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汉奸吴三桂论坛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工人階級談極端防疫對中國學生的壓迫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各地都在爆發學生抗議，反對政府強硬的清零政策，包括最近在北京大學數百名學生的示威，吸引了全球媒體的目光。

自今年三月上海爆發了新一輪奧密克戎新冠疫情以來，中國政府處於一個高度緊繃的狀態。全國各地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封控。在5月1日，日本金融集團野村估計，中國有46個城市處於全面或局部封城，影響3.54億人。這樣的政策不僅沒有解決疫情，反而使群眾的生活雪上加霜，造成了人道主義災難。

在中國的高校制度下，一個大學的學生可以達到上萬人，而他們的日常生活都不得不依賴外界的物資保障，這使大學生在高壓管制之下面臨更困難的處境。根據學生在網絡平台上的反映，很多大學生由於得不到及時轉運，被迫和陽性病例一起隔離在宿舍樓中，導致很多健康學生感染或者二次感染。在另一些學校，學生也面臨只有幹糧，沒有新鮮的肉或蔬菜。還有一些材料稱，學校連基本的衛生用品或日常用藥都無法提供，尤其是需要醫院開具證明的處方藥，學生們不得不自發地開展以物換物。上海的大學生還報告稱，由於封控下達時他們正在實驗室或者體育館，因此不得不就地隔離，打地鋪席地而睡。

在物資供應相對充足的學校，情況也不容樂觀。在上海同濟大學，提供的豬肉中出現了豬肉絳蟲的卵，這種寄生蟲可能導致患者雙目失明、甚至癱瘓死亡。與此同時，上海梅隴鎮也出現了豬肉絳蟲的案例。可見，這已經不能歸結於“個案”，而是高壓封控下的制度性問題。可笑的是，政府竟然言之鑿鑿地說：“未發現不合格的情況”。但是居民和學生錄制的視頻、拍攝的照片一定不是空穴來風。雖然相關評論在網絡上遭到了大範圍的刪除，但仍然可以搜索到當時拍攝的圖片。

在封控區以外，大學生也往往面臨額外鎮壓。一方面，政府自89運動之後一直將大學生視為潛在的破壞社會穩定的群體，另一方面，校方在政府的高壓下害怕承擔責任。因此，這些地方政府和校方傾向於將大學生嚴厲管控起來。例如說在珠海市，當全體市民都可以正常工作生活的時候，大學生仍然不被允許自由出入。很多學生必需的辦證、考試甚至買藥都無法得到滿足。在其他地區，有很多學生表示學校只管控學生卻不管控教職工。這種高壓管制已經脫離了必要的疫情管控，而成為了統治階級加強鎮壓力度的手段。

高壓管制

面對政府和校方的高壓政策，一部分大學生自發地起來組織了抗爭行動。相比於前兩年的大學生抗議封校運動，今年的大學生運動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有了較為明顯的變化。例如說，在3月，四川大學學生打出了“川大不是官僚的川大”、“團結起來反對官僚主義”的標語，並組織串聯罷課和遊行。迫於學生的壓力，校方不得不宣布解封。受到四川大學學生運動的鼓舞，其他一些學校學生也爭相效仿，例如武漢科技大學學生也掛出了抗議封校的條幅，最終迫使校方妥協。五月，北京大學的研究生遭到控制，校方在隔離區外修建了臨時的外墻，被憤怒的學生推翻。學生代表還要求校領導簽字承諾不追究抗議學生。而另一些抗議者就沒這麽“好運”。魯東大學學生孫健在校園內舉著自己寫的標語遊行，遭到校方和警察的抓捕，最後遭到校方開除。

相比於舉橫幅或舉牌抗議，更多大學生選擇在網絡上表達自己的不滿。在大學生用戶較多的豆瓣、知乎和B站，“躺平”和“潤學”（意為逃離中國）這樣的話題再一次被激烈地討論。在微博上，大學生們發布了抗議封校的言論。這些信息大多數都遭到網絡審查，校方和政府更是沆瀣一氣，通過技術手段找到發布此類言論的學生，然後“談話警告”，以開除作為威脅要求他們刪除微博。珠海市一名大學生在公眾號中寫道：“他們（校方）半夜把我單獨叫到會議室，質問我是不是在網絡上發表了抹黑學校形象的言論，並多次強調網絡不是法外之地”。在武漢，校方禁止學生在社交平台發布和討論與抗議有關的言論或圖片，否則將“給予處分。

大學生目前遭到的高壓管控顯然已經脫離了正常疫情管理的範圍。統治階級害怕政治動蕩影響到他們的權威，因此寧可犧牲大學生的基本權利。我們也看到，大學生組織了一系列的抗議運動，雖然這還處於一個自發和初期的狀態，但他們的思想轉變有目共睹，很多過去支持中共的大學生也在網絡上表示自己感到失望和不滿。我們認為，必須要用民主的社會主義方案來替代現在這種政策僵化的獨裁制度，這樣才能保障學生和工人最基本的生活權利。

中國社會對工人階級的剝削

作者 王江松 寫於 二零一九年

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興起和發展趨勢

壹、當代中國勞工運動興起的原因

如果只能用壹句話來概括當代中國勞工運動興起的原因，那就是日益固化與黑惡化的“中國模式”與日益增長的勞工權利需求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1、“中國模式”對勞工階級的巨大歷史欠賬

（1）工資的欠賬。在30來年的大規模工業化和市場化過程中，勞工的工資增長壹直是遠遠落後於經濟增長和人均國民收入增長水平的，根據國家統計局2018年度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民工的人均月工資也僅僅只有3721元，按這個工資水平，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即使是雙職工，要想維持壹家人在城市稍微體面的生存以及贍養老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也是這麽多年來中國形成的獨壹無二的“拆分式”勞動力再生產體制的根本原因：父母或父親在城里打工，孩子跟隨祖父母或母親留在農村生活，由此造成了6000余萬留守兒童、4000萬流動兒童、數千萬留守婦女、上億留守老人。這點工資，甚至還沒有達到恩格斯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和馬克思寫《資本論》時的水平，更是跌破了馬克思對那個時期的工資的經典定義：工資包括勞動者恢覆勞動力的基本生存費用、繁衍後代以提供新勞動力的撫養和教育費用以及更新勞動力所必不可少的職業培訓和休閒娛樂費用。那時候，盡管工人住在貧民窟里，起碼勞動力還是以家庭的形式得到再生產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模式對勞動者的剝奪和剝削程度，是超過歐美國家早期資本主義時期的。

（2）休息時間的欠賬。勞動法規定了壹周5天每天8小時工作制以及壹定的帶薪休假日，加班時間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並且必須支付加班費，以保障勞動者獲得休息休假的權利，然而這個規定只是在機關事業單位、部分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得到遵守，絕大部分企業的工人都不得不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個小時左右，很多企業不支付加班費，也沒有帶薪休假日。於是出現了失業與過度勞動同時存在的現象。這導致了如下三種結果：壹是通過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榨取了巨大的絕對剩余價值，二是通過人為造成就業不足加劇了勞動者的惡性競爭和勞動力的進壹步廉價化，三是損害了加班勞動者的身心健康，降低了國民的身心素質。

（3）勞動安全衛生的欠賬。中國的勞動條件普遍未能達到應有的安全衛生標準，在企業建設和生產經營過程中，不能做到勞動安全衛生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生產和使用，致使中國發生了在世界上頻率和比例最高的礦難、爆炸、坍塌、火災、工傷、職業病等等安全生產事故和職業災難，其中有著名的致麗大火災、昆山大爆炸、天津大爆炸、響水大爆炸；有不少於600萬的罹患塵肺病的農民工被趕回農村等死；僅珠三角地區每年就會削斷4萬根手指，堆起來有壹座山那麽高。這些只是勞動者遭受生命健康損害的幾個觸目驚心的例證，GDP老二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犧牲勞工的生命和健康換來的。

（4）社會保障的欠賬。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里，農民工是基本沒有社會保障的，壹方面是在企業層面，他們沒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沒有住房公積金，另壹方面是在社會層面，他們沒有城市居民在教育、居住、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公共服務方面的福利。通過戶籍身份制度，中共成功地實現了城鄉隔離，使農民工和城市工人、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成為這個國家的兩個不同的等級，而不能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直到2008年實施勞動合同法和2011年實施社會保險法後，情況才有所改觀，但就是這樣，根據2014年國家統計局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與雇主或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僅為38%，農民工“五險壹金”的參保率僅為：工傷保險26.2%、醫療保險17.6%、養老保險16.7%、失業保險10.5%、生育保險7.8%、住房公積金5.5%。

（5）程序性勞工權利的欠賬。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社會保障都屬於實體性勞工權利，對這些權利的歷史欠賬，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對程序性勞工權利的歷史欠賬。程序性勞工權利又分為個人的程序性權利和集體的程序性權利兩種，前者主要指勞工個人參與勞動爭議的調解、仲裁和訴訟的權利，後者主要指勞工的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統稱勞工三權）。前者得到了部分落實，後者付諸闕如，當工人們團結和組織起來與資方進行抗爭和博弈的時候，他們就會受到當地黨政和公檢法的打壓以及資方的報覆，乃至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生產經營秩序”等等罪名而被施以刑事犯罪的指控和判決。

2、勞工被嚴重剝削和壓迫是造成當前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

與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和與之珠聯璧合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判斷恰好相反，左翼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認為，當前制造業衰退以及正在到來的、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不是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用工成本的提高和用工靈活性的降低，而正好是30年來低人權、低工資、低保障、低福利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由此帶來的對勞工的超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是30年來積聚的經濟社會矛盾的總爆發。

（1）極為嚴重的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造成內需不振、產能過剩。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的《2014中國財富報告：展望與策略》，目前中國收入前1%的富裕家庭，平均年家庭收入為115.2萬元；家庭資產前10%的中國家庭，擁有63.9%的總資產；2013年全國家庭資產基尼系數為0.717。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則指出，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在逐年升高：1995年的基尼系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壹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即使是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數，也早就超過了世界警戒線而高居世界前列。政府看到了產能過剩的現實，卻不願承認這種過剩是由於貧富兩極分化和內需嚴重不足而引起的相對過剩，由此而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只是簡單地去產能。其實中國最為急迫的應該是進行需求側改革，也就是喊了十幾年而沒有任何動靜的分配體制改革。只要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老百姓手里沒錢，同時又缺乏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方面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他們就沒有消費欲望和消費能力，內需就必然萎靡不振，國內市場就缺乏必要的廣度和深度，難以吸收由GDP至上主義的投資沖動所帶來的巨大產能，多年前已經開始尤其是貿易戰開打以來更加嚴重的出口的萎縮，使供大於求的不平衡市場結構更為傾斜。供給側改革不會觸動而只會強化政府主導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只有有效需求即有購買力的需求的擴大才會消化過剩的產能，只有需求側的改革才會激活民間社會的活力，給市場經濟的發展注入內在的動力，但這恰好要以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和既得利益格局為改革對象。

（2）廉價勞動力劣勢成為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的瓶頸制約。在中國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的初級階段，主要是憑借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中國成為全球化分工體系中的“制造工廠”，廉價的中國產品源源不斷地流向全世界，中國經濟因此而保持長達30 多年的高速增長。然而，這種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對外而言，由於吸收了過多的國際資本，由於發達國家制造業向中國的大規模轉移，使成百上千萬歐美國家的工人失去工作，從而引發了這些國家相應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近幾年來，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從中國撤回部分資本和制造業，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加速了這壹回遷的進程；對內而言，廉價勞動力優勢或者人口紅利已經耗盡，相反，勞動力被大規模嚴重剝奪的劣勢正在迅猛地顯現出來。這兩者都對中國的制造業的升級形成無法突破的瓶頸：外國資本在撤離的同時，也帶走了相應的技術和管理，會嚴重拉低中國制造業的科技和管理水平；日益貧困化的勞動力大軍只具有很低的人力資源，根本無法適應極為必要的工業升級。

（3）勞動收入和社會保障的雙重低弱使第三產業和第四產業無法得到發展。第二產業的升級換代必將釋放出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在通常情況下，他們將會被第三、四產業即服務業和文化產業所吸納，在發達國家，第三、四產業所占的經濟比重和所吸納的勞動力，都遠遠地超過了第二產業。然而，占人口75%左右的中國勞工和其他底層民眾的工資收入和社會保障福利太低了，他們對於第三、四產業所能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有效需求太弱了，根本不足以促進這兩個產業的迅速發展並因此而吸納大量的勞動力。

撇開社會的、政治的、倫理道德的方面而進行純粹的經濟學分析，勞工權益問題首先是壹個經濟問題：勞動是壹個極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勞工是極為重要的市場經濟主體；勞工權益得不到保障而遭受權力和資本雙重的、經濟的和超經濟的剝削的市場經濟，是壹種畸形的、跛足的、病態的市場經濟；由權貴官僚資本單方面主導的市場經濟，其嚴重破壞供需均衡並導致嚴重的經濟危機，是壹種必然的趨勢和結果。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們絕對不會承認這樣壹種經濟學分析，他們壹廂情願地認為自生自發的市場競爭會自然而然地造成公平的分配，根本否認剝削（包括經濟剝削和超經濟剝削）的存在；他們反對勞工自由結社、集體談判和罷工，認為這會造成勞動力的壟斷，破壞自由競爭；他們不是向權貴統治階級和專制政府要求資本的自由和企業的公民權利，而是把它們剝奪和壓榨資本和企業的代價轉嫁到勞工頭上；他們不是要求降低由專制政府掌控並擡高的土地成本、融資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稅費成本以及制度成本，而是把經濟下滑、制造業衰退的原因歸結到人工成本頭上，不是要求把權力關進籠子，而是要求把勞工關進籠子。他們這樣做，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僅不會解除而且必然會進壹步激化正在到來的經濟危機。

3、勞工權利需求和意識的覺醒是勞工運動興起的主觀原因

所謂權利需求，就是人類在其社會歷史進程中所內在地產生的壹種獨立自主和自我實現的欲求，是人類打破奴役性和等級性的經濟政治制度而自由平等發展的沖動，是人類建立公正的市場經濟制度和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的需要，而對這種權利需求的自我意識，就叫做權利意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覺醒，經歷了三個階段：第壹階段是80年代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第壹次大解放；第二階段是92年以後以新興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縱深發展；第三階段是以勞工階級為主的底層民眾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覺醒。第壹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知識分子的思想自由和文化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要求；第二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新興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經濟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和文化權利要求；第三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以勞工階級為主的底層民眾的經濟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和文化權利要求。勞工階級與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都以經濟權利訴求為第壹權利訴求，但它們對經濟權利的理解是不壹樣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所理解的經濟權利主要是私人財產權、自由經營權和人力資本收益權，而勞工階級所理解的經濟權利主要是就業權、勞動力所有權和收益權、勞動安全衛生權、勞動保險權等勞動權益。正是勞工階級壹方面感知到了自己在工業化和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貢獻，另壹方面又感知到了政府、企業對自己的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他們才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壹種對自由、平等和公平正義的追求。

二、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次高潮及其發展趨勢

1、2010—2015年：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第壹次高潮

2010年5月17日，廣東南海本田數百名員工因為不滿工資、福利、中日員工同工不同酬而罷工，並且獲得了成功。壹石激起千層浪，由南海本田開啟的勞工潮，由南往北波及全國14個省份，其中大連開發區創造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罷工人數（7萬人）、發生罷工的企業數量（73家）最多的地區紀錄，引起國內外、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和重視。雖然此前年份各地已有罷工事件，但都是零零散散的，引發全國性連鎖反應的當屬南海本田罷工，所以我們把2010年看作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開始年份。此後幾年，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網絡統計數據，全國較大規模的勞工抗爭事件，2011年185起，2012年382起，2013年656起，2014年1379起，2015年2775起，基本上呈現出逐年翻倍的趨勢。

2014年的“嵩山會議”，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形成“自我意識”的壹個標志，是中國勞工界作為與政界、商界、學界四足鼎立的獨立社會力量，正式登上當代中國歷史舞台的壹個標志。會議以湖南常德沃爾瑪員工集體維權事件為典型案例，探討了中國勞工運動面臨的壹系列問題，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勞工代表、勞工NGO代表、勞工律師代表、勞工學者代表、勞工媒體代表，以及部分體制內官員、工會幹部和企業家、社會人士代表，完整地體現和彰顯了以勞工為主體和核心、以支持勞工運動的社會力量為輔助的“勞工界”範疇。會議發布的《嵩山宣言》，向全世界簡要宣告了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基本綱領和方向。嵩山會議之後，勞工界積極介入重大勞工事件，初步顯示了勞工界的合作、團結、互助的集體力量，在國內外引起了重大的反響，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經濟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以及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做出了初步的貢獻。

勞工運動的這種上升勢頭引起統治階級的警覺和惶恐不安，並終於痛下殺手。2015年12月3日，廣州大舉抓捕當年春季介入利得鞋廠勞資沖突的勞工NGO工作人員和勞工積極分子，傳喚數十人，至少8人被刑拘或被控制人身自由，官媒大舉報道，其中央視新聞頻道竟然做了長達24分鐘的輿論審判。歷經10個多月的偵查起訴，最終有4人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此外，各地多名涉入勞工運動的人士也受到多種形式的警告、監控和處分。壹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各勞工機構紛紛停止活動，各勞工網絡社區和自媒體也趨於消沈，受此影響，雖然經濟形勢繼續下行，勞資矛盾更加激化，勞工抗爭事件也沒有因此而消停，但前幾年那種爆炸性增長和成倍增長終於被遏制。因此，12.3勞工案可以看作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次高潮落下帷幕的象征。

2、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主體及其主要訴求

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主體不再是國有企業下崗失業的老工人階級，而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階級，尤其是其中的農民工，他們分布在建築業、制造業、加工業、服務業，大部分就業於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也有相當壹部分作為勞務派遣工和臨時工就業於國有企業。絕大部分勞工抗爭事件都發生在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只有少量發生在國有企業；發生在國有企業的抗爭，也主要來自於其中的農民工。到2018年。農民工數量已經達到28836萬人，成為新工人階級的絕對主體。

新工人發起抗爭的主要訴求和目標是：

（1）為最基本的生存權利而鬥爭。這主要由於企業克扣和拖欠工資引起，尤其是每到年底，都會發生大量建築工人堵路遊行討薪的群體性事件。

（2）依法追討應得的補償和賠償。這主要發生在企業大規模裁員、搬遷、破產倒閉的時候，被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的工人，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定要求企業給予不低於每年壹個月工資的補償，此外還有追討加班費、高溫補貼、帶薪年休假等按照法律規定應該支付給工人的補償或福利。

（3）要求增加工資、降低勞動強度、縮短勞動時間、改善勞動安全衛生條件。與前兩類依據現行法律和法定勞動標準的維權訴求不同，這壹類是壹些增長性、發展性的權利訴求，往往超出了現行法律規定的最低標準，其實質是，勞工階級要求依據自己在市場經濟發展和企業生產經營中所做出的實際貢獻，與資本、土地、管理、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分享經濟發展成果，要求進行公正的分配，以不斷提升應得的收益和份額，並降低自己付出的犧牲、成本和代價。

（4）對結社自由和團結組織權的訴求。中國勞工已經逐漸意識到，沒有勞工的團結和組織，以上那些訴求的實現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多罷工的工人或者像海南本田工人壹樣提出了重整工會的要求，要求依據工會法和工會章程，自由自主、自下而上地選舉產生工會委員會和工會主席，或者繞開現行工會，選舉產生工人代表與資方展開集體談判。

（5）對普世價值、人權、公民權利的訴求，這是壹部分工人已經達到的最高訴求。東莞諾基亞工人罷工時就打出了“工人不是商品，不是資產更不是奴隸，請不要出售我們”、“我們是有人權和尊嚴的”的橫幅；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二醫院首席工人代表孟晗在法庭自辯時沈痛指出：“工人什麽都可以沒有，但不能沒有尊嚴”、“作為壹個老工人，如果連體面勞動的權利也被剝奪，我寧願選擇在監獄里度過我的余生”。

3、新工人抗爭的組織和行動方式

新工人抗爭的組織形式：改選工會和工人代表制。最初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的是重組工會，並且也有個別成功的案例，但對工會的民主改造遇到兩個強大的阻力，壹是工會通常掌握在資方的手里，工會主席通常由企業高管兼任，絕大多數工會是所謂老板工會或黃色工會，資方當然會極力阻止工人辦自己的工會；二是對於企業工會具有審批注冊權和管理權的地方總工會不支持工人的民主訴求。工會不能發生作用，而集體行動又迫在眉睫，怎麽辦呢？工人們和勞工律師創造了壹種叫做“工人代表制”的替代機制。2011年年底，深圳冠星鏈表廠1100多名工人罷工，遭到維穩系統的打擊後，找到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請求法律援助，在征集到了半數以上工人的簽名委托之後，著名的勞工律師段毅率隊進入工廠，指導工人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選舉產生了13名工人談判代表，隨即向資方發出集體談判邀約。經過幾輪激烈的談判，勞資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從這個案例中，段毅律師總結了壹個“工人代表制”的模板，並且很快在珠三角工人運動中得到普及。

新工人抗爭的行動方式：罷工、集體談判和集體上訪、示威遊行。歐美早期勞工運動都以自發罷工為主，只有在工會獲得合法存在以後，才過渡到以集體談判為主、以罷工為輔。當代中國勞工運動也處在早期階段，也是以自發罷工為主的，只有少數事先在勞工機構幫助下按照工人代表制組織起來的案例中，才是以集體談判為主、以罷工為後盾的；由於工人的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罷工權還沒有得到法律的保護，在損害正在發生、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他們就開始行使壹種自然的權利，自發地切斷與資本的結構性聯系，亦即收回勞動、中斷生產鏈條，從而對資方構成實際的威懾和壓力。罷工和集體談判通常發生在那些正在進行生產經營的企業，而在那些悄悄轉移資產突然宣布搬遷或者破產倒閉的企業，原來工作場所的生產經營已經終止了，甚至老板都跑路了，或者在建築業層層分包的體制下，罷工和集體談判因為已經失去或找不到具體對象而變得無效了，工人們只好向監管部門（勞動局、信訪辦、維穩辦、工會）或當地的黨委、政府、人大，甚至面向公眾表達自己的訴求，這就發生了走出廠區的上訪請願和遊行示威。

4、2018年：三起行業性集體行動標志當代中國勞工運動進入第二階段

2015年12.3事件之後，中國勞工運動進入低潮。正當人們灰心喪氣之際，2018年上半年，中國國內連續發生三起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響的勞工集體維權事件，其中上海市長寧區環衛工跨越了三個企業之間的分隔、實現了在壹個市區範圍內環衛行業工人的聯合行動；塔吊司機聯盟同時在20個省、30多個城市發起集會示威；卡車司機同時在12個省發起罷工和駕車遊行。這三起工人集體行動具有顯著的行業性：壹是參與人數在整個行業顯著放大，行動擴及行業里很多企業，對行業內的勞資關系產生很大的影響；二是對上下遊行業和產業並進而對地區甚至全國範圍的經濟與社會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

在2010—2015年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波高潮和第壹階段中，幾乎全部勞工集體維權事件都發生在某壹家企業範圍之內。嚴格來說，企業範圍內的集體維權只是勞工運動的低級形式，只有很多企業的勞工集體行動建立橫向聯系、實現跨企業跨地區的聯合，才是勞工運動的較高形式。根據國際經驗，行業工人聯合組織及其集體行動，是壹種最有效力和力量、最能夠把分散的勞工力量聯合起來的組織形式和結構，原理在於，同壹職業、同壹行業或產業的工人，處於同壹種勞資關系結構之中，具有共同的博弈對手和共同的利益訴求，團結和聯合起來的成本最低而規模力量和解決結構性問題的規模效益最大，所達成的行業集體談判協議對於勞資雙方具有內部憲法效力。中國勞工運動，按照市場經濟和勞資關系的本性和發展趨勢，壹定會從企業級別的集體行動發展到行業級別的集體行動，此次三個工人群體跨企業的、跨地區的集體行動，完全有資格被認定為是這壹歷史性轉變的開端。2018年因而成為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二波高潮和第二個發展階段的開端。

從三個實例來看，從企業集體談判上升到行業集體談判，需要滿足如下兩個基本條件：首先是工人要意識到自己在行業和產業鏈條中的“結構力量”，比如環衛工人意識到了自己在整個環衛業中的中堅力量，這種力量足以讓整個行業停擺；塔吊司機充分意識到了自己作為特種技術工人在生產鏈條中的不可替代性；卡車司機也意識到了自己作為貨運司機的技術優勢和討價還價能力。這種足以使生產經營鏈條中斷的結構性力量，是工人潛在的“資本”和“籌碼”，工人們必須意識到並且善於利用它們。其次是工人要形成自己在行業範圍內的“結社力量”，實現工人在整個行業的聯合、團結和組織，使結構力量這種潛在的力量變成現實的博弈、談判、抗爭的力量。如果沒有工人們在行業內的聯合，工人在壹個企業範圍內的結構力量以至結社力量很可能會遭到破壞，因為行業內的資本力量通常可以聯合起來，調動其他企業的工人來替代正在罷工企業的工人。上海長寧區環衛工、塔吊司機、卡車司機主要是通過微信群進行橫向聯系的，在壹定程度上實現了同行業工人的團結組織和統壹行動，按事物本身的發展邏輯，獨立自主的環衛行業工會、建築行業工會、貨運行業工會的產生只是早晚的問題。這才是有效治理整個環衛行業、建築行業、貨運行業種種亂象的治本之策，從長遠來看，這不僅對工人有利，而且對整個行業、產業、社會和國家都有利。中國勞工運動下壹步的發展方向，就是要在各個行業形成勞工的聯合和自治組織。行業工會將會成為主要的、中樞的工人組織形態，並承擔著與行業雇主協會進行集體談判的重要職能。

5、初級階段勞工運動的去政治化策略和漸進政治化趨勢

初級階段的勞工運動迎頭碰上傳統政治體制的嚴厲限制。在2010年南海本田罷工事件中，壹方面，罷工工人把行動嚴格限制在廠區範圍，以“集體散步”的方式實現集體停工，淡化了“罷工”在人們印象中所固有的政治色彩；另壹方面，地方政府也表現出相當的理性和寬容，沒有采用維穩思路，沒有動用警力強制驅散罷工工人，沒用對罷工組織者提起刑事訴訟。有學者用“去政治化”來概括這次罷工潮的特點：罷工只是勞資經濟糾紛而不是政治事件，只限於企業勞資關系的層面，不涉及公民與國家關系層面。

但是，某次勞工集體行動“去政治化”是可能的，整個勞工運動“去政治化”則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南海本田案例並沒有成為壹個範例得到普遍推廣，相反，此後發生的勞工集體行動，絕大多數都受到當地政府的打壓，也就是說，即使工人僅僅提出經濟利益訴求，他們的行動也“被政治化”了。亞里士多德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指出了，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動物；現在我們看得更清楚了：政治是任何壹個社會都無法消除的結構性方面，區別只在於是專制政治還是民主政治。因此，“去政治化”只具有有限的策略意義，而不能成為勞工運動的原則和方向。就是說，在勞工運動受到專制政治高度管控的情況下，不能提出宏觀的乃至中觀的政治目標和政治要求，而只能提出具體的經濟要求和微觀政治、基層民主的要求，等到這些要求或這個層面的勞工集體權利得到較好的實現、勞工運動的基礎得到夯實、勞工運動的規模得到擴展之後，才能提出更高的目標和要求。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去政治化”，只是回避、懸擱中觀和宏觀的政治要求，而不是從根本上和原則上放棄壹切政治要求。

再進壹步，如果我們把政治理解為憲政、民主和法治的話，“去政治化”也是過於消極的，最多只是表達了企業公民和工業公民對消極自由即勞資自治的訴求，但同時取消了公民對積極自由（即通過國家政治追求更公正和美好生活的權利）的訴求，因此西方國家工人階級在爭得了“去傳統政治”的消極自由即勞資自治後，又推進到積極地建立新型的國家與工人階級政治關系的更高歷史階段——在工會組織和工人運動的基礎上，勞工政黨產生了，並通過議會民主制加入到國家政治生活過程中，通過立法、參政乃至獨立執政，在更高的層面上維護工人階級的權利和利益。由於工人階級作為公民社會人數最多的部分加入國家政治生活層面，資產階級再也不能單方面地運用國家政權鎮壓工人階級了，屬於社會主義的憲政、民主和法治才真正建立起來，公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才真正建立起來。這是發生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壹次最深刻的社會變革。

工人階級談中國移民潮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已經陷入2020年以來最嚴重一波新冠疫情，在惡劣的封控實施當下，“潤學”在中國網絡上興起——“潤”字諧音英語“run”（跑），“潤學”就是呼籲大家盡量“逃離”中國。


3月最後一周（上海封城第一周），百度移民主題的“移居加拿大條件”搜索量暴漲28倍多，位居中國搜索引擎排行榜榜首，對於澳大利亞、美國等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檢索也非常多；中共官方4月3日於宣布堅持“清零”政策後，對於移民政策講解的視頻搜索量激增逾14倍。移民機構收到的業務量驟增，咨詢者大多為中產階級，也有不少專業人士。中共警覺事態嚴重，因此中國各大網絡平台很快便不再提供移民相關的搜索量相關信息。

嚴格限制“非必要出境”

由於感到民族主義宣傳愈發無力，以及害怕外匯儲備不足、專業人才外流等因素，中共官方用各種辦法收緊中國人出國出境的空間。5月初，移民管理局頒布新規，稱嚴格限制、“勸阻”中國公民“非必要出境”（包括旅遊和探親）。即使出國留學、就業等在名義上還是必要事務，邊檢人員仍然會對出國人員百般刁難，很多人最終仍然被阻攔；很多網民也爆料說，自己不能以留學為名義辦理護照，甚至自己的護照被剪角作廢，而官方“辟謠”並不可能打消社會大眾疑慮。

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共政權一直自詡自己嚴格封控的措施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比起西方有著“制度優越性”，試圖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下鞏固自身統治；大多數西方國家政府對於疫情的災難性應對不當（5月17日，美國官方通報死於新冠人數破100萬大關），也很大程度幫到這一宣傳，但今年奧密克戎變種病毒攻破中國防疫大門，廣大工人階級甚至很多中產階級都面臨收入更加不穩定、生活水平惡化、“內卷”進一步加劇的現狀。這些無疑都挑戰著中共官方民族主義勝利敘事。可以說，很多人“潤”的念頭，並非始於防疫亂象，但疫情封控加劇了這一念頭。

當前“潤學”興起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很多中產階級人群對社會的憤怒，當中部分會走向激進化。所謂“中產階級”，其實主要是相當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和收入較高的白領工人；總的來說，因其所處地位，在社會未處於深重危機之時，這一人群總體上政治冷感、“歲靜”或保守，是中共獨裁的重要社會基礎。但現如今，中國經濟已經進一步下行，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內卷”太嚴重、生活壓力太大，政治環境更加高壓，很多人便覺得中國並沒有比世界其他國家優越，因而動了移民念頭——這其中便包括很多中產人士。

但是，即使是“中產階級”，大部分其實也不具備“潤”的硬性條件，大多數人想“潤”也只是在封城下的本能反應，而不是有實際計劃，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是會留在中國。那麽廣大基層工人怎麽辦呢？特別是，中國只有約5%的最富裕人口月收入超過5000元，而這樣的收入距離移民也差很遠。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民族主義思潮普遍升溫的情況下，不但西方“民主”國家不可能為了展現自身“民主”“自由”而真的敞開移民大門，而且中國移民也不可避免會成為他們移民所在地種族主義攻擊、歧視和歸罪對象。這正反映資本主義的本質：需要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分化來維持統治階級經濟和政治權力。同時，很多民眾也會覺得“潤”是一種消極的逃避行為，因而不甘心放棄自己在國內的一切就移民出去，仍然堅守在中國。

“潤學”興起的背後

最終真的“潤”出去的人有多少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潤學”興起顯示，民間對於倒車的社會現狀失望和不滿的情緒正急劇升溫。特別是過去幾個月，以防疫為名的粗暴的社會控制持續升級，令中國廣泛人口集體震驚，並且驚醒起來。仍然留在中國國內的普羅大眾，如果不默默接受現狀，或者是“躺平”消極抵抗，就只能起身更激烈反抗。現在中國一切從上到下的社會問題，根源都是在於中共獨裁統治，以及其捍衛的威權資本主義制度。群眾的社會反抗若要觸及根本，必須聯系到推翻現行威權資本主義體制，而這需要工人階級邁出第一步，發展自己的戰鬥性獨立組織、獨立工會和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

工人階級談中共政權的共同富裕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如坐火坑：虛幻的“共同富裕”

在巨大的經濟內爆風險下，如坐火坑的習近平政權屢提“共同富裕”承諾，渴望用一層薄薄的土將要爆發的火山縫合，來維持其下一屆任期的穩定。

中共的“共同富裕”承諾提高人民福祉，縮小收入差距，但卻內容空洞，沒有任何具體方案改善工人階級的處境。同時亦用不“殺富濟貧”向資本家保證政府不會太過火。這種矛盾的措辭，體現了習政權渴望緩和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同時要保住資本主義制度，因而對制度本身造成的危機束手無策。

疫情急劇擴大了中國財富分配的不平等，2020年胡潤年度排行榜顯示，中國億萬富豪數量增加了253人，為世界第一。而在2021年，中國億萬富翁有1058人，而美國有696人。這只是資本家之間的共同富裕罷了！

改善民生？

“共同富裕”承諾要“先富帶後富”、“精準扶貧”，期望資本家富起來後，會把財富進行“第三次分配”，即資本家會將財富由上而下滴溜給民眾，實現“第三次分配”。這分明是新自由主義的“滴溜效應”，但他們才沒有那麽疏財仗義呢！

中共政權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政權，只能通過國家幹預，在危機上走鋼絲，但畢竟無法解決資本主義危機，原有的宏觀調控手段正不斷失去效力。

政府面對房地產泡沫危機，進退維谷、拖延時間。恒大爆雷敲響了“三道紅線”“房產稅改革”的警鐘，習政權與紅色資本家都害怕過度控制資本，會導致連鎖效應性的經濟崩潰。只得在放松房貸、加速放貸上走的更遠，央行亦配合新一輪放水。泡沫與債務繼續累積，在畸形的經濟結構下，新一輪放水的資金或流向金融、地產市場或由於儲戶信心不足淤積於銀行。這表明習政權無力提振消費、亦無力改善工人階級住房、負債現狀。所謂民生改善，在積重難返下成為一句空談。

在深重的財政危機下，中共政府亦無法負擔起未來社保支出。人口壓力的增長、地方政府債台高築、政府無力監督資本家繳納社保金，都造成了估計在2025年底退休儲蓄缺口或達到十萬億人民幣的現狀。而中共采取的對策竟是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更遑論去年十二月爆出的發達省份公務員減薪，東三省部分地區事業單位公共人員工資被拖欠的消息。這都體現了，財政、人口雙重危機下中共自我吹噓的所謂“再分配”的虛偽。

中共將高質量發展，通過實現產業升級、科技進步來做大經濟蛋糕，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這一提法體現了在人口紅利喪失時，中共渴望通過經濟轉型來提高中國產業在國際產業鏈的地位，借以提高民族資本所分得到利潤。但自相矛盾的是，習近平一方面要靠科技走經濟轉型，但又害怕科技企業帶來過高的金融風險。因而在前年開始喊出反壟斷口號， 並希望通過打擊個別高科技企業的舉措，挽回部分民心。當然，中共絕不會打擊996這種剝削工人的制度。

再者，新冷戰背景下中國面臨的技術和資源封鎖，使中國科技業陷入了嚴峻危機。即使科技戰爆發前，科技業的利潤來源往往是金融投機，實體科技業發展占其份額根本少得可憐，因此中共才要壓制阿里巴巴和騰訊等大企業的壟斷。

反壟斷的過程進退兩難，因為如果過於大力打擊金融科技業，只會令經濟更加難以轉型，甚至造成金融業的崩潰。所以，去年“反壟斷法”修法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即使對企業罰款上限提升至人民幣五千萬元，不過還只是九牛一毛。中共最多能用政治恫嚇來確保科企老板聽話，但不能改變行業壟斷的局面。

幻想及呼籲

我們必須指出，自身難保的官僚階層的虛假承諾和面對危機作出的經濟努力，毫無反資本主義性質，反而是資本主義危機中統治階級挽救自己制度的掙紮之舉。內地部分左翼（一些毛派）對官僚與資本家抱有所謂“共同富裕”的幻想，誤以為習近平在對抗資本主義，實在是徹底的錯誤。

改善工人階級生存狀態、不能依賴所謂“參與第三次分配”的資本家施舍，也不能依賴官僚開出的空頭支票。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將私人企業公有化，並將所有企業收歸民主控制，對經濟系統實行民主計劃管理的方式來達到。這就要推翻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的極端防疫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上海疫情的悲劇：一場無可推卸的人禍

至五月，上海終於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本市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但這個樂觀的聲明所不能掩蓋的，是上海市的災難很大程度上絕非天災，純屬人禍——這場人禍並沒有隨著官方所說“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終止。

我們處於新冠疫情的第三年，但習近平政權卻沒有汲取任何科學的教訓。連之前與中共友好的世衛組織最近也客氣地表示“清零策略是不可持續的”。

在封城後的上海，哪些品牌能提供生活保障物資、哪些企業能成為保供企業，統統由官方拍板決定。於是，受嚴格管制的物資供應為當地留下了巨大的貪腐空間。在暗箱操作下，大量皮包公司和劣跡斑斑的企業成為了紅頭文件上的“保供企業”。

上海因為官僚的低效與腐敗而出現了生活物資的緊缺，反過來生活物資的緊缺又使官僚與投機者得以更加瘋狂地盈利。就這樣，上海出現了一幅奇觀：在京東等相對有保障的電商平台卡在了保供資格審批上不得送貨的同時，一些資質存疑的“保供單位”卻順利獲得批準，一路綠燈地為居民送來了臭掉的榨菜、變質變味的豬肉等各路劣質食品，而各地無償捐贈的物資有的被捂在倉庫里，有的被高價倒賣，有的甚至被扔進了垃圾桶。

有人會問，難道社區居委會不是“群眾性自治組織”嗎？他們難道不能從基層做起、抗衡這種惡劣行徑嗎？

很遺憾，不能。居委會名義上來看是群眾性自治組織，但他們只是自上而下承接上級命令的體制末梢，嚴格聽從上級“從嚴從緊防控”的指揮，既不群眾又不自治；一些居委幹部更是頗有官老爺風範，有趁火打劫索要珠寶的，有放任菜蔬在倉庫里爛掉的，不一而足。群眾即使試圖參與到社區工作中去，也只能擔任服從命令聽指揮的志願者，進行一些事務性的工作，並沒有民主、自治的機會。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根據習近平的講話，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都是基於“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經受住了武漢保衛戰以來最為嚴峻的防控考驗”。

可事實呢？截止五月六日，上海新冠患者的死亡病例共計五百餘例；而作為對照，上海群眾自發記錄的、不計入衛健委報告的疫情“次生災害”死者不完全統計就已經有近兩百例。這些死者中很多本來可以救回來。但是，有的醫院“為了防疫”已經關掉了急診和發熱門診所以不接收病人入院，有的醫院要求病人必須先做核酸檢測再搶救，哪怕病人已經不可能活著看到核酸結果；有的社區底氣十足地攔住準備就醫的重癥病人，以防疫之名叫他們“想出去就別回來”；而因為封控而斷藥、斷氧、救護車調度困難則使眾多病人只能在小區、養老院里等待已經來不及抵達的治療，然後默默死去。

他們沒有死於疫情——他們死於疫情“防控”，而他們的死在官僚眼里甚至連疫情死亡數字都不是。

“大概在10號到11號，氧氣瓶就完全沒了，有三個老人很明確是因為氧氣跟不上，慢慢地死去。

我們養老院在一個市中心的位置，被上海市的大醫院包圍，平時救護車也就是5分鐘的車程，是很方便的，但是現在撥了120，車子得從很遠的地方調過來，要2~3個小時。等待的過程中，老人氧氣跟不上，手指、腳趾慢慢發黑，呼吸頻率加快，最後死掉了。”

——上海一家養老院長的口述

自始至終，上海和北京的官僚都只考慮了疫情數據與經濟數據的權衡取舍。對他們而言，上海的民生在經濟數據與疫情數據面前分文不值，所謂“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只不過是政績單子上的“數據至上”。

在中國官方的神話里，黨中央的方針和官僚集團的領導仿佛已經成為了萬靈的處方，但在群眾目睹了政策的左右搖擺，並為官僚集團的“政績”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後，這一套謊言就再也不能欺騙他們了。群眾政治意識的逐漸覆蘇——從觀察與思考現狀出發，他們積累下了對官僚的無能、殘暴、腐敗、亂指揮的憤怒。工人階級需要組織民主的救災委員會，接管分配物資和管理社區的權力，才能有效使居民自我組織起來，並嚴懲扣押物資的腐敗官員。

工人階級談經濟環境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

自2008年危機以來，中國勞工論壇（ISA中國）指出中國在2008年危機的四萬億救市方案，讓中國經濟、某程度上乃至全球經濟都避免了美國華爾街式的全面爆破，但這不過將危機的炸彈延後爆破。中國自此陷入債務嚴重、充斥高風險投機、大量無利可圖的僵屍企業。中國很可能會陷入日本式的經濟危機——債務嚴重、通貨緊縮壓力巨大、消費水平低下，使經濟長期處於低迷而難以反彈。

中共比日本當年更長期、更嚴重依賴房地產行業作為經濟驅動力，制造了全球最嚴重的房市泡沫。恒大危機發起了警號，使越來越多評論員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社會主義者》雜志在此回顧日本房產泡沫爆破的歷史，協助我們在經濟、政治和帝國主義衡突方面分析中國危機的願景。

自二戰結束後，美國為了使日本成為其亞洲區抵禦蘇聯和中共的盟友，扶助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加上斯大林主義的中蘇陣營就在鄰國，美國在政治上要通過經濟力量壓制日本的工人鬥爭。美國從1945年－1969年間向日貸款和贈款總數超過40多億美元。日本經濟大力發展，在1968年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開始陷入經濟危機。這狀況使美帝國主義感到老大哥的地位受威脅，並開始要改變對日本的政策，壓制日本的經濟發展。

美國70年代經濟危機

美國陷入了通貨膨脹，整個70年代美國通漲率，是此前20年平均的三倍，但通脹並無帶來經濟增長，企業無利可圖而殆於擴大投資使失業率持續高企。這就是所謂“滯脹”。

通脹原因之一是1973及1979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即使後來解除了石油禁運，全球油價至1980年代中期才回落至危機前水平。通脹使國內消費水平降低，而由於美元價格高企以至進口商品價格便宜，至1970年代的中後期，美國對日本以及西歐國家的貿易逆差不斷加大，在1983-84年間差額達到GDP的3%。

美國統治階級開始發起貿易戰，並以里根1981年上台後成為轉折點。到了1987年，華府對價值3億美元的日本進口貨品加入了100%關稅，幾乎等同封鎖了日貨進口美國。美國亦迫使日本開放市場讓美國投資，包括電視機和汽車等關鍵市場，並打擊在美的日資企業（如東芝），就如今天對抗華為那樣。

日本雖然成為經濟強國，但在政治和軍事上極為依賴美國，尤其面對中國和蘇聯這兩個官僚計劃經濟的國家更需要美國保護。雖然當時中蘇交惡，但資本主義的日本與計劃經濟的中國與蘇聯是社會制度上根基性的敵對。加上當時東南亞經濟步入極迅速經濟增長的階段，即使減少對美國的出口，還有其他新殖民的國家可以剝弱和掠奪，因而接受對美國的讓步期望買來和平。

然而，日本的讓步並沒有緩和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美國貿易赤字占GDP從1980年的1.3%增長到1989年的3.7%。可見即使當年美日兩大國願意作出協定，也不能解決資本主義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失衡問題，後來決定性的廣場協議更引起大災難。今天中美之間強硬的態度以至全球國與國合作的撕裂，各國在經濟政策上互相協調去走出經濟困局，更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了。

到了1985年9月，在美國的壓力下，美國、西德、法國、英國和日本簽署了廣場協定，同意將美元對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作為出口導向經濟的日本，以為可以緩和與美國的貿易戰、日元升值可以推進日元國際化、吸納外資到日本投資、幫助日資在世界市場上擴充。與其像資產階級評論員那樣說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倒不如這是帝國主義沖突不可避免造成的災難。

日元升值陷入了失控境地，在兩年間日元對美元升值超過50%，日本出口總額下滑了20%。日本政府以量化寬松政策企圖刺激經濟，一度推出過6萬億日元的財政刺激計劃，使大量信貸湧向房產和股市。地價暴漲，1989年底，日本土地資產總額約為美國的4倍，僅東京都的地價就相當於美國全國的土地價格，而美國的面積則是東京的1.5萬倍。從1980年到1990年這十年時間里面，日本的房價翻了5、6倍。

泡沫爆破

當時無疑日本的中產階級以至勞動者都陷入瘋狂炒賣。但與大部分資產階級歷史學者所描述的不同，當時並非真正“全民致富”。資產泡沫帶來了貧富懸殊嚴重化的現象。一方面越來越多中產階級以至工人上層都為了避免資產貶值而紛紛買房。基層年輕人買不起房，於是日本政府甚至推出了50年甚至100年的貸款。最為陷入瘋狂投機的是各大企業，例如豐田汽車、富士重工、日立電機等公司也將資金投入股市及房產。豐田甚至炒賣收入曾超過主要的營業的汽車制造業收入。日本企業的市值總額，在最高點時甚至膨脹為美國企業的1.5倍，占整個世界的45%。

1989年開始，日本政府害怕通貨膨漲以至國內消費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經濟泡沫過大失控，因而在一年之內三次加息以收緊信貸，期望作出調控。1987年日本政府提高房地產稅收，限制土地和房產的頻繁交易。1992年，日本政府又出台“地價稅”政策，規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須交納一定比例的稅收。

大災難來臨了，房產泡沫迅速爆破，危機蔓延至銀行系統。1991年日本全國房價暴跌70%、東京房價暴跌90%。當時房產與銀行資本緊密扣連起來。銀行貸款向投機房地產的日本公司和個人放貸，從而提高了土地資產的賬面價值。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土地被用作抵押品獲得更多的貸款（甚至可以獲得地價120%的貸款），然後這些貸款又被用來炒股或購買更多的土地。

日本的經濟增長近乎停滯，GDP增長僅有年均0.75%，遠低於之前十年的年均4.6%，這一時段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到了2002年，日本與美國之間的人均GDP差距，甚至比1980年代30%還要大。日本的國家債務占GDP由1991年不到40%，持續上升到2012年超過200%。債務利率償還長年拖累經濟覆蘇，而巨大的通縮壓力又使實際債務負擔增加，經濟更加一沈不起。2012年政府推動所謂“安倍經濟學”，以貶值日元和刺激信貸方式想刺激經濟，但湧進股市的資本只令資本家更富有，沒有解決任何真正問題。

工人階級當然受到最大的打擊，30年來年實際工資沒有上升。在戰後普及的終身雇用制，到經濟爆破後，約聘和派遣工等非典型勞動大大普及化，到今天非正式勞動比例高達40%。非正規員工跟正規員工就算做一樣的工作，不僅薪水只有正規員工的五到六成，大部分都沒有社會保險，也少了福利！工人階級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消費能力低下，使經濟更加長期疲弱。中產階級也因為房產泡沫破滅而陷入負資產，即房產市價低於貸款總額。自殺率和離婚率急升。91年到98年，日本的每年自殺人數一直在兩萬到兩萬五之間。

今天中國與當時日本比較

如果單單以房產泡沫的規模和杠桿比例來看，中國今天的房產泡沫在各方面的收據都遠超於日本當年。上文提到當年日本資本家吹噓東京的土地總額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但中國房地產總市值65萬億美金，相當於美國、歐盟、日本的總和，也是中國2018年GDP的5倍。即使是1990年的東京，房價收入比也只有18倍，而日經中文網引述如是金融研究院的統計，今年廣東省深圳市的住宅價格平均為年收入的57倍，北京市也達到55倍。

中國房地產業20年增加值接近北京2019年GDP的2倍。“廣場協議”後近5年時間里，日本地價每年的增長率是GDP增長率的3倍。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所得比率高達120%，正是80年代的日本泡沫爆破前的高峰。從整體貸款余額中房地產貸款所占的比例來看，目前中國接近3成，高於日本泡沫期的22%。這證明住房負擔在中國更嚴重。

當然，不能單憑這種數據就能僵硬地論斷中國的泡沫會在短期內爆破，因為預測一個國家的經濟不能脫離國內政治和全球經濟因素。無疑，今天中國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比當時日本牢固得多，無疑中共對國有銀行的政策有相對較強的控制。這是因為中共由毛澤東官僚計劃經濟覆辟資本主義以來，必須維持強大的國家控制來指導經濟發展，才能確保政權可以制衡私人資本家的力量。加上中國資本主義的冒起比二戰後的日本更遲來，意味著過程更不平衡，且中共確保國家權力淩駕於私人資本家之上。

人口危機

但更牢固的控制不代表可以克服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首先，中共不同派系已經就處理經濟危機的方針出現分歧，造成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兩派的政策長期都無法有效推行。例如，在中國的房產業與地方政府的利益緊密掛勾。土地出讓為政府帶來超過1/4的財政收入，因此打擊房產業等同削減地方政府預算，並且傷害官員利益。加上一黨專政的體制，中共各資本派系一定程度以地方為割劇，因此形成巨大的阻力使習近平的打房政策難以有效執行，最近房產稅也胎死腹中。萬一危機爆發，各省市的地方財政一定程度上根據中共派系鬥爭而各自為政，更難互相協調去解決危機。

有種說法是，日本當年已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而中國今天的人均收入還是發展中國家，因此還有很大增長空間。這種說法實屬異想天開。今天中國經濟增長已大大放緩，加上全球經濟衰退以及新冠病毒，難以發展為“高端”經濟，也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壓制。中國正陷入“中低收入陷阱”而難以轉型為先進經濟體的模式。

日本青年可謂“躺平主義”的始祖。由於經濟長期低迷以及高壓勞動條件，這使日本陷入了長期的人口危機，自2005年就開始人口負增長，而今天每34秒才有一個人出生，但每23秒就有一個人死亡。主因是年輕人越來越趨向不婚，2019年的結婚數字創下二戰以來最低。由雙親育兒女的家庭之比例已經從泡沫時代的 40% 降到了今天的 27.9%，意味著離婚率和不生育率大大提高。

問題明顯與就業息息相關。根據厚生勞動省調查，2018年以30歲到40歲的男性來說，正規員工未婚率約三成，非正規員工則高達75.6%；非正規員工就算到了40多歲，未婚率仍有45.7%。

中國人口危機的嚴重程度已在追上日本。但中國人口危機除了有類似的經濟原因（實際上中國對待產假、公共教育和托兒服務等生育保障比日本更不堪），還加上更覆雜的社會制度因素——戶籍制度限制人口自由流動，並剝奪了外省人的社會及勞動保障，加上比日本更巨大的城鄉差距，造成變相的族群/地域隔離制度。作為更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比日本有著更多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

今天與30年前的全球資本主義局勢卻不一樣，中國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更強硬的攻擊和圍堵，而且國內政治和社會危機嚴重程度比日本當時嚴重得多。日本80-90年代初處於東亞資本主義繁榮時期，而今天卻是全球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比起美日帝國主義80年代的沖突，今天中美帝國主義更加難以作出有意義的互相讓步，因為帝國主義爭奪地緣政治利益、占據市場和掠奪資源上更加競烈。同時，中美統治階級都面對國內的群眾反抗和不滿的壓力，他們必須展示自己的以煽動民族主義。中美統治階級內部形成更強硬的民族主義勢力，爭相以反中、反美議題來奪取聲勢和權力，驅使兩國政府必須在國際權鬥中強硬起來避免失去權力。

今天中美帝國主義牽涉的除了是美日當年也有的貿易戰和市場開放問題外，還有更全面和更難讓步的鬥爭：在軍事（南海、台灣、中印度邊境）、科技戰和政治議題（美國用民主人權的旗號向中國施壓，借以奪取政治鬥爭優勢，而中共作為獨裁政權在此問題上不能讓步）。這使中共面臨經濟危機時面臨更巨大的壓力，甚至會威脅到其統治。

總結

中國經濟危機，然而國內政局和全球危機的情況如此多變，沒有人可以完全論斷未來會如何發展。無疑比起日本資本主義，中共的國家機器幹預的力度將會更強大，加上汲取了日本當時刺破泡沫的慘痛教訓，害怕經濟連鎖效應崩潰，使中國統治階級今天面對房產泡沫時更加步步為營。這使中共面對恒大以至整個房產危機時陷於癱瘓狀態。即使恒大和房產業泡沫不會全面爆破，其對經濟造成的債務負擔和通縮壓力也可以使中國經濟走入緩慢和長期的低迷甚至停滯。

另一方面，沒有人可以排除美國華爾街式的爆破在中國發生的可能性。中國整個金融制度也埋伏著高風險的產品，隨著債務水平越來越高，中共拯救違約債務的能力也在削弱，因此習近平才要發動對資本家的攻擊企圖限制投機。但這同樣有危險會招致日本政府那樣自己將泡沫刺破。走鋼線一次失手足以致命。

當然，今天中國與日本最重要的不同，是中國群眾的憤怒情緒遠超於當年的日本。當年日本泡沫爆破適逢蘇聯倒台，資本主義市場制度因而獲得了歷史的勝利，使全球工人階級意識大大倒退。在日本更加因為左翼運動的歷史性失敗而使工人組織力量薄弱，長年都欠缺大規模的工人鬥爭。

今天中國工人階級擁有全球第二大的經濟力量，社會矛盾的極端程度已使青年大大激進化，階級意識正在形成和發展。即使在獨裁鎮壓和疫癥壓制下，工人鬥爭的力量還是正在醞釀。中共若果要工人階級為危機埋單，將可以面對群眾革命鬥爭的局面。慘痛的歷史經驗會向工人階級表明，必須打倒資本主義，才可以有計劃重組經濟，擺脫將至的危機。

中國社會的人權災難的基本狀態

作者 王江松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一、從幾個輿論熱點說起

在八孩鐵鏈女事件引起的輿論風暴中，有三個人的言論受到特別的關注，並招致了無數的批判和痛罵，他們是賈平凹、王志安、胡平。賈平凹接受采訪談自己作品《極花》中的人物時，一方面責怪被拐賣婦女蝴蝶缺乏防範意識，那麽容易上當受騙，另一方面又說：“這個人販子，黑亮這個人物，從法律角度是不對的，但是如果他不買媳婦，就永遠沒有媳婦，如果這個村子永遠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了。”當北青報記者問“您的意思是，為了村莊不消亡，買賣是可以被接受的？”賈平凹並沒有斷然予以否認，而是顧左右而言他：“法律和人情常常是相悖的。而小說中往往要寫的是感情的東西。沒有買賣自然就沒有傷害。但為什麽打擊拐賣幾十年，還是不能杜絕？這只是表面危機，社會深層的危機是社會結構、社會分配發生變化，產生了很多城市和農村的不協調，導致了各種的情況。”賈的這些言論引起輿論公憤，實在不算冤枉了他，我當時也做了如下評論：

賈大廢人的邏輯與鉛筆社歹徒以及一切極右分子的邏輯有驚人的相似：

——如果不允許拐賣婦女，很多村子就會因絕種而消亡了

——如果不允許雇傭童工，貧困地區少年兒童的命運就會更加悲慘了

——如果不允許工資單方面由資方和企業（所謂市場）決定，農民就連農民工也做不了，只能退回農村刨食了……

另一個引起輿論軒然大波的是王志安的三條推文：“如果尊重婦女的個人意志，讓她們繼續留在被拐賣的家庭，你們覺得單純處罰她現在的丈夫，做得到麽？比如把她丈夫抓起來判三年。這個女的都不幹啊。她會說你們為了保護我的利益判我丈夫刑罰？不對呀，求你放過我們呀，讓我們好好過日子”；“但強行解救走，可能會造成更大的社會災難。娘家人不願意接收，夫家或買家這邊強烈抵觸，甚至全村出來抵抗。社會現實遠比想象的覆雜，不是網上敲幾個字就能解決的”；“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很多被拐賣的婦女是不願意被解救走的。我們當年做節目就遇到很多。原因：第一，家鄉比這里窮很多，即便回到故鄉，也會備受歧視，很難嫁出去；第二，有孩子了，無法割舍；第三，丈夫人也還行，湊合過日子是個可以接受的對象。遇到這種情況怎麽辦？尊重她自己的意見，似乎是縱容販賣。”對此我也發表了如下評論：

王局這幾條推文糾纏在一堆漿糊之中，完全缺乏制度分析和國家責任的維度：一胎化計生極度惡化了男女生態、國家對拐賣婦女的嚴重縱容……基於此，一個有文明底線的國家必須彌補自己的過失，在依法打擊拐賣婦女罪犯的同時，啟動對於被拐賣婦女的國家賠償，幫助她們的後續生活，包括經濟補償和心理撫慰。

我的朋友@老是撲空不完全同意我的觀點，他說，多數人表達“應該”“必須”，少數人提醒“事實”“現實”。前者正義、美好；後者冷峻、骨感。沒必要互不買賬，更沒必要批發帽子。推動社會未來進步、促成現實問題解決需要兩者合力。做過新聞的人能看懂王局說什麽。我回應他說：我做評論，力求“應該、必須”與“事實、現實”的結合，不喜歡抽象的道德譴責而追求具體的解決方案，也不是一頭紮在事實堆里而不能自拔。正因為我看到並承認他說的那些實際情況，才說出一條走出困境的思路（國家賠償同時開放社會救助），否則，罪犯不能審判、受害者繼續受害、拐賣婦女的鏈條依然如故……

紐約政論家胡平的言論在推特上引發了更加激烈的反應，他的基本觀點是，為什麽有這麽多的拐賣婦女現象？主要是因為一胎化政策造成了3000萬光棍。他引用人口學者易富賢的話說：“1982年人口普查是中國歷史上最準確的人口普查。0-4歲性別比107，略高於正常的102-106；5-9歲106，10-19歲105，20-29歲105，都在正常範圍。說明1980年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前，溺女嬰現象極為罕見，無統計學意義。是計劃生育才導致出生性別攀升，導致光棍危機、女性安全危機。”國家統計局數據也表明，從1950年到1980年，中國的出生性別比一直在正常範圍之內。正是在強推一胎化後，性別比才大幅度突破正常範圍。國家統計局說，“隨著全面兩孩生育政策實施，生育觀念的轉變，出生人口性別比也在下降。” 這等於間接承認，性別比嚴重失衡，首要原因是一胎化政策。他推薦的一篇文章也有這樣的數據：“從80年代初期，中國的新生兒性別比就超過正常的上限107，然後一路向上，九十年代攀升到110以上，在2004年更創下了歷史最高記錄——121.18，即每出生100個女嬰，就出生121個男嬰。那一年之後，中國連續十年的新生兒性別比，都超過115。這是全國平均數據。放到農村，男嬰的比例更高，有些地方高達140以上。”

胡平總結說：“人們對地方政府的不作為，對人販子的無人性，對當地村民的底層之惡，口誅筆伐。這些批判當然都是正確的，但是我以為我們切不可忘記，導致當今中國拐賣婦女現象惡性泛濫的根源，是中共，是中共強制推行40余年的一胎化政策。”胡平之所以強調這一點，不僅僅是為了還原歷史因果關系，也是為了尋找解決拐賣婦女問題的更為公正、有效和全面的辦法，他說：

——我2004年寫文章就提出對三千萬光棍大軍怎麽辦，可是一直到現在都沒幾個人願意思考，只滿足於某個案例曝光後去對惡行譴責一番就算完。如果還不提出解決、至少是緩解的辦法，這樣下去，很不幸，因為中國男女失衡的狀態至少還會持續15年，因此類似的大量罪行在中國至少還會持續15年。

——賈平凹告訴我們光棍村以拐賣婦女才能繁衍這個冷酷的事實。凡有正常心智的人自然想到的問題是，怎樣才能讓光棍村能正常繁衍而不靠拐賣婦女。可是某些人想到的卻是，既然光棍村靠拐賣婦女繁衍，而拐賣婦女是罪惡必須嚴禁，那就讓光棍村斷子絕孫吧。——而就是這些人還自以為占據了道德制高點呢。

——因為中共長達40年的強制一胎化政策，導致男性比女性多三、四千萬，其結果就是在底層社會造就了三、四千萬光棍大軍，他們的性需求、對家庭的需求，對繁衍後代的需求，都被無情地否認，再對比權貴們二奶三奶小蜜蔚然成風，這個（視頻里的）年輕人居然說那些光棍們活該斷子絕孫。

——中共要強推一胎化，他當然知道那必然造成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必然造成數千萬光棍大軍，必然導致拐賣婦女猖獗。中共不提出任何緩和矛盾解決矛盾的辦法，實際上就是放任。很多人只知道在基層官員-人販子-村民這個鏈條上做文章發議論，卻放過對中南海施壓，豈不是避重就輕？

——老話“饑寒起盜心”深刻地揭露了人性的真實。那麽這是不是說，人到了饑寒交迫的地步，偷盜搶劫就有理了、就正當了呢？當然不是。尤其是你偷盜搶劫的對象並非掌握不義之財的權貴，而是和你一樣的平民，甚至是比你還弱勢的平民，你的偷盜搶劫就依然是錯誤是犯罪。但一個無可否認的現實是，如果一個社會由於天災尤其是由於人禍，致使不少人陷入饑寒交迫，這個社會一定會發生大量的偷盜搶劫行為。在“天災人禍-不少人陷入饑寒交迫-發生大量偷盜搶劫”這三者之間確實存在因果關系。如果你不能克服天災人禍，因此不能減少饑寒交迫，你就不可能減少偷盜搶劫。

胡平挨了無數的板磚，但我是比較讚成他的觀點的，於是接連發表了五條推文：

1、賈平凹和王志安固然應該挨批，但精英們紛紛在“繼續允許光棍村買媳婦”與“讓光棍村滅絕”這兩個選項中，毫不猶豫地選了後者，甚至以此對子女進行道德教育……這令我不寒而栗。這個二選一暗含兩個前提，一是光棍之所以成為光棍，責任完全在他們自己，二是絕對沒有第三個選項了。問題是這兩個前提成立嗎？

2、我當然是堅決反對拐賣婦女的，我只是在深化問題，請大家一起找出解決方案，畢竟讓3000萬光棍自行滅絕也是駭人聽聞的人道慘劇。問題可細化為兩個：政府在這個事情上承擔什麽責任？應該並可以為此采取哪些政策、創造哪些條件？民間社會在這個事情上可以做出哪些貢獻？如果政府不作為，民間如何追責？

3、假定有陳勝吳廣振臂一呼號召光棍階級革命：光棍階級是由暴力計生造成的，我們的貧困是由極權計劃經濟和權貴市場經濟對農民的漫長剝奪造成的，卻讓我們承擔所有的苦難和罪惡——要麽孤獨終老，要麽犯罪伏法！今認命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處於道德和法律安全地帶的人，如何回答這篇起義檄文呢？

4、對於拐賣/強奸/奴役婦女的現象，予以嚴厲的道德譴責和法律懲罰，當然是正當的，但也是相對容易的，而根治這一現象卻是更為困難的。正如它是由經濟/政治/社會/法律/文化等多重原因造成的，解決途徑也相應地是綜合的，僅有道德譴責和法律懲罰是不夠的。我的推文只是提醒這一點，辦法得由大家一起來想。

5、你有道德義憤，很好！你要求政府公布真相嚴懲犯罪，很好！不過這其實只是不能突破的道德底線。更重要的是，應該追究政府用暴力計生造成3000萬光棍與縱容拐賣婦女的雙重責任，建立保護婦女權益和解決光棍困境的制度環境，否則此類現象還會反覆出現。但你在此處圍觀後轉到彼處圍觀，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這五條推文也引發熱烈議論，統計一下，有評論328條，轉發202，點讚188。

二、對拐賣婦女現象的幾種分析範式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析範式

它具有顯隱兩套，顯的一套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當然是絕不容忍拐賣婦女，也是要努力、妥善解決3000萬剩男的婚姻家庭問題的；隱的一套是無法明言而實際運行的潛規則。就歷史原因而言，男女性別比的嚴重失衡、3000萬之巨的剩男光棍的形成，主要是將近40年的暴力計生造成的，這一極權主義計劃生育體制至今也沒有被廢止，只不過在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壓力下，由強制計劃少生搖身一變成了強制計劃多生而已，這是解決剩男光棍和拐賣婦女問題的巨大的歷史包袱；就現實條件而言，現行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恰好構成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大障礙，真要按照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與24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那無異於左右手互搏，完全亂套了。一個政府要根本解決一個由自己造成的並且其權力和利益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建立於其上的巨大的社會弊端和災難，那是不可能的，於是潛規則就發揮作用了，無非就是一招拖字訣，在瞞和騙有效時無限地拖延問題的解決，縱容和放任拐賣婦女黑色產業鏈條的滋長蔓延，在突發性群體和個體事件曝發時，采取殺幾只替罪羊的應急管理措施來平息洶洶輿論。胡錫進的叼盤藝術最能夠把握這種維穩模式的起承轉合。可以預料的是，徐州豐縣的八孩鐵鏈女事件，在持續不斷的輿論倒逼下，會刑拘幾個罪犯、處理一些官員，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反正輿情熱點總會轉移，只要沒有有組織的民間力量進行持續不斷的制度性追責，過幾天就會風平浪靜了，況且，我們政府已經依法處理了，還有人要糾纏不清的話，徹底封殺這個話題、解決這些提出問題的人，那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2、毛左、極左分析範式

毛左對於暴力計生造成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和3000萬剩男這個事實，以及這一事實與拐賣婦女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三緘其口，正如他們堅決否認大躍進造成了3000多萬人餓死一樣，為何？人口生產的公有制和計劃生育正如物質資料生產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一樣，是極左和毛左的基本信條，為了堅持這一信條，他們不惜否認明晃晃的事實。他們把拐賣婦女歸因於改開以後日趨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而貧富兩極分化又是私有制和資本主義覆辟的結果。針對胡錫進的“窮是很多悲劇的源頭，也是很多罪惡的源頭……豐縣八孩媽就屬於窮生惡、惡成常的典型情況”，毛左人士直斥其為地主資本家的代言人；針對自由主義者易中天說自由和財富造就了谷愛淩、貧窮和愚昧產生了鐵鏈女，毛左人士指出，是資本主義私有制造就了谷愛淩，是剝削和壓迫造成了貧窮、愚昧和鐵鏈女。至於如何消滅拐賣婦女和大規模光棍現象，毛左除了近期內要求當局落實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和嚴格執行法律外，遠期則訴諸於新的消滅私有制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

3、民間極右派分析範式

它們是反體制的，但同時又是極右的，包括自由放任和自由至上主義、極右無政府主義或最小政府主義、諸亞獨立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逆向種族主義（中國人性敗壞論、中國文化邪惡論）等等，具體人群有郭粉、川粉、普粉、姨粉、哈粉、土奧、田園基等等，其共同的思想特征是逢左就反、唯右是從、左錯右對、越右越對，在現代世界思想政治光譜上，他們自我定位於極右，左翼人士稱之為黃納粹、華人法西斯。

我們先來欣賞一下華裔美籍學者何清漣對我的推文的幾條評論：

——如果有人認為政府應該包辦3000萬光棍問題，我覺得好辦：

一、提此議者如果是女士，請她率先垂範，學習文革時期主動與農民結婚的女知青——那些人不少成了先進人物；

二、如果是男士，先請他動員女兒、姐妹身體力行。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婚姻本來就是
個人事務。事實上，西方國家不婚族也相當普遍。

——提出這種建議者，比世界所有左派都“進步”。毛左當年改造中國時，強烈反對包辦婚姻，連父母作主都不行。不信請看《小二黑結婚》與中共黨史。西左女權是“我的身體我作主”，自己願意什麽都攔不住；自己不願意，政府別想代替她們作主。因此，提出要為三千萬光棍解決老婆問題的人，超越了共產主義理想。（徐思遠跟推：那個女知青叫廖小東，家境優渥，最終慘死在農村。王江松這蠢貨還是欠鞭子。）

之後，她又在別的地方發推說：美國既是民主政治，也是市場經濟，美國也有很多光棍，男女皆有。美國左派想要政府包辦的事項很多，包括變性費用的支出，獨獨沒想過要政府消滅光棍現象。BTW，美國人口買賣也是地下經濟的主要門類，與販毒一樣。以為民主代表消滅罪惡，只能說是無知；關於是否由政府出面直接解決3000萬光棍婚配問題，談最後一次：沒有政府是萬能的，自古及今，只有蘇維埃政權時期及中共草創至1950年代初，用制度化暴力將強迫（或強搶）女人配婚。時至今天，一邊罵著共產黨，一邊還做著“打下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生”的新版夢想，那就趕緊表現，加入1950年代以前的中共；不少人張嘴就來：溺殺女嬰只因計劃生育政策，因此才有性比例失調。

另一位與何清漣密切互動而且更加囂張的極右分子徐思遠一路破口大罵：

——羅翔是極少數中國能把法律與自由說的明明白白的人。至於胡平、王江松、賈平凹這些智障，還是及早準備後事吧，活著都多余。（羅翔：“有作家曾經認為如果打擊拐賣現象導致村落消失怎麽辦，對此我的回應是一句法諺：Fiat justitia ruat caelum——如果天塌下來，正義才能得到實現，那就塌吧。”這句話很像康德引用過的另一句：Fiat iustitia,et pereat mundus. 即便世界毀滅，也要讓正義聲張。）

——太平天國也是男營、女營分開，需要領導允許才可以有夫妻生活。胡平、王江松、賈平凹這些人的腦袋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們不過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體兩面。

針對人權律師王清鵬的一條推文——在我的印象中，中國有拐賣婦女的現象。但是這麽大規模，政府聯手默許、村民多人參與，把被拐婦女折磨成這個慘狀的，還是超出了我的認知。一黨獨裁，遍地是災！共產黨政權只要存在一天，都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威脅——徐思遠評論說：“看來，在沒有共產黨的時代，中國人是不拐賣婦女兒童的，老舍這個騙子公然撒謊（指《茶館》里有龐太監買媳婦的情節——引者注）。”

著名網紅@五岳散人 的一條推文，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極右分子的觀點：有人問我怎麽看“光棍村”。很簡單啊，滅絕就好了。哪兒有祖宗造孽、後輩不還的道理嘛。量子世界里因果律可能失效，但宏觀世界還是有因果律這件事的。簡而言之三個字：活逼該。

瘋狂的神棍和川粉@詢經問道 則在胡平推下發出歇斯底里的咒罵：我一直沒有對胡平先生做過什麽評論，但豐縣引起的話題我實在按耐不住了。一個自古以來依靠綁架拐賣強奸監禁殺害婦女來維持正常運轉的社會，還需要家庭和繁衍麽？難道不該滅絕麽？支持這樣觀點的人都最好斷子絕孫！願上帝的公義降在你家！

跟推評論的推友有三類，第一類是緊跟在上述四人後邊蜂擁而上的、一些受他們影響的、極右化的中產或小資，他們在胡平和我的推下盡情地發泄其道德義憤：

——好神奇的邏輯啊，光棍村的問題要找原因就找原因，先把“買媳婦”這個念頭放下行不？你還不寒而栗，我看你為你那些苦難兄弟摩拳擦掌一副準備為他們買媳婦說話的樣子才不寒而栗呢！

——先殺掉女嬰，導致成年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再拐賣婦女，強奸懷孕後再殺掉女嬰，這種惡性循環不該終止嗎？

——像阿Q一樣的光棍的滅絕是普遍現象。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生物現象。無法解決，也沒必要解決。只是以前是比較分散，不是集中在一個村子里而已。保護婦女是政府的責任。政府難辭其咎。

——這個案子好像不牽涉計劃生育政策好壞吧？就事論事，犯罪就是犯罪，犯罪就得伏法。即使光棍是一胎政策造成的，光棍也無權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她人的不幸上吧？

——有三千萬光棍男就必有三千萬女嬰女童被虐殺。那時候你感到不寒而栗了嗎？拐賣婦女和光棍男有聯系嗎？為什麽不提高犯罪成本，不全力打擊拐賣虐待強奸拘禁行為？買賣人口就不應該存在，這把人物品化奴隸化，跟男人沒有關系。

——讓幾千萬連獸類都不如的野蠻邪惡之輩消失在地球上，不僅道德，而且必要！

——把一個活生生的人鎖起來，十幾二十年反覆強暴輪奸至其精神失常，你tm就心安理得了？？？？變態吧！！！！

——在你餓死和吃掉別人之間，你是不是毫無猶豫選擇吃點別人？這村子為什麽男女比例失調？還不是自己重男輕女？這樣的村子散了有什麽不好？要不你把家里女人送給他們繁衍後代？

——光棍村滅絕怎麽了？你可以去外面打工找老婆，你可以搬去別的地方啊！這能成為拐賣拘禁強暴無辜的女人的理由嗎？如果這個理由成立 那任何出於自私目的的犯罪都可以被原諒了！我今天沒錢花了是不是可以搶鄰居的錢來花？我今天餓得快死了是不是可以把鄰居的孩子煮來吃？

——3000萬女嬰被溺殺，你有過不寒而栗嗎？

——讓3000萬光棍滅絕是駭人聽聞的人道慘劇？不就孤老終身而已嗎？能比得上殺害3000萬本該來到這世上的女性殘酷？

——三千萬光棍自行滅絕……你怎麽看出來的呢？比拔掉牙齒剪掉舌尖拴上鐵鏈關小黑屋被強暴了生孩子還慘無人道嗎？你不是蠢，是壞！

——誰滅絕了3000萬光棍？不結婚不生子就叫做滅絕，這世上的丁克和不婚者叫自殺/被殺了嗎？明明是中國人先滅絕了至少3000萬女胎/女嬰，該追究的是真正的殺人！結婚生子不是必須的，也不是必須提出供的社會保障，而且是必須改變的社會觀念及壓力。

——3000萬光棍自行滅絕是人道慘劇？說的好像他們要被集體屠殺一樣，不就是沒有媳婦沒有後代嘛，他們有生之年該怎麽活還是怎麽活，他們肉身誰也滅絕不了，難道有後代大於天？沒有後代的人多了，他們是不是也是自行滅絕，人間慘劇？看來無後為大的落後觀念真是深入人心。

——農村人他媽的本身就是罪惡本身，一直追問制度，你們老左有本事讓全世界人都共同富裕嗎？社會本身就是這麽運作的，就是分層的，分層不代表可以去虐殺女嬰，然後現在刷光棍就他媽的開始說買賣婦女是有制度原因的，要臉嗎？

——請問你到底要到什麽歲數才能摒棄政府是用來“管”人民的這種儒家思想。人民不要宏觀敘事，不要毒雞湯，只要自由。三千萬光棍不是巨嬰，不是小人，不是子民，他們的生活、身體不需要統籌規劃安排。而是作為一個自由的公民過著自己的意願生活。

……

以上基本都是右憤，完全不講邏輯：從我們主張需要解決3000萬剩男光棍的性愛婚姻這個前提出發，怎麽能夠推出我們就主張可以和應該通過買賣、綁架、強奸婦女來滿足這些男人的結論來呢？我們也跟你們一樣堅決地反對這些違法犯罪行為並要求追究其法律責任啊！原來在你們的二極管腦子里，要麽3000萬剩男光棍只能孤獨終身，要麽就只能用違法犯罪的手段來滿足他們的權利和需求！對我們來說，尊重女權是不言而喻的底線和絕對前提，你們制造和痛打一個稻草人實在跟我們毫無關系。還有，從我們說3000萬剩男光棍是暴力計生的受害者，怎麽能推出我們不知道3000萬溺嬰也是受害者呢？我們所反對的暴力計生，侵害了數億對男女的生育自由、損害了數億懷孕婦女的身心健康，殺害了數億胎兒，逼著老百姓溺死或經B超檢測後引流3000萬女嬰，最後，造成了3000萬剩男光棍，這些是不可分割的罪惡和苦難！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場不亞於那場餓死30 00多萬人的大饑荒的大浩劫！其所造成的人道災難豈止3000萬剩男光棍而已！

第二類推友則相對比較理性，他們的基本觀點是，拐賣婦女是個法律問題，3000萬剩男光棍是個社會問題，兩個問題不要混為一談，而且在前一個問題萬分緊迫的時候提出第二個問題，至少是沖淡了主題：

——大部分人只是反對光棍拐賣婦女。他們是有同理心的人，不忍現實對被拐賣婦女的侵害繼續發生。如果非要二選一，當然選擇後者。如果有其他選項，第一個選項也必須包括，而不是單一互斥選項。不過，其它選項很可能超過了短期內能解決的問題，反而導致包庇和縱容人口買賣了。

——我不明白什麽時候傳宗接代成為一項基本人權了。這種繁殖癌背後其實多是對老無所依的恐懼，應該重視養老問題這是社會保障的問題，而對買賣人口應該零容忍。

——村落只是人的聚集地，反對的是拐賣這個行為，光棍們是有主動性的，他們可以窮盡辦法在拐賣之外的方式去解決自已的個人問題。如果最終有光棍沒有任何辦法，那這樣的光棍村消亡只是必然發生的客觀現象而已.。至於光棍為什麽成為光棍，這是另一個議題。沒必要混為一談。

——華人不講邏輯的又一個例證。首先面對的應該是：拐賣、非法拘禁、虐待婦女犯罪。至於如何應對男女比例失調，光棍村的問題，應該是另外的話題！跟前述犯罪混為一談，不是邏輯混亂，就是心眼大大地壞了！

——如何打擊拐賣婦女犯罪行為？如何解決光棍村打光棍的問題？這兩個問題不能扯到一起議論，兩個問題沒有交集，不構成法律意義的因果關系。（因各種原因）打光棍不是拐賣婦女的理由，即使光棍村斷子絕孫也不允許拐賣婦女，這是法律規定。拐賣婦女屬犯罪行為必受法律制裁，用法治解決法律問題。

——胡平老師，您與他人的分歧並非應否解決光棍問題，而是討論的焦點放在何處的問題。就徐州八孩母一案，其首先是突破人類良知底線的作惡，因此，多數人當前的關注點放在公平正義和善惡的討論。至於發生這類惡性案例的社會背景，也就是您說的三千萬光棍這個延伸社會問題，應該放在以後討論。

這些推友的問題是割裂了法律問題與社會問題的關系。目前解救八孩鐵鏈女固然是最緊迫的問題，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探討更深層和廣泛的問題，要知道，拐賣、綁架、拘禁、強暴婦女的土壤和根源不鏟除，還會連綿不絕地出現更多的八孩鐵鏈女。僅僅依靠網絡輿論，也許可以解救個別的受難者，卻不可能解決整個上述對婦女的犯罪問題。

幸好，還有第三類推友，雖然人數不多，但具有清醒的認識：

——幾千萬光棍如果任其自生自滅，不知道會產生多少殺人犯強奸犯變態連環殺手或恐怖分子，僅僅從功利的角度，底層民眾不能被忽視，否則整個社會買單。反對拐賣婦女和關心底層民眾根本就不沖突，後者做好了反倒能支持前者。不販賣婦女必導致光棍自生自滅或關心光棍就必導致拐賣婦女，純粹是腦殘或帶風向。

——“繼續允許光棍村買媳婦”與“讓光棍村滅絕”這兩個選項都是混蛋邏輯。一個不小心在網上說自己早餐吃了包子，都可能被監視追蹤，如此普遍的人口拐賣，政府卻視而不見。另外，一個政權建政已70年，卻還存在如此普遍的貧困，並且這種貧困很大程度是由罪惡的戶籍制度引起，並將這種貧困固化。

——光棍村的問題上，主要責任在政府，次要責任在家庭，以及光棍們自己。但在購買婦女問題上，光棍們的家庭，他們自己，都應承擔主要責任，地方政府，警察們也是同案犯。擋國政府沒有像對待那些批評當局的人一樣認真對待拐賣婦女兒童事件，否則不會有如此猖獗的婦女兒童權益受害現象。

——胡先生當然是尊重女性意志的，也當然是反對非法的人口買賣的，這和解決單身漢婚戀問題不矛盾啊。為什麽那麽多人誤讀？不過是呼籲大家正視這個問題，從根源上人性地解決這個問題。仔細想想，讓單身漢永遠單身漢，這要怎麽才能做到？不又要動用權力去宰制他人自由了嗎？走到了諸位痛恨的專橫權力同謀。

——華川粉喜看光棍村自生自滅，甚至主張“核平文明窪地”一點都不奇怪。但有些朋友不察這場討論隱藏著極右陷阱。當駱駝的鼻尖出現，我們毫不在意，但它龐大的身軀馬上就會鉆進帳篷。對偽裝在異見袈裟後的納粹分子，當時刻保持警惕。他們是這國未來的恐怖分子。

4、憲政民主分析範式

憲政民主範式本身又包括憲政民主右翼（中右）和憲政民主左翼（中左）兩種範式，根據我的了解，胡平屬於中右/自由主義，而我屬於中左/社會民主主義。上面提到的第三類推友都屬於或偏右或偏左的憲政民主派。這兩派之間有很多不同和競爭，但有兩點是完全一致的：堅決反對極右或極左的極權專制，堅決尊重憲政民主的共同規則和基本框架。面對來自何清漣等極右派的洶洶進攻，我回了兩條推文：

——來看黃納粹華川粉的一貫邏輯：左就是極左，要求追究政府暴力計生造成的惡果就是認為政府應該包辦3000萬光棍問題；婚姻是個人事務，光棍有充分的自由選擇權，與政府無關；你們左派非要強調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責任，那就讓你們或你們的姐妹女兒率先垂範……一幫極右垃圾在這個推下集體發泄對光棍的仇恨！

——連暴力計生造成3000萬光棍這一基本事實也敢否認，把光棍之成為光棍、窮人之成為窮人的責任完全歸之於他們自己，那還有什麽歷史真相和正義，以此類推，死傷於暴政的數千萬人不就是咎由自取嗎？這不是弱肉強食的社達主義和強盜邏輯嗎？這樣的極右分子還好意思說自己反對極權專制追求憲政民主呢！

我這兩則推文揭示了極右派的三個要害之處：

一是按其逢左就反、中左即極左的邏輯，從我提出的政府和社會應該為解決剩男光棍問題創造有利條件，荒謬地推出政府應該包辦剩男光棍的性愛婚姻問題、一人分配一個老婆的結論，紮一個稻草人作為其攻擊目標；

二是學者、公民、政治人物不能提出任何社會政策和公共政策，只要你一提，就要求你貢獻出自己家里的女眷，這真是下流之極，是以人身攻擊代替理性辯論，從而取消了一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公共性和可能性，要知道，公共政策不是一對一的私人契約，對於公共討論，是不能直接代入或被代入討論者個人狀況的，比如說我當然不主張違背自己女眷的意志去滿足某幾個光棍的性愛婚姻需求，但並不妨礙我承認和支持他們的合理權利和需求，可以在有其他女性自願同意的前提下得到滿足，如果你說我不以身作則犧牲自己的女眷我就不能提出某項公共政策建議，你就是在耍流氓，你就是一條咬人的瘋狗，根本沒有資格與我討論公共問題；

三是為了維持和固守其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執念，不惜否認極權政府的暴力計生是制造3000萬剩男光棍的主要原因這一客觀歷史事實，並舉證說中共建政以前，就存在溺殺女嬰和拐賣婦女的情況，因此3000萬剩男光棍與暴力計生沒有什麽因果關系，以此證明，不管是極權專制政府，還是憲政民主政府，都不能包辦個人的性愛婚姻事務，而且即使是憲政民主政府，只要包辦個人事務，就一定會變成極權專制政府。極右派完全無感的是，包辦個人事務固然是極權專制政府的特征，但一個憲政民主政府，卻既有責任也有能力，為那些由於並非自己原因造成的、個人無法擺脫的困境，創造一些有利的制度條件，而不是聽任那些孤立的、原子化的個人掙紮在困苦的深淵。憲政民主派為何要追問“拐賣婦女現象—3000萬剩男光棍—暴力計生”之間的因果關系？

一是出於知識論的誠實，還原歷史真相，這也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本來任務之一；

二是從源頭上根治浮現出來的問題，提出綜合性的治理方案；

三是確定歷史和現實責任，承認3000萬剩男光棍首先是無辜受害者，政府和社會對他們陷入的困境也有解救的責任。自然，受害者絕對沒有用拐賣、綁架、拘禁、強奸婦女等違法犯罪方式滿足自己基本需求的權利，對此類行為和責任人理當予以嚴厲懲治，但不能因此就說3000萬人孤獨終身，或者是他們自作自受的結果，或者是他們必須無條件承擔的、人力所無可更改的命運。

我說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人道慘劇或許有點誇張，但聽任相當於一個中型國家人口數量的男性群體不能實現甚至是被剝奪性愛婚姻權，這無論如何也是一個人道主義災難，也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須知這些人不是木頭，他們當中的少數人會鋌而走險，違法犯罪，形成拐賣婦女的黑色產業鏈條，多數人出於自我道德要求或懾於法律制裁，只能默默地忍受孤獨的命運——但他們的沈默、他們被視作窩囊廢的羞辱、作為異類被歧視的屈辱、作為失敗者被拋棄的痛苦/憤怒/怨毒/仇恨/絕望，也會給他們身邊的環境和整個社會投下濃厚的陰影。有人說，性愛婚姻權不是像人身自由那樣的基本人權或天賦人權，光棍就光棍，讓他們自生自滅好了。說的好像自己永遠不會成為光棍或者即使成為光棍也心甘情願一樣。

自有人類以來，食色性也，性愛/婚姻權和生存/生命權，就是兩大基本人權，其與財產權、安全權、人身權、人格尊嚴權、社會交往權、自我實現權、政治參與權、社會保障權等等，構成完整的人權體系。無論我們如何論述各種人權之間的關系，生存/生命權與性愛/婚姻權也是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可以說，男女性本能不能得到正常的實現，除了自願禁欲者另當別論，對於一般人而言，那就是人性未能得到正常實現，那就是殘破不堪的人生，個人的痛苦自不待言，涉及的人多了，還會影響到人類正常的繁衍。當然，像任何一種人權，這兩種人權的實現必須遵守一定的道德和法律準則，而所謂道德和法律，無非就是各種人權實現之間以及各人人權實現之間的規則。胡平和我在任何時候和地方都沒有說過可以不擇手段地實現性愛婚姻權，指控我們主張3000萬獨身男士擁有性愛婚姻權就是為董志民們拐賣、綁架、拘禁、強奸婦女以逞獸欲做辯護，純屬不講邏輯，不講道理，血口噴人，栽贓陷害。

憲政民主派還要追問的另一個因果關系鏈條是“拐賣婦女現象—3000萬剩男光棍——貧窮/貧富兩極分化”。應該說，暴力計生造成了男性多於女性的絕對數量，而貧富兩極分化把這個數量相對固定到貧困男性身上，以至於絕大多數剩男光棍都是貧困男性，拐賣婦女也主要發生在邊遠和貧困的農村。如果沒有貧富兩極分化，由於暴力計生造成的多余男性數量仍會存在，但會相對分布到各個階層和地區，而不會集中於貧困農村，那就很難形成頑固不化的拐賣婦女產業鏈條了。

三、化解3000萬剩男光棍、徹底治理拐賣婦女問題的公共政策

如果我們不是執著於不是極右就是極左的二極管思維，那麽就不會出現要麽允許拐賣婦女要麽讓光棍村自行消亡、要麽對3000萬光棍不聞不問要麽由政府給他們每個人分配一個老婆這樣的二難困境，事實上，在極右與極左之間、在無政府和極權專制政府之間、在絕對自由與絕對平等之間，存在著憲政民主右翼（中右）與憲政民主左翼（中左）的廣大空間，可以就這個問題做出廣泛深入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並提出相應的公共政策。

率先提出這個議題的胡平說，當今中國，男性比女性多三千萬，這種巨大的性別差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還將繼續二十年。對於這三千萬光棍的性的需求、家庭的需求、繁衍後代的需求，怎麽辦？我和一些人的分歧說來就在一點：我認為我們應該想辦法解決至少緩解，他們則認為，就讓他們一輩子光棍斷子絕孫吧。

他提出的對策是：

（1）允許或默許一妻多夫；

（2）成立正式的婚姻中介，以便規範，加強監管；

（3）對拐賣婦女及虐待強暴等罪行從嚴處理。有網友說還可以再增加幾點：

（4）賣淫合法化；

（5）發展國際聯姻，鼓勵洋妞嫁進來；

（6）徹底廢止計生惡政。更多網友紛紛建言：

——東南亞女多男少，泰國緬甸柬埔寨越南老撾女孩一大把一大把。搞好跟周邊國家睦鄰友好關系，促進跨國婚姻，娶東南亞媳婦國家補貼，將城里閒置房罰沒當公租房給他們當婚房，幾千萬男丁的婚姻問題就解決了。

——你們倆男子，說光棍問題說了這麽多，沒有一個說到點子上，沒有一個說到“女權的、平等的”解決方法：大力扶持農村女童，從上學到就業都優惠女童，這樣女性收入高了地位高了，父母自然不墮女胎殺女嬰了。江西是溺殺女嬰的重災區，但是茶葉產區，女嬰存活率明顯地高，因為采茶要靠女性。

我記得一項研究，中國農村，女性收入每高多少多少個百分點，女嬰存活率就高多少多少個百分點來著。所以如果農村女童得到傾斜扶持，女性收入高了自然存活比就高了。“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靠的是女性地位的提高。只是這樣下功夫提高女性地位，是中共統治者以及很多很多男人不願意做的。

不準拐賣了，光棍村的男人有三個辦法，一，奮鬥上進。二，對女人好，彩禮提高。彩禮提高了農村女嬰存活率自然提高。三，革命。中共就是怕光棍革命，才縱容拐賣，敢拐賣強奸的男人，都是比較“狠”的男人，革命的概率高，所以中共才要以最弱的女人，去給比較狠的男人填坑。

——政府可以普及自慰知識，發放充氣老婆，推廣同性配偶，放開服務產業等等。

——啥叫孤獨終老？城里女性壽命往往比男性長，60歲以上女光棍比男光棍多，為什麽沒人考慮阿姨輩女光棍怎麽辦？你關心的3000萬男光棍能不能去城里找這些阿姨輩們脫單？農村貧窮問題需要得到解決，但不是他們單身問題！他們並非沒選擇！

——胡老師，我今天突然想起來一點，多出來的三千萬的男性可能沒我們想象的那麽嚴重。只要離婚自由 可以有更多的離婚女性可以重新組成家庭，所以實際上也許並不會形成3000萬光棍，只不過女性會更吃香，離了婚可以更方便地重新結婚。我們要做的就是完善婚姻法律，保障女性的離婚自由和財產，讓更多女性可以放心離婚。

——這個問題主要不是男女比例失調造成的，是女人多愛錢，嫌貧愛富傍大款。官員、富人占有大奶、二奶、小三、四、五……，窮人卻買不起女人。建議國家推出新政策：嫁窮男人的女人有住房、老年保障和醫療優惠，生孩子的還有補助！

——這個問題當然要解決，因為是政府之惡政策等一系列問題造成的，但絕不是靠拐賣人口，問題有兩個，一是生理需求二是傳宗接代，第一個問題可通過放開性產業和矽膠產業解決，第二個問題可通過試管嬰兒和代孕方式，當然還可跨國通婚，前提是都需政府的大力補助，但政府會主動作為嗎？

——可以考慮跨國調劑。世界上還有大量女多男少的高，中，低端國家。可以通過發展以尋找友誼愛情導向婚姻為目的的旅遊業來舒困。未來利民的民主政府可以對尋偶困難男性提供語言文化培訓，以無息，無抵押，無期限足額貸款對因暴力一胎化受害，尋偶特困男提供特困經濟和婚房資助。從東南亞和中南美洲娶新娘。

當然，幾乎以上任何一條建議都遭到了強烈的質疑和反對，比如，針對最後一條，有推友跟評說：“看你們的德性比窯洞那幫流氓能高級多少？都是準備調配女性，分妻制，還未來的民主政府呢，我喝了口水差點被自己嗆了，怪不得你們革命不成功，缺少對女性的尊重，不問女性同意與否，不但分配本國的，還分配全世界女性，你們為光棍的交配和泄欲權真是操碎了心。你們的新頭銜是無產階級配種師！”更多的留言則是要求胡平和我從自己做起，貢獻自己的女眷給為光棍脫單的偉大事業！這些人就不值得與他們計較了。我梳理和總結了一些公共政策，希望它們能夠形成一個邏輯自洽、配套成龍的公共政策組合和體系。

1、經濟政策

——在第一次分配領域，增加勞動收入比重，普及勞資集體談判這種社會市場經濟的勞動力定價機制，開放工會和農會的自由組織和發展空間，這樣可以提高占我國就業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工和農民的收入水平和經濟地位，從源頭上縮小貧富分化，絕大部分農民進入城鎮，絕大部分貧困村莊自然消失，從而實現光棍和窮人的身份分離，大大縮小拐賣婦女市場的需求主體，使貧困村莊無法成為拐賣婦女產業鏈條的核心環節。脫貧以至致富的男性農民和農民工也會提高自己在性愛婚姻市場上的吸引力和競爭力，也會降低鋌而走險違法犯罪滿足性愛婚姻需要的沖動。

——倡導和發展窮人經濟學、弱勢群體經濟學的理念、知識和技術，提供優惠的產業、金融、稅收政策，鼓勵窮人經濟合作互助組織的成長和發展。

2、社會政策

——在第二次分配領域，建立城鄉平等的、一體化的基本醫療和養老保險制度，徹底解決窮人病無所醫老無所養的問題，這樣，所有鰥寡孤獨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即使終於找不到老婆，也沒有後顧之憂了。

——徹底廢除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享受基本社會保障的城鄉居民可以自由遷徙，農村多出的部分男性與城里很難找到伴侶的部分獨身和離異女性可以無障礙地自由結合。現代社會的離婚率和婚外情可以說是相當普遍的，這種性愛婚姻狀態的流動性，客觀上為農村和城市下層單身男人提供了較多的機會。我昨天理發時向師傅問了他們行業的婚戀情況，他說30～40歲之間單身或離異的男性高達三四成，但通過網絡社交平台，大家也能比較方便地找到一夜情或短期同居的女友，其中有的也可以發展到婚姻階段。

——國家鼓勵民間社會服務組織、性愛婚姻中介機構的發展，對於有效地促進了跨國婚姻、跨地區婚姻的組織和機構，在予以稅收優惠的同時，予以適當獎勵；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還可以拓展年齡相距較大的男女之間的交往空間，提高大男小女和大女小男結合的可能性，只需要適當拉大一點本來就存在的男女婚齡差，就可以讓很大一批男性脫單，多少年以後，又會恢覆到原來比較自然的婚齡差。

3、文化政策

——首先有一個正名的問題，“光棍”是一個由來已久的概念，含有明顯的貶意和歧視，“3000萬光棍大軍”這個詞組（能指），包含了有這麽一個固化、標簽化的特定的人群的意思（所指），是相當嚴重的身份歧視，相當於“社會賤民”，這對他們的生存、交往和發展是極為不利的，本文行文上雖然暫時沿襲了這個概念，但強烈建議放棄和廢止這個概念，而改用單身漢、單身男士、男多女少現象等比較中性的概念，這是相關文化政策的一個概念基礎。一個重要的區別是，“3000萬光棍大軍”是一個固化的群體，而3000萬富裕男性或單身男性卻帶有很大的流動性，從前的已婚男士很可能成為單身男士，而從前的單身男士很可能會成為已婚男士，其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政府和社會組織倡導和普及性愛和婚姻的多方面（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學、法學、心理學、倫理學等等）的知識，讓每一個單身男士意識到自己在性愛婚姻市場和關系中的三個大問題（我是誰？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而不是茫然無知地隨波逐流或誤打誤撞。

——政府和社會組織也要倡導和普及單身文化，搭建單身男性、單身女性的精神文化交流平台，引導那些自願單身或被迫單身的人擁有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活出單身人生的精彩和幸福。應該讓單身人士享受到特定的文化教育資源。

4、政治決策和法律規制

——要有一個對於3000萬單身男士的性愛婚姻負有一定國家責任的政治共識和政治決策，這當然不是運用行政權力強制婚配，而是提供上述經濟政策、社會政策、文化政策和相關法律，拓寬單身男子性愛婚姻的機會、可能性、空間和平台。這不僅是對他們作為暴力計生受害者的一種歷史補償，而且是一種現實的政治考量，即如果對他們不理不睬甚至歧視擠壓，必將導致其個體的和群體的反彈，從而產生諸多嚴重的社會問題。

——要真正嚴格執法，依法懲治拐賣、綁架、拘禁、強奸婦女的犯罪行為，單是這一點，就至少要求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正如胡平所指出的，之所以出現有法不依、執法嚴、違法不究，一是因為出現了“村莊—人販子—基層官員保護傘”的黑色產業鏈條，二是因為中央政府對這種不直接危及統治的現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並且地方政府和基層幹部是維穩體系的基礎和第一線，中央政府也不敢得罪。雷洋事件就是一個明證：數千警察一跺腳，中南海也要抖三抖，最終對當事人只是輕判了事，估計八孩鐵鏈女事件的結果也會差不多。

——對於性服務和性用品產業、同性婚姻、一妻多夫、試管嬰兒、代孕等業已存在的現象，一方面放寬法律限制，允許其合法存在，並保障其從業人員或當事人有關民事法律權利，另一方面也加強法律監管和規制，使之在公開的規範和陽光下運行，一旦出現誘騙、強制和暴力傷害婦女或性伴侶的情況，及時依法予以懲治。

有人可能會說，你說的這些看上去很好，但中共政府大概率不會接受和采用，所以說了也白說。 我認為即使白說也要說。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就是研究社會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的，至於當政者是否采用，那是他們的問題。此外，每一個追求自由平等價值和憲政民主制度的學者、公民、異議人士，都有權利和義務為收拾和重整中國這個爛攤子、為解決所有重大的社會問題（三農、勞工、環保、塵肺等職業病、民族沖突、歷史真相與轉型正義、經濟和政治、國際關系等等）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並達成憲政民主共識，否則民眾憑什麽相信你們呢？一天到晚高喊反對、打倒、推翻、消滅，你們就能引導人民走出埃及，劈開紅海，到達流淌奶與蜜的應許之地嗎？

工人階級談經濟困境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經濟骨牌已開始倒下

甫踏入2022年，中國的經濟情況接二連三地發出警號，國內輿論普遍已經相信經濟衰退的日子已經到來，更甚者已對前景失去信心。即便官方統計指去年GDP增長8.1%，但即便是這不可靠的數據也顯示出，“增長”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的“增長”已急劇放緩，第四季度更只得4%，屬2020年疫情大爆發以來增長率最低的季度。

自去年年底開始，最先引人注意的是十二月中，中國沿海發達省份相繼傳出消息指當地的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將面臨減薪，且減薪幅度相當大，平均被削減了15-20%。據悉被扣減的主要部分不是基本工資，而是“績效獎金”以及其他各種津貼，普遍而言，這部分的收入占中國公務員總收入的70-80%。有消息指廣東部分地區甚至已停止發放公務員津貼，只發放基本工資。與此同時，中共紀委發出公布稱，公務員在下班後開網約車、送外賣等行為“原則上不算違紀”。這被視為是在默許或者變相鼓勵公務員賺外快，自謀生路。

事實上，中國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被拖欠工資的問題，過去在中西部欠發達省份一直普遍存在。自2018年開始，東北三省陷入財政危機後，這一情況開始蔓延到該處。東北三省的一些任職於事業單位的公共服務人員，如公交車司機之類的工人，已被拖欠了數月工資。但在去年年底，減薪欠薪的現象首次蔓延至沿海發達省份，令民眾對經濟情況的預期更為暗淡。

民眾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直接導致了消費疲弱，使得中共一再口講的“拉動內需”又一次成為空洞的口號。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官方數據，去年12月消費品零售總額僅比2020年同期增長1.7%，遠低於外界預期的3.8%。顯示了普遍民眾在對前景不樂觀的情況下，正在收緊自己與家庭的消費額。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下，這正是傳統經濟危機所倒下的第一塊骨牌。

承接著以恒大危機為標志的房地產市場動蕩，根據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韓覆齡教授在微博稱，在2022年開始僅僅兩星期內，中國最大的四家銀行已經起訴了超過二十萬名斷供房貸的業主。他的這則微博隨後不久就被刪除，然而中國官方媒體如《新華日報》等仍在文章引用轉載這一消息。同時網上亦有大量民眾在這一話題下紛紛訴苦，分享自己遭遇因房價暴跌、無法如期還款所遭受的損失，不少更表示自己房子被拍賣後仍不足以抵償銀行欠款。作為佐證，查閱歷年中國司法拍賣住宅房產的宗數，過去四年整整暴增186倍！由2017年的9000宗上升至去年至少168萬宗。可見情況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令不少城市中產階級轉眼間變得一貧如洗。

對地產市場的政策收緊同時亦打擊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黑龍江鶴崗市地方政府傳出“財政重組”，被視為第一個陷入破產的地方政府。根中共官方報告，鶴崗市政府的主要收入除了上層政府所調撥的資金外，主要就是依賴於土地出售，但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使得市內土地變得一文不值。相比其他城市平均每平方米1萬至2萬元人民幣的售價，鶴崗市內的房價每平方米甚至下跌至不到1000元，甚至有報導指不少出租屋的租金為零，只要求租客自行繳交管理費和暖氣費等即可入住。而在2020年，鶴崗市的本地財政收入更進一步的下跌了7.8％至23億元人民幣。但同時，市政府的開支卻高達鶴崗市136.8億元，處於極其嚴重的入不敷支狀態，更無法償還到期債務。

這一情況敲響了警號。習近平政權提出所謂“住房不炒”的口號，以至早前以各種政策如“三道紅線”、房地產稅等以圖控制過熱的地產市場並壓低房地產企業的杠桿率，以致引發了恒大危機，隨後大批根基不穩的房地產企業亦搖搖欲墜，整個房地產市場現時哀鴻遍野。不僅大量住宅地產項目爛尾，不少城市連一些籌備多年的巨型產業園區計劃也由於開發商資金鏈出現問題而被迫擱置甚至下馬。盡管中共想方設法試圖加強對資本企業的控制，但中國資本主義的投機市場並非中共招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忠仆。中共的寡頭資本家與官僚擔心地產市場這一頭駱駝已無法再承受多一根稻草，習近平早前嘗試推動房地產稅的計劃在政權內部遭到猛烈反對並被擱置就變得毫不意外了。

因此，中共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似乎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搖擺，種種跡像顯示出政權正準備重新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輸血。在1月19日，新聞消息指中國的主要新冠疫苗生產企業科興成立了房地產公司，以7.7億元人民幣的注冊資本進軍房地產市場。雖然科興表示，成立房地產公司是“為了面向員工的租賃房屋”。但龐大的注冊資本令外界認為其目的並不僅限於此。在市場整體看淡房地產市場的環境下，科興一家生物制藥企業逆流而上，豪擲大筆資金插足房地產市場，亦令人懷疑其是否在中共的授意下所做出的姿態以嘗試挽回資本的信心？

根據中國《證劵日報》整理公開資料，在2021年12月1日至26日，多個地方重大基建項目密集提前動工，這不到一個月內的總投資金額已高達2.28萬億元人民幣。

與此同時，中國發改委16日發布通知，要求地方“穩定和擴大消費，促進住房消費發展……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等。國務院、財政部等一系列措施同時出現，包括放松房貸、加速放貸，被稱為“史上促進購房政策最密集的春節”。

在次日，中國央行亦隨之配合降息，1月17日調降中期借貸便利（MLF）和逆回購利率，幅度達此前預期的上限10個基點。以冀促進銀行對市場加大借貸。在此前，中國企業2021年12月新增的中長期貸款為3400億元人民幣，對比2020年同期的5500億元暴跌了2100億。企業大舉收縮借貸意味著資本家減少投資，這亦是經濟危機倒下的第二塊骨牌。

因此，央行副行長劉國強表示要“把貨幣政策工具箱開得再大一些”，“及時回應市場的普遍關切，不能拖”。直白地表明了現時正遭遇到信心危機，因此必須立即將貨幣政策重新轉向寬松。

這表示，過去習近平所提倡的“內循環”“提振消費”“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等等這些口號已成黃粱一夢。在瘟疫的持續性負面影響以及新冷戰的壓力下，習近平政權試圖通過加強中央政府對資本的控制，以在內憂外患的險境中維護中國的資本主義制度。但事實卻是資本家不願承受也無法承受這一時間的陣痛，更將這些經濟陣痛放大並轉移到民眾身上。當中共官僚意識到這一進程可能觸發無可挽回的危機時，只能低調地放棄這一路線。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的轉向是否為時已晚，無法避免一場嚴重的危機。

正如我們在2019年對於中國的展望文件所指出：“政權在寬松與緊縮的貨幣政策之間走鋼絲，這將造成風險——要麽觸發房價再度上漲，要麽可能導致市場崩潰。這只是在現在還是日後泡沫破裂之間作出選擇。”現在的情況正是中共站在鋼絲之上，卻被新冠疫情與新冷戰兩股強風吹得左搖右擺。

歸根究底，中共施政的出發點就是為了維持政權的執政地位，而非“為人民服務”，民眾的利益是一個隨時可以為維穩而拋棄的幌子。中共在過去一年連續多次的政策搖擺正表明了這一點，同時也表明了中共對當下的危機根本沒有一個具體而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因為中共本身也正是危機的一部分。對民眾而言，只有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推翻資本主義，民主地管理經濟才是徹底解決危機唯一途徑。

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反對中共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自由」是馬克思一生所追求和奮鬥的永恒主題，但自由似乎也是馬克思思想中最琢磨不定和爭議不斷的主題。實際上，在馬克思及其相關著作中，自由是有著其自身發展和演進的清晰歷程和具體內涵的。 作為終生都在為自由而鬥爭的「自由之子」，馬克思對「自由」及其實現有著相互關聯的「三部曲」。在《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是擺脫「宗教神權」統治的抽象的「精神自由」，即通過「服務哲學」來喚醒「自我意識」而實現的「哲學自由」。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是擺脫「封建王權」統治的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也即通過「出版立法」來保障政治權利而實現的「政治自由」。在《資本論》時期，馬克思通過解剖、分析和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認識到追求自由僅僅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是不夠的，還必須徹底擺脫「資本」這一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統治的人之「個性自由」，也即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來否定資本主義的私有製而重建「個人所有製」，從而實現人之個性全面發展的「最高級自由革命」。




「歐洲的自傳始於對自由的愛」( 赫勒語) 。在此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作為為人之自由而奮鬥的「自由之子」，馬克思的自傳也始於「對自由的愛」。馬克思就是為自由而生、為自由而戰和為自由而逝的。「自由」是馬克思一生所追求和奮鬥的永恒主題，但自由似乎也是馬克思思想中最琢磨不定和爭議不斷的主題。實際上，在馬克思及其相關著作中，自由是有著其自身發展和演進的清晰歷程和具體內涵的。在此，筆者嘗試總結出馬克思自由思想發展的「三部曲」。




一、《博士論文》時期: 抽象的「精神自由」




青年馬克思是一個深受青年黑格爾派影響的充滿浪漫主義精神的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18 世紀以來的啟蒙思想一直影響和鼓舞著他，他希望把人的自我意識和精神從一切對超驗對象的迷信———宗教中解放出來，實現「自我意識」的絕對自由。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借伊壁鳩魯和普羅米修斯之口，喊出了自己的「自由( 哲學) 宣言」: 「只要哲學還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顆要征服世界的、絕對自由的心臟裏跳動著，它就將永遠用伊壁鳩魯的話向它的反對者宣稱: 瀆神的並不是那拋棄眾人所崇拜的眾神的人，而是把眾人的意見強加於眾神的人。」並強調自己「痛恨所有的神」，承認人的自我意識是「最高的神性」。對青年馬克思來說，伊壁鳩魯和普羅米修斯代表著反抗一切形式的限製人之精神自由的外在權威，不管它是來自宗教教義還是希臘神話。尤其是在伊壁鳩魯這裏，青年馬克思還找到了最明顯、最關鍵的反抗宗教神權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見，馬克思追求的已不再是宗教的高高在上的神之自由，而是現實的人的自我意識的自由。在這裏，馬克思還是和青年黑格爾派一樣，為了獲得絕對的精神自由，反對和否定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因而具有強烈的反宗教色彩，而向宗教開戰是當時德國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主流。




馬克思之所以選擇把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和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進行比較研究，主要是因為他認為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與斯多葛派、懷疑主義都是古代自我意識哲學的典型代表，而伊壁鳩魯代表的是「抽象的個別的自我意識」，馬克思此時正熱心於自我意識哲學和精神自由的張揚。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認為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只關註原子的「直線運動」，註重的是原子的物質存在，而伊壁鳩魯則還說明了原子的概念本身———它的質料和形式: 「伊壁鳩魯以原子的直線運動表述了原子的物質性，又以脫離直線的偏斜實現了原子的形式規定。」原子不僅是現象世界的物質基礎，而且也是抽象個別性的自我意識的形式原則。馬克思認為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的最大區別，就是前者否認原子的「偏斜運動」。原子的「偏斜運動」並不僅是一種物理現象，而是意味著一種擺脫必然性控製的自我意識和精神自由。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作為德謨克利特直線運動的「反題」，既代表人的自我意識對物質自然的否定，也代表人類思想超越盲目命運和自然法則的最終勝利。馬克思之所以對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持截然相反的觀點，主要是因為他認為德謨克利特的原子直線運動仍然受盲目命運和自然法則的必然性的束縛，而否認偶然性的意義。而馬克思認同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觀點，認為偏斜運動打破了「命運的束縛」，「表述了原子的真實的靈魂即抽象個別性的概念」。正是在承認原子偏斜運動和偶然性也即打破必然性和「命運的束縛」而追求個性和自由的意義上，馬克思稱伊壁鳩魯是「古代真正的啟蒙思想家」，他的原子偏斜說是 18 世紀啟蒙運動的思想先聲，他的哲學給人類精神披上了「芬芳的春裝」( 馬克思語) 。不難看出，青年馬克思對伊壁鳩魯的選擇，雖然還沒有完全超出黑格爾的哲學唯心主義，但也預示了未來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聰明的唯物主義」( 列寧語) 之路。




在馬克思這裏，宗教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他律，是人的自我意識的喪失，也是人的精神自由的喪失，他反對宗教把多姿多彩的人類精神變成單一的黑色。在《博士論文》中，為擺脫宗教束縛而獲得抽象的精神自由，馬克思訴諸的已不再是對神的順從和屈服，而是作為哲學的自我意識的覺醒。馬克思主張自我意識哲學自己創造自己的自由，只有自我意識哲學能使人從「阿門塞斯王國」的陰影中脫離出來，投入塵世的「茜林絲」的懷抱。有了自我意識的覺醒，能夠進行獨立哲學思考的人就擺脫了宗教命運的束縛，從而獲得了精神的自由。也就是說，馬克思是主張通過確立自我意識哲學來通達精神自由的。因此，馬克思此時與伊壁鳩魯有著共同的哲學理想，也即哲學的「目的在於求得自我意識的心靈的寧靜，而不在於對自然的認識本身」。在這裏，馬克思認為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心靈的寧靜，比自然本身更有利於精神自由的獲得。所以，馬克思也認同和主張到哲學即人的自我意識中去尋找和實現精神的自由。借用伊壁鳩魯的說法就是: 「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須為哲學服務。凡是傾心降誌地獻身於哲學的人，用不著久等，他立即就會獲得解放，因為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正是在「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意義上，馬克思把哲學與自由等同了起來，其實質就是自我意識擺脫神的統治就是自由，自由就是自我意識的覺醒和確立。這實際上也就是馬克思指認的反對宗教的「哲學( 自由) 狂歡」，以致他在寫給父親的信中甚至說「沒有哲學我就不能前進」。由此可見，此時的馬克思是徹底站在黑格爾精神哲學的立場上來理解和追求自由的，而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他作為黑格爾的最優秀的學生頒給自己的「畢業證書」。




作為一個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此時的馬克思還帶有青年黑格爾派的強烈的反對宗教色彩和黑格爾精神哲學的思辨意味，還意識不到唯心主義哲學那「醉醺醺的思辨」和喜歡幽靜孤僻、自我直觀的實質。雖然他批評康德和費希特只是在天空飛翔，也不太喜歡黑格爾的古怪調子，並強調自己只關心地上的事情，但這時馬克思所追求的作為擺脫宗教束縛也即神權統治的自我意識的精神自由，仍然是一種抽象的、脫離現實的「哲學自由」，還缺乏穩固的現實基礎做支撐。而這正是馬克思後來在《萊茵報》時期開始接觸，並最後在《資本論》時期才得以真正面向和完成的。




二、《萊茵報》時期: 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




如果說在《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追求個性和自我意識解放的「精神自由」只是擺脫了「宗教神權」的統治，那麽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新聞出版自由」則是為了擺脫「封建王權」的統治。馬克思寫的第一篇政論文章是《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強烈反對的就是普魯士政府的「封建王權」。但這也同時表明，馬克思開始從關註一般哲學問題轉向分析具體的政治現象，也即從「哲學的自由」走向了「政治的自由」。對此，馬克思的傳記作家梅林有著明確的指認: 馬克思已經被一種遠比哲學更強烈的興趣吸引住了。自從寫了評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的文章以後，馬克思就走上了「政治鬥爭」的道路，現在他在《萊茵報》上繼續進行這個鬥爭，而不再是去「紡他那哲學的線了」。特別是在《萊茵報》上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更是集中體現了馬克思的這一「政治鬥爭」和新的自由追求。馬克思此時最為關心的不再是抽象的所謂精神自由———哲學自由，而是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政治自由，這也是馬克思第一次真正從書齋走向社會，面向和解決具體現實生活問題的開始。




在《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中，對「自由」馬克思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自由不僅包括我靠什麽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樣生活，不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這些事。不然，建築師同海貍的區別就只在於海貍是披著獸皮的建築師，而建築師則是不披獸皮的海貍。」在這裏，馬克思通過與現實的親密接觸而深刻認識到: 「自由確實是人的本質，因此就連自由的反對者在反對自由的現實的同時也實現著自由; 因此，他們想把曾被他們當作人類本性的裝飾品而摒棄了的東西攫取過來，作為自己最珍貴的裝飾品。」由此可見，作為人的本質的自由，已不再是被當作人類本性可有可無的「裝飾品」，而就是人類本性自身所必不可少的最珍貴的「裝飾品」。馬克思對作為人類本性的自由的這一理解，也在一定意義上回應了盧梭的觀點: 人生而自由，但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所以，馬克思在該文的最後借斯巴達人之口號召人們奮起、甚至用「斧頭」去「為自由而鬥爭」: 「你知道做奴隸的滋味; 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卻從來也沒有嘗過。你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為只要你嘗過它的滋味，你就會勸我們不僅用矛頭而且要用斧子去為它戰鬥了。」但此時，通過報紙與現實親密接觸之後，馬克思已不再認為「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而是強調「新聞出版就是人類自由的實現」。在這裏，馬克思對自由的理解已不再是內在的自我意識的覺醒本身，而是外在的政治權利的獲得和保障，自由報刊就是號召廣大人民為徹底改變他們的社會和政治狀況而鬥爭的有效手段和直接體現。在馬克思看來，書報檢查製度是不自由的體現，而新聞出版自由卻是自由的體現，自由報刊的本質就是自由的本質，也即自由所具有的剛毅的、理性的和道德的本質，自由報刊就是現實的自由。如果人們享有新聞出版的自由，也就享有具體的現實自由: 「自由報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世界聯結起來的有聲的紐帶，是使物質鬥爭升華為精神鬥爭，並且把鬥爭的粗糙物質形式觀念化的一種獲得體現的文化。……自由報刊是人民用來觀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鏡子，……自由報刊是觀念的世界，它不斷從現實世界中湧出，又作為越來越豐富的精神喚起新的生機，流回現實世界。」可以說，在《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中，馬克思已經把自由的本質及其獲得與人們的現實生活聯系起來了，而不再單純依靠精神的自我運動和自我演繹。為此，德國那些脫離現實、喜歡幽靜孤僻而空談自由的所謂的「自由人」和「自由派」，就受到了馬克思的強烈批評: 「把自由從現實的堅實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這些流於幻想的空談家、這些傷感的狂熱者把他們的理想同日常的現實的任何接觸都看成是褻瀆神明」，因此「對我們德國人說來，自由之所以直到現在仍然只是一種幻想和傷感的願望，一部分責任是要由他們來負的」。由此可見，在走出書齋開始接觸現實之後，馬克思已不滿足於抽象的、空洞的、單純說教的精神自由，而是越來越關註具體的、活生生的、現實的人應該享有的各種真實的政治權利的自由。馬克思需要的，是站在穩固的大地上呼吸新鮮空氣的自由。




當然，馬克思此時還只是看到和反對封建王權對人的政治自由的限製，還不能深入王權背後深刻認識到和挖掘出真正製約和束縛人的自由背後的強大「物質力量」———經濟利益根源。也就是說，馬克思在這裏還不能具體確定是何種社會關系決定著其他一切社會關系。所以，馬克思此時反對的還只是作為普魯士政府王權的外在體現的書報檢查製度，並意識到「在法國，為革命準備基礎的不是新聞出版自由，而是書報檢查製度」。正是書報檢查製度阻礙了人們追求和獲得現實的自由，並引發了革命。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張通過關於新聞出版的「立法」來保障新聞出版自由: 「新聞出版法就是對新聞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認可」，「法律不是壓製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運動的措施一樣。……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範，在這些規範中自由獲得了一種與個人無關的、理論的、不取決於個別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由此可見，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追求的人的政治自由的獲得和實現，寄希望的還不是根本推翻封建王權統治的「革命」，而是資產階級的「立法」，認為有了立法的保障，也就有了自由的保障，所以他才強調「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同時，針對封建統治者和所謂資產階級「自由派」對新聞出版自由的擔心，馬克思更是用形象的比喻指出: 「新聞出版自由不會造成『變動的局勢』，正如天文學家的望遠鏡不會引起宇宙系統的不斷運動一樣。」與之相反，新聞出版自由正是人的自由的實現，而決不是社會動亂的根源。在這裏，馬克思認為新聞出版自由才是人的最真實的自由，也是一個社會政治民主文明的體現。




與《博士論文》時期相比，馬克思此時對人的自由的本性及其實現的理解和追求，確實前進了一大步，他已經從宗教批判前進到了批判政治與社會製度，這也是馬克思離開書齋開始走向社會的真實反映。但總體上看，馬克思對新聞出版自由的理解和追求，還是處於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善良願望和理想主義階段，幻想著通過和平的「立法」來實現和解決問題，仍帶有一定的浪漫主義色彩。但在《萊茵報》的實際工作，卻使馬克思第一次遇到了必須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從而埋下和獲得了促使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最初的「種子」和「原動力」。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馬克思後來為什麽特別強調對「自由」( 市民社會) 問題的解決必須到「政治經濟學」中尋求，而這正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做的工作。




三、《資本論》時期: 全面的人的「個性自由」




如果說在《博士論文》和《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是到「哲學」和「法律」中去尋找自由的真諦及其實現，那麽到了《資本論》及其相關手稿時期，馬克思開始逐步認識到對自由的真諦及其實現所依托的不再是抽象的哲學和形式的法律，而是活生生的、具體的作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 馬克思語) 。對此，恩格斯後來也有著深刻的認同: 對自由及其可能的追求，「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到「經濟」中去尋找，實際上意味著人的自由的獲得，不僅需要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更要擺脫「經濟權力」———「資本」的統治。在第一次正式面向和研究政治經濟學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已認識到資本是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力」，後來又在作為《資本論》第一手稿的《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強調，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裏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而在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集大成的《資本論》中，資本更是搖身變成了具有「幽靈般現實性」的統治一切的「自動的物神」。因此，要想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獲得和實現真實的自由，僅僅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是不夠的，還必須擺脫資本這一「神權」和「王權」附體的「經濟權力」的支配。這也是馬克思第一次真正認識到實現自由背後所必須擺脫和克服的巨大物質力量。而馬克思此時已經深刻認識到，要想徹底擺脫資本這一「經濟權力」的支配，僅僅「獻身哲學」和「出版立法」是不夠的，還必須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進行最徹底的「政治經濟學」解剖和批判。




自馬克思開始真正接觸和研究政治經濟學之後，就逐漸認識到商品、貨幣和資本等這些「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作為支配力量的物與物背後所隱藏著深刻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馬克思《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獨特性和革命性，就在於揭示和強調資本的本質並不是古典經濟學家們所說的「可感覺物」，而是人與人之間的「超感覺的社會關系」，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但這一關系又是以資本與人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奴役與被奴役、剝削與被剝削的「顛倒」的形式存在和表現出來的。這一關系，像一個巨大的無形的天網，把包括人在內的一切都納入其中，完全受其控製。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裏「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的現實。這一「抽象統治人」的實質，是馬克思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的，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這實際上體現的就是「資本所享有的壓榨工人的自由」( 馬克思語) 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在資本作為「經濟權力」的這一強大抽象力量的統治和壓榨之下，工人確實毫無自由和個性可言: 「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得還要牢」，甚至「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劄格納特車輪下」。所以，無論形式上還是實質上，工人對資本都是一種「絕對從屬」和「被統治」關系。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時期通過其「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追求和實現的自由，已不再是之前的「哲學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是變資本的獨立性和個性為活動著的個人的獨立性和個性的「人之自由」，也即從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走向人的全面發展的「自由個性」。在此意義上，《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革命性，還在於使政治經濟學由關於「物」———資本增殖的理論，轉變成了關於「人」的自由解放的理論。所以說，《資本論》的「中心思想」就是: 「把人和人類從壓迫他們的種種勢力的支配下解放出來的思想，對自身命運和全人類命運負責的個性的形成的思想。」也就是說，馬克思最關心的，就是在資本邏輯的全面統治之下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的問題。因此，突破資本牢籠的無形統治，形成全面發展的人的自由個性，仍然是馬克思從青年到老年，特別是《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的中心主題。




在資產階級及其誇誇其談的辯護士們看來，以「剝削他人的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製是自由的源泉，而作為「看不見的手」支配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規律」，在進行「等價交換」和「自由競爭」的同時，就已經在實現著所謂的自由。也就是說，人類歷史發展到資本主義，通過「私有製」和「價值規律」完全實現了自由，歷史在資本主義這裏「終結」了，古典經濟學和古典哲學在這裏殊途同歸了。但馬克思卻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深刻認識到，資本主義私有製正是異化和不自由的根源，所謂的等價交換和自由競爭，也只是資產階級所享有的自由，是貿易的自由、財產的自由和資本的自由，對廣大無產階級來說，只具有表面的和形式的意義，只是一種「自由的錯覺」，而決不是真實的自由。為此，馬克思批評資產階級及其辯護士們認為「自由競爭」就是人的自由發展的「同義語」的妄斷: 「斷言自由競爭等於生產力發展的終極形式，因而也是人類自由的終極形式，這無非是說資產階級的統治就是世界歷史的終結———對前天的暴發戶們來說這當然是一個愉快的想法。」在此意義上，馬克思認為作為「看不見的手」的價值規律就是資產階級社會最大的「神話」和「意識形態」，它掩蓋了為什麽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反而走向了不等價交換的剩余價值規律。在此意義上，《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實際上也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神聖家族批判」「德意誌意識形態批判」和「哥達綱領批判」。在此基礎上，馬克思認為人們要想擺脫資本的權力統治，獲得真實的個性自由，就必須通過協作和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在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製」。正是這種重建的「個人所有製」，才能徹底取代私有製而消除雇傭勞動和異化，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這實際上就是用「自由勞動」來代替「雇傭勞動」，用「合作化生產」來代替「私人化生產」，用「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局部的個人」，從而真正使人從「依附性」和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獨立性」走向共同生產的「自由個性」，最終使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 馬克思語) 。在馬克思這裏，「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是徹底的、絕對的和全面的: 人應當從一切類型的非人的統治關系———統治、壓迫、奴役、剝削、疏離和異化中解放出來，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真正還給人自己，使人作為一個完整的人而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質，實現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所以說，正是《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實現的「所有製革命」，才使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成為可能。




在馬克思這裏，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實際上也就是「自由王國」的建立，其共同的本質都是使人徹底擺脫外在「必然性」———資本、必然勞動和自然的盲目控製，獲得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明確強調: 「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 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因此，「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 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製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只有在此「聯合生產」的基礎上，也即「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 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在馬克思這裏，「自由王國」的建立和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是同一個過程，都是人擺脫資本的統治而獲得獨立性和個性的全面發展的過程，也即人的個性擺脫勞動必然性而在自由自覺的自主勞動中展開和實現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雇傭勞動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只是一種暫時的和低級的形式，它註定要「讓位於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願進行的聯合勞動」。在此意義上，《資本論》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追求的廢除雇傭勞動的「勞動解放」，的確是「最高級自由革命」( 塔克語) 。這一「最高級自由革命」的實質，就是馬克思自己所說的「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資本的政治經濟學」或「財產的政治經濟學」的偉大勝利。正是在「勞動解放」這一「最高級自由革命」的意義上，我們說體現人的自由個性的「勞動自由」才是《資本論》的靈魂，這一靈魂像一根紅線貫穿始終。也同是在「最高級自由革命」的意義上，勞動才不僅僅是人單純「謀生的手段」，更是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馬克思這裏，作為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勞動自由」的實現，也就是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說到底，《資本論》不僅是唯物史觀的科學的證明，更是人的「個性自由」的第一次唯物主義實現。




馬克思「傾其一生」並犧牲了自己的「家庭、健康和幸福」而撰寫的三大卷《資本論》，決不是為資產階級的統治和賺錢作合法性論證，更不是為了自己發財致富，根本上是為了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自由而鬥爭」。因此，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馬克思「還在努力探求整個世界以及人類自由的原動力」。為自由而鬥爭，正是馬克思所追求的幸福的真諦，他的一生都是在迎著「自由的旭日」而不停地飛奔。中共實行共產極權統治，中共的所作所為與馬克思的自由觀水火不容，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成為反對中共的反共人士。

中國經濟社會的本質

作者 邱國權 寫於 二零一七年

　　二零零八年以來，全球經歷了壹場嚴重的經濟衰退危機。但在這場經濟危機中，中國經濟卻壹支獨秀，據世界權威的經濟部門預計：近年中國經濟今年的增長率達百分之九左右。習近平上臺後經濟增長速度減緩，也達百分之七左右。而據中共各地方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經濟總量增長不止百分之七，或許百分之九都綽綽有余了。世界經濟危機對中共幾乎沒有多大的影響。這讓西方壹些研究了壹輩子經濟的權威、專家們大惑不解。

　　當年美國黑人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拒絕中國各大中央媒體的專訪，專門指定地方媒體《南方周末》接受專訪。讓世界驚訝的是《南方周末》在對奧巴馬進行專訪後不敢全部刊登訪問內容，而是開了壹個大大的天窗，天窗中有幾個醒目的大字：“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大人物，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裏讀懂中國。”

　　但是讀懂中國談何容易！不但西方民主國家的經濟學家們讀不懂中國經濟，就是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直到黃土埋到脖子上的中國人又有幾個人能讀懂今天的中國經濟？

　　如果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用西方的經濟規律來看待中國的經濟肯定會走入誤區。壹個西方的經濟學家想研究中國的經濟，只有來中國生活、工作二十年以上，從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入手，才能最終搞懂什麽是“中國經濟”。

　　如果壹個前蘇聯的經濟學家或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學家想研究今天的中國經濟，肯定幾十年也研究不出壹點名堂來。因為他們的頭腦早已被斯大林、毛澤東之類的鐵血統治者們方方面面的公有制搞成了壹個僵化的工具，沒有任何的思維能力。

　　如果讓今天中國的共產黨的“經濟學家”如茅於軾、張維迎、厲以寧、吳敬漣之流來研究今天的中國經濟，他們除了唱贊歌外，什麽也不會說。因為他們早已被中共的極權統治和金錢收買政策所奴化，變成了壹群犬儒。

　　正如很多文科畢業的博士生鮮有好的文學作品問世壹樣，從中共經濟學院畢業的經濟專家其實也對中國經濟完全搞不懂。或者搞懂了而不敢說出來。因為他們壹但說出實情，中共就會砸爛施舍給他的金飯碗。

　　研究中國經濟並不需要多少經濟理論，因為世界現有的所有經濟學理論都不能描述中國經濟興衰成敗的規律。壹個正常的人只要有獨立思考能力，不懼任何權威，有做人的基本良知，敢說真話，他就完全有可能成為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專家。雖然這壹類人名不見經傳，但他們的真知灼見壹點也不會比那些名滿天下的“經濟學家”們差。

　　我在中國土生土長五十多年。經過對中國改革開放後三十多年來經濟發展的深入細致的觀察和思考，以中國經濟為研究對象，發表自己對中國經濟的獨家看法的系列文章。暫定名：巴山老狼《中國經濟學》研究系列。如果老狼有關中國經濟問題的文章說得有道理，能引起讀者的共鳴，那麽老狼就自封壹個“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和“中國經濟學家”。

　　我期待與世界、經濟學界的專家們，中國官方認證的經濟學家如吳敬蓮們壹道對世界獨特的中國經濟進行壹番共同的深入探討和研究，從理論上對中國經濟的現狀和發展方向進行較為準確的描述。尋找出中國經濟的真正規律。

　　我認為被共產黨洗過腦的吳敬蓮先生其實對中國經濟並沒有什麽真知灼見。不然中國經濟如此亂象叢生吳先生還要唱贊歌。吳先生不過是奉共產黨的旨意從經濟角度去捧官方的臭腳罷了。只有巴山老狼對中國經濟的獨到思維，才能揭示中國經濟之本質。

　　要談中國的經濟，首先要談中國的基本國策。有什麽樣的基本國策，就有什麽樣的經濟政策。壹個國家的經濟政策服務於這個國家的基本國策。

　　中國的基本國策有以下幾個方面：

　　壹、 愚民政策。對中國人灌輸共產主義的壹套歷史、政治觀，用充斥謊言的書籍對中國人進行欺騙宣傳，讓所有中國人對真實的世界不知情，讓中國人認為西方民主是壹套邪惡的理念，讓中國人永遠屈服於共產黨的獨裁和專制，讓中國人把共產黨當成中國的救世主，讓中國人從小就認為中共有權力淩駕於中國、中國法律、中國社會和所有中國人之上，讓中國人知道不服從中共的獨裁會有什麽嚴重的後果。

　　二、 官員世襲。官員的兒女永遠是官，農民的兒女永遠是農民。中國人做官的途徑是靠上級選拔，上級官員在提拔下級官員時首先把上級、上級的上級的官員們的兒女作為選拔的重點，例如前中國總理李鵬的兒子和女兒當上了大型國企的老總。

　　三、 讓官員及其親戚兒女先富起來。讓他們最先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翁。今天中國億萬富翁中百分之九十是高幹兒女和親友。

　　四、 對普通的中國民眾要用宏觀的調控方法，盡量把他們手中的余錢收到政府手中供政府揮霍消費。搜刮民眾錢財的主要手段是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高房價、生活必須品漲價……總而言之，中國普通民眾有什麽需求，就從他們基本需求入手把錢財搜刮到政府手中。讓中國的老百姓永遠處於半饑半飽、不死不活、只能做事、不能說話、不能思考、不能反抗的奴隸狀態。確保中國有壹大群世界最廉價的奴隸工供政府驅使，供官商剝削，供外國老板壓榨。例如：今天的中國的農民進入中共壓榨循環機中。農民外出打工，掙的錢再通過醫療、教育從農民手中搶回政府手中。農民們打工，不得帶兒女同行，造就出五千萬留守兒童。當農民工們老了再回到農村中。農民工只為共產黨創造財富，沒有資格享受財富。

　　五、 嚴禁中國人集會結社。懂得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人的造反是從集會結社開始的。從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到共產黨的鬧革命，無壹不是從結社、成立組織開始。所以今天的中國嚴禁幾十人在壹起的結社行為。哪怕是在壹起健身、煉氣功和信仰宗教也在嚴厲打擊之列。如對法輪功的鎮壓和對家庭都會的鎮壓。中國憲法雖然有“集會、結社、信仰”之自由，但這“集會、結社、信仰”必須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如果有中國人要反抗，堅決地武力鎮壓。

　　六、 在對外關系上，只要洋人不威脅我中共的獨裁統治，就盡量讓他們在經濟上得到實惠。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中國近年宣布對外援助達數百億美元之巨，但許多中國人讀不起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委內瑞拉壹送幾百億美元、菲律賓去年送了壹百六十多億美元，“壹帶壹路”是向全世界撒錢。汶川大地震，我們的政府卻掛出了這樣壹個橫幅：“命苦不怪父母、地震不怪政府”，把政府的救濟、救援責任推得幹幹凈凈。中石化以二元四壹升的價格向國外低價出口成品油，但在國內賣給中國人的汽油六元多壹升。有文章揭露：中石油在美國上市，融資僅二十九億美元，同時中石油每年在美國派發股票紅利累計達幾百億美元。中石油在國內的股票從沒見如此分過紅。

　　談了中國的基本國策再說中國的經濟模式。壹個國家的經濟模式是為實現其國家的基本國策服務的。

　　今天中國的經濟是什麽樣的模式？客觀地說，今天中國的經濟模式既不是西方的自由經濟和市場經濟模式、也不是前蘇聯和毛澤東時代的公有制經濟。要深入研究今天的中國經濟，得先給中國經濟模式下壹個定義。遺憾的是中國這壹特殊的經濟模式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世界的“經濟學家”們還沒有想過要對中國經濟模式進行定義。中共也沒給自己的經濟模式下個確切的定義。筆者在此大膽給中國的經濟模式下壹個定義：中國的經濟模式乃是壹種“政府經濟”、“權力經濟”、“國有經濟”、“權貴經濟”、“私有經濟”、“外資經濟”N種經濟的混合模式。這壹經濟模式是中共在世界的首創，是獨壹無二的。只此壹家。

　　“政府經濟”與“權力經濟”是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有緊密的聯系，但也有區別。舉例說明：政府為發展經濟而搞的投資、賣地、建廠、開礦、建豪華辦公樓……都是“政府經濟”。今日中國政壇以打黑著稱於江湖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大連市長任上提出的“經營城市”概念也屬於“政府經濟”範疇。

　　而政府官員搞的政績工程或為了任期內的GDP的高速增長好向上邀功升官而而主觀決定的投資項目或在統計數字上搞假的就應該算是“權力經濟”。之所以在“政府經濟”後面再加“權力經濟”，是強調官員手中的權力對經濟的影響與控制力。以及官員靠手中權力在本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能得到巨大紅利。經濟越發展，官員手中權力所分紅利越多。

　　今日中國經濟增長的大頭是“政府經濟”和“權力經濟”。

　　“國有經濟”主要是指國家控制的企業，包括銀行、電力、石化、建築。現在國有企業基本已經成為政府官員們小金庫。國企與政府在人事方面和經濟方面有理不清的關系。中國國有企業老總隨時可到政府機關任職。例如原中石油的老總周永康後來擔任了政治局常委。政府官員很多財務支出隨時在國企內報銷。

　　什麽是“權貴經濟”？老狼的“權貴經濟”概念指的是壹個宏大的企業雖然是在私人的名下，但與權勢者和官員親戚、後代都有巨大關系的企業。例如：死了的徐明曾經控制的“實德集團”就與權勢者薄熙來有扯不清的關系。“實德集團”就是薄的金庫。想從中要多少錢，只需給徐明打個招呼。薄再用手中權力讓“實德集團”發展壯大。例如民生銀行的大官太太俱樂部。也是“權貴經濟”的典型。還有萬達集團據海外有文章說眾多的紅二代、高官們在其中有股份。這也是“權貴經濟”。

　　“私有經濟”壹般在服務行業居多。但很多的建築私有公司幾乎是政府官員們親戚所開辦。例如重慶市原北陪區區長雷政富，官做到那裏，其弟就把建築公司開到那時，在雷政富任職的地區，大多數建築工程歸其弟承包了。官員通過權力讓其親戚發財，也就是自己發了大財。象雷政富親戚式的“私有經濟”在中國經濟中占了相當大比例。

　　今日中國的“外資企業”也占了相當大比例。

　　既然中國的經濟模式是“政府經濟”加“權力經濟”、加“國有經濟”、加“私有經濟”加“外資企業”的混合模式那麽今日中國的經濟模式能否實現經濟的增長主要是取決於中國各級政府和政府的官員決定和外國投資的多少。與西方經濟的市場法則、經濟規律沒有任何關系。所有西方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作出的任何預言都沒有實際的意義。任何預言中國經濟將衰退或出現危機的說法都是不切實際的壹廂情願而已。

　　當今世界有三大經濟模式：壹種是西方市場經濟模式。這壹模式以“私有經濟”為主體經濟，私有企業以市場的需求為主要目標，市場需要什麽就生產什麽。對這壹種經濟模式西方的經濟學家們研究得很是透徹。另壹種是前蘇聯和現在的北朝鮮計劃經濟模式。這壹模式不顧市場的需求，能生產什麽就生產什麽，只要按時計劃進行生產就行。第三種模式就是今天中國“政府經濟”、“權力經濟”、“國家經濟”、“私有經濟”、“外資經濟”的混合模式。這壹模式有市場的因素，但經濟的增長以政府的操控和權力者的意誌為主體。這壹模式的所有經濟活動都圍繞壹個中心：肥官窮民，確保壹黨政權。

　　今天中國這壹“政府經濟”加“權力經濟”的混合模式從某種意義上體現出來的是壹種封建社會小農經濟思想。為什麽呢？因為現在各地諸侯們在本地發展經濟只考慮本省利益，不從全國大局考慮。這樣每個省的諸侯們就在自己地盤上搞“小而全”、“大而全”。妳外省有汽車工業，我也要有，妳外省有鋼鐵工業，我也要有。妳外省有彩電工業，我也要有……結果是大家壹哄而上，產能嚴重過剩。今天中國有汽車廠近百家，產能達兩千多萬輛。大型鋼鐵企業上百家，產能十多億多噸。就這樣，沒有汽車和鋼鐵的省份還在喊上鋼鐵和汽車項目。前幾年，廣東省擬在湛江市征地二十平方公裏，建壹年產兩千萬噸鋼的大型鋼鐵企業。重慶市鋼鐵產能嚴重過剩，但最近幾年還在大力興建新的鋼鐵企業。

　　不但要“小而全”、“大而全”，還有計有步驟地制造出“經濟圈”。有跨地區的什麽“珠三角經濟圈”，“長三角經濟圈”，“長沈大經濟圈”，“津京唐經濟圈”。各省又依樣畫瓢地復制出四川的“綿德成經濟圈”，湖南的“長株湘經濟圈。”這些都不是市場的決定，而是政府的決定性。中國政府成了經濟發展的主體。

　　在以前的經濟理論中，“支柱產業”是壹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大頭，是壹個國家經濟的重點。但筆者文中的“支柱產業”與壹般意義的“支柱產業”是有很大的區別的。本文中“支柱產業”的含義是：是由中國政府操控的、能確保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國政府及官員和公務員們從中受益最大、不受任何經濟危機的影響、並以每年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長率高速增長的產業就是“中國支柱產業”。這就是“中國特色經濟”。

　　“支柱產業”之壹：“賣地產業”。中共紅朝在毛澤東時代把所有土地收歸國有。農村土地名義上是歸集體所有，但政府有權力隨時征用，溫家寶總理上任後，中國各地方政府發現了壹發財捷徑：賣土地。先把農民的土地以幾千元壹畝的價格收購來，再以幾百萬、上千萬壹畝價格轉手賣給開發商。據中共自己公布的數據：二OO七年，中共各地方政府賣地收入達四萬多億。二OO九年，上海市壹塊百多畝的地皮賣出了十壹億元的高價。估計二OO九年中國各地方政府賣地收入不會少於二OO七年的四萬億。中共“賣地產業”以每年各地政府賣出壹千平方公裏土地計算，現有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可供中共賣九千六百年！再說中共賣地並不是真的“賣地”，只是賣的七十年使用權。七十年後，中共可名正言順地把今天賣出的土地收回來再賣第二次。這“賣地產業”將是中國最大的、長盛不衰的、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產業。

　　“支柱產業”之二：公款住房消費產業。中國的公務員們住房是政府以低於市場價格幾倍的低價分配。以全中國現有公務員四千五百萬計算，每年新召收和退休補充公務員壹百二十萬，壹個公務員分配九十平米住房，每年公務員們“消費”住房壹億多平米。以壹平米市場均價壹萬二千元計算，中國每年用於公務員的住房達壹萬多億元。

　　“支柱產業”之三：公車消費產業。之所以把“公車消費”作為壹個“產業”，是因為今日中國汽車工業主要是為各級政府和官員們服務的行業。中國的公車產業興旺程度如何？有文為證：二OO七年底筆者在《華西都市報》上見壹則報導：四川全省小車保有量六百壹十多萬輛，其中私家車壹百五十多萬輛。也就是說四川全省大街上跑的小車四輛中有三輛是“阿公”的車和出租車。公車和出租車的比例以2：1計算，四川就有三百多萬輛公車。四川有多少公務員？以四百五十萬計算，這不是每三個公務員就有兩輛公務車嗎？四川如此，全國肯定也差不離。在北京、上海等冠蓋雲集之地，公車比例可能更高壹些。壹般私車開七、八年或更多時間再換代。公車怕是二、三年或更短時間就換代。

　　“支柱產業”之四：公款吃喝產業。當今中國壹年公款吃喝有多少？筆者估計不少於六千億元。今天中國各大、中、小城市及鄉鎮凡高檔餐館主要顧客都是公款吃喝的。壹般百姓沒錢進高檔餐館，私人老板也舍不得胡吃海喝，唯中共黨政機關的大大小小官員們才有錢、有膽吃喝。而且越是高檔的越好。

　　“支柱產業”之五：醫療產業。中國自朱基任上搞起了醫療產業化後。中國的醫療產業是高速發展。醫院院長為了多掙錢，藥品壹般都以十倍於進價的價格賣給患者。幾年前驚爆上海藥品是二十倍於進價的價格賣給病人。去年又爆出中國以二百五十元壹盒從印度進口的治療白血病藥賣給中國患者達二萬五千元壹盒！壹百倍的暴利！醫院院長又命令醫生對所的患者進行不必要的檢查和多開貴重藥品。甚至發出紅頭文件要醫生們面對患者不得壹次把病人治好，要確保病人第二次到醫院就醫。同時院長指使結賬的部門給住院的病人無中生有地“制造”幾倍到幾十倍的醫藥費和治療費。估計今天中國的醫療產業總產值達每年壹萬多億人民幣！醫療產業每年產生的巨額利潤有三個去向：壹醫院領導們分配，醫生分配，還有部分供官員、公務員們的免費醫療。

　　“支柱產業”之六：教育產業。今天中國的教育是壹個包賺不賠的產業。壹個中國人從三歲入幼兒園就得交數萬元的“建園費”。到小學和中學，政府又抓住孩子家長們望子成龍的心理，“制造”出勞什子的“重點學校”、“實驗學校”、“外語學校”、“聯合中學”、“示範學校”，還有什麽“省重點學校”、“市重點學校”、“縣重點學校”、“公辦民助”……之類的東西，每年又是數萬元的高價學費。大學產業更是發展驚人，中國每年大學生的增長幅度世界之冠。現在在校大學生的保有量二千五百萬。以每年每個學生的學費和生活費平均壹萬五千元計僅大學教育每年的GDP就達四、五千億元人民幣！就是這樣，還有茅於軾這樣的禦用學者鼓吹“提高大學收費標準”！保守的估計中國壹年教育的GDP也達壹萬數千億元！教育產業每年的巨額利潤部分是學校領導和老師們分配了，還有部分補貼官員子女們上學開支。據說官員們子女上學壹般都不會交什麽這樣費、那樣費。

　　“支柱產業”之七：公款旅遊產業。今天的中國旅遊景點的價格至少是幾百元。搞得普通的百姓輕易不敢外出去旅遊景點。同時中國各地黨政大員們動輒花公款到旅遊地“考察”遊玩。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每年都有半月的旅遊休假。出外旅遊後回單位報銷。國內玩膩了，又到國外遊玩。中國現有黨政機關人員近五千萬，壹年旅遊費用達數千億元人民幣。

　　“支柱產業”之八：賣房收稅產業。中國政府賣了地後，開發商建房出售，中國政府以收稅為名，對住房課以高額稅。去年有房地產專業人士透露：房價的百分之七十被政府收去了。也就是說：壹個中國公民如果花壹百萬買房，其中的三分之二，也就是七十萬左右是政府的收入。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每平方米五、六萬元的房價中有四萬元元是政府的收入。中國壹年要賣出多少平方的住房？中國政府壹年住房的稅收中收入達萬億之巨。

　　“支柱產業”之九：公款抽煙產業。今天的中國政府公款抽煙開支驚人。壹個小小的縣政府，居然公開發出紅頭文件，規定壹年要抽壹千五百萬元的公務煙！全國幾千個縣級機關，再加上鄉鎮機關、市級機關、省級機關、中央機關，全國壹年公務煙保守估算也有兩千億元！幾年前，全國的高檔煙僅“中華”、“玉溪”兩個品牌，也只有三百多元壹條。近幾年，全國各地的煙草公司動輒搞出壹、兩千元壹條的高檔煙，專供公款消費。以示抽煙者身份與眾不同。筆者有壹醫生棋友，十多年沒見他抽煙，去年高檔煙壹包接壹包。據他說：“不抽白不抽”。原來他從壹個醫生提拔成了科室主任，有資格享受高檔公款煙。筆者在國營企業，有同事沒提拔前，幾十年不抽煙。提拔後每天要抽幾包高檔煙。如果讓他私人掏錢，他決不會抽壹支煙。

　　“支柱產業”之十：印鈔產業。中國印鈔產業發達程度世間少有。這麽說吧：政府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後，美國想救市，不敢多印鈔票。得滿世界求爹爹告奶奶地借錢，美國從中國壹借就是八千多億美元。中國政府要救市，溫家寶壹撒手就四萬億。後來又追加四萬億。其實中國政府年年財政是赤字幾千億，這救市的錢從何而來？還不是開動印鈔機就搞掂了。

　　“支柱產業”之十一：經濟統計數字做假產業。今天中國經濟統計數字水份含量之高是世界之最。各地方官員為了向上級邀功請賞，隨意在統計數字中把本地的GDP搞大做強。因為GDP的多少與官員的政績有關，更與官員是否升遷有關。如果壹個官員為政壹方，這GDP增長不高，那麽下壹輪中共官員的提拔肯定就沒門兒。所以各地官員就在上報的統計數字上做文章。沒有實際增長的GDP不要緊，只要上報的GDP有大的增長就行。反正上級也不會為驗證GDP的準確性而大動幹戈。這樣虛報統計數字就成了各地政府的日常事務。只要大筆壹揮，這經濟就會以百分之十以上的速度增長。據報導：今年壹至九月，各地上報的GDP超出中央政府統計的GDP兩萬多億元之巨。只是這壹“支柱產業”是“虛擬”的。雖然是“虛擬”，但這壹“支柱產業”對中共上層決策者的影響、對中國、世界傳媒輿論的影響、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因此在研究中國經濟時得把它作為壹個實在的“支柱產業”對待。

　　“支柱產業”之十二：公路收費產業。全世界收費公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中國。這壹產業每年為中國各級政府創造了數千億元以上的凈利潤。

　　“支柱產業”之十三：隨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中國社會出現了壹個新興的、隱性的經濟產業：烏紗帽買賣產業。每年中國要提拔數十萬、近百萬的官員，提拔的程序又是對內、對外保密的，而提拔與否只是上級壹把手的壹句話。由此向上級官員行賄以換取壹頂烏紗帽就成了無數有誌於官場之士的必修課。今天中國的烏紗帽是“不掛牌悄悄出售”，且價格隨行就市。壹頂局長壹級紗帽交易價估計達五十萬。而壹個大都市的市長沒有五百萬難以成交。前深圳市長許宗衡對其密友師東兵說：為了當市長花了幾百萬。送了銀子後當官的，上任後肯定又要拼命撈錢。這理由也是現成的：“我為烏紗帽投了資，哪有投了資不想賺錢滴？”烏紗帽的買賣產業所產生的巨額利潤每年至少幾千個億！全部被大大小小手握“烏紗帽派發權”的官員們吃了。隨著中共統治的長期化，這壹產業有越來越興旺發達之勢。因此筆者把這壹產業也列入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之壹。

　　只要共產黨繼續執政，上面提到的產業就會永遠興旺發達，不會受任何經濟危機影響！

　　中國其它的產業如鋼鐵、能源、運輸、建築、國防生產等算是“基礎產業”而不是“支柱產業”雖然其GDP有可能比以上產業高，但總的來說是為以上十四大支柱產業服務的。“基礎產業”因受到世界經濟危機和其它經濟因素的影響，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趕不上前面提到的“支柱產業”。這裏就不壹壹介紹了。

　　中國經濟是如何運作的？對於這個問題有壹個非常簡單的回答：今日中國經濟運作的三大法寶：賄賂、壟斷、漲價。

　　先說賄賂。今天的中國，賄賂已經進入了與經濟相關的每壹個環節，賄賂已經侵入了經濟領域的每壹個細胞，賄賂已經存在於國家經濟的方方面面。沒有賄賂，就沒有中國經濟的正常運轉。

　　銀行對私企提供的信貸，決策者壹般都能得到信貸額百分之幾的好處。私企要貸款得有熟人和關系，或買通政府大員為其撐腰。貸款前私企業主是個奴才，整日裏跑關系找門路。壹但把貸款搞到手，妳就從奴才變成了大爺。筆者壹在銀行工作的朋友為收回貸款不知跑了多少路。但貸出的錢很難收回。中國幾大銀行改革開放後累計壞賬、呆賬數千上萬個億，最後還是政府開印鈔機為其買單。

　　對壹般的生產企業而言，沒有賄賂，中國百分之八十的產品找不到銷路。沒有賄賂中國百分之五十的生產廠商將面臨倒閉的危險。

　　在中國經濟中，房地產及建築業成了中國經濟的龍頭老大。下面就以房地產建築業為例剖析中國經濟的運作方式。

　　在建築工程的招投標中，壹個建築公司想中標壹個工程，得給有決策權的人送壹大筆錢，這筆錢的數量壹般是中標工程標底在百分之八到十。如果決策人想讓自己的熟人或親朋中標，這很容易的了。只需要熟人或親友找壹個有資質的建築企業掛靠壹下。親朋好友中標後或自己當老板自己幹。或轉手給其它建築隊，自己吃中價費。據報導：山東某市委書記把本市的所有建築要程全部包給了自己的親朋好友，幾年下來，這個書記與他的親友身家就達數十億元之巨。

　　生產廠商如電梯和工程機械生產公司向建築企業推銷自己的產品，相關決策人員有五到十個點子。建築材料商向施工項目部推銷鋼材、水泥、河沙、碎石等材料，得給簽字者五到十個點子。

　　其它如政府采購。決策者或經辦人將會得到有五到十個“點子”（即百他之五或百分之十。下同）的回扣。醫藥代表到醫院推銷藥品，決策者和醫生都將得到高額的賄賂回扣，其“點子”在二十以上。

　　這麽說吧：在中國，只要妳的產品不是在商場或超市貨架上公開出售的；不是國家指令性要生產並購買的，不是生產軍工產品的，就必須送給決策人員十多個的點子才銷得出去。這已經是中國市場的“行規”。這壹點，外國廠商是深有體會。前不久，美國國會調查美國公司在中國行賄的事就是證明。如果美國的廠商在美國靠行賄推銷自己的產品是要判重刑的。但美國公司到中國來也只得適應中國國情，給相關人員五到十個點子的賄賂。否則妳的產品質量再好也沒有銷路的。

　　再說壟斷。與國計民生相關的基礎產業又以壟斷經營為主，如鐵路運輸、電信、電力、石化、聯通……等。這些企業依仗其壟斷地位以高於發達國家的價格進行經營，且編造出無數的圈錢理由搜刮民眾的錢財。如中國電信十多年前電話座機壹部四、五千元的座機安裝費；電力公司隨意提高電價；中國的汽油價格比美國高出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國移動、電信收費價格遠遠高出世界其他各國價格。中國的電費想怎麽漲就怎麽漲。中國的壟斷企業因有國家政權的強力支撐，自然在國家經濟生活中處於強勢地位。

　　用壟斷經營的高價位賺民眾的錢來補貼政府的開支和用於向世界撒錢。中國人抱怨中國的油價比世界其它國家都高。其原因在於中國有大量的公務用車，公務車耗油的錢得讓百姓們買單。還得向美國的中石油股票股民分紅，自然這油價就高。中國人抱怨中國電信的話費收得貴，殊不知政府機關的無數電話開支費用也得從百姓身上賺取，這話費當然就貴。

　　再說漲價。中國政府為了搜刮百姓錢財，最常用的手段是讓百姓手中的錢不斷地貶值，讓物價飛漲。政府讓物價上漲時采取的辦法是“悄悄地進莊，打槍的不要。”等老百姓睡壹覺醒來後，才發現物價已經上漲三十個百分點。物價上漲後，政府大官員又出來大吵大鬧要“控制物價漲幅”，他這個“控制物價漲幅”不是讓上漲的物價降下來，而是物價上漲百分之三十後，暫時不再漲。或再漲百分之十後，政府就說是：“物價漲幅放緩”。這樣壹來，政府是當了“漲價”的婊子後，再為自己立了壹個“控制物價”的牌坊。這幾年中國政府搶錢的速度是越來越快了。中國物價上漲的周期是越來越短了。九十年代物價是五年左右上漲壹次。進入二十壹世紀後大約兩年就上漲壹次。漲價最快的是房地產業，只幾年時間就上漲了五、六倍。其它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農副產品上漲達二、三倍。

　　中國的財富分配問題壹直是困擾在中國人心中的壹大難題。從理論上講，中共從其馬教的基本教義出發，確定的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而今天的中國實際上是“按官分配”。從公開的工資單上，壹個單位的最高級別官員的工資是最低級別普通員工的五到六倍。而實際上遠非如此。

　　中國財富分配的多少基本是按以下順序排定坐次。

　　壹、官員階層。在中國各個階層中，黨、政機關領導人員除享受數倍於普通公務員的工資外，還有各種高額補貼。如每月六、七千元的公車補助。更有無數的灰色收入。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文強落馬，查出其有億元的身家。錢從何來？讓人悲哀的是文強落馬不是因其貪污，而是因其“涉黑”。若文強不“涉黑”肯定沒事。如今中國有多少官員身家沒有千萬的？筆者有壹熟人是某縣民營企業家。據他說：壹個縣委書記，壹年收入至少五百多萬，五年壹屆下來至少有幾千萬。縣裏的大、中型民營企業每年都得給相關縣領導送錢。送錢多少以官員級別而論。如果不送，縣委書記壹句話，就能把妳的企業搞垮。壹個縣委書記相當於在本縣內所有的私營企業入了幹股，到年終只管分紅。其他市級，省級官員呢？中央級官員呢？

　　二、國企老總。地方官員生財有道，國企老總們也有辦法。本來國企老總公開的薪水是普通員工的十倍左右，但不滿足。要想其它辦法。中國平安保險公司老總自己給自己定每年六千多萬的年薪！筆者的侄兒大學畢業應聘到平安保險公司，所簽工作合同是：出去拉客戶，拉到客戶後每壹筆款項提成百分之三十，無底薪。工作兩個月下來，壹個客戶都沒拉來，薪水沒掙到壹分錢，自己倒貼三千元進去。

　　國有企業老總們洗錢是行家。某國企很有錢。經理和黨委書記把幾千萬元投入自己熟人開的公司搞“合資經營”，幾年後，這個公司倒閉，幾千萬元泡湯。國企老總們只要稍動腦筋，就能輕松地把國家的錢劃進自己的腰包。

　　三、大學教授。八九“六四”後，中共對知識分子采取收買政策。大學的專家學者和教授們除了每月發放壹、兩萬元的薪水外，還放手讓他們的搞各種培訓班掙外快。壹年下來也有幾十萬到百萬的進帳。如此壹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整體道德淪喪。墜落成了犬儒。當然也有壹大群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如郭泉、高智晟等在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吶喊。

　　四、公務員群體。中國公務員收入在中國是高收入群體。公務員收入有地區的差異。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公務員壹般都有壹萬幾千元左右收入。但在內地壹般縣、市只三、五千。個別貧困地區二千多。但仍是當地普通勞動者收入的數倍。公務員不但享受高出普通勞動者幾倍的收入，還有普通勞動者沒有的福利：免費分房、免費醫療、高額養老金。公務員的養老金是普通國企退休職工的三倍以上。

　　五、醫生群體。為了收買醫生群體。政府默許醫院亂收費提高醫生收入，又允許醫藥代表直接到醫院找醫生推銷藥品，讓醫生看病時專開某種藥，壹年下來，醫生也有數十萬、上百萬進帳。

　　六、中小學教師。國家開辦的學校搞起了“公助民辦”，大收高價學費，所收學費校長和教育局官員吃大頭，老師得小頭。為了讓老師心理平衡，默許老師把該在課堂上講的內容不講，拿到補課時再講，大收學生“補課費”。

　　七、外資企業白領階層。這壹階層收入有數千元到萬元不等。

　　八、壟斷國企職工。中國政府的壟斷企業如電力、電信的職工壹般都有壹萬多元的高薪。

　　九、普通國企職工。在普通國企就職的職工壹般有四千多元到五、六千元。在偏遠山區的國企員工被剝奪得更慘些，每月有兩千元就很不錯了。幾年前陜西某地國企職工鬧事，記者調查時發現這裏工作二、三十年的老職工每月僅六百多元的收入。普通國企現在所有苦、累的事壹般是找農民工幹，農民工在國企每月有七百到壹千多元不等。

　　十、國內私有企業和小商販雇員。這些員工壹般每月有兩千元到四千元不等的工資收入。

　　十壹、在中國被剝削得最慘的當數農民工群體。現在中國各大、中、小城市幾乎所有的臟、累、苦活全是農民工們在幹。外資企業也專門找只幹活少拿錢的農民工，以降低生產成本。可以這樣說，在中國沒有農民工，就沒有今天中國的繁榮。但他們每月薪水十幾年如壹日只有五、六百元。中國對農民工的剝削之慘烈世間少有。農民工除拿世界最低的工資外，中國政府把農民工當下等人看。他們在壹個地方打工，身份證是沒用的，得花錢買“暫住證”。中國政府不準農民工融入所在城市，教育把農民工子女拒之門外，造就了世界獨壹無二的中國幾千萬留守兒童！農民工沒有醫療保險，沒有養老保險。更掙不到購買壹套城市住房的錢。壹個農民工在壹個城市打工幾十年，除去生活開支外，最多有幾萬元積蓄。這幾萬元還得應付政府的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到頭來還是兩手空空回自己的農村老家。農民工在中國社會是處於最底層，他們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鮮血。

　　中國的執政黨手中有壹個統治人民的重要工具：中國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時髦的說法就是“公務員”。他們是壹群無所事事的、專吸民脂民膏的、比普通勞動者收入高出十倍以上的、享受著普通勞動者所沒有的驚人的高福利群體。

　　說他們無所事事，因為他們上班時間多數是在上網打遊戲。筆者在棋園認識壹位處長級公務員，此人每周五天工作時間有四天的下午泡在棋園下棋。因為上班沒多少事。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那是令祖宗幾十代臉上都光彩的壹事。今天中國公務員考試的錄取比例最高達四千比壹！遠比皇帝老兒時代考狀元的難度高出百倍！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政府立馬就無償分配壹套寬敞的住房。就算要付錢購買，也只是象征性付極低費用就得到壹套高標準住房。而普通百姓想買壹套房得花光幾代人積蓄不說，還得向銀行貨款。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妳的收入就是普通勞動者的幾倍到十幾倍。今天廣州、蘇州、上海……等城市公務員月收入壹萬幾到幾萬元不等，但在那裏打工的農民工只有壹、兩千元。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妳就可經常出入高檔酒樓、餐廳享受美食。再開張發票報銷。吃兩千元的就開五千元發票。又白吃還白賺。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妳就可以經常地花納稅人的錢到風景名勝地免費旅遊。

　　如果妳是公務員，每個工作日都能盡情享受二元錢的“工作餐”。這“工作餐”的豪華程度，在正常餐廳中八十元到壹百元都買不來。

　　在中國壹但成了科室科長或處室處長壹級的公務員，妳就有壹輛免費的公務用車。如果妳的車壹月花銷壹千元，政府至少會補助妳兩千多元。如果妳是什麽區長、市長什麽的，政府會壹月補助妳幾大千元！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妳沒病時，每月發上千元的醫療補助，局長、區長、市長更有幾千元以上補助。如果妳生病住院，妳的全部醫療費用政府給妳報銷。如果妳是企業員工，對不起妳得自己掏錢買醫療保險。平時有病得全部自己掏錢。如果住院再按比例自己付醫療費。如果妳是農民工那所有的醫療費全部自掏腰包。

　　如果妳是公務員，妳的兒女上學不用掏高價就能上最好的幼兒園和學校。而普通民眾兒女讀幼兒園起，就得交什麽建園費、擇校費、議價費、重點學校高價費。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哪怕妳每月收入壹萬到幾萬元，但不交壹分錢的稅。因為哪有吃稅的人還交稅的道理。如果妳是普通勞動者，那麽妳收入超過了三千多元就得交稅。

　　在中國如果妳是公務員，不用交壹分錢養老金，退休時就有比普通勞動者高出三倍以上的退休金。而在私企和國企的勞們動者得自己每月交錢作自己的養老費。最慘的是農民工群體。他們幹了幾十年的活，最後只有回到自己的鄉下，每月有七十元的養老金。

　　中國公務員有如此超過普通勞動者們幾十倍的經濟待遇在今天的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世界文明國家的慣例是公務員的收入是最低工資的兩倍，或者與全國民眾平均收入水平相當。

　　難怪今天中國普通民眾們窮得壹貧如洗，因為中國公務員們靠吸中國人民的鮮血而養肥的！

　　中國現有公務員五千萬多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中共預算的壹年開支竟達到二十多萬億元，人均四十多萬！每年到年底，國庫都有幾萬億元花不出去。最後估計是按人頭，以發年終獎的名義由公務員們分了的。據說公務員們人均年終獎金以職位高低分紅，從數萬元到十幾萬元不等。遠比普通勞動者壹年的收入高出許多倍！

　　在中國雖然公務員名義上是在公開招考。這幾年報考與錄取的比例平均達幾百比壹，有的專業更是四千比壹。但公務員不是誰都能當的。沈陽兩個人報考公務員，其考分都是本專業第壹名，但被淘汰。人人都知道中國公務員錄取是有“潛規則”的。如果妳沒有背景，沒有後臺，沒有關系，沒有送銀子，考試成績再好也不行。

　　正因為“公務員”有遠遠超過普通勞動者的經濟待遇和福利，所以中共開始把“公務員”作為壹個獎品，專門獎勵在維護中共統治方面有功的人員。幾年前有壹新聞：中共決定把在新疆騷亂中有功的武警轉業戰士壹百五十八人轉為“公務員”。 當年中國女排奪取世界冠軍時，中共把“烏紗帽”作為獎品，女排隊員退役後幾乎人手壹頂“省體委副主任”紗帽。現在“公務員”的身份又變成了壹個“獎品”，這樣荒唐的事只有在中國這樣的獨裁專制國家裏才會出現！

　　在西方國家的經濟理論中，股市是壹個國家經濟的晴雨表。當經濟狀況好時，股市就紅火。當經濟狀況糟糕時，股市就冷清。

　　但中國股市卻不是這樣。當中國經濟狀況好時，這股市反而直線下跌。當中國股市從六千多點的高位狂瀉到壹千八百點時，正是中國整體經濟形勢大好之時。

　　中國股市是中國政府開的壹個超級大賭場，讓幾億中國股民在這個大賭場裏做壹下發財的美夢而已。當然能在裏面做發財美夢的畢竟只是極少數人。多數人在裏面做的是壹場惡夢。在這個大賭場裏，政府是最大的莊家，政府以“證監會”的面目出現在大庭廣眾的面前。“證監會”也是最大的贏家。不論賭場裏的輸贏如何慘烈，它都包賺不賠。

　　中國企業把中國股市當成壹個圈錢的地方。壹個企業千方百計想上市，是想通過股市把股民的錢圈到自己手中。上市時圈壹次錢還不夠，以後多次以送股、配股為名再圈錢。

　　中國企業想上市不容易，得勾兌“證監會”的高官。這就給了“證監會”大員們吃黑錢的天大良機。

　　各地的券商和莊家實際上是政府在股市的大小代理人。代理人知道政府的底牌。他們在操縱著股市的漲跌。

　　外國壹只股票的漲跌看的是經營業績。中國壹只股票的漲跌炒作的是題材。什麽“企業重組”；什麽“中共多少大召開”亂七糟八，什麽都成了炒作股票上漲的理由。炒作題材的目的只有壹個：讓散戶們成為股票的最大買主，再跌下去逼散戶們割肉出局。

　　中國股市莊家的操作手法也不復雜。當莊家在低價位看好壹只股票（2000點價位）時，就抄底購入。當莊家抄底成功後，就拉擡股價。當然在拉擡股價的過程中，找上幾個股評員吹壹吹，把股民的眼球吸引過來這效果就更好。當股民追漲股價達到莊家的預期（4000點價位）後，莊家也不壹定馬上出手拋盤。當股價超過莊家預期（5000—6000點價位）後，莊家開始拋盤。莊家拋盤股價有所下跌（4000點到4500點價位）。這時股評員就力勸股民們“逢低吸股”。股民想的是這壹股票跌了這麽多了，肯定會有“報復性反彈”，現在買入正是時機，遂大量購入。這時才是莊家拋盤的最好時機。壹但拋盤成功。這只股票就直線下跌。股票下跌，散戶心慌，忍痛割肉，莊家再低價抄底接盤。再拉擡，再拋售。如此周而復始，散戶們的錢不知不覺就進了莊家手中。十幾年前，中國股市到六千多點的最高點位時，正是散戶們持股比例最高時。從此以後，中國股市飛流直下到壹千八，不知有多少股民的血汗錢被莊家洗劫壹空。

　　許多股民熱衷於看有關專家的股市專著，搞什麽“股市技術分析”。他們的錯誤就在於把中國的股市當成西方國家的股市了。而沒看到中國經濟和中國股市的特殊性。中國股市的漲跌完全被政府和其手下的莊家們控制著，豈是股評家和專家們能把握的？豈是股市專家們所能描述出來的？

　　中國股市從第壹個最高價位1700點跌下後，經許多年的沈寂再被擡到了第二個最高價位2400點，又是許多年的沈寂被壹呼拉地擡到第三個最高價位6000多點。暴跌後又於2015年拉到5000多點。隨後又是暴跌。雖然有李克強總理的“暴力救市”，也無濟於事。如果沒有七到八年或更長的時間，這股市就沒有復蘇的可能。而中國股市的下壹次高潮到來的前提是：中國散戶股民的資金再次大量入場。中國股市下壹次高潮肯定又是暴漲加暴跌。持續時間很短暫。再回到不死不活的狀態，等待下下次的暴漲暴跌。

　　溫家寶當上中國總理後，中國的住房價格瘋漲。從二零零二年至今的十多年間，中國的房價平均上漲達十倍以上！溫家寶是中國房價上漲的政策制定者。

　　中國的房價是如何漲上去的？以南京為例：二十年前、南京房市低迷，房價僅三千元壹平米。但政府阻止開發商以此價格出售。理由是：這個價格低於成本價。因為政府要從每壹平米的售價中提取三千元的“土地價”。在政府的幹預下，南京市房價猛漲到五千多元壹平米。（現在已經達兩萬多壹平米）本來商品房的造價僅每平米壹、兩千元，因政府強行收取高額地價，高額稅收，極大地推高了房價。中國的房地產業成了中國政府的提款機。幾年前有房地產業內人士公開說：房價的百分之七十是被政府收走了。可見：房價上漲，政府是第壹推手，受益最大的也是政府。

　　房價的瘋狂讓人眼熱。幾年前在城市附近居住的農民們也打起了房地產的主意。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修房，以村、鎮壹級政府頒發的產權證方式向城市居民出售，其價格僅壹千多元壹平米。統稱“小產權房”。但中國政府把暴利的房地產作為自己的專利，不準農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房出售。也禁止居民購買農民的“小產權房”。並威脅說：那是非法建築，隨時都有可能拆遷，沒有任何補償。如此壹來沒人敢買“小產權房”，只有花大價錢買政府與開發商聯手搞的“大產權房”。

　　各級政府是如何操控房價的？第壹步：推高地價。中國政府賣出的土地價格從十多年前壹畝幾百萬猛漲到壹畝地上億！去年底，杭州市土地拍賣會上拍出驚人的天價：如果在這塊地上建房，單是地面價格就達六萬壹個平方米！如果加開發商的利潤，出售房屋時至少得七、八萬壹平方米的價格，否則就沒有錢可賺了。第二步：每年的年初，政府就暗中指令房產商將房價上漲百分之十。房產商找房托演出晝夜排隊搖號購買的鬧劇，想買房的吃瓜群眾壹看這架勢，感覺房價還要漲，再不買就虧壹。也蜂擁而來搶房。政府再宣布“限購”，把上漲了的價格固定下來。真實的情況是房子並沒賣出多少，但達到了房價上漲的目的。到第二年春節壹過，再暗中指令房產商漲價，政府再來“限購”。政府在房價上漲壹事上，既當婊子，又立牌坊。年年重復昨天的故事，導致了今日中國房價高得離譜！

　　推高房價的受益者是誰？首先是官員群體。中國的官員們誰家沒有幾十套、上百套房子？這些房子都不是官員們靠工資買來的，有的是用貪污的錢買來的，有的是用受賄的錢買來的，有的是行賄者主動送的。再就是公務員群體。當今中國的公務員們，他們因有福利分房，壹般都有四、五套以上的房子，房價壹推高，他們瞬間就成千萬富翁！

　　政府反復推高房價的結果是中國的房地產業畸形發展，近幾年來，各地政府大肆圈地、賣地，開發商大量建房。大家壹哄而上的結果是中國存量房嚴重過剩。去年下半年，有報導說：中國現有住房能居住地球上壹半的人口！也就是說：今天中國的住房夠地球三十五億人居住！只十多億人口的國家，建了幾倍於人口的住房！中國的住房遠遠是供大於求！全國各地出現無數的鬼城：修建無數的高樓大廈卻沒有幾個人入住！但就是這樣，中國各級政府也不會讓房價降下來！因房價壹降，對中國的經濟是壹致使打擊！官員們手中幾十、上百套房產的財富就會縮水。

　　今日中國房地產的現狀是什麽？

　　其壹，這些年，中國政府印鈔無數，各級政府的錢多得花不完，就把這些錢用於大幅度提高軍官、官員、公務員、教師的工資，這壹批人工資調整動輒翻倍。這壹批人有政府送房、有公款吃喝、有公車消費、有公費旅遊、有公費香煙，現在又工資翻倍，錢還真找不到地方花。怎麽辦？那就買房升值。這壹大群體身在中共體制內，深知中共政府永遠都不會讓房價下跌，那麽手中巨額現款用於買房就是最佳的保值、升值辦法。這壹群體手中的余錢數額驚人，這壹群體哪家沒有三、五套到十幾套住房？

　　其二、中國大大小小的上千萬黨、政官員們依靠手中權力公開腐敗，聚斂了巨額財富，再將貪污受賄來的錢財用於購買房產保值增值。今天中國局長壹級的官員手中有幾十套房產已經平常。最近暴光的某官員房產達千多套！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今天中國的房地產是大小官員們用貪污受賄來的錢在支撐著。中國在建的房地產最大的買主是大大小小的官員們！當然還有公務員們。

　　其三、作為壹個中國人，要懂得的壹個基本道理就是“中國的住房不是為普通中國民眾建的，是為官員們和公務員們和特殊利益集團建的。”筆者的侄兒大學畢業八年，現在月收入四千多元。現在成都的房價高達兩萬壹平米，照這樣下去，他壹輩子都買不起壹套房。筆者所在單位請的農民工，月收入僅壹千多元，只夠生活。筆者在成都棋園喝茶，棋園的服務員壹月僅壹千七、八百元。買房對他們只是天方夜譚。不但低收入群體買不起房，就是中等收入的白領也無力購房。2010年中國科學院發布《經濟藍皮書》中稱：中國85%的家庭都買不起住房。這倒是說的壹句大實話。老狼現有住房六十平方米，還是工作單位以福利房的方式分配再購買的。如果沒有當年的福利房，象老狼這樣工作四十幾年的“老革命”，是無論如何也買不起壹套房的。

　　壹方面房價大幅度上漲，遠遠超過了普通民眾的購買能力，讓他們只能望房興嘆。壹方面已有多套房產的階層在瘋狂購房保值增值。這就是中國房地產業的現狀。這是中共當局和中國政府三十年改革開放堅決推行“肥官窮民”政策而制造出來的罪惡！那些手中有數套房產的統治者們再把手中的住房出租給買不起房的打工者，從他們瘦得只有皮包骨的身上再榨出剩余的骨油。這樣的當政者可謂天良喪盡！

　　但市場自有市場的規律，這規律是任何政府也扭轉不了的。或許五到十年後，中國住房市場上成品房遠遠超過人口需求幾倍，其房價很可能完全崩潰。中國經濟名人馬雲就說過：八年後，中國的房價會如同白菜壹樣的便宜。

　　在西方民主國家的自由經濟理論中，壹個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普通人民大眾消費水平的提高。但在中國卻完全不是這樣。

　　今日中國經濟增長有三大動力：

　　第壹動力：政府投資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各級政府每年對基礎產業進行投資，比如開礦山、修鐵路、建高速公路、建電站、投資通訊、城市建設、建豪華辦公大樓、建豪華賓館餐廳……等。自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的投資呈大幅度上漲趨勢。獨具中國特色的“豪華辦公大樓”遍及中國大、中、小城市，甚至壹個鄉政府也造出了豪華的“仿白宮”建築，這又使中國的經濟上了壹個更大的臺階。前幾天有報導：深圳市的高樓大廈超過了美國全國高樓大廈的總和！照這樣推算：中國高樓大廈的總數是全世界高樓大廈的總和的百倍以上！這樣多的大樓使用情況如何？只有天知道！如果做賓館，中國壹年有這麽多的遊客嗎？如果做辦公用地，中國有這麽多的“公司”嗎？這樣多的高樓大廈，可能更多的是被官員或他們的情人們占用了吧？或空閒不用？中國政府投資有壹最大特點：只管投入，不管產出。只管砸錢，不管效益。重慶近幾年經濟高速增長完全靠政府投資、重復建設，從來不考慮這投資有什麽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投資後，GDP增長了，官員從中吃了回扣，官員有了業績，官員有上繼續往上爬的資本。至於投資的錢，除了制造出過剩的產能、空置的高樓……還有什麽？倒不如把政府投資的錢分發給民眾還有真正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第二動力：中國每年公款消費的大幅度增長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超高速發展。

　　據報載：某地局長九年來每年都更新自己的高檔公務車。某地局長壹人有七輛高檔公務車。如此以來，中國公款買車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是多少？

　　中國每年免費為公務員提供住房，多數官員手中都有數套住房。這會讓中國經濟增長多少？

　　中國壹年公款吃喝增長率達兩位數，壹桌酒席的價格動輒幾千上萬，這會為中國經濟增長做出多大貢獻？

　　中國壹年公款消費香煙增長怕不止百分之二十，各煙草企業再開發出四、五千壹條，七、八千壹條的超高檔煙供公款消費，這又會讓中國經濟增長多少個百分點？

　　中國每年公費出國、公費嫖娼、公費旅遊……這些消費每年的增長達百分之二十以上，這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又是多少？

　　今天的中國，公仆們花納稅人的血汗錢毫不手軟，似乎公款花得越多越光榮，越會花公款這升官的概率就越大！

　　總而言之，中國的公款消費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強大的推動力。公款消費在支撐著中國整個的經濟大廈。

　　第三動力：“教育產業”、“醫療產業”高速增長。教育和醫療是壹個國家國民的“剛需”。中國政府在人民“剛需”上大做文章，想怎麽漲價就怎麽漲價，想漲多少就漲多少！這兩項每年產生的GDP有幾萬個億！也是中國經濟的強大動力！如果中國象民主國家印度壹樣沒有這麽多的公款消費，沒有勞什子的“教育產業”、“醫療產業”，那麽中國的GDP可能還不及印度。

　　第四動力：外國投資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之所以對外國投資有巨大的吸引力，是因為中國有巨大的廉價勞動力市場。外資的湧入能帶動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增加國內的就業機會。但外國投資（包括港、澳、臺商人的投資）主要是建立壹些血汗工場，招募中國的農民工們做奴工，農民工每月薪水僅六、七百元。農民工們創造的財富絕大多數被資本家老板掠奪走了，壹部分作為政府的稅收留在了國內。去年以來世界出現了經濟危機，外國投資呈大幅度下降的趨勢。已有的外資企業訂單大幅度削減，致使中國出口大減。

　　四大動力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中國普通的民眾在經濟高速發展中很少受益。近三十多年，中國的GDP翻了很多個翻，但中國民眾的實際收入並沒增長多少，生活水平也沒提高多少。在廣東等沿海地區打工的農民工們的收入不是增長而是大幅度下降。中國人民創造的財富幾乎被官僚階層、資本家、外資老板們洗劫壹空。

　　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如何？對於這個問題，世界上的經濟專家們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海外著名中國經濟問題專家何清漣女士曾經發表了《中國經濟是“諾亞方舟”還是“泰坦尼克”號》壹文，認為有五大因素阻礙世界經濟復蘇。這五大障礙是銀行有毒資產（包含壞帳與風險較高的貸款）、銀行監管缺位、大規模失業、世界經濟結構失衡，以及壹些難以預測的因素，如壹波又壹波讓人類頭痛的疫情豬流感之類。而這五大因素中國都有。再加上中國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為35.3%，不僅低於處於經濟蕭條期的美國（70.1%），甚至低於印度（54.7%）。如果中國房地產泡沫破滅，中國經濟將成為壹艘“泰坦尼克”號。

　　但老狼對於中國經濟會成“泰坦尼克”號的看法完全不贊同。

　　中國經濟壹方面與世界經濟有千絲萬藕的聯系，世界經濟出現危機中國也會受到影響。但是中國的經濟體系又與世界經濟體系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經濟增長更多地是依賴公款消費和官員主觀的、隨意的投資行為，這與世界經濟和世界的經濟危機沒有太大的關系。所以世界經濟問題專家依據自由經濟規律對中國經濟進行的推論不壹定有實際的意義。中國經濟興衰成敗很大程度是取決於中國的官僚體系和政治制度。

　　如果中國現有體制繼續存在，那麽中國的公款消費還會惡性膨脹，官員為滿足私欲而胡亂投資行為還會大大盛行，中國總體經濟還會惡性膨脹。中國的GDP超過美國的目標在十年內就很可能達到。但GDP超過美國只是極權專制者的福音，只是大小官員們的福音，這標誌著中國的統治集團能占有更多的社會財富。中國廣大的人民大眾從這種經濟膨脹中得不到多少好處。而且由公款消費推動的GDP大幅度上長，只會拉大中國的貧富差距，更多更大地刺激出中國人民對中共統治的強烈不滿情緒，造成中國社會大崩潰和大災難。

　　如果中國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那麽中國經濟將會出現嚴重的下滑。原因是壹但搞政治改革，民眾對執政黨和政府有監督權，那麽中國的公款消費就會大幅度下降，隨意投資行為將得以遏制。但人民群眾很可能從中得到巨大的實惠。

　　關於中國經濟發展規律問題，筆者認為現在要探索中國經濟的發展規律似乎還不是壹件易事。客觀地說，中國經濟無規律可循。如果某市想提高自己的GDP，只消花幾十億修豪華辦公樓就行。九年前，筆者在網上見壹消息：石家莊市計劃三年內投資壹千四百億建山水城市。仔細計算壹下：二零零七年石家莊市的GDP如果有五百億，可是在以後的三年中平均壹年就投資近五百億，這不是GDP翻了壹番嗎？如果全中國都這樣搞法，那麽中國壹年內這GDP也就能再翻壹番！這樣的搞法有經濟規律可循嗎？九年過去了，石家莊市壹千四百億投資完成了嗎？石家莊建成了山水城市了嗎？完全就是在哄鬼！如果哪天中共想廉潔了，發壹個紅頭文件，禁止公款吃喝，這GDP立馬下降百分之二十。所以要找出中國經濟發展規律是壹件很難的事。

　　老狼的《中國經濟學》系列文章在此就暫告結束。但老狼對中國經濟的研討並沒有結束。如果哪壹天筆者對中國經濟有了新的看法，再提出來與讀者們共同探討。老狼希望自己的文章起到壹個拋磚引玉的作用，以使有更多的中國和世界經濟專家和權威人士對中國經濟這壹世界特殊的經濟形態進行研究，用準確的語言客觀描述中國經濟的現狀、發展方向，找出中國經濟發展的真正規律。

反共事業的演變過程

作者 周德才 寫於 二零二零年




自從1949年中共在大陸建立政權以來，老百姓壹直生活在災難之中,大躍進致使好幾千萬的中國人非正常死亡；農民負擔過重時期，全國各地每年都有很多農民因為交不起稅負被活活的逼死，壹些人甚至被活活的打死；同時，由於中共反“市場經濟”及腐敗官員竊取國有資產而導致很多工人的勞動權利和工作崗位被剝奪，下崗淪為無業遊民而沒有飯吃；減免農業稅之後，很多農民的土地經常被強征和搶占，還有很多人的房屋被強拆，為了保護自己的土地和財產，很多老百姓遭到無端的打壓和流血。




中共及其執法機關“反法律、反法治”的行為又導致了中國大陸無計其數的冤假錯案，很多無辜者冤屈致死、還有很多無辜者在監獄之中煎熬、浪費生命。







作為普通的中國農民，在有著深重“專制獨裁”歷史的中國大陸（也是中國最黑暗的“深水區”），少數和我壹樣覺醒了的人們正在試圖“以法治推進民主”，無奈於阻力太大，中國的民主事業舉步維艱，甚至都很難說是在緩慢向前。







因為中國的民主不僅關系到中國社會的自由和公正，同時也關系到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所以全世界正義的力量都應該支持中國老百姓去開創出“以法治推進和實現中國民主”的歷史奇跡；而我們這些代表中國民主的新生力量的公民，如果有了國際社會的幫助和支持我們，就壹定有信心引導和組織中國老百姓開創出歷史的奇跡！







我雖然只是中國普通的農民，但我實踐民權的經歷寫出來不亞於壹部“傳奇文學”，願在此與關心中國民主的各界人士分享我的經歷。

為減輕農民負擔而抗爭




1986年年底和1987年年初，在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國科技大學，方勵之先生的言論引發了第壹次“要求民主改革”的學潮。當時我正在本縣（河南固始縣）石佛中學讀高三，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和報紙摘要”欄目裏了解到科大的學潮後，我異常的振奮！於是我就在本校的中學同學中組織聯名活動，聲援科大學潮，結果被取消參加高考資格並開除了學籍。







回家務農後，1987年年底我到本縣楊山煤礦當礦工下井采煤。沈重的體力勞動沒有壓垮我，我還在思考著如何推動中國的“民主改革”。







1988年3月份，我在楊山煤礦給方勵之先生寫了壹封信（這封信手寫體原件至今還保存在中共的安全部門），除了表達自己的觀點外，建議並鼓勵方勵之先生繼續發動組織學潮，要求中共進行“民主改革”，我在信中預言“共產黨的腐敗已經令人無法容忍，不久的將來，中國必然會爆發壹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因為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和報紙摘要”欄目裏了解到方勵之先生被調到“北京天文臺物理研究所”工作，所以我把寫給方勵知先生的信寄給了原科大校長管偉延先生（因為科大學潮的事情，這個時候管偉延先生已經被免去了科大校長的職務），委托管偉延先生轉給方勵之先生。







沒想到這封信被信陽地區公安處截獲，1988年的農歷八月十四那天下午，我和新婚的妻子帶著月餅等禮物到嶽母家（本縣南大橋鄉陸橋村新房村民組）準備第二天過中秋節。不料剛過午夜零點，由當時的固始縣公安局政保股副股長高昌峰（後升為信陽市公安局副局長，應該退休了）帶隊的壹夥全副武裝十幾人闖進嶽母家將我抓走。隨後以“收容審查”的名義把我關在固始縣的行政收容所壹個月時間，於1988年的農歷九月十四那天下午放我出來。十六的那天上午，我和妻子再到嶽母家去報平安，走到春樹崗村曾閘村民組（原村支書熊德發房前）的壹片丘陵地，正在秋種的幾個農民（我是玄中村人，他們不認識我，也不知道我已經被放出來了）正在談論我的事情，其中有個人說“聽說這個姓周的有壹支鋼筆是美國給的，只要公安局想抓他時這支鋼筆就響，只要鋼筆壹響他就跑，他跑了好幾次了，這次沒有跑掉”。因為高昌峰等人在闖進我嶽母家之前先到的是我家，我父親是壹個沒有見過世面的農民，看到壹群全副武裝的公安，嚇得連話都說不好了，帶路的村幹部就找來了我們家的壹些鄰居讓高昌峰等人問話，高昌峰等人問過“周德才是不是經常寫材料、用什麽筆、什麽紙”之類，又當著我們家鄰居的面從我家裏搜出了我的鋼筆和壹些材料，所以我的鋼筆後來就被傳說成了“神筆”。







正如我給方勵知先生的信中所預言，1989年中國爆發了大規模的民主運動。







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至2003年費改稅之前，中國的“農民負擔過重”舉世聞名，中國農民的生存權被普遍的剝奪，生存狀況非常惡劣。那個時候我就開始為農民維權，壹直在組織固始、商城兩個縣的農民聯合抗爭，連續幾年組織固始縣農民搞“萬人大聯名”活動、各鄉鎮小規模的遊行活動，以及群體上訪活動。為了不引起中共的地方政府（特別是公安局和派出所）註意，我多次的改名換姓深入到固始縣各鄉鎮，多次深入到與固始縣緊挨著商城縣鼓勵動員農民聯合抗爭。







1998年的秋征開始後，兩個縣農民的“萬人大聯名”活動給地方政府造成了很大壓力，農歷十月二十三夜晚，以固始縣公安局政保股陳股長（陳家福）帶隊的壹夥人闖進我們家將我帶走審查。後來迫於民憤，他們不得不將我釋放。







當時我已經是有了兩個兒子的父親，因為在老家組織農民抗爭而導致家庭貧困，所以1999年年初我不得不到廣東東莞打工。







雖然我人在東莞打工，但我的心仍然牽掛著固始、商城兩個縣的農民抗爭和維權。因為我去廣東打工比較晚、加上年紀大而找不到好工作，所以壹開始不得不到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幹著沈重的體力活，這樣不僅工資低而且時間長，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操作老家農民維權的事情。我意識到要想以“遠程通信”的方式組織老家的農民抗爭和維權，必須先找到壹份好工作，不僅能夠掙到錢、更要讓自己體力輕松、而且還要有空余的時間。2001年7月份，我被應聘為東莞市壹家公司的業務員，我不僅拿上了高工資和業務提成，而且體力輕松還有空余的時間了。我通過公用電話聯系上了固始縣胡族鄉的維權農民鄔文新、張入喜等人。這時商城縣正在醞釀以洪茂先等人為首的伏山鄉楓樹村、徐堰村帶動地區性農民群體維權運動，我讓鄔文新到商城縣伏山鄉楓樹村、徐堰村把情況了解清楚。







因為當時中國普遍性的“農民負擔過重”，所以形成了全國各地風起雲湧的農民抗爭，很多組織者遭到中共的打壓和關押；為了推進固始、商城兩個縣的農民運動，必須要保護洪茂先等組織者的安全！







我能夠做到的是只有要讓國內外的媒體壹齊關註商城縣伏山鄉楓樹村、徐堰村的農民抗爭，所以我多次打電話、發傳真材料給廣州的羊城晚報和南方周末的編輯部，希望他們到商城縣伏山鄉楓樹村、徐堰村進行實地采訪，但沒有用。我只得拜托他們私下裏把發給他們的材料轉發給外媒的記者，只有《羊城晚報》政法部的江小姐答應我想辦法讓外媒關註，其他人後來連我的電話都不接了。







不得已，我只能自己想辦法聯系駐北京的外媒及國際上的人權機構，我先後與駐北京的美國廣播公司齊先生（美籍菲律賓人，2011年退休回國）、駐美國紐約的“中國人權中心”的劉青先生、駐香港的“中國中國勞工中心”韓東方先生聯系上了。為了取得他們的信任，我把自己組織農民維權的經歷寫成“個人簡歷”與材料壹塊發給了他們，希望他們關註、支持、幫助固始、商城兩個縣的農民抗爭運動。







壹邊聯系外媒關註商城、固始兩個縣的農民運動，另壹邊用公用電話建議維權代表們有策略的組織發動農民。為安全起見，我從來不直接打洪茂先等幾個組織者本人的電話，而是通過公用的磁卡電話（當時的東莞遍地都有）撥打他們鄰居的電話，再讓鄰居找洪茂先等人過來接電話。







2001年10月份以後，在洪茂先等人的組織下，楓樹、徐堰兩個村的農民壹邊派代表輪流的到北京國家信訪局上訪的同時，幾乎每天（下雨天除外）都有壹百多名有文化而且身強力壯的農民沿著周邊鄉村的公路拉著條幅、敲打鑼鼓的宣讀《中共13號文件》，沿途所到之處招來了很多老百姓的參與和響應。由兩個村這樣帶頭的宣傳活動堅持壹段時間後，周邊鄉村數十裏的老百姓都被帶動起來了。

這樣壹來，固始、商城兩個縣的農民抗爭運動引起了國內外廣泛的的關註。進入2001年12月份，信陽市公檢法和商城縣公檢法的大批人馬開始每天成群結隊的開著警車到楓樹村、徐堰村強行制止兩個村的農民搞宣傳活動。他們公開的威脅恐嚇兩個村抗爭的農民，兩個村以外的周邊農民便壹齊到楓樹村、徐堰村助威，官民雙方形成了嚴峻對立而劍拔弩張的形勢。




2002年元月2日淩晨的兩點多，老百姓的怒火終於爆發了。兩百人左右的信陽市公檢法和商城縣公檢法被老百姓打的丟盔卸甲，這些人大部分紛紛開著車跳跑了，小部分來不及上車的便四下逃竄。留下的沒有來得及開走的警車被老百姓推翻砸爛了，這就是有名的信陽市“伏山事件”。




“伏山事件”是農民以暴制暴成功的典範，中國農民的這些抗爭迫使中共後來進行費改稅，直至減免了農業稅。全國各地農民風起雲湧的抗爭為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普遍好轉、爭取中國農民的生存權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而我們固始縣、商城縣維權農民的抗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我們是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發揮出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應該說是“開創了壹個奇跡”！




“伏山事件”發生後，迫於國內外輿論和國內地方老百姓民憤的雙重壓力，中共當局暫時沒敢加害老百姓，也不敢再征收楓樹村、徐堰村農民的任何稅負了。




這個時候壹定要保證洪茂先等幾個組織者的安全,如果洪茂先等幾個組織者因此而遭到打壓和關押，不僅會給固始、商城兩個縣的維權農民們帶來心理上和精神上是重創，同樣會給全中國抗爭的農民帶來心理上和精神上的重創;那麽，全國老百姓抗爭維權的積極性肯定會受到重挫！




因為生活所迫，洪茂先等幾個組織者隨即到外地打工，他們並不是因為害怕而外逃；但事實上中共當局並沒有放棄對洪茂先等幾個組織者的報復，這壹點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必須要有後續行動，進壹步的引導國際輿論追蹤報道“中國農民負擔”過重的事實及根源，讓國內外都清楚中共當局才是制造“伏山事件”的責任者，而不是抗爭的老百姓！




我在東莞市當業務員不到壹年的時間裏，多次與海外媒體及人權機構聯系，鼓動策劃了固始、商城兩個縣的農民抗爭運動，由此而引發了“伏山事件”，早就被中共的公安和國安壹齊盯上了。我知道被盯上，但我沒有絲毫的畏縮。當時正在“中國改革雜誌社”工作的李昌平（之前是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因為給朱镕基總理寫了壹份報告《我向總理說實話》在海內外反響很大，也得到了朱镕基總理的認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研究所的熊老師建議我向李昌平尋求幫助，並把李昌平的工作電話及手機號都告訴我了。隨後我聯系了李昌平，希望他就“伏山事件”組織有關的專家學者到河南省商城縣調研，再能給朱镕基總理寫壹份建議“農村體制改革”的報告，爭取中共的高層不要追究洪茂先等人。令我失望的是，李昌平很生氣的問我從哪裏找到他的手機號的，要求我以後不要再打他的電話，免得給他找麻煩等等。後來到2006年9月22日至23日，我在廣州出席“農民合作組織與新農村建設學術研討會”時曾多次與李昌平照面，但雙方連個招呼都沒有打。




國內媒體、機構靠不住，我只能繼續找外媒了。為此，我不得不從東莞市那家公司辭工，於2002年6月份回到固始縣老家。先到胡族鄉迎河村鄔文新、張入喜那裏，將1998年秋征時葉臺村農民孫元海被打死的照片拿到手，又到商城縣伏山楓樹村呆了好幾天，與余弟久、余弟紅、呂皇銀等人（洪茂先當時在溫州打工）收集了很多從土地聯產承包到戶以來周邊幾個村農民負擔（農業稅、鄉鎮統籌、村提留）逐年遞增的原始單據，還有“伏山事件”發生時沒有來得及跑掉的、被推翻的幾輛警車照片等等。然後，我去北京約見了美國廣播公司的齊先生，我把資料、單據、照片親手交給了齊先生，拜托他想辦法在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前曝出去。




完成這些事情後，我又從北京乘火車到東莞高埗鎮應聘為另壹家公司的業務員，此後經常與齊先生電話聯系。就在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的2002年10月中旬，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就“中國農民生存狀況惡劣”這壹突出的人權問題向中共交涉，要求中共切實的改善人權狀況；中共不僅不承認事實，還讓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公開發表講話，以“美國無視中國人權正在持續改善”抗議美國政府；為了爭取美國政府不要在十六大召開之時再向中共發難，江澤民隨後訪美並與老布什在圖書館會面，這些中共的央視當時都進行了公開的報道。

為了促使中共進行必要的改革，我準備在中共十六大召開的前幾天組織固始、商城兩個縣的壹些農民維權代表在北京搞壹個記者招待會，再壹次向全世界介紹壹下中國農民真實的“生存狀況”，我拜托齊先生幫我約了壹些外媒駐北京的記者，我又分別的與這些記者進行了電話聯系，約定了見面的時間和地點。沒想到2002年11月3日夜晚（淩晨1點以後），以國家安全部韓處長帶隊的廣東省安全廳、東莞市公安局、高埗鎮治安隊壹百多號人封鎖了“高藝裝飾公司”辦公室人員所在的住宿樓（同在該住宿樓住宿的還有其他公司的人，“高藝裝飾公司”辦公室人員住宿在三樓），當時該住宿樓傍邊的公路邊上停滿了國安和公安的車子。高埗鎮治安隊的人（那時廣東的治安隊員大部分都是無惡不作的匪徒，在廣東找工作的內地大學生孫誌剛就是在收容所裏被治安隊的人活活打死的。）不由分說的把“高藝裝飾公司”的辦公室人員壹個個拽到下邊的公路邊上，有幾個女文員的衣服都沒有來得及穿好，張保、鄧旭東兩名男性因為抗議匪徒們的暴行而被打的跪在地上求饒；國安和公安沒有參與打人，但也沒有制止那些匪徒的暴行，他們直接找的是我。他們先仔細看過我的身份證，接著盤問我是哪裏人、在東莞打工有多長時間了、辦沒辦暫住證等等，半個多小時以後國安和公安才把我帶走，直到這時高埗鎮治安隊才饒了其他人，眾目睽睽之下的所作所為不容抵賴！




2003年8月份，我特的打電話給“高藝裝飾公司”的老板李連枝，就2002年11月3日夜晚給他帶來的驚嚇和麻煩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說只要壹提起2002年11月3日夜晚的事情，自己就會“渾身發抖”、“不寒而栗”！







到現在我仍然不明白，當時為了抓我壹個人，中共當局為什麽要搞出那麽大的動靜？







國安和公安先把我關押在高埗分局的黑屋子裏，兩天之後把我轉押到東莞看守所關押了壹夜，2002年11月6日下午安全部的韓處長、廣東省安全廳的兩個國安、信陽市國安局的劉勇、固始縣公安局的楊忠良、樊廣宏把我從東莞看守所押往廣州市火車站，我被押上火車後，韓處長和廣東省安全廳的兩個國安下了火車，再由劉勇、楊忠良、樊廣宏三個人把我押回到老家固始縣，關進了固始縣的行政拘留所。







行政拘留15天結束後，我被信陽市國安提押到信陽市，河南省安全廳的季處長和信陽市國安局副局長潘應明，還有曹思源、劉勇等人代表中共的安全部門威脅我，要我替中共的國安部門做事，繼續與韓東方、劉青等人聯系，為中共的安全部門套取對方的資金和情報；如果我不答應，他們就要抓捕洪茂先、余弟久、余弟紅、呂皇銀、鄔文新等多名農民維權代表與我壹塊治罪判刑，而且還要取消我們這些人子女將來就讀大學的權利、甚至還會限制我們的下壹代就業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答應他們，他們逼迫我寫出了保證書。

我提出了“壹大壹小”兩個條件，大條件是“希望黨和政府能夠善待老百姓，希望黨和政府能夠逐步的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小條件是“我希望能夠經常的去北京拜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的於建嶸先生，請教他壹些關於農民的問題，以開闊自己的視野和多長點見識，這樣也有利於為妳們做事”。當時我很敬慕於建嶸先生，覺得他才是真正的“農民利益代言人”；在於建嶸先生的幫助下，我參加了2006年9月22日至23日廣州增城大酒店的“農民合作組織與新農村建設學術研討會”，才有機會結識了壹些知名的、有良知的學者，特別是清華大學的蔡繼明教授，後來他為保護固始縣農民的土地幫助很大。中共的國安們雖然表面上答應了我的條件，但卻沒有寫保證書給我；其實這個時候我就開始盤算著如何與中共的國安們鬥智，憑著感覺我有把握能反過來利用中共的國安繼續推進中國的民主和人權，後來的事實證明我與中共國安“鬥智”的決定是正確的。




在中共安全部門的“指導”下，我通過多次與韓東方先生的電話交談而取得韓先生的信任，2004年中秋節前夕，韓東方先生邀請我去香港見面。之後在中共的安全部門安排下，我先後（2004年至2005年）三次去香港與“中國勞工中心”的韓先生和羅先生見面，羅先生分三次匯給我總共不到二十萬元的人民幣，給了我幾萬元的“獎金”外，余下的錢被中共的國安拿去了。




國安拿去的錢為我買來了好幾年的時間，有了這些年的時間，我才能成功的組織了這麽多次的農民維權（還有煙草下崗工人的維權）。 至於為中共安全部門套取的所謂的“情報”，只不過是“中國勞工中心”可以直接對外公開的信息而已。




組織農民土地維權




2003年年底中共實行費改稅，2005年中共免去了農業稅；但從此中國進入到規模化的、不擇手段的強征、搶占農民土地搞房地產開發、制造泡沫化經濟的時代了。




隨著農民抗爭意識的增強和抗爭行動的升級，中共的手段也越來越惡劣了——公檢法執法機關直接淪為官商勾結的暴力工具，同時還公開的操縱扶植黑社會惡勢力為搶占農民土地打沖鋒，全國各地的流血事件此起彼伏，抗爭的農民慘遭打壓和傷害，很多失地的農民們變成了生活無著落的無業遊民。




固始縣縣委縣政府以城區為中心向周邊大面積強征強占農民土地的同時，下邊33個鄉鎮的黨委政府也在爭先恐後的強征搶（強）占農民土地搞房地產開發；從固始縣城區到各鄉鎮都在不斷的發生著不同程度的流血沖突，趙崗鄉農民盧先道土地被強占後吊死鄉政府的辦公室；而坑民害民事件頻發的固始縣居然成為“全國新農村建設的先進縣”！




中共的地方政府壹邊操縱黑社會強占掠奪農民的土地，囤積的土地作為“期貨”並進行公開的“炒賣”；另壹邊實行銀行貸款支持開發商搞房地產開發的“高杠桿調節”金融政策；“掠奪加壟斷”的專制體制硬是把“土地資源扭變成財富後來拉動GDP的增長”，這種繁榮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及行為不僅嚴重的踐踏了法律、破壞了法治文明，同時也嚴重的破壞了中國的市場經濟。




中共所謂的“繁榮中國經濟”無異於飲鴆止渴，必然導致中國的金融風險和經濟危機越來越大，而受害的農民則是高天天不應、告地地不靈！




2007年6月份，固始縣方集鎮獨山村發生了壹起土地流血事件，沈子明及多名抗爭的農民被黑社會打成重傷和輕傷，維權代表劉西舉、沈子付、沈子剛被公安局抓捕（後被判刑），我實在忍無可忍了，與信陽市的國安們進行交涉，我質問他們：當初我答應為妳們做事的前提條件就是共產黨要善待老百姓，就是這樣善待的嗎？他們竟然不認賬的反問我：妳有什麽資格驅使共產黨呢？流氓無賴嘴臉暴露無遺！




2007年年底，商城縣五橋鄉的農民金榮山、王幼德兩人因為經常上訪被商城縣公安局以“敲詐勒索罪”刑事拘留，我又找到信陽市的國安們進行交涉，要求中共的地方政府放人，遭到他們的拒絕，2008年年初，我寫出了壹篇《中國政府只有尊重法律 才能確保北京奧運安全》的文章，公開的在美國的博訊網站上發表,緊接著我就與信陽市的國安們講明，因為妳們（共產黨）違背了當初答應我“善待老百姓和改善中國人權”的承諾，所以從此以後我不會給妳們做事了，妳們想怎麽樣悉聽尊便！




2007年我大兒子參加高考後成績不佳，我壹直懷疑是中共的安全部門搗的鬼，大兒子周劍不得不復讀了壹年高三。







2008年我的兩個兒子要同時參加高考，我們壹家人都擔心中共的安全部門暗中搗鬼，但我仍然沒有放棄營救金榮山、王幼德兩人的事情。







為了營救金榮山、王幼德兩人，我和洪茂先組織了商城縣好幾個鄉鎮的壹些農民維權代表們壹起抗議商城縣公檢法的非法行為，並且輪番的與商城縣公檢法交涉，要求公檢法放人。為了威脅我，2008年5月13日夜晚淩晨兩點多，商城縣公安局國保壹群八個人在固始縣公安局國保隊員朱林翔的帶領下，來到我們家在固始縣慈濟高中對面所租的房子門前，用萬能鑰匙打開防盜門後闖進去。我們壹家4人於睡夢中被驚醒，我被這群“不速之客”帶到了商城縣公安局，他們威脅我說，如果再不放手金榮山、王幼德兩人的事情，政府就不會讓妳的兩個兒子今年高考有好成績，妳想不想讓妳的兩個兒子上大學了？







我對這群流氓們說，妳們今天對我的威脅，恰恰證明我大兒子去年的高考成績不佳原來正是妳們壹夥流氓做的手腳；如果今年妳們再搗鬼，我就把妳們的醜惡行徑公布到國際社會！







這群人見威脅不了我，不得不把我放了。







沒想到2008年高考結束後兩個兒子的成績仍然不佳，是不是中共當局真的向“它們威脅和要挾我的那樣”而做了手腳？以他們兄弟兩人平時的考試成績完全可以考上重點大學，為什麽高考成績與他們平時的考試成績大相徑庭呢？既然上不了理想的大學，那就只能讓他們兄弟兩人讀壹般的大學了！







因為爭取民主、實踐民權，我們家遭受了四次深更半夜被中共的公安和國安非法闖入的驚嚇，“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門”；我個人雖然養成了“臨危不懼、處變不驚”的心態和習慣，但我的老婆和兩個兒子他（她）們母子三人心理上、精神上能不能承受了這樣的驚嚇呢？ 所以，我壹直覺得我妻子的心臟病是中共的公安和國安嚇出來的。







金榮山被關押8個多月後以“免於追究刑事責任”釋放。王幼德被判兩年半有期徒刑投進信陽市監獄，因為有病加上獄中折磨，所以釋放後不到兩個月就去世了。他臨死時對他的家人們說：就是到了閻王爺那裏也要告！

既然中共這樣打壓殘害老百姓，我就繼續著手組織老百姓維權。為了制止中共“反法律、反法治、反正義、反人權、反市場經濟”的行為，我動員固始縣多個鄉鎮的農民此起彼伏的集會遊行。




2009年春季，商城縣公安局又開始著手報復7年前“伏山事件”的農民維權代表們了，先後抓捕了余弟紅、呂皇銀兩人，我們組織兩個縣的很多農民維權代表多次壹起與商城縣公檢法交涉，要求放人；國內知名的維權律師劉曉原、王全璋等人幫助代理和辯護。余弟紅、呂皇銀後來分別的判處有期徒刑壹年。如果是在“伏山事件”剛剛發生後這些人就被中共當局抓捕的話，刑期肯定不只是壹年。




為了預防不測，我把中共國安威脅我、要挾我為它們做事、還有我三次去香港見韓東方先生和羅賓先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講給了金榮山，如果我真的遭到中共的毒手，希望金榮山把事情真相公布出去。




2010年4月4日，固始縣公安局警察公然的與黑社會匪徒壹道強占汪棚鄉大皮村農民的土地，在公安局的指使下，黑社會頭目謝運軍帶著壹群打手準備將我活活打死，後來因為很多農民壹起趕過來才救了我，這就是固始縣有名的“4.4事件”，現在從國內外網站都能搜索到。




我沒有被嚇倒，更沒有退縮，繼續組織農民集會維權的同時，還介入組織煙草下崗工人們的集會維權，公開地在網上發出《維權農民周德才發給煙草下崗工人們的倡議》。




固始縣公檢法執法部門及鄉村幹部們公開的散布謠言誹謗和污蔑我，同時威脅恫嚇維權的農民不要跟我走；但兩個縣的農民及煙草下崗工人對於中共的威脅不予理睬，依然相信我、跟著我繼續維權。政府非常清楚自己早已“失信於民”了，它們自己說的假話、瞎話老百姓不相信，便想出收買利用和我壹塊維權的農民攻擊污蔑我。




2011年8月1日那天，洪茂先和鄔文新兩人壹塊來到我們家吃中午飯，告訴我商城縣公安局有人透露，上邊已經明確指使縣局這幾天對他實施抓捕，今天之所以和鄔文新到我家來，就是看看我能不能想辦法救他。從中共要挾我為它們做事那壹天起，我就認真的考慮過了：當局肆意踐踏法律而又毫無道德底線、流氓土匪本性不改，他們遲早會報復我們的，洪茂先我們這些維權代表都免不了牢獄之災，該來的遲早都會來，我只能勸洪茂先坦然壹些，既然敢站出來為老百姓伸張正義，就不能怕中共的打壓！




2011年8月4日的夜晚，商城縣公安局抓捕了洪茂先，我緊接著就與中共信陽市的國安、還有商城縣、固始縣的公安們進行交涉，要求他們放人；同時我又給中共的國安部寫信，交給信陽市的國安，要求信陽市的國安轉呈它們的國安部；信中有這樣壹段內容：洪茂先的父親曾經是妳們中共的軍人，在為妳們中共從國民黨手中奪取商城縣的戰鬥中炸掉了壹條胳膊，洪茂先本人也是上過越南戰場的軍人，而且是在戰場上申請加入妳們中共黨員的，洪茂先父子兩人為妳們中共立下了汗馬功勞。“伏山事件”是因為公檢法大隊人馬搶劫、鎮壓老百姓而造成的後果；為了維護妳們中共的整體形象、制止公檢法大隊人馬的非法行為、維護妳們中共的執政地位，洪茂先才帶領老百姓這麽做的；如果洪茂先對公檢法胡作非為的行為視而不見的話，妳們的公檢法執法部門就會變本加厲的胡作非為，最後必然會走向中國人民的對立面，到那個時候自然會危及妳們的執政權；妳們這樣打壓陷害洪茂先這樣壹個有良知的中共黨員，肯定會讓更多有良知的中共黨員而感到寒心，只能加速妳們中共的眾叛親離，希望妳們能“三思而後行”！




與中共的國安交涉沒有作用，我只有組織商城、固始兩個縣的農民維權代表們多次壹起到商城縣公檢法要求放人，在把洪茂先及其“伏山事件”的相關事實公開的發布到國內外網站上的同時，我公開的接受了新唐人電視臺的視頻采訪，控訴“共產黨大逆不道、與正義背道而馳”的行為，公開聲明退出中共的壹切組織；商城縣公檢法承受不了洪茂先案子的壓力，便把洪茂先異地關押到潢川縣，洪茂先的案子也移交到潢川縣公檢法審理。




2012年2月28日上午8點多，固始縣公安局國保大隊長馮文剛打電話約我到他的辦公室談話，我們倆見面後他說是受上級的安排才約我談話的， 馮大隊說上邊明確警告我不要再插手洪茂先的事情、還警告我必須停止所有組織老百姓維權的活動，並問我個人有什麽要求；我說個人沒有什麽要求，唯壹的要求就是中共執政黨尊重法律、依法行政，善待老百姓、切實的改善和保障中國的人權，立即釋放洪茂先和中國所有的政治犯、良心犯，停止非法強征搶占（強占）農民土地及強拆老百姓房屋的行為。我還就固始縣突出的問題提出了三點要求：盡快妥善處理城關鎮東大店子的土地問題；盡快處理郭陸灘鎮東園村的土地問題；盡快處理趙崗鄉殘疾農民盧先滿的土地被強占問題。




馮大隊說會把與我談話的情況及我的要求如實地反映給上面的，與馮大隊見面後我回到家裏換了壹身衣服，再打出租車去汪棚鄉組織農民集會維權活動，當出租車行駛到城南新區怡和小學門口時，被固始縣公安局刑警隊的警車從後邊追上來攔住，以刑警隊柯連合（我們早就打過交道）為首的壹群匪徒（都穿著便衣而不是警服）不由分說的把我從出租車裏強行拽出來、又強行把我塞進它們的警車裏，再把我強押到固始縣公安局的舊址問話，於夜晚12點之後驅車把我異地關押到羅山縣看守所。




拒絕認罪而入獄




在羅山縣看守所關押期間，兩位知名的維權律師王全璋、龐琨代理辯護我的案子。龐琨先到羅山縣看守所看望我，我向龐琨講明了自己正在拒絕幹活並以絕食抗議，希望他盡快把我看守所“絕食抗爭”的行動發出去，讓國內外關註我的朋友們知曉。




2012年3月30日下午我又被押回到固始縣看守所，隨後王全璋、龐琨兩位律師壹起來到固始縣看守所看望我。我問起洪茂先的情況，兩位律師說洪茂先案子的壹審判決是“三年有期徒刑”，案子正在上訴期間，雖然我們做的是“無罪辯護”，但公檢法肯定不會“無罪釋放”洪茂先的。果然不錯，後來洪茂先被判處有期徒刑壹年。




王全璋、龐琨兩位律師到固始縣看守所會見我時，我把中共國安威脅、要挾我為它們做事等過程簡單講述給了他們，並告訴兩位律師我正準備絕食抗爭。為了預防不測，我口述自己的“遺書”並讓王全璋記錄下來，我希望王全璋想辦法轉達給國際社會，盡快的安排我的家人到國外安全的生活。王全璋當時跟我說，就算妳為老百姓做出了這麽多的事情、為中國的民主做出了這麽大的貢獻，但妳跟國安的合作很可能被認為是妳在出賣韓東方他們。




絕食三天後，固始縣看守所副所長張明華用自己的手機把我絕食的情況告訴了王全璋律師，王律師隨後就把我的絕食抗爭的事情發布到了新浪微博，微博內容是這樣的：維權農民周德才看守所絕食抗爭，請關註周德才的朋友撥打看守所副所長張明華的手機（附有張所長的手機號）詢問詳情。







因為這件事固始看守所所長徐建及副所長張明華兩人差壹點受到處分，但他們兩位都對我說“不後悔”！







實事求是的說，代理我案子的律師肯定會遭到中共公檢法的威脅和刁難、甚至是報復，王全璋律師不懼威脅和報復、敢於繼續代理我的案子確實難得。龐律師後來退出我的案子，改由李誌勇律師代理。







開庭的前壹天（2012年6月12日）下午，固始縣公安局的兩位副局長甘海濤、李國平及治安大隊隊長殷慧兵等人特地到看守所讓所長徐建、副所長張明華勸我，只要妳老周在法庭上別吭聲、主動認罪、請求政府寬恕、給黨和政府留個面子，到時候就會以“不予追究刑事責任、或者緩刑”釋放妳，被我拒絕。







2012年6月13日，我的案子壹審在固始縣法院開庭，我和我的兩位代理律師王全璋、李誌勇的法庭辯護是成功的，固始縣檢察院的潘景亮等三位公訴人被我們駁斥的理屈詞窮、啞口無言，我不構成任何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隨後不久，《維權農民周德才的法庭陳述》就發表到了海外網站。雖然法庭上三位公訴人被駁斥的理屈詞窮、啞口無言，但固始縣法院的壹審判決竟然判處我有期徒刑五年！我不服判決提起上訴，案子的二審由北京莫少平律師事務所的維權律師馬剛權介入代理辯護；但中共的公檢法卻不予重審，而是直接下達了維持壹審原判的二審判決書，中共公檢法執法機關的“反法律、反法治”醜惡無恥嘴臉暴露無遺！







2012年12月4日我被押往信陽監獄，剛到信陽監獄我又開始了絕食抗爭。入教監區的監區長趙寶臣、副監區長陶勇勸我，陶勇說在監獄死個人根本就不是個事，就是壹個骨灰盒而已，妳有本事就別吃飯吧；趙寶臣勸我說，如果妳是真英雄就應該養好身體，出去再幹。







因為絕食，2013年元月3日我被轉入開封市河南第壹監獄，為了喚醒中共的人性，我仍然繼續絕食抗爭。入監教育隊的大組長朱之霖（加拿大國籍的臺商，以“詐騙罪”判處了15年有期徒刑）勸我不要再絕食，否則就會被轉入到離家更遠的監獄，到時候家人探監也不方便；89年的“6.4”絕食換來的只是共產黨的屠殺，妳在監獄絕食只會傷害妳自己的身體，除此之外什麽用也沒有。







聽從他的勸告，我停止了絕食。2013年春節之後我被下放到14監區勞動，我拒絕到到車間勞動，每天就坐在監管犯人們幹活的獄警房門口。壹個禮拜之後，監獄獄政科便把我轉入到“老弱病殘”的十二監區；其實十二監區的大部分犯人都是健康、能夠幹活的正常人，真正有病的犯人不到壹半，這裏的犯人同樣要幹活的，經常做的活就是粘疊紙質手提方便袋；沒有病的正常犯人大都是關系戶和貪污受賄的職務犯們。







十二監區有三層樓，壹樓、三樓是正常的犯人，二樓是神經病犯人，十二監區的犯人們就在監舍裏裏幹活，少數實在不能幹活的神經病犯人及重病犯人可以不幹活，大部分的犯人仍然是被逼著幹活，特別是那些神經病較輕的犯人們，在正常犯人的強迫、毆打之下，活幹的往往比正常犯人幹的還好。







我被關押在壹樓的十二監區壹分監區，基本上是138人左右（有時多壹兩個，有時少壹兩個），2014年8月份壹樓壹分監區的犯人與三樓的三分監區的犯人調換了。







我壹直拒絕幹活，也沒有犯人強迫我幹活。2013年5月27日那壹天，壹樓壹分監區能幹活的犯人都到監舍後邊挖土和拉土，把挖的土裝上人力鬥子車後拉到九監區（嚴管隊）前邊的壹片空地上，我雖然沒有幹活，但在傍邊看其他犯人們幹活而打發時間。第壹層土挖過之後，就挖出來了很多死人骨頭，壹個叫張明剛的河南商丘市職務犯（貪污受賄罪）被嚇的昏死過去了，幾個犯人趕忙用人力鬥子車把他拉到監獄醫院進行搶救。

當天夜晚我就做了壹個奇怪的噩夢：我被壹大群光著身子、戴著手銬腳鐐、壹齊高喊“冤枉”的人追趕著，正滿頭大汗的拼命往前跑；突然對面出現了同樣的壹大群人擋著了我往前跑的路；我趕忙往傍邊拐，又被同樣的壹大群人擋著了路，我再往另壹邊拐依然如此；最後我就被這些光著身子、戴著手銬腳鐐、壹齊高喊“冤枉”的人團團圍住了；他們便壹齊跪下來向我磕頭，壹邊齊聲說“青天大老爺呀，我們沒有犯罪，求妳趕快救救我們吧！”，我說“妳們找錯人了，我不是青天大老爺，救不了妳們呀！”，他們就圍著我不讓我走，後來實在沒辦法，我就對他們說“我給三位青天大老爺共同寫壹封信，他們分別是清華大學的蔡繼明、北京大學的賀衛方、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於建嶸，妳們去找他們求救吧！”；沒有筆和紙，有壹個人站起來走到我傍邊，用嘴咬開了自己的胳膊，他的血流出來滴到了地上就形成壹灘血；另外壹個跪在地上人轉過去身去將後被朝著我，我從地上撿起壹個小木棒，粘著地上的血往跪在我面前人的後背上寫著給三位老師的信，信寫完了這些人才千恩萬謝的離去。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從我被關進看守所到監獄，遇上了不少冤假錯案，我經常想如何才能把遇上的冤假錯案寫出來轉交到我所尊重的三位老師手裏，拜托他們三位呼籲民主黨派和學術界壹起督促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糾正冤假錯案；經常這樣想、再加上5月27日那壹天看到獄中的那麽多死人骨頭，感覺這些死人骨頭可能是“屈死鬼”的，所以才做了那樣的噩夢。




在十二監區壹分監區關押幾個月後，了解了不少冤假錯案，我就寫出了《拯救中國法治》的文章，委托壹個許姓犯人通過來監獄拉貨的司機轉發給他的妹妹；再由他的妹妹寄給蔡繼明、賀衛方、於建嶸三位老師和其他壹些人，三位老師的手機號及具體安排寫在另外壹張紙上。







看守所、監獄的五年時間裏，我為了把自己寫的東西發出去花出去了兩萬多元錢。《維權農民周德才拒絕出庭及絕食抗爭的聲明》和《維權農民周德才的法庭陳述》兩篇文章是從看守所發出去的，我沒有花壹分錢，現在這兩篇文章從海外網站上還能看得到；而監獄裏寫的東西並沒有發出去，兩萬多元錢是分無數次的犯人購物而被河南第壹監獄利用許姓犯人騙去了。







我之所以找這個許姓犯人幫忙，因為他是專門負責與外面進來的貨車（囚犯們做好的手提包裝袋要運出監獄賣掉）車司機交接包裝袋數量的囚犯，有條件把我寫的文章帶出監獄；其二，據說他在未犯罪之前，他的父親是被公安局警察關押期間打傷了頭部而死的，許會敏為了給他父親討回公道，居然把他父親的頭割掉，背到公安部上訪。許對我說，他有壹個妹妹在洛陽市海關局上班，妹夫是派出所的戶籍警，他妹妹和妹夫願意想辦法把我寫的文章寄到有關人士的手裏。許還把他妹妹手機號告訴了我。當時我也考慮到自己有可能會上當受騙，但為了把中國監獄裏令人發指的冤假錯案披露出去，不得不抱著試壹試的希望。為了讓許把我寫的文字寄出去，我經常打電話向大兒子要錢。







後來壹分監區的壹位有良知的獄警對我說了實話，是獄政科安排許騙我的。那監獄獄政科後面的真正操作者肯定是中共的安全部門。 許姓犯人不僅因此立功減刑，後來還當上了壹分監區囚犯們的大組長。

從欺騙和套取我兩萬多元錢的這個事實可以進壹步看清楚當局是如何無恥下作！ 那個時候我小兒子正在江蘇科技大學讀最後壹年，我大兒子參加工作不久，在杭州市保險公司上班，每個月就四千多元錢，除掉生活和房租外基本上無剩余了。兩個兒子的媽媽還有病需要治療，為了給我往監獄裏寄錢，大兒子只有向他的同學借錢。 為了促進中國的民主和人權，我們壹家人遭受了中共的嚴重迫害！

極權中國的稅收制度

作者 金劍平 寫於 二零一六年




雖然中國沒有西方國家的高福利，但是中國人卻背負了比西方國家的稅負更嚴重的高稅收。




很多年前，福布斯發表《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國大陸位居全球第二（經濟學家王福重說統計有錯，應該是全球第壹）。這壹排行壹下震驚了中國人，眾人開始沈思。




納稅關系到人民的生活質量，是人民的幸福指數的重要依據。




中國的稅與他人有何不同？中國有何特殊之處？為什麽我們稅負會那麽重？中國人應不應該納稅？




壹、中國理應是世界上納稅率最低的國家




稅負就像綁在國民身上的重物，負擔越輕，跑得越快，國家發展得越快。稅負越重，跑得越慢，當稅負達到某個程度時，會把整個國家給壓得坍塌。現在中國的稅負就在坍塌的邊緣。




按照經濟學原理，國家的總人口越多，國民個人的負擔就越輕，國家的稅率就越低。舉個例子：甲村三千人，乙村三百人，其它條件相同，要修建壹條相同長度與質量的公路，村民個人出錢數額，甲村只是乙村的十分之壹。在行政開支上，乙村如果有壹個村長、壹個會計、壹個出納，壹共三個脫產幹部。那麽甲村可能有壹個村長和壹個付村長、壹個會計、壹個出納、二個辦事員，共六個脫產幹部也就夠了。對於脫產幹部的負擔，甲村只是乙村的五分之壹。只有甲村的脫產幹部是乙村的十倍、甲村路的長度是乙村的十倍時，兩個村的村民負擔才相同，這又是不可能的。其他方面的開支也是壹樣，甲村村民永遠比乙村村民負擔少、生活輕松舒適。甲村的實力越來越強大，而乙村被負擔壓得越來越弱，長此以往，甲村的實力將遠遠超過乙村的十倍。




國家就是壹個村，道理是相同的。在國防開支、外交開支、科研開支、行政管理開支等等各方面，國家的總人口越多，分攤到國民個人身上的負擔就越輕，那麽稅率就越低，國家就越發達。人口多，能形成產業鏈，產品的成本會非常低，還有巨大的市場，產品就會有巨大的競爭力。中國具備這個特點，所以才有“世界工廠”的美稱。中國的經濟發展迅速也主要是這個原因——人口多。




說那麽多，只是告訴妳壹個道理：“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理應是世界上稅率最低的國家”。但是中國的稅率非常的高，居全球第壹，錢去哪裏了？




從這裏也可以看到，中國的優勢是世界上任何國家和民族都無法相比的，如果中國是壹個正常的社會，中華民族將快速騰飛，起碼在經濟上會占世界巨大份額。中國人的強國夢現實起來非常輕松。




二、中共搜刮中國人數額巨大，非常血腥




中國理應是世界上稅率最低的國家，最起碼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國的稅非常之高，2009年世界排名第壹。有人計算得出：中國人的真實稅賦超過 GDP 的 60%，人均交稅超過壹萬五千元，很恐怖的比率，排名全球第壹，遠遠超過排在第二名的法國（註1）。沒有壹個非共產黨國家可以稍為相比。




這裏還有壹篇文章《揭中國隱蔽稅網:普通人壹輩子要交100萬元稅》，光看題目就夠驚人的。這不是富豪們的故事，而是妳，我，這樣普通的工薪階層身上正在發生著的現實。這個讓妳我心驚肉跳的數字，遠遠大於我們每個月工資單上的繳稅額，因為大量的稅都被中國現行稅制所遮蔽。不要以為是造謠，這是青島新聞網登的（註2 ）。




2011年，TCL集團凈利潤不到17億元，但納稅高達42億多元。還不包括為其它企業帶來的稅利和TCL的75000名員工個人消費交的稅，賺的錢遠沒有交的稅多（註2 ）。在股東大會上，很多股東責問董事長李東生幹嘛交那麽多稅。李東生無奈地表示：“我肯定沒有多交稅”。中國的企業經營異常艱難，甚至出現老板跑路潮，就是被稅等東西壓垮的。




在中國，房地產的正常稅費超過70%，這還不包括官員們的紅包和收賄。經濟學家郎鹹平說：“只要把房地產市場的各種稅費取消，中國的房價馬上下降 70%。”那是前幾年喊的，房價已經又漲，取消各種稅費，房價應該下跌80%。




2010年4月13日《大連日報》納稅宣傳專版的壹篇文章：《納稅宣傳勿忘負稅人》介紹說：壹盒50元錢的煙，含8.5元的增值稅、30.5元的消費稅、3.12元的教育費附加、2.73元的城建稅，稅款總共44.85元。相當10元的香煙，稅款高達8.97元（註3）。看客們，看到這段是否出了冷汗。




據浙江電視臺ZTV-7《汽車周報》2012年12月30日報道：20萬買輛車（18.2萬車款+1.82萬購車稅），稅費6.9萬！汽車廠家利潤只有1.8萬！稅率占38%（這只是購車者與汽車廠家交的稅，還不包括銷售企業和零部件廠家自己交的各種稅）。相同價格的車，美國的稅平均是5%，日本是7.5%，我們的汽車稅是美國的7.7倍，是日本的5倍。有評論說“是不是很血腥？只有中共才做得出來！”（註4）。




在中國，不但購車成本高，用車的成本更高。美國的高速公路90%免費，中國不但高速公路全收費，而且是高得離奇，中國以占世界7%的土地擁有世界90% 的收費公路（註1），還有各種橋梁、路段收費。還有各種罰款，北京某年車均罰款400~500元。2012年北京市各項罰款43億元，多數來自交通罰款。汽油還比美國高出壹倍多，大陸官網證實，2016年2月美國汽油均價2.6元，相同汽油在中國是5.5元（註5）。這才是吃人不吐骨的黑社會。如果妳有壹輛轎車，壹年開2萬公裏高速公路（收費0.5元/公裏），100公裏8個油，壹年共產黨就多吃了妳13640元。壹輛16噸壹年跑20萬公裏高速公路的長途貨車（收費2.0元/公裏，也有2.5元/公裏的路（註6），假設美國收費標準相同（其實美國的收費低得多），僅高速公路費就比美國多交36萬元，加上油料的差價達到50萬左右。美國人的人均收入高過我們6倍啊。中共不只是吃人不吐骨頭，連破衣服破鞋都沒吐出來啊！中國人的物價為什麽這麽高？壹部分是被高到這種程度的運輸成本催起來的。




中國人的納稅不是正常的納稅。中共強迫人民納稅，數目巨大，非常血腥殘暴，用“橫征暴斂”這個詞都無法形容得了。中國人被吸幹了血肉，只剩壹口氣趴在地上延口殘喘。




中國的企業家是風險最大的。因為自從妳開始創業，妳就已經是半個犯罪分子了，半只腳就在監獄了。涉嫌偷稅漏稅、行賄等罪名。中共治下就這樣，守法是不可行的，妳非得走其他套路。就這環境不偷稅漏稅誰能活下去？想整垮妳也簡單，查稅即可。壹個查稅，每個企業都在劫難逃。中國的大名人劉曉慶據說得罪某人，被查稅，結果又坐牢又罰款。如果她不識相，未必能活著出來。她又有名又有後臺又有錢，尚且如此。像我們普通人，並非官二代無爹可靠，又要打拼技術，又要打拼銷路，又要打拼關系，又要交天量的稅，何其艱難！中國為什麽出現世界上特有的老板跑路潮？不逼到那個份上，誰能拋棄家鄉、拋棄幾十年辛苦打下的基業，漂洋過海，隱姓埋名，了此余生？！中華民族是壹個非常講親情的民族，卻偏偏離鄉背井跑到壹個語言、習俗、文化、人種都不相同的地方，舉目無親，被人歧視，那是何等悲慘啊！還不是被中共逼的！（貪官不在此列）！！馬克思還說老板如何如何剝削人，真是污蔑。馬為什麽不說中共剝削？為什麽不說中共搶劫？苛政猛於虎也。




稅率過高，按章納稅就是按章破產。逼得企業都做假賬，這是對血腥殘暴的中共暴政的正義反抗，可見在中國大陸偷稅漏稅是正當防衛，是正義行為。




我真心地向中國人呼籲“人不漏稅，天誅地滅。”




三、中國的稅無處不在，納的是劫貧濟富的窮人稅




美國主要實行的是直接稅（直接稅是納稅人知道自己在納稅，直接稅是富人稅，收入超過某個水平才納稅），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占總稅比例很高（2011年是55．1％），這種稅制對富人不利。遺產稅和饋贈稅也是富人稅，美國的遺產稅高達55%，而且遺產越多稅率越高，150萬美金以下免稅，最受益的是無產階級，吃虧的是資產階級。




在美國，有不納稅的人，窮人就不納稅。




美國的稅是劫富濟貧的富人稅。




中國目前主要實行的是間接稅（間接稅是隱形稅，是納稅人不知道自己在納稅。間接稅是只要花錢就納稅，幾乎等同於人頭稅：增值稅17%+營業稅3%+教育付加費5%，全部打入價格裏面、、.總共18種稅）。10元的煙，8.97元的稅。吃飯、抽煙、花錢就納稅，這是窮人稅。從消費即納稅這個意義上說，在中國，壹個人壹出生就成了納稅人，吃奶粉、用尿布都納稅，叫做“嬰兒納稅人”。中國人睡覺時都在交稅，因為臉上用了護膚品、空調或暖氣正在運轉，叫“睡覺納稅人”，房東拿到妳交的房租去消費得納稅，不消費存銀行還有存款稅。在中國，不存在不納稅的人，是人就得納稅。乞丐吃飯得納稅，叫“乞丐納稅人”。狗吃狗糧也納稅，叫“納稅狗”。最慘的是“納稅豬”納雙稅，活著的時候吃東西納稅，被殺後賣豬肉還納稅。名符其實的“中國萬稅”。




個人所得稅是有錢才納稅，是富人稅。中國個人所得稅占總稅比例非常低（2013年是5.9%）。現在中國還沒有遺產稅和饋贈稅。中國的稅制對窮人非常不利，對富人非常有利。




在中國，不存在不納稅的人。




中國的稅是劫貧濟富的窮人稅。




中共經常超量印鈔票，即使妳不納稅，也把妳的錢拿走，縱使不吃不喝不用錢，存放在銀行裏的錢也自動被貶值，貶值部分就是被中共在妳不知情的情況下悄悄地拿走的。這與搶劫何異？與小偷何異？其實中國實行的隱形間接稅，就是在我們納稅人不知道的情況下搶劫。中國人被納稅。




四、中國95%的稅應該取消




在中國，有龐大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政府出人、出資金、出技術、出土地、出政策等等成立起來的，並且政府維護其壟斷地位，特別是銀行、證券、石油石化、鐵路、媒體、電信電力電網等。由於國企的壟斷，我們通訊費高出美國與臺灣等等許多倍，我們的成品油高出人家2倍多……。因為國企的存在，我們被搜刮得很慘，所以壟斷國企的盤剝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強制稅收，而且征收的稅率非常非常高昂。這時已經算是納了壹次稅了，再交稅就是多重計稅。國有企業屬於全體公民所有，它的利潤就應該上繳國庫，替代稅款。本該屬於全體公民的國企利潤，中共卻退給國企，就是讓國企的人瓜分我們的財產。這就是政府制造和幫助的光明正大的貪污行為！




經濟學家王福重說：中國跟其他國家不壹樣，中國有很多國企，特別是央企。國企、央企的存在不是為了賺錢，它要履行財政職能。2013年，光央企就有1.3萬億的利潤，全部國企加起來至少有2萬多億的，國有銀行的凈利潤1.38萬億，全國土地出讓金4萬億左右，再加上各種資源性收費，足有十萬億。如果再考慮到，現在政府做了很多不屬於政府該做的事，花了很多不該花的錢，如三公，更是綽綽有余了。現在的問題是，本該屬於全體公民的國企利潤等，大部分沒有上交財政，返還給大家而是企業內部自己揮霍了！




央企的利潤，應該全部是財政的。如果央企需要錢的話，可以通過財政支出再給它。因此，中國的稅負應該是最低的，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得多低得多才對。但是恰恰相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總體稅負還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很多，直居第壹，是不合情理之極。




王福重經過研究，認為國有企業的利潤和各種收費已經足夠支撐政府的整個開支，中國除關稅等少數稅種外，95%的稅應該取消。




中國現有18種稅，公認是世界上稅收負擔最重的國家（這還不考慮各種收費、罰款、管制、亂收費等）。應該和可以取消的稅有：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資源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土地增值稅、煙葉稅、契稅。可以保留的是：個人所得稅、車船稅、車輛購置稅、股票交易印花稅（其他印花稅取消）等幾個小稅，就可以了。




減輕95%的稅收負擔後，中國的所有產品的價格，平均會下降壹半左右。居民負擔大為減輕，並可以促進政府職能的轉換（註7）。




95%的稅應該取消，也就是說，原本應該只交5元的稅，中共卻強迫我們交了100元。很恐怖很血腥的吃人不吐骨頭的中共大口，中共的貪婪程度，連毒販子都望塵莫及。




鑒於中共搜刮之血腥，中國人應該拒絕納稅。




中國的官府是最富麗堂皇的，許多鄉鎮縣的官府美過美國白宮。中國的學校是最寒酸的，中國的校車是最破的，中國的公務車是很貴的。比起民國時期，劉文輝主政四川時曾經告諭：“凡是縣政府比學校漂亮的，縣長就地槍斃”。現在看來，那時真是天堂。




為什麽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都在經濟上垮掉，唯中國能不死不活地生存，就是因為中國的人口多、中共搜刮的重，才能把中共養活。想像壹下，中共從每壹個中國人的身上搜刮1000元，就是14000億元，這是何等巨大的數目。中共每年實際從我們每個人身上最少搜刮的是15000元，養得中共白白胖胖的。




對比壹下朝鮮和韓國，就能看出哪種制度最優越。




中國政府收了不該收的稅，說明是非法的。這是對中國人的血腥搜刮。中國人經濟生活的質量如此之低，負擔如此之重，這完全是中共搜刮的結果。在北京，白領階層的兩口子要不吃不喝不生病不盡孝不生孩子，工作幾百年才能買得起壹套合適的住房。看看人家900年前所謂萬惡舊社會苦大仇深的武大郎，壹個社會底層賣燒餅的流動小販，壹人幹活全家還能住上著名繁華縣城的臨街上下兩層樓，多麽令現在的大陸人民神往啊。《水滸傳》很久沒見播，是不是有人擔心妨礙“和諧”而“和諧”了它？




五、稅款的非法用途




本文開頭，僅從人口最多這壹點上來看，中國就應該是稅率最低的國家，再加上中國有天量的國企，中國人根本就不需要納稅。如果不亂用納稅款、如果我們有壹個清廉為民的政府，我們不但那95%的稅不用交，連那5%也不用交，反過來我們還有錢分，連養老金都不用交，國家就能為我們養老，水電費很低，醫療費也可以免除，從小學到大學免學費。為什麽我們沒有這些，是因為我們有壹個這樣的黨。睜大眼睛看看，我們的錢哪裏去了？




稅款是全體公民的錢，只能用在全體公民的身上、政府開支上、公共事業或者照顧弱勢團體上，用於其它方面，就是非法行為，我們公民有權拒絕納稅。




下面僅舉幾個稅款的非法去處：




1、收買幫兇組織和無良文人




工會婦聯共青團作協民主黨派等組織，憑什麽拿納稅人的錢？




工會、作協、婦聯、共青團等組織，都是由壹些特殊群體組成且為該群體服務的，屬於民間組織，不應該拿納稅人的錢作為酬勞和經費。在中國卻是由納稅人出錢，由全體公民供養他們，合理嗎？中共這麽做，不是這些組織的人可以拒絕納稅。




比如婦聯，它是由婦女群體組成的，是為爭取婦女權益的，它爭取的權益不是從自然界獵取的，而是從男人這邊拿走的，有時甚至傷害了男人的權益。憑什麽我們男人還要出錢供養它？




又如工會，它是為部份工人服務的，與農民何幹？作為農民，憑什麽拿錢來供養他們？所以說我們農民就不用納稅了嘛！工會搶奪的是企業家的利益，企業家為什麽還納稅養工會？




又看作協，寫不寫作是妳個人的事，拿不到稿費就別當坐(作)家，憑什麽拿我們納稅人的錢？作鞋（作協）的人寫的書，誰願意看誰拿錢買就是了，憑什麽讓我們不看的人也掏錢？作鞋的人知不知恥？




又看共青團，只是壹些小青年組成的，有壹些納稅人是他們爺爺輩的人了，這些孫子輩的憑什麽拿他們的錢？




再看民主黨派，他們要當花瓶、就算喜歡當婊子就當嘛，那是他們的事，為什麽要拿我們納稅人的錢？我們給他們錢，不就表明我們支持他們這樣做了嗎？從法律角度上講，如果某人要去犯罪，而有人拿錢給這個人去的，那麽給錢的人就是同案，壹樣要受到法律的懲罰。他們拿我們納稅人的錢去當婊子，那麽他們當婊子不也有我們納稅人的份了嗎？想起這事真讓人惡心，他們夠損的。




……




總而言之：




婦聯拿納稅人的錢，男人就可以不納稅。




工會拿納稅人的錢，農民就可以不納稅。




共青團拿納稅人的錢，非共青團的人就可以不納稅。




作協、民主黨派拿納稅人的錢，所有人都可以不納稅。




……




中共用稅款收買了這些組織作幫兇欺壓人民。如上面所提的工會、婦聯、共青團，還有作協、民主黨派等等，它們都應該是民間組織，經費自己解決。這些組織使用納稅人的錢，都是非法的，他們要不要臉？




不該拿納稅錢的拿了納稅錢，我們有權拒絕納稅




我們被強迫納稅，我們就是被搶劫。




說“中國人有納稅的義務”，實際就是說“中國人有被搶劫的義務”。




2、黨庫通國庫——中國人交了雙稅




除了上面那些小毛賊，還有更大、更兇的大稅賊，吃盡了我們的血肉。




黨的書記、宣傳部長等都是黨務員，是黨的官並為黨工作的，不是公務員，憑什麽拿納稅人的錢？中共把稅款當成自己的私有資金，給中共的黨務工作者發工資，並給中共自己的組織提供壹切經費，（黨校是黨的學校，當然也是黨的機構，不能拿納稅錢）。中共的黨務系統人數眾多，黨務費用數額巨大，與公務員和政務開支差不多。




黨務工作者及黨組織拿納稅人的錢，這是非法的，也是無恥的。世界其它國家，沒有哪個執政黨敢拿納稅人的錢來給自己黨派使用，只有共產黨才敢這樣做，太欺負人了！中國人不但交了國稅還交了黨稅，是交了雙稅，所以中國人的稅才那麽重。




學過法律的人都知道：《行政訴訟法》是民告官的法律。大陸的《行政訴訟法》裏明文規定，老百姓對政府部門（如市政府、公安局、法院）和公務員是可以用《行政訴訟法》來起訴的，而對黨委部門不能用《行政訴訟法》來起訴。那麽只能用《民事訴訟法》來起訴。這說明在法律上黨委不是官府，黨委的官不屬於公務員，它與我們普通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是相同的。他們根本就不應該拿納稅人的錢！




黨庫通國庫，中國人不但納了國稅，還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納了黨稅。既然共產黨拿納稅人的錢，非黨員就應該可以不交稅。




中國人不但養了龐大的公務員隊伍，還養了龐大的黨務員隊伍，他們都是高工資高福利的，而且付了黨務經費及其幫兇組織的經費，難怪中國人的負擔沈重啊！




中國人有權拒絕納黨稅，鑒於黨庫通國庫，中國人也有權拒絕納稅。




3、貪官血口吞天，吃盡我們的血肉




公務員壹年公費吃喝玩樂費用超出9000個億，而工薪階層交納的個稅才1861億元，僅這壹項，公務員壹年就糟蹋納稅人5年的稅錢（註14）。




由於整個官僚系統貪污腐化，必然是低能的，頭腦壹定是歪歪的，想問題也是邪邪的，造成錯誤決策，致使非常大的浪費，也是巨大的無底洞，陷進我們大把大把的血汗錢。有的官員故意造成投資失敗，從混亂中趁機撈壹把，這種情況比比皆是。壹條路翻來覆去地修，每修壹次，又有贓款落入貪官口袋。




中共的官，是大官大貪，小官也大貪，無官不貪，貪得無厭，血口吞天。




每年有大量貪官攜鉅款外逃，平均每人帶走納稅人的錢壹個億，轉換成壹百元大票是1.15噸，讓他們扛著，把他們壓成肉泥。據說現在要出來千元超票，那對老百姓沒有任何好處，百元就很方便了，作生意從賬戶上轉錢，根本不需要帶那麽多現金。錢的面值大了，只方便貪污和各種非法勾當。中共想幹什麽？看來這是中共為貪官和毒販子著想啊！千元鈔票出來後，貨幣貶值隨之降臨，百姓又被中共再次狠狠搜刮。




徐才厚家裏搜出的現金16億元。那是什麽概念？A4打印紙紙箱壹箱只能裝250萬元左右的百元大票，16億就得裝640箱，如果用面包車拉的話，得拉40車，每車16箱，裝多了開不動。




大家知道，在個人財產中，現金所占的比例是比較低的，可以想像徐貪官的財產有多少吧。清朝的和紳有這麽利害嗎？而徐還不是貪得最多的，聽說周永康貪的錢，比除才厚還多。




銀行貪污最利害，銀行的員工近水樓臺先得貪，而且貪得了無痕跡，動不動就上億的（註8）。中國銀行廣東省分行開平市支行行長“余振東”涉案金額約40 億元巨款。可能還有比他貪得更多的沒被發現。




中共的貪官多如牛毛，抓到的只是壹小部分，天文數字的貪官還沒抓呢。有人說，把中國的官拉出去槍斃了，十個有九個不冤。




現在太子黨更利害，通過企業改制，空手套白狼，直接把企業光明正大地改成他們家的，連貪污這種偷雞摸狗的勾當都不屑壹用。




山東魯能集團的驚天大案：據大陸雜誌《財經》2007年1月8日揭露，山東最大型國有企業魯能集團在“轉制”中，兩位名不見經傳的北京私人企業竟以37.3億的收購價獲得魯能集團總資產738.05億的91.6％的股份，導致700多億國有資產的流失（註9）。兩人之壹是原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兒子曾偉。曾衙內在山西太原花7000萬人民幣買壹個煤礦，然後經過壹個有關系的評估公司，評估到7.5億人民幣，由魯能出資7.5億收購，這樣幾次的操作，他們兩個年輕人的資產就達到了33億的資本！最後以33億吃下了738.05億元的魯能企業。總共只花了7000萬元吃下比它大1054倍的企業，那7000萬還可能是貸來的，如此高超的杠桿，連徐才厚都自愧不如，和紳更佩服得五體投地。




這738.05億是什麽概念：如果換成壹百元的大票，重達849噸，用A4打印紙紙箱裝，得裝29522箱，用面包車拉得1845車，壹張張接起來，可圍繞地球2.86圈。如果讓壹個銀行職員用正常上班時間來數這筆錢，每秒3張大票的快手，壹年251個工作日，上班八小時不吃不喝不上廁所不閒聊拉瓜爭分奪秒、老僧參禪般數錢，得用34年零8天外加1小時57分47秒。從26歲參加工作到60歲退休，整整毀掉壹個金融人士壹生的工作作為。如果這些錢是毒資或者其它贓款，得經過洗錢漂白。這會給洗黑錢巨匠們出了壹個巨大的世紀難題，洗1000萬都難，何況是它的近萬倍，可能造成巨匠們因無法完成工作而自殺以謝他們的無能之罪。毒販子們看到這些，說不定也會造成毒販子的自殺狂潮，他們覺得利潤太低、收入太少、工作太辛苦、沒後臺太危險，紛紛自殺以求轉生當衙內。




這只是曾衙內壹次的傑作，他還有許多次傑作呢！




曾衙內的爺爺曾山，是在抗日時接受共產黨之命與日本人秘密談判的漢奸（註11），曾任中共的內務部部長。現在這壹家族又來害中國了。曾衙內僅從壹家企業就撈到那麽多錢，全國他撈了多少企業？《財經》雜誌有這個膽量敢揭露，只手難擎天。中國只有壹家《財經》，而中國有多少衙內？總共撈了多少錢？這個數估計愛因斯坦都算不出來。




更加無恥和恐怖的是，在媒體曝光之後、全國人民喊打喊殺時，不但曾衙內們全身而退，沒有被任何處罰，還有賺頭。2007年底，國務院國資委批復，對魯能集團股權的重新處置做出決定，魯能主管單位以高出曾衙內價錢9億元收回魯能的股份（註10）。也就是說，曾衙內在壹次失敗的投資中，賺了9個億。是國務院國資委幫他賺的。這樣下去，國務院很快就成他家的了。不久的將來，如果出現“國務院太上皇曾偉”的稱號時，切莫慌張和置疑，那壹定是真的。




再看看另壹衙內的傑作：2009年，周永康的兒子周濱經人介紹，準備在內蒙古四子王旗投資買礦山。時任旗書記的肖萬壽受寵若驚，極力巴結，以2千萬元的白菜價格，將壹座價值達百億的礦山半賣半送給周濱。但不料周濱買下礦山後不久，即因當地交通不便、難以開采而後悔，於是找了個理由悔約。肖萬壽不但欣然同意，還以礦山已增值為由，向周濱支付了高達4億元所謂〝賠款〞，該款項全部由當地財政來支付。而四子王旗是國家級的貧困縣，2015年全旗(縣)財政收入才1.8億，給周濱的“退款”相當當地兩年多的財政收入。肖萬壽此舉名為賠款，實為變相賄賂（註12）。真是壹幫活學活用〝賠款〞壹招的賣國賊。周永康不倒臺，這宗賣國大案還揭露不出來。失敗的投資都能賺回4億，那成功的投資能賺多少呢？天知道！




只要是衙內，投資失敗都能賺得盤滿缽滿，這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由於貪官太多貪得太大，我們中國人應該拒絕納稅。




是官即貪、貪污太泛濫太普遍，中國人已經麻木了，把貪污當成正常，當成普世價值，覺得天下烏鴉壹般黑，好像全世界都在貪似的。這是中了中共的圈套。其實不是，就大陸的官貪，香港臺灣的官不敢貪。香港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由於在提稅的壹個半月之前買輛車，涉嫌利用職務之便避稅19萬元港幣（僅是免稅不是貪污），被搞得名聲狼藉，灰溜溜地下臺。19萬港元x0.8355＝15.87萬人民幣，不到9分鐘就數完了。梁錦松如果壹年避稅壹次，得46萬5千零六十年才達到738.05億人民幣，香港財政司司長比起百姓之身的曾偉是何其渺小和無能啊！




前幾年，加拿大國防部長由於給了女朋友所在的公司10萬美金的生意，（這不是貪污，只是把訂單給熟人而已，他本人在其中有沒有金錢的回扣還不知道），被媒體揭露出來，國防部長只能辭職，並且遺臭萬年。10萬美金就算全貪污掉，也就是60、70萬人民幣，還不夠壹個村長壹次的貪污額。可見，外國的官，貪污能力太低了，被中共的官同行鄙視了！




可見，中國與外國相比，是何等的腐敗？




上梁不正下梁歪。當官的貪污行為帶壞了整個社會、敗壞了社會風氣，造成嚴重的不良後果，遍地豆腐渣公路、豆腐渣橋梁、豆腐渣校舍、三聚氰胺牛奶、轉基因豆腐、激素雞翅、激素黃瓜、地溝油、毒大米……礦山亂開采、森林亂伐、江河枯竭、草原沙化、污水橫流……在中國就沒有安全的地方、沒有安全東西。中共加重了中國人的自私心裏，變異了中國人的行為，敗壞了中國人幾千年來形成的文化。把中國從壹個萬國來朝的天朝上國，變成萬國唾棄的國家，把華人從被人爭相效仿的人群，變成被人詬罵的群體。讓中國人承受著這無佞之災。




中共是中國之賊，它就如帶病毒的蚊子，不只是吸了中國那口血的問題，更要命的是它把病毒註入了中國社會，毀滅著中國人的未來。




4、結交匪類，買來仇恨




物以類聚，臭味相投。中共到處都能找到它的同類，匪類都能找到中共。




中共歷來慷中國人之慨——把中國人的血汗結交匪類，養的都是白眼狼。以下隨便就找出幾個：




A、歐洲的社會主義明星——阿爾巴尼亞：




毛時代，為了社會主義的面子，把阿爾巴尼亞捧為“歐洲的社會主義明星”。中國對阿爾巴尼亞進行全面援助，累計支援該國平均每人高達四千多元人民幣，這些援助很多是大饑荒時援助的。這對當時每月工資僅二、三十元的中國廣大工人和年收入只有十幾元、幾十元的中國農民來說，無疑是壹個天文數字！按照當時的物價，阿爾巴尼亞每個家庭可以建造壹棟不錯的別墅。對於在北京和上海打拼幾百年才能買得起小房的白領壹族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中國白日夢！




阿爾巴尼亞人對於中國援助的東西隨便浪費，當中方人員指責時，他們很無所謂地說，沒關系，沒了再向妳們要嘛。




中國的大量金錢養了壹個仇人，現在的阿爾巴尼亞成為歐洲最親美的國家。




B、反咬壹口的白眼狼——越南：




越南曾經是中國的領土，歷史上也曾以小中華自居，我們把它當兄弟。




我們對越南的援助更多更大。北部灣有個白龍尾島，毛送給了越南。島上的居民說，我們是中國人，為什麽要變成越南人？當中越雙方政府搞慶祝移交島嶼成功時，沒有居民參加。




我們什麽都援助他們，武器糧食鐵路……我們還幫助越南打跑了美國人，使北越吞並了南越。1977年剛統壹不久的越南開始“排華”，把華人驅離越南，並強迫每個離開越南的華人交納12兩黃金。驅趕百萬華人奔向大海。這些華人被趕上破船上，導致大量人員被搶劫、殺害及餓死病死。




按照聯合國的定義，當時的越南政府就是恐怖組織。至今越南政府沒有為他們這種反人類罪行道歉，並且不承認其歷史行為是錯誤的。




我們與越南還打了壹場戰。2014年越南反華打砸大陸與臺灣的工廠。




現在越南動不動就成為圍剿中國的急先鋒。




C、人間魔政——紅色高棉：




紅色高棉正式名稱叫柬埔寨共產黨。紅色高棉的最高領導人叫波爾布特，是毛澤東的學生，毛指派自己的秘書——馬克思理論家陳伯達給波爾布特上課。中共幫助紅色高棉搶奪了政權。在紅色高棉三年零八個月的執政期間，消滅了柬埔寨三分之壹的人口，大部分華人華僑被消滅。毛還誇獎波爾布特，說他做得好，壹舉消滅了階級。




後來中共還阻撓國際組織對紅色高棉領導人的審判。




D、世界小流氓——朝鮮：




朝鮮的金家王朝是中共壹手保護下來的，還花了大量的金錢養著它。韓國《中央日報》此前披露，過去30多年間，中共向朝鮮提供了1,000多億美元援助。前英國駐朝鮮大使艾維拉德（JohnEverard）曾出書介紹，當中國本土還有大量地區尚未脫貧等待救助時，中共平均每年至少向朝鮮無償提供10萬噸糧食、50萬噸石油，以及價值2000萬美元的其它物資（註16）。




現在朝鮮不顧中國人民的安危，就“愛”在中國邊境上“試”核彈。還影射中國是“沒原則的國家”、“修正主義”。雖然他說得對，但我們心裏總是不舒服，畢竟是他的恩國嘛。




對於手裏有核武器的小流氓是不能得罪的，要麽弄死他，要麽哄著他，絕對不能得罪，不能與小流氓較真。習近平不懂，與朝鮮講道理，大流氓與小流氓講正義，世界真荒唐。朝鮮的核彈打不到美國，但是扔到中國甚至北京還是可能的。將來對中國威脅最大的不是美國，而是朝鮮。既然姑父都可以“犬決”，那麽任何人都可以“核決”。壹個小流氓隨時都可能把仇恨放大，調轉槍頭把核彈扔到中國。




朝鮮成了我們最大的安全隱患，相當於在我們身邊放了壹堆顆隨時可能爆炸的核彈，遙控器在壹個把姑父“犬決”了的小流氓手裏。




荼毒朝鮮人民的金家王朝就是中共保護下來的，將來朝鮮走向民主，明白後的朝鮮人最恨只能是中國。沒有中國，朝鮮人不會受這麽大的苦難。我們唯壹可以做的是，找個破綻滅了金三胖：與金三胖套近乎，請他帶領龐大的黨政軍代表團訪華，讓美國韓國發動進攻，我們趁機滅了它，讓南北韓統壹，還朝鮮人民壹個公道，這樣才能化解朝鮮人民對我們的仇恨，同時也拆除了我們身邊的核彈，這是我們睡得安穩的最好辦法。




E、中共的用“領土換政治”的賣國蠢招：




與中國有領土接壤的國家有14個，朝鮮、蘇聯（俄羅斯）、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錫金）、不丹、尼泊爾、緬甸、老撾、越南、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同中國隔海相望的鄰國還有6個：韓國、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印度尼西亞。




讓人無法接受的是，中共在與周邊國家的領土談判中，全部做出了巨大的退讓，想獲得這些國家在政治上的支持。結果是事與願違，換來這些國家更大的貪婪和索求、換來這些國家更大的敵意和圍剿。中國與周圍國家的關系都不好，就是中共賣國求榮造成的。




“用領土換政治”，這從理論上來講，就是賣國行為，趙構秦檜當年也是“用領土換政治”。這在清朝那樣沒落之時都沒有敢做的事情，被中共強大之時做出來了，中共賣國比清朝還利害。中國人睜大眼睛看看，大陸的歷史學家是如何說的《沈誌華：毛澤東用領土換取鄰國支持內幕》（註13）。看到這段，中國人心裏不滴血嗎？五毛看到這段不知如何感想？




中共壹次次地送錢、送領土給別人，買來的都是仇恨。




F、中共的頭人遊問不止撒錢不止：




從毛澤東到周恩來，到鄧小平，再到江澤民與胡錦濤，中共的頭人壹路來都大把大把地往外撒錢。到現在，習近平秉承他的先輩、惡習不改，邊旅遊邊訪問，瀟瀟灑灑走遍全世界，人走壹路錢撒壹路。中國有壹半人口生活在世界公認的貧困線以下，非洲有32個國家的最低收入超過我們，可中共每年給生活比我們還好的非洲百億元的援助。我們開著破校車，卻把漂亮的送給別國。習近平遊問壹次，就坑中國人壹次。看到他春風得意地與他人握手時，我知道他伸出的手心裏藏著中國人的血汗金幣。




2015年4月，習近平最近訪問巴基斯坦，壹天之內簽署中國出資達460億美元的51項協議。為這個年僅GDP只有2500億美元的國家輸送了巨大的血液，卻吸幹我們的血液。




中共不把錢當錢花，而是當手紙花。中共慷中國人的慨。




鑒於中共胡亂撒錢，中國人有權拒絕納稅。




六、中共用納稅錢迫害納稅人




稅收猶如和尚化緣，政府收到稅後要對納稅人說句“阿彌陀佛”。把納稅人的納稅行為看作是慈善之舉，政府要對納稅人有感恩之心，不能肆意揮霍納稅人的錢，更不要把納稅人的錢悄悄裝到自己腰包。要把納稅人的錢用在全民福利上，為低收入家庭（包括農民家庭）提供補貼，實現從小學到大學的全程免費教育，實現全民的免費醫療，用納稅人的錢實實在在地為百姓做事情。




中共不但不這樣做，更可惡的是，黨還用納稅人的錢作為迫害納稅人的資金。




納稅人中有工人、農民、地主（地主也是農民，是富裕農民）、資本家、右派、反黨、反革命，黨的政策是制度性的迫害後面五種人的，黨與生俱來是害（這些）人的。現在又加上上訪者、異見人士、人權衛士、正義律師、各種宗教信仰者……這些都是納稅的國民，黨不喜歡的人多了去了，黨對所有它不喜歡的人都進行迫害。黨把自己的恩公（農民）都迫害成二等公民，還有誰不能害的呢？所有的迫害資金都是納稅款。我們納稅人出錢黨出力迫害國民，我們納稅人不就是支持黨對國民的迫害了嗎？我們納稅人與黨不就成了是同案了嗎？我們納稅人不也有罪了嗎？有人作過統計，長期來遭黨的政策制度性迫害的無辜國民達到幾億，這與我們納稅人的“被迫支持”分不開。




鑒於中共用納稅錢迫害納稅人，中國人應該拒絕納稅。少納稅，少犯罪。




黨的迫害範圍，不僅僅是上面所列的那些，其實所有的國民都被黨迫害了。黨用納稅錢行了許多惡政，比如“華人比狗不得言論”、“華人比豬不得生仔”、“民有七巧黨封五巧＿封眼口耳”、“號稱‘解放’其實是捆綁”……，黨剝奪了我們納稅人本來在“舊”社會就有的、現在世界上除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都有的言論自由、信息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遷徒自由、生仔自由、選舉自由、保護私產的自由等等各種權利，現在還花大量的納稅錢搞了金盾工程，把互聯網鎖上。由此可見，除了黨核心領導層的壹小撮之外，所有的中國國民都被黨迫害了。




可見中共使用稅款，有許多非法之處，有許多害人之處。所以中國人納稅是不應該，強迫中國人納稅是非法的。所有中國人都應該拒絕納稅。




社會在發展，中共迫害納稅人的手法也在與時俱進：




說過“《人民日報》六十年來沒有說過假話”的金牌機器人鄧亞萍，她為了再迫害我們，搞壹個“即刻搜索”壹下子就敗光了20億，那都是我們的血汗啊。幸好沒成功，否則我們受到更大的迫害，可見錢扔掉都好過給中共害人。




中共用納稅款來建造網絡封鎖、成立五毛網軍搗亂網絡環境、暴力征地拆遷、……總之，中共所有迫害中國人及危害天下的資金全是中國人的納稅款，所以中國人不應該納稅，否則就是在支持中共對人民和對自己的迫害。




中共不但迫害漢族，還迫害了少數民族。中共對藏族做了許多傷天害理的罪行。拆寺廟驅僧尼殺平民，毀滅藏族民族文化。




中共不但迫害中國人，還迫害世界人民。中共天真地把馬列主義當成宇宙真理，向世界輸出，特別利用華人向東南亞輸出革命，把馬克思的禍害撒向世界，造成東南亞政府與人民對中國人的仇恨，引起廣泛的反華潮。當出現反華潮時，中共卻坐視別人對華人的暴行，連吭都不敢吭聲。印尼、越南、緬甸到現在都存在對華人的巨大仇視和警惕，都是中共惹的禍。




可見中共的稅法是惡法。惡法非法，就是說，惡法不是正常法律，不應該被執行和尊重。中國人應該明白這壹點，如果只能在納稅與給黑社會之間選擇，我覺得還是給黑社會好，起碼黑社會不會拿這些錢來害人，而中共卻拿來害人。作為在稅務機關工作的人，更應該明白這層理，能讓老百姓少納稅就是好，不能成為中共橫征暴斂的工具。中共的錢越多，為害越甚。




七、“拿人錢財與人生災”的坑爹黨




黑社會還講究“拿人錢財與人消災”，要對得起拿的那份錢呢！黨既拿我們納稅人的錢又無故迫害我們納稅人，這不是“拿人錢財與人生災”嗎？難道黨比黑社會還黑嗎？！




國民都是納稅人，黨拿納稅人的錢，納稅人就是黨的養父養母（不是衣食父母，而是養父養母）。黨迫害納稅人，黨就是在迫害父母！畜生烏鴉還懂得反哺，羊羔還知道跪乳，它們從來不坑爹，唯有黨才反害父母，難道黨連畜生都不如嗎？！




共黨還搞“反子為母”的遊戲：黨明明是從國民中產生、是我們納稅人養大養肥的。沒有母親就沒有兒子，沒有國民就沒有黨！沒有納稅人就沒有肥黨！國民是父母，納稅人是養父養母，黨是子，這是鐵打的事實！黨卻騙中國人認兒作父，讓中國人高喊“黨啊，媽媽”、“把黨來比母親”，亂了中國人的倫理，變異了中國人的心智。黨強迫國人“認子為母”、向兒子行孝道、向兒子獻媚歌，如此詭異的言行，違背天理，使中國人成為世間笑柄，遺羞千年！




“請黨認父歸宗，向國民行孝！”




“請黨向烏鴉學習，不要坑爹！”




“請黨提高自身道德，以達到黑社會的水平！”

極權中國的生活環境

作者 朱振和 寫於 二零二零年

　　2018年網上盛傳壹篇微博《余秋雨：我病了，社會也病了》，說余秋雨得了重病，住院治療，花了約30萬元。他親眼看到有的病入繳不起費，醫院不給治，拖幾天病入死了。不久，余秋雨發表辟謠聲明：“該文內容純屬無中生有，憑空捏造”。這件事是謠傳，但該文反映的現象確實存在。我花很多時間寫了本文，在最近完稿。在“十壹”之前中共廣為宣傳70年建設成就，聲稱到2025年中國進入高收入國家（發達國家）行列；2049年趕超日本和法國，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全球提供治理方案。我推出本文，針鋒相對地以客觀事實駁斥中共的自吹自擂。

　　在2018年10月的三天內重慶發生了兩起慘劇：（1）2018年10月26日，重慶壹婦女持刀闖入壹家幼兒園，砍傷14名幼童。據說那個婦女在砍人時大喊：“政府對我不公平！”她因而采取極端措施，報覆社會。（2）2018年10月28日，重慶22路公交車在橋上發生交通事故墜江，車上人員全部遇難。11月2日，重慶市警方公布公交車墜江的原因，指劉姓女乘客因未能在前壹站下車（22路公交車因修路而改道，不經過該女乘客的目的地站，她應該在前壹站下車。公交車公司已貼出通告；而且公交車司機在車上也已經提醒乘客），而與司機激烈爭執並互毆，導致公交車失控而發生這場慘劇。這並非偶發事件。在這次墜江事件的翌日，在北京市的壹輛公交車上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在重慶市的公交車上以前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件；在其他城市還發生過很多起類似的事件。

　　這兩件事說明了，目前在民眾中充滿了怨氣、怒氣、邪氣、暴戾之氣，中國社會的確病了，而且病入膏肓。這個社會顯現出來的病態實在太多了，多得數也數不清，講也講不完。我把這無數的病態大致歸納壹下，歸納為以下幾方面（很可能有遺漏，若有遺漏，請讀者們自己補充）：

　　（壹）絕大多數官員貪腐

　　中共當局傳統的說法是：絕大多數（95% 以上）幹部是好的，貪腐的只是極少數（不到5 %）。而我們說絕大多數官員貪腐。中共的喉舌就說，這是沒有事實根據的造謠污蔑。究竟有沒有事實根據？海外媒體多次披露了中國權貴、高官的子女、親屬在海外擁有巨額財富，很多權貴榜上有名，這是事實根據之壹。其次，我們只須看壹下中共自己公布的“反貪”的重大成果。習近平上台以來“打老虎，拍蒼蠅”，每年都抓出許多貪官，個個貪腐的金額巨大，落馬的省部級以上高官的人數，超過了省部級以上高官總數的5 %，這證明中共當局的傳統說法並不成立。而且每年都抓出那麽多貪官，人數並不減少。這足以證明，習近平的“反貪腐”對貪官起不了震懾作用。貪官們心里都明白，貪腐並不會被抓，被抓是因為政治原因，被抓的貪官只占貪官總數的極少壹部分。這就從另壹方面證明了絕大多數官員是貪腐的。

　　在當今的中國社會已經以權貴為核心形成了壹個官僚資產階級，其人數占全國總人口的1- 3%，官僚資產階級掌握了黨國大權，霸占了巨額財富，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對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農民工階級、中產階級實行嚴厲的全面專政，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中共是代表官僚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公、檢、法、司部門及整個國家機器是官僚資產階級對其他四個階級實行專政的工具。

　　（二）拜金主義、功利主義成為全社會、全民的主流價值觀鄧小平上台以後就大力宣揚他的“貓論”（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壹時間“貓論”被奉為辦壹切事情的金科玉律。“貓論”的實質就是：不管黑道、白道，只要能弄到錢，就是好道道；為了錢用什麽辦法都可以，采用傷天害理的辦法也理所當然。鄧小平上台以後提出“壹切向前看”，群眾把此口號說成“壹切向錢看”。這股“壹切向錢看”、為了錢什麽壞事都可以幹的邪風壹直刮到今天。導致拜金主義、功利主義成了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這是腐敗社會化、社會上出現種種醜惡現象的根源，也是絕大多數幹部變得貪腐的根源。

　　（三）全社會道德水平下降

　　“貓論”毒害了中國人的靈魂，全社會“壹切向錢看”，大多數人為了錢什麽壞事都敢幹，毫無道德底線，《厚黑學》傳授的“厚黑經”成了壹些人處世哲學的“聖經”，社會風氣變壞，全社會道德水平下降，可以說已經到了道德淪喪的程度。

　　人們經常談到“小悅悅事件”，這是證明全社會道德水平下降的壹個典型事例。兩歲女童小悅悅在馬路上被汽車撞倒，躺在地上。18個路人經過她的身邊都不施救，徑直走了過去。第19個來了壹個女清潔工，把小悅悅送進醫院，可惜耽誤時間太久了，小悅悅不治身亡。

　　“小悅悅事件”說明了人們的冷漠無情，另外壹件經常被人們談到的事情則說明了很多人經常做很缺德的事，那就是“彭宇事件”引起的熱門話題：見到路上有老人跌倒，要不要把他扶起來？有人說，被扶老人誣賴扶者撞倒了自己、索要賠償，畢竟是個別事例。於是有壹位記者，從各地的地方報刊及媒體中搜集在路上有老人跌倒、有人把老人扶起來的報道，搜集到壹百多個報道。發現有70% 以上的被扶老人指認扶者撞倒了自己，索要賠償。“70%以上”這個數字讓我大吃壹驚。這是壹種詐騙行為，竟有如此高比例的老人進行詐騙！

　　這是詐騙錢財，還沒有到害人的地步。社會上還有很多人為了錢會去害人，乃至謀財害命。大家壹定還記得十年前鬧得沸沸揚揚的“毒奶粉事件”，有成千上萬人幹著往加水的牛奶里加三聚氰胺這樣傷天害理的勾當長達數年之久，全國有上百萬名兒童受害，其性質之惡劣、問題之嚴重震驚世界。此外，還有很多人生產出各種各樣有毒、有害的食品、藥品供中國老百姓消費，如：地溝油、蘇丹紅鴨蛋、硫磺木耳、毒膠囊（皮鞋膠囊）、各種各樣不知其名的有毒食物添加劑、用病雞、死雞、病豬、死豬制成的熟食......等等，菜農在被污染的土地里種菜，用被污染的水澆菜，種出來的菜他自己及家人絕對不吃，但是他把菜挑到集市上去賣。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很多例子。這個社會有這麽多人為了錢就坑害別人，確實是道德淪喪了。

　　（四）誠信缺失，弄虛作假、講假話成風，騙子橫行全社會道德水平下降的壹個必然結果就是大多數人沒有誠信，說話不算數，簽了協議不遵守，講假話成風，弄虛作假。假冒偽劣產品泛濫成災。騙子橫行四方，人人都接到過詐騙電話，遇到過騙子。傳銷活動屢禁不止。很多集資活動（往往有官方背景）其實是“龐氏騙局”。在媒體上有大量關於假冒偽劣產品、行騙的報道，我在此只講壹件壹般人不會遭遇到、我親身經歷被騙的事：

　　2011年3月我打算到德國旅遊，為圖省事，我委托壹家比較著名的旅遊公司替我辦理簽證。辦手續時工作人員對我說，必須至少向壹家德國旅館預定房間，我計劃在德國旅遊15天，時間較長，最好向兩家德國旅館預定房間。我請旅遊公司替我預定房間，他說每壹處預定房間收費人民幣400元，我就交了800元。後來旅遊公司通知我在4月20日到德國駐華大使館簽證處interview。4月20日早晨我到簽證處門口去排隊，旅遊公司派人送來壹包文件，我查看了壹下，內有用英文填寫的壹式多份簽證申請表格及壹切必要的文件，包括在波恩和科隆兩家德國旅館預定房間的訂單。面談時我把壹包文件都交給問詢員，面談結束時她留下壹些文件，把大部分文件退還給我。回到家我查看退還的文件，發現預定旅館房間的兩張訂單沒有還給我。這時我無法再進入簽證處，只得給簽證處發E-mail；簽證處的回覆是必須用德文或英文寫E-mail；我就發了英文的E-mail，索要預定旅館房間的訂單；簽證處又回覆，要我列出交給簽證處的文件；我用英文列出文件清單，發了過去；此後就沒有答覆了；我又發了三次E-mail，都沒有答覆。去德國出發的日子快到了，出發前有很多事情要辦，我家離旅遊公司比較遠，我抽不出時間到旅遊公司去，只得給旅遊公司打電話，要求再給我打印向德國旅館預定房間的訂單，旅遊公司回答說這辦不到。我到達德國以後，前往據說替我預定了房間的波恩的那家旅館，我出示我的證件並說，我在貴旅館預定了房間；旅館接待處的人在電腦上查了壹下，回答我說：“沒有妳預定房間的記錄。”這時我恍然大悟：我被旅遊公司騙了，他們並沒有為我向德國旅館預定房間；而且他們與德國駐華大使館簽證處的中國籍問詢員串通好了，這個騙局才能成功。在簽證申請表格中必須填寫我到達德國後入住旅館的名字、地址、電話號碼。問詢員理應對表格中填寫的內容逐壹核實，她只須用幾分鐘時間打電話給那家旅館問壹下，就會發現那張訂單是假的。她大概知道那張訂單是假的，不“核”就認為那是“實”的，給我發了簽證，並把假訂單扣下了。當我發E-mail去索要訂單時，她就不予理睬，反正我無法再進入簽證處去當面理論。旅遊公司也不怕我日後去找他們質問，因為我手上沒有任何證據，他們完全可以耍賴不認賬。

　　我遇到的這起詐騙可以算作國際詐騙，騙子的黑手伸入到德國駐華大使館簽證處里面去了。由此可見，在當今的中國，騙子已經進入到社會的每壹個角落，騙子無處不在，誰也躲不過。

　　（五）教育的潰爛、潰敗

　　教育的根本任務是教導每壹個學生怎樣做人，也就是說教育的核心是德育。中共統治中國，折騰了70年，導致中國的教育全面潰爛、徹底潰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學校都停課了，教育全面停頓。文革結束以後，雖然恢覆了學校教育，但是恢覆的只是智育，而且是偏重於應試的片面的智育，把學生培養成應付考試的“機器”，並不注意真正發展學生的智力。至於教育的核心——德育，則實際上變成了反道德教育，孩子們從小到大，在家庭、學校、社會中受到這樣的教育：要聽話，好好學習（好好學習就是在各次考試競爭中戰勝對手，在考試中名列前茅），考上壹個好大學，畢業後找壹份好工作，賺大錢，更有出息的就是當大官；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采用任何辦法，弄虛作假、投機取巧是理所當然的。

　　以下我們舉出壹些具體的事例。壹個小學壹年級的新生，初進學校，見到、遇到什麽都是新鮮的，壹放學回家就向媽媽講學校里發生的事。開學沒幾天，他回家向媽媽講了這壹天發生的大事，他說：小學校長向全校學生訓話，明天教育局的領導來視察，領導會隨機地找學生問問題，校長列出了壹串問題，並壹壹給出學生應該回答的答案（這些答案全部都是謊言），校長厲聲囑咐全校學生：“妳們要記牢了，不許回答錯了，誰回答錯了，就要受處罰。”小學壹年級新生剛入學，就聽到校長教導大家如何說謊。

　　小學生聚在壹起喜歡互相攀比，比什麽呢？壹比誰的爸爸官大，二比誰的爸爸錢多。小學生選班幹部，就懂得了用錢買選票。不僅小學生，幼兒園的孩子就已經懂得叫家長給老師送禮，送禮優厚，會得到老師的特殊照顧；不送禮，老師會給妳“穿小鞋”。

　　在我的學生時代，有學生作弊的現象，但那是極個別的現象。可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後，作弊成了學生的家常便飯。我的職業生涯最後的將近20年是在大學當老師，當我目睹了極為普遍的種種作弊之舉，我無語了。中國學生把作弊的惡習從國內帶到了國外，在國外獲得了“中國學生最能作弊”的惡名。在國外也出現了網上出售論文的網站，大多數客戶是中國學生。

　　我再講壹件我親身經歷的事。我從教的大學是列入“211工程”的大學，教育部曾派出工作組到各個“211 工程”大學搞了壹次教學評估。對每壹所大學抽取壹小部分教學單位進行教學評估，我校的物理實驗室被抽中進行教學評估，在工作組來評估半年多以前就通知下來了。物理實驗室在接到通知以後就忙碌起來了，原來的物理實驗室在壹座破舊的房屋里，立即搬進新建的實驗大樓里；學校撥給幾百萬元的經費購買實驗設備和儀器。教學評估有壹項要求：學生們做了每壹個實驗之後都要寫出合乎規範的實驗報告，老師必須批改每壹份實驗報告，實驗室要保存五年內的全部實驗報告。以前的實驗報告保存兩年以後就銷毀了，少了三年的實驗報告怎麽辦呢？系領導就發動物理系全體學生來補寫實驗報告（當然，署名是署以前的學生的名字），把五年的實驗報告都補齊了。這當然是造假，不過缺失的實驗報告以前是存在過的，被銷毀了，現在覆制出來說是以前的實驗報告，這樣的造假錯得還不是太離譜，畢竟以前曾經存在這些實驗報告。教學大綱規定了壹系列必做的實驗，其中有幾個必做的實驗，我校的物理實驗室因為沒有實驗儀器、設備，而沒有做，這怎麽辦呢？就讓實驗老師對每個實驗編造出幾種式樣的實驗報告，同樣發動物理系全體學生來抄寫這些實驗報告，署上以前五年學生的名字。於是所有必做的實驗的五年實驗報告都齊全了，大功告成。幾個老師帶領全系學生進行了壹項大規模的造假欺騙工程，這樣教導出來的學生，在自己作弊的時候會有羞愧感嗎？

　　在教學評估的過程中，我的壹位青年教師同事對我講了這樣壹個情況：他的壹個研究生時的同學，在另壹所大學當老師，擔任教研室主任。他們學校也要搞教學評估，在準備迎接教學評估時，領導要求他的教研室造假，他不願意配合，領導就撤了他的職，讓另壹個同意造假的老師當教研室主任。這件事說明了，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中，壹個人想完全不說假話，不弄虛作假，是寸步難行的。

　　中國的中小學（尤其是中學）辦各種補習班非常普遍。補習班的老師在學校正規的課堂上故意不講教學大綱規定必須講的某些內容，把這些內容放到補習班上去講。這樣逼迫學生必須參加收費補習班才能通過考試。這些老師已經墮落成為不法奸商，殘酷地榨取學生家長的血汗錢。大學教師也是如此。有壹個大學教授公然在課堂上公開宣稱：“我的學生在40歲以前必須能掙到至少4000萬元。如果到時候妳掙不到這麽多錢，就不配當我的學生，我不承認妳是我的學生。”中國有這麽壹群掉進錢眼里的大學、中學、小學老師，他們培養出來的必然是拜金主義、功利主義者。中國的大學培養出了壹些“精英”，他們是“精明”的拜金主義、功利主義者，他們善於用更“高明”、更“精明”的坑蒙拐騙的手段，如此而已。這就是中國的教育！

　　（六）學術界、知識界的潰爛

　　伴隨著教育的潰敗，學術界、知識界自然也潰爛了。在中共壹黨專政的極權統治下，整個社會科學領域必須服從黨的領導，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被中共完全控制，可以說，在中國沒有社會科學家，只有替中共的政策塗脂抹粉、歌功頌德的禦用文人（由西方國家培養、長期在西方國家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工作、沒有放棄中國國籍的社會科學家，不能算作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在自然科學領域，雖然有不少自然科學工作者、科學家在兢兢業業地從事自然科學研究工作，但由於整個自然科學領域也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受中共的控制，因此從整體上來說，同樣充斥著弄虛作假、抄襲剽竊、坑蒙拐騙等惡行，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術界、知識界也潰爛了。

　　中共的宣傳機器喜歡吹噓以下三件事來標榜中國的科學技術已經達到了世界最先進的水平：（1）中國每年培養博士的人數居世界第壹位；（2）中國每年在科技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數量居世界第壹位；（3）中國每年申請專利的數量居世界第壹位。了不起的三項世界第壹，很牛，但這只是數量上的世界第壹，這些博士、科技論文、專利的水平又如何呢？我們來分別剖析壹下。

　　習近平是中國最著名的“博士”，眾所周知，他是壹個假博士，中國有成百上千個這樣的假博士，都是中共的高官。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國沒有社會科學家，當然也培養不出真正的博士，即便是經過正規的碩士生、博士生學習和論文寫作與答辯的過程，培養出來的博士也基本上是不合格的。在自然科學領域情況有些不同，我先講兩件我親身經歷的副教授、教授提職的事情。

　　我曾經在另壹所大學的學報上發表了壹篇論文，從投稿、審稿到論文刊出，我與學報的主編打過幾次交道，成了朋友。有壹次他打電話給我，對我說，他們學校有壹個教物理的老講師，課教得很好，只因為沒有科研工作，沒有論文，所以壹直不能提升為副教授。現在眼看著快要退休了，不趕上這趟“末班車”，就再也沒有機會了。所以他寫了兩篇論文在學報上發表了。按規定，申請提升副教授的人提交的學術論文中兩篇主要的論文，必須通過壹個外校教授的評審。主編先生請我評審這兩篇論文。他對我說，這兩篇論文水平不高，但為了讓這個老講師能順利地提升為副教授就必須通過評審，寫上好的評語，請我在評審時務必高擡貴手，條件是付給我的論文評審費是每篇論文400元（國家規定的論文評審費是每篇論文50元）。真是天上掉餡餅了，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收入800元。而且如果這筆交易做成了，以後還可能有類似的“好事”找上門來。但是這樣做違背了我做人的基本原則，我就借口“太忙、沒時間”而婉言謝絕了。我謝絕了，他還會去找別人，我相信那位老講師在那壹年提升為副教授了。

　　也是在那個時候，有壹天我校的學術委員會交給我三篇論文，請我評審。是另壹所大學的壹位物理學副教授申請提職，按規定他提交的學術論文中三篇主要論文必須通過兩個外校教授的評審。我校學術委員會收到該校學術委員會送來的三篇論文以後把論文交給我來評審。我閱讀了三篇論文，發現有兩篇是錯誤的，而且犯的是很低級的常識性的錯誤；第三篇論文只有壹個大學生做壹道大型理論力學習題的水平。單憑這三篇論文來判斷，這個副教授連當講師都不夠格，真不知他怎麽混成了副教授。我當然對這三篇論文寫出否定的評語。從此以後我校的學術委員會再與沒有請我評審外校申請提職者的學術論文了，大概我的這種評審態度是不受歡迎的。那位物理學副教授在我這里碰了釘子，我相信他申請提職的努力絕不會停止，他會鍥而不舍地繼續申請提升為教授，說不定後來他真的混成了物理學教授。

　　我被提升為教授以後當上了系職稱評定小組的成員，有時候擔任組長，多年來，經過我參與評審而被提職的教授、副教授有幾十人。說老實話，其中大部分人是不合格的，合格的教授和副教授只占壹小部分。我對我認為不合格的人選投了反對票，但是職稱評定小組有五個人，其他四個人投讚同票，我壹個人反對沒有用。有人可能會說，難道真理只在妳壹個人手里，其他四個人的觀點都是錯的？我多年參與職稱評定工作，這真是壹幕幕的人生大戲，飽覽了人生的種種醜態，就無法在此細說了。上面談到的兩件事只是揭開了外校評教授、副教授工作陰暗面的冰山壹角，我校評職稱的工作何嘗不是如此。始終堅持真理的真的只有我壹人，我在評職稱的過程中沒有遇到過另壹個像我這樣始終堅持真理的人。

　　我可以肯定地說，經過我參與評審被提職的教授、副教授中大部分是不合格的。我大膽地把這種情況推廣到全國，全國近年來晉升的教授、副教授中大部分是不合格的。

　　不合格的教授能培養出合格的博士嗎？近年來中國培養出來的博士的水平就可想而知了。據我的了解，各大學濫招碩士生、博士生的現象非常普遍，往往壹個教授同時指導許多碩士生、博士生，有壹個教授竟帶了約30名碩士生和博士生。大部分碩士生、博士生其實只是教授導師招來的高級勞動力（為教授打工、實習、考察、做實驗、查資料等），導師很少對研究生的科研工作給予具體的指導。這樣能培養出合格的博士來嗎？我也見識過壹些新培養出來的博士的水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國新培養出來的博士，大部分是不合格的。

　　中國每年在科技期刊發表論文的數量居世界第壹位，同時還有壹個世界第壹，那就是每年在國際科技期刊上因剽竊、抄襲、造假等原因被撤銷的論文數量高居世界第壹位，而且數量遠遠超過其後面幾位的數量之總和。在國內科技期刊上充斥著大量的垃圾論文，上面提到的提職報告的五篇論文就是典型的垃圾論文。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目前很多大學學報刊登的大部分論文是毫無用處的垃圾論文，即便是國內的壹流科技期刊也經常出現垃圾論文。

　　專利分為三類：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與外國相比，中國申請的專利中，發明專利所占的百分比明顯地偏低，後兩類專利所占的百分比明顯地偏高許多。中國人申請專利，極少有人是為了希望他人應用他的專利；大部分是以提職、評獎等為目的。申請專利如果被批準，在繳納了壹次專利費以後，達到了提職、評獎等目的以後，就把該專利棄之不顧了。中國申請的專利，真正被實際應用的只是極少數。

　　由於有不少自然科學工作者、科學家在兢兢業業地從事自然科學研究工作，因此在尖端科學技術的某些具體領域中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但是中國的學術界（包括自然科學領域）在總體上已經潰爛了，中國的科技水平從總體上來說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差距在日益擴大。接下來我們列出壹些說明中國學術界已經潰爛的具體事例。

　　楊玉良，中共黨員，覆旦大學畢業、博士、教授，曾到德國做訪問學者。謊稱獲得德國萊布尼茨獎（著名的科學獎），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後來提升為覆旦大學校長。在有人揭發他沒有獲得萊布尼茨獎以後，宣布免去楊玉良覆旦大學校長職務，未對他作任何處理。

　　何祚庥，中共黨員，理論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在2001年發表了壹篇論文《量子力學的建立與科技創新的評價體系——紀念普朗克創立量子論100周年》，論文的內容沒有必要在此詳述了，只引用論文摘要中說明論文中心思想的壹句話：“通過量子力學的發展，論證了江澤民同志關於“三個代表”的理論是科技創新評價體系的根本性標準。”如此奇葩、荒誕、無恥的學術論文，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篇來了。壹位中科院院士居然發表了這樣壹篇論文，足以說明中國學術界潰爛到了什麽程度。

　　哈爾濱的壹名司機王洪成在1984年3月宣布發明了“水變油”，聲稱在水中加入極少量的“可燃炔”制劑可以變成為“水基燃料”。“水變油”是壹個騙術並不高明的騙局，稍有壹點基本科學常識的人都能壹眼看破這個騙局。可是中國偏偏有如此多科盲官員和科技部門幹部，他們輕易地相信了這個騙局，把王洪成尊為貴賓，在各種報刊、媒體上大肆宣傳，稱“水變油”是中國第五大發明；給他錢辦廠、開公司；使這個騙局持續了十年之久。真是天下奇聞，令人匪夷所思。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博導、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院長陳進，在2003年2月宣布研制成功“漢芯壹號”芯片。經過國內權威專家鑒定，認為這壹成果接近國際先進技術，在某些方面的性能甚至超過了國外同類產品。上海市科委宣稱這是中國國內首個具有自由知識產權的0.18微米DSP芯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並申請六項專利。隨後撥給陳進壹億壹千萬元科研經費，開展芯片研制工作。2006年1月有人舉報陳進造假，陳進在美國購買摩托羅拉的芯片，雇民工把芯片表面的摩托羅拉logo等字樣及圖案全部用砂紙磨掉，再打上“漢芯壹號”字樣。經調查後上海交通大學證實“漢芯壹號”造假，撤銷陳進上海交大微電子學院院長職務，撤銷他的教授職務任職資格，撤銷他的各種榮譽稱號及待遇，追繳科研經費及撥款。不過陳進及相關的責任人都沒有受到任何法律上的追究。

　　2017年5月18日，國土資源部中國地質調查局宣布，我國在南海神狐海域成功地完成了“可燃冰”試驗開采工作，在技術上領跑全球。宣稱登上了世界科技新高峰，推動了整個世界能源利用格局的改變。“可燃冰”是“甲烷氣水合物”或“天然氣水合物”，存在於低溫高壓的環境下。人們已經發現，在世界上多處海域的海底蘊藏著豐富的“可燃冰”。開采“可燃冰”並非難事，但是如果進行商業開采（達到壹定數量的開采）就會向大氣中釋放大量的甲烷氣，大大加速全球氣候暖化。目前世界上無人解決了這個問題，中國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目前不能商業開采“可燃冰”。中國並非世界上第壹個進行試驗開采的國家，2017年5月4日，日本成功地試驗開采了“可燃冰”。所以，試驗開采“可燃冰”是壹件不值得大肆吹噓的事情，中共官方及官方媒體卻把它吹噓為“攀登世界科技新高峰”，這完全是吹牛。

　　長江三峽工程是長江上遊建設的大型水利工程，其水壩是中國以及世界上有史以來建設的最大的水壩，建成的水電站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水電站。在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了工程的勘探、設計、論證工作。在論證的過程中，正、反兩方面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毛澤東最終決定暫緩實施三峽工程。到了20世紀80年代，當時的中共中央決心要盡快實施三峽工程，國務院召集幾百位專業人士對三峽工程進行全面重新論證。在論證過程中，黨的領導全面支持正方的意見，大力打壓反方的意見。排斥持反對意見的人，不讓他們參加論證會；禁止出版表明反對建設意見的書；對反對者提出的三峽工程建成後可能出現的問題，只是簡單粗暴地否定，根本不予考慮。1992年李鵬將三峽工程議案提交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1992年4月3日該議案獲得通過。

　　如今三峽工程全部完工已經十多年了，工程總投資約2000億元，現在回顧壹下三峽工程的得失。（1）三峽水電站的發電量達到了預期的目標，但是這些發電量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遠不如當初吹噓的那麽大，收取的電費遠遠超過了預期值。（2）三峽大壩預期可以大大提高抗洪、防洪的能力，事實上大壩建成後長江中下遊的洪水災害確實減少了，但是沒有預料到的是：大壩蓄水後使長江中下遊水文情勢發生了大改變，使長江中下遊河道的變化及水災、旱災的格局出現了新問題，大壩建成的好、壞影響究竟哪個大，現在還很難下定論。（3）三峽工程改變及破壞了長江流域及更廣大地區的生態環境。（4）大壩周圍地區的地質災害大量增加。（5）移民問題沒有解決好，移民中很多人失業，陷入貧困狀態。（6）其他的負面結果。（7）三峽大壩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如果對此掉以輕心、不管不問的話，三峽大壩終有壹天將會潰壩。三峽工程投入了巨額資金，最後只得到發電這麽壹點收益，兩者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再加上三峽工程的那麽多負面後果，完全可以說，三峽工程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

　　我不讚成“馬上炸掉三峽大壩”這樣極端的主張，但是我們必須反思，當初絕對應該認真聽取反對的意見，對於他們所預期的可能發生的問題進行認真深入的討論，采取更好的預防措施。現在還必須時時警惕三峽工程可能存在的隱患，如果對此掉以輕心、不管不問的話，三峽大壩終有壹天將會潰壩。我認為必須馬上成立壹個由各方面專家組成的獨立的三峽大壩監測組，每兩年對三峽大壩進行壹次全面徹底的監測，根據監測的結果再決定是否需要把監測的頻度增加到每年壹次。最後總結為壹句話：壹黨專政、堅持黨的領導，是科學技術工作的大敵。

　　南水北調工程是中國重大的戰略性水利工程，也是在黨中央決心要實施這項工程的情況下組織專家論證，在論證過程中排斥和大力打壓反對的意見，最後草率地強行通過了南水北調工程。2002年開始施工，東線工程的第壹期工程和中線工程的第壹期工程分別於2013年12月8日和2014年12月12日完工並正式通水。已經投入資金1000多億元。通水以後，調出的水絕大部分都浪費掉了，調運到北方的水只有壹小部分在北京市得到了利用，調水的利用率極低。於是南水北調工程處於停頓狀態。東線工程的第二期工程和中線工程的第二期工程的開工日期遙遙無期，西線工程是永不再提了。整個南水北調工程成了壹個勞民傷財的巨型爛尾工程。再壹次證明了，壹黨專政、堅持黨的領導是科學技術工作的大敵。

　　2016年9月9日至11日，在青海省西寧市舉行“天河工程”論證啟動會暨第壹次專家組會議。所謂“天河工程”是指，采取人工幹預方法，實現不同地域間大氣、地表水資源的再分配，說得通俗壹點，就是“空中南水北調”工程。這完全是壹個吹牛的工程計劃，毫無實現的可能性，很多氣象學家痛斥它是荒誕的工程計劃。可是在黨的堅強領導下，2018年11月5日，從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八院獲悉，已經正式啟動“天河工程”衛星和火箭研制，計劃2020年完成“天河壹號”衛星首批發射。天哪！這下子又有至少幾百億元“蒸發”到天上去了。

　　最後引述兩則荒唐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新聞：（1）電子科技大學教師鄭文鋒在課堂上發表了“中國古代沒有實質上的創新，四大發明在世界上都不領先，不可誇大其歷史作用”等言論。2019年7月16日，校方因此而對鄭文鋒作出處罰決定，取消鄭文鋒評獎評優、職務晉升、職稱評定的資格，停止教學工作，停止研究生招生資格，期限為24個月。對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發表這樣的言論實屬很平常、很正常的壹件事，電子科技大學校方竟作出停職的嚴厲處罰決定，可見中共對學術界言論管制嚴到了什麽程度，任何與中共官方的標準說法有半點偏差的言論都不允許，都要受到嚴厲的懲罰。

　　（2）2019年7月22日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進會在北京授牌成立，有十多個教授、學者、專家發起成立這個研究促進會，杜鋼建教授為會長。他們認為所有的文明都起源於中國，他們的荒唐觀點有：王佩良、李國防教授認為英語起源於漢語；陳兆乾教授也認為英語起源於漢語，還認為英語詞組與字母乃至發音都遵循易經原理；諸玄識教授：1755年的《約翰遜英文詞典》抄襲自《康熙字典》。

　　他們荒唐的觀點還有：18至19世紀現代歐洲的經濟、科技、教育、哲學都是學習中國、拷貝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起源，源頭都在中國；莎士比亞作品是偽作，莎士比亞是壹個文盲演員，根本不懂英語，因為在莎士比亞生活的時代，英語還沒有從中國傳過去；英國人的祖先生活在印度、巴基斯坦壹帶，而在古代夏朝、黃帝、炎帝時期，印度是華夏的領地、封地，所以英國人也是中國人的後代。如此等等。

　　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能看出來這些觀點是何等荒唐，簡直就是神經錯亂的壹群人在胡說八道。這樣壹幫胡說八道的人都還是大教授、名專家，還糾集在壹起成立了這麽壹個荒誕的研究促進會。由此可見，中國的學術界、知識界潰爛到了什麽程度，荒唐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

　　（七）醫療業、醫藥業的潰爛

　　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初十年是非常混亂的，各種改革措施像走馬燈壹樣變換不定，可以說完全是在瞎改胡搞。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終於找到了壹個方向，那就是“破計劃經濟，立市場經濟”。當時在所有的政要、學者中間流行著這樣壹種觀點：計劃經濟是萬惡之源，市場經濟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這實在是天大的誤解和曲解，嚴重地誤導了中國的經濟改革。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中國進行了醫療改革，把全部醫院都市場化（產業化），就是停止給醫院的撥款，讓所有的醫院都自負盈虧。這樣壹來，所有的醫院都辦成了醫店，以盈利為首要目的，治病救人成了達到盈利這個目的的手段。醫院怎樣賺錢盈利呢？首先想到的是以藥養醫。很顯然，醫院賣給病入的藥越貴，醫院獲利就越大。為了有效地推行醫院市場化，醫生個人的收入也與他開出的處方掛鉤（按比例提成），開出去的藥越多越貴，醫生的收入就越高。這時各醫藥公司也發現了牟取暴利的大好時機，紛紛派出醫藥代表進入各家醫院去推銷高價藥品，辦法就是給醫院和醫生高額回扣。這樣壹來藥價就火箭式地往上漲。

　　現在壹個人得了壹點小病去醫院看病，醫生往往會開出壹大堆貴重的藥。現在在中國的醫院里還能經常見到壹種怪現象，那就是到處都是打吊針（靜脈輸液）的人，其實大部分人是不必打吊針的。其中有很大壹部分吊針輸入的是抗生素，中國醫生特別喜歡在處方中使用抗生素，其實在大部分情況下根本不必使用抗生素。之所以濫用抗生素、濫打吊針，唯壹的原因就是為了多賺錢。世界衛生組織早就發出禁止濫用抗生素的警告，因為濫用抗生素已經導致很多細菌變得越來越耐抗生素，自然界中耐藥（耐抗生素）細菌的大量增加使得抗生素的功效變得越來越低，治病變得越來越困難。更可怕的是自然界中出現了耐壹切抗生素的“超級細菌”，被這種“超級細菌”感染的病入幾乎無法醫治。中國醫生對於自然界中耐藥細菌的大量增多與“超級細菌”的出現負主要的責任。這些濫用抗生素的中國醫生不是在治病救人，而是在害人，在危害全世界人民。

　　現在到醫院去看病，還經常遇到醫生讓妳用昂貴的進口儀器做各種各樣的檢查，這些檢查收費昂貴，絕大多數是不必要做的檢查，其目的只是為了提高醫院的收益和增加醫生的收入。這種現象加上上述的開大處方、貴重藥的現象，使得看病越來越貴。

　　現在如果有人生了大病需要住院治療，即便有大病醫療保險，也只能報銷大部分（不是全部！）醫療費用，個人壹般還必須支付幾萬，甚至幾十萬元。普通人生了大病住進醫院，付不起這麽昂貴的費用，醫院鐵定的原則是先繳費後治病，不先繳費醫院不給治病。所以在醫院的住院部，經常可以看到有病人因為繳不起費，醫院不給治，拖了幾天病人就死了。這種現象很普遍，而醫院在報告中絕不會把真相寫出來，總是說病人因病重而死亡。在貧窮的農村，壹些老人病了，根本看不起病，他們自知遲早要死，為了及早擺脫病痛的折磨，也為了不因自身生病而連累晚輩，他們選擇了自殺。這種現象也相當普遍，中共當局壹貫隱瞞真相，在統計報表中只說“病故”，絕不提“自殺”。

　　醫院對待窮人是壹副冷漠無情的嘴臉，對待富人又怎麽樣呢？有壹個企業家，他的父親得了重病，送進醫院去治療，住院壹個月，病人沒有救過來，還是死了。結賬壹算，費用竟高達幾百萬元，比正常的實際花費高出好多倍，這豈不是明目張膽的詐騙和搶劫？！

　　有的醫院還幹起了騙取醫保費的勾當。某醫院的住院處有壹天招來壹群中老年人，收取每個人的醫保卡，並且交給每人壹疊空白的表格和單據，要求每人在上面簽字，然後招待每人吃午飯（壹份盒飯），飯後讓大家自由活動，大多數人去逛街或逛商店。醫院的工作人員就拿這些醫保卡和簽了字的空白表格和單據去偽造這些人住院治療並已繳費出院的文件，憑這些文件醫院可以到醫保部門去領取醫保費。幾小時以後醫院工作人員偽造住院文件完畢，這壹群人陸續返回，醫院發還醫保卡，每人發100元並叮囑他們，如果有人問，妳就說從某月某日至某月某日因某病在此住院治療。這樣醫院可以通過每個人騙取幾千元乃至上萬元醫保費。這種事只有在中國才會發生。這樣的醫院完全淪為詐騙機構。

　　2016年發生的魏則西事件暴露了百度搜索發布非法醫療欺詐廣告，也暴露了我國很多高級醫院將旗下的科室非法對外承包給壹些不合格的醫療單位或個人的普遍現象。這樣的廣告和這些外包的三甲醫院的科室，根本就是在謀財害命。魏則西事件曝光以後在社會上掀起了軒然大波，中央有關部門也下令嚴加查處。可是事情過去以後，非法的醫療欺詐廣告和非法醫療機構照樣大行其道，沒有壹點收斂的趨勢。

　　十多年以前接連發生了“齊二藥”、“欣弗”、“奧美定”等令人震驚的假藥事件，國家藥監局前局長鄭筱萸嚴重地違法違紀、貪污受賄，對這三起假藥事件及其他假藥的審批負主要責任。2007年鄭筱萸被判死刑並執行。鄭筱萸被懲罰、處決了，但是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的腐敗問題依然存在，甚至是越來越嚴重。藥監局每年都要審批壹大批新藥，其中絕大多數是所謂的“新藥”，其實就是原來的藥，只是把附加成分稍作修改，或外觀修改壹下，或稍微改動壹下制藥程序，就成為壹種新創造出來的“新”藥。每年上市名目繁多的“新”藥，療效壹點也沒有增加，藥價卻飛快地上漲了。任何假藥、有毒有害的假食品，只要“公關”到位，“好處費”給足，都能通過食品藥品監管局審批的關卡。

　　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就是中國藥價火箭式地上漲，假藥、假食品、有毒有害食品泛濫成災的罪魁禍首，造成的影響最廣、最深遠的事件就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它的惡劣影響至今尚未消除。近年來頻繁發生的幾起假疫苗事件也非常嚴重。2007年山西省發生多起兒童注射疫苗致傷致死事件，官方強力掩飾，直到2010年才披露出來；2013年南方發生多起嬰兒注射乙肝疫苗後致傷致死事件，官方又掩蓋事實真相；2016年發生山東疫苗事件，18個省市都出現問題疫苗；2018年傳出吉林省長春市長春長生疫苗公司生產的狂犬病疫苗造假；又披露該公司生產的白百破疫苗不合格，有20多萬兒童已注射了這批疫苗；2019年4月報道，有38人被接種了假宮頸癌疫苗。雖然黨中央三令五申要嚴查嚴罰杜絕假疫苗，但是假疫苗仍然繼續不斷地產生。在中共的統治下，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就是腐敗的溫床，假疫苗、假藥必定會源源不斷地產生出來。

　　在今天中國的醫院里，大病不治、小病大治、有病亂治、過度治療等現象非常普遍；做手術時，被手術的病人要向做手術的醫生送紅包；醫騙盛行。這樣壹來，醫生和病人之間的關系自然很糟糕。很多醫生對待病人不是全心全意地治病救人，而是把病人看作賺錢的對象，首先考慮的不是治病，而是經濟利益。其結果當然是醫療事故發生率非常高，醫療事故層出不窮。另壹方面，病人知道醫院和醫生對待病人的態度，他們對醫生當然是抱著不信任，甚至是敵視的態度。出了醫療事故以後，病人及其家屬、親人十有八九會責怪醫生；醫院則千方百計地為醫生辯護。於是往往會發生病人家屬及親人聚眾鬧事，包圍醫院，圍攻醫生的事件。這樣的醫鬧事件在中國屢見不鮮。最嚴重的醫鬧事件是暴力醫鬧，壹大群人包圍醫院，砸壞醫院的設備，毆打醫生。最嚴重的情況是政府派武警部隊保衛醫院。醫患關系惡化到如此嚴重的程度，醫鬧事件，甚至暴力醫鬧事件層出不窮，甚至嚴重到要派武警部隊來維安。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堪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奇葩現象。

　　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令人吃驚的具體事例來，限於篇幅就到此為止了。上述事例就足以說明中國的醫療業、醫藥業潰爛到了什麽程度，可以這樣說，中國的醫生、醫藥業從業人員，有相當壹部分人不是在治病救人，而是在害人；其中更有壹小部分人，可以說是謀財害命、無惡不作的歹徒。

　　（八）生態環境嚴重污染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歷了壹段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屬於所謂的“三高壹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模式，這是壹種很糟糕的發展模式。高投入是指每年國家都投入巨額的固定資產投資，來帶動GDP的增長；高消耗是指資源和能源的消耗巨大，浪費嚴重；低效益是指我國產業的效益很低，我國的GDP是依靠投入大量資金和大量勞動力獲得的，總體的勞動生產率很低。

　　中國的這種糟糕的經濟發展模式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嚴重地破壞了我國的生態自然環境。在改革開放初期，大量森林被采伐，使得原來就比較低的我國森林面積覆蓋率進壹步急劇地下降。這導致我國原來就比較嚴重的水土流失變得更加嚴重了，使得我國的水災、旱災變得更容易發生了，發生水災變得更頻繁了，水災的規模也變得更大了。森林覆蓋率的降低和我國西北部、北部地區的過度放牧、過度開墾和開發造成了我國土地荒漠化的面積日益增加；我國北方地區的沙塵暴和浮塵、揚沙天氣變得越來越嚴重，每年發生沙塵暴的次數和強度不斷地增加，沙塵暴和浮塵、揚沙天氣影響的區域也越來越大。

　　中國的工廠、企業大多缺乏環保意識，它們只顧自己的眼前利益，不顧社會的公眾的長遠利益，它們不願花錢建立處理廢水、廢氣的設備，或者建立了處理廢水、廢氣的設備也不使用，只是在應付環保部門的檢查時啟動壹下做做樣子，平時壹直閒置著。由於大量工業廢氣不作任何處理就排放到空氣中去，致使我國的空氣污染非常嚴重。很多地方空氣中PM2.5微粒及PM10微粒的含量在很多日子里嚴重地超標；中國北方很多城市經常籠罩在“霧霾”之中。目前全世界空氣污染指數最差的國家中，中國名列第四。壹項最新國際研究項目的成果顯示，每年全球因空氣污染而導致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550萬，中國占160萬。

　　由於大量工業廢水不經過任何處理就排放到江河湖泊中，中國的水污染的情況更加嚴重，大部分江、河、湖水及淺層地下水（或稱為地表水）被嚴重污染了，更令人吃驚的是，壹部分深層地下水也被污染了。有些工廠、企業主（當然是受中共領導和控制的）覺得往江、河、湖排放工業廢水會被人發現，就往地下打深井，把工業廢水往地下灌。江、河、湖水及地表水被污染了，花幾年、十幾年是可以治理好的；而深層地下水被污染了，是壹千年也治理不好的。中共當局幹出這種斷絕子孫後代生計的缺德勾當，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由於過度施用化肥以及工業廢水、廢棄物和生活垃圾不經處理就置入土地中，我國大片土地的土壤被嚴重污染了。在這種土地上種出來的農作物也是被污染的，如：鎘大米、重金屬含量超標的大米等。這些大米都輕易地進入了消費市場。菜園的土壤被污染了，用被污染的水澆灌，種出來的蔬菜自然是有毒有害的，菜農及其親屬絕對不吃自己種出來的菜，但他們把這種有毒有害的蔬菜送到集市上去賣。中國有幾億人經常吃這種被污染的農作物及其制成的食品。

　　（九）中國老百姓被有毒有害的食品所包圍，很多地方成了不宜人類居住之地以上談到的有毒有害的農作物和食品（鎘大米、重金屬含量超標的大米、有毒有害的蔬菜等）是環境污染導致的，中國人經常食用的有毒有害食物，更為大量的是人為制造的，如：三聚氰胺奶粉、牛奶、黑心米（把發黴的大米作特殊處理，使其外表很象好米）、黑心面（在面粉中摻入對身體有害的增白的化學品粉末）、地溝油、用硫磺蒸氣熏蒸過的白木耳、用化工原料化學品加工處理過的粉絲、腐竹等食品、蘇丹紅鴨蛋、孔雀石綠處理過的魚、含甲醇的假酒 ......等等；在中國市場上出售的熟食品有很多是以病、死豬肉、病、死雞、鴨、變質的牛、羊、豬、雞、鴨肉為原料制成的，在生產過程中加入了各種不知其名的添加劑、化學品，制成的熟食品當然是有毒有害的；在很多餐館里也普遍存在往食物里加有毒有害的添加劑、化學品的現象。中國老百姓被這些鋪天蓋地的有毒有害食物包圍著，有好幾億人經常吃有毒有害的食物。

　　再加上中國的環境被嚴重污染了，空氣、江、河、湖水及地表水都被嚴重污染了，大片土地的土壤被嚴重污染了。幾億中國人喝不到幹凈的水，呼吸不到清潔的空氣，被有害有毒的食物所包圍，居住在土壤被嚴重污染的土地上。空氣、水、食物是人類生存的三個基本要素，土地是人類生活的所在地，這些基本條件都出了問題，中國很多地方確實已經成了不宜人類居住之地。中國出現了數以百計的癌癥村，就是壹個例證。還有很多地方雖然還沒有變成癌癥村，但也是不宜人類居住之地，居住在那里的人們經常患各種莫名的疾病，人的平均壽命大大降低。

　　（十）中國成了壹個大集中營、大監獄

　　中共當局在新疆設立了許多集中營（再教育拘留營），關押了上百萬維吾爾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人，此消息揭露以後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壹致譴責。其實整個中國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壹個大集中營，因為全中國人民都處在中共統治集團的嚴密、全面的監視、控制、管制、統治之下。

　　共產極權政權建立監控人民的法西斯特務組織的鼻祖是蘇聯的“克格勃”。東德完全效法“克格勃”，建立了“斯塔西”。“克格勃”和“斯塔西”分別在蘇聯和東德建立監控人民的法西斯特務組織是秘密進行的。我參觀過“斯塔西”博物館，在兩德統壹後解密了“斯塔西”秘密檔案，有壹個原東德公民查閱了“斯塔西”秘密檔案後，吃驚地發現自己的多年鄰居是壹個“線人”，多年來這個鄰居壹直在向“斯塔西”告密自己的言行，而他自己壹直毫無覺察。而中國的“習衛軍”建立全面監控人民的法西斯特務組織已經公開化了，人人都知道在全國各地到處都有線人、信息員、情報員、告密者、網絡監督員，走到哪里都能見到監控攝像頭，而且使用了最新的科技成果人臉識別、行為識別技術。習氏極權皇朝對十四億民眾的嚴密監控、打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中共在中國的高校中普遍建立了學生信息員制度，嚴密地監視全體師生的言行，壹旦發現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跡象，隨時向中共領導告密。這實際上是中共領導下的法西斯特務組織。在中國的高校已經發生了好多起學生信息員告發老師、使老師受到處罰的事件。中共在中學甚至在有些小學里也設立了情報員（即信息員）。在居民委員會中歷來就安插了告密者。中共在全國全民都建立了嚴密監控人民的法西斯特務組織。中共早就建立了“金盾工程”、“防火長城”等網絡監控系統，對全體中國人民進行綜合監控；後來，公安、國安、解放軍總參謀部建立了中國網絡監控和審查系統；中共的網絡監管部門招聘了成千上萬名網絡監督員。中共還在各機關單位、在大街小巷安裝了無數個監控攝像頭，而且采用了人臉識別、行為識別的高新技術。現在整個中國已經成了壹座在中共全方位、全面嚴密監控下的龐大的集中營。每個中國人，無論在哪里，無論在什麽時候，都處在中共的嚴密監控之下。

　　中共不但對全民實施嚴密的監控，而且利用公、檢、法、司系統及監獄等專政機構來管制、統治、壓迫全國人民。在中共專政機構的嚴密管制下全國人民都必須聽黨的話，不許亂說亂動，猶如在壹個大監獄中。如果有人在網上發表了壹點中共當局不愛聽的言論或是轉發了諸如此類的消息，立刻就會受到懲罰，甚至被拘捕，這樣的事例經不計其數了。任何人只要發表了壹星半點中共當局不愛聽的言論，立即就會被懲罰、被刑事拘留。例如，南京市市民秦滬輝，只是因為在自己的私家車上寫標語，呼籲官員財產公開、民主、憲政、司法獨立，就被刑事拘留，以“尋釁滋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問罪。“709事件”是2015年7月9日開始，在短時間內中共當局大規模地抓捕了數以百計的維權律師、律師助理及其他維權人士。從2019年12月26日開始，在中國又發生了類似“709事件”的“1226大抓捕”行動，大規模地抓捕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現在中國有數以百萬計的政治犯、良心犯、維權人士、異見人士，乃至無辜的普通百姓被關押在監獄、拘留所、拘留營、再教育營、精神病院中，遭受折磨。所以說，整個中國就像是壹座大監獄。

　　中共的專政機構不但嚴密管制、統治、壓迫全國人民，而且采用法西斯手段，草菅人命，甚至偽造證據冤枉屈死了成千上萬人。舉幾個例子說明之：（1）廣東作家廖祖笙，因寫作得罪了某些官員；他的兒子廖夢君（15歲的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黃岐中學學生）在2006年7月16日被人打死後，拋屍在壹高樓下，公安機關謊稱廖夢君是自己跳樓死亡；廖祖笙追求兒子遇害的真相，不斷上訴，均無果，他本人反倒被非法監控、禁止出境，無法過正常人的生活。（2）浙江省溫州市樂清市蒲岐鎮寨橋村村主任錢雲會，在政府征收了村民的土地以後，為了維護被征地的村民應有的權益，多次找上級官員申訴，惹惱了上級官員；2010年12月25日錢雲會遇害，作案者把錢雲會的屍體放在壹輛卡車的車輪下，偽裝成交通事故的樣子；公、檢、法機構協同偽造證據，最終將這起殺人案當作“交通事故案”處理了。（3）湖南省邵陽市維權人士李旺陽在刑滿釋放以後仍然受到非法監控和迫害，於2012年6月6日“被自殺”身亡。（4）2015年5月2日在黑龍江省綏化市慶安火車站，壹名警察開槍擊斃無辜的乘客徐純合；事發後公安機關謊稱徐純合“襲警”，開槍殺人的警察未受到任何處罰。（5）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後已參加工作的雷洋，在2016年5月7日從家中出發去首都機場接客人的途中被壹群便衣警察攔截盤問並拘捕，雷洋被抓進警車，在警車中被打死；公安部門偽造證據，硬說雷洋“嫖娼”，放過了肇事的警察。（6）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被中共當局判刑關押獄中，劉曉波患有肝病，獄中的醫院故意拖延治療，致使病情惡化發展為肝癌晚期，劉曉波於2017年7月13日病故。（7）有很多精神完全健康的維權人士、政治犯、良心犯，被中共當局硬說成患有“精神病”，被強制關入精神病院中受盡折磨，被強制注射不明藥物，嚴重摧殘了被關押者的身體健康，有很多人被迫害致死。

　　以上事實充分證明了，中共極權政權對全國人民實施嚴密的監控、管制和統治，有數以百萬計的人被關押在監獄、拘留所、拘留營、再教育營、精神病院中受盡折磨，有成千上萬人被冤屈迫害致死，中國實際上已經成了壹座法西斯式的大集中營、大監獄，全社會成為壹座人間地獄。

　　羅列說明中國社會已經病入膏肓的事實就到此為止，讀者們壹定還可以補充列出更多事實來說明中國社會已經病入膏肓。“病入膏肓”意味著無醫可治，無藥可救。就是說，指望中共進行政治改革，改變病態的社會，走改良的道路是絕對不可能的。唯壹的出路只有推翻中共的專制極權統治，壹切都推倒重建，重建整個社會。

　　推翻中共的專制極權政權，意味著必須走革命的道路，進行民主革命。由於中國社會已經病入膏肓，拜金主義、功利主義成為全社會全民的主流價值觀，絕大多數人生活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他們根本沒有要推翻中共政權的念頭，對政治漠不關心，所以目前在中國不存在發生民主革命的群眾基礎，不可能發生民主革命。

　　在中國的近代、現代史上，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是最活躍的革命力量，很多革命運動是從學生運動開始的。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廣大學生懷念和悼念胡耀邦，掀起了四、五月份的學生運動，繼而爆發了百萬北京市民支持學生的大規模群眾運動。6月3日、4日，發生了中共軍隊鎮壓、殺害北京市民和學生的慘案。這說明，在1989年絕大多數學生是關心政治的。可是今天的情況又怎麽樣呢？近年來，發生了很多次比胡耀邦逝世更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沒有在學生中引起多大的反響。為什麽會這樣？因為今天絕大多數學生只關心今後賺大錢，不關心政治。在短期內、在幾年內，絕大多數學生不關心政治這種情況不會有多大的改變。所以在近期內中國不可能發生民主革命。

　　那麽在中國有沒有希望實現民主憲政？還是有希望的，以前我已經在多篇文章中詳細分析說明了，中國在幾年內必將爆發經濟危機。爆發經濟危機主要表現是：GDP下降；房地產泡沫破裂；大量企業倒閉；大批職工失業；地方債務危機總爆發，政府沒有錢給公務員發工資，給退休人員發養老金，當然政府可以大量印鈔票來發工資、養老金，但是那會導致物價飛漲，只能使問題變得更嚴重。中國經濟崩潰了，人民的生活變得非常艱難，人民群眾的抗爭、維權運動將在全國各地蓬勃展開。而政府的財政已經破產，政府再也無力支付巨額的維穩經費了，它想要平息全國各地的維權運動也力不從心了。中共政權的政令根本沒有人聽了，中共政權實際上已經癱瘓了，這就是中共專制政權的崩潰。當中共專制政權崩潰的時候，如果有壹股在全國有很大影響力的政治力量（政黨或其他政治組織），這股政治力量就可以站出來收拾殘局，組建壹個民主過渡政府取代中共政府。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這股在全國有很大影響力的政治力量在哪里？目前在中國除中共以外不存在這樣壹股政治力量。如果在中共專制政權崩潰時，中國不存在在全國有很大影響力的政治力量（按照目前的情況來看，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最大），那麽就可能出現類似於清朝滅亡以後四分五裂的局面。也許還存在壹個名義上的中央政府，也許名義上的中央政府也沒有了；全國各地出現了很多個自行其是的地方政府；民進黨必然乘大陸大亂之機迅速實現台獨；新疆、西藏有可能宣布獨立，新疆很可能發生戰爭；其他地方也有可能發生內戰。如果想要避免出現這種局面，那就必須建立壹支在全國有很大影響力的、主張在中國實行民主憲政的政治力量。所以我呼籲所有的民運人士都來討論這樣壹個問題：

　　怎樣盡快地建立壹支在全國有很大影響力的、主張在中國實行民主憲政的政治力量（政黨或其他政治組織）？

　　這是民運人士當前面臨的最迫切、必須盡快解決的問題。

中共是這個世界上最富裕的政黨

作者 穆正新 寫於 二零零五年

　　壹、中共壹個月的養黨費用 國民黨黨產加上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開銷，相當於中共壹個月的養黨費用。 相信不少人聽說過中國國民黨的“鉅額黨產”。根據據臺灣媒體的報道，國民黨各種黨產的賬面價值約為四百億臺幣，但實際凈值可能不到二百億臺 幣。在臺灣的政治環境下，這筆黨產非常惹眼因而備受民眾的攻擊。以西方國家的標準看，鉅額黨產讓人覺得該黨奢侈甚或夠得上腐敗。但如果和海峽對岸的中共 比起來，國民黨只能算超廉潔。從數量上講，國民黨的黨產只是中共養黨費用的零頭。四百億臺幣黨產折合人 民幣約壹百億元。按中國共產黨目前的消費水平算，約等於兩個星期的花銷。 中共還喜歡宣傳美國總統大選的開支如何如何巨大。根據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網站公布的數字，2004美國總統大選花費總額為十億零壹百六十五萬美元。折合人民幣八十多億。還不夠中共兩周的養黨費。 國民黨黨產累積了近百年，美國總統大選經費籌集了四年。中共把這麽多的錢用光，只要壹個月。 這還是從低估算中共養黨開銷的水平後得出的結論。如果把全部被中共獨占的資源都算成養黨費的話，上述兩筆鉅款還不夠中共壹個禮拜的花銷。本文稍後會就估算 方法作具體說明。歡迎各位挑剔或者提出不同的估算方法。但本人自信其他人不太可能找到更保守更省的演算法。 有人想說：“中共根本沒有黨產！”。這沒錯。中共從未造冊登記過黨產。但沒有黨產不等於不需要花錢養黨，更不等於養黨花銷水平低。上帝造這個世界的時候定 好了“能量守恒”的定律。誰也違背不了。沒有能源就不能活動，沒有投入就沒有產出。沒有經濟基礎，哪來上層建築？妳看看那些占地廣大設備優良的中共中央機 關區以及各省委大院、市委大樓、直至縣區鄉鎮街道黨委、各種院校及軍警部隊黨委所使用的辦公設施等等，難道都是當初毛主席拔了幾根毫毛吹口氣變成的嗎？那 數百萬紅潤飽滿、儀態軒昂的書記常委主任政委等專職黨幹們，難道都是喝著西北風為黨工作的嗎？那隆重排場的全國黨代表大會，難道是各地黨代表們背著幹糧夾 著雨傘步行到北京，在農貿市場邊上撿個旭旯蹲下來抽幾袋煙就能開成的嗎？不靠報紙電臺電視臺電影戲劇歌曲圖書教材直至連環畫等壹切宣傳形式進行長時間高強 度的自我表揚，光憑著毛主席那“女高音男聲”叫兩嗓子，就能讓全國人民來個“募然回首，那黨正在，偉光正亮處”？

　　二、維持任何組織都需要資源 維持世界上最龐大的執政黨當然需要最大量的錢。不誇張地說，中共壹黨的養黨經費足夠供養全世界所有非共產國家的執政黨還有很大剩余。這事實已經存在了幾十 年，證據俯拾皆是，任何人均可自行觀察驗證。比較壹下壹個中共普通縣委和壹個西方國家執政黨省級黨部的花費，前者肯定是後者的許多倍。富壹點的中共縣委的 花銷水平還可能蓋過西方執政黨的中央機構。不信妳到加拿大任何壹個省會城市的街上去打聽壹下執政黨的“省委大院在哪裏？”。壹開始被問的人會感到莫明其 妙。請妳契而不舍堅持打聽，最終會被引到某棟商業寫字樓中的幾間屋子裏去。這就是西方執政黨的“省委機關”。這裏沒有威嚴的大門高墻以及把門武警；沒有多 到需要編號的樓宇和別墅群；沒有氣派非凡的公用大車隊和首長專用小車隊；沒有“省委印刷廠”、“省委招待所”、“省委機關幼兒園”、“省委大禮堂”，大、 中、小餐廳、診所商店等等，通通沒有。壹共就是三幾間屋子幾部電腦加上不到十個雇員而已。請問中共哪個縣委機關工作人員少於五十個？哪個縣委書記不配備公 家小車？有幾個縣委機關不蓋辦公樓？別說縣委，很多中國鄉鎮黨委的機關都比西方的省級黨部闊。曾見報道說，河南某鄉黨委機構，與鄉政府壹起坐落在壹個占地 14畝的宮殿式建築物裏有城樓、有觀禮臺、有花園，還有個小廣場。僅樓頂的兩座鐘，就花掉三萬元人民幣。相信妳走遍美加兩國也找不到壹個執政黨的“省委機 關”能有這等的氣派。 西方執政黨的中央機關呢？通過水門事件我們知道，美國主要執政黨之壹的民主黨中央機關也沒有自己的辦公樓。該黨長期租用商業樓裏的幾間屋子來辦公。且連個 “保衛處”也沒有，“中央警衛團”對他們來說是域外辭匯。保衛黨中央的重任是由物業公司的看門老頭承擔的。這付窮酸樣，和那些擁有獨立豪華辦公樓的中共縣 委機關怎麽比？ 西方執政黨更不可能象中共那樣把黨務機構從中央政府壹直辦到幼兒園裏去。他們在省/州以下基本不設黨務機構。就算設了也往往沒有辦公室，黨務工作全靠黨員 們義務維持。本人在加拿大出席觀察過壹個大城市黨部的年會。會上“市委第壹把手”（壹退休老太婆）在報告上年黨務活動時先感謝幾個黨員無償提供家中場所讓 她們開“常委會”（董事會）。分管財務的女士報告說該“市委”去年募捐所得四千多加元，加上“黨中央”下撥三千加元用於全國性競選活動，總收入七千余加 元。而光是給全市黨員發壹封信就要用掉近千。所以各方面只能從簡。開小會就借黨員的家，大壹點的會則租教堂舉行。壹個在級別上相當於中共南京市委或者武漢 市委的黨部如此貧窮，實在有辱“資產”階級政黨的稱號。七千加元相當於四萬多人民幣。還不夠壹個中共縣委壹星期的開銷。也就是說，抽出中共壹、兩個縣委的 經費，就能把美加兩國所有省會城市執政黨“市委”的財務擺平。抽出十來個條件好壹點的中共縣委的經費，還能把這兩個國家的執政黨從中央到地方的所有黨務機 構維持費統統包下來。牛不牛？

　　三、由中國統計年鑒得知 由中國統計年鑒得知，中共目前有44067個鄉鎮街道黨委、2861個縣級黨委、333個地市級黨委、31個省級黨委和壹個龐大無比的黨中央。此外還有成 千上萬的院、校、系、所、軍、師、旅、團黨委等等。養黨經費之巨可想而知。可以很保險地說，剔除朝鮮越南古巴等幾個同樣昂貴的公養政黨後，拿出養活幾百個 中共縣委的資金，便足夠維持全球所有其他國家的執政黨的黨務機構。說中共全黨的養黨費足夠維持十來個地球上的所有非公養執政黨的黨務機關，決不是開玩笑。 中共標榜自己“從不花壹分錢搞競選”。這是很無恥的說法。中共不搞競選並非為了給國家省錢，而是知道自己經不起競選故而禁止競選。為了保證本黨“無論如何 也要當權”的不光彩事業，中共把百倍以上的錢填進去了。各國的競選經費是為國家花的錢而不是養護執政黨的錢。反對黨籌集的競選經費無疑是“反黨反政府活動 經費”。實際上，各國競選經費相當於社會為汰舊換新而付出的代價。它有如四年壹次的“月經來潮”，出點血以達到暴露弊端、排遣廢舊組織、更新國家機能的目 的。而中共養黨花銷完全是從利己原則出發的損公肥私開支，它如同將多個針頭插在國家的血管上，讓全民的財富日夜不停地往自己身上滴。請問到底哪種花銷對人 民的損耗更厲害？

　　四、不置黨產是因為用公款養黨 1949年解放軍進軍全國時，許多民眾幸災樂禍地看著國民黨敗退。他們討厭國民黨政府的苛捐雜稅，期盼著中共這聲稱要“推翻三座大山”的政權會讓他們的日 子過得松活些。然而沒過幾天人們就吃驚地發現這“人民政權”比國民黨政府貴多了。國民黨的省市縣黨部是靠黨產維持的大財團。而共產黨的省市縣黨委卻是堅 決吃公款的“國家機關”。中共所說的“我黨壹切為人民”，原來是“人民養我之壹切”意思。羊毛出在羊身上，“人民政權”吃人民。中國人身上的稅捐負擔倒比 國民黨時期更加沈重。壹些老輩人說，解放初期人們常在私下裏慨嘆的壹句話是：國民黨千歲（稅），共產黨萬歲（稅）萬萬歲（稅）呀！

　　五、萬官貪污不抵壹黨竊國 公款養黨的罪惡程度超過壹切經濟犯罪的總和。國共黨員都有貪污行為。台灣民主化之後，國民黨確實還是很腐敗，但是國民黨貪污腐敗畢竟是不可告人的暗中舞弊撈財行為；而共產黨是全黨出動大張旗鼓轟轟烈烈波瀾壯 闊地吞噬公款。中共幾十年來壹直旗幟鮮明地用公款養自己。共產黨人 從不以竊國為恥，倒氣勢洶洶地隨時準備捍衛黨的竊國權。在他們看來，黨既然打下了江山，接著坐江山吃江山就是順理成章的事。誰敢在中國大陸公開主張停止使 用公款而改由自行募捐養黨的話，誰就是共產黨的仇敵。別說提停止公款養黨，哪怕提壹提“削減養黨開支以減輕人民負擔”的建議也是嚴重犯忌，共產黨決不容 忍。 各國“資產”階級執政黨之所以都面臨資金短缺的問題，最重要的原因是沾公款很難。政黨私營，募捐養黨是世界通則。各國的輿論界和反對黨盯得很緊，執政黨稍 不留意就會被抓把柄。美國民主黨人出任過多屆美國總統，但他們別說批點錢給本黨蓋棟辦公樓，更小的事都不好辦。克林頓當政時，曾有國會議員追究副總統戈爾 用白宮的電話和黨內幹部討論為黨募集經費的事情。那議員說戈爾用公家設備辦私事，壹旦查實就要判他的罪。這樣的指控讓我們中國人聽來簡直荒謬透頂：明明是 黨中央領導上班時間打電話過問壹下“黨的建設”情況。居然會有罪！如果哪天中共領導願意討論放棄公款而改靠募捐過活的新“黨建”方針的話，中國人民只會燒 高香道萬福舉行大慶賀，哪裏會想到去問什麽罪。這美國議員要在我們中國，輕松點說是有病，嚴肅點說就是欠勞教。

　　六、怎樣界定“養黨費” 中共要人民養黨，是不可拒絕、不可講價並且也是不可查詢的。中共幾十年如壹日地吞噬公款，從來不向人民報個帳、說明壹下本黨的花銷。自己不報告也不許他人 過問。這使得清查中共養黨費用相當困難。目前這方面的資料幾乎是空白。不能不承認，我們對支撐共產黨生存的龐大經濟基礎的了解是粗淺的。而不能全面正確地 了解共產黨生存的經濟基礎，有關共產黨的知識就是不完整的。因此核算中共養黨費用的事必須做，早就該做。如果目前還做不到精確計算，估出壹個比較合理的數 額來也是很有意義的。 那麽，怎樣估算中共的養黨費用？哪些開支應該包括在內，哪些不應該？ 廣義上講，任何被共產黨用於養護自己的費用都是養黨費。被共產黨占用謀私的國家公器，比如解放軍、國家電臺電視臺報刊出版機構等等，所發生的費用都可以算 入“廣義養黨費”。從資金來源上看，“廣義養黨費”既包括公款，也包括私款。考察“廣義養黨費”無疑是很有意義的。它讓我們知道支撐共產黨存在所需的經濟 基礎有多麽龐大：“從不花壹分錢搞競選”的說法多麽虛偽；共產黨長期霸占國民公器是怎樣壹種大規模的以權謀私的惡行等等。 但本文要考察估算的並不是上述廣義的養黨費用，而是比較嚴格限定的“專用養黨費”。“專用養黨費”必須符合兩個條件： 第壹條、項目上，必須是專為共產黨而創設的項目。 就是說該費用除了服務於共產黨外再沒有別的用處。可以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這種費”。正常國家的納稅人不負擔這種開支。壹旦中共下臺，中國也會廢除這些養 黨項目，人民就可以卸除這部分經濟負擔。例如從中央和各省市縣鄉街道、以及學校及軍隊裏的黨委、支部等黨務機構所耗用的資金，無疑屬於“專用養黨費”。正 常國家裏的納稅人養政府養軍隊，但不養執政黨。加拿大聯邦政府大樓裏沒有自由黨“中央辦公廳”的位置。臺灣淡江大學各院系不必向民進黨“校黨委”的請示匯 報；小鷹號航艦上也不會有共和黨“艦黨委”辦公室。中國人從1949年起就毫無道理地供養著上上下下成千上萬個中共黨務機構，實乃千古奇冤、曠世奇冤。把 中共趕下臺也等於在經濟上從中國人民頭上搬走N座大山。人民辛辛苦苦繳納的稅金就可以省出來用於人民的福利。中國大批失學的孩子、貧困的農民、嚴重污染惡 化的生態環境，將能得到好壹些的照料。

　　七、以軍費為例來說明 讓我以中國軍費為例來說明這壹條的應用。 如果采用廣義標準的話，整個中國軍費都算中共養黨費。因為中共獨占國家軍隊並堅拒軍隊國家化，解放軍成了中共壹黨的“黨衛軍”或私家衛隊。國家軍費即相當 於中共的“家丁費”或者“護黨費”。中共既然有膽公開地獨占國家軍隊，自應當負責任地認下這筆軍費開支賬。既想獨占服務而又拒絕買單，用社會學辭匯講叫做 “黑社會組織消費行為”，用刑法衡量就是“流氓團夥罪”。所以，除非中共把軍隊還給國家，否則這筆“廣義帳”賴不掉。 但用“專用養黨費”標準衡量，國家軍費不符合“沒有共產黨就沒有這種費”這壹條。國家橫豎要養軍隊，即便沒有共產黨的時候也這樣。因此軍費不能全部算入 “專用養黨費”。中國軍費中應該算入“專用養黨費”的，是那些用於政委、教導員、指導員、中共中央軍委以及軍內各級黨委支部的費用。這些是專用於保證中共 控制軍隊的費用。壹旦共產黨下臺，國家就不再需要養活黨中央軍委和軍內各級黨委，中國軍隊也不必保留政委教導員指導員等等黨幹的編制了。因此，我把這些開 銷算入“專用養黨費”。這樣算起來，中國軍警武裝部門計入養黨費的金額約為六十多億人民幣，而不是幾千億的軍費。 第二條、來源上，必須是公款。 具體說，“專用養黨費”的資金來源限定為國家財政資金，國有企、事業資金以及各級政府以不同名目向人民攤派征收而得來的資金。這壹條把私人自願貢獻的資金 排除在外。這是因為公款養黨是壹種罪行，而私款養黨則是正當行為。將來中國所有政黨都必須私營。中共下臺後如能依法登記並以募捐養活自己的話，我們將樂見 其存在。依這壹條，以下兩項開支不算“專用養黨費”：1、中共黨員個人交納的黨費支付的項目，這屬於私人貢獻。2、非國有企業內的黨委、支部、黨辦等機構 的維持費用。雖然很多“集體”所有制企業並非自願地供養中共黨務機構，但這類企業接近民營性質，國家壹般不為它們承擔風險。所以它們的養黨開支勉強可以算 作私款貢獻。共產黨下臺後，國家應制定法律，讓民營企業在規定的限額與方式下向政黨提供政治獻金。但國有企業就不行。國有企業資產是全民公有的財產，國有 企業的風險由國家承擔著。用國有企業資金維持黨務機構就是公款養黨。將來必須禁止。

　　八、順便說說中共黨費的價值 中共有幾千萬黨員，交納的黨費數額也很大。但相對於天文數字般的養黨開銷來說，這筆收入仍然是個微不足道的量。人無橫財不富，黨無公款不壯。單靠黨費維持 的話，中共很可能在1921年8月就散夥了。中共領導向來不把黨費收入看在眼裏。中共中央組織部1998年1月6日印發了《關於中國共產黨黨費收繳、管理 和使用的規定》，其中第三條“黨費使用”規定：“黨費必須用於黨的活動，主要作為黨員教育經費的補充，其具體使用範圍是：（1）培訓黨員；（2）訂閱或購 買用於開展黨員教育的報刊、資料和設備；（3）表彰先進基層黨組織、優秀共產黨員和優秀黨務工作者；（4）補助生活困難的黨員”。 看見了吧？“主要作為黨員教育經費的補充”而已。壹個支部的黨員每月所交的黨費，也許夠支付該支部當月的書報雜誌、學習材料、周末郊遊、聯歡抽獎、觀看革 命電影等費用了。但那辦公樓宇、那輝煌裝修、舒適空調、電腦手機，豐田寶馬，頭等機票、星級酒店等等重大革命開銷從哪裏出？國庫，只有國庫，才是共產黨活 力旺發、威嚴長存的源泉。 考察“專用養黨費”比考察廣義養黨費更有意義。因為“專用養黨費”是由於共產黨的存在而額外產生的社會開銷。是伴隨著共產制度而發生的特有的罪惡。各國都 有執政黨濫用國家公器以謀私利的現象。但謀私謀到為壹黨利益而專門設計出壹整套吞噬公款的養黨體系的現象就只有在中國朝鮮等極少數國家裏才有。這套養黨體 系將會隨著共產制度的滅亡而被永遠拋棄。考察“專用養黨費”還使我們了解中國納稅人比正常國家的納稅人多承受了哪些額外的負擔。為什麽中國人的社會福利遠 遠不如法國而“稅負痛苦指數”卻緊隨法國而名列世界第二。考察“專用養黨費”更使我們知道，推翻共產黨統治不但是政治上的大解放，同時也是經濟負擔的大卸 除。 如果沒有專門說明的話，本文中提到的“養黨費”都指“專用養黨費”。下面把養黨費的幾個主要項目列出來，歡迎各位評判。

　　九、各項養黨費用估算 利用上述兩條標準，可以采用壹個簡便的方法去認定具體項目。那就是把機構和其他國家對比。凡是中共的養黨機構，要麽在正常國家裏找不到對應的機構，要麽雖 然能找到名稱相似的機構，但資金來源完全不同，功能性質也完全不同。以下分項目說明中共的養黨費用。 第壹項，中國各級“五套班子”中，有三點壹套養黨。 各國政黨執政是指該黨“組閣”，黨務機構仍靠自己募捐養活。中共則把全套黨務機構甩給納稅人供養。中國的各級政權，除去鄉鎮壹級外，每級都有五套班子：黨 委、紀委、政府、人大、政協。和正常國家相比，這五套班子中只有政府和人大這兩套可以在其他國家找到對應的機構。而黨委、紀委和政協這三套完全多是出來 的。中國的政府本來就以臃腫龐大著稱，中國人民負擔世界上最龐大臃腫的政府機構已經很不公平了，在此之上還要再供養三套以上同樣臃腫的養黨機構，就更不公 平了。 前面已經提過中共各級黨委機關的龐大與闊氣。人們此也早已熟知。這裏再補充壹點人們在各級黨委駐地所看不到的奢侈。中共不但用公款興建辦公設施，還用公款 興建休養設施。這些休假的設施經常占據著風景旅遊勝地內的最好地段。省委的休養地通常建在本省壹兩處地方。而中央級的休養設施則遍布全國多處地區。這些設 施常以隱秘獨占方式管理。寧可長期閒置也不對遊客開放。而在閒置期間始終保持足夠的招待和維護人員，定期清掃更換，日夜值班待命。這種管理方式給中共領導 人的窮奢極侈提供了良好的掩護。人們偶然從陳希同案中看到壹點點這類安樂窩的真面目。各級黨委究竟經營著多少同樣或者更奢侈安樂窩，誰能說得清？根據丁抒 的《人禍》壹書，１９６０年前後正當中國陷入空前嚴重的大饑荒時，各省市競相為毛澤東建賓館以及帶遊泳池的“水晶宮”。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在原本已有許 多高級賓館的情況下，又為毛興建規模宏大的西郊賓館，連同園林、花木，占地壹千多畝。（上海市委稱它為“四壹四工程”。）內有壹百多人長年守著空別墅待 命。而十幾年裏，毛總共只住了幾天，浪費的金錢不計其數。毛澤東壹九五九年六月回韶山時，指定在滴水洞為他建別墅。毛自己當然壹分錢不出。國家為這工程從 壹九六○年下半年開工，直到六二年底才完成。從此壹個連守衛著那片空房，直到壹九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幾天。即使用不著也要照花錢，可見共產黨揮 霍人民的血汗勞動成果是多麽地隨意。 有人可能不理解為什麽要把政協機關經費也算入專用養黨費。其實對照專用養黨費的兩個條件不難理解。政協機關靠公款維持這壹條是眾所周知的。政協機關的日常 維持費用以及每年的政協會務費用均由國家財政撥款提供。這壹點不會有疑問。可能產生疑問的地方在於政協機關是否是“專為共產黨利益而設置”。讓我做進壹步 說明。

　　十、進壹步說明 眾所周知政協主席必須是同級中共黨委的常委。而政協常委人選，要麽須經中共審核批準，要麽幹脆由中共派人去充任。我的壹位中學老師，就是被共產黨派去當本 市民盟負責人兼市政協常委的。我們同學曾聽說老師爭取加入中共，沒想到他最後入了民盟。師生相聚時有同學戲問老師道：是否因為中共不收，您才憤然改入民 盟？老師否認並鄭重其事地說：“組織上認為我在黨外能發揮更好的作用。到民盟去不過是在不同崗位上為黨工作而已。我不能和組織上計較這個”。我這才知道原 來老師是被“組織上”派到民盟去“工作”的。怪不得他入民盟不久就被該盟“選”為副總幹事後來又被“推舉”進了政協。原來壹切早由“組織上”安排好了。老 師是中共長期“思想改造”惡政的受害人。顯然認為黨的“團結知識份子的政策”是好的，用什麽手段去執行都可以。其實不僅民盟，任何壹個中共掌股中的“民主 黨派”都不例外。這些名為“政黨”的團體卻堅決不要執政，唯壹願意做的事情就是給共產黨打下手，讓黨永遠放心。它們跟中共的下級支部同樣忠誠。政協會議 “協調各黨”其實不過是“召集黨外支部做出擁共姿態”的另類說法。這種“多黨合作”分明是壹黨操盤的多簧騙局。這是共產黨所幹的最不要臉的事情之壹：派黨 員去扮成“外黨人士”的樣子，然後再湊過來深沈凝重地秀壹番“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戲。真叫人惡心。 由執政黨批錢養壹群“在野黨”。這種奇事好像在前蘇聯也沒有過。這既說明中共對國庫極盡揮霍之能事，更反映出中共領導人深重自卑的內心。中共領導雖然鐵心 要獨裁，但也知道獨裁不光彩。“稱孤道寡”的確很受世人鄙夷。為了填補這種難忍的自卑，就挖空心思地組織人馬演出“多黨合作制”。希望通過“民主”表演活 動來沖淡獨裁者醜陋的形象。每年的“兩會”期間，這種多簧配合的段子照例上演壹回。別看戲路單調乏味，演出的費用卻很沈重。雖然每年演出時間只有幾天，要 命的是所有的“戲班子”都必須常設。從中央到每個縣市都必須設立政協並“按規定”組建若幹“民主黨派”。這樣壹來，中國納稅人還得常年供養著從中央到縣級 這樣壹套數目龐大的“在野黨”。其他各國納稅人只養政府。而中國納稅人養了政府還要養執政黨，已經夠冤了。豈知這還沒完。中共意猶未盡還要人民再養些“在 野黨”以美化自己。稅上加稅，冤上加冤。有朝壹日政權還給人民，政協這騙人的養黨機構必須廢除，骯臟開支必須立即停止。現有的這幾個冒牌的“黨”，要麽去 組建獨立的政黨，要麽正式並入中共恢復其“支部”的本來面目。不管執政還是在野，統統都自行去向民間募捐養活自己，不許再吃納稅人的錢。

　　十壹、養黨機構在哪裏 五套班子中還有零點壹套養黨機構在哪裏？ 黨委、紀委、政協，這是各級五套班子中的三套班子。但何來三點壹套之說？這“零點壹套”養黨機構在哪裏？它在“人民政府”這套班子裏，是中共安插在政府裏的黨組、黨辦和壹些神秘性的黨務機構。 美國勞工部裏有共和黨“黨組”的編制嗎？不可能有。布希最多能派共和黨人去當部長。他要敢在裏面設本黨黨組，國會壹定饒不了他。而中國的各級“人民政府” 裏卻設立著大量的中共“黨組”。外加壹個統管性質的“直屬機關黨委”。從國務院各部委司局到省市政府的各部門均照此辦理。黨組比黨委小，但往往也有專門的 辦公室和秘書等專職幹部。深圳市委書記黃麗滿的簡歷中，有“1982年後，任電子工業部黨組辦公室副處級秘書、副主任（正處級）”的記錄。顯示壹個部級黨 組的攤子還不小。這些黨組占用政府公務員編制和辦公設備。給國家增加了額外負擔。中共本來沒有必要在政府部門裏疊床架屋地設那麽多黨組。明明已經有了各級 黨委，且政府各部門裏重要的職務也都由中共黨員擔任。有些地方的市委和市府還在同壹座大院裏或同壹棟大樓裏辦公。市府的壹舉壹動都逃不過市委的眼睛。黨對 政府的控制已經達到超嚴密程度了。還有什麽不放心的？可見共產黨是壹類內心永無安寧的政治動物。“失控”的憂慮永遠存在，監控的機關永遠不嫌多。反正是國 庫的錢，不花白不花，機構不設白不設。壹切有人群的地方都要有黨組織看管著。支部要建在幼兒園上，黨組要設進部委廳局。“黨組”遍布政府各個部門，數量很 多，所耗用的公款不是小數字。 各級政府裏還有壹些神秘機構。妳也許聽過“省府或市府N辦”這類名稱。這種機構通常是政府裏的壹個專項辦公室或者某個工程項目。但有的卻是共產黨設立的特 殊機關。共產黨性喜黑暗。哪怕在自己統治的天下裏也愛搞“地下活動”。這類特殊的機構名稱雖然是“政府”的什麽辦，實際上是黨的機構。其人事和日常運作都 歸同級或者上級黨委掌控。這樣的神秘機構具體情況不容易弄清。過去外界知道略多壹點的是中共的特務機關“調查部”的派出機構。調查部在中央的機關為“中央 調查部”，但省市級卻不以“省/市委調查部”而是以“省/市府第二辦公室”的名義出現。現在二辦並入國家安全局。這些機構依然專為“黨的安全”而非“國家 安全”而工作。江澤民與俄國人的秘密領土交易有損害國家安全之嫌，但國安局不會去調查。相反他們會嚴查並迫害那些揭露這種交易的人士。在正常國家裏，“反 黨”是公民的權利。國家安全機構不會去調查制止反黨行為。因此中國政府中這些專門為黨提供的服務就是額外多出來的。其所開支的費用，理所當然應當劃入“專 用養黨費”。 以上兩個方面，構成“零點壹套”養黨機構。

　　十二、養黨費用的估算 對各級“三點壹套”政權班子所需養黨費用的估算。 我在前面說過，中共以公款養黨自己不報賬更不許別人查賬。這給我們估算養黨機構的費用造成壹定的困難。我們只能從壹些已知的事實入手進行推算。具體方法是：第壹步，估算養黨機構供養的人數。這個人數包括在職人員，也包括離退休人員。 在職人數的估算。首先要指出，估算時不能不考慮中國黨政機關超編的現實。中國學者和官方已經提供很多資料證明了超編現象的嚴重性和普遍性。我們不能視而不 見。民政部官員詹成付的壹份調查分析論文指出他調查的15個鄉鎮定編只有404人，而財政實際供養人員達882人。超編118%.在估算各級三點壹套養黨 班子供養人數時，必須對其定編人數乘以壹個超編系數。若按詹成付調查的資料來定，這個系數會高達118%.顯然偏高。但從國內各方面報道的情況看，超編 20%-50%是很常見的。我從低估算取20%.養黨機構的離退休人員的退休金和住房醫療福利，無論是由原單位支付，都是公款開銷。離退休人員的待遇並不 比在職人員低多少。特別是離休人員，不但離休金高於普通幹部工資，還享有優厚住房補助和醫療保健服務等。所花公款不菲。離退休人員數量，可按在職人員的壹 定比例推算。近年來離退休人員生活質量提高，活到七、八十歲以上者已很常見。就算平均活到七十五歲。則退休生活年齡段為15年（60-75歲），在職工作 年齡段為40年（20-60歲）。假定機構規模基本穩定，則離退休人員比例大致為15/40=37 .5%.我從低按三分之壹（33%）估算。 我估算各級“三點壹套”機構的在職人數時，能找到定編資料的，就以定編資料乘以超編系數推算。找不到定編資料的，就用其他間接的方法估算。我找到壹些市縣 和鄉壹級的定編資料。估算出市級“三點壹套”養黨機構約供養400人，縣級120人，鄉鎮街道級１2人。這些是大概數，但也是低估數。目前還沒有找到中共 中央和各省、直轄市“三點壹套”機構的定編資料，只能通過間接方法估算。 關於中央級“三點壹套”機關。偶見不同途徑所透露出數字，即令人覺得其規模出人意料地龐大。根據網上流傳的高新所著《領導中國的新人物》壹書，僅中共中央 辦公廳系統就有編制三千八百四十八名。而知名度不算高的中共中央編譯局，自稱有黨員三百壹十三人。考慮到壹個單位裏黨員比例通常少於三分之壹的普遍情況， 這個局的總人數當在千人上下。中共中央的每個部有多個局、室。中央統戰部有六局壹室壹個辦公廳和壹個機關黨委。而中聯部則有十局兩室壹個辦公廳和壹個機關 黨委。這兩個部的編制人員不會少於編譯局。中宣部中組部這種大部所供養的人數應當更多。中共中央警衛局局長擁有上將軍銜，所轄警衛部隊當在師級規模以上。 扣除警戒國家機關的兵力後，應有千人以上用於保衛黨中央。為了鎮壓法輪功，中共緊急成立淩駕於政府和司法部門之上610辦公室。不惜代價地對法輪功進行野 蠻鎮壓。顯示中共中央機構可以不受編制限制而隨意擴展。保守地估計，單是中共中央機構的規模就在萬人以上。加上中紀委、全國政協機關、“民主黨派”總部、 國務院下屬各部委司局裏的黨組黨委機構等等，中央壹級“三點壹套”機構人數應該超過壹萬五千人。最少不會少於壹萬二千人。 省級“三點壹套”的規模，也靠間接推算。安徽省委機關幼兒園的網頁上介紹該園情況說：“省委機關幼兒園座落在省委大院內，占地面積15000平方米，現有 14個班級，450多名幼兒、40多名教職工。”在沒有更好資料的情況下，我用這個數字推算該省委機關供養的人員數。我們知道，在中國壹胎化政策下，壹個 職工從二十歲左右就業到六十歲左右退休，四十年裏最多有三年時間能夠向幼兒園提供生源。假設省委機關工作人員的年齡段是均勻分布的，那麽任壹個時刻裏能夠 提供壹個幼兒生源的職工群體為40/3，即13個職工可提供壹個。考慮到擁有幼兒的職工可能選擇其他寄讬幼兒的地方，比如在配偶壹方就近的幼兒園，在住家 附近的幼兒園或者交付老人照看等。這個比例還要增大約壹倍。即相當於26個職工能向省委機關幼兒園提供壹個幼兒。這樣，該省委機關幼兒園裏450名幼兒就 代表著壹個11700人的職工群。當然省委機關幼兒園可能還招收非省委機關職工的幼兒。但外來職工提供的生源比例會小於省委職工生源的比例。就算省委職工 和外來職工的孩子各占壹半。我們還可以保險地說，中共安徽省委機關供養的人數不少於5850人。考慮到各省差異，我再向下打個折扣，按平均4000人估算 省委省紀委機關人數。加上省政協機關、省級“民主黨派”總部和省府各部門中的黨組黨委等等，省級“三點壹套”養黨機構的規模估算值為5000人。這應該是 很保守的數字。 第二步，乘以中國公務人員平均的工薪福利率，得出人員經費。工薪福利率指人員的工資津貼住房醫療的福利等。不包括辦公設施和用品等開支。關於這個工薪福利 率的資料差異比較大。網上有些文章算出的數字很大，聲稱養壹個黨政幹部每年需要十幾萬甚至幾十萬人民幣。我相信，把黨政官員壹些不正當（所謂灰色）收入都 考慮進去的話，這個數字並不太高。但本文采取保守估算方法，不考慮比較不確定的灰色收入。浙江省金華市政府今年二月發出《關於完善市級機關事業單位經常性 經費支出包幹辦法的通知》的文件。文件中關於人員經費的包幹標準是：最高的廳局級幹部每年7 .5萬元，最低的科員以下者為每年3 .3萬元。如用這個標準作 為全國性標準仍然會偏高，因為金華是比較富裕的市。貧窮地區的黨官們的花費會比這個低。湖北省政協副主席鄭楚光在今年全國政協會議上的發言中按每年人均三 萬元計算中國公務人員的年人員經費。這是我所見到的最低的標準，就用這個值。 第三步，由人員經費在總開支中所占的比例推算出總費用額。人員經費以外是建築、設備、用品等硬體以及公務差旅會議等費用。各級別各行業中人員經費在總費用 中的比例很不相同。在超編嚴重以至於出現辦公設備不足的情況下，人員經費比例可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教育系統更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但我們考察的是有權有勢 的養黨機構。這些機構在壹方土地上總是在最好的樓宇裏辦公。乘用最高級的車輛，使用最先進的電腦手機等等。出差辦事總是乘坐高等的艙位住星級酒店，壹頓會 務“工作餐”就要吃掉幾百上千元。他們的各種開銷水平怎能和那些在陋室危房中上課的民辦教師相比？怎能和連壹部小車也沒有的縣中學相比？因此，“三點壹 套”機構裏的人員經費比例不會高，我按55%到65%計算，中央和省級按55%，地市級按60%，縣鄉兩級則按65%計算。 以2003年中國統計年鑒所提供的中國行政區劃數為基礎，按照上述三個步驟，我估算出各級“三點壹套”養黨班子供養壹百五十六萬余人。每年耗用養黨資金約七百二十億元人民幣。

　　十三、第二項，學校系統中的養黨機構 如果美國某大學都根據誰在白宮掌權而相對應地在本校設壹個“校黨委”和壹個“校團委”，同時每個系或專業也都養個“黨支部”的話，很可能成為轟動全美的醜聞。該校學生壹定會拒絕為養活這樣的機構而支付額外的學費。 而在中國，豈止大學，從幼兒園起就有黨支部了。支部建在娃娃頭上。又壹項具有中共特色的養黨體系。小學壹般設黨支部。編制上是壹兩個人。中學多設黨總支， 下轄若幹支部。中專學校以上基本設黨委。高校裏的黨務機構層次更多，從校到院系所再到學科專業都有專職的黨務工作人員。多的可達上百個黨務機構，少的也有 十多個。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２００4年統計公報，全中國在２００3年擁有高校１５５２所，中專與中學８９３９８所，小學４２５８４６所，幼兒園１１６３９０所。按 每所高校（包括下屬院系所）供養黨、團機構工作人員２0人，中專與中學３人，小學１人，幼兒園0 .1人（部分幼兒園不設黨支部，故按平均每10所幼兒園擁 有壹名黨幹估算）。估算全國學校（不含黨校）系統裏的黨務機構供養約九十六萬人，每年消耗養黨資金約三百六十五億元人民幣。 中共各級黨校不同於普通的教育機構。這些機構是專門為共產黨培訓黨官的場所，它們直接為共產黨掌權服務的性質是明顯的。黨校的費用應當全部算入“專用養黨 費”。根據中國《2004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透露，全國有２５００多所黨校。按每所黨校擁有３０名在編教職工、１０名離退休人員算，全國黨校系統每年約 需資金三十億人民幣。 學校系統還有壹項重要的養黨開支，就是設置專為共產黨服務的政治課程。從幼兒時代起，中共就有系統地對人民進行愚弄性的灌輸。從幼兒園到大學研究生課程， 都被中共塞進美化自己、貶損政敵、歪曲歷史的內容。各級學校都設專門教研部門負責這些教育。學生被強迫學習這些課程，還必須通過考試才能畢業升學。這種課 程和其他各國學校裏的歷史和社會學知識課程是不同的。因為它是專門為壹黨服務的課程。這種課程封閉學生的思想，灌輸虛假的歷史資料，造成學生終生性的思想 方法錯誤。這種教育壹個顯著特點就是教師和學生都不相信教材的內容，但都認認真真地完成教與學。顯然共產黨推行這種教育的目的不在於讓學生相信課本的內 容，而在於訓練學生懂得服從權威服從教條而忽略真理泯滅良知。中國人民今日對高官權貴的逢迎、對弱小同胞的冷漠、對投機取巧的熱衷、對作假行為的容忍等等 都顯著於他國人民，也顯著於港臺同胞。這種整個民族在品質上的退化現象，正與中共在學校中推行反人類的政治灌輸密切相關。 我用估算學校黨務機構相同的方法，估算出這項護黨課程的校內機構開支約為每年三百六十億元。必須指出，這壹項所開支的養黨費用，不僅僅增加了中國人民的負 擔，更嚴重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前程。共產黨下臺後這壹套洗腦體系壹定要廢除。但中共毒化華人心靈的教育後果還會延禍許多年。

　　十四、第三項，公款養活的“社會團體” 中國有壹類黨辦的“民間團體”。它們在名稱上與其他國家的社會團體很相似，但性質完全不同。工會、婦聯、共青團、工商聯、作家協會等等都是以民間團體名義存在的共產黨分支機構。 1、它們是“官”而不是“民”。在正常國家裏，“社會團體”和“官方機構”相對，即“非官方機構”ＮＧＯ。而中共搞的“社會團體”卻是官方機構的壹部分。 這些團體裏的領導人由共產黨任命，具有“國家幹部”身份，吃著皇糧。壹個人離開政府機關去從事工會活動，在正常國家裏叫做“棄官為民”，而在中國卻屬於 “工作調動”。用黨的話說是換個崗位為黨工作，或者叫黨往不同部位上擰螺絲釘。 2、正常國家裏社會團體的經費基本來自民間募款或者會員繳費，國家只給個別團體極少的補助。中共搞的“社會團體”基本靠公款過活，其機構設置都在國家“定編”之內。 3、正常國家裏社會團體與執政黨間沒有隸屬關系，而中共搞的“社會團體”在章程裏明明白白地寫著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字樣，毫不掩飾它們是共產黨分支機構的性質。這些團體的機關裏，都設有共產黨的黨委和支部。 4、正常國家裏的社會團體多元化，五花八門的工會、商會、婦女、青年等組織並存發展。而中共搞的“社會團體”具有完全壟斷排他的性質。中國“婦聯”的功能就是阻止中國婦女自行聯合起來；中國“工會”的功能就是阻止中國工人建立自己的工會。 畢竟是吃公款的養黨機構，它們內部機構設置也很像黨委機構。比如中華全國總工會，設有辦公廳、組織部、宣教部、機關黨委、機關工會、離退休幹部局、國際聯 絡部等22個部門，每個部門下面再分若幹處室等。完全就是大官府衙門的派頭。正是這種衙門的存在，中國工人們無法組織自己的工會，工人的權益長期遭到剝 奪。 中共搞的這些“社會團體”是針對某壹方面人民進行控制的機關。其真正功能是監視和防止各界民眾對中共不忠誠不順從，禁止各界成立維護自身權益的獨立組織。 這種吃皇糧而幫助執政黨壓制各界人民的“社會團體”在正常國家裏是不存在的。因此這些團體的經費，完全屬於專用養黨費。壹旦中共下臺，它們必須轉為非政府 組織，不能再靠公款生存，不能再為壹黨服務。 這些黨辦“團體”的在職人數，按中央級1000人，省級300人，地市級60人，縣級25人估算，鄉鎮級不計。每年消耗六十多億元人民幣。

　　十五、第四項，軍警法院和檢察院系統等國家機器中的的養黨支出 2002年10月10日新華網發表記者徐壯誌、孫彥新所寫的報道《確保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我軍黨建水平明顯提高》。報道指出：“據統計，自黨的十三屆四中全 會以來，全軍和武警部隊有上萬個黨支部受到團以上表彰”。我們可以據此大略推算解放軍和武警部隊裏黨務機構的規模。就算解放軍和武警當局濫用表彰手段，平 均每三個支部就有壹個被表彰，則解放軍和武警大約擁有三到五萬個基層黨支部，按四萬個算。每個支部必有壹個正職（比如指導員），大壹點的單位還有壹至數名 副職（副指導員）。平均每個支部按1 .5名黨幹計算，全解放軍和武警就擁有九萬左右的基層黨務人員。基層以上還有黨務機構，壹般營設總支，團以上設黨委， 直至最高層的中央軍委。通常壹個師級單位有二十個左右的黨委和總支，下轄五十到兩百個基層支部。按照八個支部有壹個黨委/總支，每個黨委/總支平均用三個 人算。全解放軍和武警就擁有七千五百多個黨委，供養人員約兩萬多。基層支部和上級黨委相加，估算全解放軍和武警共擁有黨務幹部約十壹萬人。 除了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中國還有地方武裝單位。從省軍區到地方軍分區再到市、縣區的人武部、縣中隊等，每壹級都有黨委或支部，都有政委指導員編制。全國算下來，也該有壹到兩萬的黨幹，按壹萬五千估算。 這樣，估算中國軍警和地方武裝機構裏黨務幹部的總人數為十二萬八千人。每年支出的專用養黨費約六十四億人民幣。 法院和檢察院系統內的黨組。根據中國檢察日報的“正義網”，中國有各級人民法院3556個，人民檢察院3846個。按每個院內平均兩個黨幹來算，共有近二萬人，耗用養黨費用約十億元。

　　十六、第五項，國有企業內黨務機構 根據國家統計局1996年基本單位普查資料。全國國有經濟企業按規模劃分的統計數為：萬人以上的大企業有566家，五千至壹萬的1281家，壹千至五千的 18804家，五百到壹千的30830家，壹百到五百的269496家。分別估算上述各規模企業中平均黨務機構人數依次為：20，15，5，2，1人。其 他條件與前面項目相同。這樣算得國有企業內養黨機構供養人員六十多萬人，每年耗用國有資金二百八十多億人民幣。

　　十七、第六項，黨的喉舌以及為黨宣傳項目中開支的養黨費用 宣傳，是共產黨花錢力度最大部門。利用現代大眾傳播媒介的強大影響力來欺騙操縱影響人民，是共產黨政權得以存活延續的保命法術。為了保命，共產黨花錢決不 手軟。這方面的養黨花銷數額巨大，可能占到中共整個養黨開支的三分之壹。但由於這方面的開支非常龐雜，很難估算。這裏把壹些濫花公款的現象列舉出來。然後 做壹個粗略的估計。 西方競選期間，各黨花不少錢上電視臺做廣告。那些廣告基本是按秒算錢的，時間長了吃不消。而中共的喉舌電視臺每天都必須美化黨的領袖，吹捧黨的政策，攻擊 黨的敵人，欺騙黨統治下的人民。這些節目絕不晃幾秒就過去的。而是數分鐘甚至數小時地延續下去。如果按照正常價格購買電視電臺廣告時間這樣做的話。每天該 支付多少錢？ 西方媒體也追逐報道政治領袖。但註意力集中在領袖人物的醜聞和弱點上。而中共壟斷下的成千上萬媒體只能為樹立黨的威望歌頌黨的恩德而工作。誰能算得清，有 多少中共官員受到公款制作的影視作品和音樂戲劇的歌頌？這方面花錢最多的是毛澤東。他的威望因而最高。“老壹輩”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只要不在黨內鬥爭失 勢，都享有公家出錢編制的音像作品的歌頌的服務。１９９０年代有段時期不知來了什麽毛病，掀起了壹陣歌頌政治局委員爹媽的熱潮。江澤民的繼父（江上青）， 李鵬的養母（鄧穎超）、生父（李碩勛）和生母（趙君陶），鄒家華和李鐵映的父親（鄒韜奮、李維漢）等等都出了專門的影視片子。而李鵬自己幾乎天天要出鏡， 那壹陣的中央電視臺簡直就成了李鵬的“全家福”表演站。李鵬父親的電視片前後至少出了三部（10集電視連續劇《李碩勛將軍》、6集電視文獻紀錄片《李碩 勛》、電視紀錄片《革命烈士李碩勛》）。不但在電視上生輝，還要在各地光耀。李碩勛故居被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四川高縣建了他的紀念館。海南海 口市建了他的陵園、紀念亭。還把海口市壹條路命名為“李碩勛路”，把壹所學校命名為“碩勛學園”等等。這壹切都是用借助國家權力動用國家公款辦到的。不是 以權謀私又是什麽？問問各國財政官員，他們國家財政開支裏有沒有這壹塊？美國納稅人能不能允許小布希從美國財政裏撥幾百萬請好萊塢拍部歌頌老布希的電影？ 宣傳毛澤東思想和黨的路線不算經濟賬。這是幾十年來的既定規章。在文革前後十多年時間，國家計委制定計劃時必須把宣傳毛澤東思想列為國民經濟建設的首要任 務。資金、設備、材料、人力，技術等資源必須絕對保質保量供應，不得挪用，不得延誤。1960年代中國遭受嚴重饑荒的時候，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工作不但沒有 減緩，還增加了力度。那幾年裏大多數國民經濟社會統計數字都下降了，只有人口死亡率和毛澤東的威望等少數指標保持了同步增長。這是中國歷史上壹個最奇特的 現象。宣傳共產黨及其領袖的電影戲劇總是興師動眾搞全國性協作。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動用十幾個省市和各軍種的宣傳力量，經歷壹年多才完成。九十年代拍 攝電影“大決戰”，總導演李文化向外國媒體透露：初步預算七千萬人民幣，但實際耗費在兩倍以上。影片動用全國5個軍區100多萬部隊和大量人民參加拍攝。 隴海鐵路被停運幾十分鐘以拍攝“實景”。天津市封鎖市區最繁忙的交通地段達十幾個小時，市政府大樓被用於拍外景，故意把上百個玻璃窗打破。壹部電影，直接 成本就上億。還有這擾民傷民的間接損失怎麽計算？ 還有，宣傳黨的書籍出版了、報刊印成了、電影電視拍完了，但是沒有什麽讀者觀眾怎麽辦？有了公款就好辦。共產黨無非再動用些資源進行推廣罷了。當年推廣毛 選，搞到人手壹冊至多冊的程度，以便妳在車間、在地頭、在家裏、在辦公室、在旅途中、在病床上等都能讀毛選。免費贈送毛選成了制度。下鄉時送壹套、返城時 送壹套、招工時送壹套、參軍復員、入學畢業、住院出院、結婚離婚等等都是送毛選的時機。社會主義是按勞分配，共產主義是按需分配，毛選則是按書分配，印多 少就得送多少。而毛澤東在動用鉅額公款給自己編制發行著作之後竟然還收取了上億的“稿費”。近年來為現任領導人公款出書情況收斂了壹些。但為美化中共以及 “老壹輩”高級黨官而大量動用公款編寫出版宣傳物的情況仍然十分普遍嚴重。各級圖書館中“革命史”、“革命事跡”壹類的出版物早就堆積如山了。然而中共仍 然不知疲倦地組織力量編寫發行著。 黨報黨刊沒人訂？於是就靠行政命令搞強制訂閱，每年各級黨的宣傳部都要開壹次“黨報黨刊發行工作會”，下指標壓任務，外加“私訂公助”、“集訂分送”等等 花樣軟硬兼施保證黨報的“穩定發行”。對於乏人問津的革命電影，則采用公家出錢買票，組織幹部群眾觀看的方法。不惜中斷正常工作在上班時間組織觀看。幼兒 園教師“接上級通知”要去看革命電影，家長就必須提早半天把孩子接回家。這樣的事本人就經歷過多次。 鋪天蓋地的宣傳，必然要花掉鋪天蓋地的鈔票。我們知道中共在媒體、出版、影視藝術等等方面的養黨護黨花費是巨大的，粗略估計應該不少於壹百五十億元人民幣。 不但要搞正面宣傳，還要壓制“敵人的聲音”。中共幹擾國際廣播，封鎖網路的強度是世界首屈壹指的。而幹擾封鎖需要昂貴的設備和大量人力。有中國學者指出， 蘇聯曾在所有人口20萬以上的城市裏設立了幹擾臺。到1980年代中期，全國大約有3000部幹擾機，設置費用共花了約2 .6億美元，每年還要花維護費約 2 .5億美元。這筆費用比蘇聯辦國內廣播的經費還要多。鑒於中國人口眾多，20萬人以上的城市數量是前蘇聯的好多倍。中共封鎖真相上壹向是不惜血本，寧濫 勿缺的。因此在幹擾國際廣播方面所花的錢肯定是前蘇聯的許多倍。此外中共還要在東南沿海省份壓制港臺電視節目的傳播，更要對電腦網路和電話手機通訊等進行 嚴密的政治性控制和封鎖。這些都需要大量的資金。因此，保守的估計，中共在此方面的每年的花費不會少於20億美元。即在壹百六十憶人民幣以上。 此外，中共還有壹項很大的“革命傳統教育”的開支。就是為共產黨自己高級黨官以及英模人物建立紀念館紀念碑物。共產黨的歷史實在充滿了罪惡。它掌權以前大 部分的時期裏都是搞武裝暴動割據國土建立洋式馬列政權。在抗日戰爭時期它是躲避日寇襲擊國軍破壞抗日的。出兵朝鮮則是支援侵略者服務於蘇聯帝國的野心。這 些歷史的真相對共產黨很不利。為了對抗真相美化醜惡的過去，為了粉飾本黨及其領導人的形象，中共不惜工本修建了大量的紀念館紀念碑和其他紀念建築物。這些 設施的投資和維護費用由民政事業費中開支，擠占了扶貧、撫恤方面的資金。這類建築物早已多到泛濫成災的地步，但各地每年還在抽調資金用於新建擴建和維護。 網上可以看到很多這種興建“紅色旅遊”線路的消息，動則投資百萬、千萬甚至更多資金上去修陵樹碑建堂立館。照看這些碑亭堂館亦成為黨官們安插親屬吃財政供 養的好機會。新華網報道過某地居然可為壹座只有三個墓碑的陵園安插二十多份職位的奇聞。全國這方面的花費，每年應達數十億元。按三十億計算。

　　十八、第七項，資助他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的非法外交費用 中共在奪得政權之後的頭幾十年裏向外輸出革命。資助著幾十個國家裏的共產黨和反政府的武裝力量。有些是暗中進行的，有些則是公開或者半公開的。這些行動耗 費了人民大量的錢財。給中外國家人民都造成了災難。這種對外資助無助於國家間正常的外交關系。相反這種粗暴幹涉他國內政的行為破壞了中國和鄰國的正常關 系，激起了鄰國的反華浪潮，給華僑造成了慘重的損失。因此這些錢稱為“破壞正常外交關系費”比較妥當。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共壹九六五年支援印尼共產黨搞 武裝政變。造成印尼與中國斷交，並在印尼激起了長達幾十年的反華排華浪潮。但是毛澤東不在乎。因為他是受益者。敗壞中國國際形象地活動總會導致毛澤東在國 內威望的提升。因為中共喉舌可以不理睬各國輿論，單單報道海外親毛組織認真學習“毛選”，運用毛澤東的“武裝鬥爭”、“農村包圍城市”等方針去戰鬥並且 “取得壹個又壹個勝利”的消息 .這些虛假消息對國內人民有很大的愚弄作用。毛澤東就從“中國人民的紅太陽”順利升級成“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了。 還有些洋人利用毛澤東這種挾洋心態搞欺騙，騙走了不少資金。ＢＢＣ曾經報道說，荷蘭秘密情報人員貝維偽裝成壹個荷蘭共產黨的領導人騙得毛澤東的信任。在中 蘇決裂之後中共為貝維出資成立荷蘭馬克思-列寧主義黨。還出錢供貝維周遊世界。所花費的資金在壹百萬英鎊以上。在1970年代，壹百萬英鎊不是壹筆小錢。 但中共不會在乎，老毛更不在乎。就算知道了真相，毛澤東也不會心疼。因為他的目的達到了。這個洋人只要每年七壹或國慶節打著西方“反修”政黨的旗號給毛澤 東發壹封賀電，就足夠讓老毛增添不少“自重”了。 鄧小平掌權後，為了引進外資挽救中共的瀕臨破產的經濟，需要和東南亞各國修好。於是鄧斷然背棄了東南亞各國裏那些忠心耿耿的“兄弟黨”。中止了對他們的支 援。聽任他們被本國政府軍隊壹點點圍剿消滅。從此後中國與東盟各國的關系就正常化了。這也反正了毛澤東那些“援外”支出對正常外交關系只有破壞性。 現在中共不再支援外國的反政府武裝力量了，這是好事。但中共中聯部對外活動仍然很頻繁，其任務仍然是聯絡世界上殘存的“兄弟黨”，為挽救必定衰亡的國際共運進行最後的努力。這個必定失敗的努力繼續耗用著中國納稅人的錢。 此外，中共這些年來把越來越多的資金投放在海外媒體的擴展和收購、社會團體的滲透、加強公關運作等方面。根據大紀元揭露，中共官方媒體中央電視臺的節目不 斷擴大向世界傳播的範圍。原本只要6-8顆衛星就可以把全球覆蓋住，而中央電視臺卻在全世界租用了37顆衛星！中共希望操控海外華人組織和華文媒體為自己 所用的意圖是很明顯的。光是為了壓制法輪功就進行了多方面多年的努力。為了中止新唐人電視臺與歐洲衛星公司的合約，中國有關公司向歐衛提供大批合同。這種 明顯帶有政治意圖的大規模利益輸送，沒有中共的背後支援是不可能的。中共在海外擴張勢力的規模是很大的，所耗用的外匯也不是個小數目。估計每年應該達到數 億美元。這裏且按二十億人民幣估算。 以上七項的總和，為兩千二百六十多億人民幣。這就是我估算出來的中共每年所耗用的養黨費用。我知道大陸有學者聲稱當前單是中國官車的車費每年就達四千億 元。而我估算出來的養黨費才剛過該數值的壹半，因此我可能估算得太保守了。但我覺得我的演算法有理，就不打算去改它。不過畢竟由於資料不足，又是第壹次進 行這樣的估算。難免會有誤差。衷心歡迎讀者挑剔糾正。經過不斷地改進修正，最終總會找到比較精確的估算值的。只要這篇文章能夠引起人們對中共經濟消耗量和 剝削量的更多分析與思考，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十九、雨露滋潤禾苗壯，公款養肥共產黨 這世界上最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事物之壹就是公款養黨。公款餵養和“偉大光榮正確”政黨之間的聯系十分緊密。包括金正日那個癟三王朝在內的全球僅存的幾個 “無產”階級政權無壹例外地被公款養得十分光鮮肥壯，就是鮮明的證據。而蘇共到俄共的變遷，也從另壹面提供了證據。我們都記得蘇聯共產黨曾是怎樣地榮耀。 葉利欽把該黨取締並將其財產收歸國有。但並不阻止蘇共換個名稱重建。葉利欽畢竟是老共產黨員，對共產黨的生存機制壹清二楚。深知“恢復無產階級本色”乃是 打擊和共產黨最有效的措施。果然不出所料。換名成立後的俄羅斯共產黨，在規模上為俄羅斯第二大黨，且其黨員也還占據著政府、軍警保安以及學術機構裏面的部分要職，各方面條件都很強。僅僅因為失去了公款餵養的條件，該黨維持“偉光正”形象的任務立刻就難於李白過蜀道。誰不相信這個說法可以去問問俄共中央 宣傳部，看他們下壹次“百部優秀革命傳統影視作品大推廣”的計劃何時能啟動？資金設備何時到位，專業技術人員和何時配齊？作品出來後如何組織各條戰線幹部 群眾觀看討論接受教育等等。我想可能還不等妳問完，他們就會回答說：黨庫裏那幾個盧布還不夠給中央領導以及老布爾什維克親屬們供應伏特加呢。革命傳統教育 的事就先放壹放吧。 最令人稱奇壹點的是鉅額公款能養出壹個黨的“大公無私、艱苦樸素”形象。如今普通中國人並不會覺得自己辛苦納稅供養著壹個全世界最昂貴的政黨，反倒堅信是 其他國家那些需要借黨員的家開會的窮黨們在搞“金錢政治”。中國老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鬼推磨”是怎麽樣的，沒人看到過。但共產黨借助公款的確做到了 “有錢能使鬼蒙人”。公款鬼蒙人的特點是多方位大劑量天天蒙月月蒙年年蒙。中國人從童年開始所接觸到的教師、幹部甚至長輩以及所有的文字和音像都反復地 說，不是人民供養了黨，而是黨養育了每壹個中國人。妳有飯吃有衣服穿是黨恩，妳能上學是黨恩，能成長能進步都是黨恩。妳“自然而然”地確認了共產黨的無上 威嚴和恩情。黨沒有告訴妳說黨花了多少錢來養自己，妳也會“自然而然”地覺得黨中央和各級黨委領導們沒花錢就擁有了辦公大樓，就有了優厚薪俸，就能坐著豪 華小車到處轉等等。這裏妳絲毫感覺不出這嚴重的能量不守恒。妳只是從心裏覺得擁有這樣的黨除了幸福還是幸福。 不由分說強征每個人100元用於養黨，這黨壹定要遭到人民痛罵。再強征每個人200元，100元用於鎮壓對黨不滿的聲音，另100元用於對人民進行“正面 思想教育”，這黨就會受到人民高度擁護。這就是共產黨的“辯證法”最絕之處。花錢力度和額度登峰造極時，“無產”階級政黨的光輝形象就樹立起來了。厚至而 成無形，黑透而顯無色，奢極而成“無產”。這是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能出現的壹次惡跡。

中共垮台之後處理中共黨產的方法

作者 李昌庚 寫於 二零一二年

　　結束壹黨專政之後的中國如果要重建社會主義制度就必須廢除中共當局建立的國家所有制，剝奪讓政黨壟斷國家資源的國家所有權。根據中共當局的說法，國家所有權是解決私人所有權不足的壹種重要途徑，但是事實上國家所有權面臨著主體抽象性以及“政府失靈”的困惑，在實踐中往往出現黨國不分的現象嚴重傷害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國家所有權國有財產的合理定位及其治理取決於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國家的公權力制度安排。國家所有權由政府代表國家行使，體現人民利益，理應接受納稅人監督；國家所有權應當實行分別所有原則。法人所有權是壹種非所有制性質的相對所有權，是更好地實現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的壹種重要方式和手段，是私人所有權向公共所有權邁進的壹種階段性客觀反映。它作為所有權社會化的重要途徑，能進而實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更高層次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以最終達致公共所有權目標。

　　長期以來壹直習以為常的“國家所有權”概念自從中國起草《物權法》以來就在法學界展開了激烈爭論。比如：國家所有權概念有無存在的必要？國家所有權能否適用私人所有權的法律規則？國家所有權能否在《物權法》中加以規定？等等。這些爭論直接關系到作為國家所有權客體的國有財產內涵的理解以及國有財產法體系的構建。某種意義上說，對國家所有權的準確理解和把握是國有財產立法的前提和基礎，是國有財產法治化的關鍵環節，也是其重要的法理基礎。

　　壹、國家所有權理論反思

　　1、國家所有權概念產生

　　所有權是壹個眾所周知的概念，無需加以闡述。但為了解抉國家所有權爭議，而不得不為之。所有權概念起源於羅馬法，後被註釋法學家加以解讀。羅馬法規定，所有權是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對於物的占有、使用和濫用權。註釋法學家將其“濫用權”解釋為“完全的支配權”。《拿破侖民法典》第544 條規定：“所有權是對於物有絕對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德國民法典》第903 條規定:“物之所有人，在不違反法律和第三人利益的範圍內，可以隨意處分其物,並排除他人的破壞。中國有學者認為所有權是“以全面的物之支配權能為內容之權利”。也有學者認為，所有權是確定物的最終歸屬、表明主體對物獨占和壟斷的財產權利，是同壹物上不依存於其它權利而獨立存在的財產權利，是最充分、最全面的財產權利，這也就是所有權的排他性、本源性和全面性。中國的《民法通則》第71條規定，“財產所有權是指所有人依法對自己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中國的《物權法》第39條規定，所有權是指“所有權人對自己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由此可見，所有權就是財產所有權，所有權是壹種權利，“物”則是所有權的客體。

　　英美法系則沒有大陸法系所具有的高度抽象和邏輯嚴謹的物權法暨所有權概念，與此相對應的則是開放與靈活的財產法暨財產權概念。盡管民法學界對大陸法系“僵化”的物權法暨所有權概念存有異議，認為其對財產的充分利用不如英美法系的財產法暨財產權概念的靈活與實用。物權法暨所有權制度也是人類社會關於財產制度歷史實踐的產物，有其存在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故對於存在所有權制度的國家和地區，在所有權基礎上，適當吸收和借鑒英美法系的財產法經驗乃是明智之舉，而不是簡單地否定所有權制度而另起爐竈英美法系的財產法體系。這也是本文闡述所有權暨國家所有權重構的邏輯前提。

　　討論所有權概念不得不正視經常困擾人們的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與所有權的關系。有學者認為，產權就是廣義的所有權。也有學者認為，“廣義的產權與廣義的所有權在內涵上可以等同。”很顯然，經濟學界所理解的產權暨所有權概念與法學界存有很大差異。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就是財產權，相當於英美法系國家的財產權概念。如果把產權作狹義理解，產權就是所有權；如果把產權作廣義理解，產權包括物權、債權、知識產權和繼承權等，其中，物權包括所有權和他物權。嚴格而言，知識產權也屬於物權範疇，但如果把物權主要限於有體物暨考慮到知識產權體系的龐雜，故把知識產權從物權中分離出來，這種立法也成為國際趨勢。考證產權與所有權關系的意義在於，除了概念正本清源外，更希望從本源性認識到，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基於人性自私的壹面和“經濟人”角色，必然要求產權主體明晰，這就決定了法學意義上的所有權主體必然要求清晰。

　　由於“國家”或“全民”的抽象性，無法保障人們自由的全面的發展和“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這就不難理解無論大陸法系的所有權概念還是英美法系的財產權概念從其產生之日起就是私有財產的解讀，所有權概念產生之日起就是私人所有權的內涵，私有財產壹直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正如馬克思說的那洋，羅馬人的“主要興趣是發展和規定那些作為私有財產的抽象關系的關系”。傑裏米 沃爾德倫認為，“所有權”是壹個只有私人財產制度才能加以具體說明的概念。布萊克斯通認為，法律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是如此嚴密，以至於不能允許對私有財產權的哪怕是最輕微的侵犯，甚至哪怕這種侵犯是出於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考慮。《牛津法律大辭典》對“財產”也作如下解釋：歸某人合法所有之物，即受法律保護而私人享有的有形財產權和無形財產權。等等。至於涉及國有財產問題，則具體為“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概念，常是壹國主權問題。在布萊克斯通眼裏，只有私有財產權才是所有權，國有財產權是壹個“主權”問題。公法人對公產行使的權利並不是《民法典》意義上的所有權。言下之意，所有權暨財產法是壹個私法範疇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在西方國家長期以來並沒有國家所有權概念。人們所理解的“國家所有權”問題常常是他們眼中的“主權”問題。因此，西方國家壹般都沒有按照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形式的標準規定所有權的先例。無論國有財產還是私有財產，西方國家要麽按照所有權客體的動產與不動產加以區分規定所有權，同時對國有財產再以公法加以區別對待；要麽按照不同的法律和取得方式規定所有權，比如德國憲法中的所有權、稅法中的所有權、民法中的所有權和公共所有權等。有些學者認為的“在資本主義國家就具有完整的法律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概念”。有些學者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所有權概念”受到當時社會環境的限制。

　　那麽，國家所有權概念最早產生於何時何地呢？據歷史考證，國家所有權概念是前蘇聯東歐國家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產物。馬克思認為,所有制是經濟基礎問題,法律是上層建築問題。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只是壹個表像,其決定因素是社會的所有制,即“壹定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上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據此，前蘇聯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把西方國家具有私人屬性的所有權概念與馬克思主義所謂的“所有制”結合起來，認為“有什麽樣的所有制就會有什麽樣的所有權、有什麽樣的所有權就必然有什麽樣的所有制”，進而以所有制形式把私人屬性的所有權劃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等。這在1923年實施的《蘇俄民法典》中得以體現。這實際上是對私人屬性的所有權壹種破壞。前蘇聯關於所有制與所有權的理論對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以所有制形式為標準將所有權劃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等。

　　或許有人認為，如果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將羅馬法私人屬性的所有權概念借鑒運用到公有財產身上並發展成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等也未嘗不可。但問題是，無論是公有財產還是私有財產，基於公有制的絕對主導地位和傳統的意識形態等因素，所有權概念本身以及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在社會主義國家均發生了異化。

　　正如列寧在20世紀20 年代起草《蘇俄民法典》時指出：“我們不承認任何‘私法’，在我們看來，經濟領域中的壹切都屬於公法範圍，而不屬於私法範圍。”前蘇聯法學家認為，在蘇聯，隨著私有制的廢除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私法作為壹個體現個人利益的法律這壹概念是不必要的，要求壹個獨立的公法和法律體系中的二元論的基礎已不再存在。因此，私人屬性的所有權概念在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被異化為公有制的化身，成為共產黨掠奪廣大人民群眾的工具，而非私有財產的概念。所有權概念失去了私有財產存在的空間。當然，有些前蘇聯學者也認識到了西方國家的所有權概念運用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差異性，但卻受到制度因素的限制，並沒有認識到所有權的異化問題，而是基於公有制的意識形態立場對“所有權”進行了重新解讀，因而進壹步助長了所有權的異化。比如前蘇聯著名學者維涅吉克托夫曾在其《社會主義國家所有權》壹書中批評了了《蘇俄民法典》繼承羅馬法而給所有權下的定義，認為羅馬法中的所有權概念是壹個抽象的、壹般的“商品所有權”的概念，不能體現出不同所有制條件下的所有權的階級特點，因而不能以此來解釋國家所有權的概念。因而，他將所有權定義為：個人或集體以自己的權力和為自己的利益，在特定社會存在的階級關系結構並與該結構相壹致的基礎上，支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權利。

　　2、國家所有權困惑

　　所有權概念的異化直接影響到所有權概念異化的產物“國家所有權”。中共當局的禦用文人普遍認為，國家所有權是指國家對國有財產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它是全民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現。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將國家所有權理解為“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國家所有權概念在社會主義國家被異化為簡單的“全民所有”，從而有違“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全民所有”在憲法、物權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中作為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固然可以，但是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制度的法律構建將“國家”或“全民”加以泛政治化則扼殺了具體的個人的權利，因而萬萬不可。其實，早在前蘇聯東歐時期，就有壹些學者認識到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抽象性，“全民所有”難以量化到個人所有，其結果可能是少數人獲益。比如前南斯拉夫學者卡德爾認為，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實踐中構成了這樣壹個矛盾，即“公有制還始終被認為是以勞動人民為壹方，以社會資本集體所有者的某種法律上和事實上的職務行使者為壹方的兩者之間的關系。”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學者凱納普進壹步認為，“全民所有是直接的社會所有，所有者雖為全體人民，但在法律上並沒有壹個所有者”。人民所有權是“壹個經濟意義上的所有概念”，或“是在社會意義上所使用的概念”，並不是明確的法律概念。

　　如若缺乏國家所有權具體主體制度的法律構建，加以國家所有權的公權力屬性，必將導致國家所有權的異化。首先，從政府等國家機關來看，雖說其代表“全民”行使國家所有權，但是因為“國家”或“全民所有”只是名義上的，這洋讓政府領導的各級國家機關對國有財產主體界定不清，造成不負責任、行政效率低下的結果，共產黨的權貴壹旦遇到利益就以“國家”名義進行掠奪、遇到責任以“國家”名義推卸責任。比如中國的很多國營企業由中央、省和市等共同投資設立，壹旦遇到問題，則各級政府在“國家”的名義推卸責任，誰也不承擔責任。即使“問責”，往往共產黨的紀委以黨紀要求首先領銜主導，問責的約束難以上升到法律層面，國營企業淪為共產黨的黨營事業。其次，從人民群眾來看，雖說國家所有權是“全民所有”，但人民群眾基於人性自私的壹面不滿足抽象的“全民所有”（尤其全民利益被少數人蠶食的情況下），往往對國有財產漠不關心，並利用壹切機會損公肥私。再次，從國營企業的性質來看，國家所有權的“全民性”決定了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長期以來壹直不承認企業法人所有權，廣大人民群眾作為國營企業名義上的主人壹直不能享有對國有資產的處分權等權利，國有資產成了國家的附屬物。正如前蘇聯著名學者維涅吉克托夫所言，“社會主義國家對於國營企業，是把全部國家權力同所有人的壹切權力結合起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國營企業與國家權力的結合進壹步助長了國有壟斷經濟現象。而且，這種強調“國家是國營企業唯壹股東”的做法也使國家成了所有國營企業的“無限責任股東”，導致國營企業最終無需承擔任何責任，甚至國營企業之間承擔沒有必要的責任的荒唐現象，從而造成企業發展的困境。比如：中國某地區壹個國營企業向埃及出口羊肉，因為羊肉上沒有埃及人需要的標誌，被埃及方面視為不潔之物扔進大海。　埃及方面隨即向這個國營企業索賠，被這個國營企業拒絕。埃及方面請求埃及法院將中國某遠洋運輸公司的巨型集裝箱貨輪扣押。埃及法院扣押的理由是，該羊肉出口企業是中國的國營企業，中國的遠洋運輸公司也是中國的國營企業，依據中國法律和中國學者的解釋，這兩個企業的所有權只有壹個，所以這兩個企業是同壹個所有權人名義下的財產。既然如此，遠洋運輸公司的財產當然可以用來承擔羊肉出口企業的責任。對於中方，雖然此案例按照《公司法》股東下屬子公司之間的責任關系未必敗訴，但面對國際法則，足以證明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模糊性和面臨的實踐風險。

　　與此同時，當國家所有權占據主導地位時，即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成為壹個國家財產的最主要所有者時，往往也是實行壹黨專政的國家和地區，國家作為中立管理者的地位更容易發生異化。比如中國，掌握國家機器的極少數人基於人性自私的壹面往往假借“國家”或“全民”的名義使所有權與公權力相結合而大行其道，導致“官商勾結”的“官僚經濟”以及國有壟斷利潤未能足夠惠及於民現象的出現，與民爭利，形成特權階層，從而擠壓私人生存空間，危及公民社會的發展。正如前南斯拉夫學者卡德爾認為，國家所有制造成國家有管理整個社會資本權利，從而為國家和黨的官僚主義敞開了大門，並使在革命的行動上的集中越來越蛻化為行政管理的中央集中制。同樣，前蘇聯著名民法學家約菲表達的更為直接，他認為，“政治統治階層、官僚階層是蘇聯經濟的真正所有者，壹旦這個真理被揭開，那麽蘇聯制度的全部秘密也就壹目了解了。”

　　而在中國，這種“異化”並非如同前蘇聯東歐國家因市場經濟的推行而自然的消解，恰恰基於中國的“國情”與市場經濟的銜接問題，即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的非徹底性以及較低的公權力法治化水平，從而使國家所有權在中國除了原有的“異化”外，還產生諸多新的變異與困擾，並影響到國有財產的實現機制。面對國家所有權的異化，國家所有權該市場轉型的領域未能轉型或未能徹底轉型，不該市場轉型的領域卻發生了轉型，在此背景下，強調國家所有權與私人所有權壹體化平等保護，強調國有財產的保值增值功能，強調政企分開，勢必導致國家所有權的職能錯位和越位。其結果是：壹方面，中共當局縱容“官商勾結”的“官僚經濟”，導致與民爭利和擠壓私人財產空間；另壹方面，導致所有權制度的缺失，國家資本的逐利性，發生與民爭利和公共產品的短缺等。比如政府不宜進入市場的領域如房地產業等卻過度介入而與民爭利；應當由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領域如歷史文化古跡、公園、博物館、公路、殯葬服務、公立學校和醫院等卻市場化或過度市場化而犧牲公眾福利等。此外，即使在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因為中國不承認全社會參與的私有化的合憲性，為了實現企業的市場化改革，就只能更多的借助內部私有化。這種缺乏憲政基礎的內部私有化極易導致國有資產的流失和國營企業的員工的利益受損，從而加劇了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並因此影響到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本應正當性的合法化問題，其結果反而危及到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改革本身。

　　二、國家所有權理論完善

　　國家所有權的異化隨著國家所有權比重高低而程度不同。這種“異化”在以公有制為絕對主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似乎理所當然，即使所謂的“異化”亦無改革的環境。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目標的選擇，這種“異化”愈益凸顯出問題解決的迫切性。

　　面對國家所有權的異化，如何重建中國的所有權制度，主要考慮如下幾個方面：

　　（壹）國家所有權的市場轉型及其定位

　　鑒於人的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早在古希臘時期，亞裏斯多德就認為，“財產只能在特定意義上應該公有，但作為壹般規則，應該私有；因為，當每壹個人有其明確的利益時，人們才不會彼此抱怨，而且他們將更進步，因為所有人都會照顧其自己的事。”因此，讓所有權概念回歸私有財產範疇，實現國家所有權的市場轉型及其合理的市場定位，將國家所有權限制在私人所有權無法或難以解決的特定領域，這是從源頭上解決國家所有權異化的關鍵所在！如前所述，所有權概念壹經產生就是壹個私有財產的問題，基於國家職能需要確需存在的國有財產更多地是壹個國家的“主權”問題，理應主要通過公法解決。如果將具有公權力屬性的國有資產毫無例外地引入私人屬性的所有權範疇並通過國家所有權介入私法性質的私有財產領域，不僅異化了所有權概念本身，而且還導致國家所有權暨國有財產的職能錯位和越位，同時還腐蝕了私人所有權及公民社會，最終危及民主化的進程！進而言之，國家所有權異化的源頭在於國家所有權本身。如果脫離國家所有權自身定位去解決國家所有權異化問題無疑是緣木求魚的做法。這就不難理解無論是前南斯拉夫歷史上的社會所有制改革還是中國歷史上的承包制、租賃制、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政企分開等改革為何難以根本解決國營企業問題的癥結所在！即使中國學術界經常論述的政企分開，如果僅僅解讀為中國學術界普遍理解的“政府的社會公共職能與出資人職能分離”，而沒有解讀為“國家所有權應當退出不應進入的領域”，則政企分開依然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只有實現了國家所有權的市場轉型及其合理的市場定位，才能把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或“全民”以及有學者認為的“國家所有權”或“國家所有權是壹個偽概念” 這壹負面影響降低到最低限度。這是國家所有權重構的前提和基礎！

　　對於確需要保留的國家所有權，鑒於國家所有權的固有弊端，抱著非理想化的態度，以壹定的可容忍的成本與代價，按照有別於私人所有權規制路徑的理念進行國家所有權二元結構設計。如果回避了國家所有權的固有弊端，懷抱理想化的模式，往往欲速而不達，最終將陷入傳統公有制的“烏托邦”。歷史教訓依然觸目驚心！良好制度的構建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

　　（二）國家所有權的中央與地方關系重構

　　從國家所有權的中央與地方關系來看，主要包括兩種觀點：壹是“統壹所有說”，二是“分別所有說”。

　　1、“統壹所有說”

　　從“統壹所有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由國家統壹行使，也就是中國學術界和立法界通常所述的“國家所有權主體的統壹性和唯壹性”。有學者認為，國有資產屬於全民所有，即國家所有，這就從法律上確立了除國務院之外任何部門、地方和單位都不能作為行使國有資產的國家所有權的主體，也否定了那種“部門所有、地方所有”的主張，維護了國營企業財產所有權的統壹性和完整性。早期的“統壹所有說”采用了“統壹所有、統壹管理”原則，是高度的中央集權體制，全部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地方政府沒有多少自主權。或許“統壹所有說”也認識到了這壹弊端，進而提出了“統壹所有、分級管理”的原則。中國的立法即如此。比如中國的《企業國有資產法》第4條規定：國務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分別代表國家對國家出資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出資人權益。相比較而言，這比以前要進步許多，但關於國有財產依然沒有確定中央與地方的所有權邊界，因而常在“國家”名義下中央與地方的隨意性越權，要麽掠奪，要麽推卸責任。因此，無論中國的法學界還是經濟學界，愈來愈多的學者還是反對“統壹所有說”，提出了“分別所有或分級所有”的觀點。

　　2、“分別所有說”

　　從“分別所有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或國有財產由中央與地方分別所有。無論中國的法學界還是經濟學界對此都有闡述。從經濟法學界和經濟學界來看，往往是從“國有資產”的視角分析了“分別所有”的必要性。比如：有學者認為，對於國家所有制來講，根本而言則需要打破國家所有制或所有權內部結構的認識和做法，建立中央與地方分別所有的國家所有制。也有學者認為，要將中央統壹所有的管理格局，改革為中央與地方分級所有。也有學者認為，應該突破政策的束縛，明確提出國有資產“分級所有、分級管理”原則。也有學者認為，建立壹級政府，壹級所有權的國有資產所有權管理體制。也有學者對競爭領域的國營企業建議采用“分級所有”原則，但是對於具有自然資源性質的國有資產等仍采用“統壹所有”原則。等等。

　　很多學者在分析“分別所有”時，並沒有涉及國家所有權主體，到底是國家、國家和地方還是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等，並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如果在承認國家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前提下，又提出要“明晰產權，必須分割所有權，必須承認所有權主體可以分為多個層次，必須破除所謂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唯壹性與統壹性的理論，必須承認壹物可以多主。”如果把上述話理解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分別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這與“國家統壹所有、分級管理”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如果把國家視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又承認“分別所有”原則，則存在嚴重的矛盾，因為國家作為公法人整體概念是不能分割的，就如同企業法人、自然人等壹樣。因此，如果想把國家所有權分割為具體的主體制度如政府、企業法人等，則必須對國家所有權進行重新設計。對此，中國的法學界有些學者從“國家所有權”視角認識到了這壹點。他們所認為的“分別所有”就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所有，明確了所有權主體，進而拋棄虛幻的國家所有權；即使保留國家所有權，也僅指中央政府所有權。前已述及的持“政府說”觀點的學者壹般均認同此觀點。

　　從中國實踐來看，雖然中國並沒有采納“分別所有”觀點，但是在中共建國前有“分別所有”的實踐做法。比如中國1930年制定的舊土地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公有土地，為國有土地、省有土地、市縣有土地、鄉鎮有之土地。本條中的國有土地，即區別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土地。

　　從國外來看，前已述及，國外壹般很少有國家所有權的概念，關於國有財產壹般是以政府所有權、公法人所有權或公共所有權形式出現，即使使用“國家所有權”概念也是解釋為中央政府的所有權。從政府所有的財產來看，壹般采取分別所有原則，並已成為國際慣例。比如：美國分為聯邦、州和市鎮所有財產；德國分為聯邦、州、縣區或鎮所有財產；法國分為國家、省和市鎮所有財產；意大利分為國有、省有和市有財產；西班牙分為國家、省和村鎮所有財產；澳大利亞分為聯邦、州和地方政府三級所有財產；墨西哥分為國家、州和自治市三級所有財產等。即使前蘇聯東歐國家也紛紛放棄了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即全民所有的理論，回歸所有權本來面貌。比如：俄羅斯除了國家所有權，還有自治地方所有權，實行俄羅斯聯邦、俄羅斯聯邦各主體以及自治地方所有財產；越南實行國家和省分別所有財產等。而且，壹般而言，只有中央政府所有的財產才稱為國家財產或國有資產，地方政府所有的財產有類似於地方財產等稱呼。

　　然而，也有壹些學者不認同“政府分別所有”的觀點。比如前文提到的“國家與地方說”。也有學者認為，“公法法人的私有財產所有權理論”只適用於聯邦制國家，其各級政府機關享有國家財產所有權，是以這些國家的地方政府相對獨立為前提的。中國是單壹制國家，不具備適用這壹理論的基礎。但前已述及，這類觀點關於國家所有權主體無論是國家還是國家和地方，最終還是落實到政府等公法人身上，均擺脫不了抽象性及其委托代理的異化問題，而且也擺脫不了地方能否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嚴重矛盾。

　　綜上所述，應當將確需存在的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解構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如果保留國家所有權概念的話，狹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僅指中央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廣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則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至於“全民所有”說法在立法或相關政策中僅僅可以作為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以強調國有資產實現機制的最終價值目標。前已述及的利弊及其理由在此不再重復。簡而言之，有助於克服所有權的異化，回歸所有權的本來面貌。

　　或許有人認為，過分計較國家所有權主體並無多大意義，這僅是形式問題，無論“全民說”還是“國家說”最終都落實到代理人“政府”身上，從而與“政府說”似乎殊途同歸。無論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政府”還是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代理人的“政府”，能否充分實現國家所有權的利益和目標，關鍵取決於壹個國家或地區的民主化水平。國有資產的實現機制關鍵確實取決於壹個國家或地區的民主化水平，這也正是本文以“國有材產法”為討論的重點的重要因素。但需補充的是，在中國“政府”作為“代理人”角色還是作為“主人”角色，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作為“代理人”角色的“政府”實際上常以“主人”角色出現；享有事實“主人權利”的“政府”壹旦面臨責任常以“代理人”角色推卸責任，導致“政府”利用其模糊身份遊刃於權益與責任之間，權益與責任不規範，隨意性較大，權責不壹致。因此，將國家所有權主體分解到“主人”角色的各級政府身上既符合法理的邏輯，也是還原政府的“事實占有”的真相；將抽象、空洞且“動聽”的“國家所有”或“全民所有”落實到具體責任人“政府”身上，有利於明晰產權主體，實現“責權利”統壹，避免各級政府等利益主體在“國家”或“全民”的名義下掠奪廣大人民群眾或者推卸責任；有助於理順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關系，有效銜接財政聯邦主義和分稅制等財政體制，充分調動地方積極性，實現國有財產的相對市場化；借此推動中國的憲政改革，完善國有財產的法治環境。比如日本新潟市原先考慮將該市中央區東萬代釘的市有土地約1.5萬平方米出售給中國總領事館作為新址用地，但該市2010年11月18日以“市民感情惡化”為由暫時凍結了賣地計劃，因為市有土地是全市公共財產，得不到市民的理解則無法出售。姑且不論日本新潟市政府的做法有無政治企圖或是否妥當，但就市有土地的處置則具有充分的地方自主權和法治色彩。而這在國有財產國家統壹所有的背景下是難以想象的。也正因為這種“補充”決定了將國家所有權主體分解到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身上應是相對明智的制度設計，從而盡可能降低所謂的“公地的悲劇”。若此，中國現有的立法諸如《物權法》、《企業國有資產法》等均要改變折中且模糊的立法模式，中國民主化之後應作出相應的修改。

　　（三）國家所有權主體建構

　　從國家所有權主體來看，學界長期以來眾說紛紜，其中最主要的觀點主要有三種：壹是“全民說”，二是“國家說”，三是“政府說”。

　　1、“全民說”

　　從“全民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全體人民。這種理論又被稱為人民所有權理論，曾在共產黨統治的以公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非常流行。前蘇聯學者克利申認為，“國家只是作為人民群眾的代表監督全民財產的合理利用和增值。”這種理論對中國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有學者認為，“國家只是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權，不能成為所有權的主體，應改為人民所有權比較適宜。”但人民所有權理論也壹直備受爭議。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學者凱納普的觀點比較典型，他認為，“全民所有是直接的社會所有，所有者雖為全體人民，但在法律上並沒有壹個所有者”。人民所有權是“壹個經濟意義上的所有概念”，或“是在社會意義上所使用的概念”，並不是明確的法律概念。中國也有學者認為，人民並不是壹個法律範疇，不是法律上的主體，即使全體人民作為所有權主體，也無法落實所有權的權能行使。結合中國學術界的學者的共識的基礎上可以得出這洋的結論，人民是壹個政治概念，不是法律概念，過於抽象，不符合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退壹步而言，即使將人民作全體公民理解，則就成為所謂的社會佔有，而整個國家的國有資產所謂的社會佔有就失去了公有的意義。其結果勢必存在委托代理的異化問題，反而事與願違而有損人民利益。因此，人民或全民不宜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但“人民所有”或“全民所有”作為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可以，但在所有權主體制度構建則不宜采用。

　　有學者認為，在資本主義國家，全民所有的觀念也有所體現。其理由在於：西方國家的“全民所有”僅是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其實國家所有權主體最終都落實到具體的政府，即政府所有權或公法人所有權。

　　2、“國家說”或“國家與地方說”

　　從“國家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國家。比如有學者認為，國家作為所有權主體的人格，不僅應當得到法哲學的確信，甚至更應當得到張揚。也有學者直接表達為國家所有權的主體就是國家。這種理論認識到“人民”或“全民”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弊端，代之以“國家”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他們認為，“國家”作為法律概念，可以成為特殊的民事主體。相比較而言，這種理論比“全民說”進步了許多，也成為了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中國和前蘇聯東歐國家也普遍認同此觀點。比如1964年的《蘇俄民法典》第94 條明確規定：“國家是國家財產的唯壹所有人”等。但“國家說”依然擺脫不了“國家”的抽象性問題。從前南斯拉夫來看，雖然他們認識到國家所有權的弊端，並希望通過社會所有制加以改革，但是因為當時特定社會環境的限制仍無法擺脫“人民”的抽象性問題以及委托代理又涉及“國家”的抽象性問題。

　　其實，“國家說”也認識到上述問題，因而並不僅僅停留於國家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法律界定問題，還涉及到由誰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對此，中國又有三種觀點：壹是認為由人大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二是認為由政府即國務院代表國家統壹行使國家所有權；三是認為由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中國的立法采納了第二種觀點，但又似乎兼顧了“全民說”。這是立法妥協的產物。比如：中國的《物權法》第45條規定：國有財產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所有權；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國家所有就是指全民所有。中國的《企業國有資產法》第3條規定：國有資產屬於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等。

　　就國家所有權由人大還是由政府代表國家行使而言，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傾向於由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理由主要在於：雖然，國家所有權利益最終歸屬於全體人民，人大作為最高權力機關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似乎理所當然。但是，國家所有權的行使無論管理還是經營，只有政府職能更適合，而人大作為立法機關顯然難以勝任。至於人大的最高權力機關地位及是否代表人民利益，取決於人大對政府的有效監督。中國實行壹黨專政，人大本質上沒有獨立於中共當局的立法權，根本不可能對中共當局構成有效的約束。

　　在“國家說”並同意中央與地方“分別所有”的基礎上，有學者提出了國家所有權主體為國家和地方。比如有學者認為，國家與地方分別所有不同於中央與地方政府分別所有，即在國家所有權主體上，只承認國家和省級地方為國家所有權主體，而不是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為國有財產的所有權人。但是，國家所有權主體分解為國家和地方，依然擺脫不了前已述及的抽象性及其委托代理問題，而且也擺脫不了地方能否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邏輯悖論。

　　因此，無論“國家說”還是“國家與地方說”均存在委托代理關系，最終還是將國家所有權主體落實到政府等公法人身上，勢必存在信息不對稱、委托代理成本及其異化問題。為此，有些學者大膽提出了質疑並提出了解決方案。比如有學者認為，公法意義上的國家，作為所有權主體不符合民法基本法理。民法意義上的國家應當理解為中央政府。在主體制度上，或取消國家所有權，根據法人制度理論將其確定為各級政府的公共所有權；或保留國家所有權，但以立法說明或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其為區別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所有權。等等。

　　3、“政府說”

　　從“政府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主體直接屬於政府，政府不是國家所有權人的代理人。對此，有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觀點：

　　（1）在承認國家所有權存在的前提下，認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政府。其中又包括兩種觀點：壹種觀點認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只能屬於中央政府，比如前文述及的“或保留國家所有權，但以立法說明或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其為區別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所有權”；另壹種觀點認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

　　（2）在不承認國家所有權存在的前提下，直接以公共所有權或政府所有權替代國家所有權。比如前文述及的“在主體制度上，或取消國家所有權，根據法人制度理論將其確定為各級政府的公共所有權”。有學者認為，國家所有權是壹個偽概念，應當把國家所有權分解為各級政府所有權，即各級公法人所有的形式。

　　總體而言，持“政府說”的觀點，壹般都對國家所有權是否有必要存在提出了大膽質疑。相比較而言，“政府說”克服了“全民說”和“國家說”的缺陷與不足，使國家所有權主體從“抽象”到“具體”，相對吻合了所有權及其責任主體明晰的要求。將國家所有權主體直接落實到政府身上，減少不必要的抽象代理環節。進而言之，從政治上，國家所有權主體當然屬於國家及其人民；但從法律上，國家所有權主體必須明確到政府身上，同時建立民主制度對政府的公權力加以有效制約，方能體現國家所有權的人民利益。否則，所謂的“全民說”和“國家說”會淪為政治宣傳失去實際意義。

　　三、法人所有權與國家所有權及私人所有權的關系所謂法人所有權，是指法人對其依法獲得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在中國，長期以來，關於法人是否享有所有權壹直存有爭議。法人所有權爭議起源於企業法人財產權性質的爭議。這在計劃經濟時期不是問題，因為法人壹切財產都用了抽象的國家或集體加以概括，甚至還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法人”，企業往往是政府的“附屬物”。但從中共當局實行所謂的改革開放以來，面對國營企業市場化的發展趨勢，企業是否享有獨立的財產所有權則成了爭議的問題，從而引發了法人所有權問題。這個問題在私有制條件下不成問題，但在公有制為主導的傳統意識形態影響下，則成了敏感問題。根據中共當局的說法，承認企業法人所有權似乎動搖了國家所有權在內的公有制。正如有學者認為，“關於企業對其資產是否具有財產權，以及這種財產權的性質是什麽，在私有制主導的條件下是不需要討論的，之所以在中國出現這壹概念，是與公有制主導的經濟體制緊密相關的。”關於企業法人財產權性質，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存在廣泛爭議，沒有結論。主要有“所有權說”、“經營權說”、“雙重所有權結構說”、“股權與公司所有權說”的觀點，其中“所有權說”已經成為中國學術界主流觀點。盡管如此，因為法人所有權與傳統公有制不協調的意識形態影響，中國官方提出了模糊所有制的“法人財產權”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這壹概念最早出現於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的決定》。中國修訂的《公司法》第3條也明確規定“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同樣，中國制定的《企業國有資產法》也沒有明確國家出資企業的法人所有權。

　　從國外來看，隨著社會發展，公司以及各種組織形式的出現，西方國家基於傳統私人所有權的價值理念，也是比照私有財產的屬性加以規範公司等各種組織形式，因而出現了法人所有權。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的發展進壹步奠定了法人所有權的基礎。即便國有財產，也是盡量避免抽象化的“國家”或“全民”概念，而以具體的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形式出現，以吻合所有權主體明晰的本性。這種所有權價值觀不僅存在於大陸法系國家，即便英美法系國家後來也采納了這種價值觀，包括公司法人所有權等。因此，在西方國家壹般沒有傳統社會主義國家所謂的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說法。

　　中國民主化應當從立法上明確承認包括行政事業單位、企業等在內的法人單位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其理由在於：（1）有利於法人制度構建，使法人尤其公法人制度名符其實，也符合政府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理論邏輯。法人存在的重要前提就是擁有獨立的財產與經費，並能獨立地承擔有限責任，必然要求法人對其財產享有所有權。反之，必然容易存在法人財產隨意劃轉、調撥的可能性，又談何法人獨立承擔法律責任呢？中國壹方面承認法人制度，另壹方面又模糊法人對其財產是否享有所有權問題，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其結果是，對於政府等公法人單位仍然背負著無限連帶責任。（2）以企業為例。投資者對法人企業投資享有的是壹種股權並承擔有限責任，政府對國有企業投資也是如此，而法人企業則享有獨立的財產權利並承擔有限責任。至於股權則是壹種新型的權利形態，是投資者財產所有權的客體，但投資者並不直接擁有法人企業本身。這種制度設計既符合法人之所以有必要存在的邏輯特征，也有利於投資者與法人企業的相對獨立性，較好地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即適應人們實現經濟利益以便於調動投資者的積極性，也適應了所有權社會化及其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極大地加速了資本積累，解放了生產力。正如有學者指出，現代公司不僅服務於所有者或者支配者，也服務於整個社會。

　　對於行政事業單位等公法人而言，其法人所有權原理與企業法人所有權壹樣，類似於股權關系，國家治理某種程度上如同公司治理。以行政單位為例，中國某市公安局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它的投資主體是該市政府，並授權市政府財政局行使出資人職能；而市政府的法人所有權由其上級政府投資。依此類推。再以事業單位為例，某國營企業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它的投資主體是某省政府，並授權省財政廳行使出資人職能，國營企業的管理人員僅是行使社會公共管理職能的機構。依此類推。

　　承認政府等公法人所有權，是否會動搖中國目前所確定的國家所有權或與之發生沖突呢？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在中國實行國有財產統壹所有的情況下，任何公法人單位所有權投資主體最終都追溯到國務院那裏，由國務院行使國家所有權。即便在實行國有財產分別所有的情況下，也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任何公法人單位所有權投資主體最終都追溯到中央、省、市或縣各自政府那裏，由其行使國家所有權，此時國家所有權被分解到中央和有權地方政權代表行使。當然，條件成熟時，不排除取消國家所有權說法，而直接以政府等公法人所有權來取代的可能性。

　　法人所有權也是壹個抽象概念，無論在其內涵還是外延都存在不少爭議。就“法人”整體而言具有抽象屬性，但論及法人所有權本身均是針對具體的法人，比如社團法人所有權、企業法人所有權、政府機關法人所有權、學校、醫院等事業法人所有權等。相比較“國家”和“集體”則要具體得多，而且法人背後涉及具體股東，尤其私法人背後涉及具有私人利益屬性的股東。因此，采納法人所有權既克服了公民個人所有權無法涵蓋財產發展趨勢的不足，也克服了國有財產產權主體抽象性缺陷。將個人性質的財產變成非個人性質的財產，建立起的資本主義集產制，即是法人所有權的體現，是所有權社會化的壹種結果。如果說西方國家的所有權社會化是為了克服私人所有權的不足，那麽，傳統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時期為了克服私人所有權不足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則是共產黨為了掠奪廣大人民群眾忽略社會生產力發展及國家治理水平的所有權社會化過度發展的產物。正如有學者所言，“社會所有權思想又如帶有兩面鋒刃之利劍，如用之不當，適足以抹殺私人財產權，戕害個人自由，最終釀成人類之悲劇。”而法人所有權則是適應現有生產力發展、國家治理及法治化水平情況下的所有權社會化較好表現之壹，既克服了傳統私人所有權的不足，也克服了傳統國家所有權主體過於抽象的問題。從個人占有向非個人占有的轉變已經改變了而不是消滅了資本家階級。那麽，法人所有權是什麽性質的所有權呢？法人所有權不是所有制意義上的所有權，而是從所有權持有主體所做的壹種分類說法。也就是說，從所有制意義來看，既有國家所有權，也有私人所有權，以及前已論及值得商榷的集體所有權。從所有權持有主體來看，既有公民個人所有權，也有法人所有權。從所有制來看，法人所有權從終極意義上到底屬於私有還是公有，取決於法人所有權背後投資者的終極所有權性質。如果投資者具有私有屬性，則法人所有權具有私財產性質；如果投資者具有公有屬性，則法人所有權具有公共財產的性質；如果投資者兼有公有屬性和私有屬性，則法人所有權則具有公私混合財產性質。但法人所有權的財產本身愈來愈體現社會化，而這恰是傳統私人所有權和國家所有權所難以達到的，既克服了私人所有權過度發展阻礙社會發展的不足，也克服了國家所有權主體抽象帶來的“政府失靈”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掠奪的不足，同時又能達至以彌補私人所有權不足為己任的國家所有權所期望達到而其本身又無法達到的目標，即既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又能較好地實現社會化大生產增進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由此可見，法人所有權僅是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實現的壹種方式和手段而已。

　　雖然法人所有權的投資者層級愈多，其所有權社會化程度也愈高。但同時也增加了法人治理成本。對於私人所有權而言，因為人們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通過法人治理與社會化大生產，較好地解決了此問題。但對於國家所有權而言，由於主體的抽象性所造成的“政府失靈”的可能性，則難以克服治理成本增加的困境。這不僅告知國家所有權在構建法人所有權時，投資層級不宜過多，也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從私人所有權視角去解構法人所有權更具有現實意義。

　　由此可見，法人所有權僅是所有權實現的壹種方式和手段。確立法人所有權既非否定國家所有權，也非否定私人所有權，僅是不同層次的表述而已。法人所有權既包括國家所有權內容如公法人所有權，也包括私人所有權內容如私法人所有權。從某種意義上面講，法人所有權是私人所有權向公共所有權邁進的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及國家治理水平的階段性反映，是更好地實現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的壹種方式和手段，以彌補二者實現機制之不足。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國家治理及民主化水平還不是很好的情況下，這種克服了傳統私有制和傳統公有制之不足而兼采兩者之長的兼具公民個人對法人財產擁有股權和法人對其財產擁有相對所有權的法人所有權理應成為所有權社會化的重要途徑，進而實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更高層次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以最終實現公共所有權的目標。

　　四、所有權分類理論的反思與重構

　　如前所述，所有權從起源來看，所有權本是私有財產的概念，是私人所有權的化身。隨著社會的發展，公司以及各種組織形式的出現，西方國家基於傳統私人所有權的價值理念，也是比照私有財產的屬性加以規範公司等各種組織形式，因而出現了法人所有權。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的發展進壹步奠定了法人所有權的基礎。即便國有財產，也是盡量避免抽象化的“國家”或“全民”概念，而以具體的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形式出現，以這應個人發展的需要以及所有權主體的明確。這種所有權價值觀不僅存在於大陸法系國家，即便英美法系國家後來也采納了這種價值觀，包括公司法人所有權等。因此，在西方國家壹般沒有抽象意義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說法。在西方國家《民法典》或《物權法》中關於所有權的分類往往是從權利的客體加以劃分，比如動產所有權和不動產所有權等。

　　然而，前蘇聯東歐等傳統社會主義國家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為了掠奪廣大人民群眾將經濟學意義的公有制當成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主體，以致將西方國家的所有權概念移植時發生異化，並與所有制關系聯系，將所有權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並使由共產黨行使的國家所有權異化為公有制，而失去了私有財產的發展空間。長期以來，中國也深受前蘇聯的強烈影響，無論相關立法還是理論界壹般都將所有權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公民個人所有權。比如《憲法》、《民法通則》、《物權法》等均是如此。

　　前已述及，國家所有權的異化需要對國家所有權進行重新設計。其實，集體所有權也面臨著同樣的命運。集體所有權也是壹個受到前蘇聯東歐國家教條主義強烈影響下的特定歷史產物，與國家所有權壹樣，都是所有權與所有制關系簡單結合下所有權異化的產物，甚至存在著比國家所有權異化更為嚴重的結果。集體所有權虛置現象更為凸顯。中國的學術界對集體所有權早有質疑。比如有學者認為，集體所有權主體是“個人化和法人化的契合”，集體財產應為集體組織法人所有，而集體組織成員對集體財產享有股權或社員權。也有學者提出了取消集體土地所有權，要麽國有化，要麽私有化，要麽部分國有化、部分私有化等。因為集體所有權存在大量的主體不清、產權虛置、權能不全，中國民主化之後應該實行集體土地所有權部分國有化、部分私有化的所有權制度。集體所有權除了極少部分回歸國家所有權本來面貌外，應當改革為私人所有權。中國民主化之後需要進行的國營企業所辦的集體經濟組織全面改革目標也應是如此。

　　由此可見，不得不反思傳統意義上的所有權分類。雖然有些學者對所有權分類提出了壹些新的觀點，但均沒有跳出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框架，而且這些分類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比如有學者把所有權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社會團體所有權和公民個人所有權。這種分類借鑒了《民法通則》第77條的規定，是壹種所有權分類；而且依此觀點，社會團體所有權實際上是壹種法人所有權，將之與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公民個人所有權歸類存在分類標準不統壹的缺陷。也有學者將所有權分為私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團體所有權和國家所有權。這種分類表面上借鑒了西方國家的做法，但是實質上未徹底打破中國國內的傳統分類，導致彼此交叉與模糊。比如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所有權的交叉與模糊，而且這種公共所有權更類似於西方國家的國家材產制度；團體所有權有點類似於集體所有權，又有法人所有權的特點。也有學者把所有權分為私人所有權和公共所有權，其中私人所有權包括公民所有權和法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包括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這種分類忽視了法人所有權的全部內涵，其實，法人所有權既有私法人所有權，也有公法人所有權，而公法人所有權則涉及該學者所認為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而且，這種“公共所有權”提法既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國國內《憲法》第12條規定的影響，不能真正保障人們的法人所有權。

　　對傳統所有權分類，早在中國的《物權法》設計的時候就有了激烈爭議。比如有學者認為，按照權利主體劃分所有權，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的反應，更多的具有政治意味而缺乏法學意味，國家、集體和個人所有權性質相同，保護手段並無差異，因此沒有必要進行區分。也有壹些學者表達了類似觀點。也有人除了同意上述觀點外，還認為，將所有權分為國家、集體和公民個人所有權還不是完全從權利主體角度進行劃分的，更多地是從權利性質來劃分的，因為所有權主體從本源來看不存在國家和集體這種抽象的政治概念，也不符合現代意義上的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權利主體真正涉及的應當是公民、法人等範疇。此外，這種說法是從《物權法》關於物權分類的角度論及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廢除，並沒有涉及政府所有財產的專門法律保護問題，而這也不是《物權法》解決的問題。實際上，在此之前就有學者不以國家、集體和公民個人為標準對所有權加以分類。比如有學者借鑒國際通行做法將所有權按照權利客體分為不動產所有權和動產所有權。

　　壹旦確立了法人所有權，那麽前已述及的將抽象意義上的確需存在的國家所有權解構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以及將抽象意義上的集體所有權改革為公民個人所有權、私法人所有權和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就有了法理依據。對於各級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形成的各類企事業單位而言，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客體則是針對股權，而各類企事業單位則具有獨立的法人所有權，這有利於國有產權主體的明晰化及其權責統壹，有利於實現政府職能的市場轉型以及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的分開。

　　確立法人所有權是所有權分類理論重構的關鍵前提。在此基礎上，所有權可作如下分類：

　　（1）從權利客體來看，所有權可以分為動產所有權和不動產所有權，其中動產和不動產所有權還可以進壹步細分，比如不動產所有權可以分為土地所有權、房屋所有權和建築物區分所有權等。

　　（2）從權利主體來看，所有權可以分為公民個人所有權和法人所有權。其中法人所有權可以細分為機關法人所有權、事業法人所有權、社團法人所有權和企業法人所有權。但法人所有權在中國存在諸多特例。從機關法人所有權來看，雖然機關法人包括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但從國家機關職能分工和有效管理財產來看，理應由政府管理包括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在內的所有財產。在中國，像諸如政協、執政黨和各民主黨派、共青團、婦聯等從性質上說應當屬於社團法人，這也是國際慣例。但是因為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中國是實行壹黨專政的國家，上述組織財產壹般均由政府出資，且呈現“行政化”現象，行使著國家職能，成為事實上的“機關法人”，因而，也應由政府管理上述組織的財產。故機關法人所有權實際上就是指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從事業法人所有權和社團法人所有權來看，但是因為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中國是實行壹黨專政的國家，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壹般也多是由政府投資設立，多具有“準官方”色彩，其職能尚未徹底轉型，因而對於這種類型的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的財產也應納入政府管理，屬於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在西方國家，社會團體壹般都是純粹民間機構；事業單位要麽企業化經營，納入企業法人所有權；要麽承擔社會公共管理職能，納入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比如醫院、學校等。因而，中國民法中關於機關法人、事業法人和社團法人的分類在中國的民主條件還不是很成熟，相應的機關、事業和社團法人所有權的分類意義也無法凸顯，這要取決於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的公民社會的變革。相比較而言，中國的主要的國營企業的市場化改革的需要比較迫切，確立企業法人所有權有其現實急迫性和必要性。至於非法人組織的財產問題，則屬於投資者個人所有，無論公民個人單獨所有還是集體所有。比如個人獨資企業和合夥企業等。

　　（3）從權利性質來看，所有權可以分為私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和公私混合所有權。私人所有權包括公民個人所有權和私法人所有權。其中，私法人所有權既包括私有法人企業所有權，也包括由私人投資設立的像學校、醫院以及行業協會等所謂的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法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即是公法人所有權，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以及由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並承擔諸多公共職能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企業法人所有權。如前所述，如果保留國家所有權概念的話，公共所有權即指廣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如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企業由政府和私人集體投資創辦的，則屬於公私混合所有權。

　　如果說人類社會已經證明的原始社會的共產主義痕跡是當初人類不得不為之的事情，那麽，私人所有權則滿足了保障個人發展的需要，是人類順其自然的事情。盡管私人所有權的諸多缺陷使人類社會從原始共產主義的痕跡中憧景未來的共產主義，並誕生了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但是在人類可預期的範圍內，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異化卻讓人們不得不重新回歸私人所有權的思考。西方國家的法人所有權制度則是所有權社會化的較好表現，充分實踐了社會主義所追求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在法人所有權制度中，雖然公法人所有權相對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分開，以及政府公權力的市場邊界，但仍無法克服終極意義上所有者主體的抽象。因此，克服了傳統私有制和傳統公有制之不足而兼采兩者之長的兼具公民個人對法人財產擁有股權和法人對其財產擁有所有權的私法人所有權理應成為所有權社會化的中堅力量。因此，也就充份實現了社會主義所追求的在更高層次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要求。而這對於中國民主化之後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進行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及其國有財產的改革尤具有重要意義。結束一黨專政之後，才有機會建立民主公營事業，才有機會建立職業經理人負責經營，民選國會負責監督與支配企業利潤的使用的公有制經濟。

極權社會的貧困人口

作者 張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據中國官媒報道，2020年11月23日，貴州省政府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批準紫雲縣等9個貧困縣正式退出貧困縣序列，並稱這標誌著貴州省66個貧困縣全部實現脫貧摘帽。中國央視繼而報道稱，“這也標誌著國務院扶貧辦確定的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全國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已經完成。”




貴州省委副秘書長、省扶貧辦主任李建在新聞會上稱，貴州“9個貧困縣受訪建檔立卡脫貧戶人均純收入平均為11487.39元，比2020年脫貧標準高7487.39元，比全省貧困人口人均純收入9925.38元高1562.01元。”




今年9月以來，中國的省級政府密集宣布本省貧困縣“清零”。9月14日，湖北的貧困縣宣布“清零”；11月14日，新疆和雲南在同壹天宣布貧困縣“清零”；之後，寧夏、四川、廣西、甘肅分別在11月16日、11月17日、11月20日和11月21日相繼宣布所有貧困縣退出貧困序列。




貴州省政府宣布正式脫貧，成為中國最後壹個完成全面脫貧的省區。這也代表中國如期在2020年結束前，完成官方定義的“全面脫貧邁入小康社會”目標。中國真的消滅了貧困嗎？舉國體制消滅貧困真的優於民主體制嗎？下面，我談談自己的看法。




第壹，中國真的消滅貧困了嗎？




貧困是中華民族的難以擺脫的夢魘。千年來，中國人無不希望中國國富民強，但皇權專制和中共極權制度不僅破摔了他們的夢想，而且不斷制造人間慘禍。僅僅1959-1961年間，中國就餓死農民4000余萬人。




近年來，中國因為貧困而引發的悲劇不斷發生。2016年8月24日下午，甘肅康樂縣景古鎮阿姑山村年僅28歲的母親楊改蘭，親手殺害四名年僅三歲至八歲的子女，然後自己服下農藥自殺。楊改蘭的丈夫李克英料理完妻兒後事，9月2日離家出走，兩天後他被發現在離家不遠的樹林裏服毒自殺。據媒體報道，楊改蘭壹家是阿姑山村最貧困的壹家，家徒四壁，孩子連壹件新衣服都沒有，全家僅有壹頭豬、三頭牛。2018年8月2日，在福州，壹個貧困的母親，為救重病的孩子，裸身抱著孩子在街頭呼救。2019年4月21日上午11時許，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縣27歲的楊某某因貧困，背著她的兩個雙胞胎，懷中抱著大兒子從當地的彩虹橋跳下。她的三個孩子中長子4歲、次子和三子，雙胞胎，2歲。後她們母子四人的遺體被打撈上岸，她們緊緊擁抱在壹起。




中共提出“十三五”期間實現“脫貧攻堅，全面建立小康社會”的目標固然振奮人心，但它能做到嗎？




根據世界銀行2015年制定的國際貧困線標準，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9美元以下被認為處於極度貧困之中。但中國壹直有壹套低於國際貧困線的自己的標準。今年3月，中國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富曾在壹次發布會上表示，中國的脫貧標準是壹個綜合性的標準，包含“壹收入、兩不愁、三保障”。其中“國家的收入標準是2010年的不變價農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按照物價等指數，到去年底現價是3218元，今年為4000元左右”。他還說，兩不愁指不愁吃、不愁穿，目前已經做到。“三保障”指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按照他提供的信息，“已經脫貧人口的收入人均都在9000元以上，剩余貧困人口人均收入在6000元以上。”且不說國際脫貧標準，中國自己的標準“壹收入、兩不愁、三保障”達到了嗎？收入靠數據說話，但“兩不愁”和“三保障”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脫貧作為壹項政治任務，也是中國官員晉升的重要參考指標。在部分地區出現了強制農民脫貧的現象。據《新京報》11月20日報道，雲南省昭通市鎮雄縣茶蔚村壹村民，因拒絕簽字脫貧被村委會通報。據通報內容顯示，該村民年人均純收入為5811.76元，經村委會會議研判，該村民達到脫貧標準。但當幹部通知其前往村委會簽字認可時，該村民卻自稱“什麽都沒有得到”，並拒絕脫貧。




李克強總理5月底表示，“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中國失業人口劇增，李克強的數字自然引起人們對當局提出的年內“全面脫貧”、“建成小康社會”的質疑。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李克強在政府報告中也破天荒地沒有提出今年的經濟目標，顯示形勢嚴峻。但如此嚴峻的經濟形勢下，中國為何還能圓滿脫貧和進入小康社會嗎？




第二，運動式消滅貧困靠譜嗎？




今年6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刊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9年4月22日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講話的部分內容，題為《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補短板問題》。這壹講話的刊登被視為中央要按照十八大計劃，今年底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壹個重要信號。據中國官方媒體說，“脫貧攻堅”是習近平對全黨訂下的重大政治任務，要求在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壹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




貴州學者李明說，中國領導人慣常用政治運動方式解決經濟問題，比如到哪壹年要實現什麽目標，當年周恩來提出2000年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結果不了了之。用政治運動的方式來解決其所面對的經濟問題以及社會問題，這也造就了鎮反、土改、反右及文革等等壹系列人間悲劇。改革開放後，政治運動的風潮才得到緩解，但是中共領導人仍然在體制內喜歡用行政命令解決問題。比如教育問題、扶貧問題，最後變成表格扶貧、數字扶貧、形式扶貧。最近幾年政治解決國內壹切問題的風氣愈演愈烈，大有社會退步的趨勢。




自中國政府五年前提出全民脫貧計劃，並要在今年進入“小康”後，江蘇省扶貧辦就曾公布了驚人的業績：該省脫貧率達到99.99%以上。但該消息引發普遍質疑，認為官方宣傳造假猶如“大躍進”再現。在北京長期從事人權工作的胡佳認為，政府在說謊，民眾知道官方在說謊，政府也知道民眾知道官方在說謊，但他們仍然選擇說謊。




胡佳說：“那些在底層的人是食不果腹，溫飽無著，所謂脫貧的統計數字把這些人放在哪裏？中國的經濟下行已經持續了幾年時間，那麽多人失去工作，這些都造成了貧困。每年那麽多天災人禍，產業大範圍衰落、消失，貧困是壹直不斷冒出來的、普遍性存在的問題。”旅美政治學者胡平說：“中國式脫貧是賬面式的脫貧，實際情況如何則是另當別論。領導出個目標，下面就給出個數字，為了看似有說服力，這個數字還給的很細致。這跟大躍進時期的萬斤糧、萬畝田的形式壹樣，寫壹萬幾千幾百幾十幾斤，連零頭都有，看上去是成果，但根本就是造假。”




由於脫貧成為壹項政治任務，也是中國官員晉升的重要參考標準，為追求政績，地方政府造假的現象屢見不鮮。毛澤東時代的大躍進浮誇風殷鑒不遠。




第三，舉國體制脫貧超越了美國民主體制嗎？




由於中國官方數字造假已經不是新聞，我們對中國式脫貧頗感質疑，盡管我很希望它是真實的。但也有學者不但不質疑，相反認為美國的貧困人口比中國多，美國應該向中國學習。真的嗎？




2019年，中國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在壹次電視節目中指出，“美國4千萬人貧困，1850萬極度貧困” 。但張維為沒有指出的是，美國的貧困標準不同於中國。美國的極度貧困標準也不同於2015年世界銀行制定的“極度貧困“的標準。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和勞工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美國貧困人口比例為10.5%，大約3400多萬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今年10月公布的壹份最新報告說，今年5月以來，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美國的貧困人口新增800萬之多。所以，2020年，美國的實際貧困人口確實差不多4000萬人。根據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最新調查：2020年的美國貧困線標準為單身收入低於1萬2760美元，相當於8萬4000元人民幣、4口之家低於2萬6200美元，相當於17萬2398元人民幣。美國“極度貧困”人口指的是那些收入水平低於上述貧困線標準50%的人。值得指出的是這個數字還沒有包括國家給窮人提供的救助福利，比如住房、醫療、食品以及各種補貼。




可見，張維為如同李毅壹樣功夫了得。李毅10月16日在“深圳灣論壇”演講時笑稱：中國死了4000人，但和美國死22萬人比，等於壹個人沒死，差不多等於接近零感染，接近零死亡。妳說這是人話嗎？4000人就該死嗎？這種滿腦子反人類思維的人居然在中國混得風生水起，這又是怎樣的壹個荒唐的國家。




現在，我們總結壹下。中國政府開展脫貧攻堅，建立小康社會本是造福於民的好事，但舉國體制運動式消滅貧困只會走到事物的反面。官員為了政績大肆造假，甚至逼迫老百姓脫貧，結果使老百姓更加貧困。當脫貧和小康社會成了中國政府的壹個數字和壹個政治遊戲時，中國就會在脫貧中更加貧困，在小康社會中餓殍遍野，易子而食。沒有民主自由和分權制衡的政治制度，統治者再美好的藍圖都會成為人民的苦難。

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基本屬性

作者 王維洛 寫於 二零二零年


1992年鄒家華代表國務院向全國人大代表解釋，三峽工程需要籌款的數目是投資額的壹半，發電收入可以覆蓋投資額的另外壹半。籌資有多種渠道如發行債券、銀行貸款、利用外資等。







國家審計署於2013年6月7日發布《長江三峽工程竣工財務決算草案審計結果》，表明三峽工程的財務審查塵埃落地，只發現了壹些小問題。三峽集團兩位老總調離算是問題處理完畢。對不起，筆者也輕信了國家審計署的審查。







對任誌強的判刑說明，原來審計結果也可以翻盤的。必須對三峽工程進行再審計。不審不知道，壹審嚇壹跳！雖然都是枯燥的數字，但是起碼能回答壹個問題：老百姓繳納的1615.87億元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到哪裏去了？！







壹、對不起，輕信了國家審計署







筆者曾答應黃萬裏先生，幫他看住三峽工程，所以也壹直關註三峽工程的籌資、投資的數據。由於三峽工程是黑箱操作，所以透露出來的數據十分不完整，又有意不斷地更改數據的定義。所以要找出全部的真相目前看來是壹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根據2013年6年8日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國家審計署歷時17年、投入了1400多人、翻閱了3.4萬份資料、審計了2078.73億元，編寫了壹份近萬字的審計報告。3.4萬份資料可以堆滿兩個房間。在此之前，審計署根據國務院要求，已經組織對長江三峽樞紐工程建設情況進行了5次審計、對輸變電工程建設情況進行了1次審計、對移民資金使用情況進行了13次審計，共發現34.45億元違規金額，移送有關部門處理76起違法違紀和經濟犯罪案件，涉案的113人分別被追究刑事責任或受到黨紀政紀處分。[1]由此看來，國務院對三峽工程的監管十分嚴厲，審計署長期、連續、多方位、全面的審計壹直在進行之中。對壹項工程如此的監管和審計絕對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絕後的。







2013年6月國家審計署公布了審計報告的結果（這是第20次審計結果），指出三峽工程在資金使用五個方面的問題：多結算工程造價3.57億元；多分攤工程建設成本3.98億元；少計應攤未攤的工程建設成本1.58億元；三峽工程中因為建設管理不到位，導致增加投資8.08億元；移民資金被擠占挪用等涉及金額2.79億元。[2]2014年3月下旬三峽集團的兩位老總被免職，[3]其中當時部長級的三峽集團董事長曹廣晶是最年輕的中共中央候補委員，4月中旬被任命為湖北省非常委的副省長[4]。在中共十九大上，失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的資格，連黨代會代表也沒有被“選上”。







雖然筆者認為對三峽工程腐敗案中的處置是避重就輕，比如曹廣晶和李鵬女兒李小琳之間數目巨大的錢財關系沒有交代清楚，但是還是輕信了國家審計署對三峽工程決算。也許是德國生活得太久。在德國通常壹個工程經過了審計，就會認為沒有問題了，即使之後浮現出壹些資料證明可能有問題，也不能再對工程提出再審計的要求。







二、原來審計結果也可以翻盤的







2020年9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任誌強作出宣判：北京市華遠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任誌強於2003年至2017年間，利用職務便利，貪污公款4974萬余元；收受賄賂125萬余元；挪用公款6120萬元；濫用職權致使國有控股企業遭受特別重大損失1.167億余元，其中國有股東華遠集團財產損失5378萬余元，任誌強個人獲利1941萬余元。任誌強的行為分別構成貪污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數罪並罰，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四百二十萬元。[5]







長期以來筆者關心任誌強的言行，不但是因為他的言行獨樹壹幟，而且還因為任誌強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筆者也是上山下鄉的知青。記得2011年任誌強辭去華遠集團總裁的時候，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委就曾對任誌強進行過離職審計，宣告任誌強無任何經濟違紀違法問題。[6]按照德國的慣例，任誌強的“犯罪行為”應該是在2012年至2017年間發生的，而在2011年辭職之前已經被證明是清白的。







任誌強的被判說明壹個問題：在中國原來經過審計也不說明任何問題。這讓筆者想到了國家審計署對三峽工程的審計，最後只查出需要整改的幾億元資金，問題不大。三峽集團的兩位老總調離崗位，算是腐敗問題處理過了。本以為經過國家審計署的審查的三峽工程應該問題不大。現在的問題是國家審計署對三峽工程的審計可信嗎？







所以筆者以為，必須對三峽工程進行再審計。







三、三峽工程再審計的基礎







對三峽工程再審計的基礎是1992年3月21日鄒家華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做的《關於提請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議案的說明》，報告對三峽工程的投資額以及籌款方法做了說明，中心內容是三峽工程國力能夠承擔，這是國務院對全國民眾的承諾。







3.1三峽工程的投資額







鄒家華說：三峽工程建設所需靜態投資為570億元（1990年價格）。其中，樞紐工程投資298億元，水庫移民投資185億元，輸變電工程投資87億元。[7]這是官方以最為正式的方式公布的三峽工程投資額數字。







1988年/1989年三峽工程論證結束時，三峽工程造價有三個數：157億元，361億元和1908.68億元。157億元是動態投資額，361億元是靜態投資額，1908.68億元是早建三峽工程的投資額。參加綜合經濟評價組、後來成為工程院院士的李京文於2014年12月6日在科技日報上撰文說：“當時（筆者註：應該是指1988年/1989年）我們預算整個工程建設需要資金1900億元，後來結算時花了1850億元，說明預算還是基本準確的。”[8]當時還有壹個結論是，三峽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的結論。早建方案投資1908.68億元，晚建方案投資1981.38億元，不建節投資2018.78億元。當年綜合經濟評價組得到的結論是：早建（方案）比晚建節省46.4%，早建比不建節省70.2%。[9]為了讓象耿大娘這樣的人大代表能聽得懂的話，就改成：沒有建比不建節省大半個三峽工程，早建比晚建節省小半個三峽工程。







3.2三峽工程資金的籌集







那麽這些錢從哪裏來？







鄒家華說，三峽工程投資基數較大，但資金投入流程長，發電前資金需要量約為總量的壹半左右。發電後的建設資金相當部分可以靠發電收入自籌，據測算，在建設期間可以發電4300多億千瓦時，創利稅近400億元（當時上網電費按1千瓦時0.09元計算）。在工程開始發電以後靠自身和葛洲壩電站的發電收入基本上能滿足建設資金的需要。因此，三峽工程建設資金籌措的關鍵，是解決發電前近300億元（1990年價格）的建設資金問題，平均每年投入25億元至30億元，約占1992年全國基本建設總規模5700億元的5‰左右雲雲。[10]







通過鄒家華的解釋，解決三峽工程570億元的投資問題就變成了解決發電前近300億元的資金問題，每年需要25億元至30億元的投資。







鄒家華提出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采用多渠道籌集來解決所需資金問題，具體有下面壹些辦法：







——適當提高葛洲壩電站發電電價；







——征收水電建設基金；







——債券；







——股票；







——貸款；







——利用外資等。[11]







鄒家華說，三峽工程需要籌款的數目是投資額的壹半，發電收入可以覆蓋投資額的另外壹半。而且是水漲船高，如果三峽工程造價漲了，相應的電費也會漲，發電收入也會漲。這也是劉國光等諸多專家所計算和建議的，劉國光認為只需籌集44%的投資額，其余可以通過三峽工程在建設期間的發電收入解決。[12]鄒家華代表國務院的這個投資和籌款計劃就構成對三峽工程審計的基礎。







請讀者記住鄒家華的話：

第壹：三峽工程需要籌款的數目是投資額的壹半，投資額的另外壹半來自三峽工程的發電收入；







第二：三峽工程投資額的壹半可以通過征收水電建設基金、債券、股票、貸款和







利用外資等途徑來籌集。







四、三峽工程審計的時間







三峽工程全部工期17年，可分三個建設階段：







第壹階段是1993年至1997年實現大江截流；







第二階段是1998年至2003年實現水庫初步蓄水：







第三階段是2004年至2009年實現全部機組發電。







根據三峽工程的三個建設階段，審計的時間也分三個時間點：







第壹時間點：2002年底，相對於2003年中開始發電。







第二時間點：2009年底，第壹，三峽工程初步設計規劃的26臺70萬千瓦的水輪發電機組至2009年底全部安裝完畢；第二，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征收至2009年底；第三，自2010年1月1日起征收國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用於南水北調工程和三峽後續工程。三峽集團拒不承認三峽後續工程和三峽工程有關。把審計的時間點定為2009年底，可以截然區分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和國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







第三時間點：2011年12月底，國家審計署的截止時間是2011年12月底。







五、第壹審計時間點（2002年底）







根據《中國三峽建設年鑒》2003，截至2002年底，三峽工程完成投資896.311255億元。[13]







三峽工程1993年至2002年共籌資910億元，其中

——國家投入資本388億元（42.64%）；

——國家開發銀行貸款269億元（29.56%）；

——企業債卷（余額）140億元（15.38%）；

——國外出口信貸及國際商業貸款37億元（4.07%）；

——國內商業銀行中短期貸款76億元（8.35%）。







國家投入資本388億元，應該是征收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







國家開發銀行從1994年至2003年每年為三峽工程提供貸款30億元，總額300億元，貸款期限15年，利息高低並未公布。







企業債卷：從1998年到2002年底共發行5期三峽債卷，發行總額160億元。至2002年底余額140億元。三峽工程發行5期企業債卷，發行規模越來越大，期限越來越長，投資者由個人投資者為主向機構投資者為主轉變。最初發行10億元，後來發行單筆50億元；最初發行期限為3至5年，2002年推出20年超長期限債卷，到期時間是2022年。







國內商業銀行中短期貸款：1998年與中國建設銀行、工商銀行、交通銀行簽訂貸款總額為110億元人民幣的授信協議，為二期工程提供可靠保證。貸款期限三年，滾動使用，借新還舊。這個數額到2002年底並未全部使用，數額為76億元。







國外出口信貸及國際商業貸款：指1997年9月2日三峽工程左岸電站14臺水輪發電機組招標，引進協議金額達11.2億美元的長期信貸，包括7個國家提供的出口信貸7.2億美元和兩個商業銀團貸款4億美元。







結論：截至2002年底，三峽工程籌資910億元，完成投資896億元，籌集資金總數略高於投資額，說明三峽工程未出現資金短缺問題，這主要得益於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在籌資910億元中，388億元來自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占42.64%（388億元占完成投資額896億元的43.29%）。籌資的途徑與鄒家華所說基本相同，唯壹缺少的是通過發行股票籌資。當時三峽工程還沒有壹臺水輪機組投入發電，發電收入為零。至2002年底，三峽工程完成工程投資額的約壹半，與鄒家華的估計基本符合。







六、第二時間點2009年底







根據《中國三峽建設年鑒》2010[14]的三峽工程固定資產投資完成情況，截至2009年底三峽工程總投資15921618.07萬元（即1592.161807億元）。







根據《中國三峽建設年鑒》2010，自開工至2009年底累計到位資金如下：










項目










數額（單位：萬元）










換算為億元










比例%










資金到位










21113491.52










2111.349152










100.00%










其中










——三峽專項基金










11156612.52










1115.661252










52.84%










——銀行貸款










3128989.00










312.898900










14.92%










——利用外資










841009.00










84.100900










3.98%










——三峽企業債卷










3450000.00










345.000000










16.34%










——其他資金










2536881.00










253.688100










12.02%










與2002年底到位資金的詳細程度相比，截至2009年底的數據不如前者明了。







三峽專項基金1115.661252億元，應該是征收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占52.84%，所占比例增高；







銀行貸款312.898900億元是國家開發銀行和其他商業銀行的貸款，占14.92%，所占比例降低；







利用外資84.100900億元是進口水輪發電機組和其他設備的國外出口信貸及國際商業貸款，占3.98%，數額增加，所占比例基本保持不變；







三峽企業債卷345.000000億元是發行的企業債卷，數額增加，所占比例基本略有增加；







其他資金253.688100億元，占12.02%，來源不明。筆者推測，應該是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購買已經投產的水輪發電機組。







截至2009年底三峽工程累計到位資金2111.349152億元，三峽工程的總投資1592.161807億元，到位資金高於總投資519.187345億元。這519億元用到什麽地方去了？







三峽工程建設基金1115.661252億元占到位資金的52.84%，成為主要支柱。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占總投資1592.161807億元的70.07%，承擔了七成的投資額。鄒家華說過，三峽工程籌資部分約為三峽工程總投資的壹半，而且可以通過多種渠道來籌資。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占總投資的七成，這就超過了國務院的承諾。







如果讀者還記得鄒家華的報告，那麽還有兩項資金尚未計算在三峽工程到位的資金之內，這就是葛洲壩電站的發電收入和三峽工程的發電收入。這是當初國務院認為是支撐國力可以承擔三峽工程資金需求的主要支柱。







從2003年三峽工程發電以來，截至2009年底三峽工程共發電3683.72億千瓦小時。[15]按每千瓦小時0.25元計算，共計發電收入920億元。三峽工程的發電收入全部計入三峽工程的資金內，因為三峽工程發電的運營費用、包括管理人員的工資等等，在三峽工程建設期間，全部計算在三峽工程的造價之中。







目前不能確定的是，葛洲壩電站的發電收入是否已經納入三峽工程建設基金。根據鄒家華報告的內容，應該沒有計算在三峽工程建設基金之內。葛洲壩電站設計裝機容量為273.5萬千瓦，多年平均年發電量157億千瓦時。[16]從1993年到2009年底共計17年，總計發電量2669億千瓦小時，共計發電收入667億元。對於葛洲壩電站的發電收入則需要扣除運營費用，只計算發電收入利潤。按運營費用60%、利潤40%計算，葛洲壩電站的發電利潤為267億元。







截至2009年底，三峽工程發電收入與葛洲壩電站的發電利潤共為1187億元。加上已經到位的資金2111億元，三峽工程共有可使用資金3298.93億元，約3300億元。







如果其他資金253.688100億元，是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購買已經投產的水輪發電機組，那麽這253.688100億元應該從三峽工程共有可使用資金約3300億元中扣除，三峽工程的可使用資金約3046億元。







結論：截至2009年底，三峽工程可使用資金約3046億元，三峽工程的總投資僅為1592.161807億元，三峽工程可使用資金高於總投資約1454億元。這1454億元資金到底流入誰的口袋之中？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占總投資1592.161807億元的70.07%，承擔了七成的投資額。







回到鄒家華的報告，三峽工程在建設期間的發電收入可以解決總投資的壹半。三峽工程建設資金籌措的關鍵，是解決發電前的另外壹半。三峽工程的總投資為1592.161807億元，總投資的壹半約為800億元。從累計到位資金表中可以看到，通過國家開發銀行和商業銀行的銀行貸款312.898900億元，利用外資84.100900億元，三峽企業債卷345.000000億元，基本可以總投資的壹半的需求，即便有缺口，也是很小的、短期的缺口。在三峽工程的投資和籌資平衡中，原先應該承擔壹半投資的三峽工程在建設期間的發電收入，並沒有投入三峽工程建設，這是違背國務院對全國人大的承諾，這是政府欺騙全國人民的行為。







七、第三時間點2011年12月底







2010年10月三峽集團董事長曹廣晶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三峽工程總投資預算2039億元，實際總投資1800億元。[17]







2013年12月20日三峽集團公司環境保護委員會顧問王儒述在“三峽工程與生態環境研討會”上說：1992年國家批準的三峽工程建設的靜態投資概算為900.9億元，當時並未考慮資金消耗中有物價指數的變化和銀行利息消耗等，後追加900億元，最終三峽工程動態投資達到1800億元。[18]







根據國家審計署2013年6月7日公告的《長江三峽工程竣工財務決算草案審計結果》，截至2011年12月底，三峽工程建設資金投入2072.76億元，包括樞紐工程871.95億元、移民資金856.53億元和輸變電工程344.28億元。[19]減去輸變電工程344.28億元還剩1728.48億元。







如果粗略計算，樞紐工程約900億元，移民資金約900億元，合計1800億元。與曹廣晶、王儒述所說的1800億元基本相符。







國家審計署又說：截至2011年12月底，三峽工程建設資金投入2078.73億元。其中：三峽工程建設基金1615.87億元，占投資總額的78%；向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出售發電機組收入350.31億元，占投資總額的17%；電網收益再投入110.69億元，占投資總額的5%；基建基金等專項撥款1.86億元。在建設過程中，通過國家開發銀行貸款和發行企業債券等籌措的資金，目前已全部償還。此外，在移民搬遷安置中，國家還通過相關政策給予了資金支持。







在這裏三峽工程建設資金投入2078.73億元，與前面所說的三峽工程建設資金投入2072.76億元，有5.97億元的差額。這是國家審計署在審計過程中的調增和調減結果：[20]







調整後的三峽工程竣工財務決算如下表（單位：億元）：










項 目










決算草案







金額










調減










調增










調整後金額










合 計










2078.73










7.55










1.58










2072.76










其中：樞紐工程










873.61










3.24










1.58










871.95










輸變電工程










348.59










4.31










0










344.28










移民資金










856.53










0










0










856.53










註：按照任務和資金“雙包幹”原則，本調整不涉及移民資金。







國家審計署在報告中說，在建設過程中，通過國家開發銀行貸款和發行企業債券等籌措的資金，目前已全部償還。這是撒謊！徹頭徹尾的撒謊！前面已經提到，國家開發銀行給三峽工程的每年貸款30億元是長期貸款，貸款期限15年，不可能已經全部歸還。三峽工程發行企業債券，部分也是長期債卷，期限20年，也不可能已經全部歸還。還有國外出口信貸及國際商業貸款，根本不可能已經全部歸還。







下面是中國三峽建設年鑒2009年提供的籌資組成和審計署提供的2011年底的籌資構成的對比：



















2009年底










籌資（億元）






















2011年底










投入（億元）










資金到位










2111.349152






















資金投入










2078.73










——三峽專項基金










1115.661252






















——三峽工程建設基金










1615.87










——銀行貸款










312.898900






















——銀行貸款










已經還清










——利用外資










84.100900






















——利用外資










已經還清










——三峽企業債卷










345.000000






















——三峽企業債卷










已經還清










——其他資金










253.688100






















——出售發電機組收入










350.31














































——電網收益再投入










110.69














































——基建基金等撥款










1.86










——發電收入










？？？






















——發電收入










？？？










——葛洲壩收益










？？？






















——葛洲壩收益










？？？










這個對比說明壹個問題，國家收取了巨大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為了保持三峽工程的收支平衡，就把已經籌集到的來自國家開發銀行和其他商業銀行的貸款、三峽集團發的企業債卷和國外出口信貸及國際商業貸款掩蓋起來。這樣，征收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1615.87億元，構成了三峽工程建設資金1728.48億元（包括樞紐工程871.95億元、移民資金856.53億元）的93.49%!!!







在國家審計署在報告中，對三峽工程的發電收入以及葛洲壩電站的發電收入只字未提，而這應該是承擔三峽工程的主要資金來源。







截至2011年底三峽工程共發電5310.35億千瓦小時。按每千瓦小時0.25元計算，共計發電收入1327.59億元。三峽工程的發電收入全部計入三峽工程的資金內，因為三峽工程發電的運營費用、包括管理人員的工資等等，在三峽工程建設期間，全部計算在三峽工程的造價之中。







葛洲壩電站多年平均年發電量157億千瓦時。從1993年到2011年底共計19年，總計發電量2983億千瓦小時，共計發電收入745.75億元。對於葛洲壩電站的發電收入則需要扣除運營費用，只計算發電收入利潤。按運營費用60%、利潤40%計算，葛洲壩電站的發電利潤為298.3億元。







截至2011年底，三峽工程發電收入與葛洲壩電站的發電利潤共為1625.89億元。國家審計署並沒有這筆收入計算在內。為什麽國家審計署不把這筆資金計算在內？可能是因為向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出售發電機組獲得了350.31億元資金。在2009年底的審計中也有壹筆高達253.688100億元的其他資金。







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於2002年9月，至2011年底壹共花350.31億元人民幣購買了三峽工程的26臺70萬千瓦的水輪發電機組，葛洲壩電站的水輪發電機組也歸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結論：截至2011年底中國百姓繳納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共達1615.87億元，承擔了三峽工程造價1728.48億元的93.49%。截至2011年底，三峽工程發電收入與葛洲壩電站的發電利潤共為1625.89億元。按照鄒家華代表國務院所做的報告，解決三峽工程發電後的建設資金相當部分可以靠發電收入自籌。所以應該用發電收入1625.89億元來歸還征收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1615.87億元。







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通過用350.31億元的低價“購買”三峽工程的水輪發電機組，將1615.87億元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占為己有。國家審計署在審計報告中掩蓋了這個非法占有。







八、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用350.31億元占有了三峽工程的全部投資







為了作實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非法占有，把這個審計工作再深入壹步。







根據國家審計署的報告，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用350.31億元人民幣購買了三峽工程的26臺70萬千瓦的水輪發電機組，葛洲壩電站的水輪發電機組也歸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那麽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資了350.31億元人民幣的資金形成的國定資產又是多少呢？







《正確認識長江電力的折舊》壹文指出，水電行業的投資巨大，水電資產最後的價值是攤入前期費用、建設管理費用，移民費用，設計費以及建設期間利息費用等全部費用的。水電行業的固定資產形成基本可以到建設投資的95％甚至更多。壹般建設期利息和移民費用要占到投資的30％甚至以上。三峽工程固定資產主要包括大壩、水輪機、輔助建築以及設備等等。其中的兩個大塊是大壩和水輪機。[21]







可見，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資了350.31億元，獲得的不僅僅是26臺70萬千瓦的水輪發電機組，而是整個樞紐，包括大壩、水輪機、輔助建築以及設備等等。







根據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年度報告，公司資產總額約1584億元（158,385,026,444.24元）。[22]用350.31億元的投資獲得1584億元的總資產！這樣的好事到哪裏去找？！







壹般認為，水電行業的固定資產形成基本可以到建設投資的95％。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1584億元的總資產，是1615.87億元三峽工程建設基金的98％。從老百姓那裏征收的1615.87億元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全部成為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資產。







同樣從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每年的折舊計算中也可以看出其中的貓膩。還是根據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年度報告，2011年公司營業總收入207億元（20,700,377,511.27元），其中凈利潤77億，費用130億。在130億元費用中包括了折舊60億元！







《MBA智庫百科》是這樣定義的：折舊是指資產價值的下降，指在固定資產使用壽命內，按照確定的方法對應計折舊額進行系統分攤。[23]







比如壹輛卡車資產價值200萬元，經濟使用壽命10年。按照平均年限法，10年折完，這樣每年的折舊為10%。







2011年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總資產為1584億元，折舊60億元，折舊率為3.79%，相應的平均經濟使用壽命僅為26.4年。有文章指出，三峽大壩的經濟使用壽命為45年，水輪機組的經濟使用壽命為18年，還有的設施經濟使用壽命更短。[24]







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用350.31億元的投資，創造了壹份資產，它的每年折舊高達60億元。只用差不多六年的時間就可以全部獲得投資的全部。三峽工程的高額折舊費，又給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帶來許多稅務上的好處，可以少繳很多稅，同樣也給公司帶來巨大的現金流。這是曹廣晶與李小琳骯臟交易的關鍵。







江澤民、李鵬等說，三峽工程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意指三峽工程的經濟使用壽命在壹千年以上。中國許多的專家們告訴老百姓，三峽工程的經濟使用壽命起碼在500年以上。如果真是這樣，三峽工程每年的折舊又能是多少？







三峽工程是壹個充滿謊言和罪惡的工程。就是國家審計署也無法將三峽工程洗白！

中共政權的精神剝削的本質

作者 吳國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妳看西方的報紙每天都有幾篇批判國內體制的社論，也有許多評論國內體制的專欄。那麽中國的報紙的這種評論就相對比較少，就是因為每篇文章都要去送審，那麽寫的積極性也就不高。領導人也沒那麽多時間看，而且言多必失，妳寫那麽多幹嘛。領導人講完話，妳把它重復壹遍就完了，去發揮，再發揮出毛病就比較麻煩了。所以中國報紙的“評論”的量，也是比較少的。




我記得壹九八七年的時候，有兩個新華社的記者到廣州去采訪，他們就寫了壹篇分析性的報導。文章講，廣州臨近香港，它們不斷經受西方“腐朽”文化這些“壞”東西的影響。當時主管文化和宣傳事務的中央書記處的常務書記胡啟立看了以後就說，妳們要寫壹篇評論，要鼓吹這個思想。 這個任務就落到我頭上啦。我當時就不想寫，我想什麽腐朽文化，我不覺這個文化很“腐朽”啊。 就是說西方也有很多先進的東西，其實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向西方的先進文化學習的壹個過程嘛，所以我就不想寫這個文章，這樣壹拖就拖壹個星期。有時候會拖“黃”的，因為領導人事情很多，就會忘掉。




結果沒想到胡啟立又讓他的秘書打電話問人民日報說，這個評論怎麽還沒寫出來呀？ 那麽沒辦法，就只好寫了。但我扭了壹個角度，就說廣州由於面臨文化的前沿，那麽不斷地接受西方的東西啊，所以他們就在改革開放中有動力，不斷地往前走。這個話題就等於是扯到另外壹邊去了。就沒有講西方的影響是負面的東西，而是說實際上有它正面的作用。




新華社的報導和我的“評論員文章”就同時登出來了。“廣州日報”即廣州市的機關報，馬上登了廣州市市委書記許世傑的談話，他在談話裏邊只字不提新華社的報導。他說，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為我們指明了下壹步改革開放的方向 。




我的文章在我們報社內部的評論欄上，也有很多爭論。 有的人早就對新華社的報導非常反感，他也沒有看懂我的評論，就說這個評論是壹朵鮮花插在了牛糞上；另外的人就說，這個評論寫得好，把這個意思給改過來了。 這就是說，當時既有上面給妳出主意，給妳出題目，也有評論員當時在八十年代自己發揮的空間，這兩個方面都有。




我在人民日報工作的最大感觸就是，中國的媒體要想能夠自由發揮自己的意見，能夠自由報導自己的見聞，還需要有很長的路要走的。即使在壹九八零年代的後半期領導人相對比較“開明”，整個政治制度相對比較“寬松”的情況下，由於沒有獨立的報紙，報紙的壹切資源都是由黨來控制的，因此，無有自由可言。




比如說 當時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印報的紙。那種紙是壹種特殊的紙，俗稱“白報紙”。這種紙每個報紙能得到多少是由國家計劃批給妳的。妳的報紙再受歡迎，但國家不批給妳這個“白報紙”的量的話，那麽妳就不可能擴大妳的發行量。也就是說，即使有人真的是想自辦壹份報紙， 但由於妳根本得不到這種印報的紙張，妳也不能印新的報紙。當然還不用講政府從財務啊，從人事，從發行上的控制。 它有壹個非常精密的控制和管理的系統，從物質的到心靈的控制，有非常復雜，非常精密的壹套控制運作體系。妳要沖破它，那就會有重重的阻力。




在壹九八零年代的後半期，我所在的人民日報的評論部小心翼翼地“造反”的精神多於“自律”的這樣壹個精神，當然後來的情況就比較不壹樣了。




比如說 壹九八七年年初“反自由化”，政治上就是壹個比較“反動”的階段。那麽當時人民日報評論部的所有同事都不贊成這個做法。從壹月初到大約四月底，大約四個月的時間裏，也是就是“反自由化”的高潮期間，妳會發現人民日報發的評論員的文章裏邊，可能會有三到四篇是講植樹造林的。因為正好是春季嘛。那麽本來壹年發壹篇這樣的文章也就是最多了， 有時候壹年也不會發壹篇。那麽為什麽會有這麽高的積極性寫植樹造林呢？就是說妳不想講“反自由化 ”，但他說妳為什麽老不發文章呢？妳是不是抵抗“反自由化”啊？所以大家寫植樹造林。妳看我們還是不斷地在寫呀。像這種非常微妙的壹種反抗，可能也沒什麽實質性的效果，但那只是壹種個體的行為吧。




毛的時代中共的媒體控制基本上是壹個粗獷的作業，因為他的控制是沒有挑戰的，毛要怎樣控制黨國宣傳機器，就怎麽樣控制。 那時國外的媒體也不可能進來，妳那時候要收聽“美國之音”就把妳抓到牢裏去了。所以那個時候他的控制就比較為所欲為啦，那麽比較放肆啦。 毛澤東時代建立了共產黨控制媒體的壹些基本格局，從黨擁有所有的媒體這個最根本的東西出發，然後到這種“洗腦”的運作方式。




那麽鄧的時代是壹個比較復雜的時代，因為鄧固然是說壹不二的領導人，但是其間有胡耀邦，趙紫陽的階段，他們在具體的推行過程中，有很多開明的政策。但是總而言之，就是說從壹九七零年代末期到壹九八零年代末期這十年當中，它是壹個毛的這樣壹個控制機制在不斷地衰退，不斷地減弱，那麽共產黨也還沒有建立新的控制機制的這樣壹個階段。




那麽到了壹九八九以後，鄧還在，從江到胡借助毛原有的控制機制，並在不斷地參考新的發展，新的手法，來建立新的控制機制。這個控制機制和毛的時代相比有壹個很大的區別，就是說它是“有限”控制機制，而不是“無限”控制機制。就是說毛的時代就是什麽都要控制，從妳要穿什麽樣的鞋，留什麽樣的頭發，也認為是意識形態。當然在宣傳上也是從第壹版頭條標題是毛的講話，到“報屁股”上最後壹個小文章，小照片，都是要控制到的，都是必須符合黨的基本路線的。




那麽到了八十年代這個控制就有所減弱，有所放松。那麽市場化的沖擊，新聞工作人員尋求新聞自由的這樣壹個的追求，都使得它有所放松。那麽現在呢，可能對“報屁股”就比較放松了。妳在這裏可以講壹些風花雪月，講的可能和黨的基本的東西完全不相幹的，在過去認為這是腐蝕黨的基本的東西，現在妳可以說了。就是說，妳去腐蝕好了，他不在乎了，他的控制已經收縮到核心部位。但是對於核心部位的控制，比以前強化了。他知道，只要控制住了核心，妳在這些“報屁股”上出現壹個真的和他的核心針鋒相對的東西，可能嗎？是不可能。 那麽這個就讓妳感覺到好像是有自由了，但事實上，妳對它的反感就減弱了。那麽它這個核心控制再說出的話，它的可信性好像就增加了。




那麽到了壹九九零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媒體發展確實是進入了壹個新的階段，有新鮮的因素介入， 壹個就是媒體開始追求市場的利潤，新聞從業者也開始追求專業的素養， 那麽再加上全球化的這樣壹個沖擊，國外的資訊也大量的湧入， 再加上互聯網的出現，這都使得傳統的黨和政府來控制媒體的機制在某種情況下失靈了。




實際上，妳看壹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的時候呢，包括官方的媒體都在報導這個學生的事情，那就是它失靈的壹個表現。妳看他們在總結“六四”的時候，首先講的就是“輿論導向”。“輿論導向”這四個字是他們在經過“六四”發明出來的。就是說“輿論導向”錯誤，所以發生了“六四”這個事情。 所以從那以後，中國共產黨在控制輿論上是花了很大很大的功夫的。那麽他既花功夫重新把過去毛的那個通過黨的組織，通過中央宣傳部的這個層層的“吹風會”恢復；又通過對媒體的經濟命脈的控制；通過對新聞從業人員的人事控制，把這壹套東西重新加強。




在壹九九零年的上半期，他是按照傳統的手段來加強的。加強以後呢，大家就沒有興趣看他的媒體了。 因此他在壹九九零年下半期，它開始把這個出現的這些新因素 包括市場化的因素，包括新聞從業人員專業化的因素，包括全球化的因素，納入他的制度框架，然後利用這些東西來擴大他的宣傳的可信度。這個能賺錢，但是不危害我的政治底線，我就讓妳去做。那個東西雖然能賺錢，但是危害了我的政治底線，我就卡得死死的。




這也是為什麽說現在中國民眾的心理和壹九八零年代的民眾的心理有很大的差別。 壹九八零年代的民眾他們會覺得說，我們不了解這個世界的真實情況，我們想了解。那麽現在的民眾會說，我很了解啊。比如說，如果我們去看中國到國外訪問的這些官員的話，那麽壹九八零年代出訪的官員，他們急於想知道外界世界是什麽樣子；那麽現在的人呢，他到世界看了壹看， 咳，這個我都知道，那個我都了解。明明生活在壹個說信息不完整，信息不完全，被扭曲，被塑造的這樣壹個世界裏，但是他們卻認為，是生活在壹個信息充分的世界裏。這是近幾年出現的壹個非常新的壹個情況。




這個不是冷戰時期那種訊息的“珠目”，生活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這樣壹些民眾， 他們不了解西方的情況；也不是壹個自由競爭的媒體，給妳報導這個盡可能的充分資訊的社會。




中國的媒體作為黨“喉舌”的這個本質只要共產黨還存在應該就不會改變。中國共產黨辦的第壹份刊物叫做“向導”。共產黨從成立之處就有輿論引導的傳統，雖然輿論引導的方式在不斷地調整，可是利用媒體引導輿論完成鞏固統治的本質沒有改變的。




過去毛的時代就他壹個人在講話，那麽他沒有競爭對手，所以呢，他想怎麽講就怎麽講。 壹般來說，妳沒有競爭對手的時候，壹個人就不需要那麽努力提高自己啦。所以毛可以破口大罵，那麽當然也可以不斷地在那裏“作詩作賦”，他想怎麽講就怎麽講。




那麽到了今天，共產主義在全球已經失敗，那麽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已經把中國緊緊地納入了這樣壹個全球經濟體系之中，在這樣的壹個背景下，中國共產黨要實現自己的“喉舌”功能；要這個媒體實現“喉舌”功能，他就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挑戰。那麽為了應對這個挑戰，他就必須發展新的辦法，那麽這些新的辦法應該說是很多的。




妳會看到兩會期間，有壹個很有意思現象，就是中國的記者很熱心地去采訪他們外國記者同行。讓他們發表對於中國的看法，這個就有很多巧妙的地方。第壹，他選擇的老外同行往往是來自哈薩克的電視臺記者呀；或者是來自中東某個國家的電視臺記者呀；或者是來自委內瑞拉的電視臺記者呀，但是無論如何這個人長得是老外。這些記者的國家呢，應該說新聞自由，政治民主有的沒有，有的是非常薄弱，這些人就對中國的東西還是滿欣賞的。 所以他就講非常好啊，很自由啊等等。當我們中國的觀眾看到電視上壹個“洋鬼子”在那裏大講中國的兩會報導是很自由的話，他當然想人家“鬼佬”也這麽講，看來是真的很自由了，外國的自由也不過如此啦。那麽這個欺騙性就很強啦 。




再壹個，我們知道即使是采訪到那些可能有不同見解的記者， 那麽當然就是說他知道 如果妳要講不好的話 可能明天不讓妳在中國采訪啦，所以他們也會“自律”。那麽這個就是也是壹種巧妙的利用了。就說它的開放程度確實是在增加，但是越開放欺騙性反而更強了。




他甚至也可以利用西方的媒體。因為西方的媒體本來就是多元的，就是競爭的。那麽有人講這個東西；有人講那個東西。西方的媒體本來就是很喜歡揭露西方的陰暗面的，中共把這個東西拿來為我所用。




西方的媒體了解中國，是通過西方媒體駐中國的那些記者。那麽我們知道這些記者在中國，他們的活動受到非常多的控制，和非常嚴密的監視。曾經有壹個駐中國的記 者幾年以前寫過壹篇文章，登在“華爾街日報”上。他說，他在中國做壹個新聞記者，就好像被看作是壹個間諜壹樣的感覺；好像都是“零零七”小說裏寫的那樣； 電影裏寫的那樣的鏡頭，電話都不敢直接打，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現狀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很多地方妳不能去啊，很多人妳不能見啊。這是壹個。




那麽再有壹個就是，我們看到現在中國政府也巧妙地就向外國駐中國的記者“放風 ”。特別是現在關於高層的權力鬥爭的這個東西，那妳會看到經常經常是路透社在報導這個東西；“紐約時報”在報這個東西。那他們怎麽會得到這個信息啊？當然 是有在高層領導身邊工作的人透露風聲給他們的。那麽我們知道，比如說妳在中南海工作，如果妳把風聲透露給外國記者，壹旦被發現了是不得了的事。 說妳泄密也好，說妳裏通外國也好，整個妳的生涯就完全毀掉了。




那麽是我相信呢。他們是有意這麽做的。那他們為什麽要把這個風聲透露給西方記者呢？當然是有權力鬥爭之間互相的需要，但也有壹些政治的功能。比如說，我們看 到有些風聲透露說，因胡和江之間的鬥爭，所以有些事情胡錦濤就做不成啦等等諸如此類。 那麽這個就會讓人感覺到就是說，其實呢某某某領導人也很開明的，但是由於內部的權力鬥爭，所以有些事他做不成，所以我們還要寄希望於這個事情。使得妳感覺 到這樣壹種對現政權寄有希望也好；對某個人寄予希望也好。這也是壹種很精致的壹種宣傳。




這當然壹個很好的新聞，那麽西方媒體當然為了搶這個料。 本來壹個外國記者怎麽可能了解到中南海裏發生什麽事情，當然有人透露給妳這個信息，妳就非常樂意用這個，這種非常細致的手法現在都在發展起來了。




二十世紀的中後葉，有壹個很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叫做卡爾波普爾，那麽他就提出了“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的區分。那麽我現在要加壹條就是說有那種“部分開放”的社會。它本質上還是壹個封閉社會，但它是部分地開放，而不是完全的封閉的社會。




那麽這個開放也好，封閉也好，講的主要是資訊嘛。那麽部分開放 “本質封閉”的社會它有壹些非常特殊的現象，我認為這個現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表現的非常充分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比如說，對於美國社會的了解吧，那麽在毛的時代，宣傳說西方社會到處都充斥著剝削啊，吸毒啊，所謂腐朽的東西泛濫啊。那麽那個時候大家都相信是這樣子，那麽到了八零年代時候，大家就會說，哦，外界其實不是這樣子。大家就急於想了解外界是什麽樣子。




那麽這個時候，當妳看到西方的報導，妳就會說，哦，原來是這個樣子。




那麽到了九零年代以後呢，我們看到了中國的媒體已經開始不拒絕報導西方的東西，甚至讓西方的媒體也可以部分進入中國，那麽這個時候， 政府利用西方的媒體本身報導負面的東西，來引入到中國。看了以後，妳會覺得說，妳看西方的媒體也是在揭露西方社會的黑暗，所以顯然西方社會很黑暗的。那中國的媒體在揭露西方黑暗，當然說西方世界都是很黑暗的。




比如說“參考消息”。“參考消息”這份報紙在中國是內部發行的壹張報紙，但是現在在中國的大街上也可以買到。但是他沒有取消它內部發行的限制。這個就是壹個很微妙的手段，我可以說根據我幾十年看“參考消息”的經驗，“參考消息”已經越來越從壹個過去是報導西方那些對中國比較有負面批評的那些東西，然後讓領導人看了以後，有所警惕，有所了解下情的這麽壹個功能，變為壹個越來越給更多的老百姓做宣傳的那麽壹個工具。所以現在妳去看這個“參考消息”的話呢，那上面基本上都是從外國媒體上摘的那些講對中國政府有利的東西。那麽這樣的壹個報紙它的發行量就大大地增加，所以“參考消息”可能是中國僅次於“中國少年報”之類的，最大的發行量的壹個報紙。




那是因為少年兒童各個班都要訂啊，所以的發行量相對比較大。那個並沒有什麽實質的市場利益 ，但這個“參考消息”呢，它這個市場參考指數是很大的，如果妳在“人民日報”登了壹句話中國老百姓可能看了不信，但是“參考消息”上登了以後，他們就相信了。




中國是壹個“部分的開放 ”，“本質封閉”的社會。政府對西方媒體有非常強烈的選擇，他不會讓整個西方的媒體全部進入中國社會，那也不太可能嘛。他也不會說西方媒體可以自由進入中國，那肯定不可能的。 當然他有控制的權力；有壟斷中國整個社會，讓它接受什麽資訊，不接受什麽資訊權利的權力，那麽他就制造壹種假象。就好像是我們生活在壹個充分開放世界，妳西方講什麽我們都知道，可能他知道的比我們知道的甚至還多，那麽當然是非常片面的東西。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要說文化大革命好，不是有壹個歌嘛， 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這就是非常粗率的壹種宣傳，想不出來說什麽話說它好啦，就是好，就是好。壹看就是宣傳； 壹看就是強加於妳；壹看就是很笨，很笨。那麽現在呢？當他要說中國改革開放好的時候呢，當然他也有這壹方面，也有領導人出來 說我們中國改革開放非常好什麽之類的，但是更多的不是用這種就是說非常粗率的方式 更多的是講，妳看西方媒體在講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如何如何的好；看我們留學西方的學者回來是講中國改革開放如何如何的好；甚至還讓妳了解壹點改革開放出現的壹些問題，但是中國政府是如何地在解決了這些問題。




比如說貪腐吧。貪腐是中國的民眾容易切身體驗到的壹個非常負面的東西，如果美國發生了壹個腐敗案件，他會大肆地宣傳。那中國人會想說中國固然是很腐敗，那美國也很腐敗呀，那政治都這麽腐敗，所以中國也不比別的國家差。 又不斷地說，要成立壹個新的反腐敗局，然後媒體就大肆地報導，作深入的報導，然後好像做了多少事情。 比如說，中國壹年查出了多少官員等。 其實，這個是很荒唐的現象，妳壹年查出上幾十萬，幾百萬的官員，說不定妳們官員腐敗的很嚴重嘛。他說，妳看，我們成績很大呀，我們這個反腐敗的決心很大，力度很大呀。 總而言之，就是說他現在延續的宣傳手法，不是完全回避問題，也不是直接這樣王婆賣瓜，而是壹種非常迂回的方式，讓妳感到可信方式來進行。




孫誌剛因為沒有攜帶某些證件出門被警察毒打致死的事情發生之後，當時有幾個法學博士，他們就連名上書，要求中央政府修改他的收容政策，改變這些所謂“外來人口”的“二等公民”的地位。後來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討論了這個“收容條例”，並撤銷了很多收容站，當時中國很多媒體就拿這個大做文章，說公共輿論影響了中國政府的這樣壹個政策，改善了中國政府的這樣壹個決策過程。那麽這個就被當作是中國的媒體不僅很自由，而且自由到了可以來影響政府的決策，使得政府的決策越來越靠近民眾的需求的地步。那麽我覺得這裏邊就有很多隱藏的因素，沒有被大家註意到。就是說這幾個法學博士勇於上書，是引起了壹場公共討論這個公共討論。它首先是在互聯網上發生的，而中國的這樣壹個平面媒體涉及得是非常少的；電視媒體根本就沒有報導這個。就是說這個消息的報導是有很大的壹個限制的。




那麽再有壹個就是，根據我個人了解到的信息，這個收容站取消以後，基層的警察就反彈得非常強烈，因為他說，我就沒辦法搞這個社會治安了，我在街上看見誰亂晃蕩，也沒有理由來質問他。而且當時有的警察甚至說現在妳在哪個地方如果遇到壹個人他亂晃， 妳問妳叫什麽名字？他就會說，我叫孫誌剛。顯然就是要和警察對抗嘛。




根據我當時得到壹個信息，整個廣東省的警察要怠工了，那麽這個就給中央政府很大的壓力。當時妳如果註意看報導的話，就會發現互聯網上有報導說，在北京新華門前，也就是中南海的正門前，有幾十個穿警察制服的警察在那裏靜坐示威。究竟為什麽？這個在中國沒有公開的報導，我們也不知道。但是警察來示威，這也可以理解。還穿著警察制服？ 那麽如果沒有相當的人在支持的話，他也不敢幹做這樣的事情。就是說中國有關的執法部門，對這個變化是非常不滿的。所以就向中央政府施加壓力。




我就註意到在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撤銷“收容條例”以後的大約壹個多月後，國務院又召開常務會議，討論另外壹個問題，但報導最後壹句話說，也討論了“收容條例”問題。那這就很奇怪了，國務院常務會議不是已經取消了“收容條例”嗎？幹麻又討論這個問題啊？那麽為什麽在壹個多月裏面要討論兩次這樣壹個問題？那麽我個人沒有任何的第壹手信息，但是根據我在北京工作的經驗判斷，我認為這第二次這次討論，是對第壹次的有所修正。




那為什麽中國的媒體就不能公開地報導這些東西呢？ 為什麽中國媒體就不能跟蹤報導，從那時到現在中國的收容制度到底在發生什麽變化呢？如果這些不能敞開報的話，那麽我可以假設，當初撤銷收容制度這個東西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沒有完全做到。這就是說，當妳說這個公共輿論影響了決策的時候，實際上它只是把那些帶有進步的那壹個小因素讓妳報導了，但是後面的東西完全不讓妳談。




那麽這個也是壹個非常巧妙的。他讓妳感覺到說，他有進步，但是後面的東西完全不讓妳去追蹤，不追蹤呢，這裏面就有壹個很大的很大的“貓膩兒”。按這個北京話來講，是有很大的蹊蹺。這是壹個例子。當然，它有媒體沖破封鎖影響政策的那壹個可能，但是這個可能在現制度下也許某個中共領導人，甚至都願意聽妳的意見，但是整個這個機器，它的既得利益，是非常之大的。當它施加壓力反過來走回頭路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所以整個媒體就不可能跟蹤再報導它了。




資訊中有虛假的東西也有真實的東西，所謂“虛假”，就是說他講的話是完全和現實是合不上拍的，這個是虛假的 。




那麽“真實”，就是說現實是什麽樣子，我們充分去反映它。那麽所謂“超真實”，就是說他從真實中擷取壹些細節，然候重新構造，扭曲 。妳要說它是假的呢，那個事情在西方是有的；但妳要說它是真的呢，他只是告訴妳很小壹部分是真的，那總體的真實它沒有告訴妳，但是他構造出來以後呢，妳認為這個東西非常真實，但實際上它和真實是不壹樣的。就是說，他用的可能是真實的部件，但組建出來的是壹個虛假的東西，因此我就把它叫作壹個“超真實的真實世界”。




其實妳如果對比西方的媒體和中國的媒體報導，我們會看到，比如說，對同壹個突發事件，妳如果去看西方的媒體，他們肯定報導是不壹樣的 。“紐約時報”可能這麽講；“華盛頓郵報”可能那麽講；妳們的媒體可能這麽講，這是壹種現象。 那如果妳要看中國的報導呢，大家的報導都是壹樣的，每壹個細節都是壹樣的。那麽壹般的人就會想，那中國的報導應該是真實的，因為他見大家說的都是壹樣的嘛，那顯然就是這樣子。 那麽西方的媒體顯然是虛假的，怎麽妳說這樣？他說那樣呢？




當然也不可能說西方媒體是完全充分報導的，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它有壹個根本的自由， 這個根本自由就是競爭的。 那麽這個競爭就使得這些不同媒體之間要來爭奪讀者，那麽爭奪讀者靠什麽呢？並不是靠妳說得花言巧語，也不是靠妳說得這個版面做得漂亮， 當然是要靠妳能不能給大家提供大家關心的信息。那麽這個信息，既是大家關心的，也是真實的，有助於大家了解周圍的世界，媒體主要在競爭這個東西。




還原到我們的現實的，真實的認識世界，就像讓我們兩個人現在描述這個房間的情況，我們的描述肯定是不壹樣的，我會說那裏有兩盆植物，妳會說我看到那有三個沙發。那麽中國的媒體之所以完全千篇壹律，是因為它說妳只能看到這個，妳不許看到別的，所以他看到的東西固然是真實的，但是呢實際上妳的認識過程是不真實的。如果大家都能夠自己來看這個東西，那每個人看到的東西肯定不壹樣嘛。所以我覺得他利用這種細節的真實，那麽構造了壹個虛假的，不真實的這樣壹個世界，所以我就把它叫作是壹個“超真實的真實世界”。




我在中國的網站看到這樣壹個文章啦，它是在贊揚溫家寶。那麽就透露這麽壹個細節，就是溫家寶去染頭發。中國的領導人他們的頭發可能都是染的啦，六，七十歲的人了，而我們看到他們都是滿頭烏發。 溫家寶在就染頭發的時候，就跟他的染發師說，我這六十多歲的人了，搞得滿頭都是黑發，看上去就很假嘛。所以妳不要給我染成那樣子了，妳就把我的兩個鬢角給我留出來，那至少看上去還真實壹點嘛。




我個人對溫家寶這種美學品味，還是很贊賞啦。就是說搞的那麽全都是黑發，像個玩偶壹樣，是很難看啦。就從這個事例，我覺得就是說溫家寶也知道，如果留存壹點真實來，那麽好像那個虛假的部分，也會看起來很真實啦。我們知道“紅樓夢”裏面有壹句名言說，“假作真實真亦假”，但是反過來也是壹樣的。這個真吶，就是在假的過程中，在整個假的海洋中，留出壹點真的來，大家就會覺得說，那可能整個假的也變成真的了。所以，當然我們看到溫家寶那花白的鬢角，和他其它地方的黑發的時候，我們就不會再懷疑其它地方的黑發是染的了，我們認為那其實真的是黑發啦。




我覺得中國政府現在的這樣壹個宣傳，就不像毛的時代全部給妳染黑了，讓妳壹看就知道是假的。現在的宣傳，它給妳爆料了壹點真實，那妳覺得說哦 其實他說的全都是真的，而不是光那壹點啦。 我覺得就是這個美學品味的這樣壹個精致，這樣壹個“高級”，也反映出他政治上的這樣壹個控制，它控制的這套方法，也在進步，也在提高，也更精致，也更巧妙。




改革開放之後中共的媒體運動跟宣傳跟以前比起來很不壹洋，中共開始利用市場的力量。以前黨的媒體的錢，是國家預算來供給的。那麽現在它給妳壹些空間，讓妳賺那個錢，就把妳引導到那個方向去了，那麽其它的妳不能碰。這就是市場的力量，形成它的控制機制，來控制媒體。但是這個市場實際上不是壹個充分的市場，所謂“不是壹個充分的市場”，就是說它有壹個“邊界”，這個“邊界”就是說有些東西即使它非常有市場，妳也不能碰。




其實毛澤東就非常懂得這壹點。毛澤東在壹九五零年代、六零年代就說過：“如果辦壹張報紙天天講反面的東西，它會很暢銷，講上三個月我們就垮臺了”。毛是完全沒有市場觀念的，但是他也知道如果辦壹張揭露政府黑暗的報紙，這個報紙會非常有市場的。這也是為什麽西方媒體有所謂“扒糞”的說法，就是它壹天到晚去找領導人負面的東西報導，這樣做不僅有政治監督的作用，而且它有市場效應。




那麽如果中國現在辦壹個天天揭腐敗的報紙，我相信它會是全國銷量第壹。如果有人能辦這樣壹份報紙，壹定會賺大錢。它有市場啊，但是有市場又怎樣呢，它就是不讓妳辦。明明有市場需求為什麽不可以辦？所以說即使是有市場，它也是有壹個“底線”的，那麽這個市場就是壹個不充分的市場。




所謂“市場化”，也是有限制的市場化。這個有限制的市場化，就是說妳可以登大家關於歌星的追求啊，妳可以登關於地方的兇殺案件啦，但是妳不可以登那些大家關心的公共問題上的話題。所以從這個角度上看，妳可以說對於整個市場本身，它有壹個大的控制，這個大的控制就是說這個市場有個鐵桶似的“邊界”，妳不可能越出這個“邊界”，在這裏面妳想怎麽追求利潤，妳都是可以的。但是，妳要想通過揭露公共問題來追求利潤，它也可以創造巨大的利潤，但那是不允許的。這是壹個總體“邊界”的控制。




像在西方社會，每當這個國家的公眾預算、財政預算出來的時候，那都是壹個十分重要的事情，因為這個財政預算會影響到每壹個人的生活品質。但是，每壹個人掙多少錢，朋友之間都不會談論的，因為它不是公眾信息。但是，那些能夠影響每壹個人掙多少錢的基本因素，就是公眾信息啦。再比如說，妳個人怎麽養生，那麽這是壹個私人信息。雖然它關系到每壹個人，但是我怎麽養生，並不會影響到妳怎麽養生，所以這就是私人信息。但是，公共衛生-人們怎麽樣看病，這既會影響到妳，也會影響到我。那麽媒體如果能夠提供這樣的信息，那才是實現了媒體的品質和功能了。




我們現在看到，和毛的時代對比，有了壹個很大的進步。就是說妳私人，作為壹個個體關心的事情，它可以給妳提供信息。比如說，妳想了解這個世界上有甚樣的歌星啊，妳喜歡大六歌手，他喜歡臺灣歌手，他喜歡西方的某個歌手，這些個信息它是給妳充分地提供的。我們把這個東西叫作私有的信息，就是個體的信息。也就是說，我喜歡的東西和妳喜歡的東西可以差別非常大，但是，這些東西不涉及我們大家共同的生活會被影響，這樣的信息它給妳提供。這個比毛的時代進步了。但是，中國媒體恰恰不提供那種大家都關心的，發生在大家身邊的，那樣壹些的事物的信息。




政治就是我們老百姓生活中共同受到影響的東西。歌手的生活瑣事不是政治新聞，那是因為我喜歡這個歌手，妳喜歡那個歌星，這沒什麽好討論的，也不需要民主表決。但是公共財政怎麽使用，這個既影響妳，也影響我，而且影響到我的話，可能對妳就是另外壹種影響。所以必須通過某種討論程序來讓大家了解，然後讓大家公眾的意見納入。像這樣的新聞在中國是完全回避的。




比如，我生活在維多利亞這個城市，我看本地的報紙。那報紙上說，我們旁邊的某個街道需要修理，那麽現在預算上發生了爭執，市議會說這個預算應該這麽用，那麽市政府負責修路的部門就說預算應該那麽用，報紙也報導了這個事情。那麽這個預算是從我們納稅人的錢裏出來的，所以我們納稅人看了這個報導就會關心。哦，原來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可能就會去判斷這樣做是對的，或那樣做的不對。




另外，比如說，我居住的小區有壹個小學要關閉，這個小學是政府資助的公立的小學，那麽為什麽要關閉？關閉以後這個校舍怎麽用？教師到哪裏去？學生應該怎麽辦呢？像這樣的問題都是公共問題。因此這樣的信息我們叫做大眾信息。那麽它提供的信息是大家共同關心的，對大家的生活都是有關系的，傳遞這樣的信息是大眾媒體首要的壹個責任。中國的這個大眾媒體哪，它之所以在市場化改革以來，有走入歧途的這樣壹個方面，就是它沒有在提供這樣的信息上下工夫。




事實上，說得難聽壹點，現在的中國社會，對妳上部的、精神層面的需求，它是完全不允許妳自由發展的，但是對比較低層次的需求，中國人說的很粗俗，就是褲腰帶以下的需求，它是允許妳可以自由發展的。所以妳看現在中國的對互聯網控制，壹邊它在那裏標榜說，我是為了“掃黃”啊；我是為了讓互聯網純潔啊，我才要控制互聯網。但是實際上妳看，每壹個官方網站上邊，都可以看到大量的黃色照片。比如，在市政府的網站上，就有妓女的廣告。顯然，它願意開放這壹個層面，把妳的註意力引導到那裏去。




我們知道如果壹個社會如果沒有公共討論的空間的話，那麽每個人就會向他私欲的方面去發展。壹個社會如果完全由私欲在主導的話，它就是道德敗壞的。因為妳可以不必考慮其他人啦，妳就只考慮妳自己啊。那麽，對政府來講，它得到的最大好處就是，當妳道德上墮落以後，妳就不會再關心公共的事情，那樣妳就不會去關心公共的話題了。因為關心公共事情是壹個有道德人的表現。壹個沒道德的人，他為什麽要關心大家共同的事情呢？我自己追求我自己的私欲，我自己的享受，我自己的花天酒地就可以了。我們很難想像，當壹個人除了這些東西以外，他還會去討論公共空間，還會去關心其他人的事情，還要大家對整體社會有所奉獻？也就是說壹個壹天到晚花天酒地的人，他會對壹個弱勢群體表示關心？這個兩個東西顯然是互相矛盾的。所以當共產黨開放那樣壹個下欲之門，下流之門，讓妳去走的話，當然妳就對整個社會的提高，就沒有什麽興趣了；妳也就不會對共產黨的這樣壹個權威提出任何的挑戰了。實質上，這十幾年的發展，就是這個樣子的。為了這個政權的穩定，共產黨不惜讓中國人在其它的方面墮落下去，因為越墮落對它的統治越有利。




我們知道隨著市場化興起，黨報它要賺錢就比較難。因為黨報都是壹副讓人憎惡的面目，大家都不願意看嘛。那麽那些小報呢，比如說，登壹點經濟信息啦，登壹點風花雪月啦，明星逸事啦，那麽這些東西就很賺錢。




壹九九零年代中期，中國的宣傳部系統搞了壹個所謂報紙的集團化、產業化的措施，就把這些小報全都收攏到大報底下。比如說《廣州日報》吧，它是廣州市委的機關報，它把那些賺錢的小報全都放到它的底下，這個叫“子報”和“母報”之間的關系。那麽這個“子報”賺的錢，就來養這個“母報”，而“母報”就在政治上控制這些小報。




比如，像《南方周末》。《南方周末》被納入整個《南方日報》系統以後，當它的報導壹旦超出黨所能容忍的範圍，就馬上把它原來的編輯換掉，派《南方日報》-過去黨報的領導人去做他的編輯，這個人事的控制會被強化。當然，它每天有“吹風會”，每天給妳“打招呼”，用這樣壹些方法來影響報導的傾向。這就使得黨和政府可以利用這種妳得到的所謂“自由”，來裝飾它的整個的控制機制。而且，妳媒體通過市場化賺的錢，最後實際上這些資源也都進入了共產黨控制的荷包裏面去了。所以，它反過來也有更多的經濟資源來控制媒體。




像類似這樣的控制機制，在過去的十幾年當中有很多的發展。我們看到，即使是完全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報紙，它也不會碰觸那些“邊界問題”，明明就是那個賺錢，它也不會碰觸。




我們知道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他可以去冒險，如果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潤，讓他死掉，他都會在所不辭。那麽為什麽中國的資本家就沒有這個膽量呢？問題就在於黨的這樣壹個控制機器，它有壹個比利潤損失所帶來的更可怕的後果，這個後果可能讓妳不僅錢賺不到錢，而且可能人最後都要進監獄啦。所以這個控制是相當嚴厲的。它從強力的控制到精致的操縱兩個層面都有。




所總的來講，市場化對於整個中國的影響也是兩個方面。壹個方面，就是給我們中國人帶來了有限的自由，壹定經濟的進步；但另外壹個方面，它也使得中國人在追求金錢的過程中，喪失了對於政治上這樣壹個權力的追求。因為妳知道，妳在追求政治權力的時候，那裏有壹個銅墻鐵壁在擋著妳，與其是到那裏去碰壁，為什麽不加倍地去追求金錢呢？這個就使得人的道德更加物欲橫流，政治上並不產生進步。我想媒體受到的市場化影響的兩個方面影響和這個總體上是壹致的。




現在因為“全球化”力量這麽強大，要完全隔絕中國民眾對於外部事業的了解也是很難的。那麽現在中國政府有足夠的資源，它不僅能夠影響在中國大陸的媒體，而是還可以反過來影響在外面的媒體。




中國畢竟能讀外文的人還是很少的，直接能讀西方媒體的人還是很少的。即使生活在西方國家，比如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每天能看《紐約時報》的人還是很少的，大多數人還都是以看中文報紙為主。那麽中國政府非常重視在西方的壹些中文媒體，它要控制這個資源。那麽控制了這個資源以後呢，即使妳在中國上了外國的媒體，妳以為它是外國的媒體，實際上那個媒體也是中國政府控制的。因為現在它的力量已經擴大到能夠控制海外媒體了。




比如說，現在在海外，就有很多它所控制的媒體。當然它可能不再像是以前那樣啦，比如，像香港的《大公報》、《文匯報》這種模式。它們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從業人員都是從中國派來的，總編輯、黨委書記都是從中國派來的。現在不再是這種模式，而是當地華僑自己辦報紙，講的是當地華僑自己的事情。但是這些當地華僑辦報的資金是從哪裏來呢？我們不知道。當地華僑要辦壹個當地小報，往往生存是很困難的。但是，我看到這樣的小報卻越來越多。當然，它有正面的壹方面，就是華人在整個西方社會，越來越要爭取自己的發言權。但是我們也看到很多的華僑，為了經濟上的利益，他們不得不和中國做生意，那麽中國的政府可以通過這個，來影響他們媒體的傾向。它並不是明確地告訴妳要怎麽樣做，只是大使館請妳吃吃飯啊，參加宴會啊，介紹幾個生意給妳啊，然後呢？當然妳也就會想，那我講話我就不要去碰觸中國政府不喜歡的東西啦，那不是自己把我的生路堵死嘛。這就是壹種巧妙的控制。




我們也看到，如果中國政府它現在再要在香港再辦壹份的媒體的話，它也不會自己去投資辦，它會跟某壹個華人資本家說，我想辦壹份這個媒體，妳在中國可以有某壹個生意，但是妳把妳這生意賺的錢拿到香港，去幫我們資助某壹份刊物。那這個刊物實際上還是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像這樣的例子很多，而且最近這幾年是越來越多。




比如說，在伊拉克戰爭期間，當時我還生活在香港，居住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園裏，因為香港本地的媒體都是廣東話的，我就收看當地的中文普通話的電視臺。本來我是可以看到美國媒體報導的新聞，可以看到英國媒體報導的新聞，但是香港中文大學宿舍的電視是由學校控制的，自壹九九七年以後，基本上海外的頻道，就不斷地被減少，不斷地被減少，最後就沒有了。所以到了二零零三年，伊拉克戰爭期間，我通過電視已經看不到美國的媒體報導的新聞了，看不到英國的媒體報導的新聞了。說起來這簡直都不能相信，生活在香港，通過電視我看不到美國媒體報導的新聞，看不到英國媒體報導的新聞。而我又不懂香港話，我就只能看在香港辦的這個中文普通話電視臺啦。




那麽我看這個電視臺壹個晚上，就看到說美軍在巴格達遇到抵抗等等諸如此類的。我想這個仗打得好像很辛苦嘛。結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壹來報紙，通欄標題說“美軍攻占巴格達”。我想，這什麽時候發生的事情啊？壹看說，我昨天看電視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我就覺得很奇怪啊，我昨天看了壹晚上電視，都不知道美軍已經攻占巴格達啦。這個時候再去看這個中文普通話電視臺時，它還在那裏講美軍在巷戰中遇到激烈的阻抗等等。妳說它沒有報導巴格達的事情，沒有報導伊拉克戰爭吧，不，它是充分地報導了。




我看到壹個材料說，中國的中央電視臺對於伊拉克戰爭的報導也是非常充分的，以至於中央電視臺在伊拉克戰爭期間的收視率，翻了二十八倍。這可是極大的壹個數字啊。那就是說它報導的很多。打戰，很多人很喜歡看。所以收視率飆升。可那又怎麽樣呢，大家天天看伊拉克在打仗，卻不知道伊拉克發生了什麽事情。




我在中國也有很多在媒體從業的朋友，他們也有特權可以看到這個在香港的普通話電視臺的頻道，他們也沒有看到伊拉克發生了什麽事情。他們也看中央電視臺，也看香港的這個普通話電視臺，可是三天以後他們還不知道美軍已經攻占巴格達了。




如果以前是以前他們壹定會相信我說的，因為他覺得說他在中國不可能接收到全面的信息。但是現在他會說，不可能吧？我每天都在看香港電視臺呀。他相信那個在香港的這個媒體是自由的。就是由於這樣的壹種非常巧妙的壹種控制手段，使得他們也完全不知道到底伊拉克發生了什麽事情。




過去我們認為互聯網相當地自由，沒有邊界，對於中國這樣的壹個媒體傳播世界是壹個強力地沖擊。但是我們看到中共也巧妙地巧妙的利用互聯網。我們現在看很多中文網站的傾向，可以很容易判定它是不是和中國政府有某種程度的合作關系，金融的、財政的、經濟的合作關系也好，信息互相享有的合作關系也好，甚至還有更深層的政治合作關系。很簡單，中國政府控制的媒體不能碰的那些很多要害問題，它也不能碰。妳不能說這些媒體就是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控制的喉舌，但是它看起來是獨立的身份，但是扮演類似共產黨喉舌的角色，它起得作用比共產黨的喉舌起得更有效。因為共產黨舌講的話妳不相信，但是它講的話，妳想它是壹個海外自由媒體，妳會相信，這就是很精致的控制啦。




還有壹種控制媒體的機制，是通過控制人的思想。我們知道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大大地高漲。這就使得中國人在看待事件的時候，有壹些“盲點”。比如說，我們知道在西方的很多的機構裏，包括媒體機構，包括這個學術機構，包括經濟機構等等，都有很多的華人，那麽隨著中國的經濟力量增大以後，海外華人的民族自豪感就大大增加了，這個時候他們就很樂意替中國講壹些“正面”的東西。本來這個也有它非常正常的壹面，但是中國政府就借助這個東西影響這些人，使得他們有意無意之間按照中國政府的調子來講話。那麽這些人講話對中國民眾的影響力就比黨的官員講的話有說服力。這個控制並不是說壹個黨的宣傳官員來告訴壹個在美國大學教書的中國後裔的教授說妳要怎麽講，而是利用他們民族主義情緒，利用妳對中國的這樣壹個自豪感，妳要到中國去的時候跟妳談談話、吃吃飯，讓妳多看“正面”的東西，那妳就很不自覺地就會接受了他們那樣壹套東西。




包括完全由西方獨立機構主辦的壹些媒體，但是它要進行中文廣播，或者是進行中文報導，它也要借助來自中國的人。中國政府利用這些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結來影響他們，使得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替中國政府講話。那麽他們哪怕只講壹句，也比共產黨的官員在那裏講壹百句要起作用。這也是它精致化的壹種表現。




包括引入西方資金為它服務。就是說妳可以競爭中國這樣壹個媒體市場，但是它給妳設置“底線”，這也是我們能夠看見像雅虎和谷歌這樣的大的電子化國際媒體公司，他們在中國這個市場上也要和中國政府合作。這個很簡單，中國的市場就是這壹個，那麽能夠控制市場準入的就是中國政府，那麽這樣的公司有很多，妳不接受中國政府的“底線”，他接受，他就賺錢啦。所以呢，即使是這樣壹個全球化、國際化的環境，即使中國媒體市場向外資媒體開放，但是妳也很難以撼動中國政府對於媒體的控制。結果還帶給大家壹個假象，說妳看這麽開放了，外國媒體也都進來了，這個東西不是《人民日報》說的，這個東西是雅虎說的，那當然是真的啦。但是妳要知道雅虎和共產黨也要有這個交易，否則，它在中國怎麽能夠混得下去。當然就是說，它的控制有力不從心的壹面，也有故意利用開放因素的壹面，那麽這些種種因素的壹個總合，就使得它壹面控制媒體，那麽還顯示出實際上沒有控制住的這樣壹個假面目。




全球化不僅沒有給中國帶來真正意義上的新聞自由，它還有壹個很大的負面作用，使得大家生活在壹個以為已經媒體自由的假象這樣的壹個社會生活當中。所以，對於新聞自由的那種強烈的追求，都已經越來越減弱了。




現在中國的新聞官員可以在全世界毫不羞恥地講，中國的媒體是最自由的。當然這個簡直就是笑話。那麽，中國民眾、中國的知識份子、中國的新聞從業人員等，很多人都會講我也很自由啊，他們就現在認同這樣的東西。




這個我覺得和壹九八零年有非常的不同。我剛才講，壹九八零年代有很自律的這壹方面，但是媒體的工作者也不斷地試圖要踩它的“底線”。那時候有各種各樣的理論啦。叫做這個“踩線論”，“打擦邊球”等等。現在他們追求新聞自由的這個沖動，比以前從總體上來講小了。當然也有人不斷地在追求新聞自由，我們看到像《冰點》啊，像《南方都市報》啊，也在做這個事情，但是從總體上來講都小了。那麽原因呢，壹個就是說經濟的原因，媒體從業人員的經濟待遇改善了很多，他們現在成為整個政治菁英，知識精英聯盟的壹員，中國經濟繁榮的受益者。壹方面，如果妳聽它的話，妳經濟上會得到好處，那如果妳不聽它的話，妳不僅得不到好處，妳可能整個都會遇到生存的威脅，它可以讓妳坐牢。所以，在兩相權衡之間，大家都自動地按照它的指示跟著走，去賺錢，享受現在這樣壹個地位呢。“八九”以來，大家都明白這個“邊界”在那裏，沒有人再去肯碰觸那個“邊界”了。那另外壹個呢，它給妳的指示也比較委婉，比較柔軟。它現在不是給每壹個新聞工作者講，妳要做黨的喉舌。它現在也在講，但是主要的是給那些老總們講。那麽這些老總對底下的新聞工作人員，就是說妳要加強妳的專業素養；妳要把這個東西搞好啊。




“全球化”以後，各種各樣的因素促成了中國的今天的這樣壹個媒體的世界。這也是為什麽我不得不發明壹個新詞來描述這個世界。就是說它是壹個扭曲到，妳也不能說它虛假，但是它肯定是不真實的。那麽這是壹個非常扭曲，特定的制度-共產主義的權威主義制度和相當充分的“全球化”，可以說中國擁抱“全球化”比很多其它國家擁抱得都積極，是相當充分的經濟“全球化”，這樣結合起來，形成的這樣壹個非常怪的這樣壹個現狀。




毛的時代是以“洗腦”為主。他要說服妳，讓妳從真心裏相信共產黨真的是好，毛主席真的是好。那麽他講的這些東西要進入妳的靈魂，要進入妳的血液，要化為妳的行動。那麽現在呢，其實共產黨並不是太在意說妳相信不相信它講的，妳是不是相信那些原則，他不是太才在意。那麽他要做到的就是，能夠說服妳，讓妳說不要采取行動和他對抗；讓妳覺得說不這樣又有什麽別的選擇呢？妳可以以妳的行為方式，妳的思維的方式，就是說妳回到家裏根本就不要聽共產黨的所謂“主旋律的歌曲”，現在妳要去聽那些毛澤東時代說的“靡靡之音”它也不管妳。那麽妳原來回到家裏，妳要看革命的小說，那麽現在妳要去看其它的東西，他也不管妳。但是只要在政治問題上妳不要冒犯我，妳不要冒犯我。妳可以心裏想共產黨真是壞，但是要通過宣傳讓妳意識到就是說中國離了共產黨不行，那妳要反抗共產黨，妳會非常倒楣的。而共產黨呢，雖然它的制度有根本的不好，但是它還是做了很多事情，它還在不斷地改善，那麽它在不斷地使中國在改善的過程中得到很多的好處。就是說，妳不是從世界觀層次相信它，妳是在現實層次相信它，這就足矣啦。這個就是壹個很大的區別。




就像商業宣傳壹樣，妳說我這個產品如何地好。妳不必要相信說這個商家就是獨壹無二的，只要妳買他的東西就好了。共產黨現在也是這樣，它已經從總體上分解為個體，妳只要買它的貨就足矣啦。妳在這個事情買它的貨，那個事情買它的貨，最後妳會發現，在政治上中國只有壹個供應商，這個供應商就是中國共產黨。




我們在海外的人都知道，如果妳回去中國壹個月，那妳就完全不知道中國每天在發生什麽啦。妳回來以後，妳首先要看到的外面的新聞報導，那妳才能知道這些日子裏中國發生了什麽。




比如說，我們在海外知道，很多年前四川漢源的農民對修水庫強占他們土地不滿，把省委書記都扣留了壹段時間。我們知道在廣東汕頭和汕尾這兩個市，發生了農民因為失地抗議，被警察槍殺的事件。那麽我相信在中國生活的人，可以說絕大絕大多數都不知道中國發生了這些事情。那更簡單就是“天安門事件”也是壹樣的，這麽大的壹件事情，改變了中國歷史，震驚世界的壹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在中國大家也不知道。




我們從這樣壹些最簡單的生活現實，就可以看到，妳雖然生活在中國，雖然妳從本質上對中國肯定有所判斷，比如說妳可以知道它其實很腐敗，但是由於中國政府這樣壹個選擇性和過濾性的宣傳，由於中國政府對於歷史完全的這樣壹個隱瞞和扭曲，其實中國的民眾對於中國的這樣的壹個信息的了解是最少的。如果妳每天只是看中國政府的那些媒體，去了解世界的話，妳就是壹個聾子，妳就是壹個瞎子，妳根本不知道這個世界在發生什麽事情。




我想在沒有壹個政治上大的變化以前，我是看不到有良知的新聞從業人員能夠突破中共對媒體的控制以及對資訊的封鎖的。當然他們也在不斷地在做努力，但是每壹個努力都會帶來新的這樣壹個鎮壓，然後中共也在相應地加強這個控制的手法。




可以從“反控制”當中看到控制。每壹次“反控制”的這樣壹個鬥爭或者勝利，都會引起控制機制的調整和加強。當然也有削弱的層面，但是它為了要加強控制，它必須進壹步地調整，進壹步地精致化。




比如說，我們看《冰點》這個事件。《冰點》原來主要的編輯就試圖反控制，他們要利用自己的版面來發出他們的聲音。他們做了這個反抗以後，我們看到共產黨在遇到壓力的時候，就不像以前那麽粗暴，而把《冰點》完全撤掉，他做了壹點讓步，還繼續讓《冰點》辦下去，但是，它把編輯換掉，進行新的重組。在這個情況下，我可以講現在這個《冰點》如果還是有很多人要看的話，妳也許感覺到它還是很進步的，但實際上這個《冰點》已經不是原來的《冰點》了。那麽過去的話，它會把它全部砍掉，那就沒有這本雜誌了。




我認為如果要讓中國人瞭解更多的真相海外真正的獨立的自由媒體，要擴大對中國的信息輸送的渠道，廣播啊、電視啊，我認為平面媒體是比較難，當然還有網酪媒體啦。我認為這裏面真的有壹場爭奪，有壹場爭奪。因為中共也試圖占領這個陣地。當然我認為自由的、獨立的媒體也要去充分發揮這個功能。

極權社會的社會環境

作者 張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隨著選票統計結果的宣布，美國新壹任總統已然誕生。在大洋的彼岸，無數中國人正熱切地關註著美國大選。即使目前在共產黨統治下，中國人沒有選票，也無法參與民主選舉，但他們深信這壹天遲早會到來。有壹個問題，我們需要思考，那就是中共極權何時會土崩瓦解？我不知道具體的時間，但知道中共的垮臺只是時間問題。參考借鑒弧度度的文章《中共極權崩潰的五個步驟》，我認為，中共走向潰敗需要經歷五個階段：







壹、謊言欺騙，洗腦宣傳







壹般來說，民眾最迫切地需要什麽，極權統治者就會投其所好地宣傳什麽。譬如，民眾需要土地養家糊口，它就會宣揚“打土豪分田地”；民眾覺得司法不公，有冤無處申，它就會宣揚“依法治國”；民眾憎恨貧富分化，財富向既得利益家族傾斜，它就會宣傳“共同富裕”。總之，它會動用壹切手段來極力宣傳自己獨具特色的“偉光正”形象，同時還會誇大宣傳西方強國正處於內亂不斷的水深火熱之中，塑造風景這邊獨好的虛幻假象。比如中國官媒就大肆宣揚美國大選的爭鬥和混亂。然而，宣傳是壹回事，現實卻是另外壹回事！所謂的“打土豪分田地”，農民只獲得了土地的租賃權卻無實際擁有權；所謂的“依法治國”，實際上是以法治民，中共特權卻壹直淩駕於司法之上；所謂的“共同富裕”，實際上卻是官商勾結，加大盤剝力度。“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早已將金山銀山搬離中國。所以，不管這些年GDP到底增長了多少，民眾的實際收入往往跟不上通貨膨脹的節奏，永遠都只會處於壹種在貧困線上苦苦掙紮的狀態，窮幾代人的努力甚至都不夠湊錢還房貸，甚至釀成生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的悲催人生。







現今，中共的宣傳機器壹直將習近平打扮成民族英雄，具有雄才大略。習近平自己也稱“我將無我，不負人民”。壹個政治領袖是否具有雄才大略不在於他想什麽，說什麽，而在於他有哪些利國利民的豐功偉績。從世界範圍來看，美國華盛頓、林肯、羅斯福和裏根總統；法國的戴高樂總統；英國的丘吉爾；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以及臺灣的蔣經國總統等等都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壹個有手腕、有想法、有使命、有意誌和深諳黑厚學的獨裁者就是雄才大略的人物嗎？如此認知，我們是否應該將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這樣的惡魔都封為雄才大略者？如果沒有是非觀念，我們還有公理正義嗎？我認為，當權者可能在上位前有壹套治國謀略，但關鍵在於他的紅色帝國是否行得通，是否符合民意和歷史的潮流。壹個行不通的藍圖，即使它美艷如畫也是廢紙壹張，即使設計者皓首窮經，也是癡心妄想。壹個偉大的建築師是要把它頭腦中的藍圖變為現實，為人類增加福祉，而不是制造災難。看看今天中國人對於美國大選的嫉妒羨慕恨，我們就可以知道什麽是人心所向。







二、社會急劇動蕩







中共官商勾結，政經、政企從不分開，利用國企壟斷民生領域肆意漲價、狂斂民財，不斷擠壓實體經濟、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的生存空間，而國營企業最終又無法抑制住貪腐造成的全面虧空、千瘡百孔。隨著大批企業的跑路、倒閉和外資企業的撤離，大面積的失業潮隨之降臨。與此同時，中共極權所壹貫采取的“低人權、低工資、低福利和高稅收”模式的負面影響也逐步呈現，大多數民眾壹直處於負債生存、房奴卡奴的狀態。經濟內循環不僅無法振興經濟，相反使中國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無法自拔。隨著國際社會的脫鉤和國內經濟危機的爆發，民眾生存變得越來越艱難，洗腦教育、謊言欺騙開始不起作用，社會將陷於劇烈的動蕩不安之中。







三、暴力維穩







壹方面，勞死累死的人家徒四壁，另壹方面，不勞而獲的人卻家藏噸金。隨著互聯網技術對中共防火墻的摧毀，真相壹層層地被揭穿，拒絕接受洗腦教育、日益清醒過來的人群越來越多。當謊言失去欺騙的效應，中共極權就會陷於塔西佗陷阱。當權者所說的每壹句話、每壹個標點符號都會成為民眾調侃的笑料。於是，惱羞成怒的中共就會撕下最後壹層溫情脈脈的面紗，開動暴力機器，壹手刀把子壹手筆桿子，采取高壓維穩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時，隨著有權任性者的狂妄無知與傲慢無恥，止不住的貪腐巨手會進壹步伸向最底層的民生領域，於是，荒誕不羈、慘不忍睹的強砸血拆、驅攤攆販、非法拘禁、驅趕低端人口等陰招損招百出。中共不解決社會的根本矛盾，卻致力於暴力維穩的結果，只會使社會矛盾進壹步被激化！壹方面，民眾不可能停止追求自由幸福的腳步，另壹方面，統治者卻壹廂情願地要加大盤剝、奴役力度，整個社會就像壹個千瘡百孔、處處對立、暗藏危機的巨大火藥桶，稍有風吹草動就有可能會引發爆炸。







四、互害互鬥







為了平息越來越大的民憤，中共不得不采取“掃黑除惡”，打掉壹大批民怨極大的貪官污吏來維護統治的合法性。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裏，哪家利益集團都不是省油的燈，誰想滅掉誰都不容易，兩虎相爭的結果，勢必會激起來自於集團內部的強力反彈與激烈的爭鬥。所以，選擇性反腐只會帶來兩種結果：壹種是像津巴布韋的穆加貝那樣被既得利益集團政變掉，另壹種就是像北朝鮮那樣造成所有官員都唯唯諾諾、陰奉陽違、毫不作為，造成國力的進壹步衰敗。底層互害、高層互鬥的結果就是人人自危，人人都深懷恐懼，造就壹種人人都成為施害者、同時又成為受害者的雙重人格的怪胎。誰都知道極權是壹種惡疾，但是壹旦涉及到貪腐家族的既得利益，便誰也不會松口放手——寧肯翻船沈船、舉國沈淪也不願放棄到手的權力，這才是最致命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結果，就是外面光鮮亮麗無比、百花齊放齊唱贊歌，而裏裏卻早已癌變潰爛，想徹底根治越來越難。直到最終紙包不住火了，癌變潰爛到連捂都捂不住了，這時候再想起從根子上醫治也已經晚了。於是，歷史的悲運與覆轍便會再壹次重復上演。







五、瓦解和分裂







隨著經濟危機的爆發、失業人口的增多，群體沖突頻繁，謠言盛行，整個中國就像壹個壹點就燃的火藥桶，而暴力維穩、殺雞駭猴失去其應有的威懾力。這時，社會秩序混亂，中共統治集團分裂，基礎組織渙散，官員們乘機盜取公共財產，為跑路做準備。中共高層內鬥加劇，改革派會利用民間力量為自己贏得政治優勢。海外民運人士會為國內抗爭提供國際聲援。公共知識分子發表聲明，呼籲中共高層順應改革的潮流，實行憲政民主，並發表各類政治轉型綱領。國際社會對中共的暴力維穩和鎮壓予以譴責和制裁，軍人集團宣布政治中立。此時，中共極權就到了最後的慘淡光景。各類政治團體開始展開激烈的博弈，最後，它們會折中提出壹個類似聯邦制的憲法。全國治安秩序開始逐漸恢復。但久經奴役的維吾爾人、藏人、蒙古人紛紛走上了街頭，強烈要求民族自決權，要求獨立；臺灣、香港和澳門也宣布獨立，中國面臨分裂。堅持“大壹統”思想還是尊重民族自決權？中華民族將再次來到了歷史的風陵渡口。







澳洲悉尼科技大學馮崇義教授指出：無論紅二代們如何折騰，如何如何熱衷紅色崛起，如何向往紅色帝國，但都無濟於事。蔣經國先生在1986年決定開放黨禁和報禁時，留下壹句常識性名言：“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革命政黨在暴力奪權後實施壹黨專政，迄今沒有連續執政達到八十年的先例。在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幾個政黨中，蘇聯共產黨從1917政變成功到1991蘇聯解體，執政74年；中國國民黨從1928年壹統江湖到2000年中華民國第壹次政黨輪替中下野，連續執政72年；墨西哥革命制度黨是“民主的獨裁黨”，它從1929年上臺到2000年大選敗北淪為在野黨，連續在位也只是71年。朝鮮勞動黨是1948年上臺，中國共產黨是1949年上臺，這兩個政黨雖然茍延殘喘，能突破“七十年大限”的機會很小。中共黨國已是亢龍有悔、國勢日蹙、天命已殆、來日不多。中國人終會得到壹張屬於他們自己的選票，憲政的陽光終將照耀到中國這塊苦難的土地上。




2017年1月27日淩晨，十幾名男子將富商肖建華綁在輪椅上從香港四季酒店帶走，然後登上壹條船，將肖建華交給中國警方。




肖建華是壹個低調、神秘的人物。說他低調，肖建華從不接受媒體的采訪，很少在公共場合露面；說他神秘，他的背後是中國最有權勢的家族，可以支配的資金高達千億。




肖建華，1972年1月出生於山東省肥城市壹個普通家庭，他的父親是壹名中學教師。肖建華天資聰慧，15歲就讀北京大學法律系。肖建華在北大求學期間，“八九六四”運動爆發。在這場運動中，他開始似乎想扮演壹定的角色，但很快就調整了方向，開始跟校方合作，勸說同學放棄示威。




肖建華畢業後，進入商界，從此開始了他跌宕起伏的商業人生。1993年，肖建華創辦了北大明天資源科技有限公司。1998年，明天系先後參股、控股華資實業、明天科技等6家上市公司。1999年5月，明天控股（即明天系）成立。2009年，明天系利用增資擴股和國有股轉讓的機會，快速壯大。他操盤了中國平安94億的 H股交易。




肖建華的明天系是壹個龐大的商業帝國，它積聚了銀行業和保險業，以及稀有金屬、煤炭和房地產等行業。該集團投資了保險巨頭平安，哈爾濱銀行、興業銀行和華夏銀行等金融機構。據新財富的雜誌報道，明天系掌握了9家上市公司，控股參股30家金融企業。“明天系”是大陸唯壹持有金融全牌照的民營資本集團，且建立起了總值3萬億明天系金融王國。肖建華的財富預計高達58億美元。




肖建華從壹個窮孩子走到富可敵國應該說是成功的。中國人常說學會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或許這是肖建華從小的壹個夢想。這的夢想指引著他開始了資本與權力的交易，也導致了他的悲劇命運。




2008年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王益被雙規，肖建華感到了瑟瑟寒意，他決定離開了中國這個是非之地，常住香港。




肖建華被綁架回內地後，壹直渺無音訊。時隔三年半後，肖建華突然又出現了。2020年7月17日，中國兩家監管機構宣布，已采取聯合行動接管了明天系旗下九家價值數億美元的公司，但是，第二天明天系就在社交網絡發布“嚴正聲明”反對接管決定，聲明對其遭到的“惡意詆毀”進行反擊。明天集團還指責政府不允許公司開展正常業務，誇大了九家公司的風險。在中國，民營企業在受到監管部門查處後公開挑戰當局的決定是罕見的。有知情人士披露，肖建華壹直被軟禁在家。




有壹個問題，大家都很關心，那就是中共為何要抓捕肖建華？




肖建華壹直與中共權貴家族關系密切，是他們可靠的白手套。2013年1月，習近平在18大當選總書記幾周之後，習近平的姐姐習喬喬和姐夫鄧家貴將他們持有的壹家投資公司的股份出售給了肖建華創建的壹家公司。肖建華曾幫助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的兒子曾偉參與收購了魯能集團。2019年1月，明天系的包頭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購了前中共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女婿李伯譚主管的公司。




據媒體披露，肖建華之所以被抓捕源於三宗罪。




第壹宗罪：與權貴家族過往甚密




肖建華被指與曾慶紅的兒子曾偉、李嵐清兒子李迅雷、梁光烈的兒子梁軍、賈慶林女婿李伯譚、戴相龍的女婿車峰等中共紅二代交往頻繁。肖建華曾試圖拉攏習近平的小舅子彭磊。習近平得知後龍顏大怒，習想借此敲打肖建華背後的權貴家族。




第二宗罪：財閥幹政




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中國富豪在政壇漸成氣候，他們與權貴互為利用，介入或幹預地方甚至中央政務或人事安排。曾有港媒稱，肖建華案已被定為中南海頭號要案，肖已經供出與多名政治局委員或常委等權貴家族關系。而習近平很可能正在以肖建華做人質來打擊政敵。




第三宗罪：2015年股災




當時在政府投入萬億元救市下，兩地股市仍暴跌不已，市值蒸發約5萬億美元，甚至沖擊全球金融市場。公安部調查發現，中信證券、海通證券、國信證券這三大券商做空股市，中證監副主席姚剛等則充當內鬼。該事件也被視為“金融政變”。當時肖手握超過800億元人民幣的調度實力，當局認定他與股災有關。




肖建華的明天系已經坍塌。中共要針對的不僅僅是肖建華，螞蟻集團的馬雲、聯想集團柳傳誌、萬達集團王健林、復星集團郭廣昌等等都是中共要掌控的，防止他們做大，危及中共政權的安全。




商人與權貴的勾結，在中國並不新鮮，但在肖建華的背後隱藏著壹個巨大的魔影，那就是權貴資本主義。




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是什麽時候產生的？這個問題要從中國的改革開放說起。中國的改革開放，我們可以說有兩個階段，第壹個是以十壹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也就是文革結束到六四屠城這壹段，這次改革開放是良性的。當時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官民都不願再折騰，希望安居樂業，所以上下齊心，官民壹致，大家都急於擺脫貧困，讓國家走向富強。




鄧小平重用了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個得力的幹將，開創了中國的黃金時代。中國經濟開始崛起，思想突破過去的禁錮，開始出現自由的風氣。但很不幸“六四”屠城，扼殺了這壹次民主運動，也中斷了改革開放的進程。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開始南巡。鄧小平的南巡是不尋常的，因為江澤民成為總書記以後，他們似乎沒有正確理解鄧老爺子的想法，他以為是要回到了毛澤東時代，所以政策非常“左“。但鄧小平壹生的貢獻就在於改革開放，當然他不願意看到歷史回轉。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進行了南巡，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開啟了第二次中國的改革開放。但這壹次改革開放不同於第壹次，因為它開啟了中國權貴資本主義之門。




在“六四”以後，陳雲就曾經跟鄧小平說，看來這個江山還是交給我們的孩子比較放心，最起碼不會刨我們的祖墳。也有消息說，中國高層曾經有壹個決定，每壹個中央領導的家庭，可以有壹個孩子出任副部級，其他的孩子可以進入商界。從此，中國權貴集團開始崛起。




於是，權力和商業就密切勾結在壹起了。官員通過權力尋租，資本可以購買權力，謀求更大的利益。權貴資本主義是權利與資本的勾結，它的背後充滿了權力的鬥爭，充滿了利益的博弈，充滿了血腥。




1997年，朱镕基開始進行國企改革，他鼓勵什麽？管理層收購國有企業。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紅二代侵吞國有資產。在2004年左右的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中，這些權貴家族協助中國銀行業引入西方戰略投資者，“中西合璧”大大地賺了壹筆。




有人說中國500個家庭家族控制了中國的經濟，所以權貴資本主義是非常可怕的。 實際上，今天的中國早已經是趙家人的天下，紅二代的天下。他們掌握了中國的政治經濟的命脈，他們可以隨意的進出官場、商場，可以左手拿權力，右手拿資本。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需要有人幫他們操盤，充當白手套，於是肖建華和其他資本運作高手開始跑馬圈地。




這時，我就不由想起中國歷史上壹位著名商人，他也是跟權力緊密勾結，曾經也創造過輝煌。他的名字叫胡雪巖。胡雪巖出身於貧寒家庭，少年非常的勤奮，讀書非常聰明。成年以後，他曾經想幫助杭州巡撫王有齡，但是王有齡因城破殉國。胡雪巖轉頭又去支持左宗棠。左宗棠可不是壹般的人，應該說地位跟曾國藩幾乎相當，是國家的大臣要員，胡雪巖幫助左宗棠在三天之內籌集了10萬擔糧食，得到了左宗棠的信任。




他由此穿上了黃馬褂，也佩戴紅頂子，所以我們稱他為紅頂商人，曾經富可敵國，開了藥房，開了錢莊，甚至跟洋行展開競爭，可以說富甲天下。但是，李鴻章跟左宗棠的權鬥，最終又導致了胡雪巖的覆滅。李鴻章借著盛宣懷打壓胡雪巖，最終胡雪巖破產，被抄家，郁郁寡歡而亡。所以說，前有胡雪巖，現有肖建華，他們似乎都有相同的命運。我們來總結壹下，他們有哪些共同點呢？第壹，都是資本跟權力緊密勾結。第二，他們的事業都曾飛黃騰達，走向了事業的頂峰。第三，他們最終都因為失去權力的庇護而覆滅。可以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為什麽中國會走向權貴資本主義？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有壹個明顯的特點，那就是中共的極權主義制度。極權制度對公共權力絕對壟斷，從而帶來權力尋租。權力的尋租，就會帶來官商的勾結。




我們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但凡市場經濟都有壹個特點，那就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都追求公正、公平、公開。但商人與權貴的勾結，恰恰違背了正義。




中國能不能走出極其腐敗的權貴資本主義呢？我認為是可能的。因為有無數的例子都告訴我們，實行民主憲政制度，進行權力的分權制衡，是可以打造出壹個清廉的社會。我們看看臺灣，看看其他的國家，我們就會得出這麽壹個結論。因為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我們只有通過權力分立，分權制衡，我們才可以走出這個陷阱。民主憲政不是什麽西方的東西，它是人類共同的文明財富。




肖建華未來的命運我們可以預料，馬雲的命運我們也可以預料，但中國爬不出權貴資本主義的陷阱，就會不斷上演紅頂商人的悲劇，中國經濟繼續強勢崛起就是壹個夢話和笑話。

共產主義的不可行性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引言：對於共產主義，我總覺得這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美好願望，或說很像是一句謊話、瘋話。但讓我很困惑的是這世界上卻有那麽多人相信共產主義。而研究它的人至少應該也是按百萬單位計的，怎麽也應該有個百萬千萬吧！其中也不乏學者、博士、教授等一眾人精，而且研究了這麽多年都沒研究出來這是一句謊話、瘋話，或說一個空想嗎？

　　難道是空想想的太真了太入戲了？或者這是一個大大的陰謀？又或者這就是所說的皇帝的新裝嗎？如果是這樣，作為一個熱愛祖國的中國人，我願做那個無知的小孩。

　　正文：

　　大家好，今天就我個人的觀點來說一下共產主義是什麽？和共產主義能不能實現？這兩個問題。

　　說到共產主義，大家若查詢一下資料或到網上搜一下，馬上就能找到一大堆的解釋與描述。如什麽共產主義制度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形態，等等。反正總之就是說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最好的社會。但是好壞總是相對的，比如對於奴隸主來說可能奴隸社會才是人類最好的社會。所以不要看那些表面的解釋與描述，我們要了解一個名詞或某種事物與某種現象要看它的核心、本質或說定義。共產主義的核心與定義，其實就是一句話：共產主義是一種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為原則的生產與分配制度。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種生產分配制度，它到底是個什麽樣的制度。先看下這個定義的前半句‘各盡所能’，這是說社會的生產制度，這解釋起來就是在社會生產當中大家按照自己的能力進行社會生產活動。但這里就會有個問題，這里的能力是由誰來決定的呢？誰來做低級工作誰來做高級工作？誰來管理誰又被管理呢？有人或許會說那時的社會經濟生產力已經極度發達，沒有工作高低的區別，而且人們的覺悟也非常高根本不用別人來管理。那時社會的所有基本工作或一般工作可能都有機器人來做了，人類只做一些創新型的和原創性的工作，社會的管理也可以由人工智能來管理，可以說人類進入了機器人或人工智能社會。但不管是怎樣的社會，只要是人就會有不同的想法，並就會產生不同的意見與矛盾，當然這肯定不能每個人自己覺得自己能幹什麽就幹什麽吧。因此這難道所有的矛盾都要交由機器人、人工智能來管理裁決嗎？如果真這樣人類豈不成了機器人的寵物了！

　　回過來看，如果說做決定的最終是人，那應該是由誰來決定呢？如果說最終是由某個個人來決定，那這樣的經濟政治制度最後只能是君王制，或說是獨裁專制的制度。獨裁專制可以說是從奴隸社會起就有的制度了。在這樣的社會里君王或獨裁者可以決定所有人在社會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說最終是經由一定的程序或說選舉來決定，那這就應該是民主政治經濟制度，而又如果說是由自然市場來決定的，那這就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嘛！所以說如果‘各盡所能’不能指明是由誰來做決定。那我真是不知道共產主義的這種‘各盡所能’的生產制度與其它社會的生產制度到底有什麽本質區別。因此我們也無法知道共產主義社會將會用什麽樣的規則來組織生產。

　　好，我們再來看這個定義的下半句，上半句講的是生產，下半句講的是分配。下半句在不同時期稍有差異，之前是‘各取所需’後來變成是‘按需分配’，這兩者描述的差異是前者反映的主體是個人意志，即由需求者自己決定需要什麽和需要多少。而後者則反映的是整體意志，即個人需要什麽需要多少不能自己說了算，而是由集體或整體社會來決定。若按前者‘各取所需’來看，每個人自己決定需要什麽和需要多少，這種分配原則那肯定是玩不轉的。不要說資源與新產品是有限的，就算是遇到兩個人的需求有沖突時，誰來決定誰來裁決該分配給誰。而同樣對於後者‘按需分配’來說，也就是由集體或整體社會來決定，那最終還是同樣的情況，其實就是誰有權利分配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最終決定分配的是人，那就跟上面所說的生產方式是同樣的邏輯。要是最終是由某個個人來決定分配，那這樣的經濟政治制度就是君王制或說獨裁制。如果是由一定的程序或說選舉來決定，那這其實就是民主經濟制度。而如果說不是由人來決定，而是由個人能力來決定，那這就是按勞分配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所以不管怎麽看，不管是從生產方式或分配方式來看，共產主義與其它社會形式並沒有什麽區別，也沒有什麽創新之處。只要是由人來管理決定，它都跑不了上面這兩種基本的政治經濟制度。一是君王的獨裁專制，二是民主制。或許我們也可以說還有第三種，那就是介於第一種和第二種之間的，是由一個集團一個群體對國家進行專制，而在集團群體內部則實行適當的民主制。所以我認為一種經濟政治制度不管它怎樣描述，最終最重要的是要看它是以什麽形式以及是誰來決定生產和分配的。再順便說一下如果最終做決定的不是人而是機器人或是人工智能，那人類也就成了機器人寵物樂園里的寵物。

　　總之我感覺共產主義真不太像是一個真實有序的社會制度。因為它並沒有說清楚“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執行機制是什麽。也就是說‘各盡所能’的這個能是由誰和怎樣決定的，以及‘按需分配’中的需又是誰來決定及怎麽分配的。總不能每個人自己能幹什麽想幹什麽就幹什麽，而每個人自己需要什麽想要什麽就拿什麽吧。若是這樣那豈不是進了瘋人院？！大家可以仔細想想是不是這樣。所以如果不能說明在生產與分配當中到底是由誰來做主和怎樣分配與管理的，那“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其實根本沒什麽確定的意義。當能力與需求，或說所做的工作和所得到的財富是由每個人自己來決定，那這樣的社會肯定是玩不轉，它不是到了原始社會就是進了瘋人院。而當能力與需求，或說所做的工作和所得到的財富是由別人來決定，那這里的能與需體現的到底是誰的能與需呢？若是交由自由市場經濟來決定，那不就是按勞分配嘛。不管怎樣，其實這些經濟規則制度在別的社會也都有，它們並不是共產主義社會所特有的，那為什麽要叫共產主義呢？！

　　也許有人會說共產主義其實指的是社會財富共有，而大家共同生產共同消費，不分彼此。我只能說這只是一個很好的願望，很像所說的原始社會的共產主義，但卻不能實現。大家可以仔細想想，是所有的東西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空間內都可以共有的嗎？或再說的細點能共同使用嗎？會存在這樣一個沒有一點私人財產的社會嗎？你的房子、你的床、你的衣服、你的個人物品，或領導的房子、領導的床、領導的衣服、領導的個人物品。這些東西能共同使用嗎？並且有些東西是稀缺的是唯一的，如，故宮紫禁城世界上只有這一個。而且在共有的名義下，總會有人假借一些，如，‘國家的名義’、‘人民的名義’行使自己的私權。其實有時候擁有並不重要，而其使用權與控制權才是最重要的。如，在國營單位或集體企業，財產屬於國家或屬於集體所有，但可以用車接送孩子上學的是領導，而不能用車送母親看病的則是員工。所以不管怎麽表述最重要的是看這個制度是由誰做主，如果有人說是人民做主，那就要看人民是以怎樣的方式做主的，不要被代表了。另外事實上在一定的空間與一定的時間範圍內很多東西，或可以說每一件物品都是獨一的，它只能被某個人在某一時間所專用。因此對於社會財富來說名義上可以共有，但卻無法同時一起分享。這要是同時一起分享，我感覺這世界不是馬上要瘋了，就是馬上要完蛋。這個之前我們已經用大鍋飯驗證過了，這還不要說這個大鍋飯也只是在底層實施了一下，大家應該都知道的。所以所謂的共產那都是名義上的，並且沒有一點私產的社會也是不存在的。

　　而且所謂的無產那都是相對的，今天你無產身無分文，或許明天你就富甲一方成為有產者變成資本家，對吧。而誰願意把自己勞動獲得的財富無償地分給別人呢？或許只能是像所說的那樣，當社會財富極大極大極大到不可想象的豐富，社會已經不再發展時才有可能。但到了這種程度，我想社會也該結束了。另外要說共產其實就是一種口號，像這種口號在歷次農民起義中經常被使用，如，天補均平，等貴賤，均貧富，均田免糧，一律平均等等，一大堆。這些口號都是當時用來號召人們起來推翻當時的統治者所用的，但口號畢竟就是口號，最後沒有一個能實現的。所以不要把願望口號當真了，假戲真做當成真的目標來實現。

　　最後總結一下，對於共產主義是什麽？我的看法是，這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美好願望，也或許是皇帝的新裝。至於共產主義能不能實現？我個人認為是不能。這樣回答的原因很簡單，因為第一、人性是自私的，這點就不用解釋了。第二、只要社會還在發展，那麽財富與商品就必然會存在差異。如，新發明新創造不能瞬間普及，還有不可再生資源的不斷枯竭等等。而這種差異必將導致商品與財富無法滿足每個人的需求。第三、“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根本就算不上是一種規則制度。因為實際上它並沒有說明是誰對社會以怎樣的方式進行管理的，而原本制度的設定就是為了規定由誰及是用什麽樣的方式來管理社會的。因為人與人是有差異的，這就必然會造成人與人之間會有不同的意見、思想、分歧與矛盾。而不同的意見、思想、分歧與矛盾就必然會導致需要一個機制來管理和解決，而這個機制就是社會的制度。所以對於共產主義而言，它並沒有回答制度的本質問題，而只是描繪了許多美好的願望。

　　好，對於共產主義我就講到這。誰要是有什麽不同的意見與解釋請留言，歡迎大家留言評論！請同意與支持我觀點的朋友多多轉發與訂閱，謝謝大家！

中國社會的水質污染

作者 王維洛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前言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這些都是幾十年來中國人聽慣了的歌聲。2020年中國在習近平的引領下，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習近平就是中共的紅太陽、毛澤東式的英明舵手。

　　2021年4月23日晚，陜西省商洛市洛南縣脫貧摻假在CCTV《經濟半小時》被曝光，脫貧摻假主要涉及的是農村貧困人口飲用水問題。本文並不關註這個爆料是否是劍指習近平的脫貧奇跡，而是關註人們忽略的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中國農村人口的飲用水問題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為什麽會有這個問題？

　　人類逐水而居。過去中國農村人口依靠河水、泉水、水井而生存，就是說依靠水資源的自然分布而滿足生活用水需求。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農業物理學系教授富蘭克林·H·金在《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一書中指出，中國鄉村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的地域綜合體，兼具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與城鎮互促互進、共生共存，共同構成人類活動的主要空間，這裏依靠的是自然凈化的環境，實施的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富蘭克林·H·金在1909年到訪中國，1911年撰寫了這本書，那時中共還沒有成立。中國五億農民依靠老天恩賜的資源，循環利用，精耕細作，造就了東方的永續農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農村土地的合作社、人民公社化與城鄉二元戶籍製使得居民失去了遷徙的自由，加上中共推動的改造山河運動，自然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的破壞，水資源的過度開發，導致河流幹涸和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再加上掠奪性的礦產資源開采、工業污染以及農業大量使用化肥、農藥所形成的污染等，農村人口的飲用水問題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逐步顯現出來，一步一步地成為中國農村貧困的一個主要問題。遍布中國廣大農村的癌癥村、不斷升高的癌癥得病率與癌癥死亡率就是最好的實證。

　　1980年聯合國第35屆大會決定：為實現“人人享有安全飲水與衛生”的全球性目標，自1981年至1990年為《國際飲水供應和環境衛生十年》。中國政府參加了這個行動，世界銀行等組織提供大量貸款，外國專家給中國帶來了農村給水設計規範、農村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等新知識。兩年後的1983年中共政府才第一次轉發了關於農村人口飲用水問題的文件，1991年解決農村人口飲用水問題的資金才納入五年規劃。參照世界銀行專家帶來的標準，2004年國家發改委、衛生部和水利部製定農村飲用水評價標準，包括水量、水質、範圍和保障程度。2006年衛生部和國家標準委員會製定《中國飲用水質量標準》，其中包括附件表4的農村飲用水質量標準，與城鎮飲用水質量標準的106項檢測指標相比，檢測指標只有14項，而且限值標準低。可以說這是最低要求了。

　　201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目標：到2020年，確保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而確保飲水安全被認為是脫貧攻堅中最基本的底線。但是按照2006年衛生部和國家標準委員會製定的農村飲用水質量標準，中共的脫貧目標根本無法按期實現。為此，一個根本無權製定國家標準的中國水利學會於2018年出臺了一個新的農村飲用水評價，再次降低了農村飲用水標準，特別是在水質方面，只要飲用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無異色異味即算符合標準。就這樣2020年的中共如期完成了所謂消除絕對貧困的任務，造了一個人間奇跡。

　　最後回到陜西洛南縣，這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素有“小關中”之稱。洛南縣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河網密度為每平方公裏0.754公裏，號稱森林覆蓋率68.9%。在水土資源如此豐富的地區，出現缺水貧困現象，這不是老天待洛南縣不公。陜西洛南縣脫貧造假，只是揭開了中國脫貧黑幕的冰山一角。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發現問題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如今已經40多年過去了，中共依然沒有能夠解決問題。為什麽大量資金投下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下去了，問題還是不能得到解決？還是需要依靠瞞報、需要數據造假、需要降低標準來粉飾。原因很簡單，沒有人敢於追究問題的來源。不知道問題的來源，是無法最終解決問題的。愛因斯坦說：思考是件苦差事，因此很少會有人這麽去做。本文嘗試著去思考這個問題。

　　一、陜西洛南縣脫貧造假

　　2021年4月23日晚，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財經頻道在《經濟半小時》欄目中，陜西省商洛市洛南縣脫貧摻假被曝光[1]，引起國內外媒體和民眾的嘩然，因為脫貧是習近平上臺以來可以標榜的最大成就。

　　根據記者的報道，洛南縣脫貧摻假主要體現在農村人口的生活飲水安全問題上。這裏摘錄其中的幾段報道[2]：

　　——無水可用的村鎮，水利部門竟然“政績斐然”。

　　——這位大姐介紹，從她住進這個院子就一直沒有通水，取水設施旁，記者看見水泥池子已經廢棄了，水管上的水龍頭也早已不見蹤影。

　　——程線軍家真實的用水情況又是怎樣的呢？程線軍說，幾年前，他咬緊牙關、東拼西湊買來了拉水用的三輪車，一次最多可以拉一噸水。夏天一罐水用十幾天、二十天，去拉一回水至少得兩小時，燒油就得二三十塊錢。

　　——為了更準確地調查脫貧群眾家庭用水的實際情況，記者決定跟著丁先鋒一起去拉一趟水。從村裏出發，行駛了半個多小時，終於從陜西省來到了河南省的一個蓄水池。丁先鋒和兒子輕車熟路地做起了準備工作，把一節節水管接起來連到塑料桶裏之後就開閘接水。在接水過程中，為了防止管子斷開，將近半個小時的時間裏，丁先鋒一直用手抓著接口處。記者發現，水裏明顯能看到很多雜質。丁先鋒告訴記者，在當地，像他這樣有車有桶可以自己去拉水的村民其實並不多。由於大多數勞動力都已外出打工，現在大多數村民還要花錢請人拉水，再把拉來的水存在旱窖裏，折算下來，一噸水需要花費50到60元錢。

　　——從取水點拉回來的水，用紗布裹住管子，就算過濾了。由於取水困難，村民們只能是省之又省。

　　——靈口鎮三星村同樣是在2019年退出了貧困村的序列。喬春娥是三星村的村民，在她的眼中，家裏從來不出水的水龍頭，就是一個中看不中用的擺設。她指著一個長滿了青苔、直徑不到兩米的水池說，這就是周圍十幾戶人家的水源。喬春娥嫻熟地撇開水面上漂浮著的雜物，記者看到在水中還有蝌蚪和一些浮遊生物。喬春娥告訴記者，這個水窪可是周圍十幾戶街坊眼中的寶貝，等到天氣熱一點或是農忙的時候，大家夥甚至搶著來挑水。

　　——為了解決吃水難題，三星村的村民們想盡了各種辦法，除了去水窪裏挑水，一位村民還在房檐上鋪設了管子，這樣雨季來臨時就可以把雨水收集到自家的旱窖裏了。

　　——在靈口鎮的走訪中，記者發現，很多面臨飲水難題的鄉親們都是建檔立卡的貧困戶，在他們家中的“明白卡”上，飲水一欄卻都打上了飲水安全的標誌。

　　（摘錄完）

　　洛南縣脫貧摻假主要涉及脫貧中確保飲水安全的四條標準：水量、水質、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證率，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農民無力支付和不願支付的高水價。 二、陜西洛南縣的自然地理環境評價首先要糾正央視報道中對洛南縣區位和自然條件的評價。報道說，陜西省洛南縣是個偏遠的小縣城，在秦嶺南麓的山區裏，受區位和自然條件的限製，這裏曾經是國家級貧困縣，脫貧攻堅一直是當地一項重要的任務。

　　洛南縣位於陜西省東南，秦嶺東段南麓，華山之陽，洛河源頭。這裏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人文初祖軒轅黃帝史官倉頡5000多年前在洛南指掌而創文字。《河圖》《洛書》為《周易》之源，其中“洛書”，俗稱“神龜負書”出洛水於洛南靈口。曹植寫的《洛神賦》開篇就是：“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洛神是指宓妃，她是傳說中古帝宓羲之女，溺水死於洛水而為神。關中平原被稱為天府之國，秦始皇就是利用關中平原的經濟實力統一了中國。而洛南縣則有陜西小關中之稱，可見當地水土資源的富裕。

　　洛南縣面積2830平方公裏，2016年戶籍人口46.33萬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裏164人（實際常住人口更少）。洛南縣屬於暖溫帶南緣季風性濕潤氣候，年平均氣溫11.1℃，總的氣候特點是：四季分明，氣候溫和，雨量充足，夏無酷暑，冬無嚴寒，入選“中國避暑名縣榜”，全域處於秦嶺生態環境保護區。洛南縣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在中國北方地區、在陜西省屬於降雨多的地區。洛南縣河流眾多，境內長度在1公裏以上大小河溝1366條，構成扇形或葉脈形的水系網絡，河網密度為每平方公裏0.754公裏。大的河流上有屬於黃河水系的洛河和屬於長江水系的丹江。水力資源較為豐富，總徑流量8.449億立方米，人均徑流量1824立方米，高於陜西省人均水平。洛河正好橫穿洛南縣靈口鎮。洛南生物資源得天獨厚，種類繁多。大鯢、林麝、青羊等珍稀生物在此棲息，設立靈口大鯢自然保護區。林業用地面積248.91萬畝，常見樹種160多個品種，主要有柏、松、殼鬥、樺樹、楊樹、玄參、核桃、柿子、薔薇、漆、苦木、槭及竹亞等科，號稱森林覆蓋率68.9%。這裏做個簡單對比：德國人口密度每平方公裏237人，年降雨量500至1000毫米，森林覆蓋率33%。

　　秦嶺被認為是中國的龍脈，中國風水最好的地區，也就是自然條件最好的地區。在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河網密度每平方公裏0.754公裏、森林覆蓋率68.9%、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裏164人的地區，出現農村貧困人口缺少安全飲用水的問題，確實是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三、確保飲水安全是脫貧攻堅中最基本的底線據說中國現行的脫貧標準是一個綜合性的多維指標，2020年收入達到人民幣4000元左右，並且做到不愁吃、不愁穿，基本醫療、義務教育、住房安全有保障。簡單說一共是三個概念：

　　——年收入4000元； ——兩不愁； ——三保障。

　　脫貧標準中並沒有關於飲用水安全這一條，有人解釋說，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不愁吃這一條之中；也有人解釋說，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住房安全有保障這一條之中。

　　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不愁吃這一條之中，中共政府部門在政府信息公開中是這麽宣傳的：提高政治站位，確立農村飲水安全首要位置。農村飲水安全是實現脫貧攻堅“兩不愁三保障”總體目標中“不愁吃”的重點工作，全面解決農村飲水安全是脫貧攻堅最基本的目標和底線性任務之一[3]。2018年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發布的《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關於堅決打贏農村飲水安全脫貧攻堅戰的通知》（水農[2018]188號）指出：解決建檔立卡貧困戶飲水安全問題，是實現脫貧攻堅“兩不愁、三保障”總體目標中“不愁吃”的重點工作，是中央對省級黨委政府扶貧開發成效考核的重要內容。[4]

　　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三保障的住房安全有保障這一條之中，這個說法是來自習近平的指示。2019年4月16日習近平指示說：“還比如，‘三保障’工作不紮實，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和飲水安全等方面還存在薄弱環節。”[5]

　　2021年3月25日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發表講話：“今天，我們隆重召開大會，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習近平特別指出：“貧困人口收入水平顯著提高，全部實現“兩不愁三保障”，脫貧群眾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飲水安全也都有了保障。”

　　可是習近平並沒有說明，貧困中的飲用水安全問題是自什麽時候開始？產生問題的原因又是什麽？到2020年底中國農村飲用水安全問題是否真正得到了解決？ 四、中國農村飲水問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原因是人口不能自由遷徙，生態環境破環、水資源過度開發和工農業污染以及中共政權對水資源的完全控製中共黨史認為，中共取得政權靠的是農村包圍城市，農民問題一直是中共最為關心的問題。“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得到了廣大貧苦農民的堅決支持和擁護。中國農村有土地占有不均的問題，有一些人吃不飽飯的問題，有糧食產量不高的問題，有水利灌溉設施匱乏等等一系列的問題，但是農村人口的飲水長期以來就不是一個問題。

　　中國是個水資源條件相當不錯的國家[6]。人類逐水而居，過去中國農村人口依靠河水、泉水、水井而生，就是說依靠水資源的自然分布而滿足生活用水需求。宋代詞人李之儀的《蔔算子》中有：“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一江水。”正說明，地表河流是生活用水的主要來源，此外淺層的地下水、泉水也是生活用水的來源。富蘭克林·H·金教授在《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一書中更是明確指出，中國的鄉村四千年依靠的是自然凈化的環境，實施的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並沒有缺少飲用水的問題。筆者1969年到北大荒、黑龍江省富錦縣二龍山公社龍陽大隊插隊落戶。村子裏的老鄉大多數是從山東膠東半島“闖關東”到這裏來的。龍陽大隊四百多口人，村子裏有幾口水井，滿足村民的生活用水要求。

　　中國有不少研究毛澤東水利思想的書籍和文章，有紀錄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人關心水利建設的書籍和文章，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周恩來還是其他中央領導人，都沒有把中國農村飲水視作是一個緊迫需要解決的問題。[7]

　　中國農村飲水問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顯露出來。現在官方版本經常使用的一句話就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度重視農村飲水工程建設……[8]專家們用筆輕輕一帶，時間就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中國的一些學者把中國農村貧困、農村人口缺乏飲用水安全的問題歸之於老天，老天待中國不公。張春玲等在《淺析中國水資源短缺與貧困關系》一文寫道，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農村貧困人口多，減貧任務艱巨。多數貧困農村水資源相對短缺，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滯後，供水安全難以保障，農業靠天吃飯現象嚴重。張春玲等認為，中國水資源短缺是中國農村貧困、農村供水安全難以保障的主要原因。[9]

　　筆者認為，中國農村飲水問題之所以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顯露出來，正說明農村供水安全難以保障的主要原因並不是中國水資源的短缺和分布的不均勻，而是另有原因。筆者以為，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是禁止人口的自由遷徙，中共用城鄉戶口製度將農村人口牢牢地綁在那一塊土地上，哪怕是某個地區的自然社會條件發生了很大的不利於人類生存的變化；其次是中共提倡改天換地重整河山、大躍進、人民公社、砍伐森林、圍墾河流、湖泊、濕地等等運動破壞了中國的生態環境；再者是對水資源的過度開發，近10萬座水庫大壩控製了幾乎所有的河流，阻礙了水的自然流動，致使河流自凈能力銳減；第四是工業和農村中小工業造成的地表水、地下水污染，污染程度可謂名列世界前茅；第五是農村大量使用化肥、農藥造成的地表水、地下水污染，污染範圍之廣，世界第一；最後是中共對水資源的壟斷，控製取水權而收取高額水費。

　　黃河、海河、遼河、淮河、西北諸河流域的水資源開發利用量已接近其可利用量，海河區的水資源開發利用量已達其可利用量的133%。為了彌補地表水的不足，繼而大量開采地下水乃至深層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破壞了原有的農村人口的供水設施，導致農村人口飲水問題的範圍和嚴重程度不斷擴大。

　　劉昌明等在《淺析水資源與人口、經濟和社會環境的關系》一文認為：世紀之交，當中國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時，又面臨著第二貧困——水貧困，水的問題已經成為21世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突出的重大問題。這個判斷是十分中肯的。劉文以黃河流域加以說明。首先是水資源開發過度，水資源利用率太高。根據國內外有關研究，水資源利用率超過40%的極限利用水平就可能引發一系列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經濟問題。黃河流域及內流區水資源總量多年平均值僅為719億立方米，1990年黃河流域工農業及城鄉生活總取用水量為478億立方米，1990年為517億立方米。第二是用水浪費，地下水嚴重超采。隨著工業與城市生活用水的不斷增加，西安、太原、洛陽、呼和浩特等城市，由於連年過量開采地下水，地下水位逐年降低，形成了較大範圍的地下水降落漏鬥，引發了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第三是水資源污染嚴重。廢污水排放量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18.5億噸增加到80年代初的21.7億噸，到90年代初達到32.6億噸。在90年代初，水質滿足III類標準以上的河段長度已不足總河長的三分之一。水質呈明顯惡化趨勢，進一步加劇了黃河流域的水資源危機。[10]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中共實行的就是計劃經濟，對黃河水資源的分配上也不例外，五年規劃中都有黃河的分水計劃。劉昌明等文章中所提到的黃河流域及內流區水資源總量多年平均值719億立方米，這本身就是一個十分不可靠的數據。賈紹鳳，張士鋒在《黃河流域可供水量究竟有多少？》的文章中指出，在平水年條件下，黃河流域的可供水量只有550至560億立方米，比原來估計的最高數低出許多。[11]在計劃經濟框架下做黃河流域水量分配，出發點是那個多年平均值。但是自然河流每年的徑流量並不是按照多年平均值流淌的，它總是偏離平均值。遇到枯水年，徑流量達不到平均值，但是各省區還是按照中央製定的計劃定量取水。這樣有的省區就無法得到計劃分配的水量。特別是特枯年份，徑流量的差額就更大。黃河三門峽站的實測年徑流量最大值為544.4億立方米（2012年），最小值僅為267.2億立方米（2002年）[12]。黃河幹流徑流量的年際變化不同，各支流徑流量的年際變化更大。在這個平均值基礎上做的各省區的分配水量計劃，最後結果造成各省區搶水，使得原有的水資源顯得更加匱乏。而沿河省市搶水的結果，導致了中央政府對黃河水量更加嚴格的管控：先保大城市，先保國有工業。農村人口生活用水就成了被遺忘的角落。

　　盡管黃河支流洛河發源於洛南縣，並穿過縣境，但是洛南縣的百姓，並不能直接到洛河去取水，他們沒有中央政府頒布的取水權。在中共推薦的電視劇《山海情》中就有具體的表現：黃河上劉家峽水庫管理處不給移民點放水、移民點不支付高昂的水費，就得不到生活、生產所需要的水。[13]洛南縣的另一條大河是丹江，它是漢江的支流，流入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源地丹江口水庫，所以丹江的水就是要進京的貢水，洛南縣的百姓也不能直接到丹江去取水。中共壟斷了洛河、丹江的取水權，洛河、丹江流域的洛南縣農民不能得到洛河、丹江的水，自然也就成為所謂的“水資源匱乏地區”。

　　下面一張畫頗能說明農村飲水問題的發展，特別能說明海河流域、華北平原水資源缺乏的演變。

　　中共取得政權以後，馬上開始大規模的建造水庫大壩的運動，最早是在海河流域展開的。不久海河諸河流上遊都建造了大水庫，控製水源，一個主要的目標就是控製洪水。在建造水庫大壩的運動中出現了人民公社這樣半軍事化的組織。人民公社又大大推動了水庫大壩的建造。黨委書記一揮黨旗，幾十萬農民上陣，推車挑泥。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海河流域甚至出現一炮炸出一個東川口水庫大壩的奇跡。海河諸河流匯集到九河下梢的天津，流入渤海。為了防止渤海海水的倒灌，中共政府決定在天津建海河閘。工程於1958年7月1日開工，1958年12月28日竣工。海河閘的泄洪能力僅為每秒1200立方米。1963年8月海河流域出現大暴雨，之前建造的水庫大壩沒有發揮所期望的防洪效益，相反300多座水庫大壩發生潰壩，也包括一炮炸出來的東川口水庫大壩。一時間海河洪水的最大流量大於每秒78000立方米。受海河閘的阻擋，洪水不能像以前一樣流入渤海，只能平地行洪，冀中，冀南平原及天津市南郊廣大地區一片汪洋，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特別嚴重。大洪水過後，1963年11月17日毛澤東發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號召，11月18日周恩來帶著錢正英等一大批官員到達天津，部署如何根治海河。主要措施就是在山區再多建水庫大壩，在平原開挖新的入海河道，如漳衛新河、子牙新河、永定新河等五條新河，擴大海河泄洪能力，以彌補建造天津海河閘後海河泄洪能力不足的問題。開挖的五條新河及渠道破壞了華北平原的水系。平日裏這些新河中無水，但華北平原的地下水位隨著新河的開挖迅速下降。這就必須把原有水井加深再加深，井裏才能有一點水。1965年之後，海河流域出現了一個較長時間的幹旱，加上當時毛澤東號召農業學大寨，修水利多產糧食，錢正英等號召在華北平原打深井、建機井。過去這裏提取的是淺層地下水，可以得到降雨的及時補給；現在提取的是隔水層下面的深層地下水，重新補給需要很漫長的時間。這樣華北平原上的機井越打越多，地下水位越降越低，於是又促使機井越打越深，不久便出現了地面沈降問題，出現了深層地下水的水質問題。中共政府采用污水回灌地下水，期望地下水位下降的問題得以製止，結果是導致地下水全面污染。這樣，海河流域、華北平原就成為了中國水資源特別貧乏的地區。這個水資源的缺乏不是原有的自然條件所決定的，而是中共人定勝天、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的結果。黃萬裏先生在《致水利部錢正英部長的一封信》中對此事有深刻的揭露。黃萬裏先生還指出，淪陷（日本侵華）期間華北普遍設有手壓吸水機，每機可吸深度最多8米的淺層水灌五畝地[14]。這也是當時華北平原農村生活用水的主要來源。

　　淮河流域則是中國地表水污染最嚴重的地區。淮河流域第一次爆發大規模嚴重水污染的時間是1994年7月。當時淮河上遊突降暴雨，一些水庫乘機開閘泄污。洪水所經之處魚蝦盡死。沿河各自來水廠被迫停止供水長達54天之久，百萬淮河民眾飲水告急。中共政府出臺淮河流域治污規劃，從1995年開始在淮河流域進行大規模治污行動，要實現在1997年實現全流域工業污染源達標排放，2000年實現淮河水體變清的目標。經過10年時間，花費巨資集中治污以後，淮河流域嚴重水污染依舊。2004年7月，淮河又爆發了一次更大規模的污染事故。據說淮河裏“有史以來最大”的污染團，“如同巨大的黑蘑菇，從上遊奔騰而下，橫掃千裏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團全長133公裏，總量超過5億噸，一路浩浩蕩蕩殺奔洪澤湖。洪澤湖上氨氮超過平時的60倍，水質全為劣五類。洪澤湖湖面約3500平方公裏，蓄水總量約30億立方米，成為完全沒有水功能價值的一湖毒水[15]。2018年受“摩羯”“溫比亞”臺風影響，淮河流域出現大暴雨，上遊水庫泄洪夾帶污水，造成洪澤湖湖水污染，大量魚蟹死亡。[16]

　　淮河流域是中國癌癥村分布最為密集的地區。署名為“徐超-環保研究員”的新浪微博用戶表示，中國數十“癌癥村”中，64個由水污染導致，排名第一。國內網路上更是出現了《在中國，90%的癌癥，是水污染引起的！》[17]的文章。2013年由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和中國協和大學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聯合推出《淮河流域水環境與消化道腫瘤死亡圖集》發表，圖集包括淮河幹、支流水環境變化、水污染頻度時空變化以及淮河流域人群消化道腫瘤死亡率分布等108幅地圖。圖集利用現有監測數據，通過對數據進行再分析，描述淮河流域過去30年來水環境變化和當地人群死因，尤其是消化道腫瘤死亡水平變化。圖集向中國民眾揭示了水污染與腫瘤發病率之間的關系。根據《德國之聲》報道，中國環保人士認為這是官方機構首次證實淮河兩岸數十個“癌癥村”的出現與水污染有直接關系。[18]最近幾年，“中國癌癥發病率全球第一！”“中國的癌癥死亡率排名世界第一！”這樣的消息在網路上廣為流傳。[19]由於高額的治療費用，一個癌癥病人可以摧毀一個家庭的正常生活，談癌色變已經成為社會常態。圖5展示的癌癥村居民拿著受污染的水，請求環保團體幫助檢測，希望能有科研、衛生部門和環保團體寫出評估報告，具體證明癌癥村居民得病與企業排放污染物之間的關系，希望能夠得到相應的賠償。但是到目前為止，在中國沒有一個科研、衛生部門或環保團體願意伸出雙手幫助受害的居民，也沒有一個法院接受這樣的案件。科學家只是提供理論性的、宏觀的認識，不敢深入到具體的個案，唯恐觸犯某根紅線。

　　唯色在《西藏的污染與中國式“氣候變暖”》一文中寫道：佛教大師阿底峽用優美的詩歌贊美西藏高原的水：“雪域之水，嘗一口冰涼爽口，新鮮純凈，清澈又香甜；喝起來不傷脾胃又滋潤水田，這就是有八種優點的藏地之水。”而如今呢？祖拉康僧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當年他出家時，拉薩河水可以喝，絕對不可能有什麽病毒，但現在很可惜，河水已經不能再喝了。原因是河流上遊地區對黃金等礦藏的野蠻開采。有的礦區甚至就沒有設置污水處理，導致含有化學藥物的污水橫流，使得附近村莊不但失去飲用水，只能從遙遠而崎嶇的山後連接簡陋的水管來解決生活用水。不少農牧民患上難治的怪病，生活變得很艱難。[20]西藏高原地表水水質變壞的過程也折射出中原大地地表水水質變壞的過程。 五、聯合國的國際飲水供應十年活動和世界銀行幫助中國建設貧困農村地區供水工程中國農村飲水問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顯露出來。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1977年3月在阿根廷馬德普拉塔召開的聯合國水事會議上．提出了開展國際飲水供應和環境衛生十年活動的建議[21]。1980年聯合國第35屆大會決定：為實現“人人享有安全飲水與衛生”的全球性目標。自1981年至1990年定為《國際飲水供應和環境衛生十年》，以便向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提供安全飲水和衛生設施，預計這項活動將耗資1400億美元。[22]。

　　中國政府決定參加這一活動，看重的是由此可以直接獲得世界銀行等機構的資金和技術援助。在這框架下，聯合國所屬機構如世界銀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國際開發計劃署等多項國際支援與合作項目在中國多個省份展開，加快了貧困農村地區供水與環境衛生改廁的進程。從1985年至2004年聯合國機構在中國共投資約69億美元，其中世界銀行貸款約33億美元，共建集中式供水系統6042處，分散式供水系統65772處，供水受益人口2437.71萬人，其中自來水供水受益人口占97.15%。[23]

　　隨著世界銀行等機構資金的投入，外國專家也給中國帶來了農村給水設計規範、農村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等新的知識以及規範、規程和標準等。比如世界銀行投資項目規定了世行貸款項目供水工程建設的人均綜合用水量和人均投資額的指導控製標準。在中國氣溫較高的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80至100升。在中國氣溫較低的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60至80升。人均投資額控製的標準為30美元/人以下。[24]請讀者在這裏註意一下當時定下的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每人每日60至100升。 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共政府才批轉了第一部有關農村飲水問題的文件配合聯合國的活動，1983年國務院批轉了《改水防治地方性氟中毒暫行辦法》。這是中央政府批轉的第一部有關農村飲水問題的文件。1984年中央政府批轉了《關於加快解決農村人畜飲水問題的報告》以及《關於農村人畜飲水工作的暫行規定》。[25]

　　劉善建《中國的用水和供水》一文中介紹說，根據1987年的統計，中國農村人口8億多，用水標準不一。北方農村生活用水，每人每日20至25升；南方農村生活用水，每人每日25至40升。中國共有牲畜2.8億頭，其中內蒙古、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吉林和四川等7省區占40%以上。一般大牲畜每頭每日飲用水25至35升，中等牲畜每頭每日8至25升。

　　除了上述水量標準，當時還定下一個飲用水困難的取水距離標準：

　　——用水距離1000米以上；

　　——高差在100米以上。

　　由此得出，中國農村需要解決飲用水困難的地區的人口1.65億，牲畜1.07億頭[26]。這篇文章收在錢正英主編的1991年出版的《中國水利》一書中，該書份量很重，有中英文版，作者都很有來頭，該書錢正英主編的最重要書籍。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解決農村飲水困難才正式納入國家五年規劃。在中國一項工程只有編入五年規劃才算是受到了重視。1991年國家製定了《全國農村人畜飲水、鄉鎮供水10年規劃和“八五”計劃》（“八五”計劃指1991年至1995年）。1994年把解決農村人畜飲水困難納入《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進一步通過財政資金和以工代賑渠道增加投入。利用世界銀行的貸款，中國多個省市開展了解決農村人口飲用水問題的工程，如甘肅省實施了“121雨水集流工程”，貴州省實施了“渴望工程”，內蒙古自治區實施了“380飲水解困工程”等等。[27]199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在國家統計局編寫的《新中國五十年》一書中指出，到1998年全國農村70%以上的行政村用上了安全衛生水[28]。

　　《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十一五”規劃指2006年至2010年）回顧歷史指出，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了約2.16億人的農村飲水困難問題。按照1984年發布的農村人飲困難標準統計，到2000年底，全國農村仍有4639萬人飲水困難，其中2042萬人屬於《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遺留的，2597萬人是由於人口增加、水源枯竭、工程老化等原因新增的。2000年，國家編製了《全國解決農村飲水困難“十五”規劃》（“十五”規劃指2001年至2005年），提出了分階段解決農村飲水困難的目標，第一階段解決《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遺留的飲水困難問題，盡快完成和實現該計劃所確定的飲水解困任務和目標；第二階段解決新出現的飲水困難問題，力爭到“十五”末基本解決我國農村現存的飲水困難問題，保證群眾基本的生活用水要求。2001～2004年，中央共安排國債資金597億元，地方和群眾籌資85.5億元，解決了5618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問題。[29]

　　根據中共政府發表的數據，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了約2.16億人的農村飲水困難問題。在2001年到2004年期間再解決5618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問題，中國農村的飲水困難問題就基本解決了。 七、沒完沒了的農村飲水安全問題到了2004年底，出來了新的數據。根據全國調查結果，截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分散式供水人口為5.81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62%；集中式供水人口為3.62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38%（主要為200人以上或日供水能力在20立方米以上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工程）。中國農村飲水不安全人口為3.228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34%。其中，飲水水質不安全人口為2.2722億人，占飲水不安全人口的70%；水量不足、保證率低、取水不便人口為9558萬人，占飲水不安全人口的30%。[30]新數據暗含中國農村人口9.4億。

　　經過2001～2004年四年時間，投資682.5億元資金，原有的有飲水困難問題的5618萬農村人口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增加到3.228億人，其中70%的人是因為飲水水質問題，而另外30%是水量不足、保證率低、取水不便，可見中國農村飲用水的水質是主要問題，而不是中共所稱的水資源不足或者分布不均勻造成的水量等問題。扣除2005年《應急規劃》已解決的1104萬人，到2005年底，全國農村飲水不安全人口為3.1176億人。原定的目標，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存在的飲水困難問題可以基本解決，群眾的基本生活用水要求得到保證，全部泡湯。中共政府未解釋其中的原因。

　　按照《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計劃在“十一五”規劃期間解決3.228億人中一半即1.6億農村人口的飲水不安全問題。以2005年為價格水平年，實施“十一五”規劃全國人均需要投資403元/人，西部、中部、東部地區分別為423元/人、392元/人、386元/人，共需要投資650億元。

　　五年之後，出臺了《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規劃》（“十二五”規劃指2011年至2015年），文件總結道：“十一五”期間，國家累計安排投資1009億元，其中中央預算內投資590億元，解決了2.1億農村居民的飲水安全問題，超額完成任務。《規劃》還特別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解決農民飲水問題，不斷加大投入和工作力度，已累計解決了4億多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和飲水不安全問題，其中“十一五”期間解決了2.1億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這裏暗含從中共執政以來至“十五”期末，解決了1.9億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這個數據與《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中的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了約2.16億人的農村飲水困難問題的信息是矛盾的。《規劃》又提出了“十二五”時期要解決全國2.98億農村人口（含國有農林場）的飲水安全問題和11.4萬所農村學校師生的飲水安全問題，使全國農村集中式供水人口比例提高到80%左右，供水質量和工程管理水平顯著提高。[31]

　　據說“十一五”期間超額完成任務，解決了2.1億農村居民的飲水安全問題。“十一五”規劃時，中國農村飲水不安全人口是3.228億人，解決了2.1億農村居民的問題，應該還剩1.128億人，但是“十二五規劃”期間卻要解決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人口是2.98億，又多出了1.148億人。

　　“十二五”結束時，水利部部長陳雷宣布，“十二五”期間解決了3億多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其中2015年一年就解決6434萬農村居民和學校師生的飲水安全問題。[32]又比原來飲水不安全的2.98億人多出一些。

　　水利部農村飲水安全中心張漢松總結說，2005年至2015年（即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通過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共安排2817億元，其中中央投資1825億元，解決了5.2億農村居民和4700多萬農村學校師生的飲水安全問題。“十三五”期間（2016年至2020年）實施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擬安排中央補助資金220億元，重點用於解決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解決農村飲水安全情況。

　　2020年8月21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國水利部副部長田學斌宣布，中國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已得到全面解決。“十三五”期間，中國決定實施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水利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7月底，鞏固提升受益人口2.56億人，其中解決了1710萬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全國農村集中供水率和自來水普及率由2015年的82%和76%分別提高到2019年底的87%和82%。[33]

　　2021年4月6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將“十三五”期間的成績做些修改：“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和鞏固提升工程，累計解決2889萬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飲用水量和水質全部達標，3.82億農村人口受益；貧困地區自來水普及率從2015年的70%提高到2020年的83%。”[34]

　　從上述發表的數據可以得到下述解決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的累計數字：

　　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農村飲水困難問題的人口：約2.16億人；十一五規劃和十二五規劃期間（2005年至2015年）：5.2億人；十三五規劃期間（2016年至2020年）：0.2889億人（不包括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

　　累計7.6489億人。

　　按照水利部副部長田學斌提供的數據，中國農村人口9.4億人。那麽從1949年到2020年，特別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2020年，一共解決了7.6489億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占農村總人口的81.4%。

　　按照水利部官員劉善建《中國的用水和供水》的文章，根據1987年的統計，當時中國農村需要解決飲用水困難的地區的人口為1.65億，占中國農村人口8億多的20.6%。

　　對比兩組數據，5.9989億有飲水安全問題的農村貧困人口是在1987年之後產生的。這些有飲水安全問題的農村貧困人口的產生，不是確定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指標有所提高了，恰恰相反，指標是大大降低了，特別是水質指標。 八、2004年中國農村飲用水的四條標準下面談談農村飲水水質標準的變化。

　　根據水利部農村飲水安全中心提供的數據，2001年至2004年，中央政府安排國債資金97億元，地方和群眾籌資85.5億元，一共解決了5618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問題，基本結束了中國農村嚴重缺乏飲用水的歷史[35]。

　　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嚴重缺乏飲用水的問題已經基本結束，這本是大好的消息。但是此時中國農村飲水的嚴重問題才真正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的議事日程，這是中共最高層對大好消息的非邏輯信反應。2005年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們的奮鬥目標是，讓人民群眾喝上幹凈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氣，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在2005年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座談會提出：“要把切實保護好飲用水源，讓群眾喝上放心水作為首要任務。科學規劃，落實措施，統籌考慮城鄉飲水，統籌考慮水量水質，重點解決一些地方存在的高氟水、高砷水、苦鹹水等飲用水水質不達標的問題以及局部地區飲用水嚴重不足的問題。”

　　按照中央領導關於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指示精神，以及中央關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體要求，國家發展改革委、水利部和衛生部編製了《2005～2006年農村飲水安全應急工程規劃》，2005年3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該規劃。按照國家對“十一五”（2006至2010年）規劃編製工作的總體部署，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關於“加快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工程”的要求，國家發展改革委、水利部和衛生部共同編製了《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在這個規劃的附件中，包含了2004年11月水利部、衛生部頒布的《農村飲用水安全衛生評價體系》。[36]

　　《農村飲用水安全衛生評價指標體系》分安全和基本安全兩個檔次，由水質、水量、方便程度和保證率四項指標組成。四項指標中只要有一項低於安全或基本安全最低值，就不能定為飲用水安全或基本安全。

　　四項指標如下：

　　水質：符合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要求的為安全；符合《農村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的為基本安全。

　　水量：每人每天可獲得的水量不低於40－60升為安全；不低於20－40升為基本安全。根據氣候特點、地形、水資源條件和生活習慣，將全國分為5個類型區，不同地區的具體水量標準可參照附表確定。

　　方便程度：人力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10分鐘為安全；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20分鐘為基本安全。

　　保證率：供水保證率不低於95%為安全；不低於90%為基本安全。

　　2004年11月水利部、衛生部頒布的《農村飲用水安全衛生評價體系》中的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是指1985年由衛生部提出的國家標準（GB5749—85），該標準適用於城鄉供生活飲用的集中式給水（包括各單位自備的生活飲用水）和分散式給水。這個飲用水衛生標準一共有35個指標。

　　對於農村飲用水則采取更低的要求，即農村則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檢測指標從35個減少到20個，許多指標的限製值也都放寬。

　　城鎮居民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要求高，農村居民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低，在中國這個二元社會一直被認為是合理的。這是因為城鎮居民的命貴，農村居民的命賤。 九、2006年中國頒布新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和《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

　　2006年12月29日衛生部聯合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發布《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取代了1985年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 5749-85）。新標準自2007年7月1日起開始執行，全部指標最遲於2012年7月1日實施。1985年版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只有35項水質指標，2006年版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增加至106項水質指標，其中新增71項，並修訂了8項。

　　據說2006年《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參考了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uidelines for Drinking-water Quality, third edition. Vol. 1, 2004, Geneva）、歐盟（EU’s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Council Directive 98/83/EC on the quality of water intended for human consumption. Adopted by the Council, on 3 November 1998）、美國（US EPA.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and Health Advisories, Winter 2004）、俄羅斯（俄羅斯國家飲用水衛生標準, 2002年1月實施）和日本（日本飲用水水質基準（水道法に基づく水質基準に關すゐ省令），2004年4月起實施）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是世界上最為嚴格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共媒體確實好好吹捧了一番。

　　在2006年新頒布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也有針對農村地區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在城鎮供水方面，水質指標從35項增加至106項，限值要求也提高了；但是對農村的水質要求，水質指標從1985年的20項減少到2006年的14項，一些水質指標的限值也有了放寬。

　　《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的標準比城鎮使用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低了許多。

　　農村和城鎮飲用水標準對比：

　　指標 農村標準 城鎮標準 菌落總數（CFU/mL） 500 100 砷（mg/L） 0.05 0.01 氟化物（mg/L） 1.2 1.0 硝酸鹽（以N計，mg/L） 20 10，地下水源限製時為20 色度（鉑鈷色度單位） 20 15 渾濁度（NTU-散射濁度單位） 3，水源與凈水技術條件限製時為5 1，水源與凈水技術條件限製時為3 pH（pH單位） 不小於6.5且不大於9.5 不小於6.5且不大於8.5 溶解性總固體（mg/L） 1500 1000 總硬度(以CaCO3計，mg/L) 550 450 耗氧量（CODMn法，以O2計，mg/L） 5 3，水源限製，原水耗氧量＞6mg/L時為5揮發 鐵（mg/L） 0.5 0.3 錳（mg/L） 0.3 0.1 氯化物（mg/L） 300 250 硫酸鹽（mg/L） 300 250 表1：農村和城鎮飲用水標準對比，筆者製作 十、2018年頒布的中國農村飲用水的四條標準按照規定，2006年版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全部指標最遲於2012年7月1日實施。但是在實踐中並沒有得到完整的落實，沒有一個城市的自來水廠可以說，它的自來水百分之一百地符合這106項水質指標的要求。大多數自來水只能滿足部分水質指標的要求，所以自來水廠只是公布它們檢測合格的指標，不合格的、沒有檢測的指標就不公布。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張雲川曾經指出：“不管北方南方，對於國家規定的106項飲用水指標，能夠滿足檢查的儀器設備不足50%。最嚴重的、對人體危害最大的指標，沒有辦法檢查，甚至連裝備都沒有。”[37]國內媒體時有報道說，某某水廠的自來水106項指標全部合格。如果真是如此，這些自來水是可以直接飲用的。按照質量標準，自來水中不得含有大腸菌群、耐熱大腸菌群和大腸埃希氏菌。但是無論自來水廠設備如何先進，也還是做不到這一點。中國城鎮自來水質量不好的關鍵在於原水質量不好。按照中國現行標準，自來水廠水源地的水質達到III類水即符合標準。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陶濤教授認為：“我們希望水源區的水可達到II類。但由於污染嚴重，即使水源地標準已降至III類，許多城市仍然尚未達標。”[38]陶濤教授沒有道明的是，現行的III類水只是過去的IV類水，是污染水，是不能做飲用水水源的。現行的II類水是過去的III類水，是合格的飲用水水源。中共也是通過降低標準，才使得中國地表水水質的數據變得好看一些，但是這不能更改地表水受到嚴重污染的事實。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閱讀筆者的《連個水都沒法喝 厲害啥？我的國！》[39]。

　　同樣，針對農村地區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也難以得到完整的落實。如前面已經論述的，確保飲水安全是脫貧攻堅中最基本的底線。201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國務院曾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目標：到2020年，確保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40]

　　到2020年，確保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這是習近平定下的死任務，而解決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是實現脫貧的前提。如果繼續執行2004年版或者2006年版《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那麽“全面完成脫貧任務”是根本不可能的。

　　都說中共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在解決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上，中共的辦法是不斷降低標準。

　　2017年11月，中國水利學會開始《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的編製工作。標準於2018年3月29日通過理事長辦公會審議並發布，2018年6月1日起正式實施。2018年8月，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發布了《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關於堅決打贏農村飲水安全脫貧攻堅戰的通知》（水農[2018]188號）。該《通知》規定，各地可直接使用中國水利學會發布的《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開展農村飲水安全評價工作。[41]

　　2006年之前，中國有兩套《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一套是衛生部編製的，一套是建設部編製的（兩個部的名稱時有變化），鬧得不可開交，特別是是各地自來水廠屬城建部門管理，根本不聽衛生部的。2001年經國務院批準成立了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統一管理全國標準化工作，其主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負責組織、協調和編製國家標準。2006年衛生部聯合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編製了《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國才有統一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如今，中國農村地區又有了兩套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一套是衛生部聯合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編製的；一套是中國水利學會編製的。中國水利學會編製的《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並不是國家標準，而只是行會標準，並不具備權威性。而且中國水利學會編製的《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標準低，起不到保護公民身體健康的目的。但是2018年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發布的《關於堅決打贏農村飲水安全脫貧攻堅戰的通知》，卻同意采用了這個低標準。

　　2018年與2004年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的對比

　　2018年的標準 2004年的標準 水量方面 豐水地區每人每天可獲取的水量不低於35升，缺水地區不低於20升。 每人每天可獲得的水量不低於40－60升為安全；不低於20－40升為基本安全。根據氣候特點、地形、水資源條件和生活習慣，將全國分為5個類型區，不同地區的具體水量標準可參照附表確定。 水質方面 農村集中供水工程的用水戶，要執行現行水質標準；分散供水工程的用水戶，要求飲用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無異色異味、用水戶長期飲用無不良反應。 符合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要求的為安全；符合《農村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的為基本安全。 用水方便程度 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20分鐘，取水距離不超過800米；牧區可適當放寬。 人力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10分鐘為安全；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20分鐘為基本安全。 供水保證率 供水保證率要大於90%，即一年90%以上的時間供水能得到保障。 供水保證率不低於95%為安全；不低於90%為基本安全。 表2：2018年與2004年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的對比，筆者製作通過對比可以看到，2018年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比2004年的標準更低，特別是在水量和水質方面。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世界銀行幫助中國搞農村供水設施，製定的人均綜合用水量標準是：在氣溫較高的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80至100升；在氣溫較低的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60至80升。

　　到了2004年，標準降低為每人每天可獲得的水量不低於40－60升為安全；不低於20－40升為基本安全。

　　到了2018年，標準再次降低，豐水地區每人每天可獲取的水量不低於35升，缺水地區不低於20升。

　　農村飲水安全中的水量，不但包括每天必須的飲用水，燒飯燒菜用水，還包含日常個人衛生用水，即洗臉、洗澡、漱口用水等，並統籌考慮飼養畜禽和二、三產業等用水等等。

　　作為對比，2018年中國城市人均家庭生活用水量為每人每天131升[42]。中國農村地區脫貧的標準是每人每天不低於20升，僅為城市人均消費量的15%。用這個標準來判定是否脫貧，實在是太低了。

　　在水質方面，2018年的評價標準更是沒有了道德底線。2004年農村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裏面有水質標準20項，與當時城鎮實施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的水質標準35項相比，一半多的指標要求檢測，雖然各項標準的限製值有所差別，但也要經過實驗室的化驗，才能確定是否合格，就是說，還有個科學的、客觀的標準。到了2006年，水質標準下降到14項，但是各項標準依然保留有限製值，也還要經過實驗室的化驗。到了2018年，水質標準只剩下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和無異色異味。就是說，水質檢測不用到實驗室去了，沒有任何定量的指標，只要用肉眼看一下，用鼻子聞一下，就可以知道水質的好壞了。難怪洛南縣農民從取水點拉回來的水，用紗布裹住管子，就算過濾了。這樣經過紗布過濾的水，就能滿足2018年水質標準的要求了。

　　中共領導人江澤民喜歡說“與時俱進”。但是中共在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方面，不是與時俱進，而是與時俱退。正是依靠2018年頒布的農村飲水安全的低標準，才有了2020年全面脫貧的勝利。這種勝利有意義嗎？喝了這種“合格”的飲用水，能保證農村居民的身體健康嗎？能保證不得癌癥嗎？能保證不返貧嗎？

　　就是《百度百科》也看不下去，在農村飲水安全工程詞條中關於水質的解釋，還是說應該符合《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的要求[43]，就是2006年發布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的要求。 十一、中國人口普查數字戳穿了中共的謊言談到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一些專家都把問題推到中國城鎮化率低，農村人口眾多，農村人口有9.4億之多。說到中共的偉大，就是截至2020年一共解決了7.6489億農村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

　　但是根據中國第一次（1953年）至第七次（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中國農村人口從來沒有達到過9.4億人。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中國農村人口達到8.0739億人，這是農村人口的最大值。如果說，從1949年到2020年一共解決了7.6489億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占農村總人口最高時8.0739億人的94.7%。

　　人口普查 全國人口 城鎮人口 比例 農村人口 比例 2020年 14.1178億人 9.0199億人 63.89% 5.0979億人 36.11% 2010年 13.3972億人 6.6557億人 49.68% 6.7415億人 50.32% 2000年 12.6583億人 4.5844億人 36.22% 8.0739億人 63.78% 1990年 11.3368億人 2.9971億人 26.44％ 8.3397億人 73.56％ 1982年 10.0818億人 2.1082億人 20.91％ 7.9736億人 79.09％ 1964年 6.9458億人 1.2710億人 18.30％ 5.6748億人 81.70％ 1953年 5.8260億人* 0.7726億人 13.26％ 5.0534億人 86.74％ *1953年人口按城鎮人口加上農村人口計算 2000年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與其他來源略有不同 表3：中國歷次人口普查中的農村人口，數據來源：維基百科如果中共政府發布的數據為真，那麽，中國農村有飲水安全問題的7.6489億人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產生的，其中絕大多數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是在2000年之後產生。人們不僅要問：中共到底是問題的解決者？還是問題的製造者？

　　如果中共政府發布的數據為假，沒有解決7.6489億農民的飲水安全問題。那麽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特別是是2000年之後，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五、六千億元的投資[44]到底進了誰的腰包裏？

　　回到陜西省商洛市洛南縣脫貧摻假被曝光，村民拉來的地表水經過紗布的過濾，便達到了飲用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的要求，也就達到了脫貧的要求。

　　就是這樣飲用水的水質，村民一個月要花50元拉水。再把拉來的水存在旱窖裏，折算下來，一噸水需要花費50到60元錢。水費是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中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中共政府現在最為焦急的問題就是農村地區的水費收不上來。2021年3月2日水利部副部長田學斌在全國農村水利水電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完善農村供水水費機製[45]。這些年來，水利部的領導喋喋不休地宣傳要建立合理水價形成和水費收繳機製。采取剛性措施收繳水費，指導督促地方落實現行水價政策，合理核定供水成本，因地製宜實施單一製、兩部製、階梯式等水價製度，推行計量收費等等。

　　四、五千年中國農村居民習慣於直接取用井水、泉水、江河水、山溪水、池塘水，那時的水質也都能滿足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無異色異味、長期飲用無不良反應的要求，現在他們並沒有獲得安全潔凈的自來水，沒有享受到便利優質的供水服務，當然不願意繳納高昂的水費，因為商品的質量低劣。但是，如今中共壟斷了全國的水資源和水權，所以中國農村居民將不得不為低質的飲用水交納水費，而且水價只會越來越高。

中國農民談維權經歷

作者 周德才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紀初的十幾年間，中國的農民負擔過重問題有目共睹，因為農民負擔過重而發生了一些“舉世聞名（矚目）”的事件——國際社會往往能夠通過駐中國的外媒機構及時的了解到，而很多中國老百姓卻毫無知曉，原因僅僅是因為中共宣傳部門在中國國內“一手遮天”！

　　每年秋征開始後，全國各地的鄉村幹部糾集地痞、流氓、黑社會惡勢力橫征暴斂，到處搜刮和搶劫居住在農村的老百姓，有時候公檢法“大隊人馬”也一起披掛上陣，做出無計其數令人發指的事情，很多農民因為反抗被打死打傷，還有很多農民遭到非法關押和拘禁。

　　為了搜刮、搶劫、掠奪老百姓，特別是為了強制執行計劃生育，中共的縣鄉村三級體制一齊大力扶植豢養地痞、流氓、惡棍等黑社會惡勢力，很多農家婦女、農家少女遭到了這些惡勢力的強奸和輪奸（我在組織固始縣農民“土地維權”時，一些受害者曾向我陳述自己被城郊鄉派出所所長楊明孝等人、隔夜村村支書祝義林等人、六里棚村村支書汪志宏等人嚴重傷害的事實和過程，我勸這些受害人公開站出來指正楊明孝、祝義林、汪志宏這些作惡多端的人渣，但這些受害人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公開指正楊明孝等人）；絕大多數的受害人至今仍然不敢揭發、檢舉、指正作惡多端，一直傷害著自己的鄉村幹部、公安幹警及其黑社會惡棍們——可見中國的法治問題是多麽嚴重。

　　雖然經過了很多次所謂的“換屆選舉”，但這些“反法律（踐踏法律）”、“反法治（破壞法治）”的黑惡勢力、人渣卻一直延存滯留在政府的體制中——以至於中共這個執政黨在很多地方已經完全異化為地地道道的黑社會惡勢力、徹頭徹尾的“恐怖組織”了！

　　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我長期在老家固始縣、商城縣組織農民聯合維權，後來自己家里一貧如洗。為了兩個未成年的兒子上學讀書及一家人的生活，也是為了給那些因為反抗而受到打壓和傷害的農民討回公道，1999年年初我不得不到廣東東莞打工。我一邊打工、一邊尋找機會與國際媒體及人權機構取得聯系、以披露中國內地農村的黑暗與罪惡，一邊用電話繼續組織老家的農民維權抗爭。

　　2002年元月2日，河南商城縣伏山鄉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伏山事件”，公檢法“執法大隊”因為搜刮搶劫老百姓而引發沖突，參與搶劫的警察被怒火沖天的老百姓打的丟盔卸甲、猖慌逃竄，六輛警車被掀翻並砸毀。

　　“伏山事件”發生之前的2001年，我正在廣東東莞的“中興公司”做鋼結構工程聯系業務，利用“工程業務員”的便利我通過電話與海外媒體（美國之音、美國廣播公司、英國廣播公司）駐北京的辦事處取得了聯系、並且通過外媒的介紹與中國勞工中心負責人韓東方先生聯系上了，隨後就把河南固始縣、商城縣發生的令人發指的事實材料轉發給美國廣播公司及韓東方“國際人權機構”。其中有兩起最為惡劣的事件。一起是固始縣往流鎮某村（村名我忘掉了） 的一個叫尖黎園村民組的寡婦張開英因為交不起村提留，先是被鄉村幹部糾集的一群黑社會惡勢力作為人質關押起來，緊接著鄉村幹部們又把張開英膝下兩個未成年的女兒從村小學里趕出去，硬逼著兩個小女孩去向親友家借錢贖回她們的媽媽。因為張開英長得漂亮，關押期間遭到鄉村幹部及匪徒們的輪奸，張開英釋放回去後便上吊自殺了。另一起是固始縣胡族鄉葉台子村農民孫元海因為拖欠村提留，被鄉村幹部糾集的一夥惡棍上門強行牽豬扛糧，雙方發生沖突，結果孫元海被活活的打死。

　　張開英的事情是我根據周邊農民的口述而寫成的材料、附有很多證人的簽名證言，孫元海被打死後周邊的農民對其屍體進行了拍照，有很多照片成為紮實的證據。

　　那個時候的我一邊打工養家糊口，一邊爭取海外媒體了解河南固始縣、商城縣農民負擔過重、內地農民生存危機嚴重、法治狀況惡劣等，一邊用電話引導兩個縣的農民聯合行動、共同維權抗爭；“伏山事件”發生前後，國際上的很多媒體一直在關注河南固始縣、商城縣兩個縣的農民維權。

　　“伏山事件”發生後，為了保護維權代表洪茂先等人的安全，2002年5月下旬我特地從“中興公司”辭掉了“工程業務員”（當時公司規定“工程業務員”請假的時間不能超過半個月，加上我用公司的電腦和傳真機給外媒發過很多資料，在公司沒有發覺之前我決定辭工），6月份我趕回老家固始縣和商城縣，特別在伏山鄉的楓樹村和徐堰村呆了好幾天，搜集具體證據材料的同時還做了一些具體安排，6月下旬我專門到北京與美國廣播公司的老總齊先生見面，把很多具體事實證據交到齊先生手里，一再懇請拜托他想辦法在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前，把固始縣、商城縣農民所遭受的“嚴重人權迫害”事實證據遞交到美國政府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後來改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這些事情辦好後我又從北京乘火車到東莞，應聘於高埗鎮“高藝裝飾公司”業務員。

　　為了促使中共尊重人權和進行政治體制（結構性）改革，我計劃在中共十六大召開的前幾天再組織一些固始、商城兩個縣農民維權代表在北京舉行一個外國記者招待會，再一次向全世界真實的披露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所以拜托齊先生幫我約了一些外媒駐北京的記者，我又分別的與這些記者進行了電話聯系，約定了見面的時間和地點。沒想到2002年11月3日夜晚（淩晨以後），以國家安全部韓處長為首的廣東省安全廳、東莞市公安局、高埗鎮治安隊“大隊人馬”將高藝裝飾公司辦公室人員的住宿樓（該住宿樓還有其他公司合夥租賃）團團包圍，一排排小車停放在住宿樓下面的大道上，高埗鎮治安隊的一夥人不由分說地將高藝公司辦公室人員們一個個的拽到下面（高藝裝飾公司辦公室人員的住宿在三樓），還有幾位女性，有的連衣服都沒有穿好。張保、鄧旭東兩個人因為抗議，結果被打的跪在地上求饒，眾目睽睽之下的所作所為不容中共抵賴！

　　國家安全部韓處長為首的一夥人不準許我在東莞打工了，他們讓河南信陽市國家安全局的劉勇和固始縣公安局的國保楊宗良、樊廣宏等人把我押回到固始縣的老家，行政拘留15天後，我又被信陽市國安局提押到信陽市，河南省安全廳的一些人代表中共的安全部門威脅（要挾）我，要我替中共的國安部門做事，繼續與韓東方、等人聯系，為中共的安全部門套取對方的資金和情報；如果我不答應，他們就要抓捕洪茂先、余弟久、余弟紅、呂皇銀、鄔文新等多名農民維權代表與我一塊治罪判刑，而且還要取消（剝奪）我們這些人子女將來就讀大學的權利、甚至還會限制我們下一代就業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答應他們，我提出了“一大一小”兩個條件，大條件是“希望黨和政府善待中國老百姓，希望黨和政尊重和改善人權，希望黨和政府順應民意、主動的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結構性改革”，小條件是“能夠讓我經常的去北京拜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的於建嶸先生，請教他一些關於農民的問題，以開闊自己的視野、提高自己見識，這樣也有利於為你們做事”（後來在於建嶸先生的幫助下，我參加了2006年9月22日至23日廣州增城大酒店舉辦的“農民合作組織與新農村建設學術研討會”，才有機會結識了一些知名的、有良知的中央政協委員、民主黨派人士，特別是清華大學的蔡繼明教授，他們為我們固始縣農民保護自己的土地做出了很多、很大的幫助），其實這個時候我就開始盤算著如何與中共的國安們鬥智、險中求勝，憑著感覺我有把握能“反過來利用”中共的國安繼續為老百姓伸張正義、繼續推進中國的民主與法治。

　　在中共國安的逼迫下，我寫了“不再參與和介入任何維權”的保證書；我的要求（條件）就是“中共必須切實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切實的改善和保障中國老百姓的人權”，中共的國安們只是口頭上答應而沒有給我寫保證。

　　中共之所以“全面免去（取消）農業稅”，全國各地農民的普遍抗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而河南固始縣、商城縣農民的抗爭在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中共雖然“全面免去（取消）農業稅”，但很快又開始了大規模的強占掠奪農民土地，並且不擇手段的以武力鎮壓反抗的農民，全國各地的農村又繼續上演了農民普遍流血的悲劇、慘劇，而且我老家固始縣的血案、慘案、冤案更是頻頻的發生。

　　我不得不找到把我押回固始縣老家的中共國安們進行交涉，要求他們兌現2002年11月份和我談話時許下的“口頭承諾”，他們居然抵賴和狡辯：誰承諾你了、承諾你什麽哪？

　　但中國的憲法還有明文規定在那里呀，所以我要求中共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憲法，中共的國安們竟然反問我：就算共產黨公然的違反憲法，你又能怎麽樣呢，自不量力。

　　——無恥的流氓嘴臉暴露無遺，所以我不得不公開地站出來繼續組織老百姓維權！

　　當今的中國，老百姓的利益被中共隨意強占、侵害、掠奪，人權被中共肆意摧殘、蹂躪、迫害的不僅僅是農民，還有下崗工人及其他社會公民。

　　強占掠奪農民土地加上“高杠桿調節的金融壟斷”、大規模房地產開發，制造了泡沫經濟。這期間政府部門勾結大大小小的奸商們合夥搭建P2P平台（互聯網金融）共同詐騙老百姓、導致三億多的“金災難民”上當受騙，可見當局從下至上“坑民害民”手段及行為是多麽的惡劣！看看最近一兩年發生的事：

　　山東平度的女鄉黨委書記王麗公開的聲稱：可以用一百種方法刑事（任何一個不聽話的）老百姓，可以隨便要（任何一個不聽話的）老百姓一家人性命、包括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可以動用巨大的人力、物力、資源收拾“任何一個不聽話”的老百姓，王麗的話聽起來讓人毛骨悚然。

　　湖南湘西永順縣的鄉村女教師李田田因為中國教育問題寫文章、說實話發到網上，遭到了綁架、被關進精神病醫院。

　　當金光閃閃的奧運金牌掛上中國女子滑雪運動員谷愛淩脖子上的時候，我們中國人才知道另一位中國女子20多年前就被鐵鏈子鎖住了脖子，一直關押在徐州豐縣農村一個漆黑、冰冷的小屋里，承受著非人的折磨。

　　當初我在中共安全部門的威逼要挾之下，為中共的安全部門套取了中國勞工中心韓東方先生的資金和情報，也算是為中共做出了“不能公開的特殊貢獻”（現在可以向全世界公開了），但我要求中共尊重和保障人權、順應民意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結構性改革、放棄專制獨裁、主動實行民主而造福於中國老百姓及全人類。

　　我被關進看守所和監獄後才發現，原來中國的看守所和監獄正關押著很多“河南趙作海”。當今的中國，因為捍衛中國人權和拯救中國法治而被中共關進看守所和監獄的許志永、丁家喜、孫大午、張海濱父子、黃琦、秦永敏（還有很多）等人目前的處境與“鐵鏈女”的差別多大呢？

　　中國的法律已經完全淪為當局坑民害民的工具了！

　　與之前相比，今天的中國在各方面的確是取得了發展和進步，第一是“自然進化”的作用，第二是中國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而不是中共頑固派們的施舍和恩賜，更不能作為中共官僚“黑社會“組織“坑民害民”和“侵犯人權”的資本和理由。

　　作為“捍衛法律尊嚴”、“拯救中國法治”、“維護公平正義”的中國維權農民，為了給全國各地三億多“金災難民”追回損失和討回公道、為了中國的下一代生活的美好幸福，我特地向廣大的“金災難民”們發出呼籲，只有大家團結起來維權抗爭，“金災難民”的維權才能取得成功和勝利！

中國鄧右的邪惡本質

作者 曾節明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零年

壹，鄧小平沒有理論，江賊民沒有思想

　　中共長期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高唱：鄧小平理論和 “ 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這是在睜著眼睛說瞎話。因為鄧小平根本沒有理論，與毛賊東不同，鄧小平本人從沒能寫出過任何系統的論述文章， “ 鄧選 ” 僅僅是鄧進行政治活動時作的報告、講話、指示的七拼八湊，經常自相矛盾、極不嚴肅，根本不是壹個理論體系。鄧小平在復出的時候說：制度不好，好人也會做壞事 1 。揚言要廢除幹部終身制，建設黨內民主。但是沒過幾年他卻大力倡導新權威主義，復辟慈禧的垂簾聽政，並非法罷黜要求他退休的胡耀邦。鄧小平 1986 年說，改革能否成功，取決於政治體制改改 2 ，但是他轉過背去就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為之不惜制造六四慘案。鄧小平為什麽自相矛盾，反復無常，因為他沒有理論，沒有理論的人做事就不會有道德原則，鄧小平是壹個十足的無原則的機會主義小人，他的唯壹原則是保住中共壹黨專制，因為保住中共的統治就能保住他的家族利益。鄧小平頑固堅持共產黨專政，因此鄧小平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厚黑之道，鄧小平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厚黑術和實用主義庸俗市儈思想的雜燴。

　　江不僅沒有理論，甚至沒有自己的思想。江賊民提出的 “ 三個代表 ” 的思想，實際上是禦用文痞王滬寧拼湊的欺世盜名口號。 “ 三個代表 ” 說中共 “ 始終 ” 是 “ 三個代表 ” ，中共的權力卻從來不經過選票的授予，這完全是強行代表、強奸民意； “ 三個代表 ” 說中共 “ 始終 ” 代表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難道中共制造的大躍進、文革、六四屠殺三個代表 ” 也是代表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三個代表 ” 完全是欺世盜名的無恥讕言。

　　江在治國上走的完全是鄧小平引領的道路，只是走得更遠而已：他頑固的阻斷中國的民主化改革，更加瘋狂地鼓動中共官僚特權階層掠奪國家資源和弱勢群體，這表明他完全繼承了鄧小平的思想；江賊民喪權辱國，輕率地簽字承認了連毛賊東、鄧小平都不敢承認的中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過去被沙俄侵占的壹百五十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從法理上再無收回的可能； 1999 年印尼當局再次掀起排華騷亂，殘酷屠殺、搶劫和強奸印尼華人和在印尼的中國人，江對自己同胞受到外國的野蠻迫害視而不見，不僅沒有壹聲抗議，還和蘇哈托握手言歡，承諾給與印尼經濟援助；江賊民當政十三年來，使中國經濟完全委身於國際壟斷資本，以極端廉價的出賣國家資源、極端廉價的出賣勞動力和空前嚴重的環境污染為代價換取專制統治的穩定，罔顧中華民族的未來。

　　以上種種表明：江有嚴重的賣國思想。江賊民的思想，實際上是鄧小平的庸俗厚黑思想和他自己的漢奸父親賣國求榮思想的大雜燴。

　　二，鄧式改革開放的本質：腐蝕人心敗壞道德轉移視線堵死政治改革大門鄧小平親眼目睹了毛賊東搞共產主義試驗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他自己也壹度被無產階級專政整得喪魂落魄，因此鄧小平完全清楚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和邪惡。但是鄧小平明知道馬克思主義是錯誤和邪惡的，還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實踐中最邪惡的東西 -- 共產黨壹黨專政的體制，並且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中有價值的理想成分（如對弱勢群體經濟上的關註）。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比列寧、毛賊東更邪惡。

　　雖然說在毛賊東統治下，壹系列政治運動搞得整個中國假大空盛行，但是由於毛賊東思想的表面上的理想主義性質，在政治以外和與政治關系不緊密的領域，雖然毛時代的中國人會因為政治忠誠，積極的服從黨國的壓榨，積極的接受黨國的洗腦宣傳，積極的批判與毆打偉大領袖討厭的人，但是人心並未全面敗壞，那時候遠沒有現在社會上這種制假、售假、坑蒙拐騙、見死不救等惡劣風氣，不屬於黨國定義的反革命群體的內部助人為樂的現象直到八十年代初還相當普遍。幾乎所有的理想主義都教人做好人、做好事，理想主義之所以非常邪惡，是因為嚴重的錯誤，而不是因為它明白教人學壞。毛賊東思想是理想主義的思想，受毛賊東思想的影響，很多人在政治運動做了壞事，這不是因為這些人都是壞人，實際上大多數這些人都是正直善良的人，他們聽從毛主席的教導去搞破壞和整人，自己還以為是在 “ 幹革命 ” -- 作大好事。這些人之所以做壞事，是因為毛賊東思想的錯誤，由於毛賊東思想是馬列主義思想，用來教育人民，註定禍國殃民。同時應該看到，毛賊東思想的理想主義的另壹面： “ 大公無私 ” 、 “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 、 “ 學習雷鋒 ” 等等在當時並不是虛假、僵死的政治口號，而是富有生命力的社會道德催化劑，當時確實有效地提升了整個社會的道德，所以五十年代大陸會有 “ 夜不閉戶 ” 、 “ 路不拾遺 ” 的普遍現象，中共會出焦裕祿這樣正直廉潔的幹部。

　　當然，這樣的社會道德是要以對毛賊東的信仰為維系的，隨著毛賊東神壇地位的崩塌，這種共產主義道德就難以維系。這個時候要使中國社會保持好的道德風尚，就必須放棄馬克思主義，邁開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步伐，以民主憲政思想、耶穌基督的福音正人心、定人心、安人心。但是鄧小平在歷史的關頭完全走向了進步的反面。

　　經歷了文革之苦，鄧小平仍然原封不動地堅持共產黨壹黨專政的極端厚黑的政治體制，鄧小平頑固拒絕認真反思毛賊東和中共過去的錯誤和罪行，說什麽：對文革的研究宜粗不宜細 3 。為什麽宜粗不宜細？鄧小平卻拿不出壹紙半片的理論或思想來自圓其說。以前毛賊東雖然搞 “ 陽謀 ” ，卻拿得出壹套系統的東西來迷惑人，毛賊東也從沒有號召全黨不管原則是非，毛賊東非常強調立場和性質。鄧小平的 “ 宜粗不宜細 ” 的要求，就是號召全黨無所謂是非原則對錯，甚至無所謂中共自身的規則和 “ 道統 ” ，這是赤裸裸的厚黑路線，鄧小平首開中共完全不要原則的混賬之風，把中共帶上完全拋棄原則理想，不擇手段保特權的新厚黑道路。這是壹條毫無理想、明知故犯的道路，比毛賊東的共產主義道路更加厚黑。

　　鄧小平發起的 “ 改革開放 ” ，只是在壹定程度上給經濟松綁，絲毫沒有推行政治民主化的意思。 “ 改革開放 ” 的目的，是想以私有經濟帶來的效益，來挽救和維持文革後已經奄奄壹息的共產黨政權。鄧小平為了達到目的，不惜全面敗壞社會道德。

　　鄧小平說：致富光榮，貧窮可恥 4 。公然以國家機器刺激人們的發財欲望。發財的欲望是人的本性，用不著國家去刺激；況且，人的發財本性膨脹起來很容易造成惡行與不公，因此，國家因該教導人民誠信和公義，而不應刺激人們的發財欲望。再說，正直廉潔的人難免有些會貧窮，比如說當時壹些清正廉潔的基層幹部就比較貧窮，按照鄧小平的說法，貧窮的清官就是可恥的，鄧小平是在帶頭鼓勵人們不擇手段發財。在 1980 年的中共高幹春節團拜會上，鄧小平在給高幹拜年時帶頭使用 “ 恭喜發財 ” 的拜年辭，這被新華社、《人民日報》當作改革開放開明風尚而向全國報道。實際上，接受那些高幹都是權力幾乎不受制約的特權階級，鄧小平刺激這些人的發財欲望，實際上是在鼓勵中共特權階層貪污腐敗。

　　鄧小平說：要允許少部分人先富起來。哪些人容易富起來？ 1982 年 --1985 年間，由於中共對農民新的盤剝的大網還沒有展開； “ 官倒 ” 階層還沒有坐大，農民和城市裏的個體戶確實得了短短幾年的 “ 實惠 ” 。但是在中共的體制下，要想發財很難離得開權力，當時最容易富起來來的少數人是中共高幹子弟 “ 太子黨 ” 。鄧小平和王震等人的子女都富了起來。在高幹子弟的帶動下，中共各地官僚的 “ 衙內幫 ” 也開始利用權力發財致富。鄧小平的路線，使得八十年代中後期中國 “ 不正之風 ” 盛行 -- 貪污腐敗蔚然成風，整個社會 “ 向錢看 ” 的意識興起。

　　因此，鄧小平所說的 “ 解放思想 ” ，實際上是鼓勵中共特權階層丟棄教條束縛，放膽大搞貪污腐敗。

　　鄧小平的厚黑路線，不僅敗壞了黨風民風，也徹底斷送了中國民主化的最好的壹次機會：毛賊東的倒行逆施，既害慘了中國，也將中共政權搞得奄奄壹息。鄧小平復出之初，包括中共大多數幹部在內，整個中國社會湧動著對毛賊東及中共專制獨裁暴政的反思和厭棄。那時候權錢勾結的中共權貴既得利益集團遠未形成，經歷了毛賊東時代階級鬥爭的殘酷整肅，中共各級幹部心有余悸，貪欲遠未膨脹、幾乎沒有搞腐敗的膽量和心理習慣。因此，在 1980 年前後，鄧小平只要認真吸取毛賊東的教訓、認真反思中共的錯誤和罪行，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只是壹個順水推舟轉變觀念的問題，根本不會有多大的阻力。經歷過文革的沖擊，中共的廣大幹部對毛賊東的殘酷鬥爭路線已經厭倦，容易接受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憲政理念。

　　但是，鄧小平在此關鍵時刻，不是推動中國進步，而是大力刺激和釋放中共官僚特權階層的貪欲，抱定 “ 把文革中失去的壹切撈回來 ” 的報復社會的想法，帶頭大搞 “ 不正之風 ” ，導致中共產生了壹個權錢勾結的權貴既得利益集團，徹底斷送了中國政治轉型的最好時機，使中國走上了壹條權貴既得利益集團為維護既得利益而拼命阻擋政治民主化的積重難返之路。

　　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之罪，更在毛賊東之上。

　　鄧小平在 “ 改革開放 ” 當中，通過國家宣傳機器，大力鼓吹和兜售庸俗市儈理念和人生觀。鄧小平說：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最典型的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厚黑座右銘，八十年代中後期，民間制販假冒偽劣的奸商邪販和投機倒把者開始擡頭；貪官惡吏蠢蠢而動，開始形成利益集團裙帶官關系網，鄧小平的 “ 貓論 ” 就是這些人的最好的 “ 理論 ” 依據。鄧小平自己也以身作則，為了保住共產黨的統治，為了保住自己的最高權力和家族利益，在和平時期不惜出動國防軍荷槍實彈屠殺了成千上萬的本國公民，制造了震驚世界的 “ 六四 ” 慘案，鄧小平的殘暴，連金日成都自嘆弗如。鄧小平創造了運用 “ 貓論 ” 的最高經典範例。

　　鄧小平的手段比毛賊東更狠辣，當年毛賊東只敢動用民兵和木棒驅散參加四五運動的群眾。毛賊東犯下的罪行鄧小平都有份；毛賊東不敢做的壞事鄧小平都敢做，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比毛賊東更邪惡。

　　除了經濟上壹定程度的松綁以外，鄧小平不僅沒有給老百姓帶來更多的自由，反而用殘暴野蠻的手段，嚴酷的剝奪了中國老百姓生兒育女的自由權利。為了讓中共國甩包袱、卸責任，以最大限度地將財政用於鞏固中共專制政權、保證中共特權階層的特殊享受，鄧小平借鑒新加坡李家王朝太宗李光耀，推行法西斯化的計劃生育政策，並且拋出 “ 中國貧窮是因為人口過多 ” 的歪理邪說。為了減少老百姓的生育，中共不惜采取殺嬰、強迫結紮、閹割、毀人房屋、奪人財物的野蠻殘酷手段，恍若當年的日本鬼子進村。現在城市裏的夫婦只生壹個還不行，還要辦 “ 準生證 ” ，規定什麽時候生。中共壹方面極其野蠻地剝奪老百姓的生育自由，中共自己的高幹子弟卻有著生育的特權，生幾個都可以。鄧小平完全繼承了中共壹以貫之的草菅人命和無恥。

　　鄧小平強調：發展是硬道理 5 。也就是說，無論如何也要發展（發財，發展經濟），發展（發財，發展經濟）強過人命，更強過自由、民主、人權，為了發展（發財，發展經濟），怎樣做就是有道理的。這也是壹個十足的厚黑口號。現在全社會各個行業假冒偽劣空前泛濫成災，連教育和醫藥都不能幸免；中共各地官僚為了 “ 發展經濟 ” （實際上是掠奪民脂民膏），而不惜毀人房屋、害人性命，幹盡傷天害理的勾當。這些，都是 “ 發展是硬道理 ” 的充分實踐。

　　鄧小平抓住中華民族重實惠，輕原則的弱點，想通過 “ 改革開放 ” ，把中國人的註意力轉移到物質利益上去，從而忽視中共的專制獨裁統治的不合法性。鄧小平想學新加坡李家政權，就是使中國人庸俗墮落，誘使中國人做不問政治的經濟動物。

　　三，鄧小平廢黜胡耀邦、趙紫陽的真正原因

　　但是，由於鄧小平的政治代理人胡耀邦、趙紫陽的正直和開明，壹定程度的偏離了鄧小平引領的厚黑路線，中國人的參政議政熱情仍然很高，間接造成了八六、八九兩次學潮，使得鄧小平的全面厚黑化中國的如意算盤在八十年代沒有成功。所以，鄧小平就先後廢黜了胡耀邦和趙紫陽。

　　有人認為，廢黜了胡耀邦和趙紫陽是鄧小平自毀左膀右臂的無奈之舉，這是大錯。因為在八十年代中後期，胡耀邦和趙紫陽在行動中已經和鄧小平分道揚鑣，胡、趙二人已經不是鄧小平的左膀右臂。任由胡耀邦搞下去，鄧小平就得下臺，他的家族的貪腐罪行就會受到追究；任由趙紫陽搞下去，共產黨壹黨專制就要瓦解，鄧小平等老紅軍首長們家族的特權就會喪失，因此，鄧小平非要胡耀邦、趙紫陽下臺不可。鄧小平根本不是壹個重感情的人，而是壹個經驗老到、冷血詭詐的黑道梟雄混世魔王，對鄧小平來說，廢黜胡、趙不是什麽忍痛割愛的無奈之舉，而是妳死我活的嚴肅鬥爭！

　　四，鄧小平廢黜楊尚昆、成全江賊民的真正原因有人說，江賊民上臺不是鄧小平的本意，而是陳雲和李先念等人逼宮的結果，鄧小平真正屬意的是李瑞環。這是糊塗的認識。鄧小平就是要用江這樣壹個道德品質極端惡劣的十足小人和上海灘流氓癟三，因為只有這樣的狗東西才能忠實地貫徹鄧小平的厚黑路線，只有大力貫徹 “ 改革開放 ” 的厚黑路線，把老百姓的註意力全面引向物質利益和聲色犬馬，中共壹黨專制才最安全。鄧小平吸取了使用胡耀邦、趙紫陽的教訓，即決不能再用正直善良的人做黨的領導，因為李瑞環不夠邪惡，鄧小平不可能真正信賴他。

　　江賊民是反對 “ 資產階級自由化 ” 的急先鋒， 1986 年，江同時動用法西斯棍棒和腐化墮落誘導術對付上海學潮，搞得上海壹潭死水，維護穩定的政績斐然，各路諸侯皆莫能及。江瘋狂取締上海市各大高校的社團組織，卻放手大搞舞會、娛樂休閒俱樂部，有效地把學生的註意力引向聲色犬馬，以致於八九民運高潮叠起的時候，全國響應，上海卻成為另類。 首開中共之先例，借鑒當年日偽法西斯統治的經驗，壹方面把壹切不穩定因素扼殺在萌芽狀態中，為之不惜鐵腕查封《世界經濟導報》，開趙紫陽時期查封報紙的全國先例；壹方面誘導大學生們紙醉金迷、腐化墮落、縱情聲色犬馬而不問政事，為之不惜全面敗壞學風校風。這樣的厚黑手段、厚黑效果和厚黑 “ 人才 ” ，難道不是鄧小平最想要的嗎？

　　江之所以有這樣高超的厚黑手段，不是因為他比鄧小平更有先見之明，而是因為他道德品質的極端敗壞，也因為他成長於漢奸高官家庭，耳濡目染日偽法西斯統治手段，使用起來輕車熟路而已。

　　六四屠殺之後，江賊民跟在陳雲屁股後面兩年多，這不是因為他真誠地信仰馬列主義教條，而是因為他的愚蠢：江賊民壹度錯誤的判斷了形勢，誤以為鄧小平勢力已經衰落，陳雲等保守派勢力已經復辟 , 因而竭力地討好陳雲和李先念。江賊民重走保守派路線，說明他沒有眼光，也不夠狡詐。江賊民的兩年保守派路線，再次把中共政權搞到搖搖欲墜的地步。因為六四屠殺和官倒腐敗，老百姓對中共政權抱著強烈的仇恨與不滿，又因為江賊民的保守派路線，廣大人員沒有出路，沒有發展（財）的機會，這些仇恨與不滿無處消解和轉移，知識分子尤其壓抑。 1989 年下半年到 1992 年初，整個中國社會的壓抑和不滿情緒有如幹柴和火藥桶，民間對中共政權的不合法性懷著強烈的關註。 1989 年七、八月間，大陸很多電視臺播放了新加坡電視連續劇《天涯同命鳥》，其主題曲唱道：

　　“ 終生困在命運之中，無邊黑暗夜色茫茫，哪年哪月天際露曙光？壹心飛往傳說中天堂 ......”

　　這實際上是六四之後，電視傳媒對中共暴政的委婉抗議，歌詞強烈的表達了當時中國人的極端壓抑和對自由的強烈渴望。歌曲《昨夜星辰》電視劇《渴望》莫不如此。

　　1991 年底，蘇、東劇變的巨大沖擊波強烈強烈的震撼著中共政權，江、李月月鳥為代表的最高統治集團驚慌失措，而知識分子和老百姓卻受到極大的鼓舞，壹時間舉國上下，人心思變 ...... 鄧小平再也坐不住了，就起來 “ 南巡 ” 。

　　鄧小平之所以不顧八十八歲的老邁之軀進行 “ 南巡 ” ，不是為了堅持十三大路線，而是認為在讓江賊民這樣左傾下去，中共政權很快就會步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的後塵。鄧小平看得很準，如果照當時江賊民那樣左下去，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會停滯，也不會得到外資 “ 輸血 ” ，人心的不滿就會更加鼎沸，中共很可能已經在九十代垮臺。

　　鄧小平理想的厚黑方向，就是要刺激全民的物質貪欲，誘導老百姓只關心眼前的物質利益、縱情聲色犬馬、紙醉金迷、麻木墮落，淪為無所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經濟動物，以此來維持中共壹黨專制的 “ 長治久安 ” 。這就是鄧小平發起 “ 改革開放 ” 和南巡的真實原因。

　　鄧小平的 “ 南巡 ” 完全開啟了中共官僚特權階層權貴私有化的閘門，從此中共在經濟全面胡開亂放，在專制高壓的政治體制保護下，中共各級官僚全面瘋行權力尋租，勾結國內外奸商，黑箱作業、貪贓枉法、大幹快上、大搞權錢交易、變本加厲地榨取民脂民膏。對外，中共全面開放市場，以極端無視環境污染、極端無視國家資源流失、極端不顧勞動者權益為代價，大力招商引資，逐步走上壹條依靠外資輸血的 “ 外向型發展道路 ” ，這根本不是什麽 “ 摸著石頭過河 ” 的 “ 前無古人的事業 ” ，實際上就是當年滿清勾結西方列強虐民賣國路線的翻版。 “ 南巡 ” 進壹步為私營經濟的發展松了綁，使得眾多的人在體制外找到了出路； “ 南巡 ” 之後，中共先後實行教育、醫療產業化的濫產業化 “ 改革 ” 、壹再提高、機關事業單位的待遇，這雖然制造了龐大的弱勢群體，但是大大提高了知識分子的待遇。 “ 南巡前後 ” ，面對意識形態危機，鄧小平通過國家機器，大力宣揚 “ 不爭論 ” 、 “ 不管姓資姓社 ” 、 “ 不管黑貓白貓 ” 等等庸俗、市儈的厚黑信條，明確放出 “ 只要不問政治，怎樣過都行 ” 的信號。 “ 南巡 ” 之後，中共以經濟上的進壹步全面胡開亂放為手段，誘使整個中國社會徹底拋棄崇高的精神，完全追求物欲、縱情聲色犬馬，整個中國社會徹底厚厚黑化。

　　1992 年以後，中共以專制的高壓和物質利益的利誘、腐蝕、收買，使得以知識分子為首的中國各個群體、各個階層全面市儈化、犬儒化。在今天的中國大陸社會，六四的傷痛已經淡忘，當年對中共專制獨裁暴政的普遍關註早已轉移，八九民運時期民間的那股質樸、正義、崇高、仗義之風和英勇無畏的精神早已蕩然無存。今天的中國，道德風尚全面敗壞，全面厚黑化，見死不救比比皆是；忘恩負義家常便飯。今天的中國社會，正如陳泱朝所說的： “... 官是官匪、商是商匪、警是警匪、教是教匪、醫是醫匪 6...” 社會的壹切領域全面敗壞，沒有壹處可以安居之所。

　　繼 1978 年 “ 包產到戶 ” 之後，鄧小平 1992 年的 “ 南巡 ” 再次救活了中共。鄧小平抓住中華民族重實惠、輕原則的劣根性對癥下藥，施以毒藥，把中國人的註意力引到了追逐物質利益和聲色犬馬上，這確實大大延緩了中共滅亡的進程。鄧小平南巡時說 “ （中共）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 ”7 ，在如何動用厚黑手段維持中共壹黨專制上，鄧小平比江賊民看得更準。中共政權在六四以後，能夠維持至今，不是因為江賊民有什麽能耐，或者有什麽 “ 江賊民主義 ” ，而是中共更加準確、更加死心塌地地奉行了鄧小平厚黑路線的緣故。

　　有人認為，江賊民和曾慶紅挑撥離間，蒙騙了鄧小平，所以鄧小平在中共十四大上廢黜了楊尚昆兄弟。這是膚淺的認識，鄧小平和楊尚昆共事五十年，又是生死患難的 “ 革命 ” 同誌，鄧、楊之間的關系，是江賊民和曾慶紅挑撥得了的嗎？

　　其實，鄧小平拿掉楊尚昆的真正原因，是楊尚昆對趙紫陽和民運的同情。楊尚昆於趙紫陽的關系向來很好，在八九民運期間，對趙紫陽的態度曖昧，對民運長時間采取騎墻的立場。對此，鄧小平看得十分清楚。那個時候楊尚昆野心勃勃，暗中期盼著與趙紫陽聯起手來，改天換地。鄧小平是個精於權謀詭詐術的厚黑老手，以他政治嗅覺，完全能夠嗅到這股氣味。鄧小平決不會允許楊尚昆成氣候，楊尚昆與他同為 “ 老革命 ” ，資歷接近，楊尚昆在軍隊中威望不低，更難以駕馭，壹旦出軌非常危險；楊尚昆壹旦成氣候，趙紫陽就很有可能復出；趙紫陽壹旦復出， “ 六四 ” 就必然會翻案； “ 六四 ” 翻了案，鄧小平就會勝敗名裂。這是鄧小平決不願意看到的。鄧的年齡比楊大，身體也比楊差，如果繼續重用楊尚昆，就要冒 “ 六四 ” 翻案的風險，鄧小平決不願冒這樣的風險。

　　楊尚昆不是 “ 六四 ” 屠殺的主要責任人，江賊民卻是鎮壓民運的急先鋒，江賊民赤膊上陣，瘋狂、嚴密、狡詐地鎮壓了上海的 1986 年和 1989 年學運，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先斬後奏查封了《世界經濟導報》，江賊民是靠鎮壓民運的 “ 政績 ” 上來的。 “ 六四 ” 如果平反，江就成了罪犯，他的領導位置就是非法的；楊尚昆卻可以不承擔責任。所以如果江賊民掌權，他決不會給 “ 六四 ” 平反。

　　不會給 “ 六四 ” 平反，這就去掉了鄧小平的頭號心病。這是鄧小平在十四大上廢黜楊尚昆，全力支持江賊民的首要原因。

　　再則，鄧小平通過 “ 南巡 ” 發現，江賊民不是真正的左派，而是和自己類似的無原則的機會主義分子，江賊民決不會因為馬列毛教條而毀了自己的 “ 改革開放大業 ” 。對鄧小平來說，江這樣的人用起來放心。

　　有人說，鄧小平厭惡江賊民太壞，要把他拿掉，只是因為精力太差而沒有做到。這是糊塗的認識，因為江賊民的道德品質惡劣，正是鄧小平放心的地方。江賊民渾身臭史醜聞，他出身大漢奸 -- 汪偽政權宣傳部長家庭、曾經充當日偽漢奸、蘇聯特務、偽造身世、家史、黨齡 ...... 中共的情治機構向來特別發達，對於這些竟壹無所知？其實，鄧小平就是要重用象江賊民這樣的烏七八糟的臭蟲，這樣的人渾身都是把柄，不怕他不聽話。況且，江賊民向來不得人心，無威無德，要依賴李鵬、曾慶紅等 “ 老革命 ” 首長們的後代 -- 太子黨，才能維持其統治，他沒有對鄧小平圖謀不軌的能量。這樣的人，小平用起來怎麽不放心？

　　事實上，在中共十四大之後，鄧小平不僅沒有廢除江的想法，還壹再以自己的淫威，幫他鞏固地位：鄧小平在十四大以後公開樹江賊民為核心，壹再號召全黨 “ 緊密團結在以江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 1995 年，鄧小平還把陳希同揭發江貪腐罪行的密信交到與江賊民關系很好的薄壹波手中 8 。這些都表明，鄧小平沒有廢除江賊民的想法，鄧小平就是要重用江賊民這樣的壞人。 1992 年以後，江賊民就是鄧小平的接班人。

　　五，鄧小平容許對氣功組織實行 “ 三不 ” 政策的原因鄧小平雖然狠毒，卻非常精明老道，他能夠敏銳地察知什麽時候該緊、什麽時候該松、哪些方面該緊、哪些方面該松， “ 收放自如 ” ，拿捏得當。在鄧小平的示意下，中共 ” 改革開放 ” 的初期壹直對氣功修煉團體實行 “ 三不政策 ”--“ 不提倡、不禁止、不辯論 ” ，允許老百姓享有煉功自由。這是因為所有的中國大陸氣功修煉團體壹直都遠遠的避開政治領域，其行為也小心翼翼的不敢涉及政治，因此所有的中國大陸氣功修煉團體隊中共的統治很難構成威脅。氣功修煉團體不僅很難威脅中共的統治，而且起到了很大的緩和社會矛盾的作用：所有的氣功修煉團體都有著祛病健身、延年益壽的目的；幾乎所有的氣功修煉團體都教人隱忍向善；大多數氣功修煉團體確實有著祛病健身和改善人的品性的功用。因此，氣功修煉團體能夠減少糾紛、化解仇恨、在醫療費用高漲的 “ 改革 ” 年代，能夠節省人民的醫療開支，大大慰籍弱勢群體的艱難和苦難。氣功修煉團體也能夠起到很大的轉移視線的作用，在中共的專制獨裁的壓制和拜金主義的腐蝕下，氣功修煉團體為老百姓提供了很大的心靈的避風港灣，減緩了社會道德的敗壞趨勢。由於中國沒有宗教傳統，可以說，氣功修煉團體客觀上中幫助中共穩定了社會。

　　像鄧小平這樣精明老道的中共政客都清楚：中共早晚都得滅亡，氣功修煉團體能夠安撫社會，延緩中共滅亡，可以讓中共得個 “ 安樂死 ” 。這就是鄧小平壹直不鎮壓氣功修煉團體的真正原因。

　　1999 年，如果鄧小平還健在，他決不會允許江賊民鎮壓法輪功。江賊民鎮壓法輪功是因為他自己的邪惡和愚蠢，也因為中共的專制體制無能阻止其黨魁的獨裁。由於中共的掠奪式畸形 “ 改革開放 ” ， 1999 年的時候，中共的統治已經搞得民怨遍地、政權危機四伏、又蘊藏著巨大的經濟危機的危險，江賊民在這個時候不去抓現存的主要矛盾，反而去把壹個信眾上億、完全與政治無關的壹個龐大的氣功信仰團體打成中共的敵人，這大大加劇了中共政權的危機。

　　江賊民說：法輪功危害了社會的穩定，不鎮壓法輪功就無法維持穩定。這完全是為自己的愚蠢找借口的無恥讕言。越共壹直沒有鎮壓法輪功，法輪功破壞了越南的穩定了嗎？今天到底是中共穩定還是越共穩定？現在中共敗象盡顯、日暮途窮，而越共卻生機勃勃。由於沒有像中共那樣壞事做絕，越共必然能夠和平轉軌，今後後即使越南民主化，越共在相當長的壹段時間裏必然能夠繼續執政，歷史將會證明：越共將比中共存在得更久。

　　中共鎮壓法輪功是自取滅亡。法輪功有著凝聚力極強的信仰，奉行和平抗爭的路線，其信眾中又有著眾多的海內外精英，因此其反迫害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支持，造成了巨大的國際影響。中共鎮壓七年，資源耗費巨大、加重了經濟危機的危險，但是不僅沒有把法輪功打下去，自己反而在全世界面前原形畢露、醜態百出、日益被動。江賊民對法輪功的鎮壓，大大加快了中共滅亡的時間表。

　　鄧小平死後，江賊民的大權獨攬，導致中國社會更加厚黑，連中共自己都承認：江賊民時代，是社會治安最惡劣、道德嚴重敗壞的時代。江賊民不僅將鄧小平的厚黑路線走到極端，而且為了滿足自己的嫉妒心和虛榮心，還要剝奪人民修練氣功的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說，江賊民比鄧小平更邪惡。

　　江賊民強調：評判幹部要註意區分大節和小節，對於大節正確的幹部，可以不拘小節。江賊民明確表示： “ 講政治 ”-- 與他江某人保持壹致是大節，貪污腐敗淫亂等問題都是小節。鄧小平鼓勵人們腐化墮落還要用冠冕堂皇的外衣包裝，江賊民則是公然赤裸裸地鼓勵中共官僚腐化墮落。江賊民大搞任人唯親，大肆提拔貪官污吏，全面徹底的腐蝕了整個中共統治集團。 “ 上梁不正下梁歪 ” ，江賊民推行的公開的赤裸裸厚黑路線，徹底敗壞了整個社會風氣。

　　六，鄧小平隔代指定胡錦濤的真正原因

　　鄧小平在滿清倒臺幾十年之後又重演慈禧太後的垂簾聽政厚黑醜戲，鄧小平還抓住江賊民沒有權威的弱點，隔代指定胡錦濤為江賊民的接班人。在這兩個方面，鄧小平厚黑亂政的惡劣程度，不僅超越了毛賊東、超越了慈禧太後，也超越了中國絕大多數封建帝王。

　　鄧小平揀選胡錦濤，不是因為胡錦濤才華出眾或者思想開明，而首先是因為胡錦濤是壹個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當年，胡錦濤眼見趙紫陽的軟弱猶豫和黨內頑固派勢力的擡頭，放手壹賭，於 1989 年 3 月 5 日 親自指揮武警部隊向和平示威的藏人開槍掃射， “ 先斬後奏 ” ，胡錦濤在拉薩的屠殺，為鄧小平三個月後在北京屠城呈上了壹副壯膽強心藥劑。胡錦濤濤在拉薩事件中雙手沾滿藏人鮮血，是鄧小平的屠夫同誌和政治坐墊。在拉薩事件中，胡錦濤充分的表現出了冷血和殘暴的劊子手秉性；在 “ 六四 ” 屠殺後，胡錦濤搶全國各路諸侯之先，第壹個發出擁護中央 “ 平暴 ” 的公開聲明，這充分的表現了他對中共邪黨的忠誠。這些，充分表明了胡錦濤是壹個為了維護中共壹黨專制，不惜采用最血腥、最殘暴的手段、 “ 絕不手軟 ” 的厚黑之徒，這樣的 “ 人才 ” ，鄧小平怎麽會不喜歡、不揀選呢？

　　鄧小平壹定要隔代指定領導人，因為只有通過隔代指定接班人，才能夠把必將到來的 “ 六四 ” 翻案盡可能的往後推遲。鄧小平之選擇胡錦濤，首先就是看中了胡錦濤是第四代接班群體中最不可能平反六四的人。只要還能撐下去，胡錦濤就不會平反六四，因為壹旦平反六四，他在拉薩的屠殺罪責就會暴露於天下。

　　七，胡錦濤比江賊民更加反動

　　胡錦濤的反動立場甚至比江賊民更堅定：江賊民拒絕平反六四，主要是為了維護既得權力和利益；胡錦濤拒絕平反六四，是為了維護中共壹黨專制的 “ 道統 ” ，除非撐不下去了，否則，胡錦濤決不會平反六四。

　　很多法輪功朋友至今仍在期盼胡錦濤平反法輪功， “ 另立新黨 ” ，那是上了胡錦濤的當，胡錦濤很會裝孫子，他就是靠裝孫子上來的。胡錦濤決不會平反法輪功，只要還有壹口氣能撐壹撐，胡錦濤就不會平反法輪功。 2004 年九月以前，胡錦濤拒絕給法輪功平反，是因為平反法輪功會損害中共的 “ 偉光正 ” 假象； 2004 年九月以後胡錦濤更不可能給法輪功平反，這是因為法輪功已經徹底的否定了中共，平反法輪功，《九評共產黨》就會合法的傳入千家萬戶，中共就會立即垮臺。如果實在走投無路，胡錦濤寧可給六四平反，也不願給法輪功平反，因為六四的訴求沒有徹底的否定中共。

　　善良的法輪功朋友中很多人以為胡錦濤與鎮壓法輪功沒有幹系，這是太天真的認識。當年雖然鎮壓法輪功的決策不是胡錦濤作出的，當年胡錦濤確實也有可能對鎮壓持保留意見，但是在胡錦濤時代，中共壹如既往的鎮壓法輪功，鎮壓與胡錦濤沒有幹系是根本不可能的。四年多來，中共動用整個國家機器迫害和虐殺法輪功信眾數萬人，這樣大規模的國家迫害行為，是不可能繞得開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因此，胡錦濤時代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至少是得到了胡錦濤的默許和縱容。四年多來，中共迫害法輪功的形式，由江賊民時期的大張旗鼓、誇張狂暴變為不動聲色、不留證據 ... 壹切都低調進行、手段既陰且狠、迫害絲毫沒有減輕，迫害的形式打上了鮮明的胡錦濤的性格特征，這些細節，難道不能說明壹些問題嗎？

　　善良的人們盼望胡錦濤主動解散中共， “ 另立新黨 ” 更是異想天開，除非在大革命或政變的逼迫下，死到臨頭，為了保命，胡錦濤決不可能告別中共。因為胡錦濤早已經是壹個中毒極深、邪靈入骨的邪黨衛道士。胡錦濤和江賊民的唯壹區別是：胡錦濤比江賊民更反動。

　　江賊民雖然殘酷鎮壓法輪功，但是他異議人士、維權人士的管制相對較松、他對言論、出版、傳媒、影視的官職尤其寬松，他還號召全黨看美國電影《泰坦尼克號》；鎮壓法輪功之前，互聯網很少封鎖和過濾， 1999 年以後，江賊民後雖然大力封鎖互聯網，封鎖程度也沒有現在嚴酷，江賊民之封網，主要是封鎖法輪功的信息。江賊民的黨性並不強，因為他對中共的長遠利益沒有責任心。江賊民鎮壓法輪功不是因為中共中央的多數意誌要鎮壓法輪功，而是因為自己的愚蠢和惡劣品行。可能是因為出身日偽漢奸家庭、所受的教育完全是在 “ 解放 ” 前的緣故，江賊民與中共的事業沒有共鳴，他壹生就是壹個只為個人利益最大化努力的無原則投機者。

　　與江賊民很不壹樣，胡錦濤所受的整個教育，都是毛賊東時代的教育，胡錦濤對毛賊東時代高度評價、視為樣板；他對朝鮮金家共產政權非常向往、高度評價，這反映出他完全是壹個毛賊東主義者。胡錦濤與中共的事業有著強烈的共鳴，對維護中共統治有著極強的責任心。

　　胡錦濤不僅堅持鎮壓法輪功，還在眾多的領域全方位的搞倒退。早在薩斯事件未了之際，胡錦濤就提出：警惕某些人利用維權向黨發難。對維權人士露出了殺機，後來又通過新《上訪條例》等惡法，嚴禁群體上訪、越級上訪、 “ 無理 ” 訪，動輒把合符憲法的上訪行為打成 “ 危害國家安全 ” 、 “ 破壞社會秩序 ” 的 “ 違法 ” 行為。胡錦濤上任以後，大力整肅媒體、封鎖互聯網、瘋狂打壓、侵犯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和知情權，其鉗制輿論之惡劣程度，大大超過江賊民時期。 2003 年，胡錦濤立足未穩，就迫不及待地禁播《走向共和》、禁版《往事並不如煙》、《中國農民調查》等壹批講了真話的作品。很多江賊民時期能夠出版和播出的書刊和影視作品，都被禁止。胡錦濤大力封卡民營出版業，弄得在江賊民時期產生並漸有起色如今壹片肅殺之境；胡錦濤整肅網吧之苛嚴程度，遠超過江賊民，在江賊民時期生機勃勃的網吧業，現在數目大減、壹片蕭條、艱難度日；胡錦濤強硬打壓獨立社科研人文機構、社團組織、敢言網站，並且嚴控新興的網絡部落格，好些在江賊民時期長期存在的獨立社科研人文機構、社團組織、敢言網站現在都被查封。胡錦濤瘋狂的鉗制輿論、打壓人民的自由權利，進壹步大力鼓勵了中共各級貪官污吏胡作非為，使整個社會更加虛偽和犬儒化，胡錦濤時代整個中國社會比江賊民時期更加敗壞，而且加速敗壞。

　　胡錦濤的倒行逆施，在他上任兩年多立即收到了惡果：社會矛盾全面加速激化。 2004 年下半年，四川重慶和漢源連續發生大規模暴動。胡錦濤不僅沒有因此改弦更張，反而強化倒行逆施的力度。 2004 年 9 月，胡錦濤站穩腳跟伊始，就發表殺氣騰騰的講話，斥責戈爾巴喬夫為叛徒，誓言決不給 “ 錯誤 ” 思想提供傳播渠道，對於 “ 敵對 ” 、 “ 西化 ” 、 “ 分化 ” 勢力決不手軟。胡錦濤又發表內部講話，表示：朝鮮在意識形態上是壹貫正確的，中國應該向朝鮮學習。胡錦濤的講話作為內部文件下發，使得壹些中共元老都目瞪口呆。對於社會矛盾激化，胡錦濤的辦法是進壹步全面法西斯化，拉薩經驗治國。

　　2005 年，面對風起雲湧的民間維權抗爭，胡錦濤下令在全國三十六個城市組建快速反應部隊，專門用於鎮壓人民的反抗；胡錦濤將坦克、裝甲車裝備武警部隊，並且以廣東為試點，鼓勵、縱容張德江出動裝甲化武警部隊，血腥屠殺汕尾的維權農民，此例壹開，浙江也出動裝甲車鎮壓農民，如今中共各路諸侯紛起仿效，動輒使用重兵鎮壓人民。六四時期，鄧小平因為北京群眾提出自由民主的政治訴求而下令殺人；如今胡錦濤連老百姓為維護經濟權益的抗爭也容忍不了，他對人民訴求的唯壹回答，就是把坦克裝甲車開上街頭，用自動武器回應人民的任何抗爭。胡錦濤視本國同胞為戰爭敵人，其法西斯化的程度，比起納粹有過之而無不及。

　　胡錦濤對社會輿論抗爭的回應是變本加厲地剝奪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權利公民權利，劉軍寧、曹思源、秦暉、茅以軾、袁偉時等壹大批自由派學者，在江賊民時期都享有充分的發表自由，在胡錦濤時代都處於被封殺和半封殺狀態。胡錦濤不僅繼續大整媒體，而且連體制內打打擦邊球的嫡系媒體都容忍不了，《中青報》的《冰點》主編李大同，在江賊民時期活躍了近十年，僅僅因為刊登了袁偉時教授的壹篇在江賊民時代早已發表過的文章《現代化和歷史教科書》，李大同本人和《冰點》就橫遭胡錦濤的整肅。胡錦濤還違憲剝奪 “ 四種人 ”-- 法輪功信仰者、民運分子、自由派知識分子、維權人士的出境權力。孫文廣教授於江賊民時期在香港出版了《百年禍國 -- 從毛賊東到江賊民》，仍然享有出境自由，江賊民也沒有抓他，現在胡錦濤卻非法剝奪孫教授的出境自由；胡錦濤還以 “ 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 這樣的莫須有的帽子剝奪高智晟、楊再新、廖亦武等壹大批良心人士的出境權。胡錦濤又下令出臺 “ 新護照法 ” ， 2007 年實施，明文規定： “ 五類人 ” 不準出境，以前的護照到期不予延期，必須重新審查，這就更加苛嚴的剝奪公民的出境權利。可見，胡錦濤實在實實在在的向朝鮮學習，要把中國變成壹個不願當奴才的人的大囚籠。

　　在封鎖、監控互聯網方面，胡錦濤更是想出了壹個空前絕後的倒退絕招，他下令以重慶為試點，推行居民在家中上網必須向公安申請、備案的制度，準備今後在全國推行。這是壹個復辟極權統治的極其危險的舉措！是企圖恢復毛賊東時代深入千家萬戶的極權觸角。可見，胡錦濤提出向北朝鮮學習，絕不是像壹些人認為的那樣，糊弄毛左、做做樣子，而是真是在著手復辟北朝鮮式的超級專制奴隸政治制度！

　　胡錦濤時代，變著花腔高唱 “ 以人為本 ” 、 “ 依憲治國 ” 、 “ 建設和諧社會 ” 、 “ 樹立科學發展觀 ” 、 “ 八榮八恥 ” 等高調，壹方面極盡倒行逆施之能事，人裝得憨憨的，手下的狠狠的，中共 “ 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 的厚黑術，胡錦濤真是運用得淋漓盡致。同樣是奸邪之輩，同樣大搞倒行逆施，而且後者比前者的倒行逆施有過之而無不及，江賊民遭人民深惡痛絕，胡錦濤卻至今還迷惑了不少善良的人對之繼續熱切期待。這是胡錦濤比江賊民更厚黑、更危險的地方！

　　胡錦濤明知道鄧小平的跛腳改革開放路線已經窮途末路、卻還要硬著頭皮繼續走。胡錦濤頑固地抗拒世界進步潮流，絲毫不允許半點政治民主化改革，致使中國在本世紀初，再次錯過民主化和平轉型的戰略機遇，胡錦濤是阻礙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又壹歷史罪人！

　　胡錦濤明知道鎮壓法輪功是錯誤的，為了維護中共邪黨的生命，他要堅持鎮壓到底；胡錦濤對馬克思主義放之四海都是災難的事實視而不見；對蘇、東解體，共產黨專政體制行不通的事實視而不見；胡錦濤對 “ 改革開放 ” 正是在經濟上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教條才取得了壹點成果的事實視而不見，頑固地堅持馬列毛反動思想，在中國經濟已全面融入國際市場、政治體制也亟待與國際接軌的時代，居然癡人夢囈般地下令向北朝鮮學習。

　　胡錦濤在擁有豐富的前車之鑒的情況下，壹意孤行，死不悔改，不僅絲毫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還要從毛賊東舊貨箱底翻出延安式的套路，大搞假大空 --“ 保先 ” 、 “ 八榮八恥 ” 、 “ 革命傳統教育 ...” 等等手法，加強對人民的欺騙；另壹方面，百倍瘋狂地鉗制輿論媒體書籍報刊、進口美國、法國設施封鎖互聯網、幹擾電臺、還要嚴控災難事故報道，妄圖進壹步愚弄人民。以上行為實實在在的表明：胡錦濤是明知故犯的罪犯，是壹個比毛賊東、鄧小平、江賊民都更加明知故犯的反人類、反文明罪犯！

　　八、習近平時代的共產黨比胡錦濤時代的共產黨更壞最近，以“加班文化”為主要特征、十多年來壹直時髦、光鮮的“狼性文化”，終於接近了社會承受臨界點，在中國大陸激起了愈來愈大的爭議和反彈。

　　許多人指控奸商們塑造了這壹毫無人性的文化，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工薪族，然而鮮有人註意到，“狼性文化”的幕後推手是中共：

　　根據中共當局早在1995年就實施的新勞動法，勞動者每天工作八小時，每周工作不超過44小時，超時算加班，須得到加班費或補休。但十多年來嚴重違反勞動法的、以無償加班（美其名曰主動加班）為特征的“996”工作制，卻瘋行全國，成為引領潮流的時尚：

　　世界經合組織的調查，2018年北京工薪族工作時間長達60個小時，短短幾年就遠遠超過了2015年排名第壹的墨西哥人；據中國全國總工會的調查：加班職工中，拿到加班費或得到補休的僅有44%。

　　沒有中共的默許和放縱，是不可能的。

　　明白人都知道，倘若中共拿出在國內迫害民運人士能量的千分之壹，來對付違反勞動法，則大力鼓吹企業“狼性文化”的馬雲、馬化騰、劉強東、李彥宏、陳壹舟之流，早就鋃鐺入獄了，中國今天哪有“996”工作制的生存土壤？

　　而且，創造企業“狼性文化”和“996”工作制的馬雲、馬化騰、劉強東之流，本身就是依靠中共、服務中共、聽命中共的紅頂商人，馬雲本人更是中共秘密黨員。他們創造和鼓吹的“狼性文化”能夠在中共國大行其道，還不夠說明問題嗎？

　　顯然，“狼性文化”在中國大行其道，就是中共的本意。

　　中共為什麽要鼓吹“狼性文化”？是“維穩”的需要。眾所周知，雖然現在習近平高舉馬列毛破旗，但在現今老板遍地的中國，共產黨的馬列意識形態早已經沒有說服力，官民都普遍不信——當習近平高唱馬克思的時候，別人都知道習近平在撒謊，習近平自己也知道：別人知道他在撒謊。

　　馬列假意識形態既然早已無用，只能當假羊肉店的羊頭招牌，就需要別的意識形態來偷偷摸摸的填補。中共利用“改開”，資本主義價值觀在大陸社會已經深入人心的現狀，轉而宣揚原始資本主義叢林價值觀，樹之以為隱性的意識形態——企業“狼性文化”就是其典型；“狼性文化”的本質，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其核心價值就是主張社會性的弱肉強食（所謂社會的優勝劣汰），漠視生命，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以及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就是這種價值觀的派生，社會達爾文主義產生於十九世紀末的英國，投合了維護原始資本主義的寡頭資本家們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以牟取最大利潤的需要，也是後來以哈耶克、撒切爾、皮諾切特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骨子裏的核心價值。

　　中共暗樹社會達爾文主義為隱性意識形態，用意很明顯——就是以“資本主義”的時髦方式，誘騙中國民眾主動反對“普世價值”，以更有效地達到“維穩”的目的。

　　想必習近平、王岐山、王滬寧之流已經想通了：與其象胡面癱那樣“防微杜漸”的，象救火隊員壹樣被動防禦，不如出動出擊，以新東西誘騙廣大愚民主動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就算是活不下去了，也不會維權上訪上街和政府過不去，最多抱著自己的腦袋哀嘆：“唉！我咋的這麽沒本事呢？”並象楊改蘭壹樣地把壹家五口毒死（就是狼性文化信徒宣揚的為社會減負），騙得屁民受了冤屈壓迫非但不反抗，反而狠刨自己的命根子。這樣，就可以把黨和政府“維穩”的成本，降到最低。

　　那為什麽中共不直接出面散播“狼性文化”呢？因為“六四”後共產黨已經惡臭不堪，中共直接出面鼓吹“狼性文化”的效果，自然遠不如新興資本巨子馬雲、馬化騰之流出面鼓吹的效果好，因為馬雲、馬化騰之流，頭頂平民商界巨子、個人奮鬥成功楷模的耀眼光環，受到已經“經濟動物”化的大陸億萬民眾的追捧和頂禮膜拜。

　　君不見，借助馬雲、馬化騰之流對“狼性文化”的推播，中共新時代的愚民效果卓著，遠超過中宣部、文化部的照本宣科：

　　億萬大陸工薪族，明明自己被高房價、高物價壓得透不過氣、被“996”逼成身心疲憊亞健康。卻無怨無悔——絲毫不怨奸商老板、更不怨黨和政府，反而自覺無償加班是“本事”，面上有光，充滿自豪；億萬屁民起早貪黑、睡眠不足、累死累活，比工蟻還勤奮，依這樣的沖天幹勁，在美國、臺灣早發財了，完全可以壹人上班，養活全家，可在大陸依然是扣除房貸、房租即成“月光族”，兩公婆全職血拼，依然緊張兮兮，甚至因為壓力大連孩子都不敢多要壹個。即便這樣，愚民們仍不懂想：累死累活手頭怎麽還這麽緊？大頭被誰拿走了？反覺得自己很充實、很“時髦”、壓力大是“強者”是有本事的標誌；反覺得自己不夠拼命、不夠“勵誌”。甚至還為對違反勞動法不作為的黨和政府辯解說：誰讓中國人多呢，中國的競爭就有這麽激烈。

　　於是乎，幹脆壹夜只睡四小時，以為這樣就“馬化騰”了!於是爭相響應馬雲、馬化騰、郭文貴之流的號召：

　　“對自己狠壹點！”好像已經被“狼性文化”逼成身心交瘁、神經衰弱、亞健康和癌癥低齡化的他們，這麽狠下去，明天即可成為馬雲、馬化騰、劉強東、李彥宏、陳壹舟第二，而不會心臟死、過勞死、腦溢血、癌癥死，愚民也不想想，等到自己被送進急診室、搶救室。之時，馬雲、馬化騰、劉強奸之流，會為自己刷壹分錢嗎？

　　君不見，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且壓力山大的億萬愚民，不僅沒有給黨和政府添亂，反而在“狼性文化”感召下，莫名其妙地跟在西方原始資本主義、種族主義人渣特瘋子的屁股後面，壹根筋地大反起“白左”來：

　　這就怪了，難道現在騎在億萬中國老百姓頭上的，是“白左”嗎？

　　君不見，在“狼性文化”的感召下，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的億萬屁民，不僅沒有給黨和政府添亂，反而莫名其妙地跟在西方原始資本主義、種族主義人特瘋子屁股後面，壹根筋地大反起“西方的政治正確（即普世價值）”來：

　　這就怪了，難道屁民們手無選票，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司法獨立——有理無處講、有冤無處伸的悲慘處境，是“西方的政治正確（即普世價值）”造成的嗎？

　　君不見，在“狼性文化”的感召下，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且壓力山大的億萬賤民，不僅沒有給黨和政府添亂，反而莫名其妙地大反起歐洲社會的福利來，仿佛黨和政府恩賜給他們的“負福利”社會是天堂，而歐洲的福利社會是地獄。

　　在“狼性文化”的浸淫下，中國大陸社會道德的淪喪，加劇加深，整個社會之勢利和冷漠，達到了超越底線的程度，君不見，大陸現行網上風靡的“勵誌”名言：

　　“選擇安逸就別再哭窮，混吃等死就別怪社會心狠！”

　　這哪裏是什麽勵誌？分明是有專制特色的原始官僚資本主義叢林黑社會的狠惡叫囂！

　　眼看到屁民受到制度性敲骨吸髓的壓榨，非但不思反抗，反而加倍賣命透支健康，為自己的利潤最大化服務，並且相互之間超級冷漠、爾虞我詐自相傾軋，狠刨自己的命根子。中南海以及中共特務紅頂奸商馬雲、馬化騰、劉強東、李彥宏、陳壹舟之流，恐怕做夢都要笑醒幾回。

　　所以，最近馬雲有恃無恐地咋呼：“996是妳們巨大的福氣，我是12乘以12以上”，又說：“如果妳年輕的時候不996，妳什麽時候可以996？”馬雲忽悠：“這個世界上，我們每壹個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我請問大家，妳不付出超越別人的努力和時間，妳怎麽能夠實現妳想要的成功？”

　　在這裏，馬雲竟把自己以無償加班“狼性”文化進行壓榨，說成是賜福，而受壓榨反成了“福份”，這和黑社會流氓打人時的口頭禪“打妳是看得起妳”是壹樣的邏輯；馬雲詭稱自己是“12乘以12”，比“996”還辛苦，問題是妳是老板，怎樣都行，別人不加班行嗎？妳馬雲的收入比“996”者如何？

　　馬雲還以“成功”和“美好”忽悠無償加班族再接再勵，問題是這麽“加班”下去，人家能成妳馬雲第二麽？這麽加下去，迎來的是“成功”和“美好”，還是精神病院、搶救室或太平間？

　　馬雲之流，之所以敢這麽囂張，仰仗的無非是推播“狼性文化”的巨大成功，十多年來，中共假手紅頂資本家推播社會達爾文主義，以誘騙中國民眾反對普世價值，並為專制統治維穩、張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惜迄今卻未引起中國民運異議界的註意；值得壹提的是：中共散播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手法，也不僅限於推播“狼性文化”，還有壹種新的方式，就是刻意點煽對西方國家的極右種族主義的認同，以借助時髦的新手段，成功地誘騙國內外廣大華人反對普世價值，並把並非中國迫切問題的穆斯林問題，當作迫切問題來炒作，以轉移對共產黨專制的視線。

　　大小中共特線，大反以佩洛西為代表的“白左”，中共為什麽這樣做？因為堅持人權同經貿掛鉤的佩洛西，不是刻意用經貿擺平的人，所以現在中共特線最恨佩洛西。

　　在共產黨馬列意識形態早已破產不中用的情況下，暗樹以“狼心文化”為代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用以為隱性意識形態；中共針對當今資本主義在中國已深入人心的現實，利用馬雲等“個人奮鬥”商界巨子的時髦形象，誘騙中國民眾反對普世價值，即反“西方政治正確”——反人權、反人道、反福利、反自由、反平等、反民主，潛移默化地認同中共的專制流氓價值觀，而不去關註和挑戰中共專制流氓暴政、中共打造的“負福利”社會，以及種種不義和不公。

　　並且，以此種“狼性文化”為代表的弱肉強食叢林價值觀，中共刻意加劇加深中國社會的勢利冷漠，散播暴戾之氣，挑動中國民眾相互猜忌、惡性競爭、冷酷互撕。令中國社會進壹步散沙化、粉末化，形不成挑戰共產黨專制的民間合力。

　　客觀上應該承認，中共假手馬雲之流推播

　　“狼性文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現今巨量的中國民眾，就象天津大麻花壹樣扭曲，莫名其妙地狂捧極右種族主義，發了瘋地反對普世價值（西方政治正確）、莫名其妙地反“白左”、反“聖母”、反福利、反平等（如反移民、反難民、反低端人口）。就是中共此種愚民新手法大獲成功的標記。

　　其實中共推播“狼性文化”，是壹條壹石兩鳥的毒計，既可大收“新時代”隱性意識形態愚民洗腦之功，又可效率翻倍地飽受榨取的效果：十多年來，馬雲等塑造的、億萬“996”無償加班族“勵誌”血拼愚民憤青，以自己的青春血肉澆築成了世界第二的GDP，為黨國裝上了“崛起”的翅膀，讓習近平滿面生輝，在世界舞臺上風光無限。而億萬“996”無償加班族自己，卻無數人加班死、心臟死、癌癥死、癌癥、糖尿病、高血壓、精神病統統低齡化、不孕不育斷子絕孫。盡管他們始終積極響應個人奮鬥巨子“馬老師”的號召，對“自己狠壹點”，並且壹狠再狠，諷刺的是卻沒有壹個能成為馬雲第二的。

　　這就是榨取的最高境界。愚蠢的納粹，只知道把別人關進集中營，費力地用刺刀逼迫別人做工，導致罵名留世；殊不知“厲害國”元首習近平僅用壹個“狼性文化”，就可以不用刺刀、不用集中營地把億萬屁民 忽悠得把自己望死裏榨，爭相“對自己狠壹點”，而且無償加班、超時工作、透支健康的同時還很有面子，覺得自己“很有本事”。

　　結果，黨和黨的紅頂監工馬雲、馬化騰、劉強東、李彥宏、陳壹舟之流，就舒舒服服地拿走了“996”血汗的大頭，而且馬雲還要裝逼說“996”的屁民憤青們還不夠“拼”，他馬雲是“12乘以12”，誘騙傻憤們對自己“再狠壹點”。

　　中共之所以要變本加厲地增加榨取的力度，根本原因是共產黨是癌細胞，具有無限自我復制和不斷膨脹的天性——因為共產黨意識形態早已破產，中共走上了主要以暴力維穩的道路，需要越來越多的錢來供養壹個日益膨脹的公務員官僚隊伍，所以中共的榨取必然會變本加厲、“與時俱進”。

　　鄧小平眼看“蘇東變天”，發覺靠老壹套的計劃經濟、壹大二公低工資來榨取，不是長久之計，因為屁民們沒有勞動積極性；鄧小平看到：壹大二公的共產黨國家壹個個都垮了，雖然朝鮮、古巴靠中共的大力援助茍活至今，但若繼續共產的話，誰能扶得起中共國這個大國呢？

　　於是轉而向哈耶克、撒切爾、皮諾切特等西方原始資本主義極右派取經，走共產黨領導下的官僚原始資本主義道路，這條道路在胡面癱、習近平手上終於結出了碩果：

　　在高房價、高物價、“負福利”等大山的壓迫下，在馬雲、馬化騰、劉強東等“平民”商界巨子“狼性文化”的時髦誘騙下，億萬愚民經濟憤青，就象毛澤東時代吃了政治迷魂丸的紅衛兵壹樣狂熱，爭相主動透支健康，為習大帝的“崛起夢”、為馬雲之流的利潤最大化無償賣命。

　　現今由於中共國面臨“計劃生育”惡性老齡化、年輕人口崩塌而發展成本高漲、房產泡沫空前、制造業大滑坡等重重困境，習近平治下“五毛”大增、國保繼續強化、“壹路壹帶”大撒幣、擴軍備戰準備武統臺灣。公務員隊伍繼續膨脹，財政支出巨幅增長，這些大幅增加的開支，不靠榨取以“996加班族”為代表的屁民，又靠什麽？

　　為了搶錢，中共不斷增加企業的負擔，尤其是私企，而私企老板為了維持利潤，必然把負擔轉嫁到億萬屁民的身上；對此，中共心知肚明，並故意放縱 ，因此通過馬雲等私企大老板鼓吹“狼性文化”，誘騙億萬屁民無償加班、主動獻身、配合榨取，中共深知：通過馬雲來誘騙，遠比中宣部、文化部親自出馬“提倡”的愚民效果好。

　　由共產黨的無限繁殖、無限膨脹的癌細胞屬性可知：為了維穩，中共的官僚公務員隊伍必進壹步膨脹，為了維系不斷膨脹的共產黨隊伍，為了保障不斷坐大的中共官僚特權階層“上不封頂”的共產主義特供生活，中共及其麾下的大小奸商下壹步必然更加“周扒皮”，“996”式的“勵誌”愚民傻憤如果不覺醒反抗，只有被榨死、榨廢、榨瘋。

　　九，應該否定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慈禧太後玩弄權術、阻斷變法，葬送了滿清，也害慘了中國，但是慈禧太後沒有破壞中國的生態環境，也沒有意識形態敗壞人心。

　　毛賊東以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文化取代中國文化，在中國搞血腥的共產主義試驗，害慘了中國、敗壞了人心、也破壞了生態環境，但是毛賊東的路線還沒有徹底的破壞中國的生態環境；毛賊東的路線也沒有厚黑化中國的壹切領域。毛賊東帶來的厚黑之病也容易祛除，隨著馬列毛信仰的崩潰，毛賊東路線的厚黑之病的病根便會拔除。

　　而鄧小平的 “ 改革開放 ” 厚黑路線，幾十年來已經徹底的敗壞了中國社會的壹切領域、徹底的敗壞了人心、徹底了破壞了生態環境，鄧小平炮制的 “ 壹切以經濟為中心 ” 的唯經濟論歪理邪說，極大的轉移了中國人對社會公義的註意力、極大的消蝕了中國人的社會責任心、極大的澆滅了中國人的政治（追求正義）熱情，鄧小平以經濟上的 “ 改革開放 ” ，完全堵死中國和平轉型的大門，大大加重了中國民主化的難度，導致中國今天墜入積重難返的深淵。鄧小平帶頭鼓吹的無所謂信仰、無所謂理論、無所謂原則、無所謂道德、無所謂人命的掛羊頭賣狗肉、不擇手段向錢看的歪理邪說，是壹種融馬列草菅人命的邪惡與中國五千年本土化流氓無賴厚黑術於壹身的劇毒迷魂散，鄧小平及其繼任者施放邪毒，就如艾滋病毒壹樣，如今已經和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愚劣基因牢牢結合了起來，這已經不是單單清算馬克思主義就能解決得了的了。鄧小平的危害，大大增加了中華民族今後正本清源的難度 從這些個意義上講，鄧小平造成的罪惡遠遠大過慈禧太後、毛賊東造成的罪惡。

中共政權對中國社會的極權統治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前言

　　獨裁是全人類的共同歷史，也是當今的中國和中國人民正在蒙受的中國共產黨犯下的暴行和罪孽。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政72周年。72年前，中國共產黨利用其在抗日戰爭中遊而不擊所保存的實力，與蘇聯軍隊在東北所提供的地緣優勢，擊潰了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指揮的中華民國國軍；此後，中國的土地上再也沒有任何勢力能夠遏製其橫征暴斂、草菅人命。72年來，中共濫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行列寧主義暴力統治之實，讓一個已經蒙受了幾千年封建社會壓迫、近代又慘遭殖民主義剝削蹂躪的、苦難深重的國家，再次淪為暴君的玩物，令中國與世界各先進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差距越來越大。

　　中國的獨裁是一黨專政，全黨從上到下勾心鬥角、污蔑陷害、明殺暗害的政治鬥爭，是一黨專政的本質和核心。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高層利益結合體，完全廢除了中共黨內權力交接的秩序，使全國範圍內最後僅存的民主也不復存在，中共開始實施「全過程獨裁」政治。全過程獨裁，包括了程序獨裁和內容獨裁、事前獨裁和事後獨裁、宏觀獨裁和微觀獨裁，黨首一人的意誌完全支配了全國所有行政機關、事業單位、企業和個人的意誌，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獨裁，是最嚴苛、最恐怖、最無情的君主專製。

　　獨裁是歷史的，但也是現代的、發展的，各國獨裁來源於於本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滅亡於本國人民的政治觀念的覺醒和人權需求的增加，葬送獨裁與實現民主的道路不同、方法各異。評價一個獨裁國家的政治製度能否最終走向民主、是否正在走向民主，主要看國家領導層能否踐行民主價值；全體人民能否了解國家社會事務的管理機製、經濟文化事業的政策目標；全體及每一公民能否有效使用法律手段維護權利、有效使用政治手段表達改革意願；社會各方面能否在政治決策中合理分享話語權；科學家及專業人士的意見與政治家的個人偏好和癡心妄想沖突時是否能得到尊重；各方面人才能否通過公平競爭被錄用為公務員，公務員能否忠於法律而不受上級的非法意誌操控，並按其才能被賦予決策權；執政黨能否被法律有效製約，公民能否自由結成在野黨監督政府。中共政權背離了上述任何一條。

　　獨裁不只是一個學術概念，而是迫切、嚴重的現實危險。一個獨裁國家的製度應當如何評價，關鍵在於是不是真正做到了集權下的高效率、統一下的發展與繁榮。要看宏觀經濟的體量和增速，更要看財富與資源是否平等分配；要看人民在獨裁體製中獲得了什麽好處，更要看人民在獨裁體製中受到了什麽傷害；要看獨裁政策預期了什麽樣政治成果，更要看這些政策是不是被怠於執行、偷梁換柱、夾帶私貨；要看權力運行是否順暢，更要看權力是否被不受監督地濫用和謀私。以上種種，中共政權好的幾乎沒有，壞的一條不漏。

　　獨裁是一國人民的災難，更是全世界各國的共同災難。一個國家是不是獨裁暴政，應該由這個國家中體驗過其他民主國家製度的人民來評判，更應該由全世界熱愛和平、謀求發展與繁榮的人民來共同評判。國際社會哪個國家是不是獨裁暴政，應該由國際社會共同來評判，尤其應該由已經葬送獨裁的民主國家來評判。歷史告訴我們，民主有多種方式，但獨裁到最後只有一種——就是暴政。用花言巧語來粉飾獨裁暴政，用金錢美色來收買外國政要，無法掩蓋其人民在暴政下所受的痛苦，哪怕是其十億分之一。

　　獨裁是有毒的，是會被輸出到其他國家的。在世界上幾個獨裁最嚴重、人權最惡劣的國家中，遍布中共的獨裁輸出。遏製中共在本國與全球的暴行、揭露其粉飾行為，已經成為全球人類社會不可再拖的緊急事務。

　　一、中國共產黨壓迫人民實施全過程獨裁

　　中華民族是忍辱負重、屢受苦難的民族，幾乎從未對世界政治史作出任何貢獻。在5000多年歷史長河中，中國的政治一直是君主專製，中國人民承受著從朝廷到地方官再到士紳的多層級壓迫，農民與體力勞動者始終處於受壓迫受剝削的最底層。近代以後，中國被殖民主義的侵入，形成了人民、朝廷、殖民者的政治三角，人民時而在朝廷與殖民者的鬥爭中獲得喘息，時而在朝廷與殖民者的和解中遭受加倍的壓迫。嗣後，中國人民奮起抗爭，各種革命變革接連而起，各種救國方案輪番出臺，但都未能成功製勝清廷。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退位，但袁世凱、張勛接連試圖復辟，妄圖將中國帶回皇權專政之下。國民政府北伐的成功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國統一，但地方政治仍然被各地軍閥控製。嗣後，中國經歷了國共第一次內戰、抗日戰爭、國共第二次內戰，對中國的經濟帶來了沈重的打擊。1948年，國民政府雖然宣布「行憲」，但隨後徹底輸掉了國共第二次內戰，敗退臺灣。在此期間，中國有對議會製、多黨製、總統製等西方政治製度模式的各種嘗試，但從未有過和平穩定的政治局勢作為這些嘗試的基礎，因此全部以失敗告終。中國以「民主」「科學」為基本口號的新文化運動以及五四運動的成功，只標誌著科學、教育、文化的進步，而從未帶來政治體製的改變。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支持下成立，成為蘇俄（蘇聯）在華代理人，開始在華兜售共產主義包裝紙中的列寧式暴力革命。依靠「七二一方針」的保存實力與日本投降後在東北蘇軍的直接支持，中共很快贏得國共第二次內戰並在北京建政。此後，中共開始大肆篡改歷史、自我美化，自稱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並「讓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但現實絕非如此。中共以暴力實施 「土地改革」對舊朝地主富農草菅人命，隨後又以「人民公社」為由強製收歸國有；以「三大改造」和「公私合營」掠奪國旗上兩顆星「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鼓勵人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卻不斷以「三反、五反、四清、反右」為借口殺害反對派或潛在的政治異見者；出臺「大躍進」等顛覆常人認知的政策，造成生產關系的毀滅性混亂；後造成饑荒，但中共高級官員卻在特供體製下享受奢靡的生活。1966年，毛澤東為了確保其個人獨裁淩駕於中共集體獨裁，悍然發動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內亂。1978年，鄧小平為了挽救經濟，重新實施市場經濟製度；獨裁下的市場經濟迅速淪為寡頭官倒的天堂、官商勾結的溫床，實現了從「君主專製」到「壟斷資本主義」的飛躍，而中共將後者無恥地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縱然如此，中國共產黨從未忘記粉飾自己的暴政。其於1954年製定了其政權的第一部憲法，但其國家主席劉少奇卻拿著這部憲法被活生生批鬥致死。其確立了「申紀蘭式」的橡皮圖章——人民代表大會、贊歌花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少數民族黨員代理人式統治——民族區域自治製度，為其獨裁提供提供法理框架。城市化之後，中共使用網格式管理操縱街道辦事處、村民委員會，實施所謂「基層群眾自治製度」；大肆利用警察機關對體製外的人大代表、村（居）委會候選人實施迫害，製造寒蟬效應。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以總書記職務為媒介，強化中共的獨裁暴政權力、架空國務院等行政機關的領導人，為其終身個人獨裁鋪路。大搞假選舉、假協商，實施決策獨裁、管理獨裁，用「定於一尊」架空一切監督、扼殺一切反對聲音。用「篡改字典」「發明新限定詞」等意識形態手段，塑造了「人民民主」「有序參與」「愛國者治港」等新話(newspeak)，攻擊迫害正當行使政治權利的人民。將遊行示威描述為「混亂分裂」，將奴性服從標榜為「安定團結」。歷史上的中共先用暴力無情殺戮反對者取得政權，再站在道德高地指責反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者是「反華」，強行將國家民族與黨劃等號，將愛國與服從黨乃至於服從總書記本人劃等號，綁架中國人民固有的、不可侵犯的主權。今天的中共先用橡皮圖章肆意立法，再指責不服從者是違法分子，把「公民立法、公民守法」的民主秩序斷章取義為「黨代表公民立法、公民守法」；一邊對人民施加剝削，將利益輸送給中共高官、其親屬、其代理人，一邊對反對者施加監禁、酷刑等殘酷迫害，一邊毫無廉恥地聲稱自己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時至今日，中共的自我美化已經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對高傳染性的Delta變種病毒追求不切實際的清零目標，反復實施大規模「封城」，強迫人民自費在高價酒店隔離，官商勾結輸送利益，卻自我標榜為「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戰略成果」。用數據造假、強製公務員捐款、強製國企購置產品等方法，違背經濟學客觀規律實施所謂「扶貧政策」，最終通過固化標準的方式聲稱「現行標準」下脫貧，卻自我標榜為「歷史性地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以「共同富裕」為幌子打擊敵對派系的資本代理人，直接造成大量民眾失業。中國人民今日所承受的獨裁災害，是1978年以來最為嚴重的。

　　全過程獨裁，是中國共產黨欺騙人民接受獨裁、深化獨裁、濫用獨裁的殘酷過程，是中共不斷推進意識形態誑語、強化壓迫製度、欺騙全球人民的最新方案。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殺人、搶劫、自我美化的法西斯歷史。全過程獨裁，是中共在「六四事件」之後更新意識形態話語、改變獨裁方法、提升獨裁強度的必然結果，反映了中共的壓迫人民的本質屬性和製造紅色貴族、紅色帝王的根本宗旨。 全過程獨裁，充分彰顯集權國家性質，充分彰顯人民奴隸地位，使中共高官的剝削得到更多產值、其本人及親屬的腐敗利益得到更好保障、其買辦代理人資本活動進一步擴張。全過程獨裁，形成和發展於「六四事件」之後，紮根在全體公務員的行政思維中，蠶食著中華民族漫長奮鬥積累的社會財富，學習借鑒其他獨裁政權的暴行經驗，延續著中華民族長期被壓迫為奴隸的歷史，得到體製內既得利益者的同流合污，具有長期歷史血債和永續壓迫的卑劣企圖。全過程獨裁，具有完整的壓迫範式和完整的爪牙網絡，使假民主和真獨裁結合起來，構建起覆蓋960多萬平方公裏土地、14億多人民、56個民族的壓迫體製，導致所有人民在恐懼下服從。全過程獨裁，既有鮮明的中華民族奴性特色，也體現歷史上所有獨裁體製的共同模式，是現代君主專製暴政的中共版本。

　　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是中國發展出全過程獨裁的根本原因。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真正讓14億多人民在恐懼下閉嘴、在痛苦中跪下並不容易，需要長期殘酷地鎮壓。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壓迫人民、堅持紅色恐怖地位，真正騎在人民頭上、利用人民續命；充分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中央集權體製，保證黨壓迫人民有效剝削社會，保證獨裁的理念、方針、政策貫徹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堅持一切為了高官獲利，一切來自剝削群眾，財富從群眾中剝削來，重擔到群眾中攤派去的「群眾路線」，密切監控評估人民群眾反抗的可能性，凝聚起最廣大人民的恐懼和服從；黨內假民主同樣泛濫，實行走過場選舉、拍馬屁決策、法西斯管理、做樣子監督，使獨裁風氣日益嚴重；實施選奴用奴製度機製，使各方面優秀人才淪為黨的奴隸、國家治理體系的螺絲釘，確保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現任最高統治者及其指定的繼承人的手中；堅持拿法律當擋箭牌，肆意立法、強力執法、幹預司法、假裝守法，通過暴力機關保障黨的政策有效實施、強迫人民絕對服從。

　　二、實施符合政治學經濟學的獨裁製度安排

　　在中國，國家各項製度都是圍繞一黨專政構建的，國家治理體系都是圍繞實現獨裁統治運轉的，全過程獨裁具有完整的製度程序。這些製度程序，形成了全面、廣泛、強力銜接的獨裁製度體系，構建了多樣、可行、低成本的假民主舞臺秀，有效保證了黨的主張能夠成為國家意誌，能夠強奸人民意願，有效保證了黨的獨裁統治。

　　（一）以意識形態作為專政的擋箭牌

　　中國共產黨自稱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憲法中稱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先發製人，定出「工人階級」「工農聯盟」「人民民主專政」等沒人懂的術語。建政後反復橫跳，甚至舉辦「真理標準大討論」來討論這些術語——除了「黨的獨裁統治」不可討論外，其他的意識形態可以隨意閹割、模糊、篡改。

　　中共堅持「民主」與專政「有機統一」，為獨裁統治蓋遮羞布。一方面，符合中共意圖的政策，通過虛假的民主程序，描述為人民的意誌、人民的需要，保證黨對國家、經濟、文化、社會的控製能披上民主的外衣；另一方面，毫不留情使用專政機關，打擊其政敵、異見者、利益競爭者，維護其獨裁統治和利益專享，保護其高級官員及其親屬、代理人。把黨的利益與公民利益少得可憐的一點點交集冠上民主之名，而後大肆這層外衣下實施專政，壓榨剝削人民。

　　（二）以橡皮圖章人民代表大會掩蓋黨大於國

　　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中共獨裁政權黨大於國的遮羞布，是絕對獨裁的根本保證，是中共篩選機製漏網之魚的民主天花板，是實現全過程獨裁的重要工具。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假裝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最大限度保障黨的獨裁統治，讓黨的獨裁強奸人民當家作主，然後包裝為「依法治國」。給廣大奴隸自己是國家主人的錯覺，最大限度延緩中共獨裁陷入「暴政必亡」歷史周期率的時間。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黨大於國」的有效實現方式，讓中共的中央機關有效控製各項事業，是地方割據和少數民族自決的法理否定，有效保證獨裁下的奴隸既努力生產又不會造反。

　　中共篩選基層人大候選人、操控上層人大選舉，使人民代表大會成為中共的代理人會議，並以國家權力機關的姿態批準中共控製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使他們無需對人民負責、也不受人民監督。人民代表大會有立法權、監督權、決定權、任免權，供中共肆意使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使中共中央以國器號令全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人事任免權，使中共閉環控製整個國家機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重大問題、發展計劃及其執行報告、預算決算行使審查批準權，使中共中央黨庫直通國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監督權，使中共中央能任意撤換官員、打擊政敵。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依法行使相應職權，使中共對地方官員的任免被無條件的執行，產生對全國的控製力。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提供了民主外衣，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高度濃縮權力後向中共輸送，保證了中共掌握和行使國家權力，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牢牢掌握在中共手中。

　　人大代表充分反映人民馬屁。人大代表來自被篩選的體製內人員和既得利益者，橫向上來自各地區、各民族、各方面、各階層，縱向上分全國、省、市、縣、鄉五級，實現了全國範圍內馬屁精的廣泛覆蓋。截至2020年底，全國共有人大代表262萬名，其中縣鄉兩級人大代表占代表總數的94.5%。人大代表充分發揮冒充人民的優勢，走過場、睡大覺，通過各種形式和渠道把中共的既定政策包裝成人民群眾的意見建議。一年一度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鄉、縣、市、省、全國自下而上、逐級召開，使得中共的代理人從基層逐級向上、控製全國。改革開放以來，每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近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共拍馬屁、共吹政績，供黨的高級官員當面享受，給人民灌輸國強民富的錯覺。各國家機關依法認真敷衍人大代表提出的無約束力議案、建議；許多廢話被吸納進政策文件中，充實空白部分，成為中共惡劣政策得以藏身的林海雪原，削弱人民的關註。

　　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重要製度形式：黨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誌，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通過國家政權機關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控製，維護黨的獨裁權威、維護全國臣服在黨的腳下。實踐充分證明，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符合中華民族歷史奴性和1949年以來中共獨裁暴政實際、體現列寧主義暴力專政國家性質、冒充人民當家作主、兜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假說的好製度。中共必然長期維持橡皮圖章、全面貫徹黨的獨裁、不斷發展假民主的包裝水平。

　　（三）導演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

　　中國共產黨導演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是中國的一部政治舞臺劇。這一製度起源於大臣高呼「吾皇聖明」的封建傳統，彰顯獨裁者請人拍自己馬屁的專製智慧，又對近現代政黨政治中體西用，是中共的新型公關模式。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導演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將長期上演，不斷改良。

　　在中國，除了中國共產黨，還有八個花瓶黨派（註①）。在中共獨裁的旗幟下，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長期演戲、互相吹捧、利益分享、一繩螞蚱，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導演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這一具有鮮明中共特色和戲劇效果的新型公關模式。中國共產黨是導演，八個民主黨派是中共的地下分支、是同中國共產黨一起演戲的演員，是中國共產黨的馬屁精、滅火器、工具人。在中國，反對黨都在秦城監獄，在野黨都被迫害監禁。中共不是一黨獨角戲，也沒有反對黨、在野黨，而是「中共導演、花瓶表演，中共獨裁、花瓶站臺」。

　　各花瓶黨派、無黨派既得利益者以拍馬屁大會、叼盤站臺、專折密奏等形式，為中國共產黨的國家和地方政策站臺。中國共產黨在分配利益時全員召集、接受監督，確保不因分贓不均發生窩裏反。中國共產黨和各花瓶黨派、無黨派既得利益者在壓迫人民時合作共事，花瓶黨派成員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被安插在各級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及人大專門委員會成員中，一些花瓶黨派成員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擔任國家機關領導職務。各花瓶黨派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緊緊圍繞中共政權工作，積極溜須拍馬、硬叼死撐，為維護中共獨裁發揮作用。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實行中國共產黨導演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的重要機構。人民政協作為公關舞臺，在「協商」中促進全員參與、推進硬叼死撐、實踐溜須拍馬，既秉承「吾皇聖明」的歷史傳統，又冒充現代政黨政治，充分體現了中共獨裁政策壓迫前試水溫、反彈時穩民心、破產後強狡辯的特點，是獨裁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具有中共特色的製度安排。在人民政協製度平臺上，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人士發揮在界別群眾中的公關、代理人作用，通過任務布置會議、任務設計會議、拍馬屁會議、專業人士會議、滅火會議、試水溫會議等，開展公關、走秀、公費旅遊、拍馬屁等經常性工作，對國家大政方針、經濟社會各領域重要問題，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進行宣傳造勢、無恥追捧、硬叼死撐、包裝欺騙，提出各種方案。中共先發稿再收回，假裝采納了、集中了他們的意見建議。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人士收受利益後公開宣揚自己接受黨的主張，並在各界別群眾中強推硬賣黨的方針政策，連哄帶騙，能哄騙多少人就哄騙多少人，高明地哄騙，大聲地哄騙，鞏固村夫愚民的暴政基礎。全國政協全體會議與全國人大會議每年同期召開，政協委員不僅要在政協表演一次，還要列席全國人大會議，參加對有關法律修改、「一府兩院」工作報告等的討論，再演一次。這樣的製度安排真正實現了大家一起吹、大家一起騙，形成了具有中共特色的「雙贏」（贏兩次）。

　　中國共產黨導演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花錢少、效果好、可持續，能欺騙最廣大人民、全國各族各界跟黨走、被黨坑，有效避免了舊式獨裁製度形成主奴對立的弊端；讓各個花瓶黨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緊密團結起來，吹同一個牛、站同一個臺，有效避免了精英階級造反或惡性內耗的弊端；通過製度化、程序化、規範化的安排分配各種利益、推動剝削政策科學化有效化，有效避免了舊式獨裁製度大撒幣低回報、撒幣不精準、撒幣比例不當導致官紳階級撕裂社會的弊端。

　　（四）建立和維護最廣泛的腐敗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籠絡人心、買兇殺人的重要法寶。在獨裁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統一戰線擺在重要位置，堅持能籠絡的都籠絡，堅持支持我的反對我的一起籠絡，統籌做好花瓶黨派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工作、「磚家」工作、少數民族代理人工作、宗教代理人工作、紅頂商人工作、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有移民能力者）工作、港澳臺建製派代言人工作、外國代言人工作和滲透至外國的華僑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製造共同利益，用錢收買人心、談判各取所需，不斷促進花瓶黨不造反、少數民族不自決、宗教經典加塞黨理論、富人窮人對立、境內境外居民對立，最大限度讓所有中共剝削不了的人都和中共一起剝削其他中國人。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共腐敗統一戰線的組織。全國政協設34個界別，由中國共產黨、各花瓶黨派、無黨派既得利益者、中共控製的人民團體、中共收買的各少數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建製派、澳門特別行政區建製派、臺灣中共代理人和海外中共代理人以及其他有利用價值的人組成。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共有委員2100多人，其中非中共黨員占60.2%。這樣的組織構成，體現了「應籠絡盡籠絡」的重要特征，能夠在認同中共獨裁、擁護中共獨裁、共同致力於吹牛皮、共賺黑心人民幣的政治基礎上，求同存異、聚同化異，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最大限度把可能反對中共獨裁的人變成支持中共獨裁的力量。

　　（五）培養少數民族代理人

　　中共治下有若幹少數民族。鑄牢奴隸共同體意識，始終保持少數民族不自決，實現各民族一起被剝削、一起被專政，是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方針宗旨。少數民族代理人製度，是指在中共統一控製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選出一些代理人，設立「自治機關」假裝在自治的製度。

　　中共選拔少數民族代理人，以不造反、不自決為前提和基礎，是假自治真獨裁、假少數民族真中共黨員，是防止少數民族造反、自決的權宜之計。中國少數民族代理人，是在中共控製下的代理人，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共決不放棄的剝削對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都是中共控製的中央政府領導下的一級地方政權，都必須服從中央統一領導。

　　設立民族「自治」地方，是從製度和政策層面假裝少數民族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權利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155個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均安插了實行區域「自治」民族的代理人擔任主任或者副主任；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主席、州長、縣長或旗長，均由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代理人擔任。中共根據各少數民族的覺醒程度和抗爭性，對少數民族地區實施差異化剝削策略。

　　少數民族代理人製度，把中共在民族自治地方實施的暴政包裝為少數民族 「當家作主」，對各少數民族建立了不同程度的控製和壓榨。在這一製度框架下，少數民族的反共情緒被削弱，少數民族逐漸淪為中華民族奴隸共同體的一部分。

　　（六）滲透基層群眾

　　中國人口多、地域廣，基層治理差異大。中共設立和控製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和職工代表大會，村民、居民、職工被基層黨組織直接壓製，剝奪一切民主權利，實現極限管理、自生自滅、自我審查、相互批鬥，有效防止了人民的民主權利從假象變成實質。

　　村（居）民中選用代理人。村（居）民代理人在基層黨組織的控製下，成立村（居）民委員會，直接壟斷一切民主權利，將中共上級組織的意誌下壓到基層，滲透把控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實行假選舉，代理人之外的村（居）民只能走過場投票，沒有機會成為候選人；實行假協商，由收受中共利益的村（居）民代理人采取多種形式給中共站臺、造勢；實行壓迫政策，由村（居）民代理人通過村（居）民會議或村（居）民代表會議將中共對社區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等的既定政策強製合法化；實行集權管理，由村（居）民代理人強行製定壓迫村（居）民的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居民公約等，用各種形式和「移風易俗」借口非法幹預婚禮葬禮、消滅傳統民風民俗，加塞中共黨性文化；實行官官相衛，由村（居）民代理人進一步控製村（居）務監督委員會，包庇村（社區）事務中的腐敗、防止村（居）務惡行被公開。截至2020年底，50.3萬個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村民委員會，11.2萬個社區全部建立了居民委員會，實現無死角滲透控製。

　　國企、事業單位職工被迫服從中共。國企、事業單位建立職工代表大會，由其黨委人員及其代理人把控，把中共在國企、事業單位的重大決策和剝削職工利益的事項包裝為職工的意誌；國企、事業單位安排黨委人員和代理人擔任職工董事、職工監事，防止職工利用董監事代表爭取權利、接觸賬目，探索領導安撫日、勞資舞臺劇、領導信箱等虛假協商形式，掩蓋職工真正訴求，壓迫勞動者、保障中共的剝削利益，使單位加強勞動力剝削和強化壓迫控製，為紅色資本擴張提供低人權低勞權的有利環境。職工代表大會的工作機構以「工會委員會」為名，徹底葬送職工建立不受中共控製的工會的可能。現階段中國共有280.9萬個基層工會組織，覆蓋655.1萬個企事業單位，企事業單位的基層員工生活在勞權的沙漠。

　　基層假民主活動紛繁擾民。從城鄉社區裏的村（居）民議事會、村（居）民論壇、民主懇談會、民主聽證會到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聯合進社區，從「小院議事廳」到「板凳民主」，從線下「圓桌會」到線上「議事群」，中國人民在水深火熱的基層生活中，被迫付出大量時間精力為一個又一個沒有實質功能的民主舞臺秀鼓掌喝彩。中共通過這些人模鬼樣、暈頭炫目的假把式，逃避討論關乎人民利益的實際問題，強迫人們以意見建議的方式拍中共馬屁，並向其代理人和爪牙定向輸送利益，不化解任何矛盾，只解決涉及矛盾的人，使基層原子化、去組織化，喪失反抗能力。基層滲透許多經驗做法被全國推行，為中共維護獨裁統治不斷註入新的動力。

　　基層群眾滲透製度，增強了中共對基層群眾的控製和壓迫，培養了基層群眾的奴隸心態，充分彰顯了中共獨裁的殘酷性和非人道性。基層群眾滲透，使得社會細胞彼此喪失聯系，使被壓迫的人失去幫助、不敢反抗，為建設人人害怕、人人奴化、人人賣命的基層獨裁結構體提供了堅實製度保障。

　　三、披滿有名無實的民主外衣

　　中國發展全過程獨裁，既有殘酷的專製壓迫，也有虛偽的民主外衣。全過程獨裁，把操縱選舉與政治公關結合起來，把假選舉、假協商公關秀、專斷決策、維穩管理、空白監督貫通起來，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個方面，國家發展大事「定於一尊」、社會治理難事「暴力維穩」、百姓日常瑣事「刪帖禁評」，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內容上的整體性、運行上的協同性、國家機器上的廣泛性和持續性，使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各環節、各方面都服從中共意誌、冒充人民聲音，有效防止了選舉時被迫許諾、選舉後被人監督的「民主難題」。

　　（一）假選舉

　　中共通過操控候選人，阻止人民選出代表自己意願的人來掌握並行使權力，是中共獨裁的一條重要防線，是人民被中共僭越主權的根本原因。

　　中國的假選舉是廣泛的：國家機構選舉、村（居）委會選舉、企事業單位職工代表大會選舉無一幸免，涵蓋了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的選舉是按劇本進行的：人民根本無法行使被選舉權，黨委一把手「一人」「一票」，照本宣科。中國的選舉是可控的：不受體製外任何影響，中共按照自己的意願選出自己信任的人。中國的選舉是停滯的：迫害獨立候選人的手段越來越辣、愈演愈烈。

　　國家機構選舉。國家機構選舉是指，選舉產生全國和地方各級橡皮圖章人大，再綁架人大產生同級國家機關領導人員。在中國，合資格人士行使選舉權困難重重，行使被選舉權絕無可能。從全國人大到鄉級人大，五級人民代表大會反復實行經中共篩選的間接選舉。按照獨立候選人強行剔除、黨的代理人長驅直入的原則，通過把大量選區劃分到國企事業單位等中共陣地，由中共代理人占絕大多數的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縣鄉兩級人大代表。縣級以上人大代表由下一級人大間接選舉，通過中共控製的名單而產生。各級國家機關領導人員均由同級人大假選舉、等額選舉產生，或者直接決定任命。

　　基層選舉。基層選舉是中國最虛假、最離譜的選舉實踐，包括村（居）民委員會選舉和國企、事業單位職工代表大會選舉。村（居）民委員會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組成，村（居）民委員會選舉與縣鄉人大選舉同步進行、一同被中共控製。村（居）民定期走秀，選出中共控製的村（居）民委員會成員。在國企、事業單位中，職工代表大會是中共強奸職工意願、實施獨裁控製的機構，職工代表中共操縱控製的假選舉產生。

　　中國的假民主選舉是符合「選民奴化——中共獨裁——選民更奴化」的中國國情死循環的，是與中共永無止境的剝削壓迫相適應的，是隨著人民的覺醒不斷改頭換面的。幾十年來，中國適時添置遮羞布：選舉全國人大代表時，農村和城市每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8∶1，到1995年的4∶1，再到2010年的1∶1，用冷冰冰的數字逐步掩蓋中共昔日對廣大農村人口血淋淋的壓迫。人們的民主意識不斷增強，中共的殘酷迫害也不斷升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先後進行12次鄉級人大代表直接選舉、11次縣級人大代表直接選舉，獨立候選人長期被拒之門外、慘遭迫害。

　　（二）假協商公關秀

　　暴政假商量，傷害群眾的事情由既得利益者站臺，強奸全社會意願、冒充最大公約數，是協商公關秀的本質。人民失去選舉、投票權利之後，中共在重大壓迫前和壓迫過程中吹風、演戲、找人站臺，盡可能製造社會擁護壓迫政策的假象。協商公關秀是中國獨有的、奴才獨有的、恬不知恥的獨裁形式。

　　具有深厚基礎。協商公關秀源自帝王專製下長期形成的「吾皇聖明」、魅君惑主、明哲保身等官場墮落文化，源自近代以後中國政治淪為集權政治的現狀，源自中國共產黨政治鬥爭的長期實踐，源自新中國成立後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賣身投共的實踐，源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市場經濟中的官商勾結、利益代理，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理論基礎、實踐基礎、製度基礎。

　　形式廣泛多樣。在各領域各層級，公關秀參與者對中共的意誌吹捧站臺，為自身的利益與中共同流合污，通過提案、會議、座談、論證、聽證、評估、咨詢、網絡、民意調查等巧立的名目，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營造社會支持的假象。侵犯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在全體人民和全社會中廣泛洗地；侵犯一個地方人民群眾利益的事情，在這個地方的人民群眾中廣泛洗地；侵犯一部分群眾利益、特定群眾利益的事情，在這部分群眾中廣泛洗地；侵犯基層群眾利益的事情，在基層群眾中廣泛洗地。

　　體系不斷健全。中國不斷完善公關秀的種類，探索形成了花瓶公關、橡皮圖章公關、官員公關、政協會議公關、人民團體公關、基層公關、社會組織公關等渠道，推動政治公關秀廣泛多層製度化發展。花瓶公關，是中國共產黨就各種製度性問題，邀請花瓶黨派站臺洗地；橡皮圖章公關，是各級人大在審議中要求官員、社會組織負責人、專家學者、基層代理人站臺洗地；官員公關，是各級政府在強推政策時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花瓶黨派、無黨派既得利益者、受中共控製的人民團體、社會組織以及基層代理人等站臺洗地；政協會議公關，是在中國共產黨控製下，參加人民政協的各花瓶團體、各族各界代理人站臺洗地；人民團體公關，是中共控製的人民團體冒充特定群體為中共站臺洗地；基層公關，是基層黨組織、基層政府、基層群眾性滲透組織、經濟社會組織和基層代理人等為中共站臺洗地；社會組織公關，是各類社會組織配合中共政策為中共站臺洗地。這七種公關渠道，極大營造了民主假象、欺騙了國際社會、壓迫了中國人民。

　　中國的政治公關，照本宣科，發稿讀稿，利用各類人士為中共站臺洗地，做到強奸民意、殺人誅心，既搞一言堂、又立牌坊，打感情牌、連哄帶騙，形成充分協商討論的政治假象，充分實踐了獨裁政治，廣泛營造了虛假民意，淹沒人民真實話語。

　　（三）專斷決策

　　專斷決策是獨裁政治的重要一環。獨裁決策，造福中共高官，鎮壓人民反抗，剝削人民勞力。在中國，辣剝削、強說謊、硬維穩，肉麻馬屁、尋釁滋事成為常態，越來越多的人不敢發出聲音，越來越多的支持意見來自中共的代理人和公關演員。

　　人大「為黨立法」。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為黨立法、黨性立法，保障中共對人大的全方位控製，努力讓每一項立法得到領導滿意、掩蓋人民哭泣。法律立項，通過召開座談會、聽證會、論證會等方式，廣泛收集馬屁，在立法的最初階段就營造人民支持的假象；法律草案起草，假裝聽取公眾意見和專業人士建議，收買第三方謊稱中共內定的法條是他們起草的，讓領導的意圖得到充分體現；法律草案公布，凡是有爭議的（如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才公布，強行把生米煮成熟飯。基層代理人通過聯系點，直接參與法律草案的吹捧、站臺、洗地等多個環節。

　　政府「強行執政」。各級人民政府就即將實施的重大決策和各方提出的重大決策建議，提前找人站臺洗地，營造人民參與決策的假象。在決策啟動環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中共代理人通過建議、提案等方式吹捧站臺；在決策研究製定環節，通過座談會、公開征求意見、聽證會、問卷調查、實地走訪等方式，廣泛哄騙洗地、特別是向直接關系人哄騙洗地；在決策草案公示環節，通過政府網站和各類媒體，用虛假的社論吹捧決策草案；在決策最終確定環節，「一把手」利用黨內獨裁，綁架其他黨委成員的意見作出決定；在決策後評估階段，禁評刪帖封號、防民之口，組織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和專家等中共代理人事後叼盤。

　　基層代理人提供滲透策略。基層代理人通過村（居）民會議、村（居）民代表會議、村（居）民小組會議等形式，就如何利用本地區人民特點強硬推進中共政策提出意見建議。

　　（四）維穩管理

　　中國的事中共管，人民的事中共更要管。在中國，中共的滲透控製無孔不入，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幹預國家事務、幹預經濟和文化事業、幹預社會事務。

　　幹預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共阻礙人民行使憲法賦予的各項權利，在各個層級、各個領域把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管理權牢牢控製在自己手裏，人民無法有效行使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幹預城鄉社區民主管理。基層中共代理人製定村（居）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居民公約等，向村（居）民施加超越憲法和法律的限製，在經濟管理、社會治安、消防安全、環境衛生、婚姻家庭、鄰裏關系、計劃生育、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打著「文明」的旗號幹預一般民眾最日常的生活方式、行為細節，對村（居）民實施蠻橫管理、隔絕上訪（「矛盾不上交」）、自我審查、互相檢舉揭發。

　　壓迫企事業單位職工。全國超過1.5億市場主體蒙受工商、稅務、城管、衛生、消防等機構的隨意執法，經商環境惡劣； 7億多人就業，大量勞動者的待遇與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的最低限度規定相差甚遠，員工行權難、維權難，完全無法組織工會。中共操控國企、事業單位的職工代表大會，利用「廠務公開」搞輿論宣傳卻從不公開核心信息，操縱職工董監事選舉、阻斷職工代表進入管理層。中共不斷擴大其在私營經濟中的控製力：目前，全國已建工會企業中，建立職工代表大會的企業有314.4萬家，其中非公有製企業293.8萬家、占93.4%。

　　介入一切社會組織。社會團體、基金會、社會服務機構等社會組織，凡國家設立的均被中共控製，凡民間設立的都受到民政機關的控製。中共控製組織成員，限製其開展活動，禁止其組織成員或服務對象發出反對聲音，插手幹預社會公共事務。以「行業自律」為借口操縱律師會打壓律師、以「社會服務」為名目實施官商勾結和定向利益輸送、操縱紅十字會濫用善款截留口罩等物資，將獨裁統治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截至2021年11月，各級民政部門共登記社會組織超過90萬家，其中全國性社會組織2284家。形式多樣的社會組織成為中共操縱社會的抓手。

　　（五）空白監督

　　中共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切斷人民的維權渠道，保證權力運用不受製約。解決權力濫用、以權謀私的問題，靠所謂的「中紀委」和「監察委」搞自我監督是完全無效的，要靠三權分立和多黨執政。中共大搞「偉大光榮正確」，屏蔽一切監督體系，對權力的監督淪為中共當權者打擊政敵的工具。

　　人大無法監督。人民代表大會常年閉會，其常委會全由中共黨員或代理人控製，反受製於當地黨政一把手。 人大走過場式通過「一府一委兩院」工作報告，從不行使質詢權。人大代表座談會、基層群眾座談會、問卷調查、網絡調研等活動淪為中共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的舞臺。

　　花瓶無法監督。花瓶黨派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由中共挑選，與中共沆瀣一氣。政治協商淪為馬屁大會、調研考察淪為公費旅遊，名為監督檢查、實則溜須拍馬。偶爾受黨委委托，對中共已經在黨內打倒的政治派系實施二次清算。在政協組織的各種活動中，中共代理人的主要職能是為黨的政策站臺、吹捧、拍馬屁，協助黨和政府「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行政無法監督。國家行政機關的升遷規則與腐敗直接掛鉤，上級只有指令下級實施腐敗、濫權、徇私枉法等行為，絕無可能「監督」下級。

　　監察無法監督。監察機關與中共紀檢委一個機關兩塊牌子，是打擊政敵的工具。政治品行惡劣、違反道德操守、濫用公權力等常見的處分理由，都是打擊敵對派系人馬的借口。

　　司法無法監督。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均設立黨組，受製於其所在行政區的黨委，法官均有中共任命，並受製於由中共黨組控製的「審判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不享有獨立決定權，反要替領導背黑鍋。其只能扮演司法演員，處置已經被中紀委開除黨籍並「將違法犯罪線索移送司法機關」的已落馬人員，按劇本起訴、審判、定罪，沒有任何自主權。

　　審計無法監督。審計機關是其所屬政府的下級機關，人事任命、資金預算均受製於上級機關和黨委，其不敢審、不能審、不想審。

　　財會無法監督。財政部門與會計師事務所是利益共同體，後者為大量上市公司簽署審計報告，利用股市債市為中共代理人提供經濟利益，絕無可能采取主動措施遏製財會造假行為。

　　統計無法監督。統計部門的主要職責是配合中央機關造假數據，確保統計資料符合宣傳口徑、互相不發生矛盾。真實的數據從不公開至中共黨外。

　　群眾無法監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通過各種方式，對各級國家機關及其組成人員履職情況進行監督的，輕則不予受理，重則遭受尋釁滋事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司法迫害。行政復議、行政訴訟不是調解撤回，就是機械適用法律予以駁回，縱有成功案例，當事公務員幾乎不會受到嚴厲處分。監察機關收到控告，就向被控告人通風報信，致使控告人遭受打擊報復。

　　輿論無法監督。媒體全部為中共或政府所設立，經費主要來源於政府撥款。揭露曝光公職人員行為都是「蜻蜓點水」「打蒼蠅」。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中共加緊建設境外網絡屏蔽網關「防火長城」(Great Firewll, GFW)，並以網信辦向社交境內媒體服務提供商不時發送審查指示，審查清除不利輿論。

　　四、廣泛嚴厲殘酷的獨裁

　　完整的製度程序和完整的參與實踐，使全過程獨裁從政治方案變為橫行神州大地的毒瘤、災難和人民的茍活方式。人民被中共騎在頭上，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在中共幾乎全部的政策措施上，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在國家各個方面各個層級的機構中，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在實現一切行政程序和手續上。獨裁的暴風雨蹂躪中華大地，中國人民遭受廣泛惡劣、真實恐怖、殘酷血腥的獨裁。

　　（一）人民權利被廣泛剝奪

　　中國有一部浪漫的憲法，但完全沒有違憲審查製度，司法機關也不能直接適用憲法作為審判依據。憲法成為中共中央機關肆意蹂躪的廢紙和反駁人權指控的擋箭牌，人民完全無法行使憲法中的政治權利。中國的政治權力是無法通過提高社會地位和財富來取得的，而是被中共壟斷的特權。國家權力不是為公民服務的，而是為中共服務的。

　　中國實行以公有製為收割機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被割、向中共分配為主向其他人分配為輔、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等經濟製度，國民經濟命脈牢牢掌握在中共及其代理人手中，中共獨裁統治和鎮壓人民具有堅實經濟基礎和物質保障。

　　在中國，人民行使選舉權異常困難，行使被選舉權幾無可能。行使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將會觸犯尋釁滋事罪，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提出批評極有可能招致打擊報復。幾乎完全沒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民無法參與國家、社會事務和經濟文化事業的管理，也無法在日常生活中行使民主權利。每個人都只有一個角色——奴隸，除了配合中共演戲外，無法實質性行使任何民主權利。

　　在中國，人權狀況極端惡劣。中共控製的資本從住房、子女教育、老人贍養等方面大肆剝削民眾財富。社會保障體系不堪描述：醫療保險顛覆了醫患關系，提供進口藥品將導致醫院虧損，患者因而「買不到藥」；醫療保險對嚴重疾病的覆蓋非常有限，因病致貧成為常態；基本養老保險瀕臨破產，部分省份已經需要依靠其他富裕省份調劑資金。為了塑造領導人的「光輝形象」，中共實施勞民、傷財、無效的脫貧政策；大搞「一帶一路」對外撒幣；以「共同富裕」為口號打壓民營資本，導致人民失業。

　　中共長期以意識形態話術混淆經濟成果與人權的關系，否認結社、出版、遊行示威等權利是應有的人權。在中國，司法機關淪為打壓政治犯的工具，媒體與出版社淪為中共的宣傳機器、民間媒體和自媒體被嚴厲審查取締，遊行示威被視為最嚴重的擾亂社會治安行為。法輪功修煉者、家庭教會牧師、政治異見者長期遭受迫害，甚至蒙受酷刑和活摘器官，連基本的生命健康權都被殘酷侵犯。長期以來，中國人民的空虛感、困頓感、絕望感不斷增加，生存權、發展權、健康權無法得到保障，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環境等方面一敗塗地。

　　中國人民享有的權利不斷被限縮。「六四事件後」，政治體製改革全面停止。習近平成為總書記之後，強化個人崇拜，製造了「脫貧攻堅」「小康社會」「共同富裕」等各式各樣的謊言，中國人民被迫唱贊歌、拍馬屁；互聯網審查全面加強，說真話的人會被起訴「造謠傳謠」；以疫情為借口停發護照、限製跨境旅遊；抵製澳大利亞動力煤，煤價應聲上漲，導致電廠虧本生產、拉閘限電；強製實施清零政策，強迫人民自費隔離。人民的生存權利、發展權力、旅行權利、政治權利都受到嚴重的限縮（二）人民對政治心灰意冷

　　人民連票都沒有，政策連口號都假到騙不了村夫，長期被打壓、維權就被更殘酷的打壓，這樣的獨裁是最無情的統治。在中國，被迫害的恐懼深入人心、人民習慣於忍受和沈默，奴顏婢膝成為人們的日場☆態，中共吆五喝六，社會死氣沈沈。

　　人民對改革的希望不斷滅失。人民無法參與國家、社會、經濟、文化事業管理，事前提不出意見、事後搞不了抗議；選舉、協商、決策、管理、監督全由中共一手遮天；人大、政協淪為中共代理人，社會組織、網絡平臺被嚴密監控，表達訴求立刻招致打壓、甚至是迫害。從迫害「白專典型」到迫害武漢的醫生，從進不了門到辦不了事，獨裁的本質從不改變、手法日新月異。黨和國家要做什麽、如何做、做得怎麽樣，人民無權置喙、只能默默承受。

　　人民利益要求不僅無法實現，甚至無法表達。獨裁，起始於強迫人民服從，墮落於顛倒因果黑白。人民意願只能表達、不能實現，只是淺層次的獨裁。在中國，人民的期盼、希望和訴求，從國家大政方針，到社會治理，再到百姓衣食住行，沒有地方說、說了是造謠、做了是煽顛。人民的意願和呼聲，在中共的壓迫下，成為「謠言」和「煽動」，並通過中央、省、市、縣、鄉鎮各個層級的警察機關聯手作惡、層層打壓，通過各個職能部門之間主管、主辦、協管、協辦的比拼競賽，通過決策、執行、檢查、監督、問責等各個環節的環環緊扣，轉化為迫害人民生命、自由、良心、信仰的酷刑和迫害。對於涉及自身利益的實際問題，人們通過信訪平臺、領導信箱、政務熱線、網絡「留言板」等提出意見和訴求，不是「涉法涉訴不予受理」「沒有法律依據」，就是招來更殘酷的迫害和鎮壓。

　　（三）國家瀕臨崩潰

　　獨裁嚴重危害國家治理。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離不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二者相伴相生、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絕無獨裁暴政大行其道，卻是國家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社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人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荒謬現象。獨裁製度一定是殘酷無情反人道的，一定是把國家推下深淵的。

　　中國獨裁的高強度，導致了國家機關的高腐敗，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困厄在人治、官治的中世紀水平。中國的獨裁，充分彰顯了中共的殘暴無情，極大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人民既是獨裁的受害者，也是中共的印鈔機，前途一片黑暗失落，為了生存只能為中共做牛做馬、為奴為娼。中國的獨裁，粉碎了國家和公民、國家和政黨、民族與民族、宗教與無神論、富裕與貧窮、國人與僑胞的關系，扼殺民族主體性獨立性，最大限度製造了牽扯，切實利用了相互掣肘、內耗令中共漁翁得利，形成了一黨暴政的政治局面和濫殺無辜的悲慘歷史。中國的獨裁，把黨的主張淩駕於國家意誌，用黨的意識強奸人民意願，使得黨綁架國家、綁架人民為其統治服務，產生極大壓迫，形成極少數剝奪極大多數的恐怖製度，控製了全社會的生產力，拖累了各項事業現代化，只有中共高官及其在海外的親屬，生活令人咂舌地日趨腐敗奢靡。中國的獨裁，始終把中國人民利益當作提款機，以國家獨立自主抗拒先進文明，強勢維護黨大於國、黨淩駕一切、黨劣化擴張，毀滅性破壞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福祉。

　　中共建政70多年來，不斷犯錯犯渾，不斷造成在其他正常國家裏不會出現的災難。中國人民經過水深火熱的忍耐，終於在1978年後開始發展經濟、回歸民生。中國經濟實力、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後起直追。而中共恬不知恥地聲稱這是其獨裁領導下「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無民主、無自由、剝削壓迫嚴重的國家，沒有人民的忍辱負重，沒有億萬人民的舍己求全，實現這樣的自救是不可能的。中國的獨裁，真正把草菅人民、迫害人民、剝削人民實施到極致，逼得中國人民在骷髏堆、餓殍堆中死裏逃生。這是中共犯下的罪孽，是舉世罕見的暴行。

　　（四）社會動蕩不安

　　獨裁是人類的一段歷史。終結獨裁，要推動社會向著自由、平等、公正、文明、團結、和諧的方向前行。良好的社會，應百家爭鳴，而不是搞一言堂；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而不是製造紅色貴族皇帝；應保持社會穩定有序，而不是帶來缺電和失業；應讓社會充滿美好善良溫情的人性，而不是充斥假大空殘厚黑的黨性。

　　中國人軟弱順從，中共卻變本加厲、趕盡殺絕。中共的獨裁，實現中共意誌和利益的絕對淩駕，造就顛倒黑白、貪贓枉法、永續暴政的國家機器，人民苦不堪言、絕望無助，社會動蕩不安、「獻忠」頻出。中國人民用幾十年時間填起了中共建政三十年來的毀滅性災害，但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中共再次趁機奪利，造成官倒、下崗潮、學潮、民工潮，社會動蕩不安。中共謊言成性，自稱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奇跡」「社會長期穩定奇跡」，全然不顧人民血淚縱橫、泣不成聲。中國人民從清雍正朝皇權專製以來，在辛亥革命之前從沒有經歷過思想可以自由地表達、人員可以自由地流動的時代；中共建政後，因言入罪、戶籍造墻，一夜回到辛亥前。今天的中國，人們被迫高價自費隔離於旅館之中；每月有12.26萬戶企業註銷；10億網民無法使用Google、Facebook/Twitter、Whatapp/Telegram……中國社會封閉高壓，只剩下官媒口中「團結和諧、穩定有序」的彌天大謊。中共以暴力恐怖奪取和維持政權、以謊言為暴力的潤滑劑。

　　（五）權力運用不受製約和監督

　　權力是金錢和美色的製造機。當權者恣意妄為，無節製地濫用權力，是獨裁的必然狀態。中共中央不斷加強對基層權力製約和監督，始終堅持中央先貪、始終堅持黨內三六九等，形成濫用權力和貪污腐敗的央地矛盾，必然導致當權者「趁著權力沒過期」竭盡所能剝削人民。

　　把權力放在畫出來的假籠子裏。利用製度的迷惑性、復雜性、形式性和欺騙性，做足製約監督權力的表面文章。持續使用黨紀打擊敵對派系，持續濫用司法打擊敵對派系，法律即造即用、行政任意裁量，創造權力、分享權力、濫用權力、轉租權力，讓權力在恐怖下肆虐。織密黨內法規網絡，創造紀律借口，使敵對派系和政治敵人都被紀律處分扼殺。除總書記外，普遍實行領導幹部任期製，實現總書記掌握人事權控製整個黨。加強對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的拉攏，大開濫權之門、大搞奢靡享受，用特供特權製造忠誠的爪牙。架空黨和國家監督製度，運動員自己當裁判；保守腐敗秘密，只公開套話、廢話、輿論宣傳，保證黨和國家領導機關和人員壞事不被揭露、醜事不被張揚、蠢事不被關註，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爆發、人民造反。

　　態度上堅決「反對和懲治腐敗」。反腐是騙取民心的大戲。中共以「殺掉千百人、穩住十四億」的丟卒保車策略，堅定不移上演反腐表演。堅持暗箱操作、離岸交割，看不見、查不到、追不回三位一體，嘴上一套、心裏一套、澳門一套合體發力。堅持反腐敗天天演、大小演、案案演，堅持集體學習、電視認罪、作秀公審，堅持反腐反賄「贏兩次」，堅持刑訊逼供、屈打成招，以政治安全、統治地位的高度，以過河拆橋、打擊政敵的宗旨，「打虎」「拍蠅」「獵狐」三聲部大合唱，以官媒報道、拍電視劇宣傳反腐，持續形成廉潔錯覺，消滅異己取得壓倒性勝利並全面鞏固。在假裝解決腐敗這個政治大戲中，中共不僅吹牛皮，更上演苦肉計。

　　評判一種獨裁可不可怕，現實最有說服力，被迫害過的人最有發言權，歸根結底要看獨裁者是否自我收斂。中共的獨裁是否殘暴、是否無情，歸根結底要看中國人民害怕不害怕、中國人民下跪不下跪。有視頻顯示，近年來，上訪群眾在政府門前不再是抗議，而是在下跪，這是中國獨裁榨幹中國人民最後一滴血最真實的反映。中共的獨裁道路殺過人、放過火，而中共仍將沿著這條道路變本加厲地走下去。

　　結束語

　　獨裁沒有最慘，只有更慘。人類對自由的追求是上帝賦予我們的使命。

　　民主的中國能造福中國人民、造福整個世界。與中國人民對民主的渴望相比，中國的民主之路還需要不斷艱難前行。在中共變本加厲的「習近平新時代」中，中國人民必將在迫害中不斷覺醒，始終堅持人權、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堅定不移反對中共全過程獨裁，讓中國人民早日加入文明世界、先進國家的大家庭。

　　當今中國，正處於最動蕩的時期。維吾爾人被關進集中營、蒙古族人失去了他們的母語、西藏人失去了他們的宗教、香港人失去了他們的立法會和普通法；全國人民在強製高價自費隔離和停工停產停電失業的大潮中痛苦掙紮。這固然是磨難，但也是轉機。隨著世界各文明國家開始關註中國、關註中共獨裁暴政，中共再也無法上演騙局。堅持民主製度，維護普世價值，拓展文明世界，提升人民幸福，才能匯聚全人類文明發展的強大合力，共同邁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中國人民願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弘揚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互幫互助、分工合作，推翻一切壓迫人民的獨裁製度，共建人性之上的藍色星球。

中共對中國的專政

作者 宋時雨

　　說明

　　本文論述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中共定義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民主社會主義與自由人聯合體。

　　前言

　　壹場瘋狂的經濟浪潮漸漸退去，裸泳者越來越多。人們無法掩飾的茫然和困惑表明，無論達官顯貴還是蕓蕓眾生，均未能從成熟的自由概念和理論中領悟到“自由的真諦”。然而，當七十年前那場高昂的自由解放悲劇式的落幕後，另壹場真正的自由解放正在開啟。事實上，中國己經臨到非變不可的關頭！我們已經無路可逃，只有迎上前去，最後壹搏。

　　第壹篇 中國向何處去

　　自由的真相

　　中國曾是壹個文明古國。

　　自近代以來，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各個方面都開始落後於人，而且差距越來越大。中國落後的原因很多，但是，壹切落後歸根結底是制度落後，而制度落後的根本原因是我們沒有建立起壹個保障個人自由的國家。

　　自由是天賦人權，是上天賦予每個人不可讓度的權利！自由在人類文明進步中的巨大作用，早己從保障個人自由的西方發達國家身上顯明出來,實在是有目共睹。事實上，人類文明史就是壹部自由史。

　　然而，自由從來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穿上壹件自由的丅裇衫就自由了，自由的靈魂是勇氣和行動。人類社會各國各族為追尋個人自由曾經都付出過慘重的代價，有的甚至走過讓人匪夷所思的彎路，中華民族尤其為甚！自古以來，由於中國人對自由有太多的漠視和認識的誤區，於是，正應驗了索爾仁尼琴的壹句話：“權力無所不能，正義壹事無成”。

　　浮華後面的真相

　　全世界大多數極權統治國家都已經崩潰轉型，中國似乎成了壹個例外。

　　加入世貿組織後的十五年來，雖然政治制度上沒有絲毫改變，但是，經濟發展似乎讓這個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道路、交通、通訊、電子商務、房地產以及某些中國制造，大有領先世界的勢頭。然而，這些經濟增長的亮點並沒有帶來國家的根本進步。

　　認識中國，必須透過光鮮靚麗的表皮看到它的本質。

　　專制極權憑借壟斷專權和對巨量人口的控制，利用文明世界的寬容和良善，詭詐入世，低價傾銷，不惜背負“血汗工廠”、“低人權”的罵名，大肆賤賣中國制造的產品，也就是賤賣中國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以超乎常人想象的低價出口創匯，再以賤賣獲取的天量外匯，在世界範圍內高價購買各種新技術和發明創造，再用這些買進的先進技術和引進的外資拉動經濟：建世界工廠、造廣場高樓、築路架橋、發展高鐵，扮靚了中國形象。與此同時，又從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買入天量的糧食和飼料，以此封堵惡性通貨膨脹的源頭，使得權貴們有充分的底氣超發貨幣拉動各種投資；借助於流動性泛濫，各級政府拼命推高房價制造房貴和財富效應，壹方面把天文數字的貨幣吸入房產和股市，另壹方面借助房地產擴張和股票上市的造富運動，讓權貴們整體暴富。不僅如此，他們還在國外到處撒錢，高價購買國際社會的認同和支持。

　　因此，中國經濟繁榮的多彩拼圖可以簡單歸納為：賤賣貴買。

　　雖然和貧困窪地時的中國相比，今天中國人的收入有了大幅增長，物質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年年不斷的通貨膨脹讓人們的實際收入大打折扣，房地產泡沫更是讓多數家庭生活在自我陶醉的富貴夢中，事實上，多數民眾日益陷入相對貧困化的深淵：他們享有國民財富的份額或比例與權貴們的所得相比大幅下降；城市裏有房有車的富裕民眾與騎電單車養家的普通民眾之間、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之間、中心城市與其他城市之間，貧富差距很大且在不斷擴大。總之，今天中國人財富占有的平等指數不僅遠遠低於毛澤東時代，甚至連許多最落後國家都不如。中國社會公平正義的缺失不僅史無前例，更是當今世界之最。

　　雖然和毛澤東時代的落後中國相比，今天中國，買來的文明和農民工的血汗，把大大小小的城市裝扮成了壹個個光鮮靚麗的玻璃球，而高速公路、高鐵、航空則把這些玻璃珠子串成壹條條光彩奪目的風景線。但是，在廣大的農村、邊遠城鎮和大城市的小街小巷，在許多高大建築的背後以及它們的內部，我們看到的除了極少數的奢華外，更多的是破敗、粗糙、簡陋以及下層百姓的艱辛生活，還有他們在生老病死中的苦苦掙紮。

　　雖然和物資短缺的前三十年相比，今天的物質財富杯滿四溢，人們穿得更加體面，公共場所更加整潔漂亮，吃喝玩樂豐富多彩，但是滿社會的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強搶強拆、冤假錯案、食物有毒、空氣霧霾、水源污染，這壹切使得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壹個人，在付出巨大健康代價的同時，人人都缺少安全感。

　　雖然和大搞階級鬥爭的年代相比，人們逃脫了各種政治運動的災難，但是，我們清楚地看到，在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的各個層面，黨官之間的爭權奪利越演越烈，壹批又壹批的官員（包括上層高官）失勢後被反腐抓進監獄；壹茬又壹茬的大小富豪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喪命的喪命，坐牢的坐牢，逃亡的逃亡，最近，人們似乎已經感覺到，壹場圍獵前朝巨商，以及國進民退的運動正在拉開帷幕，那些曾經春風得意暴發橫財的巨富、明星，今天倒黴地被“成也權力敗也權力”的歷史邏輯碾碎；在社會的下層，異見人士、持不同政見者、各類維權人士等等無數被迫害的人群，在政治高壓下，成了壹個個被維穩的群體，而貪污腐敗、強權欺詐、司法不公則每天都在孕育突發事件和隱形炸彈。因此，這個讓人自豪的舉國體制在它狂推經濟的過程中，在陷中國大眾於不利的同時，也陷權貴豪強於不義，更使得壹茬又壹茬的風光人物們難得善終！

　　總之，普通中國人這些年從經濟發展中得到的所有好處，比不上國家被掏空家底、資源浪費、環境污染、道德敗壞、殘酷權鬥、人人互害中遭受的損失，更比不上他們忘命打拼、辛苦勞動、充當房奴等各個方面所付出的巨大代價。打造世界工廠狂推經濟的果實被權貴占有，不良惡果由普通老百姓和他們的子孫後代來承擔，貴買的技術和創新，不是服務於權貴和不到人口三分之壹的城市人群，就是源源不斷往政府臉上貼金，改革的大部分紅利被權貴們巧取豪奪並轉移到國外。因此，賤賣貴買絕對不是壹種無知的二貨行為，所有真相都指向壹個顯明的事實：權貴們不斷賤賣、賤賣、賤賣中國、賤賣中國人民！貴買、貴買、貴買他們的奢華、貴買他們的權力江山！由此可見，千萬別說賤賣貴買不符合生意常規而不能持續，在中國權貴們的政治邏輯和聰明絕頂的算計中，只有賤賣才能獲取大量外匯：才能貴買（收買）別人買不起的各種創新和新技術，才能跨越式發展；才能用自由世界的先進技術手段來限制和摧毀國內臣民們的自由；才能用自由世界的矛，戳自由世界的盾。更核心秘密是：不惜壹切代價的賤賣中國的資源和產品，損失的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普羅大眾的利益，延長的是專制極權的壽命，最終受益的是穩坐江山且亨盡榮華富貴和地球村紅利的權貴們。

　　然而，正是這種背離市場經濟規律、違背人類基本商業規則、顛覆自由市場比較成本優勢、脫離人類文明進步軌道的倒行逆施，打造出了讓人耳目壹新的中國模式，至今仍在讓無數海內海外的善良人們為之沈醉。

　　面對以上事實真相，作為壹個有良知的中國人，妳真的願意國家在這樣壹條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嗎？

　　誰剝奪了我們的自由

　　驚人的腐敗是當今中國社會最奇葩的表征，也是民憤極大的政治生態。權貴們打著改革開放旗號明修棧道，在十幾億人的眼皮底下公然把公有制壹步壹步暗渡陳倉為權貴私有制，上演了無數瞞天過海的把戲和絕頂聰明的人間罪惡！因權鬥揭露出的貪腐不過是惡貫滿盈中的滄海壹粟！然而，大量的真相告訴人們，腐敗這個人民公敵不是官德淪喪的結果，它源於中國各級官員享有的無上特權。這些特權使得各級官員除了在黨政軍系統及壟斷行業、特殊單位的肥缺上提拔安排自己人之外，更為張狂的是在發展改革、城市規劃、政府投資、銀行組建、銀行貸款、不良核銷、國企供銷、國企破產、股票上市、股票交易、國企組建、資產重組、工程承包、項目審批、物價管理、土地征用、資源上下遊鏈等等領域，在壹切政府管理的大小市場及這個國家“人、財、物”的方方面面，瘋狂地牟取私利，化公為私。

　　權貴們享有的名目繁多的特權中，最大的特權是權力不受社會和百姓的制約。為什麽官員們的權力不受制約？因為維系這個黨國體制的政治法律制度需要壟斷權力！不容許黨官以外的任何人染指權力，也不容許任何民間力量挑戰權力。總之，權力壟斷是當今中國的萬惡之源。

　　權力壟斷不僅滋生、強化了權貴的特權，事實上，權力壟斷剝奪了人民應該享有的大部分自由。

　　他們通過城管限制人們做小生意和貧苦人家擺攤的自由；他們通過發改委泡制各種條條框框，限制老百姓的小資本、以及獨立民間資本的生存、發展和投資自由；他們通過民政局，限制人們互助、做慈善和公平獲得社會救濟的自由；他們通過計生委，限制了人民的生兒育女自由；他們通過國土局，剝奪了人們支配和擁有土地（私有財產根基）的自由；他們通過城建房管部門，限制了人們修房蓋屋的自由；他們通過拆遷辦，限制人們擁有和捍衛私產的自由；他們通過證監會，砍光了資本市場的梧桐樹，限制了人們直接投融資的自由，掐斷了私人資本獨立發展的命門：不勾結官府，誰也別想做大。

　　他們通過銀監會、保監會，限制普通民眾自辦（參股）銀行、保險公司及涉足壹切金融領域的自由；他們通過宗教局，限制人民的的信仰自由；

　　他們通過教育局，限制了中國各種學校、教師及應屬民眾自己的教育孩子的自由；他們通過宣傳部，限制了人們的思想言論和新聞、出版自由；他們通過公安局，限制了人們的遊行、示威、罷工、結社、組黨、競選自由及壹切政治自由；他們還通過工商管理等部門，限制人們因上述部門未能管住的各種經濟自由，把各種交易市場、礦山、森林、河流、銀行、證券、保險、交通、通訊、網絡等重要經濟領域和暴利行業，牢牢控制在權貴手裏，不準草民自由進入。

　　他們還通過稅收、貨幣發行的獨斷，枉顧“無選票不納稅”的世界公理，毫無顧忌地對人民的血汗錢進行大肆掠奪。

　　總之，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權貴的壟斷無處不在！哪裏有壟斷和限制，人民在哪裏就失去自由。

　　當加入世貿組織的條款要求打破壟斷，於是，權貴們就借國際社會的聲音，把國家的各種壟斷性資源，通過各種明裏暗裏的手段，轉化為他們私人占有，中國近十幾年來，各行各業中迅速成長暴發起來的巨富，無壹不是這個政權通過剝奪人民政治、經濟自由，或官商勾結，或權力直接轉化為資本（通過白手套），先壟斷後私有化（民營化）的結果。

　　當妳看清了權貴貪官們如此肆無忌彈地剝奪百姓的各種自由，壟斷資源貪腐盜國，我們不禁要問：妳生為中國人還有幸福感和自豪感嗎？

　　當代中國人無不生活在自由的假象之中

　　比起毛澤東時代，也許妳會說中國人很自由了。那個年代的中國人，日常生活都被管得很死，現在吃、喝、玩、樂、打工、旅遊、有錢人全世界找享受，自由得不得了，甚至比起號稱自由之邦的美國人還自由。在這個社會的各種公共場所，到處可見人們自由抽煙喝酒、自由高聲喧嘩、自由亂扔雜物。更有甚者，人們自由的坑蒙拐騙、自由地推銷假冒偽劣；朝堂之上，權貴們自由地掠奪天下、自由地宣傳謊言、自由地花天酒地奢侈豪華，自由地強拆強征，自由地維穩打壓社會良知，自由地抵制公平正義、賤踏人權，自由地無法無天、官德淪喪，自由地喪盡天良且活得很好。

　　用現代文明的普世標準剖析中國人的自由，如前所述，權貴們享受的是匪霸剝奪民眾自由的惡自由，中國社會平頭百姓享有的僅僅是辛苦勞動的自由、某些小生意的自由、日常生活的小自由。至於生育自由、財產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結社組黨自由、集會遊行罷工自由、選舉自由、參政議政自由等，這些寶貴的、對人的壹生意義重大的自由，壹樣都沒有。殊不知，只有上述重大的經濟和政治自由才能保護小自由限制壞自由、鏟除惡自由！否則，百姓享受那點經濟和生活的小自由隨時有可能被權貴剝奪，只要他們有政治上的需要，隨時都有可能走回頭路。那些至今陶醉在生活小自由和壞自由中的中國人，妳們醒醒吧！

　　為什麽平民百姓很少分享到公共財富和經濟發展的紅利？為什麽百姓找個好點的工作、過上稱心如意的日子非常難？

　　為什麽費力不賺錢的事都是平頭百姓在幹？而國家明文規定禁止私人進入的許多壟斷暴利行業都有權貴私企在發展？

　　為什麽鐵定賺錢、發橫財且不費力的事都捏在官員手中，而朝中權貴仍不滿足還要貪？為什麽貪官又多又大抓不完？

　　為什麽官商橫行霸道掠奪欺壓百姓法律管不了?而司法衙門的大門總是向西開？

　　根本原因就是：民眾沒有政治自由！為什麽中國人喪失政治自由？因為，公權被特權利益集團壟斷。壹個被多數人忽略的基本常識是，按照自然法的邏輯，這世界上原本只存在私權或個人權利，由於人與人因為財產、人身安全、思想觀念不同，會發生各種矛盾糾紛，需要有人出來主持公道，為了讓主持公道的人正常工作，每個人都要交出壹部分私權來，這就形成了公權，因此公權是私權的讓度，公權的存在目的是為私權服務或更好地保護個人自由、捍衛私權，讓每個人從公權服務中受益。個人自由，特別是政治自由，是對公權的約束！自由被剝奪意味著公權原本該為大眾主持公道變成了維護少數人的特權。

　　公權產生的本原性質意味著政府就是壹個服務機構，意味著政黨必須輪換！妳幹不好就下臺，讓別人來幹。再如，如果官員以權謀私，每個人都有權揭發直到撤換官員。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只有黨官可以反腐，上級對下級可以反腐，普通黨員和百姓反腐就是“惡攻、“顛覆”，就是維穩的對象，人民不要說政治自由，就連反貪反腐的自由權利都被權貴剝奪。

　　公權只有在憲法制約下才會保護人的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個人依法擁有政治自由權才能制約權力，以保證公權公用、公財民享。但是，中國官員手中的公權只受上級領導和黨的約束，不受憲法管束，這就必然造成壹個黨、壹群官員獨占公權。中國的公務員，特別是高級公務員，公開享受著比普通百姓高出許多倍的教育、醫療、退休、養老等公共資源，乃鐵證之壹。總之，公權私用，公財官享，都是黨官對權力壟斷的結果。

　　在社會經濟的公共領域，權力壟斷通過剝奪個人的政治自由權進而剝奪了老百姓對重大經濟問題的知情權和決定權，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由權貴說了算。最嚴重的莫過於當官的擁有處置各類公共資源的特權，普通百姓無權過問，更無權參與，從而產生少數權貴“擁權自肥”的嚴重後果：大量公共資源和財富被權貴們壟斷，又不斷以股份制改造和市場化改革的各種名義變成權貴及其白手套們個人所有。而這些肥水流入的私人公司和集團，又以驚人的成長速度反過來鯨吞這個國家更多的資源，在黨官的安排授意下，國有銀行更是源源不斷地為他們提供巨額貸款資金；而那些所謂的大型國企壹方面壟斷著各種產業鏈的上遊牟取暴利，另壹方面每時每刻都在向權貴個人輸送著利益而形成巨虧，最後讓納稅人買單！

　　在這不公不義的世道，有良知的人總要發聲，受欺淩的人總要反抗，於是，這個國家產生的維穩費用成了天文數字，甚至超過軍費！而投資教育、醫保、養老這些最基本的國民福利，官員說沒有錢。中國的稅費全世界最多，國家財政收入全世界最多，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肥的政府！然而，為什麽上述公共福利等重大民生上的投入，且是世界最低，形成人類歷史上最罕見的悖論，錢都花哪裏去了？妳懂的！

　　當明白了上述事實和公理，勞苦奔波的妳還會覺得生活在這個國家充滿了自由和幸福？抑或妳真的覺得自己是自由公民嗎？

　　中國特色紅滿天

　　中國社會是壹個全方位的壟斷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被壹個東西所壟斷，這個壞東西就是權力，而權力又被壟斷控制在少數人手裏。

　　少數人壟斷權力的真相被壹塊巨大紅布遮蓋，這塊紅布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人講它名不符實，因為國家權力不是人民的，有人說它掛羊頭賣狗肉，因為從來就是假共和之名行專制極權之實。正如崔健的搖滾歌中所唱“它蒙住了雙眼，也蒙住了天”！天紅、地紅、人也紅，人的眼睛更紅。上世紀末，在壹個饑餓貧窮釀造的原始欲望世界裏，我們聽到了壹個聲音，“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始，大家都覺得這條路很好，當沿著這條特色道路不斷走下來，我們終於發現它和文明世界走的是兩條不同的路：西方的富豪，他們的巨額財富不是科技創新（比爾.蓋茨）就是自由投資競爭（巴菲特）的結果，而中國富豪們則無壹不是“特色”壟斷的寵兒，人民喪失的自由成了他們財富的源泉！

　　正是權力壟斷不受制約，中國的權貴們才能為所欲為，以自己獨享之特權“擁權自肥”！權力壟斷讓權貴們享受特權，特權的巨大利益又刺激著官爺們興奮的神經，促使他們更加拼命地維護權力在社會各方面的壟斷，這就是中國的特權壞制度異常頑固不化的怪圈。

　　總之，壟斷特權不除，無論怎樣反腐也不可能根除腐敗，中國人也永遠不會享有“人成為其人”的真自由。人們必須警醒的是：如果我們滿足於改革開放這四十年得到的壹點勞動自由和日常生活自由，不思進取，不想爭取更多的自由，中國社會很有可能出現停滯和倒退，國家也永遠不可能進步到真正的長治久安。

　　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真的打破了人類文明進步的邏輯，邪道變成了世人垂範的正道嗎？中國特色經濟增長如此賤賣貴買會不會走進死胡同？中國模式的投錢型經濟和高壓政治能持續多久？中國人家家戶戶拼命買房坐等升值發財什麽時候到頭？中國政府守著低人權的大鍋，用“發展就是硬道理”和舉國之力的柴火，煮出讓人垂涎的中國飯，是不是成了人類的楷模、宇宙的真理？中國的政治經濟矛盾是否潛伏著火山？總之，中國到底需不需要壹場社會變革？如果中國需要改變，怎麽變？誰來變？變革的路徑是什麽？中國是不是處在大變革的前夜？

　　所有的問題及所有的真相都指向壹個天問：中國到底向何處去？

　　自由中國在呼喚

　　第二篇 中國的自由夢

　　自由的夢想

　　中國向何處去？往前走，必須過政治改革這壹關，主政者有這個擔當嗎？回到改革開放前的文革時期，也不可能，因為中國不會再出壹個毛澤東。退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嗎？更不可能，蘇聯這個中共的昔日靠山早己解體，何況完全的計劃經濟下人們缺衣少食，要退回去老百姓也不幹。

　　時至今日，人們驀然發現前後的路都斷了。為什麽會導致這般困局？因為，壹個國家、壹個民族的發展道路，不能由某個領袖說了算，也不能只是某個黨說了算，否則是要摔大跟鬥的。

　　半個多世紀以來，絕對的權力主導了中國人的夢想，人們不再有思想。我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這種沒有思想的夢想正在變成改變人類的妄想。

　　中國需要自由夢

　　每個民族都要有自己的夢想，壹個沒有夢想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當今世界，無論國哪國哪族，如果想要要融入現代文明的話，有壹個夢想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自由的夢想。如果沒有自由的夢想，其他所有的夢想終將變成惡夢。自由是壹切夢想之母！

　　中國向何處去？所追問的正是中國人的夢想和道路。如果大家仍然和過去壹樣，只是夢想升官發財，現存的壞制度就不會有改變。如果妳認為走老路很好，那麽我會告訴妳：如果“天不變，道亦不變”，當買來的文明消耗貽盡後，我們的子孫後代將面對壹個更加落後、敗壞、腐朽的中國。

　　我們的夢想是壹個自由的中國。

　　當今世界上文明發達的國家，無壹不是自由的國家。以蘇聯為首的極權國家之所以最終失敗崩潰，就是因為這些國家剝奪了人民的政治和經濟自由。中國的黨國極權制度今天仍活著且創造了經濟奇跡，僅僅是因為它搞了壹點市場經濟，利用了自由的國際大市場，把勞動和生活的自由施舍了壹點給人民。中國政府經濟上還權於民的小小善舉，深深感動了國際社會，以至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壹下子把中國政府擁入文明世界的懷抱，就是那場大屠殺也沒能阻擋這“遲來的愛”。結果，舊制度整整年青了三十歲！而中國人的自由夢想則在權貴們的燈紅酒綠中化成了泡影。

　　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特權人物們也要追尋自由，只不過他們追求的是為所欲為的壞自由，是損人利己和剝奪他人自由的惡自由。特權剝奪人民的經濟自由，就是為了他們自由地圈錢和霸占資源；權貴剝奪人民的政治自由，就是為了他們自由地控制每個人且不許人民反對和反抗。這就是 “自由，多少罪惡假汝而行”的原因。

　　中國人幾千年來就缺失政治自由。權貴處處剝奪民眾的政治自由，其實，他們自己也時刻被控制，和普通民眾壹樣，他們的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也沒有保障。

　　壹個良性社會，壹個理性善良的正常人所追求的自由，壹定是以不損害別人自由為前提；壹個民主國家保障的個人自由壹定是以權利平等為基礎，無論妳官大官小、財富多少，每個人自由的重量（權利）是壹樣的。

　　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發生沖突常說的壹句話就是：妳不看看妳自己到底有多少斤兩！這個斤兩就是自由度。因此中國社會壹切重大問題和矛盾的總根源乃是：權貴的自由千斤重，小民的自由僅八兩。幾千年農民革命為什麽要“均貧富”？為什麽中國的改革就是放權？不就是為了解決“自由斤兩”的公平問題嗎？中國社會的壹切進步就是為了最終實現：人的自由千斤重，特權的自由等於0！

　　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壹個民族在爭取自由的道路上，只有明白了真相，懷抱著自由的夢想，找準了路子，不怕犧牲勇敢向前，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解放。

　　自由的腳步聲響不停

　　自由的夢想始終在人類的時空中徘徊。不幸的是，早在上個世紀，追尋自由的共產主義夢想被魔鬼引向了災難。無論如何，我們已經看到，結束這場惡夢的世紀大決戰己經拉開了帷幕。

　　人類的壹些先進國家，大概是在十七、十八世紀，經過壹系列的政治革命，先後找到了政治自由的路子。到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野蠻原始積累導致了嚴重的貧富分化和諸多的社會問題，從而引起了人們的反思。以歐文、聖西門、傳立葉、拉薩爾、蒲魯東等為代表的、追求經濟自由的社會主義思潮開始在歐洲興起。人人生而平等，於是，類似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的訴求匯成了強大的歷史潮流。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工會組織、工人階級的各種左派政黨在歐美各國紛紛湧現。雖然馬、恩提出了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理論，但是，自由的政治空間化解了底層人民的暴戻情緒，迫使馬、恩在晚年放棄了暴力革命的政治呼召。從此以後，議會道路主導的和平的政治鬥爭，通過左右兩派無休止的爭吵互鬥，不斷地限制公權、完善法治和社會保障，維護個人的自由權利，使得自由資本主義各國在改良的道路上不斷進步。

　　然而，壹九壹七年，俄共借歐戰政變奪權，列寧主義順勢把馬克思主義引向極端，壹種黨國極權的政治體制在共產主義的大旗下孕育誕生。經歷了二戰的狂風暴雨，在蘇共的主導下，社會主義國家如雨後春筍般地登上人類歷史舞臺。順著這股歷史潮流，中國的國共兩黨，也先後從列寧的共產主義試驗田裏，各自弄回來壹個極權制度。

　　盡管早在1516年，從英國人托馬斯.莫爾發表“烏托邦”開始，共產主義思想就開始在歐洲徘徊，但是，它從來不曾在文明發達的地方立國。共產主義在落後的俄國落地也並不符合馬、恩理論，因此，俄共建國壹開始就註定是壹個背離文明的自由怪胎。

　　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這個黨國壹體的極權政治怪物，喊著“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加自由民主”的口號，壹方面歌頌領袖的英明偉大，強化權威，另壹方面對人和社會實行無孔不入的嚴密控制，人們完全失了自由。幾十年下來，它呑食了無數鮮活的生命和十幾億人民的幸福，就連他們的高官、黨員也不能幸免。起初，社會主義國家表演出來的種種優越性還能迷惑不少人，然而，當人性之惡和極權統治融合後，社會主義各國的新階級產生了。當人們發現，這個掌控壹切的新階級比當年的地主資本家兇狠百倍。殘酷的現實擊碎了人民心目中的美好夢想，這就從根源上動搖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於是，“改革”成了社會主義各國的時髦名詞。

　　改革就是為了終止共產革命這場人類的災難。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蘇聯及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紛紛選擇了自我轉型和自我了斷，國民黨也走上了重生之路。而中共在鄧小平等人主導下，選擇了壹條單邊經濟改革的相反路子。然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壹步步背離了“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帶領大家走向共同富裕”的莊嚴承諾。四十年來，在“不爭論”的掩護下，這場由小平智慧主導的“聰明改革”，終於演變成了權貴們的盛宴。它不僅沒有帶領中國人民實現共同富裕，也沒有讓國家走向憲政共和，而且離早期共產黨人建設社會主義的初衷也越來越遠。在這個東方古國，十幾億中國人眼睜睜地看著特權新階級打造的財富王國不斷地登峰造極。

　　令人遺憾的是，今天的中國人幾乎整體地陶醉在房價上漲的發財快樂之中，對這個國家因漠視政治自由出現的各種危機視而不見， 致使這場歷史性的變革在中國陷入泥潭。殊不知如果沒有民主法治的制度保障，人們到手的錢財也遲早會在極權制度下的各種災變中煙消雲散。金錢至上，對政治自由的麻木，無疑是中國自由的悲哀。

　　誰說黨國體制下中國人沒有自由的夢想。上世紀80年代，中國從原有政治枷鎖中掙脫出來，恢復高考、平反冤假錯案、思想解放運動、幹部四化等，權力壟斷壹度有所松動，壹大批草根官員應運而生，民眾的反腐和改革派要求政治改革的聲音也越來越高。正當中國改革就要進入關鍵領域的時候，壹場流血的政治風暴扼殺了人們的自由夢。到了這個世紀，早前乘“幹部四化”東風進入官場的草根官員早己犬儒化、特權化，權力階層近親繁殖成了新常態，就是有幾個草根進入權力階層，不是暗中有背景，就是官爺們相中的看家犬，更多的是買官入仕。從此之後，中國社會在經濟上雖然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中國人自由的腳步停了下來。

　　夢斷政治唯物論

　　中國自由之路存在嚴重的思想障礙。最大的思想障礙是政治唯物論對人們頭腦的桎棝。必須清除政治唯物論的蠱毒，中國自由的大船才能破浪遠航。

　　壹個國家如果沒有壹個保障自由的政治制度，就好比壹場比賽沒有公平的遊戲規則和公正的裁判員，人人都在妳爭我搶、大打出手。對此，為什麽多數人包括某些天天講“穩定”、“和諧”的上層精英都認識不到呢？因為，我們這個民族是壹個很實在的民族，正因為太實在，太相信拳頭和硬實力，以至於官民上下都被政治唯物論蠱惑！

　　政治唯物論就是壹種只見物不見人、把人當作物的政治哲學。是壹種把物質和利益擡高到嚇人的高度，並以此主導政治思維的世界觀。政治唯物論不是哲學上唯物論的分支，它僅僅是政治思想和理念上的壹種唯物至上的偏執思潮，也可稱為“政治上的唯物論”。

　　迷信暴力是這種思維的本能。問題壹復雜就用暴力來解決，清除政治對手靠暴力，壓服百姓也是用暴力。普通百姓平時在政府高壓下服服貼貼，壹但有變，就會蜂擁而上用暴力推翻政權，又來壹次“報仇的報仇，伸冤的伸冤”！族群的這種政治唯物論思維不改變，中國很難走出王朝更替的周期律。

　　利益決定論是這種思維的常態。毛時代，什麽都用政治立場和觀點說事，今日中國朝野上下完全走到另壹個極端，無論大事小事都拿利益說事，壹有矛盾強壓不靈就拿錢擺平，把所有紛爭就說成是利益之爭，完全不講是非，更不許討論大是大非。

　　唯物主義作為壹種哲學思想本身無所謂對錯，但是，它壹但被政治人物們極端化成壹種政治意識形態，並向十幾億人不斷灌輸，不只是害了中國，還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

　　在社會經濟層面，這種極端拜物的政治意識形態：1）偏面強推生產力，看不到政治制度和生產力之間的聯系和互動，不僅導致生產力畸型、產能過剩，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和浪費，而且導致社會分配嚴重不公，先富人群積累的財產失去合法性；2）過於迷信超經濟強制，使得政府對內強力控制和壟斷各種市場（包括思想市場），讓市場經濟配置生產要素在總體上失效，這不僅使人群的利益分配和他們的正當努力脫勾，而且使得科技創新失去原發動力；對外，用國家行政手段操控匯率和出口，用重商主義的種種爛招破壞國際經濟秩序，引來國際社會人人喊打，致使對外經濟陷入困境。3）過於看重資源，急功近利不惜壹切代價去爭奪控制，不考慮原住民和他國的感受和想法，也不重視資源的科學合理利用及各種長遠的打算，始終沈迷於投資拉動的粗放式發展，導致極大的資源浪費和污染，還帶來嚴重的族群沖突。

　　總之，他們老是用實力、金錢去理解、解決內政、外交問題，看不到普世價值的巨大軟實力對治國、對世界和平發展的功效，看不到國內、國際社會都需要公平正義。結果，經濟越發展，族群內部各種矛盾越來越尖銳，對外經濟關系也越來越緊張。

　　自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世貿以來，中國的生產力在巨大的國際市場推動下，象魔鬼壹樣地被呼喚出來，外匯儲備巨增，各種建設日新月異，驀然回首，晃如隔世！世界工廠、商品堆積、高樓大廈、高速高鐵等等這些物質成就更是讓執政者沖昏了頭腦！他們以為發現並創造了人類發展的奇跡！

　　他們以為只要“貿易戰”作壹些讓步，仍然可以繼續賤賣貴買掙外匯，把過剩的產能推向國際壹帶壹路，不僅可以統領世界，還可以賺取大錢壹舉兩得；他們以為利用國際市場的路已經鋪好，誰也阻止不了，吃定了發達國家都是有限政府，管不了州政府、私人財團和企業與中國做生意；他們以為只要中國產品保持超低價出口，根本就不怕各種關稅和制裁；只要中國進壹步開放，進壹步讓某些國際私人資本獲取暴利，進壹步和國際社會兜圈子，中國經濟強勢還會壹如既往下去； 更為天真的是，他們以為過去令人頭疼的政治改革，現在完全不用了，這個政治制度很好，不僅用不著改，而且會成為人類各國的樣板。

　　受政治唯物論的毒害，主政者們仍然對強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執迷不悟，以至於他們：1））看不到二戰後，所有文明發達國家之間由過去的民族和利益沖突，轉變成了普世價值基礎上的合作共贏的共識，形成了嶄新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2）看不到社會主義陣營崩潰的根本原因不只是經濟上的失敗，更重要的是人性的底線被不斷損毀後，道義基礎的淪陷；3）更估計不到挑戰文明世界新秩序的難度及其可能發生的災難性後果。

　　蠱毒太深就很難自拔。壹切解放都根源於思想的解放，壹切自由都源於思想自由，解放思想，思想才能得自由。中國再壹次面臨思想解放的歷史性突破。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主要是從外部打破政治框框對人的欲望和思想的禁錮，只是壹種初級解放；這壹次的思想解放是人們頭腦中價值觀的根本轉變，是壹種思想意識層面的高級解放。因此這是壹場自我的思想大解放，壹場刮骨療傷後的徹底解放！前壹次解放是為了活命吃飽飯，這壹次解放是為了活出人的價值和尊嚴。

　　朝野的精英們，妳們思想清理好了嗎？

　　要防止政治變革的俄羅斯陷井

　　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前蘇聯國家，由於巨變前民間政治力量發育不成熟，政治改革完全被黨國領導人獨斷，轉型後的國家仍然被黨國精英所把控，憲政架構雖在，壹黨獨大和權力壟斷死灰復燃，以致於這些年出現令人遺憾的民主倒退。今日之中國，為數眾多的黨國精英認為，“改革是找死，不改是等死”，最好是不改！如果迫於各種壓力不得不開啟政治改革的話，也必須在黨國精英控制下自己來改。他們不無擔心地認為：民間政治力量起來必然是民粹主義興起，出現法國大革命的慘狀。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政治變革，客觀上為他們提供了擁改自肥的不良示範。

　　事實上，前蘇聯政治改革的樣本難以復制，在網絡高度發達的今天，任何政治改革把民間力量或政治反對派排斥在外，其結果必然會導致驚天亂局！因此，有現代意識的黨國精英們只有痛下決心和壟斷特權決裂，真正站在國家民族利益和人民壹邊，容許理性、健康的民間組織發展壯大，和來自民間的各路政治精英攜手化解各種矛盾，走向政治和解，推動最高政治圓桌會議，這才是利國、利民、利己的明智之舉。

　　承載中國自由夢的網絡之船

　　如前所述，當全世界共產國家的政治改革風潮此起彼伏的時候，中國的政治變革就曾經提上過議事日程，只因人所共知的原因被扼殺在繈褓之中。今天，歷史再次無情地把這個國家拖到了政治演變的關口。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無論執政當局怎麽想，無論人們對時局怎麽看，中國走向國家進步的“政治關”越來越近了。

　　眼下雖然看不到任何變革的跡象，其實，社會大變革前夜往往十分詭異。越是沒有希望的時候希望就在眼前，越是看不到路的時候，路就在腳下。

　　變革的時點是上帝掌控的，變革的過程是人為的。自上而下地主導變革無疑是最佳的路徑選擇。如何主導政治變革？正如經濟改革第壹步是松綁放權壹樣，政治變革順利闖關的第壹步也只能是放權。

　　政治放權從何入手？發達的網絡為我們提供了壹個最簡單、最平穩、最有效的途徑，這就是：先行網絡自由！讓人民在網上自由發言、自由交流討論、自由建群交友、自發地形成各種網絡圓桌會。

　　變革需要大局穩定，大局穩定需要減少人群的爭鬥和對抗。唯有網絡的虛擬空間中：只有爭論和溝通，沒有爭鬥和對抗。這是我們經過長時間觀察思考分析得出的重要結論。

　　為什麽網絡圓桌會能夠承擔平穩變革的歷史使命？

　　今日中國，以微博、微信、QQ為代表的網絡平臺（我們把它簡稱為“微Q”），每天都有數以億計的網友、群友在發文、轉貼、交流、討論、辯論、爭論。不僅如此，今日之網絡，全方位的信息飛散具有超強的穿透力，自媒體讓每個人都成為宇宙中心，使之擁有超強的動員力和超大規模的時空聯結潛能，它極大地抑制了權力的野心和虛妄，提升了個人的能量、價值和自信，從而使政治矛盾的輕松化解第壹次因網絡技術進步成為可能：權貴在網上不再至尊，百姓在網上不再卑微。

　　今天中國社會的最大特點是人手壹部手機。人們隨時隨地可以上網，互聯網已經把多數人聯在壹起，精英們也幾乎都在網上（不同的是體制內的精英更多地處於潛水狀態）。大家在網上表達思想、觀點，在網上發泄喜怒哀樂，民情輿論、意見沖突也盡在網上。因此，有了網絡圓桌會，有關國家的政治經濟等重大問題，都可以拿到網絡圓桌會來討論，這十分有利於各類人群及官民上下溝通交流化解矛盾。如果說過去幾十年中國缺少政治平穩轉型的時機和條件，那末，網絡發展提供的“微Q”平臺則完全具備了操作的條件，剩下的只是時機的選擇。

　　今天，雖然中國仍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但是，壹部小小的手機就可以把天南地北的中國人聯在壹起，不論身份、不論貧富、不論學識、不論職業、不論高低貴賤，壹方有事大家關註，壹方有難八方支援，壹處不平全國聲討！更加重要的是大家在網群裏交友，在網群裏溝通、交流、協商，只要心胸豁達沒有達不成的共識，只要誠心誠意沒有翻不過去的政治坎！這是網絡革命帶給中華民族的福音！

　　放權就是還權於民，就是讓百姓得自由！把經濟自由權還壹點給老百姓，中國經濟就蓬勃發展，把政治自由權逐步還給中國人民，中國的前途將不可限量！改革開放的歷史表明，自由之光照到哪裏，哪裏就有興旺發達：自由之光照到農村，中國人就吃飽飯；自由之光照到城市，中國人生活就多姿多彩;如果自由之光照到網絡，中華民族定能浴火重生??。

　　我們真誠希望執政黨不忘80年代改革放權的初衷，進壹步放手放權，讓民間力量自發推動網絡圓桌會，走壹條效果最好、最平穩且代價最小的政治變革之路。

　　網絡圓桌會就是承載中國自由夢的那條船！

　　綜上所述，在網絡時代，黨國精英欲拉開政治開明的帷幕，首先應該在網絡上給不同意見留出壹定自由空間；在憲法上給政治反對派留出壹點地盤。這就需要強化憲法的功能。憲政不立，法治不昌；法治不昌，人人自危，錢越多社會越亂，人們越是沒有安全感。

　　真正落實依法治國必須要有憲法法院。成立憲法法院，實實在在地兌現憲法條款，也許，政治變革就悄悄地從這裏開始了。

　　當人們從自由的悲哀中警醒，當朝野內外的精英人群都看明白了腳下的路，義無反顧地共同爭取多盈的政治格局，自由的曙光就來臨了。 還感覺不到嗎？網絡革命推動下的政治變革，那堅定而沈穩的腳步聲越來越近，它催促深明大義的黨國精英們，帶領國家走政治變革之路。

　　政治變革就是壹個讓那些特權胖子們逐漸減肥的過程，同時也是中國的平民百姓提升“自由斤兩”的過程，對今天中國而言，這是壹條代價最小的變革之路。

　　也許，這就是當下全體中國人應該去努力實現的自由之夢。

　　自由中國在呼喚

　　第三篇 中國自由之路

　　自由的路徑

　　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無數仁人誌士為追求自由民主進行了長期艱苦卓絕的鬥爭，不少人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且每每功敗垂成，讓今天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中國人深感遺憾和責任重大。

　　如前所述，今日中國的自由之路，必須打破“中國特色”和政治唯物論的魔咒，在網絡革命條件下走出壹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它就是從網絡圓桌開始的自由之路。

　　網絡圓桌之路

　　今日中國之變局不同於以往時代，無論是黨國精英主導的政治改良，還是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都離不開網絡革命的平臺。網絡革命的虛擬空間使得社會變革更加溫和，成本更低，也更容易走向成功。如前所述，網絡革命推動變革的良性發展離不開網絡圓桌會。

　　壹張圓桌沒有上下左右之分，更沒有高低貴賤之別。圓桌就是平等，圓桌精神就是平等基礎上的溝通、協商、共識。在特權社會中，滿腦子政治唯物論的人很難坐在壹起平等交流，只有網群這個虛擬的圓桌，可以讓大家坐在壹起。也許，政治唯物論就在這裏終結，網絡革命也將在這裏悄無聲息地改變中國歷史。

　　網絡圓桌會不需要創建，只需要規範和發展。網絡圓桌何處尋，網上處處有圓桌！微博、微信群、QQ群都是網絡圓桌會的土壤。壹個群就是壹個圓桌！沒有群的朋友可以建群加群，群裏人多容不下可以分群。當然，不是所有的網群都能夠建成網絡圓桌會，只有那些關心討論國家大事和公共事務，關心政治和社會問題的網群才有可能建成網絡圓桌會。

　　網上的民主群、政治群、壹切關心國家大事和中國前途命運的群，都是天然的網絡圓桌會群，在這些網群裏的群友、網友都是網絡圓桌會會員！因為，妳們早已用自己的思想言論證明了自己的身份。在網絡圓桌會群裏，各種政治立場和不同觀點的人都可以聚集到壹個圓桌上來交流，壹起討論天下大事，壹起爭論國家的制度安排和政治前途。

　　網絡圓桌會有兩個使命：壹是會員聯誼：引導會員平等相處、互相尊重、加深了解、包容接納，求同存異；二是推動政治和解，直到國家最高政治圓桌會議召開。

　　網絡圓桌會的宗旨是：平等、尊重、接納；溝通、協商、共識。

　　壹但網絡圓桌會在朝野各方的培育下有了深厚的群眾基礎，各路政治精英們在網絡圓桌會中己有了良好的溝通交流，在政治變革的大方向上有了初步的共識，這個時候，按照各方商定的時間表，民間政治力量就可以選出參加最高政治圓桌會議的代表，與黨國精英推薦的政府代表舉行正式談判。

　　最高政治圓桌會議談判，應該達成政治和解等重大事項的相關共識，最重要的共識還有修憲的內容和時間。即在原有憲法的基礎上，刪除和增加某些條款。考慮到社會穩定因素，第壹次修憲以簡明為好，主要把壹黨獨占、壟斷特權的條款刪除，把人民代表普選和軍隊國家化等重要條款加進來即可，以此作為過渡。

　　修憲完成後，再依憲選舉新政府。待新政府運行壹段時間後，再按憲政的普世標準完善新憲法。

　　自救之路

　　如果老路走不通，政治放權的新路又被堵死，也就是說，特權利益集團的政治壟斷壹如既往，他們不想自己解放自己，也不想給中國人更多的自由，如此下去，按照歷史發展的邏輯，這個國家遲早壹天會走向天下大亂。

　　如果亂局中政府功能沒有喪失，主要省市的社會秩序大體平穩，全國各地的網絡圓桌會員應該果斷地站出來，有組織地擔當起歷史的責任。為防止事態惡化，政府最好主動與各民間政治力量代表接觸，召開最高政治圓桌會以平定亂局。

　　如果亂局導致政府功能喪失，警察找不著人影，在這種時候，無論那壹種亂都會出現壹個相同的指向：社會正常秩序被破壞。不良後果首當其沖影響到的是廣大城市市民。他們的正常生活和生命財產會受到威脅，城市越大越嚴重。這正是多數中國人＂談亂色變”的根本原因。

　　當亂局成了壹種必然，大家千萬不要慌亂！壹定要明白壹個真理：“沒有全能政府，地球壹樣轉”，要相信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關鍵是要知道：我們該做什麽，我們能做什麽。治亂，治亂，還是治亂！這就是首先該做和能做的事情。

　　如何治亂？成立自救會！誰來發起成立自救會？當然是反復學習領會了變革主線的人群。就是妳們：網絡圓桌會員。因為，妳們早己領悟了變革策，知道變革始於“自己救自己”！沒有神仙皇帝能救這個國家，只有妳們有能力在國家處於危難的時刻站出來，壹呼百應！

　　只有妳們才有智慧和勇氣回到妳們各自的社區，發動社區廣大業主，成立自救會，喊出“壹切權力歸自救會”的口號，和社區群眾壹起，自己救自己。

　　如何自救？把自己生活小區的業主們動員起來，把有熱情、有公益心的業主組織起來形成核心團隊，再聯合鄰近的幾個社區，及時選派精壯男女成立治安糾察隊，嚴防打、砸、搶、偷、盜，保區安民；其次要盡快成立生活救援隊，聯系商家及城市供應部門，解決群眾生活困難，如停水、停電、各類生活物資短缺等等。

　　妳們帶領群眾成立了自救會，不僅保護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還解決了他們的生活困難，妳們知道這意味著什麽嗎？意味著妳們不僅能管好自己，還能管好社區，不僅能管理好公共事務，而且能贏得民眾的信任和擁護！同時也意味著妳們有能力和智慧走進更加廣闊的政治空間：從容自治。

　　自治之路

　　各省治，而天下治；地方治，而國家治。

　　歷史將證明，從自救中走出來的妳們，不僅能管好自己、管好社區，還能管好社會。

　　自救會是壹個個扁平化的分散組織，除了鄰近或本市各自救會之間有橫向聯系外，和外地沒有聯系，也沒有上級組織，這種組織狀態不適應非常時期應對各種突發事件，也不利於解決全局問題；自救會也是壹個臨時性的群眾組織，它是亂局初期為了及時幫助民眾脫困在傖促中形成的，必然帶有各種粗糙的痕跡，隨著形勢趨於平穩，這種自發的基層管理組織需要優化提升。

　　自治會就是要解決跨區、跨市、跨省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全面恢復經濟生產、保證物流、通訊、各種交通運輸的通暢，進壹步強化社會治安等。

　　如何自治？首先要明白，自治不是搞獨立王國、占山為王，也不是鬧地方獨立。自治的第壹步把自救會上升為自治會。先把各個社區自救會更名為自治會，然後進行組織和人員的整頓，清除個別不良分子，吸收專業人員、各界精英以及政黨人士加入自治會。當壹切準備妥當後，就自下而上地構建中華自治會的組織體系：首先各社區自治會派代表參加組建城市自治會，其次各城市自治會派出代表組建省自治會，最後，各省自治會派代表組建中華全國自治會。

　　自下而上選派代表組建上壹級自治會，壹定要把優秀人才推上來，還要註意大眾代表與精英代表以及各類人群代表的合理搭配。

　　壹切權力歸自治會！

　　就當時面臨的重大政治、經濟問題及解決辦法，中華全國自治會正式成立後應及時發出公告，以安定天下民心。

　　早在省級自治會成立之時，壹項特別重要的工作必須提上日程，這就是聯系軍方、武警和公安，希望他們保持政治中立，同時盡快配合軍、警後勤保障部門，解決軍警急需的生活物資。其次要全力保護重點公共設施包括網絡、壹電臺、電視臺、報社、機場、碼頭、車站、銀行、電廠、水廠、燃氣公司、物資倉儲等。新疆、西藏、內蒙古等少數民族地區的自治會，必須把緩解民族矛盾和穩定大局作為工作重心，努力消除暴力沖突的各種可能性。

　　各省自治會在做好上述工作後，在中華全國自治委員會的統壹安排部署下，選出制憲委員會代表，參加並組建全國制憲委員會。

　　制憲立國之路

　　從自救到自治，從自治到制憲，這是壹個完整的路線圖。妳們如此從容簡單地重鑄了社區和社會的管理體系，創造歷史走到這壹步，己然事半功倍、勝利在望，妳們即將成為中華三千年大變局的最後贏家，恭喜妳們。

　　接下來妳們要做的是：做好憲政的制度安排，重鑄立國的根基。

　　第壹步：成立制憲委員會

　　具體操作大體是這樣的：由各省市選舉（推舉）產生的制憲代表組成全國制憲委員會。為了更好地求同存異，制憲委員會下設專家委員會、政黨委員會、民族委員會，共三個職能委員會，作為臨時性的工作機構，其主要工作是協商審定制憲代表。參與制憲工作的委員，壹是以憲法和法律專家為主，經濟社會、少數民族問題及其他專家為輔。二是由各省自治會及各黨派組織委派代表，因此具有廣泛代表性。第三，他們的中心工作僅限於：起草並討論通過憲法草案、擬定國會大選的時間、討論並通過關於國旗、國徽、國歌以及全民公決等重大立國事項，這些工作完成後，制憲委員會宣布解散。

　　為了確保制憲的公允，參與制憲的委員，原則上不參與大選。

　　第二步：國家暴力機器的國家化

　　憲法草案通過後，首要工作是依憲與軍隊、武警和警察高層舉行會談，達成軍隊、警察政治中立的協議，並全國公告。隨後，全自會派代表進駐軍事機關和各級警局，配合軍、警各方開展武裝力量國家化的教育，把黨軍、黨警轉變成為國服務，為民效力。

　　第三步：依憲大選

　　按照憲法草案有關條款，各競選黨派出代表依憲參加競選議員，選出國會參議院議員和眾議院議員（名稱可變）。由參眾兩院議員分別選出議長。由全國自治委員會推舉過渡時期的國會主席，以便於協調各方，順利完成權力交接。

　　第四步：依憲組閣

　　根據有關憲政專家對全世界幾十個國家成功轉型的經驗總結，更考慮到中國幾千年專制和皇權文化的影響，為了民主轉型的成功和憲政的鞏固，對行政大權多壹些制約，防止威權復辟和政黨血拼，最好采用內閣制。

　　根據內閣制的要求，獲得議會席位最多的政黨領袖依憲出任政府首腦並組建政府內閣。第二、第三或更多黨派根據席位多少，依憲參與政府組閣。政府首腦依憲提名內閣成員，並獲得國會通過。如果制憲委員會決定采用總統制，就按照有關總統制的憲法規定，依憲進行大選和組閣。

　　第五步：解散自治會

　　組閣完成後，在內閣首腦布署下，按照小政府的原則，自上而下改組自治會，高素質的能幹人才留下參與政府工作，其他自治會人員發給退職金離開自治會。接下來的重要工作是籌備公務人員的全國統壹考試，擇優錄用的人才經過短期民主政治培訓，迅速充實到各級政府。各級小政府在憲政架構下開展工作， 這時，自治委員會的歷史使命完成。公告解散自治會。

　　微Q黨人宣言

　　望天下，中國變局伊始，輝煌與敗壞並行，經濟的光鮮與政治的黑暗交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荒唐混噸。觀社會，強權霸淩，民眾的辛勞與幸福、所失與所得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迷人心智，以致於人們的價值觀中沒有是非。看大勢，人潮變得越來越煩燥和迫不及待，呼喚公平正義的聲音開始勇動大地，潮水般地沖擊著舊制度的堤壩。

　　開放，把世界文明引入這塊紅土地，多數中國人慢慢變得有錢，過上了豐衣足食的好日子。改革，壹次次回避舊制度，以致於經濟越發展越不公平，不義之財越多，人心越壞，人們越是沒有安全感。

　　如果中國以往落後尚不具備政治變革的條件，那麽，經濟和教育經過幾十年的長足發展，早已埋葬了素質論。事實上，網絡時代的各種技術平臺，正在徹底改變人們思想和社會關系，它向全世界表明：凡是有網絡的地方，政治變革就沒有銅墻鐵壁。

　　我們有幸處在微Q時代。微博（推特）、微信和QQ，簡稱“微Q”，這些言論和社交平臺在改變人們生活方式的同時，也為中國社會的根本變革預備了道路。中國的精英人群借助微Q平臺，或觀察社會人心，或了解政治動向和社會新聞，或討論、爭論、議論國事家事，或溝通、協商、形成共識。

　　網群是壹個個天然的圓桌。圓桌的平等和包容把人們吸引到壹起。網絡圓桌會不過是人們在網上自由、自主、自發形成的精神家園，關心政治和國事的群友從進群的第壹天就成了圓桌會員。

　　群主天然就是絡圓桌會會長。妳們把眾多網友拉進群，組織他們開展群裏的各種活動，己經證明了妳們的組織和領袖才能，妳們是改變中國的核心力量，妳們的聯結將無比重要。

　　在網群裏，壹種前所未有的新型人際關系被開啟（群友超越了親友、朋友），壹種全新的政治生態正在萌芽（傳統的政治蕃蘺正在被拆除），陳舊的千年堅冰悄無聲息地開始融化。無論如何，有遠見卓識的政治精英們，早已從新型的網絡政治中發現了山雨欲來的信號：借助網絡圓桌會，中國已經具備政改修憲完成政治轉型的可行性，就是出現亂局，中國也能平穩地完成從自救、自治到制憲的歷史性過渡。

　　正義和良知的吶喊：“中國必須改變”！越來越成為人們的共識。然而，改變中國是壹個宏大的社會目標，必須群策群力，必須有原子鏈把分散孤立的原子人整合起來。於是，必須發現同類項，聯結同類項，當且僅當時機成熟，才能合並同類項，最終完成歷史性的使命：移項。因此，從現在起，網絡圓桌會員們應該自覺地行動起來，在自己的文章中，在彼此的交流裏，在群裏群外和朋友圈裏，在所有網絡空間的虛擬世界：

　　中國變革的歷史主線，從網絡圓桌會出發，不是政改修憲，就是自救、自治、制憲。在網絡發達的今天，這不是夢！為了中華民族憲政立國的千秋大業，維Q黨人鄭重宣告：

　　維Q黨人批評“賤賣貴買”的中國式道路，不是反對國家掙外匯和購買國外先進技術，而是要告訴天下人：賤賣中國的資源和勞動力，它對內不公不義坑害民眾，對外喪失誠信自絕於文明世界；貴買的各種文明成果，不是服務於以權貴們為核心的少數人群，就是用於形象工程和維穩，如此急功近利和倒行逆施，只能得逞壹時，不能得勝壹世。

　　維Q黨人揭露批判腐敗、特權、壟斷，不是要煽動仇恨，更不是搞階級鬥爭，而是讓大家認清現行舊制度的真相，喚起大眾的良知，認識到這個太平社會不太平，盛世中包藏著大亂的危機。如此盛世危言只是告訴大家：中國必須改變。

　　維Q黨人告訴體制內外關心政治的群友，妳們早己自發地形成了各種網絡圓桌會群，妳們己經擁有了網絡圓桌會員身份，妳們肩負著改變中國的重大歷史使命！妳們應該在群的海洋中，吸收更多關心政治的人進入網絡圓桌會。變革主線引導網絡圓桌會員從容理性參與變革，天下大勢成竹在胸，凡此種種，主要目的是凝聚精英，特別是通過收攏草根精英穩定社會人群，以利於國家走上壹條最簡單、最平穩、代價最小的政治變革之路。

　　維Q黨人號召網絡圓桌會員盡早完成自身的“思想和組織準備”，或在亂局出現的第壹時間，勇敢站出來成立“自救會”，不是要亂天下、造誰的反，而是為了在政府放權時穩定大局，或在政府缺位的危難時刻，發動群眾治亂，以穩定社會秩序、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為出發點，進而聯絡社會各界完成從亂到治的轉變。

　　維Q黨人告戒黨國精英：如果妳們希望在中國人群中營造壹個多贏的政治格局，絕對不能走蘇聯變革的老路，壹定要實實在在發揮民間政治力量的協同作用，既不能拒絕變革走回頭路，也不能擁權自改、閉門造車，這是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國政治變革經驗教訓和今天網絡世界的現狀提醒我們的。

　　維Q黨人主張憲政立國，實在是因為：只有憲政才能讓中華民族告別幾千年來的人治折騰；只有憲政才有可能讓中國真正融入文明世界，重新成為人類文明的火車頭，再造輝煌；只有憲政才能超越上下左右之爭，認同多數，保護少數，讓政治遠離黑箱和血腥；唯有憲政才能夠保障包括黨國精英在內的每壹個中國人的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

極權中國的司法環境的基本屬性

作者 吳有水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官派律師可能是中國獨有的，多發生在刑事案件領域。它是為了防止刑事案件當事人得到真正的辯護而產生的由刑事辦案單位（壹般多為偵查部門）專門指定或者由辦案單位委托司法行政機關按辦案單位的要求指派的根據辦案單位的要求完成對刑事案件被告人刑事指控、定罪的律師——有人誤將其與法律援助律師和官方安排值班律師混同。

　　在這裏，我將官派律師、法律援助律師、值班律師作壹個簡單的介紹。

　　法律援助律師，是根據《法律援助條例》，對那些無力聘請律師參與各種訴訟的當事人，由政府安排為其提供法律幫助的律師或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必須要有辯護律師但因當事人或其家屬未聘請律師，而由政府指定為其辯護的律師。

　　法律援助律師雖然由政府指派，但其指派是有法律上的依據的，雖然這些律師並不壹定會真正為當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務，但壹般不會對當事人產生負面的作用，最多只是怠於履行作為壹名律師應當履行的職責。

　　值班律師，是根據《刑事訴訟法》等法律或者相關行政規章的規定，由政府安排律師輪流在看守所等部門為刑事案件當事人提供臨時性的法律咨詢、或完成某種法律手續（如認罪認罰協議簽訂時必須要有律師在場並簽字）。這類律師雖然也會按規定要求履行壹定的義務，不會很認真地為當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務，但壹般也不會給當事人產生很大的負面作用。

　　而官派律師，則是違反《刑事訴訟法》和《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在明知當事人不符合法律援助的要求，而且當事人自己或者家屬已經聘請了辯護律師的情況下，為了幫助辦案單位對當事人定罪量刑，根據辦案單位或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強行替代當事人自己或家屬聘請的辯護律師，以便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完成有關部門對當事人定罪量刑的要求，或幫助隱瞞刑事偵查過程中存在的如刑訊逼供等非法行為而根據辦案單位的要求予以配合完成刑事訴訟程序要求。

　　因此，官派律師有以下幾個特點：

　　壹、政治上絕對可靠。被指定官派律師的案件，壹般都是含有某種政治含義的案件。因此，被指定這類案件的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必須是政治上絕對可靠的。如：必須要有堅定的黨組織，律師所的黨組織必須是得到過“先進”或“優秀”稱號的。被指定的律師，壹般也必須是黨員或者是“優秀黨員”；二、業務上絕對低能這類律師和律師所，法律素養壹般沒有什麽特色可言，甚至很多官派律師根本沒有什麽刑辯經驗或者連刑事訴訟的基本程序都不清楚。但是，他們絕對聽話，如會見時和當事人怎麽談話、法庭上怎麽發表意見，壹律師嚴格遵守辦案單位或者司法行政機關等有關部門的要求進行，甚至連所謂的辯護詞都要經過有關部門審查通過才行，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法律理解。

　　三、收入可觀，會擔任律師協會“高官”或得到各種“榮譽”官派律師或者官派律師所違背律師的職業道德，出賣良心配合道具式辯護的回報，就是能得到不少官方的各種給予的政府業務。如擔任各種官方的法律顧問，代理各類官方的訴訟事務。因為有政府在經濟收入上的充分保障，因此，無論是律師所還是律師，壹般在經濟收入上，都會大大地高於普通的律師事務所。

　　另壹方面，作為回報，官方也會給予這些官派律師或者律師所的負責人如“律師協會會長、副會長”“優秀律師”等這類的職務和稱號。

　　因此，各級律師協會的領導職務和各級律師協會評出的“優秀律師”“傑出律師”，基本都會因為充當官派律師的回報。

　　官派律師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壹、幫助彌補定罪上的證據不足

　　需要官派律師的案件，壹般都是因為根據法律的規定，當事人確實不構成犯罪，辦案機關實在無法找到當事人構成犯罪的證據，但根據要求又必須給當事人定罪的情況下，如果讓當事人自己或家屬聘請的律師辯護，很可能就會做無罪辯護，而且會公開相關不構成犯罪的證據材料。因此，必須要由官派律師來配合完成刑事審判程序，以便審判的“程序合法”。

　　二、幫助辦案單位隱瞞非法行為

　　有時偵查單位為了得到當事人的口供，會采用壹些法律明令禁止的刑訊手段。如果這樣的刑訊手段遺留下了什麽痕跡，當事人自己或家屬聘用的辯護律師可能會向社會公開揭露並且會提出非法證據排除。這必然會讓偵查單位難堪甚至好不容易得到的當事人口供不能作為證據。當然，還有可能是因監管單位使用了別的不法手段，這些不法手段也有可能被當事人的律師透露出去。因此種種原因，為了隱瞞官方的這些不法手段，就必需把當事人或家屬聘請的律師擠走，以到達隱瞞真相的目的。

　　三、幫助辦案單位誘騙或者威脅當事人主動認罪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為了防止事後案件被推翻，讓當事人自己主動認罪，假以“認罪認罰”的名義，誘騙當事人認罪。

　　當辦案單位誘騙不成功的時候，以長期羈押、不讓當事人會見自己的律師，從而造成壹種信息上的不對稱，給當事人造成強大的心理壓力，然後再逼迫當事人自己“主動”解除自己或家屬委托的律師，而聽從辦案單位給自己指定“辯護律師”，以求盡可能地讓案件能早日開庭。而指定的官派律師此時就根據辦案單位的要求，對當事人施展心理壓力，假借為當事人爭取“從輕從寬”的處理結果，誘騙當事人“認罪認罰”，起到辦案單位想做而做不到的作用。所以，官派律師，嚴格意義上並不是律師，而是辦案單位的走卒，是法治的毒瘤。他們只為辦案單位服務，根據辦案單位的要求，壹起迫害刑事案件的當事人。迫害自己的當事人，是他們得以往上爬行、獲得壹系列“榮譽稱號”的壹最最佳的方式。

中國社會的既得利益者的國家認同

作者 邱國權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壹黨獨裁專制好，還是民主制度好？

　　專制的中國與自由的美國哪壹個好？

　　在中國，官辦的媒體們異口同聲地會說：專制中國好！民主美國大大地壞了壞了！

　　由於中國沒有自由媒體，中國民眾只能聽官辦的媒體發出的聲音，所以在民間，普通的中國民眾也跟著共產黨起哄：中國偉大、中國好！美國大大地壞了壞了！

　　但是老狼要說的是：中國好不好，只有中國的“皇帝”和“官人”們知道！美國壞不壞？美國卻是中國“皇帝”和“官人”們心中的最愛！

　　別看中國媒體上天天在罵那美國，但咱大中國的大大小小的官員們人人心知肚明：美國方方面面都要比中國好壹百倍！

　　中國如何壞？美國如何好？專制如何壞？民主如何好？老狼也不過多的闡述。下面老狼就以中國“皇帝”和“官人”們的言論與行動，來證明民主好於獨裁，美國好於中國。

　　實例之壹：毛澤東在沒當上中國皇帝前，對美國的政治是了如指掌，在國民黨允許共產黨辦的《新華日報》上連篇累牘地發表贊揚美國民主制度的文章。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致的開幕詞“兩個中國之命運”中說：要建立壹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

　　實例之二：鄧小平執掌中共大權後搞起了改革開放。記得鄧小平有個覺悟：“凡是跟著美國混的國家都富裕起來了，凡是跟著蘇聯混的國家都窮了”。所以中共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總是在與美國套近乎，與美國搞關系，跟美國眉來眼去，恨不得對美國以身相許做那“夫妻”。但美國又覺得獨裁專制的中國醜陋無比，想說“愛中國”不容易。“獨裁專制”與“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在“夫妻”的床上搞不到壹起。特朗普上臺後，原本是中國壹廂情願的“夫妻關系”開始鬧事。特朗普厭惡中國這個主動投懷送抱的“妻子”，要中國按自由、民主、經濟開放的審美觀“打扮”下自己。否則只有“對不起”！

　　實例之三：習近平上臺後，多次公開說：“我們有壹萬條理由要搞好中、美關系。”

　　中共的領袖們都知道民主的美國好。但中共在中國人民面前總把民主的美國描述成壹個魔鬼。目的就是為了維護自己獨裁專制的皇權體制。

　　而中共的大大小小官員們雖然在嘴上也說美國不好。但他們卻有事無事都往美國跑。中共的大大小小的官員雖然沒有“選票”，但他們卻在用腳“投”了美國和民主自由的“票”！

　　“投票”之壹、前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現年八十幾歲的姜春雲老頭子，帶著比自己年輕四十多歲的美女在美國過著悠閒自由的幸福生活。

　　“投票”之二、前國務院發言人袁木退休後在美國過著幸福的寓公生活。直到死前才落葉歸根。

　　“投票”之三、前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面臨被薄熙來搞死的千鈞壹發之際，化裝潛逃進入成都的美國領事館！他知道：如果他向黨中央舉報薄熙來的問題，結局將是：自己怎麽被搞死的，地球人都不知道！雖然王立軍沒有得到美國的庇護而被交給了中共當局，據說已經死在了獄中。但王立軍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用腳投了美國的壹票，這足以讓更多的中國官員和中國人民進行深刻的思考！

　　“投票”之四、全世界鬧得沸沸揚揚的孟晚舟女士。孟晚舟在中國算得上成功人士：其老爸任正非是中國最大企業華為的董事長、本人是華為的CFO，在中國國內擁有二十幾套房子，內定為華為的接班人。但她卻在民主國家加拿大置業兩棟豪宅，幾個兒女都在外國讀書，其全家都生活在西方極樂世界。

　　“投票”之五、網上有文章披露：現任中共部長以上的高官多數都把自己的“二奶”、“小蜜”、兒女們移民到了美國、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等民主國家去了。

　　投票之六、中國前任和現任縣長級別以上的官員們有多少把自己的兒女親人移民到美國等西方的民主國家？據說中國的裸官都有壹百幾十萬之多！中國有關方面肯定知道實情。但就是不公開出來。以免動搖黨心、軍心、官心、民心。

　　投票之七、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裏有個預言：二十年後中國將變成壹個貧困國家。其理由就是：中國已經有百分之二十七以上的私人企業主移民到了西方國家。中國搞到巨量銀子的官員很多都逃到了西方，或把銀子存放在西方國家的銀行。有錢的中國人對中國的獨裁專制政治制度失去了信心，怕有朝壹日自己辛辛苦苦掙的、貪來的錢被共產黨搶走了！

　　投票之八、網絡上有文章說神州國第壹公主在美國留學？不知道是真是假？

　　在獨裁專制政治體制下，幾乎所有的中國人包括大多數的官員們都對中國失去了信心！

　　中國政府因孟晚舟壹事抓捕三名無辜的加拿大人，更讓中國獨裁專制制度的醜陋嘴臉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國的國家形象瞬間變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流氓國家”！抓捕加拿大人質事件將使中國更難與美國達成貿易協定，中國將被先進的文明國家完全孤立！

　　中共，妳就不要再做那勞什子的“中國夢”了！妳這“中國夢”連自己下面大大小小的官員都沒壹個人相信，再“做夢”有什麽意義？

　　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的根本改革，那麽還有更多的中共官員們、中國富人們，中國的中產階層在賺到大筆大筆的銀子或撈到大筆大筆的銀子後，就會拋棄專制的中國投奔民主的西方國家！

　　沒有“選票”的中國官員、中國富人、中國中產階層，甚至普通的中國民眾都只能用腳“投票”：移民到西方國家去！

　　如果稍有銀子、稍有覺悟、的中國人和官員的女人和兒子們都逃到了西方，那麽中國或許就剩下空蕩蕩的高樓大廈和壹地的雞毛！

　　華為CFO孟晚舟女士因為在加拿大被逮捕突然成為世界新聞的中心人物！中國最大企業華為（老狼不能確定它是個國企還是民企）的“太子女”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突然被捕！在中國強大壓力下，孟晚舟女士幾天後以1000萬加元保釋。

　　孟晚舟回到加拿大的家中後，當即在網絡上發表感言：“我在溫哥華，已回到家人身邊，我以華為為傲，我以祖國為傲！謝謝每壹個關心我的人。”

　　孟晚舟作為華為老總任正非之女，“以華為為傲”，這在情理之中，不足為怪。但她這壹句話：“我以祖國為傲！”卻讓老狼心中不爽：今日獨裁專制的中國，人民養活著占世界官員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官員和他們的家人！人民養活著幾千萬無所事事的公務員們！人民累死累活壹天也只能確保餓不死！人民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批評執政者的權力，人民隨時都會被官員們以種種理由盤剝得只剩下皮包骨頭，誰還有那精神會以那勞什子的“祖國”為傲？

　　看到孟晚舟這“以祖國為傲”幾個字，老狼心中大大地不爽！心中不爽的老狼只有借酒澆愁。幾大碗“跟鬥酒”下肚後，老狼的腦袋裏面雲裏霧裏，開了壹個大大的腦洞。

　　當今的中國誰誰誰會為那勞什子的“祖國為傲”？或許只有如下幾大類人吧：

　　其壹、村長以上的各級大小官員們，他們會“以祖國為傲！”大家想壹想：沒有祖國，壹個小小村長可以撈幾個億嗎？壹個官員可以有錢包養壹、兩百個美女嗎？壹個部級官員家中會有幾噸的現金嗎？壹個副省長會搞到五百多億的銀子嗎？

　　其二、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會“以祖國為傲”，沒有祖國，其父輩、祖輩們會給他們留下幾代人都揮霍為完的家產嗎？孟晚舟女士就屬於這壹類。據說她在國內有二十多套房產，在加拿大有兩套豪宅，連護照都有香港、中國、加拿大幾個國家共八本！“祖國”把孟晚舟養得“超級肥”！孟美女能不“以祖國為傲”嗎！

　　其三、公務員壹族們會“以祖國為傲！”沒有祖國，他們能壹分錢不掏就憑空分得到幾百萬的房產嗎？他們能什麽事都不不幹，每月的收入都有普通勞動者的幾倍到十倍以上嗎？他們能享受高出普通中國人幾倍，十幾倍的福利嗎？他們能享受完全的免費醫療嗎？

　　其四、所有國企的老總們會“以祖國為傲！”沒有祖國，他們能用國家的資產輕易發大財嗎？沒有祖國的縱容，他們能隨便搞自己的女下屬而不會被追究任何的責任嗎？

　　在獨裁專制的國家，只有少數人會“以祖國為傲！”大多數壓在底層的民眾說不定正在“以祖國為恥”呢！

　　其壹、看不起病的群體們。特別是那個自己把自己的腿鋸斷了的病人在“以祖國為恥！”

　　其二、交不起高額學費的人們。近幾年多有農村人考上大學，家長無錢供養大學費用而自殺的慘案發生。他們都“以祖國為恥！”

　　其三、所有因沒有關系、沒有後臺、沒有銀子收買法官而討不到司法公正的人，他們都“以祖國為恥！”

　　其四、當中國的白血病患者以二萬多元的高價從中國的醫院購買印度價值僅二百多元的“格列衛”時，全中國所有不能享受免費醫療的中國人都在“以祖國為恥！”

　　其五、當老人摔倒後，所有路過的中國人都不敢扶摔倒的老人時，所有的有良知的中國人都在“以祖國為恥！”

　　其六、幾十萬在北京謀生的外地人，十冬臘月天被趕出住所，露宿在冰天雪地的大街上！此時此刻所有中國人都在“以祖國為恥！”

　　其七、當壹個高智商的中國人腦袋愛胡思亂想，但祖國卻不準他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這個高智商的中國人會“以祖國為恥！”

　　其八、當全世界人民都有言論自由時，中國人卻不得隨意說出自己的見解、想法、觀點時，中國人民會“以祖國為恥！”

　　其九、當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官員都是民眾選舉上任，而中國卻是由下級官員向上級官員送錢，再由上級官員指定任命時，中國人民會“以祖國為恥！”

　　其十、當中國壹個縣長級別的官員數量是民主國家同級別官員數量的四、五十倍以上時，中國人民會“以祖國為恥！”

　　其十壹、當普通中國民眾上不起學，看不起病時，統治者每年卻對世界大撒幣幾千億時！全世界的人們都在“以中國為恥”！

　　如果有統計局進行精確的統計，老狼估計這“以祖國為傲！”的人數量僅有“以祖國為恥！”的人的十分之壹！

　　從更廣義的歷史角度看：

　　當毛澤東隨意餓死、屠殺幾千萬無辜的中國人民時，瘋狂的毛澤東肯定會“以祖國為傲！”

　　當劉少奇被毛澤東殘暴搞死時，冤情如海深的劉少奇肯定會“以祖國為恥！”

　　當鄧小平主宰中國，隨意把三個皇帝拉下馬時，囂張的鄧小平也會“以祖國為傲！”

　　當趙紫陽下臺被軟禁十幾年後郁悶至死時，趙紫陽也會“以祖國為恥！”

　　當幾十萬知識分子因說話就成為“右派分子”而受到殘酷迫害，右派分子和他們的家人無不以“以祖國為恥！”

　　當五千多萬的農民在和平年代活活餓死在自己的田園時，幾億農民們都會“以祖國為恥！”

　　或許有人要問：妳巴山老狼是“以祖國為傲”？還是“以祖國為恥” ？被幾大碗酒灌得暈暈呼呼的巴山老狼腦袋裏面是雲裏霧裏，不知道如何回答。

　　忽然巴山老狼的腦袋被壹團軟綿綿的東西輕輕壹擊，壹群身穿大清朝服裝的人興高彩烈地立馬把壹朵大紅花披掛在老狼的胸前！老狼壹時驚得目瞪口呆！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這時，壹大清國太監跪在巴山老狼腳下說：“恭喜巴山老狼，今兒個當今聖上的公主在樓上拋繡球選駙馬，繡球恰砸在了妳頭上，妳成了當今皇帝的乘龍快婿駙馬爺！快隨老奴去與公主洞房花燭吧！

　　聽了老太監壹席話，巴山老狼渾身的幸福感油然而生，興奮得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心中的萬分激動心情！連忙奮力振臂高呼：“大清國，我親愛的祖國，巴山老狼以大清祖國為傲！巴山老狼為大清祖國自豪！溥儀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

　　忽然壹陣猛烈的“咚”、“咚”、“咚”敲門聲，老狼驚醒！滿肚子的黃湯瞬間變成滿額頭的冷汗，醉酒中的幸福感瞬間變成現實中的恐懼感！老狼急問：“什麽人”？門外壹男人大聲喊：“查氣表”！

中國社會的醫療環境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首先，對於患者的權利，發達國家有明確的、特定的、完善的法律規定。例如美國各州的《患者權利憲章》就明確規定了作為患者所擁有的各項權利，將患者權利作為很神聖的權利加以維護，維權不僅有法可依，還依靠的足夠堅實。

　　而中國迄今都沒有任何維護就醫患者權利的專門性法律，哪怕地方性條例都沒有。相反，近年來在出臺的各種法律規定和解釋說明中越來越偏向醫方，如取消很必要的舉證責任倒置原則。

　　在沒有對患者權利加以保障的同時，中國司法機構卻將“醫鬧”入刑，並且公安司法機構發布了壹系列單方面保護醫護人員的規定和政策，給患方帶上了緊箍咒，讓醫方更加有恃無恐。

　　第二，發達國家有專門的中立仲裁機構，以及成熟的司法解決途徑。美歐國家都有由醫患雙方及第三方共同組成的仲裁機構，保障裁決的中立性、公正性。司法系統則有專門處理醫患糾紛的法庭和法官，對醫療問題的裁決更專業和常態化，保障了醫療糾紛可以順利進入法律途徑並公正解決。大量專門從事醫療糾紛、醫療事故索賠的律師，也讓患方維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而中國處理醫療糾紛的仲裁機構卻和被投訴醫院與醫護人員同屬於衛生部門，仲裁機構的所有職位都由醫療系統人員擔任，且往往與被投訴的醫護人員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同屬醫療利益共同體成員。讓“老子查兒子”能查出什麽來？

　　至於中國司法機構，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偏聽偏信有專業優勢的醫方的意見，做出的判決傾向醫方。而且以國人對中國司法機關的普遍印象，類似“民告官”的弱勢訴強權往往以前者失敗告終。這在醫療領域也同理。

　　中國也嚴重缺乏專職從事醫療糾紛維權的律師，導致患方訴辯能力差、無力與財大氣粗的醫方聘請的律師抗衡。如今醫方抱團越來越強，也有了雄厚的律界人脈，更加劇了醫患雙方在法庭上博弈能力的差距。這樣情況下，患方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可能性越來越渺茫。

　　第三，與第壹點和第二點緊密相連。即在發達國家，由於制度、法律與實踐中均積極保護患方權利，較容易認定醫方存在過錯。醫療糾紛仲裁和司法判決結果中，患方獲得索賠的門檻低、比例高、金額大。美國的醫療事故賠償案例中壹半以上賠付額都超過100萬美元。這也激勵了患方訴諸仲裁與司法程序的積極性，提高了醫療事故案例中最終得以獲賠的比例。

　　而在中國，因為仲裁機構的嚴重偏向性、法律的不健全、司法程序的復雜和司法不公的普遍存在，尤其對強勢壹方的偏袒，患方勝訴的比例低、獲賠金額少。高昂的維權成本也降低了人們維權的積極性，導致絕大多數醫療事故根本得不到任何賠償，也成為觸發以自發和激進手段維權（即所謂“醫鬧”）發生的關鍵原因。

　　第四，發達國家的患方聯合了起來，通過建立患者協會等方式集體維護權利。這使得患方可以互幫互助、實現物質資源和信息資源共享，大大加強了患方的話語權、大大加強了患方與醫方博弈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整體和平均維權的成功率和容易度。這也對原本就團結的醫方形成了制衡，避免了醫方以多欺少的霸淩。這還促進了醫療維權的公益化，人們的維權得益的不再只是個人，而是整個患方群體。

　　而在中國，患方根本無力也不被允許組織起來，全國每年數以億計的病患處於壹盤散沙中，根本無法互幫互助，於是在醫療糾紛中被醫方各個擊破、輕易打翻在地。而且這也導致人們放棄利於推動醫療改革、改善患者整體權利的公益方向的維權，轉而只專註於個體利益，讓患方群體被極大的分化，使得有權有勢的人可以輕易獲得醫療賠償甚至責任追究，而沒權沒勢的則只能忍氣吞聲。

　　第五，發達國家醫療機構建立了良善的、以患者權利為本的服務體系。在診療的流程中，非常重視保護患者的知情權、選擇權、隱私權，如保證充足的診療時間、文明的服務態度。具體的案例在我所引述的文章中。

　　中國的醫療則完全是由醫方主導的、功利化的，醫護人員隱瞞重要診療信息和推卸責任、惡劣對待患者的行徑比比皆是（雖然只是壹部分），他們在互聯網上的惡佞就是現實中惡劣行醫的延展。

　　第六，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公立醫院均實行嚴格的輪候就診機制，不分貧富貴賤都必須按照規則輪候就診、享受同等必要的醫療服務。這種公平性大大降低了患者的怨氣，促進了醫療的公平與醫患關系的和諧。

　　而在中國，不僅在制度上就將醫療服務分為三六九等，即便針對壹般患者開放的門急診與住院服務，往往也需要各種請托、賄賂，充滿著不公平。而醫生出於私利也往往見人下菜碟，歧視性對待不同的就診者。沒有門路的弱勢群體成為這種不公不義醫療現狀的最大受害者。

　　除了以上差別，更加深層的差異是，西方已經將醫療糾紛投訴（包括訴諸輿論）與訴訟視為合情合理的個人權利與醫療日常行為，將醫療事故索賠視為理所當然，社會各方都積極加以肯定和保障。而在中國，這壹切都被不分青紅皂白扣上“醫鬧”的帽子加以污名化，認為患方是在鬧事、訛錢，極盡指責與鄙夷，以阻止、破壞患方維權。

　　至於在中國泛濫成災的以藥養醫、過度醫療、收受賄賂等醫療腐敗，在發達國家更是完全禁止的。如實行嚴格的醫藥分家制度，從源頭上杜絕藥品企業與醫生的利益勾兌。醫生只有高額但合法的固定收入，沒有灰色收入（其實就是非法收入）。這對於醫生相對壹視同仁對待患者非常重要。

　　發達國家乃至其他許多國家還有壹件監督醫療體制與醫護人員、促進醫療糾紛處置公平的利器，即新聞媒體。如在美國，強大與活躍的新聞媒體就充當“扒糞人”的角色，對包括醫療領域在內的各行各業問題進行揭露和批判。無論是醫療腐敗還是醫療糾紛，都在媒體的聚光燈下，被全社會審視。這極大的威懾了醫療群體，使其不敢胡作非為。

　　而中國的情況則如前所述，輿論已完全被醫方把控，如今已不存在敢於直言批判醫療群體的媒體。以“醫療自媒體聯盟”為代表的醫療自媒體矩陣，徹底壟斷了醫患糾紛問題的話語權，且已癌變為破壞醫患關系的毒瘤。而從央視、南方周末到各大新聞網站等主流媒體的退縮，則是最為致命的。

　　新聞媒體將醫療問題公之於眾，還有將個案轉為普遍性反思、將個體糾紛轉化為公益性維權的作用。當新聞媒體不再能夠報道醫療糾紛，即便當事人維權，也止於維護個人利益，而無法促進對醫療問題的系統性反思、對全體患者利益的維護。當有壹定維權能力的人的醫療維權無法被大眾所知和反思，潛在的最大受害者當然還是那些無力進行個體維權的弱勢群體。

　　中國與發達國家還有壹些鮮為人註意但非常關鍵的差別。例如引述的文章提到“在挪威要修改或毀壞醫療記錄在技術上也是很難實現的”。發達民主國家是非常忌諱隱瞞真相、篡改事實的，壹經曝光會受到嚴厲懲罰。而且有些醫療機構已使用無法篡改的區塊鏈技術存檔病歷，壹旦錄入無法進行改動。而在中國，篡改病例現象比比皆是，即便在中國輿論完全傾向醫方的情況下，還時常曝出醫院在發生醫療糾紛時篡改病歷的事件，當事人卻並未因此被開除或追究刑事責任。當如此嚴重的誠信問題不被當成壹回事，醫療秩序混亂就成了必然。

　　在醫療糾紛中，醫院的監控錄像則是與病歷同樣重要的證據。無論是手術過程中手術室的錄像，還是發生沖突時醫護辦公室、醫院走廊與大院中的監控，都是還原醫療糾紛真相的關鍵。

　　但是在中國發生的醫療糾紛中，醫方往往拒絕提供監控錄像，或者選擇性提供監控錄像。如只在被患方毆打時才公開錄像並作為證據將患者或其家屬送進班房，但如果是醫護人員動手毆打患方，則會以各種理由拒絕公開監控錄像，甚至直接銷毀。而警方往往也不會強迫醫院提供監控錄像（這取決於警察的素質、心情，以及患方的勢力）。這使得患方吃了大虧，在醫患沖突中只能啞巴吃黃連。

　　而西方國家則不然。據壹位在美國執業的律師說，在美國的法律糾紛中，凡是握有監控錄像的壹方不能提供事發時的影像記錄，如沒有合理理由，則判決監控錄像擁有者承擔無法舉證的責任。如警民沖突、警察暴力案件中，警方無法提供執法記錄儀的影像，則會受到嚴厲懲罰，甚至比提供監控錄像承擔原有責任所受懲罰還大。而醫院等特殊公共機構同理。這避免了像中國頻繁發生的“監控錄像壞了”或幹脆拒絕提供監控錄像的情況，保障了弱勢壹方的利益。

　　醫院的監控錄像也是壹種“公器”，不能“私用”，而應是同時保障醫患雙方利益的工具。顯然，美國的法治理念更為合理，遏制了掌控證據壹方匿藏或毀滅證據的沖動，維護了公正。

　　中國醫院還時常發生拒絕診療的情況。例如對曾經與醫護人員發生沖突、做出投訴與訴訟、乃至只是對診療過程錄音錄像的患方，醫院往往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拒診。更有甚者，私設“黑名單”或在醫護人員群組中散發患者信息，阻止全院各科室甚至外院拒診相關患者。或者是，雖然接診但是百般刁難報復。

　　這不僅給患者造成極大身心痛苦、甚至危及生命安全，還阻嚇了其他患者維權，讓患方不敢維護自身利益。尤其在中小城市、縣城，患者及家人往往需要經常因病在同壹家醫院就醫，醫方的拒診可以影響患者及家屬壹輩子。這非常可怕，這有時甚至和得罪了派出所、公安局的後果在壹個量級。

　　而西方國家有完善的法律法規，嚴禁非法拒診（因分級醫療規定要求拒診除外），違者會面臨刑事責任。而新聞媒體更會震懾使其不敢如此妄為。

　　中國與西方在處理醫患關系、醫療糾紛方面如此巨大的差別，暴露了中國惡劣的醫療制度和醫療環境，令人觸目驚心。歸根結底，是中國的醫療嚴重缺乏法治、平等和透明度。醫療改革迫在眉睫。

　　想要改變中國醫療現狀、促進醫療領域的公平正義，完全可以將西方發達國家這些經驗“拿來”為我所用。魯迅先生說得好，對於西方先進的東西，“我們要拿來”。既然發達國家有現成的解決醫療糾紛等問題的制度與方案，我們為什麽不用呢？至於國情差異，我們略做修正、調節即可。

　　但現實卻是如前面所述的那樣，中國與西方在處理醫療糾紛、平衡醫患關系方面有著天壤之別。原因顯然不在於西方的機制在中國不可行，而是因為醫療利益集團乃至更高層的竭力阻撓。醫療利益共同體對於患者權利立法、鑒定和仲裁機構中立化、醫療檔案和監控錄像證據固定、醫療賠償常態化等視若寇仇，拼命反對。至於讓患者組織起來、推動新聞媒體進行醫療監督等，不僅為醫療利益集團所不容，還被更高層、整個統治集團所忌憚，更不容許在中國實現。

　　因此，中國的醫療問題（包括醫療糾紛在內）遲遲得不到解決，甚至越發惡化，不是技術上無解決的可行性，而是利益集團的堅決阻撓以及更廣更深的制度和環境因素造成。這導致醫患關系越來越惡劣、醫患不平等越發嚴重、醫療剝削日益沈重。對於因醫患矛盾激化誘發的壹些沖突及惡性事件，不僅不從源頭反思，反而通過全面安檢、增加安保人員等硬性的、暴力的方式解決，使得苦難的現實在鐵拳的打壓下被掩蓋，患方尤其患者中的無權無勢的弱勢群體更加求告無門、壓抑而絕望。而那些無辜的、遵紀守法的醫護人員也被違法亂紀的醫護人員牽累，成為醫患沖突的受害者、犧牲品。

　　寫到這裏，分析到此，我發現醫療領域的各種問題在中國如今的環境下根本無解。前面提及的那些可以“拿來”的“他山之石”，都被壹堵鐵壁擋在國門之外。換句話說，中國醫療問題的解決與否，受制於中國整個國家制度和全社會環境的陰晴變遷。改變中國醫療，首先需要民主與法治在中國的實現。

　　但是並不是我們在大環境下壹切都不可為了。在民主法治實現之前，我們還是可以見縫插針的做些事的。例如搜集、整理、研究中國醫療問題方方面面的信息，探析醫事內情、梳理壹般規律、透視典型案例、展示奸人嘴臉，記錄下來這個時代醫療領域的種種黑暗，讓後人反思和警戒；積累相關信息和研究成果，供未來醫療改革參考。

　　而在民主法治實現之後，並不是壹切都好了。那時候醫療利益集團壹定會是國內千千萬萬利益團體中較為突出和強健的，會利用新的體制、新的環境維護其既得利益、私人利益、合法的和非法的利益。他們會積極參與制定和執行有利於他們自身的醫療制度和規則、奪取醫患關系、醫療糾紛問題的話語權。那時就需要有人站出來與醫療利益集團抗衡、為弱勢者說話。有了民主法治和形成開放社會，只是艱巨的博弈、追求公平正義的壹個開始。

中共政權對中國社會的剝削

作者 陳憲輝 寫於 二零一五年

　　精神剝削

　　清除精神污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就任總書記後，胡耀邦不僅推動經濟改革，也銳意推動政治制度的相應變革。胡的作法引致中共高層意見的分歧。1980年，長春電影制片廠把作家白樺的電影文學劇本《苦戀》搬上銀幕，拍成了電影《太陽與人》。影片描寫壹對為躲避戰禍僑居海外的畫家夫婦在中共建國時滿懷激情回國效力，但其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盡迫害。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胡喬木抨擊《苦戀》，以及整個文藝界存在著嚴重政治錯誤，表態拒絕胡耀邦推動的思想領域中的變革。1981年4月，《解放軍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稱 “《苦戀》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由此在全國掀起了文革中批判運動壹樣的批判白樺和《苦戀》運動。9月，胡耀邦作出批示，要求停止批判電影《苦戀》。年底，鄧小平發話同意了胡耀邦指示，同時又以“四項基本原則”不容許挑戰表態封殺了政治思想領域變革。按照中共批判運動的規矩，對《苦戀》的批判浪潮以《解放軍報》和《文藝報》刊登出白樺的檢討信宣告結束。

　　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長篇報告，要求：“壹切戰線，壹切地區，壹切部門，壹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鉆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胡耀邦推動改革的報告引起保守派的不滿。在隨後的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聯席會議上，陳雲，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宋平等人指責胡違背了中共領導壹切的基本原則。

　　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胡喬木、鄧力群在文藝和理論界發動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清污）。中宣部長鄧力群與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賀敬之分別主持了中央黨校和文化領域的“清污”運動。在文藝界，中共將《春天的童話》、《在同壹地平線上》、《晚霞消失的時候》、歌曲《鄉戀》等壹批作品被批判為“思想不健康”的“精神污染”作品。當年中央電視臺首次舉辦“春晚”。保守派要求禁止春晚播出歌曲《鄉戀》，而改革派堅持對歌曲不應有文革式的管制。結果，改革派借全國觀眾壹致點唱而推動《鄉戀》成功播出。其實，這首歌曲是當時是難得的健康歌曲，中共指其“不健康”、“精神污染”只是因為它只歌唱了人的情感而沒有歌頌共產黨，違背了毛澤東制定的文藝必須歌頌共產黨的原則。不歌頌共產黨的作品就“不健康”，描寫人的真實情感之作就是“精神污染”，“春晚”曲目也須中共高層批準，顯示中國仍未走出毛澤東時代的黑暗。

　　3月，周揚在中央黨校紀念馬克思逝世百年座談會上作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主題報告，在其中呼籲 “思想解放”。報告再引起了胡喬木的不滿。胡發表了《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長文，批判周的報告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並向鄧小平、陳雲控告周及刊登周文的《人民日報》。鄧小平支持了胡喬木的指控，指示要整肅《人民日報》高層。結果《人民日報》總編秦川被警告，副總編王若水被撤職。隨後中共將“清污”運動被推向了全國，將批判範圍擴大到文化以外的人民生活方方面面。如同當年義和團的仇洋壹樣，當局將眾多外來的事物指為污染，批判、禁演壹大批歌曲、電影、電視片，西方風格的服飾批評為“奇裝異服”，幹涉人們燙發、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體舞，北京共青團甚至組織青年到大街幹涉青年情侶們的親密舉動，禁止所謂“勾肩搭背”，幹涉養花、養鳥，甚至砸碎人體雕塑。運動中，有些工廠門口站崗，阻止留長發、穿“奇裝異服”者入內。保守派將“清污”運動擴大到農村，打擊農村改革，批判農民謀求發家致富、搞長途販運，抨擊深圳、珠海等四個特區等“資本主義泛濫”，指責經濟特區為“租界”。與右派，反革命，反黨等罪名壹樣，精神污染也是無從界定的隨意整人罪名。人們擔心反右運動、文革運動重演，全國壹時回到了紅衛兵運動時的黑暗與恐怖。

　　11月，胡耀邦訪日歸來，聯手趙紫陽、萬裏向鄧小平舉報“清污運動出現擴大化”，影響到了經濟改革。鄧小平不容胡耀邦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但需要推進經濟改革幫助應付經濟危機，於是表態要制止“清除精神污染擴大化”。有了鄧的表態，胡耀邦召集宣傳部門開會，批評各地“清污運動搞得走了樣，有人用封建主義的眼光看待現代文明，要把我們的社會拉回到幾千年前去，要防止左的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擡頭”。根據胡耀邦的意見，《中國青年報》發表了《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壹文，反對把燙發、穿時裝、跳集體舞視為“精神污染”。12月，胡耀邦發出指示說：“清除精神污染不要再提了”，迫使“清污”運動不了了之。

　　“清污”運動顯示中共統治之專制與革命之倒退，顯示“反自由化”和“清污運動”中的中國與非革命樣板戲不準唱的文革中國壹樣黑暗。壹個黨甚至要將管制範圍擴大到人民穿衣，跳舞，唱歌，這在歷朝歷代是不可想象的。胡耀邦雖然暫時壓制了清污運動，但不久還是被保守派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扳倒。

　　經濟剝削

　　黨和政府爆炸性擴張

　　生物學家達爾文指出：“所有生物都有高速增加的傾向，以致於如不毀滅它們，壹對生物的後代就會很快地充滿地球。……在同壹地方勢必進行鬥爭的生物之間存在著互相抑制的關系。”[1] 自然界的平衡建立在物種互相制約之上。沒有肉食動物的制約，草食動物會迅速繁殖，將草吃光，將草原變成沙漠。人類社會也必須建立在互相制約的基礎上，古代傳統社會的最高統治者，包括古代中國的統治者接受虛擬的天或神意的制約，現代社會接受宗教信仰的精神制約和憲法制約。康德說兩樣力量使他敬畏，壹是頭頂上星空，二是內心中的道德法則。這內外的敬畏與中國歷代天意、民間敬畏相通。中外相通的敬畏就是自我和外在制約。制約是憲政、共和、民主的精髓。所謂憲政、共和、民主，說到底是制約所有政黨、個人不得為所欲為。共產主義學說鼓吹鬥爭、摧毀，包括摧毀道德體系。共產黨在精神上和行為上不接受任何制約。毛澤東的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無所畏懼等思想都代表著共產黨不受制約的觀念。權力不受制約的後果是災難性的。不受制約的“黨和政府”如同沒有肉食動物制約的草食動物壹樣，瘋狂擴張，吞噬壹切資源，迅速占滿每個角落。

　　革命前後的官民比例變化揭示出了革命黨擴張之瘋狂。中國歷代官府規模很小，官吏維持在壹至三萬人，[2] 政府最基層是縣級，縣衙之下無官府，壹個縣的官員編制數人而已，廣大鄉村由鄉紳自治。1908年末，作為籌備立憲的基礎工作，清政府頒布了《調整戶口章程》，進行了全國人口普查。1910年，清政府公布普查結果為全國人口3.2億，全國行政官員2萬多人。[3] 而到了共產黨治下的新中國，從中央到每壹個縣，每壹街道都有了共產黨黨委，人大，政協、政府、政協紀檢委等所謂五套班子，外加政府辦公室、改革委、經委、民族宗教事務局、司法局、人事局、勞動局、規劃局、建設局、糧食局、計生委、縣審計局、廣播電視局、新聞出版局、體育局、法制辦公室、信訪局、政府研究室、老齡委、行政服務中心、招商局、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政法委、保密局、黨校、綜合行政執法局、老幹部局、貿促會、文聯、愛委會、工商聯、對外友協、政府招待辦、投資促進局、拆遷辦，民委等數不清的黨屬機構。官方宣稱的黨政機關公務員只是狹義的概念。財政供養的人還包括所謂事業單位中的準公務員、不列入預算自己收費供養的政府機構和執法人員、國有企業中公務員性質的官員、中共認定的“八個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全國60多萬個村委會、8萬多個居委會等的非編制管理人員參照事業單位管理，也由財政供養。[4] 從中央到鄉鎮，全國正式和臨時機構中吃財政飯的人數極為驚人，壹個縣的“吃皇糧”官員人數可比革命前清末全國在編官員人數。經費自理的事業單位人員和沒有編制，人員總數以千萬計，雖不獲財政撥款，但靠政府賦予收費權和執法權利用收費罰款自肥，吃變相的財政飯。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隊伍已經如此之龐大，地方政府還要大量的聘請“臨時工”。例如，廣東的治安巡防員或輔警就數以萬計，天津爆炸事件的傷亡暴露出，有不少不屬於消防系統的“編外消防隊”。壹份給朱镕基《給總理的上書》說“負擔如泰山，幹部如蝗蟲”，前總理朱镕基承認：“如此臃腫的機構和數量龐大的行政人員，把國家的錢都吃光了”。事實上，地方政府財政基本都是想辦法“創收”來供養官員的“吃飯財政”。前中組部長張全景承認：“壹個省有四五十個省級幹部，幾百個乃至上千個地廳級幹部，壹個縣幾十個縣級幹部，可以說古今中外沒有過。更何況壹個省、市除省長、市長外，還有八九個副職，每個人再配上秘書，個別的還有助理。”原中紀委副書記劉錫榮在兩會上指出：“因為沒有編制法，給買官賣官留下了無限的空間。過去壹個縣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縣委。現在我到鄉鎮去看，壹個鄉鎮有三四百名幹部，小汽車停了好幾排。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麽多官啊！”經過百年革命，中國的財政供養的官員數在2005年超過了7000萬人，[5] 按國家統計局《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就業人口7.67億人計算，中國十位納稅人要供養壹位官員，供養人數比全世界其它國家的總和還多出許多。

　　革命前的滿清和革命後的北洋政府時代，官民比例是正常的，政府中沒有黨的機關，因此規模很小。國民政府時政府規模大擴張，因為蘇俄輸入的黨國體制，有了政治部、宣傳部等黨機關混在政府中吃官飯。但這時有在野黨監督，參政會、國民代表大會都明確提出政黨不得在政府中設立機關，軍隊須國家化，政黨須退出軍隊和政府機關。新中國政府規模如此龐大的主要原因是龐大的共產黨機關混在政府中享受納稅人供養，政府、軍隊中壹半的機構和費用開支是服務壹黨私利的秘密開支。例如，各級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廣播電影電視部是強制國人接受中共政策的宣傳，為國人洗腦的機關；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統戰部、政法委，機關黨組，人大、政協黨組、紀檢組，數千所黨員帶高薪就讀，實際是腐敗溫床的黨校、黨史研究機關，馬列主義研究機關、編譯機關，專門服務特權階層的“特供”機關和“離退老幹”機關等等都與服務社會無關，而是中共控制社會的機關，全是吞噬國民財富的黑洞。軍隊中的中共機關更多，政治部、宣傳部，遍布軍中的文工團、歌舞團都是純粹服務壹黨。這些吞噬國民財富的黨機關是寄生性質的壹個註腳。民主國家的軍隊國家化，不允許在軍中宣傳壹黨，當然也就不存在上述機構。只要有黨在野，反對黨定然不會容許用納稅人的錢供養某壹黨的機關，更不可能允許財政供養如此眾多，如此龐大的壹黨機關。

　　中共在延安時期就提出了“精兵減政”口號。建國後，所有高層都有過精減機構的指示。經過中共六、七十年的精減，官員從幾十萬“減”到了七、八千萬。2013年3月，新壹屆政府總理李克強承諾削減政府開支說：“本屆政府內，壹是政府性的樓堂館所壹律不得新建；二是財政供養的人員只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只減不增。這三條中央政府將帶頭做起，壹級做給壹級看。”李的這些話沒有新意。從延安到北京，歷屆領導人，歷屆總理都說過類似的話。七十年的情況證明，在沒有反對黨制約的情況下，“黨和政府”不可能控制自己的擴張步伐，只能如同沒有天敵制約的動物、植物壹樣，泛濫成災。如今，中國的高層政治日趨寡頭化，縣鄉級政治日趨家族化、黑社會化，痞子化。[6] 不廢止壹黨獨裁，不確立多黨民主政治，政府規模和開支只能繼續泛濫。

　　財政收入主要供養黨和政府

　　中國官員享受著眾多隱性福利和養老體制雙軌制的好處：個人不用繳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能夠輕易以權力謀取福利。因為官員收入大幅高於社會平均水平，青年們對公務員職位趨之若鶩，報考公務員人數年年創新高，幾千人爭奪壹個職位。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的大部分由看不見的稅收和各種行政收費構成，而五百多項政府性基金中只有四十幾項被納入預算管理，有名目可查，其他的行政收費去向不明。合理的估計是，這些錢被政府揮霍掉了，或者說被用於養官了。國務院早在1988年就嘗試擬定有關國家行政人員報告財產和收入的草案。1994年，全國人大將《財產申報法》列入立法規劃。但二十多年過去，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依舊難產。其原因百姓都清楚，那就是官員們的秘密收入和擁有財產的規模大到驚人地步，披露出來將引發社會動蕩。

　　2013年“兩會”上，有代表抨擊全國的職務消費占到全部財政支出的四成，擠占了其它費用。代表所言的其它費用其實就是社會救濟，養老、醫療保險及教育等政府應該提供給百姓的公共服務。實際的情況是，政府養官已經把財政收入花光，沒有錢提供公共服務，可憐的公共服務主要面對少數“體制內”人員，廣大民眾需要費高價去購買公共服務，有關“事業單位”再壟斷這些公共服務，乘機宰割的民眾。在沒有壹黨獨裁的國家，社會的平衡調整機制有效，能緩和各方的利益沖突。例如在日本，由於經濟不景氣，百姓生活水平降低，社會各界呼籲國家公務員削減薪酬以使社會財富分配更加公平。因應各界呼籲，日本政府在2012年8月內閣會議上決定，從2013年開始削減國家公務員近15%的退休金，以縮小“官民收入差”，緩和社會矛盾。[7] 但在壹黨獨裁的中國，沒有壹種對“黨和政府”的約束機制，利益沖突日益嚴重。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聯合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發布的首部《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承認，貧富差距在擴大，已經逼近社會容忍線。事實可能比藍皮書承認的更嚴重。1980年代初我國基尼系數為0.28，如今高至0.7，達到了動亂級別。

　　復旦經濟學教授韋森指出，中國人收入的壹半用來繳稅供養政府。中國金融智庫研究員鞏勝利則表示，政府不會明目張膽的向老百姓要錢，但它會以電費、水費、清理費、去污費等為借口索取。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人均GDP低於785美元的國家為低收入國家，宏觀稅負的平均值壹般為13%；人均GDP786至3125美元的國家為中下等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壹般為19%；人均GDP3126至9655美元的國家為中上等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壹般為22%；人均GDP超過9656美元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壹般為29%。中國為中上等收入國家，企業稅負卻高達42%。[8] 以燃油為例，政府壟斷經營，油價的壹半是政府強收的稅，且油價中包含的稅相對國際油價跟漲不跟跌。2013年，中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3萬億元，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是世界第壹重稅國，且稅收每年增速近10%，超過GDP和國民收入增長。中國政府不光收稅，還收取幾乎與稅收相當的各種費。收費與稅收構成中國企業的“宏觀稅負”。如果算上企業負擔的政府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形形色色的腐敗支出，實際稅負接近50%。

　　1980年代，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隨著政府規模爆炸性增長，這壹比例越來越低，到如今已下降到30%左右，比搞軍備競賽時前蘇聯的居民消費率還低。消費率低的原因是，居民要承擔稅費繁多，工薪收入要交個人所得稅，買東西要交增值稅、消費稅，買進口商品要交關稅、車輛購置稅，買奢侈品要交消費稅、煙草稅，買要交房產稅，契稅、印花稅。中國汽車，IPAD，化妝品等商品的價格是美國1.5至3倍，商品價差原因是中國商品所含的稅負全球最高，是美國的4倍多，是日本的近4倍，是歐盟各國的2倍多。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府財政統計年鑒(2007)》公布的2006年數據計算，倘若國家征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響不論，那麽，作為價格構成要素之壹、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總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15國300元”。中國現行19個稅種中通過全國人大立法的，僅有個人所得稅法和企業所得稅法兩部，其它17個稅種的征稅依據是國務院及相關部委制定的條例或暫行條例，且大多為“隱形稅”。除了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等少數稅種，國內稅種以間接稅為主，絕大多數稅具有轉嫁性，最終多會讓“消費者買單”。

　　民主制度下的政府遵循亞當?斯密提出的稅收公平原則，即稅負與收入成正比。在新加坡，占人口總數20%的富人貢獻了90%的所得稅。在香港，大部分稅收來自高收入人士，中低收入的居民只需繳納很少，甚至不用繳稅。以2008至2009年度為例，該年度香港納稅人數只有130萬，還不到全港700萬人口的1/3。年收入50萬以上的約28萬人繳納了薪俸稅總額的87%。就稅收結構而言，中國普通民眾承擔著世界上最重的稅負。中國以間接稅為主，其特點是稅負轉嫁性，稅收的最終負擔者是每壹個消費者，工薪階層的消費多，承擔的間接稅就多，即窮人承擔著主要稅負。2009年12月，《福布斯》雜誌發布的2009年全球稅務痛苦指數顯示，中國國民的稅務負擔全球第二（僅次於法國）。對此報告，中國官方以歐美壹些國家稅率更高為依據稱報告錯誤。中國官方說法存在致命缺陷，不可采信。首先，國外政府收入中非常大的壹部分是社會保障繳費。這種繳費在壹些國家也被叫做稅收，如美國稱之為“工資稅”（Payroll Tax），但實際上它和財政性的稅收（所得稅、銷售稅等）有本質區別，它是專款專用的。例如在美國，工資稅壹律進入全國統壹的社保基金帳戶，政府不但嚴格禁止挪用社保基金，而且這筆基金也不能用於營利性投資，只能用於購買國債等方式進行保值。其支出方式也是固定的。政府對這部分資金完全沒有自由支配權，因此嚴格意義上它不是政府的收入，而是壹種嚴格“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繳費——返還”，是壹種轉移支付。它不增加政府可支配的財富，不是壹種負擔性的稅收。因此，比較各國稅負輕重時須把社保收支撇開。以美國為例，2002年美國全國政府總收入為29807億美元，聯邦政府收入18607億美元，其中社會保障繳費（個人、公司）高達7503億美元。如果社保繳費剔除，美國全國稅收與GDP的比例立刻大幅下降。在發達國家中，社保收支在政府收支中占較高比例，在帳面上增加了政府開支占GDP的比例，這恰恰是壹個社會進步的標誌。其次，民主國家政府收入中包含國有資產經營收入，而中國國有資產的權益利得不列為政府的收入。如果將中國壟斷國企的利潤考慮進去，政府的財力占GDP的比例將上升到驚人的程度。第三，衡量稅負高低要看稅收的錢怎麽用。在民主國家，與高稅負相應的是國民高福利。政府用於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支出占財政收入的比例，挪威為71%，瑞典為69%，丹麥為72%，芬蘭為68%，法國為71%，意大利為62%，荷蘭為62%。在這些國家，民眾交稅多受益也多。在社會主義的瑞典，工人要交所得稅31%，經理們要交60-70%，但人們享受五花八門的福利，如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與壹般工人相比，納稅後為2：1，首相住在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無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瑞典前首相費爾丁出身農民，任職時還抽時間回家務農。在丹麥，公立學校免學費，學生享受政府補助，上網免費，打印學費，書本、鉛筆，飲料免費。在新西蘭，政府在1898年就建立了保障老年人生活的養老金制度，工薪族無須繳納任何款項，年滿65歲即可領取養老金，還可享受各種補貼和免費教育。在印度，全體國民享有免費醫療，國家建有覆蓋全國的醫療網絡，政府醫院對所有病人敞開大門，從掛號、手術到藥品各項服務壹律免費。當然，看病不花錢導致醫院財政緊張，好藥缺貨，醫院臟亂差，迫使有錢人到設備先進、幹凈整潔但收費昂貴的1300多家私立醫院就醫成。在僅次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全球第二輕稅負行政區香港，政府向來奉行簡單低稅制，中低收入居民納稅很少，薪俸稅（個稅）標準稅率為15%，免征額為壹年10.8萬港元，同時還有很多減免稅項目。通常，繳納薪俸稅的港人不僅享有子女免稅額和父母免稅額，個人進修、慈善捐款、支付父母或祖父母入住敬老院的費用等也可獲得減免稅待遇。2008年經濟危機以後，香港也普遍為中產家庭大幅減稅；有的中產家庭甚至完全無需繳納個人所得稅。

　　在中國，民眾人不能因交稅而享受更好的福利，沒有可能獲得任何退稅，失業者既不能獲得退稅，也不能獲取實質性的失業救濟，農民和低收入者基本沒有醫療保障，社會福利向富人傾斜，農民和低收入者基本無緣享受。對企業和個人來說，交稅只是負擔。經濟學家王福重指出：“中國的稅負不是壹般的高，而是超高。在《福布斯》的排行榜上，中國排在稅收痛苦指數第二。財政部、稅務總局說這是錯的，計算不準確。我說也是錯的，中國肯定是第壹。把中國稅負算起來，加上國企、央企和銀行賺的錢，那就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我估計達到50%，甚至更多，因為還有多如牛毛的收費。收費也是稅，妳也不能抗拒，中國政府部門可以說是沒有任何壹個部門是不收費的。中國的流轉稅非常多，比如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稅有18種，稅太多了，特別是商品稅多。”[9] 的確，增值稅、消費稅等大多數稅收的“隱蔽性”，降低了納稅人消費時的痛感。如果沒有隱蔽，中國納稅主體——工薪階層的痛苦指數實際更高。而在中國，民眾“高稅負”“低福利”甚至“無福利”，國家財政支出大部分用於了供養共產黨和政府，用於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的財政支出不足收入的三成。據財政部綜合司的報告，中國政府的行政管理費1985年為170億，占財政支出9%，2000年為2768億，占比17%，2003年4691億，占19%，行政成本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多數地方政府，尤其基層政府，行政管理費及工資支出占到了當地財政收入的八、九成。政府收稅用於養官尚且不夠，哪裏有錢用於民生支出。百姓交稅當然沒有回報，當然痛苦。

　　與美國比較，最能看清中國“黨和政府”的自利性質。美國的縣政府機構主要是法律和服務機構。通常有：郡委會（Board of Supervisors）、巡回法院辦事員（Clerk of Circuit Court）、郡行政管理辦公室、郡律師辦公室、郡稅務長辦公室（Commissioner of Revenue）、社區發展辦（Community Development）、綜合服務辦公室（Comprehensive Services）、消防部（Fire & Rescue）、寄養部（Foster Care）、人力部（Human Resources）、IT、公共設施部（Public Works）、娛樂部（Recreation）、警察局（Sheriff）、社會服務部（Social Services）、 出納部（Treasurer）、選舉登記處（Voter Registrar）等等，壹個縣政府通常只壹座小樓而已。美國沒有像中國這樣的事業單位，政府雇員包括了教師、環境衛生人員、灌區管理人員、公共圖書館管理人員、公園管理人員、公共安全人員如警察、消防人員、證券管理人員、公共交通人員、公共服務人員，其總數只有幾百萬人。美國政府的財政支出也占到國內生產總值近半，政府的開支主要用於為納稅人提供安全、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救濟等公共服務，政府雇員的“人頭費”支出和日常管理費支出比例很低，政府3萬多億的財政支出中醫保和社保占了三分之壹。

　　而在中國，“黨和政府”的“人頭費”支出和日常管理費用支出所占比例奇高，政府開支的大部分用於保證官員和體制內人員享受特殊的教育、醫療、文體育、養老保障等公共服務，而用於全民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救濟等公共服務的開支少得可憐，且占財政開支的比重越來越低。以教育經費為例，中共有錢發動戰爭，有錢對外援助，但對教育的投入少之又少。毛澤東統治時代是禍害摧殘教育的時代。這壹時代結束時，國民經濟崩潰，教育經費聊勝於無。鄧小平統治時代，壹個“洋躍進”運動搞到整個1980年代的經濟危機，同樣刻薄教育。1989年，中國政府開始搞高等教育收費。1999年，當局在高校全面推行“教育產業化”，結果是此後十幾年間，中國大學學費漲了兩百多倍。其中，中央戲劇學院學費每年近14萬。英國的獨立組織“教育政策研究所”公布的“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中，日本以每人每年教育總支出8930英鎊，約合11萬人民幣的總額高居榜首。新西蘭和英國則分別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中國大學人均年教育總支出超過萬元人民幣。但是，如果按人均收入比例計，中國學費世界最貴，是日本的三倍。社科院發布的報告指出，中國公共教育投入過低，致使現在供養壹個大學生，城鎮居民需要四年多的家庭純收入，農民家庭需要十四年的家庭純收入。“教育產業化”讓大批農村高中生被迫放棄考大學，考生錄取後農民家庭因交不起學費而自殺的事件多有發生。例如2003年，陜西省榆林縣53歲的農民景統仕因支付不起女兒每年萬元的大學學雜費自殺；2004年，福建農民林冰心因付不起兒子大學學費自殺；同年，遼陽農民孫守軍由於交不起兒子大學學費自殺；同年，單親母親劉淑傑因交不起女兒學費自殺。誌願到湖南益陽市南縣三仙湖鎮鹹虹學校愛心支教的李學仲老師披露落後地區學校的慘狀寫道：“我不能說有多慘，這個地方不允許說啊。四 、五歲，六、七歲的孩子五點鐘多就起來到幾十裏路以外去上課，沒有公路，學生上學途中摔傷是常事。學校十幾年沒有維修了，門窗應該都是壞的，晚上無老師居住，沒有打印機，復印機、電腦壞了，學校無法打印或復印壹份文件，老師同時兼職炊事員、門衛、衛生員等。學校許多應有的活動幾乎沒有。冬天供暖是最大的問題，有人想送電取暖器，但電費付不起。由於工資低，沒津貼，教師難以養家糊口，年輕教師不願來，教師老齡化嚴重，學生流失嚴重。老校長身患癌癥不能進食，不能說話…… 壹個女教師壹只耳朵聽不見了，沒有時間治療……她馬上退休了還壹個人包教壹年級各科。百姓極度貧困。對深夜家訪的教師往往送些南瓜子、玉米棒或兩個紅薯致謝，教師不接納還不行，否則他們會淚水漣漣，認為教師嫌棄禮輕。對深夜在沱江邊上挨家挨戶家訪教師來說回校途中只能疲憊不堪的地領著壹袋紅薯、玉米棒壹步壹停走在泥水路上。近來本地財政短缺，每個老師都被扣了工資，生活難以維系。”農村教育的慘狀是“黨和政府”吞噬國民收入的最好註腳。

　　再以醫藥為例，中國對藥品征收重稅，把最沈重的財務負擔加給健康狀況最差的人群。世界衛生組織（WHO）要求：政府應該對影響人民健康的物品征稅，而不是對有益健康的藥品征稅，建議各國對基本藥物少征或不征稅，收增值稅。多數國家遵循了這壹原則，對藥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稅。歐洲制藥工業協會聯合會（EFPIA）2014年公布數據顯示多數歐洲國家對藥品實行免征或者少征收增值稅。與世界大多數國家相反，中國對藥品不減免征稅，按照17%滿額征收藥品增值稅，對大多數進口藥品普遍征收5%－8%的關稅。官僚和體制內人員享受公費醫療，藥價虛高對他們沒有影響，而貧困人群則因藥價高昂，放棄治療的情況普遍。中國的公共衛生開支與國內生產總值(GDP) 之比僅為3%，世界墊底。三十多年來，中國政府壹直在削減醫院的補貼，鼓勵公立醫院開高價藥來“以藥養醫”。

　　自1994年中共分稅制改革，即重新劃分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後，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年均增長18%。與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占主體收入來源的情況相比，中國則完全相反，七成以上稅收來自間接稅，即隱藏在商品、服務價格裏的關稅、消費稅、增值稅等稅收。例如在中國購買進口化妝品會包括50%的關稅、30%的消費稅及17%的增值稅。世界各國壹般對藥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稅，但在中國，藥品統壹按照稅率最高檔征收17%的增值稅，進口藥品還要加收3-6%的關稅。這種通過隱藏在價格裏轉嫁給消費者的方法，使消費者不知道承擔著比工資稅高出數十倍的稅收負擔。稅收之外，中共還征收各種政府性基金，光是列入財政部預算範圍的各項政府性基金收入就高達1.4萬億。

　　世界銀行發布報告指出，2008年中國勞動者平均稅率為45%，高於很多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亞、美國的平均稅率近壹倍，建議中國大幅降低勞動者稅率，比如大幅降低個人所得稅率，降低居民收入中用於社保的繳費，包括住房公積金、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等。遺憾的是，世界銀行的減稅建議沒有意義。全球第壹規模的“黨各政府”需要天文數字的民財供養，每年10%速度遞增的稅收尚且不夠，談何減稅。由於政治原因，世界銀行不能建議中國黨政分離，縮減政府規模。誰都知道，如果不能縮減“黨和政府”的規模，不能限制“黨和政府”的花費，降低稅收只能是空話。

　　國民收入不夠黨和政府揮霍

　　享受高收入和高福利只是“黨和政府”吞噬國民收入的壹小部分。“黨和政府”吞噬財富的大頭是腐敗和揮霍。權力帶來腐敗，不受監管的權力帶來難以置信的腐敗。中國沒有對中共黨權的制約機制，各級官員的腐敗貪污，吞噬國民財富的規模令人難以置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收入分配課題組近年對全國各地5344戶城鎮家庭的調查結果顯示，全社會的灰色收入在擴大，最高的階層灰色收入也最多，灰色收入高達6萬多億元，約占GDP的12%。調查結論是，灰色收入擴大與大規模政府投資有關。在公權力缺乏制度約束的情況下，政府大規模介入資源配置，是公共資金流失、腐敗泛濫的重要原因。中國政府的行政成本壹直沒有具體的統計數字。有學者提出了三個3000億的說法，即公款出國3000億、公款招待3000億和公務用車3000億元，認為中國的行政成本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遠遠超過其它國家，長期高居世界第壹。經濟學家馬光遠提出：“如果2013年壹季度消費的回落是因為打擊公款吃喝所致，那這個數字將十分驚人：壹季度消費品零售總額55,000多億，增幅回落2.4個百分點就是1,300多億，全年則為5,000多億。而這只是揮霍和浪費的公款消費，並非全部。假定這個比例是50%，則公款吃喝保守估計超萬億。接近全部教育經費的壹半。”上述那萬億只是冰山壹角。各級政府食堂如猶如五星級酒店是公開的秘密，精美大餐，菜式豐富，雞鴨魚肉，山珍海味，應有盡有，象征性收費任吃，很多機關實行壹元就餐制，壹些政府食堂每周提供菜品共計壹百二十種，其中“蓮籽紅棗銀耳湯”等甜點只需壹元錢。特權階層手中壹元錢可以放大成壹百元的價值，“公仆”百姓生活兩重天。 小官腐敗在“黨和政府”的腐敗中只是小意思。據香港《動向》雜誌露：中央委員以上離休高幹每年公款開銷千億元，江澤民、李鵬等11位最高級離休幹部享受至高無上的特權待遇，包括各地行宮、專機、專列、高級轎車、專家醫療組等等，每年耗費公款十億元，平均每人近億元。離、退休的省部級幹部，包括中共豢養“八個民主黨派”領袖，每年花費千萬元計。

　　政府主導的國企是腐敗的溫床，其腐敗規模同樣驚人。例如，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等高管在2010年對山西金業實施的百億並購案高價收購劣質資產，致使百億國資流失。舉報者披露，被舉報人曾出價2000萬封口費。再如，在中石油、中石化兩大集團壟斷下，國人用著世界上最貴的油。在民主國家，國有企業利潤計入政府財政收入，在黨國體制下，國有名不符實，國企通過壟斷獲取的暴利去向成謎，黑幕重重。2013年，新壹屆政府反腐清查中石油集團，被查官員數百，涉及國有資產流失千億計。

　　新壹屆領導層聲言查處國企腐敗。但是，“黨和政府”的腐敗。自己查處自己不會真的下手。在沒有反對黨的情況下，官員財務公開，財產申報，政府公開財政預算等等都不可能真正實施。在糾察官風的制度設置上，新中國無法與封建王朝相提並論。秦漢時已有監察制度。史官記錄皇帝言行，所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史官記載皇帝的起居註，連皇帝本人也不得翻看，當然更不能篡改。歷代監察官職名稱不同，如秦為禦史，隋唐為監察禦史，明清兩朝專設監察禦史，但都有責任就朝政發表意見，而且可以“風聞奏事”，對所奏風聞真實性不負責任。而在新中國，中共不設言官，嚴格控制網絡言論，制度性的建言途徑堵塞，民眾沒有言論自由與批評權利。中共權貴的資產規模讓人想起了中共五十多年的“國民黨四大家族巨貪”宣傳。隨著眾多事實披露與檔案解密，“國民黨四大家族巨貪”宣傳不攻自破。國民黨“四大家族”巨額貪污的宣傳是假的，而“新四大家族”、“八大家族”富可敵國是真的。江、曾、胡、溫、徐、周、戴等等，隨便壹個家財都百億計，涉足眾多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和壟斷企業。這些最知名家族之外，巨富的紅色家族和新興權貴家族數不勝數。如果在兩黨制之下，百分之壹上述規模的以權謀財已經足以導致執政黨的更替了。但在壹黨專制下，沒有真正的問責與追究，貪腐規模只能越來越大。

　　腐敗之外，政府浪費的規模驚人。正常的經濟體系中，民間的經濟活動為主，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很小比重。隨著社會主義思潮和左派政黨壯大，政府活動在經濟體系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在美國，自從“羅斯福新政”以來，政府規模和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規模越來越大。即使如此，美國GDP中投資只占15%，私人消費占GDP的比重是70%。[10] 在中國，情況完全不同。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取締私營經濟，政府完全主導了經濟體系。這種局面帶來的結果是“大躍進”、“三線建設”、長期備戰，對外援助，將國民財富糟蹋個精光，經濟全面危機。在在鄧小平時代，“洋躍進”造成浪費就與“大躍進”相當，留下了持續整個1980年代的經濟危機。在鄧小平之後，新壹屆“黨和政府”追求GDP，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浪費同樣驚人。改革開放後，中共請回了私營經濟，使經濟局面比毛澤東時代有所好轉。但在黨國體制之下，“黨和政府”必然主導經濟，GDP中私人消費只占35%，政府主導的投資占了40%以上。“黨和政府”主導的投資實際上是吞噬國民財富的災難。領導人拍板胡亂，浪費、揮霍國民財富的案例不勝枚舉。政府扶植國企，主導的投資造成亂投資，效率低下，重復建設，產能過剩，虧損和貪污腐敗嚴重。政府主導的全國24個工業行業中有22個行業產能過剩，留下了GDP1.5倍規模的巨額爛賬。以建鋼鐵廠為例，各地重復建設了鋼鐵廠上千家。該淘汰的落後產能無法淘汰，行業整體虧損。以建機場為例，政府新建成的機場90%虧損。以建水庫為例，水電部建大水庫，超級大壩上癮，忽悠鄧小平拍板三峽建壩，向全國百姓攤派籌款承諾三峽工程將在完工發電後全部償還建設資金。大壩建成後，三峽集團賴賬，不僅不向百姓還錢，換個名目，以“重大水利工程基金”之名繼續征收“電捐”，同時成立“中國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籌資，收購了三峽工程的發電資產，將三峽集團的國有資產私有化，壹大部分被利益集團成員吞噬，留下了數千億元後續資金投入的黑洞。以建鐵路為例，鐵道部以解決春運難為由，胡亂上馬高鐵項目，聲稱要把國內民航的旅客拉進火車。與建壩成癮的水電部壹樣，鐵道部也熱衷於上大項目，以便撈“油水”。結果，“高鐵大躍進”留下數萬億的爛賬還不上，政府再被“釣魚”，面對大批高鐵項目陷入兩難：若不追加後續投資，誰也無法承擔鐵路工程爛尾的責任；繼續追加投資，建成虧損和維護成本將與三峽大壩壹樣，是資金投入的無底洞。以舉辦盛會為例，北京奧運會是“低收入國家”舉辦最昂貴運動會的典範，耗資三千多億人民幣，約420億美元，是雅典奧運會的四倍多，是悉尼奧運會的五倍多，投資規模超過了百年奧運會投資的總和。舉辦深圳大運會，虧損128億。運動會後，建成的場館多成廢墟，天文數字的國民財富被政府揮霍。古今中外，官辦買賣壹定伴隨貪污、浪費、中飽私囊。各地城市爭著申辦國際盛會，如同前朝大臣爭相主持皇家工程。由於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不受制約，世界無數花費巨額金錢的國際盛會都辦到了中國。這些舉辦決策和花銷數額沒有經過國會批準預算的程序，沒有征得百姓同意，決策與執行過程沒有監督，黑幕重重。

　　政府幹預經濟，主導投資必然留下巨額爛賬。改革開放以來，四大國有銀行充當了第二財政，受命幫助國企解困，結果近半貸款成為壞賬，實際將銀行少得可憐的資本金都虧光了。1999年，政府組建了四大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MC），將工、農、中、建四大行1.4萬億不良資產分別“剝離”給了華融、信達、東方和長城資產管理公司，財政部作為唯壹股東向四大管理公司註資，擔保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央行獲得再貸款。政府將“四大行”為首的大批銀行粉飾財務狀況後上市圈錢，補充資本金，利用股民的錢掩蓋自己主導投資的巨額爛賬，幫助銀行脫困。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萬億”投資刺激計劃，銀行根據國家發改委批文放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以巨額貸款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復建設，造成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壹大批不能產生還存貸回報的“僵屍企業”，為了“維穩”，各地地方政府不允許淘汰過剩產能，將本該破產企業的無價值資產抵押給銀行，命銀行貨款給這些企業發工資。結果，政府刺激經濟舉措給銀行帶來了近十萬億元的爛賬。為不讓貨款正式成為壞賬，銀行只能向地方政府提供新貸款，幫助地方政府借新賬還舊賬，大家協力隱瞞“有毒資產”。AMC接收銀行不良資產其實是數字遊戲。十幾年後，AMC手中的爛賬數額更大了。企業核銷壞賬靠利潤，財政核銷無非靠財政收入加通貨膨脹。不受制約政府必將不停地制造爛賬，不停地玩剝離銀行壞賬給資產管理公司的數字遊戲，讓四大銀行延期債券償還期，央行再貸款停息掛賬，中央財政繼續給AMC制造的政策性虧損做擔保，動用外匯儲備向銀行註資，相當於直接向市場多投基礎貨幣，以通貨膨脹方式搜刮國民，將政府造成的損失轉嫁到了民眾頭上，讓民眾來填補銀行虧空，合全民每人為銀行壞賬負擔近千元。以通貨膨脹方式搜刮國民之外，政府還在籌劃將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上市圈錢，各地政府也在籌組本地的資產管理公司，還是要用股民的錢掩蓋爛賬，為再舉新債鋪路。例如，江蘇無錫，浙江溫州，四川成都等城市都在籌組建金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準備復制中央剝離四大行不良資產的套路。將銀行的巨額壞賬轉移到資產管理公司只是隱藏壞賬的遊戲。中央和地方都將這種遊戲越玩越大，政府欠債和銀行隱性壞賬越玩越多。

　　前世界銀行中國局局長黃育川(Yukon Huang)指出：“2013年上半年，中國信貸同比增長20%，遠遠超過官方公布的7.6%的GDP增長數字。這表明，地方政府正在靠借新債來還舊債和支付利息，而沒有把資金用於投資和生產。地方官員往往借此為當地、甚至他們個人謀利。”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的資深研究員史劍道說：“按照中國的法律，地方政府不能借貸，不能發現債券融資，不允許有預算赤字。但地方政府利用法律的漏洞，通過設立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工具’借貸。因為這類貸款被認為是主權債務，所以地方政府很容易通過融資平臺得到貸款。”兩位專家提出的是同樣的問題，即中國目前沒有制約政府違法運作的機制。在目前的制度下，“黨和政府”造成巨大損失不受追究，不受懲罰，損失由全國老百姓承擔。

　　腐敗、亂投資之外，“黨和政府”吞噬國民財富的另壹黑洞是共產黨的秘密開支。黨國體制下，國庫就是黨庫，國有資產就是黨產，中共用錢不受制約，數額保密。毛澤東曾為輸出革命和爭共運領袖將國庫揮霍壹空。鄧小平時代，發動戰爭和對外援助的開支雖然減少，但花費數額仍然巨大，壹場兒戲的對越戰爭的花費已是天文數字。鄧小平時代之後，中共從國庫拿錢的秘密開支沒有減少，項目多如牛毛。例如，長期無償援助朝鮮，援助柬埔寨換取柬政府保守中共主持紅色高棉的秘密，介入南聯盟種族沖突，以中國駐南使館為南聯盟軍的信號中轉站，操控新型雷達系統擊落美國“夜鷹”隱形戰機（北約多次警告無果後對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轟炸作為報復），[11] 秘密提供武器給塔利班，[12] 數千億的“維穩”費用，數百億的網絡封鎖（金盾工程）費用，為打壓臺灣而收買有意與臺灣建交的南美國家，向非洲提供著最龐大的獎學金計劃，資助宣傳黨功績的文藝節目，遍地興建宣傳黨的紀念堂，紀念碑，革命家墓園（其中，中共為前領袖華國鋒興建的皇陵就占地十公傾，耗資上億元），遍地的黨文工團，遍地的黨史研究機構，馬列研究機關，黨校等等。中國的國防費用中有很大比例是中共的黨開支，例如總政治部的開支完全是黨開支。對於黨的秘密開支，中國的百姓沒有機會質詢，人大、政協也無膽詢問。可以肯定，若有反對黨和獨立媒體存在，這樣的開支必受制約，若有執政黨輪替，這樣的開支將被禁止並徹查。目前，只有中共和北朝鮮勞動黨等極少黨國保持著以國庫為黨庫，任黨揮霍而人民不得過問的制度。至今，全國各級中共黨務系統每年花費數額仍是中共的“國家秘密”，誰想查詢就可能去坐牢。

服務特權階層的醫療體系

　　早在延安時代，中共就確立了主要服務高層的醫療“特供”制度，將延安稀缺的醫藥資源集中於服務中共高層。建國後，中共將醫療特供制度高度完善，實行官本位的按級別“供給”，共實行醫療保障的雙軌制。1952年頒布實施的《關於全國各級人民政府、黨派、團體及所屬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實行公費醫療預防的指示》規定，公職人員實行公費醫療制度。1980年代初，在“洋躍進”帶來的嚴重經濟危機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財政“分竈吃飯”後同時壓縮公共衛生開支，將本來已經少得可憐的醫療保障支出大幅削減。衛生部在沒有財政撥款的情況下提出“按經濟規律辦事”，讓醫院自己去賺錢。1985年，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的《關於衛生工作改革若幹政策問題的報告》，啟動了“醫療制度改革”，其內容是政府推卸醫療保障責任，對醫院“只給政策不給錢”，讓醫院去“搞活”、“創收”。政府讓醫院去賺錢的醫療改革動因原是“洋躍進”後的財政危機。但財政危機緩解後，政府沒有加大醫療開支的比重，沒有叫停讓醫院去賺錢的“醫改”政策，反而繼續推卸提供醫療服務的責任，聲稱讓醫療體系“產業化”。於是，國家財政收入中醫療保障投入的比重越來越少，醫療機構的公益性喪失，成為賺病人錢的謀利機構。

　　中國菲薄的醫療福利開支80%花在了850萬高級黨政幹部群體身上，十幾億普通民眾只共享20%的醫療資源。據2005年前的統計數據，黨政幹部的醫療開支每年超過500億元。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各地醫療條件最好的是專門服務高層的號碼醫院，在所有大城市最好的醫院中均設有專門服務高幹的VIP病房，其費用在每天千元左右。數量龐大的黨政幹部、特權階層享受著豪華病房、過度治療和各種各樣的休假式治療。在“體制內”，“無病住院、小病大治、壹人公費全家醫療”等浪費醫療資源的情況普遍。而高層更是浪費醫療資源的大戶。壹黨獨裁體制下的中國領導人是世界上最長壽的群體，“忠誠共產主義戰士”們的訃聞多在九十歲以上，百歲壽星比例也極大高於百姓。這個群體享受特供食品和特權醫療，其中壹些人靠換血延長著壽命。《解放軍報》曾發表了壹篇名為“用優質醫療資源服務老幹部”的新聞報道，稱北京軍區總醫院改進離退休幹部醫療保健服務，派出調查組深入到駐京幹休所，征詢老幹部對保健服務的意見和建議，專題研究改進老幹部醫療保障問題，改老幹部上門就診為主動送醫上門，為老幹部開設家庭病房，成立了家庭病房科，配備專用車輛和藥品器械，讓老幹部足不出戶在家“住院”，挑選業務技術精的醫護人員上門查房和治療，為每個老幹部家安裝了急救報警系統。 [13] 2006年之後，醫療衛生主管部門的統計年鑒中不再出現“公費醫療”項目，黨政人員醫療花費被隱含在“政府其他行政事業費用”裏，具體數目公眾無從知曉。不過人們知道，與高層浪費醫療資源相對照的是，“體制外”的民眾“看病難、看病貴”，壹個人大病使家庭陷入赤貧。城市普通民眾能享受到的醫療資源已經很少，廣大農村則基本沒有醫療保障，農民的醫療條件就只能以觸目驚心來形容。改革開放中，農村合作醫療系統迅速崩潰，農民喪失基本醫療保障，因病致貧、無錢看病，“小病不治，大病等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顯示，中國23%的老人(424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中，城鎮老年人口貧困率約10%，農村老人貧困率約30%。與此相關，全世界每年百萬自殺事件中的三成發生在中國，中國的自殺事件80%發生在農村，農村自殺者中九成是貧困老人，沒有醫療保障和養老金是他們走上絕路的主要原因。眾多農村老人悄悄準備了自殺的農藥，因為他們不想因自己的病讓全家陷入絕境。2008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項目調查11個省份的40多個村莊發現，農村老人的自殺現象觸目驚心，得到最多的回答是：“我們這裏就沒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本來，醫院由國家財政撥款，服務對象是納稅人，不需要盈利和回收成本，維持收支平衡就可以了。但商業化的醫療體系利用半壟斷地位，自定遠高於社會平均工資的工資水平，收取回扣、收紅包，將醫藥價擡到畸高。官辦的各種“人民”名義的醫院壹面享受政府撥款，壹面以醫賺錢，日進鬥金。非盈利機構商業化的背後黑幕重重。例如，2010年有1180萬人無償獻血3935噸。但患者用血不是無償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及紅十字會年收入40億，血站員工年薪25萬被曝光後，人們不願再捐款、捐血，政府只好強令部隊士兵捐血。對於醫院“以藥養醫”謀利自肥的狀況，專家鐘南山指出，只要不解決國家對醫藥衛生的投入問題，很難實現醫藥分家。應該讓這些基層醫院能夠具有公益性，或者基層醫生也能像鄉村教師壹樣，工資由政府來給。不觸及體制的專家建議沒有意義。瘋狂擴張的政府養自己尚且不夠錢，不可能恢復醫院的公益性質，只能讓醫院繼續逐利。

　　與中國向特權階層傾斜的醫療體系相對照，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醫療體系公平服務全民。在中國周邊，臺灣、香港、印度的醫療保障公平、透明，覆蓋全民，政府對醫療保障高投入。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對全球191個成員國國家衛生系統的業績進行量化評估得出結果，中國排名倒數第四，被列為政府衛生支出最不公平的國家之壹。2012年，政府稅收高達10萬多億，醫保只有區區2000多億，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僅為5%，遠遠低於西方國家和其它金磚國家。《華人生活網》報道，華人移民老人在美國享受著良好福利，讓很多華人老人感覺“就像生活在天堂般”。報道稱，劉奶奶來美國已經10幾年了，當初只是來美國幫女兒帶孩子，沒想到自己就真的留了下來，而且是由美國政府來養老，住在新澤西中部的老人公寓。壹室壹廳的房子，寬敞明亮，完全由政府資助。電費通過申請也可獲得補貼，每個月還有200來美元的食品券。她說：“我現在還不是公民，如果是公民的話每個月還有700至800美元的生活費。”很多從沒在美國工作和交過稅的中國老人，卻能享受美國政府的福利，安享晚年。象劉奶奶這樣因為子女而移民到美國的老年人發現自己意外的幸運。因為在美國子女沒有贍養父母的義務，這些在美國拿到綠卡或者成為公民的中國老人在美國又沒有收入，他們開始享受了赤貧老人的福利。來自東北的張先生生用政府Medicaid在紐約的醫院做了兩次免費的心臟搭橋手術，決心留在美國養老。壹位在美多年和劉奶奶住在同壹個老人公寓的李先生說，“以前只聽說美國是兒童的天堂，中產階級的戰場，老人的地獄根本不對，這裏是老人的天堂。”

　　劫貧濟富的社保體系

　　社保始於十九世紀末。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失業人數增加，貧富差距擴大，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德國首相俾斯麥頒布的《疾病保險法》標誌社保制度的誕生。1935年，美國羅斯福政府推行社會主義制度，頒布了《社會保障法》，在疾病保險之外增加了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二戰後，首次大選獲勝的英國工黨提出建設福利國家，也推出了全面社會保障計劃。在社會主義風靡全球之時，民主國家紛紛效仿美英，推出類似計劃，向窮人承諾慷慨的社會福利計劃成為各國左派政黨拉選票的主要賣點。到二十世紀末，社保體系的不可持續性充分暴露。由於左派政黨向窮人承諾了沒有資金來源的高福利，各國社保體系紛紛走向破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Miton Friedman）指出，社保體系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龐氏騙局”（Ponzi Scheme）。後者的玩法是，以新投資人（下家）的錢來向老投資者（上家）支付短期回報。在能夠找到更多下家加入的情況下，系統能維持運行，並營造投資賺錢的假象。當沒有更多下家加入時，系統崩潰。社保養老基金的運行情況證明了弗氏的論斷。美國預測其養老基金到2021年將收不抵支，到2033年將用光所有余額；韓國預測其養老基金到2033年將收不抵支，到2046年將用光所有余額。 [14]在各國社保體系崩潰之前，它所帶來的危機已經顯現。正如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指出，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罪魁禍首。1997年，在世界各國社保體系走向崩潰之時，中國政府出於幫助國有企業減負脫困的目的，宣布建立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全國城鎮職工社保養老金制度。與歐美國家的社保體系壹樣，中國的社保養老金也具有龐氏騙局性質和不可持續的性質。不同的是，歐美國家的社保劫富濟貧，而中國的社保體系劫貧濟富。

　　中國社保體系特點之壹：劫體制外之貧，濟體制內之富。中國社保體系將民眾劃分為“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大群體區別對待。“體制內”的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人員，國企幹部不繳納養老保險費，沒有個人賬戶積累，卻要與繳費有積累的體制外群體壹樣，來發放養老金，造成養老基金巨大缺口沒有人來買單。而且，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養老金替代率遠高於繳費群體。據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教授褚福靈估算，公務員的養老金替代率總體維持在92%-107%水平。而“體制外”的城鎮企業職工實行由企業和職工本人按壹定標準繳納的“繳費型”統籌養老保險制度，由單位和個人按工資比例共同繳納養老保險費社會統籌部分，計入職工養老金個人賬戶，退休後養老金替代率僅為44%。這種設計的要點是不繳費的“體制內”群體享受高額養老金待遇；繳費的“體制外”人群基本自存養老金；政府財政基本不作資金投入，只是挪用繳費者賬戶中的錢供養不繳費的富裕階層，造成兩億多窮困繳費者的個人賬戶成了沒有錢的“空賬戶”，對民眾欠下了數千億的巨額債務。據估算，壹個只拿北京市平均工資的職工，其在職期間的單位與個人社保總繳費超過100萬元。[15] 這讓更多人相信“交社保不如存錢養老”。如果有壹款保險產品，要繳保費三十年，保費年年上漲，身故不退保費，不給保額，不能退保，不能貸款，不給合同，這樣保險產品不會有人買。但社保基金就是這樣的保險產品，以政府半強制的手段推銷給了國人。

　　社保體系設置很多門檻，迫使需要流動，需要異地轉保者的農民工、工商戶放棄權益，以便將企業為農民工繳納的保費沒收。面對這樣劫貧濟富的社保體系，農民工、工商戶只好無奈地退保、斷繳費，不參保來抵制不公平體系，同時使自己面對老無所養的淒涼晚景。目前，中國的養老保險體系覆蓋率低，近七億的城鎮人口中參保人數僅有兩億多，農村新農保的覆蓋面更低，僅壹億多農民參保。農民不積極參保有其道理。因為針對農民的所謂新型社會養老保險每人每月養老金標準甚至低至55元，連心理安慰性質都談不上。

　　由於人口紅利消失，交錢下家越來越少，用錢的上家卻越來越多，中國的社保體系比其它國家的社保更速地走向崩潰，中國養老基金的“收不抵支”和“用光余額”兩個時點已經來臨，危機將比其它國家嚴重得多。2014年職工養老保險累計結余額為3.18萬億，而全國個人賬戶的“空賬”額超過3.5萬億。即使把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積累的所有資金用於填補個人賬戶，個人賬戶仍然會有較大空額。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珍解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財務狀況：“這就好比說壹個人口袋裏有10元錢，可他還有壹張11元的欠條在別人口袋裏。”這就是說，全國養老保險基金已經破產，現在正在交養老保險的職工未來退休領取養老金時將無錢可領。

　　根據1997年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測算數據，政府對於企業社保歷史欠賬高達十幾萬億元，換算成今天的金額應近百萬億元。[16] 對歷史的欠賬，社保收支的黑洞，中國政府不是從制度改革方面想辦法，而是打繳費群體的主意，將社保繳費基數年年上調，迫使繳費者不斷增加繳費額，同時準備推遲退休年齡。必須繳納各項保險的中低收入者抱怨社保“年年漲價”，扣除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項後，工資縮水了四分之壹。記者在北京市某企業員工的社保繳費記錄單上看到，2012年下半年，企業按該員工月繳費為工資額1869元的20%，月繳費373.9元，經社保繳費基數上調，企業為其繳納的養老保險金額從原有的373.9元/月攀升至963.2元/月。社保繳費高費率使繳費員工收入縮水，中小企業經工營困難，超過50%以上的企業認為社保費用繳納負擔沈重。[17] 我國企業與員工養老保險加起來所占工資基數比例高達到30%，是美國12.4%養老保險繳費率的2.4倍。然而，高費率並不能帶來更好的養老待遇。聲稱以“多繳多得，少繳少得”為準則的社保制度其實是“多繳少得，不繳多得”。公務員和體制內事業單位人員無需繳納養老金等社保，只收不支，年平均工資增長15%~20%之間，退休後的養老金待遇數倍於繳費群體。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白重恩指出：“低收入者繳費率更高，因為最低繳費基數是社會平均工資的60%，如果妳收入低於60%，妳的繳費率就高於法定繳費率”。

　　中國社保的另壹特點二：劫底層之貧，濟高層之富，越是高層，養老金替代率越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國家副主席、中顧委副主任等離任國家領導人離休後基本敞口花銷，沒有限額，開支驚人，人均年開支數千萬元；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副總理（國務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軍委委員（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遺孀）級人均年開銷近千萬元，待遇包括：購房補貼，配專職司機兼警衛，配醫護，壹年數次帶家屬國內休養（飛機頭等倉或商務艙，火車軟臥，配轎車旅遊，機場需配合起飛時間，酒店高級套房，餐飲實報實銷），醫療特供全免費等等；省部級離休幹部（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人均年開銷百萬元計，待遇包括：配備專職司機兼警衛、配專職工作人員，配醫護人員，壹年數次帶家屬國內旅遊休養（飛機頭等或商務艙，火車軟臥，輛轎車或小型旅遊車，四星級或五星級酒店及餐飲實報實銷）。這數百高層領導人離休後的開支金額是中共的機密，估計每年數百億。他們享受的待遇延及他們的子孫。離退休副省、付部級幹部待遇比中央、省部級稍低，但人數龐大，開支同樣驚人。全國省部級幹部退休高層人數數千，副省部級數萬，他們中相當部分長期住在風景名勝區，退休官員總開支每年數以億計。中共中央曾有計劃減少退離休官員福利待遇，遭到退離休官員群體激烈反對而無法推行。上述公開福利之外，離退休官員們還有看不見的福利就更驚人。在北京，西郊巨山農場是中辦國辦官員的蔬果供應基地，蔬果種植時要求不施農藥，不用化肥，從生產到采摘的每個步驟，都有嚴謹甚至苛刻的監管要求。領導人飲用水都是由專車從玉泉山取來的山泉，水源地不僅有嚴格的管制，而且泉水亦經過層層過濾、化驗，並添加有益身體的各種礦物質。官員享受特權醫療，有家庭醫生，定期進行醫療檢查，生病可以到最好的醫院，請技術最好的醫生、服用最好的藥物。退休省級以上官員住院花費數百萬比比皆是。高官們退休生活豐富多彩，娛樂設施周全。以視察、調研為名的公費旅遊耗資巨大，出書、出回憶錄公費銷售是壹大變相腐敗。僅中共離休幹部的巨大公費開支壹項已經能夠拆穿革命造福人民宣傳了。

　　政府打算以推遲退休的辦法應對社保危機是世界各國應對社保崩潰的必然之舉。既然社保騙局不可持續，那麽讓繳費者多繳幾年費，少領幾年養老金的推遲退休辦法無疑最能推遲崩潰。其它國家社保劫富濟貧，推遲退休可說是喪失誠信的違約之舉，中國社保劫貧濟富，推遲退休就不僅是違約，更帶有搶劫性質。難怪有繳費者抨擊，理論上，政府可以不斷推遲退休年齡，推遲到八、九十歲即可用社保基金只收不支的辦法將窟窿補上，可那要以社會動蕩為代價。面對如此不公平的社保體系，越來越多的工薪者無奈地選擇斷繳社保。人社部的數據顯示，斷繳社保者已達數千萬，已經有兩三成的工薪者選擇斷繳社保費。

　　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是年輕人三倍以上，是外國老年人自殺率的四倍多。在湖北京山縣，超過30%的老年人死亡是自殺方式。我國目前農民養老實行所謂新農保政策，60歲以上農民每人每月70元的基礎養老金只能勉強不至於餓死。國家雖有低保政策，但低保額低至每人每月百元，且發放率很低，多為村幹部送人情。（劉燕舞：《農民自殺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8月版）聯合國給出的最不發達國家的最低貧困線是每天生活費1.25美元，合人民幣每月300元，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7000美元，號稱小康，公務員養老金動輒萬元，但貧困農村老人每天養老金不足1美元。他們大都有在城裏當農民工的經歷，他們被榨幹血汗後老無所養。可以說，農村老人大規模自殺了斷，其生存權不僅是自己剝奪的，也是是不公平的社會制度，及“黨和政府”剝奪的。

　　社保基金原本就入不敷出地運行，其資源還在不斷流失。根據審計署的數據，從2010年到2013年，社保基金損失175億元，主要來自三部分：利率損失、自營指數化投資損失與信托等損失。據《華夏時報》報道，2011年3月底，社保基金與4家銀行達成固定利率存款協議，在央行加息後社保基金存款協議仍維持原商定利率；抽查社保基金15個使用信托貸款的項目，就有6個項目的用款單位未按指定用途使用信托資金，涉及金額14.20億元。社保基金如果是監管者，就必須采用委托投資的方式，由社保基金監督投資者，由審計署監督社保基金，董事會、監事會、投資機構的關系才能理順。而各地的社保基金是地方政府籃子裏的菜，全國社保基金逐漸舍棄了全球選秀、由有能力的投資機構進行投資的方式，自營投資越來越多。社保基金堅持自營也即直接投資，而非被市場證明有效的委托投資，由社保基金人員下場充當運動員，公私不分，自營流失，使本已巨大的基金窟窿更大。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5》顯示，全國只有八個省份當年社保基金結余為正數，其它省份都出現了虧空，即社保基金被各省政府挪用，用於彌補財政虧空、購建固定資產、彌補經費等等。中國社科院的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二十多省市政府約挪用了800億養老金。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魏傑建議，現在國有企業資本預算，沒拿什麽錢給社保基金。這樣社保就只能靠居民、企業，等於減少了居民收入，政府應以國企分紅充實社會保障基金，以降低居民和企業社保繳費負擔。清華大學經濟系主任白重恩直言：“中國社保繳費全球最高，對於工資遠低於公務員的普通民眾是劫貧濟富”，建議社保“雙軌制並軌”，讓公務員也參加繳費，壹來實現公平、公正，二來幫助填補社保基金的虧空。還有專家建議將龐大的國有資產及部分土地出讓金收劃撥社保體系。上述建議第壹難以實施，第二不能挽救養老多體系的崩潰。財政部內部人士直言，從國有資本經濟的收益來看，目前即使把央企所有紅利收入全部用於社保支出，也不壹定能徹底解決社保基金的缺口問題。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書長指出：“在現有制度下即使可以實施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體制改革，也是治標不治本，原因就在於政府有太多動力和機會將自身的福利最大化。”

　　學者們關於社保的建議與世界銀行關於稅收的建議壹樣，沒有意義。財政問題、社保基金缺口問題，根源是政府瘋狂擴張規模。事實上，“黨和政府”及利益集團吞噬了國民財富，將財政收入，包括國民養老的錢花光了。回避這壹問題的社保探討沒有意義。稅收，土地出讓金和國企利潤加起來都不夠供養“黨和政府”，怎麽可能有余錢補貼社保呢。在“黨和政府”的規模和花費不受制約的情況下，政府對民眾養老金的欠賬只能越積越大，成為未來債務危機和社會動蕩的定時炸彈。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很窮，但城市百姓享有政府提供的低水平醫療、教育、養老等保障，消費率在60%以上。經過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國家錢多了，但政府本身吞噬本應用於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福利保障的財政收入還不夠，還要靠賣地生存，推高地價、房價，老百姓缺乏保障，在教育、醫療、住房這 “新三座大山”的壓迫下不敢消費，居民消費率大幅降低到了33%左右。政府存在的理由在於為社會大眾提供安全、秩序及社會福利等公共產品，提供平等、自由的生存環境。世界各國公認，政府征稅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要運用民眾的錢向民眾提供免費道路，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免費基本養老，公共衛生等社會福利。現在，世界多數國家建立起了以“窮人優先” 為基本原則，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福利制度。在迪拜，人民不用交稅，甚至不用交連電話費，享受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結婚後可分到免費住房。在法國，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三分之壹，全民享有醫療保險，看壹次醫生只須交1歐元的掛號費，其余費用由社保機構劃撥醫保賬戶，失業者和低收入家庭享受每月數百歐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全民享受免費教育，學生可獲每個學期數十至數千歐元的助學金，壹些城市的低收入者還享受免費公交服務，個別城市全民享受免費公交服務，或提供免費自行車。在美國，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五分這壹，失業者享受失業金、救濟金，國民享受免費大學前的教育，政府設立了專為窮人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療救助（Medicaid）系統，為買不起醫療保險的低收入家庭提供醫療保障，醫院醫療卡片上有這樣壹句話：“無論妳是什麽種族，也無論妳有沒有錢，更無論妳是什麽身份，妳都有權在這裏得到治療”。在英國，社會福利開支約為GDP的四分之壹，全民享受免費醫療和免費大學前的教育，90%的大學生享受政府津貼。在德國，社會福利開支約占GDP的三成，社會福利幾乎包辦了壹切，窮人靠社會福利生活得很舒服。在加拿大，全民享受免費醫療服務，住院流浪漢的隔壁病房可能是壹位部長。在日本，社會福利開支約占GDP的五分之壹，醫療保險覆蓋全民，醫院不得盈利。在非洲，不少國家也實現了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在拉美，社會福利覆蓋所有窮人。在俄羅斯醫療、教育全民免費，社會福利開支占政府財政預算約七成。在瑞典、挪威、丹麥等北歐國家，社會福利更好，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接近GDP四成。

　　中國政府的財政開支主要用於供養政府自已和不可告人的秘密用途，“黨和政府”推卸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服務少之又少，實行醫療、教育產業化，讓醫院、學校自己去賺錢，造成醫院發病人財為生，學校發學生財，賣文憑為生，學校普遍負債累累，重收費不重教育。經過三十多年的所謂改革開放，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成為世界上極少數沒有面向全民的社會福利的國家，國人在教育亂收費，醫療亂收費，高昂房價重壓之下沒有保障感，毛時代的制度性缺陷沒有削弱，反而在加強。如今，“黨和政府”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占有了絕大部分國民收入，成為新的“大資產階級”。它們蔑視法律，不斷加強對輿論和司法的影響，抗拒政治民主化潮流，通過各種手段維護既得利益。北大社科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家庭收入兩極分化嚴重，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戶均收入只有1000元，處於絕對貧困狀態；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占所有家庭總收入的23.4%，是收入最低5%家庭的234倍。中國公布的首部《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承認，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非常嚴重。

　　中國社會的土地財政

　　建國之初，中共通過強迫農民加入人民公社無償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人民公社解體後，農民只恢復了人身自由和經營權，卻沒能收回土地所有權。在農村推行土地承包到戶以後，中共宣布二十年不變，隨後又宣布三十年不變，出臺政策規定土地承包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人口變動不再重分，新的集體成員不再擁有土地承包權。這樣的政策規定似乎是說土地壹次性歸家庭私人占有。但農民清楚，承包期無論怎麽延長，土地仍然不是自己的，政府隨時可能出臺新政策，如同當年允許包產到戶後很快又禁止壹樣，取消承包。於是，農民在所承包土地上采取掠奪性經營，不計環境破壞惡果，如同當年合作化時瘋狂毀林砍樹壹樣。

　　1982年，修改後的憲法規定，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所有權屬於農民集體所有。這時集體不存在，憲法規定的所謂土地集體所有實際含義是土地官有，即土地成了政府通過農村基層幹部控制的黨產。通過推行合作化再廢除合作化，中共獲取了天文數字的經濟利益，是為有史以來最大宗的革命收獲。雖然土地承包給了農民，土地出讓的權力仍控制在政府手中。各級政府壟斷農地，低補償價征收農民土地，高價買給開發商。1989年5月，國務院出臺了《關於加強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收入管理的通知》，規定凡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出讓收入必須上交財政，中央財政收取40%，地方財政收取60%。以公有制為名的土地出讓制度實際是中共對土地的“統購統銷”政策，即政府壟斷的強買強賣。雖然憲法規定，農村的土地屬於集體，沒有規定集體不可以賣地，但當局利用強權規定農民集體不得自行出賣土地，土地只能賣給政府，由政府獨家征地，再掛牌出讓。這樣的“土地統購統銷”政策讓農民怨聲載道。

　　1993年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田紀雲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憲法關於土地方面的規定造成了農民短期行為和政府控制土地獲利等諸多社會弊端，建議向農民宣佈他們各自承包的土地從此在法律上歸私人所有。他的建議遭到“要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的指責，被政治局否決。根據政治局的決定，財政部公布了《關於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使用收入征收管理的暫行辦法》，把出讓土地使用權所得稱為“土地出讓金”，調整中央與地方分享土地出讓金比例為，中央財政收取5%，地方財政收取95%。此後二十年間，全國數十萬畝農用地轉為了城鄉建設用地（農轉非）。政府征地帶有強制性。政府既是征地的買家，又是補償標準的制定者，為自身利益盡量壓低補償標準，轉手高價賣出。專家估計，農村城市化帶來的土地增值紅利中，農民得到的補償金額僅占5%～10%，村官們以集體名義分享到了25%～30%，“黨和政府”霸占了大頭，攫取了60%～70%土地增值紅利。因此這樣的土地公有制不僅實質是“土地官有制”，更被壹些學者抨擊為“官員搶劫制”。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間，政府規模瘋狂擴張，官員收入暴增，財政收入供養政府遠遠不夠，土地出讓金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土地收益造就了全世界最大規模、最昂貴的“黨和政府”，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腐敗。各地政府為應付暴增的開支瘋狂地賺取土地開發收入，推高地價，房價，快速吞噬土地資源。2003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土地政策改革課題組”對九省(市)“土地財政”情況調查結果顯示，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凈收入占政府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顯示“土地第二財政”超過正常財政，成為“黨和政府”的主要財源。如今，房地產綁架著中國經濟四十多個產業，如果房價不漲，房子賣不動，各級政府的地就賣不動，銀行貸款還不了，同時房產商也資金鏈會斷裂，還不上銀行貸款，債務危機和金融風暴就會降臨。如果沒有了賣地收入，政府財政立即爆發危機。於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齊心，出政策讓地價、房價壹直漲。官員們都知道地賣差不多了，房子建得多到夠幾十億人住了，泡沫爆破是遲早，但大家只關心自己任內的政績，只管繼續推高房價，走壹步說壹步，不管將來後果。

　　地方政府不光賺取土地出讓金，還賺取開發稅費，向房地產買賣雙方收稅。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2009年向人大、政協會議提交的報告顯示，從開發商拿地到商品房銷售，各級政府共收取土地出讓金、拆遷管理費，營業稅、印花稅、城建稅、企業所得稅等七大類共37項稅費。這些稅費構成了商品房銷售額的50%至70%。地產商會輪值主席任誌強表示，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這份報告中，對房價構成的分析，並沒有將政府收取的各種稅費完全計算在內，如規費、證費、市政基礎設施費等。同時，也未計算上下遊產業中的稅費，如施工單位上繳的各種稅費、建築材料生產與購買環節的稅費、設備生產與交易中的稅費等等。若將這些政府的所得考慮在內，政府從房價中分得的份額超過七成。37項稅費之外，房地產企業還需要花費巨額費用向20至30個政府部門公關，繳納20多種收費。這些開支構成了政府的腐敗收入。北京的壹位房地產經理人抱怨說，他曾經為壹個項目前後跑了40多個政府機構，蓋40多個公章，每個環節都要花錢公關。老百姓的買房錢，被政府拿走了七成以上，是高房價的根本原因。2012年，全部2469家A股上市公司實現凈利潤19544億元，與上年相比整體凈利潤零增長，而當期實際繳稅22233億元，比上年增加17%，部分上市公司的稅收支出數十倍，甚至百倍於公司的凈利潤。房地產上市公司年報顯示，2007至2013幾年中，139家房企繳稅額高達6430億元，而同期的凈利潤僅為6265億。總體而言，企業的稅負增速大於利潤增速，經濟發展的好處全被政府吞噬。朱镕基在清華大學的演講承認：“房地產的錢都收給了地方政府，而且不納入預算，這不得了。這個錢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價擡得那麽高。” 國務院曾要求將土地出讓收支納入地方預算，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即國土部門收錢後交財政部門納入地方國庫，設立專賬（即登記簿）核算土地出讓金收支。但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賬本不能對外公開。因此，財政部收支預算中，只有土地出讓金總數而沒有詳細支出流向。政府的收支不受監管，“土地財政”從數年前的千億元級滾到了如今的3萬億元級，完全黑箱運作，民眾和各界沒有知情權，更無監督權。

　　憲法中規定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是虛假表述，土地實際由政府所有，通過村幹部控制。隨著城市化進程，土地市場價值暴增，政府通過村官控制土地，不斷攫取著土地利益，村官則中飽私囊。為了土地利益，政府有必要操縱村官選舉，通過村官辦差，壓低對農民的征地補償。農民對剝奪自己權益的所謂土地集體所有制的不滿日益強烈，抗爭事件不斷發生。以下三個案例最能說明“土地官員所有制”的腐敗。案例壹，溫州市永嘉縣新橋村十名村官瓜分了316套安置房貪污了18億；[18] 案例二，2011年9月，廣東汕尾陸豐有1.2萬人的烏坎村爆發了村民維護土地利益，驅逐村官，打出“打倒貪官”、“反對獨裁”、“還我人權”、“還我耕地”等標語遊行示威的事件。村民將村官趕走後組織自治，再為反抗當局軍警鎮壓組織起了自衛隊，在村莊四周設置路障、挖斷村道，以石磈磚頭、木棍鐵通等阻擊警車入村，多次爆發警民流血沖突，五名領頭村民被捕，其中壹名被毆致死；案例三，2013年，深圳龍崗區南聯村前村委會主任被曝多年非法變賣村集體土地，違法承接商業開發光擁有數十座豪宅、廠房以及大廈等，總資產超過20億元。三個案例都代表著官民圍繞土地的利益沖突。這壹沖突其實也是“三農問題”、“征地沖突”、“小產權問題”的根本原因。而所有上述問題都是中共剝奪私有土地，宣布所謂土地集體公有造成了革命災難。

　　孟子在兩千年前就指出：“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指出了擁有恒產是維持秩序和善良的必要條件。共產黨剝奪了國人的恒產，也就摧毀了國人的恒心，使國人道德淪喪，只顧眼前利益，作壹錘子買賣，不管環境影響，不管子孫後代，竭澤而漁。現代政治學、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已經證明，私有制是法治、自由、民主、共和、憲政的基本條件。沒有私有制就不可能有法治、自由、民主、共和、憲政。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需要以產權界定權利。私有產權是市場的前提，是價格的前提，是成本核算，效率與利潤的前提。共產黨宣傳私有制是萬惡之源，而實際上其推行的公有制才是萬惡之源。這印證了孟子所言失去私產會使社會喪失秩序，人們喪失善良的道理。經濟學家哈耶克指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這不單是對有產者，而且對無產者也是壹樣。只是由於生產資料掌握在許多個獨立行動的人的手裏，才沒有人控制我們的全權，我們才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產資料都落到壹個人手裏，不管它在名義上是屬於整個‘社會’的，還是屬於獨裁者的，誰行使這個管理權，誰就有權控制我們。”[19] 經濟學家巴澤爾（Yoram Barzel）證明，任何有價值的資源都不可能真正公有。經濟學中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表明，市場的真諦不是價格，而是產權。由此可知，國有資產不可能保值增值，必然流失，國有企業必然是官有企業，國有土地、集體土地必然是官有土地，公有制本質上是官有制，其結果是經濟學家描述的“公地悲劇”。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府所做的第壹件事情就是實行土地私有化。

　　烏坎村民抗爭持續三個月後，廣東當局在村民頑強抗爭及海內外輿論壓力下妥協，以處理腐敗村官方式平息事件，同意烏坎村實行民主自治，壹人壹票選出新的村委會。但是，新選出的村委會無法治村，原因還在於土地利益。壹旦土地由全體村民共有，則由此產生的轉讓，交易、定價，出賣等矛盾復雜到無法解決，越是民主越難以達成共識，按“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也解決不了。農民維權的目的雖未完全達到，但維權行動迫使地方政府不斷提高征地和拆遷補償標準，同時也導致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增速迅速降低，威脅到了“土地財政”的存續。

　　經濟學家陳誌武指出：對於農民來說，最主要的財富第壹是土地，第二是勞動力資本，前者的價值可能高於後者。當土地使用權不能進入市場流轉，也不能做金融抵押或其他資本化交易的時候，農民不管在農村還是城裏，都沒有必要的創業資本，少了很多經濟選擇，淪為低收入的農民工。土地私有並可以交易、資本化是任何壹個社會最核心的經濟自由之壹，也是個人權利、個人自由的基礎。只要土地不能私有化、農民的土地不能流轉或者抵押金融化，中國經濟難以朝消費驅動型發展。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壹個辦法是讓土地真正私有化。在目前土地承包的基礎上，1950年代從農民手裏集體化得來的土地還給他們，發給各農戶相應承包土地的產權證。

　　中國社會的債務危機

　　正當的經濟發展模式是，GDP增長與全社會的消費，即內需同步增長。但在專制體制下，“黨和政府”主導投資達到瘋狂程度。各級政府官員不滿足於收取土地出讓金，以手中控制的土地和未來土地收益和稅收作擔保瘋狂舉債，胡亂投資以獲得任期政績和經濟利益，而不考慮將來的債務歸還和項目的後果。開建的新城區和基礎設施項目通常不能產生還貸回報，政府只能靠借新債還舊債。國有銀行須為政府的政策服務，為房地產開發商提供資金，結果導致不問需求的大量建房。

　　各級政府不計後果開建大項目的情況具有普遍性，例如內蒙古政府計劃的“鄂爾多斯康巴什政治、金融中心”，重新建壹座城市的“呼和浩特清水河”，邊境經濟合作區“巴彥淖爾”，區域性國際物流中心“二連洗浩特”；河南政府開工的“鄭東新區”、“鶴壁新城”、“信陽新區”；江蘇政府的“常州名市”、“鎮江丹徒代化城”；遼寧政府的營口新城；湖北政府的十堰新城、雲南政府的呈貢新城等等。這些政府主導建設的新城大都成了幾乎無人居住，夜晚漆黑壹片的“鬼城”。在湖北十堰，政府在老城區的東、西兩面大規模造城，削平山頭，“向山要地”6萬多畝，造了“東部新城”40平方公裏，“向山要地”9萬畝造“西部新城”46平方公裏，相當於再造了壹個十堰城。十堰市山地整理的平均成本大約為每畝22萬元，照此推算，十堰市“向山要地”15萬畝的土地整理成本就達到300億元左右。如果加上居民拆遷安置、市政配套設施建設等，十堰市建造東部新城以及西部新城的成本將超過千億元。按十堰市的年財政總收入幾十億元計，市政府預支了未來十幾的財政收入。在陜西延安，市政府制定了“中疏外擴、上山建城”的發展戰略，計劃“削山、填溝、造地、建城”，十年再造壹個兩倍於目前城區的新城，比十堰政府預支了更長年限的未來財政收入。在鄂爾多斯，地方政府瘋狂投資，欠下債務千億計。市政府和各區政府為發工資，不斷向轄區內的的萬正投資集團、神華集團、烏蘭集團、呼能集團伊泰集團伸手借款億元，十億，甚至數十億款，逼得企業紛紛準備搬遷。地方債務危機的背後是政府規模的擴張。例如，伊金霍洛旗核定科級職位300，實際科級幹部上千。[20] 在唐山，市政府主導的投資數千億元的曹妃甸國際生態城和曹妃甸工業區“爛尾”，區內是壹大堆“僵屍項目”、“僵屍企業”。這兩項無效益投資的每日千萬元利息將唐山市政府拖向破產。[21] 在昆明，市政府有昆明軌道交通有限公司、昆明交通投資有限公司、昆明市公共租賃住房開發建設管理有限公司、昆明產業開發投資有限公司等48家融資平臺公司，以未來賣地收入擔保，通過這些融資平臺向銀行融資數千億元建地鐵，建了呈貢新區，透支了未來十幾年的財政收入。由於政府投資的新區等項目不能產生回報，昆明政府技術破產。在嚴重依賴煤炭行業的資源型城市大同，煤炭資源大部分控制在國企、央企手中，市財政可動用的資源很少。市政府向銀行大規模舉債開工了建新城、古城復興、美術館、博物館、大劇院、圖書館、會展中心、體育中心、文化廣場、高鐵站、客運站等壹大批項目，投資規模超過千億元，結果連借款利息都還不上，拖欠無數工程承包商的工程款。為還債，市政府計劃將國有資產變現或抵押融資，準備抵押的國有資產包括100多家國有企業，3萬多畝的儲備土地、壹些融資平臺公司持有的物業資產以及雲岡石窟等旅遊景區。但是，準備變賣的國有企業並不值賬面的資產值，準備用於抵押的名勝古跡也不能順利出手，市政府同樣陷入破產。在武漢，市政府提出對標北京、上海、廣州等建設“國家中心城市”、“世界城市”等宏偉目標，推出了投資總額8000億元的“城建攻堅五年計劃”，然後再不斷加碼，開工建設的工地上萬個，創造了5000多個建設工地同時開工的世界奇觀，也贏得了“滿城挖”稱號。政府投資顛狂中的建設項目多是在沒有落實資金來源的情況下先開工的。財政部湖北專員辦的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漢債務余額為兩千多億元，每年須還本付息三百多億元，每天需償債壹億元，政府並沒有可持續的財源償還債務，同樣技術破產。天津政府同樣利用融資平臺瘋狂借貸，投資2000億人民幣興建“中國新曼哈頓”，聲稱將成為“世界上最大金融區”。而實際情況是，許多工程停工，建起的摩天大樓、賓館同樣如同鬼城，政府負債累累，收入下降。政府無力償債務並未影響主導政府投資的市委書記張高麗升任政治局常委。

　　政府主導的投資導致資源錯置，大量信貸資源被無效益企業占用。“土地財政”造成地產市場瘋狂和銀行放貸爆增。為追求政績，地方領導人不停地折騰，拆了建、建了拆，拆了再建。為了獲得GDP政績和油水，官方們不惜浪費大量經濟資源和建設經費，不惜破壞環境、犧牲可持續發展條件，只管鋪大攤子。政府的負債造城的運動催生了壹大批官商勾結的富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政府以鼓勵銀行放貸刺激經濟。此後，通過大量舉債來維持經濟增長成了中國常態。過度的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迅速減弱，造成的通貨膨脹卻壓制了居民的消費，使經濟逆向調整，結構更趨畸型。

　　經濟學家許小年指出，目前中國需求、消費不足的原因在於國民收入分配有利於政府和企業，居民收入比重下降。過去十幾年，國進民退，國民收入的分配，不是有利於居民，而是有利於政府。政府收入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從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1年的32%，還沒有包括其他的預算外收入，如果包括，則還要高。他建議進行市場化行業重組，收購與兼並，消除過剩產能；減稅以避免企業停工、倒閉；國企撤出競爭性行業等結構性調整措施；打破行政壟斷，取消審批制；不僅在二次分配上采取措施，還須在壹次分配上實施改革。[22] 經濟學家茅於軾在2012年全國十大稅收新聞評選座談會上指出：目前我國還不是完全依法納稅，而是計劃納稅。從分配來看，從1998年到2011年13年中，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從69%降到57%，降了12個百分點。經濟學家吳敬璉分析，“鬼城”源於政府飲鴆止渴，以巨額投資支撐高速增長，特別是2008年“四萬億元投資”刺激計劃的後果。他建議改變政府投資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把做經濟的職責完全交給企業、民眾，而政府則轉為服務型，走民富路線，拉動內需，使經濟步入良性循環。經濟學家們局限於經濟說不到問題的根本。問題的根本是壹黨專制。在廢除壹黨專制之前，“市場化行業重組以消除過剩產能，減稅，國企撤出競爭性行業”均無從實施，政府瘋狂投資、舉債，“財富向政府集中”只能愈演愈烈。

　　國家審計署2013年6月公布的《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顯示：18個省會和直轄市，有17個承諾以土地出讓收入為償債來源，比例高達95%，而2012年6000億的土地出讓凈收入連支付地方債的年利息都不夠，政府已經資不抵債，只能借新債償還舊債。2012年，中國政府主導的投資占到GDP近半，超出均衡水平10—20個百分點。2013年，發改委聲還要投資四十萬億拉動城鎮化建設。政府沒有說明怎樣籌措這四十萬億，估計政府只能靠濫發鈔票來維持投資。裏昂證券的報告指出，2012年中國新增債務比2011年增長了壹倍，債務增速為GDP增速的三倍。中國GDP增長靠債務支撐，GDP高速增長預支了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國民收入。國際公認債務占GDP比例超過60%為危機警戒線，而中國五級政府債務規模對GDP比例已高達300%，遠遠超過了破產希臘的170%比例。“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的情況下，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維持如此之高的債務水平”。[23] 應對債務危機，大多數地方政府以土地收入為“救命稻草”。國土部門公務員變身土地推銷員，被分派指標去找買家，政府想盡辦法提高土地出讓起拍價。[24] 土地資源畢竟有限，同時城市規劃進程也不允許無節制地開發各類土地，政府賴以生存土地收入必然趨向枯竭。當城鎮和縣政府都在發債集資時，債務危機已經臨近。中國債市發行者基本為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購買者主要是國有銀行。國際資本感到了中國銀行業的風險，在不斷拋售中國國有銀行的股份。中共國務院參事夏斌認為，當前的中國已經存在金融危機現象，壹些地方融資平臺早就資不抵債，壞賬沒有暴露是因為政府增發貨幣在掩蓋著。

　　中國的金融業壟斷經營，國有銀行奉命支持低效益的國營企業，而使充滿經濟活力的中小企業、尤其私營企業融資無門。於是，正式銀行系統外提供信貸的“影子銀行”興起，提供著近壹半的信貸，助長著通貨膨脹與房地產泡沫。美國惠譽評級機構指出，中國的銀行系統通過發放貸款維持著投資熱潮，影子銀行系統在迅速膨脹。公司和地方政府都從不受監控的黑市上借高利貸。經濟學家謝國忠指出，“影子銀行”的總規模與地方政府債務的規模同樣巨大，也在20萬億元以上。“影子銀行”以沒有擔保的理財產品和信托產品從儲戶吸收的存款，貸給以土地作押的各級地方政府，幫助政府借新賬還舊賬。金融業事實上已是最大的地主，越來越多的銀行儲戶的資金通過理財產品流向不在監管範圍內的影子銀行。由於地方政府的投資大多沒有效益，大建“鬼城”，無力還債，債務風險在不斷累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指出：“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借債的時候都沒有，或者很少考慮如何償還。中國地方政府之所以成為這樣壹種債務人，和中國的財政體制有直接關系。”他建議盡快改變財稅體制。作為政府任命的官員，高院長不可能指出問題的全部。政府成為不考慮還債借債人主要不是因為財政體制，而是因為政治制度。獨裁體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制約、問責與追究，官員們自然什麽壞事都敢做。沒有在野黨監督，沒有執政黨更替，財稅體制問題永遠解決不了，政府的胡作非為只能越來越瘋狂。

　　伴隨瘋狂投資、舉債，政府的貨幣發行量失控。中國1990年的貨幣總量為1.53萬億，截至2015年底為137萬億元，增長了90倍，同期美國貨幣量只增加了壹倍。判斷金融危機是否在形成的壹個方法是看債務對GDP的比例是否在增長。如果金融機構把錢借給了應該借的人，借出去壹元錢創造了超過壹元錢的產值，債務對GDP之比下降。反之，借出去壹元錢創造了低於壹元錢的產值，金融機構把錢都給了不該給的人，債務對GDP比例上升，債務危機風險加大。美國法律規定貨幣發行量不得超過GDP的70%。2008年中國GDP為31萬億元，年底貸款余額為32萬億，債務對GDP之比102%。在應對債務方面，中國政府陷入兩難的困境：采取嚴厲措施限制銀行貸款會引發債務危機，不采取措施，放任銀行信貸膨脹可以延緩危機，但使風險會累積得更大。由於中國沒有地方自治，地方官員全為中央任命，各城市發生的問題壹律由中央擔保。這壹方面使中國地方政府欠再多的債也不會出現美國底特律那樣的城市破產，但另壹方面也使整體風險將累積到恐怖地步。如今，這壹比例逼近300%，政府濫發鈔票，制造通脹，將債務負擔轉嫁給了全民。銀監會發布的銀行壞賬率是1.5%，但國外金融分析師壹致認為，中國真實壞賬率可能數倍於官方數據，巨大差異原因在於中國銀行業會將地方政府債務、國企債務這些為政治原因的貸款債務掛在賬上，不作壞賬處理，以保持帳面盈利。很多地方政府迫使銀行為破產國國企貸款發工資，銀行都掛在賬上。

　　中國的房地產業和金融業正在步日本泡沫破裂的後塵。在經濟高增長期，日本土地等資產價格暴漲，銀行發放貸款通常要求企業拿土地做抵押，而企業也以大肆購地作為擴張前提。從1970年代開始，日本的土地投機開始瘋狂，企業爭相將資金從制造技術領域轉投到土地，社會彌漫著投資土地必漲的預期，連那些只掌握零星土地的人也抵押借款以購置更多土地。銀行為追求高回報而接受被高估的土地等資產的擔保增加放貸。在“地價升值——擔保品升值——貸款增加”的循環中，信貸規模迅速擴張。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土地、證券等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大量的銀行貸款成為不良債權，銀行等金融機構因此積累了巨額的不良資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銀行又不得不新增大量不良貸款。大量不良債權長期得不到處理，使日本陷入長期通縮。[25] 野村公布的數據表明，19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時，日本的信貸資金總額占GDP比率約為40%，中國的信貸擴張速度遠超過當年的日本，信貸資金總額占GDP比率已經接近300%。據審計署的抽查，36個地方政府中，截至2012年末，有9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債率超過100%，最高達189%，如果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債務率最高者達220%。

　　發達民主各國的債務GDP之比也在增加，但西方各國的在野黨都在制約執政黨舉債。例如美國共和黨反對民主黨政府瘋狂舉債而迫使聯邦政府關門。而中國沒有反對黨，“黨和政府”不受制約，政府舉債瘋狂世界之最，累積的債務風險也世界之最。美國南卡大學教授謝田在接受采訪時說：“有辦法防止和控制地方政府債務，比方把地方投資平臺、壹些城建公司都關掉，明令禁止不能再借貸，嚴格的要求他們按規章辦事，借錢還款。但這樣很可能意味著地方政府破產。實際上中國連政府破產的法律都沒有，這個債權裏面涉及到那些影子銀行、地下銀行、國有銀行，各種各樣錯綜復雜的利益集團、利益體系都在其中，這很可能就會導致很多金融機構、地方銀行破產，老百姓會去擠兌，這會引發更大的危機，帶來的金融風暴或是雪崩。通貨膨脹已經到了這麽嚴重的程度，再印鈔票的話也是自殺行為，不印鈔票讓它破產也是自殺行為。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原委員、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最近在壹場學術論壇上指出：‘目前中國金融體系最危險的、最值得關註的是地方政府債，地方政府的償債意願和償債能力值得懷疑。地方政府有沒有還債的意願，有沒有還債的能力，我表示懷疑。’他披露了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秘密。實際上這些地方政府官員只管自己升官發財，不管自己背後洪水滔天，大筆借債，大筆投資，大筆基建，從中賺了大財之後，自己拍拍屁股走人，把問題留給下壹任，或者留給中央政府。如果中國兩千個地方政府都這麽做，中國危機之巨大可想而知。政府通過幾萬億的投入刺激經濟，導致產的過剩，通貨膨脹上升和房地產的泡沫。而從中賺到錢的人是中共的權貴階層，而他們這些人把賺到的錢，有很多已經轉成美元、歐元、日元，轉到海外了，換句話說中國所謂改革開放的成果，已經被這些權貴給拿走了。”經濟評論員鞏勝利指出，黨政運行成本比所有的國家高出了二分之壹；中國國有企業的壟斷，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這樣的壟斷性企業超過壹百二十家，等於把國有的利益全吃了，中國經濟的成本沒有辦法降下來；黨政機關的盤剝、國企的壟斷使得壹般企業和老百姓連生存都困難，怎麽可能實現以居民消費拉動的經濟成長？政府收費超過稅收的百分之四十，稅和費加在壹起，企業基本上就難以生存。事實上，中共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看到，中國的政治經濟已經沒有出路，都在加速了把國家和百姓的錢卷往國外。美國華盛頓智庫“全球金融誠信”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11年間，中國有約4萬億美元的資金外逃。這壹數額超過了當時的外匯儲備。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際調查記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簡稱ICIJ）2014年1月發表的調查報告披露，前任、現任中共領導人的家人或親屬們在“避稅天堂”英屬處女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開設的離岸公司藏有巨額離岸資產。中共領導人家族爭相離岸轉藏財富的消息披露後，中國國務院信息化辦公室要求各網站，微博、微信對有“中國太子黨離岸避稅”的內容的網民立即封號。[26]

中國社會的環境災難

作者 陳憲輝 寫於 二零一五年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推行了土地承包制度。由於人們喪失了土地的所有權，只有限期的使用權，於是大家都力圖在最短的時間裏盡可能多地榨取自然環境。由於政府主導經濟，中國資源極大浪費，能源利用效率世界最低。1978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為5.7億噸標準煤，2012年為36億噸標準煤，增長了5倍多。目前，我國的單位GDP能耗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為美國的2.9倍、為日本的4.5倍，我國單位GDP的水耗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中國用掉了世界上35%的化肥和20%的農藥；六十多年的共產統治給中國的自然環境破壞後果中的大部分是不可逆轉的，災難後果包括：

　　森林浩劫：覆蓋率從1950年的近30%下降到10%以下，不足世界平均之半（芬蘭67%，日66%，韓64%，挪威60%，瑞典54%，加44%，德30%，美33%，法20%，印度23%）。毀滅天然森林的同時，中國幾十年來大量發展人工純林。楊樹已經南下江南，接近了南嶺。整個大西北、華北平原，甚至江南壹些地區，也以楊樹為主。高密度、單壹樹種的人工純林對國土生態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水土流失與沙漠化：1949年代全國水土流失面積116萬方公裏，如今超過400萬平方公裏，國土總面積的四成水土流失。全國每年流失100億噸沃土，相當1千萬畝耕地30厘米耕作層土壤（自然形成1厘米耕作層土壤需1—400年，形成可耕作層規模需3000—12000年）。1949年全國沙漠、沙化土地66.7萬方公裏，如今超過300萬平方公裏。衛星地圖可以證明，中國大地是地球翠綠陸地中的壹大片黃土裸露的區域。占國土面積四成的草原90%出現退化，且以每年2000多萬畝的速度在擴大。也就是說，國土的三成多已經沙漠化，另三成正在沙漠化；江河湖海消亡：從1985年起，黃河幾乎年年斷流，流域幹旱日漸嚴重，流域年入河泥沙16億噸，其中含有氮、磷、鉀3種元素總量約4000萬噸，超出了2003年全國化肥需求量3990萬噸。流域廢污水排放量超過40億噸，中下遊支流水質常年為劣五類，近2億人受害。長江正在步黃河的後塵，走向斷流與幹涸。“長江源區生態環境地質調查項目”負責人辛元紅說：“1969年時，黃河源還有冰川（固體水庫），但2000年時，整個流域已找不到冰川影子。而黃河源區固體水庫消失的生態災難正在長江源區重演，並已達到怵目驚心的地步。”與黃河壹樣，長江流域廢污水排放量年數百億噸，水系生態正在迅速崩潰。全國七大水系中，五類和劣五類水質超過三分之壹，七大河中有壹半的水資源已不能用。1949年以來，全國湖泊減少了1000多個，湖泊蓄水量減少500多億方，其中淡水量減少了400億方。渤海已成死海，嚴重污染的海水倒灌；環境污染：全國約10%耕地受重金屬污染，其中鎘、砷污染比例分別占受污染耕地的40%。據《現代和諧論》壹書介紹，國土的三分之壹被酸雨覆蓋，70％的江河湖泊受到污染，90％流經城市的河流嚴重污染，三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水，四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世界衛生組織日前發布的報告稱，中國大陸的癌癥發病率已居世界首位。中國各地出現越來越多的癌癥村。如果包括非官方數據，中國“癌癥村”多達459個；水資源告急：全國水資源量大幅下降，人均水資源減少到世界人均水資源的四分之壹；全國城市大幅度超采地下水地面大幅沈降，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地表水資源留不住，水源地迅速幹涸，中國河流已消失了近三萬條，近200個沿海城市地下水超采造成海水污水倒灌。以北京為例，地下水水位嚴重下降和大規模地面沈降，最大沈降達700至800毫米，並且全市淺層地下水全部受到污染，大多不能作為飲用水的直接供水水源。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副院長張作辰指出，我國地面沈降災害最嚴重的地區是長江三角洲、華北平原和汾渭盆地。其中，華北平原區地面沈降量超過200毫米的範圍，達到6.4萬平方公裏，占整個華北地區近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指出：“如果繼續像現在這樣唯GDP至上，三十年後，古老而美麗的華北平原將消失。乾隆年間，北京地區遍布沼澤、湖泊，如今北京濕地面積僅占3%。小麥是華北平原的主要農產品，但是現在連灌溉小麥都得超采地下水。“如果不超采，麥子就沒法活下去。但是這麽超采下去，又能采幾年？越采越深，采到壹定程度就沒有水了，沒有水以後，華北平原就將慢慢沙化，變成壹個不適合人類生活的地方。幹枯的不只北京，不只是華北，全國657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嚴重缺水。地方政府都在盯著左鄰右舍的GDP數字，妳追我趕，造成鋼鐵過剩，水利過剩，造船過剩，太陽能過剩，風電過剩，幾乎所有的產能都過剩，很多工業開發區都會因為產能過剩而關掉。”他建議把華北平原十分之壹，或者五分之壹的土地拿出來種植植被，來治理華北平原的土地沙化。[27] 在各級政府靠賣地發工資、還債還不夠的情況下，楊主任的建議當然不可能實施。過量抽取地下水，向地下排污水，都如同蜻蜓吃自己的尾巴壹樣的反人類罪惡。

　　水利環保生態學專家王維洛博士指出：“最近報道的中國癌癥人口的增長很驚人，受到水污染的癌癥村其實是人禍造成的。中國每天癌癥病人增長8000人，壹年三百萬人。癌癥病人的分布和污染工業的分布的是壹致的。其次就是農業污染，土壤污染，化肥的使用，滅蟲劑的使用等等。中國的水污染是人為的，是人禍。中國政府在治水上面不如前人，無論是地表水還是地下水，超過90%是被污染的。世界上沒有壹個國家是這樣的，我到過世界上很多國家，有窮的國家，有富的國家，沒有壹個國家的水如此污染。中共所欠下的環境污染債務無法償還。治理中國水污染，三十萬億還不夠。打個比方說，胡錦濤家鄉的城河治理改造，原來是五類水，大概現在是達到四類水、三類水，花了將近四億人民幣。如果把環境方面欠的債用數據體現出來，中國也許就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濕地消亡：1950年全國濕地面積居亞洲第壹，世界第四，如今60%萎縮、消亡，其中河北省五十年來濕地消失了90%，陜西關中幾十年來消失上萬個“澇池”，全國紅樹林由25萬公頃減少到15萬公頃。

　　中華民族在六十年間的生存空間減少至五分之壹，已退無可退。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聯合發布的《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指出，中國正在經歷第三次大規模的“海外移民潮”，中國個人資產超過壹億元人民幣的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47%在考慮移民，個人資產超過壹千萬元人民幣的人群中近60%考慮投資移民。人大常委會審議出入境管理法草案時披露：已移居外而保留中國居民身份證，享有國內福利和退休金的中國公民估計有800萬人。上述事實顯示，有能力者都在想辦法離開環境日益惡化的中國。然而，離開中國未必能逃避環境災難。2005年，世界各國經長期努力終於共同簽署了旨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議定書》。然而不久，中國宣布新建562座電廠，其造成溫室氣體將是《京都議定書》所減少排放目標量的五倍。中國的計劃實際宣布各國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努力作廢。專制中國無視“產能過剩”的環境災難後果壹意孤行，建造了足夠全世界新增人口總量居住的住房，造就了遍布全國的“鬼城”，排放著比美國加歐盟總和還多的二氧化碳量，成為全球氣候異常、海平面上升背後的最大的災難因素。生態災難雖有人類擴張摧殘環境的因素，但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歷史已經證明，中國的環境災難主要是專制與公有制造成的，是革命的禍害。

大躍進與大饑荒的關系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大躍進”釀成了1958-1962五年時間的全國大範圍饑荒，學術界認為共造成了3600-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

　　壹、“大躍進”之前的中國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開始確立。

　　1953 年 3 月 26 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要求各地有領導地大量發展勞 動互助組，在有基礎的地區，有重點地發展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1953 年全國有近半數的農 戶參加了互助組，組織起來的合作社也比 1952 年增加了三倍多。農村生產合作為未來的人民公社做了鋪墊，也埋下了罪惡的根源。

　　1953 年 11 月 19 日，政務院第 194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銷售的命令》， 11 月 23 日公布，從 12 月初開始，除西藏、臺灣外，全國城鄉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統購統銷即“統壹銷售，統壹購買”，農民種什麽品種的糧食、種多少、吃多少均由國家統壹制定，除征收糧食外還低價收購糧食並高價返銷給農村，相當於控制了農民的飯勺子。

　　1955 年 9 月，毛澤東親自主編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壹書，12 月出版。他為這本書寫了序言 和 104 條按語，對合作化和其他許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傾機會主義”，給予尖銳的批評。序言中說： “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 1967 年，糧食和許多其它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 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壹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 年 1 月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了經毛澤東審定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 部部長廖魯言對這個綱要作了說明。“說明”指出，到 1967 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 1 萬億斤。（事實上直到1993年全國糧食總量才達到這個數字）1956 年 2 月 6 日，由於指標越來越高，周恩來感到壓力很大。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 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決定在計劃和財政會議上，把指標“壓壹壓”。

　　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報》在壹版頭條登出由劉少奇、陸定壹、胡喬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論， 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這篇社論的重點是批評急躁情緒。這篇社論是“反冒 進”的標誌性文件。

　　1956 年 9 月 5 日到 27 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八大”政治報告認為：“我們國 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 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1956 年，農業集體化在幾個月內快速完成。年底，96.3%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87.8%的 農戶參加了高級社。原來預計 18 年完成的農業集體化，7 年就完成了。

　　1956 年，在全國範圍內完成了對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 1957 年，就工業而言，全民所有制、 集體所有制和公私合營三者合計占工業總產值的 99.1%，再加上農業集體化，私有經濟基本被消滅。 計劃經濟體制從此全面確立，國家壟斷了壹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城鄉居民的壹切生活資料都由政府按國家確定的定量供應。

　　1957 年 4 月中旬到 5 月下旬，發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縣在 33 個鎮中有 29 個鄉鎮先後農民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退社，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鬧事後，在全縣 302 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 的有 116 個，部分垮臺的有 55 個。

　　1957 年在城市開展反右派鬥爭的同時，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壹， 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第二，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系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 題。就上述問題開展大辯論，弄清大是大非。壹大批“有資本主義傾向”的農民遭受打擊。

　　1957 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處理了廣西餓死人事件，省委第壹書記陳漫遠、省委書記郝中士等 12 人受到撤職等處分，《人民日報》18 日發表社論《堅持同漠視民命的官僚主義作鬥爭》。改 組後的廣西省委常委、副省長陳再勵、常委王夢周、委員廖原、駱明、王浩、候補委員廖聯原等陳漫 遠、郝中士鳴不平，認為餓死人是合作化與糧食統購統銷的惡果，中央在農村工作中“犯了路線錯誤”， 後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壹切職務。 （廣西在大躍進前糧食就很緊張，加上農村合作化導致了部分地區缺糧並餓死人事件）1957 年 11 月，毛澤東率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11 月 18 日，毛澤 東在莫斯科會議上說：“赫魯曉夫告訴我們，15 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15 年後， 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

　　1957 年 12 月 2 日，在中國工會第 8 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 共中央致祝辭，公開宣布了毛澤東的這壹設想，從而成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

　　二、“大躍進”的發動

　　1957 年冬到 1958 年春，上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大軍，從南到北大搞農田水利建設。規模較小的農業合 作社沒有力量辦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領導人就產生了將小社合並為大社的想法。毛澤東曾壹再強調“大社的優勢性”。

　　1957 年反右派鬥爭，60 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從而堵塞了壹切言路。再加上輿論壟斷，與政府 不同的意見不能發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封鎖群眾信息來源的同時，也封鎖了自己的信息，從此， 他們聽不到真實情況，聽不到對錯誤政策的批評。

　　1958 年 1 月 11 日到 22 日，南寧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毛澤東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這是 政治問題。壹反就泄了氣，6 億人壹泄氣就不得了。”周恩來作了檢討。他說，反冒進是帶有方針性 的動搖和錯誤，是壹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壹反冒進的錯誤， 我要負主要責任。 會後，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批右傾，爭躍進”的潮頭。

　　1958 年 4 月 7 日，中央正式批發《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要求各省、自治區盡快使本地區 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壹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 5 年到 10 年縮短為 5 年到 7 年。這個文件下達不久，壹個聲勢浩大的辦地方工業的高潮在全國形成，各地力爭在 5 年左 右，使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6 月到 8 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 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各地出現了盲目建廠，亂上工業項目的熱潮。

　　1958 年 4 月 20 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5 月 5 日，改名為嵖岈山人民公。這是全國第壹個人民公 社。

　　1958 年 3 月－9 月月陸良事件。雲南省曲靖地區陸良縣，從 2 月到 9 月，全縣發生腫病 33319 人次， 占總人口的 13%，因腫病死亡 5203 人，占發病人數的 15.6%，占總人口的 2.04%1958 年 6 月 17 日，薄壹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其中說，1959 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6 月 22 日，毛澤東對此件批示說：“超過英國，不是 15 年，也不 是 7 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裏主要是鋼。只要 1959 年達到 2500 萬噸，我們鋼的產量就達到英國了。”

　　1958 年 6 月 19 日晚，毛澤東在北京住地遊泳池召集了中央壹些領導人，毛問冶金部長王鶴壽：去年 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壹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壹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1958 年鋼產指 標為 1100 萬噸（對外公布是 1070 萬噸）。從此全國掀起了大辦鋼鐵的群眾運動。加上其它戰線直 接或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的人數超過了壹億。

　　1958 年六、七月間，上海市奉賢縣在“掃除殘余反革命”和“反擊富裕中農進攻”的口號下，發生 了亂關、亂鬥的現象。到 1958 年深耕深翻、興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戰三十晝夜”，“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等口號，在全縣範圍內普遍發生了捆綁吊打，亂罰、亂鬥、 亂關等現象。造成了 960 人非正常死亡。

　　1958 年 7 月 14 日到 18 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他參觀了臺前社畝產將達 3 萬至 5 萬斤的 玉米，3 萬至 5 萬斤的谷子，30 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 15000 斤籽棉的豐產後，贊揚他們說：“妳 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妳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

　　1958 年 7 月 19 日和 8 月 6 日，周恩來兩次參觀河南省的“小麥豐收展覽會”，他除了肯定河南的高 產衛星以外，還大力稱贊河南的公共食堂。

　　1958 年 8 月 6 日，毛澤東視察河南省七裏營人民公社時說：“看來人民公社是壹個好名字，包括工 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

　　1958 年 8 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壹步了解那裏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中，提出 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 1958 年 8 月 4 日，毛澤東視察徐水。8 月 6 日，陳正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到這裏來搞“共產主義試 點”。《人民日報》大力宣傳徐水的試點吸引了全國各地的 32 萬人到徐水參觀。中共中央領導人幾 乎都到徐水參觀過。從此全國刮起了共產主義風。11 月 6 日，毛澤東在《山東範縣提出 1960 年過渡 到共產主義》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壹首詩，似乎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 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共產風更加強勁。

　　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 議》。決議指出：“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壹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 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壹些時間。”決議最後豪邁地宣布：“共產主義在我 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當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壹條過渡 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到 1958 年 9 月 29 日止，全國農村實現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 27 個省市自治區，共建起人民公社 23384 個，加入的農戶 112174651 戶，占總農戶的 90.4%，其中有 12 個省達 100%。到 10 月底， 農村共有人民公社 26576 個，參加的農戶占農戶總的 99.1%。

　　1958 年 9 月 30 日《人民日報》報道：劉少奇在江蘇省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問鄉黨委書記：“秋後， 即將實行糧食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連忙接上來說：“大家壹聽說吃飯不要錢， 都高興得跳了起來。”少奇說：“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話，給 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 （“吃飯不要錢”成為1958年糧食短暫富足期的常態，普遍浪費糧食間接導致了1959年大饑荒的來臨）1958 年夏秋以來，《人民日報》經常在壹版顯著地位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糧食高產“衛星”。

　　1958 年 6 月 16 日，當人們對高產衛星產生懷疑的時候，在全國享有很高聲望的物理學家錢學森在《中 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他寫道：“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把每年射到壹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 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 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壹 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麽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 20 多倍！”

　　1958 年 10 月 26 日，雲南省祿勸縣大松樹新村煤礦發生了以李光榮為首的“中國人民起義軍”的反革命暴亂案。次日，暴亂首犯及骨幹均被民兵擒獲。28 日，平叛工作組到達出事地點，共拘捕 117 人，大搞逼供信，打死 24 人，打傷致殘 36 人（致死 7 人），判刑 50 人。平叛有嚴重擴大化問題。

　　1958 年 11 月 2 日至 10 日，第壹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 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制。指 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1958 年 11 月 25 日晚，雲南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 4 個區、20 個鄉，發生“土匪暴亂”。他們提出“反對三化”、“反對公共食堂、反對托兒所”“反對日夜苦戰”的口號。公安部隊組織力量即時圍殲。

　　1958 年 11 月 28－12 月 10 日，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 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 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 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 作越做越細。

　　1958 年 12 月 6 日，中共雲南省德宏地委《關於少數民族外逃情況的檢查報告》中說：從今年 1 月到 11 月 20 日止，已外逃 56267 人占邊沿縣總人口的 14％。

　　三、“大躍進”的失敗

　　1959 年 1 月山東“館陶事件”暴露。自 1959 年 1 月份以來，館陶縣食堂停夥、半停夥的狀態迅速 發展。社員四處覓食，到處逃荒。不能遠出者就近拾凍地瓜、凍蘿蔔度日。生產停頓。餓死多人，慘不忍睹。

　　1959 年 1 月 27 日，中共廣東省委送上《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 （值得壹提的是最初提出“瞞產私分”現象的人是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1959 年 2 月，《經 濟消息》第九期發表了《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認為“目前農村所謂糧 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征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 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真地做好當前的糧食工作。”這兩個報告都提出了“反瞞產私分”的經驗。 2 月 22 日、28 日，毛澤東先後對這個報告作了長篇批示。全國掀起了反瞞產私分的運動。

　　1959 年 3 月 25－4 月 5 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 八個問題》，決定對“壹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和壹定的管理權限。通 過《1959 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1959 年 3 月，山東“濟寧事件”暴露。從 1958 年冬到 1959 年春，這個地區的農民除了挖麥苗、剝樹皮吃以外，把枕頭裏的糠也扒出來吃了。全區水腫病發病人數曾達 67 萬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 年 4 月 6 日，國務院秘書廳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 月 9 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 2517 萬人無飯吃。毛澤東於 4 月 17 日作了批示：壹、 將這兩個材料印 30 份，15 份在 3 日內送到 15 省委第壹書記手中，請他們迅速處理；二，給 15 省在 京開會的人大代表每人壹份。實際上，從 1958 年年底開始，農村不斷出現餓死人的情況。毛澤東和 中共中央壹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當作“暫時的緊急危機”，不承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征購。

　　1959 年 4 月 18 日至 25 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批準了中共八屆 七中全會確定的 1959 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將這些高指標正式公布。

　　1959 年進入第二季度，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嚴重後果進壹步暴露。農業方面，當年夏季作物播種面 積比上年減少 20%。夏收糧食、油料大幅度減產。蔬菜、肉類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業方面，鋼鐵生產上不去。由於“以鋼為綱”，其他工業部門特別是輕工業被擠占，人民日用品生產下降，許多商品 庫存減少，到處供應緊張。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 日，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廬山會議”。 第壹階段是“神仙會”，主要是反左氣氛。7 月 14 日，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著 重指出大躍進以來的壹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7 月 16 日，毛澤東在彭德懷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懷同 誌的意見書”這個標題，批示：“印各同誌參考”。7 月 23 日，毛澤東召開大會發表講話，向彭德 懷發起反擊。8 月 2 日至 16 日，在廬山舉行了八屆八中全會。大會小會展開了對彭、黃、張、周的 鬥爭。最後，會議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 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決議正式肯定“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 “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廬山會議的結果不僅沒能糾偏，反而讓原本已經糟糕的現狀更加惡化）1959 年 8 月中至年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全國有上千萬的幹部遭到批判。 1959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頒布的壹些向農民讓步的政策不僅停止實施，還當做右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斂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又重新刮了起來。農村的社會 主義教育運動和反瞞產私分相結合，和完成糧食征購任務相結合，加劇了農村糧食短缺，加劇了饑荒。

　　1959 年 10 月，山西壽陽發動“挖糧集資”運動。從發動到 1960 年 1 月被制止，經歷三個月時間， 據運動後統計，全縣 283 個管理區中，有 259 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 435 個生產隊中，有 11159 戶被抄家搜查，24063 戶被“集資”，3116 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 349 人之多。後稱“壽陽事件”。

　　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4 月，河南省信陽地區因饑餓和持續八個月的“反瞞產私分運動”而死亡的農民超過壹百萬人，反瞞產手段極其殘酷，包括松針刷牙、剁手指、吊打、扣糧、扣飯、點天燈、火烙乳頭、活埋等。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陽事件”。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全縣人口減少了三分之壹。被稱為“通渭問題”。

　　1959 年，國家出口糧食 415.75 萬噸“貿易糧”，創出口糧食最高紀錄。這些“貿易糧”相當於 500 萬噸原糧。這壹年進口糧食折合原糧只有 0.2 萬噸。不僅出口糧食，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

　　1960 年 1 月到 8 月，廣東省羅定縣發生了大批餓死人的事件，稱為“羅定事件”。占全縣壹半左右 的公社，約 27 萬人的地區，發生了極其嚴重的浮腫、瘦弱死亡情況。據全縣 1－8 月統計，死亡達 17000 多人，占全縣總人口的 2.62%。

　　1960 年春，貴州省遵義農民成批成批餓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絕，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現象也有發生。成為驚動北京的“遵義事件”。

　　1960 年 3 月 4 日，毛澤東中共中央對貴州省委的《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作了批示。3 月 6 日 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要求“全國仿行，不要例外”。貴州省委的報告用“群眾的話”的話 歌頌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辦好食堂有依靠，飯熱菜香吃得飽，社員勁頭高又高”，還主張取消 自留地。此時，貴州省的農民正在大批饑死。

　　1960 年 3 月 25 日，餓死多人的“中寧事件”被揭露，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工作組進駐中寧，接管了 縣委，在全縣範圍內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算原縣委錯誤的鬥爭。

　　1960 年春青黃不接之際，各地農民大量餓死。這是大饑荒期間餓死人最多的時候。

　　1960 年 5 月 28 日，四川省開縣滿月公社發生了萬全堂暴動。道首劉誌善帶領 300 多名道徒搶走公 社民兵槍支 18 條，子彈 1200 多發，洗劫百貨商店、供銷社，占領國有林場，打死、打傷黨員幹部 4 人，綁架幹部 16 人。搗毀大量救災物資。

　　1960 年 6 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在死亡線上掙紮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暴動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

　　1960 年 6 月 10 日－18 日，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 14 日的講話中提出 降低計劃指標，提出鋼鐵要講質量、品種、規模，把這個放在第壹位，數量放在第二位。會議期間他 寫下了《十年總結》，開始反省前幾年經濟建設中高指標的錯誤。

　　四、“大躍進”的中止

　　1960 年 8 月，主管計劃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躍進”難以為繼，提出了“整頓、鞏固、提高”的 方針，後周恩來改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成為八字方針。但由於認識不壹，八字方針此時 還無法貫徹。

　　1960 年 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代食品會議，譚震林副總理在這個會議上的報告，號召全 國開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運動。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 運動的緊急指示》。接著，各地組織成千上萬的人上山下水，尋找各種代食品。代食品為緩解饑餓起 了壹點作用，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農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數。

　　1960 年 11 月 15 日，毛澤東看了關於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的報告，寫信給周恩來，信中用“以階 級鬥爭為綱”的觀點，對農村形勢作出了嚴峻的判斷。他說，有三分之壹地區壞人當權，打人死人， 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1960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財貿書記會議「關於堅決做好秋冬糧食工作的討論紀要」》

　　1960 年 12 月 24 日晚，宣威暴亂。雲南省宣威縣阿都公社發生了暴亂，波及增平、翠華、兩個公社。 暴亂涉及 13 個管理區的 37 個生產隊，共 417 人。暴亂分子提出的口號：“實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戶，不交公糧，不賣余糧”、“解散公共食堂，糧食分到戶，隨便吃飯”、“恢復自由市場， 不要糧票、布票、飯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還各”等。

　　1960 年 12 月 24 日－1961 年 1 月 13 日，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會議除子討論國際共運的問題以外， 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和 1961 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 1960 年，中國出口糧食 272.04 萬噸。這些“貿易糧”折合原糧 326 萬噸，相當於壹千萬人壹年的口 糧。當年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這壹年進口糧食只有 6.63 萬噸。1960 年大量餓死人後，1961 年進口糧食 580.97 萬噸。出口糧食減少到 135.5 萬噸。

　　1961 年 1 月 14 日－18 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 實、提高”。當時的提法是“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在已有勝利的基礎上，采 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但由於認識上不壹致，真正的調整是在 1961 後下半年開始的。

　　1961 年 3 月 28 日，安徽省委第壹書記曾希聖召開省委常委會，確定在全省搞“責任田”。為了減少 搞包產到戶的阻力和猜疑，1961 年 4 月 27 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了《安徽省試行 包工包產責任制情況的報告》。與此同時，全國各地都搞起了責任田。這是當年拯救農民最有效的辦 法。

　　1961 年 4 月 19 日晚，經毛澤東同意，以胡喬木為首的中央調查組在韶山大坪大隊陳家灣召開社員大 會，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員皆大歡喜。 1961 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323 號，以《中央批發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為 題，向全國轉發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這是第壹個主張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報告。

　　1961 年 12 月 9 日，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北京市委擬了壹份報告：《關於在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和壹 部分負責幹部副食品供應問題的請示》，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同意這份報告，並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 全國。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北京市即可照此辦理。各省、市、自治區可以參照這壹辦法執行。”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召開。劉少奇在會上代表黨 中央初步總結了 1958 年以來黨在經濟建設上的缺點和錯誤，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 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

　　1962 年 2 月 21 日到 23 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簡稱“西樓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陳雲對經濟形勢作了比較嚴峻的估計。“西樓會議”和 2 月 26 日的國務院擴大會議 以及 3 月 13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了壹整套進壹步調整經濟、克服困難的辦法。

　　1962 年 4 月底到 5 月中旬，廣東每天都有大批人從邊境偷渡去香港。據統計，參與這次偷渡外逃的 有 11 萬多人，其中 6 萬人越境到了香港。從 4 月 27 日到 6 月 24 日，港英當局遣返 4 萬人，留在香港 的大約有 2 萬人。

　　1962 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6 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 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前蘇聯。

　　1962 年 5 月 7 日至 11 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西樓會議、國務院擴大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形成的文件，落實調整經濟 計劃的部署。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按照劉少奇“要退夠”的指導思想，根據陳雲的意見，采取了比 較徹底的措施，即“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

文革暴政概論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九年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1966年由毛澤東發動並持續十年的重大政治運動，非官方觀點認為發動文革的原因是毛為了挽回在大躍進中所犯錯誤而造成的執政風險，借此搞掉劉少奇。文革被稱為“十年浩劫”並不誇張，幾乎每個家庭、每個中國人都在當年不同程度卷入到這場運動之中，造成的死亡、損失迄今無法準確統計，非官方觀點認為至少造成了200萬人死亡、超過1億人被整、財產損失五千億元。

　　壹、文革前的醞釀

　　1964年到1965年舉國大批判達到高潮。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大力開展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對文藝界、學術界等各個領域進行大批判，八屆十中全會強調階級鬥爭、中蘇大論戰和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大批判，城鄉社會主義教育的實踐，逐漸形成壹套完整的理論體系，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壹套理論體系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評論戲劇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是毛澤東精心策劃的，是文革的導火線。

　　彭真抵制姚文元的文章，僵持了18天，11月30日，《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欄轉載姚文。編者按把姚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

　　1965年12月8日到15日，由毛澤東主導，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判羅瑞卿。上海會議壹結束，就撤銷了羅的總參謀長職務1966年2月４日，許立群等根據彭真的意見，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這個提綱對已經開展的大批判加以約束，把它置於黨的領導之下，並限於學術範圍之內。

　　1996年４月１６日，毛澤東在杭州劉莊賓館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錯誤，撤銷了《二月提綱》。５月１０日，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彭真北京市的工作。

　　二、文革正式發動

　　1966年５月１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全體壹致地通過了《5·16通知》。

　　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大字報，批判校長陸平等，受到毛澤東支持，《人民日報》在6月2日全文發表。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

　　5月2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會上決定，派工作組進人民日報和北京大學。6月4日，北京新市委向各校派出工作組。工作組在各校名為領導文革，實際就是抓右派。

　　從6月初到7月底，劉、鄧主持工作的黨中央與各大區、各省市的中共領導人, 大抓右派，把“反右鬥爭”鋪開成全國性的運動。這次反右比1957年“反右”更為廣泛、更兇猛。全國各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相當於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十倍以上。

　　三、文革進入高潮

　　1966年７月２９日晚，北京市委在人大會堂召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被工作組打成右派的人全部平反。這些人中的壹些人以後成了造反派群眾組織的領導人。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贊揚他們的“革命造反精神”。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此後又7次接見了壹千多萬紅衛兵。與此同時，中央允許紅衛兵免費乘車、免費住宿，到全國各地串聯，到運動還沒有起來的地方煽風點火，沖擊官僚體系。從此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壹兩年間，是制造“天下大亂”的重要力量。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壹中全會在北京舉行。5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矛頭指向劉少奇。8日，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林彪在中常委中由名列第六升為第二，劉少奇從第二降到第八。

　　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初，以幹部子弟為骨幹的老紅衛兵大搞“血統論”，抄家、破“四舊”，打、砸、搶,把鬥爭矛頭指向政治賤民和知識分子，制造了恐怖的“紅八月”。

　　1966年8月底，北京昌平縣和大興縣屠殺“四類分子”（地、富、反、壞）及其子女數百人。殺人的方法是，棍棒打、鍘刀鍘、繩子勒，對嬰幼兒用腳踩住壹條腿，用雙手抓住另壹條腿，使勁往上壹提，孩子就被撕成兩半兒。

　　1966年8、9月間，各地官僚集團繼續壓制群眾起來造反，工作組撤走前扶持的“革籌小組”等機構繼續掌僅，利用官辦紅衛兵繼續鎮壓群眾，如湖南“抓黑鬼”，湖北“抓南下壹小撮”。有些地方黨委動用軍隊、出動警察鎮壓學生、組織工人農民圍攻學生。毛澤東稱這種現象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966年10月2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第13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道上前進》，號召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6日，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召開10萬人的“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誓師大會”。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排除文化革命的阻力。從此，矛頭指向各級領導幹部的群眾造反運動掀起了新高潮。批判資反路線是文革的壹次重要轉折。絕大部分當權派都受到沖擊，其中壹些人受到殘酷迫害。

　　1967年1月，上海發生“壹月風暴”，上海工人造反組織奪了上海市委的權。此後，全國各地都仿效上海開展了奪權運動，由“三結合”的領導班子接替了原來的權力機構。

　　1967年2月中旬，周恩來主持中央碰頭會，副總理譚震林、陳毅以及葉劍英元帥等在會上強烈批評文革中全面打倒老幹部的作法，被稱為“二月逆流”。2月以後，各地支左部隊強力鎮壓造反派，將很多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還制造了壹系列流血事件，後稱為“二月鎮反”。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及附件》下達，這個文件指出“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不準亂捕人。·······被打成‘反革命’的，應壹律平反，被捕的，應壹律釋放。”“二月鎮反”中挨整的人被解放。造反派的行為更加激烈。

　　7月20日，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支持的保守組織“百萬雄師”扣留隨毛到武漢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後被宣布為“反革命事件”。隨著陳再道被打倒，全國範圍內掀起揪“軍內壹小撮走資派”高潮。

　　七八月間，受武漢事件的鼓舞，全國各地造反派空前活躍，軍隊、外交等各條戰線受到沖擊。8月22日，北京的英國代辦處被燒。形勢全面失控。8月底，為了扭轉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澤東拋出了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不久又拋出了戚本禹。七月至九月，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提出群眾組織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聯合，說“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走資派是壹小撮，對幹部要擴大教育面。毛澤東開始轉變戰略。

　　9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毛澤東在文中加了壹段關於抨擊“5·16反革命集團”的話，從此全國開展了清查“5·16”運動，在支左部隊的主導下，對造反派群眾開始了又壹場大規模的血腥鎮壓。

　　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零陵地區道縣對“五類分子”及其子弟進行大屠殺，受道縣的影響，零陵地區其它十個縣市也不同程度地殺人。全地區包括道縣在內非正常死亡人數為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殺人的手段有十多種：槍殺；刀殺；沈水；用炸藥炸死；丟進巖洞或廢棄的礦井；活埋；棍棒打死；用繩子勒死；火燒死；摔死（主要用於孩子）。

　　1968年3月24日，北京人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撤銷楊成武代總長職務、撤銷空軍政委余立金的職務並逮捕法辦，撤銷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的職務。

　　1968年5月，《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經驗》下發，全國規模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正式開始，制造了大批冤案，受害者以千萬計。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布告，嚴禁破壞交通、搶劫軍用列車、沖擊解放軍機關。“7·3布告”對制止武鬥起了壹定的作用，有些地方利用這個布告，對群眾組織進行軍事圍剿。

　　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出3萬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清華大學制止武鬥。28日，毛澤東接見造反派“五大領袖”。毛澤東和造反派的蜜月結束。各地都仿效北京，派出大量工宣隊進入學校和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工人宣傳隊和支左軍人壹起主導文革。造反派開始被邊緣化。

　　1968年9月5日，新疆自治區革委會最後壹個成立，實現了“全國山河壹片紅”。

　　1968年10月13日至31是，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全會批準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壹切職務”的決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召開，這是造反派勝利的大會，更是軍人勝利的大會。毛、林之間就起草政治報告產生罅隙。毛警惕軍人勢力的過分擴張。

　　1970 年1月31日，《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中央文件下發，在全國開展了“壹打三反”運動，數以萬計的人被殺。

　　四、毛林分歧與林彪事件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在會上，林彪集團借設國家主席、“三個副詞”的名義，要揪出毛澤東信任的張春橋。毛澤東寫了“我的壹點意見”，拋出了傾向林彪集團的陳伯達。

　　1970年國慶節後，開始批陳整風運動。黃、吳、李、邱就廬山會議事作檢查。

　　1970年11月6日，按毛的意見，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原來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江青、張春橋等掌握了中央組織宣傳大權。

　　1971年4月15日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毛用“挖墻腳”、“拋石頭”、“摻沙子”的辦法瓦解軍委辦事組。毛逼林彪作檢查，林彪拒不檢查。

　　1971年8月15日到9月12日，毛澤東南巡，沿途發表講話，將火直接燒向林彪。林立果企圖在沿途謀殺毛澤東、實行“571”（武裝起義）的計劃落空。

　　9月13日，林彪出逃，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9人全部死亡。林彪事件，這壹震驚世界的政治醜聞敲響了文革的喪鐘。

　　五、保衛還是否定文革階段

　　從1971年底到1972年，周恩來發表談話、采取措施，糾正左的傾向。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批判無政府主義文章。糾左，勢必否定文革。11月4日，上海《文匯報》的內參《文匯情況》 312 期 登了壹篇上海工人座談對《人民日報》這版文章的批評。12月5日，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批評《文匯報》對《人民日報》的批評。12月17日，毛說：“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壹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毛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1972年5月21日到6月23日在北京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批判林彪極右的實質。周恩來奉命檢查六次路線鬥爭的歷史錯誤。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誌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

　　1973年7月初，毛批評外交部的《新情況》153期對國際形勢的判斷。7月4日，剛做完膀胱癌治療的周恩來連夜給毛寫檢討。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周恩來代表中央宣讀張春橋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王洪文代表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十大完全肯定九大路線。

　　1973年11月18日，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

　　1973年12月4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作了壹個“上綱很高”的檢討。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針對周恩來和葉劍英批評：“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毛澤東宣布了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的決定。

　　1974年1月25日，據毛的布置，召開中央機關、國務院機關和所屬單位的人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全國開展了批林批孔運動。早已被邊緣化的造反派又起來企圖恢復在文革初期的地位。

　　1975年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召開，鄧小平得到了他終生最高的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是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掌握了軍隊的實權。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了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保衛文革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起來造反，而是向群眾灌輸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屆人大召開。張春橋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周恩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實現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在四屆人大的權力分配中，務實派占優勢，文革派退居次要地位。

　　1975年4月20日，文革派讓新華社上報了《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這個報告 提出了“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的危害，自覺克服經驗主義”。批經驗主義是針對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4月23日，毛在新華社的這個報告上作了批示，說：“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壹項，放過另壹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壹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壹議。”務實派借毛澤東的批示批評江青壹個月。

　　1975年春，鄧小平開展“會面整頓”。“全面整頓”開展了半年多，壹大批進入革委會的、堅持派性的造反派領袖受到打擊，鐵路交通和生產秩序有所好轉。

　　1975年8月14日，毛澤東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 文革派利用毛的這段話，組織了很多評《水滸》的文章，批判“投降派”，暗指周圍恩來、鄧小平。

　　1975年8月13日，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向毛澤東寫了壹封告狀信，告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10月13日，他們又寫了第二封信，狀告遲群和黨委副書記謝靜宜兩人。

　　1975年11月2日，毛澤東說：“有兩種態度，壹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指劉冰等）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麽不直接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妳告訴小平註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從此開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1月28日，毛澤東讓華國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交出了全部權力，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進入高潮。在鄧小平整頓中受到打擊的造反派頭頭開始活動，企圖利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機會翻身。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群眾借悼念周恩來的機會表達對文革的不滿，文革派壓制群眾對周恩來的悼念。這種鬥爭持續到清明節，釀成規模宏大的“四五運動”。

　　六、文革結束，從毛澤東時代進入鄧小平時代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文革派和務實派為爭奪權力處於劍拔弩張，雙方各有所行動。

　　1976年10月6日，懷仁堂事變，華國鋒、葉劍英等抓捕了“四人幫”。

　　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中共十壹大的政治報告中說：“粉碎‘四人幫’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壹個偉大勝利。”“歷時11年的我國第壹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宣告勝利結束了。”

　　從1976年10 月到1980年前後，各地對文革激進分子進行了大逮捕。同時進行“揭批查”運動，數以千萬計的人受到打擊。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對“林彪反革命集團”和“四人幫”舉行了公開審判。

　　1980年到1986年，全國開展清查“三種人”運動。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因文革罪而被打入另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把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社會主義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提出了對權力過分集中的國家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

　　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理論務虛會議第壹階段，對文革和文革前的政策、路線進行了深刻反思，這是黨內高層的壹次民主化運動。黨內民主運動與“西單墻”的民間民主運動相互推動，成為壹次民主浪潮。

　　重慶武鬥紀實

　　所謂”武鬥“主要是指文革初期造反派奪權後發生分裂所進行的意識形態鬥爭，很多地方的武鬥從最初的冷兵器互毆發展到真槍實彈的內戰，其原因是軍隊支持壹派或像重慶這樣的兵工廠提供了武器。

　　1967年6月5日，位於北碚區的西南師範學院“8·31”戰鬥縱隊與同校的“8·15”派的“春雷造反兵團”武鬥，市內“8·15”和“反到底”兩派都派人到西師增援自己的壹派。重大“8·15”支援西師武鬥後返校途中，在北碚不遠的施家梁遭“反到底”派截擊，重大“8·15”總團負責人、市“革聯會”副主任熊代富等被俘，遭到關押毒打，註射麻醉劑後押送北京“交中央文革處理”，在赴京的火車上被“8·15”派認出，到京後組織人救出。

　　在兩大派“全面內戰”期間，出現了壹些專業武鬥組織或指揮機構。重大“8·15”建立了“衛戍司令部”和專業武鬥組織301野戰隊（專事校外武鬥）、302部隊（專事校內武鬥及治安）。“反到底”派建立了北碚區的“猛虎團”，在南岸區制高點黃山上建立了“反到底黃山警備區司令部”。

　　７月１日，兩派在重慶醫學院附屬壹院武鬥，死二人，傷數十人，“反到底”派《東方欲曉》報主編於可被鋼釬刺死。“反到底”派在解放碑鬧市區，為於可等“烈士”舉行了規模空前的追悼大會，號召為於可復仇。

　　7月8日，“反到底”派“猛虎團”前往被“8·15”派控制的（北碚）紅巖機器廠營救被抓人員，兩派展開大規模武鬥，死9人，傷多人，變電所被炸毀，全廠停產。

　　7月10日，駐守在戰旗小學的重大“8·15”的武鬥隊，以自制噴火器和土炮伏擊“反到底”派武鬥隊，燒死2人，燒成輕、重傷各2人，鋼釬刺死1人，重大“8·15”武鬥隊自己燒成重傷1人。當天上午，重大“8·15”武鬥隊又在該地區突襲了過路的“反到底”派的河運學校的武鬥隊，刺傷、俘虜多人。這次武鬥中，重大“8·15”武鬥隊使用了私設的電臺聯絡。

　　７月１４日，路經重慶的中央代表謝富治、王力在重慶警備區司令部接見兩派代表，要求立即停止武鬥。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籌組組長張國華、副組長劉結挺上午９時發布停止武鬥的六條命令。重慶國防工業系統兩派達成停止武鬥１４條協議。謝富治主持了簽字儀式。兩派代表3000多人召開“團結大會”。但協議轉眼就被雙方撕毀。武鬥再次發生。

　　7月20日至21日，兩派在大型兵工廠長江電工廠武鬥，“8·15”派攻占全廠，打開成品庫運走大批槍彈。

　　７月２５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慶市工業學校位於連結沙坪壩區至市中區的公路的壹座山坡上，對來往於兩區間的“8·15”派形成威脅。“8·15”派組織多路人馬用了輕重機槍及步槍攻打工業校，占領了該校。守方死亡10人，攻方兩人死亡。“8·15”抓獲俘虜200多人押回重慶大學毒打審訊。“反到底”派的“軍工井岡山”得知“8·15”用機槍占領了工業學校，以壹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了打開軍工倉庫發放槍支的決定。

　　重慶是中國兵器工業基地，在武鬥中，這個兵器工業基地成了取之不盡的武器彈藥庫。

　　７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嘉陵機器廠、建設機床廠、望江機器廠等幾家大型兵工廠兩派爭相搶奪軍兵械庫和成品車間武器彈藥，並向廠外同壹派群眾組織擴散。

　　７月３０日，望江機器廠“反到底”派武鬥隊以改裝炮艇與長江電工廠“8·15”派武鬥隊對戰，長江電工廠油庫中彈，漏油５噸，傷亡各壹人。

　　7月３１日，大型兵工廠空氣壓縮機廠的“8·15”派武鬥隊從廠內向鶴高路居民區發射燃燒彈，燒毀區勞動調配站、廢品收購站及民房１８間。８月１日，解放軍重慶警備區司令部制止武鬥和進行救護的人員遭到槍擊，死２人，傷１０人。

　　８月２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武鬥，動用了坦克。廠俱樂部被燒毀。重慶大學“8·15”的301武鬥隊３人被擊斃，重傷致殘１人。“8·15”派占領全廠後，將從家中抓出並殺害的無辜群眾數人，並拖往石灰窯焚屍滅跡，途中發現有未死者補槍致死。

　　８月３日，兩派在建設機床廠大規模武鬥。“8·15”派占據的制高點——謝家灣的弧形建築（辦公樓）。在“反到底”派的強力攻擊下，“8·15”派被迫撤退，撤退時倒上汽油燒毀。同日，重慶軍分區交通艇被“反到底”派望江機器廠“金猴”武鬥隊的高射炮擊沈，解放軍３人遇難。

　　8月4日，“8·15”派北碚“捍紅總部”為奪回被“反到底派”搶去的裝運子彈車輛，攻打845廠並占領了全廠。在攻占中，“8·15”數人身亡。845廠內的“反到底”派和守廠的多名人員，在武鬥中身亡或被俘後遭到槍殺。

　　8月5日 ，“8·15”派進攻建設機床廠，兩派在該廠制高點清水池大規模武鬥，動用了坦克、高射機槍等武器。連續三天武鬥中死25人，傷數十人。

　　８月８日，望江機器廠“反到底”派“金猴”武鬥隊為向建設機床廠“反到底”派運送增援物資，用改裝“炮艇”三艘組成“艦隊”，沿長江溯江而上，沿途與占據東風造船廠、紅港（朝天門碼頭在文革中的名稱）、長江電工廠等地的“8·15”派武鬥隊交戰，打死２４人，打傷百人，打沈船只３艘，打壞１２艘。當時稱為“八八海戰”。

　　８月１１至１３日，“8·15”派攻打設於解放碑西北側的交電公司大樓上的“反到底”派廣播站，從馬路對面的東方紅（原“和平”）電影院樓頂集中幾支信號槍向該樓四層（最頂層）窗口內齊射，引燃樓內易燃物起火燒毀。附近數十家民房也遭火災。

　　8月12日，兩派在嘉陵機器廠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數十人。直接經濟損失達357萬元。“8·15”派占領全廠。

　　８月１３日，“反到底”派望江機器廠的“金猴”武鬥隊，向占據著郭家沱中學的“8·15”派據點發起進攻。“8·15”派居高臨下， “金猴”武鬥隊被打死１０人，傷數十人；“8·15”派也有重大傷亡（後查明，此事不是反到底派與“8·15”派沖突，而是反到底與駐廠部隊沖突）。同日，“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團二中隊”、“五中隊”在行進於二十二中學至北溫泉途中時，被河對岸“8·15”派機槍掃射死3人、重傷2人。“猛虎團”在召開“烈士追悼會”時，將俘虜北碚“8·15”派武鬥指揮唐天倫槍斃“祭靈”。

　　嘉陵江大橋將嘉陵江南面的市中區與北面的江北區連成壹體。市二輕局大樓位於南橋頭。1967年6月，“反到底”派控制了這座大樓，對“8·15”構成威脅。７月７日，“8·15”發起進攻，經過幾次拉鋸戰，市二輕局大樓被“8·15”派占領。8月14日，在反到底主要負責人李木森和江北指揮部負責人蘇靜康等指揮下，炮擊“8·15”占領的二輕大樓。炮聲斷斷續續，從夜間直到次日晨。

　　8月18日至20日，兩派在潘家坪高幹招待所至大坪壹線展開大規模武鬥，使用了榴彈炮、三七炮、高射機槍、坦克，死亡超百人，郵電器材廠壹幢宿舍被“8·15”派炸毀，僅被燒毀的潘家坪高幹招待所房屋和設備損失即達4百余萬元。陳列於潘家坪高幹招待所供國家領導人觀賞的館藏珍品碧玉香爐等10件珍貴文物被武鬥組織搶走。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區武鬥，“8·15”派攻打九龍坡黃葛坪王家大山制高點，兩派死45人。

　　8月21日，中央調查組壹行30人於18時抵達重慶，下令兩派就地停火，令兩派頭頭到警備區談判。第二天，“反到底”派的“黃山警備區司令部”向南岸“8·15”派的制高點發起進攻，死22人，傷數十人，打壞房屋7幢，抄砸部隊、機關、企業、商店17個和居民34戶，搶走辦公用具、電訊器材、手表等物資件和糧食2650余公斤。

　　參加武鬥的年輕人大多是大中學生和青年工人。多年的階級鬥爭教育和革命英雄主義教育，使他們充滿了奉獻壹切的革命熱情，他們“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視死如歸。很多人在“為毛主席而戰”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8月23日晨7時，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發來經周恩來審定的制止重慶武鬥的特急電報：壹、立即停止對壹切工廠、學校、機關、商店、街道和居民點的火力進攻和射擊。立即停止對空氣壓縮機廠的進攻，並撤除包圍。二、絕對不允許對解放軍防地、巡邏哨和軍車射擊。三、雙方立即達成停火協議並保證切實執行。

　　8月23日，“反到底”派向楊家坪地區“8·15”派大舉進攻。楊家坪中心區的“8·15”派據點建設電影院被高射炮擊中起火，周圍燃成壹片火海。空氣壓縮機廠“8·15”派武鬥隊撤退前槍斃“反到底”派俘虜5人（其中孕婦1人）。

　　8月28日淩晨，“8·15”派出動大批武鬥人員，向占據通信兵技術學校的“反到底”派據點發起進攻。武鬥中，雙方動用了坦克、裝甲車、輕重機槍、高射機槍、122榴彈炮、迫擊炮、無後坐力炮等武器，用私設的電臺指揮榴彈炮射擊。雙方死傷數十人。“反到底”派被迫撤離，“8·15”派占領北碚全區，喜稱為“8·28大捷”。

　　1967年七八月間，重慶市幾乎是每天炮火連天，硝煙彌漫，老百姓生活在恐懼之中。

　　9月5日，中共中央下達“九五命令”。9月8日至9日，重慶兩派在警備區談判停止武鬥、收繳武器，達成協議。武鬥趨於緩和，9月11日，撤到成都的“反到底”難民2000余人乘601次列車返回重慶。

　　9月後武鬥稍有平靜。但是，12月27日，重大“8·15”將該校“反到底”派“重大井岡山”趕出學校後，單方面組建了重慶大學革命委員會。支持“8·15”派的四川省革籌組副組長、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和重慶駐軍領導人韋統泰、藍亦農、白斌、唐興盛等出席表示祝賀。同壹天，與梁興初等觀點不同的四川省革籌組副組長劉結挺在自貢接見“反到底”派代表，表示支持。上層軍政高官各支壹派，近於熄滅的戰火重新燃起。

　　12月30日，“反到底”派萬余人沖擊市“革籌組”，兩派發生武鬥，多人被打傷。

　　在槍炮聲中進入了新的壹年。

　　1968年，1月7日，“反到底”派25萬人在市體育場召開批鬥李井泉、廖誌高大會。會前“反到底”派赴會途中多處與“8·15”派沖突，會後遊行時發生槍戰，死6人。

　　1月9日，重大“8·15”武鬥人員將返校“復課鬧革命”的“反到底”派“重大井岡山公社負責人”打成重傷，已返校的“反到底”派學生再次出逃。

　　3月15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接見四川黨政軍領導幹部，指出重慶“8·15”和“紅衛兵成都部隊”（“紅成”）打倒劉結挺和張西挺是錯誤的。成都造反派也和重慶壹樣，分為對立的兩派，壹派是“紅衛兵成都部隊”（紅成），壹派是川大“8·26”。成都的“紅成”和重慶“8·15”反對劉結挺、張西挺，支持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成都的川大“8·26”和重慶的“反到底”支持劉結挺、張西挺，反對梁興初。周恩來說：打“劉結挺張西挺”就是為劉（少奇）鄧（小平）復辟。周恩來還傳達了毛澤東對“反到底”支持的態度，周恩來批評54軍對“反到底”的打壓作法。“反到底”派利用“3·15”指示大造聲勢；“8·15”也不示弱。武鬥又進壹步升級。3月22日、24日、25日、26日，每天都有武鬥。其中3月26日嘉陵江南橋頭的武鬥死3人，多幢建築被燒。抗日戰爭期間的“民主之家”特園化為灰燼。

　　4月7日，重慶兩派分別以嘉陵江北岸的大型國防企業長安機器廠、江陵機器廠和重慶鋼鐵三廠、第十八中學、曙光中學、江北糖果廠，嘉陵江南岸的大溪溝搬運站、第六中學、第四十壹中學（今巴蜀中學）及市中心和第二十九中學等地為據點展開槍炮戰，動用了高射機槍及多種火炮，壹些房屋被毀。同日，兩派在長安機器廠大規模武鬥，全廠停產。

　　4月27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再次接見四川黨政軍領導，說“反到底”打謝（成都軍區副政委謝家祥）反梁（省革籌副組長、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也是錯誤的。要54軍把腰桿挺起來。“4·27”指示實際是對“3·15”指示的糾偏。周恩來說：“重慶不能再亂了。”

　　4月28日，周恩來令四川省革籌組負責人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等火速到北京參加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要求重慶兩派立即停止搶武器，令兩派將搶去的武器通通交回，否則嚴辦。

　　4月29日，周恩來再次打電話給張國華，就重慶市大規模武鬥問題作出4點強硬指示，要求對28日發生的“8·15”派搶奪351倉庫的武器和長安機器廠辦公樓起火、反到底派打死打傷消防人員必須嚴肅處理。下午張國華、劉結挺、張西挺、韋統泰、藍亦農接見北京學習班兩派代表各10人傳達上述指示，要求馬上落實。

　　６月１２至１３日，兩派在北碚第13中學和北碚區新華書店武鬥，死６人。“8·15”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團”占據的新華書店大樓，在武鬥中被擊斃的“猛虎團”頭頭王樹良等３人被暴屍街頭示眾3天。“8·15”派隨後實行戒嚴並手提沖鋒槍挨戶搜捕“反到底”派人員。

　　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２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大規模武鬥，動用了三七炮、四聯高射機槍、坦克、裝甲車、輕重機槍等，“8·15”派攻占全廠。

　　7月7日至9日，兩派在大坪地區大規模武鬥，“8·15”派攻占後字242部隊、煤炭設計院、重慶醫學院等單位。多處房屋被毀，物資被搶劫，傷亡多人。後字242部隊“反到底”派“紅總”負責人張龍寶在撤離途中身亡。

　　7月9日至12日，兩派在江陵機器廠大規模武鬥，壹些家屬區房屋、職工住宅被打壞，4個重要車間遭破壞，附近民房也遭到炮擊。傷亡多人。“8·15”派攻占全廠，隨後實行“戒嚴”、“清鄉”。

　　7月16日，重慶“8·15”派及鄰近幾縣同壹派的武鬥隊在成渝鐵路線隆昌石燕橋以火力攔截軍列，將五車皮援越軍火搶劫壹空。周恩來聞訊後急電四川省革委主任張國華：這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不論哪壹派搶去的都要全部追回。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學校以後，學生造反派紅衛兵就退出了政治舞臺，中學生“上山下鄉”，群眾組織已經不能支撐。在重慶陷得很深的54軍也換防到雲南。武鬥漸趨平靜。8月22日，因武鬥外逃的“反到底”派群眾首批4500余人從成都遣返，到達重慶火車站。以後數日，每天都有數千“難民”返回重慶。

　　９月２３日，重慶市革委會、警備區作出決定：嚴令壹切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持有武器，必須於１０月１５日前無條件上繳壹切武器、彈藥、運輸車輛，拆除武鬥工事、據點，解散壹切專業武鬥隊。

　　10月15日，重慶市在人民大禮堂舉行“兩大派革命群眾組織撤銷總部，掀起鬥、批、改新高潮誓師大會”，兩大派群眾組織宣告撤銷。此後，重慶主城區及附近地區兩大派群眾組織間真槍實彈的全面內戰基本平息。

　　重慶武鬥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見到壹個統計數字，不過，據《重慶公安大事記（1949-1997）》記載：1971年“6月5日，省人保工作組在《重慶市武鬥殺人案件情況的調查匯報》中記載，全市在文革中共發生22起較大的武鬥殺人事件，造反派以‘叛徒’、‘俘虜’、‘探子’等名義殺死1737人（其中五類分子14人），作案兇手878人”。這1737人不是在武鬥中死亡的，而是被抓後殺死的，即“殺俘”。重慶武鬥死亡人數應當大大超過這個數字。另資料稱：據最保守的估計，直接死亡人數在3000人以上，受傷1萬人以上。武鬥毀掉的房屋、機器設備、因武鬥而造成的交通中斷、工廠停產而造成的經濟損失無法統計。

　　清理階級隊伍，簡稱“清隊”或者“清階”，是文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起源於毛澤東說“黨內及群眾裏混入了壹小撮反革命分子，需要發動群眾進行清理。”各地掀起的清理階級隊伍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清理階級隊伍到底有多少人受害？旅美華人學者丁抒研究了大量縣誌，他的結論是“除極個別的縣份外，壹般揪鬥人數都超過萬人，死於清理階級隊伍的都在壹百人以上。丁抒認為，在清隊運動中總計有三千萬人被鬥，五十萬人死亡。魏昂德、蘇揚據文革後1500多個縣誌取得的信息，對農村地區的運動進行分析，這份研究估計大約有3600萬人遭到迫害，被殺害的人數在75萬至150萬之間，大概有同樣多的人致殘。官方文革史承認：清理階級隊伍中，制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加上他們的親屬和各種社會關聯的人全國被株連的群眾多達1 億人。

　　安徽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就全力以赴地清隊，到1968年底，全省就清出各種“壞人”43萬多人。對清理出來的“壞人” “大會批態度，小會短兵相接（武鬥）”。打罵、體罰，刑訊逼供是清理階級隊伍的主要手段，使用幾十種酷刑。到1969年4月統計，“清隊”中清查出來的43萬“壞人”中，被縣以上專政機關關押的就有188，225人，這些人在關押期間被逼自殺的就有4，646人，被群眾專政人員當場活活打死的1，074人，因被打受傷而死亡的359人。1968年5至9月，霍邱縣在“清隊”中被打死、活埋、推水淹死90人，自殺445人。

　　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市僅市壹級的專案辦公室列為重大案件的就有965起，重大集團性案件731起，被立案審查的達169，405人，有5，449人被迫害致死。上海文化界相當於文藝六級以上的知識分子幾乎全部遭受沖擊，八成以上被立案審查。1968年9月23日，上海市革委會上報中央的《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報告》中說：“到目前為止，全市已經挖出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共142，453人，其中，過去掌握和處理的53，344人，新挖出來的89，109人。此外，還揪出現行反革命分子8893人。

　　江蘇的清隊壹直延續到1970年，1971年11月13日，省革委會向國家公安部匯報材料稱：在清隊中，全省共挖出各種“反革命分子”83，190多人。 在清隊中受到牽連的人遠遠超過此數。僅高郵縣1968到1969年的清隊中，就有13，326人被審查。江蘇武進縣革委會提出“刮二十四級紅色臺風”的口號，將縣壹級的的“牛鬼蛇神”108人關進棚，共揪鬥14，600多人。

　　浙江省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全省被關押揪鬥數十萬人，被逼致死9198人。有的整個村莊被打成“反革命村”、“土匪村”。

　　從1968年至1969年2月，廣東全省處理各類“階級敵人”25萬3200人。至1970年3白，又挖出各種“政治集團”20，291個，批鬥重點對象63，297人。從1968年7月到10月，廣州市全市共舉辦“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28，261期，近217萬人參加了“學習”。7月到11月，共揪出“階級敵人”、“有嚴重問題的人”28，738人，壹批人被迫害致死。僅廣東河源縣在“清隊”中揪出10，200名“敵人”，被害死亡26人，還制造了“雙江反革命集團”冤案，株連數萬人。

　　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廣東省革委會專門制訂了《處理港澳海外關系幹部的6條意見》，使廣大歸僑、僑屬和有港澳臺關系的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視和迫害。臺山縣有4000多名幹部被迫填表表態“斷絕海外關系”，佛山地區有15，000多戶“僑改戶”，有壹半以上被戴上了地主、富農帽子，很多被抄家、凍結存款。

　　廣西南寧地區1968年在全地區普遍地開展“大揭發、大批判、大鬥爭”，向所謂“壹小撮階級敵人括起十二級臺風”，78，746人被揪鬥，17，372被迫害致死。

　　陜西省主管清隊的官員認為：“1949年陜西解放後，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陜西省委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招降納判，網羅了壹撮叛徒、特務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民主革命不徹底，和平土改，鎮反不力，又包庇了壹批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解放前陜西地下黨嚴重不純，是黑黨、假黨；······” 陜西還有“彭德懷死黨”、“習仲勛反黨集團”等。根據這個基調，全省先後被揪鬥、審查關“牛棚”者就有40多萬人，被整幹部62，000多人，補劃地主、富農5萬多戶。壹批人含冤致死。

　　甘肅省在清隊中被關押的幹部群眾達30多萬人。僅甘肅定邊縣刑訊逼供，清理出“階級敵人”3091人，查出“反動組織”15個。

　　據山東省革委政治部清隊辦公室統計，山東省清理出113，605人。其中，叛徒23，596人；特務9，131人；死不改悔走資派5，609人；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58，985人；現行反革命分子7，238人；其他9，046人。這些絕大多數是冤假錯案。

　　截止1969年10月30日，石家莊地區挖出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現行反革命分子和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人104，643人，其中按“敵我矛盾”實行專政的24，252人。

　　1968年12月16日，黑龍江省革委會批轉的人民保衛部的《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報告》中說：據11月底統計，全省清查出各類階級敵人和嫌疑分子達10萬多人，其中，4，100多人非正常死亡。挖出了壹批“特務集團”、“反革命組織”、“叛徒集團”、“特務據點”等。

　　吉林省從1968年4月開始全面清隊，到9月末，共挖出“階級敵人”90，090人，挖出各種反革命特務集團560個，集團成員12，464人。長春地區從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隊”期間，無辜受害者數千人，因清隊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訊後致死184人，自殺1745人。

　　遼寧省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在搞“五群”：群眾專政、群眾偵察、群眾審理、群眾判決、群眾管制，制造了大量冤假錯案。據毛遠新後來交待：從1968年到1989年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數兩萬多人。

中國社會的精神剝削的本質

作者 徐賁 寫於 二零一零年

　　一、中國語境中的極權宣傳

　　壹個國家中公共話語的敗壞和毒質化，是在逐漸的過程中發生的。正如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所說，語言環境中的變化和自然環境中的變化壹樣，“開始都是緩慢地累積，然後突然達到了物理學家所說的臨界點。壹條被逐漸污染的河流會突然變得有毒，大多數魚類都滅絕了，遊泳成為壹種危險。但即使是這樣，這條河看上去還是正常的，人們還可以在上面劃船。換句話說，即使河裏的生命都已經死亡，這條河還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還沒有消失，但它的價值大大降低了，並且它惡劣的條件對於周圍環境會產生不良的影響”（波茲曼，2004：34）。中國的後極權“公共語言”已經達到並超過了敗壞和毒質化的臨界點。還有人在用這樣的公共語言在寫作，但許多寫作是在用扭曲、隱諱甚至逢迎的方式進行的，它的公共價值大大降低了。當然也還有像《中國可以說不》和《中國不高興》這種“說不”類的寫作，它更是在惡劣的條件下，向周圍的話語和文化環境擴散非理性的不良影響。

　　在中國，扭曲公共話語理性的力量主要來自壹種特定的，叫作“宣傳”的話語。長期以來，它由權力控制，為權力服務，並宰制各種社會公共話語（新聞、學術、教育、時事辯論、法律）。自由學術體制中的新聞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傳媒學、大眾文化和群眾研究中都會討論到宣傳的問題。宣傳是壹種傳遞信息的手段，目的是在接受者那裏營造發送者想要得到的影響效果。有人會問，所有的交際（communication）難道不都是為了取得這樣的效果嗎?是的。“宣傳”這個詞是從拉丁文的propagatus壹字來的，原義是“播撒”。播撒思想和觀點本來不是壹件壞事，但如果為了播撒自己的思想和觀點而不擇手段地弄虛做假、愚弄欺騙他人、壓制他人的思想和言論、剝奪他人的自由權利，那宣傳就成為壹件我們必須警惕防範的事情。

　　用來散布或擴散觀點的宣傳本是壹種話語公器。公器私用會給公器造成傷害，最後甚至毀去公器。宣傳的壹種社會功能是“鼓動”，口號是這種宣傳的主要形式，例如“建立和諧社會。”口號雖然簡單籠統，但並不是不能有益於社會。然而，如果假借“和諧社會”之名，把不同意見和批評統統當作“不和諧”的敵對思想，加以鏟除，這個口號就成了壹種帶有欺騙性的宣傳。它會引起人們的反感，這種反感針對的不只是這口號本身（被嘲笑為“河蟹”），而更是宣傳這種公器本身。宣傳這件本來可能有用的公器已經損毀，看上去還在宣傳，但已經不再有良性作用。壹說起宣傳，人們就會說這是假的，是變著法的騙人。只要有新的宣傳，人們就會起疑心，認為是不是又在搞什麽鬼名堂，壹準沒什麽好事，沒安什麽好心。人們因為害怕上宣傳的當，受它欺騙，而變得充滿懷疑，十分犬儒，根本不相信世界上還能有不公器私用的宣傳。這樣就把宣傳與欺騙、強迫直接而且完全地等同起來。

　　“宣傳”與“說服”是不同的。朱維特和奧多奈爾的《宣傳與說服》正是以這壹區別來定義“宣傳”的（Jowett and O'Donnell, 2006）。宣傳是單向貫徹信息發送者的意圖和需要；而說服則是雙向互動的，兼顧信息發送者和接受者雙方的交流需要。宣傳居高臨下，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隨時可能在交流的某些環節上違背真實原則；而說服則必須平等對待對方，誠實地遵守真實原則。宣傳往往不容受眾發問，因此依靠某種外部強制力維持信息的傳遞機制；而說服則必須容許、鼓勵對方發問，雙方都是自由而不受脅迫的自主主體。因此，在宣傳和說服之間不只是話語樣式的選擇，而且是話語制度環境的區別。在某種勢力可以為所欲為進行宣傳的社會中，壹定存在著某種不受節制的脅迫性權力制度。

　　“宣傳”在當代語言中往往用來特指由某種組織體制從事、完成的“散布”。宣傳散布的思想、觀點，開始是宗教的（17世紀），後來則是政治的和政黨的。20世紀是宣傳成熟、發展、多樣化的時代，不僅用於政黨口號、群眾動員、思想控制、輿論引導，而且也用於商業廣告。也正是在20世紀，原先中性詞義的“宣傳”變成了壹個貶義詞，獲得了虛假、欺騙、蠱惑、玩弄、操控、洗腦這樣的含義。這主要是因為象納粹和前蘇聯這樣的極權政權把“宣傳”和“組織”壹起用作全面控制社會、鉗制思想和壓制政治異己的根本手段。在他們那裏，宣傳成為壹件重要的、冠冕堂皇的事情，這也增強了其他人群對宣傳的負面看法。

　　民主社會中也有宣傳，但是，很少有大言不慚、冠冕堂皇地自稱是宣傳，甚至專門為此設立官僚部門或機構的。在民主社會中，“宣傳”常常被“公關”、“公告”（或“廣告”）、“公共信息發布”這壹類說法所代替。它們所指的是壹種與專制霸道話語不同的話語形式，包含著以公開、公正理由來說服公眾的意圖，當然也不排除實際上與有此意圖不合的。意圖雖然重要，但比意圖更為重要的是社會和言論總體政治制度環境作用。由於民主社會擁有自由言論和公共理性的話語環境，民主社會的宣傳與極權社會的宣傳並不相同。民主社會中的“公關”式“宣傳”是零碎的，根本不可能有高度組織的政權力量來作後盾。而且，它在自由公共社會空間（尤其是獨立媒體）中總是受到監督和質疑。它的受眾是能夠用獨立判斷、自由思想來表述自己看法的公民。這樣的公民不是愚民教育制造的“群眾”，因為他們從小所接受的是鼓勵合理懷疑的理性思考教育。

　　極權國家中的宣傳與民主國家中完全不同，它依靠的是壹個“有全國上下壹致的、協調嚴密的、非常龐大的、資源可觀的、經驗豐富的宣傳系統”（丁學良，2008）。這樣的宣傳要走出國門，需要作根本的觀念改變，需要“從壹個信息流通相對不自由、不透明的環境，跨入壹個信息遠遠更為自由、更為透明的環境，而且是在各種聲音和多種價值觀念相互持續競爭的狀態之下，力圖使自己的價值觀念和聲音被眾多的‘他者’（即不是自己人）所認同、接受、分享”（丁學良，2008）。後極權時代的專制政體繼承了極權時代的“宣傳”和“組織”體制，繼續通過維護、運用這些體制加強它的統治，但也作了必要的調整。除了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時代的宣傳方式（自上而下、壹桿子插到底的統壹口徑），還包括新發展出來的那種宣傳主管部門的匿名電話指示和指令，以及增加了壹些看似不那麽專制的“公共信息發布”形式，如記者招待會、新聞發言人發布消息、與網民“網聊”，等等。

　　這些新的宣傳手段被標榜為“開放民主”的舉措，甚至想借此到國外增強宣傳“軟實力”。但它顯然低估了民主國家中人們對“宣傳”的厭惡、反感和不信任。這些新形式的手法並沒有改變極權宣傳的性質，只不過是在幫助它從先前的“黑色”宣傳（全謊言宣傳）過渡到“灰色”和“白色”宣傳（不同程度的半真半謊式宣傳）而已。這種變化了的宣傳經過了重新包裝，但仍然是極權統治的主要工具。它的話語環境仍然是非自由的，因此也是非理性的，它必須依靠暴力壓制而不是平等交流來得到維持。

　　宣傳有“黑”、“灰”、“白”三種（Jowett and O’Donnell, 2006: 16-17）。黑色宣傳是壹種編造的、顛倒黑白的謊言，也是奧維爾在《壹九八四》中描繪的那種最“經典”的極權謊言。黑色宣傳是所有謊言中最富有“創造性”的，也是最強勢的。這種謊言需要有壹個成功的極權制度作保證。它依靠壹個封閉的信息、話語環境。它的先決條件是“宣傳對象心甘情願地相信宣傳的消息來源和內容，”也需要宣傳的觀點能投對象的“社會、文化、政治”所好。缺少了這兩個條件，黑色宣傳便不能成功（Jowett and O’Donnell, 2006: 19）。《壹九八四》中描述的“戰鬥就是和平”、“愚昧就是力量”、“奴役就是自由”、“專制就是民主”，就是典型的黑色宣傳的例子。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笑忘錄》中，有用換掉領導人的頭像來篡改歷史的事例，這也是極權宣傳常用的手法。其它例子如，1957年宣傳右派要殺共產黨；1958年宣傳萬斤畝產；1960年宣傳因蘇修逼債而發生自然災害；文革中宣傳“全世界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神州大地到處鶯歌燕舞”、“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等等。黑色宣傳在失去了先決條件時仍會被使用，例如，宣傳1989事件天安門廣場除了人民解放軍戰士沒有死壹個人、共產黨“代表”所有中國人民。這是壹種後極權時代的黑色宣傳，人們對它已經不再真的相信，但仍然會做出假裝相信的樣子。

　　與黑色宣傳相對的是白色宣傳。白色宣傳提供的信息是確實的，不是編造的，它甚至提供確實的信息來源。不過，它的目的仍然是灌輸對宣傳者有利的觀點，或者故意混淆某些問題的實質。近年來中國政府發表的“美國人權紀錄”就是這種白色宣傳。例如，美國發表《2008年國別人權報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190多個國家的人權狀況作出評估。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立即也發布了壹份《2008年美國的人權紀錄》，並不涉及其他國家，單單針對美國。《2008年美國的人權紀錄》中幾乎所有的材料都是真實的，因為都是來自象《紐約時報》這樣的美國媒體報道，例如美國有多少槍擊事件、有多少婦女受到家庭暴力侵犯、有多少貧困兒童等等。這似乎給了這個紀錄很大的“客觀”性。但這些客觀材料卻被用來混淆“人權”的實質含義，那就是，人權要保護的是公民不受政府權力的侵範，而不是個人不受其他個人的侵犯（如果是美國政府不管，甚至鼓勵或縱恿槍擊，那時候才會涉及到人權）。這種白色宣傳要混淆的是中國的人權問題與美國的“人權問題”的根本不同，從而使中國政府獲得“我錯妳也錯”的合理性。

　　灰色宣傳是介於白和黑之間的宣傳，它的信息來源可靠，但真實性卻不確實，例如，文革中所說的黨內“十次路線鬥爭”，所說的事件、人物也許都不是編造出來的。但是，這並不就等於真的有所謂的“兩條路線鬥爭”。林彪事件、黨史及歷史書上的許多“事件”也都屬於這壹類宣傳。最典型的灰色宣傳例子還有“人大”和“政協”的人民“代表”性，以及它的升級版“三個代表”。2008年人大增添了3名“農民工代表”，政協有“新階層代表”出來說話，被大力宣傳為“民主改革”的顯示。人大代表的產生，“人民”確實“投了票”，但卻沒有民主提名、競選的程序，也有沒有普選的合法性基礎。還有壹些具有靈活性的灰色宣傳策略，如簽署《人權公約》但不履行，奧運前承諾新聞開放而事後加緊控制，也是頗為創新的灰色宣傳。但是，這類權宜之計壹旦暴露出欺騙性，便更增加了人們的反感和不信任。還有的灰色宣傳甚至已經成為民間笑話，如“俯臥撐”、“躲貓貓”、“草泥馬和河蟹”。

　　隨著公共信息的全球性傳播在網絡時代變得越來越難以控制，隨著極權統治權力機器的發條越來越難以上緊，黑色宣傳越來越被灰色宣傳和白色宣傳所代替。中國國家政權正在用巨資打造、更新它的宣傳機器，以達到“加強宣傳思想工作，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宣傳目標。但是。要想在國外取得期待的效果不是壹件容易的事。在西方，對宣傳的學術研究與普通民眾對宣傳的認識是同步發展的。有論者指出：“在壹次大戰之後的許多年間，欺騙性的宣傳是無數人文和科學研究的對象。到了1940年代，高中和大學課程中都有關於宣傳的教學內容單元，例子都是來自法西斯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商業廣告。但是，對宣傳的學術研究壹直是多元並不斷發展的，到了1960年代中期，出現了不同的新概念”（Smith, 1989: 2）。

　　宣傳研究的新概念開始關註那些極權黑色宣傳之外的更巧妙、更精致、更靈活的宣傳手法。這些手法不只是在極權國家裏，而且在民主國家中也被廣泛運用。正因為如此，後極權的宣傳更新不僅發生在它內部，而且也發生在向外部的學習和借鑒中。前幾年，清華大學和美國杜克大學聯合舉辦的中國官方“發言人”訓練班（由《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作者之壹的劉康牽線），就是這種學習和營造“軟實力”宣傳的體制性合作。灰色和白色宣傳都是運用不同程度“半真”手法的宣傳，但正如希伯來諺語所說，“半真話，便是全謊言”，懂得這個道理的人們，大概不會輕易相信“軟實力”的宣傳。用改良說謊，而不是用加強說理，是不可能打造真正的“軟實力”的。說謊不是“軟實力”，說理才是“軟實力”。

　　二、諸多種類的宣傳和非理性話語

　　壹般人都知道說謊不是壹件好事，因此他們向其他個人說謊時，往往難免會有壹些內疚感。但宣傳是壹種體制性、制度化說謊。與個人說謊不同，宣傳不會因為說謊而感到內疚。宣傳是壹種不受個人道德良知約束的說謊。宣傳部的發言人即使有名有姓，也都是擔當組織和機構的話筒角色，他們是宣傳的化身，從他們口中發出的聲音，與他們作為說話者的個體內心道德良知是完全沒有關聯的。

　　然而，即使如此，宣傳或宣傳化身也沒有“膽敢”（姑且用“擬人”說法）以謊言的名義來說謊的。宣傳也希望接受者把它散布的信息當作真的來接受。宣傳者知道，在只能以強制力維持宣傳時，接受者實際上已經不相信宣傳，只不過是做出相信的樣子而已，所以更需要在宣傳的說理邏輯和其它關節上做手腳，盡量掩飾做假的痕跡。在這種情況下，除了繼續依靠以往的非理性話語之外，它也把非理性話語作更多的理性裝扮。下面的例子會兼及這兩個特點，有心的讀者不妨對下面列舉的宣傳類型和特征自己靈活增減，也可以在它們之間建立多層次關系，重新調整組合，總之，舉壹反三，自行獲得更全面的認識。

　　1、不願說理：

　　說理的首要前提是願意說理。有的人不說理，不只是因為不知道怎麽說理，而且更是因為仗著有權、有錢、有壓制別人的手段，根本就不願意講理。這種極端強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經超出了話語討論本身的範圍。講理的弄不過不講理的，說正經道理的弄不過講蠻理的，再怎麽說理，也是白搭。如果這成為現實，社會也就會陷入壹種普遍的非理性、無是非狀態。

　　2、“事實”和“看法”不辨：

　　“事實”是公認的知識，而“看法”只是個人的看法。任何看法、想法都不具有自動的正確性，都需要證明其正確性。證明也就是說服別人，清楚地告訴別人，為什麽妳的想法是正確的，理由是什麽。

　　“客觀事實”與“個人看法”之間有兩種辨認方式。第壹，人們可以共同確認“事實”是否確切，例如，中國是壹個亞洲大國，共產黨是1921年成立的。而對“看法”則必須通過說理、討論，共同確認。例如，中國是壹個民主國家，共產黨是英明的。第二，事實陳述使用那些比較可以共同認可詞義的字詞，如“園形”、“歐洲”、“木頭”、“有毒物質”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則是有待個人理解的字詞，如“美好”、“醜陋”、“棒”、“爽”、“折騰”、“胡鬧”。歸納起來便是：客觀的“事實陳述”說：“請妳核實”；強梁的“看法陳述”則說：“我說對，就沒錯。”前者是謙虛的、協商的；而看後者則是傲慢的、獨語的。

　　3、定義曖昧、武斷和含義模糊：

　　說理所使用的詞語應當有清楚的定義。在任何具體的，尤其是較復雜的說理中，主要概念（關鍵詞）的定義不會就是《新華字典》壹類工具書的定義，而是需要作“特別界定”（stipulation）。說清詞義是說理的第壹步。

　　壹般來說，有5種字詞定義方式：（1）正面定義：以它是什麽來定義（字典中壹般是這種定義）。（2）反面定義：以它不是什麽來定義。（3）舉例定義。（4）特別定義，即在具體說理話語、場合中的特定含義，有的還要說清楚主體和對象（例如，“折騰”，要說清楚“誰折騰”，“折騰誰”）。（5）綜合定義：靈活使用上述4種方式。第4、第5種定義是最有用的。

　　說理的爭論往往就發生在定義上，所以不能把自己的定義當作是當然正確、不容置疑、不容他見的真理。在群眾社會中使用含糊不清的詞語，這往往是壹種蓄意誤導的宣傳手段。正如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所說，“詞語的威力與它們所喚醒的形象有關，同時又獨立於它們的真實含義。最不明確的詞語，有時反而影響最大。例如像民主。社會主義、平等、自由等等，它們的含義極為模糊，即使壹大堆專著也不足以確定它們的所指。然而這區區幾個詞語的確有著神奇的威力，它們似乎是解決壹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勒龐，2005：83）。眼下高頻率使用的“和諧”、“代表”、“發展”、“掘起”等等都是這壹類詞語。

　　4、“新說法”：

　　勒龐把說法翻新看成是宣傳吸引群眾興趣的壹個主要手段。他指出，“當群體因為政治動蕩或信仰變化，對某些詞語喚起的形象深感厭惡時，假如事物因為與傳統結構緊密聯系在壹起而無法改變，那麽壹個真正的政治家的當務之急，就是在不傷害事物本身的同時趕緊變換說法，……就是用新的名稱把大多數過去的制度重新包裝壹遍。用新名稱代替那些能夠讓群眾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稱，因為它們的新鮮能防止這種聯想。‘地租’變成了‘土地稅’，‘鹽賦’變成了‘鹽稅’，……如此等等”（勒龐，2005：86）。文革後出現了許多具有時代特征的新說法，如“改革開放”、“和諧社會”、“三個代表”等等。文革和文革前的“新說法”往往是惡狠狠的：“反右鬥爭”、“階級鬥爭”。“鬥爭”是壹種有爭辯字詞，人們對是不是非要“鬥爭”，看法肯定不同。文革後的宣傳已經基本上放棄了這類“壞詞”。此後創造的“新說法”有壹個新的共同特點，那就是用壹些根本不容爭辯的“好詞”。沒有人會說不該“改革開放”、不該“和諧”、不該“代表”。問題是，這些“好詞”中可以塞進與它們應有的意思相違背的東西。如果“和諧”用來消滅異己，和諧就會變成不和諧；如果“改革開放”用來辯護社會不公正，開放就會是為腐敗打開大門；如果“代表”用來強奸民意，代表就變得不代表。

　　5、隱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結論）和“論證”（理由）之間會有壹些隱而不見，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這個理由和結論之間其實有壹個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麽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會不公和腐敗，不管多麽專制獨裁，都是好政府。這個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標準嚴重單壹化了。《不高興》作者之壹說，中國GDP增長比美國高，所以中國比美國更有活力，就是從這個不可靠的假定出發的。

　　6、斷言、重復和傳染：

　　斷言、重復和傳染，勒龐早就把這三項確認定為是給群眾洗腦，並徹底控制群眾的宣傳良方。

　　斷言：“做出簡潔有力的斷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證據，是讓某種觀念進入群眾頭腦最可靠的辦法之壹。壹個斷言越是簡單明了，證據和證明看上去越貧乏，它就越有威力。壹切時代的宗教書和各種法典，總是訴諸簡單的斷言。號召人們起來捍衛某項政治事業的政客，利用廣告手段推銷產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斷言的價值”（勒龐，2005：102）。

　　重復：“如果沒有不斷地重復斷言──而且要盡可能措辭不變──它仍不會產生真正的影響。我相信拿破侖曾經說過，極為重要的修辭法只有壹個，那就是重復。得到斷言的事情，是通過不斷重復才在頭腦中生根，並且這種方式最終能夠使人把它當做得到證實的真理接受下來”（勒龐，2005：102）。

　　傳染：“如果壹個斷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復，在這種重復中再也不存在異議，……此時就會形成所謂的流行意見，強大的傳染過程於此啟動。各種觀念、感情、情緒和信念，在群眾中都具有病菌壹樣強大的傳染力”（勒龐，2005：103）。

　　有斷言、重復和傳染，便有人雲亦雲、人信亦信的“真理”。例如：某黨偉大、光榮、正確。“中國經濟騰飛，國際地位提高。”“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樣的話，通過斷言、重復和傳染就變成了真理。

　　值得註意的是，“傳染在作用於廣大民眾之後，也會擴散到社會的上層。”傳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知識分子的思考意識“也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得到民眾接受的每壹種觀念，最終總是會以其強大的力量在社會的最上層紮根，不管獲勝意見的荒謬性是多麽顯而易見”（勒龐，2005：106）。就接受宣傳而言，文盲和教授有時候並沒有什麽不同，例如，壹位賣鵝蛋的老太太說：“美國人都要飯去了”（楊恒均，2009），而教授張旭東則說：“中國人今天所做的壹切是在創造新的普遍價值”（張旭東，2009）。

　　7、套話：

　　僵化、程式化的宣傳語言發展出壹整套能適用於各種正式場合的套話，報道時事、攻擊敵人、效忠領袖、熱愛祖國、人民團結、表揚先進、檢討錯誤、開場白、祝賀詞，甚至連死人的悼詞也不例外。即使是在非正式場合，那壹套語言依然陰魂不散。套話使人在不思想的狀態下照樣可以滔滔不絕。

　　套話是壹種動嘴不動腦的說話方式：“並非所有的詞語和套話都有喚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詞語在壹段時間裏有這種力量，但在使用過程中也會失去它，不會再讓頭腦產生任何反應。這時它們就變成了空話，其主要作用是讓使用者免去思考的義務。用我們年輕時學到的少量套話和常識把自己武裝起來，我們便擁有了應付生活所需要的壹切，再也不必對任何事情進行思考”（勒龐，2005：83-84）。

　　8、感情用詞，訴諸於情感：

　　凡是自己喜歡的，定用“好詞”，正如順口溜所說的：“會議沒有不隆重的；閉幕沒有不勝利的；講話沒有不重要的；鼓掌沒有不熱烈的；領導沒有不重視的；看望沒有不親切的；接見沒有不親自的；進展沒有不順利的；完成沒有不圓滿的；成就沒有不巨大的；工作沒有不紮實的；效率沒有不顯著的；決議沒有不通過的；人心沒有不振奮的；班子沒有不團結的；群眾沒有不滿意的；領導沒有不微笑的，問題沒有不解決的……。”

　　凡是自己不喜歡的，必用“壞詞”，還沒說什麽，用詞先已經預先設定了貶意：“密謀”、“公然”、“妄圖”、“壹小撮”等等。無需分析、辯駁，便斥之為“壹派胡言”、“猖狂攻擊”、“大放厥詞”。

　　9、人多勢眾、以“人民”的名義：

　　自己喜歡的就說“廣大群眾”支持；自己不喜歡的就說“壹小撮壞人”反對。“受到群眾好評”、“被傳為佳話”、“群眾們都說，……”、“大夥份份表示：……”、“劉少奇要復辟，廣大人民不答應！”、“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會……”、“‘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說出了人民心願。”

　　國資委主任李榮融：“石油電信電力等行業中幾乎沒有壟斷，它是國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獲得的盈利都是為人民謀利益的。”

　　10、訴諸於無知和非理性的害怕：

　　這是壹種以未知的可怕將來作為恫嚇手段的宣傳。它以人們目前還不知道或者根本無法證明壹定會發生的未來結果，來論證自己現在的做法是正確的。例如，鄧小平說：“中國這樣壹個大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必然四分五裂，壹事無成。”

　　其他類似的說法有，“我們要反對西方式民主，中國再也不能亂了”、“這些人要求民主不懷好心，中國不能再亂了”、“實踐證明中國只有共產黨的領導才能穩定發展，決不能搞多黨輪流執政，否則中國將倒退若幹年”、“階級敵人復辟，勞動人民就會受二薦罪。”

　　11、訴諸於權威：

　　先樹立絕對權威（永遠正確的黨和領袖），然後要求絕對服從。例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黨要求我們做到……”、“在黨的17大精神的鼓舞下……”

　　12、極度簡單化：

　　對復雜和多種因素的事情進行單壹、膚淺的解釋，並將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質總結”的模樣。例如：“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大躍進”時代的共產主義宣傳口號：“共產主義就是壹切生活資料歸大隊”、“共產主義就是吃大鍋飯”、“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壹句頂壹萬句”。

　　文革時的“壹句頂壹萬句”，現在有了新版本。新聞報道“王晨激情解讀‘不折騰’稱表達了全國人民意誌”稱：國務院新聞辦主任王晨“激情”解讀“不折騰”三字的含義。王晨說，“這表達了全黨、全國人民總結30年的改革開放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這樣壹個道路，不是別的什麽道路，就是這樣壹個理論體系，不是別的什麽理論，我們中國在下壹個30年、下壹個50年就壹定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壹定能夠發展得更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不折騰’確實說出了全國人民的心聲、全黨的共同意誌”（王晨，2008）。

　　13、籠統泛論：

　　這是壹種壹句話全部概括的“斷言”。例如，“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壹切”、“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壹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難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

　　14、循環論證：

　　這是壹種原地打轉、永遠正確的自說自話“論證”方式。例如，堅持某某黨的領導，就必須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堅持某某黨的領導！必須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的某制度，因為它具有中國特色。

　　15、不當的或謬誤的類比：

　　任何類比，即使在結論正確的時候，充其量也不過是壹個“說明”，不能用作結論的“論證”。許多類比甚至根本就是謬誤類比，例如，《不高興》中說：“俄羅斯就是老黃瓜沒刷綠漆，美國人是老黃瓜刷了綠漆，其實在本質上都是老黃瓜，半斤八兩。”這是壹個謬誤類比，因為國家和黃瓜沒有必然的類別關系。2010年3月7日，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在“兩會”記者會上，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問及：美方認為，美中關系中的核心問題包括人權。請問人權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嗎？楊潔篪則以“畫”來類比“人權”，他說，談人權，要拋開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和思維定式，“我既喜歡油畫，也喜歡中國的水墨畫，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畫的標準來欣賞中國的水墨畫，那恐怕就要出錯。”這是壹個謬誤類比的宣傳，因為人權與藝術畫本來就不是同類的東西，是楊潔篪為逃避人權問題，而被牽強附會地硬扯到壹起來的。

　　16、偶然和逆偶然：

　　只是壹種偶爾的巧合，卻把它當之壹種必然。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共產黨取得了政權，所以壹定代表歷史發展方向，所以壹定壹貫正確。”

　　17、虛假兩分對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只考慮極端，而故意隱去所有中間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敵人。例如，“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又例如，“用中華武德壓倒軍隊國家化”。“中華武德”和“軍隊國家化”為什麽非要互相“壓倒”不可？為什麽不能兩者並存？完全是專門為了抵制“軍隊國家化”，才杜撰出這麽壹個子烏虛有，與之對抗的“中華武德”來。

　　18、叫妳兩頭不討好：

　　這是壹種常用來攻擊對手的宣傳手段，目的是將對手於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例如，英美有同樣的外交政策，就說英國是“隨從”；如果兩國意見不壹，就說：看！連美國最親密的盟友都不與之為伍了。要麽斥之為狼狽為奸，要麽嘲笑是眾叛親離。如果美國介入中東，就說是霸權的表現；如果不介入中東了，就是不負大國責任。

　　美國歷史上民主選舉權不包括婦女、黑人，就說是假民主（當然對別國沒有參考價值）；如今有了全面普選，仍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美國式民主”，仍然對別國沒有參考價值。

　　19、我錯妳也錯：

　　不講是非、對錯，而是用挑別人的錯，或者找看上去類似的事情，來堵別人的嘴。例如：2008年，美國發布了針對多國的《2007年國別人權報告》後，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立即發布了壹份專門針對美國的《2007年美國的人權紀錄》。2010年又如法炮制《2009年美國的人權紀錄》。這是壹種變相的賊喊捉賊：我骯臟，妳也不幹凈，我說妳不幹凈，看妳還敢不敢說我臟。

　　又例如，設置網絡防火墻，明明是限制信息的自由傳播，限制公民得到政治和其他信息的自由權利，卻偏偏說，世界上沒有壹個國家是不對網絡進行“管理”的，意思是說，“管理”就得限制自由，妳既然也在限制自由，為什麽我就偏偏不能這麽做？這是壹種故意混淆關鍵概念（“管理”和“壓制”）的宣傳手法。

　　20、絕對的“最”和最強語勢：

　　文革中盛行“最最”句式，例如，“毛主席最親”，“最高指示”。報紙如果不用“形勢壹片大好，”“到處鶯歌燕舞”這樣用最高級形容詞來形容某個地區，這個地區壹定出了麻煩。

　　文革後這種“最最”句式延綿不絕，例如，“中國銀行業處於歷史上最好時期”（李稻葵）、“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藏文信息化水平近年來不斷提高，古老的藏族文化在信息化時代煥發了青春，得到了更好的傳承和發展”（顏圓圓，2008）。“事實表明，現在是藏民族文化發展的最好時期。”可曾有過“不太好”的時期？

　　《中國不高興》說：“近30年來，我們處於壹個長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國人以最大的熱情欲圖擁抱西方，以最親善的姿態告訴西方：我們在向妳們靠攏。”“最大”和“最親善”是和什麽比較出來的呢？

　　21、滑坡推論：

　　從壹個看上去是事實的斷語，壹路不加中介論證地隨意引申。例如，全國人大代表、社科院學部委員、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說：“人民代表大會民主優越性第三個體現是民主政治效率比較高。西方利益集團之間非常矛盾，要消耗大量的精力，選舉成了金錢政治，效率不高；我們沒有利益集團，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

　　他的結論來自壹系列滑坡推論：美國有利益集團，所以就有民主競選，競選要花錢，花錢不如不花錢，民主得花錢，所以民主選舉是瞎折騰，花錢的民主不如不花錢的不民主。再得問了：“西方利益集團”，哪個西方國家？哪個利益集團？工人、農夫算不算利益集團？不民主政治就真的不花錢？

　　相似的論調：美國危機深重，奧巴馬救不了美國，奧巴馬是民選產生的，所以民主選舉是瞎折騰。

　　22、因人廢言：

　　先把對方說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麽樣的人說什麽樣的話。例如，“有少數外國人對中國事務說三道四。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壹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妳們，還有什麽好說的。”有人贊美道，“說得好，有骨氣！！！”

　　可是，“自己吃飽”和“批評別人”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邏輯因果關系。原話的謬誤推理是：吃飽了沒事幹的人，都是無事生非的蠢人，這樣的蠢人，他的批評意見那裏會有什麽道理可言？蠢人的話，不值得理會。

　　類似的例子有，北大教授孫東東說：“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偏執型精神障礙屬於需要強制的壹類。因為他擾亂社會秩序……”“妳們可以去調查那些很偏執地上訪的人。他反映的問題實際上都解決了，甚至根本就沒有問題。但是他就沒完沒了地鬧，妳怎麽和他解釋都不成。”孫東東的推理是，既然是精神病人，他們的話，當然不能當真，不值得理會，不僅不值得理會，還要強制關押起來！

　　23、常見就是必然（Argumentum ad nauseam）：

　　經常有美國槍擊事件報道，可見美國人權狀況很糟糕。經常有美國人因買大房子而負債的報道，可見美國人全都很貪婪。美國常出頭幹預別國事務，可見美國是世界警察。

　　有沒有想過，盡管人們不喜歡警察，沒有警察的社會是更安全壹些？還是更不安全壹些？誰最怕警察？沒有美國幹預的世界壹定會比現在好壹些嗎？

　　24、訴諸偏見、愚昧和無知：

　　這種宣傳往往用壹些高調、抽象，普通人無法用經驗來證實或證偽的“知識”愚弄和欺騙聽眾。例如，教授程恩富說：“中國面對危機，我們各個階層是沒有區別的，哪怕犧牲本單位的局部的利益都要救市來應對危機，西方國家就很難，華爾街的金融企業家有想法，下層人員有自己想法；政治家也是多元化的，有各種不同的想法，所以根本利益是有差別的。我們在根本利益壹致的基礎上，矛盾協調起來方便，所以我們的民主政治效率比較高，不僅經濟有效率，政治也有效率”。聽程恩富這話，又相信他的人，必須對自己國內的貧富懸殊和利益沖突壹無所知，必須是壹個十足的無知愚民。

　　又例如，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論調：“美國文化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和個人中心論上的，美國的媒體都是操控在大財團手裏，哪裏能有獨立的輿論”。相信這樣的論斷必須不知道美國也有人重視家庭、社區、社會，也有人關心社會正義和弱者權利、福利。當然也不能知道美國有許多不同形式的獨立媒體。

　　25、半真話，全假話：

　　以表面“事實”，掩蓋實質謊言，例如“反右運動”中，說“右派分子”有“言論”，那是“半真話”，因為這麽說“不假”。但是，有言論就上綱上線為“猖狂反黨、反社會主義”，那就是全然的假話。同樣，說中國“公民權利受憲法保護”，那也是壹句半真的全假話，因為中國雖然確實有憲法條文（不假），但公民權利卻並沒有受到憲法的有效保護。

　　26、大膽說謊：

　　膽子越大越好辦事，謊言越大越是有氣派、聽上去越是有真理性。例如，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北京3月12日電（記者秦華）3月9日，全國人大代表程恩富做客理論論壇，由“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談中國特色民主政治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民主充分體現人民性、人民的權益，體現程度不同，體現性質也不同。優越性不是空洞的，我們的人大代表不像西方議員那樣是某壹個黨派的代表，我們的人民代表，個人屬於某黨派或者屬於某壹階層，屬於企業、公務員還是事業單位，但壹旦作為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們必須反對人大代表單純從個人所屬的群體階層或者地區來說話。”

　　這是在大膽說謊，中國的“人民代表”絕不可能不和共產黨保持壹致，也絕不可能違背共產黨的利益隨意表示自己的意見，他難道真的不知道？他所說的“西方議員是某壹個黨派的代表”，不知道是指哪壹個“西方國家”。就以美國而言，參、眾兩院的議員都是選民直選出來得，選民雖支持某個政黨，但並不是黨員，許多選民根本就是對競選議題進行投票。眾議員代表選區，參議員代表各州，雖有政黨分別，但在具體問題上的表決，並不代表黨。共和黨的可以投民主黨的贊成票，民主黨的可以投共和黨的贊成票。不久前，加州的共和黨州長就和共和黨的布什總統在許多政策上意見不同，也沒有聽說因為不代表黨而受到什麽黨內紀律處分。

　　27、老百姓的話：

　　用無名無姓、沒有面孔、無法核實的“老百姓”來做主語，造成壹種大家都這麽說，所以壹定正確的假象。這種假象就是謊言誘騙效果。例如，“廣大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勞動人民喜愛的春節晚會”、“壹農民新年感言：胡總書記的“不折騰”說到了咱心坎上“、 “‘不折騰’是中國由上到下的普遍新年願望“、“‘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說出了人民心願。”

　　28、妖魔化：

　　把活生生的人說成為非人的異類，排斥到人類之外，剝奪他們人的屬性，使被虐者自覺低人壹等，施虐者沒有負疚之感。例如，“牛鬼蛇神”、“幾只蒼蠅嗡嗡叫”、“砸爛狗頭”、“臭老九”、“黑五類”、“引蛇出洞”、“關牛棚”、“小爬蟲”、“害人蟲”、“走狗”、“洋奴”等等。

　　29、暴力化：

　　用語言把人劃分成“我們”和“敵人”，用無法講理的“妳死我活”來代替必須講理的相互溝通和妥協。以戰場邏輯來代替民主公共生活規則。例如：利用“打倒”、“消滅”、“粉碎”、“鬥垮”、“清算”、“揪出”、“打翻在地，踏上壹只腳”、“砸爛狗頭”等等詆毀性、攻擊性的語言，來挑動仇恨和暴力。這些是“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階級鬥爭”詞匯，數十年如壹日潛移默化，深入到人們的下意識之中，壹有機會或需要就會重新被啟用。

　　30、篡改真相：

　　對真實信息作手術切除。例如，連《開國大典》這樣的歷史文獻畫像也是可以要改就改的。《開國大典》第壹次改動是在“高饒事件”之後。當時有人通知董希文，去掉畫面中高崗的畫像。《開國大典》中的第壹排領導人全是國家副主席，從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使畫面不受損害，董希文在其它油畫上做了多次實驗後才動筆，刪掉了高崗畫像。“文革”爆發後，“四人幫”在美術界的代理人通知董希文將《開國大典》中的劉少奇去掉。這時董希文己身患癌癥，不得不拖著被病痛折磨的身軀去中國革命博物館做畫面修改。經過修改後，劉少奇畫像的位置換上了董必武的全身像（高繼尼，2008）。

　　31、以我為中心、隨我需要的“辯證”：

　　對我有利的，就大事渲染；對我不利的，就全盤否認；實在無法否認的，就輕描淡寫、文過飾非。例如：“透過現象看本質”、“形勢大好”、“困難是暫時的”、“看主流”、“看發展”、提拔幹部要看“大節”：“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特別是要看本質、看主流、看發展，並且防止以瑕掩玉。”

　　又例如：貪官污吏再多，也壹口咬定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好的：“應該毫無疑問地說，我們的幹部隊伍主流是好的，整體是優的，是積極向上的。但在幹部隊伍中也還存在著少數幹部的理想信念不堅定、宗旨觀念不牢固、幹部腐敗現象還沒有得到有效厄制等不少問題，確實暴露出我們在幹部管理方面失之於寬失之於軟，特別是有些地方之所以事故頻發，有的小事釀成大事，就與治黨不嚴、對幹部疏於教育管理有直接關系。這對黨和人民的事業發展有百害而無壹益，對幹部自身的成長也是有百害而無壹益。”

　　還有壹個堪輿黑色幽默比美的“黑白顛倒”辯證法例子。有人問毛澤東的攝影師陳石林，為什麽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齒都顯得那麽白？陳石林回答：“剛解放時，主席抽煙抽得牙齒顏色很深，拍照的時候，壹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來的照片，那壹定是要把牙齒的黑色修掉的。”還有人問，這是不是違反真實性呀？陳石林說，“這個問題要這樣看，主席工作那麽忙那麽累，叫他經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這樣做！我們搞技術工作的，要體諒主席，給照片簡單地修壹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認為這是不真實的，要從本質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齒修掉才是真實的效果”（News.qq.com, 2009）。

　　32、歌功頌德：

　　這是壹種出格的，沒有限度的，甚至與事實完全相反的吹捧和阿諛奉承。例如，“形勢壹片大好”、“鶯歌燕舞”。春晚：“咱們老百姓今兒個真高興”。

　　又例如，19歲的十壹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傑布2009年3月28日在“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上，“出人意料地用流利英文演講，震撼全場。班禪所到之處，掌聲雷動，歡呼四起”。班禪說：“我由衷地感謝黨給了我壹雙明亮的眼睛，讓我能夠分辨是非，認清誰真正愛護西藏人民，誰為了達到個人目的而不擇手段破壞西藏安定祥和的局面。”這個高僧的“明亮的眼睛”不是來自他心中的佛祖，而是來自壹個無神論的政黨？在佛教徒心中，共產黨比佛祖偉大，還有比這更出格的歌功頌德嗎？

　　33、推諉、抵賴、不認賬：

　　拒絕對所有發生過的歷史錯誤承擔責任或表示悔過，用種種方法推諉、抵賴。例如，“汶川地震遇難學生人數仍在認定”、“遇難學生最終的數字，我上次在新聞發布會也通報過，它與我們整個汶川地震死亡人數的最終確定是聯系在壹塊的，汶川地震最終的死亡人數的確定，我們必須按照國家有關部委對死亡人數特別是失蹤人數的最終確定的有關規定來進行，涉及到很復雜的工作和過程。”

　　變“過失”為“評功擺好”：不是不公開數字，而是在積極準備公開數字。在過失和錯誤無法否認的時候，強調改正錯誤的“決心”和“能力”，不但沒了缺點，而且反而增加了優點。

　　34、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借用好名目：

　　用看上去對壹般民眾有好處的計劃，來掩護對他們不利的，有傷害作用的做法。例如，以“掃黃”為名義來控制公共言論空間，達到限制網絡言論自由，消除政治批評和社會“雜音”的目的。

　　35、豪言壯語式泛論：

　　把自己說得非常了不起，以顯示自己的絕對正確。這種建立在情緒高漲之上的正確是根本用不著理性思考和邏輯論證的。政治口號中有許多例子：“敵人壹天天爛下去，我們壹天天好起來”、“大造人造糞，氣死小日本”（不買日本化肥），“東風壓倒西風”。

　　36、耍橫：

　　妳說我不對，我不對妳能拿我怎麽辦！？妳說的不對正是我說的對，對錯是沒有什麽道理可說的，只要妳不敢惹我，拿我沒辦法，就算是我對。這是壹種政治流氓話語，例如：“‘妳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妳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的壹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壹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權發言。”又例如：“反右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中國人民是不好惹的！”

　　37、扯開本題，竊取論題：

　　把主要問題扯到別的事情上去。例如有這樣的官方說法：“我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不斷推進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內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要積極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絕不能照搬西方的那壹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決不搞西方式民主”。

　　多黨、分權、民主，本來是政治學的重大討論議題，在中國討論這些議題，提出有關建議和設想，與西方不西方沒有必然的取舍關系。從本題扯到“西方”，利用國人對西方的異我族類感覺、不信任心理、文化偏見，用“西方”壹詞誘發的非理性因素，轉移對民主本題的理性討論。

　　38、鼓吹所謂的“中國特色”

　　凡事只要冠以“具有中國特色”，黑可以變成白，馬可以變成鹿。壹黨專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公檢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等等。《人民日報》2009年03月15日頭版甚至明明白白地說：“外國法律體系中沒有的法律，只要我們需要就及時制定；反之，外國法律體系中有的法律，如果不符合我國的國情和需要，我們就不搞。”

　　39、文化絕對相對論：

　　取消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和道德標準，代之以價值相對論和不可知論。其結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別是非和對錯的必要，可以為所欲為。例如，《羊城晚報》報道，近年來，常有媒體報道，中國人出遊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形象，“丟了中國人的臉”。可是外交部領導武大偉卻認為：“這是壹種習慣而已。例如喜歡聚眾、喜歡大聲說話。妳看，在機場裏、餐廳裏，大家聚壹塊說話的，都是中國人。可這就是壹種習慣，我們還看不慣外國人那種小聲滴滴咕咕、當著面還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說到中國人到美國華爾街“騎銅牛”的時候，武領導笑著說：“如果那個銅牛不讓騎，就應該立壹塊牌子，上面寫著：‘禁止攀爬’。……這些是文化差異，外國人有他們的禮節習慣，我們也有自己的禮節習慣，並不能說誰對誰錯，也不能單靠壹方的努力，而是需要雙方共同溝通，相互理解。”報道稱贊武領導很“幽默”。的確是很幽默，但也很可笑。試問，在中國的任何壹個城市，如果不立壹塊“禁止大小便”的牌子，是否就可以大小便呢？

　　40、替罪羊：

　　把自己的責任推到別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誤責任推給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把政府的責任推給“自然”，或推給“蘇修逼債”。又例如，盡管“四人幫”必須對“文革”承擔重大責任，但把“文革”完全歸咎於他們，他們也就成了“文革”罪魁禍首毛澤東的替罪羊。

　　41、證詞、反正都有理：

　　根據自己的需要，有選擇地挑選和利用所謂的“客觀報道”，來證明某項宣傳的“客觀真實”。這是《參考消息》壹類出版物在中國所起到的壹種主要宣傳作用。它選擇性地引用西方報紙的材料來說自己不方便直接說的話，即所謂的“連西方媒體也不得不承認”。而在西方媒體有不利消息的時候，就說是“惡意攻擊”，或用作“西方反華勢力忘我之心不死”、“幹涉中國內政”的證明，即所謂“反面教材”。

　　42、利用聯想轉換：

　　利用暗示和聯想，把表面真實的現象轉化為實質虛假的意義引申。例如：周恩來穿補丁衣服，所以是壹心為民的好總理，哪怕他在“文革”中幹下了無數助紂為虐、禍國殃民的壞事。因為溫家寶穿舊旅遊鞋，所以，他能證明共產黨是廉潔、愛民的執政黨。

　　這則報道也是壹個例子：“焦裕祿、孔繁森──壹個，長眠在為之耗盡了心血進行治理的沙丘下；壹個，獻身於帶領邊疆少數民族脫貧致富的事業中。兩個閃耀著時代精神的名字，如同兩顆耀眼的明星，跨越30年的時空，交相輝映，光彩照人。……從焦裕祿到孔繁森，中國共產黨湧現出了如此優秀的領導幹部，感動了、激勵著千千萬萬的民眾，絕不是壹個偶然的、孤立的現象，它深刻地反映了黨的本質，鮮明地體現了黨的主流，同時也充分揭示了中國共產黨所以能英雄輩出的歷史必然。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上書寫著‘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體現了我們黨的宗旨。”

　　但是，偏偏有不相信這種宣傳的，民間順口溜說，“群眾學孔繁森，幹部學王寶森”。（王寶森是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常務副市長。曾任北京市財政局局長。1995年4月5日，因腐敗案發，自殺於懷柔鄉間。7月4日，中紀委開除王寶森的黨籍。）43、數字簡化：

　　這是壹種“妳不要多想，只要記住這幾點，能照樣重復就可以了”的宣傳手段。它的“化繁為簡”手段很適合文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眾，同時也使得這樣的群眾能滿足於最簡單的信息，成為非常容易控制和駕馭的群氓和愚眾。

　　例如：“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五講四美三熱愛”的“五”“四”“三”，具體指什麽？“八榮八恥”，除了這個“八”，有誰真的記住了哪些“榮”和“恥”？“榮、恥”問題又何曾有過公共討論？數字還得挑簡單的。章立凡說，“數碼以三、四為多，絕少過五，蓋因簡單好記”：“三反”、“五反”、“壹化三改”、“三面紅旗”、“四個第壹”、“四個現代化”、“四個偉大”、“三忠於四無限”、“三支兩軍”、“三結合”、“壹打三反”、“三要三不要”、“三項指示為綱”、“兩個凡是”等等（章立凡，2006）。

　　大躍進口號：“無煤也煉焦，無焦也煉鐵”、“開展小麥雙千斤縣、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積豐產田、萬斤高額豐產田運動”、“兩年內建成壹個像樣的共產主義”、“壹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在眼前”、“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螞蟻啃骨頭，茶壺煮大牛，沒有機器也造火車頭”、“傾家蕩產大搞鋼鐵”、“全省七天實現煤氣化，三天實現超聲波化”、“貫徹指示不過夜，推廣經驗不過宿”。

　　更有追求“修辭”效果、“易記上口”、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口號。山東菏澤的計劃生育：“寧可家破，不可國亡。”安徽某縣：“寧添十座墳，不添壹個人。”“該紮不紮，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

　　數字簡化甚至侵蝕到壹些學者的“學術語言”之中，使之不知不覺也成為壹種簡單、不實的宣傳。例如，北京大學教授王嶽川在“中國的‘三和文明’應與西方的‘三爭文明’互補”中寫道：“中國不是好戰的國家，中國文化是壹種和諧文化。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究竟是什麽？在我看來，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體社會中是和諧，在國際間是和平！但中國文化已經被邊緣化了，這導致‘三和文明’的聲音不僅沒有放大成為國際的聲音，反而成為中國落後僵化保守的說法，進而成為西方妖魔化中國的理由”（王嶽川，2008）。

　　中國真的有什麽“三和文明”嗎？中國的家庭都是和睦的嗎？西方就沒有和睦的家庭了嗎？中國的群體社會真的是壹派和諧而沒有矛盾沖突嗎？中國人不喜歡打仗嗎？與別國之間也都只是和平相處嗎？壹口咬定中國“不是好戰的”，是否就可以因此壹筆抹去血腥內戰的歷史，壹下子變成壹個與喜歡侵略和戰爭的“西方”完全不同的愛好和平國家？為“和諧社會”的宣傳敲邊鼓，名大學教授的“思想水平”又比平庸的宣傳官僚高明到哪裏去呢？

　　三、被宣傳洗腦是壹種比無知更可怕的境地

　　江蘇電視臺的壹個時事評論節目主持人有壹次以罕見的媒體人激情和坦率評論道，現在中國的食品、用品、商品、語言、活動、人際關系充滿了虛假，“什麽都是假的，只有王八是真的，因為王八本來就叫假（甲）魚。”不錯，虛假、偽裝、謊言、假面充斥於當今的中國社會，但真實並沒有從此絕跡，因為這位主持人說的就是真話。而且，無論“假”多麽盛行其道，但畢竟不能以假的名義作假。“假”必須說自己是真的。這就像最強橫的專制也必須以“民主”的名義實行專制壹樣。在這世界上，真和假、美和醜、是與非畢竟是有區別的，而且是可以分辨的。

　　在《說謊概要》壹書中，蘇裏文（Evelin Sullivan）問道：“人為什麽說謊？人說謊的動機是什麽？”她認為只有兩個原因，“而且明顯得叫人驚訝。”第壹個原因是“因為不想讓別人知道真相，”第二個原因接著第壹個原因，“因為如果讓人知道了，自己就會失去許多東西：權力、地位、尊敬、金錢、舒適、快樂等等”（Sullivan, 2001: 56-57）。顯見的動機使得謊言成為壹種淺薄、平庸的罪過和邪惡。但是，淺薄、平庸是可以包裝的。壹旦謊言用高深的理論、高尚的事業、高貴的說辭裝點起來，並且當作絕對真理來強行散布，它就成為冠冕堂皇的“宣傳”。

　　虛假、強梁的宣傳及其非理性話語會對整個社會的文化、道德、心態、思維方式造成持久的傷害。從本質上來說，這是壹種語言的暴力，它賴以生存的政治基礎就是奉行“強權即公理”，“政權即鎮壓職權”，以及無需程序合法性的權力結構。它的洗腦作用使人們把謊言當作真理，因而陷入壹種比不知道什麽是真理更可怕的境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中有這樣壹個故事：格列佛來到了在他看來尚未開化的馬國。他對馬兒描述文明國度中的“說謊”，馬兒表示不能理解。馬兒說：“說話是為了幫助我們彼此了解，接受事實的信息。如果把不是說成了是，那麽說話也就破壞了自己的目的。妳不說真話，我就沒辦法了解妳。而且，妳把白說成黑，把長說成短（把惡說成好，把醜說成美），妳的話不僅不能告訴我什麽，而且反而會陷我於壹種比無知更可怕的境地。”

　　飽受德國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學者克萊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紀錄納粹德國話語的《第三帝國語言》中，揭示了壹個陷千百萬人於比無知更可怕境地的極權國家（Klemperer, 2000）。主宰這個國家的是壹種滲透到每個普通人日常語言和思維方式之中的官方宣傳。克萊普勒深深憂慮納粹語言對普通德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他看到，德國媒體和宣傳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僅僅是呈現在意識層次上的詞匯、概念和說法，而且更是壹種在下意識層次誘導和左右普通人思維的毒質話語。這種極權語言象是很小劑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覺中毒殺人自發獨立的思想能力。

中共政權對中國人民的掠奪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壹、貧困根源

　　中共政權這部專制機器有三大功效：首先是絞肉機，它絞殺了數千萬生命；其次是洗腦機，培養了億萬知服從不知權利的共產奴仆；更是壹部巨大的榨汁機。中共機器將榨汁功能發揮到極致，先後利用國有制和化公為私的經濟改革劫取了巨額國民財富，又在市場化過程以高稅費、高通脹、高房價榨幹了中產階級，用準入限制壟斷資源、壟斷市場、濫發股票、濫印紙幣、銀行低存款利率及股市瘋狂融資搶掠國民財富。用高電價、高油價、高速公路、城市出租車及食鹽煙草專賣等壹系列壟斷方式榨取民間社會。它霸占著壹切自然資源，售之以高價，用強盜手段養肥國有企業，擠壓民營企業生存空間。獨辦電視報刊，獨霸電信電話，獨攬互聯網接入，甚至用速度僅為標稱網速十分之壹的假寬帶欺騙用戶。社會共同財富的自然風景區和文化遺產也在其壟斷之下，用高價門票勒索遊客，或用鐵絲網圈占著名海灘山頭，修建中央各級高幹療養院，再用納稅人的錢來貼補運營成本，讓紅色貴族享受免費服務。用暴力征地拆遷大規模征用土地，低價征地，高價賣出。乃至用高教育費、高醫療費、高殯葬費擠幹了窮人的最後壹滴血汗。所以民間有順口溜說：生不起，剖腹壹刀五千幾；讀不起，選個學校三萬起；住不起，壹萬多元壹平米；娶不起，沒房沒車誰嫁妳；養不起，父下崗兒下地；病不起，治個感冒兩千幾；活不起，壹年辛勞四千幾；死不起，火化壹個壹萬幾；葬不起，墓地幾萬壹平米。[1] 近兩年的物價更是沒命地瘋漲，壹套房子幾百萬，動壹次大手術動輒幾十萬，城市的公共墓地也漲到了幾十萬，北京的重點中小學擇校費竟然也有高達幾十萬元的。有人統計，在北京養大壹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按現有最低標準，要花費50萬元左右。生不起，養不起，死不起，這即是平民有“尊嚴”的“奢侈”生活，中共經濟改革最直接的成果。官方總是鼓吹中國人已經跨過小康水平，呈現出壹派盛世中華景象，正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但世界上真有這種國富民窮的“盛世”嗎？有這種讓人惡心的“偉大復興”嗎？然而這種“中國模式”、“中國奇跡”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是中共引以自豪的，因為國富民窮的實質就是黨富民窮。中國GDP總量位居全球第二，按人口均值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根本算不上國富，按GNP計算還要減壹半，依然是窮國壹個。但共產黨實實在在處於有史以來最富裕的時期，中共政權掌握著絕大部分的國民財富，它是無疑是世界上最財大氣粗的政黨。中共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它是壹個絕對自利型的政黨，長期霸占著國家政權，漠視國民福利，民眾也就永遠擺脫不了貧窮。

　　依照廣泛運用的國際貧困標準，以壹個國家或地區社會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為貧困線，低於社會平均收入的壹半，即為貧困人口。中共的高經濟增長率並沒有解決貧困問題，2007年中國農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為3223.85元，人均日消費是8.832元，按當年匯率折算，相當於1.162美元，這壹消費水平低於世界銀行的全球生活貧困線標準（人均日消費低於1.25美元）。2010年8月，亞洲開發銀行發布了壹份《亞洲和太平洋地區2010年關鍵指標》的報告，以每天消費2美元為下限，中國農民基本上都是貧困人口。根據2011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的藍皮書稱，城市中等收入者已達2.3億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城市貧困人口為5000萬。但按照2011年9月實行新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月收入3500元計算，應納稅人數只有2400萬人。參照中國物價水平，3500元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壹線城市僅夠維持壹個人的低水平生活，幾乎沒有養家能力，在省會城市也很緊張。納稅起征點的提高，等於隨即否定了社科院的藍皮書。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通常是壹個國家的低收入線，中國約有9億勞動力，只有不到3%的人收入高於低收入線。也就是說，3500元不過是條溫飽線。在經濟高增長的背景下，將近98%的勞動力僅能維持溫飽。窮人沒有享受到高增長的好處，但在惡性通貨膨脹面前，窮人卻是最大的受害者，2010-2011年的兩年時間裏，中國人用於衣食等基本生活支出便由物價輪番上漲而損失了四成的購買力。消費水平從溫飽線迅速下滑，草根階層連最基本的豬肉也買不起了。在中國的大城市，月收入不達萬元，根本算不上中產階級，3500元月收入的人都屬於窮人，不要說買房，連付房租都很困難。香港單身人士的年薪俸稅的免稅額是108000元港幣，超過的部分才納稅，年收入50萬以上的28萬人承擔了薪俸稅總額的87.4%。內地的物價水平已超過香港，由於消失了中產階級，工薪所得稅主要還是由窮人來交。讓人憤怒的是，諸多學者憤青還在興致勃勃地討論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動人話題，暢敘如何拯救美國和歐洲金融危機的豪情，壹幅繁榮富足的盛世景象。而美國政府規定，月薪不超過1174美元，即年薪不超過14088美元的個人可獲食物券，此薪酬數字是美國貧困線收入的130%。此外還有政府提供的住房補貼，子女上學的免費午餐等等。中國城鎮貧困線目前是2009年確定的年收入1196元人民幣，月收僅為100元。世界銀行有兩條貧困線標準：日收入2美元才是貧困線，日收入1.25美元是絕對貧困線或極端貧困線，用於非洲等最貧窮的國家。中國提高後的貧困新標準，仍不到國際極端貧困線的壹半。即使是新標準的增加部分，也迅速被通貨膨脹吞掉了，仍然是壹條赤貧線。那些敢於討論讓節衣縮食的中國人如何拯救富裕的美國和歐洲的家夥，不會關心誰來拯救中國窮人，他們是社會上最惡心和最沒有心肝的既得利益者。美國的福利制度是照顧窮人，中國的福利制度是照顧富人，這就造成中國用本該照顧窮人的福利去救濟美國窮人，讓美國窮人不窮，讓中國窮人更窮。甚至間接救濟華爾街的金融大鱷，購買高風險債券填補窟窿。何況中國數十年來壹直在用低價商品和外匯債券不停地“拯救”著歐美經濟，並不存在是否應該拯救別人的問題。

　　中國經濟經濟總量2010年達40萬億人民幣，這是中共得以自吹自擂的資本。但民生建設不足，貧困及極端貧困現象也普遍存在著，據世界銀行的報道告，按照國際貧困標準（International Poverty Line Standard）計算得出的中國消費貧困人口數在國際上仍排名第二，僅次於印度。作為木桶理論的短邊，這對社會發展起著制約作用，整天吹噓和諧社會的中共官方也不得不承認，2009年中國每天不足壹美元的赤貧人口仍有1.5億人，很多前些年脫貧的人又紛紛返貧了。根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2009年的人均GDP為3687美元，全球排名第103位，落後安哥拉壹位，領先薩爾瓦多壹位。而日本的人均GDP約為中國的10倍，達到37800美元，美國人均GDP則為42240美元。GDP數據只是國家經濟實力壹方面的反映，並不能反映壹個國家的全部實力，相反，卻能掩蓋著很多東西。外國投資在中國投資產值約占中國GDP的1/4以上，而中國對外出口的50%是外資企業所擁有的。從GDP上看不出壹個國家的財富總量。2010年，中國GDP總量為40.1202萬億元，人均折合4382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世界平均為9218美元。仍屬於貧窮落後國家，與壹些非洲窮國為伍。但中共無疑問是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財政收入以遠高於經濟增長的速度增加著。2011年前8個月，財政收入74286.29億元，同比增長30.9%，財政年收入超過10萬億已成定局，遠遠超過年初制定的8.9萬億和增長8%的目標。政府收入數倍於經濟增長，只能用橫征暴斂才解釋。有人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6年數據計算，若國家征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數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15國300元。中國商品價格中的稅收成本分別是美國的4.17倍、日本的3.76倍、歐盟15國的2.33倍。水漲船高，按照百分比，物價越高漲，稅收越激增，政府在高通貨膨脹中不斷獲取高收益。

　　中國人為什麽擺脫不了貧窮，政府高稅收征來的錢哪裏去了？我們簡單比較壹下就知道了：2010年香港GDP有17481億港元，征稅2090億港元。深圳GDP為9511億元，征稅3061億元人民幣，廣州GDP為10604億元，征稅3379 億元。香港稅收占GDP的12%，深圳、廣州均為32%。香港教育預算540億，醫療預算399億，共占稅收45%；而廣深兩地的教育、醫療預算累計才 213億元，占稅收3%。香港政府2011年向居民派發每人6000元的大紅包，深圳廣州的政府只知道自己花錢，花不完的錢用來舉辦亞運會和大運會等面子工程。中國公民不能享受免費醫療，中共卻在國外慷慨無度，數十年如壹日，派出常駐醫療隊，為非洲國家開展免費醫療。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上，中共政府首次宣布在兩年內減免32個非洲國家總額達100億人民幣的債務。截至05年底，減免44 個發展中國家總計198筆價值約166億元人民幣債務。中國還為非洲培訓了15000名各類人才，派遣100名高級農業技術專家，派出醫療隊，援建30所醫院、100所農村學校，無償提供防治瘧疾藥物。2007年底中國為增強非洲的自我發展能力，決定提供23.77億元的無償援助和7億元的無息貸款2008年6月底，中國累計免除亞非等49個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債務247億元；提供各類援款2065億元，其中無償援助908億元；對42個最不發達國家的商品給予零關稅待遇，稅目為736-1115個，占最不發達國家對中國出口貿易額的98％。2008年6月，向朝鮮捐贈了5000噸航空油和1億元人民幣，共計1500萬美元。 2009年3月，提供阿富汗7500萬美元貸款全部轉為無償援助。2009年全年，免除了46個國家的400多億元債務。 2010年2月，中國國務院批準了減免伊拉克欠華債務的80%，約為68億美元。當月，由於朝鮮貨幣改革失敗，據傳中國將向朝鮮提供100億美元援助。2010年4月，中共政府向委內瑞拉提供200億美元貸款。近幾年來，中國災難頻發，汶川地震、冰雪災害、西南旱災、玉樹地震、泥石流等等災害頻發。根據相關數據，玉樹地震，國家財政撥款5億元，西南大旱災，國家撥款1.26億元……2010年8月，為支持俄羅斯抗災，中國捐贈100萬美元現金和價值2000萬人民幣的物資。同時甘肅舟曲泥石流災區缺乏飲用水和方便面，政府號召大家積極捐款。更為可惡的是，中共壹方面在北京大肆拆毀民辦的外來工子女學校，導致大批農民工子女失學，壹方面由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牽頭的“中非希望工程”，正向民營企業家大舉勸募，為“希望工程走進非洲”捐款。計劃在10年內於非洲各國貧困地區捐建1000所希望小學，每所150萬元人民幣，冠名捐建形象樣板小學，每所500萬元人民幣。[2] 不但為貧窮國家免費建設學校，還在發達國家大力開辦“孔子學院”，建立網站，中共都是壹擲萬金，從不吝嗇。

　　在共產主義實踐中，實際上是以公有均富的美妙許諾，對私有財產的徹底搶劫掠奪，再通過“全民所有制”這種偽公有制將社會財富集中在共產黨手中，形成壹種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黨有制”——共產黨獨占壹切的產權制度。因為中共政權是“黨和國家”式的黨國體制，黨產國產不分，所謂的“全民所有制”是虛偽的騙術，其“國有化”進程就是“黨有化”過程。共產黨霸占了領土主權也就獨霸了全國土地資源，土地上的壹切產出統歸共產黨支配，在毛澤東時代稱之”統購統銷“政策。市場化改革中，是通過出售土地使用權和壟斷自然資源的經營權，將最大份額的國民財富圈占為紅色貴族所有。黨對全民財富有著絕對的支配權，用來滿足龐大的黨政軍系統漫無止境的需求，由於全民的政治和財產權利被徹底剝奪，中共無需征求國民意見就可以自行處置“全民財產”。但共產黨支配全國財產並無法律依據，未經全民選舉的授權程序，所以不存在“全民所有制”的前提，其“國有制”或“黨有制”並沒有區別，因為“公有制”與公眾無關，與國民無關，也是黨有制的變稱。中共的支配權是用黨權政府化的方式，政府是黨的政府，黨國壹體，黨政壹體，再用黨的軍隊來保證紅色政權及其黨產的安全。

　　中共的每次掠奪是通過槍桿子實現的。在城鎮是用沒收資本、公私合營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等方式，全面實現了國有化。在農村通過合作化、人民公社實現了農村土地和生產資料“三級所有”的集體所有制，實際上土地產權是操控於地方黨政體系。國有土地不必說，集體土地也是黨有制，集體成員並無土地的最終處置權，如果國家要征用集體土地，農村集體組織只有協助義務。國有化和集體化可以看作是中共強權體制下的產權制度變革，國有化的完成標誌著通過暴力建立的共產政權已經轉變成了壹個國民資產的實際占有者。由於共產主義賦予了公有制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共產黨在占有國有資產的同時，也占有國民資產乃至個人資產，可通過國有化或沒收私人資本及強行征用個人財產的辦法來實現黨國利益的最大化。雖然在城市又推行國有企業股份制，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但國有和集體所有的公有制仍然占控制地位，黨仍然是國民財產的最終支配者。國家政治權力與產權的結合，提升了中共經濟統制的合法性，從而形成了壹個集政治權、財產權、意識形態控制權於權力階層的社會政治經濟統壹體。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裏，公有經濟是通過行政性委托代理方式經營的，是為“國家所有，分級管理”。公有制運作是通過“黨和國家”委托各級政府，政府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具有法人資格。黨和國家作為壹個龐大的資產所有者，必須以分級管理方式將黨國資產層層轉托給各級政府法人來管理。於是，各級法人代表（官員）通過任命廠長、經理，以行政方式委托具有專業管理知識的企業法人代表來管理經營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法人沒有產權，資產的所有者是政府。鄉村集體組織的土地產權也是名義上的，以縣鄉政府的職能部門來管理農村的集體土地，政府征用土地時，集體組織沒有抵抗權。因為黨和國家擁有領土主權，共產黨始終認為統治權與產權是壹體的。中共政府實行代議制，各級人大是從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權力機關，政府名義上代表國民管理全民資產，但壹黨體制下，人大代表不是自由選舉產生，皆為黨政系統的人，黨管幹部（公務員）的法律架構使得人大機構及也置於黨權之下。雖然有針對農村人口的“四分之壹條款”（先前選舉法規定是八分之壹條款，現在上升到壹人壹票了，仍然是紙上遊戲），農民個人享有四分之壹政治權利，但農村的民意代表全是黨意代表，農民不可能通過人大代表制度實現對政府的監督權和對集體土地的最終支配權。失去國民監督的資產管理權，好比從不檢查審計的會計報表，不過是玩弄大眾的統計數字而已。全民所有制淪為荒唐的笑談，實際操控權早已落入各級官員為主的自然人手中，再源源不斷流進個人口袋裏，形成龐大的紅色權貴集團。共產黨搶劫了國民財富，宣布為全民所有，再用經濟體制改革的辦法來化公為私，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紅色貴族所有制”。共產主義從理論到實踐，似乎轉了壹圈又回到原點，實際上卻是消滅了全民私有制，變成了共產貴族的私有制。這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初衷，卻是共產革命的邏輯性進程，用槍桿子說話的共產主義是不會選擇其他制度結果的。

　　在中共的建國歷史上，共有三次大規模的搶劫，第壹次是沒收土地和商業資本，以國有化和集體化（人民公社三極所有）為名義，建立共產黨控制的國有體制；第二次是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改革，由權貴集團瓜分國有財產，壯大紅色貴族資本；第三次是政府用官商勾結來惡意推高房價地價，用金融資本市場以及高通貨膨脹率並輔以高稅賦高物價全面搶劫國民財富，讓中產階級變窮，讓窮人更窮，國民財富以前所未有的迅猛速度向紅色貴族手裏集中。每壹次搶劫都伴隨著大屠殺和大迫害，毛澤東時代殺了幾千萬人，鄧小平時代鎮壓了學生民主運動，江胡時代鎮壓法輪功及失地拆遷的窮人，關押良心犯，嚴厲打擊壹切不同意見。共產革命及其經濟改革的全部目的，都是為了共產黨的權力，都是瞄準了國民財富，最終目的是實現紅色寡頭專制。搶劫掠奪，就是共產黨為什麽要革命或為什麽要改革的根本原因，也構成人類發展史上最惡劣的“中國模式”。這是公開的秘密，舍此之外的壹切辯解和說教，都不是問題的實質。也許有人說，人們的生活不是越來越好了嗎？但妳要明白，共產黨之所以允許經濟的部分市場化，正是為了自身攫取最大利益，權力市場化催生的大批紅色貴族是經濟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全面壟斷了資源和暴利行業，牢牢占據各產業鏈的上遊，也必須讓市場低端的民眾隨市場流動起來，爭取溫飽水平，才能掠奪更多的利益。權力導致財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就是紅色貴族的財富來源，如果權貴集團沒有現實利益，它根本就沒有改革的動力。近73萬億的M2（廣義貨幣）使政府和國有部門資產膨脹，土地價格上漲，紅色貴族的資產頭寸急劇膨脹，在流動性急速擴張的能量下，最終匯流形成壹個巨大“堰塞湖”。導致民間資產萎縮，中小企業破產，壓制了民眾的消費能力。

　　二、兩極分化

　　根據波士頓諮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的150萬個家庭（約占全國家庭總數的0.4%）占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其中包括存款、 股票等公開的金融資產，未計算灰色收入。在發達國家，壹般情況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財富。而另據中共五部門的統計，截至2008年3月底，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 20450余億元。億元戶中91%是高幹子女。據美國國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共有超過7萬人獲得美國綠卡，僅次於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過去30年間，總計有110萬中國人獲美國綠卡。1978年至2009年底，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的總數為162.07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的總數為49.74萬人。藍皮書指出，改革開放30年以來，移民海外人數已逾450萬，移民人數穩居世界第壹。這些都是公開的數字，紅色貴族更多的私人財產是灰色的，他們在國外的財產更是無法統計，據“維基解密”網站稱，中國高官在瑞士銀行大約有5000個帳戶，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員。部級以上和大多數的中央委員，幾乎人人有份。[3] 紅色貴族的財產來源於政治經濟上的壟斷地位，是以掠奪國民財富的辦法獲取的。正如學者何清漣所說：

　　……中共犧牲了數千萬人生命打造的“革命”，其全部意義就是先用暴力將別人的錢搶過來，變成“公產”，再用權力將“公產”化為私產，通過巧取豪奪使當權者成為暴富者。……如今，中國的社會結構依然是底層人民占83%以上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人民依然處於無權狀態，官吏的貪污腐敗比60年前更上壹個臺階，社會總體失業率也不比60年前有多大改善，農村照樣存在8千萬左右的‘三無’農民（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只是奪去他們土地的並非地主而是政府。這些事實本身就否定了中共革命的正義性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並揭示了共產主義理想的欺騙性。中共犧牲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徹底打破了形成了數千年之久的自然秩序，其結果只是將原來居於社會邊緣的部份無產者（即中共“革命隊伍”的骨幹成員）送上了統治寶座，讓紅色權貴取代了原來的統治階級，真是“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與當年國民政府的專制相比，中共政府的極權體制更為苛酷。[4]

　　中共政權獲得前所未有的財富，也迅速催生了壹大批黨政軍貴族。據2007年的統計，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而在財富的積累中，股市、房地產、資源型企業和金融行業，尤以房地產對民眾的掠奪最為嚴重。同時，社會分配與福利向政府公務員嚴重傾斜。從03年至08年，政府財政收入從占GDP總量的五分之壹增至四分之壹，其中58％用於供養黨政人員約7000萬人。自2001年以來數次給公職人員加薪，每次增幅不低於15％。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主要覆蓋黨政人員，醫療費用的80％是為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在勞動報酬占GDP比重連降22年的情況下，從1978年到2005年，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使得貧富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底層民眾的實際收入增幅大大低於GDP的增長，還要自付教育、醫療等費用，壹多半的人沒有養老保險。學者稱中國社會是倒T字型結構，很有道理。據統計，2009年全國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已經超過1.5萬億元，比全部國有企業交的稅還多，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讓金已經占地方財政收入50%。這說明中共除了高稅收，還有巨大的壟斷資產收益，不是沒有錢改善民生，而是民眾沒有投票權來制約政府的橫征暴斂。中國是世界上稅賦最高的國家，中小企業各種公開的稅賦占收入的五六成，還有各種隱形稅賦，只好靠壓低工資來降低成本，這也是勞工貧困化的壹個因素。與中小企業艱難生存情況相反的是大型國企的暴利，2010年120家央企共實現凈利潤8522.7億元，比上年增長42.8%。其中三家石油巨頭凈利潤占三成，移動通訊和電力企業占二成以上。2011年前三季度業報披露，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普遍出現下滑，銀行卻旱澇保收，16家銀行共實現營業收入1.66萬億元，超過西部六省同期GDP總和。實現凈利潤近7000億元，同比增長三成以上，平均每天狂賺25億元，工行日賺6億，雄居行業霸主。以至於有些銀行利潤太高，都不好意思公布這種為富不仁的盈利水平了。壹些上市國企高管的公開薪金收入是全國平均工資的18倍，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和任意揮霍的財富，這些壟斷者的實際收入決不會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100倍。壟斷就是掠奪，保證國企暴利在於擠壓中小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中共集團的財富就是民眾的血淚。中國有反壟斷法，但專制政權本身就是壟斷的，為了維持政治經濟的絕對管制，任何反壟斷法律的實施都是權宜性和表演性的。

　　與多數人的貧窮相對立的是少數人奢侈，根據世界奢侈品協會的資料，2010年中國大陸奢侈品消費共達107億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費總額的27.5%。中國遊客在法國購買免稅商品總額達6.5億歐元，蟬聯法國“購物王”稱號。中國人到了香港和歐美等地，都以“掃貨”方式購物，其豪邁程度令全世界震驚。除了少數人暴富，國庫裏的錢也是越來越多了，全國財政收入從1950年的62億元增至2008年的6.13萬億元，60年間增加985倍，而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60年間僅增長18.5倍。中共在掠奪型經濟增長中暴富，8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城市有數千萬失業半失業的群體。黨政事業機關工作人員約7000萬人，卻消耗國家財政收入的58%左右（約為GDP總量的14%）。近年來財政收入約占GDP總量的1/4，全國工資收入只占GDP的12%左右，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約為9億，除去7000萬財政供養人口，8.3億人的收入總額還比不上這7000萬人的收入與福利。如果加上灰色收入，黨政官員消耗的國民財富更令人吃驚，公款吃喝、公款出國、公車消費壹年高達1萬億元以上。另據CCTV《新聞1+1》節目中透露，“三公消費”已高達壹年1.9萬億，占行政開支的60%。[5] 中共執政集團的“少數人通吃”表現在各個方面，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壹份《調查報告》稱：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療養院，每年開支約為500億元，大部分的醫療資源都被權貴們擠占了，那些無錢就醫的窮人只好瞪著眼睛死去。據《2005年世界衛生報告》，在各國衛生總費用中，歐洲發達國家政府負擔80-90％，美國政府負擔45.6％，泰國政府負擔56.3％。眾多窮國如印度、古巴、朝鮮、蘇丹、瓦努阿圖、緬甸、布隆迪，都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如2003年全國醫療費用總額約6600億元，政府只負擔了其中的17％，位列全世界倒數第四位。為支持醫療衛生體制改革，2010年中央財政支出1389億元，參加醫保人員財政補助每人每年120元，連看壹次門診都不夠。而美國聯邦政府的醫保支出為8820億美元，占總支出的23%。中國每年有50％的人看不起病，30％的人住不起院。中國人口占世界的22％，但政府的公共衛生投入僅占世界的2％。中國衛生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僅為2.7％，而印度為5.2％，美國為13.7％。財政收入在20年裏增長了30倍，年均增長率19.5%，遠遠高於GDP的增速，在“少數人通吃”的法則下，“紅色貴族”占盡先機，民眾享受到的實惠微不足道。比如中國有名義上的醫療保險，但其實都是假的，因為醫藥產業是暴利行業，中共從中獲取的利益遠超過其支出。如心臟起搏器或心臟支架等醫療器材，用到患者身上，都有10倍以上的暴利，堪比販毒的利潤。且很多項目是自費，不能報銷。心臟支架壹類的醫療用品、藥品要進入醫院，不僅要通過藥品集中招標采購確認中標價與供應商，其定價與收費還須經物價部門審批。但無論是地方發改委、衛生主管部門還是物價部門，以及相關的個人，都從這條黑色利益鏈條中獲取了暴利，價格自然不斷高漲。哈藥六廠是壹家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下屬企業，屬於國有企業，僅生產普通藥品，但它的辦公樓竟然參照凡爾賽宮的裝修風格，建造成壹座富麗堂皇的現代“皇宮”，可見其行業的暴利水平。[6] 再如所謂的城市居民社保也是假的，中央政府補貼55塊錢，如果個人每年繳100塊錢，等到退休的時候，55元加上個人賬戶，壹個月僅有七八十塊錢。農村的新農保也是這樣。靠這麽壹點可憐的社會保險只能是餓死，還是等於居民自己解決養老問題。這種社會保障純粹是騙人的東西，共產黨卻宣傳已經全覆蓋了。中國的養老制度是劫貧濟富，比如深圳90%的人口是農民工，10%是本地戶籍人口，農民工離開時只能取回個人賬戶那部分，社會統籌部分就留在深圳了。交了壹回養老保險的農民工還是等於沒有養老保障，所以深圳2005年就已經積累了90億的養老金。這些養老金保障了黨政官員，因為政府公務員是無須個人交納社保的，退休時卻能享受高額養老金。對於整個養老體系來說，有學者說社會保險其實就是壹個“龐氏騙局”，即下家交了錢給上家用，必須要找到更多的下家，整套系統才能維持延續，否則就會崩潰。現在的問題是，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60歲以上老人已占總人口的13.26%，為1.78億，是世界上唯壹壹個老齡人口過億的國家。老齡化趨勢使繳納養老保險的人數日益減少，領取養老保險的人數越來越多。壹旦下家的交款無法應付上家的支付，養老體系瓦解，就只能是推遲退休年齡或加大財政補貼。1997年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以來，個人賬戶中的資金被挪用去發放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個人賬戶壹直處於空賬運行狀態。2010年，各級財政補貼基本養老保險基金1954億元，僅占全國財政支出的2.2%，而發達國家的退休金壹般占GDP的10%，甚至更高。在經濟增速高時，社會養老勉強維持，壹旦經濟下滑，情況又會怎樣？

　　專制是暴利的保障，暴利用來保障紅色貴族的利益，保證特權階層的最大利益。中國人手裏沒有選票，便被劫貧濟富，養肥那些共黨官員。美國大選的平均開支不到30億美元，即使按30億算，中共19000億人民幣的“三公消費”大約相當於97.44次美國總統大選開支，且大選費用也不由政府支出。中國沒有人權，兩極分化必然呈現出利益向上層聚集、風險向下層積聚的趨勢，這是中共30余年經濟改革的走向。更多體現在官與民的比較中，商業富豪也多有權力背景，中共政府已然淪為純粹的“自利型”集團。它本身消耗著巨量的國民財富，又沒有民權來制約各級官員個人的巧取豪奪，中共遂成為大眾貧困的制造者。福利制度全面覆蓋黨政人員，在住房和醫療保障方面享受特權，政府財政收入也基本上為自己花掉了。而普通民眾是“負福利”或“零福利”，其“取之於民，用之於官”的自利型政策，制造出世界上最典型的“黨富民窮”樣本。由貧富分化問題導致的抗爭抗暴也呈現上升趨勢。所以官方統計局善於玩弄數字遊戲來展覽改革成果，力圖掩蓋社會矛盾，例如工資統計只計算吃皇糧的，覆蓋面還不到從業人員的15%，因為吃皇糧的工資2008年漲幅高達17.2%，幾乎是GDP增幅的2倍，這絕對真是“中國特色”。所以每年公布的全國平均工資，總是與現實相距太遠，百姓總是為自己的工資“被增長”而憤怒無比。中國2009年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9位，可最低工資卻排在第158位。在巧取豪奪的同時，官員又享受著的巨大的實惠，如北京房價為全國之最，中心區房價已升至每平米四五萬元，所謂“公務員”的購房價每平米僅有幾千元，僅為市場價格十分之壹或幾十分之壹。官員們通過高地價和高稅收從房地產市場榨取了暴利，將民眾逼入高房價的死胡同，將體制外的中產階級整體消滅掉，變為“中慘階級”，官員個人卻卻能逃避高房價和稅收，兩頭通吃。如官方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常年在4%以下，但實際失業率最少在20%以上，因為登不登記對個人沒有多少實際利益。馬路邊擺幾斤菜賣，被城管追得亂跑，也可以算作就業。至於農村的失業率，在中共眼裏農民連登記的資格也沒有。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了2011年人類發展報告及人類發展指數排名，在178個國家中，挪威、澳大利亞、荷蘭分列第1至第3位。香港排名13，屬於甚高的人類發展地區，次於排名12的日本，日本和香港也是亞洲排名最高的國家或地區。中國排名第101位，屬於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國家。世界經合組織公布的全球41個國家生活質量調查報告中，中國的 “生活滿意度”排名倒數第壹，丹麥、加拿大 和挪威位居前3名。美國居第12位，排在最後但在中國之前的國家有匈牙利、印度、愛沙尼亞、俄羅斯等。國外的統計不壹定精確，但至少比中共官方的統計數字要準確得多，民眾總是在“被增長”及“被幸福”中倍感痛苦。

　　普通人的收入未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增長，由於房價和石油價格的快速翻番，引起2010年基本生活消費品價格的輪番上漲，官方雖然將通貨膨脹率認定在5-6%的水平，而實際通貨膨脹率至有20%，為經濟改革以來的第三波惡性通貨膨脹，連壹些非主流農產品如茶葉、綠豆、大蒜、生姜、蘋果之類，都成為瘋狂上漲的投機品。前兩次的通貨膨脹是物資短缺所至，第三次則是巨量投機資本尋找出路引起的，是政府惡意推高地價和無限制的投機信貸所致。與前兩年相比，M1貨幣供給擴張了56%，M2則擴張了53%，遊資充斥，紛紛擁向房地產，將房價推至巔峰，又不斷尋找新的投機品種，帶動資源類和消費類商品大幅提價，刺激物價全面上漲。這是又壹次空前規模的搶劫，明顯帶有“劫貧濟富”的目的，政府通過惡性通脹搶劫了全民財富，黨政軍統治集團獲取巨大的利益，而絕大部分人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靠工資收入的中產階層被整體消滅，對城市和農村低收入人群及新就業大學生的影響最大。近幾年，無論是就業規模、收入水平，還是中產家庭資產，都面臨嚴重萎縮狀態。由於權貴集團的巧取豪奪以及政府二次分配（社會福利）嚴重傾向於體制內，社會財富分配差距出現不斷擴大趨勢，貧困問題日益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與之相反的是，壟斷行業和房地產投機催生壹大批富翁和“富二代”，中產階級日益貧困化，社會加速兩極化，“貧二代”數量增加，社會地位呈現明顯的世襲化傾向。90年代末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長期以來形成的就業、收入、住房、交通、教育、退休等壹整套社會保障體系逐步瓦解，新的社會保障體系沒有建立起來，導致城市低收入與貧困人口快速增加。這壹時期不僅因國有企業重組改制直接引發了下崗與失業問題，政府救濟不力又進壹步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伴隨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的失業率最少在20%以上，而不是官方布的4%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據臺灣東吳大學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的真實城鎮失業率=公開失業率+隱藏性失業率+下崗工人失業率+農村流入失業率= 17.38％，按人口2/3就業算，失業數為1.62億，有專家指出這還是保守數字。溫家寶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上對外國人承認，中國有2億人失業。在經濟增速不減的情況下出現嚴重的就業問題，是緣於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惡化，在2009年掀起的“國進民退”大氣候下，大型國企越來越肥，中小企業不斷衰退。工信部官員透露，目前中國中小企業約4000萬家，平均壽命僅2.9歲。而1993年前民營企業平均壽命為4年，2000年提高到7.02年。中小企業壽命縮短的同時，國有企業壟斷性不斷增強，壓縮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政府在信貸、稅收和準入方面向國有企業傾斜，但國有企業的壯大卻起到壓制就業的作用。在市場條件下，中共顯然采取了反市場經濟的國有化政策，其目的是將資源和財富最大程度地控制在執政集團手中，就業問題從來不是優先考慮的。經濟發展也導致了城市貧困現象日趨復雜化，特別是城鎮中的流動貧困人口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這部分人中又以流動性大的農民工為主，目前約有1.2億農民工在城市工作。流動人口因其文化素質較低，無固定職業等因素，其貧困發生率高於城市居民。由於流動人口女子的義務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關系在戶籍所在地，農民工家屬子女在遷入地基本得不這些保障，所以大部分農民工是單身和短期流動，很難在遷入地定居下來，不得不忍受家庭分居、影響子女教育、老人得不到照顧等諸多痛苦。農民工的法定身份決定了他們不能夠進入到城市的正式就業體系中來，所從事的往往是非正規部門的工作。非正規就業工人享受不到壹般正規就業者享有的社會福利，就連基本的勞動標準也難以達到，比如工時、帶薪假、最低工資、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等。

　　三、自利政府

　　中共政權更象是壹個超級大公司，它的盈利模式就是超級壟斷，用權力來壟斷經濟和民生命脈，其盈利能力便無所匹敵。這種“市場經濟”是嵌入在政治威權結構之中的偽市場體制，它既可以由國有企業壟斷資源和市場獲得超常回報，也同時借公共權力直接獲取利益，並生成尋租能力。計劃經濟可以讓共產政權掌握權力財富，但不能提高效率，將資源壟斷結合壹般商品的市場化，紅色灰色黑色收入便大幅增加。2009年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品牌企業有88個，大多數為國家投入巨資的國企，其巨額利潤的八成來自壟斷性經營，而並非效率有多高。如中石油和中石化，生產效率僅有美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二十三分之壹，但其利潤在中國卻是首屈壹指的。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的國有投資失誤率為30%，因壟斷國企大多由“太子黨”把持，無人能追究其責任。所以在這個偽市場體制下，國企對GDP增長的貢獻不足30%，就業率占全國從業人員的8%，但職工總收入卻占全國職工總收入的65%。那些國企高管更是拿著上千萬元的高薪，其黑色收入更難以統計。例如中石化前老總陳同海受賄近兩億，每月交際費竟高達200萬。官方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壹份研究報告稱，2010年中國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25%，相比之下，世界平均值為58%；中國最低工資是平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值則為50%。另壹方面，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值為2倍；中國國企高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倍，世界平均值為5倍；中國行業工資差高達 3000%，世界平均值為70%。中國正在走壹條與市場經濟國家相反的增長道路，簡言之，就是以消滅通常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來催生暴富階層的少數人受益型模式。主要標誌是白領被消滅了，紅領壯大了，紅色政權的經濟增長使“公務員”的新階級成為壹個特殊的“紅領”群體。這是壹個極為龐大的群體，不但包括黨政軍官員，還包括依附於這些紅領的寄生群體，比如秘書、司機、保鏢及小蜜壹類，甚至包括民主黨派。黨政軍官員原本就是社會的寄生群體，但依附於寄生集團的寄生群體同樣龐大，也有數千萬之多。按照2006年1月1日實施的《公務員法》界定，“公務員”大部分是通常所說的“黨政幹部”，包括了黨、政、群三大系統，其中“黨務員”占了很大部分，這部分人的工作是黨務，沒有公務可言。壹個正常國家裏，政黨是不由納稅人養活的，包括執政黨。而中國的“財政供養人員”，包括了黨政機關幹部、事業單位幹部、兩者的工勤人員和退休人員、農村部份領補助的村組幹部，目前規模約為5000萬人，加上掛靠在各級部門裏的編制外人員，至少有7000萬之巨。即使按照8萬億財政收入的44%平均分配在這5000萬的“財政供養人員”上，平均年供養金是70400元人民幣。據統計，2010年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人民幣，同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3587元。“財政供養金”是城鎮人均收入的6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0倍！這還是共開的部分，如果再加上各種名目的行政收費和亂收費亂罰款，以及收受的賄賂利益，“黨務員”和“公務員”的供養水平，更是城鄉居民的數十倍之多。為了養肥龐大的官僚集團，財政收入屢屢超出預算。全國人大財經委測算，2000年到2005年，超收收入規模為10006億元，2006年超收達到3920億元，到2007年上升到7239億。即便在全球經濟低迷的2008和2009年，每年仍有2000多億的超收。伴隨經濟好轉，超收進入瘋狂階段，2010年超收刷新紀錄，達9172億元。2011全國預算收入是89720億，前三季度財政收入已完成81663.3億元，全年將達到103700億元，超收1.4萬億元。從2000年到2011年，全國財政超收收入近5萬億元。還有迅猛增加的賣地收入，2009年僅土地出讓金壹項，各級政府空手套得1.8萬億元，據財政部統計，2010年地方土地出讓收入高達30108.93億元，與上年度相比，增長了70%以上。1989年為4.47億元，21年間土地成交價款猛增6732倍。同期地方財政收入從1842.38億元上升為40613.04億元增長了21倍多。1989年土地收入占地方財政的比例為0.24%，到了2010年，比例竟高達74.14%。相比1989年，賣地收入相當於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增長了308倍。2010年北京土地出讓金總和為1639億元，上壹年的北京土地進賬是928億元。不少城市土地收入超千億元。其中僅有463億元用於廉租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不足1.6%。政府從房價中拿到的稅費等收入，已占房價的70%，政府是推高房價的第壹號殺手，簡直是公然的搶劫。所以，GDP越大，政府越發財，人們被剝奪的感覺越強，對前途越沒有信心，越發感覺到這是制度問題。

　　中國人的平均收入不及美國的十分之壹，但各種消費品的價格卻遠遠超過美國，低工資享受著高物價，更不要說房價，即使是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壹般商品也比國內便宜壹半以上。就是因為物價中的很大壹部分被共產黨以種種稅費形式拿走了。美國財經雙周刊《福布斯》發布報告稱，在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香港是僅次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全球第二個稅負最輕的地方；中國大陸則是全球稅負第二重的地方，居於法國之後，也是亞洲稅負最重的地區。《人民日報》刊文稱，《福布斯》的“稅負痛苦指數”科學性較差，並不能反映真實情況。理由是，這壹計算方法存在多種缺陷，包括名義稅率不等於實際稅率、最高邊際稅率適用範圍很小等。發達國家名義稅率高，實際稅率低，因為公民納稅後享受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險水平很高，相當於交的稅得到了返還。中國正好相反，老百姓納稅之後，政府提供的福利很少，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所以，名義稅負不低，實際稅負更高。中國還未成為高收入國家，宏觀稅收負擔已超過高收入國家。據報道，目前中國實際稅負已經高達32.55%，與世界上發展中國家18-25% 的稅負相比，已經是太高了。其實，福布斯並未讀懂中國，都是些表面的依據，中國人的實際稅負中有很大壹部分是額外收取的暗稅。官方媒體公布的中國預算內外的收費罰款收入共計約21962億元，超過稅收的三分之壹。2009年進入預算內的收費罰款收入為8962.2億元，預算外的大約為7900億元，無統計的預算外收費罰款收入估計在5100億元左右。除了政府允許的收費罰款，另有不公開的收費罰款和亂攤派，很多是進入各行政機關的小金庫或個人腰包。比如到行政機關辦事，要交規定費用，還要給付辦事人員個人好處，否則就辦不成事，這是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人人盡知其不可抗拒性。例如汽車年審，除非政府機關的公車，個人如果不找與公安車管所有利益關系的代辦點幫忙搞定，按正常程序和收費，就永遠過不了檢測線，壹趟又壹趟瞎跑，額外的收費肯定是正常收費的數倍之多。企業或個人用於向政府官員請客送禮的錢也都是暗稅，甚至壹些慈善捐款也要從工資中扣除的，與亂收費亂罰款壹樣是強制性的。民營企業的稅與費是分開的，稅包括增值稅、營業稅、所得稅等；費包括教育費附加、水資源費、社會保險費等，據估算，通常交1元稅，就要交0.5-0.7元的費。還有政府部門的有償服務、強行推銷的產品、創收目的的罰款、吃拿卡要等等，各種稅費加在壹起，約占企業利潤的50-70%。普遍感覺到“稅好算，費難纏。”再如高速公路的高收費也是壹種暗稅，政府得大頭，是政府的印鈔機。妳可以走普通公路，但交警就是車匪路霸，隨意扣證扣車，勒索錢財。如山西警察連話都懶得說，查車罰款時伸出壹個指頭，就表示要壹百元，連白條都不用打，司機人人都懂警察的手勢，伸幾個指頭就自動掏幾百元。政府縱容警察充當惡勢力，是因為罰款的大頭歸政府，政府對有罰款權的執法部門下達任務，這些機關的財政撥付是與罰款數額掛鉤的。所以警察的第壹任務不是維護交通，而是千方百計弄錢，只有交通秩序混亂才有罰款的空間。中國的特色是：妳可以漠視法律，但壹定要尊重潛規則，潛規則背後是官府強制力下的官員尋租行為，漠視潛規則肯定會吃虧。又如公立中小學校的高額贊助費及公立醫院的巨額醫療費和手術紅包，對公眾來說，也是壹種暗稅形式，都隱藏著官府的敲詐。因為多建學校是政府法定責任，醫療費和醫生收入也理應由政府支付才對，政府省了錢，等於公眾多交了稅。國外稅收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中國的稅收與非稅收入平分秋色。無論叫做稅還是叫做費或者別的什麽，從廣義來講，它也是稅負。將這些負擔計算進去，中國人的宏觀稅負高達40-50%。郎鹹平教授講，中國企業交的直接稅加上間接稅占到了稅前利潤的70%，政府2011年向個人抽的稅高達平均所得的51.6%，是世界歷史和中國數千年以來最重的稅率。政府征稅原則是讓民眾的稅後收入盡量維持在溫飽水平，收多了民眾沒飯吃會造反，收少了政府不甘心，讓人餓不死也富不了最好。外國的理念的是“無投票權不納稅”，中國的收稅從未經公民授權，是非法征收，納稅人無權過問稅收用途，政府不受民權制約，這本身就是納稅人的痛苦根源。法國實行全民高福利，中國則是低福利甚至無福利，真正能享受到福利的是黨政官員和公務員。發達國家中有高稅國家，比如瑞典，稅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稅國家，比如美國，稅收占GDP的27%。但無論是高稅還是低稅，他們稅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會保障、教育、醫療保健和公共服務。這些功能壹般占稅收總額的70%-80%。中國正相反，這些支出比例只占稅收總額的25%，大量稅收被政府自身消耗了。瑞典的福利覆蓋全民，種類繁多，有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與壹般工人相比，納稅後為2:1。首相住在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無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美國副總統來中國訪問，上街吃雜醬面，喝可樂，數人壹餐僅花費幾十元人民幣。美國駐中國大使上任時無隨從，自肩行李，坐經濟艙，都是很正常的事。中國黨政官員少的壹年花數萬公款，多的壹年上千萬元，政治局常委壹級就更多了。國庫就是黨庫，就是私庫，早已常態化了。政府財政總收入中的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共開支的比例，美國人為42％，英國為49％，加拿大最好達52％，中國僅占8％。日韓、歐洲、北美政府的行政運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中國是46％，是民主國家的幾十倍。民主國家是福利型社會，中國是吸血型社會，政府手中的錢太多了，就大搞面子工程。花幾十億元搞壹個大墳包式的國家大劇院，花幾千億元剛舉辦完史上最昂貴的奧運會，又花幾千億元舉辦史上最昂貴的世博會（無償為非洲國家、甚至為美國支付場館建設費），各地縣鄉政府爭相建幾千萬上億元的豪華辦公大樓，修十幾萬或幾十萬平米的大廣場。甚至鄉鎮政府或村委會也大建辦公大樓及寬闊廣場，全世界的豪華辦公大樓加在壹起，也絕對比不上中國的多。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是壹僅年財政收僅有3000萬元的貧困縣，卻計劃斥資60多億元建造新城，結果新城建不成，留下壹堆爛尾工程。這些名義上是公共工程，實際上與民生毫無關聯，即使成為銀行爛帳，最終買單的還是納稅人。因為中央註資沖銷銀行爛帳，上市圈錢，超發貨幣，增加通脹，榨取股民，民眾的財富大幅縮水。每年臨近財政年度之末，各級政府部門便突擊花錢，用各種名目把剩余的錢趕快花掉。除了政府機關的自肥，有用沒用的“公共項目”紛紛鋪開攤子，反復開挖馬路，官員們也能從工程項目中收受賄賂，提升GDP。財政收入年年劇增，年末突擊花錢也水漲船高，各級政府在2007年花掉1.2萬億元，2008年花掉1.5萬億元，2009年花掉2萬億元，2011年剩下的兩個月有超過3.5萬需要突擊花掉。不是平時很節約，非要集中在年末，而是根本花不掉這些錢，寧願把錢浪費掉，也絕不給納稅人退些稅，分點紅。

　　。比如，在外匯儲備上是“藏匯於國”，官方外匯儲備高達3.2萬億美元，居世界第壹，企業和居民的外匯存款僅2500億美元，與市場經濟國家“藏匯於民”形成強烈反差。2010年，日本、德國、英國、美國的民間外匯資產分別高達4.99萬億、6.91萬億、12.78萬億和15.4萬億美元。這些國家官方外匯儲備遠低於中國，儲藏在民間的外匯資產遠遠超過中國，中國經濟改革的壹切政策都是富國政策。中央政府不顧壹切圈錢，各級政府都壹樣。經過分稅制改革，中央財政收入與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出現逆轉，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上升到2002年的55％。與此同時，出現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財權上收，事權下放”的趨勢。上級政府把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福利的責任甩給基層政府，基層政府負擔不了就把包袱甩給民眾，搞什麽“買斷工齡”、“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等等。公共產品的供給萎縮，個人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費意願不足，每壹個人都要為未來不停地儲蓄，從牙縫中省出錢來，對前景缺乏信心和安全感。各級政府官員卻能從財權上收和事權下放中撈取大量好處，黨富官富而民窮，是導致民眾滿意度下降的壹個重要因素。2011年的壹項《中國30個省會城市生活質量調查報告》顯示，30個省會城市（拉薩除外）沒有壹個城市的居民對生活質量感到滿意。排名最高的海口得分僅僅為55.08。根據設計，城市居民對於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得分要在75分以上。該結論是對全國7萬戶居民家庭調查後得出的，調查涉及生活成本、環境、便捷以及節奏等內容。民眾從過去支持改革開放到如今普遍充滿怨言，甚至暴力對抗政府，就是對官富民窮現象日益加劇的強烈不滿所致。造成普遍貧困化的另壹個因素是通貨膨脹不斷加快，當今普通人的收入不過是美國人的幾十分之壹，貧窮者連百分之壹也不到，而衣食住行類基本消費品價格卻全面趕超美國，食品、汽油及房價等，比美國還要貴出許多。由於中國商品大量低價傾銷美國，美國人工資收入高，形成低物價高工資的格局。中國用代工商品換取美元，美元流入過多，人民幣發行過量，長期處於高通貨膨脹率，加上低工資政策，中國是高物價低工資。這就是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30年中，中國人生活水平沒有跟上，相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人民卻享受到了中國經濟改革帶來的實惠，這是世界經濟史上最奇怪的事情。民眾享受不到應有社會福利，但民眾的繳費額卻高得驚人，五項社會保險法定繳費之和相當於工資水準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50%，這個比例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壹，約為“金磚四國”其他三國平均水準的2倍，是北歐五國的3倍，是G7國家的2.8倍，是東亞鄰國和鄰近地區(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的4.6倍。這又是壹種變相的征稅，變相的掠奪，增加了民眾的痛苦感。自利型政府的改革邏輯就是自肥，甚至附著於政府的所謂“福利”型的事業單位也是自利自肥的。經濟學者謝國忠說：

　　人人都知道，中國的儲蓄率高達GDP的50%左右。這是壹個簡單的公式，即經常性賬戶盈余＝儲蓄―投資。如果經常性賬戶有問題，要麽是儲蓄太高，要麽是投資太少。中國的投資超過GDP的40%，隨便哪個分析人士也能看出，中國的投資比例太高。那麽，是中國人民太節儉了嗎？中國的家庭收入不到GDP的40%，他們怎麽能攢這麽多錢？老百姓總是被擠壓、被沖擊、被踢打問題在於中國的政治型經濟。政府部門通過稅、費、壟斷性行業及高土地價格，積累了大量財富。房地產銷售占到GDP的14%。如果價格正常化，比如下降壹半，家庭部門將多支配超過GDP7%的財富，家庭儲蓄率大約是33%，這將刺激出5%的國內需求，經常性賬戶盈余很快就被消化了。中國的教育和健康系統對於大眾來說是恐怖的，它在壓榨家庭部門方面極具創造力。教師們在過節時需要收禮物，有如此多的節日要過！醫院關註的是能從病人身上擠出多少錢，並據此提供相應的服務。中國的老百姓每天都在被擠壓、被沖擊、被踢打。對於民眾來說，說他們有太多的錢以致於表現為經常賬戶盈余，簡直是壹個笑話。中國的經常性賬戶盈余主要來源於政治型經濟。灰色收入龐大，可能占到GDP的10%。這些錢通常會逃離中國，但由於美元疲弱及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膨脹，這些錢留在了中國，並且擁入房地產市場。除非通過反腐削減中國的灰色收入，經常性賬戶盈余不會消失。[8]

極權中國的經濟社會的基本屬性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壹、吃苦搏命

　　華人的成功與中共沒有關系，共產黨沒領導過壹天的新加坡、臺灣、香港，發展為亞洲四小龍中的三條飛天蛟龍。從橫向對比說來，中共不但對中國經濟沒有多少貢獻，內戰後用了半個多世紀才發展到人均三四千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普遍低於在二戰後廢墟上同時起步的國家。如果沒有中共幾十年的動亂，沒有大躍進和文革浩劫，還是中華民國，就按世界平均水平計算，中國的經濟總量也會超出美國為全球第壹。四小龍人均GDP兩萬美元，落後的責任肯定不是大陸同胞的懶惰。是毛澤東幹擾了中國人的致富進程，鄧小平的改革只是稍微放松了對民間經濟活動的控制，就出現了小崗村農民的快速脫貧，中國人終於吃飽了肚子。放松了對鄉鎮和個體私營經濟的限制，民營經濟就象脫韁於鹽車的千裏馬，以馬不停蹄的奔馳而躍進國民經濟主力軍的前列。為人稱道的漢代“文景之治”，幾十年時間，天下大富，府庫充盈，壹改漢初皇家無馬而坐牛車的窮困局面。“文景之治”的最大密訣是仁道之術：內用黃老，外示儒術，無為而治，三十稅壹，國家自然發展起來。這與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十分相似。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純粹是溢美之詞，鄧常說他自己不懂經濟，壹個不懂經濟的人怎麽會是壹場經濟改革運動的總設計師呢？文革後鄧小平開出的治病方子也不過是“多快好省，安定團結、艱苦奮鬥、又紅又專”等“四味藥”，還是他過去慣用的整頓型老套子，沒有絲毫經濟體制改革的設想。何況他的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毛思想等四個堅持確立為中共改革時期的政治路線，成為中國走向全面現代化的最大障礙。農村分田承包和城市企業改革，都是自下而上，並不是在鄧的計劃和主導下進行的。即便是“實踐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也首先是在學者中間開始。鄧也沒什麽系統的理論，所謂“鄧小平理論”，無非是些“兩個凡是不行”、“不管白貓黑貓”、“摸著石頭過河”、“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膽子再大壹點”、“壹百年不動搖”、“國外的大氣候與國內的小氣候”、“兩手都要硬”、“從娃娃抓起”壹類的口頭話，隨口而出的大白話由學者專家演繹成理論體系。我們總是聽說毛澤東如何愛讀書寫詩，胡耀邦孜孜不倦讀書學習，從未聽聞鄧小平有讀書的嗜好，鄧的生活樂趣無非是打打橋牌或含飴弄孫而已。鄧僅受過初等教育，這還不要緊，關鍵在於他不太喜歡讀書學習，自然談不上有多高的理論水平。也正是由於鄧沒什麽理論，才以“不爭論”的策略戰勝了精通馬列的左派理論家，以務實精神擺脫了馬列毛的思想桎梏，放權於民間，從而推動中國經濟走向繁榮。中國的事情從來不是由政治理論家或經濟學家事先設計出來的，毛澤東的農民革命如此，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亦如此。中共的作用是在政策調整方面比以往靈活些，來適應發展階段的不同政策要求，在行政體制、財政稅收、產權政策、出口政策、金融資本市場等宏觀經濟調控方面吸收西方先進管理經驗，引進資金技術，對經濟活動松綁，對地方放權，逐步拋棄計劃經濟的僵死模式。1984年，鄧小平說：

　　人們提出這樣壹個問題，如果中國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來，中國是不是也能翻身？讓我們看看歷史吧。國民黨搞了二十幾年，中國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證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國現在落後的狀態下，走什麽道路才能發展生產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這就又回到是堅持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上來了。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而堅持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再過二十年、三十年，我國生產力發展起來了，也不會兩極分化。……如果按資本主義的分配方法，絕大多數人還擺脫不了貧窮落後狀態，按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就可以使全國人民普遍過上小康生活。這就是我們為什麽要堅持社會主義的道理。不堅持社會主義，中國的小康社會形成不了。[5]

　　這些言論足以證明鄧小平根本不懂得資本主義經濟是什麽，他也不懂社會主義經濟究竟是什麽，純粹是信口胡言。說社會主義能發展生產力是鬼話，否則解散人民公社，設立特區對外開放，引進資本主義市場要素便是多余。大陸的失敗正是毛左思想在搗亂，又在改革中走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權貴資本主義道路，沒有法治保障，貧富分化之迅速為世界之罕見，將中國帶入了難以預測的未來和不可逃避的危機之中。資本主義與政治民主有復雜的因果關系，既可以說是對資本主義的政治保障，也可以被認為是對資本主義的政治制約，離開民主的資本主義是最壞的資本主義。中國正是走向了最壞的資本主義道路，壹味放縱資本主義經濟的弱肉強食因素，強力壓制資本主義所要求的法治、信用等政治、文化因素，放棄建設民主體制的努力，導致資本主義的畸形發展。這種資本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官商壹體，準確地說，是公共權力與私有資本壹體。所以，經濟改革成就充其量是少數人的成功，三農問題使農民日益邊緣化，城市下崗失業也形成了貧困化的群體，兩部分人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用活於高通貨膨脹的相對貧困乃至絕對貧困的狀態，根本看不到出路何在。改革日益向剝奪農民以支撐城市經濟的市場化和國民經濟的全球化發展，等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復毛時代剝奪農民以支撐工業化的國家經濟建設方針。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是榨取農民工的剩余價值，補貼了少數資本家和外國消費者。鄧小平根本不懂什麽叫按勞分配和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按勞分配是按勞動技能或勞動產出量獲得工資，被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改造之後的當代資本主義正是按勞分配的制度，由於有法治的保障，既沒有大鍋飯，也沒有殘酷剝削。但資本主義又是按資本分配，誰的投資多股份大，誰就按其比例取利潤和承擔風險。大多數人擺脫不了貧窮，是國家的二次分配（社會福利和救濟）政策傾向於少數人，百分之八十的人處於貧困狀態。正是由於中央政策缺乏平等機制，本來應該救助窮人的錢政府自己揮霍掉了。壹個自稱不懂經濟的人，自然發不出經濟改革的高論。“為有源頭活水來”，放開才會搞活，開放度差的行業還是顯示出計劃經濟的弊病。中國股市不按照國際慣例操作，把壹只股票分成三部分，拿出三分之壹作為流通股圈錢，也不對外開放，所謂要由國家控股。股市本來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卻按計劃思維搞，不倫不類了20多年，矛盾重重，幾度瀕臨崩盤邊緣。股民受騙上當，國家卻發了大財。國有銀行也壹樣，爛帳越積越多，成為經濟前景的最大隱憂，央行靠增發貨幣彌補窟窿，通過高通貨膨脹吸幹民間財富。國營企業除了石油電信壹類壟斷於“太子黨”集團的暴利行業營利情況較好，剩下的大部分的虧損企業已經破產兼並了。真正對國民經濟和就業率貢獻大的是民營經濟，民營經濟無緣進入壟斷性暴利行業，卻創造了大部分的社會財富。

　　中國人特別能吃苦並非人種有什麽特殊，而是在貧窮、饑餓和壓迫中不得已而為之。中國人缺少社會保障，過去是壹切交給黨安排，大鍋飯壹起受窮，計劃經濟走到絕路，只好把人們推向市場，自謀生路。如今黨和政府靠不住了，壹切全靠自己，生老病死、住房醫療、子女上學都要自己花錢，壹面拼命工作，壹面死命儲蓄。中國人勤奮的原因也在於全民族具有強烈的致富願望，春節拜年的第壹句就是“恭喜發財”，春聯上也多以財源旺盛為好意頭。廣州寺廟裏求財的人太多，煙霧彌漫，失了火壹般，比得上香港黃大仙的香火規模。人人希望升官發財來更新命運，出人頭地和光宗耀祖。鉆入仕途不易，經濟改革正好為升不了官轉向致富壹途的人，開辟了大展拳腳的舞臺，正好發揮中國人唯物精神的優勢。唯物就是唯物質享受，唯賺錢為目的，西藏人的唯心信仰，在經濟活動中就無法與漢人競爭。但唯物至上又容易使人走向金錢拜物教，唯利是圖，道德危機，這又是國人的壹大弱點。晉人魯褒作《錢神論》道：“……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錢是神，拜錢為神與拜神求錢，壹樣目的，趙公元帥是圓國人發財夢的大神明。同時中國人又有富不過三代的警訓，先輩的財富往往被紈絝子弟揮霍壹空，吃苦不是華人的專利，失去吃苦耐勞的動力，炫耀富貴就是人性之必然。金錢何以象神壹般受到信拜，“金真是壹個奇妙的東西！誰有了它，誰就成為他想要的壹切東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靈魂升入天堂。（哥倫布1503年寄自牙買加的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道：“貨幣拜物教的謎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謎，只不過變得明顯了，耀眼了。”在商品經濟大潮中，共產黨人的貨幣拜物教傾向也遠遠超過對馬列宗教的信仰，壹切向錢看亦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經濟改革為社會解脫了發財的束縛，搏命也好，奮鬥也罷，總算有了致富機會，生活水平也隨之提高。黨的所謂“富民政策”政策無非是些“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壹類的口號，不再仇視地主資本家，因為他們已經先富起來了，做地主資本家了。電視電腦，汽車飛機，手機網絡，沒有壹樣是在中共的英明領導下發明出來。技術進步帶來的便利，除了義和團拳匪，壹般人並不排斥，鴉片戰爭後的洋務運動即是國人奮起直追世界科技潮流，以圖船堅炮利，自強富國。洋務運動制造了大上海，當時是享譽世界的“東方明珠”，遠東第壹大工商城市，比改革中掘起的深圳更為耀眼，大上海隨著中共的接管而暗淡無光。當今中共的經濟改革最多比作滿清的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過這個“中學”不是傳統文化，而是不土不洋的鄧小平理論。長達30年的洋務運動因滿清政治腐敗而導致甲午海戰中挫敗，改良派失敗，最終導致大清滅亡。中共的經濟改革也在空前的腐敗大潮中被民眾所厭惡，正如孫中山所言，“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報、電話等歐洲現代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和貪污盜竊的門路，反而只會使事情更壞”。孫中山為共和奔忙，不是憂憤於經濟發展慢，而是要爭取自由民主——中國人民最大的福祉。經濟再發展，也挽救不了專制的最終滅亡。蘇聯人民拋棄共產主義不是因為經濟不如沙皇時代，德日法西斯強大的經濟力量反而是加速其專制政權垮臺的因素之壹，中共的成功無非是另壹個蘇德的翻版罷了。現代化不是西方化，但現代化壹定離不開西方民主制度，現代化必然包括自由人權和政治民主化。

　　二、教育功用

　　光勤奮也不行，大躍進日以繼夜的壹痛傻幹蠻幹，無壹人偷懶，反倒餓死了幾千萬人。所以說教育是很重要的，全民文化素質太低才容易上那些烏托邦神話的當。沒有高質量的教育，就談不上科學技術的發展。如今到幼兒園問壹下孩子，“長大了準備做什麽”，回答幾乎都是“當科學家”，“當教授”，“當醫生”，“當老板”壹類的回答。毛澤東時代雖說是義務教育，但重視的是黨化奴化教育，科學技術不吃香，知識分子都夾著尾巴做人，還要接受工農兵大老粗們的再教育。那時的小學生最想當的是解放軍，開飛機開汽車，或車鉗鉚電焊之類，農民因為戶口低賤，不在小孩子的夢想中。中國人是世界上最重視教育的民族，當今中國卻是世界上最不重視教育的國家，這極大的反差之處在於做父母的寧可賣血乞討也要供子女上大學，以至於不少人為籌學費急得上吊跳樓喝農藥。政府每年教育投資是全世界最低的，僅占GDP的2％強，比非洲最貧窮的國家還少，也比不上朝鮮，而聯合國規定的最低標準是5.5％，不發達國家的公共教育經費在80年代就普遍達到的4％。據學者統計，1985－2002年的18年間總短缺額高達10100億元，其中1996-2000年“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沖刺階段，每年短缺額都在1000億元左右。[6] 根據官方的統計應該說是最保守的數字，若按近幾年物價快速上漲的勢頭來看，每年還要短缺數百億元，因為上漲的部分也是政府應當支出的款項。而克扣教育經費的禍根就是中央和省兩級政府，壓力基本在縣壹級財政。走向市場經濟後，政府熱衷於圈錢運動，在財政每年增收上萬億元的情況下，仍有許多鄉村孩子在破桌爛椅的教室裏上課，貴族貧困山區的小學生上學甚至要自帶糧食炊具自己生火做飯，自租住房。地震中倒塌的房屋多半是學校，政府大樓卻是越建越豪華。世界上的政府無不為孩子們提供最好的教育條件，唯獨中共政權無視孩子的利益，除了他們自己的孩子。地方政府為了躲避義務教育責任，將大量的公辦中小學出租給私人經營。即使是地方經濟發達的地區，政府也不願多拿些錢來辦教育，廣東2000－2003年山區義務教育負債達20億元。這樣的學校也就談不上什麽教育質量，而付不起學費的學生只好輟學，壹些貧困地區的初中生輟學率竟高達七成。經費不足和教師工資拖欠兩大問題成為國際上最可恥的標本，是對“歷史以來人權最好的時期”無恥濫調的最大諷刺，而中共中央居然毫無愧疚之心，總是將責任推到縣壹級政府，總是讓海內外華人捐資助學。在惡劣的教育現狀面前，中國政府竟然宣告它以15年的時間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這壹“輝煌成就”之下是農村的教育危機又帶入了21世紀。中共早年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稱：“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在進行階級鬥爭許可的範圍內，應開始施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首先應在青年勞動群眾中施行”。直到壹年有8萬億元財政收入的今天，仍舊不能實現完全的免費教育。為中共所詬病的國民黨政府，在中國抗日時期半壁江山淪陷的最艱苦歲月，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還在後方為大中學生提供免費教育，在重慶、昆明、桂林等地設立聯合大學，收容流亡學生和公教人員。陳誠身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主席，駐防鄂西恩施，壹到任便收留逃亡教師和學生，興辦戰區教育事業。創辦了湖北省立師範學院、省立農學院和省立醫學院。這三個學院的院長都是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專業博士，是陳誠使盡手段，竭盡恭敬之意將他們從重慶等地請來恩施效力的。在經費極為緊張的情況下首先保證公費教育，日寇進攻的危急時刻，先撤退大中學生，嚴令省府以下各級公職人員壹律不準擅離恩施。在戰鬥打得最激烈的幾天，陳誠還打電話到教育廳，詢問各校撤離情況，並規定不準壹個學生掉隊，否則拿教育廳長是問。更有甚者，四川軍閥劉文輝治下，規定當地縣政府建築如果比學校好的，縣長立即槍斃。當時四川的很多縣的學校非常堅固，戰爭時期可以作為固守的防禦工事，縣政府辦公處往往如牲口棚，低矮破舊，形同危房。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學校普遍倒塌，學生傷亡慘重，政府大樓較為堅固，損失不大。成都市政府投資12億元，建造新政府辦公大樓，由世界著名法國設計師——北京奧運場館鳥巢的設計者設計。5月15日，八級地震後的第三天，大批學生市民仍埋在廢墟中等待救援，成都螞蟻搬家公司的幾百輛貨車和上千名員工在全世界媒體高度關註的時刻，將市委市政府遷移到了世界上最漂亮、最氣派的政府新大樓群裏。共產黨墮落為壹幫世界上最沒心沒肺的東西，把學校建成學生們的墓地，在學生家長撕心裂肺的悲愴聲中，毫無懺悔之心。 現在的中共政府財大氣粗，可以免除非洲國家上百億美元的債務，卻不願全部免除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學校的亂收費遂成為教育部門的壹大財源，導致民怨沸騰。除了中國，全世界的學校肯定找不出強迫學生花錢購買校方出售的高價桌椅板凳和校服外加各種贊助費才讓上學的例子，也絕對找不到學校和教師整天向學生兜售盜版教材牟利的事，或者想盡辦法以各種名義收取學費之外的費用。有的教育局不但不給教育撥款，還要勾結物價局以合法形式借學校之手向學生圈錢，借公辦招牌按民辦教育收費。最狠毒的就是中學收費，重點中學壹入學就要先交個十萬八萬，教育局與學校共同瓜分暴利。中國制定了義務教育法，卻倒退到不如毛澤東的窮困時代，原因是壹切向錢看，教育產業化了。這向錢看政策壹是高收費，二是少花錢，兩方面大動腦筋，才把國家教育責任推到民眾頭上。政府則能省就省，能撈就撈，可以說改革以來中國教育的發展基本是由學生的學費來支撐的。越是富裕的地區學費越高即可看出問題的癥結，學費水平是根據某個地區壹般家庭的最大承受能力來確定，壹個貧困地區的中學生壹年有兩三千元夠了，發達地區至少要上萬元。超出這個限度，就會造成大面積輟學，反而影響學校收入。這實際上是受當地市場承受水平制約，而不是政府管理起作用，讓學校放開手去收，實現效益最大化，也不過如此。支付能力高的，可以選擇重點中學，學費從幾萬元到十幾萬無不等，為了避免亂收費之嫌，學校通常以“自願捐助辦學”為由收取高額贊助費或擇校費，作為先決條件，讓學生啞口無言。如果是尖子生的話，為了搶優質生源，提高學校升學率，增加廣告效應，學校也會減免這些學生的學費，甚至倒貼錢，但仍然是為了學校的盈利能力，賠錢的事是不會幹的。可以說，教育部門與醫療機構壹樣，本來應該是全民的福利及最令人尊重的行業，卻墮落為窮兇極惡的敲詐團夥，成為收刮民脂民膏的社會公害。逼得家長如同乞丐，為籌學費拉下臉來四處借貸，老百姓賣自己的血，為了子女的前途，光宗耀祖。中國人重視教育源於“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跳出農門，走出貧窮，急切而執著。國家放縱教育部門非法圈錢，成為壓在中國人頭上壹座大山，竟然美其名曰為教育改革。在大量兒童因貧困輟學的嚴重壓力下，在國內外壹片譴責聲中，2006年全國財政安排農村義務教育經費1840億元，全部免除了西部地區和部分中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5200萬名學生的學雜費，為3730萬名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對780萬名寄宿學生補助了生活費。2007年全國財政計劃安排農村義務教育經費2235億元。問題有了緩解，但部分省份公用經費補助標準偏低，覆蓋範圍太窄，原先學校從公用經費和學雜費收入中開支教師津補貼的問題比較普遍，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後，這部分津補貼失去資金來源，造成教師收入實際水平的下降。個別地區服務性收費和代收費在壹定範圍內依然存在，貧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補助大多由縣級財政負擔，由於壹些縣級的補助標準偏低、範圍偏窄，經費不足使學校以“省吃儉用”的模式（節省購置先進教學設備資金）維持學校的現狀。許多學校更是讓學習差的初中生輟學回家，卻按在冊名額領取全額的教育補貼，緩解經費問題。目前提供免費教科書和寄宿生生活費補助的覆蓋面仍然偏小，尤其是在貧困地區，遠不能覆蓋應該享受這兩項政策的貧困生人群。中央對義務教育的“兩免壹補”（免書本費、免學雜費、向住校生發放生活補貼）政策實施後，不都是減輕了學生負擔，如大規模的強行撤並學校過程中反而因為增加了學生的膳食住宿交通等費用，支出遠超過原有的學費，加大了農村負擔，造成新的上學難，負擔不起的只能選擇綴學。那些曾經讓各方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財力的村級小學，有些是響應希望工程由海內外捐助的，剛建好不久便廢棄不用，或賤賣為私房，造成教育資源極大的浪費。 誰都知道教育能改變國家的命運，所以世界上普遍實行義務教育，這是政府的首要責任。歐洲國家普遍實行全免費的大學教育，美國則是義務教育普及到高中，連貧窮的古巴也是12年義務教育。美國的學校免費提供校巴和午餐，中國的學校竟然向學生高價出售課桌板凳，竟然有小學生自行燒柴做飯。在西方社會，最幸福快樂的是孩子，小皇帝壹樣無憂無慮，最苦惱的政府官員，整天挨罵受氣。在中國，最辛苦勤奮的是學生，幾十斤重的書包，上千度的眼鏡，求學艱難。有壹種說法是，由於政府財政困難，拿不多少錢出錢來給教育。這種說法與黨的宣傳明顯對立，正面宣傳從來都是說經濟發展如何快，稅收增漲何其多，改革開放形勢壹片大好，教育事業高速發展。這無法自圓其說，就連最貧窮的毛澤東時代，教育也是基本上免費的。稅收中有“教育費附加”這壹專項稅種，教育局還要另外通過學校向家長收取教育附加費，多重征稅得來的錢去了哪裏？我們不能說教育經費很多，因為教育經費基本上由地方財政負擔，中央財政的撥款僅占地方教育經費的2%，還差不多用在了重點高等教育上。教育是國家責任，可國家對義務教育的基本靠地方財政支持，財政吃緊的地區自然無錢辦教育。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富裕地區財政寬松，教育亂收費反而更為嚴重，已經到了敲詐勒索的地步，因為能榨出大把錢來。許多人總是為經濟發展唱贊歌，其實錢再多也是在國家手裏，在各級政府手裏，在少數人的錢袋裏，不但難以變成民眾的福利，反而因執政目的牟利化更死命向民眾的腰包裏伸手。廣東是全國最富的省份，窮人照樣受窮，教育收費也最高，幼兒園到大學，照現在的價格，至少需要幾十萬元。由於政府教育投入長期不足，貧困群體的義務教育問題仍然嚴重，據官方統計，全國有1.16億文盲，占全世界文盲的15％，壹億多文盲展示出中國教育的現狀。盡管如此，教育水平還是在民眾的高額投入下有了巨大提高，義務教育階段的入學率為90％左右，大學生占適齡人口的毛入學率達20％以上，這就為支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有知識的勞力資源。中共在教育上實在乏善可陳，大學擴招實際上是教育產業化的作用，但畢竟為更多的學生提供了高等教育機會，為義務教育提供了吸引力，為提升經濟層次儲備了人才，如果說這是善舉的話，怎麽也不覺得政府有多大面子。高等教育的高收費也帶來義務教育質量的下滑，花十幾二十萬元讀中學大學，畢業後工資僅壹兩千元，農村孩子上中學多為了讀大學，上大學不劃算，中學就失去吸引力，所以輟學的多了起來。高中和大學無遏止地亂收費，短期發展挺快，長遠來看與農村漸行漸遠。中共2008年農村全面實行義務教育，僅普及到初中，這對於解決農村教育落後幫助有限。

　　三、高儲蓄率

　　應該說50％以上居民儲蓄率太高了，居民存款未能順暢地進入消費市場，是中國人消費不足的長期原因。中國人的勤勞與節儉是密不可分的，狠命賺錢，死命攢錢，貧窮及對未來深切的憂慮，形成頑強的“養兒防老、積谷防饑”的傳統觀念。社會主義福利制度也趁著改革之機當包袱甩掉了，全民福利系統還未建立，儲蓄就是牙縫裏省出錢來的首選。這既有民族性因素，也有社會矛盾問題，高儲蓄率並不壞，至少在經濟發展之初的資金饑渴時期，新加坡的儲蓄率也曾高達50％。極高的儲蓄在投資主導的經濟發展初期，緩解了資金嚴重不足，現在以投資拉動型的經濟發展已經接近尾聲，高儲蓄使銀行資金過剩，現在銀行對小額存款收取帳戶管理費就是這個原因。降低了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乘數效應，影響宏觀經濟運行效率，過低的消費率加劇經濟的緊縮和衰退，進壹步惡化就業形勢，造成失業率攀升。低消費率導致大量儲蓄存款轉化而成的信貸資金被積壓、滯銷及庫存商品所占用。資金沈澱在銀行，不能快速進入周轉渠道，增加了金融風險，使過多的錢進入高投機性的房地產業，更制約了普通商品消費。儲蓄不能轉入消費領域，也使經濟更加信賴出口，增加貿易摩擦。投資不能順利進入資本市場，影響股市長期低迷，企業失去低成本融資渠道。商品不在乎消費者的國藉，而是必須盡快消費掉，中國的外匯已十分充裕，過剩的外匯只好買美國低回報率的國債，又增加了匯率風險。中國經濟開始到了靠消費支持的時代，消費由溫飽型提升到追求生活質素，消費水平已從千元萬元級向十萬百萬元級水準過渡。但消費的升級必須有社會保障的全民化，普通民眾連病都看不起，讓他們少儲蓄也不近人情。經濟也必須由政府投資拉動向居民消費拉動過渡，才會保持發展的長期穩定。壹句話，高儲蓄支持了高速發展，高儲蓄率也將制約經濟的未來，按照中國實情，儲蓄率維持在30％以下較為正常。美國的儲蓄率是16％，2005年的個人儲蓄率為負數，美國人全部花光了賺來的錢，還要借貸消費，所以世界上的商品都往美國傾銷，讓美國人長期享受低物價。我們也應當認識到，大部分人的名義工資每月也不過兩三千元，扣除各種稅費保險的實際工資或個人可支配收入還要減少兩三成。除去生活開銷，低收入者幾乎沒有儲蓄，支付壹個子女的大學教育費用都成問題。隨著近年來房價快速翻番，結婚費用驟升，養育子女成為高消費，必須縮衣節食，增加預防性儲蓄，這些都直接影響消費意願。富裕階層的儲蓄才是剩余的錢，占個人總儲蓄率的80％以上，這部分錢是消費後的剩余部分，很難再進入消費環節。因為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場，中國人在歐美國家大舉“掃貨”及購房產別墅，就是消費能力極其旺盛之故。節儉是壹項美德，但當所有人都不得不節儉時，這可能是壹種災難。假如不能明顯改變高儲蓄率的狀況，那麽過剩的儲蓄只能通過投資和凈出口的形式來消化，而恰恰是投資和出口抑制了消費，中國急需向消費型經濟結構轉型。 高儲蓄還有壹個問題是掩蓋了銀行高不良資產的危險，根據2006年實行的新巴塞爾資本協議（Basel II），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率為8％，低於這個規定，銀行風險增加。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已達10000億元以上，約占總貸款額的10％。要不是中央大量註資幾大國有銀行，發行股票上市圈錢，再剝離不良資產，國有銀行早就破產了。盡管金融界喊了20多年“狼來了”，幾大國有銀行依然如常青樹般巍然不倒。在政府的無限關愛下，居民存款源源不斷流入銀行，極高的儲蓄降低了銀行的經營風險，延遲了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銀行業基本上是政府壟斷的，為了避免社會風險，幾乎沒有倒閉破產現象，即使極個別的案例也是國家承擔後果。如海南發展銀行和壹些城市信用社或農村信用社因擠兌導致的破產事件，都是政府出面來承擔銀行損失。國家還可以通過剝離、上市來轉移或稀釋不良資產，讓國有大銀行進入無風險經營狀態。當然系統風險並未消除，只是將風險也儲蓄起來，眼不見心不煩而已。有專家說，是把地毯上的灰塵掃到了毯子下面，壹語中的。不提高資本充足率，改革銀行官僚體制，處理壞帳，降低信用風險，如遇金融危機和大面積爛帳，後果就是銀行系統崩潰，引發經濟危機。銀行是金融業的基礎，中國銀行的危險是中國經濟的心腹大患，將來經濟出現問題，壹定先從銀行反映出來。中國銀行之所以爛帳多仍保持穩定，是築起了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這道最高的防火墻，還有對內的壟斷地位和高儲蓄率。多年來銀行界的蛀蟲已是肥壯的碩鼠，胃口奇大，很多錢轉移到境外。資本外逃到底有多少呢？這很難統計，因為這部分錢很多是灰色和隱蔽的，資金外逃不是指攜帶現金非法出境，是通過銀行轉移而留下痕跡的絕大部分。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誤差與遺漏”項目的變化來估計，如果該項目的數值大到超過商品項目借貸方總計（即貿易額）的5％，或大於外匯支出的2％時，就表明國際收支存在較大的問題，同時這壹數字為負數，就進壹步表明有來歷不明的外匯支出，換句話說，即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資本外逃。有專家說從1990到2004年，大約有1300億美元。也有學者說：“1985-2008年，我國累計資本外逃為4861.96億美元，占同期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8314.17億美元）的58.48%，亦是同期借用外債增額（3626.10億美元）的1.34倍，大大超過每年新增的外債。考察期我國資本外逃（4861.96億美元）占同期資本流入（9729.02億美元）的比重竟達到了49.97%，也就是說，當我們努力去引進每1美元外資時，卻有大約0.5美元的資金通過各種方式逃避到國外。”[7] 外國投資和熱錢的持續流入，外貿收支盈余，外匯儲備高速增長，銀行部分風險轉移到股票市場，也掩蓋了資本大量外逃的危機。中國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壹出事會立即引發骨牌效應，形成突發的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事前並無任何預警信號，泰國壹出事，外資迅速撤出，外匯市場崩潰，引起亞洲金融市場劇烈震蕩，很多國家跟著倒黴，韓國也遭了殃。 銀行上市融資又填補了爛帳的窟窿，幾大國有銀行境內外爭相上市，圈回了上萬億資金，大幅度降低了壞帳比率。這些資金是正常運轉，還是繼續揮霍化為爛帳，還不好下結論，根據國際的經驗，國有銀行是搞不好的，但這怎麽也說是若幹年後的事了，銀行上市圈的錢很可以花壹陣子。2007年以前的壞帳，通過吸引眾多國際銀行業巨頭作為三年期“戰略投資者”參股國有銀行，以此為包裝於海內外上市，終於將9000億美元左右的壞帳化掉，提高了資本充足率。但這些“戰略投資者”的資金均是投機資本，屆時減持退出，情況還會惡化。這些資金又大部分流入房地產等投機性渠道，吹大泡沫，引發系統性風險，不過這也是未來的事了。學者何清漣分析道：“自2008年中國為擺脫危機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以來，中國銀行業的危機又讓海外同業頗為擔心。以下是中國媒體經常提到的壹些數據：壹是中國前壹輪消化壞帳提高的資本充足率再度下降，導致銀行資產質量惡化。2009年11月下旬，中國銀監會（CBRC）要求各大銀行必須提高資本充足率。據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估算，中國11家大型上市銀行要達到更嚴格的資本標準，總共將需要籌集3000億元人民幣（440億美元）的資本。二是中國在房地產投放資金過多，目前，中國房地產業占GDP總額6.6%，以及四分之壹的固定資產投資額。而中國金融機構在房地產裏的貸款（包括開發商貸款、土地貸款和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已經達到數十萬億。房地產的高度泡沫化導致銀行貸款風險。三是中央政府投放4萬多億資金催生的項目大多成為套取銀行貸款的工具，並無實效。據北京派出的中央檢查組分赴各地的檢查結果，在被查的2472個項目當中，有2151個項目存在問題。”[8] 中國銀監會是行政機構，央行是政府的印鈔機，這種風險又帶有濃重的體制色彩。 銀行還面臨著壹個巨大的政治風險，中共各級官員因為不看好中國未來，無不將腐敗款經銀行轉移到國外，保障不義之財的安全。外資參股中國的銀行，更方便了腐敗資金的流轉，同時成為外資敲詐控制腐敗官員的把柄，進而形成腐敗逐波擴大的惡性循環。外資控制的中共腐敗官員越多，利用其廉價獲取的中國資產的機會也就越多，再進壹步控制更多的腐敗官員，最終把中國各級腐敗官員變成為西方國家服務的“海外公務員”或“國際主義者”。中國金融國門終究要打開，有的國有銀行之所以在上市前匆匆以超低價賣給外資，主動放棄上市後的巨大差價收益，就是為了掩蓋黑幕重重的腐敗問題，而所有腐敗行為都被關在了中國民眾的視野之外。現代國家財富的分配流向完全取決於極少數監管者的決定，可以在瞬間使在成千上萬億財富灰飛煙滅，把本國人民壹年甚至數年創造的財富全部變成他國的國民收入。所有能夠影響股價和金融指數的決策者和信息發布者，無論是個人還是公司，都可以合理合法地把巨額國民財富裝入自己腰包，這種財富掠奪動輒數十億上百億乃至上千億。與收受賄賂積聚財富的漫長過程和巨大風險不同，用這種方式制造億萬富翁的速度遠遠超過房地產等投機行業，這就是中國金融管理集團拼命要搞股權分置改革，拼命要創立金融衍生品種市場的壹個原因。但決策集團並不承擔任何風險，無論銀行或股民如何被掏空，民眾損失如何慘重，普羅大眾除了在網上怒罵或跳樓自殺，毫無辦法。比之臺灣總統陳水扁女婿涉嫌股票內線交易立刻被送上法庭的事例，有霄壤之別。如何將禍國殃民的權貴集團繩之以法，是保護國民財富的最低要求，是公平正義的底線，否則金融市場就只能是對民眾財富的公然搶劫。而對於中共執政集團，正是渾水摸魚之良機，只要沒有眼前的危機，大家壹起裝傻，將來的事都留給後人解決，誰也不會把煩惱都攬到自己頭上。中共政權是壹部殘酷的專制機器，沒有人性，自然不會有人權，既不能為人民大眾提供福利，也不能對守法官員提供保障，沒有壹個人是安全的，有能力的投靠西方國家，沒能力的只能死守著。中國的精英都是靠對內搶劫起家的，當然西方國家最為安全，無論他是留美還是留蘇的，都要在西方社會給自己或家人預留後路，來逃避政治風險。“中國精英集團擔心改革發生逆轉的憂慮有多大，從匯豐銀行透露的資料中就可以看出，僅2007年壹年，匯豐銀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從中國大陸獲得私人存款227億瑞士法郎，相當於近1600億人民幣。大家可以想像壹下，全世界類似匯豐銀行瑞士分行這樣的銀行有多少？這些銀行從中國大陸壹年又能轉移走多少資金？如此驚人的巨額財富大量流向海外，既摧毀了中國老百姓走向富裕的物質基礎，又斷絕了精英集團自己的歷史後路，使中國陷入了財富失血的歷史怪圈：官員向海外轉移的財富越多，就越是充滿歷史恐懼；越是充滿歷史恐懼，就越是瘋狂地向海外轉移更多財富；從而形成資本大量外逃的罕見場景。”[9]

　　四、血汗工廠

　　據國際勞工組織公布的數據，從2000年至2005年，中國人均產出增長63.4％，而工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卻從12％下降為10.91％，延續了1980年以來不斷下降的趨勢。另有數據顯示，中國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從1989年的16％下降為2003年的12％，2008年的勞動力成本僅為8％，而發達國家這壹比例高達50－60％，世界平均為40％，美國為37％。GDP中政府財政和預算外、制度外收費拿走了40％，企業資本拿走了40-45％，工人農民僅獲15-20％。西方國家的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之比為3：1甚至4：1，即勞動所得大大超過資本所得，而中國正好相反，為1：2－3。GDP大部分進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手裏，進入少數人腰包，轉化為政府支出和資本投資，給勞務收入剩下的就不多了。近年來中國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5.7%，高於世界任何其他國家與地區，但制造業勞動者的平均小時工資僅相當於美國、歐盟和日本的3%左右，不到亞洲四小龍平均水平的10%。使得中國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從1991年的48.8％下降為2005年的38.2％，創歷史最低水平。而世界平均居民消費率為60-70％，中國只及世界平均的壹半。30年來的經濟發展中，中國沒有形成科技開發能力，所謂的技術進步，無非是利用與外資合作的機會偷盜外國公司的技術，大部分也是過時技術，核心技術仍然在外企手中。雖然在某些產品上受益於壹時，卻無法從整體上形成科技開發能力，跟上世界壹流水平，中國能做的多是些低利潤的代工產品，居於產業鏈中的低端位置，產品沒有定價權，定單和市場都由外商操控。中國商品缺乏創新競爭力，產能嚴重過剩，出口商品的國內同行業惡性競爭，導致利潤率僅為2%-3%，惟有在壓低勞動力成本上下功夫。中國以代工產品成為“世界工廠”，沒有科技進步帶來的產業升級，所以產業結構以壹般制造業為主，GDP的構成也是以制造業為主，不是服務業為主，同時說明中國大陸實行普遍低工資制度。美國工人工資是中國工人的幾十倍，每小時工資至少十幾美元，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每小時也有五六美元，中國工人每小時壹美元（這是指8小時工作制，若以12小時工時計算更低）左右。美國工人壹年創造價值104606美元，而2005年的平均工資是40409美元，加上從雇主那裏享受家庭醫療保險1.4萬美元、以及退休金等等福利，全部加起來，壹個工人獲得的收益超過6萬美元。中國工人總的工資福利平均總額每年2萬元人民幣，很多工人沒有任何福利，年工資總額僅1萬余元。長期低工資保證了低成本的投資環境，這對外向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極為有利。中國還有低地租政策，就是政府壓低給農民的土地補償，以此吸引外來投資，甚至為零地租，只要招商成功即可。在招商過程中，圈地的社會成本由政府完全承接，農民沒有談判權，政府以鐵腕征地，擔心的是資本不來，從不操心農民失去土地將如何生活。 政府也實行較高的出口退稅政策，讓利於企業，這又保證了出口商品的低價格。在中國戶籍管理弱化、勞動力統壹市場形成、過剩人口沖擊及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下，勞動工資十多年沒有隨著GDP 及物價上漲形勢而同步增長。勞動條件改善不多甚至惡化，勞動時間普遍延長。所以，這也是通過剝奪農村勞動力來向城市轉移財富。工資低，但中國勞工素質並不低，基本受過九年制教育，能滿足壹般制造業對工人的要求，超過東南亞壹些窮國，那些國家工資低，但對資本缺少吸引力。工資低是壹個方面，隨意性的加班加點也是降低成本的辦法。國有企業是三班倒制，特殊行業是四班倒，工作時間壹般不超過八小時。民營和外資企業大多數不執行法定的八小時工作制，工作時間壹般為12小時。因增加工人數量不如增加工時合算，定單緊張時，強制工人日夜連軸轉也是常事，所以常有工人累死在崗位上的報道，甚至有工人不堪忍受而連續跳樓的惡性事件。正如馬克思在譴責資本家時所說：“讓13歲以下的兒童和不滿18歲的少年在長達12-16小時的時間內‘喪失’吃午飯的時間，或者象給蒸汽機添煤加水，給羊毛加肥皂水，給機輪上油等等那樣，把午飯僅僅當作勞動資料的輔助材料在生產過程進行中加給他們。……壹個人除非由於上帝的恩賜而成為資本家、大地主或領幹薪者，否則必須汗流滿面來換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壹定量的人汗，並且混雜著膿血、蜘蛛網、死蟑螂和發黴的德國酵母，更不用提明礬、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礦物質了。”[10] 馬克思在1863年曾為倫敦壹個20歲的女時裝工瑪麗·安·沃克利活活累死而痛心疾首，為那些患職業病夭亡的陶器業工人鳴不平，如果馬老先生能活在實踐他共產理論的當代中國，就不會大驚小怪了。資本家都入黨了，黨的書記們都成為資本家了，真是風水輪回。由此可見，低勞動力成本也折射出中國勞工的人權狀況，低出口價格擴大了國際市場，增強了發達國家的消費能力，抑制了國內消費市場，不得不以更多的出口來保持經濟增長。中國內地有十分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全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勞動力資源極為豐富，形成所謂的“人口紅利”， 2009年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達到72.35%的峰值。因為多，所以便宜，全球首屈壹指的廉價勞動力大軍長期支持著工業化進程，有分析說“人口紅利”對經濟的貢獻率達27%。隨著出生率的降低，截至2008年底，全國老年人口增至1.69億，占總人口的12.79%，“人口紅利”就要枯竭，“人口負債”時代即將到來。 在沿海城市廠商有很大機會雇傭到比內地還要便宜的農民工，因為農民工先行支出了路費食宿等花銷，找不到工作還要支付回鄉費用，於是只好選擇低收入職業。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是靠資金和技術的競爭，主要是成本的競爭，由於進入門檻低，常處於過度競爭狀態。在地租稅收等方面差距不大的情況下，其生存方式就是延長工作時間，壓低工資水平。這部分產業已經退出發達國家，中國正符合勞動密集型產業低勞動力成本的條件，所以“中國制造”就發揮出持續的國際競爭力。而金融業或軟件業就不必靠增加工時來獲取額外的利潤，證券交易所壹天24小時營業並不比4小時交易制能拓展更大的贏利空間，軟件設計工程師更不可能以累到吐血的方式來開發最暢銷的產品。再者，血汗工廠多用農民工，侵犯農民工權益沒有法律成本，所以雙休日與“黃金周”基本與農民工無緣，拿不到法定的加班工資。血汗工廠還不是最壞的，還有壹種集中營式的工廠，那簡直是人間地獄！在老板和工頭的監管下，工人被剝奪人身自由，奴隸般的勞動，囚徒式的生活，豬狗不如的食物，牢籠般的宿舍，工人除了自殺或自殘，再無逃離地獄的方式。這種集中營式的工廠先是由收容遣送機關發端，政府收容部門到街上抓到證件不全的行人，送往私營的磚廠礦山監管勞動，累死或打死的人以無主屍體處理。現在是由工廠雇傭工頭到偏遠農村招收農民工或童工，關入工廠強制勞動，保安對要求離開工廠的工人大打出手，致使許多工人致死致殘。政府管理部門視而不見，最多在媒體曝光之後，處理壹下工頭。還有壹種是監獄企業，以奴隸制的生產方式經營，由於基本沒什麽工資成本，無論是聖誕節禮物還是奧運會用品，商品價格都能降到最低，競爭力便世界無敵。中國的監獄系統基本上自負盈虧，費用自理，每座監獄便是壹座大工廠，無償使用犯人。據獄方說：“至於犯人勞動報酬方面，1994年的監獄法有明確規定，但在實際中還沒有得到執行，這裏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壹是整個監獄系統處於虧損狀態，有些地方連監獄警察的工資都時常拖欠，二是雖然沒有明說是報酬，犯人的壹些開銷其實就是在勞動的效益裏實現的。”[11] 監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鎮壓機構，不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產業，不能因虧損而倒閉，費用理應國家承擔，如果連這些錢都不願花，壹切開銷均在犯人身上榨取，那獄警便等同於包工頭。中國監獄不願讓外國人參觀，視為不能幹涉的內政，也幸虧民主國家抵制中國監獄產品，無疑保障了中國的人權，否則整個中國很快會變為監獄化的大工廠。中國正處於令馬克思切齒聲討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馬克思說：資本原始積累“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12] 在官方所稱之“歷史上人權最好的時期”，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無情剝奪，同樣是“最可惡的貪欲”。在完全喪失政治體制自我完善功能的當代中國，連通過遊行示威以保障八小時工作制和增加工人福利的權利都被剝奪了，爭取八小時工作制成為中國勞工必須不斷以流血代價來爭取的遙遠夢想。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需要靠勞動過活的人，其工資至少須足夠維持其生活。在大多數場合，工資還得稍稍超過足夠維持生活的程度，否則勞動者就不能贍養家室而傳宗接代了。”中國龐大的勞動人口，為勞動密集型行業源源不斷輸送工人，但過低的工資使許多人連維持自身基本消費都不夠，根本就沒有養家的剩余。2004年以來，廣東持續出現“民工荒”，即因工資太低，農民工只好用腳投票。廣東無奈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也還是沒用。廣東生活費用太高，何況還有嚴重的欠薪問題。再以大學畢業生為例，珠三角地區月工資也僅兩千元上下，與別人合租房也要幾百元，剩下的錢僅夠吃飯坐車用，維持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緊張。低生活水平的低工資狀況將壹直持續下去，中國工人永遠達不到美國工人的工資水平，這就是為什麽GDP增長了幾十倍，工人實際工資增幅遠遠落後於經濟增長的原因。如果以中華民國時期的工人收入相比，近百年來，並無實際進步，民國發展的黃金十年中，經濟發達地區工人平均工資為20塊銀元上下，相當於現在的2000元，技術工人的工資更高。但物價極低，壹個工人養活幾口之家不成問題。據《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匯編》和《上海工人運動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號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豬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擔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塊0.05元，香煙1盒0.036元，活雞1斤0.37元，鮮蛋1個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鹽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細布1尺0.107元。隨著共產黨叛亂和日本侵華，經濟破敗，物價才開始不斷上漲。

　　為了降低成本，資方多不願為工人買醫療和養老保險，政府也極少處罰。中國的社會保險制度不是全國性的制度，農民工流動性太大，也不願意上保險，辭工時連保險也隨之退掉，起不到生病和養老保障的作用。所以過度競爭的行業常常是在國內就已經將商品價格降到最低，省去與外商談判時的麻煩，惡性競爭使企業不極力壓低工資便無利可圖。工人不僅工資太低，而且常常不能按時拿到工資，形成欠薪的社會頑癥。欠薪對降低企業成本未必有多大作用，但對緩解燃眉之急的資金周轉很有用，且不用付利息和滯納金，比銀行貸款既方便又迅速。這還是非惡意欠薪，惡意欠薪是根本就不想付工資，定單壹完成，老板即刻跑掉，換個招牌租壹處廠房，再來壹遍詐騙，打工者想追訴人連人都找不到，惡意欠薪當然成本低到不能再低了。強迫超時加班和欠薪說到底是法律問題，勞動法如壹紙空文，解決勞動爭議和對資方施壓的能力在政府手中，地方政府與資方利益相關，官員與老板沆瀣壹氣，對欠薪頑癥不可能下決心解決。勞動爭議本是政府職責，反令工人的處境雪上加霜，罷工或上街遊行都要遭遇公安武警鎮壓，領頭的抓進監獄判處徒刑，老板卻毫發不損。工人最大希望是每年春節返鄉前的國家治理欠薪專項行動，來拿回拖欠已久的工資，如果春節還拿不到，就沒什麽指望了。溫家寶總理曾出面為農民工討薪，但卻不願建立強有力的制度，用法治來保障農民工的權益，這也是中國欠薪頑癥的重要原因。亞當·斯密又說：“他們處於絕望的境地，鋌而走險，如果不讓自己餓死，就得脅迫雇主立即答應他們的要求。這時，雇主也同樣喧呼吶喊，請求官廳援助，要求嚴厲執行取締工人結合的嚴峻法規。因此，工人很少能從那些憤激的結合的暴動中得到利益。那些結合，部分因為官廳幹涉，部分因為雇主較能持久，部分因為大多數勞動者為了目前生計不得不屈服，往往以為首者受到懲罰或壹敗塗地而告終。”[13] 馬克思說，資本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現在各級共產黨官員成了公開或半公開的資本家，也都變為那種骯臟的東西了，剩余價值養活著無數資本家和龐大的紅色權貴集團。以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解釋當今的中國大陸，十分貼切，真是逃不脫的宿命。

　　勞資雙方總是會產生矛盾，工人希望提高工資，資方希望降低成本，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取決於壹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也取決於工會的談判力量。中共是十分重視工會建設的，它強制每壹個企業都要建立工會，且無須征得企業的同意。沃爾瑪在全世界都沒有工會，唯獨在中國例外。中共壹定要設立工會的目的，不是為了維護工人權益，而是怕企業脫離黨的監管，因為“工會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在私營或外資企業又承擔起監視和震懾作用。全國總工會要求民營和外資企業成立工會，也是怕工人自行組織工會，脫離官方控制。全總屬於政府序列，各級政府的工會機關也是財政供養供制，吃黨的飯，既是政治道具，也是黨的專政工具，不經工人選舉產生，不代表工人利益，根本不可能團結工人與資方談判。在私營或外企組織工會，無非是資方壹個輔助性的勞動管理組織，上為政府消除隱患，下拿資本家的薪水，擺平工人的不滿，工人與黨的利益或資本家發生沖突，工會站在工人的對立面，破壞壓制工人運動，具有典型的“工賊”性質。工會甚至比資本家更惡劣，因為資方可以讓步，工會是絕不對工人讓步的，否則會引起工人對政府政策轉變的誤解，等於間接承認工人運動的合理化。當工人權益受到資方嚴重非法侵害時，由於憲法剝奪了工人的罷工權利，工人不可能通過合法的罷工行動來實施有組織的抵抗權，資方沒有違法成本，經營血汗工廠就是必然的結果。官方工會的性質所限，工會在勞資沖突中起的作用是協助政府和資方壓制工人的激烈反應，維持和諧穩定，不可能站在工人壹方提出談判條件。富士康公司位列全球500強，在深圳的工廠有數十萬人，2010年連續發生“十二跳”（連續12次工人跳樓自殺）事件，根本聽不到工會的聲音，完全置身事外。深圳政府及勞動行政管理機關開始是集體失聲，全世界廣泛報導之後，又報告稱富士康無責任，替資方打圓場。富士康實行軍事化管理，雇用流氓打手（保安）監管工人，工人底薪不足千元，每月加班高達100多小時，心理壓力太大，感覺不到前途，更得不到尊重和幫助。但在強大的國內民意和國際譴責壓力下，最終資方選擇了讓步，承諾大幅增加工資。那些可悲的“跳樓者”，反而成為爭取工人利益的“革命先烈”，這真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用腳投票”式的悲劇，雖然沒有謝幕，也總算讓工人懂得了權益是要用生命換取的。無可否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競爭力就在於最大限度地壓榨勞動力、低工資和超時加班、集中營式的管理，使中國普遍存在著“工廠奴隸制”現象。資本家從中受益，官方工會作為統治階級壹方，也是奴役的受益方。這種工會對工人毫無吸引力，非國有企業的入會率只有13％，即使達到100％，工會也不可能成為工人自己的組織，成為對抗國家行政權力和資方殘酷剝削的社會團體，成為改善人權和福利保障的堅強後盾。與富士康事件同期的佛山本田汽車廠工人大罷工也取得了勝利，他們抵禦了資方和官方工會的打壓，勇敢地“用手投票”，主張權利，迫使資方大幅加薪。但工人要求自由組織工會的要求被嚴厲拒絕，因為加薪是資本家出錢，共產黨沒損失，工人組織工會是從黨手中奪權，中共寧願讓工廠關門，也絕不允許自由工會誕生。由此可見，資本家妥協容易，讓共產黨讓步就跟取它的性命壹樣。但中共也失算了，大肆宣傳富士康血汗工廠，回避體制問題，將民怨引向外商，迫使富士康大幅加薪，卻引發壹輪全國性大罷工，紛紛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中共只好停止報道血汗工廠問題，免得引發全國性工潮，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馬克思說：

　　必須承認，我們的工人在走出生產過程時同他進入生產過程時是不壹樣的。在市場上，他作為“勞動力”這種商品的所有者與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為商品所有者與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時所締結的契約，可以說象白紙黑字壹樣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後卻發現：他不是“自由的當事人”，他自由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時間，是他被迫出賣勞動力的時間；實際上，他“只要還有壹塊肉、壹根筋、壹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決不罷休。為了“抵禦”折磨他們的毒蛇，工人必須把他們的頭聚在壹起，作為壹個階級來強行爭得壹項國家法律，壹個強有力的社會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過自願與資本締結的契約而把自己的後代賣出去關死和受奴役。[14]

　　美國工會為了“抵禦”折磨工人的毒蛇，把藍領階層帶進了中產階級，促進了美國經濟長期向好。中國工會成為奴役工人的工具，為少數人攫取超額利潤服務。在共產極權制度之下，工會扮演著雙重功能，既作為政府的代表，又企圖代表工人，以這種“二元論”為出發點，我們可以把中國的工會看成是具有雙重身份的組織，它既有國家屬性，又有社團性質，既是國家機器的壹部分，又裝扮為工人團體，這種制度上的雙重模糊身份，是解釋工會行為的關鍵。計劃體制下，工廠企業基本為國有制，利潤上繳國家，工廠與國家的利益壹致，工人工資待遇由國家統壹管理，工會很少遇到雙重身份嚴重沖突的窘境。其原因是工會應有的代表功能基本上為“家長主義”的國家所壟斷，即工人的利益由國家來保障，國家為工人提供就業機會、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障，工會似乎顯得多余，變為職工的“文體活動之家”。其職能僅是發電影票，組織籃球賽，或者為勞模聯系療養院之類。市場經濟改變了國家與工人的關系，產權制度多樣化，國家不能再扮演社會主義大家長的角色，國家事實上不再代表和保護工人，還要犧牲工人權益而推進市場體制改革，用鐵腕讓多余工人下崗，以保證企業的效率和政府的稅源，工會雙重身份的矛盾沖突不可避免，而且越來越明顯了。在政府與工人的利益形成對抗型矛盾時，國家開始高度警惕工會向自由化轉型的可能，壹方面盡量維持官方工會的運作，壹方面要避免產業工人裏出現波蘭團結工會壹類的異化力量，嚴厲打擊瓦文薩式的工人領袖。由於畢竟掛著工會的招牌，在解決個人性的勞動爭議以及緩和勞資沖突也能起壹些作用，在極為狹窄的制度空間裏活動。當工人權益受到有背景的資方或政府侵害、矛盾變得不可調和時，“黨和國家”的利益自然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作為政府工具的工會就被擠到更為尷尬的位置——多余的闌尾，不替工人說話，反而要堅定地站在資方或政府壹邊，壓制有組織的抗議，解散工人獨立組織的任何團體。《工人日報》在1999年8月9日有壹條消息，說西安的壹家國企經理決定，凡是不購買企業股票的工人，壹律下崗。廠工會主席反對，結果他被解除了職務。國企工會是官方的，但又屬於工廠部門，工會負責人與廠方是勞動關系，不聽話的工會主席就會被視為壹條發炎的闌尾給割掉。在民營企業，工會負責人壹般為老板的親信或親戚，官方也予以認可，其作用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正如壹些學者所說：官方工會的重要任務之壹就是，“哪裏有（獨立）工會，就去解散工會，哪裏沒（官方）工會，就去建立工會。

中共建立的極權制度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官僚體制

　　中共的政權系統是由多級政府構成的，是共產黨民主集中制原則下的中央集權體系，國家政治體制表面上以行政系統為骨架，但治理權主要是由黨中央控制下的各級地方黨政機關執行，是壹個垂直的管理體制。民主國家則不同，如英美國家的地方政府壹般不承擔自上而下的行政功能，各級政府相互獨立，國家壹級政府只有主權意義的管治權，不得幹預下級政府的具體職責，國家主權功能與地方自治權的邊界非常清楚。中央集權的官僚制是維系傳統中國社會架構的支柱，它是典型的三角形的結構。中共又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傳統的官僚制度中加入黨權至上原則，以同樣三角形的結構的黨組織，以黨員官僚建立分級行政體系，政權之上有黨權，形成所謂“民主集中制”為原則的政治制度。黨政兩套系統合二為壹，以黨權為重心，對自上而下的行政層級實行垂直領導。中共政權是以黨員幹部為骨架的政教合壹體制，黨政軍經濟文化高度集中，凡是帶有管理性質的位置，或認為需要管理的事，諸如寫詩編小說的作家，宗教神職人員，學校幼兒園教師，也都囊括於黨政系統之內，各按行政級別，形成高度組織化的幹部集團。共產黨要掌握絕對權力，不允許有民間社會，這就需要龐大的幹部集團。在江西根據地時，十幾萬幹部和軍隊中僅紅軍劇社就有60個。紅四方面壹部組成西路軍西征河西走廊，軍中政治機關、婦女兒童、學校、劇團等非戰鬥人員就占了三分之壹。40年代初的延安人口為38000人左右，3萬多人是中共中央和邊區各機關學校的幹部，城區居民僅7000人。上至黨中央首長，下至保育院兒童，全部歸屬於各級組織行政系統，由各部門的幹部管理。這些幹部完全脫離戰場，大部分時間是學習開會，唱歌跳舞演戲，靠貧窮的地方財政與前線繳獲或蘇聯資助乃至販賣鴉片養活他們。由於是戰時體制，政府行政系統的官員並不多，據1943年3月29日《陜甘寧邊區政府關於迅速進行整編的命令》規定，首府延安縣的縣幹部僅20名，雜務人員6名；10個區共有35名區幹部和10名雜務人員，平均4.5人；51個鄉共有102名鄉幹部，無雜務人員，平均2人。其他如誌丹、延川、子長、安塞、延長、固臨、甘泉等縣也是如此。但這是政府編制，絕大多數的幹部不在政府機構，而是充實於黨領導下的各種行政事業機構之內，如各類學校和文化團體統壹歸黨管理，不屬於政府序列。這部分人是只能擴充不能精減的。那麽多投奔延安的人，都是進入黨的各類機構之中，不是加入邊區各級政府。邊區政府不是權力中心，更非政治中心，其職能簡單，徹底幹預社會的是共產黨的管理系統。幹部是中共推行政治路線和掌控政權的基本力量，幹部隊伍越龐大，寄生於體制內的人員就越多，形成榮損相關的各級利益集團，他們會主動維持集權體制，做大統治集團，政權就更加穩固。除非財政無力維持時，才考慮精減黨政機構，形勢壹好轉，幹部集團就會在充足營養滋潤下加倍壯大。延安為何在艱難困苦時期包養那麽多幹部，壹是因為體制問題，為了強化黨的絕對領導，必須壯大黨的隊伍；二是以儲蓄幹部於中央的方式，以備將來奪取全國政權之需。抗戰末期，蘇聯出兵東北，延安立即結束整訓學習，派出大批幹部前往，而東北還是感覺不夠用。大躍進時城市人口激增，黨政機構也隨之膨脹，緊接著的三年饑荒，國家財政窮困不堪，不得已壓縮城市人口，重提“精兵減政”。直到1962年，縣壹級的機關工作人員多在500人以上，機構龐大，重疊臃腫。黨政人員之所以越減越多，就是因為精減是臨時性措施，風頭壹過，立即報復性地反彈，凡是有些門路辦法的人，無不以鉆入黨政機關行政事業單位，以端上鐵飯碗為榮。中共將每個人的前途與黨的權力掛鉤，除了進入黨政機關，再無升遷發達之機會。三年大饑荒中壹般幹部雖然也吃不飽，但不決不會餓死。這些人普遍帶有強烈的食利欲望，形成龐大的食利集團，他們不創造社會財富，不為納稅人提供有效的行政服務，卻侵吞噬著巨量的社會財富和絕大部分的財政支出。現在中國有幾千萬在職幹部和寄生於行政系統的大批聘用人員，其中包括軍隊和國企寄生階層，以及依附於半行政系統的雜務人員、臨時工人等，汲取統治集團的剩余利益，他們約占總人口的10％，超過中國之外的全世界財稅供養人員的總和。所以，中國政府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壹，公務開支占財政支出的37％，而美國約為11％，歐洲國家約為6％，日本約為3％。高昂的行政成本其實是黨政成本，因為中國人不但要養活龐大的政府機構，還要包養更為龐大的黨務系統及所謂的“事業單位”，還要養活半黨務行政化的閒雜人員，比如街道居委會幹部及其雇傭人員，比如打乒乓球及下象棋之類的專業人員，比如寫小說或五毛黨壹類的幫閒人員，等等等等。中國人養活著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團夥，以致中國政府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為世界最低。

　　“官僚主義何許物也？官僚主義就是古人類原始本性中的惡，食人之風的惡，原始的權力欲與占有欲（它的發達形態就是現代人的壓迫欲與剝削欲），寄生在人（社會猿）類基於種的生存的必要而產生的群體內部團結這種善的本性表現之上的結果。壹個群體的成員，利用他在群體組織中的權力地位，發泄人性中惡的壹面的卑微感情，以強淩弱，作威作福，稱霸謀私，由群體的公仆變成群體的主人，就是官僚主義最原始最本質的表現，千古壹理，中外同型。”[1] 壹般認為，官僚政治通常是指政府權力全把握於官僚手中，官僚有權侵奪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種政治制度上。官僚政治制度的性質，習慣把行政當做例行公事處理，遇事拖延不決，講形式打官腔，但求形式上能交代，壹味應付，假公濟私，把責任向上或向下推諉。官僚且會變成世襲階級，把壹切政治措施，作為自己和家庭圖謀利益的勾當。摧毀官僚體制是中共革命的號召力之壹，但共產革命摧毀了舊的官僚體制，卻不得不建立更為龐大的新官僚體制，如滾動的雪球壹般，蘇聯老大哥堪為中共的榜樣：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裏曾說，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自然會使壹切官僚機構逐漸‘消亡’”，可以“徹底破壞”和“根絕”官僚制，把國家官吏變為公仆，消滅“寄生蟲”國家。可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由於人在社會上的地位首先取決於其政治地位和權力，這種制度必然成為滋生官僚主義腐敗的溫床。建政伊始，蘇維埃政權確有窮人政權之象：衣著隨便的人民委員們僅使用很少的工作人員來處理許多繁雜的事務，同群眾的關系尚屬融洽。但不久，由於國家要嚴格控制整個社會，產生了對官僚的巨大需求，機構隨之不斷增加、膨脹。1921年政府雇員人數比1917年增長四倍多，1922年政府所屬各種委員會共有120個之多，國家機構的數量十倍於沙皇時代；二戰前，蘇聯的管理人員與直接從事生產的工人之比率竟達壹點多比二。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導致效率低下。幾次精簡機構，可是官僚的人數總不見少，被裁撤的機構也是過不久就改頭換面恢復了。 更嚴重的是，由於國家壟斷壹切經濟資源，作為國家代理人的黨和政府官員便可利用手中權力謀取物質利益。共產黨員並非像斯大林所說的是什麽“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他們也有普通人的欲望。當他們掌握了生產、流通和分配的管理權，就很容易為自己撈取各種好處。十月革命成功不久，在布爾什維克黨政幹部中便出現了腐敗。1919年9月的壹份報告顯示，在策劃過十月革命、曾是布爾什維克黨總部的斯莫爾尼宮就充滿了腐敗。彼得格勒市蘇維埃的公款流到了當地黨政領導人的口袋；供應部門壹連數月沒給壹些工人居住區發放食品，而成卡車的食品卻從後門賣給了黑市販子。饑餓的工人們看到“蘇維埃沙皇”衣著講究的太太們拎著大包食品從宮門口乘小汽車揚長而去，氣憤地說，這同羅曼諾夫時代差不多。但他們不敢向該市黨的首領兼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訴說，因為季諾維也夫進出時有“契卡”的保鏢相隨，還常帶著幾個妓女。其他地方的腐敗情況也很嚴重，當年，壹名老黨員從土拉寫信告訴列寧：“我們已脫離群眾，很難吸引他們。以往同誌式的精神已消失殆盡，代之以黨的頭掌管壹切的個人統治。收取賄賂日益普遍，離了它，我們的共產黨同誌簡直沒法活。” 對黨內腐敗現象，列寧先是歸於黨內有為了謀取執政黨的好處而混入的小資產階級投機分子，於是要求清除不純分子。但腐敗現象並不僅發生在這些人身上。盡管有些尚堅持理想的黨員不貪污受賄，但官員們報酬的多寡根據其官階決定、黨政領導人領取高薪、以及官員們享有各種特權，使官員們變成了壹個特殊階層，使特權日益制度化、合法化。例如，在住有中央領導人及其家屬的克林姆林宮裏，設有專門的餐廳、醫院、商店、幼兒園、理發店、桑那浴室等，有二千余名生活服務人員、包括在法國經專門訓練的廚師。1920年克林姆林宮的開銷就比當年莫斯科全市社會福利支出總額還要高。其他高級黨政人員也享有各種特權，如能得到特殊配給和供應，可在內部商店買到外面沒有或要花幾十倍的價錢才能買到的東西（包括奢侈品）；在城市裏住高級住宅或賓館、在鄉間擁有私人別墅；有專用汽車代步，出遠門可獨享火車包廂；晚間還能免費觀看歌舞、戲劇演出等。[2] 舉壹個例子，蘇俄管理工業生產的機關叫做國家最高經濟委員會，在1921 年，這個委員會雇用了近25萬名員工。而 1921 年蘇俄的工業生產已經下降到不及1913 年帝俄時代工業生產水平的五分之壹。在1928年左右，蘇聯共產黨和國家機關的員工人數高達400萬人。這種革命無非是官僚政治的轉換形式，在每壹次革命時，革命英雄主義者（革命官僚主義）總是打著“替天行道”旗號，這具有辦事效率高和解民於倒懸的公示作用。壹旦當權，就逐漸腐化墮落，形成頑固的體制官僚主義，成為下壹次革命的對象。共產革命與舊式王朝更替大不相同，舊王朝是官僚體制，但僅是壹個行政官員系統，共產黨是黨政合壹體制，除了管理國家必須的行政機構，其龐大的黨務系統也要維持相當大的規模，黨的領導機關與政府機關分開運作，形成同樣龐大的特權階層，也壹樣要消耗巨量的社會財富。此時的共產黨不是壹個社會團體，而是統治集團，納稅人天然有滋養共產黨的非法定義務，同時又承擔養活政府的法定義務。官僚主義寄生於舊體制，隨著革命的勝利，寄生者就最大限度使宿主變成為自己私利服務的模式。馬上得天下的高效率軍事組織，最容易演變成為君主專制的官僚政治機器。學者孫越生認為，官僚階層是管理社會不可缺少的中介層次，如果把眾多散亂的毫無組織的人聚集在壹個與世隔絕的可以采集營生的孤島上，時間壹久，如果不是彼此殘殺而全部毀滅，就必然會在其中產生出中介統治或中介管理的現象，也就必須會產生官僚主義。但是人群會存活下來—— 官僚主義元模式也是壹個統分結合的三角形式結構，頂端是首腦，可為單數或多數，以L代表之。中間是官僚，以B代表之。最底層是人民大眾，以P代表之。 官僚主義元模式就是壹個L，B，P，三層三角形式分布的統分結構。L和B構成小統分結構，L和B為壹體，則同P構成大統分結構。L支配B，B支配P，即L→B→P，這就是官僚主義元模式的基本公式。 ……由L→B→P這個基本公式構成的元模式本身，嚴格地說只是壹種結構和功能的抽象寫照，而不包含善惡好壞的道德評價。……嚴格地說，官僚主義概念可以分解為兩個部分，其壹是官僚主義賴以發生的可能性，即L→B→P這個基本的結構功能模式，它是抽象的，中性的，無道德評價的；其二是官僚主義發生的可能性變成現實之後，同時也就產生了好的官僚主義和壞的官僚主義，或復合的官僚主義，產生惡寄生於善或善寄生於惡的相生相克現象。 ……要使這個元模式發生根本性的質變，即有效克服壞的官僚主義，並不需要也不可能取消這個公式，這個元模式，而只需加上壹個權力支配關系的逆向系統。同時使P亦能支配B和L，並使B和L相互制約，防止單中心單向支配關系的專斷。 也許在社會猿群和原始人群團中已經出現這種逆向權力系統，並有這種直接民主制來制止首領的擅權。這可能就是形成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模式的政治原因，而物資匱乏只是它的經濟原因。所以，反官僚主義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P→B→L。人類最終要創造壹個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官僚政治，也必定是壹個雙向系統的官僚政治。它的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L←→B←→P。 當然，這種雙向支配系統，只有在法治為主的形態下才有效，而人治為主的形態是不可能保證它不向單向支配系統回歸的。[3] 官僚主義是與社會發展模式生而俱來的病理機制，它不僅會勾結私有制而肆虐，也會腐蝕公有制而猖狂，任何形式的社會結構概莫能外，不過病情輕重而已，就如人體不可能沒有壹點毛病壹樣道理。例如美國聯邦政府在建立伊始，僅有國務院、財政部、陸軍部和司法部。其中，國務院僅有5名書記官。到20世紀初老羅斯福執政時，聯邦政府官員已增至26萬名左右。到1977年，僅聯邦行政官員就達280萬名左右，半個世紀增加了10倍，還不包括武裝力量。社會結構是否優越，取決於抗官僚主義病毒的免疫力，共產黨的官僚政治比之舊王朝的官僚政治更為嚴重，是因其免疫功能過低所致，也是壹種先天基因缺陷及後天繼發感染的“免疫綜合缺乏癥”。中國舊王朝的官僚要通過科舉考試才能登上政壇，只有貴族是世襲的，貴族僅限於皇族，數量很少，掌握行政權力的大部分是官僚。學而優則仕，或“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官僚不能世襲，老子任軍機大臣，兒子為布衣，亦很正常。共產黨的權力架構是紅色貴族加依附於貴族階層的龐大官僚集團，貴族階層與官僚集團同樣龐大。紅色貴族由集團內默契的子承父業特權延續，是黨內權貴世襲制度，這不是壹個法定程序，是在暗箱操作下黨內派別間的利益分贓。進入官僚集團的渠道不是憑借公認的學識和操守，通過公開公平的競爭考試實現個人政治前途，而是以暗箱中的利益交易方式獲得職位。沒有法律性的官制標準，做官全仗鉆營能力，這就決定了求官者的道德才幹在壹開始就被降到極低的程度，上至總理部長，下到縣長鄉長，均不經公開的遴選程序產生，所以才有“傻子總理”、“三盲院長”或“賭徒市長”壹類醜角登臺表演的機會。紅色貴族體制實際上是復辟了秦以前的分封制，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從上至下的各級貴族都有被默認的世襲權。紅色貴族未必有地理上的世襲領地，但在政治和經濟資源上他們都有各自的世襲化的“領地”，如政治貴族家族多從政，軍隊貴族家族多從軍，經濟貴族家族多從商等等。紅色貴族的世襲化演化為紅色官僚體制，紅色官僚集團也是民主集中制（共產集權制）的必然結果，普通官僚也可上升為紅色貴族，血統變紅後就享有雙重身份和世襲特權，官僚貴族化，貴族官僚化，漸為門閥世家，蛻變為馬克思所批判的支配勞動者剩余價值的寄生食利集團。現在中共第壹代貴族世家已延續到三四代，技術官僚世家也延續到了二三代，門閥世家現象已然蔓延至全社會，巴結名門望族成為鉆營的重要渠道。黨權之下的紅色官僚體制，是中國歷史上獨壹無二的專制體制。正如林彪所說的“封建社會主義”，只是那時的世襲特征還不象如今表現得這樣廣泛。

　　“封建社會主義”只是壹種簡單的比喻，其實紅色官僚體系遠不如舊王朝的官制合理。中國自秦始就有法律性的官員考核制度，按照法律考核其任職情況，即課其職守、考其功效。漢代《上計律》規定，年終由郡國上計吏攜帶上計簿到京上計，即匯報工作。上計的範圍包括戶口、賦稅、盜賊、獄訟、選舉、農桑、災害、道議等。考核結果，根據政績決定遷降賞罰。另有壹套監察制度，漢武帝時，每個州設刺史壹名，直屬禦史大夫，派駐地方，監察地方官員。中共以黨紀和壹些行政規定治吏，並沒有法律性的考績監察制度，因為幹部都是黨員，對於違法官員，紀委以雙規先行審查，然後再由書記決定是否處罰。幹部考核是黨內領導的事，外人不得過問。所以無論誰上臺，如何宣揚廉潔，都是不可能貫徹選賢任能的用人尺度的，比之皇權時代相差太遠。各種社會制度中都會有官僚政治現象，區別在於民間社會對於官員的監督能力。公民有監督權，民治政府運作公開透明，官員必須向國會和民眾負責，可使官僚主義流弊減至最低限度。如果是專制國家，官僚集團必然要伸張王權或維護中央權威，首先保障權力來源的安全。共產黨高度集權，無事不管，又沒有民間社會，紅色官僚政治必然為各種官僚制度中最差的壹種。無邊界的權力，尋租也無邊界，驅使官僚牟取自身最大利益，官僚群體就容易結成腐敗利益集團，不管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還是“國家公務員”，紅色官僚體制決定了這些人的尋租行為和道德情操，決定了他們只能蛻變為社會的寄生蟲。中共早在延安時代就已經嚴重地官僚等級化了，分大中小三竈吃飯，高級首長特殊供應，有周末舞會，特權幹部日益膨脹。在現階段，腐敗對中共官僚體制來說，並非壹件壞事，如果官員不去貪污而追求人類正義，沒有合法性的壹黨專制就會失去凝聚力。漢高祖時，“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強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後蕭何為民請命，言上林多空地，應允許農民耕種。高祖大怒：“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這才以反腐敗名義將蕭何下獄。宋太祖勸石守信等“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竟作為壹種統馭臣下的謀略，皆說明專制官僚社會統治者對臣下或僚屬所要求的只是忠心，不是清廉，至少兩者相權，寧願以不清廉保證忠心。專制催生官僚，與是什麽體制及政治宣言無關，普魯士國王肺特烈大帝說：“皇帝不是專制的主人，只是國家的第壹個臣仆”，動聽的語言改變不了制度，其“開明專制”無非是軍事官僚統治，四處侵略擴張而已。中共的語言更為悅耳，雖然用理論上的“先進性”極力掩蓋專制腐化，卻正是共產官僚體制無以擺脫困境的致命因素之壹。市場化條件下的官僚體制比之計劃經濟時期官僚政治更為嚴重，以市場化為主導的改革過程並未解決官僚體制問題，反而促使官僚政治更加惡化。其原因在於戰時是軍事共產主義體制，軍事化管理滋生官僚主義，形成體制還需時日；計劃經濟是分配體制，有官無商，民眾都隸屬於單位，群眾性政治運動多，官僚體制更多體現為效率問題；市場化則不同，黨的政府壟斷了絕大部分資源，民間也尋求分享利益，權力進入市場，尋租現象便公開化了。政府職能的牟利化，權力與金錢緊密結合，官員通過壟斷和尋租刺激官僚集團和官僚資本日益膨脹。有利時壹擁而上，不請自來；缺少利益刺激時，各部門相互推諉，行政效率比計劃體制更低。官僚政治是壹種特權政治，特權政治下的政治權力不是被運用來表達人民的意誌，謀求民眾的利益，反而是在“國家的”或“人民的”名義下被運用來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達到權勢者自私自利的目的。主權在官的制度裏，官僚體制無法用議會政治來限制，不建立制約行政權力的議會制度，行政權力無邊界，政府膨脹不停止，官僚集團就不會真正向公務員制度轉化，永遠是社會的特殊階層。 西方公共選擇學派關於政策供給的三個模型：仙女、半仙女和女巫模型，解釋了政府的行為。有學者說： 仙女模型指的是政策供給者的作用只是解決市場不能解決或者不願解決的事情，並且政府的行為是明智和理性的，其結果是帕累托最優，即人們都從政府行為中受益，而沒有人受損。而半仙女模型則實際上是卡爾多補償原則，即在改變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損，但是受益大於受損。在政府集中精力提供市場無法提供的公共物品時就會產出這種單向的社會總產出增大的效應，並且按照“瓦格納定理”，隨著人均GDP 的增加和工業化水平的提高，政府財政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將提高。……女巫模型它主要用來描述地方政府基於自身壟斷租金最大化而實施的政府機會主義行為，其後果完全是破壞性的。該模型具體到中國的地方政府行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基於政績顯示，在政府屆別中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和短期行為。我國地方政府經濟行為決策由於種種原因並不太受同級人大的約束，而主要聽從上級政府的意誌。由於管理幅度與管理層次的原因，信息鏈條越長，信息渠道越窄，下級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實施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換言之，地方政府並不受當地納稅人和公共產品受益人（兩者是最有資格對地方政府行為進行評價和監督的群體）的直接和連續的監督，而上級則主要運用經濟增長等指標進行考核。這時地方政府身處誘惑卻又缺乏監督。這種特殊的政府體制導致了大量的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二是政府中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經濟行為。其表現主要是雙邊壟斷和不對稱信息、官員預算最大化和傳統計劃管制條件下的既得利益。政府機構是某種公共服務的惟壹並且是壟斷的提供者，他們往往比上級官員和普通消費者掌握更多的關於某種公共產品的信息，這使他們得以勒索消費者（更多的收費）和敲詐上級領導（更多的預算），況且更多的預算意味著更多的支出從而更多的政績顯示（盡管效率可能不高）。另外，在中國目前的政府機構中還存在著依靠舊的或新的管制體制創租的“分利集團”。並且這部分“改革對象”經常扮演著“改革者”的角色，但是為了固守既得利益，他們是改革實際上的反對者。[4] 以中國人的生活經驗來看，我們沒有見到仙女的幸運，遇到的都是女巫。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國策下，經濟增長還不光是體現政績的標簽，更是個人切分“蛋糕”的機會，各級官僚包括軍隊在內，都參與尋租活動，沒人會傻乎乎看著別人撈油水而忘記使用手中的權力。分享利益就必須結成利益集團，靠單兵作戰不行，所以每壹級政權的尋租活動都由各利益集團瓜分，體制外人是無緣參加的。從表面上看來，這似乎對中央集權的中共體制不利，其實不然。假如鄧小平象戈爾巴喬夫壹樣先從政治改革入手，實現公開化和民主化，那第壹個垮臺就不是蘇共而是中共了。正是把註意力轉移到白花花的銀子上面，若整天討論共產黨的歷史，越談越憤怒，原來的信仰全是欺騙，全是禍國殃民的東西，那共產黨還有什麽能力團結他的黨員幹部呢？共產黨的第二次成功，向錢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延安那麽困苦而沒散夥，是因為有奪取政權的信念，四人幫倒臺民眾那麽興奮，是因為四個現代化的美好藍圖終於有希望變為現實了。六四使中共進入壹個危險的瓶頸期，人們政治上的期望值落空，經濟上發展也受到影響，剛好轉的國際形象受到毀滅性打擊，再加之蘇聯解體引的起的骨牌效應，普遍認為這個專制政權維持不了多久。鄧小平以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果斷決策，將人們的政治註意力再次成功地轉到追求財富上來，化為經濟發展的動力，經濟駛向快車道暫時化解了制度危機。當人們發現“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暴富者皆為“太子黨”為首的紅色貴族集團時，中共已經讓整個官僚集團成為先富起來的群體，結成了牢固的紅色官僚集團，安全渡過了統治危機。在示範作用下，中央的“太子黨”能發財，地方的“太子黨”壹樣能發財，再說金字塔下層是基層政權，幾千萬黨員幹部大部分在基層，沒有這部分人支持，中央連空架子也支撐不住。雖然中央集權受到削弱，但政權卻比鄧時代更加穩固，沒有當權者會傻到推翻為所欲為的食利政府，去建立壹個高層長官連使用自己的“首長特別費”都成為犯罪的臺灣式政府。所謂共產黨有亡黨之憂，是指大趨勢而言，冷兵器時代農民起義的政權更叠方式對於掌握海陸空立體作戰優勢的中共集團，早就不實用了。但並不等於說中共真的會萬壽無疆，當中國人的民主質素達到壹定程度，大多數人認為不能再繼續忍受專制時，中國才會走進民權社會。

　　極權制度

　　從中央、省、地市、縣、鄉，中共政權共有五級政權機構，如果把已經行政化的居委會和村委會算進去，共有五級半行政體機構。再加上每壹級都有黨務系統，共有幾千萬黨員幹部。中國是世界上官員最多的國家，每壹級政權都要設置對應上壹級管理機構的部門，各級都有五套班子，條塊分割，疊床架屋，人浮於事，所以官員之外還要雇用大批的臨時人員，自然造成行政管理的高成本低效率。如美國壹名法官每年審理900多起案件，中國法官壹年只辦20來件案子，屬於世界上最悠閒的法官，所以才有那麽多“三盲院長”，利用大把時間吃喝嫖賭，包養二奶。龐大的黨政體系中鄉鎮幹部占了很大壹部分，這麽多名義上是吃皇糧的，實際上中央財政對地方轉移支付很少，到了縣及以下的基層政權，除了貧困縣幾乎沒什麽中央財政支持。中共在行政上是中央集權體制，但財政上是上下分竈吃飯，縣鄉財政靠自籌資金養活日益膨脹的官僚體制，不足部分只能靠巧取豪奪，農業稅取消了，鄉鎮財源註意力轉向了升值的農民土地，頻繁出現的搶地大戰，發展到軍警開槍殺人的地步。征地比農業稅更加重了農民痛苦。社會越到基層越黑暗，基層政府官員幾乎無任何顧忌，裙帶和利益的盤根錯節，形成龐大的豪強集團，想幹什麽就幹什麽，是政權黑社會化的基礎。

　　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是三級政府機構，最多也只有四級，美國與中國壹樣大，也只有聯邦、州、縣市三級，在州政府以下，不論大小，都是地方政府。自治制度是美國地方政府的核心，自治就是在憲法的範圍內，壹切由選民決定，直接選舉是地方政府自治的基礎，由於地方官員任期只有2-3年，所以選舉是壹個經常進行的工作。政府決策過程充分貫徹民主三原則：多數原則、程序公正原則、保護少數原則。多數必須是在遵守程序公正情況下的多數，而對少數的保護程度則是出於民主決策的制度設計，約束政府執政時必需遵守公開、公正、公平原則。決策的公開透明只有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是科學的。日本有壹億多人口，是中央、都道府縣與市釘村三級。中華民國也是三級，《中華民國憲法》中規定了中央、省、縣市三級政府，省、縣實行自治。中共建政後不準地方實行真正的自治，為了嚴密控制地方，多加了地市和鄉鎮兩個行政層級，層級壹多，幹部也多，壹個縣衙門要掛五套班子的招牌，每套系統都有大隊人馬，壹個正職另配幾個甚至十幾個副職，壹個縣供養著幾千或幾萬個要吃要喝的幹部，又不創造財富，惡化成社會的腫瘤。從上到下的各級官員每年僅公款出國、公款吃喝和公車消費三項，壹年無端耗費掉上萬億元，人民怎麽能不貧窮。中共為何將中國分割成這麽多條塊，就是因為中央集權的需要，它要控制到社會每壹個細胞——家庭。省以下的官員雖然不由中央直接任命，但維持中共統治的是黨務系統，黨的系統不存在效率問題，因為確保黨的執政地位是各級黨組織的首要任務和生命線，這這個問題上，全黨上下是自動保持壹致的，黨權是既得利益的最大保證。這比皇權時代的中央集權制度更為嚴密，中國古代社會由於受無為而治思想的影響，對鄉村民間社會采取自治的辦法，所謂皇權不下縣，縣以下不設政權機構，壹個縣衙門的官與吏不過幾十人，壹個知縣掌管全局，沒有什麽書記摻雜，更無壹大堆白吃飯的副職和數不清的局委科室辦。有人認為“皇權不下縣”純屬無稽之談，理由是縣以下還有“鄉官系統”和“什伍編制”的保甲系統。通常所說的“皇權不下縣”是縣以下無常設政府機構，歷代如此，至於壹些臨時性的派出機構和官員，並不能改變縣以下無皇家政權的史實。但這不等於說皇帝對鄉村沒有管理，農民可以隨意詛咒皇帝而無人理會。鄉村的“什伍編制”既是壹種準軍事組織，又出於保境安民的需要，與現在的鄉鎮政府是完全不同的兩類設置。解釋為皇權的延伸也無不可，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壹直未形成壹級政權。鑒於現代國家之公民社會的性質，溫鐵軍先生概括的五個字：“國權不下縣”。秦暉教授則把它完整的概括為：“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近年來不少學者提出“撤銷鄉鎮”，實行“縣政、鄉派、村治”，或推行“鄉鎮自治”。這引起許多人的不快，因為意味著許多基層官員會失掉飯碗，意味著龐大的食利集團必須退出肥沃滋潤的地方。問題還在於壹級政權取消了，鄉村自治，黨權也就隨之弱化了，入黨缺少做官斂財的途徑，共產黨在基層便失去了吸引力。中共在鄉村壹級都要設立黨組織，就是為了幹預村級行政。失去對行政權力控制的黨權，黨就成為無人恐懼的象征。按說這也算不上大進步，中華民國憲法（1946年）第壹百二十壹條規定：“縣實行縣自治。”壹改中央集權為地方省縣自治，建立了真正的共和法統，撤銷鄉鎮政權仍離省縣自治相去甚遠。毛澤東統治時，中央也強調“發揮地方積極性”，但中國仍然沒有實際意義上的地方自治，連少數民族自治區也是假的，就是因為黨權大於行政權力。中共政權是極度集權的政治結構，中央雖然下放壹部分行政權力給地方，是因為壹切行政權由中央統起來成本太高，不劃算，也不能表明中國有壹定的地方自治。黨務系統是壹竿子插到底的，在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下，中央對末稍的控制未有絲毫松動，獨立於中央的地方自治是不存在的。正是由於有了黨務微循環系統，黨中央的全國決策都能迅速下達到地方任何壹級。改革以來的中央集權是有些弱化，主要體現在行政管理方面，是國務院的權力被邊緣化了，但政治方面的政策仍能以高效率貫徹，中央仍然保持著對地方官員的生殺大權，同地方的關系依然是利益共同體關系。國務院決策要壹級壹級貫徹，效力逐漸衰減，黨中央的文件可以壹次下發到基層黨支部，政府政策與黨的決策，兩者的政治風險不同，這壹點是每個體制內人都明白的。

　　巨大的政府規模消耗巨量的社會財富，為了維持自身的消費，政府的第壹目的就是圈錢，而不是服務，這便是女巫模型精髓：地方政府在缺乏監督的領域總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其自身壟斷租金的最大化，其存在的價值就是食利。地級市也是擾民的禍根，截止2004年底，全國地級行政區劃單位為333個，其中地級市283個，形成中國特有的市管縣體系。它構成了宏觀縱向體制的基本權力結構，這是壹級純食利型政府，因為它介於省與縣之間，只有轄區，自身沒有土地，其機構設置與管理職能與省和縣級政府重復。其食利性質突出表現為這壹龐大群體的自身需求，以平均每個地區級消耗10億元財政資金計，每年就要無端耗費3330億元。河南省是中國人口第壹大省，有上億人口，城市也最多，以地級市信陽為例，從1998年到2004年的7年間，信陽市財政收入雖由8.4億元增長到12.2億元，但同期的財政支出也由15.37億元猛增到40億元，使地方財政資金缺口擴大到了2.3倍。尤其是1998年“撤地設市”後，全市財政供養人員由當時的18萬人增加到2004年的25萬人，官民之比由1:43提高到1:31，長期靠國家財政補貼過日子，變化純粹的寄生型城市，完全失去了造血功能。原來地區壹級設行署，作為省的派出機構而非壹級政府，地改市則意味著地區行署由虛變實和編制翻番，五套班子加各部委局辦又創造出大量職位，自然成為各地區爭相追逐的目標。增加的官員要吃喝玩樂，各部門壹門心思搞錢，加重了農村和企業負擔。為了彰顯“政績”，所有的地級城市都力爭成為區域經濟中的“增長極”，它們不能生出新的土地，但可以將搶奪縣區的土地和資源，在“發展”、“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的趨同化範式下，地級城市無壹不落入以房地產開發為城市建設的套路，全然不顧及地理因素和人類的生活需求。在“致命自負”政府與“精細計算”開發商的共同構建的圈錢大潮中，構成壹幅幅沒有歷史記憶卻極為標準化的、權力與金錢緊密結合的暴發戶圖景。

　　事實證明，行政組織每多出壹個層次，信息的失真率就會成倍增加，這就是農民有所謂中央“富民政策”到了下面就變味說法的原因。市管縣體系的設計，人為地制造出壹個中間層級，省縣之間權力被層層截留，信息溝通受到阻滯，這在信息網絡高度發達和交通十分便利的當今社會早已不合時宜。本來建立市管縣體制的初衷是想以市帶動縣，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促進城鄉壹體化，提高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可事與願違，市管縣變成市盤剝縣，財富向市裏集中，流入市政府官員手中，供他們花費，而不是市拿出錢來幫助鄉村建設。在壹些貧困地區，政府連自己吃飯都成難題，但為了維持龐大的行政架構和地級市門面，除了向縣裏搜刮，更無可能拿出錢來資助民間致富。市管縣式的城市化道路，是壹種排斥市場機制的道路。有批評者認為：“市領導縣體制旨在打破行政上的條塊分割，但在克服舊的地市矛盾的同時，出現了更加尖銳的市縣、市（市轄）區、區縣之間的矛盾，尤其是限制了地級市管轄範圍內其他縣級市的活力。市政府既要抓好市本級，還要領導所轄縣的工作，結果往往是削弱了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根據對市帶縣體制影響轄縣經濟的壹份問卷調查中顯示，19％的縣認為市帶縣對轄縣經濟發展“利大於弊”，25％的縣認為“弊大於利”，另外56％的縣則認為“利弊參半”。在調查走訪的20多個市轄縣中，70％左右的縣都抱怨市裏“啃縣”、“刮縣”、“卡縣”。現在實行市領導縣的地方，只有小部分是地市合並的產物，大部分則是地改市，即將地區行署改為地級市，撤銷同名縣級市並設置壹個或幾個市轄區的結果。地市合並可以減少壹套行政機構，地改市則要增設機構、擴大編制。壹個地區改為市，馬上就是五套班子出來了。五套班子就是：黨委、紀委、政府、人大、政協。中共十四屆二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政機構改革的方案》規定，地區黨政機構控制在30個左右，編制900人左右，轄縣少的地區控制在500人左右；地級市機構控制在50個左右，編制平均2100人。地改市意味著編制翻番，自然成為各地區爭相追逐的目標，編制規定很快就被突破了。黨政機構就象不斷滾動的雪球，不動還好，壹動就順勢滾大了。[9] 2009年，中央壹號文件提出推進省直接管理縣（市）體制改革，財政部又公布《關於推進省直接管理縣財政改革的意見》，要求“省直管縣”財政改革在2012年底前在中國大部分地區推行。由於涉及削弱市級壹層官員的既得利益，試行中遇到很大阻力，但近幾年社會動蕩加劇，群體事件急增，大部分發生在縣壹級，威脅到政治穩定，中央急於推出“省直管縣”，首先是從政治上考慮，加強對縣的控制。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縣域經濟的發展和地方政府自主權的擴大，縣鄉政府機構和人員隨之自我膨脹。據國家統計局等11個部委對全國1020個有代表性鄉鎮的抽樣調查，平均每個鄉鎮黨政內設機構為16個，其人員平均158人，超過正常編制的2－3倍；平均每個鄉鎮下屬單位為19個，其人員達290余人，嚴重超編。現在壹個中等鄉鎮的工作人員就超過了20世紀50年代壹個普通縣的編制人數。鄉鎮黨委和政府經歷了向科層組織發展的過程，內設機構不斷細化。原來為1人的黨委委員、幹事、助理員，分別演化為相應的部、委、辦（所、站）等部門，鄉鎮還仿照上級政權組織增設了人大、政協、紀檢等機構。這些人員往往是通過私人關系的利益交換原則而進入鄉級政府，私人化或家族化傾向嚴重，對於鄉村管理和市場經濟，多且無用，對於利益集團卻是滾滾財源，已經異化為純粹的食利階層。喪失了管理職能，使所謂“吃飯財政”，“負債財政”，貸款借債發工資，成為普遍現象。鄉鎮要保證自身生存，就需要龐大的財政來源，財政不夠就靠借債運行。在廣東，欠債幾千萬元的鄉鎮比比皆是，多的達上億元，鄉鎮債務在全國有數萬億元之多。稅收取之民，用之於民變為取之於民，用之於官，民生建設落後，形成“地方政府失靈”現象。由於與農民矛盾越來越突出，縣鄉政府官員及依附人員便以黑惡化手段執政，成了麻煩制造者和秩序破壞者，基層政權成為掠奪性政府，走向了自身職能的反面。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有壹句著名的口號：“不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征稅。”現在縣鄉幹部的話就是法律，就有打人抓人之權，拆房牽牛，逼死人命，比英國女王的權力還大，比舊時代的封建諸侯還要無法無天。

　　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認為，“皇權統治在人民實際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掛名的，是無為的”。有學者將之概括為：“在傳統中國社會，事實上存在著兩種秩序和力量：壹種是‘官治’秩序或國家力量；另壹種是鄉土秩序或民間力量。前者以皇權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級分明的梯形結構；後者以家族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蜂窩狀結構’的村落自治共同體，連接這兩種秩序和力量的是鄉紳精英階層”。這比較符合中國歷史，皇權當然對鄉村有影響力，但那是稅賦和兵源的關系，只要不挑戰皇權，其余的便由鄉民自行管理，與共產黨包攬壹切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然不在壹個層次，共產黨之所以極力反對鄉鎮自治，其道理也就在這裏。皇權對鄉村是非政權形式的間接控制，比如北宋王安石推行保甲制度，元代建立都圖制和社制，明朝實行裏甲制和糧長制，清代實行保甲制和門牌制等，都有壹套編織有序的社會管理網絡體系。今天的村委會和居委會的功能是為了有效控制基層，卻不能認作是壹級政府機構，它只有半政府的性質。因為共產黨主要靠它無孔不入的黨支部來掌控末稍，實現中央集權，沒有必要設置這壹級政權機構，有黨組織就夠了。為什麽中共實行五級半政權結構，並非不知道其中的弊端，而是故意擴大體制規模，增加體制內官員數量，以龐大的黨政官員、公務員及相關依附人員來作為政權的基礎力量，這部分人必須保持足夠的數量，才能管制到方方面面。早在江西根據地時，就采取鄉（市）、區、縣、省四級地方蘇維埃政權結構。學者的小政府大社會提議恰恰違反了這壹嚴密控制民間社會的原則，在大政府格局下，只要政權運轉正常，每壹級政府都不會有改革的動力，反而要拼死抵抗各種精減或縮小政府的動議。我們只能看到壹些學術機構研究行政體制的弊端，呼籲改革，而各級政府卻根本不予理睬。對民眾來說，龐大的政府機構自然是無用的食利集團，但其吸引力和凝聚力極為強大，眾人皆想進入這個集團分利，而不是瓦解它，每次的公務員考試都吸引無數的人參加，甚至達到幾千比壹的錄取比例，不是他們拼命要為人民服務，而是希望得到壹個保險又體面的職務，獲取尋租資格。政府越腐敗，灰色收入越多，引誘力越大，政權的基礎就越穩固。這看起來荒唐，卻是中共政權於民主化浪潮中不倒的重要原因。試想，若政府規模太小，壹個縣僅有幾十個官員，又怎能無孔不入地管治民眾呢？

　　中共集權的特點就是政權的金字塔形結構，金字塔底層越大，上層越穩。美國不是這樣，州縣政府並不由聯邦任命的下屬機構，各級政府只對各自地區的選民負責，聯邦政府管理整個國家也無權對地方政府下指令，地方政府有充分的自治權。支持美國強大的是保障民權的地方自治，聯邦政府不需要通過權力的金字塔結構實現對國家的管理，政府的強大是體現民眾的自由意誌，不是壟斷權力。這是集權政府與民治政府的根本區別，集權政府什麽事都要管，於是不斷增加官員，擴大權力階層；民治政府基本上靠民間自治，大部分事分給社會團體去做，機構不需要很多。中國雖說自古行中央集權，但是政府機構也還是很小，中央政府壹般設三省（中書、門下、尚書）六部（吏、戶、兵、刑、禮、工）。廟少和尚自然會少，例如公元627年，偌大壹個大唐帝國的京都——壹百余萬人口的長安，只留用了643至730名京官，外官數量也相應較少。明朝官職有所增加，越到後期越是膨脹，另外還有廠衛系統，類似於現在監視控制人民的黨務和國安系統，到明世宗時，壹次就裁撤錦衣衛3萬余人，第二次裁掉148000人。但還是比不上現在的官員泛濫如蝗災壹般。清朝壹改明朝的弊政，清康熙年間，全國官吏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小吏，只有17000人，管理比現在大得多的國土。到清末光緒年間共有知府180多人，知縣1300多人，辦理4億人口之政務，從中央到地方的朝廷官員不過25000人。中央政權機關由議政王大臣會議、內閣、軍機處等構成，下設六部。清朝除了吃皇糧的官員，還有壹部分自理口糧靠捐納購買的記名候補官員，候補不上就壹輩子做能穿官服的閒人。晚清雖然腐敗，但從皇帝到大臣，天不亮就要上朝，今日事今日畢，無人敢於懈怠政事。古時候當官收入不多，主要是榮譽地位和忠君報國情操，王安石食衣儉樸，嶽飛受害，抄家壹無所得，壹堆破書而已。袁崇煥辭官時，回鄉的路費也不夠。不似現在的所謂“公務員”，朝九晚五，放下茶杯，又端酒杯，熒屏報頭，香車美女，賽過活神仙。壹個小小鄉鎮長，連“芝麻官”都算不上，就能拿幾千萬元公款去澳門豪賭，這類渣滓聚集成為新壹代的鄉村惡霸。民國初年中央政府頒布的《各省行政公署辦事章程》，省行政公署只設總務處與內務、財政、教育、實業四個司，全署編制不得超過60人。到1990年，省級政府的工作機構平均為69個，人員編制多達幾千人，有的省甚至上萬人。1991年底，中國1個省級單位平均領導11.3個地級單位，1個地級單位僅領導8.4個縣級單位，管理跨度小，導致層次重疊，人浮於事。當官是中國人持續了幾千年的熱情，代表著人生的最高價值。中共就是利用這壹點以籠絡人心，不斷增加機構人員，鞏固政權金字塔。所以，官場總是供不應求，跑官賣官的多如牛毛。

　　1950年中國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在50多年中增加了27倍。比中國西漢時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中國的長官比例也為全球之最，縣以上政權機構都有五套領導班子，壹個市長就有9個副市長，其余的黨務人大政協紀委也壹樣臃腫龐大。日本首都東京人口1300萬，GDP1.1萬億美元，但是東京只有“市領導”7人：1名 市長，4名副市長，1名議長，1名副議長。世界經濟首都美國紐約市，人口1800萬，GDP2.6萬億美元，也只有“市領導”6人：1名市長，3名副市長，壹名議長，壹名副議長。以中共地級市遼寧鐵嶺市為例，其人口300萬，GDP僅46億美元，人口是東京的五分之壹、是紐約的六分之壹，GDP是東京的千分之四，紐約的千分之壹點八。但是鐵嶺的“市領導”是東京和紐約的6倍，有41名之多。從市中共黨委正、副書記，常委，到市政府正、副市長及他們的秘書長和助理，再到人大正、副主任和政協的正、副主席。這還不算多的，有的貧困縣，所謂領導班子更為龐大。貴州省赫章縣是國家級貧困縣，竟有12名副縣長。因此中共的“官災”，比“蝗災”面積廣，更時間長久，比中國所有自然災害加在壹起的危害還要嚴重得多。

　　地方自治必須受憲法保障，中共的憲法沒多大的分析價值，因為中共是以黨的意誌治國，以政策治國，寫在紙上法律連它自己也不當回事，各種公民權利和地方權限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以中共第二部成文憲法（第壹部是割據政權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也就是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例，通篇充斥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反革命戰爭罪犯”、“鎮壓壹切反革命活動”、“人民公敵”、“嚴厲的制裁”、“強迫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各級政權機關壹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壹類充滿政治偏見和殺氣騰騰的詞語，不象是全體公民的憲法，倒象是壹部共產黨的政治宣言和討伐敵人的戰鬥檄文，正是這部專政機器的說明書。後來的憲法也承襲了這種風格，在序言中以教科書的形式宣揚共產黨的奮鬥歷史，宣示其天然領導權的合法性和專政鎮壓的性質不變。中共的壹切改革都必須維護壹黨天下，壹黨管制天下的每壹個地方，這是底線，而中國改革的前途就在於取消壹黨制，擴大民間權利。維持黨管行政的集權體制，就沒有改革的前途，它的行政機構改革搞了多年，沒有解決任何行政體制弊端，也決非某位青天所能解決的問題—— 對於壹些立誌於改革的縣鄉官員來說，在改革中將失去某種利益的公共權力依附人員是改革的阻礙力量。在既得利益階層和分利集團面前，縣委書記、鄉黨委書記的力量就顯得太渺小了。就拿壹個鄉來說，大大小小的幹部、教師和權力尋租人員，隊伍壹年比壹年壯大，從總體上來說壹個鄉書記根本無法抗拒。決定鄉書記是否能繼續幹下去的人不是普通農民，而是鄉裏的幹部、教師們的輿論和評價，他們不但掌握著話語權和更多的評價機會，而且他們更有能力和關系渠道向上級施加影響。他們中的個別人可能與某副縣長或某局長有親戚或金錢關系，壹個小小的鄉書記恐怕奈何他們不得。更多的時候，縣鄉官員自身及親屬朋友已經成為分利集團的主體，單靠某個書記要改革，要去改變整個利益分配機制，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李昌平在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推行改革的結果是被迫辭職；原安徽省利辛縣委書記夏壹松拒收禮金，立新規滌蕩積弊，結果大量的恐嚇、侮辱接踵而來，有人揚言“夏壹松不除，利辛難安”，最後夏壹松僅當了180天的利辛縣委書記就被調離。由此可見，個別縣鄉官員壹旦成為鄉村改革的現實動力，而又缺少來自上面的支持，就會很快被扼殺或排擠，出現逆向淘汰的現象。 帕金森定律揭示了縣鄉機構、人員膨脹、縣鄉政府改革動力不足的原始動因。英國著名管理學家帕金森在分析組織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的原因時，指出人員的晉升機會與機構數量成正比，所以人們總是希望增加機構。對於壹個不稱職的官員來說，他可能有三條出路，壹是申請退職，將位子讓給能幹的人；二是讓壹位能幹的人來協助自己工作；三是任用兩名水平低的助手。對於這位不稱職的官員來說，第壹條出路是走不得的，那樣他會失去許多利益；第二條路同樣也不能走，因為那樣會使自己多出壹個有力的競爭對手；看來只有選擇第三條路最為適宜。於是，兩個平庸的助手分擔了他的工作，而自己則能高高在上發號施令，同時也沒有人成為自己晉級的障礙，而下級既然能力不濟，他們又會上行下效，為自己找兩個更加無能的助手。如此惡性循環，就會形成機構重疊，人浮於事，扯皮推諉，效率低下的行政管理體系。帕金森定律告訴我們：不稱職的行政首長壹旦占據領導崗位，龐雜的機構和過多的冗員便不可避免，整個行政管理系統就會形成惡性膨脹，陷入難以自拔的泥潭。……在以“苦甲天下”而聞名的寧夏西海固地區同心縣，部分幹部違法亂紀，大量超編進人，致使這個國家級貧困縣吃“皇糧”的人數畸形膨脹。冗員吃空了財政預算、補貼，就連專項資金也被挪用。在這個僅有33萬人口的貧困縣裏，吃“皇糧”者高達1.1萬人，全縣超編人員高達2800多人。由於工資支出預算由上級部門制定，鄉鎮財政沒有任何減低這部分預算的積極性，精簡人員實際上意味著放棄這部分預算撥款。由此可見，縣鄉官場內部很難產生足夠的改革動力，這種情況對鄉村改革的進程會產生負面影響。[10] 即使有了上級支持和稱職的領導也無濟於事，依然是個人力量挑戰體制權威，仍然是局部性的變化，連改革的層次都談不上。國家權力的垂直化體系決定了各級政府權力都被切分，不能獨立改變體制弊病。黨務系統也是這樣，黨的政策由中央決定，地方黨組織只能執行，沒有政策上的自主權。這種體制產生出壹大堆制度性困境，這不是僅憑個人改良決心而能解決的。朱镕基貴為總理，中共政治局常委，算得上敢說敢幹，在全面貪腐的大環境下，他無絲毫力量撼動極權體制，無法改變機構臃腫的毛病，更無權改變黨的專制。現在撤並壹些鄉而增強地區壹級的做法，實際上是本末倒置，實行鄉村自治，鄉便脫離行政體制，由鄉民自治，因地制宜，管理人員數量不是核心問題。鄉村自治應以鄉為主，村則太小，鄉鎮為居民生活的功能集中區域，教育衛生和集市貿易都集中在鄉鎮壹級，實行自治才有實際意義。從魏晉到明清，行政系統壹直沒有延伸到縣以下，清末民初以地方自治的名義建立了區、鄉兩級派出機構，不是壹級政權。按照當時的設想，區、鄉經費不是取自傳統的國稅，而是靠自籌經費來維持；區、鄉負責人也不屬於公務員，因此自治組織與官府自然有很大的區別。撤並機構必須先從減少層級開始，再減少政府權限，各級官員就都減下來了。鄉鎮官員最高為科級，地市為廳級，廳局處科級官員成堆，級別越大，供養成本越高，只減小官，不動大官，更強化社會的官本位思想。這跟城市限制汽車行駛，不敢動奔馳奧迪等大排量富豪車，總是從夏利奧托之類小排量百姓車開刀壹樣不公平。地區是省與縣的中間層次，多為較大城市，最先撤銷的應該是地市管縣體制，市由省轄，市不能再盤剝縣，縣對市無供養責任，縣也歸省管，縣以下為鄉村自治，除了縣級正常稅賦，無供養冗員之責任。以縣為中心的地域經濟就活了起來，省支持貧困縣不再經中間環節盤剝。城市化程度高，且已撤縣改區的地級市應壹並歸省轄制，與縣互不隸屬，城市化過程中形成的強縣也可整合數縣為市，縣改為城區，統壹歸省管轄。縣制在中國目前（以及歷史上）作為基層政權單位的重要性是：縣作為社會、經濟、文化綜合性政治實體的基層政權建構，鄉鎮遠不具備這樣的綜合性特征。縣制在中國歷史上能夠歷久不衰，自有其深刻的理由，政治腐敗在縣壹級具有特別嚴重的性質和彌漫性規模，絕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這壹級權力既相對遠離中央政權的監控，又相對接近自己的“子民”，在腐敗政治環境下，可直接通過鄉鎮政權魚肉鄉民。過去，相當於地區壹級的州府是交通資訊落後時代的產物，現在再保留這個中間層次，還要增加壹級稅收，只會有負面意義。 1997年到2001年，全國鄉鎮總數減少了4528個，其中鄉減少了5681個，鎮增加1153個。到2002年7月，全國鄉鎮數共為39715個，其中建制鎮為20374個，比改革開放初的2176個增長了近10倍，而鄉的數量則由52534個下降為19341個，鄉鎮數量之比首次出現建制鎮超過鄉數，分別是總數的48.7％和51.3％。撤鄉並鎮雖減少了數量，而職能並沒有實際性的改變。壹些地方借撤並之機大興土木建設，鄉鎮幹部私分公有財物，通過大舉借債消費等加重了農村鄉鎮政府的債務，這種換湯不換藥的改革被壹些幹部和群眾稱之為“災難”。應該撤銷鄉壹級政權，而不是削減數量，已城市化的大鎮可考慮保留壹些，變為市。最好是連地區壹級也撤掉，中國之所以官員泛濫成災，這兩級就占了很大部分。現在的交通和通訊發達，壹個縣的直徑以五十公裏計算，縣城到鄉下不過個把小時車程，從省城到邊遠縣城高速公路最多幾個小時。古人傳遞公文，驛站快馬跑幾天到大半年，行政效率與今日根本不在壹個層面，清朝版圖比現在還大壹半，並未因效率低而分裂。古代騎驢看唱本，現在三菱越野車，古人治理鄉村都無需另設鄉鎮衙門，白養壹大幫閒人，從中央到地方都是小政府大社會。信息時代壹個電話即解決問題，政府無需過多幹預社會，建立小政府大社會格局，降低執政成本。最不需要的就是鄉壹級政權，中國很多的壞事就是鄉村惡霸們幹出來的。他們離農民最近，又握有行政權力，卻無服務鄉梓的熱情。因為鄉村是名義上的村級自治，農民無權過問鄉政管理，只要縣上有人做後臺，便巧取豪奪，吃拿卡要，負債消費，圈占土地，無惡不作。就鄉鎮政府本身來說，它能做的事也極少，在農業稅費減除的現實下，已經沒有了收取額外稅費的法律空間，收上來的錢能夠政府自己用就不錯了。鄉鎮政府不但不能服務於鄉梓，由於自身需求，逐步變為千方百計為自己搞錢的機構。“以支定收”是壹條鄉鎮財政運作的“潛規則”，它需要花多少錢，就想方設法搞多少錢，因鄉鎮人大的作用圖有虛名，鄉鎮財政運作的透明度極低。用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投入嚴重不足，只能發揮計劃生育之類的作用，對繁榮鄉村並無意義。再說，鄉鎮政府作為由縣級組織任命的下壹級組織，只能無條件貫徹上級意圖，根本沒有與上級討價還價的地位，縣級政府職能部門設在鄉鎮的“七站八所”還肢解了鄉鎮的權力和財政。這樣壹來，鄉鎮黨政不但不能成為壹級責權利相統壹的政府，還由於它的決策權甚至相當壹部分行政權掌握在縣級政府及其部門手中，它成了縣級政府事實上的派出機構，主要執行縣級政府的指令。鄉鎮黨政正承受著來自兩方面的壓力：壹是村民自治而要求建立新型民主合作體制的壓力，鄉鎮黨政不能再簡單用行政命令來幹預鄉村；二是自上而下的舊幹部任命體制的壓力，這方面既有硬性任務指標的壓力，也有人身依附關系形成的壓力。鄉鎮黨政要想建立服務型的政府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和事佬也沒有余地，站在哪壹邊都將使自身陷入困境。鄉鎮政府在兩難時，只能選擇向上負責，從而加重與農民的對立。打個比方，鄉鎮政權是壹段經常發炎的盲腸，遲早以割除為妙。越是貧困的地區情況越糟，是最大的社會累贅和動亂隱患。富裕地區也同樣可惡，廣東不少鄉鎮政府，花幾千萬上億元建政府大樓，修豪華氣派的廣場，巨額資金花在毫無效益的面子工程上。這麽多閒錢寧願擺闊鬥富，耀武揚威，也不去改善農民生活，不用來辦義務教育，充分顯示鄉級政權的多余和荒唐。東莞有壹鎮長，五年間竟然去澳門賭場輸掉9000多萬元公款。區區壹個鎮長是中共行政體系中最小的官員，尚如此喪心病狂，整個鄉鎮體制存在的價值就十分明白了。

中國農村貧困的原因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鄉村問題自近代以來便日趨嚴重，人口膨脹日益凸顯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時國家權力下沈，鄉村自治崩解，自然經濟解體，農村承擔戰爭資源和現代工業的原始積累，地方政府對農民的壓榨，導致農民問題成為影響中國未來的根本問題或革命因素。毛澤東的土地革命打碎了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運動，中共建政之初，土地平均化使農民問題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農業產出率仍然很低。1953年起，中共為保障城市糧食供應，開始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制度，即在農村強制征購，在城市實行定量供應，購銷價格由國家統壹制定。從此形成壹項固定政策，也成為中共推行集體化和人民公社的直接動力，不必再壹家壹戶地征購余糧，迅速從農村索取現代化建設資源。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形成城鄉分離的二元治理模式，剝奪了農村人口自由遷徒的權利，並將農轉非置於政府的嚴密控制之下，切斷鄉村與城市間的自然流動。這壹系列的政策使政府與農民、城市與農村處於對立狀態，農民失去了幾千年來的自由民地位。為控制城市食品需求，便於把食物分配給城市居民，1954年開始使用糧票，1955年8月，政府建立了更為嚴格的糧食分配制度，按照年齡、職業以及其它人口學特征設置了糧食定量標準，定量供應的範圍擴展到了其它農產品，包括大豆、粗雜糧、棉布、食用油和豬肉。在中國，食物獲取權與居民的法律地位相關，要區分城市居民戶還是農村居民戶，城市居民戶享有由國家保證的定量糧食，農村在完成上繳任務後所剩余的糧食才歸自己支配。以城市糧食配給為例，1956年每月給特重體力勞動者是22.5－27.5公斤，全國平均數25公斤；對重體力勞動者是17.5－22公斤，全國平均數為20公斤；對輕體力勞動者是13－17公斤，全國平均數為16公斤；對腦力勞動者是12－14.5公斤，全國平均數為14公斤；對大學和高中學生是13～16.5公斤，全國平均為16公斤。農民無權享受糧食定量標準，由於取消了農產品的商品化流通，沒有了糧食市場，僅允許在鄉村集市的小範圍內搞些雜糧或土產的少量調劑，農民只能將糧食賣給國家。農民沒有糧票，不能從城市或居住地之外獲得食物，這就從生存權上封堵了農民遷徒的可能。在食物嚴重缺乏時，農民只能守在家裏等待死亡。人民公社時，情況更為嚴重，農民失去土地，失去對農產品的支配權，在在完成國家征購定額後，往往所剩無幾，所以餓死人最多的年代是人民公社時期。直到改革開放初期，在養育共產黨的陜甘寧邊區，所謂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除了幾間破爛的倉房、幾頭牲口、二三十只羊之外，幾乎壹無所有。社員長年處於缺吃少穿的狀況，炕上只有壹兩條破爛不堪的被褥，身上破衣爛衫，乞丐壹般。特別困難的農戶，不但沒有被褥，而且炕席也沒有，不少生產大隊窮得男人娶不起媳婦，大量絕後。農村比建國以前更加貧困，直到1985年，有報道說胡耀邦去四川涪陵地區考察，發現那裏壹些農民全家沒有壹條像樣的褲子能夠穿出門，大姑娘白天都只能躲在屋裏不出來。

　　隨著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人民公社制度不能適應農田承包制和農村經濟發展，統購統銷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1985年1月1日，中央在《關於進壹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中規定，用合同定購制度代替統購統派制度，實行大部分農產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糧棉油等重要農產品繼續由國家定價，實行合同定購。另壹部分農產品如茶葉、生豬等實行國家指導價。以這壹文件的發布為標誌，農產品購銷體制進入了“雙軌制”時期。但雙軌制運行中，絕大多數年份的市場價高於定購價和議購價，這部分差價形成了暗稅，由政府拿走了。以1995年為例，該年政府征收糧食4620萬噸，購買議價糧4630萬噸。征購糧價平均為市場自由價格的60％，議購糧價為市場自由價格的90％，這些差價等於向糧食生產者征收了407億元的暗稅，而農業稅照收不誤，農民增產不增收。到了2004年6月，國務院頒發《關於進壹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國發[2004]17號），最終確認了糧食市場化改革，終於明確提出要在全國範圍放開糧食收購和價格，建立統壹、開放、競爭、有序的糧食市場體系，並要求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加快推進國有糧食購銷企業改革。但農業生產資料的持續上漲，農民已經不能靠糧食和有限的農產品來增收了，因為人更多地更少了。農民的貧困還是壹個大問題，只能靠外出打工來改善生活。2009年官方公布的農民人均純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達到5153元。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其中工資性收入2431元，家庭經營純收入2833元。農民的農業收入比例下降，農業之外的其他收入在上升，滿打滿算也不過月均500元，這點錢在高物價時代，最多維持溫飽。

　　土地公有加上戶籍管制，產生了壹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制度。地方政府和鄉村黨組織有屬地管轄權、司法和執法權，有對土地的控制權憑借黨政權力，可以壟斷區域管轄的壹切資源，就象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大邱莊的例子表明了這種封建制度的特征，禹作敏是村長、黨委書記和這個村全部鄉鎮企業的董事長，控制著地方民兵力量，有實際上的司法權，在其“領地”內擁有無上權力。地方政府官員用鄉鎮企業作為掠奪的壹個工具，他們迫使村民捐資或拿出集體收益成立鄉鎮企業，讓村民承擔全部投資風險，來自風險投資的收入被官員所掠奪。在中國式封建制度下，人們分屬於不同權利層次的等級集團，決定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地方黨組織官員是壹等人，他們有超級特權；二等人是有當地戶口的居民，他們能找到較好的工作，享受壹定的福利待遇：三等人是外來流動人口，他們幹最臟最累的活，不能得到福利津貼。這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因為壹個人的現實地位是由其政治地位和戶籍狀況所決定，而不是平等的競爭。這種新型封建制度不僅歪曲了國民之間的法律關系，影響企業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資源配置，也阻礙了城市化。市場化以來，中國也進入了快速城市化的階段，但這種城市化有虛高的成份，很大程度上是壹種偽城市化。每年春節前後的春運，火車汽車站人潮洶湧，是全球獨有的現象，都為趕回家過年，如同候鳥壹樣的定期大遷徒，其擁擠程度嘆為觀止。農民工進了城，卻是城市的編外人員，必須定期回鄉解決親屬團聚問題，工作的城市也極不固定，總是遷來遷去。這不僅是戶口限制，還有城市的房價過高，根本不可能在城市定居下來。而城市也不需要他們定居，剝削青年勞動力遠比提供城市定居保障更為借低成本。工業化不能與城市化壹同發展，中國的城鄉矛盾和收入差距越來越突出，差距比為3.23:1，成為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壹。中國本質上還是個農民的國家，完成城市化進程還是個遙遠的夢想。近年來，各地開始探索戶口制度改革，有些省市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性質劃分，統壹登記為居民戶口。這種改革無實際意義，因為不能建立戶籍自由遷徒制度，農民還是農民，市民仍是市民，農民工春節還要返鄉。即使將進城農民全改為城市戶口，也未必受農民歡迎，因為土地才是農民的養老保障，農民以失去土地為代價進入城市，並不能得到多少實惠，經濟不景氣時，城市也不定有飯吃。

中共政權對中國社會的禍害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資源破壞

　　中國的發展模式，說到底，就是以不顧壹切式的增長，只要GDP快速增加，任何代價都在所不惜。以全球20%的人口，耗用約全球30%的資源，提供了全球約10%的產出。全世界每年約消耗110億噸標準煤，中國占了30億噸；中國每年進口6億噸鐵礦石，占全球產量的40%，鋼材產量是美國的10倍；全球的化肥產量為1.65億噸，中國消耗6000萬噸，而耕地只占全球的7%。中國經濟是靠高消耗的產業支撐，單位GDP的能源消耗量是美國和日本的5到11倍，是國際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水資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的8倍。近年來對能源需求的增長極為驚人。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速和最依賴煤炭的經濟體系，壹年33多億噸煤都不夠用，已經成為煤炭凈進口國。整個國家從上到下，都是只顧眼利益。到處是私挖亂采成風，凡是產煤大省，如山西、內蒙、貴州等地，皆烏煙瘴氣，滿目瘡痍，植被破壞無遺。每次評選全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國都名列榜首。減少環保投資是降低成本最省事的辦法，地方政府也只顧眼前利益，對污染企業收了費，便聽之任之。政績和升遷是靠GDP來實現的，東部對環境要求嚴起來，污染企業就向西部轉移，污染總量還在增加。雖然也在治理，但局部改善，整體惡化，城市情況好了，更大範圍的鄉村變壞了。山西省著名的花果城臨汾市，竟成為山西乃至世界上最骯臟的城市。不禁令人聯想到伊斯蘭教的火獄：“那煙霧將籠罩世人，他們說：‘這是壹種痛苦的刑罰’”。[15] 據衛星觀察，亞洲已籠罩在厚厚的煙雲中，很多地方看不到星星，這基本上是中國人的功勞。據統計，全世界每年因空氣污染死亡的人有80萬，亞洲就占了53萬。但煉獄是對大多數人“痛苦的刑罰”，少數人發了財，可以移民到地球上最潔凈的地方，所以山西的煤老板紛紛移居國內外。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不承擔“京都議定書”義務，所以治理溫室氣體排放並不著急，中國還計劃增加幾百個火電廠，緩解電力緊張，這足以使“京都議定書”的壹切努力化為烏有。雲南是森林大省，物種最豐富的地方，走在綿延幾百公裏的山路上，風光還是不錯，如果妳細心壹點的話，見到的多是些人工林，最好的也不過是原始次生林，從樹木的胸徑就能看出來。大樹基本上砍光了，西雙版納也是壹樣，思茅地區到處山頭裸露，“大字報田”隨處可見，越貧窮的地方，政府越是緊盯著資源。人工林或次生林是不能與原始森林相比的，原始森林的物種多樣性壹旦破壞便無法恢復，假如砍光了亞馬遜森林，再栽多少樹，消失的物種也不可能重新回來。因原有生存條件消失而失去的物種比恐龍滅絕還要慘，連化石也留不下來。自古中國人就熱愛青山綠水，唐詩宋詞裏對山水贊頌都是由衷而發，“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沒有比這更心曠神怡的了。自古以來就有保護環境的習慣，《淮南子·時則訓》上有許多古人保護環境的論述，如孟春毋竭山澤，禁伐木、毋覆巢，殺胎夭，二月毋伐桑柘，三月毋伐大樹，四月毋燒灰，五月樹木方盛，勿敢斬伐雲雲，從天子開始，違者視為逆天而行，必遭禍殃。在國民環保素質上，中國人比日本人差多了，日本的森林覆蓋率世界最高，達國土面積的67％，但日本人決不會砍伐自己國家的壹棵樹做壹次性筷子，從中國進口木筷，用後又回收制成紙漿，再出口回中國。山西和東北的無煙煤多，日本買來後裝進水泥大箱子沈入海底，以備未來之需，等於把中國煤礦搬到了日本。中國人總是歡呼發現了大煤礦、大油田，而現實的發展已經過度透支了下壹代的和平與幸福。結果是中國人子孫尚未出世，就已經欠下了巨額債務，這個債務就是未來的資源枯竭和環保投入。日本民族是有些自私，但他們是為了整個國家長遠利益。中國人更自私，完全為了個人，只顧眼下發財，能撈快撈，能挖快挖。什麽資源礦產，什麽蟲草發菜，什麽天鵝大雁，什麽百年樹木，什麽千年古墓，只要能變成鈔票的東西，無不蜂擁而上，連搶帶偷，命都不顧了。從各級政府到“太子黨”，從軍隊到地方，從農民到市民，無不卷入圈錢狂潮，都怕搭不上末班車。所以說，即使取消GDP與政績掛鉤的考核辦法，也用處不大。玩什麽“綠色GDP”遊戲，總不如先把錢撈到自家腰包裏實惠，有道是“有錢不賺王八蛋！”人們說中國是世界的工廠，其實中國也是世界的大垃圾場，國外早就不準生產的高耗能高污染的產品紛紛轉移到中國，中國又大量進口加工洋垃圾，不讓幹就走私，為那點惡心錢，污染了千秋萬代的山河。日本人從小接受危機教育，養成憂患意識，中國人從小接受的是幾千年文明如何偉大，地域資源是如何豐富，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民族劣根性從來沒有做為需要警醒的內容列為未成年人的必修課。

　　中國經濟無疑是壹種“骯臟經濟”，如果扣除污染環境和生態破壞的部分，經濟增長只能是負數。淮河、太湖、滇池等水域治理，已花掉上千億元，不見成效。黃河、長江、珠江、松花江等大江河的治理，每年不拿出上萬億元，治理就是壹句空話。壹旦經濟陷入負增長，巨大的失業人口，龐大的幹部集團，都是社會無力消化的可怕群體。問題也有另壹面，人性之貪婪加無法無天，十幾億人要吃飯，要參與國際競爭，犧牲環境的低成本就有了最大的誘惑力。前商務部長薄熙來對美國人說，妳們不去發展高技術產業，非要和中國人競爭勞動密集型產品，限制中國商品進口。薄部長的話聽起來很有道理，美國以高科技取勝，中國以制造業打拼，美國科技那麽發達，都玩高科技豈不更好，何必與中國窮人爭食。但問題是美國並非每個人都是高技術專家，還有許多人靠傳統產業吃飯，這部分人的利益國家有義務加以保護。以美國之科技優勢都不能完全靠高科技吃飯，低技術的中國幾億農民工，只好憑低技術和高污染的產品換錢來填飽肚皮了。令人恐怖的人口壓力與強烈無比的致富願望，再結合中國環境崩潰和資源枯竭的憂患，使中國人走上了壹條不歸路。拼完了國內資源，再拼國外資源，國外資源拼不成了，中國高消耗經濟就走到頭了。現在國際市場每兩根圓木中就有壹根運往中國，基本上靠外國不法分子走私。吃飯第壹，還是環境第壹，將長期困擾中國。山河破碎，有水皆污，三分之壹以上的土地沙化，三分之壹以上的國土受酸雨侵蝕……中國的經濟走上來，中國的環境壞下去。黃河混濁是由於植被破壞，長江惡化是污染太多，珠江污濁是治污資金不夠，東海整體降為四類水質是因為東部工業太密集。最可悲的是渤海，僅重金屬壹項指標就超標2000倍，已基本變為死海，海水循環自凈的時間是200年，中國人就是靠這種讓人惡心的生產方式來維持出口商品的最低價格，世界上再無國家敢以斷子孫後路的瘋狂來與中國競爭。朱镕基治淮的“零點行動”失敗了，再無大人物敢誇海口，讓江河湖海在什麽時間幹凈起來，統壹行動不奏效，就只剩下保護母親河之類的空泛口號。由於過度開掘，陸上資源趨向枯竭，由於沒有制海權，中國海洋資源正遭受周邊鄰國的大肆掠奪。目前南海周邊國家與西方國家石油公司合作，已在南海海域鉆探1000多口井，找到97個油田及含油結構和75個氣田及含氣結構，其中28個油田及25個氣田在中國傳統疆界之內。每年周邊國家從南海開采5000萬噸以上的石油，相當於大慶油田的產量。我海洋國土為周邊國家所圈刮蠶食，周邊壹些國家先後發表聲明，單方面宣布海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使豐富的南海資源成為地圖上的畫餅，反過來更加劇了陸地資源的自我掠奪。

　　腐敗經濟

　　鄧小平說，發展才是硬道理。也就是說，只要經濟發展了，無法無天、官場腐敗、惡勢力猖獗、環境破壞等等，都是軟道理。當前最誘人的口號莫過於“以人為本”，實際上永遠是以政權為本，提倡法制的目的也是從鞏固政權出發。法律條文定了無數，法治社會在大陸卻壹天也沒有實現過，因為法制不等於法治，法治也不等於以法治國，若依了惡法，越治越糟。法治以民權憲法司法獨立為特征，憲法司法過程中政府（國會）立的法可能被判違憲而成為非法。壹個沒有憲政秩序的專制國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國。世界上有三個國家（英國，新西蘭，以色列）無成文憲法而有憲政，其中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憲政國家，世界上還有許多數國家是有成文憲法而無憲政。法治是由自由民主理念下的民治政府實現的，民治政府就是全民普選產生以實現民意的責任制機構。這是契約關系，男孩出生八天行割禮是與上帝立約，政府首腦是與選舉人立約，議會立法是為社會立約。中共政府恰恰相反，壹不代表正義，二不代表民意，靠槍桿改朝換代而享有永久的統治權力，還是封建專制的延續。沒有契約型社會關系，執政當局制定法律首先考慮的是自身利益，當然為了維持壹定的社會秩序，有些法律還是有規範社會的作用，比如刑法的某些部分，如婚姻法，繼承法，合同法、專利法壹類，比毛澤東時代以“三大紀律八項註意”治國有了壹些改善。 說到法治缺失對經濟的影響，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展現出獨特的作用，那時的法規政策是保障國家計劃貫徹實施，並不是為市場運作設計的。這就生出壹個悖論，若守法遵紀，就談不上沖破舊體制以搞活市場，不遵紀守法，經濟更陷入無序狀態，這個矛盾在改革初期尤其突出。那時，溫州壹帶的鄉鎮企業或個體老板，經常拿著走私的手表、錄音機、雨傘等小商品，北方人叫“澆油”（潤滑之意），到國有大企業來搞壹些計劃外的原材料。那時國有企業自主權並不大，計劃外的產品很少，於是采購人員各顯神通，找人批條子。那當然是賄賂，但數額較小，壹般人的胃口也不大，結果硬是將國有企業的鐵打江山撞出壹道裂紋。隨著改革的深化，源源不斷的原材料流入鄉鎮小企業，越來越多的商品豐富了市場。計劃經濟與商品市場並存，壹種產品由計劃內外供貨渠道形成價格雙軌制，迅速肥壯了壹些官員和“太子黨”。用不合法的手段滿足市場需求，搞活經濟，這是典型的中國特色。如果國有企業的原材料合法地堆放在倉庫裏，不去盡快發現更有效率的市場價值，中國經濟改革的引擎不會迅速發動起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沒有事先設計出行之有效的搞活經濟方案，小崗村的農民要等到中央下指示承包單幹，也許還要懷揣介紹信外出討飯幾十年。可以說經濟發動機就是在違反政策法規的情況下加滿了第壹桶油，闖過過壹道道政策法規的紅燈。少數人也是在不合法的權錢交易中攫取了第壹桶金，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資本原始積累普遍有著不太光彩的歷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壹樣，中國先富起來的人，沒有純粹靠勤勞守法致富的，最起碼也偷過稅。鄉鎮經濟活躍起來，致富效應迅速蔓延到全社會，三個人開個公司，五個人辦個中心，老板經理滿天飛。亂中起步，亂中成長，中國經濟就是在法治缺失的現實下發展至今。如果人人都尊紀守法，官員廠長不貪，不靠“澆油”來潤滑這部老舊機器，還是單壹計劃經濟，原材料睡在倉庫裏無人關心，鄉鎮個體企業的生產決不會列入國家計劃，他們就只好壹直等米下鍋或關門拉倒。為了希望中的幸福，妳別無選擇，沒有禮物遞上，沒人會對風塵仆仆的采購人員笑臉相迎。小崗村的意義就在於必須沖出壹條血路，必須有十八位英雄以血手印開道，這有政治或法律風險，但妳必須壹直往前走，萬不可回頭，“羅得的妻子在後邊回頭壹看，就變成了壹根鹽柱。”[16] 致命的錯誤在於逃亡中留戀家裏的壇壇罐罐，忘記了上帝不可回頭看的告誡。在社會大動蕩或大轉變的緊急時刻，常常是不戀舊物和敢於沖破舊規矩束縛的人才會贏得幸福。中國沒有美國的法治傳統，不可能造就出巴菲特或比爾·蓋茨式的致富英雄。中國人不違法或不打擦邊球，就談不上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社會與個人均難以擺脫貧窮，因為那些法規和政策原本就是貧窮的根源。我們不得不承認，那些讓人貧窮的金科玉律並不是上帝的旨意，是撒但引人入歧途的魔咒。廣東人創造出“綠燈亮了趕快走，遇到紅燈繞著走”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辦法，開風氣之先，贏得了發展機遇，激發了地方積極性，也埋下了全民漠視法律的隱患。國家和地方都以壹種機會主義方式處理政策法規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問題，追求短期效益，應付臨近的危機，無人關心怎樣保證長期繁榮。也可以說，是腐敗刺激了經濟的增長，大鍋飯沒效率是由於不能滿足人們的求財心理，市場化激發了人們對於財富的渴望，但舊體制的惰性和慣性必然成為高效率配置資源的障礙，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的，如果沒有刺激和賄賂雙方的牟利動力，還是借用“政治掛帥，思想領先”、“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老套路，開放搞活便是壹句空話。華國鋒失敗而鄧小平勝出，足夠說明中國特色是什麽內涵。中國的腐敗日益惡化，GDP卻增長更快，就是資源不斷通過各種渠道流向最有利益的方向。上海強制拆遷舉世聞名，各級政府乃至地痞流氓充紛紛當地產開發商的打手，其腐敗規模大到令全世界瞠目的程度。如果不是特別賺錢的行業，絕不會吸引官商介入，更無人去行賄。若按正常程序，切實保護私有財產，房地產項目也許就做不成，上海乃至中國的GDP增速也會隨之減慢，政府出臺那麽多抑制房地產過熱的措施全都無效，就是藥方開錯了。掠奪民間的增長方式的確能在短期內集中財力，加快經濟速度，建國之初就是通過掠奪民間財富而迅速體現出社會主義大工業的“優越性”，與現在縱容官商掠奪民間的發展模式並無太大差別。但這種增長模式只是對政府圈錢及少數人暴富有利，社會資源壟斷於權貴階層，底層民眾的處境只有壞下去，其隱患終究會引發政治危機。毛澤東搞了幾十年，經濟取得壹定成績，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鄧小平的改革搞了幾十年，上億農民生活水平還是低於國際公認的貧困標準，城市貧困人口數量也在增加。腐敗能刺激經濟，是因為來錢快，但不會刺激教育和科學進步，中國至今拿不到壹項諾貝爾科學獎，足以說明這個問題。腐敗經濟的遠期負面效應就十分明顯了。再比如說藥品購銷問題，如果廠商過於守法，不用賄賂開道，藥品無法進入醫院和銷售渠道，只有關門大吉，這部分的GDP也就沒有了。中國經濟中很大壹塊就是靠腐敗和非法經營支撐著，電腦業和VCD業是憑借盜版軟件和盜版影碟才快速發展起來，靠昂貴的正版品支撐起今天這樣龐大的市場，那是若幹年以後的事了。 資本要求的是流動性，流動性決定投資效率，流動資本要高速運轉，固定資本由流動資本形成，其效率也體現於流動資本的運轉過程。社會需要的是公平，讓經濟活動在公平的環境中競爭。效率是經濟問題，公平是體制問題，兼顧效率與公平就是把經濟和體制都搞好。人民公社和計劃經濟所以失敗，皆是平均有余，效率不足，維持表面上的公平，犧牲了效率，大家壹起受窮。改革開放提高了效率，又犧牲了公平，造成貧富嚴重對立，每年爆發近10萬起群體抗議事件。全民資產通過轉制流入權貴腰包，少數人暴富，大多數人切分蛋糕的權利被剝奪。中共幾十年的執政史證明，以階級鬥爭為綱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都走了壹條失敗的道路，從國窮民窮到國富民窮。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將之總結為“三富三窮”，即“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城富鄉窮”。但這個失敗是對底層民眾而言，對中共來說，只要政權穩固，都認為是成功的。權力尋租活動提高了資本效率，卻增加了社會成本，將增加的社會成本變成社會危機積累於社會底層。這危機就是腐敗泛濫成災聚集的沸騰民怨，學者何清漣在《現代化的陷阱》壹書中指出：“腐敗的泛濫使社會付出了巨大的成本。這種‘成本’首先表現在對政府機能的侵蝕和對社會資源的巨大耗費上。權錢交易進壹步刺激了官本位意識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畸形發展。事實表明，權力壟斷社會生產要素對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對收入分配的危害，比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經濟性壟斷所造成的分配缺陷危害更大。”鄧小平“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本身就很成問題，只要開放經濟政策，先富起來的肯定是壹部分人，用不著特意強調。但作為口號提出來，等於為權貴集團暴斂國民財富大開綠燈，這部分人有權力背景，官商壹體化，掌握稀缺資源配置，形成行業壟斷集團，最容易致富，是社會迅速腐敗的推動因素。 中國缺乏法治，但中國的法律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繁雜的。成文法的先天缺陷與中共統治的嚴密，每壹件事情都生怕管不到，恐有疏漏，卻每做壹件事情都可能繞開法律，漏洞百出。外國人常批評中國沒有法治，但是外商來華後，壹改國內的形象，也懂得了鉆法治的空子，比國內企業也好不了多少。沃爾瑪是美國最大的商業連鎖店，是全球500強之首，年銷售額2500億美元，雇員160萬。沃爾瑪成功的訣竅之壹就是以最低的進貨成本和最低的銷售價格競爭市場，在中國的年采購額超過120億美元。價格最低的中國企業侵害勞工權益和違法經營方面也壹定最厲害，這都不是沃爾瑪考慮的事情，它的目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沃爾瑪還在中國的分店中成立中共黨支部和工會，將員工完全置於黨組織的監控之下。外國企業來華投資，不行賄想拿到政府訂單或大工程項目的合同，是不可思議的。入鄉隨俗，雅虎是美國大公司，為了中國這塊大蛋糕，爭相獻媚，自動刪除網站上中共不喜歡的內容，雅虎還出賣客戶資料，幫中共國安部門抓捕記者師濤。谷歌因無法忍受中共的網絡審查，只好選擇退出中國大陸。在不同的法治環境中，人們的行為也隨之改變，麥當勞、肯德基非法用工事件曝光，聘用人員工資竟低於當地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香港的珠寶首飾店不敢騙港人，專對內地遊客以假充真，騙取不義之財，這就是鉆壹國兩制的空子。

　　資本的逐利特性，決定了其道德的軟弱，決定了其權勢面前的位置，自由國度的資本與專制國家的資本性質上並無不同，維護人權從來不是資本的性格。我們無需諱言，不少外資就是奔中國的沒有人權和法治而來，維護人權法治是需要成本的，有時成本會高昂到令投資失敗。中國不準罷工，資方便不必考慮提高工資福利的人權成本，不必擔心來自政府和司法方面的幹預。沒有法治約束的資本壹定帶有血腥氣味，資本家的無恥貪婪缺少違法成本，便似壹匹脫韁的馬車。馬克思對此深有研究： 1860年前後，在英國煤礦中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根據《煤礦事故》的報告(1862年2月6日)，在1852—1861年的十年內共死亡8466人。但是，正如報告本身所指出的，這個數字大大縮小了，因為在剛開始設立視察員的最初幾年，他們的管區太大，大量不幸的和死亡的事故根本沒有呈報。盡管死亡事故還是很多，視察員的人數不夠，他們的權力又太小，但是，自從視察制度建立以來，事故的次數已經大大。正是這種情況，表明了資本主義剝削的自然趨勢。——這種草棺人命的情況，絕大部分是由於煤礦主的無恥貪婪造成的，例如，好些地方只開壹個豎井，以致不僅沒有足夠的空氣流通，而且壹旦這個豎井堵塞，連壹個出口都沒有。[17] 中國煤礦壹年的實際死亡人數肯定比英國10年還多，共產極權的優越性在礦難問題上壹點也體現不出來，設置再多的視察員也沒用，礦主塞個紅包就沒事了。中央視察員疲於奔命，於是借機“關小留大”，將小煤礦統統兼並取締，歸入國有大煤礦集團。在國家統計數字之外，還有相當規模的灰色經濟地帶，灰色經濟中還有壹種血腥罪惡的“歹徒經濟”。大量的不法之徒利用制度的漏洞混入經濟領域，生產加工有毒有害食品，制造坑人騙錢的假貨，非法組織賣血，從事非法行醫整容，制售盜版光碟書籍，惡意搶註馳名商標等等。“歹徒經濟”帶有黑社會性質，壹些地方官員也參與其中，充當保護傘，致使“歹徒經濟”基本處於失控狀態。這種經濟見不得陽光，但也在GDP這口“大鍋”裏，也解決了壹些人的就業。無法無天使中國大陸變為世界上最腐化墮落的地區，人性最惡劣的族群。中共也高唱反腐敗，但反腐敗常常是內部權力鬥爭的工具，只要後臺夠硬的人，腐敗法律成本就是零。雖然也殺掉了壹些貪官，卻是有選擇的，不是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更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壹件案子，周北方坐北京的監獄，鄧質方住香港五星級酒店，因其父輩權勢差距太大。遠華案中，涉及到中共高層，有人撤了職，有人升了官，也是因後臺的硬度不同。窮人無疑是體制腐敗的最終受害者，腐敗成本最終都要轉嫁到民眾頭上，就象藥品的層層回扣最終要由病人承擔壹樣。“膽子再大壹點，步子再快壹點”，沒有法治的膽子加步子，經濟因此而快速發展，中國前途的不確定性也急速增加積累著。腐敗刺激了經濟，經濟刺激了腐敗，經濟高速之中，誰是受益者，誰是受害者，就十分清楚了。 亞當夏娃偷食了禁果，失去了上帝的樂園，只好接著走下去。潘多拉的魔盒早已打開，魔鬼再也不會回到盒子裏，需要人們不停地驅魔。這裏不忙討論人類的“原罪”，也無意發掘貪官污吏的“歷史功績”。在經濟發展時種下禍根，結出畸形的果實，經濟改革不伴隨政治制度改革，壹定導致社會畸形化，財富必然聚積於少數人手中，六四運動已經對此現象提出了嚴重警告，沒有公平的經濟發展，不是人民的福祉。沒有富裕的人民，就沒有真正富裕的國家。沒有物質的所有權，就沒有人的真正獨立。官員的尋租行為只有靠高效廉潔的文官制度才能消除，連新聞自由都沒有的中國能建立廉潔政府嗎？但不公正的社會裏，經濟也需要發展，窮人天天要開飯，妳不行賄工商城管人員擺個攤檔都不行，社會的腐化首先應該追究政治家的責任。第壹桶油使經濟走上了快車道，第壹桶金令許多不法之徒暴富，社會也從此走上不公正的不歸之路。曹思源說，是私有化救了中共政權，國有企業職工不到5000萬人，只占全國13億人口的二十六分之壹，多是些虧損企業。不過中國的私有化是官商掠奪的過程，圈地、股市、房地產，私有化浪潮中的弄潮兒不再是鄉鎮企業或個體戶，已是地產、金融、石油、電信等壟斷行業的巨鱷，由他們瓜分天下。經濟還在快速增長，巨鱷的肚皮也更加鼓脹，因為誰的錢也不會埋入地下，再畫上壹張藏寶圖傳世，都要進入經濟循環，增殖再增殖。資本自身沒有黑白之分，只有回報高低之別，貪官和“太子黨”的企業也創造價值，轉化為GDP。為了創造更多的財富，必須提高管理水平，再走向國際市場，富人追求財富的腳步比窮人的發財夢想更為現實，也就自然為經濟發動機不斷地添加燃料。國有資產轉移到權貴手中，反而比吃大鍋飯更有效率，這就是中國特色。國家還通過掠奪私人企業來扶持壯大國有資本，強加給私營企業的收費有幾十種，這些收費的壹些種類是政府自己發布的條例和規則所禁止的。不想關閉企業的所有者，除了通過隱瞞收入逃稅外別無選擇。改革初期，許多私營企業不得不戴上紅帽子，偽裝成鄉鎮企業或城市集體企業，以逃避過高的稅費。而國有企業可以得到更多的政府優惠政策和資金扶持，這些政府錢多是靠非法手段獲取的，政府本身就是法治的破壞者。

　　強盜治國

　　中共靠鼓吹和爭取民主起家，但現在唯壹可以證明其民主的就是村委會選舉。但村委會選舉，看起來民主，實際了解壹下，就知道權力總是掌握在什麽人手裏，越有背景的人越有錢，越有錢就越容易當官圈錢。表面上鄉村選舉可以增強農民對村幹部的問責能力，但選舉僅限於村壹級，鄉鎮不實行選舉，遂使縣鄉地方豪強更容易攫取鄉村行政權力，掌控地方政治，這種極小範圍的表面民主難以實現公平有效的鄉村自治。在村莊內部，黨支部對村委會的領導關系使村委會的運作復雜化，村支書是上級黨委任命的，來實現黨對農村的絕對領導。在行政關系方面，村莊之外的縣、鄉政府依然對鄉村實行垂直管治，因此，即使村委會希望維護村民利益，也未必能夠做得到。不依靠鄉村基層政權，農村的事全是空談，依靠他們又什麽好事也幹不了，縣鄉政權已經腐敗不堪，什麽富民政策也會變成富官機會。過去的土改，工作隊與村民無利益沖突，工作隊是軍隊派來的，他們不要地，土地能夠平均分配。上世紀80年代初，可以搞土地私有化，因為人民公社解體時，新壹輪的城市化還未開始，城市對土地的需求不大，土地增殖潛力有限。現在搞土改，難度極大，也不可能再出動軍隊，面對油水大的地塊，政府各部門誰不想趁機撈壹把呢？時過境遷，城市掌握的土地已經很多，通過土地內部流轉就可以解決用地問題，城市積累的巨大財富也足夠自身發展之用，再也無需農民的投入了。所以國家取消農業稅並不是出於憐憫，其直接原因是中央財政力量極為雄厚，壹年幾百億的農業稅不足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壹，根本算不上是大錢了，如果征稅使農村經濟破產，糧食危機會使中共政權垮臺，畢竟21世紀已非大躍進白白餓死人的年代可比。

　　整個國家是高度集權體制，各級政權實際上是集權於黨政官員個人，農村基層政權日益黑惡化，就是壹個必然的邏輯。惡霸和地頭蛇控制農村基層組織的情況已十分普遍，黑惡勢力進入縣鄉政權直接掌握政府權力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中國農村傳統上是壹種鄉紳治理體制，農村中的鄉紳是介於政府與農民之間的重要層次，雖然鄉紳經常與官員勾結欺壓民眾，但鄉紳居住鄉間，不可能與幾年壹換的縣官結成死黨，也會利用他們的權勢告發不法官員，贏得聲譽，因此能夠起到權力互相制約的作用。鄉紳在調解族人糾紛和各宗族利益沖突時也能起緩解作用，減少國家行政成本，減少了官府與農民的利益沖突，構成“皇權不下縣”的治理基礎。鄉紳權力是政府賜予鄉村精英並為民眾認可的政治權力，是縣政府管理的延伸和村民利益的保護者，民國時期亦是如此。中共取消了鄉村自治，推行集體化，黨組織壹竿子插到底，完全壟斷了鄉村政權。權力失去制約，基層幹部胡作非為，沒有鄉紳壹級的緩沖作用，農民壹般選擇沈默，因為上訪到北京也沒用，控訴材料總是壹層層再轉到基層幹部手中。再不行就是魚死網破，小事釀成大災禍。“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垮臺之後，在瓜分鄉村土地和經濟資源的過程中，以黨政官員為首的地方惡勢力進入到了鄉村政治之中。出於政府自身經濟利益和官員政治前途的考量，鄉鎮政府在選用村幹部時便以能否鎮得住村民作為首選條件，於是普遍出現了“惡人治村”的趨向。惡人不是以往的精英型的鄉紳，其聲望是橫行鄉裏形成的，與鄉紳主持公道的名望權威與維護鄉梓的職責功能不同。在鄉村社會，國家權力的表面撤出（村民自治）與實際滲入（操控黨支部或村委會選舉）是同步的，在此過程中，地方政府與官員個人直接利用行政資源與鄉村進行雙重滲透和博奕，他們在鄉村培植權勢集團，鄉村內的權勢者則通制度缺陷和政策松動與上面的政府官員壹同瓜分經濟利益，進壹步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地方政府不願意宗族勢力參與鄉村管理，這會削弱黨政部門對農村的直接控制，利用惡人治村就可以將黨政權力貫徹到底，方便建立服務於政府與官員個人的利益共同體，因為惡人不是政府與村民之間的平衡力量，而是黨政部門的爪牙，惡人的利益是通過侵害剝奪村民來實現的。當地頭蛇、惡霸、行霸、地痞、無賴等為非作歹之徒紛紛戴上“紅帽子”（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與縣鄉幹部結成同盟時，壹方面幫助政府盤剝農民，為國家搜刮資源；另壹方面也利用與政府的聯姻以為國家征收稅費為名中飽私囊、欺壓良善。地方政府官員也逐漸放棄了原有的政治角色，蛻變成身著官服的惡勢力，不是管理服務於農民，而是盤剝鄉民。官員的黑惡化和黑惡勢力的官員化，或亦官亦黑，壹身二任，兩方面勢力相互勾結，互為因果，惡性循環，瓦解了鄉村民主選舉的益處，也架空了中央集權體制。農村名義上的集體所有，實際上為官員惡霸們所有，他們掌握著土地的支配權。共產黨統治了鄉村，卻造成官與民的嚴重對立，僅引述幾個小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的普遍性：

　　山東省微山縣留莊鄉李修文，被稱為“東霸天”。他不僅是村黨支部書記還被聘為鄉經委副主任。他利用這些合法的外衣和職權，聚集壹批地痞流氓，並將鄉建築公司變成了他數十名打手的大本營，進而霸占集體湖地1000余畝，魚塘數十個，大型造船廠、磚廠、碼頭各壹座，被他欺騙、賴賬的企業、商家、店鋪不計其數。他公開聲稱，留莊的天、地、水都是他的。在這裏他真是無惡不作。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區先鋒鄉趙修果，被稱為“南霸天”。他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當選為村主任後，營私結黨，排斥異己，先後五任村支部書記被迫辭職，致使該村基層黨組織長期處於癱瘓狀態。趙為保住自己的“寶座”，在換屆選舉中私拉私買選票，暗中操縱選舉。他還通過欺上瞞下、虛報浮誇等手段，混得了區、鄉兩級人大代表的“光環”，成為了有多種合法外衣而作惡多端的壹方霸主。

　　河南省許昌市魏都區七裏店鄉的吳國彥，被稱為“西霸天”。此人1985年因為打架故意傷害他人被勞教3年，1989年吳國彥勞教出來後，和黑幫頭子關系密切。他1993年當上吳莊村第五村民組組長，1995年當上村治保主任，1996年入黨，1997年底當上村支部書記，並成為了七裏店鄉和魏都區兩級人大代表。他在吳莊得勢後，巧取豪奪，因怕問題敗露，竟然勾結黑惡分子，雇兇傷人。

　　撫順市東部紅透山區的劉景山，被稱為“北霸天”。這個區盛產銅，黨政部門設置以礦山為主而建立，全區由紅透山銅礦和壹鎮三村組成。劉景山是從銅礦提升區黨支部書記兼區長。為了掌握更大的權力，獲取更多的不義之財，他利用手中的權力網羅了20多名地痞流氓、“兩勞”釋放人員和慣盜、亡命徒，成立了壹個“十三太保”黑幫，由他做幫主，為其篡權、貪污、統治礦山“保駕護航”，並直接插手礦山和政府的政務，諸如交通事故、打架傷人、經濟糾紛之類事端，都得由這個流氓集團裁決處理，甚至工商、稅務部門也以30％的提成委托這個流氓集團收取稅費。

　　河南省虞縣利民鎮的何長利，被稱為“中霸天”。在1993年5月鎮人大換屆選舉時，由何長利的十幾個拜把子成員上下活動，將素有劣跡的何推舉為利民鎮的副鎮長。之後，何長利又利用手中的權力，將其親信安插在鎮司法所任所長，鎮上七個基層支部中有五個支部書記、十個鎮企業中有七個負責人是“他們的人”，成為了典型的黑惡勢力的“土圍子”。……[13]

　　與宗法制度決裂是中共的壹貫立場，旗幟鮮明地稱之為“打倒封建宗族勢力”，稱宗族思想為“歪風陋習”，視為鄉村政權和黨性原則的對立面，總是對宗族活動采取壓制或限制的政策。在現階段，是通過惡人治村來瓦解抵禦宗族勢力的復興，消除宗族勢力對國家權力滲透的反彈力，減弱宗族的內聚力。人民公社解散後，生產大隊演變成行政村的建制，行政村與生產大隊的差異在於縣鄉政權不能像人民公社控制生產大隊那樣，控制行政村的經濟生產和社會生活，行政村與自然村乃至宗族之間的聯系又有所加強。農村基層黨政組織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全國基層幹部減少了壹半，宗族勢力又開始半公開地參與鄉村管理。隨著中共重建鄉鎮政權，越來越龐大的縣鄉政府機構需要從農民手裏獲取利益，需要大量圈賣土地，在倒地賣地中暴富，這都需要不斷打擊宗族力量的復興。雖然提高了國家從農村汲取資源的數量，卻始終伴隨著國家政權內卷化的嚴重弊病。所謂政權內卷化，是指國家從基層提取的資源，大量被同時膨脹的收取資源的行政官僚體系本身所耗費，並沒有用到民生上去。許多縣鄉政權熱衷於征地建開發區，並不關註本地區的民生建設，就是政權內卷化的弊端。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對共產中國來說，社會主義就是大多數人貧窮。流氓黑惡的社會體制，只會形成少數人靠暴力掠奪窮人而富裕的流氓化社會。中共用假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糊弄民眾，是中國人無法脫離貧困的根源。經濟改革創造了巨量財富，仍然解決不了貧困問題。繼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後，近年來又出現了第四大弱勢群體——被稱為“蟻族”的大學畢業生群體，壹起加入原本就極為龐大的貧困群體。蟻族是前三大弱勢群體的後代，與權貴集團壹道成為30余年經濟改革最耀眼的風景。經濟改革催生出兩大板塊，以“太子黨”、黨政官員、國企掌權者、體制內知識分子和暴富階層為富裕群體，發展勢頭強勁，經濟增長的好處多落入他們手中；以競爭中處於劣勢的小企業主與工人、貧困化的白領階層、城鎮失業人口、絕大部份農村人口等，形成不斷弱化的龐大群體，是衰退型的群體，享受不到經濟高速增長的實惠。正如香港作家今鐘先生在比較了美國與中國的窮人時所說：

　　哪有剝削比資本主義高出25-50倍的社會主義？

　　哪有占人口0.4％的權貴階層占有全民財富70％的社會主義？

　　哪有大官包星、小官“買處”，強暴少女當作“P”的社會主義？

　　哪有官商勾結，警黑聯手，強掠民宅、耕地， 血案頻仍， 打死人白打的社會主義？

　　哪有讓壹千多萬冤民冤上加冤，上訪犯“法”， 反遭抓、打、死、囚，判的社會主義？

　　胡錦濤先生若能夠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底層去調查或仔細 ，而不是走馬觀花，就會對自己標榜的“社會主義”而感到臉紅。

　　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基礎上建立的法律制度是以權利為邏輯起點、軸心和重點。公民的基本權利被奉為“天賦人權”或“自然權利”，以人權、物權、參政權、平等權、訴訟權等權利為基本構成的權利體系在法律體系中占據起始和主導地位，義務是與這些權利相適應，並且是從這些權利中派生出來的。實行以保護公民權利為目的的法律推理，例如，罪刑法定、無罪推定、權利推定等等。哪個國家都有窮人，但貧窮的標準卻有霄壤之別，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02年統計，美國有3500萬窮人，占3億總人口的1％強，有報道介紹了這些窮人的概況：

　　增加窮人福利，追求平等，壹向是民主黨占據道德高地的高調。在註冊民主黨選民最多的美國主要城市的紐約，在民主黨籍的黑人市長丁勤時主政時，實行擴大福利政策，結果當時700多萬人口的紐約，有多達100萬人領取福利，平均每7個人就有1個不工作，靠政府強行從勤勞者手中征得稅收生活。……美國的“窮人”中，46％已購買並擁有自己的房子，按2001年價值，平均值是8萬7千美元。有54％的美國窮人住在壹家庭房屋中（獨立住宅），36.4％住在公寓中，9.6％住在汽車房屋中。

　　在美國被定義為“窮人”的家庭中，73％擁有小汽車或卡車，其中近三分之壹有2臺或以上的汽車；99％有冰箱；65％有洗衣機，56％有烘幹機，三分之壹有洗碗機，73％有電烤箱，97％有彩色電視，其中55％有2臺或以上彩電，裝有線電視或衛星電視的占63％，其中四分之壹有大銀幕彩色電視，有錄象機或DVD的占78％，59％有立體音響，四分之壹的家庭有個人計算機，27％使用手提電話。

　　這樣水平的人如果在中國，不屬“大款”行列，也是混得相當不錯，可在美國，人家被稱為“窮人”，在理直氣壯地領取政府福利。

　　根據美國政府的統計，在上述擁有自己住房的“窮人”中，平均每家有三個睡房，壹個半浴室，壹個車庫，壹個室外走廊或門廳。全部上述的窮人中，76％裝有空調機，而在30年前，美國的全部人口中，擁有空調的只占36％。

　　據美國房屋發展局的統計，美國的窮人中，只有6％住房擁擠。全部美國人中，70％的家庭平均每人擁有2個或以上的房間，而在“窮人”中，平均每人擁有2個或以上房間的家庭，有68％，只比美國平均水平低2個百分點。而且美國“窮人”的平均住房面積遠遠超過巴黎、倫敦、維也納、雅典以及其它所有歐洲主要城市的居民（不是那裏的窮人，而是那裏的所有人）住房水平。

　　例如，美國有2億8千萬人口，平均每人住房面積721平方尺；美國“窮人”平均每人住房面積439平方尺，比世界其它工業國家的人均住房面積多50-100％，是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中產階級家庭住房面積的3倍，是印度和中國的城市家庭住房面積的7倍。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積才是376平方尺，比美國窮人住房面積還少63平方尺。

　　美國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積多達1,875平方尺，美國窮人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積也達到1,228平方尺，比歐洲家庭的平均976平方尺多232平方尺。全部歐洲國家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積是396平方尺，低於美國窮人水平的439平方尺。

　　美國窮人的孩子，不僅沒有營養不良問題，而且這些孩子獲得的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等，事實上和中產階級家的孩子壹樣多，而且在絕大多數窮人家庭，他們的孩子獲得的上述營養物質，超過需要的標準；窮人家的孩子平均獲得的蛋白質，超過營養學家建議的水平100％。美國窮人家的男孩，平均比當年登陸歐洲諾曼底的美國同齡士兵高壹英寸，重10磅，比第壹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同齡士兵高2英寸，重20磅。美國窮人的問題不是營養不良，而是食物吃的太多，體重超過標準。美國窮人的肥胖癥，男子高於普通人近2個百分點，女子高於普通人1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越窮越胖。[15]

　　“剝削階級”居然混到出錢養活無產階級的地步，這完全顛覆了關於資產階級政府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民主體制下，馬克思主義殿堂三大理論支柱——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全部崩塌，美國福利制度比馬克思、斯大林、毛澤東這些共產前輩設計的社會主義優越性還要完美。即使這樣，美國窮人還不滿意，總是不依不饒發政府的牢騷，美國人過感恩節，沒聽說有感謝政府節，或者慶祝什麽黨的生日節，他們只知感謝上帝就夠了。要是中共對待窮人有美國政府的百分之壹，黨的喉舌早就震耳欲聾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無非是畫餅充饑的烏托邦壹類，無非壹些城市居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而已，占人口80％的農業戶口還被排斥在外。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是活生生的現實，是優於任何社會主義國家的全民高福利。民主制度下公民手中的選票決定了人民的命運，共產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徹底破產，使之永遠失去世界歷史中的主導作用。他們恐懼全民普選，今天還在唱社會主義高調的，只是極少數既得利益集團或憤青者流，都是些強盜無賴。美國人接受共產主義早於俄國與中國，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1852年就傳到了美國，馬克思對美國寄予極高期望，1872年將第壹國際的總委員會遷至紐約。但美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5月，僅比中共稍早些，同樣接受共產國際指示，利用勞工矛盾，搞了不少暴力活動。羅斯福總統上臺後，推行新政，改善勞工待遇，緩和勞資關系，擴大民主權利，使得美國從大蕭條中復蘇，共產黨從此失去號召力。1933年厄爾·白勞德出任美共總書記，白勞德認為，“共產主義就是二十世紀的美國主義”，美國民主是壹切階級的民主，馬克思主義不過美國民主的擴大和完整化。並修改黨章，規定共產主義的任務是在變化了的情況下把華盛頓、傑佛遜、林肯們的傳統向前推進。白勞德於1944年4月出版了他的綱領性著作《德黑蘭：我們在戰爭與和平中的道路》壹書，“修正”了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理論，否認美國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性質，認為它還“保持著青年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壹些特點”，認為美國無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之間有“共同利害”，主張保護托拉斯制度，經過“階級調和”來避免美國資本主義所不可避免的危機。認為民主共和兩黨制為維護民主權利提供了足夠的渠道，美國共產黨沒有存在的必要。1943年10月解散共產主義青年團，1944年5月紐約美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解散共產黨。美共僅存在23年，其後雖有回潮，又有福斯特重建共產黨，跟隨蘇聯，毛澤東還親發賀電稱：“我們對於美國工人階級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這個偉大的勝利，謹致熱烈的祝賀。”批判“白勞德的修正主義的即投降主義的路線”。70年代蓋斯·霍爾任總書記時，又跟著蘇聯反對毛澤東，但其元氣大傷，難成氣候。據說現在美國只有壹個老教授還信仰共產主義，其余的只是學術研究，黨員的數目僅有三兩千人。美共也幫過中共不少忙，抗戰時期，受莫斯科指示，誤導美國輿論和政府，詆毀中華民國政府聲譽，離間同美國的友好關系，誇大宣傳中共的抗戰功績，以及“土地改革”與“新民主主義”，將陜北邊區描寫為“民主自由”和“康樂進步”的烏托邦。攻擊中華民國是“封建的中國”，盛贊中共根據地是“民主的中國”，配合中共的“兩個中國”論調，要求美國政府停止援華。駐華的史迪威將軍也要求同等裝備共軍與國軍，讓共軍開出邊區作戰。智慧的美國人民，及早告別了共產主義，保證了民族的長久幸福，也遏制了共產主義的擴張，推動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民主。自由民主是人類普世理念，足以摧毀壹切反人類的制度，這僅僅是時間長短問題。如果我們非要說社會主義好，也用不著擡杠，美國式的社會主義，或者歐洲式的社會主義更好些，這對馬恩列斯毛鄧江胡之流鼓吹的“科學社會主義”，卻是壹個絕妙的諷刺。何清漣說：“在洛杉磯，中國新富的‘二奶’們定居的豪華居住區，構成了壹個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特色居民區——‘二奶村’。中國精英集團成員普遍安排家庭成員出國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獨壹無二的‘中國特色’，遍觀世界，沒有任何國家的精英集團有這樣的大規模定居外國的集體行為。”“……兩百多年前，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說過壹句臭名昭著的話：‘我死以後，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國貪官污吏的共同心態則是：‘我離開中國以後，哪怕洪水滔天。’”[16] 這些“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強盜們，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早已喪失信心，紛紛投奔到了“社會主義”的美國。

　　以此看出，不是不可為，而是不願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究竟是怎麽回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有多少實際意義，就基本清楚了。我們到中西部農村走壹走，那種破敗的景象，無法掩飾的貧困，鄉民生計之艱辛，歷歷在目。從戰後廢墟上起步的國家很多，即使在亞洲，農民生活的改善，中國也屬於最慢的幾個國家之壹。僅以全民醫療保障為例，中國醫藥衛生總體水平僅排在第144位，衛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是全世界倒數第4位。農民的年收入不夠住壹次醫院。西方國家的全民醫療保障壹般占GDP的10％左右，歐洲高於10％，美國是16％，中國攤在民眾頭上的不足1％。連毛澤東時代都不如，毛時代的農村也有些象征性的社會主義，有治不了大病治小病的“赤腳醫生”（兼職不脫產的鄉村衛生人員）及縣醫院為主體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還有基本免費的公辦教育，稱之為“社會主義優越性”。1965年9月，中共中央批轉衛生部《關於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強調加強農村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推動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發展。合作醫療全面推行是在1966年以後的文革期間，毛澤東親自批發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辦合作醫療的經驗，並發表了“合作醫療好”的指示。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農村絕大多數地區的縣、公社和生產大隊建立了醫療衛生機構，形成三級預防保健網。到1976年，全國已有90％的農民參加了合作醫療。在計劃體制下，藥品的數量、質量和價格等是配給的，衛生站和醫院是公立的，不存在獲利和創收。政府控制了醫療服務和藥品資源配置的權力，並實施低價供給政策，醫藥價格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由於不存在高價高回報的激勵機制，赤腳醫生以及各級醫療服務提供者，不可能在醫療服務中獲取利部門或個人收益。政府通過恢復振興中醫，強調使用中草藥和中醫診療技術，大量的廉價中草藥和自制成藥充實了衛生室、土藥房，減少了合作醫療經費的開支。通過赤腳醫生的培養，做到了“有病早治，無病早防”、“小病不出組，大病不出村”。赤腳醫生看不了大病，但對預防為主的日常衛生保健還是有相當大的作用。近些年江南壹帶血吸蟲病又大規模蔓延，就是鄉村醫療和預防體系失效的結果。隨著農村分田承包制的改革，分級管理的財政體制的確立，使合作醫療基金籌資面臨危機，合作醫療機構紛紛解體。縣鄉幹部屬於國家醫保體系管理，原來以公社和生產隊自籌經費的集體醫療保障體系變為個人出錢到盈利性的醫院看病，隨著醫藥費用的猛烈上漲，絕大多數農民淪入有病看不起的淒慘地位。中國的醫療保障是面對向高層的，高級幹部醫藥費實報實銷，他們每人每年平均醫療費高達數十萬元之多，而用於民眾醫療保障的壹年僅有幾十元。原本就少得可憐的醫療資源都被權貴流氓集團無理侵占了。毛時代貧窮，但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總要有壹些與“優越性”配套的福利制度。鄧時代強調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中國特色”，遠遠落後於世界的窮中國再也無法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只能求助於市場化，於是連毛時代那點可憐的全民福利也壹並取消了，徹底淪為保障少數人特權的體制。

　　在中國人均GDP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壹半的情況下，惟多數人的貧窮才能保證少數人的富裕。對於暴富中的統治階級根本不存在實現社會公平均富的動力因素，數億人的貧困就是中共統治的產物，這是只進行經濟改革的必然結果。決非中共政權自身所能化解，他們也不願意化解，有哪個權貴願意讓出自己的權力與財富呢？中國除了爆發爭取民權的國民革命，找不到任何壹種和平轉型的辦法。在以權力為本位的制度框架下，缺少公民權利法律基礎的私有化只會導向最壞的結果——財富集中到少數權貴手中的紅色權貴資本主義，這是壹種強盜型經濟。中國表面上還是公有制占主導，中共還叫共產黨，實際上從改革開放初期就開啟了由少數人操作的既得利益集團私有化進程。六四運動直接的誘因之壹就是“太子黨”集團以雙軌制為契機的私有化——權力市場化——倒賣由市場定價的計劃外緊缺物質——非法集資圈錢，至今這個進程還在加速，已經發展到掠奪包括土地在內的整個國民資源的龐大盜匪集團，並且利用物權法律加以漂白，使之合法化，這是壹場光天化日下的大規模洗錢過程。中共的革命或改革都是剝奪民眾權利的強盜運動，權貴集團掠奪國民財富從革命戰爭到公有制，再由公有制到權貴私有化，全部過程的受益者都是中共自己，民眾始終處在壹次又壹次被無情剝奪的悲慘地位。這即是中國黨富民窮現狀的全部秘碼。

中共貪腐概論 名義公有實質黨有的公有制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說明

　　本文批判的公有制與國有制是中共建立的黨有制，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社會所有制。本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共定義的馬克思主義，本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被中共否定的認同馬克思的自由觀與民主理念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本文批判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中共定義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民主社會主義與自由人聯合體。

　　正文

　　馬克思曾經認為自己發現了壹個真理：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的私人占有，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克服的矛盾，是導致無產階級貧困的根源。他曾經的辦法是用暴力手段剝奪私人資本，建立以無產階級專政為保障的國家所有產權制度，即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應該說這是極具理想主義的，既要保持階級鎮壓，又要維持社會公平，當執政者掌管全部國民財產時，必須保持聖人般的高尚情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無產階級的工農大眾也應該象聖徒壹樣，無怨無悔，忘我工作，實現社會產品的極大豐富。國家統治者還要有火眼金睛的本領，精確細微地發現每壹個問題，制定周密的國民經濟計劃，讓經濟運行恰到好處，讓人民普遍受益，聖人聖徒壹起建設共產主義。怎麽實現如此美好的理想呢？馬克思沒有詳盡的論述，但在階級鎮壓體制下，剝奪壹部分人的權利，壹部分人享受民主，便能從腐化的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到光明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馬克思為醫治人類社會的弊病所開出的藥方。可惜，馬克思沒來得及看到他的理論實踐，只好由他的徒子徒孫們來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了。 中共實行的公有制分為兩種：壹是全體人民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也稱作國家所有制；二是勞動群眾所有的“集體所有制”，歸參與集體勞動的勞動者所有，國有資產管理分別由代表國家行使職權的各級政府及城市街道或鄉村自治組織實施。待到社會主義從書齋走向實踐，這種極具誘惑力的全民公有制度卻遭到了無情的嘲弄，不但沒有達到原設計標準，反而演變為全面貪腐的官僚體制。所謂全民所有制，在全民無權用選票委托代理人參與資產管理時，就只能是壹種空洞的政治經濟學術語，無非公有制掩蓋下的黨有制而已。共產黨掌握著國家最高權力，同時又是全民資產的管理者，掌控著國家經濟活動的壹切方面，它營造著壹個無處不在又毫無制約的活動空間。中共通過“黨管幹部”原則控制政府及官員，用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防止黨政官員貪污和濫用職權，壹切貪污案件都要先經過紀委的審查，經過同級或上級黨委書記決定後，方能交給司法部門審理。這就形成國有資產經營者只對書記負責就夠了，在巨大利益的誘惑面前，全民資產的黨有化便為權力尋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制約人性貪婪的辦法是有效監督，是權力的制衡，無人可以監督共產黨，貪婪之人性失去制約，就象人體的防癌基因缺損壹樣，貪腐文化便如癌細胞般迅速擴散於整個社會。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弊端，卻否定了歐洲的民主共和制度，以為資本收歸無產階級就可以解決剝削問題，卻沒料到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共產黨迅速成為最兇惡最殘酷的剝削階級，又墮落為侵吞全民資產的血口巨鱷。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誘使人們走向了邪路，以為靠新型專政取代市場規則，便可壹勞永逸地解除人類的苦難，卻不料成為人類史上最大悲劇的始作俑者，也實在是人類社會的悲哀。人類社會不經過共產主義的失敗試驗，還以為馬克思主義真是好東西呢。 其悲哀還在於公有制並不能為公眾謀福利，因為公有財產無論多寡，都要首先滿足專政機器的運作需求，這套系統極其龐大，剩下的民生部分只能維持在最低水平。社會財富再多，放在國家這口大鍋裏就顯不出多少了。民主制度下的私有制就完全不同，私人資產壹旦超過家庭消費需求，財富就變為壹組數字，壹個成功的標簽，壹種死後帶不去反而會貽害子孫的禍患。錢多到花不完了，賺錢的意義也會轉化為社會責任，升華為壹種社會服務意識，如何反饋於社會便成為壹種當然的選擇，否則便有攫取不義之財之嫌，落下為人垢病的為富不仁形象。過去富人捐資助學或修橋補路，就是壹種回饋鄉梓之情，死後帶不進棺材，不如留下行善的好名聲。全球首富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將個人資產的絕大部分捐給慈善機構，而不是全部留給子孫，體現高尚情操。美國富人普遍有捐贈社會的熱心，說明私有制度的優越性，與腐蝕社會的公有制度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公有制度下，個人財產多為隱性財富，見不得陽光，貪污八千萬沒事，捐出壹百萬就壹定會招來麻煩，讓人置疑財富的來源。所以我們很少聽說中共領導人有大手筆的慈善捐贈，僅鄧小平有過幾千塊的捐款，被喉舌吹得天花亂墜。鄧為什麽不捐出百萬大單呢？不是沒有錢，而是公有制限制死了。實際上現代社會的私有資產大部分以股份形式運作，也是壹種自願組合的社會所有制度，任何人都可以購買上市公司的股票而成為資本擁有者。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就不同了，資產所有者的“全民”因無投票權處於缺位狀態，全民資產實際是在黨政官員手中，餓死幾千萬人的困苦年代，中共卻自行將幾百億美元之多的國民財富，以輸出革命的方式白送給了外國共產黨小兄弟們。現在也壹樣，為了召開“非洲高層論壇”會議，壹口氣免除了非洲壹百億美元的債務，而免除公民義務教育階段收費總是舍不得，要號召大家捐款。在全民所有的大鍋裏，都是有權的撈得多，沒人關心留給民眾應該是多少，即可看出全民所有制度的虛偽。私有體制下，國家肯定要考慮自已國民的需求，不會將財產先送給不相幹的人，否則就是亂用納稅人的錢，就要下臺。即使在封建社會，作為民之父母的政府官員不開倉放賑和免除賦稅，看著饑民餓死也是不可思議的。建制、官吏、人民，是封建社會的統治基礎和稅賦來源，是維系國脈的需要，若引起饑民造反，便皇朝不保。毛澤東的共產黨就不同了，人民不是其子民，與民眾個人無稅賦關系，全部資產歸公，剩余價值便掌握在官員手中，餓死人可以省下口糧，並不是件值得驚慌失措的事。農民的死活純粹是壹種心理壓力，所以說有良心的彭德懷大躍進中憂心忡忡，而大多數黨政高層人物並不放在心上，照樣開會跳舞。劉少奇也無非說了句“這是將來要上史書的”，未談及餓死人對中共政權有什麽現實的損失。只要神經足夠堅硬，完全可以渡過危機，甚至根本談不上是執政者的危機。毛澤東在這方面堪稱楷模，老人家在三年困難時期所寫的詩詞依舊豪情滿懷，絲毫看不出有自責之心或心緒沈重的樣子：“熱風吹雨灑江天”、“中華兒女多奇誌”、“芙蓉國裏盡朝暉”、“無限風光在險峰”、“只緣妖霧又重來”、“猶有花枝俏”、“凍死蒼蠅未足奇”、“基本吃素，飯後百步。遇事不怒，勞逸適度。”詩言誌，在毛看來，大躍進的問題與成績相比，最多是壹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系。這種處變不驚又安若泰山的“偉大精神”，就是緣於全民資產歸共產黨所有帶來的莫大好處。 因此，不人道的公有制是沒有出路的，不光是效率問題，公有制度對個體生命和人的價值的極端漠視是其走向末路的致命因素。因為政府與民眾之間沒有壹種由稅賦形成的契約關系，政府是資產所有者，又是剩余價值的分配者，民眾數量多少不影響政府對社會財富的控制。1962年，新疆發生大規模逃亡事件，幾十萬人逃到蘇聯，毛澤東知道之後說：“願意走，可以歡送嘛!”[1] 這要在封建時代是非常嚴重的事件，沒有人民，政府便無法支持。劉備逃離新野，帶著十余萬百姓，後有追兵，步履艱難，仍不能離棄人民。因為有了人民才有稅賦和兵源，才有統治者生存的基礎，否則就是壹幫失去根基的流寇。毛澤東說：“兵民是勝利之本”，也知道人民的重要性，但中國人口太多，死掉幾千萬顯不出來，逃掉幾十萬也就連個眉頭也不用皺壹下。現在農民不用交稅了，卻未必壹定是好事，在無稅賦關系的體制下，農民對政府來說是多余的負擔，權益更難得到政府關註。所以農民工進城受盡老板的壓榨剝削，連最低工資都常常不能保障，政府對農民只有補貼而無稅收，在勞資爭端中其執政天平自然會倒向稅收來源的資方。西方國家即以個人所得稅為政府主要收入來源，人民用納稅方式購買政府的服務，形成理直氣壯的契約關系。政府靠納稅人養活，不光靠資本家生存，勞動者是大多數，無投票權不納稅的意識也深入人心，在納稅與投票兩方面的制約下，政府不為民眾辦事是不能被納稅人允許的。中共的經濟改革放松了對對私人資本的管制，允許非國民經濟關鍵行業的市場化，變單壹公有制為國有與民營的雙軌制模式。但由於中共對國家權力和民生命脈的雙重壟斷，使得政府的權力市場化，制造了空前的尋租機會，也制造了空前腐敗的社會。

　　腐敗之源

　　誠如鄧小平所言：“……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2] 極權體制壹定是宵小猖狂、好人走向反面的制度，最終通往無可救藥的歸宿。在各種社會危機中，腐敗是最大的問題，中共執政以來，從未建起壹個既高效又廉潔的行政系統。過去之所以比較廉潔，壹是中共以打倒國民黨腐敗政府為號召，執政初期的革命精神尚在；二是社會財富太少，普遍缺衣少食，居民的最低生活資料都要憑票證供應。那時政治掛帥，運動不斷，階級鬥爭天天講，民間又極其貧困，政府沒有大規模腐敗的資源，加上對領袖和革命的神化宣傳，民眾總以為中共比起歷代政府來要廉潔得多。其實這只是壹種片面宣傳而成的影象，中共執政集團的腐敗並不為人所知，在中國人餓肚子的年代，中央也要進口奢侈品，供高層領導享受。毛澤東愛看香港功夫片，江青用的照像器材也都是進口貨。與現在朝鮮用外匯進口首飾酒類等奢侈品，供金正日的高層統治集團享受、而不顧上百萬人餓死沒有兩樣。同樣是農民戰爭起家的西漢政權，廉潔程度比起中共早期要高得多。劉邦馬上得天下，壹生忙於征戰，不得休息，蕭何營造未央宮，劉邦見宮闕甚壯，怒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3] 秦末漢初，長安毀於戰火，建造宮殿順理成章，劉邦雖已為帝，總還有些布衣本色。與民休息是漢朝治國之策，到了文帝時，更為節儉，在位23年，沒有修建宮室苑囿，還經常撤消舊有的苑囿，將土地賜與貧民。他想修個露臺，聽說要花費百金，道：“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立即作罷。“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4] 文帝還裁撤大部分宮女，釋其歸家。貞觀二年，大臣上奏說，依《禮記》所言，夏季最後壹個月，可以住進高樓，今宮中低下潮濕，皇帝應該建壹座樓閣來居住。太宗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於漢帝，而所費過之，豈為人父母之道也？”公卿懇請再三，太宗堅不允之。[5] 後代明君修身治國，無不以漢文帝與唐太宗為鏡，節惜民生物力，毛澤東就差多了，到處在風景區建行宮別墅還嫌不夠，竟然主動要求湖南的地方官給自己造別墅。中共諸侯們也從不放過享樂機會，還在延安的山溝裏，就已是舞會宴請不斷，美女作伴，唱戲聽歌，好不快哉。壹位當時在延安的蘇聯人弗拉基米洛夫，記述了中共高層壹次宴會的精彩盛況，十分傳神：

　　刑官舉行了答謝宴會。要把待客的七十道菜都壹壹列舉出來，是不可能的。 不同燒法的肉，鮮美的海鮮……然後，端上各種香噴噴的湯來。 看，海參端上來了。毛澤東猛然起身，小心翼翼、鄭重其事地夾起壹塊海參，站著就吃。他的神情莊嚴肅穆，好像在宣誓似的。 中國名菜糖炒筍雞端上來了。然後是各種不加鹽煮的粥；酥軟的薄餅；還有米粉肉。 康生的高級廚師原是中國末代皇帝、當今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廚師。 毛對每個和他談話的人都親切地微笑，還教多爾馬托夫怎樣吃紅辣椒；應該把辣椒壹直放到喉嚨口，然後吞下去，不要放在舌頭上。 毛澤東說話聲音低。他壹開口，誰也不說話了。他還是當眾演講的那副神態。人們得聽慣他那口南方話。 毛澤東抽起煙來，壹根接著壹根。他用拇指和食指夾香煙。他酒量也很大。[6] 刑官是中國古代執掌刑法的官員，借以比喻握有肅反大權的康生。康生的宴會不容易比過正宗的滿清帝王，大清帝後日常壹餐要吃上百道菜，花掉百兩銀子。遜帝溥儀丟了江山，仍不改帝王氣派，壹聲“傳膳！”無論早晚，幾十名穿戴齊整的太監隊伍，擡著大小七張膳桌，捧著幾十個繪有金龍的朱漆盒，浩浩蕩蕩地直奔養心殿而來。下面是溥儀《我的前半生》中壹次早膳的菜譜： 口蘑肥雞/三鮮鴨子/五綹雞絲/燉肉/燉肚肺/肉片燉白菜/黃燜羊肉/羊肉燉菠菜豆腐/櫻桃肉山藥/爐肉燉白菜/羊肉片川小蘿蔔/鴨條溜海參/鴨丁溜葛仙米/燒茨菇/肉片燜玉蘭片/羊肉絲燜跑跶絲/炸春卷/黃韭菜炒肉/熏肘花小肚/鹵煮豆腐/熏幹絲/烹掐菜/花椒油/炒白菜絲/五香幹/祭神肉片湯/白煮塞勒/烹白內…… 皇帝壹日兩餐，早膳即是午餐，從規模上看，延安土皇帝與北京正宗皇帝已相差無幾。民國年代皇帝已不象過去那麽擺譜了，但膳食是皇家定制，吃不吃都要上這多菜。延安盡管挖來溥儀的大內廚師，若想搞出滿漢全席也不容易，因為普通幹部和士兵每天的主食是小米或黑豆，還不能放開肚皮吃。黑豆是驢用食品，自古當兵吃糧，到了與驢爭食的地步，實在是沒辦法，因為物資太缺乏了，靠農民的小米或蘇聯的盧布總是入不敷出。直到延安的鴉片走私貿易發展起來，才滿足了旺盛的需求，條件大為改善，大竈也能吃到四菜壹湯了。毛吃海參時的專註神情，可以看出這等層次的宴會不是天天有的，最窮困的時候，黨中央只能保證毛主席每天壹只雞。後來美軍觀察組進駐請安，也經常宴請中共領袖，帶去不少洋酒。這不能不讓人想起蔣委員長於30年代初提倡的“新生活”運動，蔣本人就從不飲酒，也不愛喝茶，抗戰時期，國家窮困，即使是蔣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常是吃不飽飯。毛澤東有詩道：“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無土不黃金”，重慶雖然不全是好官，至少在生活待遇上遠不如延安的生活水平高。共產黨最喜歡的是軍事共產主義，尤其在供應緊缺年代，因為軍事共產主義實行軍隊式的供給制，本屬於大家的東西集中到軍頭將腦手中，由他們來分配，領導自然先滿足自己的需求。1940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竈制度正式在全黨推行，服裝供應制度也分斜紋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級，保健、保衛也按等級享受不同待遇，老幹部連婚姻方面都享有特權，形成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差別待遇。各主要機關首長可吃小竈，每人每日除照壹般規定之夥食費外增加壹元，是大竈標準的三四倍。引起了眾多議論後，邊區政府財政廳又加設了壹個中竈待遇，把原定較為含混的各主要機關首長吃小竈，改為凡區黨委部長以上幹部可設小竈，地委級則應設中竈。中竈標準為：凡有10年革命歷史，現任邊區級各部門局長、處長、科長級幹部，或有同樣歷史曾任縣的部長、科長5年以上，或從事革命專門事業（如文教、醫務、機要、通訊等）8年以上且有相當貢獻的各中學校長、大學系主任、教授與名醫和高等技術人員，均可享受此等待遇。縣級不設中竈，仍保持大竈夥食標準。除此之外，還根據蘇聯經驗，在內部出臺了壹項幹部保健實施辦法的規定，毛澤東等重要領導人還可享受“特別保健”。按常理，共產黨內部的等級差別並不比國民黨政府中的差別更大，但共產黨人標榜為共產主義者，物資匱乏的戰爭年代，這種差別就不能算小了，而且等級制形成的差別越來越大，條件好的地區，小竈標準超出大竈幾十倍。中共建政之初，享受小竈待遇標準由國家文件明確規定之： 1.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員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院、委、署及政務院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正副首長委員以上，和省委級以上的正副秘書長及其他與以上各職同級人員。2.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及政務院所屬部、會、院、署、行辦公廳正副主任、正副司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年以上者。3.中央人民政府直屬各機關司轄處正副處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者。4.大行政區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正副秘書長、委的正副主任、正副部長、各省正副主席、中央和大行政區直屬市正副市長以上及其他與以上同級人員。5.各省正副廳長、正副專員、各市（等於省的）正副局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者。6.參加革命機要工作連續期滿十五年以上者。7.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五年以上，曾受反革命嚴重殘害，如受嚴刑及屢次作戰負傷等，因而影響健康，現在中央機關科長級，地方機關縣長級以上人員。8.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五年以上之婦女幹部，曾任中央機關科長級、地方機關縣長級工作者。 享受中竈待遇者的範圍為：1.中央人民政府直屬各機關正副科長級、地方機關正副縣長級，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八年以上者。2.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的幹部，及期滿十五年以上的工作人員並安心工作者。3.會計、審計、醫生、司藥、護士、機要、報務、文書、印寫、檔案、演員、研究員、編譯、記者等人員，能掌握業務，安心工作，從事該項工作連續期滿八年以上者。[7] 隨後政務院依據竈別來統壹制定的工資標準，擴大等級系數，其最高和最低之差達折算成小米竟達28.33∶1（最高3400斤，最低120斤）之多。後來經數次改動，差別也總在30倍左右，如1955年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資標準，北京地區最高工資（加物價津貼16％）為649.6元，最低工資為20.88元，最高與最低工資差距擴大到了31.11倍之多。這是依照蘇聯經驗，但比之蘇聯的差別還是小許多，因為物質條件無法與蘇聯相比。共產黨名義上實行共產主義，實踐上又反對平均主義，在具體政策方面反而強化了封建等級觀念，構成“新中國”特色的封建社會主義體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國的外國共產黨反政府組織也享受同樣的差別待遇，毛澤東在輸出革命的同時，也輸出著中共的三類九等制度。當年設在湖南益陽山區的馬來西亞共產黨秘密廣播電臺（馬來亞革命之聲），總共不過80來人，卻也引入中共等級森嚴的大中小竈制度，夥食費按級別分30、60、90元三等，這按當時中國的工資水平是相當高的待遇。[8] 差別不光體現在工資福利方面，政治和生活待遇也依據這種等級差別，並擴大到國有企事業單位，甚至寺院及僧侶都有行政級別。生活待遇也極為細化，大到秘書、警衛、司機、勤務、保姆、廚師配備，以及醫療和專車、住房標準，小到洗澡時處長以上幹部洗盆塘，壹般幹部及勤工人員洗池塘等等，都以文件規章的形式頒發。只有封建制度才會有嚴格的等級差序，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實際上已經蛻變為“封建社會主義”，奪取政權後，革命的風險系數大為降低，進入共產黨幹部體制以追求等級待遇成為人們體現個人價值和社會認同的唯壹途徑。不斷強化行政等級差序的特權制度，服務於專制體制，是迎合人們牟利動機和鞏固政權的最好辦法，形成牢不可破的官本位文化觀。被共產黨詛咒的國民政府，最高與最低的工薪差別也只有10上下倍，認為國民黨政府“存在著平均主義工資率”，不能刺激積極性。楊奎松寫道：“戰後國民政府文官的薪給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外，共37個級別，每級的相差數，最少5元，最多120元，相鄰各級之差較為平均，最高級和最低級之比，亦僅為14.5∶1。而表10所列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工資標準，等級雖然只是30個級別，少於國民政府上述標準7個級別，但每級的相差數擴大許多。以每壹級的最低檔為例，其最多差到55元，最少僅差2元，有27.5倍之多；最高和最低工資差距之比例，更達到36.4∶1，超出前者壹倍以上。即使除去相當於國民政府總統和五院院長級別的主席、總理、委員長級，最高級與最低級之差也達到26∶1之數，仍高出許多。相比之下，國民政府時期的薪給標準，確較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的工資標準還略顯平均。”[9] 於是共產黨大力破除國民黨時代舊的薪給制度所造成的平均主義觀念和制度障礙，“反對和防止平均主義”傾向，突出強調“它是按勞取酬的最大敵人，生產中的障礙，應嚴格批判”。壹面主張共產主義道德，提倡艱苦奮鬥；壹面批判平均主義思想，讓領導幹部搞特殊化，共產黨怎麽說都有理。美國總統的年薪比壹個普通工人也不過多出數倍而已，克林頓在職時年薪僅為10多萬美元，普通工人的年薪為5萬元上下。中共在建政之初便強化等級觀念，與其追求平等均富的共產革命宣傳相去甚遠，也揭示了共產革命的實質。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即使是在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之下來爭取無產階級最基本的政治權利的鬥爭，共產黨人也應當堅持提出“所有官員的薪金沒有任何差別”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級制所造成的種種流弊。看來，平均主義的老祖宗馬克思遇到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也無可奈何。毛澤東曾嘲笑國民黨的縣長，每月拿著180元的薪水，只會娶小老婆、打麻將、抽鴉片，甚至還貪污、刮地皮，壓迫老百姓。而共產黨的縣長、區長、鄉長們，每月2元津貼，又民主，又能艱苦奮鬥，又能幫助老百姓。自周公孔子以來，從沒有如邊區政府的縣長這樣的廉潔、這樣的民主、這樣的幫助老百姓的。待到共產黨奪取了天下，幹脆將全民的財產共到共產黨手裏，其貪污刮地皮更為血腥。經濟開放之後，沒包養情婦的縣鄉幹部絕無僅有，共產黨不僅等級森嚴，貧富懸殊，而且與人民群眾基本隔離，吃的東西也不是從市場上買來的，而是由特供基地專門生產的無毒無害食品，市場上的食品再有毒也毒不到他們肚子裏。政府及領導住處警備森嚴，如臨大敵，平頭百姓嚴禁入內。我們常聽到外國首腦被刺的消息，中共領導人從來不會發生這種情況。自稱是人民勤務員的中共官員，卻自動與民眾隔絕開來，例行的視察民情，無非前呼後擁的做秀而已。當年陳永貴壹當上省級領導，下田幹活跟著警衛員，搞得老陳很不自在，領導種田，警衛員閒著，硬是給攆走了。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世界上最龐大和威嚴的官僚集團，不僅是中共，凡是共產國家，都是這種格局，無壹例外地走向了封建社會主義。

　　自延安始，上下尊卑的等級差序制度逐步完善，士兵和幹部吃大、中竈，中委吃小竈。大竈標準為縣團級以下待遇，軍隊團級和邊區廳級幹部的夥食標準為壹菜壹湯，師級和中央黨機關部級幹部為兩菜壹湯，政治局委員則為四菜壹湯。在最困難的時候，也要保證毛澤東每天有雞吃。陳雲在解釋別人的疑問時說：“……同誌們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對中國革命多麽重要！所以，毛主席不願吃雞，黨中央的命令壹定要毛主席吃雞。和我們每壹個革命同誌壹樣，毛主席吃雞也是壹種革命任務。”[10] 在等級社會中，人的地位高低也決定著生命價值的貴賤，在家裏好東西也要首先孝敬尊者，何況君臣之間。為了保障高幹的小竈食物供應和其它生活物資的需要，還開辟了從各根據地和國統區調配物資進入延安的供應渠道，甚至引進了荷蘭奶牛，專供高層領導鮮奶。延安高幹供應制度的建立，對於形成毛澤東為中心的等級體制具有重大意義，標誌著中共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羅曼蒂克式的平均主義時代宣告結束，進入到強調等級差序的毛氏王朝中，早期共產主義者身上的“聖潔之光”已被至高無上的權威而籠罩。其作用不僅在於它能夠在物質匱乏下確保對高級幹部的物資供應，更在於敏感的“價值”和“承認”問題上直接打擊黨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清高，盡管妳學貫中西，名滿天下，也未必就比握槍桿子的大老粗吃香。讓知識分子在等級制度下降低人格尊嚴，爭相獻媚以換取個人幸福。在任何壹種專制體制下，等級秩序是極其重要的，必須有界線分明的貴族和賤民階層，它涉及到政權和道德的穩固，便於對臣民的統治，也會消減社會上對於不公平現象的怨氣。這在壹個農民社會裏是非常關鍵的，人們更多的是從自身尋找貴賤原因，“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而不去追問制度缺陷及權利歸屬。當時元老級人物王若飛不吃香，王實味資歷淺供職於馬列學院，同是中竈待遇。後來王實味寫批評文章，被列入反革命托派分子，中竈就吃不上了。所以，這個等級制度壹經建立，立即受到農民出身的軍隊高級將領普遍歡迎，滿足了他們打天下後坐天下的願望，自視為革命功臣，終於從賤民上升為貴族了。至於受過俄式教育的高級文職幹部，原本就是黨內貴族，早已受莫斯科等級制的影響而欣然接受。從此，毛氏王朝統治下的臣民，都是無私的共產主義戰士，壹切行動聽指揮，妳不需有頭腦，妳只是壹顆鏍絲釘，有熱情就足夠了。人民公社就是毛澤東思想式的軍事共產主義，青壯年都是民兵，吹號出工，上了刺刀的步槍架在田裏，紅旗招展，歌聲嘹亮，公共食堂裏免費聚餐，壹幅軍事共產主義的經典畫面。列寧執政之初，就實行過軍事共產主義，社會軍隊化更是毛時代的治國方式。軍隊等級森嚴，官大壹級壓死人，壹個人無論出身地位，從出生方式到骨灰盒安放，都由軍事化的各級機構按照級別待遇予以安排，官本位原則就是不得越位。軍隊與地方劃分為科營級、縣團級、地師級、省軍級，壹直到中央，軍隊級別與行政級別通用。比如西藏的喇嘛，寺廟是處級單位的，主持就是處級喇嘛，享受縣團級待遇，自治區人大政協副職壹級，就是副省軍級喇嘛了，班禪喇嘛是國家領導人序列，比照級別應該是中央軍委副職壹級。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屬於屯墾性質，主要任務就是種田，從師部到連隊全是軍隊編制。文革時企業也按軍隊編制，照級別排序，分公司機關叫團部，下面是營連排，總公司是師壹級，總經理後來退居二線，也給了個省轄市政協副主席養老，若貶到縣政協，壹定是犯錯誤降了級。文革時學校也實行過軍事化管理，連排班齊全，直到現在的中學大學都要實行入前軍訓，就是軍事化管理方式之余脈。 中共建政之初物資匱乏，中央領導階層名義上采取工資制，實際還是特殊供應，很多方面是免費的。比如大躍進後的困難時期，幹部自上而下按級別分成“肉蛋”、“糖豆”和“黃豆”三個級別，中央高層居最高的“肉蛋”類，工人是不入級別的棒子面糊糊類，農民就是半死不活的糠菜類了。中南海成立了文工團，以供毛澤東和中央首長跳舞伺寢之需，延續從延安養成的跳舞習慣，那時舞會是延安高級幹部生活中的壹項重要內容。彭德懷斥之為“選妃子”，時值彭老總在朝鮮苦戰，氣得對浦安修發牢騷：“前線戰士那樣苦，北京還到處跳舞！”也實在讓人寒心，前線“最可愛的人”壹把炒面壹把雪，與吃加熱罐頭鉆鴨絨睡袋的美國大兵決戰，後方親愛的領袖居然摟著可愛的美女，軟玉溫香，長夜當歌，被翻紅浪。1957年，彭德懷怒氣沖沖，在政治局會議上指責毛是“後宮佳麗、粉黛三千”，並直斥羅瑞卿和汪東興不幹好事。[11] 毛無奈，只好解散中南海文工團，改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辦法，向北京黨政軍各文工團調用舞女，直跳到文革開始。美女對中央首長的各項服務都是免費和敞開供應的，自然不用首長個人掏腰包。毛性生活放縱，老來幹勁十足，常讓他的宮女們研讀“素女經”，宮女的工資由中央政府列支。彭節儉耿直和不喜拉幫結夥的秉性反襯出旁邊人的卑劣品行，註定了他的悲劇命運。全國上下，唯有彭老總不稱主席，還是叫老毛，不喊萬歲，不喜歡唱《東方紅》，反對給毛在各地建別墅。在毛的眾多大臣中，僅有他敢在毛睡覺的時候闖進去，驚了大駕，不顧君臣名份。延安時的作家王實味，看到專為首長開舞會，演出京劇，大為不滿，前方日寇猖狂，後方歌舞升平，於是寫了評論文章《野百合花》，其中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譏諷這種狀況。有壹次他還對俱樂部主任吼道：“再跳，再跳我就找顆手榴彈把妳們全炸死！”結果跳舞的沒事，不跳舞的反誤了自家性命。史沫特萊將跳舞引進延安後，跳舞之風刮遍延安，毛澤東亦熱衷於跳舞，既有利於鍛煉身體，更是獵艷的大好機會。毛輕易將美麗年輕的吳莉莉弄到了床上，惹得賀子珍醋性大發，對毛怒吼道：“龜兒子，妳膽敢跑來跟這個資產階級臭婆娘睡覺！”住隔壁的史沫特萊去勸架，賀又對史沫特萊喊：“帝國主義臭婆娘！都是妳招來的，滾出去！”牛高馬大的史沫特萊把賀子珍打倒在地，賀朝毛大叫：“妳算個什麽男人？什麽丈夫？什麽共產黨員？妳就看著帝國主義婊子打我？”[12] 偉大領袖自此更加移情別戀，搞上了江青，賀終於被打入冷宮，淒苦壹生。楊開慧溫柔賢淑，也有文化，毛都棄之如敝屣，何況河東吼獅之輩。那時延安的男女比例是18比1，搞女人是位高者的特權，連賀子珍都無奈於毛的放縱，王實味正是觸了大忌，忘記了共產黨壁壘森嚴的等級差序制度，枉送了性命，直到1992年才勉強給予平反。 毛澤東表面上也懲治過腐敗，但從內心並不反對腐敗。1974 年初，毛發動批林批孔運動，原意是幫助江青等嫡系幫派從周恩來、葉劍英等人手裏奪取國務院和軍委的更多掌控權。1月24日、25日，江青和遲群、謝靜宜等人連續召開了軍隊和國務院系統的批林批孔大會，會上江青公開點名葉劍英“開後門”送子女參軍上大學的問題。當時各地開後門形成風氣，尤其是軍隊幹部紛紛利用特權安排子女親友入學參軍，逃避上山下鄉，民間多有怨言。這卻點到了毛的穴位上，毛曾送不少床邊女友上了北大，未經正式手續，還通過周恩來安排他的女友，開後門到北京外語學院讀書。這顯然是壹種權色交易，他帶頭開後門，自然不好抓葉劍英等元老派的辮子。於是毛說：“開後門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認為批走後門幹擾了運動大方向，致使腐敗之風在黨內迅速蔓延。 共產社會是壹個等級森嚴的封建式制度，黨政官員享有特權，依位次高低而定。在獨裁專政體制下，特權壹定導致腐敗，這種腐敗模式壹定是“倒金字塔型”，隨著權力的上升，腐敗程度也相應升級。何況壹黨壟斷壹切領域的權力格局決定了權力越大就越向經濟領域滲透，利用權力來謀取壹黨及個人私利。所以，公有制是最不人道的體制，共黨專政是最腐敗的制度，比如蘇共高幹的特權比沙皇時代的貴族還要優越： 高幹是生活在另壹個星球上。那真有天壤之別。那不僅僅是坐豪華的汽車，住豪華的館邸，只要是想得到的，總有壹大批拍馬奉承的人為之奔走，不斷地滿足妳。所有那批小嘍啰都是畢恭畢敬地聽妳使喚，使妳每壹項願望都得到滿足。妳突然想看戲，就去戲院；妳在獵場上突然想去日本玩玩，馬上就可以飛往日本。生活愜意極了，萬事如意。……妳可以像帝王壹樣，只要手指頭壹指，事情就辦成了。[13] 當蘇聯解體時，這批高幹約有75萬人，連他們的家屬在內，合計約300萬人，占全國人口的 1.5％，約與18世紀沙皇政體下從政貴族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相等。其實，紅色新貴族的特權比皇權時代的舊貴族還要大，共產黨可以通過公有制來隨意支配國民財富，舊貴族多半要動用私人財富，不免有捉襟見肘之感，我們從托爾斯泰的小說中就能感覺到，貴族有時候不過是空架子。在中國人挨餓的1959年，中共貴族們可以上廬山開“神仙會”，遊山吟詩，還有美女陪舞，有茅臺酒土特產供應。毛澤東不愧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千古壹帝，走出延安的山溝子，便從此“閱盡人間春色”，先是在北京玉泉山修了別墅，又乘專列縱橫馳騁，出訪蘇聯也是乘專列，象金日成父子壹樣，壹去就是幾個月。毛並不熱心出訪，喜歡乘德國進口的專列隨意到南方巡遊居住，所到之處遍設行宮別墅，比乾隆下江南還排場。毛也喜歡遊泳，說中央全會可在各省輪流召開，“河南壹馬當先修造了水晶宮，多少年空著用不上，偶爾住壹個人就要燒起整個建築的暖氣，所以造成巨大浪費，不住人浪費，住了人更浪費。這種各省爭相比賽的浪費，連內蒙、青海、甘肅這些邊遠省份也不例外。許多建築，直到實行改革開放後，才開始派上用場，才開始往回收取幾十年前的投資……”[14] 廬山美廬是宋美齡的別墅，毛用過嫌小，江西省又給毛修了更大的蘆林別墅，園林面積1萬余平方米，主房建築面積4500平方米，是美廬的五倍，1960年動工，次年完工。這樣毛僅在廬山就有了美廬和蘆林壹號兩套大別墅，供他個人使用。要知餓死人最多的恰恰是1960年。毛腐敗透頂，也帶壞了手下的人，他的侍從人員——“壹組”也是壹幫趁機揮霍民脂民膏的家夥，隨處白吃白拿，全不顧國難當頭。豈止別墅，毛活動過的地方都要留作紀念，以致紀念館遍布全國，超過歷史上任何壹位帝王。1948年，中共從延安向西柏坡轉移，途中經過山西，山西省在毛短暫停留過的地方全部修建了“毛主席路居紀念館”，至今仍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漢文帝因百金而棄露臺，毛澤東費億金狂修別墅，四千萬餓殍慘死，六萬萬面呈菜色，無絲毫愧疚之心。國人至今仍有不悟者，以為毛主席他老人家壹生都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悲哉！

　　當然，老毛的別墅也不全是他命令修建的，如同薩達姆的75座行宮別墅也不全是老薩下令修建的，但獨裁者們善於利用權力營造特權規模，卻是其獨裁的結果。可悲的是，毛澤東壹雙破皮鞋、壹件爛睡衣、壹碟紅辣椒、壹碗紅燒肉的經典傳說，化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形象，至今還在感動著壹些可憐的學生娃娃。他的“樸素”不過是農民的習慣而已，有時維持這種“樸素”，反而要花更多的錢，他去莫斯科訪問，大木板床還要專機運去，這決非為了省錢，因為毛下榻於斯大林的第二別墅裏，裏面不會沒有大床，更不用交床位費。毛在1932年4月紅軍打下漳州時，搜刮了大批金銀財寶，預留後路。直到長征前夕，毛得知中央決定把他丟在根據時，才上交中央，算是買了壹張逃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離境票”[15] 古代帝王中也有極為奢侈的，但毛對別墅的熱愛超過了歷代帝王，若折算成食物衣服，足夠他老人家享用十萬輩子。都說毛澤東不愛財，衣袋裏從不裝錢，從不壹五壹十地點算他的工資，但毛卻是建國以來中國第壹位富豪，李誌綏說：“《毛澤東選集》已使毛賺進三百萬元人民幣的稿費。在壹九五○年代，毛是全中國的首富之壹。”[16] 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據說印了50億本，夠全世界人民每人1.5本，有幾多稿費就不知曉了。據汪東興回憶，1967年10月毛親自查了自己的稿費存單，達570多萬，絕對是當時中國的首富。1976年毛澤東死時，供他個人支配的私人存款竟高達7600萬元，其中7582萬余元，是毛澤東假公濟私、瞞天過海以“中共中央中南海第壹黨小組”名義開戶存放的，剩下的是以毛澤東的名字開戶的存款。毛澤東以選集、文選、單行本、語錄、詩詞出版而獲稿酬，還有外文出版的版稅，存款再累加利息，毛死後很多年還繼續支付著，文革期間全國取消了稿費，但毛的稿費從未中斷。直到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直機關工委就毛澤東選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權費是否要納稅的問題，向國務院請示，內情才算是透露了壹些。據統計，截至2001年5月底，毛澤東稿酬累計達 1.3121億元人民幣。毛澤東是極其愛財的，早年毛澤東打著留法勤工儉學的旗號，從章士釗那裏弄到兩萬大洋，並沒有幫助其它人去法國，而是據為己有。毛的同學很奇怪，他怎麽壹下子變得闊氣了？其實章士釗的這筆錢是湖南省長趙恒惕的教育專款，毛晚年心血來潮，說要償還這筆錢。中央蘇區時代，毛就利用打漳州之際，大撈了壹把，紅軍有了錢，他個人也發了財：“壹輛卡車滿載著沈甸甸的箱子從漳州開到江西紅區，箱子上寫著大字：‘毛澤東親收’。公路開到盡頭就由腳夫挑。‘這是毛主席買的、繳獲的書，’大家全部這麽說。有書，但更多的是金銀財寶。挑夫在毛的大弟澤民的監督下把它們秘密挑到壹個山頂，然後澤民和兩個毛的貼身警衛員把它們搬進山洞。洞口密密封住。除了這幾個人，再沒別的人知道。毛就這樣悄悄地給自己留下條後路。”[17] 進京之後，毛又用稿費建立了個人的小金庫——私房錢，經常用小金庫的錢做壹些隨心所欲的事，有時不免如公司大老板壹樣財大氣粗，壹次討論三線建設時說：“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那麽不搞攀枝花，我騎毛驢去那裏開會；沒有錢，拿我稿費去搞。”那些大賺稿費東西都是他的講話、電報、批示、書信等等，原本是職務行為，也大部分為專職秘書所寫，卻借機狠狠敲詐了全國人民。在取消了稿費之後，全國只有他老人家獨享稿費待遇，沒有比這更愛財更無恥的了。衣袋裏不裝錢，不摸錢數錢，嫌錢臟，是衣食無憂之故，壹切有人照料，又不上街買菜購物，裝錢何用。鄧不平身上也是壹塊也掏不出來，因為他的壹切生活都有專職人員照料，無需裝錢。民選的美國總統也壹樣，不能輕易上街購物，克林頓在上海街頭買了個雪糕，是隨從人員事先為他兌換好了鈔票。布什總統有壹次進超市視察，看到收銀員不必將商品價格手工輸入電腦，價錢就統計出來了，感到驚異，卻不知掃描儀將商品信息條碼讀入計算機，即可累加出價款總數，可見總統先生已是多年不進商店購物了。做為帝王，除了為毛澤東身邊服務的人員，除了為毛飲食健康服務的專家團隊，專門為毛個人服務秘密小組也有很多個。例如其中的“大字本組”，是將毛澤東要看的書，特別註釋後，排成“大號字”編輯出版的專職小組。承擔這壹任務的主要有復旦大學的歷史系、中文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教授與專家。這種註釋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後來，毛澤東發現這15本有被他人閱讀，就改成只印5本了，成為了只為毛澤東個人閱讀的專有讀物。隨著毛澤東白內障病情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 “三十六磅特大號”。而當時並沒有這種字體，字模是由當時在上海澳門路的中華印刷廠特地為毛澤東翻制的。還有古詩詞“吟唱小組”，均以文藝界名流錄音，請古典文學專家解讀給演員。還有專門為毛個人服務的戲劇及專用播音設備。毛抽的雪茄也是專用的，從煙草種植基地到卷制過程都有專人負責，再經由四川什邡煙廠－成都軍區－中央警衛局－中央特工處（服務處）壹條龍服務小組，最終被送到毛澤東手中。江西景德鎮是中國瓷器之都，1975年中央下達壹項重要政治任務，即“7501”工程，命令景德鎮為毛研制生產代表最高水平的專用瓷器，組織全國壹流專家，精選用料，精心設計，燒出極為珍貴的“毛瓷”。“毛瓷”工藝水準超過宋明官窯制作，件件價值連城。 要了解毛澤東，不能光看斯諾、師哲、汪東興、李銀橋們寫的東西，還要讀壹讀弗拉基米、李德、張國燾、王明、李誌綏等人的書，才可能得到完整的毛澤東形象。這些人見到過毛，其敘述多半是真實的，褒貶不壹的觀察，正說明人性格的復雜。即使個人生活節儉，也並不等於治國有道，可惡的是表面上的簡樸而背地裏窮奢極欲。明崇禎皇帝生活儉省，仍為最典型的昏君，饕餮之徒者年羹堯，鮑參刺肚總嫌不夠，軍中大擺盛宴，卻是常勝將軍。人性亦善惡摻雜，此消彼長，壹似《鏡花緣》裏兩面國，個個頭戴浩然巾，遮住後腦，只露壹張正臉，和顏悅色，滿面謙恭光景。若把浩然巾揭起，不意裏面藏著壹張惡臉，鼠眼鷹鼻，滿臉橫肉，血盆口壹張，噴出壹股毒氣，霎時陰風慘慘，黑霧漫漫。在毛澤東的各種傳記中，即得利益者說好，遭貶者叫糟，各人接觸深度、觀察角度、職務地位、人格喜好、思維方式、言論環境多有不同，只有綜合起來，壹個完整的形象就會躍然紙上。每壹個大人物，都是歷史舞臺上的演員，壹舉壹動，無不映入看客眼簾，載入史冊，至於扮相好壞與舞臺效果如何，是演員自己的事，旁觀只對自己的敘述負責即可。

　　法制失效

　　毛澤東時代的腐化，多限於高層的小圈子，壹般幹部也僅是多吃多占。壹來毛鐵腕反腐，二有搞不完的政治運動，三是群眾有擁護共產黨為前提的“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類不成體制的監督方式，也有效率。在政治掛帥的政治原則下，腐敗被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嚴重罪行，幹部們占點便宜難免，大肆貪污無膽。文革告終，改革開始，紅色家族不再滿足供給制的小打小鬧，利用權力加價格雙軌制，開始瘋狂掠奪國民資產，加之取消了僅有的“四大自由”，貪污狂潮如海嘯般席卷中國大地。這是六四運動的起因，也是現今更為嚴重的社會危機之致命因素。而六四時的國內狀況，現在看來小巫得很。那時學生反對的腐敗行為，無非哪個高官的兒子搞捐獻，某某的姑娘倒彩電之類，比之於今動輒幾億幾十億上百億的貪腐規模，簡直不足掛齒。六四的血腥鎮壓，表示了權貴階層誓死保衛即得利益集團的決心，壹方面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壹方面繼續高層的腐敗，壹方面對官場的腐化行為不斷地放寬法律限制，遂使貪污如狂風壹樣刮遍中華大地。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中共極為重視立法，出臺了許多懲治特權腐敗的法律條文，1997年公布的新刑法，更加大了懲治力度，對貪污罪的處罰可以說極其嚴厲—— 第三百八十三條 對犯貪污罪的，根據情節輕重，分別依照下列規定處罰： （壹） 個人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二）個人貪污數額在五萬元以上不滿十萬元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並處沒收財產。 （三）個人貪污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五萬元的，處壹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個人貪污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壹萬元，犯罪後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 （四）個人貪污數額不滿五千元，情節較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 對多次貪污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貪污數額處罰。 法學教授陳忠林根據1999－2003年最高檢察院與最高法院報告等相關數據計算出令人吃驚的結果：中國普通民眾犯罪率為1/400；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200；司法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5/100。國家工作人員犯罪率比普通民眾的犯罪率高壹倍；職在懲治犯罪的司法人員的犯罪率則是普通民眾的6倍。若是根據中國人的生活經驗，這個計算還是偏低，若以貪污受賄幾千元即為犯罪標準，國家機關或司法機關犯罪率絕對在九成以上，甚至是百分之百。因為官員的犯罪是被刑事起訴的，更多的隱藏犯罪並未統計在內，而壹般民眾的犯罪大多受到刑事處罰，能逃脫法律制裁的很少。2005年的“兩高報告”裏說2004年普通民眾犯罪率增幅為9.5％，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增幅為17.8％，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因侵犯公民權利而導致犯罪的增幅為13.3％。有趣的是，壹方面官員犯罪比例越來越高，另壹方面卻是對腐敗者的懲治力度越來越弱，法院對官員職務犯罪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1.38％遞增至2005年的 66.48％。尤其是瀆職侵權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2.6％遞增至2005年的82.83％。共產黨無法全部懲處內部犯罪，即以其自定的法律標準，共產黨也已經整體墮落為最龐大的犯罪集團和自我服務型的利益集團，連最高法院副院長都是大貪腐犯罪分子。共產政權是中國歷史上最貪腐最黑暗的王朝，歷史最大的貪官諸如和珅，身為帝王寵臣，也不過弄了幾億兩。南京壹個縣區級幹部，短短幾年竟能貪污20億元人民幣，轉移到國外。帝制年代，官員尋租的渠道多是賣官鬻爵，國家是小政府大社會體制，可供出售的官位極少，整個大清帝國，知縣也不過千余人，官員斂財的速度很有限。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如果放在現在，壹個知府（地區級）想弄錢，多少個億也能到手。除了賣官，更多的是利用掌控的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來大肆圈錢，只要有後臺有膽子，如同開動了印鈔機壹樣。中國十大太子黨集團，哪個都有成百上千億元的資產，無任何政治風險和經營風險。賺了權貴們分贓，賠了國庫再註資，還有股市以供圈錢。對共產黨來說，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可以公有制的名義任意搶劫公民財產和國民財富，壹塊地皮，就可以翻來復地征地出售，再征地再出售，他們壹天掠奪的錢，比大清王朝壹年的國庫收入還要多出多少倍。而龐大的國有財產基數，為各級共黨分子提供了人類歷史上最方便的斂財機會。關於社會的腐敗程度，早年民間流傳壹種說法：處級以上幹部全部槍斃，科級隔壹個斃壹個，可能有冤枉的，但總比漏網的要少。這看似過激的情緒表現出老百姓的深惡痛絕，卻也不能說是信口胡言，腐敗已是遍地蔓延之勢，無官不貪。這還不包括那些利用職權以公肥私敲詐百姓的警察或工商稅務人員，這些人是公務員的最低層，沒什麽級別，算不上什麽官員，卻也是相當肥沃的營生。那所謂“領導幹部”，諸如鐵道部長、國土局長、交通廳長、縣委書記、公安局長、組織部長、建委主任、安監局長、市委書記、國企老總、房管局長壹類的實權人物，全部槍斃，肯定沒有壹個是冤枉的。根據中共自己制定的刑法，5000元即可判刑，10萬元就能槍斃，真照此辦理，肯定剩不下幾個幹部了。這還沒把村委會、居委會和小國有單位裏根本排不上國家行政級別的黨員幹部的貪腐算進來，也不包括各單位頭頭腦腦私設“小金庫”亂支亂用問題、公款吃喝問題、公款出國內外旅遊問題，公款嫖娼私蓄情婦問題，若將這壹塊消費也算作貪污，官場上有沒有壹個好人都成疑問。所以在實際操作上，新刑法如同新憲法壹樣，壹開始就是中看不中用的東西，再修改解釋多少次都沒什麽用。貪污數額越來越巨大，刑法的反貪條款就顯出其紙老虎特征，貪污分子與法律對峙起來，紙老虎只有往後退縮。所以在司法實踐中，沒有貪污10萬元被槍斃的，貪污不上億壹般判不了立即執行的死刑。貪污日益兇狠，量刑下限只能隨之向上靠，用司法解釋來掏空刑法，法不責眾，貪污5000元的案件檢察院也根本也不會受理。

中共貪腐概論 選擇性反貪腐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假設中共痛下決心，鐵腕反腐，嚴格遵照刑法大開殺戒，象鎮壓法輪功壹樣圍剿貪官污吏，也是不行。鎮壓法輪功靠黨組織管制下的行政和司法機構來操作，“書記決定，各方去辦”，正是專政機器最拿手和最高效的，因為這涉及到統治集團的整體利益。反腐就不同了，治貪的行政和司法程序離不開公檢法的全程參與，這會削弱中共集團的整體利益，集團內的少數人承擔貪污責任還行，讓絕大多數受懲處，根本就行不通。再者，天下烏鴉壹般黑，公檢法不是清水衙門，是肥得流油的富戶，貪污受賄的重災區，專政機器恰恰是貪腐社會的保護傘，由貪官污吏來治理制度化的貪腐，治貪的人應該受到整肅才對，這有如醫生給自己開膛破肚動大手術，與自殺無二。更重要的是，建立壹個廉潔獨立的司法體系才是消滅體制化貪腐的保障，壹個寄生於黨組織下的司法系統是根本靠不住的。中共在偵辦貪腐案件時，為了避免幹擾，上海的案件要北京的官員偵辦，A地區B縣的貪官，壹定要到C地區D縣受審，脫離屬地管轄，躲開有利害關系的黨政司法官員插手。以此類推，中共中央最高層的貪腐，只有大於它的權力才能辦理。所以，辦理零星案件還行，整治整個社會的幾千萬貪官污吏就玩不轉了。所以明知軀體有病，也只有壹步步捱到死。反腐敗只能抓幾個典型，應付壹下民意而已，永遠不會認真操作，以所謂行政管理職能的局部改善，提高執政水平，用廣告櫥窗壹類的表面化政策緩和社會危機，來代替權力制衡，代替全社會的監督，無非是做做樣子而已。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過：“壹個政府，如果沒有做不正義的事情的爪牙，便不致成為壹個不正義的政府。但要這些爪牙不給自己撈壹把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專制的國家裏，貪污便是當然的現象。”朱镕基以鐵面著稱，表情嚴肅，橫眉立目，宛然包公再世。上臺時面對“地雷陣”和“萬丈深淵”，說道：“反腐敗要先打老虎後打狼，對老虎決不能姑息養奸，準備好壹百口棺材，也有我的壹口，無非是個同歸於盡，卻換來國家的長久穩定和老百姓對我們的信心。”可謂氣壯山河，大有諸葛亮《出師表》的豪情。可惜，誓言歸誓言，現實歸現實，鐵面總理處處碰壁，所到之處，腐敗造假成風，九江堤防的“王八蛋工程”，安徽南陵縣峨嶺糧站借糧瞞騙事件等等，令朱總理痛心不已，又無可奈何，上臺時的豪情壯誌，消解於全社會的腐敗之中。壹個國家，壹個民族，竟然墮落到這種地步，以朱公之精明強幹，亦不能脫離整個組織系統而行事，面對遍布四周的兇惡爪牙，最多能堅守個人良心。打幾只老虎和豺狼撲滅不了全社會的罪行，懲處幾個貪官起不到震懾作用，反而使貪官們更急不可待，結成榮損攸關的利益集團，壹致對外。不是有許多貪官坐牢槍斃嗎？但只要知道其中的內幕，就明白倒黴的人壹定是後臺不硬。遠華案涉及中共高層，甚至於政治局常委的家屬也牽連在案，走私幾百億元，數額之大，涉及面之廣，為歷年之最，驚動了全世界。結果賴昌星逃掉了，主犯和幕後者都逍遙法外，剩下的知情者壹殺了之。俗話說：“打狗看主人”，各自的主人，大心照不宣，打貪腐之“狗”就變為主人之間的較量。就是老賴送回來又怎樣？壹樣是黑箱作業，壹樣是利益平衡。所以反腐治貪，再大的案子，完蛋的永遠是後臺不硬的角色，手眼通天的人什麽事也沒有。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太子黨”，除了毛澤東的後代權勢不大外，個個都是官商，無壹人上了斷頭臺。周北方坐牢時，鄧質方在香港住五星級酒店，周父冠五原是鄧小平的隨從，老爹職務不同，公子便同案不同命也。更為惡劣的是，反腐敗甚至演變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是致政敵於死地的殺手鐧，朱镕基貴為總理，也是端人家的碗，歸人家管，再由著性子搞下去，只怕是九十九口棺材閒著，壹口棺材派上了用場。壹旦失寵，晚景淒涼，國家主席劉少奇、黨的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諸人之命運，展現中共政治鬥爭之殘酷，聽壹聽都令人毛骨聳然。 貪污集團只有綁在壹起才最安全，舉報人不會為打擊別人把自己也賠進去。正如蘇東坡詩雲：“萬人如海壹身藏”，隱藏於萬貪之海中，便無風險之憂。出頭的椽子先爛，中國人的好人之道是難得糊塗，隨波逐流，決不是做反潮流的英雄。官場腐敗之風之所以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現象，即因此理。尤其在眾官皆貪的現狀下，唯妳清高，壹定被視為危險人物，反成孤家寡人。眾人怕壞其財路，處處設防，長官討嫌，同僚忌諱，發配妳到邊遠地區扶貧支農，再無出頭之日。再說職務是花巨款購得，正等著大撈壹通以解十年寒窗之癢，拍馬屁還來不及，哪敢違背上司旨意以示清廉。福州黃金高壹案，說黃貪污了幾百萬，被判無期徒刑。黃原本是反腐敗勇士，得罪了上司，穿了六年防彈衣上班。壹個縣委書記貪污幾百萬本不稀奇，奇怪的黃既然是大貪污犯，應該送上峰厚禮才是自保之道，哪有得罪上級自找坐牢之理，腦筋再會急轉彎，也不可能自己壹屁股屎，化妝為反腐英雄，同權貴大佬們鬥爭。中共司法系統慣於黑箱操作，公布的東西往往靠不住，許多民運分子、良心記者或維權人士被判刑，無不污以泄露國家機密、顛覆政權、非法經營、嫖娼賭博壹類毫不相幹的罪名，坐進共產黨的黑牢。說妳犯什麽罪，就是什麽罪，到聯合國控訴也沒用。當今之社會，既無儒家傳統的科舉制度，也無共產主義公有制原則，在權貴集團專制下，個人憑知識和操守進入官場，爬到高位，機會為零，扭轉官場逆淘汰現象的可能性亦為零。再黑暗的封建社會，再恐怖的毛澤東時代，中國亦不乏忠盡報國和勤勞敬業者，而現在這些情操基本上被市場化之後不倫不類的共產黨惡搞掉了。再以個人入黨動機而論，明知共產主義已在全世界垮臺，中共也偏離了社會主義道路很遠，入黨更不存在實現個人追求自由民主的道德理念，仍要加入中共，就完全是為了追求個人特殊利益，形成黨內官場壹體化的逆淘汰現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好人為官極難，小人壹往往壹帆風順，官場得意。好人想革新，小人最討厭改革，維持現狀才是為官之道，官場的逆淘汰使官場和社會壹起昏暗下去。任何改良措施只要有損官場利益，都似壹塊石頭丟進醬缸裏，撲的壹聲悶響，不見蹤影，漣漪都不起。朱镕基說，賄賂者將黨的幹部們拉下了水。這是事實，但不公平，權錢交易是尋租過程，權力變為等價交換的商品，不是壞人把好人拉下水，而是緣於壞人體制，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中共有意制造出讓人鉆營的空子，招來壹群蒼蠅，反將責任推給社會，是顛倒了因果關系。山西有個縣委書記賣官賺了幾百萬被判刑，就不能說是壞人把好人拉下了水，“洪洞縣裏沒好人”，大家都壹樣，如果不送禮就能保住官位而不斷升遷，誰也不是從娘胎裏出來就亂扔錢的白癡。他的書記也是買來的，各級官員都有售價，等價交換，即便是貧困地區壹個科級職位依據肥瘦，最少也在10萬元之上，壹個縣委書記怎麽也貴過十個科級職位，假如他不多賣官，恐怕這輩子的工資也補不上買官的虧空。這類把戲，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中描繪得淋漓盡致，晚清賣官是半公開的事，肥缺瘦缺各有行情，大家心照不宣，也捐官體例，候補官員若想撈到實缺非大花銀子不可，沒有不識務以示清高的笨蛋。花了巨款而入官場，卻壹心清廉，豈不愚癡？古代不乏清官，是緣於有公開競爭的科舉制度，個人完全可以憑借學識贏取官位榮譽，科考官員普遍受人尊重，清廉的官聲最為重要。共產仕途只有壹條，就是靠巴結和裙帶升遷，流氓無賴也能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在中共官場中，民主集中制也被具體化為壹整套用人制度，黨管幹部原則使選用幹部成為黨的壹把手個人專有權力，即所謂“壹把手專政”。黨管幹部首先要考慮被選者的政治條件，其次才是學歷等技術條件。政治考核是抽象化的，主要由對書記的忠誠度來體現，這是延伸書記統治的先決條件。大凡想做官的人，先要向書記靠攏，以示忠誠，誰也不會笨到花錢向書記買官，再反過來找書記的麻煩，自毀前程。官位是當今最為稀缺的資源，官位交易也最早市場化了，競爭異常激烈殘酷。各種官位都有市場交易中形成的價格，交易價格取決於官位的含金量與成本之比，同樣的級別，油水大的公安局長與清水衙門的黨史辦公室主任之間，其交易價格可能相差千倍以上。賣方依據市場行情出價，買方除了購買價格，還要考慮（比如每年）維持官位的費用，在“合理預期”之內──即買方每年可能獲得灰色收入扣減成本後的剩余額，折舊期越短盈利越大，當然也要考慮升遷機會的大小。買賣雙方通過博弈，實現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買受人的意圖在於為升遷積累官場資本，也可能采取先賠後賺的辦法，求購某些盈利性小的官位，類似於清代官場的記名候補官位。所以任何官位都是不愁沒買家的，除非有強大背景的“太子黨”之流，才可能通過利益交換免費獲得官位。壹般說來，交易雙方都有較強的風險控制意識，避免違約風險，買官賣官總是雙贏的，交易完成後實現的收益遠遠大於交易風險，這是官位交易市場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因，也是交易關系得以維持下去的關鍵因素。在風險控制中，道德風險為零，法律風險極低，要力求避免政治風險。在官位交易中受侵害的第三方不是政府，政府的名譽損失是抽象性的，而是公眾利益。公眾利益又有廣義狹義之分，比如官員貪污公款或集資款，使得用於公共開支減少和公共建設受損，這是廣義上的公眾利益受損；如果官員侵蝕相關民眾的眼前利益，民眾的利益受損程度便是具體和切實的。壹個官員貪污了上億元公款，分攤到每個中國人壹毛錢不到，民眾只有倫理上的義憤，而無實際損失，因為即使官員不貪污這些錢，好處也分配不到民眾手裏，也會拿來擴建政府大樓或開辦勞民傷財的世博會之類，群眾決不會為了懲處貪官不公而上街遊行。但狹義範圍的貪污勒索對民眾的危害更直接，針對特定的人群，容易激起義憤，形成群眾性的抗議風潮，對執政者構成政治風險。A官員從國有企業弄走數個億，不過是爛帳窟窿，B官員從三峽移民建房資金中貪污幾十萬，導致房屋剛建好就是危房，法律風險應該是A比B大，但B的政治風險肯定大過A，社會影響使B的刑期可能比A還大。這也是貪污越多的錢反而風險越小的另壹個原因。當然官位交易中的私人收益，最終都來自公眾利益，若從絕對數量上看，廣義公眾利益做出的“奉獻”更大壹些。如果堅持原則，想做清官，只送不賣，顯然也行不通。領導幹部如果不培養自己的利益共同體，到處是掣肘的陽奉陰違者，工作反而無法開展，政績又如何體現？何況官位極為稀缺，鉆營者眾，經濟社會中，上下級的關系亦是靠金錢利益維持。妳做上司不受賄，下面以為妳不信任他，肯定會尋找新的靠山，置自己於孤家寡人之地。壹個光桿司令，又怎能管好壹個單位和表現為壹個好領導呢？賣官也是保證自己政治利益（政治支持率、政治服從程度等）最大化的辦法，也產生官場邊際效益，清廉是不可取的。“相反，通過‘賣官’，反而能夠實現多種利益的最大化。在這種制度環境下，要求‘用人者’不‘賣官’是不現實的。”[18] 在利益鏈結成的官場上，需要的不是清廉，而是共同利益，不貪腐便無共同利益可言。對壹個專制政黨來說，忠誠度最緊要，不怕妳貪，就怕妳不貪，有了貪腐之心，便不會追求正義，腐敗政治正是貪官污吏最安全的港灣。六四前，社會上對“太子黨”經商多有非議，民眾傳言聲震朝野，涉及到趙紫陽的兒子，趙於是向鄧小平提出先從審查自己的家屬開始，完善廉政制度。結果，“太子黨”經商在鄧眼裏根本不是問題，鄧關心的是中共的安危。“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中的“壹部分人”自然是“太子黨”占盡優勢，更是由鄧家為首的“八老”子弟為代表。如今“太子黨”更是盤根錯節，完全壟斷了國民經濟命脈，中共反而比六四時更強勢了。假如六四按反腐敗的路子走下去，壹定會促進社會的公開化和公平化，壹定會走向民主化，壹黨專制焉有存活之理。所以，中共的反腐敗壹定是表演性的，壹定是內部權力鬥爭式的，絕不可能建立行之有效的反腐機制，這是壹個共產政權無法解開的死結。

專制政權是錢花在密室裏，這是中國的老傳統。錯過了六四反腐的最後契機，體制已經病入膏肓，小手術不頂用，大手術不敢動，只好時不時吞些鴉片止痛，彌留之際再打強心針，以期回光返照。“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這壹頗為流行的看法，真實揭示了黨國進退失據之尷尬。經濟發展不能改變體制的弊病，越發凸顯制度弊端的危機四伏，貧富差距迅猛擴大，全民財富急速流入少數人手中，少數人以官商勾結的腐敗手段致富，體制不但不遏止，反而故意擴大漏洞，將國家最暴利的行業壟斷於權貴手中，為體制的操作者和受益者預留可乘之機。工農大眾就連毛澤東時代名義上的國家主人地位也剝奪幹凈，更加重了社會的不平等，打破人們固有的心理平衡，為民怨沸騰積聚越堆越高的薪柴。毛澤東時代餓死幾千萬農民，工人生活普遍窮困，之所以沒有產生陳勝吳廣李自成，就是公有制理論下人民群眾的國家主人地位，共產主義理想為中共政權提供了形式上的合法性，加上毛澤東的神聖地位，工農民眾不可能反對自己當家作主的國家。盡管這個全民所有制實際為國家所有，由黨說了算，人民只有名義上的地位，且經濟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持久。但除了高層領導的傳統特權，普通人的社會地位並無顯著差別，毛以群眾運動撲滅基層官場的腐敗，維持了全社會從心理到政權運作上的穩定，國家再亂也在毛的控制中。又處於王朝初期，整個社會還算清廉，未出現反對腐敗政府的革命因素，盡管維持毛澤東的地位本身就耗費著中國人的血汗。壹般而言，毛澤東還是反對黨的幹部搞特權的，毛曾反對工資制，要求幹部參加勞動，1965年取消軍銜制，高級幹部降低工資等等，都是鑒於特權的弊端。故而蘇聯看到60年代初毛的批判官僚特權的言論，攻擊毛是“半托洛茨基分子”。蘇聯的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勃列日涅夫及其親信，還有緊跟蘇聯的東歐國家領導人，親毛的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夫婦，全是壹群熱愛美食、好車和別墅，以及黃金飾物、高級禮品的特權分子。共產黨的權力不受工人和群眾監督，也不存在真正的輿論監督，早已形成壹個特殊利益群體或特權階層。

中共貪腐概論 一黨專政的權力尋租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香港反貪

　　如果睜大眼睛看看外面，華人世界也不全是貪腐社會。臺灣黑金政治曾壹度猖獗，但畢竟有民主體制在艱難起步，使2300萬中國人以不流血的方式享受到直接選舉式的民主，建立了較為廉潔的政府，高官的貪腐是個人行為，而不是體制弊病。華人社會最廉潔的是新加坡和香港政府，兩地都曾是英國殖民地，缺少成熟的普選制度，卻比壹些普選國家還要廉潔高效。香港的經驗似乎應該是中國內地效仿的樣板，在不改變現有制度的情況下建立廉潔政府，在避免革命的前提下治理日益嚴重的貪污賄賂，拯救世風日下的社會。這是否可行，我們還是先回顧壹下香港的反貪歷程。香港上世紀70年代也是腐敗猖獗的地方，貪污賄賂無處不在，成為港人生活的壹部分。1974年當任港督麥理浩決心治理腐敗，檢討過去反貪污法律效力低的缺陷，成立了壹個完全獨立於政府的嶄新機構——香港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執行單壹的懲治貪污職務。廉署的編制保持獨立性，只對港督負責，從專員到各級職員都不屬於公務員序列，廉政專員自主任用或解聘工作人員，不受有關公務員條例約束，廉署單設舉報中心，單獨立案調查，授予比警察還大的權力。鑒於貪污行為的隱蔽性，調查員不必抓到嫌疑人的具體貪污行為，只要能證明其生活標準或擁有財產超過官職收入，而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毋須拘捕令即可拿捕涉嫌人士。於必要時出示委任證，表明身分，均可進入任何地方或房屋搜查，允許合理使用武力，然後提起公訴，由法庭判罪。廉署在撲滅貪污罪行方面大有建樹，從貪污最猖獗的警界開始，擒賊先擒王，先拿萬人矚目的交通部總警司葛柏開刀。葛柏因貪污事發，潛逃至英國，廉署將其引渡回港受審，貪污幾百萬元的葛柏終於進入監獄。打開了反貪局面，也並不意味著從此壹帆風順，警界貪污由來已久，又與黑社會勾結，收取保護費，上上下下形成集團性貪污網絡，壹損俱損，壹榮俱榮。廉署深入的反貪行動必然引起警方強烈反彈，黑社會、販毒分子等也趁機發難，壹時山雨欲來風滿樓。1977年10月28日，幾千名請願警員包圍沖擊廉署辦公地和記大廈，毆打廉署工作人員，砸毀辦公設施，世界為之震驚，壹時香港成萬眾矚目之地。事後警方要求當局發出特赦令，赦免廉署成立前的壹切貪污舞弊行為，否則，將舉行萬人大會向港督請願，並以不執行職務為要挾。鑒於局勢發展，香港總督作了退讓，公開在電視上發表聲明，承諾於1977年1月1日之前所犯罪行，在普通情況下不予受理，已被通緝和拘傳的除外，繼續發現嚴重罪行的，應先與總督咨商，並設立專門委員會受理對廉署職員工作的投訴。作出極大讓步的特赦令仍未使警務人員滿意，警察協會對港督聲明的某些部分提出置疑，聲言要舉行萬人大會到港督府請願，已獲初步勝利的警員窮追不舍，試圖擊敗港督的廉政決心。港督麥理浩思考再三，采取斷然措施，立法局臨時召開緊急會議，麥理浩到會作了將永載歷史的發言，重申了前幾天的聲明，他說： “這項聲明，約無妨礙廉政公署保持既得成果之意，亦不是說我們已把維持公共服務廉潔的決心放棄或減低。但在這個時候宣布這樣的聲明，市民當感愕然。雖然壹般人對其理由已加諒解，但亦有許多人對政府竟然有此宣布表示憂慮，或認為是過分讓步。可是，並沒有人認為政府應作更大讓步。相反的，大家都認為不能再作讓步。 “以為用壓力就可以獲得進壹步讓步的人，完全誤解了政府和社會的態度，亦置警隊內99%人員的真正利益於不顧。不用說這種人更完全忽視了香港的真正利益。本港近年來的維持法紀與治安以及在奠定廉潔風氣方面，已有可觀進步。 “在壓力下對這些要求作出讓步，會引致對其他問題的壓力：要求壓制廉政公署，釋放獄中犯人等等的壓力會接踵而來，終至法律只為維護貪污人士之利益而執行。我確信這不是大部分警務人員及他們的家人所希望見到的。但假如政府再作讓步，便會導致這樣的後果，就是向無法無天的人屈服，而對無法無天的人是絕對不能讓步的。本港全體市民，不論老少貧富，對此定有同感。 “我希望有關人士等都能作出更理智的抉擇。無論如何，在他們采取無可挽回的行動之前，他們應當知道，我們不能讓拒受合法當局節制的警務人員，或者支持他們不受合法當局節制的人，又或繼續試圖用壓力去左右合法當局的人繼續留在警察隊伍內，及繼續由市民大眾支付其薪酬。”[19] 勿心存幻想，讓步到此為止。整個會議25分鐘便結束了，無需長篇大論，港府的決心展露無疑。麥理浩的講話擲地有聲，引起議員們的共鳴，整個港島為之振奮，除了極少數人，都表態支持港督。當局的強硬態度和廣大市民的呼聲使局勢急轉，萬人大會宣告取消，督察協會表示，決不支持任何警員的非法行動，有些警署貼出“鳴金收兵”的告同胞書，為期半月的警員風暴終於平息了。港督的退讓雖有些法不責眾的意味，但歷史問題積重難返，如不赦免以前的罪行，打擊面過於寬泛，勢必造成社會動蕩，增加反貪的社會成本，反貪工作不能持續下去。不可能在壹夜之間，由壹條命令解決所有歷史遺留問題，放過大多數壹般貪污的人，縮小打擊面，1%的壞人比例，讓絕大多數人感到松了壹口氣，政府的底線已經明確，再鬧下去不但壹無所獲，反而丟掉飯碗。香港是高薪養廉制，打壹份政府工極不容易，為謀眼前小利而丟棄大飯碗太不劃算。少了多數人的參與，貪污陣營立即瓦解，雲開日出。港督的果敢宣言，不失為壹招好棋，體現了壹個成熟政治家應對紛亂局勢的智慧與魄力。警員鬧事原本做賊心虛，借示威以解違法之憂，本身不具有正義性，也無廣大市民的同情。港督的果斷有民意支持，義正辭嚴。腐敗分子太多，退壹步而進兩步，策略上必然以打擊首惡為主，否則局勢有失控之危。退得太多則前功盡棄，正義事業夭折，香港勢必淪為惡勢力猖獗之地，令東方之珠污濁。三國時，司徒王允巧使連環計假呂布之手除掉董卓，本來大功於國，然首惡即誅，應赦免從屬，各為其主，亦無大過也。卻不料他壹時之怒殺了蔡邕，又不赦免前來求赦的李傕、郭記等人，致使李傕等無望而起兵，拼死壹博，大敗呂布，反將王允誅殺，家族老幼壹同赴難，剛有希望的國家又陷入亂象。王允的胸襟眼界，只能成壹時之事，不足為安邦治國的政治家。相比之下，六四時學生的要求並不大，也是正義行動，不同於香港警界腐敗分子的無理取鬧，危害法治。香港有英軍駐守，但還是以和平方式解決，有理而不失據。六四的正當訴求，本無由拒絕，哪怕暫時依了學生也不至於搞到幾十萬野戰軍進城，血濺長安大街。之後又對學生窮追猛打，逼得他們四散奔逃，至今不讓回國。共產黨從此徹底失去民意基礎，自己剝掉最後的壹層偽裝，變成壹個非法的暴力政權，走向不靠軍隊警察殺人就無法維持的滅亡之路，將文革後民眾希望中共改邪歸正的希望完全撲滅。成都武侯祠有壹對聯雲：“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中共先天的暴虐基因，使他們不知審時度勢，不會深思熟慮，不習慣人類的高尚情操，變為除了暴力貪婪自私欺騙外，是壹群什麽也不通曉的愚蠢之徒。貪污是壹個全球性問題，任何社會都會出現，社會制度盡管不同，但人性的貪婪和損人利已行為的不受約束，才會使貪污盛行。任何反貪機關，必須有獨立執法權力，並在運作上不受政治或政府的幹預。對抗貪污的榜樣和政治決心，必須由上層建立，如果社會的統治階層貪污，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產生怨恨，社會必然陷入不穩定的危機，政府不下決心治理貪污，反以鎮壓方式平息民怨，貪污惡行必然更加猖獗，落入不可收拾之地步。 香港以廉政公署肅清了貪污，建立了世界上高效廉潔的社會，內地是否也可以資借鑒呢？但香港可以成功，對內地只有觀賞性，沒有實踐意義，因為兩地的政治基礎不同。香港為英國殖民地，英聯邦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國家，虛君共和，責任內閣，實行議會民主，有深厚的法治傳統。正式占領香港後，立即宣布香港為自由港，成立行政局（初稱議政局）、立法局（初稱定例局，港督的咨詢機構）協助總督處理政務，又委任太平紳士42名，會同英軍及警察來維持治安。1848年，又增加2名非官守議員入立法局，參與議政。1850年，委任兩位太平紳士代表大衛·渣甸及約瑟·艾德格為首兩名非官守議員。1857年，增委兩名官守議員及壹名非官守議員。1884年，擴大立法局的成員人數至7名官守議員及5名非官守議員，其中包括壹名華人伍才（又名伍廷芳）。1896年，進壹步擴大立法局的成員人數至8名官守議員及6名非官守議員。1929年，立法局共有10名官守議員及8名非官守議員，其中包括3名華人及1名葡籍人士。1960年代，香港的市政機構——市政局首次進行普選，讓選民直選議員，參與決定市政服務政策。市政局成立初時稱為潔凈局（Sanitary Board），只負責清洗街道等衛生工作。至1936年改名為市政局，負責的工作亦不斷增加，並接納從不同界別選舉的代表進入市政局。市政局議員每月舉行公開會議，處理服務相關法律附例和財政事務等。市政局是香港首個有民選議員參與決策的公共機構。港英當局也開始籌備代議政制，令市民有參與政制的機會。1970年代，港督麥理浩推出在香港推行代議政制的概念，讓市民有參政的權利，政府越來越走向開放。1984年政府推出代議政制綠皮書，詳列立法會民主化的過程，並正式就立法局引入民選議席咨詢公眾。1991年，成員人數增至60名，1991年立法局第壹次直接選舉舉行，香港首個政黨——香港民主同盟成立。由於聯票效應，使泛民主派大獲全勝。別小看太平紳士和非官守議員的作用，他們與我們的人大政協代表性質不同，人大政協代表都是黨的人，違背黨的意誌替民間說話的異見人士無資格出任代表。太平紳士和非官守議員是港英當局執政議政本地化的開端，是執政議政透明化的表示，有助於殖民地當局治港，如同外商來華經營離不開華人買辦壹樣。中共的最高決策層是政治局及其領導下的各部黨組，不是議會，決策過程決對外保密，不會讓民間人士參與。好比清王朝的軍機處和朝廷各衙門，決不可能叫民間人士入閣議事。中共政治局比軍機處還機密，常委歷屆人數不超過10名，連委員壹級都無權參與最高決策。滿清的軍機處高於內閣，實際取代內閣職權，中共政治局高於國家機關，壹切大政方針概出於斯。共產黨的利益高於國家利益，高於法律的權威，政治局的決策任何立法（人大）行政（政府）咨詢（政協）等部門均無權變更，必須無條件執行。中共實行中央集權制和黨管幹部原則，各級地方必須服從中央，沒有自治權，任何壹個政府幹部的任命都要取得中共組織部門的核準，無條件忠於黨是出任公職的先決條件。黨的利益高於壹切，黨權淩駕於行政權之上，必然形成黨天下體系，由於黨權是由其各級組織系統運作的，黨的組織極易結成各種利益切分的尋租集團，全面腐敗便是黨權體制的典型特征。高度集權的黨天下，集中了各種專制體制的壹切弱點：任人唯親、幫派政治、漠視法律、貪污腐化等等，除非不斷發動毛澤東文革式的群眾政治運動，不斷打爛現有官僚體系，才會建立稍為廉潔的政府。但這是以公有制和犧牲效率為代價的，這條大家壹起受窮的老路顯然中共最不願意再走。那麽，共黨政權絕無可能建立壹個既廉潔又高效的政治運作體制。

　　香港的殖民地統治，聽起來殘酷，實際上也有相當程度上的民主，有較為寬松的民間社會，與滿清與中共的極權專制不可同日而語。香港政治制度由“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建立，英國女王任命總督只是壹種主權形式，實權在英國內閣，治權在港督，英王並不幹涉香港事務。香港不是英國皇室和港督的私產，奪取香港是為了英國貿易方便，並不想從香港本身奪取什麽，英人治港與港人利益無實質性沖突。英政府不向香港征稅，反而在殖民地初期給予大量財政補貼，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說：英國未從香港拿走壹個便士。[20] 香港後來只承擔部分軍費，香港的收入全部留港。港督有治港的最高權力，但港督並非獨裁者，上有英國議院內閣制衡，下有立法會制約，不能忽略港人利益。政治開放，分權制衡，是防止獨裁、保證法治的機制。中共雖有政治局作為決策機構，名義上是集體領導，但往往最高領袖大權獨裁，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等，皆能左右政治局，變政治局為表決機器。毛發動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六四屠城，江澤民鎮壓法輪功，都是個人意誌淩駕於黨中央和國家權力之上的經典事例。這裏不是說過去香港制度如何好，而是與清政府和中共政權作壹番比較，看看分權制衡與高度集權之間的優劣。但是，毛時代專制，社會卻沒有普遍貪污現象，何也？毛是帝王，想要什麽有什麽，不需要貪污，毛只註重個人權力，不看重家族利益，況政權初立，家人雕零，結不成“太子黨”，又以政治運動治國，所以幹部們也不敢大肆貪污。鄧也是帝王，也是要什麽有什麽，自己無需貪污，但是他的家族為了斂財，便以官商方式攫取巨額財富，鄧家壹開頭，八老家族利益均沾，很快結成中共“太子黨”集團，鄧反腐敗所以不能成功，就是自己家族做了榜樣。江就更不用說了，家族掌握了最暴利行業，毫無顧忌，且胃口越發膨脹。江以馬屁功夫上臺，遠不及毛鄧威望，只能任由高層各自圈錢，黨政軍壹齊下海，整個社會大大小小的權勢集團不甘落後，壹發不可收拾。香港是殖民地，總督不能普選，並不等於沒有民主，立法會有直選議員，行政局直選，都是內地沒有的民主形式。香港有政府不幹預的自由港制度，有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獨立媒體可以自由行使輿論監督權，社會有普遍尊重法治的傳統基礎，有保障人權的司法和訴訟制度。自由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生命線，香港可以延後特首普選，但壹天也離不開自由。自由必須有保障人權的法治，1857年（鹹豐七年）1月15日，香港發生食物中毒，400多名英國人吃了含有砒霜的面包，腹痛如絞，嘔吐狼籍，經過搶救，尚無人死亡。這是轟動壹時的“毒面包事件”，正值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嫌疑人裕盛辦館老板張亞霖和夥計，立即被港英當局逮捕，經過調查，張亞霖與家人也同時中毒，工人也沒有作案罪證，反復審訊後，宣布無罪釋放。砒霜從何而來，始終是個迷。英國法律重證據，不重口供，不允許刑訊逼供。此案要發生滿清治下，壹頓板子夾棍，打個稀巴爛，人心似鐵，官法如爐，犯人巴不得早壹天死掉，少受壹天苦痛，什麽供狀也會畫押。若落入壹個世紀後的中共官府手中，也好不到哪裏，上面限期破案，下面警察立功受獎心切，刑訊逼供犀利無比，電警棍亂捅壹氣，電得妳大小便失禁，神經麻痹，哭爹喊娘的氣都沒有。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讓妳說什麽，妳就得招什麽，同樣沒有破不了的案子。壹定是牽連無辜，至少要抓壹大群反革命分子抵命。英國占領香港後，立即宣布廢止各種拷刑，香港納入尊重人權的英國訴訟法系。香港從開埠時的5650人，到回歸中國前夕人口增加到600萬，英人治港若同清政府或中共壹樣血腥，就不會有幾百萬傻瓜前赴後繼到港受苦。歷來去港的人，壹為追求財富，二為躲避戰亂暴政，內戰與文革時期內地大逃港，改革開放以來持續的申請居港權熱，還有越南的難民潮，都證明香港在全世界的自由法治富足形象。自由的價值，越來越為中國人所接受，生活的改善更增強了人們向往自由民主的急切心情，許多人寧願花巨款也要去生個香港寶寶，為孩子謀個幸福的將來。 中共不能在英國治港的基礎上加快民主進程，反而以種種借口加以拖延，強化對香港的政治操控度，培植親北京勢力，以香港還不成熟為由，反對07、08年普選。真是信口胡言，世界上再沒有比香港更適合民主的地方了，香港人幾十萬上百萬人的要求民主大遊行，從未發生燒汽車搶商店等暴力事件，立法會討論時，議員們彬彬有禮的姿態，顯示出英國傳統的紳士風度。反觀巴黎暴亂中上萬臺汽車被燒，華人商鋪遭劫，臺灣立法院上演全武行場面，香港人的民主質素決不低於任何壹個成熟的民主國家。2011年的英國騷亂中，年輕人砸燒商店車輛，造成人命傷亡，素質竟然比香港還差些。英國為香港留下的最寶貴財富的是法治精神，法治精神以自由民主為基礎，才會有合乎民主原則的法制，法制離開了自由就是專制。而中國人熱衷於法制，不去註重自由民主理念下的法治精神，所以中國人有法制卻無法治，是典型的專制社會。有了自由民主的原則，法律條文才有保障公民權益的作用。憲法是壹個國家的根本大法，多數國家都有憲法，作為憲政的基礎，但英國沒有成文憲法，在英國，政府根據實際統治的法令、規章、宣言、傳統、非正式的諒解、習慣和態度的總和，構成壹種不成文的“憲法”。從技術上來說，並無法令由於“違憲”而無效的情況，任何英國法令都能修改“憲法”。法院能夠據以檢驗立法的“憲法”是沒有的。因此沒有比英國“憲法”更明確、也更不明確的東西了，它不過是事物實際運轉方式的另壹個名稱而已。如何來保證國家的憲政，使立法和行政不“違憲”呢？就是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觀。 中共的人大盡管整天在討論立法，由於沒有自由民主傳統，立法機關的忙碌只是為新華書店的書架上增加壹些填充物，為屍位素餐的人大代表顯示壹些成績。誰都知道法律最終是壹紙空文，但又不能沒有法律條文，否則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口號就毫無依據了。但是，我們必須弄明白，光制定法律沒用，法制不是法治，中國有法制傳統，但無法治傳統。中國人搞法制已有幾千年歷史，遠在夏朝就有“禹刑”，所謂“夏刑三千條”。古人人對法律的重視比現代人更高，諸子百家中的法家是與儒家並稱的大學派。晉國將刑法鑄到鼎上，孔子反對說：“晉其亡乎！失其度矣。”鑄刑鼎而公布成文法，表現國家對法律的重視程度。提倡禮教的孔子怎麽也看不慣，嘆道：“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賤無序何以為國”？還是刑不上大夫的老調子。商鞅變法更加雷厲風行，為推行新法，取信於民，令人在城南門立壹根三丈長的木頭，凡有將此木移至北門者，賞十金，秦國人以為官人搞笑，哪有這麽便宜的事，圍觀者無人出手。後增至五十金，果有奮不顧身者移木於北門，當場拿到五十金。可惜商鞅變法獲罪於貴族，倒臺後因無身份證件，逃不過關卡，困頓於自已制定的法律中，只好伸展腿腳受車裂酷刑。法制到了1947年的民國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制定了壹部《中華民國憲法》，這部五權憲法（立法、司法、行政、監察、考試）是壹部民主的法律，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壹律平等”，沒有壹黨專政的法律前提，比辛亥革命後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袁世凱的《中華民國約法》要完整許多。國民黨退守臺灣，把中華民國憲法也帶去了過去，到今日已經演變成為名符其實的憲政綱領。 殖民地時代，香港無憲法而有憲政，中共收回香港出臺了基本法，卻削減了憲政精神，因為香港社會的自由度降低了，政府和民間不得不看專制君主的臉色。中共熱衷於修改憲法，但憲法在中國大陸卻是壹文不值，誰也不會拿憲法當回事，中共每天都在幹著違憲的勾當，更談不上憲政，公民亦無權對政府的違憲行為提起訴訟。國家主席劉少奇和總書記趙紫陽被非法拘禁到死，受不到憲法的絲毫保護，憲法不保障六四學生示威遊行的權利，制止不了血腥屠殺。憲法規定了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壹點可憐的公民權利也全是壹紙空文，被各種專行法律法規限制剝奪幹凈。公民社會是憲政國家的基礎，中共的傳媒上很少宣傳公民權利，公民二字也極少用到，最多的是老百姓壹詞，還是帝王時代的習慣稱呼。英國人無憲法，英國是最早的憲政國家，香港人無基本法，同樣建立起法治社會，有了基本法，言論日益向左轉，社會也朝著專制退化。香港的法治傳統，奠定了反貪鬥爭勝利的牢固基礎，貪污是暫時的，雖有壹定的程度，並未發展到無官不貪的地步。中國內地反腐敗之所以虎頭蛇尾，也是社會缺乏法治基礎，貪污文化深入人心，公款消費貪污腐化是值得炫耀的資本，並不是件丟人的事，只要把上面買通，倒黴的幾率比中百萬大獎還低，幾千萬黨員幹部，壹年幾千人發案，不到萬分之壹，幾乎無風險可言。保障社會公正的最後壹道閘門公檢法比任何壹個部門都腐敗，公安部和最高法院裏都有大貪官，貪污巨鱷“太子黨”羽翼遍地，結成巨大的貪污網絡，從基層到到中央層層有保護傘，牽壹發而動全身。反貪沒有可靠的司法系統，中央高層僅以運動式的嚴打虛晃壹槍，隨即收場。

　　反貪體制

　　香港廉政公署獨立於政府架構，專員由總督任免，廉政公署只向總督負責，政府無權過問廉署事務，條例規定： 第四條 廉政公署之經費，由香港政府壹般收入支付。 第五條 （1）港督得委任廉政專員壹人，按照港督之命令，負責指揮及管理廉政公署，並受港督管轄。 （2） 除港督外，廉政專員不受任何人士之指揮與管轄。 （3）廉政專員由港督按照其認為適當之條件委任。 （4）廉政專員在任職期間，不得執行香港政府轄下其他受薪職位之職務。

　　第八條 （1）廉政專員得委任港督認為需要之人員，以協助其執行本條例所規定之職務。 （2）廉政專員如相信確為公署之利益，得毋須敘述任何理由而解雇任何人員。 （3）廉政公署人員之雇用條件，須經港督批準；港督並得更改任何依據本條第（4）款而規定之條件。 第十條 （1）獲廉政專員授權代其執行職務之人員，如有理由懷疑某人觸犯本條例或防止賄賂條例或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或身為政府雇員因濫用職權而犯勒索罪名者，可毋須拘捕令而將之拘捕。

　　第十三條 （1）任何人士，如抗拒或妨礙公署人員執行職責者，即屬違法，壹經定罪，可判罰款壹千元及監禁六個月。 第十七條 （1）廉政專員須於每年3月31日或該日之前，或港督所批準之較後日期，向港督呈交廉政公署上年度工作報告書。 （2）港督須將該報告書提交立法局省覽。[21] 權力的來源，決定了權力的性質，權力來源於皇帝，來源於總督，來源於選民，來源於共產黨，自然分別向各自的權力源泉負責。中共司法系統是共產黨的工具，任何壹級法院必須無條件效忠共產黨。2008年上任的最高法院院長王勝俊是黨政系統出身，先前沒有法律專業學歷和司法工作經歷，由壹個標準的黨徒但任國家法院最高職務，可見法官應該效忠誰了。常言道：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管。中國司法權力名義上受人大制約，人大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但黨是領導壹切的，黨的權力大於國家權力，不必經人民通過契約形式（稅收加選票）授權，天然握有不容窺視的政治權力。黨和國家，黨和政府，黨和人民……這類磨出耳繭的高頻率詞語，使人人明白，壹切權力來自共產黨，黨比上帝還要偉大，中國人壹生離不開黨，精神支柱也是黨。基督徒的口頭禪是：“我的上帝”，佛教徒的口頭禪是：“我佛慈悲”，穆斯林的口頭禪是：“唯有真主”，中國人的口頭禪是：“感謝黨”。不受制約的腐敗才是最可怕的，總督腐敗了，還有英國政府，還有議會，還有女王。女王是國家形象和主權的象征，君主立憲，君主只有形式上的地位，行政權在內閣，立法權在國會，司法權在法院，三權分立，互相制約，政黨的利益依據選票來實現，不可淩駕於國家利益之上。不會有人批評女王，女王並不管理國家，卻會批評首相，批評大臣，批評總督，沒人能夠獨裁，也沒有機會給妳獨裁。共產黨就不同了，其至高無上的權力來源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與“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硬塞入憲法，作為合法性的證明。黨權滲透到社會每壹個角落，淩駕於國家與人民之上與國家各個層面，各個機構全部由黨員掌控，由黨的書記做最高領導。共產黨制定法律，解釋法律，行政執法，監督權力，全部獨攬於壹身，不讓出絲毫。黨的系統的紀律檢查委員會，行政系統有監察部，人大系統每年審議報告，聽起來好象什麽都有，實際上除了黨的系統，其它部門都是跑龍套的配角。壹個涉及共產黨員的腐敗案件，首先由地區或部門的黨委書記決定，書記認為應該整治的，由紀委審查，紀委對當事人實行雙規——在規定的時間和規定的地點交待問題，它認為應該制裁的經書記同意，才能移交檢察院。反貪局設在檢察院裏，貪污案件也要經過黨組領導審查，由黨員擔任的檢察官辦案，再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的審判委員會根據上級黨委的批示決定刑期，再由黨員法官宣判，全過程完全在黨的嚴密控制之下。由黨委的專職分管書記——紀委書記或政法委書記督辦案件全過程，壹切在黨的監督之下。所以說，反貪的法律只是以黨治國的工具，它愛怎麽用就怎麽用，沒有外部力量抵抗它。司法官員由於特殊權力腐敗程度比壹般官員更高，比如強河北省高院副院長劉宏因瑣事被毆死亡，他居然壹人有4張結婚證，有4個妻子和6個兒女，家產上億！這位副院長曾任衡水市檢察院反貪局長、副檢察長，因為反腐有功，後來升任省高級法院副院長。2002年榮立中紀委、監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等六部委個人壹等功。2003年當選燕趙都市報主辦的“感動河北年度人物”。 2004年被河北省檢察院記壹等功，被最高人民檢察院評為“全國優秀偵查員”。這真是絕大的諷刺，它證明了現在的監督體制對負責監督的專職官員都沒有任何約束力，權力成了腐敗的保護傘。名義上掌握最高司法權力的最高法院，其中的副院長便是大貪污犯，這種事例，舉世罕見。更可笑的是，曾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的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黨組書記、總經理康日新，貪污7000萬歐元，現金堆滿了別墅，涉案金額高達18億元。 香港的廉政體制不適於內地。香港僅是壹個城市，有壹級廉政公署即可監督港島全境，大陸是幾十個省市，必須設立從中央到地方的數級廉政機構，上級管下級，其獨立性將不復存在。如果全部歸於中央，相當於古時監軍性質的特派人員，監督面太大，會形成兩套黨務和官僚系統，也更容易與地方豪強勾結起來，欺上瞞下，變成合法的貪污。毛澤東時代有接連不斷的群眾運動，群眾是政治運動的主力，有“四大自由”的輿論監督工具，對黨政幹部們能起到很大的監督作用。三反五反四清文革運動中，就揭露了不少幹部的腐化問題。那時幹部腐化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政治性問題，是敵我矛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重點打擊對象。現行中國是紅色權貴式的資本主義，也就不存在打倒走資派的問題，不存在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政治運動基礎，群眾運動式反貪也就不可能成為經常性的防腐措施。群眾運動有效，但社會成本過大，在反貪的同時，也影響經濟運作，影響法制建設，其結果是平均主義盛行，大家壹起受窮。現在的網上反腐，也類似於群眾運動，這種形式不是官方確定的，雖起到壹定作用，卻處於邊緣位置，是否啟動審計調查程序，要視官方的容忍程度及當事人的背景，不會成為制度化的反貪方式。在貪污的程度上，香港與內地也大不相同，香港貪污僅是區域性問題，港人貪污，英國政府並不貪污；部分政府部門貪污，體制並不縱容貪污；基層官員貪污，總督並不貪污；公務員貪污，議會並不貪污。貪污群體沒有形成象內地壹樣從上至下盤根錯節的寵大網絡，香港治貪與英國社會與總督不存在利害關系。香港公務員不準經商，港督與企業之間無利益瓜葛，不存在以權謀私問題。治貪所以能雷厲風行，體制上不掣肘，民間也不反對，少數人鬧事抵制，醜行暴露於世，反而加速治貪行動。內地從上到下的每壹個權力機關都由貪腐分子控制著，所以只能做表面文章，造造聲勢，反貪阻力越往底下越強大，力度越往下面越衰減。香港最大的案件，無非幾百萬元，內地貪污已發展到幾百億元的規模，巨額的資金足以買通任何級別的權勢集團或黑社會網絡。朱镕基身為總理，還是虎頭蛇尾，不是勇氣不夠，而是能力不足。這讓人想起國務院證監會借用香港史美倫女士來任副主席，以期整頓規範中國股市，結果整得壹塌胡塗，多年來壹蹶不振，怨聲載道。這還不是涉及貪官切身利益或身家性命大問題，金融大鱷毫發無損，吃虧的是些小股民。梁女士並非花拳繡腿，在港治市頗有成效，來大陸施展不開，即是對內地積重難返的現實缺乏了解所致。 有人以為，中國經濟轉型比較成功，其他社會問題也應該有辦法才對，不至於到了束手無策的地步。中國的經濟改革所以成功，是因為經濟體制改革實際上是壹個私有化過程，是壹個以權貴為主導的壟斷市場化過程，表面看起來機會平等，人人都可參與，事實上從改革初期的價格雙軌制，到後來的股份制改造，工農大眾基本被排除在外。只有權力才能保證獲得持久及最大利益，權力資源的壟斷帶來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的壟斷，最暴利的行業無不操控於大大小小的“太子黨”，以及各級政府官員和地方豪強勢力手中，工人農民失去工作，失去土地，留給他們的機會只是些諸如雜貨店或大排檔之類過度競爭的微利行業。中國的經濟轉型，壹開始就是為少數人受益的設計，廣泛宣揚的“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摸著石頭過河”的口號，即給了少數人發財機會，又避開了應當承擔的法律風險。這少數人是誰呢？第壹是紅色貴族，能批到鋼材，倒賣彩電；第二是無法無天的人，什麽都敢幹，大不了進局子（原本就是從裏面出來的）；第三是善於鉆制度空子的人，如溫州商人或山西煤老板。所以中共八大家族為首的權貴迅速攫取了稀缺的第壹桶金，其後便壹發不可收拾，幹脆以“抓大放小”政策，將暴利行業都壟斷到權貴手中，小的企業任其破產，工人自生自滅。每壹次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都是權貴們，財富如雪球般越滾越大；每壹次改革的風險承擔者都是普通民眾，下崗失業，失去社會福利，農民被隨意剝奪土地使用權等等。當然權貴們擁護改革，決不會成為阻力，普羅大眾無發言權，只是被動地卷進了改革大潮中。政治體制改革就不壹樣了，權貴是風險的最先承擔者，必將失去相當大的即得利益。民眾雖然也承擔壹定風險，但社會地位的上升，有了對國家政治的發言權，最終必然改善自己的經濟地位。所以，中共當權者決無政治體制改革的需求和動力。

　　中共的刑法看起來嚴厲，有死刑、無期徒刑，但仔細分析，其懲罰力度並不算大，這還不算執法的隨意性因素。刑法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壹萬元，犯罪後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個人貪污數額不滿五千元，情節較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對多次貪污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貪污數額處罰。”這即是說貪污壹萬元以下，不會有太大風險。大貪遍地，小貪自然不會引人註意，只要小打小鬧，出事的可能性極低。比如妳去工商局辦事，塞上幾百塊喝茶錢，辦事減少了阻力，事後再去舉報，下次還來不來？火車站票販子必須向警察行賄，妳本來就是幹違法的買賣，得了便宜賺了錢，自然不會去舉報，自斷財路。利益關系就是這樣形成，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壹年弄個幾十萬都不成問題，這還算不上貪污，不過受賄而已，根本無風險可言。刑法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但國家工作人員沒有申報個人財產的陽光法律，唯有貪污受賄犯案被抄家，才會牽扯出巨額財產問題，未有單獨因此項罪名而獲罪者。香港只要有人舉報，廉署必須調查，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者，罪名即成立。香港治貪法律沒有死刑和無期徒刑，最高可判處壹百萬港元罰金和十年監禁，實際上比內地法律具有更強的震懾力。從刑法條文上看，貪污受賄僅限於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其他各種實際利益並不在貪污受賄的範圍之內。比方說，某市長的女兒出嫁，收禮金幾百萬，某派出所長老父病亡，收慰問金數十萬，這恐怕很難歸入受賄。紅白喜事收送禮物是人之常情，中國人幾千年文化傳統，送禮表示心意，家家如此，平頭百姓也壹樣，有錢多送，沒錢少送，全看個人關系及能力，官越大人緣越廣闊自然禮多；二來送禮人未必有即時的利益要求，也許為了免於受歧視或出於從眾考慮，不送些禮物面子上過不去，與行賄的法律定義多有不符，難以作行賄論處。再比如A 的兒子到B掌權的單位任職，B的老婆到A任職的企業工作，相互提拔照應，皆大歡喜，無財物來往，亦無非法謀利之嫌。知道了這個道理，舉壹反三，觸類旁通，很多事情也就明白了。每年招考公務員，很多人以為全憑本事吃飯，結果總是有權勢背景者受益，卻無人將此定義為貪污賄賂。財物是個狹小的範疇，利益則是廣闊的領域，利益有時比財物更實惠，更有吸引力。有人當上了封疆大吏，靠的不壹定是金錢，而是利益交換，是整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分贓。內地從中央到地方各層次的“太子黨”現象，足以說明利益的強大作用。他們並不需要花錢買官，只需將各自的利益需求交換於官場，即可皆大歡喜。香港法律充分考慮到這壹點，《防止賄賂條例》第二條規定：

　　關於利益 （a）禮物、借貸、費用、報酬或傭金，其形式包括金錢、有價證券、其他財產或任何財產之權益； （b）任何職位、雇傭或契約； （c）支付、免除、清還或清理任何借貸、責任或其他負債之全部或部分； （d）任何其他服務或優惠（款待除外），包括加以維護以使免受任何刑罰或褫奪資格或免除此等憂慮，或維護以使免受任何紀律、民事或刑事性質之訴訟或控告，無論該等訴訟或控告經已進行或尚未進行者； （e）執行或不執行任何權利、權力或職責；及 （f）有條件或無條件提供、承擔或承諾提供在前文（a）、（b）、（c）、（d）及（e）段所指之任何利益。……[22] 香港的法律規定十分詳盡，與內地法律的寬泛粗疏大不相同。這即給司法實踐帶來方便，如某人因賄賂犯案，法官無需考慮復雜的現實、歷史、文化及社會因素，只要有事實發生，即可化復雜為簡單，問話於行賄者：如果對方不是官方雇員，妳還會送禮嗎？回答不會，當事人即構成賄賂罪；回答會，則必須舉出授受禮物的正當理由。《防止賄賂條例》第十九條規定：“在有關本條例所載罪項之任何訴訟中，被告人不能以本條例所述任何利益之授受乃依照專業、行業、職業或業務之慣例，而作為辯護理由”。至於復雜的控辯過程，則是當事人律師的事，因為賄賂掌握權力的公職人員，只要是賄賂，數額大小並無本質區別，公職人員受賄都涉及刑事罪行，免於起訴的，至少會敲掉飯碗，在社會上聲名狼藉，再無謀求體面職務之機會。巨大的犯罪成本使人不敢有非分之想，這才是法律應有的震懾力和預防犯罪作用。內地法律設置五千元的貪污數額，大概出於腐敗成風的現實，如果每個低於五千元的都懲治，只怕整個官場都要壹窩端了。法律的先天不足正是內地腐敗日盛的病根之壹。香港《防止賄賂條例》第三條規定：“任何政府雇員，如無總督之壹般或特別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者，均屬違法。”現代經濟社會的正常往來中，政府部門不可能沒有任何授受利益的行為，但項目和目的必須明確，壹般許可由總督公告，1992年利益接受之公告，除了明確禁止的利益外，通常大約為二千港元，特別許可依據準則要向總督申請。什麽合法，什麽不合法，壹目了然，無需再加以特別解釋。 易粗不易細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的立法原則，法律未盡事項由司法解釋補充。毛時代靠組織紀律和政治運動治國，有三大紀律八項註意和壹個運動接壹個運動就夠了，鄧時代靠政策加法律治國，政策仍是主導，直到1979年才有了第壹部刑法。鄧之後才進入立法高潮期，易粗不宜細的原則仍舊存在。不是立法者不懂得大陸法系依靠成文法，法律應該祥盡，以避免濫用誤用法律，而是認為法律制定得太細，壹來形勢變化快，二來束縛自家手腳，不利於解釋權的靈活運用，解釋權即是法律的操控權。香港基本法實施沒幾年，人大就幾次釋法，皆因牢牢掌握了解釋權，壹看於已不利，就運用釋法權來操控局勢。解釋權是共產黨最重要的權力之壹，象中世紀的基督教會的解釋權壹樣，毛澤東無論怎麽幹都是搞馬列主義，別人稍有差異就是修正主義，掌握了解釋權就可以隨心所欲了。現代法律都是白話文，說得明明白白，有壹般語文水平的人完全看得懂，無需特別註釋，不似甲骨文般艱澀，需要國學大師幫忙才行。人大解釋基本法的理由是說，妳們不懂立法原意，法律是人大立的，人大才明白原意為何，旁人解釋就是挑戰人大釋法權，就有變為敵對勢力的危險。內地法律源於歐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法學理論，其架構類屬大陸法系，依靠成文法典。香港屬於英國之普通法系，不傾向於法典形式，制定法往往是單行法規，並沒有壹部成文的刑法，刑法散見於各種法規和判例中，習慣法，判例法，衡平法，幾種法律形式的運用，奠定法治基礎。香港對法律的見解在法庭上由控辯雙方爭論，法官裁定，法官有自由裁量權，自由心證權，加上刑事審判的陪審團制度，司法程序或審判不公正的情況極為罕見。內地的法庭也有控辯，但審判結果並不由法官當庭作出，是由審判委員會根據領導的意見定案，決定權並不在法官和陪審員，律師的辯護作用更是微不足道。大案要案必須報經政法委員會，再向更高級別的黨委書記匯報，由上面定案。政法委書記壹般由公安局長擔任，淩駕於公檢法之上，統壹管理公檢法部門，法院在政法委領導之下，政法委的意見，法院是無否決權的。政法委員會是黨權司法化的機構，未經法律授權和依法成立，是壹個非法幹預司法的非法組織。政法委是暗箱操作，其意見不列入司法文書，檢察院的起訴及法院審判過程是表演性的，司法權不過是體現黨權而已。黨權不受法律約束，政法委的意見是無須法律支持的，亦非法律的規定程序，卻是涉及領導幹部大案要案的前置程序，因此具有最高的權威。文革中法院曾壹度實行過群眾參與刑事罪犯的定罪制度，先交由各單位革命群眾定罪量刑，然後再進行司法審判。在取消律師的情況下，這也可以視為壹種變相的陪審團方式，只是走形式的成份過大，定罪權在軍管會，群眾參與意見無非是表面上體現群眾專政，根本起不到陪審作用，仍然是黨權的變相表現，更談不到為罪犯辯護層次了。壹個貪污案件從事發到立案前到審判，是權力與背景角逐的過程，打電話遞條子的絡繹不絕，後面的人比前面辦案的人還要忙，即使在上面的人也要考慮各方面的因素，不敢輕易得罪人。各方面權力平衡之後，才是決定起訴與否或判刑多少年的時候，這個過程中司法機關只是橡皮圖章，上面說怎麽辦，必須服從黨的決定，否則就是不與黨保持壹致，要犯政治性錯誤。遠華案涉及面太廣，涉及高官太多，貪污受賄數額巨大，最後平衡各方利益，決定50萬元以下的退贓就免於起訴，波及中央最高層的均不許聲張，從快處決了壹批案犯，殺人滅口，大事化小，壹場驚天大案迅速化為模糊的記憶。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若按10萬元槍斃的刑法標準，將出現上百輛囚車長龍奔赴刑場，架上機關槍掃射的恐怖場面，定與和諧社會唱反調。遠華大案，中紀委也無權定奪，沒有總書記的指示，誰也沒膽量辦這件吃力不討好的案子。律師就更慘了，凡是刑事案件都不願接，搞不好得罪了上面，弄妳個偽證罪，把自己也送進去了。非刑事案件也未必安全，陜西的油井案是行政案件，涉及地方政府利益，辦案的北京律師被以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給抓進局子關了幾個月，要不是北京來的律師，斷逃不出天羅地網。沒有司法獨立，沒有律師參與，司法公正淪為空談，社會公正更是無從說起。所以，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中共在司法運作中不得不壹再提高死刑標準，從貪污10萬元可判死刑到現在的上億元也未必死路壹條，壹再展示法律的玩笑化，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也彰示著犯罪成本的微不足道，這正是在縱容貪腐，中共集團淪為人類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貪污集團便不足為怪了。

共產極權統治概論 剝奪自由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說明

本文批判的公有制與國有制是中共建立的黨有制，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社會所有制。本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共定義的馬克思主義，本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被中共否定的認同馬克思的自由觀與民主理念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本文批判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中共定義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民主社會主義與自由人聯合體。

正文

　　共產思潮

　　20世紀初是社會主義從書齋走向實踐的黃金時代，五花八門的社會主義學說泛濫於全球，各種版本的社會主義普遍熱銷。帖社會主義標簽的政黨組織壹時風起雲湧，其中最著名的是共產黨、國家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等。所以外國有俗語說，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究竟不知那壹種才是對的。馬克思建建立了系統龐大的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其社會主義學說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以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為立腳點，創造出剩余價值學說，用來揭示資本剝削的本質，同時論證出階級鬥爭學說和唯物史觀。指出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來說明共產主義終將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規律。再利用階級鬥爭學說，將無產階級上升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領導力量。馬克思主義的激進性、不妥協性和戰鬥性，最符合有強烈革命意識者的心態，最終使社會主義從壹種理論家的幻想變成了千百萬人的政治理想和社會實踐，最終成為徹底的社會改造運動，馬克思主義也成為革命者的聖經。壹戰之前，世界各國只有贊成社會主義和反對社會主義的兩種人，反對的大多數都是資本家，戰後幾乎沒有了反對的聲音，人們不壹定贊成共產主義革命，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社會福利等主張在歐洲和亞洲還是被普遍接受，認為社會主義是消除剝削和不平等的好制度。社會主義實踐於是分為改良和革命的兩種路線，贊同社會改良的壹般為社會民主黨，希望暴力革命的是共產黨。那些參加議會選舉的共產黨，實際上也屬於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壹類。照馬克思主義標準，馬氏社會主義稱作科學社會主義，不與其它社會主義為伍，接受馬克思主義就是接受無產階級專政道路，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觀，階級鬥爭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非此，人類不能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俄國靠馬克思主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首創，是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的勝利。接著納粹德國的民族社會主義登場，戰後又有伊斯蘭的社會主義，還有英國的民主社會主義及早期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等，獨立後的印度也自稱為社會主義。 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設想，以其形式內容來看，並未超出早期思想家們的構想，都是為了建立公有平均的社會制度，只是在推進社會主義運動手段上有重大區別，馬克思是以奪取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來實現。在馬克思主義之前，人類社會中已有共產的設想，即壹個沒有階級之分和人人平等的社會。這種設想最早出現於古希臘，從柏拉圖時代就開始了，但古希臘恰恰是世界上最早承認土地私有制並且把土地當做商品來買賣的國家。因此，也就最早面臨著這樣的難題：如何改造由私有制所造成的不平等不人道的社會，消除私有制的弊端，向往壹個“世人都不知道有什麽地界，也不知道有什麽籬笆、圍墻”，人人生活幸福的黃金世界。直到英國人托馬斯·莫爾 (Thomas More, 1478－1535)被認為是空想社會主義開山之作的《烏托邦》壹書出籠，[1] 社會主義才作為壹種社會制度而盡情描述了壹番：那個烏托邦是閉塞的、樸質無文、紀律森嚴的群體；壹切公民都是穿同樣的衣服，都是住在壹式壹樣的房屋裏；不得到允許，任何人均不能外出旅行，私下議論公事要判處死刑；不用貨幣，金子、銀子只是用來打造馬桶和溺器，連“奴隸身上的鏈銬也是金的或銀的”，“可恥的罪犯都戴著金耳環，金戒指，金項圈，還有壹頂金冠”；人人參加勞動，產品按需分配，設立公共食堂。這種社會主義已經帶有明顯的專政思想，偏離了人道主義軌道，也不是希臘神話構建的黃金時代了。當馬克思接過了烏托邦的空想，將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定義為取代資本主義制度的人類社會形態，據稱是發現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人類社會的發展流程是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自稱是人類社會歷史分期的最科學論斷。馬氏版本的共產主義隨即成為改造人類社會的政治綱領，共產主義暴力革命運動登上歷史舞臺，亦成為共產革命後的國家政治制度。 中國也壹樣，中國的大同思想也類似於西方的社會主義。孔夫子《禮運》中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大同是實現小康社會後的理想社會，是歷代知識分子向往的社會制度。清朝末年引進了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潮，康有為寫了《大同書》，將孔夫子的大同思想發揚光大，結合西方君主立憲體制，從經濟、政治、哲學到家庭模式，做了壹整套大同世界的制度設計，鼓吹土地國有，興學勸工，是近代最完整的中國社會主義烏托邦。梁啟超在《中國之社會主義》壹文中說：“社會主義者，近百年來世界之特產物也。……最要之義，不過曰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以勞力為百物價值之源泉”，介紹了馬克思社會主義之基本原則。在之前，馬克思的學說即以《大同學》之名，始見於報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主持的廣學會之《萬國公報》，並非什麽“俄國十月革命的壹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共標準定義。恩格斯在具體描述了共產主義國家所有制的諸多好處後，說道： ……只要向私有制壹發起猛烈的進攻，無產階級就要被迫繼續向前邁進，把全部資本、全部農業、全部工業、全部運輸業和全部交換都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國家手裏。上述壹切措施都是為了這個目的。無產階級的勞動將使國家的生產力大大增長，隨著這種增長，這些措施實現的可能性和由此而來的集中化程度也將相應地增長。最後，當全部資本、全部生產和全部交換都集中在國家手裏的時候，私有制將自行滅亡，金錢將變成無用之物，生產將大大增加，人將大大改變，以致連舊社會最後的各種交往形式也能夠消失。[4] 馬克思給共產主義規定的標準定義：“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天下大富，國家消亡。這個夢想雖然遙遠，卻很誘人，陳獨秀等舊學者急於尋找新的思想源泉，壹面打倒孔家店，壹面又以為西方的東西都很科學，壹定適合中國，急於從舊傳統中走出來尋找壹條更快捷的大同道路。這些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匆匆忙忙接受了俄國暴力革命的新教義。毛澤東奪取了中國統治權，毛是共產主義者，立即著手他的共產主義實驗。共產主義導師的追求相同，但具體的實施標準卻有很大差別。列寧說，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將馬克思繁雜的共產主義理論通俗化。赫魯曉夫又增加了夥食標準，“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味道可以，水平卻不甚高。中國人嘲笑這些低水平的共產主義，毛的共產主義宏圖最切合中國人心理，他是農民的兒子，知道民以食為天，曾在《湘江評論》的創刊宣言上說過：“現在世界上什麽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待毛有權力解決“最大”的問題了，他的共產主義藍圖先從“大辦食堂”開始，“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飯”、“壹天吃五頓飯”……壹句句極具誘惑力的承諾，遠遠超過了前輩大師的鴻篇巨制。這對貧窮的中國人、特別是對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其誘惑力之大是難以抗拒的。

　　消滅異見

　　1957年的反右運動，標誌著中共與民主黨派合作的實質性終結，民主力量的歷史作用業已完結，統戰價值降低，在各級政府的任職人數也大幅減少，降到了“花瓶”的位置。從任副總理到部長壹級的民主黨派人士，都換為中共黨員，只剩下些人大政協的虛職，結束了聯合政府的時代。國共紛爭時期，民主黨派從未形成獨立地位的第三方政治力量，要麽倒向國民黨，要麽做共產黨的尾巴。民主同盟表面上恪守第三方中立，實質上是中共操縱的玩偶，由於許多社會知名人士參與其中，很是欺騙了不少人，掩蓋了中共破壞和平的罪行，對國民政府制止叛亂造成極大的輿論壓力。1946年內戰開始時，梁漱溟提出雙方“就地停火”的和平方案，周恩來震怒： “我們早有君子協議，事前商量，壹致行動，共同對付國民黨。……妳們不同我商量，搞了這種提案，而且先給蔣介石，後來通知我。行啊，我們沒啥，大不了再去打遊擊。我們本來就是打遊擊出身的。可妳們怎麽辦？沒有共產黨妳們怎麽辦？妳們不就是靠了共產黨才能存在下去嗎？國民黨要不是有共產黨同他鬥，他能允許妳們存在？妳們可以出賣朋友，不講義氣，但我要勸妳們壹句，眼光放遠些，沒有共產黨，妳們壹天也存在不下去……”周恩來由怒而泣，聲淚俱下，指責民主同盟不講義氣，頗有骨氣的梁漱溟不得不低頭赧顏：“恩來兄，妳別說了。這件事我理虧了，我們想辦法來挽回。”[5] 中共尚處弱勢時已是這種氣度，打敗了國民黨，作為應聲蟲的民主黨派高層人物都已做官，民主黨派列入中共黨政序列，經費由中共全額列支，成為既得利益集團，變成“老子黨”與“兒子黨”的關系，失去在民間活動的自由，不可能變為中共的反對力量。中共是記仇的，特別是對那些不能“肝膽相照”的民主人士，毛澤東於是先拿梁漱溟開刀，新帳老帳壹起算，將梁氏罵成壹堆臭狗屎。中共獨占天下，急速向左轉，1957年，全國知識分子響應毛主席號召，給黨提意見，打消顧慮，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可誰也沒料到，此亦“引蛇出洞”之詭計，是考察知識分子是否對黨無限忠誠的考場，整頓黨的作風轉化為大規模的群眾反右運動。反右之所以不同以往，區別在於以往運動響應號召當積極分子即能爭取主動，這壹回先發動的不是工農群眾，重點是民主黨派人士和知識分子，很多人由此而中招。民主黨派的領軍人物多為知識分子，在對抗國民黨時養成的批評精神成為他們誤入陷阱的原因。所以，能測算出此次鬥爭的險惡性，不是尋常頭腦能勝任的，看壹看批判大會上壹些聰明人的演技，就驚嘆其超凡的能力—— 吳晗壹下子就抓住了三大“右帥”的要害。他分別對三大“右帥”進行批判。 吳晗首先批駁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 “憲法序言中講到我國的統壹戰線由共產黨領導。政協章程也說要進壹步加強黨的領導和核心作用。各民主黨派也都承認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作用。所謂領導，應該是政治上、思想上重大問題的領導。如果離開這種領導，另搞壹個政治設計院，這是什麽意思呢？是不是不同意憲法精神和政協政協章程，不滿意共產黨的領導呢？” 接著，吳晗批判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 “這個意見牽涉到兩個問題：壹個是他對黨領導的‘三反’、‘五反’、‘肅反’等機構是不信任的。壹個是他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樣壹個最高權力的立法機關，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這樣壹個協商機關，下降或者改變為司法行政機關，這和這兩個機關的性質是不符合的。” 吳晗非常尖銳地批判了儲安平的“黨天下”： “儲安平作了壹個很引人註意的發言，這個發言的目的是離開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方向。他提出了‘黨天下’的名詞。在國民黨統治時代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那時候的‘黨天下’就是‘蔣家天下陳家黨’，這怎麽能和今天的人民的天下同日而語呢？這是壹種惡毒的誣蔑。”[6] 吳晗當年是個窮書生，在他困難的時候，胡適幫了忙，支持他的學術研究，還為他介紹了工作。胡適對吳晗是有恩的。但他老先生善於見風使舵，當了中共的北京副市長，更是春風得意，黨指向哪裏就沖向哪裏。批胡適的時候，自然要報新寵而棄舊恩；批胡風的時候，他也批胡風；北京舊城改造時，梁思成主張保護北京的古建築，彭真主張拆城墻，拆除壹切影響交通的“封建的遺留物”。吳晗是站政府壹方的，積極批判梁思成的落後思想。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時候，他又義憤填膺地參加了反右運動，再立新功。老先生不愧是清華大學教授出身，招數老到，曉得擒賊先擒王，打蛇打在七寸上，對他的民盟老上級老同事壹樣猛攻“要害”，絕不被其華貴的外表所蒙蔽，終以高分通過考核。可惜吳老先生百密壹疏，文革中死於莫須有的罪名，殃及全家，夫人袁震被送去勞改，夫妻二人含冤而死，女兒小彥深受刺激，精神失常，後被抓進監獄，也於1976年去世，壹家四口，死了三個，僅兒子吳彰幸存。其為報應乎？不過儲安平的“黨天下”之說是有道理的，是極其精辟的。中國歷史由公天下到家天下，再到黨天下，經過了三個階段。遠古時，堯本應傳位於其子丹朱，可惜丹朱不成器，怎麽教育也不行，於是將帝位傳給了舜，歷史上稱之為“公天下”。這是天下為公的高境界，從夏朝開始，演變成天下為帝王之屬的“家天下”制度。“天下為公”成為壹種純粹的理想，成為仁人誌士追求的最高精神目標。國父孫中山為此奮鬥終生，其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就是為了實現這壹理想。中共傳承是壹黨之天下，由最高領袖在黨內高層選擇接班人，比之子承父位的家天下還不如，較之禪讓的“公天下”更差之千裏，因為古時崇尚選賢任能，帝王不能盡用佞臣而危害社稷。共產黨標榜的公有制其實是黨有制，“人民共和國”正是“黨天下”體制。所以公天下、家天下與黨天下三種制度比較，黨天下是最壞的壹種。

　　猴子再能耐，也跳不出如來巨掌。1959年毛澤東提倡海瑞精神，要敢於講真話，胡喬木授意吳晗寫壹寫海瑞，因為他是明史專家。吳寫了《海瑞罷官》劇本，61年北京京劇團公開演出。也許是上次勝利麻醉了他的政治神經，嗅覺出了毛病，幾年後，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壹文，成為毛澤東引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理由是吳晗借海瑞為彭德懷翻案。這是八竿子探不著的事，但毛需要祭壇上的犧牲品，以鼓舞士氣。這位昔日反右名星第壹個被推上祭壇，祭了文革大旗。讓吳自己也品味到世態炎涼，風水輪流。最令人驚嘆的是吳晗揭發的三大“右帥”至今不給摘帽，鐵案如山，不在錯劃的55萬右派分子的範圍之內，竟與鄧小平不謀而合。鄧小平說：“壹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現在有些人就是這樣殺氣騰騰的。我們今後不搞反右派運動，但是對於各種錯誤傾向決不能不進行嚴肅的批評。”[7] 沒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皆屬於“殺氣騰騰”之輩，我們再來看壹下所謂的“殺氣騰騰”是些什麽言論——《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卻將矛頭直指中共主要首領毛、周二人，而且口氣頗有些咄咄逼人。他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於壹九五六月壹日召開的座談會上作了壹次發言，題為“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他說“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壹個科壹個組，都要安排壹個黨員做頭兒……黨這樣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壹個壹家天下的清壹色局面。”“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竟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竟見。我現在想舉壹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壹九四九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壹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壹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壹個人可以坐此交椅？” [8]

　　這話有理，老和尚無法無天，小和尚才肆無忌憚。然既揭老和尚的騙人老底，又要分老和尚壹杯羹，就惹惱了毛澤東，難怪鄧小平死不認錯，畢竟是壹黨天下。不過這已經謹慎多了，儲先生是老報人，自視清高，國民黨時代更是口無遮攔，根本不怕得罪誰：

　　細察儲氏的歷史，他並不傻。他在此發問，也許只是明知故問，為了向毛、周二人挑戰。壹九四七年國共內戰時期，他就曾在其主持的《觀察》雜誌上著文說：“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壹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壹個‘有’、‘無’的問題了。”“坦白說，今日共產黨大叫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壹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誌。在今日的中國的紛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他反對國民黨政權，但也從來不歡迎共產黨上臺。他說：“今天能動搖國民黨政權的不是共產黨而是這壹批自由思想份子……反過來說，今天能抗拒共產黨的，也不是國民黨，而是這批自由思想份子。”[9]

　　明白人總幹糊塗事，早知當初，又何必現在。即上賊船，再想下就難了。民主黨派對抗三民主義的國民黨還可以，罵罵蔣委員長也行，得罪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敢向毛主席提意見，就是自尋死路了。當中華民國的左派可以掙得英雄地位，當“新中國”的右派，即成臭狗屎壹堆。“新中國”嚴禁非議，在黨需要時，也不管妳非議不非議，不敢說話的人也要倒黴。那些千奇百怪的右派分子裏面什麽樣的事都有：有說現在大餅芝麻比以前少了的人，有檔案裏沒有右派材料卻因“錯中錯”糊裏糊塗搭錯車的人，也有因單位湊不足反右指標被強行充數的人——壹九五四年重慶大學地質系二十歲的畢業生黃治中，主動要求到柴達木去開發戈壁灘，被分配到青海石油管理局下屬的地質研究所工作。鳴放、反右時，他正在北京石油學院進修。待他結業回到戈壁灘已是五八年二月，其時反右已經結束，可是石油管理局沒有完成抓右派的“指標”，便把任務往下分攤。黃所在的地質研究所也分到待抓右派份子指標壹個，所領導正為此犯愁，黃回來了，於是把他叫去說：“妳被劃為右派了！”黃申辯道：“我壹張大字報沒寫，壹句話沒說呀！”沒有用處，黨委已經替他準備好了結論：典型不說話的右派，從骨子裏反黨。黃治中的女朋友，北京石油學院畢業的龔德尊，因為不肯揭發黃的“罪行”，自然也是“骨子裏反黨”，也成了右派。黃被押送青海勞改農場，龔則被開除，遣送回原籍。當初她畢業時，學院要留她任教，她卻壹再要求到大西北去作個建設者，最後終於如願。如今竟帶著未來得及用上的嫁妝離開荒涼的戈壁灘，回到四川農村當上壹名“五類份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了。青海石油管理局的黨委同誌個個十分高興，因為他們不僅完成，而且超額完成了上級規定的抓右派的指標。[10]

　　漢武帝曾以“不入言而腹誹”之罪，要過壹位農業大臣顏異的命，共產王朝比X光機還犀利，能從肚子裏看到骨子裏。以“骨子裏反黨”整死多少人，不得而知，但為史書增添了不少素材。不服氣的右派們說，黨號召提意見又打我們右派，這是陰謀！毛澤東說，不，這是陽謀，牛鬼蛇神只有出籠，才好消滅，毒草長出來，才能鋤掉，草鋤過來作肥料。右派是個統稱，其中包括極右、右派、中右、右傾、大右派、內控右派、摘帽右派等，還有現行反革命加右派或壞分子加右派之類的名堂。官方公布有55萬右派，據學者統計，實際上最少有100萬右派，加上與右派沾邊的各種罪名而遭受迫害牽連的，大概有二三百萬人。右派的下場是槍斃、勞改、勞教、打死、累死、餓死、病死、自殺等等，又趕上三年大饑荒，能僥幸活下來的，又遭受壹場文革浩劫，能等到重見黨的陽光（摘帽）的人，已經所剩無幾了。大作家丁玲的事跡也很經典，她原本是毛澤東欣賞的人物，1936年11月出獄後丁玲前往陜北保安（當時中共中央駐地），中共宣傳部特為這位著名女作家召開宴會接見洗塵。12月毛又手書《臨江仙》賜與她，詞曰：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壹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纖筆壹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這是莫大的恩賜，如同皇帝賜予的丹書鐵券。據說在延安時丁玲與毛私交甚好，她曾是極少幾個不必預約通報便可直闖毛住處拜訪的人之壹。丁玲1948年寫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榮獲51年度期大林文藝獎金二等獎，可謂文武雙全，名利雙收。可惜丁在路線問題上錯誤不斷，屢遭周揚整肅，55年、57年分別劃為“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的首要分子，58年流放北大荒，70年進秦城監獄，75年遣送山西農村改造，飽嘗了老“運動員”的辛苦。毛亦是翻臉不認人，1957年1月，他在全國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發布指示，要把丁玲“在社會上搞臭”。將丁玲打成“大右派”之後，毛又幾次點了丁玲的名：“大鳴大放，壹不會亂，二不會下不得臺。除開個別的人，譬如丁玲，她就下不得臺了。譬如馮雪峰……他就下不得臺了。那是少數人，就是右派。”“只要不是馮雪峰、丁玲這種人，也不要怕下不得臺，怎麽下不得臺呢？”“進了共產黨，他要反共，共產黨反共！丁玲、馮雪峰不是共產黨反共？”“共產黨裏頭出了個高崗…… 現在共產黨又出了丁玲、馮雪峰、江豐這麽壹些人。”[11] 馮雪峰與毛的關系原來也不錯，但也被毛拋了出去。其實早在延安整頓三風（黨風、文風、學風）時，丁玲就因寫《“三八節”有感》惹出過麻煩，賀龍曾在大會上罵她為臭婊子。只是丁玲在國統區名氣很大，認罪態度好，又大罵王實味“卑劣、小氣、反復無常、復雜而陰暗”，寫下兩本學習心得：壹本名為《脫胎換骨》，壹本叫《革面洗心》，才免於壹死。那時毛澤東也是用了“引蛇出洞”的策略，號召大家自由發言，提出批評，展開爭論，然後壹網打盡。毛就是要打斷那些自視清高的知識分子的脊梁骨，象狗壹樣搖尾乞憐。康生罵王實味是“王屎味”，知識分子“臭老九”的地位早在延安時代就基本定型了。經過整風的丁玲，來了個脫胎換骨的改造，在黨的關懷指導下，終於寫出《太陽照在桑幹河上》那樣熱情謳歌共產革命的不朽之作，但沒夾緊尾巴，結果又吃了大虧。在毛澤東眼裏知識分子屬於小資產階級陣營，可作為改造利用的對象，關鍵在於能否“夾緊尾巴做人”，這個尾巴就是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成份。許多知識分子以為尾巴夾得夠緊了，整天高唱頌歌，卻不料政治鬥爭風雲變幻，黨的政策隨毛澤東的心意而時時變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根本無從揣摸上意。所以再謹小慎微的人壹不留神也會在共產黨的陰溝裏翻船。連丁玲這樣黨的忠誠作家都不能幸免，緊跟黨的吳晗都裁跟頭丟性命，何況壹般知識分子。

　　鄧小平主持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否定了文革，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彭黃張周反黨聯盟平反，給丁玲吳晗等人平反，就是不給1957年的反右運動平反。不僅不平反，還為反右運動辯護。鄧何以不平反罪惡的反右運動，而為反右運動留下尾巴呢？就因為反右運動中毛是首犯，鄧是幫兇，鄧的功績就在於反右運動擴大化。1957年6月17 日毛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由鄧小平作《如何領導當前整風運動反右鬥爭》報告。7月17日開始的省市委書記青島會議，由鄧作主題報告，對全國反右運動做了精心部署。9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鄧作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而這壹報告正是毛鄧把整風推向全國各階層的安排。壹個首犯，壹個頭號幫兇，兩個人調動了全黨全社會構造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最為嚴酷的文字獄，絞殺了整個知識界，具有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全被踩在腳下。反右運動毛澤東只做戰略布署，鄧小平是執行者，反右主要是在執行階段擴大化了，擴大了成千上萬倍。鄧顯然將反右擴大化的責任全推給了毛，在編輯自己的選集時，故意刪除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這說明鄧是做賊心虛，意俗掩蓋這段不光彩的歷史，官方亦不再提鄧曾擔任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的歷史。既然反右運動是對的，又何必刻意掩飾載入歷史的事實？所以，鄧為絕大部分右派摘帽，並非正視歷史問題，也不是出於人道主義，他的六四大屠殺除了本性所致，沒有其它的解釋。

共產極權統治概論 極權專制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說明

　　本文批判的公有制與國有制是中共建立的黨有制，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社會所有制。本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共定義的馬克思主義，本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被中共否定的認同馬克思的自由觀與民主理念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本文批判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中共定義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民主社會主義與自由人聯合體。

　　正文

　　極權制度

　　毛澤東從《新民主主義論》開始就把民主集中制作為壹種政體類型。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關於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的問題，我們政權的制度是采取議會制呢，還是采取民主集中制？……我們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在這裏，他把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會議制度混合在壹起，由於人民代表是黨組織操控的“普選”產生的，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就變成中共方針政策的“橡皮圖章”。在基層，甚至連形式上的選舉也沒有，沒有選民登記，禁止公開競選活動，是由各地黨組織指定人民代表，這樣就建立起了議行合壹的黨國體制。這種黨領導下的偽民意機構對政府沒有獨立監督權，怎變幻名稱也是這樣。從表面上看，中共政權是代議政制，有縣鄉人大代表的普選，人大決議也采取投票方式，似乎也體制了“人民主權”的現代原則。但“人民主權”上面還有黨權，人大位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只是名義上的權力機關，並無任何實權。立法、司法和行政是黨的分工協作機構，不是為了分權制衡，各部門人員統壹受黨的組織幹部系統控制。在黨權大於壹切的前提下，不可能形成憲政體制，憲法上面壓著黨紀，憲法裏的“人民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斯大林在中共建政之初，多次督促中共建立“全民選舉”制度，中共從政治協商形式轉向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共同綱領升級為憲法，就是緣於民主集中制的好處就在於可以保證壹黨永久執政，無論叫什麽名稱或實行怎樣形式的“普選”，也不影響共產黨專政的實質。在毛澤東“新中國”建立之前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已經實行過蘇聯標準的“民主集中制”，這個短命政權在國軍的圍剿下，僅存在了幾年，但議行合壹的蘇維埃體制、寡頭集權、詭異選舉、以黨代政等等，為其後建立全國政權積累了豐富經驗。

　　民主集中制原本是黨的組織紀律原則，黨的紀律是四大服從：“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在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高度的集中”。共產黨上升為執政黨，黨的這些原則也順勢變為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準則和國家體制——社會主義民主。特別強調加強組織性紀律性，保證全黨全國行動的壹致性，保證黨的決策迅速有效的貫徹執行。將“集中”定義為民主的指導原則，便與真正的民主理念毫無關聯，因為民主是不能被集中的，民主是每個人行使權利，不能任由別人代表。民主也無需指導，民主程序本身就是啟蒙過程，體現在投票程序上，以多數為結果，不是壹錘定音式的最終決策。由於有了高度集中原則，少數人就可以據此讓多數人服從，否則就是破壞民主集中制。我們從中共建政之始入朝參戰的決策過程中就可以看出民主集中制的實質，與外國交戰對任何壹個政府都是生死攸關的國政大事，都會拿到最高政府會議或國家議會來討論表決。而中共只是在政治局討論壹下，當時只有毛澤東壹人熱心戰事，黨內高層皆關註國內建設，恢復民生，無人主張出兵。如果按照民主投票程序，毛的個人意見必遭否決，但政治局討論是為了統壹思想，做出兵前的分工準備，並非民主決策的法定程序，政治局無非是毛澤東個人意願的執行機構。當時還是聯合政府時代，政治協商會議的規格也很高，相當於國家議會，各民主黨派也較受重視，卻全被排除在決策圈之外，由毛壹個人說了算。毛澤東提出“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這種集權壹定是獨攬權力於黨的最高領袖，各級黨委集權於書記手中，形成“書記專政”或“壹把手專政”。正因為毛澤東有集中之權，便天然擁有國事決定權，也就無需別人再決策壹番了。後來毛澤東壹個人就可以發動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集中”之權壓倒了整個中央領導層。這種民主集中制比帝王時代還不如，天下雖說是皇帝的，但皇帝每逢國事，還要召集文武百官上朝議事，權衡利弊得失，並不是皇帝壹個人事先就能決定壹切的。只有秦始皇才是“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11] 臣民皆為奴仆，毛澤東自比歷史上最大的暴君秦始皇，需要的就是這種極端獨裁體制。

　　共產黨的領袖所以能迅速建立個人獨裁體系，也須借助於造神運動。斯大林被吹捧為“太陽”、“造物主”、“世界的希望”；毛澤東則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永遠不落的紅太陽”、“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偉大領袖”；連小小的朝鮮也必須將金家父子神聖化和帝王化，金日成是人類的“太陽”。毛澤東講話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最高指示，1967年五壹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陳永貴，說了聲：“永貴好！”這應該是例常的問候語，誰知支持陳永貴的造反派將其作為“最高指示”，登在報紙上，敲鑼打鼓上街慶祝。反對陳永貴的壹派雖心有不甘，卻無通天本領，去問問此話是否有政治含義。君無戲言，過去皇帝的話是“諭旨”，就是最高指示，且唯有帝王才能發出最高指示。正是：“出壹言而盈廷稱聖，發壹令而四海謳歌。”所以楊尚昆在日記中稱毛為“主座”，田家英、李銳等人也私下稱毛為“主公”，如同現在黨內稱上級領導為“老板”壹樣。在壹個農民國家裏，傳統農民意識與現代市民意識的區別就在於權利意識上，農民渴望建立平均社會，最高的願望無非是耕者有其田及輕徭薄賦，總是將變革的前途寄希望於崇拜的君主。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不能代表自己，壹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壹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歌唱毛澤東的《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農民意識的藝術表現，不能想像在壹個市民（公民）社會裏，人們會不通過民主程序就把自己的權利無條件奉送給神明般的執政者。所以說，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個人獨裁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專政式民主的必然結果，任何誘人的理論設計都不會改變這壹走勢。馬克思主義者普遍認為，國家本質上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是統治階級的組織，是統治階級手中的機器。恩格斯說：“國家無非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機器”。列寧指出：“國家是維護壹個階級對另壹個階級的統治的機器。”斯大林也說：“國家是統治階級用來鎮壓其階級敵人的反抗的機器。”毛澤東更明確了國家機器的專政職能：“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是幹什麽的呢？專政的第壹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共產黨認為，世界上只有階級的民主，沒有超階級的民主，民主是壹定階級調節內部矛盾的手段，是鎮壓敵對階級的手段，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都是如此。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就意味著被統治階級失去了民主，共產黨國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要無情鎮壓壹切敵對階級的反抗，剝奪其全部政治權利財產權利。國家的首要作用是鎮壓職能，稱之為國家機器，國家機器論者都不承認“人口、領土、主權”之國家三要素的通用定義，認為這抹煞了國家的階級性和專政性質，否認有超階級的國家存在。列寧認為蘇聯之前的壹切國家都不是人民的，無論封建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世界上從來沒有屬於全民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同樣是對壹切敵對階級鎮壓的機器，階級和國家的消亡需要長期的過程，政治思想領域的階級鬥爭更為漫長，只有進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階級鬥爭才會消失。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的共產黨，理所當然地處於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地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建立的“人民國家”，不同於人類歷史上任何壹種國家類型，第壹是無產階級鎮壓剝削階級的機器，第二是以階級劃分的人民政權，不是全民的政府，剝削階級在人民國家裏不享受人民的待遇，處於受剝奪改造的地位。到了毛澤東時代，又進壹步明確為“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政權是鎮壓之權”，把壹切剝削階級或潛在的敵對勢力都劃入資產階級陣營，實行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專政沒有也不需要任何法律限制，直接依賴槍桿子進行，依據“黨指揮槍”的原則，黨可以直接指揮正規軍、公檢法和民兵組織，利用無處不在的暴力鎮壓強化壹黨專政。毛澤東思想豐富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武庫，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巨大貢獻，因為毛澤東思想赤裸裸的暴力詞語很容易化為大眾化語言，朗朗上口，無需象馬克思那樣作艱深的理論研究。所以，在斯大林和毛澤東口中，“民主國家”專指社會主義政權，把“專制國家”的帽子統統戴給了西方社會。並且獨斷了“民主”的解釋權，否認超階級的民主，剝奪了敵對階級的民主，只剩下無產階級的民主，由領導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來實行。共產黨的民主流程是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無產階級全體成員的普選，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是共產黨專政，是黨的領袖個人專政。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無產階級雖然贏得了名義上的統治地位，卻不能通過選票來表達階級利益，獲得實質上的國家主人地位，工人不過是充當共產黨的專政打手來消滅壹切不同意見。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掌握在黨的手中，工人失去自由組織工會和罷工權利，無產階級專政成為“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少數人專政。黨內高層很少有工人出身的黨員，不過是借用工人階級的名義，廣大工人處於可悲的被奴役狀態。雖然是赤祼祼的專政，但共產黨從來是講民主的，國家實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民主專政。

　　當年在中華民國，中共在宣傳民主方面手段極為高超，其頻率和聲調遠超出以民權共和為旗幟的國民政府，除了階級基礎的工農大眾，對於壹切有統戰價值的社會勢力也都納入共同爭取新民主主義的統壹戰線，所以才迷惑了不少社會名流，成為中共奪取政權的馬前卒。中共從來不是個民主的政黨，卻是靠了高唱民主而起家，推翻了比它民主壹千倍的國民黨政府。民主是世界潮流，共產黨非常清楚民主的號召力，建黨之初便以標榜其民主為形象宣傳，所以中共不但不怕談民主，反而以民主來標榜自己，高舉民主普選和民族自決的大旗，許多社會名流和高級知識分子被統戰於旗下，甚至美國軍政界的馬歇爾、史迪威之輩也被共產黨的宣傳蒙蔽，在中共危急時刻幫了大忙。美國新聞界就更不必說了，斯諾及費正清之流簡直就是中共的傳聲筒，為中共在國際舞臺上爭得壹個耀眼位置。中共抗戰壹結束立即搶占東北，就以張學良兄弟張學思的名義組建東北民主聯軍，利用馬歇爾的調停積蓄力量，發動大規模內戰，阻止國軍接收東北。壹直到五十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盛行，美國親共勢力才開始衰落。中共在內戰之際又為軍隊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去“解放”那些原本就共和體制下生活的自由國民，並以其建政之日劃分為“解放前”和“解放後”，作為中國現代史中的斷代標準。也可以說，國民黨遠比共產黨民主程度高，卻以壹個不民主的形象敗在空喊民主的共產黨手裏。國民黨的失敗恰恰是因為比共產黨民主，民主不免偏於感情，自由不免偏於行動。在地方自治體制下，自然是負擔愈輕愈好，賑濟愈多愈好，鄉不願對縣負擔，縣不願對省負擔，省不願對國負擔，國民不願意對國家負擔。自由能減低政治效能，歪曲的民主易作為暴亂的借口，只能破壞社會秩序。中共的獨裁可以杜絕紛爭，最大限度利用政治軍事資源，改變秩序，短期內顯現巨大效果。毛澤東大罵蔣介石獨裁，閉塞言路，關押政治犯，但毛的江西和延安政權更加無視言論自由，不但在肅反整風運動中關押成千上萬的政治犯，還處決數以萬計的共產黨員。實際上毛跟蔣比起來更是一個獨裁者！

　　民主集中制是中共對共和的界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這種形式。若照此類比，水泊梁山的忠義堂也應該是“共和政府”，梁山政府由各階級的代表（頭領）組成，“國旗”寫上替天行道四個大字，既體現受命於天的神聖性，也顯示代表人民的正義性。梁山政府對反革命的土豪劣紳實行人民民主專政，議事規則為標準的民主集中制。天罡星三十六，地煞星七十二，壹百零八位頭領組成“中央委員會”，聚會於忠義堂議事。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柴進等坐前幾把交椅的豪傑，相當於政治局委員，掌握和決定重大軍政機密事項，壹般重大事項先由他們商定決策方向，再提交委員會討論，但最終決定權在最高領袖宋江手中。正是：眾豪傑高談闊論，宋大哥壹錘定音。那些排不上星座位次的堂外好漢們，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與中共壹般幹部的待遇相同。但從實際運作上看，梁山的“貴族共和”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要民主些，並非全由坐頭把交椅的頭領壹個人說了算。晁天王曾頭市中箭，留下遺言道：“若哪個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傳位雖嫌草莽，卻也公平，沒有隨意指定接班人。宋江是眾望所歸的領袖，由眾好漢推舉而出，程序透明公正，也須幾度謙讓推辭。眾人反對招安，宋大哥還要反復作解釋，以求諒解，徐圖而進。當李逵、武松等頭領強烈反對宋的招安決策時，也沒有給他們扣上“反黨集團”或“反革命武裝政變”的帽子，置之於死地。如此說來，中共不如梁山者甚多，壹樣嘯聚山林，壹樣的草莽性質，其領袖卻非眾望所歸者，奪取權力用盡陰毒手段。林沖火並王倫，是因王容不得強過他的豪傑，朱毛紅軍火並王佐、袁文才，人家已經歸順了，地盤也獻出了，已是黨的人了，還要傷其性命，斬草除根，全不念當初落魄時，王袁二人仗義收留的好處。在中共內部只講眼前利益，從不以義氣為重，民主人士為中共搖唇鼓舌，痛罵蔣介石，反對國民政府，中共建政沒幾年便翻臉不認人，全部趕下臺，壹網打盡。中國歷史上類似毛澤東這樣狠惡奸詐的農民領袖實不多見，如毛氏王朝那樣絕對專制的政權更是罕有。中共雖然有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程序，似乎比水滸梁山的“封建家長制”要民主些，但敢於有不同意見的人都被整肅了，這種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便反轉過來，變為多數服從壹人，是變種的“社會主義封建君主制”。中共歷來是黨的領袖和政治局常委決定壹切，無需中央委員會決議，中央委員只是象征性的每年參加壹次例行全會。國旗上突出的是共產黨的地位，中共就是天，受命於自己，較之皇權至上主義還要專斷。從革命的目的來看，梁山與中共都是打著造反的旗幟，“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銀”，骨子裏是希望博個“封妻蔭子”或掙個“真命天子”。毛澤東鄙視宋江的替天行道，受朝廷招安，他則是“陳王奮起揮黃鉞”，自己做皇帝。中共領袖的話就是聖旨，毛澤東不必說了，六四大屠殺，鄧小平壹句話，坦克即刻朝人群軋過去。趙紫陽已貴為黨的總書記，被垂簾聽政的鄧小平撤了職，趙是政治局常委，鄧小平壹介退休的普通黨員，竟高居全黨和政治局之上。八九民運時期，趙紫陽對來訪的戈爾巴喬夫說：“我們黨仍然需要鄧小平同誌，需要他的智慧和經驗，這對我們黨是至關重要的。……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誌掌舵。”[12] 鄧小平譏笑美國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議來議去太過麻煩，不象我們打越南，政治局通過壹下就出兵了。宋江受命於眾好漢，他座位後沒有簾子，有事大家壹起商量，是為貴族共和。共產王朝是假共和之名，實行君主專制，據傳胡錦濤看了《走向共和》的電視劇，很不高興，下令停止播出。因為這部電視劇展示了中國人為共和奮鬥的艱難歷程，觸動了中共的假共和神經。

　　共產黨宣傳民主是因為有民主集中制，所以在毛澤東的著作裏，民主二字是高頻率詞匯，他有大談民主的習慣，他的農民革命亦是爭取民主為號召。毛深知民主的核心在於個人自由，消滅了個人自由，民主就被集中取代了。所以毛極力反對自由，說：“自由主義是機會主義的壹種表現，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沖突的。它是消極的東西，客觀上起著援助敵人的作用，因此敵人是歡迎我們內部保存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的性質如此，革命隊伍中不應該保留它的地位。”倡導改革開放的鄧小平也將黨內外的自由傾向定義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毛有篇著名文章叫《反對自由主義》，從來沒寫過反對民主主義的文章。雖然毛澤東談的自由並非普世意義上的權利自由，但無論何種自由都會幹擾絕對獨裁。因此毛也極力反對極端民主化，凡是黨內外以個人自由來要求民主權利的，都認定是破壞集中制原則，扣上極端民主化的帽子。毛澤東有時也對外高談自由，那是說給國民政府和美國人聽的，是用來迷惑知識分子的，是為了減少爭奪國家統治權力道路上的阻力，是中共自己的自由，壹旦掌握政權，便絕對禁止民眾的個人自由和思想自由了。普世意義上的自由是指個人權利，是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個人自由，有了個人自由，才有參與社會（集體）活動的價值。民主主義的價值基礎是個人本位，個人自由也就是個人主義擴大化的民主主義，離開個人利益追求的民主主義是不存在的。共產黨反對以個人為中心，黨內嚴禁自由言論，取消自由行動，讓人放棄個人權益，服從於集體主義，以高度組織化的方式控制每壹個成員，使每個成員工具化，否則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了，共產黨的全部歷史都充分證明這壹點。自由是專制的大敵，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不允許突破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中共正是憑借這種“資產階級自由化”起家的，所以中共最怕民眾的自由化傾向。所有遊離於黨領導下的自由都會影響權力集中，是絕對不允許的，意識形態方面的自由更要嚴厲鎮壓，勿使其成為大氣候。毛澤東談民主，是把民主劃為兩部分，有資產階級的民主，也有無產階級的民主，在“民主”壹詞前加上“無產階級”的定語，以示區別，再用集中制為“無產階級民主”定義，民主就變成了共產黨的銳利武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誠如康生所說：“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過是壹個形容詞而已”。2009年是西藏“平叛”50周年，中共高調宣傳的“西藏民主改革”，也是因為“民主改革”的實質是民主集中制化，在西藏實行的壹切暴政都是為了“民主”的改革。共產黨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宣傳策略，對中華民國政府是用“新民主主義”來置換三民主義，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是用“人民民主專政”來替代無產階級專政的通稱，胡錦濤是以“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來抵禦民主化浪潮，但中共政權鎮壓人民的性質從未改變過，欺騙宣傳從未停止過。

　　馬克思主義駁斥資產階級自由民權是虛偽的，恩格斯說，政治自由是偽自由，是壹種最壞的奴役，表面上是自由，實際上是奴役。真正的自由，是人類必須先從私有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然後才能充分達到自我完美的境界。可是資本主義國家在改善勞工待遇和人權情況下，社會矛盾日益緩和，民眾獲得了更多的政治自由和參政權利，每個成年人手中都有選舉國家領導者的壹票，資本主義社會未象馬克思預言的那樣迅速崩潰。工人階級不但不會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反而成為資本制度的受益者而壹體化了，資本家與工人是利益共同體，只有中中國的血汗工廠中，資本家才會殘酷壓榨工人，因為工人沒有政治行動的自由。壹些馬克思主義者不得不作些理論修正，把馬克思的革命激情說得委婉些，使社會主義接近自由主義，結果就產生了社會民主主義。在東歐和那些貧窮的農業社會裏恰恰相反，這些修正蓄意強調暴力革命這部分，於是產生了俄國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到了現在，殘余的馬克思主義就僅剩下壹小部分專政理論可供利用，其余的政治經濟及哲學理論全部破產了。保護私有產權進化為政治自由，擺脫私有制束縛的都走向了共產奴役。

沒有建立在自由與公正的基礎上的穩定就是暴政

作者 胡平 寫於 二零零六年

　　“穩定壓倒壹切”這個口號真是個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的口號。對人類來說，穩定不是唯壹的價值，也不是最高的價值。在穩定之上，還有自由，還有公正。妳沒有自由，沒有公正的這個穩定，那就是暴政。

　　再說，“穩定壓倒壹切”這個口號，其實沒有人會不分青紅皂白的贊成穩定壓倒壹切。因為這個口號，它很狡猾的去掉壹個定語，妳說穩定，誰的穩定．妳說現在共產黨今天整天喊穩定壓倒壹切，那妳當年怎麽搞革命呢？對不對啊？妳幹什麽要革國民政府的命？妳那個時候講穩定，妳就老老實實的不革命不就完了嗎？所以現在共產黨喊的穩定，其實它所說的就是要共產黨壹黨專政的穩定。

　　它提出這個口號只是維護中共自己的穩定，但是有些人,他們也可能認為，他們可能會覺得，不管是誰穩定什麽吧，但是現在中國這個社會，他們覺得還是需要穩定的。客觀上還是需要穩定的。而且他們都認為，比如說東歐民主化的例子這個例子，東歐的共產黨垮臺以後，好像是社會不是很穩定，而且老百姓生活也不是像原來那麽好了。

　　我想，第壹，對於東歐的情況，遠遠不像共產黨宣傳的那樣那麽糟糕，實際上他們的轉型應該說是相當順利。另外我想拿中國人來說，認識也發生了這麽壹個變化，在早先，在89的時候，當時學運剛剛起來，當局就指責妳們搞動亂，當然很多人不信，很多人不服氣啊，而過了十幾年之後，反而很多人相信了中國真是不能搞自由民主，壹搞真會亂。其實這裏的道理很簡單，那就是在十幾年前，在六四之前，中國社會的矛盾還沒有那麽尖銳，沒有那麽復雜，人們對理性的解決問題還有更大的信心，而在十幾年之後，由於中共長期的堅持專制壓迫，拒絕自由民主，使得社會矛盾越積累越多，而且成惡性的發展，同時整個社會道德水準的下降，這麽壹來，確實我們未來的民主轉型就面臨更大的困難，處於這麽壹種擔心，所以人們，很多人才無形之中接受了“穩定壓倒壹切”的口號，多少還有些道理。

　　中國古典小說《鏡花緣》，裡面有女兒國啊，君子國啊，奇奇怪怪的，還有個國家叫伯慮國，伯慮國的人很奇怪，他們就是害怕睡覺，因為他們認為壹睡覺就跟死了壹樣，睡覺就是死亡，所以他們不敢睡覺。再困的時候也要強打精神，他如果看見別人睡著了，那拼了命呀也要把他拉起來，也不讓人家睡，這樣大家可以想像，總有壹天壹個人壹覺睡下去，就拉也拉不起來了。但是明明是困死了，大家反而得出個教訓，可見不能睡覺，可見睡覺就是死亡，明明是困死了，大家反而認為是睡死了。所以專制制度它有這樣的自我實現能力，就是說，它以穩定的名義去進行高壓，去進行壓迫，在最初呢，它是嚇唬大家：如果沒有我的專制，沒有我的高壓，社會就會動亂。它最初這麽說的時候，那是嚇唬人的，是騙人的，可是說的時間長了，它壓制的時間長了，使社會的矛盾越積累越多，越積累越復雜，那有可能是真的了。到時候，壹旦沒有專制，確實天下就可能大亂了。就像妳老不準人家睡覺，等有壹天，壹個人倒下去，那確實壹睡，就醒不來了。所以專制其實是靠著這樣壹種自我實現的能力，它恰好從反面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要避免社會動亂，我們不是要去壓制，不是要去贊同高壓的統治，反過來，要創造自由民主的社會。

　　古代的有識之士也就註意到這壹點，所以主張對社會上的各種矛盾要采取疏導的辦法，而不是采取堵和壓辦法。妳采取堵和壓的辦法能夠得效壹時，但是妳使得矛盾惡性的積累，到頭來，總有壹天會造成壹種更惡性的壹種爆發。其實關鍵的就在這裏頭，那我們壹般很多人只是知道動亂是個災難，他們不知道有時候穩定也是災難，甚至是更大的災難。像納粹統治下的穩定，那就是更大的災難。反過來呢，動亂有時候也是好事，因為動亂有時候就意味著對社會上不公不正的這種糾正，它是對社會進步的壹種推動，其實呢，古今中外理性的人不會不分青紅皂白的反對動亂，就象古今中外理性的人不會不分青紅皂白的主張穩定壹樣。

　　如果壹個社會它把“穩定壓倒壹切”置於首位，那麽到頭來它實際上是醞釀壹種更大的暴亂，更大的動亂。反過來呢，如果壹個社會把自由，把公正置於首位，在此之上建立的秩序，才能是真正的長治久安。妳看拿人類歷史上，我們知道英國是最早實行憲政民主的國家，三百多年以來，在英國，人民自由，經濟繁榮，而且社會是長期的穩定，反過來像實行專制的國家，那麽妳從歷史來看，他們的國家也是充滿著各種各樣的動亂。

　　穩定壓倒壹切，完全是個陷阱，因為妳壹旦接受這個口號，壹切善惡是非就都顛倒了。因為在現在這種專制制度之下，誰最維護這種秩序呢，當然是既得利益者，他們最維護這種秩序。反過來呢，在這種社會秩序之下，那些受損害的，受壓迫的人，他們要起來抗爭，要爭取自己的權益，而這種社會，又沒有為他們表達自己的願望，理性的解決問題提供任何管道，因此看起來 ，他們的抗爭就被看成是對現今的壹種挑戰，那麽在很多人看來，既然穩定是這麽重要，他們就會認為，那些既得利益者，那些權勢利益者們，雖然他們是做錯了，很沒有道理，但是他們既然代表秩序，所以錯了也是對的。再沒理，也是有理。反過來呢，這些受損害，受壓迫的人呢，他們也知道妳們是對的，妳們是無辜的，妳們的要求是正當的，但是妳們既然要起來抗爭，那妳們可能威脅這個秩序，所以妳們再有理也是沒理，妳們再對也是錯的，所以這麽壹來，他對整個事情的看法，善惡是非就完全顛倒了，無形之中，他們就扮演了這個助紂為虐的角色。我們要知道，壹個社會最終釀成動亂，從來不是因為很多人喜歡動亂，很多人想動亂，相反是在那個地方，過份的追求穩定，而縱容了統治者的橫行霸道，壓制了公正的精神，使人們對理性解決問題失去了信心，使人們道德品質下降，所以妳要是真正追求穩定，真正的長治久安，必須要把自由公正至於首位，我們每壹個人，有良知的人，無論妳怎麽樣珍視穩定，妳都不能墮落到給暴政作辯護的這個地步。

　　如果像中共這樣壹個蔑視自由民主、壓制人權的政權，靠著它的高壓居然能夠得逞，那妳想壹下，他只會對正義、人權這些理念采取更蔑視的態度。妳怎麽能指望著它哪壹天心血來潮，想通了，我們要自由民主了，我們要公正了，這對它絕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這也就告訴我們每壹個人對於像中共這樣壹個侵犯人權的政權，絕對不允許它長期的存在，我們每壹人都要起來進行抗爭。從自己做起，從現在做起，從身邊的每壹件小事做起。

中華人民共和國概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屬於中共的國家

作者 亡國奴之聲 寫於 二零一六年

　　中國共產黨的愛國主義教育已經持續了六十多年，宣傳的力度很大，但是效果卻越來越微弱。除了時常煽動起壹批“憤青”盲目排外，給政府添亂外，反倒是促使越來越多的民眾清醒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其實就是愛黨主義教育。

　　中國共產黨最常用的愛國主義教育宣傳口號是：愛黨，愛國，愛人民。

　　把“愛黨”放在第壹位，“愛國”放在第二位，這是黨對人民的教育和要求，至於“愛人民”，不知道是說給人民聽的還是說給黨自己聽的？

　　就是這樣壹個故意混淆概念，把愛國偷換成愛黨，主語模糊，邏輯不通的句子成為中國共產黨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的經典口號。

　　作為壹名共產黨員去愛黨無可非議，但是要人民群眾也去愛黨就有點說不過去了。人民群眾為什麽要去愛妳壹個政黨？況且妳又不是什麽好黨！

　　人民群眾親眼看見這個黨在建國以來做了很多壞事，犯了很多錯誤，人民和國家深受其害。人民群眾看到，黨的領袖玩弄權術，擅長整人。黨的幹部欺壓百姓，貪污腐敗。這樣的黨老百姓不起來造反推翻妳也就罷了。還添著臉皮要人來愛妳，真可謂是恬不知恥。

　　其次說到愛國，首先要搞搞清楚究竟愛的是哪壹個國？是誰的國？

　　如果是我們人民自己的祖國，那麽不用黨來教育，人民也會真心去愛。如果這個國是我們人民民主締造的共和國，作為共和國的公民，我們也有義務去愛國。但是，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被壹個叫做中國共產黨的幽靈組織所綁架和霸占，成為了壹個被西方共產主義邪惡思想所控制了的名副其實的共產黨的黨國。廣大中國人民則成了受黨國統治、壓迫和奴役的對象。中國人民沒有壹天真正當家作主，沒有壹天不在被迫接受“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這樣的黨國人民又怎麽可能去愛？

　　中國共產黨所說的愛國，其實還是愛黨，是教育老百姓去愛那個在黨絕對領導下的黨國，而不是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的所謂愛國主義教育也只是在自欺欺人。中華民族經歷過五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國人民很清楚國家的概念是什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國家永遠都是皇帝家的國，是統治者的國家，和老百姓的小家沒有任何壹點的關系。所以壹旦國家到了危難時刻，中國的老百姓是絕對不會響應黨的號召，讓自己的獨生子女去保衛壹個被外來的共產主義幽靈所霸占的國家政權。就像大清王朝的子民除了會反清復明，鬥膽造反以外，是絕對不會替大清皇帝去真心賣命，去抵禦外來列強侵略的道理壹樣。至於那些貪生怕死，貪污腐敗的共產黨官員們是不是會挺身而出，去保衛他們的黨國，其實也都是要打上壹個大大的問號。

　　只要中國共產黨的敵人承諾不會破壞中國老百姓的家園，不會掠奪老百姓的財產，我相信壹定會有許多中國人主動帶路去抓共產黨。在中國的壹座大城市裏，我曾經親耳聽到壹位出租汽車司機對我說：如果有人要抓共產黨，我壹定帶路，那些共產黨頭頭的家我都認識。

　　這就是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中國老百姓對共產黨的痛恨是共產黨的領袖們想都不敢去想的。

　　清王朝為什麽滅亡？因為大清國內部人民起義造反，外部世界列強入侵，廣大清朝臣民樂得坐看清朝皇帝倒臺。八國聯軍攻打北京，火燒圓明園的時候，南方各地總督卻紛紛和外國政府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坐看北京淪陷。

　　中國共產黨亡黨亡國管中國老百姓什麽事情？亡的是共產黨，亡的是共產黨的黨國。

　　如果有壹天共產黨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真的亡國了，那也沒有什麽可擔心的，至少中華民國還存在，青天白日的旗幟還可以扛回大陸，那才是兩岸全體中國人真正的國家。

　　道理其實很簡單，既然兩岸都承認只有壹個中國，那就不妨讓兩岸的中國人自己來選擇，是要中國共產黨獨裁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選擇已經民主自由的中華民國？如果兩岸的人民都同意進行公投，為什麽不可以這樣做呢？

　　為什麽中國盛產“漢奸”？以前不理解，現在清楚了，是中國的封建社會體制專門制造“漢奸”，人民不認同自己的國家，不認同國家的政權。以前是滿清政府，後來是國民黨政府，現在輪到中國共產黨政府了。

　　如果是人民自己當家作主，人民自己是國家的主人，還會有人去做漢奸嗎？人民還會眼看著自己亡國亡家嗎？

　　蘇聯解體事件，葉利欽宣布共產黨非法的那壹刻，全體蘇聯人民和蘇聯共產黨員們都保持了沈默，就好像這件事情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事實上也確實如此，那只是蘇聯共產黨的垮臺和失敗，而不是蘇聯人民的失敗。反過來說，那恰恰是全體蘇聯人民的偉大勝利，因為他們終於擺脫了長達七十多年的共產主義專制獨裁統治，終於把自己從壹個獨裁政權中徹底解放了出來。蘇聯人民是勇敢的人民，他們知錯必改。而中國的亡國奴們，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們，都是壹些懦弱的膽小鬼，他們既不敢正視錯誤，承認錯誤，更沒有勇氣去改正錯誤。然而就是這樣壹群懦弱的人居然反倒去嘲笑蘇聯人民，說什麽蘇聯沒有好男兒，真是既荒唐又可笑，簡直無可救藥！

　　中國共產黨也終將面臨被解散的那壹天。中國人民是會像蘇聯人民那樣以沈默來迎接共產黨的垮臺，還是會以中國人自己的方式來結束共產黨的暴政？這是中國共產黨和所有準備推翻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人都應該事先考慮的問題。

　　我在加拿大和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看到，這裏人民的愛國行為都是發自內心的。愛國就是愛自己，愛家庭，愛國就是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在這些民主國家，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以及權力和責任是完全統壹的，這才是產生真正愛國熱情的精神力量源泉。因為國家保護著每壹位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免受外來的侵犯，所以每壹位公民都有義務和責任保衛自己的國家，支持自己選舉產生的政府。

　　愛國是不能被強迫的，也是不能被物質利誘所收買的。真正的愛國精神只能發自每壹個人的內心。

　　今天，對於每壹位中國人來說，只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階級鬥爭才是真正的熱愛祖國和熱愛中華民族的正義行為。而擁護中國共產黨和熱愛社會主義，堅持階級鬥爭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意識實質上就是背叛祖國，敵對人民，就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中國共產黨亡黨、亡國事小，亡我中華文明、亡我中華民族才是全體中華兒女真正的災難和奇恥大辱！

　　“廢除壹黨專政，還政於民。”這不僅僅是壹句口號，而是全體中國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中華民族復興傳統文明，融入國際大家庭的唯壹希望。如果中國人民再繼續忍受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統治，把自己個人的利益和民族的未來任由中國共產黨野蠻處置，那麽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人民必將再次遭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暴力革命的災難，遭受毛澤東思想文化大革命式的迫害，遭受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統治的禍害，厄運將再次降臨到每壹位中國人的頭上。

　　人的最基本的權利

　　人的基本權利首先是生存權。生存權的核心意義是尊重並保護每壹個人的生命。所以壹個文明的社會必定是把尊重人的生命放在第壹位。

　　生存權是每壹個人都應該擁有的絕對必要的權利，這種權利與生俱來，不可剝奪。所有的人都應該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這個基本權利，並堅決維護自己的這個權利。

　　人的基本權利其次是財產權。財產權可以看作是生存權的自然延伸。財產是維護人類生存和社會文明發展的必要條件。財產權也是民主法制社會每壹位公民最充分擁有的權利。

　　公民除了擁有自己的生命之外，財產是個人與社會所有社會關系的具體體現。在民主法制社會制度下，公民的生命安全和個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圍繞著以上這兩項基本權利，誕生了現代民主法制國家，民選政府的基本職責就是為了保護國家所有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並且這種保護必須能夠落實到每壹位具體的公民身上，否則，人民需要國家幹什麽？公民需要政府幹什麽？

　　民主法制國家的民主、自由、平等和保障人權的政治體制是建立在對每壹個人基本權利的尊重和保護的基礎之上。這種社會制度因為最大程度地保護了所有人的基本權利，所以得到最廣泛人民的普遍擁護和支持。

　　當今世界的主流是民主社會，憲政制度。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采用這樣壹種社會制度。在民主法制社會，公民權利得到充分保障。人民擁有充分的精神自由和思想的獨立性，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在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和去實現個人的夢想。只要不違反法律，不冒犯別人的自由,尊重他人的權利，就可以活得很自由,很自在,很自然，並且受到其他人同樣的尊重。

　　憲政制度保障每壹位公民都成為國家名副其實的主人，政府是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機構。公民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可以充分行使民主管理國家的權力。事實證明，西方民主國家的社會制度是先進的，合理的，是符合人性和保障人權的，也是充滿了創造力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這也就是從1949年以前就已經開始，直到今天，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壹直在為“廢除壹黨專政，還政於民”而堅持不懈地進行著努力的根本原因，我們的目的就是為了建立壹個真正平等的以憲法為基礎的民主國家。把亡國奴從被奴役的狀態中給解放出來。

　　被迫計劃生育的亡國奴

　　壹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最多活百年左右。但是壹個人的生命卻可以通過生兒育女來傳承，進而使整個人類生生不息，繁衍生存。人類的所有活動，所謂的事業和成就莫不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

　　所以生兒育女不僅是人類的自然天性和本能，更是每個人對整個人類生存發展的重大貢獻。

　　中國共產黨愚昧無知，違背天理人倫，以壹黨意誌在中國強制實行計劃生育政策，規定壹對夫婦只允許生育壹胎。在此政策指導下，各級政府強行幹涉人民私人的家庭生活，強迫年輕夫婦避孕，強制孕婦流產，制造了許多慘無人道駭人聽聞的家庭悲劇。中國實施準生證制度和戶籍管理制度，人民生兒育女居然要得到政府的批準，否則就會成為黑戶口，享受不到任何社會福利，終身受到社會的歧視。

　　計劃生育政策公然違反自然規律和人類的天性本能，從本質上講是反人性和反人類的，自然也是反社會，反憲法公民基本權利的邪惡政策。這樣壹種邪惡政策居然能夠在中國被長期執行，這和中國共產黨實行壹黨獨裁的法西斯暴政有著直接的關系，人民既不能當家作主，也就無力抵制和反抗統治者的愚昧和和暴政。

　　生活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民是既不敢怒，也不敢言。甚至就連像著名導演張藝謀這樣國際知名人士都不得不因為“超生”而低頭道歉認罰。

　　前壹段時間，張藝謀“超生”鬧劇在中國社會愈演愈烈，張藝謀在保持沈默躲藏了許久之後，終於頂不住社會輿論的壓力，向黨國政府和全社會舉手投降，道歉認罰。

　　張藝謀終於承認自己犯法了，犯了黨國政府制定的計劃生育大法，罪名是擅自和老婆生了幾個黨國法律不允許出生的娃。

　　這真是壹出活生生的堪稱曠世奇聞的中國特色後社會主義現實悲劇！

　　拿人類最根本的，最有價值的事情來肆意踐踏，並殘酷地展示給世人看。以此徹底毀滅人們的天地良心和道德正義，從而達到改造思想，消滅靈魂，統壹做夢的罪惡目的。

　　連張藝謀這樣的黨國紅人都因為“超生”道歉認罰了，中國的老百姓們在歡呼雀躍之余，誰還有膽量在沒有得到政府批準之前，沒有“準生證”就隨便生兒育女？

　　然而，這出悲劇的真正悲慘之處並不在於張藝謀個人的道歉認罰，而在於壹個公然踐踏人權，違反憲法的惡法居然以“公平”的名義獲得了中國老百姓們的壹片歡呼雀躍之聲。在計劃生育政策這個惡法面前，人們似乎已經忘了這個法律本身的邪惡，反而去追求在惡法面前的“人人平等”。張藝謀認罰，讓老百姓終於得到了壹點被“公平”的感覺。而這才是當今中國悲劇中真正的悲劇意義所在。黨國法律的邪門由此可見壹斑。

　　孔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中國人的觀念從來就是以後為大，生兒育女，傳宗接代歷來為人生第壹要務。“斷子絕孫”是中國人罵人最惡毒的語言。可如今這些觀念如同許許多多的傳統道德觀念壹起被共產黨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魯迅曾言：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今天，黨國政府硬是要把人類最有價值的東西活生生地毀滅給全世界的人看。

　　計劃生育這出兼備鬧劇和喜劇色彩的中國悲劇果然讓全世界看的目瞪口呆！凡是具有良心道德，思維正常的人們絕對無法理解這居然是生活中的真實現象！

　　更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久前結束的中國共產黨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居然煞有介事地宣布：中國的居民夫婦終於可以有條件地生二胎了！於是全國上下“喜大普奔”，好像受到了天降恩澤。

　　愚昧加上專制，這正是上演當代悲劇的兩個最重要的元素。公民們自動放棄了自己的公民權利和當家作主的權力，把自己當成了群眾演員和悲劇觀眾，這也是中國悲劇得以不斷上演的重要原因。

　　“張藝謀超生”事件，在某些海外媒體看來是壹場中國人的鬧劇，在國內某些黨國奴才看來則像是壹場大快人心的喜劇，有人甚至事先已經替計生委計算好，這次要罰張藝謀1個億或者2.4億……好像看到張藝謀道歉認罰竟然比他們自己生了兒子還要高興似的。

　　而在我看來，怎麽看這都是壹出人間悲劇。張藝謀生兒育女天經地義，何錯之有？何須道歉？何必罰款？

　　錯的是計劃生育政策，應該向全國人民道歉的是黨國政府，應該被追究法律責任的是那些公然違反《憲法》的人。

　　真正的悲劇往往讓人欲哭無淚。不是為了張藝謀的“超生遊擊隊”的事跡，而是由於這出悲劇本身，因為我們每個中國人都身在其中。

　　雖然我並不指望中國共產黨會主動認錯，但還是希望他們能夠知錯改錯，盡快結束反人性和反人類的計劃生育政策，取締帶有封建奴隸制度特色的戶籍管理制度，取消充滿邪惡意味的“準生證”和“暫住證”等帶有管理奴隸色彩的文件審查和發放。

　　我相信這是符合道義的正當要求，早晚必將得以實現。

　　當今中國社會中所發生的壹切悲劇和荒誕的事件，只要追究起來，其根源都在於中國共產黨淩駕於憲法和政府之上，全國人民深受其奴役和迫害。

　　廢除壹黨專政，實現民主政憲制度才是中國人民唯壹的自我拯救之路。

　　中國共產黨，請主動推進政治改革吧！不要讓中國悲劇每天上演，歷史留給妳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機會稍縱即逝。

　　“2002年，國務院《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明確，社會撫養費是指為調節自然資源的利用和保護環境，適當補償政府的社會事業公共投入的經費，而對不符合法定條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費用。”

　　我認識壹個“不符合法定條件生育子女”的女公民，在被計生委追討“社會撫養費”的時候問計生委官員：是不是交了“社會撫養費”，孩子就改由社會撫養了？

　　這位女公民說完，把嬰兒留在計生委的辦公室裏，請計生委交給社會撫養，自己轉身借錢去了……這不是說笑話，而是真實的事件。

　　計生委被迫到處尋找這位女公民，最後以打折優惠，只收取少量名義上的“社會撫養費”為條件，央求女公民領回嬰兒，並答應協助她為嬰兒立刻辦理所有的法律手續。

　　有關計劃生育的悲劇故事在中國有許許多多，值得做壹項專門的調查和研究。其中最令人震驚的莫過於1994年9月20日發生於中國首都北京的建國門事件。

　　壹名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尉軍官在開槍打死所在部隊4名長官和戰友後，攜槍向天安門廣場進發，在建國門與趕來的6000多警察發生激烈的槍戰。雙方在城市道路兩側激烈交火，據說打死了二十多人，其中包括警察、路過的平民，以及駕車經過的伊朗大使館政務秘書尤素福和他九歲的兒子。這名軍官把最後壹顆子彈留給了自己。

　　引發這場悲劇的直接原因就是這名北京衛戍區第三師中尉軍官田建明懷孕7個月的妻子在9月19日被當地的計劃生育辦公室強制做人流手術，結果死在手術臺上，腹中的男嬰也壹同夭亡。根據計生辦的說法，他們是在執行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但是，田建明的妻子第壹胎已經夭折，這次生的是第二胎。田建明認為是部隊故意舉報才導致了計生委的強制墮胎行動。同時也就在19日當天，和他關系緊張的部隊上級領導也以他違反部隊紀律而警告他：“盡快收拾好行裝，準備回家務農。”

　　田建明為人忠厚，個性正直，槍法精準，軍事技術過硬。是壹個從士兵被保送到西安陸軍學院深造並以優異成績畢業的優秀青年軍官。他因為實在無法忍受部隊的腐敗和喪失妻兒的痛苦，終於被逼上了壹條絕望的不歸路。

　　中國媒體對此事件照例隱瞞不報，政府封鎖消息，但是建國門是首都使館區，政治敏感度極高，槍戰情景被許多外國人傳出國外，造成了重大的國際影響。

　　田建明毫無疑問是壹個殺人罪犯，濫殺無辜理應受到法律的嚴懲。但是，這壹起事件中，計劃生育辦公室難道不也是殺人罪犯嗎？比起田建明槍殺的人，中國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所殺的人不知道要遠遠超過多少倍！

　　中國政府事後把田建明定性為叛兵悍匪。但是在民間，在網絡上，田建明卻是許多人心目中的英雄，人們紛紛同情他的被逼無奈。我很想問壹句：如果妳是田建明，經歷這樣的遭遇妳又會怎麽做？妳還有其他的出路嗎？

　　中國人不是又要做亡國奴了，而是已經是亡國奴！

　　前不久，有壹位解放軍將領做了壹個聳人聽聞的演講，他說：“我壹直有壹種強烈的預感：未來的10到20年，也就是2020到2030年左右，會有壹場針對中國的大屠殺大哄搶！”

　　這位將領的擔憂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因為國際形勢是明擺在那裏的，明眼人看的都很清楚，唯獨中國的亡國奴們還在做夢，不知道什麽時候才會清醒過來。

　　但是這位將領沒有詳細解釋為什麽是中國而不是其他國家將會遭遇這樣的命運？為什麽中國在全世界找不到幾個真正的朋友？為什麽中國周圍全部都是虎視眈眈的敵人呢？

　　另外還有壹個很重要的問題需要回答：為什麽中國共產黨已經和美國走的那麽近，中國政府的副總理汪洋甚至用夫妻關系來形容中美關系，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在用自己的熱臉貼美國的冷屁股。即使這樣獻媚，美國為什麽還要帶領他的兄弟國家們圍堵和分裂中國呢？

　　真正的問題還是出在中國共產黨身上，因為中國共產黨是當今世界人類文明最大的和最現實的威脅。中國共產黨的獨裁專制和武裝暴力思想不僅使得中國人民無力反抗，而且壹旦真正強大起來，掌握著巨大資源的中國共產黨會讓全世界都感到害怕，因為中國的亡國奴就將是他們的榜樣。

　　歷史其實早已證明，文明社會往往不是野蠻思想的對手，破壞永遠都比建設來得容易，在崇尚暴力不惜流血犧牲的共產主義者破釜沈舟兩敗俱傷的脅迫下，文明的壹方往往會被迫做出讓步，直到忍無可忍。

　　這位將領說中國現在已經是壹頭大肥牛，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正虎視眈眈地想瓜分這頭肥牛。其實這位將領說的並不準確，應該說中國共產黨才是壹頭真正的大肥牛，肥得流油。而中國人民則是壹群生活在貧瘠土地上呼吸著霧霾空氣，喝著被污染的水源，吃著有毒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毒草瘦骨嶙丁的病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想要宰殺由他們自己餵養長大的中國共產黨這頭肥牛，可沒有料到的是這頭牛長得太快，體型太大，而且蠻勁十足，萬壹處理不當，反而會有被蠻牛傷害的危險。這才是真正令美國傷腦筋的問題。

　　正如這位將領所言，美國人並非要侵略中國，美國人只是希望有壹個聽話的可以控制的政府，那麽，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是壹個可以控制，並且會聽美國人指揮的政府嗎？

　　中國共產黨除了靠出賣國家利益來贏得壹點可憐的時間，以推遲被宰殺的時間外，其實已經沒有更多的方法可以選擇。

　　中國確實即將面臨著壹個新的歷史轉折點。這個轉折點並非某些人所驚呼的那樣：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急的時刻，中國人又要做亡國奴了！

　　其實根據我的觀察，中國人早已經是亡國奴了，已經做了幾十年的亡國奴，只是他們自己沒有意識到而已。即將到來的轉折點或許正是壹個機會，會將中國人民從亡國奴的狀態中給解放出來，從而實現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我相信中國人民是不會害怕這壹天的到來，只有中國共產黨和黨的利益相關者才會感到害怕和擔心，也只有他們才會拿人民的生命和國家的財產當籌碼，來拼死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

　　必須永遠感謝共產黨的亡國奴

　　中國的亡國奴有兩大特點，壹個是沒有言論自由，另壹個是言不由衷。這也正是壹個亡國奴社會的基本特征，亡國奴沒有自由表達自己思想和意願的權利，更不用說去批評統治者，亡國奴壹旦說了統治者不喜歡聽的話就會受到懲罰，於是另壹種現象就自然出現了，人們言不由衷地說著統治者喜歡聽的話，其中最保險的辦法莫過於重復黨和政府的宣傳，而且要與時俱進，緊跟黨的政策和路線，以免落後於形勢，說了過時的錯話。盡管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宣傳方向不斷在變化，並且經常自相矛盾，相互否定。但是有壹種話對於那些心甘情願做黨的奴才的人來說是永遠不會錯的，就是在口頭上要永遠不斷地感謝中國共產黨，永遠感謝政府，永遠感謝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編造謊言欺騙人民，說中國人民的壹切都是黨給的，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也就沒有中國人民的壹切。這樣的謊言經過了六十多年的反復宣傳已經深入到亡國奴的腦子裏，成為許多人的習慣性思維。人們言不由衷地為中國共產黨唱贊歌，以獲得黨的歡心，換取名利好處和社會地位。

　　中國人民作為亡國奴本身並沒有任何政治權利可言，中國人民所有的基本權利都被共產黨所剝奪，所有的利益都是由黨和政府賞賜給人民的，因此人民要感謝黨，感謝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宣傳中，以及在黨領導下的文化藝術領域，教育人民感謝黨是壹個永恒的主題。和愛黨、愛社會主義教育壹樣，通過灌輸這樣壹種荒謬的邏輯把壹部分人民的思想洗成了完全徹底的奴才思維，然後又利用這樣壹批人不斷給黨唱頌歌，進而影響更多的人的思維。

　　中國共產黨總是把壹切功勞都攬到自己身上，要人民感謝它。共產黨總是把壹切錯誤歸咎於黨內少數壞人和叛徒，而黨總是英明偉大地撥亂返正，因為人民也要感謝它。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做了無數的壞事和錯事，從來不檢討自己向人民賠罪認錯，反過來總是把壞事說成是好事，還是要人民感謝共產黨。這樣厚顏無恥的政黨，大概在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個。

　　每當國家發生了自然災害，黨的媒體不是重點報道災害的情況和救災的進展，而是首先表現黨的領導如何關心救災，重點表揚英雄人物，報道災民如何感謝黨和政府……而對於人民遭受的真實苦難和實際損失卻很少具體提及。2012年起，全國性的空氣污染霧霾現象越來越嚴重，嚴重損害著人民的身體健康，人們在網絡上紛紛批評黨和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計後果發展經濟的錯誤決策是“餵人民服霧”的罪魁禍首，就是在這樣壹種情況下，黨的媒體居然也還要人民感謝黨，因為英明的黨中央終於“認識到霧霾污染的嚴重性，即將開始下大力氣治理霧霾……”

　　只有在壹個亡國奴的國家，人民才需要這樣不斷地感謝他們的政府和領導這個政府的政黨，而在其它任何制度下的國家都不會出現這樣愚昧可笑的社會現象。所以我判斷中國是壹個亡國奴的國家，中國人民都是亡國奴，這個基本的判斷是斷然不會有錯的。

　　事事感謝黨和政府也從另壹個方面說明中國人的亡國奴思維已經深深地烙印在當代中國人的思想中，成為許多老百姓的習慣性思維。

　　去年我的壹位朋友的母親從中國到加拿大來探親，在壹次朋友家庭的聚會上，當中國移民們談起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種種荒唐政策和錯誤行為時，這位朋友的母親插了壹句話：“妳們都說共產黨不好，可是如果沒有共產黨允許，妳們怎麽可能移民到加拿大？”

　　這句話壹下子把大家給說懵了，有人小聲問：“阿姨，我們是不是都應該感謝中國共產黨？給共產黨寫封感謝信呢？”

　　壹句話又把大家給逗樂了。

　　如果哪壹天中國人開始講真話了，開始自由表達自己真實的思想，中國民主的春天就來臨了。中國共產黨壹黨專政的末日就要到來，人民民主的陽光即將照耀在遼闊的中國大地上。我相信這壹天的到來不會很遙遠了。

　　中共政權不是中國人民自己的政權

　　作為壹名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意義上的公民，我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進行了研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歷史進行了研究，以及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歷進行了研究，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絕對不是中國人民自己的政權。

　　中國共產黨的前身是共產主義國際運動在中國的壹個分支，是壹個典型的外來的帶有地下組織性質的非法組織。這個組織在中國的主要經歷就是通過對抗政府，煽動暴力革命，組織武裝鬥爭，先是在城市，然後跑到農村建立共產主義國際運動的附庸政權，成立非法的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靠制造階級矛盾和挑動階級鬥爭，分裂國家政權起家，乘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中華民族面臨重大危機的時刻，不失時機地壯大自己，最後伺機奪取抗戰勝利的果實，把中華民國政府趕到了臺灣，自己霸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中國共產黨是兩個中國的實際制造者，是分裂中華民族的罪魁禍首。無論從法理上還是從現實中來講，中國共產黨政權都不是中國人民自己的政權。

　　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中國共產黨為了蒙騙全國人民，打出“廢除壹黨專政，還政於民”的政治口號，騙取了全國各民族，各階級和各社會組織的信任，在1949年經過政治協商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然而，當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以後，在蘇聯斯大林的催促下，在1954年通過制定共和國的第壹部憲法，共產黨就徹底背棄了曾經的政治承諾，自己開始實行法西斯壹黨專政，把人民的政治權利踐踏在了腳下，開始了長達六十多年的極權獨裁專制統治。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已經不是中國人民民主和民有的國家，而是被馬列主義的徒子徒孫們霸占了的黨有帝國。

　　中國共產黨政權執政以來，除了宣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徹底排除壹切其他的思想和文化，包括不允許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和精神思想，說那是封建糟粕，不允許學習西方現代文明和進步思想，說那是精神污染。用共產主義思想覆蓋、替代和改造全體中國人民的思想，在反黨、反革命和反對社會主義的罪名下，許多優秀的中華兒女﹐被殘酷的階級鬥爭和鎮壓反革命運動奪去了生命！

　　盡管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執政已經六十多年，但是從他們的所作所為來看，中國共產黨政府並沒有完成它的合法性轉變，它的性質依然是壹個推行法西斯主義，實行壹黨專政的極權國家，而中國人民也依然沒有擺脫亡國奴的命運。

　　中國共產黨政權非但沒有給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帶來任何進步和福祉，反而在這六十多年的時間裏，在毛澤東的極左和鄧小平的極右兩個極端中瞎折騰，把中國人民帶到了精神極度空虛和物質欲望泛濫，道德誠信淪喪，文明意識消失，社會瀕臨崩潰的危險邊緣。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社會道德水平急劇下降，思想意識極度僵化，文化藝術庸俗不堪，理想崩潰信仰缺失，物欲橫流拜金主義盛行，貪污腐敗現象極其嚴重，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嚴重，金融和經濟風險巨大，已經到了危機即將爆發的臨界點。同時，自然環境被嚴重破壞，環境污染使得人民的生命和身體健康受到嚴重威脅，社會進入不可持續發展的嚴重狀態，共產黨制造了壹個難以收拾的爛攤子……所有這種種現象，歸根到底都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利益是黨的利益，而不是中華民族和全國人民的利益。

　　中國人民在這六十多年的時間裏完全喪失了對自己祖國和對國家所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權力，任憑中國共產黨瞎折騰胡作非為而無能為力。如果這種狀況不能改變，那麽中華民族的前途堪憂，中國人民的未來會遭受巨大的災難。

　　所以，中國人民目前最緊要的任務就是要盡快改變自己的亡國奴身份，不惜壹切努力去廢除壹黨專政，還政於民。只有還政於民，憲法地位才能確立，國家法律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才能得到保障。政府才能受到有效監督，腐敗現象才會徹底消失。否則，中國的後果不堪設想！

　　1949年以前，中國唯壹合法的國號是中華民國。盡管中華民國當時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弊端，但是至少在形式上，她是壹個民主國家，有自己民選的總統和政府。

　　今天中華民國在臺灣已經成為了壹個真正的民主和法制國家，盡管還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畢竟已經真正實現了“廢除壹黨專政，還政於民”的中國人民向往已久的政治理想。國民黨也兌現了孫中山先生從“軍政”到“訓政”，最後過渡到“憲政”的政治承諾，真正做到了“還政於民”。

　　我想，如果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能夠聯合起來，壹起推動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把“廢除壹黨專政，還政於民”的基本政治理念貫徹到全中國，各個黨派，各個民間團體、組織和個人平等地參與到國家的政治生活當中，那麽中國的未來還是非常有希望的。這樣的願景要想實現，先決的條件就是“廢除壹黨專政，還政於民。”

　　中國人已經成為亡國奴

　　中國人已經成為亡國奴，這並非是我壹個人的看法，流亡澳洲的自由主義法學家袁紅冰先生就曾經發出同樣的聲音。下面是他在澳洲壹次沙龍上的發言內容：

　　我們之所以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有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我們之所以在自己的祖國，遭受任意的欺淩和虐殺，我們在自己的祖國幾乎被剝奪了現代公民應有的壹切維護做人尊嚴的權利。壹個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國已不屬於中國人，中國已變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殖民地和精神殖民地。中國人在精神上和權力上都已經是亡國奴了。

　　中國的憲法明確的寫明，馬克思主義是中國13億人都必須遵守的所謂指導思想，這意味著什麽？這意味著要以國家的懲治力，也就是要以鐵與血的力量迫使每壹個中國人都必須跪拜在壹個外來思想的靈位前。

　　有人說猶太人是世界上最痛苦的民族，是苦難深重的民族，因為他們曾在歷史上幾千年時間內他們喪失了自己的祖國。但是他們喪失了自己的祖國，他們明白自己是壹個亡國奴，所以盡管在無盡世紀裏，它們在世界各地顛沛流離，但他們仍然有個信念，他們壹定要復國，那末亡國的屈辱和痛苦越深重，他們復國的意誌越堅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猶太人的苦難感動了整個人類的良知，於是聯合國決定幫助猶太人重建自己的祖國。壹個民族喪失了自己的祖國，就喪失了他情感的家園，喪失了心靈的家園，喪失了做人的尊嚴。

　　我們中國人比猶太人更可悲的是我們已經是亡國奴我們卻不了解這壹點。現在中國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殖民地和精神殖民地。統治中國的那壹部份人根本就不是中華的兒女，而是馬列的子孫。他們雖然長著中國人的面孔，但他們早已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了那個來自德國的以仇恨和暴力為基礎的邪惡的理論。

　　所以每壹個有良心的中國人、熱愛自己祖國的中國人都面臨的重大民族任務---如何恢復我們自己的祖國，就是驅除馬列，恢復中華。如果我們不能夠重新贏回屬於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祖國，就永遠不會有思想自由，永遠不會有信仰自由，永遠不會得到做壹個人應有基本的權利。因為對於亡國奴來講，除了屈辱以外是沒有任何權利的。

　　所以今天所謂中國的掘起，實際上和中國無關，那是中國共產黨官僚統治集團壹個人類歷史上最兇殘、最邪惡的專制集團的掘起，那是馬克思主義的再度掘起，那是專制主義的再度掘起，這種掘起對中國人來說只意味著更深重的苦難和更大的災難。

　　我基本贊同袁紅冰教授上述的觀點，“中國人在精神上和權力上都已經是亡國奴了。”

　　我最近觀看了袁先生在臺灣所做的演講，他似乎對上述觀點進行了壹點修正，他說：中國人是政治上的奴隸，文化上的亡國奴。也許他的修辭經過了周密的思考。但是我還是認為無論從政治上，文化上，經濟上，從各個方面去考察，得出的結論中國人就是亡國奴。亡國奴就是奴隸，是壹群生活在自己的祖國，卻失去了對祖國的任何權利的人群。

　　以壹個亡國奴的身份，很容易就走上分裂與獨立的道路。我理解那些支持臺灣獨立，以及支持內蒙古、西藏和新疆獨立的亡國奴的思想和感受。但是我自己並不會這樣去做，我贊同中華民族各民族的團結與融合，平等相處，和諧發展。

　　中國未來的命運應該由中國人民自己去決定，現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把中國人從亡國奴的狀態中給拯救出來，不光是漢人，也包括所有56個民族，每壹個民族的權利都必須得到尊重，每壹個中國人都必須得到拯救和解放。如果讓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繼續維持下去，中國人做亡國奴的狀況不改變，那麽中華民族所有的努力都是白搭。只有被解放了的奴隸，重新擁有了管理國家和自己民族的權力，民主社會才能成為現實。到那時，選擇統壹或者選擇分裂也將由獲得自由的人民自己選擇。

　　我們每個人都只擁有自己人生的壹票，我們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別人。否則，我們只能是共產黨統治下的政治奴隸。

　　亡國奴的祖國和國家的概念

　　在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和思想觀念中，國家其實是指君王的國和家，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樣的概念深入人心。國家，準確壹點講應該是家國，是皇帝君王家的國，而不是老百姓的國。對於老百姓來說，國只是壹個地域概念，老百姓只有家沒有國。從古到今，中國的老百姓壹直是自由流動的，他們拖家帶口四海為家，並不局限於某壹個國。我們讀《春秋》，看《三國》就會了解這樣壹個事實。就連孔夫子當年也是帶著學生弟子四處漂泊講學和做官，行蹤並不局限在他的家鄉魯國。

　　現代語義上的漢語單詞“國家”二字其實只是壹個國的概念，並沒有家的含義。國是指擁有土地、人民、主權的政體。政體以政府的形式體現，如果政府是由人民設立的，那就是民主國家，國家這個政體歸全體人民所有，人民擁有管理國家的權力，以及獲得並保留國家土地和財富資源的權利。如果政府是由某壹個政黨或組織或個人設立，那就是專制國家，國家這個政體歸專制者所有，專制者是國家唯壹的大地主，所有人民都是生活在這個大地主的土地上的居民。居民不是公民，沒有管理國家的權力。中國人民就是這樣的居民，他們不僅沒有管理國家的政治權力，甚至連擁有土地和私人財產的權利都沒有,所有土地和資源都在中國共產黨的嚴格控制之下。居民通常需要向地主交租金，或者自願接受地主的奴役和剝削。從嚴格意義上講，所有生活在專制國家的人民都必須接受統治者的奴役，實際上就是奴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既是專制統治者也是中國唯壹的大地主和大資本家，全體中國人民都是亡國奴。

　　祖國是指祖先以來所居之地，或者指祖籍所在的國家，以及自己的國家。

　　祖國可以是民主國家，也可以是專制國家，甚至也可以是多個不同的國家。比如壹個出生在法國，後移民美國的華裔美國人，他可以把中國，法國，和美國都看成是他的祖國。祖國通常不是壹個政體的概念，而是特指壹片祖先或自己曾經生活過的土地，具有故鄉和故土的含義。愛祖國是壹種沒有政治含義的人性本能，是人們對自己的出生地、成長地以及祖先生活的土地那裏的人民、風俗、文化和自然環境等壹種揮之不去的感情。

　　愛國主義和愛祖國完全是兩回事。愛國主義通常是指愛壹個政體，即認同那個國家的體制和自己在那個國家中所處的地位，並且支持現國家權力機關也就是政府的統治理念與施政作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由中國共產黨篡奪政權，實行壹黨專政統治的專制國家，當今的中國其實是共產黨的國，是黨國，而不是中國人民的國。這個黨國是在霸占中華民族全體成員的祖國的土地上建立起來的，除此以外，兩者沒有任何關系。

　　要亡國奴去愛統治者的國是很勉強的事情，中國的亡國奴會愛祖國而不會去愛黨國。通常亡國奴都是被迫接受愛國主義教育，並不是真心愛國。

　　中國共產黨長期進行所謂的愛國主義宣傳教育，有意混淆祖國和國家的概念，鼓吹“愛國必須熱愛中國共產黨”，其實就是灌輸民眾熱愛黨國的思想，愛黨國就是去愛壹黨專制極權統治的國家，甘當亡國奴。

　　黨國體制最早出現於蘇聯早期，當時列寧創建的蘇維埃政權就是黨國體制的母本。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直言不諱地闡明，黨國體制“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來所實施的“無產階級專政”從本質上就是壹個黨國體制成長壯大的過程。

　　在中國政府的宣傳中，黨就是國，國就是黨，愛黨才叫愛國，愛國必須愛黨。

　　但實際上現在的中國老百姓心裏已經很清楚，這個國家根本就是共產黨的國家，政府也是共產黨的政府，和人民沒有多大關系。這個國家越興旺，老百姓的命運越倒黴。

　　在中國歷史上，每當統治者腐敗無能，國家遇到外來勢力入侵的時候，由亡國奴組成的國家是絕對沒有任何戰鬥力的。因為亡國奴們是不會站出來為同樣也是外來的統治者充當炮灰。亡黨亡國跟中國老百姓壹點實際的關系都沒有，因為亡的是統治者的黨，亡的是統治者的國，對於本身就是亡國奴的老百姓來說，再壹次的亡國經歷只不過是換壹個新的統治者而已。

　　元朝的滅亡是如此，清朝的滅亡也是如此。今天中國共產黨的黨國滅亡也壹定會如此。

　　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亡黨亡國只是早晚的事情。黨國政權中有權、有錢、有能力的人都在抓緊時間移民國外，逃離黨國。中國共產黨的上層官員也在爭先恐後地把家屬子女送到國外。人們心裏其實都已經很明白，只是彼此心照不宣而已，距離亡黨亡國的最後時刻時間已經不多了。

　　國外媒體形容當下中國的官員和富人就像是壹艘即將沈沒的大船上的老鼠，正在拼命逃竄。至於那些沒有能力逃離黨國的廣大亡國奴，只能默默地等待，無奈地接受命運的安排。

　　縱觀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其實就是壹部不斷亡國的歷史文明與野蠻，就像美女與野獸。開始總是野獸霸占了美女，到最後又總是美女馴服了野獸。這樣的童話故事，人類壹直上演了幾千年。

　　歷史並非某些人所宣傳的那樣總是先進文化戰勝落後文化，落後就要挨打。事實正相反，歷史上往往是落後民族入侵先進民族的國家，先進人類所建立的文明社會最後總是被落後野蠻民族所打敗，中國民間有壹句俗語：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文明人不是被滅國成為野蠻政權的臣民就是淪落為亡國的奴隸。

　　人類歷史上許多先進思想和先進文化就是這樣被滅絕了，只有少數被繼承和流傳了下來。

　　後來居上的政權，通常有兩條路可走，要麽自己重新建立起壹套新的文明體系，要麽繼承和發展原來的文化和傳統。

　　西方文明走的是前壹條道路，其特點就是在不斷打破舊的文明體系的基礎上不斷建立新的思想和文化體系，新的思想和文化體系通過吸收以前的文明思想和文化精髓不斷積累和逐步完善，從而形成今天以民主、自由和法治為特征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註重批判和哲學思考，具有科學理性的特征。

　　東方文明，尤其是中華文明走的是後壹條道路。東方文明是在傳承中發展起來的，所謂傳承就是無論統治者如何變更，這個地區的母體文化主體始終不變，新的統治者掌權後往往會發現統治壹個龐大的國家最好的辦法其實還是保留其原來的文化和傳統，延續以前的社會體制。於是那些野蠻的外來入侵統治者反倒是自己主動融入了被他們所侵略國家的文化，加入到古老的先進文明當中。有學者稱這種現象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同化力”。中華文明就是靠這種文化的同化能力連綿延續了幾千年，從來就沒有真正中斷過。

　　世界上其它地方的文明古國壹旦亡國，她的文化也就隨之滅亡了，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壹種完全不同的新的宗教和新的文化，所以我們可以在全世界找到許多文明的遺址，也就是曾經存在，現在已經消亡了的文明，甚至在壹個地區可以發現好幾種不同類型的文明遺址。比如在南美，在中亞和東南亞地區，都有很多這樣的事例。

　　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也曾經有過很多次的亡國經歷，她壹次次地被異族侵略和統治，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思想精神壹次次頑強地生存了下來，並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甚至就連原本的異族文化也被融入到中華文明這個大家族中來，成為中華文化的壹部分。比如佛教就是壹個典型的例子，壹個印度的邪教，在中國卻壹度成為了國教。

　　原先的侵略者，後來的統治者，最後竟也成為了中華民族的壹部分，這不能不說是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中的壹個奇跡。

　　中華民族即使在集體淪為亡國奴的時候，他們的傳統文化和思想精神依然受到了外來統治者的尊重，比如大清王朝，他們的帝王教育幾乎就是最正統的中華文明的體現，無論是乾隆皇帝還是嘉慶皇帝，他們幾乎就是中華文明的文化和傳統最優秀的傳承者。這也說明中華民族的傳統思想和歷史文化具有真正的先進性。

　　所以歷史上中國的亡國奴並非真正的亡國奴，他們雖然失去了土地，受到統治者的奴役，在經濟上受到剝削，但是至少在文化和精神上他們還是自己的主人。

　　有人妄言，說中國人從來就沒有貴族精神，只有奴性。此言差矣！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精神就是壹種中式的貴族精神，中國士大夫精神中的錚錚骨氣，凜然節氣和浩然正氣，正是代表中國人品質中真誠、正直和崇尚道義的高貴品性的體現。中國人臨死前常講的壹句話：士可殺，不可辱。說明中國人並非都是只有奴性的軟骨頭。只是到了近代，在滿清政權統治的後期，以及中國共產黨實行改革開放三十年後，政府和社會全面腐敗，中華文明徹底淪喪，中國人奴性的壹面才表現得更加突出了而已，這實際上也是壹種亡國的先兆。

　　中華民族強大的生命力從來就不是體現在物質上，而是體現在精神上，強大的精神文明力量才是中華民族貢獻給人類世界的最重要的財富，這就是中華文明。

　　中華民族的精神力量足以抵禦任何外來的侵略、壓迫和奴役。這種內在的精神力量就連當年嗜殺成性的蒙古王成吉思汗都無法抗拒，他也不得不聽從道家長春真人丘處機道長的諫言，停止對漢人的瘋狂殺戮，恢復用傳統的方式對漢族進行統治。這就是著名的“壹言止殺”的典故由來。

　　從歷史上看，中國人似乎已經做過很多回亡國奴了。元朝是蒙古人統治中國。清朝是滿族人統治中國。後來滿清政府垮臺了，日本人也想來統治中國，可是時運不濟，非但沒有得逞，反倒被共產主義幽靈趁虛而入，借著日本人的勢力打敗了中國國民黨政權，把中華民國政府趕到了臺灣，乘機侵占了整個中國大陸。

　　日本帝國主義從外部侵略中國，共產主義幽靈則潛入中國內部進行搗亂，使得中國人民自己的國家政權中華民國政府腹背受敵，最終敗走臺灣。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從內部搗亂，中華民國就不會內外交困，中國的歷史就會改寫。如果沒有日本的侵華戰爭，也就不可能有中國共產黨乘機做大的可能。古人雲：蚌鶴相爭，漁翁得利。歷史往往就是這樣詭異，中國人民最終所選擇的政權，恰恰就是壹個最善於偽裝，最善於欺騙，最善於說謊，同時也是最殘酷無情和最崇尚暴力的流氓政黨。人民相信了中國共產黨的莊嚴承諾——建立人民民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廢除壹黨專政，還政於民。但是，中國共產黨的承諾至今都沒有兌現，並且也從來就沒有打算兌現過。

　　衷心感謝日本侵略者的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在篡奪國家政權以後，毛澤東曾經多次親口對日本人說過共產黨能夠執政要感謝日本人的侵略之類的話。

　　壹九六○年六月二十壹日毛澤東同日本文學代表團的談話《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中說到的：……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壹面，另壹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

　　壹九六壹年壹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同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黑田壽男進行的談話時說道：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別無出路，才覺悟起來，才武裝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老朋友《西行慢記》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談話中說：、、、、.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個話我跟壹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妳們了。”我說：不，妳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妳們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妳們作鬥爭，我們搞了壹百萬軍隊，占領了壹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妳們幫的忙嗎？

　　1972年9月27日晚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會面時，毛澤東再次感謝日本侵華：……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妳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妳們。

　　他還說：如果沒有日本侵華，也就沒有共產黨的勝利，更不會有今天的會談。……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嘛。

　　從毛澤東對日本人的談話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並不是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來看待抗日戰爭，而是作為壹個外來的政權爭奪者和日本侵略者站在相同的立場上。如果僅僅在抗日戰爭時期說此類話，還可以理解為調侃，但是在抗戰勝利，在奪取政權後對曾經的侵略者反復說這樣的話，就只能說明毛澤東是真心感謝日本人，沒有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就沒有他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今天。

　　只要真實地還原歷史的真相，就會發現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從來就沒有真心抗日過，在抗日戰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壹再和國民政府搗亂，制造種種事端，擾亂政府抗日大計，暗地裏破壞抗日，竭力回避與日軍的接觸。

　　彭德懷組織“百團大戰”以後，雖然對外宣傳壹直是共產黨積極抗日的例證，但是在黨內卻受到毛澤東等人的嚴厲批評，被指責沒有完全執行毛澤東的抗戰相持時期的軍事戰略，即以“山地遊擊戰為主，可能條件下進行陣地戰，避免決戰”，打成了大規模的“消耗戰”，過早的暴露和不必要的犧牲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

　　文化大革命批判彭德懷“公然提出要保衛大後方、保衛重慶、保衛西安，實際上是要保衛坐鎮於重慶的蔣介石。彭德懷急於保蔣，拒不執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戰略相持階段，我軍“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方針，背著毛主席，大搞冒險主義、拼命主義，先後調動了壹百零五個團，共四十萬兵力，全線出擊，打攻堅戰、消耗戰。彭賊保蔣賣力，得到了蔣介石的歡心。”

　　事實上，真正在抗日戰場上浴血奮戰的主要是國民政府的將士。我們只要把在抗日戰爭中陣亡中國將領的名單仔細研究壹下，就會發現戰死在抗日戰場上的共產黨的將領寥寥可數，絕大部分陣亡的都是國民政府軍隊的將領。中國共產黨只是借助日本人的勢力，來圖謀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合法政權，所以毛澤東要壹再感謝日本人“幫了大忙”。

　　我曾經看到壹份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中國共產黨政權就特赦釋放了全部1107名日本侵華戰爭中遺留下來的戰犯，他們每個人對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他們在戰犯管理所都受到了良好的待遇。相比之下，差不多同時開展的國內鎮壓反革命運動，在毛澤東的直接指示和部署下,全國各地按照當地人口比例的千分之零點五到千分之壹瘋狂屠殺所謂的反革命分子，有些地方殺人甚至達到了千分之二的人口比例。被殺的所謂反革命不僅包括了起義投誠的國民黨官兵，還包括壹些並沒有血案在身的地主、富農、偽保長等普通反對革命的人，甚至就連壹些提著腦袋跟共產黨幹革命的地下黨員也被當成反革命給鎮壓掉了。在這場全國開展的以鎮壓反革命為名的大屠殺運動中，僅華東地區1951年10份月統計的數字顯示就逮捕了468385人，殺了其中的139435人。當時的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在壹個份報告中說：自從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展以來，全國共逮捕2620000余人，其中殺掉反革命分子712000余人，關押了1290000余人，先後管制了1200000余人，教育釋放38000余人。有人曾經用各種理由來為共產黨的這次屠殺行為辯解，但是不管怎麽說，當時畢竟已經處在了和平的年代，共產黨已經實際控制了政權，這樣大規模地殺人難道真的是必要的嗎？殺人的目的究竟何在？難道這些被殺的中國人的罪行比日本戰犯的罪行還要大嗎？中國共產黨殺起中國人來竟然如此心狠手辣，兇狠殘酷，而對待日本戰犯卻又是關懷備至，好吃好喝招待之後全部釋放送回日本。事實上，共產黨殘害中國人民的行為比起日本侵略者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共產黨僅在這場為時二年的第壹次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中殺害的中國人就已經遠遠超出了解放戰爭三大戰役死亡人數的總和。這也充分證明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眼裏根本就沒有祖國同胞和骨肉兄弟的概念，而那些日本侵略者才是他們同壹條戰壕裏的戰友。所以毛澤東才要壹而再，再而三地由衷地感謝大日本皇軍。

　　中國共產黨做賊心虛，在奪取政權後顛倒黑白拼命詆毀國民政府不抗日，把抗戰勝利的功勞全部占為己有。我們從小開始就壹直在聽共產黨說這樣的謊言，壹直聽到現在，共產黨還在撒謊。但是事實總歸是事實，事實並不會因為謊言而變得不存在。只要有壹天中國人民能夠充分獲取信息，了解歷史，能夠自由發表自己的見解，真相壹定會大白於天下，共產黨抗日的謊言就會被徹底揭穿，共產主義幽靈和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是壹路貨色的真相就會被徹底暴露，這正是中國共產黨拼命要掩蓋的最害怕的事情。

中國政治概論 中國不是民主國家

作者 張雪忠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國家主權的歸屬及壹黨專政的性質

　　若要認清壹黨專政的性質，首先需要明確國家主權的歸屬，以及主權者與政黨，特別是與執政黨之間的關系。

　　只要人們承認，每壹個人的人格和尊嚴都是平等的，那麽壹個國家的主權歸屬就只有壹種可能，即國家主權必須由全體國民共同享有。如果國家主權只是由國民中的壹部分人享有，不管這壹部分人是壹個人、壹個家族、壹個族群，或是壹個政黨，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都將不復存在。因為，當壹個國家中的壹部分人作為國家主權的享有者，可以將自己的意誌強加給另外壹部分人，人們就不能說這兩部分人是平等的。

　　壹個國家的主權者應該是全體國民，而不是其中任何壹個政黨，除了上述基本理由外，其理由還包括：(1)全體國民是壹個國家必不可少的構成要素，沒有國民就不可能有國家，但缺少任何壹個政黨，都不會影響國家的存續。(2)政黨本身就是由國民所孕育出來的，它的成員也都來自於國民。壹個政黨只包含壹小部分國民，這些國民並不能因為組成了壹個政黨，就可以取得國家的主權，進而取得支配其他國民的權力。否則，不同的政黨都可能主張自己是國家主權的享有者，而這些關於國家主權的相互沖突的主張，將不可避免地破壞國內的和平。相反，由全體國民共享國家主權，就可以避免因國家主權的爭執所引發的內戰，因為在全體國民之外並無其他的競爭者。

　　既然全體國民是國家主權的享有者，那麽他們就應該是壹個國家之內的自治者，而不是被治者。但同時，每壹個國民又都處於政府權力的管轄之下，必須對政府行使權力的行為予以服從。這兩種說法是否相互矛盾？實際上，這其中並無矛盾。在壹定地理區域棲居的人們，如果是生活在無政府狀態下，那麽其中任何壹個人或壹群人，都有可能遭受更強大的另壹個人或另壹群人的侵犯。這些人如果能夠形成壹個國家，並組建壹個政府，他們就不但能較為可靠地保障各自的生命、財產和自由，而且還能維護和促進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

　　這樣組建的政府，比任何壹位或壹群國民都更加強大有力，並可要求得到每壹位國民的服從，但這並不能改變全體國民作為自治者的地位。因為，政府及其權力都是國家主權者意誌的產物，每壹位國民對政府權力的服從，其實正是每壹位國民作為平等的主權享有者自我同意的結果。在民主國家，壹位公民對自己同意的政府權力的服從，與在專制國家，壹位臣民對自己無從施加影響，因而完全外在於自己的政府權力的屈從，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

　　這種區別，亦即自由和奴役的區別。

　　在壹個承認個人人格獨立和平等的國家，國家主權由全體國民平等地共享。正當的政府權力，是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意誌的產物，因此具有派生性、從屬性和有限性等三個方面的特性。

　　第壹，政府權力是由國民主權所派生出來的權力，並須受到國民主權的控制。政府權力不能獨立於國民主權之外，或是超越於國民主權之上，從而使國民失去對政府權力的控制。否則，政府就不是民主的，而是專制的，那些掌握政府權力的人，和那些不掌握政府權力的人，就成了涇渭分明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第二，政府權力的產生，是為了保護國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以及促進國民的共同利益。政府權力只是實現這壹目的的手段，基於手段和目的之間的從屬關系，政府權力只是壹種從屬性的東西，其本身並無獨立存在的價值。

　　第三，政府權力的派生性和從屬性，決定了政府權力的有限性。

　　政府權力的派生性，使它成為壹種居於國民主權之下的權力，因而在位階上是有限的；政府權力的從屬性，使它只能服務於特定的目的，因而在範圍上是有限的。任何政府權力，壹旦突破它在位階上或範圍上的有限性，都將失去原有的正當性。

　　政府權力壹旦產生，就必須由壹些人來掌管和行使，這些掌管和行使政府權力的人，可以稱為執政者。當執政者是壹個政黨時，這個政黨也可稱為執政黨。任何政黨原本都沒有支配黨員以外的人的權力，不能要求得到黨員以外的人的服從，但執政黨實際上卻可以借助於政府權力去支配每壹位國民，並要求得到每壹位國民的服從。既然執政黨對國民的支配權(即執政權)，不是源自政黨本身(因為政黨本身並不具有這種權力)，就只能是源於執政黨之外的某種權力。這種權力就是全體國民所享有的國家主權。

　　執政權源自於國家主權，壹個政黨只有得到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同意，才能取得正當的執政權。主權者的這種同意，實質上是壹種授權行為，獲得這壹授權的政黨，即成為主權者的利益代理人。

　　因此，在享有主權的全體國民，與掌管及行使政府權力的執政黨之間，存在著壹種委托-代理關系，這種關系的核心內容包括兩個方面：第壹，只有通過主權者的委托授權，執政黨才能取得正當的執政權，而授權者在授權之後，仍可基於自身的意誌撤回授權，因為權力授予行為並非權力移轉行為，主權者並不會因為授權行為而喪失其主權；第二，基於代理人對委托人所負有的忠實義務，執政黨行使被授予的執政權，只能是為了保護和增進主權者的利益，而不能是為了謀求自身的利益，執政黨及其成員可能得到的薪俸或榮譽，只是他們在嚴格履行忠實義務的前提下，所應獲得的報酬。

　　中國共產黨經常宣稱，它在中國取得執政權，是基於中國人民的選擇，但人們只要對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稍加回顧，即可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辛亥革命勝利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壹具有憲法性質的文件，體現了辛亥革命所秉承的共和與民主精神。但由於政局多變，這部約法並未得到真正有效的施行。

　　1931年6月1日，《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公布，國民政府依新法優於舊法的規則，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予以廢棄。

　　《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將中國國民黨確認為訓政者，規定“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由此確立了國民黨壹黨專政的政治制度。

　　這壹訓政約法的頒布，使中國國民黨徹底淪為國家主權的篡奪者。

　　實際上，既然“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就不應該有任何個人或組織，以國民訓導者的名義高居於全體國民之上。

　　在壹國之內不存在任何高於國家主權的公共權力，且國家主權的享有者，必須被視為理性和自由的人。主權者既沒有義務，也沒有必要，去接受任何個人或政黨的訓導。訓政的說法本身就極其荒謬。因為，如果作為主權者的全體國民，竟然缺乏自主行使主權的能力，那麽其成員完全來自於國民的政黨，怎麽又可能具備訓政的能力？壹群本身就是全體國民之壹部分的人，怎麽可以壹邊把全體國民視為無權參與國家政治的弱智，壹邊又把自己視為可以獨攬國家權力的超人？可見，以訓政者自居的政黨，不但是在用武力篡奪國民的主權，而且還像壹幫異族征服者壹樣，用語言貶低國民的尊嚴。

　　訓政的做法不但篡奪了國民的主權，而且還容易破壞國內的和平。姑且假設訓政是有益的，但由於壹方面國民被剝奪了自由選任執政者的權力，另壹方面並不存在任何公認的標準和辦法，以確認應由哪些人來實行訓政，因此，不同的政治勢力為了爭奪所謂訓政(其實就是實行專制統治)的資格，必然會陷入不擇手段、妳死我活的爭鬥。可以說，中國國民黨實行訓政的做法，對抗日戰爭結束後內戰的發生，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

　　國共內戰，是中國歷史上的壹出大悲劇。如果共產黨在帶領中國民眾推翻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後，能夠及時還政與民，尊重國民自由選任執政者的權力，成千上萬中國人的鮮血還可算沒有白流。但中國共產黨卻完全違背了它對中國民眾所作的承諾，它打敗舊的主權篡奪者，只是為了讓自己成為新的主權篡奪者。

　　中國國民黨對中國的統治，並非基於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同意和授權，它占據國家統治權，就像是強盜非法占據搶奪到手的贓物。贓物的原主，並不會因為他人的搶奪，就喪失對贓物的所有權。

　　共產黨在打敗國民黨，並剝奪後者對國家統治權的非法占有後，原本應將其歸還給作為主權者的全體國民，因為主權者正是這壹被非法占據的國家統治權的原主。主權者在恢復對國家統治權的占有後，可以為了自身的利益，根據自身的意誌，再將執政權授予它認為合適的政黨去行使，同時保留撤回授權的權力。

　　在1944年2月2日出版的《新華日報》上，中國共產黨曾公開宣稱：“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在選舉之前，要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保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中國民眾在國共內戰中支持中國共產黨，正是出於對諸多類似公開承諾的信賴。

　　但中國共產黨向中國民眾做出動人的承諾，只不過是為了對他們進行駭人的背叛。它在奪取國民黨手中的國家統治權後，並未將其歸還原主，而是將其據為己有，從而取代國民黨，成為新的非法占有者。壹個人如果打敗強盜，並將強盜手中的贓物歸還原主，他理應得到原主的感謝，但如果他將贓物據為己有，那麽對贓物的原主而言，他不過是另壹位強盜罷了。

　　共產黨對國家主權的篡奪，甚至比國民黨更為專橫和徹底。國民黨至少在法理上承認，訓政時期壹黨專政的黨國體制，只是壹種有期限的臨時安排，是最終邁向憲政體制的過渡狀態。而共產黨則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法理上，都壹直堅持要對中國實行無限期的壹黨專政。

　　中國共產黨以立法形式，要求全體國民無限期地服從它的領導，這既是對委托-代理關系原理的悖離，也是對人類理性的羞辱。既然全體國民是國家主權的享有者，執政者只是代行政府權力的受托人，後者就沒有任何資格要求前者必須服從自己的領導。如果主權者作為委托者，不能自由選任執政者，他們就不再是國家主權的享有者，而是主權被篡奪的受壓迫者。

　　委托-代理關系的產生和存續，完全是為了實現委托人的意誌，以及維護和促進委托人的利益。代理人的行為是否合乎委托人的意誌和利益，必須要由委托人自行判斷，並由委托人基於自己的判斷決定是否更換代理人。中國共產黨完全剝奪全體國民自由選任執政者的權力，卻又聲稱自己最能代表全體國民的利益，這不但是對全體國民的主權的篡奪，而且還是對全體國民的理智的侮辱。因為，它甚至不把中國人視為可以明辨自身利益的有理性的自由人，而是不惜向異族征服者那樣，為了滿足自身的權欲和私利，不惜把中國人當作缺乏理性，因而不配享有政治自由的奴隸。

　　實現委托人的意誌，促進委托人的利益，是人們建立委托-代理關系的目的，代理人取得代理權，實施代理行為，只是達到這壹目的的手段。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會同意，手段必須服務於目的，並由目的所決定。要求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必須接受某個政黨的領導，而不是由主權者基於自身的意誌和利益，自由地選任執政者，這顯然是用代理人的意誌去僭越委托人的意誌，並把手段看得比目的更重要，因而不但違反了委托-代理關系的基本原則，而且完全與人類的理性相背離。

　　中國共產黨壹直自詡是辛亥革命的繼承者，但它實際上是辛亥革命所秉承的共和與民主思想的毀棄者。辛亥革命的共和思想，意味著全體國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國家公共事務的管理，應由全體國民平等地共同參與。中國共產黨卻實行“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民主專政，這種由壹部分國民對另壹部分國民實施專政的做法，與辛亥革命的共和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馳的。可以說，辛亥革命廢除了以皇帝為代表的皇族特權，共產黨則建立了以階級為名義的政黨特權。

　　辛亥革命的民主思想，意味著執政者應由全體國民自由選擇，中國共產黨卻要求全體國民必須無限期地屈從於它的統治。共產黨壹邊說國家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壹邊又說人民必須接受它的領導，這純粹是壹個矛盾：如果壹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就沒有義務必須接受某些人的領導；如果人民必須接受某些人的領導，就談不上壹切權力屬於人民。在壹切權力之上的領導權，就像是壹塊比最大的石頭還大的石頭，是壹種十足的荒謬。

　　國民主權與政黨競爭

　　國家主權屬於全體國民，但如果國民數量太多，分布地域太廣，他們就不能總是聚在壹起，直接行使主權。他們需要將部分權力，委托給他們之中的某些人去行使，以便進行國家的治理。這就是政府權力和執政權的由來。被授權的執政者，只能根據授權的目的，行使被授予的權力，他們既不能違背授權的目的，也不能超出授權的範圍。主權者把執政權委托出去，其主權本身並不因此有任何減損，因為權力委托不是權力轉讓。主權者只要認為有必要，就可撤回對原先選定的執政者的授權，並另行選定新的執政者。

　　與主權者對執政者的自由選任相對應的，是不同的政黨(作為潛在執政者)之間的自由競爭。執政權的授予是為了主權者的利益，只有允許不同的政黨，競相展現自己促進國民利益的政策和能力，主權者才能實際行使選任權，並有可能做出恰當的選擇。已經取得執政權的政黨，決不能為了長期壟斷執政權，而禁止或限制其他政黨的政治競爭，否則，就不但是對其他公民的平等政治權利的侵犯，而且也是對國民主權的篡奪。國家主權的主要權能之壹，就是選任執政者的權力，如果現有的執政者排除他人的競爭，主權者就失去了選擇的余地，國民主權也就名存實亡。

　　禁止政黨競爭的執政黨，由於它剝奪了其他國民的平等政治權利，因而是受到壓制的其他國民的非法壓迫者；同時，由於它實際上已經篡奪了國民主權，因而也是全體國民的公敵。這樣的執政黨與其說是國民利益的代理人，不如說是壹群毫不尊重國民意誌的政治強盜，它手上的所謂執政權，事實上已經毫無合法性可言。

　　為了自身的利益，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需要任用最能幹、最有奉公精神的公民，去擔任各種重要的公共職務。但政治壟斷卻迫使他們必須接受最低能、最自私和最蠻橫的政府官員，並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政治壟斷的作用，就在於剝奪各種優秀人才報效國家的機會，以維護少數壟斷者的政治特權。政治壟斷本身就可以說明壟斷者的低能和自私，因為如果他們不是低能和自私，為什麽要害怕和禁止其他公民的公平競爭呢？如果存在自由和公平的政治競爭，任何個人或團體要想得到執政授權，就必須盡力了解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利益和願望，並努力制定促進這些利益，以及實現這些願望的適當政策。由於這些個人或團體並不享有任何政治上的特權，他們也是全體國民的普通的壹部分，他們的利益和願望與其他國民的利益和願望，並不是森然有別的，而是融為壹體的。為了取得和保有執政資格，他們也不敢在行使公共權力時，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因為如果他們這樣做，就會很快失去執政資格。同時，為了爭取國民的授權，他們也不敢以蠻橫的姿態對待國民，而是必須以誠懇和謙卑的姿態，傾聽國民的訴願和心聲。

　　當國民主權被篡奪，政府權力被少數人壟斷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如果在壹個國家，壹群具有特定政治身份的人，可以長期壟斷執政的權力，那麽，由於無需定期尋求國民的授權，他們就沒有必要去了解國民的利益和願望。執政者由於對權力的壟斷，而獲得了壹種與普通國民完全不同的特權者的身份；這種特權身份使他們對公眾利益不再關心，而是著重關心自己所屬的特權群體的利益。

　　對這些壟斷國家權力的人來說，首要的效忠對象不再是自己的國家，而是自己的政黨。在他們眼中，自己所屬的政黨，比整個國家和全體國民要重要得多。他們的這種效忠狀況，不但表現在他們的行動中，而且還露骨地表現在他們的言語中。例如，在當前中國的各種政治活動和政治口號中，對黨的忠誠什麽時候不是放在國家或人民之前？壹個國家的政府權力，本應用於促進全體國民的利益，但被壟斷的政府權力，卻只會被用來反對全體國民的利益。如果執政者的權力，不是在自由和公平的政黨競爭中，通過爭取國民的授權而獲得的，而是利用武力篡奪並加以維持的，那麽執政者最關心的事情，就不會是促進全體國民的利益，而是極力鞏固自己的權位。他們甚至會把“堅持黨的領導”，也就是把壹個政黨的意誌，而不是把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意誌，作為整個國家政治生活的最高原則。無論是他們所奉行的原則，還是他們所追求的目的，都將是和全體國民格格不入的。他們的使命不是保障和促進全體國民的普遍利益，而是謀求和擴大自己所屬政黨的特殊利益。

　　人們只要看看中國大陸當前的食品安全狀況，就會完全同意我在這裏所講的道理。在今天的中國，各種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但各級政府官員並不是在努力確保國民的食品安全，而是大力建立和推行特供制度，以優先確保他們自己的食品安全。這些人試圖在普遍的食品不安全的情況下，用公共資金為自己構築壹個普通國民不敢問津的食品安全孤島，就像他們為自己所構築的普通國民不得涉足的政治孤島壹樣。我相信，如果不是因為自己的主權已被這些人所篡奪，因而不能自由表達自己的政治意誌，中國民眾絕不會把執政權，授予這樣壹群自私和顢頇的人。

　　在正常情況下，執政者只是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利益代理人，基於代理人對委托人的忠實義務，執政者應避免在行使公共權力時出現利益沖突，在官員任用上則應惟賢是舉，極力杜絕裙帶關系。

　　但如果執政者已經篡奪了國民的主權，他們就會把政府權力視為自己的私產，不但在公職人員選拔中任人唯親，而且還要確保將權力壹代接壹代地傳給自己的後人。

　　另外，政府權力壹旦被少數人壟斷，這些人就不可能不利用手中的權力，盡力滿足自己對物質和經濟利益的貪欲。他們不但要占據所有有利可圖的職位，而且還將把所有的公共職位變成食利自肥的機會。國家公共資源的主要部分，不是用於改善全體國民的生活和境況，而是為他們自己提供豐厚的福利和待遇。當今中國官員貪腐的普遍和嚴重程度足以表明，人性中貪欲，若是得到不受約束的權力的激發和支持，總是會膨脹到常人難以想象的程度。

　　由權力壟斷所引發的普遍而嚴重的腐敗，不但會給全體國民造成沈重的經濟負擔，而且還會徹底敗壞整個社會的風紀。壹旦權力成為社會資源分配的主要手段，人們就很難靠自身的才智和勤奮，來改善自己的境遇。更多的人不得不努力接近和討好權勢，以求在不正當的資源瓜分中分得壹杯羹。要知道，許許多多的人，通常都容易向能左右自身利益和前途的權勢屈服，他們時刻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和處境，當個人的才智和努力無法達到目的時，他們便很可能被迫走向歧途。這樣壹來，整個社會的道德氛圍，就不可能不日益惡化。

　　權力壟斷所帶來的政治特權，不但會激發掌權者貪得無厭的欲望，而且還會讓他們產生高人壹等的意識。他們將形成壹個與普通國民判然有別的特殊群體，並自認為天然具有統治他人的資格，其他國民則是在政治上無足輕重的老百姓。這些權力壟斷者甚至會把自己視為和普通國民完全不同的壹類人，好像他們是出自壹個與人類不同的物種。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員確實會經常聲稱，他們這些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但是，既然中國共產黨員已經成了與常人不同的異類，他們這樣壹群不正常的人，怎麽可能了解其他正常的中國人的願望與夢想，怎麽還有資格統治人數遠遠超過他們的正常的中國人？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組建政府並選任執政者，本是為了更好地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和自由。政府的目的和執政者的使命，是保護主權者本來就享有的權利和自由，而不是賜予主權者本來不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執政者認為國民的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機會，是源於自己的賞賜，就像子女認為父母的存在是出於自己的意誌壹樣荒謬和悖理。

　　不過，如果國民主權被少數人所篡奪，這些權力壟斷者的品性和心智，都會被手中的權力所腐蝕和敗壞。他們將把自己視為與眾不同的壹類人，盡管每天都在壓制和盤剝自己的同胞，卻仍狂妄地認為，人們只是仰仗他們的恩澤，才有可能在這個國家生存下去。

　　他們總是自欺欺人地宣稱，他們的存在以及他們對權力的壟斷，對於國家和人民都是須臾不可或缺的，並時時處處以人民的施恩者自居。

　　實際上，在政治領域中，任何名義上的施恩者，都是實質上的壓迫者。人們的自由先於政府，而不是源於政府。在政府基於國民意誌而產生的情況下，這壹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政府既然是國民意誌的產物，它就不可能是國民自由的來源，因為說創造者的自由必須仰仗於被造者，顯然是極其荒謬的。在這種情況下，執政者只是得到國民授權的委托代理人。如果執政者在履行其作為代理人的職責時，能夠恪盡職守、克己奉公，他們當然會得到國民的敬意。

　　事實上，對於那些曾為國民作出無私奉獻的人，公眾從來都不會吝嗇自己的尊重和敬意；而公眾發自內心的尊敬，也是眾多傑出之士服務同胞的主要動力之壹。但是，不管執政者有多麽傑出，也不管公眾對執政者的敬意有多麽深厚，執政者為公眾所提供的都只是服務，而不是恩寵，因為得到國民授權的執政者，從來都只是國民的公仆，而不是國民的恩主。

　　如果壹個國家的政府不是基於國民意誌而產生，而是由壹群人用武力強加於國民，那麽政府不但不是國民自由的來源，反而是國民原有自由的終結。這群依憑武力統治壹國民眾的人，就是民眾的征服者。如果這群人來自國外，他們就是異族征服者；如果這群人出自國內，他們就是同族征服者。在這兩種征服中，政府的產生都是出於征服者的意誌，它的目的都只是為了使征服關系長期化和常態化。征服者對被征服者的統治，有可能非常嚴苛，也可能略顯溫和，但這只是壓迫程度的區別，並不能改變被征服者喪失自由的事實。在征服者看來，被征服者的財產乃至人身，都是可由征服者任意支配的對象，如果被征服者尚能保留壹些財產和“自由”，則完全是出於征服者的寬厚和恩典。正如那些先將路人洗劫壹空，然後又返還少許盤纏的劫匪，也常常會把自己想象成“盜亦有道”的俠客。

　　我們最好舉個實例來說明這壹點。例如，在推出免除農業稅和發放農業補貼的政策後，中國共產黨曾利用完全受控於自己的媒體，通過鋪天蓋地的宣傳，把自己美化成中國農民幾千年壹遇的大恩人。

　　但人們不妨想壹想，這些用來補貼農民的錢款，難道都是共產黨員從自己腰包裏掏出來的嗎？難道它們不是來自全體國民繳納的稅費嗎？如果農民所領到的補貼，並不是出自中國共產黨自有的財產，而是出自全體國民的財產，那麽它竟然冒充為農民的恩主，難道不是很可笑嗎？如果中國共產黨僅僅是喜歡冒充國民的恩主，人們最多只能把它視為壹個偽善的政黨。但若是考慮到中國共產黨利用自己壟斷的政府權力，從國民那裏征收到名目繁多的大量稅費，並不是國民自我同意(通過由國民自由選舉產生，並能真正代表國民意誌的立法機關)的結果；而且它所征收的稅費首先是用來滿足黨政系統的需要以及政府官員的私欲，其次才有可能將少許剩余用到民眾身上，那麽，人們就完全有理由認為，它和那些向被劫者返還少許盤纏的劫匪，並沒有什麽實質上的區別。無論是劫匪自奉為“盜亦有道”的俠客，還是中國共產黨自奉為中國人民的救星，都不過是壹種自欺欺人的自我美化。這種自我美化既不能改變這些劫匪是壹群不折不扣的強盜的事實，也不能改變中國共產黨是壹群不折不扣的壓迫者的事實。

　　國民主權與結社自由

　　在中國，除了長期壟斷執政權的中國共產黨，還有八個所謂的“參政黨”，但這些黨派的存在，並不能掩蓋中國缺乏政黨競爭和共產黨壹黨專政的事實，也不能掩蓋中國的國民主權已被執政黨篡奪的事實。因為，這八個黨派均在各自的章程中，明確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它們和共產黨並無任何政治競爭關系，更沒有成為國民選任執政黨的替代選擇。面對國民主權被執政黨篡奪的事實，它們不但不去反對執政黨的篡權行為，反而極力支持和粉飾這種篡權行為，而國民卻仍要為這些被閹割的政黨，年復壹年地提供巨額的活動經費。可以說，這八個所謂的“民主黨派”的存在，非但沒有減輕中國人受到的壓迫，反而加重了中國人身上的負擔。

　　政治權力的壟斷，可為壟斷者帶來豐厚的物質利益，為了維護和擴大這種不正當的利益，壟斷者反過來又會極力鞏固自己的地位。

　　他們不能容忍別人的批評和反對，經常殘酷地鎮壓異己和壓制異見。

　　因此，篡奪國民主權的權力壟斷者，總是毫無例外地具有貪婪和暴虐的特性。為了盡量解除人們反抗壓迫的手段和能力，他們不但嚴格禁止人們成立新的政治組織，而且還要剝奪人們壹般性的結社自由。

　　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結社的自由，但這種停留在紙面上的規定，並不意味著中國人真正享有作為公民基本權利之壹的結社權。當我們說壹個人享有某項權利時，總是表示這個人享有在壹定範圍內自主行動的自由，他人不得侵害或幹涉這壹自由。必須承認，任何權利所包含的行動自由，都有壹定的界限。權利既賦予，也界定了權利人自主行動的範圍。

　　壹項權利的行使哪怕需要具備最苛刻的條件，只要這些條件尚有壹絲成就的可能，且只要這些條件萬壹成就，權利人即可在權利界定的範圍內自主行動，這項權利仍不失為壹項權利。但如果壹項“權利”的行使，不是取決於其條件成就與否，而要取決於“權利人”以外的其他個人或機構的同意，並且這些個人或機構可以獨斷地決定同意與否，那麽這種“權利”已完全不再成其為權利。否則，我們就必須承認，古代的奴隸也享有結社權(如果他們的主人同意的話！)。

　　這恰恰是中國人的結社權所面臨的境況。根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第三條的規定，“成立社會團體，應當經其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並依照本條例的規定進行登記”。但該條例並未規定，在具備何種條件時，業務主管單位應當同意申請人的申請。這樣壹來，業務主管單位就可以任意和獨斷地決定，是否允許申請人成立社團。

　　該條例第九條還規定：“申請成立社會團體，應當經其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由發起人向登記管理機關申請籌備。”這意味著，沒有業務主管部門的同意，人們甚至不能進行成立社團的籌備工作。

　　該條例第三十五條又規定，“未經批準，擅自開展社會團體籌備活動……由登記管理機關予以取締，沒收非法財產；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可見，中國人不僅沒有結社權，甚至也沒有結社籌備權。

　　在正常情況下，政府的組建和執政黨的選任，應當出於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意誌，並且政府的權力和執政黨的職責都是有限的。

　　為了防止被委托的政府權力背離它的目的，超越它的界限，進而演變成壹種壓迫性的力量，人們除了為權力的運行，規定各種嚴格的條件和程序外，還必須保留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動的自由。因此，在任何真正主權在民的國家，國民都享有充分的組建政治團體的自由。

　　在執政黨之外，允許國民成立和發展競爭性的政治團體，具有三個方面的重要作用：(1)便於國民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動，保衛由全體國民共享的國家主權，防止執政黨篡奪國民主權，並避免政府權力從保護性的力量演變為壓迫性的力量；(2)使國民有可能選擇和更換執政黨，因而是全體國民實際享有和行使國家主權的必要保障；(3)確保其他國民作為公民個體，能夠享有和行使與執政黨成員平等的政治權利。如果執政黨已經實際篡奪了國民主權，並企圖長期壟斷政府權力，那麽為了不讓其他國民通過政治結社而獲得反抗壓迫的能力，它就會完全剝奪國民的政治結社權，嚴禁出現挑戰其權力的政治組織。

　　少數人要想成功地對多數人進行壓迫，就必須在自身組織嚴密的同時，千方百計地使受壓迫者在政治上相互分隔與孤立。這樣壹來，盡管受壓迫者在人數上遠遠超過壓迫者，但由於他們每個人都只能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面對組織嚴密、全副武裝的壓迫者，因此仍不得不在壓迫者的壓榨與淩辱下忍氣吞聲、茍延殘喘。不過，主權篡奪者的罪惡遠遠不止於此。

　　人們組建政府和選任執政者，是為了讓自己的安全、財產和自由，得到普遍與可靠的保護，從而可以在不受他人侵害的條件下，從事自己的事業，實現自己的理想。人們可以期望政府為自己提供保護，但不應指望政府給自己帶來幸福，前者是政府的責任，後者則超出了政府的能力。沒有人能夠通過他人的施舍而變得幸福，每個人都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去追求事業的成功，實現人生的價值。

　　個體的努力，既是每個人自身成功的基礎，也是社會整體進步的動力，因為社會整體的進步，只不過是各個個體成功的總和。

　　人們不能指望他人的恩賜，但卻需要他人的合作。壹個人若是單槍匹馬，他的勞動和努力通常只能取得範圍較小的成效。任何有益的事業，要想具備較大的規模，產生廣泛的影響，都必須依靠許多人的通力合作。興趣相同的人聚在壹起，通過共同的活動，可以更好地發展自己的特長；誌向相同的人聚在壹起，通個共同的努力，可以更好地實現自己的理想；信仰相同的人聚在壹起，通過分享各自的體驗，更容易達致良心的安寧與心靈的充實。總之，通過與他人的合作，人們不但能更好地發揮自己的專長，成就更大的事業，而且還能開闊自己的胸懷，在人與人之間形成友愛和互助的氛圍。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更容易對自己所在的社會，產生壹種休戚與共的歸屬感和忠誠感。

　　不過，許多人共同致力於壹項事業，就必須具備壹定的組織形式，而壹群人以壹定的方式組織起來，進行壹項共同的事業，實際上就是組成壹個社團。但對於壹心想要維護專制統治的主權篡奪者來說，即使是非政治性的社團都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人們如果在非政治領域裏，養成了結社的習慣，並掌握了運作和發展社團的能力，那麽，在受到政治壓迫時，就自然會想到通過共同行動和相互支援來反抗壓迫。專制統治者為了避免出現這種局面，往往對人們的非政治性結社也要嚴加控制，甚至不惜全面剝奪人們的結社自由。

　　壹旦人們的結社自由受到壓制，社會本身就將受到嚴重的損害。

　　在這樣的社會，人們想要成立壹個宣傳環保的團體，政府會站出來阻擾；人們想要成立壹個從事慈善的團體，政府也要站出來阻擾；人們想要成立壹個傳播文化的團體，政府還是要站出來阻擾……久而久之，人們就會失去對公共事務的興趣，也無法養成與他人合作與互助的習慣。對公共事務的共同參與，可以使人們學會溝通，互助互諒，註重說理，但這種有助於加強人與人之間思想交流的機會若是被剝奪，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就會越來越松弛，人與人之間情感也會越來越淡薄。

　　在壹個缺乏結社自由的社會，人們往往只關心自己的個人利益，公共品德則完全被窒息。篡奪國民主權的專制統治者，總是處心積慮地鼓勵和助長國民身上的這種孤立主義傾向，因為他們害怕人們交流共同的需求，形成共同的情感，采取共同的行動。在這樣的社會，人們既因為缺乏自由而沒有尊嚴感，又因為孤立無援而沒有安全感。為了緩解內心的焦慮，填補內心的空虛，人們只能拼命地攀附權貴，不顧壹切地追逐金錢。對權力的逢迎和對金錢的貪求，將成為整個社會最普遍的風氣，甚至連那些原本與這兩樣東西相隔很遠的領域，比如學術或宗教領域，也難以幸免被這種風氣所侵染。

　　這種有害的風氣，使整個社會道德沈淪、萎靡墮落。那些企圖長期壟斷權力的專制統治者，卻在實質上助長這種惡劣的風氣，因為這種風氣可以使人們的註意力遠離公共事務，故而最符合他們的心願。

　　畢竟，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以不義之道逐取不義之財，就只有越來越少的人會追問專制統治是否正當的問題。

　　如果壹個國家的國民享有充分的結社自由，人們就可以在共同參與公共事務的過程中，學會相互理解，與人為善，尊重規則，逐漸擺脫單純的壹己之私的羈絆，形成關心公益的公共品德。在這樣壹個由自由、友愛和有尊嚴的公民組成的社會，人與人之間將存在更多的同情與關愛，人們也將具有更多的分辨是非的知識，以及更強的判斷善惡的道德情感，社會風氣也將因此變得更為公正、善良和淳樸。

　　但如果壹個國家的主權被少數人所篡奪，這些人為了使自己的專制統治牢不可破，就希望其他國民都變成唯唯諾諾、奴顏婢膝的臣民，而不是自由獨立、具有公共品德的公民。中國共產黨經常宣稱，它要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誰都知道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話。民族的復興和國家的強盛，首先在於國民是自由的、富足的和團結的；專制統治者的私利，則首先在於國民是軟弱的、貧困的和孤立的，因而永遠無力抵抗專制統治者的壓迫。民族復興和專制統治是完全不相容的。民族復興要求國民強大有力，專制統治則要求國民軟弱盲從，這兩種不同的要求，顯然是相互對立的。

　　專制統治者極力剝奪他人共同行動的自由，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不喜歡自由，而是為了讓自己獨享為所欲為的自由。這些篡奪國民主權的政治強盜，為了滿足自私和邪惡的統治欲望，為了永遠把自己的同胞踩在腳下，甚至不惜讓整個國家墜入腐敗、冷漠和不公的深淵。為了建立自己的專制統治，他們先是不擇手段地奪取整個國家的權力，而為了維持自己的專制統治，他們又要不計後果地用權力去敗壞整個國家。

　　國民主權與軍隊國家化

　　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授權，是執政權唯壹正當的來源。任何政黨要想合法地取得執政權，都只能努力制定符合國民利益的政策，並向國民闡明自己的施政計劃，以說服國民將執政權授予給自己。

　　從相互競爭的不同政黨中，選擇適合執政的政黨，是國民行使主權的主要方式。如果壹個政黨用武力壓制甚至消滅其他的政黨，它就不但侵犯了其他政黨(及其成員)的平等政治權利，而且也侵犯了全體國民的主權，因為它已經剝奪了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選任執政者的權力。

　　實際上，政黨完全不應擁有專屬於自己，或是只聽命於自己的武裝。如果政黨擁有自己的武裝，並在政治競爭中動用武力，就必然會使國家要麽處於內戰狀態，要麽處於奴役狀態。壹個政黨若是對政治對手動用武力或威脅動用武力，其他政黨只要有可能，就壹定會為了自保而組建自己的武裝。這樣壹來，政黨之間為了爭取執政權而開展的競爭，就從和平方式的政策之爭，變成了戰爭方式的武力之爭，國家也就因此陷入了內戰狀態。而如果在壹個國家，只有執政黨擁有完全聽命於自己的武裝，並以之作為自己壟斷執政權的武力基礎，那麽這個政黨與其說是執政者，不如說是壓迫者，因為它事實上已用武力篡奪了國民主權，並使整個國家處於政治上的奴役狀態。

　　正當的執政權只能源於國民的授權，而得到授權的執政黨則是全體國民的利益代理人。在主權者與執政黨的委托-代理關系中，委托授權的目的、內容和期限，都取決於作為委托人的主權者的意誌，主權者始終享有撤回授權和另選執政者的權力（註1）。但如果執政黨擁有壹支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都完全聽命自己的龐大的軍隊，那麽主權者與執政黨的委托-代理關系就將被徹底顛覆。因為，壹旦執政黨掌握了讓國民無可抗拒的武力，國民和執政黨之間的政治關系，就不再取決於國民的意誌，而是取決於執政黨的意誌。兩者之間的關系不再是委托-代理關系，而是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執政黨不再是國民的利益代理者，而是國民的武力征服者。

　　試想壹下，壹群中國共產黨員利用壹支絕對聽從黨的指揮的軍隊，完全無視全體國民的意誌，長期壟斷整個國家的政治權力，和壹群外國人(比如說日本人)，通過武力征服在中國建立異族統治，這兩者之間到底能有什麽區別？或許兩者確實有壹點區別：外國人的統治只是單純的壓迫，而共產黨人的統治則同時包含著背叛，因為他們為了滿足自己的權欲，竟然不惜壓迫自己的同胞！政黨不應有自己的武裝，國家卻需要有自己的軍隊。軍隊的正當和崇高的使命，就是使自己的國家免受他國的軍事侵略或威脅，而不是在國內政治競爭中，充當某個政黨的家丁和打手。應當承認，即使真正由全體國民共享主權的民主國家，軍隊仍可能交由某個政黨(或其領袖)來指揮。但這種對軍隊的指揮權，只是執政權的壹部分，而執政權則來自國民的授權。在民主國家，軍隊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功能，都與專制國家完全不同。

　　首先，在民主體制下，軍隊並不聽命於任何政黨，而是聽命於以合乎憲法的方式所產生的文官政府。壹個政黨的領袖，只有在得到國民授權成為政府首腦後，才能基於其作為政府首腦的職權，同時獲得對軍隊的指揮權。

　　其次，在民主體制下，政府首腦對軍隊的指揮權，具有嚴格的目的限制，即軍隊只能用於保衛國家利益，而絕不能用於國內政治競爭。政府首腦若是為了自己所屬政黨的利益而動用軍隊，他手中的權力便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因為他已經嚴重違背了國民對他的委托，從壹名執政者變成了壹名叛國者。

　　在民主國家，全體國民作為主權享有者，是國家的真正主人，軍隊必須實行嚴格和完全的國家化。在軍隊國家化的狀態下，只有得到國民授權的人，才能在壹定期限內享有對軍隊的指揮權，且軍隊不能用於國內政治競爭，只能用於抵禦外敵侵犯，保衛國家利益。

　　但專制國家卻恰恰相反，軍隊不再是捍衛國家利益的公器，而是執政者用來壟斷權力的私產；軍隊主要不是用於保衛國家利益，而是用於執政黨對政治反對者的鎮壓。

　　2011年6月，時任中國國防部長的梁光烈先生，在新加坡被問到，什麽是解放軍應該保衛的核心利益。他當時毫不猶豫地回答說，首先是社會主義制度，其次才是國家領土完整。人們在對梁光烈先生的直白感到驚訝的同時，也應該對他的坦率表示感謝，因為沒有人比他更適合向公眾承認這壹可悲的事實：所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實際上只是中國共產黨的黨衛軍。

　　在中國國民黨篡奪國民主權，實行壹黨專制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為帶領人們推翻這種專制統治，因而組建必要的軍事力量，這完全是情有可原的。如果共產黨在打敗國民黨之後，能夠及時還政於民，並實行軍隊的國家化，那麽它將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解放者，它曾領導的軍隊也將是名副其實的人民解放軍。但遺憾的是，中國共產黨推翻中國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只是為了建立更徹底的專制統治，它所領導的軍隊也成了比國軍更純粹的黨衛軍。

　　在取得政權之後，中國共產黨壹直拒不實行軍隊國家化，但在奪取政權之前，它卻是軍隊國家化最有力的主張者。比如，毛澤東在1946年就曾說過：“我們完全贊成軍隊國家化和廢止私人擁有軍隊，而這兩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國家民主化。”周恩來也曾表示，如果沒有軍隊國家化，各種政治力量凡事都要用拳頭、用槍炮來商量，軍隊就會成為壹種反人民的武裝集團，壹種披著國家外衣的政治土匪。

　　中國共產黨在奪得政權之前，為了爭取國民的支持，主張的是軍隊國家化這壹文明和民主政治的原則；在奪得政權之後，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實行的卻是“槍桿子裏出政權”這壹野蠻和專制政治的信條。它在這兩個不同時期的兩幅不同面孔，本身就表明軍隊國家化才是符合民主原則的正當做法，因為壹個政黨在尚未取得政權時，為了得到更多國民的政治支持，總是會提出更加符合國民意願和國家利益的政治主張。

　　就事物的本性而言，在任何壹個國家，軍隊都是由這樣壹群人組成的，他們必須在自己的同胞和外國人之間，作出最明顯和最深刻的區別。因為，和其他國民不同，軍人隨時都有可能被召集起來，參加壹場針對外國人的生死搏鬥，而他們搏鬥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衛自己的同胞。軍人對外國人的無情，正是出於對同胞的忠誠。但執政黨要求軍隊奉行政黨化原則，則是在摧毀軍隊對同胞的忠誠，因而是在扭曲軍隊的本性，踐踏軍隊的榮譽。

　　當軍隊必須把維護執政黨對其他國民的統治，看作是自己的首要使命時，那就意味著在執政黨和其他國民發生政治沖突時，軍隊必須站在執政黨壹邊。但其他國民卻是組成軍隊的那些將士的父母、兄弟和姐妹。因此，壹個拒絕軍隊國家化，並要求軍隊必須保衛自身政權的政黨，實際上是等於向本國的軍人宣告：“妳們存在的主要作用，是確保我對妳們父母、兄弟和姐妹的統治，如果妳們的父母、兄弟和姐妹膽敢不服從我的統治，妳們必須將子彈射進他們的胸膛，用坦克碾過他們的身軀，以便我可以永遠統治他們。”可以說，壹支奉行政黨化原則的軍隊，甚至比壹支雇傭軍還要可惡。雇傭軍在為某個政治勢力服務時，鎮壓的多是別國的人民，而奉行政黨化原則的軍隊，卻必須蹂躪自己的親人。如此可見，壹個為了維護自己的專制統治，而要求軍隊把槍口對準自己同胞的政黨，是多麽的殘暴和邪惡！在中國，那些反對軍隊國家化的人，似乎總在不斷強調軍隊的榮譽，但不知他們是否真的相信，積極參與國內政治鬥爭真能為軍隊贏得榮譽。蘇聯紅軍的締造者托洛茨基在國內戰爭中大顯身手，朱可夫元帥則在抗擊德軍侵略時屢建戰功，而今天的俄羅斯人民難道不是認為，朱可夫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嗎？那些在抗擊日寇的戰爭中浴血奮戰的人，永遠都將作為民族英雄被中國人民所銘記，但國共內戰中的血肉橫飛，卻只會讓中國人為之惋惜。從人類歷史來看，內戰所造就的主要是悲劇，而不是功勛。

　　對於那些反對軍隊國家化的人，最有力的駁斥，就是首先指出他們的主張所包含的結論，然後再看看他們的表現是否合乎這壹結論。如果對於中國的軍隊來說，政黨化是比國家化更正確的原則，或者說保衛社會主義制度，是比保衛國家領土完整更神聖的使命，那麽解放軍在1989年對“六?四運動”的鎮壓，就應該是壹樁比抵抗日軍侵略更光榮的戰績。但是，人們為什麽只看到解放軍整天都在渲染自己的抗日戰績，卻從來不敢承認自己對“六?四運動”的鎮壓行動？那些曾在天安門廣場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的人，為什麽要如此處心積慮地掩蓋自己的榮譽呢？實際上，人們難免要懷疑，那些曾參與鎮壓“六?四運動”的軍人，內心是否真的產生過壹絲壹毫的榮譽感，因為人們至今都不曾看到，有誰願意公開承認自己參與過這壹鎮壓行動。相反，那些曾經極力主張鎮壓的人，倒是在競相撇清自己的責任。由此可見，甚至是那些手上沾有人民鮮血的人，內心也完全明白：軍隊贏得榮譽的唯壹途徑，是在戰場上擊敗敵國的軍隊，而不是在國內政治中甘當專制統治者的打手，並時刻準備把坦克開入本國首都的廣場。

中國政治概論 中國屬於極權國家

作者 張雪忠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國民主權與新聞出版自由

　　在壹個國民主權被少數人篡奪的專制國家，多數國民是純粹的受壓迫者，他們並無選擇和更換執政者的權力。少數壟斷政治權力的專制統治者，則將利用手中的權力，以多數國民的利益、自由和尊嚴為代價，明目張膽地逐取自己的私利，寡廉鮮恥地放縱自己的貪欲。

　　與專制國家不同，在壹個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家，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可以通過公開和競爭性的政治選舉，自由選任執政者。自由選任執政者的權力，既是國民主權的主要體現，也是國民利益的重要保障。不過，如果國民作出的選擇不夠明智，被選任的執政者能力低下或是品性惡劣，這壹權力的作用仍將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完全落空。

　　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為了自身的利益，在選任執政者的過程中，必須努力使自己的選擇盡可能明智，而充分的信息又是明智選擇的前提。人們對執政競選者的情況了解得越全面，作出的選擇就越明智。但是，只有在相關信息能夠充分披露和自由流通的前提下，人們才有可能全面了解候選者的情況，這壹切都離不開新聞和出版自由。

　　新聞和出版自由不但有助於國民了解執政競選者的情況，而且還有助於人們了解在任的執政者履行職責的情況。如果執政者可以在不為人知的條件下行使權力，那麽即使是原本合格的執政者，也將難免利用手中的權力謀求壹己私利，從而損害全體國民的公共利益。

　　選任執政者的權力，其意義不僅在於可以任命合格的執政者，更在於可以撤換不合格的執政者。但如果國民不了解執政者行使權力和履行職責的真實情況，他們便無法判斷執政者是否合格。在國民不了解真相的情況下，即使執政者在不當地濫用權力，國民仍可能認為執政者是在忠實地履行職責，從而繼續任其掌握政府權力。

　　這樣壹來，盡管國民主權並未被執政者公開地篡奪，卻已被執政者秘密地竊取，因為政府權力已經從保護和促進全體國民共同利益的手段，偷偷地蛻變為少數執政者謀求個人私利的工具。

　　如果不了解執政者行使權力的真相，人們對執政者的選任權和監督權就會失去作用，而如果沒有不受政府權力壓制的新聞和出版自由，人們就不可能了解真相。除非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開辦媒體和出版書籍，並可以對執政者的所作所為進行充分和詳盡的報道，人們就不可能對執政者履行職責的情況，形成全面和準確的了解。

　　如果開辦媒體和出版書籍，必須經過政府的審查和批準，那些掌握政府權力的人，就壹定會只容忍聽話的媒體存在，只允許頌揚自己的書籍出版。執政者將通過對新聞和書籍的嚴密審查，確保只有對自己有利的文字，才能出現在公眾面前，以使公眾認為執政者公正又賢明，盡管他們實際上自私又顢頇。只有在有利和不利於執政者的報道和書籍，都能自由地呈現在公眾面前時，公眾才能根據各方提出的證據和理由，發現事情的真相，從而真正了解執政者的所作所為。

　　不過，了解執政者的所作所為是壹回事，理解這些作為可能產生的後果則是另壹回事。壹項公共政策可能造成的後果，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立即理解的，而為了判斷執政者是否合格，人們又需要盡可能充分和準確地理解，執政者的決策可能會產生什麽樣的後果，並需要知道是否存在更為可取的替代政策。

　　為了使盡可能多的人對公共政策形成正確或合理的看法，唯壹可行的方法，就是允許每個人通過各種不同的公共媒介，對各種公共問題和政府決策進行獨立和自由的評論。如果每個人都可以對自己感興趣的公共政策發表看法，並提出自己的證據和理由，那麽各種不同的看法，就有平等的機會呈現在公眾面前，各項公共政策也將得到最全面、最深入的討論。只要是經過全面和深入的討論，正確的觀點最終總會被更多的人所認同和接受，因為只要有平等的展示自身的機會，真理總是能夠戰勝謬誤。

　　人是有理性的動物，而理性主要是衡量不同的證據和理由，並依證據和理由的份量得出結論的能力。各種不同的觀點及其證據和理由，如果能有同等的機會，以同等的詳盡程度呈現在公眾面前，絕大多數人都會認同得到更強的證據和理由支持的觀點。這壹點是很少有人會否認的，因為否認這壹點，就等於否認人類進行認知和研究活動的可能性。

　　如果只允許某些人對公共政策發表看法，其他人則不準發表不同的看法，那麽人們的理解力就會成為這些人的偏見和私欲的犧牲品。沒有人是全知全能和無私無欲的，那些被特許發表看法的人也不例外。這些人既可能因為知識有限而發表錯誤的看法，也可能出於私利考慮而隱瞞真實的看法。如果不允許其他人在平等的傳播渠道上，對這些人的觀點進行反駁，這些人的謬誤和謊言就得不到及時的糾正，人們也就無法獲知公共問題的真相，更不能形成對公共政策的準確理解。

　　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制度的存在，意味著只有得到執政者特許的人，才有資格為人們報道事實，向人們發表觀點。執政者通過這種制度，屏蔽反對和批評自己的聲音，使人們只能聽到認同和贊揚自己的聲音。實行這種制度的執政者，無疑是壹群極其暴虐的人，因為他們為了能夠對國民進行政治上的奴役，不惜同時對國民進行精神上的禁錮。

　　在壹個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家，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實行自我治理。真知是壹切成功自治的前提，而獲取真知的唯壹途徑，就是不受限制的公共討論。對於民主國家而言，包括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在內的表達自由，具有無比的重要性。表達自由先於其他壹切自由，是其他壹切自由的基礎和前提。因為，自由即意味著人們可以遵循內心的指引而行動，但如果人們的心靈本身都被權力所禁錮，自由又從何談起呢？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是和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的。在民主國家，政府只是保護和促進國民利益的手段，執政者只是全體國民的利益代理人。只要國民主權沒有被執政者所篡奪，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亦即自治者)，絕不可能容許執政者剝奪自身包括新聞和出版自由在內的表達自由。另外，全體國民和執政者之間的關系，是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關系，而在委托-代理關系中，具有支配和主導作用的是委托人的意誌，而不是代理人的意誌。任何委托人都希望得到代理人的忠實服務，而不是甘願聽任代理人的任意擺布。

　　在國家主權由全體國民共享的民主國家，不可能存在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制度；在國家主權被執政者篡奪的專制國家，則不可能存在新聞和出版自由，或者說必然存在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制度。

　　因為，盡管專制統治者只是壹幫用武力篡奪國民主權，並壟斷政府權力的政治強盜，但在日常管理中，與動用武力相比，專制統治者更喜歡進行欺騙。

　　在專制國家，權力不受約束的統治者，本是普遍的政府腐敗和各種社會問題的根由，但他們卻極力通過對公共輿論的嚴密監控，把自己塑造成人民的恩人和救星。專制統治者往往罪行累累，真實面目醜陋不堪，但由於新聞和出版自由的缺乏，人們對統治者的惡行常常知之甚少，而人們的無知反過來又縱容統治者的野蠻與罪惡。

　　因此，各種在民主國家可算是駭人聽聞的政府暴行，在專制國家卻是司空見慣的家常便飯。

　　應當承認，在民主國家，政府也不是完美無缺的。但人們可以通過自由的公共討論，發現政府中的弊端，並通過各種制度途徑，促使執政者不斷革除弊端。而在專制國家，統治者卻通過對公共討論的限制，千方百計地阻止人們發現政府中的弊端。發現弊端是革除弊端的前提，既然專制統治者甚至不允許人們發現政府中的弊端，也就不可能有意去革除弊端。

　　實際上，專制國家的最大弊端就是專制統治本身，而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制度的設立，最能表明專制統治者的暴虐與邪惡。在專制統治下，整個國家的新聞媒體和公共輿論，都必須“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主管機關每天都在用壹條條禁令，使壹篇又壹篇的報道和壹本又壹本書稿胎死腹中、難見天日。

　　壹名記者歷經千辛萬苦完成的報道，只要有壹丁點冒犯權力的可能，就難以見諸報端；壹名學者運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辛勞寫出壹本書稿，卻必須接受對相關專題可能壹無所知的人的審查，並由後者任意決定書稿的命運，這種令人憎惡的做法，對記者、對媒體、對新聞，以及對學者、對書籍、對學術，都是野蠻的殘害和莫大的侮辱。

　　這壹件事不得報道，那壹本書不得出版，這些禁令表面上只是侵犯了媒體和作者的表達自由，實質上卻是在貶低全體國民的人格和尊嚴。這些禁令完全是在向全體國民宣告：“妳們根本就沒有資格了解這件事情的真相，也沒有資格閱讀那本書稿的文字。”壹個人與壹頭豬的最大區別，就在於人具有豬所沒有的理智，而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的唯壹目的，恰恰是剝奪人們自由運用理智的資格，也就是盡量縮小人與豬之間的差別。專制統治者確實希望國民忘記自己是有理智的動物，並能像豬壹樣容易滿足，只需有足以果腹的食物，就會對統治者感恩戴德。

　　那些為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制度辯護的人可能會說，這壹制度可以防止人們免受虛假和錯誤觀點的毒害。但這壹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因為，只有通過自由和充分的公共討論，人們才有可能判斷壹種觀點是真是假，是對是錯。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是對公共討論的壓制和禁錮，它唯壹的作用，就是剝奪真相和真理戰勝謊言和謬誤的機會，其結果恰恰是使虛假和錯誤的觀點暢行無阻，並且長期得不到糾正。

　　可以說，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是世界上最蠻橫和最荒謬的事情：壹小幫人對整個社會懷著絕對和無限的不信任，卻要求整個社會對他們的判斷力和公正心懷有絕對和無限的信任；坦蕩公開表達思想的人，必須由壹幫藏在暗處的人，以秘而不宣的標準和不可告人的方式進行監控，這是壹個社會理智蒙昧、道德沈淪的主要原因。

　　在今天的中國，眾多的黨政機關每天都在對公共輿論實施嚴密的監控，每天都有大量的言論被這些機構蠻橫地查禁。如果說這些被查禁的言論真的會給人們產生有害的影響，那麽可能的情況就只有兩種。第壹種可能是，為了審查哪些言論需要查禁，哪些不需要查禁，這個國家的言論檢查官們每天都會閱讀到各種有害的言論，因而是整個國家受毒害最嚴重的人。但既然他們是受錯誤言論毒害最嚴重的人，他們怎麽有資格決定十三億多中國人該閱讀什麽，不該閱讀什麽？第二種可能是，那些言論檢查官不可能受到錯誤觀點的毒害，因為他們是整個中國最有智慧的人，他們通曉各個領域或專業的全部事實和真理，因此無需通過公共討論，便能判定各種觀點的是非對錯。相比而言，其他十三億多中國人則要愚笨得多，他們只是壹群糊塗、頑劣和缺乏判斷力的可憐蟲，因此沒有資格讀到除言論檢查官恩準之外的任何文字。

　　我不知道，有哪位中國人會承認第二種可能性。就我個人而言，我絕不會相信，那些言論檢查官(壹小幫躲在暗處從事壹種見不得人的勾當的人)所擁有的智慧，真的已經超過了其他十三億多中國人智慧的總和。如果十三億多中國人的理智已經如此孱弱，以至必須依靠那些言論檢查官，通過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等諸多權力的管道，把事先調制好的精神食糧餵進自己的頭腦，那麽我真看不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還能有什麽前途和希望可言。

　　實際上，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的做法，絕無任何正當性可言。

　　專制統治者實施這種做法，絕非出於任何正當的目的。他們唯壹的目的，就是盡量使國民變得懵懂無知，從而無法看清他們作為篡權者的真實面目，以及他們的篡權行為所產生的各種罪惡與不公。另外，專制統治者對異見者的打擊總是極其殘酷的。因為，專制統治者不但是壹群用武力篡奪國民主權的政治強盜，而且也是壹個用宣教蒙蔽國民心智的詐騙團夥，而詐騙者怎麽可能不痛恨那些膽敢揭穿他們騙術的異見者呢？在專制統治下，人們不但要在現實世界受到壓迫，而且還要在精神世界受到禁錮。處於這種雙重奴役狀態下的人們，除了被迫變著花樣頌揚壓迫者的“偉大、光榮和正確”外，很難創造出真正有價值的思想成果。畢竟，當心靈本身都被囚禁在不見天日的暗室時，它又怎麽可能綻放出絢爛和耀眼的光芒？人們不妨努力想想，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六十多年裏，除了浮華排場以外，還能有什麽令中國人感到自豪的精神成果？中國共產黨壹直聲稱，只有在它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才能活得有尊嚴，才能得到別國人民的尊重。我不知道，有沒有中國人會同意這種說法。如果真有的話，這些中國人等於是在向全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人根本沒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因此完全沒有資格自由決定政府的形式，或者自由選任執政者；它甚至認為中國人毫無分辨是非的能力，因此沒有資格通過自由表達和公共討論，去了解真相和追求真理；中國人有幸能夠被這樣壹個政黨所統治，真是壹件令人自豪和值得尊敬的事情。”大家不妨想想：中國人若是自我輕賤和乖張到了這種地步，真的還能得到他人的尊敬嗎？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的做法，不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暴虐，而且還暴露了中國共產黨的虛偽。鄒韜奮先生終其壹生都在反抗國民黨政府對新聞自由的壓制，共產黨則壹邊用他的名字為各種新聞和出版獎項命名，壹邊卻又對新聞自由實行比國民黨更全面的壓制；馬克思在其《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壹文中，對書報檢查制度進行了深入的批判，共產黨則壹邊頌揚馬克思對普魯士政府的批判，壹邊卻又實行比普魯士政府更嚴密的書報檢查制度。這樣壹個毫無原則和誠信的政黨，壹旦掌握了壹個國家的統治權，無論它制造出多麽嚴重的苦難和不公，人們都不用感到意外。

　　中國政府壹直宣稱，中國並不存在新聞審查和書報檢查制度。

　　這種說法在以下意義上或許是正確的：中國的新聞審查和書報檢查，並不遵循任何明確的規則，因此並不存在制度性的審查和檢查，只存在完全聽任權力的任意與獨斷的審查和檢查。實際上，中國政府對人們表達自由的壓制，遠比新聞審查和書報檢查的做法更徹底。

　　中國嚴格實行黨管媒體的原則，壹切新聞媒體都必須由執政黨開辦或由執政黨控制，新聞媒體與其說是監督權力的公器，不如說是政治權力的私產。若是在壹個國家，壹群原本最應該受到輿論監督的人，卻是完全掌控監督工具的人，還能有什麽災難不會發生？當然，新聞和出版自由並不是沒有任何界限。但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絕不是對新聞和出版自由的正當限制。如果有人利用新聞媒體或其他出版物侵犯他人的權利，他們應該為此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這並不能成為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的理由，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新聞媒體和出版物只不過碰巧被用作侵權的工具。在發生侵權案件時，承擔責任的應該是侵權行為人，而不是侵權工具。否則，如果有人用石塊傷人，政府難道還要對石塊實行管制？基於同樣的道理，如果有人利用新聞媒體和出版物實施犯罪行為，政府也只能在事後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對行為人進行法律上的懲罰，而不能以此作為實行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的借口，以便達到鉗制言論自由和壓制公共討論的目的。

　　需要強調的是，那些利用新聞媒體和出版物，對各級政府機構或政府官員進行批評的人，並不應因此受到任何處罰。因為，對政府機構及政府官員進行監督和批評，以免政府權力偏離其正當目的，是全體國民(因而也是每壹位國民)作為主權者不可或缺的權力。

　　這種權力是國民主權重要組成部分，它在位階上高於壹切政府權力，因而不受任何政府權力的限制。

　　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不但可以利用新聞媒體和出版物，對政府機構及政府官員進行批評，而且還可以利用新聞媒體和出版物，號召人們罷免現有的執政者，或是改變政府的形式。因為，既然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甚至可以實際行使改變政府形式和更換執政者的權力，他們當然也可以利用各種媒介，通過各種方式，自由表達想要行使這壹權力的願望。如果改變政府形式或更換執政者的主張，只是少數人的想法，並不能得到大多數國民的認同，那麽就算有人表達了這種主張，也不可能引發實際的後果。而如果這種主張確實是大多數國民的想法，那麽除了那些已經篡奪或意圖篡奪國民主權的人以外，還有誰會去抗拒主權者的意誌呢？不過，在國民主權被少數人篡奪的專制國家，這些不言自明的道理，卻不可能得到統治者的尊重。專制統治者既然已經篡奪了國民的主權，他們就不但要否認國民自由變革政府形式和更換執政者的權力，而且還要極力禁止國民表達出這樣的意圖。對於專制統治者而言，把權力緊緊握在自己手中，是高於壹切的事情。在他們看來，任何主張更換執政者的言行，都是必須嚴加懲處的所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因為，專制統治者實質上就是壹幫篡奪國民主權和壟斷政府權力的政治強盜；而既然是強盜，他們怎麽甘心自己搶到手中的東西，又被人們拿回去？

　　黨化教育的實質及危害

　　中國共產黨作為篡奪國民主權的專制統治者，壹直通過嚴密的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剝奪人們的表達自由，壓制人們的公共討論，以使人們難以認清篡權者的真實面目，也無法看到篡權行為導致的種種惡果。不過，僅僅是限制或禁止人們的公共討論，仍不能讓專制統治者完全放心。為了使自己的專制統治高枕無憂，他們認為還必須讓人們的心智，始終處於愚昧無知的狀態，從而徹底失去進行公共討論的能力。

　　專制統治本是人們絕大多數苦難的根源，但統治者卻要竭力使人們相信，它是人們幸福的保障。這種顛倒黑白的欺騙，只有在人們普遍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得逞。但壹個人若是已經獲得了獨立思考和自主判斷的能力，就不大可能再失去這種能力。防止壹個人獲得知識是有可能的，但讓壹個人放棄已有的知識卻不大可行。因此，欺騙人們的最牢靠的辦法，是從小時候起便壹直欺騙他們，也就是從小時候起便開始禁錮和殘害他們的心智，以使他們從來就無法形成獨立思考和自主判斷的能力。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完成這壹罪惡使命的手段，就是系統和全面的黨化教育。

　　中國的學生，在小學階段要修讀思想品德課，在中學階段要修讀思想政治課，這是所謂的“中小學德育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中小學德育工作規程》第三條的規定，“中小學德育工作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壹位”。

　　在大學本科階段，學生則必須修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概論”等課程。甚至到了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階段，學生仍需修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究”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當代”等必修課程，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經典著作選讀”、“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科學方法論”與“自然辯證法概論”等選修課程。

　　黨化教育不但表現為在國民教育各個階段，開設壹系列的思想政治課，將共產黨的黨義和主張全面融入到教學之中，而且還表現為由共產黨的機關和幹部主持所有的院校，將全社會的教育活動完全置於共產黨的掌控之下。究其實質，黨化教育就是借助強制性的政治權力，通過各種教育和宣傳手段，將執政黨認定的哲學理論、政治學說和歷史論述等壹整套的意識形態，強行灌輸給所有的受教育者，以強化人們對執政者及其首領的認同和順服。

　　黨化教育作為壹種系統、全面和制度化的意識形態灌輸過程，其目的在於將執政黨的意誌強加給全社會，但執政黨在利用黨化教育對社會實施全面控制的同時，也將不可避免地使整個社會遭受全面的腐蝕和敗壞。因為，黨化教育的目的與正常的教育完全相反，後者力圖使人變得睿智、誠實、公正和友善，前者則刻意使人變得愚昧、虛偽、偏私和暴戾。

　　第壹，黨化教育使人變得愚昧。教育的本來目的，是為了讓受教育者成為有智慧的人。這就意味著在教育過程中，應當盡量鼓勵他們接觸和了解各種不同的學說，從而對事物形成全面和可靠的見解。壹個人只有時常將既有的學說，和不同的學說加以比較和參照，才能不斷拓展自己的視野，糾正自己的偏見，完善自己的見解。這種教育過程，亦是受教育者不受拘束地運用自己的理智，去探求知識和發現真理的過程。因此，正常的教育，不但可以幫助受教育者進行知識上的積累，更可以促使他們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和智識上的好奇心，從而使他們的理性和心智得到充分的成長與發展。

　　不過，壹旦具備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和智識上的好奇心，人們就能夠對各種公共事務加以自主的研究，並形成獨立的見解。這對於那些實行專制統治的人來說，實在是太危險了，黨化教育的進行，就是為了防止這種局面的出現。長期、系統的黨化教育，旨在把壹整套既定的學說和主張，強行輸入受教育者的大腦，並不容許他們對這些學說和主張進行質疑和辨析。

　　在黨化教育體制下，受教育者必須認同執政黨的主張，頌揚執政黨的首領，而不能表現出任何懷疑或反思的傾向。受教育者的學習內容，被嚴格限制在壹定的範圍之內，他們耳儒目染的只是壹些陳腐的教條，因而難以具備廣博的學識和開闊的視野。同時，由於缺乏自由探討和論辯的空間，受教育者也難以形成自主學習和獨立思考的能力。黨化教育的目的，是為了使受教育者對權力表示順從，而為了強求普遍的順從，又必須在眾多的受教育者中強求壹律。這樣壹來，受教育者的個性必將被忽視，甚至被當成不守紀律的根由被壓制，從而使受教育者對新鮮事物缺乏興趣，對進8*步表示反感，並對未知事物和不確定性產生恐懼。

　　黨化教育最可怕的後果，是使受教育者產生對學習本身的厭惡。

　　由於受教育者從小就被當作被動接受陳舊教條的容器，而不是具有理智的主動求知的個體，因此對他們來說，學習將不再是壹種饒有趣味的理智歷險，而只是壹份令人厭惡的苦差。黨化教育通過剝奪受教育者作為具有獨立人格的學習主體的尊嚴，使他們在喪失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同時，也喪失了對學習本身的興趣。

　　可以說，黨化教育不是極力助長受教育者對學習的熱情，而是從小就澆滅他們的熱情；不是努力激發受教育者的求知欲，而是從小就扼殺他們的求知欲；不是盡力促使學生的理性和心智得到充分的發展，而是從小就禁錮他們的理性和心智。共產黨在中國推行黨化教育，不是為了讓人們變得睿智聰慧，而是竭力使人們變得愚昧無知，因為被統治的民眾越愚昧，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就越穩固。

　　第二，黨化教育使人變得虛偽。在正常的教育環境中，受教育者不但可以接觸和了解各種不同的學說，而且還可以不受阻礙地追隨自己的理性，不受約束的運用自己的心智，從而對各種事物和問題形成自己的看法，作出自己的判斷。他們對權威學說的質疑，不但不應受到壓制，反而還應受到鼓勵，因為人類知識的進步，本來就是通過對成見的不斷修正和克服而獲致的。由於存在充分的自由探討和論辯的空間，受教育者可以坦率地發表自己的見解，即使自己的見解不合乎權威學說，也不用擔心會因此而受到處罰。在這種教育環境中，受教育者習慣於坦言心中所想，因而更容易養成壹種心口如壹的誠實品格。

　　在黨化教育體制下，受教育者不能自由地對官方學說進行質疑或批評，而是必須放棄自己的判斷，完全被動地接受特定的理論和觀點。受教育者即使對官方學說有所懷疑，也會因為害怕遭受不利的對待，而不敢袒露自己的真實想法。他們經常要迫於外在的壓力，對自己並不相信的東西表示認同。但誠實無疑是構成健全人格和清白良心的最重要因素，當壹個人在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等重大問題上，都必須經常口吐謊言時，他又怎麽可能養成心口如壹的誠實品格呢？壹個連在精神和信仰方面，都無法誠實對待自己的人，又怎麽可能會誠實對待他人呢？正是通過迫使受教育者習慣於口是心非，黨化教育從小時候起就不斷扭曲他們的人格，扼殺他們的良知，腐蝕他們的心靈，最終使他們變成擅於自欺欺人的撒謊者。

　　第三，黨化教育使人變得偏私。正常的教育允許受教育者接觸和了解各種不同的學說，並鼓勵他們通過對不同學說的比較和參照，形成自己的見解與判斷。在這壹過程中，受教育者將學會公平對待各種不同的學說，讓它們有同等的機會展現在自己的理性面前，然後再以是非曲直本身為標準，來評判不同學說的利弊得失。不同的學說是由不同的人提出來的，受教育者壹旦學會了公平對待不同的學說，自然也容易學會公平地對待不同的人，從而逐漸習慣於對他人和事物，采取不偏不倚的公正態度。

　　但在黨化教育體制下，受教育者對官方學說的認同，並不是出於內心的確信，而是迫於權力的壓制。他們在受教育的過程中，不能充分接觸和了解各種與官方學說不同的學說，更談不上對不同學說，進行自由的比照和公正的評價。黨化教育從人們還是幼年時起，就在不斷削弱人們的公正心，因為它迫使人們在看待不同的事物，以及對待不同的人物時，習慣於依據權力的意誌，而不是以是非曲直本身為標準。

　　黨化教育迫使人們尊崇權力，不分是非，這和專制統治是相輔相成的。在專制統治下，特權肆虐，公義不彰，人們改善自身處境的主要途徑，不是展現自身的才智和美德，而是用各種各樣的手段，討好手握大權的人。在專制國家，人們最熱衷的不是追求真理和持守正義，而是奉迎權威和取悅權力。由於能得到權力垂青的人畢竟有限，那些競相爭取權力青睞的人，除了用盡心思巴結權勢人物之外，相互之間還必須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因此，在專制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到處都充斥著諂媚、賄賂、中傷、排擠和背叛。在這種國家，壹個人若是難得地具備了公正的美德，對他人將是壹種不便，對自己則是壹種危險。

　　第四，黨化教育使人變得暴戾。在正常的教育環境中，受教育者不但可以通過比較和參照各種不同的學說，形成自己的見解和判斷，而且還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和見解。在這種教育環境中，受教育者不但自己作為有獨立人格的個體受到了必要的尊重，而且也能學會尊重他人，即使是對那些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也能保持寬容和友善的態度。

　　黨化教育則恰恰相反，它專斷地樹立壹種唯我獨尊的官方學說，並且不容分說地將其強加給所有的受教育者。在黨化教育體制下，受教育者對官方學說表示認同，並不是因為在參照了各種不同學說之後，仍然確信官方學說是正確的，而是因為不這樣做將會遭受不利的對待。長期置身於這種壓迫性教育環境的人，當然難以學會以開放和包容的心態看待不同的意見，也難以學會以寬容和友善的態度，去對待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

　　黨化教育使受教育者壹直遭受專斷的壓制，不能自由形成和發表自己的看法，無法感受到作為有理智的學習主體應有的尊嚴。長期受到專斷壓制的人，總是傾向於以同樣專斷的態度對待他人，他們既不懂得通過與他人進行平等的辯論，以獲得他人的認同，也不懂得通過為他人提供真誠的服務，以贏得他人的合作。因為，他們自己的壹貫遭遇使得他們認為，貫徹自身意誌和贏得他人認同的最有效手段，不是使他人對自己感到親切，而是使他人對自己感到畏懼。

　　教育的目的，本是讓人沒有拘束地運用自己的理智，以使人的心智得到充分的發展，而不是把人從有理性和良知的生靈，變成沒有理性的傀儡和沒有良知的牲畜。教育應該致力於讓人們獲得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劃定人們必須思考的內容；應該致力於讓人們學會如何追求真理，而不是向人們宣揚既定的“真理”。那些自以為真理在握且容不下反對意見的人，根本不適合教育他人，更不適合管理整個國家的國民教育。否則，對於受教育者的心智來說，教育將不再是壹種啟發和培養的過程，而是壹種灌輸和壓制的過程。

　　真正的教育，充分尊重受教育者自由思考的權利，而不是極力限制或剝奪這種權利。自由思考的權利越受限制，人們離人的天性就越遠。共產黨在中國推行黨化教育，正是通過剝奪人們自由思考的權利，從小時候起就壹直絞殺人們的天性。

　　黨化教育強使人們根據統治者的命令，來評判壹件事情是真是假、是好是壞，或者是公正還是不公正。但每壹個人都是自己思想的主人，沒有人可以真正放棄自己在判斷和感情上的自由，如果掌握政治權力的人，壹定要強求他人和自己意見壹致，那只會迫使大家口是心非，從而破壞了信義，同時也慫恿人們阿諛奉承和背信棄義，從而破壞了公道。因此，那些想方設法要控制人的思想和心靈的統治者，可以說是壹群暴虐透頂的人。

　　根據《中國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三條確立的黨化教育原則，中國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發展社會主義的教育事業。這等於是要求十三億活生生的中國人，必須在理智上服從幾個躺在墳墓裏的死人。統治者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強迫人們接受幾名死人的精神統治，這種做法是極其荒謬和野蠻的，因為它既不合乎理性，也不合乎道德。

　　現實世界中的情況不斷發生變化，人類的知識也在不斷進步，過去被認為是正確的觀點或適當的政策，到今天可能被發現是錯誤或不適當的。鑒於人類知識具有壹種不斷進步的趨勢，當前人的看法和現今的看法相抵觸時，後者往往更有可能是正確的。因此，從理性上來說，應當由今天的人們來判斷對錯，而不是由已故的死人來左右活人的判斷。

　　另外，前人既已故去，他們與現實世界已不存在任何利害關系。

　　因此，從道德上來說，也應由今天的生者來判斷對錯，因為伴隨這種判斷的後果，也完全是由生者來承擔的。死者既然對相關判斷已無任何實際的利害關系，也已無法承擔任何實際的後果，他們當然沒有任何資格來左右生者的判斷。當然，人們有時也會承認前人的壹些觀點是對的，但這是因為人們在經過自主判斷後，仍然認為它們是對的，而不是因為人們有認同前人觀點的義務。

　　如果今天中國人的看法與馬克思等人的學說發生沖突，任何具有正常理智的人都會承認，應該由今天的活人來判斷誰對誰錯。但是，中國共產黨卻顯然認為，那幾個躺在墳墓裏的死人，比十三億活著的中國人更有資格決定孰是孰非，並且有權力從墳墓裏控制中國人的所思所想。中國共產黨否認中國人有資格成為自己思想的主人，並為十三億中國人設定了壹項必須履行的義務，即必須在國民教育的各個階段，不斷地對馬克思等人的學說表示認同。

　　在中國實施的黨化教育表明，在中國共產黨看來，對於諸如“組成世界的最終本原是什麽”、“世界最初是如何形成的”、“使得事物存在和變化的最終原因和動力是什麽”、“世界是在空間上是有限還是無限的”、“世界在時間上是否有開端和盡頭”，以及“是否存在有別於物質的靈魂”等重大的哲學問題，十三億中國人並沒有權利和資格進行自由的思考，並獨立地得出自己的結論，而是必須接受和順服壹百多年前兩名德國人欽定的答案。

　　這也意味著，在中國共產黨看來，就重大的哲學問題而言，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人都可以自由地思考和寫作，恰恰是十三億中國人完全缺乏自由探討的能力，他們充其量只不過是壹具具只知道進食和睡眠的肉體，對各種重大哲學問題的思考，只能由壹百多年前的兩名德國人來代勞。

　　中國共產黨是壹個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並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長期壟斷執政權的理論基礎（註2）。因此，中國共產黨壟斷國家權力的做法是否正當，首先要看馬克思主義是否正確。但對於馬克思主義正確與否，顯然應由全體中國國民，而不應由中國共產黨自己來判斷。如果由中國共產黨自己來判斷，那就像由犯罪嫌疑人自己審判自己壹樣荒唐。若是由全體中國國民來判斷，那麽任何人都不能強求他們必須認同馬克思主義，因為這種強求認同的做法，等於又否定了中國國民的判斷資格。中國共產黨迫使中國人必須認同馬克思主義的做法，實際上是篡奪了中國人的判斷權力，就像是犯罪嫌疑人篡奪了法官的審判權力。

　　實際上，自主審查各個政黨的黨義和主張，並自由決定是否將執政權授予給某個政黨，本來就是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應有的權力。

　　但中國共產黨先是篡奪十三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所享有的政治主權，然後又利用它所篡奪的政治權力，進壹步篡奪十三億中國人對自己心靈所享有的精神主權。

　　在中國共產黨的眼裏，馬克思這個已在墳墓裏躺了壹百多年的德國死人，遠比今天的十三億中國活人，更有資格決定中國的政府形式以及執政權的歸屬。這種荒謬絕倫和暴虐透頂的做法，可以說是壹切叛國行為中最嚴重、最惡劣的叛國行為，因為壹般的叛國行為只是出賣國民的外在利益，而這種做法出賣的卻是國民本身：中國共產黨為了維護自己的專制統治，竟然不惜把十三億中國人的心智和靈魂，囚禁在倫敦海格特公墓中壹座黑暗和狹小的墳墓裏！壹個國家的國民教育所遵循的原則，與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所遵循的原則是密不可分的。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是以承認國民具有自治能力為前提的，其國民教育旨在使國民成為有知識的人，因為國民的知識越豐富，民主政治就越成功。專制國家的政治制度，則是以否認國民具有自治能力為前提的，其國民教育亦旨在使國民成為愚昧無知的人，因為國民越是愚昧無知，專制統治就越穩固。

　　在壹個國家主權由全體國民平等享有的民主國家，政府以及政府權力，是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實行自我治理的機制和手段。國民教育的基本目標，就是把受教育者培養成具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因而具有自我治理能力的公民。民主國家的國民教育，實際上就是國民進行自我教育和教育後代的過程。

　　人類是這個星球上唯壹能夠主動追求進步的生物。既然國民都是有理智的生物，也就不可能主動壓制和扭曲自身作為人類所具有的追求進步的天性。因此，民主國家的教育，往往會盡量合乎人類追求進步的天性，不但要盡量反映人類知識進步的趨勢，而且要盡力推動人類知識進步的步伐。這就要求國民教育的開展，既要便於受教育者接觸和了解各種各樣的新知識，也要確保受教育者享有充分的思想和表達自由，以利於知識的創新和進步。

　　但在國民主權被少數人篡奪的專制國家，政府以及政府權力，只是專制統治者壓迫其他國民的工具。專制統治者在理智和道德上，均否認國民具有自我治理的資格。專制國家的教育，主要是為了壓制受教育者的自由思想，扼殺他們的獨立精神，千方百計地使他們成為缺乏自治能力，只知道對統治者壹味順從的奴隸。

　　另外，專制國家的教育，完全違背人類追求進步的天性。它不是歡迎知識的進步，而是敵視知識的進步。國民教育的主要任務，不是努力使受教育者緊跟人類知識進步的步伐，而是用壹些過時和陳腐的教條，緊緊束縛受教育者的理智和心靈。整個國家的教育不是致力於社會的文明與進步，而是刻意使社會停留在蒙昧和落後的狀態，這可能是人們所能想象到的最邪惡的事情。

　　從它所造成的各種危害來看，黨化教育確實是壹項極其邪惡的政策。中國之所以壹直實行這壹邪惡的政策，是因為中國的專制統治者，也就是那些嚴密控制國民教育的共產黨人，本身就是中國最邪惡的壹群人。這並不是說那些手握權力的共產黨人，生來就是邪惡的。他們之所以變成了最邪惡的壹群人，完全是因為他們背負著人世間最邪惡的東西，亦即不受約束的政治權力。他們從人們還是幼年時起，就壹直不遺余力地荼毒中國人的心靈，完全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心靈，首先已被手中的權力所腐化和毒害了。

中國政治概論 中國沒有民主政治

作者 張雪忠 寫於 二零一三年

　　代議制民主政體與專制政體的區別

　　壹個國家的民眾，作為壹群聚居在壹起的有理智的生物，他們之所以組成國家，是為了改善自己的境況，而不是為了惡化自己的境況。如果人們在尚未組成國家時，都可以在不受他人侵害的前提下，增進自己的財產，追求自己的幸福，並通過與他人的合作促進彼此的利益，那麽，在組成國家之後，人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就應該得到更有效、更確當和更充分的保護，並且人與人之間的合作，也應該變得更便利、更廣泛。若是在國家組成之後，人們反而變得更不自由，財產權更不能得到保障，那只能是因為國家主權不再掌握在全體國民手裏，而是已經被少數人所篡奪。

　　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是為了全體國民共同的利益，但如果國家權力被少數人所壟斷，這壹目的就會被背棄，國家就會淪為這些人謀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工具。無論是壹個人、壹個家族或是壹個政黨，若是取得了對國家權力的壟斷，這個人、這個家族或這個政黨獨有的利益，就會在他們的心目中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由於到處都能得到吹捧和奉迎，他們將會變成他們自己的崇拜者，認為自己應當高人壹等。另外，由於獲得了為所欲為的便利，他們也不能總是審慎地考慮自己行為的後果。

　　壹個人壹旦擁有不受約束的權力，就必然會被這種權力所敗壞，這是建立在人類普遍經驗之上的普遍規律。擁有這種權力的人，他的人性中壞的因素，不再是受到他的外在環境和周圍的人的限制和約束，而是被許多人的阿諛奉承所激發和助長，從而使他最終成為公眾苦難的源頭。

　　只有全體國民才是國家主權的正當享有者，對於與公共利益有關的公共事務，全體國民應該享有最終的控制權。不過，即使是在壹個規模不大的國家，由全體國民時時聚在壹起，直接對每壹具體事項作出決定，也是完全不可行的。對於相同類型的事項，人們可以事先制定普遍適用的規則，這種具有普遍規範作用的規則就是法律。但在壹個幅員遼闊、人員眾多的國家，甚至由全體國民直接制定法律，也不大行得通。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可以選出若幹代表，然後再由這些代表進行立法，全體國民的意誌將通過這種代議制度，間接地體現在立法中。

　　代議制民主政體可以確保全體國民作為主權的享有者，掌握對國家事務的最高和最終的支配權，同時每壹位國民都能夠平等參與主權的行使，並且具有擔任公共職務的平等機會。這就使得代議制民主政體與專制政體相比，具有兩個顯著的優勢。

　　第壹，在專制政體中，政治權力被少數人壟斷，擔任公職的人才來源，被人為地限制在很小的範圍之內，加之政治競爭的缺失，政府官員將不可避免地普遍表現出平庸和無能的特點。而在代議制政體中，所有的公共職位都向整個國家的才智和美德開放，擔任公職的人才來源，也就和整個國家壹樣廣闊；公開的政治選舉和充分的政治競爭，使得政府官員的才智和道德，不可能低於國民的平均水準。像歌唱演員和智障人士獲授將軍頭銜的現象，在代議制政體中是絕不可能出現的（註3）。

　　第二，在專制政體中，由於公眾無法約束公職人員手中的權力，因此既不可能防止普遍的政府腐敗，也不可能避免嚴重的社會不公。

　　而在代議制政體中，公眾對公職人員的政治控制，可以防止他們手中的權力，從服務於國民的手段，蛻變為謀求私利的工具。代議制政體不但能保障手握公權的人，具備相應的才智和美德，而且還能防止他們的才智和美德被手中的權力所腐化。專制政體則不但使自私和無能成為政府官員的普遍特點，而且似乎仍嫌他們對公眾的危害不夠嚴重，還要進壹步用不受約束的權力去助長他們的貪婪和專橫。

　　在中國，有些專制政體的支持者認為，由於民眾的素質還比較低，中國不適合采用允許民眾普遍參與政治生活的代議制政體，而應該采用由少數人壟斷政治權力的所謂威權體制。這種觀點顯然是站不住腳的。或許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擔任政府官職的能力和經驗，但只要存在公平的政治競爭和充分的新聞自由，絕大多少人都能看清，究竟哪壹位候選人最能代表自己的意誌和利益。當每位候選人都必須向公眾闡明自己的政見，並且新聞自由又能確保選民充分了解候選人以往經歷時，任何具有通常理智的人，都不難基於自己的判斷做出合理的選擇。我們最好還是不要侮辱十三億的中國人，總是認為他們只是壹群不知好歹的蠢貨，甚至是壹群連自己心中的追求、願望和情感都不能正常表達的低能兒。

　　認為中國人的素質配不上“壹人壹票”的政治選舉，這對十三億中國人不但是壹種侮辱，而且是壹種背叛。如果真像那些壹黨專政的支持者所認為的那樣，中國人的素質確實低到了連壹張選票都填不好的地步，那麽人們又有什麽理由認為，那些對自己的同胞實行專制統治的少數中國人，就壹定能夠奇跡般地避免這個民族的普遍弱點？斷言壹個國家的人民缺乏自我治理的能力，其邏輯結論並不是由少數國民統治多數國民，而應該是讓整個國家接受更先進、更文明的外國人的統治。這或許正是中國共產黨秘而不宣的想法，因為它在政治上剝奪中國人自由選舉的資格，恰恰是因為它首先在理智上否認中國人自我治理的能力，並壹直迫使十三億中國人接受幾名外國死人的精神統治。

　　事實上，代議制民主政體的優勢，不僅在於它能最大限度地確保官員的稱職，更在於它有利於全體國民整體的進步。政府既是人們為管理公共事務而進行的壹套有組織的安排，也是對人類精神具有重要影響的巨大力量。代議制政體不但有助於把國民之中既有的才智和美德組織起來，以便它們能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發揮作用，而且通過允許國民直接參與關系到國家巨大利益的行動，還可對哪怕是最底層的國民進行理智和情感的教育，從而促進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

　　在代議制政體中，全體國民既是國家主權的享有者，也是國家主權的行使者。任何人想要取得執政權，都必須得到國民的授權。

　　為了得到授權，每壹位競選者都需要向國民公開闡明自己的政見，並盡力批評對手政見的不足。這種公開的政治辯論，無疑會啟發公眾對公共政策的思考，並增進公眾關於公共事務的知識。同時，由於新聞和言論自由的作用，公眾每天都能接觸到對執政者言行的報道和批評，以及關於公共政策的各種不同看法，國民自身關於公共政策的觀點，也會因此變得更加明智和健全。

　　更重要的是，在代議制政體中，普通公眾不但可以定期行使選任執政者的權力，而且有更多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和自由。對於公共事務的日常參與，有助於公眾形成較強的公民意識和公共品德。

　　在管理公共事務的過程中，人們不能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和想法，而是必須衡量各種不同的利益和訴求，這就要求他們認真傾聽他人的想法，並遵循與自己的個人利益不同的原則。在親身參與公共事務時，人們將不斷克服自己的個人偏見，超越自己的個人利益，在獲得更多公共知識的同時，也將強化對普遍利益的意識和感情。

　　人們對於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總是會傾註更多的關心，形成更強的感情。當壹個人切實感到自己是主權者的壹分子，因而是自己國家的主人時，在他心中就會產生壹種牢固而持久的愛國之情。

　　但在專制政體中，情況卻正好相反。專制統治者只知道向國民發布專橫的命令，而無須向國民解釋各項政策的真實意圖，更不會容忍公眾的質疑和異議。由於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缺乏，專制社會不可能存在嚴肅的政策辯論和政治批評。無論是全體國民作為壹個整體，還是構成這壹整體的每壹個人，對自己和國家的命運都沒有真正的發言權。

　　壹切重大的政策都出自高高在上的少數統治者的意誌，普通民眾所能做的只是被動和消極的順從，處於這種環境下的國民，既不能獲得健全的公共知識，也無法形成良好的公共品德。促使人們從事智力活動的主要誘因，是他們的思考結果有產生實際影響的可能和希望。如果壹個人的想法和意見對公共政策毫無影響，他就不大可能經常關註和思考公共事務，因而也不能取得相關知識的進步。

　　政治參與的缺失，不但會妨害人們在知識上的進步，而且還會導致人們在道德上的退化。人們的行動範圍壹旦受到人為的限制，他們的感情也會相應地變得狹隘和不健全。如果壹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被排除在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務之外，整個民族就會變成壹群無知無識和自私自利的人，他們對自己的國家和公眾的普遍利益，都不可能有很強的感情和熱忱。

　　可以說，專制統治者禁止公眾為自己的國家出謀劃策，實際上就是禁止國民關心和熱愛自己的國家。在專制統治者和真正的愛國者之間，總是存在壹種天然的敵對關系。因為，任何熱愛自己國家的人，都希望能指出和革除自己國家中的弊端，而在專制國家，少數人的專制統治，恰恰是整個國家最大的弊端。

　　代議制民主政體，有助於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專制政體則妨害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兩者之間的這種差別，完全是源於兩者內在邏輯的差別。代議制政體以承認國民具有自我治理的知識和道德能力為前提，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與代議制政體的成功是相互促進的。專制政體則是以否認國民具有自我治理的知識和道德能力為前提，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與專制政體的存續是相互沖突的。

　　國民的知識能力和道德能力越強，由少數人壟斷政治權力的專制政體，就越是缺乏正當性。因此，專制統治者為了延續自己的專制政權，總是要竭力阻礙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而他們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剝奪國民政治參與的權利，並壓制他們的新聞和表達自由。

　　專制統治在不同的國家，或不同的時期，其壓迫國民的嚴苛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專制統治本身並無任何正當性可言，因為它完全背離了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人們組成國家，將壹定的權力授予給政府，使政府掌握比任何個人或群體都更強大的力量，是為了保障人們不受彼此的侵犯。與此同時，全體國民作為國家主權的享有者，仍可對政府實施有效的政治控制，以防政府權力本身從壹種保護性的力量，蛻變為壹種壓迫性的力量。

　　但在專制政體中，國民主權被少數人所篡奪，全體國民缺乏對政府進行政治控制的手段，政府權力反而成了少數專制統治者壓迫和侵犯國民的工具。人們組成國家，建立政府，本是為了免受他人的侵犯，但在專制國家，政府權力卻成了最經常、最暴虐和最難以抵抗的侵犯的來源。但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可能為了免於偶然的、較小的侵犯，而甘願遭受經常的、較大的侵犯。可見，專制政體違反了國家的目的和人類的理性，它的存在只能是武力強加的結果。

　　在專制國家，政府確實也會對侵犯他人的行為進行懲罰，但專制統治者這樣做，與其說是為了保護國民，倒不如說是為了壟斷侵犯國民的特權。專制統治者懲罰零星和偶然的犯罪，只不過是為了便於自己實施系統和普遍的犯罪。大家不妨想想，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六十多年裏，中國人因為普通刑事犯罪所受到的損失，與專制政權殘害的生命及毀損的財產相比，又能算得上什麽呢？那些為中國的壹黨專政體制辯護的人，最經常使用的借口是，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他們通常委婉地稱之為“威權體制”)，至少可以為中國社會帶來穩定的秩序。但這些人顯然是在刻意將奴役混淆為秩序。秩序總是意味著，壹個人在享有壹定的財產和自由時，無需擔心會遭受他人的幹涉或侵犯，同時他也必須避免幹涉或侵犯他人的財產和自由。因此，壹個有秩序的社會，應該是每個人的財產和自由，都能得到充分和可靠保障的社會。相反，如果在壹個社會，某個特定的群體，可以利用自己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將自己的意誌強加於他人，並可肆意侵犯他人的財產和自由，那麽後者所得到的就不是穩定和秩序，而只是壓迫和奴役。

　　在專制國家，專制統治者的所作所為，恰恰就像是壹群不受任何法律約束，並可隨意侵犯他人財產和自由的匪徒。專制統治者作為壹群以政府形式存在的匪徒，其危害程度甚至遠遠超過壹群普通的匪徒。普通的匪徒盡管也會侵害人們的財產和自由，但他們並不具有任何正式的權力，也不具備廣泛和完備的組織形式，因此人們總是能很快找到對付他們的辦法。並且，在抵抗普通匪徒的過程中，人們甚至還會變得更加團結、機智和勇敢。

　　但專制統治者作為壹群以政府形式存在的匪徒，卻具有完備的組織形式，且掌握著正規的武裝力量，人們對他們的反抗不但極其艱難和危險，而且往往難以成功。因此，專制統治常常會壹代又壹代地存續下去，並使人們對統治者的壓迫逐漸變得逆來順受、麻木不仁，從而徹底消磨人們的心智、活力和尊嚴。可以說，指望專制統治者為社會帶來穩定和秩序，是人們所能做出的最愚蠢，也是最危險的事情，因為這無異於為了避免壹些小匪徒偶爾的侵犯，而甘願忍受壹群大匪徒經常的侵犯，或者說為了使自己的財產和自由得到保護，竟然去歡迎壹群具有毀滅它們的足夠力量的敵人。

　　國家主權是壹切政府權力和執政權的根源，任何未經主權者同意和委托的執政權，都是對國家主權的篡奪。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國民主權本身是沒有限制的。人們組成國家並掌握國家主權，是為了讓自己的生命、財產和自由，能夠得到更可靠的保護，因此國家主權本身也是服務於某種目的手段。國家主權既然只是壹種手段，它就必須從屬於其目的，因而不應是無限的，因為手段壹旦失去了限制，就必將吞噬其目的。

　　如果國家主權不受限制，人們就等於創造出了壹種不可抗拒的權力，並使自己的生命和財產處於無處可逃、毫無保障的境地，而這顯然與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相違背。國家主權只能是壹種有限和相對的存在，因為人們生活中的壹部分內容，是完全屬於個人的，因而獨立於任何公共權力的控制之外。這就意味著，人們擁有壹些獨立於政治權力之外的個人權利和自由，任何侵犯這些權利和自由的政治權力，都將是非法和不正當的。

　　在代議制民主政體中，全體國民選舉出自己的代表，並由他們組成代議機構，以代主權者行使國家立法權。代議機構基於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授權，可以制定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但它的立法權必須恪守如下原則或界限：第壹，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機構，不得制定任何法律，以限制國民批評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利。首先，代議機構的立法權屬於廣義的政府權力之壹種，它源於國民主權，並在權力位階處於國民主權之下，因而不得以任何方式減損國民主權。而國民批評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利，即屬於國民主權的最重要權能之壹。其次，代議機構的組成人員都是接受國民委托的代理人，在委托-代理關系中，委托人的意誌始終高於代理人的意誌。國民對政府及其官員的批評，是國民表達自身意誌的重要方式，如果代議機構通過立法限制國民的批評權，就等於是限制國民表達自身的意誌，但壹種低位階的意誌，並不能限制另壹種高位階的意誌。可見，國民的代議機構，通過立法限制國民批評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利，完全是壹種不正當的僭越行為。

　　第二，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結構，不得制定任何法律，以限制國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人們組成國家並組建政府，是為了免受他人的侵犯，但能夠侵犯他人的是人的行為，而不是人的思想。壹個人的宗教信仰，是他思想的壹部分，並且主要是關於來世的思想，因此並不屬於政府權力的正當管轄範圍。另外，壹個人擁有某種宗教信仰，要麽是因為他根據自己的理性判斷，認為它是合理的，要麽是因為他根據自己的感情偏好，認為它是可親的。但政府權力既不是衡量人們判斷對錯的標準，也不是決定人們感情取舍的尺度。

　　政府權力只能告訴人們什麽行為該做，什麽行為不該做，但不能告訴人們什麽判斷是對的，什麽判斷是錯的，更不能強求人們該喜歡什麽，該討厭什麽。任何利用權力限制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府，都是在做它根本不適合，也完全不應當做的事，因而都是僭越和暴虐的。

　　在宗教信仰方面，政府所能做的唯壹的事情，就是保護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受任何個人或團體的侵犯，並避免讓任何特定的宗教或教派享有任何形式的特權。但在中國，政府不但通過立法將馬克思主義這壹無神論的信仰，淩駕於各種宗教信仰之上，因而構成對後者的歧視，而且還在國民教育中強行灌輸馬克思主義，因而構成對國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侵犯。壹個擁有宗教信仰，因而相信神的存在並贊美神的偉大的人，當他迫於政治權力的外在壓力，不得不違背自己的良心，對壹種無神論的信仰表示認同時，他的內心該是多麽痛苦和憤懣啊！第三，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機構，不得制定任何立法，以使任何個人或機構，非經正當的法律程序，即可任意剝奪國民的生命、財產或自由。人們組成國家，是為了使自己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免受他人的侵犯。在組成國家之後，如果有人違法侵犯他人，就必須經由正當的法律程序受到相應的處罰，而處罰的嚴厲程度應與違法的嚴重程度相適應。但代議機構若是制定法律，使得某些人或某些機構，可以任意剝奪他人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則顯然背離了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因而是壹種嚴重的叛國行為。

　　基於同樣的道理，如果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違反法定的程序，專橫地剝奪公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那麽它們就不再是在行使國民授予的政府權力，而是在實施純粹的犯罪行為。這種由政府機關實施的犯罪，遠比普通的犯罪要危險得多，因為對於普通的犯罪，人們尚可向政府尋求救濟，而壹旦政府本身在實施犯罪，人們又能向誰求助呢？在今天的中國，這種由政府機關實施的犯罪，幾乎每天都在發生，並且常常是受害人難以得到救濟，犯罪者容易逃脫懲罰。這也完全印證了前面說過的話：專制統治本身就是壹種系統和普遍的犯罪。其實，既然那些在中國實行專制統治的人，本來就是壹幫篡奪國民主權的政治強盜，人們又怎麽能指望，壹幫強盜在奪取了權力之後，竟然會不再像罪犯壹樣行事？第四，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機構，不得制定任何立法，以使政府可以非經恰當補償，即將私有財產充作公用。代議機構制定普遍適用的立法，確實是為了保護和促進全體國民的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並不是獨立於個人利益的壹種特殊利益，而只是普遍的或多數人的個人利益。比如，政府為了建造壹所公立醫院，需要征收並拆除壹幢民房，可能確實是出於公共利益的考慮。但這裏的公共利益，除了是指不特定的多數人所得到的就醫便利，還能是什麽呢？民房因拆除而滅失，是建造醫院成本的壹部分。對於壹樁行為的成本，最恰當的承當者，應該是這壹行為的得益者。因此，由因建造醫院而獲益的不特定多數人，通過稅收的繳納，來分攤建造醫院的成本，遠比由民房所有者獨自承擔更為公正。

　　在今天的中國，私人財產很難得到應有的保護或尊重，政府總是以公共利益或國家利益的名義，對國民的私人財產予取予求。實際上，從來就不存在獨立於個人利益之外的公共或國家利益。如果壹個政權總是要求人們為了所謂的公共和國家利益，普遍地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那麽這個政權肯定是在以公共和國家利益的名義，竭力謀求特定範圍內的極少數人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其實已經淪為少數專制統治者洗劫和掠奪國民的工具。

　　第五，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機構，確需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議決規則，但不得制定對少數人進行歧視的立法。代議機構制定法律，是為了提供處理公共事務和解決私人爭端的準據，但對於此類問題，不同的人難免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很難達成全體壹致的結果。

　　立法機關采納少數服從多數，而不是全體壹致的議決規則，完全是立法事務本性的必然要求。壹項法律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通過之後，即使是那些反對它的少數人，也必須受其約束。

　　不過，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本身，並不構成對少數人的歧視。

　　首先，少數服從多數的議決規則，應是人們組成國家的原初契約的必要內容，若是缺乏這壹內容，人們通過組成國家所追求的目的，就不可能實現。人們獲取或是保留某壹國家的國籍，即應構成對這壹議決規則默示的同意。當然，對於組成國家的原初契約，必須采納全體壹致的規則，那些不同意的人不應受其約束；但這些人的不同意，並不能使這壹契約無效，而只是把他們自己排除在這個作為政治組織的國家之外。

　　其次，在立法機構中，少數和多數並不是壹成不變的，在某項法律的表決中屬於少數的，在另壹項表決中又可能屬於多數。

　　最後，在壹項法律通過之後，對其表示反對的人，仍可繼續批評它的缺陷和不足，以爭取使自己的意見成為多數。多數人的意見成為有約束力的法律，只是壹種必不可少的議決規則的結果，並不意味著多數人的意見壹定是正確的。有時候，少數人的反對意見可能是正確的。因此，保障少數人表達異議的權利，對於壹個國家立法的合理性，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多數人若是壓制少數人表達異議的自由，不但侵犯了少數人作為主權者的壹分子的基本權利，而且也剝奪了自己發現和改正錯誤的機會。

　　在立法過程中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是壹回事，在立法中包含對少數人進行歧視的內容則是另壹回事。我們可以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兩者的區別。比如，立法機構審議壹項法律，準備對公民個人年收入中100萬元以上的部分，征收比普通稅率更高的個人所得稅。盡管此項特別稅負涉及屬於少數的高收入國民，但由於它指向的是不特定的人群，並且這個高收入的人群每年都會發生變化，因此這項立法並不構成對少數人的歧視。就這項立法進行的辯論和表決，其多數和少數之間的分歧，只是彼此對此項立法利弊的看法不同。但是，如果壹項立法要求國民中的某壹特定的族群，必須繳納比其他國民更高的稅負，此項立法顯然構成對這壹族群的法律歧視。

　　任何針對部分國民進行歧視的立法，都違背了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因此都是不正當的。人們組成國家是為了改善自己的境況，而不是為了惡化自己的境況。在組成國家之前，人與人之間是完全平等的，在組成國家之後，這種平等關系也不應發生改變，因為任何有著通常理智的人，都不可能為了讓自己低人壹等，而組成或加入壹個國家。立法機構制定對部分國民進行歧視的立法，就是使他們加入和留在壹個國家的目的喪失，因而必然會削弱他們對國家的忠誠。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立法機構制定歧視性的法律，就是在促發國家的內爭和分裂。

　　人民代表大會是虛假的代議機構

　　立法機構既然不能在立法中對部分國民進行歧視，也就不應在立法中讓部分國民享有特權，因為讓部分國民享有特權，即是對其他國民進行歧視。但中國的現行憲法，卻對壹群具有特定政治身份的人，即中國共產黨的成員，賦予了壹種壟斷國家執政權的特權。

　　壹部公然對絕大多數中國人進行政治歧視的立法，竟能在中國出現並延續至今，其原因只有兩種可能：(1)中國人具有自甘輕賤的本性，因此樂於通過立法將自己置於受歧視的地位；或者(2)制定現行憲法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是壹個虛假的代議機構，根本不能代表中國人民的意誌和利益。只要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稍作考察，人們就不難發現，後者才是真正的原因。

　　壹個立法機構，只有當其成員是經由真正自由的選舉產生時，才可以說是代表選民意誌和利益的代議機構。自由的選舉必須具備三個方面的條件：(1)在選民方面，存在自主選擇的自由；(2)在候選人方面，存在公平的競爭；(3)在選舉過程方面，必須存在充分的新聞出版自由，以便選民全面了解候選人的經歷和政見。這三個因素缺少其中任何壹個，立法機構都算不上是選民意誌的產物，其組成人員也算不上是選民的代表。

　　但在中國目前的壹黨專政體制下，不可能存在自由的政治選舉，因為壹黨專政和自由選舉是相互排斥的。自由選舉意味著選民可以自主選擇代為管理國家事務的代表，而壹黨專政卻意味著沒有自由選擇的余地。在中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各級人大代表的選舉，由執政黨通過各級黨政機關全面操控，根本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自由選舉。在這種完全受控的選舉中，選民和候選人並無任何思想和情感的交流，因而不存在任何意願的壹致和情感的共鳴。

　　如果有人膽敢在執政黨的掌控之外，獨立地參與人大代表的競選，總是會受到公權機關的百般刁難，甚至有可能被控以“破壞選舉”的罪名。實際上，那幫從上到下全面操控選舉的執政者，才是徹頭徹尾的破壞選舉的罪犯。真正的罪犯若是掌握了權力，正直和勇敢的人就會被當成罪犯來對待，這是人類經驗中再經常不過的事情。

　　除了自由選舉的缺失之外，中國現行的多級間接選舉制度，也使得選民不可能對全國人民代表進行問責。在現行制度下，選民只能直接選舉縣級人大代表，並由縣級人大推選省級人大代表，再由省級人大推選全國人大代表。這樣壹來，掌握最高和最重要的立法權力的壹群人，恰恰是和選民交流最少、相隔最遠的壹群人。如果全國人大代表的表現令選民不滿，選民只能通過督促推選這些代表的省級人大，才可能對他們施加影響，而要敦促省級人大，選民又必須首先敦促推選出省級人大代表的所有縣級人大。可見，多級間接選舉制度，絕不是為了使最高級別的代表對選民負責，而恰恰是為了便於他們逃避對選民的責任。

　　多級間接選舉制度，不但使選民無法對省級和全國人大代表進行問責，而且還必將使選民的政治視野和政治感情，局限在極小的範圍之內，因而難以產生對整個國家的深厚和持久的感情。只有通過政治討論和政治參與，平時埋頭於日常工作的選民，才有可能接觸各種政策問題和政治意見，並有可能明白，甚至很遠的原因和發生在很遠地方的事件，也將明顯影響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也只有通過全國性的政治參與，壹個平日忙於本來職業的人，才有可能學會同情自己的同胞，與他們形成共同的利益和情感，並自覺成為壹個偉大國家的壹員。

　　但如果只有省級人大代表這些為數極少的人，才有資格推選全國人大代表，其他選民就將被排除在全國性的政治生活之外。當壹個人自知自己的意見對國家事務毫無影響時，他就不大可能有關心國家事務的熱忱。而且，無論哪壹個人，當別人無須征求他的意見，即可作出影響他的命運的重大決定，他的地位顯然就低人壹等了。

　　壹個對國家事務漠不關心，並且自感在自己國家低人壹等的人，又怎麽可能產生真正的愛國心？多級間接選舉制度，把絕大多數普通選民排除在省級和全國人大選舉之外，絕不是出於任何正當的理由。既然普通選民可以選舉那些推選省級或全國人大代表的人，他們怎麽就不能直接選舉省級或全國人大代表？除非普通選民能夠判斷省級或全國人大代表的優劣，否則他們就不能判斷自己選出的推選者(縣級人大代表)是否稱職，而如果他們不能判斷自己選出的推選者是否稱職，他們就幹脆連選舉縣級人大代表的權利都不配享有。相反，如果普通選民能夠判斷自己選出的推選者是否稱職，就意味著他們能夠判斷省級或全國人大代表的優劣，而如果他們能夠判斷省級或全國人大代表的優劣，他們就應該有權直接選舉省級和全國人大代表。

　　壹項選舉規則若是缺乏正當的理由，就必定包含不正當的動機。

　　多級間接選舉制度，將每個省的選民排除在省級政治生活之外，並將全國選民排除在國家性的政治生活之外，因而不利於在國民之中形成普遍的共同情感和愛國心。但由於它能夠把政治選舉限制在最小的範圍內，因此非常有利於中國共產黨作為政治權力的壟斷者，對各級人大選舉進行全面的操控。當然，由此產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不再是全體國民的代議機構，而是用來為共產黨的專斷意誌，塗抹壹層表面上的合法性的政治工具。

　　非經國民自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不可能對國民負責，而不對國民負責的立法機構，也就不配得到國民的信任。中國的人大制度所導致的唯壹後果是，除了那些實際進行專制統治的人以外，又多出了眾多由國民供養的虛假的代議機構。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實行的專制統治，已經給中國人造成了太多的不幸，而它為了掩蓋自己的專制統治，又不惜進壹步加重人們的不幸。

　　中國共產黨壹直自詡為壹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並企圖使人們相信，盡管絕大多數中國人不能享有政治參與的權利，但他們的利益仍能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得到最好的照顧。這種自欺欺人的自誇，既不符合人類的普遍經驗，也不符合共產黨的實際表現。

　　從人類的普遍經驗來看，壹個人的利益，只有當他本人具有保護他的手段時，才有可能免於被他人所忽視。每壹個具有正常理智的成年人，都是他自己的權利和利益的真正可靠的保衛者，這是人類事務中最根本和最普遍的準則之壹。每壹個能夠處理自己的事務的人，實際上都在自覺遵循這壹準則而行事。甚至是那些整天將利他精神掛在嘴邊的中共官員，也同樣時刻遵循這壹準則。他們若是購買房產，不是壹樣至少要先簽訂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之後再付款嗎？當他們自己不便出面持有財產時，他們不是首先想到讓最近的親屬出面持有嗎？既然他們自己都知道輕信他人是不明智的，他們怎麽好意思要求國民輕信他們呢？就人類事務而言，無論保護他人利益的意圖是多麽真誠，都不能使束縛他人雙手的做法變得正當，因為人們只有靠自己的雙手並通過自己的努力，才能使自己的生活狀況得到積極和持久的改善。

　　中國共產黨壹方面剝奪了絕大多數中國人政治參與的權利，另壹方面卻自誇“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但是，如果絕大多數國民失去了政治參與的權利，不得不在政府的大門之外，可憐地仰仗少數主宰自己命運的人的垂憐，他們就不可能感受到作為主權者壹員的尊嚴。而壹個政黨若是極力貶低國民的尊嚴，又怎麽可能悉心照顧國民的利益？我們可以將今日大陸地區和臺灣地區的情況稍作比較。這兩個地區居住的都是中國人，所不同的是，臺灣地區的民眾享有政治參與的權利，可以通過自由的政治選舉選任執政者。有誰能夠否認，在這兩個實行不同政治制度的地區，只有大陸才充斥著政府權力對普通民眾的輕蔑踐踏，對私人財產的肆意侵奪，以及對無辜公民的殘忍迫害？在臺灣，民眾是社會的主人，執政者是民眾的公仆，執政者必須接受民眾的嚴格監督。而在大陸，執政者是社會的主宰，民眾只是專橫統治的對象，民眾時刻受到執政黨的嚴密監控。中國共產黨為了維持專制統治的穩定，對國民的監控可以說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但壹個對自己的人民毫不信任的政黨，卻要求得到人民的無限信任，這難道不是天底下最自私、最乖張和最狂妄的行徑嗎？中國共產黨的實際表現，也足以表明它絕不是壹個大公無私的政黨。如果壹個執政黨真的毫無私利，在黨政官僚中就不可能出現如此嚴重和普遍的腐敗。大家可以做壹個簡單的思想實驗，仔細想想：我們所在地區或所在公職單位的中共官員，是不是真的比壹般人更廉潔、更無私？我相信，大多數人的答案都會是否定的，因為經過這麽多年的專制統治，在中國這片廣闊的土地上，人們已不可能找到比中共官員更腐敗、更貪婪的生物了。如果在壹個政黨中，它的各個單個的官員多是腐敗和貪婪的，這個政黨作為壹個整體就不可能是廉潔和無私的，因為壹群巧取豪奪的盜賊組成壹個團體，並不能因此就奇跡般地變成壹群大公無私的天使。

　　我們姑且後退壹步，不從各個中共官員的表現，來評價作為壹個整體的政黨，而只從它實行的政策本身來評價。中國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在2006年曾披露，政府用公共財政所投入的醫療費用，80%是為以850萬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另外，各大醫院的幹部病房往往極盡奢華，而普通病房卻簡陋不堪。這顯然不是中共官員的個體行為，而是執政黨作為壹個整體實行的普遍政策。誰會願意相信，實行這種極度可恥的公共資源分配模式的執政黨，哪怕還有壹絲壹毫的無私精神？另外，中國各級黨政機關壹直高得出奇的“三公”費用，也足以表明執政黨的自私和無恥。壹個把黨政公職人員的吃喝玩樂，擺在比民眾福利更為優先地位的政黨，竟然還壹直聲稱自己是壹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這已不再是壹個政治倫理問題，而是壹個精神病理學上的問題了。

　　在這裏，有必要對中國政府所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稅收原則稍作評論。財產是人們生存和自由的物質基礎，人們組成國家和設立政府，其主要目的之壹，就是為了使自己的財產能得到保護。誠然，政府沒有巨大的經費就不能維持，凡從政府得到保護和利益的人，都應該從他的財產中拿出壹部分來維持政府的運轉。但既然政府只是國民實現壹定目的的手段，執政者也只是接受國民委托的代理人，人們應該向政府繳納多少稅收，就不能由政府或執政者來決定，而應該征得國民的同意。

　　如果政府可以征稅的名義任意取走國民的財產，國民的財產權就完全失去了保障，這顯然違反了人們組成國家和設立政府的目的。

　　並且，受托人可以任意支配委托人的財產，也完全違反了委托-代理關系的原理。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與其說是設立了保護自己的政府，不如說是供養了壹群搶奪自己的強盜。

　　只有“未經議會同意不得征稅”，才是合理和正當的稅收原則，這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石。這裏所說的議會，必須是經由國民自由選舉所產生，因而能夠真正代表國民意誌的代議機構。由於組成代議機構的代表任期是有限的，並且同樣受到稅收立法的支配，因而不大可能濫設稅目。不過，如果立法機構不是經自由選舉產生，因而不能代表國民的意誌，甚或行政部門也可以隨意設立稅目，國民的財產就會成為執政者肆意掠奪的對象。

　　“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口號，意味著政府是稅款征收和使用的決定者。但任何壹個有著正常理智的人都不會相信：那些將人們口袋裏的錢強行掏走的人，竟然會把搶走的錢，主要用回到被搶的人們身上。可以說，中國的所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稅收原則，遵循的是純粹的強盜邏輯，並且是壹種與偽善相結合的強盜邏輯。它實際上等於是壹群強盜，在厚顏無恥地向人們宣稱：“我們把妳們的財產搶走，只是為了可以更好地促進妳們的利益。”最耐人尋味的是，中國共產黨壹邊自稱為最無私、最先進的政黨，壹邊卻又頑固地拒絕各國通行的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如果中國共產黨真的大公無私，絕大多數中共官員就不大可能持有不正當的財產，官員財產的公示也就可以證明共產黨的無私品格。而壹個執政黨壹邊竭力宣稱自己大公無私，壹邊又極力拒絕壹種可以證明自己說法的制度，那就只能表明，中共官員是壹群精神分裂的神經病，而壹群精神分裂的神經病顯然沒有資格統治壹個國家。相反，如果執政黨拒絕實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是因為中共官員的財產狀況，與他們宣稱自己無私無利的說法不符，那就只能表明，中共官員是壹群言行不壹的謊言家，而壹群言行不壹的謊言家同樣沒有資格統治壹個國家。

　　代議制與責任行政

　　在基於普選的代議制民主政體中，全體國民通過定期選任自己的代表，行使對國家事務的最終控制權，成為支配政府行動的主人。

　　在這種由壹切人治理壹切人的自治政體中，所有階層的國民都能在某種程度上參與政府管理，並分享從政府管理中得到的教育和鍛煉。

　　在經由普遍的選舉所產生的代議機構中，每壹部分的國民都有自己的代表，每壹個人都可以指望有人把他想說的話說出來，並且是當著反對者的面，經受相互辯駁的考驗。國家之中的每壹種利益和每壹種意見，都可以在不同的利益和意見面前，充分展示自身的論據和力量。在這裏，國民中占優勢的意見明白無誤地顯示它的優勢，政府的任何有違民意的政策或措施都將暴露無遺；在這裏，每壹個政黨都不得不極力審視自身政策的偏頗與不足，以免失去國民的支持；在這裏，每壹項政策的制訂，都必須公開闡明其理由，壹項政策被采納，是因為它的合理性得到了多數國民的認可，而不是權力強加或利用人們無知的結果；在這裏，各種有才智的人的意見，雖然暫居少數而不能被采納，卻不會被多數人輕蔑地忽視，而是同樣有機會被所有的人聽到，並有機會依靠自身的說服力得到日益擴大的影響。

　　代議機構中的成員，代表著國民中各種不同的利益和訴求。為了保障這些不同的利益和訴求，都能得到充分的表達與考慮，所有代表的地位必須完全平等，相互之間不能有任何行政隸屬關系。這種廣泛的代表性和代表之間的平等性，使得代議機構制訂的法律，可以真正成為國民普遍意誌的體現。

　　法律作為普遍適用的規範，在制定出來之後，必須經常加以執行，這就需要有壹個經常存在的權力**，負責執行被制定和持續有效的法律。在政府權力劃分中，制定法律的權力稱為立法權，執行法律的權力稱為行政權。立法權應當與行政權相分離，因為代議機構適合制定法律，但卻不適合執行法律。

　　立法者必須和國民具有共同的利益和深厚的同情感，這是確保法律符合國民利益的前提。代議機構成員的任期限制和定期的議會選舉，在壹定程度上可以達成這壹前提。但能將立法者和國民聯結起來的最牢固紐帶，是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對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親人，同對其他國民壹樣，必須完全平等地適用和有效。這就要求制定法律的人，和執行法律的人，不能是同壹批人。

　　如果同壹批人同時擁有制定法律和執行法律的權力，就會給人性的弱點以極大的誘惑。這些人將壹方面利用手中的立法權，去制定暴虐和不公的法律以壓迫他人，另壹方面又利用手中的執法權，使他們自身免於服從自己所制定的法律。這樣壹來，他們便與其他國民有了不同的利益，並將使法律偏向於他們的私利，而這顯然違背了人們組成國家和設置立法權的目的。相反，如果立法權與執法權相分離，制定法律的人在法律制定出來之後，也將同樣受到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支配；這種切身的約束，將使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盡力謀求公眾的自由和福利，因為合乎公眾的自由和福利的法律，也合乎他們自己的自由和福利。

　　國家中的最高權力應該歸於代表全體國民的代議機構，並且代議機構應當對行政權力加以控制和約束，這對於真正的代議制政體的確是必不可少的。但對行政權力進行控制和實際參與行政事務，這兩者之間有著根本的區別。在很多情況下，壹個人或壹個團體親自去做的事情越少，對事情的控制就越完全。比如，軍事統帥若是親自在隊伍中進行戰鬥，就很難有效地控制和指揮軍隊的行動。

　　另外，任何壹個團體，除非在其內部建立隸屬關系並有人統率，否則根本不適合進行嚴格意義上的實際行動。而代議機構的內部並不存在隸屬關系，因為代議機構作為反映和衡量各種不同利益的立法團體，其內部成員之間的地位必須完全平等。壹個成員之間地位平等的立法團體，最適合做的是對問題的考慮，而不是對決定的實施。當聽取和考慮各種不同的意見和訴求成為必要時，壹個進行充分審議和平等表決的團體是必不可少的。但對已經議決的事情進行實際的處理，最好交由某壹特定的人負責進行，因為，壹旦有更多的人可以幹預事情的處理，則不僅任何人心中都難以產生全力以赴的個人責任感，而且還會徒增有害的牽扯和掣肘。

　　立法事務的要點在於顧全和平衡各種不同的利益，因此立法團體必須具有足夠數目的成員，方能具有足夠廣泛的代表性。行政事務的要點則在於高效、穩定和壹貫，因此行政部門必須強而有力，為此又要求將行政權力集中於壹人。

　　行政部門必須采用單壹首腦制，其理由是顯而易見的：(1)舉凡兩個或更多的人從事共同的事業，總有發生不同意見的可能。如果行政首腦壹職多人，就更有個人之間競爭和對立的特殊危險，並引發各種嚴重的分歧，進而有損行政部門的聲望，削弱其權威，破壞其職能；(2)如果行政首腦壹職多人，這些人之間的分歧很有可能使社會分裂成各走極端、不可調和的派系，並分別擁戴組成首腦機構的不同個人，而這顯然將威脅國家的團結和完整；(3)行政首腦壹職多人，容易掩蓋錯誤和逃避責任，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對於行政部門的失職，人們將無從確定誰應負其咎，輿論的約束也將因申斥對象不止壹人而失其效用。

　　對於集中的權力，需要配置集中的責任。從事物的本性出發，必須賦予行政首腦以強大的權力，而為了防止這壹權力違反其本來目的，又必須確保可以對行政首腦進行嚴格的問責。在代議制民主政體中，無論是對總統制中的總統，還是對內閣制的首相，都設有多種約束和問責機制。

　　首先是立法機關對行政權力的法律約束。就政府權力的功能而言，立法權力是為了表達國民的意誌，其表現是法律的制定，行政權力則是為了實現國民的意誌，其表現是法律的執行。基於手段從屬於目的的原則，行政權力的運用必須遵從法律，而不能違反法律；行政權力的內容、範圍和行使方式，都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格規制。

　　行政首腦若是在行使權力時違反了法律，他首先可能遭受彈核與免職，這是他作為公職人員應負的政治責任；然後還可能受到普通的刑事處罰，這是他作為公民應負的法律責任。

　　其次是立法機構的預算約束。立法機構有權批準或拒絕行政部門的撥款請求，因而可以在不實際處理行政事務的前提下，對行政權力進行有效的控制。國庫是壹個強而有力的手段，立法機構借助憲法賦予的這壹武器，可以糾正行政部門的各種偏差，並督促它實行壹切有益的措施。人們可以看到，在英國的憲法史上，壹個原本地位低下、無足輕重的議會下院，正是憑著對國庫的掌管，不斷擴大自己的權力範圍和政治作用，並最終削弱了其它政府部門的壹切不正當的特權。

　　最後是行政首腦的任期限制和連任壓力。為了防止壹項強大的權力變得過於危險，最有效的辦法之壹是加以期限上的限制。這將為人們提供壹種手段，可以在不觸怒任何人的情況下，擺脫那些不適合繼續任職的人，並重新選任才智和德性更為傑出的人。在任的行政首腦若有連任意圖，就必須表現得令選民感到滿意(即使是不想或不再可能連任的人，為了自己所屬政黨的聲望和前途，也不敢在行使職權時玩忽職守)。行政首腦單是循規蹈矩，尚不能保住連任的機會，而是必需在嚴守法律的前提下，作出令選民普遍認可的業績，因為選民的投票並非法律上的評判，而是政治上的評判；他不但要讓自己的言行始終正當得體，還必須盡力督查屬下的行為，因為選民評判行政首腦是否稱職，不但要看他自己的表現，還要看整個行政部門的表現。

　　權力集中的必要，使行政部門存在著壹種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行政首腦處於金字塔的最頂端，在握有最大權力的同時，也肩負最大的責任。這種權力與責任相壹致的狀態，甚至將在行政部門內部催生出有效的雙向監督機制，既可以保障行政部門有足夠的權力實現它的應有職能，又可以防止行政權力背離它的本來目的。

　　壹方面，人們無需擔心行政首腦竟會不去懲罰行為不當的屬下。

　　即使人們不能全然依靠他的品德，至少也可以依靠他的私心。只要在行政部門的範圍內出現了不當行為，人類性格的通常傾向，必將促使行政首腦及時懲處給行政部門招致公眾譴責的人，以避免公眾對行政首腦本人產生更大的不滿。

　　另壹方面，由於握有最大權力的行政首腦，也必須對法律和國民負責，下屬通常會有足夠的動力抵制上司的不正當命令。他們知道，如果幫助上司實現不正當的圖謀，很有可能會和上司壹同身敗名裂，而如果因為拒絕配合而招致上司的報復，他們總可以訴諸法律和民意以保全自己。實際上，只要存在引發下屬抵制和東窗事發的可能性，往往就足以遏阻上級官員向下屬發出不正當的命令。

　　人們壹旦了解了立法權與行政權相分離，以及行政問責的壹般原理，就不難看出中國現有政體的落後與野蠻。在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來自行政部門的官員人數是最多的人，因此制定法律的人，和執行法律的人，實際上是同壹批人。這些人總是把法律制定得暴虐和不公，並且在執行法律的過程中，還要進壹步加重原有的暴虐與不公，而他們自己則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使自身免於服從自己制定的法律。可以說，他們制定法律，是為了對中國民眾實行普遍的壓迫；他們執行法律，則是為了對中國民眾實行個別的壓迫。

　　大量的行政官員擔任立法機構的代表，不但使立法權力和行政權力合二為壹，而且還把行政部門中的隸屬關系帶進了立法機構。

　　由於代表之間的地位不平等，人們在立法機構只能聽到各種令人惡心的吹捧，以及各種令人咋舌的蠢話，卻聽不到任何真正自由和嚴肅的政策辯論。試想壹下，壹群平日對自己的上司唯命是從的人，怎麽可能在短暫的會議期間，突然變得敢於公開在上司面前力陳己見？這就難怪，從各地前往北京開會的全國人大代表，大都像是壹些沒有主見和靈魂的木偶，只是被人牽引著去完成壹場以舉手和鼓掌為主要內容的木偶演出。

　　值得強調的是，在代議制民主政體中，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只是政府權力的分立，而不是國家主權的分立。因為，這三種不同的政府權力，都是源於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意誌，而主權本身卻是完整和統壹的。

　　在中國的現行政體中，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也是源於同壹個意誌，但卻不是源於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意誌，而是源於中國共產黨作為國民主權篡奪者的意誌。在中國，不僅各級行政和司法官員的任免，必須由上級黨組織來決定，甚至連各級人大代表也必須得到黨的組織和統戰部門的認可。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壹切權力又集中到七名(有時也可能是九名或五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手中。

　　這七個人實際上手握整個國家的最高政治權力，但全體國民卻無法在政治上對他們進行問責。因此，中國的現行政體，實在是壹種徹頭徹尾的寡頭專制政體。

　　在寡頭專制政體中，絕不可能建立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政府或官員問責制，因為在這種政體中，掌握最大權力的七個人，恰恰是以完全不負責任的方式行使權力的人。這七個政治寡頭要想統治整個國家，就必須依靠壹個具有足夠規模的官僚體系。為了確保各級官吏對自己的服從和忠誠，這些寡頭們不但不能及時追究各級官員的失職行為，反而必須放任他們徇私舞弊，讓他們得以牟取各種不正當的利益。只有當各級官吏普遍腐化時，他們為了得到權力寡頭的庇護，為了保住自己的私利和權位，才有可能對自己的上級保持死心塌地的忠誠。

　　假如官僚系統不存在普遍的腐敗，政治寡頭們將難以得到官僚體系的可靠效忠，他們的統治也將不再穩固。大家不妨想想：如果在整個官僚體系中，絕大多數公職人員都是廉潔正直的人，他們怎麽會不惜背叛自己的人民，心甘情願地聽任幾名不負責任的政治寡頭的驅使？實際上，在普遍腐敗的寡頭專制政體中，甚至根本沒有正直之士的立足之地。壹名正直的公職人員，如果接到上司的不正當命令，他能怎麽辦呢？如果他不願同流合污，很快就將面臨權力的報復。此時，他既無法求助於法律，因為法律本身就是任憑權力隨意掐捏的橡皮泥（註4）；也不能求助於民意，因為對於根本無需對民眾負責的權力，民意又能起到什麽作用呢？當整個國家的權力集中在幾個不對國民負責的人手裏，他們必定會成為壹切形式的腐敗的肇因。圍繞著這幾個人，將會建立壹個以腐敗為主要動力的政府和官僚體系。這個體系在不斷催生腐敗的同時，又不斷遮掩和保護腐敗。處於這個體系頂端的寡頭，絕不可能真心改革這個體系，因為任何實質的改革，最終都要指向他們自己手中的權力。

　　為了遏制腐敗，就必須懲治腐敗，而要懲治腐敗，又必須及時發現和揭露腐敗。如果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真要反腐，為什麽還要容忍手下的宣傳部門，不斷地向新聞媒體發布禁令，以遮掩各級黨政機構的腐敗與醜聞呢？可以說，只要中國現有的寡頭專制政體不改變，不論執政黨的最高領導人把反腐倡廉的調門唱得多響，都不過是欺世盜名的謊言。因為，他們自己手中的不對國民負責，因而不受國民約束的權力，正是普遍的政府腐敗的根源，而普遍的政府腐敗又是確保他們權位安穩的基礎。

　　那幾個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壹方面通過輿論監控使自己免於輿論的批評與質疑，另壹方面通過個人批示偶爾糾正下級的個別不當行為，以便把自己塑造成軟弱無助的老百姓的救星。但他們實際上是整個國家最自私和最冷酷的人。幾個人為了把整個國家的權力壟斷在自己手中，竟然不惜剝奪十三億同胞擁有壹張選票的權利，從而把他們置於軟弱可欺的境地，這種自私和冷酷，可以說是超出了人類語言所能形容的限度。任何有著正常理智的人，都不會相信，這樣幾個自私和冷酷的人，還能給中國帶來什麽進步。

　　無論在哪個國家，政府權力都是對國民進行統治的權力。在全體國民享有國家主權的國家，由於政府權力必須對國民負責，因此政府對國民的統治，實際上就是全體國民的自我治理。在這種情況下，並不存在涇渭分明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對立，因為每壹位國民作為公民個體，都必須接受政府權力的管治，同時作為主權者的壹分子，又可以對政府權力進行支配。

　　但在國民主權被少數人篡奪的國家，多數人只能被動接受政府權力的管治，卻無法對政府權力進行支配。因此，在少數統治者與多數被統治者之間，就存在著壹種涇渭分明的對立。這種由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單向統治，實際上就是壹種不容抗拒的政治壓迫。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少數統治者來說，最重要的不是爭取國民的認同，而是鎮壓國民的反抗。為了確保統治的穩固，在統治集團內部的上下級之間，必然會形成壹種庇護和效忠的關系，以便在與民眾的對抗中結成牢固的攻守同盟。

　　那些篡奪國民主權的專制統治者，與被統治的國民之間的壓迫關系，其實就是壹種處於準戰爭狀態的敵對關系。統治集團的成員只要努力維護專制統治的穩定，就不大可能因為侵害了民眾的權益而受到懲處，就像壹支與敵人作戰的軍隊，它的士兵很少會因為對敵人過於殘酷而受到處罰。

　　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先生，曾在視察武警部隊時，要求武警部隊“時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戒備態勢，確保部隊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但壹支時刻準備作戰的武警部隊，它的作戰對象除了中國民眾之外，還會有誰呢？可見，中國共產黨作為壹個篡奪國民主權的政治團夥，它的最高頭目也十分清楚，自己所統領的執政集團，早已成了中國人民的敵人。

中國政治概論 中國政府對司法獨立的否定

作者 張雪忠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司法獨立的重要性

　　全體國民是國家主權的正當享有者，政府的組建以及政府的形式和權限，都應該是出自主權者意誌的產物。憲法即是這種主權者意誌的體現。憲法既是政府得以產生和取得權力的根據，也是國民用來約束政府行為的根本規範。

　　立法機構是政府的組成部分之壹，其立法權限也應由憲法所界定，不得超出憲法規定的範圍。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若是與憲法相抵觸，就不應該發生效力。否則，就意味著立法機構可以超越憲法所賦予的立法權限，並可以隨意侵害或削減憲法所保障的公民權利。

　　若要認定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是否與憲法相抵觸，就必須對憲法和法律進行解釋。基於任何人不得擔任自身案件的裁判者的原則，這種法律解釋的工作，顯然不適合由立法機構來進行，因為立法機構若是可以自行裁決，其制定的法律是否合乎憲法，憲法對立法機構的限制就會變得毫無意義。

　　認定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是否違憲，這壹工作最適合由法院來承擔，因為解釋法律乃是法院正當和特有的職責。賦予法院對法律進行違憲審查的權力，並不表示司法權高於立法權，而只是表明主權者(全體國民)的意誌，高於主權者的代表(立法機構)的意誌。

　　立法機構的權力是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通過憲法所授予的，立法機構不得超越其被授予的權限，更不能進行授權時所明確禁止的事，比如，不得制定剝奪公民言論自由的法律、不得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等。如果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違反憲法卻仍然有效，就等於說主權者的代表的意誌，竟然要高於主權者本身的意誌，而這顯然是荒謬和不正當的。因此，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如違反憲法，自當歸於無效。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將違反憲法的法律認定無效並廢棄不用，僅僅意味著，當法律所代表的立法機構的意誌，與憲法所代表的主權者的意誌相沖突時，法官應當受到後者的約束。

　　法官既然要承擔對法律進行違憲審查的任務，就必須保持對立法機構的獨立。如果法官缺乏獨立性，或者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由同壹種政治勢力所掌控，立法機構的違憲行為就無法得到抗衡與糾正。由於普通的法律往往比憲法規定得更具體、更有可操作性，法官甚至只能置憲法的條文與精神於不顧，優先適用違法憲法的法律規定。如此壹來，憲法中的規定就將形同虛設，憲法所確認的公民權利也將名存實亡。

　　例如，中國現行憲法第三十六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卻又迫使所有接受國民教育的人，必須認同無神論的馬列主義。當壹位具有宗教信仰的中國公民，被政府權力強迫對無神論思想表示認同時，我們怎麽能說他仍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又如，現行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享有集會、遊行、示威和結社的自由，但全國人大制定的《集會遊行示威法》，和國務院制定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卻又任由行政機構獨斷的決定是否同意公民的相關申請。而壹旦公民基本權利的行使，必須取決於行政機構的任意和獨斷的裁量，這些權利就等於被完全剝奪了（註5）。

　　立法機構的職能是通過法律的制定，在觀念世界裏普遍地明確公民的權利和義務；行政機構的主要職能是通過法律的執行，在現實世界裏個別地決定公民的利益和負擔。對於每壹位公民個體而言，掌握著國家強制力量的行政部門是強大而難以抗拒的，因此公民的自由和權利，總是要面臨遭受行政權力侵犯的危險。

　　在代議制民主政體中，國民的確可以通過定期的選舉，對行政部門進行政治問責，但這種壹般的問責機制，並不適合對受侵犯的公民進行各別的救濟。如果公民個體的權益無法得到及時的保護和救濟，全體國民作為壹個整體所享有的主權，就會被行政機構通過個別的執法予以侵蝕和削減。

　　為了防止行政權力侵犯公民的個人權利，或是為受侵犯的公民提供及時的救濟，有必要使司法機關完全獨立於行政權力，並可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和裁決。獨立於行政權力的司法，是公民自由和權利的最可靠保障，這是壹個已被人類經驗反復證明的真理。對無辜的公民濫施懲罰和隨意拘禁，歷來是暴政最常見的表現。

　　如果司法畢竟還有壹定的獨立性，受害者就可以向其尋求救濟。哪怕是通過司法程序將行政機構的暴虐行為公之於眾，也足以引起人們對暴政的憤慨和警惕，從而使行政權力多少有所忌憚。

　　但是，如果司法和行政權力掌握在同壹批人手裏，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就全完了。司法部門壹旦和行政部門聯合在壹起，它本身的軟弱必將使它淪為行政權力的附庸，司法部門非但不能成為抗衡行政權力的壹種獨立的力量，反而還將成為替暴虐的行政行為背書的工具(這其實正是中國的公安機關和法院之間關系的現狀)。法院壹旦淪為行政權力(包括警察力量)的附庸，行政權力對無辜公民的獨斷和蠻橫的迫害，就將獲得壹種有條不紊的司法處理的表象，受害者的冤屈和迫害者的暴虐，都將被煞有介事的司法程序的外衣所籠罩，因而不再引人註目。事實上，利用司法程序進行政治迫害，將無辜公民和正直人士入罪下獄，往往是專制政府最喜歡使用的壓迫手段。在這方面，中國政府顯然擁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在人類事務中，若能控制壹個人的生活，就足以控制壹個人的意誌。因此，為了確保司法的獨立，有必要使法官享有穩固的職位和薪酬，不能任由立法或行政部門左右法官的任期，或是減少法官的薪酬。對於經由嚴肅而公正的程序獲得任命的法官，除非其行為不當，否則不得將其免職。就司法活動的本性而言，法官的職位甚至不適合定期接受選舉政治的考驗。

　　在政治選舉中，無論是對立法機構成員的選舉，還是對行政首腦的選舉，選民都可以完全依據自己的利益訴求和感情偏好來投票，而這本身也是代議制民主政體的應有之義。但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卻必須超越自己的感情偏好，完全平等和公正地對待每壹位當事人，無論他們是否討人厭惡。如果法官必須定期接受選舉的考驗，並可能由選民投票免職，則法官在審理每壹起引起公眾興趣的案件時，最重要的將不是考慮什麽樣的判決是公正的，而是考慮什麽樣的判決能夠得到公眾的贊許。這樣壹來，當事人的命運將由變動不居的公眾情緒，而不是由穩定可靠的法律來決定，法律和司法的本來作用也將因此而喪失。

　　司法人員的職責，是根據法律的規定審理和裁斷各類法律爭端，而判斷司法公正與否的標準，就是看裁判結果是否符合法律的文義與精神。在壹個國家，由立法機關根據憲法確立的程序與權限所制定的法律，在其適用範圍內應被視為是最大的公意。法官依法裁判的行為，正是使這種公意得以實現的過程。

　　為了確保裁判的公正，法官必須超脫於法律以外因素的影響，不管這種影響是來自政治權勢，還是來自公眾輿論。否則，司法公正就不可能實現，體現在法律中的公意也將被犧牲。如果允許法官在法律之外尋找審判的依據，人們甚至無法判斷司法是否公正，因為除了公開施行、措辭嚴謹且彰顯公意的法律，任何其他的評判標準都不可能具有正當性。同時，人們也將無法對自己行為的法律後果，形成較為確定的預期，而這本是法律最重要的作用之壹。

　　確保法官在判案時，不受偶發和多變的公眾情緒的影響，對於個別當事人和社會少數派的人權保護，是極其重要的。為了檢驗壹項原則是否妥當，最好把它放到最極端的情形加以考查。假設在壹起引發公眾廣泛關註的案件中，根據有效的法律規定，應判當事人無罪，但除當事人和法官之外的所有人都希望判當事人有罪。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若是迫使法官作出有罪判決，就意味著所有人在共同對當事人做壹件不公正的事。因為，基於人們組成國家和設立政府的原初契約，每壹個人都應該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每壹個人都有理由相信這種保護是穩定和可靠的。

　　除非經由莊嚴與合憲的立法程序廢除或修改現行法律，法律對人民整體和公民個體同樣具有約束力。如果絕大多數國民強使法官在法律之外加罪於個別的當事人，就等於是為當事人臨時制定有溯及力的法律。但以發生時並不違法的行為，對當事人施加懲罰，顯然是壹種極其暴虐的做法。這種做法即使出自多數人的意誌，也不改其暴虐的性質。為了避免這種多數人的暴政，實有必要盡量讓法官僅對法律和自己的良心負責，而無需選民的投票負責。

　　堅定而壹貫地守護法律和保障人權，是司法的最主要職責，這壹職責顯非任期不穩的法官所能勝任。如果法官必須時常接受選民的選舉，必將使法官在審理案件時過於遷就民意，從而削弱其惟以憲法和法律為準則的剛正品格。另外，由於人類事務本身的繁復性，法治國家的法律往往浩如煙海，必須長期鉆研和實踐，方能深入理解和熟練掌握。法官的任期若是短暫或不穩定，法官群體將難以達致必要的專業程度，從而有損司法的穩定、莊嚴和公正。人們設立法官職位，本是為了借助於法官的專業知識和素養，確保法律得到剛正不阿的適用。如果人們壹方面希望利用法官的專業素養，壹方面又經常迫使法官拋棄自己的專業判斷，並屈從於公眾的情緒與偏見，這顯然是極不明智的。

　　在政治上，有壹條公認的可靠原則：在其他情況不變時，權力越大，權力的期限應該越短；權力越小，延長權力期限的危險就越小。在分權制衡的憲政體制中，司法部門的性質和功能，決定了它的權力是最不危險的。立法機構不但掌握了財權，而且還可制定公民權利義務的準則，行政部門則不僅具有職位、榮譽和資源的分配權，而且還掌握著國家暴力機器。反觀司法部門，它既無軍權，也無財權，無法支配社會的力量和資源，甚至不能采取任何主動的行動。司法部門只能對人們訴諸它的具體個案，作出包含詳盡理由的裁判，而為了實施其裁決，它甚至還要借助於行政部門的力量。

　　可見，獨立的司法權力，是公民自由和權利的重要保障，同時又不大可能構成對民眾自由的重大威脅，更不會導致對國民主權的篡奪。讓司法部門在審理具體案件時，處於壹種獨立於民眾情緒的地位，可以視為人民所采取的壹種謹慎而明智的措施，用以防止自身由於壹時盲目或激動，而作出錯誤或不公正的事情。

　　當然，司法獨立絕不是說法官可以不受約束，而是說法官在審理個案時，不應受到法律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幹擾。為了實現司法公正而對法官進行的約束，不是為了左右具體個案的審判結果，而是為了使法官在審理案件時，處於免受法律之外因素幹擾的地位。例如，公開透明的訴訟程序、嚴密的法官行為規範及懲戒措施、嚴格的案件回避制度，以及自由的新聞監督，都是對法官的正當而必要的限制和約束。這些限制和約束不是為了左右案件的裁判結果，而是為了防止法官的審判行為脫離法律的軌道。對法官的限制和約束，是為了達致這壹狀態：對於法官來說，只有對案件依法進行公正的審判，才是最合乎自身尊嚴、榮譽和聲望的做法；不公正的審判將有損法官的聲譽，卻又無法為他贏得任何其它的利益。

　　如果法官不能獨立地審判，就不可能有公正的司法，法律本身也將形同虛設。司法活動的實質，是將普遍的法律適用於具體的案件，因此司法公正包含著兩個最基本的要求：(1)準確地認定案件事實；(2)正確地適用法律規定。但在中國的現行體制下，那些具備法律專業知識且親自審理案件的法官，卻不能獨立地對案件作出相應的裁判，而是必須順從其背後的政治權力的意誌。由於這些握有權力的發號施令者，壹方面並未通過親自聽審去全面了解案件事實，另壹方面又往往並不具備足夠的法律專業知識，因此不可能保障裁判結果的公正性。

　　當手握權力的人可以左右法官的裁判時，必將出現無窮無盡的司法弊端和觸目驚心的司法腐敗。在這種情況下，確鑿的證據和明確的法律，都不能確保人們取得通常可預期的判決。為了獲得對自己有利的判決，人們不得不把心思放在法庭之外，極力去接近和巴結能夠左右法官裁判的掌權者。久而久之，在這些掌權者身邊，就將圍繞著壹群阿諛奉承之徒，包括壹些淪為權力掮客的職業律師。

　　他們用盡壹切可能的手段，不厭其煩地向掌權者索要壹紙批文，以便以更高的價碼轉賣給當事人。

　　在中國，從現有的政治體制來看，所有的法院都必須接受執政黨的控制和領導，從法院內部的行政化管理來看，所有的法官又必須聽命於自己的上級。因此，案件的結果，經常不是由親自審理案件，且需在判決書上署名的法官來決定，而是由那些既不曾審理案件，也不用在判決書上署名的掌權者來決定。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實際決定案件結果的掌權者，可通過避免在判決書上署名來逃避輿論的譴責；那些必須在判決書上署名的法官，則可通過托詞於上級的壓力來逃避良心的譴責。這就難免在使法官群體喪失職業尊嚴和權威的同時，也使整個國家的司法喪失最起碼的公正。在今天的中國，法官的裁判早已淪為可以隨意販賣的貨品，法律的規定，也已成為可以肆意毀棄的空文，這又有什麽好奇怪的呢？在壹個真正的法治國家，法律具有最高的權威，任何個人或組織都必須受到法律的約束，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中國共產黨經常信誓旦旦地宣稱，“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但這顯然是壹句毫不可信的空話，因為基於中國現有的司法制度，中國共產黨必然要高居於法律之上，成為壹群不受法律約束的法外之徒。

　　壹個政黨的活動，是否處於憲法和法律範圍之內，本應由司法機關進行獨立的裁判，但中國的法院卻完全由政法委所領導，因此，共產黨的任何活動是否合乎憲法和法律，最終還得由共產黨自身來判定。這種由當事人擔任自身案件的裁判者的做法，完全違背了司法活動的本性，並使當事人實際上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而如果壹個國家的執政者可以不受法律的約束，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也不可能有公正的司法。

　　2007年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先生，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代表和全國大法官、大檢察官座談會上，要求政法工作應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壹年之後，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王勝俊先生，又將“三個至上”確立為各級人民法院工作的指導思想。

　　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壹提法，曾受到不少法律人士的批評甚至嘲諷。不過，王勝俊先生雖然並不具備擔任首席大法官所需的專業知識，但作為壹名資深的政治官僚，他呼應並大力宣揚這種荒謬可笑的口號，絕不會是毫無緣由的。壹項政策越不可思議，制定政策的人可能獲得的利益也就越巨大，因為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不會冒著被眾人取笑的風險，提出壹些明顯荒唐卻又無利可圖的政策。將“三個至上”樹立為法院工作的指導思想，這壹做法的目的，其實就是為政權權力幹預司法審判，提供壹種方便而堂皇的借口。

　　司法工作的作用，在於為兩個以上當事人之間的爭端，作出唯壹、確定和有約束力的裁判。司法裁判結果的唯壹性和確定性，有賴於裁判準則的唯壹性和確定性。自法律內部來看，如果對於壹個具體案件存在兩個以上可供適用的法律條文，而這些條文包含的法律規範內容是壹致的，這些條文不過是重復了同壹個裁斷準則；倘若這些條文包含的法律規範內容不壹致，裁斷者則必須求助於相應的法律適用規則(如“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特別法優於壹般法”、“新法優於舊法”等規則)，以選定其中的壹個裁判準則。

　　無論如何，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的裁判準則，絕不可能同時適用於同壹個案件。

　　在法律之外尚有司法裁判準則的情形亦可分為兩種：倘若法律之外的準則與法律的準則是壹致的，前者不過是不必要的重復；倘若兩者並不壹致，裁判者則必須決定何者具有適用上的優先性。在後壹種情形，裁判者必須在裁判中適用其中壹個準則，而忽略其他的準則。總之，這些不同的準則，不可能同時成為司法裁判的“至上”準則。

　　當法律規定與法律之外的準則不壹致時，司法案件的裁判最好以法律為準。這樣做的理由包括兩個方面。第壹，從技術上講，在壹切社會規範中，法律規範往往用語最為精確，含義也最為確切。

　　將法律作為司法裁判的至高準則，壹方面有利於公眾對自己的行為後果形成確定的預期，另壹方面也容易形成更明確的關於裁決是否公正的判斷標準，從而有力地約束法官裁判的任意性。

　　第二，從正當性角度而言，法律往往是由壹個社會最具代表性的機構所制定，立法中的利益平衡和取舍，理應高於立法之外的利益考量。人們若是認為，有些利益重要到了可以讓法官在裁判時置法律於不顧，那最好還是將這些利益規定到法律之中。任何可以通過司法裁判得到實現的利益，都必然可以在法律之中得到規定。如果有些利益連立法機構在集思廣益和深思熟慮之後，都無法以明確的語言規定在法律中，人們怎麽可能指望，忙碌的法官們能夠在較短的審案期限內領悟到這些利益，並將它們體現在裁判文書中？在任何社會，明確的法律規定，以及民眾因知悉法律而產生的權利意識，都是對政治權力最重要的制約。這種制約的不斷增強，必然會讓那些習慣於擅權專斷的政府官員深感不便。實際上，中國的各級政府官員，經常露骨地表示出對法律的不屑，以及因權力受到法律約束而產生的惱怒。“三個至上”的提出，只不過是在更高層次上，以更加理論化的方式，表現出對制約權力的法治原則的抵制與反動。

　　如果說法治原則意味著，法律是法官的最高上司，那麽“三個至上”則意味著，上司是法官的最高法律。不過，既然“三個至上”的口號，把“黨的事業至上”和“憲法法律至上”並列為司法工作的指導思想，那就表明黨的事業和憲法法律畢竟是有所不同的東西。

　　這也意味著，法官若是遵循“黨的事業至上”的準則，就有可能要放棄“憲法法律至上”的準則。由此亦可表明，所謂黨的事業，完全是壹種毀棄法律的事業，是壹種與法律所蘊含的公正精神背道而馳的事業。

　　結論

　　中國共產黨只是壹群國民主權的篡奪者，它在中國實行的壹黨專政統治，是壹種毫無正當性的權力僭越，也就是說，是由壹幫缺乏正當統治權的人所實行的非法統治。

　　中國共產黨既然是國民主權的篡奪者，就必然要剝奪國民自由選任執政者的權力，不可能容許任何政黨競爭。為了使自己的專制統治不受挑戰，它甚至還要進壹步剝奪國民的結社權，以壓制國民采取共同行動的自由。

　　用武力篡奪的權力，也必須用武力來維持。中國共產黨所奉行的軍隊政黨化原則，已使由全體國民供養的中國軍隊，徹底淪為執政黨的黨衛軍。這種迫使軍隊與人民為敵的做法，既扭曲了軍隊的本性，也辱沒了軍隊的榮譽。

　　專制統治者不但需要用武力脅迫人民，而且還需要用謊言欺騙人民。中國共產黨為了掩蓋它篡奪國民主權、壓迫中國人民的事實，除了剝奪人們的新聞出版自由，還不惜利用系統和全面的黨化教育，去束縛國人的心靈，禁錮國人的理性。但壹個政權若是不遺余力地禁錮人們的理性，必然是因為它知道自己的存在違反了人類的理性。

　　在中國，整個國家的權力都集中在幾個不對國民負責的人手中，因此中國的現行政體，可以恰當地稱為寡頭專制政體。在這種高度集權的政體中，虛假的代議機構通過法律的制定，對國民進行普遍的壓迫；腐敗的行政部門通過法律的執行，對國民進行個別的壓迫；孱弱的司法機關則純粹是政治權力的附庸，它非但沒有成為守衛公民自由的堡壘，反而成了摧殘公民權利的幫兇。

　　人世間最暴虐的統治者，就是連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的統治者。從這壹意義上，說中國正處於暴政之下，是壹點也不過份的。

　　因為，在今天的中國，最不尊重法律、最經常破壞法律的人，正是那些制定法律、執行法律和解釋法律的人。

　　中國共產黨曾推出過各種各樣的“理論”，企圖證明它的統治是正當的，但它的壹套又壹套的說辭，無不充滿了謊言和詭辯，根本經不起認真的推敲。實際上，壹個政黨完全壟斷壹個國家的政治權力，就是把本應屬於全體國民的國家主權，強行搶奪到自己的手中。這種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搶奪到手的行為，在任何人類社會都是毫無正當性的強盜行為。將這種強盜行為論證為正當合理的，是任何壹種人類語言都無法做到的，因為，否定強盜行為的正當性，恰恰是人類社會區別於動物世界的標準之壹。不過，至於這種行為能否用魔鬼的語言證明為正當的，那就只有魔鬼自己才知道。

中國政治概論 中央集權對地方自治的剝奪

作者 張雪忠 寫於 二零一三年

　　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在國際交往中，民族國家常被視為彼此獨立和內部統壹的實體，但在國內政治上，各個國家都存在壹系列的權力劃分，其中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力劃分。壹個國家的憲法，往往有壹些關於政府權力的層級和地域劃分的規定，以提供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的法律框架，從而確定這個國家的結構形式。

　　單壹制和聯邦制是兩種主要的國家結構形式，前者意味著中央政府握有整個國家的政治權力，地方政府的全部權力都源於中央政府的授權，中央政府甚至可隨時廢除或設立地方行政區域；後者意味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擁有各自的權限，雙方在憲法規定的權限內，獨立地行使權力，不受對方的幹預。按照官方的說法，中國是壹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單壹制國家。在對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進行評論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厘定支配中央和地方關系的正當原則。

　　基於歷史、地理、文化、經濟或族裔等方面的因素，國家常被劃分為大小不等的行政區域。因此，除了像新加坡這樣的微型國家外，絕大多數國家除了擁有壹個全國性的中央政府，還擁有壹些僅對特定區域進行管轄的地方政府，並且需要通過立法界定它們各自的地位、功能和職權。

　　在正常情況下，全體國民是國家的主權者，政府則是主權者意誌的產物。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只是國民用來進行自我治理和促進共同利益的手段。既然政府的存在是為了處理公共事務，對於那些只與個人有關的事情，就只能由個人單獨決定，政府並無正當的管轄權力。這壹原則可以擴展至壹切純屬地方事務的處理：壹切僅涉及某個地區的事務，都應當完全由該地區的人們自己去決定。

　　試想壹個國家被劃分為若幹大小不等的省(或州、府)，每個省又被劃分為若幹面積各異的縣(或市、區)。各省必然都有壹些只和本省居民利益有關的事情，這些事情顯然只能由省內居民決定，而不能由中央政府管轄；在每個省裏，各縣又必然有壹些只和本縣居民利益有關的事情，這些事情也顯然只能由縣內居民決定，而不能由中央或省級政府管轄。

　　對於與自己利益無關的他人事務，人們不應橫加幹涉，這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道德準則之壹。在人類事務的管理中，如果有權作出決定的人，卻無需承當實施決定的成本和後果，這無疑是極不正當和極其危險的狀態。因此，在壹個國家，必須由全體國民(或通過代表)共同管理的，只能是全國性的事務，地方性事務則應當由當地居民通過地方政府進行管理。地方政府的產生和地方官員的任用，對他們進行監督和約束，為他們履行職責提供必要的經費，諸等事項的決定權，都不應屬於中央政府，而應屬於當地的居民。

　　每個省、縣、鄉鎮或村莊，不論大小，都有壹些特殊的利益，為其內部居民所共有。地方政府(包括代議和執行機構)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使那些共享地方利益的人們，可以自行安排和促進自身的利益。即使各地對其自身利益處理失當，只要不損害別的地區的利益，上級政府也無需加以幹涉，而應由當地居民自行糾正。

　　因為，壹項地方性政策是否得當，只有當地居民才有切身的感受，此項政策是否應當加以糾正或廢止，也只有當地居民才有正當的決定權。

　　當然，中央政府作為全體國民意誌的產物，既是全體國民共同利益的代管者，也是國家統壹的象征，其管轄權應及於整個國家的每壹寸土地。各級地方政府都是存在於壹國之內的團體或機構，如果它們可以完全不受中央政府的管轄，那麽國家的統壹就無從談起。

　　因此，問題不在於中央政府是否對地方政府有管轄權，而在於在何種事務上有管轄權。這裏不可能詳盡列明此類事務的範圍，而只能簡要提及其中的重要方面。

　　首先，為了避免政府機構的繁復，地方政府經常要代為處理具有全國性意義的事務。對於這些事務，中央政府有權責令地方政府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切實履行好自己的職責，並為此采取必要的措施。

　　其次，對於某些本身歸入地方性的事務，中央政府仍可能制訂全國通行的準則，比如旨在普及義務教育的法規，或旨在保障校舍安全的法規等。地方政府若是違反了此類法規，中央政府則可正當地加以幹預。

　　再次，保護和尊重憲法確認的公民基本權利，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職責。如果地方政府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比如專斷地剝奪人們的自由或財產，或是不能保障法律案件的公正審判，哪怕受害的只是當地居民，中央政府也有權采取壹切必要的措施，確保憲法中的規定得到不折不扣的實施。畢竟，公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以及司法的公正等，是國家的頭等大事，也是政府的首要目的。

　　另外，如果在某壹行政區域內，多數派企圖歧視和壓迫少數派，或者拒絕賦予外來居民以平等權利，中央政府也絕不能坐視不管。

　　最後，如果某壹地區的人們在處理地方事務時，損害到了別的地區的利益，上級政府當然有權對地區間的糾紛進行裁處。

　　可見，在全國性的事務上，中央政府可對地方政府行使管轄權，但在純屬地方性的事務上，國家權力必須尊重地方的自治權。國家權力和地方權力都必須恪守本分，地方權力不能為了地方的特殊利益，去侵犯全體國民的普遍利益，國家權力也不能打著普遍利益的幌子，去侵犯純屬地方的特殊利益。因此，壹種合理的國家結構形式，或者說對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合理安排，應當允許和確保國家統壹前提下的地方自治。

　　在壹個統壹國家之內實行地方自治，就意味著地方政府擁有壹些連中央政府也必須尊重的權力，而最適合這種情況的國家結構形式就是聯邦制。因為，聯邦制的關鍵之處即在於，各個行政區域都可以享有壹定的權力，因而不能被中央政府輕易地忽視。聯邦制旨在保障中央和地方政府互不損及對方特有的權力，在確保中央政府擁有足夠權力來管理整個國家的同時，也賦予地方政府以高度的自治權。

　　在中國，不少人對聯邦制懷有壹種根深蒂固的誤解，認為實行聯邦制必然會損害國家主權的統壹。這些人似乎混淆了聯邦制和邦聯制。邦聯制實質上是多個主權單位的自願聯合，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統壹國家，聯邦制則是壹個主權國家內部的政權結構形式。在聯邦制國家，就國際關系而言，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對外代表國家，與其它國家簽訂協約，結成同盟，或是參與國家間組織；就國內政治而言，地方自治單位及其居民不但無權退出聯邦，而且還必須承擔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統壹的義務。聯邦制國家的中央政府，不但可管轄各個自治單位，而且還可直接管轄其中的公民個體。因此，聯邦制與國家主權的統壹，兩者之間並不存在任何內在的沖突。

　　人們甚至可以說，聯邦制更有利於鞏固國家主權的統壹，因為它最適合在國民之中培養真正的愛國精神。真正的愛國精神，總是起源於人們對出生地的眷戀。聯邦制由於尊重人們管理地方事務的自主權，承認人們在家鄉和社區事務中的政治重要性，因而有助於強化人們對出生地的感情。在情感的強弱等級中，人們首先關心的是自己的家庭，其次是村莊、鄉鎮和省市，最後才是國家。聯邦制順應了人們的自然情感，可為人們的愛國精神註入真實的內容和實在的利益，在個人與國家之間締結各種牢固的紐帶。

　　相反，那種排斥地方自治的中央集權制，則企圖通過取消這些中間環節，來縮短個人與國家之間的聯系，最終的結果卻是摧毀了這種聯系。壹個人若是連自己身邊的事情都無權過問，他將很難對自己的國家產生深厚的感情。就像在壹所學校，如果不允許學生首先追求班級的榮譽，他們又怎麽會忠於整所學校的榮譽？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常常在剝奪人們管理地方事務自主權的同時，又不厭其煩地教導人們熱愛自己的國家。但是，這種空洞乏味和冠冕堂皇的宣教，只能鼓勵人們喊出偽善的愛國口號，或是催生出短暫的狂熱情緒，卻不能在國民之中培育深厚而持久的愛國情感。

　　在中央集權制國家，所有的權力和利益都被集中到首都，所有的野心家和逐利者都在那裏大顯身手。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成功的前提就是遠離自己的家鄉，努力奔赴和擠進權力及資源的中心。人們對出生地的印象和感情日益淡漠，每個人都像外鄉人壹樣，在自己的國家奔波漂流、茍延殘喘。沒有任何地方能讓人們感到自己還有個祖國，對他們來說，祖國已變得無關緊要，因為他們的感情在祖國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寄托。

　　有些人覺得，中央權力越是深入到國民生活的每壹個細節，國家主權的統壹就越牢靠。但這種似是而非的想法是經不起推敲的。

　　從社會分工的角度來看，讓壹個人或壹個機構專門做壹件事，他們就更容易把它做好。中央政府作為全體國民的代表，本來就應該專心管理與全國性利益有關的事務，並努力維護國家主權的統壹。中央政府若是過多地涉入純屬地方性的事務，那就越過了其正當權力的界限。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的幹預不但有可能忽視各個地區的差異性，使地方利益成為劃壹政策的犧牲品，而且難以恰當、公平地衡量各個地區的利益，從而在各地播下怨恨和紛爭的種子。況且，任何壹個政府的資源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中央政府壹旦過多地介入地方事務，就容易偏離它的本來目的，以致在維護國家利益和主權統壹方面力不從心。這顯然是歷史上眾多中央集權制國家最終趨於崩潰的原因，也是現今多數大國采用聯邦制的理由。

　　認為聯邦制當然不利於國家主權的統壹，這壹觀點既經不起理論的辨析，也得不到事實的驗證。例如，美國是壹個典型的聯邦制國家，但這並未影響它對自身主權的重視。在國際社會，美國可以說壹直都是對國家主權最為敏感和珍視的國家之壹。在國內方面，美國的聯邦制不但很少引發地方勢力對國家主權的挑戰（註6），而且還有效地克服了種族和宗教多樣化可能導致的治理難題，使不同的族裔和教派能夠在同壹個國家共處與融合。在美國獨立革命的初期，大陸議會不過是由各殖民地所派代表組成的臨時機構，它的職責僅限於向各殖民地提出建議。大陸議會不掌握任何強制性的權力，它既不能制定法律，也不能執行法律，但卻得到了北美十三州民眾的衷心服從，這種服從是當時歐洲的任何中央集權政府都未曾得到過的。

　　北美民眾遵從大陸議會的決議，對英王的武力鎮壓進行勇敢的反抗，並不是出於任何抽象的國家意識或空泛的愛國情緒(因為那時北美甚至還不是壹個統壹的國家)，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和管理當地事務的自由，不受遠方的外來權力的專斷支配。

　　前蘇聯的解體，可能會被壹些人視為聯邦制失敗的例證，但只要稍加考察，就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根據前蘇聯的憲法，蘇聯是壹個聯邦制國家，由十五個享有平等權利的加盟共和國按照自願聯合的原則組成，各加盟共和國甚至擁有自聯邦分離的權利。但是，由於壟斷執政權的共產黨具有高度集權的特性，再加上嚴格的中央等級計劃體制，蘇聯的聯邦制可以說是壹個十足的“贗品”。在前蘇聯，既不存在政府分支之間的橫向分權，也不存在政府層級之間的縱向分權，各加盟共和國並不享有真正的自治權力。莫斯科的專制統治和政治壓迫，在表面上杜絕了各加盟共和國謀求分離的行動，在實質上卻每天都在強化人們追求獨立的願望。因此，共產黨的集權統治壹旦松動(這顯然只是遲早的事)，蘇聯的解體也就難以避免。

　　鐵托統治下的前南斯拉夫，其初期的體制與蘇聯非常類似，即以名義上的聯邦制掩飾實質上的中央集權制。根據1946年的南斯拉夫憲法(該憲法系仿照1936年的蘇聯憲法而制定)，它的六個共和國無論人口和經濟狀況如何，都向人民議會輸送同等數量的代表，在人民議會的主席團中，每個共和國都有壹名主席成員。但實際上，當時的南斯拉夫仍是壹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各共和國雖有自己的政府、憲法和法律，但它們的權力都只是名義上的，各共和國的部會也只是聯邦政府的下級機構。這種強令地方服膺中央的做法，不但沒有消除人們的分離主義情緒，反而使其日益累積。

　　在鐵托統治的後期，經過幾次憲法的修正，各共和國及自治省獲得了近乎國家主權的權力，聯邦政府在行使國防、外交等主權性權力時，亦需得到各共和國和自治省的壹致同意。1974年頒布的新憲法甚至規定，各共和國有權利退出聯邦，這就為分離主義者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這種過度下放權力的做法，已使南斯拉夫的聯邦制逐漸轉為邦聯制，從而使地方自治逐漸失去了國家主權統壹的前提。更糟糕的是，對“吉拉斯主義”(壹種意圖改變南共壹黨專政體制的主張)所進行的清算，表明鐵托在滿足各共和國地方主義訴求的同時，卻不想通過政治民主化的途徑，努力強化中央政府的合法性。鐵托在世時，依靠其個人權威及其對安全部隊的控制，南斯拉夫的統壹尚可勉強維持。在他去世後，由於他的繼承人並不具備與他相當的影響力，南斯拉夫聯邦便開始分崩離析。可以說，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再次驗證了政治學上的壹個普遍規律：如果壹個國家不是建立在公正合理的制度之上，而是建立在某個政黨或個人的權威之上，那麽隨著這個政黨的衰敗或這個人的死亡，這個國家也必將陷入動蕩或解體的危險之中。

　　現代聯邦制作為壹種與單壹制相對的國家結構形式，它在確認國家主權統壹的前提下，特別註重對地方自治的保障。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單壹制壹定與地方自治不相容。

　　從人類政治實踐的歷史來看，聯邦制確實是地方自治的自然產物，聯邦制國家往往是由多個享有自治權的政治實體結合而成；單壹制則壹般伴隨著中央集權的政治傳統，單壹制國家大都具有長期的專制和獨裁統治的歷史。不過，不少原來的單壹制國家，在實現政治民主化的同時，也在不斷擴大地方自治的範圍和權限。實際上，當今世界的壹個明顯趨勢，就是單壹制國家正努力向準聯邦化的方向轉變，英國、法國和日本都是這壹趨勢的顯著例證。

　　英國壹直是壹個單壹制國家，但卻有著悠久的地方自治傳統，被譽為“地方自治之家”。自十九世紀起，英國各地居民便可按照自己的意願組織地方自治機關，選舉本地的地方議會，並利用本地區的財力處理地區內部的公共事務。1997年英國工黨執政後，開始向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和倫敦下放權力，允許它們通過選舉產生各自的議會及執行機關，從而使地方政府的結構、職能及其與中央的關系，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法國也是壹個單壹制國家，其原有的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在等級式控制的鏈條中運作的。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密特朗總統有意改變第五共和國繼承自雅各賓派和拿破侖的中央集權制，開始大力推行政治分權方案。為了給地區政府註入新的活力，法國的分權方案擴大了地方政府的權力和職責，並將省長(由內政部長任命並對其負責)的行政權，轉移到地方民選首長手中。法國政治分權的關鍵壹步，是從行政放權過渡到立法分權。1972年成立的、旨在貫徹“功能性區域主義”戰略的二十二個地區公共機構，也被改造為完全的地區政府，均有直接選舉產生的議會。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日本。日本1871年建立的國家體系復制自法國，但早在二戰之前，地方就有權建立自治機構，這些機構在壹定程度上獨立於中央政府，地方居民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參與和處理當地公共機構的各項活動和事務。二戰結束後，按照日本憲法和《地方自治法》的規定，地方自治體在與中央政府的關系中，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在實踐中，其自治權和獨立地位都得到了認可和保障。2004年4月，日本實施地方分權修正案的壹攬子計劃，又將很大壹部分政府職能，由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自治體。在日本，作為代議和決策機構的地方議會，和作為行政機構的地方自治體首腦，均由當地選民直接選舉產生，這種民主模式的建立，意在通過議會和行政首腦之間的相互監督，以實現合理的自治。

　　上述國家的政治實踐表明，地方自治和單壹制的國家形式，是完全可以相容的。因此，在中國，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問題，其癥結不在於單壹制，而在於以壹黨專政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制。這壹體制不但構成對國民主權的篡奪，而且構成地方自治的障礙。

　　壹個國家是由全體國民組成的自治體，選任執政者是全體國民最基本的自治權力。同樣，壹個地方性政治實體也是由當地居民組成的，地方自治的最基本要素，就是作為自治機構的地方政府，其主要組成人員必須由當地居民來選任。但是，如果壹個國家的國民主權被少數人所篡奪，這些人為了在全國範圍內貫徹其專斷意誌，就不但要完全控制中央政府，而且還要完全控制各級地方政府。

　　在中國大陸，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地方自治。由於各行政區域的主要官員都由上級黨政機關任命和派遣，當地民眾無法決定地方官員的去留，也無法對他們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地方政府因此就不可能對當地民眾的訴求，及時作出認真的回應。壹方面，對於地方官員來說，為了保住和提升自身的權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盡力取悅上級權力，哪怕為此損害本地民眾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另壹方面，圍繞著地方官員，總是容易形成各種不正當的利益圈子，這些相互勾結的人為了逐取私利，又將極力阻礙普遍性法律的執行。這就使得兩種看上去相互排斥的危害經常同時出現：普遍性法律的執行情況糟糕，地方性利益也得不到維護。這就難怪在中國，每天都有大量的訪民，從各地絡繹不絕地奔赴首都。這些可憐的訪民似乎還未認識到，他們前往尋求救濟的中央政府，恰恰是他們的苦難和不幸的根源。

　　權力總是易於腐敗，過於集中的權力將使政府變得腐化和暴虐。

　　地方自治作為壹種縱向分權模式，可在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間，形成壹定的權力制約，並建立起壹個有利於保護個人自由的權力制衡網絡。而在中國，中央集權制使各級政府的權力高度集中和壹體化，並使政府權力失去必要的制衡，公民權利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中央集權制阻礙了地方自治的形成，因而也剝奪了人們獲取政治教育的最重要手段。地方自治本可為各地居民提供參與本地政治的機會，有助於造就有良好公共品德和有見識的公民。各種地方性職位不大會被才智傑出的人所貪戀，任職者的失職也不大會造成廣泛的危害，因而最適合作為壹種便利的媒介，把政治教育和訓練帶給底層民眾。在地方自治過程中，人們除了行使選舉權，還有更多被選的機會，許多人都可通過輪流或選拔的辦法，擔任各種地方管理職務。他們在這些職位上，必須為公共利益思考和行動，因而更容易形成良好的公民意識和民主精神。

　　中央集權制的另壹個弊端，就是容易抹殺地方特性和地方利益，並造成資源分配的不公平。不同地區各有其不同的地理、文化和經濟社會特點，不同地方的人們也多有不同的利益偏好。地方自治允許不同地方的民眾，通過地方民主過程充分表達和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由於各地民眾和政府顯然更了解當地的情況和利益，因而更可能制定符合當地需要的政策。但在壹黨專政的中央集權體制下，考核各地政府業績和評估各地政策效果的主體，不是對此有切身感受及利益的當地民眾，而是壹個遙遠的、高高在上的中央政府。這就難免會使各地政府不顧當地的實情和民眾的利益，為了迎合上級偏好而大搞形象工程，並推出各種不切實際的產業項目。這也能說明，中國為什麽壹直都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和低水平重復建設問題。

　　另外，由於太多的權力和資源都被集中到了首都，並由中央政府加以分配，各地政府之間的競爭，就不是表現為合理政策和良好治理的競爭，而是表現為討好和賄賂中央官員的競爭。各地政府都將紛紛派出自己的人馬，削尖腦袋擠進各部委的大門，以便在資源分配中多撈到壹些好處，這些行為在引發腐敗和不公的同時，也催生了中國特有的怪胎，即在首都城市四處林立的駐京辦。

　　按照中國官方的說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實行，成功地解決了中國的民族問題，但這種深受斯大林民族政策影響的制度，實際上只會不斷加深民族之間的裂痕，強化民族之間的矛盾。

　　首先，現行的民族政策完全建立在壹個錯誤的原則之上，因為它把作為整體的民族視為權利的享有者，並試圖以民族整體的平等，去取代公民個體的平等。實際上，在國內政治中，權利的享有者總是作為個體的公民，而不是作為整體的民族。只有在國際政治中，作為整體的民族才有可能成為權利的享有者，並享有包括民族自決權在內的群體權利。為了解決民族問題，中國原本應該通過憲法和法律的公正實施，確保每壹個體(不論其來自何壹族群)都能享有完全平等的公民權利，並盡量淡化人們的族群身份。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全體國民都將共享“中國公民”這壹身份屬性。在此前提下，任何同壹族群的人，都可以自由信奉同樣的宗教，分享同樣的文化和習俗，並在他們的聚居地實行地方自治，但這都是他們作為中國人行使公民權利的自然結果，而不是因為他們碰巧屬於某壹族群。

　　不幸的是，在現行的制度下，中國政府卻喜歡強調作為整體概念的民族之間的平等，甚至時常誇耀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的照顧和優待，而不是努力保障組成各民族的個體公民之間的平等權利。比如，在壹些所謂的敏感時刻，中國的藏族或維吾爾族公民經常受到各種特別對待，甚至在入住賓館時，都可能遭遇特殊的困難。在民族問題上，中國目前的種種做法，壹方面處處都在少數民族人群中埋下忿恨的種子，另壹方面又時時都在提醒他們牢記自己的民族身份。在中國，甚至連身份證的設計，都要把人們鎖定於某個民族並不斷提醒他們，好像是生怕他們會忘了，除了中國人之外，他們還有另壹個身份。

　　其次，中國政府對公民遷徒自由的剝奪，阻礙了不同民族的交流與融合。在壹個公民享有遷徒自由的國家，無論來自哪個族群的人們，都可能出於工作、生活或求學的緣故，更加自由和方便地遷居他處。這種情況，不但有助於在全國範圍內形成壹個壹體化的人才市場，而且還將促使同壹特定族群的人們，更為廣泛地分散到全國各地，從而降低民族分離主義的吸引力。但中國政府剝奪公民遷徒自由的做法，卻使同屬某壹族群的人們，相對固定地聚居在特定的區域，從而使民族分離主義更加具有現實意義。

　　再次，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並不具有正當的法理基礎。

　　居住在同壹地區的人們，擁有壹些專屬於他們的共同利益，他們可以授權成立地方政府，以便更好地管理和促進這種利益，這就是地方自治的原由。在法理上，地方自治的權利基礎，是同壹地區的人們處理自身事務的自由，而不是這些人共有的族群身份；地方自治應是全國各地的民眾普遍享有的權利，而不是任何族群特別享有的權利。由此可見，所謂的民族區域自治，壹開始就未曾建立在正當的權利基礎之上。

　　最重要的是，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只有自治之名，卻無自治之實。同壹族群的人在他們聚居的地方，共享具有族群特色的生活方式，這只是地方自治的體現，而不是地方自治的根據。不過，地方自治確實可以為多民族國家，提供緩解民族矛盾和防止國家分裂的有效機制。當同壹族群的人可以在聚居區域實行自治，並保有自己特有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人們謀求分離的願望就會大為降低，因為分離得到的好處不多，付出的代價卻不小。這樣壹來，即使仍有少數人鼓吹分離，他們也難以得到廣泛的政治支持，而壹旦他們采用極端手段謀求分離，中央政府也可在更為正當的基礎上采取必要的措施。

　　地方自治，首先在於有權人們選舉地方官員，監督地方政府。

　　但在中國的民族自治區域，掌握地方最高權力的黨委書記，卻並非當地民眾選舉產生的官員，也不用對當地民眾負責。這種做法既不符合現代憲政民主的原則，也不符合地方自治的要義。壹個無神論的漢族人，在具有宗教氛圍的民族聚居區，行使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力，只會讓被統治者感到民族和宗教的雙重壓迫。在這種情況下，就像在前蘇聯壹樣，民族解放和宗教自由自然會成為分離主義者最有力的口號。自治權的缺乏激發少數民族的反抗，而反抗又將導致更嚴厲的鎮壓，名不副實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是在這種“壓迫-反抗-再壓迫”的惡性循環中，不斷加深不同民族之間的仇恨，並為國家的分裂埋下禍根。

　　為了逆轉目前這種民族矛盾不斷加深的趨勢，中國有必要盡快實行真正的地方自治。但在這壹過程中，必須吸取南斯拉夫的教訓，並借鑒西班牙較為成功的經驗。也就是說，中國必須首先進行全國政治的民主轉型，並根據民主政治的原則，產生正當合法且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在堅持壹個牢不可破的統壹國家的前提下，實行全國範圍內(包括少數民族聚居區域)的地方自治。

中華人民共和國概論 中共讓東亞大陸人沒有國家

作者 亡國奴之聲 寫於 二零一六年

　　從共同綱領到壹黨專政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1949年9月29日，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壹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政治基礎宣布成立的。《共同綱領》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綱領具有臨時憲法的作用，同時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來壹切法律的母法，其崇高的法律地位應該被所有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單位、各級人民政府和全國人民共同所遵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壹共起草制訂過四部憲法，這四部憲法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違背對《共同綱領》的承諾，以壹黨私利和領袖個人好惡為出發點，肆意篡改歷史，歪曲事實，欺騙人民的歷史經歷。我們從這些憲法的制訂和修訂過程，以及其內容中不難發現它們的荒謬和對歷史事實的歪曲和藐視。這四部憲法以相應的年號作為區別，分別被稱為：五四憲法，七二憲法，七八憲法和八二憲法。現在的被中國共產黨所默認的憲法最新版本為八二憲法的2004年修正版。

　　接下來我們就壹起瀏覽壹下從《共同綱領》到八二憲法2004年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演變過程，看看中國共產黨是怎樣通過篡改憲法，篡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實行法西斯主義壹黨專政，把中國人民壹步步地逼上了亡國奴的悲慘境地。

　　共同綱領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壹屆全體會議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會議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1949年頒布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綱領。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憲法，但是具有臨時憲法的作用。《共同綱領》是中國人民共和國以後所有法律的基石。

　　共同綱領序言：

　　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已使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時代宣告結束。中國人民由被壓迫的地位變成為新社會新國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代替那封建買辦法西斯專政的國民黨反動統治，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政權，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組織形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全國人民的意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組織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壹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並制定以下的共同綱領，凡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單位、各級人民政府和全國人民均應共同遵守。

　　從這個序言中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中國人民共和國並非是由中國共產黨獨立創建或領導創建的，而是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全國人民的意誌宣告成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共同所組成，中國共產黨只是其中的壹個組成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是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的核心思想之壹就是多個階級“聯合專政”，也就是“廢除壹黨專政，還政於民。”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中說：“什麽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專政……不能由壹黨壹派壹階級來專政。”他還引用孫中山先生的話講：“‘為壹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就是我們所說的新民主主義憲政的具體內容，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就是今天我們所要的憲政。”

　　由此可見，新民主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是人民民主主義，實行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由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組成的人民民主的國家，並不是受某壹政黨統治的國家。

　　中央人民政府是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的人民自己的政府，而不是受任何政黨領導的政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訂的《共同綱領》明確指出，凡參加的各單位、各級人民政府和全國人民均應共同遵守，這其中當然也應該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中國共產黨在簽署《共同綱領》的成員裏面並沒有任何特殊的地位。

　　《共同綱領》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也包含了中國共產黨對全國人民的承諾——廢除壹黨專政，還政於民，實行人民民主，普選人民代表。

　　然而，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後不久，中國共產黨在其共產國際組織的領導蘇聯共產黨領袖斯大林的幹預和催促下，就走上了背離建國綱領，違背建國承諾，背叛中國人民，實施共產黨壹黨專制，領袖獨裁，以進行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為名，沒收全體人民的私人財產，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從此走上了奴役和壓迫人民的罪惡道路。

　　《共同綱領》第壹章總綱第壹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

　　這壹條清楚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

　　第三條：“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

　　這壹條很清楚地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並且要建立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然而中國共產黨從1954年開始就徹底剝奪了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土地和財產全部歸了集體和國家所有。

　　第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依法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事實上，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人民就完全失去了合法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徒、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

　　在中國共產黨的極權統治下，人民也失去了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徒、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

　　第二章 政權機關

　　第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

　　這壹條很清楚地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合法來源屬於人民，明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的方法產生之。人民政府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自從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有哪壹級人民代表是由普選產生的？又有哪壹屆人民政府不是黨直接任命和委派的？

　　《共同綱領》的存在充分證明了中國共產黨違背了建國承諾，篡奪國家政權，背叛中華民族，奴役中國人民和篡改歷史，編造謊言的犯罪事實。

　　中國共產黨在他們的黨章以及他們制訂的憲法中反復強調黨對國家政權的全面統壹領導，黨組織全面寄生在國家政權和政府機構之中，實際控制著政府的職能和權力。從根本上講已經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大綱，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法，其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是壹個徹頭徹尾的偽政府。

　　下面是《共同綱領》中的壹些重要條款摘錄，讀者可以對照後面的憲法內容進行進壹步的閱讀研究。

　　第—章總綱

　　第壹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壹和富強而奮鬥。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入民政府必須負責將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解放中國全部領土，完成統壹中國的事業。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壹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入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

　　第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依法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徒、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

　　第二章 政權機關

　　第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各級人民政府為行使各級政權的機關。 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人民政府為行使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

　　第十三條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組織形式。其組織成分，應包含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革命軍人、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並付之以行使國家權力的職權。在普選的全國入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得就有關國家建設事業的根本大計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議案。

　　第三章 軍事制度

　　第二十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統壹的軍隊，即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公安部隊，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統率，實行統壹的指揮，統壹的制度，統壹的編制，統壹的紀律。

　　第二十壹條 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公安部隊根據官兵壹致、軍民壹致的原則，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革命精神積愛國精神教育部隊的指揮員和戰鬥員。

　　第四章 經濟政策

　　第二十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應在經營範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第二十七條 土地改革為發展生產力和國家工業化的必要條件。凡已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保護農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權。凡尚未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發動農民群眾，建立農民團體，經過清除土匪惡霸、減租減息和分配土地等項步驟，實現耕者有其田。

　　第五章 文化教育政策

　　第四十壹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

　　第四十二條 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國民的公德。

　　第六章 民族政策

　　第五十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內各民族壹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禁止民族間的歧視、 壓迫和分裂各民族團結的行為。

　　第五十三條 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應幫助各少數民族的人民大眾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建設事業。

　　第六章 外交政策

　　第五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

　　第五十八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盡力保護國外華 僑的正當權益。

　　五四憲法

　　1954年9月20日，在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壹部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獲得通過。

　　這部後來被稱為“五四憲法”的首部憲法，雖然在正式宣傳中被說成是在對建國前夕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訂，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進行修改的基礎上制訂的，但是實際上，“五四憲法”的誕生完全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壹手操縱下，並且是由毛澤東親自帶領他的三位秘書起草而成的。

　　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五四憲法”對《共同綱領》主要做了兩方面的重大篡改，壹是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完全歸功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二是把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建國體制從人民民主主義直接引向了社會主義制度。

　　“五四憲法”序言第壹段開篇寫道：

　　中國人民經過壹百多年的英勇奮鬥，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因而結束了長時期被壓迫、被奴役的歷史，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義制度，保證我國能夠通過和平的道路消滅剝削和貧困，建成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

　　而《共同綱領》則明確寫道：

　　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政權，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組織形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全國人民的意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組織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壹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並制定以下的共同綱領，凡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單位、各級人民政府和全國人民均應共同遵守。

　　對照《共同綱領》的表述，我們不難發現，經過毛澤東的篡改，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通過選舉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儼然已經改換成為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壹黨政府。除了“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組織形式”在“五四憲法”中被完全排除在了國家政治權力結構之外，完全成為了壹種政治上點綴，民主人士的政治權力實際上已經被中國共產黨全面剝奪。除了少數願意成為中國共產黨附庸的黨派，和願意繼續為中國共產黨裝點民主門面的民主人士之外，絕大部分堅持民主觀點，保持獨立思想參與民主建國的階級、黨派和團體及個人代表都已經失去了他們所建立的國家和擁有的合法權力。中國人民甚至在還沒有真正來得及享受《共同綱領》所賦予的民主權利的情況下就失去所有的民主權利，淪落為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亡國奴。

　　《共同綱領》中明確表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基礎是人民民主主義，但是在“五四憲法”中卻明目張膽地把建國目標變成了社會主義社會。

　　“五四憲法”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借著制憲之名，廢除“聯合專政”，行“壹黨專政”之實。“五四憲法”是中國共產黨走向壹黨專政，實行專制獨裁統治的標誌，是共產主義幽靈全面占領中國大地，控制並奴役中國人民的信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淪落為中國共產黨獨裁專制和暴力統治下的亡國奴的開端。

　　通過制訂“五四憲法”，中國共產黨篡奪了中國人民民主管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權力，也剝奪了除中國共產黨之外壹切政治力量的政治權力，建立了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政府，從此開始了長達六十多年沒有人民合法授權，不接受人民監督批評的無法無天的荒唐獨裁統治。

　　研究“五四憲法”必然會關註到中國共產黨制訂“五四憲法”壹個重要的背景就是從1949年建國到1954年制憲期間，共產主義運動共產國際領袖蘇聯的斯大林曾經三次催促中國共產黨盡快制憲，以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向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社會主義體制模式的轉變。

　　1952年，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抵莫斯科，參加蘇共第19次代表大會。斯大林再次提出三條理由勸說中國共產黨盡快制定正式憲法：壹是要求中國共產黨通過人大選舉和制訂憲法來解決自身合法性問題；二是解決所謂泄密的問題，斯大林認為新中國是各黨派的聯合政府，而“其他黨派的人很多是和英美有關系的”，所以“我感到妳們有些重要機密情況外國人都知道”；三是通過選舉來實現聯合政府向壹黨政府的轉換。

　　劉少奇將斯大林的建議直接向毛澤東和黨中央作了匯報。黨中央在經過醞釀討論之後決定盡快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

　　憲法起草小組由毛澤東親自掛帥，成員四人：毛澤東、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後三者當時都是毛澤東的秘書。1953年12月27日，毛帶領憲法起草小組，也就是自己的三位秘書，前往杭州親自起草憲法。

　　毛澤東認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社會建成，這是壹個過渡時期。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制訂“五四憲法”從根本意義上來說就是要為落實毛澤東的總任務提供法律依據。

　　在毛澤東眼裏，新中國作為國家形態理所當然應該是社會主義國家，而社會主義國家，按蘇聯的模式，是不應該存在“資產階級”的。所以要制訂壹部社會主義的憲法就有了壹個不可逾越的障礙。因為在《共同綱領》中，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都是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組成部分，他們也都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建立中國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成員。他們的私有財產是得到各方承諾獲得保護的，如果再以憲法的形式確定下來，似乎對於中國未來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會有某些法理上的麻煩。

　　當時劉少奇在給毛澤東的壹封信中也比較明確地說出了這個意思，“如果我們在今後兩三年內制訂憲法，勢必重復共同綱領，承認資本家的財產及剝削雇傭勞動為合法。但是再過七八年以後，我們又要把資本家的企業國有化，再制訂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似乎是有些不好。”

　　所以壹開始中國共產黨對斯大林的建議並不熱心，但是後來在斯大林的不斷施壓下，毛澤東才被迫親自主持起草了“五四憲法”。斯大林的政治壓力和毛澤東個人的思想對“五四憲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是不可否認的，但是在建國初期的歷史背景下，即便是壹貫無法無天的毛澤東也不能無視《共同綱領》在全國人民當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不敢直接跳過《共同綱領》去起草壹部全新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中國共產黨當時也不得不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廣泛聽取人民的意見，把人民代表的合理建議寫進憲法。

　　所以盡管是毛澤東親自起草，但是他對最後定稿的“五四憲法”顯然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譬如“五四憲法”規定：“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有居住和遷居的自由。”這就不符合毛澤東的想法，但他也沒有辦法反對，只好眼睜睜地看著這些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條款被寫進憲法。

　　1954年9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獲得通過，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第壹部憲法。盡管這部憲法篡改了建國事實，改變了國家的基本性質和發展方向，卻還是壹部比較全面地規範政府權力和人民權利之間關系的比較完整的憲法。如果能夠得到切實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有可能逐步走上人民民主國家的道路。

　　但是中國共產黨顯然並沒有打算要根據憲法來治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本人對自己主持起草的“五四憲法”更是不屑壹顧。“五四憲法”只實施了極為短暫的壹段時間。1957年3月17日，毛澤東便提出了“取消憲治（法）課，要編新的思想、政治課本”的意見；1958年8月21日，毛澤東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壹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多數人要養成習慣。民法、刑法那樣多條文誰記得住？憲法是我參加制訂的，我也記不得了。我們的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壹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治安條例也養成習慣才能遵守”。劉少奇也在會上說道：“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辦事的參考。”

　　壹部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集體討論莊嚴通過，作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大法，在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眼裏竟然如此低賤，說不記得了就不記得了。

　　這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從來就沒有把《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放在眼裏，也沒有把全體中國人民和民主階級、民主黨派放在眼裏，國家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主黨派全部都是拿來利用的政治工具，用過以後就扔到了壹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就是這樣壹夥不折不扣的政治流氓，世界上大概還沒有任何壹個其他的政黨像中國共產黨這樣無賴和邪惡。

　　《五四憲法》出臺的另外壹個值得註意的重要背景就是在1949年建國以後不久，中國共產黨旋即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壹場鎮壓反革命的運動，在毛澤東的直接指示和部署下,全國各地的共產黨政權按照當地人口比例的千分之零點五到千分之壹瘋狂屠殺所謂的反革命，有些地方殺人甚至達到了千分之二的人口比例。凡是公開反對過共產黨的人幾乎都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遭到殘酷鎮壓。當時的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在壹個份報告中說：自從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展以來，全國共逮捕2620000余人，其中殺掉反革命分子712000余人，關押了1290000余人，先後管制了1200000余人，教育釋放38000余人。在這樣壹種血色恐怖的社會背景下，《五四憲法》已經很難講是代表了全國人民的真實意願，當時全國人大代表們面前處決反革命的槍口上硝煙還沒有完全散盡，他們是帶著鎮壓反革命運動的余悸進行了所謂的憲法投票。

　　七五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部憲法誕生3年後就被中國共產黨擱置在壹邊，並沒有得到尊重和執行。國家憲法幾乎就是壹個擺設。隨著“反右傾”、“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化運動相繼席卷全國，當時的中國社會根本就沒有法律的任何地位，在實行階級鬥爭的無產階級專政面前，人民的政治權利被肆意剝奪，尊嚴被完全踐踏。

　　1968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更是把殘酷的階級鬥爭和無法無天的革命造反行為發展到了頂點，不僅全國人民群眾的政治權利和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就連中國共產黨內部那些高級領導人，所謂的走資派和當權派也人人感到了自危。

　　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會議正式確立“文化大革命”所產生的壹套全新的極左思想理論，形成了新的中央領導體制。

　　到了1970年，毛澤東突然提出要修改憲法，試圖通過修改憲法把文化大革命的所謂新思想新理論和新的國家體制確定下來。實際上毛澤東是想用憲法來確定他所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於是中共中央醞釀召開第四屆全國人大準備修憲。

　　1975年，張春橋在四屆人大會議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中說：

　　“壹九五四年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際關系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它的部分內容，今天已經不適用了。總結我們的新經驗，鞏固我們的新勝利，反映我國人民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共同願望，就是我們這次修改憲法的主要任務……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壹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歷史的和現實的階級鬥爭都證明，這條基本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也是我們國家的生命線。……只要我們堅持這條基本路線，我們就壹定能夠克服壹切困難，戰勝國內外敵人，奪取更大的勝利。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也是我們這次修改憲法的指導思想。”

　　“七五憲法”在序言明確寫道：“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繼續開展階級鬥爭”。總綱中寫道：“國家實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

　　“七五憲法”首先強調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提出繼續開展階級鬥爭，要求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其次是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第壹次寫進了國家憲法。

　　“七五憲法”不像是壹部國家憲法，倒像是中國共產黨的黨法。

　　“七五憲法”首先規定了公民有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定等義務，然後才開始規定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七五憲法”取消了公民在經濟、政治、文化方面的物質保障權；取消人民的科研、文藝創造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而最反動的地方，則在於“七五憲法”取消了“五四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的條款。

　　“七五憲法”壹方面把人民代表的出身限定為“工農兵”，將所謂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等社會群體從人民代表大會中排除了；另壹面，所謂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自然也就被法律剝奪了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七五憲法”第2條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要“以工農兵代表為主體”。這等於將全體人民的代表機構變成了壹部分人的代表機構，大大限制與縮小了人民代表大會的民主範圍，使人民代表大會的構成，倒退到工農民主專政政權時期那種狹隘的國家權力機構構成方式，嚴重背離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基本宗旨。

　　文化大革命的口號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七五憲法”則規定了國家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專政”意味著無產階級掌握著國家的權力，即“無產階級”對其他階級專政。在當時的語境下，“無產階級”和“工農兵”以及“人民”在觀念上是同壹的，既然憲法中規定了“無產階級”的專政權力，“無產階級”擁有了至高的地位，那麽在邏輯上後面的法律條文就不能賦予了“公民”與“無產階級”同等的法律權利，因為公民是國籍概念，除了“無產階級”、“工農兵”、以及“人民”之外還包含“無產階級”的鬥爭對象：也就是當時所謂的“資產階級”、“地主”、“黑五類”種種。也就是說，在法律面前，公民被分成三六九等，其中“無產階級”是至高無上的，而“地富反壞右”則不屬於人民的範圍，不屬於人民又屬於什麽？屬於被鬥爭、被批判和被改造的對象，他們的社會地位如同罪犯，甚至奴隸都不如。

　　“七五憲法”的修改草案其實早在1970年就已基本完成，但由於政治鬥爭，草案沒有提交全國人民討論以及四屆人大通過——四屆人大其實也已因“文革”而被推遲，直到1974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傳達毛澤東的意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決定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安定為好”，四屆人大才得以正式召開。

　　召開四屆人大的壹個重要目的，就是修改憲法。按照“五四憲法”的規定，制憲權只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也是四屆人大不得不召開的原因之壹。但盡管召開了人大，本次修憲在合法性上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出席這次會議（第四屆全國人大第壹次會議）的代表總數為2885名，都不是由選舉產生的，而是采取“民主協商的方式”，由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軍隊等方面推選，有的是指定或特邀的。這次會議壹致通過了中共提交的憲法修改草案，聽取和審議了張春橋所作的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報告。……憲法的修改是關系到全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憲法修改草案理應提交全民討論，充分聽取人民的意見，然而，“七五憲法”並沒有提交全民討論，它是秘密通過的。按“五四憲法”的規定，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才有權力修改憲法，而這次憲法的修改卻是完全撇開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它純粹是由中共中央主持修改，再提請人大通過，四屆人大只起了壹個表決機器的作用，僅僅是完成手續而已。甚至就連四屆人大的召開也是秘密進行的，對大會討論憲法修改草案的情況不作新聞報道，直到四屆人大閉幕以後，《人民日報》才在1975年1月20日公布了“七五憲法”。四屆人大的代表全都是協商指定的，而不是依“五四憲法”規定由民主選舉產生。因此，這部憲法並不能真正代表全國人民的意誌，從嚴格的憲法理論上講，應屬違憲，不具有任何法律的效力。

　　“七五憲法”序言寫道：

　　“我們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使我們偉大的祖國永遠沿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前進”。

　　將黨的宗師和各代領袖的思想寫入序言是文化大革命“七五憲法”的首創，並且得到了後代共產黨領袖的沿襲。中國共產黨將他們的領袖思想入憲是共產主義幽靈緊密寄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體之上的壹個明顯的證據。這個證據有力地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內容上更接近於黨章，在形式上已經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因此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國。

　　從“七五憲法”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已經不是壹部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憲法。以後無論是“七八憲法”還是“八二憲法”，從法理上講都是文化大革命黨性思維的延續，當今的憲法其實依然是壹部黨法。這也就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內曾經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百讀不得其解的根本原因，我們誤以為這是壹部國家憲法，其實是壹部黨法。

　　七八憲法

　　第三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於1978年3月5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上通過。這部憲法被稱為“七八憲法”。

　　如果說“七五憲法”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開展階級鬥爭的產物，那麽“七五憲法”就是毛澤東死後中國共產黨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也就是說中共中央迫不及待地修改“七五憲法”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消除‘四人幫’在國家政權中的流毒和影響”。

　　1976年毛澤東逝世。次年7月，中國共產黨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決議將“四人幫”開除出黨並撤銷其黨內壹切職務；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在會上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

　　華國鋒在提出修改“七五憲法”時說：“去年，我們黨和國家經歷了非常事變，取得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使我國進人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新的歷史發展時期。為進壹步消除“四人幫”在國家政權中的流毒和影響，從政治上和組織上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特別是粉碎“四人幫”鬥爭的勝利成果，為了貫徹執行黨的十壹大路線，實現“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進壹步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迎接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高潮和文化建設高潮，中共中央認為，有必要提前召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制定憲法。”

　　從華國鋒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修憲只是為了否定“四人幫”，並沒有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甚至反要以修憲來“從政治上和組織上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壹步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

　　“七八憲法”的根本目的並非共產黨當時所宣傳的那樣是為了“撥亂反正”，而是為了肯定文化大革命，維護毛澤東思想。

　　“七八憲法”序言規定：“毛澤東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要求：“永遠高舉和堅決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是我國各族人民團結戰鬥，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的根本保證”；並宣告：“第壹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新時期的總任務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開展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

　　也就是說，“七八憲法”與“七五憲法”壹樣，其基調依然是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和堅持階級鬥爭。 如規定鎮壓反革命、壞分子，懲辦新生資產階級分子，剝奪沒有改造好的地主、富農和反動資本家的政治權利，在國際上反帝、反霸、反修等等。在經濟制度中，按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想理解規定了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和全面的計劃經濟體制。保留了文化大革命造反奪權創造的政權形式——革命委員會。

　　有人把“七八憲法”定義為是壹部精神分裂的憲法，其誕生的本意是——既要“進壹步消除‘四人幫’在國家政權中的流毒和影響”，又要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問題是，“四人幫流毒”與“文化大革命”及“毛澤東思想”並無實質區別。如此，也就不難理解“七八憲法”為何沒有恢復壹些重要的法律原則，如：“公民在法律上壹律平等”、“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同時還壹度保留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種開展群眾運動的“言論自由”權利。

　　“七八憲法”通過後又經過兩次“修正”，第壹次是出臺壹年後，第二次是在1980年。這兩次修正都是在鄧小平直接幹預下進行的。壹部憲法，可以由個人意誌隨意修訂，由此可見這是壹部什麽樣的憲法。

　　“七八憲法”雖然經過兩次修改，但是其“精神分裂”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其主導思想的先天不足——既要“清算‘四人幫’的流毒”，又宣布要“鞏固文化大革命”成果，這樣壹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內右派勢必就無法推行他們和毛澤東思想相違背的政策，所以歷史發展註定了這部所謂的“憲法”行之不遠，三年之後就被廢除是必然的事情。

　　另外值得壹提的是，“七八憲法”修改委員會的名單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同樣沒有經過合法的法律程序，其成員完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套人馬（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韋國清、烏蘭夫、方毅、鄧小平、葉劍英、華國鋒、劉伯承、許世友）。在憲法修改委員會名單公布之後，中央政治局內部指定了壹個憲法修改工作班子，包辦了憲法草案的修改工作，故而當時中央政治局的討論幾乎相當於憲法草案的討論。所以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基本上和中國人民的意誌沒有任何關系，完全是由中國共產黨壹手操辦，至於是否執行或者如何執行也是由中國共產黨，尤其是由領袖個人的思想和意誌所決定的。

　　八二憲法

　　1982年12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部憲法在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正式通過並頒布。以後又經過多次修正，最近壹次是在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

　　這就是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行憲法，按照習慣也被稱作“八二憲法”。

　　“八二憲法”序言中寫道：

　　“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壹。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

　　壹八四０年以後，封建的中國逐漸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人民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進行了前仆後繼的英勇奮鬥。

　　二十世紀，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偉大歷史變革。

　　壹九壹壹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廢除了封建帝制，創立了中華民國。但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

　　壹九四九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經歷了長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鬥爭和其他形式的鬥爭以後，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國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得到鞏固和發展。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勝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破壞和武裝挑釁，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增強了國防。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已經基本形成，農業生產顯著提高。教育、科學、文化等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廣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壹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鬥爭。

　　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壹部分。完成統壹祖國的大業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

　　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團結壹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壹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壹戰線，這個統壹戰線將繼續鞏固和發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有廣泛代表性的統壹戰線組織，過去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今後在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對外友好活動中，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國家的統壹和團結的鬥爭中，將進壹步發揮它的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壹的多民族國家。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已經確立，並將繼續加強。在維護民族團結的鬥爭中，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國家盡壹切努力，促進全國各民族的共同繁榮。

　　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開的。中國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緊密地聯系在壹起的。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系和經濟、文化的交流；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支持被壓迫民族和發展中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正義鬥爭，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努力。

　　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壹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

　　盡管“八二憲法”是在對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進行反思和批判之後，在壹個相對而言比較寬松的政治環境中制訂出來的，並且歷時兩年多，經過反復討論和修改，在許多條款上回到“五四憲法“的基礎。但是“八二憲法”依然有著明顯的黨的領袖個人意誌的痕跡。比如鄧小平堅持把共產黨的所謂“四相基本原則”寫進憲法，同時，延續文革憲法的惡劣做法把共產黨領袖的思想和所謂的理論也塞進了國家憲法。因此“八二憲法”本質上依然是壹部黨法，代表了中國共產黨的意誌，而不是代表了全體中國人民的意誌，但是形式上它又是壹部國家憲法，因此，自相矛盾、精神分裂也就不可避免地成為這部憲法的重要特征。

　　從憲法的序言中，我們不難發現其精神分裂的種種跡象，序言充斥著共產黨的謊言，以及企圖掩蓋事實真相的自相矛盾的說法，正所謂欲蓋彌彰。

　　我們不妨隨便舉幾個明顯的例子來說明。

　　“壹九四九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經歷了長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鬥爭和其他形式的鬥爭以後，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

　　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建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篡改成是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各族人民所建立的。

　　把1954年以來由中共產黨篡奪國家政權，實行壹黨專政的獨裁專制偽裝成是“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從1954年到1982年的歷史證明，中國的國家權利壹直被牢牢地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裏，並且絕大多數時間是掌握在共產黨領袖個人的手中，在這段時間裏，中國人民完全喪失了管理國家的權力，集體成為中國共產黨專政統治下的亡國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國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

　　事實上自從“五四憲法”頒布以後，新民主主義就已經消失，中國社會從此進入了壹黨專政領袖獨裁的社會主義社會。

　　只要睜開眼睛看壹看當今中國社會的狀況，誰敢說“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

　　既然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那麽在社會主義社會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不是壹種違反憲法的行為？

　　現實的情況是生產資料私有制正在卷土重來，2007年3月16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資產階級已經重新合法並大量產生，新的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也已經形成，人人都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制度正在走向消亡。

　　“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得到鞏固和發展。”

　　除了中國共產黨自己以“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自居以外，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哪裏還有壹丁點工人階級領導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影子？

　　自從中國共產黨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都成了改革開放的利益犧牲者，國企工人下崗失業，二億多農民成為“工農結合”的農民工被新資本家直接剝削的對象，工人階級和農民的人民民主權力早就被共產黨剝奪得連鬼影子都看不見了。事實證明共產黨是在說謊，這個謊言已經持續了六十年，至今共產黨還在繼續傳播這個謊言。

　　“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究竟什麽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根據對鄧小平思想的研究，我們所能理解的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另壹種說法。什麽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實際所作所為，我們認識到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關於社會主義制度共產黨自己曾經有過非常明確的定義，就是消滅壹切剝削制度，消滅所有資產階級和地主、富農，全面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鄧小平以為只要在“社會主義”前面加上壹個“中國特色”，然後在後面加上“初級階段”就可以掩耳盜鈴地走資本主義道路了，這充分暴露了他愚蠢至極的荒謬思想邏輯。

　　接下來的“四個堅持”則點明了這部以憲法名義出現，實質上是集中體現黨國意誌的黨法的本質。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為制訂和執行憲法的先決條件，把中國共產黨的歷代宗師和領袖的個人思想作為壹種基本法律強加給全體中國人民，這樣荒唐的憲法舉世罕見，從本質上講已經失去了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法理基礎，充其量只能被當作是中國共產黨治理黨國的黨法。

　　憲法還宣稱：“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壹定範圍內長期存在。”

　　不知道作為統治階級的中國共產黨究竟是要和誰進行長期的階級鬥爭？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改造下，全國人民已經基本上全部變成了無產階級，私人財產全部歸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幹部及其家屬通過貪贓枉法，貪污受賄，掠奪國家和人民的財富重新成為了最大的新生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如此說來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或許就是依照這部憲法所進行的新壹輪階級鬥爭？只有他還在繼續維護著這部代表中國共產黨基本宗旨的憲法？如果是這樣，那麽那些審判薄熙來的人豈不是公然藐視黨章和違背憲法？

　　這部憲法還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我們看到，恰恰正是中國共產黨自己在帶頭破壞共產黨自己制定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僅在理論上加以修正，並且在行動上以經濟改革開放為借口堅決地走上了資本主義初級階段野蠻發展的道路。

　　中國共產黨把股票證券和期貨交易所這類被馬克思稱之為“資本主義的毒瘤”的東西重新引進中國，通過資本主義的金融機器瘋狂掠奪人民的財富，危害國家的經濟和環境安全……試看當今的中國社會，還有哪壹點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的影子？完全是壹派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的繁榮景象。

　　如果說七八憲法具有“精神分裂”的特征，發展到“八二憲法”不僅沒有治好“精神分裂”的毛病，反而是加重了病情，完全是語無倫次，思維錯亂了。

　　我想這主要應該歸咎於鄧小平思想的歪理邪說。1978年十壹屆三中全會決議要把社會重心從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聽上去這似乎是壹個不錯的主意，但是開展階級鬥爭是社會主義的特點，目的是消滅剝削階級，消滅資本主義，而市場經濟則是資本主義的特色，想當年“割資本主義尾巴”不正是為了體現了社會主義的純正性嗎？不搞市場經濟就不可能發展經濟，搞市場經濟就是搞資本主義。要把這樣壹對矛盾統壹起來，鄧小平想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壹個自相矛盾的莫名其妙的理論。就像當年馬克思提出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壹樣，把唯物主義硬套在唯心主義的辯證法的頭上，攪亂了無數共產黨人的思想。鄧小平其實是耍了壹個滑頭，目的是為了避開當時市場經濟究竟是姓“資”還是姓“社”的黨內爭議，鄧小平用壹句“不爭論”作為擋箭牌，把理論研究撇開壹邊，迫不及待地開始了他帶領中國共產黨“摸著石頭過河”的愚蠢實踐。

　　中國共產黨從此精神分裂病情明顯惡化，由壹個極端滑向了另壹個極端。

　　“八二憲法”帶有鮮明的鄧小平的思想特征。鄧小平嘴巴上說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際上是不深入思考，不研究理論，不探索內在邏輯，不尊重自然規律，不爭論事情對錯，只顧埋頭走原始的資本主義的道路，並且只做不說，壹心壹意摸著石頭過河。鄧小平的“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的“白貓黑貓理論”在改革初期風靡壹時，只要能推行他的改革開放政策，他什麽樣的話都敢講，什麽樣的事情都敢做，什麽樣的人都敢用，什麽樣的風險都敢冒。用鄧小平自己的壹句經典名言，改革就是“摸著石頭過河”。至於河有多深，水有多急，鄧小平是管不了那麽多的，先下河摸了再說。

　　世界上大概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除了中國共產黨，除了鄧小平鄧大人，沒有人會膽敢如此不負責任地帶領13億人去“摸著石頭過河”。

　　如今，“摸著石頭過河”的惡果已經完全顯現，中國社會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實踐，終於摸到了即將滅頂的深水區。思想污染，精神污染，道德污染，文化污染，環境污染……整個中國社會已經被金錢和物質徹底腐蝕，資本主義的文明道德沒有學到，資本主義的腐朽和無恥全部被引進和吸收到了中國。

　　然而中國共產黨並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們還在硬著頭皮“繼續深化改革”，還在堅持“兩個不能否定”，繼續深化他們的精神分裂，因為他們確實已經病入膏肓，沒有回頭路可走，只剩下最後壹條道路可走，就是走向滅亡。

　　當年促使鄧小平親自決策制訂“八二憲法”的最主要原因可能就是由於十年文化大革命對黨紀國法的全面踐踏，毛澤東個人封建專制肆意妄為，黨內和黨外竟無壹人能夠勸阻，劉少奇和壹大批共產黨的高級幹部被鬥爭致死，鄧小平自己也深受迫害，黨國陷入了混亂不堪的內亂困境。

　　“七八憲法”雖然在鄧小平的親自決策下經過了二次修改，但是鄧小平最終還是認為：單純的修正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七八憲法”存在的肯定文化大革命思想的嚴重問題，需要有壹部新憲法，來取代“七八憲法”。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向全國人大提議修改憲法。講話的主旨是“主要是討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以及壹些有關問題”，尤其重點反思了此前30年，官僚主義、封建主義、家長制作風、個人高度集權對國家造成的嚴重危害，鄧小平報告說：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誌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壹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麽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壹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誌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壹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壹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仔細分析鄧小平的這段講話，很有意思，他引用毛澤東的話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實際上暗指毛澤東自己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使得壞人任意橫行，而文化大革命當中最大的壞人自然就是毛澤東本人了。

　　鄧小平說要健全社會主義制度，用制度來防止錯誤，而壹個國家的根本制度自然就是憲法。

　　“八二憲法”在制訂的時候應該說比較充分地進行了黨內民主討論，也增加了壹些反映民主的條款，但是就和“五四憲法”壹樣，當新憲法生效，憲法章程開始約束到鄧小平和共產黨領導人自己身上的時候，這些共產黨人首先表現出來的還是壹個共產黨員的頑固黨性，無法無天的流氓無產階級本性暴露無疑，憲法很快就被拋棄丟到了壹邊。這壹點我們從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無論從憲法還是從黨法的角度來講，已經退休的鄧小平是沒有任何權力調動軍隊指揮坦克進入首都北京，派部隊到天安門廣場清場。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已經要求出國訪問的人大委員長萬裏立刻回國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此事，但是，自稱是“人民的兒子”的鄧小平“爺爺”還是先下手為強，命令坦克車開進了北京城，在遭到首都人民的全面阻攔之後，部隊開槍鎮壓民眾，制造了震驚全球的“六四慘案”。事後，整個中國共產黨也都默認了他的做法。不久，趙紫陽便被撤職。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無論是軍閥還是國民黨，都還從來沒有壹個政府敢於動用軍隊來鎮壓學生運動。即便是北洋軍閥吳佩孚，當他得知他的政府軍衛隊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擅自開槍阻擋遊行示威的隊伍，造成民眾傷亡以後，他親自向死難者遺體長跪不起，並且堅決引咎辭去總理職務，此後終身吃素以慰藉亡靈。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的道德實在是太低下了。也只有鄧小平和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政府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對學生和市民下如此毒手。這也再次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血液裏流淌的不是中華民族的血液，而是潛伏著殘暴的共產主義幽靈的基因。

中國政府對社會財富的壟斷

作者 春生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回顧中國共產黨所謂的經濟體製改過的過程，讀者就會發現，中國共產黨始終在竭盡全力保住公有製，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製為基礎的，其目的是掌控中國經濟，維護專製統治。

　　竭盡全力保護國企

　　從1979到至今，中國共產黨進行了長達40幾年的年的國企經營改革，竭盡全力保住國企。國企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基礎。保住了國企也就保住了中國共產黨的公有製，說白了是中國共產黨的私有製。

　　放權讓利

　　在國有企業模式下，企業幾乎沒有任何的自主權，企業中的工人和管理人員“做好做壞一個樣”，生產積極性受到嚴重的影響。為了增加國有企業的活力，提高國有企業中各級人員的工作積極性，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放權讓利的改革。

　　1979年7月13日，國務院頒布《關於國營企業實行利潤留成的規定》，適當擴大企業的財權，加強企業的經濟責任，把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的利益結合起來，以利於進一步調動企業和職工群眾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所有實行獨立經濟核算的企業，經營有盈利的，不再像以前那樣，將利潤全部上交給財政，可以按國家核定的比例留用一部分利潤，用於建立生產發展基金、職工福利基金和職工獎勵基金。

　　1984年5月10日，國務院在通過的《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進一步下放了生產經營計劃、產品銷售、產品價格、物資設置、人事勞動管理、工資獎金、聯合經營十個方面的權力，賦予了企業更多的自主權。

　　在不改變國企壟斷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首先對國有企業采取放權讓利政策，主要目的是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和物質刺激，調動企業的生產經營積極性。企業可以留用一部分利潤用於職工獎勵、職工福利和生產發展，利改稅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員工和國有企業的積極性。

　　“放權讓利”的改革措施並沒有改變舊的基於公有製的計劃經濟體製，企業還是政府行政部門的附屬物而不是獨立的經濟實體，政府在國有企業虧損時依舊追加投資，一些賦予企業的權利也沒有落實。

　　企業承包製

　　1986年12月5日，國務院做出《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幹規定》，提出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原則，給經營者以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全民所有製小型企業可積極試行租賃、承包經營。選擇一部分虧損或微利的全民所有製中型企業，進行租賃、承包經營試點。全民所有製大中型企業要實行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製。各地可以選擇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製大中型企業進行股份製試點。鼓勵發展企業集團，在發展橫向經濟聯合的基礎上，以大型骨幹企業或名牌產品生產企業為主體，根據自願互利的原則，由企業自主組建企業集團。

　　1986-1991年啟動的企業承包製改革，主要目的是推行多種形式的經營承包責任製，給經營者以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希望通過重建微觀利益機製和權利主體，使經營者對國有財產效率負起責任來。承包製雖然賦予了企業經營者更多自主權，並沒有觸及公有製改革。

　　這就是說，從1978年一直到1991年，中國共產黨一直在保護國有企業，保護公有製，沒有施行公有製改革。

　　國有企業的本質問題是公有製問題，無論是“放權讓利“，還是”企業承包“都沒有涉及公有製問題，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國企改革根本不可能解決國企問題。

　　經濟學家向松祚在一次演講中說過，“歷史已經反復證明，國有企業不可能搞好。國有企業能夠搞好，我們還需要改革嗎”？

　　甩包袱

　　筆者在《中國農村改革真相》一文中提過，“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萬裏、姚依林、鄧力群談長期規劃問題。姚依林說：工業、農業都要甩掉一些包袱。----鄧小平說：我贊成依林同誌剛才講的意見“（張學兵《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談話的幾點研究》）。

　　十幾年的國企改革，改來改去，企業仍然是國有的；改來改去，國企還是大面積虧損。

　　中國共產黨的農村集體化失敗了，利用“大包幹”甩包袱。中國共產黨的國企改革失敗了通過“抓大放小”甩包袱。

　　1997年，實在無法保住虧損的國企，中國共產黨十五大對國有經濟提出“抓大放小”，“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的方針。朱镕基曾經說過：把大型企業掌握在國家手裏，就是堅持了社會主義。小企業不掌握國家命脈，不影響公有製為主體。“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還是要堅持社會主義，讓國有經濟控製國民經濟命脈，對中國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中國共產黨始終不願意放棄通過國有經濟，是為了控製國民經濟命脈，掌控中國人的經濟命運，專製統治野心暴露無遺。

　　“抓大放小”造成的惡果是，甩掉了中小型國企的“包袱”， 直接產生了大規模的下崗工人，國企資產大量流失，官商勾結，以無償或象征性代價獲得巨額財富。同時，“抓大放小”培育了一批大型壟斷國企，例如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 ，成為中國共產黨掠奪老百姓和斂財的大型金庫。自此，中共政府的財政能力增長遠遠高於GDP的增長，國民工資增幅遠遠低於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中共政府拿財政收入的大部分養著全國幾千萬"吃財政飯"的人，滋生出一大批中共官二代的富翁。

　　國進民退

　　20世紀末，沖破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束縛的中國民營企業“異軍突起”，迅速發展。2002年，眼紅於民營企業的財富，中國共產黨開始惡意兼並、掠奪民營企業，“國進民退”惡浪翻天，強製民營鋼鐵企業國有化，強製山西煤炭國有化、內蒙古煤炭國有化和山東煤炭國有化，強製航空業國有化，鋼鐵、煤炭、航空、房地產等私人產品領域的民營經濟遭到致命打擊。

　　2008年中國政府推出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大部分貸款都流向了“鐵（路）、公（路）、機（場）”等政府和國有企業大項目，民營企業貸不到款。

　　2009年中國政府發布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支持國企通過並購重組、做大做強。例如，汽車產業振興規劃提出要重點支持的“三大三小”，均為國企；船舶工業規劃提出要重點發展的“兩個龍頭企業”也是國企。

　　“國進民退”傷害中國的經濟增長能力。國有企業吸納、消耗巨量資金，但是缺乏高效利用資金的能力。這是對中國資源的巨大浪費。

　　“國進民退”受到企業界和有良知的經濟學界的全力阻擊，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放慢步伐。

　　習近平上臺後，鼓吹做大做強國企，並通過政策、金融和行政等方式偏袒國企，又掀起一股“國進民退”風浪，筆者將在 “江山易改匪性難移”一文中講述。

　　混合所有製改革

　　從1978 到1992年，14年來，中國共產黨國有企業的改革失敗，又打起混合所有製經濟的旗號，妄圖利用民資和外資來挽救國企。

　　1993年，中國共產黨十四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混合所有製經濟”。

　　2002年，中國共產黨十六大，明確提出積極推行股份製，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

　　2007年，中國共產黨十七大，提出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製經濟，使股份製成為公有製的主要實現形式。

　　民營企業普遍對中國共產黨股份混合所有製的目的存疑，認為這是又要像毛澤東那樣搞“公私合營”。筆者所認識的民企老板，對混合所有製嗤之以鼻。

　　胡錦濤和溫家寶推行混合所有製不利，習近平上臺後，再次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筆者將在 “江山易改匪性難移”一文中講述。

　　中國共產黨政府無償配置資源給國企

　　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控製著中國的主要資源，並將這些資源配置給國有企業，支持中國國有企業，為中國共產黨生產財富。

　　2015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明確地提出了黨管國企，表明他們要繼續對霸占國有資產，依然把中國人的資產當作中國共產黨私產。

　　只要存在著國企，中國市場就一定存在著不公平。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長張思平在“第三屆野三坡中國論壇”上講到：從政府掌握的七個方面的資源配置來看（見下文），各級政府在實踐中將大量的資源通過不同的方式基本上都配置給了國有企業，這使得國有企業成為政府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工具、平臺、載體，扭曲了資源配置在政府、市場、企業之間的關系，背離了“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市場經濟調節模式。

　　中國政府將掌握的對企業經營發展有重要影響的七個方面資源的絕大多數無償地配置給國企。

　　具有網絡性質的壟斷資源

　　資源類別：水網、電網、管網、信息網、頻譜。

　　政府分配方式：

　　基本上由政府直接無償用行政手段分配給國有企業，使國有企業處於獨家壟斷或寡頭壟斷地位，從而形成國有企業巨大的壟斷利潤。國有企業利用其壟斷地位，將上下遊的關聯產業、企業結合在一起，形成縱向、橫向高度一體化的壟斷大企業集團。

　　與土地開發利用為主體的自然資源

　　資源類別：土地、石油、天然氣、水資源。

　　政府分配方式：

　　土地：對部分與房地產開發和產業發展有關的土地資源，利用市場機製采取招拍掛的方式外，對絕大多數的國有土地資源都以行政劃撥或協議轉讓方式配置給了國有企業。

　　石油、天然氣、水資源：絕大多數是由政府以行政手段方式配置給國有企業並長期無償占有使用。

　　與市場準入有關重要行業的特許經營權

　　資源類別：一些特殊行業的經營牌照（銀行、保險、證券、電信）、與特殊經營資格、經營範圍有關的行業資質（基礎設施、公共事業）、包括準入資格在內的各種各樣的行政許可。

　　政府分配方式：

　　除了少數民營企業通過各種方式取得外，絕大多數都通過各級政府的行政許可，無償配置給國有企業政府掌握的投資資源

　　資源類別：直接全額投資、投資項目代建代管和社會資本合作投資（PPP）。

　　政府分配方式：

　　直接全額投資：作為政府投資的資本金，直接註入國有企業，形成國有企業的投資項目和固定資產。

　　投資項目代建代管：由國有企業代建代管，形成這些投資和資產名義上是政府的，實際上是國有企業使用和經營管理。

　　社會資本合作投資（PPP）：政府大量的合作項目，名義上是吸引社會投資經營，但實際上主要由國有企業來投資政府掌握的龐大的產業基金和投資基金資源

　　資源類別：投資基金和產業發展基金。

　　政府分配方式：

　　由財政部門直接管理，或者委托國有企業控股的投資公司或基金公司管理。

　　資金的分配掌握在政府各級官員手中，由政府進行最終決定和審批。

　　這些產業基金大部分直接或間接配置給各種類型的國有企業。

　　政府掌握的價格資源

　　資源類別：價格製定、價格補貼

　　政府分配方式：

　　價格製定：定價對象主要是國有企業。在政府定價的過程中，由於信息不對成、政府談判能力不足等其他原因，政府的定價水平和標準常常高於企業的合理成本加平均利潤水平。

　　價格補貼：政府對公用企業除了直接的、公開的價格補貼外，還更多地采取了對國有企業在土地供應、地價減免、財政專項、銀行貸款等多方面綜合性補貼、支持和補償。

　　政府直接和間接掌握的龐大的國有資產資源

　　資源類別：國有銀行、證券、基金等國有控股的金融機構政府分配方式：

　　給銀行製定貸款的各種指標、額度。

　　給銀行直接下達貸款指令。

　　召開協調會，給銀行施加壓力，迫使銀行落實政府意圖。

　　用財政、土地等資源給銀行以市場補貼，引導銀行按政府的指令落實貸款指標。

　　以政府信用給銀行擔保，承擔銀行貸款的風險（《原深圳市副市長張思平：政府退一步，中國經濟海闊天空》）。

　　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階層控製著國家的七大類資源，通過國有企業剝削中國人的血汗。國有企業是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大金庫。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階層是中國最大的剝削階級。

　　我們大家都知道，發展經濟最終的目的是改善廣大的勞動者的生活水平。過去四十幾年來，勞動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既低於GDP的增長速度，也低於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中國共產黨政府官員卻通過中國國有企業大發橫財。

　　四十幾年來，誰富了？政府富了，官員富了，中國共產黨富了！

　　中國共產黨頑固堅持生產資料公有製，實際上是堅持繼續霸占中國的國有資產。由於管理國家的無知無能，中國共產黨政府浪費了巨額國民稅收，造成了中國至今有“6億中低收入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李克強還算良知未泯說出了這就話。

　　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罪莫大焉！

　　習近平上臺後，露出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的匪性，赤裸裸地高叫“打土豪、分田地”，又要搶奪中國工商業者資產了。筆者將在“江山易改匪性難移”一文中，集中講述習近平在經濟領域所犯下的罪惡。

　　2021年7月4日

中國社會的政治環境的本質

作者 葵陽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中共2021：不計成本的末世維穩

　　“穩定壓倒一切”，是中共政權的治國綱領。

　　竊國篡權的政權，需要穩定地掩人耳目延續基業。

　　窮兵黷武的土匪政黨，需要穩定地搜刮供養保持實力。

　　貪污腐敗的行政官員，也需要穩定的環境上下其手、中飽私囊。

　　無怪乎中共把“維護穩定”放在“壓倒一切”的至高地位。因為穩定既符合紅黨的基業永續，也滿足紅朝權貴的家業傳承。

　　維穩，就成為中共執政的主旋律，而且中共上下對此不曾有過絲毫的懈怠。

　　援引香港《蘋果日報》2019年3月11日發表的署名文章，引述廣東《21世紀經濟報道》稍早前引述官方發行的俗稱“圖解‘國家賬本’”的數據，2019年的公共安全支出預算占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5.9%。若按這個比例以及238000億元的基數計算，中國的公共安全支出的預算高達13500億元，比軍費還高，2019年中國軍費開支是11900億元。

　　對內維穩的開支居然超過對外國防支出！

　　這恐怕是空前絕後的現象，人類社會絕無僅有的荒謬態勢，竟然“無比和諧”地出現在二十一世紀，中共治下的中國。

　　“維穩”即“防民”。

　　從維穩開支數據以及相關對比可以看出來，中共政權的防民壓力是何等的巨大。

　　什麽樣的政府需要對自己的公民進行如此不惜血本的防範？什麽樣的公民值得政府不計後果地防範？

　　國家機器槍桿朝內，坦克裝甲車進城，恐怕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權，存世的已經不多了吧。

　　1949年匪共黨竊國登殿以後，他們構建了更加完備的國家機器系統。中共國的國家機器最顯著的特點，便是一切為了共產黨的統治地位。一個不具備執政合法性的政黨，在占據了執政黨位置以後，主業一定是排除異己鞏固政權。所以在中國，一切的軍事力量、公檢法隊伍、立法機構、監獄系統、行政職能部門，無不是“維護穩定，確保紅色江山世代相傳”而運轉。

　　而這一套國家機器系統，卻是靠著集權和威壓來壓製民眾日益增長的客觀認知和民主自由的訴求，機器內部也依靠利益分配、貪污腐化、權錢交易來維持基礎的平衡。所以，中共國的這套國家機器漸漸地蛻變，長成了機器怪獸！

　　一個原本屬於人民的國防機器，卻被馴化成“人民的軍隊忠於黨”。當國防軍的槍炮對著自己國民開火，這個機器就已經完全失控，淪為自我毀滅的定時炸彈。

　　中共國的警察隊伍，從成立之初便是這個邪惡政權的常規“槍桿子”。為了“維穩”，中共高層一貫放任警權的泛濫。中共國實際是一個警察社會，告密、濫捕、栽贓陷害、警匪勾結、濫用暴力、執法犯法、失職免責......這都能證明這是一個純粹的警察社會。

　　至於檢察院、法院、看守所、監獄，無不是這套警權機器中的重要零部件。他們瘋狂打壓民眾，只為構建一套他們期待的“穩定模式”，多少對生命和財富的絞殺，都假借“正義執法”之名！失控的機器，便是殺人兇器！

　　於是乎，軍、警、武警、司法，全系統滿負荷運轉的國家機器產生了相當巨大的能耗。

　　驚人的維穩開支便順理成章地產生了。

　　進入習近平時代之後，中共政權的內部大纏鬥，與民眾日益激化的矛盾，以及社會利益的掠奪式再分配，導致2020年代的中共體製下，暗流湧動、官民對立，甚至官官之間也存在著尖銳的對立！

　　習治下的爛攤子危機四伏，維穩的需求更加強烈。

　　2021年的今天，中共政權處在末世煎熬、沈船恐慌之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方群情湧動，八方軍警支援。

　　我其實很樂意看見中共這種“炫耀式”維穩----出現群體事件時，動輒不計成本調動周邊地市州的國家機器進行大支援。比如廣東軍警到香港屠城。

　　而如此這般的高成本執法，對一個正在遭受經濟坍塌的政權來說無疑是竭澤而漁，飲鴆止渴。

　　那是在掏空紅龍，讓中共財政系統和行政人力資源被壓榨式耗費，跟貪腐亡國的作用很接近。

　　內憂外患，大廈將傾。習政權在這風雨飄搖的2021，不知道還能支撐多久。

　　壓倒駱駝的最後稻草會是哪一根？目前不好說。

　　然而不計成本的瘋狂“維穩”，絕對會成為中共政權經濟失血導致坍塌的致命內傷。

　　2021年7月10日

　　盛世有浮屍，中共卻不再有儀式感

　　近日，發生在中國河南的特大水災，震驚了全世界。

　　盡管中共政權和他們統管的新聞媒體一如既往地極力掩蓋災難真相，但我們從民間傳播出來的文字、圖片和視頻，還是能感受到災情的慘烈，河南民眾傷亡的慘重。

　　令人震驚的是，整個河南，尤其是中心城市鄭州的防汛減災、應急預案、職能部門預警和調度，幾乎都是形同虛設。

　　一個曾經在官方宣布“花費五百多億元，能抵抗200年一遇大洪水”的鄭州“海綿城市工程”，竟然在暴雨來臨時如此不堪一擊。

　　災難突如其來，政府毫無作為，民眾無力抵抗。

　　淹沒、絕望、掙紮、死亡......

　　人們剛剛歡慶了“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慶典”，剛剛為這個“盛世”歡呼強大和熱淚盈眶，很快就墮入災難的深淵。

　　我很難想象那些困在地鐵和隧道裏，等待政府救援，然而耗盡最後一點氧氣，最後一絲希望的人們，在面對滅頂之災時是多麽無助和絕望。

　　我也無法理解，在那些鱗次櫛比的現代化建築旁邊，洪水中的那些冰冷浮屍，是否還能感受到這“盛世”的強大與安全。

　　在鄭州人最需要救助的時候，警察不見了，軍隊不見了，那些熱衷於剪彩作報告的“父母官”也不見了。

　　盛世突然虛幻起來，災民四顧無望，走向死亡。

　　地方官不見蹤影，那麽中共核心領導層在哪裏？

　　新華社拉薩7月23日電：“在慶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來到西藏，祝賀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看望慰問西藏各族幹部群眾，給各族幹部群眾送去黨中央的關懷。習近平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到西藏慶祝西藏和平解放，在黨和國家歷史上是第一次，充分表達了黨中央對西藏工作的支持、對西藏各族幹部群眾的關懷。”

　　原來國家元首去了西藏，去接受邊民的山呼萬歲，歌功頌德了。

　　中國的低窪處洪水滔天、浮屍遍布，而中國的最高領導者卻去了地勢最高的藏區。這真是一個大笑話！

　　記得1991年，安徽遭遇大水的時候，江澤民去了現場，表演了一波親自涉水的親民秀。

　　1998年，朱镕基出現在九江洪災現場，做了現場的救災指揮和部署。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時任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也是及時到達四川地震現場，無論真情還是假意，起碼給災區的受災者和救災者帶去了精神和實質的幫助。

　　然而，當我們進入了習近平時代，這種親民秀已經越來越罕見。

　　而今的中共高層脫掉了所有的偽裝，恢復食人生番本色。看上去中國人的生死，跟他們早就沒有關聯。

　　河南遭遇如此嚴重的災難，中共核心領導層卻集體失聲，毫無關註。

　　曾經的鄧江胡時代，領導人還會裝模作樣的去災難現場表演親民秀。 如果說鄧、江、胡還懂得那麽一丁點儀式感，那麽習近平已經全然不顧吃相了。

　　習時代，很多中共政權的慣例規矩都被改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無德無能，鮮廉寡恥的領導群體。露出了更多的劣與弱，狠與絕。

　　共產黨是靠造反起家，迷信“槍桿子裏出政權”的組織。 如果說帶兵打仗，習近平可能連一個排長都勝任不了。

　　就是這樣一個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六親不認的蠢貨，居然是人口第一國的海陸空三軍統帥！如此兒戲的權力架構，豈能不坍塌？ 中共血脈延續到習時代，真是弱得讓人瞠目結舌。

　　偽君子和真小人的區別，就是偽君子尚且有一點儀式感。

　　習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不再有任何儀式感，對中國人進行血腥鎮壓、無情盤剝。已經窮途末路，兇相畢露。

　　公元2021年，盛世的禮樂與煙花尚在回旋，洪水裏的浮屍卻漸漸冰冷。

　　盛世中的螻蟻們，如若不抗爭，結局必然屍橫遍野，萬劫不復。

　　2021年7月24日

　　獎牌改變了什麽---再論奧運會

　　我在2021年6月2日，發表過一篇討論奧運會的文章《多余的盛宴---寫在奧運年》。

　　討論話題：奧運會，究竟是一場興趣愛好的盛會？還是一場政治謀略？一門國際貿易的買賣？或者是某些政治人物或者組織假公濟私揚名立萬的良機？

　　眾所周知，每一個運動項目都有自己的世界錦標賽。比如男女足球世界杯、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國際田聯世錦賽。

　　那就是單項的最高競技水準體現，為何又勞民傷財地來個四年一度的奧運會？把各個項目揉捏在一起再比賽一次。

　　類似於中共國，就一直在各種文化、藝術、科技、體育大型盛會方面，非常積極主動地成為主辦方。尤其是在申辦奧運會、亞運會、冬運會、大運會、軍運會等國際賽事方面，中共政府更加不遺余力地爭取。莫非他們有什麽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可以將一個勞民傷財、虧本折利的宴席辦成商業奇跡？

　　獨裁者可以利用奧運會、世博會之類的大型盛會，來對民眾進行深度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民族主義洗腦。

　　讓人民沈浸在“大國崛起、民族無敵”的虛幻表象之中，更加深入地淪陷為法西斯政權的工具和兵器！

　　這就是中共“多贏哲學”，他們面面俱到地獲得利益，而整個過程都是中國民眾在承擔高負荷的成本！

　　結論：奧運會不應該成為宣揚國家主義和炫耀國力的宴會。

　　回歸奧運會本身。其實任何文體項目“共襄盛舉”都應該由愛好者和贊助商承擔，不應該由納稅人買單。

　　愛好者滿足了自己的興之所至，而贊助商獲得巨大的宣傳價值。各取所需，各擔其責。

　　既然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遭遇不可抗拒的外因而舉步維艱，不如從這一屆開始，取消奧運會？

　　再論奧運：東京奧運會開幕已經一周，今天我們再次來討論一下奧運會。

　　討論問題需要有依據。我決定用我的出生國中共國，和我居住國斐濟共和國來舉例，應該不缺乏說服力吧。

　　中共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人口大國，利用舉國體製培養專業運動員參加奧運會，不計成本，只求獎牌。

　　斐濟是超級小國，人口不足百萬，國力孱弱。基本是在國際運動盛會是陪場的存在。

　　目前的情形是中國奧運代表團在獎牌排行榜名列前茅，而斐濟野剛剛獲得七人製橄欖球賽的冠軍。

　　一如既往地，中國民眾因為金牌榜的“第一名”而歡呼雀躍，“祖國強大了”是他們從奧運會裏得到的致幻劑和麻醉劑。

　　中國式民眾眼界一般會只看到風光無限名利雙收的鄧亞萍、劉翔和劉國梁。他們看不見那些被淘汰被遺棄的奧運選手的悲慘結局，那些人深陷生存危機，有的奧運冠軍去洗腳房做技師，去雜貨鋪做搬運工，甚至有的因為運動致殘失去了勞動能力。

　　中國觀眾不在意那些命運悲慘的運動員，而只看高光人物，就像他們只看得見本國的衛星、高鐵和移動支付。而看不見老無所養，病無所醫。明明是奴隸，卻總認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這才是中國人得的最嚴重的絕癥。

　　這恰好也是奧運獎牌的效力之一----能給中國人鞏固的虛幻主人感。

　　反觀斐濟奧運代表團獲得男子橄欖球冠軍。一個小國家，貧困落後，能在集體項目折桂，實屬不易。

　　一陣普天同慶之後，又能給斐濟人留下什麽？

　　本地人依然有大部分終身不曾離開過自己出生的島嶼。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和生產效率仍然不會因為體育奪冠而發生任何改變。

　　除了那些奪冠的球員可以憑借冠軍身份得到有限的獎勵和廣告代言分成，這個國家嚴重的貧富差距毫無改變。窮仍然窮，懶還是懶。

　　奧運會，積分和獎牌，能給人類世界帶來什麽進步？或者帶來利益方面的增益？

　　斐濟橄欖球隊得了冠軍，能給這個國家帶來什麽進步？民族凝聚力還是生產效率？長了全民見識還是增加了生存發展素養？

　　中國奧運代表團每一屆都是獎牌大戶，這能讓中國的學齡兒童多做幾個引體向上？居民平均壽命提高？全民身體素質提升了？中國真的成了體育大國？

　　算了吧！舉國體製不計成本的去為獨裁政府耗財買臉！甚至違背基本道德，為提升成績給運動員攝入大量的激素類藥物。運動場上那一眾男性化的中國女運動員，是那麽的刺眼，那麽的讓人心疼和憤怒！

　　中國成為奧運獎牌大戶，而中國民眾根本沒有得到任何實質性的增益，除了被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民族主義毒害得更加深入！

　　奧運會是隱藏著的國家（民族）主義活動，應該被取消。

　　每個運動項目都有自己的最高水準單項世界級比賽，比如足球世界杯田徑世錦賽，沒必要再來一次大雜燴。

　　運動本身是個人行為，所以應該回歸到個人參與。不應該成為國家炫耀實力的盛宴，那是跟閱兵式一樣無限推崇社會達爾文主義了。

　　我們不需要奧運獎牌，我們渴望實現普世價值，進入現代文明。

　　2021年7月30日

中共政權對中國社會的壟斷

作者 春生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中國憲法 第一章 總綱

　　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在中國憲法總綱第二條中包含兩個謊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事實告訴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不屬於“人民“，而是屬於中國共產黨。

　　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事實告訴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是橡皮圖章，實際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各級中國共產黨組織。

　　我們看一看，中國共產黨頭子毛澤東過去是如何說的，鄧小平是如何說的，習近平現在是如何說的，以及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國憲法是如何表述的，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又是如何做的，就可以證實，中國共產黨像專製君主一樣地貪婪地霸占著國家權力。

　　中國共產黨頭子、黨章、憲法的相關表述

　　1962年1月30日，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

　　“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 。

　　1973年12月，毛澤東在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說：“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 。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北京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提出了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即“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鄧小平通過人大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 。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中說：“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中國共產黨是國家最高政治領導力量，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證。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全國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要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萬眾一心向前進“。（2018年3月20日習近平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國共產黨黨章宣稱“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2017年10月24日 十九大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的四項基本原則的第一項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中國共產黨利用四項基本原則前所未有地強化中國共產黨的黨國統治意誌。中國共產黨利用手中的軍隊，施行人民民主專政，鎮壓國民的反抗，強製國民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意誌走社會主義道路，強迫中國國民信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使得中國國民喪失了平等權利，喪失了結社、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喪失信仰、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

　　2018年修正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

　　中國共產黨的這幾個頭子的說法，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國憲法序言的表述，以及憲法總綱第一條加入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完全否定了在中國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樣的自相矛盾，厚顏無恥，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幹得出來！

　　中國共產黨黨委和黨組統治著中國的角角落落

　　毛澤東說：“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 。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要領導政府、領導軍隊、領導經濟、領導文化。

　　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包括：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地方各級委員會包括：省、自治區、直轄市、設區的市、地區、盟和自治州的共黨委員會（簡稱“省委”、“區委”、“市委”、地委、盟委、州委等）。縣（旗）、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和市轄區的共黨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包括：企業、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區、社會組織、人民解放軍連隊和其他基層單位，凡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都要成立黨的基層組織。

　　中國共產黨黨組包括：國家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局、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社會團體等單位，一般設立黨組，由行政正職領導兼任黨組書記。各級公安機關均設立黨委，外交部及駐外使領館設立黨委，實行“黨委領導下的行政正職領導負責製”。

　　中國共產黨中央統治著全中國，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黨的地方委員會在本地區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地方政府的領導核心作用，按照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對本地區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實行全面領導，對本地區黨的建設全面負責。（2015年12月25日起施行的《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黨組是黨在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社會組織和其他組織領導機關中設立的領導機構，在本單位發揮領導核心作用。（2015年6月16日實施的《中國共產黨黨組工作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設立中國共產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黨組。其職責是，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職權中的重大問題向中國共產黨中央請示報告；保證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決策的貫徹落實。中國共產黨至今仍然沒有實現普選的承諾，人大代表不是中國民眾選舉產生的。中國人大代表存在：黨員代表多、非黨員代表少，幹部代表多、群眾代表少的問題。退休金雙軌製和官員財產難以公開，長期得不到解決，根本原因在於中國人大中大都是中國共產黨官員。因此，中國人大代表沒有代表性，沒有主體性和獨立性。由此可以證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不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權力機關，實際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和各級中國共產黨組織。

　　中國共產黨不僅牢牢掌握了各級政府，也控製了所有“群眾”組織，工、青、婦組織及合作社、學校、報紙。是以，全體國民(無論是黨員還是非黨員)都無一例外地必須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的指示。中國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天下”。

　　1957年，在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中，儲安平深刻解析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天下”

　　6月1日，儲安平在一次座談會上作了發言。

　　他說：“這幾年來黨群關系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問題上”。

　　他認為，“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些？”

　　他說：“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儲安平毫不客氣地批評了毛澤東，稱之為“老和尚”。

　　“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系？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

　　儲安平的“黨天下”言論終於使他遭到了人民民主專政屠刀的殺害。文革中，儲安平失蹤了，究竟是自殺、被打死，至今仍無定論。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從中央到基層，從國家機關到社會團體，層層設立黨組織，建立了黨天下，布下了天羅地網，控製著中國的角角落落，中國民眾被全民監控，無處遁形。關於“人民“，筆者在《為什麽我的文章中極少使用“人民“這個詞》一文中，已經闡述過，在當今中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人是”人民“。否則，就是敵人。”人民“只是中國共產黨的馴服工具。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主權在民”，而是“主權在黨”。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實際上是中國的主人。中國共產黨的中高層官僚集團成為中國的統治階級，中國國民淪為被統治的臣民。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政府是黨政府，軍隊是黨軍隊，經濟是黨經濟，文化是黨文化。中國共產黨牢牢地掌握著中國的一切權力。

　　像專製君主一樣的貪婪

　　筆者在《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暴力社會主義道路》一文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是君主專製製度的變種。像中央集權的君主專製權力一樣，前蘇共和中國共產黨都是通過暴力占有了國家的一切資產，並且壟斷了國家所有的權力。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滅商建立周朝。公元前1045年，周朝開始實施分封製度。周武王分封姬姓宗室子弟和功臣為列國諸侯，如封其弟周公姬旦於魯國，封功臣姜太公於齊國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攻滅六國後，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朝廢除分封製代以郡縣製，中央集權的君主專製製度取代了封建君主專製製度。中央集權君主專製製度的主要特征是“壟斷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一切鞏固專製統治的權力”，其表現為：1、專製君主是全國土地財產的唯一的最高所有者；2、專製君主獨攬國家權力，集全國的軍事、司法、行政權力於一身。3、專製君主的個人意誌就是法律，對臣民擁有生殺予奪之權；4、君主世襲製，亦即君主之位按照王室血統關系世代傳承；5、君主職位的終身製，即君主沒有任期的限製。除非該王朝被其他王朝所推翻，君主不得不下臺。6、軍隊是君主專製統治的暴力支柱,君主憑借軍事暴力奪取國家政權,統治其臣民。

　　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是中央集權君主專製製度的變種。中央集權君主專製製度是君主家族壟斷“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一切鞏固專製統治的權力“的製度，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是中國共產黨壟斷”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等一切鞏固專製統治的權力“的製度，其表現為：1、中國共產黨是全國土地和國有財產的實際最高所有者；2、中國共產黨獨攬國家權力，集全國的軍事、司法、行政權力於一身。3、中國共產黨的意誌就是法律，對百姓擁有生殺予奪之權；4、中國共產黨政黨世襲製，亦即政黨頭子之位在中國共產黨黨內傳承。5、政黨頭子的終身製，不死不下臺。6、軍隊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暴力支柱。中國共產黨憑借軍事暴力奪取國家政權,統治其臣民。

　　綜上所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是一個主權在中國共產黨的國家。

　　中國憲法 第一章 總綱 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兩個徹頭徹尾的謊言，其目的是為了掩蓋中國共產黨大權獨攬統治中國的真相。

中共意識形態批判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皇帝的新衣 “人民”批判

　　1．“人民”不等於“People”

　　中國的“人民”的概念，常用來與“people”相對應。實際上，兩者有著本質的不同。

　　英文的People是“人”的集合名詞，沒多少政治色彩，是泛指。American People，包括所有擁有美國國籍的美國人。壹個人究竟是否是American People，僅僅取決於他在法律意義上的狀況。壹名美國人，決不會因反其總統，或是囚犯，就不是American People。

　　“中國人民”決非如此。壹名中國人，雖然擁有中國國籍，卻可以有許許多多的原因被排除在“中國人民”之外，遠的有以前的“地富反壞右”，近的有異議人士、民間信仰團體、“敵對勢力”以及刑事責任者等。此外，如果壹位曾經能夠代表“人民”的官員，因各種原因遭到了刑事處分或成了政治上的對立面，就會立即被排除在“人民”之外。

　　中文裏，同People 含義更相近的詞匯應是“民眾”，不過這兩者也不能劃等號，因為People可以包括壹國的最高統治者，而“民眾”卻不包括。此外，漢語裏的“國人”比“民眾”包括的更廣，與People相近，但這壹詞匯通常只用於本國人之間，已在正式場合消失。

　　2．人民”壹詞的傳統含義

　　古漢語中，“人”和“民”的含義相去甚遠。“人”有泛指和特指兩方面的含義，作泛指用時指人類，作特指用時指那些有地位、品行、學識或名望的人。“人”要加上修飾語，才有負面含義，如“歹人”、“壞人”、“惡人”等。如果不加修飾，“人”是指因有身份地位而能從蕓蕓眾生中區分出來的人，因此，“人”既可以用作復數，也可以用作單數。

　　與之對應的，只能用作復數的“民”字，在古漢語中基本是壹個貶義字，並且經常與帶有貶義的形容詞連用，如“草民”、“刁民”、“暴民”等，即使與帶有褒義的形容詞連用，產生的仍然是某種貶義的效果，如“良民”、“順民”等等。古漢語中“民”字的含義，指的是位於被統治地位的、幾乎不能算做人的平民百姓群體。

　　古漢語辭典中對“民”的解釋：奴隸；百姓，《左傳.文公十三年》：“利於民而不利於君”；人，《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民有好惡喜怒哀樂”。“民”有三種含義：奴隸，百姓，人。“民”在作“人”講時，往往需要被特別加以說明，如上文中就特別指出，“民”也是可以象“人”壹樣，有“好惡喜怒哀樂”的。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民”意味著壹種幾乎不能算人的“人”。由此，古漢語中“人民”壹詞最早的含義，幾乎與“人畜”相當。

　　簡單地說，古漢語中的“人民”是指有地位的“人”和沒有地位的“民”的集合體。歷史上，“人民”這壹詞匯並不具有特定的政治內涵，而是與“民眾”的含義相近，但包含壹些不在“民眾”範圍之中的有地位的人。出現較多的地方是記載各地事件的史書方誌，或者向皇帝稟報各地情況的奏折之中，“人民”的含義是某地民眾與當地官員士紳的簡單相加，只是壹個地方群體的集合概念，如中原人民，江浙人民，以及範圍更小的某州某縣人民等等，但壹般不會說“全國人民”，因為專制社會不允許出現壹個有可能將最高統治階層包括進去的、邊界模糊不清的群體集合概念，能夠接受的只是不包括最高統治者的相應名詞，如“海內民眾”、“天下民眾”等等。此外，在書面語言上可有“華夏人民”或“中華人民”的說法，這是相對於外族而言的，沒有“全國人民”那種有可能將上下混為壹談的含義。

　　因此，中國史上的“人民”壹詞的含義就是某地官員、士紳和民眾的全體。

　　3．黨文化中“人民”的含義

　　共產主義運動興起之後，“人民”被賦予了特殊的含義。據馬克思的理論，資產階級是剝削階級，是反動勢力的代表；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則是進步力量的代表。無產階級與其同盟軍壹起，就構成了“人民”。顯然，“人民”已有了新的內涵。在“人民”的新含義中，“人”代表居於領導地位的共產黨，“民”代表跟隨共產黨的民眾。

　　《辭海》把“人民”解釋為，人民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含義，在抗日時期，壹切擁護抗日的都屬於人民的範疇；在社會主義時期，擁護社會主義的就屬於人民的範疇了。1949年後，“人民”是指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不包括“地富反壞右”等“賤民”，他們是非“人民”或反“人民”的。這是等級特權、階級歧視的表現。

　　4．“人民的國家”註定是專制的國家

　　“人民”有著與生俱來的先天缺陷，這壹缺陷導致了壹種極其落後的國家理念，導致了“人民的國家”註定是專制的國家。

　　首先，“人民”指的是壹部分特定的人，指的是共產黨及其從屬者；所以，壹個“人民”的國家，定是壹個屬於X黨的國家。“人民國家”就屬於全體國民，僅僅屬於這個國家中的壹部分人——“人民”。“人民”之外的國民，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等於沒有自己的國家。

　　其次，“人民”是個模糊的概念。誰是人民？幷沒有壹個明確的法律界定，最終只有最高權力者能夠決定誰是“人民”。在極端的情況下，“人民”有可能退縮成壹個極小的圈子，“人民”的國家將變成壹個只屬於極少數人乃至於最高統治者個人的國家。

　　顯然，這是壹種不正常的狀況，要維持這種狀況，就必須實行一黨專政。對於統治者來說，擁有統治權是壹件生死攸關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專制就成為“人民的國家”的必然結果和唯壹選擇。當今世界上的國家，凡國號裏有“人民”二字的都是專制國家；至於國號中有“人民”且有“民主”的，必定是世界上最專制的國家。因為，共產語境中的“人民”和西方的“民主”是兩個本質上完全對立的概念，能夠將兩個完全對立的概念強行合在壹起用到國號裏，這正是最專制的國家所做的事情。

　　192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魁首墨索裏尼及其法西斯政黨和法西斯國家，無不打上“人民”的烙印，凡對法西斯稍有不滿的、稍有懷疑的、都成了“人民的公敵”而遭打擊。希特勒是以德國人民的名義大肆殺戮其它國家的人民，即以壹部分人的利益為目標而取締其它部分人的利益，以壹部分人的生存和發展要求或強迫另壹部分人作出犧牲。

　　斯大林以保衛“人民”的名義竟槍殺了2-3千萬的俄羅斯人民。蘇共垮臺前在人民中作過“蘇共究竟代表誰”的調查，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幹部、機關人員的占85%。在結束共產統治後，俄國也允許新的共黨存在。開始的時候，俄國共黨在國會拿到40%的席位；第二次選舉時，他們的支持率降到25%；2003年十二月選舉時，共黨的支持率已降到只有12%。現在還在下滑。

　　戈爾巴喬夫在《往事與隨想──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中談到自己的心路歷程時說：“蘇共聲稱，它代表了最廣人民的利益，但是，人人都知道這是謊言”。

　　蘇共的宣示與“三個代表”中的“中國共黨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幾乎壹字不差。可見，“三個代表”並非中共的專利，而是拾蘇共的牙慧，續演蘇共的老把戲。

　　三個代表秉承了“蘇聯老大哥”的謬誤，邏輯不通、法理不通、情理不通。 黨要代表人民，卻不是人民選舉的，也不是人民授權的；黨非要代表人民、強行代表人民，那是強奸民意。“中共代表了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本身就是壹個偽命題。中共的黨文化是世界上最腐朽最沒落的文化，黨文化的核心就是假大空。共黨聲稱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但恰恰是共黨放權松綁的地方生產力才能發展。三個代表是中共在政治舞臺上的又壹次反串表演。

　　在民主社會裏，政黨和國家是截然不同的二個概念。國家是全體人民的，而政黨只能屬於壹部份人。任何社會都永遠存在著不同的意見與利益集團，存在著不同集團之間的利害沖突。因此，無論是哪壹個黨都不能代表全民。共產黨的黨章上明明白白地寫道：“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為無產階級利益奮鬥的。在60年代中蘇大辯論中，中國共產黨曾經痛斥赫魯曉夫的“全民黨”理論是對馬列主義的背叛。

　　三個代表是對權力的壟斷、對真理的壟斷、對利益的壟斷；它剝奪了人民的表達權，壓制了人民的思想權，三個代表不是理論而是騙術。中共是壹個沒有公德、公信、公正的黨。它不許其它黨派的存在，堅持壹個黨、壹個領袖、壹個主義。它口稱立黨為公，實際上是結黨營私；它口稱執政為民，實際執政為己。三個代表不是“新世紀的宣言”，而是新世紀的謊言。三個代表塞進憲法，這就成了壹幕只有在獨裁國家才會出現的荒唐鬧劇。

　　中國領導人通常是不經過別人的授權而自作主張地“代表”別人，共產黨不經人民同意就以“人民”的名義說話，“三個代表”是這種武斷作風的“最新成果”。

　　“人民日報”是黨報，即是“壹部分人”[party]的報紙，它是黨的喉舌。壹部分人的喉舌決不能成為全體人民的喉舌。因此，作為黨的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其實質是非人民的。各級黨的喉舌，亦即從省到市的報紙，只能聽命於中宣部而奉命報道，縱然有千百家報紙，其實質則等同於“輿論壹律”的壹家報紙。

　　《南方周末》以全民代言人自居，進行毫無事實的煽情報道。它對中美撞機事件的頭版頭條報道，在第壹版打出大紅字體的標題“十三億人民呼喚著同壹個名字：王偉”。壹張地方報紙，即便是發行量極大的報紙，怎麽就如此大言不慚地宣稱代表十三億人！

　　“黨的喉舌”常常說“全國人民”如何。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天天在“代表”全國的電視觀眾謝這個、謝那個。全國的電視觀眾什麽時候以何種形式或程序賦予他們這壹代表權？

　　未經他人授權或同意就大咧咧地代表人家，這顯然是侵權、是非法、是侵犯他人的意誌！為什麽很多人言必稱代表，就是在於他們想擁有代表的權力，而謀自己的利益。我們常常被人“代表”，被人侵權，甚至麻木到根本不以為是侵權。

　　為什麽我就不能代表我自己、而壹定要妳來代表我？說穿了，因為妳手裏有槍，就自說自話地代表我了。還說是我要求妳代表的，還說如果沒有妳，我就不會過日子，還說我被妳代表了後，生活就非常幸福，心情就非常甜蜜。

　　壹個不癡、不傻的人，怎麽會心甘情願地被別人代表嗎？人，總是希望自己代表自己。如果我來代表妳，妳願意嗎？現在，妳憑著手裏有槍，妳可以代表自己了，還不滿足，還要多吃、多占，來代表手無寸鐵的我，把本來屬於我的那份權利，也拿了過去，還說妳完全是為我好，是讓我做主人。妳最大的快樂就是：妳除了可以代表妳自己外，還可以代表我。而我，既不能代表妳，也不能代表我。妳願意代表我到哪壹天，就代表我到哪壹天。這就是命。妳的命好，我的命不好啊！因為，妳可以要我的命。槍桿子在妳手裏，妳就什麽話都可以說，什麽理論都可以創造；真是“偉大”神奇呀！

　　到處是人民，無時不人民。飯店叫人民飯店；旅館叫人民旅館；浴池是人民浴池；公園是人民公園；殯儀館是人民殯儀館；廁所是人民廁所。錢也叫做“人民幣”，以為只要加上了“人民”二字，貨幣就就不那麽銅臭味了，就只屬於人民了。真是異想天開，天方夜譚。

　　任何權力不論在抽象意義上如何代表人民，實際上必然由少數人行使，必然更多地反映少數人的利益與意誌。當“人民”與具體的公民無關時，集體就成了虛假的集體，成了少數人剝削他人和實現個人私利的工具。抽象的人民成了神，具體的人民成了仆。當暴力集團以“人民”的名義當家作主時，具體的個人早已成了只有義務、沒有權利的奴仆了。

　　中共標榜的“人民”就是它本身，真正的人民則成了任其驅使的奴隸。“人民利益高於壹切、個人無足輕重”，這話似乎很高尚；但否定了個人的權利，具體的權利就落入到獨裁者的手中。他可以輕易地把那些不同意他的人定為“人民的敵人”。在掌握了對人民的生殺大權後，無論共黨如何貪污腐敗、如何罔顧民意，若人民要反抗，定會受到軍警的鎮壓。

　　共產黨的邏輯是：反黨即反人民、反人民即反革命、反革命就必須專政。按這壹邏輯，批評的呼聲被封殺了。壹旦黨外人士用“人民”的名義，他們就認為是僭越。梁漱溟想為農民叫苦，惹得毛澤東臭罵壹通，說他“班門弄斧”。1957年，壹批知識分子“為民請命”，結果被打成右派；89學生遊行反腐敗遭到政府的殘酷鎮壓後被定為“反革命暴亂”。

　　中共把壹切屬於人民的權利都剝奪了，連“人民”兩個字都霸占了。官方流行的“解放前”或“解放後”的說法，這說的是獨裁者而不是老百姓。對於老百姓而言，“解放牌”的繩子比別的繩子把人民捆的更緊。人民被共產黨強奸了，人民的喉嚨被割斷了。中國人生來就是被強奸的命，被強奸後還要呻吟著叫好。

　　共黨宣稱它是無產階級的代表，它比群眾更懂得他們的利益所在，這是它掌權的理由。共產黨強制代表妳、我、他，美其名曰“人民政府”。它的權力既不來自於天命，也不是靠選舉，而是以暴力和欺詐來維持的。以壹個省為例，省長理應是壹省的政府首腦。其實不是，省長的真實身分是“中國共產黨ＸＸ省委員會副書記”；他上面的省委書記，才是真正的壹省之主。壹省之內，省委書記的權力是無限的。省委書記黨、政、軍權集於壹身；他唯壹畏懼的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及其組織。

　　譬如：省委書記程維高掌控河北十年，縱容其子程慕陽貪污數十億元。河北人民罵程維高，連出租車司機、賣菜的、普通市民都罵。可河北的媒體[“媚體”]卻竭盡巴結獻媚之能事，連小罵大幫忙的屁都不敢放。舉報了程維高同夥問題的郭光允遭毆打、被汽車蓄意撞成重傷、被開除黨籍，蒙受了兩年牢獄之災，被打得“上下哪兒都疼”，其家人親朋近20人受到牽連。連省紀委書記也被提前退休。可見，黨書記與殘暴的皇帝有什麽兩樣？！

　　中共的宣傳部，管著廣播電視廳、新聞出版局、文化廳、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等；中共的政法委員會，管著法院、檢察院、公安廳、安全廳、司法廳、監獄管理局、海關、 武裝警察部隊等。壹直以來，所謂的政府部門，就是黨委的辦事機構，主事權完全在黨委及其部門手裏。“人民政府”不過是書記的傀儡。

　　“黨領導壹切”，就是中國的全部。在全社會的各行各業各單位中設立黨的權力機構，以求統領壹切，重在控制思想和掌管人事權。從中央到地方，都建立起了壹個個蛛網式的等級化的“封建莊園”。莊園的莊主便是這個莊園的黨的最高負責人。他有其領屬範圍內的壹切生殺予奪大權。中國大陸全體人民，實際上便成了奴隸制度下的無任何人權的奴隸而已。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為壹黨之國。國家機器的每個方面都是黨的機構的延伸，“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等壹系列掛著人民名字的機關實乃特權衙門。黨官僚化了，黨變成了壹個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為人民服務”就是人民為共黨服務。如果危及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黨可以反對“個人崇拜”，但永遠不能反對“黨崇拜”。“反黨，反社會主義”歷來都是中共國最嚴重的罪名，可見保衛中共的壹黨領導地位，即保衛“黨天下”，乃是中共為之奮鬥的最高宗旨。維護黨的利益就是維護整個既得利益集團的私利！

　　在民主全球化的情況下，政府早已不再是某壹個階級利益的代表；它是所有人的利益代表。政府應在法律的框架內對所有公民壹視同仁。公正性是政府的第壹要義。不管任何的黨派執政，政府都不僅僅代表某壹個黨派的利益，而應對全體公民負責。所以，政府的名字前加壹個“人民”顯然是違背了政府的中立性原則。

　　必須取締強加在每壹個中國人身上的子虛烏有的人民稱號：教師就是教師，而不是什麽虛張聲勢的“人民教師”；職員就是職員；警察就是警察，以此類推，以徹底恢復人的本來面目，以解除籠罩在人身上的虛假的“人民”之光環。

　　5．“人民的國家”註定是腐敗的國家

　　以權謀私，是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的事；只有壹個“人民”的國家，才會使大規模腐敗成為必然。導致大規模腐敗的第壹個原因在於，“人民”的國家註定是壹個專制的國家。專制意味著不受制約和不受監督的權力，意味著種種明裏暗裏的特權，在這種情況下，圍繞權力的腐敗就必定會發生。

　　有人認為，腐敗是改革的產物，而與專制沒有多大關系，因為在毛時代，腐敗的情況要比今天好得多，人們要辦事，往往也就是向官員送壹些煙酒而已。

　　這裏要區分兩個概念。首先，不能把由於社會條件的限制無法發生某些腐敗，就看作是清廉。在壹個物質極度匱乏和生活內容極其單調的社會裏，今天的許多腐敗固然無法發生，但是，如果在大家都吃不上飯的情況下，有人憑藉手中的權力將國庫中的幾袋糧食搬回了家，這同今天壹些人將成百萬上千萬公款劃為己有的性質是壹樣的；其次，腐敗不僅要看涉案的絕對數目，更要看相對數目。在文革時期，許多知青為了提幹或上學，常常向當地幹部送出煙酒和貞操等禮品，這也許只有幾十元人民幣，卻可能是壹個家庭的壹大筆積蓄。今天的腐敗，只不過是在條件充分具備之後，專制體制的腐敗能力全面暴露出來了而已。

　　導致嚴重腐敗的第二個原因在於包含在“人民”這壹概念中的政治理念。在今天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裏，不管壹個執政黨實際上的作為如何，其名義上的服務對象只能是全體國民，而在中國，黨公開宣稱的服務對象既非國家也非國民，而是“人民”。所以，“為人民服務”也就是為特定的人群服務。當百姓高興的以為“為人民服務”就是為自己服務時，他們卻不知道，“百姓”的身份已經把他們排除在了執政黨的服務理想之外，如果平民百姓確實得到了某種服務，那不過是“為人民服務”的附帶結果。

　　為什麽共產黨只“為人民服務”？首先，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壹切的人和事都是有階級性的，因此，共產黨而只能為那壹部分與自己站在壹起的“先進人群”及其追隨者服務；其次，馬克思主義這種劃分階級的理論，正好同長期以來中國社會中那種等級觀念和拉幫結派的文化傳統吻合，因此立即毫不困難地被奉為深信不疑的真理；此外，在中國歷史上，平民百姓從來就不是統治者的服務對象，而只是管制對象，“服務”是層層向上而非向下的。

　　“為人民服務”的提出同腐敗存在必然的關聯。當初“人民”起來革命的原因，就是要建立壹個屬於“人民”的美好社會。在奪權成功後，享受美好生活就開始了。由此，“人民”在新社會中通過特權來獲得享受，正是當初“人民”要通過革命來達到的目的。

　　這壹理念，很自然地使“人民”在奪取政權之後，讓“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自我服務”。任何手握權力的官員，在沒有出事之前，都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壹員，甚至是“人民”的代表，“為人民服務”可以名正言順甚至理直氣壯地變成為某個具體官員個人的服務。因此，包含在“人民”這壹名詞中的政治理念，本身先天地包含有大規模腐敗的因素，這正是“人民”的國家總是導致嚴重腐敗的壹個重要原因。

　　有人指責今天的壹些腐敗官員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理想，把“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自己服務”，他們或許沒有想到，這兩者在本質上幷不沖突，除非某些官員腐敗過了頭，以至於損害到了其它“人民”的利益。

　　導致嚴重腐敗的第三個原因來自存在於“人民”這壹概念中的國家理念。“人民的國家”是壹個僅僅屬於“人民”的國家，當壹個人是“人民”的壹員的時候，他擁有自己的國家；而當壹個人被排除在“人民”之外時，他就等於也失去了自己的國家。而由於“人民”是壹個政治概念而非法律概念，壹個人是否屬於“人民”，幷無明確的法律界定，而僅僅取決於他的相關政治狀況，因此，壹個人完全可能因為種種說得清或說不清的原因，而於壹夜之間被置於“人民”之外，從而成為自己國家中沒有任何權利的寄居者。

　　對於身居有利位置和擁有各種權力的官員來說，置身於中國的專制體制中，就好像是乘坐在壹艘裝滿珠寶的大船上，壹方面財富唾手可得，另壹方面，沒有人知道自己會在什麽時候下船，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被拋入大海。在這種特殊的境況中，如果有人產生大撈壹把然後離船上岸的念頭，是十分自然的，這也正是實際中發生的情況，大量貪官攜款外逃，絕不僅僅是貪婪的結果，而是與“人民的國家”中壹個國民缺乏法定的權利保障密切相關的。

　　在“人民的國家”中，壹方面，種種因素促使官員利用公共權力為個人撈取好處，而另壹方面，政治上和法律上經常性的界定不清，又使貪官們不僅有許多漏洞可鉆，而且不壹定會案發或被查處；而貪官們是否會被查處，查處的結果如何，主要幷不取決於其具體的腐敗行為，而取決於其政治處境。

　　由此，在上述種種因素形成的合力作用下，大規模的腐敗，以及普遍的權力濫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以“為人民服務”為訴求的統治者，為了保證其享有的特權，必然會竭盡全力維護其專制統治，而其宣稱的所謂“民主”，只不過是出於維護其權力的壹種招牌和手段，是服務於其最大程度地享受特權這壹目標的。

　　共產社會是吃人不吐骨頭的動物社會

　　絕對權力本末倒置地將自身當成了目的，自己規定自己，自己賦予自己存在的理由和依據，將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消滅壹切反對力量的基礎上。無論在哪裏實行，這樣的制度都毀滅人的個性、自由、價值和尊嚴，壓制人性力量的自由成長，把人的發展禁錮在本能需要的動物性階段。人不能像壹個人那樣生活，人的生命意識極度萎縮乃至麻木，於是人的存在就變成了壹件荒謬的事實，終日像行屍走肉壹樣蠅營狗茍。絕對權力是壹個吸食個體生命的漩渦和黑洞，每個人都變成了國家機器上的螺絲釘，他的意義僅限於他在這架機器裏的作用，他的價值取決於他在這個高度完備的差序社會裏的身份。

　　官方宣傳：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官員是人民的仆人。可這就怪了：仆人武裝到了牙齒，主人赤手空拳，主人身上偶爾帶把刀都被仆人定性為兇器。天底下，還能找出這樣窩囊的“主人”和這樣強悍的“仆人”嗎？

　　我親愛的公仆大人！ 蒙您賜我主人翁的名稱，我感到了極大的惶恐， 同時也覺得您在尋開心！

　　明明您是高高在上的大人， 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您發命令，我來拼命。 倒說您是公仆，我是主人？

　　我住馬棚，您住廳堂， 我吃骨頭，您吃蹄膀。

　　弄得不好，大人肝火旺， 拿我出氣，遍體鱗傷！

　　大人自稱公仆實在冤枉， 把我叫做主人更不敢當。

　　您的名字應該修改修改， 我也不願再幹這壹行。

　　我想辭職，您看怎樣？ 主人翁的臺銜原封奉上。

　　我情願名副其實地做驢子， 動物學上的驢子，倒也堂皇！

　　我給您騎，理所應當； 我給您踢，理所應當；我給您打，理所應當； 不聲不響，驢子之相！

　　我親愛的騎師大人！ 請騎吧！請不必作勢裝腔，賤驢的腦筋簡單異常， 您的韁繩，我的方向！

　　但願您不要打得我太傷， 好讓我的服務歲月久長，標語口號，概請節省， 驢主，驢主，何必再唱！

　　2005年11月27日黑龍江省東風煤礦所屬七臺河礦業精煤集團公司東風煤礦發生爆炸的原因是瓦斯爆炸引起煤塵爆炸。而24日下午，已就礦井內煤塵超過安全標準二倍發出警告，然而礦局官員卻下令趕任務繼續作業。礦難搜救工作結束確認171人遇難，遇難者每人賠償20到22萬。而東風煤礦礦長馬金光僅僅當了五年礦長，竟擁有3200多萬元存款，三輛平治、本田轎車，在哈爾濱風景區太陽島還擁有壹幢豪華別墅！原來他的這些橫財都是礦工們的血肉堆積成的！令人震驚的是，該礦連續三年被黑龍江省評為“明星礦”。11月中旬在京召開的中國煤炭工業表彰大會上，該礦礦長馬金光被評為“煤炭工業優秀礦長”！

　　在隱瞞松花江特大污染和特大煤礦爆炸事故的背景下，當人們紛紛譴責官方草棺人命時，大院屎“活著羞”兇神惡煞地說：“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也就是說，那些人是該死，誰想用“死”來批評政府，誰就是大逆不道！何祚庥真是大太監啊！請看：

　　何祚庥：（礦難的原因）主要是窮，而不是腐敗。為什麽工人能接受較低的工資、較危險的條件？老百姓不是傻子，他們不是不知道啊。那為什麽還接受？因為不接受活不下去。

　　攝影師：那他們就該接受這樣的命運嗎？

　　何祚庥：妳不該生在中國，妳不該做中國人，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了？

　　專政組織要維護等級制，只有等級森嚴才顯示上級的高貴。在黨的眼中，農民是最低的等級，所以理應為高等級犧牲！所以何祚庥說，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而且又是農民的，應該為GDP的增長獻出生命！象當年的黃繼光董存瑞之類的獻身（他提到戰爭年代的無私奉獻）。

　　這種集體主義說教和皇帝時代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壹模壹樣，所不同的只是“君”換成了“集體、大局”之類。專政的“集體主義”等級制就是非人性的。

　　問蒼天 問大地：

　　人民啊，

　　為什麽連豬狗都不如？

　　老佛爺慈西說：

　　民是家奴

　　我寧予友邦，不予家奴

　　托洛斯基說

　　人要象狗壹樣為黨沖鋒陷陣

　　斯大林說

　　人是鋼鐵，黨要咱煉就咱煉

　　劉少奇說

　　人是木頭，黨要咱劈就咱劈

　　吳運鐸說

　　人是磚頭，黨要咱搬就咱搬

　　雷鋒說

　　人是螺絲釘，黨要咱擰就咱擰

　　何祚庥說

　　民要為能源供應犧牲做貢獻

　　錘子鐮刀旗啊，

　　怎把人當鐵壹樣的錘、當草壹樣的割呢

　　問蒼天 問大地：

　　人民啊，

　　為什麽連犬豕都不如？

　　蒼天無語 大地無言

　　恍恍惚惚中

　　上帝告訴我：

　　人是最高貴

　　貶低人的尊嚴就是魔鬼附身

　　只有人人平等

　　人的尊嚴才不會貶值

　　只有人人平等

　　人才能健康快樂的生活

　　三更醒來始知夢

　　輾轉反復終確認

　　集體主義不人道

　　唯物主義貶低人

　　惟有信奉上帝道

　　人性尊嚴得保全！

　　這是壹個磚頭社會，壹個螺絲釘社會，壹個毫無人性的社會！這不是誇大。看看文革，看看各種冤假錯案就可知了。我曾同壹個農村的小學老師說到抗美援朝中國死了80多萬人，她說：難免，毛是偉大的。我說：妳父母要是死在朝鮮戰場的話，也是難免嗎？難道80萬人的生命難道80萬生命之和都輕於毛的生命嗎？她語塞了。如果壹個人沒有生命神聖的觀念，就不是人！古人都知道人命關天，現代人反而覺得死個人就象死只螞蟻似的！倒退啊倒退,墮落啊墮落！

　　阿Q動物國之童話。法國思想家愛爾維修說：“禁錮思想壓制言論，就會使人民成為瞎子、聾子和白癡，瞎子的東西比明眼人的東西更容易偷，壹個白癡民族要比壹個開明民族容易哄騙、容易統治。”王亞南說過：專制國家就是瘋子+騙子+聾子+啞子。所以，專制國的人員構成=殘暴的瘋子似的皇帝+騙子似太監、官僚+聾啞的螺絲釘化的百姓。專制統治群體，真正希望人民是瞎子、聾子、啞巴，聽憑他們任意的擺布，不要有任何不滿、抗議、爭辯。螺絲釘化的百姓成了被官員們任意宰割的家畜。

　　國家動物園化、人民動物化，可以說是專制統治的傳家法寶。公然把壹部分國人稱之為獸的是毛：要消滅壹切牛鬼蛇神。這些牛鬼蛇神就是黑五類地富反壞右。這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實際上是在經濟政治科學文化等各個領域裏的精英。戴著牛鬼蛇神帽子的牛鬼蛇神們，實際中的生活遭遇也確實是鬼壹般的非人。《芙蓉鎮》裏的“壹對黑夫妻、兩個狗男女”秦書田就對胡玉音說：“活下去，像狗壹樣地活下去”。

　　第壹階段，逐步非人化。具體又可分為3個小步驟：去感官化，也可俗稱聾瞎化；去思想化，也可俗稱太監化；去廉恥化。

　　去感官化，就是使人民瞎子化聾子化啞巴化。統治者完全掌控了媒體，民眾成了政治上的聾啞人，他們只能知道毛澤東偉大、正確的。從而使人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言動”。這裏的“禮”字應該改成“理”字更確切些。當然，這個理字，也不是道理真理公理天理，而是黨理，即是否有利於黨的統治。

　　凡事根據這條黨理來定奪。不該妳看的，就不讓妳看，讓妳成個睜眼瞎。譬如說，香港七壹大遊行，就不讓人民看。所以在人民的眼中，H港這兩次大規模的遊行就壓根兒沒發生。從中央到地方，電視畫面千篇壹律：熱心幹部深入基層送關懷送溫暖，人民公仆日夜操勞抓改革抓廉政；廣大群眾感激涕零齊唱新時代好，普通百姓飲水思源同贊黨親。至於天天發生在實際生活中那些個壞的陰的暗的黑的臟的醜的邪的惡的毒的東西，能上電視者屈指可數。不奇怪，事關光輝形象，怎麽能給妳們這些草民輕易看見？

　　不該妳聽的，就不讓妳聽，讓妳的倆耳成個擺設。不用說境外的反動電臺妳不能聽的；就是國內消息，妳也只能聽贊歌頌曲，譬如神舟上天世貿入圍等等，均為利好消息。但是大興安嶺大火熊熊，廣東傻斯病毒洶洶，到處礦難淒淒，河南艾滋患者慘慘，無壹不是先捂蓋子，盡量少報道或表面化的歌功頌德式的報道。有人想把共產黨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刊登在《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上的文章題為《歷史的先聲》出版，結果不準！

　　不該妳說的，就不讓妳說。我就是要讓妳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陳為軍想來H南揭艾滋病的蓋子，就被圍追堵截；章詒和敢為幾個最終未被摘帽的右派分子評功擺好，就禁了書；陳桂棣敢為最下賤的農民鳴冤叫屈，被告上法庭；喻華峰的《南方都市報》報傻斯、報孫誌剛風頭出盡，就得嘗嘗蹲八年大牢的滋味。

　　人們缺德化。這壹招最陰最毒最下流最無恥，但這壹招最管用，最能長治久安地保證我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這壹招就是讓人民放棄最後的道德底線，變得沒有廉恥感也沒有是非感，沒有正義感也沒有罪惡感。

　　執政初期，殺地主老財，正確；改革開放，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英明。黨旗上繡上鐵錘鐮刀，正確；黨章裏歡迎紅頂資本家入夥，英明。黨當年鼓動工人罷工，光榮；共產黨如今不許工人罷工，偉大。農民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土地，好！農民因人民公社化失去土地，好！農民在承包經營時又得到土地，好！農民在圈地運動中再失去土地，好！總之，好！好！還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人民必須永遠感恩戴德。天大地大不如黨的能力大，爹親娘親不如黨的領導親，千好萬好不如黨的政策好，河深海深不如黨的恩情深。

　　馬曾預言：工人階級最終失去的只是鎖鏈，而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在當今的阿Q國，工人和農民的狀況也許恰好相反。他們失去了整個世界，而獲得的只是鎖鏈。盡管如此，苦難的老百姓們還被逼迫著強裝笑顏感謝皇上聖明。

　　阿Q國做到了全面禽獸化。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經過了對人民長期不懈的艱苦卓絕的“不可使知之”的瞎子化聾子化啞巴化、“不可使思之”的太監化和“不可使恥之”的妓女化之後，終於迎來了“民可使由之”的嶄新時代。

　　動物園內共分以下幾大類，細目從略不表。第壹類人被豺狼化。既是豺狼當道，當先表此類。此類由貪官污吏和奸商惡霸組成，無仁無德，貪婪成性。官僚和資本的糾纏交錯是其最典型的形態。手握公權，貪贓枉法，化公為私，中飽私囊。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揮霍浪費國家資源。花天酒地，紙醉金迷，荒淫無度，醉生夢死。橫行霸道，魚肉鄉裏。為非作歹，遺禍壹方。乃人間之大惡，獸中之大害者也。

　　第二類人被鷹犬化。此類攀豺附狼，依托權貴。多為禦用文人，豢養名士。就炎附勢，騎墻觀草。見風使舵，兩面三刀。豺雲亦雲，拾狼牙慧。豺步亦步，狼趨亦趨。有勇有謀，無氣無節。甘心情願成為豺狼的幫忙、幫閒和幫兇，成為豺狼的打手、護從和跟班，成為豺狼的鷹爪子和狗腿子、護院禽和看家犬。實乃鮮廉寡恥之徒卑鄙齷齪之輩，深為他類所不齒。

　　第三類人被豬羊化。此類獨立獨行，明哲保身。治則胸圖大誌，亂則偏安壹隅。不似鷹犬之類甘願助紂為虐，但為豺狼逼迫又不得不隨波逐流。生活舒適充實富足，有小資美譽。性情隨和溫順儒雅，文質彬彬。滿足於自己的小家庭生活和小圈子交遊，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對豺狼鷹犬憤恨而無語，對牛馬遭遇同情而無助。多為高薪文人職員即所謂白領者。

　　第四類人被牛馬化。此類屬禽獸化之後最為悲慘淒苦的壹類。雖量巨而勢力薄，雖群大而聲音渺，屬最最弱小的弱勢無勢群體。由農村父老加上城市中被邊緣化之輩如無崗可上之工人無業可就之青年組成。是為全世界提供物美價廉產品而所需最廉價勞動力的主要來源。他們度日如年，掙紮在水深火熱之中。牛馬們吃苦最多，幹活最累，掙錢最少，負擔最重，地位最低，生活最艱，日子最難，常自嘆實際上比牛馬還不如。

中國政府的精神領袖的邪惡本質

作者 春生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二 毛澤東第三次發瘋1962年1月，在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三年災荒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當面打了毛澤東的臉。1962年7月，劉少奇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麽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三年特大災荒，餓死了幾千萬中國百姓，毛澤東被迫退居二線，他在黨內外臉面喪盡。

　　被余英時描寫成“打天下的光棍”的毛澤東澤怎能甘心呢！ 1962年9月，毛澤東舉起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魔刀，在鬥完了地主、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之後，又開始策劃共產黨內部窩裏鬥。1966年5月，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文革中均遭到迫害。劉少奇於1969年被迫害致死。

　　毛澤東第三次發瘋，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劉少奇之眾多共產黨官員固然遭到了迫害，但是受害最深的還是中國百姓，還有“中國”這個國家。從北京的“紅八月”起，中國很多地區發生了大屠殺，包括廣西文革屠殺、廣東文革屠殺、雲南文革屠殺、湖南文革屠殺等，亦有大量文物古跡在“破四舊”中遭紅衛兵破壞。大陸中國在再一次陷入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之中。

　　紅衛兵

　　1966年5月16日， 毛澤東直接導演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當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中的一群中學生成立了紅衛兵組織。他們聲稱自己是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毛主席是他們的“紅司令”。這些所謂的紅衛兵的頭頭和骨幹都是中國共產黨幹部的子女。他們自稱“紅五類”（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雇農、佃農）、下中農）。如果說，毛澤東那一代人為嗜血一代（簡稱血一代），其中出身革命軍人、革命幹部的紅衛兵大都是血二代。他們享受著升學、招工、晉級調資、分房、醫療、參軍、提幹、參選人民代表、從政為官等等的優先權。今日，這些血二代大都成為中共既得利益貪污集團成員。紅衛兵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殘酷迫害共產黨的“階級敵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份子、資本家等等。

　　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起來“造反”，鼓動紅衛兵“打倒一切”。紅衛兵們高呼著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瘋狂地打砸搶，文革第一撥災難開始了。這些頭戴綠軍帽、身著綠軍裝、腰間束武裝帶、左臂佩紅袖標，手握紅寶書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有著中共嗜血一代的愚昧和殘暴,迅速血染中國大地. 紅衛兵首先把矛頭對準了他們的老師。他們羞辱、毆打、活活打死老師。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老師。寫到此處，筆者敲擊鍵盤的手顫抖著，無法寫下卞仲耘被侮辱、毆打致死的悲慘情景，請讀者查閱王友琴寫的《卞仲耘之死》一文。讀者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毛澤東的暴行，請登錄王友琴創建的“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閱讀《文革受難者》一書。

　　王友琴在《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前言中寫到：“1966年8月，在毛澤東的熱烈支持下，‘紅衛兵’迅速由一個中學生小組發展為全國每個學校都有的文革組織。校園暴力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興起而開始。一大批教職員工被抓進‘牛鬼蛇神隊’中，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所謂‘鬥爭’，實際上是被毆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所謂‘鬥爭會’上被活活打死。不但有中學老師被他們的學生打死，還有小學老師也被他們的學生打死。這是中國自有學校以後兩千年來從未發生過的暴行。在文革領導者的引導下，校園暴力進而蔓延到校外。紅衛兵學生走出學校進行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燒書籍和砸毀文物的同時，一大批所謂的‘牛鬼蛇神’被打死，還有一大批人被從城市掃地出門驅逐到農村。這些被驅逐的人們中，有的在未到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達目的地之後很快死於饑餓於疾病，也有的在那裏無法生存而自殺。這場殺戮從8月初開始，延續了前後兩個月的時間。全國的學校無一例外，都發生了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擊。僅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萬居民被驅逐，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紅色裝飾的背景中，被害者的血淋淋的屍體被丟上卡車或者平板三輪車，駛過北京的街道，運往火葬場。火葬場的焚屍爐日夜燃燒，超負荷運作，卻依然供不應求。他們的屍體堆那裏發臭，然後被燒掉。他們的骨灰都被扔掉，沒有保留。1966年殺戮的主要特點是，被害者未經任何審判程序就被殺害，關於他們的死沒有任何文字記錄留下；他們不是由專業劊子手槍斃或者殺頭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的；另外，大量的虐殺主要由中學生紅衛兵執行的。十多歲的青少年當時有權對人施行酷刑、剝奪財產住房，直至殺死人”。

　　8月22日，毛澤東、中共中央批轉了公安部的文件《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幹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反對幹涉學生文革、支持紅衛兵運動。

　　他說：“ 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學生開了十萬人大會，把兇手抓出來，驚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發呼籲書。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幹涉，團中央改組，原想開會改組，現在看不準，過幾個月再說。急急忙忙做出決定，吃了很多虧，急急忙忙派工作組，急急忙忙鬥右派，急急忙忙開十萬人大會，急急忙忙發呼籲書，急急忙忙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對黨中央，為什麽反對不得？我出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有些問題要快些決定，如工農兵不要幹涉學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寫大字報上街有什麽要緊“？

　　8月26日，中國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提出，“我們要保衛紅衛兵，反革命殺了紅衛兵堅決要鎮壓反革命……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打死了也就算了”。

　　在北京大興縣的“大興事件”（又稱“八三一事件”）中，從8月29日至31日，先後有325人遭屠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謝富治又在幾個省市公安局負責人座談會上提道，“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一個省的公安局長問：“拘捕起來總可以的吧？”謝回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

　　紅衛兵不僅殘害老師，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師、傳教士等被公開批鬥，有的人因為有親戚在國外，被紅衛兵以有“海外關系”等罪名批鬥抄家。紅衛兵以 “破四舊”，即所謂的破“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名義瘋狂迫害工商業者、上層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員，打人抄家風迅速蔓延全國。

　　紅衛兵還對被他們視為奇裝異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動，如剃陰陽頭、剪小褲腳管、剁尖頭皮鞋等。一切被他們認為與封、資、修等“四舊”沾邊的百年名店、老店招牌被砸，一切被他們認為與封、資、修等“四舊”沾邊的路名、店名、校名、廠名、影劇院名、公園名統統改名。他們砸教堂、搗廟宇、挖墳墓、焚燒文化典籍、毀壞文物古跡。

　　文革中慘死的部分名人：國學大師熊十力、歷史學家翦伯贊、著名電影演員上官雲珠、世界乒乓球男單冠軍容國團 、著名女鋼琴家顧聖嬰、著名黃梅戲演員嚴鳳英、前光明日報總編儲安平、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李翠貞、音樂理論家沈知白、著名翻譯家傅雷夫婦 、新月派詩人、考古學家陳夢家、化學家蕭光琰、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楊嘉仁夫婦、北師大教授劉盼遂、著名詩人聞捷、著名京昆劇表演藝術家言慧珠、北大生物系教授俞大因、物理學家張宗燧、著名電影導演顧而已、武漢大學教授劉綬松夫婦、南開大學教授饒毓泰、雲南大學校長，著名作家李廣田、地質學家謝家榮、電影劇作家海默、文史學者周予同、 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主任陳又新、著名平劇演員小白玉霜、歷史學家李平心、詩人遠千裏、華東師大教授姚啟鈞、物理學家趙九章、京劇表達演大師馬連良、電影藝術家應雲衛、陳布雷女陳璉、著名藥理學家張紹昌、社會學家張宗穎夫婦、生物學家陳同度。

　　中國新聞周刊網教詳細地列舉了那些“文革”中被毀壞的文物，以下是部分內容：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揚灰；造字者倉頡的墓園、山西舜帝陵、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毀；孔子的墳墓被鏟平，挖掘，‘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廟碑被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塑像被搗毀。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孫令貽的墳墓被掘開；醫聖張仲景的塑像被搗毀，墓亭、石碑被砸爛，“醫聖祠”已不復存在；河南南陽諸葛亮的“諸葛草廬”的“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搗毀，珍藏的清康熙《龍崗誌》、《忠武誌》木刻文版焚燒；書聖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文成公主當年親自主持塑造松贊幹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被搗毀；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被毀；杭州的嶽飛墳被刨，嶽武穆被焚骨揚灰；阿拉騰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砸了個稀爛；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皇城也拆得一幹二凈；海南島海瑞的墳被砸掉，遺骨被挖出遊街示眾；北京城內的袁崇煥的墳被夷成了平地；吳承恩的故居被毀為一片廢墟；紅衛兵掘開蒲松齡的墳，屍體被搗毀；張之洞的墳被刨開，紅衛兵將張氏夫婦尚未腐爛的屍體吊在樹上。張氏後人不敢收屍，任屍體吊在樹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紅衛兵刨開康有為的墓，將他的遺骨拴上繩子拖著遊街示眾。（中國新聞周刊網《盤點：那些“文革”中被毀壞的文物》文章來源：《中外文摘》）中華五千年文明遭受了的巨大破壞的同時，毛澤東的塑像遍布全國，中華大地只允許國賊毛的塑像存在。《關於1966—1967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其中指出，不論高小或初中都要學習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到頂峰，“毛澤東思想”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內容被寫入《七五憲法》。

　　林彪開始倡導個人崇拜，稱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他的話都是我們的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誅之。毛澤東的走狗利用民眾的盲從和無奈在全民中進行“三忠於”（忠於毛、忠於毛思想、忠於毛路線）、“四無限”（對毛、毛思想、毛路線，要無限崇拜、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忠誠）的效忠活動，無論開會、工作，還是看電影、吃飯，人手一本毛主席語錄，高喊“毛萬歲，林健康”，天天“早請示、晚匯報”、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毛澤東導演了世界歷史上最醜陋的鬧劇，中國走進了毛澤東地獄。

　　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製度”，廢除高考製度。從此中國的大學十多年內無法正常招生，在校的中小學生也無法繼續就學。

　　1968年,由於文革造成了三屆中學生沒有畢業，全部滯留在學校裏，毛澤東創造了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1966、1967、1968年三屆初、高中學生一起畢業的“奇跡”。在利用紅衛兵打到劉少奇的目的達到之後，為了解決失業的壓力，毛澤東欺騙青少年“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將青少年全部趕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所謂的再教育. 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每家都有下鄉的孩子，給中國人帶來無奈的災難，幾千萬青少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無數家庭被強行拆散。

　　大屠殺

　　文革中“‘紅八月”的殘暴超過希特勒反猶運動的“水晶之夜”，這是因為納粹只是焚燒，而紅衛兵則是殺人。1985年官方統計顯示，紅八月中，北京屠殺實際死亡人數上萬。

　　從北京的“紅八月”起，中國很多地區發生了大屠殺，包括廣西文革屠殺、廣東文革屠殺、雲南文革屠殺、湖南文革屠殺等。

　　廣西大屠殺

　　文化大革命期間，廣西壯族自治區發生一系列私刑、直接屠殺事件。1980年代中國大陸官方統計的死亡人數為10-15萬。 殺戮方式包括砍頭、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剖腹、挖心、掏肝、炸藥炸，等等。在屠殺期間，廣西武宣、武鳴等諸多縣區發生了非饑荒情況下的大規模人吃人事件，據部分披露檔案，至少137人被吃、參與食用他人屍體者至少有數千人。另有研究學者指出，據廣西民間調查，有名有姓的被害人有421人被吃，而不同調查均顯示全廣西約有30個縣市發生過人吃人事件（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廣東大屠殺

　　文革期間，廣東省下轄80個縣，依據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以後公開的57個縣的縣誌，其中有28個縣發生過集體屠殺，六個縣屠殺人數超過1千人、以陽江大屠殺中的陽春縣（死亡2600余人）最為嚴重，所有已知發生屠殺的縣平均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78人。 此外，在廣東的部分城市當中亦發生了屠殺事件，比如廣州吊勞改犯事件造成至少187-197人死亡（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雲南大屠殺

　　1966年8月，雲南鎮雄縣發生的屠殺事件是最早的雲南文革屠殺事件之一，造成10人死亡。1968年1月爆發的“趙健民雲南特務案”中，時任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被康生等人誣陷為“叛徒”、“國民黨特務”而遭非法關押8年，該案引發了1.5萬余起冤案、假案，牽連上百萬人，到1969年共有1萬7千余人被打死、逼死。與此同時，在“滇西挺進縱隊”一案中，1968年1月一次屠殺就有至少200余人死亡，該案件此後與趙健民案捆綁掛鉤。 1975年7-8月，在針對回族民眾的沙甸屠殺事件中，共有1600余人死亡。

　　雲南省是文革期間大屠殺情況最嚴重的省份之一，依據其中77個縣的公開縣誌，文革期間雲南各縣平均非正常死亡81人、共死亡1萬余人，但有學者指出其它文獻綜合顯示實際有2萬2千余人死亡（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湖南大屠殺

　　文革期間湖南省下轄103個縣，依據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以後公開的76個縣的縣誌，寧遠縣死亡人數最多達1093人，各縣在文革期間平均非正常死亡80人；亦有學者得出全省各縣平均非正常死亡147人的數據。 但研究學者普遍認為，1967年8-10月發生的道縣大屠殺是湖南最為嚴重的文革屠殺事件，道縣實際死亡4519人（但縣誌只報道了7人死亡），而此次大屠殺共造成零陵地區包括道縣、寧遠縣在內的10余個縣市共9093人死亡（7696人被殺、1397人被逼自殺）。受道縣屠殺影響，1968年7-9月發生的邵陽縣大屠殺共造成991人死亡（322人被殺、669人被逼自殺），但有學者稱實際死亡人數達數千人。 此外，湖南漵浦等地區屠殺事件發生（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瘋狂殺人

　　毛澤東將青少年趕到農村的同時，又舉起屠刀開始殺人。

　　1968年5月25日，中共遵循毛澤東的指示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開始肆無忌憚地殺人。這是文革中毛澤東借紅衛兵之手第一次殺人之後的第二次殺人高潮王友琴在《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前言中寫到：“兩年之後，1968年，在一系列毛澤東親自作了‘批示’、修改或者“圈閱”了的‘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導下，各層新建立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清理”的對象不是垃圾而是人。一大批人被列為‘審查對象’。全中國的每個‘單位’，從高等學校到鄉村小學，從機關到工廠，都設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裏的一些成員關押禁閉在其中，時間可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因為文革當局把文革的打擊對象，叫做‘牛鬼蛇神’，當時的人們把這種每個工作單位都設立的牢房叫做“牛棚”。學校和機關停課停工，早中晚三班從事‘挖掘’‘隱藏得很深的階級敵人’。年紀較大的人會因為幾十年前作過的事情成為‘歷史反革命’，年紀輕的人也可以為無心說的幾句話而成為‘現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臟了毛澤東的照片像章，因口誤念錯了標語口號，就是‘罪大惡極’。早上出門去單位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可以回家還是將被關進‘牛棚’。拷打、體罰、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時在公眾場合，有時在‘牛棚’的門背後，持續發生。僅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萬人在所謂的‘審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殺’。

　　在‘清理階級隊伍’以及它的延續‘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出現了大量的‘自殺’：屍體在水面浮起，鮮血從天花板上滲出，血和腦漿噴濺在水泥地上。跳樓，喝殺蟲劑‘敵敵畏’，割動脈，投水，摸電門，上吊，臥軌，各種可怕的方式被采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離審查’時也就是被關在‘牛棚’的時候死去的。他們生前與世隔絕，死後由看管和審查他們的人宣布是‘自殺’的，沒有遺書留下，也沒有準許死者的家屬查看屍體。在他們死後還以他們的名義開‘鬥爭會’，他們的漫畫像甚至屍體被放在‘鬥爭會’場上。他們已經死了，還被詛咒是‘畏罪自殺’、‘死有余辜’。”

　　這場發生在文革中的政治運動，在全國共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50萬，全國被揪鬥人數超過3000萬。讀者如果想了解毛澤東的罪惡，請登錄王友琴創建的“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在這個網站上被記錄的文革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死於1966年夏天的“紅衛兵”殺戮和1968年冬天的“革命委員會”殺戮期間。

　　中共蟊賊殺人兇殘狠毒。廣西不僅死人多，而且殺人手段之殘忍、狠毒，駭人聽聞。有砍頭、棒打、活埋、石砸、水淹、開水澆灌、集體屠殺、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剮、炸藥炸、輪奸後捅死、綁在鐵軌上讓火車壓死等等，無所不用其極。柳州鋼鐵廠‘聯指’頭目岑國榮(原為該廠工人，‘文革’起來造反，當過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擔任過自治區工會主任、自治區黨委常委)等人在該廠‘4·22’成員黃日高(該廠人事科幹部)的背上綁上炸藥，一按電鈕，炸得黃骨肉橫飛，還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樂。1968年，武宣縣被分屍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縣國家幹部(包括原縣委書記)、職工有113人吃過人肉、人心、人肝。貴縣農民陳國榮路過武宣縣去趕墟，因長得胖，被一民兵營副營長叫民兵把他活活殺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塊肉。女民兵班長陳文留，她一個人吃了6副人肝，還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說是‘大補’。這種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鳴、上思、貴縣、欽州、桂平、淩雲等縣都有發生”《“天女散花”:文革時期駭人聽聞的殺人手段》本文摘自《炎黃春秋》雜誌2012年第11期，作者：晏樂斌，原題：我參與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

　　文革中，敢於站起來說真話、維護生命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國人，均被中共極權集團處死。中國人都知道的張誌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人。

　　不知年輕的讀者能否想象出你們的父母、祖父祖母、阿公阿婆生活在怎樣殘酷恐怖的一個中共地獄之中。

　　中共極權集團認為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功中殺人還不夠。1970年，中共發動“一打三反運動”再次屠殺中國人。中國大陸到處懸掛的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指示：“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的標語。文革開始不久，1968年左右，中共的倒行逆施和滔天罪行使得一些年輕人覺醒起來，他們發表言論和文章批判中共，各地也出現了讀書小組和反抗組織，中共將矛頭對準了這批在五七年反右後成長起來了的青年人，對他們進行了殘酷地殺戮。丁抒寫的《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記實》一文有較為詳盡的記錄。正如丁抒所言：“就殺戮思想犯、言論犯的規模而言，這是毛澤東執政二十多年間最大的一次。但這個 ‘一打三反’的目標集中於文革以來‘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執政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筆者將另文講述，正是在一大三反中，筆者走上了反抗中共極權集團的道路，至今已有五十一年了！

　　文革死亡人數

　　文革期間，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方式主要包括：大屠殺（包括官方處決）、武鬥、私刑、自殺、批鬥，等等；根據目前的資料，各方統計的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十萬至2000萬不等。 1975年8月，河南駐馬店爆發了二十世紀世界最重大技術災難“河南“75·8”水庫潰壩”，據估計造成數萬人至24萬余人死亡。

　　根據中國人民日報出版社於2011年出版的《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以及其它文獻記錄，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十大元帥之一的葉劍英披露，文革期間“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你，你，你這個壞東西

　　國賊毛登上中國獨裁寶座後，被他的親密戰友林彪恨恨地扇了一耳光1971年3月22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周宇馳等人在上海製定了革命武裝政變計劃，取名為 “571工程紀要”。在《“571工程”紀要》中，林彪集團指責毛澤東治下的中國“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嘲弄代號B-52的毛澤東“好景不長，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指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製獨裁式家長製生活。揭露毛澤東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毛澤東曾親自在《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中規定“林彪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乘機叛逃事件再一次使得毛澤東臉面喪盡，國賊毛指定的接班人成了叛徒，大多數中國人在此時此刻開始重新認識毛澤東了。

　　1966年8月18日，天安門廣場上，國賊毛澤東陶醉於千千萬萬年幼無知的紅衛兵對他的狂熱的崇拜。

　　1976年4月，同樣是在天安門廣場，千千萬萬年覺醒的中國青年高喊著，“秦皇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高唱著“你，你，你這個壞東西!你欺騙人民，殘害人民，你這個壞東西！”

　　國賊毛澤東臨死前已經知道了自己的下場，中國人已經拋棄了他。

　　2021年6月21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三 永遠不要相信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中，一位經歷過延安整風、反右運動、大躍進、大災荒等一系列中國共產黨發動的罪惡運動的老共產黨員曾經對筆者說過，永遠不要相信中國共產黨。他們誇誇其談自我吹噓的事情，正是他們說謊，力圖掩蓋他們罪惡勾當的事情。共產黨不說謊就無法生存！

　　筆者在前文講述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所犯下的滔天罪惡，為了挽救自己，中國共產黨聲稱要改革開放了！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國共產黨後來宣稱，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中國共產黨聲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征程，實現了“黨和國家歷史上的偉大轉折”。

　　今天，只有少數中國人認清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的真實目的，多數人還被中國共產黨所欺騙。筆者就從解析鄧小平的講話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的內容開始，逐一揭開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的真相。

　　解析鄧小平的講話和《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的內容，我們就能夠清楚地知道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的目的是，堅守黨國專製製度，維護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用改革開放來蒙騙中國百姓，掩蓋他們竭力保住沾滿中國百姓鮮血的專製黨國的目的。

　　辨別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目的試金石是，是否維護國賊毛澤東，是否廢除黨國專製製度。

　　鄧小平講話

　　我們先來分析鄧小平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個講話被中國共產黨人奉為“中國近代史上思想解放的重要標誌”。

　　解放思想

　　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中，鄧小平首先講，“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

　　鄧小平說,“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 “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

　　中國共產黨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已經對中國國民犯下了滔天大罪,鄧小平竟然還要接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這就告訴我們,他還是要維護毛澤東,不會放棄黨國專製。三個多月後，鄧小平就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

　　黨政分開

　　鄧小平批評說,”加強黨的領導，變成了黨去包辦一切、幹預一切；實行一元化領導，變成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 。

　　有的人被鄧小平的這句話所欺騙，認為中國共產黨不再幹預一切,要實行黨政分開了。

　　認真想一想,即便中國共產黨不再包辦一切、幹預一切,鄧小平強調依然要”加強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是不可能放棄領導的。真正地放棄黨領導是實行多黨製,鄧小平敢嗎?既便不再”黨政不分”,,中國共產黨還是要實行”一元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采取的是黨國專製製度，只要堅持黨國專製製度,黨政就不可能分開! 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真理標準

　　鄧小平說,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是毛澤東同誌在整風運動中反復講過的。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關於”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一，這句話是病句,實踐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檢驗真理的過程；其二,中國共產黨的罪惡歷史已經證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禍國殃民的謬論。鄧小平吹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其目的是，繼續堅持所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真理”。

　　三不主義

　　鄧小平說,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我們要創造民主的條件，要重申‘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壓製、打擊的手段。憲法和黨章規定的公民權利、黨員權利、黨委委員的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中國民眾能夠相信鄧小平的話嗎？

　　1983年10月，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的迫切任務》的講話，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的問題：“精神污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於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 。中國共產黨立刻緊跟鄧小平的指示大搞“清除精神污染”，迫害知識分子。鄧小平仍然在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

　　1986年，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又掀起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運動。他認為：“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並且提出“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鄧小平文選》第3卷）。中國共產黨立即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幹問題的通知》，壓製那些覺悟了的對社會主義和中共領導提出疑問的知識分子。鄧小平又在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

　　1987年，一位中共知識分子幹部辭職時曾經對單位領導說：“你們說，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就是又在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嗎？中國共產黨，狗改不了吃屎！”

　　黨法大於國法

　　鄧小平說，“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製。必須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使這種製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註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製定出來”。

　　又說” 國要有國法，黨要有黨規黨法。黨章是最根本的黨規黨法。沒有黨規黨法，國法就很難保障”。

　　鄧小平這是在說，國法要遵循黨規黨法。

　　力保毛澤東

　　“最近國際國內都很關心我們對毛澤東同誌和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毛澤東同誌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麽誇張。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誌，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麽誇張。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當然，毛澤東同誌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我們要領導和教育全體黨員、全軍指戰員、全國各族人民科學地歷史地認識毛澤東同誌的偉大功績”。

　　鄧小平強調毛澤東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功績，為毛澤東辯護，不承認毛澤東有罪，僅僅有缺點和錯誤。不承認毛澤東有罪，也就不承認中國共產黨有罪，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的目的就一清二楚了，死不悔改保江山。

　　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

　　“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在民主國家，國民是否富裕是自己的事情．只有在專製國家才有允許與不允許的說法。

　　今天，中國民眾已經知道，正是由於鄧小平堅持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所以，從鄧小平的兒子開始，中國共產黨的子孫成為中國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我們再來分析《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

　　關於毛澤東

　　在《國賊毛澤東》等文章中，筆者已經較為詳細地列舉了毛澤東的滔天罪惡。

　　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掩蓋毛澤東的罪惡,繼續吹捧毛澤東的功績。

　　“毛澤東同誌早在建國初期，特別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就再三指示全黨，要把工作中心轉到經濟方面和技術革命方面來。毛澤東同誌和周恩來同誌領導我們黨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後來被林彪、“四人幫”打斷了，破壞了。此外，由於我們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缺乏經驗，工作指導上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也妨礙了黨的工作中心轉變的完成”。

　　“會議著重指出：毛澤東同誌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不可磨滅的。如果沒有他的卓越領導，沒有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毛澤東同誌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全會認為，對於文化大革命，也應當歷史地、科學地、實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澤東同誌發動這樣一場大革命，主要是鑒於蘇聯變修，從反修防修出發的，是完全正確的。至於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加以總結，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是必要的，但是不應勿忙地進行。這既不影響我們實事求是地解決歷史上的一切遺留問題，更不影響我們集中力量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一當前最偉大的歷史任務”。

　　國賊毛澤東害死幾千萬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依然稱贊毛澤東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僅僅在“工作指導上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並且嫁禍於林彪、“四人幫”。文化大革命將中國人拖進了苦難的深淵，中國共產黨竟然認為,毛澤東同誌發動這樣一場大革命，主要是鑒於蘇聯變修，從反修防修出發的，是完全正確的,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罪惡僅僅是”缺點”。肯定毛澤東的“成就”‘，就是否定毛澤東對中國人犯下的罪惡，這是中國共產黨死不認罪的醜陋表現。

　　堅持毛澤東思想

　　“會議對進一步繼承和發揚毛澤東同誌所倡導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即堅持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會議一致認為，只有全黨同誌和全國人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況新事物新問題，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我們黨才能順利地實現工作中心的轉變，才能正確解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正確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

　　中國共產黨堅持毛澤東思想，就是要繼續堅持對中國人的思想統治。

　　關於四個現代化

　　“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同誌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決策，現在就應當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註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對於實現國民經濟三年、八年規劃和二十三年設想，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具有重大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要實現的是“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國家製度現代化，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根本不想改變黨國專製製度。中國共產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的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說，中國共產黨要繼續對中國國民實施血腥鎮壓。

　　關於階級鬥爭

　　“我們國內現在還存在著極少數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們決不能放松同他們的階級鬥爭，決不能削弱無產階級專政”。

　　中國共產黨一再說謊，說什麽十屆三中全會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做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這一段文字說明，中國共產黨仍然不想放棄階級鬥爭，並且依然要通過無產階級專政鎮壓國民的反抗。

　　中國共產黨要放棄階級鬥爭，以經濟為中心，這怎麽可能呢？

　　以反革命罪名逮捕魏京生，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不就是在大搞階級鬥爭嗎！中國共產黨以搞階級鬥爭起家，不搞階級鬥爭，中國共產黨還能活嗎！

　　關於農業

　　“全會提出了當前發展農業生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經濟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保護；不允許無償調用和占有生產隊的勞力、資金、產品和物資；公社各級經濟組織必須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計算報酬，克服平均主義；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亂加幹涉；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穩定不變；人民公社各級組織都要堅決實行民主管理、幹部選舉、帳目公開 “。

　　這段話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依然堅持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製度，根本沒有提出農村實行農民家庭承包責任製。

　　中國共產黨在撒謊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時間是，1978年12月18日-22日。就在此前的1978年11月24日晚，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在“大包幹”協議上按下鮮紅的手印：“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此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全年上交的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牢殺頭也幹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孩子養活到18歲” 。

　　小崗村在1978年11月24日已經冒殺頭危險實施大包幹，嚴酷的事實是，1978年12月22日通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上還在堅持“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穩定不變”的政策。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又在欺騙中國人，他們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根本沒有實行農村改革，還堅持讓中國農民當農奴！

　　筆者提供以下事實，再次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卑鄙無恥的騙子。

　　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

　　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三中全會將《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等文件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這個決定草案經過討論，於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

　　筆者現在來分析這個“決定”。

　　其一，掩蓋毛澤東對1959年至1962年大災荒所承擔的責任。

　　“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中，廣大人民群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革命熱情是非常可貴的，但由於我們對領導全國的社會主義集體農業既缺乏經驗，又缺乏清醒的頭腦，犯了‘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的錯誤，再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廢止合同、撤退專家，我國農業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遭到了嚴重挫折。在黨中央、毛澤東同誌、周恩來同誌領導下，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我們用了比較短的時間糾正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戰勝了困難，使農業很快得到恢復，並有了新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輕描淡寫地說什麽，“我們對領導全國的社會主義集體農業既缺乏經驗，又缺乏清醒的頭腦，犯了‘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的錯誤”。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竟然認為餓死了幾千萬中國人是錯誤！這是犯罪！中國共產黨像一個無賴一樣，將災害歸罪於自然災害，並嫁禍“蘇聯政府廢止合同、撤退專家。

　　其二，仍然在強調階級鬥爭

　　“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國農村中仍然存在著階級鬥爭，但敵視和破壞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只占人口中的極少數。因此，忽視或誇大階級鬥爭，都是錯誤的。我們要堅決打擊的，只能是確實存在著的極少數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決不允許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隨心所欲地擴大階級鬥爭和人為地製造所謂階級鬥爭，破壞團結，傷害好人”。

　　中國共產黨的這個“決定”依然在強調階級鬥爭，並且撒謊說“長期的鬥爭實踐證明，我國廣大農民是堅決擁護黨的領導，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餓死的幾千萬中國人中絕大多數是農民，中國農民還能擁護共產黨，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小崗村的十八位農民如果相信共產黨的話，怎麽會以“托孤”的方式，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

　　其三，仍然堅持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接受國家計劃指導．＂中央認為，當前必須采取如下二十五項農業政策、農村經濟政策和增產措施。

　　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應該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任意剝奪或侵犯它的利益。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執行國家政策、法律、法令，接受國家計劃指導的前提下，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都有權因時因地製宜地進行種植，有權決定增產措施，有權決定經營管理方法，有權分配自己的產品和現金，有權抵製任何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瞎指揮＂。

　　＂人民公社要繼續穩定地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集中力量發展農村生產力。不允許在條件不具備、多數社員又不同意的時侯，搞基本核算單位從生產隊向生產大隊的過渡；條件具備了，大多數社員同意了，實行這樣的過渡，要報省一級領導機關批準。目前已經實行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並有條件堅持下去的要繼續努力辦好＂。

　　其四，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不允許包產到戶，農民仍然沒有生產經營自主權．＂人民公社各級經濟組織必須認真執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男女同工同酬。加強定額管理，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付給報酬，建立必要的獎懲製度，堅決糾正平均主義。可以按定額記工分，可以按時記工分加評議，也可以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聯系產量計算勞動報酬，實行超產獎勵。不許分田單幹。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

　　趙紫陽說過，“1979 年 9 月中央四中全會通過的‘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 中，寫上了‘不許分田單幹，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或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居獨戶以外，也不要包產到戶’”（趙紫陽《改革歷程》）。

　　其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餓死了幾千萬農民，還要加強黨和政府對農業的領導。

　　＂高速度發展農業生產，積極建設現代化大農業，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宏偉事業。一定要全黨動員，全國動員，大辦農業。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委和政府，都要把農業工作放在首要地位，把實現農業現代化當成長期奮鬥的重要目標，切實加強領導，統率浩浩蕩蕩的大軍進行這個史無前例的偉大戰役＂。

　　以上內容告訴我們，1978年，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分田密約”，包產到戶、包幹到戶，已經在席卷了中國農村。中國共產黨1979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依然不允許包產到戶。

　　前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鮑彤在他為趙紫陽的《改革歷程》一書中寫的《導言：趙紫陽錄音回憶的歷史背景》一文中指出：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使得中國人不僅人人貧困，而毛澤東身後，他親自指定的接班人黨的主席華國鋒不得不如實宣布，‘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長此以往，國將不國，這就是中國非改革不可的背景”。

　　“但鄧小平當時開出來的藥方，也不是改革，而是‘整頓’。----直到 1980 年 1 月，他的八十年代的綱領裏沒有體製改革。後來的歷史證明，改革就是改掉毛澤東的體製。不改革就只能在毛的體製裏翻跟鬥，不改革是死路一條。但當時的黨國領導人，從華國鋒、汪東興到陳雲、鄧小平，在他們當時開出來的藥方裏，都沒有改革“。

　　鄧小平及其中國共產黨高層不僅沒有提出改革，而且仍然在毛澤東體製裏翻跟頭。

　　直到1982年1月1日，中共頒布了第一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的中央“一號文件”， 才正式承認了“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合法性。

　　筆者將在下文中揭露中國農村改革的真相：歷史事實告訴我們，為了活下去，是中國農民不得不冒上殺頭的風險，自發地開始了大包幹，推動了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農村經濟體製改革。

　　結束語

　　通過以上內容,我們可以知道，中國共產黨聲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征程”是莫大的謊言。鄧小平及其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成員, 不承認毛澤東的罪惡，不放棄階級鬥爭，堅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堅持黨國專製製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一心保住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這才是中國共產黨開啟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征程的出發點，這才是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的目的。

　　歷史事實告訴中國人，中國共產黨是絕不會認罪的，並且還要繼續對中國人犯罪！從1978年到今天，中國共產黨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中國人不要被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中國夢”等等花言巧語所欺騙，睜大眼睛，認真思考，識破他們的陰謀詭計。

　　筆者將在後面的系列文章中，繼續揭露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的謊言、鄧小平堅持黨國製度的罪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罪惡本質，以及習近平妄圖將中國帶回到毛澤東獨裁統治時代的罪惡。

　　永遠不要相信中國共產黨！

　　2021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