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會主義的方法

[左翼反共人士]

　　作者 卡爾 考茨基 寫於 一八九二年

　　前言

　　在討論社會民主黨新綱領草案[1]的時候，我在《新時代》[2]雜志上提出一項建議，希望為綱領編寫一本通俗的解說書，對綱領的簡明而純樸的原理作比較詳細的解釋、論證和說明。

　　我被委托來執行這項建議。但是，在我著手這項工作之後，不久我就感覺到，按照我原來的計劃，在宣言的狹窄範圍內，對評論我黨時必然涉及的一切基本原理進行詳細而通俗的敘述，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不得不只限於做簡單的說明，而在這時我所能做的，至多也不過是提供一部《共產黨宣言》的平淡的覆制本；為了理解這部覆制本，也正像理解《共產黨宣言》本身一樣，必須具備若幹政治經濟學和歷史方面的知識。或者，我應當像我在同本書同時出版的另一本小冊子里所作的那樣，只限於解釋幾項基本原理。

　　但是，這本小冊子本身還達不到我的建議中所追求的目的。因此，除了以吸引群眾注意我們的意圖為宗旨的簡明的小冊子之外，還必須編寫社會民主主義的“教義問答”[3]之類的書籍，作為想深入理解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的人的入門書，以及作為欲向他人介紹這種思潮的宣傳員的手冊。在我們的文獻里，還沒有這種著作。篇幅大於小冊子的一切德語社會主義文獻，都是專門性著作，每一本只涉及現代社會主義的一個或數個方面，而決沒有涉及它的一切方面。不錯，這類著作已經很多，以致有可能使人全面地理解我們的原則。比如，一個人讀完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再讀倍倍爾[4]的《婦女與社會主義》，最後讀上述的《共產黨宣言》（它的思想像一條紅線貫穿著所有這些著作[5]），並把它們全部理解，他就一定能夠掌握現代社會主義思想界的一切方面。

　　但是，閱讀所有這些著作，尤其是閱讀《資本論》，並不是人人都能辦得到的，而且至今還缺乏社會主義文獻的小冊子和專門著作之間的中間讀物，還沒有對社會民主主義的一切主要原理作通俗而又概括的敘述與論證的著作。

　　本書就是要試圖填補這個空白。我想根據愛爾福特綱領，就社會主義世界觀中對於理解社會民主主義具有重要意義的每個方面，作通俗的說明。當然，本書並不是要對社會主義世界觀的一切方面作系統的、科學的論證，而首先是讓人們容易理解它們，以利於社會民主黨的實踐活動。因此，對一般的基本理論僅作簡短的說明，只提出研究的結果，而不加論證和辯論。對這些理論作更深入的介紹，那是專門研究的事情。但是，對於一些具有比較直接的意義而目前又是熱烈爭論的對象的問題，如小生產的滅亡，卡特爾，生產過剩，工人階級對待政治活動和工會活動的態度等問題，尤其是對“未來國家”的問題，則敘述得比較詳細。

　　總的說來，本書的意圖只是概述已在社會民主主義文獻的主要著作中讀過的一些思想。但是，正是這種想作廣泛敘述的意圖，使我有時不得不觸及我黨文獻至今還完全沒有闡述過或從不同於本書的角度考察過的一些方面。因此，我相信不但向來同我黨沒有關系的讀者，就是熟悉我黨文獻的人，也會在本書中發現一些新思想。

　　第一章 小生產的滅亡

　　第一節 小生產和私有制

　　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愛爾福特黨代表大會（一八九一年十月十四日——二十日）上通過的綱領，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一般理論部分，它敘述社會民主黨的基本原理和最終目的；第二部為實踐部分，它包括作為行動政黨的社會民主黨為了鋪平達到自己最終目的道路而對現存社會和現存國家提出的要求。第一部分敘述社會主義者所信仰的是什麽；第二部分吿訴我們他們計劃怎樣去實現他們的信念。

　　在這里，使我們感到興趣的只是第一部分，即一般部分。第一部分又分為三個部分：（一）對現代社會及其發展進程的評述，由此引伸出：（二）社會民主黨的最終目的，以及（三）足以導致和一定會導致實現這個目的的手段。

　　我們先研究第一部分。它由四段構成，其內容是：

　　“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發展，以自然的必然性導致以勞動者的 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小生產的滅亡。這種發展使勞動者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分離，淪為一無所有的無產者，而生產資料則被為數極少的資本家和大地主所壟斷。

　　伴隨著對生產資料的這種壟斷，分散的小企業日益為巨大的企業所排擠，手工工具變為機器，人們的勞動生產率飛速增長。但是，這些變化所帶來的一切利益都被資本家和大地主所獨享了。對於無產階級和沒落的中間階層——小資產階級和農民——說來，這些變化表明他們的生活不安，以及他們所遭遇的貧困、壓迫、 奴役、屈辱和剝削有增無已。

　　無產者的人數日益增多，過剩的勞動大軍日益龐大，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對立日益尖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日益激烈。這種階級鬥爭是一切工業國家的共同特征，它使現代社會分裂為兩個敵對的陣營。

　　有產者和一無所有的人之間的鴻溝，由於經濟危機而日益擴大。經濟危機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它一天比一天擴大，越來越具有毀滅性質。它使普遍不安成為社會常態，並證明生產力的發展已經超出現今的社會所能容納的範圍，生產資料私有制開始與生產力的合理使用和充分發展不能相容了。”

　　在我們綱領的第一段的頭一句里，就出現“經濟發展”這個值得注意的字句。這四個字把我們深深地引導到社會民主主義世界觀的基本之點。

　　有人以為，當他們反對我們，向我們說“天下沒有什麽新鮮事物，今日如此，過去如此，將來還是如此”的時候，就表明自己是十分聰明的。再沒有比這種說法更荒謬無稽的了。現代科學吿訴我們：任何事物都不是停滯不前的，無論是在社會中還是在自然界中，都可以看到連續不斷的發展。

　　社會主義的學說，就是以這種社會發展過程的性質為它立論的基礎的。如果我們不研究社會發展過程，就不能理解社會主義學說。

　　現在我們知道，原始時代的人同動物一樣，只依靠采集大自然所提供的現成東西維持生存。但是，他們逐漸開始制造各種武器和生產工具，而且一種比一種更加完善。他們捕魚，打獵，遊牧，最後定居下來，成為農民和手工業者。發展的進程越來越快，以致到了今天這個蒸汽和電氣時代，發展的速度已經達到我們無須同遠古時代比較，只憑自己的眼睛就能看出來的地步。盡管如此，仍然有一些自詡高明的人，想叫我們相信天下沒有什麽新鮮事物。

　　人們謀取生活資料和創造（生產）生活必需的財富的方式，取決於人們使用的勞動工具和原料的性質，總而言之，取決於他們所擁有的用來創造（生產）這些財富的那些手段，即取決於他們的生產資料。但是，人們從來不是單獨地進行生產的，而一直是在或大或小的社會中進行生產的；這些社會的各種組織形式，決定於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

　　因此，社會的發展是與生產的發展相適應的。

　　但是，社會的形式及其成員間的相互關系，則與社會所承認和實行的所有制形式有最緊密的聯系。因此，所有制的發展也是和生產的發展同時進行的。

　　我們試以農民經濟為例來說明這點。

　　完整的農民經濟括兩個部門：畜牧業和種植業。在畜牧業方面，德國直到十八世紀，各地都以放牧業為主，就是在目前，仍有很多地方如此。放牧業要以村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為前提。在這種條件下，如果每個農民想為自己劃分一小塊牧場，用墻把它單獨圍起來，指定專職的牧人看管自己的幾頭牲畜，那是十分愚蠢的。因此，凡是經營放牧業的地方，農民都十分堅定地支持村社牧場和村社牧人制度。

　　在沒有機器而只使用簡單農業工具的種植業方面，情況就不同了。在這種條件下，沒有必要由村社的全體成員來共同耕種村社的全部耕地，而且生產本身也不要求這樣做。農民所使用的農具決定了一小塊一小塊的土地由一個農民單獨耕種，或者由人數不多的一群人（比如，農民一家人）共同耕種。但在這種條件下， 農民越能自由地支配他們的土地，越能從耕種和改良土地方面取得更多的收入，他們就越能精耕細作，越能得到更多的收益。在種植業發展的最初階段，它是需要小生產的，而小生產為了自己得到充分發展，就需要生產資料私有制。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比如古代日耳曼人的村社土地公有制， 在放牧業（和狩獵）還是人們獲得食物的主要手段的期間，一直占有統治地位；後來，隨著小農種植業登上首位，它才逐漸衰落下去，而讓位於土地私有制。牲畜的舍飼代替放牧以後，農村中的村社所有制就完全消失了。

　　於是，隨著農業的進步，在經濟發展影響之下，農民便由共產主義者變成私有財產的狂熱擁護者了。

　　關於小農所說的這一切，也適用於手工業者。手工業不需要大量工人在一起從事共同的集體勞動。每個手工業者不是單獨一個人從事生產，就是同一兩個助手——幫工一起從事生產，這些助手——幫工都是他們家庭中的成員，是他們家里的人。在手工業中，也像在農民的農業中一樣，每一個單獨的勞動者或單獨的勞動家庭，各自經營自己單獨的企業。因此，為了充分提高自己的生產效率和生產力，手工業也像農業中的小生產一樣，需要對它所使用的生產資料和所生產的產品實行私有制。在小生產中，勞動者的勞動產品，依存於他的個人品德，他的本領、勤奮和刻苦精神。因此，他有權要求把這種產品作為他的私有財產。但是，如果他個人不是自由的，不能隨意支配自己的生產資料，換句說說，如果生產資料不是他的私有財產，他就不能在生產中充分表現出個人經營的特點。

　　社會民主黨理解這一點，並在自己的綱領中明確地指出：“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小生產的基礎”，可是它又認為，“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發展，必然導致小生產的滅亡。

　　現在我們來研究這一發展過程。

　　第二節 商品和資本

　　資產階級社會是在農業和手工業中發軔的。

　　農民家庭最初是自給自足的。它生產所需的一切食物，一切勞動工具和家屬穿著的衣服，並自建住宅等等。它需要多少，就生產多少，而沒有超過這種需要。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農業進步的影響之下，它發展到所生產的產品超過自己直接需要的地步。因此，農民家庭就有可能拿這些多余產品去交換自己完全不能生產的或生產得不夠而又想取得的產品，如裝飾品、武器或工具之類。由於交換，這些產品就變成了商品。

　　商品不是為了供本生產單位自己使用或消費而生產的產品，它是為了和其他生產企業的產品相交換而生產的產品。農民為自己消費而種植的小麥不是商品，但為出賣而種植的小麥就是商品了。所謂出賣，不外是拿一定的商品去交換一種人人都樂意接受並因此而變成貨幣的東西，例如黃金便是。

　　如上所述，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民變成了商品生產者；而獨立經營小生產的手工業者，一開始就是商品生產者。他不只是出賣自己多余的產品，對他說來，為出賣而生產，占著首要地位。

　　商品交換就其本身來說，需要有兩個條件作為前提：第一，所有的各個生產企業不生產同一種產品，即社會實行分工；第二，從事交換的人能夠自由支配所交換的產品，即這些產品成為他們的私有財產。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各個行業中的分工越發達，私有制的範圍和作用越增大，為自己消費而進行的生產，一般說來就越退居次要地位，越是被商品生產所排擠。

　　社會實行分工的結果，終於使買賣也變成了專門職業，由商人這個特殊階級包辦。商人通過賤買貴賣得到收入[1]。但是，還不能就此說他們可以任意規定商品的價格。商品的價格，歸根到底決定於它的交換價值。而商品的價值，則是由生產商品時所消耗的平均必要勞動量決定的。但是，商品的價格，幾乎永遠不能同它的價值恰好相等。價格不僅像價值那樣取決於生產條件，而且也取決於市場條件，首先取決於供求關系，即取決於市場上的商品供應量和需求量。不過，價格也受一定的規律支配[2]。在一定地點和一定時間，價格是一個固定的數值。因此，如果商人想在出售商品時得到比買進價格多一些的盈余，換句說說，如果他想得到收入或利潤，那末，他通常要為此在商品價格低的地方和價格低的時候買進商品，而在商品價格高的地方和價格高的時候賣出商品。

　　農民或手工業者購買商品，是因為他們自己或家庭需要這些商品作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他們是為消費而購買。商人購買商品，則不是為了自己消費，而是為了拿去出賣，以便獲得利潤。他們是為出賣而購買。用於這一目的的商品和貨幣就是資本。

　　我們對任何一種商品或貨幣，都不能直接斷定它們本身是不是資本。這是要依據它們的用途來決定的。商人為轉售牟利而買進的煙草，對他來說就是資本。他為了自己吸用而買來的煙草，對他來說就不是資本。

　　資本的最初形式是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也差不多與商業資本同樣古老，它的利潤采取利息的形式。利息是資本家靠出借商品或貨幣而得到的。

　　資本是在商品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才產生的，它自然是以作為一切商品生產的基礎的私有制為依據的。但是，在資本的作下，私有制又得到一個全新的面貌，或者更正確些說，它有了兩個完整的面貌。除了適應於小生產狀況的小資產階級的特征以外，現在又具備了資本主義的特征。現在那些私有制的擁護者們，只指出了它的小資產階級的一面，企圖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私有制的這一方面轉移開去，他們企圖不讓我們看出小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的不同。可是，今天要想使人們看不見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的一面，那只有把人變成瞎子。

　　在經濟發展處於剛才所說的階段，即在資本只有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兩種形式的時候，私有制的這種資本主義面貌的特點， 還不顯著，但是，已經值得注意了。

　　在小生產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農民或手工業者的收入，首先取決於他們本人及其家屬的個人品德、勤奮和熟練程度等等。相反地，商人用於購買商品的貨幣越多，他們出賣的商品越多，他們的利潤也就越多。如果我賣掉一萬磅煙草，那末，在其他條件完全相等的情況下，所得的利潤就比我如果只賣出一百磅煙草時所得的利潤多一百倍。對於高利貸者來說，也是如此。所以，資本家的收入首先取決於他們的資本額。

　　個人的勞動力和能力是有限的，而勞動者在一定條件下所生產的產品數量也是有一定限度的。產品數量決不能大大超過一定的平均水平。然而，貨幣卻能夠無限地積累下去，這是既沒有範圍，也沒有界限的。一個人持有的貨幣越多，而且這些貨幣被用作資本，那末，貨幣就越能為他生產出更多的貨幣。由此產生了積蓄無窮無盡的財富的可能性。

　　但是，私有制還造成了另一種可能性。生產資料私有制表明每一個人有取得生產資料的合法的可能性，而且也有失去作為他的生活來源的生產資料、從而陷入赤貧的可能性。高利貸資本很早就是以貧困的存在為前提的。一個人如果持有他所需要的一切東西，他就不必告貸了。高利貸資本乘人之危剝削貧困者，因此，它同時加劇這種貧困。

　　不勞而獲，一些人家私萬貫，而另一些人一貧如洗——這就是私有制的資本主義面貌的特征。但是，在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發展的初期，這些特征還表現得不夠明顯，只是隱約可見，特別是其中的赤貧現象，更是如此，因為沒有財產在當時還只是例外情形，而不是人民大眾的常態。

　　商人和高利貸者，以及和他們同時出現的其他剝削者，比如中世紀的封建地主（但是，為了不致離題，我們不在這里詳細敘述他們），在這個階段是以城鄉小生產的存在和繁榮為依靠的。因此， 在這一時期流行著這樣一句諺語：“只要農民有錢，人人都會有錢。”商業並不消滅小生產，甚至在一定條件下還扶助小生產。高利貸者吸吮債務人的膏血，但是債務人的沒落，對他卻沒有好處。在這種情況下，喪失生產資料或陷於貧困，都不是正常的社會現象，而是由意外的失敗或罕有的無能所造成的特殊不幸。因此，當時認為貧困是天賜的考驗，或者是對懶惰、輕率等的懲罰。

　　達種觀點在小資產階級中間至今仍十分流行，然而沒有財產的事實，從此以後已經變成性質與以前完全不同的現象了。然而，現存社會的代言人，編輯、演說家等等卻大大下了一番宣傳工夫，力圖使一般人對達種看法信而不疑。生產資料私有制曾經一度對社會利益是必要的；曾經有過一個時候，每個普通人都有擁有財產的機會。他們仍要我們相信，這種情況至今仍舊不變。可是事實上，私有制的性質已經改變了。舊日的情況已經一去不覆返了。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這種情況是怎樣發生的。

　　第三節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進入中世紀以後，手工業在歐洲日益發展，社會分工日見發達，比如，紡織業分成了毛織業、亞麻織業和棉織業，而與紡織工業有關的各種作業，比如呢絨的剪毛作業，則變成了獨立的生產門。工人的技術提高了，工作方法和勞動工具大大改進。同時，主要由於交通工具的改善，特別是由於造船業的成就，商業也發展起來了。

　　四百年以前，是手工業的繁榮時期，而對商業說來，這個時期也充滿了各種事件。找到了通往印度這個擁有無窮寶藏的神話般國度的海上航路；發現了金銀礦藏無限豐富的美洲。歐洲的冒險家通過貿易、欺騙和掠奪的手段在新發現的土地上搜刮來的財富，像洪水一樣源源不斷地流進歐洲，其中的絕大部分都進入了那些有財力裝備船只，並為這些船只配備大量的既勇敢大膽又肆無忌憚的強悍水手的大商人的腰包。

　　在這個時期，也建成了現代國家，即建成了中央集權的、官僚的和軍事的國家，它一開始就采取了君主專制政體的形式。這種國家也像它本身需要資產階級的支持一樣，適應了正在竭力往上爬的資本家階級的要求。現代國家，即有發達的商品生產的國家的力量，不在於人民對它進行的人身服務，而在於它的貨幣收入。因此，君主們有充分的理由去保護和鼓勵那些把貨幣帶進本國的人們，即商人和資本家。資本家為了報答這種保護，就貸款給君主和國家，使他們成為自己的債務人，使他們從屬於自己。這樣一來，他們就能夠迫使國家政權通過保護和拓展交通道路，通過奪取和鞏固海外殖民地以及同競爭的商業國家進行戰爭的措施，為資本家的利益服務。

　　學校里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硬叫我們相信，似乎資本來源於積蓄。但是，我們剛才了解到資本是來自完全不同的另一些來源。資本主義國家的龐大財富是來自它們的殖民政策，即來自對其他國家的掠奪。這種財富的源泉是海盜活動，走私，販賣奴隸和進行商業戰爭。這些國家的歷史，直到最近還為我們提供用這種“積蓄”方法積累資本的足夠的例證。國家的幫助是鼓勵這種“積蓄”的有力手段。

　　但是，新的發現和新的商路不僅給商人帶來了龐大的財富，而且也迅速地為歐洲的航海國家的工業，特別是為後來成了海上霸王的英國的工業，擴大了銷售市場。手工業已經不能夠滿足市場的迅速和猛烈增長的需要。大量銷售要求大量生產，大規模的市場所需要的是能夠完全適應它的需要的生產，即要求生產完全受商人的支配。

　　商人們對於由自己進行可以適應擴大了的市場需要的大量生產，非常感到興趣；他們也擁有必要的貨幣資金，用來購買足夠的生產所需的一切東西，即原料，工具，廠房和勞動力。但是，到哪里去找勞動力呢？在歐洲，可以買進的奴隸已經不多。而自己擁有生產資料的工人，或作為擁有生產資料的家庭的成員的工人，並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他們寧願為自己或者為自己的家庭而生產，這樣的話，他們的全部勞動產品就完全屬於自己或自己的家庭所有。他們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產品，而不是自己的勞動力。這里我們順便提醒大家注意，應當防止使用“出賣勞動”這一說法。勞動是一種活動，不能出賣。但是，勞動一詞，通常不僅指活動，而且也指這種活動的結果，即指勞動產品；同時又指表現為勞動活動的力量，即指勞動力。由於人們按照這種意義使用“勞動”一詞，便使那些企圖使工人和小資產者看不清自己的處境的經濟學家，有可能把各種不同的東西不加區別地混在一起，混淆它們之間的界限。對這些先生，應當分外提高警惕。

　　我們再回頭來談談商人。我們剛才說過，他們正在尋找工人。商人從小企業所有者及其家屬身上什麽也得不到。他們必須去找沒有生產資料、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從而不得不出賣勞動力以維持生活的那種工人。如上所述，商品生產和私有制的發展，已經造成這種一無所有的工人。但在最初，他們的人數還很少，而在那些沒有加入某一經濟企業的家庭聯盟的人們當中，大多數都是不能勞動的人——殘廢者，病人和老人，或者是懶漢，流氓和小偷。因此，完全自由的一無所有的工人，為數是極少的。

　　但是巧得很，正當商人對一無所有的勞動者的需要增長起來的時候，一批一批的勞動者被剝奪了財產，他們被拋棄在街頭，富有的商人只須到街頭把它們收集起來就行了。

　　而這也是商品生產發展的結果。城市工業市場的擴大，也影響了農業。在城市里，對食物的需求增加了，而對原料——木材、羊毛、亞麻和染料等的需求也增加了。因此，農業生產也日益變成商品生產，即為出賣而生產。

　　農民手里有了錢。然而這卻是他們的不幸。因為，這引起了他們的剝削者——地主和統治者的貪欲。當農民所有的多余物品主要還是實物的時候，地主和統治者對農民的掠奪，不會超過他們自己消費所需要的。但是，貨幣在任何時候都能使用，而且越多越好。隨著市場越向農民擴大，農民出售商品所得的現金越多，地主和統治者盤剝他們的程度也越深，他們繳納的貢賦也越多。不久以後，這些老爺們就不再滿足於農民的勞動所提供的除了抵償自己生活費用以外的多余產品了，而開始向農民勒索越來越多的產品，甚至把農民的生活必需品都榨取去了。因此，農民陷入絕望的深淵。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特別是在農民戰爭期間一切的反抗試圖都被鎮壓下去以後，便拋棄自己的家園，跑到城市去尋找避難場所，這是毫不為奇的。

　　此外，還經常出現另一種情況。如果說在城市里，由於市場的擴大而產生了工業的大量生產的需要，那末，在農村里，也同樣出現了農業的大量生產的需要。商人在城市里所做的一切，地主也想在農村照辦。在這以前，地主一般同農民一樣，只是社會地位較高而已；現在，他們也想擴大自己的生產了。他們不會感到勞動力缺乏，因為他們可以驅使農民為他們效勞。而且，他們甚至常常不需要新的勞動力。比如，羊毛或木材的生產，即牧場或林業的經營，就比種植業需要的勞動力少得多。凡是在地主由種植業改營放牧業或林業的地方，農業勞動者就過剩起來了。然而地主現在需要的土地，必然要比至今耕種的土地為多。他們只有靠犧牲附近的農民，才能得到這些土地。地主如果想擴大自己的經營，他就必須把附近的農民從他們的土地上攆走。地主毫不猶豫地這樣做了。農民的土地開始被剝奪，而且規模越來越大，一直繼續了一百多年。商人由於掠奪殖民地而發了大財，貴族和統治者靠勒索自己的臣民也發了財。封建主也同資本家一樣，如果為實現自己的目的而感到有必要，就決不放棄欺騙，掠奪，屠殺和放火等手段。歷史為我們指出了一些十分獨特的積蓄方法。

　　一無所有的農民大眾，一部分因為不堪徭役和貢賦的壓榨而逃亡，一部分由於受驅或在暴力威脅下而拋棄自己的家園。那末，他們怎麽辦呢？他們再也不能獨立進行生產，因為他們沒有為此所需的生產資料，他們被剝奪了生產資料，他們和生產資料分離開了。他們不能向市場提供任何產品，因為他們沒有剩下一點東西，除了把自己送到市場，將自己所剩下的唯一有價值的東西，即自己的勞動力出售或長或短的時間以外，換句話說，除了受雇於他人以外，別無其他出路。他們有些人變成農業短工——也許就受雇於把他們從土地上攆走的那個地主。另一些人應募去當雇傭兵，幫助曾經掠奪過他們的那些老爺們進行掠奪。還有一些人幹脆死掉，或淪為乞丐和罪犯。但是，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而且是十分不壞的一些人，都湧向工業，想在那里尋找工作。手工業者竭力依靠行會制度來阻止外人進入自己的行業，從而保護自己不受這些潮湧而來的新勞動力，即新的競爭者的侵害。結果，這種情況只是更加迫使自由的工人投入為新設立的工業企業尋找雇傭工人的那些商人的懷抱。

　　於是，資本主義工業的基礎，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通過剝奪（剝奪財產）的辦法，即通過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悲慘而殘酷的革命建立起來了。當然，這是有錢有勢的人對又窮又弱的人的革命。因此，有人把這個革命的時代稱頌為人道主義和精神解放的時代，而現在凡是極端仇視社會民主黨的革命意圖的人，更是大肆頌揚這個時代。

　　大多數的勞動群眾被剝奪了生產資料，變成一無所有的人，即變成無產者，這是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生產的必要前提。這是經濟發展所必然促成的。然而，無論是在以往的任何時代，還是在這一次，上升的階級都沒有袖手旁觀事態的自然發展，而是采取暴力手段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從而加速了發展過程。正是這種最粗暴和最殘酷的暴力，充當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產婆。

　　第四節 小生產的垂死掙紮

　　從表面上看來，起初新生產方式同舊生產方式沒有多大差別。 新生產方式的最早的形式是資本家向他所雇傭的勞動者供應原料，假如工人是織布工，他就向他供應棉紗，由他在家里進行加工，然後再把制成品交給資本家。不錯，早在這種同手工業生產方式相差無幾的形式之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在獨立手工業者和家庭工業的雇傭勞動者之間造成了顯著的區別。關於新生產方式所引起的勞動者狀況的變化，我們在別的地方去討論。現在，我們先來研究這種生產方式的發展情況。

　　資本家所采取的第二個步驟，就是不再讓勞動者在家里勞動，而把他們集中到他開設的作坊里來，以便他能夠更好地監督工人和驅使他們工作。這為資本主義的工業大生產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從此以後日益飛速進行的生產技術革新奠定了基礎。

　　由於許多人在一個作坊里共同勞動，才有可能在生產中實行分工。

　　在小生產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分工使職業的數目增加了，而每個單獨手工業者生產的產品種類卻日益減少。

　　但是，每一個單獨的手工業者仍然從頭到尾生產一種完整的產品。比如面包制造業中的分工，不過是不讓全部的面包工人什麽面包都制造，而只是讓—些工人制造白面包，另一些工人制造黑面包。不過他們每個人都從頭到尾制造一個完整的面包。但是，生產部門中實行分工時，情況就不同了。這種分工使生產一種產品所需的各種不同工序，交由各種特定的工人執行，其中的每個人都為另外一個人作準備工作。因此，每一個工人的活動，便越來越縮小到只執行一種他必須不斷反覆執行的操作。用這種方法進行的大生產，就是工場手工業[3]。

　　由於實行這種分工的結果，每一個工人的生產效率，即他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了。但是，另一個後果還具有更大的意義。當某一個生產部門的分工不斷進步，把產品的制造分成一些最簡單的操作，使工人降到機器的水平的時候，再稍微前進一步，就可以用機器代替工人了。

　　資本家也采取了這一步驟。自然科學的發展，首先是蒸汽動力的發現，促迸了這一步驟的實現。蒸汽動力首次創造了不受自然力量左右而完全由人控制的動力。

　　工業中采用機器，標志著一次經濟革命。由於這次革命，資本主義的大生產取得了最高的和最完善的形式，即工廠這種形式。資本主義生產從機器中得到一個最有力的武器，用它毫不費力地克服了一切障礙，使經濟發展的進程變成資本的盛大的勝利進軍。

　　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英國的紡織業發明並采用了首批合於實用的機器。蒸汽機也是在這個時期發明的。從此以後，機器很快地征服了一個又一個的工業部門，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前，資本主義的工廠工業，除英國之外，還不多見。到了五十年代，它在法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而在六十年代，特別是在七十年代，它又席卷了美國、德國和奧地利。最近十年，連俄國、東印度和澳洲也都建立了工廠工業。目前，東亞、南非和南美也已開始建立這種工業。昔日一些巨大的世界帝國，在這個資本主義工業所控制的龐大帝國面前，又算得什麽呢？

　　一八三七年，普魯士工業共有蒸汽機四百二十三台，合七千五百馬力。一九一〇年，普魯士所有蒸汽機，單固定的就增加到八萬八千一百八十七台。普魯士工業和農業使用的蒸汽機達到六百萬馬力。

　　全世界由蒸汽機所提供的勞動，約等於兩億馬力的勞動，或等於十億人的勞動。

　　蒸汽機也使整個生產方式不斷發生形式上的變化。發明和發現一個接著一個出現。一方面，機器一天天地征服了至今仍為手工生產占領的新部門；另一方面，在已經實行工廠制度的工業部門，舊機器日益被生產效率更高的新機器所取代，而變成了廢物。不僅如此，由於新發明的出現，一下子產生了一系列新的工業部門，同時也對一些舊的工業部門宣布了死刑。

　　早在六十年以前，一個工人使用紡紗機生產的紗，就比一個婦女用手工紡出的紗多一百倍。根據華盛頓美國勞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4]—八九八年的調查材料，在紡紗生產中，機器勞動比人工勞動效率高一百六十二倍。當時一架機器在十九小時零七分鐘內生產的紗，就得一個女工用手紡三千一百十七小時又三十分鐘。

　　在這種大生產之下，小手工業還能有什麽作用昵?

　　甚至在資本主義生產的低級階段，即在受資本家剝削的家庭手工業階段，資本主義生產就已顯示出自己比手工業生產優越。我們且不說資本主義生產既使工人專於一種技能，就會提高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更重要的是，資本家在經商方面也比手工業者有利。他可以成批購進原料和其他生產用品，他對市場的觀察會比手工業者更全面，能知道賤買貴賣的好時機，而且持有必要的資金等待這種時機到來。資本家由此而比手工業者所占的優勢，就已經大得使手工業者在實行大量生產，即為出賣而生產的一切部門里，都經不起家庭工業的競爭。甚至在家庭的手工勞動今天仍是唯一的主要勞動形式的那些工業部門里，勞動者的獨立性，也隨著這些部門開始為出口進行生產而消失。手工業轉變成為出口而生產的工業，這意味著消滅手工業，把它變為受資本家剝削的家庭工業。由此可知，想以擴大銷售市場的辦法來拯瀕於滅亡的手工業的“社會改良家們”，究竟有多大的遠見。

　　可見，在資本主義生產還處於十分幼稚階段的初期，它就在實行大量生產的一切部門勝過手工業。機器又使這種優勢變成絕對地壓倒優勢了。

　　手工業只在市場十分狹隘的、實行單件生產不進行大量生產的一些勞動部門里，還能勉強維持下去。

　　但是，機器不僅在工業中引起變革，而且也在交通工具方面引起變革。輪船和鐵路使貨物的運費日益降低，把最難於到達和最邊遠的地區日益同工業中心聯系起來，並且逐日不斷地為每一個工業中心擴大銷售市場。這樣，機器才有可能充分地表現出自己在工業當中的效用。因使用機器而來的生產規模的劇增，要求相應地擴大銷售。

　　隨著交通工具的擴充和完善，隨著各工業部門的市場的擴大，手工業的範圍日益縮小了。“家財萬貫不如薄技在身”這句諺語，早已沒有任何意義了。使手工業還能茍延殘喘的勞動部門和地區，為數已經極其有限，而且正在顯著地減少。工廠占了統治地位，手工業的時代已經日薄西山了。

　　關於手工業所講的一切情況，也適用於農民的小生產，不過程度有所不同。凡是在小企業或大企業中農業主要是商品生產，即為出賣而不是為自己消費進行的生產，那里的大生產即使效率還不高，也一開頭就比小生產優越，正像資本家比手工業者優越一樣，即能更好地視察和控制市場。同時，擁有足夠資本的大地主或其承租人，也能夠使自己的經營比農民的效率更高，因為他們能夠買到和應用較好的農具，較好的種畜和役畜，較好的肥料和較好的種籽等等。

　　誠然，最近幾十年來，歐洲大農業生產在技術和商業方面的優勢，由於海外農業的競爭，而受到一定限制。這種競爭，對歐洲大農業生產所發生的影響，遠遠甚於對小農業生產所發生的影響。這首先是因為競爭對大生產在技術上比小生產來得特別優越的谷物生產，發生了最嚴重的影響。由於谷物生產以大生產為主，所以它受到美國的掠奪性農業的競爭打擊最重。再者，大生產所以更苦於外國競爭，還因為大生產多半為市場而生產，而小生產現在還能自己消費一大部分自己的產品。因此，小生產比大生產受市場影響較小。

　　但是，小生產的這種有利條件，只是暫時性的。谷物生產所的外國競爭大大減少了。農民為自己消費而進行的生產日益縮小，受到商品生產，即為出賣而進行的生產的排擠。鐵路交通的發達和賦稅的増高，促進了農業中商品生產的發展。鐵路使農民同世界市場聯系起來了。賦稅迫使農民去尋找市場，因為他不出賣相應數量的產品，就無法繳納賦稅。賦稅越高，農民就越依附於市場，他的生產就越變成商品生產，他也就越受到大生產的競爭。稅負的加重對居民中任何一個階級的影響，都不如對小農那樣嚴重。目前，軍國主義是賦稅增加的最重要原因。然而，冒充農民的好朋友的那些人，也就是大地主們，正是軍國主義的最熱烈的支持者。軍國主義對大地主有利，因為它引起為士兵大量供應糧食和為軍馬大量供應秣草的必要，而能夠滿足這種大量供應的，首先是大生產。軍國主義為大地主的子弟提供許多待遇優厚的軍官職位。軍國主義奪去了農民的強壯的勞動力——農民的兒子，而農民由此所得到的代價，卻是負擔力所不及的捐稅，被迫奔向市場，從而受本國的大生產和外國的掠奪性農業的競爭之害。

　　統治階級把農民和軍隊看成是維持現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但是，他們並不知道後者是騎在前者頭上的，並以日益加重的壓力正在把它壓得粉碎。

　　在農業當中，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時起，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葉，獨立的農民小生產的衰落是十分顯著的。農民或者由於他們的農場被大生產呑並，或者由於他們的土地（假如附近沒有大生產）分散割裂成小塊，而淪為無產者。在許多地方，這個過程今天仍在繼續；而有些地方，首先由於受到上述外國競爭的影響，一部分由於農村勞動者日益流入城市（關於這一點，我們這里不想詳談），這個過程已經停止。

茲以德國的農業生產統計為例來說明。

類 別 農 戶 數 目 增 減（—）
（單位：公頃） 1882年 1895年 1907年 1882-1895年 1895-1907年
2公頃以下 3061831 3236367 3378509 174536 142142
2—5 981407 1016318 1006277 34911 —10041
5—20 926605 998804 1065539 72199 66735
20—100 281510 281767 262191 257 —19576
100公頃以上 24991 25061 23566 70 —1495
合計 5276344 5558317 5736082 281973 177765

　　各種農戶直接用於農業的土地面積，以公頃為單位列表如下：

　 1882年 1895年 1907年 1882-1895年 1895-1907年
2公頃以下 1825938 1808444 1703317 —17494 —77127
44597 3190203 3285984 3304872 95781 18888
5—20 9158398 9721875 10421565 563477 699690
20—100 9908170 9869837 9322106 38333 —547731
100公頃以上 7786263 7831801 7055013 45538 —776788
合計 31868972 32517951 31834872 648969 —683068

　　從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農戶的數目均有增加。但是，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七年，除了最小農戶和中等農戶以外，其他農戶的數目都減少了。在這方面，兩個調査期中沒有共同的統一發展趨勢。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在兩個調查期中，最小農戶的數目均有增加，而它們的耕地面積卻減少了，即越來越貧困了。在德國，最小農戶的平均耕地面積，一八八二年為60公畝，一八九五年為56公畝，一九〇七年只有51公畝了。在這兩個調查期中，只是農用土地面積就減少了683,000公頃，真是令人吃驚。耕種和畜牧使用的土地面積，減少得更厲害：從32,062,491公頃減到31,237,788公頃，大約減少825,000公頃。

　　因此，我們到處可以看到獨立的農戶日趨衰落。用益租賃制度擴大了範圍，農戶的負債增加了。在普魯士，從一八八六年到一九〇八年，地方的土地抵押債務約增加73億馬克。在德意志帝國境內，按照用益租賃制度經營農業的農戶數目，從一八八二年的2,322,899戶增到一八九五年的2,607,210戶。一九〇七年，又增到3,033,401戶。

　　然而，從事農業的人口總數，最後還是減少了。在德意志帝國,一八八二年有18,704,038人從事農業，一八九五年為17,815,187 人，差不多減少100萬人。一九〇七年，在全國6,200萬人口當中,只有16,920,671人從事農業。

　　另一方面，工業中的小生產的衰落，比農業方面還嚴重得多。 在工業方面，這是絕對的衰落。

德意志帝國工業企業的數目如下：

　 1882年 1895年 增減（—）
小企業（工人1—5人） 2175857 1989572 —8.6%
中等企業（工人6—50人） 85001 139459 64.1%
大企業（工人51人以上） 9481 17941 89.3%

　　在這個期間，人口增加了14.5%。
　　最近的工業生產統計也表明小企業數目減少了。其數字如下：

1895年 1905年 增減（—）
小企業 1989572 1870262 —6.0%
中等企業 139459 187074 34.1%
大企業 17941 29033 61.8%　　

　　從一八八二年到一九〇五年，小企業的數目就減少305,596個，而在這個時期，全國人口卻增加了1600萬人以上。

　　小工業的工作人員（工資勞動者和管理生產的職員）在一八八二年還占工業總在業人數的一半以上（55%）：在5,933,663人中占3,270,404人。但在一九〇五年只占工業總在業人數的30%：在10，852,873人中，占3,200,282人。大企業中的工作人員，在同一時期中卻增加兩倍以上：從1,554,131人增加到4,937,927人。

　　這些數字，對於初期的德國資本主義說來，是大得十分驚人的,因為，在一般情況下，小生產的沒落，都是很緩慢的。

　　舉一個例子，就可明白這一點。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機器紡織業（即英國式的）在德國同手工紡織業展開了激烈的競爭。結果，手工紡織業陷入不可言狀的悲慘境地，引起了搶糧的暴動。盡管如此，在德意志帝國境內，根據一八八二年的統計，491,796名織布工人，仍有285,444人在有1—5人的小企業中工作。即使這樣，恐怕當時也不會有人想出這樣的結論：手工紡織業還有前途，它的衰落並不是必然的。英國的最後一個手工紡織業者早已餓死了。在德國，他的末日為期也不遠了。在小企業工作的織布工人，從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由285，444人減為156，242人。現在還會有這麽多的手工織布工人，並不表明小企業有競爭能力，恰恰相反，這只是說明他們尚有余力忍饑挨餓罷了。

　　小生產的覆滅，並不是名叫“小生產的滅亡”的這出悲劇的第一幕，而是它的最後一幕。資本主義生產競爭的第一個結果，就是手工業者（關於他們所講的一切情況，也適用於農民，不過情況略有不同）逐漸失去他自己及其祖先的辛勤勞動所積累的一切財產。小生產者越來越窮，他們為了克服貧困，就得更加努力勞動。每天工作到深夜，妻兒也不得不去勞動賺錢。工資低廉的徒工人數劇增，他們作著工資高的成年幫工的工作。隨著勞動日的延長，勞動活動變成沒有休息和沒有停止的激烈活動，勞動者的衣食住，一天比一天惡化。

　　沒有比同萬能的資本進行鬥爭的小生產者或農民的生活，更悲慘和更不幸的了。

　　說工資勞動者目前的生活比小農民和小手藝人的生活好些， 這不是沒有根據的。因此，有人想以此來說明工人沒有權利表示不滿。但是，這支瞄準社會民主黨的箭，並沒有射在社會民主黨身上，而是打中了私有制。既然一無所有的工人比小生產中的有些財產的勞動者生活還好些，那末，財產對於後者還有什麽價值呢？財產對他們不再有好處，反而有害處了。比如說，一個在家織布的勞動者，雖然到工廠做工能多賺一些錢，可是他依然不肯放棄自己的可憐的業務，這只是因為他好歹還有一些財產——一所小房子，一塊種馬鈴薯的土地，而他如果放命了自己的織布業務，就不得不犧牲這些財產。對於小生產者說來，占有生產資料反而把他束縛起來，使他陷入貧困。對他說來，私有制發生了相反的作用。一百年以前曾為手工業者和農民帶來福音的東西，如今成了他們咒詛的對象。

　　但是，也許有人會對我們說，小手工業者和農民用日益貧困這一代價，畢竟買到了一無所有的工資勞動者得不到的那種獨立和自由。這種說法也是錯誤的。小生產一旦同資本發生接觸，它就要立即完全從屬於資本，而手工業者則淪為受資本家奴役的家庭工業勞動者，他的住宅變成附屬工廠；或者他自已成為資本家的代理人，販賣工廠所制造的商品，另外做一些修理工作。無論是在前一種情況下，或者是在後一種場合，他都得完全依附於資本家。農民的情況也是如此；在種地的時候，無法對抗競爭，受高利貸盤剝，受國稅的壓榨；如果經營家庭工業，又得為資本家效勞；而去作短工，則要為大農業服務。他可以把僅有的一小塊土地交給妻子和幼兒耕種，自己到外面去做零工，或者到工廠或礦山做工。他的獨立和自由究竟在哪里呢?他的財產，就是使他同無產者區別開來的一切東西。但是，正是這些財產妨礙著他去尋找更好的勞動條件，把他束縛在土地上，使他比一無所有的工資勞動者更加從屬於資本。可見，生產資料私有制不僅加重了一個普通人的物質上的貧困，而且也加強了他的從屬地位。在這方面，生產資料私有制也發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即由自由的堡壘變成了奴役的手段。

　　有人說，私有制總還可以保證手工業者和農民占有自己的勞動產品。然而，如果這些產品的價格猛跌，以至出賣之後不足以維持生產者本人及其家屬的生活需要，那末，這種保證就成了無濟於事的安慰。而且，就是這種無濟於事的安慰，也是虛偽的。這對於不得不從事家庭工業或去做短工以維持生活的那一大批人，顯然是不適用的。同時，對於尚未直接從屬於萬能的資本、從而至今還在表面上僥幸地保存著完全獨立的大多數手工業者和農民，也是不適用的。它對一切負有債務的人，都是不適用的。收押農民土地的高利貸者，在處理農民的勞動產品方面，比農民自己擁有更大的權利。首先必須滿足高利貸者的要求；只是剩下來的才歸農民所有。至於這些剩余的東西夠不夠維持農民及其家屬的生活，高利貸者是不管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也像工資勞動者一樣，都在為資本家效勞。私有制在這方面為稍有財產的勞動者和一無所有的工人之間制造的差別，只在於後者的工資一般是適應於他們的日常需要的，而稍有財產的勞動者的收入則沒有這種界限。有時，高利貸的利息會把他們的勞動產品全部奪去，使他們白白勞動。——這真得感謝私有制！

　　即使住在偏僻地區的沒有負債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國債也要迫使他們必須向資本家支付利息。農民和手工業者至少要通過抵押借款[5]利息和期票[6]利息等形式，為自己借到的資本支付利息。他們還通過繳納用來支付國債利息的賦稅形式，為國家借到的資本支付利息。結果，在國家的幫助下，他們用自己的錢使自己的競爭者和剝削者——供應商、營造商、大工業家和大地主等等發財致富。帝國主義和國債，是現代國家借以把最偏僻的鄉村也拉入資本主義剝削範圍並促使農民和手工業者破產的兩個有力手段。

　　這種反抗大生產的強烈競爭的痛苦掙紮，最後得到了什麽結果呢？手工業者和農民的“節儉”和“勤勉”，即他們及其妻子共同 受到的奴役，以及身心受到的摧殘，得到了什麽報酬呢？這種報酬 就是破產，即財產全部喪失（為了表示這一概念而使用了一個專門 術語——剝奪），生產者同生產資料分離並淪入無產階級的隊伍。

　　這就是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避免的最後結果，就像人最後要死去一樣不可避免。正像被重病的痛苦折磨已久的病人把死亡看成是救星一樣，在目前條件下，小生產者也經常感到破產是一種解救，即把他從私有財產這個沈重的負擔下面解救出來。小生產繼續存在下去，只能走向沒落，走向貧困，所以人們這時不禁要問：假定實際上可以防止小生產滅亡，那末，我們一般說來有沒有權力阻止它滅亡呢？使所有工業小生產者和農民下降到埃爾次山[7]的手工織布工的水平，難道會比變為大工業中的工資勞動者更好嗎?

　　維持小生產的企圖，只是徒然的，因為要再使手工業和小農繁榮起來，足以保證小企業主充分享受現代文明的成果，這在蒸汽和電氣時代是不可能的。

　　不受資本控制的獨立小生產，是自己的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全權支配者，在中世紀，甚至到十七世紀，都是整個經濟生活的基礎，而在相繼占領各個生產部門、正在勝利前進的資本主義面前，卻已不可遏止地消逝下去。今天在資本所統治的地方還殘存的小生產，或在一定條件下新出現的小生產，不外是無產階級的隱藏的形式，而遠遠不是無產階級的高級形式。這種小生產是那些不幸的一無所有的勞動者的最後避難所，這些無產者在大工業中找不到工作，他們過於自尊，不肯去求乞，又過於誠實，所以不去偷竊。

　　第二章 無產階級

　　第一節 無產者和幫工

　　我們在前一章已經說過，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以生產者同生產資料的分離為前提。在資本主義的大生產中，一邊是占有生產資料而不參加生產的資本家，一邊是工資勞動者，即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無產者，他們依靠出賣勞動力維持生活，用自己的勞動創造這種大生產的產品。

　　我們已經說過，為了取得資本所需的必要數量的勞動力，最初必須采用暴力手段。但是，今天已經沒有這種必要了。目前大生產對小生產的優越，已經足以不僅不破壞私有財產的法律，甚至還根據這種法律年覆一年地剝奪許多農民和手工業者，把他們拋在街頭。這些人連同已經得到“解放”的無產者的後代一起，足可綽綽有余地滿足資本家對新鮮人肉的需要。

　　無產者的人數迅速地和不斷地增加，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甚至那些想使我們相信今天的社會仍建立在和一百年前同樣的基礎上的人，以及那些在我們面前把小生產的前途描寫得如花似錦的人，都不敢加以否認。真的，社會結構正同生產方式一樣已經發生變化。

　　就像資本主義大企業在生產方面已經成了占統治地位的經營形式一樣，在國家和社會方面，工資勞動者——即產業工資勞動者——也在全體勞動階級中間占了第一位。四百年前，占居第一位的是農民，而一百年前，占居這個地位的則是小資產階級。

　　現在，在一切發達的國家里，無產階級已經是最強大的階級；他們的生活狀況和觀點，對其他勞動者階級的生活和思想方式越來越起決定作用。這表明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傳統生活條件和思維形式完全發生了變化。這是因為無產階級，主要是工業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農業也變成一種工業）的生活條件，與先前的各種工人階層的生活條件完全不同了。

　　農民和手工業者是自己的生產資料的自由所有者，所以他們的全部勞動產品也都歸他們自己所有。與此相反，無產者的勞動產品卻不屬於他們自己，而屬於資本家，即屬於購買他們勞動力的那個人，屬於占有必要的生產資料的那個人。誠然，資本家對無產者的勞動支付了報酬，可是無產者所得到的工資的價值，是無論如何不能同他們所創造的產品的價值相比的。

　　在工業資本家購買勞動力這種商品的時候，他這樣做的目的自然只是為了使用它來取得利益。我們說過，消耗一定量的勞動就創造一定量的價值。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工人勞動得越多，他們創造的價值也就越大。如果工業資本家使他雇用的工人工作的時間，只夠生產出和他領到的工資價值相等的價值，那末，企業主將得不到任何利潤。但是，盡管資本家拼命把自己打扮成受苦受難的人類的恩人，可是，他的資本卻聲嘶力竭地要求利潤，而資本家對於這種要求，是絕對不能充耳不聞的。工人給資本家勞動的時間越超過為生產他們的工資的價值所必需的時間，他們制造的產品的全部價值中超過工資價值的那個剩余部分也就越多，即剩余價值（一般這樣稱呼這個剩余部分）也就越多，而工人受到的剝削也就越重。只有被剝削者的力量已經耗竭，或者由於他們起來反抗剝削者，這種剝削才算到頭。

　　因此，生產資料私有制對於無產者所具有的意義，一開始就與它對手工業者和農民所具有的意義完全不同。對手工業者和農民說來，生產資料私有制原來是保證他們完全占有自己的勞動產品的手段，而對無產者說來，則一向是而且將來也是剝削無產者的手段，攫取他們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手段。因此，無產者最不擁護私有制。這一點不僅使他們不同於有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而且甚至和資本主義以前時期的幫工不同。

　　幫工的身份表明從獨立手工業者向無產者的過渡，同樣地，有著大量幫工的企業則表明從小生產向大生產的過渡。然而，盡管如此，幫工和無產者卻是多麽不同！

　　幫工屬於行東家庭的成員，他們希望自己將來也變成行東。而無產者則完全是自己管自己，注定永遠是無產者。這兩點就是幫工和無產者不同之處。

　　幫工為行東家庭的成員，他們和行東同桌吃飯、同屋居住。對他們說來，食宿都有保障，不致發生問題。他們的貨幣工資，不過是行東付給他們的勞動報酬的一部分。他們的工資不是用來滿足他們最迫切的需要（這種需要已因他們住在行東家里而得到滿足），而是用來供他們享樂或積蓄，即積累作為一個行東所必需的資金，以便達到行東的地位。

　　幫工跟行東一同勞動。如果行東過分延長勞動時間，那麽他這樣做就不僅延長了幫工的勞動時間，而且自己的勞動時間也延長了。因此，行東想把勞動時間延長到筋疲力竭的程度的意圖，是不十分強的；而在多數情況下，他是不難克制這種意圖的。如果行東努力使自己的勞動條件盡可能輕松一些，那末，他的幫工也會因此而得到好處。

　　作一個小本經營的行東所需要的生產資料並不多，所以幫工要想成為行東並不需要擁有很多的財產。每個幫工都有成為行東的希望，他們有時感到自己已經是未來的行東，因為積蓄會為他們提供取得行東稱號所需的資金，所以幫工也像獨立的手工業者一樣，是私有制的堅決保衛者。

　　不言而喻，我們這里指的是資本主義以前時期的手工業勞動的情況。

　　現在，我們拿無產者所處的境況，同上述境況加以比較。

　　在資本主義企業里，工資勞動者不是同資本家一起勞動的。在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工業資本家同真正的商人分離開來，商業方面的資本家和工業方面的資本家成為兩個不同的階級，但是工業資本家實質上仍是商人。他作為資本家的活動——主要是參加本企業的工作——，也像商人的活動一樣，受到市場的限制。他的任務在於：盡可能合適而便宜地買進必要的原料、輔助材料和勞動力等等，並以盡可能高的價格出賣本企業的制成品。在生產方面，他只關心以最少的工資讓工人盡量多幹活，從而由工人身上榨取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從對工人的關系來看，他不是工作中的同志，而是監工和剝削者。對他來說，工人的勞動時間越長越好。他不會由於勞動日過度延長而感到疲憊，極端惡劣的勞動條件也不會使他斷送性命。

　　因此，資本家比起從前的手工業行東更加不顧工人的死活和健康。延長勞動日，取消假日，實行夜班勞動制度，在潮濕、過熱或充滿有損健康的氣體的廠房里勞動——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給工人帶來的“改善”。

　　使用機器更大大增加了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所受到的危險。工人現在束縛在一個以巨大的力量和瘋狂的速度不斷轉動的怪物身上。工人在使用這種機器時，只有一分鐘也不懈怠地、最緊張地注意，才不會被機器卷進去而粉身碎骨。保護勞動的設備需要花錢，所以，除非迫不得已，資本家是不會裝置這種設備的。據說，節儉是資本家的主要美德；這種美德也使他節約廠房，在一個車間里安放盡可能多的機器。他毫不關心這會危害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工的生命不值錢，而寬敞的車間則是昂貴的。

　　資本家使用機器，也使工人的勞動條件在其他方面惡化了。

　　從前，手工業者使用的工具很便宜，而且很少出現會使工具變成毫無用處的重大變化。機器就不是這樣了。它要花錢，而且得花很多錢。如果機器提前報廢，或者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就會使資本家蒙受損失，而得不到好處。同時，機器不但會因使用而磨損，而且在停用期間也會損壞。另一方面，工業方面應用科學（機器也是這種應用的成果），又導致日新月異的發現和發明（有的意義重大，有的意義較小）不斷出現，所以時而這種機器，時而那種機器，甚至整個工廠都變得無力從事競爭，以致在還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時候就報廢了。由於技術方面的這種不斷革新，每一種機器都有提前報廢的危險——這就是資本家購進及其以後便馬上設法盡快使用機器的充分根據。換句話說，機器的制造對資本家來說，是一種特殊刺激，它促使資本家盡可能地延長勞動時間，實行連續生產，采用日夜輪班制度，從而使損害健康的夜間工作成為經常的制度。

　　在機器生產開始發展的時候，有些唯心主義者宣稱黃金時代已經來臨。他們認為機器可以免除工人的勞動，使工人變成自由的人。但是，在資本家手里，機器卻變成了一個把無產者的勞動變成沈重負擔，變成無法忍受的致命奴役的有力杠桿。

　　無論在勞動時間方面，或是在工資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工資勞動者的情況都比以前的幫工更壞。他們不同資本家在一張桌上吃飯，也不住在資本家的家里。不論他們的住房怎樣簡陋，不論他們的膳食如何惡劣，不論他們怎樣挨餓，大腹便便的資本家的健康並不會因此而受到任何損害。工資和饑餓這兩個概念， 經是互相排斥的。以前，自由的工人只有在找不到工作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挨餓，凡有工作的人，就有工資收入，夠他吃飯，挨餓不是他的命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功勞，就在於它調和了饑餓和工資這兩個對立物，並使饑餓的工資變成了永久的制度，甚至變成了社會的支柱之一。

　　第二節 工資

　　工資不可能提高到使資本家不能繼續經營他的企業和不能依靠企業為生的地步。因為如果這樣，資本家倒不如放棄他的事業更有利一些。因此，工人的工資決不會高到同他所創造的產品的價值相等。永遠要有一些剩余——剩余價值，因為唯有獲得這種剩余價值的期望，才促使資本家去購買勞動力。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工資決不會高到使工人再不受剝削的地步。

　　但是，這項剩余，即剩余價值，比一般所想像的要多得多。它不僅包括工廠主的利潤，而且通常列為生產費用或銷售費用的其他許多費用，也包括在內。例如，地租（租金），固定資本的利息，商人向工業家采購商品時所得的回扣以及捐稅等等。所有這一切，都要從工人所創造的產品價值中超過他們工資的那部分剩余里面扣除。可見，為了使企業有利可得，這種剩余就必然很大；因此，工資決不能高到使工人得到的價值大致接近他所創造的價值的水平。在任何情況下，資本主義的雇傭制度都意味著對工資勞動者的剝削。只要這個制度存在，就不可能消滅剝削。即使工資很高，剝削工人的程度也是很重的。

　　但是，工資任何時候也未必能達到它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相反地，它卻經常接近它的最低水平。當工資低到連工人的最迫切的需要也不能滿足的時候，工資就達到了它的最低水平。如果工人拿到工資以後，不但挨餓，而且很快就要餓死，那末，工作便完全無法進行了。

　　工資就在這兩個極限之間搖擺，時降時升。工人的平均消費水平越低、勞動市場上的勞動力供應越多、工人的反抗力量越弱，工資也就越低。

　　一般說來，工資當然必須高到足以使工人能夠維持勞動能力的地步，或者更正確地說，工資必須高到足以保證資本家能夠得到他所需要的勞動力的程度。換句話說，工資要高到不僅可以使工人維持自己的勞動能力，而且也可以撫養他們的子女，以便他們將來能夠勞動的程度。

　　不過，經濟的發展暴露出一個最叫資本家開心的趨勢，那就是工人的生活費用日益下降，同時工資也隨著降低。

　　以前，一個工人必須具備手藝和體力。手工業者的學徒期限很長，所以他們的學習費用也非常大。但是現在，分工和機器生產方面的進步，使得生產越來越不需要特殊手藝和體力。這種進步，使得有可能用不熟練的廉價工人來代替熟練工人，用體弱的女工、甚至童工來代替男工。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就已出現這種趨勢；但是，直到生產上應用機器以後，才開始大規模地剝削婦女和兒童，甚至剝削年齡很小的兒童——也就是開始剝削無力自衛的人們當中的最無力自衛的人，以最殘酷的方式虐待他們，辻他們擔負最繁重的勞動。這里，我們又看到掌握在資本家手中的機器所具有的一個新奇而美妙的特性。

　　不屬於企業主家庭成員的工資勞動者，為了能夠延續自己的家系，並把自己的勞動力傳給後代，他們所得的工資一開頭就必須不僅可以償付自己的生活費用，而且也得償付家屬的生活費用。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資本家的後裔就會找不到一個可供他們剝削的無產者了。但是，當工人的妻子和幼兒能夠自己照顧自己生活的時候，男工的工資就會降到差不多只夠維持他個人生活的水平，而不至對勞動力的維持造成威脅。

　　此外，女工和童工的勞動還對資本家有一個好處，即他們的反抗能力比男工差的多。而且，由於他們加入勞動者的行列，又大大地增加了市場上的勞動力供應。

　　因此，女工和童工的勞動不僅降低了工人的生活費用，而且削弱了他們的反抗能力，增加了勞動力的供應。這些情況的每一個後果，都是工人工資的下降，

第三節 無產者的家庭離散

　　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婦女參加工業生，卻意味著工人家庭生活的完全破壞，而不會有任何較高形式的家庭關系來代替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完全消滅工人的家庭，而是把工人家庭的一切光明面消除幹凈，只留下它的黑暗面，特別是耗盡婦女的力量，使她們脫離社會生活。今天，婦女從事工業生產，並不表明她們擺脫家務，而是說明在原來的負擔上又加上了新的負擔。但是一個人不能同時奉侍兩個主人。當婦女必須幫助男人去賺錢的時候，工人的家務就要無人照管而荒廢下去，而現代社會用以代替私人家庭所提供的東西，比如公共食堂和貧民學校只是可憐的代用品，它們不過是富人拋給下層階級的物質和精神糧食的殘渣。

　　有人指責社會民主黨，說它打算消滅家庭。不錯，我們知道，每一種特有的生產方式都有與特有的家庭形式相適應的特有的家務管理形式。我們不認為現存的家庭形式是最高的形式，而希望新的社會形式會帶來一個新的家庭形式。但是，這種希望是與企圖切斷一切家庭紐帶的想法完全不同的。想消滅家庭的人——他們不但想消滅家庭，而且事實上已在我們眼前這樣做了——並不是社會民主黨人，而是資本家。過去，許多奴隸主使丈夫同妻子分離，使父母同剛剛能夠勞動的兒童分離；而現在的資本家又比這種可憎的奴隸制度更進一步，使嬰兒離開母親的懷抱，強迫作母親的把孩子交給陌生人。但是，每天都發生著成千上萬的這些事例的社會，——建立保護“上層分子”利益和旨在使母親易於離開孩子的“慈善”機構的社會——，這樣的社會竟恬不知恥地指責我們企圖消滅家庭，其理由只是因為我們認為：家務會像一直到今天為止的發展情況一樣，隨著時間的消逝日益變成特殊的勞務部門；而且這種變化將改變家務管理和家庭生活的全部結構。

　　第四節 產業後備軍

　　我們已經說過，工業中使用女工和童工，對於資本家來說，是壓低工資的最有力手段之一。

　　但是，另一種手段有時也發生同樣有力的作用，這就是從人民的生活需要還很低而勞動力尚未被工廠勞動所耗盡的地區輸入工人。大生產的發展，主要是機器生產的發展，不但使得有可能用未受過訓練的工人來代替受過訓練的工人，而且也使得有可能廉價地和迅速地雇到這種工人。在生產發展的同時，交通也發展起來；大規模生產不但要求大量運輸商品，而且要求大量運輸工人。輪船和鐵路這些文明的著名體現者不但把槍炮、酒類和梅毒帶給了野蠻人，而且也把野蠻人連同他們的野蠻行為帶給我們。流向城市的農村勞動者日益增加。生活需要很低、能夠吃苦耐勞而又沒有反抗能力的人，由越來越遙遠的地方，成批地源源而來。他們在歐洲由一個國家流向另一個國家，由歐洲流向美洲，甚至由東方流向西方。斯拉夫人、瑞典人、意大利人來到德國做工，從而使工資降低。德國人、比利時人和意大利人到法國去；斯拉夫人、德國人、 意大利人、愛爾蘭人和瑞典人到英國和美國去；中國人到美洲和澳洲去，或許在不久的將來，也要到歐洲來。德國的船只已經雇用中國人和黑人代替白種工人了。

　　這些外國工人，一部分是被剝奪的小農民和手工業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他們破產，把他們從土地上攆走，不僅逼得他們無家可歸，甚至不能呆在自己的祖國。看一看這些無數的流亡者吧! 請你們捫心自問：這難道是社會民主黨使他們失去祖國，叫他們不關心自己的祖國嗎？

　　由於剝奪農民和小資產者，從遠方的國家輸入大批工人，女工和童工的使用擴大了，學藝的時間縮短了，學藝變成單純地介紹這種或那種操作方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大量增加它所支配的勞動力。與此同時，由於技術不斷革新和更加完善，人的勞動生產率也不斷提高。但是，資本主義的剝削並不以此為滿足，它還力圖把每個工人的勞動力使用到極限，一部分是通過延長勞動時間的辦法，一部分是通過提高勞動強度的辦法，特別是在法律和工人組織不允許延長勞動時間的地方。

　　與此同時，機器使勞動力變成多余的東西。每一部機器都節省了勞動力，否則，機器的存在就沒有意義了。在每一個工業部門，由手工勞動過渡到機器生產，都使有關的工人遭受深重的苦難。他們無論是手工業者還是工廠工人，都會因此變成多余的人，而被拋棄到街頭。工人首先遭受的，正是機器的這種威脅。十九世紀最初幾十年發生的多次起義，證明了由手工生產過渡到機器生產給手工工人帶來了多少苦難，機器生產引起了如何的憤慨和絕望。隨後的一切改進，對於某些工人階層經常都有致命的影響。當然，在某些情況下，對於其他工人階層，比如對於機器制造工人，可能會由此帶來一些好處。但是，我們並不認為，意識到這種好處，會給行將餓死的人帶來重大的安慰。

　　每一種新機器被應用之後，都能在工人減少的條件下生產出和以前同樣多的產品，或者在工人人數相同的條件下生產出比以前更多的產品。由此可見，要想使一個國家的在業工人人數不致於因機器的不斷發展而減少，就必須把市場擴大到與工人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相適應的程度。但是，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在提高勞動生產率，並且迅速地增多可以運用的勞動力數量（甚至比人口增長快得多），所以，為了避免發生失業，市場就不僅要隨著機器生產所造成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擴大，而且還應當迅速得多地擴大。

　　市場的這樣迅速擴大，在資本主義的大工業占居統治的條件下，大概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個巨大的資本主義工業部門里比較長期地實現過，更正確地說，是決不可能實現的。因此，在資本主義大工業的條件下，失業是同這種大工業分不開的經常現象。甚至在市場突然地顯著擴大和買賣十分活躍的繁榮時期，工業也不能使一切失業者都有工作。在營業停滯的蕭條時期，失業人數就大量增加。他們同過剩的小企業工人合在一起，構成一支被馬克思稱為產業後備軍的隊伍。這支大軍隨時準備著為資本服務，當工業活動開始好轉時，資本可以隨時從這支大軍中吸收後備工人。

　　這支後備軍，對資本家說來，是無價之寶。它是資本家用來嚴格控制工人大軍和使他們就範的重要武器。一部分工人作了過多的工作，這就引起另一部分工人沒有工作，這麽一來，這後一部分工人的失業，又成為保持和加重前一部分工人過多工作的手段。可是竟有人說，在這個世界里，並不是一切都安排得頂好的！

　　盡管產業後備軍的規模隨著工業的經常波動而波動，但是一般說來，它有不斷增長的趨勢。因為技術發展日益迅速，它席卷了越來越廣大的部門，任是，市場的擴大反而日益受到限制。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別的地方還要論述。這里，只指出這一點就夠了。

　　那末，失業是什麽意思呢？失業不僅意味著失業者遭受貧困，在勞動者所受的奴役和剝削的加強，它也意味著整個工人階級的生活沒有保障。

　　不論以前的剝削方式給被剝削者帶來了什麽樣的遭遇，但是總還使被剝削者的生活有保障。奴隸和農奴的生活資料是有保障的；至少在他們的主人生活有保障的時候，他們就可以生活下去。只有主人死亡，才會使他們失去生活資料。

　　在以前的生產方式下，人們雖然有時也遭受貧困和苦難，但這不是由生產所造成的，而是由於歉收、瘟疫、水災、敵軍入侵等災害破壞生產的結果。

　　現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物質生活互無關系，工人可以隨時連同他的妻兒被拋棄在街頭，甚至遭到餓死的命運；但是，依靠工人發財的剝削者的處境，卻絲毫不會因此有所變動。

　　今天失業所引起的苦難，只有極少數是由於外來的不可克服的影響破壞生產所造成的，而大部分是生產發展的自然而然的結果。在今天，生產進程的破壞，往往會增加就業的機會，而不是減少這種機會；只要回憶一下一八七〇年戰爭在最初幾年里對德國和法國的經濟生活發生的影響，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在小生產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勞動者本身越是勤奮，他自己的經營的收入就越高。相反地，懶惰會使他破產，使他失業。今天，工人勞動越勤，工時越長，失業卻越嚴重。工人用自己的勞動給自己造成失業。同小生產占統治地位時代的許多至理名言一樣，“勤以致富”這個真理已因資本主義的大生產而變成了自己的對立面。各種庸夫俗子仍叫工人相信的另一句格言，即“只要願意工作，就不愁吃穿”，也同樣變成了假話。

　　一個人自己有勞動力，也同擁有少量的財產一樣，現在幾乎不能成為防止貧困和苦難的可靠保障。如果說破產的幽靈經常不離小農民和手工業者的身旁，那末，失業的幽靈便經常徘徊在工資勞動者的頭上。

　　在現代生產方式的所有罪惡當中，最令人苦惱和最使人憤怒的，就是生活狀況的這種經常的動蕩不安。這種罪惡使人心極為激憤，從根本上消滅一切保守主義傾向。自身生活的這種長期動蕩不安，使對現存制度的持久性所抱的信心和維持這種制度的一切興趣發生動搖。凡是現今經常處於恐懼之中的人，都不會對新社會感到害怕。

　　過度勞動，失業，家庭離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給無產階級的就是這些，同時，它孜孜以求的是使越來越多的人淪於無產階級的境遇，使這種境遇明顯地變成廣大人民群眾的常態。

　　第五節 無產階級的急劇增長。商人無產階級和“有教養的”無產階級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無產階級的境遇越來越成為一般人民的常態，這不僅是由於大工業部門的擴大，而且還由於，大工業所雇用的工資勞動者的狀況對於其他勞動部門的工資勞動者來說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其他勞動部門的工資勞動者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也在大工業的影響下發生變化；這種工人比資本主義工業的工人多享有的那些好處，在資本主義工業的影響下，變成了它的對立面。例如，目前凡是手工業工人在行東家里食宿的地方，都有辦法迫使他們比自理家務的工資勞動者住得更壞、吃得更壞。較長的學徒期限，在過去使手工業得以防止勞動力過多；而在今天，學徒制度卻極有效地造成手工業充滿廉價勞動力，使成年工人生活無著。

　　在這里，也像其他領域一樣，在小生產占統治地位的時代曾是賢明和善行的東西，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卻變成愚蠢和苦難。

　　行東恢覆舊的行會制度的意圖，歸根到底不過是打算通過恢覆舊制度來取得剝削自己手下工人的新手段。他們想依靠奴役無產者軀體的辦法來挽救自己免於陷入困境。因此，這些先生們在看到無產階級不十分喜歡這種僅能稍微延緩小生產的必然滅亡旳作法時，就更加憤慨。

　　手工業中發生的這種變化，也同樣發生於商業。甚至在中介的商業領域，大企業也已開始排擠小企業。但是，小企業的數目不會因而減少。中介的商業是破產的小資產者最後的避難所[1]。限制中介商業，例如把座商排擠為行商，不外是表明徹底挖掉這些人的一切生存基礎，把他們拋進流氓無產階級的隊伍，使他們淪為乞丐和流浪漢，被抓進感化院——真是一種奇特的社會改良！

　　大生產的發展對於中介商業的影響，並不在於小企業的數量減少，而在於使它們趨於衰落。獨立小商人的生活越來越不穩定，越來越接近無產階級的生活。與此同時，大企業的職工人數，即沒有任何希望成為獨立生產者的真正無產者的人數卻增加了。童工勞動和女工勞動以及隨之俱來的賣淫也增加了，加班和失業現象也有增無已，可是這個經濟部門的工資卻下降了。商業職工的處境，日益接近從事工業生產的無產者的處境。兩者之間的差別可以說只有一點，那就是前者要保持較高生活水平的外表，可是他們為此卻要受到無產者所不會碰到的一些犧牲。

　　此外，還有一個無產者階層也開始發展起來，這就是腦力勞動無產階級。在現今的生產方式下，教育已經成為一種特殊的活動領域。知識的範圍無限擴大，而且每天都在發展。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國家，都日益需要科學和技術的人才來管理他們的事業和征服自然，這有時是為了生產，或用於破壞，有時是為了用日益豐富的自然力去滿足奢侈的需要。但是，不僅是農民和手工業者，更不用說無產者，沒有時間去學習藝術和科學；就是商人、工廠主、銀行家、交易所經紀人和大地主，也是一樣。他們把全部時間都用於自己的事業和享樂上面。在現代社會里，和從前的各種社會不同，從事藝術和科學研究的，並不是剝削者本身，或者至少不是他們當中的某一階級。現在的剝削者把這項工作交給他們所雇傭的一個特殊階級[2]。於是，學問變成了商品。

　　然而，在並不太久的數十年以前，學問還是稀有的商品。那時學校很少，學習要花很大一筆費用。農民大部分很窮，沒有力量把子女送進中等學校去學習。相反地，手工業和商業仍是聚寶盆，凡是從事這種行業的人，都始終不肯放棄它們；只是特殊的天賦或者特別的情況，才會使手工業者或商人把子弟送去從事科學或藝術。對官吏、技術人員、醫生、教師和藝術家等的需要不斷增加，可是他們的來源幾乎完全限於這個範圍。

　　因此，學問這種商品就很值錢。有了學問，最低限度可使那些把學問用於實際目的的人，即律師.官吏、醫生和教授等往往能夠享受舒適的生活，常常得到光榮和名譽。藝術家、詩人、哲學家都是國王的座上客。精神上的貴族感到自己比血統上的或財產上的貴族優越。他們唯一關心的事情，就是發展自己的精神能力。因此，有教養的人有可能成為理想家，而且也往往確是如此。他們比其他階級，比其他階級的物質欲望和矛盾，站得更高些。學問意味著力量、幸福和財富。由此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要使人人幸福、富裕，要克服階級對立，要消滅貧困和卑劣的習性，就只有受教育之一法。

　　從那時起，中等學校教育（這里只是指這種教育而言）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學校的數量空前增加，學生的人數增加得更多。商業和工業中的小生產，已經不再是聚寶盆。小資產者現在知道，要使自己的孩子不淪為無產者，除了讓他們求學之外，別無其他辦法；如果他能為此積攢即使很少一點錢，也要把孩子送進學校。同時，他不得不考慮：他不僅要關心自己的兒子，還要關懷自己的女兒。如上所述，不斷進步的分工，日益把家務變成一種特殊的行業，所以把妻子完全變成家庭主婦的那種婚姻，就日益成為一種奢侈。但是，正如我們說過的那樣，小資產階級也同時日趨貧困，從而越來越失去享受任何奢侈生活的可能性。獨身的人數不斷增加，妻子和女兒被迫出去賺錢的家庭數目越來越多。女工勞動的這種增多，不僅發生在大工業、小工業和零售商業方面，而且出現於政府機關和私營企業，比如郵電、鐵路和銀行等等，以及發生在藝術和科學方面。不論偏見和個人興趣如何強烈地反對這種趨勢，女工勞動仍然在腦力勞動的各個領域中日益取得公認的權利。促使婦女到這些部門和人類活動的其他部門參加勞動的，既不是虛榮心，又不是對家庭生活感到厭煩，更不是勇往直前的精神，而是經濟發展的壓力。如果在仍按行業原則組織的腦力勞動的某些部門里，男人能夠排除婦女的競爭，那末，婦女就要更加湧向那些沒有行會限制的部門，例如文藝、繪畫和音樂等。

　　有教養的人比以前大大增加，是這一全部發展的結果之一。 但是，理想家所期望於教育發展可能帶來的良好結果，卻沒有出現。只要學問是商品，它的發展就等於這種商品數量的增加，從而引起它的價格下跌，因此學問持有人的生活狀況也就惡化了。有教養的人已經增加得超過了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對他們的需要。今天，腦力勞動者的勞動力市場和體力勞動者的勞動力市場 一樣，都是過剩的。目前形成失業後備軍和備受失業痛苦的，已經不只是體力勞動者了。腦力勞動者也有了自己的失業後備軍，失業在他們當中也像在產業工人當中一樣，成了經常的顧客。想在政府機關中求職的人，必須等待數年，往往十幾年，才能得到待遇菲薄的低微職位。其他一些腦力勞動者，也和體力勞動者一樣，不是失業就是加班加點，或者受到工資下降的威脅。

　　腦力勞動者的階級地位明顯下降了。如果以前還被看做所謂精神上的貴族，那麽今日則被認作腦力勞動無產階級，而這批無產者與其他工資勞動者不同之處，僅在於他們自命不凡。在他們當中，大多數人仍然以為自己總比無產階級好一些，還把自己列為市民階級（Bürger）[3]，即把自己列為資產階級，可是這正如仆人把自己和主人並列一樣。他們不再是資產階級的精神領袖，而變成這個階級的仆從。升官發財的思想就像傳染病一樣在他們中間蔓延開來。現在，他們關心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發展自己的智力，而是從智力中吸取好處；賣身投靠成為他們立身處世的主要手段。同從事手工業的人一樣，他們被人生彩票中的少數幾個中彩號碼所迷惑，為了抽到僅有的一個頭彩而出賣自己的靈魂和肉體，卻沒有想到還有不計其數的空彩號碼。為了金錢的目的出賣自己的信仰和為了牟利而結婚，在我們的許多有教養的人看來，乃是“為自己創造幸福”的兩不理所當然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理想家、研究者、思想家和幻想家都變成了什麽東西！

　　但是，這一階層的供應量增加得太快，以致連把人格一起出賣，一般也不能從出賣學問當中得到太多的好處。因此，再也無法阻止大批有教養的人淪為無產階級了。

　　這種發展，會不會引起有教養的人全體一致地、而不像從前那樣個別零星地歸附戰鬥的無產階級，這暫時還不加道。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隨著有教養的階層的無產階級化，任何一個無產者想單憑自己的力量擺脫無產階級的處境，而爬上上層階級的最後一條道路，也行不通了。

　　可以預言，至少在正常情況下，工資勞動者是不可能變成資本家的。當然，嚴肅認真的人在討論工人階級狀況的問題時，決不會考慮工資勞動者有中漢堡彩票的頭彩和從有錢的美國伯父那里繼承一筆遺產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條件特殊有利，一個生活比較有保障的工人，有時也會以忍受非常的艱苦為代價，積攢一些錢，以便開辦一個不大的手工業企業或小雜貨鋪，或供一個兒子上學，以便使他能夠“出人頭地”。然而，向工人指出諸如此類的改善他本人或其子女的狀況的可能性，那始終是可笑的。要知道，如果一個工人一般說來有可能儲蓄的話，他是樂意這樣做的，因為在境況好的時候積攢一些錢，可以免得在失業的時候兩手空空。但是，在今天，用這樣的出路來安慰工人，那是比任何時候都更可笑的。經濟的發展不僅使工人越來越無法儲蓄，而且即使他積攢了必要的資金，也不可能使他和他的孩子擺脫無產階級的境遇。自己獨立經營小企業，對於工人來說，無異於由火坑轉入油鍋，從一種貧困變為另一種貧困，從而照例很快又回到原來的貧困處境，把積攢的錢賠光，這才明白小生產的滅亡是無法避免的。

　　在今天，無產者想讓自己的子女去求學，要比獨立經營小企業更加困難，而且可以說幾乎是沒有希望的。即使這個意圖成功了， 但是在有數以千計的法學家為了在政府里謀求一官半職，而排隊等候數年之久，許多技師、化學家和受過商業教育的人終日徘徊找不到位置的目前情況下，無法應用自己的知識和沒有靠山的無產者的子女能從自己較高的學識中得到什麽好處呢？

　　今天，不管無產者投奔何方，到處都要碰上相同的無產階級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無產階級的境況越來越遍及於整個社會。在一切文明國家里，大量的居民都已下降到無產階級的水平。現代生產方式把無產者推進了泥潭，而每一個單獨的無產者要想用自己的雙手和力量爬出這個泥潭，那是沒有任何希望的。他只有通過自己所屬的那個階級的全體上升，才能達到自己上升的目的。

　　第三章 資本家階級

　　第一節 商業和信用

　　我們已經看到，在存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度里，人民大眾日益淪為無產者，即淪為與自己的生產資料分離、從而不能獨立自營任何生產、為了不致餓死而不得不出賣他們所有的唯一商品——他們的勞動力的勞動者。大多數的農民和從事小經營的人， 事實上已經屬於無產階級的行列。他們與無產階級不同之處，就是他們尚有些微的財產。但是，這些財產不過是一層薄薄的幕帷，它只能掩蓋他們的被剝削和失去獨立性，而不能防止他們不受剝削和失去獨立，它被微風一吹，就要卷起和扯破。

　　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一小撮有產者，即資本家和大地主。單這些人，就占有著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和全體人民的最重要的生活資料。這種壟斷性占有，使得他們有可能並有權力使一無所有的人依賴他們，並剝削這些人。

　　當大多數人民日益陷入貧困和苦難的深淵的時候，一小撮資本家和地主以及投靠他們的寄生分子，卻獨享現代文明的一切成就，特別是在自然科學及其實際應用方面的進步所帶來的全部巨大好處。

　　我們來詳細考察一下這一小撮特殊人物，研究一下他們在經濟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由此對整個社會所發生的後果。

　　我們已經說過，資本有三種，即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和產業資本。這後一種資本，是最年輕的，它大約不過幾百年，而其他兩種資本，則有幾千年的歷史。但是，小弟弟卻比兩個哥哥成長得更快，而且非常迅速地成長起來，變成了征服哥哥並迫使他們為自己服務的巨人。

　　對於完善（古典）形式的小生產來說，商業並不是絕對必要的。農民或手工業者只要需要，就可以直接從生產者那里購進生產資料，而且他們也可以直接把自己的產品賣給消費者。在經濟發展的這一階段，商業主要是供應奢侈品，不論對發展生產和維持社會來說，都不需要商業。

　　相反地，前面已經說過，資本主義生產一開始就依賴商業；同樣地，商業發達到一定階段之後，為了自己的進一步發展，也需要資本主義生產。資本主義生產越擴大、它越占統治地位，整個經濟生活就越需要商業發展。今日的商業已經不是單純地供應多余的東西和奢侈品了。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整個經濟生活，甚至連人民的食物供應，都有賴於商業是否能夠自由活動。這是今日的世界戰爭比過去更具有破壞性的原因之一。戰爭使商業停滯，而在今日，這種停滯意味著生產、整個經濟生活的停頓，意味著廣泛蔓延的經濟崩潰，其為害之烈，不亞於戰場上的破壞。

　　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說來，高利貸的發展也具有商業發展所具有的那種重要意義。在小生產占統治地位的時代，高利貸者是乘他人窮困之危或揮霍行為而吸吮鮮血的寄生蟲。在通常情況（這種情況就是生產者都擁有必要的生產資料）下，他貸給別人的貨幣，只供非生產之用。例如，一個貴族向人告貸，是為了用錢享樂，而農民或手工業者向人求借，主要是為了支付租稅或訴訟費。因此，放款取利被認為是不道德的，受到人人譴責。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現在貨幣成了裝備資本主義企業，購買和剝削勞動力的手段。在今日，一個企業家借款來創辦新企業或擴充原有企業，並不意味著他支付的借款利息會相應地使原來的收入減少。當然，這要有一個條件，即企業生意興隆。借到的款項恰恰被他用去剝削勞動力，從而使他的收入增加，而且增加的金額，比他支付的利息要多得多。現在高利貸已經失去原來的性質。它作為乘他人窮困之危和揮霍行為而進行剝削的手段的作用，越來越退居次要地位，而另一個新作用，則登上首位。這個新作用就是使資本主義生產“獲得豐收”，即讓資本主義生產比它單靠工業資本家的金庫所積存的資本可能達到的發展，要發展得展快。現在對高利貸者所具有的厭惡感消失了，沒有人責難高利貸者，他得到了一個響亮的新名字，叫做債權人。

　　與此同時，生息資本的主要流動方向也發生了變花。以前高利貸資本家金庫中積存的貨幣資金，通過數千條小渠道，從這種蓄水池流向非資本家的口袋。現在，高利貸資本——信用機構——的金庫，已使自己變成把非資本家經由數千條小渠道流進來的金錢，再流向資本家手里的蓄水池。也和過去一樣，信用是迫使非資本家——有財產的和沒有財產的——支付資本利息的手段。但是， 現在它也成了使各種非資本家階級手中的財產（從天主教教會和舊貴族的龐大財富直到女傭和短工的些微儲蓄存款）轉化為資本的有力手段。換句話說，它成了一個階級剝削和瓦解另一個階級的手段。有人讚美現代的信用機構——儲蓄銀行等等，說它們把工資勞動者、手工業者和農民的小額儲蓄存款轉化為資本，使這些人成了資本家，即確立了一批現代制度的擁護者。但是，用這種方法收集非資本家的貨幣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新的資本交給資本家支配，從而促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這對工資勞動者、農民 和手工業者意味著什麽，我們早已說過了。

　　既然現代的信用機構越來越關心把各種非資本家階級的全部財產轉化為供資本家階級支配的資本，那末，它也關心使資本家階級自有的資本能比以前得到更好的利用。它們把各個資本家反正沒有機會在自己企業中使用的一切貨幣資金集中起來，把這種放置起來就會變成“死錢”的資金，提供哪些需款的資本家使用。此外，信用機構使商品在沒有出售之前就能變為貨幣，從而縮短流通時間，並減少經營一個企業每次所需的資本的數量。

　　由於這一切，資本家階級所掌握的資本的數額和力量空前地增加了。所以，信用現在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強有力的杠桿之一。與機器制造業的高度發展和產業後備軍的增加一樣，信用也是使現代生產方式具有彈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只要稍微一動，就可以促成工業飛躍發展和猛烈增長。

　　但是，信用對於各種幹擾，比商業還更敏感。它一受震動，就會波及整個經濟生活。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信用是可以使無財產的人或略有財產的人變成資本家的手段。但是，顧名思義，信用是以債權人對債務人的信任為基礎的。後者的財產越多，他所提供的保證就越大，因而，他所得到的信用貸款也就越大。因此，信用事業只是一種能使資本家得到比他們持有的資本更多的資本，增強他們的優勢，加劇社會對立而不是削弱或消除這種對立的手段。

　　可見，信用不僅加速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使它能夠利用各種有利的機會，而且也加速小生產的滅亡。最後，它還使整個的現代生產方式變成日益覆雜並對一切幹擾日益敏感的肌體，使資本家日益感到不安並使他們的活動基礎愈加不穩。

　　第二節 分工和競爭

　　經濟的發展，一方面使商業和信用與工業的聯系日益密切，另一方面由於分工日益精細，又促進資本家應在經濟生活中執行的各種業務（作用）愈分愈多，而成為彼此獨立的企業和機構的專業。以前，商人不僅是買賣商品，而且還要收集商品，把它們庫存起來，時常把它們送到遙遠的市場去銷售。他必須親自把商品分類、陳列，使商品容易到達各個顧客手里。今天，不僅批發商業和零售商業（大商業和小商業）之間有了分工，而且還出現了經營運輸和保管商品的專業性大企業（倉庫、谷倉）。在一些巨大的中心市場——交易所，買和賣各自成為獨立的活動，同商人的其他業務分離開來，在這里不僅買賣著遠在異地的貨物，或尚未制出的貨物，而且買者買貨，未必真想要占有這些貨物，而賣者賣貨，手中實際上卻沒有那些貨物。

　　過去，資本家都必須設有一個大保險櫃，以便保管他們所得到的資金和從中取出貨幣以應各項開銷之用。今天，在所有經濟發達的國家，特別是在英國和美國，資本家的出納業務，都已交給一種特殊企業——銀行[1]代理。現在已經不直接向資本家付款，而是向他的銀行付款；向資本家索債時，也是去找銀行取款，而不必去找資本家本人。因此，幾家中心企業就代辦了全國的整個資本家階級的出納業務。

　　然而，如果說資本家的各種業務就這樣交給了各種獨立企業的話，那麽，它們只是在外表上和法律上彼此獨立而已，在經濟上仍和從前一樣，互有極為密切的關系和相互依存。假如同它在業務上有關系的其余一切企業遭到某種困難，則任何一家企業都不能照常經營它的業務。

　　商業、信用和工業之間的相互依存越加密切，資本家階級的各種業務越細分給單獨的企業，每一個資本家也就越要依存於其他資本家。每一個國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整個世界市場）的資本主義經濟，日益變成一個龐大的機體，它的每個部分彼此極為密切地聯系著。人民大眾越來越依存於資本家，而資本家相互之間的依存，也越來越密切了。

　　現在生產方式的經濟機構，變得日益覆雜和敏感，所以，只有在它無數齒輪全部彼此密切配合、正確地執行應負的職責的時候，它才能毫無阻礙地活動下去。從來還沒有過一種生產方式，像現代的生產方式這樣要求有計劃的調節。但是，私有財產制度卻使這個機構沒有可能實行計劃和建立秩序。各個企業在經濟關系上越來越彼此依存，可是，在法律關系上，它們仍然各自獨立。每個企業經營業務所需的生產資料都是私有財產，它們的所有者可以任意加以處理。

　　大生產越向前發展，各個企業的規模越擴大，就越要嚴格地按照周密制訂的一定計劃調節和規定其中的每個企業的經濟活動，連最微末的細節也不能放過。但是，各個企業的互相配合，仍然受自由競爭的盲目力量所擺布。自由競爭是在人力物力的大量浪費和不斷加劇的經濟震蕩的條件下，維持經濟機構的活動。它不是通過使每個人各得其所的辦法，而是采取消滅任何一個妨害這一機構運轉的人的辦法，來維持經濟機構的活動的。這叫做“生存競爭，適者生存”。然而，被自由競爭摧毀的，並不是不適者，而是不得其所的人，他們沒有能力或資本（後者倒是最主要的）維持自己的地位。可是，在今天，自由競爭卻並不以消滅不適合於“生存競爭”的人為滿足。毎個被摧毀的覆滅者的這種覆滅，都接著引起同破產企業有經濟聯系的其他無數的人應者等的破產和動蕩。

　　“禍福由己”這句諺語，今天仍然十分流行。它是從小生產時代流傳下來的。那時，每個勞動者的命運，以至他的家屬的命運，都依存於他個人的品德。但是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每個成員的命運，越來越不依存於他個人，恰恰相反，而是越來越依存於千百種完全非他所能控制的條件。今日競爭所造成的選擇，決不是“適者生存”。

　　第三節 利 潤

　　資本家階級是由什麽地方得到他們的收入的呢？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最初依靠扣除需要它們幫助或作中介的各階級的人物的財產來取得自己的收益和利息。產業資本則不同，它是依靠剝削一無所有的工資勞動者而得到利潤的。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發展，產業資本就越是壓倒其他各種資本，並且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也就越是迫使它們為自己服務；不過，它只有把剝削工資勞動者而得到的剩余價值讓一部分給其他各種資本才能做到這一點。由於這種發展過程的結果，無產者所創造的剩余價值日益成為整個資本家階級從中取得收入的唯一來源。正如手工業和農民經濟一樣，從剝削非資本家階級當中吸取收入的舊形式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正在喪失經濟上的作用，它們對於現代社會的實質所發生的影響也在日益減弱。現在，世界上已經出現沒有手工業者和農民階級的國家，比如英國就是。但是，任何一個現代國家，如果沒有大生產，那是不可想像的。要想了解資本的現代形式的人，都必須從研究產業資本出發，因為全體資本家的利潤的最重要的、日益被提到首要地位的來源，必須到資本主義工業所創造的剩余價值中去尋找。

　　在上一章中，我們已經考察了工業無產者所創造的而被工業資本家掠奪去的剩余價值。我們也看到了各個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增殖速度怎樣超過工資增加的速度，這種增殖，是由於工人的勞動負擔加重，采用節省勞動的機器以及使用廉價的勞動力而發生的。同時，隨著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被剝削的無產者的人數也增加了。於是，流入資本家階級手中的剩余價值數量，也就日益增加了。

　　但是，——可惜得很!——“垂死之人，不能享受寧靜的安樂”，盡管資本家階級極不願意把幸福“分給”別人，他們也不得不同地主和國家“分享”他們掠奪來的剩余價值，而且地主和國家所要求的份額，還在一年一年地增加。

　　第四節 地租

　　當我們談到那些日益成為唯一的所有者，剝削者，生產資料的壟斷者的階級時，我們應當把資本家和大地主區別開來。土地是一種特殊的生產資料。在一切生產資料當中，它是最必要的生產資料；沒有土地，就不可能有任何人類活動；就是航海者和飛行員也得有啟航或著陸的地點。同時，土地又是一種不能任意增加的生產資料。但是，至今恐怕還找不到任何一個比較廣大的地區，它的毎塊土地都由居住在這里的居民耕種起來。即使在中國也還有大片的土地未被耕種。

　　在中世紀的歐洲，小農經濟占統治地位，當時每個農民都有自己的房舍和耕地。水源、森林和牧場都是公社的財產，而且未耕的土地面積很大，以致每個人可以占有他開墾出來的那塊土地，並在達塊地上耕種。後來，商品生產開始發展起來，並帶來了我們已經知道的種種後果。土地的產物變成了商品，而且具有價值。結果，土地也變成商品，也具有價值。在這種情況之下，各個農村公社和村社就竭力限制它們的成員人數，開始把公有的和一部分共同使用的（如森林和牧場）土地不再看成是公社或村社的不可割讓的公有財產，而看成是公社的現有成員及其繼承人的私有財產，不讓後來加入公社的人隨便使用。他們想把土地變成自己的壟斷物。

　　但是，還有另一些人，即曾經是公社財產的保護人的地主，也對公社的公有財產垂涎三尺。如果說具有這種價值的地產現在成了私有財產，那末，正是成為他們的財產。在許多地區，主要是大農業發達的地方，地主把農村公社的財產掠為己有。接著而來的是剝奪農民的土地，把一些農民攆出他們的家園。現在，一切土地，甚至未用於農耕的土地，都變成了私有財產；占有土地成了少數人的特權。

　　可見，由於經濟的發展，主要由於大地產的形成，早在全部可耕地未被用盡，剛剛人們談到人口過剩以前，土地就變成了壟斷物。因此，如果說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也由於本身不能任意增加，而有了一種特殊地位，那末，這種情況所以發生，並不是因為現有的全部土地已被開墾完畢，而是因為土地——最低限度在文明國家——已完全為少數人據為己有。於是一種完全獨特的壟斷出現了。當然，資本家階級壟斷生產資料，是對一無所有的階級而言的。而在資本家階級內部，一定的生產資料並不是資本家階級的一定成員的壟斷物，最低限度不是他們的永久壟斷物。即使某家資本家公司壟斷了某種極其重要的發明，比如新機器，那也經常會有另外一些資本家或者把這種機器收買過來，或者通過新機器的發明來打敗它，或者遲早把它仿造出來。這樣一來，前者的壟斷地位就要動搖。可是，這一切情況不適用於土地占有。地主的壟斷不僅是對沒有財產的階級而言，而且也是對資本家階級而言。他們的壟斷既絕對又持久。

　　土地占有的這種特點，在英國表現得最為明顯。在那里，少數幾個家族占有了全國的土地，他們緊緊地抓住這些土地，不肯出售。凡是需要土地的人，唯有繳納一定租金——地租[2]，才能從他們手里得到土地。在英國，一個資本家要想建築工廠或住宅，開礦或經營農業，往往不能購買土地，而只能租用土地。

　　在我們德國，大多數資本家同時就是土地所有者，比如工廠主是工廠用地的持有者，礦場主是礦山的持有者。另一方面，在歐洲大陸，大地主多半兼營農業企業，而不把土地租給企業家。如果資本家在自己的土地上經營，如果他本身就是地主，那末，他自然不需要把一部分剩余價值分給地主。不過，這種情況不會使事情發生任何本質的變化。要知道，他所以成為地主，只是由於他對原先的土地持有者支付了一筆資本，這筆資本的利息相當於地租。因此，在任何情況下，資本家都要支付地租；這些地租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占去他的一部分利潤。

　　對土地的需要越增大、人口越增加，資本家階級越需要占有土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發展，土地占有的壟斷性質也就越變本加厲。地租——資本主義社會中支付的地租總額也在同樣程度上增加了。但並不是說每一塊土地的地租都一定增加。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塊土地越肥沃，它的位置越好（例如，離市場的遠近），地租也就越高。但是，我們在這里不可能討論地租發生作用的規律。開墾新的肥沃土地，會使瘠薄土地的地租下降，同時也會使新開墾土地的地租猛漲。同樣地，交通工具完善了，也會使靠近市場的地區地租下降，而使遠離市場的地區地租上漲。這兩種情況，在十八世紀的最後二十年間都出現過。當時，美洲的地租上漲，而西歐各國的地租則相應下降。到了十九世紀初期，歐洲的農用土地的地租又逐漸上漲。至於城市的地租，那是一直上漲的。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日益增多的人口麕集於城市所造成的。十分遺憾，工業資本家的收入由此受到的打擊，較之貧民階級的身心健康所受的打擊要小得多。在城市里，居住問題成了無產階級受苦受難的新的原因。不過，這里無法詳細研究這個問題。

　　第五節 賦稅

　　如果說地主越來越多地蠶食資本家的剩余價值——用直接的或間接的方法，比如提高工人的生活費用——，那末，國家也同樣積極地這樣幹著。現代國家是隨著資本家階級並在這個階級幫助之下壯大起來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使資本家階級上升的最強有力的工具。它們雙方相倚相助。資本家離開了國家就不行。它在對內對外方面都需要國家的保護。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發展，它所造成的矛盾和對立也越尖銳，它的機構也覆雜，這一事物對另一事物的依賴也越厲害，因此，也越需要高於一切並促使每個人去履行他的經濟職責的權力機構。[3]像現今的生產方式這樣的靈活機構比以往的任何生產方式都更不容許依靠當事人的力量來消除對立和沖突。於是，由國家保衛的法律乃代替了自治。

　　資本主義的剝削決不是某一特定法律的產物。恰恰相反，正是為了這種剝削的需要，才引起現行法律的產生並保證現行法律的統治。法律並不產生剝削，它所關心的只是使剝削也和經濟生活中其他現象一樣，進行得盡量順利。如果我們把競爭叫做現代生產方式的原動力，那末，我們不妨把法律看成是潤滑油，它的使命在於盡可話減少經濟機構中的摩擦所造成的阻力。摩擦所引起的阻力越大，一方面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間的矛盾，有產者與無產者間的矛盾也就越加尖銳，無產階級，特別是流氓無產階級的人數也就越增加；另一方面，在資本家階級內部，各個企業主為了使自己的企業毫無阻礙地經營下去，也就越加需要其他許多資本家的協作，資本家也就越加需要法律來幫助他們實現這種目的，因此，也越加需要執行法律的機構——法院和警察——擴大其活動，同時，也就越加需要能賦與法律以強制力量的強有力的國家權力。

　　但是，對資本家來說，問題並不僅僅在於只在國內有可能順利地進行生產和買賣。對外貿易早就在資本主義生產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而且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日益占居統治地位，便愈加明顯地看出確保和擴大國外市場，對於整個國家有休戚相關的利益。但在世界市場上，一個國家的資本家遇到了另一個國家的資本家的競爭。他們為了對抗競爭對手，便要求國家幫助，而國家也就必須用它的武裝力量迫使競爭對手尊重他們的權利，或者最好是幹脆把外國競爭者全部攆走。像國家和君主日益依靠資本家階級一樣，軍隊不僅為君主的私人目的服務，而且也為資本豪階級的目的服務了。戰爭由王朝戰爭日益變成商業戰爭，以至最後變成民族的戰爭[4]。民族的戰爭，歸根到底也不外是由各國資本家間的經濟矛盾所引起的。

　　因此，資本主義國家不僅需要龐大的官吏隊伍來辦理司法和警察業務（當然也辦理財務工作），而且也需要強大的軍隊。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這兩支隊伍不斷增長；而在最近，軍隊比官吏的隊伍增加得尤為迅速。

　　當科學還沒有應用於工業技術的時候，軍事技術發展得極為遲緩。但是，當機器一在工業中占居統治地位，並引起工業不斷發生變化的時候，軍事技術方面先前的停滯狀況也消失了。新的發明或發現每天都在出現，有的剛一試驗成功，或剛花了很多錢加以采用，又被引起根本改革的其他新東西所排擠。於是，武器也日臻完善、覆雜和昂貴。同時運輸工業的進步，使得有可能將越來越多的大批軍隊運到戰場去。結果，軍隊越來越龐大了。

　　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列強用於軍事方面的國家開支（國家所借的債款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是屬於這類開支），簡直以瘋狂的速度增加起來。

　　國家的開支不斷增加，它的負擔日益加重了。在由資本家和大地主掌握立法權的一切國家里，他們自然是力圖把這些負擔轉嫁到其他階級頭上。但是，從其他階級身上可能搜刮的油水也越來越少了，所以，盡管剝削者先生們巧立名目，玩弄各種花招，他們的剩余價值還是由於支付國家的開支而日益減少。

　　第六節 利潤的下降

　　和剛才所講的發展過程同時，資本家階級“為了發展”而投入 各種企業的資本總額，出現了這樣一種趨勢，即它的增長速度比工人階級所受剝削增強的程度，即比工人階級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量增加的速度，要更加迅速。

　　要想理解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必須具備很多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知識，所以我們在這里不能作詳細的研究，但只須舉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這種現象。

　　我們且舉一個一望而知的例子。拿一百年前的一個作為家庭工業工人而受資本家剝削的手工紡紗工同現代的機器紡紗工比較一下。為了使一個現代的機器紡紗工能夠工作，該需要多少資本，相反地，用手工紡紗時，工業家所需要的資本則是微不足道的！以前，資本家只向紡紗工支付工資，供給他紡紗用的棉花或亞麻就行了。從工資方面來說，沒有多大的變化。但是，在今天，一個機器紡紗工所消費的原料，可能比手工紡紗工多一百倍；而為了使機器紡紗廠能夠開動，又需要多麽龐大的廠房、蒸汽機、紡織機等設備呵！

　　我們還要注意到另一種情況：一百年以前雇用紡紗工人的資本家，為了經營自己的企業，只要有錢支付工資和購買原料就行了，幾乎沒有固定資本，而紡車根本不值幾個錢。他的資本周轉得很快，比如說每三個月周轉一次。因此，他開始生產時，只需預付全年所用資本額的四分之一，就能使企業開張。但是，在今天，一個機器紡紗廠投在機器和廠房上的資本，是大得無比的。即使用在工資和原料方面的那部分資本的周轉時期仍和一百年前一樣，而一百年前幾乎不存在的其余資本的周轉時間，也要很長。

　　也有許多原因發生著相反的作用。比如，信用，特別是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必然發生的產品價值的下降，就是這種原因。但是，這些原因怎樣也不能使上述過程完全停止發展。這一過程仍在一切工業部門中發生著——在一些部門中較慢，在另一些部門中較快——，並引起工業中的每一個工人平均的全年資本耗用額迅速地和顯著地增加。

　　我們假設，這個金額在一百年前為一百馬克，而今日則已經增加到一千馬克；再假設工人所受的剝削為一百年前的五倍。這樣，如果在一百年前一個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為五十馬克，那末，在今天，他的全年工資仍和一百年前一樣，而剩余價值卻達到二百五十馬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數額是如此（絕對地）顯著地增加了。但是，和資本家每年耗用的資本額相比，剩余價值則下降了下降了[5]。一百年前，這個比率為50%，而今天只有25%。

　　當然，這不過是一個例子。但是，它所說明的趨勢，在現實中卻是存在的。

　　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每年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總量，是不斷地迅速增加的。但是，資本家階級投入各種資本主義企業並應攤到剩余價值的資本總額，卻增加得更快。此外，如果考慮到我們已經說過的情況，即國家抽取的租稅和地租日益大量地蠶食每年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那就可以理解，盡管工人所受的剝削不斷加強，分給一定額資本的剩余價值的年平均值卻一直下降。

　　因此，和資本主義企業主預付的資本總額相比，利潤，即留給資本主義企業主的那一部分剩余價值有下降的趨勢。或者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過程中，一定額資本所攤到的剩余價值，一般說來日益減少。當然，這是就相當長時期內平均說的。利息的不斷下降，就是利潤的這種下降趨勢的一個證明。

　　可見，工人所受的剝削有加重的趨勢，而資本家的利潤率則有下降的趨勢。這也是矛盾重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奇怪的矛盾之一。

　　有些人從利潤的這種下降得出結論，說資本主義的剝削會自行停止。他們說，資本所得的利潤，最後將減少到使得資本家餓得不得不為自已尋找工作的地步。但是，只有在利潤率不斷下降，而資本的總額始終不變的時候，才能發生這種情況。然而，事實完全不是這樣。在各資本主義國家里，資本總額的增長速度，都快於利潤率的下降速度。資本的增加，是利潤率下降的前提。同時，即使利潤率由20%降到15%，最後再降到10%，也不會使在這個期間把資本額從一百萬馬克增到二百萬馬克或四百萬馬克的資本家的收入減少。這時，他依靠資本得來的收入，反而由二十萬馬克增到三十萬馬克，最後增到四十萬馬克。

　　利潤率的下降，尤其是利息率的下降，決不表明資本家階級的收入減少。要知道，他們所得的剩余價值量，是不斷增加的。這種下降，只會使那些不能相應地增加資本的資本家的收入減少。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本能使它的所有者維持“與他的地位相適應”的生活的最低限額，日益提高了。換句話說，為了使自己能夠不勞動而只靠他人勞動生活所必需的最低財產額，日益上升了。五十年前還是一筆大財產，而今天已經不值幾個錢了。

　　利潤率的下降，並不會使資本家階級滅亡，而只能使它的範圍縮小。必然遭到滅亡而又要同樣作殊死掙紮的小資本家，比如手工業者、小商人和小農民，一年一年地從資本家階級的隊伍中脫離出來。他們所作的垂死掙紮，雖然可以拖延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但最後必以他們本身或他們的子女淪為無產階級而結束。他們逃避這種厄運的一切努力，大多只能加速他們的破產。

　　有許多笨蛋，蠢得使人吃驚。只要任何一個騙子手答應給他們以相當高的利息，他們就會把自己的錢交給這個人使用。但是，人們一般並不像他們所表現的那樣愚蠢；騙人的勾當，是他們抓在手里的最後一根稻草，希望利用它從自己的一點點財產當中得到一定的收入。使他們迷誤的，與其說是貪婪的念頭，不如說是對貧困的恐怖。

　　第七節 大生產的發展。卡特爾

　　除了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大工業間的競爭以外，巨大的資本主義企業和較小的資本主義企業之間也展開了猛烈的競爭。每一瞬間都有新的發明和新的發現出現，它們的應用使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每這樣向前一步，都或多或少地使企業的原有設備貶值，這就有必要革新生產和甚至常常擴大生產。凡是對此缺乏必要資本的資本家，遲早要失去競爭的能力，甚至傾家蕩產，或被迫把自己的資本移轉到較小的企業還有可能競爭的那種工業部門去。因此，大工業內部的競爭，引起小工業方面的過於膨脹，甚至使手工業在那些小生產還有一定立足余地的少數工業部門中遭到滅亡。

　　大工業企業越來越雄厚、越來越壯大。原來雇用幾百名工人的大企業，變成了雇用幾千名工人的巨大企業（比如紡紗廠、啤酒廠、制糖廠、鐵工廠等等）。在各個工業部門中，較小的企業日益迅速減少。結果，工業的發展，到了一定時期以後，也引起資本主義大工業企業的數目不斷減少，而不是增加。

　　但是，還不止於此。經濟的發展也促成資本主義企業日益集中到少數一些人手里，成為個別資本家的財產，或資本家公司的財產，但在經濟上，資本家的公司也不外是一個當事人（法人）。

　　走向這一結局的途徑，是多種多樣的。

　　其中的一條途徑，是企圖排除競爭的資本家打開的。前面說過，競爭是現代生產方式的原動力。的確，它是推動商品生產和商業的力量。盡管整個商品生產者社會十分需要競爭，可是，商品的每一個持有者都渴望自己的商品能在市場上不受他人競爭。如果他是這種商品的唯一所有者，即他壟斷了這種商品，他就可以把商品的價格提高得大大超過它的價值，使一切需要這種商品的人，完全受他擺布。如果市場上出現數個出賣同類商品的人，他們也可以彼此聯合起來，人為地造成壟斷局面，作為唯一的一個出賣者在市場上出現。彼此的利害沖突需要調和的競爭者越少，這種聯合組織——卡特爾，或聯營組織，托拉斯、辛迪加等——也就越有可能形成。

　　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市場擴大，增加市場上的競爭者人數，所以也給工商業方面壟斷的形成造成困難。但是，如前所述，在每一個資本主義生產部門，工業的進一步發展遲早要使得工業企業的數目減少。從此以後，每一個資本主義生產部門就越來越有條件形成卡特爾。在每一個國家里，只要它的國內市場由於實行保護關稅而不受外國競爭，它就可以加速形成這種條件。因此，國內市場的競爭者數目減少了，而這種情況又可以使國內的商品生產者容易聯合起來，形成壟斷，並借助“保護本國勞動”的名義，勒索本國的消費者。

　　大家知道，最近十年用來調節一定商品的生產和價格的卡特爾，大大增加，特別是在實行保護關稅的國家，比如在美國、德國和法國，尤其如此。卡特爾一經組織起來，聯合在一起的各企業，事實上就變成只有一個領導的一家企業，並且也常常在形式上屬於一個總的管理機機構。

　　對工業發展最重要、最需要的商品——煤和鐵等的開采和加工部門，首先組織卡特爾。大多數的卡特爾都把它們的影響大大擴展到被它們壟斷的工業部門以外，使整個生產機構依存於少數壟斷者。

　　在努力使同一工業部門的各種企業聯合在少數幾個人手里的同時，又竭力把相互供應原料或生產工具的不同工業部門的各種企業聯合為一個整體。例如，許多鐵路公司擁有自己的煤礦和蒸汽機車制造廠；制糖廠力圖自己種植一部分甜菜，以供加工使用；馬鈴薯生產者自辦釀酒廠等等。

　　還應當指出把各種企業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里的第三個途徑。它比其余各種途徑更簡單。

　　我們已經看到，在現代生產方式下，資本家必須完成一些非常重要的職能。在其他生產制度之下，資本家也許會成為多余的，而在商品生產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占統治地位的條件下，大生產只能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為了進行生產和把產品送到消費者手里，必須有資本家拿出資本參與生產，對資本加以合理的運用。雖然資本家什麽也不生產，也不創造任何價值，可是，他在經濟機構中畢竟起著重要作用。資本主義企業的規模越擴大，資本家也就越是迫切地需要把自己日益增加的職能分一部分給其他資本主義企業，或交給他雇用的職員代理。當然，這些職能由雇傭職員執行，或由資本家本人執行，對於經濟生活說來是沒有什麽不同的。這些職能決不會因為資本家把它們交給他人執行，而變成能夠創造價值的東西。因此，既然這些職能不能創造價值，資本家就得為此付出一部分剩余價值。在這里，我們又看到剩余價值又一次被克扣，其結果是使利潤隨之減少。

　　如果企業的發展迫使一個資本家雇用職員來代替自己，那末，為此開支的費用，也不難用剩余價值的增加來補償。剩余價值越多，資本家能夠交給他的雇員去執行的職能也就越多，直到最後把他的全部職能都從身上卸下來，而只關心一件事情，就是怎樣用未被他消費掉的那一部分利潤去進行有利可圖的投資。

　　達到這種狀態的企業數目，一年比一年增加。股份公司的增加中最明顯地表明了這種情況。即使沒有遠見的人也能看出，在現代的生產方式下，股份公司已經完全不需要資本家本人參加管理，只有他們的資本，對公司的經營才有意義。在英國（德國沒有較早的統計數字），1845年創辦股份公司57家，1861年——344家，1888年——2,550家，1896年——4,735家。1888年，共有股份公司11,001家，股本達到120億馬克；1896年，共有股份公司21,223家，股本升到230億馬克。1909年，共有股份公司46,474家，股本高達440億馬克。而在德國，1907年，共有股份公司5,148家，股本約為144億馬克。這些公司控制的企業有一萬多家，雇用的人員達200 萬人。

　　有些人認為，從股份公司這種形式中可以找到使“小人物”得 到大企業的好處的手段。但是，無論是信用，或者不過是信用的特殊形式的股份企業，都日益迅速地成為把小人物的財產交給大資本家支配的手段了。

　　既然企業不再需要資本家本人參加管理，那末，任何一個人，只要他有必要的資金，都可以參加企業的活動，而不管他對該企業是不是內行。因此，個別資本家就能夠把彼此完全不相聯系的各式各樣的企業統一到自己手里。大資本家最容易控制股份公司。為了使一個企業依附於自己，並迫使它為自己的利益服務，資本家只須持有這家企業的大部分股票就行了；而股票是既可以很快買進，又可以很快拋售的。

　　最後，還應該指出大資本一般比小資本增長得快，因為，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資本越大，利潤也就越多，即資本家所得到的收入也就越多，資本家用於自己消費的支出在這項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小，而他積累起來可以作為新資本而同原有資本結合的那一部分收入也就越多。一個資本家，如果他的企業每年給他帶來一萬馬克的利潤，那末，他只能用這筆該入過資本家所認為簡樸的生活。這時，他如果每年能夠積累二千馬克——利潤的五分之一——就已經求之不得了。假如另一個資本家，他的資本很多，使他每年可以得到十萬馬克的收入，那末，即使他的個人及其家庭的消費比前一個資本家多四倍，他也能把利潤的五分之三加入原來的資本。如果一個資本家的資本多得使他每年可以得到一百萬馬克的收入，那末，他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用於個人消費之後（如果他是一個正常的人，充其量也只能花這樣多），盡管他的生活極其豪華，他也能夠安安穩穩地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積累起來。

　　和小資本家為生存而進行的鬥爭日益艱難的同時，大資本家的財產卻日益迅速地增長，並在很短時期內達到龐大的規模。

　　如果把上述的一切——企業規模的擴大，大財產的迅速增長，企業數目的不斷減少，小企業日益集中到少數幾個人手里——加以比較，那就可以明顯地看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趨勢，使已經為資本家階級壟斷的生產資料日益集中到越來越少的幾個人手里。這種發展的最終結果，必然是一個國家或甚至整個世界經濟的全部生產資料，都成為個別的人或股份公司的私有財產，任憑他們支配；使整個經濟機構變成一個統一的巨大企業，在這個企業里，一切都為一個主人服務，一切都屬於一個主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生產資料私有制將使所有的人失去財產，而只有一個人例外。因此，生產資料私有制必然導致它本身的滅亡，使所有的人失去財產，把所有的人變成奴隸。這樣，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發展，便走向自己摧毀自己的基礎的道路。當剝削者除了他所剝削的人以外便找不到自己的商品的其他消費者時，資本主義的剝削就變成違反常識的事情了。如果工資勞動者是唯一的消費者，那末，剩余價值體現於其中的產品，就將失去售出的可能性，而剩余價值也會一文不值了。

　　事實上，這里所描述的情況，是十分可怕的，也是不可能發生的。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也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要知道，甚至只要接近這種情況時，社會上的苦難、對立和矛盾都要達到無法容忍的地步；如果發展不及時轉變方向，社會就要離開正軌而趨於崩潰。

　　雖然，實際上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可是，我們卻正在迅速地，而 且比大多數人的想像還迅速地朝著這一方向前進。這是因為：一方面，分散的資本主義企業迅速地向少數幾個人手里集中，另一方面，隨著分工的進步，我們又同時看到，表面上獨立的企業的相互依存也加強了。但是，這種相互依存關系日益變成小資本家對大資本家的片面依存。正如大多數表面上獨立的家庭工業勞動者，實際上不過是資本家的雇傭工人一樣，現在許多表面上獨立的資本家，實際上從屬於其他大資本家，而許多表面上獨立的資本主義企業，事實上只是某一資本主義大企業的分支機構而已。

　　小資本家對大資本家的這種依存關系，比各種企業合而為少數人的私有財產的過程，進行得可能更加迅速。今天，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機構，從根本上說來，已經為少數幾個巨大的資本持有者所按制，並受到他們的剝削。把這些機構在少數幾家公司領導下統一起來，已經幾乎只是一個形式上的問題了。

　　和廣大人民群眾在經濟上日益依存於資本家階級的同時，在資本家階級內部，大多數資本家也更加依存於人數越來越少、而財富和力量卻越來越大的一小撮資本家。

　　但是，這種依存關系，也像它不會使無產者、手工業者、小商人和小農民對自己的境況增加信心一樣，也不會使資本家對自己的境況增加信心。情況恰恰相反，他們也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樣，隨著他們的依存關系的加強，他們對自己的境況也越來越喪失信心了。這種喪失信心在小資本家身上表現得最為強烈。可是，就是最大的資本家現在對自己的境況也沒有充分的信心了。

　　我們談到了資本主義企業曰益動搖的幾個原因，即整個經濟機構對於外來震蕩的敏感性日益增強的若幹原因。然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卻使各階級之間的矛盾和各國之間的矛盾尖銳化，日益加甚一部分群眾對另一部分群眾的矛盾，使他們的鬥爭手段越來越強大，從而增加了上述震蕩的機會，加重了震蕩所引起的災難。日益提高的勞動生產率，不僅使資本家所占有的剩余價值增加，而且也使資本家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的商品數量增加。隨著剝削的加劇，競爭，即企業主和企業主的殘酷鬥爭，熾烈起來。和這種發展同時發生的是：生產技術不斷革新，新發明和新發現相繼出現。這些新的發明和發現，使現有的東西變成一文不值，不僅使個別的工人和機器變成多余無用，而且使整個企業甚至整個工業部門變成多余無用。

　　沒有一個資本家能夠預卜他的前途，沒有一個資本家會有把握地知道他能否保住自己的財產和把它傳給自己的子女。

　　資本家階級本身日益分裂為兩個階層。其中的一個階層，其人數經常增加，完全變成經濟生活的累贅。他們終日無所事事，只是揮霍和浪費所掠得的日益增多的剩余價值，因為他們沒有利用這些剩余價值來積累新的資本。如果還記得我們在前一章里談到的有教養的人在現代社會中的處境，那末，看到如此大量的遊手好閒的富人怎梯把金錢揮霍在庸俗低級的享樂上面，也就不會感到驚奇了。

　　另一資本家階層（這些人還沒有成為他們企業的贅累），在人數上不斷減少，可是他們操心的事情和責任卻日益增加。如果說，前一類資本家越來越墮落為遊手好閒的人，那末，後一類的資本家則掙紮在永無止境的長期競爭當中。

　　但是，對於這兩個階層來說，他們的地位都日見不穩定了。因此，現代的生產方式甚至使剝削者，即壟斷一切巨大利益並把它們據為己有的人們，也不能完全滿足了。

　　第八節 經濟危機

　　社會一切階級普遍喪失信心的情況，在通常情況下就已經達到十分嚴重的地步，而經濟危機又使這種情況加劇起來。經濟危機是商品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必然時時發生的。

　　由於最近幾十年間，經濟危機對於我們的整個經濟生活發生了如此重大的影響，而廣大的人士又還不了解危機的原因，所以我們稍微詳細地談一談危機。

　　震撼世界市場的現代的巨大危機，是生產過剩的結果，而生產過剩又是與商品生產有必然聯系的無計劃性的結果[6]。

　　生產量超過需要量的這種生產過剩，在任何生產方式下，都可能發生。但是，如果生產者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而進行生產的，那末，這種生產過剩當然不會帶來危害。比如說，一個原始的農民家庭某一次收獲的谷物超過了它的需要，那末，它既可以把多余的谷物貯存起來以備歉收年份使用；如果他的谷倉已經容納不下了，他可以將多余的谷物拿去飼養牲畜，最壞也不過把谷物丟掉不用而已。

　　在商品生產的條件下，情況就不同了。商品生產（在它的發達形式下）的前提是任何人都不是為自己生產，每一個人都是為他人而生產。每個人都必須購買他所需要的東西。但是，社會的全部生產卻不是按照計劃布置的。恰恰相反，每一個生產者都要自行估計社會上對他所生產的商品的需要量有多大。另一方面，在商品生產之下，生產一超過物物交換的買賣這個低級階段，除了貨幣商品和貴金屬的生產者以外，誰也不能在售出自己的商品之前預先購進任何商品。這就是危機所由產生的兩個根源。

　　為了便於說明，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假定有四個人同時在一個市場上碰頭，其中一個人是貨幣持有者，假設他是一個開采黃金的人，手中持有一塊價值二十馬克的黃金，另一個是釀酒人，帶來一桶葡萄酒；第三個是織布的，他帶來一塊麻布；第四個是磨粉的，他帶來一袋面粉。我們假定這些商品的價值相等，各為二十馬克（如舉別的例子，只會使情況覆雜一些，但最後的結果是一樣的）。市場上只有這四個商品持有者。再假設其中的每個人都確知對方的需要：釀酒人把自己的那桶葡萄酒賣給采黃金的人，並用所得的二十馬克從織布人手里買來了那塊麻布；織布人用他的售貨所得的款項買進了那袋面粉。結果，每個人都滿意地離開了市場。

　　第二年，這四個人又碰在一起；每個人都想出售去年的那種貨物。采黃金的人仍要向釀酒人買進葡萄酒。可惜釀酒人一點地不需要麻布；他或許需要貨幣去償還債務，所以，他寧願穿著破舊的襯衣，而不去購買麻布。結果，釀酒人帶著二十馬克回家去了。現在，織布人也找不到買主了。只要織布人找不到買主，磨粉人在市場上就白等一場。假如織布人的家庭已經斷炊，他急想買進一袋面粉，可是他所生產的麻布卻沒有人要，於是麻布變成多余的東西，而面粉也因此變成無用之物。織布人和磨粉人手里都沒有貨幣，他們無法購進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他們所生產的商品，現在就變成生產過剩的物品。同樣地，為他們而生產的其他貨物，比如（為了繼續進行比較）木匠為磨粉人生產的而磨粉人也要購買的桌子，也成了生產過剩的物品。

　　經濟危機的一些最本質的現象，已在這個例子中全都表現出來。當然，在這種簡單的關系之下危機是不會出現的。在商品生產的初期階段，每個企業總要或多或少為自己的消費而生產一部分東西，而每一個家庭的商品生產，不過是它的全部生產的一部分而已。在上面的例子中，織布人和磨粉人各有一塊土地和幾只牲畜，所以在他的商品找不到買主的時候，也能安然無事地生活一個時期。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他們找不到買主也能生活下去。

　　在商品生產的初期，市場的規模還不大，對市場還容易觀察，而生產和消費，以至整個社會生活，也是年年歲歲沿著同樣的軌道前進。在古代的小公社里，人人相識，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別人的需要和購買力。經濟機構始終沒有什麽變化；生產者的人數，他們的生產效率，他們的產品數量，消費者的人數，他們的需求量，他們擁有的貨幣數量——這一切條件都變化得很慢，而且一有變化就會被人察覺和加以注意。

　　但是，隨著商品交易的發展，就出現了另一種情況。在商品交易的影響下，為自己的消費而生產，越來越居次要地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尤其是商人越來越完全依賴於自己商品的銷售，並且是盡可能迅速地銷售。商品銷售的遲緩或發生障礙，對商品持有者說來，現在變成越來越大的災禍。在某種情況下，這可以使他在經濟上覆滅。同時，商業蕭條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通過商品交易，把彼此分散而遠處各地的市場聯系起來；結果，共同市場的範圍擴大了，而對市場的觀察也變得不容易了。因商業活動而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出現了一個或數個中介人，這也使得對市場的觀察變得更加困難。同時，由於商業和運輸的發展，商品的運轉更加便利了，只要有一點刺激，就足以使大量商品湧向一個地點。

　　確定商品的需求和現存數量，變得越來越困難了。統計學的發展，也沒有消除這種無法確切觀察的情況，而只是使在商品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才開始的計算一般說來有了可能，而沒有統計，這種計算是不可思議的。整個經濟生活越來越依存於商業投機，而商業投機日益具有冒險性質。

　　商人向來就是投機家；投機不是在交易所里發明出來的。投機是資本家的必要的職能之一。商人通過投機活動，換句話說，就是估計商品的預期需要，到價格低廉的地方，即貨物過剩的地方去買進商品，而在價格高昂的地方，即缺貨的地方去賣掉。這樣，商人便協助在獨立的私人企業的無計劃生產的混亂局面中建立了一定的秩序。但是，商人在進行投機的時候，也可能有估計錯誤的時候，何況這個世界上並不是只有一個商人，這使他不能在冒險之前長時間地仔細考慮。有成千上萬的競爭者同他一樣在等待著利用一個良機，誰最先抓住這個時機，誰就能大撈一把。這就是說，行動必須迅速，不宜詳細打聽，不能長久考察，而只能冒險：誰冒險，誰就能勝利！但是，也可能失敗。一旦某個市場對於一種商品的需要大增，那末，這種商品就會大批地湧到這里，一直到超過市場的消化能力為止。於是，商品價格下降，商人不得不廉價出售，而且常常要虧本出售自己的商品，或者帶著他的商品去另找價錢更好的市場。商入在這場賭博中所受的損失，可能大得使他破產。

　　當發達的商品生產占居統治地位的時候，市場上的商品供應不是過多，便是過少。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把這種情況，看成是最英明而值得驚嘆的調節方法；但是，我們卻有不同的看法，反正只要發展到一定高度的商品生產存在一天，這種現象就無論如何不可避免。這種英明的調節，在某種情況下可能引起這樣的結果：由於某種非常強烈的刺激，商品充斥市場，堆積如山，使得商人所受的損失異常沈重，大批商人無力清償他們的債務，就是說，遭到破產。在這個時候，就出現了純粹的商業危機。

　　交通工具和信用制度的發展，使商品更容易突然充斥市場，從而加速危機的進程，增強危機的破壞作用。

　　然而，在小生產還是生產的主導形式的時候，商業危機的規模和深度都是有限的。當時，不論有什麽樣的刺激，都不可能使為整個市場而生產的產品的數量迅速增加。在小手工業企業占統治的時代，生產不能飛速擴大。它也不可能通過增加工人的辦法來擴大，因為在通常情況下，各居民階層中的一切有工作能力的成員，都已經就業了。只有加重各個工人的勞動負擔，比如延長勞動時間，星期日加班等等，才能擴大生產。但在幸福的昔日，獨立的手工業者和農民，還沒有受到大生產的競爭，他們不願意那樣拼命地工作。即使他們甘願過度勞動，這也帶不來多大好處，因為當時的勞動生產率還不高。

　　隨著資本主義大工業的興起，這種情況就發生了變化。資本主義大工業，不僅把能使商業迅速地將商品運向市場的一切輔助手段發展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不僅創造了空前未有的勞動生產率，不僅把市場擴大為包羅全球的世界市場，不僅增多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中介人，而且也使生產能夠適應商業的每一變動而飛躍地擴大。

　　現在，工人完全從屬於資本家，他可以隨意延長勞動時間，取消工人在星期日和晚間的休息。這種情況已經可以使資本家以快於以前可能達到的速度擴大生產。今天，由於勞動生產率已經大大提高，所以加班1小時所起的增產作用，與手工業時期完全不同了。因此，資本家現在能夠迅速地擴大他的企業。特別是由於信用制度的幫助，資本具有了很大的伸縮性。事業的興隆，提高了信譽，吸引他人的資金，縮短一部分資本的周轉時間，從而增大了資本的效率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資本經常控制著工人的產業後備軍。這樣，資本家可以隨時擴大他的企業，添雇新的工人，迅速地增加生產，最好地利用每一有利的行情。

　　在本章的開頭，我們已經說明，在大工業統治的情況下，產業資本日益占居首要地位，逐漸控制了整個資本主義機構。而在資本主義工業內部，某些工業部門，主要是紡織工業和冶金工業又占主導地位。如果其中的一個部門受到刺激，例如，由於發現了比如像中國這樣的巨大新市場，或由於像在美國那樣突然開始進行的大規模鐵路建設，那末，它不僅可以開始迅速擴大，而且還能把它受到的刺激傳給整個經濟生活。資本家開始擴大他的企業，創辦新工廠，增加原料和輔助材料的消費，雇用新的工人。同時，地租、利潤和工資也隨之增漲了。對各式各樣的商品的需求開始增加，各種不同的工業部門相繼進入經濟高漲階段，最後這種經濟高漲變成普遍現象。這時，好像每個企業都有欣欣向榮的前景；商譽成一種盲目的東西；信用無限制地膨脹，凡是有一點錢的人，都力圖加以有利地使用。凡是在不斷上升的地租和利潤中占有一份的人，都竭力想把他的這份收入轉化為資本。真正是皆大歡喜了。

　　這時，得到大大發展的生產，完全滿足了擴大的市場需要；可是生產並沒有停止。一個人完全不知道另一個人在做什麽；即使某個資本家在頭腦清醒的時候也可能產生疑慮，但是，他們仍然要受利用市場行情的必然性所驅使，而不肯把良機放過。落在後面必然要失敗。生產過多的商品的銷售越來越難，越來越慢，商號的庫房里積壓了大批商品，可是人們仍在興高采烈。這時，就在這些商號里，有一家商號應當清償幾個月前從工廠主那里賒來的商品的貨款。但是，商品還沒有售出，他只有貨物，而沒有現款。它不能清償自己的債務，於是，它宣告破產了。另一方面，工廠主也需款還債。可是，因為他的債務人（商號）無力償還他的債務，所助他的工廠也倒閉了。這樣，一個接著一個破產。最後，出現普遍混亂的局面。以前的盲目信賴，現在被程度相同的盲目恐懼所代替；恐慌成了一般現象，崩潰到來了。

　　整個經濟生活從根底上發生了震蕩。凡是基礎不牢的企業，都垮台了。覆滅的企業，不僅有大企業，而且也有平時勉強維持門面的一切企業。在危機時期，農民、手工業者和小資本家的財產遭到了極其迅速的剝奪。但是，也有不少大資本家破產了，誰也不敢說自己能夠逃脫總崩潰的災難。當然，沒有垮台的大資本家們又獲得了豐富的戰利品。在危機中，不僅“小人物”的財產被剝奪了，而且企業更向少數幾個人手里集中，大財產的增長也比任何時候更加容易。

　　但是，誰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在危機中自保，能否度過危機。在危機時期，只要工商業的活動沒有走上比較正常的軌道，現代生產方式造成的一切恐懼，就要達到頂峰；不安，貧困，賣淫和犯罪現象日益增加。成千上萬的人由於饑寒交迫而死去，這只是因為他們生產了過多的衣食住用品！這時，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現在的生產力越來越和商品生產不相容，生產資料私有制越來越變成該受詛咒的東西——首先對一無所有的人說來是如此，而歸根到底對有產者說來也是如此。

　　有些經濟學家希望通過卡特爾來消除危機。這是再錯誤不過的想法了!

　　利用卡特爾來調節生產，這首先要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卡特爾必須控制一切主要的工業部門，並在國際範圍內組織起來，普及到一切存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但是，國際卡特爾是不容易組成的，而且也難於徹底維持下去。馬克思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已指出，不僅競爭產生壟斷，而且壟斷也產生競爭。[7]組成卡特爾的一些企業所得的利潤越多，則危險也越大，因為沒有參加卡特爾的任何一個力量強大的資本家，都企圖通過創辦競爭企業的辦法來掠取卡特爾的利潤。

　　卡特爾和托拉斯本身，也成了商業投機的對象和原因。它們是股份企業的最高形式，使得能在這種企業的幫助下極其容易地實現的欺詐的投機行為達到極點。如果說從1871年到1873年那個投機盛行的年代，是創辦股份公司的時代，那末，從1896年到1900年這個剛剛過去不久的投機盛行的年代，就是卡特爾和托拉斯創立的時代，在美國尤其如此。[8]用卡特爾來防止生產過剩，通常是不會起任何作用的。為了對付生產過剩，卡特爾的主要使命不在於防止生產過剩的發生，而在於把生產過剩的惡果從資本家身上轉嫁到工人和消費者身上。卡特爾當然要幫助資本家轉嫁危機的後果，暫時限制生產，解雇工人等等，而且不使資本家的利潤受到損害。

　　我們且來假定一種甚至完全不可想像的情況：世界的主要工業部門，在最近的將來果真組成了具有國際性質和紀律嚴明的卡特爾。結果會怎樣呢？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從一個方面消除同一工業部門的資本家之間的競爭。我們若去研究仍將繼續發生的競爭的其他後果將會如何，那就離題太遠了。我們只指出一點：同一工業部門的企業主間的競爭越減少，他們同依賴他們商品的其他工業部門的企業主間的利害沖突也就越增加。即使同一工業部門的各個生產者間的鬥爭停止了，生產者和廣義的消費者間的鬥爭也會日益尖銳。這里所說的廣義的消費者，也包括每一個生產者。例如，棉織品的生產者，不管他自己是否消費棉布，他畢竟是棉花、煤炭、機器和汽油等物品的消費者。在這種情況下，整個資本家階級被分成若幹互相火並的階層，而不是分成獨立進行競爭的個人。

　　現在，每一個資本家都力圖盡量多生產商品，盡量多向市場供應商品，因為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商品越多，利潤也就越多。只有資本家看到市場的容量和他的資本有限，才會暫時限制生產。相反地，如果普遍組織卡特爾，我們所得到的結果，將不是像某些粉飾現狀的人所說的那樣，生產會得到調節，從而使危機得以消除；我們將會看到，每一個卡特爾都力求盡量少生產商品，因為商品越少，它的價格也就越高。以前，當市場上商品過多時，商人就故意燒毀一部分商品，以便使剩下來的商品能夠高價出售。商人的這種慣用手法，這時將被普遍采用。顯而易見，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是不能存在下去的。每一個卡特爾一方面自己力求減少生產，另一方面又竭力迫使生產它所必需的商品的其他卡特爾生產過剩。達到這個目的方法是很多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比對方卡特爾限制生產的程度更加限制自己的消費。第二種方法是求助於科學，要求制造代用品，以代替生產受到限制的商品。第三種方法是有關的消費者自行生產他們所需要的商品。

　　我們舉例來說明。假如幾個銅礦組成了一個卡特爾，縮小銅的生產，把銅的價格提高。這樣作的結果將會怎樣呢？這時，在煉銅企業的工業家中，有一些人將停止自己的生產，等待良好的時機；另一些人就會竭力用其他金屬來代替銅；其余的一些人則購置或自辦銅礦，以擺脫對銅礦卡特爾的依賴。到了最後，銅礦卡特爾就要瓦解或破產，結果就出現危機。

　　如果這些做法都不成功，那末，銅礦卡特爾縮小生產的做法， 將會造成人為的減產。結果，用這個卡特爾的產品作原料和工具的一些工業部門，也要發生危機。

　　可見卡特爾不能消除危機。如果說卡特爾在這方面也能發生一些住用的話，那至多是使危機采取另一種形式，但是決不是更好的形式。破產是無法避免的。只有一點不同，那就是破產的範圍更加廣泛，不僅波及個別的資本家，而且每次都波及整個的資本家階層，以及依靠資本家生活的一大批人。卡特爾無法消除危機，倒是會引起破壞性大大超過迄今為止所遇到過的一切危機的危機。

　　只有所有的卡特爾聯合成為一個單一的卡特爾，把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全部生產資料都集中在這個卡特爾手里，換句話說，只有生產資料私有制確實廢除，成立卡特爾才能消除危機[9]。相反地，經濟發展達到一定階段之後，只要生產資料私有制存在一天，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私有制仍舊存在，要想單單消除它的陰暗面，那是不可能的。

　　第九節 慢性的生產過剩

　　除了周期性危機之外，即除了暫時的生產過剩和隨之而來的暫時的財富損失與人力浪費之外，經常的（慢性的）生產過剩和經常的人力浪費也日益嚴重。

　　我們已經說過，技術革新在不斷進行。它的範圍日益擴大，因為資本主義的大生產，年覆一年地征服新的工業部門和新的地區，結果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而且（就整個資本主義社會而言）提高的速度越來越快。

　　同時，新的資本的積累，也在不斷進行著。對各個工人的剝削越重，被剝削的工人越多（不僅在一個國家，而且在一切國家），剩余價值量也就增加得越快，同時，資本家階級毎年留下充作資本財富也就越多。因此，資本主義生產達到一定規模之後，它是不能停滯不前的。生產的不斷擴大，市場的不斷擴張，對它說來，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停滯不前，就等於死亡。以前，任何一個國家的手工業者和農民年年都生產數量幾乎相同的產品，產量一般只是隨著人口增加才有增加，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卻是一開始就決定了生產的不斷增長；生產一有停頓，就意味著社會趨於衰落。衰落的時間越久，也就越加痛苦，越加難忍。除了由市場所引起的擴大生產的臨時性刺激以外，我們還可以發現一種擴大生產的經常的意圖，這種意圖來自生產關系本身，它不但不是由市場的擴大 引起的，反而使市場必然不斷擴大。

　　但是，這種擴大也越來越困難了。

　　誠然，資本主義生產的市場擴張，地盤是非常大的，它越過一切地方界限和國家界限，使全球都成為它的市場。同時，資本主義生產也使地球變得太小了。一百年以前，資本主義工業（主要在英國）的市場，除了歐洲西部以外，只有其他各洲的一些沿海國家和島嶼。但是，資本家和他們的衛士與幫兇的精力和貪欲旺盛得很，他們所掌握的手段又十分強大，以致從那時以後，幾乎地球上的所有國家都不僅對英國資本主義工業的商品，而且對歐洲和北美的所有資本主義工業的商品打開了大門。因此，除中國之外，尚未開辟的市場，只剩下這樣一些地方，在那里，除了熱帶病和挨一頓棍棒之外，什麽也得不到。

　　誠然，運輸工具的異常發達，一年一年地使資本家對每個市場的榨取越來越方便。但是，恰恰在那些並不是完全沒有開化、而是有一定文化和一定文明要求的國家里，市場越來越具有另一種性質。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的商品的侵入，到處（不僅在歐洲）扼殺當地的小生產，使手工業者和農民變成無產者。這種侵入，使資本主義工業的每個銷售市場都發生了兩種重要的變化：第一，它使人民的購買力下降，因而妨礙了在那個市場上擴大銷路；第二，更重要得多的是，在它使無產階級產生的同時，就在那里為實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了基礎。因此，歐洲的大工業便為自己挖下了墳墓。市場的擴大到了一定程度之後，每次繼續擴張，都意味著新競爭者的魷幀１熱紓攔蠊ひ擋喚雋ν及諭訊耘分藪蠊ひ檔囊覽刀耆懶ⅲ一瓜攵勒頰雒樂蓿桓幽昵岬畝砉ひ狄丫級雷韻蛩牡乜緡費橇街薜娜苛焱涼┯ψ約旱納唐罰歡《取⒅泄⑷氈競桶拇罄欽詵⒄鉤晌ひ倒遙僭緗芄蛔約郝闥竊詮ひ搗矯嫻男枰Ｅ分薰ひ檔氖諧〔喚霾荒薌絳┐螅炊妓跣〉氖笨蹋蠢匆丫輝讀恕６庹且饢蹲耪鱟時局饕逕緇岬謀覽！?

　　其實，從某個時期以來，市場的擴大就已經進行得十分緩慢，而跟不上資本主義生產的要求；資本主義生產遇到的障礙越來越多，充分發展它的生產力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經濟高漲的時期越來越短，而危機的時期卻越來越長，這在英國和法國這些老牌工業國家，情況尤其如此。而在美國和德國這樣一些剛剛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還能使繁榮時期拖長一些。但是，除了這些國家以外，還有幾個年輕的資本主義國家，如奧地利和德國，已經具有高漲時期縮短和危機時期拖長的特點。

　　因此，沒有得到充分利用或完全未被利用的生產資料的數量增加了，白白浪費的財富多如山積，得不到利用的勞動力多得驚人。在得不到利用的勞動力當中，不僅有大量的失業者，而且還包括無數的、還在繼續增加的全部社會寄生蟲。後一類人不能從事生產活動，而依靠大部分是完全沒有用處的、而且常常是十分吃力的各式各樣職業，勉強維持可憐的生活。在他們當中，有小商人，酒關老板，代理商和中介人；各個不同階層的大批流氓無產階級，比如上層或下層社會的騙子，罪犯，職業娼妓和依靠他們生活的一些人；其次，是為有產者作私人服務工作的人數眾多的男傭和女仆；最後，還有數量巨大的士兵，也屬於這類人，而如果沒有生產過剩，使工業騰岀數量如此眾多的勞動力，則最近二、三十年不斷進行的擴軍，是不可能的。

　　資本主義社會開始在它固有的富裕中喘息；它越來越無力使自己所創造的生產力充分發展。要想使它不致分崩離析，就勢必把越來越多的生產力閒置起來，把越來越多的產品白白浪費掉。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資本主義的大生產代替了小生產。大生產的生產資料是少數人的私有財產，而大生產的工人則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這種生產方式使有限的勞動生產率（這種有限的勞動生產率是手工業和農民的農業所固有的）提高到難以置信的地步。資本家階級的全世界歷史使命，就在於實現這一點。它通過使被剝奪和被剝削的人民群眾遭受可怕的災難的辦法來完成這一使命，然而，它總算完成了。資本家階級和它由以產生的兩個基礎——商品生產，以及與商品生產緊密聯系著的生產資料和產品的私有制——一樣，同樣是歷史的必然產物。

　　但是，即使說資本家階級和它的基礎曾經是歷史的必然產物，可是，今天也不再需要它們了。資本家階級的職能日益轉交給雇傭的職員，而絕大多數的資本家現在唯一的任務就是坐食他人的勞動果實。資本家已經和一百年前的封建主一樣，變成多余的人了。

　　還不止於此。同十八世紀的封建貴族一樣，今日的資本家階級已經是社會向前發展的障礙物。生產資料私有制早已不再保障每個生產者有對自己的產品的私有權和自由了。目前，生產資料私有制正在迅速地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體人民失去這種私有權和自由。生產資料私有制，日益由社會的基礎變成摧毀社會的一切基礎的手段。它由推動社會最快地發展其生產力的手段，變成迫使社會日益浪費和閒置其生產力的手段。

　　這樣，不僅對小生產者說來，而且對整個社會說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最初的性質已變成了自己的對立物。它由社會發展的動力，變成了社會停滯和社會崩潰的原因。

　　現在，已經用不著再問人們願意不願意保存生產資料私有制。它的滅亡是毫無疑問的。整個問題只在於：是讓生產資料私有制把社會和它一道拖進深淵呢，還是讓社會擺脫這種毀滅性的負擔，以便有可能自由地並以新的力量沿著發展那規律為它指定的道路繼續前進呢？

　　第四章 未來的國家

　　第一節 社會改良和社會革命

　　《愛爾福特綱領》第五段寫道：

　　“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前是保證生產者占有他的產品的手段，而現在卻變成剝奪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人以及使不勞動的人——資本家和大地主占有工人的勞動產品的手段。只有把生產資料——土地，礦坑，礦山，原料，工具，機器和運輸工具——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轉變為公有制，使商品生產變為為社會並由社會自己執行的社會主義生產，才能使大生產和日益提高的社會勞動生產率，由一向被剝削的階級的貧困和受壓迫的源泉，變為最高福祉和全面而和諧的改善的源泉”。

　　經過我們上面闡述之後，應如何理解這一段話的意思，是不難設想的。

　　由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發展起來的生產力，開始與這個社會據以建立的所有制形式不相容了。希望維持這種所有制形式，就等於使社會今後的一切進步成為不可能，等於宣告社會停滯和解體，但這是活著的機體的解體，它必然伴隨著最痛苦的痙攣。

　　生產力的任何進一步發展都會加深生產力和現存所有制形式之間的矛盾。想不觸動私有制而消除這種矛盾，或只緩和這種矛盾的一切企圖，都將徒勞無功，而且也必然徒勞無功。

　　有產階級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用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時間，使盡一切力量，想通過社會改良的辦法，去防止生產資料私有制崩潰，——防止革命，他們尋找各種不觸動私有制本身而能夠消除或至少緩和私有制的這種或那種影響的幹預經濟活動的方法。在整整一個世紀中間，為了達一目的，大嚷大叫地提出過並且試驗了各式各樣的方案。今天，恐怕在這方面再也想不出什麽新的辦法了。我們的社會庸醫提出一些“最新”方案，想在兩三天內，不花分文，和沒有痛苦地治好沈屙宿疾。只要較仔細地研究一下這一切方案，就可以看出它們只是略微改頭換面的陳舊發明，早已經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時候被試驗過了，並且證明是沒有效用的。

　　但是，請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所以說社會改良沒有效用，是因為它既想消除在經濟發展進程中不斷加劇的生產力和現存所有制形式之間的矛盾，同時又努力於維持和鞏固這種私有制形式。但是，我並不因此而想說：社會革命，即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廢除可以自行完成，發展的不可遏止的自然的必然過程，可以無需人力參預而能完成這種革命；或是想說，一切社會改良都是沒有益處的，那些受生產力和私有制形式及其所產生的現象間的矛盾折磨的人，除了消極地束起雙手，耐心等待矛盾的消滅外，就別無他法。

　　當我們說到社會發展的不可遏止性和自然的必然性的時候，當然考慮到人，認為人應當是人，而不是傀儡，人有一定的需要和欲念，人有一定的身心能力，並為了自己的幸福而盡力使用這種能力。消極地服從於看來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事物，並不表明聽任社會自行發展，而是恰恰相反，只能表明使社會停滯不前。

　　我們雖然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廢除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並不因此而認為，不經過被剝削者自己的任何努力，社會革命這只烤熟了的鴿子，會於一個宜人的晴天飛進被剝削者的嘴里。我們認為現代社會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知道：經濟的發展，以自然過程的必然性創造著促使被剝削者為反對這種私有制而進行鬥爭的條件；其次，經濟的發展，使被剝削者的人數增加，他們的力量增大，同時使抱著現存東西不放的剝削者的人數減少，他們的力量削弱。最後，經濟的發展，把人民大眾帶進無法忍受的境地，在這種處境下，他們不是束手待斃，就得推翻現存的私有制度，別無其他出路。

　　這種革命，根據它進行的情況，可以采取各式各樣的形式，並不一定非采用暴力手段或流血手段不可。在世界史上，屢有這樣的先例，統治階級由於眼光特別遠大，或者由於特別懦弱無能而在必然的趨勢面前自願地退出舞台了。社會革命並不一定是一舉就可以成功的，直到今天恐怕未見過這樣的例子。革命是在數年或數十年的政治和經濟鬥爭中準備起來的，並在各個階級和政黨的力量對比經常發生變化和波動的情況下完成的，而且往往被長期的反動統治所中斷。

　　盡管革命可以采取的形式有許多種，可是從未見過一次社會革命是在不知不覺中和在沒有最受現狀壓迫的人們積極參加下進行的。

　　再者，我們宣稱仍然保存著私有制的社會改良不可能消除現代經濟發展所產生的矛盾，這決不表明我們想說：在現存私有制形式的範圍內被剝削者不可能為反對他們現在不得不受的苦難而進行任何鬥爭；被剝削者應該心甘情願地忍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他們必定遭受的一切迫害和各種形式的剝削；只要他們還受剝削，至於剝削的形式，對他們來說似乎是無關緊要的。我們那樣宣稱，不過想說被剝削者不應當把社會改良估計過高，不要以為通過社會改良的辦法，就可以把現狀改造得使自己滿意。被剝削者也應該仔細地研究向他們提出或他們所支持的那些社會改良方案。十分之九的改良方案，不僅對被剝削者沒有益處，而且對他們還直接有害。有一些方案，為了拯救垂危的所有制形式，而企圖使生產力和所有制形式相適應，把最近幾世紀的經濟發展壓制下去。這是最壞的方案。支持這種方案的被剝削者，不過把自己的力量浪費在想使死者覆活的無意義的努力中罷了。

　　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影響經濟發展。可以使它加速，也可以使它減緩；可以加強它的效果，也可以減輕它的效果；可以使它對人比較沒有痛苦，也可以使它為人帶來更大的苦難——這些都取決於當時的預見能力和社會力量。但是，只有一件事是辦不到的，那就是不能使經濟發展停止或開倒車。相反地，經驗告訴我們：任何想阻止經濟發展的方法，不特沒有效果，它甚至可能加重它們所應消除的苦難本身；實際上能夠或多或少消除某種災禍的一些方法，倒會加速經濟的發展。

　　舉例來說。假如手工業者想恢覆行會制度，以便在它的幫助下振興手工業；可是，這種努力是完全沒有成功希望的。所以會必然如此，因為行會制度同現代大工業的生產力的要求相矛盾。首先，必須廢除大工業，使現代的技術進展完全化為烏有，只有這樣，才能使行會制度繁榮起來。但是，這是決不可能做到的。因此，為覆興行會制度而進行的運動，在目前來說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把手工業者的力量、金錢和政治影響交給反動的政黨支配。這些政黨利用這些力量、金錢和影響，是為了危害“小人物”，而不是為了造福“小人物”。比如，他們利用這些東西來提高面包價格，增加賦稅， 加重軍費負擔等等。

　　但是，在一定情況下，可以有利於改善手工業者狀況的一些手段，也只是幫助他們，使他們能夠擴大企業，變為大生產，使他們變成小資本家而已。像組織各種合作社，采用廉價的發動機等類的辦法，當然有助於比較富裕的手工業者，然而只有他們放棄小生產，才有可能達到目的。買不起發動機和借不到貸款的不太富裕的手工業者，這時就要更迅速地走向破產。可見，這些辦法只能幫助個別的手工業者，而挽救不了整個手工業，相反地，它只會加速手工業的滅亡。

　　工資勞動者最初也打算阻止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展。他們毀壞新的機器，反對使用女工等等。但是，他們卻比手工業者先理解到，他們這種行動，是十分愚蠢的。他們從經濟組織（工會）和政治活動中找到其他一些較為有效的手段來盡可能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有害影響。同時，這些辦法相互為輔，彼此補充，並且使各國工人能夠取得或大或小的顯著成功。但是，他們的每一個這類成功，不論是增加工資，或縮短勞動時間也好，還是禁止使用童工和要求采取衛生措施等等也好，都對經濟的發展起了新的推動作用。比如，它促使資本家用機器代替漲價的勞動力，或引起有必要支付額外開支的情況，而這種開支給小資本家帶來的負擔，要重於大資本家，從而使小資本家難於競爭等等。

　　比如說，如果個別手工業者想安裝小發動機來改善自己的境況，或如果工人創立自己的組織並爭取實行可以使他們縮短勞動時間、改善勞動條件和得到其他改善的立法措施，那末，這是當時情況證明完全正當的，甚至是必要的。然而，如果認為這些改良措施可以阻止社會革命，那就錯了。好像承認某些社會改良的效用，得同時承認有可能把現社會維持在它的現有基礎上似的，這也同樣是錯誤的想法。恰恰相反，我們甚至可以從革命的觀點，來支持這種改良。因為，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改良會加速事態的發展進展，遠不是消除我們在前幾章里說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殺趨勢，而是加速這種趨勢。

　　人民群眾的無產階級化，全部資本集中到統治著資本主義國家的整個經濟生活的少數幾個人手里，經濟危機，物質生活狀況的動蕩不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這一切令人難忍的和引起憤慨的後果的不斷加劇，不是建立在現存所有制形式上面的任何改良所能制止的，無論這種改良是如何廣泛。

　　任何一個黨派——盡管它頑強而畏縮地故步自封，執迷於舊傳統——，都不會感覺不到這個事實。雖然一切政黨都還吹噓自己特有的改良措施是防止大崩潰的方法，可是，再沒有一個政黨真正相信自己的那些打算創造奇跡的藥方了。

　　任何花言巧語，任何支吾搪塞，都是無濟於事的。正如我們在前幾章里所說的，現代生產方式的法律基礎——生產資料私有制，越來越和生產資料的性質不相容了。這種私有制的滅亡，只是時間問題了。雖然任何人都不能肯定地指出，它將在什麽時候和怎樣滅亡，但它的滅亡，卻是一定的。

　　第二節 私有制和公有制

　　實際上，問題已經不在於能不能保存和如何保存私有制，而在於什麽所有制將要代替它；或者說得更確切一些，什麽所有制必然要占據它的位置。因為，因為這里所談的問題不是可以隨便憑空臆造的事情，而是自然的必然性所要求的。至於我們應當用什麽樣的所有制形式來代替現存的所有制形式的問題，是不由我們作主的，正如我們要保存它或拋棄它一樣。

　　向我們提出什麽所有制將要代替生產資料私有制這個問題的經濟發展過程本身也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提供了前提。新所有制形式已經孕育在舊所有制形式中。要想認識新所有制，我們就不應當從形形色色的個人傾向和願望出發，而必須從對人人都是一樣的明顯的事實出發。

　　知道現代的生產條件的人，也能知道一旦現存的所有制形式不可能維持下去的時候，現代的生產條件將會要求什麽樣的所有制形式。因此，我希望在下面談到有關將來的敘述時，不要忘記我對於現存生產方式的過去和現在所說過的話。

　　我們知道，生產資料私有制在小生產中有其根源。個體生產使得個人所有制成為必然的。相反地，大生產意味著集體的、社會的的生產。在大生產中，不是每一個工人單獨為自己工作，而是許許多多的工人或整個社會，為創造一個整體而共同勞動。而且現代大工業的生產資料，也非常龐大和雄偉，因此，要使每個單獨的工人自己占有生產資料，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以現代技術水平為基礎的大生產，只允許兩種所有制形式：第一，整個勞動集體使用的生產資料為個別人所私有，這也就是目前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這種生產方式的伴侶，就是工人的貧困和遭受剝削，而資本家的財富堆積如山。第二，除了這種形式以外，只可能有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歸全體工人共同所有，這就是社會的生產方式，表明工人不再受人剝削，變成自己產品的主人，有權支配歷來被資本家強占去的盈余（剩余價值）。

　　以生產資料公有制代替生產資料私有制，這就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日益成為必然的事情。

　　相信生產資料公有制必然實現的，不只是社會民主黨。無政府主義者相信，自由主義者也相信。當然，自由主義者所提出的實現這種所有制的方法，是永遠達不到目的的。號召工人用自己微不足道的積蓄創辦大企業，不過是欺騙他們，決不是給他們提供正確的建議，更不是幫助他們。

　　然而，我們不想在這里討論實現公有制的方法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將在下一章敘述。現在，我們來談一談公有制的確切定義。把所有資本主義企業都變成合作社，最容易說明這個問題。這時，工人同時也就是企業的所有者。其余的一切仍同原來一樣，商品生產照舊維持下去；每個企業仍然完全獨立，並為市場而生產，即為出賣而生產。

　　設想這樣的生產方式，當然不需要很大的想像力。它不能更像今日的生產方式了。這就是無政府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理想。二者之間僅在選擇實現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前者主張工人通過一般革命來占有各種企業；後者則建議采取上述的工人用自己的積蓄創辦企業的方法。

　　我們且來研究一下，像這樣解決問題，將會產生什麽結果。

　　這時，工人將成為企業家，而不是資本家，因為全體工人共同占有了自己的生產資料，而不會再有資本家了。由於這樣解決問題，工人的確擺脫了資本主義剝削給他們帶來的苦難；但是，一切獨立的企業者今日所面臨的危險，照舊存在，因為競爭、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和破產決不會消滅。處境較好的企業，仍舊要把處境較差的企業擠出市場，最後，使它們破產。即使某一生產部門的某些企業朕合組成卡特爾，也不會使發展發生任何變化。只要指出前一章所作的說明，這一點就十分清楚了。

　　正如目前資本主義企業趨於滅亡一樣，合作社企業那時也要破產。破產企業的工人，將失去生產資料，將重新變為無產者，不得不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以求能得生活。運氣好的合作社的工人，將會感到與其自己勞動，不如雇用工人勞動來得有利。他們就變成剝削者——資本家。全部歷史將這樣結束，過了一些時候，我們又回到原狀，即回到以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商品生產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彼此之間具有極為密切的依存關系。商品生產以私有制為前提，它使一切廢除私有制的嘗試，都歸於徒勞。

　　在商品生產占統治地位時，大工業必然采取資本主義的形式； 在這種生產方式下，公有形式極其少見，而且很不完備；同時也決不能成為占統治地位的形式。

　　因此，凡是真想用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人，都應該比自由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更進一步，努力廢除商品生產。

　　第三節 社會主義生產

　　取消商品生產，意味著用為自己消費而生產來代替為出賣而生產。

　　為自己消費而生產，又可有兩種形式：第一，為滿足自己的個人需要而由單個人進行的生產；第二，為滿足社會成員的需要而由社會或集體進行的生產。

　　第一種方式，從來沒有成為普遍的生產形式。就我們所能追溯的來說，人始終是、一向是社會動物。單個的人，為了滿足自己的一系列最重要的需要，經常感到自己必須同他人一起勞動並利用他人的勞動；所以為了利用他人的勞動，就常常迫使他自己為他人而勞動。為自己而進行的單幹生產，從來就只有從屬的作用，今天恐怕不值一提了。

　　在商品生產發展以前，為自己消費而進行的集體生產，曾經是主導的生產形式。它的歷史跟生產本身的歷史同樣悠久。如果有一種生產方式最適合於人的本性，那末，正是這種生產方式該稱為是天然的。方才說過，這種生產方式極其古老，可能已經存在了幾萬年，而商品生產才不過幾千年。生產組織的實質、規模和權限，隨著生產資料和生產方式的性質變更而變更。但是，不論這種生產組織是以遊牧部落、氏族、農村公社（馬克）形式出現，還是以家庭組織（大農業家庭）形式出現，都始終具有一系列共同的本質性的重要特征。其中的每一種形式，都用自己的產品滿足本身的需要，或最低限度滿足一切最重要的和最必要的需要。生產資料是公社的財產。公社的成員都是自由而平等的，他們依照習慣或自己擬定的計劃，在他們選舉的並對他們負責的人員管理下，共同勞動。集體勞動的產品，歸公社所有。公社用一部分產品滿足共同的需要（消費需要或生產需要），把一部分產品按照習慣或全體規定的標準，分配給組成公社的個人或集團。

　　這種自給自足的公社的福利，依存於自然條件和人為條件。公社所在地區越豐饒，成員越勤奮，越有創造精神，越有毅力，它的共同福利也就越大和越有保證。瘟疫、水災和強敵入侵，可能給公社帶來危險，甚至有時使它完全毀滅。唯有一件事情威脅不了它，就是市場的波動。它當時或者完全不知道市場是什麽東西，或者即使知道，也只是為了出賣多余的物品。

　　這種為自己消費而進行的共同生產，不是別的，就是共產主義生產，或者如今天所說的社會主義生產。只有這種生產能克服商品生產。當商品生產變成不必要的時候，社會主義生產是唯一可能的形式。

　　但是這完全不是說，現在只要使死去的東西覆活，讓共同管理和集體生產的舊形式再生就可以了。這種形式曾適應於一定的生產資料，而同高度發展的生產資料，過去不相容，而且將來也不會相容的。因此，在經濟發展進程中，它們便到處在新興的商品生產面前消逝了。凡是在它們抵抗商品生產的沖擊的地方，它們就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今天想通過保存和覆活主要還保存在落後農村中的古代共產主義的殘余來打破商品生產的嘗試，也像過去為覆興行會制度所作的努力一樣，都是反動的和沒有希望的。

　　由於商品生產瀕於破產，在今天成為必要出現的社會主義生產，將要而且應當同共產主義生產的較古老的形式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基本特征，因為它也跟共產主義生產的古老形式一樣，是為了自己消費而進行的公共生產形式。同樣地，資本主義生產，也與手工業生產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因為它們兩者都是商品生產。盡管如此，也像作為商品生產的高級階段的資本主義生產與手工業生產十分不同一樣，現在必然要出現的公共生產形式，也和以前的公共生產形式具有截然的差別。

　　即將來臨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並不是原始共產主義的繼續， 而是來自資本主義生產，後者自己為自己的後繼人的誕生而培養出因素。我們在下一章將會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創造著新生產生式所必需的新人。它也創造著一被新人所掌握就會成為新生產方式的基礎的社會組織。

　　一方面，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要求的，是使各個資本主義企業轉變為公有企業。我們已經說過，資本家本人在經濟生活中越來越沒有必要，這便為向公有企業的轉變準備了條件。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要求把在這種生產條件下為滿足社會的最重要需要而必備的一切企業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單一的大共同體。當前的經濟發展怎樣借助於資本主義企業日益集中到少數幾家公司之手的情況，為這種共同體的建立準備條件，我們在上一章已經說過了。

　　但是，這樣一個自給自足的共同體，應當有多大規模呢？社會主義共同體完全不是憑空的臆造，而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我們對經濟發展情況理解得越清楚，它也就表現得越明顯。同樣地，這種共同體的規模，也是不能任意規定的，而決定於當時的發展程度。發展越向前，分工越發達，交換越發展，這種共同體的規模也就越大。

　　二百多年以前，一個名叫約翰·貝勒[1]的好心腸的英國人，於1696年向英國議會提出一項法案，旨在消除當時還很年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已造成的貧困。貝勒建議創辦一種共同體，自己生產所需的一切工業品和農產品。依照他的計算，每個這樣的共同體只需要200—300名的工人。

　　當時，手工業生產形式還在工業中占優勢。但是，同時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已占統治地位。那時，還談不到用機器進行生產的資本主義工廠。

　　一百年以後，這個理想又被社會主義思想家所信奉，只是它變得更加深入和發展了。但在那時，工廠制度已經開始長足發展，手工業在各地趨於衰落，整個社會生活也達到了更高的階段。現在，十九世紀初期的社會主義者為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弊害而要求組織的旨在滿足自己需要的協作社（比如傅立葉的法倫斯泰[2]），在規模上已比貝勒計劃的共同體大十倍。

　　盡管傅立葉時代的經濟情況比貝勒時期的經濟情況進步很多，可是過了一代以後，它們已經微不足道了。機器以其不可遏止的勝利進軍，使整個經濟生活發生了一次革命。它使資本主義企業日益擴大，所以其中的某些企業很快地就把整個國家囊括在它們的活動之內。它使同一國家的各種不同企業不斷加強彼此的依存關系，所以這些企業，實際在經濟上已經形成為一個企業。最後，機器不斷促使資本主義各國的全部經濟生活日益結合成一個經濟機構。分工一天比一天發展。各個企業日益轉為專業生產，而且進而為全世界制造產品。各個企業日益擴大，其中有許多企業雇用數千名工人。在這種情況之下，旨在滿足自己需要並把滿足需要所需的一切企業聯合起來的共同體，在規模上也必然與法倫斯泰和十九世紀初期的社會主義殖民地大不相同。

　　在現存的社會組織中，只有一個組織，具有必要的規模，人們可以利用這個組織作為範圍，在其範圍內發展社會主義共同體，這就是現代國家。

　　現在，個別企業的生產已經達到的規模十分巨大，而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經濟聯系又非常密切，因此，國家的規模是否足能容納社會主義共同體，是可以懷疑的。

　　但是，必須考慮到下述情況。當前國際通商的發展，受現有的剝削關系的影響，甚於受現有的生產關系的影響。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越擴大、與生產擴大有聯系的對勞動者階級的剝削越加深，在本國消費不了從而必須外銷的過剩產品一般也就越多。如果本國人民無錢購買他們所生產的大量產品，那末，這個國家的資本家就要設法把它們輸往國外，而不管本國人民是否需要它們。資本家所尋找的是購買者，而不是消費者。正因為這樣，我們才經常看到下述這樣令人討厭的現象：愛爾蘭正當國內饑饉的時候，往外輸出了非常多的小麥；最近當俄國發生可怕的饑荒之時，俄國的資本家卻拼命輸出小麥，只是政府明令禁止才得以阻止。

　　如果剝削停止了，為自己消費的生產代替了為出賣而生產，那末，一個國家向他國的輸出以及由他國的輸入，都將大大減少。

　　當然，各國之間的這種通商關系，是不能完全消滅的。這是因為，分工大大地向前發展了，一些大企業所需要的銷售市場非常廣闊；另一方面，由於國際通商關系的發展，一些現代國家產生了許多新的需要。這些需要，現在已經成為生活上必需的東西，只有依靠從國外進口商品才能得到滿足。如歐洲需要進口咖啡就是一例。因此，即使社會主義共同體大到占滿整個國家的領域，在這種情況下，也不可能靠自己的生產完全滿足自己的一切需要。所以，各共同體間的某種商品交換，最低限度在初期，需要繼續下去。但是，如果它們大致像原始農民家庭在商品生產出現的初期所做的那樣，自己生產一切必需品，彼此之間只交換過剩產品，那末，共同體間的某種商品交換，並不會損害它們的經濟獨立和安全。

　　但是，如果要每一個社會主義共同體自行生產一切生活必需品，只要它具有現代國家的規模就行了。

　　不過，這種規模也決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已經指出，現代國家不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和工具。它不僅在力量方面，而且在疆域方面，都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適應它的要求而發展的。國內市場，即本國範圍內的市場，對任何一個國家的資本家來說，都是最穩妥可靠，最容易控制和最能徹底剝削的市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每個國家的資本家階級擴張國土的野心也就增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認為現代戰爭不是由於王朝的利害關系引起的，而是由國家的利害關系引起的政治家，不是完全不對的。當然，這里所說的國家的利害關系應該理解為資本家階級的利害關系。損害某個國家資本家切身利益的，無過於本國領土的縮小了。法國的資產階級早已把付給德國的五十億戰爭賠款忘掉，可是他們卻無法容忍德國並吞亞爾薩斯—洛林地區[3]。

　　一切現代國家，都感到有擴張自己領土的需要。這對美國和英國說來，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事實上，整個美洲很快就將由美國支配；而英國，依靠它的海上霸權正不斷地擴大它在海外殖民地的勢力範圍。俄國在把領土擴大到一定界限方面，至今也沒有感到特別困難，固然，它今天幾乎到處都碰上了力量不亞於它的強鄰。例如，在東亞它遇上了日本和英國。日本和英國正直接或間接設法阻止俄國向東方各國滲透。

　　在這方面，處境最不利的是歐洲大陸的那些國家，它們也和其他國家一樣，都有擴張領土的強烈要求。但是，它們彼此接壤，擠在一起，所以除非消滅力量不弱的強鄰，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擴大它的領土。這些國家的殖民政策，只能非常有限地幫助它們滿足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張領土的要求。這是使歐洲變成兵營的軍國主義的最有力的原因之一。而把歐洲變成兵營，正給我們這一洲的國家帶來毀滅性的威脅。要消除這種不能容忍的情況和滿足我們經濟生活對於擴張領土的要求，只能有兩條出路：或是來一場世界大戰，把歐洲現有的國家消滅掉幾個，可是這會使其余的一切國家精疲力竭；或者把歐洲現有的國家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國家同盟，這可以拿關稅同盟作為這個同盟的基礎[4]。如果德國不因並吞法國的兩個省份而成為法國的不共戴天的仇人，那末，國家聯盟可能早就實現了。但是，由於這一外交傑作，軍國主義變成了折磨歐洲各國的妖魔，除非一個國家或數個國家發生革命，或是整個國家垮台，它們是擺脫不了這個妖魔的折磨的。

　　因此，毫無疑問：每一個現代國家，都隨著經濟的發展進程，力 圖擴張自己的領土。可見，經濟發展本身，會設法使未來的社會主義共同體的疆界具備必要的規模[5]。

　　但是，在現存的社會組織中，現代國家不僅是具有充分的余地可以容納社會主義共同體，而且也是社會主義共同體的唯一的自然基礎。為了使人們容易理解這一點，請允許我說幾句題外之話。

　　第四節 國家的經濟作用

　　每個社會都有經濟任務需要完成。我們在人類歷史初期所看到的共產主義社會里，情況當然也是這樣。當小生產的個體經濟，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商品生產發展起來的時候，仍有一系列的公共職能，由於各個私人企業無力勝任，或責任過於重大，不能交給私人隨意處理，而照舊保存下來。除了照顧老幼貧病以外，即除了經管學校和救濟貧病以外，每個社會也負有調整和促進商業（修建公路，鑄造貨幣，監督市場）以及調整和確保生產的最重要最一般的基礎（保護森林，管理水路交通等）的職責。在中世紀社會中，這些任務落在農村公社（馬克）及由此發展出來的各種城市公社和鄉村公社，以及宗教團體的身上。而且宗教團體把完成這些任務看成是自己的職責。中世紀的國家很少關心這些事情。

　　但是，當中世紀的國家變成現代的官僚和軍事的國家，即變成資本家階級的工具的時候，情況發生了變化。這時，資本家階級開始同地主貴族一起，成為統治階級之一，從他們手中奪取統治權，並與他們分享統治權，或幹脆把他們從統治地位上排擠出去。和所有的國家一樣，現代的國家也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但是，它如果不消滅或剝奪它所遇到的那些曾是資本主義以前時期經濟支點的經濟組織的獨立性，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務和滿足資本家階級的要求。但是，這種情況，也使它有必要把一系列的任務承擔下來。

　　縱使在國家仍然允許中世紀組織繼續存在的地方，這些組織也日趨衰落，越來越沒有能力執行自己的職能。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發展，這種職能也就越擴大；它們有的已經發展成為國內的獨立組織，有的現在正向這方面發展，所以最後不得不把這種完全不合它的心意的職能也承擔過來。比如，把整個學校教育事業和貧民救濟工作交給國家，已經成為迫切的需要，而國家也部分地服從這項需要。鑄造貨幣一開始就由國家辦理；保護森林，調節河流和修築道路的工作，也逐漸交給了國家。

　　有一個時期，資本家階級感到自己很有能力，認為沒有國家的經濟活動，他們也能辦好事情。在他們看來，國家的任務在於保證資本家在國內外的安全，壓制無產階級和外國競爭者，並且應當使整個經濟生活放任自流。資本家階級有充分理由作這樣希望。雖然資本家階級的力量十分強大，但是，國家政權並不總是像他們所要求的那樣俯首聽命。有時，國家政權完全落到統治階級的另一部分人（主要是地主貴族）手里。甚至在國家政權對資本家階級表示好感的國家，對於工商業一竅不通的國家官吏，也往往是使資本家階級感到不快的笨拙而無能的朋友，他們就像狗熊一樣，本想趕走自己朋友——隱士額上的蒼蠅，可是卻把隱士的腦袋打破了。

　　正在社會主義工人運動開始發展的時候，資本家階級中間出現了反對國家幹預經濟生活的思潮。這種思潮首先產生於英國，在那里它被稱為曼徹斯特學派[6]，後來又以同一名稱出現於德國。曼徹斯特學派的學說，成了資本家階級向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發動進攻的第一個思想武器；這在英國如此，而在德國也是一樣。因此，毫不奇怪，在懷有社會主義情緒的工人中間，產生了如下的看法：曼徹斯特派和資本家或資本家的朋友同國家幹涉經濟生活和社會主義，是意義相同的概念。工人們相信，打倒曼徹斯特派，就等於戰勝資本主義，這種想法也是不足為怪的。可是，事實上，這是完全錯誤的。曼徹斯特學派的主張，至多不過是資本家階級用來反對工人，在合適時，有時也反對政府的學說或理論而已。而且資本家階級向來回避徹底實施這種理論。現在，曼徹斯特派，對資本家階級幾乎已不發生任何影響了。

　　資本家階級不僅失去曾經是曼徹斯特派的必要前提的自信心，而且相信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必然會使某些經濟職能轉到國家手里。

　　這些職能一天比一天擴大了。不僅是國家從上述組織手中接收過來的職能擴大了（比如，只要看一下，今日的運河開鑿和河流調節，就可知道了），而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也向國家提出一些職能。這些職能中世紀的社會團體是沒有任何觀念的，現在國家通過這些職能極其深入地幹預經濟生活。以前的政治家主要是外交家和法律家，而現在的政治家必須是或至少應當是經濟學家。在今天的政治議論中，具有決定作用的論據，已經不是條約和特權，也不是文件和先例，而是經濟學原理。只須提一下今天政治所包拾的一切內容，就可以了。比如，其中包括金融政策、殖民 政策、關稅政策、鐵路政策、社會政策、勞工保護、工人保險、貧民救濟等等。

　　不僅如此。經濟的發展還促使國家（一部分是為了自衛，一部分是為了更好地執行自己的職務，一部分是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 把數量越來越多的企業集中到自己手里。

　　在中世紀，國家政權代表者的力量的主要源泉，是他們的私人財產或國有地產。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紀，由於剝奪教會和農民的土地，他們的地產還不斷增加。另一方面，由於需要現款，君主們不得不向資本家出售自己的地產。但是，在大多數國家里，仍在國有土地和國有礦山形式下，保留著這種財產的大量殘余。軍國主義的發展，又把兵工廠和造船廠列進了這種財產，交通事業的發展，使郵政鐵路和電報變成了國營；最後，國家的現金需要的增加，又創造了各種形式的專賣。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的初期，君主們的現款需要量很大，可是他們的收入不多，所以當時他們就已經試著把各種商品的生產工作把持在自己手里，並由此通過國家專賣獲得收益。但是，國家的官吏非常無能，不能使商品生產的企業有所盈利。相反地，發展稅收業務，卻使國家得到了豐富的財源。對此發生作用的，還有曼徹斯特學派的學說，資產階級的政治家也信奉起這個學說。當認為，剝奪資本家的發財機會，是一種罪惡。因此，在十九世紀專賣事業沒有絲毫進展，反而大大衰落。

　　只是最近一二十年，專賣的思想才又擡頭。國家的現款需要迅速增加，而人民大眾卻日益貧困，所以不論如何增加稅收壓力，都無濟於事。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本身，使資本家本人日益變成多余的。這種發展也創造了一大批代資本家執行其職能的職員。這就是說，這種發展，使大多數資本主義大企業變成了可以直接轉變為非私人所有制的組織。

　　因此，營利專賣企業的先決條件，在今天比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特別是最近一二十年）有利得多。由於這種情況和國家的現款需要增加，所以專賣的思想幾乎到處擡頭，而且已經取得了一些勝利，這是不足為奇的。現在已對香煙、鹽、酒類和火柴實行專賣，而且還有把其他各種企業交由國營的提案。

　　可見，國家的經濟職能和經濟權力不斷擴大，整個的經濟機構，正如我們所述，日益覆雜和敏感，而各個資本主義企業，則越來越彼此依存。同時，這些企業也日益受資本家階級的最大企業——國家影響，日益依存於國家。經濟機構的混亂和失調，也隨著加劇。為了消除這種混亂和失調，資本家階級又求助於國家這一現有的最大經濟力量。因此，在現代社會中，為了調節和整頓經濟生活而幹預經濟生活的任務，已經越來越多地落在國家身上，而國家為了這個目的所能支配的手段，也日益強大了。曾被曼徹斯特學派看成是社會主義的空想的國家的無限經濟權力，正在他們面前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後果發展起來！

　　第五節 國家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黨

　　現代國家的經濟活動，是導向社會主義共同體的那種發展的自然出發點。

　　但是，這決不是說凡是向國家管理任何一種經濟職能，或任何一種經濟企業的轉變，都是向社會主義共同體前進一步；決不是說國家的本質絲毫不變，把整個經濟機構完全交給國家，就能出現社會主義共同體。

　　這種觀點，就是所謂國家社會主義者的觀點，它是由於不理解國家的本質而產生的。像所有的國家一樣，現代國家首先是保衛統治階級共同利益的工具。國家的這一本質，決不會因為它執行不僅滿足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且符合整個社會利益的公共職能，而有任何改變。現代國家所以把這些職能承擔下來，往往只是因為忽視這些職能，就會損害社會的安全，從而損害統治階級的地位；然而，現代國家無論如何不會把這些職能執行得同上層階級的共同利益相抵觸，更不會威脅到他們的統治。

　　現代國家把某些企業和職能抓到自己手里，並不是為了限制資本主義的剝削，而是為了保護和加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為了使自己參加這種剝削，由此增加自己的收入，減少資本家階級應當負擔的那部分國家開支。作為一個剝削者，國家超過私人資本家，因為它對被剝削者來說，除了握有資本家的經濟力量以外，還掌握國家政權的政治力量。

　　國家迄今所實行的國有化，從來沒有超過統治階級的利益所要求的範圍；同樣地，它今後也一定如此。因此，只要有產階級同時是統治階級，企業的國有化就決不會達到損害一般私人資本和土地占有以及限制它們的力量和剝削可能性的程度。

　　只有當勞動者階級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的時候，國家才會停止其為資本家的企業，才能轉變為社會主義共同體。

　　由於這種認識，乃產生了社會民主黨為自己規定的下述任務：它要勞動者階級取得政權和借助政權變國家為完全自行滿足一切重要需要的廣大經濟共同體而努力。

　　有人指責我們，說我們沒有為自己提出任何明確的目標，只會進行批評，而不知道用什麽制度來代替現存的制度。然而我們認為，其他任何一個政黨，都沒有像社會民主黨這樣明確而清晰的目標。其實，其他政黨能有什麽目標呢？它們都堅決支持現存的秩序，雖然它們也知道現存的秩序是不鞏固的，不能維持下去的。它們的綱領，除了布滿一些破補丁之外，沒有其他東西。它們許願和希望用這些破補丁把搖搖欲墜的東西修補得堅實牢固，把不能用的東條西修補得可以用。

　　相反地，社會民主黨沒有把自己綱領寄托於希望和許願上面，而是寄托於經濟發展的確定不移的必然性上面。凡是承認經濟發展的人，也就應當承認我們的目標。凡是想要證明我們的目標是錯誤的人，必須證明我們關於經濟發展的學說是不正確的，他必須證明並不存在小生產發展為大生產的事實，證明今日進行的生產仍和二三百年前一樣，證明將來也永遠像現在一樣，不會有任何變化。如果有人能夠證明這一點，他當然有理由相信，一切都將像今天一樣永遠繼續下去。但是，誰也不會愚蠢到相信社會制度永遠不變的地步；誰也不能違背合理的想法，而認為現存的制度會永久繼續下去。可是，除了社會民主黨，哪一個政黨能夠指出，什麽社會制度將要和應當代替現存的社會制度呢？

　　其他一切政黨都只圖目前，不替將來打算。只有社會民主黨對未來抱有明確的目標，並以這個偉大的目標作為當前活動的指針。但是，其他政黨既不能看到，也不願意看到這個目標，因此，社會民主黨只有超過這些政黨，才能達到這個目標。正因為這些政黨不能和不願意看到這個目標，正因為它們只顧眼前而頑固地不看其他，所以，它們妄自尊大地斷言：社會民主黨沒有任何明確目標，只是徒勞無益地破壞現有的一切東西。

　　第六節 未來的國家組織

　　回答我們的敵人為了反對我們而提出的反駁、誤解和歪曲，不是我們的任務。開導惡意和愚蠢，那是徒勞無益的。我們可以為此寫破指頭，直到進了墳墓，可是仍然無濟於事。

　　只有一個反駁，應當在這里提一提。因為它是由一些社會主義者本身提岀的。它極為重要，值得我們仔細研究。粉碎這一反駁，將使社會民主黨的觀點和目標更加明確。

　　我們的敵人宣稱，只有擬好社會主義共同體的計劃，對這項計劃進行仔細認真的研究，並確認它是有益和切實可行的時候，社會主義共同體才能被巳銜強梢允迪值模⒊晌欣硇緣娜訟蟯哪勘輟Ｋ撬擔揮幸桓鮎欣硇緣娜嘶嵩詵課萆杓莆湊櫫晟疲揮芯?彜庖鄖埃妥攀紙ㄖ姆課蕁Ｈ綣揮姓庵質孿饒餼偷募蘋薔霾換嵬饢爍路課萏誄齙鼗閹ㄒ壞姆課薟鸕艫摹Ｒ虼耍頤潛匭朧紫忍岢觥拔蠢垂搖保賜ǔＫ檔納緇嶂饕騫餐寤蟶緇嶂饕逕緇岬募蘋Ｈ綣頤潛芏惶剛庀羆蘋薔橢っ魑頤嵌宰約閡鍪裁匆慘晃匏宰約旱氖亂得揮行判摹?

　　這種反駁聽來確實很有說服力，以至不僅我們的敵人，就是許多社會主義者也主張必須有這種計劃。其實，只有在人們還不了解社會發展規律，而認為社會形態的形成也像房屋的建築一樣的時候，才會認為這種計劃是新社會的必要前提。現在，人們仍然喜歡談社會大廈的問題。

　　人們開始全面考慮社會發展的問題，還是不久以前的事。以前，經濟發展進行得非常緩慢，幾乎不能覺察出來。人們停留在所達到的同一文明階段往往達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之久。在某些落後地方，比如在俄國，今日所用的農具幾乎同歷史初期的農具沒有什麽差別。

　　因此，從個人對以前時期所持的觀點看來，一定的生產方式就顯得是一成不變的：他的父親和祖父的經濟生活，同他的經濟生活一樣，而他的兒子和孫子也將像這樣生活下去。人們把一定的社會制度，看成是神所規定的永久不變的制度，所以凡是觸犯這種制度的人，就是罪人。盡管戰爭和階級鬥爭使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這種變化似乎只觸及到社會表面。當然，這種戰爭也影響了社會的基礎；可是，對於身歷其境的觀察家來說，這種影響仍然是不顯著的。

　　實際上，歷史編纂學在今天仍然不過是這些觀察家留傳給我們的或多或少可信的匯集而已。因此，歷史編纂學也停留在現象的表面上。雖然對過去的數千年進行觀察的人，能夠追溯社會發展的進程，可是我們的歷史學家卻沒有注意到這一進程。

　　只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使社會發展快得使人們開始意識到這種發展並加以考慮的地步。當然，人們最初是從表面上去尋找這種發展的原因的，以後才深入到它的內部。但是，停留在現象的表面上的人，只能看到那些直接影響社會發展的動力，也就是只能看到正在轉變的人的思想，而看不到正在變化的生產條件。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以後，就使依附於它的人——資本家、無產者等產生了一些新的需要。這種需要完全不同於在經濟上與以前的封建生產方式的殘余有聯系的人們的需要，即大土地占有者、行會手工業師傅等等的需要。與這些不同需要相適應，也產生了關於什麽是公正和不公正，必要和無用，有益和有害等的各種不同思想意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發展，參加這種方式的各階級越強大，與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意識也就越明顯，越有獨立性，越在國內普及，越對國家發生強烈的影響，越能決定政治和社會生活，直到新興階級把國家和社會的權力掌握到手，把國家和社會改造得適合於自己的想法和需要為止。

　　因此，希望探討社會發展原因的一些思想家，認為這種發展的動力首先是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已經承認這些思想來自物質需要。但是，他們仍然沒有明白，這些需要也在發生變化，而這些變化又起因於經濟關系、生產關系的變化。他們認為人的需要——“人的本性”是固定不變的。於是，在他們看來，只有一個“真實的”、“合乎真理的”、“自然的”、“公正的”社會制度，因為只有一個制度才可以完全適合於人的真正本性。其他的社會形式都是謬誤的，這種謬誤之所以可能發生，只是由於人們沒有事先意識到自己的需要。使人不能認識自己的需要的原因，有的人認為是人的天生遲鈍，而另一些人則斷定，這是僧侶和君主故意愚弄人類的結果。

　　從這個觀點看來，社會發展是理性發展的結果，即思想發展的結果。人越聰明，人越巧妙地想出適合於人的本性的社會形式，社會也就越公正，越優良。

　　這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家，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觀點。這種觀點在它影響所及的地方，現在仍占著統治地位。當然，十九世紀初葉的新派社會主義者中的最初一些人，也受到了這種觀點的影響。他們也和自由主義者一樣，認為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國家的各種制度，是從十八世紀的思想家、經濟學家和啟蒙運動者[7]的純粹思想中產生出來的。

　　但是，他們又感到新的資產階級社會還遠不如十九世紀的哲學家們所期望的那樣完善。因此，這種社會仍然不是合乎真理社會。顯而易見，這種思想家一定在什麽地方犯了錯誤。因此，必須尋找這一錯誤的根源。想出比現存的形式更適合於人的本性的新社會形式。也必須比魁奈[8]，亞當·斯密[9]，孟德斯鳩[10]和盧梭[11]更加周密地制訂新社會大廈的計劃；以便不致因某些意外的影響，而又使他們的計劃成為泡影。所以必須如此，還因為十九世紀初期的社會主義者，也像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者一樣，面前既沒有一個行將崩潰的社會形式，又沒有一個要求推翻這種社會形式的強而有力的階級。他們不能把自己所追求的社會作為一個不可避免的社會來捍衛，而只能把它作為一個可以指望的社會來提出。因此，他們必須在人們面前，把自己的社回聯系體得十分明確和非常清晰，使人人看到垂涎欲滴，沒有一個人會懷疑這種社會制度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們的敵人的社會觀點，還沒有超出十九世紀初期科學所持有的見解。因此，他們所能理解的唯一的一種社會主義，不外是方才所述的社會主義，即與他們有同一來源的空想主義者的社會主義。我們的敵人把社會主義社會看成是一個資本主義企業，即看成是一個應當“創辦的”股份公司，而在這個公司的發起人——倍倍爾和辛格爾[12]等人，在“緣起”中證明新企業的切實可行和有利可圖以前，他們是不肯入股的。

　　這種觀點，在十九世紀初期，也許是正確的。但是，在今日，社會主義的實現不再需要這些先生們的信用貸款了。

　　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日薄西山，生命垂危。它的崩潰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不可抗拒的經濟發展，自然而必然地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垮台。取代現存社會形式的新社會形式的建立，現在已經不僅是一種可以指望的事情，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一無所有的工人大軍，在人數上日益眾多，在力量上日益強大。對他們說來這種現存的生產方式已經成為忍無可忍的了。推翻這種生產方式，他們將一無所失，而將得到一切。他們必然要實行符合他們利益的新社會形式，因為如果不這樣，他們就有覆滅的危險，而且同他們一起覆滅的，還有以他們為最主要構成部分的整個社會。

　　這一切完全不是憑空的幻想；這一切社會民主黨的思想家已經用現代生產方式的確鑿事實加以論證了。這些事實，比起繪制得最漂亮和最仔細的“未來國家”的圖畫，要強而有力和令人信服得多。這種圖畫最多只能證明社會主義不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決不可能把社會生活的一切細節全部都包括進去，始終會有給敵人以可乘之機的漏洞。相反地，已被證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不僅是可能的事情，而且是唯一可能的事情。如果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實現，那末，任何進一步的經濟發展，就要完全中斷了。到那時候，社會也將像二千多年前的羅馬帝國一樣，腐朽下去，最後回到野蠻狀態。

　　停留在資本主義的文明階段是不可能的，不往前發展走向社會主義，就得向後倒退，回到野蠻狀態。

　　由於這種情況，我們完全沒有絲毫必要利用引人入勝的圖畫去感動我們的敵人，叫他們把貸款送給我們。認為現代生產方式的明顯事實還不足以大聲疾呼地宣布社會主義社會必然來臨的人，他們對於尚未出現而為他們所感覺不到和不能理解的制度所作的一切歌頌，也仍然是充耳不聞的。

　　然而，擬定“未來國家”結構的計劃，在目前來說，不僅是無益的，而且同現代的科學觀點不能相容。在十九世紀，不僅完成了巨大的經濟變革，而且實現了人類思想方面的巨大變革。對於社會進步原因的探討，進展甚速。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經向我們指出（從那時起，社會科學方面的每一進展，都在證實他們的看法）：人類的歷史歸根到底不是決定於人的思想，而是決定於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遵循一定的規律而不是根據人們的願望或幻想勢不可阻地向前推進。在前幾章里，我們已經指出經濟的發展是怎樣進行的，它怎樣創造了必然會帶來新社形式的新生產方式，它怎樣引起新的需要，這新的需要促使人們去研究自己的社會關系和發明使社會適應新的生產條件的方法。因為，社會是不能自動適應新的生產條件的，這需要有能夠思維的人的理性作媒介，即需要思想作媒介。沒有思維，沒有思想，就沒有進步。但是，思想只是社會進步的媒介物，社會進步的第一個動力不像以前的人和現在的許多人所想像的那樣，不是來自思想，而是來自經濟關系方面的變革。

　　因此，決定社會進步方向的，既不是思想家，又不是哲學家，而 是經濟的發展。思想家可能認識這個方向，而且他們越深入地研究以前的發展，也就越能正確地認識這個方向。但是，他們決不能隨意規定這個方向。

　　然而，認識歷史發展的方向，也有它的一定限界。要知道，人類社會的機構是非常覆雜的，就是頭腦最清楚的思想家也無法詳細地研究它的一切方面，準確地測定其中發生作用的一切力量，以致他能夠確信地預言：這些力量的結合和相互作用，將會產生什麽樣的社會形式。

　　一種新的社會形式，不會由下述情況產生：個別的聰明人物，特別是頭腦靈活的人物，想出了最好地建設這種社會形式的計劃，並逐漸地說服了他人相信這項計劃的好處，而在自己取得了必要的權力以後，就自由自在地按照自己的計劃建築和樹立起這應社會大廈。

　　任何一種社會形式，從古以來都是長期的勝負兼有的鬥爭的結果。被剝削階級為反對剝削階級而展開鬥爭，沒落的反動階級為反抗新興的革命階級而進行鬥爭。在這些鬥爭當中，一些階級以各種不同形式聯合起來，為的是戰勝同它們敵對的其他階級。有時被剝削者陣營中也包括著革命者和反動分子；而革命者的陣營中，也存在著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甚至在同一階級的內部，也時常由於個人或整個階層的看法、性情和生活狀況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派別。最後，每一個獨立階級的力量，決不會永久不變；這種力量隨著每個階級對於現實情況理解的深淺，它的團結的強弱，它的組織規模的大小，它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的大小，而增強或削弱。

　　在這些階級的變化無常的鬥爭中，日益失去力量的社會形式逐漸衰亡，而為新社會形式所排擠。但是，代替了舊社會形式的新社會形式，也不一定就是合理的。要使新社會形式正確而合理，必須叫革命的階級完全掌握政權並洞悉社會現象，對它有深入的了解。如果不是這樣，就要經常犯錯誤；而且，新社會制度形式往往也像陳腐的舊社會形式一樣，不是完全站不住腳，就是部分地不牢靠。然而，經濟發展的壓力越強，它的要求也就越明顯，實現業已成熟的要求的力量也越加強。在革命階級的制度中，凡是與經濟發展的要求相矛盾的制度，將要趨於滅亡，不久就被人們遺忘：相地，凡是必要的制度，將要很快地生根結蒂，已經不是舊社會形式的信徒所能摧毀的了。

　　一切新社會秩序，從古至今都是這樣產生的。所謂革命時期與社會發展的其他時期，只有一點不同，這就是在革命時期，事態的進展比平時迅速和激烈得多。

　　由此看來，社會形式的產生，是與房屋的建築完全不同的。事先擬好的計劃，對於社會形式的建設沒有用處。現在，凡是承認這一點的人，都認為擬訂未來國家組織的“積極方案”，差不多像給下一次大戰預先編寫歷史一樣有用，一樣深思熟慮。

　　發展進程決不是離個人而獨立的。凡是在社會中生活的人都對社會發展發生或大或小的影響。天資聰敏、社會地位較高的人可能對整個國家事件的進展發生達數十年之久的影響。有些人由於在社會關系方面發現了新的遠景，或者使這些遠景為群眾所理解，或者由於組織了革命階級，把他們的力量團結起來，加以合理地運用，從而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另一些人由於發生了相反的作用，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前者的活動，旨在加速社會的發展過程，減輕發展過程中產生的苦難和犧牲；後者與此完全相反，他們竭力阻礙這一過程，加重這些苦難和犧牲。但是任何一個人，不論他是最有力量的君主，還是善於深思熟慮的思想家，都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即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決定發展的方向並確切地預言發展所要采取的形式。

　　因此，要求我們對我們所向往的“未來國家”繪出一幅圖畫是最可笑不過的。這種從未向其他任何一個政黨提出過的要求，可笑得達到如此地步，因此，要是其中沒有提出我們的敵人現在用來反對我們的最重要的反對論據的話，為其多費唇舌簡直是徒勞無益的。其他的一些反對論據，飛這還要滑稽可笑。

　　在世界的歷史上，從來還沒著過一個革命的政黨能夠預見，更不用說能夠任意決定它所向往的新社會將采取什麽形式。如果這個革命政黨能夠認識導向新社會的那些趨勢，從而使它的政治活動具有自覺性，而不單純具有自發性，那末，它對進步事業的補益，就已經很大了。所以，對社會民主·不應該提出更多的要求。

　　事實上，從古至今還沒有過一個政黨，就像社會民主黨這樣深入地研究和精確地理解當代的社會趨勢。

　　這並不是社會民主黨的功勞，而是它的幸運。這一點它應歸功於它以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為其依據。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在歷史上第一次對社會制度和社會關系作了科學研究，由於它，推翻了封建生產方式的革命階級，比以前任何一個革命階級都更加明確地認識到自己的社會任務，更加不受自欺心理的損害。然而，社會民主黨的思想家把社會關系的研究又向前推進一步，他們比以前一切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更加深入地研究了這種關系。馬克思的《資本論》，已被公認為現代經濟科學的轉折點。正如馬克思的著作高於魁奈、亞當·斯密和李嘉圖[13]的作品一樣，社會民主黨對於自己目標的理解和認識也遠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期的革命階級之上。即使社會民主黨沒有向敬愛的公眾提出介紹未來國家的任何方案，資產階級的作家也沒有任何理由嘲笑我們，並由此硬說我們對自己所追求的東西毫無所知。社會民主黨，比起現代社會制度的開拓者——以前的經濟學家和啟蒙運動者來，對於未來看得更為清晰。

　　我們說過，即使一個思想家能夠認識他的時代的經濟發展的趨勢，他也不能預見反映這種趨勢的形式。試看一下現狀就足以證明這一論點的正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趨勢，在所有實行這種方式的國家里，都是一樣的。但是，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形式和社會形式卻不於一樣；英國的與法國的不同，法國的與德國的也有差異，而美國的與這些國家的又大相徑庭！現存生產方式的工人運動的歷史趨勢，到處都是相同的；可是這一運動的表現形式，在每個國家卻各具有自己的特點。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趨勢，今天是盡人皆知的了。但是，誰也不能預言：在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後，它（假定這個方式還能維持這麽久）將采取什麽樣的形式。然而，竟有人要求我們對從現存的生產方式中還看不出苗頭的社會形式加以詳細的描述！

　　我們雖然拒絕回答為“未來國家”和建立這一國家的措施擬定一項計劃的要求，但我們並不因此而想說：我們總認為對社會主義社會所作的一切考察，都是無用的，或者甚至是有害的。迖種想法，等於倒洗澡水時把小孩也一起倒出去一樣。光就建立和組織社會主義社會擬訂具體的積極方案，這是一件無益而有害的事情。只是對於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為我們所認識和控制的一些方面，才是可以擬制具體改革社會關系的方案的。因此，社會民主黨只能對現代的社會擬出積極的方案，而不能對未來的社會擬出方案。超出這個範圍的方案，都不可能以事實為根據，而只能以虛構的假設為根據。這種方案只是夢想的產物，或者是至多不會產生什麽結果的空中樓閣。即使這種方案的擬制人十分聰朋，有足夠的能力對人心發生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也不過是誘引入們離開正路和浪費精力而已。

　　相反地，我們不應當把探討經濟發展的趨勢將要采取什麽方向，這種發展將需用多長時間把資本主義的基礎改為社會主義的基礎的企圖，同我們所堅決反對的這種幻想混為一談。這種企圖並不是制定“未來的菜譜”，而只是從對具體事實作科學探討中而得出明確的研究成果。這種研究決不是無益，因為我們對未來看得越清楚，我們也就越能合理地把我們的力量用於現在。社會民主黨的最卓越的思想家們，進行了這種研究。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到處都有這種研究的無數成果[14]。倍倍爾在他的《婦女與社會主義》一書中，扼要地論述了他在這方面的研究。

　　大概每一個有思想的社會主義者，都在親身做著這項工作，因為凡是有遠大目標的人，都認為必須了解達到這一目標所需要的條件。由於他們對經濟問題理解深淺的不同，生活環境、性情和想像力的各異，以及他們對其他非資本主義社會形戎，即共產主義社會形式的理解不同，他們在這方面乃形成了和表現出了最為多種多樣的看法。但是，這種差異和矛質，一點也不會破壞社會民主黨的團結一致。盡管我們的目標在不同的人的眼睛里，可能有各式各樣的映象，但是只要他們眺望的方向是一致而正確的，那就沒有什麽關系。

　　我們現在可以結束本章了，因為社會民主黨對“未來國家”所持的各種不同看法，同社會民主黨人希望什麽的問題，沒有任何關系。我們所希望的事情，是把國家改造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共同體。對於這個問題，社會民主黨內沒有任何意見分歧。深思慮研究共同體如何發展和將形成什麽趨勢，決不是多余的。但是，不管這種研究可能產生什麽結果，它們都已經是每個人的私事，而不是黨的事情了，同時也不應當是黨的事情。因為，它對黨的活動不會發生直接影響。

　　但是，一部分由於空想社會主義的殘余的影響，一部分由於無知或惡意的文人的捏造影響，對於社會民主黨人希望用什麽方法建設“未來國家”的問題，流行著許多錯誤的看法，以致我們如果不在這里至少批駁其中的幾個看法，就會有人認為我們企圖逃避這個問題。其實，每一個有思想的人，本應當從以上所述中，就足以了解如何看待“未來國家”。因此，我想舉三個例子，以說明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經濟發展趨勢可能采取什麽形式。

　　第七節 “取消家庭”

　　對社會民主黨所持的最流行的偏見之一，就是硬說社會民主黨要取消家庭。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已在第二章里說過了，所以現在可以簡略一些。

　　在我們黨內，沒有一個人想過“取消”家庭，即通過立法和強制破壞的方法取消家庭的問題。只有最粗暴的曲解才能把這種觀點強加在社會民主黨身上；只有傻瓜才能設想一種家庭形式能夠用命令加以建立或取消。

　　現代的家庭同公共生產的本質一點也不矛盾。因此，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本身並不要求取消現存的家庭形式。

　　引起現存的家庭形式消滅的原因，不是公共生產的本質，而是經濟的發展。我們在第二章里已經說過，家庭在今天是怎樣解體的：夫妻子女被迫離散，獨身和賣淫成為普遍現象。

　　社會主義社會不妨礙經濟發展；相反地，它還對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動力。因此，這種發展將照舊繼續下去；各種家務將相繼變為專門的生產企業的職能；婦女將由私人家務的女工變為大生產的女工。但是，這種轉變，對於婦女來說，早已不是由家庭奴隸轉變為工資奴隸；這也不是把婦女從家庭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又將她們推進無產階級的最無援無助的階層中去。婦女由於自己在社會大生產中同男人並肩勞動，而開始在經濟上同男人平權，並和男人一樣，有權參加社會活動。她們將成為男人的自由伴侶，不僅從家務的奴役中解放出來，而且也從資本的奴役中解放出來（得到自由）。同男人一樣，能夠自由地主宰自己，她們將迅速地消滅一切合法和非法的賣淫現象。到那時候，夫婦平等的一夫一妻制，將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建立起來，而不再是紙上具文。

　　這不是空想主義的方案，而是有一定事實作根據的科學信念。凡是想要反駁這種信念的人，必須證明這些前提是不存在的。但是，因為至今還沒有能夠證明這一點，所以那些一點也不想知道這一發展過程的先生太太們除了從道德上表示憤慨，並用謊言和曲解把自己的道德說得天花亂墜以外，再沒有其他任何“反駁”方法了。當然，他們的這一切手法，不會使不可避免的發展過程推延片刻。

　　不必懷疑，引起傳統的家庭形式解體的，決不是社會民主制度或社會主義生產的本質，而是幾十年來我們所目睹的經濟發展。社會主義社會不阻止也阻止不了這種發展，然而卻可以使這種發展擺脫它在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帶來的一切痛苦和墮落。資本主義社會引起一切家庭紐帶，一切正式婚姻的解體，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只是當一種更高級的家庭形式代替現有的家庭形式時，現有的家庭形式才開始瓦解。

　　這就是社會民主黨要取消婚姻和家庭的真實想法。

　　第八節 沒收財產

　　我們的敵人比我們更清楚地知道我們要做什麽，而且能夠比我們還精確地描寫出“未來國家”的圖景。他們進而捏造，硬說社會民主黨不剝奪手工業者和農民（沒收財產），就建設不起自己的國家。
　　
對此必須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決不要求這種沒收。

　　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對於沒收，一個字也沒有提過。這不是由於它害怕引起人們的反感，而只是因為對此不能說出任何肯定的東西來。只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經濟發展的趨勢，將使大企業歸社會所有和由社會經營成為必然。至於通過什麽方法來實現這種過渡，即不可避免的剝奪是采取沒收形式，還是贖買形式，是通過和平途徑，還是強制途徑，是任何人都不能回答的問題。引證過去的事實，也很少有助於這個問題的解答。這種過渡，可能通過各樣的方法來實現，正如封建貢賦的廢除，不同的國家采用不同的方法一樣。過渡的性質，依存於實行過渡時的一般情況，以及每個有關階級的力量和覺悟等等，也就是依存於一些不能預先估計到的條件。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突然性起著巨大的作用。

　　不言而喻，社會民主黨人希望實行大企業的不可避免的剝奪時，盡可能沒有痛苦，采用和平的方法，並取得各方面的同意。但是，歷史的發展既不能由我們的願望決定，也不能由我們敵人的願望決定。

　　決不能說實施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求沒收必須剝奪的財產。

　　然而可以斷言，經濟的發展，將使只剝奪一部分現存財產成為必要。經濟發展所要求的是生產資料公有，這完全不觸犯個人消費資料的私有。屬於個人消費資料的財產，不僅有食品和家具等物品。我們回憶一下前一章對於儲蓄銀行所述的一切情況。借蓄銀行是使非資本家階級的財產交由資本家支配的手段。每筆小額存款都不大，本身不足以經營資本主義企業。只有把它們集攏在一起，才能發生資本的作用。但是，隨著資本主義企業轉變為社會的財產，儲蓄銀行的存戶取得利息的可能性也將要減少。這種存款將不能成為資本，而只會成為不生殖利息的單純儲蓄，即消費基金。但是，這種情況與沒收儲蓄存款完全不同。

　　然而，這種沒收，不僅從經濟的理由來說沒有必要，就是從政治上考慮也是不適宜的。這是因為小額儲蓄存款，大部分屬於被剝削階級，即屬於那些只有他們才能建設起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只有那些認為這些階級完全沒有負責任能力的人，才會設想，它們為了取得生產資料，會從自己剝奪自己的最後一點積蓄下手！

　　不過，向社會主義過渡，不僅不以剝奪消費資料為條件，而且也不要求剝奪生產資料的一切所有者。

　　要知道，社會主義社會所以成為必要，是由大生產引起的。公共生產也要求生產資料公有。但是，正如生產資料私有制同大企業中集體勞動相矛盾一樣，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即生產資料公有制也同小企業矛盾。

　　我們已經說過，小企業本身要求生產資料私有。社會主義的趨勢，要使必要的生產資料交給工人所有，所以消滅小企業私有制是不合理的。可見，剝奪小企業中的生產資料的結果，不外是把生產資料從現有的所有者手里奪過來，然後再把它交還給這些人。這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行為。

　　因此，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絕不要求剝奪小手工業者和小農民。這一過渡不僅不奪取他們任何東西，而且將為他們帶來一些好處。實際上，社會主義社會本身就具有為直接消費而生產來代替商品生產的趨勢。所以，正如我們說過的，它應當努力把所有的社會義務，即把賦稅或對轉為公有的抵押財產要支付的利息（只要這些社會義務不完全廢除）從貨幣繳納改為實物繳納，也就是改為用谷物、葡萄酒、家畜等繳納。這對農民說來，就是使他大大減輕負擔。這種改變，就是今日他們無時無刻不在追求的東西。可是，在商品生產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這種改變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夠實現這種改變，並通過這種改變消除農民經濟破產的主要原因。

　　我們已經說過，剝奪農民和手工業者的，事實上是資本家。社會主義社會將結束這種剝奪。

　　當然，社會主義不會使經濟發展停止。相反地，社會主義是使經濟發展超出一定範圍的唯一手段。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也像在今日的社會中一樣，大生產將日益發展，不斷地吞並小生產。而且，我們關於家庭和婚姻問題所談的，也同樣適用於這里。發展的方向仍舊保持不變，但是，社會主義將消除在現代社會中伴隨著這一發展過程而產生的一切令人討厭和使人痛苦的現象，並使這一發展所帶來的利益為人人所享受。

　　今日農民或手工業者從小生產的勞動者轉變為大生產的勞動者，表明他們從小有產者轉變為無產者。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轉到集體大企業勞動的農民或手工業者將變成大生產的一切利益的享有者；他們的境況將大大改善。他們由小生產過渡到大生產，已經不再是由小有產者變為無產者，而是由小有產者變為大有產者了。

　　不受資本控制的獨立小生產，是注定要滅亡的。但是，只有社會民主黨才能使農民和手工業者全都變成大生產的勞動者，而不至淪為無產者。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農民的農業和手工業的衰落，才意味著農民和手工業者境況的改善。

　　經濟發展的動力，將不再是消滅落後企業和剝奪其所有者的競爭，而是發達的企業和生產形式對落後的企業和生產形式的工人所產生的吸引力。

　　這樣的發展方式不僅不會帶來痛苦，而且會比競爭所促成的發展迅速得多。現在，如果要采用新的、較高的生產形式而不剝奪落後企業的所有人，不掠奪和摧殘多余的大批工人大眾是辦不到的，在今日的社會里，經濟發展每向前邁進一步，都會遭遇到頑強的抵抗。我們都可以看到，只要生產者一息尚存，他們就仍然要困守過時的生產形式，拼命地抓住他們不放。從來還沒有一種生產方式，像現代的生產方式這樣具有革命性；從來還沒有一種生產方式能夠在一百年之內，使人類活動的一切方面，發生如此巨大的變革。可是，陳舊過時的，茍延殘喘的生產形式的殘余，至今還保存著很多！

　　一旦人們因害怕獨立經營的破產而淪為無產者的恐懼消失了； 一旦公共的大生產的好處在各個不同方面向它的一切參加者顯示出來；一旦每一個參加者都能享受到這種好處，那末，就只有傻瓜才會拼命保持陳舊的生產形式。

　　吸收落後的小企業，這是資本主義大工業花了一百年的時間都沒有完成的，而社會主義的大生產將在短期內把它完成。社會主義將依靠收益多的企業的吸引力而不采取剝奪的辦法來達到這一目的。

　　在農業生產還沒有變為商品生產，而主要是為自己消費而生產的地方，農民的農業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或許還能繼續存在一個時期。但是，在這些地區，居民最後也將體會到公共大生產的一切優點。

　　農業中的小生產轉變為大生產，將因城鄉對立的不斷消失，以及社會主義必然發生的工業向鄉村移動的趨勢而加速和容易起來。十分遺憾，我們只能說到這里為止，因為如果我們作更詳細的敘述，我們就會離題太遠了。

　　第九節 “未來國家”的產品分配

　　關於“未來國家”，還有一點，即看來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們想談一談。旁人常向社會主義者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們將怎樣分配你們的財富？難道每個人都分到相等的、同樣的一份嗎？”

　　分攤！庸夫俗子在這一點上全部表現出來了。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全部觀念，從頭至尾只止於分攤這回事。

　　不久以前，就是有教養的德國人也認為，共產黨人想把屬於國家的全部財富分給人民。

　　盡管社會民主黨提出了一切抗議，可是這種看法仍然十分流行。這種情況所以能夠產生，不僅是由於我們敵人的惡意宣傳，而且還由於（甚至可能是大部分由於）他們沒有能力理解大工業的發展所造成的情況使然的。

　　他們的眼界常常還沒有超出與小生產相適應的那些觀點。然而從小生產的觀點來看，分攤正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可能的一種形式。實際上，分攤的概念，與小資產者和農民具有極為密切的關系。

　　從古代商品生產發生以後，就一再出現過這種情況：一旦少數幾個家族——商人或地主——積累了巨額財富，農民和手工業者日益貧困並依附於他們，後者就力圖驅逐財主和均分他們的財產，以便自救。不過一百多年以前，在熱烈主張私有權的法國革命時期，手工業者和農民就分過比如教會的財產。分攤是小生產的社會主義，是“保守的”、人民的“護國”階層的社會主義，而不是大生產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社會民主黨人不主張分攤現在分散於許多所有者手中的生產資料，而是恰恰相反，他們力圖把這些財產集中到社會手里。要使愛發議論的一些德國人明白固然要花很長的時間，但最終他們會理解這一點。

　　但是，這並沒有消除分攤這個問題。如果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那末，使用這些資料創造出來的產品，當然也應當由社會支配。社會如何把這些產品分配給它的成員呢？是根據平均原則分配呢? 還是按勞分配呢？如果按勞分配，是否每種勞動都得到相同的報酬，而不管勞動是愉快還是不愉快，繁重還是輕松，需要基本知識還是不要呢？

　　回答這個問題，似乎是社會主義的中心任務。不僅我們的敵人糾纏不休地經常提起這個問題，就是以前的社會主義者，也十分注意產品的分配問題。從傅立葉到魏特林[15]，從魏特林再到貝拉米[16]，擬出過一系列各式各樣的方案。這些方案常常證明它們的作者具有驚人的智慧。同時也不乏“積極的方案”，而其中有許多是簡單易行的。

　　但是，這個問題遠遠不像一般人經常所認為的那樣重要。

　　從前人們常把產品的分配，看成是與生產完全無關的問題。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和缺點，首先暴露在它所特有的產品分配方式上面，所以被剝削者和他們的朋友認為，一切禍根在於產品分配的“不公平”，這是十分自然的。

　　當然，他們是受到十九世紀初期流行的看法影響，即認為產品的分配，是當時流行的“思想”，即權利觀念的產物。因此，只要發明出一個比較良好的和比較公平的分配制度，並使人們相信它的好處，就可以消滅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公平的分配不能不同現存的分配制度相反。今日最可憎的不平等原則占了統治地位，所以有些人認為分配的原則，應當是平等。

　　今日，不勞動的人榮華富貴，而勞動者卻忍饑挨餓，所以另一些人喊出口號：“按勞分配”，或者用最新的說法：“按勞分配全部產品”[17]。但是，人們對這兩個公式又表示懷疑，於是又出現了第三個共識：“按需分配”。

　　自那時以後，社會主義者認識到，一個社會的產品分配，並不決定於該社會所流行的權利觀念和法律制度，而決定於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在現代社會中，地主、資本家和工資勞動者在總產品中所分配到的份額，取決於土地、資本占有的對象和勞動力在現代生產方式中所起的作用。當然，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產品的分配將不受盲目發生作用的、為參與分配的人所意識不到的規律支配。今天，在任何一個大生產企業里，產品的生產和工資的支付，都是按照計劃周密進行的；同樣地，在不外是單一的大生產企業的社會主義社會里，也將這樣進行。產品分配所遵循的規則，將由參加分配的人自己制訂。但是，他們要制訂哪些規則，是不能由他們的意思而定的。這些規則，是不能任意根據這個或那個“原則”設想出來的，它們將根據在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實際情況，首先是根據生產的情況來制訂的。

　　比如說，當時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就對勞動產品的分配形式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可以設想，科學之應用於工業將來有一天會使勞動生產率提得很高，以致人們所擁有的各種必需品將會過剩。在這種情況之下，“按需分配”的公式將毫無困難地、而且幾乎是自然而然地實現。反之，如果勞動生產率仍然很低，花了很多的勞動，只能生產出不多的必需品，那末，即使對這個公式的公正性深信不疑，也無法把它付諸實施。

　　“按勞分配全部產品”這個公式，無論如何同生產的需要相抵 觸，這是因為，如果這個公式具有什麽意義的話，那就是它要求把社會的全部勞動產品悉數分配給社會主義社會的成員。這種觀點，也像關於似乎應當成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梯的大量分配（Gross Teilung）的觀點一樣，都在現代私有制所產生的思想範圍內打圈子。年年把所有產品全部分配掉，等於逐漸重新恢覆生產資料私有制。

　　社會主義生產的本質，必然要求只分配當時生產的一部分產品。凡是用於維持和擴大生產的產品（以及留供彌補意外虧損的產品），當然不能加以分配。同樣地，凡是供社會消費的產品，即供社會機關——教育機關，學術機關，醫療機關，休養機構，娛樂場所等——的建立、維持和擴充使用的產品，也不能加以分配。

　　在現代社會中，這種機關的數量與規模已在不斷地增加與擴大，而且在這方面，大生產也日益排擠小生產（在這里，小生產指家庭）。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這種發展當然不會受到阻止，它反而會得到鼓勵。

　　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能夠交由個人消費的產品，即歸私人所有的產品，在社會總產品中所占的比例，將比在幾乎全部產品都是商品，即歸私人所有的現代社會要小得多。社會主義社會，也要像今天一樣，不能把全部產品都分配掉，而只分配剩余的產品。但是，就是這些剩余的產品、社會主義社會也不能完全任意處理；在這種產品的分配當中，生產的需要將起決定的作用。因為生產是在不斷改進和變化的，所以，社會主義社會的產品分配形式與方式，也要隨著發生各種各樣的變化。

　　認為應當發明一種特殊的分配制度，然後永遠用它當作標準，這完全是烏托邦的空想。在這方面也同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樣，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發生任何飛躍，而只能從它面臨的現實出發。社會主義社會的財富分配，在可以預見的一段時期內，或許只能采取作為現存工資形式的進一步發展的那種形式。財富的分配必須從這一點出發。工資的形式，不僅隨時代而變化，而且因不同勞動部門和地區而各異；同樣地，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完全可能由於仍對居民發生影響的歷史傳統和習慣的不同，以及生產需要的變化，而同時出現各種各樣的產品分配形式。我們不要把社會主義社會看成是一種死板的、單調的制度，而應該把它看成是一個不斷發展和富於變化形式的制度。由於分工的發展，世界貿易的發達，科學和藝術普及於社會，必然使這種制度富於變化。

　　除了“分攤”以外，還有一個問題最使我們的敵人感到頭痛，這就是“平等”。他們說：“社會民主黨主張每個人都應該從總產品中得到相等的一份。因此，勤勞的人所得到的收入將與懶漢的收入相等，繁重而辛苦的工作所拿到的報酬，也要同輕松而愉快的工作一樣；單純的機械勞動，與需要多年準備的精巧藝術品，將得到同樣的待遇。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毎個人都將盡量少工作，誰也不肯做繁重而辛苦的勞動，誰也不願意學習一些東西。結果，社會將混亂不堪，回到野蠻狀態。由此可以顯然看出，社會民主黨的意圖是完全不能實現的。”

　　這種論斷十分荒謬，在經過以上說明之後，未必需要再加以詳細批駁。我們不像我們的敵人那樣自詡眼光遠大，所以怎麽也不能像他們那樣大誇海口，準確地預言“未來國家”是否要規定一切收入完全平等。然而，如果社會主義社會有一天感到需要作出這種決定，而且這一決定也真產生了我們的敵人所清晰預見到的那種可怕後果，那末，它的自然結果一定是：應被推翻的，不是社會主義生產，而是平等原則。

　　社會主義的敵人，只有證明了以下兩點，才有權利從收入平等原則中得出社會主義不可能實現的結論。第一，這種平等原則，在任何情況下，都與生產發展不能相容。他們至今沒有提出這個證明，而且也永遠不能提出。因為個人在生產中的活動，不僅取決於他的報酬，而且也取決於其他各式各樣的條件，比如他的責任感、功名心、競賽、習慣和勞動的吸引力等。對這些條件在未來社會中的性質，我們只能加以推測，而不能加以肯定說明。順便說一下，我們的推測，只會同我們敵人的觀點相反，而不會同他們的觀點一致。

　　然而，除了這一點之外，我們的敵人還要證明第二點。這一點是收入平等必須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前提，所以，沒有這種平等，社會主義社會就是不可設想的。可是，他們也不可能提出證明，因為看一看迄今為止所出現的各種形式的共產主義——從遠古野蠻時期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到今天的農村公社（馬克）和家庭共同體，就可以知道，同生產資料公有制相適應的產品分配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現代一切勞動報酬形式，比如固定薪金，計時工資，計件工資，超過一定平均定額的勞動獎金以及各種工作的各種報酬等等這些報酬形式，當然都是根據不同情況規定出來的，但是，它們都與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相符合，其中的每一種形式，隨著社會成員的需要和習慣以及生產的需要，在各種不同的社會主義社會，在某個時期內發生或大或小的作用。

　　但是，我們並不想由此主張，收入或物質生活條件的平等原則 （平等並不一定就是一律），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不發生作用；而是認 為，它將作為自然發展的目標，即作為一種趨勢出現，而不作為違反生活要求用暴力強加執行的平均主義的目標出現。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既有擴大收入差別的趨勢，又有縮小收入差別的趨勢，既有加甚不平等的趨勢，又有減小不平等的趨勢。

　　這種生產方式，使中等階層解體，促進大資本家日益強大，從而顯著地加深了橫在人民大眾與其上層人物之間的鴻溝。後者騎在前者頭上，越騎越高，越來越不可攀，越來越陡悄。但在這同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趨勢，也日益使人民大眾中間所有的收入差別縮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僅把農民和小資產者推進無產階級的行列，或者不僅把他們的收入壓低到無產階級收入的水平，而且還日益消除無產階級中間所存在的收入差別。機器日益使不同工人階層的工資差別消除。這種差別是在手工業時期以及工場手工業時期，由於學徒期間的長短、勞動力消耗程度的大小和勞動組織的松緊而引起的；在機器使用以前，生產形式變化不大，這種差別是極其根深蒂固的。今天各種工人階層的工資差別不斷變動並日益相等。同時，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腦力勞動者的收入也開始逐漸同無產者的收入拉平。原來，我們的敵人以其極大的道德憤慨指責為社會民主黨的目的的這種平均化，正在他們目睹之下，在現代社會中進行著。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所有這些由生產資料私有制引起的不平等加甚的趨勢，當然不覆存在。相反地，在社會主義社會，收入差別縮小的趨勢，將更加有力地表現出來。但是，在這里，我們以前在敘述傳統的家庭形式的瓦解以及小生產的滅亡時所作的結論，也是適用的：經濟發展的趨勢在社會主義社會在某些方面仍然和在資本主義社會一樣，不過表現的形式有所不同。今天，人民大眾收入平均化的過程，是通過較高的收入下降到較低的收入的水平而實現的。而在社會主義社會，這種趨勢，當然要通過較低的收入提高到較高的收入，並和較高的收入相平等而實現的。

　　我們的敵人竭力嚇唬工人和小資產者，說收入的平均化，只會使他們的狀況惡化。因為，把富裕階級的總收入分配給最貧困的階級並不足以把後者的收入提高到工人階級的平均收入水平。因此。為了 “平等”，比較富裕的工人和小資產者，必須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拿出來。他們不但沒有從社會主義得到好處，反而吃了虧。

　　在這方面，只有下述說法是正確的：今天，不幸的貧民的人數，首先是流氓無產者的人數無疑很多，他們的窮困情況又十分悲慘， 以致把富人的龐大收入分給他們，也恐怕不能使他們的生活達到收入較高的工人的生活水平。然而，這是否就成為有必要保存我們的優良社會的真正理由呢?我們認為，無論如何是值得懷疑的。我們覺得通過這種分配而使貧困的狀況有所改善，已經是前進了一步。

　　但是，正如我們所說的，問題完全不在於“分攤”，而在於生產方式的改變。從資本主義生產過渡到社會主義生產，必然要引起每年生產的產品迅速增長。我們不要忘記，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已經成了經濟發展的障礙，成了現代社會生產力完全展開的障礙。它不僅不能按照技術發展提供的可能性和提出的要求迅速地合並小企業，而且也無力使用現有的一切勞動力。它使勞動力浪費無用，把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打入失業者，流氓無產者，寄生分子和不生產的中間商人的行列，使另一部分勞動者淪為對生產無所作用的常備軍。

　　社會主義社會將為所有這些勞動力找到生產性工作。它將大大提高在業工人的人數，或許使他們增加一倍，從而使每年所生產的產品總量也同樣增加。生產的這種擴大，就足以提高所有工人的收入，而不單單提高最窮苦的工人的收入。

　　如上所述，向社會主義生產過渡，將大大促進大企業吞並小企業和排擠小企業的過程，從而顯著提高一般勞動生產率。因此，它不僅能夠增加工人的收入，而且也能夠縮短勞動時間。

　　由此可見，說什麽社會主義意味著人人貧困的平等，這完全是胡說八道。這種平等不是社會主義的趨勢，而是現代生產方式的趨勢。向社會主義過渡，自然而必然地會提高所有勞動者階級的福利，其中也包括農民和小資產者。根據這種過渡的實現條件和當時的經濟情況，這種提高，或來得大或來得小。但無論如何，是顯著的。從此以後，經濟的每進一步，都會促進一般福利增長，而不像今天這樣的減少。

　　在我們看來，收入發展趨勢的這種變化對於社會的福利，比收入的絕對增長還更重要。有思想的人，與其說是為現在而生活，不如說是為將來而生活；所以將來給他的禍福，比目前的享樂，更引起他們的注意。決定個人和整個社會的禍福的，不是存在，而是發展，不是現狀，而是趨勢。

　　在這里，社會主義社會增進福利，而且保證生活安定，這種安定在今日就是最龐大的財富也無法加以保證。如果說，福利的增進只關系到迄今被剝削的那些人，那末，生活安定的保證，對現在的剝削者來說，即對於那些處境良好，不需要改善，而且往往也不可能再有所改善的人來說，也是值得感謝的禮物。對自己境況缺乏信心的苦惱，既威脅著富人，又威脅著窮人；它也許比貧困本身更使人難受；它甚至使那些還沒有嘗過貧困滋味的人，從心靈深處體會到貧困的痛苦；它是一個幽靈，甚至王公貴族也躲避不了。

　　凡是熟悉共產主義公社的研究家，比如研究過印度或俄國的農村公社（在它們因商品生產、國家幹預、貨幣經濟及其產物——高利貸而解體以前的情況）或今日還保存在南斯拉夫人手里的農業家庭組合的人，都首先注意到這種公社的全體成員所特有的安全感、自信心與鎮靜精神。他們完全不受市場各種動蕩的幹擾，都持有自己的生產資料，自給自足，按照自己的需要調節勞動，事先就知道他們應當期待什麽。

　　但是，這種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所提供的保證，還遠遠不夠完備。它們征服自然的力量還很薄弱，公社本身的規模也太小。牲畜死亡，作物歉收，洪水泛濫等災害所引起的損失，時常發生，危及整個公社。相反地，規模相當於掌握著現代科學一切成果的現代國家的社會主義公社，不知要提供多大的生活保證！

　　第十節 社會主義和自由

　　社會主義社會將為它的成員提供福利和生活保證，這種情況連我們的許多敵人也都承認。但是，他們又提出反對意見說，這些好處是以很大的代價買來的，因為，它們是以自由的完全喪失為代價的。籠中的小鳥，每天都能得到充足的食餌，它不會挨餓，不怕氣候變化，不受敵人的侵犯。但是，它沒有自由，所以，它是值得可憐的，極想沖到危險而困難的世界去，為自己的生存而奮鬥。

　　他們說，社會主義消滅經濟自由，即勞動自由。社會主義將導致專制制度，在這種專制前度面前，連最無限制的政治的專制制度也是自由的狀態。因為後者只束縛人的一個方面，而社會主義的專制制度則束縛整個人。

　　人們對共產主義的奴隸制十分恐怖，甚至有些社會主義者都被它嚇倒了，無政府主義者就是這種人。他們厭惡共產主義不亞於厭惡商品生產，他們企圖用同時追求兩者的方法，來避免兩者所有的危險。他們希望一個有商品生產的共產主義。這在理論上是荒謬的，而在實踐上，不過是建立一些人所熟知的自由主義的工人“自助”團體。

　　如果說，社會主義生產同勞動的完全自由不相容，即不允許要在什麽時候勞動就在什麽時候勞動，要在什麽地方勞動就在什麽地方勞動，要怎樣勞動就怎樣勞動，那是正確的。然而，多數人在一起進行的任何一種有計劃的共同勞動，不論它采取什麽形式，即不管它采取資本主義形式，還是采取公共的組織形式，都與工人的這種勞動自由不能相容。勞動自由只有在小生產中才有可能，但是即使在小生產中，它也有一定的限度。即使小生產不受一切限制性規定，比如強制輪作，行會限制等等束縛的地方，個體勞動者仍然要受自然或社會的影響。舉例來說，農民要受氣候影響，手工業者要受市場情況影響等等。雖然如此，小生產畢竟有可能提供一定程度的勞動自由。這種自由就是小生產的理想，而且是它的最革命的理想。只有眼光狹隘、視野超不出小生產範圍的小資產者才能抱有這種理想。

　　這種理想在一百年以前法國大革命時期，還在經濟方面有它的充分根據。今天，它已失去了一切支柱，只有在看不到從那時以來發生的經濟變革的人的腦袋中才能出現。

　　勞動自由不可避免地要同小生產一道滅亡。消滅勞動自由的，不是社會民主黨人，而是大工業的不可遏止的發展。恰恰是最常談必須勞動自由的人（即資本家），卻在加速消滅勞動自由方面最賣力氣。

　　不僅工廠勞動已經沒有自由，就是其他一切勞動（個人在這些勞動中僅僅作為一個整體的成員而發生作用），也是沒有自由的。對於在工場手工業和家庭工業中制造商品的個別部分勞動者說來，以及對於不是作為自負其責的個人，而是作為機關團體的職員而從事腦力勞動的人說來，也不存在勞動自由。醫院的醫師，學校的教師，鐵路的職員和新聞記者都沒有勞動自由。他們都受一定的規章制度束縛，必須在指定的工作地點和規定的工作時間工作，並受其他限制。但是，正如前面已經說過的，在人類的精神活動方面，也像在人類的其他活動方面一樣，大生產排擠著小生產，因此，在現代社會中，腦力勞動者也日益失去勞動自由。

　　不錯，在資本主義大生產占有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工人還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今天，如果一個企業的工作對工人不合適，他有完全自由到另一個企業去尋找工作；他可以改行，從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在社會主義社會，一切生產資料由一個人統一掌握，所以只有一個唯一的“雇主”，不可能由他這里轉到另一個地方去。

　　就這方面來說，今天的工資勞動者，確比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人自由，但是這不能叫做勞動自由。盡管今天的工人經常由一個工廠轉到另一個工廠，可是不論在哪一個工廠，他得不到勞動自由。在任何地方，對工人的職責都有明確的規定，這是技術上的必要條件。

　　可見，工人害怕在社會主義生產中失去的自由，並不是勞動自由，而是自己選擇雇主的自由。在今天，這種自由決不是沒有意義的；凡是在某個壟斷企業工作過或正在那里工作的人都知道，它是工人的一種保障。但是，就是連這一自由也日益使人懷疑了。由於經濟發展而引起的失業人數增加，使空閒的工作位置大大少於找尋工作的人的人數。一般說來，失業者好歹找到工作後，都一定十分快樂。此外，生產資料不斷集中到少數人手里，結果，每個企業的工人又都重新處於同一個雇主的管理之下，或至少使他們服從於同樣的勞動條件。

　　被我們的敵人宣布為仇視文化和自由的社會民主黨的可惡意圖的，乃是現代經濟發展的自然而必然的趨勢。這種趨勢在其他許多方面發生作用，也在這里發生作用。

　　也像使工人失去在工作時的自由一樣，使工人失去選擇勞動條件自由的，不是社會民主黨，而是經濟的發展。社會民主黨不想阻止這種發展，當然，它也不可能阻止這種發展；但是，也像我們在其他方面所看到的那樣，社會民主黨在這里可以使這種發展具有一種與原來不同的對工人較有利的形式。它不能使工人不隸屬於他在其中只是一個齒輪的整個經濟機構，但是，它卻能使工人不再隸屬於利益與他們相反的資本家，使工人隸屬於由他們自己構成的社會，即隸屬於由利害一致、權利平等的同志構成的社會。

　　一個自由主義的辯護士或文人，可能會認為這種隸屬關系是忍受不了的，但對現代的無產者說來，它卻不是忍受不了的；我們只要觀察一下工會運動就可以理解這一點。工會組織使人看到了我們的敵人一在污蔑的“社會主義的強制國家的暴政”的雛形。在工會組織中，每個人的工作條件，也都有嚴格和精確的規定，可是其中的成員，至今還沒有一個人感到對他的人身自由的不可容忍的侵犯。如果說，有人認為必須經常借助武裝力量和流血手段，來反對這種“恐怖主義”，以保衛勞動自由，那決不是工人，而是工人的剝削者。可憐的自由呀，除了奴隸主以外，再沒有別人保衛它了！

　　然而，社會主義社會里，勞動的不自由，不僅要失去它的壓制性質，反而要成為人類至今所能達到的最高自由的基礎。

　　這似乎有些矛盾，這只是表面上看來的矛盾。

　　在大工業出現以前，生產和獲得生活必需品的勞動，簡單說來，就是營生勞動，用去了從事這種勞動的人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這種勞動要求全力緊張工作，即要求心身兩方面鼓起全力。不僅獵人和漁夫如此，就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也是這樣。因為，生產者的生活，幾乎全部是在他的營生勞動中度過的。勞動鍛煉了他們的肌肉和神經，使他的頭腦富於發明和求知欲。但是，分工越向前發展，就必然使生產者越向單方面發展。他們的能力已經不再用於各個不同方面，它停止發展了。生產者在一定時刻埋頭於部分工作，他失去了理解周圍現象的整體的能力。在這種條件下，只有那些不從事營生勞動的人，才能使體力和智力得到和諧而全面的發展，對自然界和社會中的相互聯系的問題作深入研究，進行哲理的思維，即為最高真理本身而探求最高真理。可是在機器生產出現以前，唯有靠著把營生勞動轉嫁給別人，靠著剝削別人，這種情況才有可能出現。

　　歷史上最理想的哲理世界，一個唯一由為科學而科學、為藝術而藝術的思想家和藝術家組成的社會，就是雅典的貴族社會，即雅典的占有奴隸的地主社會。

　　在雅典的貴族看來，勞動——不僅是奴隸的勞動，而且也有自由的勞動——是一種下賤的事情，這種看法不是沒有根據的。蘇格拉底[18]的話，決不誇張。他說：“小商人和手工業者沒有文化，只是由於無暇，因為無暇，就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們只學習自己工作所需要的東西，知識本身對他們說來沒有任何吸引力。比如說，他們學習算術，只是為了做買賣之用，而不是為了理解數的性質。他們沒有能力探求任何高深的知識。從事生產勞動的人說，同掙錢比較起來，榮譽和科學帶來的快樂，沒有任何價值。即使鐵匠、木匠和鞋匠精通自己的行業，也大多數具有奴隸根性。他們不知道，什麽叫做真、美、善。”

　　自那時起，經濟發展大踏步向前，分工達到了令人難於置信的程度，而商品生產的優勢，又使許多剝削者和有教養的人下降到贏利者的行列中去。現在，甚至有錢的人，也同手工業者和農民一樣，完全投身於他們的實業活動。他們的集會場所，不再是專科學校和學院，而是交易所和市場。他們埋頭從事的投機，與真理和正義的觀念風馬牛不相及，而唯羊毛，威士忌酒，俄國公債和葡萄牙的息票是問。他們的精力完全消耗在這些投機活動上面了。在作完這種“勞動”之後，他們除了從事最庸俗的享樂以外，再也沒有精力和興趣去從事其他任何工作了。

　　我們已經看到了，對於有教養的人來說，學問變成了商品。他們也沒有時間和推動力忘我地探求真理和追求理想。每個人都埋頭於自己的專業，認為把一分鐘的時間花在研究不能獲利的某種學問上面都是損失。因此，現在有人主張中等學校取消希臘語和拉丁語課程。取消這兩門課程的理由，與其說是出自教育學上的考慮，不如說是企圖叫青年只學習他們將可能“用得上”的東西，即學習將來能夠變錢的東西。

　　甚至從事科學工作和藝術活動的人，也失去了關於整體的一切觀念以及追求全面而和諧的發展的任何志向。到處都是片面的專業化。科學和藝術降低到手工業的水平。蘇格拉底對於手工業者的活動所說的那一番話，也完全適用於科學和藝術。哲學思想瀕於死亡，至少在上述階級里是這樣。

　　但是，在這同時，產生了一種新的勞動和一個新的階級，即使用機器的勞動和無產階級。

　　機器使勞動失去了一切精神內容。使用機器的工人，不再需要思考和熟慮，他的工作只是被動地服從於機器。機器指揮工人工作，工人變成機器的附屬品。

　　對於使用機器的勞動所說的這一些話，也適用於工場手工業或家庭工業的勞動，不過一般說來，適用的程度較小。把制造一件完整物品的手工業者的勞動，分成許多部分，而其中的每一項工作，通過一道或數道十分簡單的工序，只能制造出完整物品的一部分。手工業者勞動的這種分割，是機器生產的準備階段，也就是機器生產的序幕，這是眾所周知的。

　　工作的單調和思想的缺乏，給無產階級帶來的第一個結果，就是他們的心靈顯得遲鈍。

　　但是，緊接著而來的另一個結果，則是他們產生了起來反對勞動時間過長的憤慨情緒。對他們說來，勞動與生活已經是兩件事情。對他們說來，只有在勞動結束之後，生活才開始。對勞動和生活還形成一體的工人說來，勞動自由可能等於生活自由。但是，對於只有在不工作時才有生需的―天說來，唯有擺脫勞動之後才能享受生活自由。 當然，這類工人實現不了擺脫一切勞動的願望，因為勞動是生活的先決條件。可是，他們必然會設法限制他們的勞動時間，以便有時間來生活。

　　現代無產者為縮短勞動時間而鬥爭的一個根深蒂固的原因，就在這里；而舊制度下的農民和手工業者，是無法理解這種鬥爭的。這一鬥爭的目的，不在於取得一點點經濟利益，不在於增加工資，不在於減少失業人數。雖然這一鬥爭也有這些目的，但在基本上它是為生活而鬥爭。

　　然而，從使用機器的勞動奪去了勞動的精神內容這一事實，又產生了第三個後果。這就是無產階級的精神力量，也像其他生產者的這種力量一樣，並沒有被生產活動消耗殆盡；在從事生產活動的時候，他們的精神力量是閒著的。因此，無產者在工作時間以外進行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渴望，只要一有機會，就會強烈地表現出來。無產階級渴望求知是現代社會的特有現象之一。其他一切階級盡量把自己的余暇毫無意義地消磨掉，而無產階級則真心誠意地渴求知識。只有那些有機會同無產者在一起工作的人，才能充分理解無產者的這種追求知識和教育的渴望的強烈。但是，如果一個局外人，拿工人的報紙、雜志和小冊子同其他社會階層愛讀的書刊比較一下，他也不難看出這種渴望的強烈。

　　而且這種求知欲完全沒有自私的動機。知識並不能幫助使用機器的工人增加收入。他們是為了真理而探求真理，而不是為了任何物質利益。因此，他們非不把自己局限於某一個別的狹隘範圍內；他們的視野面向整體；他們希望理解整個社會和整個世界。最困難的問題，最能吸引他們的注意，他們非常喜歡研究哲學和形而上學問題，以致要想把他們從雲霧中拖回到大地上來，往往是很困難的。

　　一個人成為哲學家，不在於占有知識，而在於追求知識。雅典貴族的光輝燦爛的思想家的哲學精神，恰恰就在被人輕視的無知的無產者中間覆興起來。但是，這種精神的自由發展，在現代社會是不可能的。要知道，無產者沒有錢學習，沒有人指導他們去學習系統的知識，他們受盡無計劃的自學所有的一切意外和困難，尤其是沒有充分的余暇！對無產者說來，科學和藝術仍然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聖地；他們力圖占領它，可是打不進去。

　　只有社會主義獲得勝利，才能為無產階級開辟享受教育的一切源泉。只有社會主義獲得勝利，才有可能減少獲取生活資料的勞動時間，使工人有獲得充分知識的必要的余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激起了無產階級的求知欲；只有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才能使這一欲望得到滿足。

　　給人類帶來生活自由，藝術活動自由，科學活動自由和最高尚享受自由的，不是勞動自由，而是勞動解放。這種解放，在社會主義社會由於施行大規模的機器生產而成為可能。

　　迄今為止只在世界歷史上出現過一次的那種作為少數高等貴族特權的幸福而和諧的知識，將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共同財產。少數高等貴族依靠奴隸獲得的東西，一切文明民族將依靠機器來取得。它們將因生產勞動的解放而受到上升的影響，而絲毫不會受到奴隸經濟迫使雅典貴族終於頹廢而引起的那種卑躬屈節的影響。正如現代的科學手段和藝術手段，遠遠地超過了兩千年以前，現代的文明世界大大地勝過小小的希臘一樣，社會主義社會在道德的崇高和物質福利方面，將淩駕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最光輝燦爛的社會。

　　能夠有機會貢獻自己的力量為實現這一美麗理想而奮鬥的人，幸福無疆！

　　第五章 階級鬥爭

　　第一節 社會主義和有產階級

　　德國社會民主黨綱領總則部分最後幾段寫道：

　　“這種社會變革不僅意味著無產階級的解放，而且意味著在現狀下受盡苦難的全人類的解放。但是，這種變革只能是工人階級的事業。因為其他一切階級，盡管它們的利益互相沖突，但是它們都是站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的，並以維持現代社會基礎為共同目標。

　　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鬥爭，必然是一種政治鬥爭。工人階級沒有政治權利，就不可能進行它的經濟鬥爭和發展它的經濟組織。它不掌握政權，就不可能把生產資料轉化為公有。

　　使工人階級的這種鬥爭變成自覺的鬥爭，使它統一起來，並為它指出自然而必然的目標，這就是社會民主黨的任務。

　　在存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切國家，工人階級的利益都是一致的。隨著國際往來和為世界市場而進行的生產的發展，每個國家的工人的境況，日益依存於其他國家的工人的境況。所以，工人階級的解放是所有文明國家的工人都要同樣參加的事業。由於認識到這一點，德國社會民主黨感到並宣布自己同其余一切國家的有覺悟的工人是一體的。

　　因此，德國社會民主黨不是為新的階級特權和優越地位而奮鬥，而是為消滅階級統治和階級本身、為不分性別和血統的一切人的平等權利與平等義務而奮鬥。從這些觀點出發，黨在現代社會中不僅反對對工資勞動者的剝削和壓迫，而且反對任何一種剝削和壓迫，不管這種剝削和壓迫是針對一個階級，一個黨派，一個性別或是一個種族的。”

　　第一段的頭幾句話，大概不必解釋了。我們早已經詳細地指出，社會主義生產取代資本主義生產，不僅符合一無所有者和被剝削者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個社會發展的利益。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甚至也符合有產者和剝削者的利益[1]。要知道，他們也備受現代生產方式帶來的那些矛盾的折磨。他們有些人由於遊手好閒而沒落，另一些人則把一切精力消耗在永無休止的利潤追逐當中。他們所有的人都仿徨在瀕於破產以及墮入無產階級行列的危險之中。

　　然而，毫無疑問，大多數的有產者和剝削者不僅對社會主義抱著懷疑和不相信的態度，而且懷著猛烈的敵意反對社會主義。

　　這是不是單純由於缺乏知識和見解而造成的呢？在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們當中，主要的人物恰恰是那些在政府中、社會中和科學界所占的地位能夠最快地理解社會關系和社會發展趨勢的人。

　　現代社會的狀況是如此令人發指，以致凡是願意認真地從政治或科學方面考察這種狀況的人，都不敢再否定社會主義者的批判的根據了。相反地，所有非社會主義政黨中頭腦清醒的人士都承認，這種批判包含有“真理的顆粒”；其中有些人甚至認為，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只有在社會不是經過突然變化或突然改進的條件下，社會主義的勝利才是不可避免的。按照他們的意見，只要這些政黨中的某個政黨趕快實現自己的綱領，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極其容易地做到這一點。

　　因此，在決定性關頭，甚至非社會主義政黨中的那些最能理解這種批判的代表人物，也仿效這種辦法，借助於不徹底的邏輯，避而不從這種批評中作出結論。可是，我們知道，從社會主義者的批評中得出結論，卻是必要的。

　　產生這種奇怪現象的原因，是不難理解的。雖然有產者的某些不可低估的利益反對生產資料私有制，但是他們更切身的、為他們所了解的其他一些利益卻要求保衛生產資料私有制。

　　當然，這首先與富人有關。他們不能從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直接得到任何好處。就算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會對整個社會帶來有利的後果，而且這種後果對他們也有好處，可是這畢竟要在遙遠的未來才能實現。相反地，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給他們帶來的不利，是早就可以清晰看到的。他們必然失去自己的權力和榮譽，根據社會革命進行的情況，有些人也許會犧牲自己的安樂和榮華。

　　對有產階級的下層，特別是對他們中間本身就是被剝削者的那些人，即對小手工業者、農民等來說，情況就不同了。他們沒有什麽權力和榮譽可損失的；至於福利問題，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只會給他們帶來好處。但是，為了理解這一點，他們的眼界必須高出自己所屬的那個階級的觀點。小資產者或小農民根據自己的痛苦的經驗體會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作用，可是他們的狹隘觀點，卻使他們不能理解這種生產方式，至於對現代的社會主義，就更不能理解了。然而，有一點他們確實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對於他的經營方式是必要的。

　　只要手工業者仍然感到自己是手工業者，小農民仍然感到自己是小農民，小商人仍然感到自己是小商人；只要他們的階級意識依然很強烈，他們就要死抱著生產資料私有制而不肯拋棄，而且不管他們的生活怎樣壞，仍然不會理解社會主義。

　　我們在前一章已經看到，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如何緊緊地把小資產者和農民束縛在他們的落後的經營上面，甚至當這種經營已經不能保證他們好歹度日，而去從事雇傭勞動卻能保證他們改善境況的時候，他們也不肯放棄這種經營。

　　由此可見，私有制是這樣一種力量，它把一切有產階級都束縛在現代的生產方式上面，甚至把那些身受剝削而他們的財產不過是“私有制”的辛酸諷刺的人，也束縛在這上面了。

　　在小資產者和農民中間，只有那些對於本階級的繼續存在感到絕望並且再也不能懷疑他們據以為生的生產形式注定要滅亡的人，才會理解社會主義的學說。但是，由於他們的生活條件而必然形成的無知和眼光狹小極其嚴重地妨礙著他們認識到他們的階級地位已經完全沒有希望。生活貧困和對可能使他們免於貧困的方法的狂熱追求，使他們很容易成了誇誇其談而不能實現自己的冠冕堂皇的諾言的一切蠱惑分子的戰利品。

　　有產者中比較站得高的階層，文化水平較高，眼光比較遠大。許多有教養的人士，還保留著力圖建立資產階級統治的革命鬥爭時代，即啟蒙時代的舊的理忍主義的殘余。但是，由於受到這種殘余的引誘而去接受社會主義思想並進而實現這種思想的資產者，是可悲的！他們必須趕快選擇：或是放棄自己的觀點，或是切斷直到今天不僅束縛他們、甚至支持他們的一切社會紐帶。只有少數人具有走到這個分岔路口所必要的充分勇氣和獨立精神，而在他們當中，又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走到分岔路口的時候，有足夠的力量堅決地切斷同本階級的聯系。但是，甚至這少數中的少數人，到今天為止一般都很快地消沈下去：感到自己“年輕時過於熱情”，而終於“明哲保身”起來了。

　　在上層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當中，只有資產階級的理想家一般說來能夠成為社會主義的追隨者。但是，對大多數這些社會關系及由此所引起的問題有較深刻理解的理想家說來，他們的這種理解，只不過使他們徒勞無益地把他們的精力耗盡於尋求所謂“和平”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上面罷了。這種解決方案，目的在於把他們所有的或多或少的社會主義知識的要求同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調和起來。然而，他們這種企圖，正像尋找潮濕的火，或尋找燃燒的水一樣，畢竟是不可能實現的。

　　有些資產階級理想家，不僅有必要的理論上的見解，而且至少和資產階級割斷了內部的聯系，同時又有勇氣和力量去切斷自己與資產階級的外在聯系。只有這些人才能變成真正的社會主義者。

　　因此，社會主義事業，不能寄過多期望於有產階級。社會主義可能把這個階級的個別成員吸引到自己這方面來，然而這只限於他們當中那些按其思想意識已經不屬於他們在經濟地位上與之有聯系的那個階級的人。他們始終是微不足道的少數，除非是在革命時期，天秤上將開始傾向於社會主文方面。在這個時候，有產階級的隊伍中才真正會開始絕望的逃跑。

　　但是，直到目前為止，社會主義大軍的唯一豐富的補充來源，並不是還有什麽東西（雖然非常少）可以失去的階級，而是那“失去的只是自己頸上的鎖鏈”，“所能獲得的卻是整個世界”的階級。

　　第二節 傭人和仆人

　　但是，社會民主黨決不認為一切貧苦階層，都是補充自己的擁護者的良好泉源。

　　當然，我們不可能在這里敘述無產階級的自然發展史。這方面的最重要的問題，我們已在第二章敘述無產階級在現代生產方式中的作用時說過了。這里，我們只想作幾點補充說明，而這對於闡明無產階級的各個階層在當前的經濟和政治鬥爭中所起的作用，是必要的。

　　我們知道，盡管庸人們慣用的格言，即窮人似乎永遠存在，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必須承認貧困和商品生產具有同樣悠久的歷史。不錯，在最初的時候，貧困通常只是個別的現象。例如，在中世紀，沒有為自己營生所必需的生產資料的人是很少的。然而，就在這為數極少的窮人當中，大多數人仍然很容易在有錢人的家里找到充當助手、雇農、幫工和傭仆等工作。他們大部分是年輕人，希望將來獨立經營和建立自己的家園。不管怎樣，他們必須和家庭的主人或其主婦一起工作，和他們共同享受自己的勞動果實。由於他們是有產者家庭的成員，所以他們完全不是無產者；他們感到自己同這個家庭的財產狀況有密切的聯系，這個家庭的興衰都要影響到他們。這種現象，在至今還保存著這類家長制關系的偏僻地區，仍然可以見到。在這種地方。傭工成了自己主人家庭的成員，盡管他們沒有財產，他們卻維護著私有財產，所以，在這里不存在社會主義的土壤。手工業中的幫工，也處於這種地位。（參看第二章）除了雇農和幫工之外，又出現一類特殊的仆人。有一部分窮人，在大的剝削者的家庭里找到工作。在中世紀和近代初期，這些大的剝削者主要是貴族、諸侯、高級僧侶和富商。窮人到這些人的家庭里來服務，不是為了幫助他們勞動，而是作為他們的傭兵或奴仆來保衛他們和侍候他們。這里，同勞共食這種家長制關系，已經消失了。所以由這種關系產生出來的主人和傭人之間的連帶關系，也不存在了。但是，在主人和仆人之間，出現了另一種連帶關系。凡是在仆人數目很多的家庭里，仆人中間就有地位上的差別。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可以期望提升，加薪，增權和沽名。這一切完全以主人的好惡為轉移。仆人越會迎合主人，越能俯首聽命，越能在這方面比其他仆人表現得突出，他的前途就越有希望。由此可知，受寵的仆人感到自己與主人有連帶關系，可是，對自己的同事則心懷敵意。但是，在主人和仆人之間，還形成另一種連帶關系。這就是：主人的收入越多，他的勢力越大，榮譽越高，他的仆人由此得到的殘羹剩飯也就越多。對於那些專供顯示榮華或“排場”的仆人，尤其是如此。這類仆人的使命就是炫耀主人如何富有，使主人盡快地和盡情地揮霍金錢，勇敢而“忠實地”為主人的一切惡劣行為和罪惡勾當服務。因此，在對待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上，仆人感到自己同剝削者和壓迫者有密切的連帶關系，甚至往往以比主人還殘酷的手段對待他們。要知道，一個主人，如果他還稍微有一點頭腦，他是不會殺死給他孵金蛋的母雞的。保護這樣的母雞，不僅可以為他自己，而且也可以為他的後代帶來好處。但是，仆人是不會有這種考慮的。

　　一般人非常憎恨奴仆，這是不足為奇的。他們對上阿諛奉承，對下殘暴無情，已被人編成諺語。人們把“奴才天性”看成最下賤的品質的總稱。

　　當然，這種情況不僅影響著下層出身的窮人的性格，而且也影響著上層出身的窮人或者略有資財的人的性格。例如為尋求自己的幸運而到王公的府邸充當隨從的沒落的小貴族這類比較高級的奴仆，也有這種性格。[2]

　　順便提一下，我們這里只是就下級仆人說的。因此盡管同小貴族出身的仆人作比較很有意思，可是我們不應當再繼續比較了（其實他們類似之處是十分明顯的，要把比較進行到底並不困難）。在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弄清楚，盡管仆人屬於窮苦階級，為什麽他們不能成為補充社會主義擁護者的良好的源泉。相反地，他們倒是現代社會的支柱。

　　剝削的加強，每年創造的剩余價值量的增加以及為這種增加的結果的奢華的加甚，都促使奴仆人數增加。就是說，這種情況有助於一個沒有財產但對社會主義運動說來卻不是可靠的補充源泉的階層的成長。但是，社會發展還算有幸，變相的軍事奴仆——雇傭兵，自從法國革命開始實行軍事改革以後，即自雇傭軍隊被普遍兵役制所建立的軍隊代替以後，大大衰落了。當然，雇傭兵還沒有完全廢除。直到今天，“武裝的人民”遠沒有成為民主的制度，這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因於現代軍隊仍然保存著雇傭兵的殘余。

　　盡管奢華不斷加甚，但是有一種強烈的趨勢壓制著這種特殊仆人和各種普通傭人的增加。這種趨勢就是過時的家庭形式不斷解體和分工日益發展。這種趨勢越來越把各種家務勞動和服侍私人的勞動變為專門的獨立的職業，比如出現了理發、司廚、趕車和信差等職業。誠然，這些從傭仆工作中分離出來的職業，還長期保留著自己的前身的特點，但也逐漸地具有產業工資勞動者階級的特性和養成這個階級的觀點。

　　第三節 流氓無產階級

　　盡管為了經營管理或奢侈生活而使用的仆人數目很大，盡管幫工和傭兵的人數很多，可是這些職業通常仍不能把所有的窮人都吸收進去。窮人中沒有勞動能力的人——小孩、老人、病人和殘廢者，當然不能依靠這些職業中的任何一種來維持生活。我們已經說過，在近代的初期，還有一大批找不到工作的人也應當加在這里面。這批人主要是從自己的土地上被驅逐出來或因不堪虐待而逃走的農民。他們的人數之多，使得大量有勞動能力的人也淪落到與沒有勞動能力的人相等的地位。他們什麽東西也沒剩下，只好去求乞、行竊或賣淫。他們不得不在餓死和不顧一切關於廉恥、榮譽和自尊的傳統觀念之間進行抉擇。為了茍延殘喘地活下去，他們顧了自己的迫切需要，就顧不得自自己的名譽。這種情況必然發生極其墮落和腐化的作用，那是不言而喻的。

　　這種腐化作用，還因為失業的貧民成為社會的最大負擔而一直在增強，他們不但不為社會所需要，相反地，把他們消滅掉，還可以使社會解除這個不必要的負擔。然而，任何一個階級，只要它成了累贅，在社會上沒有任何必要的職能，就必定墮落。這種情況，不論是對上層階級還是對下層階級，都是一樣的。

　　這些乞丐們即使用自己騙自己的辦法，也不能使自己相信他們的存在還有什麽必要；他們根本想不出他們的階級曾經對社會有過什麽功勞；他們也沒有力量迫使社會供養自己的寄生生活。

　　人們不過是容忍他們罷了，所以恭順就成了乞丐的首要天職，同時又被人們看成是窮人的最高美德。也同奴仆一樣，這種無產者對有權勢的人卑躬屈節，而對現存的社會制度毫不表示反對。相反地，他們依靠富人食桌上拋下來的殘羹糊口。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怎麽會想消滅富人呢！他們本身不受人剝削。然而工人所受的剝削越重，富人的收入越多，富人越慷慨，乞丐也就越有希望以富人那里得到更多的東西。同奴仆一樣，他們也參與分享剝削的果實。既然如此，怎麽能要他們去反對剝削呢？在德國，在宗教改革[4]初期，天主教會由於以前剝削社會的各階級，深為這些階級憎惡，但是這一類的無產者卻繼續盡忠於教會，因為他們從教會得到的施舍多於從吝嗇的市民或破產的農民那里得到的施舍。

　　這一類無產階級——流氓無產階級悟還從來沒有自願地反對過剝削。但是，他們也同變相的軍事奴仆——雇傭軍隊一樣，當然不是剝削制度的支柱。他們膽小怕事、毫無原則，一旦給他們施舍的人失去財勢，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拋棄這些人，而不管他們死活。這類無產者也從未站在革命運動的前列，但是每逢社會動亂，他們卻從來沒有放過混水摸魚的機會。有時他們也會幫同對行將滅亡的統治階級加以最後的打擊。一般說來，在革命時期，他們專門乘機掠奪，敗壞革命，而到後來，一有適當時機就背叛革命。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流氓無產階級的人數大大增加，日益擴充他們的隊伍。特別是在大城市，流氓無產階級在人口中占很大一部分。

　　有一部分小農和小資產階級，在性格和觀點方面也非常接近流氓無產階級，他們的生活極端貧困，對自己的力量沒有一點信心，可是仍然企圖依賴上層階級的布施來勉強維持外表。

　　第四節 工資無產階級的出現

　　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即大工業，也非常樂意從上述這些階層中汲取自己所需的勞動力。對資本主義生產來說，所需要的不是受過訓練的工人，而是善於忍受和不會反抗的工人，它使這些工人毫無意志地變成現代工廠中大機器的組成部分，這種大機器，只有當它的無數齒輪中每一個都能精確地不斷地按規定轉動的時候，才能正常地工作。因為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使用的基本工人群眾，主要來自地位與流氓無產階級接近的各勞動階層，而且有一部分來自流氓無產階級本身，所以這些階層甘心忍受的待遇，一般就成了資本家打算給予一切工人的待遇的標準。至於勞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和道德家非常喜歡談論它的教化作用，然而，對於無產者來說，勞動本身首先是使他們進一步墮落的根源，而不是使他們上升的根源。由於工人無力反抗，使資本家能夠將勞動時間極度延長下去。我們在第二章已經說過，在資本主義大工業中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極多的。如果不對資本加以強迫，它是不會給予無產者以過私人生活和受教育所需的時間的。凡是資本不受任何限制的地方，它就把勞動時間延長到工人筋疲力盡為止。即使在勞動和睡眠之間還有一點余暇時間，也完全被工人用去作短暫的享樂，或沈溺於酒色，使得對自己所處的貧困境遇的認識日漸消失。男女共同勞動，成人和兒童共同勞動，在樂觀的、自由自在的和有義務觀念的人們中間，本來可以成為高尚的精神鼓舞和對這些人施行道德上的教化的源泉。但是，在資本主義工廠中，由於工廠的敗壞道德和使人墮落的作用，這種共同勞動反而使道德敗壞的危險更加增大，使無產階級的墮落更加迅速了。

　　在資本主義大工業發展的初期，工人無產者同流氓無產階級相差無幾，這是不足為奇的。無產者如何在精神上和肉體上深深地陷入犯罪、酗酒、頹廢和墮落的泥沼，從恩格斯向我們作的關於十九世紀最初幾十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經典敘述中[5]，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第五節 工資無產階級的增長

　　當時，“無產階級”這個概念，同極端墮落的概念具有相同的意義。現在也還有人抱著這種看法，而在這些人中間，甚至還有人自命為“先進”人物。但是，在勞動無產階級同流氓無產階級還在外表上保存著許多共同點的時候，兩者之間就已形成了一條鴻溝。

　　不論流氓無產階級在什麽地方和什麽時候作為大量的現象出現，它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現代的倫敦或柏林的流氓無產階級，同古代羅馬的流氓無產階級並無不同。相反地，現代的勞動無產階級卻是世界史上從未見過的完全獨特的現象。

　　首先，在流氓無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生產的勞動無產階級之間有極大的根本差異：前者是寄生蟲，後者是社會的根基之一，同時這個根基不僅日益成為社會汲取力量的最重要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工人無產者盡管沒有財產，可是他們決不是依靠施舍維持生活的乞丐。他們不僅不靠社會供養，反而用自己的勞動維持社會。不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初期，工人無產者還感到自己是被救濟的窮人，並把剝削他們的資本家看成是給了他們以工作，從而給了他們以面包的恩人，看成養育他們的人，他們的雇主。這種“宗法”關系當然非常適合於資本家的心意。就是在今天，資本家付給工人以工資，不單要求工人完成規定的工作，而且還要求他俯首帖耳和表示感恩。

　　但是，如果不使初期的這種美好的宗法關系消滅，資本主義生產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長期存在下去。不管工人如何卑躬屈膝，他們早晚會發現正是他們養活資本家，而不是資本家養活他們。當他們照舊貧困不堪，而有時此以前更加貧困的時候，資本家卻越來越富有。而當他們請求工廠主這個假家長給他們以更多面包的時候，他們得到的卻只是一塊石頭。

　　工人無產者同流氓無產者和仆人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不是依靠剝削者的剝削所得生活；他們同家庭傭人和手工業幫工（參看第二章）的不同，在於他們不是跟剝削者共同勞動和共同生活，因此，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私人關系，對他們說來是不存在的。他們住在殘破不堪的貧民窟里，卻為他們的剝削者修建華麗的宮殿。他們忍饑挨餓，以便剝削者大吃大喝。他們盡力勞動，直到筋疲力盡為止，以便給剝削者及其嘍羅們創造著消磨空閒時間的手段。

　　這種對立，與資本主義以前時期的富人和“小人物”即窮人之間的對立相比，性質完全不同。舊時代的窮人羨慕富人，他們用驚嘆的眼光仰望富人，把他們當作自己的理想。他們希望自己也成為富翁，也成為這樣的剝削者。他們也不會產生消滅剝削的思想。工人無產者卻不羨墓富人，不希望得到富人的地位；他們憎恨和鄙視富人，憎恨富人是剝削者，鄙視富人不勞而獲。最初，他們只憎恨同自己有直接關系的資本家，不久以後就開始明白所有的資本家都完全是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他們的，於是，他們的最初的私人憎恨，就發展成為對全體資本家階級的有意識的敵視。

　　對剝削者的這種敵視，是勞動無產階級的最早的特征之一。階級仇恨決不是社會主義宣傳的結果，這可以追溯到社會主義宣傳對工人階級發生影響以前很久。仆人、家庭傭人和手工業幫工是不可能有這種高度的階級仇恨的。在從事這些職業的成員和其“主人”之間保持著密切的私人關系的情況下，這種仇恨是不可能在他們中間成長起來的。當然，在這些職業中，工資勞動者和企業主（或業主）之間也有不少沖突，不過這種沖突往往以和解而結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工人會對企業主懷著最激烈的敵意，然而絲毫不會因此而破壞生產；企業主甚至可能不會覺察出這種敵意。

　　最初，這種仇恨情緒只是畏畏縮縮地在個別情況下表露出來。但是，如果說等到無產者終於明白工廠主給他們以工作完全不是出自高尚的目的，需要相當時間，那末，等到他們拿出勇氣同自己的“主人”進行公開的鬥爭，就需要更長的時間了。

　　流氓無產者深感自己無用，又沒有任何物質保證，所以他們既膽小又馴服。最初，工人無產階級也保存著這種品質，因為他們是來自流氓無產階級以及與其接近的各階層的。不錯，工人無產階級是體會到所有那些加在他們身上的淩辱的，但是他們只是暗中加以反抗——在衣袋中握緊拳頭。然而一些更有毅力、更熱情的人的憤怒情緒，還表現在偷偷的犯罪行為上。

　　只有當我們所談到的工資勞動者這幾個階層都認識到他們的利害一致、休戚相關的時候，他們就會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並滋長出反抗精神來。休戚相關、團結一致的情感一旦發生，無產階級就開始在精神上得到新生，同時，勞動無產階級也開始脫出流氓無產階級的泥潭了。

　　資本主義生產的勞動條件，就向無產者指出了緊密團結一致的必要，個人服從整體的必要。在舊時的手工業中，每一個人獨自生產一個完整的物品，而在資本主義大工業中，一切都建立在共同勞動上面，即建立在協作上面。在這種情況之下，每個工人如果沒有夥伴的幫助，就不能有絲毫作為。但是，如果他們團結一致，按照計劃從事勞動，他們當中每個人的勞動生產率就會提高一兩倍。可見，勞動本身就使他們體會到團結的力量，使他們養成了一種自覺而愉快地遵守紀律的習慣。這種紀律既是協同的社會主義生產的前提條件，又是在資本主義生產下無產階級為反對剝削而進行各種有效鬥爭的前提條件。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本身教育著無產階級，使他們認識到資本主義必然滅亡，並準備為社會主義社會而勞動。

　　對於喚起無產階級的團結情感說來，勞動條件的一致，也許比協作發生著更為有力的作用。在中世紀的行會中，國際主義已見端倪，不過當時各種行業還是嚴格分開的。我們曾說過，在奴仆之中，也有等級之分。但是，在現代工廠中，一般而言，工人之間沒有任何等級之別，沒有任何地位的不同。無產階級要想升上較高的地位，一般是不可能的，何況高級職位極少，以致大多數工人對此連想都不敢想。只有極少數的工人才會受到這種肥缺的引誘而腐化下去。對於絕大多數工人來說，勞動條件是完全相同的，任何一個勞動者都不可能單獨地僅僅為自己而改善這些條件，他只有通過全體工人、即他的全體勞動夥伴的境況的改善，才能改善自己的處境。不錯，工廠主企圖在工人中間散播糾紛的種子，故意地造成勞動條件的不相一致。但是，現代大工業促成一致的作用甚為有力，以致要采用計件工資、獎勵制度之類的辦法才得以長期麻痹工人，使他們意識不到利益的一致。資本主義生產越繼續維持下去，無產階級的團結也就越緊密、越鞏固，也越是成為無產階級所具有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

　　在這方面，勞動無產階級和奴仆有多大不同，我們只須指出前面就奴仆所談到的各點情況，就可以明白。在這方面，農業中的農奴和手工業中的幫工，遠遠不如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的無產階級。

　　手工業中的幫工的團結達到一定程度以後，就停止了。無產階級的團結，則遠遠超過這一點。這一部分或另一部分工人的團結，並不限於在同一企業中工作的工人。手工業的幫工，也同無產階級一樣，逐漸體會到勞動者到處都會碰到相同的敵人，到處利害都是相同的。在資產階級還固守小城市和小國家的分散狀態的時代，手工業幫工就已經組織起包括整個國家的全國性機構。現代與國之間的最殘酷鬥爭的條件下，在統治階級展開瘋狂的軍備競賽的條件下，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了。

　　我們從手工業幫工那里就已發現國際性組織的萌芽；他們發現自己能夠逾越國家的界限。可是，他們沒有能夠逾越職業的界限。德國的制帽匠或銅匠在外面流浪的時候，可以得到瑞典或瑞士的同行的禮遇。但是，他卻受到本國，甚至本鄉的鞋匠或木匠的冷淡。手工業中的行業區分，是非常嚴格的。一個學徒在沒有成為幫工以前，要一連學習許多年，而且得終生忠實地守住自己的本業。他個人的幸福也取決於手工業的繁榮和壯大。如果說幫工對本業的行東懷有敵意，那末，他對其他手工業的行東和幫工所懷的敵意也不小。在手工業全盛時期，各種手工業的幫工組織之間就有過激烈的鬥爭和敵對行為。

　　相反地，資本主義生產把各種各類的行業亂七八糟地混在一起。在同一家資本主義企業中，大部分是各種行業的工人共同協作來完成一個共同的任務。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具有完全消除生產中的行業觀念的趨勢。機器把以前勞動者所需的數年學習時間縮短為幾個星期、甚至幾天。機器使每一個工人能夠由一個工序轉到另一個工序而沒有特別困難。機器甚至往往使工人以前所從事的工作變成無用，把他們拋到街頭，迫使工人不得不另找工作。庸夫俗子們唯恐在“未來國家”中會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事實上，對今天的工人說來，這種選擇職業的自由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

　　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可以很容易地逾越過去手工業幫工所越不過的界限。因此，現代無產階級的團結意識，一方面具有國際性，另一方面這種意識又普及於整個工人階級中間。

　　在古代和中世紀，就已經有各種形式的雇傭勞動。同樣地，工資勞動者和他們的剝削者之間的鬥爭，也不是什麽新奇的現象。不過，只是到了資本主義大工業占了統治地位的時候，工資勞動者才結合成一個階級。他們完全體會到自己利害的一致，他們日益使自己的個人利益以及地方利益，甚至本行的特殊利益（只要還有這種利益），服從階級的偉大的共同利益。但是，只是到了十九世紀，工資勞動者反對剝削制度的鬥爭，才帶有階級鬥爭的性質。同時，僅僅由於這一點，這一鬥爭才有可能具有更高更遠的目標，而不是單純地限於消除當前的弊害，工人運動也才有可能變成革命運動。

　　“工人階級”的概念日益擴大。這里所說的，首先是指大工業中的無產階級。但是，隨著產業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甚至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部經濟企業中日益取得了決定性的意義，大工業中的無產階級的情感和思想方法，對全體工資勞動者也日益發生著決定性的作用。這種對利益一致的認識，也掌握了資本主義的工場手工業和手工業中的勞動者。並且，手工業越是失去它的最初的特性，越是和工場手工業接近，或越是淪落到受資本主義剝削的家庭工業的地步，這種對利益一致的認識也就會越迅速地掌握手工業中的勞動者。

　　城市中的非工業的勞動者，即在商業、運輸業和旅店業（按德國職業統計術語來說，就是“住宿和休息”〔Beherbergung und Erquickung〕的行業）中從事工作的勞動者也逐漸加入工人階級的行列中來。其次，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開始瓦解農業中舊的家長制經營形式，並使農業變成利用工資勞動者而不是利用作為主人的家庭成員的奴仆來從事生產的產業時，農業中的勞動者也逐漸體會到自己與其余的工資無產者的利益是一致的。最後，團結的情感開始打動生活沒有保障的獨立手工業者，而在情況有利的時候，甚至會感染農民。於是，一切的勞動者階級日益匯合成一個單一的工人階級，這個階級的靈魂就是人數不斷增加和經濟意義不斷增長的大工業無產階級。大工業無產階級所固有的友愛團結精神，共同的紀律和對資本家的敵視態度，日益在這個階級中間普及開來。同時，無產階級所固有的那種無厭的求知欲（這一點，我們在前一章末尾已經說過）也日益在他們中間增長起來。

　　於是，世界歷史上的新生力量便在被輕視、被虐待和日益淪落的無產階級中間成長起來。舊的勢力開始在它的面前發抖。也就是說，一個具有新的道德和新的哲學，人數日益增多，團結日益加強，經濟意義日益增大，自覺性日益增強和眼界日益擴大的新階級，成長起來了。

　　第六節 使無產階級上升的趨勢和使無產階級下降的趨勢之間的鬥爭

無產階級脫離屈辱的地位而上升，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過程。但這完全不是和平的從容不迫的發展過程。正如我們在第二章所指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趨勢，使無產階級日益淪落。無產階級要在精神上得到新生，只有通過對這種趨勢及其代表人——資本家展開鬥爭，才有可能實現。這種新生，除非加強新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在無產階級內部造成的反對力量和反對趨勢，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無產階級下降的趨勢，因時間、地點和工業部門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它決定於市場的情況，各企業間的相互競爭的程度，該工業部門的機器技術發展水平和資本家對其利害關系的認識水平等等。同樣地，在無產者各階層內部發展起來的反抗行動，也決定於各式各樣的條件：決定於這些無產者的主要補充來源的各階層人民的習慣和要求，在他們從事的工業部門中勞動所需要的熟練程度和體力情況，女工勞動和童工勞動的普及程度，各部門中人數不等的產業後備軍的數量，工人的覺悟程度，最後，決定於該勞動部門是使工人分散或孤立，還是使工人團結或集中的情況。

　　所有這些條件，因工業部門和工人階層的不同而非常懸殊，並且由於技術和經濟革命不斷發生，而經常變化。遭受資本剝削和無產階級化的新地區和新職業，每天都在增加；新的生產部門每天都在增加，原有的生產部門則在不斷發生變革。無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的初期，或是在今天，我們都可以看到，不斷有著新的階層從這種生產方式中產生出來；在無產階級內部，隨著上升趨勢或下降趨勢的占上風而不斷發生變動：一些階層上升，另一些階層則下降。

　　但是，對人類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說來，幸運的是，無產階級的大多數階層遲早都要進入上升趨勢占絕對優勢的時期。一旦這種趨勢在這一階層或那一階層的無產者中間強大到足以喚起他們的自覺，喚起他們的階級覺悟，對本階層成員相互之間和他們與整個工人階級團結一致的覺悟，使他們認識到堅強的團結產生的力量；一旦這種趨勢使他們認識到他們是經濟發展上所不可少的，鼓起他們的自尊心；一旦這種趨勢使他們確信工人階級正在走向美好的未來；一旦無產階級的某一階層上升到這樣的高度，那要再把他們拉回到墮落而愚蠢的人群中去，則是無比困難的。這一群墮落的人雖然也能產生憎恨，但是不能團結起來進行持久的鬥爭；他們對本身和對自己的前途感到絕望，醉生夢死，沒有從自己的苦難中養成憤怒的情感和反抗的願望，而只是養成膽小怕事的俯首聽命的惡習。一旦階級意識在無產階級的某一階層紮下根來，幾乎就無法把它鏟除了。盡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迫使無產階級下降的趨勢發生很大的作用，正如在某些衰落的家庭工業部門所見到的那樣，只要這種壓迫不使這一階層滅絕，而僅使他們下降，則它就只能使無產階級經濟地位下降，而不能使他們在精神方面下降。在其他任何情況下，壓迫只會引起反抗，而它的作用不會使人頹喪，反而只能使人更加堅強。壓迫不能使更多的無產者淪為流氓，而只會使更多的無產者上升為殉難者。

　　第七節 慈善事業和勞動保護立法

　　如果無產階級的每一階層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那末在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身上，這一上升過程就要比實際上所有的開始得晚得多，而且進行得緩慢得多和痛苦得多。一切事情的開端，都有其固有的困難。無產階級中現在處於值得尊敬的地位的某些階層，在他們從資本主義的發展把他們推進的泥潭中拔足上升的開端，也有這種困難，可是他們從來沒有在沒有外援的條件下克服過這種困難。無產階級的這些階層所得到的外援，來自地位比他們高的社會階層，即一部分來自勞動無產階級的上層，一部分來自有產階級。

　　這後一類援助，特別是在資本主義大工業發展的初期，是具有某些意義的。

　　在中世紀，貧困的現象並不嚴重，以致公共的（主要是教會的）和私人的慈善事業不難把它對付過去。當時，貧困不是什麽解決不了的困難，即使有人對此加以注意，也只是出於勸人行善的想法。他們認為貧困是上帝的一種教育手段。如果貧困降在行為不端的人的頭上，人們便把貧困看成是懲罰；如果貧困的犧牲者是虔信宗教的人，人們便把貧困看做一種考驗，其目的是要他把更大的希望寄托於神。而對富人說來，貧困為他們開辟了練習行善的場所。這種行善，就像鍛煉身體所必需的操練一樣，是拯救他們的靈魂所必需的。

　　但是，當舊的封建農業因商品生產的發展而開始瓦解的時候，當被剝奪土地的農民相率奔向城市、而城市開始“人口過剩”，城市中的失業和大量的貧困普遍起來的時候，這種新的、可怕而又危險的現象，才引起一切有思想和有情感的人注意。舉辦慈善事業這種中世紀的辦法，已經不足以對付大量的貧困了。此外，宗教改革又消滅了一個最重要的是施舍來源——天主教會的貧民救濟。照顧所有的貧民，這對社會說來，越來越成為力所不能勝任的任務。於是，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問題，即消滅貧困的問題。人們想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許多方法。這些方法，因發明者的見解和人格各異，而極不相同：從通過消滅窮人本身（比如把窮人處死或流放）[6]來消除貧困的便利方法，直到經過周密考慮的建立新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各種計劃。後一類計劃，得到有教養的人士極大的同情，而各國的統治者和政府賢達則只能理解“方便”方法。但是，無產者被斬首或被污辱的越多，貧民的人數也越多。

　　但是，貧困問題逐漸呈現出另一種面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了，並開始日益廣泛地傳播，越來越在社會中占居統治地位。與此同時，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便認為，消滅貧困這個問題已不覆存在了。資本主義生產是以無產階級為基礎的，消滅無產階級就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無法進行。大量的貧困是資本主義的大量財富的基礎；誰想使大量的貧困縮小，就等於侵犯財富。誰在今天想要消除勞動者被剝奪了財產的這種狀況，誰就是在摧毀私有財產，也就是社會的顛覆者和敵人。

　　不錯，某些資產階級人士所懷的同情和恐怖，仍然對無產階級有利。要知道，貧困對整個社會有危險，因為它在制造瘟疫和犯罪。貧困迫使一些頭腦比較清晰和具有同情心的資產者為無產者做一些事情；但是，對於沒有勇氣又沒有力量同自己的階級斷絕關系的大多數資產者說來，問題已經不在於消滅無產階級，而在於改善無產者的狀況了。無產者應當是能夠工作的人，而且應當是永遠甘願效勞的無產者。資產階級的慈善事業（博愛），也不會超出這個限度。

　　當然，在這個限度內，慈善事業是可以采取多種多樣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它的大多數方法，不是完全無用，就是至多只能使人得到暫時的慰借。

　　但是，這個概括卻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我指的是勞動立法。在十九世紀最初幾十年，當資本主義的大工業（首先是紡織業）在英國發展起來，並帶來它所能產生的一切可怕災難的時候，一些眼光遠大的慈善家開始確信：唯有一個方法才可以阻止大工業的工人完全淪落，那就是國家實行勞動保護，最低限度對工人當中的最沒有自衛能力的階層——女工和童工實行這種保護。

　　當時，經營大工業的資本家，還不像今天這樣在有產階級當中起著決定性作用。有產階級中的非資本家即地主和小資產者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要求限制大工業資本家對工人的權力。其次，由於認識到如果不采取這種措施，就會使英國工業繁榮的基礎——工人階級趨於滅亡，也讚同這種限制，而且這種想法不能不使有產階級中頭腦比較清晰和能夠看到長遠利益的一切代表人物傾向於讚同勞動保護。最後，個別大資本家的個人利益，甚至也支持這種限制。因為他們擁有足夠的財力，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這種限制轉嫁出去，並使生產適應於這種限制，而他們的力量較小的競爭對手，只是依靠對工人作最殘酷剝削的辦法勉強維持下去，如果實行勞動保護，這批小競爭者就得完全破產。但是，盡管如此，盡管工人階級本身展開了要求勞動保護的強大運動，第一批的、甚至十分小心謹慎的勞動保護立法以及後來對它的增補，也還是經過一番頑強鬥爭才取得的。

　　即使初期所獲得的成果是微不足道的，但對於無產階級中那些由此受益的階層來說，卻是促使他們由糊塗狀態中覺悟過來，以及在他們當中推動那使他們的社會地位上升的趨勢發生作用的動因。即使在還沒有取得任何勝利以前，這個鬥爭本身也足以啟發無產者，使他們知道自己是如何重要、如何必要的，他們所代表的力量多麽強大。這個鬥爭已經把他們激發起來，喚醒了他們的自覺和自尊，粉碎了他們的絕望心情，並為他們提出了一個超越日常需要的長遠目標。

　　在資產階級也加以支持的提高工人階級的手段當中，另一種手段就是開設國民學校。詳細研究這個問題，會使我們超出本書範圍之外。學校確是一個重要的手段，不可低估它的意義。但是為了使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得到提高，這個手段畢竟不如徹底實施的勞動保護立法。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發展，大工業越排擠其他的生產形式，或者改變後者的性質，也就越需要不斷加強勞動保護，不僅需要把勞動保護立法推廣到大工業的一切部門，而且也需要把它推廣到手工業、家庭工業甚至農業中去。但是，隨著工業資本家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影響的增長，非資本家的有產階級——小資產者和地主也沾染了資本家的思想，而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則由資產階級的有遠見的領導者，變成了決心維護資產階級的一切眼前利益的仆從。

　　資本主義生產使從事這種生產的工人遭到可怕的蹂蹣，以致只有最貪婪和最無恥的資本家及其夥伴才敢於拒絕實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法定的勞動保護。至於超過這種狹小範圍的比較廣泛的勞動保護，比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八小時工作制在目前具有的意義，相當於英國工業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實行的十小時工作制的意義），今日在有產階級中間只有少數人支持。資產階級的慈善事業，越辦越縮手縮腳，越來越使工人走上為爭取全面的勞動保護而獨立鬥爭的道路。目前爭取通過立法手續來縮短勞動時間而進行的鬥爭，已與英國在上一世紀為爭取十小時工作制而展開的鬥爭完全不同了。如果說現在的資產階級政治家讚成維持標準勞動日，但這也不是出諸仁愛之心，而只是因為他們的選民——工人迫使他們如此。為爭取勞動保護而展開的鬥爭，日益變成純粹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在歐洲大陸和美國，爭取實行勞動保護立法的鬥爭，比英國開始的晚得多，但一開始就具有階級鬥爭的性質。無產階級在為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而進行的鬥爭當中，不能再期望得到有產階級的支持了。無產階級要靠自己的力量，即首先依靠本階級中最先具有鬥爭能力和鬥爭企求的人數眾多的階層的力量。

　　第八節 工會運動

　　工資勞動者和剝削者之間的鬥爭，決不是新鮮的事情。在中世紀末葉，我們就已經在手工業中看到幫工和行東之間展開這種鬥爭了，因為行東在當時商品生產和世界交通發展的影響下，開始表現出資本主義的潮流和趨向。早在十五世紀，某些行東就已力圖增加幫工的人數，以期自己可以不勞動，而依靠剝削幫工的勞動生活，或者至少把大部分工作推給幫工去做。行東越來越想延長勞動日，限制幫工的假日，甚至取消星期日休息。同時，一些有錢的行東極想在生活方面同幫工分離，而幫工也只得滿足於粗茶淡飯的生活。以前的家屬關系削弱了。最後，行會的行東開始禁止幫工升為行東，也就是說，如果不是行東的兒子或女婿，就很難上升為行東，而且往往根本不能成為行東。於是，幫工這一階層不再是處於由學徒上升為行東的過渡階段，而變成獨立的階層。

　　隨著行東開始扮演資本家的角色，就必然出現如下的結果：他們和他們所雇用的勞動者之間的關系，也像後來資本主義的企業主和工資勞動者之間的對立那樣，變成非常尖銳了。但是，幫工同大工業開始時期的備受壓迫和苛待的無產者無法比較。準備反抗和展開鬥爭的幫工，不僅抵抗加諸他們身上的任何一種打擊，而且力圖給予對方以更加有力的打擊。當時，城市的觀模還小，每座城市的每一行業的幫工，人數也比較少。通常，一種行業都集中在一定的街區，所以幫工們能夠容易團結起來。當然，勞動把幫工們彼此分離開來，因為一個行東至多雇用兩名幫工，超過兩名的時候極為少見。但是，勞動並不是幫工的全部生活內容。一年之中，假日很多，進行社交活動的要求當時在每個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下於勞動，而社交活動也確是把他們聯合起來了。當時，小酒館成為他們的組織中心，即成為他們醞釀展開鬥爭的場所。凡是在生活上和行動上同他們不一致的人，都受到排斥。如果考慮到當時的行業彼此隔離的情況，那末，受到同行的這種排斥，對於幫工說來，就等於受到社會排斥。因此，一種行業的幫工團體——行會，都包括從事這種行業的全部幫工在內。當時幾乎還不知道產業後備軍是什麽。由於種種原因，一個行業要從其他行業中吸收工人也還不可能。因此，就對行東的關系而言，幫工處於比較有利的地位，這是毫不奇怪的。他們用的武器是罷工和抵制，而且被應用得極為廣泛。當時熱烈擁護行會制度的人，幻想中世紀的手工業能夠覆興，他們以為中世紀的手工業覆興了，勞動者和他們的剝削者就能夠和平共處。因此，如果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的主要手工業中發生的罷工也像今天的罷工這樣，隨著當前工業的發展而日益頻繁和頑強起來，恐怕他們一定會怒發沖冠吧！

　　只是日益強大的現代國家權力，才把幫工壓制住了。壓制勞動階級是國家權力對資產階級的最早的效勞，而且迄今仍為國家的一項主要任務。於是，限制工資（即規定最高工資）、禁止工資勞動者的一切組織、或者至少是用警察力量來壓制這些組織的時代，便開始了。但是，國家也並不能把幫工完全壓制住。幫工也像他們的敵人那樣很清楚地知道，團結起來將產生何等的力量，而沒有組織就會怎樣地沒有保僵。所以，他們以英勇頑強的精神到處保衛自己的組織。凡是不能成立公開組織的地方，他們成立秘密組織。他們為此而受到殘酷的懲罰和迫害，但是，這一切都不能破壞他們之間的聯系。反對社會黨人的法令[7]（不管這項法令本身多麽殘酷）加諸德國無產階級身上的迫害和痛苦，比起過去數世紀以至十九世紀中葉許多國家勞動者所受到的苦難，不過是兒戲而已。但是，他們最後仍然戰勝了這一切迫害，而成為勝利者。

　　但是，新興的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中的大多數工人，卻沒有手工業幫工那麽大的反抗力量。如上所述，在工場手工業中，制造一件成品所需的工序，是分配給許多勞動者承擔的，其中的每個勞動者只需做一種或幾種比較簡單的操作就可以了。因此，勞動者的學徒期限縮短了，女工和童工開始湧入工業部門。其次，在工場手工業占統治地位的時期，工業城市聚集了龐大的勞動者隊伍。在這種情況下，每個工人就不可能像中世紀小城市里的幫工那樣，可以不通過任何勞動而能互相結識了。當然，手工業的幫工也因大城市的發展而受到一些痛苦，不過，這些痛苦並不那麽嚴重，因為隨著他們人數的增加，他們的敵人——行東的人數也增加了，從而行東之間的糾紛也增加了。反之，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僅有人數眾多的工人同少數的企業主對立著，這些企業主卻能容易互通聲氣。

　　此外，行會的限制也妨礙了古老城市中的工場手工業的發展。這些企業曾經不得不設在行會制度管轄地區之外，大部分設在農村地區。在這里，對勞動者容易加以監督，而勞動者得不到其他勞動人民階層的任何支持，只能把希望寄托於在工場手工業中工作。最後，由於中世紀的許多假日被取消，勞動者的社交集會時間大大減少了，而這種集會是團結和由此而來的行動一致的手段。

　　誠然，工場手工業集合了弄多工人群眾，並迫使他們共同勞動，即實行協作。但是，對工人的團結可能發生影響的一些有利後果，有一部分被消除了，這不僅是因為工人是由居民中的各個階層招募來的，而且還因為在工場手工業中，各種工序的報酬特別懸殊。在這里，正如豪門的奴仆有等級之分一樣，工人之間也被分成了一系列不同的等級和職位。雖然工人屬於哪一等級主要決定於他的生產活動的性質，而很少決定於他個人的機靈程度，從而這種等級不會使奴才根性在工人中間滋長起來，但是，它卻使同一企業中的各個工人集團的利害關系大不相同，因此，他們難於認識到他們的利害是一致的。

　　但是，工場手工業的工人還有一個很大的有利條件，那就是，雖然他們的學徒期限比手工業工人短得多，可是他們的工作全憑熟練和靈巧，而這非經長時期的訓練是達不到的。因此，工場手工業的工人是不容易被別人所排擠的。況且，在我們現在所說的這個發展階段，盡管失業求職的無產者為數很多，其中熟練的工場手工業的工人卻很少。產業後備軍對工場手工業時期的工人來說，一般還沒有重大的意義。

　　只是機器的使用，才改變了這種情況。機器使全體失業者聽從工業的擺布，把無產者的婦女和兒童一批一批地送進勞動市場。這種變化，對工人的反抗能力發生了什麽影響，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

　　自從在生產中應用機器以來，整個工業以異常迅速的速度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工業。但是，並不是說在一切生產領域，資本主義主義企業都立即變成使用機器力量進行生產的工廠。在某些生產領域中，至今仍然保存著工場手工業，像排字業就是如此。也有一些產業部門，在資本主義經濟下，只要不是為大量生產服務，仍然可以長期維持手工生產，比如裁縫業就是這樣。而仍處在手工業階段的任何工業之施行資本主義剝削，通常都引起小規模的家庭生產，而不致引起大生產。但是，家庭工業的勞動者的反抗能力則是最差的。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盡管使用機器生產的大工業占統治地位，但是仍然有一系列工業部門（這樣的工業部門正在日益減少）需要經過訓練而掌握一定技巧的工人。大工業本身產生了一系列新的勞動部門，或者擴大了原有的一些勞動部門，這些勞動部門需要某些特殊能力、特殊技藝和專門知識，因此不怕未經訓練的工人或女工和童工的競爭。例如，金屬開采業和金屬加工業的某些部門，過去和現在情況都是這樣。

　　隨著這種情況的出現，從事勞動的無產階級就被分成兩大階層。一為上層的無產者，由經過訓練、或有一定技藝的（英文叫做skilled）熟練工人構成，他們的條件比較有利。在他們下面，是大批與日俱增的普通工人群眾，他們所從事的生產部門不需要特殊的知識、熟練或技能。在這些工人當中，盡管有些人富有生產知識，有相當能力，但是，他們同樣被看作未經訓練、沒有技藝的不熟練（unskilled）工人。他們很容易被別人所排擠，誰也不注意他們，他們的反抗能力也不強。

　　條件比較有利的工人，也就是在提高工人階級的鬥爭中的那一部分先進無產階級。當他們實行罷工時，雇主們難於找到代替他們的人，這一事實為他們提供了重要的戰略優勢。他們是無產階級中最有戰鬥精神的分子，能夠先於其他人起來反抗資本家。他們已經在許多次沖突中表現出自己的戰鬥能力。

　　他們的地位，和中世紀手工業行會的幫工大致相似。他們在許多方面還保留著幫工的傳統，比如仿效幫工的組織和鬥爭的方法。工人組成的（最初只是由熟練工人組成的）新的經濟組織——工會，往往就是舊時幫工組織的直接繼續，至少在工會運動的初期，這種工會常常是仿照工資勞動者從行會幫工繼承下來的傳統習慣而組織起來的。

　　工會運動繼承了行會幫工運動的傳統，這並不僅僅表現在工會的反抗精神和抵抗能力上面；幫工的行會精神有時表現在這些方面，有時也表現在其他方面，這就是一種行會的故步自封的傾向，即片面地只追求本行業的狹降的利益，而不顧全體工人的共同利益。這種情況，有時十分嚴重，以致熟練工人的工會不僅忘記了自己同全體工人階級保持團結的義務，而且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犧牲其余的工人，比如限制本行業的學徒人數，就是一個例子。他們依靠這種限制，確實使本行業的勞動力的供給有所減少，但這只是犧牲了其他勞動部門的工人，因為其他勞動部門沒有可能實行類似的限制，所以反而使更多的勞動力向這些部門蜂擁而來。

　　不過，有組織的工人以勞動“貴族”自居而與“苦力”分開，並高踞於這些人頭上的這種意圖，僅僅見於個別的勞動部門。比如在德國，大多數的排字工人不久以前就曾采取過這樣的立場。而在英國，所有的熟練工人都與不熟練工人分開。受到工廠法保護、從而條件比較有利的勞動部門的工人，也屬於熟練工人之列。在英國，這種工人直到最近都是與廣大的工資無產階級群眾分離的工人貴族，其中一部分至今還是這樣。

　　凡是工會運動使行會的片面的狹降觀念，以及處境比較有利的工人的貴族化日益加劇的地方，工會運動不僅不會促使整個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得到提高，甚至可能抑制和削弱這種提高的過程。在這方面，工會運動比起歷來英明的政治家們所喜歡采取的愚蠢而荒謬的壓迫措施，要有效得多。那些為對付工人階級的戰鬥組織而采取的措施，倒是使熟練工人同非熟練工人團結起來同心協力反擊壓迫的最有效手段。

　　今日，只有那些最愚蠢無知的政治家還以為可以用這種方法來壓制無產階級。今日無產階級的最危險的敵人，正是那些以朋友姿態出現而不是以敵人姿態出現的人，迖些人企圖通過工會運動來分裂無產階級，使先進戰士中最有抵抗能力的那一部分人，變成壓迫防衛能力薄弱的那部分人的壓迫者。工人階級的這些假朋友，在德國也很出名，不過至今為止他們大部分只是在大學里活動。但是他們也力圖影響工人。幸虧占居統治地位的政黨眼光過於短淺，德國工人又深具遠見，而經濟條件也十分發達，使得這些先生還不能發生太大的危害作用。

　　即使工人中某一階層處於較有利的條件，他們自高自大，脫離無產階級群眾，但是，在經濟發展影響之下，他們不得不很快同整個工人階級采取一致行動，和他們團結起來。這些工人階層，由於他們的覺悟程度、該工業部門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它在國內外市場上的作用各異，他們的貴族化傾向的消除所需的時間也不一樣，但是，這種傾向遲早要從這類工人階層中消除的。

　　任何一個工業部門，都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技術革命。披術革命的結果，使得不熟練工人能代替熟練工人，使得女工和童工能夠與男工競爭。盡管有各式各樣的限制，比如對學徒人數的限制等等，雖然各行業需要很多工人，但是各行業的失業人數仍然有增無已。未參加組織的熟練工人，也不斷增加。因為他們的工資低廉，所以能夠用他們來對付有組織的工人。因此，甚至那些有錢的、而且組織得十分堅強的工人都越來越確信：分散的個別的工會無力單獨反擊資本主義使他們淪落的影響，更不用說完全戰勝這種影響了。他們認識到：整個無產階級的力量越薄弱，他們自己的力量也就越薄弱，相反地，整個無產階級的力量越強大，他們自己的力量也就越強大，他們的地位，歸根到底決定於整個工人階級的力量。他們也會認識到：騎在陷入泥坑里的入們的肩上往上爬，以及因自己高升而使他們愈陷愈深的策略，是荒謬的。如果他們真要往上爬，並在高處站得住，他們就必須努力取得借以立足的鞏固地盤。但是，如果不幫助他們下面的階層爬出泥潭，他們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

　　於是，工人的“貴族階層”一個接著一個地開始認識到，他們反對剝削的鬥爭並不是只為他們的特殊利益而進行的特殊鬥爭，而是整個無產階級所從事的偉大階級鬥爭的一部分。他們認識到無產階級的其他階層所從事的鬥爭，決不是同他們沒有關系的，這一鬥爭也是為他們而進行的，因此，他們有義務幫助和促進這一鬥爭，並且要盡可能參加這一鬥爭。他們也認識到，應當盡可能保護本身無力自衛而至今仍站在工人運動外面的那些無產者階層的利益。

　　同時，不熟練的工人階層，也一個接著一個地擡起頭來。看到熟練工人的偉大鬥爭場面，許多“不熟練”工人兄弟都為之振作起來並得到鼓舞。前面已經說過，為實行勞動保護而進行的鬥爭，也起了相似的作用。還有其他一系列原因，在條件的巧合下，有時在這里，有時在那里，激起各個工人階層參加到戰鬥的無產階級的行列中來。

　　不熟練工人的鬥爭所直接產生的經濟效果，一般是不大的。他們的鬥爭歷史，“充滿了工人的一連串失敗，只是間或有幾次個別的勝利”（恩格斯語）[8]。但是，也像希臘神話中的巨人安泰[9]一樣，無產階級從自己的失敗中吸取了新的力量。不論鬥爭的結局如何，鬥爭本身就使工人在精神方面有所提高，激起和發揚我們在前面指出的作為無產階級的特征的那些品質。甚至在這種鬥爭沒有使他們的經濟狀況得到改善，甚或反而使他們的境況更加惡化的時候，鬥爭本身始終有促進無產階級在精神方面和社會方面得到新生的作用。

　　於是，從熟練的無產者和不熟練的無產者中逐漸形成了一個被工人階級的運動所席卷的階層，造成工人運動。這是為整個階級的共同利益而鬥爭的那一部分無產階級，即無產階級的ecclesia militans（戰鬥的教會）。這個階層由於原來自高自大而又自私的工人“貴族”、以前的愚蠢無知的“苦力”以及陷於無能為力的絕境的下層工資勞動者的參加而日益壯大。我們已看到，勞動無產階級在不斷增加。我們也知道，勞動無產階級對其他勞動階層，日益發生決定性的作用，不論在生活方面，情感方面以及思想方面，後者日益受到前者的強烈影響。最後，我們還看到，在這日益壯大的工人大眾中間，它的戰鬥隊伍，不僅絕對地增加了，而且也相對地增加了。盡管無產階級成長得非常迅速，而它的戰鬥隊伍壯大得還要迅速。

　　但是，戰鬥的無產階級，才是社會民主黨的擁護者的最重要和最豐饒的補充來源。社會民主黨實質上無非是戰鬥的無產階級的覺悟的部分；戰鬥的無產階級顯露出日益與社會民主黨合一的趨勢；在德國和奧地利，我們實際上已經看到兩者合而為一了。[10]

　　第九節 政治鬥爭

　　無產階級的最初組織，是仿效手工業幫工的組織而組織起來的；同樣地，當無產階級作為團結一致的群眾展開鬥爭的時候，它最初采取的鬥爭手段，到處都與幫工所采用的手段一樣。這種手段，就是抵制，尤其是罷工。

　　但是，無產階級不能只限於采用這兩種鬥爭手段。構成無產階級的各個階層越團結成為一個統一的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鬥爭也就越要具有政治性，因為如《共產黨宣言》所指岀的，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

　　單是純粹的工會鬥爭需要，就已經迫使工人提出政治要求。我們說過，現代國家認為自己對於工資勞動者的主要任務，是不讓工資勞動者有任何可能組織起來。秘密組織只有不能公開結社時，才能代替公開組織，但這本來是不夠的。要團結成為一個整體的群眾越多，越顯出秘密結社是不夠的。因此，無產階級越發展，它越需要團結的自由，即結社的自由。

　　但是，無產階級要得到最全面地發展自己的組織和最合理地利用這些組織的機會，單有結社自由還是不夠的。我們已經說過，手工業的幫工是很容易團結一致的。在每個城市里，從事於某一種職業的人，為數都比較少，而且其中大多數人，都集中在一條街上，所以他們經常見面，彼此交往。同一行業的全體幫工，都會聚首在一個小酒館里。每個城市在不同程度上形成經濟上的一個整體。交通道路極為簡陋，城市與城市之間甚少往來。在這種情況下，漫遊各地的各個手工業者，就足以維持各城市組織間的聯系。

　　今天，在巨大的工業中心，都有好幾千名工人在工作，他們每一個人，只和少數同事有密切的私人往來，而和廣大的同事沒有密切的私人交往。為了在這樣龐大的人群之間建立聯系，使他們認識他們利害在各方面都十分一致，吸收他們參加以保衛他們的利益為宗旨的組織，就需要有機會同廣大的同事自由交談，就要有集會自由和出版自由。手工業的幫工不需要出版書刊，因為在他們所生活的小天地里，只須口頭傳達信息就可以了。相反地，要把大批現代工資勞動者團結在一個組織里面，使他們采取一致行動，沒有出版物的幫助，是完全不可能的。

　　由此可見，無論在什麽地方，只要工人階級開始覺悟，試圖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他們除了提出經濟要求以外，還提出政治要求，即提出關於結社自由，集會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要求。這些自由，對無產階級說來，有重大意義；這是對他們的發展絕對需要的他們的生存條件。它們對於無產階級來說是陽光和空氣。不論誰，凡是削弱或剝奪工人階級的這些自由，或是竭力阻止工人為獲得這些自由和擴大這些自由而鬥爭的人，不論他是真愛還是假愛無產階級，不論他自命為無政府主義者，或自命為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還是什麽人，都是無產階級最兇惡的敵人。他們給無產階級帶來的損害，決不亞於公開的敵人；不管他們的這種行徑是出自惡意，還是出自無知，都需要像反對無產階級的公認敵人那樣同他們進行鬥爭。

　　有時，人們把政治鬥爭同經濟鬥爭對立起來，認為無產階級需要把這兩種鬥爭分開：或者單獨進行政治鬥爭，或者單獨進行經濟鬥爭。事實上，這兩種鬥爭形式是不能分開的。經濟鬥爭要求上述幾項政治權利，然而這些權利不是自天而降的，為了得到這些權利，並保住它們，需要最激烈的政治活動。但政治鬥爭本身歸根到底也是經濟鬥爭。比如，當鬥爭涉及捐稅和勞動保護等諸如此類的問題的時候，它常常是直接的經濟鬥爭。政治鬥爭不過是經濟鬥爭的一種特殊的、最廣泛的、而且多半是最有決定性作用的形式。

　　不僅是專門和直接牽涉到工人階級的法律，就是其他大多數的法律，也都或多或少地牽涉到工人階級的利益。因此，工人階級也應當和其他一切階級一樣，必須努力增大政治影響和取得政權，努力使國家政權為自己服務。

　　在現代國家，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有兩種方法。第一，就是個人對國家元首的直接影響，在專制國家，就曾經是（現在也是）影響國家政務的唯一可能的方法。這種方法，對於那些容易親自接近國家元首，可以得到元首的寵愛，能使元首依存於他們，或者為元首效勞的階級有利。因此，這些階級，即宮廷貴族、高級僧侶、高級軍官和高級官僚，以及大信貸者和金融界牛耳，是專制政體的天然的擁護者。

　　在現代大國內，其他一切階層的人民只有依靠自己選出的議會，才能對國家的治理發生影響。議會決定征稅條款，在議會有代表的各階級根據這些條款才會同意向人民征收的管理國家所必需的賦稅。凡是名副其實而不是專制政治的遮羞布的一切議會，都應當有立法權、否決權和倒閣權，而拒絕納稅的權利和可能性則是上述這些權利得以發展的基礎。

　　關於人民的直接立法，這里可以不談。最低限度，在現代的大國中（我們這里所說的國家正是指的這種國家），人民的直接立法，不能使議會成為多余的東西，而只能在個別情況下與議會一起，補其不足。國家全部立法工作由人民的直接立法處理，那是絕對不可能的，猶如不可能用人民的直接立法來監督國家的政務工作和必要時對國家作這種或那種指示一樣。只要現代的大國存在一天，政治活動的重心就要在它們的議會里。

　　議會制度的最後結果，就是代議制共和國。至於這種共和國作為裝飾品保留君主（比如英國）還是不保留君主，那是無關緊要的問題。實際上，在真正由議會治理的國家里，國家的行政完全從屬於議會。議會掌握著錢袋，而錢袋是現代國家的靈魂，正像它是一切現代企業的靈魂一樣。在今日，沒有金錢的國王的處境，比沒有領土的國王還要惡劣。

　　在現代國家中，過著強烈的獨立的政治生活，但毫無希望通過個人對國家元首發生影響的辦法來迅速地達到預期目的的一切階級，都力圖一方面增強議會的權力，另一方面擴大他們自己在議會中的權力。議會的權力既依存於為它撐腰的那些階級的力量和決心，又依存於它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它們的那些階級的力量和決心。一個階級在議會中的力量，首先取決於選舉權的性質。被剝奪了選舉權的階級，當然不可能有代表參加議會。再者，一個階級在議會中的力量，還取決於這個階級在選民中享有的威信。最後，這個力量也視該階級的議會活動能力為轉移。

　　對於頭兩點，是無需說明的。只是最後一點，尚需我們說幾句。從事議會活動，並不是人人都能勝任的。它需要一定的經驗，而這種經驗，只有依靠長期從事社會活動，尤其是從事演講活動，才能得到。此外，它還需要有廣闊的眼界，遠大的眼光，能夠理解具有全國性和國際性的問題。農民和大部分小資產階級都缺乏這些參加議會活動的先決條件。我們已經說過，這些階層的精力完全用於勞動上了。勞動使他們孤立，把他們彼此分開，使他們每個人的交往只限於不多的一些人。因此，他們的眼界必然極其狹窄，對於具有極為普遍意義的一切問題，他們都用個人的至多是局部的、一時需要的尺度來衡量。他們的生活情況，不僅阻礙了他們中間議會政治活動家的成長，而且也妨害了這些階級結成堅強的全國性政黨（指包括全國範圍的整個階級的政黨）。他們形成彼此之間沒有聯系受一時的情緒支配的群眾。他們不僅不能從本階級中間選出代表參加議會，而且也無力對他們所選出的代表加以嚴密監督。手工業者或真正的農民，在議會里不過是白色的烏鴉。農民或小資產者為了在議會中有代表，他們不會推選地位與他們不相上下的人；如果他們具有自由主義的思想，他們就會選舉律師或是教授，如果他們具有保守思想，他們就會選舉大地主、僧侶或高官。顯而易見，這樣的代表，即使心地誠懇，也不能真正代表手工業者和農民的利益。何況他們的心地往往並不誠懇。一旦他們進入議會，他們就要為所欲為，而他們的選民，則毫無辦法制馭他們。選民們所能做到的，至多是在下一屆選舉中使叛徒落選，但是，在一屆選舉中他們不過又選出另一個叛徒而已。

　　因此，農民和小資產者對議會制度不滿，這是不足為怪的。但是，資產階級就完全不同了。他們擁有一切物質和精神的手段，使他們可以在競選期間和在議會當中維護自已的利益。他們不僅有足夠的金錢，而且他們中間有不少精通世界知識的有教養的人士，這些人習於管理龐大的社會組織，以法律知識和演講藝術為職業，比如律師、教授等等便是。

　　在這方面，迄今為止，其他任何一個階級都無法和資產階級相比。因此，直到最近他們都一直支配著議會。所以，議會制度是保證他們在國家中的統治和迫使下層階級的力量在政治上為他們服務的最合適和最有效的手段。

　　因此，不打算消滅資本主義制度而懷有激進情緒的小資產者，喜歡把議會制度看成是維持奴役下層並使這種奴役永遠存在下去的主要原因。他們對議會制度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不想傾聽一下，而確信只要完全取消議會制度，就可以推翻資產階級。他們當中有些人要求用人民直接立法來代替議會，另一些人則更進一步，認為在現代國家中，政治和議會制度是彼此分不開的，而籠統地反對一切政治活動。這看來也許是很革命的，而實際上，不外是承認下層階級在政治上的破產而已。

　　就對議會制度的關系而言，無產階級比起農民和小資產者，處於比較有利的地位。我們已經說過，現代生產方式怎樣使無產階級提高，使它擺脫屈辱的狀態，以及怎樣喚起無產階級的求知欲，使它理解社會現象的整體和具有普遍意義的重大問題。單是由於這一點，他們作為政治家就高於小資產者和農民。他們能容易地掌握政黨的原則，歡喜原則的政策，而不至受一時情緒、個人的或局部的利益擺布。他們的生活條件，使他們能夠和廣大同事團結一致，同心協力，共同行動。他們的生活條件，使他們養成了嚴守紀律的習慣，這種紀律，他們要求自己的先進戰士遵守，同時，先進戰士也要求他們本身遵守。所以，為無產階級的組織而進行的活動，以及在這種組織中的活動，是從事議會活動的最好學習場所。這種活動使無產階級習慣於議會的方式，為無產階級培養演說家、法律專家和組織人材。

　　因此，無產階級現在所處的地位，能夠組織自己的不依賴於其他階級的獨立政黨。這在德國每個人都知道得非常清楚，無產階級已經在事實上證明了這一點。可是，無論是農民，還是小資產者至今都還沒有做到這一點，恐怕他們將來也未必能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善於控制他們的代表，並使他們為自己的利益服務。[11]最後，在他們的隊伍當中，能夠卓有成效地代表本階級出席議會的人物，也越來越多。

　　當無產階級作為一個自覺的階級參加議會鬥爭（主要是競選和議會本身中的鬥爭）的時候，議會制度便開始改變它的最初特性。議會不再單純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工具了。正是這種鬥爭才是喚醒無產階級中的對鬥爭抱著消極冷淡態度的階層並使他們產生自信和對美好未來抱有希望的最有力手段。這種鬥爭，也是使無產階級各個不同階層日益鞏固地團結起來，形成統一的工人階級的最有力手段。最後，它還是無產階級現在擁有的影響國家政權，使其為本階級利益服務，並迫使國家政權作出在現存條件下能夠做到的讓步的一切手段中的最有力手段。簡而言之，這種鬥爭是使無產階級上升，擺脫經濟的、社會的和精神的屈辱地位的最有力杠桿。

　　因此，無產階級不僅沒有任何理由逃避議會制度，相反地，它有一切理由以最堅定的精神一方面促進議會加強對政府的控制，另一方面，加強自己在議會中的代表以獨立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的代表的資格進行活動的力量。

　　除了結社權利和出版自由以外，平等直接的無記名投票的普遍選舉權，也是無產階級順利發展的最重要條件。

　　第十節 工人黨

　　並不是一切國家的工人階級都已經具備這些條件，差不多所有國家的工人階級都還沒有充分地具備它們，幾乎到處都有企圖重新剝奪工人階級已經獲得的東西的傾向。現在，工人階級為了取得並維護必要的政治權利，正面臨著一場長期的、需要很大犧牲的鬥爭。

　　在無產階級開始政治鬥爭的初期，由於有產階級內部發生鬥爭，無產階級的任務是比較容易完成的。工業資本家，商人，地主，宮廷官宦和專制統治階級等等，彼此之間不斷發生激烈的傾軋。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當中的每一集團都努力於尋找同盟者，給後者以少許讓步，使他們加入自己的一夥。但是，在鬥爭勝利之後，進行分贓時，同盟者卻往往受騙，得不到什麽。另一方面，某些政黨，為了能繼續獲得某一下層階級為它服務，也常常被迫給予這個階級以重要的政治權利，這是事實。

　　統治階級最常訴諸無產階級，它們本身把無產階級吸引到政治鬥爭舞台上來了。只要無產階級還沒有在政治上獨立，統治階級就把它看成是“有投票權的家畜”，而它本身也像農民和小資產者一樣自願為剝削者利用。實際上，無產階級也不止一次地為剝削者效了這種勞。

　　然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在本質上是極端對立的，以致它們之間的政治意圖無法長期一致。在每一個實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無產階級參加政治活動以後，都遲早必然要導致同資產階級政黨決裂，而起來組織獨立的政黨——工人的政黨。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無需多加解釋，因為，我們已就這個階級的利益、意圖和觀點，作過詳細說明了。

　　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在什麽時候必須采取這一決定性的步驟，即所謂必須切斷把它同自己的母體——資產階級社會在政治上聯系起來的臍帶，這首先取決於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因為無產階級的人數、力量和團結，主要是由這種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但是，也有其他一系列條件，對工人階級政治獨立的遲早，具有重要意義。其中特別值得指出的，有以下兩個條件：工人階級對於政治和經濟情勢的認識水平和資產階級政黨對工人階級的態度。就徳國而言，這兩個條件至今都特別有利於工人在政治上同資產階級分離，而且比其他任何一個大工業國，都有利得多。因此，發生了這樣的現象：德國的工人運動，就擺脫資產階級政黨而獨立來說，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工人運動。

　　盡管實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各國工人運動，因不同條件的影響，進入組織獨立的工人黨的時期遲早有所不同，但是，經濟發展本身必然按照自然觀律，使其中的每個國家進入這個時期。

　　任何一個政黨，都必然以取得政治統治權為目的。它們必然要力圖使國家政權從屬於自己，即服從它們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利益，也就是說，它們必然要力圖成為全國的當權黨。同樣地，工人階級組織獨立政黨，也自然而必然地為自己規定出這種目的，而經濟的發展也將自然而必然地導致這個目的得到實現。但是，這里也同工人與資產階級政黨決裂一樣，開始實現目的的時期，不僅決定於該國工業發展的水平，同時，其他一系列全國性和國際性的條件，也起著作用。同樣地，實現目的的方式，也各種各樣，極不相同。但是，凡是對現代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發展，特別是對最近一百年的經濟和政治發展作過研究的人，沒有一個會懷疑無產階級的最後勝利，是自然而必然的。隨著無產階級的人數、精神力量和它對經濟發展的必要性的日益增長；隨著階級鬥爭使無產階級養成團結精神和遵守紀律的習慣，擴大它的眼界，它的組織也就不論在其範圍與團結方面都不斷加強；隨著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範圍內日益成為最重要的階級，即成為整個社會歸根結底要依靠它的活動來維持的唯一的勞動者階級，與無產階級敵對的各階級，將在人數上不斷減少，明顯地失去政治力量和精神力量。它們不僅變成多余的東西，甚至有一部分有害於生產的進展。在他們領導之下，生產越來越亂並陷入日益不能容忍的地步。

　　在這種情況之下，哪一方面將最後得到勝利，是昭然若揭的。很早以前，有產階級就已經為它們的末日迫近而發慌了。但是，他們對自己的處境所感到的膽戰心驚，卻不肯承認，企圖以假裝鎮靜和故作歡喜來麻痹自己的這種情感，閉著眼睛不看他們所奔向的深淵，沒有發覺自己正在通過這種盲目行為加速自己的滅亡，並使這種滅亡更加無法挽救。

　　但是，無產階級作為被剝削階級的最下層（流氓無產階級不受剝削，它屬於寄生階層），不能像其他階級歷來所做的那樣，利用它取得的統治權力，把被剝削的負擔轉嫁到其他階級肩上，使自己變成一個剝削階級。它必須利用自己的統治權力，消滅自己被剝削的狀況，從而消滅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切剝削現象。但是，剝削的根源在於生產資料私有制。因此，無產階級只有廢除私有制，才能消滅剝削。既然無產階級的沒有私有財產的情況，能使它廢除私有制，那末，它的被剝削狀況，將迫使它廢除剝削，並以社會的共同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生產。

　　但是，我們已經說過，只要商品生產仍占統治地位，社會的共同生產就不可能成為一般的生產形式，為了用社會的共同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生產，必須廢除為市場而進行的生產——商品生產，而代之以為社會並在社會的監督下而進行的生產。因此，社會主義生產是無產階級勝利的自然而必然的結果。如果無產階無意利用它在國家中的統治來達到這種目的，就是：借國家政權的幫助來掌握生產資料和用社會主義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那麽，事理的邏輯最終也會引起這種情況出現，不過，事先可能會遇到不少失敗，發生許多錯誤，付出不少無謂的犧牲，無益地浪費了精力和時間罷了。但是，社會主義生產是要到來的，而且也不可能不到來。只要無產階級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主義生產的勝利也是不可避免的，無產階級必須設法利用自己的勝利來消滅剝削，而且它只有通過社會主義生產，才能達到這個目的。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在大企業、卡特爾或國營企業中為無產階級提供了達到這一目的的出發點，它將促使無產階級走向社會主義並粉碎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得勝後打算改變自己的運動方向的一切企圖。這樣，即使無產階級最初沒有走向社會主義的意圖，它最終也必然會自行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但是，沒有任何理由指望隨便那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取得統治權力以後，會對社會主義采取這樣的否定態度。只會出現如下的情況：無產階級在經濟、政治和精神方面都已完全成熟，並有力量和能力戰勝強敵並使它聽從自己的支配，但是，在意識和知識方面，還處在幼稚階段。然而，就是發展中的這種不平衡，對無產階級說來，也是很難得有的。我們已經一再指出，一旦無產階級從最初的被壓制狀況中解放出來，由於機器的幫助，理論思維和理解超出眼前利益的偉大任務與遠大目標的能力，便在他們中間發展起來；而我們在站在無產階級上面或先於無產階級存在的其他從事生產的勞動者階級中間，是絕對看不到這種情形的。同時，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又進行得極其迅速，成為非常顯著的普遍現象，以致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只要有人加以指點，都能夠馬上看得出來。而且也不缺乏這方面的指針，因為馬克思完成了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所開始的工作，同時就使人們對於經濟發展進程和整個經濟機構的理解空前深入和擴大了。

　　這一切合在一起，促進戰鬥的無產階級極其容易地接受社會主義的學說。社會主義給無產階級帶來的，不是不幸的消息，而是吉祥的消息，即新的福音。統治階級如果不是實行精神的自殺，他絕對不會承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從社會主義中吸取新的生命和新的力量，得到鼓舞和希望。對這種學說，無產階級能夠按期漠不關心或甚至抱著敵對態度嗎？

　　凡是組織了獨立工人黨的地方，那里的工人黨遲早自然而必然地要表現出社會主義的傾向來，即使它最初沒有這種傾向，最後也一定會變成社會主義的工人黨，即變成社會民主黨。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社會民主黨的主要補充來源的精確輪廓。簡言之，可以把我們以上所述的結論，總括成這樣一句話：社會主義運動的代表者，是工業無產階級的達到政治自覺的戰鬥階層。但是，無產階級對其相鄰的社會階層的影響越擴大，對這些階層的思想和感情越發生強大的影響，這些階層也就越卷入社會主義運動。

　　無產階級所從事的階級鬥爭的自然目的，是建立社會主義生產。在這種生產建立以前，階級鬥爭是不會停止的。同無產階級最後一定成為統治階級一樣，社會主義的勝利也是無容置疑的。

　　第十一節 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者決不是一下子就認識到戰鬥的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應承擔的使命的。當然，在戰鬥的無產階級尚未出現以前，他們也不可能知道這種使命。但是，社會主義的歷史，比無產階級的歷史古老。在無產階級作為普遍現象出現的時候，社會主義就告誕生了。但是，無產階級存在了很長時期，還沒有表現出獨立生活的任何標志。當時，社會主義的最初的和唯一的來源，是上層階級中的慈善家對貧苦不幸的人民表示同情。早期的社會主義者是這些人類朋友中的最勇敢和最有遠見的人士；他們知道得最為清楚，產生無產階級的根源，在於生產資料私有制；他們也不怕由此作出一些極端的結論。社會主義曾是資產階級慈善事業的最堅定、最透徹和最偉大的表現。那時，還不存在像目前這樣社會主義者可以用來號召人們為實現他們的目的而進行鬥爭的階級利益。他們只能求助於上層階級中的理想家的熱心和同情；他們試圖一方面通過對社會主義作誘人的描寫，另一方面通過對當時流行的貧困情況作鮮明刻劃，來吸引這些理想家。這就是說，他們不采取鬥爭的辦法，而是利用和平說服的方式，規勸世上有錢有勢的人出資，以便大大減輕貧困和建立理想的社會。大家知道，當時的社會主義者曾對百萬富翁和各國君主寄以很大的希望，以為他們的寬宏大量可以拯救人類免於災難，結果大失所望。

　　在十九世紀的最初幾十年，無產階級開始表現出獨立生活的標志。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我們已經在法國，特別是在英國看到強大的工人運動。

　　但是，社會主義者沒有了解這種運動。他們認為不可能使貧窮、無知和粗魯的無產者有朝一日在精神上提高到實現社會主義的宗旨所必要的程度和得到實現這種宗旨所必要的社會力量。同時，他們對工人運動不僅表示不信任，而且他們早就認為工人運動是不妥當的，因為這一運動有駁倒他們的一個最重要論據的危險。要知道，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只有在下述條件下，才能指望敏感的資產者認識到社會主義的必然到來，他們能夠提出證據，證明社會主義是至少可以減輕貧困的唯一手段；證明緩和貧困和把窮人提高的其他一切嘗試，在現代社會都是徒勞無益的；證明無產階級不可能自力提高。但是，工人運動卻按照和這種想法完全相反的前提開展起來。在這方面，還有另外一個動因。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當然使資產階級更加殘酷無情地反對日益上升的無產者。在資產階級看來，無產者已從需要救濟的可憐的不幸者，變成了需要鎮壓和制服的可鄙的無賴漢。於是資產階級人士的社會主義的主要源泉——對於貧民和不幸者的同情——開始幹涸了。在膽戰心驚的資產階級看來，社會主義學說本身已經不是一種無害的玩具，而是一種會被群眾所掌握並帶來不可言喻的災禍的危險武器。簡言之，工人運動越加有力地發展起來，在統治階級中間宣傳社會主義也就越困難，統治階級也就越敵視社會主義。

　　只要社會主義者堅持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的手段只能來自上層階級的看法，他們就不僅會對工人運動表示不信任，而且甚至常常會以敵視的態度對待工人運動，必然傾向於認為危害社會主義事業的東西，莫過於階級鬥爭了。

　　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對工人運動所持的否定態度，當然不能不影響工人運動對社會主義的態度。如果無產階級的先進隊伍在自己的鬥爭中不僅得不到這些社會主義者的支持，反而要遭到他們的反抗，如果這些社會主義者所宣揚的學說，對無產階級不僅沒有鼓舞作用，反而有挫折他們的鬥爭勇氣的危險，那末，這就會容易使無產階級也對整個社會主義學說表示不信任和采取否定的態度，而不只是對社會主義學說在現實鬥爭的應用上表示不信任和采取否定態度。在工人運動剛開始的初期，戰鬥的無產者中間也有很多人是無知和愚昧的，他們的無知和愚昧，也對這種情況發生了促進作用。他們的眼光狹窄，妨礙他們理解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而且他們對本階級的社會地位和任務，還缺乏深刻和明確的認識。他們只感覺到漠然的階級本能在發生作用，它教導他們不信任一切來自資產階級的東西，從而也就不信任當時的社會主義和一般的資產階級慈善事業。

　　當時，某些工人階層（特別是英國的）對社會主義的不信任，已經根深蒂固。盡管最新的社會主義對工人運動所持的態度，跟資產階級的空想主義者的社會主乂完全不同，但是，最近幾十年來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切努力，在英國差不多沒有收到成效。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部分原因就是受了對社會主義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的影響。

　　但是，盡管戰鬥的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鴻溝有時很深，社會主義仍然是十分適合思想日益發展的無產者的要求的，以致在群眾對社會主義抱著敵意的地方，工人階級中的最聰明人士，只要有機會接觸社會主義學說，就極其樂意歸向社會主義。在這些人的影響下，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的觀點，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們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不同，不必顧慮他們所憎恨和激烈反對的資產階級。想依靠上層階級中的善良人士的協助來拯救人類的資產階級空想主義者的和平的社會主義，在工人手中變成了要依靠無產階級的拳頭來實現的暴力的、革命的社會主義。

　　但是，這種早期的工人社會主義，也對工人運動不甚了解，並對階級鬥爭，至少是對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政治鬥爭，采取敵視的態度。當然，他們反對階級鬥爭的理由，是與資產階級空想主義者完全不同的。在學識方面，他們也不可能超過這些空想主義者。無產者至多只能掌握資產階級學術界獲得的一部分知識，使它適應於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同時，只要無產者繼續是無產者，他們就既沒有必要的余暇，又沒有資金來獨立發展科學，使它超過資產階級思想家所達到的水平。

　　因此，早期的工人社會主義就必然帶有空想主義的一切重要特征。比如，它對經濟發展毫無認識，不知道這種經濟發展創造著社會主義生產的物質因素，並且通過階級鬥爭培養出一個其使命在於掌握這些物質因素、從其中發展出一個新社會的階級，並使這個階級日趨成熟。同資產階級的空想主義者一樣，這些無產者認為社會形式同房屋一樣，只要有必要材料和建築用地，就可以依照事先擬好的計劃，任意建築起來。這些精力充沛、勇敢而天真的無產階級空想主義者，自信具有建築這所房子所必要的足夠力量。問題只在於取得必要的用地和必要的材料。當然，他們已經不寄望於百萬富翁和各國君主會給他們這一切東西。一切必要的東西，要由革命供給；革命將要破壞舊的房屋，打垮舊的政權，讓新建築物設計人或設計小組實行專政，以幫助新的救世主[13]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大廈。

　　在他們的這些論點中，沒有階級鬥爭容身的余地。無產階級的空想主義者感到他們所處的貧困境況實在太苦，所以迫不及待地希望立即消滅貧困。即使他們能夠想到階級鬥爭會逐漸提高無產階級，使它有力量進一步發展社會，他們也會認為這個程序過於麻煩。其實，他們也不相信這種逐漸提高。他們仍停留在工人運動的最初階段。參加工人運動的無產者階層，人數很少，而在這少數的戰鬥的無產者當中，目光超過維護暫時利益的人，更是鳳毛麟角。培養廣大的人民大眾具有社會主義思想，似乎是一件沒有希望的工作。這些群眾所能提供的唯一東西，就是把滿腔的絕望，爆發出來，以為這樣就能摧毀現社會，為社會主義者掃清道路。這些早期的工人社會主義者，認為群眾的處境越壞，使群眾忍無可忍而起來粉碎壓迫著他們的社會的上層建築的時刻，也就一定來得越快。在這些社會主義者看來，為逐漸提高工人階級而進行的鬥爭，不但是沒有希望的，而且是絕對有害的。因為逐漸提高所能取得的微不足道的和轉瞬即逝的改進，只會使群眾茍安於現狀，從而推遲他們起義摧毀現存的一切東西的時刻，也就是推遲永遠根絕貧困的時刻。因此，在這些社會主義者看來，不以立即和徹底摧毀現社會為目的的任何一種階級鬥爭形式，即任何一種嚴肅而有效的階級鬥爭形式，都是對人類事業不折不扣的背叛。

　　這種觀點出現於工人階級中間，已經有五十多年了，它的最卓越的表達者恐怕是威廉·魏特林。它至今還沒有消失。準備加入戰鬥的無產階級行列的一切無產者階層，都有傾向這種觀點的趨勢。實際上，在無產階級還沒有明確理解社會情況，不相信自己有進行頑強的階級鬥爭的力量，但已開始感到自己處於低卑難忍的地位，並表現出社會主義傾向的每一個國家，都有這種趨勢出現。但是，因為新的無產者階層日益不斷地從被經濟發展推進去的泥潭中爬出來，許多國家相繼采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出現無產階級，所以早期空想主義的社會主義者的這種觀點，可能又不斷地重新擡頭。這是一種幼稚病，它威脅著一切還沒有擺脫空想主義影響的年輕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運動。

　　目前，人們把這種社會主義現點，叫做無政府主義，但它決不與無政府主義具有必然的聯系。它不是來對現社會有明確的認識，而只是來自對現社會的本能憤怒；這種觀點可能與各種不同的理論立場有聯系。其實，早期無產者的粗野和暴力的社會主義，同今日精巧的小資產階級的往往是非常傷感和風雅的主張和平的無政府主義有聯系。因為盡管兩者之間有甚大差異，但他們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厭惡和甚至憎恨頑強的階級鬥爭，尤其是厭惡和憎恨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政治鬥爭。

　　無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也同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一樣，無法克服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之間的矛盾。雖然無產階級的空想主義者有時被情勢所迫積極參加階級鬥爭，但是由於他們的理論立場容易動搖，所以他們參加鬥爭未能導致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的徹底結合，而只是引起後者排斥前者的結果。大家知道，凡是在無政府主義（應把這一詞理解為上述的無產階級空想主義）成為普遍現象和變成實際的階級鬥爭的地方，無政府主義即使外表看來很激進，也始終要或早或晚地以變成排他的純工會運動或排他的純合作運動而結束。

　　第十二節 社會民主主義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

為了使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彼此協調，把兩者結合起來，形成一個統一的運動，社會主義就必須超出空想主義的思想界限。這一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業，應歸功於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奠定了新的、現代的社會主義——用今日的話來說，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科學基礎。他們由此把社會主義奠立在堅固的地基上面，使它由好心腸的幻想家的美麗夢想變成了嚴肅鬥爭的目標，進而證明社會主義是經濟發展的自然而必然的結果。他們使戰鬥的無產階級明確地認識了自己的歷史任務，並指出它能夠以最小的犧牲直接走向預定的目標。目前，社會主義者面臨的任務，不是隨意發明新社會，而只是從現存社會中發現新社會的因素。社會主義者不必自上而下地拯救無產階級，使它擺脫貧困，而血當支持它的階級鬥事，提高它的階級覺悟，幫助它的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以便使它自力解放自己的時日能夠迅速而沒有痛苦地到來。使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能夠成為更自覺和更合目的的鬥爭，這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任務。

　　我們沒有必要在這里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作進一步的闡明，因為本書就是完全以他們的學說為基礎的，它不外是這個學說的闡述和通俗化。

　　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由於這個學說而取得了新的性質。只要社會主義生產還沒有成為已被認清的目標，只要戰鬥的無產階級的志向還沒有超出現存生產方式的範圍，階級鬥爭似乎就離不開原地，在一個死圈子里打轉，而無產階級為爭取比較滿意的生活所作的努力，看來也是徒勞的。要知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無產階級下降的趨勢，並沒有因階級鬥爭及其結果而完全消失，至多不過是減弱了一點而已。社會上的一些中間階層不斷地無產階級化；勞動者階級中的個別成員和整個階層經常被打入流氓無產階級的行列；資本家追逐利潤的貪欲，仍然威脅著工人階級中處境較好的階層所獲得的一切成果。勞動時間的每一次縮短（不論這是由經濟鬥爭取得的，還是由政治鬥爭取得的），都引起資本家采用節省勞動的機器和進一步加強勞動強度，工人組織的每次改善，資本家也用改善自己的組織等等其他辦法來回答。此外，失業越來越多，危機更加廣泛和深重，生活日益沒有保證和日益痛苦。階級鬥爭帶來的工人階級的提高，與其說具有經濟的意義，勿寧說具有精神的意義。無產階級的經濟境況，由於階級鬥爭及其結果，一般只有緩慢而微小的改善（如果有所改善的話）；但是，無產階級的自尊心卻提高了，社會上的其他階級對他們的尊敬，也隨著增進了。無產者開始感到自己同上層階級平等，並拿自己的命運與這些階級對比。他們對自己本身，以及對自己的居住和衣著，對自己的知識，對子女的教育等等，提出更多的要求。這就是說，他們也要求享有一分文明的成果。結果，無產者對於一切虐待和壓迫更加敏感了。

　　無產階級這種精神地位的提高，與它向社會所表示的“渴望”和這種“渴望"的不斷增長，具有同樣的意義。無產階級在這種提高中的成長，大大快於在現代剝削制度所能容許的經濟狀況的一切改善。有一些人希望有這些改善，而另一些人又擔心它們會使工人感到滿意；不管怎樣，這一切改善都必然落後於工人的精神提高所自然而必然帶來的要求。因此，階級鬥爭的結果，只會使無產階級日益不滿於自己的命運。當然，在無產階級的經濟狀況的改進大大落後於精神的提高的地方，這種不滿自然就會表現得最為強烈——在任何地方，都不能長時間地抑制住這種不滿的增長。因此，只要階級鬥爭不想超出現有生產方式的範圍，它最後就會變成沒有目的和沒有成效的鬥爭。階級鬥爭越使無產者提高，無產者認為自己離奮鬥的目標也就越遠，離符合他們對人類尊嚴看法的美好生活也就越遠。

　　只有社會主義生產由於消滅了剝削和階級差別，才能根絕工人的要求與滿足這些要求的手段之間的這種不相適應的情況；從而也能消除由剝削者的奢侈生活所產生的工人對自己的命運不滿的強烈刺激。然而，如果消滅了這種刺激，工人的要求自然就不會超過與他們現有的滿足需要的資料相適應的限度。我們已經看到，社會主義生產，將如何使這些資料大量增加。

　　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不會有這種令人不堪忍受的不滿和“渴望”。相反地，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當被剝削者感到自己在精神方面並不比剝削者差，或甚至比剝削者還優越的時候，階級對抗和剝削制度，就自然而必然地會產生這種不滿和“渴望”。如果只是被剝削階級達到如此高度，而還沒有根除自己所受的剝削，那末，它的“渴望”也不會消滅。

　　因此，只要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仍和社會主義相對立；只要這個鬥爭除了想在現代社會的範圍內，通過各種讓步使無產階級得到一個可以滿足的地位以外，再沒有其他任何目標，它就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鬥爭就和無止境的螺旋一樣。但是，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一旦結合起來，情況就完全不同了。現在，工人運動有了目標，並明確地向目標邁進；這時，鬥爭的一切方面，都會發生作用，即使那些不會產生直接效果的方面，只要它們能夠啟發無產階級的自覺，提高階級的威信，加強無產階級的團結，養成無產階級的紀律，它們也是有意義的；這時，看來已經無救的戰役，也會轉敗為勝，這時，每一次受挫的罷工，保護無產階級利益的每一次被否決的法案，都表明向爭取人類應有的生存目標前進了一步。從此以後，涉及無產階級的一切經濟和政治措施，只要能夠促使無產階級發憤圖強和精神提高，不管它們對無產階級懷有敵意還是善意，能成功還是不能成功，都會給無產階級帶來好處；從此以後，戰鬥的無產階級，不再是一支停滯不前、費了很大力量和付出重大代價才能勉強保衛住一度到手的陣地的隊伍。現在，就是瞎子也日益明白地看出，無產階級是任何力量也抵抗不住的戰勝者，任何東西也阻礙不了無產階級的勝利進軍。

　　第十三節 社會民主主義的國際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創始的新社會主義，起源於德國。它的兩個創始人，都是德國人；德國人是他們兩個人的最早的學生；闡述社會主義的第一批著作，是用德文出版的。單是這一點（雖然這不是唯一的原因），就足以說明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什麽最先發生在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為什麽最初在德國生根。同時，這里所說的德國，是指一切有大量操德語的工人的地區，而不是指德意志帝國。

　　但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傳播，並不局限於德國。現代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一開始就看出工人運動現在到處都力圖具有國際性。所以，他們一開始也就努力把自己的宣傳建立在國際主義的基礎上。

　　國際往來自然而必然地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密切相聯。從簡単商品生產發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同世界貿易的發展具有最密切的聯系。但是，沒有各國之間的和平往來，世界貿易是不可能進行的。世界貿易為了自己的發展，要求外國商人在他通商的國家也能像在本國一樣受到保護。由於世界貿易的發展，商人的社會地位也大大提高了。他們的思想方式，也開始對整個社會的一般思想方式發生影響。但是，商人永遠是漂泊無定的人，他們的原則一向就是：“哪里好，哪里有利可得，那里便是我的祖國”（ubi bene, ibi patria）o因此，隨著世界貿易和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大，世界主義的傾向,即要求各國間永久和平與人民友好的願望，也在資產階級社會里發展起來了[14]。

　　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造著一些離奇古怪的矛盾。一方面平等增加，同時另一方面有不平等加甚的趨勢，一方面無產階級陷入墮落的深淵，另一方面也有使它提高到統治階級的水平的趨勢，一方面個人有完全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有使個人受盡奴役的趨勢。同樣地，實現各國人民友好的趨勢，又與國家對立加甚的趨勢攜手並進。貿易往來要求和平，而競爭卻引起戰爭。既然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資本家之間和各個階級之間在彼此關系上都經常處於永久交戰的狀態，那末，不同國家的資本家之間和資本家階級之間的情況，就更不用說了。每個國家都力圖擴大本國產品的銷售市場，並把他國的商品從這個市場排擠出去。世界的貿易越來越頻繁，普遍和平越有必要，競爭越激烈，國與國之間的敵對沖突的危險也越增加。國際往來越密切，民族閉關自守的意圖也越堅強。和平的需要越迫切，戰爭的危險也越嚴重。這些看來是十分荒謬的矛盾，恰恰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性質完全符合。它們早就潛在於簡單商品生產之中，只是資本主義生產才使它們發展到無法容忍的龐大規模。資本主義生產加甚了走向戰爭的趨勢，而又以同樣的程度使和平成為必要的事情，這個事實，只是導致資本主義生產必然滅亡的許多茅盾之一。

　　無產階級不像社會上的其他階級那樣，處於這種矛盾的狀態。無產階級越發展，越成為獨立的階級，在各方面，下述事實也就越明顯。這事實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兩個互相矛盾的趨勢中，只有一個趨勢對無產階級有影響，而另一個趨勢，則越來越失去它對無產階級的一切作用。例如，現代的生產方式一方面有使生產者結成一個從事共同活動的大同盟的趨勢，同時另一方面又有促成一切生產者反對一切生產者的激烈競爭的趨勢。但是，第二種趨勢在無產階級中間卻不發生作用。我們在無產階級中間，看不到那種使資本家階級筋疲力竭和四分五裂的壟斷和競爭之間的矛盾，而只看到兩個對立趨勢中的第一種趨勢，即促進無產階級團結的加強和鞏固的趨勢日益明顯。這種“單方面發展”的自然結果，是所有文明國家的無產者越來越受到密切的國際團結趨勢的顯著影響，而民族閉關自守和民族鬥爭的趨勢，則任他們當中失去一切作用。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工人一無所有以後，就把他們的一切基礎挖掉。工人沒有固定的住所，所以也沒有固定的祖國。同商人一樣，他們所持的原則也是：“哪里的勞動條件好，那里便是我的祖國”（ubi bene, ibi patria）[15]。過去手工業的幫工就已開始流浪他國，他們這種流浪的結果，產生了我們已經指出的國際團結的萌芽。但是，同在交通工具的目前發展條件下進行的現代流浪相比，幫工的這種流浪，又算得了什麽呢！況且，幫工出外流浪，還有重返故鄉的打算，而現代的無產者，帶著妻子和孩子一起流浪，其目的是找到勞動條件最有利的地方，就地落戶。他們不是遊容，而是流浪漢。

　　同無產者一樣，商人（至少是經營世界貿易的商人）也是要遠離故土的，移居到能保證他們獲得商業利益的地方去。但是，商人並不因此失去他同祖國的聯系。要知道，商人在國外的聲望和社會地位以及能否順利經營業務和欺驅外國同業，主要依存於他們的祖國，即保護他們的那個國家的威勢和力量。因此，商人在國外仍然懷念祖國。這些先生通常是極端的沙文主義者，他們對於祖國的偉大對他們的錢包有多大重要意義這一點，有最直接的體會。

　　但是，無產階級的情況與此不同。在國內，他們的利益得不到政府的保護；而在國外，至少是在文明國家里，他們也不需要祖國的保護。相反地，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所到的國家，那里的法律和行政比他們本國的法律和行政對他們還有利。他們的工作上的新同志，決不想在他們最聶要法律保護的時候，即在對剝削者的關系上，剝奪他們所享有的法律保護。恰恰相反，工作上的新同志們自己的利益，促使他們去關心他的抵抗剝削者的能力不斷增強。

　　由此可見，現代無產者的離鄉背井，大大不同於行會時期的流浪異鄉的幫工或商人。他們變成真正的世界公民，他們的祖國就是整個世界。

　　誠然有一些國家，工人的生活水平較高，勞動條件比較好，因此入境人數超過出境人數，上述的世界公民會對這些造成不便，甚至帶來危險。要知道，這些達到較高水平的工人，在自己所進行的階級鬥爭中，將會由於要求較低和反抗能力較弱的工人的競爭，而受到妨礙，那是不容置疑的。

　　有時，這種競爭也與各國資本家間的競爭一樣，會引起民族對立的加劇，使本地工人對外來工人產生民族憎恨心理。但是，在資產階級之間為常見現象的民族鬥爭，在無產階級之間卻往往只帶有暫時的性質。

　　要知道，無產階級遲早必會明白（如果不能通過其他方式理解，也將根據親身的痛苦經驗體會）廉價勞動力從經濟落後地區遷入經濟先進地區，也同工業使用機器和采用女工一樣，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必然的聯系；勞動力的入境，也同機器和女工的應用一樣，是無法制止的。

　　先進國家的工人運動，由於其他國家工人的落後，也在另一方面受到損害。後一種國家工人所受的剝削程度，被比較發達國家的資本家用作反對工人通過立法和“自由”協談方式改善勞動條件的意圖的最好借口，有時也成為這種反對的有效理由。

　　結果，留在國內的工人，通過上述兩種途徑，開始明白他們的階級鬥爭的成就，是怎樣依存於其他國家工人階級的成就。即使他們有時對外國工人懷有敵意，最後也會放棄這種情緒，而認識到只有一個有效的手段，可以消除他國的落後所發生的抑制作用，那就是消滅這種落後本身。德國工人有充分理由希望斯拉夫族工人和意大利工人，在本國和外國提高工資與縮短勞動時間，並盡一切可能促其實現。在這方面，英國工人也應當關心德國工人和其他國家的工人，而美國工人則應當關心歐洲各國的工人。

　　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所從事的階級鬥爭，與另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所從事的階級鬥爭的這種密切依存關系，自然而必然地導致全世界戰鬥的無產階級的各階層的緊密團結。

　　無產階級受資產階級影響而產生的民族閉關自守的殘余與民族仇恨的殘余，越來越消失了；無產階級越來越擺脫民族偏見；工人越來越學會承認操任何語言的外國勞動夥伴是自己的戰友和朋友，並尊重他們。

　　在各個國家目標相同而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也相同的無產階級的一些階層之間，國際團結自然也必定極為密切。

　　既然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在它的目標、力量和觀模方面應當超過一定的界限，所以《共產黨宣言》的兩位作者，一開始就認出了這一鬥爭的國際聯合的必要性。《共產黨宣言》向全世界無產者呼籲，而以“聯合起來！”的口號結束。接受《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則，並以自己的名義發表《共產黨宣言》的組織，就是一個國際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16]。

　　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的革命運動的失敗，使這個同盟瓦解，但是在六十年代初期，隨著工人運動的再起，它又以“國際工人協會”[17]（一八六四年成立）的名義恢覆。這個協會的靈魂，仍然是馬克思。這個協會的任務，不僅要在各國的無產者中間喚起國際團結的情感，而且要向他們指出共同的目標、指明走向這一目標的共同道路。協會徹底完成了第一項任務，但第二項任務，有一部分未能實現。第一國際要在全世界各國，實現戰鬥的無產階級同現代的社會主義的結合。第一國際宣布：工人階級的解放，只有依靠工人自己的力量才能贏得；政治運動不過是達到這一目的的輔助手段；只要無產階級繼續從屬於作為它的生活來源的生產資料的壟斷者，它就不可能得到解放。但是，在第一國際內部，形成了一個反對這些基本原則的反對派。隨著人們看清這些原則的結論必然是社會民主主義，這個反對派也加強起來了。在三十——四十年前，為數還較多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和早期無產階級的空想主義的一切擁護者，以及像行會那樣排他的工人貴族的純粹職業團體的代表者，一看清第一國際所追求的東西，便相繼退出第一國際。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18]的失敗和歐洲大陸各國政府的迫害，加速了第一國際的衰亡[19]。

　　但是，第一國際播下的國際團結思想的種子是不可能被壓住而不發芽的。

　　自這時起，《共產黨宣言》的思想占據了全歐洲的戰鬥的無產階級（然後，又占據了歐洲以外的無產階級的各個階層）；階級鬥爭與現代社會主義的結合，到處都已經完成，或正在迅速完成。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原則、目標和手段，在各地都趨於一致。因此，在各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之間產生了日益親密的情感，對這種運動目的的國際性的認識越來越強，只要有一個外來動因，就可以使這一事實表面化。

　　大家知道，在巴黎國際代表大會（1889年）上（它是利用紀念攻陷巴士底獄[20]一百周年的機會召開的），這一事實表面化了。以後的幾次國際代表大會，又促進了戰鬥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團結的繼續加強。這種加強除此以外還明顯地表現在一年一度的五一國際勞動節[21]上。參加這些代表大會的人，不像資產階級和平大會的代表那樣是被本階級看成怪物的孤立思想家和空想家，而是千百萬男女勞動者的利益的代表和維護人。每年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極其令人感動地表明，在所有現代文明國家的經濟生活中心和政治生活中心，勞動人民大眾都洋溢著國際無產階級團結的心情，他們反對戰爭，並宣布所謂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矛盾不是人民與人民之間的矛盾，而只是人民的剝削者與剝削者之間的矛盾。

　　國與國之間的鴻溝的這種消除，廣大人民階層的這種國際團結，在全世界歷史上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如果注意到這一過程是在擴軍備戰的叫囂下進行的，便會覺得它更加偉大。這種擴軍備戰，也是世界史上前所未聞的，它想把整個歐洲置於不堪言狀的壓迫之下。

　　因此，社會民主黨必須加倍堅決地強調它的國際主義滉點。在《愛爾福特綱領》中，我們也非常堅決地表明了這種觀點。

　　第十四節 社會民主黨與人民

　　社會民主黨單就它的實質來說就已是一個國際主義的政黨，然而，它同時也表現出日益變成民族政黨的趨勢，即表現出日益變成不但代表工業工資勞動者而且也代表一切勞動和被剝削著階層（即一般稱為“人民”的絕大多數居民）的人民政黨的趨勢。我們已經看到，工業無產階級有最後成為唯一的勞動者階級的趨勢。我們也曾指出，其他的勞動者階層在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方面，正日益和無產階級接近。最後，我們還已經知道，在勞動者階級當中，勞動無產階級是唯一能夠不斷加強自己的力量，提高自己的知識和增強對自己目標的認識的階級，並日益成為其他勞動者階級的不斷減少的殘余成員的集結中心。勞動無產階級的感情和思想，越來越對全體“小人物”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隨著工資勞動者承擔起領導人民的責任，工人黨也變成了人民的政黨。實際上，在小生產的獨立勞動者開始感到自己是無產者的時候；在他們認識到自己或至少他們的子女鐵定不移地要淪為無產階級，而除了通過無產階級的解放以外，他們別無其他方法得救的時候，他們就必然從這個時候起，把社會民主黨看成是他們的利益的天然保衛者。

　　在前一章里，我們已經指出，他們不怕社會民主黨得勝，社會民主黨得勝反而對他們有利，因為這表明將要建立一個使所有勞動者（不僅有工資勞動者，而且也有小工業的獨立勞動者）不受剝削和壓迫，並保證他們生活幸福的社會制度。

　　然而，社會民主黨不但在將來，而且在現代社會里也保護一切“小人物”的利益。無產階級是被剝削階級的最下層，它不完全消滅一切剝削和一切壓迫，就不能使自己從剝削和壓迫當中解放出來。因此，不管剝削和壓迫采取什麽形式，無產階級都是它們的不共戴天的敵人，同時也是一切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的解放事業的先進戰士。

　　我們在上面談到了第一國際。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首先，無產階級為支持起義的波蘭人反對沙皇俄國壓迫而舉行的示威，成了創立第一國際的誘因；其次，第一國際成立後發出的第一封公函，是給美國總統林肯[22]的致賀信，表示國際工人協會同情黑奴解放事業。最後，第一國際雖然成立於英國，有英國人參加，但它是第一個袒護而且是最堅決袒護被英國統治階級壓迫的愛爾蘭人的團體。不管是愛爾蘭人的獨立運動，還是波蘭人的解放運動，或者是黑奴解放，都與工資勞動者的階級利益沒有直接關系。類似這樣的例子，在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歷史中，可以舉出很多。

　　不錯，有人說，社會民主黨是以經濟的進展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的前提，是大生產盡可能完全排擠小生產；因此，小企業的滅亡，即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和小農民的淪落，對社會民主黨是有利的；社會民主黨必然要促進這些人滅亡，所以它不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對這些說法，可作如下的回答：社會民主黨不能制造經濟發展；大生產排擠小生產，並沒有得到社會民主黨的任何助力，對這件事情最關心的是資本家階級；當然，社會民主黨沒有任何理由反對這種發展。但是，希望制止經濟發展，完全不等於要維護小農民和小資產者的真正利益。要知道，為此所作的一切嘗試，都必然失敗。如果說，這種嘗試一般還可以發生這種或那種作用，那也只會造成禍害，而不會帶來好處。給手工業者和農民指出一些措施，使他們的小生產再回到“黃金時代”，也決不等於維護他們的利益，反而會使他們產生一些永遠無法實現和只會使他們脫離最好保護自利益的正確道路的幻想。

　　雖然小生產的沒落是不可避免的，但決不一定在沒落過程中必然伴隨著它現在通常具有的一切可厭現象。我們已經說過，小生產的消亡不過是一出長戲劇中的最後一幕，它的前幾幕所表演的，只是獨立的小生產者的緩慢而痛苦的滅亡。但是，小資產者和小農民的滅亡，對社會民主黨絲毫沒有好處，相反地，要是不發生這和事情，倒是對社會民主黨有利的。要知道，作為無產階級的補充來源的那些集團越沒落，也就越難把這些來源供給的新成員提高到使他們能夠和願意參加戰鬥的無產階級隊伍的程度。但是，社會民主黨的壯大和力量，卻依存於這支加鬥的無產階級隊伍的壯大，而不依存於全體無產階級的增強。農民或手工業者的要求越低，他們越習慣於不斷的辛苦勞動，在他們參加無產階級隊伍時，也越沒有抵抗能力，越會允許受別人剝削，並由於他們的競爭，越對原來處境良好的工人有害。在引起工人的國際團結的那些原因里，也有一部分導致無產階級同供給它新成員的那些階級的團結。這種團結至今自然照例是只由一方面、即由無產者體驗到和表現出來的。

　　當然，如果日趨破產的小農民和小資產者試圖依靠犧牲無產者的辦法，比如極度剝削學徒、或阻撓工資勞動者的團結，來維持自己的原狀，那末，他就會隨時遭到無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的猛烈反擊。社會民主黨與此相反，它將最堅決地擁護一系列可以使小農民和小資產者境況得到重大改善並減輕他們負擔，而不會給無產者帶來損害甚至反而會有助於他們的那些措施。

　　關於這一點，可以十分明顯地由社會民主黨作為要今日加以實施的直接要求提出的要求中看得出來。《愛爾福特綱領》的第二部分，一一列舉了這些要求。綱領中寫道：

　　“從這些原則出發，社會民主黨首先提出下列要求：

　　（一）凡年滿二十歲的帝國公民，不分性別，在一切選舉和投票中，都有無記名投票的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選舉權和投票權。實行比例選舉制，而在未實施這種制度以前，依法按每次人口調査重新劃分選區。依法規定，每兩年選舉一次。選舉和投票在法定的休息日舉行。對當選的代表支付報酬。除禁治產外，取消對政治權利的一切限制。

　　（二）實行以創制權和否決權為手段的人民直接立法。帝國、各邦、各省、各區的人民有權自決和自治。行政機關由人民選舉，它們負有一切民事和刑事責任。每年核定稅收。

　　（三）對全體公民實行普遍的軍事教育。改常備軍為民兵。宣戰與媾和問題由人民代表機關決定。一切國際爭端通過仲裁途徑解決。

　　（四）廢除一切限制和壓迫自由發表意見以及結社集會權利的法律。

　　（五）廢除在公法和私法方面侵犯男女平權的一切法律。

　　（六）宣布宗教為每個人的私事。停止把公款用於教會和宗教目的。把教會和宗教團體視為私人結社，它們的事務完全由它們自行處理。

　　（七）學校屬於世俗。實行公立國民學校的教育。公立國民學校不收學費，免費供給教學用品和夥食；高等學校的成績優良並宜於繼續深造的男女學生，也享有這種待遇。

　　（八）訴訟和司法辯護免費。由人民選舉的法官審判。刑事案件有上訴權。對無辜被控、被捕和被判徒刑的人給予賠償。廢除死刑。

　　（九）免費醫療救護，包括助產和供給藥品。免費安葬。

　　（十）實行累進的所得稅和財產稅，以使一切公共開支全由稅收償付。納稅者有自估自報的義務。遺產稅按遺產多寡和親等累進計征。取消一切間接稅、關稅和為少數特權者的利益而犧牲公益的經濟措施。

　　為了保護工人階級，德國社會民主黨首先提出下列要求：

　　（一）在下述的基礎上制定本國和國際的有效工人立法。

　　a．規定最多不超過八小時的標準工作日。

　　b．禁止雇用未滿十四歲的兒童從事工藝勞動。

　　c．禁止夜班作業，但由於生產本身的特點、技術原因，或為公益而需要夜班作業的工業部門，不在此限。

　　d．保證工人每周有一次不少於三十六小時的連續休息時間。

　　E．禁止實物工資制度。

　　（二）由帝國勞動局、地方勞動處和勞動科監督一切營業性企業，調查和調整城鄉的勞動條件。徹底實行生產保健衛生工作。

　　（三）承認農業工人和傭仆同工業工人在法律上地位平等。廢除傭仆條例。

　　（四）保證結社權利。

　　（五）工人的全部保險事業交由國家經營，並有工人參加管理工作。”

　　詳細考察以上這些條款，不是本書的任務。本書所涉及的問題，只是社會民主黨的基本原則，而不是這些原則所產生的實踐要求。在闡述基本原則需要援引實踐要求的時候，我們才提到實踐要求。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打算在結束本書的時候，就實踐要求簡單地發表幾點意見，因為我們已對構成《愛爾福特綱領》的原則部分的思想發展進程，闡述完畢了。

　　首先我們看到，社會民主黨的這些要求，只有一部分是純粹的工人的要求，即其目的專門在於保護工資勞動者的利益的要求。相反地，絕大部分要求，都涉及到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階層的共同利益。

　　在這些要求當中，有一些要求在資產階級民主派也提出來；而其他一些要求，只有作為唯一反對資本主義的政黨的社會民主黨，才能提得出來；可是，甚至對那些屬於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要求，也沒有一個政黨像社會民主黨這樣堅定不移地捍衛過。社會民主黨力圖提高小人物的生活水平，減輕他們的負擔，它主張通過廢除間接稅，對所得、財產和遺產計征累進稅，把大部分賦稅負擔轉嫁給富人，通過廢除常備軍，取消與常備軍最有密切關系的國債等等措施來達到這些目的。除了減輕經濟負擔之外，社會民主黨也極想在精神方面提高小人物，所以，它不僅要求免費的國民教育，以滿足現代文明的一切需要，而且要求免費供給教學用品和由公家負擔學生的生活費用。唯有社會民主黨力圖使“小人物'得到充分的免費醫療，免費司法辯護和免費訴訟。

　　只有能夠滿足這些要求的措施，才能在現代社會中一般說來，是能夠做到的範圍內改善小企業獨立勞動者的境況。把手工業者和農民作為生產者加以幫助，維持他們的落後生產方式，將與經濟發展進程相矛盾，而且也無法實現。同樣地，也不可能使他們全體，或至少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變成資本家。對這一切“小人物”群眾，只能作為消費者加以援助。但是，恰恰是那些看來最對手工業者和農民表示友好的政黨，卻使他們作為消費者大大加重負擔。這種負擔是實際的，而且是可以清楚地感觸到的。因此，指望在這種情況下提高小生產，不外是枉然的空想。

　　把小資產者和小農民作為消費者來提高他們的水平，這不僅不與經濟發展相矛盾，而且是一種促進經濟發展的手段。因此，小生產者的提高，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單由上述理由，完全不考慮其他許多理由（這些理由一部分出自理性的考慮，一部分出自對貧苦破產的農民和小資產者的同情），也是應該努力促其實現的。作為消費者的農民和小資產者的境況越好，他們的生活水平越高，他們的物質和精神上的需要越大，他們的見識越高，他們想依靠饑餓的競爭來反對大生產的一切意圖，也就放棄得越快，他們停止這一絕望的掙紮和加入無產階級以壯大這個隊伍的時刻，也就來得越早。同時，他們加入無產階級隊伍，不會增加無產階級中的卑躬屈膝、沒有抵抗能力和要求過低的最下層的人數。恰恰相反，他們將直接進入戰鬥的、“貪得無厭的”、自覺的無產者的行列，從而加速他們的勝利。

　　這一勝利，也不會像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樣，是衰落的結果；既不是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的衰落，也不是無產階級的衰落。社會民主黨有一切理由堅決地反對這種衰落——無論是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的衰落，還是無產階級的衰落——，並且是盡力而為之。因此，加強社會民主黨的力量，不僅對工資勞動者有好處，而且有利於依靠自己的勞動生活而不是依靠以剝削為生的其他一切居民。

　　只要現代國家存在一天，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就永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保衛自己的利益和反對其他階級。而在今天，他們的這種可能性，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少了。為了保衛自己的利益，他們必須同一個或幾個其他階級結成聯盟。他們在私有制下養成的本能，把他們推進資產階級政黨的懷抱，也就是使他們同上層有產階級的各種集團中的一個結成聯盟。資產階級政黨本身也在尋找這種聯盟，這一部分是純粹政黨的需要，因為它們把這些小人物看做自己所需要的“投票牲畜”；另一部分是出自比較深刻的考慮。要知道，它們了解得非常清楚，小農民和小資產者的私有財產，在今天是一般私有制的最有力支柱，從而也是它們所進行的剝削的最有力支柱。它們毫不關心小人物的福利；它們隨時準備盡量加重作為消費者的小人物的負擔。它們任憑小人物衰落下去，但要使小生產不完全垮台，因為小生產把小人物束縛在私有制的範圍內。同時這些政黨都關心擴大資本主義的剝削，從而關心經濟發展的進步。它們希望支持農民和手工業者，並答應給予他們以這種支持，但在實際上，它們卻用盡一切力量去擴大大生產的統治，並壓制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生產。

　　社會民主黨對小企業的獨立勞動者的態度完全不是這樣。當然，社會民主黨不會維持小生產，而在事實上小生產也不用害怕社會民主黨。剝奪手工業者和農民的，是資本家和大地主，而不是無產階級。相反地，我們在上一章中已經說過，無產階級的勝利，是消滅這種剝奪的唯一手段。而且作為消費者，小企業的獨立勞動者和無產階級有著共同的利益。因此，他們有一切理由與無產階級結成聯盟，即參加社會民主黨，以保護自己的利益。

　　當然，不能期待這種思想會很快地在他們中間普及起來。但是，小資產者和農民已經開始從資產階級政黨的隊伍中脫逃了。這是一種極其特殊的脫逃，因為首先棄甲曳兵而走的，正是他們當中的最積極和最勇敢的人士。同時，他們的這種臨陣脫逃並不是為了躲避鬥爭，而是為了從為延續他們的可悲生存而進行的小沖突中脫身，投到震動全世界為建立一個使一切成員都能享受現代文明的偉大成就的新社會而進行的壯闊鬥爭中去，即投到為全體文明人類和甚至全體一般人類擺脫有扼殺人類危險的社會制度而進行的鬥爭中去。

　　現存的生產方式越使人無法容忍，它走向破產的趨勢越明顯，當權的政黨越無力排除驚人增加的社會災難，這些日益蛻化為追求私人利益的政客派系的政黨變得越無價值和越無原則，非無產階級的成員加入社會民主黨，同勇往直前的無產階級攜起手來，在無產階級的旗幟下走向勝利和成功的人數也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