此，消極公民和積極公民的區分還是有意義的。首先，所謂消極公民，是指一些人已經有了公民意識和憲政民主追求，但在高壓管控下，不能夠公開大膽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更不能夠積極地組織和行動起來，處於不主動與體制合作也沒有自己正面建樹和作為的狀態。

　　消極公民是潛在的、不完全的公民，但與臣民、奴民已經有了本質的區別了。只有很少數的人已經達到了積極公民的程度，他們在利用每一點可能和空間踐行公民理想，他們當中最優秀的，是先知先行者、仁人志士和英雄豪傑，不是已經進了監獄，就是走在通往監獄的路上，甚至已經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公民社會和憲政民主的建設，有賴於臣民、奴民大規模地轉化為消極公民，有賴於消極公民大規模地轉化為積極公民。

　　26.“第一代人權”主要是消極的公民與政治權利，“第二代人權”是指積極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二者在憲政民主制度中各有什麽樣的地位？在中國推進憲政民主的進程中，二者同時並舉是否可行？

　　第一代人權指作為憲政民主國家立國前提的那些歷史地形成的“個體性人權”，如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人格尊嚴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因為它們是不通過國家和政府積極幹預就已經生成的，所以又被稱之為“自然權利”或“消極人權”。第二代人權指通過憲政民主國家和政府積極幹預而產生的“社會性人權”，通稱“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也可以叫做“積極人權”。第一代人權與第一階段的憲政民主相匹配，第二代人權與第二階段的憲政民主相匹配，它們分別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

　　歐美國家確實經歷了從第一代人權到第二代人權的長達一百多年的過渡時期，甚至在第一代人權中，也沒有普遍、平等的政治權利，大多數人的結社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受到財產、階級、性別、種族等方面的限制，這些限制的完全破除，與“經濟、社會、文化”領域的平等人權一樣，是在長期的勞工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女權運動、少數族裔民權運動推動下，才得到實現的。在現代憲政民主制度中，兩種人權是相輔相成的，第一代人權是前提和基礎，受到憲政的保護，第二代人權是升華和提高，受到民主的支持，兩種之間的矛盾，由周期性選舉和政黨輪替來調節。

　　在推動中國憲政民主的進程中，兩種人權應該並且可以同時並舉，理由如下：

　　1、後發國家不一定要亦步亦趨地重覆先發國家的發展步驟，可以利用後發優勢，把先發國家經過長期探索和試錯得到的理論和制度建設成果收為己用。

　　2、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一萬美元，已經超過歐美國家確立和落實第二代人權時的經濟發展水平，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資源和經濟能力，完全可以解決貧富兩極分化、建立全民社會保障等問題。

　　3、歐美國家是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傳統基礎上完成政治轉型建立憲政民主的，自然重視第一代人權，共產黨國家卻是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前提下開始政治轉型的，存在巨大的國家對人民的平等和福利欠賬，人民的平等和福利訴求也比較強烈，因此，如果不回應這一訴求，單純強調第一代人權的話，會遇到民間的阻力，也不利於激發民眾對第一代人權的追求。當年波蘭的社會政治轉型，主要不是被私有制、市場經濟和中產階級的發展對第一代人權的需要所推動的，而恰好是工人階級不斷對政府施加的福利問責，導致了共產主義政權的崩潰，大部分成功轉型的前東歐國家，都是同時實現兩代人權的，它們也都順利地加入了人權門檻較高的歐盟。

　　當然，同時並舉並不等於所有追求憲政民主的主體都在兩代人權上平均用力，中產階級可以多在實現第一代人權上用力，但也不要反對而應主動兼顧第二代人權的實現，勞工階級可以多在實現第二代人權上用力，但也要與中產階級一起實現第一代人權，畢竟，第一代人權具有人性上的相對優先性和歷史上的相對先行性。

　　27. 您認為平等或反歧視具有什麽樣的社會作用？如何有效實現平等、禁止歧視？

　　在人類價值榜上，自由相對優先，平等緊隨其旁，兩者是空間上的左右關系，不是時間上的先後關系；沒有平等的自由是少數人極端的自私和任性，沒有自由的平等是多數人平均的窮困和被奴役。只有自由和平等之間形成一種合理的張力，才會產生第三種價值，即正義，或社會公正。這三種價值是憲政民主法治社會的基本價值，其他如仁慈、博愛、奉獻、犧牲等價值，作為個人追求當然很高尚，但不能成為公共制度建設的基本原則。

　　自由，作為每個人、所有人的自由，已經具有平等的含義了，人格平等、資格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與自由是完全一致的，自由主義者也是讚成和提倡的，他們不提倡並強烈反對的是起點和結果的平等。另一方面，歷史上大多數平等主義者也並不是平均主義者，他們也承認個性、自由和差別的價值，只不過他們認為，平等相對自由還有獨立的價值，不能簡單化約和還原為自由；懸殊的貧富差別、貴賤差別、智愚差別既沒有天生的必然性，也是不可接受的，而有一定差別的共同富裕、社會地位平等、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不僅是可欲的，而且是能夠實現的。

　　如果自由主義根本否認任何形式的再分配，它就變成了極右翼的自由至上主義，無法解決市場失靈和馬太效應等問題，最終淪為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如果平等主義根本否認自由的相對優先性，否定私有制和市場競爭，那就會導向平均主義、民粹主義和極權主義，20世紀已經給出了慘痛的教訓，不要再一次嘗試了。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平等主義（社會主義）只有向對方靠攏，才能形成自由和平等的合理張力，才能建成一個公平、正義、公正的社會。應該說，左翼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和右翼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是人類目前已經達到的兩種較好的選擇。

　　28.女權運動和勞工運動在憲政民主制度中各有什麽樣的地位？二者應當避免哪些陷阱？

　　女性占人類的一半，人權當然包括女權，猶如女權當然是人權一樣。女權運動是對數千年來男尊女卑、男女經濟婚姻社會文化政治不平等的反抗，是對男女平等人權的追求。如果婦女人權缺失，憲政民主就只完成一半，因此女權運動是憲政民主的主要推動力量之一。

　　人口的一半是婦女，而大多數婦女的經濟社會身份是勞工，勞工階級占當前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勞工在經濟上是無產者和窮人，在社會上是賤人，在政治上是無權者，在文化上是知識匱乏者，這個階級是被侮辱被損害被剝削被奴役最嚴重的階級，有著改變現存社會的最強烈的動力和願望。在歐美國家歷史上，勞工群體曾經自發地參加了實現第一代人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此後，勞工運動和以勞工為主體的社會主義運動，是追求和實現第二代人權並使憲政民主由古典階段上升到現代階段的主要推動力量。中國勞工運動也承擔著相似的歷史使命，不同之處在於，它同時追求兩代人權與現代憲政民主的實現。從本世紀10年代爆發的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一波高潮來看，其主要訴求既包括生命權、健康權、自由權、結社權、政治權利等第一代人權，也包括集體談判權、罷工權、勞動收入增長權、社會保障權、精神文化發展權等第二代人權。由此可知，中國將會建成的，不是1.0版的憲政民主，而是2.0版的憲政民主。

　　吸取歷史的教訓，女權運動和勞工運動應該避免的陷阱是極端化和極左化、覆仇心理和專制循環，即以女權專制報覆男權專制，以勞工階級專政報覆資產階級專政。我們要實現的是男女平權和勞資平權，而不是婦女對男人、勞工對資本家的統治；要實現的是憲政民主，而不是任何一種形式翻新的極權專制。在未來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在各種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中，一定會有各種極右和極左思想政治力量站出來爭奪影響力和權力，對此，中右和中左的思想政治力量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並以強大的憲政民主聯盟壓制極右、極左力量的崛起。

　　29. 如何保護少數族群的語言文化、受教育權和參與全國競爭的公正機會？在中國憲政民主轉型過程中，應當如何維持族群和睦？

　　在一個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客觀上都會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一般而言，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完整，少數民族多少會從中央政府得到一些特殊的保護、照顧和補償。中共政權也承諾了民族區域自治，也給予了一些經濟、社會、文化上的優惠政策，但由於遍及全國的高度集權的黨國極權專制，不僅漢族，少數民族也都受到嚴格的統治和控制，這就消解了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和優惠政策，引起少數民族的抱怨和離心傾向。為了防止少數民族的抱怨和離心傾向擴展到漢人和漢族地區，黨國就以簡單粗暴的方式對少數民族進行有針對性的規訓、洗腦和壓制，傷及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語言文化、生活方式，引起一定的乃至激烈的反抗，黨國嚴厲鎮壓這些反抗，又引發宗教原教旨主義、恐怖主義和分立獨立要求，這就是疆獨藏獨形成的因果鏈條。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實行聯邦制，憲法上有比中國更為寬松的民族區域自治框架，但也由於共產黨高度集權的一黨專制滲透到了各加盟共和國，並未消解而是激化了民族矛盾，最終這兩大共產主義聯盟都陷入了國家分裂以至血腥的民族仇殺，這是中國在社會政治轉型過程中應該特別吸取教訓的地方。

　　30.如果實行聯邦制和地方民主自治，中國邊疆地區是否會出現政治分裂或軍事沖突？如何避免這種現象發生？

　　憲政民主制度下的聯邦制，是消解民族沖突、實現民族和解的最好方式，英、美、德等等聯邦制國家都是成功的實例，但在過渡和初級階段，控制不好的話，也會引發政治分裂以至軍事沖突，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共產黨倒台後就出現這種情況。

　　如何避免這種情況呢？從邏輯上推理，可以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得到主體民族支持的民主聯邦中央政府要成立民族問題真相與和解特別委員會，清算中共政權對藏、疆等地區少數民族所犯過錯和罪惡，對受到傷害的當事人給予精神上的撫慰和經濟上的補償；二是實行聯邦制，真正落實民族區域高度自治權；三是頒布政黨法，只允許依據經濟分化和社會分層建立全國性政黨，少數民族和漢族一樣選擇加入不同的全國性政黨進入政治競爭，不允許依據民族分別和地區分別建立民族性政黨和地方性政黨，從源頭上取消國家分裂的動力機制和組織動員力量；四是頒布一個聯邦制試行時間表，比如30年，測驗聯邦制對於化解民族沖突、促進民族融合的效力，在此期間嚴禁和打擊任何武裝沖突，時間一到，如果少數民族仍然不願意留在中華聯邦之內，可以通過和平談判另立國家。

　　31.中國目前有沒有政治反對派？“忠誠的反對派”應當忠誠什麽、反對什麽？

　　上世紀80年代及以前，只有個別政治反對人士，還沒有政治反對派。六四槍響以後，政治反對派浮出水面，先是胡石根等人於1992年成立了小規模的中國自由民主黨，之後是徐文立、秦永敏、查建國等人於1998年成立了較大規模的中國民主黨。這兩撥建黨行動遭到中共嚴厲打擊，一百多人共計被判刑一千年以上。此後，2003年，以孫志剛事件為標志，出現了公民維權運動，在此基礎上，產生了零八憲章運動，這一運動以劉曉波被判刑11年而告一段落。幾年以後，郭飛雄、劉遠東等人在南方推動街頭運動，許志永、丁家喜等人在北方推動新公民運動，雖然沒有正式打出反對派的旗號，但具有政治異議和政治反對的意向和內容，這一波行動也被打擊，上述四人以及不少同道均被判刑。2015年，郭飛雄在獄中寫作了一審自辯詞和二審上訴狀，較為詳細地闡述了他的憲政革命方略和操作思路。坐了18年大牢出來的胡石根，繼續活躍在民運、工運、自由基督教運動等多個領域，2015年2月1日，他在七味燒聚會中提出“公民力量壯大、統治集團內部分裂、國際社會介入”是國家轉型的三大因素、“轉型、建國、民生、獎勵、懲罰”是建設未來國家的五大方案的著名政治觀點，因此再次獲刑七年半。在開始於2015年7月的709大案中，數百名維權律師、人權律師被整肅，其中數十人被刑拘、批捕、指定監居、酷刑和判刑，數十人被注銷、吊銷執照。老資格政治犯高智晟在被監視居住於陜西榆林老家小山村的惡劣環境下，幾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2016年中國人權報告》《2017，起來中國！》和《中華聯邦憲法（草案）》，之後被神秘失蹤，至今已經五年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了！2018年，更老資格的政治犯秦永敏因為多次派人到民政部注冊人權觀察組織並在全國範圍組織玫瑰團隊，第四次獲刑13年。2017年丁家喜、許志永先後出獄後，改“新公民運動”為“中國公民運動”，明確了政治反對立場，2018年秋，兩人召集了煙台聚會，2019年年末，兩人召集了廈門聚會，於是被公安部門成立專案組偵查，在逃期間，許志永發表“新年獻詞”“勸退書”“美好中國”系列文章，全面公布了“中國公民運動”的反對綱領。值得一提的是，最近10年來，湧現出以吳淦、王默、謝文飛、董瑤瓊、張盼成、王一飛、方斌等人為代表的一大批草根出身的反對派和政治犯！以上只是掛一漏萬地列舉了一些著名人物，據維權網統計，截止2021年8月31日，除已經出獄的，中國在押政治犯多達1170名。此外，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僑居和流亡海外的人士，先後成立了中國民聯、中國民陣、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海外民運聯席會議、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國工黨等數十個政治反對組織。

　　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而言，異議人士和反對黨，應該成為“忠誠的反對派”，其含義有三：一是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絕不靠出賣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自己謀取權力；二是忠於歷史、忠於事實，絕不靠虛構歷史和造謠撒謊打擊對手、擡高自己；三是忠於正義、忠於倫理，絕不通過煽動、鼓噪、忽悠民眾，用殘忍的暴力手段奪取政權，絕不心狠手辣、不擇手段地摧毀政敵，以至斬草除根、不留後患。忠誠的反對派的目的不是要搞死一切政治對手，自己獨掌大權，而是要建立政黨競爭合作與和平輪替的、造福於全民的、每個政治參與者都得到尊嚴和安全的憲政民主制度——政治反對派的忠誠的最本質的含義、忠誠的政治反對派的最寶貴的意義，就在這里。一個國家有忠誠的反對派，那是這個國家的幸運和福氣。

　　32.您認為道德勇氣在走向自由的時代具有什麽樣的作用？

　　目前中國知識分子階層普遍存在的沈默究竟是一種可諒解的人性弱點，還是在放棄自己應當承擔的道德責任？

　　政治勇氣和道德勇氣，以及具有這種勇氣的英雄人物，在建立憲政民主的艱巨過程中，具有巨大的、不可或缺的感召力、公信力和影響力，這幾十年來，中國已經產生了數百上千這樣的英雄，其中可得諾貝爾和平獎者不止劉曉波一人。正是這些英雄，以他們頂到上限的勇氣，拉擡了普通人勇氣的下限。

　　相比而言，中國知識分子階層普遍存在的沈默，一方面固然出自可以諒解的人性弱點，另一方面也是放棄了自己應當承擔的道德責任。對此，那些英雄豪傑反倒不會沈溺於指責、抱怨和失望，他們深知，政治勇氣和道德勇氣只能用來要求自己，不能用來要求他人。所以問題在於，知識分子究竟要沈默到什麽時候？每個人都面臨一個道德決斷的時刻，中國（我們每個人）的前途和命運，取決於數億人把自己勇氣的下限，擡高到敢於吶喊和抗爭的程度。

　　33.未來中國是否可能通過全面政治妥協、多元圓桌會議等途徑，實現和平的憲政轉型？

　　以波蘭為代表的前東歐國家，台灣、南非等等，都成功地通過全面政治妥協、多元圓桌會議的方式，實現了和平的憲政轉型，前蘇聯也是這樣轉型的，只不過後來退回到了威權專制而已。我們當然希望中國也是如此，但可能的方式和路徑會不止一種，邏輯上會有如下幾種：

　　第一種，共產黨內出現雅魯澤爾斯基、戈爾巴喬夫、蔣經國、李登輝這樣的最高領導人，在政權面臨危機時，毅然決然改弦更張，與反對派召開圓桌會議，達成政治妥協，共產黨同意開放黨禁，反對派暫時同意保留共產黨執政地位。以後再進一步完成向完全憲政民主的過渡。

　　第二種，在巨大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以及大規模、全國性民眾抗議運動倒逼之下，黨內分裂，黨內趨向自由民主的力量，或者戰勝頑固派，改變黨名黨綱，同時開放黨禁，修改憲法，舉行大選，與其他政黨展開競爭，勝選了繼續做執政黨，敗選了就做在野黨；或者從共產黨內拉出來成立新的政黨，造成多黨競爭格局，推進憲政民主。

　　第三種，在更大規模的全國性抗議和更強大的反對派力量聚合起來的情況下，共產黨抱成一團頑抗到底，對民眾運動和反對派進行殘酷鎮壓，之後長期實行軍警管制，把國家和社會拉回到毛澤東時代，閉關鎖國，恢覆國有制、計劃經濟、人民公社，整個中國很可能在相當長時間成為超大型的北朝鮮。

　　第四種，更強大的民眾民主運動和反對派力量，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戰勝共產黨的武力鎮壓，召開各派反共政治力量圓桌會議，成立臨時中央政府，重新制憲，舉行大選，建立中華民主聯邦共和國，成立議會制政府，清算共產黨的歷史罪行，除嚴懲首惡外大赦天下。

　　第五種，共產黨與民眾抗議運動和政治反對派長期拉鋸，經濟體系崩潰，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盜匪橫行，最後，共產黨棄船外逃，反對派力量又不能有效整合，形成有效治理全國的中央政權，各地軍閥、政閥、財閥趁機崛起，形成割據局面，民族沖突和戰爭爆發，台灣、香港、澳門、西藏、新疆以至內蒙古、東北紛紛獨立。中國長期陷於分裂和倒退狀態。

　　第一、第二、第四種都是可欲的，其中第二種是代價最低而各方可以接受的，第四種最理想，但民眾運動和反對派力量很難強大到這個程度；第三、第五種是不可欲的，其中第五種是最壞的，因為會帶來無可計量的人口滅絕，如同歷史上歷次朝代大崩潰一樣。

　　34.有學者主張溫和的中右與溫和的中左締結為主要社會聯盟，這在未來的中國有多大的操作可能性？

　　這個問題在這里可以先這麽倒過來回答，如果讓極右或極左力量一家獨大，甚至讓極右力量和極左力量結成聯盟，而溫和的中右和溫和的中左各幹各的，甚至相互攻擊起來，結果會怎樣？那一定是極權專制或威權專制重新建立起來，唯獨不可能有什麽憲政民主。首先要意識到中右和中左結盟的極端必要性，然後再盡一切努力擴大和增強操作的可能性。具體觀點我將在第37題展開較為詳細的論述。

　　35.您認為中國未來的憲政民主制度需要繼承和保守最近七十年、最近一百多年和過去二千年歷史中哪些積極因素？

　　最近72年，即從1949年中共建政開始算起，頭四年的《共同綱領》

　　及其短暫的新民主主義實踐，其中包含的市場經濟、多種所有制、公私兼顧勞資兩利、耕者有其田、民主黨派有限參政等要素，還是需要繼承和保守的。從1954—1978年，其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必須予以全盤否定。改革開放等於在經濟層面回到了新民主主義階段，理論上實現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全面轉軌以及加入世貿與世界經濟全面接軌，實踐中私營、民營經濟在獨裁政治權力的控制下，仍然得到了較大的發展，貢獻了50的稅收、60%的GDP、70%的技術創新、80%的城鎮就業和90%的新增企業。這些都是應該發揚光大的。至於政治上的一黨獨裁、權貴官僚對市場經濟的橫征暴斂以及最近八九年來向極權專制的大規模倒退，是必須堅決否定的。

　　從1840—1949年100余年，可資繼承和保守的有：從部分到全盤學習西方船堅炮利和科學技術，學習西方的立憲、民主和法治（戊戌變法、清末立憲運動、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學習西方先進文化，民族工業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大學自治，言論新聞出版自由，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自由，包括保守主義、自由主義、三民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等多種思想政治力量的同台競爭，反帝愛國主義和抗擊日本軍國主義，國民大會和47憲法等等，當然，袁世凱和張勳覆辟、北洋政府腐敗無能、軍閥割據、國民黨倡導和實踐的訓政（黨國黨軍黨化教育、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兩極對立、國共內戰等等，是應予否定的。

　　從商代算起，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已經3421年了，這是世界上延續時間最長的文明了，可圈可點的東西有很多，絕不像全盤西化論者所說的那樣一無是處、一團漆黑。即使從秦帝國建立到清帝國滅亡這2132年漫長的帝制時期，其治理經驗，對於將來全世界最大的憲政民主聯邦制國家的治理來說，也是可資借鑒的，比如政教分離，基層自治，通過科舉考試廣泛選拔人才打通上下等等，還有從春秋戰國到清末民初雖然沒能成為主流但也時隱時現的自由與平等思想脈絡，則可直接用來接引西方文化。

　　總之，歷史具有連續性，我們應該對前人的遺產進行創造性轉化，以便對於未來進行轉化性創造。各現代化強國都很好地揚棄（發揚、拋棄）了自己的傳統。即使僅僅從全面引進西方文明和文化的角度來看，我們也應該尋找到可以把它們深深置根於中國人身心結構的對接基因，道理很簡單，在一片鹽堿地上，是種不出任何莊稼的。

　　36.您認為，中國應當如何處理與歐美民主國家之間的關系？應當如何更有力地推動人類的和平、文明和自由？

　　（1）歐美國家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先行一步完成了人類第二次飛躍，即個人從共同體中解放出來，並由此建立了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和多元競爭文化體系。與此相比，中國還是不發達國家，應當虛心向歐美國家學習。

　　（2）中國人實現憲政民主的過程無論如何艱難曲折，也不應和不能指望由歐美國家來解決我們的問題，我們要爭取國際上出於價值觀和道義的援助，但中國憲政民主化主要依靠中國人自己，只有這樣中國人才有資格、尊嚴和信心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由中國人自己建設成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憲政民主國家，才是中國人最大的驕傲和自豪。

　　（3）中國人也不能因為要效仿歐美建立憲政民主制度，就忽視和放棄自己的民族國家利益和地緣政治利益，比如，在世界產業和市場鏈條中，中共政府為了獲得其壟斷專制獨裁利益，並不能與國際資本和跨國企業進行強有力的談判，而是與之合夥損害我國勞工權益和生態環境。

　　未來憲政民主政權將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為中國爭得更公平的利益和更高的尊嚴。

　　（4）作為後發的現代化國家，中國可以自覺地避免或減少歐美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向人類中心主義、理性主義的、個人主義、自由放任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一邊倒的弊端，保留和運用中國傳統文明和文化在天人關系、人人關系、人己關系方面注重和諧中庸、節制優美的智識和道德資源，對現代的和後現代的人類文明和文化做出自己特殊的貢獻。

　　37.對以上問題的回答，均請您說明理由。您是否還有其它意見或建議？

　　本問卷涉及到了中國政治轉型幾乎所有的方面，本答卷一一做了認真的回應，所依據的是國際社會通行的關於憲政民主的闡釋和分析框架，那就是極右、中右、中左、極左“四分法”，而不是國內流行的左右兩極對立的“二分法”。

　　本來，在民國時期，已經初步引進四分法了，保守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家主義在極右的位置，自由主義、三民主義在中右的位置，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左的位置，共產主義在極左的位置（它的階段性、策略性、變通性、統戰性形態，就是新民主主義，在理論上帶有社會民主主義的色彩）。與歐美國家不同的是，在民國時期，中右和中左（第三種力量、第三條道路）都不成氣候，而極右（國民黨）和極左（共產黨）的力量都很強大，國共對決，碾碎了中間力量，也碾碎了和平民主憲政的所有希望，最後，極左戰勝極右，建立了共產中國。

　　這段歷史給中國留下了非左即右、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兩極對立的左右二分法，以至中共建政以後，繼續以左自居，不斷革命，依次把國民黨殘余勢力、政治上不站隊的中間派、不太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和民主黨派、舊知識分子、保守的小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做右派和革命的對象，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甚至被尊稱為領導階級和老大哥的工人階級，其實也沒有擇業、遷徙、言論、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等基本自由，也沒有真正的選舉權、被選舉權、監督權、罷免權等政治權利，他們也是在經濟上被長期剝削的對象，只不過比更慘的農民好一點兒，還能幾十年如一日地掙紮在溫飽線上，並且最終在90年代的國企改革中被掃地出門了。共產黨不自知的是，極左一旦掌權並對全社會進行極權統治，它就變成最保守和反動的極右了，而它繼續標榜的馬列毛主義的極左意識形態，不過是極右的面具和馬甲而已。必須明確的是，毛澤東時代的共產極權專制主義和改開年代形成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體制的本質，都是極右，骨子里信仰的都是帝王專制所依據的君權神授論、血統論、暴力決定論、強權真理論、精英至上論，只不過變換了一些說辭而已。

　　然而，改開年代重新回到歷史舞台的自由民主派卻跟共產黨一樣搞不清狀況，完全沿用了左右兩分法和左右兩極對立思維方式，只不過顛倒了對左右的評價：共產黨認為左就是好的和對的，而右就是壞的和錯的，相反，大多數自由民主派認為左就是壞的和錯的，右就是好的和對的。他們為自己的右派立場和身份而感到自豪（有人甚至公開宣布自己的政治立場就是“骨灰級極右”，而左派非蠢即壞，是一切災難和罪惡的淵藪。

　　這種簡單粗陋的分析範式根本就無法解釋改開年代已經出現的多元思想，也不能在一個連續的光譜中找到它們各自的位置。

　　首先，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權力市場經濟，在國際四分法中，是極右，而在二分法中國語境下，它是左，這是嚴重的誤判。它就是赤裸裸的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根本就沒給底層民眾什麽平等和福利，反倒搞出來駭人聽聞的等級制和負福利；它甚至沒有什麽極左平等主義、平均主義、民粹主義的實質性內容，因此不僅與中左毫無關系，連極左都不是。

　　第二，自由主義，在國際四分法中，相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確是中右派，但相對於極右派，它又與中左派共享更多的價值，但在二分法中國語境下，自由主義包攬了右邊，它如何與比自己更右的自由至上主義、自由放任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劃清界限呢？難道把它們都打成左派嗎？

　　第三，按左右兩分法，西方意義上的中左即社會民主主義，在二分法中國語境下，溫和一點的右派會把它拉進右派陣營做同路人，激進右派如大陸川粉，則毫不猶豫地把它視之為與毛左、極左只有一步之遙的左派。但其實，社會民主主義既不同於右派，也絕不同於極左派，在原理和歷史兩個層面，社會民主主義都是共產極權主義的死敵。

　　第四，在改開時代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了新毛左、新極左、新共產黨，按二分法，就完全沒有辦法把它們與正在掌權的、已經變成極右政黨（盡管表面上還在標榜一些極左意識形態）的老共產黨區分開來了，應該看到，固然新極左將來很可能也會建立新的極權專制，但目前它對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否定，其激烈程度與自由民主派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反過來，當權的共產黨收拾這些新共產黨也不會手軟。

　　如果引進國際上通行的四分法，以上的邏輯矛盾就都可以解開了：

　　極右：權貴官僚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極端民族主義、逆向國家主義（分裂主義）、逆向種族主義（反華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絕對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精英治國主義。

　　中右：保守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左翼自由主義）。

　　中左：社會民主主義（右翼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認同憲政民主構架的現代馬克思主義（社會批判理論、文化批判理論）、女權主義、生態主義以及其他一些來自西方的新左翼理論。

　　極左：新毛左、托派、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

　　應該說，不是所有的自由民主派都繼承和堅持左右二分法，早在2000年左右，陳子明、秦暉、謝韜、許紀霖、王江松等人就已經引進國際上的四分法來分析當代中國的思想政治狀況了，陳子明還精準地把極右稱作專政右派，把中右稱為憲政右派，把中左稱為憲政左派，把極左稱為專政左派。網上有一個叫胡常根的民工，經獨立觀察和思考，也對當代中國思想政治狀況做了四分：右憤（右糞）、民右（民主右派）、民左（民主左派）、左憤（糞）。他的用語有些粗魯，但對於中國現實問題的分析，往往比大部分公知來得更貼切和準確。

　　如果進一步概括上述思想成果的話，可以把四分法表述如下：極右（極權專制右派）、中右（憲政民主右派）、中左（憲政民主左派）、極左（極權專制左派）。一目了然的是：

　　（1）中右和中左共享憲政民主。

　　（2）極右和極左都是極權專制。

　　（3）中右與中左是盟友，中右既與極左相對立，也與極右相對立，而中左既與極右相對立，也與極左相對立。

　　（4）極右與中右靠得最近，處於同生態位競爭（爭奪的主要對象都是社會中上層），因此，中右對於克服極右更有效也負有更大的責任；與此同時，中左與極左靠得最近，處於同生態位競爭（爭奪的主要對象都是社會下層），因此，中左對於克服極左更有效也負有更大的責任。

　　根據當代中國權強資弱、資強勞弱的基本社會格局，極右當權派當然在控制整個社會，其他民間的極右派表面上是批判極右當權派的，但其實共享一些同樣的價值和邏輯，形成一種不一定自我意識到的互補關系。自由主義中右派或憲政民主右派，本來在民間思想文化界占有優勢，但由於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囚於左右二分法，拒斥中左派或憲政民主左派，結果是，當他們把追求平等和福利同時兼顧自由的憲政民主左派打成極左派的時候，不知不覺間就把自己極右化了，從而壯大了民間極右陣營的實力，這一次圍繞美國大選的激烈爭論，大部分自由主義公知選邊站隊，成為川粉，最充分地暴露了他們極右化的邏輯和價值觀，這對中國社會轉型以及對他們自己，絕不是一件好事情。試想，以在野的極右精英對抗掌權的極右精英，別說搞不贏，即算搞贏了，也不過是換湯不換藥，不過是以一種新專制取代老專制而已，與普通民眾何關？與憲政民主何關？

　　社會民主主義中左派或憲政民主左派，是比較後起的思想政治流派，人數不多，影響也不大，但它面向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下層和底層民眾，具有極大的潛力，考慮到它在發達國家早就已經成了主流思想政治力量之一，如果中國不停下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腳步的話，它在中國就會有極大的發展空間和前途，但它目前處境艱困，一則受當權極右派的政治打擊和在野極右派的思想攻擊，二則受到處於同生態位的新極左派的高度防範和攻擊，只得到了人數不多的中右派即憲政民主右派的理解和同情。至於新極左派，它不僅同時受到民間極右派、憲政民主右派、憲政民主左派理論上的批判，也受到當局的政治打壓（佳士事件就是明證），但預計它會頑強地生存下來，而且在中國日益極化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環境中，還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它的做大絕不會是一件好事，萬一掌了權，共產主義又要在中國再來一遍。

　　根據以上力量分析，要比較順利地在中國實現憲政民主，最佳選擇就是建立憲政民主右派與憲政民主左派之間的思想政治同盟：它們有分工，那就是前者主要承擔動員組織社會中層和部分上層的任務，後者主要承擔動員組織社會下層和部分中層的任務；它們有合作，就是一方面要共同對抗極右和極左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相互聲援和支持對方所引導的民間社會運動，如前者聲援和支持勞工運動等下層民眾的維權運動，後者聲援和支持以企業家、業主、知識分子等中上層為主體的維權運動。雙方必須明確意識到，目前雙方的分歧是次要的，雙方的共識才是最重要的，等到憲政民主制度建立起來了，那時候才有條件進行爭奪執政地位的公平競爭。

　　如果憲政民主右派和憲政民主左派不能建立強有力的聯盟，如果他們各自為戰進而相互攻擊，可以說，中國的憲政民主是永遠也建立不起來的。

　　本答卷就是按照上述思路回答每一個問題的，凡是憲政民主右派和憲政民主左派共享的東西，我都沒有加以特別的說明。鑒於憲政民主左派的聲音和力量特別小，所以，在涉及它與憲政民主右派的理念和政策區別時，會著力於強調和介紹它這一方面的觀念和思路，所以這份答卷可以被看成是憲政民主左派關於中國社會政治轉型的一份系統性研究報告。

　　社會民主主義、中國憲政民主左派（翼）、勞工運動等底層民眾維權抗爭運動之所以在中國社會政治轉型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和意義，是因為它們關系到兩個最基本的問題：一是依靠什麽力量才能實現這一轉型？二是在未來憲政民主結構中，如何合理安排上、中上、中下、下等各個階層的憲法地位？如何讓缺少經濟社會文化資源的下層民眾，也享有平等的公民和政治權利？他們如何通過憲法賦予的可能性、通過有效的政治和法律通道，提升自己的經濟社會文化地位？

　　關於第一個問題，其實很直白很簡單，那就是僅僅依靠人數不多、先天基因不足後天發育不良的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根本不足以完成這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必須要發動和組織下層民眾加入到爭取憲政民主的歷史潮流之中，才能形成足以推翻這亙古未有地強大的極權專制的社會政治力量。如果真誠的憲政民主右派也意識到並承認這一事實，那麽問題來了，以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政治綱領和政策，它有能力喚醒、號召、動員、組織下層民眾嗎？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不能。那麽什麽思想政治力量可以做到這一點呢？歷史的經驗也告訴我們，社會民主主義和憲政民主左派可以做到這一點，例如歐洲2.0版的憲政民主主要就是由勞工運動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推動所完成的，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中左派、憲政民主左派所領導的勞工運動和底層民眾抗議也居功至偉。因此，知識分子要一分為二，一部分留在憲政民主右派陣營里，另一部分要成為憲政民主左派，深入下層民眾，推動勞工運動和各界下層民眾維權運動，就像韓國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在韓國社會政治轉型過程中所做的那樣。

　　關於第二個問題，假使極權專制倒台了，在取而代之的憲政民主制度中可以沒有對下層民眾的權利和權力安排嗎？可以把對推倒極權專制做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的下層民眾當做炮灰和工具掃地出門嗎？可以像歐美國家1.0版的憲政民主那樣，不給他們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給他們成立工會、進行集體談判和罷工抗爭的權利，不給他們建立政黨、競選議員、參與立法甚至組織政府的權利，不給他們維持基本生活和社會保障的權利嗎？當然不能！所以在未來中國憲政民主制度構建過程中，要同時體現憲政民主右派和憲政民主左派的貢獻，要同時容納中右翼的政黨和中左翼的政黨，要同時表達和實現社會中上層與社會下層的權利、利益、意志和訴求。簡而言之，要建立2.0版的憲政民主制度，而不能簡單重覆歐美兩百多年前的1.0版的憲政民主制度。

　　在這個過程中，憲政民主右派和憲政民主左派分別和共同承擔艱巨的歷史任務。從自由主義和憲政民主右派這方面說，要引導、說服社會中上層節制自己的經濟政治文化訴求，要給予下層民眾的經濟政治文化訴求以應有的尊重，要防止精英主義、贏家通吃、弱肉強食的極右化沖動和需求，要與各種各樣的極右思想政治力量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努力把中上層社會成員爭取到憲政民主的陣營中來。與此同時，社會民主主義和憲政民主左派，也要引導下層民眾接受自由主義和憲政民主右派的合理內核，接受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合理內核，要說服他們克服覆仇、平均主義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等極左化沖動和需求，要與各種各樣的極左思想政治力量進行堅決的切割和鬥爭，努力把大部分下層民眾爭取到憲政民主的陣營中來。

　　2021年

　　10.痛罵底層之惡的孫毅安無意中暴露了中層之惡

　　一、某思想沙龍由孫毅安言論引發的第一輪爭論

群友姜濤把孫毅安的文章（《疫情期間，那種惡，無邊無際》）轉進某思想沙龍群並說了一句：“這個家夥跑出來嘰里呱啦說什麽底層之惡、文化之惡。”

　　肖雪慧：沒有點開。標題所謂“底層之惡”跟這幾年很流行的“底層互害”說，都是在把並非普遍的現象普泛化而醜化龐大底層的同時，轉移目標，把真正禍害全社會並導致部分底層、社會其他階層或各階層之間相互敵視的根子隱藏在視野之外，轉移了真問題。

　　王大衛：精英主義者的慣用話術和套路，最極端的是海外的牲人論：中國人，從上到下全他媽不是人，活該亡國滅種。

　　王斌：我以為，大可不必將指責底層者斥之為那麽多批判性符號，因為他指證的現象是存在的，而且還真不能視為個別。我們需要分析的是，在那個場景中的那人還是一普通的“底層人”嗎？作為一種現象，若我們的認知仍停留在“底層”的概念上，我們可能漏掉了一些其實常在，但被我們用底層一語而遮蔽掉了的東東。在我看來，在那個場景里，那人已然不再是一語概之的底層身份了，此刻他被賦予了他素常所不曾掌有的權力，而也正是此權力讓他從底層身份中超逸出來，從而獲得了某種優越，這才有了他可以喝斥他人的準“司法權”。推而廣之，那個進監的前警察沙皇就其本質不也是一底層農民嗎，不過只是在後來被賦予了巨大的權力耳，可以說此人是那位底層人的超級放大版，僅此而已。所以，在此出現的本質其實是中國語境下權力與人的關系，而非僅是一種籠而統之下的底層現象。另外，我也反感知識分子動不動就以知識（且不說此知識是否可靠）的優勢指手劃腳，感覺自己在登高望遠，其實在這旮旯里你也不過是一底層，只是遺憾的是你看不見自己真實的身份而已，若你看見了，還甭說，你可能才算一個有了覺悟的知識分子。

　　今日與許大先生餐敘，他笑言，前一段，他們小區進入防疫禁止，保安們立馬換了一張臉，不再是點頭哈腰了，過了幾天，疫警取消，他們一個個頓生巨大的失落感。此一“劇情”可以呼應我的上述看法。

　　德州老劉：孫那篇文章描述了作者剛經歷的經驗事實，都是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他發出一些感慨和評論，沒覺得有離譜的地方。那些現象和評論都能幫助人了解底層的現實。仁人志士要去“啟蒙”底層，也得先知道底層是怎麽回事吧。體制都是人弄出來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去中國的基層看一下，大部分惡不涉及政治問題，而是社會習俗、潛規則、人性（貪婪、懦弱）等問題。當代中國也不是十八世紀遍地文盲時代的歐洲，大部分基層群眾至少是初中畢業、高中畢業，很多人比要給他們啟蒙的很多知識分子更精明，早就會“運用自己的心智思考”，跟啟蒙運動針對的十八世紀歐洲的宗教蒙昧和對超自然力量的迷信不是一回事。

　　一些關於底層的說法讓人想到《悲慘世界》中Thénardier那兩口子：“都是社會（制度）把我們害成了惡人。”

　　Thénardier兩口子的態度代表了不少知識分子的看法：不能責怪底層，都是制度的錯。問題是，同樣的制度怎麽沒把Valjean和Javert變得更惡？從人性上講，維護體制的Javert比把自己作惡都推到體制頭上的Thénardier那兩口子強多了。

　　沒有比把底層問題推給制度更簡單的了，連Thénardier兩口子都會。

　　如果有機會在中國底層生活一段時間，可能會有一個比較符合現實的了解，看到一些觸目驚心的問題，大部分跟政治和體制沒有關系。這不只是中國的問題。美國的新納粹、三K黨等極右組織的骨幹基本都來自底層的兩低人群：教育水平低和收入低。當年，瑞典學者Myrdal到美國來研究種族問題，發現歧視問題最厲害的是在白人底層。這是每個社會都有的現象，不能推到制度頭上。奴隸制和種族隔離制度早就廢除了，但美國對少數族裔的偏見和歧視在低層白人中保留的最多。中國底層的問題道理類似。

　　不是說要歧視低層，我本人就來自低層，在農村和城鄉結合部生活了二十多年，那里的很多問題（勉強叫惡的話，也是小惡）跟政治和體制沒有多少關系，比如說造假、糊弄、粗魯、暴力、恃強淩弱等，一直是這樣。即便沒有底層生活經驗，看一點寫基層社會的雜書，也能獲得這種知識。比如說造假，清朝人寫的雜記中就有買了皮鞋回家穿才發現是牛皮紙做的，這跟政治關系不大。

　　二戰以後，各個主要國家都通過實施社會政策促成階層遞進來改良社會，這種做法的前提是，承認底層的社會問題比其他階層多。如果這個前提不成立，還階層遞進個啥？（讓他們）在底層呆著就是了。這不是常識麽？

　　王瑋：底層不是天生就惡，道德淪喪是制度造成的。如果孫毅安承認自己也是惡的一部分，他就應該分清作惡者和受害者的區別，他更不能因為底層之惡而給政府之惡洗地。比起來，大惡是根源，無邊無際的底層之小惡是無邊無際的制度與文化的產物。譴責底層之惡，從譴責政府之惡開始。

　　一個人態度惡劣制止孫毅安抽煙，算不上惡。如果孫因此動手打人，倒是與惡靠近了。把地溝油毒奶粉假藥假牛奶，疫情中不準急癥病人就醫這些明顯是制度之惡的事算在底層頭上，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實，是給政府的洗地言論。所有這些現象都存在，只不過證明所謂愛國主義教育、傳統文化教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都是謊言，在現實中破產了。

　　@德州老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我沒有為小惡辯護的意思。

　　就像我高興看到攻擊國會山的川粉們被審判服刑一樣。但是我知道真正的邪惡在上邊。

　　占全喜：好的制度可以讓惡人變好，但也不能完全遏制人性之惡，只可以讓人性之惡得到最大的抑制；壞的制度可以讓好人變惡，但不能讓所有的好人變惡，只能讓人性之惡得以更大釋放。

　　@德州老劉：並不是因為底層“惡”要多一點才需要改良，而是因為當時制度本身很“惡”，必須改良。

　　王大衛：常識和實際歷史進程是，制度之惡損害了底層民眾的權益，底層民眾奮力維權抗爭，迫使上層做出妥協和讓步，怎麽會是上層對底層之惡做出綏靖或“社會政策”讓步呢？有的話，請舉一例。再者，底層之惡也是應當予以批判和否定的，怎麽能夠對它搞綏靖主義呢？

　　張雪忠：諸如“國民性”“底層之惡”之類的說法，都是一些缺乏公共見識的文人整出來的東西。這些人看待社會問題的方式，是極其直觀和具象的，完全不具備分析社會現象之成因的知識能力。

　　實際上，在任何社會，任何合理或不合理的政策措施，人們所直接面對的具體執行者，都一定是“底層”的人員。在這里，能否透過現象看出真正的責任所在，就看一個人是否具備基本的公共見識。比如，在美國，哪怕是權力體系的最末端出了問題，如果是聯邦層面的事情，人們就直接質問總統，如果是州層面的問題，人們就直接質問州長。你不會看到美國的文化人說這是“底層之惡”。

　　一個社會的墮落主要是精英的墮落，而精英墮落的主要表現是責怪底層。

　　YU：【底層之惡還是高層之惡】和個稀泥：孫毅安文中所說的底層之惡的現象的確普遍存在，文章也沒有為高層之惡洗地的意思；但如果要追根究源，底層之惡的確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制度之惡、高層之惡——現象與根源，可以一起討論。有不少自由派爭論制度批判與文化批判（民族劣根性批判）的關系，譬如張雪忠老師重視制度批判，反感魯迅、柏楊的文化批判論。在我看來：制度與文化是互相影響、互為因果的；把其中哪個作為絕對決定因素，或者嚴格界定兩者的因果關系，都是不妥的。

　　肖雪慧：昨天沒有點開孫毅安那篇，今早點開了。我不認為他當時做法和他文章的表達是合適的。他抽煙，那個保安叫他掐滅，從他的敘述，保安態度是有點粗暴，但他罵了一大串，遠比幹預他的保安態度過分，有些話甚至跟最近某女書記威脅人的說法很相似（大意說要保安後悔他媽把他生出來）。真正居高臨下的是他，由這件他本身做得有虧的事引出底層之惡，這種借題發揮有點無厘頭。

　　@YU說制度與文化互相影響、互為因果，讚成。但當用制度力量綁架教育和文化，以強力固化文化中劣質因素時，文化就是制度。拿教育來說，對教育的控制在49之後至文革結束前的27年，特定意識形態不僅進教材進課堂還要對學生入腦入心、從幼兒開始；所謂文化安全戰略，推出一批流氓馬前卒……都是以制度力量綁架教育和文化，以強力把敗壞人心的劣質文化固化下來。至少在大鍋，社會和民眾有怎樣底色，制度是強有力因素。生活在這里，制度對人的壓抑、侮辱無時不在。每天切切實實在承受。

　　還沒有哪個時代像現在，動用國家機器、用一個覆蓋社會一切領域的宣傳系統，並把持教育、出版、歷史書寫……等領域，進行系統、全面和持續的灌輸，全方位灌輸對語言、記憶、思維方式、感覺的入侵，造成的惡果是很難清除的。孫毅安本人的表述就讓人能清晰看出來。

　　“底層之惡”“仗義多是屠狗輩”是截然對立的兩種判斷，都能找到無數經驗事實支撐。但都是一些人根據有限的觀察和體驗提出的。但相比之下後一判斷多少做了保留，不是對一個群體一竿子打一片的總體判斷。

　　底層是一個很大很龐雜也很難一概而論的群體。我有多次被坑經歷，坑人的有底層，也有同道中人。但我沒資格對其中任何一個群體下總體判斷。接觸到的底層，有很自私、占便宜、坑人的，但更多並沒有什麽壞心思。下過鄉，接觸很多農民，有的一直保持聯系。其中可能有想要鯉魚躍龍門的，但更多只是想過好自己日子。從各種報道看，由底層升遷的，貪婪的、幹壞事惡事的不少，但高層世襲的就更好？！要想得出結論，需要有調查、有數據。不能靠感覺和自己有限的觀察。

　　郭學明：“底層之惡”是指“底層特有、固有和大多數底層人都有的惡”嗎？如果一種惡，高層中層也有甚至更甚，是否可以說成底層之惡？如果一種惡不是底層必然有的，是否可以說成底層之惡？如果一種惡，只是底層少數人有，是否可以說成底層之惡？有沒有高層之惡、精英之惡、中產階級之惡的說法？任何一個階層都有惡人惡行，是否可以據此認為這些惡是這個階層的惡？請教！

　　DAI：孫毅安那篇文章，是夾帶了自己的私貨的，如果不了解他的為人，很容易被他迷惑。給大家分享一下他在另一個電影分享群的一次罵戰。他在群里曬出了他創作的一個寫楊靖宇將軍的正能量電影，一位群友表示了不喜歡，他便罵人家是日本人生的崽子，由此開始罵戰。其間污言穢語，不堪入目。最後在大家的強烈要求下，被群主踢出群。所以，不要光看一個人怎麽寫，還要看他文字背後的人品。孫毅安容不得別人對他的主旋律電影有任何微詞，隨便摘錄幾句他的話：“我告訴你，我的《臉對臉背靠背》是豆瓣評出來的建國以來最好的電影第二名。第一《霸王別姬》，第二《臉對臉背靠背》，第三《活著》，你用一輩子去學習吧”；“我今天的成績，你和你兒子孫子加起來，三輩子都趕不上。我能和你對話是你祖宗的造化，祖墳冒青煙了你知道不？你燒香去吧”。

　　他以著名編輯自居，寫的基本是正能量主旋律的東西，對底層充滿骨子里的傲慢。他批底層之惡時夾帶的私貨在這里：“不要把醜陋和罪惡的原因都推給別人，政府哪個部門發文讓你生產地溝油了？”“這是政府大力提倡並提供技術支持造成的嗎？開啟全民互害模式的是誰？誰在作惡？”

　　不是說底層沒有惡，也不是說底層之惡不可討論，而是作者試圖用底層之惡掩蓋體制之惡，他本人是體制內大編劇，善於寫歌頌主旋律作品，盡享體制好處，當然不敢罵體制，只好拿底層撒氣。

　　王大衛：我看那孫編劇就是一條欺下媚上的中層惡棍，偽精英而已，豈有他哉。從他文章讀出好來的人，還是應該好好回答郭學明老師的連環之問。

　　王瑋：沒有底層特有的惡。底層之惡這個詞是一個偽概念。

　　劉書慶：不誇張的說，社會問題的主要責任在政府，包括底層互害。也是政策塑造出這種社會生態。底層的人爭奪那點可憐的資源，會表現的特別野蠻，就像湖南操場埋屍案一樣，日本有個片子楢山節考，說當地有個風俗就是把上了歲數的老人拋棄，也是生存環境惡劣造成的。高層的人搶奪資源表面上可能沒有那麽血淋淋那麽殘酷，但是他們使用的方法可能給更多的人帶來持久的傷害，比如挑動社會動亂甚至戰爭。

　　底層的惡，無論是否原諒，它都會產生並橫亙在世人面前，寫再多的文章，再多的教化，可能都很難改觀。因為它背後是個社會問題，社會問題的背後是政策法律制度。只要這些問題在，底層的惡就會散發。

　　指責底層之惡，就是素質論的變種，很容易被組織作為拒絕改革變革的由頭。這個理由太淺顯了。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只要底層所能爭取的資源仍然那麽有限可憐，生存環境仍然那麽殘酷，底層的惡就不會減少，哪怕你通過寫文章教化了幾個人，也幾乎於事無補。這就是我一貫反對批評指責底層的原因。而且很多時候，文人對底層的批評三觀都是有毒的，他們寫文章動機不是提高他們的權利意識而是單純的譴責他們的惡念。實際上，根本不存在單獨的底層之惡，而是普遍的人性之惡，只是底層和高層使用的手段不同而已，而且中外皆然，單獨的個人是否做惡確實取決於個體的自由意志，但在概率角度上沒有意義。

　　王斌：倘若說文章作者比他指責的底層人還惡可以成立，那麽接下來的討論可以結束，因為上述已是一價值判斷，無非惡的孰高孰低之別，可我要問的是，一個知識分子群是這麽討論問題的嗎？不分析，一上來就一價值定論？

　　王大衛：底層之惡、中層之惡、上層之惡，作為事實以及對事實的描述，是可以成立的，接下來需要討論的是：（1）它們都是在等級專制制度的大背景上產生的，或者說他們本身就是構成這一制度的三個環節；（2）哪個階層在這個制度和鏈條中得利最多，維護和鞏固它就最起勁，因此也就最惡；得利次多者，次惡；得利最少者，再次；（3）如何改變這個制度和鏈條才是最根本的問題，簡單地在現象層面譴責各階層之惡是遠遠不夠的，這樣很容易掉入各階層相互指責、轉嫁、踢球卻同時維護整個制度和鏈條的陷阱。

　　段毅：@王大衛 太有意思了。從底層到高層，分析了半天突然發現還有中層之惡。結論：惡在哪層都有，但惡在各層級釋放的影響度卻有不同，簡單講，底層的惡可閃避，躲著就行，所謂獨善，中層我不說了，王大衛兄可分析，高層之惡的特性是烈度極強，凡人閃躲不及。

　　王大衛：把底層被煽動、忽悠、綁架而參與作惡的全部責任都歸之於底層本身，這符合基本的歷史事實嗎？這不是欺下媚上是什麽？手握幾百萬大軍搞土改，農民不擁護可以嗎？土地和工廠到底被誰搶走了？

　　孫毅安睜著眼睛說瞎話，把屎盆子扣在底層頭上，居心何其毒也。

　　這是典型的“中層之惡”！

　　段毅：由於工作原因，與底層接觸超過中、高層，故不乏惡的感觸，有時也會生氣或憤怒，但這種情緒稍有一段時間便會忘棄，但於中、高層，但有惡的感觸則心底生恨，難有絕期。

　　王大衛：哀莫大於，勞工律師段毅舍身為農民工維權，卻有個別得到幫助的農民工受人教唆反咬段律師一口。然而，段律師對農民工階層不離不棄，而有覺悟的珠三角農民工奮起響應段律師倡導的“工人代表制”，掀起了中國勞工維權運動的第一波高潮，因此也成就了段律師不可抹殺的歷史地位。這才是真正的“精英”對待底層的態度，這才能建立良性的中產與底層的雙贏關系。值得一提的是，段律師是全國第一家私營律師事務所的創始人，早在90年代就已經“先富起來了”。今天我們躲不過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究竟應該成為怎樣的中層？我想這是本群這一輪討論的意義所在。

　　王大衛：總結大部分群友的意見，可以對孫毅安的言論做出以下幾點評論：

　　1、孫毅安的爆發遠遠超出了維護自尊、合理自衛的尺度或比例原則

孫毅安無意中把自己強橫惡霸的嘴臉原汁原味、活靈活現地描述出來了！在人員密集的核算檢測現場抽煙，既違反了此處不能抽煙的規定，又違反了此處須戴口罩的規定，維持公共秩序的人員有責任提出警告（否則就是失職），他聲音太大、態度太嚴厲，你可以提出異議和批評，但你的反應之激烈超出他10倍不止，以至於他若再敢反駁你，你一定會訴諸暴力，“讓你媽後悔把你生出來！”你有錯在先，他只是在糾錯時對你的態度有點粗暴而已，而你的態度和行為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惡了。

　　人們有理由問你，如果警告你的是一個身份和地位比較高的國家工作人員，你會像對待藍衣青年一樣對待他嗎？如果提醒你的是一個排隊等候檢測的、受不了抽二手煙的居民，你會跟他要禁煙標志嗎？人們有理由推測，你之所以金剛怒目、怒發沖冠，不過是因為你感到被一個身份和地位遠遠低於你的人羞辱了，你有一種極強的要制服他的沖動，哪怕訴諸暴力，出了事，大不了動用自己的社會關系擺平罷了。

　　2、孫毅安從幾個有限的案例出發，推出了“底層之惡”的全稱和本質判斷，把一切惡推給底層，而無一字追究來自上層的權力之惡和制度之惡

你出了口惡氣，對方也被你的狂怒嚇壞、鎮住了，你豈止扯平了，簡直就是大獲全勝了！但你還遠遠沒有解氣，你迅速找到一個道德制高點，惡狠狠地說：“疫情期間，你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底層的惡。那種惡，無邊無際”；“我難以用語言形容他們。底層的惡，超出你的想象。”

　　但是，包括你遇到的這個藍衣青年的粗暴在內，你列舉的那幾個例子，都證明不了“無限的底層之惡”，而只證明了“不受限制的權力之惡”，作為執行者的底層志願者、糾察員、社區工作人員，不是大惡，不是首惡，不是源頭之惡，最多就是權力擠壓、生存壓力下的“平庸之惡”“附庸之惡”，你對“不受限制的權力”不置一詞，卻把所有的憤怒傾倒在底層頭上，你這不是欺下媚上又是什麽？

　　3、孫毅安把或然推理當成必然推理，把片面原因當成充分必要條件

（1）“他們恨官，是因為他們當不了官”——官兒們自己沒有可恨之處？豈止可恨，簡直到了兇暴邪惡、人神共憤的程度了！

　（2）“他們仇富，是因為他們掙不到錢”——富人們自己沒有可恨之處？豈止可恨，簡直到了貪婪無度、敲骨吸髓的程度了！

（3）“他們擁護反貪，是因為他們沒有貪污的機會”——他們根本就當不了官，哪來貪污的機會？如果他們偶然當上了官，他們就不是底層了，因此，你這個針對底層的推理，純屬臆想。

（4）土改、公私合營是由武裝權力自上而下發動、推動、貫徹的階級鬥爭，土地和工廠全歸了“國家”所有，怎麽能把責任全歸到底層？

（5）反右和文革是最高領袖一手策劃、一手控制的階級鬥爭，所有被引蛇出洞或奉旨造反的全都被收拾了，反日反美遊行，哪一個不是由權力操控的，誰見過中國公民享受過示威遊行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嗎？

　　是的，底層經常被忽悠、利用、操控、綁架、裹脅、驅趕去作惡，尤其是針對底層本身的作惡（餓死的3700多萬人全是底層），要改變這種情況，首先要批判和否定“忽悠、利用、操控、綁架、裹挾、驅趕”他們的集謊言和暴力於一身的極端專制權力，孫毅安居然對底層咬牙切齒地喊出“如此本性惡劣的群體，無論遭受什麽苦難災禍，我都不同情”的惡毒的詛咒，他這不是在說，極權專制是最適合底層的嗎？底層遭受任何奴役和剝削，都是他們罪有應得嗎？

　　4、孫毅安冒充屁民和底層來給自己對底層的惡毒咒罵披上客觀公正的外衣

對於前一天的帖子招致異議，你表示自己並沒有錯，只是說了實話，說出了真相，為了表明自己是客觀地、負責任地剖析底層的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你以退為進地說自己也是屁民，也是底層。

　　這是很低劣的話術，沒有人會相信你的。

　　讓我們來看看你的身份和地位，這里只撿幾個含金量較高的：國家一級編劇，西部電影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董事，西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陜西省電影家協會副主席、秘書長，陜西省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社會分層依據經濟資源、政治資源、社會交往資源、文化資源的擁有狀況，綜合平衡下來（正高+廳局級國企高管+行業領袖），孫毅安至少處於社會中層，如果把中層再細分為下中、中中、上中的話，孫毅安妥妥地處於上中位置，2021年中國人口為14.126億，孫大抵處於14億人之上，這樣的人跟一個農民工和一個月只拿百把塊錢養老金的老農民，同處於社會底層？你的編劇才能果然並非浪得虛名，怪不得成了國家一級編劇！

　　5、孫毅安用底層之惡把政府的地板洗得錚光發亮

孫毅安接著說，底層的惡有很多表現，相信每個人都能感受到。村民瘋搶翻倒在高速公路上的大貨車；老人不幸摔倒了，好心人將他扶起或送醫，老人一家會把好心人訛到懷疑人生；深圳兩歲多的小悅悅在疾速行駛的車流中仿徨無助半小時，無人伸出援手，最終被汽車碾死……哪個政府部門發文讓你生產地溝油了？給未熟的水果噴催化劑和色素，難道是鄉鎮政府提供的技術指導？牛奶里的三聚氰胺是怎麽產生的？注水肉是天然長出來的？河北一個縣飼養的羊，都在飼料里加瘦肉精，這是業內公開的秘密。民以食為天，可是市場上蘇丹紅，假疫苗，毒牛奶，膨化蔬菜，防不勝防。如今哪個人的食品是安全的？這是政府大力提倡並提供技術支持造成的嗎？開啟全民互害模式的是誰，誰在做惡？

　　孫毅安最後再一次強調：底層的惡超出想象，底層的兇殘，難以想象。這個真相沒人說，只好由我來說；此刻我有點像當年武漢的艾芬醫生：老子到處說。

　　瞧瞧，孫毅安倒成了敢說真話、揭露真相的英雄了。

　　底層這麽大人口基數，要說沒有大量惡的現象，那也是不客觀的，無論是誰，指出這些惡的現象，也是沒有問題的。你的問題是，你只字不提中層之惡，更不提上層之惡，只字不提在等級專制制度中，底層、中層、上層各自之惡有大小、主次、源流之分，從上到下，依次呈現出由大到小、由主到次、由源到流的分布態勢，你進行抓小放大、突出次要忽略主要、揚其流而藏其源的選擇性批判，你就是有意無意地轉移人們對來自上層的權力之惡、制度之惡的追究，這是既不符合事實，也缺乏公正，並且也是無效的批判。

　　你提到的那些惡劣現象，的確有些來自於底層的貪婪，但制度的原因，諸如公權力的不受制約與官商勾結、低人權低民主低福利低環保的掠奪性開發經營模式、法治的缺位等等，才是更根本的原因，而在這個制度中獲利最大的上層和獲利較大的中層當然應該負更大的責任。對彭宇案的一個荒唐判決（“不是你推倒的你幹麽要去扶他”），比一萬個冷漠的路人更加敗壞了社會的道德；錢權交易庇護毒食品毒藥品二氧化碳排放、執法不嚴違法不究不給受害者公道和賠償，是大面積假冒偽劣的主要推手，更何況，那些表面上由底層勞動者操作的違法勾當，背後都有一個通到上面去的利益集團，底層勞動者只得到一份可憐的糊口工資而已。

　　對於你的這種曲辯和洗地行為，魯迅先生說得好：“倘使對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於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殺人者的幫兇而已。”

　　6、孫毅安對“底層之惡”的大張撻伐，原來只不過暴露了“中層之惡”而已

前面說了，孫毅安當然不屬於底層，但也很難算是上層，他屬於改革開放以來迅速成長起來的中間階層，這個階層包括知識/技術/管理人員、中小企業主、中下層公務員，連同家庭附屬人口，占人口總數的20%左右，大約3億人。這個階層的歷史進步意義、歷史之善和倫理之善，我們先不在這里表彰，我們先來看看它的歷史局限性、歷史之惡和倫理之惡。

　　它產生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先天不足，對權貴官僚階層有嚴重的依附性，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必須充當權貴官僚的白手套；它後天發育不良，隨著黨對經濟的控制收緊、國進民退以及經濟本身的下行，它呈現出萎縮的趨勢，在其經濟和政治的主體性還沒有發育形成前它就萎縮了，數量上也遠遠沒有達到發達國家占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規模。在這種尷尬的情況下，它本能地具有把來自上層的掠奪和壓力轉嫁到比自己弱勢的底層勞工和貧民身上的趨勢。它不能光明正大、理直氣壯地向上層爭取權利，又想保持住自己的那份利潤和利益，於是利用一些自由主義和普世價值話語，向底層進行意識形態洗腦和進攻，一方面為自己的剝削行為提供正當合理性辯護，另一方面對底層進行污名化，使之不能形成爭取自己權益的歷史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上的意識和自信。這就是這些年來不斷出現的素質論、牲人論、暴民論、民粹論、文化決定論的社會心理背景，而孫毅安們的底層之惡論，就是一個最新的、倫理學形態的版本，由於孫毅安特殊的“個性”“男性氣概”和“勇武精神”，這個倫理學版本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對於底層的歇斯底里的深仇大恨的程度。

　　“中層之惡”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欺下媚上！恃強淩弱！

　　二、某思想沙龍由孫毅安言論引發的第二輪討論

郭學明：底層是十億人左右的群體，存在這個群體共有之惡嗎？底層之惡是一個全稱判斷，能禁得住證偽嗎？法官中有惡法官，可以定義以法官群體全稱形成“法官之惡”的概念嗎？企業界有黑心老板，可以據此定義“企業家之惡”的概念嗎？三年三班有幾個學生考試作弊，可以據此定義三年三班之惡嗎？精英中出了張維為，可以得出“精英之惡”概念嗎？把社會中最大群體中個別人或部分人的惡說成整個群體之惡，這是“底層之惡”概念不成立所在！每個階層都有惡人惡行，但不能株連擴展到整個階層！只有黨衛軍褐衫黨契卡紅色高棉這樣的邪惡組織才可以全稱判斷為黨衛軍之惡！法西斯之惡！契卡之惡！紅色高棉之惡！我反對大衛教授說底層之惡現象存在的說法，請您舉個例子給我，哪種惡是底層全體領屬的惡！底層之惡說是對億萬善良底層人的侮辱與輕蔑。

　　YU：郭老師：別激動。您說的都有道理。你昨天也問過“底層之惡”是不是全稱概念、是否成立的問題。我的看法是：它是否是一個全稱概念，本身是模糊的。如果是全稱概念，那它肯定是錯的。別說“底層”這個群體了（有相當多的善良人），就連黨衛軍、法西斯、契卡、紅色高棉里面都不乏少量好人。只有把“底層之惡”當作一個非全稱概念（即“存在於底層中的惡”，而不是“底層人均惡”）來理解，這個概念所表述的現象才是基本屬實的（大衛兄與多數人說的，應該是從這個角度理解的），才值得進一步探討（現象的實質——是否底層獨有；現象的根源——人性、文化還是制度）。

　　如果把“底層之惡”理解為“存在於底層的惡”，它的確是一個客觀存在（先姑且不討論是否底層獨有及其根源）。底層人中固然有很多善良的人與善行，也有很多惡人與惡行。我們老家農村，我從小就見過很多兩方面的人與事，有的可追究到制度根源，有的則比較難，說起來話太長。

　　郭學明：那麽，就應當說“存在於底層人中的惡”，而不是在各個社會階層中單單建立“底層之惡”概念，突出“底層之惡”。都是學者思想家，又不是不會語文，又不是沒看過波普爾，為什麽不能準確表達！事實上，一些精英的表達也具體指向了整個底層！過去，江總接見外國記者說不能實行民主政治是人民素質還有待提高，現在，一些主張自由民主的精英討伐底層之惡，異曲同工！“底層之惡”說的實際效果就是讓人以為存在一個底層而不是底層個別人部分人的獨有固有的惡！

　　喚起對底層憎惡。

　　我的下一個問題是，哪些惡是只有底層才存在而其他階層沒有的惡？請教！

　　YU：這個很難說。我的初步判斷是：根源都是人性之惡，有的被不好的制度所放大。這些惡，在底層有底層的表現，在高層有高層的表現，可分別稱為“存在於底層的惡”“存在於高層的惡”，近似簡稱“底層之惡”與“高層之惡”。啊呀呀，與郭老師這樣認真的辯友，進行這麽嚴格的討論，一步步都得小心翼翼，生怕出錯呀。

　　在底層有底層的表現，在高層有高層的表現。底層之惡在很多情況下是高層之惡帶來的（譬如防疫）。但話又說回來，很多高層之惡也是底層之惡成就的（沒有他們那麽慫包，高層能那麽威風作惡嗎？）就像那些沒領到菜就高叫、領到菜後就“懺悔”的慫包，看著都生氣！當然，我對底層慫包的“怒其不爭”，沒有對高層壞人的痛恨那麽濃烈。

　　張千帆：整體主義命題從來是錯的。一切概念都必須能夠被降解為個體，或以個體為基礎，否則就在耍流氓。不同階層的惡相互放大惡性循環。

　　王瑋：@YU?把底層之惡解成底層中存在的惡，是標準的偷換概念。

　　顯然不符合漢語語義學對詞義的邏輯限定。底層之惡假定了一個特定的底層人群，這個人群有一個特定的惡的屬性，這個意思明明白白，不能隨便曲為之解。這里隱含了說話者的歧視，輕蔑，排斥，也隱含了自居為上層人的傲慢，自滿和得意。這是不能不查的。

　　郭學明：先做加法，再做減法。先把底層人的惡都列出來，再減去其他階層都有的，剩下的就是底層獨有的。

　　我先列一些拋磚引玉，不一定對：偷東西、掏包、哄搶、狐假虎威、自己摔倒賴救助者、假摔訛錢、仇富、盲從……我就想討論清楚，只有底層存在的惡究竟有沒有、有多少、有多嚴重，討論一次問題就應當搞清楚。

　　JIAO：偷東西、掏包（底層小偷小摸屬於盜竊，上層貪腐也屬於盜竊，是大盜）、哄搶（底層民眾哄搶翻車的貨物，上層通過權力瓜分一些國企民企資產）、狐假虎威（底層上層都有）、自己摔倒賴救助者（底層訛詐某個個體，上層以更冠冕堂皇的理由訛詐或綁架民眾）、假摔訛錢、仇富（底層仇富，上層意識形態既仇外也仇視蔑視底層）、盲從（底層愛盲從，上層也是如此，官員不僅盲從，且當上有所好時，還下必甚焉）……以上列舉之惡，無一沒有上層之惡的對應物，不同的只是危害更大而已。在這種情況下，拎出所謂底層之惡討論的意義何在？

　　劉中岳：如果沒有底層所獨有的或發端於底層特殊人性的惡，就推翻了“底層之惡”這個概念（標簽）。

　　吳祚來用“附庸之惡”代替“底層之惡”，感覺比@德州老劉說的“乖巧之惡”更貼切，也比我說的“賣身求榮之惡”更簡練。其實大家有一個共識，“底層之惡”這個詞用的非常不準確，不恰當，作者還進而把“底層中存在的惡”標簽為底層所獨有或普遍的現象，就更不應該了。

　　JIAO：平庸之惡，要比所謂底層之惡的概念更有分析的價值；底層之惡，也不如底層互害更有分析的意義。

　　所謂底層之惡，是一個偽概念。除非把貧窮當成一種罪惡，因為貧窮，確實是底層與上層最明顯的也是最本質的區別。不僅僅是物質上的貧窮，更包括權利上的貧窮。盡管在黨國，所謂上層也存在權利貧窮的問題，但底層則是權利角度的赤貧。

　　郭學明：繼續做加法：打土豪分田地、反右批鬥知識分子、紅衛兵、武鬥、批鬥黑九類、農村管教黑五類。

　　JIAO：這些都是上層之惡，極權政治之惡，底層屬於被裹挾的從犯，有些民眾則是受害者。

　　郭學明：底層之惡是近幾年來一些精英特別是保守主義者詆毀底層反對平等價值觀的惡意滿滿的概念！

　　JIAO：提出所謂“底層之惡”的人，有責任為其概念進行定義，如郭學明所提到的問題，列舉一下有哪些惡可以稱之為底層之惡。這類惡是出於人性本然還是制度環境使然。提出此概念的意義何在。是一種有別於平庸之惡的新概念發明，還是對於底層恨鐵不成鋼的情緒，或者是對底層沒能覺醒起來當炮灰為將來自認的上層們鋪就摘取轉型桂冠道路的不滿？

　　王斌：本群有個90後女孩關於我們底層作惡的討論有一篇頗深刻的哲學性表述，估計她怕得罪人，故只發在她的朋友圈，我很想轉過來，但怕人家不同意，便忍了。這女孩以域外之眼看我們，及中國問題，厲害！

　　王斌應大家要求轉過來@Laurel發在微信圈的帖子：

　　有主張人性惡的，有主張人性善的，明確主張人性善的，如孟子，古希臘的斯多葛主義者，近代的盧梭，現代的自由主義者，主張人性惡的，像荀子，亞里士多德，以及基督教，近代的霍布斯，當代的自由主義者等等。這樣的主張本身具有形而上學的預設性，既然是理論預設，其目的就是為了解釋現實，它們雖然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事實支撐，但其本身並非就是事實陳述，命題的提出者本人也具有某種程度的超然性。作為人性論的預設，它們當然是全稱命題，這跟聲言“底層之惡”是完全不同的。“底層之惡”作為一個命題其問題根本不在於它是否是個全稱命題，而在於這種提法本身就是惡的，是充滿了惡的。首先什麽是底層？誰是社會底層？劃分的標準是什麽？是在公權力鏈條上所處的位置嗎？是完全無權者嗎？是一個人所處的經濟地位嗎？是經濟決定論嗎？是按照社會財富占有量多少來劃分嗎？不管按照什麽標準，人類歷史上還有比耶穌?基督更底層的存在者嗎？那些原始基督徒哪個不是來自社會最底層並固守於這個底層？他們都是底層之惡的化身嗎？其次，凡是提出“底層之惡”的人本人就是惡的，他們骨子里充滿了惡毒。他們的惡首先在於他們把自己擺在了生物鏈的高端，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底層。這是傲慢。他們究竟來自何處？誰給了他們非底層的位置？

　　這個非底層來自於什麽？社會地位？財富？知識？受教育程度？最後，提出這種邪惡概念的人多半是某些麻木的良知殘缺的偽知識分子，這本身就是一個最墮落的群體，尤其是在近七十年的中國。凡是他們認為惡的，多半惡不到哪里去。他們是一個最缺乏思想的群體，是離思想最遙遠的群體，也是一個最喪盡天良的群體。

　　另外，“底層之惡”這個命題中的惡所指的，當然不僅僅是泛泛而言的人性惡之一般的形式的惡，這個惡是有所特指的，比如某些根深蒂固的惡，某些粗魯的惡，某些直截了當的惡，某些赤裸裸的惡，且不去說這樣的惡比起那些所謂的非底層的遮遮掩掩的經過多重偽裝的各種處心積慮的惡是否是更小一點的惡，問題在於這種所謂的底層之惡是本源性的，還是非本源性的，也就是說它是因呢還是果？這些偽知識分子嘴里的底層之惡是否只是應對統治者的邪惡被逼出來的應對手段？也就是說這種所謂底層惡只是邪惡的統治者之邪惡所造成的？如果是這樣，那些動輒聲言底層之惡者不是變相地向統治者遞投名狀嗎？

　　王大衛：讀後感兼答郭學明諸君：這位年輕學者好生了得，同意王斌兄對她的評價（本來我是向大家推薦郭學明老師針對孫毅安們的“連環之問”的，沒想到風雲突變，郭老師直奔我來了，好像我這個孫毅安的激烈批判者瞬間成了他的同夥了，因此有必要認真回應郭老師的質問；更有趣的是，郭老師是一個同情、尊重、善待勞工的良心企業家，而我是一個勞工公益志願者，因此我們之間的爭論，有點像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

　　如果“底層之惡”這個概念專門針對底層而言，我也是堅決反對的，事實上，孫董孫大編劇的文章在本群一露頭，我就近乎本能地予以堅決否定了。但我堅持認為，作為現象描述的概念，這個概念是可以成立的，只不過同時還存在“中層之惡”“上層之惡”，它們構成等級專制制度之惡的三個環節，而且就惡之大小、主次、因果而言，上、中、底層不可等同視之。這種倫理學上的分層，同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上的分層一樣，是有價值的，對我而言，至少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 具體分析在等級專制制度鏈條上不同階層之惡的特征，有的放矢提出糾治之策，而不是停留在對一般、抽象的“人性惡”的泛泛的譴責上，這反而模糊了不同階層應負的具體責任；（2）承認底層由於其特殊的社會歷史境遇，會產生一些特殊的惡行惡德（僅僅具有概率統計意義，並非每個底層人都具有，當然也不是先天的和不可更改的），是直面問題，而不是護短甚至搞底層崇拜，這對於像我這樣長期為底層發聲和維權的人而言，具有特殊的意義，可以有效抵禦來自上層和中層把我們污名化為討好底層的民粹主義。

　　當然，如果有學者能夠證明“底層之惡”“中層之惡”“上層之惡”純屬多余的概念，我也樂於用奧卡姆之剃刀，一刀除之，而無憾焉！

　　YU：同意大衛兄的基本觀點以及您與郭老師分析問題的思路與方法。

　　占全喜：@王大衛?同意你的分析。補充一點，@郭學明?老師多次在群里提醒大家做加法和減法來分析有沒有專屬於底層的惡，至今沒有一位群友，也沒有看到一位群外網民舉出一例底層特有的惡。支持“底層之惡”這一說法的也僅僅是認為“底層存在惡”，並沒有說“中層、上層沒有這種惡”，所以基本上可以認為“底層之惡”是一個偽命題。

　　但“底層之惡”作為一個詞組，文人要使用那是其自由。好比《醜陋的中國人》里的醜陋也不是中國人所特有。所以“中國人之醜陋”也是一個偽命題。但並不妨礙《醜陋的中國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意義。

　　YU：這是王斌老師特別欣賞的那位90後外國美女的帖子？

　　（1）

　　首先，我想高度肯定她的漢語表達能力，以及淩厲的辯論風格（蘇格拉底式的詰問）——這方面我認為她已經跟我不相上下了，遠超我在那個年齡段的多水平。是個難得的人才！

　　（2） 但我想指出的是，她的認知是很偏激、強詞奪理，而且很不友善的。隨便指出兩點：第一，她連“底層”這樣的事實描述概念都要否定，沒有絲毫道理。她說的以經濟、政治地位來判斷社會分層，其實都是可以的，為啥要反對？如果因為同情底層，就連這個概念都不讓用，那必須換成“待中層”之類的概念嗎？政治正確是否太過頭了？她甚至認為使用這種概念本身就是“惡”的。這就不僅觀點極端，而且對觀點不同者充滿敵意，很不好。第二，她將所有提出、認可“底層之惡”這一概念的人都定義為“骨子里面充滿了惡毒”“麻木的良知殘缺的知識分子”“最墮落的群體”，如此不分青紅皂白，把我、大衛兄甚至您王斌兄都囊括進去了，至於這麽絕對嗎？我前面已經說明了我對這個概念的寬容理解（存在於底層的惡行——如果連這一點也要否定，那是否對底層的同情變成溺愛了？）並說明了這個概念不排斥推究“底層之惡”這一表象的深層根源（制度之惡、高層之惡）。即使她不認可我們這種觀點，但至於這麽給我們扣這麽狠的大帽子嗎？至於這樣自以為是、高高在上、揮舞道德大棒，進行赤裸裸的人身攻擊，這是一種理性觀點與良善討論風格嗎？否！這才非常接近惡。

　　（3） 綜合上面兩點，我認為這個小姑娘有點兒類似於王慶民小朋友，有天才，但可能會朝極端化的憤世嫉俗方向發展。我認為王斌老師您不應該過於褒揚她，而應該與我們這些成年人一起，好好指出她的問題所在，“調教”一下她，把這個好苗子培養正了，不要長歪了。我說的是真心話，不是故意挑刺。

　　占全喜：我來為@Laurel?美女辯護一下。她激烈批評的“底層之惡”一說大意是“底層充滿惡”，而不是“底層存在惡”。至於底層如何劃分，仁者見仁，“底層充滿惡”之說顯然對“底層”充滿鄙視和敵意。就像成龍說的那樣：“中國人需要管”也是對中國人充滿了惡意一樣。

　　YU：我們要同情、理解底層，但不意味著我們要無視底層存在的問題（即使不是他們獨有）。否則，我們要麽是掩耳盜鈴，要麽是“溺愛”他們（盡管“溺愛”這個詞也有高高在上的嫌疑）。

　　JIAO：她反對的是“底層之惡”的概念，而非“底層”的概念。余先生由誤解開始，那麽批判的箭頭射中的就只是一個稻草人了。

　　就是這位姑娘、郭學明和我分別提出的關於“定義”的問題。提出“底層之惡”觀點的人，有責任為自己的概念進行定義，即底層的定義；同時也有責任為其所謂底層之惡的概念或觀點進行定義或列舉。哪位持底層之惡觀念的群友，出來給定義一下?

　　YU：（1）我已經定義過多次了。我理解的“底層之惡”，指的就是“存在於底層的惡行”。它是一個表象，既不表明它只存在於底層、不存在於其他階層，也不表明它根源於底層、沒有體制根源。定義完畢。（2）定義本身就是可以多樣化的，沒有正確之分，除非是一個公認的、約定俗成的、含義很明確的概念。定義是針對概念的，不是觀點，也不是論證，而是討論、論證觀點的起點。完畢。

　　劉開明：關於“底層之惡”這個話題，我更讚同社會環境對人的行為的影響。十多年前，敝人主持一個得到世界銀行資助的幹預項目——深圳拾荒人群互助項目。網絡上有這個項目的視頻。參加人群全部是來自河南黃泛區的農民，很多人在深圳拾荒超過二十年。有一次我們安排他們在一家三星級酒店培訓兩天。培訓結束後，每個人都把酒店的房間收拾得幹幹凈凈才走，而且沒有帶走任何酒店物品。很讓我的同事驚訝，我問了其中一個領頭的老大爺。他告訴我，他們事先有過約定，一定要把酒店房間搞得幹幹凈凈，不能讓人看不起我們撿垃圾的人。這個例子說明，窮人只要得到尊重，會比其他人更重視社會的期待和規則。

　　當社會充滿惡行的時候，就不能指望底層不惡。

　　Cheng Feng：參考一下馬克思的思路，他對無產階級的同情和讚美沒有妨礙他討論“流氓無產階級”的問題：路易?波拿巴的追隨者“除了一些生計可疑和來歷不明的破落放蕩者，除了資產階級中的敗類和冒險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釋放的刑事犯、脫逃的勞役犯、騙子、賣藝人、遊民、扒手、玩魔術的、賭棍、皮條客、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賣唱的、撿破爛的、磨刀的、補鍋的、叫花子，一句話，就是被法國人稱做浪蕩遊民的那個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處漂泊的人群。波拿巴把這些跟他同類的分子組成十二月十日會即慈善會的核心，因為這個團體的所有成員都和波拿巴一樣感到自己需要靠國內的勞動群眾來周濟。波拿巴是流氓無產階級的首領，他只有在這些流氓無產者身上才能大量地重新找到他本人所追求的利益，他把這些由所有各個階級中淘汰出來的渣滓、殘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絕對能夠依靠的唯一的階級。”

　　JIAO：@Chen Feng?流氓無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一個特定部分，並非全稱概念。除非你把流氓無產階級等同於無產階級是流氓。而“底層之惡”之“底層”，是全稱概念。這樣的類比並不恰當。否定底層之惡的說法，並非排斥底層也會作惡，存在底層惡人或底層流氓這樣的事實。

　　王瑋：對。假定的是一個與底層共生共存的本質。類似於血統論一樣的。是根深蒂固的歧視。

　　段毅：底層之惡或底層存在的行為之惡，如果與高、中層就行為的特點相比較是可以區分出來的，相當多的案例都可佐證，這與認知水平，教育程度，可選擇手段，得到救濟的範圍相對低下有關。我辦過挺多案子，從心理到行為烈度分析，底層確有簡單粗放極端的特點，而高中層在相應事態下有較強的控制能力和更多為惡手法的選擇。

　　Cheng Feng：站在底層一邊和討論底層存在的問題不矛盾。

　　JIAO：@段毅 您說的，是在表現方式上的不同。那麽這些您認為是否跟其它階層的惡在本質屬性或惡的類型上有什麽不同呢？

　　段毅：這類分析討論的意義在於理解社會底層的處境及不平等條件下反應方式，目的是找到改變的方法，並不是在人性角度去證明善惡，我沒有能力也沒有願望研討這個太抽象的命題。

　　王大衛：針對孫毅安那篇文章，在同樣否定此文的群友中，又出現了分歧，一些群友認為“底層之惡”不僅是一個學理上不能成立的偽概念，而且提出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種惡，本身就是對底層的污蔑和誹謗，對中層責任的回避，對上層罪責的掩飾；另一些群友（比如我）認為“底層之惡”這個概念在一些限定條件下是必要的也是可以成立的：

　　1、底層之惡概念的限定條件

　　（1）它只是一個現象層面的、帶有概率統計屬性的歸納，而不是一個本質主義的定義；這個條件限定回應了一些群友的觀點：反對把“底層之惡”說成是一個底層所獨有的、先驗具有的且每一個成員都具有的本質的、孫毅安式的概念。

　　（2）它的典型背景和適用環境是等級專制社會，多半不適合於憲政民主法治社會；它不是僅僅針對底層的，因為同時存在中層之惡、上層之惡，而且上層之惡大於中層之惡，中層之惡大於底層之惡。這個限定條件回應了一些群友的觀點：反對為底層量身定做一個概念，並且否認中層與上層存在更大之惡的事實。

　　（3）我認為這能夠把誠實承認底層也存在一些具有特色的惡這個事實與嚴厲批判孫毅安們對底層的惡毒的、恨不得食肉寢皮的、歇斯底里的仇恨兩者並不違和地結合起來，就像有群友所說的，站在底層一邊並不妨礙正視其問題，反對對底層的道德歧視和污名化並不妨礙承認其道德上的缺陷，這反而有利於針對底層之惡作出有效的診斷和治療，相反，諱疾忌醫不利於底層的發展和壯大。。

　　（4）在現象之歸納層面還可以成立的另一組相對而立的概念是底層之善、中層之善、上層之善，並且，在等級專制社會環境下，也可以做出一個相對的判斷：底層之善大於中層之善，中層之善大於上層之善。

　　這可以回應一些群友的觀點：底層擁有許多優良的美德，這正是底層克服自身一些惡習的內在根據。

　　2、關於底層之惡的定義

　　作為現象之歸納的概念當然是一個從個別到一般、從特殊到普遍的過程，但要做一個定義，我們還是必須遵循亞里士多德的種+屬差的定義方法，即首先確認人性有善有惡（我個人以人的自主性、開放性、創造性、友愛性為人性善，以奴性、封閉性、破壞性、攻擊性為人性惡）這一“種”，然後加上底層、中層、上層皆有善有惡這一“屬差”，這就有了底層之善/惡、中層之善/惡、上層之善/惡這兩組概念。這兩組概念作為分析工具的增量意義在於，由於各階層所處地位不同、擁有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資源不同、持有的價值觀不同，它們行善與作惡的方式也就不同。

　　這個定義過程並不是前文所反對的本質主義的，即不是從一般的人性善惡推出特定人群的善惡的過程，而只是一個普遍（種）加上特殊（屬差）的形式邏輯的定義方法，也就是說，在做定義以前所獲得的大前提（人性善惡）本身就是從不同階層、種族、年齡、性別等等的人群和個人中歸納出來的，作為歸納，永遠難以窮盡個別與特殊的豐富性，因而任何一種人性論都帶有假定的性質，底層之惡等二級概念，就是用這個一般的概念來概括特定階層的善惡現象的結果。誠然，這是一個具體經驗與抽象定義之間不斷循環往覆的過程。在這里，起點是經驗，終點也是經驗，概念只是中介和橋梁，而不是先驗主義的絕對本質。底層、中層、上層之善/惡這兩組概念，既帶有人性的普遍性、一般性、共通性，又帶有一定階層善惡的特殊性、個別性、差異性。希望這個說明回應了一些群友對底層之惡加以定義的要求。

　　3、有沒有只有底層才特有的惡

　　這個還真沒有，因為一切階層的惡都可以歸納為奴性、封閉性、破壞性、攻擊性這幾個向度，只不過它們在特定階層成員身上，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1）由於底層的生存艱難、逼仄和缺乏教養，他們的一些惡行就顯得極其直接和粗鄙，比如搶劫、偷盜、強奸、隨地吐痰以至大小便、在公共場所喧嘩吵鬧等等；中層相比底層擁有較多資源，不太需要用暴力、刑事犯罪方式滿足自己的需要，但這並不等於中層的惡就比底層的惡減少了，中層之人借助於更高智力、文化、知識、信息而做出的缺德犯法之事，會造成更大的禍害；至於高層，他們固然不需要自己動手幹壞事了，但那只是因為有一個自上而下的組織體系在幹成百上千倍的壞事，最高之惡可以達到國家犯罪、國家恐怖主義和帝國主義征服的程度。

　　（2）在受壓迫剝奪沒有上升空間的制度環境下，不少底層人自暴自棄，平常逆來順受，沒有自組織能力和習慣，遇到機會或煽動時又迅速聚齊為橫掃一切的烏合之眾，結果一次又一次成為可憐的炮灰，他們是社會的底盤和基礎，但在近現代以前確實沒有制度創新能力；在等級專制社會中，中層之惡主要表現為作為官僚和文化人竭力維護等級專制制度；上層之惡則是利用中層去統治底層民眾，使他們永遠保持在馴服和奴隸狀態。

　　（3）底層人的消極被動性、惰性確實顯得比其他階層突出，例如工作之余和節假日，大量時間浪費於賭錢打牌喝酒閒逛，沒有幾個人致力於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相當多的人具有反智傾向；相比之下，中層、上層的主動性、擴張性、壓迫性比較強，熱衷於權術和統治才能的積累。

　　（4）底層人的攻擊性、破壞性不如中層尤其上層強，而且更多地針對自己、自己階層和比自己更弱的人，通常並不針對更高階層，自己受了有權有勢者的欺壓，卻回家酗酒、打老婆孩子，或跑到學校門口殺孩子、開車碾壓路人、炸公交車或把公交車開到河里……相反，中層尤其上層的攻擊性和破壞性要活躍得多，而且主要針對底層。

　　各階層的惡，基於不同的地位、資源、目標、環境，的確各有特色。指出底層之惡大都來源於等級專制制度不是問題，問題是它們已經存在在那里了，並且嚴重阻礙這個階層的命運的改變。不是說給他們一個好的制度這些問題就自然會消失了，更何況，誰來給他們一個好的制度呢？歷史上，好的制度不正是通過他們的覺醒、組織和行動，在發揚“底層之善”、洗刷“底層之惡”的同時創造出來的嗎？

　　4、什麽是中層之善，中國需要什麽樣的中層

　　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中國出現了一個中間階層，甚至中產階級，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大部分知識分子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資源的占有上，都屬於這個中層，除非發生像反右和文革那樣大規模的對知識分子的打擊和貶低，以及經濟大崩潰和大饑荒那樣的災難，盡管近些年出現了中層衰退的趨勢，但大部分知識分子不太可能下沈到底層，而會勉強維持在中間狀態。

　　中層處於底層與上層之間，對於社會結構的演變發展，可能會產生兩種影響：一種是踩著底層和同階層的人往上爬，躋身於上層，這就必然會加劇底層與上層的兩極分化，最終導致社會的崩潰；另一種是利用本階層作為中介和橋梁的優勢，盡力填補底層與上層之間的鴻溝，在促進社會結構的平衡和優化的同時，也壯大本階層的力量，最終將金字塔或杠鈴型社會結構，改變為橄欖型社會結構。

　　從倫理學的角度，我們可以把第一種影響稱之為“中層之惡”，而把第二種影響稱之為“中層之善”。

　　當代中國的基尼系數高居全世界榜首，貧富兩極分化愈演愈烈，雖然人均國民收入，按世界銀行的標準，已經達到了中高收入水平，但實際上，處於剛剛脫貧和貧窮狀態的人口還在10億以上，這就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處於這個陷阱中的國家，無一不處於權貴資本主義和權力市場經濟、政治專制和動蕩、族群分裂和社會解體的狀況之中。

　　像孫毅安這樣的中層，兇狠地詛咒和仇恨底層，把制度之惡、權力之惡、上層之惡，統統栽贓到底層頭上，他們或許口頭上也高喊普世價值、自由主義和憲政民主，但這一定是遮掩其躋身上層或取上層而代之的陰暗目的的障眼法。他是極右化的中層，他的言論體現了典型的中層之惡。

　　很明顯我們需要能夠推動社會朝向橄欖型結構和憲政民主的中層，這樣的中層是社會和政治轉型的必不可少的推動力。

　　雖然我們可以相信底層相比中上層在數量上有更多的善，但這種善大都是“平庸之善”，作為社會墊腳石和地基的純樸之善，如誠實、辛勤、敬業、溫良恭儉讓等等，而在精神文化創造與經濟政治社會制度創新方面，還乏善可陳。底層的前途和命運不是固守在底層，而在於大規模地上升為中層，為此他們必須提高自己的生產能力、經營能力、市場能力、自組織能力、集體博弈和集體行動能力、參與政治進程的能力，而來自中層的良性和健康力量，可以大大地推進這一進程。

　　有兩種中層，都可以成為這樣的積極推動力，一種是追求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現代自由主義者，他們也希望底層能夠大規模轉化為中層，為此，他們承認勞工三權和社會保障，甚至願意與勞工階級進行政治上的競爭與合作。他們把古典自由主義推進到社會自由主義的新階段。密爾、凱恩斯、羅爾斯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另一種同樣也是追求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不過他們已經不是站在勞工階級對面與之進行競爭與合作了，而是與勞工階級站在一起、作為勞工的朋友、戰友、智囊、專業人員，與勞工階級一起追求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他們主張的社會主義是自由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伯恩施坦、饒勒斯、勃蘭特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這兩種力量是典型的中層之善。

　　中國社會和政治的根本轉型，有賴於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中右與中左、憲政民主右翼與憲政民主左翼的競爭與合作，這是最直的正道，其他的道路，在經過許多的彎曲並付出巨大的代價後，最終也會走上這條道路。

　　（2022.1.18）

　　11.鐵鏈女們和三千萬光棍的出路在哪兒

　　轟動全世界的徐州鐵鏈女事件仍在輿論發酵中，本文擬對此一事件做一點因果分析和對策研究。

　　一、對拐賣婦女現象的幾種分析範式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析範式

　　它具有顯隱兩套，顯的一套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當然是絕不容忍拐賣婦女，也是要努力、妥善解決3000萬剩男的婚姻家庭問題的；隱的一套是無法明言而實際運行的潛規則。就歷史原因而言，男女性別比的嚴重失衡、3000萬之巨的剩男光棍的形成，主要是將近40年的暴力計生造成的，這一極權主義計劃生育體制至今也沒有被廢止，只不過在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壓力下，由強制計劃少生搖身一變成了強制計劃多生而已，這是解決剩男光棍和拐賣婦女問題的巨大的歷史包袱；就現實條件而言，現行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恰好構成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大障礙，真要按照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與24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那無異於左右手互搏，完全亂套了。一個政府要根本解決一個由自己造成的並且其權力和利益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建立於其上的巨大的社會弊端和災難，那是不可能的，於是潛規則就發揮作用了，無非就是一招拖字訣，在瞞和騙有效時無限地拖延問題的解決，縱容和放任拐賣婦女黑色產業鏈條的滋長蔓延，在突發性群體和個體事件曝發時，采取殺幾只替罪羊的應急管理措施來平息洶洶輿論。胡錫進的叼盤藝術最能夠把握這種維穩模式的起承轉合。可以預料的是，徐州豐縣的八孩鐵鏈女事件，在持續不斷的輿論倒逼下，會刑拘幾個罪犯、處理一些官員，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反正輿情熱點總會轉移，只要沒有有組織的民間力量進行持續不斷的制度性追責，過幾天就會風平浪靜了，況且，我們政府已經依法處理了，還有人要糾纏不清的話，徹底封殺這個話題、解決這些提出問題的人，那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2、毛左、極左分析範式

　　毛左對於暴力計生造成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和3000萬剩男這個事實，以及這一事實與拐賣婦女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三緘其口，正如他們堅決否認大躍進造成了3000多萬人餓死一樣，為何？人口生產的公有制和計劃生育正如物質資料生產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一樣，是極左和毛左的基本信條，為了堅持這一信條，他們不惜否認明晃晃的事實。他們把拐賣婦女歸因於改開以後日趨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而貧富兩極分化又是私有制和資本主義覆辟的結果。針對胡錫進的“窮是很多悲劇的源頭，也是很多罪惡的源頭……豐縣八孩媽就屬於窮生惡、惡成常的典型情況”，毛左人士直斥其為地主資本家的代言人；針對自由主義者易中天說自由和財富造就了谷愛淩、貧窮和愚昧產生了鐵鏈女，毛左人士指出，是資本主義私有制造就了谷愛淩，是剝削和壓迫造成了貧窮、愚昧和鐵鏈女。至於如何消滅拐賣婦女和大規模光棍現象，毛左除了近期內要求當局落實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和嚴格執行法律外，遠期則訴諸於新的消滅私有制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

　　3、民間極右派分析範式

　　他們是反現行體制的，但同時又是極右的，包括自由放任和自由至上主義、極右無政府主義或最小政府主義、諸亞獨立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逆向種族主義（中國人性敗壞論、中國文化邪惡論）等等，具體人群有郭粉、川粉、普粉、姨粉、哈粉、土奧、田園基等等，其共同的思想特征是逢左就反、唯右是從、左錯右對、越右越對，在現代世界思想政治光譜上，他們自我定位於極右，左翼人士稱之為黃納粹、華人法西斯。

　　我們先來欣賞一下華裔美籍學者何清漣對我的推文的幾條評論：

　　——如果有人認為政府應該包辦3000萬光棍問題，我覺得好辦：

　　一、提此議者如果是女士，請她率先垂範，學習文革時期主動與農民結婚的女知青——那些人不少成了先進人物；二、如果是男士，先請他動員女兒、姐妹身體力行。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婚姻本來就是個人事務。事實上，西方國家不婚族也相當普遍。

　　——提出這種建議者，比世界所有左派都“進步”。毛左當年改造中國時，強烈反對包辦婚姻，連父母作主都不行。不信請看《小二黑結婚》與中共黨史。西左女權是“我的身體我作主”，自己願意什麽都攔不住；自己不願意，政府別想代替她們作主。因此，提出要為三千萬光棍解決老婆問題的人，超越了共產主義理想。

　　之後，她又在別的地方發推說：美國既是民主政治，也是市場經濟，美國也有很多光棍，男女皆有。美國左派想要政府包辦的事項很多，包括變性費用的支出，獨獨沒想過要政府消滅光棍現象。BTW，美國人口買賣也是地下經濟的主要門類，與販毒一樣。以為民主代表消滅罪惡，只能說是無知；關於是否由政府出面直接解決3000萬光棍婚配問題，談最後一次：沒有政府是萬能的，自古及今，只有蘇維埃政權時期及中共草創至1950年代初，用制度化暴力強迫（或強搶）女人配婚。

　　時至今天，一邊罵著共產黨，一邊還做著“打下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生”的新版夢想，那就趕緊表現，加入1950年代以前的中共；不少人張嘴就來：溺殺女嬰只因計劃生育政策，因此才有性比例失調。中共沒封殺這類研究及相關信息，僅列三篇：古代中原溺女嬰非常嚴重，清朝時才嚴厲禁止guoxue.ifeng.com/c/7oL8YrF Tbf0蔡丹妮：歷史上的殺女嬰現象何以被“中國化”thepaper.cn/ newsDetail_for…近代華北地區的溺女習俗iqh.net.cn/info.asp?colum.

　　另一位與何清漣密切互動而且更加囂張的極右分子徐思遠一路破口大罵：

　　——羅翔是極少數中國能把法律與自由說的明明白白的人。至於胡平、王江松、賈平凹這些智障，還是及早準備後事吧，活著都多余。

　　（羅翔：“有作家曾經認為如果打擊拐賣現象導致村落消失怎麽辦，對此我的回應是一句法諺：Fiat justitia ruat caelum——如果天塌下來，正義才能得到實現，那就塌吧。”這句話很像康德引用過的另一句：Fiat iustitia, et pereat mundus. 即便世界毀滅，也要讓正義聲張。）——太平天國也是男營、女營分開，需要領導允許才可以有夫妻生活。胡平、王江松、賈平凹這些人的腦袋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們不過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體兩面。

　　針對人權律師王清鵬的一條推文（“在我的印象中，中國有拐賣婦女的現象。但是這麽大規模，政府聯手默許、村民多人參與，把被拐婦女折磨成這個慘狀的，還是超出了我的認知。一黨獨裁，遍地是災！共產黨政權只要存在一天，都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威脅”），徐思遠評論說：“看來，在沒有共產黨的時代，中國人是不拐賣婦女兒童的，老舍這個騙子公然撒謊（指《茶館》里有龐太監買媳婦的情節——引者注）。”

　　網紅王小山譏笑我說：“你咋就不寒而栗了呢？為啥不找棵歪脖子樹吊死呢？”我回應一句：“我沒有招惹過你，你為什麽開口就咒我死呢？”王小山整個兒一副流氓嘴臉：“你在網上放屁，還不許人評論了？這事兒很簡單啊，你拉黑我好了，不，還是我先拉黑你吧！記著找棵歪脖子樹，吊一吊，有利於健康！”

　　網紅@五岳散人的一條推文，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極右分子的觀點：

　　有人問我怎麽看“光棍村”。很簡單啊，滅絕就好了。哪兒有祖宗造孽、後輩不還的道理嘛。量子世界里因果律可能失效，但宏觀世界還是有因果律這件事的。簡而言之三個字：活逼該。

　　瘋狂的神棍和川粉@詢經問道 則在胡平推下發出歇斯底里的咒罵：

　　我一直沒有對胡平先生做過什麽評論，但豐縣引起的話題我實在按耐不住了。一個自古以來依靠綁架拐賣強奸監禁殺害婦女來維持正常運轉的社會，還需要家庭和繁衍麽？難道不該滅絕麽？支持這樣觀點的人都最好斷子絕孫！願上帝的公義降在你家！

　　跟推評論的推友有三類，第一類是緊跟在上述五人後邊蜂擁而上的、一些受他們影響的、極右化的中產或小資，他們在胡平等人的推下盡情地發泄其道德義憤：

　　——好神奇的邏輯啊，光棍村的問題要找原因就找原因，先把“買媳婦”這個念頭放下行不？你還不寒而栗，我看你為你那些苦難兄弟摩拳擦掌一副準備為他們買媳婦說話的樣子才不寒而栗呢！

　　——先殺掉女嬰，導致成年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再拐賣婦女，強奸懷孕後再殺掉女嬰，這種惡性循環不該終止嗎？

　　——像阿Q一樣的光棍的滅絕是普遍現象。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生物現象。無法解決，也沒必要解決。只是以前是比較分散，不是集中在一個村子里而已。保護婦女是政府的責任。政府難辭其咎。

　　——這個案子好像不牽涉計劃生育政策好壞吧？就事論事，犯罪就是犯罪，犯罪就得伏法。即使光棍是一胎政策造成的，光棍也無權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她人的不幸上吧？

　　——有三千萬光棍男就必有三千萬女嬰女童被虐殺。那時候你感到不寒而栗了嗎？拐賣婦女和光棍男有聯系嗎？為什麽不提高犯罪成本，不全力打擊拐賣虐待強奸拘禁行為？買賣人口就不應該存在，這把人物品化奴隸化，跟男人沒有關系。

　　——讓幾千萬連獸類都不如的野蠻邪惡之輩消失在地球上，不僅道德，而且必要！

　　——把一個活生生的人鎖起來，十幾二十年反覆強暴輪奸至其精神失常，你tm就心安理得了？？？？變態吧！！！！

　　——在你餓死和吃掉別人之間，你是不是毫無猶豫選擇吃點別人？

　　這村子為什麽男女比例失調？還不是自己重男輕女？這樣的村子散了有什麽不好？要不你把家里女人送給他們繁衍後代？

　　——光棍村滅絕怎麽了？你可以去外面打工找老婆，你可以搬去別的地方啊！這能成為拐賣拘禁強暴無辜的女人的理由嗎？如果這個理由成立那任何出於自私目的的犯罪都可以被原諒了！我今天沒錢花了是不是可以搶鄰居的錢來花？我今天餓得快死了是不是可以把鄰居的孩子煮來吃？

　　——3000萬女嬰被溺殺，你有過不寒而栗嗎？

　　——讓3000萬光棍滅絕是駭人聽聞的人道慘劇？不就孤老終身而已嗎？能比得上殺害3000萬本該來到這世上的女性殘酷？

　　——三千萬光棍自行滅絕……你怎麽看出來的呢？比拔掉牙齒剪掉舌尖拴上鐵鏈關小黑屋被強暴了生孩子還慘無人道嗎？你不是蠢，是壞！

　　——誰滅絕了3000萬光棍？不結婚不生子就叫做滅絕，這世上的丁克和不婚者叫自殺/被殺了嗎？明明是中國人先滅絕了至少3000萬女胎/女嬰，該追究的是真正的殺人！結婚生子不是必須的，也不是必須提供的社會保障，而且是必須改變的社會觀念及壓力。

　　——3000萬光棍自行滅絕是人道慘劇？說的好像他們要被集體屠殺一樣，不就是沒有媳婦沒有後代嘛，他們有生之年該怎麽活還是怎麽活，他們肉身誰也滅絕不了，難道有後代大於天？沒有後代的人多了，他們是不是也是自行滅絕，人間慘劇？看來無後為大的落後觀念真是深入人心。

　　——農村人他媽的本身就是罪惡本身，一直追問制度，你們老左有本事讓全世界人都共同富裕嗎？社會本身就是這麽運作的，就是分層的，分層不代表可以去虐殺女嬰，然後現在刷光棍就他媽的開始說買賣婦女是有制度原因的，要臉嗎？

　　——請問你到底要到什麽歲數才能摒棄政府是用來“管”人民的這種儒家思想。人民不要宏觀敘事，不要毒雞湯，只要自由。三千萬光棍不是巨嬰，不是小人，不是子民，他們的生活、身體不需要統籌規劃安排。而是作為一個自由的公民過著自己的意願生活。

　　……

　　以上基本都是極右派，完全不講邏輯：從我們主張需要解決3000萬剩男光棍的性愛婚姻這個前提出發，怎麽能夠推出我們就主張可以和應該通過買賣、綁架、強奸婦女來滿足這些男人的結論來呢？我們也跟你們一樣堅決地反對這些違法犯罪行為並要求追究其法律責任啊！原來在你們的二極管腦子里，要麽3000萬剩男光棍只能孤獨終身，要麽就只能用違法犯罪的手段來滿足他們的權利和需求！對我們來說，尊重女權是不言而喻的底線和絕對前提，你們制造和痛打一個稻草人實在跟我們毫無關系。還有，從我們說3000萬剩男光棍是暴力計生的受害者，怎麽能推出我們不知道3000萬溺嬰也是受害者呢？我們所反對的暴力計生，侵害了數億對男女的生育自由、損害了數億懷孕婦女的身心健康，殺害了數億胎兒，逼著老百姓溺死或經B超檢測後引流3000萬女嬰，最後，造成了3000萬剩男光棍，這些是不可分割的罪惡和苦難！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場不亞於那場餓死3000多萬人的大饑荒的大浩劫！其所造成的人道災難豈止3000萬剩男光棍而已！

　　4. 憲政民主分析範式

　　幸好，還有第三類推友，雖然人數不多，但具有清醒的認識：

　　——幾千萬光棍如果任其自生自滅，不知道會產生多少殺人犯強奸犯變態連環殺手或恐怖分子，僅僅從功利的角度，底層民眾不能被忽視，否則整個社會買單。反對拐賣婦女和關心底層民眾根本就不沖突，後者做好了反倒能支持前者。不販賣婦女必導致光棍自生自滅或關心光棍就必導致拐賣婦女，純粹是腦殘或帶風向。

　　——“繼續允許光棍村買媳婦”與“讓光棍村滅絕”這兩個選項都是混蛋邏輯。一個不小心在網上說自己早餐吃了包子，都可能被監視追蹤，如此普遍的人口拐賣，政府卻視而不見。另外，一個政權建政已70年，卻還存在如此普遍的貧困，並且這種貧困很大程度是由罪惡的戶籍制度引起，並將這種貧困固化。

　　——光棍村的問題上，主要責任在政府，次要責任在家庭，以及光棍們自己。但在購買婦女問題上，光棍們的家庭，他們自己，都應承擔主要責任，地方政府，警察們也是同案犯。黨國政府沒有像對待那些批評當局的人一樣認真對待拐賣婦女兒童事件，否則不會有如此猖獗的婦女兒童權益受害現象。

　　——胡平先生當然是尊重女性意志的，也當然是反對非法的人口買賣的，這和解決單身漢婚戀問題不矛盾啊。為什麽那麽多人誤讀？不過是呼籲大家正視這個問題，從根源上人性地解決這個問題。仔細想想，讓單身漢永遠單身漢，這要怎麽才能做到？不又要動用權力去宰制他人自由了嗎？走到了諸位痛恨的專橫權力同謀。

　　——華川粉喜看光棍村自生自滅，甚至主張“核平文明窪地”一點都不奇怪。但有些朋友不察這場討論隱藏著極右陷阱。當駱駝的鼻尖出現，我們毫不在意，但它龐大的身軀馬上就會鉆進帳篷。對偽裝在異見袈裟後的納粹分子，當時刻保持警惕。他們是這國未來的恐怖分子。

　　這種認識已經接近憲政民主思維了。憲政民主分析範式本身又包括憲政民主右翼（中右）和憲政民主左翼（中左）兩種分析範式，根據我的了解，胡平屬於中右/自由主義，而我屬於中左/社會民主主義。這兩派之間有很多不同和競爭，但有兩點是完全一致的：堅決反對極右或極左的極權專制，堅決尊重憲政民主的共同規則和基本框架。

　　極右派的觀點存在三個要害之處：一是按其逢左就反、中左即極左的邏輯，從我提出的政府和社會應該為解決剩男光棍問題創造有利條件，荒謬地推出政府應該包辦剩男光棍的性愛婚姻問題、一人分配一個老婆的結論，紮一個稻草人作為其攻擊目標；二是學者、公民、政治人物不能提出任何社會政策和公共政策，只要你一提，就要求你貢獻出自己家里的女眷，這真是下流之極，是以人身攻擊代替理性辯論，從而取消了一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公共性和可能性，要知道，公共政策不是一對一的私人契約，對於公共討論，是不能直接代入或被代入討論者個人狀況的，比如說我當然不主張違背自己女眷的意志去滿足某幾個光棍的性愛婚姻需求，但並不妨礙我承認和支持他們的合理權利和需求，可以在有其他女性自願同意的前提下得到滿足，如果你說我不以身作則犧牲自己的女眷我就不能提出某項公共政策建議，你就是在耍流氓，你就是一條咬人的瘋狗，根本沒有資格與我討論公共問題；三是為了維持和固守其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執念，不惜否認極權政府的暴力計生是制造3000萬剩男光棍的主要原因這一客觀歷史事實，並舉證說中共建政以前，就存在溺殺女嬰和拐賣婦女的情況，因此3000萬剩男光棍與暴力計生沒有什麽因果關系，以此證明，不管是極權專制政府，還是憲政民主政府，都不能包辦個人的性愛婚姻事務，而且即使是憲政民主政府，只要包辦個人事務，就一定會變成極權專制政府。極右派完全無感的是，包辦個人事務固然是極權專制政府的特征，但一個憲政民主政府，卻既有責任也有能力，為那些由於並非自己原因造成的、個人無法擺脫的困境，創造一些有利的制度條件，而不是聽任那些孤立的、原子化的個人掙紮在困苦的深淵。

　　總之，極右派的強大邏輯是，左就是極左，要求追究政府暴力計生造成的惡果就是認為政府應該包辦3000萬光棍問題；婚姻是個人事務，光棍有充分的自由選擇權，與政府無關；你們左派非要強調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責任，那就讓你們或你們的姐妹女兒率先垂範。為了貫徹這一邏輯，他們連暴力計生造成3000萬光棍這一基本事實也敢否認，把光棍之成為光棍、窮人之成為窮人的責任完全歸之於他們自己。按照這一邏輯，那還有什麽歷史真相和正義，以此類推，死傷於暴政的數千萬人不就是咎由自取嗎？這不是弱肉強食的社達主義和強盜邏輯嗎？這樣的極右分子還好意思說自己反對極權專制追求憲政民主呢！

　　憲政民主派為何要追問“拐賣婦女現象—3000萬剩男光棍—暴力計生”之間的因果關系？一是出於知識論的誠實，還原歷史真相，這也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本來任務之一；二是從源頭上根治浮現出來的問題，提出綜合性的治理方案；三是確定歷史和現實責任，承認3000萬剩男光棍首先是無辜受害者，政府和社會對他們陷入的困境也有解救的責任。自然，受害者絕對沒有用拐賣、綁架、拘禁、強奸婦女等違法犯罪方式滿足自己基本需求的權利，對此類行為和責任人理當予以嚴厲懲治，但不能因此就說3000萬人孤獨終身，或者是他們自作自受的結果，或者是他們必須無條件承擔的、人力所無可更改的命運。我說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人道慘劇或許有點誇張，但聽任相當於一個中型國家人口數量的男性群體不能實現甚至是被剝奪性愛婚姻權，這無論如何也是一個人道主義災難，也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須知這些人不是木頭，他們當中的少數人會鋌而走險，違法犯罪，形成拐賣婦女的黑色產業鏈條，多數人出於自我道德要求或懾於法律制裁，只能默默地忍受孤獨的命運——但他們的沈默、他們被視作窩囊廢的羞辱、作為異類被歧視的屈辱、作為失敗者被拋棄的痛苦/憤怒/怨毒/仇恨/絕望，也會給他們身邊的環境和整個社會投下濃厚的陰影。

　　有人說，性愛婚姻權不是像人身自由那樣的基本人權或天賦人權，光棍就光棍，讓他們自生自滅好了。說的好像自己永遠不會成為光棍或者即使成為光棍也心甘情願一樣。自有人類以來，食色性也，性愛/婚姻權和生存/生命權，就是兩大基本人權，其與財產權、安全權、人身權、人格尊嚴權、社會交往權、自我實現權、政治參與權、社會保障權等等，構成完整的人權體系。無論我們如何論述各種人權之間的關系，生存/生命權與性愛/婚姻權也是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可以說，男女性本能不能得到正常的實現，除了自願禁欲者另當別論，對於一般人而言，那就是人性未能得到正常實現，那就是殘破不堪的人生，個人的痛苦自不待言，涉及的人多了，還會影響到人類正常的繁衍。當然，像任何一種人權，這兩種人權的實現必須遵守一定的道德和法律準則，而所謂道德和法律，無非就是各種人權實現之間以及各人人權實現之間的規則。胡平和我在任何時候和地方都沒有說過可以不擇手段地實現性愛婚姻權，指控我們主張3000萬獨身男士擁有性愛婚姻權就是為董志民們拐賣、綁架、拘禁、強奸婦女以逞獸欲做辯護，純屬不講邏輯，不講道理，血口噴人，栽贓陷害。

　　憲政民主派還要追問的另一個因果關系鏈條是“拐賣婦女現象—3000萬剩男光棍——貧窮/貧富兩極分化”。應該說，暴力計生造成了男性多於女性的絕對數量，而貧富兩極分化把這個數量相對固定到貧困男性身上，以至於絕大多數剩男光棍都是貧困男性，拐賣婦女也主要發生在邊遠和貧困的農村。如果沒有貧富兩極分化，由於暴力計生造成的多余男性數量仍會存在，但會相對分布到各個階層和地區，而不會集中於貧困農村，那就很難形成頑固不化的拐賣婦女產業鏈條了。

　　二、化解3000萬剩男光棍、徹底治理拐賣和收買被拐婦女問題的公共政策

如果我們不是執著於不是極右就是極左的二極管思維，那麽就不會出現要麽允許拐賣婦女要麽讓光棍村自行消亡、要麽對3000萬光棍不聞不問要麽由政府給他們每個人分配一個老婆這樣的二難困境，事實上，在極右與極左之間、在無政府和極權專制政府之間、在絕對自由與絕對平等之間，存在著憲政民主右翼（中右）與憲政民主左翼（中左）的廣大空間，可以就這個問題做出廣泛深入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並提出相應的公共政策。

　　率先提出這個議題的胡平說，當今中國，男性比女性多三千萬，這種巨大的性別差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還將繼續二十年。對於這三千萬光棍的性的需求、家庭的需求、繁衍後代的需求，怎麽辦？我和一些人的分歧說來就在一點：我認為我們應該想辦法解決至少緩解，他們則認為，就讓他們一輩子光棍斷子絕孫吧。他提出的對策是：（1）允許或默許一妻多夫；（2）成立正式的婚姻中介，以便規範，加強監管；（3）對拐賣婦女及虐待強暴等罪行從嚴處理。有網友說還可以再增加幾點：（4）賣淫合法化；（5）發展國際聯姻，鼓勵洋妞嫁進來；（6）徹底廢止計生惡政。更多網友紛紛建言：

　　——東南亞女多男少，泰國緬甸柬埔寨越南老撾女孩一大把一大把。搞好跟周邊國家睦鄰友好關系，促進跨國婚姻，娶東南亞媳婦國家補貼，將城里閒置房罰沒當公租房給他們當婚房，幾千萬男丁的婚姻問題就解決了。

　　——你們倆男子，說光棍問題說了這麽多，沒有一個說到點子上，沒有一個說到“女權的、平等的”解決方法：大力扶持農村女童，從上學到就業都優惠女童，這樣女性收入高了地位高了，父母自然不墮女胎殺女嬰了。江西是溺殺女嬰的重災區，但是茶葉產區，女嬰存活率明顯地高，因為采茶要靠女性。

　　我記得一項研究，中國農村，女性收入每高多少多少個百分點，女嬰存活率就高多少多少個百分點來著。所以如果農村女童得到傾斜扶持，女性收入高了自然存活比就高了。“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靠的是女性地位的提高。只是這樣下功夫提高女性地位，是中共統治者以及很多很多男人不願意做的。

　　不準拐賣了，光棍村的男人有三個辦法，一，奮鬥上進。二，對女人好，彩禮提高。彩禮提高了農村女嬰存活率自然提高。三，革命。中共就是怕光棍革命，才縱容拐賣，敢拐賣強奸的男人，都是比較“狠”的男人，革命的概率高，所以中共才要以最弱的女人，去給比較狠的男人填坑。

　　——政府可以普及自慰知識，發放充氣老婆，推廣同性配偶，放開服務產業等等。

　　——啥叫孤獨終老？城里女性壽命往往比男性長，60歲以上女光棍比男光棍多，為什麽沒人考慮阿姨輩女光棍怎麽辦？你關心的3000萬男光棍能不能去城里找這些阿姨輩們脫單？農村貧窮問題需要得到解決，但不是他們單身問題！他們並非沒選擇！

　　——胡老師，我今天突然想起來一點，多出來的三千萬的男性可能沒我們想象的那麽嚴重。只要離婚自由可以有更多的離婚女性可以重新組成家庭，所以實際上也許並不會形成3000萬光棍，只不過女性會更吃香，離了婚可以更方便地重新結婚。我們要做的就是完善婚姻法律，保障女性的離婚自由和財產，讓更多女性可以放心離婚。

　　——這個問題主要不是男女比例失調造成的，是女人多愛錢，嫌貧愛富傍大款。官員、富人占有大奶、二奶、小三、四、五……，窮人卻買不起女人。建議國家推出新政策：嫁窮男人的女人有住房、老年保障和醫療優惠，生孩子的還有補助！

　　——這個問題當然要解決，因為是政府之惡政策等一系列問題造成的，但絕不是靠拐賣人口，問題有兩個，一是生理需求二是傳宗接代，第一個問題可通過放開性產業和矽膠產業解決，第二個問題可通過試管嬰兒和代孕方式，當然還可跨國通婚，前提是都需政府的大力補助，但政府會主動作為嗎？

　　——可以考慮跨國調劑。世界上還有大量女多男少的高，中，低端國家。可以通過發展以尋找友誼愛情導向婚姻為目的的旅遊業來舒困。

　　未來利民的民主政府可以對尋偶困難男性提供語言文化培訓，以無息，無抵押，無期限足額貸款對因暴力一胎化受害，尋偶特困男提供特困經濟和婚房資助。從東南亞和中南美洲娶新娘。

　　當然，幾乎以上任何一條建議都遭到了強烈的質疑和反對，比如，針對最後一條，有推友跟評說：“看你們的德性比窯洞那幫流氓能高級多少？都是準備調配女性，分妻制，還未來的民主政府呢，我喝了口水差點被自己嗆了，怪不得你們革命不成功，缺少對女性的尊重，不問女性同意與否，不但分配本國的，還分配全世界女性，你們為光棍的交配和泄欲權真是操碎了心。你們的新頭銜是無產階級配種師！”更多的留言則是要求建議者從自己做起，貢獻自己的女眷給為光棍脫單的偉大事業！這些人就不值得與他們計較了。

　　我梳理和總結了一些公共政策，希望它們能夠形成一個邏輯自洽、配套成龍的公共政策組合和體系。

　　1、經濟政策

　　——在第一次分配領域，增加勞動收入比重，普及勞資集體談判這種社會市場經濟的勞動力定價機制，開放工會和農會的自由組織和發展空間，這樣可以提高占我國就業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工和農民的收入水平和經濟地位，從源頭上縮小貧富分化，絕大部分農民進入城鎮，絕大部分貧困村莊自然消失，從而實現光棍和窮人的身份分離，大大縮小拐賣婦女市場的需求主體，使貧困村莊無法成為拐賣婦女產業鏈條的核心環節。脫貧以至致富的男性農民和農民工也會提高自己在性愛婚姻市場上的吸引力和競爭力，也會降低鋌而走險違法犯罪滿足性愛婚姻需要的沖動。

　　——倡導和發展窮人經濟學、弱勢群體經濟學的理念、知識和技術，提供優惠的產業、金融、稅收政策，鼓勵窮人經濟合作互助組織的成長和發展。

　　2、社會政策

　　——在第二次分配領域，建立城鄉平等的、一體化的基本醫療和養老保險制度，徹底解決窮人病無所醫老無所養的問題，這樣，所有鰥寡孤獨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即使終於找不到老婆，也沒有後顧之憂了。

　　——徹底廢除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享受基本社會保障的城鄉居民可以自由遷徙，農村多出的部分男性與城里很難找到伴侶的部分獨身和離異女性可以無障礙地自由結合。現代社會的離婚率和婚外情可以說是相當普遍的，這種性愛婚姻狀態的流動性，客觀上為農村和城市下層單身男人提供了較多的機會。我昨天理發時向師傅問了他們行業的婚戀情況，他說30～40歲之間單身或離異的男性高達三四成，但通過網絡社交平台，大家也能比較方便地找到一夜情或短期同居的女友，其中有的也可以發展到婚姻階段。

　　——國家鼓勵民間社會服務組織、性愛婚姻中介機構的發展，對於有效地促進了跨國婚姻、跨地區婚姻的組織和機構，在予以稅收優惠的同時，予以適當獎勵；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還可以拓展年齡相距較大的男女之間的交往空間，提高大男小女和大女小男結合的可能性，只需要適當拉大一點本來就存在的男女婚齡差，就可以讓很大一批男性脫單，多少年以後，又會恢覆到原來比較自然的婚齡差。

　　3、文化政策

　　——首先有一個正名的問題，“光棍”是一個由來已久的概念，含有明顯的貶意和歧視，“3000萬光棍大軍”這個詞組（能指），包含了有這麽一個固化、標簽化的特定的人群的意思（所指），是相當嚴重的身份歧視，相當於“社會賤民”，這對他們的生存、交往和發展是極為不利的，本文行文上雖然暫時沿襲了這個概念，但強烈建議放棄和廢止這個概念，而改用單身漢、單身男士、男多女少現象等比較中性的概念，這是相關文化政策的一個概念基礎。一個重要的區別是，“3000萬光棍大軍”是一個固化的群體，而3000萬富余男性或單身男性卻帶有很大的流動性，從前的已婚男士很可能成為單身男士，而從前的單身男士很可能會成為已婚男士，其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政府和社會組織倡導和普及性愛和婚姻的多方面（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學、法學、心理學、倫理學等等）的知識，讓每一個單身男士意識到自己在性愛婚姻市場和關系中的三個大問題（我是誰？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而不是茫然無知地隨波逐流或誤打誤撞。

　　——政府和社會組織也要倡導和普及單身文化，搭建單身男性、單身女性的精神文化交流平台，引導那些自願單身或被迫單身的人擁有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活出單身人生的精彩和幸福。應該讓單身人士享受到特定的文化教育資源。

　　4、政治決策和法律規制

　　——要有一個對於3000萬單身男士的性愛婚姻負有一定國家責任的政治共識和政治決策，這當然不是運用行政權力強制婚配，而是提供上述經濟政策、社會政策、文化政策和相關法律，拓寬單身男子性愛婚姻的機會、可能性、空間和平台。這不僅是對他們作為暴力計生受害者的一種歷史補償，而且是一種現實的政治考量，即如果對他們不理不睬甚至歧視擠壓，必將導致其個體的和群體的反彈，從而產生諸多嚴重的社會問題。

　　——要真正嚴格執法，依法懲治拐賣、綁架、拘禁、強奸婦女的犯罪行為，單是這一點，就至少要求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正如胡平所指出的，之所以出現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一是因為出現了“村莊—人販子—基層官員保護傘”的黑色產業鏈條，二是因為中央政府對這種不直接危及統治的現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並且地方政府和基層幹部是維穩體系的基礎和第一線，中央政府也不敢得罪。雷洋事件就是一個明證：數千警察一跺腳，中南海也要抖三抖，最終對當事人只是輕判了事，估計八孩鐵鏈女事件的結果也會差不多。

　　——對於性服務和性用品產業、同性婚姻、一妻多夫、試管嬰兒、代孕等業已存在的現象，一方面放寬法律限制，允許其合法存在，並保障其從業人員或當事人有關民事法律權利，另一方面也加強法律監管和規制，使之在公開的規範和陽光下運行，一旦出現誘騙、強制和暴力傷害婦女或性伴侶的情況，及時依法予以懲治。

　　有人可能會說，你說的這些看上去很好，但中共政府大概率不會接受和采用，所以說了也白說。我認為即使白說也要說。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就是研究社會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的，至於當政者是否采用，那是他們的問題。此外，每一個追求自由平等價值和憲政民主制度的學者、公民、異議人士，都有權利和義務為收拾和重整中國這個爛攤子、為解決所有重大的社會問題（三農、勞工、環保、塵肺等職業病、民族沖突、歷史真相與轉型正義、經濟和政治、國際關系等等）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並達成憲政民主共識，否則民眾憑什麽相信你們呢？一天到晚高喊反對、打倒、推翻、消滅，你們就能引導人民走出埃及，劈開紅海，到達流淌奶與蜜的應許之地嗎？

　　（2022.2.17）

　　12.砸碎鎖鏈——中國廢奴運動宣言

　　徐州鐵鏈女事件在網上持續發酵已經有一個多月了！

　　這個事件，以極端悲慘的場景和圖像，展現了奴隸制中國的本質和本來面目，戳痛了尚有自由和平等意識、正義感和道德良知以及自救救人願望的中國人最隱秘的疼痛，引爆了他們長期忍受的屈辱和憤怒！

　　豈止徐州鐵鏈女處在被拐賣、誘騙、綁架、拘禁、強奸、虐待、淩辱、人格摧殘的性奴狀態？在這個罪惡的黑色產業鏈條上碾轉呻吟、生不如死的女性同胞，即使按保守的估計，也會有幾十萬之多吧？

　　又豈止性奴，往前追溯60多年，億萬農民被搶奪了土地等生產資料，被圈禁在“人民公社”這一勞動集中營里，被閉鎖在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下，沒有遷徙和擇業自由，沒有任何公民權利，甚至沒有逃亡求生的可能，被活活餓死了三四千萬，他們不是農奴又是什麽？

　　又豈止農奴，工人老大哥，雖然相對於農民有較多一點的收入和福利，但也是被圈禁於單位囚籠、被黨組織嚴格控制、充當計劃經濟的齒輪和螺絲釘的國家奴隸，至於改開以後的數億農民工，根本就沒有平等契約權、集體談判權和福利保障權，他們不過是反人權開發模式和血汗工廠敲骨吸髓的對象，他們不是工奴又是什麽？

　　又豈止工奴？知識分子，從49年以來，他們就遭受馬列毛主義的改造和規訓，57年被大規模打成右派和政治賤民，文革期間全部被貶為臭老九，改開以後，一度獲得有限的思想言論自由，但始終受到馬列毛鄧江胡意識形態和黨組織的管控，最近十年來，有限的思想言論自由又被緊縮了，他們不是知奴又是什麽？

　　又豈止知奴？改開後重新出現的企業家和資產階級，雖然取得了很大的財富自由，但跟普通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一樣，沒有信仰、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獨立政治參與和競爭的自由和權利，強權一收割，企業家和資本家的財產權、人身權乃至生命權立刻就灰飛煙滅，他們不是資奴又是什麽？

　　這個國家到處布滿了經濟奴役、政治奴役、社會奴役和文化奴役！

　　是的，同胞們，在反人權、高科技極權主義制度之下，絕大多數人都是奴隸，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人才是主子，由於歷史遺留的原因，他們掌握了槍桿子、刀把子、錢袋子、筆桿子，他們通過從奴隸隊伍中收買、利用和控制數千萬奴才、鷹犬、打手，頑固地維護和鞏固著這個高科技奴隸制度。

　　持續數十天的輿論風暴、幾百億次的網絡吶喊，分明是中國人民對於奴役剝削、極權專制的仇恨和憎惡，分明是中國人民對自由平等、憲政民主的渴望和追求！

　　解救徐州鐵鏈女的網絡運動，有待於也很有可能發展成為一場偉大的社會運動——中國的廢奴運動！這將是繼八九六四之後一場更加廣闊和深入的自由民主運動，這是作為性奴、農奴、工奴、知奴、資奴的中國人民的自我解放運動！

　　這個運動實際上已經進入第一階段了，擺在億萬網友面前的任務是，如何進入中國廢奴運動的第二、第三階段。這需要億萬網友獻計獻策，這需要群策群力。同胞們啊，讓我們這一屆人民義不容辭地完成這場偉大的廢奴運動吧，不能讓我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延續奴隸們的悲慘命運了！

　　（2022.2.22）

　　13.再論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關系

　　榮劍在發表了批判大陸極左思潮代表人物汪暉的數萬字長文《為革命招魂？》之後，又一連發表了7篇“左翼問題批判導論”。憲法學家張千帆撰寫了長篇評論文章，在肯定榮劍文章兼顧左右的基本立場的同時，對涉及左右、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一系列問題，提出了自己不同於榮劍的看法。接著，陳天庸發文批評張千帆偏左貶右。我對陳天庸這篇文章的簡要評論是：

　　1、陳文明顯是逢左就反、逢右就捧的專政邏輯，不是左右制衡的憲政民主邏輯：把阿連德的社會民主主義誣陷為蘇俄共產主義，同時美化皮諾切特的軍事政變和極右法西斯專政，這與華人川粉醜化民主黨和美化川普黨是同一個邏輯。如果中國未來轉型到極右政治+新自由主義經濟的話，那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的鬼把戲而已。

　　2、所謂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權貴市場經濟等等，其實質不就是極右政治+新自由主義經濟嗎？權力壟斷經濟不是通過資本市場實現的嗎？資本家能夠發財致富，不是得到了權力的保駕護航嗎？資本討厭和批判權力專橫霸道沒問題，但說自己純潔無辜，純屬自欺欺人；新興精英想取代老權貴也沒問題，但與憲政民主無關。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權貴官僚市場經濟）與中國特色自由主義（俗稱土奧）有諸多共同之處：擠壓勞工權益（工資福利社保等實體性權利和結社集體談判罷工等程序性權利）、拒斥來自社會對市場的制衡（消費者運動和環保運動）……因為它們共享極右邏輯，只不過前者掌權後者在野，形成所謂中國模式的陰陽兩面。

　　4、中國特色自由主義並不構成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真正否定，因為它們在國家社會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演化過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開發和攫取勞工、社會和環境的利益共同體，這些新生社會精英如果始終不能建立現代自由平等正義的價值觀，是不可能成為憲政民主法治的建設力量的。

　　5、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不視中國特色自由主義為天敵，而且可以輕松地收割由後者推動的反/非極左運動的紅利（比如對平等價值的解構），而且對它而言，搞定人數很少的新興精英比搞定幾乎無限的下層民眾要容易得多，結果是，拼盡全力逢左必反的極右化自由主義不知不覺間成了維穩體系的重要環節。

　　這5點評論太過簡略，容易引起誤解，茲將其展開論述如下。

　　一、為什麽說逢左就反、逢右就捧是一種專政邏輯

1、如果說，陳天庸是站在憲政右翼的立場和位置批判極左，主張自由和憲政優先而平等和民主稍後、不能把當代西方對平等和民主的追求搬到當下中國、中國當下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而不是勞資矛盾、中國當下最根本的問題是官府對於財富的暴力攫取而不是資本對於勞動的剝削、資本家和商人也是追求消極平等（平等政治權利）的抗爭力量而不能被當作民眾追求積極平等（實質平等或經濟社會平等）的鬥爭對象……那麽我們憲政民主左翼是完全能夠理解和接受的，不僅對於批判極左是絕不甘居人後的，而且對於憲政右翼與憲政左翼之間的爭論，也是視為當然、願意求同存異的。

　　2、問題在於，陳天庸正如張千帆在其文章中指出的很多知識分子和異議人士一樣，在強烈反對極左的同時，把中間偏左的憲政左翼也給否定了，從而不知不覺間把自己定位在極右的位置上了。張千帆尖銳批評哈耶克說，既然市場自由成了他的“自然法”，政治自由還是獨裁就不那麽重要了；如果民主政治幹預市場自由，那還不如支持市場的獨裁政府。他在成名作《通往奴役之路》中說：“民主本質上只是一種手段，一種保障國內安定和個人自由的實用措施。它本身絕不是一貫正確和可靠無疑的……一個高度同質化和教條的多數民主政府其統治的壓迫程度，或許並不亞於最壞的獨裁統治。”事實上，他為南非種族隔離制度辯護，並和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葡萄牙獨裁者薩拉查和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惺惺相惜。據說他甚至將《自由憲章》送給薩拉查並附言：看了我這本書，你就知道怎麽對付那些喜歡講民主的人了。

　　作為哈耶克擁躉的陳天庸，對此有完全相反的認知，他認為智利皮諾切特，其17年執政使智利擺脫了蘇俄式社會主義統治，智利至今是拉美幾十個國家中社會與經濟發展最好的國家之一，智利民眾至今受益於皮諾切特按弗里徳曼經濟學思想的國家治理成果。民眾的生活福、社會相對自由與安全，是不是可以作為評判政策優劣的標準？舍此還有什麽更好的標準？

　　3、陳天庸在這里有一些錯誤的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

　　第一，智利阿連德政府是以社會黨人為首的左翼執政聯盟，是民選的合法政府，奉行社會民主主義，政治上屬於憲政民主左翼，雖然不如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和政府那樣穩健和成熟，匆忙實施了相對於智利國情而言過於激進的一攬子改革方案（沒收外國資本、比重過大的國有化、勞動收入占比過大的第一次分配和過高福利的第二次分配等），導致了經濟狀況惡化、財政危機和通貨膨脹，但與以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為基本特征的蘇俄式社會主義（國際上通稱共產主義）和共產極權專政還是有本質區別的。然而，自米塞斯、哈耶克以來，把社會主義打成共產主義、把憲政民主左派打成極左派，已經成為極右派的標準動作、橫掃一切的棍子和不假思索的教條，既然阿連德政府是共產主義政府，那麽用軍事政變等非常手段顛覆它，仿佛就具有了政治上和道義上的合法性了。

　　第二，皮諾切特背叛軍隊不得幹政的憲政原則，領兵包圍、攻打和炮擊總統府，殺害民選合法總統，建立軍閥獨裁專制，殘酷鎮壓、酷刑和殺害政治反對派、工會領袖、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對智利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債，這是傾大西洋和太平洋之水也不可能洗幹凈的罪行。本來，在憲政民主框架內，是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New-liberalist還是Neo-liberalist經濟綱領，都是可以的，前提是獲得人民的選舉授權，實現合法的政黨輪替，就智利而言，具有100多年歷史的多黨制和憲政民主體制還在正常運行，反對阿連德政府的政黨和政治力量，完全可以通過動員和爭取選民，在即將到來的下一輪選舉中實現政黨輪替，根本用不著訴諸軍事政變。任何政黨和政治力量，不管是偏左的還是偏右的，只要是用暴力等非法手段奪取政權，就犯了顛覆憲政民主國家政權的首惡之罪。

　　第三，哈耶克、弗里德曼的Neo-liberalism產生於歐美社會環境，應該說，相對於凱恩斯主義（社會自由主義、新政自由主義、New-liberalism）與社會民主主義，當然具有相當的學術合理性，且在長期實行凱恩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情況下，也具有糾偏正誤、刮骨療毒的政策合理性，哈耶克、弗里德曼們通過歐美國家的憲政民主程序，推動新自由主義的學理變成撒切爾主義和里根主義的政策，也是無可非議的，但他們出於“理性的僭妄”和“致命的自負”，想把新自由主義推廣到全世界去，尤其是推廣到那些經濟不發達政治不穩定的國家去，為此不惜借助美國政府尤其是共和黨政府對冷戰的意識形態考量和地緣政治的利益考量，通過中情局與這些國家的極右派政治力量聯手推翻民選合法政府，就完全背叛了知識分子的學術操守和政治倫理，這是他們怎麽洗也洗不掉的污點。

　　第四，在美國政府和企業界的大力援助下，在皮諾切特獨裁專制政府的刺刀保護下，“芝加哥男孩”們對智利經濟強制進行休克療法，全面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即以私有化、市場化、國際化為取向的產權、價格、外貿、稅制、金融、勞工與社會保險等領域的供給側改革，迅速開發智利的經濟資源，一時之間取得了令人炫目的經濟增長，被弗里德曼稱之為“智利經濟奇跡”。然而，這只是一種少數人（外國資本、權力精英、大資本家、大地主）得到暴利的經濟增長，其代價是底層民眾大規模的失業和極為懸殊的貧富兩極分化，1983年，智利國內的失業率從1973年的4.3%上升至22%，而實際工資水平相比70年代初下降了40%，之後，軍政府不得不實施了阿連德式的“最低報酬就業計劃”，為民眾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務就業崗位，就業情況才出現較大改善，到1990年，智利國內的失業率降至7.8%；皮諾切特的獨裁統治還瓦解了智利的社會安全網，使得越來越多的公民難以獲得公共服務和福利。

　　第五，皮諾切特獨裁時期這種有片面自由而無基本平等、有效率而無公平、有GDP增長而無全面和均衡發展的經濟模式，必然帶來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政治危機，民眾的抗爭與日俱增。皮諾切特的明智之處是沒有一條道走到黑，沒有為了維護和鞏固權力而增大自己的罪惡，而是選擇了恢覆大選和議會民主制。取而代之的中左翼執政聯盟在1990年至今的7次大選中，贏得了5次大選。中左翼執政聯盟並沒有走向極左，並沒有取消私有化、市場化、國際化的合理內核，而是補足了需求側改革的內容，使經濟發展建立在擴大內需、增加民眾收入和社會保障、兼顧自由與平等的基礎之上。於今的智利，在綜合競爭力、經濟自由化程度和市場開放度、國際信用和國內生活質量、較低的腐敗感知和較低的貧困率等方面均為拉美之首；2010年，智利成為南美洲第一個OECD成員國，此外，在新聞自由、人類發展指數、民主指數、穩定的政治環境等方面也獲得了很高的排名。這表明，社會民主主義和憲政民主左翼不僅與極左共產主義是兩碼事，而且在經濟上也能取得很好的成就。另一方面，2010年和2018年，中右翼執政聯盟也兩度贏得大選，這表明，中左翼長期執政也必然會帶來諸多弊端，需要中右翼出來予以制衡、對沖、糾偏。可見，智利的例子根本不足以證明“獨裁專制+新自由主義”這種極右政經模式的合理性、合法性和長期有效性，只有中右和中左、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長期競爭與合作，才是迄今為止最為優良的政經模式。

　　4、為什麽中國的陳天庸們，敢於跟在他們的西方導師哈耶克們身後，為皮諾切特（弗朗哥、薩拉查、蘇哈托、馬科斯、川普、普金……）們大聲點讚，一點不怕濕了自己的羽毛，一點不怕有損自己啟蒙導師、公共知識分子、自由民主派、異議人士的令譽呢？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人並非人們所誤解的那樣是獨裁專制者，而是在自由面臨極左共產主義/極權主義的威懾和摧毀時，挺身而出捍衛自由的英雄人物，如果說他們因此采取了暴力和極端手段的話，那也是被極左共產主義/極權主義逼的，是正當的自衛反擊，因而也是正義的；他們因為恢覆自由秩序而給人類帶來的福祉，遠遠地超過了他們給一些人帶來的不可避免的誤傷；無論新自由主義社會仍然存在多少令人不滿之處，那也比令人恐怖的極左共產主義/極權主義社會好得多。這里存在一個二選一的道德決斷：自由還是奴役？

　　如果有人問，極左很壞，極右就是好的嗎？他們毫不猶豫地說，不錯！極右就是好的，因為從事物的本質上說，左就是錯的、壞的，右就是對的、好的（right），越右，就越對越好，極右，那就是極對極好了！著名社會學家郭於華教授就在推特上很坦蕩地曬出了自己的政治立場：“骨灰級極右”！那麽，在歷史上、國際上那些被公認為極右派的納粹法西斯也是對的和好的嗎？另一位中國保守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劉軍寧回答說：“當然不是，他們是極左，但被誤判為極右了。”

　　那麽，為什麽左的就是錯的、右的就是對的呢？因為從一開始，左派所倡導和追求的平等價值就是子虛烏有的，只有右派所倡導的自由價值才是真實的、源自人性本身的。每個人都是自由獨立的個體，是千差萬別的，絕不是一個模子覆制出來的，硬要拉平一切人的個性和差別，達到起點和結果的一律平等，只有一種極端專制的權力才做得到，這就是20世紀極權主義產生的根源。自由獨立的個體可以產生自生自發的秩序，不需要一個以平等主義、社會主義為導向的國家力量把他們綁定在一起，平等，如果是指人格平等、資格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話，本身就包含在自由的含義之中，平等完全可以化約於自由之中，不再需要起點平等、結果平等、實質平等之類的東西，因此一切倡導和追求這類平等的左邊的思想，都是人類理性的迷誤，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是最壞的，民主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是次壞的，左翼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新政自由主義、福利資本主義等等，也不是好東西，此外，諸如女權主義、種族平權主義、性少數平權主義、環保主義等等，也都是屬於左邊的、走火入魔的東西。正如在右和極右之間劃等號，是極左派最大的思維誤區一樣，在左和極左之間劃等號，也是極右派最大的思維誤區，對此，張千帆舉了一個生動的實例予以駁斥：

　　國內的“川粉”“哈粉”“田園奧派”等各色“保守主義”無視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凱恩斯體制是戰後所有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實踐，沒有一個例外；他們生活在信息閉塞失真的極權體制下，因為反感計劃經濟的極左體制而產生了自由放任的烏托邦幻像。當然，凱恩斯主義不是不可以批評，但把它等同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顯然是錯誤的。戰後70多年的福利制度實踐表明，對實質平等的有限追求並沒有走向絕對平等、平均主義或極權體制。事實上，正因為實現了有限平等和基本福利，窮人獲得了相對體面的生活保障，這些國家才有效防止了各種民粹主義和暴力革命。

　　6、問題在於，左右結構，不論在自然界，還是在人類社會，都是天然而普遍存在的：鳥有左右雙翅，車有左右兩輪，人有左右手腳，我總對一個我身邊的川粉朋友說，人不能總是邁左腿向左轉，或者總是邁右腿向右轉，那就成了原地轉圈了，必須一左一右交替邁腿，才能往前走。自由和平等，從人文主義、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以來，從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以來，一直是並列提出的，兩種價值有交叉重疊的部分，也有獨特的、不可化約的部分，不能用一個概念取代另一個概念，於是歷史上才會出現偏於自由但兼顧平等的自由主義、憲政主義、資本主義與偏於平等但兼顧自由的平等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競爭，前者叫做中右（中間偏右），後者叫做中左（中間偏左）；至於只講自由不講平等的，那叫做自由至上主義、自由放任主義、自由意志主義，只講平等不講自由的，那叫做平等至上主義、絕對平均主義、共產主義，前者就是極右，後者就是極左。

　　7、中國大多數啟蒙者、公知、泛自由民主派和異議人士，親身經歷過並一定程度上仍在經歷極左和共產主義的苦毒和禍害，因此對它們極度厭惡、極度恐懼，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國現實社會中，又基本上不存在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甚至中間偏右的、社會自由主義思想政治力量的發育空間，於是就紛紛往極右方向跑過去了——至少，我們還可以利用權貴官僚主導的市場經濟給民間菁英提供的一些機會，實現一定程度的財富自由；至少，我們還可以在觀念形態、在自己的腦子里、在小範圍的私人生活空間中，保留我們對於極左共產主義傳統的決絕的批判和拒斥態度。於是他們倡導在一切方面與極左截然相反的價值和事物：絕對私有財產權、完全放任自由市場、個人契約、結果不平等、最小政府、無再分配和社會福利，殊不知，他們在徹底拋棄了純粹的公有制計劃經濟這一極左烏托邦的同時，又給自己制造了一個純粹的私有制市場經濟的極右烏托邦。

　　8、如果極左烏托邦和極右烏托邦只停留在觀念形態的話，當然不會帶來實際的災難，其實，這兩種烏托邦在現實世界中從來就沒有現成地存在過，有的只有運用政治暴力強制實現烏托邦構想、在地上建立天國所留下來的悲慘而滑稽的模擬物而已。

　　首先，兩種烏托邦的信仰者和實踐者實際上只是少數人，大多數人實際上都處於極左與極右之間的中間存在狀態，於是，烏托邦的信仰者和實踐者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就通過有組織的力量強迫無組織的烏合之眾接受這一理想，於是必然出現極左專政和極右專政。

　　其次，在極左專政下，雖然到處都呈現出平等的外觀，但由於存在代表某一先進階級的先鋒隊統治、控制、壓迫民眾的等級制結構，結果它在消滅了自由的同時也把平等消滅了，有的只有大多數人的普遍貧窮和無權而已；而在極右專政下，雖然到處呈現出自由的外觀，但也由於存在代表某一優秀種族或偉大民族的強人集團統治、控制、壓迫民眾的奴隸制結構，結果它在消滅了平等的同時也把自由消滅了，有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的任性妄為而已。

　　那麽，中國反極左專政的極右自由派們，你們無條件地接受哈耶克們與皮諾切特們合力建立的“極右政治+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政經模型，你們是想把這個東西引進到中國來嗎？

　　二、極右專政其實比極左專政更加源遠流長

　　1、榮劍在左翼問題批判導論中有一個相當嚴厲的責問：“為何是左翼而不是右翼總是與革命、激進、暴力、鬥爭、消滅、鎮壓這些詞匯所標志的歷史進程聯系在一起？”榮文總體上是兼容中右中左、反對極右極左的，但這個責問表明他否定了極右化與革命、激進、鬥爭、消滅、鎮壓等等之間的聯系，這與其總體理論框架是自相矛盾、邏輯上不能自洽的。陳天庸當然比榮劍要右得多，他斷然否認平等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任何合理性，認為這種以平等為訴求的左翼思維，會因為導致新的殺富濟貧而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而以自由為訴求的右翼思維，則不會產生這樣的風險。他完全否認歷史上納粹、法西斯、弗朗哥、皮諾切特等極右專政，作為一種逆向革命或反革命，也是很激進和暴烈的，也是充滿血淋淋的鬥爭、消滅、鎮壓的，而且正如張千帆所指出的：“大概因為左翼極權沒有右翼國家的工業發達，底氣有限，因而大都在世界舞台上韜光養晦，沒有極右那麽張狂。如果極左主要限於禍害自己的國民，極右則是帶有明顯的擴張性和侵略性，無論納粹、法西斯還是日本軍國主義都造成了世界範圍的災難”；他更沒有意識到，正是因為平等和公正的缺失，才導致貧富兩極分化與民眾的抗爭和革命，才會進一步導致極右勢力對民眾的殘酷鎮壓，並以對外擴張來轉移國內矛盾。當然，我們無論如何嚴厲批判和譴責、嚴加警惕和防範左翼極權或極左專政都是應該的，但絕不能就因此說，右翼對於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就具有天然的免疫力，甚至認為越右越好，極右極好。

　　2、就20世紀極權主義的情況來看，極右政權具有更大的對外侵略性和攻擊性，一戰死1000萬傷2000萬，二戰死7000萬傷13000萬；而極左政權具有更大的對內破壞性和毀滅性，僅斯大林執政24年間，就害死2000萬人左右，中國自1949年到文革結束，整死、餓死人數約5000萬人左右，傷者和其他被害者無計其數，後來30多年的暴力計生，又導致數億嬰兒被強制墮胎，數千萬女嬰被溺斃，蘇中之外，尚有其他幾十個共產黨國家，也有數千萬的死傷和受害人數，所以很多人認為，極左專政造成的禍害更大於極右專政，因此，正如鄧小平所言，要警惕右，但主要還是要防左。

　　我想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上述結論如果限於20世紀的話，大致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從全部人類歷史來看，那就可以說，極右之禍害，是大於極左的：自古以來，君主專制是常態，而民眾專制是非常態即常態的中斷，通常發生在社會動亂和崩潰之時，持續時間也比較短，然後又覆歸於常態的君主專制。君主專制是極右一端，民眾專制是極左一端，前者所占時間要長得多，因此累積起來的罪惡和禍害也要多得多，後者雖然爆發起來時極其猛烈，造成大規模死傷的慘烈後果，正因為如此，也就持續不了多長時間，又被新的君主專制所取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底層這個基數一直很大，總是處於散沙狀態，即使在非常時期能夠抱團造反和起義，很快又會被少數精英所組成的團隊所領導和掌控，在造反和起義的半途，民粹專政就開始被新的精英專政所取代，極左就開始被新的極右所取代。

　　於是就出現了這樣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一方面，極左革命、造反、起義是長期極右的君主專制乃至暴君專制造成的；另一方面，極左專制、暴民專制持續的時間很短，很快從中會內在地產生新的等級專制制度。真正的極左，絕不能僅僅從口頭宣示、意識形態層面來理解，而應當從革命、造反、起義主體的結構性關系來理解，當且僅當領袖的產生和權力的行使受到群眾的制約、群眾的利益和意志得到滿足和實現、相當大的結果或實質平等成為基本的組織原則時，才可以稱之為極左，所以，只有在革命、造反、起義過程中，最多只是在其成功以後的一小段時間里，才會有真正的極左，一旦革命的領袖成為不受群眾制約、群眾的利益和意志得不到滿足和實現、新的不平等的等級制度建立起來了，極左就逐步向極右轉化了。

　　這種分析範式也適用於20世紀一度橫掃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或極左專政的典範其實只有失敗了的巴黎公社等極少數案例——以普選並隨時可以撤換的公社委員會取代官僚制國家機器，廢除常備軍而代之以國民自衛軍，公社委員、公務員、軍官的薪水最高不超過中等工人收入水平，這是對等級制的廢除，是實質平等與直接民主的實現。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如果巴黎公社沒有被鎮壓，它後來的結果會怎樣？應該與俄國革命、中國命的情況差不多。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在奪取政權的過程和掌握政權後的一段時間，的確是極左革命和極左專政，但很快，在成功的革命的基礎之上，高高矗立起一個新的統治階級，一個由最高領袖—高級官員—中下級官員—普通黨員—人民群眾等環節構成的金字塔式的等級制結構，就其以等級制廢除平等原則、以官僚專制廢除以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為主要形式的人民民主而言，極左專政已經轉變為極右專政、無產階級專政轉變為無產階級被專政或對無產階級專政了。轉變的時間節點，在俄國是在1928年，在中國是在1956年。

　　在這兩個時間節點以後，極左的意識形態外殼（馬列主義）、政治外殼（人民大會制度）和法律外殼（憲法和法律）繼續保存著，用以忽悠和欺騙人民大眾，但整個經濟政治社會的運行機制，已經是極右的或嚴格的等級專制了。這是一個形左實右的專政體制。

　　3、極左的確是與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緊密相關的，革命、造反、起義、暴動的確是被統治和壓迫的普通民眾的專利。首先必須承認，在統治階級的極右專政下，革命、造反、起義、暴動具有必然性（不可避免性）和正當性（道義合法性），對這一自然/歷史權利，這一來源於血親/同態覆仇和正當防衛/反擊的、天然的、不證自明的權利，中國的儒家、英國的洛克、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都是明確予以肯定的。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只是對這一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在這一點上，我不同意極右派對馬克思的魔鬼（撒旦）化，也不同意張千帆訴諸於“獨裁情結”“獨裁人格”的心理學、倫理學分析——或許有這個因素，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是，在早期資本主義和初級（1.0版）憲政民主階段，上升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並沒有兌現普遍人權和平等自由的承諾，以財產資格限制把工人階級和窮人排除在選舉過程之外，工人的結社集會遊行示威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也得不到法律保護，而且受到政府的鎮壓，如此一來，所謂“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在很大程度上的確就是馬克思所批判的虛偽的自由民主，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專政。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受到嚴重侵害而沒有合法途徑伸張正義的、處於絕望狀態的無產階級，訴諸於暴力革命，應當被視之為正當的覆仇和防衛反擊，事實上，英國憲章運動中就一直存在道義派與暴力派的競爭，法國則有巴貝夫—邦納羅蒂—布朗基主義的傳統，直至爆發了里昂工人武裝起義和巴黎公社革命，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只是對工人運動中這一流派的理論概括和提升，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影響了布朗基派和巴黎公社革命，不如說是布朗基主義、里昂和巴黎工人起義影響和鼓舞了馬克思。至於後來資產階級讓步了，普選權實現了，工人可以結社組黨了，工廠法、勞動法、社會保險法出來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就過時和失效了，這也是理固當然、勢所必然的事情，而且晚年的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且做了順應時勢的轉變和修正，而伯恩施坦等人則由此發展出來一套修正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體系，放棄了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想法。歷史學者、思想史學者不能因為某一種思想和觀念後來變成了謬誤，就否認他們當初出現時的合理性。在這個意義上，我支持張千帆對馬克思主義的如下評價：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放任自由的批判是有貢獻的，不應一概否定，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雖然是有效的，不意味著它本身能夠成為有效的政治經濟體制，正如奧地利學派對計劃經濟的批判是有效的，也不意味著它本身能建構起可持續的有效經濟體制。

　　4、越是極右專制的國家，極左的土壤就越豐厚，極左的反彈就越猛烈，正如張千帆所指出的：“事實上，恰恰是在沒有任何國家保障的原始資本主義社會，暴力革命的擁躉特別多。貌似不可理解的是，正是在這些地方，馬克思與哈耶克合流了——恰恰是在實行國家最小幹預的奧派國家，馬克思主義甚囂塵上。”反之，越是中右和中左競爭與合作的國家，極左革命產生的土壤、發生的概率就急劇地坍塌和縮小了，張千帆接著說：“福利領域的國家幹預確實限制了資本的自由，但也為市場良性競爭和政治自由民主奠定了社會基礎。”

　　這里有必要比較一下對於極左革命的四種觀點和態度：

　　第一種是極左派的自我評價，那當然是很高的，是站在理性、道德、真理和正義的制高點的，無產階級不僅要求和能夠解放自己，而且要求和能夠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而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將實現像天堂一樣完全、真正自由、平等、正義的社會。

　　第二種是極右派的完全否定的評價，認為極左革命是野心家煽動和組織的群氓的暴動，是對自由、憲政秩序和合法政府的顛覆，是摧毀人權、公民權利和文明成果的民粹主義、反智主義暴民專政，它追求絕對平等，結果既消滅了自由也沒有得到平等，而是把人間變成了地獄。

　　第三種是中間偏右派，承認極左派所要徹底否定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也是有缺陷的，但堅決反對通過暴力革命或非暴力革命建立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主張吸納和接受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要求，通過經濟、政治、社會、法律等各個方面的改良逐步消除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弊端。

　　第四種是中間偏左派，承認極左派揭露和批判原始資本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功勞，但承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合理內核，也反對用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否定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主張工人階級通過爭取普選權、參政修法、結社組織、集體抗爭等，逐步建立社會市場經濟與人民（社會）資本主義。

　　極右派與極左派表面上針鋒相對、你死我活，但其實又相生相成，彼此成為對方生存發展的條件：正因為極右派有意無意倡導和實施叢林競爭法則，造成了極為劇烈的貧富貴賤分化和官民勞資沖突，才不斷出現絕望者的覆仇和推倒重來，另一方面，極左派在用暴力橫掃極右派以及保守派、改良派、整肅一切反革命分子以及非革命、不太革命者的過程中以及獲得勝利之後，也成為了一個掌握無限權力、掌控一切資源的超級統治階級，本身就成為最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和反動的極右派，從而覆辟了等級專制制度。極左革命發生了異化或蛻化變質，從前冒死反對極右專政的極左派現在成了新的極右專制者。

　　指出極右專制更加源遠流長，更具有結構上的穩定性，不過是承認它具有更多更好的經濟社會文化條件（包括社會分工、腦體分離、資源分布、多數人的弱勢和自身缺陷等等），並不是要否認極左革命的暴烈和危害，事實上，到了19、20世紀，恰好是由於近代以來，民眾素質普遍有所提高、平等意識和民主要求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才使得那麽多人卷入到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民粹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之中，然而，不幸的是，這場世紀革命，不僅讓民眾自己和整個社會付出了太大的代價，而且也沒有真正實現平等的目標，而是再一次地充當了重建極右專制的中介和橋梁。

　　幸運的是，並不是所有的有產階級、中產階級、資產階級成員都鼠目寸光、唯利是圖，他們當真相當一部分人放棄了極端個人主義、自由至上主義和損人利己主義，而建立了兼顧弱勢群體利益的溫和的個人主義、平等的自由主義、兼顧他人利益的合理的利己主義，這些人就構成了政治上的中右派和中右政黨；另一方面，並不是所有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下層階級成員都想打碎重建、推倒重來，他們當中越來越多的人放棄了公有制計劃經濟的目標以及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而選擇了溫和的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通過工人聯合、勞資談判、普選制、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制逐步達到自由平等、經濟公平與社會公正的目標，這些人就構成了政治上的中左派和中左政黨。

　　人類要終止極右與極左之間翻大餅的遊戲，走出這樣一種專制的循環，只有奮力建立以自由、平等、正義為原則的憲政、民主、法治，而中右派和中左派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體力量。

　　三、對當代中國左右狀況的分析判斷

　　1、中國民間極右派異議者，異口同聲地認定現政權是極左政權：共產黨領導、馬列主義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哪一條不是極左特征啊？本文當然也認為上述四條都是極左特征，但這只是這個政權的外觀和形式特征，而不是其真相和實質特征，其真相和實質是如假包換的極右，兩方面合而論之就是“形左實右”。

　　在它掌權前後搞的“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濟貧”，那的確是極左，但後來把土地從農民那里“合作化”“集體化”，把私營企業國有化，把一切經濟資源變成黨國所有以後，它就不是極左而是極右了。改開以後，把搶來的財產私有化、貨幣化、資本化以後，也只不過黨國所有制獲得了實現形式，黨國財產在全社會財產中的比重是降低了，但其所擁有的絕對量卻大大地增加了，並且憑借戰無不勝的政治權力，黨國對那部分讓渡給民間的財產仍然擁有毋庸置疑的最終處置權或終極所有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變成了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臣。絕大多數民眾自己沒有什麽生產資料所有權，也不可能分享對於所謂國有財產、公有財產的所有權和收益權，他們只是幹活掙工資的雇傭勞動者而已，哪里是公有財產的主人？作為雇員，他們不具有組織起來與雇主進行平等協商和談判的權利，他們也不平等地享有帶有真正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保障、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務。中國的貧富兩極分化程度、社會不平等程度、等級差距和隔離程度，比所謂歐美日澳韓台資本主義國家要高得太多，或者說，其平等程度和社會主義程度要低得太多，這樣的國家不是極右國家又是什麽呢？

　　民間極右派為什麽會“誤判”這個極右政權為極左政權呢？一是照搬了它的自我表白和那一套糊弄忽悠民眾的虛假意識形態，這是表層的原因；二是深層的原因，就是回避自己的極右價值取向與這個極右政權的同向同構性，就像把納粹法西斯搬到極左位置，既可以保持反納粹法西斯的政治立場，又不用顧忌別人批評自己與這個政權的諸多相似、巧合、“客觀上一致”之處，比如反平等和福利，反工人聯合和獨立工會，反勞資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反社會保障……他們不認為這個政權反平等和福利是問題，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問題是反自由和競爭，至於底層民眾對平等和福利的要求，那是妨礙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將來也許可以考慮，現在不行，如果硬要的話，那就是應予打擊的民粹主義、平均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就是為什麽他們對現政權打擊勞工集體行動保持沈默的原因，因為他們知道，如果政權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們也會這樣幹，如果他們公開譴責現政權這樣幹的話，自己將來怎麽好意思幹呢？這一點顯示了民間極右派與官方極右派之間的深層默契和同一性，只不過一者在朝一者在野而已。

　　2、如果民間極右自由派希望建立一個“皮諾切特式極右政治+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政經模型的話，那麽恭喜你們，你們不需要從頭開始來創建它了，眼下的“中國模式”已經是這種模式了，那個由極左政權演變而來的極右政權已經很好地利用、消化、吸收、駕馭、保護、規制好一種新自由主義經濟了，張千帆對這一點有很深的感悟和很好的表述：

　　似乎吊詭的是，只有獨裁國家才有能力有效實現“低人權優勢”，幫助自由自在的資本充分壓榨勞工。恰恰是在我們熟悉的制度環境下，哈耶克、弗里德曼、張五常很有市場……民主國家“一人一票”真的實現，那就肯定會有一定程度（不可能太多）的社會福利和實質平等，因而反平等的邏輯結論必然是反民主。民主和福利之間的關系在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就闡述得十分清楚，當今世界沒有哪個民主國家不是福利國家。這樣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國內那麽多保守派反感“一人一票”，但如果這樣的話，他們應該很喜歡“中國模式”啊！企業家在政府面前確實很無力，但是對勞工卻享有幾乎絕對的“低人權優勢”——沒有選舉，沒有福利，沒有獨立工會，沒有合法罷工，工作壓力大、條件差，傷殘事故保障低，性別等各種歧視不受法律約束……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體制已經很“古典自由”了。也難怪張五常感嘆：“從來沒見過這麽好的體制！”我們還反什麽、批什麽呢？慶幸還來不及！這難道真的是自由派想要的嗎？

　　極右自由派對此很不服氣，陳天庸就反問，張文稱“恰恰是在實行國家最小幹預的奧派國家，馬克思與哈耶克合流了”，但沒有例舉樣本。到底哪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法定指導思想的國家，可以稱為“奧派國家”？

　　如果他僅僅因為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法定指導思想就判定它是一個極左國家，那麽當然，這樣的國家是絕不可能采用極右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的，但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論證的，它早就是一個極右國家了，改開以來又走上了市場化的道路，它真的就是一個像模像樣的“奧派國家”的樣本了，它對新自由主義的包容、獎掖、形塑、收編，是有目共睹、不容否定的。

　　極右自由派可能會反駁：新自由主義經濟本質上一定會追求憲政民主的，與弗朗哥、薩莫查、皮諾切特、蘇哈托、馬科斯、普金等政治軍事強人的合作只是權宜之計，只是對憲政民主的暫時擱置，等經濟情況穩定後就會恢覆憲政民主和民選政府。

　　對此我們要對新自由主義經濟與極右政治的關系做一點深入的探討：它們之間不是偶然或暫時的結合，而是極右經濟和極右政治的一種耦合和匹配關系，這是因為，新自由主義只是一個極端自由放任的理想模型和烏托邦構想，通常情況下大多數社會成員並不接受，就像他們也不接受極端平等的共產主義理想模型和烏托邦構想一樣，為了實現這一模型，倡導者和推動者就必須利用經濟、政治、社會危機，通過傑出的政治軍事領袖及其強有力的團隊來對大眾予以強制推行，而大眾在經濟、政治、社會危機政治危機關頭，為了避免經濟崩潰、無政府和社會潰散等更壞的結果，也就接受了這一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以及威權主義乃至極權主義的政治秩序。

　　3、那麽，中國就沒有了極左派和極左化的危險了嗎？當然不是。有極左，但不是已經變成了極右的老極左或“皇左”，不是官方表面上懸掛和招搖的那套意識形態，而是反對現存極右政權和秩序的新極左，是原教旨馬列毛主義，主要是民間毛左。新極左與老極左共享一些同樣的意識形態資源，以至讓許多人分不清兩者，但他們相同的是表面的東西，在深層次上則是對立的：新極左指責現政權的路線、政策和實際運行體制，早就背離了馬列毛主義，放棄了共產主義理想和真正的社會主義原則，現行體制已經成為官僚資本主義，執政黨已經成為假共產黨，成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成為新的無產階級革命或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執政黨為了保持形式上的極左，對這種實質上的、真正的極左，在很長時間內是容忍並加以利用的（用以反對普世價值、憲政民主和顏色革命），但當新極左走向線下、走向工人群眾，發起像2017年佳士工運那樣的集體行動和政治行動時，當局就毫不客氣地予以嚴厲懲治了。

　　“中國模式”越是興盛，貧富兩極分化越是嚴重，經濟社會矛盾越是尖銳，新極左的發展空間就越大，對此張千帆也注意到了：

　　同樣是在這里“驗證”了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經濟利益沖突是“不可調和”的，和這些貪得無厭的資本家沒什麽好談的，只有通過暴力革命徹底打倒。在拉美和非洲，革命和獨裁成了對立統一、連環相生的一體兩面：只有右翼獨裁才能鎮住以實質平等為訴求的左翼革命，革命又產生新的獨裁政權……馬克思理論針對的恰恰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也只是在實施這類體制的獨裁國家才有它的用武之地。這是耐人尋味的，因為極左理論和哈耶克代表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貌似背道而馳，卻都在獨裁國家找到自己的應用場域。

　　4、民間極右自由派還是不服氣：我們明明是幾十年如一日地推動啟蒙運動，宣傳普世價值，追求憲政民主的，你們怎麽把我們推到權貴官僚集團那里去了？當局打壓我們，你們左派也攻擊我們，你們不是與當局同向同力了嗎？你們不是極左又是什麽？

　　是的是的，從80年代開始，我們就都屬於“泛自由民主派”，我們曾經是同一條戰壕的朋友和戰友，我們一起參與過許多網絡異議活動與維權抗爭事件……我沒有質疑過你們的主觀動機和個人品格，我當然不會把你們和你們反對的那些極權專制力量等同視之，但是，面對你們中很多人從正確的出發點走向錯誤的歸宿，依次成了郭粉、川粉、普粉，我不得不痛苦地追問這是為什麽？

　　你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美國的民主黨人、歐洲中左翼的社會民主黨人乃至中右翼的基督教民主黨人稱之為“白左”“聖母婊”“極左”“共產黨員”“文明的災星”，從而把歐美一半左右的選民變成自己的對立面和敵人，這是為什麽？

　　面對國內有6億人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世界上最高級別的基尼系數、無數人勞無所得病無所醫老無所養學無所教住無所居，你們反對平等、勞工權利、福利、再分配，你們與這麽龐大的人群背道而馳愈行愈遠，你們所追求的自由民主與絕大多數人的權利和利益不相幹甚至相反，你們究竟想把中國引向何方？

　　如果你們主張自由、競爭、效率、憲政、做蛋糕要相對優先和重要於平等、合作、福利、民主、分蛋糕，這個一點沒有問題，反正別的人會提出與你們相異的主張，而作為憲政民主就是偏右和偏左兩種主張的反覆和可持續的博弈，雙方都階段性地服從於民眾的選擇就可以了。可是，你們或者忽視和否定平等、合作、福利、民主、分蛋糕的必要性和重要價值，或者在時間上劃一個界限，先有自由、憲政後有平等、民主，這就是我們主張左右平衡的憲政民主派萬萬不能茍同的。你們的問題不是一概否定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而是把其中你們所喜歡的要素片面誇大而否定其中你們所不喜歡的要素，並且達到了逢右就捧、逢左就反、非左即右、你死我活的程度，這不就造成了一種新的對“真理和正義”的壟斷，一種新的“正邪之戰”和“定於一尊”了嗎？這不是新極右嗎？其與你們深惡痛絕的逢右就反、逢左就捧的極左不是陷入了同一個極權主義的邏輯陷阱里了嗎？當然，你們還停留在觀念上的極端狀態，與正在手握權力禍害眾生的極權專制力量不可同日而語，但你們敢拍著胸脯保證，萬一你們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你們不會幹弗朗哥、薩莫查、皮諾切特、普金幹過的那些事嗎？

　　5、我把中國民間極右自由思潮稱之為“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無巧不同書地構成了同一個銅板（中國模式）的官方與民間兩個背面，這仍然不是從動機上做誅心之論，而是從後果上做客觀分析。所謂中國特色自由主義，是指它不同於20世紀以來占主導地位的現代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而是全盤接受了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薩克斯等人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它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現代變種，但已經不是居於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了。它特別適合於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它對於解構極左意識形態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不幸的是，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卻是相互定義的，正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掛社會主義的羊頭賣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狗肉，中國特色自由主義也是掛自由主義的羊頭賣市場原教旨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狗肉，不管它們兩者之間有多麽激烈的競爭和沖突，但在對於環境資源和勞動力資源進行無責任、低成本、敲骨吸髓、殺雞取卵的開發和剝削方面，又是高度一致的，甚至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只不過一者占絕對主導地位，一者占相對從屬地位。

　　這樣說，不是要否認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和新興資產階級所包含的正面價值和合理內核，而是客觀地指出中國特色自由主義被掌握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來佛的掌心這一事實。

　　中國特色自由主義自以為是反對極左專政推動憲政民主的主力軍和先鋒隊，卻不料，螳螂撲蟬黃雀在後，自己不知不覺地成了極右專政的沖鋒隊和白手套，原因有二：一是前者生長發育的空間是前者讓渡的，條件就是，在微觀經濟領域，你可以發財致富，你也可以掠奪環境和剝削勞工，但你要把大頭交給我，也不能對我有任何政治上的和宏觀經濟層面的挑戰，掌握整個經濟體系開關的只能是我，所以說，前者並不構成對後者的真正制衡、解構，而是一種補充和依附，以為自己清白無辜、能力外資本為零，的確有些自欺欺人了；二是前者以為自己引進了普世價值、市場經濟和對於憲政民主的追求，但因為這是一種片面的引進，包含著對平等、福利、底層民主訴求的忽視和拒斥，這正好可以被後者收割和利用，它作為形左實右的政權，表面上當然是不會公然否認而是會大講特講平等、民生、福利、共同富裕和人民民主的，現在有一些人在普世價值和自由主義的名義下否定這些，那真是神助攻，可以很好地吸引民眾的注意力和火力：你們看，我是真心要兌現民生民主承諾的，但對於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也很重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們認為不要超前實行過高的平等和福利政策以免造成平均主義養懶漢的後果，這個意見也是有道理的……當局者一方面可以把民眾的怨憤引向新自由主義，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改善一點民生和福利以平抑民憤，如此一連可以贏兩次，對新自由主義能沒有好感嗎？

　　新自由主義者對“共同富裕”的一個錯誤的解釋是，這是極左回潮，是新一次的殺富濟貧，必須堅決予以抵制！對國有資產參股控股民營企業的解讀是，這是極左回潮，是新一次的公私合營，必須堅決予以抵制！

　　這都是嚴重的誤判！殺富是有的，濟貧何時見過？蠶食私企是有的，與公共利益和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公有制有何關系？這都是中國特色自由主義逢左就反縫右就捧、不知極左可以搖身一變成為極右的二極管思維所造成的盲區。親愛的朋友們，你們被極權搶了，還要替朝廷找個替罪羊（民粹），你們連輸了兩次你們知道嗎？

　　6、那麽新自由主義、民間極右自由派、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就一無是處並且沒有前途嗎？不是，前面說了，在市場經濟初級階段，它們是有貢獻的，只不過改開40多年了，人均GDP逼近12000美元了，就平均數而言，中國已經躋身中等收入國家了，再停留在自由放任和市場原教旨主義階段，的確是不合時宜了。陳天庸說，中國目前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狀況還停留在美國建國前的水平，讓中國實行19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一步跨越一二百年，會把蛋扯壞的，所以還是繼續搞新自由主義吧。情況不是這樣的，中國現階段，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制度（軟件和形式構架）層面的確不如羅斯福新政前的美國，但在物質、技術、生產力、教育文化（硬件和實體內容）層面甚至已經超過了，單是這一點就要求我們不能再簡單地移植早期資本主義階段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制度了，應該主動積極地邁向現代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現代市場經濟與現代憲政民主（2.0版的憲政民主即中右和中左、中上階級與中下階級競爭與合作的憲政民主）。我們衷心希望越來越多的新自由主義者、極右自由派轉變為現代自由主義者和中右自由派，但如果有些人像某些死硬郭粉、川粉和普粉一樣一條道走到黑，那我們也就無能為力、愛莫能助了。

　　四、左右面臨的真問題

　　張千帆在文章的最後一部分，發人深省地指出：事實上，左右面臨的問題是共同的，雙方都需要把焦點放在共同面臨的真問題上：

　　——革命與改良、精英與大眾之間的關系。首先，如何定義“革命”？左右能否就告別暴力革命達成共識？抑或一定範圍的暴力革命也是實現社會公平的手段，或特定社會結構與心理條件下不可避免的結果？在互聯網時代，精英還能否主導改良、避免革命？既得利益和政治精英如何與底層互動以防止革命？可持續的改良需要什麽客觀或主觀政治社會條件——消極自由與積極平等之間的關系。有意義的消極自由是否需要最低限度的社會平等？社會不平等如何影響公平競爭？如何定義“公平”？實質平等的限度在哪里？如果階級或族群不平等不可避免，如何協調實質平等和機會平等之間的沖突？糾偏行動和身份政治的永久化有什麽弊端？

　　——市場經濟與憲政民主之間的關系。私有制+市場經濟有哪些優越性和弊端？自由競爭是否必然加劇經濟不平等？國家宏觀調控與財富再分配的限度何在？福利社會如何避免“養懶漢”現象？激進的平等訴求是否會引發革命或最終走向極權體制？凱恩斯主義的“喪鐘”還有多久會敲響？

　　此前我對上述三個問題進行過比較系統的探討，這里只做簡要的補充：

　　1、關於革命和改良。就傳統社會結構向現代社會結構的轉換和轉型而言，只能說是革命而不能說是改良，改良只發生在傳統社會結構和現代社會結構各自的內部，而不會發生在從前者到後者的轉變過程之中，在這個意義上，改良不能替代革命，至於革命以什麽方式進行，是暴力革命還是非暴力革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早期民主革命（英美法等）大都是暴力革命或帶有相當暴力革命成分，20世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大都是非暴力革命，當然，非暴力革命中也有一些暴力元素。就主觀願望而言，追求憲政民主的人們誰都想希望以一場非暴力革命完成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轉型，但是否能夠避免暴力革命，不取決於革命主體各方能否達成告別暴力革命的共識，而取決於傳統社會結構捍衛者是否堅持將暴力統治進行到底，如果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強大民眾抗爭和社會運動的倒逼下，統治階級作出妥協讓步，放棄暴力鎮壓，暴力革命就可以避免。張千帆所說的以改良替代暴力革命，是混淆了改良和非暴力革命這兩個概念。非暴力革命不是改良，仍然是社會結構和制度的根本轉換，是革命主體與革命對象之間以和平談判的方式達成的廢除極權、專制建立憲政、民主的制度性安排，要保留的只是當事人的一些個人利益，而不是他們曾經捍衛過的制度。

　　2、關於精英與大眾的關系。中右派比較重視精英在革命過程中的主體地位，但並不否認大眾的輔助地位，中左派則重視大眾的主體地位，但並不否認精英的輔助地位，至於極右派和極左派，則分別走向了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我在《痛罵底層之惡的孫毅安無意中暴露了中層之惡》一文中，指出孫毅安對底層民眾的態度，就是典型的極右派精英主義的態度，與極左派民粹主義一樣壞。我在那篇文章中，主張中層、精英、知識分子應該建立對於民眾的兩種正確態度，一種是現代自由主義的態度，一種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態度，前者致力於推動建立一種尊重勞工和底層基本權益的、良性的私有制、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其最早的先行者就是支持和參與憲章運動的一些企業主和知識界人士；後者直接投身於工人運動和社會運動，為勞工運動提供思想理念、教育宣傳、組織方法和集體行動技術、經濟和法律資源等方面的幫助，引導勞工階級爭取人權和公民權利，進入並提升憲政民主結構，其典型代表有英國的費邊社以及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知識分子。只有現代自由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通力合作，才會最大限度地消減底層民眾中的仇恨、憤怒、暴力因素，而增加其和平、理性、非暴力因素，相反，極右派和極左派則分別會以逼迫的方式和煽動的方式，把底層民眾引向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3、關於消極自由與積極平等的關系。張文的一個貢獻是首次在中文世界提出了消極平等與積極平等的區分，這對此前已經有的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概念，是一個很好的補充。這一對概念的功能與西方思想界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這對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人類的確不能停留在消極自由和消極平等的水平，應該積極爭取更多、更大、更高的自由和平等，但太積極了的話，結果只能適得其反，正如羅蘭夫人在斷頭台上所長嘆的：“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同樣，後人也連連感嘆：“平等，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這里的問題是，極右派完全否定積極平等、實質平等、結果平等，而極左派則要求太高的積極平等、實質平等、結果平等，中右和中左則在肯定消極平等、形式平等、機會平等的同時，應該有一定程度的積極平等、實質平等、結果平等，其中中右的尺度窄一點，中左的尺度寬一點。問題的關鍵在於，完全沒有積極平等、實質平等、結果平等的話，最終連已經得到和確立的消極平等、形式平等、機會平等也保不住，為何？第一，自由平等競爭的結果一定是有差別的，這種差別會有一種馬太效應，逐步擴大並通過代際繼承保留下來，形成新一輪競爭的不平等的起點，由此開始更大規模和程度的不平等；第二，“自由平等競爭”只是一種理想模型，實際競爭中充滿基於人性之惡的爾虞我詐和強橫霸道，由此造成的不平等比基於能力的不平等更大也更不公正；第三，以上兩種不平等疊加，使自然的和可以接受的差別變成懸殊的和難以忍受的差別，捷足先登者無不極力把這種鴻溝和兩極分化固定化、道德化、法律化、制度化，使行為和結果的不平等得到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保護，從而形成一種制度上的不公平和不正義，使消極平等、形式平等和機會平等（消極自由、形式自由、選擇自由）也化為烏有。對此，只有追求積極平等、實質平等、結果平等（積極自由、實質自由、均等自由）的社會運動才能打破這種固化和僵化狀態。

　　4、關於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的關系。這里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市場經濟有兩個階段：自由市場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前者是自由放任的，後者是由國家宏觀調控的；前者基於勞資雙方的個別契約和勞動力個別定價機制，後者基於勞資雙方的集體合同和勞動力的集體定價機制；前者只有私人慈善，後者則有財富再分配、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前者是以市場原則淩駕於社會之上，後者是社會各方力量（勞工、消費者、政府、社區、社會組織）對企業和市場形成多方制衡。這一轉變啟動於19世紀後半葉。與市場經濟這兩個階段相適應的是初級的、1.0版的憲政民主與高級的、2.0版的憲政民主，前者是以人數很有限的選民、選舉資格受財產、性別、種族限制為基礎的，後者是以不分階級、階層、性別、種族的普選制為基礎的；前者是由資產階級單方控制的，後者是由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雙方控制的；前者還在很大程度上帶有階級專政的性質，後者才是真正和完全意義上的憲政民主。這一轉變也啟動於19世紀後半葉。

　　中國的官方極右派和民間極左派的問題是連1.0版的憲政民主都不要，而民間極右自由派，全然不知道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都有兩個階段，他們在21世紀還執著地追求兩三百年前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和1.0版的憲政民主，這相對於現代、當代世界經濟政治形態與我國民眾的憲政民主要求而言，的確是太右了，故此我稱其為“民間極右自由派”，我主張中右自由民主派和中左社會民主派一起來追求社會市場經濟和2.0版的憲政民主。

　　5、中右派不可能走向極左，中左派不可能走向極右，但中右走向極右與中左走向極左的可能性的確很高，在特殊情況下，比如經濟、政治、社會、民族危機時，甚至具有某種必然性。中右本身推崇自由而相對輕視平等，它之所以沒有變為只講自由、憲政不講平等、民主的極右，一是因為健康正直的中右派（比如2021年初拒絕支持川普耍賴、依法認證並承認大選結果的縣、州、聯邦三級議會、政府、法院里的共和黨人）有比較堅定的價值觀、憲政民主法治理念和政治倫理操守，二是因為中左派的有力制衡。但在特殊的危機狀況下，就會有很多的中右派放棄自我約束，而朝著極右的方向狂奔！另一方面，中右本身推崇平等而相對輕視自由，它之所以沒有變成只講平等、民主不講自由、憲政的極左，也是因為它的自我約束（比如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並沒有利用其執政地位鎮壓中右政黨並強推極左政策）以及來自中右派的有力制衡，但在特殊的危機狀況下，或者會與極左的共產主義合流，或者自己就變成極左的共產主義，比如，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本來是一個中左政黨，查韋斯、馬杜羅利用其執政地位，打壓反對黨、推行極左政策，生生地把一個憲政民主國家變成了一個極左專政國家。

　　因此，中右對於遏制極右負有特殊的責任，因為中右與極右依托的社會基礎都是社會中上層群眾，中右爭取到的支持者越多，極右的支持者就越少；中右對於預防自己變為極右當然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在制定自己的綱領、政策時，要考慮到社會下層、底層民眾的權益，不要提出極右化的主張（放棄法律規制和政府監管、無視勞工權利、取消再分配和社會福利等等）。另一方面，中左對於遏制極左也負有特殊的責任，因為中左與極左依托的社會基礎都是社會下層、底層群眾，中左爭取到的支持者多了，極左的支持者就少了；中左對於預防自己演變為極左當然旁無責貸，在制定自己的綱領、政策時，要考慮到社會中上層的權益，不要提出極左化的主張（或者直接以公有制計劃經濟取代私有制市場經濟，或者以極強的國家幹預和管控、極高的稅率和社會福利把私有市場經濟壓縮到很小的空間）。

　 （2022.2.29）

　　14.當代中國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相互關系

　　摘要：絕大多數學人目前還在使用傳統的左右二分法，只不過一些人以左為政治正確以右為政治錯誤，另一些人則相反。本文采用國際上通用的極右、中右、中左、極左四分法，對當代中國的思想政治狀況和譜系進行分析，得出了諸多既 不同於官方也不同於大多數自由民主派的結論，尤其針對自由民主派中出現的相當嚴重的極右化傾向和趨勢，進行了善意、嚴肅的剖析和針砭。

　　去年年底，榮劍發表了“左翼問題批判導論”系列文章，張千帆為之撰寫長篇評論，在肯定榮文基本立場的同時也提出了批評。接著，陳天庸對張文的一些觀點進行了質疑。本文將圍繞上述爭論，展開論述當下中國的左右問題。

　　一、為什麽說逢左就反、逢右就捧是一種專政邏輯

1、如果陳天庸是站在憲政右翼的立場批判極左，主張自由和憲政優先而平等和民主稍後、不能把當代西方對平等和民主的追求搬到當下中國、中國當下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而不是勞資矛盾、中國當下最根本的問題是 官府對於財富的暴力攫取而不是資本對於勞動的剝削、資本家和商人也是追求消極平等(平等政治權利)的抗爭力量而不能被當作民眾追求積極平等(實質平等或經濟社會平等)的鬥爭對象，那麽，我們憲政左翼是完全能夠理解和接受的。

　　2、問題在於，陳天庸像哈耶克一樣，在強烈反對極左的同時，把中間偏左的憲政左翼也給否定了，從而不知不覺間把自己定位在極右的位置上了。張千帆尖銳批評哈耶克說，既然市場自由成了他的“自然法”，政治自由還是獨裁就不那麽重要了；如果民主政治幹預市場自由，那還不如支持市場的獨裁政府。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說：“民主本質上只是一種手段，一種保障國內安定和個人自由的實用措施。它本身絕不是一貫正確和可靠無疑的……一個高度同質化和教條的多數民主政府其統治的壓迫程度，或許並不亞於最壞的獨裁統治。”事實上，他為南非種族隔離制度辯護，並和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葡萄牙獨裁者薩拉查和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惺惺相惜。 他甚至將《自由憲章》送給薩拉查並附言：我這本書，可以幫你設計憲法防止對民主的“濫用”。

　　陳天庸則高度認同哈耶克，認為皮諾切特17年執政使智利擺脫了蘇俄式社會主義統治，智利至今是拉美幾十個國家中社會與經濟發展最好的國家之一，智利民眾至今受益於皮諾切特依據弗里徳曼經濟學思想的國家治理成果。民眾的生活福祉、社會相對自由與安全，是不是可以作為評判政策優劣的標準？舍此還有什麽更好的標準？

　　3、陳天庸在這里有一些錯誤的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

　　第一，阿連德政府是以社會黨人為首的左翼執政聯盟，是民選的合法政府，奉行社會民主主，政治上屬於憲政民主左翼，雖然匆忙實施了相對於智利國情而言過於激進的一攬子改革方案，導致了經濟狀況惡化、財政危機和通貨膨脹，但與以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為基本特征的蘇俄式社會主義（國際上通稱共產主義）和共產極權專政還是有本質區別的。然而，自米塞斯、哈耶克以來，把社會主義打成共產主義、把憲政民主左派打成極左派，已經成為極右派的標準動作、橫掃一切的棍子和不假思索的教條，既然阿連德政府是共產主義政府，那麽用軍事政變等非常手段顛覆它，仿佛就具有了政治上和道義上的合法性了。

　　第二，皮諾切特背叛軍隊不得幹政的憲政原則，領兵攻打總統府，殺害民選合法總統，建立軍閥獨裁專制，殘酷鎮壓和殺害政治反對派、工會領袖、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對智利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債，這是傾太平洋之水也不可能洗幹凈的罪行。本來，在憲政民主框架內，是實行社會民主主義、New-liberalism還是Neo-liberalism的經濟綱領，都是可以的，前提是獲得人民的選舉授權，實現合法的政黨輪替。就智利而言，具有100多年歷史的多黨制和憲政民主體制還在正常運行，反對阿連德政府的政黨和政治 力量，完全可以通過動員和爭取選民，在即將到來的下一輪選舉中實現政黨輪替。任何政治力量，不管是左的還是右的，只要是用暴力等非法手段奪取政權，就犯了顛覆憲政民主國家政權的首惡之罪。

　　第三，哈耶克、弗里德曼的Neo-liberalism產生於歐美社會環境，應該說，相對於凱恩斯主義（左翼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新政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與社會民主主義，具有相當的學術合理性，且在長期實行凱恩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情況下，也具有糾偏功能的政策合理性，哈耶克、弗里德曼們通過歐美國家的憲政民主程序，推動新自由主義的學理變成撒切爾主義和里根主義的政策，也是正當合理的；但想把新自由主義推廣到全世界去，尤其是推廣到那些經濟不發達政治不穩定的國家去，為此不惜通過中情局與這些國家的極右派政治力量聯手推翻民選合法政府，這恰恰是出於他們所批判的“理性的僭妄”和“致命的自負”，完全背叛了知識分子的學術操守和政治倫理，這是他們也洗不掉的污點。

　　第四，在美國政府和企業界的大力援助下，在皮諾切特獨裁專制政府的刺刀保護下，“芝加哥男孩”們對智利經濟強制進行休克療法，全面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迅速開發智利的經濟資源，一時之間取得了令人炫目的經濟增長，被弗里德曼稱之為“智利經濟奇跡”。然而，這只是一種極少數人得到暴利的經濟增長，其代價是底層民眾大規模的失業、社會福利和安全網的瓦解，與極為懸殊的貧富兩極分化，1983年，智利國內的失業率從1973 年的4.3%上升至22%，而實際工資水平相比70年代初下降了40%，之後，軍政府不得不實施了阿連德式的“最低報酬就業計劃”，為民眾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務就業崗位，就業情況才出現較大改善，到1990年，智利國內的失業率才降至7.8%。

　　第五，皮諾切特獨裁時期這種有片面自由而無基本平等的經濟模式，必然帶來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政治危機，民眾的抗爭與日俱增。皮諾切特的明智之處是沒有一條道走到黑，而是選擇了恢覆大選和議會民主制。取而代之的中左翼執政聯盟在1990年至今的7次大選中，贏得了5次。中左翼執政聯 盟並沒有走向極左，並沒有取消私有化、市場化、國際化的合理內核，而是補足了需求側改革的內容，使經濟發展建立在擴大內需、增加民眾收入和社會保障、兼顧自由與平等的基礎之上。今天的智利，在綜合競爭力、經濟自由化程度和市場開放度、國際信用和國內生活質量、較低的腐敗感知和較低的貧困率等方面均為拉美之首，此外，在新聞自由、人類發展指數、民主指數、穩定的政治環境等方面也獲得了很高的排名。這表明，社會民主主義和憲政民主左翼不僅與極左共產主義是兩碼事，而且在經濟上也能取得很好的成就。另一方面，2010年和2018年，中右翼執政聯盟也兩度贏得大選，這表明，中左翼長期執政也必然會帶來諸多弊端，需要中右翼出來予以制衡、對沖、糾偏。可見，智利的例子根本不足以證明“獨裁專制+新自由主義”這種極右政經模式的合理性、合法性和長期有效性，只有中右和中左、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長期競爭與合作，才是迄今為止最為優良的政經模式。

　　4、為什麽中國的陳天庸們，敢於跟在他們的西方導師哈耶克們身後，為皮諾切特們大聲點讚，一點不怕有損自己公共知識分子、自由民主派、異議人士的令譽呢？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人並非獨裁專制者，而是在面臨極左共產主義危害時挺身而出捍衛自由的英雄，如果說他們因此采取了暴力和極端手段的話，那也是被極左共產主義逼的，是正當的自衛反擊；他們因為恢覆自由秩序而給人類帶來的福祉，遠遠超過了他們給一些人帶來的不可避免的誤傷；無論新自由主義社會存在多少令人不滿之處，那也比令人恐怖的極左共產主義社會好得多。這里存在一個二選一的道德決斷：自由還是奴役？

　　如果有人問，極左很壞，極右就是好的嗎？他們毫不猶豫地說，不錯!極右就是好的，因為從事物的本質上說，左就是錯的、壞的，右就是對的（Right）、好的，越右，就越對、越好，極右，那就是極對、極好了!著名社會學家郭於華就在推特上很坦蕩地曬出自己的政治立場是“骨灰級極右”！那麽，在歷史上、國際上那些被公認為極右派的納粹法西斯也是對的和好的嗎？另一位中國保守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劉軍寧回答說：納粹是極左，但被誤判為極右了。從一開始，左派所倡導和追求的平等價值就是子虛烏有的，只有右派所倡導的自由價值才是真實的、源自人性本身的。一切倡導和追求平等的左的思想，都是人類理性的迷誤，其中馬克思主義是最壞的，社會民主主義是次壞的，左翼自由主義也不是好東西；此外，諸如女權主義、種族平權主義、性少數平權主義、環保主義等等，也都是屬於左邊的、 走火入魔的東西。正如在右和極右之間劃等號，是極左派最大的思維誤區一樣，在左和極左之間劃等號，也是極右派最大的思維誤區。

　　然而問題在於，左右結構，不論在自然界，還是在人類社會，都是天然而普遍存在的：鳥有左右雙翅，車有左右兩輪，人有左右手腳，人不能總是邁左腿向左轉，或者總是邁右腿向右轉，那就成了原地轉圈了，必須一左一右交替邁腿，才能往前走。自由和平等，從人文主義、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以來，從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以來，一直是並列提出的，兩種價值有交叉重疊的部分，也有獨特的、不可化約的部分，不能用一個概念取代另一個概念。於是歷史上才會出現偏於自由但兼顧平等的自由主義、憲政主義、資本主義，與偏於平等但兼顧自由的平等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競爭，前者叫做中右（中間偏右），後者叫做中左（中間偏左）；至於只講自由不講平等的，那叫做自由至上主義、自由放任主義、自由意志主義，只講平等不講自由的，那叫做平等至上主義、絕對平均主義、共產主義，前者就是極右，後者就是極左。

　　5、榮劍在左翼問題批判導論中有一個相當嚴厲的責問：“為何是左翼而不是右翼總是與革命、激進、暴力、鬥爭、消滅、鎮壓這些詞匯所標志的歷史 進程聯系在一起？”

　　榮文總體上是兼容中右中左、反對極右極左的，但這個責問表明他否定了極右與革命、激進、鬥爭、消滅、鎮壓等等之間的聯系 ，這與其總體理論框是自相矛盾的。陳天庸比榮劍要右得多，他斷然否認平等主義的任何合理性，認為這種以平等為訴求的左翼思維，會因為導致新的殺富濟貧而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而以自由為訴求的右翼思維，則不會產生這樣的風險。他完全否認這樣的事實：歷史上的極右專政，作為一種反革命，也是很激進、暴烈、血淋淋的；他更沒有意識到，正是因為平等和公正的缺失，才導致貧富兩極分化與民眾的抗爭和革命，才會進一步導致極右勢力對民眾的殘酷鎮壓，並以對外擴張來轉移國內矛盾。對左翼極權或極左專政，當然應該嚴厲批判和譴責、嚴加警惕和防範，但絕不能就因此說，右翼對於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就具有天然的免疫力，甚至認為越右越好，極右極好。

　　極左的確是與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緊密相關的，革命、造反、起義、暴動的確是被統治和壓迫的普通民眾的專利。但首先必須承認，在統治階級的極右專政下，革命、造反、起義、暴動具有必然性（不可避免性）和正當性（道義合法性），對這一自然/歷史權利，這一來源於血親/同態覆仇和正當防衛的、天然的、不證自明的權利，中國的儒家、英國的洛克、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都是明確予以肯定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只是對這一傳統的繼承和發揚，並且是很難徹底否定的 ，因為在早期資本主義和初級（1.0 版）憲政民主階段，上升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並沒有兌現普遍人權和平等自由的承諾，以財產資格限制把工人階級和窮人排除在選舉過程之外，工人的結社集會遊行示威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也得不到法律保護，如此一來，所謂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在很大程度上的確就是馬克思所批判的虛偽的自由民主或資產階級專政。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受到嚴重侵害而沒有合法途徑伸張正義的、處於絕望狀態的無產階級，訴諸於暴力革命，應視之為正當覆仇和防衛反擊。至於後來資產階級讓步了，普選權實現了，工人可以結社組黨了，工廠法、勞動法、社會保險法出來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就過時和失效了，這也是理固當然、勢所必然的事情。我們不能因為某一種思想和觀念後來變成了謬誤，就否認它們當初出現時的合理性。

　　6、越是極右專制的國家，極左的土壤就越豐厚，極左的反彈就越猛烈，反之，越是中右和中左競爭與合作的國家，極左革命產生的土壤、發生的概率就急劇縮小。極右派與極左派表面上針鋒相對、你死我活，但其實又相生相成，彼此成為對方生存發展的條件：正因為極右派有意無意倡導和實施叢林競爭法則，造成了極為劇烈的貧富貴賤分化和官民勞資沖突，才不斷出現絕望者的覆仇和推倒重來；另一方面，極左派在用暴力橫掃極右派以及保守派、改良派、整肅一切反革命分子以及非革命、不太革命者的過程中以及獲得勝利之後，也成為了一個掌握無限權力、掌控一切資源的超級統治階級，本身就成為最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和反動的極右派，從而覆辟了等級專制制度。極左革命發生了異化、變質、180度大轉彎，從前冒死反對極右專政的極左派現在成了新的極右專制者。

　　幸運的是，並不是所有的有產階級、中產階級、資產階級成員都會變成極右派，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放棄了極端個人主義、自由至上主義和損人利己主義，而建立了兼顧弱勢群體利益的溫和的個人主義、平等的自由主義、兼顧他人利益的合理的利己主義，這些人就構成了政治上的中右派和中右政黨。另一方面，並不是所有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下層階級成員都會變成極左派，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放棄了公有制計劃經濟的目標以及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而選擇了溫和的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通過工人聯合、勞資談判、普選制、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制逐步達到自由平等、經濟公平與社會公正的目標，這些人就構成了政治上的中左派和中左政黨。

　　人類要終止極右與極左之間翻大餅的遊戲，走出這樣一種專制的循環，只有奮力建立以自由、平等、正義為原則的憲政、民主、法治，而中右派和中左派 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體力量。

　　二、對當代中國左右狀況的分析判斷

　　1、中國異議人士中的極右派，異口同聲地認定現政權是極左政權：

　　四項基本原則，哪一條不是極左特征啊？本文當然也認為上述四條都是極左特 征，但這只是這個政權的外觀和形式特征，而不是其真相和實質特征，其真相和實質是如假包換的極右，兩方面合而論之就是“形左實右”。

　　在它掌權前後搞的“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濟貧”，那的確是極左，但後來把土地從農民那里“合作化”“集體化”，把私營企業國有化，把一切經濟資源變成黨國所有以後，它就不是極左而是極右了。改革開放後，把搶來的財產私有化、貨幣化、資本化以後，也只不過黨國所有制獲得了新的實現形式，黨國財產在全社會財產中的比重是降低了，但其所擁有的絕對量卻大大地增加了，並且憑借戰無不勝的政治權力，黨國對那部分讓渡給民間的財產仍然擁有毋庸置疑的最終處置權或終極所有權——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臣。絕大多數民眾自己沒有什麽生產資料所有權，也不可能分享對於所謂國有財產、公有財產的所有權和收益權，他們只是幹活掙工資的雇傭勞動者而已，哪里是公有財產的主人？作為雇員，他們不具有組織起來與雇主進行平等協商和談判的權利，他們也不能平等地享有帶有真正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保障、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務。中國的貧富兩極分化程度、社會不平等程度、等級差距和隔離程度，比所謂歐美日澳韓台資本主義國家要高得太多，這不是極右又是什麽呢？

　　民間極右派為什麽會“誤判”這個極右政權為極左政權呢？為什麽要照搬它的自我表白和那一套忽悠民眾的虛假意識形態呢？其深層原因，就是要回避自己的極右價值取向與這個極右政權的同向同構性，從而既可以保持反共產極權的政治正確，又不用顧忌別人批評自己與這個政權的諸多相似、巧合、“客觀上一致”之處，比如反平等，反福利，反獨立工會，反勞資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反社會保障。他們不認為這個政權反平等和福利是問題，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問題是反自由和競爭，至於底層民眾對平等和福利的要求，那是妨礙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將來也許可以考慮，現在不行，如果硬要的話，那就是應予打擊的民粹主義、平均主義和共產主義!這 就是為什麽他們對現政權打擊勞工集體行動保持沈默的原因，因為他們預感到，如果政權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們或許也會這樣幹……這一點顯示了民間極右派與官方極右派之間的深層默契和同一性，只不過一者在朝、一者在野而已。

　　2、如果民間極右派希望建立一個“皮諾切特式極右政治+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政經模型的話，那麽恭喜你們，眼下的“中國模式”已經是這種模式了。那個由極左政權演變而來的極右政權已經很好地利用、消化、駕馭、保護、規制好一種新自由主義經濟了，張千帆在《平等是禍水？——兼與榮劍先生商榷》中對這一點有很深的感悟和很好的表述，限於篇幅就不引證了。極右自由派對此很不服氣，陳天庸就反問，張文稱“恰恰是在實行國家最小幹預的奧派國家，馬克思與哈耶克合流了”，但沒有例舉樣本；到底哪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法定指導思想的國家，可以稱為“奧派國家”？如果他僅僅因為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法定指導思想就判定它是一個極左國家，那麽當然，這樣的國家是絕不可能采用極右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的；但改革開放、市場化以來，中國作為一個極右國家，對新自由主義的包容、獎掖、形塑、收編，是有目共睹、不容否定的。中國真的就是一個像模像樣的“奧派國家”的樣本。

　　3、那麽，中國就沒有了極左派和極左化的危險了嗎？當然不是。有極左，但不是已經變成了極右的老極左或“皇左”，不是官方表面上懸掛和招搖的那套意識形態，而是反對現存極右政權和秩序的新極左，是原教旨馬列毛主義，主要是民間毛左。新極左與老極左共享一些意識形態資源，以至讓許多人分不清兩者，但他們相同的東西是表面的，在深層次上則是對立的：新極左指責現政權的路線、政策和實際運行體制，早就背離了馬列毛主義，放棄了共產主義理想和真正的社會主義原則，現行體制已經成為官僚資本主義，執政黨已經成為假共產黨，成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成為新的無產階級革命或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執政黨為了保持形式上的極左，對這種實質上的極左，在很長時間內是容忍並加以利用的（用以反對普世價值、憲政民主和顏色革命），但當新極左走向線下、走向工人群眾，發起像2017年佳士工運那樣的集體行動和政治行動時，當局就毫不客氣地予以嚴厲懲治了。

　　“中國模式”越興盛，貧富兩極分化越嚴重，經濟社會矛盾越尖銳，新極左的發展空間就越大。對此張千帆也注意到了：“同樣是在這里‘驗證’了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經濟利益沖突是‘不可調和’的，和這些貪得無厭的資本家沒什麽好談的，只有通過暴力革命徹底打倒。在拉美和非洲，革命和獨裁成了對立統一、連環相生的一體兩面：只有右翼獨裁才能鎮住以實質平等為訴求的左翼革命，革命又產生新的獨裁政權……馬克思理論針對的恰恰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也只是在實施這類體制的獨裁國家才有它的用武之地。這是耐人尋味的，因為極左理論和哈耶克代表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貌似 背道而馳，卻都在獨裁國家找到自己的應用場域。”

　　民間極右派還是不服氣：我們明明是幾十年如一日地推動啟蒙運動，宣傳普世價值，追求憲政民主的，你們怎麽把我們推到權貴官僚集團那里去了？當局打壓我們，你們左派也攻擊我們，你們不是與當局同向同力了嗎？你們不是極左又是什麽？是的，從80年代開始，我們就都屬於“泛自由民主派”，我們曾是同一條戰壕的戰友……我沒有質疑過你們的主觀動機和個人品格，當然也不會把你們和你們反對的那些極權專制力量等同視之，但是，面對你們中很多人從正確的出發點走向錯誤的歸宿，依次成了郭粉、川粉、普京 粉，我不得不痛苦地追問這是為什麽？

　　你們一再地把美國的民主黨人、歐洲中左翼的社會民主黨人乃至中右翼的基督教民主黨人稱之為“白左”“聖母婊”“極左”“共產黨員”“文明的災星”，從而把歐美一半以上的選民變成自己的對立面，這是為什麽？

　　面對國內6億人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世界上最高級別的基尼系數、無數人勞無所得病無所醫老無所養學無所教住無所居，你們反平等、反工會、反福利、反再分配，與這麽龐大的人群背道而馳，你們所追求的“自由民主”與絕大多數人的權利和利益相悖，你們究竟想把中國引向何方？

　　如果你們主張自由、競爭、效率、憲政、做蛋糕要相對優先於平等、合作、福利、民主、分蛋糕，這沒問題，反正別人會提出與你們相異的主張；而憲政民主就是偏右和偏左不同主張的反覆和可持續的博弈，雙方都階段性地服從民眾的選擇就可以了。可是，你們或者忽視和否定平等、合作、福利、民主、分蛋糕的必要性和重要價值，或者在時間上劃一個界限，先有自由、憲政後有平等、民主，這就是我們主張左右平衡的憲政民主派萬萬不能茍同的。你們的問題不是一概否定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而是把其中你們所喜歡的要素片面誇大而否定其中你們所不喜歡的要素，並且達到了逢右就捧、逢左就反、非左即右、你死我活的程度。這不就造成一種新的“定於一尊”和對“真理和正義”的壟斷了嗎？這不是新極右嗎？這與你們深惡痛絕的逢右就反、逢左就捧的極左不是陷入同一個極權主義的邏輯陷阱里了嗎？

　　5、我把中國民間極右自由思潮稱之為“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構成了同一個銅板（中國模式）的官方與民間兩個背面，這不是從動機上做誅心之論，而是從後果上做客觀分析。所謂中國特色自由主義，是指它不同於20世紀以來占主導地位的現代自由主義，而是全盤接受了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薩克斯等人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它特別適合於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它對於解構極左意識形態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不幸的是，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相互定義的，正如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是掛社會主義的羊頭、賣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狗肉，中國特色自由主義也是掛自由主義的羊頭賣市場原教旨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狗肉。不管民間極右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兩者之間有多麽激烈的競爭和沖突，但在對勞動力和環境資源進行無責任、低成本、敲骨吸髓的開發和剝削方面，又是高度一致的，甚至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只不過一者占主導地位，一者處於從屬地位。

　　中國特色自由主義自以為是反對極左專政推動憲政民主的主力軍和先鋒隊，卻不料，自己不知不覺地成了極右專政的沖鋒隊和白手套，原因有二：一是前者生長發育的空間是後者讓渡的；條件就是，在微觀經濟領域，你可以發財致富，也可以掠奪環境和剝削勞工，但你要把大頭交給當政者，也不能有任何政治上的和宏觀經濟層面的挑戰，掌握整個經濟體系開關的只能是當政者。所以前者並不構成對後者的真正制衡、解構，而是一種補充和依附。以為自己清白無辜、推動民主，的確有些自欺欺人了；二是前者以為自己引進了普世價值、市場經濟和對憲政民主的追求，但因為這是一種片面的引進，包含著對平等、福利、底層民主訴求的忽視和拒斥，這正好可以被極右當政者收割和利用。它作為形左實右的政權，表面上當然不會公然否認平等、民生、福利，而是大講特講共同富裕，但現在有一些人在普世價值和自由主義的名義下否定平等、民生、福利，那真是神助攻。什麽過高的平等和福利政策造成平均主義、“養懶漢”的後果雲雲，當局一方面可以把民眾的怨憤引向新自由主義，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改善一點民生和福利以平抑民憤，如此一連“贏兩次”，而被極權玩弄於股掌之間的民間極右派，連輸兩次而不自知。

　　6、那麽民間極右自由派（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就一無是處並且沒有前途嗎？不是，前面說了，在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它們是有貢獻的，但現在仍主張自由放任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已經不合時宜乃至反動了。陳天庸說， 中國目前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狀況還停留在美國建國前的水平，讓中國實行19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一步跨越一二百年，會壞事的。情況不是這樣。中國現階段，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制度(軟件和形式構架）層面的確不如羅斯福新政前的美國，但在物質、技術、生產力、教育文化（硬件和實體內容層面）甚至已經超過了，比如 ，1929 年美國人均GDP為858美元，之後連續暴跌四年，到羅斯福開始實施新政的1933年，只有 455美元，到羅斯福去世的1945年，只有1631美元；中國2021年人均GDP為 11891美元，超過了美國1979年的11693美元。單是這一點，就要求我們不能再簡單地移植早期資本主義階段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了，應該積極地邁向現代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現代憲政民主（即中右和中左、中上階級與中下階級競爭與合作的憲政民主）。何況幾十年來，民主世界在福利和平等方面已經發生了極為深刻的、不可逆的變化。衷心希望那些仍在追求憲政的民間極右自由派多多學習和反思，走出認知迷霧。

　　（中國民主季刊創刊號2023.1）

　　15.中國特色的左右概念與憲政民主國家的左右概念

兩者在形式上是有重大區別，而在精神實質上是完全相反的：

　　1、中共國是非左即右的兩分法，憲政民主國家是極右、中右、中左、極左四分法。

　　2、中共國的左和右是走向兩極、絕對對立的，憲政民主國家的左和右是向對方靠攏並達成最低共識的。

　　3、中共國的左和右都以自己為絕對正確而以對方為絕對錯誤，因此必然出現極權專制邏輯，憲政民主國家左右各派都不敢極端化和絕對化，因此必然出現以中左和中右輪替為主軸、極左和極右也必須遵守的憲政民主邏輯。

　　嚴重問題之一：中國的反共者也跟中共一樣持左右兩分法，只不過中共以左自居、以左為榮，而視反對者為右、為敵，而反共者則以右自居、以右為榮，而視中共為左、為敵，不言而喻，既然只有絕對對立的雙方，左右兩方也就是極左和極右了。前者是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後者可稱之為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兩者遵循同樣極端化的政治邏輯。中共作惡在先，反對者占有道義優勢，但其極右主義與其所反對的極左主義，在政治發展方向上，在政治哲學和政治學上，是同態和等價的，並無優劣對錯之分。

　　嚴重問題之二：錯判中共性質的變化。從國際標準來看，極左只是現在的中共的一張畫皮和忽悠底層民眾的謊言，其真正的性質是極右，是暴力基因+紅色血統等級專制+權貴官僚資本+高科技奴隸制，是人類歷史上罕見強大的極右專制。對於這種形式的極權主義，僅以自由之名是解構不了的，並須同時以自由、平等、正義之名號召和組織全體民眾才能予以解構。

　　嚴重問題之三：在兩分法框架內，只有極右和極左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國內已經出現的主張自由優先兼顧平等的中右與主張平等優先兼顧自由的中左，則無處安放，而中右和中左恰好是摧毀極權專制制度的主要力量，僅靠一小撮極右自由派不僅解構不了中共的統治，即使解構了，也不過是換一撥人來搞極右專制而已。

　　嚴重問題之四：無法與國際主流政治文明和政治社會對接，無法取得國際自由民主力量的幫助，典型的例子就是大量極右反共者，以中國自由民主派之名，詆毀歐美中左人士為“白左”“聖母婊”“共產主義者”，淪為可恥的川粉和普粉，其言行危害到了歐美左右制衡與輪替的憲政民主制度。

　　解決問題的唯一出路就是引進國際主流的左右四分法。其實，在歷史上，一旦出現以左右劃分政治思想和行為，就已經有極右、中右、中左、極左之分了，在英國、美國、法國革命中都可以找到這四派的蹤影，原因在於，在等級專制制度下，實際上只有上下之分，並無左右之分，左右之分是隨著自由市場經濟、橫向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展開而出現的，在這種水平面上，出現四分、六分、八分以至更多劃分都是正常的。實際上，在民國時期，四分法已經出現了：國粹主義、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是極右，自由保守主義是中右，社會民主主義是中左，共產主義是極左，中共在消滅了右邊的一切政治力量之後，實際上已經取消了左右劃分，而恢覆了上下劃分，如果還要繼續套用左右概念的話，那就是它是一個集極左和極右於一身的超級利維坦或極權主義怪獸，它繼續沿用左右概念來制造、打擊和消滅敵人，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們怎麽能夠上它這個當呢？

　　（中國民主季刊第3期20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