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汉奸吴三桂论坛

作者 余傑 寫於 二零一二年

　　胡錦濤將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歸零

　　趙紫陽生前曾指出，胡錦濤是“黨培養的聽話幹部的標本”；蘇曉康稱之為“唐氏綜合癥治國”，孔捷生稱之為“泥胎木偶”。我在這本書中分析了胡錦濤的家世、個性、生活經歷、知識結構及思維方式，將其歸納為清華大學黨化教育的“殘次品”。清華不是沒

　　有培養出真正優秀的人才，只是這些人才都被中共“優敗劣勝”的人才選拔機制淘汰掉了，反倒是胡錦濤這樣平庸無能、見風使舵的家夥最終上位。胡錦濤的小市民唯唯諾諾、精打細算的習性和政工10幹部的僵化與陰毒的專長，是其仕途成功的保障。

　　中共建政以來，無論如何愚蠢的統治者，也要命令禦用文人炮制出一套冠名的“理論”，以便名垂青史──殊不知，結果是遺臭萬年。胡錦濤以“和諧社會”、“和平崛起”、“科學發展觀”、“新三民主義”等構築成“胡錦濤理論”的金字塔，看似輝煌宏偉，但在民眾日益覺醒的今天，這些天花亂墜的謊言無法欺騙民眾。人人都知道，所謂“中國模式”，就是暴力維穩的“權貴資本主義”。這個不讓人開口說話的社會，如何達致“和諧”？在這片土地上，惟有胡錦濤等螃蟹王八可以“橫行霸道”。

　　就連一些體制內學者也忍無可忍，為胡錦濤寫下黯淡無光的悼詞。比如，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公開發表長文《胡溫的政治遺產》，批評胡錦濤讓中共陷入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此種危機甚至超過“文革”和“六四”。他列出了十大問題，：第一、經濟結構的調整未有突破，內需主導型的社會還未形成。第二、收入分配改革仍未推進，貧富差距無改善，低收入者很難上升到中產階層，中產階層沒有壯大。第三、戶籍改革滯後，城鄉矛盾、土地財政、失地農民等問題叢生，農民權益在城市化中被嚴重剝奪。第四、仍堅持僵化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因計劃生育導致民眾權益被踐踏常有發生。第五、教育和科研行政化、功利化和科層化趨勢未見好轉。第六、環境污染仍在加劇，環境問題引發的矛盾日漸增多和激化。第七、未能建立起穩定的能源供應網路。

　　第八、社會道德體系崩潰，未能建立有信服力的主流價值觀。第九、救火和維穩式外交缺乏大視野、大戰略，未能有效利用國際大變動帶來的機遇，導致自身被動。第十、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進不力，未能如期望還權於民。鄧聿文的總結招招見血，與我在《河蟹大帝胡錦濤》中的分析不謀而合。

　　胡錦濤才是第二次文革的主帥11

　　胡錦濤是一個缺乏願景的領導人，他惟一的願望就是熬到十八大順利交班，並且交班之後自己家族的貪腐問題免於受到追究。那麽，在胡錦濤交班前夕，不妨一一數算其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胡錦濤時代的中國，政治上拒絕民主化，經濟上“國進民退”，意識形態上急劇左轉。官僚階層腐敗臻於頂峰，“裸官”和“逃官”層出不窮。對知識分子胡蘿卜與大棒並用：聽話的人，比如那些乖乖抄寫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作家，可以分得一點殘羹冷炙；不聽話者，如劉曉波，成為文字獄的犧牲品。

　　胡錦濤力圖將香港內地化，以經濟誘餌套牢台灣，以血腥手段治理西藏和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他雖然沒有毛澤東“殺人如草不聞聲”的“雄才大略”，但其直接來自毛澤東時代的熏陶的暴戾之氣怎麽也遮掩不住，。在對外政策方面，胡錦濤悍然拋棄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教導，以“大國崛起”沾沾自喜、耀武揚威，自不量力地挑戰普世價值和民主大潮，雖然通過習近平之口承諾不再輸出“革命”，卻暗渡陳倉地輸出“中國模式”，並全力支持利比亞、敘利亞、北韓等邪惡國家，儼然以國際黑幫的“老大哥”自居。

　　薄熙來垮台，海內外有人歡呼雀躍，認為這是“第二次文革”

　　的結束。實際上，遍及中國的“第二次文革”，不是薄熙來這個地方諸侯能搞起來的。薄熙來只是馬前先鋒，胡錦濤才是毛派主帥。

　　薄熙來不是因為搞左的那一套而垮台，而是因為野心勃勃、挑戰胡溫才被拉下馬。所以，薄熙來完蛋了，毛左仍然如火如荼。最明顯的一個信號就是：日前，湖南湘潭市政府公布消息，韶山毛澤東紀念工程啟動，以十六個大項目、總投資一百五十五億，作為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的“獻禮”。早在二零零三年，胡錦濤剛剛上台就高調紀念毛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使得在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被冷落許久的毛左勢力擡頭，連毛遠新之流雙手沾滿鮮血的刑滿釋放分子也披掛上陣。十年之後，胡更是批下巨資煽動對毛的個人崇拜和封建迷信，毛的“文革”結束了，胡的“文革” 還在繼續。12《河蟹大帝》這本書，既是寫給胡錦濤的墓志銘，也是寫給中共十八大的開幕詞。十八大臨近，中國好像一艘拋錨的巨輪，一切都要等十八大召開才能啟動。十八大成了一個看不見、摸不著卻讓人人談虎色變的東西。當人們將希望寄托於十八大之後中共會如何、如何的時候，胡錦濤投下的蒙汗藥就起作用了：你們等著吧，要多一點耐心。但是，政治改革就像舞台上的戈多一樣，怎麽也等不來。

　　即便在十八大之後，胡錦濤確立的“中國模式”也不可能改弦易轍，因為數百個腐敗家族的利益已經“板結化”了。

　　螻蟻可以撼動大樹

　　隨著薩達姆、金正日、卡紮菲一個接一個“駕崩”，胡錦濤在當代獨裁者排行榜上的位置不斷攀升，在他下台前夕，終於熬成全球“第一獨裁者”。以統治人口之多、疆域之廣、財富之豐、軍警憲特之強大、人權紀錄之惡劣而論，即便是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亦甘拜下風。中國的兩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名是達賴喇嘛，被屠殺無數藏人的胡錦濤阻隔於中國之外，有家不能歸；一名是劉曉波，被胡錦濤關押在監獄中，連帶妻子劉霞也被軟禁長達兩年有余。全世界就這樣眼睜睜地看著胡錦濤作惡，似乎束手無策。

　　然而，我相信，螻蟻可以撼動大樹。惡人肆無忌憚地作惡，不是因為惡人本身有多麽強悍，而是因為好人的沈默不語、袖手旁觀。

　　如果所有良心尚存的人們都站出來斥責胡錦濤這個外強中幹的獨裁者，其表面上固若金湯的統治，頓時會像紙房子一樣倒塌。這就是我點名批評胡錦濤、溫家寶、薄熙來等一切獨裁者和準獨裁者的動力所在。必須直接地點出他們的名字，必需明確地指出他們的罪惡，不能含混曖昧，不能顧左右而言他，不能猶抱琵琶半遮面。光就是要照耀在黑暗之中，光就是黑暗的喪鐘。

　　二零一二年一月，我出走美國之後，中共當局繼續通過各種渠道幹擾我的寫作，甚至發來匿名電郵暗示，美國亦非安全之地，觸13怒胡錦濤有可能招致“江南案”的結果。在我出國前，“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人物丁子霖、蔣培坤夫婦曾將胡適的名言“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贈予我，此八字也是我的信念所系。我不畏中共當局之威逼利誘，繼《劉曉波傳》之後，又出版了《河蟹大帝胡錦濤》。

　　這種甘願付出生命代價的寫作，用魯迅的話來說，是“帶著血的蒸汽”的文字。我期盼，《河蟹大帝胡錦濤》與《中國影帝溫家寶》

　　互為姊妹篇，成為胡溫“二人轉”之“寫真集”，更成為這個時代之“照妖鏡”。14

　　1.1胡錦濤是清華“狼奶”養大的“殘次品”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在經歷了反右、

　　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史無前例的三大災難

　　後，人們沈痛地發覺，這些災難的根源之一

　　是：“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

　　袁偉時

　　從性格上來看，胡錦濤刻板木訥，缺乏江澤民善於插科打諢的一面。

　　江澤民是個自戀的“上海小開”，渾身上下每個細胞都充滿表演欲望。作為黨國領導人，如果有強烈的表演欲望，一定就是個“有料”的人，那麽新聞媒體有福了。搔首弄姿的江澤民，被許多人當作小醜，但小醜自有其幽默風趣之處，至少可以跟美國著名電視主持人華萊士兵來將擋地來幾句。還破口大罵香港女記者張寶華，反倒讓張寶華連升三級。總體而言，江澤民執政時期，無論他有多麽無能，至少給全世界帶來不少笑料。

　　相比之下，胡錦濤執政十年，基本上沒有給國人留下什麽有趣的照片和笑話，他就像一個由流水線生產出來的、沒有情感和個性的機器人。無論何時講話，永遠都像死記硬背早已寫好的稿件，人們不知道他有什麽愛憎的取向。胡錦濤更喜歡躲藏在防彈玻璃後面，而不願出現在鏡頭面前，所以華萊士的采訪要求引不起他的興趣。

　　胡錦濤就像一尊冰冷的石膏像，永遠以相同的姿勢和表情站在角落或陰影里。

　　而從教育背景來看，胡錦濤是黨化教育的犧牲品，江澤民則有幸趕上民國教育的余暉。

　　有人考證說，江澤民上的其實是汪偽政府控制下的交通大學，但抗戰時已有名言曰：“大學有偽大學，但學生無偽學生。”無論如何，正是那幾年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大學教育的底子，使得江澤民15在一九八九年與學生對話的時候，可以用英文背誦美國《獨立宣言》。

　　他是否真的認同其中的理念是一回事，但知道總比不知道要好。從心底里來說，江澤民畢竟還有“崇洋媚外”的心態。

　　而在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的胡錦濤，雖然靠勤奮刻苦考上了清華大學，但那時的清華大學的精神命脈已經被毛澤東攔腰斬斷。毛澤東放言：“大學還是要辦的，但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學。”原本為綜合性大學的清華大學，被改造成專門培養“紅色工程師”的搖籃，也是一所意識形態上最左的大學。中共建政以來，北大與中共當局之關系，始終磕磕碰碰，毛對知識分子的怨氣，常常發泄在北大身上；而此後清華的畢業生大部分都是共產黨政權的支持者和順服者，故而中共高層有“大清天下北大荒”之說。在此背景下，胡錦濤在清華的那幾年究竟能學到什麽呢？

　　三個細節顯示胡錦濤的低智商和低情商

　　在胡錦濤外訪的經歷中，有幾個饒有趣味的小插曲，被西方記者捕捉到並大肆報道。胡錦濤深藏不露，偶露崢嶸，便讓人浮想聯翩。

　　其一，二零零三年，胡錦濤訪問俄羅斯，在記者會上，一名俄國記者問胡錦濤讀過什麽俄國文學經典。一般人猜想，即便胡刻意回避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至少也會說出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來，或者像溫家寶那樣背誦幾句普希金的詩歌。

　　沒有想到，胡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我讀過《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這個答案在俄國傳為笑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根本不是文學名著，而是斯大林時代共產黨蒙騙青少年的一本宣傳小冊子，就像中國“文革”期間的《歐陽海之歌》一樣。

　　俄中友誼協會主席米哈伊爾·季塔連科本來是要吹捧胡錦濤，一不小心說出了部分的真相：“胡錦濤對俄羅斯以及俄羅斯的歷史16非常了解，非常喜歡俄羅斯文學和古典音樂，連《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都知道，而現在連俄羅斯人可能都不了解這本書。”確實，這本書在俄國早已無人問津，若非胡錦濤提及，在蘇聯解體後出生的俄國年輕人大都不知道。因為這種共產黨的宣傳讀本不可能有長久的生命，隨著蘇共的垮台和蘇聯的解體，全部都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胡錦濤本人卻不認為這個答案很丟人，對在人文素養嚴重欠缺的他來說，讀這本“文學書”已經是勉為其難了。俄國媒體上的那些冷嘲熱諷，估計中國的駐外使領館的情報人員也不敢搜集、翻譯和匯報到胡錦濤的辦公桌上。二零零四年十月十六日，當俄國總統普京訪華時，胡錦濤再次提及《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我清楚地記得，在青少年時代，我們曾滿懷激情地閱讀過貴國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演唱過貴國的歌曲《紅梅花兒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說這幾句話的時候，胡錦濤是“老實人”。由此可見，他在清華大學學習期間，與世界文明成果之間處於完全隔絕的狀態。

　　其二，二零零八年五月，胡錦濤訪問日本，參觀橫濱的一所小學。有一名八歲的小男孩松田浩季天真地問他：“胡爺爺，您為什麽想當主席？”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胡是獨裁者鄧小平在“六四”

　　屠殺之後選中的“隔代接班人”，用胡的家人的話來說，“他想不當國家領導人都不行”。胡錦濤的人生始終處於被動狀態，哪有“個人意志”可言。這個孩子的問題，嚴重脫離了中國國情，讓教室里響起了一片意味深長的笑聲。

　　胡雖然愚鈍，說謊還是有一套，他急中生智回答說：“我告訴你，我本人沒有想當主席，是全國人民選了我，讓我當主席，所以我不應該辜負全國人民的期望。”這個說法，有點像宋朝的開國君主趙匡胤導演的“黃袍加身”的一幕──我又不想當皇帝，是眾人擁戴我的，我就只好順應“民意”勉強為之。17那麽，在十三億“全國人民”當中，究竟有幾個人投票選舉過中國的國家主席呢？胡錦濤說得出自己的得票率是多少嗎？中國的普通民眾，不僅不能選舉國家主席，也不能選舉全國人大代表。

　　要想自己出來參選，更是天方夜譚。那些參選基層人大代表的“獨立候選人”，要麽被關進監獄，要麽被暴力阻止，還有誰會“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正是在這種萬馬齊喑的情況下，胡錦濤作為惟一的候選人，就“自動當選”了。他的得票率，一定比昔日得票率為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伊拉克總統薩達姆還高，高得中國官方已經不好意思公布出來了。

　　其三，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六日，胡錦濤出訪葡萄牙，葡萄牙以傳統的儀仗隊隆重歡迎。其中有騎兵隊的精彩表演。雖然平日訓練有素，但也不能保證萬無一失：一匹棕色駿馬突然受驚，馬背上的騎兵咚地一聲被拋在石頭地面上。周圍的人們發出一陣驚呼。檢閱儀式結束時，胡錦濤快步走下檢閱台，但並沒有按原定路線前去乘車，而是徑直走向剛才從馬上摔下來的受傷騎兵。“你不要緊吧？”

　　胡錦濤十分關切地詢問，並兩次緊緊地擁抱這名騎兵。受傷騎兵十分感動，激動地拉著胡的手臂說道：“非常感謝，主席先生！我沒

　　事，過兩分鐘就好啦！”

　　對於這個細節，有些西方的媒體大肆報道並頗多讚揚，這些報道更是被編譯出來，在國內媒體上大肆宣揚。胡主席的光輝照耀在蠻夷之邦，中國人理應感到自豪！不過，與江澤民、溫家寶這類“本色化”的影星相比，胡的這一表演略顯生澀和刻意。盡管如此，這幕戲劇化的場景也顯示出，經過多年來的努力鍛煉演技，胡錦濤逐步適應了國家元首這一職位所要求的在禮儀場合舉止得體。

　　然而，就在胡錦濤貼心關系墜馬的葡萄牙士兵的同時，中國國內民眾以自焚抗議暴力拆遷的事件及爆發特大礦難的消息不斷在媒體上曝光，無數生命的消逝讓普通民眾無比震驚。胡卻連一句慰問的話也沒有。中國老百姓的生命，在胡錦濤的心中簡直比雜草還18要卑賤。胡的安慰和同情，有精心選擇的對象，所謂“寧與友邦，不與家奴”，與慈禧太後是一脈相承。

　　三個小小的生活細節，凸顯出胡錦濤是個智商和情商都在平均線之下的人。庸才治國，是共產黨“優敗劣勝”的逆向選拔機制的必然結果。

　　趙紫陽評胡錦濤：他是黨的“馴服工具”

　　就人文精神和民主素質而言，胡錦濤是喝清華的“狼奶”長大的“殘次品”，是共產黨奴化教育的一個標本。

　　胡錦濤的思維方式遠離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潮，對馬列主義和毛主義的原教旨思想抱殘守缺。在胡錦濤時代剛剛拉開序幕、海外媒體和國內大部分知識份子及民眾對“胡溫新政”抱有無限期望的時候，久經宦海的趙紫陽卻看出了胡的真面目，“胡溫新政”根本就是一個色彩斑斕的肥皂泡：“從胡錦濤上任後，首先去西柏坡，後又去延安，還去毛主席家鄉。這表明自己要繼承毛主席這個傳統，從這次毛主席一百一十年壽辰紀念文章作了大讚揚也可說明。在這種正統的意識形態支配下，不可能有什麽新的理念。同時，他也沒

　　有這個魄力，也沒有力量來改變。否則，這個體制、這個利益集團會把他搞下去。這些利益集團已形成的體制，是要維護一黨專政的，是絕對不允許觸動的，權力是獨攬的，否則就要失去政權。”這段話清楚地表明，胡錦濤中了“毛毒”，且“毛毒”深入骨髓。

　　探究胡錦濤的教育背景，就有必要梳理清華大學在中共建政之後被整肅、肢解乃至打碎脊梁的過程。清華大學的前身是留美預備學堂，是用美國退回的庚子賠款創建的大學。由於資金充裕，且效仿美國的大學制度，只經過短短十多年時間，清華就與北大並駕齊驅，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清華大學早期的主要建築，連磚頭都是從美國運來的，主事者希望將清華辦成“中國的哈佛”或“中國的19耶魯”。一九二八年，羅家倫做了清華校長以後，清華大學成為國立綜合大學。當時綜合性的大學至少有四個以上的獨立學院，如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法商學院。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盡管抗戰硝煙彌漫，清華大學在若幹領域中的學術成就，已經非常接近歐美一流大學的水準。

　　然而，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後，向蘇聯“一邊倒”，在教育領域也是如此。關閉了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將所有大學都歸於黨的控制之下，並迅速展開清除西方思想和體制的運動。清華遂成為首當其沖的犧牲品。經過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清華大學的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遭到取消或並入其他大學，清華淪為一所純粹的工科大學。對清華歷史有深入研究的學者謝泳指出，當時院系調整的主要動機，是向蘇聯學習，學制上向蘇聯靠近。

　　改造清華的命令，是毛澤東親自作出的。朝鮮戰爭以後，中國和美國成了仇人，清華是受美國影響的大本營，對新意識形態的建立不太有利。不“破舊”，焉能“立新”？他考慮到清華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過於集中，必須先分而治之，再徹底打垮。經過“院系調整”和諸多政治運動，清華的自由主義傳統就慢慢消失了。

　　實施毛澤東的這一計劃的，是蔣南翔等人。中共建政後任命的清華領導人，是以蔣南翔、彭佩雲等為代表的“一二九”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政治學生”，而非具有獨立地位和學術成就的教育家。

　　蔣南翔對清華的人文傳統造成了致命的傷害，他把清華打造成培養“又紅有專”的工程師的“第二黨校”。此後的幾代清華學生，都喝著“忠黨愛國”的“狼奶”長大，成為專制制度的絞肉機上的一根根“螺絲釘”。

　　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與友人的一次的談話中，軟禁中的趙紫陽又指出：“胡錦濤是清華大學學生，做青年團的工作，是在我黨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後來分配到甘肅工作，是在宋平領導下，受宋平的正統意識形態影響。總之，他是在我們黨正20統意識形態所謂‘馴服工具’‘教育’出來的一個青年幹部。”胡錦濤是蔣南翔時代的清華培養出來的、比蔣南翔更加意識形態化的、“不專而紅”的“政工學生”。他能成為清華的政工幹部，說明他在意識形態上是極左派。

　　還是大學生的時候，胡錦濤就已經“老”掉了。他從來沒有過朝氣蓬勃的青春時代。如果到圖書館找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六日的《人民日報》，翻開第六版，就可以看到有一篇題為《工人農民戰士學生座談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報導。文中大段引用清華大學學生胡錦濤的發言。這也許是胡錦濤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對他而言，當時必定是至高無上的榮譽。他的激動程度，甚至超過了多年後作為中共黨魁的簡歷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時刻。

　　時年二十二歲的胡錦濤，在短短三、五百字的這段發言中，十一次提到英明領袖毛主席和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那句：“我們要把黑暗的剝削制度從地球上鏟除幹凈”的豪言壯語，與多年後他的接班人習近平的那句“我們不再輸出革命”辯白相映成趣。

　　二十二歲的胡錦濤，真的相信自己說的那番話嗎？他的內心未必相信，不過是否相信無關緊要。關鍵在於，他深知，只有如此表述，才能給自己帶來功名利祿。果然，胡錦濤這個成績一般、專業平平、“只紅不專”的政治輔導員，比他的那些“又紅又專”的同學爬得更高，離開清華之後三十多年，一步步地爬上了了中共黨魁的最高位置。他除了說官話、套話、假話之外，從來不說自己的話；他察言觀色，知道如何討好上級和前輩；他也心狠手辣，精通權謀之術，該殺人時絕無“婦人之仁”。所以，以鄧小平為首的黨內元老們認為，這樣的年輕人是值得信任的。從胡錦濤執政十年的“政績”來看，鄧小平並沒有看錯他。

　　一九六四年那次《人民日報》的采訪，奠定了胡錦濤一生仕途的起點。如今，高處不勝寒之際，胡錦濤還記得《人民日報》上那21段洋洋灑灑的談話嗎？

　　有毒的罌粟花正在瘋狂地生長

　　清華的師生以胡錦濤為驕傲，以中共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局常委會中有多名清華畢業生為驕傲。民間有所謂“北大畢業生在牢房里，清華畢業生在政治局”的諺語，意思是說，北大畢業生的“自由化”

　　傾向嚴重，特立獨行，堅持真理，與中國的社會現實格格不入，喜歡批評當權者，結果很多都被關進監獄里去了；而清華畢業生以“狼奶”為營養，以權勢為目標，善於審時度勢，隨波逐流，與黨的要求和主流社會的規則保持高度一致，故而可以飛黃騰達，呼風喚雨，最終在政治局常委會中占據多數席位。

　　日前，清華的百年校慶，中共政治局常委全體出席，好不威風。

　　清華人大都以此為榮耀，根本沒有想到，大學應當獨立於權力之外。

　　對於被官本位所主導的清華校風，惟有一名清華特招生、少年作家蔣方舟在《清華百年校慶之際給母校的一封信》中有一翻深切的反省：

　　我的同學們不是不關心，而是自動維護著政府──仿佛維護著自己將要繼承的遺產。清華人是可愛的，憤青少，領導多，內心大概還是有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悲壯，表現出來卻是高屋建瓴，虛頭八腦的老幹部摸樣。

　　??我曾經旁觀過學校的幹部們做事，與教育和世俗標準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過交道，他們毫無障礙地接受學校給予的一切價值觀，自詡主流，一百年不動搖、一百年不懷疑；他們青出於藍地運用官場技巧與規則，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有時，我看著他們滔滔不絕地在課堂、在會場說些“主流價值觀”的話，心想：“他們真相信這些，真可怕。”過了一會兒，又打了個寒戰：“他們其實並不相信這些，那就更可怕了。”22天真與成熟、愚昧與清醒、單純與覆雜、糊塗與揣著明白裝糊塗，我無法分辨他們是哪一種，也無法分辨哪種更可怕。

　　可是，你分辨，或者不分辨，他們就在那里。我的同學們，我的精英同學們，以後必然會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學術圈或者官僚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手握生殺大權。空氣中有種緊張的成分，未來里藏著某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東西。

　　有“民主無量，獨裁有膽”的胡錦濤為榜樣，清華的學生想不“進步”都不行。清華大學的學生中黨員的比例，在全國的重點大學中名列第一。清華的學生黨支部也健全而嚴密，不以黨員為恥，而以黨員為榮。像清華、北大這樣的最高學府，在“六四”之後也成為官方監控的重要地點，學生黨員大都負有搜集信息和動態的任務，不僅將某些教授的“反動言論”匯報上去，即便是室友在宿舍中夜談的內容，也可能被黨員或入黨積極分子記載下來秘密上報。

　　在此種肅殺的氣氛之下，清華再也找不到一位“不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教授，惟一的一名堅持獨立思想的教授秦暉，卻遭到長時期停課的處分。如果用法國思想家福柯的“全景式監獄”的理論來衡量，清華與其說是一所大學，不如說是一所監獄。

　　胡錦濤的成功，是一個壞榜樣，極大地敗壞了中國的人才培養和選拔機制。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若幹中國一流大學，正在把無數鮮活的青年納入到“胡錦濤”這個無比粗陋的模具之中。“胡錦濤”

　　不再是一個具有人格特征的生命個體，而成了可以無限覆制的奴才的樣板，也成了大學孜孜以求的培養人才的目標。用共產黨的標準來看，循規蹈矩的胡錦濤在其仕途中從來沒有犯過錯誤，幾乎是完美無缺的。若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來，該是大學何等的榮譽！同時，千萬不要出一個劉曉波！

　　從來不犯錯誤，其實就是最大的問題。因為這樣的人始終選擇與強者站在一起。北大錢理群教授尖銳指出：中國的大學正在培養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23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

　　趙紫陽在晚年的談話中還透露了一個胡錦濤如何在黨內竄升的細節：“胡錦濤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乃是鄧力群提出來的，自然也受鄧力群一些觀點的影響。”一般人只知道胡是鄧小平親自挑選的“隔代接班人”，胡錦濤後來也揚揚自得地宣傳鄧小平是如何“慧眼識英才”的。這固然不是胡錦濤編造出來的謊言，不過，趙紫陽卻說出了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當時，以胡的地位，根本不足以引起鄧小平的注意，胡是由“左王”鄧力群推薦給鄧小平的。鄧力群在延安時代就是臭名昭著的流氓文人，在毛時代更是繼續助紂為虐，在其掌權的文宣系統幹了不少讓人家破人亡的壞事。八十年代，鄧力群幻想進入政治局，甚至當總書記，卻在中央委員的差額選舉中落馬。由此，鄧力群成為改革開放政策的破壞者和幹擾者，在鄧小平面前不斷制造關於胡耀邦和趙紫陽的種種讒言。如果不是在“左”

　　的方面與之臭味相投，鄧力群又怎麽會青睞在地方上毫無政績可言的胡錦濤呢？

　　胡錦濤，宛如一棵“狼奶”喂大的罌粟花，苦心經營，隱忍多年，終於攀爬到權力的頂峰。於是，一人成功，萬人仿效。如今，中國的各級教育系統，正在大力培養大批此種看似美麗的“罌粟花”，他們瘋狂地生長著， 奪取所有的水分、養料和空氣，讓其他向往自由生長的植物慢慢枯萎而死。

　　一個胡錦濤即將退出政治舞台，千萬個胡錦濤正在迎風招展。241.2胡錦濤是勃列日涅夫的中國版

　　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形成了非常可怕的

　　說空話的傳統。發表演講，往往講得很好也

　　很正確，但講的話多半空洞無物。替他起草

　　講話稿的人具有歪曲任何好主張的特殊本領。

　　布爾拉茨基《評勃列日涅夫時代》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六一”兒童節前夕，胡錦濤前往北京市東城區少年宮考察，除了節日問候和表達對少兒工作者的敬意外，還與兒童們玩起擊鼓傳花的遊戲。中共黨報《人民日報》

　　六月一日圍繞胡錦濤考察東城區少年宮之事發表了題為《在祖國陽光哺育下快樂生活健康成長》的文章，隨後在其官網“人民網”（胡錦濤曾透露，這是他“必看”的網站）的頭條位置予以全文刊載。

　　鳳凰網轉引新華網的消息後，不僅將標題定為“胡錦濤考察少年宮與兒童玩擊鼓傳花”，還置於大頭條位置。“擊鼓傳花”幾個大字尤其顯眼，還在正文中特意用黑體字將有關擊鼓傳花遊戲的段落標注出來。鳳凰網的這一標題設置，引來其他媒體瘋狂轉載，包括新浪網、騰訊網、網易、搜狐等。

　　胡錦濤跟孩子一起玩遊戲，本來只是平淡無奇的一句“起居注”，沒有什麽新聞價值，卻因為“擊鼓傳花”這個成語備受矚目。“擊鼓傳花”不單單是一個孩子的遊戲，而且成為一個頗具政治交接意味的代名詞。此前，被外界傳為習近平重用的智囊、且與劉源等軍方太子黨高官關系密切的張木生，曾“痛心疾首”地說過：“確實有人這樣想，再有一年多就該交班了，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我們現在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但是新一代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繼續下去。”這是不點名地批評胡錦濤素餐屍位。雖然張木生回歸“新民主主義”的思路是逆時代潮流而動，但他以“擊鼓傳花”這個成語諷喻胡溫政權的不作為、誤把“停25滯”作“穩定”，倒是十分貼切。就像勃列日涅夫統治蘇聯十八年，讓蘇聯不可遏止地走向衰亡一樣，胡錦濤統治中國十年，讓中國失去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最佳契機。所以，胡錦濤不僅是中共的亡黨黨魁，更是中國的千古罪人。

　　“小市民”當國必定誤國

　　蘇聯崩潰的首要責任，並不在最後一任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身上，如同明朝滅亡不能單單責怪末代之君崇禎皇帝。當戈爾巴喬夫毅然決定改革時，已為時晚矣。蘇聯這艘大船早已千瘡百孔，戈爾巴喬夫縱有萬丈雄心，亦無力回天。蘇聯崩潰的最大的責任，當歸咎於勃列日涅夫身上，如同明朝滅亡的病根當追溯到萬歷朝──歷史學家黃仁宇將目光定格在“萬歷十五年”，千頭萬緒，在此糾結。

　　勃列日涅夫執政長達十八年之久，最後死在其寶座上。其對內政策為：重用黨工、軍工企業和克格勃等利益集團，任由腐敗肆虐，以“完善”取代“改革”，殘酷打壓民主人士，壓制學術自由和新聞自由，掀起個人崇拜狂潮；其對外政策為：因大量出口石油和天然氣換取外匯，自以為財大氣粗，與美國展開軍備競賽，大肆“輸出革命”，幹涉他國內政，甚至窮兵黷武，發動侵略戰爭。勃列日涅夫之內政外交均逆流而動，使得蘇聯病入膏肓，淪為搖搖欲墜、外強中幹的“泥足巨人”。

　　長期為蘇聯領導人提供政治、外交方面咨詢意見的學者阿爾巴托夫，在回憶錄中對勃列日涅夫有這樣的評價：“勃列日涅夫的家庭成員以及他周圍的人，強烈地表現和反映出小市民的氣質、小市民的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甚至小市民的某些‘天性本能’。”從契訶夫到左琴科等作家的作品中，都曾俏皮尖刻地嘲諷過“套中人”、“蘇維埃職員”式的市儈，這些小說人物就是勃列日涅夫之“前世今生”。26

　　勃列日涅夫是個平庸之輩，文化水平不高，不愛學習，思想上與理論上保守僵化，性格軟弱，特別愛好虛榮與阿諛奉承。他閱讀的惟一一本雜志是《馬戲》。嚴肅電影很少有看完的時候，劇院則從來沒有去過。勃列日涅夫長期從事政治工作，他最大的一個弱點是，對新生事物是個過敏反應癥患者。他缺乏基本的經濟知識，要準確地說出一個經濟術語會很困難。他作報告的一貫風格是：“四平八穩，既無高潮，也無水平，無聊乏味，一本正經。”

　　在權力問題上，勃列日涅夫是個十足的現實主義者，他能根據斯大林時期形成的政治參數去地理解現實主義。那就是：領袖的權力並不取決於其治下的經濟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政策贏得民心的程度以及良好的輿論反應，而首先取決於他的實力──真正的、無情的、有形的強制力。所以，他一開始被看作“過渡人物”，卻不動聲色地逐一戰勝諸多表面上比他更強的對手，並將最高權力緊緊捏在手中，直到死去。

　　勃列日涅夫對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決蘇聯覆雜的內政與外交難題有自知之明。根據其助理亞歷山德羅夫的見證，勃列日涅夫有一次對他說：“我擔任過的所有職務中，最好的還是黨的州委書記的職務。而在這里，在克里姆林宮，是通過放在你桌子上的文件去看世界。”那麽，這樣一個平庸者，是如何成為蘇聯的最高統治者的呢？阿爾巴托夫提出“勃列日涅夫現象”之概念，他認為，“勃列日涅夫這樣一個人，居然被歷史進程，被當時實行的政治機制推上他很不稱職的職位上去”，這表明蘇聯的人才選拔機制失效和出軌了。

　　在曾擔任戈爾巴喬夫助手的雅科夫列夫眼中：“勃列日涅夫是衰落時期歷史上的一名鬧劇醜角。他學問不大，而且好記仇，他除了幾乎能準確嗅出誰是自己的支持者、誰是自己的敵手的本能外，沒有其他才能。”雅科夫列夫指出，是勃列日涅夫等蘇共領導人的社會思維的局限性和他們歷史性的傲慢，以及在意識形態和理論原27則上的政治盲目性，把黨帶上了自殺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說，勃列日涅夫本人也是制度的犧牲品：“制度本來就不需要一個有生氣的管家。這已經不是他的過錯，而主要是垂死的單一政權的征兆。”

　　就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相似性而言，胡錦濤簡直就是勃列日涅夫在異國他鄉的“轉世靈童”。在共產黨國家的統治者中，再也找不到勃列日涅夫與胡錦濤這樣一對如此近似的“孿生兄弟”。胡錦濤出身於一個徽商家庭，曾祖一代經營的“胡源泰”是江蘇泰州二十五家有名的茶商之一。到了其父胡靜之一代，戰亂中的生意已不如以往，只能勉強維持。中共建政之後，毛澤東推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變相剝奪工商業主的私有財產，“胡源泰”被並入泰州供銷合作社，胡靜之由老板變成職工，每月領取十元薪水。雖然不屬於中共鎮壓的“敵對階級”，但作為灰頭土臉的“前小業主”，胡靜之在其五十九歲短暫的人生中，戰戰兢兢，謹言慎行，方得以避禍幸存。自幼在此種家庭成長，胡錦濤身上深深烙下了精於算計、察言觀色的“小市民”氣質。

　　青年時代，胡錦濤在清華大學擔任政治輔導員；進入仕途以後，又長期在共青團系統任職，一直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政工幹部。用趙紫陽的話來說，胡錦濤是“我們這個黨培養出來的聽話的幹部”。雖然胡錦濤也曾獨當一面，擔任過貴州、西藏的封疆大吏，但從未做出顯著的政績來。在中共的人才篩選機制中，不犯錯誤就是最大的成就。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胡錦濤前任的貴州省委書記朱厚澤，在貴州振興經濟的成就讓胡錦濤望塵莫及。朱厚澤升任中宣部長之後，卻遭受到“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命運，未能盡其材，郁郁而終。胡錦濤卻青雲直上，終於熬到了黨魁的位置上。胡錦濤的成功，從反面證明，平庸是在官場步步攀升的必要條件。

　　另一方面，胡錦濤始終站在“政治正確”一邊。“文革”結束後，鄧小平繼續保留毛的旗幟，將“四項基本原則”設定為改革不可觸動之“楚河漢界”，使得即便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狂飆突進的年代里，意識形態上仍然是“寧左勿右”。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屆總書記試圖掙脫這一“緊箍咒”，卻“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 胡錦濤對前車之鑒看得一清二楚，一上台就到河北西柏坡這個毛澤東進入北京之前“工作和戰鬥過的地方”朝聖，以強化自己接班人身份之合法性。換言之，他深知，僅僅擁有鄧小平欽點為江澤民之後的儲君身份還不夠，還需要得到“毛爺爺”的祝福。從胡錦濤迫不及待地上山拜廟的舉動便可看出，他是毛左的“模具”打造出來的“活標本”。

　　職是之故，用中共官場的潛規則來考量，胡錦濤的上台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八九屠殺之後，中共內部再也不可能有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英才脫穎而出，中共需要的正是胡錦濤這樣百無一用的“維持會會長”。胡錦濤掌權之後，“穩定壓倒一切”是其念念不忘的口頭禪。與勃列日涅夫一樣，胡錦濤用“穩定”來掩飾“停滯”

　　的真相，若無其事地重覆著擊鼓傳花的動作，殊不知，“花”早已變成了“定時炸彈”。

　　“新階級”壟斷國家經濟命脈

　　俄羅斯歷史學家皮霍亞在《蘇聯政權史》中指出：“勃列日涅夫掌權期間，是蘇聯社會主義發展的最高點。這個巨大的國家逐步地、連續不斷地擴大了工業生產規模。自然資源（石油、黃金）被用於購買農產品，創造出一種能夠克服逐步顯現的經濟危機的錯覺。”在此背景下，勃列日涅夫提出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宏圖大業。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他確實部分地實現了這一宏偉目標。

　　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零年，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等均有大幅增長，經濟發展速度超過了同期的美國。美蘇之間的差距進一步縮小，蘇聯有二十多種工業產品雄踞世界之首。蘇聯每年的軍費開支約占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軍事實力迅速膨脹，在29航天技術、核武器數量等方面甚至超過了美國。蘇聯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因而，在對外政策上，勃列日涅夫將赫魯曉夫時期的“緩和戰略”轉換成咄咄逼人的“全球進攻性戰略”。對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勃列日涅夫提出“社會主義大家庭”

　　的理論，即“勃列日涅夫主義”，加大對小兄弟們的控制，甚至出兵捷克扼殺其政治改革。對其他亞非拉國家，則以“推進世界革命”、“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為名煽風點火，四處插手。勃列日涅夫宣稱，蘇聯已牢牢掌握了“歷史主動權”，蘇聯的對手已被迫“大大退卻”，世界史的每個角落無不在蘇聯的考慮之內。

　　然而，從巔峰跌入到低谷只是在轉瞬之間。勃列日涅夫時代經濟的發展，不是依靠科技創新、管理進步和國內消費水平的提升，而是獲益於國際石油價格的飆升。數千億“石油美元”對當時蘇聯渡過經濟難關起了重要作用，但也讓勃列日涅夫得意忘形，拒不改革。阿爾巴托夫指出：“由於石油財富突然從天上落到我們手里，於是我們就凍結了把改革推向前進的嘗試，使我們不可饒恕地丟失了許多寶貴時間。”研究蘇聯的中國學者馬龍閃形容說，這筆錢就像雨後天空的彩虹一樣，給蘇聯經濟以虛幻的繁榮。待短暫的彩虹消逝，依然是飄散著片片烏雲的天空。隨著蘇聯經濟、政治等領域結構性問題的日漸爆發，這個體制遂以一種不可改變的慣性走向衰亡。

　　勃列日涅夫垂拱而治，渾然不知末日將至。曾擔任鐵托副手的吉拉斯是共產黨國家中最傑出的思想家，他寫出《新階級》一書，指出共產黨掌權之後，形成“官僚階級”、“新的特權階級”，國家實行“特權官僚專制制度”，“與以往的革命相反，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其他的一切都不過是欺騙和錯覺而已。”在當時的蘇聯，黨務、軍工、克格勃等部門成為龐大的利益集團，壟斷國家的經濟命脈，左右國家的政治經濟政策，濫用職權、營私舞弊、貪污腐化。30以勃列日涅夫為例，他對自己以及周圍的人缺乏道德上最起碼的要求，他的家人和親信個個都過著連沙皇都自嘆不如的奢華和墮落的生活。當時，蘇聯民眾中流傳著一個政治笑話：勃列日涅夫的沒有受過教育的母親，看見兒子豐富的汽車收藏後，擔憂地說道：“噢，這些東西太漂亮了，我親愛的兒子！不過，要是布爾什維克回來了，那該怎麽辦？”

　　如果說當年蘇聯的經濟發展建立在出口石油等資源的基礎上，那麽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則建立在對數億奴隸勞工的殘酷剝削和對能源的高消耗及對環境的大破壞的基礎上。兩者都是不可持續的發展，中國尤甚。當年的蘇聯和今天的中國都存在財政收入短缺的問題，蘇聯的解決方法是征收高額的石油出口稅，中國則是對內的土地財政。無論是石油還是土地，都屬於不可再生的資源，也難以從中獲得持續發展的動力。胡錦濤卻對此毫無警惕，其志得意滿的心態，跟當年的勃列日涅夫極為相似。中共中央對胡溫執政十年的定調是“黃金十年”。二零一二年六月上旬，當局召開“科學發展，成就輝煌”為主題的宣傳工作視頻會議，隨後中國主要媒體包括軍隊新聞單位展開了高調造勢行動。七月五日，《人民日報》推出以“轉型十年，中國理念”為主題的專題報道，其他媒體紛紛跟進。

　　如果只看報紙電視上“形勢大好”的報道，真還以為中國人生活在天堂里。胡錦濤還未交班，就匆匆忙忙為自己樹碑立傳，只差沒有像魏忠賢那樣四處興建“生祠”。

　　中國的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在一個勢利的世界上，有錢就有話語權，胡錦濤多次應邀出席八國峰會、二十國峰會等國際會議，“談笑皆權貴，往來無白丁”，似乎站在世界之巔峰。當年蘇聯的經濟總量一度僅次於美國，今天中國也占據了世界老二的位置。當年蘇聯是惟一有實力挑戰美國的超級大國，今天中國也儼然具備“與美共治”的本錢。與昔日蠢蠢欲動的勃列日涅夫一樣，胡錦濤改變鄧小平制定的“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在全球範圍彰顯中國31的影響力。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九日，中共在北京召開中非合作論壇，胡錦濤主持開幕式，宣布在未來三年給予非洲兩百億美元貸款。相形之下，備受金融危機折磨的美國，財政上捉衿見肘，拿不出這麽多錢來援助亞非拉窮國。

　　然而，表面上風風光光的背後，是危機重重、民心盡失的現狀。

　　在官方報道中，以“光榮綻放的十年”、“多難興邦的十年”、“人字大寫的十年”等美不勝收的詞語描述胡錦濤執政的十年。這是中共統治者自說自話，還是民眾的共識與心聲？有網友在微博上展開投票調查：“你認可《人民日報》的‘黃金十年’的說法嗎？”結果，超過八成的網民投票表示，完全不認可這一說法。人們選擇其他那些選項──“權貴的黃金十年”、“國企的黃金十年”、“軍警的黃金十年”。大部分民眾並未享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政府橫征暴斂，財政收入直線上升，卻不能為民眾提供最基本的醫療、教育、養老和社會安全方面的服務。中國民眾的“痛苦指數”超過中國援助的許多非洲國家。

　　胡錦濤時代，腐敗空前蔓延，像癌細胞一樣遍布體制的每一個角落。今日中國的“新階級”之窮奢極欲，讓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共官僚不可同日而語。這個趙紫陽定義的“權貴資本主義”階層，正是中國改革的最大阻力和障礙。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在“中國改革（二零一一）年會”上指出，中國當下已經形成三大利益集團。第一是以官員為代表的權貴利益群體；第二是以官員壟斷企業為代表的壟斷利益群體；第三是以房地產和資源行業為代表的地產資源利益群體。與之相對應，中國社會實際上產生了三大富豪群體：權貴富豪、經營壟斷富豪以及地產資源富豪。如今，上百萬官員是“裸官”，胡錦濤至少“半裸”

　　──據傳，他的兒子及女兒都擁有外國護照或綠卡。連胡錦濤的子女對中國的未來都沒有信心，都要將外國護照或綠卡當作護身符，“黃金十年”豈非自欺欺人？32

　　對此，學者楊繼繩直言，中國只有進行改革，才能走出當前的困境：“權力參與市場競爭，造成中國市場規律沒有正常發揮作用。

　　壟斷性的行政體制，形成了權力市場經濟。這樣就造成了社會不公。

　　權力的濫用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形成了種種社會問題和矛盾。

　　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制衡權力，駕馭資本，用權利來制衡權力。現在是威權政治加上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改革的目標就是憲政民主政治加上完善的市場經濟，中國才能走出困境。”楊繼繩與胡錦濤同齡，當年與胡錦濤一樣是中組部遴選的年輕幹部。結果，胡錦濤中選，楊繼繩落選。這是中共“優敗劣勝”的人才選拔機制的又一明證。

　　政治警察橫行霸道，異議運動前赴後繼

　　勃列日涅夫時代，斯大林主義全面回潮，克格勃編制飛速膨脹。

　　學者陸南泉在《走近衰亡：蘇聯勃列日涅夫時期研究》一書中指出，如果說赫魯曉夫是只反斯大林不反斯大林主義，那麽勃列日涅夫就是既不反斯大林又不反斯大林主義。勃列日涅夫把掌握權力看作目的本身，不想改變斯大林建立起來的政治體制，因為沒有這個體制就難以保證他的個人專權和特權。

　　在意識形態的嚴密控制上，勃列日涅夫時代僅次於斯大林時代。

　　皮霍亞在《蘇聯政權史》中指出，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或社會學家的每一宗沾染上政治色彩的案件，都會像水銀泄地一樣，迅速傳遍全國。通過黨的委員會，傳達到科研機構、院校、以及學院的社會科學教研室。“對於確定社會科學的狀況而言，‘意識形態紀律’這個詞語是最關鍵的。蘇共中央明確告訴人們，不允許存在思想差異，社會科學的作用是重新圓滿地詮釋‘黨和政府的歷史性決議’。”

　　勃列日涅夫在政治生活中確立了新斯大林主義，也就是最嚴厲的思想控制和專政，對任何異端思想加以迫害，徹底提高國家安全33委員會在社會中的作用，使其能夠與中央委員會並駕齊驅，而在許多情況下，其作用甚至超過中央委員會。“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活動中，為‘意識形態’而鬥爭幾乎成了主要工作之一。”思想顛覆罪名的設立和刑法第一百九十條的增補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五局的成立，是勃列日涅夫直接幹預的結果。一九六七年，克格勃強化了偵察機構的工作，在一年中招募了兩萬五千名新的情報員，占全部情報員的百分之十五，並超過當年揭露出來的持不同政見者人數的兩倍還多。大量資金花費在與不同政見者的鬥爭上，耗費在一場對本國人民，特別是有良心的知識分子的秘密戰場上。人們開玩笑說：“持不同政見者不是抗爭蘇維埃政權的人，而是蘇維埃政權抗爭的人。”勃列日涅夫最惡劣的做法，是將許多持不同政見者說成精神病患者，並強迫關進精神病院。

　　最典型的例子是勃列日涅夫親自指揮針對“國家的敵人”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的鬥爭。一九七零年，索爾仁尼琴獲諾貝爾文學獎，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會議上多次討論如何處置這個“反蘇分子”。

　　他一開始想將其逮捕判刑，最後做出將其驅逐出境的決定。當《古拉格群島》等巨著風靡西方時，他又指示克格勃出資在西方出版由索爾仁尼琴前妻撰寫的攻擊索爾仁尼琴的書籍，卻收效甚微。一九七五年，薩哈羅夫獲諾貝爾和平獎，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指示蘇聯所有報刊都發表文章詆毀此事。他命令蘇聯總檢察院拘押薩哈羅夫，並將其流放到不對外國人開放的高爾基市，以切斷其與外界的一切聯系。在克格勃的檔案中，曾保存了一百零五卷索爾仁尼琴的材料和五百零五卷薩哈羅夫的材料。在蘇聯崩潰前夕，克格勃首腦下令銷毀這些檔案，並且“對銷毀爐進行檢查”。即便如此，勃列日涅夫迫害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的醜角形象已定格在歷史上。

　　與勃列日涅夫亦步亦趨，胡錦濤執政之後，下令設立高規格的馬列學院，加強大、中、小學的政治洗腦課程。對學術界，一手胡蘿卜，一手大棒，十年來可謂萬馬齊喑、謊言泛濫。胡錦濤時代的34新聞封鎖直追毛澤東時代。傳統媒體已密不透風，中宣部仍時常敲打，二零一二年七月，為營造十八大前的“和諧”氣氛，又整肅廣州《新快報》和上海《東方早報》，讓各大媒體噤若寒蟬。而面對波濤洶湧的互聯網，胡錦濤投入巨資實施“金盾工程”，修建“網絡長城”。他的兒子和女婿都曾參與其中，既是為老爸服務，又是自己埋頭撈錢。

　　據胡錦濤身邊的人士透露，胡錦濤平時基本不讀書，每天只看枯燥乏味的《人民日報》，還裝模作樣地在上面圈圈點點、勾勾畫畫。訂閱《人民日報》作為“政治任務”，攤派到各黨政軍機關和人民團體，實際上無人願意閱讀，很快被當作廢紙賣掉。認真閱讀《人民日報》的，全國上下大概只有胡錦濤一人，也算是胡錦濤“一個人的報紙”。從胡錦濤訪問俄羅斯鬧出“讀過文學名著《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的笑話就可看出，他對人類優秀的文明和文化何等疏離甚至仇恨。他不讀書，也不許民眾讀書，不僅嚴密控制國內出版，甚至命令海關嚴查民眾從港台帶回的“禁書”。“禁書”名單不斷擴張，甚至還未出版的書，就列入了查禁名單之中。

　　勃列日涅夫將異議人士的關進精神病院的做法，胡錦濤也拿來為其所用。被其強迫關押在精神病院的異議人士多達數十位，北大醫學院教授孫東東甚至說，上訪者絕大多數都是精神病。在胡錦濤統治末期，政治警察（國保）處於失控狀態，對維權人士大肆使用暴力，甚至威脅用車禍、活埋等方式消滅之，這一點連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克格勃都沒有做到。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國安系統掌控的所謂智庫“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所長袁鵬的文章《中國真正的挑戰是未來五至於十年》，文章認為，西方國家“以‘網絡自由’為旗號，改變‘自上而下’推進民主自由的傳統模式，以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為核心，以期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滲透中國基層，為中國的‘改變’創造條件”。這篇文章故意將中國內在的問題轉35換為西方敵對勢力的幹擾，中國的異議人士被妖魔化為西方阻撓中國崛起的工具，“新黑五類”成為中國無法崛起的替罪羊。這正是胡錦濤一貫的思維模式。胡錦濤統治末期，暴力維穩發展到高潮的標志之一，是“六四”義士李旺陽的“被自殺”。在中國社會的各階層，暴戾之氣泛濫成災，類似於明朝末年之“血海飄香”，即便是最冷靜的知識精英都傾向於將暴力作為改變現狀的選項。對此，胡錦濤難辭其咎。

　　勃列日涅夫將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視為敵人，盡管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並不將勃列日涅夫當作敵人。胡錦濤也將劉曉波視為敵人，盡管劉曉波並不將胡錦濤當作敵人。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胡錦濤惱羞成怒的種種表現，比勃列日涅夫更為卑劣下流：

　　勃列日涅夫愛虛榮，好面子，還知道凡事不可做絕，所以，他允許薩哈羅夫的妻子出國治病，並且出席諾獎頒獎典禮、代夫領獎；胡錦濤則純粹是地痞和流氓，一意孤行，全然不顧海內外排山倒海的負面評論，不僅監禁劉曉波，而且將劉曉波的妻子劉霞非法軟禁在家，使得諾獎頒獎典禮上出現百年未有之“空椅子”。然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看到，中國的未來屬於劉曉波，而不屬於胡錦濤，正如美國哲學家霍弗爾所說：“被拋棄的人民可以成為一個國家的未來。被建築師丟掉的石頭可以成為新世界的奠基石。而一個沒有持異見和不滿分子的民族，通常都是有紀律、有禮貌、安寧與和諧的，但卻沒有一粒可以產生出偉大的未來的種子。”

　　胡錦濤是一棵既可恨又可憐的無花果。作家張宏傑在微博上的一段留言堪稱其墓志銘：很少引用古詩詞的胡主席引了這句唐詩：

　　“草木知春不久歸，百般紅紫鬥芳菲。”翻譯成白話文就是：花草知道屬於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才想起來還沒有綻放一下。361.3推倒政治局，重建共和制

　　──兼駁胡鞍鋼《輝煌十年，中國成功之道在哪里》

　　事實上，組織是保守逆流滋生的溫床，

　　它漫過民主的平原，有時泛濫成災，並將這

　　一平原沖刷得滿目瘡痍。

　　米歇爾斯《寡頭統治鐵律》

　　胡錦濤駕駛的“河蟹號”即將到站，這長達十年的快速行駛，究竟駛向的是黃金世界，還是窮途末路？在其身兼國家主席、共產黨總書記和軍委主席三大要職統治中國的最後幾個月里，胡錦濤最操心的事，是如何將心腹幹將調遣到各要害部門和地區去“卡位”，以確保交班給“自己人”。這樣，在退休之後，其家族就不會遭到其他派系以反腐為名的清算。其次，胡錦濤命令文宣系統搖旗吶喊，營造出一張“美好十年”的亮麗的成績單。就好像當年拿破侖急不可耐地從教宗手上搶過皇冠給自己加冕一樣，胡錦濤也手腳並用地給自己塗脂抹粉、樹碑立傳。

　　上行下效，禦用文人們遂爭先恐後地加入這場大合唱之中。不久前，曾經不可一世的薄熙來突然失勢，使得諸多參與炮制“重慶模式”的無恥之徒成為千夫所指的對象。依附薄熙來的崔之元、孔慶東、蕭公秦等學者文人頓時名聲掃地。然而，前車之鑒，後來者罔顧，薄太陽雖然落山，胡太陽卻更毒辣。獨裁者自我膨脹，吹鼓手永遠不缺。只要是臭氣熏天的垃圾桶，總會有無數蒼蠅盤踞其間，爭相掠食。

　　頂著“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等顯赫頭銜的官方經濟學家胡鞍鋼，也曾到重慶“打秋風”。直到二零一一年下半年，他還在新書《二零三零中國：37邁向共同富裕》中讚美薄熙來的政績：“重慶在實現共同富裕的探索上為全國作出了重要貢獻。重慶鮮明地提出了縮小‘三個差距’

　　的指標，在全國範圍內都是率先的，有示範意義。”胡鞍鋼在多個場合宣稱，重慶模式可以推廣到全國：“重慶正處在一個經濟和社會加速發展的黃金期，這里的三千多萬人民已形成了強大的政治認知和社會認知，過十年甚至二十年後再來看，就可以看出重慶創新的歷史意義。我希望重慶可以為全國提供經驗。”話音剛落，薄熙來轟然垮台，所謂的“強大的政治認知和社會認知”亦灰飛煙滅。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胡鞍鋼唾面自幹，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又投靠新主人去了。看來，他並不相信自己曾經說過的話。很快，胡鞍鋼又有新產品出爐：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以欺騙人民為己任的《人民日報》之海外版，登載了胡鞍鋼的大作《輝煌十年，中國成功之道在哪里》。

　　胡錦濤胡作非為，胡鞍鋼胡言亂語

　　這篇文章使用了比過去讚美薄熙來肉麻百倍的話讚美胡錦濤，畢竟，“改過自新”需要有最大的“誠意”。胡鞍鋼說：“過去十年是中國全面發展的‘輝煌十年’，不平凡的十年。中國先後有效處理了‘非典’公共衛生危機，及時地應對汶川大地震，提前完成世界最大規模災後重建任務，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殘奧會、上海世博會和廣州亞運會，成功地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圓滿完成‘十五’

　　計劃和‘十一五’規劃的主要任務。”他接著指出，這十年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發生“歷史性重大變化”，比如，經濟總量從位居世界第六躍升為世界第二，進出口貿易總量從位居世界第五位躍升為世界第二位，研發支出總量從位居世界第五位躍升為世界第二位??

　　這些眩目的數據，對於胡鞍鋼和胡錦濤來說，當然是自慰的催情藥；但是，對於中國的普通老百姓來說，究竟有什麽意義呢？數38字只是數字而已。藏人自焚，說明中國經濟的發展並未惠及他們；什邡市民上街，說明中國經濟的發展對他們有害無益；連一向養尊處優的香港人都發出怒吼，說明中國經濟的發展並沒有改變這座城市的貧富懸殊。且不說這些數據背後有多少水分，即便全都千真萬確，難道就能說明中共的統治是成功的，而且這些數據是中共長生不老的靈丹妙藥嗎？

　　當年，希特勒交出經濟發展的數據，讓胡錦濤的數據黯然失色：

　　希特勒上台後，德國每年的經濟增長平均達到百分之二十七。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百分之一百零二，國民收入增加一倍。一九三七年，德國工業產值居全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在一九三七年開始的全球經濟危機來臨時，美、英、法等國的工業生產都下降了，惟有德國的工業生產仍然在上升，因此也一度被其他國家視同拯救經濟危機的“救星”。德國學者格茨·阿利在《希特勒的民族帝國》一書中指出：“德國民眾在二戰中的生存狀況比戰前要好得多。希特勒知道：‘當最窮的人成為德國最忠實的子民，它就會變得無比強大。’他用社會福利賄賂了整個德意志民族──以被搶劫了的猶太人和被占領地區的其他民族為代價。”

　　但是，第三帝國真的走出了一條“具有德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嗎？

　　第三帝國的輝煌僅僅維持了十三年，留給德國人民的是屍橫遍野、斷壁殘垣。

　　如今的中國，正大步走在昔日法西斯德國的道路上。不過，在讓普通民眾“利益均占”這一點上，胡錦濤甚至還不如希特勒。德國歷史學家兼作家格爾德·柯能（Gerd Koenen）斷言，中國未來的發展有兩大趨勢：一方面，政治、經濟精英日益腐敗，中共正在演變成一個僵化的既得利益集團；另一方面，民眾對革命的期待不斷增長，與中共漸行漸遠。他給出的是一連串毋庸置疑的數據：中國已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二經濟大國，但是，每年的投資率增長到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五十的荒唐地步，而消費率下降到全39球罕見的百分之三十五。盡管居民的收入有所增長，但是，缺乏社會保障的人們不得不厲行節約：為了養老、為了治病、為了子女教育、為了住房。在社會不平等的“基尼指數”中，中國的排名也相當糟糕。

　　格爾德·柯能對中國過去十年的經濟和社會狀況評估，與胡鞍鋼截然相反。他認為，胡錦濤並未給中國帶來持久的穩定，中國的兩種大趨勢顯而易見：首先，掌握國家權力者和虛假的私人經濟精英的共生關系越來越密切、越來越腐敗。自從一九八九年以反腐敗為主要訴求的天安門民主運動遭到當局的血腥鎮壓後，腐敗成了黨最大的吸引力──那些並不相信黨寫在書面上的綱領的年輕大學生們，挖空心思爭取入黨，是為了分享黨的特權。在胡錦濤的兩屆任期內，中國變成所謂的“太子黨共和國”，無論是掌握中樞權力的胡溫，還是在地方上為所欲為的薄熙來；無論是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者”，還是新左派及“毛派”，不管在表面上有多大的差異，但在貪污腐敗上，卻驚人地相似。薄熙來垮台後，全世界都在像看馬戲一樣看薄家被爆料的醜聞，其實胡錦濤家族何嘗好過薄家半分？

　　早在二零零九年七月，英國《每日電訊報》和非洲媒體就報道，胡錦濤的長子胡海峰執掌的清華同方集團威視公司，在納米比亞卷入詐騙和行賄醜聞，並遭到司法調查。這個消息並未“進口”中國，也未讓胡錦濤警醒，乃至出手約束家人。因為在這個“你腐敗，他腐敗，大家都腐敗”的爛泥塘里，如果“不腐敗”，就連傻子都不如。就這樣，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部分利益，都落入特權階層的腰包。

　　格爾德·柯能繼而指出，中國未來的第二個趨勢是，“不斷增長的期待革命”以近乎經典的方式呈現出來。無論是全國逐浪高漲的每天超過三百起、每年超過十萬起的“群體性事件”，還是黨與受過教育的、國際化的新興中產階層之間愈演愈烈的沖突，都是如此。官民敵對的態勢難以改變：“這個統治的黨已經讓自己陷入一場競技，導致殘酷的人類學實驗：在一個大眾傳媒日益密集的世界，40借助一只網絡警察大軍要將數量不斷增長的文字、圖像、言論和事實從語匯中、最終也從社會記憶中‘刪除’。”這確實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不過，胡錦濤有其“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雄心壯志：他命令國庫拿出每年六千多億的預算，用於“維穩”。但是，如同一道千瘡百孔的堤壩，孔洞在流水的沖擊之下只會越來越大，而不會越來越小，而可以用來堵住空洞的沙包卻有限，並會越來越少。到了沙包用完的那一天，該怎麽辦呢？這一點不在胡錦濤考慮

　　的範疇之內。他認為，只要順利交班，就萬事大吉。難怪以接班人習近平的幕僚自居的張木生，咬牙切齒地詛咒胡錦濤玩“擊鼓傳花”

　　遊戲，將炸彈當鮮花來傳遞。

　　對胡溫及其接班人啟動政改抱有期望的人，要麽是因為愚蠢，要麽根本就是幫閒。歷史學家余英時對此洞若觀火：“我們知道，現在除了等待社會自己變動以外，沒有什麽其它的方法。對共產黨本身，以及它未來的十八大，決不能抱以任何希望。”

　　僭主制從來不可持續，中常委多半不得好死

　　在一番溜須拍馬之後，胡鞍鋼自我設問說：“為什麽中國如此成績輝煌又如此巨大成功呢？”順水推舟，他的這篇文章的主旨便呼之欲出了：“從政治發展的特點和條件看，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就在於有一個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成為中國決策正確、發展成功的最關鍵政治條件。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九名成員組成，分別代表黨、國家和軍隊等八大領導機構，分工合作與協調合力，形成了中國特色的‘集體總統制’。”胡鞍鋼能以“臭老九”的身份入選十八大之黨代表，說明其深味厚黑學之真諦。他深知：與其吹捧抽象的共產黨，不如吹捧具體的九常委，因為真正操縱中國命運的是這九個人，連中央委員會都是空殼，更遑論黨員代表大會了。

　　“集體總統制”是胡鞍鋼冥思苦想之後的一大發明，跟毛澤東41發明的“民主集中制”一詞一樣，讓人莫名驚詫、啼笑皆非。毛是一個不學無術的痞子流氓，犯低級的政治學錯誤倒還情有可原；而胡鞍鋼是一名曾遊學於多所西方名校的博士和博導，卻故意扭曲政治學的基本名詞，睜著眼睛說瞎話，則是不可原諒的。以“集體總統制”這個非驢非馬的概念來比附中共的政治局常委會體制，也算是“河蟹社會”特有的黑色幽默。

　　中共黨章規定，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共的領導機構，但中央委員會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行使其職權，政治局和中常委在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中央全會由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舉行一次）行使其職權，而中常委又在政治局會議閉會期間行使其職權。所以，中常委就是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機構。

　　政治局這一權力架構是蘇共發明的。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奪取權力之後，創設了政治局作為蘇共最高決策機構。於是，在蘇共的卵翼之下成立的中共也依樣畫葫蘆，設立了政治局。不過，蘇共只有政治局這一層級，內部不再細分；而中共在政治局內增設了常委會這個更高的層級，政治局成員遂有常委和非常委之差異。這並非推陳出新，而是疊床架屋。由此可見，中國人的創新能力多麽有限。

　　中共奪取政權之前，政治局這一架構並未在黨內獲得合法性，也並沒有形成一個讓人遵從的傳統，而是一直處於不斷變動的過程之中；直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葉，政治局才取代書記處成為中共的最高決策機構。不過，在毛澤東時代，毛一人君臨天下，對政治局的權威不屑一顧，政治局也從未實現“一人一票”的“黨內民主”。

　　毛可以一個人推翻政治局的多數意見，甚至以“中央文革小組”這一黨章中沒有的臨時機構取政治局而代之。“文革”結束之後，政治局及常委會負責處理重大事務的模式才得以恢覆，但當時在政治局常委之上，有諸多權勢更大的元老以及後來設置的“中顧委”，常委的權力受到相當大的牽制。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鄧小平等元老相繼死去，政治局常委會才總算“修成正果”，掌握真正的決策權。42胡鞍鋼將常委會決策這一機制吹捧得天花亂墜，其實，無論是“主席當國”、“元老當國”，還是“總書記當國”、“常委當國”，首先共產黨就是一個未經人民選舉和授權的非法政黨，所以，執掌最高權力的人或機構，從來就不具備合法性。在這個意義上，中共統治中國六十多年來，雖然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其實質既非君主制，亦非民主制，而更類似於某種“僭主制”。僭主制最初是古希臘城邦時期一種特殊的統治方式。僭主是指破壞傳統，通過暴力等非法手段（非合法選舉）推翻貴族與國王統治，建立起個人獨裁統治的篡位者。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對僭主的定義是：“一個不經由法律統治的政治領導者，他重視自己的權勢甚於重視臣民，他會利用極端與殘酷的策略來對抗他的人民，以及他的敵人。”此一定義，套用在中共身上，倒是天衣無縫。

　　這種扭曲的僭主制，又帶有“寡頭共治”的特色。它既不穩定，也不可持續。它不能避免殘酷的內鬥，也無法讓遊戲參與者個個全身而退。在中共建政之後的歷屆政治局常委之中，成為政治鬥爭犧牲品的人就超過半數之多。其中，死於非命者：劉少奇、林彪、陶鑄；被逮捕下獄、公開審判乃至監禁、軟禁至死者：陳伯達、王洪文、張春橋；在死後被開除黨籍、嚴詞譴責者：康生；生前即遭受受批判、羞辱和沖擊者：朱德、陳雲、鄧小平、李富春；任期未滿即遭到罷黜者：華國鋒、汪東興、李德生、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從這張名單即可看出，政治局常委這個類似於攝政王的位置，雖人人向往，但真的坐上去以後，卻如同坐在炭火之上一般不好受。

　　有鑒於此，從江澤民時代到胡錦濤時代，常委會成員考量的首要問題，是如何降低黨內鬥爭的殘酷性，即“我們都在一條船上，必須同舟共濟”。江、胡兩朝都發生過多起劇烈的黨內鬥爭，如江澤民掃除“楊家將”和陳希同的勢力，胡溫搞掉桀驁不馴的陳良宇和薄熙來，但都未出現常委垮台、常委會公開分裂的局面。最危險的一次是，在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權力此消彼長的期間，作為常委的43黃菊差點就走到身敗名裂的地步，幸虧其“及時”病死，兩派皆大歡喜。而薄熙來事件造成的震蕩雖然很大，但其盟友、主管政法的常委周永康仍然全身而退。這就表明，政治局常委會內部已形成“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換言之，其成員勉強形成的惟一“共識”

　　就是：“常委不倒”。這是一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遊戲規則。

　　除此之外，“常委會治國”並未形成定型的制度，就連其人數究竟是五人、七人還是九人，都未形成定論。所以，胡鞍鋼的蓋棺論定是否操之過急呢？

　　而“保護常委會”的前提就是維護一黨專政。對中共體制演變深有研究的學者方紹偉在《中共“九人中常委”剖析》一文中，探討了常委會這一架構的前世今生及主要特征。他認為，胡錦濤時代“九人中常委”的最顯著特征是“黨權最大化”。它指的不僅是黨對國家政權的獨立控制，也是中央對黨的領導權的獨立控制，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權最大化”既是中共高層領袖的個人行為目標，也是他們的集體行為目標。“中常委不僅作為個人和集體在維護這個目標，而且還通過各種正式和非正式安排，力圖使‘黨權最大化’的行為逐步穩定化、長期化、制度化。”顯然，“黨權最大化”這一政治局常委的共識，與憲政民主的目標是南轅北轍的。即便政改不離口的溫家寶，內心亦並不想真正推動政改，否則，他首先就當退出常委會。因為，常委會這一權力架構並非中共“自改革”的成果，而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大障礙。它本身就是腐敗問題的根源所在，而不是解決腐敗問題的希望所在。

　　中共下台民心所向，憲政共和世界大勢

　　中共的政治局常委會並未經民眾選舉和授權，那麽他們拿什麽東西來治國呢？方紹偉指出：“中共一方面繼續依靠其‘打江山、坐江山’的‘強權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加大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的力度，力圖通過‘績效合法性’去實現與傳統文化的‘實利主義’44和‘天命觀’的對接。”用更形象的說法，中共使用的就是老毛、孔子和財神這三大法寶：老毛是中共極權制度的根基，是暴力統治的思想源頭。薄熙來倒台了，但胡錦濤仍然高舉毛旗，掀起學雷鋒運動，並高調紀念毛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祭毛還不夠，還要祭孔。孔子是傳統文化的代表，是“君父”思想的倡導者，可以“拿來”為黨背書，故而官方一度將孔子像擺上天安門廣場之一側。但“孔毛一體”的意識形態尚未在政治局常委會成為共識，此舉引發爭議之後，當局又匆匆將孔子像撤走，卻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而財神就是鄧小平所謂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用金錢來收買人心。未來中共可能推進某些有限的改革措施，無非是在經濟政策上多注重一點民生問題而已。這三大法寶還能使用多久，人們可拭目而待。

　　那麽，經過兩屆任期的“九常委治國”，這一模式的績效究竟如何呢？胡鞍鋼當然是讚不絕口：“從決策理論和實踐看，‘集體總統制’在實現充分信息分享的信息結構與充分民主決策的決策結構相互作用方面，遠比‘個人總統制’具有明顯的信息優勢和決策優勢，更具民主性、協調性和高效性。”然而，實際情況與胡鞍鋼的描述完全不同。

　　首先，政治局常委會並非由全體黨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或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中國毫無民主可言；而在中共黨內，民主亦無跡可尋。基層的中共黨員被奴役和愚弄，與非黨員並無本質差異。比如，中共全國黨代會代表的產生，就未經過公開、公正的競選。以胡鞍鋼為例，他難道是清華大學的黨員們選出來的代表嗎？他是由上級圈定的。如果繼續追問，中央委員的產生更是不透明的。而且越往上走，越不透明。政治局常委是如何產生的，連大部分中央委員都不得而知。即便身為中央委員的那些人，也不可能自告奮勇地參選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他們也不知道每個常委在選舉中獲得多少張選票。在此背景之下，中共自身形成了某種45“優敗劣勝”的“逆向淘汰”機制，那些最平庸者、最保守者、最善尅者，往往被“維持會”的元老們選中為新科政治局常委。所以，“六四”後的幾屆中常委，十有八九都是庸碌之輩。

　　其次，盡管九常委有各自明確的分工，但在重大問題的決策上，常常會有一個討論和表決的過程。 然而，即便這個過程真是“一人一票”，但在“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險惡的政治鬥爭中，常委們出於“自保”的考量，絕大多數時候都“寧左勿右”，使得主張強硬與僵化政策的一方大獲全勝，而傾向溫和與開明一方的主張被擱淺。

　　這樣，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九人如同泥塑般枯坐，互相推卸責任，坐失政治改革的最好契機。在各種可行的選擇中，九人組成的集體往往會一齊選擇最壞的那種，連次壞的那種都不會選擇。

　　有時，稍稍具有常識的人會感嘆說，他們怎麽會如此愚蠢，比如劉曉波和《零八憲章》事件，常委會的每個決定都與國際、國內輿論背道而馳。即便從維護中共形象和利益的本能出發，也不至於如此亂來。但是，正因為九常委都處於此棋盤格局之內，他們連起碼的理性判斷都很難作出，而只能被慣性拖著一步一步走入萬劫不覆的沼澤地。

　　第三，常委的無限權力與總統的有限權力不可相提並論。在西方的總統制下，總統執掌行政大權，多數時候比國會和最高法院有實權，但並不能像僭主或寡頭那樣為所欲為。以美國為例，在聯邦層面，總統對若幹高級官員的提名，需經國會批準；總統簽署的法案，亦需經國會審查乃至最高法院裁決。國會雖然不能對總統投不信任票，但總統若違憲，國會可以對其提出彈劾案，並交由最高法院審理。在聯邦與地方的關系上，總統不能幹預各州乃至每個郡和鎮的內部事務。在社會層面，作為“第四權”的媒體將總統作為首要監督的對象，不放過總統犯的每個小錯誤。與之相比，中共的政治局常委們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們每個人都是三權合一、“三位一體”的“利維坦”怪獸，憲法不能約束他們，媒體不46能監督他們，他們惟一畏懼的是同僚之間的互相吞噬的傾軋，視民眾為草芥，將天下看作“家天下”，其結果自然是“絕對的權力當然導致絕對的腐敗”。

　　第四，如果勉強沿用胡鞍鋼的說法，九常委宛如九個總統，他們耗費的國家資源則大得驚人。以美國之富足，尚且只能養一個總統；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養九個總統不知耗費了多少民脂民膏──九個總統，就有九個白宮，九套秘書、後勤、安全、醫療、交通等服務班子。而且，西方的總統退休後回歸一介平民的身份，中共的常委退休後仍終身保持在位時的各種待遇，如專機、專列、保安、醫療，以及家族對某些行業和地區的控制，他們還通過各種方式來影響政局。這樣，就等於國家財政要養二、三十個“總統”或“前總統”。還不僅於此，無論在黨的系統，還是在政府、人大、政協等系統，常委模式或“準常委模式”，從中央到地方省、市、縣、鄉各級均一以貫之。 每個層面、每個部門，都有一群人數更多的“常委”瘋狂地瓜分權力。這樣，便形成一個巨無霸式的、無從精簡的官僚階層。近二十年來，中國官員的人數急劇膨脹，“常委制”亦是始作俑者。這一趨勢，終將使得國家財政入不敷出，走向破產。

　　職是之故，胡鞍鋼所謂的“集體總統制”根本沒有得到中國民眾的廣泛認同，反之，它是中共高層權力黑箱運作的標志。學者儲成仿在《“中國成功”與“集體總統制”》一文中指出，“常委治國”

　　不能同總統制相提並論。“制度之所以是制度，是由於它是通過公開的法定程序、以書面文本形式制定、頒布和實施的行為規則，而制度的最顯著的特點是其公開性、顯在性、可預見性和可重覆性。”

　　總統制的這幾個顯著特征，都是“常委模式”所不具備的。“常委模式”如同“黑幫股份公司”，既不具備公開性和顯在性，也不具備可預見性和可重覆性。

　　中國民眾對中共的痛恨已到了歷史最高點，執掌最高權力的九47常委正是眾矢之的。以胡錦濤為首的九常委，是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而非“大國崛起”的締造者。中國民眾呼喚的不是一群壟斷絕對權力的僭主和寡頭，而是重建憲政共和的“沒有共產黨的新中國”。

　　在憲政共和的制度背景下，中共的一黨獨裁將成為歷史，中共的政治局常委會也不能繼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那時，中國當然可以選擇總統制、議會制或混合制的權力架構──那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情。48

　　1.4為什麽團派比太子黨更壞？

　　現實象個石頭，精神象個蛋。石頭雖然

　　堅硬，可蛋才是生命。

　　媽媽仍然活著，爸爸是個旗桿子。若問

　　我們是什麽，紅旗下的蛋。

　　崔健《紅旗下的蛋》

　　十年前，胡錦濤上台伊始，中共黨內的矛盾主要是以胡錦濤為首的團派和以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幫之間的權力鬥爭。在中國歷史上，皇帝和太上皇之間從來就不和。輿論認為，胡錦濤不啟東政改，多半是江澤民的制約，等到胡錦濤羽翼豐滿、實權在握了，一定會有大動作。那時，江澤民退而不休，指手畫腳；胡錦濤則不動聲色，嚴防死守。二零零六年，胡錦濤與溫家寶聯手以貪腐罪名整肅桀驁不馴的上海幫大將陳良宇，迫使上海幫全線退縮，江系走向式微。

　　但是，胡錦濤真正說一不二了，仍然拒絕政改，中國的人權狀況甚至比江澤民時代更有大的退步。

　　在中共十七大上，經過兩派之妥協，太子黨中的“好好先生”

　　習近平，戰勝胡錦濤中意的團派大將李克強，成為下一屆黨魁的接班人。李克強退居總理候選人的“男二號”位置。由此，黨內鬥爭的重點轉移為團派與太子黨之間的爭權奪利。團派作為政工幹部，雖然大都實幹經驗嚴重不足，但在權謀運籌方面卻個個都是高手；太子黨一般都看不起出身寒微的團派，視之為無能的家奴，盼望早日將父輩的江山重新收回自己手中。於是，兩派之明爭暗鬥一觸即發。

　　胡錦濤的團派非胡耀邦的團派

　　何謂“團派”？簡單地說，就是共青團出身的幹部。但是，這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內涵並不一樣。出於對49八十年代胡耀邦執政時期的懷念，人們對胡耀邦開創的團派勢力頗有好感。胡錦濤上台時，許多人將其看作胡耀邦的精神傳人，對其充滿期望（並未在共青團任職的溫家寶也被視為團派的外圍）。一九八七年，胡耀邦遭到鄧小平等八大元老的非法罷免，兩年之後郁郁而終。由胡耀邦的逝世引發了“八九”民運及“六四”屠殺，趙紫陽及黨內開明派全部遭到清洗，中國的政治體制大幅退步。經過讓人憋悶的江澤民時代，胡錦濤終於接班，人們期待他重新延續胡耀邦的改革事業。於是，“胡溫新政”的肥皂泡越吹越大，鮮艷之至，絢爛之極。

　　在此背景之下，在江胡的明爭暗鬥中，海內外輿論一致站在胡這邊。人們普遍認為，正是江的牽扯與破壞，使得胡無法實行改革。

　　況且江的確戀棧，不肯“裸退”，卸下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職位後，繼續保留軍委主席兩年，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交出權力。這樣，輿論對胡有一定的同情和支持。

　　然而，胡執掌大權之後，卻大幅往左擺動。其大力倡導的“和諧社會”淪為“河蟹社會”，權貴階層如河蟹般為所欲為、橫行霸道，“我爸是李剛”成為這個時代擲地有聲的宣言。在胡錦濤統治的中國，富可敵國者，並非像美國的比爾·蓋茨、喬布斯那樣科技創新型人物，而是“我爸是胡錦濤”、“我爸是溫家寶”的特權階層。

　　在胡溫統治中國十年即將結束之際，人們方才南柯夢醒：中國的貧富懸殊空前擴大，中國的官僚腐敗無以覆加，中國的道德底線不斷被突破，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比“六四”鎮壓之後黯淡無光的九十年代初期還要黑暗。

　　當人們發現“胡不如江”的時候，已悔之晚矣。僅以劉曉波案為例，就可看出胡錦濤之剛愎自用到何種程度：從“六四”到江時代結束，劉曉波曾三度失去自由，最長的一次是因起草和發布《雙十宣言》被勞動教養三年。進入胡時代，劉曉波因《零八憲章》被判處十一年重刑，受刑之重遠甚於江時代。此重刑震驚國際社會和50中國民間，激起全球抗議怒潮，並間接促成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兩相比較，江做事尚留有余地，兼顧國際形象；胡則一意孤行，硬項到底。胡比江更加蠻橫暴虐。

　　在胡錦濤治下，團派已完全變質。今日以胡錦濤為盟主的團派，和昔日以胡耀邦為盟主的團派，雖然都以曾效力於共青團系統來“認祖歸宗”，但此團派已非彼團派。胡耀邦時代的團派，是改革先鋒。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胡啟立，先後進入黨中央最高決策層，大刀闊斧，高歌猛進。其次，這段時間是中共代際交替的緊要關頭，共青團系統的官員符合“年輕化”和“知識化”之標準，在選拔過程中，占盡天時地利，故而紛紛上位。

　　朱厚澤是胡耀邦時代團派的一員大將。朱曾任貴州省委書記，任職貴州期間，經濟、民生等領域皆風生水起，政績斐然。一九八五年七月，朱上調中宣部部長，胡錦濤正是其貴州省委書記的接替者。朱成為中共歷史上最開明的、也最短命的中宣部部長，上台後的第一次講話即宣揚“三寬”，即“對不同意見和看法，要寬容一點；對不同意見者，要寬厚一點；要努力使空氣和環境寬松一點”。

　　胡耀邦說過，朱是可以擔當大任的，將其看作自己的接班人。然而，胡耀邦被逼下台，朱亦受牽連去職。趙紫陽愛惜人才，將朱安排到國務院農村政策研究室當副主任。一九八八年秋，風聲稍緩，又讓朱執掌全國總工會。“六四”後，李鵬給總工會安上“反革命動亂和暴亂的兩個後勤部之一”的罪名，朱再次丟官。

　　與朱在貴州傲人的政績相反，胡錦濤接任貴州省委書記後，碌碌無為，一事無成。他以深入基層為名，到省內各地調研，卻拿不出新的政策來。不久，胡耀邦下台，他立即與之撇清關系，召集貴州各地、州、市委宣傳部長會議，斬釘截鐵地說：“思想戰線的首要任務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胡錦濤結合貴州本地的情況，發起“肅清朱厚澤遺毒”運動，大肆迫害朱重用過的一些思想開明、傾向改革的地方幹部。51所以，從胡耀邦下台開始，胡錦濤就背叛了八十年代團派開明、民主的傳統。他的見風使舵和心狠手辣，使得胡耀邦和胡啟立的下台不僅沒有波及他，反倒成為托他上位的墊腳石。鄧小平看中的正是胡錦濤保守、僵化、陰毒之本性，才挑選他作為江之後的下一代黨魁。接任黨魁、國家元首和軍委主席三大要職後，胡錦濤大權在握，重新組建了一個符合其個人風格和治國思路的新團派。此團派隨著胡錦濤執政根基的鞏固，日漸坐大，乃至搶過上海幫和太子黨的風頭。

　　政績不及格的團派接班人們

　　作為新團派的盟主，胡錦濤給這個派系打上了個人烙印。胡在意識形態上非常保守，其中學和大學教育均完成於毛澤東時代。他被選中在清華大學擔任政治輔導員，就表明其“馬列主義老太太”

　　的一面多於其“技術專家”的一面。加之其出身平民，好不容易步步攀升，故而謹小慎微，杜絕一切異端思想和出格舉動。

　　在胡錦濤執政十年間，逐步完成團派接班的布局。雖然其愛將李克強功虧一簣，未能成為黨魁的繼任者，屈居未來國務院總理的職位；但是，在中央委員和省部級高官層面，團派力量已經蔚為大觀，在十八大上，團派必然臻於全盛時期。

　　比如，胡錦濤仿效鄧小平選定的隔代接班人，是被稱為“克隆版胡錦濤”或“微縮版胡錦濤”的胡春華。一九七九年，十六歲的胡春華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在北大求學期間，學業平平。由於家境貧寒，畢業後選擇去西藏工作。一九八九年，發生拉薩事變，胡錦濤剛剛走馬上任，就雷厲風行執行國務院之戒嚴令。當時擔任西藏團委副書記的胡春華，被“借調”到“反騷亂指揮部第二辦公室”，奔波在胡錦濤之鞍前馬後。有了這段經歷，胡春華大獲重用，升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全國青聯副主席。然後再到西藏“回鍋”，任西藏自治區黨委秘書長、常委、副書記、副主席等要職。其履歷與胡錦濤驚人相似。但是，胡春華在各個職位上並無突出建樹和開明政策。其任河北省長期間，發生三鹿毒奶粉事件，數萬嬰孩受害。

　　胡春華作為一省之長，守土有責，本該承擔責任，引咎辭職，卻在胡錦濤的庇護之下，安然度過難關，並升任內蒙書記。不久，多年平安無事的內蒙發生大規模抗議活動。雖然蒙漢矛盾是長期錯誤的民族政策導致的，與胡春華並無直接關系，但若他不是胡錦濤的嫡系，也會承擔相當之責任。胡春華卻巋然不動。可見胡錦濤對其倍加呵護。胡春華比胡錦濤小二十一歲，是最年輕的省部級官員之一，十八大有望進入政治局。

　　再就是前團中央第一書記、湖南省委書記周強，也是團派中呼聲很高的接班人之一。在《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事件中，周強扮演了極不光彩的打壓言論自由的角色，任職“冰點周刊”的著名記者盧躍剛發表致周強的副手趙勇之公開信，痛斥團中央領導之庸碌、專橫。周強不敢公開回應，而是以內部文件的形式批判盧躍剛。二零零六年二月，盧躍剛再次發表一篇長文，批評團中央第一書記周強“閣下”到河南視察時，不但公然漠視小學生被太陽爆曬，甚至不止一個小學生中暑暈倒：“周強閣下駕臨並講話時，當場就有小學生中暑暈倒，不止一個小學生中暑暈倒。暈倒一個，擡走一個；暈倒一個，會場便引起一陣騷動。要麽沒看見，要麽視而不見沒感覺，周強閣下繼續演講，讓在場的人很反感。本報一位記者在場目擊。我找這位記者核實，他說，小學生中暑暈倒時，‘周強書記就在現場’，沒有任何表示。”盡管在民間聲名狼藉，在仕途上偏偏步步高升。湖南發生李旺陽“被自殺”的慘案，周強命令公安扣押其家人和好友，並大言不慚地對香港媒體說：“湖南公民沒有質疑這個案件的。”言下之意就是，湖南的事情湖南人管，管你們香港人什麽事！真是個草菅人命、冷酷無情的狗官。

　　而更年輕的團派的“希望之星”，是團中央第一書記陸昊。陸昊擁有北大經濟學博士頭銜，是禦用經濟學家厲以寧的高足。厲以53寧對胡錦濤的經濟政策頗有影響力，由學者而為帝王師，兼有全國政協常委之頭銜，比一般的省長部長地位更為尊貴。有厲以寧之提攜和胡錦濤之青睞，陸昊之前途似乎一片光明。陸在團派中是少有的具備實踐工作經驗的幹將，二十七歲即成為北京市最年輕的國有企業一把手，還在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三峽公司等一線部門工作過，並一度擔任北京市副市長。另一方面，陸從中學起就是循規蹈矩的學生黨員，在“黨性”方面無可指責，不會有任何“自由化”

　　思想。

　　太子黨啟動改革的可能性高於團派

　　毛澤東說過：“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共產黨不敢公開黨內存在不同派別，但一般民眾對黨內的分歧看得一清二楚。習近平接班，是中共黨內各派系妥協的結果。但習近平接班，對中國未來的影響，可能優於李克強接班。因為，總體而言，太子黨啟動政治改革的可能性稍稍高於團派。

　　太子黨內部矛盾重重，紛爭不斷。太子黨主要有三股勢力：一是目前還看不出基本立場的“王儲”習近平，二是代表“左派”（毛左）的“西南王”薄熙來，三是代表“右派”的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等人。薄熙來因王立軍事件垮台，沒有東山再起的可能，聚集在他身邊的毛左亦土崩瓦解。除非中共突然解體，薄熙來方有可能挾毛式原教旨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聲勢，在未來的政壇上博取一席之地，否則他將在囚禁中郁郁而終。而胡德平一系遠離權力核心，胡德平僅僅是勉強算副部級的工商聯副主席，雖然因含冤去世的父親的緣故得到一批開明官員和知識分子的同情與支持，但對政局的影響微乎其微。所以，太子黨的主流還是習近平為首的實權派。

　　二零一二年二月，習近平以王儲的身份訪美，言談舉止中規中矩，偶爾說幾句脫離講稿的“人話”，表現優於昔日也是以王儲身份訪美的胡錦濤。判斷習近平是“改革派”為時過早，但習近平若54想繼續胡錦濤“擊鼓傳花”的遊戲，時勢都不允許。胡錦濤效仿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宣稱“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也與我無涉”；但習近平不得不面對胡錦濤留給他的“洪水滔天”的局面，繼續采取鴕鳥政策，將帶來滅頂之災。可見，時勢比人強，習近平嘗試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高於胡錦濤。

　　在繼續貪腐和堅持共產黨壟斷權力方面，太子黨和團派有一致性和共識。但他們之間仍有細微之差異。

　　首先，太子黨及其家族由於出身方面的優勢，從小便掌握獲取外部信息的渠道，其本人或家人有更多機會到西方留學和遊歷，對西方的民主自由有更多之體認。雖然民主價值未必取代他們內心深處的血統論，但潛移默化的作用不可低估。而團派人物大都出身寒門，靠個人奮鬥和機遇才獲得目前的地位，有一種於連式的野心家人格。他們的思維方式在接觸西方之前就已定型，很難以寬廣之胸襟面對世界大勢。

　　其次，太子黨的工作履歷普遍比團派完整，他們多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或涉及經濟管理的部會任過職。比如，習近平既有在軍隊任職的經歷，又有從縣委書記到地委書記再到省會市長、省委書記的完整的工作經驗。雖然政績平平，但至少知曉基層運作和民間生態。而許多團派人士，是眼高手低、“動口不動手”的“政工幹部”，對共產黨的理論教條爛熟於心，但對經濟和民生等事務一無所知、束手無策。

　　再次，就心態而言，太子黨自視甚高，希望做出重大政績贏得歷史地位。他們有一種“我本來就是闊人，拿點錢去賭一把，即便賭博輸了也無所謂”的心態。這種心態恰好是啟動政改的有利條件。

　　而團派則普遍“守成有余，開拓不足”。他們先前是窮人，即便如今家財萬貫，仍然錙銖必較，沒有賭徒的冒險心態，卻有守財奴不越雷池一步的拘謹性情。這恰恰是啟動政治政改的最大阻力。

　　胡錦濤讓中國失去了整整十年，並炮制出一個充當政治改革阻55力的新團派出來；那麽，作為吃過自己人大苦頭的太子黨，習近平擔任黨魁之後，會有怎樣的作為呢？我們不必對習近平抱太高期望，習近平很難超越既得利益集團的制約；但是，胡錦濤必須對他浪費的十年寶貴時間負起歷史責任，在此意義上，胡錦濤百死不足以贖其罪。56

　　1.5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從胡錦星的言行看胡錦濤的真面目

　　亞洲開發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萬廣華

　　說：“我真正擔心的是金權掛鉤，使貪污腐敗

　　和不平等愈演愈烈，持久不消。”??由於缺

　　乏透明，更加助長在中國要發財得靠“關系”

　　的想法。這種情況說明了沒有正式職務的太

　　子黨何以勢力這麽大，或者像中國俗語說的：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彭博新聞社

　　胡錦星，一九四三年出生，畢業於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長期在上海擔任中學語文教師。一九九七年調任覆興中學副校長、覆興高級中學校長，退休後曾應民營企業老板之邀，擔任上海外國語大學實驗學校校長。日前，胡錦星訪問台灣，受到朝野要人及媒體的熱烈追捧，並接受《旺報》采訪。這位身材消瘦的退休中學語文老師，為何能夠享受到不同於一般大陸遊客的優待呢？

　　一切只因為他的名字與胡錦濤僅一字之差──他是與胡錦濤一起玩耍著長大的堂弟。

　　在“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專制政治文化之下，因為有“胡錦濤堂弟”的金字招牌，胡錦星退休後由兩袖清風的“臭老九”變成了腰纏萬貫的滬上聞人，先是擔任上海華傑仁愛基金會副理事長、秘書長，又出任意中交流協會主席、上海法拉利俱樂部名譽主席。

　　他同時擔任上海中國東京飯店董事，並且應其子兒子胡翼時之邀，出任香港上市公司開源控股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一方面是多財善賈的巨商，一方面又是揮金如土的慈善家，變臉之快，讓尋常人等目不暇接。57

　　與中共其他的高級官員一樣，胡錦濤並未約束其家人和親屬的“下海”。最富有的當然是他的兒子和女婿。堂弟、侄兒之類“非直系親屬”，只是分一點殘羹冷炙。但就這一點點面包渣，就足以給胡錦星換來金山銀山，一輩子享用不盡。對比之下，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弟弟喬治·奧巴馬卻在肯尼亞的貧民窟中艱難度日。為什麽全世界最有權力的哥哥，不願資助一貧如洗的弟弟呢？喬治·奧巴馬說，他不需要哥哥的幫助，“哥哥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處理，他正在照顧全世界，所以也算是照顧我”。奧巴馬甚至不能出面為弟弟搞張美國綠卡，不僅比不上胡錦濤，甚至連普通的中國貪官都比不上。這並不表明奧巴馬人品有多麽高尚，而是折射從民主與專制制度的根本差異。專制之下，領導人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民主制度下，領導人是“人民公仆，戰戰兢兢”。

　　中國國內媒體上關於胡錦星的報道很少。此次胡錦星訪問台灣期間，破天荒對傳媒大談家事國事天下事，一副胡家發言人的口吻。

　　這些消息經過“出口轉內銷”，方為世人所知。從其言行中，亦可窺見胡錦濤的幾分真面目。

　　胡錦星是如何暴富的？

　　《紐約時報》在一篇關於中共太子黨的文章中指出：“在過去二十年里，商業和政治已經如此緊密勾結在一起，中共實際上已經有效地將整個裙帶資本主義的生態系統體制化了。”這篇文章引用哈佛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麥克法誇爾（ Roderick MacFarquhar）的話說：“他們不想公開這一切，否則將是一場海嘯。”

　　胡錦星的兒子胡翼時發跡的過程，就是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的生態系統”的典型與縮影。

　　胡翼時，一九七六年生，商人，其業務涉及鋼鐵、熱能供應、物業投資等，在香港股市呼風喚雨，擁有多家上市企業，身家保守58估計也達數十億。

　　胡翼時在中學讀書成績很一般，沒有考入正規大學，進入上海市國際旅遊職業技術學校。畢業之後從事廣告業。二零零一年，二十五歲的他創立上海鴻翼廣告有限公司。公開資料顯示：次年，獲得陽光衛視的廣告代理合同。這一年公司的總資產僅六百多萬。

　　很快，胡翼時就有了新頭銜：陽光衛視執行董事。陽光衛視由吳征和楊瀾擁有，吳征雖因假學歷事件聲名狼藉，卻絲毫沒有影響其大發橫財。這對夫婦顯然看中這位年輕廣告商的特殊背景，於是，邀其一起“共同富裕”。

　　與此同時，上海籍富豪張揚也向胡翼時招手。二零零六年，張揚擔任主席的國中控股公布，向獨立第三者胡翼時出售一間持有西安市西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新型工業園四幅土地的公司，總代價為四千八百萬。次年，國新集團原主席張揚辭職，三十一歲的胡翼時當選為國新集團執行董事和主席，不久將公司更名為開源控股。

　　開源控股當時的資產包括在北京東城區王府井燈市口大街的三十三個甲級商用辦公室、兩個地下停車場，及上海人民廣場一萬平方米地下商場。胡翼時接手後僅兩年，公司就取得了近十九億的巨額盈利。

　　二零零八年，開源控股發動了第一筆收購──通過收購佰譽國際集團股權最終獲得天津市供熱發展有限公司百分之四十九的股權和百分之五股權的托管。胡翼時曲線收購天津市供熱發展，有媒體調查提出質疑：這到底是賤賣國有資產，還是開源控股高溢價收購？

　　如果說收購天津市供熱發展是小試牛刀，那麽開源控股同日照鋼鐵的親密合作，則體現了胡翼時的“大手筆”，亦令他成為鋼鐵富豪。二零零八年，開源控股發布公告稱，日照鋼鐵股東杜雙華購入四點四億股開源控股股份。杜雙華直言不諱地指出，入股開源控股的原因是：“開源控股主席胡先生在國內廣博的人脈關系及公司59的雄厚實力是此次投資的要點。”

　　二零零九年，開源控股宣布以五十二億元，收購日照鋼鐵集團三家子公司的部分股權。日照集團董事長杜雙華、副總裁張義，以及另一位內地富豪齊世安，合共持有開源的百分之二十九點五的股權。這一收購將市場的猜測推向了頂峰──日照鋼鐵借助開源控股整體上市。胡翼時成為其中最大的贏家。香港股評人推薦此股時說：

　　“值得注意的是，開源非執行董事胡錦星是胡翼時父親，乃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堂兄弟，背景如此顯赫，開源應值得信賴。”

　　二零零九年，胡翼時又以六千七百萬元，買下在香港上市的電子產品制造商建美集團主席高振順持有的百分之六十七的股權，並且改名為盛源控股。開源控股稱這是主席個人投資行為，由胡翼時妻子林敏出任主席兼執行董事。

　　以上這些材料，均是媒體上公開的報道與線索，還有多少不為人所知的幕後交易，可想而知。侄兒僅僅打出叔叔的招牌來，在內地和香港便暢通無阻，空手即可套白狼。根本不需要胡錦濤親自出面給相關方面“打招呼”。這是腐敗的最高形式，臻於“羚羊掛角，無跡可尋”之至高境界。

　　胡翼時雖然未受過正規教育，也不需要親自經營任何實業，就可以在短短三五年時間內，嫻熟地運用“乾坤大挪移”的把戲，將國有資產及民營資產悉數歸入自己口袋中。而那些被他搶劫的對象，卻還對他感激涕零，山呼萬歲──割自己的一塊肉送入老虎口中，從此便可以與老虎稱兄道弟，用這塊肉換更多的肉，何樂而不為呢？

　　這不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征”，而是狐假虎威、狼狽為奸的現實版本。在這一過程中，掠奪成了一門高級的藝術，而受到摧抑的，是健康的、自由競爭的經濟秩序和普通民眾的利益。

　　由於兒子在商場上風生水起，老爸亦打起精神來，“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胡錦星搖身一變成了視錢財如糞土的慈善家。而胡錦星的哥哥胡錦華，本來是一名醫生，曾任上海市健康教育所所長，60退休後也是亦官亦商，擔任國家動漫遊戲產業振興基地管委會主任，上海市政府參事，又出任香港上市公司上海銘源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要梳理出胡錦濤家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賬簿來，恐怕非一篇小文章可以完成。這個主題可以單獨寫成一本像詞典一樣厚的專著。我相信，未來民主中國的法庭沒收胡氏家族的非法所得、審理胡氏家族貪腐案件的時候，一定會搜集到汗牛充棟、滿坑滿谷的材料。

　　胡翼時既無專業才能，亦無雄厚的資本，若非姓胡，他可能是一個連工作都找不到的待業青年。而他最大幸運是，他有一項在中國任何人都無法比擬的“硬通貨”──“一哥”胡錦濤是他的堂伯。

　　這是一種新的“老子英雄兒好漢”的血統論。《悉尼先鋒晨報》報道說：“中共太子黨處理個人財富的手法通常都是深藏不露，甚至會使用不同的身份以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是橫跨政治和市場經濟的橋梁。不少人都參與或創辦了投資機構，擔當起中間人的角色，是私營領域創富的潤滑油，也是堵塞血管的腫瘤。股票市場被用作把家庭政治資本轉化為現金的工具。與此同時，現金又為他們在政界換回權力。需要簽訂巨型合同的國有企業會優先照顧這些人。作為與他們分享利益的回報，企業會受到政府法規的保護。”這就是胡翼時等胡家人暴富的秘密所在。

　　胡錦星是如何與薄熙來狼狽為奸的？

　　與其他“只顧花天酒地，不問政治左右”的皇親國戚不同，胡錦星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悶聲發大財”的商賈，他有自己的政治立場。既然身為中共黨魁的堂弟，在古代至少也是“八賢王”，因此，他仔細揣摩堂哥的意圖，知道胡錦濤熱衷於毛主義，便對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大力稱頌。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重慶模式高層研討會”在上海舉61行。參加的學者，有極左派張宏良、張勤德，有新左派代表人物、被薄熙來邀請到重慶任副廳級官員的崔之元，還有“文革余孽”戚本禹、朱永嘉（此二人在“文革”結束後受到審判和清查，多年來很少參加此種公開活動）。

　　在此次會議上，胡錦星高坐主席台，他擔任理事長的上海增愛基金會是研討會的主辦單位。一個定位為從事慈善活動的基金會，為何與重慶模式扯上關系？為何介入有相當敏感性的政治議題？

　　薄熙來在重慶的“黑打”，波及數萬人，枉判數百人，殺害數十人，與“增愛”字面上的宗旨背道而馳，增愛基金會主辦這樣的會議，可謂“名不正言不順”。

　　然而，胡錦星不顧薄熙來的胡作非為、違法亂紀，在會上高調挺薄。他發言指出，重慶發展有特色和個性，既發展了經濟，也創建了核心價值，而中國不少地方是抓了經濟丟了精神，抓了物質丟了文化。他尤其強調：“在討論重慶模式的同時，我們要充分肯定薄熙來同志在這里面所發揮的主導作用。”胡錦星以平民之身，如此“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換了別人，是犯了大忌。他卻毫無這方面的顧忌。

　　胡錦星曾經幾次訪問重慶，還得到薄熙來的親自接見。雖然胡錦星並無官方頭銜，只是一個民間基金會的負責人，但在二零一一年十月，《重慶日報》在重要位置大幅刊登對胡錦星的采訪報道，指胡錦星稱讚重慶“共同富裕”的政策，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把握了胡錦濤“科學發展觀”的精髓所在。報道並引述胡錦星的原話說，“忽視甚至曲解重慶實踐的價值，既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也不利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他並說，“打黑”提高了群眾的安全感，“唱讀講傳”增強了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鬥性。

　　薄熙來在會見香港媒體的時候，也洋洋得意地說：“胡錦星同志也是滿腔熱情地看了許多地方，他對重慶要實現共同富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62

　　荒謬的是，薄熙來作為一個政治局委員，其工作成績，居然需要得到胡錦星這樣一介布衣的認可和肯定。不是胡錦星有多麽了不起，而是胡錦星的背後是胡錦濤。這個細節也表明，中國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皇權社會。《環球時報》日前發表社論說：“事實上，中國早已進入民主國家的範疇。”這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對照胡錦濤、胡錦星與薄熙來之間的三角關系，便可以知道這一說法有多麽虛妄。

　　在美國，我們能夠想象，某位州長會向總統的弟弟獻媚，並向媒體宣布說，“奧巴馬總統的弟弟肯定了我的政績”嗎？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既然薄熙來如此給胡錦星面子，胡錦星也向薄熙來拋去媚眼。胡錦星大談重慶模式符合“共同富裕”之理念，但是，他敢把兒子胡翼時暴富的秘密公之於眾，並將兒子的億萬不義之財分給民眾，讓大家一起“共同富裕”嗎？胡錦星與薄熙來一樣，都是“滿口仁義道德，滿肚男盜女娼”的偽君子。“共同富裕”是他們欺騙老百姓的一個彌天大謊。

　　胡錦星敢於如此明目張膽地與重慶方面互動，顯然得到了胡錦濤的暗示或默許。否則，以他對胡錦濤的性情和觀念的精妙把握，他不會做出任何胡錦濤不喜歡的、不支持的事情來。他當然知道得罪了堂兄“後果很嚴重”。所以，有海外媒體說，“胡錦濤對堂弟被人當槍使非常憤怒”，並非實情。

　　胡錦星讚揚重慶模式，不僅是“奉旨而行”，而且他確實與重慶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利益交換。胡錦星多次風塵仆仆地往重慶跑，是要幫助堂兄拉攏薄熙來，以及為兒子的生意開路。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胡錦星再度到重慶尋找商機，重慶官方居然派出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吳萍、市國資委副主任陳思聰，陪同並無任何官銜的胡錦星訪問重慶能源集團。胡錦星大讚“能源集團是一個很好的企業”。以胡翼時曾吞並天津熱力公司的經驗，他們顯然是看中了重慶能源集團的優質資產。而薄熙來也願意慷國家之慨，將能源集團拱手相讓，以換取胡錦星的支持，及繼續在堂兄面前“美言”。可63惜，這一計劃尚未展開，薄熙來就因為過於飛揚跋扈，引發胡溫之不滿，而被胡溫拉下馬來。不過，重慶的諸侯換了張德江，胡錦星照樣會與之拉關系，找項目，這本來就是一個“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世界。

　　薄熙來垮台後，胡錦星與其他人一樣，也急忙與之拉開距離。

　　墻倒眾人推，是共產黨政治的一大特色。無論此前對薄熙來說過多少甜言蜜語，此時此刻，胡錦星是絕對不會對其“雪中送炭”的。

　　他知道，一切都必須以堂兄之善惡標準為自己之善惡標準，跟著堂兄的臉色走，是永遠不會錯的。“老大哥”說薄熙來是香餑餑，薄熙來就是香餑餑；“老大哥”說薄熙來是臭狗屎，薄熙來就是臭狗屎。

　　於是，胡錦星在台灣作“純粹的私人旅遊”的時候，不僅與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見面，還特意安排接受《旺報》之訪問，專門談及對薄熙來的看法，“能力是有的，個人野心卻太強”。他暗示，薄熙來是林彪式的野心家，以此完成了與薄熙來之切割。而可憐的台灣媒體，采訪不到胡錦濤，便以采訪胡錦星來濫竽充數。

　　親人眼里出西施，屠夫在家如君子

　　有意思的是，胡錦星在訪談中“透露了胡錦濤個性作風不為人知的一面”。我們且來看看親人眼中的胡錦濤是如何溫情脈脈、善解人意、隨和體貼的。

　　胡錦星與胡錦濤都是年幼喪母。胡錦濤父親長年在外地經商，幼時胡錦濤住在胡錦星家中，與堂兄弟、姊妹同在一屋檐下長大。

　　在胡錦星眼中，胡錦濤個性處處謙讓，翻開過去老照片總是那個“站在最角角的那一人”。

　　家人眼中，胡錦濤當初從政並非初衷，而是“給人推上去的”

　　（是趙匡胤式的“黃袍加身”嗎？）。胡錦濤從政，幾乎條件最艱64苦的幾個地方，如西藏、甘肅、貴州都曾任事，直到在西藏生病才回北京工人療養院醫治。

　　胡錦星聲稱自己平日不涉足政治，但他總體感覺，大陸民眾對總書記的評價還是頗高。他說，現在大陸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難免遇到種種難點與問題，總書記是很關心民生的，尤其對農村問題，還有當前緊要的醫療、教育與貧富差距等都很重視。一個大國想要推動改革，工程浩大，總要花費些力氣。

　　其他親人如何評價胡錦濤呢？胡錦濤的堂姐胡錦霞說：“解放初期我們家的生活一直都很貧困。大坑口的房子都分給人家了，我和母親只有半間房。胡錦濤家生活也很清貧，他妹妹的生活主要由我父親補助。胡錦濤也很刻苦，大學畢業分配後，工資雖然不高，但每月還給家中寄五元錢，補貼家中生活。??胡錦濤是個謙虛的人，當團中央書記很長時間，我一點都不知道。我的小孩在學校讀書，看到《少年報》上刊登胡錦濤的名字，他看名字和我名字相似，就問我是否是我們家的親戚。我後來問我父親，報上的胡錦濤是不是我弟弟胡錦濤，父親來信說就是我弟弟。”

　　胡錦濤的堂兄胡錦江說：“胡錦濤小學在泰州大浦小學上學，中學在泰州中學讀書，中學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當時能考上清華大學是很不容易的。他小時候就很聰明，很有靈氣，成績一直很好，喜歡文體活動，大家都喜歡跟他在一起玩。”胡錦江說，胡錦濤在團中央、貴州工作時，都曾來信給他，字寫得非常好，信上的字寫得就像字帖上印的一樣。

　　真是“親人眼里出西施，屠夫在家如君子”。也許胡錦濤確實對家人不錯，但這絲毫說明不了什麽問題。昔日有納粹屠夫希姆萊和赫斯為證，今日又有了胡錦濤的例子。

　　當年，納粹德國在集中營中先後囚禁過一千八百萬人，其中一千一百萬人死於集中營內。集中營的直接主管是納粹黨內僅次於希特勒和戈林的第三號人物、黨衛軍頭目希姆萊。別看希姆萊在外面65神氣活現，讓人不寒而栗，在家中，這個“集中營里的惡魔”卻相當“懼內”。據希姆萊的副官說，他從來沒有見過男人像希姆萊這樣怕老婆。希姆萊在家中充當的是一個“受氣包”的角色，他一切都服從夫人的調遣，對夫人的斥責常常是忍氣吞聲，在家中沒有任何的尊嚴和地位。夫人從不拿正眼看他，他越是軟弱，夫人對他就越粗暴。

　　在納粹屠夫中，希姆萊絕非惟一的“家中好男人”。奧斯威辛集中營是二戰期間納粹德國最大的“殺人中心”，有“死亡工廠”

　　之稱。統治這個集中營的最高指揮官是雙手沾滿猶太人鮮血的魯道夫·赫斯。其妻子赫德維希·赫斯也是一個心狠手辣的納粹幫兇。

　　集中營的幸存者、波蘭人杜比爾在紐倫堡法庭作證說，赫斯的夫人是其家中的君主，她肆無忌憚地聚斂被害人的遺物，甚至連箱子、鞋子、手袋到絲織內衣和兒童玩具都拿走。赫斯夫婦自一九四零年起便同五個孩子生活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所在地。作為最高指揮官的妻子，赫德維希·赫斯在這里找到了她夢寐以求的滿足感，“我想在這里生活到死”。她的丈夫也證實說：“我的家庭在奧斯威辛過得很好。孩子們可以自由自在，不受約束。而我夫人也有身處天堂之感。”但就在他們周圍，每天都有猶太人被打死、殺死、燒死或毒死。一九四四年夏，赫斯被調出奧斯威辛集中營，赫斯夫人感到從所未有的失落。隨行的四個火車皮里裝滿了他們掠奪的財物。一九四七年四月，赫斯被法庭判處絞刑，其夫人下落不明。

　　當我閱讀到這些史料的時候，情不自禁地聯想到胡錦濤來。在家人眼中謙和忍讓、彬彬有禮的胡錦濤，卻正是實施暴力維穩政策的元兇，藏人自焚的兇手是他，李旺陽被自殺的兇手是他，劉曉波被下獄的兇手也是他。 胡錦濤將中國變成一座大監獄，只是他沒有毛澤東的氣魄與才幹，否則他未嘗不會將中國拉回到毛時代去。

　　胡錦星口口聲聲說胡錦濤熱愛和平、對台友好，仿佛胡錦濤應當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可是，在胡錦濤任上，中共對準台灣66的導彈不僅沒有拆除，反倒大大增加；強迫人大通過《反分裂法》，將對台使用武力合法化。

　　胡錦星對台灣媒體說，大陸老百姓支持胡錦濤，不知他根據什麽民調數據得出此結論？支持胡錦濤的，只有你們“利益均沾”的胡家人。你們生活在這個可以開著法拉利隨便撞死人的國家，當然覺得如同在天堂。可是，被你們撞死的老百姓，卻比生活在地獄還不如。

　　《昂山素姬傳》中有這樣一個笑話：緬甸軍政權的前任首腦奈溫將軍對昂山素姬的名望頗為嫉恨，於是命令媒體發表文章攻擊昂山素姬，說緬甸人民都很厭惡這個“西方殖民者的走狗”，而人民百分之百地支持奈溫執政。對於這篇“膾炙人口”的社論，緬甸的老百姓編了一則笑話來回應：“奈溫最喜歡的女兒珊達向昂山素姬挑戰，要和她決鬥。昂山素姬拒絕了，說：‘我們一起不帶武器沿街而走，看誰走到盡頭還活著。’”

　　如果把故事中的昂山素姬換作劉曉波，把珊達換作胡錦星、胡翼時父子，會是怎樣的結局呢？胡氏父子能活多久呢？到了胡錦濤垮台那時候，胡錦星、胡翼時父子，還能繼續保有搜刮來的民脂民膏嗎？他們也許早已準備好了退路，身上揣著各國護照。但是，即便逃到天涯海角，中國人民仍然會將他們追捕歸案。671.6胡錦濤是根子，薄熙來是枝葉

　　──兼駁姜維平《胡錦濤留任軍委主席有利於中國改革》

　　惡人茂盛如草，

　　一切作孽之人發旺的時候，

　　正是他們要滅亡，

　　直到永遠。

　　聖經《詩篇》第九十二篇七節

　　胡溫當政以來，雖然經濟持續發展，但在意識形態上抱殘守缺，惟有以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凝聚最後的合法性。胡溫是在毛時代成長起來的幹部，毛是他們的精神導師，在鄧的實用主義哲學無法繼續為中共政權提供精神活力之時，他們惟有重新求助於毛的幽靈。

　　於是，胡溫當政的十年，一改鄧小平時代和江澤民時代對毛的疏離，大力為毛招魂，毛派遂沈渣泛起。

　　毛派之猖獗，從一場論爭便可以看出：經濟學家茅於軾因為發表一篇呼籲將毛從神還原為人的文章，遭到毛派流氓的圍攻，企圖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對其提起公訴。在德國，讚美希特勒是犯罪；在中國，批評毛澤東卻是犯罪。兩國真是天壤之別。中共當局譴責日本不願直面侵華戰爭之罪惡，建議日本向戰後的德國學習，殊不知，最應當向德國學習的是中共自己！

　　在重慶“唱紅打黑”、掀起“小型文革”的薄熙來倒台，海內外不少人歡呼雀躍。有輿論認為，近年來甚囂塵上的“毛左”遭到致命一擊，從此煙消雲散。胡溫可以利用最後一年的執政時間，放開手腳，啟動政改。這種天真的幻想的出現，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

　　薄熙來從公共視野消失數月後，重慶的“唱紅”運動並沒有完68全停歇，只是形式有所改變、溫度稍稍降低。另一方面，中共對黨魁和中央的絕對權威的強調，達到“六四”鎮壓後的最高峰。黨政軍及各社會團體爭先恐後表態支持中央的“正確決策”，又一次上演“文革”之鬧劇。當局封網抓人，圍堵“謠言”，無所不用其極。

　　六名“造謠者”成為新一輪的犧牲品，維權人士的處境也雪上加霜。

　　用左的辦法反左，不可能走向民主。

　　瞎子都看得見：胡錦濤收拾薄熙來，不是因為薄熙來高舉毛的旗幟，而是薄熙來挑戰中央的權威。所以，薄熙來垮台，並不意味著“毛左”垮台。胡錦濤和薄熙來都是小毛澤東，都在消費毛的神主牌位。“左王”不僅在重慶，更在中南海。更準確地說，胡錦濤是根子，薄熙來是枝葉；沒有胡錦濤，就沒有薄熙來。獨立記者高瑜就指出：“‘重慶模式’是‘中國模式’的一種升級版。”

　　“反薄”無須“擁胡”

　　因揭露薄熙來的腐敗問題而坐牢並流亡加拿大的原《文匯報》

　　記者姜維平，在薄熙來垮台之後發表不少“痛打落水狗”的文章。

　　姜多年來集中矛頭反薄，薄的垮台少不了他的一份功勞。但是，姜的若幹文章中，有一篇是我絕對無法認同的。

　　姜維平在自由亞洲電台發表的《胡錦濤留任軍委主席有利於中國改革》一文中指出，胡溫拿下薄，是黨內民主力量戰勝保守力量，薄被撤職調查後的一系列的事件，“都有力地顯示著黨內改革派的團結和勝利，也展示政局的穩定，中國如同一條大船，拋棄了主張倒退的薄熙來，航線被較正之後，正在順利地前行”。在這種盲目樂觀的情緒之下，姜維平效仿各地軍頭和各方諸侯向胡錦濤宣誓效忠。因在身處海外且身為布衣，他公開說出了挽留胡錦濤再任兩年軍委主席兩年的高論：“如果胡錦濤在處理薄熙來問題之後，能在十八大上卸任中央總書記職務並仿照江澤民，留任軍委主席至少兩年，那麽，必定有利於習近平和李克強接班，也有利於相對開明的69黨內改革派的力量滋長，進一步阻擊左傾的‘二次文革’思潮的幹擾，進而可能開啟規模空前的政治體制改革，‘六四’將獲得平反。”

　　如此溜須拍馬，姜維平會被胡請進中南海當“上書房行走”嗎？

　　在並未經過嚴密的論證和推理的情況下，姜維平輕率地得出如下結論：“為了保持已取得的阻擊左傾勢力的勝利成果，為了護送改革派習李的平穩接班，為了確保鄧小平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就，我讚同胡錦濤留任兩年軍委主席，待江澤民去世之後，他可以力挺李克強抓法制，汪洋抓民主，習近平抓黨務，逐步地使中國仿照蔣經國先生，以台灣為榜樣，以國民黨等為競爭對手，實行憲政民主，還政於民，政黨輪替，落實新聞自由，到那時，中國將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在他心目中，胡錦濤儼然成了與胡耀邦和趙紫陽並駕齊驅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盟主”，比起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來亦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胡錦濤戴得下這頂高帽子嗎？

　　姜維平的這幅藍圖描繪得色彩斑斕、絢麗多姿。然而，再美，也只是海市蜃樓，並且與中國冰冷的現實完全脫節。薄雖然倒台，但胡溫對民主人士的打壓並未有絲毫手軟：被酷刑折磨致殘的維權律師倪育蘭被判刑入獄，生命危在旦夕，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的呼籲，如同與虎謀皮，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反擊駱家輝“言論不當”；劉霞、馮正虎等中國公民明明是“自由人”，仍然被秘密警察非法軟禁在家，全世界都看著此種踐踏法治和人權的暴行公然上演，胡溫不以為恥。若說政改牽一發而動全身，非一朝一夕可成，但恢覆劉霞、馮正虎的自由，應當不致動搖共產黨的統治根基，為何胡錦濤要偏行己惡呢？

　　以上諸多人權災難的締造者，不是薄熙來，而是胡錦濤。今天中國專制制度的總頭目，也不是薄熙來，而是胡錦濤。薄狂妄自大，自取滅亡；胡步步為營，修成暴君。薄只是為禍一方的諸侯，胡才是遺害神州之禍首。胡之危害大於薄。

　　姜維平支持胡錦濤繼續擔任半個任期的軍委主席，於法無依，70於理不通。胡與軍隊本無太深的淵源，胡擔任軍委主席期間毫無建樹，胡命令軍報發表文章批判軍隊國家化的建議，冰將思想開明的副總參謀長章沁生解職。所以，即便著眼於軍隊問題，胡錦濤再擔任兩年軍委主席，對軍隊的變革也有害無益。

　　因“反薄”而“擁胡”，姜維平由一位反對專制的獨立知識分子，不由自主地淪為為專制鼓吹的禦用師爺。也許因為姜與薄之間的個人恩怨太深，使他將“批薄”放在“批共”之上，從而胡言亂語，乃至無意之中成為專制之幫兇。由此可見，中國知識分子要獲得精神之獨立，尚有漫漫長路要走。

　　胡錦濤是“毛的傳人”

　　胡錦濤上台之後兩屆任期內的所作所為，無比清楚地證明：他是一個如假包換的“毛的傳人”。

　　首先，胡錦濤上台伊始，第一個重要舉動，即朝拜西柏坡。當年，我作為一名北大軍訓生，也曾在“拉練”時赴西柏坡。但在西柏坡看到的一切，讓我更加懷疑中共的治國能力：中共建政半個世紀，西柏坡當地的老百姓仍然如當年那麽荒蕪貧窮。參觀西柏坡這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成了一種反諷。然而，胡錦濤在西柏坡的感受與我迥異：盡管以前的歷屆中共總書記，包括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等人都到過西柏坡、延安之類“革命聖地”視察，但他們不過是作應景文章，並沒有胡錦濤那麽誠惶誠恐、感激涕零、推“毛”倍至。

　　剛剛在中共十六大上加冕，胡錦濤就迫不及待地奔赴西柏坡，他要讓毛澤東的幽靈為其“開光”。胡錦濤在西柏坡發表了一篇講話，幹癟僵化，了無新意：“這次，我和中央書記處的幾位同志一起到西柏坡來，主要目的是回顧我們黨帶領人民進行偉大革命鬥爭的歷史，重溫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重要講話，牢記71毛澤東同志當年倡導的‘兩個務必’，首先從自身做起，並號召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幹部，大力發揚艱苦奮鬥的作風，為實現黨的十六大確定的目標和任務開拓進取、團結奮鬥。”在腐敗肆虐的今天，想依靠毛昔日提倡的“艱苦奮鬥”來“整黨”，可謂南轅北轍、緣木求魚。毛本人就是一個腐化墮落的典型：其專列一出行，沿線所有火車都停駛；其行宮之奢華，超過歷代帝王；其玩弄的女性之多，也讓今天被揭露出有百名情婦的薄熙來望洋興嘆。

　　其次，二零零四年，胡終於從江澤民手中接任軍委主席，全面執掌黨政軍大權。胡成為“三位一體”之獨裁者後，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發表作為其施政綱領的閉幕講話，引起與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極大震動。很多人表示，若不是親耳聽到，不會相信二十一世紀還有如此蒙昧專橫的非人話語。胡錦濤說：“一段時間以來，境外的敵對勢力，媒體大肆攻擊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和政治制度。而國內媒體打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旗號宣傳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否定國體和政體。針對這種錯誤決不能手軟。”這一講話開啟了胡錦濤時代遠甚於江澤民時代的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殘酷打壓。

　　在這篇講話中，胡錦濤嚴詞譴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

　　和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搞垮蘇聯和蘇共的主要手段是從意識形態入手的。??戈爾巴喬夫是蘇東劇變的罪魁，是社會主義的叛徒，而絕不是所謂的‘功臣’。說他是‘功臣’，那是沒有站在蘇聯人民和人類進步事業的立場講話。

　　正是他提倡公開化、多元化，使蘇共全黨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混亂，蘇聯、蘇共正是在他‘西化’、‘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沖擊之下解體的，這是蘇共內部出現問題的最根本的原因。”可見，胡錦濤視政治改革為洪水猛獸。由此，胡樹立了以反美為主軸的外交政策。 當然，反美的背後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權。而當普京上台、以彼72得大帝的姿態企圖重建俄羅斯帝國之時，胡錦濤又向俄羅斯這頭近代以來屢屢踐踏中國國家主權、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北極熊暗送秋波，企圖“聯俄抗美”，結果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胡錦濤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的施政演說，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到縣團級，繼續引發震動，成為中共中央“防止顏色革命在中國發生”

　　的政治綱領。中宣部據此起草文件，提出不準報道“農民上訪”、“土地拆遷”、“社會民生”、“政府與百姓沖突”等“二十九不準”

　　的報道方針。中宣部召開全國媒體會議，進行文件傳達。傳達文件的副部長吉炳軒在大會上宣讀胡錦濤對此中宣部文件的批示：“管理意識形態，我們要學習古巴和朝鮮。朝鮮經濟雖然遇到暫時困難，但是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胡錦濤公然倒退到毛的“反帝反修”

　　路線，在“六四”之後是第一次。

　　那些憧憬“胡溫新政”的人，偏偏對胡錦濤“毛的傳人”的本質視而不見。等到胡錦濤張開血盆大口“吃人”時，要想反抗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胡錦濤左，薄熙來才與之“比左”

　　胡錦濤作為“毛的傳人”的第三塊“胎記”，是在中共慶祝建政六十周年的閱兵典禮上，在最後一刻特意安排高舉“毛澤東思想萬歲”標語的宏大方陣上場。當此方陣走過天安門廣場時，讓人疑惑這究竟是在北京，還是在平壤。胡錦濤不僅在新聞控制、意識形態宣傳方面學北韓，在閱兵及典禮運作上，也以北韓為師。

　　耐人尋味的是，在閱兵典禮中新增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標語方陣，成員選擇清華學子和武警戰士組成。有極左派在“強國論壇”

　　發表文章指出：“感悟中央高層的良苦用心和精密創意，也許可用兩句話來概括：堅持繼承和發展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不動搖！堅持捍衛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不動搖！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閃亮73登場在當今時代的確很不容易。不論其中歷經多少曲折，想必清華學子出身的胡總書記在其中一定起了決定性作用。熱切期盼水木清華高舉‘毛澤東思想萬歲’標語的學子代表們，不忘曾在紅色年代的歷史足跡，努力秀出民眾渴望的精神風貌。”

　　一文一武，是胡錦濤的左右手：清華學子，是中國“忠黨”知識精英的代表；武警戰士，是胡錦濤時代急劇膨脹的“暴力維穩”

　　的工具。前者是筆桿子，後者是槍桿子，兩者結合，正應了毛透露的共產黨奪取天下的秘密：一是靠筆桿子，二是靠槍桿子。胡錦濤有意讓筆桿子和槍桿子共同舉起毛澤東的旗幟，便是為顯示他是毛的好學生，而不是鄧的追隨者。雖然胡錦濤並非毛欽點的接班人（毛挑選的接班人要麽死於非命，如劉少奇、林彪；要麽下台受辱，如王洪文、華國鋒），而是鄧選中的“隔代接班人”，但他對毛的感情比對鄧要深得多。

　　在江澤民時代，薄熙來未能修煉成精，既是因為當時薄熙來尚未爬升到顯赫的位置上，心有余而力不足；更是因為江澤民不是毛主義者，而是鄧式的“修正主義者”，在江時代搞極左那一套無人喝彩。在上海灘長大的江澤民，喜歡燈紅酒綠，對毛左的那套紅彤彤的東西不感興趣。搞毛式革命不是江的長項，悶聲發財才是江的愛好。那個時期，在地方任職的薄熙來，只能弄些廣場、草坪之類華而不實的政績，而不敢公然舉起毛的旗幟。到了胡錦濤執政之後，胡不加掩飾地顯露出“毛的傳人”的真面目，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大幅倒退：經濟上國進民退、法治上黑幫治國，政治上天天念馬列毛之緊箍咒。無能的政治輔導員成為黨魁，只能是此種做派。

　　在此背景下，才有薄熙來式的怪才橫空出世：薄熙來是個投機主義者，而非血統純正的毛派。毛當年決意打倒薄熙來的老爸、作為“六十一個叛徒集團的首腦”的薄一波，一夜之間，薄熙來便家破人亡、受盡屈辱。其命運之悲慘，比之今日孤懸海外的薄瓜瓜有過之而無不及。從個人感情上而論，薄熙來對毛必定恨之入骨，父74親的垮台、母親的自殺，在少年薄熙來心中不會一點陰影都沒有留下。但是，薄熙來上任重慶之後，仍然孤注一擲地打出毛的神主牌來，因為他看準了胡錦濤之心思意念，胡死死抓住毛不放，胡本人也是“文革”的受益者。

　　上有所好，下必投合之。薄必須表現地比胡還要左，才能聚攏散落於社會不同階層的左派，並成為其盟主，由此獲得與胡錦濤叫板的能量。在薄的支持者中，有太子黨群體，有懷念“陽光燦爛的好日子”的失業工人，有惟恐天下不亂的失意文人，也有信奉國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新潮學者??這些人都是胡錦濤和薄熙來的“群眾基礎”。薄熙來知道，拿右的意識形態與胡競爭，立即便會被胡打倒，拿左的東西與胡競爭，說不定還有大獲全勝的機會。這就是賭徒的心態。在此意義上，胡薄之纏鬥，不是光明與黑暗之爭，而是惡者與更惡者之沖突。

　　因此，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薄熙來是胡錦濤生下的怪胎。胡錦濤幹掉薄熙來，不是因為他本人要走光明之路，薄熙來要走黑暗之路；而是因為薄熙來挾毛派以挑戰中央，危及胡本人的僭主地位，胡才不得不出手。薄熙來完蛋了，但產生薄熙來的制度和文化土壤仍未改變，還會有薄二世、薄三世應運而生。751.7“薄毛”與“胡毛”不分伯仲

　　盡管中共官方的宣傳機器一直到今天還在塑

　　造“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形象，實際上毛澤東的真本領是在他對於中國下層社會的傳統心理的深刻認識。但這里所謂的“下層社會”並不是千千萬萬安分守己的農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類。

　　余英時《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與中國史》

　　有人說，中國政改之難，難於上青天。不能苛求“光說不做”

　　的溫家寶，他說了就難能可貴了；更不能指責並未掌控絕對權力的胡錦濤，他能維持住政權就竭盡所能了。奴才總是如此“善解人意”。

　　胡溫並無政改的誠意，他們十年來堅持“穩定壓倒一切”，終將導致“一切壓倒穩定”。政改固然難，其實也有並不會造成巨大社會動蕩的著力點，那就是意識形態上的“非毛化”。而“非毛化”

　　的第一步，就是遷移毛屍，將毛主席紀念堂改為“文革”紀念館。

　　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前夕，我與劉曉波、王光澤等人發表了一封呼籲北京當局遷移毛屍的公開信，我們在信中指出“非毛化”的歷史意義與現實價值：“我們不願看到，一個飄揚著五環旗的城市同時還上演著‘幹屍崇拜’的鬧劇。遷移毛澤東遺體，既有利於讓國民的靈魂從毛澤東思想的毒素中解脫出來，也是一次普遍意義上的破除個人崇拜、樹立公民意識的教育。我們還希望以此為契機，達成朝野之間的互動，並制定政治改革的時間表，開放黨禁報禁，逐步實施普選，實現名副其實的民主共和。”

　　然而，中共當局掩耳盜鈴，不作任何回應。二零一二年春，薄熙來垮台，有人樂觀地認為，這將意味著毛主義的終結。我的看法截然相反：薄熙來之“唱紅打黑”與胡錦濤之“暴力維穩”，都是遺傳自毛的統治法寶。薄熙來、胡錦濤都是毛的好學生。以時間次序而論，先有“胡毛”，才有“薄毛”；“薄毛”雖垮，“胡毛”猶在。76“薄毛”與“胡毛不分伯仲，要根絕毛崇拜和毛主義，不僅要“反薄”，更要“反胡”。

　　出來混，遲早要還的

　　重慶打黑，宛如一出章回體小說，下一個段落永遠比上一個段落精彩。雖然它是一場狗咬狗的鬧劇，但從狗咬狗的場景中，民眾也獲得了旁觀的快感。

　　這個故事的第一回是：當年，文強親自擒獲讓人聞風喪膽的“大盜之王”張君，將一只腳踩在其身上，讓媒體拍照留念。然而，就在文強威風凜凜、如日中天之際，強悍的張君卻意味深長地對他說：

　　“將來有一天，你的下場會和我一樣！”那時的文強，哪里聽得進去這句喪氣的話，迅速將張君綁赴刑場、一槍斃命。

　　故事的第二回是：執掌重慶警界大權十余年的文強“文二哥”，還沒有從慶功酒的微醺之中清醒過來，就淪為比張君更慘的階下囚。

　　《南方人物周刊》在長篇報道《文強的江湖》中寫道：“文強的關系系統，就像是一個油辣火鍋，文強始終在這個鍋里打滾，並逐漸跟鍋里各味的調料、腥紅的湯底融為一體。”既然文強是半警半匪，在重慶市委書記任上重用文強的政治局常委賀國強和政治局委員汪洋，又該當何罪？而搞死文強的，是比之更加強悍的新任公安局長王立軍。文強臨死前，語重心長地對前來探監的王立軍說：“有一天你的下場也會跟我一樣。”而在重慶“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的王立軍，對文強的忠告不屑一顧。他是薄熙來的紅人，“黑打”

　　重慶，不亦悅乎，喪鐘都是為別人而鳴。

　　故事的第三回是：轉眼之間，黑白易位，薄王破局。薄熙來要壯士斷腕，殺人滅口；王立軍不惜魚死網破，逃出生天。 先是化妝出逃，潛入成都美國領事館，繼而隨從國安部副部長邱進赴京領罪。

　　林彪出逃，折戟沈沙，死無全屍；王立軍出逃，吸引全世界的眼球，77卻保全頭顱於項上。然而，文強從地獄中伸出來的那雙手，從此緊緊抓住王立軍之雙腿，他跑到天涯海角，都掙脫不掉。

　　故事的第四回是：王立軍的後台老板薄熙來，在全國人大的新聞發布會上，對王立軍事件以“用人失察”一筆帶過，對“重慶模式”依然高調宣揚，且逼宮胡錦濤“一定會到重慶看看”。話音剛落，溫家寶即在閉幕式的記者會上不點名地嚴厲批評重慶官員，繼而薄熙來之免職令公諸於世。從此，薄熙來失去地盤和自由，其妻谷開來亦因殺人案而被拘捕，遠在美國的兒子薄瓜瓜一夜之間淪為“薄孤孤”。

　　正笑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意圖問鼎皇位的薄熙來沒

　　有想到，王立軍是壓倒他的最後一根稻草。王立軍說：“我只是薄熙來的打手，薄書記讓我打誰我就打誰。”這句話有點像當年江青在法庭上的自我辯護：“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主席讓我咬誰我就咬誰。”王立軍的完蛋，導致薄熙來的垮台。而薄熙來一旦失勢，周遭的鯊魚便一擁而上。一向被薄熙來瞧不起的溫家寶打了頭陣，而為之掠陣的，就是黨魁胡錦濤。在中共權力階層這個爛泥塘里，沒有誰心慈手軟。

　　薄熙來的謝幕，不會是這出折子戲的最後一回。當年，林彪事件之後，黨政軍各級官員爭先恐後地向毛澤東效忠，聲討林彪之叛國。此次，薄熙來垮台之後，胡錦濤也獲得黨政軍各級官員的效忠表態。胡錦濤整治薄熙來的方式，無非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溫家寶故作憂患狀地宣稱，要警惕“文革”重演，其實，胡溫的這一套權謀手腕，不正是“文革”脫胎換骨而來嗎？

　　如今，顧盼自雄的薄熙來，已嘗到“請君入甕”的滋味；那麽，胡錦濤還會等多久，才會親自品嘗這杯苦酒呢？

　　薄熙來的“寫作組”與胡錦濤的“學雷鋒”78

　　薄熙來在重慶搞“唱紅打黑”，必然覆活“文革”時期“寫作組”的模式。

　　殺了“黑老大”文強還不夠，還要找人寫文章證明殺得對、殺得好。為了徹底將文強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並為自己的“廉政風暴”歌功頌德，薄熙來重拾毛澤東的“殺手鐧”──組建“寫作組”。

　　當“打黑”取得“階段性成果”之後，重慶作協宣布成立寫作組，“將客觀記錄重慶市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取得的輝煌戰績，進行文學作品創作”。為了支持寫作組的創作，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特意會晤重慶市作家協會主席黃濟人，表示“重慶是公安局全力支持提供已解密的案件文件和其他相關資料，並為作家創作采訪提供一切條件”。黃濟人則宣稱，“作品將遵循生動、翔實、客觀的原則，站在歷史的高度進行創作”。古語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這一次，作家與警察居然成了“最佳拍檔”。

　　學者魏承思指出，寫作班子是共產黨中國一種特殊的組織。這種組織的功能首先不是學術性，而是政治性的。它往往附屬於各級黨委的宣傳部門，但一般沒有正式編制，大多是以某一項特定的政治任務而臨時組織起來的，人員從機關、報社、大學以及研究機構抽調。寫作組雖然是由許多學者組成的，但個人的學術意志在寫作過程中是不存在的。讓文人形成一個嚴密的組織，利用他們的學術能力，去表達統治者的政治意志，這種做法不是“文革”首創，卻在“文革”中的寫作組達到極致。“文革”期間，影響最大的寫作組，是毛澤東親自掌控的以“梁效”（“兩校”之諧音）為筆名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大批判組和曾用“羅思鼎”（“螺絲釘”之諧音）、“石一歌”（“十一個”之諧音）等筆名的上海市委寫作組。其次還有以“初瀾”為筆名的文化部寫作組、以“唐曉文”為筆名的中央黨校寫作組、以“洪廣思”為筆名的北京市委寫作組等。

　　如今，寫作組重現江湖。薄熙來不愧是“文革”初期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崇尚暴力的“聯動分子”，將“文革”遺風發揚光大。79十年前，我撰文批評余秋雨掩蓋參與“石一歌”寫作組的經歷，斥其為“文革余孽”。有朋友說，這四個字用在余秋雨身上太重，余秋雨在寫作組里只是二流角色。那麽，薄熙來重建寫作組的行為，表明只有他才當得起“文革余孽”的冠冕。

　　看到薄熙來與自己“比左”，胡錦濤不甘落後。除掉薄熙來之後，胡錦濤卻不全盤否定薄熙來拉起的大旗。薄案尚未定讞，胡錦濤就在全國掀起聲勢浩大的“學雷鋒”運動。在胡錦濤的精神世界里，就沒有別的資源可以利用，只能向毛時代尋求答案。他身邊連像樣的筆桿子都找不到，便只好“老調重彈”。

　　毛樹立的雷鋒之類的榜樣，早已是明日黃花， 正如思想敏銳的大學生劉一舟所說：“‘學雷鋒’已經沒有意義了。雷鋒成了官方手里的爛牌，因為實在沒有別的好牌，只好不斷地打。”薄熙來手上是這副爛牌，胡錦濤手上也是這副爛牌　牌與爛牌的對壘，只好看打牌者誰的官大──於是，胡勝薄敗就是必然的結局。

　　胡錦濤認為，薄熙來是個壞人，但薄熙來推崇的毛左思想並不壞。黔驢技窮的胡錦濤，搬出毛澤東的神主牌位來保佑自己。殊不知，否定毛澤東才是共產黨脫胎換骨的起點。只是，胡錦濤這個“毛澤東的孩子”，絕對沒有勇氣斷肢求存、刮骨療傷。

　　韶山“毛廁”，邪靈狂舞

　　胡溫掌權之後，在意識形態上急劇左轉，以毛式民粹主義掩蓋權貴資本主義的真相。其大興土木的首要工程，就是在毛澤東的老家湖南韶山修建號稱“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一號工程”的“毛澤東文物館”。

　　新華社報道，這座占地六十多畝、建築面積一萬兩千平方米的建築，按照“可持續發展”和“生態優先”、“以人為本”的原則設計修建。它東西南三面環山，與韶山沖自然生態渾然一體。二零零80四年，黨中央、國務院韶山與井岡山、延安一起確立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一號工程”。韶山“一號工程”定位為突出“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站起來”的主題，總投資達兩億九千萬人民幣。

　　在韶山修建一座新“毛（茅）廁”，是來自“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共決定。中共黨內開明派元老、文藝理論家王元化，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胡錦濤是一名“毛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胡果然不負此名，親自主導這座“毛廁”的立項與修建，將殺人如麻的暴君毛澤東推上神壇。

　　胡錦濤的此一決策充分表明，他挖空心思，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胡心目中毫無民主、自由、人權理念，才會被鄧小平等元老相中，選拔為“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而胡錦濤甚至比鄧小平預料的更左，當他執掌大權之後，甚至走上“棄鄧趨毛”之路。

　　修建第二座龐大的“毛廁”，是胡錦濤政權向左轉的標志之一。

　　修建這樣一座耗資巨大的“毛廁”，是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雄踞北京市中心的毛主席紀念堂之後，又一個為獨裁者塗脂抹粉的重大舉動。這樣一座臭不可聞的“毛廁”，玷污了中國的土地，侮辱了無數被毛澤東殘害的死者，扭曲了中國的當代歷史。中共在胡錦濤的英明領導下，可以驕傲地改名為“毛廁黨”矣。

　　由於毛澤東的罪惡在中國大陸被封存，毛在民間仍然頗有迷惑力。胡錦濤擡出毛來，一是申明自己繼承的是中共正統，二是迷惑民眾、抵抗民主思潮。這一招數有一定的效果。二零零八年奧運前夕，因“聖火”傳遞在國外受到沖擊，中共遂在國內鼓動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浪潮。由於傳說法國超市家樂福的股東支持達賴喇嘛，在中國各地都發生了民眾抵制家樂福的遊行活動中，警察不加幹涉。

　　在武漢抗議家樂福的活動中，有幾個年輕大學生舉起毛澤東的大幅畫像。

　　這一情景，是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學生運動中，許多大學生舉起周恩來的畫像，以及與軍人對唱《團結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81的場景的翻版。反對者與被反對者在文化上如此“同構”，表明反對者精神資源的匱乏與單一。這已經注定了那場民主運動必然失敗的結局。

　　對毛澤東的偶像崇拜在中國仍然頗有市場。在《人民日報》的“強國論壇”上，若幹憤青赤膽忠心地表達著對毛澤東的熱愛：

　　──“善良的中國人已今非昔比了，今天的中國人就是跌倒了也還是在主席這巨人的肩膀上。吃人的豺狼已無法去消滅主席了，就陰謀來離間人民和主席的血肉關系，讓人們從巨人的肩上下來便好分而食之。歷史與現實教育了中國人不會再做傻事，毛澤東是人民的護身符。”

　　──“在我們中國遭受西方反化勢力攻擊污蔑時，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毛主席，非他莫屬。在這關鍵時刻我們的年輕一代勇敢地挺身而出，讓我們感動。”

　　──“只有少於百分之五的人反毛澤東，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崇拜毛澤東、擁護毛澤東！毛澤東是什麽？毛澤東是永不落的太陽，是勞苦大眾的保護神。”

　　──“歷史發展的真諦，就是追求完善一種精神，毛澤東主義不僅是民族的道路和精神，也是全人類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道路和精神！”

　　殺人魔王被這些人當作救命恩人。如此蒙昧的國民，正是胡錦濤最喜歡的奴隸。所以，“半毛半鄧”的胡錦濤可以輕松執政十年。

　　“毛廁”申遺，遺臭萬年

　　近年來，“申遺”成為共產黨政權撩撥民族主義情緒的一個重要手段。中國人心中一直有濃濃的諾貝爾獎情結和奧斯卡情結。但是，當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諾貝爾獎突然變得一錢不值了；當奧斯卡拒絕了禦用導演張藝謀之後，奧斯卡也成了“反華工82具”。於是，剩下的可以伸張國威的項目，便惟有申遺了。

　　當北京“中軸線”建築群申遺的消息傳出之後，由於“中軸線”

　　的核心是包括毛主席紀念堂在內的天安門廣場，此消息讓人莫名驚詫。首先，中軸線上盡管有紫禁城、鐘鼓樓等老北京的象征性建築，但中共建政之後對北京中心城區大刀闊斧地改建，大大破壞了北京的固有格局，早已將這一區域締造成彰顯中共一黨獨裁意識形態的標本。香港學者洪長泰在《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一書中對此有詳盡的分析。該書引用老一輩城市地理學家侯仁之和建築學家吳良鏞的一段話：“擴建後的天安門廣場在整個首都的城市規劃中，已經成為平面布局的中心，占據了全城中最重要的地位。對比之下，紫禁城這個在舊日突出於全城中軸線上的古建築群，則已退居到類似‘後院’的次要地位，並已經被改造成一座最生動的階級教育大課堂。”由此可見，此處並非保護文化遺產的模範，而是大肆破壞的案例。

　　其次，天安門廣場對中國民眾意味著什麽？有三個歷史時刻是不能忘卻的：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百萬紅衛兵，其個人崇拜臻於頂峰，大規模的迫害與殺戮也隨即展開；一九七六年，覺醒的民眾發起“四五運動”，反對毛澤東及其走卒“四人幫”，並與鎮壓者發生流血沖突；一九八九年，鄧小平下令野戰軍用坦克和機槍屠殺要求民主的學生和市民，釀成舉世震驚的“六四”慘案。

　　可見，此處乃是共產黨野蠻血腥統治的縮影，此處不該尋求申遺，而應當重新改建一處類似於奧斯威辛集中營紀念地式的，供後人緬懷死者、譴責暴政、捍衛歷史的“活教材”。

　　第三，天安門廣場上還有一座供奉著大獨裁者毛澤東屍體的毛主席紀念堂。幹屍臭味，席卷京城；專制崇拜，毒化心靈，此“毛廁”的存在乃是中國人最大的恥辱。木乃伊崇拜是實行奴隸制度的古埃及的發明，二十世紀卻在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里遍地開花──當今世界現存的“四大幹屍”為：俄國的列寧、中國的毛澤東、83越南的胡志明、北韓的金日成。這四個人都自稱是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然而，馬克思生前是很注意反對和防止個人崇拜的，馬克思曾經說過：“由於厭惡一切個人迷信，在共產國際存在的時候，我從來都不讓公布那許許多多來自各國的、使我厭煩的歌功頌德的東西，我甚至從來也不予答覆，偶爾答覆，也只是加以斥責。”如果馬克思知道他的四大門徒大搞自我偶像化，一定會將四人開除門墻，甚至會親自搗毀四具存放幹屍的水晶棺。如今，俄羅斯已經開始研究遷移列寧水晶棺的適宜。以後，“四大幹屍”如果想聚在一起打麻將，就只好“三缺一”了。

　　“毛廁”申遺，遺臭萬年。如今，薄熙來雖垮，但毛的陰影並未去除。胡錦濤鼓吹學雷鋒，百名作家抄寫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孔慶東、摩羅等無恥文人赤裸裸地為毛招魂，說明如蠅逐臭仍是不少中國人的習性。84

　　1.8何謂“地下黨”，誰是老大哥？

　　──讀馬利德《中共統治者的秘密世界》

　　某個中國官員訪問梵蒂岡時，開玩笑說，

　　共產黨和天主教會真像。他說：“我們有宣傳

　　部，你們有萬民福音部。我們有組織部，你

　　們有樞機團。”梵蒂岡的官員問：“那麽，有

　　什麽不同？”中方的人對著全場大笑的人說：

　　“你們是神，我們是魔鬼。”

　　馬利德《中共統治者的秘密世界》

　　《金融時報》副主編、前駐北京分社社長馬利德所著之《中國統治者的秘密世界》（台灣譯名為《中國共產黨不可說的秘密》，不準確）一書，是關於中共研究的一本重要專著。《亞特蘭大》雜志指出：“對於中共高層領導的內部結構、行為動機、政治競爭與畏懼擔憂，少有外人能夠確實地理解。但在馬利德這本著作出現後，我們不再只是知道皮毛而已。”《華盛頓郵報》評論說：“這本書不僅重要，還充滿啟發性；它生動活潑且深刻地描述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一年在上海成立的秘密組織），直到現今都把‘保密’ 視為其最高且不可侵犯的原則。”

　　然而，世上沒有密不透風的高墻，也沒有可以永遠保守的秘密。

　　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在蘇聯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退潮的逆境下生存下來的？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將列寧式的政黨體制與扭曲的市場經濟結合在一起，創造了“權貴資本主義”的模式？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從血腥鎮壓“六四”的四面楚歌中重新站起來，並成為表面上威風凜凜的超級強權的？這些疑難問題，都可以從這本書中找到最佳答案。85

　　共產黨：一個無所不在的幽靈

　　中共自從建黨以來，一直到奪取政權之後的六十多年，始終不脫“地下黨”之本色。共產黨在中國就像一個幽靈，你看不到它，它卻無處不在。這正是馬利德對中共的精辟概括。

　　這本著作共八章，分別從黨與國家、黨與商業、黨與人事、黨與軍隊、黨與貪腐、黨與地方、黨與企業家、黨與歷史等方面分析共產黨的統治策略。馬利德指出：“黨不僅控制政府，它本身就是政府。”中共本身就是一個犬牙交錯的巨大網絡。中共的決策層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九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會，次一級的是二十五人組成的政治局，然後是三百七十一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與之平行的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書記處。以橫向而論，是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中央辦公廳、政法委、外聯部等“八大部”，以及財經領導小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黨建領導小組、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等“半正式”的機構。以縱向而論，是省、市、縣、鄉、村五級黨的委員會。如是，黨如同一個蜘蛛精，牢牢附著在中國社會的肌體之上。

　　馬利德從特權者辦公室或家中的“紅色電話”入手，剝繭抽絲般清理出中國的權力掌握在哪些人手中。這部紅色機器是進入中國統治核心的門票，擁有者約有三百人，包括共產黨的中央委員、省部級官員、大型央企董事長和中央媒體負責人。這是一種援引自蘇聯的嚴密的等級制度，當年的蘇聯也有一個專門服務頂級官僚的秘密電話系統。正是這個系統，“代表著黨組織無可比擬的滲透力、嚴格的等級制度、精心設計的組織和嚴格的保密”。

　　作者對中共的“半秘密”的機構進行了迄今為止最為深入的探究。比如，對外不掛牌、也不公布電話號碼的中共組織部。黨的組織部的地位，遠遠高於政府的人事部，因為政府的所有部委首長，實際上都由組織部而非人事部來決定和任命。“由於黨、公職人選86不經選舉或公開競爭，因此在幕後爭取任命成了中國政治的主戲。

　　身為爭取任命的‘票據交換所’，組織部成為整個政治體制的中樞。”

　　但是，即便在基層共產黨員心目中，這個部門亦神秘莫測。馬利德多次聯系采訪位於長安街的中組部，卻未能成功。

　　現任組織部部長李源潮在江蘇任職期間，馬利德曾對其作過采訪，卻與組織部的事務無關。李源潮高升之後，馬利德要想再次采訪他，便難於上青天了。馬利德費勁周折才采訪到湖南長沙組織部的一名高官王明高，王待他很熱情，請他吃飯，卻拒絕給他名片。

　　對此，馬利德評論說：“處理名片的方式不過是訪談結束時的一個小細節，卻顯示出他的機構如何看待世界。組織部以外的宇宙，對王明高而言都是次要的。他只在共產黨圈內遞出名片，不給外界。”

　　中共在許多方面不斷“與時俱進”，組織部的運作方式卻墨守成規，正如馬利德引用曾在政府部門任職的、《駐京辦主任》一書作者王曉方的話：“從某個層面上看，過去三十多年很偉大，經濟發展，但文化、社會和政治沒有進展。本質上還是同樣一個舊制度。

　　人們只是一步步往上爬。在西方，政客只能幹個幾年。在中國，他們可以幹一輩子。我們一輩子都要跟他們綁在一起。”

　　共產黨在一些無關緊要的領域作了一些收縮──如不再幹涉普通人結婚與離婚的決定，在戰略性的高地仍然重兵把守──黨不僅壟斷政府、企業、軍隊、司法、警察、媒體等“生死攸關”的領域，還壟斷對歷史的闡釋與評判。以民眾的衣食住行等方面而論，鄧小平時代的中國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儼然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國家，但實際上，中國始終都在共產黨嚴密的掌控之下。

　　中共是偽造歷史、遮蔽歷史的專家。蘇聯崩潰的遠因之一，是赫魯曉夫徹底否定斯大林的暴政；中共依然維持權力的秘訣，卻在於鄧小平不計私仇、堅持維持毛澤東的“道統”。在今天的中國，否定毛澤東以及探討歷史真相的努力全被禁止。二零零四年，我與劉曉波等發表呼籲遷移毛澤東屍體的公開信，受到當局的打壓，當87時馬利德就對我作了采訪。那次采訪的細節，被寫入此書之中。胡溫當局禁止民間批毛，正是薄熙來在重慶搞“一個人的文革”的大背景。胡溫出於維系中央權威的目的而清洗薄熙來，並不意味著開放民間對歷史獨立自主的研究與論說。

　　“共產黨國家”是個貶義詞

　　馬利德發現，大部分生活在中國的人，會時不時地感覺到共產黨的陰影籠罩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卻很難看到共產黨的實體究竟是什麽樣子。共產黨員的人數越來越多，根據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理論，資本家也被吸納入黨。中國最大的電器制造商骸集團的負責人張瑞敏，甚至位列中央委員。但另一方面，許多共產黨員有意遮掩其黨員身份，以便他們領導的企業在海外上市圈錢。馬利德評論說：“黨現在的營銷策略，是將自己定位為帶有中國特色的有容乃大的組織。理論上，中國可以擁有一切：民主、正常運作的司法制度、生機勃勃的公民社會、各執己見的智庫、創新的大學和繁盛的私人企業──只要它們不跨出黨所規定的範圍。”

　　似乎是引證馬利德的觀點，日前，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在接受 BBC 記者帕克斯曼專訪時表示：“中國的執政黨是共產黨。但中國共產黨只有七千萬黨員，而中國的人口則有十三億。因此我認為你不能把中國稱為共產黨國家。我們可以說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

　　劉大使當然是共產黨員，北京絕不會任命非共產黨員擔任駐外大使。但是，他卻不敢理直氣壯地承認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今天的中國，哪有“共產主義者”？從“河蟹大帝”胡錦濤到軟禁我的國保警察，沒有一個共產黨員從心底里相信共產主義。他們入黨的動機只是權力和金錢，格瓦拉式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國早已是如恐龍般的史前生物。88

　　劉大使否認中國是“共產黨國家”，可見他認為“共產黨國家”

　　並非好詞。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當仁不讓地打出“共產黨國家”的招牌，野心勃勃地與蘇聯競爭“共產黨國家”陣營老大的位置。狂妄自大的毛澤東，不惜與蘇聯決裂，在“共產黨國家”陣營成為孤家寡人。盡管如此，仍然打腫臉充胖子，對諸多亞非拉窮國大把撒錢，挖空心思輸出共產主義。那個時代，“共產黨國家”是人見人愛的香餑餑。而後，紅色高棉大屠殺、“文革”慘劇、蘇聯入侵阿富汗、“六四”屠殺以及蘇聯東歐劇變，使得“共產黨國家”臭氣熏天，人人避之惟恐不及，連劉大使都要條件反射般地否認之。

　　劉大使用共產黨員只占中國總人口百分之五的數據，否認中國是“共產黨國家”。他卻不知道，中國憲法第一條指出，國家的基礎是某一階級的專政，從而使該階級的政黨賦有特權，即以黨治國，黨淩駕於國家及一切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上。在此意義上，怎能說中國不是“共產黨國家”？馬利德用整整一本書來證明的事實就是：

　　中國不折不扣地是一個共產黨國家。黨的權力之大超過任何人的想象：你能想象美國總統將蘋果的 CEO 調去微軟任 CEO 嗎？黨可以輕松地繞過董事會做到這一點：把“海歸”田溯寧從這家電信巨頭調到另一家電信巨頭任職。所以，與其說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不如說是共產黨國家。

　　劉大使否認中國是“共產黨國家”，是一個耐人尋味的信號。

　　如果沒有上級許可，他哪敢發出如此石破天驚的言論。這個表態不是顯示今天的共產黨會主動放棄由一黨壟斷的權力，進而轉型為民主制度下議會黨之一員；這個表態僅僅表明，中共是一條適應能力極強的“變色龍”， 為了在新一波的世界民主化大潮中幸存下來，連牌坊都可以拆下來建新房子。

　　共產黨刻意隱身，以便“與國際接軌”。但是，一黨獨裁的本質決定了這種“接軌”只能是雞同鴨講。馬利德指出：“沒有民主選舉和公開討論，難以論斷有多少民心支持黨。但不可否認，在毛89澤東死後，黨的兩大權力基礎──經濟成長和民族主義──變得更加穩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從來就不想讓崛起的中國成為西方世界的一員，中國老早就清楚這一點，但許多發達國家的人卻直到現在才開始明白。”在西方學界和媒體上，將今天的中國與昔日的蘇聯相提並論，被看作是過時的“冷戰思維”；其實，今天的中共完整地保持著遺傳自昔日蘇共的 DNA，共產黨就是共產黨，不可能蛻變成歐洲意義上的社會民主黨。

　　一個“沒面目”的獨裁者

　　相比於那些巴望“胡溫新政”夢想成真的“中國問題專家”，馬利德對現任黨魁胡錦濤的觀察與分析可謂切中肯綮，畫皮畫骨。

　　馬利德指出，胡錦濤一直小心維持形象，不讓人看到多面的自己，在第一任期從不接受采訪，不論本地或外國媒體。在籌備二零零八年八月北京奧運會時，胡錦濤接受二十五位外國記者簡短的訪問，所有問題都事先經過仔細篩選。胡錦濤的回答也是滴水不漏的官樣文章。胡錦濤的言論經常出現在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從中看不出什麽他個人的看法。這一點，跟引經據典、賣弄風騷的溫家寶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差異，與其說是胡溫個性的不同，不如說是黨魁與總理職位的區隔。中國某評論家將胡錦濤的政策聲明比喻為鴨子走路，一只腳向右，一只腳向左，維持難看的平衡，只有從遠處才能看出腳步穩定。

　　馬利德還將胡錦濤與他的幾位前任領導人作了有趣的比較：胡錦濤個性平凡，刻意不露感情。相形之下，鄧小平有革命家的聲譽，身上留下多年奮戰毛澤東瘋狂政治鬥爭的傷痕。鄧自豪地展示四川人的土氣。江澤民能開懷在公共場合唱歌，並朗誦林肯蓋茨堡演講詞及其他西方經典。胡錦濤既沒有鄧小平的活力，也沒有江澤民帶點滑稽的親切，更沒有毛澤東駭人的肅穆威儀。他沒有特殊口音，聽不出是哪里人，也沒有說出什麽名言，成為日常生活的常用語。90四川老詩人流沙河世事洞明，對江胡二人有如此之比較：江好虛榮，愛出風頭，有幾分人情味；胡宛如僵屍和木頭人，這種沒有情感的人，必然更為心狠手辣。此一判斷，與馬利德不謀而合。

　　馬利德的這本書，討論的雖然是嚴肅的政治議題，卻寫得妙趣橫生，有大量小說中才可讀到的、讓人印象深刻的細節。關於胡錦濤，書中有兩個值得玩味再三的軼事。其中之一是：胡錦濤第一次被任命為總書記後，五歲起撫養他長大的、年邁的小舅奶奶劉冰霞成了“敏感人士”和“維穩對象”。當地官員不讓老太太接受記者訪問，還到老太太家拿走胡錦濤兒童和青年時期的照片，以免落到記者手上，成為非黨提供的胡錦濤生平故事的獨立資料。

　　第二個故事是：二零零五年，胡錦濤在英國參加八國集團會議，英國某外交官試圖安排胡錦濤參加其中一場領導人非正式的自由交談。但中國外交官對此一安排漠不關心，並告訴他說：“胡錦濤主席從不做自由交談。”

　　這就是胡錦濤的真實面目。在僵化的體制內長期磨礪，早已讓他泯滅了基本的人性與情感。同情和愛這些詞匯，在胡錦濤個人的詞典中是缺位的。在其心中，第一是權力，第二是權力，第三還是權力。在此意義上，胡錦濤是共產黨極權制度可悲的犧牲品。

　　那麽，為什麽胡錦濤這樣一個“沒面目”的人物，會成為統治中國十年之久的獨裁者呢？這不是偶然，而是時勢使然。如果說毛時代是人比時勢強，那麽胡時代是時勢比人強。馬利德一語道破了天機：“胡的形象，正符合時代的需要。現代中國變得十分覆雜，表示黨、胡的同儕，甚至人民，都容不下再出現毛澤東和鄧小平這種強人統治。在毛、鄧時代，領導人壓倒黨。胡錦濤盡管握有大權，卻生活在黨的影子下，而不是倒過來。”

　　由此可見，中國已經進入了漫長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即朱厚澤91所說的，由“強人政治”進入“常人政治”。與之對應，中國共產黨如放射性元素般進入了無法逆轉的衰敗期。馬利德以對劉曉波案的評論作為本書的結尾：“在過去的共產中國，體制會鏟除像劉曉波這樣挺身對抗的人；現在，體制則是讓劉曉波在牢里受苦，藉以殺雞儆猴，嚇阻任何膽敢有樣學樣的人。而這就是目前中國政治進步的程度。”然而，劉曉波已然劃破黎明前的黑夜，胡錦濤還能躲在鐵屋子里多久呢？92

　　1.9黑無常胡錦濤，白無常溫家寶

　　二零零七年中共黨員代表大會結束前，

　　九名男子大步走上人民大會堂的主席台。九

　　人組合定案後，不查者一時可能很難分辨他

　　們是誰。他們的頭發光滑烏黑，中國高階政

　　治人物全都定期染發，除非退休或監禁才一

　　改習慣。??盡管他們人脈不同，但之間並

　　沒有重大的政治分歧，因為早在爬升過程中，

　　政治分歧便已被黨的無情批鬥清除殆盡。

　　馬利德《中共統治者的秘密世界》

　　胡溫聯合執政十年，通常兩人的分工是：胡錦濤躲藏在幕後保持神秘狀，從來沒有說過一句支持人權與自由的話；溫家寶則時不時站在前台發表雄心勃勃的政改宣言，似乎政改從此刻開始。此一策略極為成功，中國老百姓對“胡溫新政”的期待，從胡溫上台一直保持到胡溫退休。

　　實際上，溫家寶的所有台詞，都經過胡錦濤的審核。溫家寶是胡錦濤的傳聲筒和馬前卒，胡錦濤是溫家寶的大老板與總導演。這出大戲，胡溫兩人缺一不可。胡溫都是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代理人，如混凝土般凝固為一體。他們在這場人肉盛宴上吃飽喝足，又豈能主動打翻餐桌，讓在座的權貴們都沒得吃？

　　然而，對民間而言，有點希望總比絕望好。每次溫家寶談及政改，民間便是一片歡呼。民間的不成熟、不獨立，暴露無遺。甚至還有不少人故意制造謠言說，胡保守，溫開明，胡溫鬥爭激烈，溫多次以辭職逼胡政改。這些無知的想象，讓人哭笑不得。我只想回敬這些想象力過於豐富的“準國師”說：你不要跟我說胡溫不在一條船上，他們若不是同舟共濟，焉能合作十年之久？在過去的十年里，可供透析胡錦濤和溫家寶關系的事例，多如牛毛。93溫家寶為何憑吊毛太子墓？

　　二零零九年年底，溫家寶訪問朝鮮，成為繼李鵬之後十八年來首次訪朝的中國總理。

　　溫家寶的行程中，專門安排了一個重要環節：專程到位於平安南道檜倉郡的志願軍烈士陵園，憑吊在朝鮮戰死的中國官兵。溫家寶是繼周恩來之後，第二位前往此處掃墓的中國總理。

　　在陵園，溫家寶畢恭畢敬地祭拜毛岸英之墓。歷史如此吊詭：

　　倘若不是毛太子不遵守有關規定，強迫參謀人員在司令部為其生火做蛋炒飯，就不會死於美軍的轟炸；毛太子若是從朝鮮載譽而歸，必定繼承大位成為“毛二世”；如果毛太子接班，中國就是毛式世襲王朝，跟今天的北韓一樣，也就不必讓胡錦濤諄諄教導向北韓學習了。那麽，不要說鄧小平只能在“文革”中死於非命，今天的胡錦濤、溫家寶等出身卑微的平民子弟，焉能有入主中南海的機會？

　　毛太子之死，幸耶，不幸耶？是毛一家之不幸，是天下之大幸。

　　不知奉胡錦濤之命訪問北韓的溫家寶，在毛太子之墓前，會有怎樣的浮想聯翩？

　　毛澤東不讀馬列，只讀通鑒，骨子里就是劉邦、朱元璋式的流氓帝王。在延安時，女作家丁玲常到毛澤東的住處。有一次，毛澤東突然問丁玲：“你看現在咱們的延安像不像一個偏安的小朝廷？”

　　丁玲開玩笑地回答說：“我看不像，沒有文武百官嘛!”

　　“這還不簡單呀!”毛澤東馬上把毛筆和紙推到丁玲面前說：

　　“來，你先開個名單，再由我來封文武百官就是了。”

　　丁玲沒有開名單，只是報人名──她認為，這反正是開玩笑。

　　毛澤東卻一邊寫名字，一邊在這些人的名字下面寫官職，禦史大夫、吏部尚書、兵部尚書，還有丞相、太傅等等。

　　弄完後，毛又說：“丁玲，現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個朝廷，94那就無論大小，都得有三宮六院呀。來，來，你再報些名字，我來封賜就是了。”

　　丁玲一聽毛澤東的話，馬上站起來說：“這我可不敢。要是讓賀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會打我的。”

　　又有一次，丁玲去毛澤東住處，見他懷里正抱著一個男孩。兩人正聊著，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毛澤東的衣服弄濕了一大片。

　　毛澤東不但沒有生氣，反而高興地說：“丁玲，你說說，這是不是太子尿呢？”說完，仍然抱著孩子，用一只手把紙鋪開，竟填起歌頌太子尿的詞來。

　　丁玲回憶說：“這首詞，在反右派之前， 我還記得清它的主要句子。這麽多年了，我老了，經過那麽多的折騰，現在我是一點兒也記不起來了。這盡管是玩笑，也確實說明毛澤東頭腦中是有帝王思想啊。”

　　溫家寶拜謁毛太子墓，就說明胡溫政權要沿著毛澤東的道路走到底。溫家寶若是真的改革派，就不該去憑吊毛太子墓，而該去拜謁林昭墓。在林昭殉難四十年之際，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士，自發前去蘇州郊外靈巖山祭拜林昭的墓地。杯弓蛇影的胡溫當局，對死去四十年的弱女子林昭心存恐懼，在墓地旁邊的大樹上安置監控探頭，以此威嚇前來悼念英烈的人們。

　　從基督信仰出發，林昭看透了毛澤東統治的本質是偶像崇拜。

　　林昭在獄中給《人民日報》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你們把毛澤東當作是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竭盡一切努力在黨內外將他加以神話，運用一切美好詞藻的總匯與正確概念的集合，把他裝扮成獨一無二的偶像，扶植人們對他的個人迷信。”這封信在精神層面超越了“文革”時期所有的“反動文章”，也成為當局決心殺害林昭的重要原因。

　　當年，林昭揭穿毛澤東暴君本質的時候，胡溫正是大學里“唱95紅”的標兵。難怪，林昭的這封信在其殉難四十多年之後，仍然不能在中國公開發表。毛澤東的肉體死掉了，但其思想控制並未終結。

　　溫家寶不是趙紫陽的繼承者，而是胡錦濤的大管家某些知識分子，不是太天真了，而是太聰明了。他們認為，使用“舉著紅旗反紅旗”的方法，既能讓自己處於安全的情勢之下，又能腳踏實地地推動中國的進步。當溫家寶又發表了一番支持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之後，若幹貌似獨立的知識分子奔赴北京郊外的密雲水庫召開“挺溫大會”。以傳承哈維爾精神自詡的學者崔衛平會與並作了發言，她指出，溫家寶有關政改的講話，“在某種意義上回到了如今被看作趙紫陽先生遺囑的這個東西”。她認為：“有人將溫家寶與周恩來做類比。在我看來，周恩來不是民主派。溫家寶先生是民主派。胡耀邦先生是民主派。趙紫陽先生是民主派。”

　　崔衛平在談論東歐問題的時候極為睿智，可是在談論中國現實的時候卻犯此跟她的智商不符的錯誤。我想反問她的是：難道溫家寶在口頭上說了幾句支持民主和政改的話，就成了如假包換的民主派嗎？那麽，在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的文集中，支持民主和政改的講話可謂滿坑滿谷，但他們是民主派嗎？江澤民還會用英文背誦美國獨立宣言呢，他為什麽不在中國實踐其中的政治原則呢？

　　崔衛平儼然以“馴獸師”自居：既然溫家寶說過支持民主的話，就把他說過的話“弄假成真”吧。難道她忘記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嗎？當年的那些大知識分子們也是這樣想的。但是，他們沒有馴服毛澤東，反倒落入了毛澤東的“陽謀”之中。前車之鑒，不可不察。

　　用趙紫陽來打扮溫家寶，就像油與水一樣，絕不相融。將趙與溫並列，是“不圖老子與韓非同傳”，是對趙紫陽的貶低與侮辱。

　　溫家寶不是趙紫陽的傳人，而是趙紫陽的叛徒。溫家寶是通過出賣96趙紫陽才青雲直上的。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一書中透露了一個細節：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鄧小平在家中召集會議決定罷免趙紫陽，但並未通知趙紫陽本人。趙紫陽希望召開政治局會議，找到時任中辦主任的溫家寶。溫圓滑地拒絕說，如果你一定要開會，中辦也可以發通知，但後果會很不好。趙紫陽被迫擱置這個符合《黨章》

　　的計劃。中辦主任本應忠實執行總書記的命令，而溫給趙一個軟釘子的做法，不符合現代社會公務員的職業倫理，卻遵循了斧頭幫的黑箱政治傳統。

　　趙紫陽是真正的改革派。在其任總理期間，推動經濟改革，為“商品經濟”正名；在其總書記任上，倡導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人大擴權、輿論松綁、“透明化”等實實在在的政治體制改革；在其“六四”之後的幽居歲月里，更是痛定思痛，提出多黨制、議會制、全民普選、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等未來中國的願景。

　　那麽，被崔衛平譽為跟趙紫陽一樣是“民主派”的溫家寶呢？

　　在溫家寶的諸多講話和實踐里，可曾具備了趙紫陽推動的改革事業的基本內容？溫打出的是鄧的旗號，可是趙說得很清楚：“鄧對西方國家的多黨制和三權分立、議會制，是特別反對和堅決拒絕的。”

　　在這個意義上，胡錦濤和溫家寶都是毛澤東和鄧小平嫁接的怪胎，而不是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傳人。

　　溫家寶不是《零八憲章》的支持者

　　英國皇家科學院一九九八年設立的“查理二世國王獎”，用於獎勵在科學研究方面做出傑出的貢獻的國家或者政府的領導人，並往往是領導人訪問英國的這種特殊場合下頒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溫家寶被授予該獎。溫家寶認為，能夠獲得“查理二世國王獎”，不僅是他個人的榮譽，也是對中國科技進步的肯定，同時也是中英兩國科技界友誼與合作的象征。作為科學工作者，他一直關注著科學的發展。97

　　中國官方對這一獎項的報道相當低調。大概官方自己也不好意思聲張溫家寶在科學研究方面有何成就與貢獻。而溫家寶政府實施的科教政策，正是中國科技創新的最大障礙。所以，這一獎項頒發得名不正、言不順。

　　在不知何人主辦的“《零八憲章》論壇”上，卻發表了一篇社論體的文章《熱烈祝賀溫家寶先生榮獲英國皇家學會“查理二世國王獎”！》。文章寫道：“‘《零八憲章》論壇’認為，這一殊榮不僅是對溫家寶先生大力推動中國科技進步事業的肯定，也是對溫家寶先生大力倡導普世價值、大力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事業的充分肯定和表彰！”文章用極為諂媚的口吻寫道：“通過觀察溫家寶先生的一貫言行，‘憲章論壇’認為溫家寶先生不僅代表了體制內健康力量的方向，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代表了中華民族應該前進的方向。也正因此，值此溫家寶先生榮獲英國皇家學會特別獎章的光榮時刻，‘憲章論壇’不僅向溫家寶先生表示熱烈的祝賀，也向溫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

　　這個曖昧不明“《零八憲章》論壇”，究竟是由哪些人組成呢？

　　這篇充斥著黨化語言的“社論”，究竟出自何人的手筆？如此肉麻地拍溫家寶的馬屁，真是羞辱《零八憲章》群體。《零八憲章》的簽署者，個個都用真名，可謂“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而所謂的“《零八憲章》論壇”，盜用《零八憲章》群體的名義，發布冠冕堂皇的“社論”，其行徑極為惡劣。《零八憲章》的首批三百零三個署名者，所取得的共識只是《零八憲章》文本本身。他們對若幹問題，包括對胡溫政權的具體評價，肯定存在諸多差異和分歧。因此，在論述這些問題的時候，每個人都應當署上自己的真實名字，而不應當竊取《零八憲章》之聲譽，而塞入少數人的私貨。這些匿名者在討好溫家寶的時候，不敢提及因《零八憲章》而被判重刑的劉曉波，因為劉曉波的遭遇便是溫家寶說謊的鐵證。

　　作為《零八憲章》的靈魂人物，劉曉波從胡溫剛上台的那一天98起，就看出了胡溫“畫餅民主”的騙局。因此，劉曉波絕對不會同意“《零八憲章》論壇”向溫家寶下跪的可恥行徑。可惜，劉曉波被關押在監獄中，無法發出聲音來，只能任由匿名者將《零八憲章》

　　綁架。對於此種亂象，“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人物丁子霖女士在紀念“六四”二十三周年的講話中指出：“在我看來，這與其說反映了人們長久以來善良的期盼，倒不如說是出現了一種急迫、浮躁的心理。”她認為：“我常常告誡自己，越是在紛繁覆雜、詭異多變的政治情勢下，越是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尊重事實，尊重理性，絕不能被某些表象所迷惑。”

　　對於外媒報道的溫家寶倡議政治局平反“六四”的消息，丁子霖並不相信，她描述了她和天安門母親們的生存狀況：“我本人以及其他天安門母親所生活的環境並未有任何實質性改變。比如，不管我到哪里，家中的電話、手機、寬帶始終遭受到監控、竊聽，而且常常被切斷。今年春節過後不久，葛洵先生來我家看望我，就在我家門前被綁架，遭毒打，被遣送返美，這是鐵證。清明期間，在京的一些天安門母親為死去的親人掃墓，不是被逼坐公安的警車，就是被警察貼身跟蹤。這一切與以往年月都沒有變。”所以，她的結論是：“鐵幕並未被撕開，極權政治仍在黑箱中操作。”

　　可是，某些自以為聰明的公知們，偏偏不願聽丁子霖的忠告，而願意相信胡錦濤和溫家寶是《零八憲章》的同路人。

　　綁匪內訌與肉票歡呼

　　王捕頭夜奔美領館，薄總督褫奪黃馬褂。刑部尚書“康師傅”

　　在懸崖邊上兩股戰戰，青天宰相“天線寶寶”儼然要為黨國帶來“同治中興”。關漢卿與莎士比亞聯袂，亦寫不出如此大戲。

　　當薄熙來再也勃不起來時，若幹公共知識分子和民間思想家，終於在“六四”後二十多年的高壓與屈辱中勃起來。對政改望眼欲99穿的民間人士，春心蕩漾，視胡溫為中國之救星。有人認為，黨內有壞人，亦有好人，薄熙來是壞人的代表，胡溫是好人的代表。這一次，是好人戰勝了壞人，中國有希望了。也有人認為，兩相其害取其輕，既然薄熙來比胡溫更壞，那麽支持胡溫搞垮薄熙來，也是一件正義的事業。這兩種看法都忽視了中共之本質：中共在“六四”

　　屠殺之後已淪為徹頭徹尾的貪腐集團，上至總書記，下至鄉長，都一樣壞。知識分子應當反對和批判整個中共體制，包括每一個掌握權力的人，而不是擁護某一派系打擊另一派系。綁匪內訌，其結果往往是更加殘暴者得勝，而不會帶來肉票的自由。為綁匪的內訌而狂歡，肉票未免太自作多情了。

　　擁胡派以辛子陵、鐵流等“社會民主主義者”為代表。兩人在一篇醫院中的對談指出，胡錦濤本質上是個民主社會主義者。“胡溫兩位平民政治家始終是相幫相扶。以民生為基本內容的胡溫新政不絕如縷，十年來貫徹始終。”他們認為：“只要軍隊在胡習手中，政府在溫李手中，只要胡錦濤、習近平、溫家寶、李克強同心同德，以胡錦濤為核心的中央主體部分就散不了，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有序地在地上天下運行。”指點江山的激情，宛如《人民日報》社論的腔調。最後，是聲嘶力竭的呼喊：“當前穩定人心和局勢的要務是：把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權威建立起來！”我很困惑：胡溫中央為何不任命兩人為中宣部的正副部長呢？

　　他們可比劉雲山之流有才華多了。

　　至於擁溫派，人數更多。有“民間思想家”之稱的王康指出：

　　“溫家寶‘茍利國家生死以’，在東方專制和共產極權的土壤上，他為國家人民保留一線生機的努力，已近極限。??近半世集權體制內的官宦生涯，還能葆持如此人生境界，若非真性情大悲憫，其誰能之？”這種厚顏無恥的大話、空話、套話，讓人噴飯。在現代社會，評價政治家之是非功過，不是猜測他的良心和道德如何，而是看他的政策是否達致“民治、民有、民享”之目標。憧憬“好人100治國”，是前現代社會儒家士大夫的思維方式，落後了整整兩百年。

　　王康又說，溫家寶“不僅身處波譎雲詭險相叢生的權力中樞，承受著難為常人道的艱危困苦，還備受各種政治立場者的譏嘲辱罵詆毀??能不獨孤？”這種為溫家寶叫屈的論調，更是有悖於現代民主政治之精髓：政治人物本該承受民眾之批評，即便是詆毀、嘲笑和辱罵，亦是必須適應之常態。既然“總統是靠不住的”，那麽公民罵總統就是公民之特權。如果換成一名歐美知識分子，會如此肉麻地歌頌政府首腦嗎？

　　知識分子的天職，不是像王康那樣變成蛔蟲進入溫家寶的肚子里去理解其內心之“孤獨”，而是對其嚴厲地監督與批評。自以為是馴獸師的人，最終的結局都是成為野獸的腹中餐。為帝王師者，最終都被帝王所拋棄，如範增之於項羽，翁同和之於光緒。但是，當馴獸師和帝王師，仍然是某些自詡民間立場的“思想家”的夢想。

　　由此可見，中國知識分子要擁有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中共之政權得之於槍桿子，守之亦靠槍桿子。毛鄧江胡，本就是一群殺人如麻的綁匪，中國民眾都是他們手上的肉票。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綁匪內訌，肉票何樂之有？還是一百零六歲的文化老人周有光看得清楚，他冷言冷語地說，對於中共十八換屆、薄熙來下馬等新聞毫不關心，“那有甚麽好看，鬥來鬥去，個個朝代看得多了！”

　　不是天鵝的絕唱，而是裹毒的蜜糖

　　正如毛周之“魚水關系”，胡溫亦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

　　毛周在某些治國方略上有一定的分歧，但在維持共產黨一黨獨裁上則高度一致。毛搞掉了幾乎所有跟他一起打天下的戰友，卻單單讓周存留下來，因為沒有周的鞠躬盡瘁，就無法讓政府運轉起來。另一方面，周也參與毛的每一項罪惡，跟著魔王做事的，能是聖賢嗎？101胡溫的關系也是如此，兩人合作執政整整十年，固然有某些分歧和鬥爭，但既然是一條船上的船長和大副，多數時候都同舟共濟，互相幫襯。到了後來，胡離不開溫，溫亦離不開胡。海外關於胡溫惡鬥的謠言，只能說明造謠者對中共運作模式的無知。

　　溫家寶在二零一二年全國人大閉幕式的記者會上的談話，本來並無新意，卻受到海內外媒體的過度闡釋和熱情追捧。多家西方媒體以“天鵝的絕唱”來形容之，對其帶有相當的讚許與同情。然而，在我看來，這不是天鵝的絕唱，而是裹毒的蜜糖。

　　溫家寶出色地完成了胡錦濤和政治局交給他的擔當影帝的任務。雖然他超越台詞臨時發揮的幾句話，曾經被中宣部的新聞稿刪去了，但總體而言，他灌給中國和世界的蒙汗藥非常管用，那麽多人正要清醒過來，被他一擺布，又昏然入睡了。

　　即便一些思考能力很強的知識分子，也被這碗裹毒的蜜糖迷惑了。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在接受 BBC 中文網采訪時說，這是溫家寶近幾年關於中國政改和社會問題的講話中最具體、最誠懇的一次，其中的內容信息值得多層次地解讀。異議知識分子陳子明在“德國之聲”中文網撰文指出，看了溫家寶記者會的電視直播，最深的印象是“人話”講得多了，“黨話”講得少了，所以溫家寶值得“表揚”。

　　聰明的知識分子尚且如此，普通民眾就不禁要感激涕零、山呼萬歲了。既然共產黨內還有溫家寶這樣的好人、青天、賢相，就說明共產黨還有希望！溫家寶的任期還有一年，應當耐心等待他在最後時刻破釜沈舟、啟動政改！即使出師未捷，他也會將改革之舵“擊鼓傳花”給習近平。君不見，在人大會議上，溫家寶對習近平豎起了大拇指？

　　這就是中共政治局希望達到的效果。毛澤東時代，周恩來的角色不可缺少；胡錦濤時代，溫家寶的角色也不可缺少。很多人願意去“理解”溫家寶，認為溫家寶畢竟提及政改，提總比不提好。但102是，溫家寶是政府總理，不是電台名嘴。電台名嘴的本職工作是說，當然可以說了不做；而政府總理必須知行合一，必須拿出切實可行的政策來。評價一名政治人物，不是看他說了什麽，而是看他做了什麽。說了不做，比不說還要壞。說的跟做的相反，就是說謊和欺騙。

　　就在溫家寶說要尊重人權的同時，全國人大通過了對公民實施秘密拘押的刑法七十三條，警察全面蓋世太保化有了法律依據，中國淪為一座舉世無雙的集中營；就在溫家寶說願意傾聽不同意見、甚至將批評者請到中南海的同時，若幹人權活動人士遭到非法軟禁、“被旅遊”，山東大學的孫文廣教授說，連門都出不了，如何到中南海去做客？

　　在這個世界上，最危險的東西就是裹毒的蜜糖。很多人吃得津津有味。溫家寶說：“在我擔任總理期間，謠諑不斷，我雖然不為所動，但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我將堅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氣，義無反顧地繼續奮鬥。”他的“奮鬥”，是否可以從公布自己和家人的財產開始呢？他宣稱，當了四十五年的公務員，“守職不廢，處義不回”，也許他本人沒有貪污過一分錢，但他的妻子和兒子何以富可敵國？僅僅因為他們是總理大人的好妻子和乖兒子嗎？

　　溫家寶真要取信於民，並不太難，只要先放三把火就可以了。

　　首先，親自向在地震中死於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家長、死於毒奶粉和毒疫苗的孩子的家長鞠躬道歉，並懲治涉案的貪官和奸商。就像當年戈爾巴喬夫向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中的死難者家屬道歉並對官僚體系動大手術一樣，以此撬動官僚體制的基石。其次，釋放王炳章、劉曉波、譚作人、師濤、劉賢斌等良心犯，並給予國家賠償。對良心犯的大赦，近年來從未有過。第三，命令媒體公開發表《零八憲章》，以供公眾鑒別和討論。《零八憲章》是中國和平轉型的希望所在，打壓《零八憲章》，也就切斷了中共自己的退路；采納《零八憲章》，在未來的民主中國，中共還有可能成為一個合法103的政黨。以上三條，都是中共的自救之道，但是，溫家寶敢這樣做嗎？

　　老虎扮豬是為了吃人

　　二零一二年四月，溫家寶赴波蘭訪問期間，專程前往奧斯維辛市，參觀奧斯維辛集中營紀念館，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那里的死難者，並敬獻花圈。溫家寶在紀念館的留言簿上寫道：“不懂得歷史就沒有美好的未來。”

　　對於這個劇情，又有不少影迷感激涕零，為“人民的總理”的人道主義情懷折服。然而，溫家寶最需要參觀的，不是奧斯威辛集中營，而是山東臨沂的東師古村。奧斯威辛集中營已經成為歷史，東師古村是中國活生生的現實。在長達七年的時間里，東師古村對於陳光誠一家來說，就是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集中營。

　　共產黨政權的殘暴，並不亞於納粹。陳光誠一家所遭受的慘絕人寰的迫害，難道不正是溫家寶統率的政府的作為嗎？臨沂不是一個獨立王國，臨沂就在溫家寶的管理與掌控之下。陳光誠直接向溫家寶發出呼籲，溫家寶為何至今依然置若罔聞呢？

　　與其向波蘭的死難者獻花圈，不如向陳光誠以及所有受到共產黨政權迫害的中國公民道歉。然而，對於溫家寶來說，他的憐憫是有選擇性和指向性的。猶太人的苦難是苦難，因為作孽者是德國法西斯；陳光誠以及中國民眾的苦難就不是苦難，因為作惡者就是胡錦濤和溫家寶的政權。中南海與東師古村的距離，比與奧斯威辛的距離還要遠。

　　溫家寶表情沈重地參觀奧斯威辛集中營，並不能說明他是一個有良心的官員。否則，以相同的邏輯推論，李鵬比溫家寶還要重視人權：一九九九年，李鵬以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身份訪問南非，專程乘船赴羅本島監獄，參觀當年囚禁曼德拉的牢房。李鵬感慨說，曼104德拉為南非人民的自由付出的多麽大的代價！隨後，李鵬還到曼德拉家中探望，李鵬夫婦與曼德拉夫婦在院子里牽手談話，宛如親密朋友。

　　曼德拉對中國了解有限，可能不知道他牽著的那雙手沾滿“六四”死難者的鮮血。但是，大部分中國民眾都知道李鵬在“六四”

　　屠殺中扮演的角色。李鵬比當年關押曼德拉的南非白人種族隔離政權的總統博塔還要殘暴千百倍，老虎就是老虎，不會因為參觀了曼德拉的牢房，就變成一只可愛的小豬。

　　李鵬是周恩來的養子，不過，雖然受過周恩來的耳熏目染，卻並未得到周恩來的真傳。周恩來參與了毛澤東制造的每一件罪惡，卻以慈母的形象傳於後世，這得益於他青年時代從事過戲劇表演。

　　周恩來是中共的第一代影帝。得到周恩來真傳的，不是李鵬，而是溫家寶。溫家寶為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掉淚，卻對天安門母親的呼籲置若罔聞。變臉之快，影視圈中無人能及。

　　溫家寶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中不可或缺的第二主角。他對胡錦濤政權的貢獻，僅次於胡錦濤本人。溫家寶的影迷，很多都是有些名氣的知識分子。他們說，根據面相就知道溫家寶是個好人；他們說，從直覺就可以判斷溫家寶有顆好心。他們不願分析材料，不作邏輯推理，期盼青天，自詡屈原，因而成為台下懵懵懂懂的觀眾。

　　而把老虎當作豬的下場，就是被老虎吞噬。1051.10胡錦濤沒少“折騰”中國人

　　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乘坐火

　　車出門。開著開著，火車突然停了。斯大林

　　把頭伸出車窗外，怒吼道：“槍斃火車司機！”

　　可是車還是沒有動。接著赫魯曉夫說：“給火

　　車司機恢覆名譽！”車仍然沒有動。勃列日涅

　　夫說：“同志們，不如拉上窗簾，坐在座位上

　　自己搖動身體 ，做出列車還在前進的樣

　　子??”

　　蘇聯民間笑話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北京舉行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大會。胡錦濤發表講話，聲稱改革開放是與辛亥革命和中共建立“新中國”並列的“第三次偉大革命”。他還提出將在中共建黨一百年時把中國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不過，那時胡錦濤早已作古，至於他制訂的時間表是否能夠實現，他完全不必負責。

　　胡錦濤的通篇講話，一如以往地冗長而乏味，讓人昏昏欲睡。

　　最後，他提出“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的“三不”方針，“不折騰”一說總算贏得與會者的掌聲和笑聲。在此類“嚴肅莊重”的大會上，聽眾從來正襟危坐，難得開心一笑。而一向不茍言笑、照本宣科的胡錦濤，也缺乏讓聽眾發笑的幽默。胡錦濤沒有經過的競選考驗，不需要像西方政客那樣用幽默吸引大眾。這一次，胡錦濤居然用了一個“生動活潑”的詞語，大出人們的意料之外。

　　口語化的“不折騰”一說，如何翻譯，讓西方媒體難以下筆。

　　有人提出譯為“別翻來倒去”（Don’t get sidetracked）或“別反覆”

　　（Don’t sway back and forth）。但行家搖頭說，這些譯法都不夠精彩，沒有把“折騰”里頭的“自我消耗”涵義體現出來。也有分析家指106出，“不折騰”，其實是“不變革”，平平安安混到交棒。但若理解為“執政者不再胡作非為”，那麽胡錦濤沒有身體力行“不折騰”

　　的口號，執政十年，從來沒有停止過“折騰”老百姓。

　　“不折騰”是“胡說八道”

　　在中共歷屆黨魁當中，胡錦濤是才華最平庸、性情最拘謹、心思最隱秘的一位。毛太祖熟讀史書，說話隨心所欲，談笑間便造成“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慘劇。毛喜歡引用經史子集的典故，常常讓黨內的老大粗和外國人摸不著頭腦。比如，毛與尼克松談話時，一句“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讓翻譯目瞪口呆，最後胡亂將這句話譯為“我是一個打傘的孤獨的僧人”。於是，美帝頭子尼克松為毛太祖深不可測的東方哲學修為五體投地。

　　鄧太宗雖然讀書不多，卻頗有四川人天生具備的幽默感。“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等說法，都是來自民間的妙趣橫生的口語。一旦升華成為“鄧小平理論”，便神聖不可侵犯。學者余世存在一篇文章中將“鄧小平理論”概括為“摸貓論”，結果這一句並無不敬的概括，被中宣部審讀組發現之後，遂下令將發表此文的人文學術雜志《方法》停刊。

　　從江澤民、朱镕基到溫家寶，都很喜歡在公共場合引用古典詩詞及西方文學名著，以此向公眾顯示其飽讀詩書。一九八九年，學運伊始，作為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面對遊行的大學生，用英文背誦美國獨立宣言，以顯示自己“也曾民主過”。有民國教育的底子，他倒也背誦得字正腔圓、鏗鏘有力。而朱鎔基主導國務院時，先後在多個場合向官員推薦西安碑林上刻錄的一則明代官箴：“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繼任總理溫家寶則效仿周恩來博學鴻儒的派頭，在雪災、地震及經濟危機的重重壓力之中，仍不忘“仰望星空”，顯得頗有點古羅馬“沈思者”皇帝奧勒留的風度。107與江澤民、朱镕基和溫家寶等人相比，胡錦濤胸無半點墨，要想講點有文化內涵的典故確實難為他了。但是，在中共的權力體系之內，一個人再沒有文化、再沒有理論水平，一旦當上黨魁，就得炮制出一套獨特的學說和理論出來。胡錦濤執政以後，命令智囊們搜腸刮肚、苦心經營，總結出了一系列口號。

　　但是，既然胡乃一乏味之人，其智囊不會聰慧到哪里去。胡的秘書班子炮制出“科學發展觀”、“八榮八恥”、“和諧社會”、“以人為本”，都被老百姓嗤之以鼻，無法成為流行語。

　　當了六年“今上”，卻未能留下一句“胡說八道”的“胡式語錄”，胡錦濤心有不甘。於是，“不折騰”三個字脫口而出， 果然一炮走紅，連外國記者也在國務院新聞辦的新聞發布會上，就此說法好奇地提出詢問。

　　“折騰”是老毛的本性，亦是中共的本質。“三反五反”、“土改”、“反右”、“大躍進”、“文革”，老毛一輩子沒有一天停止過折騰。他一折騰，百姓便遭殃，數千萬中國人被折騰至死。今天，胡鄭重承諾說，中共今後“不折騰”了，是否表明中共要停止暴政、停止虐民、改旗易幟、實現憲政呢？

　　對於神秘莫測的“不折騰”，國新辦主任王晨解釋說，“不折騰”

　　是指中共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原來如此！

　　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打著“不折騰”的旗號繼續“折騰”人民。

　　君不見，中共拘押那些討要賠償的毒奶粉受害嬰孩的父母，拘押那些要求懲辦貪官奸商的四川地震死難學子的父母，拘押《零八憲章》

　　發起人之一劉曉波??這些做法不是折騰又是什麽？看來，中共非得“折騰”至死不可。

　　胡錦濤等九常委為地震災區捐了多少錢？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大地震，舉世震驚。除了政府理108所當然地承擔救災重任之外，民間也積極展開救援和捐款活動。

　　但是，在某些場合，為災區捐款卻變味了。在中央電視台的明星捐款晚會上，一個又一個明星走上舞台，公開報出捐款數目。明明可以開出支票，偏偏要拎著鼓鼓囊囊的一大包現金到現場。捐款本是自願行動，有一定的隱私性質；如今，卻成了一場表演、比賽乃至攤派。

　　某些網民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挾持“輿論的力量”，“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甚至列出“鐵公雞”的榜單來。名單上，有文體名人，有跨國公司。但是，制榜者心中很清楚，誰是可以指責的，誰是不可以指責的。明星是可以指責的，老板是可以指責的，外國人是可以指責的──他們沒有還手的能力。而黨國是不可以指責的，胡錦濤、溫家寶和政治局的同僚們也是不可以指責的。當李嘉誠、邵逸夫、成龍等海外人士捐款的數額都被公之於眾的時候，偏偏就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捐款數額無人知曉。電視上反覆播放胡溫領頭在中南海為地震死難者默哀並捐款的畫面，比起唐山大地震時中共高層的麻木不仁，固然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九常委捐款的具體數額卻是超級“國家機密”，沒有哪個“狗仔隊”敢去打聽和挖掘。

　　與九常委捐款數額的秘而不宣相比，彼岸的中華民國的要員的捐款卻是透明的。新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的馬英九，為四川地震捐出個人積蓄二十萬台幣，折合人民幣四萬多元。馬英九在台灣以清廉著稱，除了薪水之外並無別的“外快”，二十萬台幣對他而言並非一筆可以忽略不計的小數目。既然馬英九為四川地震的捐款都可大白於天下，為什麽胡錦濤、溫家寶們的捐款是藏在保密局里的“國家機密”呢？

　　以薪水而論，馬英九的薪水在政府網站上可以查到。但是，胡錦濤的“薪事”卻是一團謎。據南韓《朝鮮日報》爆料，身兼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及中共總書記的胡錦濤，月薪人民為幣兩萬一109千多人民幣。而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特首的月薪為三十五萬多港元。

　　馬英九總統的月薪則為四十七萬台幣，差不多合十萬人民幣。若以薪水而論，胡錦濤的薪水只有馬英九的兩成。如果按照工資收入的比例來捐款，馬英九捐了半個月的薪水，是四萬人民幣；胡錦濤如果也捐半個月薪水，那就是一萬多人民幣。這個數據大可公布天下，可以為自己贏得美名。

　　那麽，為什麽胡錦濤等九常委對捐款數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呢？看來，他們內心清楚得很：若拿少得可憐的薪水來說事，實在太說不過去了。他們的薪水與他們家族的財富比起來，完全可以忽略不計。胡錦濤的兒子胡海峰坐擁數十億美金的資產，算不算也有老爸的一半呢？若按照九常委的家族掠奪的公共財富的比例來捐款，其數字一定讓香江首富李嘉誠望塵莫及。

　　胡錦濤先生，溫家寶先生，請公布你們捐款的數字，這是你們從皇帝和宰相走向公仆的第一步，這也是你們公開家族財產的第一步。

　　若要“不折騰”，先下“罪己詔”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如果發生重大自然災害，不僅被認為是天災，更被看作是人禍。每有慘烈的自然災害發生，朝野均認為“天怒”始於“人怨”，是由統治者的“失德”引起的。每當星宿活動異常、水旱災害頻發、地震傷及人命，統治者都會恐懼戰兢地下“罪己詔”。

　　以“天子”自居、“君權神授”的古代帝王，惟一主動而公開地向百姓道歉，便是下“罪己詔”。《左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也就是說，善於自我反省的君王，可以迎來盛世；而只會指責他人的君王，其滅亡也就在眼前。110

　　在古代皇帝中，罪己次數最多的，要算清世祖順治皇帝。這位少年天子親政後，自然災害很多，“水旱累見，地震屢聞”、“冬雷春雪，隕石雨土”。順治將這一切自然現象都歸罪於自己的“不德”，上幹天咎。他不斷自我反省，屢屢下詔罪己。臨終之際，又留下一道罪己遺詔，為自己列舉了十四條罪狀。

　　古代帝王下罪己詔，不能簡單地看成是欺騙老百姓的行為。儒家思想認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無水鑒，當以民鑒”，自古以來，統治者都將民生問題

　　當作國家之本，將民心當作一面判斷統治狀況優劣的鏡子。在階級矛盾尖銳、國家危難的時候，帝王往往會頒發《罪己詔》，藉此消除民怨、重新獲得百姓的支持，“使民心悅，天意回”。

　　古代帝王下“罪己詔”的做法，即便是欺騙善良的老百姓，跟今天將救災當作資本和榮耀來宣傳的中共當局相比，也要謙卑得多。

　　至少古代帝王們還要絞盡腦汁、想方設法地去“欺騙”老百姓，至少他們還懂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而在中共當局心目中，老百姓是隨便驅趕和虐待的羔羊，是被奴役的、不值得“安慰”

　　和“憐憫”的對象，只要掌握了槍桿子和筆桿子，民心的向背都不放在眼里。四川大地震之後，官方的宣傳機器高速開動，制造謊言的速度，甚至比參加救災的解放軍還快──這又是一個為當局塗脂抹粉、顯功擺好的機會。

　　從科學的角度來看，此次四川大地震固然是天災，亦有人禍的一面。比如，四川如雨後春筍般地修築大大小小的水電站，給環境和生態帶來怎樣的破壞？為什麽地震預報部門事先沒有捕捉到一點跡象？就當局的救災舉措來看，亦存在諸多失誤：為什麽軍隊延誤整整兩天才進入重災區？為什麽直升飛機數日都不能飛進水陸交通中斷的重災區？災區房舍損毀程度不一，更讓人深思：為什麽死難的多是莘莘學子而不是大小官員？為什麽轟然倒塌的大都是中小學校新建的校舍而不是政府的辦公樓？再看媒體報道，哪個媒111體敢於討論環境破壞、政府責任等“敏感”問題？

　　這麽多的為什麽，都只能雪藏在老百姓內心深處。誰說出來，誰就是破壞穩定、破壞救災的“壞分子”，就會遭到維穩機器的暴力打擊。由此可見，中共連“家天下”的專制君主都不如。胡錦濤口口聲聲說要“以德治國”，而從此次地震中當局的諸多表現就看出，中共就是一個“失德”的政權。然而，有哪個中共高級官員會為其“失德”而反躬自省呢？在中共六十年的統治當中，有哪個在位的黨魁真心誠意地向人民道過歉？

　　地震之後，中共仍不加悔改，仍以“折騰”民眾為樂，離天怒人怨的那一天真就不遠了。

　　“小胡”青出於藍勝於藍的“折騰術”

　　誰是胡錦濤心儀的接班人？不是習近平，而是胡春華。《經濟學人》日前發表文章，討論胡春華的出身與履歷。文章指出：“與胡錦濤相似的政治背景，使得這位內蒙古黨委書記經常為稱為‘小胡’。人們都相信，他是胡錦濤青睞的‘第六代’領導集體的核心。

　　‘小胡’在內蒙古的政績將決定他是否能擔此大任。”

　　一九七九年，胡春華以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縣文科狀元的成績被北大中文系錄取。他出身貧寒，在讀中學時徒步往返學校，“腳板上的繭有銅錢厚，穿爛的草鞋有一大堆”。十六歲考上北大之後，為了湊齊路費和學費，去工地背河沙，一個暑假掙一百多元錢。

　　畢業分配時，胡春華發現去西藏工作可以拿到“高原補貼”，由於家中為自己上學欠下債務，便報名去了西藏。本來是一個功利主義的決定，卻給他此後在官場青雲直上帶來意想不到的契機：當胡錦濤調任西藏黨委書記之後，偶然發現這名與他同姓的北大才子，立即加以提拔重用。

　　二零零八年三月，胡春華由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調任河112北省委副書記；同年四月，任河北省代理省長；次年一月當選河北省省長，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省長”。胡錦濤將胡春華安置在離北京最近的“直隸”，讓他更有機會作出政績來。然而，河北三鹿毒奶粉事件很快震驚世界。一個號稱崛起的大國，其高速發展以道德破產和犧牲嬰孩為代價，“中國制造”再度引起全球憂慮。

　　三鹿集團在宣布破產之後，巧妙地並入北京三元集團，此金蟬脫殼之計，致使數十萬毒奶粉受害孩童得不到應有的賠償。這里面少不了胡春華“乾坤大挪移”的本事。結石寶寶的苦難遠未結束，為孩子們討說法的家長代表趙連海遭到當局關押，胡春華不可能對此一無所知。在輿論壓力之下，三鹿集團高層獲重刑，石家莊的黨政領導也遭免職，但負有不可推卸之責任的胡春華卻安然無恙，官方媒體甚至讚揚他說：“通過信息公開，嚴格執法，逐步化解毒奶粉事件給河北經濟、社會帶來的沖擊。”

　　既然在此處“折騰”有功，胡春華很快調往他處繼續“折騰”。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河南、遼寧、吉林、福建、內蒙古五省區的省委書記同日調整，這是胡錦濤掌權以來對封疆大吏所做最大規模的一次調整。其中，胡春華由河北省長轉任內蒙古自治區委書記最為引人矚目。與棘手的西藏、新疆想比，內蒙社會比較穩定，胡錦濤認定，胡春華在此可以徹底擺脫三鹿陰影，做出一定的政績來，並奠定“入政治局”的資本。

　　人算不如天算，二零一一年五月，內蒙爆發多年來未有之大規模民眾抗議，觸發點為瘋狂的煤炭開采對環境造成巨大破壞，當地居民忍無可忍。胡春華如何處置這一變局呢？《經濟學人》評論說：

　　“一時間，武警遍布整個錫林郭勒盟，錫林浩特市的大學生被禁止離校，中央廣場被封鎖。這樣的應對自然可以為胡春華在醉心維穩的北京領導那里獲得加分。”

　　“大胡”出掌貴州、西藏期間，當地人民苦不堪言；“小胡”

　　出掌河北、內蒙期間，當地民眾亦苦不堪言。兩胡如同“花開兩朵，113各表一枝”。“小胡”出身底層，但其為官之後並未保持“無產階級本色”。古今中外已有很多例子證明：越是窮苦人家出身的人，越是有《紅與黑》主人公於連的心態，越是有不惜一切代價往上爬的欲望。從“小胡”先後“折騰”河北和內蒙人民的作為來看，倘若他在習近平之後接班，全體中國人都會遭到更大的“折騰”。

　　坐動車去西天最快

　　網上盛傳這樣一個笑話：唐僧師徒四人啟程去西天取經，爭論哪種方式最快。孫悟空說，我背著師父翻筋鬥，一個筋鬥便是十萬八千里。豬八戒說，我是天篷元帥，我也會騰雲駕霧。沙和尚說，我在流沙河多年，精通水性，我們走水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時，白龍馬也過來插話說，師父還是騎著我好，我轉眼就可以變成“飛龍在天”。最後，還是唐僧厲害，不慌不忙地拿出四張高價的動車車票，對大家說：“都別爭了，我們坐動車吧，一下子就到西天了。”可見，師父不是白當的，關鍵時候，還是師父最高明。胡錦濤就是唐僧。

　　在溫州動車撞車事故之後舉國悲悼的氣氛中，講這樣的笑話似乎不夠莊重。不過，這個笑話卻生動地揭示出中國當下欲罷還休的“動車亂象”。片面追求速度的“科學發展觀”，傲視全球的“中國模式”，讓數十名無辜民眾付出了鮮血和生命的代價。可是，該受懲罰的，難道僅僅是那三個被免職的上海鐵路局官員，以及被關在獄中的前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嗎？即便把劉志軍的刑期加重一倍，就能挽回決策失誤的損失並安慰死難者的家屬嗎？

　　在那節翻倒並扭曲的列車上，清晰可見“和諧號”三個倒過來的大字。現實生活的詭譎離奇，超過了常人的想象。這深富象征意義的一幕，表明了中國模式“不和諧”的本質。正如推特上人們憤怒的譴責：“出軌的不是動車，而是體制；埋葬的不是車廂，而是真相；焚化的不是屍體，而是民心；掩飾的不是過錯，而是罪行！”114需要承擔這一罪責的，不是劉志軍，而是胡錦濤。

　　此時此刻，就連官方的首席喉舌《人民日報》，也禁不住發表文章斥責“帶血的 GDP”。然而，有誰能阻止高鐵的突飛猛進呢？

　　有誰能阻止城市的大拆大建呢？有誰能把這血色的 GDP 降下來呢？

　　盡管新華社承認動車的信號系統存在嚴重的設計漏洞，但有關部門匆匆打掃現場，兩天之後，新的列車又在曾經血肉橫飛的地段飛馳而過。誰敢說中國人效率低呢？誰敢說中國人缺乏時間觀念呢？

　　溫家寶到現場表情嚴肅地表示要“徹底調查”事故真相，而胡錦濤照常是躲藏在中南海里在文件上寫批語。每次重大事故發生，兩人的配合都是如此默契。是的，這不是天災，而是人禍。這不是鐵道部一個無法無天的“超級部門”的個案，即便拆分如同獨立王國的鐵道部，亦於事無補。這一災難的發生是只有經濟改革而沒有政治改革的必然結果，這是“國進民退”式的“權貴資本主義”所結出的“惡之花”。沒有全面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可能從源頭上杜絕此類災難的重演。

　　《桃花扇》中，那個眼盲心明的老藝人悲涼地高唱：“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前車之鑒，無人理會，今天的中國是“眼看他修高鐵，眼看他暴富了，眼看他車翻了”。

　　中國人的遺忘舉世無雙。在昔日的蘇聯，一場切爾諾貝利核泄露事故，使得戈爾巴喬夫下定決心對舊制度開刀；而在今天的中國，一樁樁人為的災難，從河南艾滋、薩斯危機、四川地震、三鹿毒奶、上海大火一直延伸到溫州撞車，不過是將三五個官員拉出來當替死鬼，之後一切依舊，微瀾之後，死水依然是死水。

　　從“小說反黨”到“詩歌覆國”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日，浙江杭州異議人士朱虞夫被判刑七年，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胡錦濤時代的文字獄，數量之多，115量刑之重，遠遠超過江澤民時代。正如乾隆制造文字獄的本領超過雍正，獨裁者在心狠手辣、心胸狹窄上，總是青出於藍勝於藍，沒

　　有最壞，只有更壞。

　　朱虞夫的罪證居然是一首並未公開發表的、只有短短的十二行的小詩。二零一一年春，阿拉伯國家發生茉莉花革命之後，朱虞夫詩興大發，寫了一首題為《是時候了》的詩歌，並通過手機短信發給幾十個朋友。其中，最後幾句是這樣寫的：“是時候了，中國人！

　　/是時候了/中國是大家的/選擇是自己的/是時候用自己選擇未來的中國。”

　　朱虞夫沒有想到，一首包括標點符號在內僅有一百一十個字的小詩，換來七年刑期。中國的故事比魔幻小說《哈利波特》還要離奇。中共文字獄之酷烈，就連雍正、乾隆等專制帝王亦自嘆不如。

　　此前，劉曉波因參與起草和組織聯署《零八憲章》被判處十一年重刑。有人統計，《零八憲章》一共四千零二十四個字，除以十一，等於三百六十五，也就是說，一個字換來一天的刑期！這是中共決策者刻意的安排嗎？

　　朱虞夫更慘，一個字折合二十三天的刑期，每個字換來的刑期是劉曉波的二十二倍！假如一首小詩就可以將老大帝國傾覆，這首小詩難道比核彈還要厲害嗎？而這個帝國難道比四川地震中轟然倒塌的豆腐渣工程更加孱弱嗎？

　　不是文字的力量有多大，而是共產黨自己心虛。“詩歌覆國”

　　不是胡錦濤的首創，“小說反黨”是毛澤東的發明。

　　一九六二年，中宣部計劃出版頌揚陜北根據地創始人劉志丹的小說，該小說得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勳的首肯。殊不知，此舉觸動了毛澤東敏感的神經，毛當年正是通過整肅陜北本土的幹部而反客為主，劉志丹不是死於抗敵前線，而是死於毛的暗殺。毛勃然大怒，正好利用此事清算非嫡系的原西北老幹部陣營。116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毛澤東主持會議。康生給毛澤東遞了一條條子，條子上寫的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念了這張紙條後，又發揮說：“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於是，十中全會決定成立專案委員會，由康生出任主任，對習仲勳等人進行隔離審查。

　　由此，習仲勳被打倒，失去自由長達十六年之久。被釋放時，習仲勳已精神失常，連家人都認不出來。當時，被牽涉入此案的有六萬多人，被迫害致死的有六千多人。一九七九年六月，在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向中央委員會遞交的為《劉志丹》案平反的報告里，稱該案為“一起株連甚廣的現代文字獄”。該案亦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聲，習仲勳是高級官員中的第一個祭品。

　　《劉志丹》案，也直接導致少年時代的習近平飽嘗人間冷暖、世態炎涼。然而，即將成為新一代中共黨魁的習近平，為何漠然地坐視朱虞夫案的發生呢？朱虞夫與習仲勳一樣是無辜者。習近平為何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呢？是不是他不敢對胡錦濤的欽定的禦案提出任何異議呢？

　　胡錦濤與毛澤東一樣，對文字有一種天生的恐懼。從小說反黨到詩歌覆國，五十年過去了，共產黨依然在原地打轉，離言論自由的文明主流遙不可及。

　　胡錦濤早日滾出中南海

　　中南海，昔日皇帝的行宮，今日中共最高統治當局的代名詞。

　　一個號稱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其中樞卻設立在皇家園林，其黨魁享受帝王般奢華生活，豈非莫大的諷刺？117

　　一九四九年，中共從國民黨叛軍手中接收北平，毛澤東急不可耐地坐上龍廷。中共建政之初，毛礙於輿論壓力，沒有直接竄進紫禁城，登基太和殿，卻選擇中南海為其居住地，並將城內各大王府分配給文臣武將及統戰對象，其涵義十分明顯：我就是那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今上”。詩人、南社首領柳亞子，自視甚高，希望分配到頤和園，未能如願而大發牢騷。於是，毛和詩曰：

　　“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扯著嗓子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站起來的只有他一個人，即便那些站在他身邊的開國元勳們，全都跪著──彭德懷誤認為自己站著，剛剛發表一點批評意見，立即招致滅頂之災。紅軍創始人朱德私下里感嘆說，誰能想象我們這群人曾經在一口鍋里吃飯呢？朱、彭亦如此哀嘆，更不必說平頭百姓了──他們迎來的是亙古未有之暴君。

　　就在毛太祖竊據中南海，並在北京城內大興土木時，建築學家梁思成有話要說。這個不識時務的迂夫子，建議在當局在西郊興建新城，安置政府機關、工廠企業，便能將老城區保護下來，使之成為傳統文化的“活化石”。善良的梁思成哪里知道毛太祖心中濃得化不開的帝王意識呢？倘若中央政府設在城外的新區，如何顯示帝王的權柄和氣派？毛太祖龍顏大怒，梁思成遭到鋪天蓋地的批判之後，含恨而逝。中共中央遂盤踞中南海至今。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南海里居住過中共歷屆最高統治者，以毛澤東居住時間最長，鄧小平次之，江澤民再次，胡錦濤若比江澤民長壽，居住時間也會超過江。中南海上演過血雨腥風的宮廷政變，“厚黑”主人們下達過一道道殺人命令。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在回憶錄中寫道：“毛的中南海內住地在中海與南海之間，前門對著南海。中南海一定是全世界門禁最森嚴的地方。晉見毛的外國貴賓感覺不到武裝警察的存在，但事實上警衛以毛為中心，成環狀向118外擴散，遍布中南海內。毛的貼身侍衛也兼任隨從，武裝精良，守衛緊密森嚴。”可見，毛太祖每日都生活在杯弓蛇影的恐懼之中。

　　太監們的幽靈在這里遊蕩，宮女們的身影在這里定格，在毛鄧江胡身邊，晃動著刀光劍影。

　　北京的明清宮殿及園林，如紫禁城、頤和園、北海、 天壇等，均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納入到“人類文化遺產”的名單之中。這些地方不僅對全世界遊客開放，且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監督。惟有中南海一地，被活生生從“三海”中割裂，成為中共統治者的禁臠。昔日，中南海是皇家禁地，在皇權傾覆、實現共和之後，它理應是全體中國民眾的共同財富，不應被某黨、某人所獨占和獨享。

　　中共各級官僚以開發房地產斂財，動用黑社會清除“釘子戶”。

　　他們用“釘子戶”這一貶義詞污蔑那些捍衛其住宅和土地的公民。

　　其實，中共才是中南海里的“釘子戶”。號稱建設“和諧社會”的中共，掩耳盜鈴地回避其霸占中南海的事實， 這一事實乃是今日中國最大的“不和諧”，亦觸犯了中共自己制訂的《文物保護法》。宣揚“八榮八恥”的中共，倘若真有一點羞恥之心，理應主動般出中南海，將其移交文物部門管理，並早日對公眾開放。

　　中共才不答應呢，他們已將中南海變成大淫窩。就連軍隊文工團都成為中南海主人們“亂點鴛鴦譜”的對象，毛澤東與張玉鳳們的故事並沒有成為歷史。不久前，網絡上出現了幾名中南海“女服務員”靚照，果然個個國色天香──她們只為胡溫等“九總統”提供貼身服務。

　　倘若中共的魁首們只在中南海里折騰，倒是中國百姓之福。中國人民寧願犧牲中南海的美麗風光， 只要胡錦濤們在里面閉門不出，百姓就能好好過日子了。但是，胡錦濤們不僅要在中南海里折騰，還要從中南海向外面發號施令，從“人民公社”到“六四”殺人再到抓捕劉曉波，哪個命令不是出自中南海呢？1192.1焚書與活埋：胡錦濤時代的兩個關鍵詞

　　稍知中國大陸內部真實情況的人，都不

　　會為中共表面的“經濟繁榮”所惑。從中共

　　“維穩”經費超過國防預算這一點來看，這

　　一政權已在無比的恐懼和慌亂之中，正符合

　　“日暮窮途，倒行逆施”的古話。

　　余英時

　　暴力維穩，越發不穩。覆滅之日，圖窮匕見。傑出的人文學者余英時先生說過，絕對不能低估中共暴政覆滅之前的殘暴，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它會垂死掙紮，甚至會大開殺戒。在胡錦濤統治末期，余先生的這一預言不幸應驗了：焚書與活埋，這兩個現代極權主義最具象征性的統治方式，也是秦始皇開創的中國專制主義傳統──焚書坑儒──的現代版本，漸漸浮出水面。除了暴力之外，跋前疐後的胡錦濤一籌莫展。

　　胡錦濤統治中國的十年，一路走下來，許多中國人的心路歷程是：從對“勃然奮勵”的熱烈憧憬，到對“鵝行鴨步”的無比失望，再到對“胡天胡帝”的徹底絕望。即便是以“救黨派”自詡的歷史學者辛子陵，以為批毛而不批胡，可以擠出一點言論自由的天空，沒有想到僅僅批毛也成為維穩的對象。當“以人為本”的謊言破滅之後，胡錦濤負薪救火、戴盆望天，轉而以鐵腕維穩，讓子彈亂飛，其政權結構越發剛性。在一度顯得惠風和暢的“和諧社會”面具背後，人們聞到了焚書嗆人的煙味，聞到了活埋威脅的血腥氣。

　　焚書：從柏林到北京

　　焚書是中國人的發明，秦始皇是始作俑者。

　　二十世紀，將焚書這種“行為藝術”發揮到登峰造極地步的，是希特勒和毛澤東兩大獨裁者。120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納粹為鞏固政權和實行獨裁統治，為對人民從思想到行動加以徹底的控制，發起了全國性的、大規模的焚書運動。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以“反對非德意志精神”為借口，列出一張長長的禁書清單。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在德國柏林歌劇院廣場，戈培爾發起焚書活動，挑動群氓將不計其數的禁書從圖書館和書店中清理出來，投入大火之中。看著燃燒的火焰，這個擁有博士學位的納粹頭目對現場的大學生和沖鋒隊員宣布，為德意志精神掃清道路的“德意志革命”爆發了。

　　德國作家魏德曼寫過一本名為《焚書之書》的著作，集中介紹一百多本被納粹列入首批應當焚燒的書籍，以及作者們的坎坷命運。

　　這些作家的書被焚燒，他們被剝奪了讀者、剝奪了已經習慣的生活、剝奪了祖國、剝奪了家鄉、剝奪了幸福，甚至被剝奪了生命。他們的名言是：“我們不會老，我們在流亡。”

　　“我尊重所有作品被第三帝國燒毀的作家，”著作被燒毀的作家約瑟夫·羅特於一九三五年寫道，“因為火精煉了他們，使他們變得完美、使我了解他們”。讓人欣慰的是，最後的勝利並不屬於納粹：二零零八年，值焚書七十五周年之際，德國出版了“焚書叢書”第一輯共十種。當年那些作品被焚燒的作家，以一種超越時間的方式，在新的世紀里破土而出。

　　藏書家薩爾茨曼致力於搜集納粹時代禁書目錄中的書籍。他收藏了一萬二千五百本當年遭到過焚燒的書籍，“每一本書都有一個故事。這些故事我沒有記下來，我必須講述每一本書的故事，講給圖書館員聽、講給參觀圖書館的觀眾們聽、講給每一個想知道一些這個世界的人聽，使他們了解一些被焚的作品，了解五月那天‘書被焚、人被忘’的作家們。所以更不能忘記他們，永遠不能忘記他們。”他的收藏有望被開辟為一座對公眾開放的圖書館，那些飽經滄桑的書籍將在流轉和閱讀中重新煥發生命。

　　在焚書和殺人的競賽中，毛澤東之於希特勒，可謂青出於藍勝121於藍。毛的那張木板床上堆滿線裝書，當然還有如花似玉的女人。

　　即便在政治鬥爭最劇烈的時刻，毛也手不釋卷、韋編三絕，說他是個博覽群書的讀書人並不為過。但是，毛從這些線裝書中汲取的，全是陰森可怕的權謀術與厚黑學。他讀了很多書，但並沒有“因真理得自由”，書讀得越多，反而越向“黑暗之心”沈淪。

　　毛從不讀西方的書籍，也不允許老百姓選擇自己喜歡的書來讀──除了他的語錄和選集等寥寥可數的幾種書籍，其他都是要焚燒掉的“封資修”。毛深知，愚民是最好統治的，愚民才會對他頂禮膜拜。“文革”伊始，毛即展開比納粹更大規模的焚書運動，包括他喜歡讀的那些古書，也成為焚書運動的犧牲品──別人讀了之後，變得跟他一樣聰明那可怎麽辦？

　　焚書與殺人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很多書被焚燒的作家，生路也被斬斷。比如，一度忠心耿耿地追隨共產黨的作家老舍，被紅衛兵強迫跪在焚書現場的火堆前面，熾熱的烈焰烤得他滿臉通紅。在經歷了肉體淩辱與精神折磨之後，老舍毅然沈湖自盡，以身殉書。

　　毫無疑問，喜愛吟詩作賦的毛澤東是文化最大的敵人，是自由心靈最大的敵人。毛未能讓中國戰勝蘇聯成為共產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卻成功地讓二十世紀下半葉焚書的中心，由柏林轉移至北京。

　　作為文化古都的北京，成為書籍的最後的墳地。

　　今天，“文革”在中國從未結束。毛後的三十年與毛統治的三十年，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共產黨依然壟斷權力和財富，包括民眾的心靈世界。禁書和焚書是控制意識形態的最簡單方法。從鄧小平時代到胡錦濤時代，由當局親自實施的公開焚書的行為並不多見，但以書治罪的文字獄層出不窮：從對白樺《苦戀》的大批判，到因《零八憲章》重判劉曉波，無不是統治者狂傲與虛弱的犧牲品。統治者不敢公開焚書，卻將不喜歡的書直接送入紙漿機。我在二零零四年在國內正式出版的關於美國文化的遊記《光與影》，就被上海市新聞出版局查抄數千冊，送入機器打成紙漿。這與焚書有什麽差122別呢？

　　在文化控制方面，胡錦濤時代更甚於鄧小平時代和江澤民時代。

　　胡錦濤夢想將中國變成朝鮮和古巴那樣道路以目──這是他上台之初在一篇內部講話中披露的真實想法。胡錦濤並不是技術專家，雖然擁有清華大學的學位，但他在清華是共產黨的職業學生和政治輔導員。從一開始起，他就是不稂不莠的黨棍。這樣的人當然對焚書的暴行拍手稱快，因為“劉項從來不讀書”。

　　焚書是獨裁者陳陳相因的巫術，在共產黨中國，這種巫術從“文革”一直演繹至今。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十八日，在中國山西太原和河北石家莊，有一批毛派人士購買大量的《南方周末》等報刊，集中焚燒並掩埋。他們還將焚燒現場的照片在網絡上發布，極左派網站“烏有之鄉”將此信息放在重要位置，並發表“社論”

　　加以讚揚。人如其面的北大中文系毛派教師孔慶東，在其微博上如蟻附膻地指出：“人民對漢奸媒體已經出離憤怒了。”

　　難道焚燒一份報紙，就能消滅自由的思想嗎？毛派焚燒書報的行徑，讓我想起南方的“打小人”活動。“打小人”是一種流行於香港、廣東民間的巫術儀祀，希望借由巫術驅逐、報覆“小人”。

　　這樣的活動一般在陰暗的地方進行，例如橋底。我在香港銅鑼灣及灣仔之間的鵝頸橋下，便看到“打小人”的奇特景象。焚燒報紙的毛派人士，真該從天價的維穩經費中申請一筆，奔赴香港鵝頸橋下，與“打小人”的大媽們一起向世界各國的遊客表演這種極具中國特色的民俗。

　　對於“打小人”的民間民俗，無論其有多麽荒謬，亦可一笑了之；但是，對於中共官方主導或縱容之焚書惡行，則必須警惕並批判之。在今天的德國，焚書者被視為踐踏文明底線的犯罪行為；而在今天的中國，毛派們則在硝煙與塵埃中狂歡，甚至在網上得到不少人的支持。這些焚燒書報者以“人民群眾”自居，其實他們的行為是當局策劃的，至少獲得當局之默許。當局樂於“挑動群眾鬥群123眾”。

　　作為最高領袖的胡錦濤，從心底里欣賞此類焚燒書報的行為。

　　他從不閱讀文化經典著作，對文化和文明充滿偏見與仇恨。龍應台質問說“胡錦濤主席，請用文明說服我”，無異於對牛彈琴。胡錦濤對“文革”的記憶是“陽光燦爛的日子”，“文革”再來一次是其內心的願望。

　　中國沒有再來一次“文革”，非胡錦濤不為也，是其不能也：

　　即便胡錦濤有毛澤東的雄才大略，也無法將中國這艘巨輪重新駛回毛時代。但胡對毛的統治術心悅誠服，隨著中國社會“潰敗”的加速，在其統治的最後時刻，對文字獄、焚書等具有“毛澤東特色”

　　的統治方式，會死灰覆燃，並得到變本加厲地運用。

　　活埋：從波爾布特到胡錦濤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八日，我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國家記者俱樂部召開記者會，揭露中共國保對我施加之酷刑，談及國保“活埋”之威脅。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活埋”一詞迅速成為國內國際關注之焦點。不僅國際媒體廣為報道，在新浪微博上也成為一個最熱門的詞語。《華爾街日報》為此發表社論指出：“中共當局期望余傑去國之後便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們的算盤落空了。”

　　早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我與劉曉波計劃起草年度中國人權報道，遭到北京警方傳訊時，我就遭到過“活埋”和“制造車禍讓你人間蒸發”的威脅。最近兩年來，隨著中國人權狀況的持續惡化，若幹人權活動人士也遭到過類似的威脅，如滕彪、李和平、古川、萬延海等人，都曾撰文揭露國保所說的“活埋”一詞。但是，長期以來，外界只是將這一動詞視為個別國保口頭上的威脅，並沒有將其當真。

　　然而，這一次，“活埋”這個漢語詞匯一石激起千次浪。近年124來，在暴力拆遷過程中，已經屢次發生“釘子戶”因反抗拆遷而被活埋的惡性事件，繼而發生溫州錢雲會事件，以及溫州動車事故後鐵道部悍然掩埋火車頭的事件，“活埋”的聲音由遠而近，由“舊社會”挺進到“新社會”，進而成為胡錦濤統治末期的另一個關鍵詞。我的控訴是臨門一腳，讓這個關鍵詞成為胡錦濤統治的“最後封印”。

　　如果縱向訴諸於中國之歷史，活埋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大法寶。

　　從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活埋是皇家特有的一項制度。 凡是不聽話的士大夫和老百姓，都有可能被皇帝下令活埋掉。即便是老老實實當奴隸的民眾，如果不幸被選中修建皇帝的陵墓，待完工之後也會遭到集體活埋。

　　如果橫向訴諸於世界其他專制政權，活埋亦是此類政權屢試不爽的一大法寶。二戰期間，在某些納粹統治區，納粹時常用活埋的方法對付抵抗運動和遊擊隊，以起到殺一儆百之功效，在波蘭和俄國都有類似的情況發生。在斯大林時代的蘇聯，也用活埋的手段對付地主、富農階級，有別於納粹之種族屠殺，斯大林的屠殺乃是“階級屠殺”。

　　亞洲人似乎尤其迷戀活埋這項懲罰技術。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政權是活埋的專家。 從一九七五年四月到一九七八年末，紅色高棉屠殺了三百萬民眾，其中大量的人是被活埋的。紅色高棉認為，不值得為敵對階級浪費寶貴的子彈，寧可選用原始的處死辦法；在腦袋上用木棍或鐵鎬來一下，要不就是活埋。整個家族，男人、女人，還有孩子，所有的人被塞進事先挖好的洞里。據幸存者憶述，那些從沒有見過城市和城里人的少年軍人，被訓練成極為殘暴的殺人機器，他們的頭腦中全部被灌輸著仇恨。虐待和殺人是他們的唯一能做的，他們不用子彈射殺，而是用木棍擊打人後腦，用砍植物的鋸齒刀割人喉嚨。近年來，柬埔寨境內陸續發現多達一萬八千處的“白骨坑”，許多頭骨都有破裂的痕跡。125

　　在中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國共兩黨“比酷”的時代，雙方都大肆使用活埋的手段對付對方。國民黨的殘忍不如共產黨，故而失去了政權。共產黨不僅在武裝暴動和戰爭期間坑殺敵人以及內部的不同派別，在奪取政權之後仍然使用這種最簡便也最有效的方法，在“鎮反”、“文革”等政治運動中，中共屢次使用此種“一了百了”

　　的殺手鐧。槍殺林昭之後，還要向其家屬討要子彈費；而活埋成本最低，屍體還可以當作肥料“廢物利用”。

　　隨後的鄧小平時代和江澤民時代，中共似乎不再明火執仗了，共產黨活埋敵人的歷史本身也被“活埋”。在八十年代，許多人相信，共產黨可以變好，可以完成自我改造。但是，一九八九年“六四”槍響，大屠殺之後，當局一夜之間便將北京城打掃得幹幹凈凈，焚屍滅跡，與活埋何異？

　　然後，果然如王震的名言，“殺二十萬人換來二十年的穩定”，也如溫家寶斬釘截鐵的回答“沒有對八九年事件的果斷處置，就沒

　　有中國二十年經濟的發展”。然而，建立在殺人之上的穩定，其實是最大的不穩定。否則，胡錦濤刺刺不休的一個詞語，為什麽是“維穩”呢？

　　二零一零年以來，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沖擊和茉莉花風潮的震蕩，讓胡錦濤的每一個毛孔都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感。

　　在過度反應之下，他想起了“活埋”這一毛太祖的“傳家寶”。胡不愧為毛主席的好學生，每當遇到危機，便臨渴掘井地向毛太祖取經。毛太祖給胡錦濤的救命錦囊中，寫的就是“活埋”兩個字。

　　於是，胡錦濤重用國保警察“暴力維穩”，國保隊伍一再膨脹，且吸納大量地痞流氓式的人物。中共誕生之初，其主要成員都是風華正茂的“五四青年”；此後，中共轉入農村革命，打上毛的烙印，蛻變成從事“痞子運動”的“痞子黨”。胡錦濤時代，中共黑社會化的趨勢更是不可逆轉。

　　《美國之音》中文網上就此話題作了一個民意調查，從二零一126二年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 一個星期之內的投票結果如下：

　　中國著名異議作家余傑在遭到中國政府長期迫害後被迫流亡美國。很多人說，余傑的遭遇說明中國政府打壓持不同政見者的手法趨於黑社會化。您同意這種說法嗎：

　　同意 86%(2110)

　　不同意 10%(268)

　　不知道 3%(75)

　　投票總數： 2453

　　被活埋的，是胡錦濤建設“和諧社會”的甜言蜜語。一個活埋的陰影籠罩四方的社會，可能“和諧”嗎？國保人員威脅異議人士的“活埋”，不是一句玩笑，而是中共隨時可能付諸實踐的“應急計劃”。國保部門揚言活埋兩百名“反黨”知識分子，這個數字只會少，不會多。 這句話不是虛張聲勢，而是實話實說──中共高層確實有類似的預案，在其崩潰之前實施大屠殺，即便自己完蛋，也要拉上一幫人殉葬。既然“六四”敢開槍殺害數千人，“六四”二十多年後活埋兩百人又算得了什麽呢？

　　“活埋”的威脅，讓中共“自改革”的可能性歸零。《墓碑》

　　的作者楊繼繩說，“活埋”一詞流行，讓許多原本對胡溫抱有幻想的黨內開明派對黨放棄了最後的希望，至少讓中共的壽命縮減了三年。

　　焚書是精神控制，活埋是肉體消滅，兩者互為表里，缺一不可。

　　胡錦濤倡導的“和諧社會”，在“焚書”和“活埋”兩個詞語的光照之下，顯露出黑社會的猙獰面目。作為黑社會“老大哥”的胡錦濤，投射在歷史舞台上的倒影，比波爾布特、薩達姆和卡紮菲更加陰森恐怖。127

　　2.2胡錦濤是勃列日涅夫的中國版

　　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形成了非常可怕的

　　說空話的傳統。發表演講，往往講得很好也

　　很正確，但講的話多半空洞無物。替他起草

　　講話稿的人具有歪曲任何好主張的特殊本領。

　　布爾拉茨基《評勃列日涅夫時代》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六一”兒童節前夕，胡錦濤前往北京市東城區少年宮考察，除了節日問候和表達對少兒工作者的敬意外，還與兒童們玩起擊鼓傳花的遊戲。中共黨報《人民日報》

　　六月一日圍繞胡錦濤考察東城區少年宮之事發表了題為《在祖國陽光哺育下快樂生活健康成長》的文章，隨後在其官網“人民網”（胡錦濤曾透露，這是他“必看”的網站）的頭條位置予以全文刊載。

　　鳳凰網轉引新華網的消息後，不僅將標題定為“胡錦濤考察少年宮與兒童玩擊鼓傳花”，還置於大頭條位置。“擊鼓傳花”幾個大字尤其顯眼，還在正文中特意用黑體字將有關擊鼓傳花遊戲的段落標注出來。鳳凰網的這一標題設置，引來其他媒體瘋狂轉載，包括新浪網、騰訊網、網易、搜狐等。

　　胡錦濤跟孩子一起玩遊戲，本來只是平淡無奇的一句“起居注”，沒有什麽新聞價值，卻因為“擊鼓傳花”這個成語備受矚目。“擊鼓傳花”不單單是一個孩子的遊戲，而且成為一個頗具政治交接意味的代名詞。此前，被外界傳為習近平重用的智囊、且與劉源等軍方太子黨高官關系密切的張木生，曾“痛心疾首”地說過：“確實有人這樣想，再有一年多就該交班了，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我們現在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但是新一代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繼續下去。”這是不點名地批評胡錦濤素餐屍位。雖然張木生回歸“新民主主義”的思路是逆時代潮流而動，但他以“擊鼓傳花”這個成語諷喻胡溫政權的不作為、誤把“停128滯”作“穩定”，倒是十分貼切。就像勃列日涅夫統治蘇聯十八年，讓蘇聯不可遏止地走向衰亡一樣，胡錦濤統治中國十年，讓中國失去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最佳契機。所以，胡錦濤不僅是中共的亡黨黨魁，更是中國的千古罪人。

　　“小市民”當國必定誤國

　　蘇聯崩潰的首要責任，並不在最後一任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身上，如同明朝滅亡不能單單責怪末代之君崇禎皇帝。當戈爾巴喬夫毅然決定改革時，已為時晚矣。蘇聯這艘大船早已千瘡百孔，戈爾巴喬夫縱有萬丈雄心，亦無力回天。蘇聯崩潰的最大的責任，當歸咎於勃列日涅夫身上，如同明朝滅亡的病根當追溯到萬歷朝──歷史學家黃仁宇將目光定格在“萬歷十五年”，千頭萬緒，在此糾結。

　　勃列日涅夫執政長達十八年之久，最後死在其寶座上。其對內政策為：重用黨工、軍工企業和克格勃等利益集團，任由腐敗肆虐，以“完善”取代“改革”，殘酷打壓民主人士，壓制學術自由和新聞自由，掀起個人崇拜狂潮；其對外政策為：因大量出口石油和天然氣換取外匯，自以為財大氣粗，與美國展開軍備競賽，大肆“輸出革命”，幹涉他國內政，甚至窮兵黷武，發動侵略戰爭。勃列日涅夫之內政外交均逆流而動，使得蘇聯病入膏肓，淪為搖搖欲墜、外強中幹的“泥足巨人”。

　　長期為蘇聯領導人提供政治、外交方面咨詢意見的學者阿爾巴托夫，在回憶錄中對勃列日涅夫有這樣的評價：“勃列日涅夫的家庭成員以及他周圍的人，強烈地表現和反映出小市民的氣質、小市民的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甚至小市民的某些‘天性本能’。”從契訶夫到左琴科等作家的作品中，都曾俏皮尖刻地嘲諷過“套中人”、“蘇維埃職員”式的市儈，這些小說人物就是勃列日涅夫之“前世今生”。129

　　勃列日涅夫是個平庸之輩，文化水平不高，不愛學習，思想上與理論上保守僵化，性格軟弱，特別愛好虛榮與阿諛奉承。他閱讀的惟一一本雜志是《馬戲》。嚴肅電影很少有看完的時候，劇院則從來沒有去過。勃列日涅夫長期從事政治工作，他最大的一個弱點是，對新生事物是個過敏反應癥患者。他缺乏基本的經濟知識，要準確地說出一個經濟術語會很困難。他作報告的一貫風格是：“四平八穩，既無高潮，也無水平，無聊乏味，一本正經。”

　　在權力問題上，勃列日涅夫是個十足的現實主義者，他能根據斯大林時期形成的政治參數去地理解現實主義。那就是：領袖的權力並不取決於其治下的經濟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政策贏得民心的程度以及良好的輿論反應，而首先取決於他的實力──真正的、無情的、有形的強制力。所以，他一開始被看作“過渡人物”，卻不動聲色地逐一戰勝諸多表面上比他更強的對手，並將最高權力緊緊捏在手中，直到死去。

　　勃列日涅夫對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決蘇聯覆雜的內政與外交難題有自知之明。根據其助理亞歷山德羅夫的見證，勃列日涅夫有一次對他說：“我擔任過的所有職務中，最好的還是黨的州委書記的職務。而在這里，在克里姆林宮，是通過放在你桌子上的文件去看世界。”那麽，這樣一個平庸者，是如何成為蘇聯的最高統治者的呢？阿爾巴托夫提出“勃列日涅夫現象”之概念，他認為，“勃列日涅夫這樣一個人，居然被歷史進程，被當時實行的政治機制推上他很不稱職的職位上去”，這表明蘇聯的人才選拔機制失效和出軌了。

　　在曾擔任戈爾巴喬夫助手的雅科夫列夫眼中：“勃列日涅夫是衰落時期歷史上的一名鬧劇醜角。他學問不大，而且好記仇，他除了幾乎能準確嗅出誰是自己的支持者、誰是自己的敵手的本能外，沒有其他才能。”雅科夫列夫指出，是勃列日涅夫等蘇共領導人的社會思維的局限性和他們歷史性的傲慢，以及在意識形態和理論原130則上的政治盲目性，把黨帶上了自殺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說，勃列日涅夫本人也是制度的犧牲品：“制度本來就不需要一個有生氣的管家。這已經不是他的過錯，而主要是垂死的單一政權的征兆。”

　　就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相似性而言，胡錦濤簡直就是勃列日涅夫在異國他鄉的“轉世靈童”。在共產黨國家的統治者中，再也找不到勃列日涅夫與胡錦濤這樣一對如此近似的“孿生兄弟”。胡錦濤出身於一個徽商家庭，曾祖一代經營的“胡源泰”是江蘇泰州二十五家有名的茶商之一。到了其父胡靜之一代，戰亂中的生意已不如以往，只能勉強維持。中共建政之後，毛澤東推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變相剝奪工商業主的私有財產，“胡源泰”被並入泰州供銷合作社，胡靜之由老板變成職工，每月領取十元薪水。雖然不屬於中共鎮壓的“敵對階級”，但作為灰頭土臉的“前小業主”，胡靜之在其五十九歲短暫的人生中，戰戰兢兢，謹言慎行，方得以避禍幸存。自幼在此種家庭成長，胡錦濤身上深深烙下了精於算計、察言觀色的“小市民”氣質。

　　青年時代，胡錦濤在清華大學擔任政治輔導員；進入仕途以後，又長期在共青團系統任職，一直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政工幹部。用趙紫陽的話來說，胡錦濤是“我們這個黨培養出來的聽話的幹部”。雖然胡錦濤也曾獨當一面，擔任過貴州、西藏的封疆大吏，但從未做出顯著的政績來。在中共的人才篩選機制中，不犯錯誤就是最大的成就。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胡錦濤前任的貴州省委書記朱厚澤，在貴州振興經濟的成就讓胡錦濤望塵莫及。朱厚澤升任中宣部長之後，卻遭受到“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命運，未能盡其材，郁郁而終。胡錦濤卻青雲直上，終於熬到了黨魁的位置上。胡錦濤的成功，從反面證明，平庸是在官場步步攀升的必要條件。

　　另一方面，胡錦濤始終站在“政治正確”一邊。“文革”結束後，鄧小平繼續保留毛的旗幟，將“四項基本原則”設定為改革不131可觸動之“楚河漢界”，使得即便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狂飆突進的年代里，意識形態上仍然是“寧左勿右”。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屆總書記試圖掙脫這一“緊箍咒”，卻“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胡錦濤對前車之鑒看得一清二楚，一上台就到河北西柏坡這個毛澤東進入北京之前“工作和戰鬥過的地方”朝聖，以強化自己接班人身份之合法性。換言之，他深知，僅僅擁有鄧小平欽點為江澤民之後的儲君身份還不夠，還需要得到“毛爺爺”的祝福。從胡錦濤迫不及待地上山拜廟的舉動便可看出，他是毛左的“模具”打造出來的“活標本”。

　　職是之故，用中共官場的潛規則來考量，胡錦濤的上台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八九屠殺之後，中共內部再也不可能有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英才脫穎而出，中共需要的正是胡錦濤這樣百無一用的“維持會會長”。胡錦濤掌權之後，“穩定壓倒一切”是其念念不忘的口頭禪。與勃列日涅夫一樣，胡錦濤用“穩定”來掩飾“停滯”

　　的真相，若無其事地重覆著擊鼓傳花的動作，殊不知，“花”早已變成了“定時炸彈”。

　　“新階級”壟斷國家經濟命脈

　　俄羅斯歷史學家皮霍亞在《蘇聯政權史》中指出：“勃列日涅夫掌權期間，是蘇聯社會主義發展的最高點。這個巨大的國家逐步地、連續不斷地擴大了工業生產規模。自然資源（石油、黃金）被用於購買農產品，創造出一種能夠克服逐步顯現的經濟危機的錯覺。”在此背景下，勃列日涅夫提出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宏圖大業。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他確實部分地實現了這一宏偉目標。

　　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零年，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等均有大幅增長，經濟發展速度超過了同期的美國。美蘇之間的差距進一步縮小，蘇聯有二十多種工業產品雄踞世界之首。蘇聯每年的軍費開支約占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軍事實力迅速膨脹，在132航天技術、核武器數量等方面甚至超過了美國。蘇聯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因而，在對外政策上，勃列日涅夫將赫魯曉夫時期的“緩和戰略”轉換成咄咄逼人的“全球進攻性戰略”。對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勃列日涅夫提出“社會主義大家庭”

　　的理論，即“勃列日涅夫主義”，加大對小兄弟們的控制，甚至出兵捷克扼殺其政治改革。對其他亞非拉國家，則以“推進世界革命”、“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為名煽風點火，四處插手。勃列日涅夫宣稱，蘇聯已牢牢掌握了“歷史主動權”，蘇聯的對手已被迫“大大退卻”，世界史的每個角落無不在蘇聯的考慮之內。

　　然而，從巔峰跌入到低谷只是在轉瞬之間。勃列日涅夫時代經濟的發展，不是依靠科技創新、管理進步和國內消費水平的提升，而是獲益於國際石油價格的飆升。數千億“石油美元”對當時蘇聯渡過經濟難關起了重要作用，但也讓勃列日涅夫得意忘形，拒不改革。阿爾巴托夫指出：“由於石油財富突然從天上落到我們手里，於是我們就凍結了把改革推向前進的嘗試，使我們不可饒恕地丟失了許多寶貴時間。”研究蘇聯的中國學者馬龍閃形容說，這筆錢就像雨後天空的彩虹一樣，給蘇聯經濟以虛幻的繁榮。待短暫的彩虹消逝，依然是飄散著片片烏雲的天空。隨著蘇聯經濟、政治等領域結構性問題的日漸爆發，這個體制遂以一種不可改變的慣性走向衰亡。

　　勃列日涅夫垂拱而治，渾然不知末日將至。曾擔任鐵托副手的吉拉斯是共產黨國家中最傑出的思想家，他寫出《新階級》一書，指出共產黨掌權之後，形成“官僚階級”、“新的特權階級”，國家實行“特權官僚專制制度”，“與以往的革命相反，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其他的一切都不過是欺騙和錯覺而已。”在當時的蘇聯，黨務、軍工、克格勃等部門成為龐大的利益集團，壟斷國家的經濟命脈，左右國家的政治經濟政策，濫用職權、營私舞弊、貪污腐化。133以勃列日涅夫為例，他對自己以及周圍的人缺乏道德上最起碼的要求，他的家人和親信個個都過著連沙皇都自嘆不如的奢華和墮落的生活。當時，蘇聯民眾中流傳著一個政治笑話：勃列日涅夫的沒有受過教育的母親，看見兒子豐富的汽車收藏後，擔憂地說道：“噢，這些東西太漂亮了，我親愛的兒子！不過，要是布爾什維克回來了，那該怎麽辦？”

　　如果說當年蘇聯的經濟發展建立在出口石油等資源的基礎上，那麽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則建立在對數億奴隸勞工的殘酷剝削和對能源的高消耗及對環境的大破壞的基礎上。兩者都是不可持續的發展，中國尤甚。當年的蘇聯和今天的中國都存在財政收入短缺的問題，蘇聯的解決方法是征收高額的石油出口稅，中國則是對內的土地財政。無論是石油還是土地，都屬於不可再生的資源，也難以從中獲得持續發展的動力。胡錦濤卻對此毫無警惕，其志得意滿的心態，跟當年的勃列日涅夫極為相似。中共中央對胡溫執政十年的定調是“黃金十年”。二零一二年六月上旬，當局召開“科學發展，成就輝煌”為主題的宣傳工作視頻會議，隨後中國主要媒體包括軍隊新聞單位展開了高調造勢行動。七月五日，《人民日報》推出以“轉型十年，中國理念”為主題的專題報道，其他媒體紛紛跟進。

　　如果只看報紙電視上“形勢大好”的報道，真還以為中國人生活在天堂里。胡錦濤還未交班，就匆匆忙忙為自己樹碑立傳，只差沒有像魏忠賢那樣四處興建“生祠”。

　　中國的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在一個勢利的世界上，有錢就有話語權，胡錦濤多次應邀出席八國峰會、二十國峰會等國際會議，“談笑皆權貴，往來無白丁”，似乎站在世界之巔峰。當年蘇聯的經濟總量一度僅次於美國，今天中國也占據了世界老二的位置。當年蘇聯是惟一有實力挑戰美國的超級大國，今天中國也儼然具備“與美共治”的本錢。與昔日蠢蠢欲動的勃列日涅夫一樣，胡錦濤改變鄧小平制定的“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在全球範圍彰顯中國134的影響力。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九日，中共在北京召開中非合作論壇，胡錦濤主持開幕式，宣布在未來三年給予非洲兩百億美元貸款。相形之下，備受金融危機折磨的美國，財政上捉衿見肘，拿不出這麽多錢來援助亞非拉窮國。

　　然而，表面上風風光光的背後，是危機重重、 民心盡失的現狀。

　　在官方報道中，以“光榮綻放的十年”、“多難興邦的十年”、“人字大寫的十年”等美不勝收的詞語描述胡錦濤執政的十年。這是中共統治者自說自話，還是民眾的共識與心聲？有網友在微博上展開投票調查：“你認可《人民日報》的‘黃金十年’的說法嗎？”結果，超過八成的網民投票表示，完全不認可這一說法。人們選擇其他那些選項──“權貴的黃金十年”、“國企的黃金十年”、“軍警的黃金十年”。大部分民眾並未享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政府橫征暴斂，財政收入直線上升，卻不能為民眾提供最基本的醫療、教育、養老和社會安全方面的服務。 中國民眾的“痛苦指數”超過中國援助的許多非洲國家。

　　胡錦濤時代，腐敗空前蔓延，像癌細胞一樣遍布體制的每一個角落。今日中國的“新階級”之窮奢極欲，讓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共官僚不可同日而語。這個趙紫陽定義的“權貴資本主義”階層，正是中國改革的最大阻力和障礙。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在“中國改革（二零一一）年會”上指出，中國當下已經形成三大利益集團。第一是以官員為代表的權貴利益群體；第二是以官員壟斷企業為代表的壟斷利益群體；第三是以房地產和資源行業為代表的地產資源利益群體。與之相對應，中國社會實際上產生了三大富豪群體：權貴富豪、經營壟斷富豪以及地產資源富豪。如今，上百萬官員是“裸官”，胡錦濤至少“半裸”

　　──據傳，他的兒子及女兒都擁有外國護照或綠卡。連胡錦濤的子女對中國的未來都沒有信心，都要將外國護照或綠卡當作護身符，“黃金十年”豈非自欺欺人？135

　　對此，學者楊繼繩直言，中國只有進行改革，才能走出當前的困境：“權力參與市場競爭，造成中國市場規律沒有正常發揮作用。

　　壟斷性的行政體制，形成了權力市場經濟。這樣就造成了社會不公。

　　權力的濫用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形成了種種社會問題和矛盾。

　　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制衡權力，駕馭資本，用權利來制衡權力。現在是威權政治加上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改革的目標就是憲政民主政治加上完善的市場經濟，中國才能走出困境。”楊繼繩與胡錦濤同齡，當年與胡錦濤一樣是中組部遴選的年輕幹部。結果，胡錦濤中選，楊繼繩落選。這是中共“優敗劣勝”的人才選拔機制的又一明證。

　　政治警察橫行霸道，異議運動前赴後繼

　　勃列日涅夫時代，斯大林主義全面回潮，克格勃編制飛速膨脹。

　　學者陸南泉在《走近衰亡：蘇聯勃列日涅夫時期研究》一書中指出，如果說赫魯曉夫是只反斯大林不反斯大林主義，那麽勃列日涅夫就是既不反斯大林又不反斯大林主義。勃列日涅夫把掌握權力看作目的本身，不想改變斯大林建立起來的政治體制，因為沒有這個體制就難以保證他的個人專權和特權。

　　在意識形態的嚴密控制上，勃列日涅夫時代僅次於斯大林時代。

　　皮霍亞在《蘇聯政權史》中指出，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或社會學家的每一宗沾染上政治色彩的案件，都會像水銀泄地一樣，迅速傳遍全國。通過黨的委員會，傳達到科研機構、院校、以及學院的社會科學教研室。“對於確定社會科學的狀況而言，‘意識形態紀律’這個詞語是最關鍵的。蘇共中央明確告訴人們，不允許存在思想差異，社會科學的作用是重新圓滿地詮釋‘黨和政府的歷史性決議’。”

　　勃列日涅夫在政治生活中確立了新斯大林主義，也就是最嚴厲的思想控制和專政，對任何異端思想加以迫害，徹底提高國家安全136委員會在社會中的作用，使其能夠與中央委員會並駕齊驅，而在許多情況下，其作用甚至超過中央委員會。“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活動中，為‘意識形態’而鬥爭幾乎成了主要工作之一。”思想顛覆罪名的設立和刑法第一百九十條的增補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五局的成立，是勃列日涅夫直接幹預的結果。一九六七年，克格勃強化了偵察機構的工作，在一年中招募了兩萬五千名新的情報員，占全部情報員的百分之十五， 並超過當年揭露出來的持不同政見者人數的兩倍還多。大量資金花費在與不同政見者的鬥爭上，耗費在一場對本國人民，特別是有良心的知識分子的秘密戰場上。人們開玩笑說：“持不同政見者不是抗爭蘇維埃政權的人，而是蘇維埃政權抗爭的人。”勃列日涅夫最惡劣的做法，是將許多持不同政見者說成精神病患者，並強迫關進精神病院。

　　最典型的例子是勃列日涅夫親自指揮針對“國家的敵人”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的鬥爭。一九七零年，索爾仁尼琴獲諾貝爾文學獎，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會議上多次討論如何處置這個“反蘇分子”。

　　他一開始想將其逮捕判刑，最後做出將其驅逐出境的決定。當《古拉格群島》等巨著風靡西方時，他又指示克格勃出資在西方出版由索爾仁尼琴前妻撰寫的攻擊索爾仁尼琴的書籍，卻收效甚微。一九七五年，薩哈羅夫獲諾貝爾和平獎，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指示蘇聯所有報刊都發表文章詆毀此事。他命令蘇聯總檢察院拘押薩哈羅夫，並將其流放到不對外國人開放的高爾基市，以切斷其與外界的一切聯系。在克格勃的檔案中，曾保存了一百零五卷索爾仁尼琴的材料和五百零五卷薩哈羅夫的材料。在蘇聯崩潰前夕，克格勃首腦下令銷毀這些檔案，並且“對銷毀爐進行檢查”。即便如此，勃列日涅夫迫害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的醜角形象已定格在歷史上。

　　與勃列日涅夫亦步亦趨，胡錦濤執政之後，下令設立高規格的馬列學院，加強大、中、小學的政治洗腦課程。對學術界，一手胡蘿卜，一手大棒，十年來可謂萬馬齊喑、謊言泛濫。胡錦濤時代的137新聞封鎖直追毛澤東時代。傳統媒體已密不透風，中宣部仍時常敲打，二零一二年七月，為營造十八大前的“和諧”氣氛，又整肅廣州《新快報》和上海《東方早報》，讓各大媒體噤若寒蟬。而面對波濤洶湧的互聯網，胡錦濤投入巨資實施“金盾工程”，修建“網絡長城”。他的兒子和女婿都曾參與其中，既是為老爸服務，又是自己埋頭撈錢。

　　據胡錦濤身邊的人士透露，胡錦濤平時基本不讀書，每天只看枯燥乏味的《人民日報》，還裝模作樣地在上面圈圈點點、勾勾畫畫。訂閱《人民日報》作為“政治任務”，攤派到各黨政軍機關和人民團體，實際上無人願意閱讀，很快被當作廢紙賣掉。認真閱讀《人民日報》的，全國上下大概只有胡錦濤一人，也算是胡錦濤“一個人的報紙”。從胡錦濤訪問俄羅斯鬧出“讀過文學名著《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的笑話就可看出，他對人類優秀的文明和文化何等疏離甚至仇恨。他不讀書，也不許民眾讀書，不僅嚴密控制國內出版，甚至命令海關嚴查民眾從港台帶回的“禁書”。“禁書” 名單不斷擴張，甚至還未出版的書，就列入了查禁名單之中。

　　勃列日涅夫將異議人士的關進精神病院的做法，胡錦濤也拿來為其所用。被其強迫關押在精神病院的異議人士多達數十位，北大醫學院教授孫東東甚至說，上訪者絕大多數都是精神病。在胡錦濤統治末期，政治警察（國保）處於失控狀態，對維權人士大肆使用暴力，甚至威脅用車禍、活埋等方式消滅之，這一點連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克格勃都沒有做到。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國安系統掌控的所謂智庫“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所長袁鵬的文章《中國真正的挑戰是未來五至於十年》， 文章認為，西方國家“以‘網絡自由’為旗號，改變‘自上而下’推進民主自由的傳統模式，以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為核心，以期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滲透中國基層，為中國的‘改變’創造條件”。這篇文章故意將中國內在的問題轉138換為西方敵對勢力的幹擾，中國的異議人士被妖魔化為西方阻撓中國崛起的工具，“新黑五類”成為中國無法崛起的替罪羊。這正是胡錦濤一貫的思維模式。胡錦濤統治末期，暴力維穩發展到高潮的標志之一，是“六四”義士李旺陽的“被自殺”。在中國社會的各階層，暴戾之氣泛濫成災，類似於明朝末年之“血海飄香”，即便是最冷靜的知識精英都傾向於將暴力作為改變現狀的選項。對此，胡錦濤難辭其咎。

　　勃列日涅夫將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視為敵人，盡管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並不將勃列日涅夫當作敵人。胡錦濤也將劉曉波視為敵人，盡管劉曉波並不將胡錦濤當作敵人。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胡錦濤惱羞成怒的種種表現，比勃列日涅夫更為卑劣下流：

　　勃列日涅夫愛虛榮，好面子，還知道凡事不可做絕，所以，他允許薩哈羅夫的妻子出國治病，並且出席諾獎頒獎典禮、代夫領獎；胡錦濤則純粹是地痞和流氓，一意孤行，全然不顧海內外排山倒海的負面評論，不僅監禁劉曉波，而且將劉曉波的妻子劉霞非法軟禁在家，使得諾獎頒獎典禮上出現百年未有之“空椅子”。然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看到，中國的未來屬於劉曉波，而不屬於胡錦濤，正如美國哲學家霍弗爾所說：“被拋棄的人民可以成為一個國家的未來。被建築師丟掉的石頭可以成為新世界的奠基石。而一個沒有持異見和不滿分子的民族，通常都是有紀律、有禮貌、安寧與和諧的，但卻沒有一粒可以產生出偉大的未來的種子。”

　　胡錦濤是一棵既可恨又可憐的無花果。作家張宏傑在微博上的一段留言堪稱其墓志銘：很少引用古詩詞的胡主席引了這句唐詩：

　　“草木知春不久歸，百般紅紫鬥芳菲。”翻譯成白話文就是：花草知道屬於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才想起來還沒有綻放一下。1392.3濫用酷刑不是胡錦濤的救命稻草

　　對權力的貪欲導致了虐待行為。制造痛苦的

　　渴望是為了從別人那里建立自己的優勢地位，這是影響暴徒們的一個重要因素。

　　鮑邁斯特爾《惡：在軟肋暴力與殘酷之中》

　　二零一二年一月，在我去國前夕，有一位朋友對中國的現狀與未來作了精辟的概括：“江澤民時代，把異議人士關進監獄；胡錦濤時代，用酷刑折磨異議人士；到了習近平時代，則可能是大規模的殺戮。”對於即將到來的習近平時代，我不抱樂觀的估計；對於即將結束的胡錦濤時代，其重要的特征確實是在“維穩”的旗號之下濫用酷刑。但是，濫用酷刑真的是胡錦濤的救命稻草嗎？

　　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前夕，我被秘密警察綁架並遭到酷刑折磨，昏迷之後送至醫院搶救。次日，前來與我會見的一名自稱姓於高級警官（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兼國保總隊總隊長），假惺惺地說：“我們不主張暴力，如果一個政府只懂得使用暴力，就說明它不得人心。”未來有一天，這個姓於的官員終將站在法庭的審判席上說出所有的真相來。這個瘦高個、西裝革履、文質彬彬的官員，身上有一種康生式的陰冷之氣。劉曉波曾經給我講起過這個人，他稱之為“小於子”。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劉曉波多次遭遇非法軟禁、抄家等，很多次都有這個“小於子”參與。當時，“小於子”

　　還是一個不入流的科長。十多年以後，劉曉波依然是劉曉波，而“小於子”脫胎換骨成了北京市“克格勃”的最高長官。誰能想到這個臉上帶著淡淡的微笑的、其貌不揚的家夥，會是手上沾滿鮮血的惡魔呢？

　　胡錦濤時代，國保部門成為一匹脫韁的野馬，機構和預算以火箭發射的速度增長，且淩駕於其他執法部門之上，堪稱“法外之地”。

　　面對中國社會日益激化的種種矛盾，胡錦濤不敢啟動政治體制改革，140不敢從根子上解決之；而是信任和縱容國保的暴力，以暴力來達致“維穩”之目標。於是，如同飲鴆止渴一般，這杯毒酒越喝越渴，國保的暴力不斷升級，而胡錦濤本人也被這條大毒蛇緊緊纏住而無法自拔。

　　當一個政權只剩下暴力，就是其末日臨近

　　“六四”之後，在江澤民時代前期，中共當局對暴力有所收斂，比如因“六四”入獄的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沒有受過酷刑折磨。而江澤民時代開啟此後濫用酷刑之門的事件，是對法輪功群體的迫害。在江胡權力交接之際，法輪功群體對“胡溫新政”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采取“反江不反共”、“打江擁胡”的策略。胡溫出訪西方，甚至有法輪功人士去現場打出擁護胡溫的標語。

　　然而，他們的夢想很快破滅──從底層崛起的胡錦濤，比江澤民更為隱忍、陰險與殘暴，掌權後並沒有改變對法輪功的瘋狂打壓，而是蕭規曹隨，甚至有規求無度之勢。這是胡錦濤濫用暴力的第一階段。

　　胡錦濤濫用暴力的第二階段，是對以高智晟、李和平為代表的維權律師群體的酷刑折磨。也許是因為中共當局看到台灣的律師群體在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台灣黨外運動的中堅力量，不是文化人和學者，而是律師群體。在陳水扁時代的閣員當中，有差不多一半的人都是當年“美麗島”事件中辯護律師或受刑人。而在中國近年來湧現出來的維權律師群體中，有一些人確實表現出強烈的政治訴求和從政欲望，對此一傾向有不同看法與評價，亦是多元社會之常理。但是，如果是一個民主國家，參與政治、競選公職是公民理所當然的基本權利；但在一黨獨裁的中國，中共對這種“吾可取而代之”的意願如芒在背。再加上律師精通法律程序，很難用常規方法制裁之，故而當局不惜采取暴力手段阻止他們繼續往前走。141

　　胡錦濤濫用暴力的第三階段，則是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對我和其他人士的綁架和毆打。選擇對我下毒手，是因為我與劉曉波是最親密的朋友，當局對劉曉波獲獎惱羞成怒，遂在我的身上泄憤。此前，不乏因言獲罪的案例，甚至不乏長達十年以上重刑的言論犯，如劉曉波、劉賢斌等。但一般不會對言論人士使用暴力。

　　這一次，用國保的說法，就是“不再遵守原有的遊戲規則了”。然後就是二零一一年春的茉莉花風暴，中共對滕彪、江天勇、唐荊陵、唐吉田等多名維權律師和人權活動人士實施秘密抓捕和酷刑折磨。

　　有人被捆綁在一個鐵椅子上，前面用空調冷風吹，後面用火爐烤，使得受刑人很快患上嚴重的肺炎，甚至生命垂危。

　　《世界人權宣言》規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禁止“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

　　中國於一九八八年簽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載明：“‘酷刑’是指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報或供狀，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為對他加以處罰，或為了恐嚇或威脅他或第三者，或為了基於任何一種歧視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體或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為，而這種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職權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許下造成的。”胡錦濤難道對這些條文一無所知嗎？如果他落到卡紮菲的下場，記憶力驚人的他會背誦出這些條文來嗎？

　　暴力猖獗是因為胡錦濤的極度不自信

　　暴力在短期內頗見效果，遭受暴力摧殘之人，多半被迫沈默。

　　然而，暴力的負面作用將一天天發酵。官方濫用暴力，必然刺激民間以暴力反彈，由此官民沖突愈演愈烈，中國和平轉型的可能越來越低。那麽，胡錦濤為何會選擇暴力治國的不歸路呢？142首先，從胡錦濤執政時期的大背景來看，胡錦濤無可奈何地看到，中共的文宣系統已失效和失敗。中共在意識形態方面失去了“唯我獨尊”的合法性。毛澤東對中共奪取與掌握政權的秘訣有六個字的概括：筆桿子和槍桿子。前者是意識形態、文化宣傳、謊言洗腦；後者是武裝力量、秘密警察、專政機關。“六四”之後，中共逐漸失去了筆桿子──作為一種“亞宗教”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隨著“六四”的槍聲灰飛煙滅。面對馬列毛主義破產後留下的精神真空，中共饑不擇食地祭出孔子、儒家、傳統文化、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等招牌，卻再也無法像毛澤東時代那樣欺騙大多數民眾了。

　　單從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的素質來看，如今再沒有毛時代的一流人才。毛時代掌控文宣的陳伯達、陸定一、胡喬木、周揚、鄧力群等人，個個都是才華橫溢、筆桿了得的秀才；而在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掌控文宣的丁關根、李長春、劉雲山，則個個都是胸無半點墨的庸人。意識形態部門的最高長官尚且如此，基層幹部的素質可想而知。加之互聯網的發展，使得官方的謊言再也無法積非成是。民眾對官方發布的消息，常常是翻譯成反義詞來接受。

　　其次，仔細分析胡錦濤個人的出身、性格和履歷，他從共青團系統中苦熬出來，思想僵化，性格陰冷。胡錦濤並不是朱镕基式的技術專家，而是除了整人之外一無所長的黨棍。他的升遷，靠的是謹小慎微、見風使舵。胡錦濤在地方任職期間，一直在西藏、貴州等內地偏遠省份煎熬，從未有過在沿海開放地區工作的履歷。所以，他對世界文明的主流和民主大潮毫無認知，對於經濟自由所帶來的民間的活力充滿恐懼。

　　胡錦濤在西藏擔任一把手期間，以冷血屠夫的面貌，讓鄧小平的眼睛為之一亮，覺得他比“婦人之仁”的胡耀邦和趙紫陽更值得信任。好不容易混江澤民時代，胡錦濤終於“媳婦熬成婆”，拒絕任何政治改革的建議，一意孤行地維護既得利益集團圈到手的民脂民膏。他以“和諧社會”為標榜，一旦其統治遇到挑戰和危機，本143能的反應就是暴力鎮壓，而非民主協商。

　　對於以胡錦濤為首的“九人幫”而言，當他們喪失了意識形態上的自信心之後，迷信和迷戀暴力便成為必然的選擇和無奈的結果。

　　中共昔日的黨魁毛澤東，一手拿筆，一手拿槍，以風流人物自居；中共近日的黨魁胡錦濤，兩只手都緊緊握住一把槍，一有風吹草動便開槍射擊。

　　從李旺陽想到李震：動刀者必死刀下

　　虐殺“六四”之後多年一直遭受非人折磨的民主鬥士李旺陽，標志著中共政權進入堤決魚爛、圖窮匕見的最後階段。湖南邵陽的國保人員、湖南省委書記周強、公安部長孟建柱、主管政法委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以及中共黨魁胡錦濤，都對李旺陽之死負有不可推脫的責任。那些替共產黨政權幹臟活的國保，口銜天憲、神氣活現，殊不知，正如《紅樓夢》之《好了歌》所唱：

　　“正嘆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他們真以為可以肆意作惡而不受懲罰嗎？

　　不甘寂寞的江澤民再次現身，號召中共上下好好學習歷史。那麽，不妨讓我來給這些無知者無畏的家夥上一堂歷史課。在中共建政初期的鎮反運動中，羅瑞卿殺人如麻、為毛澤東立下汗馬功勞。

　　一時間，身兼公安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總參謀長等要職，權傾朝野，除了毛澤東之外，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然而，“文革”前夕，羅瑞卿一夜之間便被打成反黨分子，被逼跳樓自殺，摔斷雙腿。即便如此，毛還是不放過他，讓造反派將其裝入籮筐中，擡到體育館中批鬥。此刻，生不如死的羅瑞卿，不知是否後悔昔日作惡太多？

　　“文革”期間從軍隊調任公安部常務副部長的李震，配合謝富治整人害人，不遺余力。謝被發現患上癌癥，李震遂成為公安部實際上的一把手，權勢熏天，不可一世。林彪事件之後，李震在以周144恩來為的表的傳統官僚和以“四人幫”為代表的文革派的夾縫中，如履薄冰，左右不是人。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早晨，李震的屍體在公安部大院東南角的地下熱力管道里被發現，半跪半躺，脖子上用繩子吊在管道上。這一姿勢，跟李旺陽的“被自殺”有相似之處。

　　周恩來分析認為，李震“沒有自殺因素”，公安部長被害，是中共建政以來沒有過的，所以限期偵破這一“他殺”案件，並指示“至少要動員千人以上來揭發”。然而，專案組調查數日仍未破案。

　　此時，毛澤東突然介入，列舉明代的三大疑案的典故，暗示李震是畏罪自殺。至此，該案急轉直下，破案指導思想由他殺轉向自殺，最後以自殺定案。周恩來被毛澤東狠狠地打了一記耳光。

　　身為少將和中央委員的李震，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成為高層權力鬥爭的犧牲品。至今其死因仍撲朔迷離。也許因為他知曉太多高層秘密，才被殺人滅口。這就是謊稱“對同志像春天般的溫暖”的中共，權力運作的基本邏輯。公安部長尚且不能全身而退，在一線行兇作惡的國保嘍羅，又豈能保全首領得以善終呢？

　　從在監獄中虐待李旺陽的獄卒到如今非法軟禁李旺陽親友的國保，莫要以為你們的所作所為“神不知鬼不覺”，《聖經》中說得好，流人血者必被流血，動刀者必死刀下。未來的天安門廣場上，將豎起一座紀念人權先烈的豐碑，上面必有李旺陽的名字；而你們將像西湖邊上秦檜的跪像一樣，被萬人唾罵。

　　胡錦濤會是下一個穆巴拉克嗎？

　　民眾之反抗風起雲湧，胡錦濤驚慌失措。暴力，暴力，還是暴力，成為胡錦濤最後的招數。但是，濫用暴力，真能讓中共的統治永久維持下去嗎？

　　埃及便是前車之鑒。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以戰鬥英雄蛻變成獨145裁者，原以為可以做終身總統到死，並將總統職位傳給兒子。卻沒

　　有想到，濫用暴力成為其垮台的主要原因。

　　二零一零年六月六日，年僅二十八歲的薩伊德在埃及第二大城市亞歷山大港的一個網吧被兩個便衣警察毆打致死。薩伊德在便衣到網吧抓他的時候，堅持要他們出具逮捕證，說你們不能隨便抓人。

　　這些便衣長期無法無天，為所欲為，哪里會將這個年輕人的抗議放在心上，不由分說，對他一場劈頭蓋臉的毒打。薩伊德很快被毒打致死。

　　在秘密警察看來，像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平頭百姓的死亡，在埃及司空見慣，不會引發後續效應。沒有想到，這一次，薩伊德被強行毆打致死的照片被放到網上。生前看上去溫文爾雅、 熱愛生活的模樣，和死後慘不忍睹的照片，並列放在一起，形成極大反差。

　　埃及網民通過各種形式、尤其是 Facebook、 Youtube 等社交網站，表達強烈的義憤。這期間，有人以“我們都是薩伊德”為名，在Facebook 上建立一個平台，並且通過阿拉伯語和英文兩種語言對人們說，不能再沈湎於這種可悲、可怕的現實了。

　　人們組織起來，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上六點半到七點半，穿黑衣上街，為薩伊德靜默致哀。然後，在八月二十日下午五點到五點半，民眾再次上街，高呼反酷刑、反戒嚴法的口號。再後來，就是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讓世界矚目的大遊行。在那次遊行集會上，有抗議者說：“不管你是基督教徒，還是穆斯林，還是無神論者，你都得要爭取自己的權利！不管怎麽樣，我們一定要爭取到屬於我們的權利！我們不會就這麽沈默下去！”

　　貌似穩如磐石的穆巴拉克政權像紙房子一樣倒塌了。賽義德付出了生命代價，穆巴拉克終於被關進鐵籠子。那麽，今天在台上長袖善舞的胡錦濤，其下場會比穆巴拉克更好嗎？中國不是沒有賽伊德，孫志剛就是賽伊德，唐福珍就是賽伊德，錢雲會就是賽伊德，薛錦波就是賽伊德，李旺陽也是賽伊德。在中國，死不瞑目的無辜146者實在太多，不知要修建多少面哭墻才能寫得下他們的名字。一個又一個中國的賽伊德死去了，但每一個死於酷刑和謀殺的公民都不會白白死去，他們的死亡都與胡錦濤有關，他們的死亡必將敲響獨裁政權的喪鐘。當那一刻到來時，胡錦濤想求得穆巴拉克的命運而不可得，而只能與卡紮菲同居並穴。

　　胡錦濤在西藏的鎮壓中曾身穿軍裝、頭戴鋼盔、親自上陣，但他並沒有當過軍人，並沒有上過戰場，他面對的是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的西藏民眾。比起親自駕駛戰鬥機上前線且戰功卓著的穆巴拉克，胡錦濤只是一個色厲內荏、外強中幹的家夥。在軍隊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穆巴拉克，尚且被民主大潮沖垮、被軍隊拋棄；從未有半點戰功的胡錦濤，試圖以暴力恐嚇人民，其結局必然是讓自己成為暴力的祭品。當穆巴拉克被送進監獄的時候，精神崩潰，痛哭流涕，不肯被擡下囚車。出身軍旅、意志堅強的穆巴拉克，結局尚且如此淒慘；裝腔作勢、沐猴而冠的胡錦濤，若到了此種地步，不知要出多少行同狗彘的洋相。147

　　2.3我生活在警察國家的日子

　　極權主義秘密警察的地位完全是穩固

　　的，它的事務也完全融入行政當局。這個組

　　織不僅不在法律範圍之外，相反卻是法律的

　　體現。

　　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

　　今天的中國，與明代一樣，都是讓民眾呆若木雞的“不諱之朝”。

　　翻閱明史，第一印象便是“明朝末年，朝政紊亂，廠衛橫行”。明朝的鎮壓機關，有了錦衣衛，還要設立東廠和西廠，使子互相牽制，皇帝才能如臂使指，操縱自如；今天中共的強力部門，有了普通公安，還要有武警、特警、國安、國保，以及人數多如牛毛的“協警”。

　　那些品質最壞的人紛紛湧入“維穩”隊伍之中吃“維穩飯”，於是，“維穩”的方式越來越觸怒和暴虐，“維穩”的成本也越來越高不可攀。

　　政治警察失控，是專制政權已經到了最後時刻的慣有癥候。台灣學者吳介民在回顧台灣解嚴前幾年的形勢時指出：“八十年代‘自力救濟抗爭’逐日升高，挑戰日益老邁的‘國王’和他統轄下松脫敗壞的黨國機器，‘警總’等軍情系統失去控制。幾年間一系列案件（林宅血案、陳文成陳屍台大、王迎先墜河死亡、江南被暗殺於洛杉磯）提醒人們，這還是一個讓人寒顫的國家。”最黑暗的夜半，也是黎明的前夕。台灣如此，中國也是如此。國保最猖獗的時候，也就是中共喪鐘即將響起的時候，正如讀歷史而知未來的學者余英時所說：“像中共這樣一個橫暴、下流、腐敗、殘忍的統治集團，是絕不可能獲得‘穩定’的，現在大陸各地群體抗爭事件每年不下一、二十萬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說不定什麽時候局面失控，一種不能想象的解體局面便會突然出現。前蘇聯的崩潰並無絲毫外力在起作用，極權體制內部的無數矛盾才是逼使它走上滅亡的力148量。”

　　撒旦是怎麽死的？

　　二零零八年十月八日，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十月十六日，中國家庭教會數百名代表受邀赴南非參加“世界福音大會”。中共對這兩件事情的反應都是氣急敗壞，不僅敵視世界輿論，亦違背國內民意，顯示其已經走上了不見棺材不掉淚、見了棺材也不掉淚的死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質乃是“中共納粹國”。

　　十月十四日，我從美國返回北京，一到家即發現有多名便衣在門口守候。派出所的老李打來電話：“抱歉，你出門又得坐我們的車了。”次日，我出門買菜，警車早已在門口守候，不由分說讓我上車。

　　我進入超市買食品，一直有三名便衣寸步不離地提供“貼身保護”。我在超市的柯達快洗店內沖洗幾張與劉曉波的合影，跟洗照片的女孩聊起諾貝爾和平獎。她說從網上知道劉曉波獲獎，作為中國人，感到很光榮。我告訴她，照片上的這個人就是劉曉波。這個女孩驚呼說：“太棒了，他是個了不起的人！”這就是中國的民意。

　　劉曉波獲得諾獎，胡錦濤先是挨了一悶棍一樣，半天找不著方向；過了幾天才回過神來，部署反擊。新華社用“文革”式的語言辱罵說：“劉曉波急切切向西方主子‘獻媚’、八拜九叩，而諾貝爾和平獎正是西方主子扔給他的政治‘犒賞’??劉曉波是個典型的政治投機分子，他竭力想幫助西方主子維護西方霸權，讓中國淪為西方的附庸。”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警告說：“希望世界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幾乎有大清朝末年慈禧老佛爺“與萬國開戰”

　　的萬丈雄心。比起薩達姆的發言人薩哈夫，馬朝旭是個更精於說謊的“馬語者”。149

　　對於剛愎自用的胡錦濤選擇的歷史方向，推特（twitter）上有一個笑話諷刺說：

　　老婆給剛出門的老公打電話說：“老公啊，我剛聽廣播上說，高速公路上有一輛車在逆行，你千萬要小心啊。”

　　老公一邊開車一邊接電話：“哪是一輛啊，我看有好幾百輛車都在逆行。”

　　上帝讓人滅亡，首先讓人瘋狂。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中共每一步的回應，如果用“公關災難”來形容，實在太輕。中共上上下下，像一群無頭蒼蠅一樣，不知所措地往墻上亂碰。他們將劉曉波的親人和朋友軟禁在家，仿佛這樣就能封鎖消息、恐嚇親友、維持穩定。但是，任何非法行為，都撬松了當權者統治合法性的基石。

　　十月十六日，在南非召開世界福音大會，這是中國家庭教會第一次在普世教會和全世界面前亮相的一次歷史性盛會。中共先是竭盡抹黑之能事，派出的還是馬朝旭。馬曰：“這種做法公然挑戰中國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是對中國宗教事務的粗暴幹涉。”

　　緊接著謊言的，就是赤裸裸的暴力。中共掌權六十年來，除了這兩件法寶之外，還有什麽新花招呢？在四川成都雙流機場，警察將四名正要準備登機的家庭教會成員強制性帶離候機廳。秋雨之福教會的王怡長老追問說：“你們是誰？你們要幹什麽？”武侯公安分局出動的機動中隊不回答他的問題，也不出示證件，粗暴地將他拖走，從二樓樓梯到一樓外的停車場，拖行近兩百米，最後是六、七個警察擡起他，把他扔到車里。

　　其間，王怡長老一直高聲抗議，你們不能這樣對待一個公民，你們是非法的，你們必須尊重法律，你們的良心要責備你們。但沒

　　有任何人回應、解釋。整個暴力綁架的過程導致他右腳腳踝幾處擦傷。到第二天清晨，發現左手食指也被扭傷。150中共還有轉型的希望嗎？已經沒有了。

　　撒旦是怎麽死的？撒旦是“笨死的”。

　　從“兔死狐悲”到“在家偷著樂”

　　兩天以後，警方告知，他們得到新的命令，從即日起不準我踏出家門。我問：“你們根據什麽法律這樣做？是對我監視居住嗎？”

　　他們說：“我們沒有任何法律手續，上級下了這個命令，我們只好執行，請你多多理解吧。”難道是因為我出門的時候與沖洗照片的女孩聊了幾句劉曉波，就讓當局聞風喪膽了嗎？因此，他們幹脆決定，將我軟禁在家，讓我與世隔絕。

　　這幾天，北京連續降溫，一個通宵守候在樓下的警察委屈地說：

　　“我也不想這樣啊，我都凍感冒了。”他就睡在我門外的樓道里，裹著一件骯臟的軍大衣，將兩把折疊椅子合起來當床。滿地是瓜子和煙頭。

　　我想追問溫家寶，你知道是誰下的命令嗎？你在美國訪問時說過：“人們對民主和自由的渴望是不可阻擋的。”你又說：“我將我的政治理念歸納為四句話：讓人有尊嚴的幸福生活，讓人感到安全可靠，讓社會充滿公正，讓人對未來充滿信心。”這些警察的所作所為與你的言說背道而馳，你難道一無所知嗎？

　　我想追問胡錦濤，這個醜惡的場景，符合你倡導的“和諧社會”

　　的理念嗎？除了秘密警察之外，你還有什麽維持政權的工具呢？你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關進監獄，你的秘密警察非法軟禁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夫婦和我，不正是“和諧社會”中最不和諧的一面嗎？

　　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指出：“秘密警察是政府一切部門中‘組織得最好、最有效率’的部門，在極權主義政權的權力機構中，它的作用既不可疑，也不多余。它構成了政府中真151正的執行部門，一切命令都通過它發出。通過秘密警察網，極權主義統治為自己創造了一種直接執行的傳送帶，它與洋蔥結構的表面層級不同，完全脫離和孤立於其他一切機構。在這層意義上，秘密警察成員在極權主義國家里是惟一公開的統治階級，他們的價值標準和價值衡量滲透了極權主義社會的整個結構。”換言之，秘密警察由一群最缺乏道德感、最殘暴的社會渣滓組成，當他們踐踏法治、為所欲為的時候，整個社會的道德標準都會降低到與他們一致。這個社會沈淪為對惡積禍盈的惡棍熟視無睹的地獄。

　　我要公布兩個國保人員的名字與電話：朱旭， 13701357770；王春輝， 13911832744。前者是曾經對我進行傳喚，恐嚇我放棄在香港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的北京市公安局國保大隊的科長；後者是在“敏感時期”常常來監控我，比如每年“六四”在我門口站崗的朝陽區分局的國保人員。這些人明知是在作惡，卻毫無愧疚地參與其中。

　　關於王春輝這個比我更年輕的國保人員，我的朋友、也經常被其騷擾的媒體人王光澤跟我談起一段逸聞：就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劉曉波被判處重刑的那天，王春輝主動給王光澤打電話說：“你看劉曉波的下場多慘，現在兔死狐悲了吧？”而在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王光澤則打電話給王春輝說：“你還記得去年你的電話和你說的那個成語嗎？”王春輝說：“我知道你很高興，就在家里偷走樂吧，千萬不要有什麽行動！”

　　是的，從“兔死狐悲”到“在家偷著樂”，一悲一樂，變化的不僅是人的情緒，更是時勢。蠹眾木折，隙大墻壞，歷史的天平已經從暴政向民間傾斜。今天，我們雖然只能在家偷著樂；明天，我們將走上街頭狂歡，為劉曉波憧憬的自由中國的到來而狂歡。到了那時，將有多少助紂為虐的國保警察，只能躲藏在黑暗中哀哭切齒呢？152

　　中移動果然是共產黨開的店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中共當局驚慌失措，僅僅在北京便有上百名獨立作家、學者和維權人士遭到非法軟禁、監視、跟蹤以及“被旅遊”。我是其中之一。十月二十五日，在我被非法軟禁在家的第八天，我和妻子的手機同時被停機。

　　我的中國移動的手機號碼使用了十年，第一次出現此問題。家中的固定電話暫時還暢通，我便用固定電話致電故障台詢問。服務小姐回答說，從公司的平台上查看，你的號碼沒有任何問題，在正常工作。而她當場試了一下，卻發現手機的應答是：“您的手機已經停機。”她困惑地說，此前從未遇到過這樣的情況。

　　我當然知道是什麽原因。這是北京國保警察對我的報覆行為。

　　此前一天，我在文章中公布了朱旭和王春輝這兩個名字和兩個手機號碼，這篇文章在海外的報刊和網絡上廣為傳播。果然有許多普通公民和外國記者給這兩個人的手機打電話，一開始他們還反駁和恐嚇對方，後來幹脆就關機了。

　　我的做法沒有任何錯誤。既然朱旭和王春輝是公務員，是執法者，我為什麽不能公布他們的名字和手機號碼，請各界人士致電他們，質問對我的軟禁根據的是哪一條法律？他們在接到各界人士的電話時，應當耐心解釋，說明該部門軟禁我的行動是合法還是非法的。

　　但是，朱、王二人並沒有這樣做，他們並未聽從胡錦濤的“依法治國”和溫家寶的“依法行政”的講話，憲法和法律在他們心中一錢不值。當我反抗他們的鬼蜮伎倆時，他們對我展開一連串瘋狂的報覆行動，居然指示中移動將我和妻子的手機同時停機。既然在國保這個肥馬輕裘的機構工作，他們個個都像蓋世太保缺乏良心。

　　晚上，當這些城狐社鼠回家跟妻子和孩子相聚，會講述白天從事的骯臟工作嗎？他們的家人還以為他們加班加點、不辭辛苦，是保家153衛國的英雄呢。

　　那麽，中國移動在這件事當中扮演了什麽角色呢？中移動扮演的是助紂為虐的配角。中國移動，這個名字就起錯了，應當是“中共移動”才對。當一位朋友聽到我被非法停機的消息之後，在推特上留言說：“我在德國的電信服務業工作。要是在這里發生這種事的話，小的後果是賠償消費者損失，大到侵犯個人通信自由，可以起訴電信服務公司。”

　　可惜，我生活在一個有法不依、罰不當罪的“中共納粹國”，我接受的是一家獨大、別無分店的“中共移動”的通訊服務。中移動的管理人員才不管跟你簽訂過什麽合同和契約呢，當權力無邊的國保部門下達命令之後，他們欺軟怕硬、乖乖服從──誰敢對抗國保呢？中移動與國保一樣，都是共產黨開的店，都屬於同一個老板。

　　故而唇齒相依，親密無間。

　　吊詭的是，中移動既是共產黨的奴才，又是一家在海外上市的公司，它的股東並非只有共產黨一家。這正是今天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的奇特之處：它能夠從全世界包括民主國家汲取資源來維持其暴政。既然中移動是一家全球上市公司，每一個股東都有權利要求中移動遵守商業契約，遵循市場規律，尊重用戶隱私。如果該公司拒絕這樣做，就可使用普世價值、法律武器和市場原則來約束和規範之。

　　從關閉特定的異議人士的手機和其他通訊設備，到將整個新疆都斷網，再到啟東地區民眾的手機都無法上網，中共對通訊自由越來越杯弓蛇影，而民眾對通訊自由越來越敝帚自珍。胡錦濤執掌十年來，“中共納粹國”孕育成形，國保表面上在忠心耿耿地為主子維穩，其實是在為主子挖掘墳墓。

　　“維穩綜合體”自掘墳墓154

　　中共自一建立起，便是一個崇尚暴力的秘密會黨。其對外暗殺及對內清洗之殘酷無情，有甚於白蓮教和太平天國。延安時代，毛太祖先是利用一群軍頭牢牢控制住軍隊，然後利用康生等人控制秘密警察，由此奠定其“紅太陽”不容挑戰之地位。這是毛加冕為現代帝王的兩大秘密。歷史學家高華之《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便是破解毛何以在黨內說一不二的巨著。

　　以武力奪取政權之後，中共當局對待民眾的方式，六十年來都始終都是“我為刀俎，你為魚肉”。想揮刀殺人了，便掀起血雨腥風的“鎮反”、“土改”、“反右”、“文革”、“六四”，屠刀與機槍、坦克並用，哪管哀鴻遍野、血流成河；想營造“和諧”氣氛了，便宣稱“人權就是生存權”，既然你們有飯吃了，就要乖乖聽黨的話，不聽黨的話，就不給你們飯吃，甚至給你子彈吃。

　　既然中央深信“穩定壓倒一切”，上行下效，“維穩”不僅是政治任務，更是一樁一本萬利的生意。用學者梁文道的說法，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龐大的“維穩產業綜合體”，“連同受聘於地方部門的‘保安公司’和提供監控技術的軟體開發商，他們一起綁架了國家的根本利益，預言成真地等自己創造出一批維穩對象。越多不利於穩定的條件，這種‘生意’便做得越大”。

　　我就親身感受到了“維穩綜合體”由弱到強的發展軌跡：在二零零零年前後，我就受到了國保的關注，在跟所謂“敏感人士”和外國記者會面的時候，旁邊經常出現可疑人物。有一次，一位日本記者請我和劉曉波到國際俱樂部昂貴的餐廳吃飯，跟蹤者大概經費不足，無法報銷餐費，故而只能蹲守在門外。當我們吃完飯出來的時候，發現幾個人可憐地在門口啃烤紅薯。有著豐富的跟這些人打交道的經驗的劉曉波說，他們每天報銷的經費都有上限，不足以承受到如此高級的餐廳吃飯的消費，故而只能以烤紅薯充饑。那個時代的國保，還真有點艱苦樸素的作風。

　　十年以後，國保部門腰包鼓鼓、財大氣粗，不禁讓人刮目相看。155每當“敏感時期”來臨，國保便要求我外出旅遊，一名張姓科長對我說：“你可以跟家人一起去國內的風景區遊玩，除了上海、廣州、新疆、西藏，其他地方任你挑選。酒店、機票、租車、用餐，都沒

　　有限制，費用統統由我們報銷。”但是，我必須提前告知，我什麽時候抵達何處，他們好安排全程監控。一般來說，我不能到外地會見朋友，只能“純旅遊”；他們也不會打擾我的旅行，只是暗中監視。有一次，我去西雙版納，在昆明轉機的時候，航班取消，延遲到第二天。很快張科長就打來電話說：“航班更改，為何不告訴我？”

　　可見，他們的工作何等細致入微。他們接送我的車輛，經常是豪華的奔馳。政府用車，大都有級別限制，但一個普通的國保科員，居然就能駕駛頂級奔馳，可見政府的規章制度對這個部門毫無約束力。

　　國保猖獗，警察國家初具雛形。國保之擴張，甚至引發特務系統的內鬥，大權旁落的國安就甚為不滿。一位國安部官員通過博訊新聞網表達對國保的厭惡：“這些年為了維穩，各地維穩辦與政法委主要借助的力量就是公安的國保部門。他們拼命擴充權力，不但把本來屬於國安部的業務搶了過去，還肆無忌憚地擴大職權範圍，侵犯公民權利，把自己弄成前蘇聯的克格勃。由於上面有政法委書記撐腰，國安部無法幹涉，只能冷眼旁觀。”這位官員承認，國保們的所作所為本身就危及到國家安全，直接威脅到民眾對共產黨的信心。若不及時糾正，中共政權很可能就毀在這支所謂維護穩定的國保身上。

　　國保警察曾經威脅我說，一旦接到命令，他們立即挖坑將兩百名異議分子統統活埋；實際上，他們是在為中共自掘墳墓，他們埋葬的是中共自己的明天。156

　　2.4飛越瘋人院

　　我尊重所有的著作被第三帝國燒毀的

　　作家，哪怕那些我以前並不認識的作家。因

　　為火精煉了他們，使他們變得完美，使我了

　　解他們。

　　約瑟夫·羅特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下午六點三十分，美聯航的 UA898 航班從北京首都機場緩緩起飛。

　　此刻，我才徹底松了一口氣，與妻子深深擁抱一下。不到四歲的兒子，正在開心地玩著 iPad 中“憤怒的小鳥”的遊戲，玩得比我還要嫻熟，樂得咯咯笑，渾然不知自己從此將在一個陌生的國度里生活，將變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美國人。

　　在這段漫長的旅程中，乘客可以從飛機上的娛樂系統中選擇看各國的新電影。我隨意點開那部據說拍得很爛的“獻禮片”《辛亥革命》。這部電影果然爛得很：擁抱專制、一心賺錢的成龍居然飾演為共和奮鬥、英朗質樸的黃興，黃興地下有靈，一定怒發沖冠。

　　即便如此，當我看到秋瑾走上刑場和林覺民寫作《與妻書》的情節時，不禁潸然淚下。不是這部電影拍得好，而是那段歷史與我身處的現實有著如此刻骨銘心的聯系。一百年前，先賢們從海外返回中國，為推翻滿清暴政而獻身；一百年後，我卻被迫離開中國，因為一個更加殘暴的政權讓我無處容身。真是北洋不如滿清，國民黨不如北洋，共產黨又更不如國民黨，一蟹不如一蟹。一百年來，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後繼，種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中國人的命運為何如此悲慘？

　　里面的人不讓出去，外面的人不讓進來

　　我爭取出國權，正如那些流亡在海外的民主人士爭取回國權一157樣，是一個極為艱難的過程。這片土地本來就屬於每一個中國公民，它卻被一群兇悍的匪幫霸占和蹂躪。這個匪幫不允許一些人出去，如作家唯色和律師滕彪，他們都得不到護照；這個匪幫又不允許一些人回來，如政論家胡平和天安門學生領袖王丹，二十多年來，他們都被禁止入境。這一次，我雖然爭取到出國權，可是在走出國的那一刻，便意味著回國權被剝奪了。我將像那些背井離鄉的前輩，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國了。

　　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作為他親密的朋友，我成了惱羞成怒的中共當局的出氣筒：非法軟禁、禍及家人、黑頭套綁架、酷刑折磨、“被旅遊”??過去一年多以來，這一切我全都親身經歷過了。我在國內原有的那一點點的生存空間被剝奪殆盡。“活埋”

　　和“車禍”言猶在耳，甚至連家人都受到赤裸裸的威脅。於是，離開，成了我最後的選擇。

　　與其說胡錦濤是“和諧社會”的發明者，不如說他是動物莊園的莊主和瘋人院的院長。他口頭上宣稱要建設“和諧社會”，卻將中國打造成一座陰森森的瘋人院。胡錦濤在訪問日本的時候，回答一個日本小學生的提問時，厚顏無恥地說，他是中國人民選舉出來的國家主席──我和我身邊的朋友們，怎麽從來沒有投過他的票呢？

　　我們被剝奪了投票的權利，就連北京基層人大代表選舉的日子，我也被警察非法軟禁在家。胡錦濤和他的爪牙們，究竟害怕什麽呢？

　　當偌大的中國放不下我的一張小小的書桌之時，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二零一一年春節，我在四川老家過年。這段時間，每隔十天半月，幾名國保幹員都要從北京飛赴成都與我見面，了解我的生活情況和“思想動態”。我向帶隊的北京市公安局國保大隊的姜處長提出全家赴美的計劃。姜回答說，目前你和你妻子都不能出境，這是最高層的決定。不信你去試試，到了海關那里，你也出不去。

　　至於什麽時候可以出境，要看你的表現。

　　此後幾個月，我不斷向國保方面提出出國的要求。按照中國的158法律，我持有合法的中國護照和美國簽證，本該堂堂正正地出入中國。可是，中共當局踐踏自己制定的法律，有一張拿不上台面的“邊控”黑名單。一旦上了這張黑名單，你要麽不能出，要麽不能入，這是一道看不見的長城。中共的做法比修築看得見的長城的秦始皇高明多了。

　　我不想成為方勵之第二

　　到了二零一一年夏天，姜姓處長的說法有了松動。他說，等過了聖誕節以後，你們全家也許可以赴美。於是，我在十二月賣掉北京的房子，訂好由北京直飛華盛頓的機票。但是，是否能順利出境，我仍然沒有把握。

　　二零一一年聖誕之後，姜再來找我談話。他皮笑肉不笑地說，上面不信任你，今後一年你都不能出國了，慢慢等著吧。

　　我終於忍無可忍了，對他說：“我不想跟你們發生沖突，可是，如果你們故意制造沖突，我也只好奉陪到底。我已經訂了機票，那天我肯定要去機場。如果你們在機場攔阻我，我就在機場召開記者會，這是你們逼出來的魚死網破的局面。你們在某一時刻可以阻攔我出境，但不可能一輩子都把我關在中國。有一天，我會像我的朋友廖亦武那樣，從雲南邊境跑出去。或者，我會像一九八九年的方勵之那樣，直接跑到美國大使館去尋求政治庇護。到了那個時侯，你們的烏紗帽可能就保不住了。”

　　姜沈吟了一陣，回答說：“你不要著急，慢慢來。我們最近換了領導，原來見過你的於局已經調走了，新來的領導不熟悉你的情況，你的事情需要我們跟新來的領導好好溝通。最好不要出現你跟政府兩敗俱傷的結局，我們盡量把你的意願匯報上去，讓這件事情有個圓滿的結果。”

　　據我個人的分析，在是否放我出國的問題上，中共高層與具體159負責我的基層國保之間看法並不一致。中共高層傾向於將我放逐到海外，這樣我不至於像烏鴉一樣整天在他們耳朵邊鳴叫；而對於國保們來說，我的存在就是一個向上面申請經費的優質“項目”。在我“被旅遊”期間，這些薪水並不優厚的國保也趁機遊山玩水、不亦樂乎。我若去國，他們便只好尋覓新的目標了。這種不一致，使得我在瘋人院中被多關押了一年多時間。

　　最後，由於我提出方勵之的故事（那時還沒有發生王立軍和陳光誠事件），國保感到很大的壓力；再加之十八大“清場”的大背景，我總算被允許離開這所瘋人院。

　　十一日下午，在五名國保的“護衛”下，我們全家終於抵達登機口。出關時，海關工作人員一將我的護照號碼掃描進電腦，立即打電話叫來一名上級官員，上級官員到後面打了一通電話，才走過來低聲說：“放行。”可見，我的護照號碼上有特殊記號，如同猶太人在納粹時代佩戴的“黃星”標志一樣。

　　五名國保佩戴特殊通行證，一路暢通。他們將我們送到登機口，看到我們即將登機，這才離開。他們害怕有我的朋友前來送行，也不允許我們與友人告別──去國之前，未能與“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老師話別，是我最大的遺憾。抵達美國之後，我才給丁老師發去電郵報平安。丁老師回信說，有生之年，不知是否還能見到你們夫婦和你們的孩子。傷感之情，溢於言表。

　　當我登上飛機的時候，不禁想起了一九二二年蘇聯政府對知識分子有計劃、有系統的驅逐行動，即震驚世界的“哲學船”事件。

　　沒有自由的祖國不是祖國，而沒有祖國的自由，盡管差強人意，終究還是有自由，正如被驅逐者之一的哲學家別爾嘉耶夫所說：“當那些人對我說要驅逐我的時候，我一陣傷心。我不想移民，而且我排斥移民界，不想與他們匯合。但同時也有一種感覺，我將去到一個更自由的世界，能夠呼吸到自由的空氣。”160出中國，入光明

　　過去一年多里，我嚴重的失眠，到了美國之後不治而愈。此刻，我這才知道羅斯福所說的“免於恐懼的自由”有多麽重要。少年時代，常常看《紅巖》等革命書籍， 想象不出國民黨對付共產黨的那些酷刑有多麽可怕；當我親身經歷了黑幫化的共產黨的酷刑之後，時常從噩夢中驚醒，可見精神折磨甚於肉體疼痛。每次從黑暗中醒來，便再也睡不著，我惟有向上帝祈禱，聖經中的話“那殺死身體不能殺死靈魂的，不要怕他”，給了我很大的安慰。

　　到了美國之後，比我更加快樂的是兒子。有朋友問，孩子適應美國的生活嗎？我笑著回答說：兒子來到美國，就如同進入樂園一般，他最不適應的倒是北京的生活。北京的環境日益惡化，空氣污染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美國大使館公布的北京空氣有毒的數據，並非聳人聽聞。兒子在北京，常常莫名地咳嗽，去了多家醫院都無法確診。有醫生說，這個孩子就是過敏性體質。可是，他被爺爺奶奶接回四川老家之後，咳嗽便痊愈了一大半。而到了美國，每天都神清氣爽，再也沒有咳嗽過一次。他去幼兒園第一天，就愛上了幼兒園。他說，他喜歡每一個老師，喜歡每一個小朋友。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猶太人要出埃及，難道中國人也要出中國嗎？對我而言，這是一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抉擇。去國之後，我經常被問及：你離開了中國，會不會像魚兒離開水一樣，失去原有的影響力和創造力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我對自己的定位很清楚，我是一個獨立知識分子。如果是政治活動家，離開從事政治活動的土壤和人群，到異國他鄉，就是“得了天空，失了大地”，就有可能感到窒息和無奈；但是，如果是有超越國家民族限制的獨立知識分子，即便在異質的文化氛圍中，也能繼續思考、研究和創作。

　　在美國，我可以接觸多元的資訊，可以到國會圖書館等機構查161考各類國內見不到的第一手資料。我的胸襟和視野都將更加開闊。

　　我也有機會以西方先進之文明磨洗昔日中國傳統的專制文化和中共的黨文化在我身上留下的烙印。如此，我的寫作不僅不會停滯，反而將“更上一層樓”。

　　我效仿的榜樣，就是傑出的人文學者余英時先生。余先生在不到二十歲便毅然離開被紅潮席卷的中國。余先生曾對我說，他看到共產黨南下時的秧歌隊，那種粗俗和野蠻的低級趣味讓他無法忍受。

　　他有一種先知般的敏感，他知道共產黨必定是文化死敵，共產黨肯定容不下真正讀書人。他從傅斯年的描述中，看到了毛澤東是怎樣的一個潑皮和光棍式的人物。那些比余先生年長、閱歷也更加豐富的學者文人，卻沒有看透中共本質的智慧，興高采烈地跟著共產黨走。結果，吳晗、翦伯讚、傅雷、老舍??個個死於非命。

　　余英時由香港而至美國，由哈佛而至普林斯頓，六十年來，承接胡適“整理國故”之使命，以西方之學術方法研究中國之傳統文化，“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余英時是大師級的學者，大半輩子生活在美國，卻取得了比所有二十世紀下半葉生活在中國的人文學者更卓越的成就。可見，優秀的學術與文化可以超越地域限制，而且，只能誕生在學術自由的地方。

　　遷入北維州的新居之後，我有了一張安穩的書桌，安心地寫停止多年的日記。自從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我與劉曉波同一時刻被北京警方傳訊、抄家之後，我便放棄了寫日記的習慣，因為日記隨時可能成為“罪證”。此刻，我在門口掛起一面迎風招展的美國過氣，我有了一個“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家，再也沒有人非法闖入我的家，闖入我的書房，掀翻我的書桌了。

　　我的寫作，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加寧靜與澄明。1622.5從“被喝茶”到“黑頭套”

　　──讀《遭遇警察：中國維權第一線故事》

　　政治警察、思想警察、文化警察的存在

　　和猖獗，是判斷中國現狀，是現在和將來評

　　價執政黨功過不可忽視的因素，是任何人都

　　不能裝著沒有發生的，是中國大陸社會肌體

　　上的毒瘤，是中國真正走向法治和現代文明

　　時必須首先考慮和解決的問題。而中國當前

　　的人權和法治問題，具有刻不容緩的緊迫性。

　　徐友漁

　　當十年前胡溫袍笏登場、笑容可掬地提出“和諧社會”的施政理念的時候，國際社會拭目以待，億萬國民翹首以盼。“胡溫新政”

　　彩旗招展，獵獵飛舞，很多人簡直有當年胡風寫下“時間開始了”

　　的詩句的歡欣鼓舞之感。然而，十年過去了，胡溫時代緩緩落幕，“和諧社會”溫文爾雅的面具次第脫落，只留下“河蟹社會”血肉模糊的真面目。今日之中國，名為“和諧社會”社會，實為“警察國家”。

　　由徐友漁和華澤合作編輯的《遭遇警察》一書，記錄了一批中國的維權人士、律師、作家和記者受到警察監控、跟蹤、騷擾、綁架、拘捕、酷刑的真相。所有文章均為當事人的親筆記述，其中，既有“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人物丁子霖，也有參與營救陳光誠的女俠珍珠；既有依然被非法軟禁在家的上海維權人士馮正虎，也有去世博會挪威館獻花的年輕建築設計師黃雅玲??他們代表了中國正在成長中的公民社會的各個方面。

　　本書的兩名編者和作者， 一是《零八憲章》首批簽署人、自由派代表學者之一的徐友漁，在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他本人163被國保非法限制自由、軟禁在家；另一位是網民為“飄香”的女記者、紀錄片導演華澤，她遭遇了國保警察的“黑頭套”綁架及毆打，被秘密羈押長達兩個月之久。此書雖然只揭露了“暴力維穩”之冰山一角，也堪稱一面針對胡溫政權的“照妖鏡”。

　　蓋世太保和克格勃的轉世

　　這本書中涉及的警察，大都不是普通民警，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警察──“國保”。以我的經驗來說，那些在國保的壓力和驅使之下接受監控異議人士任務的普通民警，身上大都還有人性的殘留， 對這項工作頗感羞辱；而那些暴戾恣睢的國保，大都是一群以石頭心取代良心的流氓無賴，他們對自己幹的壞事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那個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當日在劉曉波家門外對外國媒體作出流氓手勢的便衣，以及那些在朝陽醫院門口的滿臉橫肉、大腹便便的便衣，其不堪入目狀，皆為國保之“經典圖錄”。

　　所以，這本書的書名，與其叫《遭遇警察》，不如叫《遭遇國保》，這樣可以讓“國保”這個醜惡的名詞得到更為廣泛的普及。

　　我在接受外國媒體訪問的時候，常常先要詳細解釋“國保”這個特殊名稱。不必所外國人，就是一般的中國人，很多都只知道有國安，而不知道有國保。所謂“國保”，其前身為公安局“一處”，即“政治保衛處”。後改名為“國保”，為名義上隸屬公安局、實際上相對獨立的“副局級”單位。在胡錦濤時代，國保的編制和經費成倍增長，遍布從中央到省市縣鄉各級，從暗處走到明處。如果在中國歷史上尋找與之對等的機構，就是明朝的錦衣衛、東廠和西廠；如果在世界範圍內尋找與之相似的機構，就是納粹的蓋世太保、蘇聯的克格勃、法西斯日本的特高以及東德的斯塔西等。

　　蓋世太保的歷史貫穿納粹統治德國的十二年，它為納粹機器一直運轉到最後效盡了犬馬之勞。一九三三年，蓋世太保在柏林的一個小辦公室里僅僅雇用三百人對已知的共產黨人做索引卡片。在它164結束罪惡生涯之際，到處都有它的辦公室，正式成員兩萬多人，雇用的線人多達數十萬。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蓋世太保獲權任意拘捕、“保護性拘留”，不受任何法律約束，這是其飛速膨脹的轉折點。

　　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奧弗里指出：“當蓋世太保自成法律之時，一個紮根於法律之中、尊重法律的傳統的法治德國便被毀掉了。”

　　而《蓋世太保史》的作者巴特勒指出：“同蓋世太保種種酷刑的手段一樣令人感到可怕的，是大量記錄了成千上萬人秘密資料的卷宗。”

　　與蓋世太保相似，蘇聯克格勃也讓人不寒而栗。克格勃最後一任主席、也是其終結者的巴京卡在回憶錄中指出：“從克格勃存在的那天起，就不能把它叫特工機關。這是一個為了進行普遍監督和鎮壓而建立的機構。”他總結說，這個本來應當是負有保證國家安全使命的機構，本身卻蛻變為對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因為，對於國家和國家的憲法體制來說，最危險的是，克格勃可以在實際上沒

　　有任何法律依據的條件下行使它的職權。戈爾巴喬時代的改革派人物、貴為蘇共政治局委員的雅科夫列夫，居然成為克格勃瞄準的目標。有一位雅科夫列夫認識的克格勃上校打電話告知，克格勃正在對其策劃“交通事故”。雅科夫列夫立即將此事告訴克格勃頭子克留奇科夫。克氏對上帝發誓（他根本不信上帝），說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從這個細節中看出，克格勃惡積禍盈到了何種程度。

　　如今，蓋世太保和克格勃都已被扔進歷史幽暗的隧道，它們所捍衛的德國納粹政權和蘇聯政權，也都灰飛煙滅。然而，今天的中共繼續走在“特務治國”的不歸路上。這是胡錦濤對中共的最大貢獻嗎？

　　國保是胡錦濤的護院家丁

　　蓋世太保是希特勒的傑作，也是納粹制度的根基。正是通過蓋世太保，希特勒實現了對德國民眾從思想到行為的全面束縛與控制。165同樣，巴京卡在分析克格勃濫權的原因時也指出，克格勃不是罪惡之源，“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是這個社會、這個國家、也是作為它的一部分的克格勃產生的原因，克格勃是靠秘密偵查、不法行為和暴力保證這個制度富有生命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它畢竟只是這種黨國制度的一部分，而這個制度的一切都來自舊廣場上那些最高級的辦公室。”所以，僅僅譴責打手是不夠的，必須抓出縱容打手的幕後元兇。

　　同樣的道理，國保亂中華，絕非公安部門自身腐敗和枉法的結果，而是中共一黨獨裁體制的必然要求。在毛澤東時代，毛澤東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讓其意志從中南海貫通到每一個村落。那個時代，政治警察只是在康生控制下的一個規模相當有限的部門。毛盤踞在權力金字塔的頂端，長期個人崇拜的宣傳和教育，使他身上擁有神一樣的光環。所以，對政敵和民間異端思想者的打擊，用常規手段就可實現，也就是“毛主席說你是壞人，你就是壞人”，雖然強詞奪理，卻又理直氣壯。故而，毛並不需要組建龐大的秘密警察來承擔鞏固其統治的任務。

　　從鄧小平時代到江澤民時代，再到胡錦濤時代，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日漸衰減，領導人個人的魅力更是一蟹不如一蟹。對於胡錦濤來說，他甚至連一支像樣的禦用寫作班子都無法組織起來，更無法構建起一套新的深入民心的意識形態。除了保持經濟增長、用物質利益收買人心以外，剩下的保持統治的方式就是“暴力維穩”。於是，上有惡棍當國，下有鷹犬橫行，國保粉墨登場，開始為權貴資本主義階層──也就是數百個“改革開放”政策受益的腐敗家族──保駕護航。

　　昔日，土豪劣紳往往選取那些最兇殘、最無恥的地痞流氓來擔任其護院家丁，從《水滸傳》等古典小說中便可見一斑；如今，徹頭徹尾淪為“權貴黨”的共產黨，也選取那些最兇殘、最無恥的家夥充任各級國保人員。大部分國保工作人員，放在任何一個社會，166都是那個社會的渣滓和垃圾。他們為胡錦濤服務，不是因為崇拜胡錦濤，而是胡錦濤給了他們飯碗；而一旦胡錦濤垮台，最先撲上去撕咬胡錦濤的也是他們。相鼠有皮，而國保無臉。

　　在這本書中，讀者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國保警察：有時候，他們用黑頭套綁架律師和記者，用各種酷刑施加身體折磨和精神羞辱，甚至威脅“挖個坑就把你埋了”；有時候，他們客客氣氣、文質彬彬，苦笑著對他們監視的對象說：“我跟你個人沒有仇，這只是一份養家糊口的工作。”甚至這些人偶爾會透露一兩句“心里話” ──“我們並不是共產黨的打手，如果有一天你們掌權了，我們也願意為你們服務。”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如理查德·奧弗里在分析蓋世太保的成因時所說：“哪里施行國家恐怖，哪里總會有歹徒、惡棍為之效力。”一臉陰沈、滿肚壞水的胡錦濤，就是這個“國保無限公司”的總裁。

　　惡棍橫行與犬儒泛濫的惡性循環

　　一般的中國民眾很少覺察到國保警察的存在，如果你只是選擇當不問是非的順民，安心於賺錢養家糊口的生活模式；那麽，在今天的中國，大致還是有飯吃、有戲看的。從表面上看，國保警察所侵犯的只是極少部分為社會公義挺身而出的公民的基本人權，比如這本書中涉及的二十多名作者；實際上，國保警察的惡行，極大地侵蝕了中國社會良性的、健康的力量，造成了犬儒主義的泛濫。

　　在當年的納粹德國，為什麽反抗希特勒的人那麽少？這就是蓋世太保的傑作。理查德·奧弗里分析說，雖然蓋世太保行動詭秘，但它的活動方式以及被逮捕的後果卻眾所周知，這便足以使普通德國人倍加謹慎，恐懼萬分。那是實實在在的恐懼，但它在人們的心里產生了一種慣性，讓他們容易服從或口頭服從政權及其命令。許多德國人擅長所謂“內心遷移”，把自己真正的思想埋藏在心里，而同時采取服從、馴服的形式。這就產生了納粹政權理想的效果，167即以最低限度的政治監督高效率地控制社會。德國人變得不問政治，惟恐一旦思想不對路，就會惹來殺身之禍。

　　與之相似，國保的作惡，在中國形成了一種政論家胡平所言的“犬儒病”。既然反抗共產黨需要付出不菲的代價，那麽，在共產黨尚未垮台之前，最好不要去招惹它──這是大部分國人的心態。

　　“遭遇警察”不是什麽好事情，那就假裝劉曉波和李旺陽們全都不存在吧。那些在異議人士門口站崗的國保們，不可能避開鄰居們的眼睛。但是，大部分鄰居都采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各自打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態度。在此意義上，大眾的沈默是國保作惡的“群眾基礎”。

　　國保在使用暴力摧殘人權活動人士的同時，也試圖將這種犬儒精神注射到“不服從者”心中。這本書中記載了國保警察與人權活動人士的種種有趣對話。國保苦口婆心地勸解說，人活一世，不就是吃喝二字？以你們的智力和學歷，可以吃香喝辣、升官發財，何樂不為呢？在國保當中，很少有共產主義之原教旨主義者，他們不會在“真理”層面上跟對手辯論，他們在陪同“被旅遊者”遊山玩水時，常常會多塞進私人消費的發票來報銷。

　　包括中共黨魁胡錦濤在內，每個共產黨員心靈深處早就不相信共產主義那一套“宏大敘事”了，他們念茲在茲的，不過是其家族巧取豪奪的億萬財富。國保警察是確保其掠奪國家財富的“家丁”，雖然待遇並不是特別優厚，但總是旱澇保收的“鐵飯碗”，報名者眾多。於是，國保拿出看家本領來：一手大棒，一手胡蘿卜，挑動人“趨利避害”的本能，讓大部分國民安心為奴。他們直接傷害的只是小部分人權意識覺醒的先行者，但對民族精神和社會道德的摧抑，將帶來嚴重的、長遠的後遺癥。

　　政治警察躲不過正義的審判168

　　政府驅使政治警察濫用鎮壓與酷刑，能獲得多大程度的成功呢？

　　美國社會學家鮑邁斯特爾在《惡：在人類暴力與殘酷之中》一文中指出：“必須承認，政府恐怖行為的確有助於延長和強化政權，至少在一個時期內如此。但是，代價高昂。因為這會減損政府的合法性，逐漸失卻大眾的擁護和支持。”他指出，當前的世界圖景表明，實施恐怖和暴政的政府只是政府不太穩定的、暫時性的形式。它們能持續數十年，可能比其他形式更為成功。但是它們不太可能成為權力的永久性基礎。

　　二零一二年七月五日，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法院判處前獨裁者荷黑·比德（Jorge Videla）中將五十年徒刑，接替他的雷納爾多·比諾內（Reynaldo Bignone）將軍被判刑十五年徒刑。這兩人與三十四宗案件有直接聯系。其他數名被告也因參與政治迫害案件而被判處十五至四十年不等的刑期。

　　阿根廷人權團體“五月廣場的祖母”（Grandmothers of the Plazade Mayo）自一九九六年就開始起訴這些獨裁政權時代的軍警。在那個時代，有五百個被處死的政治犯的嬰孩被這些軍警綁架後，交由親獨裁政權的家庭撫養長大。這些曾經跟父母一起被關入政治犯拘留所的嬰孩遭強行抱走，在父母遭處決後，被秘密交由軍警家庭收養，以避免受害者子女長大後尋求報覆。直到事情揭露之前，這些孩子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多數被軍警養大的嬰孩在發現父母並非生身父母，而且還竟然是害死生身父母的幫兇之後，大受沖擊，長久無法接受殘酷的事實。

　　據報道，著名阿根廷詩人胡安·赫爾曼（Juan Gelman）的孫女馬卡雷娜（Macarena）就是典型的受害者。她的父親遇害後被塞入鐵桶灌滿水泥丟入河里，母親被送往烏拉圭處死，她則被交由一名警察帶到烏拉圭長大，不久前才由基因對比而與祖父團聚。

　　現年八十六歲的比德聆聽判決後面無表情。兩年前他才因殺害三十一名政治犯而被判無期徒刑。而一年前，比諾內也因酷刑與謀169殺政治犯而被判終身監禁。所以，這次額外的刑期對他們似乎沒有意義。

　　在地理位置上，阿根廷離中國很遙遠，中國作惡多端的國保們不會將發生在阿根廷的審判與他們未來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但是，正義雖然常常會遲到，但不會永遠缺席。《遭遇警察》一書所記載的那些耀武揚威的國保們，即便熬到垂暮之年，也不可能逃脫被審判的結局。因為這本書就是鐵的證詞。

　　除了揭露國保的惡行之外，這本書還有另一層價值。這本書的主人公並不是國保及其後台老板胡錦濤，他們沒有資格被“樹碑立傳”；這本書的主人公乃是站在國保對立面的尋求真理、堅持正義、捍衛良知的公民們。比如，維權律師滕彪在其文章《打死挖個坑埋了》中詳細記錄了國保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對其毆打和恐嚇的過程，他寫道：“造成中國人恐懼和冷漠的制度，正是我和千千萬萬普通維權人士所試圖改變的，就算僅僅為了我的女兒不生活在恐懼之中，我也無法放棄我的夢想， 我的寫作，我的行動，我的愛，我不會放棄，哪怕有一天我失蹤後再也不會回來。”這些被視為“國家的敵人”的人們，或有名，或無名；或年老，或年輕，專業不同，觀點各異。他們與國保針鋒相對、鬥智鬥勇，他們的生命如同劃破黑暗的光。在“國保亂中華”的同時，他們是中國“去中共化”的希望所在。170

　　2.6胡錦濤與周永康同船共夢

　　斯大林看重貝利亞哪一點呢？他是一個可靠

　　而又殘酷無情的人。所有血腥的案子斯大林都交給貝利亞去辦，斯大林知道貝利亞的手不會打顫。

　　列昂尼德·姆列欽《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

　　薄熙來倒台之後，火越燒越猛，延至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身上。關於“康師傅”被立案調查的消息甚至作出檢討的消息，在國際媒體和互聯網上滿天飛舞。根據薄熙來案一步步發酵過程便可以知道，大部分“小道消息”都是當局先故意釋放出來，以測試中國民間和國際社會的反應，然後再由官方公布“正式說法”。

　　所以，周永康與薄熙來的連帶關系，決不會是空穴來風。周永康感到危機迫近，不斷利用各種公開活動高調露面，並在《人民日報》

　　發表大力維穩、擁護中央的文章，以顯示自己沒有麻煩，仍然大權在握。外媒甚至繪聲繪色地報道說，胡錦濤曾經派軍隊前去逮捕周永康，並與包圍周永康的武警發生槍戰，後來在江澤民的幹涉之下，胡錦濤才不得不放周永康一馬，從而避免中共最高層的決裂。此細節猶如北韓金正恩拿掉軍中元老李英浩的宮廷鬥爭。

　　可惜，這樣的細節並不可信。周永康不是胡錦濤的敵人，而是胡錦濤的助手。周永康與胡錦濤之關系，猶如魏忠賢與朱由校之關系，或如希姆萊與希特勒、貝利亞與斯大林之關系。周永康於二零零二年由四川省委書記之職上調中央，執掌公安部，並晉升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他是自華國鋒之後第二位兼任公安部部長的政治局委員，此種職務設置表明，中共最高當局已經強烈意識到政權之不穩，公安部的工作相當吃重，必須由一名大員來負責。

　　五年後的十七大，周永康以鐵腕維穩之功績，升任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委，權傾一時。在政治局中，周永康排名雖然靠後，其權力卻僅次於作為黨魁和國家元首的胡錦濤及作為政府總理溫家寶，讓171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和政協主席賈慶林亦望塵莫及。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九日，英國《每日郵報》將周永康評為“中國十大黑領人物”之一。該報援引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調查報告指出，中國存在一個鮮為人知的“黑領”階層。他們通常身穿黑色套裝，乘坐黑色豪華轎車，收入隱密卻控制著全國的經濟和社會命脈。周永康是惟一入選“十大黑領”的政治局常委。當然，對周永康還應再加上一句：他不僅是黑領，心也是黑的。

　　周永康以藏人之血染紅頂戴

　　周永康與曾慶紅、吳儀一樣，崛起於石油系統。六十年代，周永康畢業於北京石油學院勘探系，先後在大慶油田、遼河油田工作。

　　一九八三年，升任遼河石油勘探局局長、黨委書記，同時身兼遼寧省盤錦市市長，這是他在仕途上第一次質的飛躍。兩年之後，年僅四十一歲的周永康成為石油工業部副部長。一九八八年，石油工業部改為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他在副總經理的位置上停留八年，直至一九九六年才得以“扶正”。

　　橫貫九十年代，周永康以石油領域為其獨立王國，亦官亦商，其職位典型地反映出在中共體制之下，官商不分、官僚系統以國家資源自肥的狀況。據維基解密曝光的電文顯示，周永康和同夥瓜分中國的石油利益，他曾為石油交易而十四次前往非洲產油國蘇丹。

　　中共為獲取蘇丹的石油，支持制造大屠殺的蘇丹獨裁政權，周永康正是此政策的經辦人之一。周永康在石油系統工作長達三十七年，成了財富不亞於海灣地區阿拉伯國家王子們的“石油大亨”。

　　一九九八年，朱镕基組閣，啟用不少“石油幫”成員，周永康轉任國土資源部部長。在此期間，周永康與江澤民攀上關系，成為江系的要角。至於網絡上流傳的周永康與江澤民的親戚關系，目前172並無切實的證據可以驗證。

　　二零一零年一月，周永康空降西部第一大省四川任省委書記。

　　此前多屆四川省委書記均有政治局委員之席位，所以，周永康封疆四川，仕途看漲。作為四川人，當時我極為關注四川的政情，當傳出周永康嚴控媒體、打壓新聞自由的消息後，我立即撰文揭露之。

　　二零一一年元旦，《成都晚報》頭版頭條發表周永康帶領官民元旦長跑的新聞，在二版則有一篇某縣委書記開車撞人後逃逸的負面報道。周永康看到當天的報紙之後勃然大怒，認為二版的報道沖淡了“省委書記帶領四川人民跑向新年”的喜慶氣氛，遂致電四川省委宣傳部嚴厲批評。最後，《成都晚報》作出深刻檢討，記者陳清被報社開除。這一事件顯示，周永康是一個專制橫暴、唯我獨尊的土皇帝。

　　中共建政之後，將“大西藏”的版圖分而治之，西藏的好幾個部分被劃入四川管轄，如“甘孜藏族自治州”。所以，歷屆四川大員都必然會處理若幹涉藏事務。若藏區安定，則政績有保障；若藏區不穩，則其他政績再突出也會功不抵過。周永康上任後不久，即強力打壓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阿安紮西活佛案件，即是周永康親手炮制的震驚世界的冤案。

　　阿安紮西是受達賴喇嘛認可的、也受藏人尊崇的一位甘孜州的活佛，因而成為中共的眼中釘。周永康入川之後不久，成都天府廣場發生一起爆炸案，他下令將此案與阿安紮西活佛捆綁在一起，拘捕阿安紮西活佛，並全力開動宣傳機器“通過揭批阿安紮西犯罪團夥的其人其事，進一步認清達賴集團在宗教上的虛偽性和反動性”。

　　周永康直接伸手幹涉案件的審理過程，下令一定要坐實阿安紮西是爆炸案的“幕後黑手”，並判處阿安紮西死刑。

　　此案激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國內一群獨立知識分子拍案而起，劉曉波、王力雄、余傑、王怡、冉雲飛、廖亦武等數十人聯署發表題為“大陸漢族各界人士提出三點建議呼籲公正審理阿安紮西、洛173讓鄧珠死刑案”的公開信。簽名者表達了對這一死刑審判的深切疑慮，指出如果該案件不能透明、公正地審判，就無法消除藏人將其視為中共當局的迫害，並且埋下民族沖突的隱患。公開信針對上訴審理的過程，提出三點具體建議：由王力雄等人為該案被告聘請四川省以外的獨立律師；允許國內外記者采訪上訴審理和有關部門及人員；邀請藏人代表現場觀察上訴審理全過程。簽名者籌款聘請著名律師張思之為阿安紮西辯護。張思之經過細致的調查，發現該案疑點重重，證據不足，不能成立。

　　但周永康拒不認錯，命令公檢法系統加快運作，並故意給赴四川調查的張思之制造種種障礙。四川司法當局違反中國現行的法律，玩弄一系列卑劣手段，如強行中途改換律師、對外宣布虛假案情、威脅和控制當事人親屬等。最後，四川高級法院在二審判決中維持洛讓鄧珠死刑、阿安紮西死緩的原判。雖然在海內外輿論的壓力下，阿安紮西得以死里逃生，但洛讓鄧珠被處死，且當局禁止其家屬領取屍體。

　　以“技術專家”自居的周永康，長期受無神論教育，漠視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敵視藏人的民族自主權利。二零一零年三月，周永康在四川人代會上說，不明白藏人為何迷信佛教，將財富全都捐給寺廟。他對宗教信仰的無知與蔑視令人發指。二零零一年夏天，周永康下令鎮壓四川省色達五明佛學院的幾千名藏人和漢人僧尼，要求喇嘛在聲討達賴喇嘛的聲明上簽字。遭到拒絕後，他下令將佛學院強行拆除，數千喇嘛和尼姑被迫到處流浪。

　　與趙紫陽治理四川期間政績顯著，民間有“要吃糧，找紫陽”

　　之說不同，周永康在主政四川期間，政績平平，以屠夫手段鎮壓藏人，由此引起中央的賞識。正如一九八九年，表面上溫柔敦厚的胡錦濤在西藏自治區書記任上大開殺戒，其兇悍一面得到鄧小平等元老賞識一樣；周永康正是憑借殘酷迫害藏人的“功績”，得到了江澤民和胡錦濤兩屆黨魁共同的青睞，上調中央執掌公安大權。此後，174周永康控制警察和司法部門長達十年之久，成為不容置喙的中國的“克格勃”和“蓋世太保”頭子。

　　周永康由江系入胡系，成為暴力維穩的馬前卒

　　薄案爆發之後，西方媒體報道，周永康是惟一挺薄的常委，而周永康過去與江澤民的親密關系，使之被看作鐵桿的江系人馬。故而，周與胡溫在薄案上的分歧，被解讀為胡溫與江系的矛盾。其實，這是一種不符合實際的“過度闡釋”。

　　鄧小平之後，中共內部再也沒有經過戰爭考驗的、血肉凝聚的派系關系，而只有利益上暫時的利用與共享。上下級的隸屬關系，通常是“人一走，茶就涼”。江澤民退休之時， 在政治局安插吳邦國、賈慶林、李長春、周永康等四名與之關系較親密的幹將，並在軍隊提升一大批上將。但他們並非一成不變的江系人馬，隨著江的影響力日漸式微，不少人轉而向胡錦濤宣誓效忠，這就是“時勢比人強”的道理。周永康也是如此：如果說他在十六大的上位完全得益於江的提攜，那麽他能在十七大上進入常委會並執掌政法大權，不可能僅僅獲得已退休的江的信任和支持，周的上位必定得到胡的首肯。江澤民是周永康的“伯樂”，胡錦濤則是周永康的“指南針”。

　　胡錦濤上台之初，以“和諧社會”的口號拉攏民心，但是，沒

　　有民主、自由、法治和公正的社會，如何能“和諧”？這一騙術迅速破產之後，胡錦濤偏執地走上以“暴力維穩”熬過其任期。作為黨魁和國家元首，胡錦濤不必再像當年在西藏那樣戴著鋼盔親自出馬鎮壓人民的反抗，故而需要周永康這樣不怕雙手沾滿鮮血的酷吏施行暴力。既然胡錦濤以“穩定壓倒一切”作為執政綱領，那麽周永康就是統率強力部門達成這一目標的馬前卒。胡周之關系，沆瀣一氣，同舟共濟。

　　江澤民時代，周永康尚未進入權力核心，對江澤民政權的貢獻175有限；胡錦濤時代，周永康逐漸進入權力核心，對胡錦濤政策的實施功不可沒。與其說周是江的人，不如說他是胡的人。胡錦濤謹小慎微， 視“穩定”為其命根子，全然不管穩定是如何獲得的，即便以血腥的方式達致穩定，也視之為最大成就。因此，以周永康為代表的政法系統，巧妙利用胡錦濤的這一心理，成功爭取到超額經費，將“專政”部門打造為全國黨政機關里最有實權、油水也最多的獨立王國。中國的政法部門在地方政權架構中的權力和地位亦不斷膨脹。例如，各省市政法書記的排名越來越高，僅次於省、市委書記與省、市長，如同周永康在中央的地位僅次於胡錦濤和溫家寶一樣。

　　周永康掌控的維穩系統，年費用達七千多億人民幣，根據社科院的報告，從二零一零年起維穩費用就超過了公開的軍費數字。周永康及政法系統大小頭目，包括公安、國安、國保、武警、特警、城管、網警、獄卒、“五毛”、“小腳糾察隊”、“信息員”等諸多名目，不僅籍此中飽私囊，而且趁機擴充實力，遍布全國，無孔不入，如同一個癌癥腫瘤，在人的身體內瘋狂生長。便是當年秘密警察與線人數量占人口比例最高的東德，亦難以望其項背。有人估算，周永康統管轄的全部人馬，可能高達千萬之眾，大大超過中國兩百五十萬的正規軍。中國成了一個“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警察國家。

　　沒有暴力維穩，便沒有政法系的猖獗。然而，越是暴力維穩，越是激起民間群體性抗爭的次數和規模直線上升；然後，維穩部門籍此伸手向中央要錢要權，中央已經無法回頭，更不敢以政治體制改革達致真正的穩定，只能繼續追加資金和放出權限。一個惡性循環便出現了：維穩費用越重，政法委、綜治辦等機構便日漸尾大不掉，成為黨、政、軍之外的“第四種權力”。即便是喬石、羅幹等昔日在政治局中負責同樣事務並排名更靠前的前任，其權力亦不能與周永康相比。這並非他們個人能力的強弱有差異，而是中共的統治越到末期，越是全盤依賴於暴力機器。胡錦濤與周永康成為一根草繩上的兩個蚱蜢，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中國陷入“克格勃治國”176和“蓋世太保治國”之萬劫不覆的深淵。

　　今日中國政治之潰敗，宛如明末之翻版：周永康及其政法系，形同明朝在太監魏忠賢執掌之下的“廠衛”；胡錦濤則如同既昏庸又奸詐、既心胸狹窄又殘酷冷血的明熹宗朱由校。朱由校離不開魏忠賢，有魏忠賢為他鎮壓百姓、監視百官，他才可以安然在後宮淫樂；胡錦濤離不開周永康，有周永康為他暴力維穩、經營天羅地網，他才可以交出所謂“國家強盛的十年，經濟飛翔的十年，溫暖人心的十年，脫穎而出的十年”的成績單來。

　　其實，胡錦濤統治的十年，一言以蔽之，是“廠衛橫行的十年”。

　　“廠衛”是東廠、西廠、內行廠和錦衣衛的合稱，是明代最具特色也最臭名昭著的政治創設。錦衣衛設置最早，朱元璋授權偵查一切官民。後來，朱棣設東廠，連錦衣衛亦能偵查。其間，西廠兩次興起，更勝於東廠。至劉瑾設內行廠，權勢再過東西廠。廠衛內部之間次第強弱，爭執不斷。作為皇帝的耳目和爪牙，這兩套機構大多數時間掌控在宦官手里，和“特務政治”、“宦官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像一把雙刃劍一樣，廠衛在維護專制皇權的同時卻不斷損害著大明王朝的肌體，直至明朝之覆亡。所以，明末學者沈起堂指出：

　　“明不亡於流寇，而亡於廠衛。”此一判斷並非誇張之論。今天中共的專制體制中，周永康及其政法系也是如此： 他們的殘民以逞、胡作非為，只能暫時壓制民眾的反抗，長遠來看，卻大大加速中共的敗亡。

　　周由江系入胡系，方加冕為“政法沙皇”。不過，這個“政法沙皇”必須接受“河蟹大帝”之領導。所以，在未來歷史的審判席上，胡錦濤是首惡，周永康是次惡。

　　周永康是敗壞法治的千古罪人

　　在胡錦濤時代，中共政法委書記權力之大，超過西方社會所能177想象之極限。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檢察院院長和公安部部長、國安部部長，都必須對政法委書記負責，向其匯報工作。就是被戲稱為“世界總統”的美國總統，也不具備如此巨大的權力：美國總統可以提名情報和安全部門的負責人，但需經過國會批準；美國總統作為行政分子機構的負責人，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空缺時，可以提名新的大法官入選，卻無權幹涉最高法院內部的運作和裁決。作為政治局常委和政法委書記的周永康，卻可以同時將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檢察院院長、公安部部長、國安部部長召集到辦公室中訓話。

　　本身就是犯罪分子的周永康，得以執掌政法系統，是中共的法治全面瓦解的標志。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報導說，六十九歲的周永康非常好色，腐敗嚴重，與薄熙來共享若幹情婦。一名原屬薄熙來情婦的女歌星，便曾被薄“轉贈”給周永康。台灣《蘋果日報》

　　亦報道說：“周長期接受薄所提供的數十名美女，在北京更有六處‘行宮’供周享樂。知情者稱，周早期從事石油工作時，便因性好淫樂被外人譏為‘百雞王’。”更有多家海外媒體爆料，周永康在四川省委書記任上時，為了與比自己小二十八歲的中央電視台主持人賈曉燁結婚，而設計車禍謀殺前妻。周永康的殘暴比薄熙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明末的廠衛頭子都是令士大夫不齒的閹人，雖然權傾一時，尚不敢竊取國家之名器，魏忠賢號稱“九千歲”，卻不敢取“萬歲”

　　而代之；如今，周永康之流的地痞流氓和刑事罪犯，在中共的腐朽體制下搖身一變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用禦用經濟學家胡鞍鋼的話來說，就是“九總統”之一。更何況，他將公檢法大權一把抓在手中，不受任何機構的監督與制約。周永康抓住中共體制的漏洞，無限拓展政法系統的權勢，踐踏最高立法機構全國人大制定的的憲法和法律，將“文革”之後勉強建立的薄弱的法治環境破壞殆盡。

　　二零一零年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二零一一年茉莉花革命178風潮乍起，在此兩個事件的沖擊之下，胡錦濤命令周永康動用秘密警察，用非法手段摧毀中國的民主力量，對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和公共知識分子施加“六四”之後不曾有過的殘酷暴力。以我個人的經歷為例，在遭受酷刑折磨之後，我與北京的國保警察周旋一年多，方才得以“肉身翻墻”，遠赴美國，並向全世界說出真相。胡錦濤、周永康之“活埋”預案，令舉世皆驚。就連一向幫中共說話的香港《亞洲周刊》亦發表社論指出：“余傑遭酷刑、薛錦波被打死，是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公安部長孟建柱所不能回避的責任。”

　　《亞洲周刊》在社論寫道：“此一事件不能不使人聯想惡名昭彰的文革：老舍受盡淩辱投湖自盡，張志新遭割喉，金山痛悼愛妻孫維世，撰文《莫將血恨付秋風》。可是，文革遺緒不絕如縷，二零零三年大學生孫志剛在廣州收容所被毆致死，最近廣東烏坎村民代表薛錦波被公安打死。如今余傑遭嚴刑拷打，不僅是對中國法治進步﹑社會和諧的巨大諷刺，也是對寄予北京同情與諒解的國際友好人士當頭棒喝。北京一向宣示堅定不移推改革﹑聚精會神搞建設，今天將如何面對余傑事件的尷尬？”胡錦濤和溫家寶哪敢回應這樣的追問。

　　溫家寶憂慮“文革”重演，其實“新文革”不僅是薄熙來在重慶搞的“唱紅打黑”，更是周永康奉行胡錦濤的旨意在全國推行的“暴力維穩”。公安部在國務院和政法委的雙重領導之下，溫家寶本來有權幹預，卻任由周永康作惡多端而不加制止。從好的方向看，可以說溫懦弱；從壞的方向看，說溫縱容並不為過。《亞洲周刊》

　　的社論繼續追問說：“暴力魔咒長年盛行，追溯來龍去脈，公安系統沈緬於權力傲慢﹑難脫粗暴執法之習氣自是一大原因，但終究只是表面。制止公安打人有何難？分明就是最高當局默認或放縱。??如今發生余傑事件，豈能不問責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公安部長孟建柱？甚至質問胡錦濤、溫家寶，豈能讓紅色恐怖綁架兩岸統一願景？”所謂“兩岸統一的願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大179陸十四億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必須得到切實的保障。

　　在二零一二年的兩會上，全國人大通過被稱為“蓋世太保條款”

　　的刑法七十三條。從此，綁架、失蹤、活埋，全都“合法化”。中國的政治生態倒退回茹毛飲血的史前時代。薄熙來案爆發之後，一些人重新對中共之“自改革”心存幻想。然而，周永康在舉世非之的情形之下，仍然前呼後擁地赴全國各地考察維穩工作。可見，薄熙來的問題不僅在薄熙來本人身上，更在周永康身上；周永康的問題不僅僅在周永康本人身上，更在胡錦濤和溫家寶身上。洪洞縣里無好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經過一次次“貼身肉搏”之後，又豈能幸存下“不殺生”的慈悲之人？

　　貝利亞固然陰損毒辣，但貝利亞從來沒有掙脫斯大林的控制；同樣的道理，周永康固然心狠手辣，但周永康始終都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成員。中國成為老百姓草間求活、權勢者乘堅策肥的“警察國家”，根子還是在“一哥”胡錦濤身上。當過北大“右派”的王書瑤指出：“對歷史問題，救黨派們把中共歷史上所有罪惡都歸到毛澤東一個人身上，中國共產黨潔白純凈，偉大、光榮、正確；現在對現實問題，他們把鎮壓百姓、‘維穩’的惡行，又都推到周永康一人身上，或推到他們所謂的‘太上皇’江澤民的頭上，而胡錦濤先生則是一個白璧無瑕的忠誠的‘民主社會主義者’。

　　一個人，當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同時也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卻仍然是個飽受惡氣的小媳婦，對執政黨犯下的所有罪惡一無所知；這樣的彌天大謊，誰願意相信誰就相信，反正我是無法相信的。”

　　如果說中共政權是一艘即將撞上冰川的泰坦尼克號，那麽，胡錦濤與周永康就是同船之人，不僅同船，還如北京奧運會的口號所說，有著“同一個個夢想”。期待胡錦濤與周永康火並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只有到了巨輪開始沈沒的那一刻，他們才會撕破臉皮，爭奪僅有的那艘救生艇。誰會是贏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