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研究

[左翼反共人士]

作者 熊飛駿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前 言

近兩年我專注於撰寫“社會問題”雜文，經常看到網民提出如下問題：
“你怎麽專寫中國的問題？不寫中國的成績？”
“難道中國在你眼中一無是處嗎？”
“難道中國就沒優點嗎？”
“外國的月亮就比中國圓？哪個國家沒問題”
…………
起初我對這類“提問”很不以為然，感覺“提問”的網民象個“火星人”？所以一直不理不睬。但這些“提問”如影隨形亦步亦趨，不因你的“沈默”而識趣地走開。
我是個醫生，想以醫生的方式來回答此類問題。
某人找我看病，我對他的全身做了全面認真的檢查，發現他的心、肺、脾、腎和四肢都很健康；可肝臟卻感染了傳染性甲肝病毒……
我對患者說：
“你得了甲肝，得趕快治療，否則你的肝臟就保不住了……”
可這位老兄卻生氣地向我晃起了拳頭：
“難道我的心臟不是健康的嗎？肺臟不是健康的嗎？腎臟不是健康的嗎？你怎麽只說我的肝臟有病，卻不說我的脾臟是健康的呢？難道我身上就沒一處健康的器管？
難道別人沒患甲肝？你幹嗎只說我得了甲肝呢……”
怒吼完畢後該老兄又卷起了袖管，向我展示兩臂發達的三角肌和肱二頭股……
讀者你說這位患者腦子是不是有毛病？
碰上這樣的患者，我只能這樣回答：
“我是醫生，只負責診斷你得了什麽病，哪個器管組織得了病？並努力治好那些病；而不是負責找出你身上所有健康的器管組織。因為總結你如何如何健康對你沒有好處；但如不診斷出你得了什麽病並找出得病的器管組織，同時積極治療這些疾病，你的病情就會惡化並蔓延到健康器管，最終奪走你的生命。
別人也許得了和你同樣的疾病，但不能因為別人得了一樣的病你就對自己的疾病諱疾忌醫。因為你的病只傷害你自己，不會傷害到別人。你不治療自己的疾病只會自己死而不是別人死……”
撰寫“社會問題”的雜文思想者就象一個“社會醫生”，也可象醫生一樣回答部分網民提出的“火星問題”。
“我只負責研究中國存在的問題，而不是總結中國的成績，因為一味總結成績只會令我們盲目自大自滿，對中國有害無益，更何況這方面的工作有太多的馬屁文人做在前面了。
我在指出中國存在的問題時，並沒有否定中國的成績和優點，更沒有說中國一無是處。
如果中國人不盡職盡責找出中國存在的問題，並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聽任這些問題發展下去，中國就會深受其害並走向沒落衰亡。我是一個中國人，有義務有責任指出中國存在的問題，防止自己的祖國諱疾忌醫走上沒落之路。
外國一樣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一樣有弱點和錯誤；但外國的弱點和錯誤並不是我們堅持弱點錯誤拒絕糾正的理由。因為我們的弱點錯誤只會使我們自己受害，而不會使外國受害。及時改正錯誤並制訂預防措施防止再犯類似的錯誤只能使我們受益而不是外國受益。外國有錯誤是他們的事，我幹嗎要幫他們指出那些錯誤給對方糾錯的機會，從而令對方越來越強大呢？外國的錯誤只會令他們自己受害，所以他們的錯誤越多越好，那樣我們就有機會後來居上，很快趕超他們並立於不敗之地了。
…………”
諱疾忌醫是健康的最大天敵，一個人如此；一個民族也是如此！
我們的民族曾經身強體健，生龍活虎一樣使山河動搖。可自秦始皇贏政以後，中華民族感染上了兩樣致命的病菌：愛聽好話和諱疾忌醫！正是這兩樣致命病菌使中華民族在八世紀以後一步步地走下坡路，到十九世紀則墜落成任人宰割的“東亞病夫”，百病叢生而不自覺。
我們的民族總是自我感覺良好，習慣於總結成績文過飾非，對逆耳忠言惱羞成怒，對自身疾病視而不見諱疾忌醫。上世紀中華民族雖然已開始覺醒，但和世界上其它民族比起來醒得太遲太慢，並且經常出現迷迷糊糊地反覆。結果中華民族不但沒有趕超那些文明先進的民族，相反還被不少後來居上的民族趕上並超過。當中華民族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錯過一次又一次的機會；重覆一個又一個痛心的失誤之後，令人不解的是：我們的民族依舊在大張旗鼓地自吹自擂……
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第三次科技革命在西方先進的國家拉開序幕，人類進入太空時代，文明成果成幾何級數增長，我們卻在扼殺生產力，在全國範圍內搞“土法煉鋼”和“浮誇風”，國內主流媒體報道的糧食畝產量達到了十多萬斤……
上世紀六十年代，當中國的叛逆“學生”日本從廢墟瓦礫中站了起來，不聲不響地趕上並超過中國時，我們正在搞“文化大革命”，中華文明受到空前踐踏……
新世紀的今天，當日本國民勵精圖治，全力謀求從經濟大國轉為政治和軍事大國時，我們卻坐在麻將桌上通宵達旦地賭博，一邊在“四方城”搏殺一邊大罵小日本自不量力……
…………
和上面的傷心景象相對應，我們依舊在一個勁地吹噓“四大發明”和“五千年古代文明”！
中華民族怎麽了？
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絕大多數的好話都是別有用心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鄒忌諷齊王納諫》的故事。當面說不好聽話的人往往抱有真正的赤子之心。
一個民族的崛起首先必須謀求民眾思想的覺醒，尤其是要矯正民族思維的慣性誤區。一個思想沒有普遍覺醒思維存在大面積誤區的民族，就算碰上華盛頓那樣英明睿智靈魂高貴且勇於負責的領袖人物也是枉然。一個世紀以前光緒皇帝的悲劇就是一個最生動的例證。
中華民族的崛起和思想的覺醒不僅僅是少數幾個當權者的責任；也是每個炎黃子孫的責任。
文明進步的動力首先是要知道自己的“不足”，因為不足才有學習和自我更新的願望，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民族是不可能有上進動力的。這就如一個人求知一樣，因為意識到自己的“無知”才想到要學知識。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才高八鬥學富五車，就不會繼續博覽群書博采眾長。一個志得意滿的人往往也是最沒有上進心的人。
如果我們沒有學習的動力，我們就會無視他人的優勢，對世界上的先進文明成果視而不見。就算其他民族確然強大富庶且知書達視，我們仍然會在“美人身上找痣”，專門挑對方局部的小毛病而無視其整體的健康美麗。
如果我們自我感覺良好，我們就會無視自身的劣勢，只看到自己的長處而看不到自己的短處，於是也就沒有了學習和前進的動力。就算哪一天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倒退成了“黑人”，我們依舊會對著鏡子陶醉欣賞自己的白牙齒。
一個人的自我感覺往往與這個人的素質成反比：一個真正有知識有能力的人常常目不轉睛的盯著他人的優點，並想法學習這些優點，同時意識到自己的不足。一個不學無術的人則很容易目空一切志得意滿，只看到別人的弱點而看不到自身的缺陷。一個民族也是如此！中國最博學的大思想家孔丘說過“三人行，必有我師”，很多人以為這是故作姿態的場面話，但我知道孔丘這話是發自內心的。
本人年輕時也曾自命不凡，成天價抱怨懷才不遇，抱怨上蒼不公，抱怨千里馬碰不上真正的伯樂。今天的我雖然依舊不學無術，但和自已比無疑比年青時要成熟一些，知識和閱歷總量比十年前要翻幾番。現在我依然擁有很多的不滿，但這些不滿大多是針對自己的；針對身外的不滿則寥寥無幾，這話一樣是發自肺腑的。
中華民族在相當長時期內缺乏反思的智慧。我的童年時代正值文革後期，那時我們必唱的兩首歌是《國際歌》和《東方紅》，並且經常連在一起唱，諸不知唱《國際歌》就不能唱《東方紅》。因為《國際歌》里有一句歌詞為“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東方紅》與之對應的歌詞為“他是人民大救星”。當時七億中國人沒幾個人發現兩首歌的內容是對立的，依舊滿腔熱情地唱完《東方紅》後再唱《國際歌》。一個不知道反思的民族才會出現如此荒誕的全民鬧劇。
人類的最高智慧是“反躬自省”！是感恩、認錯、道歉、懺悔！
一個成熟的民族把鏡子對準別人的同時也一樣要對準自己。只看到別人的錯誤而無視自身缺點的民族是不可能前進的。
我們要勇於直面自身劣勢，同時努力學習他人優勢，這是中華民族振興的關鍵所在！


熊飛駿
二０一０年初夏



內容簡介

中國的經濟發展了，但中華文明並沒有取得多少實質性的進步。
現代中國為何沒有走上文明進步之路？根本原因是官僚專制體制下長年謊言愚民教育洗腦的惡果。絕大多數國民思想被高度扭曲，思維存在大面積的誤區。中國需要來一次全民啟蒙運動，啟蒙國民思想是中華民族的當務之急。
《中國在這里反思》是一部全面系統喚醒國民的啟蒙讀物。
全書共四卷近百萬字。

第一卷：中華民主啟示錄
共48個章節，20多萬字。
分析極權專制體制的危害；揭露官僚特權集團醜化民主憲政的陰暗動機；矯正國民對民主法治的認識誤區；指明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之路；論證民主憲政是中華民族文明振興的唯一出路。

第二卷：一條腿改革的陷阱
共44個章節，25萬8千余字。
在不變革官僚專制體制的前提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是“一條腿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質是赤裸裸的權貴壟斷資本主義，貪官、不法財團和無行專家結成所謂的“特權精英”巧取豪奪國民財富，以腐敗不公、道德淪喪、無恥無聊為主要特征；“一條腿改革”的苦果是“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無恥是體面的通行證，社會被權錢扭曲成高度畸形，公道正義成為奢侈品，人才遭受空前壓抑，整個社會呈現整體潰敗的趨勢。
今天的中國是經濟發展了但文明倒退了。GDP高速增長的結果是文化沙漠化、社會無恥化、人性動物化、腐敗制度化、政權山寨化……

第三卷：不能忘卻的悲劇
共26個章節，24萬3千余字。
一切善於忘卻的民族必有大災難！
中華大地上為何會發生那麽多慘絕人寰的生命災難？有那麽多讓人的心靈沈重得欲哭無淚的歷史悲劇，一個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的民族總是容易健忘歷史的悲劇，不能從悲劇和災難中吸取教訓，結果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一而再再而三在同一個歷史巨坑里跌倒。
中華文明自秦始皇建立極權專制體制的那一天起，經歷了周而覆始的循環浩劫，文明一而再再而三在廢墟上重組，又因專制體制下腐敗無法遏制，最終官逼民反釀成下一次“全民革命”而變成新的廢墟。
循環浩劫的代價是：中華文明在長達兩千二百年的專制長河中並沒取得多少實質性的進步！
中華文明在歷次動亂浩劫中經歷了空前的災難；最大的文明災難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為了不健忘歷史的傷痛，從歷史苦難中吸取經驗教訓，不在犯同樣的歷史錯誤，我們要象紀念偉大成就一樣紀念中華民族的悲劇！

第四卷：敢問路在何方
共54個章節，27萬余字。
一個民族的崛起首先必須謀求民眾思想的覺醒，尤其是要矯正民族思維的慣性誤區。一個思想沒有普遍覺醒思維存在大面積誤區的民族，就算碰上華盛頓那樣英明睿智靈魂高貴且勇於負責的領袖人物也是枉然。一個世紀以前光緒皇帝的悲劇就是一個最生動的例證。
中華民族的崛起和思想的覺醒不僅僅是少數幾個當權者的責任；也是每個炎黃子孫的責任。
文明進步的動力首先是要知道自己的“不足”，因為不足才有學習和自我更新的願望，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民族是不可能有上進動力的。這就如一個人求知一樣，因為意識到自己的“無知”才想到要學知識。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才高八鬥學富五車，就不會繼續博覽群書博采眾長。一個志得意滿的人往往也是最沒有上進心的人。
人類的最高智慧是“反躬自省”！是感恩、認錯、道歉、懺悔！
一個成熟的民族把鏡子對準別人的同時也一樣要對準自己。只看到別人的錯誤而無視自身缺點的民族是不可能前進的。
我們要勇於直面自身劣勢，同時努力學習他人優勢，這是中華民族振興的關鍵所在！

四卷本《中國在這里反思》每一卷都自成一個獨立的理論體系，即可單卷出版，也可整部出版。為了防止版權糾紛，書中的每一篇文章在成文時都曾發在自己的博客或論壇里。主要博客地址如下：
<http://xiongfeijun.vip.bokee.com/>


作者簡介

熊飛駿，來自大別山深處的一個偏遠鄉村，同濟醫科大學醫學生，畢業後曾自費只身一人遊歷了中國的名山大川，探險過羅布泊和塔克拉瑪幹大沙漠……
中國著名的民間思想家，歷史學者……
在網上發表思想性和中國問題反思的文章近300余萬言。《貞觀王朝因何成為中國的黃金時代》、《馬英九勝選的十大啟示》、《我們對西方文明的悲劇性誤讀》……等網文被《中國報道周刊》等多家中外媒體“自行”轉載……
電子郵箱：xiongfeijun@hotmail.com

QQ:345043100

博客網址：1、http://xiongfeijun.vip.bok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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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０一０年夏


80後制作者語

-------徐賢標
作為80後（出生於1984年），能幫助熊先生制作這本電子書，是我莫大的榮幸！受專制正統教育多年，政治、歷史都拿過全班第一。對我黨在抗日、建國後的輝煌成就深信不疑，無比敬仰紅太陽毛澤東，一度緊隨頑固勢力仇視民主、人權和普世價值；對美國人經常出奇憤怒，雖然不明真相，但覺得自己非常愛國。高二時，播出911事件新聞，跟著全班同學一起鼓掌、歡呼雀躍，不曾想過那些死難者只是跟我一樣的普通人；看到武力解放台灣、叫囂給台灣一顆原子彈的言論，也曾亢奮不已，卻絲毫不曾想過寶島將成為焦土，原本生活幸福的2000萬同胞將血肉橫飛。自己思維上的愚昧、人性上的冷血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
大二時，上網多了，接觸到了更多的信息，對比之後，就意識到腦袋里面被灌輸的全是謊言垃圾，自己對歷史的認知大部分是錯誤的，自己被騙了很多年，頭痛欲裂，厭世情緒迸發，懷疑自己周圍的一切人和事，對生活一度失去信心。隨後重建了對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反右運動、三年自然災害、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及21年前那場運動的認知。
專制集團成功的法寶就是槍桿子和筆桿子，在這二桿子精神籠罩的土地上，真相被封鎖，周遭充斥著謊言，些許的異見或反抗就會被打壓，活的明白點並不容易，獨立思考的能力最重要，需要學會依據常識來辨別真相。
改革開放只靠經濟改革這一條腿走了32年，當今中國，言論自由被扼殺、腐敗猖獗、法律不被尊重、貧富差距懸殊、社會對立嚴重、道德淪喪、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社會正在顯示著災難性的失控趨勢。特權集團只是在維穩的名義下，堵塞火山巖漿噴湧的出口，粉飾太平，一場大的社會變革必將爆發！
縱觀中國三千年歷史，中國人缺乏妥協共和的基因，無非就是姓劉的地主推翻了姓嬴的地主，姓李的地主推翻了姓楊的地主，一直在暴力中循環，生命和財產在循環中灰飛煙滅，沒有任何進步。清末立憲運動失敗、辛亥革命成功的結果是：中國陷入連年戰亂，生靈塗炭，並招致日寇入侵，差點亡國滅種。
暴力革命的結果是利益集團被血洗，而普通民眾的生命、財產也難以保障。由於執政黨長期的狼奶教育，宣揚造反有理，讚美“革命”的正義性，社會存在深厚的暴力土壤，時常有人主張對貪官污吏進行一場文化大革命，殊不知在十年浩劫中，2000萬人死於非命，1億人被整，這個血淋淋的慘痛教訓並沒有被國人銘記。
世界民主大勢浩浩蕩蕩，走憲政民主的和平變革道路，符合包括特權集團在內的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中國也將由此走出暴力循環的怪圈，建國前，毛澤東在與黃炎培的談話中就承認這一點，既得利益者不必再摸著石頭過河、頑固堅持中國特色，民主、人權和普世價值也將恩澤自身及子孫。
作為改革開放後出生的一代，我也曾在追逐金錢、房子中迷失，也曾在“莫談國事”的勸導下，沈溺於娛樂。同為80後的韓寒說：“不能因聲音微弱而放棄吶喊，通往北朝鮮的路，是每個人的沈默鋪就的”。我們的人生理想不應當僅僅是一套房子，我們已經成長為社會的中堅力量，需要重拾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針對社會上任何醜惡現象吶喊，啟蒙民眾，傳播歷史真相、民主、人權和普世價值，凝聚社會變革共識。天下興亡，我有責任！中國未來的走向，與我們當前的努力密切相關。
在愚民政策之下，啟蒙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熊先生憂國憂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本無法在國內出版的《中國在這里反思》分為：中華民主啟示錄、一條腿改革的陷阱、不能忘卻的悲劇、敢問路在何方4卷，172章，100萬字，是作者多年來對各種社會問題和現象的思考結晶，有助於辨別謊言，了解當前社會的癥結所在，找到中國未來變革的方向，很好的啟蒙讀物，希望每一位讀者能將這本書發給自己身邊的人閱讀，向身邊的人傳播歷史真相、民主、人權和普世價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徐賢標
2010年7月21日晚


第一卷：中華民主啟示錄

共48個章節，20多萬字。
分析極權專制體制的危害；揭露官僚特權集團醜化民主憲政的陰暗動機；矯正國民對民主法治的認識誤區；指明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之路；論證民主憲政是中華民族文明振興的唯一出路。


1.國民對民主的認識誤區

中國公民素質低下，民主不符合中國國情；民主會造成國家的長期動蕩，甚至分裂；民主會亡黨，是對既得利益者的大清算……
中國的民主才剛剛起步，國民尚處於民主理念的啟蒙階段，民主派生的社會問題還沒機會在中國充分展露，但中華大地卻彌漫著一股質疑民主的“冷空氣”，“中國不適合民主”等妖魔化民主的言論不斷見諸媒體和網絡。這真是咄咄怪事?人類的大多數都證明好的東西, 我們還沒來得及嘗試為何就斷言不適合文明古國呢?
有關質疑民主的言論很多,下面我只就常見的問題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誤區之一：中國公民素質低下，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中國這樣的以封建家長制為基點的國家，封建專制主義根深蒂固，人民科學文化素質總體不高，民族眾多，歷史上長期“治、亂”輪回，包袱沈重，災難深重的13億人口大國，要想迅速富強崛起，照搬西式民主是不現實的，相反還應該長期堅持中央集權性質的國家主義，就是要使政權始終保持一定程度的威權主義性質，保持民族的凝聚力和組織力。實際上，近代日本和德國的崛起，也無一不是先走國家主義道路的！
上述觀點看似很客觀理性，其實經不起理性的推敲。
首先中國人為什麽科學文化素質總體不高？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中華文明在明王朝以前一直遙遙領先於人類世界。明王朝以前中國雖是專制政體，但世界各國也一樣是專制政體。所不同的是中國的專制政體比較成熟，尤其是科舉制度網絡了大批英才為專制政治服務，因此較之其他的專制政體更為行之有效，所以中華文明才因此一路領先。十七世紀以後，以英國、比利時、瑞士、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國家摒棄傳統的專制政體，依靠民主和法治來重組自己的文明，結果這些國家在近代突飛猛進，文明程度很快超過中國，國民素質也大幅度提高，科學文化教養也遠遠超過依舊生活在專制政體下的中國人。在英美等民主國家的帶動下，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擺脫專制投奔民主，這些國家的國民素質也因此後來居上。
上述歷史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
西方民主國家的國民素質之所以高於中國，是因為這些國家采用了民主政治的緣故。中國公民素質之所以在近代落伍了，是因為中國沒有從專制走向民主。
民主國家不是先有國民高素質然後才有民主；而是先有民主然後才有國民高素質，也就是說民主是提高國民素質最有效的藥方。
中國人之所以總體素質不高，是因為長期專制統治的惡果。
如果因為國民素質低的原因而摒棄民主，那麽我們的國民素質永遠也不會得到提升，因為專制是國民低素質的根源，民主則是提高國民素質最有效的途徑。
中國只有走向民主，國民素質才有提高的可能。雖然不能在一個晚上變成文明人，但卻走上了文明之路，步入素質的良性循環。
其次日、德兩國的現代化走的是“國家主義”這條強國之路，但兩國走的是“民主國家主義”，與專制統治有本質的區別，說得形象點就是“民主的初期階段”。兩國都是在推翻封建專制的基礎上走向現代化的，兩國現代化早期都建立了民主政治的重要標志“獨立議會”並切實地負起責任，法治也得到充分的貫徹和尊重。等到民主和法治深入人心時，兩國馬上由民主的“初期階段”轉入“高級階段”。
再次國民素質的提高雖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如果擁有一個對國家民族勇於負責的精英政府，民眾的素質在短期內可以得到飛躍式的提升。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中國的公孫鞅變法就是一個很能有說服力的例證。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國民的綜合素質比我們低得多，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多數日本國民連“姓”都沒有。明治政府認為日本國民沒有“姓”太沒面子了，於是就責令每個國民必須為自己確定一個“姓氏”。普通日本國民不明了“姓”的確切意義，為了敷衍上面紛紛把自己的居住地作為姓氏，附近有一株松樹、杉木或藤本植物的就姓“松下”、“高杉”、“伊藤”，房子被稻田圍繞的就姓“田中”，住在山谷的就姓“山口”……明治政府是一個高效的精英政府，在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明治精英的努力下，日本國民素質加速度提升，僅用了二十多年時間就和英美等發達國家的國民站到了同一個地平線。
印度、墨西哥等民主國家的國民素質之所以提升緩慢，並不是民主的過錯，而是缺少一個勇於負責且強有力精英政府的緣故。再說印度的國民素質畢竟提高了，在今天已後來居上超過中國。如果當初他們沒有選擇民主政治，那就肯定沒有提高的那一天，更不用說超過中國了。
誠然，國民素質低下會大大影響民主的進程，因為民主不僅僅是擁有一套完善的民主體制和健全的法律就可大功告成，還需要民眾擁有民主、法治的理念和思維方式，否則再好的制度執行起來也會變味。但民眾的思維方式是可以引導的，一個有能力且有責任心的政府能夠在十年甚至幾年的時間內讓民眾思維方式轉換到民主、法治的軌道。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國建國時期。美國獨立戰爭前夕，絕大多數美國公民並沒有從英國獨立出來另行建立一個國家的意識，他們只希望英國的統治能夠公平一點，讓他們享有和英國本土公民同等的政治和經濟權益，不要限制他們的經濟活動，把美洲殖民地當成英國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是約翰、亞當斯和潘恩等人的文字轉變了美國公民的思想，尤其是潘恩的《常識》像一團燎燃烈火，點燃了絕大多數美國公民的獨立意識，使他們認識到擺脫大英帝國的統治是必要的，在新大陸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民主國家是他們的天賦人權和上帝賦予他們的神聖使命。結果不到一年時間，絕大多數美國公民都站到“獨立”這一邊，第二屆大陸會議順利通過了獨立的決議並起草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最偉大的政治文獻《獨立宣言》。
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美國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還不成其為一個國家，只是一個名詞意義上的松散聯邦，十三個殖民地（組成美國最早的十三個州）各自為政，各自擁有獨立的軍隊和內政外交，和蘇聯解體後的“獨聯體”有著驚人的相似。謝斯暴動後，美國人意識到過於松散的聯邦沒有能力保護共同安全，決定十三個殖民地加強聯合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於是各殖民地選派代表參加費城立憲會議，制定一部國家能夠真正運轉和切實負起責任的憲法。費城會議制定的美國憲法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智慧，但這部憲法能否在美國付諸實施卻前景渺茫。因為此憲法必須得到十三個殖民地議會中的九個批準才能生效。早期美國人大多是為逃避歐洲封建國家的暴政移居新大陸的，他們對大國家和大政府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不信任，任何損害州權和增加國家權力的嘗試都被認為是對他們天賦權力的侵害。而美國憲法卻要求把原屬於各州的軍事、外交等相當多的大權全部交給國家，天性酷愛自由且對大政府有相當警覺的美國人應該從心理上抵制這部憲法。漢密爾頓是現代美國的第一大功臣，這部憲法能夠順利通過是以他為代表的“聯邦黨人”努力的結果。美國憲法制定出來後，漢密爾頓和他的朋友寫了大量的文章介紹美國憲法的精髓，建立一個強有力國家的必要，各州把部分權力交給國家是放棄眼前的小利益而追逐未來的大利益……漢密爾頓等人的文章（《聯邦黨人文集》）在美國十三個殖民地廣泛傳播，很多美國人的思想在這些文章的引導下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小國寡民意識轉為大國家意識，由憲法的反對者變成憲法的擁護者。結果不到兩年時間，美國憲法就在各州獲得通過，影響整個人類歷史的現代美國就這樣誕生了。
美國早期的歷史說明民眾的思想和思維方式是可以積極引導的；但能否被有效地引導取決於兩個前提：一是擁有相當一批有良知且對國家民族的進步有強烈責任心的知識分子；二是新聞自由。潘恩的《常識》在三個月內發行超過一百萬冊，當時美國只有三百萬人，相當於中國發行四億冊，如此大的發行量沒有真正的新聞自由是不可想象的，因為潘恩當時並不是什麽權力人物，不能像選集之類的書籍一樣進行行政攤派。
所以中國民眾素質低不適合民主的說法不成立！


誤區之二：民主會造成國家的長期動蕩，甚至分裂
上世紀九十年代，前蘇聯在痛定思痛之後拋棄了極權政治，毅然決然地走上了民主之路。
民主並沒有象民主鬥士承諾的那樣在一夜之間把苦難深重的前蘇聯帶入夢想中的天國，相反在共產主義陣營內部引發了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這個號稱經濟總量高居“世界第二”的超級強國在一個晚上解體了，分裂成十五個步調不一致的獨立國家。
前蘇聯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繼承了超級強國的大部分遺產，它有充分的自信能找回蘇聯的榮光，因為它的國土面積依舊高居世界第一，依舊是世界第二核大國和航天大國。如果俄羅斯能有效地利用民主政治的優勢，它在國際上的地位甚至會很快超過前蘇聯。
遺憾的是，俄羅斯並沒有象預期的那樣很快品嘗到民主的果實，相反因推行“硬著陸”式的經濟轉型而陷入暫時的困境。雖然俄羅斯人的生活水準和前蘇聯相比並沒有任何下降的跡象，多數時候還略有上升，但因把主要精力用於應付內部問題而忽視了對外造勢，結果俄羅斯的國際地位和前蘇聯相比急轉直下，從而極大的挫傷了俄羅斯人的民族自尊心。前蘇聯的衛星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和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紛紛加入北約；烏克蘭、格魯吉亞也發生“玫瑰色革命”倒向西方。屬於俄羅斯版圖內的車臣也跑出來湊熱鬧，嚷著要步那些加盟共和國的後塵鬧獨立，被莫斯科否決後就針對俄羅斯平民發動一邊串的恐怖襲擊……
俄羅斯民主在中國人眼里一度成了“一團糟”；中國人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俄羅斯從此會永遠地衰落下去，甚至會遠遠落後於中國的發展步伐，並且直覺地把俄羅斯的衰落認定成是“民主”的惡果。中國人免不了要問：如果沒有民主，蘇聯會分裂嗎？如果俄羅斯不走向民主，斯拉夫人的國際地位會一落千丈嗎？
如果不對蘇聯問題進行客觀歷史的分析，就很容易把蘇聯的解體和俄羅斯的衰落認定是“民主”造成的，並進而推論出中國如果選擇民主，也一樣會造成國家的持久動蕩，甚至四分五裂。
縱觀前沙皇俄國和前蘇聯的近現代歷史，就會發現蘇聯的解體是遲早的事，國家分裂的種子在斯大林時期就已經種下了，和民主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民主只是加快了解體的步伐而已。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既然遲早要解體，遲解不如早解，好合好散總比結下血海深仇後再散夥結果要好得多。
前蘇聯除俄羅斯外的十四個加盟共和國是沙皇和斯大林在歐亞兩洲侵占的殖民地，這些殖民地並入俄羅斯的時間並不長，長者才兩百多年，波羅的海三國並入前蘇聯的時間還不到半個世紀。因為趕上全球非殖民化的浪潮，大英帝國和法國的殖民地印度、緬甸、阿富汗、巴基斯坦、阿爾巴尼亞和非洲領地紛紛成為獨立國家，前蘇聯殖民地要想不受到鼓舞是不可能的，結果莫斯科還沒來得及同化這些殖民地就遇上了來自各加盟共和國的強大離心力。加上前蘇聯政府在上世紀犯下的一系列重大錯誤，極大地損害了蘇聯的形象，削弱了蘇聯的吸引力。這些加盟共和國雖然統一在蘇聯的旗幟之下，但從沒有象美國各州對合眾國那樣信任和依賴，相反是同床異夢各懷異心，做夢都想從蘇聯脫離出去，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靠高壓促成的聯合是不可能長久的，一旦國家機器出現薄弱環節就不可避免會四分五裂。而極權體制下的國家機器是不可能永遠強有力且有序運轉的，因為極權政治沒有連續性。殖民地在某種意義上就象是從外面搶來的孩子，要想把他們變成自己的孩子就得象對待親生孩子一樣真正關愛庇護他們，使他們在這個家生活得幸福美滿，富有自豪感、榮譽感和安全感，一離開這個家就會感到無依無靠危機四伏或喪失尊嚴。美國各州從十八世紀中葉以後不但沒想過要鬧獨立，相反如果合眾國政府想要讓某州成為主權國家一定會遇到這個州的玩命抵抗，因為合眾國是各州最理想的幸福家園，誰也不願離開這個家，象得克薩斯、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亞等州都是用赤裸裸的戰爭手段從墨西哥搶奪來的殖民地，但這幾個州寧願和你玩命也不會想到回歸墨西哥去。所以同化殖民地的最好途徑就是提高宗主國的吸引力，使宗主國成為文明程度最先進也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國家。高壓只能取效於一時，並且不可逆轉地傷害殖民地人民的感情，為極端民族主義者留下贏得民心的空間，從而播下日後分離的種子。前蘇聯不但沒有讓各加盟共和國感受到是他們的幸福家園，相反還因大清洗和扼殺生產力的經濟政策成為各加盟共和國的噩夢和永不消逝的痛，結果誰都想從這個大家庭逃離出去。所以說蘇聯的分裂要素是前蘇聯時期種植的，民主只是為那些想逃離家庭並開始破壞家具的“外來妹”打開一扇窗戶而已。
再說“分家”也不一定是一件壞事，當家族內部的成員變成互相否定甚至互相威脅的幾個部分且矛盾不可調和時，與其用高壓把他們捆在一起還不如讓那些對家庭只知破壞不知建設的“逆子”自謀生路。大英帝國從沒有後悔讓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亞、阿富汗、南非等國家脫離英國獨立；絕大多數俄羅斯人也沒有後悔讓各加盟共和國獨立，我們為何替他們抱不平呢？
至於俄羅斯在經濟轉型期遇上的暫時困難更不是民主的過錯，而是蘇聯計劃經濟造的孽。首先前蘇聯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二是“吹”出來的，極權體制下的統計數字包含有多少水分我們應該深有體會。前蘇聯時期，俄羅斯人生活必需品奇缺，就是有錢也買不到東西，買一磅面包也得排上一個小時以上的隊……現代俄羅斯即使在最困難時期人民的生活水準也不比前蘇聯差，今天的俄羅斯已經渡過了轉型期，經濟步入平穩發展階段，俄羅斯人的生活水準比前蘇聯時期有了很大的提高，經濟也比中國更有活力，俄羅斯“綠卡”對外國公民尤其是中國勞工有很大的吸引力。俄羅斯人也逐步找回了自信，國際地位也在逐步上升，政治經濟步入了良性循環……這些都是“民主”為俄羅斯帶來的福蔭。如果俄羅斯沒選擇民主，今天的俄羅斯人說不準買一磅面包會排兩個小時以上的隊，金正日的北朝鮮就是榜樣。
和蘇聯同時民主化的國家還有東歐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國，這些國家都沒有發生民族分裂的現象，也沒有發生俄羅斯轉型期那樣的動蕩，所以國家動蕩甚至分裂不是民主造成的，就象北宋王朝王安石變法時期遇上的天災不是“變法”造成的一樣。
中國和俄羅斯（包括前蘇聯）的國情相差甚遠，民主造成國家分裂的可能性很小。
一是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大一統國家，統一的意識已經深入到中華民族的骨髓。中國歷史上因為官逼民反的原因出現過多次分裂，但每次分裂後都會再度統一，即使碰上南北朝時期那樣長的分裂也不例外。
二是中國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除了西藏外，融入中華文明的歷史悠久。新疆並入中國的時間是1775年；內蒙古1635年並入後金，1644年被清帝國作為嫁妝帶入中國；但這些地區在漢唐王朝時期也曾是中華帝國大家庭的一員。至於西藏雖然融入中華文明時間較晚，但西藏在歷史上文化極為落後，人口稀少，並入中國前也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獨立國家，和中華文明接軌是推進而不是阻礙了他們的文明步伐。所以中國主要少數民族和漢族的親和力比俄羅斯與各加盟共和國的親和力要大得多，分離因素也要少得多。至於散居東北和西南叢林中星羅棋布的少數民族則早已深度漢化，“獨立”在他們頭腦里更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名詞。
三是中國的民族政策比俄羅斯要高明一些，除了給予少數民族比漢族還多的優越條件外，有計劃的移民政策也使傳統的少數民族聚居地成為漢族占優勢的地方。各位不知去過新疆沒有？除了南疆土魯番、喀什、和田等少數幾座城市外，包括省會烏魯木齊在內的其余大中城市都是漢人占優勢。維族聚居的吐魯番和喀什雖然算得上大城市，但兩者之間又被漢族聚居的庫爾勒、阿克蘇等更大的城市有效地隔開，也就是說兩座維族城市聯合起來鬧獨立是不可想象的。內蒙古的各城市我還沒有完全走遍，但最為偏遠的額濟納旗的的常駐居民也主要是漢人，其余相對發達的城市估計也是漢人占優勢。今天的世界是城市文明，“農村包圍城市”在中國已成為不可思議的往事，漢人占優勢的城市幹嗎要從大漢文明中分離出去？城市不鬧獨立，分散的鄉村能有效地鬧獨立嗎？中國在上世紀也發生過不少大的政策失誤，損害了國家的吸引力，但對新疆、內蒙等地少數民族造成的傷害比蘇聯要好得多。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躍進和文革給漢族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但西北少數民族則較少受到波及，新疆還成為漢族在大饑荒時期的避難所，當內地的經濟在大踏步後退時，新疆經濟卻在前進。
四是中國歷史上的主要矛盾從來都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官民矛盾，中華文明的歷次大浩劫都是漢人打漢人或外族入侵，而不是內部的民族仇恨。十九世紀雖然發生過大規模的回民暴動事件，但也是在大平天國和撚軍等更大規模的漢人內鬥鼓舞下發生的。
…………
綜上所述，民主應該不會造成中國的分裂，就算發生意外之事也不是民主的過錯。中國一旦走上了民主之路，有效地調動起全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人才能順利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通過有效的途徑把智慧服務於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事業，社會公平，各項工作運轉有序，國人找回了尊嚴和信仰，貪污腐敗減少到盡可能低的限度，頹廢的社會風氣被昂揚向上的進取精神所取代……中國的國力就會蒸蒸日上，民族文明的步伐也會大大加快，中國的向心力也會因此大大加強。那時各民族都有了尊嚴感、自豪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民族分離趨向也會越來越小直到消失。
至於俄羅斯轉型期的動蕩中國也一樣不會因民主而發生。中國目前已完成了經濟的部分轉型，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豐富，民營企業已替代國有企業成為經濟的主力軍，“經濟接力棒”已部分交接，不會出現俄羅斯那種舊經濟基礎一夜垮塌，新經濟基礎尚未建立的“經濟斷層”。所以中國不會因為民主而出現長時間動蕩，相反會因為民主和“剛性法治”把中國社會帶上穩定有序的發展軌道。
在民主的早期，公民也許會因為缺少民主、法治思維方式和對政府不信任感的慣性作用，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或利用民主發泄自己長期積郁的不滿情緒，跟在“民主”招牌後面瞎起哄，出現“霍元甲”“戈爾巴喬夫”之類的選票，制造與民主精神相悖的鬧劇。但如果民主的步伐堅定不移，公民就會很快發現他們的民主權利受到了真正的尊重，而不是傳統式的“走過場”，這時絕大多數公民都會認真的對待民主賦予他的權利，因為他們發現如果不認真行使這項權利就是成心和自己過不去。日本公民在二戰後第一次行使普選權，有些地方居然出現把妓女選進議會的鬧劇，等到他們選出的妓女真個進入議會代表他們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時（在這之前權力機關會超越“民權”把妓女剔除掉），他們才發現當初的惡作劇是對自己多麽地不負責任。結果等到第二屆議會選舉時，公民選舉的代表絕大多數都是些富有能力且品格過人的精英人物，因為只有精英人物才能盡職盡責在議會轉達他們的正當要求。同樣在民主早期，因為選舉出的政府缺少行政經驗，對自己的行政職能不熟悉，出現政府權威衰退的跡象，社會的各種陰暗勢力也會不恰當地利用民主的寬松環境跳出來危害社會。但這些現象只是暫時的，在公眾嚴密監督下的民主政府會很快熟悉自己的職能，把社會納入有序運轉的軌道，否則就會因為不稱職而被整體罷免。

所以民主會造成國家的長期動蕩甚至分裂的說法不成立！


誤區之三：民主會亡黨，是對既得利益者的大清算
經常在網上看到這樣的言論：“民主會亡黨；不民主會亡國。”
這樣的言論乍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在我看來卻是匪夷所思的。
第一次看到這樣的言論是在四年前，那時我正在研究“戊戌變法”那段歷史，一百年前的北京故宮也流傳著類似的言論：“變法就會亡滿清，不變法就會亡國”（變法就是加強民權和法治的現代化變革，也即民主變革），最後滿清權貴和沒有任何民族責任心的既得利益階層決定“寧把國家交給友邦；也不交給家奴！”（友邦指企圖瓜分中國的列強；家奴則指漢人。）
於是以那拉蘭兒為首的既得利益階層把譚祠同、康廣仁、楊銳、楊深秀、林旭、劉光第等“戊戌六君子”押上菜市口腰斬，民族英雄的鮮血被京城百姓醮了人血饅頭，維新運動的精神領袖康有為、梁啟超則亡命日本。有望使中國趕超日本的偉大變法運動就這樣淹沒在血泊之中。
變法被扼殺了，按滿清權貴的邏輯他們的江山應該不可動搖了，皇位可以千世萬世地傳下去。可愛新覺羅家族的江山保住了嗎？
1911年，被維新志士鮮血澆醒的革命黨人在武昌打響了反抗滿清統治者的第一槍。才兩個月功夫，南方十多個省市紛紛宣布“獨立”，滿清的統治在中國土崩瓦解。
1912年，末代皇帝溥儀被趕下了皇位，統治中國近三個世紀的滿洲韃子自此成為被統治者，離他們屠殺“六君子”的時間還不到14年！
這還不算完，滿洲韃子的精神領袖愛新覺羅家族的噩夢還在繼續。
1924年，馮玉祥的國民軍闖進了北京故宮，把包括末代皇帝溥儀在內的皇族人員從他們居住了近三百年的“家”驅趕出去。尊貴的皇帝公主們就這樣成了一介平民，甚至連平民都不如，因為無家可歸和“流浪漢”很接近。
1945年，末代皇帝溥儀被蘇聯紅軍作為戰俘押解到西伯利亞，在堅硬似鐵的凍土上開荒服苦役。曾經尊榮無比的皇帝自此成了卑賤的囚徒。
除了愛新覺羅家族外，滿洲權貴的命運也好不到哪里去，不是象豬仔一樣被抓起來殺掉就是淪為最底層平民，從事低等職業茍且偷生，誰也沒能保住自己以權謀私聚斂的巨額財富。
…………
這里有必要回顧一下日本的“明治維新”。
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在以天皇為首的“明治精英”領導下自上而下發動的。明治維新極大地激發了日本公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日本短期內從一個愚昧封閉的“蠻夷土邦”一躍而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現代化強國，在二十多年時間內走完了西方四個世紀的路程。日本的快速崛起極大的提升了“天皇”的威望，從而贏得了日本國民的普遍尊敬和愛戴。在民主共和成為人類文明主流的世界，日本國民從沒想到要把“天皇”從最高寶座上趕下來。就是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日本戰敗那段悲慘的歲月里，淪為戰勝國鐵蹄下的日本國民也一直要求保留“天皇”，最後盟國占領軍只好“服從”日本民意，繼續讓天皇坐在原來的位子上。
直到二十一世紀地今天，“天皇”依舊是日本第一公民。
與日本天皇類似的還有英國國王。
十七世紀八十年代，英國發生“光榮革命”，醉心於無限權力的專制帝王詹姆士二世被民權精英們推翻，諾曼底公爵威廉被英國議會迎立為英國國王。隨後威廉簽署議會制定的“權利法案”，主動放棄專制統治，交出大部分傳統由國王擁有的權力，在英國實行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現代化變革。英國自此突飛猛進，在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國土由二十多萬平方公里推進到三千多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阿富汗、中東、埃及、南非……）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世界工廠，英國國旗自此繡上了“日不落”標志。伴隨著“日不落帝國”的無限榮光，英國國王也贏得了英國公民的普遍敬愛，三百多年來一直安然無恙地坐在國王寶座上。前幾年英國鑒於世界民主共和的大趨勢，加上王室發生的一系列醜聞，決定在英聯邦就“是否保留國王”舉行全民公決，結果英聯邦以絕對優勢的票數要求保留國王……
下面我們來反推一下，如果當初滿洲權貴沒有扼殺“戊戌變法”，他們的命運會怎樣？
如果戊戌變法成功，中國在近代就會贏得一次巨大的機會，會很順利地完成現代化進程。以當時中國的雄厚國力和豐富資源，中國會趕超日本成為亞洲一號超級強國，日本全面侵華也會成為不可思議的故事。
如果戊戌變法成功，中國的權力交接方式就會遵循理性有序的途徑，為了爭奪國家控制權而發生的周期性暴力革命就會在中華大地上絕跡，中華文明就會擺脫循環性浩劫，文明成果就能有效地積累起來並進而發生量變到質變的飛躍。中國會很順利地躍升為世界上文明程度最先進的國家（也許僅次於美國）。
如果戊戌變法成功，中國會避免長達半個世紀的血腥戰亂，中國人的血質里也不會潛藏那麽多的非理性暴力傾向，長達一個世紀的和平發展會使絕大多數國民變得通情達理……
綜上所述，如果戊戌變法成功，中國會走上文明富強之路，滿清皇族會因此贏得全體中國人一致的崇敬，會穩穩地呆在北京故宮享受皇帝的尊榮。絕大多數滿清既得利益階層也會牢牢守住他們的財富，並在一個世紀的文化薰陶下進化成紳士型的貴族世家。
當初滿清既得利益階層斷言“變法就會亡滿清！”沒想到結果剛好相反：不變法就會亡滿清，變法就會皇位永固！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民主就會亡黨”的言論是否站得住腳？
“不民主就會亡國”沒必要在此討論，相信稍微有點理性的中國公民心中都有答案，今天席卷中華大地愈禁愈烈的腐敗浪潮就很能說明問題。
民主是否會亡黨就值得商榷了。
首先民主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否定現政權建立新政權，也不是只有新政權才有資格領導民主。
民主的精髓是在上層建築領域加強“民權”和“法治”。如果現政權主動擴大“民權”，以“法治”代替“人治”，就一樣有資格領導“民主”。當現政權對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切實負起責任，領導層主動放棄和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相背的部分特權，把中國推上健康有序的民主之路，現政權就是民族進步的功臣元勳，那麽民主又何來亡黨一說？
民主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一條漸進之路。美國全民選舉各主要行政區域的一把手和三權分立是“民主”；上上世紀日、德兩國由權力精英領導，取消政治藩籬，向民眾開放部分權力同時加強法治也一樣是“民主”；在一個傳統全部由上級任免的官場，如果實現“縣官直選”，盡管決定國家大針方針的高層官員依舊是“任命”，但不能否定這個政權向“民主”邁進了一大步。
民主的“形式”也是多樣的，除了傳統的“君主立憲制”，“儀會制”和“總統制”外，還有部分公民素質較低的國家推行的“精英層率先民主制”。英國民主早期就是走的精英層率先民主之路，全國擁有選舉權的公民不到百分之五，選民資格受到因文化水準等因素的諸多限制。等到普通公民的民主素質受到必要的歷練時，才逐步放寬選民資格限制，直至實現普選制。
實現民主的道路也不是單一的，暴力革命更不是走向民主之路的唯一選擇。法國是通過暴力革命推翻專制走向民主的典型國家，但日、德等國都是通過非暴力的方式走上民主之路的，以後的事實證明非暴力式民主之路比暴力民主之路更有效力。美國、比利時、瑞士是通過獨立革命的契機走上民主之路的；英國的民主則是專制王權和民族精英相互妥協的產物；日、德兩國的民主化則是統治集團中的精英人物賜給國家民族的福蔭……
中國最理想的民主之路應該是自上而下的日、德式，但前提是領導集團中有足夠的精英人物，同時領導精英也能對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切實負起責任。在這方面我有很大的信心。
中國的民主之路應該盡量回避暴力革命式，歷史的經 驗一千次地證明，通過暴力革命走上權力之路的政府難以負起領導民主的責任。歷史上歷次在暴力革命基礎上的改朝換代，在暴力造成的廢墟上建立起的新政權有哪一個不是前朝專制統治的翻版，且大多數連前朝都不如。
日、德式的民主之路主要是權力人物主動放棄部分特權，建立“獨立議會”，政府精英化，行政法治化，新聞自由化，廉潔政府和司法獨立，面向全社會公平競爭考試選拔公務員隊伍，不影響國家大政方針的基層政務官直選（縣官直選），同時有計劃地強化國民的民主理念和法治教育。
如果中國能順利走上日、德式民主之路，現政權依舊是中國的領導者，黨和民主就是共生關系，民主又怎會亡黨呢？
最理想的民主之路畢竟是良好的願望，能否走上這條路是不確定的。但就算我們錯過了理想之路， 通過另外的途徑走向民主，“民主”也一樣和“亡黨”沒有必然聯系。
中國人最熟悉的民主國家莫過於俄羅斯，還是用俄羅斯來說事較為實際一些。
俄羅斯是通過先自上而下擴大民主基礎，後自下而上反抗專制暴力贏得全部民主的國家。
俄羅斯共產黨滅亡了嗎？沒有，雖然曾因“鎮壓民主”的嫌疑一度被宣布為非法組織，但不久又合法化了。
不僅如此，在俄羅斯民主化前期，各級政府要員大多是前蘇聯的黨政要員，就是今天的俄羅斯政界還有很多前蘇聯官員。俄羅斯第一任總統是前蘇聯莫斯科市委書記，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現任總統普京則是前蘇聯克格勃高官。俄羅斯共產黨雖然名義上喪失了執政黨的位子，但從實質來說，依舊是前蘇聯共產黨人領導著俄羅斯。
我們看問題不能停留在表層上，應該透過表象看到“招牌”背後的實質性內容。
喪失執政黨位子不等於是亡黨，如果俄共勇敢直面自身劣勢，致力於推動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事業，努力改善自身形象，一樣可以通過法制的軌道再度成為執政黨。
“民主”和“共產黨”不是敵對關系，我們的黨曾經高舉民主的大旗領導中國革命。任何執政黨都難免在民主問題上犯錯誤，但不能因此簡單推定民主就是執政黨的摧命符。共產黨是社會主義政黨，英國工黨也是社會主義政黨，但英國工黨已經在英國多次執政了。西方的社會主義政黨為人類民主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怎麽認為同樣屬社會主義政黨的共產黨就會與民主水火不相溶呢？
我們的黨有責任和義務推進中國的民主事業；我也相信我們的黨能夠領導中國的民主事業走向成功。
所以“民主會亡黨”的說法顯然是荒謬的。持此說者一是想損害我們黨的形象；二是企圖挑撥民主和執政黨的關系，為民主制造強有力的敵人，使民主事業在中國舉步維艱。
與“民主會亡黨”的說法相照應，認為中國一旦實現民主就會對現有既得利益階層實行“大清算”，這種看法也一樣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
首先民主政權不是簡單地否定非民主的前政權，而是不帶偏見地繼承了前政權的合理成份。民主政府還會最大限度地容納前政府的精英人物，充分發揮這些人的聰明才智服務於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事業。只有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的起的新政權才會全盤否定前政權，甚至於把前政權官員趕盡殺絕。
其次民主政治是寬容的政治，不但會寬容前政權中的奉公守法者，還會寬容前政府官員因為體制缺失的原因而造成的各種失誤和尚未釀成重大民怨且有一定普遍性的“腐敗行為”，只要這部分人不再腐敗且不反對民主事業就不會“清算”他們。俄羅斯民主化後，前蘇聯官員幾乎沒有什麽人因為“政見不同”的原因被判刑。連參與赤裸裸鎮壓民主事業的“8.19”分子都被赦免了，還有什麽政見不同者不在寬容之列。
再次民主政治保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不會象通過暴力革命走上權力之路的政權那樣簡單地沒收既得利益階層的財產。前蘇聯的既得利益階層在民主化後絕大多數都沒有遭受“抄家”的命運就是最好的例證。
部分既得利益階層如果認為堵死中國的“民主之路”就能確保他們的特權地位和通過非尊嚴手段聚斂的巨額財富就愚蠢至極了，滿清權貴的命運就是前車之鑒。一是中國的民主之路堵不住的，自上而下溫和理性的變革之路走不通，就會不可避免出現自下而上式的暴力騷亂，通過暴力走向權力的政權通常都醉心於“報覆”和“清算”，那時權貴的財富地位會“一鍋燴”。二是就算不出現改朝換代的悲劇，執政集團內部也會出現斯大林式的鐵腕人物，那時絕大多數既得利益階層都會丟掉財富甚至生命。上世紀三十年代發生在蘇聯的大清洗和我國的文化大革命國民應該不會陌生。
當然民主政府也不是不講原則的“和事佬”，也會對某些引起相當民怨的腐敗政客進行懲處；但非民主的執政集團如果想長期執掌權力，也一樣會處理掉這些行政敗類，否則執政集團會因為包庇“老鼠屎”從整體上付出更大的代價。朱元璋對貪污十多兩銀子的官員一律處以剝皮的慘刑；即使最為腐敗的袁世凱王朝，貪污500兩銀圓的高官就得上刑場。500兩銀圓在當時相當於大學教授一個月的薪水，中山大學開給魯迅的月薪就是500兩銀圓，袁世凱開給孫中山的年薪則是30萬大洋。
民主在中國實現後，既得利益階層也許會喪失部分非法聚斂的財富，對於達官貴人來說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但和整體上喪失財富相比應該是一個幸運的結局，因為不想喪失任何非法財富者最終會從整體上喪失所有的財富，甚至於連小命也搭進去。
民主是“雙贏”的政治，既是國家民族和平民百姓的福祉；也是既得利益階層的福祉！
“民主會亡黨”，會“大清算”的認識誤區極大地誤導了中國人在民主問題上作出的選擇。部分既得利益階層會不自覺地把“民主”當成自己的克星，為了維護自身利益集體對抗“民主”，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制造諸多障礙，使中國的民主之路舉步維艱，一波三折。


二OO六年十一月三O日


2.民主政府與威權政府哪個更有效？


專制威權政府在發展經濟、反貪防腐、促進公平、繁榮文化、推進文明進步等方面，在小國能取得暫時的成功；但在大國很難取得成功。大國的民主政府應該比專制威權政府更成功更有效！例外也許有，但極為鮮見。


（一）
部分國民認為象中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大國,只有建立高度中央集權的威權政府,才能有效地監督地方依法行政，防範地方勢力胡作非為,確保國家的統一。民主政府則會出現弱幹強枝，中央對地方失控，地方出現分離傾向……
有這一思維誤區的國民認為民主政府各地權力機構和政府一把手都是當地選民通過公平競選選出來的，這些地方權力機構和行政一把手只對當地選民負責而不對上一級行政官員負責，會不會只顧及狹隘的地方利益而無視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在國家大政方政上不服從中央政府甚至和中央政府對著幹？結果造成弱幹強支，助長地方分離傾向？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各位不妨看看美國的情況，美國是標準的民選政府，地方政府都是當地選民選出來的，地方官員只對當地選民負責而不對總統負責，可你聽說過美國中央政府對地方失控了嗎？美國有哪個州鬧獨立了嗎？有哪個州拒不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抵制伊拉克戰爭嗎？有哪個州獨立於華盛頓與北京建立外交關系了嗎？與美國類似的還有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你聽說過這些國家發生過類似情況嗎？
沒有！
也許有人會說，美、英、法等國國民素質高，自然不會沒有全局意識和長遠觀念。中國人的整體素質比那些國家低得多，說不準會幹出那樣的的蠢事。有這一憂慮的人不妨看一下印度和台灣，印度的國民素質也不高，經濟也很落後，可你聽說過印度有哪個地方政權和中央政府對著幹嗎？台灣的情況則更具典型意義，因為台灣人是標準的中國人，走上民主之路的時間才十年多一點。台灣民進黨執掌中央政府後，很多地方縣市的選民選舉國民黨人擔任地方政府一把手，首府台北市選民選出的市長竟然是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國民黨和民進黨是台灣主要的政權競爭對手，可你聽說過國民黨控制的地方政權在大政方針上和民進黨控制的中央政府對著幹嗎？他們建立獨立於民進黨政府之外的地方武裝了嗎？獨立和哪個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了嗎？台北市長馬英九除了履行一個普通公民的職責率民眾在總統府前靜坐市威表達正當訴求外，台北市政府避開陳水扁政府和大陸搞“三通”了嗎？
沒有！
為什麽會沒有？根本原因不是國民素質的高低問題，而是民主政治體制杜絕了這類悲劇的發生。民主政府的第一要素是有一部全民必須遵從的憲法，每個公民，無論你屬國內哪一地哪一級的行政機構管轄，都不能違背國家的憲法，任何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法必須在憲法的框架之內，違背憲法的任何地方法條款都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法律效力。所以任何一級地方政府雖然只對轄地選民負責，但也必須遵守國家的憲法，對代表國家的中央政府行使憲法規定的責任和義務，不能行使超出憲法之外的權力搞狹隘地方主義，否則你就會因為違憲而受到法律審判。你一旦因為違憲的原因受到法律審判，就算你的選民仍然擁護你，但他們也保護不了你免受法律制裁。因為民主政治下司法是獨立的，不但獨立於中央政府，也一樣獨立於地方政府，作出的法律裁決不受任何一級政府機構的幹擾。在民主制度下，地方行政官員可以不理睬來訪的省長甚至總統，更不用出於公務以外的原因去給省長總統送禮拜年套近乎，因為那樣做對你的職務安全沒有任何幫助，省長、總統升不了你的官也降不了你的官，只有你轄區的選民能決定你的政治命運。但你不能違憲，一旦觸犯憲法你就會自然丟官，並且你的選民也保不了你。國家憲法通常都會規定中央政府統領軍事、外交，主管征收關稅，印花稅、版稅，主管跨地域工貿公司（如鐵路、航運、航空、郵政、電信、電力……）的管理和稅收，地方政府不能侵犯中央政府的這些法定權限，不能建立獨立於中央政府之外的地方武裝，不能號召當地青壯年拒服兵役，不能在交通幹線上設立進出口的收費關卡，不能征收關稅、印花稅和跨地域工貿公司的經營稅，哪怕海關建在你的地域上或跨地域公司在此地設有辦事機構也不能夠！否則海關或跨地域公司上訴到最高法院，這個地方政府一把手就會成為觸犯憲法者，其政治生命也跟著完完。
下面列舉幾條與此有關的常見疑慮：
疑慮一：地方政府不能違憲對抗中央政府的合法權力，但地方與地方幹起來，如某地對另一地過往該地的車輛征收通行費等，影響國家的協調統一並進而傷害國家的整體利益怎麽辦？發生這樣的悲劇，一樣可在憲法的框架內解決，當地方與地方發生損害國家整體利益的沖突時，沖突的雙方可上訴到對雙方都有管轄權的上一級法院，上一級法院作出的裁決雙方必須服從，否則就會付出違憲的可怕代價。
疑慮二：地方政府連最高法院的裁決都不理睬，照樣行使超越憲法之外的權力，地方選民因為狹隘短視的緣故，也支持其繼續行使這一權力，並拒絕憲法要求重新選舉新的地方政府。一旦發生這樣的悲劇，最高法院就會通過議會授權中央政府采取各種可行手段甚至於派遣武裝力量去此地恢覆憲法的權威。因為中央政府是唯一能掌握並動用武裝力量的權力機構，地方沒有相應的對抗措施，所以地方的違憲分離勢力會很快瓦解。美國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就發生過類似的悲劇，南部十三州的地方政權因為不服從全民直選產生的林肯政府，在南部各州鬧獨立。林肯政府就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力派軍隊去南方平叛，用軍事手段來維護憲法的權威和國家的統一。南部各州臨時組建的民兵武裝不是中央正規軍的對手，最終戰敗向憲法屈服，重新回到國家的憲法框架里來。
疑慮三：中央政府統領軍事、外交需要大筆的錢，地方政府為了迎合當地民意又容易壟斷地方稅收，這一筆錢從哪里來？
我在上文已經說過：民主國家的憲法通常都會規定由中央政府統一征收關稅、印花稅、版稅和跨地域工貿公司的稅收，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國稅”。這一筆稅收的數量是很龐大的，甚至於比地方稅收的總和還要多。我國僅關稅收入一項每年就達七千億人民幣，跨地域工貿公司大多是財力雄厚的集團公司，提供的工商稅收也一樣很可觀。
疑慮四：如果地方政府不違背憲法對抗中央政府的法定權力，但在憲法框架以內的轄地強奸民意胡作非為，使當地人民不能享受民主的果實咋辦？
這點更不用擔心，當地選民會用手中的選票懲罰他們，兩次換屆之間還有強有力的民眾監督機構制約他們。他們就算用盡謊言和騙人伎倆，但民眾只可蒙騙於一時，在這個問題上要相信人民的智慧和判斷力。
所以民選的地方政府雖然可以對上級官員視而不見，但不能為所欲為。不理睬行政上司是你的權力，但不能對抗憲法規定的上級政府權威。前一種情況斬斷了貪污腐化的源頭，沒必要為了政治生命向上司行賄自己也就缺少拼命受賄的動力。後一種情況則斬斷了地方的分離傾向，消除了各自為政不顧大局的悲劇。
最後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民主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利益不是對立的，首先中央政府的行政首腦是全民直選產生，他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國會議員也是全民選舉產生，也代表這個國家全民的根本利益，所以總統和國會議員的代表性無疑大於地方一把手和地方議員的代表性。其次民主中央政府的利益是全國地方利益的理性綜合，和地方利益的關系不是敵對互損而是相輔相成的。既然是這樣的關系，地方政府也沒有必要愚蠢到對地方分離主義情有獨衷，不幸發生了那樣的悲劇，此地的人民也不會步調一致地響應，在這個問題上一樣要相信人民的智慧！通過公平競選產生能代表民意的議員大多不是維護既得利益的現職或退職官員，也不是只知感恩而沒有獨立思維和責任心的恩賜代表，而是有一定政治知識和經驗的職業政治家，他們的綜合素質比普通民眾無疑要高一層，通常情況下不會做出上述疑慮中的那類狹隘愚蠢行為。


（二）
我的文章《馬英九勝選的十大啟示》在天涯發表以後，部分網友認為中國當前的主要問題不是沒有民主，而是中央權威消弱地方權力膨脹；認為現在中國應該加強中央集權以監管地方政府；加強法制化建設以破除地方政府、腐敗官員和腐敗學者的“鐵三角”，絕對不可貿然試行西式民選政府制度，因為這樣各級政府會迅速被“鐵三角”的利益集團所控制，國家陷入無窮盡的災難之中。他們認為民主政府並不能有效地防止腐敗，象民主的印度、俄羅斯和巴西的腐敗現象依舊很嚴重。要想有效地防止腐敗只有通過建立威權政府，加強法治，法治比民主能更有效地防止腐敗，並舉亞洲的香港和新加坡為例，因為法制化相對健全的威權新加坡和香港的清廉程度比民主但是法制化相對滯後的台灣和韓國高……
中國目前的狀況確然是中央權威削弱地方勢力膨脹，尤其是地方特權集團無視中央政府的各項禁令，在自己的小王朝瘋狂貪污受賄、買官賣官、圈地拆遷、大興土木、肆意掠奪國家財富，利用職權侵占平民百姓利益，甚至於在轄地交通幹線上設立收費關卡對過往車輛征收通行費……中央每下達一個廉政文件，到了地方都因“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成了一紙空文。大不了組織地方官員象征性學習一下，在網上抄幾句談認識感受之類的學習筆記，在台上說幾句連自己都不相信的空話套話，然後繼續變本加勵地腐敗瀆職瞎折騰。因此目前的中國確然存在弱幹強枝現象……
各位別忘了這樣一個事實，目前的中國並不是民主政體，如果存在弱幹強枝現象也不是民主的過錯。專制政府不一定都是強勢政府；民主政府也不一定都是弱勢政府；美國中央政府的力量相信各位能夠感受得到。民主政府是“強勢”還是“弱勢”，與國家的大小有很大的關系，大國的民主政府多半是強勢政府；小國的民主政府則容易走向“弱勢”。所以美、英、法、德、日都是強勢政府；而菲律賓之流的亞、非、拉小國的民主政府有很多是弱勢政府。中國是眾所周知的大國，如果走向民主，強勢政府的概率應該比弱勢政府大得多。 中國一旦成立民主的強勢政府，地方搞貪污腐化獨立王國的可能性就很小。因為民主政府在官吏任免上“還政於民”，地方官的命運掌握在當地老百姓手中，如果地方官在轄地貪污腐化瞎折騰，老百姓還會繼續選他嗎？獨立於地方政府之外的民意監督機構會放過他嗎？民主政府的錢袋掌握在代表民眾的地方議會手中，政府每動用一分錢的公款都得請求議會拔款並在事後詳細匯報每分錢用於何處和怎麽用？地方官能用公款大吃大喝公費旅遊開著公車到處瞎跑嗎？因為民主政體把任免和監督地方政府的權力交給了當地百姓，根本不用中央操心就能自發防範腐敗。至於各級政府會迅速被地方政府、腐敗官員和腐敗學者“鐵三角”利益集團所控制的問題也許會一定範圍內存在，但絕對是個別現象，並且是短期的。因為人民一旦掌握地方官員的任免升降權，“鐵三角”就根本不可能長期操控各級政府。各地的“鐵三角”利益集團只是上面不知道，在當地根本不是什麽秘密，當地選民會選舉並長期容忍被“鐵三角”操控的地方政府侵害他們的權益嗎？
“鐵三角”操控地方政府的現象恰恰在專制政體下容易產生，因為專制政體下地方政府的任免升降權在上一級行政機構手中，熟悉“鐵三角”的當地百姓無權罷免或有效監督他們，就算被“鐵三角”一再侵害並對其恨入骨髓也無可奈何。上面並不了解下級政府的“鐵三角”現象，就算有所了解也因與地方官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不好痛下殺手。象各市、縣政府在城鎮入口處交通幹線上設立進出口關卡對過往車輛征收通行稅之類的簡單問題，中央迄今都沒辦法解決，就更不用說解決其它覆雜一點的地方主義毒瘤了。
民主政體下地方財團用金錢拉選票等“賄選”問題在民主政治初期也許會在一定範圍內存在，但一樣會是個別現象和暫時現象。首先“賄選”通常只在很低級的行政區域才有市場，如我國的村官選舉就容易發生賄選現象；但到較高級的行政區域賄選就很難產生效力，比如省長選舉，哪個財團有能力賄賂全省大多數選民？就算有人那麽做了，他能在新任民選政府手里收回賄選的全部投資嗎？其實賄選現象是暫時的，因為民選政府在任期內不可能討好每個被它收買的選民，因此會逐漸失去這部分選民的心。通過賄選上台的政府往往把追求個人私利及早收回賄選投資放在第一位，於是利用職權以權謀私就在所難免，當地百姓就會受到普遍傷害。選民一旦充分意識到自己的民主權利，發現一旦作賤或濫用這種民主權利後會付出很大的代價時，就會主動行使對在職政府的監督權力，並在下次選舉中拒絕被收買。相比之下，專制政體下的買官賣官現象則是普遍且長期的，並隨著時間的推移逾演逾烈。因為任免官吏的上司和行賄買官的官員都能體驗到買官買官的“好處”，買官者與賣官者在官吏買賣過程中是“雙贏”的。既然是“雙贏”且皆大歡喜的，就有繼續下去並發揚光大的必要。
至於是民主政府還是法治政府誰更能有效防範腐敗問題？我認為這根本不成其為一個問題，因為民主與法治是一對孿生兄弟，法治是民主的基礎和前提，健全的民主政府也一定是法治政府。首先民主政府的法律理念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貴遇上法律問題也和平民百姓站在同一個水平線，所以民主政府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特權階層。其次民主政府是按法律程序建立起來的，政府必須在法律的框架以內運作，任何行政官員都不能想當然遊離於法律框架以外不作為或亂作為。再次民主政府奉行司法獨立，法律判決和制裁不受任何權力集團的幹擾。民主政府之所以能夠有效地防範腐敗，除了任免官吏機制由民作主這個根本原因外；還有健全且沒有任何彈性的法律監督在起作用。至於亞、非、拉某些小國的民主政府防範腐敗不力主要是這些國家民主政治還不太成熟的緣故，而不是“民主”本身的過錯。這些國家因為有很長的專制歷史，在民主進程中往往保留很多專制政體的殘余，腐敗就是這部分專制殘余在起作用。
至於香港和新加坡這些有健全法治的“威權政府”，廉政成果也一樣是民主買的單。很多人忽視了兩地健全法治下的民主基礎：香港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走向民主的國家，民主理念深入人心，治理殖民地的方式不可避免要以民主為基礎。其實英國統治下的香港除了港督由英國直接委派任命外，其余政務官也大多采用公平競爭的方式產生，還設有民眾公平競選出的議會……新加坡本質上也是民主政府，因為新加坡總統一樣是民選產生，一樣設有全民直接選舉產生的議會。一個人口只有區區幾百萬的城邦小國，擁有民選總統和民選議會無疑屬於民主政體了。所以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潔成果一樣也是“民主”的成果。


（三）
極權體制下的威權政府於特定時間內也一樣能夠通過嚴刑峻法在打擊腐敗上取得很大成效，如朱元璋時期的明帝國和秦始皇時期的秦帝國。但因為極權體制下的法律是不公平的，所以打擊腐敗的效果也是暫時和局部的，並且沒有連續性。
其一、極權國家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嚴刑峻法只對平民百姓和低級官吏有效，國家元首和特權人物則不受或少受法律的約束。秦始皇用嚴刑峻法對付帝國平民，可自己動用上百萬人力從事修建阿皇宮和驪山陵墓等等與國計民生沒有任何關系的勞民傷財工程，花費巨大財力去尋求長生不死之藥，腐敗程度超過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帝王。所以極權體制下的威權政府的廉潔充其量只是局部的。
其二、威權政府打擊腐敗的能力與一把手的能力有很大的關系。秦始皇和朱元璋等能力超群的帝王能有效地防範下屬官員腐敗瀆職，但繼任者能否有這樣的能力就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秦王朝第二任皇帝二世胡亥就昏庸無能，強大的秦王朝到了他手里只三年時間就土崩瓦解。朱元璋的子孫也沒能力防範官吏的腐敗，結果明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貪污腐化最烈的王朝之一，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貪官嚴嵩。李自成進攻北京時，崇禎皇帝在金鑾殿上請求達官貴人捐一百萬兩銀子作軍餉進攻農民軍，可所有的官員都一律哭窮，最後好不容易才擠出區區一萬兩銀子。等到李自成進北京後，把那些官員抓起來一頓痛打，結果一下子打出了七千萬兩！所以專制體制下的威權政府對腐敗的打擊是暫時的，沒有連續性。
其三、就算國家元首精明強幹靈魂高貴，也不能確保各地擁有很大專制權力的行政一把手也一樣廉潔能幹。如果國家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國家元首就無法對所有的行政一把手保持有效的監控。專制國家對官員的監督權來自上面，下面的平民百姓則沒有監督權，如果上面沒能力行使有效的監督，貪污腐敗就會在“天使元首”力量不及的地方滋長蔓延。對於一個大國來說，絕大多數領域都是元首力量無法達到的地方，所以腐敗在全國就具有普遍性。眾所周知的康熙皇帝就是一個能力超群且嚴於律己的傑出國家元首，可一樣無法遏制腐敗在帝國境內成燎原之勢。到了康熙統治後期，連他自己也承認“絕對不貪的官一個也沒有！”
其四、現代專制政府打擊腐敗的動力有時還不如封建王朝。封建王朝因為是帝王的家天下，帝王的家和國合為一體，所以帝王對國家有較強的責任心。為了確保王朝長治久安，帝王都會對危害王朝的貪官污吏嚴懲不殆，只有昏庸絕頂的皇帝才會貪圖賄賂優待貪官來傷害自己的王朝。封建王朝之所以貪污依舊是不治之癥，主要是皇帝以下的各級政府一把手沒有皇帝那樣的責任心，國家不是他的，在轄地又擁有不受限制的巨大權力，所以在任上貪污受賄就成為主要的職務驅動力，只要想法瞞住皇帝就成。如果是小國寡民，皇帝對各級官吏能行使有效的監控力，腐敗現象在限定時期內還能得到有效的遏制。但象中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皇帝一人要想有效地監督所有的行政一把手是不可能的，所以腐敗會在相當大的範圍內滋長蔓延。今天的專制政府一把手擁有封建帝王那樣的權力，卻不一定有封建帝王那樣的責任心，個別一把手甚至於有法國國王路易十四那樣的心態：“我死後哪怕洪水濤天！”。既然沒有封建帝王那樣的責任心，打擊腐敗的內在動力也就沒有封建帝王那樣強烈。這里有必要做一個假設：一個貪污腐敗的省長向皇帝行賄一百萬兩銀子，皇帝通常不會接受一百萬兩銀子的賄賂而免除他的罪行，讓他繼續在任上腐敗下去，因為那樣做等於是貪圖貪官奉獻的一斤肉而讓對方在自己身上割下十斤肉，明顯是和自己的王朝過不去。但如果上世紀一個腐敗的省長向蔣介石行賄一百萬兩銀子，蔣介石就有可能接受並讓此省長繼續擔任要職如故，甚至於會升他的官。因為這個腐敗省長傷害的是國家，而國家在法理上又不是他蔣介石的，他只是暫時代管而已，至於他以後這個國家是好是壞與他無幹，所以不如在任上利用職權多為自己撈點可以在下野之後繼續享用並能傳之後世的實惠。所以專制政體下的威權政府打擊腐敗的效力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主要取決於威權政府一把手是否擁有匡時濟世的高貴情操和過人能力。所以寄希望於專制威權政府通過建立健全的法制來懲治腐敗只能是一廂情願。
專制政體下的威權政府打擊腐敗也有成功的，但多半發生在幅員較小的國家，國家元首對全國能行使有效的監控。象中國這樣縱橫一萬里擁有十三億人口的泱泱大國，通過專制威權打擊腐敗是很難有效的，就算偶爾有效也不會長久。
民主政體下也有很腐敗的政府，但多半發生的亞、非、拉小國。小國容易接受民主但不容易把握民主；大國不容易接受民主但容易把握民主。大國的民主政府的腐敗程度通常比專制時期好得多，就算民主不很成功也比專制進步很多。


（四）
我們總習慣於拿民主較為失敗的印度和新近加入民主行列的俄羅斯來做專制成功的參照物，認為兩國無論在腐敗程度、貧富懸殊、社會公平、穩定方面的問題比我們更嚴重；經濟發展速度也遠不如我們。其實這是我們關上房門自己給自己發諾貝爾獎金，下面有必要說說這兩個國家的真實情況：
關於印度我只想說三個現象：
1.一個中國人有次去印度某地參加一個關於教育的聚會，部長作了書面報告，然後是一個報刊小編輯發
言，他的第一句話竟然是：“我不同意部長剛才的觀點。”
2.印度三軍總司令的辦公室居然沒有安空調，降溫措施只有天花板上懸掛的一個吊扇？三軍總司令是僅次
於國家元首的高官，印度夏天的溫度比中國高得多，居然舍不得用公款安一台空調？
3.我們一提起印度首先想到的就是貧民窟，卻不知道印度的貧民窟多半位於市中心的鬧市區，其實若是政
府出面，消除鬧市區的貧民窟很容易，可印度不搞“形式主義”，寧願讓進入這個國家的外國人第一眼
看到印度最不光彩的一面也不肯亂花納稅人的錢搞什麽城市形象工程。
第一個現象說明印度的知識分子勇於說真話，敢於對權威人物說“不”。我們的知識分子敢嗎？
第二個現象說明印度政府的廉潔程度非我們所能想象，也許我們會說這是總司令有意“作秀”，如果我們的官員也肯這樣“作秀”，寧願幾年甚至十幾年呆在溫度高達四十度（印度夏天的溫度多超過四十度）沒有空調只通過吊扇降溫的辦公室辦公，而不肯多花一分納稅人的錢，我們熱烈歡迎這樣的“作秀”。
第三個現象更讓我們臉紅，全國各地雨後春筍般興起的勞民傷財形象工程，把中國的形式主義推向登峰造極的地步，國家和人民深受其害，這方面實在有向印度學習的必要。
看了上面的三個現象，你能說印度的腐敗問題比我們更嚴重嗎？
我們總認為印度很貧窮，並依此推定印度的貧窮是民主造的孽。殊不知印度的國土面積只有297萬平方公里，人口卻高達11億2千萬，人口密度是我們的三倍！可民主的印度很少有餓死人的現象，這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一大奇跡！各位不妨設想一下這個國家若是采用專制政體會是什麽結果？今天的印度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經後來居上迎頭超越了我們，且經濟效率比我們更高，單位GDP能耗則比我們低得多……
再來看民主後俄羅斯的一組數據：
俄羅斯的經濟增長，始於1999年，從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長約6％，經濟總量增加了70％。然而，俄羅斯人的工資和人均收入卻增加了 500％，扣除通脹後，人均收入實際增長超過了200％。八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高出二倍。俄羅斯的老百姓，實實在在地分享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當下，俄羅斯人平均月工資10800盧布，約合人民幣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資最高，目前人均約2萬盧布，折合人民幣6700元；與中國接壤的遠東地區最低，月均工資在9500至10000盧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間。實際工資增長大大超過GDP的增長速度，只是俄羅斯人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就是俄羅斯聯邦和各聯邦主體、地方政府將三分之一的財政支出，用於教育、醫療、救濟等社會公共領域。從而建立和維持了一套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讓退休、失業、兒童、學生等等弱勢人群，也紮紮實實地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
相比之下，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比俄羅斯更早，時間更長，速度更快。但是，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反映在居民的實際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素質卻完全不同。1999年至200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翻了一番還要多。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全社會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多數非公職就業者的工資沒有與經濟增長同步。與此同時，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公職群體和工商業者的財富迅速積累。“老板”不再吃香，“下海”幾乎絕跡，買官成為時尚，公務員成為最搶手職業……
與非公職人員工資滯漲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七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增長遠遠超過經濟發展速度。國家財政收入從1999 年1.5萬億增加到去年的5萬億元，而社會保障體系卻近乎完全消失。成千上萬中國人在醫療、教育、養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壓得喘不氣過來。更有一個 10％的貧困人口實際收入還在下降。
…………
看了上面這一組數據，你能說民主後俄羅斯的“社會不公”比我們更嚴重嗎？民主化以前的俄羅斯公民買一磅面包都得排上一個甚至幾個小時的隊，你能說民主俄羅斯的經濟成果不如專制時期的俄羅斯嗎？

天涯一位網友說威權強勢政府比民主弱勢政府在發展中國家更有利於發展經濟，並指台灣和韓國為例。台灣和韓國在處於中國的發展階段即人均2000美金的時候都是獨裁政府，直到在人均7000美金以上才民主轉型成功？而所有人均GDP不及發達國家十分之一的發展中國家實行民主後大多陷入經濟停滯政治不穩的局面？亞非拉各發展中國家則經常出現民主倒退如伊斯蘭運動覆辟、軍政府上台和選舉中的賄選和暗殺事件？
這位網友列舉的都是一些小國寡民式地區。我在上文說過小國的威權政府容易在短期內取得一定的成功，所以台灣、韓國在威權政府下能實現經濟騰飛。但這一成功是暫時的，沒有延續性，如果兩國不及時實現民主轉型，經濟就會停滯甚至大踏步倒退，國家也會陷入混亂。但幅員遼闊的大國威權政府則不容易取得經濟奇跡，人均GDP達到2000美金就步入經濟發展的瓶頸，平穩增長到人均7000美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小國容易接受民主但不容易把握民主，所以部分小國寡民式發展中國家走上民主之路後陷入經濟停滯政治不穩局面，甚至於出現軍事政變、伊斯蘭覆辟等悲劇。但大國走上民主之路後通常不容易發生類似悲劇，因為大國不容易接受民主但容易把握民主。例如民主小國最容易發生的軍事政變，民主的大國就不容易發生。因為民主國家“軍隊國家化”，首都不駐軍，武裝力量多駐紮在遠離首都和中心城市的戰略要地。軍事政變的前提是突襲和快速，遠距離調軍不可能做到突襲和快速。加上大國通常有幾支力量平行的武裝力量，相互之間有制衡的力量，任何一支武裝力量都難以獨立發動政變而不引起其余武裝力量的對抗反應。小國通常只有一只主要的武裝力量，且多駐紮在離首都不遠的地方，很容易發生成功的軍事政變。與民主大國相反，專制大國更容易發生成功的軍事政變，因為專制大國最精銳的軍事力量大多駐防在離首都很近的地區，體制的力量確保了軍事政變的突襲性和快速性。

綜上所述，專制威權政府在發展經濟、反貪防腐、促進公平、繁榮文化、推進文明進步等方面，在小國能取得暫時的成功；但在大國很難取得成功。大國的民主政府應該比專制威權政府更成功更有效！例外也許有，但極為鮮見。

二OO八年三月三十日


3.民主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嗎？


國家因民主而發達，不因發達而民主。民主不以“富強”為存在條件，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一樣可以選擇民主並走向成功。中國雖然落後於英、美、法等發達國家，但相比三個國家走上民主之路的那天要富強百倍！


在民主問題上，多數國民有一個可悲可嘆的思維誤區：民主是一件奢侈品，只有發達國家才配談民主？對於一個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政府優先解決的應該是經濟問題，在經濟上步入發達國家後才有資格考慮民主問題？
中國目前依舊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經濟體制改革是當務之急，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則遠未成熟？民主應該是幾十年甚至百年之後的事。
兩千年前的封建政治學家賈誼就有一句名言：“倉稟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至今，未尚有也……”
國民的這一認識似乎不無道理，因為這個星球上的成熟民主國家多為經濟富裕的發達國家；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要麽是赤祼祼的專制政體；要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偽民主政體。
民主真的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民主國家的歷史。
今天的成熟民主國家確然多為富強的發達國家，可這些國家在選擇民主的那一天也是富強的發達國家嗎？
不是！！！
英、美兩國是民主國家的代表，這兩個國家在選擇民主政體的那一天不但與“富強發達”四字無緣；相反經濟水準比今天的中國落後百倍，甚至在當時的星球上也與“強國”二字沾不上邊。
英國是在1642年的內戰之後走上民主之路的。那時的英國只有英格蘭區區幾萬平方公里國土，北方的蘇格蘭和北愛爾蘭還沒納入其行政版圖，是貨真價實的“撮爾小國”！民主前英國不但國小民貧，還飽受戰火的蹂躪，先是被北歐海盜部隊（維京人）燒殺搶掠了幾個世紀；接著又和法國斷斷續續大戰了一百多年，最後以失敗告終；同時又被“黑死病”奪走了近一半人口；然後又在“紅玫瑰戰爭”中自相殘殺了幾十年；接下來又被新興的歐洲軍事強國西班牙列入狩獵名單，不惜出動“無敵艦隊”入侵英吉利海峽；雖然在本國海盜的幫助下虎口逃生，但已是“杯弓蛇影”，國力進一步受到重挫……
美國是在民主政治的基礎上立國的。立國之初國土只局限在阿巴拉契亞山脈以東十三州的狹小地域，人口只有區區三百萬人。西邊則是當時的歐洲軍事霸主法國建立的殖民地“路易斯安拉”，有效地阻斷了新興美國的西進擴張之路。當時的美國不但國小民寡，經濟水準也相當落後。經濟總量不但不能和英國、西班牙、法蘭西等歐洲強國相比，甚至比不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黑西哥！因此美國在走上民主之路的那一天是貨真價實的“小國寡民”，用“貧窮落後”來形容一點也不過份。
接下來我們回顧一下英、美兩國走上民主之路以後發生的奇跡：
英國在“光榮革命”後的一百年間，打敗了歐洲殖民強國西班牙、法蘭西，取代“海上馬車夫”荷蘭成為“海上霸主”。國土也在勝利的凱歌聲中急遽膨脹，先後把北美十三洲、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的龐大領土納入政治版圖；接下來的半個世紀又把國土擴張到澳大利亞、緬甸、伊拉克、巴勒斯坦、埃及、蘇丹、南非……並向東擊敗龐然大物的中華帝國。到了十九世紀中期，英國已擁有三千多萬平方公里的龐大國土和兩億五千萬人口。相比走上民主之路的那天，英國國土擴張了幾百倍，人口則增長了五十倍！不僅如此，英國還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給人類文明做出了無與倫比的卓越貢獻！十九世紀初英國的經濟總量差不多相當於世界的經濟總和！
這都是“民主”的功績！民主使一個戰亂頻仍的“撮爾小國”奇跡般成長為“日不落帝國”！
接下來我們回顧美國的“民主奇跡”：
美國在立國後的半個世紀，在“民主精神”的感召下完成了波瀾壯闊的“西進運動”。首先用智慧的手段從法國手中取得了路易斯安拉，不但國土擴大了一倍，還打開了美國西進的大門；接下來相繼從西班牙手中取得佛羅里達，為美國的第一條大河密西西比河收獲了寶貴的出海口；從英國手中取得了俄勒崗；從俄國手中取得了阿拉斯加。十九世紀中期美國對墨西哥發動戰爭，輕易擊敗了軍事力量遠比自己強大的對手，奪取了新墨西哥、得克薩斯、加利福尼亞等大片領土。同時“民主體制”極大地調動了美國公民的主動性和冒險精神，冒著印弟安人“毒箭”和“剝頭皮”的巨大風險，在開拓國土上“人自為戰”，單槍匹馬向西拓荒，在滿懷敵意的印弟安人群體中紮下自己生命的根，一點一點地蠶食印第安人的土地，一直把自己的家園和國土推進到太平洋……使美國從一個“小國寡民”躍升為幅員遼闊的超級大國。不僅如此，美國在西進運動的同時完成了“工業革命”，擁有的鐵路在十九世紀中後期相當於全球鐵路里程的總和，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
因為早期美國人多為來自英國的“精英”，建立的民主體制遠比英國理性成熟，因此“民主精神”能更大地調動國民的“積極人性”，能體現出比英國更大的優勢，“文明”前進的步伐也就遠比英國快捷。1894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超過英國，取得了全球的經濟霸權；然後又在一戰中取代英國贏得海上霸權，從全球最大的債務國前進為最大的債權國，世界金融中心在一戰結束的那一年從英國倫敦轉向美國紐約……
這里有必要強調一點，民主體制不但使英、美兩國在很短的歷史時期內從悲劇性的“小國寡民”奇跡般地成長為國富民強的超級大國；還因為民主體制時刻關注“社會公平”，使弱勢群體的權利得到確切保障，有效地防範了社會分裂，國民的凝聚力空前強化，結果避免了專制中國在“開元盛世”後因貧富懸殊激發全民族的內戰，一轉眼就從“小邑猶存萬家室，公私倉稟俱豐實”的“大好形勢”加速墜落到人吃人的悲慘境地。英國在走上民主之路後沒有暴發一次自相殘殺的“暴力革命”；美國雖然在十九世紀中期暴發了悲劇性的內戰，但原因不是因為貧富懸殊，而是源於南北方的價值理念沖突，地方和中央的權利沖突。民主是一種勇於並且善於“糾錯”的政治機制，美國人很快從悲劇中汲取教訓，在此後的一個半世紀沒有再重演自相殘殺的“暴力革命”悲劇。
英、美兩國的近現代史說明：民主不是富國和強國的專利，經濟落後的“小國寡民”一樣可以在民主之路上走向成功。民主雖然不以“富強”為存在條件；但民主卻能使貧窮落後的國家加速度走向“文明富強”！
眾所周知，瑞士是這個星球上人均收入最高的田園詩般國度，但很少有人知道瑞士是最早選擇民主體制的國家，走上民主之路的時間比英國還早。那時的瑞士可是歐洲最小最貧窮的山地小國。
我們再往前追溯幾千年，看看歷史上的古代文明。
在人類歷史的童年時期，在鐵制工具沒有普遍推廣之前，因為史前人的石刀石斧和少量的青銅工具無法對付亞熱帶濕潤地區的參天大樹，以灌木為主的半幹旱地區，尤其是土質疏松的大河兩岸的灌溉農業區就成為最適合耕種的文明區。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就是典型代表，這四個地方孕育出了人類歷史早期的四大文明古國，也就是地球上最富庶強大的國家。尤其是尼羅河流域的埃及王國，因為尼羅河的定期泛濫，在化肥還沒有發明的古代，肥沃的河泥每年都給已耕種的熟土地自動施上一層肥料，使土地沒有“休耕”和“因地力耗竭需要不斷開荒尋找新土地”的必要，自然成為“強國中的富國”。按照中國人的邏輯這四大文明古國在當時最容易選擇民主體制。可這四大文明古國無一例外采用了赤裸裸的專制體制，埃及的專制體制則最為野蠻。如果說遠古時期科學落後生產力不發達，沒有近代意義上的富強國家，希臘、羅馬文明就是一個有力的反證。古希臘地區是一塊地表崎嶇不平且巖石裸露極不適合農耕的土地，上面生存著以雅典、斯巴達、科林斯為代表的幾十個互不統屬的城邦小國，這些小國用“國小民貧”來形容應該名副其實，和上述四大文明古國相比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乞丐”和“螞蟻”。這些希臘小國一樣存在於科學落後生產力不發達的遠古時期，且比四大文明古國貧窮弱小得多，可雅典這個希臘小國卻孕育出了著名的民主體制；斯巴達的民族內部民主也很充分；其它希臘小國的政治體制也和雅典、斯巴達大同小異。雅典的公民人數不到兩萬人；斯巴達的公民人數在最強盛時期也只有區區九千人，兩國小到什麽程度可想而知。
羅馬帝國在立國之初只是台伯河畔的一個村落群體，在意大利半島可以稱得上是力量最小的國家，北方敵國可以隨心所欲來羅馬掠奪美女。可羅馬在弱小時期卻采用了民主體制，國家權利集中在選舉產生的議會（元老院）和“公民大會”，“保民官”的設置有效地防範了權力階層侵害多數人的利益。民主體制極大地調動了羅馬人的潛力，羅馬軍團四面出擊開疆拓土，先後擊敗了力量比自己強大百倍的北方山地強國、地中海霸主迦太基、統一了意大利半島。隨後羅馬軍團東征北西討，南征北戰，征服了亞歷山大後帝國和山北高盧，把伊比利亞半島、西臘半島、小亞細亞、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北非綠洲、西歐和英倫三島的龐大領土並入羅馬共和國版圖，使羅馬共和國成為當時地球上無與倫比的超級大國。讓人不可思議的是：當羅馬成長為力量可怕的龐然大物時，民主卻成為不受歡迎的東西，共和國竟然陰錯陽差地墮入專制體制。拋棄民主要了羅馬人的命，強大的羅馬帝國在經歷曇花一現的繁榮之後很快衰落下去，人民不斷內戰，曾經在羅馬共和國面前不堪一擊的蠻族反客為主，不斷突破羅馬的邊境防線，象潮水一樣湧入帝國燒殺搶掠。羅馬帝國很快分崩離析，曾經繁華蓋世，號稱用大理石築成的首都羅馬城在匈奴和日耳曼族的蹂躪下成了真正的廢墟。
一個撮爾小邦因為選擇民主加速成長為超級強國；又因為拋棄民主分崩離析國破家亡，這個教訓太深刻了！

我們再來看看台灣，這個小島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依舊沈醉在專制的黑夜不能自拔；卻在被國際拋棄、差不多成了孤家寡人的八十年代走上了民主之路，並一直走向成功。進一步說明“富強”並不是“民主”的決定條件。

上述歷史事實說明自然條件優越的“強國”反而不利於滋生民主力量；在逆境中求生的弱國卻有利於民主理念的滋長，容易選擇民主體制並走向成功。

在多數國民心中，下面的道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一個經濟落後的大國要想富國強兵，首要的任務就是發展經濟，經濟體制改革是當務之急；待國家富強起來以後再從事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優先於政治體制改革。這個邏輯其實很荒謬，因為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政治體制改革不但不會阻礙經濟的發展，相反為發展經濟打開了廣闊的前景。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比中國貧窮落後很多，充其量只是中華帝國的一個不受歡迎的“學生”。近代日本富國強兵的途徑就是優先從事政治體制改革；同時的中華帝國則從事被後人稱為“洋務運動”的經濟體制改革。結果日本在短短三十年國力突飛猛進，把先經濟後政治的中華帝國遠遠甩在後面。

部分國民還有另一個“民主誤區”：就是民主體制不適合打仗，專制體制更有利於建立軍事強國。這一誤區只要看看美國的軍事成就就能找到答案。你聽說過美國戰敗過嗎？你聽說過美國本土遭受外敵入侵過嗎？你聽說過美國軍隊成建制擅自投降或臨陣脫逃嗎？還有兩千四百年前的“希波戰爭”，民主的雅典和斯巴達的公民總數加起來還不到三萬人；專制的波斯帝國僅常備軍就有一百多萬人，每次和雅典作戰都要出動幾十萬遠征軍。可最後的決戰結果卻是專制的波斯帝國以絕對優勢的兵力一敗再敗。

綜上所述：民主不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品，民主不以“富強”為存在條件，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一樣可以選擇民主並走向成功。對於一個正在從事民族振興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變革政治與發展經濟同等重要。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政治體制改革不但不會延緩經濟的發展，相反還能為經濟的長足進展提供制度保障，避免貧富懸殊造成社會分裂，避免窮人和富人的內戰，避免經濟成果在自相殘殺的暴力革命中毀於一旦。
中國雖然落後於英、美、法等發達國家，但相比三個國家走上民主之路的那天要富強百倍！因此“貧窮落後”不是“中國人不適合民主”的理由！


二OO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4.民主體制更適合幅員遼闊的大國

專制體制也許適合小國寡民；但絕對不適合幅員遼闊的大國。只有“民主”能解決大國千差萬別千變萬化的政治問題。大國雖然在民主轉型期陣痛較長，但容易鞏固民主成果，較之小國寡民更適合民主政體。


中國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舊體制的活力已經走到了盡頭，民主改革的呼聲也一浪高過一浪。多數精英人士認識到：中國要想步入平穩健康發展的“良性循環”，光靠經濟體制改革這種一條腿走路方式是不夠的，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可持續性發展的前提。
當民主改革已成為多數精英人物的共識時，為何我們仍徘徊在民主的門檻外踟躅不前，不肯向前邁出那決定性的一步呢？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是一個大國，治理起來相當困難，一旦“民主”起來會不會出大亂子呢？
象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一個或少數幾個人當家尚且經常出現“突發事件”；人們有理由懷疑：多數人都有發言權時豈不要亂成一鍋粥？
如果中國是南朝鮮或不丹那樣的小國寡民，只要國家元首是擁有很強民族責任心的“真英雄”，就很容易帶動全國人民平穩有序地轉入民主體制。正因為中國是泱泱大國，就算決策層出了一位華盛頓那樣的曠世英雄，下面的人和各省地方勢力也不見得會跟著他一起走上“陽光之路”？末路英雄光緒皇帝的悲劇中國人還記憶猶新。
因此多數國民都認為小國“民主”容易；大國“民主”難上加難？
這是一個很大的認識誤區！！！
真實情況是：民主體制更適合幅員遼闊的大國。
大國民主轉型雖然陣痛期較長，不象小國那樣說轉向就轉向，可一旦走上民主之路就容易走向成功。
小國容易實現民主轉型，但不容易鞏固民主成果。
這個星球上的政治體制雖然五花八門，但從根本上來講只有“專制”和“民主”兩種類型。
首先：專制體制也許適合小國寡民；但絕對不適合幅員遼闊的大國。
象新加坡、泰國那樣的小國，國土面積不大，人口也不多，少數幾個決策人物能及時準確地了解掌握全國各地各階層的真實情況。只要統治者英明能幹富有責任心，就能把全國治理得井井有條。就算小國在一個糊塗自私的昏君手里弄得一團糟，但只要明君一出現又能很快扭轉國勢。
與小國寡民不同，中、美、蘇這樣幅員遼闊的大國，國土面積南北綿延幾千上萬公里，人口幾億到十多億，民族成份覆雜，各地地理千差萬別，國情千變萬化。適合此地的政策不一定適合於千里之外的另一地；能給某族群帶來福利的善政說不準是為害另一族群的惡政。所以高層決策層制訂出的大政方針很難與各地多數人民的利益相適應。專制政體又特別強調“政令統一”，不可能長期容忍各地各族群根據自身實際情況“自行其是”，結果矛盾和問題在體制內很難調和化解。在人多地廣的大國里，就算國家元首是李世民那樣的絕代英豪，也不可能準確及時了解全國各地各階層的實際情況，因此也不可能做到令行其是，且極有可能根據手下的匯報把不搞關系清廉有為的“即墨大夫”罷官問罪；把刮地三尺但善於搞關系迎合上司的“阿大夫”連升三級……一旦某地官員倒行逆施導致腐敗叢生官民矛盾升級，上面不容易及時了解情況防患於未然，直到社會矛盾激化激起民變時才能引起上面的注意。但此時巨大的傷害已經形成，拔亂反正需要花費巨大的社會成本。國家的行政效率就會因此每況愈下。如果國家出了一個糊塗自私的統治者，在任期內把國家折騰得天怒人怨分崩離析，就算繼任者是有德明君也無力回天。把一輛誤入歧途的手推車推上正路很容易，但要把一輛越軌的列車納入正軌卻不是一個人的能力做得到的。
縱觀整個世界歷史，幾乎沒有一個專制大國是“長命”的。中國歷史上周而覆始的自毀文明式平民暴動和改朝換代戰爭就是最典型的例證。
只有“民主”能解決大國千差萬別千變萬化的政治問題。民主政治能調動多數精英的智慧和責任心，各地各族群的精英在國家統領軍事外交、遵循統一憲法的前提下，能根據各地各族群的實際情況制訂出最適合本地本群多數人利益的“善政”，並及時了解情況的變化，根據變化的情況及時調整政策措施，有效地防範社會矛盾升級。這就象把大國分成若幹沒有獨立主權的“小國”來治理，各地民選權力機關能及時準確地了解當地的實際情況和隨時隨地的變化，了解“公職人員”的真實政績和德行，從而真正做到“令行其是”，“任人唯賢”和“人盡其用”。就算某地某時的權力機關出了大問題，也只能危害此時此地，“惡政沖擊波”不會綿延到九洲八極五湖四海。局部的暫時傷痛較之遍體鱗傷自然容易療治些
其次：大國較之小國容易鞏固民主成果。
在民主國家里，民主政治的最大敵人是武人發動的軍事政變。
小國通常只有一支壓倒性的武裝力量，只要這支武裝部隊的總司令決心發動軍事政變，就很容易從小國的任何一地快速進軍首都端掉民選的權力機關，把國家權力從民選政府轉移到軍事領導人手中，實行軍事獨裁，斷送民主前途。
民主大國發動軍事政變則不那麽容易。大國通常都擁有幾支獨立且勢均力敵的軍事力量。分駐各地的幾支軍事力量一致同意發動軍事政變且自願接受另一個軍事首腦領導的概率微乎其微。民主政體又不許首都附近駐軍，某支軍隊想發動先發制人的政變也不容易從遙遠的邊疆（民主國家內地通常不駐軍）迅速進軍首都對民選政府發動“突然襲擊”；而不引起政府和其他幾支軍事力量的激烈反應。
所以民主大國不象小國那樣容易發動軍事政變，即使發動政變也不容易成功，因此容易鞏固民主成果。
與民主大國相反，專制大國則容易發動軍事政變，因為專制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通常都在首都附近駐有龐大精稅的衛戍部隊，一旦這支“禁衛軍”決定發動政變，就可捷足先登推翻前政權接管國家權力，掌控國家資源，“挾國家以令諸侯”，取得對其他軍事力量的壓倒優勢。
縱觀世界上那些民主不怎麽成功的國家，幾乎全是亞、非、拉軍人勢力強大的小國。民主成果絕大多數為軍人集團竊取。
拿印度和巴基斯坦為例，這兩個國家都是英國的前殖民地，殖民地時期是一個國家，擁有同一文明水準。英國在同一時間讓兩國獨立。兩國立國時的民主模式完全相同，但結果卻大相徑庭。印度的民主政治平穩健康發展，沒有發生過一次成功的軍事政變，也沒發生過“大饑荒”和“文革”那樣的災難性社會動蕩。巴基斯坦的民主政治則一波三折，經常發生軍事政變，民選政府被軍事集團推翻。根本的原因就是印度幅員遼闊，不容易發動成功的軍事政變。巴基斯坦的面積和人口比印度小得多，發動成功軍事政變的概率比印度要高得多。因此大國印度較之小國巴基斯坦的民主成果更容易鞏固。

因此當國民渴望民主改革時，根本不用擔心“國家大人口多”的問題，因為幅員遼闊的大國雖然在民主轉型期陣痛較長，但容易鞏固民主成果，較之小國寡民更適合民主政體。


二OO九年三月十二日


5.馬英九勝選的十大啟示

大中國沒有走向民主不是因為中國人不適合民主，相信人民的智慧，民主不是叫執政黨讓路，民主有一個過程，民主需要歷練，執政黨都會犯錯誤，不要忽視早期民主鬧劇可笑之後的可貴之處，專制權力造就魔鬼，民主權力成就天使，一套科學的生產線比一件好的手工產品更有生命力，民主競選只有勝利者。


勇於放棄槍桿子的國民黨，浴火重生,脫胎換骨,鳳凰涅槃,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寫下了光輝的一頁，給仍在民主與專制的十字路口徘徊的中國人很多有益的啟示，下面是台灣民主的十大啟示：

（一）、大中國沒有走向民主不是因為中國人不適合民主
在中國進入新世紀，特權階層肆意掠奪國家資源財富，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制造“權貴超級億萬富翁”；人民在下崗、高價房和災難性通貨膨脹的壓力下日益步入生存困境，貪污腐化象燎原烈火燒毀“青天大老爺”的最後一絲夢想時，“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民主”的謠言卻在神州大地甚囂塵上，極大地蒙蔽了中國人的視聽和理性判斷力。為了矯正國民這一認識上的誤區，我在2006年專門寫了《民主問題》一文，宣稱“中國人的素質低是沒有民主造成的，民主政治能最快地提升國民的整體素質，中國人的整體素質要想得到實質性的提升只有走向民主……”
現代極權專制的祖師爺前蘇聯國民因為不能容忍惡性蔓延的腐敗和不公正，於1991年在痛定思痛之後毅然告別專制走向民主。因為專制政體對國民經濟的傷害太深，在舊經濟體制一朝倒塌新經濟體制尚未正常運轉的體制轉軌期，俄羅斯陷入了暫時的經濟困境。雖然俄羅斯國民的生活水準在最困難時期也比前蘇聯時期沒有任何下降，甚至略有提高，但與人民的期望值仍存在很大差距。盡管這只是一個新生命降生前的陣痛，可我國的特權階層只抓住“產婦”的呻吟聲大做文章，動用一切媒體喧染甚至於誇張俄羅斯的“陣痛”，而無視新生命無與倫比的活力，巴不得俄羅斯自此一蹶不振，那樣中國人就會進一步堅信“民主政治是洪水猛獸，是帝國主義的顛覆手段”了。沒想到走上民主之路的俄羅斯不但沒有沿著中國特權階層的期望值衰落下去，相反以難以置信的速度覆興繁榮，不到十年就超過中國，現在則把我們遠遠拋在後面。今天的俄羅斯不但經濟“快速、健康、平穩”向前發展，平民百姓普遍享受到民主的成果，普遍享受公費醫療和免費義務教育，工資增長幅度高於國民經濟增長幅度，今年工資增幅居全球第一！不象中國的改革開放成果絕大部分被特權階層攫取，稅收增長幅度遠高於GDP增長幅度，GDP增幅又高於工資的增幅，成了名副其實的“窮國民富政府”和“投機富豪”的樂園，到處都充斥腐敗和不公正。當俄羅斯的民主政治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時，我們的特權階層又拋出“中國人的素質比俄羅斯人低得多，不適合民主，更不能象俄羅斯那樣搞民主”的謊言，並拋出並非中國人獨有而是專制社會下的通病來論證此謊言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民主政治能大幅快速提高國民素質”的論斷在韓國也得到了雄辯的論證。上世紀八十年代，軍政府統治下的專制韓國在國際媒體上的形象不是惡性腐敗、不公正就是學生遊行等亂糟糟的場面……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韓國在金泳三總統領導下真正走向民主之後，韓國國民的素質有了飛躍式的提升。韓劇之所以在今天能吸引那麽多的中國電視觀眾，很大程度上是被韓國人表現出的理性和人間溫情所感動。如果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韓兩國的國民素質不相上下的話，經過了十五年民主歷程之後，今天的韓國人整體素質無疑遠遠高於我們，這就是民主帶來的奇跡。
3月22日台灣民選總統的成功以鐵證如山的事實摧毀了“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民主”的謊言。中國人不但適合民主，如果給他們適當的條件和自由思考選擇的權力，他們在民主之路上甚至能比創立“民主政治”的歐美人做得更好。中國人應該還記得2004年烏克蘭的總統選舉，前總理亞努科維奇被選民指斥為利用職權行使舞弊手段，第二輪選舉結果出來後居然引發人民的全國抗議風潮。由於爭執雙方立場相去甚遠，缺乏談判所需的基本互信，依靠烏國內政治力量斡旋解決危機的難度太大，前總統庫奇馬只好邀請國際社會的代表參與斡旋。在國際社會監督下的第三輪投票在野黨候選人尤先科獲勝，亞努科維奇居然否認選舉結果，要求舉行第四輪投票，並號召支持他的東部省份不要服從新總統的行政權力，人為制造國家分裂……這次台灣選舉不但沒有發生烏克蘭那樣的鬧劇，執政的民進黨沒有利用職權在選舉中搞舞弊行為和“暗箱操作”，勝利者和落選者竟然表現出令人感動的君子風度，尤其是落選的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更顯出政治家的風範和英雄氣概，他的英雄表現足以讓烏克蘭的亞努科維奇汗顏。
下面有必要把謝長廷敗選後在第一時間對支持者的講話覆述如下：
“台灣人民已經用選票做出決定，我們接受大選的事實，我們在這里要恭喜馬英九先生和蕭萬長先生，很遺憾，民進黨這次表現不如預期，我們辜負了人民的期待，在此，我應該也願意負起最大的責任。”
“我在這邊呼籲民進黨支持者，冷靜面對這樣的結果，民主包括結果也包括過程，過程難免有爭議，但是我們接受，不要再有抗爭，讓我們社會非常迅速彌補因為選舉所留下來的裂痕，讓我們的人民能夠很快地生活在愛與信任的環境里面。”
“我們選舉失敗了，但是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任務，就是祖先留下來的民主火種不能熄滅，我們要轉希望為動力，守護台灣的民主。”
“我相信民進黨的同志，都會承擔反省，身為候選人，我除了會兌現對敗選的承諾外，也將持續守護民主屬於台灣，我的生命屬於台灣，舍此，無處可去。”
“這是我個人的挫折，不是台灣主體性的倒退，是民主的結果，不是民主的失敗……我再一次重申，選舉是我個人的失敗，不是台灣的失敗，今天不要為我哭泣！繼續熱愛台灣，台灣的發展從來就不是順風而行，風越大，我們越要走，我們永遠和人民站在一起，衷心為台灣祝福，我們相信人民，也相信台灣！”
…………
和烏克蘭的亞努科維奇號召支持者不服從尤先科政府制造國家分裂的所作所為比起來，謝長廷是真正的英雄和君子。一個中國人能讓民主的歐洲人相形見拙，憑什麽還說中國人不適合民主呢？

（二）、相信人民的智慧，政府應從人民中凝聚智慧和力量
在台灣大選前，我一直擔心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會象我們的“憤青”一樣被陳水扁政府打的“族群牌”和“台獨牌”所迷惑，只顧台灣執政集團狹隘的短期利益而無視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及台灣人民的長遠利益，盡管對執政黨不滿還照樣把選票投給它。這次台灣人民如果把選票投給民進黨，不但是台灣的損失，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損失。且不說台海兩岸的軍事對峙加深並加速度走向戰爭，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悲劇再度重演，台灣就是不毀滅也會遍體鱗傷，大陸沿海經濟區也一樣遭受重創；更可悲的是台灣民主政治的暫時挫折也會使廣大中國人進一步相信“中國人不適合民主”的謊言，敵視民主的部分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進一步上升，本來就很脆弱的民主力量會在戰火的硝煙中再度被別有用心者和不明真相的群眾“莫須有”為“戊戌六君子”，中華民族再度失去自我更新、貧富和解和長期和平的機會，重蹈上世紀“連環革命”的暴力輪回……
台灣的3.22選舉終於使我的憂慮化為泡影，苦難深重的中國人在經歷幾千年周而覆始的自相殘殺後，能夠走向理性完成自身的超越，接受並很好地把握迄今為止已被證明為世界最文明先進的民主政治體制。這是中國人自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在亞洲制造的又一個足以震憾世界的文明奇跡，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在不久的將來足以感動這個星球上的絕大多數地球人！
台灣民主政治的成功再次向權力人物和精英集團展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不容小覷，我們要相信人民的智慧，政府應從人民中凝聚智慧和力量。人民在特定歷史時期內也許會作出不夠理性成熟的選擇，但如果給他們舞台和機會，他們就會很快走向理性成熟。葉利欽在千禧之年辭職的告別演說有下面一段話：
“我始終堅信俄羅斯人驚人的智慧，因此我不懷疑你們在2000年3月底會作出什麽樣的選擇。在離開總統職位的時候，我想對你們每一個人說：祝你們幸福！你們應該得到幸福，你們應該得到幸福與安寧。我親愛的同胞們，祝你們新年愉快！新世紀愉快！”
俄羅斯人沒有辜負葉利欽的期望，在那一年的三月選出了百年來最優秀的國家元首普京總統！
那些深信自已是救世主國家和人民離不開他的“民族救星”們，你們應該看到這樣一個事實，你統治下的子民不是沒有“智慧”，而是你們包辦一切並企圖“統一思想”的政體剝奪了人民獨立思考並走向智慧的機會，專制體制造就了大批愚民和群氓，一旦走向民主被愚弄的群氓就有能力在重大事務上閃現智慧的火花，俄羅斯和台灣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這次台灣選舉馬英九充分意識到了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並以實際行動從人民中凝聚智慧和力量。為了更密切地接近台灣人民，馬英九的競選運動演變成一場“自行車運動。，他騎自行車環遊整個台灣島，走遍了台灣的18個縣市，和台灣各階層的人民近距離接觸。他因此能了解廣大台灣人民的訴求和心聲，並因此提出了最容易被人民接受的競選綱領。

（三）、民主不是叫執政黨讓路，更不會讓執政黨消亡
我在《民主問題》第三部分曾對“民主會亡黨，是對既得利益者的大清算”這一認識誤區進行了較為詳細的糾錯論述。台灣國民黨的命運進一步證明了民主不是執政黨的摧命符，而是執政黨自我更新的催化劑。民主不但不會叫執政黨讓路、消亡；相反會給執政黨反思的機會，提高執政黨的先進性、代表性和自覺性，督促其自我更新、與時俱進從否定走向肯定。執政黨如果確能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國家民族的前途和未來，推進民族的文明進步，公平的民主選舉一樣會選中執政黨，並且有可能連選連任，就象日本的自民黨和印度的國大黨一樣。
就算執政黨因為體制的原因在執政時無法保持先進性和代表性，只代表少數特權集團的利益而忽視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大選中被人民選下台，也並不等於執政黨會自此一蹶不振。只要執政黨勇於面對失敗，善於總結經驗教訓，努力提升黨員的整體素質，把國家民族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增強責任心和使命感，一樣可以在以後的大選中再度成為執政黨。國民黨因為腐敗瀆職喪失民心在2000年被台灣人民選下台，痛定思痛後浴火重生鳳凰涅槃，反省自身，鼎故革新，自身形象大為改善，重新成為台灣最先進也最有代表性的政黨，結果不到八年時間又再度被台灣人民推上執政黨的位子……

（四）、民主有一個過程，人民應有足夠的耐心
俄羅斯在告別專制走向民主的初期，並沒有象民主鬥士預言的那樣一夜間把俄羅斯帶入夢想的天國，人民沒有象預期的那樣很快品嘗到民主的果實，相反因推行“硬著陸”式的經濟轉型而陷入暫時的困境。雖然俄羅斯人的生活水準和前蘇聯相比並沒有任何下降的跡象，多數時候還略有上升，但因把主要精力用於應付內部問題而忽視了對外造勢，結果俄羅斯的國際地位和前蘇聯相比急轉直下，從而極大的挫傷了俄羅斯人的民族自尊心。台灣走上民主之路時也遭遇了類似的困境，新上台的民進黨沒有象人民預期的那樣廉潔高效，沒有給台灣人民帶來秩序、繁榮和自信；在執政能力上甚至還不如先前的國民黨，且企圖借打“台獨”這張牌來擾亂人民的視線，偏離台灣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軌道。結果民進黨執政的八年，台灣經濟增長的速度放慢，舊的問題沒有妥善解決，新的問題不斷湧現。雖然腐敗瀆職現象比國民黨一黨執政時有了革命性的轉變，社會公平方面也成效顯著，但還遠沒有達到西方民主國家那樣的廉潔程度……盡管走向民主的台灣、俄羅斯比一黨專制時期在各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專制政體無法對付的貪污腐敗和社會公平問題較先前大為好轉。但因長期生活在專制政體下的人民對民主的理念和程序不熟悉，在短期內不能很少地把握民主的本質；加上人民對民主的期望值過高，部分喪失既得利益的權貴集團借機煽動戀舊情緒，這兩個民主的新生兒常常舉止失措，在陌生的希望之路上步履維艱，一步步考驗人民的智慧和耐心。民主政體確然是一個有無限生機能產生奇跡的好政體，僅用了短短十年時間，兩個新生兒就走出了荊棘叢生的艱險之路，從群山來到廣闊的平原，從少不更事的嬰幼兒成長為生機勃勃的青壯年。今天的台灣、俄羅斯人民終於能夠品嘗到民主的甜蜜果實，找到了幸福、希望和自信。假設兩地當初沒有選擇民主，今天的台灣、俄羅斯依舊會在專制的黑夜里瘋狂腐敗瀆職以權謀私，人民看不到任何希望和未來。再假設兩地的人民沒有足夠的智慧和耐心，在民主的幼年期百般刁難甚至於回到專制的老路上去，台灣、俄羅斯就永遠沒有機會走出專制的黑夜，人民永遠也無法享受陽光的溫暖……台灣、俄羅斯的民主，就像一個蹣跚學步的孩子，時常會跌倒，但是畢竟是在努力學著像個人一樣站立著行走，而且越來越成熟，越來越穩健。

（五）、民主需要歷練，民眾的民主素質是在民主實踐中提高的
台灣自走上民主之路以來，我們的主流媒體一再曝光台灣民主的陰暗面，議員在立法院吵架甚至於拳腳相向，族群聚眾鬧事，政見不同的兩派在大街上互相攻訐……盡管我們的主流媒體在報道台灣政局時有很大的選擇性和傾向性，（不要忽視這種傾向性，一個出類拔萃的精英人物如果我們只報道其弱點，在不熟悉他的人心目中無疑會是一個廢物或大惡棍；一個真正的惡棍如果我們只報道其偶爾心血來潮時做的幾件有人性的事，在不熟悉他的人心目中就很可能是大俠客），但台灣人在民主實踐時的幼稚和不成熟應該在情理之中。幾千年專制政體下的中國人，因為從沒在民主政治下生活過的緣故，缺乏民主政治實踐的經驗和知識，對民主政治的理念和程序有一個從不熟悉到熟悉的過程。讓民眾熟悉並能很好把握民主的最好途徑就是讓人民參加民主政治的實踐，民眾的民主素質也只有在民主實踐中才能得到快速提高。這正如一個想學遊泳的人，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他丟在水里，一個遠離水的人是不可能學會遊泳的。台灣人民在走向全民民主之前就曾在基層政權里進行過民主政治的歷練，國民黨一黨獨裁時期就在台灣基層政權里進行縣官直選，所以台灣走上民主之路後鬧劇多半發生在高層和大都市，有一定民主經驗的基層和鄉間則很平靜。
“提高民眾民主素質的最好途徑就是讓民眾去實踐。每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在建立之初都是由亂到治的，沒有現成的制度和現成的具有高素質的民眾讓統治者一蹴而就地實現民主。讓民眾選舉自己的市長、省長和國家元首，也許不會選舉出最優秀的精英人物，但絕不會選出漢奸賣國賊，更不會選出惡棍窩囊廢來。競選制不僅鍛煉民眾的素質，更鍛煉領導人的素質，經過競選的人才真正知道人民需要什麽，因為每一票都說明每個人的需要，都是切實具體的，沒有一點異想天開的內容。經歷了選舉的失敗的人和黨派，才會切實感受到他們距離人民有多遠的距離。”
台灣人民在經歷了十多年的民主歷練之後，終於從幼稚走向成熟，3.22大選成為台灣民主政治走向理性成熟的里程碑，選舉和候選人表現出了成熟的民主素質。
勝者馬英九，謙卑屈恭，向全台灣人民也許甚至是全中國人民發表了足堪在中國歷史上產生里程碑意義的演講，民主自由，這個辛亥革命以來吸引無數青年奉獻熱血締造共和的名詞，這個孫中山們夢寐以求的夢想，終於在台灣開花結果。　　
　　敗者謝長廷，坦然認輸，風度仍在，雖然花招耍盡，但在大局已定的情況下承認失敗，接受“人民的決定”，並且激勵綠黨檢討自身，再圖後來，這就是民主政治的真髓，失敗者要輸的起，大家雖然政治立場對立，有明有暗的鬥爭，但都達成一個共識：不論勝敗，社會的和平穩定和人民的利益才是第一位的。就像吳伯雄的勝利感言：沒有一黨獨大，只有人民最大……　　
　　整個選舉，秩序井然，平穩進行，沒有出現某些人預料中的混亂場面，在結果產生後，雙方立刻承認現實，將非法性紛爭的可能降低到零。雖然有差距過大的因素，但不得不承認，今時今日的台灣政治制度已逐步過渡到成熟穩健的民主政治，就像馬英九自己說的，“民主國家的政黨輪替是一種常態”，不必看的過重。最重要的是，台灣已經走上了憲政民主制度的正軌。

（六）、執政黨都會犯錯誤，專制政體下的執政黨甚至於會犯下血腥嚴重的罪行，但只要勇於直面並改正錯誤，真誠懺悔自己犯下的罪行，人民就會重新認同接納你
1947年2月28日上午， 台北市大批市民湧到台灣省專賣局大門前，抗議27日傍晚專賣局查輯員因緝查私煙而毆打婦女的事件。市民們沖入專賣局台灣分局，將該分局局長及3名職員打傷。 大批的案卷、器具被擲在馬路點火焚燒。下午，市民們匯集到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的廣場，準備派代表向行政長官要求改革政治。突然，部署在公署樓頂的憲兵用機槍向廣場人群開火，致使數十人死傷。事發後，全城一片混亂，各商店關門，工廠停工。激動的市民們占領了台北廣播電台，向全島廣播台北的流血事件。騷亂隨即向台灣各大城市蔓延。
　　至3月8日，人們控制了台灣的大部分地區。國民政府一面組織處理委員會壓制輿論，一面調集兩個師軍隊乘飛機、軍艦於基隆登陸，在全省範圍內對起義人民進行大規模血腥鎮壓，群眾被殺害達3萬多人，至3月13日把正義訴求遭壓而被迫走向自衛式暴動的起義淹沒在血泊之中……
國民黨對台灣人民犯下了血腥的罪行！仇恨的種子在台灣紮下了根，覆仇的怒火在台灣人民心中滋長蔓延，又一輪鎮壓報覆的惡性循環被執政的國民黨開啟。
值得慶幸的是：國民政府用明智的手段中斷了這一惡性循環。國民黨逃難台灣後，因為“逆境使人明智，打擊使人堅強”的緣故，開始痛定思痛地反思檢討自己的失誤，汲取了在大陸只維護特權階層利益而無視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教訓，在台灣推行有利於廣大民眾利益的改革，大力發展經濟，使台灣實現經濟騰飛，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龍頭。台灣人民的生活水準真個“芝麻開花節節高”。在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下，國民政府又開始推進台灣的民主事業，在基層政權實現“縣官直選”，在教育、醫療衛生和貧民救濟上舍得花大本錢，用實際行動推進“社會公平”，台灣人民普遍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
1995年2月，台灣國民政府在黨內有遠見的精英人物推動下，勇敢地站出來面對人民承認自己在歷史上犯下的錯誤，為自己曾經犯下的罪行真誠懺悔，給予“二．二八起義”平反，並正式向起義中死難者家屬道歉。1995年2月28日，二二八紀念碑在台北落成揭幕，總統李登輝向死難者家屬正式道歉。
面對依舊掌握人民生死大權的執政黨的道歉和懺悔，埋藏在台灣人民心中多年的怒火消失了，仇恨也在李登逃道歉的那一刻化解了，鎮壓覆仇的惡性循環終止了，國民黨比先前更安全了。
盡管台灣的政治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因為一黨獨裁的緣故，權力人物腐敗瀆職以權謀私現象依舊很嚴重，並且在體制內沒有辦法解決。盡管台灣人民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生活大為改善，但吃飽穿暖的台灣人又有了精神上的要求，突出體現在溫飽未解決時容易忽視的對公平、尊嚴和人權的要求上。因此盡管國民政府給台灣人民帶來了富足的生活，但台灣人民的對政府腐敗瀆職的憤怒和不滿也隨著經濟的增長水漲船高。這不是人民容易忘恩負義的問題，而是人性的正當訴求，就象曾經饑寒交迫的女子一旦接受良好的教育就不會只滿足於吃飽肚子一樣。這一正當訴求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動力。獨裁政體下的腐敗瀆職是體制的原因，不是官員的過錯，因為獨裁專制體制是腐敗瀆職的最好溫床，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官吏任免機制使官員只需討好能決定自己政治生命的上司而無須顧及轄下人民的利益。討好上司就得行賄，行賄就得貪污……這是專制政體無法解開的死結，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只有勇敢從過時體制的桎梏里走出來，求助於“權力真正來自人民”的民主政體。
1996年，台灣國民黨在理智地權衡利弊之後，為了國民黨的長遠利益，也為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終於邁出了革命性的一步，主動開放黨禁、報禁，在台灣實行全民式的民主政治……
國民黨在台灣推進民主事業的暫時成果是把自己選下了台，第一次從執政黨輪為在野黨，這也成為很多中國人嘲弄國民黨搞民主的原因，“把自己選下台”在部分只顧眼前急功近利的國民心中實在是太“可笑”了。但台灣的國民黨冷靜地面對自己的失敗，他們知道自已下台的原因不是民主的過錯，而是自己在歷史上的過錯，只有在這時他們才知道自己早已失去民心，不是“人民愛戴的黨”了。如果不及時走民主這條路就不是“下台”問題；而是在不久的將來面臨血腥的報覆清算，那時就是“滅亡”了。
中國人是很容易滿足的，這個勇於直面錯誤真誠懺悔的國民黨僅僅用了短短八年時間，就再度贏得了台灣人民的心。3.22那天，大部分台灣人不再計較國民黨當初的腐敗瀆職，甚至於不計較他們曾對台灣人犯下的血腥罪行，主動把選票投給它，浴火重生的國民黨再度成為台灣的執政黨！
我的家族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全體參加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紅色暴動，前輩的鮮血染紅了大別山，三十六人的大家庭在國民黨的屠刀下最後只剩下我爺爺一人，因此和國民黨結下了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從有自我意識的那一天起，打到台灣去找國民黨覆仇就成為我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最高理想，並為此迷上了軍事科學，一直在潛心研究打過台灣海峽的可行軍事計劃。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兩岸關系緩和時我仍然堅持自己的覆仇計劃……
1996年3月，當國民黨在台灣開放黨禁、報禁實行民主政治的消息傳到我的耳中時，我胸中一直在燃燒的烈火樣仇恨居然在一瞬間煙消雲散，找國民黨覆仇的動力自此無影無蹤……
2008年3月22日那天，看到國民黨再度被台灣人用選票推上執政黨的寶座，我居然感動得熱淚盈眶……

（七）、不要忽視早期民主鬧劇可笑之後的可貴之處
自台灣實行民主政治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主流媒體給我們灌輸的是：台灣式民主是“偽民主”，民主違背了台灣人民的根本利益，民主給台灣帶來的是: 貪污腐敗, 社會管理混亂,經濟疲軟(最近人均GDP終於被以前一直大幅度落後的南韓超越)和肥皂劇式的言論自由……尤其是議員在立法院吵架直至拳腳相向的鏡頭著實讓人啼笑皆非。至於近兩年人們集結在大街上抗議陳水扁政府的所作所為，在總統府前直陳陳水扁的過失，強烈要求總統下台的場面也一樣可笑，人民的言論自由到那種程度，政府還有威信可言嗎？沒有威信的政府能產生人民期望的那種行政效率嗎？這樣的“言論自由”有意義嗎？
台灣民主的早期確然產生了不少讓人啼笑皆非的鬧劇，但如果我們用冷靜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就會發現“可笑”之後隱藏著“可貴”的內容：
台灣議員在立法院打架確然是可笑的，但另一個方面也折射出議員在討論議案時有充分的言論自由。我們的人大代表在人大會上有那樣的言論自由嗎？能因為自己的意見不被重視而情緒激昂嗎？
台灣人集合在總統府前高呼陳水扁下台固然有點過激，過激到損害政府的威信並進而影響政府正常行使職能，但北朝鮮人民能聚眾在金正日的衙門前直陳金的獨裁腐敗並高呼“金太陽”下台嗎？如果有人膽敢那麽做了，這人能象高呼陳水扁下台的台灣人那樣安然無恙嗎？
走向民主的台灣人民有時不恰當地運用自己的民主權利，動不動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街遊行靜坐，擾亂社會秩序。可台灣因此失控了嗎？社會因此走向混亂嗎？沒有！台灣人只限於用和平方式表達不滿這一步，無論政府響應與否都沒有訴諸非理性暴力，靜坐遊行完畢後照樣各幹各的，照樣自覺遵守台灣的法律和秩序，台灣人民的生產生活並沒受太大的影響。
通過民主選舉走上執政寶座的民進黨不但沒有解決好腐敗問題，相反自身也陷入腐敗的漩渦，成為民主反腐的另一笑料。民進黨自政黨輪替以來，政績乏善可陳，腐敗事件卻連續不斷。陳水扁周圍的很多親朋故舊、親信部屬涉嫌濫用特權、政商勾結，尤其陳水扁夫人吳淑珍以及女婿趙建銘一家涉及貪腐弊案被揭發浮出水面後，社會反應十分強烈……從陳水扁集團的所作所為來看，台灣民主的反腐成果無疑是可笑的；可從另一個層面來看，人民畢竟可以自由報道並指責總統集團的腐敗現象而不必擔心任何打擊報覆，法院還立案偵查總統家族腐敗案。當腐敗事件調查屬實後，陳水扁總統勇於承擔責任並親自致歉。2005年10月29日，針對身邊“重臣”陳哲男疑涉高捷弊案，陳水扁向全體台灣人“正式道歉”，並強調，若他個人有涉入高捷弊案，他“願意下台”；並稱民進黨會“反省、檢討、改進”，“絕對不會讓大家失望”。也許有人會說這是陳水扁在無奈之下的“作秀”，請問專制政體下的國家元首會有這樣的“作秀”嗎？金正日把北朝鮮折騰成世界上最貧窮的地方，人民饑寒交迫，人均收入只有自然條件遠不如自己的南朝鮮同胞的百分之一，可“金太陽”為此道歉了嗎？
在專制政體下長期生活過的人民因為對腐敗深惡痛絕的緣故，在走上民主之路後對廉潔政府的期望值過高，如果民主政府不能及時有效地消除腐敗就會引起人民的激烈反應，結果出現國民對專制統治下無孔不入的普遍貪污瀆職現象視而不見；而對民主政體下偶然性的腐敗現象不依不饒，甚至於產生民主不如專制的錯覺，轉而向往專制時期的怪現象。
民主和專制政府一樣會孳生腐敗現象，不同之處是民主政府有能力消除腐敗，把腐敗減少到盡可能低的限度；專制政體下腐敗則是不治之癥。
新生兒剛學走路時難免有很多可笑的舉動，但可笑之後有可貴之處，如果我們有足夠的耐心，新生兒就會成長為步履穩健的青壯年。台灣人正是看到這些可笑之後的可貴之處，台灣的民主政治才得以從幼年走向成熟。

（八）、專制權力造就魔鬼，民主權力成就天使
昨天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馬英九的生平，有幾組數據格外引人注目：
馬英九在任上樂善好施，濟世助人。從1999年到2006年，馬英九在八年台北市市長任內共捐款6809.491萬元新台幣（約折合1625萬元人民幣），其中188筆捐款捐贈給團體、48筆捐款捐贈給個人。捐款主要用於公益、學術、慈善、文化及教育等。這些長期捐款的事實，在2006年11月被台北市政府公開證實。
馬英九的會計師證實，捐款其中5960多萬元捐贈給公益事業，占捐贈總數的87%以上。其次，用於資助學術的捐款為452.5萬元，占總數的6.64%。99.98%的捐款有單據憑證。
台北市副市長金溥聰指出，台北市市長這個職務的特別費（相當於職務津貼）每個月十七萬餘新台幣，八年下來約一千五百萬新台幣，但馬英九的捐款總數，遠超過他支領的市長特別費。
馬英九擁有很強的公益意識和獻身精神，積極參加義務獻血，在34年時間內共獻血146次，平均每年4.3次，被台灣人號稱“血馬”。
馬英九在競選時期間為了宣傳他的競選綱領，了解台灣人民的訴求，騎自行車環遊台灣島，走遍了台灣的18個縣市，和台灣各階層的人民近距離接觸。一個年屆58歲，身為首府市長的老人在小車幾乎普及的台灣騎自行車跨越18個縣市意識著什麽？那需要何等的堅韌、力量和責任心？“偉大、光榮、正確的紅太陽”金正日能做到這點嗎？
…………
馬英九並非“生在自由社會，長在民主體制下”，而是專制政體下的國民黨前官僚，在國民黨獨裁統治時期也許一樣濫用職權以權謀私過。是民主體制凈化了馬英九的靈魂，大大提升了他的道德水準，使他從侵占人民利益的特權人物轉變為真正的人民公仆。民主制度下的“權力”不是特權，而更多體現在為人民謀福利的責任義務，所以民主權力成就“天使”
我們再回頭看看伊拉克的前總統薩達姆，這個曾經勇敢執著、堅韌頑強、不畏強暴的英雄人物，一旦淪為專制體制的首腦人物，擁有不加限制的無限權力後，很快被專制權力所毒害，完成英雄到魔鬼的轉變。在薩達姆獨裁統治後期，他的奢侈和殘暴觸目驚心，在這個小小的國家里，有三十多萬（注意伊拉克只有兩千萬人）根本沒有犯罪僅僅因為政見不同的伊拉克人被他用極為殘忍的手段成批屠殺，連那些早已廢棄的活埋刑罰都被他一再用來對付自己的子民，甚至連沒有任何危害的婦女兒童也不放過，砍頭幾乎成為薩達姆最大的愛好。當伊拉克的婦女兒童因饑餓和疾病過早死亡時，薩達姆的24個行宮每天都在為他籌備昴貴的食品。每個行宮都裝飾得金碧輝煌，連馬桶和涮馬桶的刷子都是黃金制成的……後期的薩達姆已在專制權力下墮落成地地道道的魔鬼，因為專制權力造就魔鬼！

（九）、一套科學的生產線比一件好的手工產品更有生命力
現代機器工業之所以能取代傳統的手工勞動，就是因為科學的生產線不但能夠制造出質量上乘的產品，還能使所有的產品都能保持較好的質量水準，不合格的產品還沒到生產線的終端就被自動淘汰掉了。傳統手工業雖然也能制造出優質產品，但並不能確保所有產品的質量都符合要求，在一個熟練工人制造的優質產品周圍往往是數量更多的由大多數非熟練工人制造的劣質產品……
我們的官吏任免機制也是這樣：專制體制奉行“人治”，任選官員就象傳統手工業制造手工產品一樣有很大的隨意性，雖然偶爾也能選出優秀的官員，但並不能保證所有的官員都合格稱職，一個稱職的官員周圍往往是更多的貪官冗員，甚至於選出惡棍和窩囊廢來。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少數優秀官員努力的成果就會被貪官冗員甚至惡棍窩囊廢毀於一旦。民主體制奉行“法治”，任選官員就象科學生產線制造機器產品一樣必須遵循嚴格的程序和規定，沒有絲毫的隨意性，這樣生產出的“官員”大多能保持較高的能力和道德水準，絕不會生產出惡棍甚至窩囊廢來。
這里有必要反觀一下我們的歷史，南北朝時劉宋王朝的締造者劉裕是一個能力超群兢兢業業戒驕戒躁的大英雄；可第六任皇帝劉子業則根本不具備國家元首的基本素質，甚至於連人都不是：他在任的最大的“政績”就是把所有的王妃公主也是他的嬸嫂姐妹召進皇宮，命他的左右親信當眾輪奸。他的嬸母江妃不肯作此禽獸之舉，拒絕和大臣當眾做愛，劉子業打了她一百皮鞭，當著她的面處斬了她的三個兒子……還有一次，劉子業命令宮女赤身裸體在院子里追逐嬉戲，一個宮女不肯脫衣服，劉子業立即把她砍頭示眾。劉子業對亂倫也有強烈的熱情，竟然把姑母新蔡公主接進皇宮，收為姬妾，而把情敵姑父殺掉……國家落到這樣的禽獸手里，命運和前途就不用說了。
象劉子業那樣的禽獸元首，民主國家能夠選舉出來嗎？美國選出過類似的總統嗎？

（十）、民主競選只有勝利者，沒有失敗者，落選者一樣是受人敬仰的英雄
中國傳統的政治邏輯一直是“成者王侯敗者賊”，失敗的競爭對手及其家族就算不被趕盡殺絕，也會在有生之年被打入社會的最底層受盡欺淩。因為專制權力是為統治集團自身謀福利的權力，誰掌握專制權力誰就能享受遠遠高於普通國民的生活水準，所以專制權力有強烈的排他性，正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誰想染指這一獨占權力誰就是專制統治者不共戴天的仇敵。民主權力是為廣大人民謀福利的權力，權力擁有者並沒享有超越普通民眾以上的特權，因此民主權力更多體現在對國家、民族、社會的責任義務。失去這種“權力”只能說明自己的能力不行或不被人民認同，自己的經濟社會地位則沒有太大的影響，因此對企圖染指權力的競爭對手不容易產生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仇恨情緒；所以民主競選的失敗者通常都不會受到勝利者的迫害。
台灣的3.22選舉落幕後，失敗的謝長廷不但沒有絲毫“落水狗”的跡象，相反成為公眾矚目的焦點人物，在媒體出盡風頭，贏得了台灣直到大陸中國人的普遍敬仰，其魅力甚至勝過勝利者馬英九。競選失敗的那天晚上七點半，謝長廷帶領著競選團隊向公眾深深一鞠躬，表示他接受敗選事實，並恭喜馬蕭當選，向支持者致歉和致謝。還說會兌現敗選承諾，負起最大責任。他說，“這是他個人的失敗，不是台灣的失敗，希望支持者不要為他哭泣”，他還不無針對性地表示說“民主有結果，也有過程，過程也許有爭議，但我們要平靜地接受結果，不要再有抗爭，希望台灣選後迅速修補選舉所造成的裂痕，讓台灣重回到愛與幸福，因為民主火種不能熄滅，必須轉失敗為動力，我的生命屬於台灣，也會繼續守護民主。”
“謝長廷效應”以雄辯的事實證明民主競選只有勝利者，沒有失敗者，失敗者只要不搞“小動作”，輸得大氣，輸得光明磊落，一樣會成為公眾敬仰的英雄人物！

我從小所受的政治教育不外乎“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法律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一個暴力機關”等馬列教條。台灣民主政治的成功，標志著中國人開始從那些教條式的政治誤區中走出來，從專制野蠻走上文明進步之路。
天佑中華！！！


二OO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夜


6.從美國早期民主看台灣立法院“打架”


美國的民主政體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成熟穩建，在民主的初級階段的表現並不比台灣的中國人高明！美國議員也一樣在參眾兩院“打架”。“打架”的立法院比“高度一致”的議會好！處於民主初級階段的台灣立法院“打架”很正常。


台灣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率先選擇民主政治的華人群體；但華人主體有關台灣民主政治的報道一直是負面成份居多，從上世紀末的“立法院”打架，國民黨因黑金下台；到民進黨執政後的朝野紛爭貪腐失政，總統陳水扁的“洗錢案”；外加選舉過程中的突發事件如“兩顆子彈”和“走路工事件”等等，一大堆類似“小孩子過家家”式的“胡鬧”，不止一次讓海峽對岸的“大一統國民”笑破了肚皮。尤其是議員在“立法院”打架的“笑料”，更成為國民在茶余飯後顯示優越感的談資，讓真正操心中華民族前途的極少數仁人志士失望寒心。
媒體報導的台灣民主“鬧劇”，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中國人不適合民主”的“英明診斷”？
民主政體是迄今為止已被多數地球人用政治實踐和歷史經驗證明出來的“最不壞”政治體制；比專制集權政體要優越很多。一個適用於多數地球人的“文明成果”，為何不適合這個地球上的最大族群--“聰明”的中國人呢？
中國人不是自欺欺人的“傻子”，相反一直被世界多數國家視為“聰明人”，“不適合民主”應該不是事實，更不可能屬於“英明論斷”。要麽是媒體存在選擇性失明，只報道“美女身上的那顆黑痣”而對其整體的美麗不置一詞；要麽國民沒有從整體和發展眼光看問題，只聽到產婦的呻吟聲而感覺不到產婦腹中新生命的律動；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多數人只看到台灣民主的紛亂擾攘；而看不到在一次又一次激烈的選戰對抗中所歷練累積的民主體驗和共識，正在台灣社會悄然形成。人們更不可能看到：處於民主初期階段的台灣盡管出現了暫時、局部動蕩；但沒有出現文革那樣的生命災難和社會失控，更沒有出現津巴布韋百分之十億的通貨膨脹？
近期因遠離俗務的幹擾，得以靜下心來研讀美國的民主歷程，得出的結論頗為振奮人心：美國的民主政體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是成熟穩健的，在民主的初級階段一樣出現了被專制的歐洲人視為“笑料”的“鬧劇”。美國議員也一樣在參眾兩院“打架”；並且“打架”的厲害程度和持續的時間比台灣長得多。
美國人並非“天生就適合”民主！在民主初級階段的表現並不比台灣的中國人高明！
美國在1776年建國，1783年贏得獨立戰爭勝利，1787年召開制憲會議，制定了今天仍在適用的《美國憲法》，1789年選出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1789年前的十多年間，美國其實不能成其為一個實質意義上的國家，而是十三個州組成松散聯邦，和前蘇聯解體後成立的“獨聯體”異曲同工。各州擁有獨立的軍事、外交權力；代行美國政府職能的“大陸會議”只是一個“協調”機構，既無“軍隊”也無獨立財政；權力和設在莫斯科的“獨聯體”辦事機構的權力一樣多！那時的美國人對“民主”的理解很膚淺，“民主形象”類似巨無霸軀體頂著一個芝麻腦袋，差不多接近“無政府”理念，認為國家權力越小地方權力越大越有利於保護“民主”。直到麻薩諸塞州爆發了謝斯反叛，單個州的力量無法平定反叛恢覆秩序時，美國人才意識到“弱勢國權”和“強勢州權”根本沒有能力保護“民主”。“強勢國權”雖然是民主的威脅，但如果在“有效監督”下“合理運用”也是民主的強有力守護神。由此可見早期美國人對“民主”的理解是多麽“可笑”，直到付出血的代價後才開始逐漸“理解民主”。
美國人在建立實質意義上的國家後，參眾兩院一直是亂糟糟的。議員在院內相互攻詰、謾罵甚至拳腳相向司空見慣；少數人甚至拿起了棍棒等“冷兵器”；個別人甚至向對手拔出了左輪手槍。
我們來回顧一下美國人當初是怎樣在國會“打架”的：
十九世紀中期，來自南部蓄奴州的議員詹姆斯?哈蒙德威脅北部自由州同事說：如果北部不讓南部在參議院里保持永久的平等，“我們就將他們踢出國會山，並放一把火燒掉國會”。那段時間在國會不僅有文鬥，還有武鬥，如在國會開會時曾多次發生拳打腳踢。1850年4月17日，密西西比州的參議員亨利?S?富特就曾在參議院對其同事拔出左輪手槍……
1856年5月19-20日，馬薩諸塞州的查爾斯?薩姆納在參議院發表了一篇題為《對堪薩斯犯下的罪行》的激烈的長篇演說。他用華麗的語言和挑釁的口吻讚揚北部的高尚品德，用性行為的隱喻痛斥南部在“強奸”堪薩斯。演講中他還辱罵性地再三提及了南卡羅來納州的參議員安德魯?巴特勒。兩天後，巴特勒的堂兄、眾議員普雷斯頓?布魯克斯在參議院休會後闖入參議院大廳，走到薩姆納的桌前，用手杖敲打他的頭部。薩姆納雙腿被桌子絆住無法自衛。他試圖站起來，最後猛地把桌子從地上抓起，蹣跚著向前走了幾步，終於癱倒；可是，狂暴的布魯克斯仍然繼續打他，直到被聞訊趕來的其他議員推走。結果薩姆納被毆打成重傷，有三年時間沒有重返參議院。　
布魯克斯的行為引起了北部的憤怒；但贏得了南部同鄉的喝彩。布魯克斯在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寫道：“每個南方人都興高彩烈，連手杖的殘段都被請求當作神聖的紀念品。”由於南方議員一致投票反對，眾議院未能以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對布魯克斯的譴責。盡管布魯克斯辭去議員職務，而他在他的地區以全部選票重新當選，從而又得意洋洋地返回了華盛頓。布魯克斯在南卡羅來納逗留期間，哥倫比亞市市長贈給他一根嶄新的鑲有金把的山核桃木高級手杖。同時，他也收到了來自南方各地的手杖，其中查爾斯頓市贈的手杖上刻著題字：“再揍他。”還有一位選民送的手杖則題詞：“用擊倒結束爭論”……
欣頓?羅恩?赫爾珀生長在北卡羅來納州西部的一個小農地區。他在1857年出版的《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機》一書論述奴隸制對南部經濟的影響。這激怒了南部人，尤其是共和黨人在節選本中增加的醒目標題：“革命--可能的話，和平進行；必要的話，采用暴力”。奴隸主們譴責《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機》是“縱火犯、造反者、國家和平與安寧的敵人”。一些州宣布發行或收藏這本書為犯罪。　
赫爾珀的這部書導致國會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僵局。在1859年12月的眾院里，共和黨人提名俄亥俄州的約翰?謝爾曼為議長。謝爾曼在奴隸制問題上雖然是個溫和派，但仍與其他67名共和黨國會議員一起對赫爾珀的書表示了支持(他並未讀過這本書)。一位密蘇里州代表提出了一項議案，認為凡是支持《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機》的人不“適於任眾院議長職位”。結果眾院經過43次投票都未能選出議長。爭執延續了8個星期，南北雙方議員火氣越來越大，相互辱罵，甚至攜帶武器來參加會議。一位觀察家報道說：“唯一不帶一支左輪手槍和匕首的人就是那些帶著兩把左輪槍的人。”眾院議員席上爆發槍戰已具備現實可能性……
…………
美國人在國會“打架”，從1789年一直打到1861年美國內戰爆發，前後一共打了72年還沒最後“休兵”！台灣立法院好象只打了幾年架就“休戰”了；並且沒有出現“拿武器”和“打傷人”的惡性事件。我們應該認識到美國今天的民主成果也是美國人從國會里“打架”打出來的；應該聽到台灣立法院打架的“鬧劇”背後民主前進的腳步聲。
當美國人在國會打架的時候，歐洲大陸的霸主奧地利帝國（神聖同盟盟主）的臣民也在笑個不停。他們的議會可不會發生那樣的“荒唐”事，議員之間不但不會“打架”，而是相互彬彬有禮，對政府提案只有讚成票沒有反對票，對外用一個聲音說話，和皇帝保持“高度一致”。
是“打架”的國會好還是“高度一致”的議會好？看看今天的美國和奧地利就可得到答案。
奧地利帝國在“高度一致”的議會忽悠下很快就急劇衰落了，在當上歐洲霸主後不到半個世紀就被新起的普魯士王國擊敗；又半個世紀在一戰中解體，疆土萎縮到百年前的十幾分之一，淪為今天國際上無足輕重的小國寡民。美國的疆土則在“打架”的國會鞭策下擴張了近十倍，從建國時GDP連墨西哥、哥倫比亞都不如的三流小國躍進成為今天世界上最富強最文明的國家。
如果當初美國人沒有胸懷和智慧容忍國會的“打架”鬧劇，不能忍受大洋彼岸傳來的嘲笑聲，今天的美國不但不可能成為超級強國和文明領袖；相反極有可能墮落為中國人腳下的一只螞蟻。
由此可見：
“打架”的立法院比“高度一致”的議會好！
處於民主初級階段的台灣立法院“打架”很正常。
我們沒有理由嘲笑別人！


二OO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7.陳水扁貪腐案是又一個“民主笑料”嗎？

陳水扁貪腐案不是“民主”的過錯，而是民主政治的初級階段遺留的“專制殘余”造成的。台灣人民以後要做的不是遺棄民主返回專制；而是全力消除民主政治里的“專制殘余”，對“權力”制定強有力的制約和監督措施，使民主政治日趨完善成熟。


陳水扁“機要費”案曝光後，關於台灣“民主笑料”的話題在國內輿論界又有了新的“活材料”。
自台灣走向民主政治後，我聽得最多的台灣民主話題竟然是“民主笑料”；而不是民主的優越性。在此之前的最大笑料是議員在立法院“打架”，為某個議案爭論得面紅耳赤甚至於拳腳相向。因為耳中充斥了太多的“民主笑料”，又沒有機會去台灣實地調查，不可避免對台灣民主政治疑慮重重，經常不自覺地懷疑台灣民主是“偽民主”？台灣的人均經濟水準和教育文化投資比大陸高很多，連他們都把民主折騰成“不倫不類”的“笑料”，我們就更沒有條件實現“民主政治”了？“中國人不適合民主”的說法看來有一定的理論依據？
連我這個自詡對“民主”有很強悟性，認為遏制貪污腐敗的最好藥方是“民主”的中國人，也時不時會產生上面的疑慮，就更不用說對民主有“深刻成見”的蕓蕓眾生了。
上述事例說明“一面之詞重覆三次就是真理”。公民享有平等的“話語權”才能走出“偏見”和“成見”，不被似是而非的“假象”和“假命題”所蒙蔽。
直到今年三月台灣總統選舉取得成功，下野的國民黨再度出山執政，競選失敗者表現出可敬的“君子風度”，政權在“槍桿子”之外完成平衡交接，我才發現自己對台灣“民主笑料”的理解摻雜有很深的偏見。
台灣民主的幼年期因為專制體制的慣性作用和人民對民主理念理解不深，難免會出現與民主理念相悖的“笑料”，就象新生兒剛學走路時的步態在動物和成年人眼中都是怪模怪樣一樣。但我們只要對新生兒給予充分的理解和扶持，他就能很快學會走路，並成長為拙壯的青壯年。“民主笑料”是新生兒延生前的“陣痛”。如果不願忍受“陣痛”，新生兒就不可能出生。如果對新生兒沒有足夠的寬容和耐心，新生兒也不可能成長為青壯年。
我們不能忽視民主笑料“可笑”背後的“可貴”之處，打架的立法院盡管醜態百出，但總比“該舉手時就舉手”的議會要好。
我們很容易犯這樣的錯誤：對新生事物求全責備，期望值過高；一旦與期望值不符就容易失去必要的耐心，轉而懷念必定會走向死亡的舊事物。
議員在立法院打架的“笑料”因為馬英九的當選逐漸淡出國民的茶余飯後談資；陳水扁“機要費”案的曝光又再度為台灣“民主笑料”提供了新的佐料。
陳水扁在任期內通過虛報競選經費，把高達2000萬美元的選舉剩余款匯往海外陳氏家族的私人帳戶，由其妻子吳淑貞具體操縱實施。陳水扁居然在記者會上聲稱自己“不知情”……
陳水扁在職期間的所作所為與專制體制下的腐敗官僚並沒有本質的區別。他一樣以權謀私，一樣“不誠實”說假話……
人們不禁要問：不是說民主是反貪反腐的“良方”嗎？怎麽民主總統陳水扁照樣腐敗不誤？並且腐敗數額還相當巨大呢？
陳水扁貪腐案真的是“民主”的過錯嗎？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陳水扁貪腐案的發生不是民主的過錯。
在分析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檢討一下台灣早期的“民主成熟度”。
一個成熟的民主政治體制有三個要件：一是公民公開公平競選各級政務官，使“領導人”盡可能是這個國家、地區的優秀人物，而不是善長行賄和“跑關系”的垃圾政客；二是對權力人物實行權力限制，防止他們濫用職權以權謀私；三是對在職官員實施嚴格的職務監督，防止他們利用職務之便公器私用。
以民主政治的三個要件來衡量，台灣早期的民主政治是“不成熟”的。陳水扁能夠隨意支配動用數目如此巨大的“機要費”，並根據自己的利益“做假帳”和“轉移贓款”，說明台灣的在職政務官同樣擁有“部分”不加限制的政治經濟權力，並且在行使這一“非民主權利”時沒有有效的監督措施。這說明台灣的早期民主政治只有第一個要件，而缺少後面的兩個要件。所以台灣的早期民主是一種極不成熟的民主政治。
台灣的民主政治是從專制體制脫胎而來的，在早期階段不可避免地會遺留專制體制的部分弊端，權力缺少限制和監督恰恰是專制體制的主要特征。在民主轉型期，長期在專制體制下生活的台灣人民因為對民主政治缺乏了解，大多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民主選舉上。只要不搞“圈定候選人”、“等額選舉”和“暗箱操作”之類的“形式選舉”；給他們以公平的投票權和競選權，公民的心理就很容易滿足，因此也就容易放松對民主政治另外兩個要件的訴求。這樣的“跛腳民主”政治一樣容易滋生腐敗。如果被民眾選上的權力人物沒有罕見的德操和榮譽感，他就極有可能在任期內濫用職權以權謀私，因為缺少有效的監督他也很容易達到目的。就算因此失去民心在下次換屆選舉中下台，他也撈足夠本足夠他一生榮華富貴了。部分亞非拉民主國家之所以無法根治腐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這些國家的民主政治保留了部分專制體制的殘余，尤其缺少民主政治的後兩個要件：權力沒有有效的制約和監督。
總之台灣的民主是不成熟的民主，是有缺陷不徹底的民主。西方國家也搞競選，也有競選經費的使用問題，怎麽就很少發生類似的問題？是因為那些外國人都是愛國天使嗎？當然不是，如果有機會他們也同樣會貪，只不過是沒條件沒機會而已。
所以陳水扁貪腐案不是“民主”的過錯，而是民主政治里遺留的“專制殘余”造成的，恰恰是專制遺毒造的孽。台灣人民以後要做的不是遺棄民主返回專制；而是全力消除民主政治里的“專制殘余”，對“權力”制定強有力的制約和監督措施，使民主政治日趨完善成熟。
我國的“村官直選”之所以不能消除腐敗，原因也是只有“直選”而沒有對“在職村官權力”的有效制約監督措施，村官一旦上任就可在轄區內為所欲為，在“不撈白不撈”，“撈夠後哪怕洪水濤天”的末世心態下瘋狂貪腐。
所以面對“村官直選”的傷心景觀，我們不能把“村官腐敗”歸咎於“直選”的過錯，不能走回頭路；而是填補“村官直選”的政策漏洞，為在職村官設置一套完備的權力制約監督措施，尤其是不能讓在職村官擁有公款和公共資源的支配權。

其次陳水扁貪腐案的很快曝光是“民主”的功勞！
政治體制的好壞都是“相對”而言的，再好的政治體制也不可能杜絕腐敗，就象再完善的刑罰也不可能杜絕刑事犯罪一樣。完善成熟的民主體制能夠最大限度的遏制貪污腐敗，但並不能完全杜絕貪腐。在貪腐問題上成熟民主體制相對於專制體制的主要優越性是：一是能使貪污腐敗減小到盡可能低的限度；二是貪腐數量和持續時間有限，大額貪腐和長時間作案的可能性相當小；三是貪腐者都會受到毫不留情的追究制裁。
我想起了劉亞洲將軍在談到美國體制優越性時曾說過的那段話：“美國一是不犯錯誤；二是少犯錯誤；三是犯了錯誤很容易改正。我們則是犯錯誤；常犯錯誤；犯了錯誤很難改正……”
因為台灣的早期民主是不成熟的民主，所以陳水扁的貪腐數量很大，但陳水扁在民主政治下貪腐的代價一是才八年時間就被選民選下台；二是下台才幾個月就受到法律的無情追究，一旦核實等待他的將是無情制裁。
津巴布韋元首穆加貝的貪腐瀆職程度應該比陳水扁有過之而無不及。津巴布韋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十萬以上就是他腐瀆行為的最好佐證。可他在元首職位上已經呆了三十多年，並且在造成津巴布韋經濟崩潰後仍賴在總統位子上不走。津巴布韋人民也拿他沒辦法。
如果陳水扁在津巴布韋，他無疑會繼續幹下去，並繼續瘋狂地貪污腐敗。國內司法機關根本沒有膽量和權力去調查他的貪腐案件。
所以陳水扁貪腐案的曝光恰恰是“民主”的功勞！
今年曝光的晏大彬案一樣有很深啟發意義：一個財政收入不到億元的國家級貧困縣（重慶巫山縣），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交通局長，在任期內聚斂了近三千萬（已查實受賄數據2226萬）“腐敗資產”，相當於這個縣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同時利用職權奸污了絕大多數公路女收費員……
如果加上晏大彬揮霍和向上行賄的款項，他的貪腐案就遠不止三千萬了。
如果晏大彬哪天當上了中國的元首，他就極有可能利用職權貪污三分之一個5.13萬億{2007年國家財政收入}的天文數字贓款？
更值得警惕的是：晏大彬貪腐案不是司法機關主動偵查出來的，而是晏大彬倒了八輩子血楣，碰上千萬分之一概率的倒楣事自動曝光的？
請問中國還有多少個沒有倒血楣的晏大彬？還有多少個晏大彬在繼續瘋狂作案？

我曾經和一個朋友談論過“鎖”的功用：
朋友說“鎖”只防“君子”不防“小人”，所以“上鎖”沒有實質意義。
我說“鎖”雖然只防“君子”不防“小人”，但“不上鎖”則有可能把“君子”誘惑成“小人”。
如果某居民不在家時門戶洞開，不是“小偷”的人在經過這家門口時也可能想到去里面看看。如果他剛好看到桌上放著一萬塊錢，先前沒有偷竊意向的“侵入者”則很可能考慮順手牽羊把那一萬塊錢拿走……
如果把這個例子引入政治體制，“上鎖”就是對權力的有效制約和監督；“民主”則是設計制造盡可能完善實用的“鎖”。如果沒有一把功能齊全的“權力之鎖”，就是“愛民君子”也會在權力誘惑下成了“腐敗分子”。如果有了那把“鎖”，先天有腐敗傾向的勢利小人也沒有機會以權謀私。
所以專制體制下的腐敗分子並不都是“先天邪惡之徒”，主要是落後過時的體制誘惑他們墮落成國家的碩鼠，主要是體制的過錯。
民主選舉就是盡可能讓“君子”而不是“小人”走上“領導崗位”；對權力設置有效的制約監督措施就是防止“君子”在權力誘惑下演變成“小人”。

我們要想成功的遏制愈演愈烈的貪污腐敗，就急需設計一把功能齊全的“權力之鎖”。


二OO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8.“中國人”能否考慮“特赦”陳水扁

“寬容”“妥協”是民主成長的最好土壤。民主只有在這樣的國家里才容易取得成功：權力階層的“開明派”理解民主；多數國民渴望民主；既得利益階層就算對民主不喜歡，也遠沒達到“仇視”的程度。可陳水扁被制裁的慘狀卻容易讓既得利益階層“仇視”民主？


讀者咋看此文“標題”請不要動怒，望耐心讀完全文。
國民對“貪腐”的深惡痛竭之情本人能夠理解，好不容易能看到貪腐的大官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受到公正的法律制裁，從“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悲觀誤區中找到了部分希望和自信。筆者此時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特赦”陳水扁的動議？你小子要麽是腦子出了問題；要麽本身就是一個用法律尺度衡量足以構成大案要案的“腐敗分子”？
陳水扁是“台灣人”的總統，對陳水扁的處置權應該屬於“台灣”而不是“中國”。這里用“中國人”代替“台灣人”，是缺乏民主常識的“邏輯錯誤”還是惠澤神州的“良苦用心”，各位一讀便知。
牽動海峽兩岸民心的“陳水扁貪腐案”的偵查終於告一段落。2008年11月11日“光棍節”，台灣檢察官認為陳水扁涉嫌“貪污治罪條例”等罪，犯罪嫌疑重大，有串證之虞，且所犯為最輕本刑五年以上重罪，特向法院聲請對陳水扁羈押禁見……
隨後陳水扁被台灣檢方特偵組戴上了手銬。
陳水扁成為台灣首位被收押的卸任領導人！
消息傳來，海峽兩岸的絕大多數中國人歡欣鼓舞。
不是說中國古往今來都是“官官相護”？“腐敗是不治之癥”嗎？怎麽台灣前總統這麽快就給抓起來了呢？
不是說“中國人不適合民主”嗎？怎麽還處於“民主學生”階段的台灣這麽快就顯示出民主政治“懲治腐敗”的巨大力量呢？
中華民族的“貪官污吏”們現在應該知道民主的厲害了吧？
在舉國歡慶陳水扁“被羈押、戴手銬”之余，我的心靈卻掠過了一絲不祥的陰影？
貪腐的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受到法律的無情制裁是民主政治的偉大功績；但對中華民族“民主進程”的影響卻不見得皆大歡喜。
一方面羈押陳水扁讓中國人看到了民主政治的巨大優越性。民主政治在治理被多數國民視為不治之癥的“貪污腐敗”方面確然顯示出無可比擬的巨大優勢。腐敗分子在民主政治的威力下根本沒有藏身之地，連總統都因貪腐被戴上手銬，還有什麽貪腐的大官小官能逃避法律制裁的？
另一方面“腐敗分子”看到自己的“政治同類”陳水扁在民主政治下的慘境，會從骨子深層“恐懼”並進而歇斯底里敵視民主政治。值得警惕的是：在以“關系”而非“才能”為紐帶的官僚政治大背境下，“腐敗分子”絕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堆”；甚至是官僚隊伍的多數？在落後過時的“官僚體制”浸蝕下，一個人要想擠入權力崗位並順利升遷，絕對不“腐敗”是很難做到的。盡管多數權力人物本質上是“正人君子”；但很難逃避落後體制的毒害，不遵從官場“潛規則”就會被“逆淘汰”。所以從另一種角度上來看，腐敗分子也是落後體制的受害者。
那位從靈魂深層祈求“我真的好象再活五百年”的康熙大帝，在滿清帝國處於四夷賓服萬幫來朝的“祥和盛世”時，就曾發自內心感嘆：“絕對不貪的官一個也沒有！”他老兄的論調雖然過於悲觀，但“只對上不對下”負責的“官僚體制”對人性的毒害確然很少有人能夠成功抗拒。
當體制原因造成多數權力人物犯有程度不同的“腐敗問題”時，“公權”就會和“腐敗”相互依存。如果新生的民主政權對因體制原因造成的“前腐敗現象”不依不饒無情制裁，占壓倒優勢的“公權”就會為了“腐敗分子”的自身安危高度一致地站在民主的對立面，給中華民族的民主進程制造巨大的阻力，使中國的民主事業舉步維艱。
當民主政治早期對舊體制下帶有普遍性的“體制腐敗”無情打擊時，就算部分思想開明的權力人物認識到民主的優越性和必然性，也會因為“盡管民主對國家民族是個好東西，但本人在民主國度里卻難逃報覆清算”的憂慮而本能敵視民主。
民主只有在這樣的國家里才容易取得成功：權力階層的“開明派”理解民主；多數國民渴望民主；既得利益階層就算對民主不喜歡，也遠沒達到“仇視”的程度。
可陳水扁被制裁的慘狀卻容易讓既得利益階層“仇視”民主？
當陳水扁戴手銬的鏡頭出現在中國人視野時，就很容易產生這樣的社會悲劇：有著程度不同“體制腐敗”的既得利益階層視民主為洪水猛獸；深受腐敗危害的平民大眾則視民主為萬應靈丹。中國社會極有可能因此分裂為各自向相反方向努力的兩個對立階層。當雙方的矛盾不可調和且不能共存時，悲劇性的“暴力革命”就不可避免。
可“暴力革命”與“民主精神”很難和諧共存。在民主旗幟下發生的暴力革命，最終結出的果實常常是“民主的鴉片”。
“寬容”“妥協”是民主成長的最好土壤；“極端”“激進”則是民主最隱蔽的敵人。
一個國家在民主轉型期，要有胸懷“寬容”部分舊體制的受益者，要善於和既得利益階層作出必要的“妥協”；“報覆”和“清算”的情緒越少越好。這兩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國和法國：前者在民主轉型期寬容了多數舊體制的受益者，結果民主事業健康穩步成長；後者在民主大革命時期把多數舊體制的受益者送上了斷頭台，結果民主事業在隨後的一個世紀止步不前甚至出現幾次倒退。
南亞的部分民主國家動不動就因“經濟問題”把民選的國家元首趕下台甚至送上斷頭台（如巴基斯坦），結果造成這些國家的民主事業長期停滯不前。
俄羅斯在上世紀末的民主轉型期就寬容了絕大多數舊體制受益者，結果俄羅斯沒有出現悲劇性的社會動蕩和分裂，順利走出了民主陣痛期，新舊體制實現了安全轉軌。
俄國人連策動用槍桿子鎮壓民主事業的“8.19人士”都赦免了，中國人幹嗎不能考慮赦免“腐敗分子”陳水扁呢？
在國家由專制走向民主的“轉型期”，權力人物因為思想和靈魂不容易在一個晚上和舊體制徹底告別，在統治前期也容易犯專制體制才會常犯的錯誤。這不是民主政治的過錯，而是舊體制的慣性作用。
鑒於流行幾千年的舊體制遺毒很難在短期內完全肅清，民主轉型期的權力人物就不容易做到象英美等成熟民主國家的政務官那樣奉公守法無懈可擊。因此對轉型期權力人物的“寬容”就成為這個國家的國民最可貴的品質。不過這種“寬容”必須停留在“適度”和“原則問題不讓步”的基礎上，如果連基本的原則都不堅守，民主就會倒退墮落到專制狀態。

中國人有一個很不好的“政治毛病”--在政治高壓下沒勇氣“抗爭”；在寬松環境下又不懂得“寬容”。

盡管如何處置貪腐的陳水扁是“台灣人”的權利，但我仍希望台灣人能站在推進整個中華民族民主事業的高度“特赦”陳水扁。因為你們首先是“中國人”；其次才是台灣人，一樣要為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承擔責任。
“特赦”是有階段性的，通常只適用於轉型期的“元首級”政務官。如果馬英九在任期內也犯下了和陳水扁同樣的貪腐罪行，那就絕對不在“特赦”之列。


二OO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日


9.俄羅斯民主倒退的制度根源

民主憲政體制的制度保證是“權力制衡”，從縱橫兩個方向對國家權力進行分割制衡。縱向“地方自治”；橫向“三權分立”。 俄羅斯在後普京時代民主倒退的根本原因是俄羅斯人民沒有經受“民主自治”的歷練，導致民主體制下的中央集權。


本人曾對俄羅斯的民主變革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為那是極權世界點燃的“文明燈光”；但在後普京時代，希望開始模糊起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是俄羅斯的民主在昨天的位置上倒退了。
俄羅斯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大國的民主轉型陣痛期較長，但民主成果容易鞏固，不容易發生民主小國那樣用非法暴力推翻民選政府的成功軍事政變。俄羅斯也不例外，從蘇聯解體俄羅斯成為實權國家並選擇民主政體的那一天起，俄羅斯就沒有發生過針對民選政府的軍事政變。民主直選的普京總統一直牢牢掌握著政府權力，沒有受到任何國內外軍事力量的威脅。民主體制的一個最重要標志就是國家權力機關由選民公平選舉產生。民選政府得到了普遍的尊重，本身就是民主的一大成功；可俄羅斯的民主還是在昨天的位置上倒退了，原因顯然不是民主在國內沒有民眾基礎，而是民選政府內部出了問題。
民主國家出現民主倒退現象有兩種表現形式：
第一種類型是民選政府被國內外軍事力量推翻，由武人建立軍事獨裁政府或武人控制下的傀儡政府。南美和東南亞披著民主外衣的“政變政府”和“軍人政府”就屬這種類型。
第二種類型是民選政府內部因為民主體制設計不合理，政府權力沒有受到強有力的制約，導致國家元首權力膨脹並濫用公權，形成實際上的專制或半專制政府。民主果實在合法的程序下被有獨裁傾向的權力人物竊取，造成民主的暫時倒退。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希特勒統治下的前德國。
俄羅斯的民主倒退顯然屬於第二種類型。民選總統普京雖然在任期內沒有取得希特勒那樣不加限制的巨大權力；但手中的權力無疑比成熟民主國家的總統權力大得多。
普京是俄羅斯近百年來最富有能力和民族責任心的總統，這本身就是俄羅斯民主政治的一大成果。如果不是民主變革拋棄了“劣勝優汰、獎惡懲善”的專制體制，建立“優勝劣汰、抑惡揚善”的憲政體制，普京是不可能入主克里姆林宮的。
民選政府墮落為專制或半專制政府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政府首腦擁有感召眾生的個人魅力，能贏得多數國民發自內心的擁戴。希特勒當年就具備這種魅力，使成千上萬德國男女在他魅力所及之處如癡如狂。普京的個人魅力雖然不能和希特勒相提並論，但因長期專制體制下上台的一連串俄羅斯元首非暴即昏，不能勝任元首的職責，普京就得以在眾多的“倭子元首”中脫穎而出，形成感召眾生的個人魅力。
僅僅靠元首超乎常人的個人魅力還不致把民選政府專制化。丘吉爾、羅斯福的個人魅力也是無與倫比的，二人的血統基因也一樣有獨裁傾向，執政又恰逢二戰，國家軍事力量空前膨脹，國家元首可暫停公民部分民主權力的“非常時期”……可英、美兩國的民主政治並沒有在他倆手里大踏步後退。由此可見民選政府下的“魅力元首”贏得專制權力還得有另一個前提相配合，這個前提就是民主體制設計不合理，存在容易被專制病菌入侵的制度漏洞。
民主憲政體制的制度保證是“權力制衡”，從縱橫兩個方向對國家權力進行分割制衡。縱向“地方自治”；橫向“三權分立”。“三權分立”的必要性中國人容易理解；但習慣於大一統意識的國民對“地方自治”的必要性則沒有足夠的認識。
成熟民主國家的“地方自治”體現在地方政府機關不是由中央政府任命，而是由當地選民直選產生。地方政府機關在遵守國家憲法，不染指軍事、外交等憲法明文規定屬於中央政府的權力，不在境內設置阻礙交通、割裂國內統一市場的道路關卡和貿易壁壘……在自己管轄區域內就擁有不受中央政府幹預的行政權力。地方行政官員的升降任免權由當地選民和議會說了算，總統不能任命省長也降不了省長的官……
“地方自治”有效地防患了政府權力人物結成上下一致的“共同利益集團”，在侵害廣大民眾時結成相互聲援的“攻守同盟”。當地方官員的升降任免由上級政府說了算時，他們就只能和上級官僚保持“高度一致”，從而使中央政府聚斂起巨大的權力，日積月累就會累積起推翻民主體制建立專制體制的權力資本。
“上級集權”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上級對各地情況不如本地人熟悉，任命的下級官員很難做到稱職負責，在幅員遼闊的大國這種缺陷尤其嚴重。二是如果上司有公權私用貪污受賄的愛好，就會傾向於任命自己的同類擔任下級行政官員，於是一個上下一致無孔不入的貪污網就會在全國結成。三是因為官職任免升降權掌握在行政上司手中，行賄受賄跑官要官就成為官場時尚，“跑關系”成為當官升官的最有效途徑……
“地方自治”可有效地消除這些弊病。民選的地方官在選民的監督下多半能忠於職守。因為官職任免升降權掌握在選民手中，從根子上鏟除了行賄受賄跑官要官的土壤，極大地削減了“公職腐敗”的空間。
俄羅斯的民主體制在橫向層面上基本上能做到“三權分立”；但在縱向層面上的“地方自治”則虎頭蛇尾。俄羅斯的議會和法院在沙皇時代就擁有獨立於行政之外的部分權力，議會和法院都有獨立行使權力的經驗，因此能較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但俄羅斯沒有“地方自治”的傳統。沙俄和前蘇聯的國家權力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缺少自治的經驗，對自治的必要性缺乏必要的認識，自治政府的運轉也存在很多技術上的難題。因為自治政府既不尊重也不能較好地運用自己的權力，當中央政府限制削弱地方權力甚至企圖取消地方自治權時，地方政府不能采取堅定有效的抗拒措施。結果中央政府輕易收回了地方的自治權力，實現在民主體制下的中央集權。
俄羅斯在葉利欽和前普京時代的民主體制是“地方自治”，地方行政首腦由當地選民選舉產生，總統沒有任命升降地方官的權力。當普京第二次蟬聯總統，贏得多數俄羅斯公民的擁戴時，他就開始著手限制地方權力，初試得手後食髓知味，進一步取消部分地區的自治權力，把很多地區政府行政首腦的任命權收歸到總統手中。他這樣做遇到的抵抗比預期的小得多，沒有自治經驗的俄羅斯公民幾乎是不遐思索地認同了普京總統的偷梁換柱。
普京是一個高明的政治謀略家，在攫取自己想要的東西之前首先為俄羅斯公民找回了“失落的尊嚴”。這份“失落的尊嚴”建立在俄羅斯公民的“大國情結”基礎之上。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國際上的地位一落千丈，擁有濃厚“大國情結”的俄羅斯公民因此產生很深的失落感。普京當政時期又正值俄羅斯走出了“民主轉型陣痛期”，民主體制開始發揮出自身優越性，激發出俄羅斯前所未有的創造潛能。俄羅斯的綜合國力因此急速上升，在國際上的影響也與日俱增。普京總統在時機成熟時有意識地在國際上采取不見得對俄羅斯有益的“強硬姿態”，給渴望“大國回歸”的俄羅斯公民注入“自大迷幻劑”。俄羅斯公民終於又感到自己是一個在國際上舉足輕重的“大國公民”了，於是對普京總統滋生出源自心靈深層的敬意。就算俄羅斯公民意識到普京在悄悄地偷竊民主成果，也天真的認為那是為了俄羅斯的國家利益著想，因此也情有可原。
普京總統的作法和七十年前的希特勒有著驚人的相似。希特勒上台時的德國也是國際地位因一戰的失敗一落千丈，擁有“大國情結”的德國公民的失落感是可以理解的。希特勒的作法也是在國際上采取強硬姿態，在渴望長久和平環境下靜享一戰勝利果實的“敵國”面前咄咄逼人，給德國公司找回了“失落的尊嚴”，於是對希特勒“無限景仰”。有了多數公民的“非理性崇拜”，希特勒便在“國家利益”的旗幟下營建自己的“獨裁王國”。
大凡擁有過人能力和堅毅意志的強人都有專制獨裁的傾向，普京總統也不例外。這種專制獨裁的內在沖力只有借助強有力的制度外力才能有效地壓制住，自身道德約束力的作用相當有限。俄羅斯沒有地方自治的傳統，人民缺少自治政治的歷練，普京的專制沖力在這里找到了突破口，在良好的動機下不自覺地阻擋俄羅斯的民主進程。

台灣接受民主政體的時間和俄羅斯相近，但台灣的民主政治卻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台灣一直有地方自治的傳統，在國民黨一黨專制時代就普遍實行“縣官直選”，地方自治一直受到全民的尊重，公民有充足的機會經受民主自治的歷練。受到全民尊重且能理性運轉的自治權力是不容易被上一級政府限制或取消的。當地方自治受到尊重，三權分立深入人心，再強有力的領袖也不容易搞專制獨裁。民主成果也因此得到強有力的制度保障。加上多數台灣公民沒有“大國情結”，有獨裁傾向的人物不容易在“國家利益”的旗幟下忽悠他們。
所以俄羅斯在後普京時代民主倒退的根本原因是俄羅斯人民沒有經受“民主自治”的歷練，導致民主體制下的中央集權。這樣的民主政府很容易墮落為“官僚政府“，一樣容易滋生腐敗。加上俄羅斯公民擁有很深的“大國情結”，容易被有獨裁傾向的權力人物在“國家利益”的旗幟下忽悠。
普京畢竟不是希特勒，他的靈魂畢竟比希特勒高貴，今天的世界也不同於七十年前的世界。俄羅斯的民主倒退是暫時的，隨著普京時代（普京和其傀儡統治）的結束而結束。俄羅斯的民主盡管出現了暫時的倒退，但永遠也不會回到前蘇聯的極權時代。那些對俄羅斯寄予無限希望的專制利益集團，最終會發現自己的希望是不切實際的。
中國要想在和平環境下成功實現民主變革，避免走上悲劇性的暴力革命老路，在民主之路上不至出現反覆和倒退，現在就必須讓民眾有機會經受民主政治的歷練，尤其是地方自治政治的歷練。第一步就是盡快實行“縣官直選”，讓民眾養成民主思維習慣，尊重並理性運用自己的民主權力，不至出現辛亥革命時期內地百姓把“自由黨”誤讀成“柿油黨”的悲劇……
中國人的心靈深層一樣擁有濃厚的“大國情結”，但“大國情結”不見得總是對國家有益。


二OO九年三月十八日


10.從澳大利亞的歷史看民主與國民素質的關系

澳大利亞是英國罪犯建立的國家，英國向澳洲輸入罪犯的同時也輸入了民主憲政體制。罪犯後裔的民主憲政體制下進化成文明程度很高的國民。民主是公民高素質的前提；國民高素質則是民主的結果。國民低素質不是“專制”的充分條件；而是“專制”的結果。


1770 年，英國航海家詹姆斯?庫克船長抵達澳洲大陸，花了很長時間沿著整個東海岸航行探險，途中在植物灣停泊。當他發現這是一塊沒有“現代主人”的未開發處女地時，庫克船長宣布這塊大陸為大英帝國所有，並將其命名為“新南威爾士”。
1779 年，因為民主的英國慎判死刑，監獄人滿為患，刑事重犯、慣犯越獄的事件時有發生。為了給那些殺人越貨的刑事犯尋找一個無法越獄的流放地，約瑟夫?班克斯（庫克航船上的博物學家）建議英國政府把他們流放到遠離英國本土的處女大陸“新南威爾士”……
1787 年，一支由11艘船組成的艦隊載著 750 罪犯駛向澳洲大陸，於1788 年 1 月 26 日在悉尼灣登陸。
這批罪犯是澳大利亞最早的居民。
隨後的大半個世紀，英國政府陸續把罪犯輸送到澳洲大陸，一直到1868年。
罪犯是澳大利亞早期居民的主要組成部分。
這些罪犯的兇殘和滅絕人性可以從他們對待澳洲大陸土著居民的暴行中看出來。他們象獵殺牲畜一樣任意捕殺新大陸土著，連婦女兒童也一樣亮出血淋淋的屠刀。
流放澳洲的罪犯捕殺土著居民與美國早期移民屠殺印弟安人在性質上有很大的區別：後者多數情況下是基於文化沖突的自衛反擊，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攻擊屬同一性質，是被動的；前者則是赤裸裸的攻擊獵殺，是主動的。
所以澳大利亞的早期居民是不折不扣的人渣和敗類！是貨真價實的低素質人口。
沙漠廣布的澳洲大陸並不是一塊適合人類居住的豐饒土地，而是一個炎熱荒蕪、毒蟲肆虐的恐怖之地。因此這塊由罪犯建立的殖民地在相當長時期內一直籠罩著饑餓的陰影。
蠻荒的土地和低素質人口，似乎天定澳大利亞是一個絕望的國度。
在國家興衰的天平上，還有遠比土地和人口素質更重要的砝碼：那就是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
好的體制把魔鬼進化成天使；把沙漠灌溉成綠洲。
壞的體制把天使異化成魔鬼，把綠洲折騰成沙漠。
英國把罪犯輸送到澳洲大陸的同時，也給這塊蠻荒的處女地輸入了“抑惡揚善、優勝劣汰”的民主憲政體制。
這是澳洲大陸最大的幸運！是英國給澳大利亞的最好禮物。
從第一批罪犯踏上澳大利亞的那一天起，兩百多年過去了，罪犯的後代在民主政治的滋養下，早已洗凈了罪惡祖先兇殘冷酷的血質，進化成紳士型的文明公民。今天的澳大利亞人是全球公認的高素質群體，澳大利亞也成為最適合人類住居的國度，是中國有產者優先選擇的理想移民地。
澳大利亞的歷史彰顯了這樣一個事實：素質低的國民並非不適合民主，一個國家是否適合民主體制與國民素質沒有必然聯系。一個國家國民素質的決定因素是該國的政治體制。民主體制能最大限度激發人身上的積極和健康的潛能，大幅度地提升國民素質。
依此類推，“中國人素質低”不是“不適合民主”的理由。連罪犯都能成功的移植民主憲政體制，中國人的素質總比罪犯高些吧，對民主政治的把握總不致於連罪犯都不如吧？中國的某些左憤和特權階層總不能如此這般地誣蔑自己的同胞吧？
因為中國長達兩千二百年的極權專制歷史，長期的潛移默化使中國人的潛意識里有濃厚的專制情結。因此人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中國人不適合民主”。我們只看到了中國人天性的一個側面，而忽視了另一個側面。中國人血統中的“民主基因”雖然比不上英、美、法、德的國民；但比亞洲的絕大多數國家更容易接受和把握民主。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南亞非基督教國家的中國移民並沒有信奉這些國家的主體宗教--佛教和伊斯蘭教，而是多數信奉了基督教，並因此受到這些國家主體民族的殘酷迫害。現代民主文明就是起源於基督教的教義，美國的開國英雄當初設計民主政治體制就主要參照《聖經》的理論。與其說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還不是說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美國的本質是以基督教精神立國的。此現象說明中國人身上根植著與生俱來的“民主基因”，因而較容易理解和接受民主。
台灣人和俄羅斯人在同一時間走上民主之路，可台灣的民主政治在二十年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俄羅斯的民主則出現了大倒退。由此可見“中國人不適合民主”是無視“眾目睽睽事實”的“政治謊言”。
澳大利亞的歷史也說明民主與國民素質的關系是先有民主然後才有國民高素質；而不是先有國民高素質後有民主。民主是公民高素質的前提；國民高素質則是民主的結果。同理：國民低素質不是“專制”的充分條件；而是“專制”的結果。要想大幅度地提升國民素質，就必須敞開胸懷擁抱民主憲政體制。


二OO九年五月二日


11.現代極權專制體制比中世紀皇權專制更惡劣

皇權專制是天下歸一家所有，雖然無理混蛋，但好歹“產權”清晰，責任明確，若統治不好後果自負。而現代極權下專制卻是一夥人壟斷政治權力，而在他們內部其實就是吃“政治大鍋飯”。決策層擁有封建帝王的不加制約權力但沒有封建帝王的責任心。


現代極權專制體制起源於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黨人專政，在列寧、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手里發展成為一種影響全球的政治體制，並直接導致全球人類瘋狂自相殘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前蘇聯的專制接力棒傳遞到了龐然大物般的毛時代中國，在一個特定時期內改變了世界民主--極權力量的對比。毛領袖以自已特有的精明和浪漫豐富了現代極權專制體制的內容。
現代極權專制體制的締造者無一例外都自詡為馬克思的學生，都自稱自己的體制是“社會主義”。連極端仇視“布爾什維克”的希特勒也稱自己的政黨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
現代極權專制體制的歷史滿打滿算也不到一個世紀，卻給人類文明帶來了空前的災難。
希特勒在十年多一點的時間內就毀滅了自己的國家。
斯大林的大清洗幾乎毀滅了前蘇聯的整個精英階層。
毛時代的中國非“天災”僅因“人禍”原因釀成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饑荒，至少有三千多萬中國人死於非命。接下來的“文化大革命”則是史無前例的“大折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民陷於集體瘋狂……
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執政時間只有三年，卻消滅了這個國家四分之一的人口，知識分子則被屠殺罄盡（只剩下十個醫生）。號稱東方巴黎，擁有二百多萬人口的首都金邊成了真正的廢墟。
金太陽治下的北朝鮮則在地球人普享現代物質文明的今天餓死了兩百多萬人，相當於這個小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
…………
這里有必要回顧一下前蘇聯大清洗的數據：
當年著名的列寧遺囑中提到的6位蘇共領導人，最後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達科夫，全部被污為“人民的敵人”被槍決（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審判，後被蘇聯克格勃刺殺）。
領導十月革命的第6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中有2/3被槍決；十一大中央委員會的27人中有20人被槍決；十五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全被槍決或暗殺；第1屆蘇維埃政府的15名成員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槍決……
1936-1938年間，蘇共一半的黨員--約120萬人被逮捕。有人總結：列寧創建的黨被斯大林消滅了。
斯大林對列寧時期的老布爾什維克的剪除，其實並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1931年的清黨運動中，就有25萬人被開除黨籍。
大清洗在蘇共塑造了一種恐怖文化，黨的高級幹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輛汽車，因為容易被懷疑為陰謀聚會，他們不敢也不會有真正的私人友誼。除了斯大林，他們不敢邀請同事到自己家吃飯--到斯大林家吃飯也令人膽戰心驚，雖然誰都渴望那個位置，但正如布爾加寧所說：“你永遠不知道從那座位離開後你會去哪里，是回家還是監獄。”
大清洗消滅了蘇聯的宗教階級，有16.5萬名神父因傳教被逮捕，其中的10.6萬人被槍決。
富農階層則被整體消滅。
大清洗幾乎整個消滅了蘇聯紅軍的軍官階層，紅軍指揮人員和政工人員有4萬余人被清洗，其中1.5萬人被槍決。大清洗槍決了5名元帥中的3人，4名一級集團軍級將領中的3人，12名二級集團軍級將領的全部，67名軍長中的60人，199名師長中的136人，397名旅長中的221人……
蘇軍將領格里戈連科曾評論說：“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它的高級指揮幹部在任何一次戰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沒有受到這樣大的損失，甚至全軍覆沒的結果也不至於如此。就是繳械投降的德、日兩國所損失的高級指揮幹部也比這少得多。”
大清洗不僅是生命的災難，也是人性的災難，因為清洗的體制毒害了國家公民的品格，使國民“反祖”成心靈陰暗“小人”。大清洗中絕大多數受害者，是基層權力鬥爭和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的結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統與告密文化合謀的無辜犧牲品。它首先是一種體制性政治氛圍，一種懷疑周圍充斥著敵人，一種鼓勵互相告密揭發縱容人性醜惡的文化……
在人類文明史上，中世紀皇權專制的歷史長達兩千二百多年，現代極權專制體制的歷史則不到一個世紀，可現代極權專制體制在和平時期制造的生命災難和文明災難則超過中世級皇權專制“文明災難”的總和。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代悲劇”，最根本的原因是現代極權專制體制在很多方面還不如被掃入歷史垃圾堆的皇權專制。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國家的穩定性不如皇權帝國。中世紀的中國除了秦、隋兩個短命王朝外，多數帝國的壽命在兩至三個世紀左右。現代極權專制國家的壽命都沒有超過一個世紀。希特勒帝國12年；墨索里尼帝國24年；極權老大哥前蘇聯73年；蘇聯衛星國45年；紅色高棉柬埔寨3年……除了紅色高棉外，這些極權國死亡的原因都不是因為外族的入侵，而是自我折騰、腐敗或不明智的窮兵黷武。古巴和北朝鮮這兩個堅定的現代極權小國眼前生命好象很頑強，但注定過不了百年大限。
二是統治階層的命運不如皇權帝國。除了朱元璋外，皇權帝國很少集體屠殺迫害統治階層的“軍政精英”，劉邦屠殺功臣局限在“個別打擊”；武則天的屠刀也只對準少數官僚權貴……現代極權國則定期對統治階層的“軍政精英”進行大規模的合法屠殺迫害。斯大林時期的前蘇聯黨政軍精英被屠殺一空；毛領袖發動的文革也把包括國家主席和共和國元帥在內的多數黨政軍精英污為“牛鬼蛇神”，並施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任鄉里小兒迫害淩辱。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22人；中央書記處書記13人；國務院副總理12人；中央六大區第一書記4人；中央監委委員34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60人；全國政協常委74人，中央軍委副主席5人；各民主黨派負責人11人；幾乎全部老帥……被劃為“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或“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被打倒在地。國家主席則被污為“叛徒、內奸、工賊”“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紅色高棉獨裁者波爾.布特在屠殺完三百多萬無辜的4.17分子之後，接下來又把屠刀對準了體制內的“自己人”，僅東部柬越邊境地區就屠殺了十多萬……卡斯特羅和金太陽屠殺“自已人”的資料依舊被嚴密封鎖，相信有朝一日公布出來後也一樣駭人聽聞。
“迫害自己人”是現代極權專制體制無法解開的結，因為體制鼓勵這類愚蠢暴行。那些饒幸逃過第一波打擊迫害的權力人物並不能保證自己不會被第二個沖擊波所殃及，“永遠健康”就是最有說服力的先例。一次大迫害過後，誰也不能保證不會出現第二次針對權力階層的大迫害。如果前蘇聯權力階層沒有懸崖勒馬的智慧仍固執堅持極權專制體制，第二次自相殘殺的大迫害注定會再次出現。前蘇聯權力階層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集體腐敗，集體腐敗是滋生鐵腕獨裁者的肥沃土壤。一旦權力金字塔頂端出現一個有獨裁傾向的強有力人物，就會選擇和平民階層暫時結盟來把集體領導過渡到個人獨裁。要贏得民眾的無條件擁戴就得投其所好，對民眾痛恨的腐敗權貴和暴富大款大開殺戒。所幸前蘇聯權力階層有部分遠見卓識的“真精英”，使權貴人物逃過了第二輪大劫。
如果說民主政治體制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雙贏”體制；那麽現代極權專制體制則是“雙輸”體制。權力階層的“贏”是暫時且風險叢生的。
三是權力階層的總體素質和責任心不如皇權帝國。中華帝國即使在最黑暗沒落的隋煬帝大業王朝，權力核心仍不乏勇於說真話舍身取義為民請命的高官顯貴，並因此落得個身死家滅甚至於誅連九族的可怕代價。明王朝後期的很多地方行政首腦在皇帝長年不上朝理政，中央政府近乎癱瘓的情況下仍能忠於職守……斯大林時期的前蘇聯，毛時代的中國、紅色高棉治下的柬埔寨，類似的志士仁人一個也沒有！
四是平民階層的道德水準不如皇權帝國。皇權帝國諸如告密、陷害、出賣朋友、過河拆橋、兄弟傾軋等豬狗不如的惡行只是個別現象；現代極機專制國家則把這類“個別惡行”普遍化，因為“反人性體制”鼓勵這類惡行，甚至於把禽獸行為美化為“大義滅親”。斯大林時期的前蘇聯國民集體“小人化”，多數人為了自保爭相出賣陷害他人，甚至於連親如父母兄弟夫妻也要出賣。毛時代的的中國妻子誣告丈夫、弟弟出賣哥哥、兒子與無辜父母“劃親界限”的大義滅親“壯舉”也屢見不鮮……
今天的很多人認為現代極權專制體制有利於反抗侵略，前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實這是又一個認識誤區。且不說紅色高棉在入侵者面前一觸即潰和薩達姆的共和國衛隊集體“蒸發”的醜劇，就是前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也不是極權專制體制的功勞。與其說斯大林打敗了納粹德國，不如說是希特勒自己打敗了自己。如果沒有希特勒要命的種族歧視和英、美的巨額援助，前蘇聯注定會被納粹德國碾碎。
被大清洗嚴重傷害元氣的蘇軍很快就在1939年的蘇芬戰爭中丟盡臉面。90萬蘇聯紅軍花了4個月時間，才迫使300萬人口的芬蘭屈服停戰，紅軍傷亡50萬人。它直接刺激了納粹德國的軍事冒險。
接下來的衛國戰爭，蘇聯人幾乎流盡了鮮血。戰前蘇軍兵員和火炮數量都多於德軍，作戰飛機則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開戰1年半的時間里，蘇軍就損失了1100萬人。戰爭初期就有近400萬蘇聯軍人放下武器投降。二戰蘇聯損失了1/7的人口，只有猶太人被滅絕的波蘭達到這個比例，其生命代價超過除中國外所有參戰大國的總和。
一個一直被遮掩的歷史事實是，很多蘇聯人在納粹德國入侵時將德軍當成救世主。二戰中在不存在偽政權情形下，本國公民大規模加入敵方作戰的惟有蘇聯；被俘高級將領主動要求從戰俘中組織軍隊幫助侵略者的也惟有蘇聯。一個行政上高度統一的主權國家發生這樣的醜事史上罕見。
衛國戰爭中，德軍高峰時擁有近200個俄羅斯人組成的獨立營級作戰單位，另有專門圍剿遊擊隊的140個團級戰鬥單位。1943年春，蘇軍叛變者和平民以志願者方式為德軍服務的高達一百多萬人。
納粹德國對俄羅斯人采取歧視政策，非俄羅斯裔的作戰部隊才被允許組成規模更大的作戰單位，譬如卡爾梅克人組成獨立的騎兵軍。烏克蘭人組建的偽軍除維持治安和看守集中營外，還參與對蘇軍的襲擊作戰。蘇軍與朱可夫齊名的傑出將領、烏克蘭第一方面軍司令瓦杜丁即因烏克蘭偽軍襲擊而犧牲。如果不對蘇聯主體民族采取歧視政策，為德軍服務作戰的蘇聯人會成倍增加。
在蘇聯生死存亡的關頭，是希特勒和英、美幫了它的忙，使其免於被德軍碾碎。
希特勒的種族歧視在蘇德戰爭期間發展到極端。他把斯拉夫人劃為僅次於猶太人的劣等民族，對被俘的幾百萬蘇軍施加令人發指的虐待；對戰領區人民殘酷迫害。蘇軍俘虜不是被成批屠殺，就是被施以殘酷鞭打甚至割耳斷肢的可怕酷刑，活下來的幸存者的則在戰俘集中營里承擔力不勝任的繁重勞役。納粹德國是個毫無理性更殘暴更特殊的政權，在他們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滅，根本不配建立國家，500多萬蘇聯戰俘只是奴隸，根本沒有資格被組織起來與德軍並肩作戰。本來很多蘇軍俘虜對希特勒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誤認為這個戰爭狂人至少比專制魔王斯大林仁慈，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沒有在戰場上拚死抵抗侵略者。占領區的很多人民則把德軍當成“解放者”……是希特勒愚蠢無情的種族奴役政策粉碎了他們的幻想，使他們認識到斯大林盡管是魔王，但希特勒比魔王更可怕，於是重新拿起武器對侵略者發起覆仇戰爭……
不是斯大林的大清洗使蘇聯更“純潔”；而是希特勒的種族迫害使蘇聯人民在衛國戰爭後期眾志成城。
盡管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是專制魔王，但對於自由世界來說，希特勒更具侵略性和威脅性。在迫在眉睫的危險面前，英、美兩國明智地采取了“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戰略，在蘇德戰爭爆發時立即站在蘇聯這一邊，給予蘇聯極為慷慨的援助。美國僅飛機就援助了蘇聯一萬多架！這對蘇聯無疑是雪中送炭。如果沒有盟國巨額的物質援助，很難想象蘇聯有能力拖垮納粹德國。如果把位置調換一下，希特勒當初入侵的是英、美而不是蘇聯，斯大林注定沒有羅斯福丘吉爾那樣的胸懷和智慧，注定會隔岸觀火幸災樂禍，等到希特勒戰勝英、美實力大增後回頭一腳把自己踢倒。
…………
現代極權專制體制何以退步到連中世紀皇權專制都不如呢？我的一位智慧諍友“快樂在心”的回覆很能說明問題。
“現代極權專制其實比中世紀的皇權專制更惡劣。為何呢？皇權專制是天下歸一家所有，雖然無理混蛋，但好歹“產權”清晰，責任明確，若統治不好後果自負。記得戊戌變法時期有過一段著名對話：大學士孫家鼐諫曰：“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無權矣！”皇上曰：“朕但欲救中國耳；若能救民，則朕雖無權何礙！”。可見這種清晰“產權”是有可能產生皇權天子的天下情懷的，這種情懷是對自身利益的超越。
而現代極權下專制卻是一夥人壟斷政治權力，而在他們內部其實就是吃“政治大鍋飯”。這個天下是誰的？其實不是任何人的，管理國家和經營國企一樣，都是嘴里唱高調，手里挖一鍬就走。走後哪管洪水滔天。只要自己不被清算，子孫後代能錦衣玉食，永保平安……”
在中世紀皇權專制下，國家是帝王的“家天下”，帝王會象愛惜“家”一樣愛惜自己的國家，對國家滋生出強大的責任心。為了自己的家族江山永固，多數帝王盡可能勵精圖治；盡可能延攬天下英才服務自己的國家。封建專制之所以黑暗失敗，主要原因是下級官僚隊伍沒有帝王那樣的責任心，皇帝一人的智慧和精力無力周全幅員遼闊的大國千差萬別千變萬化的政治，權力缺乏行之有效的強有力監督；加上奢華的生活是“才能”的天敵，在錦衣玉食下成長起來的帝王子孫才能一代不如一代，沒有必要的品格和智商來實踐自己的責任心。
現代極權專制不如皇權專制尤其體現在人事體制上。皇帝為了滿足人性的弱點也許會任用和紳那樣的馬屁精，但用人的主流傾向還是“唯賢是舉”。他可不願把自己的家交給庸才和壞蛋手里瞎折騰。所以紀曉蘭才能與和紳同朝輔政。沒有任何資歷的一介草民諸葛亮、姜子牙才會被帝王屈身裝孫子請出來當大官。因為官僚隊伍沒有帝王那樣的責任心，在任命提拔下級官員時傾向“任人唯親”，官場才會出現大量“跑關系”和“買官賣官”現象。中國的帝王為了盡可能杜絕下級官僚的“任人唯親”傾向，實行嚴格的科舉制選拔官吏。只要“進士及弟”，你就是“不串門不拜年不送禮不參加官僚追悼會”也一樣會被任命為“縣委書記”以上的達官。在宋、明兩朝，你就是皇親國戚三代高官；或精於拍馬八面玲瓏舍得把漂亮老婆女兒孝敬給職務上司，不是進士出身也爬不上部長級別的高官。明帝國的歷任皇帝多是無才無德的王八蛋，很多皇帝長年不上朝理政，但因為科舉制選拔出來的官僚隊伍多數能忠於職守，帝國的壽命長達二百七十多年。
現代極權專制則不同，不但中下級官僚隊伍對國家民族沒有責任心，就是處於金字塔項層的高官顯貴也一樣沒有長久責任心。因為這個國家在法理上不是他可以世襲的資產，所以不可能象愛惜自己的家一樣愛惜國家。現代極權國雖然不是必須高度負責的“家天下”，但權力卻不受任何制約，可以膨脹到比封建帝王的權力一般大，也就是說國家行政決策人擁有封建帝王那樣的權力卻沒有帝王那樣的長久責任心。各地區各部門的行政一把手在自己的轄區內權力沒有任何有效制約，儼然一個“土皇帝”。這是一個極為可怕的權責機制，是一個為公權私用腐敗折騰留下巨大空間和動力的政治體制。這種權大責小的機制體現在人事體制上就是整個官場從上到下都是任人唯親仇視人才，當官升官全靠“跑關系”“行賄拍馬”，“才能”只能寄生在“關系”這根主幹上才能起有限的作用。沒有關系的才能作用幾乎等於零甚至負數。在斯大林主宰的克里姆林宮，宮里宮外只有大大小小的和紳，是絕不可能出現紀曉蘭的。就算有個別良知未滅的另類也只能閉上嘴巴裝糊塗。在縣級以下的基層官場，如果拒絕“跑關系”，你就是諸葛亮再世，人民都知道你高風亮節才高八鬥學富五車，你也不可能擔任任何公職，甚至連掃大街之類的公務能輪不到你。結果整個官場出現“劣勝優汰”“獎惡懲善”的逆淘汰潛規則。到了極權體制後期，官場大多是昏憒短視急功近利的無能之輩，沒有能力和責任心應對突發事件和迫在眉睫的危機，在危機面前要麽策不對癥要麽逃避責任，大會小會研究出的決策不是揚湯止沸就是火上澆油。結果一個很容易消除的局部危機在“庸官”的“激勵”下大面積擴散，並很快蔓延成全社會的危機，最終釀成巨大的社會災難。所以這個體制就算沒有民眾抗暴革命，自己也會把自己折騰垮。小國靠“外援”也許能茍延殘喘多一點時間，大國則難逃劫數。
…………
1978年，明智務實的鄧政府為了拯救處於崩潰邊緣的中國經濟，懷著對中華民族的巨大責任心，在鐵桶般的“極權陣營”敲開了一個缺口，毅然拋棄毛時代的高度極權，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推行學習西洋物質文明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開始覆蘇，中國人很快走出了饑餓，蘇醒的大國又重贏得了世界的注目。在短短三十年時間里，中國出現了令世人矚目的經濟奇跡。經濟總量翻了幾翻，稅收從1978年的1132億猛增到2008年的5.1萬億（加上預算外收入9萬億），增長了45/80倍!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極權陣營”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面對吃飽了肚皮的中國人，每天排著長隊購買250面包的“老大哥”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刺傷。他們對極權專制的忍耐力很快達到了極限，毅然決然拋棄專制走向民主。因為是“兩條腿走路”的全方位配套改革，俄羅斯經濟很快後來居上迎頭超過“一條腿獨跳”的中國。俄羅斯“綠卡”在近幾年成為中國人企求的東西。前蘇聯的東歐衛星國在強加的專制壓力解除後，象沙漠旅人投奔甘泉一樣撲向西方民主國家的懷抱。嘗到專制甜頭戀棧權力，夢想長久公權私用的獨裁者齊奧塞斯庫則被憤起反抗的人民送上了刑場。曾經鐵桶一樣的“極權陣營”就這樣土崩瓦解。
今天堅定的現代極權國家只有古巴和北朝鮮兩個芝麻國，還有“似馬非馬”的緬甸和蘇丹。這四個無賴小混混的日子注定長不了，在不遠的將來必將受到本國人民的清算。他們顯然低估了天朝大國的智商，對中國的支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個希望顯然是不長久且不切實際的。文明的中國不會長久當這個冤大頭，為了弊大於利的“強出頭”背上“黑老大”的黑鍋不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OO九年五月二十日


12.中國最適合的民主體制

統治者扼殺戊戌變法使中國錯失了君主立憲的天賜良機。中國是一個“賄賂”和“暴力”成為官場時尚的國家，議會內閣制給“賄選”和“暴力”留下很大的空間；總統制則能有效地避免“賄選”和“暴力操控”的弊端。


現代化中國要不要民主已經是不值得討論的問題，稍微有點良知和民族責任心的國民都知道民主於中國已是大勢所趨。民主是反貪防腐的不可替代良方；是國家振興和民族文明進步的必要條件。
中國民主之路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中國應該采取什麽樣的民主體制？
當今世界民主體制大致有三種組織形式：君主立憲制、議會內閣制、總統制。
中國最適合的民主體制是君主立憲制，但自慈禧太後扼殺了戊戌變法，把戊戌六君子送上斷頭台後，中國人永遠錯失了“君主立憲”的天賜良機。
擺在民主中國面前只剩下兩條路：議會內閣制和總統制。
議會內閣制是民主直選各級議會，然後由議會成員選舉國家元首和各級行政一把手。對於國家來說，國會議員由全民直接投票選舉產生，國家元首則由國會議員間接選舉產生。
議會內閣制的優點是國家元首權力相當有限，有效地防範了元首的專制獨裁。突出的弱點有兩個：一是議會權力過大，容易滋長議員的腐敗傾向；二是行政內閣缺乏必要的穩定性，在民主早期容易造成內閣的頻繁更叠，並進而影響國家的穩定。如法蘭西共和國在一戰前的四十年間每屆行政內閣的平均壽命不到三年。因為各級行政元首由各級議會間接選舉產生，議員的數量少則幾十，多則幾百，為賄選提供了機會和空間。如果某位候選人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就可給多數議員提供足以打動人心的賄賂，從而贏得多數選票。
中國是一個“權力賄賂”成為官場時尚的國家。在民主早期，多數議員因為對“民主政治能走多遠”沒有足夠的信心，因而缺少必要的情操和責任心，很難抗拒“權力賄賂”的慣性作用力。當候選人送上幾十甚至幾百萬巨額賄賂時，很多議員會把“責任和良知”丟在一邊。當年“北洋之狗”曹琨賄選總統時，就給每位國會議員送上5000元大洋。結果絕大多數議員瞬間喪失天良，把國家利益拋到九宵雲外，把總統選票毫不猶豫地投給了他。
中國也是“暴力產生權力”的國家，一小撮議員很容易成為“非理性暴力”集團的恐嚇和要挾對象。軍事強人如果要想強行“當選”總統，只需派軍隊圍住議院，議員不按照他們的意願投票就不讓他們離開，結果選舉成了明顯的“走過場”。當年袁世凱就玩過類似的把戲。
1913年10月6日早上，國會議員們剛剛在椅子上坐下，就發現國會外面來了黑壓壓一大群人，把國會大樓圍得水泄不通。來的人號稱“公民團”，個個進退有據，號令嚴整，腰板筆直，分明是換了便裝的軍警。“公民團”的人數有幾千上萬人，人雖多，但喊出來的卻是一樣的話：
“今日非將公民所矚望的總統選出來不可，否則不許選舉人出議場一步!”
“選舉袁世凱為大總統!”
“不選袁世凱為大總統，不許出議場一步!”
“不選袁大總統，誰也別想吃飯!”
“不選袁大總統，誰也別想睡覺!”
………………
就這樣，在“公民團”的重重包圍之中，議員們開始投票。
第一輪，袁世凱沒有達到法定的四分之三票數，第二輪還是如此，不得已要投第三輪。這時天色已晚，議員們一天滴水未沾，粒米未進，饑渴難當，最後實在支撐不住了，只好把袁世凱“選”成總統。當議員被放出來時，時鐘已經敲響了晚上十點……
總統制則能有效地避免“賄選”和“暴力操控”的弊端。
總統制不但各級議會由全體選民直選產生，國家元首和各級行政一把手也由選民直選產生。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來說，賄賂威逼幾十幾百個議員能夠做到，但賄賂威逼幾十萬甚至幾億龐大選民並達到目的是不可能做到的。你總不能把國家的全部家當掏空還能讓選民投你的票吧？也不能把軍警派到全國各地去成功威逼每一個選民吧？
所以在沒有可能實現“君主立憲制”的前提下，中國最適合的民主體制不是議會內閣制而是總統制。


二00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13.中國的民主之路

教育改革，啟迪民智--新聞、出版自由--基層政權政務官直選--廉潔政府--人大獨立行使職權--司法獨立--議員普選--國家元首直選。


在2006年寫完《民主問題》之後，接下來就應該寫這個議題，因為只有“問題”而沒有解決的途徑是一個不完整的論題。之所以一直拖到今天才下筆，主要是人性中“怯懦自憐”的弱點在作祟。在經歷了2007年的股市大震蕩和災難性的通貨膨脹以及只有慶功沒有反思的雪災之後，我心中升騰起一個不詳的預感，預感到中國的前途更加渺茫。作為一個決心堅守良知的中國人，我的民族責任心終於壓倒了對自我命運的擔憂，終於橫下心來寫這個議題了。

中國官場的貪污腐化愈演愈烈；
貪污腐化會最終斷送我們黨的前途，使國家民族遭受深重災難；
現行的政治體制已無法有效地遏制貪污腐化；
這三個觀點已逐漸成為多數國人的共識。
難道真個沒有辦法遏制貪污腐化嗎？貪污腐化真的是不治之癥嗎？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為西方文明國家已基本上消滅了貪污腐化，就連東方的日本和主要是華人國家的新加坡，貪污腐化也屬極個別和偶然現象。
直到上世紀末期我們還對美國基本上消滅了貪污腐化一百個不相信，因為我們的政治思維邏輯是：
“天下烏鴉一般黑，為人不當官，當官是一般，世上沒有不貪的官。”
新世紀中國人大量湧入美國，大批政務官也被政府派往美國政界“實習”，真實的美國在中國人視野得到充分展開，這才發現這個國家真個消滅了貪污腐化？！就連先前最有理由懷疑的“實習政務官”也從心底發出感嘆：
“在美國那種監視眼線無孔不入，監督機器高效運轉的政治機制下，貪污腐化是不可想象的！在那里貪官也會變成清官！”
當我們已被多次證明沒有辦法解決貪污腐化時，為什麽不能向那些已被證明基本上消滅了貪污腐化的文明國家學習呢？
科學文明的政治體制不象尖端科學技術那樣存在保密問題，我們只要真心想學對方都會敞開胸懷。
文明國家消滅貪污腐化的秘訣是什麽？
這個秘訣就是“政務官直選”、“司法獨立”、“新聞自由”和“真正的公仆理念”……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就是“民主”！
民主已被上千次證明是解決貪污腐化、以權謀私和公職犯罪的不可替代良方。
已被貪污腐化扼住咽喉的中華民族，比任何民族更需要“民主”！
民主能否從根子上鏟除滋生貪污腐化的土壤在國內精英界已不成其為問題，核心問題是有著幾千年封建思想和人治理念的中國如何才能實現民主？中國的民主之路應該怎麽走？
世界文明國家走上民主的道路有很多，但有代表性的只有三條：
第一條是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式”，美國和法國是這方面的典型。
第二條是自上而下的“非暴力改良式”，成績卓著的國家是德國、日本。
第三條是“外族移植式”，印度、加拿大等英帝國殖民地是主要代表。
第三條道路根本不用考慮，中國人雖然有義務學習文明國家的先進治國經驗，但中國人的問題應該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中國的命運不應交給任何外族，我們得靠自己！
第一條道路看上去似乎很振奮人心，“革命”也是近代中國最響亮的政治名詞，但這條道路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最起碼不是中國最理想的民主之路。中國歷史經驗一千次證明，通過暴力走上國家權力之路的“革命集團”，沒有一個不繼續實施“非理性暴力”來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把“革命集團“的利益淩駕於國家民族和公眾的利益之上。中國歷次農民起義就是最生動的例證：那些當初大喊反對貪污腐化，呼籲公平正義、均平富的農民領袖，一旦掌握絕對權力後，轉眼就把當初的革命精神喪失殆盡。在暴力廢墟上建立的新政權都是前朝腐敗政權的翻版，且多數情況下連前朝都不如。
國民的天性容易走極端，幾千年的專制暴力和異化教育造就了部分國民性格深層的冷血、殘忍傾向，一旦革命失去理性的控制，災難性報覆、清算就不可避免，既得利益階層就會在整體上成為“革命”的犧牲品，於是社會就會分裂為對抗性的兩大階級。
民主政治是寬容理性的，任何“非理性暴力”、“報覆清算”和“階級鬥爭”都是與民主理念水火不容。所以通過暴力革命走上民主之路的中國很可能是又一個披著民主外衣的專制國家。
中國最理想的民主之路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改良式”，也即日、德式民主之路。
這條民主之路是政府中的精英人物通過啟迪民智，主動下放政治權力，推行法治和廉潔政府，司法獨立，議政、行政分開，敦促並強制特權階層放棄傷害國家民族和公眾利益的那部分特權，在“限定時間表”內循序漸進地推進中國的民主政治……
“改良式民主之路”的前提是政府集團內部有足夠的精英人物；精英人物對國家民族的未來擁有強烈的責任心，對國家利益的關注遠遠超過對自身利益的關注。
本人經過多年的夙興夜寐，為中國的民主之路設計了一個可行的程序：
教育改革，啟迪民智--新聞、出版自由--基層政權政務官直選--廉潔政府--人大獨立行使職權--司法獨立--議員普選--國家元首直選。

一、教育改革，啟迪民智
我國幾千年的教育體制一直在“奴化愚民”的怪圈里轉圈，造就了國民的群體政治素質不能適應民主政治的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國民有一定的“憲政思想”、“法治理念”“自主意識”和“自治經驗”，我們的國民在這幾方面的知識還相當貧弱，因此中國急需一次全民性的啟蒙教育，解放思想，在國民的思想意識里植入“民主理念”和“法治思想”，為民主政治在全國的實施做好思想文化上的準備。具體措施是：
全民普法教育和民主理念、自治模式教育；
主要的電視和報刊媒體每天在專門的黃金時間和版面向公眾宣講憲政和法治知識；
法律成為中小學生的必修課；
在教科書里取消謊言課程，還歷史和世界的真實面目；
大學院校自治；
…………。

二、新聞、出版自由
我國的憲法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等自由”，但這些“自由”大多只停留在“文字”上，普通公民甚至特權公民也無法充分享受這些“憲法上的自由”。別說“出版自由”，連最基本的“言論自由”也受到諸多限制。言論自由的精髓是“說真話的權利”，當歌功頌德自賣自誇的假新聞充斥各級報刊媒體時，有誰“敢於且能夠”在主流媒體上揭露“陰暗的真相”而不受“權力機關的追究、傷害”？
新聞自由是民主政治的“要件”，在中國走向民主的征途中，部分沒有遠見的特權階層為了長久維護自己的特權利益，會想方設法破壞阻撓中國的民主進程，利用手中掌握的媒體工具對民主進行妖魔化的宣傳，用個別地方偶然出現的“民主鬧劇”來從整體上否定民主。絕大多數國民都有不愛思考的毛病，一面之辭重覆三次就會成為真理，因此必須確保廣大民眾能夠聽到相反的聲音。沒有充分的新聞自由，真相就會被“權力謊言”掩蓋，民眾就會為謊言制造者吶喊助威，五百年前北京市民生吃民族英雄袁崇煥的肉和上世紀六十年代國家主席被污為“叛徒、內奸、工賊”就是一個典型例證。“謊言”是民主的大敵，因此沒有新聞自由就沒有民主。

三、基層政權政務官直選
我國的公職腐敗在地市級以下的基層政權表現得尤為突出，基層政務官的社會形象差不多已降到建國以來的最低點。基層政務官直接接觸廣大民眾，他們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執政府的形象。如果基層政務官的腐敗得不到及時有效的遏制，我們的政府就會在越來越大的範圍內喪失民心。一個喪失民心的政府是無法領導中國民主進程的，沒有政府的領導推動民主進程就會陷入混亂無序狀態。為了確保政府的權威，打擊基層腐敗也就成為我國政治的當務之急。
打擊腐敗必須從根子上鏟除腐敗賴以孳生的政治土壤，最有效的方式是把政務官的的任免升降權力交到民眾手里，讓民眾“直選”行政一把手並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來防範在職公務人員以權謀私。因此地市級以下基層政務官的“直選”已成為刻不容緩的政治改革。就算不能馬上實現“州官直選”，最起碼也應該立即推行“縣官直選”。
“縣官直選”不但能有效地遏制基層政權的腐敗瀆職，還能鍛煉民眾的“自治能力”，使民眾熟悉民主政治的運作模式，為更高層次的民主準備力量。
我國的“村官直選”已實施了近二十年。村民直選出的村官之所以依舊腐敗瀆職，主要是沒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對在職村官進行全方位的監督所致。為了防止“縣官直選”成為“村官直選”的翻版，監督機制的有效運作應該和公平選舉同等重要！

四、廉潔政府
基層政權的政務官實現民主直選之後，為了充分發揮民主政治的優勢，增強國民對民主的信心，政府必須重拳打擊腐敗瀆職，建立真正的廉潔政府，使民主政治經受考驗並進而深入人心。
民主直選的基層政權並不一定就是廉潔、高效的政府。政務官任命使貪污腐敗成為不治之癥；政務官直選使貪污腐敗變得可以根治。“可以”並不等於“一定”，因此民選政府並不簡單等同於廉潔、高效，只是比專制政府更容易變得廉潔、高效。要想民選政府成為真正廉潔、高效的政府，還得為在職政務官制定一套和公平選舉同等重要的監督制約機制。沒有一整套高效運作的監督機制，就是民選政府也一樣會貪污瀆職。南亞、非洲的很多國家和轉軌後的俄羅斯也是民選政府，可那里依舊存在腐敗現象，就是缺少這套有效的監督機制所致。
政府應在下列幾個方面痛下決心：
（一）、政務官財產公開；隱瞞、轉移財產應被視為不可饒恕的嚴重罪行，不得繼續擔任公職。
（二）、政務官及其直系親屬不得在國外擁有資產，也不得去國外定居；必須把政務官的家族命運和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牢牢綁在一輛戰車上，從而強化他們的民族責任心。如果對國家的未來沒有信心或責任心，想去國外建立“根據地”就別幹政務官這一行。
（三）、取消“招待費”，取消公務接待，公務員下鄉出差自行解決吃飯問題，每人每天補助一份當地普通快餐的膳食費，餐飲煙酒飲料等費用一律不得入財務帳。住宿、交通費有嚴格的規定，不得超過當地普通白領職員自費出行時的平均標準。
（四）、從嚴管理公務用車，嚴禁公車私用，嚴禁公車跑長途。除了執行緊急公務外，凡是通公交的地方
出遠差必須乘普通公交。公務人員每次因公用車後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向相關部門報告使用公車的
詳細經過和所需費用。
（五）、政府應每月向納稅人詳細報告當月的財政收支情況，且不能是統計數字，而是“明細帳單”，每
一筆無能多麽小的收支都必須報告，在政府門口和公共場所公示；同時給每個納稅代表提交一份當
月財政收支明細表。
（六）、不得用公款接待任何賓客，更不得接待公務人員；行政上司來視察或檢查工作時當地政務官在八
小時之內不能放下手頭的工作前去陪同。
（七）、公務活動收受的禮品必須如數上交，哪怕小到幾元錢一支的鋼筆也要上交。
（八）、公共工程必須經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大代表同意，政務官不能自行拍板公共工程；政府定期向人大
代表提交工程請示報告。地方人代會應定期召開，至少每月召開一次，討論審計政府的收支預算，
檢查政務官是否存在腐敗瀆職現象，督責政府履行公務。緊急小型的公共公程也必須經半數以上的
人大常駐代表同意，事後得向全體人大代表提交工程詳細報告並接受審查。公共工程的招標必須在
公正公開的情況下進行，且實行責任追究制。不合格工程在限定時間內必須追究承包人和相關人員
的責任，並承擔全部損失。
（九）、基層政務官不得利用公款去國外“考察”，也不得在國內搞旅遊式的“開會”“學習”。
（十）、取消“會務費”，大力減少開會次數，尤其是異地開會應嚴格限制。互聯網時代是信息社會，公
務信息可在互聯網上快速傳遞，花費昂貴的交通食宿費去異地聽“領導”和“典型”作報告實在沒
有必要。
…………
為了確保政府的主動高效和不推卸責任，在行政上取信於民，政府應采取兩千三百年前公孫鞅治理秦王國的措施，以雷厲風行的手段在短期內解決長期存在有很大負面影響且帶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如全國各行政轄區設在非高速公路上的收費關卡，並不能顯著增加財政收入，你收我的我收你的，收別人的錢轉眼又被別人設置的關卡收去，偶有節余也用於地方權力人物多安插幾個親朋故舊，對國家財政幾乎沒什麽益處，危害則大而深遠，助長了地方主義和分裂意識，同時也助長了官場腐敗。這樣的關卡必須盡快撤消且很容易撤消，中央只消一紙命令，一個晚上就可解決幾十年解決不了的問題，在規定時間表里沒撤者則撤消當地行政一把手的職位。此令一下，哪個縣官州官為了保住一個收費關卡敢拿自己頭上的官帽子開玩笑！

五、人大獨立行使職權
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雖然名義上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但它的實際權力相當有限，甚至被人諷為“該舉手時就舉手”的橡皮圖章，並不能獨立行使憲法規定的制定法律、任免官員和監督政府的職能。民主國家的議政與行政分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中國的“議會機構”，必須能獨立行使自己的職能，才能對政府和官員行使強有力的監督作用，以推進中國的憲政和廉政。
人民代表大會要想能獨立行使自己的職能，首先必須改組人大代表的選舉和組織方式。傳統人大代表的選舉候選人不是通過公平競爭和法定程序產生，而多半由政府權力機構“內定”，雖然選票上為其它“獨立候選人”設了一個空欄，但因沒有事先必須的“競選”宣傳，多數人很難同時心有靈犀填上一個共同熟悉的名字，因此“散票”對“內定”的候選人幾乎沒有什麽挑戰。“內定”候選人無論在民眾中的形象多麽糟糕，但經過政府的宣傳造勢，多數人最起碼熟悉他的名字，當沒有別人可圈時也會在選舉時不自主地圈上他。基層人大代表的職能主要是監督政府，“內定”代表和政府由千絲萬縷的聯系，政府是他們的“恩人”，請問你怎麽監督自己的“恩人”？
傳統的人大代表尤其是基層政權的人大代表大多數為政府官員，真正能行使“有限權力”的“人大常委”差不多則是清一色的政府官員或前官員。被有意安插進去忽悠選民視線的平民代表則多半為把代表身份當成“榮耀”的工、農代表或早已“磨圓了棱角”知識分子代表。行政官員代表本身就是權力的受益者，怎麽肯去監督制約自己的權力？“恩賜”代表因為被政府“賜與”代表身份，本身就對政府感恩戴德，加上知識水準和見識有限，缺少造福國家社會的情操勇氣，深怕失去難得的“代表資格”，又怎能代表選民利益？怎能去監督制約政府？
基層行政官員不能擔任基層人大代表人們很容易理解，因為自己監督制約自己實在有點滑稽；恩賜代表在人大會的“弱勢”和“失職”則不是每個人能夠體會到的。人民代表大會要想能獨立並切切實實地行使自己的職能，就必須在“官員代表”和“恩賜代表”之外摻與新鮮血液，這些新鮮血液就是有知識見識和政治熱情，通過公平競選獲得代表身份的“職業政治家”，只有他們才有能力和熱情代表選民的利益和監督制約政府。要想造就“職業政治家”代表隊伍，就必須對候選人產生程序進行公平修正，使這些人有合法的途徑和機會在選舉前讓多數選民熟悉他和他的政治主張……

六、司法獨立
司法獨立的必要性相信絕大多數中國公民能夠理解，因為如果司法不能獨立於行政權力之外，權力人物犯罪就無法得到公正的懲罰，這也是我國的部分貪官能夠長期胡作非為而不受追究的癥結之一。除了追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樸素職能之外，司法獨立還有一個同樣重要但鮮為人知的職能，那就是防範多數人在“民主”的外衣下損害少數人和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民主的精髓是“多數人說了算，保護少數人的權利”。如果多數人在議會上制定傷害少數人的權利提案，司法機關就可判定此條款“違憲”而不讓其通過。如果沒有司法獨立，群體素質不高的多數人也容易制造極大的不公正，對掌握真理的“少數人”實施迫害，使民主政府流俗為“群氓或暴民政治”。大思想家蘇格拉底就是被雅典的民主政府判處死刑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對精英人物的大迫害也得到了社會上多數民眾的喝彩鼓動……

七、議員普選
當人民代表大會經過必要的民主政治歷練後，就可提升到“議會階段”，議員由公開公正的普選產生，其政治活動完全獨立於政府之外，在議會的發言不受任何政府權力的幹預。議員只對選民負責而不對行政官員負責，在沒有違背國家法律的情況下，只有選民有權力罷免譴責甚至起訴他而官員則不奈他何。

八、國家元首直選
中國人格外關注美國的總統大選，對國家元首直選應該相當熟悉，因此就不用我在此贅述了。

我國民主之路的每一個環節必須有一個限定時間表，超過了限定時間就得立即轉入下一環節，這樣才能使中國快速但有序地走上健康理性的民主之路。某個環節如果超過預定的時間表，就有可能使理想民主之路在這個環節中斷，中國的民主就會喪失最好的機會，並進而錯過權貴和平民“雙贏”的“改良式民主之路”，中國的民主就會“路漫漫其修遠兮”，腐敗也會變本加厲。當民眾的忍耐超過極限和社會的彈性調節功能達到飽和狀態時，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就不可避免，中國又會淪入周而覆始改朝換代的怪圈，那時權貴階層會玉石俱焚,從整體上付出更大的代價……
如果政府中的精英人物切實承擔起振興國家民族的責任,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領導中國民主走向成功,他們就是中國亙古未有的民族英雄,其家族也會長久沐浴他們種植的福蔭。因為他們領導中華民族走出了幾千年周而覆始的覆興--繁榮--腐敗--毀滅--再覆興--再繁榮--再腐敗--再毀滅的文明怪圈，完成政治權力的平穩有序交接，血腥的改朝換代成為歷史，中華民族能夠沐浴長久和平的光輝，文明成果能夠在長期的和平環境中積累下去並完成量變到質變的飛躍，中華民族的振興也就指日可待。他們的英名將永遠名垂竹帛，功標青史，象再造現代日本的明治精英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在日本青史留芳一樣贏得中國人的萬世景仰。
那些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利益而敵視民主的既得利益階層，你們的努力不但不能保住自己的特權和財產，相反會招來毀滅自身的暴力革命。就算為了自己的一已私利，你們也不用和“民主”過不去，因為民主能使你們免遭報覆和清算，保住部分甚至全部既得利益，使損失減少到盡可能低的限度。從長遠來看，你們才是民主的最大受益者……


二OO八年三月七日



14.美國總統權力交接啟示

同樣是“職位交接”，為什麽東西方會有如此強大的反差呢？根本的原因是中美兩國官員的待遇存在天壤之別! 中國官員什麽時候只有“明確”的“責任”、“義務”而沒有任何特權，上任一臉凝重卸任滿面春風，中華民族才算真正踏上了長治久安文明進步的階梯


奧巴馬總統的就職典禮是美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一個黑人當選為曾經把黑人當奴隸的強國的總統，不但是美國民主政治的豐碩成果，也是人類文明的重大進步。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讓那些誇大美國種族歧視，忽悠本國民眾的政治偏見不攻自破。

民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蘋果。民主的進步一方面需要權力階層的理性和寬容；另一方面也離不開廣大民眾自身的維權抗爭。期待“青天大老爺”救苦救難、拔亂反正的“官本位文化”是不可能生長出“民主果實”的。如果沒有上世紀六十年代黑人精英馬丁．路德．金等一系列民主志士的不懈努力，今天的美國也許仍然停留在種族隔離的“雨季”。“黑人當總統”這個五十年前“冬天里的童話”也不可能在美國成為現實。

因為具有里程碑式劃時代意義，奧巴馬總統的就職儀式成為美國歷史上最盛大的典禮，當然不是中國民眾理解的那種用納稅人的錢鋪路的“慶祝大會”；而是美國民眾自發參與的狂歡盛會。奧巴馬總統徒步很長的距離進入白宮，應該能讓亞洲東北角的“金太陽”懷疑他的神經是否出了嚴重問題？

我是坐在床頭邊看書邊有眼無心瀏覽奧巴馬總統就職典禮新聞的，整個典禮的盛況都沒有讓我的注意力從書本上移開，只有一個鏡頭引起了我的特別關注：那就是剛辦完交接手續正式卸任的前總統布什一臉的興奮，就象中了大彩似的？那神情絕不是裝出來“故意表現大度忽悠民眾”的；很顯然是發自內心的。奧巴馬的神情則形成鮮明對比：他老兄一臉的凝重，肩上象是壓上了難以負荷的千斤重擔，好象在外度假的戈爾巴喬夫總統得知首都發生軍事政變似的？那表情看上去同樣是發自內心的！

那天我看到的一幕政治小插典與地球那一邊的總統交接儀式形成了強大的反差：我的一位兒時舊友成功地取代一位年長的上司就任某局副局長。盡管只是一個縣級局小得不能再小的副局長，就足以使此人興奮得差點昏了過去，每天滿面春風招搖過街，生怕別人不知道他已升了官，同時享受熟人稱呼他“局長”時激起的快感。他老兄十來年一直緊盯著那個副局長職位，並為此使盡了渾身解數，直到把漂亮老婆主動奉送給“職位決策人”做“應召舞伴”……只可惜囊中羞澀，招數都不見效。前兩年他老兄靈機一動，在家開了一個“麻將館”創收，每天的“台費”收入相當於一個月的薪水。他把幾年的“台費收入”全部孝敬給了“職位決策人”，加上老婆的枕頭風，他總算如願以償。
那位被迫“退二線”的上司則完全是另外一幅表情，那種深重的“失落感”和“無耐”無論怎麽努力也掩飾不住，就是一夜輸光了全部家當的賭徒看上去也不會有那麽“落寞”……

同樣是“職位交接”，為什麽東西方會有如此強大的反差呢？
根本的原因是中美兩國官員的待遇存在天壤之別!

美國總統和中國局長不同，美國總統只有“責任”、“義務”而沒有特權，當了總統不但不能為所欲為，相反還得放棄普通公民享有的部分“民主權利”：一是不能有“緋聞”，但普通公民可以有；二是“個人財富”必須“公示”且不能“反常增長”，轉移瞞報財富是“恥辱”的標記，但普通公民不用公示個人財富；三是子女成為“二等公民”，不容易找到體面象樣的工作，觸犯“可輕可重”的小法要受到比普通公民更重的處罰，連在公眾場合吹一下口哨都有可能被抓起來；四是要忍受公眾給予的不公正羞辱，在大街上被人砸了一臉雞蛋不能象普通公民一樣揮拳相向，還得笑臉相迎，事後更不能利用職權“秋後算帳”……
國民有理由對上面文字的真實性充滿懷疑：既然美國總統當得那麽窩囊那麽吃力不討好，幹嗎還有那麽多美國人要“競爭”總統職位呢？不但要一窩蜂的“競選”總統；受了一屆“總統罪”後還要努力“競選連任”呢？
我們普通人不能否認人類群體中有少數“自我實現”的情懷和“榮譽感”、“成就感”，這份“榮譽感”是惠及眾生造福社會因而得到公眾認同推崇的，對國家社會有益的；而不是靠假、大、空的對內宣傳和弄虛作假的“政績工程”虛構出來的。這少數人就算明知“當總統”在個人“短期利益”和“肉體享受”上很吃虧，但也希望競爭到一個能夠施展自己理想和能力的大舞台；並進而使自己“青史留名”。

“某縣局長”則是另外一番景象，沒有多少明確的“責任”、“義務”，卻擁有“超前享受”、“雞犬升天”的特權。一是局長可享有“公款專車”，這輛“專車”名為辦公實為“私用”，不但自己在縣內走親訪友、去遙遠的風景區遊山玩水、去大都市豪華酒店吃喝嫖賭可以坐；親朋好友在局長同意的情況也可以隨意享用，所有費用都由納稅人買單。二是可以公款吃喝，不但自己和家屬餐館吃喝可以公款買單，還可開“空頭餐飲票據”去單位報銷，把錢揣進自家口袋。三是你在境內去任何地方，多數單位都會公款接待你。四是你能在權力所及的範圍內為你的子女甚至八桿子夠不著的“親戚”安排一個體面的工作。五是地位比你低的舊日“仇人”也會主動上前奉承你。六是有美女主動投懷送抱或利用職權讓有點自尊的女下屬違心就範。你不但可以和她快快樂樂地上床，還能把她拿到同事面前“吹牛”長“身價”，直到堂而皇之地“包二奶”，包一個也行，包幾個甚至十幾個一樣行，當然如果你身體“不行”那就沒辦法；七是春節有下屬揣著煙酒紅包上門拜年；生日有人送“紅包”；生病有人送“紅包”；子女上大學有人送“紅包”；死了老爹老娘有人送“紅包”；並且都不用“禮上往來回報”的……上面這些還不算什麽，如果你管轄的“系統”有人想升官進城；或單位有基建工程，你就可要發大財了，送上來的“紅包”就不是幾百幾千，而是幾萬幾十萬啦！！！
…………
如果某局長一手遮天胡作非為，胡鬧得過了份把單位折騰跨了，職工發不出工資，影響了某地的穩定大局，你一樣不用“著忙”，只要在任期內舍得把大筆公款孝敬能決定你職位的上司，你一樣會處變不驚金蟬脫殼。原來的單位搞垮了沒什麽，你換個好單位繼續揮霍受賄玩小蜜不就得啦？受損失的只是普通民眾……

今天的中國民眾需要“美國式總統”還是“某縣局長”，相信多數人心中都有了答案。

中國官員什麽時候只有“明確”的“責任”、“義務”而沒有任何特權，上任一臉凝重卸任滿面春風，中華民族才算真正踏上了長治久安文明進步的階梯。那時“農民起義”、“暴力革命”和“改朝換代戰爭”才會一去不還。


二OO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15.假如戊戌變法成功？

假如戊戌變法成功，滿清皇帝就會贏得中國人民的長遠敬仰，直到今天仍是中國人的精神領袖；滿清帝國的絕大多數特權階層會逃脫被屠殺搶劫的連環噩夢；中國的政權交接方式就會遵循理性有序的途徑；中國會避免戰亂、反右、大饑荒、文革。


中華民族錯過了很多自我更新、趕超先進文明的歷史機遇，造成中華文明的長期停滯和大踏步倒退，從漢唐的光輝燦爛黯淡到今天的危機四伏，中國也從這個星球上的一流超級強國墜落成腐敗不公貧富懸殊的發展中國家。
中國最大的一次機會錯失是上上世紀末的戊戌變法！那時的滿清政府進入了經濟發展的瓶頸，三十年變法圖強成果在甲午戰爭中灰飛煙滅，號稱世界第六大海軍強國的中國在劉公島向海軍實力排名十二的撮爾小國日本戰敗投降，“東方無敵艦隊”北洋水師在威海衛軍港全軍覆沒……
甲午戰爭中國的慘敗，用雄辯的事實證明了清政府“只發展經濟不變革政治體制”（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自強模式的荒謬和一廂情願，舊體制在經濟上的活力已被證明走到了盡頭。當時中國的軍事實力對日本擁有壓倒優勢，在戰略上又處於有利地位，以致中國的保護國朝鮮認為日本根本沒有資格和中國交手；可滿清腐敗的人事體制挑選出的軍政官僚不是“明於人暗於事”的酒肉政客就是“關系大於能力”的漿糊腦袋，沒有能力、德操和責任心來發揮中國的優勢，極個別有過人能力品格的英雄又因為“妓院容不下淑女”的緣故陷入人情上的孤立而無法發揮作用。最後的結果竟然是北洋艦隊的全體官兵在“若破釜沈舟尚不知鹿死誰手”的情勢下向日軍集體投降（統帥丁汝昌自殺）！剩余艦只完璧交給日軍，而不是按海軍投降慣例鑿沈？
中國出人意料地敗於小日本把自己的腐敗虛弱在列強面前暴露無遺，他們一度被中國“自強運動”（又稱“洋務運動”）中的經濟增長數據所迷惑，怎麽也想不到“繁榮”的外衣下竟掩蓋著難以置信的虛弱內容，因而極大地刺激了列強對中國的領土和主權野心，爭先恐後地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處於忘國滅種的關鍵時刻。
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中國朝野的志士仁人在現代民族主義的感召下開始了救亡圖存運動。既然單純發展經濟的“一條腿走路”強國模式已被證明沒有出路，新形勢下的救亡圖存運動就只能求助於政治變革，不是對舊體制進行修修補補，而是對政權組織和運作模式進行根本變革，使權力、義務和責任由互相分離轉向有機統一；人事體制由“劣勝優汰”轉向“優勝劣汰”；社會機制由“獎惡懲善”轉向“抑惡揚善”……
中國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專制體制下罕見的末路英雄，擁有過人品格和責任心的光緒皇帝，在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民族英雄的推動下，成為政治變革的領袖人物。帝國航船的總舵手為國家民族選準了前進的方向；但負責劃槳的官僚集團卻出了問題。
腐朽落後的官僚體制造就了一大批特權階層。這個階層的集團利益與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對立的，他們的既得利益是建立在傷害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之上。光緒皇帝領導的政治變革是建立在維護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的基礎之上，必然與特權階層的眼前利益相沖突。盡管國家民族的文明強大有利於他們的長遠利益，但狹隘短視的特權階層看不到這一點，出於維護急功近利的陰暗本能集體對抗光緒皇帝強國興邦的偉大事業，拼命利用手中職權向相反的方向揮動船槳……
當英雄的光緒皇帝拒不順從特權階層的陰暗心理改變航向並威脅要撤換帝國航船的“官僚水手”時，特權階層的代表人物那拉蘭兒從挪用海軍經費建造的豪華蓋世頤和園里走出來，用陰謀手段發動政變，囚禁維新領袖光緒皇帝，對維新英雄亮起血淋淋的屠刀，六名維新黨精英，包括中國近代最偉大最傑出靈魂最為高貴的思想家之一的譚嗣同，都被特權集團以“賣國賊”罪名押往菜市口刑場砍頭示眾，民族英雄的鮮血被京城百姓蘸了人血饅頭……
有望使中國在短期趕超日本的戊戌變法就這樣被以那拉蘭兒為首的特權集團淹沒在血泊之中。中國再次錯失了千載難逢的巨大機遇。
錯失巨大機遇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
一九一一年，被維新英雄的鮮血澆醒的革命黨人在武昌發動了武裝反抗滿清統治者的暴動，推翻了滿清權貴的統治。先前滿洲權貴害怕特權受到任何限制，害怕地位財產受到任何損失，現在則什麽特權也沒有，別說地位財產蕩然無存，連生命也沒有保障。在隨之而來的長達半個世紀的血腥歲月里，昔日的特權階層不是象豬仔一樣被武人捉進來殺掉；就是淪為底層社會的賤民茍且偷生。那些設法逃往西方的達官富豪也沒有一人能延續榮華寶貴的命運。
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統領的國民軍闖進了北京故宮，把包括末代皇帝溥儀在內的皇族人員從他們居住了近三百年的“家”驅趕出去。尊貴的皇帝公主們就這樣成了一介平民，甚至連平民都不如，因為無家可歸和“流浪漢”很接近。
一九四五年，蘇聯紅軍進入東北，俘虜了清王朝末代皇帝溥儀和漏網的滿洲權貴，把他們押往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在堅硬似鐵的凍土上開荒服苦役。這些昔日的皇帝和王公大臣，現在連普通的百姓也當不上，成了人類最低賤的囚徒。
…………
歷史呈現一個定律，反對變法的既得利益階層，在變法失敗之後往往付出最為慘痛的代價。

下面有必要作一個假設：假如戊戌變法成功，滿清皇族的命運會怎樣？昔日的特權階層命運會怎樣？中華民族的命運會怎樣？
假如戊戌變法成功，滿清皇帝就會象英國國王和日本天皇一樣贏得中國人民的長遠敬仰，直到今天仍是中國人的精神領袖，是中國人最最敬愛的國家元首，是中華民族的第一公民。愛新覺羅家族也會長久沐浴維新變法的光輝，不但保住了在專制時代聚斂的巨額財富，還能在民主社會理性博愛的潔凈天空下完成血統的自我更新，進化成自信、寬容、澤惠眾生的紳士貴族。
假如戊戌變法成功，滿清帝國的絕大多數特權階層不但會逃脫被屠殺搶劫的連環噩夢，還能保住大部分既得利益，照樣在花花世界過著榮華富貴的生活，一樣會象滿清皇族那樣在一個世紀的文化薰陶下進化成紳士型的貴族世家。象歐美那些民主國家一樣，一百年前的富家大族，今天依舊是富家大族。
假如戊戌變法成功，中國的政權交接方式就會遵循理性有序的途徑，為了爭奪國家控制權而發生的周期性暴力革命就會在中華大地上絕跡，中華文明就會擺脫循環性浩劫，文明成果就能有效地積累起來並進而發生量變到質變的飛躍。
假如戊戌變法成功，中國會在十年左右趕超日本成為亞洲頭號經濟軍事強國。不但能夠避免南京大屠殺的悲劇，還可洗雪甲午戰敗的恥辱，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收覆台灣，把朝鮮從日本的魔爪下解救出來，成為中國的保護國；同時對日本的沖繩提出領土要求，把沖繩列為中國保護國或直接並入中國版圖。
假如戊戌變法成功，中國會避免長達半個世紀的血腥戰亂，國民團結一心全力發展經濟和文化，最大限度地利用二十世紀世界科技革命的成果，中國會很順利地躍升為世界上文明程度最先進的國家。
假如戊戌變法成功，中華大地就會遠離戰爭和暴力，中國人的血質會在愛的空氣中凈化，不會潛藏那麽多的非理性暴力傾向，長達一個世紀的和平發展會使絕大多數國民變得通情達理。
假如戊戌變法成功，中國就能避免反右、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等空前的文明災難，中國人之間的互相防範和互不信任也不會象今天這樣嚴重。
假如戊戌變法成功，中國人的才智被最大限度激發出來，人才能順利找到發揮聰明才智的舞台，智慧的火花會在中華大地群星閃爍，中國人會不斷走向瑞典的王宮。
假如戊戌變法成功，中華文化會在長期和平的氣氛下空前繁榮，理性和思辨替代急躁盲從，今天的中國也不會有那麽多的憤青和追星族。
假如……

遺憾的是，歷史沒有那麽多的“假如”！什麽都可以重來，但歷史不能重來。
我們必須抓住眼前的歷史機遇，事後的追悔沒有任何意義！
中國人不能在同一個巨坑里跌倒兩次，否則我們就會失去最後的機會！



二00八年四月十四日


16.“村官直選”為何成為一道傷心景觀

農村，管理公務錢袋；沒有健全的“財務收支公示制”； 上下政治機制不配套，法律沒有為健全的民主政治制訂制度保障大量青壯年流入城市務工不能如期參加村官選舉；沒有公平選舉“村議會”來監督在職村官依法行使職權。



“村官直選”在我國已經推行了十多年，雖然為未來中國的民主政治積累了很多教訓和經驗，但總體效果仍不失為一道傷心景觀。
村官直選存在的突出問題如下：
一、村民不尊重自己的選舉權利，買賣選票的現象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存在著。
二、民眾直選出的村官在任期內一樣腐敗瀆職，不稱職者一樣得不到相應的制裁。
三、部分村官在任期內利用公共資源培植個人勢力，操縱村級選舉，有效地確保了自己“多次”連選連任。
四、村委會財務管理不透明，一樣實行“暗箱作業”。
五、直選上的村官一樣實行“單向負責制”，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村民的意願照樣被漠視甚至被強奸。
六、家族勢力壟斷村官選舉，弱勢群體的利益被漠視。
…………
村官直選何以會存在上述問題呢？
造成第一問題（買賣選票）主要原因是：近十年中國高速城市化傾向，城市提供了比農村遠為寬闊的就業和致富機會。絕大多數鄉村的強壯勞力和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群體大量流入城市，留在鄉村的多為老弱婦孺和文盲病殘等弱勢群體。這種現狀只有在春節期間才有改觀，但春節期間通常又遠離村官直選的活動。在通常的村官直選月，有維權意識的鄉村強勢群體都在遠離家鄉的城市務工，不可能放下手頭的工作和冒被炒魷魚的危險，花上一筆不可能報銷的昂貴交通費回鄉參加選舉，於是只好委托留守在家中的老父老母等弱勢群體代替自己投票。弱勢群體因為文化水準和見識的局限，通常都缺少維權意識，缺少民主選舉必要的遠見、全局觀念和社會責任心，能輕易為了幾包煙或幾句動聽好話出買自己的選舉權力，把手中選票投給自己並不認同的“選舉活動人”。
造成第二、三問題（腐敗、盜用公開資源）的主要原因是：民主直選政務官必須同時擁有與民主相應的配套機制才能發揮強有力的反腐作用。成熟的民主直選體制除了直選地方行政一把手外，還要同時公平選舉地方議會機構，並賦予該機構監督地方政府依法行政，彈劾甚至罷免在職政務官的巨大權力，尤其掌握地方政府的財權。村官直選只選舉村幹部，但沒有公平選舉“村議會”來監督在職村官依法行使職權。這樣村官在職期間，在他管轄的那個村就擁有和“任命制”政務官一樣不加限制的行政權力，不但能在任上貪污腐敗以權謀私，還可盜用公共資源來經營個人勢力空間，使其職位變得難以動搖，使隨後的每次村官選舉變成實際上的“走過場”。不加限制的權力是毀滅人性的“海洛英”，在職村官貪污瀆職時並不十分擔心會因此得罪掌握選票的村民，因為他已經利用公共資源培植了自己不可動搖的個人勢力；即使遇上最壞的結局，連個人勢力也發生動搖，在下次選舉中被村民拋棄，他在任上已經撈夠了，造成的負面影響也不是繼任者輕易能夠挽回的。
造成第四問題（財務暗箱）的主要原因是：除了沒有代表民意的村議會這個機構管理公務錢袋，為村政權制定預算、審計支出外；沒有健全的“財務收支公示制”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成熟民主政權在公共財務管理上設置了一套稱得上滴水難漏的監督制約措施。拿一個村來說吧，首先“管錢不用錢，用錢不管錢”。村官是用錢的，但他不掌握錢袋，錢袋掌握在沒有用錢權的村議會手中。村政權的任何收入都上繳村議會，村官個人因公務所得的額外收入也得如數上繳，村官不得私藏，連小到開會發的一支鋼筆也得上交，就更不用說工程回扣了。村官每用一筆錢都得向村議會申請拔款，事後必須詳細開列一份關於此項拔款的“收支明細表”交村議會審核，同時要在村民都能方便看到的公共場地張貼一份供全體村民監督質疑……“財務收支公示制” 不但有效地防範了村官在財務上做手腳報假帳，還有效防範了村官與村議會成員結成貪污聯盟侵害廣大村民利益。
南亞的部分民主國家之所以沒有消除貪污腐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切實履行“公共財務收支公示制”，方便了議會成員和政務官結成貪污聯盟。議會失去對在職政府的監督職能，出現權力機關集體腐敗的悲劇。
造成第五問題（村官對上單向負責制）的主要原因是：上下政治機制不配套，沒有設置對在職村官進行監督罷免的村議會。村官一旦上任後其政治命運依舊是上面說了算，村民無奈他何，加上傳統體制的慣性作用，就造成了“中國特色”的“直選怪胎”：村民直選出的村官只對上面負責不對村民負責？在職村官村民沒能力制約他但上面可以收拾他？
造成第六問題（家族勢力壟斷公權）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沒有為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定制度保障。民主政治的精髓是“多數人說了算，但保護少數人的權力”，否則就會淪為多數人的暴政，結果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四十年前偉大領袖在和平時期發動的那場大革命就是一個顯著例證。在一個成熟的民主體制下，人數占絕對優勢的某家族可以利用選票優勢在村官選舉中占據有利地位；但不能侵害少數群體的利益和公平競爭權利，否則就會被人告上法庭。
總而言之，我國村官直選之所以會成為一道事與願違的傷心景觀，根本原因是我們的村官直選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直選”，而是“任命”與“直選”各占其半的怪誕結合，摻雜有太多的“中國特色”， 給人的感覺是“獅子的身軀頂著一個豬腦袋”，走出的步劃自然也是謊誕不經，不倫不類的。
這是“傳統體制”的慣性作用；而不是“民主直選”的過錯！
不過話說回來，盡管村官直選存在這樣那樣的傷心景觀，但和直選前的“村官任命制”相比要進步一些，造成的負面作用也要小一些。村官賄賂村民拉選票聽起來可笑可嘆，可比黑夜送禮跑官要官現象給社會造成的危害要小得多。更何況買賣選票在直選體制完善後就可減輕或消除；而行賄跑官在“官吏任命制”下則是不治之癥。
所以村官直選只能完善而不能走回頭路。
今天中國的“縣官腐敗”已成燎燃烈火之勢，極大地損害了政府形象，在體制框架內反腐已被多次證明無濟於事，“縣官腐敗”也因此成為不治之癥。為了從根子上鏟除縣官腐敗的土壤，維護政府的民意基礎，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呼籲盡快推行“縣官直選”。
在“縣官直選”提上議事日程時，民眾有理由質疑：“村官直選”並沒有象先前期望的那樣有效防範村官腐敗，“縣官直選”會成為“村官直選”的翻版嗎？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村官直選中普遍存在的“買賣選票”現象在“縣官直選”中只會成為局部或個別現象，對選舉結果沒有決定意義。
我國的絕大多數行政村少則幾百人多則兩千三千人，絕大多數為一千人左右。有選舉權的公民也就幾百上千人。在選舉月份因為絕大多數選民都去外地務工去了，加上有很多行走不便或沒有選舉熱情的老弱棄權或委托他人投票，真正能參加選舉的也就幾百甚至幾十個經濟層面很低的弱勢選民。用煙酒飯局或幾十上百元賄賂幾十上百個經濟層面很低的弱勢群體很容易做到；可賄賂經濟層面遠高於村民的龐大城鎮市民群體就難上加難。縣、鄉市民雖然也有人才外流現象，但和鄉村相比情況要好得多，因而選民的整體素質也比村級選民高出幾個檔次，維權意識和對“民主直選”的理解把握也要高得多。我國絕大多數行政縣人口都在百萬左右，選民人數也有幾十上百萬。賄賂一個幾十上百萬且有一定文化和見識的龐大群體，在技術上的難度是難以想象的。就算有人想到了賄選這樣的鬼把戲，通常也很難影響選舉結果。
至於村官直選中存在的其他問題，縣官直選可以汲取村官直選的經驗和教訓，在制度建設上采取相應措施，尤其是在直選縣、鄉兩級政務官的同時要公平選舉縣議會和鎮議會，並賦予兩級議會機構監督政府彈劾罷免政務官和管理公務錢袋的相應權力，實行“財政收支公示制”，每月在縣、鄉特定的公眾場地公示當月的“財政收支明細帳”，同時給主要納稅人發放一份打印表。“財政收支公示制”執行起來雖然費錢費力，但比起沒有這一制度造成的巨大貪污浪費比起來無疑是利大弊小。上述制度如果設立並落實到位，“縣官直選”就鏟除了腐敗耐以孳生的政策土壤，能最大限度地防範“縣官腐敗”，並最終消滅“縣官腐敗”。


二00八年七月五日


17.卡拉季奇的悲劇啟示

善於用謊言和大話欺騙忽悠民眾者；最終也會被民眾的空話和口號忽悠！動不動就萬眾歡騰熱烈擁護的國家是不正常的！那些一手導演萬眾歡騰熱烈擁護景象的強權人物，在欺人之後一樣會自欺。


2008年7月21日,曾被譽為塞爾維亞的“民族英雄”，前波黑塞族總統卡拉季奇在塞爾維亞的首都貝爾格萊德被捕。
卡拉季奇被捕時已是一個年屆63歲的垂暮老人，蓄著和世界革命導師馬克思一樣的絡腮胡子，曾經認識他的人根本分辯不出這個胡子老人就是他們昔日的“民族英雄”。如此高的易容術，說明卡拉季奇的被捕並不是破案技術的高超；而是圈內親信的出賣？
更具諷刺意義的是：逮捕卡拉季奇的人不是外人，而是塞爾維亞安全部隊，曾經把他視為“民族英雄”的自己人。
塞爾維亞現政權是民眾公平選舉產生的，不可能是仇視卡拉季奇外部勢力的傀儡，逮捕卡拉季奇更多來自塞爾維亞人民的自覺意願。
卡拉季奇被捕的消息傳出後，原來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一片平靜。在首都貝爾格萊德，聲援卡拉季奇的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十人。
海牙國際法庭指控卡拉季奇涉嫌犯有種族清洗和反人類兩項罪行，特別是對長達三年多的圍困薩拉熱窩和發生在1995年7月的斯雷布雷尼察屠殺事件負有直接責任。西方媒體報道說，至少有7500名穆斯林平民在斯雷布雷尼察被槍殺，這被認為是二次大戰後發生在歐洲的最殘酷的屠殺事件。
一個大規模屠殺平民的嗜血者在文明世界不應該成為“民族英雄”的，可殺人狂居然一度成為塞族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那時“大塞爾維亞”剛剛走出專制，謊言新聞和極權思維仍在國民的心靈深層起慣性作用。盡管卡拉季奇制造了二戰後歐洲最野蠻殘酷的大屠殺慘案，可屠殺的對象是企圖擺脫“大塞爾維亞民族”控制並與塞族爭奪生存空間的穆斯林人，擁有強烈民族優越感且在長期專制體制下養成冷血性格的塞族人很容易認為卡拉季奇是在領導塞爾維亞民族向異族進行“覆仇戰爭”，是當然的“民族英雄”！
問題是為了爭奪生存空間和維護民族尊嚴與武裝的外族對手勇敢戰鬥是一回事，勝利或表現傑出者是無可爭辯的“民族英雄”；可用戰爭手段對付外族手無寸鐵的平民，集體屠殺老人、婦女、兒童的暴行只是人類還停留在野蠻狀態時的中世紀前行為。在人類步入現代化和文明社會的今天，古代戰爭經常出現的“屠城”之類慘案制造者不但與“民族英雄”無緣，相反只能是全人類文明的敵人。如果卡拉季奇能成為“民族英雄”，制造南京大屠殺的日本獸軍無疑也是日本的“民族英雄”了？
這正如兩個家族的部分成年男人為了利益和尊嚴發生武裝械鬥，某個勝利者隨後闖入對方家中，殘酷殺害沒有參加械鬥的成員和老人、婦女、兒童，其暴行不但要受到外人的譴責，一樣也要受到自己人的譴責，否則這個家族就在整體上墮落成沒有開化的野蠻人。
所以美國軍人在伊拉克的虐囚事件不但遭到伊拉克人民的譴責，也一樣受到美國人民的譴責。虐囚事件就是美國人自己揭露出來的。
上世紀二十年代，蘇俄布爾什維克在奪取全國政權後，未經審判就殺害成為階下囚的沙皇全家，把帶血刺刀埋進當時只有八歲小公主胸膛的暴行就宣告了這個黨日後的命運。

屠殺者之所以在特定時期內會成為“民族英雄”，是民眾被屠殺者欺騙忽悠的結果。
大凡制造大屠殺的強權人物，執政都傾向於獨裁專制。為了維護獨裁專制，大多乞靈於新聞上的“謊言”。專制政體的行政特征是只注重短期效應，內部問題層出不窮，且缺少有效的解決途徑問題成山。強權人物應對內部問題的最經常辦法是轉移民眾視線，煽動民族仇恨和排外是最有效的方式。當民眾的政治生活被“謊言新聞”主宰時，民眾就很容易被謊言忽悠，很容易把不滿情緒集中到某個外族或弱勢群體身上。如果此時強權人物站出來領導他們向外族或弱勢群體盡情發泄不滿和劣根性，就很容易被民眾擁戴成“民族英雄”。
但“謊言忽悠”只能取效於一時，民眾是不可能被長期忽悠的！一旦時過境遷，民眾一朝覺醒人性回歸時，“民族英雄”們就會吃驚地發現當初的擁戴者看他的目光竟是如此猙獰？
薩達姆也是一個大屠殺者，在任期內屠殺了三十多萬伊拉克傑出平民，屠殺手段備極殘酷。但薩達姆也曾經是絕大多數伊拉克人擁戴的“民族英雄”，崇拜他的人把他譽為“中東雄獅”？
薩達姆是靠打“反美反霸”這張牌贏得“民族英雄”稱號的。此公左手持刀不停地屠殺自己的國民；同時右手高舉反美反霸大旗。專制政體下沒有獨立思維能力的伊拉克人看到他右手高舉的那面鮮紅反美反霸大旗；轉眼就忘了他左手沾滿了伊拉克人民的鮮血，於是把“民族英雄”的桂冠戴在應該是“伊拉克人民敵人”的頭上。
在薩達姆倒台前期，曾在伊拉克舉行過是否留任總統的“全民公決”，結果出現“全民公決百分百”的喜劇，百分之百的伊拉克人擁護薩達姆繼續留任共和國總統？這個所謂的“全民公決”太蔑視人類的智慧了，就算薩達姆真個是“天使”，代表太陽和光明，但在近兩千萬的龐大群體中也有不喜歡光明的人，怎麽可能出現“百分百”的結果呢？這一事例充分說明專制政體下的“萬眾景仰”是多麽不符合事實。
薩達姆不愧是“謊言忽悠”的高手；但他最後竟然被自己的人民忽悠了。
薩達姆訓練了他的人民只能說好聽的話和反美愛國的豪言壯語，當伊拉克真個面臨與美國的戰爭威脅時民眾依舊是異口同聲的豪言壯語：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共和國衛隊是戰無不勝的！我們一定能夠打敗入侵者！我們將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誓死捍衛我們的偉大領袖……而對眾志成城的感人場面，本來很猶豫遲疑的薩達姆一下子信心百倍，毅然決然投入戰爭……等到“美帝國主義”真正打進來時，裝備最最精良號稱最最忠於薩達姆的“共和國衛隊”和“薩達姆敢死隊”別說浴血奮戰，連象征性地抵抗都沒有就放下武器各自逃生，在美國入侵者面前奇跡般地“蒸發”了。他們都把“與共和國領袖共存亡”的豪言壯語拋到九宵雲外去了。美軍僅付出區區幾十人的生命代價就占領了一個反美強國。美軍兵不血刃進入伊拉克首都，預料會造成巨大傷亡的慘烈巷戰竟然成了庸人自擾的臆測。
伊拉克首都陷落後，美軍用裝甲車推到了廣場上的薩達姆巨幅雕像，圍觀的伊拉克人不但沒有發出一聲抗議聲，相反爆發出了響徹雲霄的喝彩聲？同樣是伊拉克的人民，一個月前是萬眾一聲的“熱烈擁護”聲；一個月後又萬眾一聲歡呼“民族英雄”的倒台？“民族英雄”的悲劇著實太深刻了！
卡拉季奇的悲劇和薩達姆有著驚人的相似，“民族英雄”最終被自己的人民拋棄，在經過長達13年的流亡生涯後人民仍不肯放過他，為了回到“文明世界”陣營把他緝拿歸案，並移交給當初的“民主敵人”審判？
那些仍在台上陶醉於萬民擁戴喝彩聲的強權人物，當你們認為自己真正贏得了“民心”，認為你無論做什麽人民都會熱烈擁護時，卡拉季奇和薩達姆的下場應該能給你們一些有益的啟示。
建立在謊言和高壓下的“熱烈擁護”是靠不住的，強權人物永遠別指望失敗時人民還會繼續追隨他。希特勒在中歐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式屠殺時，德意志民族也是歇斯底里狂熱擁護他，可一旦失敗就被這個曾經擁戴過他的民族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善於用謊言和大話欺騙忽悠民眾者；最終也會被民眾的空話和口號忽悠！
動不動就萬眾歡騰熱烈擁護的國家是不正常的！那些一手導演萬眾歡騰熱烈擁護景象的強權人物，在欺人之後一樣會自欺！

二OO八年八月五日



18.後極權時代的蘇聯和大革命前的法國

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不是什麽西方的“和平演變”；而是“腐敗”和“官場機會主義”。 機會主義貪官無疑是前蘇聯崩潰的不可替代“功臣”！ 推動法國平民大革命車輪並最終點燃大革命火線的不是別人，恰恰是路易十六和既得利益集團自己？


（上）
後極權時代的蘇聯和路易十六時代的法國是現代政治文明上兩個有典型意義的國家。這兩個國家的巨變對我們有很重要的啟示意義。
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不是什麽西方的“和平演變”；而是“腐敗”和“官場機會主義”。
官場腐敗是中國人最為熟悉的末世現象。前蘇聯在最後三十年的腐敗現象與今天的中國極為相似，這里不需要贅述。
下面重點闡述一下“官場機會主義”。
不肯泯滅良知的蘇聯元首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把斯大林時代賅人聽聞的暴政部分曝光後，除了少數不明真相的低級官僚外，多數中高層官僚心中“殘存”的一點“共產主義理想”煙消雲散。自那以後，“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主宰了蘇聯的整個官場。絕大多數人當官升官的真實目的一不是為了國家民族的強大振興；二不是為了實踐共產主義理想；三不是為廣大人民謀福利；四不是為了自我實現；而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權力為個人謀取眼前的急功近利。
為了在職位掩護下多快好省地追逐眼前的急功近利，蘇聯朝野上下都盛行“官場機會主義”。
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前蘇聯官場，多數官僚對自己的政黨和政府沒有必要的信心。中高層達官因為擁有更多的“知情權”，得知那個在普通公民眼中強大無比的龐然大物原來早就被折騰成了一具搖搖欲墜的空架子，只差外力的最後一推。在他們眼中，蘇聯的問題堆積如山積重難返，通過體制自身的力量不但不能解決那些關系黨國命運的重大問題，相反會把問題折騰得越來越嚴重。唯一的辦法就是突破極權體制的框架，對政治體制作出大刀闊斧的民主變革，拒絕或拖延變革的後果是整體崩潰。一方面既得利益階層難於戰勝自身的局限，不願放棄眼前一本萬利的急功近利；另一方面基於官僚政治自身的惰性，“劣勝優汰、獎惡懲善”的專制體制禁絕了真正的英才進入官場，決策圈缺少有過人膽識和強烈民族責任心的“命世英雄”出面承擔責任逆水行舟。緊迫且必要的政治改革就一直停留在計劃和口號上。
在這種被動情勢下，後極權時代蘇聯的多數官僚表現出可恨又可悲的雙重人格：一方面基於人性和常識在心底否認自己服務的體制，認為這個體制弊端叢生不可救藥；另一方面又在台上人前極力為這個體制辯護唱讚歌。一方面出乎危機意識希望這個體制能發生有益的變化；另一方面又害怕變化會損害他們眼前的地位和既得利益。尤其是那些知識型的年輕官僚，在背地里象個冠冕常皇的志士仁人，能在朋友圈內如數家珍般地羅列這個體制的諸多弊端；可一轉身到了台上就對體制機器運轉出來的“皇帝新裝”大聲叫好，並煞有介事地帶頭落實他背地里痛斥過的“虛假鬧劇”。上午在明白人面前抱怨自己身不由己其實自己根本不想當官；下午又唯恐自己不被體制重用，同時在勢利大眾面前顯耀自己背景過硬官運享通……
這就是典型的“官場機會主義”！
和蘇聯官場形成鮮明對比的平民社會則迷漫著別一種形式的幽默景觀：他們中的多數人尤其是小知識分子雖然怨聲載道，可對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擁有很強的“信心”。在他們眼中的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是不可戰勝的，就算他們倒行逆施魚肉民眾，也一樣穩於泰山不可替代，能把地球毀滅十幾次的核武器有足夠的力量摧毀一切反抗。平民不明白信息時代的抗暴革命是“街頭革命”而不是“根據地革命”，不但核武器派不上用場；飛機、坦克的作用也極為有限，炮口也不容易長久保持權力人物期待的瞄準方位。
因為“官場機會主義”無處不在，後極權時代的蘇聯官僚當官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公權為自己謀私利；同時折騰些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來忽悠上司和轉移民眾視線，不自覺地充當挖體制墻腳的最積極角色，把一切堅守良知努力保護國家民族長城免受特權侵害因而妨礙他們化公為私的志士仁人污為“漢奸賣國賊”。部分權力人物為了自己得到百萬盧布的工程回扣，不惜浪費一千萬盧布的國有資產在城鎮“挖了大樹栽小樹”。一個大貪官的作用就相當於美國的一個機械化師；一群“體制貪官”的作用則比自由世界所有核武器威力的總和還要大出百倍。
蘇聯就在一大群台上豪言壯語台下公權私用的“體制貪官”夜以繼日的“挖墻腳工程”下土崩瓦解。最後的一塊磚落到了大貪官自己頭上。
威震全球的蘇聯霎時崩潰令美、英為首的自由世界深感意外。他們知道這不是自己的功勞；但也不知道是蘇聯貪官的功勞，因為他們自己的國度貪污腐敗只是極個別現象，因此不可能想象官場腐敗會產生那樣大的破壞力。
機會主義貪官無疑是前蘇聯崩潰的不可替代“功臣”！

“官場機會主義”在今天的中國一樣存在，雖然沒有達到後極權時代蘇聯那樣的嚴重程度；但一樣不能掉以輕心。本人就經常撞見穿著“皇帝新裝”大罵皇帝的局長縣長，他們無一例外腰纏萬貫。


（下）
在近代歐洲各國民主轉型過程中，法國付出的代價無疑是最慘重的。
因為法國爆發了悲劇性的平民大革命！
平民革命的代價是：法國幾乎全部既得利益階層，除了極少數逃亡出境者，包括皇帝、皇後和高官顯貴，都在革命的斷頭機下砍盡殺絕。
不能忘卻的更大悲劇是：推動平民大革命車輪並最終點燃大革命火線的不是別人，恰恰是路易十六和既得利益集團自己？
路易十六時代的法國有一個龐大的特權階層。這個階層以極少數人占有全國大部分財富，並且享受終生免稅的特權。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上流社會滋養了奢華、浪費、鬥富誇耀的末世風氣，“公務支出”占財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平民的稅負日益沈重。到了路易十六時期，法國喪失了很多稅源，但“公務支出”不減反增，國家財政捉襟見肘。特權階層肆意揮霍國家資財，平民在重稅壓榨下日益貧困，胸中堆積的不滿逐漸“質變”成強烈的特權仇恨。此時的法國就象一座冰雪覆蓋下的火山，從外面看上去很平靜，可內部已經燃燒起足以翻天覆地的仇恨烈火。
革命前的法國和巨變前的蘇聯社會結構很相似，但蘇聯特權階層有部分以葉利欽為代表擁有政治遠見、過人膽識和強烈民族責任心的“真精英”，在堤防快要崩潰的那一刻主動掘堤放水，使多數既得利益階層絕處逢生，不但走出了報覆、清算的惡夢，還保住了部分甚至大部分既得利益。後極權時代末期，“劣勝優汰、獎惡懲善”的人事體制百密一疏，使葉利欽式的“命世英雄”陰錯陽差地進入了決策層。這是蘇聯特權階層的最大幸運！也是國家民族的最大幸運！
路易十六時代的法國則沒有前蘇聯那樣的幸運。整個既得利益階層勢利短視，對迫在眉睫的危機視而不見。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繼續竭澤而漁，對廣大平民內心郁積的憤怒火焰添柴加油。極少數拉法葉特式的智慧人士預見到了傾覆自身的危機，可因不在決策層的緣故，他的聲音太微弱了。整個特權階層聽不見，或者偶爾聽見了不以為然。
路易十六本人也隱約感覺到他統治下的法國有點不對勁，意識到龐大的特權階層免稅才是法國財政的沈重負擔，也是帝國的動蕩之源。在財政總監的建議下，他試圖對搖搖欲墜的帝國大廈進行一些修修補補的有限改革，讓特權階層分擔相對於其巨額財富來說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的部分稅負，可立即造到整個階權階層的集體非議。
路易十六是一個意志薄弱的帝王，這種性格缺陷對無權無勢的一介草民也許算不了什麽；但對一個動蕩不安的帝國元首來說則是致命的。在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下，路易十六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的大政方針，把主張政治變革的杜爾果、內克、卡隆等幾任財政總監免職。把元首“架在爐火上烤”的特權集團則迫使路皇帝讓步繼續不交稅；繼續橫征暴斂弄權受賄恣情縱欲為所欲為。路易十六絲毫意識不到國家“穩定”的根基是平民大眾而不是極少數狹隘自私的特權階層。
路易十六眼中的平民大眾無錢無勢手無寸鐵，在他那用大炮和快槍武裝起來的龐大軍隊面前無能為力，就算反抗也不過是“一群飛向石頭的雞蛋”。他有限的智商不可能明白“一群飛向石頭的雞蛋”如果連續不斷，石頭也一樣會被撞碎。特權階層也一樣把平民的怒潮不當回事，認為自己的特權會福壽綿長澤及萬世。就算背運到了極點不小心誤點了火山，在大限來臨時還可腳底抹油逃往英國、奧地利。在此之前他們已把親人和多數靠非法手段聚斂的巨額財富轉移到了這兩個政治相對穩定的國家。
路易十六和特權階層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個看上去穩定平靜鐵板一塊的國家，竟然在自己召集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爆發山崩地裂平民大革命。因為事先沒有任何征兆，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皇帝家族和特權集團連逃亡國外的機會也沒有！
平民大革命一旦爆發，就會沿著自己的特定軌道向前飛奔。此時就算既得利益集團覺醒過來了，主動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也為時已晚。現在輪到底層社會的平民不答應了，他們一旦掌握了國家暴力，就不會從報覆、清算的狂熱里走出來，所有試圖妥協和解的嘗試都會被革命的狂暴車輪碾得粉碎。
革命者很快發明了果敢利索殺人機器--斷頭機。這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最大“反人類發明”。
路易十六、皇後和所有特權人物，包括少數平時沒有作惡的無辜者，都被革命平民絡繹不絕地押上斷頭台……
法國的特權階層被屠殺罄盡！
近代世界史上最大的平民革命就這樣在血腥的悲劇中落下帷幕。

令人不解的是：中國人從不為路易十六惋惜，相反卻為戈爾巴喬夫扼腕嘆息。別忘了戈爾巴喬夫現在不但是人上人；而且依舊是受國內外文明人尊重的世界名人！他的家族依舊風雲富貴。他的下屬也多數保住了富貴。

我們的政治智慧哪里去了？


二OO九年五月三十日



19.貪官也是舊體制的受害者

在今天的中國，貪污腐敗的主要責任者是落後過時的人事體制；而不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貪官。是落後的舊體制造就了絕對空前的貪官群體。好體制把鬼變成人！壞體制把人變成鬼！



權力腐敗是一種全球化的現象，但腐敗達到中國這般規模的國家則沒有幾個。
今天的中國腐敗已經達到這樣的地步：絕對不貪的官寥若晨星；真個清正廉明的官在官場沒有任何出路，就算能勉強保住眼前的官位，升遷的概率也幾乎等於零。
難道中國官員天性都品格低劣嗎？
非也！
當貪賄成為一種普遍性的官場現象時，貪賄的根源就不是個人品質，而是體制的原因。
中國現行人事體制是“單向負責制”和“潛規則制”，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且在不公開透明的情況下，當官升官只服從“潛規則”而不遵從法定程序。
在對上單向負責制下，一個人的“官運”全掌握在上司手里，你只要設法討好自己的上司就能官運亨通。討好自己的上司無非投其所好拍馬屁，絕不說半句“報憂不報喜”的“真話”。但光靠耍嘴皮不能解決問題，還得不時給上司孝敬實質性的“好處”，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行賄送禮”。一個人合法的工薪收入顯然不能承擔巨額賄賂。在今天這種腐敗規模下，你就是把工薪收入全孝敬上去也絕不會給上司留下深刻“印象”，於是你只能向下索賄受賄，利用公權把公共財產“洗”為己有。也許你的上司“愛才不愛錢”，但在樣的“另類”在官場絕對是鳳毛麟角，因為人性是“被動”的，不愛聽“好話”又不愛錢的“聖人”一樣寥若晨星。更何況你的“上司”上面也有自己的“上司”，他也得利用你的賄賂向上行賄，除非他不想在官場混下去。
於是當官升官的主要途徑就是“跑關系”。“跑關系”的主要手段是投其所好，行賄是普遍適用的方式。
於是貪污受賄就成為官場難以回避的必然趨勢。你為官一任不是為了造福一方，而是盡其所能巧取豪奪某方的社會財富以維護自己的“官運”……
如果你自命清高掛冠而去，也不可能像“不為五鬥米折腰”的陶淵明那樣贏得全社會的普遍尊敬。民眾已普遍浸染了“官本位”病毒和急功近利價值取向，丟官的人在他們眼中不是“清高”而是“沒本事”。
當你濫用職權把納稅人的錢“洗”為己有，出賣公職索賄受賄時，你不用擔心民眾的不滿，因為民眾升不了你的官也降不了你的官。就算你在轄地折騰得民怨沸騰豺狼當道，你的官位一樣不會受影響，大不了換個更好的地方當官去。
當你“跑關系”跑到一個“才不勝任”的官位時，你絲毫不用擔心民眾的質疑。中國官吏升降機制是“暗箱操作”，你真正當官升官的原因永遠潛伏在水下，對外的解釋則是冠冕堂皇，都是遵從法定磷選程序的。
當你公權私用為所欲為時，你不用擔心會受到懲罰報應。只要你“連續性”搞定自己的上司，你在轄地的權力是不受制約的，輿論監督的力量也相當有限，所有不利於你的聲音都不可能在報刊電台等大眾傳媒出現。
在“不貪難行”的官場運作機制下，貪官在貪污腐敗時根本不會有任何“負罪感”；有的只是抱撼沒有“創造”或最大限度利用貪腐機會。
所以多數落網的貪官不但不會懺悔或認罪，相反發自內心地“喊冤”。既使有部分痛哭流涕悔過者也不過是“認罪秀”，“對不起黨的培養”多是言不由衷祈求逃避制裁的假話，很少是源自心靈層面的，一旦網開一面讓其“東山再起”一樣會變本加厲地貪腐。
貪官為什麽會“感冤”呢？
難道他們的貪賄不是事實嗎？
非也！
落網貪官的貪賄事實不但不容置辯；而且公布出來的數據遠遠小於實際貪賄的數據。
貪官喊冤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貪賄在今天的官場是大勢所趨。不貪賄辦不成事升不成官。部分貪官在初擔任公職時本無意貪賄，後來發現不貪賄就根本在官場混不下去，最起碼沒機會升遷，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改變初衷，食髓知味後習慣成自然，由被動變為主動。
二、貪賄在今天的官場是普遍性的現象。問題和他相似甚至比他嚴重者大有人在，可人家依舊在做官，幹嘛只向他一人開刀？法律講求公平公正，大貪官審判小貪官公平嗎？
三、部分貪官倒台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他的貪污腐敗，而是官場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因為失勢才被追究貪賄罪行。
…………
在今天的中國，貪污腐敗的主要責任者是落後過時的人事體制；而不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貪官。
是落後的舊體制造就了絕對空前的貪官群體。
好體制把鬼變成人！
壞體制把人變成鬼！
美國的清官到了中國一樣會成為貪官；中國的貪官到了美國要想在官場混下去也只能成為清官。
“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人事體制只能造就貪官，絕對造就不了民族英雄。
東西方政務官的天性並沒有多大差別，中國官員並非是天性邪惡之徒。中貪西廉的根本原因是體制使然。
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公職腐敗的問題，只能從變革體制著手，“殺一儆百”無濟於事。別說殺幾個貪官不能解決問題，就是殺掉百分之九十九的貪官也一樣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大刀闊斧變革制造貪官的舊體制，從根子上鏟除貪污腐敗的土壤，才能成功遏制甚至消滅貪污。


二OO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20.決定中國未來政治走向的三大社會力量

中國社會的主宰者--特權集團；中國社會的啟蒙者--自由派知識分子；中國社會的思想毒瘤--毛左憤青。今天的中國社會，特權集團掌控著公權和社會財富；毛左憤青操控底層社會的民意；自由派知識分子則把握著中華民族長治久安文明進步的鑰匙。


今天的中國社會，有三大社會力量將決定未來中國的政治走向。他們是：
特權集團、自由派知識分子和毛左憤青。

一、中國社會的主宰者--特權集團
特權集團數量很少，但他們掌控著各地方各部門的政治經濟大權和絕大部分國家資源。他們以1%的極少數掌控著80%以上的社會財富（一說0.4占有70%的社會財富）。其中的800名頂級富豪就占有20%的社會財富。
相比之下，占總人口99.9%的平民百姓只擁有20%的社會財富。
讓人不能接受的是：特權集團擁有的巨額財富只有極少一部分是通過勤勞智慧所得；絕大部分財富則是通過“公權私用”的非法手段聚斂的。
特權集團掌握的巨額財富與他們對國家社會的貢獻不成比例。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比例最能說明問題，占有80%以上巨額財富的特權階層邀納的個人所得稅不到5%；美國富豪的比例是1%，占有的社會財富比例不到30%，可他們承擔了30%以上的個人所得稅。中國的工薪階層繳納的個稅比例高達50%；美國的同一數據則不到5%。
改革開放的後十年，中國的貪污腐敗成燎原之勢，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絕大部分為特權階層通過非法手段攫取。廣大平民尤其是城市市民則在住房、教育、醫療等“新三座大山”的壓迫下日益陷入實質上的貧困。特權階層和平民百姓的矛盾日益加深，並以令人擔憂的速度走向尖銳化的對立。
特權集團除了掌控著無可匹敵的公權和財富外，還掌控著無可匹敵的“話語權”。幾乎所有的影視電台和報刊雜志等大眾傳媒工具都為他們服務的。
特權集團的主體輿論導向是“穩定”和“發展”；同時為了轉移國內視線不時對某法治國家提出“嚴正抗議”。不過這些抗議多是口不應心的，都是說給國內沒有獨立思維能力的群體聽的。中國是一個不愛思考的民族，沒有獨立思維能力的群體占國民的絕大多數，所以這些“嚴正抗議”有時能引發全國性的排外浪潮。當被煽動起來的“人民群眾”鬧得有點過火，威脅到特權集團的實際利益時，“點火”者又不得不站出來“滅火”，因為他們的自身利益與“嚴正抗議”的某法治國家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因為擁有更多“知情權”的緣故，特權集團對自己的“地位”並沒有媒體宣傳出來的那種“信心”。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擁有較強的“個人危機意識”，既擔心“動亂”和“突發事件”；又擔心貪腐罪行“東窗事發”被集團同類當作“替罪羊”。在這種“危機心態”主使下，很多人利用職權把財產和子女家屬轉移到他們曾“嚴正聲討”的那些法治國家。“壞人心中也有桿稱”，盡管他們口頭上“嚴正聲討抗議”某國，但內心知道這些法治國家比自己的國家理性健康得多。盡管他們在媒體上大力聲援北朝鮮、緬甸、古巴等專制獨裁國的“獨立自主”和“內政不容幹涉”，但內心知道它們都是些忘恩負義過河拆橋的“無賴混混”、“白眼狼”和“王八蛋”，殺死也不會把財產親屬轉移到這樣的國家。不但不會移親到緬甸、北朝鮮，甚至連謀求結為“國際統一戰線”但民主法治成果還不穩固的俄羅斯也不會去。特權集團首選的移親國家第一是美國，第二是加拿大，第三是澳大利亞，都是成熟的民主法治國家。
上述例子說明一個人的內心價值取向是由他的“行動”決定的，“對外言論”多數言不由衷。所以一個成熟的公民要少聽上面“怎麽說”多看上面“怎麽做”。
所以別看今天中國的媒體輿論走向是“親俄反美”，但中國絕不會回到毛中國時的外交政策對俄“一邊倒”，因為中國外交政策是由特權集團決定的，而特權集團的財產和親屬多數在美國不在俄羅斯。單從個人利益來說，特權集團也不會冒著資產被凍結子女受歧視的風險和美國決裂。如果站在國家民族利益的高度，“走向美國”更有利於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親俄則是“與狼共舞”。美國沒有侵占中國一寸領土而俄羅斯則侵占了中國160多萬平方公里領土並直接策動了157萬平方公里的外蒙古脫離中國。
特權集團雖然利用手中的職權幹了很多傷害國家民族的事情，但他們並非象毛左憤青斷言的那樣都是天性邪惡之輩。任何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覆合體，修其善則為善，修其惡則為惡。是“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專制體制限制了他們發揮靈魂深層的“天使”力量。我在《貪官也是舊體制的受害者》一文中較為詳盡地闡述了“人在官場、身不由己”的貪官悲劇。
特權集團不但不是天性邪惡之輩，相反在集團內部還存在部分有遠見卓識和較強民族責任心的開明人士。他們是未來中國的希望。中國的社會轉型離不開這部分人士的配合與努力，或者離不開他們的“領導”。

二、中國社會的啟蒙者--自由派知識分子
決定未來中國政治走向的第二大力量是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們是政府和特權集團的主要批評者，是民主法治精神的主要傳播者，是開發民智的啟蒙思想者，是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燈塔。這部分人的數量和特權集團一樣少。如果說特權集團擁有過人的權力財富；那麽這部分人則擁有過人的才能見識，擁有不受官媒影響的獨立思維能力，對中國存在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辦法有較為清醒的認識。他們中的多數屬中產階級，擁有較為體面的工作和一份穩定的收入，生計和尊嚴不成問題。他們之所以擔當很大的風險充當批評政府的角色，主要是靈魂深層的愛國情懷和民族責任心使然，對推進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熱情遠遠大於個人富貴享受的熱情。所以自由派知識分子是最真摯的愛國者；也是最有責任心的民族主義者；盡管他們經常被毛左憤青污為漢奸賣國賊。
自由派人士的觀點文章很難被電台報刊等大眾傳媒公開發表。他們只能借網絡這塊平台來表達自己的憂國憂民情懷。近五年時間，自由派知識分子在網絡的言論自由度受到越來越嚴格的限制。他們在論壇發文越來越困難，連天涯、凱迪等一度相對開明自由的論壇也對他們的文章設下了“五關六將”。一篇內容很普通的文章都可能因含有“敏感詞匯”無法響應“發送”請求……
自由派人士對“權力”沒有多少欲望。他們批評政府和專制文化不過是充當“體制森林”的啄木鳥角色，實質上是執政府“勇於說真話”的參謀和智囊，絲毫也沒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自由派人士反對流血的暴力革命，主張在中國推行民主法治式的政治變革，但他們的改革設計是循序漸進式的，不主張在中國一下子實行“全民直選”；而是從“基層政務官直選”、說真話政府、新聞自由、司法獨立逐一實踐。他們深知在沒有作好必要準備的情況下做過於猛烈的急剎車，沒有經受任何民主歷練的普通國民缺少必要的政治眼光，“報覆嫉恨”的情緒主宰政治情感，很可能上演巴勒斯坦選出“哈馬斯”的悲劇。本人在近年有幸被劃為自由派寫手，拙作《中國的民主之路》就表明了漸進式政治變革的主張。
自由派人士對特權集團並沒有毛左憤青那種“深仇大恨”心理。他們撰文抨擊特權不過是基於“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良苦用心，沒有取而代之的野心驅動。他們的主張雖然不利於特權集團的“急功近利”，但有利於特權集團的長遠利益。他們不但不主張對特權集團實行毛左式的“流血清算”，相反還希望特權集團中的精英人士能給中國的民主變革提供領導。
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最大“軟肋”是缺少群眾基礎。他們是一群“理想主義”者，以喚醒國民、啟蒙民智為己任，對浸染“實用主義”、“功利文化”和“官本位病毒”的普通國民沒有多少號召力。他們的文章以“說理”為主，而講明一個道理往往需要很長的的篇幅。今天的中國人有“不愛閱讀”的毛病，沒耐心看完他們不具煽惑性的長篇大論文字。所以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文章讀者並不多。如果今天的中國突然實行全民普選，自由派人士遠遠不是毛左憤青的對手。
自由派知識分子數量少且沒有多少權欲，對“政權”構不成實質性的威脅，是最遠離“功利”的一大社會力量。
自由派知識分子以黎明、楊恒均、韓寒為代表，體現了老中青式的“接力棒組合”。從唯心的角度來看，自由派知識分子後繼有人，是一個有希望有生命力的團體。

三、中國社會的思想毒瘤--毛左憤青
改革開放的最後十年，中國步入了墮落的時代。燎原烈火樣蔓延的權力腐敗消耗了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繁榮發展的背後潛藏的社會風險呈幾何級數增長。
貪污腐敗的加速蔓延催生了一個毛左集團--未來中國的最大風險種子。這個集團的主體是奴化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失意青年和城市無產者，一個有很強失落感的群體。
毛左集團的社會情感特征是強烈憎惡貪污腐敗，對特權和赤裸裸的社會不公正義憤填膺；同時仇視整個上流社會。毛左集團基於知識和閱歷的缺陷，不可能了解社會不公正的真實根源是落後過時的專制體制；消除社會不公正的不可替代良方是民主和法治。因此毛左們一方面大罵特權和腐敗；一方面又不自主地跟著特權集團的輿論導向把攻擊矛頭對準與他們的切身利益沒有任何利害關系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和西方法治國家等“假想敵”身上，不自覺地成為特權集團在輿論界的“沖鋒隊員”。
毛左分子既渴望烏托邦式的社會平等；又渴望自己能躋身為特權階層的一員。基於這種“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矛盾心態，他們對特權集團既恨又怕。一方面極為仇恨貪官權貴，恨不能把特權階層砍盡殺絕；另一方面又深怕得罪能主宰他們命運的體制內人物，力求在輿論導向上和官媒保持一致，希望自己的吹鼓手角色能引起上層的注意。
毛左分子雖然遊離於體制大門之外，但身上卻感染了專制體制的所有病菌，在制造謊言、耍陰謀搞小動作和不擇手段方面一點也不亞於體制內的腐敗分子。因此他們身上集專制體制劣根性之大成，並且因其行為極端不顧後果比腐敗分子更具破壞性和危險性。
毛左分子熱衷於制造謊言和造謠惑眾，尤其是在美化他們的精神領袖毛太陽和醜化西方法治國家時謊話連篇，無視最基本的歷史國際常識。在造遙惑眾方而則遠遠不是“無中生有”一字能夠概括的。近來毛左骨幹在網絡扯起了迷天大謊，說什麽右派陰謀對左派實施大屠殺？縱觀左右兩派的網絡言論，多數情況下都是毛左分子鼓吹暴力喊打喊殺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則旗幟鮮明地反對血腥暴力。從某些毛左分子的不擇手段來看，我總算領略到了什麽叫“賊喊捉賊”。
毛左分子的行為特征是盲目排外；打著“愛國”和“民族主義”旗幟，幹著傷害國家民族的“紅衛兵”式暴行。他們的骨子深層欺軟怕硬，在“愛國”表演上總是選擇最安全的方向，對沒有反抗力的假想對手慷慨激昂。
絕大部分高呼愛國的毛左憤青，實際上只是跟在愛國旗幟後面瞎起哄。他們組成偌大的群體，攀附主流媒體的輿論導向，對與主流媒體不一致的聲音亂扣帽子亂打棍子，讓自身的卑劣本性有機會釋放。至於對祖國的種種不足或惡劣之處，他們是不敢言或不知如何言說，因為祖國有第一流強大的國家機器等著他。所以憤青式愛國是欺軟怕硬的，是披著硬盔甲的軟骨頭。歷史的經驗一千次證明，凡是欺軟怕硬者都不可能成為堅定的愛國人士！
一位網民這樣評價毛左憤青的“愛國”。
“我們絕對知道在什麽時候可以拍案而起做出義正詞嚴狀，也絕對知道什麽時候必須對自己清楚萬分的問題保持沈默、三緘其口。我們還有一個更可怕的表現。這就是柿子專揀軟的捏：即在一個最安全的方向上做出好似怒不可遏、仗義執言實際精打細算、八面玲瓏的完美演出。我們也知道什麽時候說什麽話可以上達天庭得到首肯，什麽話會觸犯眾怒。就我自己而言，這種算計已經高度技巧、出神入化；這種掌握已經進入潛意識層面。”
所以毛左憤青的愛國在本質上是表演給他們切齒痛恨夢想取而代之的特權集團看的，希望他們的行為能得到特權人物的青睞，把他們的精彩表演者納入特權陣營……

毛左分子多是一些沒有獨立思維能力，對中國的真實歷史一無所知的洗腦者。他們把已故的毛太陽奉為他們的精神領袖，因為毛領袖在文革期間把特權階層的絕大多數劃為牛鬼蛇神打倒在地，任紅衛兵憤青批鬥淩辱。他們不可能知道今天的中國之所以出現難以容忍的腐敗和不公正，恰恰是毛太陽當初締造的那套專制體制結成的惡果。他們夢想中國出現一位新的毛式獨裁者，領導他們向特權集團反攻倒算並最終取而代之；同時把整個上流社會踩在腳下。毛左憤青要麽是不了解真實毛領袖的小青年，他們心目中的毛領袖不過是影視劇中唐國強扮演的那位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大英雄，與真實的毛領袖相去甚遠；要麽是風光不再的文革既得利益者。
毛左憤青雖然沒有掌握電台報刊等大眾傳媒工具，但在網絡上卻能自由興風作浪。他們的文章盡管文理不通，有的甚至就是幾句罵人的臟話；但因揭露了社會的部分不公正現象和充斥著似是而非的偽命題，極容易混淆視聽，對不愛閱讀不肯思考又有潛在暴力傾向的普通國民來說有很大的煽惑性。隨著社會不滿情緒的日益高漲，毛左憤青的輿論影響力也水漲船高。
毛左分子多數沒有撰文才能，因此熱衷於在網上灌水罵人。灌水是不需要水平的，只要會扣帽子打棍子會罵臟話就成。毛左分子在文章後面寫回覆與自由派知識分子不同，自由派知識分子多數亮明身份；毛左分子則匿名躲在背後罵人。從這點可看出毛左分子的陰暗虛弱心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行為則要光明磊落得多。
和自由派人士不同，毛左分子對權力有很強的欲望。他們骨子深層的帝王思想和專制情結決定了他們是一台追逐權力的冷酷無情機器。他們對特權集團懷有不可化解的“深仇大恨”，但他們仇恨的是“特權人士”，而不是“特權”本身。如果讓他們得勢，一樣會大搞“特權”，對“特權”的愛好一點也不亞於今天的特權集團。同樣是抨擊“特權”，但目的有天壤之別：自由派人士是為了在中國取消“特權”；毛左憤青則是夢想取而代之。

四、走向未來之路
今天的中國社會，特權集團掌控著公權和社會財富；毛左憤青操控底層社會的民意；自由派知識分子則把握著中華民族長治久安文明進步的鑰匙。

毛左分子基於無知和勢利的雙重因素，把攻擊的矛頭不是對準“社會不公正”的始作甬者特權集團，而是首先對準了同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自由派知識分子起初本無意和毛左憤青分庭抗禮，但在毛左分子不分青紅皂白的瘋狂嘶咬下被迫應戰還擊。於是最不應該搞對抗的兩大集團相互嘶咬得不可開交；特權集團則樂得隔山觀虎鬥。
毛左分子和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主要爭執體現的在對外策略上。自由派知識分子多數親美防俄，對北朝鮮、緬甸、古巴等無賴小混混厭惡反感。毛左分子則一律反美親俄，把金家王朝、緬甸軍政府和卡斯特羅當作一條戰壕里的階級兄弟，甚至無視最基本的國家安全常識鼓勵金胖子擁有核武器？對於左右兩派在外交爭執上的是非，特權集團心知肚明。他們深知毛左分子鼓吹的“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是不存在的，英、美等法治國家對中國並沒有什麽狼子野心，否則他們也不會把美國當成財產親屬的首選避難所。他們之所以在大眾傳媒上經常對美英兩國“嚴正抗議”，主要原因是對方的民主法治體制成功地“把政府送進了籠子”，成功的遏制了貪污腐敗，消滅了特權。他們害怕中國人了解這一科學的政治體制並起而效之，威脅到他們的特權地位。基於這一自私的動機，特權集團常常利用毛左憤青的排外狂熱來詆毀英美，把子虛烏有的“美國威脅”植入普通民眾的潛意識深層，從而不能理性認識美國法治體制的科學性與合理性。

特權集團為了長期把持自己的特權利益，巴不得左右兩派鬥得越火越好。他們在左右兩派之間玩平衡術，並且把天平不明智地向左邊傾斜。自由派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文章動則因“敏感詞匯”在網絡“被拒”或“被刪”，甚至封殺博客。毛左分子公開否定改革開放，公開叫囂“反鄧”和為“四人幫”鳴冤叫屈的文章居然能通過審查？這真是咄咄怪事？
對於特權集團來說，自由派知識分子不過是體制森林里的啄木鳥；毛左憤青則是吞噬毀滅一切的蝗蟲。如果自由派知識分子得勢，特權集團付出的代價只不過是不能繼續享受特權，多數的生命尊嚴則有保障，很多人還能保住部分甚至全部既得利益。前蘇聯的特權集團在自由俄羅斯的命運就是最好的例證。如果毛左分子一朝得勢，絕大多數特權人物則會被趕盡殺絕，親屬也會受到殘酷的清洗。就算不是站在國家民族利益的高度，單從特權集團自身的狹隘利益來說，特權集團也應該和自由派知識分子結盟，把毛左憤青掃入歷史的垃圾堆。
這里有必要拿法國大革命的兩大政治力量來對比：自由派知識分子相當於立憲派。立憲派得勢不過是限制王權增長民權取消民眾痛恨的特權；但皇帝路易十六照樣是行政首腦，特權集團的人身尊嚴和既得利益受到了尊重。毛左憤青則相當於雅各賓黨人。雅各賓黨一朝得勢，皇帝路易十六即刻被押上斷頭台；所有的特權集團都在斷頭機下身首異處。親人被無情屠殺，財產被沒收充公。
道理雖然明擺著，但在“獎惡懲善、劣勝優汰”專制體制的長期作用下，躋身於特權階層的權力人物並不都擁有那樣的智商和眼光。如果某位勢利短視的頑固分子得勢，極有可能雇傭蝗蟲來對付體制森林里的啄木鳥。

中國社會轉型的理想之路是：特權集團中的精英人物和自由派知識分子結合，由特權精英中的“命世英雄”提供領導，在中國推行“明治維新”式的民主法治變革。
這條轉型之路其實就是百年前的“光緒皇帝”之路，如果成功將是中華民族的千年福祉。中國將自此踏上長治久安文明進步的階梯，為改朝換代進行的周期性暴力革命將一去不返，中國人將走出周期性“自毀文明”的怪圈，文明成果將長久積累下去並完成量變到質變的飛躍。二十一世紀將真個成為“中國世紀”。
俄羅斯的轉型模式已經證明了民主變革是特權集團和平民百姓的“雙嬴”之路，特權集團不但逃脫了“清算報覆”的“循環報應”噩夢，還保住了大部分既得利益。平民百姓也普遍走出了“饑餓”和“瘋狂”，公平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成長為幸福感和尊嚴感遠超中國的“現代公民”。
中國社會轉型的最壞之路是：特權集團中的極端腐敗頑固分子為了維護自己的“急功近利”，不惜和極具破壞性且不留後路的毛左憤青結盟，向忠言逆耳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大開殺戒，建立高度集權式的獨裁政府。
這條轉型之路實質上是慈禧太後的“義和團之路”和毛太陽的“文革之路”，結果是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的災難。
獨裁之路的受害者不但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對特權集團也是滅頂之災。這條路如果失敗，特權集團就會象滿清權貴一樣受到殘酷無清的報覆清算，不但喪失所有的既得利益，多數還會搭上自己的性命。如果象毛一樣取得暫時的成功，毛左憤青的屠殺機器一旦開動，就不會自動停下。他們的“偶像領袖”為了贏得毛憤的支持，同時也為了把權力集中到自己一人身上，就會象毛一樣把絕大多數特權家族定為“牛鬼蛇神”批倒批臭，然後送上監獄刑場。
毛左是一群只會破壞沒有建設才能的群氓，任何統治者都不可能長期容忍他們，等利用價值一完後就會把他們“一鍋燴”。慈禧把義和團趕盡殺絕；毛領袖把幫其奪權的所有“紅衛兵”送往荒僻落後的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希特勒則幹脆把自己的打手“沖鋒隊員”集中起來用機槍掃射……
所以“慈禧太後之路”沒有勝利者，自由派知識分子、特權集團和毛左憤青都先後成為打擊對象，是一條“雙輸”之路。最後的勝利者是那位集野心、陰謀於一身的“毛式獨裁者”。天道從來不可欺，獨裁者的最終結局將是難以逃避的“天譴”？

最令人痛心的是：屠殺自由派知識分子等於是屠殺“民族智慧”，屠殺“民族責任心”，屠殺真正的“愛國情懷”。“真話”和“智慧”一旦滅絕，大饑荒和文革那樣的全社會災難就會卷土重來，普通民眾就會在“饑餓”和“瘋狂”兩點間搖擺，中華民族將會墮落成為一個白癡般的民族，最終錯過了“現代化末班車”退化為“印第安人”，並永遠錯過了東山再起的機會。

天佑中華！

二００九年七月四日


21.接受普世價值就意味著動亂流血嗎？

專制國家的民主轉型不一定都發生動亂和流血；專制國家在和平時期一樣避免不了動亂和流血，且動亂常演變為大屠殺，制造巨大的生命災難；民主轉型造成的騷亂是局部、短期和暫時的，要不了多久就轉入長治久安。


今天的中國，有一股妖魔化“普世價值”的“毛左陰風”。
在毛左嘴里（不一定是心里），普世價值是和大動亂大屠殺連在一起的。如果某專制國家接受了“普世價值”，舉行民主選舉之類的西方玩藝，就注定會發生社會大動亂和大的流血事件。
毛左的論調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在不愛思考的國民中有很大的煽惑力。
因為在某些民主轉型國家確然發生了騷亂甚至流血：
台灣在國民黨獨裁時期表面看上去鐵板一塊，可一旦實現民主政治，城市廣場街道上就經常出現非政府組織性的大規模遊行抗議活動；民主投票選舉出來的議員甚至在立法院拳腳相向。
俄羅斯在民主轉型期雖然沒有出現大的社會騷亂，但車臣卻跳出來和國家政權武裝對抗，獨立陰謀失敗後又制造了別斯蘭人質慘案。
伊拉克被強制性輸入“普世價值”後，國家就在恐怖分子制造的爆炸聲浪中艱難地走出陣痛。
烏克蘭總統選舉居然出現了投票舞弊現象，幾十萬選民在首都街頭靜坐示威。四年後同樣的事件又發生的伊朗，不但投票舞弊選民聚會遊行抗議如故，還發生了暴力流血事件，導致近二十人死亡。
泰國的民主訴求最終走向騷亂和流血，人民民主聯盟和政府警察發生暴力沖突，造成至少幾十人死亡。
…………
除此之外，毛左還振振有詞的聲稱：美國在全球推行“普世價值”是“自己搬磚砸自己的腳”，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中東伊斯蘭國家。埃及、敘利亞等民選政府多堅定反美；沙特、科威特等皇權國家則是美國難以動搖的盟友；巴勒斯坦甚至選出了恐怖政府哈馬斯？
毛左列舉上述事例的意圖是不言自明的：無論是“普世價值”的接受國還是輸出國，自身的利益都會受到損害。所以專制國家最好不要接受普世價值；民主國家也不要輸出普世價值，否則對雙方都沒有好處。
問題的核心是：上述事例有必然性和代表性嗎？
沒有！！！
其一：專制國家的民主轉型不一定都發生動亂和流血。二戰以來世界上有幾十個專制國家實現了民主轉型，出現騷亂和流血的國家就只有那麽幾個。前蘇聯集團的十多個民主轉型國家，只有烏克蘭出現了暫時的騷亂。俄羅斯的車臣問題是極權專制時代種下的苦果，就算沒有民主轉型遲早也會發生流血慘劇，並且結果更殘酷更慘烈。前蘇聯一樣發生過民族反叛和平反屠殺，車臣問題就是斯大林時期播下的民族仇恨種子。
其二：專制國家在和平時期一樣避免不了動亂和流血，且動亂常演變為大屠殺，制造巨大的生命災難。前蘇聯在農業集體化時期就發生過土地所有者的反叛，斯大林政府出動軍隊鎮壓，屠殺了五百多萬無辜平民。至於民族反叛和屠殺事件則不勝枚舉，斯大林時期在車臣的大屠殺遠遠大於車臣戰爭造成的生命災難。毛時代的中國文革動亂前後持續了十年之久，國家幾乎每天都在動蕩流血。南美各國獨立後，除巴西外都實行軍事獨裁，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政治局面幾乎就是動蕩、腐敗、屠殺的宿影。阿根庭軍事獨裁政府屠殺了首都近六分之一的人口。就算沒有反叛者，專制統治集團也會制造假想的敵人實施有組織性的合法大屠殺。斯大林肅反消滅了前蘇聯的整個精英階層。紅色高棉在柬埔寨執政時間只有短短三年時間，卻消滅了這個國家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知識分子則被屠殺罄盡。薩達姆則定期對自己的國民實施大屠殺，前後共屠殺了三十多萬人，別忘了伊拉克只有區區兩千萬人……
除了大屠殺外，專制暴政常造成大量國民非正常死亡。毛時代的中國大饑荒活活餓死了幾千萬人；北朝鮮在人類普享現代文明物質成果的今天，有近十分之一的人口在饑餓中死於非命。
和專制暴政造成的巨大生命災難相比，民主騷亂事件造成的意外死亡根本不值一提。
其三：民主轉型造成的騷亂是局部、短期和暫時的，要不了多久就轉入長治久安。台灣立法院打架只持續了幾年就停止了，烏克蘭選舉騷亂也沒持續多久。俄羅斯民主轉型期除車臣地區外，基本沒發生什麽生命災難。其實有秩序的遊行、靜坐、抗議是民主國家的常見現象，是民眾通過和平手段表達政治訴求的一種方式，只要沒摻雜暴力沖突就不屬騷亂範疇。從這種意義上看，台灣的民主轉型就基本沒發生什麽動亂。美國也經常發生街頭遊行事件，甚至發生局部的暴力騷亂，洛杉磯黑人騷亂就死亡了幾十人，可誰說這個國家因此動亂了？相比之下，專制國家的動亂則是長期和周期性的，一段時期的“穩定”往往是又一次大動亂的前奏，政府只有通過周期性的屠殺和恐怖政策才能維持表面上的“穩定”。
其四、專制國家不可避免會出現因權力交接造成的社會轉型，民主轉型可能會出現動亂和流血，卻是生命代價最小的轉型方式。民主轉型一旦成功，權力交接造成的生命災難就會成為歷史。如果拒絕民主轉型，暴力革命轉型就不可避免。和某些國家民主轉型死亡幾十幾百人相比，暴力革命造成的生命災難則是幾百幾千倍。皇權中國周期性改朝換代戰爭就是最生動的例證，換代之戰死亡人數多在國民總數的一半以上，有幾次內戰近乎人口滅絕式大屠殺。三國時期中國有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死於非命，從五千萬人下降到五百萬人。這個世界沒有永遠的執政集團，統治者企圖永操國家權柄就和秦始皇幻想自己的家族千世萬世而為君一樣不切實際。既然權力交接社會轉型不可避免，主動實施民主轉型比被動接受暴力革命結果不可同日而語。
…………
在中東出現的反常現象，主要是宗教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民主政治和普世價值的過錯。在地球上更為遼闊的領域，接受普世價值的民選政府無疑更靠近民主陣營，前蘇聯衛星國就是最好的例證。民主國家輸出普世價值是“自己搬磚砸自己腳”的論調顯然是以點代面。

可毛左分子無視最顯而易見的事實，象他們的先輩一樣危言聳聽妖魔化“普世價值”。三十年前毛左的先輩就曾在中國刮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把明智務實的鄧陣營劃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並在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電台媒體聲嘶力竭地叫嚷如下論調：
“如果讓走資派的陰謀得逞，幾千萬人頭就要落地……”
幾年後鄧政府在中國實行引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改革開放，按毛左先輩的邏輯就是“陰謀得逞”了，可中國幾千萬人頭落地了嗎？

“普世價值”就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

我想問毛左幾個問題：
有哪個民主法治國家發生過毛中國和金朝鮮那樣的大饑荒沒有？
有哪個民主法治國家在和平時期發生過蘇聯大清洗、紅色高棉大屠殺、薩達姆大屠殺、阿根庭大屠殺和文革大迫害沒有？
前蘇聯和美國是冷戰世界的黑白老大哥，哪一個國家更腐敗？
冷戰時期，走近英美的國家都富強進步；走近蘇聯的國家都貧困落後，這是為什麽？
東德和北朝鮮選擇極權政體；西德和南朝鮮接受“普世價值”，哪一方更為富強文明？
如果香港在回歸前一直和國家保持高度一致拒絕普世價值，今天的香港會是什麽樣子？
輸入普世價值的伊拉克雖然經常發生爆炸和死亡，可和薩達姆政府的三十萬大屠殺比起來哪一方死人更多？
…………
這些問題是不言自明的，除非他是白癡或別有用心。

毛左分子把蘇聯陣營的民主化歸因於西方的“和平演變”和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的攪局，同樣是一個荒誕可笑的邏輯。和平演變是相互的，當初紅色極權陣營的公開口號就是“把紅旗插遍全世界”和“一定要解放美國人民”。為什麽紅色陣營在英、美的和平演變沒有成功？蘇聯陣營的民主化真個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造成的嗎？假設美國白宮一樣出現斯大林、卡斯特羅，美國會走向極權專制嗎？不會！就算出現一百個斯大林和一百個卡斯特羅也不會。
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不但不是蘇聯陣營崩潰的始作甬者，相反還給國家民族和極權統治集團自身帶來福祉。沒有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民主推動作用，蘇聯各民族將面臨毀滅性的暴力革命，等待特權集團的命運將是血腥的清算。
毛左分子不但把蘇聯陣營的崩潰歸罪於西方陰謀，連專制國家發生的抗暴民變和突發事件也歸罪於西方陰謀。按照毛左的邏輯，民主轉型國家的動亂流血是西方民主陣營的過錯；專制國家的動亂流血也是西方民主陣營的陰謀。總之這個星球上所有的動亂流血都是民主國家的陰謀，都是普世價值造成的。

毛左邏輯讓我想起了半個世紀前的“信陽事件”。大饑荒時期，當信陽地區餓死百萬人的消息傳到中央後，毛太陽把信陽大饑荒歸罪於“國民黨特務和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的階級報覆和反攻倒算”？
有其師必有其徒，今天的毛左分子把祖師爺的“大饑荒理論”發揚光大了。
綜上所述：接受普世價值就意味著動亂流血是毛左分子最別有用心的謊言。


二００九年七月十日


22.“真話”是中國進步的第一要件

對於中國這個“謊言成習”的民族來說，真正的革命就是贏得“說真話的權力”。因為中華文明的沒落是從“說謊話”開始的，要想文明進步也只有從“說真話”開始。


中國改革開放的主要成果是經濟出現了暫時的繁榮景象。
中國經濟發展了，但中華文明並沒有取得多少實質性進步。
不但沒有進步，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相比，中華文明在近十年還在大踏步倒退。
經濟狀況與文明進退在很多國家不是同步的。希特勒前期的德國和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在短期內創造了舉世震驚的經濟奇跡，可文明卻在原來的基礎上後退了一大步。
一個國家的真正實力主要取決於文明水準，而不是當時的經濟高度，沒有文明進步的經濟發展是拔苗助長，是在沙堆上建造摩天大樓，潛藏著極大的社會風險。納粹德國的快速崩潰的前蘇聯的解體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例證。
從文明層面上來看，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十年是進取的時代。
第二個十年是迷惘的時代。
第三個十年是墮落的時代。
可第三個十年是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時代。
中國改革開放後十年的綜合國情是：經濟擴張化，體制封閉化，文化沙漠化，公權山寨化，人性本能化，文明叢林化……
一個國家的文明水準主要取決於政治體制和文化內涵。馬克思“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資本學說已被絕大多數信奉馬主義的現代極權國家實踐證明是偽科學。

所以中國下一步的總體戰略不是“全民奔小康”和“中等發達國家”，而是重組被錢權腐蝕的社會價值取向，拯救瀕於幹涸的文化土壤，培植公民社會，用民主法治理念整合日益山寨化的公權，努力提升自己的文明水準……

提升文明水準的第一步是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步是“說真話政府”。

中華文明在近代倒退落後的根本原因不是“閉關鎖國”，而是“謊言政治”。因為謊言盛行，對外族的優勢視而不見，沈溺於“國內形勢大好”的謊言意淫，才會“閉關鎖國”，拒絕學習借鑒外族文明先進經驗，放著已被先進國家實踐證明科學進步的現成文明成果不用偏要花費巨大社會成本“摸石頭過河”。

一個理性穩定政府的主要職能是及時發現問題並努力解決問題，把風險消滅的萌芽狀態，防止問題積重難返“質變”為無法承受的社會災難。要想及時發現問題就需要公民勇於“說真話”提出問題，政府擁有虛懷若谷傾聽“真話”的胸懷智慧。美國為什麽沒有出現暴力革命和社會失控？一看這個國家的“公文”和媒體就能找到答案。這個國家的公文和媒體沒有一句“總結成績”的“空話套話”，全是一針見血地提出存在或可能出現的“問題”？結果美國在百年歷史中沒有“總結成績”而成績輩出，從不入流的“邊緣國”躍升為這個星球上的經濟文化中心。
美國政府一再告誡他的國民：如果你知道你的國家正在犯錯誤而不及時指出來，你就是對國家的犯罪！

我們再回頭看看慈禧太後王朝的歌功頌德阿諛奉迎奏章（公文），就會明白這個王朝為什麽逃避不了“血腥清算”的悲劇輪回，中國為什麽會在長達半個世紀的血腥戰亂中不斷“暴力革命”了。
都是“謊言”惹的禍！
當政府沈溺於“總結成績”，視“真話”為“逆耳危言”；公民寧可說“臟話”也不敢講“真話”，文化人寧肯圍著“性幻想”轉圈也不肯觸及“敏感問題”時，國家就離下一次大災難不遠了。
中國在整個近現代時期，從慈禧滿清到民國到毛中國，一直都沒有走出謊言政治的困局，結果付出了無法挽回的慘重代價。滿清被“革命”掉；民國逃亡台灣小島；毛中國則在文革中撕裂……
當謊言成為體制鏈條的一個不可或缺要件時，教育體制也會墮落成“謊言教育”，國民從搖籃到墳墓都會受到謊言的強制性毒害，國民總體素質會因此大幅下滑。在“謊言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國民，多數不是奴才就是暴民，朝野廣為流行的要麽“口號”要麽“空話套話”， 真正對國家社會有益的“現代公民”屈指可數。
改革開放只是部分突破了舊體制內的經濟枷鎖，但一樣沒有走出“謊言政治”的怪圈，政府對“總結成績”的熱情遠遠大於“發現問題”的熱情。改革開放設計師的最大失策就是沒有及時告別“謊言教育”，沒有澄清歷史真相，沒有揭開毛太陽的真實面目，聽任毛中國時編造的“偽歷史”和“偽命題”在青少年心中生根發芽，結果造就了一大批迷戀毛主義和呼喚文革的頑石腦袋，使未來中國潛藏著極大的社會風險。如果不及時采取應對措施把毛太陽的真相解密，中國走回頭路全盤否定改革開放並非危言聳聽。
克里姆林宮在1988年年終下達緊急通知，暫停所有大中學校的歷史考試，等重新編印出“真實”的歷史教科書後再行補考，理由是：再也不能用謊言毒害國家的青年一代了！
被謊言折磨了大半個世紀的北極熊在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之後終於明白了“說真話”的重要，在痛定思痛的反省之後下決心告別謊言“說真話”了。
結果俄羅斯成功避開了倒退到斯大林時代的巨大風險，告別了野蠻的暴力革命，走上了理性健康之路。
這是俄羅斯幾百年歷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革命”。這次革命將成為俄羅斯告別野蠻走向文明的里程碑。
在西方發達國家，大人對小孩上的第一課就是“說真話”，“說謊”是比“偷盜”還要難為情的最大恥辱。中國大人則諄諄教導小孩長大後要當大官做人上人；要發財致富。為了當官發財就算謊話說盡也是必要的，千萬別說他人不愛聽的“實話”。
謊言的最後受害者都是說謊者本人，所以中國人活得很不快樂，無論達官顯貴還是平民百姓多不快樂。所以中國人才會寧願去國外洗盤子掃大街也不願在國內當“人上人”的教授。

對於中國這個“謊言成習”的民族來說，真正的革命就是贏得“說真話的權力”。因為中華文明的沒落是從“說謊話”開始的，要想文明進步也只有從“說真話”開始。按這個“中國革命標準”，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歷次“革命”都只停留在“出頭奪權”層面，沒有實質性的革命內容。
只有堅持“說真話”，文明進步的磚頭才能找到落腳點，國家才能真正發現問題，並尋找盡快解決問題的途徑，社會才能步入不斷自我更新的良性循環。

在中國未來的社會變革中，如果“說真話”沒有列入重要的位置，我們就不能對口號嘹亮的“變革”抱任何不切實際的希望。

所以“說真話”是中國進步的第一要件！


二００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23.謊言的最後受害者是謊言炮制者

暴力和謊言是專制統治者執政的兩大法寶。專制強人都是說謊的天才。謊言的第二受害者是炮制謊言的幫兇。謊言的第一受害者是上當受騙者。謊言炮制者最終被自己的謊言忽悠！


暴力和謊言是專制統治者執政的兩大法寶。
對於專制統治下的民眾來說：暴力是“大棒”；“謊言”則是“迷魂胡蘿卜”。
相對赤裸裸的暴力而言，謊言的功用更大更持久。
專制強人都是說謊的天才。
新世紀的悲劇獨裁者薩達姆就是一個炮制謊言的大師。
薩達姆在取得國家權力後，利用掌控的新聞話語權，在自己的身世生平上炮制彌天大謊，把自己杜撰成百折不撓的鋼鐵硬漢--伊拉克史無前例的英雄猛男。伊拉克平民的可憐腦瓜承受不了“一面之辭”的狂轟濫炸，絕大多數選擇相信了他的謊言，連“自己用匕首剜出身上子彈”的謊言也深信不疑……
薩達姆就這樣依靠謊言在伊拉克民眾心目中豎立起“戰無不勝的大英雄”形象！
薩達姆的身世謊言讓人聯想起斯大林主持編印的《聯共黨史簡明教程》。該書幾乎沒有幾句真話，把蘇共十月革命的勝利和蘇聯工業化成就全歸功於斯大林和列寧兩人。真正對十月革命和經濟建設作出不可替代巨大貢獻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革命元勳全被污為叛徒內奸……
專制獨裁者都善於炮制謊言把自己神化為無可匹敵的超人。
薩達姆在神化自己方面值得下大本錢。他煞費苦心為自己構建一種神聖的個性，薩達姆?侯賽因的名字和古代伊斯蘭統治者聯系起來。薩米爾?哈里勒曾經栩栩如生的描述了這一情況：“在伊拉克每一個村莊的入口處都可以看到薩達姆的雕像，在每天晚上都發出可怕的熒光。在巴格達城市中心都可以看到30英尺高的形象。薩達姆的畫像在商店、學校、監察局到處都是。學校的學生必須讚揚薩達姆的高貴品質。學生用的筆記本首頁為畫像，末頁為薩達姆的標語。”
薩達姆的所作所為與北朝鮮的金太陽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謊言的第一受害者是上當受騙者。
伊拉克民眾一旦相信薩達姆是率領他們“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大英雄；相信薩達姆讓飽受帝國主義侵略的“伊拉克人民站起來了！”就會義無反顧充當薩達姆實現個人野心的工具機器，哪怕因此為非作歹倒行逆施傷天害理也無怨無悔。
伊拉克人民在薩達姆謊言的忽悠下生活質量急遽下降，個人權利喪失殆盡，人均收入從三千多美元下滑到幾百美元。
與人民的貧困化相對應，薩達姆的個人生活極盡奢華，僅十二個行宮每天的管理開支就接近天文數字。
為了轉移日益貧困的國民視線，薩達姆窮兵黷武，高舉“反美反霸，獨立自主”的民族大旗，不惜挑戰對伊拉克根本沒有敵意的民主大國，把伊拉克人民拖入更大的災難之中。海灣戰爭伊拉克人民戰死和缺醫少藥致死200多萬，相當於這個國家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隨後薩達姆又以“賣國賊”的罪名屠殺了30多萬精英人士。
伊拉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總算認清了薩達姆的真相，可惜已經遲了。
…………
謊言的第二受害者是炮制謊言的幫兇。
在薩達姆暴政時期，不止是薩達姆本人在永無休止地炮制謊言，薩達姆集團的其余權力人物也多數卷入了“謊言工程”，積極充當炮制謊言的機器部件。
薩達姆給謊言功臣的最大獎賞就是定期“清洗”自己的隊伍。死於薩達姆屠殺機器甚至直接被薩達姆本人開槍打死的高官顯貴不計其數。連薩達姆自己的女婿都難逃被清洗的命運，就更不用說與薩達姆沒有任何血親關系的“謊言功臣”了。
不止是薩達姆一人，幾乎所有的謊言獨裁者都對“謊言功臣”過河拆橋恩將仇報。
斯大林在屠殺完體制外的異見人士後，又把血淋淋的屠刀對準了自己的同盟者。高達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蘇共高官顯貴全被污為“人民的敵人”，在受盡慘無人道的酷刑之後押赴刑場槍決。
毛太陽在文革時期把多數黨政要人污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戴高帽遊街示眾、住牛棚、蹲監獄，任紅衛兵憤青毆打淩辱。國家主席被污為“叛徒、內奸、工賊”；欽定接班人“永遠健康”則被定性為“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在屠殺四分之一的無辜國民後，又掉轉槍口屠殺了十多萬自己人。
…………

謊言的最後受害者是謊言炮制者。
薩達姆的謊言宣傳和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舉國上下萬眾一心聲嘶力竭高呼歌頌擁護薩達姆的謊言口號。連國際上的鐵桿哥們也把他譽為“反美英雄”和“中東雄獅”。
無處不在的“謊言口號”令薩達姆深深陶醉了，久而久之竟然忘了那些“口號”是自己精心編織的謊言，真個相信自己是戰無不勝百折不撓的鋼鐵英雄了。
於是“薩達姆謊言”在舉國一致的擁護聲中演變為民眾的“口號謊言”。
薩達姆最終被萬眾一聲的“口號謊言”忽悠成了堂吉訶德。
謊言炮制者最終被自己的謊言忽悠。
自我膨脹的薩達姆決定向龐然大物的美國挑戰，就象五百年前堂吉訶德向大風車發起沖鋒一樣。
“共和國衛隊”和“薩達姆敢死隊”的誓師令薩達姆胸有成竹，“堅決打退美國侵略者！”“誓死保衛偉大領袖！”“誓與共和國共存亡”的口號聲響徹支宵。
薩達姆堅信他的“共和國衛隊”和“薩達姆敢死隊”是戰無不勝的，軍隊忠誠也是不容質疑的。全民皆兵的伊拉克是銅墻鐵壁，美帝國主義侵略者必定會淹沒有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於是薩達姆毅然決然選擇和大風車決戰。
戰爭的結果令薩達姆驚愕得合不上眼睛。
幾百萬軍隊居然沒有幾個人認真抵抗入侵者，真正為他作戰的居然是一群忠誠值得懷疑的民兵。
最具諷刺意義的是：被薩達姆視為忠心不二，“誓與共和國共存亡”的“共和國衛隊”、“薩達姆敢死隊”居然整體臨陣脫逃，從這個國家整體“蒸發”了？最最“忠心”的軍官們甚至在戰前就暗中和侵略者暗渡陳倉為自己留後路。
號稱“鋼鐵長城”的薩達姆伊拉克沒有經過象樣的戰爭就轟然倒塌？
薩達姆終於發現沒有幾個伊拉克人民真正擁護他，那些“堅決擁護”的口號聲都是民眾言不由衷的謊言。
可薩達姆明白得太遲了，他沒有回頭路可走！
他的兒子們被亂槍打死，隨後他本人也成了俘虜。
當薩達姆被俘的錄相在屏幕上播出後，伊拉克人民終於看清那個心目中的英雄硬漢不過是個貪生怕死的膿包。如此儇瑣的膽小鬼是根本不可能“用匕首剜出自己身上子彈”的。
憤怒的伊拉克人民把薩達姆送上了絞刑架。
薩達姆成了自己謊言的最後受害者。
謊言炮制者最終被自己的謊言忽悠！


24.對中華文明傷害最大的專制帝王

歷史上有三位專制帝王不僅在世在位時對國家民族的傷害無與倫比，死後其遺毒還流惡千年，甚至直到今天我們仍能強烈感受到他們所創立邪惡體制的負面影響。漢武帝扼殺了中國人的思想力！武則天毒害了中國下層民眾的品格！朱元璋毀滅了中國上流社會的脊梁！


專制中國是一個暴君層出不窮的國度，從普通國民耳熟能詳的殷紂、夏桀、隋煬帝楊廣、兒皇帝石敬塘到只有歷史學家才知情的前秦皇帝苻生（命宮女當眾與羊性交，看能否生下小羊），南宋六任帝劉子業（命令親信大臣當眾輪奸自家的王妃公主）和專好同兒媳婦睡覺的後梁皇帝朱溫，無不對國家民族造成巨大傷害。
從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來看，真正對中華文明造成深重久遠傷害的專制帝王並不是上述幾位禽獸不如的暴君。楊廣、劉子業之流在任時為非做歹無惡不作，但傷害只停留在他們當皇帝期間，人死傷害即告終止。
歷史上有三位專制帝王不僅在世在位時對國家民族的傷害無與倫比，死後其遺毒還流惡千年，甚至直到今天我們仍能強烈感受到他們所創立邪惡體制的負面影響。這幾個遺害千古的專制帝王雖然在歷史學家著述中沒有暴君的名頭，但對中華文明的傷害比歷史上所有暴君的總和還要大出百倍。
他們是漢武帝、武則天、朱元璋！
漢武帝劉徹在歷史學家眼中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偉大帝王。今天的媚俗影視劇也把他的馬屁拍得山響，屏幕上的劉徹在國民眼中已升華為抗擊匈奴開疆拓土的民族英雄和超級猛男。
掀開華麗的歷史外衣和影視光環看真實的劉徹，不過是一個專橫暴虐、任人唯親、喜怒無常，貪功好殺的可怕帝王,如果不暴虐也不會把自己的親生兒子“滅族”。劉徹的可怕性格不僅給當世的中國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強大的漢帝國在他的統治下由盛轉衰，中國第一個黃金時代在他手里結束；也給後世的中國帶來了難以估量的災難性後果。
劉徹遺害後世的最大邪惡暴政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劉徹以前的中國是思想文化最為活躍的時代。中國歷史上有影響的十位思想家，有八位活躍在春秋戰國時期。思想的活躍必然帶來實用技術的創新，所以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人在四百年時間內創造的文明成果比皇權中國兩千多年創造成果的總和還要多。
劉徹前中國的專制統治只限於國家的行政管理方面，思想則是相對自由開放的。所以諸子百家才能在春秋時期受到各國統治者的最大禮敬，得以匡時濟世各顯神通；才能實現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由高層統治者啟動的成功的政治變革。中國的思想專制自劉徹始，“罷贖百家，獨尊儒術”把中華民族思想發展的長河攔腰斬斷，中國自此墮入了“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思想黑暗學術停滯的草昧時代。結果中國在劉徹後的兩千多年皇權專制時期居然沒有產生出哪怕一位有影響的思想家。
劉徹從精神上閹割了中國人的思想力。中國人自此不愛思考，人雲亦雲，盲目從眾，像一群盲鴨隨大流瞎起哄。
所以漢武帝劉徹是傷害中華文明的第一大罪人。

傷害中華文明的第二大罪人是南周皇帝武則天。
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兩大毒瘤是特務統治和刑訊司法。
特務和刑訊逼供在武則天前中國一樣存在，如漢武帝時的張湯就是出了名的酷吏，但僅限局部和個別現象。武則天則把特務統治和刑迅司法發展成為一種統治階層廣為實踐的政治制度。
特務統治鼓勵告密，習慣用暗箱操作來處理政治爭端。喜歡告密打小報告者都是靈魂陰暗的卑污小人，獎勵告密必然毒害國民的品格。告密文化的蔓延必然使小人無賴橫行當道，正人君子舉步維艱，國民道德水準因此整體下滑。自告密文化普及後，中國再也沒有出現千金一諾的季布、以自剄挑戰“成功政客”的田橫五百壯士、寧可燒死也不肯出山做官的介子推、慷慨悲歌的燕趙俠客等熱血英豪。武則天毀滅了整個中華民族的誠信品格，中國自此步入了靈魂陰暗的“小人時代”。
刑訊司法必然造就冤假錯案，在恐怖的刑罰下，世上沒有幾個人能夠不被屈打成招。刑訊逼供一旦成為司法制度，刑法就沒有任何公正可言，根本起不到懲治罪惡維護社會治安的作用，唯一的作用就是作為權貴階層迫害無辜平民的暴政機器。一個人犯了法不要緊，只要他有權有錢，就可威逼或賄賂執法者徇私枉法，把被害人屈打成招，或另找一位根本沒有犯罪的替罪羊。在這樣的司法體制下，權貴可以隨意胡作非為，平民利益被權貴粗暴侵害根本沒有地方可以申訴。刑訊司法還為政治迫害大開方便之門，某人一旦在政治鬥爭中失敗，就可被勝利者栽贓“莫須有”罪名，並施以恐怖的刑罰，對強加給他身上的罪名供認不諱。

如果說漢武帝開啟了中國黑暗政治的“潘朵拉魔盒”；武則天在制度技術上豐富了黑暗政治的邪惡內容；朱元璋則是中國邪惡政治的集大成者。
朱元璋出身和尚佃農，心靈深層有濃厚的自卑情結。因為自己沒有智慧、良知和美德；因此也就格外仇視這三樣最寶貴的人性。朱元璋在位時采取的所有統治手段就是盡可能消滅中華民族的智慧和良知。
為了最大限度地扼殺中國人的智慧和良知，朱元璋把中國的集權專制體制發展到極端，把國家的統治權力事無巨細緊緊抓在自己一人手中。全國只有他一個人在思考國家大事，其余的國民上至文臣武將下至草民百姓都被剝奪了思考的權力，他也不允許任何人獨立思考個人急功近利之上的朝政國事。
朱元璋的最大暴政是文字獄、庭仗和八股文。
文字獄扼殺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思維能力。自朱元璋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只會寫歌功頌德的馬屁文章和無病呻吟的“碼字遊戲”，不再是中國的進步力量。
庭仗就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拔下褲子打體面人物的屁股。這是一種血氣之士根本不能忍受的羞辱，施加在精神上的痛苦遠遠大於肉體的痛苦。庭仗刑罰徹底毀滅了中國人的尊嚴，“尊嚴”自此在個人修養中狗屁不值。沒有尊嚴的人什麽下三濫的事情都做得出來。
八股文則腐蝕了整個讀書人隊伍。自八股文制度出台後，讀書的目的不再是增長知識、啟迪智慧、陶冶情操和探索真理，而是為了做官。“官本位文化”自此浸潤了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當所有的讀書人都去追逐官帽子時，中國就永遠失去了“文明進步”的機會，思想文化一步步向沙漠化演變。
朱元璋對中國上流社會的毒害無與倫比！

今天的國民很難想象漢唐時期的中國人是何等英雄？孤身走天涯的大探險家張騫、率領三十六勇士征服了整個西域的定遠侯班超，喋血孤城的大兵耿恭等熱血英豪，就是今天美、日兩國的超級猛男也難得與之比肩。就是這些生龍活虎一樣使山河動搖的曠世英雄，經過漢武帝、武則天、朱元璋創立的邪惡極權專制體制的毒害修理後，就成了我們今天這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熊樣。
漢武帝扼殺了中國人的思想力！
武則天毒害了中國下層民眾的品格！
朱元璋毀滅了中國上流社會的脊梁！
二十世紀中葉，萬壽無疆繼承、捍衛和發展了三帝王的極權專制主義，給中華民族創作了亙古未有的黑色政治幽默。



二００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25.我們要警惕“口號式愛國”


一個喜歡靠喊口號來表現愛國的民族是不正常的，這樣的民族在外敵入侵時常常是語言的巨人行動的侏儒，民眾在危機關頭很難眾志成城。真正的愛國要走出口號走向行動。

今天的世界，愛國有兩種典型的表現形式：
“口號式愛國”與“行動式愛國”。
薩達姆伊拉克和美國是兩個典型代表。
薩達姆伊拉克民眾是這樣“愛國”的：
國家處於和平時期爭先恐後拍祖國的馬屁。
愛國口號喊得山響，各級政府經常組織聲勢浩大的愛國大遊行，“伊拉克萬歲”的口號聲響徹雲宵。文化人則不惜筆墨往祖國臉上貼金，用能搜羅到的所有美妙詞匯不厭其煩地讚美歌頌自己的祖國，無視最基本的常識粉飾篡改祖國的歷史，把與阿拉伯文明八桿子夠不著的古巴比倫等文明古國納入自己的歷史文化，誰要是膽敢說祖國半個不字就會被群體污為伊奸賣國賊。對於國家的統治者薩達姆政府，則極盡歌功頌德阿諛逢迎之能事，除了熱烈擁護外就是感激涕零。薩達姆本人則被譽為最偉大、最光榮、最正確的人民領袖；是中東地區亙古未有的民族英雄，勇於反抗強權的反美旗手，百折不撓的鋼鐵戰士，不可戰勝的硬漢猛男……
這就是典型的“口號式愛國”，又稱“意淫式愛國”。在舉國歡呼萬眾一心的自我意淫氛圍中，所有理性的聲音都會被熱愛擁護的口號聲淹沒。這時就算國家有錯誤，甚至正在犯罪，正在加速度走下坡路，民眾也會視而不見，甚至於把犯罪當“勇敢”，把錯誤當“革命”。於是國家和統治者就會在萬眾歡呼的口號聲中向深淵滑行而不自覺。
在萬眾歡呼“祖國萬歲”的口號聲中，無論這個國家當初的起點有多麽高，取得的成就有多麽巨大，眼前的景象多麽繁榮富強，也會因為失去“自我糾錯”的能力走向危機，口號喊得越響危機也越深重。因為祖國是不可能不犯錯誤的，民眾只知對祖國熱愛擁護又怎能使祖國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又怎能改正錯誤？一個人患了病不知道對癥下藥反而繼續和病菌套交情，又怎能健康成長？
“口號式愛國”的伊拉克一旦陷於危機，那些和平時期愛國口號喊得山響的“工農兵”臉變得比誰都快，霎時就把曾經無限熱愛高度擁護的祖國政府視如破鞋，各自逃生作鳥獸散。口號喊得最響的“共和國衛隊”和“薩達姆敢死隊”根本未做像樣的抵抗就奇跡般地蒸發了？當入侵的美國軍隊在伊拉克廣場上推到曾被民眾譽為“國父”的薩達姆雕像時，圍觀的民眾居然爆發出熱烈的歡呼聲？

行動式愛國就是和平時期民眾只知對祖國政府說難聽的話，時刻不忘提醒祖國政府潛伏的危機；在國家處於危機時期多數國民勇於承擔責任去拯救自己的國家。
英、美兩國的民眾是這樣愛國的：
在國家處於和平時期，民眾通常不會把“愛國”一詞掛在嘴上，更不會高呼愛國口號。如果你在美國動不動就高呼或跟貼“我愛美國”或“美國萬歲”，周圍的民眾不但不會認為你愛國，相反會認為你不是虛偽另有所圖就是哪根神經出了問題？對於管理國家的現政府，美國人是決不會歌功頌德熱烈擁護的，而是雞蛋里挑骨頭找政府的毛病。哪怕政府為民眾做了九十九件好事，就一件事做得不盡人意，民眾就會抓住那一件事大做文章，把政府折騰得灰頭土臉。在美國民眾心目中，為民眾做好事是政府必須履行的義務，根本沒有歌頌感恩的必要，就像你家花錢雇傭的清潔工把你家收拾得窗明幾凈不值得感恩一樣。如果政府不積極為民辦事或把事辦得不夠好，就有鞭撻譴責的必要。這也是學習美國文明的馬英九政府竭盡全力救災卻處處不討好，聽到的不是“縱做鬼、也幸福”式感恩而是一片質疑責難聲，千辛萬苦後還要誠摯向台灣民眾公開道歉的原因所在。
像美國這樣不識好歹的民眾雖然平時令祖國很郁悶政府很不爽，但卻有效地防範了祖國政府少犯錯誤，犯了錯誤也能很快改正，防止錯誤積重難返威脅到國家的根基，客觀上起到了保衛國家長治久安，保護政務官和公務人員的職位安全。美國在兩百年歷史上從未發生過改朝換代式平民大革命，從一個貧困落後的小國躍升為這個星球上的頭號超級強國和人類文明中心，在國際戰爭中幾乎沒打過敗仗。今天的美國政務官貪污瀆職的犯罪行為如果有的話也只是局部或個別現象，公務人員較少因貪污腐敗罪行被“雙規”或鋃鐺入獄，官員在職時能不受幹擾地充分發揮自己的職務潛能，不用累死累活跑關系，不用提心吊膽憂慮東窗事發，卸職後得到的民眾尊敬度遠大於在任時……究其原因，喜歡雞蛋里找骨頭的國民自然功不可沒。
美國政府這樣告誡他的國民：如果你知道你的國家正在犯錯誤而不及時指出來，你就是對國家的犯罪！這樣的智慧和遠見不能薩達姆政府能夠理解的。智商低幾個級數的人永遠也不可能理解智商高幾個級數的人的見識。

美國人雖然從不把“愛國”二字掛在嘴上，可在國家處於非常時期卻特別愛國，真個與國家同生死共存亡，甚至不惜犧牲個人利益來捍衛國家利益。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美國對軸心國宣戰，在本土大舉征兵。因為美國人長期孤立反戰，百般防範美國政府插手或卷入歐戰，白宮擔心美國人對征兵的態度不會很積極，沒想到美國人湧躍報名參軍，青壯年紛紛自發趕往全國各地的征兵報名點，連不夠應征條件的老年人也爭著要報名參戰。結果短短幾天，應征入伍的數量就比白宮最樂觀的預期還要高出好幾倍。美國軍人平時雖然很少高呼愛國口號，可在對外戰爭中特別勇敢頑強，從沒聽過美國軍隊在戰場上擅自成建制叛變投敵或臨陣脫逃。中國志願軍在朝鮮戰場就對美國軍隊的英勇善戰精神留下了深刻印象。相比之下，中國國民黨軍隊的愛國口號到是喊得格外響亮，雜牌軍閥喊得尤為賣勁，可抗戰時期中國漢奸軍團數目創下了參戰國的最高記錄，成建制臨陣脫逃的軍隊則更為駭人聽聞。韓覆榘的愛國口號喊得比誰都響，可還沒和日軍真正開戰就帶著自己的軍團望風而逃，把主動承擔防守任務不容中央軍染指的山東省戰略要地拱手讓給日軍……
和美國佬相似的英國人在國家危機時刻的表現也一樣很出色。二戰前期，四十萬英國遠征軍在敦克爾刻陷入絕境，英國戰時內閣決定實施戰略大撤退，可因沒有足夠的運輸船只和空中保護，丘吉爾政府最樂觀的估計也只能撤回四萬五千人。倫敦民眾得知遠征軍陷入絕境且無法全師撤退的消息後，紛紛冒著生命危險自發駕駛自家的船只前往敦克爾刻海灘搶救遠征軍，連富豪也駕著豪華遊艇來到戰火紛飛的前線，高峰期有八百六十多艘船只參加了營救行動，很多人因此船毀人亡葬身海底。在英國民眾的自發努力下，英國成功撤回了三十四萬遠征軍，相當於最樂觀預期的八倍！
…………

真正的愛國不是靠喊口號，而是靠腳踏實地的行動來體現。
那些動不動就高呼愛國口號者多是別有用心的，這些人在和平時期只會打擊真正的愛國志士；在非常時期又最容易貪生賣國。
一個喜歡靠喊口號來表現愛國的民族是不正常的，這樣的民族在外敵入侵時常常是語言的巨人行動的侏儒，民眾在危機關頭很難眾志成城。
真正的愛國要走出口號，走向踏踏實實的行動。
我們要警惕那些口號式愛國者！



二００九年十月十日


26.一個只崇拜槍桿子的國家是沒有前途的

軍隊是一柄雙刃劍。一個國家如何發展控制自己的武裝力量，使之始終如一用於對國家民族有益的目標，在強化對外戰鬥力的同時又能避免內傷，是一門需要高深智慧的學問。一支習慣對外敵胡作非為的軍隊，最終也會對自己人胡作非為。


一個崇拜軍人的國家是危險的。
羅馬帝國的衰亡史就是最生動的例證。
羅馬帝國曾經是我們這個星球上無與倫比的世界帝國。
這個世界帝國最終滅亡了，是帝國的軍隊把它送上了末路。
我們的世界史教材把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歸因於外族的入侵，這是一個歷史認識誤區。促成西羅馬帝國滅亡的主要因素是羅馬軍團，是軍隊把羅馬折騰成了一具搖搖欲墜的空架子，只差外力的“最後一推”。外族入侵剛好起到了“最後一推”的作用。
一個國家的軍隊應該是“保家衛國”的，羅馬軍團最後何以遠遠偏離自己的正當職守，墮落成了國家崩潰的罪魁禍首，根源就在於羅馬“崇拜軍人情結”種下的惡果。
羅馬崇拜軍人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羅馬軍團曾創立了光芒萬丈的武功。
羅馬立國時只是台伯河畔的一個村落群體，周圍全是力量遠大於自己的強邦勁旅。北邊的山南高盧在心情不爽時就常來羅馬找“消遣”，用暴力強搶羅馬男人的妻女就像牽自家畜欄里的羊一樣隨心所欲。
是戰無不勝的羅馬軍團改寫了羅馬的屈辱歷史。
羅馬軍團早期承擔了反抗外族入侵的光輝使命。在力量居於絕對劣勢的逆境下，羅馬軍團堅忍不拔勇敢頑強，一再擊敗力量遠超自己的強敵，先後擊敗了山南高盧、居魯士象軍和軍事天才漢尼拔的百戰勁旅，消除了迫在眉睫的威脅，統一了意大利半島，使羅馬躍升到不再任人欺淩宰割的大國行列。
在取得衛國戰爭的決定性勝利後，羅馬軍團並沒有停下前進的腳步，而是踏上了開疆拓土的偉大歷程，馬不停蹄四面出擊，先後征服了地中海強國迦太基，向東擊敗了希臘聯軍，把北非、伊比利亞半島、希臘半島、色雷斯、小亞細亞、美索不達美亞等所有西方“開化地域”的富庶肥沃領土全部納入羅馬的版圖，被譽為國際貿易黃金商道的遼闊地中海成為羅馬的內湖……羅馬疆土北達阿爾卑斯山、多瑙河、黑海；東界底格里斯河波斯灣；南連撒哈拉大沙漠；西接大西洋。羅馬軍團再度使羅馬躍升為當時世界上僅次於中華帝國的超級強國。
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勝利面前，羅馬軍人的形象越來越高大，民眾的“崇軍情結”也與日俱增。羅馬將軍則是最受人敬重的英雄，為得勝將軍舉行的一連串“凱旋式”成為首都居民最為興高采烈的盛大節日。
在古代那種落後的通訊交通條件下，國家的控制力是有極限的，超過了探制力極限的開疆拓土往往得不償失，很容易為有軍事獨裁傾向的軍人領袖培植割劇稱雄的資本。羅馬在凱撒時代越過阿爾卑斯山進軍山北高盧（法蘭西、比利時、盧森保、荷蘭、萊茵河流域）；越過英吉利海峽征服英倫三島；越過多瑙河占領日耳曼人狩獵的森林地帶……就被證明是畫蛇添足之舉。
知道什麽時候使用武力很容易；可知道什麽時候停止使用武力則很難。
當軍隊的對外擴張力達到極限時，軍隊前進的步伐就被迫停止下來，但帝國的軍事力量並沒有因此削減，相反因防守漫長邊境線需要和滿足軍事將領的個人動機而不但加強。那些帝國控制力鞭長莫及的遙遠邊疆地區，軍事將領的個人意志就是法律和是非標準，將軍就會在駐守地培植起不可動搖的政治資本，把國家邊防軍改造成擁護個人利益的親軍。等一切布置成熟後，軍事將領就會帶著這支親軍掉轉槍口挑戰國家權威，把本應用於對外的軍事力量用於對付自己的人民。
一個國家的軍隊在對外征戰中，殘酷無情的手段在本國人民眼中是正常且必要的，燒殺搶掠甚至強奸等邪惡手段因為是用來對付敵人，在本國人心中也不算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惡行。所以軍人的品格很容易在對外戰爭中被毒化，一支品格被毒化的軍隊是危險且不可靠的，遲早要用同樣邪惡的手段來對付自己的國民。所以美國人自己揭露駐伊美軍的虐囚暴行不但不是賣國，相反是很有遠見的愛國行為。
當羅馬將軍率領已異化為親軍的邊防軍向國內進軍時，對待自己國民的手段一樣殘酷無情。羅馬人終於淪落到和當初的外敵一樣的境地，被自己的軍隊深深傷害。
羅馬在軍人當政前是一個精英階層民主的法治國家，正是民主和法治給羅馬造就了以弱勝強無往不勝的無限動力。
軍事將領終於率領被人民無限崇拜的軍隊來摧毀這個國家的民主和法治了。從馬略、蘇拉、克拉蘇到凱撒、龐培、安東尼，每個軍事將領都給羅馬帶來了遠超外敵入侵的巨大傷害，甚至於用親者痛仇者快的方式，解放政敵的奴隸，並鼓勵他們向主人殘酷覆仇。斯巴達克斯如果在陰間有知，一定會笑得很開心，因為打敗他的敵人現在正在為他的事業覆仇。羅馬的民主和法治終於在軍人的刀劍下被淹沒在血泊之中。
最後的勝利者是虛偽謊言大師屋大維。這個連和自己的妻子談話也要事先列出提綱的“精明人”，最終埋藏了羅馬的民主和法治，企圖用一人獨尊的帝制來治理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
屋大維用帝制這把鑰匙打開了自己覆亡的墓門。
就算在帝制時代，羅馬軍隊也一直沒有消停過。和中華帝國“皇位血緣繼承制”不同，羅馬皇帝就算有血緣繼承現象也是少數，多數皇帝都是被軍隊擁立的。每一個新皇帝多是和前任皇帝八桿子夠不著的非血親強人。軍人擁立皇帝的依據是對自己那個小集團有利而不是對國家有利。歷任皇帝為了贏得軍人的支持也無條件滿足軍人的不合理欲望，不顧國家財力一而三再而三給軍人加薪。
當武裝部隊內部出現裂痕，在擁立皇帝上就不容易形成一致意見，結果各軍區紛紛擁立自己的利益代理人，形成一個國家多個皇帝的局面。為了爭奪帝國的最高統治權，各軍區在自己擁立皇帝的統領下打起了內戰，國內成為血腥的戰場。軍人在屠殺自己人時一點也不含糊手軟，比起當初征討外敵時的殘酷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個曾經戰無不勝的軍隊就這樣墮落了，墮落成為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土匪武裝，墮落成不知對外只知自殘的兵痞。
帝國的墻基就這樣被軍隊掏空了，這個曾經所向無敵的龐然大物就這樣被自己的軍隊折騰成了一具虛弱不堪的空架子。
軍隊在羅馬帝國扮演的角色，用一句中國成語“成也蕭何敗也何”來形容再貼切不過。
帝國的虛弱對曾經被羅馬征服並受盡羅馬人欺淩的蠻族是一個難以抗拒的誘惑。他們開始向羅馬軍團挑戰，起初小心翼翼，當發現對手貌似強大實則不堪一擊時，就大著膽子乘勝前進，從四面八方潮水般湧入帝國邊境。帝國的邊防崩潰了。
當蠻族向羅馬軍團發起挑戰時，羅馬軍隊無論在數量還是武器裝備上都占有壓倒優勢。蠻族武裝充其量也是裝備低劣的“烏合之眾”。可人數和武器不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一支被高度腐化的軍隊就算擁有再先進的武器也只能起反作用，只能用來對付自己人。軍隊的對外戰鬥力並不因為“加薪”就能相應提高，對於一支失去正當目標且日益腐敗的武裝部隊來說，“加薪”甚至只能起到削弱對外戰鬥力的作用。結果羅馬軍團“加薪”的結果是在對曾經不堪一擊的烏合之眾的戰爭中，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和武器一敗再敗。
與其說西羅馬滅亡在外族手里，還不如說滅亡在自己的軍隊手里。

羅馬軍團就這樣完成了征服與自殘的惡性循環，在付出巨大的犧牲之後又回到了當初的起點，甚至連起點都不如。
這都是崇拜軍人情結惹的禍！
軍隊是一柄雙刃劍。一個國家如何發展控制自己的武裝力量，使之始終如一用於對國家民族有益的目標，在強化對外戰鬥力的同時又能避免內傷，是一門需要高深智慧的學問。
現代戰爭最重要的是防範自己的軍隊在對外戰爭中“野蠻化”。一支習慣對外敵胡作非為的軍隊，最終也會對自己人胡作非為。


二００九年十月十八日


27.對中華文明傷害最大的知識精英


叔孫通造就了統治者的無限特權意識，使統治者自絕於人民，最高統治者自此成了貨真價實的孤家寡人。董仲舒是中國思想專制的總設計師。朱熹則扼殺了儒家思想殘存的那點活力成分，是虛偽和分裂人格的始祖。

知識分子的使命應該是推動社會進步的，西方知識分子就曾很好地履行了這一職能。
和西方知識分子不同，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上很少扮演推動社會進步的角色。
為什麽會這樣呢？
因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是在奴化教育下長成長起來的讀書人，學的多是是反文明反人性的垃圾知識，培養的是阻礙進步的奴性思維。擁有垃圾知識和奴性思維的人自然很難承擔推動社會進步的使命。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文化長河中，下面三個知識精英對中華文明的傷害無與倫比。
他們是叔孫通、董仲舒、朱熹。
叔孫通造就了統治者的無限特權意識，使統治者自絕於人民，最高統治者自此成了貨真價實的孤家寡人。
董仲舒是中國思想專制的總設計師。
朱熹則扼殺了儒家思想殘存的那點活力成分，是虛偽和分裂人格的始祖。
首先說叔孫通其人。
劉邦得天下之初，帝王的架子並不大，經常和手下的文臣武將打成一片。部下在皇帝面前也沒多少顧忌拘束，不少黑社會朋友當著皇帝老哥的面開懷暢飲，大聲喧嘩，然後乘著酒興展示自己的超人劍術，動不動就把大廳的廊柱給吹斷了。害得皇帝老哥拔腿往大門方向跑，和部下爭路逃命。那時雖然也有人拍皇帝的馬屁，但當皇帝面說難聽話甚至於公開蔑視帝王權威者也大有人在；且這些人並沒有因此獲罪。如劉邦喜歡找韓信侃大山，有次自我感覺很好，很自信地問韓信自己可以統領多少兵馬？韓信用輕蔑的眼神溜了皇帝一眼，然後回答說“陛下最多能率十萬兵”。劉邦接著問韓信同樣的問題，韓信居然回答說“臣是多多益善”……這等於是當面嘲諷皇帝不會帶兵，宣稱自已比皇帝高明。對於韓信吃錯了藥般的狂言，劉邦雖然心底掠過一絲不快，但只是一笑置之，以後照常找韓信侃大山如故。
因為能經常從部下口中聽到難聽的真話，劉邦很少患帝王的通病--“自以為是的大頭癥”，對自己的認識也很客觀。對於他能掃滅群雄問鼎帝王寶座這樣的偉大事業，劉邦就從沒歸功於自己能力過人，甚至於認為自己的能力和作用還不如他的三個部下韓信、張良、蕭何？韓信的“多多益善”雖然潑了劉邦的面子，但卻有利於劉邦直面自己的弱點，避免在自我膨脹之時勞命傷財瞎折騰，或死要面子活受罪。劉邦在白登山突圍後，能承認自己的力量不如匈奴，明智地采取“和親”的方式避敵鋒芒休養生息，就是得益於韓信等人的難聽真話。如果此前劉邦只能聽到動聽的好話，在強大匈奴面前就有可能象隋煬帝征遼東一樣飛蛾撲火，落個國破家亡的慘劇。
劉邦以前的歷代帝王也能很容易放下架子，最起碼能在“人才”面前平易近人，甚至於動不動就強留那些能力超人的傑才俊士同床睡覺。秦孝公贏渠梁就和公孫鞅同吃同睡三天討論變法大計；始皇帝贏政碰上尉繚時也喜歡得長跪在前請教統一韜略，當得知尉繚不辭而別時竟然丟下手中的飯碗拔腿就去追，為挽留尉繚不惜賭咒發誓要與對方共甘苦同富貴，不惜放下帝王的尊嚴倒過來裝孫子……
是叔孫通鼓動帝王不顧老命端架子，讓帝王普遍患上了自我膨脹的大頭癥。
叔孫通是一個百無一用的儒生，在秦末群雄混戰年代，帶著另一邦小儒生象老鼠一樣四處逃命，為了活命連碰上阿Q那樣的混混也能跪在地上裝孫子，因此得以活到劉邦當皇帝的那年月。
在戰爭年代只知抱頭鼠竄的孬種，在和平時代卻可能混到人上人。大凡抱頭鼠竄的膽小鬼都善長阿諛奉迎的伎倆，而和平年代的統治者對阿諛奉迎常常有特別的愛好。叔孫通就正好屬這號人。劉邦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之時，叔孫通發現自己無恥的機會來了，就利用裝孫子的本領騙過了道道門房，得以混到劉邦面前當面拍帝王的馬屁。他假裝成忠言逆耳的模樣，提醒劉邦說他的國務辦公大數雖然巍峨雄偉，但總象缺少點什麽。如果能在皇帝的辦公地點注入“朝覲禮儀”，不但能大大地錦上添花，還能大大擡高天朝大國的對外形象。
叔孫通的拍馬技術爐火純青，劉邦不可能不上套，竟然答應把文武大臣全交給叔孫通去教導“朝瑾大禮”，但囑咐他不要搞得太繁瑣，簡單務實最重要。
叔孫通讓文武大臣受了三個月洋罪，終於可以讓皇帝檢閱一下“朝瑾大禮”是什麽東東了。
那是中國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天。劉邦在宮女太監引導下上了一輛裝飾豪華的黃金禦輦，在俊男靚女的牽引下向“國務辦公樓”進發。他看到衣著鮮艷的衛兵分列在大道的兩邊，一個又一個的傳令兵大聲向後報告皇帝來臨的消息。辦公樓大門兩廂的衛兵象雁翅一樣擺開，五光十色的彩燈把樓前的廣場映照得通明透亮。到達辦公樓大門口時，早就站在那里等候的有身份太監上前攙扶皇帝下車，傳令兵用更嘹亮的聲音向內報告皇帝到來的消息。先前還在交頭接耳的大臣們霎時鴉雀無聲，臉部表情即刻呈恭敬肅穆狀。劉邦在太監攙扶下來到辦公大廳後，看到文武大臣分列兩廂，那些平時習慣高聲大嗓呦五喝六舉止狂放的黑社會哥門一個個低眉順眼，大氣也不敢出，唯恐自己的身體站得不夠直，表情不夠恭敬。劉邦在特制的龍椅上坐定後，太監宣布開始辦公，大臣依次上前捧著秘書們精心撰寫的發言稿，用最恭順最精練的語言向皇帝報告工作，三言兩語後就回到自己的位置繼續莊嚴肅立。然後是皇帝本人拖長聲音作報告，文武大臣認真聽的樣子象是唯恐遺漏一個字。最後由監察官站出來控告張三沒站樣李四在偷笑，並宣布對失禮者的懲罰措施……
朝儀結束後，劉邦通體舒坦，從靈魂深處發出大聲感嘆：
“天老爺！我今天總算知道當皇帝的威風了！”
然後是重賞叔孫通，把他提升為大官。叔孫通又把他的徒子徒孫提升為小官，派他們去全國各地去向地方統治者傳授大力提升統治者威嚴其實是在孤立他們的公務馬屁術，把統治者與下屬民眾有效地隔離開來。久處窮困而又絕望環境中的那些小儒生自此時來運轉，找到了施展馬屁特技的後台，禁不住大聲歌頌他們的老師：
“叔孫通真是聖人！”
從此，國家元首不但跟人民，就連最尊貴的大臣，也都被叔孫通最邪惡的傑作“朝儀”，隔開一段距離。戰國時代那種君臣間面面坐立，膝蓋碰著膝蓋長談的時代在中國自此一去不返，專制政體遂走進一條自我封閉永不回頭的死胡同。

董仲舒的故事我就不細講了。他的最大傑作就是建議漢武帝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中華民族思想流動的長河攔腰斬斷。
董仲舒是一位專門研究《五經》之一《春秋》的博士。他在參加國家人才選擇考試的的萬言試卷中攻擊其他學派全是左道旁門，邪說妖言。建議：“凡是不在《五經》之內的著作，以及非孔老二所傳授的書籍，應一律禁絕，不準流傳。”
董仲舒的邪惡建議被擁有濃厚專制思想的皇帝劉徹采納，獨尊儒術的思想控制自此成了國家的大政方針。一個醞釀歷史大倒退的的巨變在董仲舒的策劃下不聲不響地發生了。
董仲舒把儒家思想提到天皇至尊的地位。祭祀部所設的“博士”官職原來由各學派人士分別擔任。此後只有儒家學派才能充當，而且限制範圍，只能研究《五經》。其他學派人士全被驅逐，儒家遂獨霸學術中樞定於一尊。其他學派的著作全被政府長期視為“邪說”、“妖言”禁止閱讀研究，遂逐漸從知識分子腦海中消失。諸子百家只剩下一家，一家中只剩下《五經》。儒家思想自此成為皇帝欽定，中國唯一且排他性的正統思想。
董仲舒還開了中國奴化教育的先河。儒家學派在祭祀部之下，創辦國立大學（太學），由博士擔任教師，傳授《五經》和孔老二的學術思想，用儒家思想對學生進行全面徹底的洗腦。學生畢業即被任命擔任地方政府的官員。太學不但是平民進入政府的唯一途徑，因而增加知識分子對儒家學派的向心力；而且長久積累下來，儒家學派布滿了各級政府，成為一種排他性極強的儒家系統。
董仲舒以前的中國是光芒萬丈的思想學術自由時代。自董仲舒設計的的邪惡思想學術體制出台後，中國的思想學術開始夕陽西下，代之而起的是思想專制時代。這個在春秋戰國時代產生過八位傑出思想家的偉大國度，在此後的兩千年思想專制時代沒有誕生過哪怕是一位思想家。
思想是一個民族文明進步的燈塔，沒有思想的民族只能在漫漫長夜里摸石頭過河，在付出巨大慘重的代價後才發現自己又回到了當初的起點，甚至連起點都不如。
朱熹是中國狹隘、虛偽、極端民族劣根性的祖師爺和思想專制的集大成者。
儒家思想的核心雖然是保守崇古，但多少殘存點活力成分，比如對暴君的無關痛癢譴責和民眾抗暴的同情。可是就連那點可憐的活力成分也讓朱熹給毀掉了。
朱熹是道學家的始祖。他把“道德”提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朱熹的“道德”尺度並非“勤奮、誠信、正直、善良、進取、包容、平等”等有教養的國民必須具備的文明修養；而是一套反人性的扭曲價值體系。在朱熹眼中，一個道德上沒有瑕疵的人才有資格去當官治國；一個道德上有暇疵的人即令再有才幹也不配當官幹公務。朱熹的“道德標準”是簡單的二分法，人類只有兩種：“不是聖賢，便是禽獸。”聖人是一種國家社會的模範公民，是沒有任何弱點的“偉光正”，主要功能在維持社會秩序的安定，維持既定的名分和尊卑，使不作任何改變，以免名分和尊卑紊亂。這種道德法則的精神和形態被稱為“禮教”。使禮教達到至善的關鍵在於“存天理滅人欲”。一個人必須努力減少自己的欲望；減少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是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聖人們所下定義的道德，無時無刻不在思念忠君愛國，除此之外別無他念。就算心里不那麽想表面上也要裝得煞有介事一本正經。
朱熹的道學設計也許有善意的一面，可在現實社會卻不容易起指導作用。因為道學家的要求太高，所以很難有人能夠達到標準，連道學領袖朱熹都不能。朱熹擔任提舉浙東刑獄期間，跟台州州長唐仲友為了爭奪一位秀外惠中的妓女嚴蕊失敗，就曾惱羞成怒向皇帝上奏章彈劾，公報私仇揭發唐仲友有作風問題。本人在學生時代就曾讀過嚴蕊為此作的一首詞《卜算子》。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
　　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朱熹在感情激動時都不能實踐他對人的要求，就更不用說充滿七情六欲的蕓蕓眾生了。朱熹的道學標準扭曲了中國人的靈魂，在國民靈魂深層播下了虛偽變態的種子。
道學家在禮教甲胄之中，因不能忍受那種壓力，往往人格分裂，成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兩面人，道學家所要求的道德，幾乎全部都是外銷品。中國人“狹隘虛偽”的劣根性自此在靈魂深層深深紮下了根。
因為自己做不到，所以道學家往往一味要求別人在禮教甲胄中受苦。這種心理背景，產生一種願望，對別人的責備永無止境。動不動就要求別人為了忠君愛國為了維護名節去死，甚至即令死也不能逃脫責備。此習性最容易培養國民的冷血變態品格。
在這個沒有任何人情味的道學思想指導原則下，寡婦被迫活活餓死也不許再嫁。音樂、戲劇、繪畫一律成為壞人心術的毒品。作詩也屬於墮落行為。其他文學作品如小說、散文之類看一眼都是罪過。只有低賤的人才去從事體力勞動，。聖人則必須全神貫注於“道德”和做官。人們連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態，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輕浮下賤。服從傳統權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貴的善。任何改變和抗拒的念頭都是邪惡，必須在念頭一起時就予以無情克制。任何發明創造，更都是專門取悅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
…………

本人在七前年寫的《知識分子的悲哀》一文中曾給中國傳統小知識分子畫過一幅像，現在轉貼到這里也許仍有部分現實意義。
自視過高，互不買帳，好口舌之爭，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要爭個是非曲直。
　　過分以自我為中心，不願正視他人的優勢和長處；辦事分不清主次，總喜歡在細枝末節的問題上自我表現。
　　沒有全局觀念，不善在協同事業中做出必要的讓步；在寬松的環境中過分吹毛求疵，在淫威和暴力的壓制下又能出奇地忍辱負重。
　　對自己的不幸記憶深刻，對人類的痛苦則引不起深刻的同情。
　　好抱怨不好行動，台下勇士台上懦夫。
　　對個人的安危進退過於在乎，缺乏為共同事業所必需的犧牲精神，結果付出的代價更大。
　　思想固執，小事精明大事糊塗；對他人求全責備，對自己遍設台階，很少在口頭上肯定他人的能力。
　　行為懶散，作風疲沓，缺乏進取精神；自以為掌握知識就可坐享其成，絲毫意識不到知識與貢獻是絕然不同的兩個概念，報酬只能以貢獻來衡量。”


二００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28.通向極權獨裁之路

暴力維權；謊言教育；制造一個賤民階層；群體性口號；壟斷話語權；秘密警察；毀滅智慧良知；選擇劣等參照系。


希特勒、斯大林、波爾布特、薩達姆等民賊獨夫建立的極權獨裁體制雖然已經消亡，但這種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反文明體制並沒有成為歷史。它其實離我們並不遙遠，甚至只有一步之遙。
通向極權獨裁體制的道路雖然五花八門，但建立鞏固獨裁體制的手段卻有很多共同之處。

一、暴力維權
所有的極權獨裁體制都是壟斷權力。獨裁者的奪權途徑也許是和平的，如希特勒就是通過選舉走上權力巔峰；但獨裁者長期獨占權力的主要手段則是通過暴力打擊排斥異己，抗拒民主法治精神，防堵體制外的政治挑戰力量，無一例外。

二、謊言教育
獨裁者為了強調自己政權的合法性和先進性，都刻意把自己美化成偉大正確能力傑出的超人，人民的大救星和守護神。他所建立的政權是世界上最先進美好且長命百歲的。為了讓多數國民接受他們的偉光正形象，獨裁者就要制造一個巨大的謊言工程來謳歌美化自己的“光輝歷程”，宣稱他的政權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是古今中外無與倫比的科學進步典範，只有他們才能代表國家人民走上富強光明之路；同時極力醜化那些文明進步的現代化強國。為了讓謊言深入人心，獨裁者把精心編織的謊言課程滲入中小學教科書，讓國民從搖籃到墳墓都接受謊言的強制性洗腦，讓多數國民成為唯命是從的奴才和缺乏最基本邏輯思維能力的腦殘者。

三、制造一個賤民階層
當獨裁集團壟斷權力高高在上為所欲為時，被排斥在權力之外自身權利每天都在受到侵害的多數國民自然有時會感覺很不爽。為了平衡人們的不滿情緒，獨裁集團就要刻意制造一個“賤命階層”供多數人侮辱虐待。這些“制度賤民”並非像印度種姓制度下的“首駝羅”那樣處於社會底層的成員，侮辱欺淩一個乞丐或一無所有者是不可能讓人們找到優越感的；而是昔日那些財產、知識或技能曾經高於普通平民的“上等人”。如希特勒政府的賤民階層猶太人就擁有高於普通德國民眾的財產知識；毛中國的賤民階級“五類分子”也曾擁有高於普通工農兵群體的社會地位。讓普通平民大眾去欺負淩辱這些昔日的“體面人”，能部分補償他們在權利面前的失落感和挫敗感，同時讓自身的卑劣品性得到釋放。

四、群體性口號
幾乎所有的極權獨裁政權都傾向於扼殺民眾的獨立思維能力，喊口號則是消滅理性聲音的最有效方式。所以獨裁政權都熱衷於用口號來煽動民眾的盲從與武斷。在群體性口號聲中，所有理性的聲音都沒有任何立足之地。和一個正在高呼口號的個體或群體講道理，效果等於是去和墻壁頑石論是非，就算是一加一等於二那樣簡單的常識也不會得到對方的認同。

五、壟斷話語權
獨裁政權既然靠謊言支撐，掩蓋真相就成為第一要務，可單靠謊言教育並不能完全做到掩蓋真相。掩蓋真相的第一要件就是壟斷話語權，也就是民眾只能聽到獨裁集團編織的“一面之辭”，而絕對聽不到與“一面這辭”不一致的任何言論。如毛中國向“人民”宣傳的美國面貌是“美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掙紮在死亡線上，我們一定要解放他們！”美國的真實面貌自然與宣傳的大相徑庭，但毛集團壟斷了話語權，所有關於美國真相的消息全部被封殺，人民只能聽得見他們的一面之辭。一面之辭重覆三次就是真理，於是最荒謬的謊言也有廣闊的市場。

六、秘密警察
就算獨裁者用謊言教育、群體性口號和一面之辭欺騙愚弄民眾，但在一個龐大群體中總還是有那麽幾個喜歡思考的智慧人士不容易被愚弄。當這些智慧人士對國家民族有強烈責任心又不肯犧牲良知時，就會不甘心獨裁集團毀滅掉自己摯愛的國家民族，於是就會勇敢站出來向民眾揭示真相，成為獨裁者檔案中的“異見人士”。在此情況下獨裁者就會給異見人士栽贓莫須有的罪名，同時煽動被洗腦的群體對其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當群體運動的打擊效果不能令獨裁者滿意時，就會動用秘密警察繞過任何司法程序，對異見人士進行秘密逮捕、審迅、監禁甚至肉體消滅，讓其莫明其妙地失蹤。秘密警察除了用於對付異見人士外，還用於對付體制內部殘酷權力鬥爭中的失敗者。將曾經是獨裁集團內部的大紅人秘密處死然後再開追悼會，自然會省去許多難以自圓其說的解釋，同時又能避免民眾知曉體制內部的殘酷鬥爭黑幕，對外保持專制集團精誠團結高度一致的假像。

七、毀滅智慧良知
極權獨裁者都希望民眾緊跟他們走，和他們的思想言行保持高度一致，就算明擺著是在從事傷天害理的罪行民眾也會惟命是從。要做到這點，就得盡可能毀滅民眾的智慧和良知，否則就難以讓民眾成為無條件跟著他們指揮棒轉的冷酷行動機器。當希特勒把屠刀對準了猶太婦女兒童時；當四個壯漢受命去割斷張志新女士喉管時；當醫務工作者被命令對鐘海源女士實施活體取腎時；當劊子手奉命槍殺北大才女林昭又上門向其父母索要五分錢子彈費時……稍微有點智慧良知的人都知道那是禽獸不如的暴行。就算猶太人真個是“賤民”也不能連無辜的婦女兒童都不放過？就算張志新、鐘海源、林昭真個是現行反革命也不能在臨刑前對幾個弱女子施以慘無人道的酷刑？否則執行命令者自己和禽獸又有什麽分別？如果不系統消滅民眾的智慧和良知，獨裁集團的很多傷天害理暴行就根本無法執行。

八、選擇劣等參照系
為了在民眾面前展示自己的無可比擬成就，獨裁者多選擇那些政治野蠻文明落後的國家作為自己的盟友，樂意充當蠻族老大哥。當民眾看到同一個戰壕里的友邦們都不如自己時，當他們還能在這些國家看到更為黑暗的景象時，夜郎自大的優越感就會油然而生，並因此對壓迫愚弄他們的獨裁政權充滿敬仰之情。
…………
當極權獨裁者開始實施傷害國家民眾的專制工程時，無一例外都會貼上“國家”和“人民”的標簽。民眾的第一印象不是他們來掠奪自己；而是來維護他們的切身利益，感受獨裁者完全是站在他們那一邊，是國家利益的捍衛者和守護神。越是言不由衷的謊言越是美妙動聽，那些落入流氓混混手中的花季少女對此感受深刻。現代文明教育的第一功能就是擦亮國民的眼睛，培養國民獨立思維能力是擦亮眼睛的最有效途徑。
對於政治強人來說極權獨裁是一個難以抗拒的權力誘惑；但幾乎所有的極權獨裁人物包括他們的家族最終都難逃天譴！所以擁有智慧遠見和家國責任心的政治強人都會選擇在極權獨裁門前止步。



二００九年十月十四日


29.中華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理念

勤奮；誠信；正直；善良；進取；包容；平等；法治；人權；自由；珍愛生命。一個文明進步的國家民族，思想學術應該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同樣應該擁有一套多數國民共同遵從的行為價值理念和社會公德。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在物質層面取得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成就；但在精神層面卻出現了信仰危機，國民的價值觀呈現空前混亂之勢。
一個文明進步的國家民族，思想學術應該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同樣應該擁有一套多數國民共同遵從的行為價值理念和社會公德。西方文明國家的國民崇尚個人自由，但都遵從基督教的善惡是非標準，用基督教理念來自覺約束規範自己的行為。說謊造假在德國是讓人丟臉的無恥行為，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一樣屬無恥行為，公文造假還要追究刑事責任。
中國的方向剛好相反，思想高度一致學術萬馬齊喑，論文多靠“造假”來自欺欺人；可在涉及個人行為品德方面的善惡是非標準則五花八門；甚至於把在暴徒面前誓死反抗強暴的烈女子說成是“弱智”？至於“90後少女要嫁黃世仁”的現象，則屬見怪不怪的社會景觀。象這樣下去要不了幾年，連“亂倫”這樣受到全人類譴責的禽獸不如行為，也會有“以無恥為水平”的筆桿子站出來為其辯護喝彩了。
部分國民在物質層面上向“暴發戶”努力；在精神層面上則向低等動物邁進。
三十年來中國在物質層面上確然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可離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文明”還相差很長的距離。就如中國的億萬富豪很多；可絕大多數是“暴發戶”，離真正的貴族還相距十萬八千里一樣。
中國急需確立一套現代文明價值理念，用以規範多數國民的思維言行，這是遠比“全民奔小康”更為緊迫的任務。否則等到哪天全民在物質上達到小康水平時，突然發現自己竟然站到了有足夠精飼料的豬圈里。
中國在什麽問題上都喜歡強調自己的“特色”，現代文明也不例外。我認為中國特色的現代文明應該遵從下述核心價值理念。
一、勤奮
懶惰為“萬惡之源”。人類世界天性大奸大惡的人畢竟是極少數，多數罪惡都是由懶惰派生出來的，女人主動出賣肉體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二、誠信
文明國家的公民都把“誠信”作為人的第一美德，說謊做假是比偷竊還要難為情的無恥行為。自以為聰明的中國人卻把“誠信”當做“外銷貨”，巴不得所有人都“誠信”就他一人“假大空”。至於說謊做假，今天已成為絕大多數國民的必備修養，否則寸步難行，就象淑女在妓院寸步難行一樣。尤其是公務人員，拒絕說謊做假就根本無法履行公務。長此以往，國民會自覺不自覺奉行“妓院規則”，整個國家最終會墮落成為一個龐大的妓院，彼此欺騙的結果是在整體上付出慘重的代價。每個人都感受活得很累很被動。
三、正直
中國最大的社會毒瘤就是阿諛權勢，為了追逐眼前的急功近利無視任何道義良知。多數國民因此缺少“正直”的品格。如果不在國民心中找回久違的“正直”，今天中國盛行的“權錢拜物教”就會最終摧毀中華文明的根基，“官本位文化”的無孔不入將最終敲響中華文明的喪鐘。這話並非危言聳聽或杞人憂天。
四、善良
善良是抗拒暴政的最有力武器。如果多數國民能保持善良的品質，很多傷天害理的制度性暴政就根本無法執行。文革期間紅衛兵和部分貧下中農的暴行觸目驚心，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心安理得用令人發指的邪惡手段殘害無辜的弱勢群體，就是國民需要大力培養善良品格的最有力表證。
善良不等於老實軟弱，國民很容易混淆善良與軟弱的界限。老實軟弱者在條件許可時一樣會幹出傷天害理的暴行。你看那些平素的老實人，在文革期間的暴行一樣令人惡心。用生命捍衛良知的李九蓮女士被暴政機器槍殺後拋屍荒野，一個平時老實巴交的退休老工人居然割下她的性器管拿回家去猥褻？！
五、進取
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的民族，但絕不是一個進取的民族。勤勞者有時是基於現實所迫，一個上有老下有小又無任何上層背景的平民不勤老就無法養家糊口。而現實所迫的“美德”往往是靠不住的，條件改善後能否繼續保持當初的美德就是一個未知數。本人的很多兒時舊友昔日的勤勞曾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今天的懶散程度也同樣令我震驚。“進取”則是不受外在條件影響的勤勞，是一種深入血統的不斷向上不斷超越自我的動力，是推動社會不斷進步，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精神。西方的體育冠軍能在十年二十年長期保持這一殊榮，靠的就是這種進取精神。所以西方社會能夠不斷向前發展。中國則是一個淺嘗輒止很容易自滿的民族，原因就是缺少這種進取精神。
六、包容
中華民族是一個容易走極端的民族。中華大地之所有那麽多對抗性矛盾？有那麽多“階級鬥爭”？有那麽多血腥的“暴力革命”？中國自商鞅變法後的兩千六百多年之所以沒有一次成功的政治變革？根本原因就是中國人缺少“包容”品格所致。如果不在國民性中有意識地培植包容品格，任何理性的社會變革都不可能在中國取得成功，自毀文明的暴力革命會再度在中華大地重演。
七、平等
“特權思想”在文明國家是愚昧可恥的；可在中國卻屬情理之中。多數國民的靈魂深層或多或少都有特權思想在作祟。眼下沒有玩弄特權者並非厭惡特權，而是沒有條件，條件許可時一樣特權如斯。洪秀全是靠反特權起家的，起義之初也曾撰文猛烈抨擊達官顯貴的特權，可在自己成了山大王後居然剩坐六十四人大轎，走到哪里像半個藍球場在移動，超過歷史上所有帝王出行的威風排場。
特權是社會分裂的禍首，特權盛行的國家都是高風險不穩定的。特權超過一定的限度必然釀成平民暴動和流血革命。中國歷史上那麽多改朝換代式自毀文明內戰，無一例外都是由特權盛行造成的。
中國要想保持長久的穩定和平，永遠告別自毀文明的暴力革命悲劇，就必須消滅特權，鏟除國民心靈深層的特權思想。否則越強調“穩定”就離“革命”越不遠。
八、法治
法治是社會平等的保障，人治的國家社會平等只能停留在口號上。中國一天不確立真正的法治，就不會有一天真正的平等，國家在那一天就處於風險之中。
九、人權
　　個人權力得不到確切保障的國家必然產生暴政，不是乾隆式的特權暴政就是文革式的平民暴政。沒有人權保障的國家就算哪天走上民主之路“多數人說了算”，也一樣會墮落成暴民式民主。
十、自由
每個中國人都應該牢記裴多菲的那首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十一、珍愛生命
中國這塊土地上曾經產生過全人類難以望其項背的生命災難，歷次改朝換代戰爭多次把自己人殺死了一半甚至十分之九（漢末三國時期）。中國也曾產生了這個星球上最殘酷恐怕的刑法，殘害自己人成為權力人物的一種高級樂趣？“看殺頭”則是普通民眾的娛樂盛典？根本原因就是缺乏“珍愛生命”的心靈呼喚。“汶川大地震有利於計劃生育”的冷血邏輯植根於相當一部分國民的心靈深處。漠視生命的民族必然冷血，冷血的民族就會在冠冕堂皇的旗幟下從事禽獸不如的殘酷暴行。百年前的義和團時期，山西總督殘殺傳教士婦女兒童時居然滿臉義正辭嚴狀，就是冷血民族的最可怕表情。一個冷血原民族是絕不可能有任何前途的，滿清的滅亡就是前車之鑒。
當你殘害某個落入你手中的“人”或發表冷血怪論時，你不妨換位思考一樣，如果被殘害的對象是你的親人或壓在豆腐渣校舍廢墟下的小生命是你的兒女時，你會怎麽想？如果你不勇敢站出來阻止這種冷血傾向，誰能保證下一個受害者不是你的兒女呢？

讓我們敲希望的鐘啊，
多少期待在心中！
…………

天佑中華！


二００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30.流氓丈夫是怎樣綁架淑女妻子的？

流氓的綁架淑女妻子的高明手段是“暴力”、“謊言”和“墮落誘惑”。國家民族很多時候象極了“美麗的淑女”，不可能總是“有德者居之”。歷史老人也常常開些讓人幽默不起來的玩笑，“鮮花插在牛糞上”的亂點鴛鴦譜一而再再而三讓史學家心情沈重。


本人當年找對象時，發現美少女多讓流氓混混給搶先了。如果僅僅是“美麗”還讓人好想一點，有些美而且惠的淑女也成了流氓籃子里的菜。
如果你認為流氓混混僅僅是靠“霸王硬上弓”式的暴力手段來使德貌雙全的淑女就範那就是以偏概全了。用赤裸裸的強盜手段讓“生米煮成熟飯”的例子是有不少，但不是主流，多數流氓混混的淑女妻子都是心甘情願小鳥依人的。流氓俘虜淑女的主要手段是謊言欺騙。
只要是女人，都有愛“無原則聽好話”的毛病。流氓混混因為終日無所事事，一不用看書做學問二不用辛苦工作，就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專門忽悠美女的謊言”訓練上，直到他們的嘴可以流出蜜來。流氓混混有的是用不完的“時間”和把少女帶入雲里霧里的“謊言”，能夠抗拒這種“令人在雲端飛翔”謊言的少女畢竟是少數。所以在流氓的謊言攻勢下，很多少女選擇繳械投誠。
流氓混混主要靠“謊言攻勢”來俘虜淑女獵物，但當淑女成為他的妻子後，要想淑女不叛逆選擇長期和他過日子，無論是心甘情願還是身不由己，單靠謊言是不成的，還得加上另兩樣秘密武器--“暴力”和“墮落誘惑”。在暴力和墮落誘惑的兩頭夾擊下，淑女妻子就算在“謊言迷魂湯里”一朝覺醒，發現自己“鮮花插在牛糞上”也會身不由己，心不甘情不願和流氓丈夫綁定一生。
本人的一位內弟就是一個標準的流氓混混。他的妻子則是一位標準的大家閨秀，秀外惠中且擁有一份讓人羨慕的工作。這樣的“極品鮮花”身後自然有一大群追求者，每一位追求者的條件都比內弟要高出十倍，可最後的勝利者居然是內弟？他取勝的法寶就是“謊言迷魂湯”。一大群強勢競爭者直到明白自己徹底失敗的那天還沒有一個肯服氣，我們有哪一點比不上那個遊手好閒的無賴呢？我們最差勁也是個有體面工作的大學生啊？
因為黑社會和底層背景，內弟就我一位還算體面的親朋好友，因此每次都被強拉硬拽作為出席那個標準書香門弟的代表，結果也多次不得已附和內弟說謊，但心靈深處一直惋惜“鮮花插在牛糞上”，巴不得對方看出謊言破綻及時覺醒。遺憾的是這一天一直沒有等到，等到的是我親自上門把那位窈窕淑女接進內弟的家門。
從淑女踏進內弟家門的那一天，我就擔定這個家維持不長。因為謊言畢竟是謊言，遲早是要穿幫的。一旦內弟原形畢露，那位淑女妻子還會和他一起過下去嗎？
我的預見最終落空了。盡管內弟很快就暴露出流氓無賴的本性，可淑女弟媳並沒有選擇棄暗投明。受過現代教育的大家閨秀並沒有多少“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傳統觀念，她被牢牢綁定於那個沒有任何希望的無賴家庭全靠內弟的手段高明。
流氓的高明手段就是“暴力”和“墮落誘惑”。
窈窕淑女成了內弟妻子後不到三個月就飽嘗了幾頓流氓式老拳，徹底打垮了大家閨秀的自尊和優越感。秀才見了兵有理說不清，明知上當受騙也只有打掉門牙和血吞。
但光靠赤裸裸的暴力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兔子逼急了也會咬人，更何況是一個受過現代文明教育知道維護自己權力的大活人。
流氓內弟深諳“人最喜歡和自己相似的人”這一人情哲學。要想和淑女妻子相守一生，最安全有效的辦法就是拉近兩人的“素質距離”，讓淑女妻子和自己相似。他也想提升到淑女妻子那樣的高層次，那樣對雙方和後代都有好處，但他沒那個智商和耐心，順水放舟易逆水行舟難；無奈只好退而求其次，想方設法誘使淑女妻子墮落，直到到與他站在同一個水平線，最好墮落到和他臭味相投。這樣做雖然毀了自己的家族與後代，但總比一個孤家寡人去獨自面對無邊的黑夜要好。
新婚沒幾天，內弟就勸說淑女妻子賭牌打麻將，在傳授麻將技術方面極有耐心，手把手教導妻子由淺入深。我問內弟為何要這樣做？這不是給自己和家庭找麻煩嗎？一個“敗家子”就受不了還要攤上倆？沒想到內弟用一句“你不懂”封住了我的嘴，說什麽不這樣將來會有更大的麻煩？開始淑女弟媳怎麽也“進不了狀態”，一再宣稱自己不是賭牌的料。可內弟在這方面的耐心讓人吃驚，一次又一次地體驗之後終於讓弟媳找到了感覺，食髓知味後就進而愛不釋手了。麻將這東西有“毒品效應”，一旦上了癮就會身不由己。等到她終於發現賭牌毀人心術又敗壞家庭時，她已經欲罷不能了。
兩年後的春節我去內弟家拜年，吃驚的發現那位淑女弟媳和剛過門時判若兩人，粗話臟話脫口而出，人生品味價值取向越來越象內弟？兩年前我眼中的弟媳是標準的陽春白雪，現在則墜落成貨真價實的下里巴人了。
內弟的家庭讓我想起了秦檜和他的妻子王氏？
內弟的婚姻保住了，但他們的家庭也因此永遠失去了希望。兒子成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流氓混混；女兒我就不說了，免得損口德。
…………
國家民族很多時候象極了“美麗的淑女”，不可能總是“有德者居之”。歷史老人也常常開些讓人幽默不起來的玩笑，“鮮花插在牛糞上”的亂點鴛鴦譜一而再再而三讓史學家心情沈重。“賤民朱三也天子”，流氓統治者長期綁架淑女國家的悲劇前赴後繼。朱三多少還有點良知，只顧自己爬灰玩兒媳婦，沒有同時誘使整個國家墮落。結果他的江山滿打滿算也不到二十年。法蘭西帝國的路易十四、路易十六就比他老兄精明很多，自己窮奢極欲的同時還忘不了帶上他的子民一道圍著“權錢”打轉，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民族的前途牢牢綁在一起。
我們來看看托克維爾在他的論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文中，描述法國大革命前的社會風貌，就可明了路易王朝的“墮落誘惑”術玩得多麽成功。
“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麽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拼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志，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著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拼命地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欲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然而，專制制度從本質上卻支持和助長這種感情。”

但這個成功的果實太過苦澀了！法國因此爆發了歐洲歷史上最殘酷的暴力革命，路易家族和整個特權階層全被送上了斷頭台。淑女國家也因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個歐洲大陸無與倫比的超級強國，這個造就了近代世界多數大思想家的偉大國度，在拿破侖後長達一個半世紀的現代史時期一直成為被動挨打的出氣筒和文化沙漠思想侏儒。

淑女妻子千萬別委身於流氓丈夫。流氓丈夫一旦騙到了淑女妻子，最好也別誘惑淑女墮落，那是和自己家族的未來過不去。

二００九年十一月三日


31.我們憑啥在印度面前自豪？

中國和印度同時建國。中國在過去“輝煌六十年”和平時期發生了純因“人禍”造成的亙古未有死人幾千萬的大饑荒；發生了波及一億人死人千萬的文化大革命，印度沒有。印度號稱“世界第三科技大國”，諾貝爾獎位居第三世界之首。印度知識分子不說假話。

中國是一個自卑的民族，但也是一個容易自滿和自豪的民族。
中國人的自滿自豪在奧運和國慶六十大典後空前膨脹，連賣鴨蛋的老太太也聲稱美國人快窮死了，要靠向中國借錢才能過日子？
當平民百姓相信美國人快窮死時，最了解中國國情的特權階層，卻爭先恐後地把財產和親屬轉移到這個快窮死的萬惡資本主義國家？《建國大業》擁有龐大的明星陣容，可那些明星無一例外都擁有外國國藉？
中國人有十足的理由在美國人面前自豪。
美國絕不可能舉辦北京那樣奢華的奧運開幕式。美國的奧運不能隨意動用納稅人的錢，除了舉辦城市外，其他城市地區不用為奧運花一分錢。聖火傳遞式在各地也是不燒錢的民眾自發活動。沒有國庫的雄厚財力做後盾，任何國家的奧運都不可能和北京奧運比財力。
美國更不可能舉辦中國那樣盛大壯觀的國慶閱兵式。美國的國慶活動看上去散漫隨意，不是經過嚴格挑選的“民眾演員”展示經過精排練的偉大成就，而是國民自發參與的民眾大聯歡。中國的國慶民眾是觀眾，美國的國慶民眾是參與者。
中國的億萬富翁人數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中國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奢侈品大國。
中國各級政府有花不完的錢，美國政府則是貨真價實地“窮死了”，欠了一屁股債。前幾年居然發生公務員發不出工資政府“停業三個月”的不可思議“醜劇”。
美國官員不能有“緋聞”，中國官員則可隨意用“公款”包養二奶到N奶。
中國的城市外觀比美國漂亮華麗。中國的城市高樓多是近三十年的新建築，美國則多是三十年前的老房子。中國城市多實行了“亮化工程”，美國則不能。
…………
中國既然有那麽多優越於美國的成就，特權階層為何還爭先恐後往美國轉移財產和親人呢？
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雖然在某些方面超過美國，但總體平均水準則遠遠落後於美國。
特權階層擁有比平民大眾更多的知情權，知道真實的中國和美國沒有可比性。
所以對美國自豪的多是盲目自大的平民大眾，而不是了解真實國情的特權階層。
這真是一個有很深諷刺意義的社會現象：財富特權遠高於美國權貴的特權階層自卑？而財富地位遠低於美國普通國民的人民大眾自豪？
我們的國民真的可悲可嘆！“賣鴨蛋老太太”不是個別現象，而是一種普遍性的社會意識。
在這個星球上，令中國特權階層和平民大眾都擁有強烈優越感的大國只有一個。
那就是印度！！！
中國人對印度的總體印象是“臟、亂、差、無政府”。
中國人有完全充分的理由在印度人面前自豪。
我們的GDP總量遠遠超過印度。
我們的億萬富翁人數世界第一。
我們擁有的豪車數量世界第一，不過沒有一部是國產的。
我們是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費大國。
印度城市有數不清的貧民窟，我們沒有。
我們的道路和城市建設遠比印度漂亮。
…………
上面那些優越成就確然能令多數普通國民豪情滿懷，可在明眼人看來卻不是那麽回事。上述成就有那一樣是與我們平民大眾的利益密切相關的？
我們憑啥在印度人面前自豪？
中國和印度同時建國。中國在過去“輝煌六十年”和平時期發生了純因“人禍”造成的亙古未有死人幾千萬的大饑荒；發生了波及一億人死人千萬的文化大革命那樣空前的文明災難，印度沒有。
我們的行政開支占財政支出的比例世界第一，四年前就高達24%，且每年以23%的速度遞增，相當於印度的N倍。
我們“三公消費”高達9000億元人民幣（每年公車消費4000億元，公款吃喝玩樂2000億元，公費出國3000億元；2004年黨政機關公車400萬輛，年費用4085億元）。印度則望塵莫及。
我們最低級別的鄉政府多建有豪華辦公樓，一把手辦公室的裝潢無不富麗堂皇。印度的行政辦公樓則寒磣不起眼，象國防部那樣的頂極衙門連空調也沒有。在熱帶高溫下，三軍總司令那樣的高官顯貴辦公時頭上只有一台老式電扇在轉動。而印度白領階層的家庭多安裝有空調的。
我們的人均教育支出和醫療保險費用遠低於印度。
印度號稱“世界第三科技大國”，諾貝爾獎位居第三世界之首。我們的諾貝爾獎得主依舊是零。
我們的城市雖然沒有印度那樣的貧民窟，但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的人群卻比印度貧民窟的居民多得多。印度貧民雖然居住條件臟亂差，但那是自己的房子，且受到法律的保護，不用擔心政府支持下的強勢人物闖進來強拆強搬。
印度知識分子不說假話，不會為了權錢出買自己的靈魂，不會給權貴充當幫閒和吹鼓手。我們的知識分子則多數淪落為權錢的奴仆，為了迎合權貴不惜站在權威崗位上說昏話。
印度大學不頒發注水文憑，我們大學頒發的注水文憑則鋪天蓋地，在職官員居然成為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
我們的礦難死亡率是印度的13倍！
我們的單位GDP能耗遠超印度。
我們的貧富懸殊遠超印度。
印度大學一二年級學生素質遠超中國大學的碩士生。
印度的媒體是開放的，公民擁有充分的言論自由；我們這項自由仍停留在憲法條文上。
我們的社會道德已出現整體淪喪的態勢，印度人則不怎麽幹缺德事。
我們的“豆腐渣工程”在公共建設領域普遍存在，印度則是極個別現象。
印度的人均GDP雖然暫時不如我們，但多數人的實際收入卻高於我們。我們的經濟增長成果絕大部分都被特權階層用非法手段吞食了，1%的極少數掌控著80%以上的社會財富（一說0.4占有70%的社會財富）；剩下99%的絕大多數擁有的個人平均財富遠低於印度。
…………
印度相對於中國的最大優勢是，印度的社會政治體制是良性循環，經濟發展的速度雖然較慢，但國家社會擁有一個不可動搖的總體目標，在前進的道路上不會出現大的反覆倒退。我們的政治體制則依舊沒有走出惡性循環的悲劇輪回。近十年經濟雖然高速增長，但國家社會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多數人對前途迷茫或無所適眾，繁榮的外表下潛藏著極大的社會風險，在前進之路上稍有不慎就會出現大的反覆倒退。你別看中國現在GDP總量高居世界第三，可如果政治體制改革不能成功，多數人在不遠的將來一覺醒來後將發現自己又回到了三十的前一窮二白的面貌。
印度297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養育了近12億人口，人口基數和我們相近，人口密度則相當於我們的三倍！能源資源則只相當於我們的五分之一（石油）或十分之一（煤）。如此惡劣的環境能取得目前的經濟文化成就，我們還有什麽理由輕視印度？我們憑什麽在印度人面前自豪？
我們唯一的自豪之處應該是：中國是亞洲第一個成立人民共和國的國家？



二００九年十一月三日



32.誰在真正崇洋媚外

現代中國的最大發明是“政治帽子”。百年中國出產的“政治帽子”花樣翻新，不同時期有不同風格的“政治帽子”， 可有兩頂“政治帽子”-- “崇洋媚外”和“漢奸賣國賊”在百年中國則經久不衰。


現代中國真是一個奇怪的國家。這個全球第一的人口大國，與關系人類文明進步的絕大多數現代科學發明無緣，沒有贏得哪怕是一項諾貝爾獎；卻擁有人類世界首屈一指的“帽子工廠”？最大的發明居然是令文明人大跌眼睛的“政治帽子”？
中國人發明的“政治帽子”不是用來遮陽擋雨的，主要功能類似擁有政治打擊力量的“大棒”。
現代中國發明的絕大多數“政治帽子”都是反文明的。因為這些 “政治帽子” 在多數情況下不是扣在真正的國家蛀蟲、民族敗類和人民碩鼠頭上，而是扣在對國家民族擁有強烈民族責任心的真正愛國志士頭上。
現代中國的最大敵人是貪官污吏，可你見過哪個貪官污吏頭上扣有“政治帽子”沒有？
沒有！一頂也沒有！
可真正愛國志士頭上的“政治帽子”則滿天飛。
“叛徒、內奸、工賊”；“崇洋媚外”；“漢奸賣國賊”；“資產階級自由化”……
現代中國的最大“政治帽子”飛向了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不會明白國家主席充當“叛徒、內奸、工賊”是為了啥？那不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嗎？
文革是“政治帽子”的豐產時期，也是中華文明遭受空前災難的時期。
百年中國出產的“政治帽子”花樣翻新，不同時期有不同風格的“政治帽子”，抗戰年月的“政治帽子”在大躍進時不適用。
可有兩頂“政治帽子”在百年中國則經久不衰？
這兩頂“政治帽子”是“崇洋媚外”和“漢奸賣國賊”。
最早戴上“崇洋媚外”帽子的愛國志士是中國最清醒最有良知的舊式知識分子，駐英公使郭嵩濤。
郭嵩濤最大的賣國言論如下：
“西洋立國兩千年，政治和教育，都非常修明。跟遼金崛起的情形，絕不相同。……西洋富強，固不超過礦業、輪船、火車。但它們所以富強，自有原因。……我們必須風俗敦厚，人民家給戶足，作為基石，然後才可以談到富強。豈有人民窮困不堪，而國家能富強之理。現在談富強的人，把國家大事，看作跟人民無關。官員貪污，盜賊橫行，水災旱災不斷，上下交困，每天都在憂患禍亂。這時輕率的追求富強，只不過浪費金錢。……船堅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國的根本。……中國之大患，在於士大夫沒有見識……”
那時的中國正處於被歷史學家稱為“洋務運動”的第一次改革開放時期，絕大多數官僚知識分子都認定中國的“特權專制體制”是人類世界最最優越的制度；只是“器械”等物質成果不如西人，因而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保留特權專制體制的前提下發展經濟富國強兵。
可郭嵩濤卻對中華文明的根本--“特權專制體制”提出了質疑。認為學習西方物質成就的“一條腿改革”沒有出路；主張學習西方的政治體制來從根本上變革中國的落後狀況……
郭嵩濤的睿智、遠見和強烈民族責任心不是腐敗的官僚權貴和專制洗腦下的愚民能夠理解的，結果他被自己摯愛的祖國污為“崇洋媚外”和“漢奸賣國賊”。
祖國污蔑冷落它的赤子郭嵩濤的代價是慘重的。甲午中日戰爭本質上是“體制戰爭”，先進體制+落後武器打敗了落後體制+先進武器。世界第六大海軍強國中華帝國被海軍力量勉強屈居十二位的撮爾小國日本擊敗，號稱東方無敵艦隊的“北洋水師”在自己的家門全軍覆沒。“洋務運動”的經濟改革成果灰飛煙滅。
讓只知貪污弄權跑關系的腐敗官僚去指揮現代化艦隊？等於是讓傻子去操縱原子彈，再先進的武器也只能起反作用！
偉大領袖教導我們說：“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第二個被污為“崇洋媚外”的愛國志士是康有為和他的維新派英雄。
康有為領導的政治變革有望使積弱不振的中國趕超日本成為亞洲的大哥大。
可不願喪失任何“特權利益”的腐敗官僚為了千世萬世騎在億萬國民頭上作威作福，以“崇洋媚外”的罪名向愛國志士舉起了屠刀。
鴇母式政客總管慈禧太後把“戊戌六君子”送上了斷頭台，近代中國第一個“真男人”譚嗣同血染乾坤。
祖國屠殺她的赤子代價更為慘重！中國自此步入了“秋風秋雨愁煞人”的時代，陷入了長達半個世紀自相殘殺和外敵入侵的血腥戰亂，好不容易贏得和平後又被“反右”和“文革”等空前的文明災難折騰得遍體鱗傷。純因“人禍”原因造成的活活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在人類世界亙古未有。
那些夢想千世萬世享受“特權利益”的權貴們則整體經受了毀滅的惡報，全部被“革命”了，“破產”了，“逃亡”了……
一場暴力輪回的政治巨變落幕後，多數平民也許能夠劫後余生，但幾乎所有的腐敗權貴則逃不了劫數。
上天會讓一個人一個家族長久不勞而獲作威作福嗎？只有白癡和神經才會相信！
可“劣勝優汰”的專制體制卻讓廟堂上站滿了神經和白癡。
新中國在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交納昂貴的學費之後，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開始了現代中國第二次“改革開放”。
第二次改革開放的內涵與“洋務運動”異曲同工，在不變革政治體制的前提下從事經濟改革，引進學習西方的現代經濟成果。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令人眩目的奇跡，GDP總量躍居世界第三。
第一次改革開放（洋務運動）使中華帝國躍升為亞洲第一大軍事強國，世界第六大海軍強國。第二次改革開放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躍升為世界第三大經濟強國。
兩次“改革開放”取得的物質成果一樣令人眼花繚亂。
但兩次改革開放後期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和困境。
洋務運動引進制造了先進武器，可“劣勝優汰”的逆淘汰人事體制選拔不出優秀的人才來運用操控那樣先進武器。最後先進武器落到只會跑關系放炮仗的貪生怕死政客手中，結果在戰場上一聽到炮聲就嚇得屁滾尿流，丟下手中的先進武器爭先逃命。現代化艦隊最後成了日本海軍的戰利品。
第二次改革開放經濟高速增長，可舊體制是一種特權專制體制，社會公平沒有制度保障，經濟增長成果絕大部分被特權階層吞食了。廣大貧民百姓則在住房、醫療、教育新三座大山的壓迫下日益陷入實質性的貧困，越來越多的公民無家可歸。“劣勝優汰”人事體制“跑”上去的官僚沒有必要的才能和責任心解決日益緊迫的社會問題，使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誰也不能擔定下一次群體性事件不會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我們的經濟雖然在高速增長，但文明卻在大踏步後退。經濟擴張化的同時文化沙漠化、公權山寨化、事業無恥化、人性動物化、社會叢林化……單純經濟開放的“一條腿改革”後果是中國步入了高風險期，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中國人容易健忘歷史的教訓，因而總是犯同樣的錯誤。
為了引導迷途的祖國走出惡性循環的陷阱，相當一批有良知有責任心的愛國志士呼籲政府啟動政治改革的大門，引進西方的民主法治精神來革新只知貪污弄權瞎折騰的官僚政治，用直選基層主要政務官來堵塞“行賄跑關系”的“人事黑洞”，“把公權裝進籠子”，敦促政府切實履行起公共服務職能。為了做到這點，就必須以民主法治的典範大國美利堅為榜樣，學習美國的法治精神、民本思想和人權理念，來促進中華民族的政治文明與世界上的先進國家接軌。
愛國志士的忠告還沒有回聲，當年砸向郭嵩濤頭上的“政治帽子”又鋪天蓋地飛到他們頭上。今天這個堅守良知者被指責“崇洋媚外”；明天那個批評公權者又被污為“漢奸賣國賊”。
今天玩弄“崇洋媚外”和“漢奸賣國賊”兩頂政治帽子的主要為兩類人。
一是貪官政客。這號人平時濫用公權慣了，利用職權撈取了巨額私利，最害怕美國式的“限權”和“公平”政治。如果象美國一樣總統偶爾和實習生有一次婚外情就弄得灰頭土臉，背了一身天文數字的訴訟債務？地方政務官連買支鋼筆的開支也先申請後公示，他們豈不都要卷鋪蓋滾蛋！所以他們最害怕美國的民本體制，最喜歡北朝鮮的金太陽體制。前者他們是無利可圖的“公仆”，後者則是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父母官”。誰要是主張學習美國的民本體制，他們就給誰制造一頂“崇洋媚外”的政治帽子。
二是經過奴化教育洗腦後的左憤，一群不自覺充當貪官政客沖鋒隊員的腦殘者。整個思維只服從“奴才條件反射”：一聽到毛太陽、北朝鮮就五體投地；一聽到美國、民主、法治就滿口垃圾。
…………
誰在真正崇洋媚外？
越來越多的貪官政客喜歡“裸體做官”，有條件者多把財產和親屬轉移到了國外；眼下沒有條件者也在努力創造條件。貪官政客轉財移親的首選國家不是他們滿口稱頌的階級兄弟北朝鮮，而是他們破口大罵的萬惡資本主義代表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壞人心中也有桿稱，無論他們在台上如何抨擊美國聲援北朝鮮，他們心底都知道美國是標準的紳士貴族北朝鮮則是赤裸裸的流氓無賴，美國才是真正文明進步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國家。他們在台上大罵美國不過是忽悠平民百姓，方便自己長期公權私用以權謀私。當他們是掌握公權的官僚時，他們喜歡中國和北朝鮮，因為中國是“官本位”，官是老大。但當他們是普通公民時，自然而然喜歡美國。美國是“民本位”，人民最大。
那些主張學習美國的民主法治經驗來推進中國的文明進步，因而被貪官政客污為“崇洋媚外”的愛國志士們，多數都選擇留在國內；就算有條件移民美國也一樣選擇留在國內；就算承擔相當大的政治風險也一樣舍不得離開自己的祖國。
各位比較一下：誰在真正“崇洋媚外”？是帽子制造者還是帽子承受者？
更具諷刺意義的是：那些被貪官政客轉移到美、加、澳的花花太歲們，也在海外大談“愛國”？謾罵國內的愛國志士“崇洋媚外”？這不是賊喊捉賊是什麽？
至於那些動不動就大罵美國“亡我之心不死”的左憤們：你們當中的大多數也許沒條件移民美國？但如果有去外國留學的機會，讓你們在無限熱愛的北朝鮮和滿腔仇恨的美國兩者間作出選擇，你們會選擇誰？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誰在“崇洋媚外”因此一目了然。
2009年的賀歲大片是《建國大業》，一部重量級愛國主義教育片，擁有中國影視史上最強大的明星陣容。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大腕明星全擁有外國國藉？讓一群投奔外國的炎黃子孫來教導只保留中華國藉的國民如何愛國？這是什麽愛國邏輯？
誰在真正“崇洋媚外”？


二００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33.走出謊言政治首先得告別“一面之辭”

謊言和暴力是極權專制政治的兩大看家本領。奉行專制體制的國家普遍實行謊言政治。讓聽眾傾向於相信謊言，把謊言提升到真理的“藝術”就是“一面之辭”。 習慣對內用一個聲音講話的國家是必定會走向墮落的。

謊言和暴力是極權專制政治的兩大看家本領。
奉行專制體制的國家普遍實行謊言政治。
說謊的惡習在人類社會普遍存在。任何個人、團體、國家都有可能說謊，只不過多數聽眾不容易輕信謊言而已。讓聽眾傾向於相信謊言，把謊言提升到真理的“藝術”就是“一面之辭”。
多數普通民眾的“比較能力”遠遠大於“分析能力”。當民眾只能聽到一個聲音說話時，就很容易輕信那些話，就算是赤裸裸的謊言也不容易識別。當民眾能夠聽到正反兩個方面的聲音時，就能很輕易分辯出哪是謊言哪是真話。
所以要想聽眾輕信謊言，說謊者就要盡可能讓聽眾只能聽到自己的聲音，聽眾只能聽到他的“一面之辭”。
所以普通人說謊的危害並不大，因為他們沒有力量讓聽眾只能聽到他的一面之辭。就算有人相信他的謊言也是少數和暫時的，不可能造成大面積或長期的傷害。
只有統治者才擁有把謊言變成“一面之辭”的力量。
因此統治者一旦說謊，就會造成大面積長期的傷害，形成持續性的全社會破壞力量。
專制統治者為了讓民眾輕信那些維護自身特權利益的謊言，采用的手段就比普通說謊者更多更有力。他們通常都用“制度的力量”來壟斷話語權，讓民眾只能聽到他們的聲音在說話，使朝野上下只能流行他們的“一面之辭”。
所以專制統治者普遍實行新聞封鎖和嚴格的書報審查制度。凡是不利於統治者的聲音，或是貌似難聽實則令統治者受益無窮的苦口良藥都不可能讓民眾聽到或看到。
專制政治奉行“劣勝優汰”的逆淘汰規則。專制統治到了後期，在“劣勝優汰”人事體制的長期作用下，統治階層就會充斥漿糊腦袋，經常把利己利民的苦口良藥誤讀成“惡毒攻擊”。
因為有國家機器的力量為統治者的“一面之辭”提供制度保障，統治者的謊言就能上升為“全社會的真理”。多數民眾就算不信任統治者也會不自覺地遵循統治者的思維邏輯。
所以林語堂才會痛心疾首：“中國有那麽一群人，本身生活在社會的底層，自身權利每天都在受到侵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就是動物界也找不到如此低智的生物……”
林語堂對民眾素質的抱怨是不公平的。民眾素質多是社會體制的產物，什麽樣的社會體制就會產生什麽樣的民眾素質。民主政治促人進步，專制體制迫人退化。同樣一個人，在民主社會也許是明辨是非的智者，但在專制社會則有可能退化成弄不清“一加一到底等於幾”的糊塗蟲。
在專制統治後期，統治集團失去了社會公信力。在經受了慘痛的教訓之後，民眾終於發現來自統治者的聲音多數都是謊言，因而不再相信政府時，統治者的一面之辭一樣能發揮慣性作用力。民眾一方面不相信統治者的聲音；另一方面又會不自覺地奉行謊言政治的思維邏輯，造成全社會的認知混亂和價值錯位。頗具典型意義的例子是民眾在大罵貪官和特權的同時；又會不自覺地跟在貪官政客身後對已經“基本上消滅了貪污特權”，奉行“人民最大”的某民主法治國家同仇敵愾。
如果民眾能夠不受幹擾地聽到與統治者不一致的聲音，就不會產生“缺乏最基本常識認知能力”的思維混亂。
下面拿美國新澤西州驚天腐敗案來說事：
案情：2009年７月２３日，美國新澤西州３名市長、２名州議員以及多名政府官員因涉嫌腐敗被警方逮捕。
據美國檢察官辦公室介紹，警方當天共逮捕了４４名嫌疑人，其中包括７月１日剛剛上任的霍博肯市市長彼得?卡馬拉諾三世, 錫考克斯市市長丹尼斯?埃爾維爾, 里奇菲爾德市市長安東尼?蘇亞雷斯，澤西市副市長利昂娜?貝爾蒂尼。
馬拉諾被控收受兩萬五千美元的賄賂，埃爾維爾被控收受一萬美元賄賂，蘇亞雷斯因非法收受一萬美元現金遭到起訴，澤西市副市長利昂娜?貝爾蒂尼則涉嫌非法收受2萬美元競選獻金……
貪官政客的一面之辭：
連美國這樣自奉為民主領袖的國家也產生如此腐敗大案，說明民主不是萬能的，天下烏鴉一般黑，腐敗在全球無處不在，是不治之癥。言外之意是民眾不用對中國的腐敗大驚小怪，腐敗是官場正常現象，外國的腐敗說不準比我們更厲害呢？
與貪官政客不一致的聲音：
一、三位市長的腐敗金額是多少？
2.5萬美元；1萬美元；一萬美元；2萬美元。
折合人民幣16萬元；6.85萬元；6.83萬元；13.7萬元。
市長的最高腐敗金額為2.5萬美元（16萬元），相當於美國一名普通醫生兩個月的薪水，因此成為震驚全美的腐敗大案，說明這個腐敗金額在美國很少有官員超過。
中國貪官的腐敗金額是多少？
僅一年前落網的最低級別官員，財政收入才9000萬元的國家級貧困地區重慶市巫山縣交通局長晏大彬就貪賄了近3000萬元！相當於美國最腐敗市長的188倍！這還不算他揮霍掉和向上行賄的巨款。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的腐敗程度則更為嚴重，深圳市龍崗區某公安副局長的腐敗金額則高達一億五千萬！
美國新澤西州可是離紐約不遠的經濟發達地區。
一個貧困縣的小小科長腐敗了如此天文數字巨款，就更不用說市長級的大官了？
二、我們的市長腐敗16萬會被偵查出來嗎？會承受法律的無情制裁嗎？
通常不會。連貪賄3000萬的小科長晏大彬也是自己倒血黴自我曝光的，反貪機關根本沒注意上他，此前他還是“組織信得過”的好幹部哩。如果不是撞上“房子漏水保安強行入室”的十萬分之一概率，晏大彬今年說不準依舊是模範好幹部。那位公安副局長腐敗案也是娛樂城一把野火燒出來的。
美國則不同，不但全被司法機關主動偵查出來，且將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懲。民主國家反腐可從不會擔心“官場一空無人當官”？
按美國的反貪力度，我們有多少市長會被抓起來？
三、民主法治國家並非完全沒有腐敗，但在那種無孔不入的監督機制下，公務人員腐敗的成本和風險特大，敢於以身試法者只是極少數，巨貪和長期作案的概率幾乎特於零。所以英、美等成熟的民主法治國家“基本上消滅了貪污”。專制國家的腐敗則是普遍且嚴重的，且多數是長期作案。
四、民主法治國家不是不犯錯誤，而是決策科學少犯錯誤，且擁有一套健全的自我糾錯機制，一旦犯了錯誤能夠很快自動糾正，不會釀成大的危害。專制體制則是決策隨意多犯錯誤，犯了錯誤又諱疾忌醫，根本沒有自我糾錯的可能。
…………
如果民眾只能聽到貪官政客的一面之辭，就會誤認為外國比我們更腐敗，否則怎麽會一下子就抓出那麽多的腐敗分子呢？從而對威脅國家根基的貪污腐敗掉以輕心，對政治體制變革的緊迫性缺乏必要的認識，當國家一步步向懸崖邁進時麻木冷漠。如果民眾能同時聽到兩方面的聲音，就會對我國燎原烈火樣的貪腐憂心如焚，並進而對貪官的克星--民主法治體制產生強烈向往。
美國為了最大限度實現政治公平，設計了一整套科學的制度來防範政治人物的“一面之辭”。在總統選舉時，為了防範有財力的總統候選人取得“優勢話語權”，總統選舉法規定當某總統候選人用金錢搞定某家電台讓其對公眾發表電視講演時，該電台必須同時在不收受一分錢的前提下為其余幾位候選人提供同等時長的電視講話機會，從而有效地防範了金錢影響選舉結果的悲劇。

中國智慧里有一句名言：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當民眾只能聽見一個聲音在說話，而聽不到與之不一致的聲音時，就應該對那個聲音心存質疑。
習慣對內用一個聲音講話的國家是必定會走向墮落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國要想真正實現“文明政治”，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發達進步，就必須勇敢告別政治上的“一面之辭”。


二００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34.改革與革命的賽跑

革命對特權階層和平民大眾來說是一條“雙輸”之路，只是特權階層輸得更慘一些；政治改革則是一條“雙贏”之路。今天的中國，改革的車輪已經明顯滯後，第二次文革已經“山雨欲來風滿樓”，歷史悲劇也許又要再度重演。


中國歷史每逢到了轉折時期，就會出現改革與革命的車輪賽跑。
除了紀元前四世紀渭河流域發生的那場以“商鞅變法”命名的深層社會變革外，中國的改革車輪總是永遠落後於革命的車輪。
所以中國歷史上才會有那麽多自相殘殺的血腥內戰。
“商鞅變法”的成功使“變法國”由一個蠻荒落後的化外小邦在短期內走上世界超級文明大國行列，在以後的相當長時間內高執人類世界物質文明的牛耳。
秦帝國以後的歷次慘烈革命內戰則再度把中國推入黑暗的蠻荒，把一個生龍活虎一樣使山河動搖的世界雄獅“革命”成了白癡樣的東亞病夫。
所以對於一個國家民族來說，暴力革命的代價遠大於政治變革。
對於執掌政治經濟大權的特權階層來說，一旦發生革命，代價則比平民大眾要沈重百倍。革命的後果通常都是原有特權階層的整體毀滅，不但會喪失所有既得利益，還會把全家的生命也搭進去，落得個家破人亡人才兩空，就算僥幸活下來也會失去最基本的尊嚴。
用革命的手段消滅特權階層雖然能暫時讓平民大眾獲得報覆的快感，但好景注定是曇花一現。用血腥暴力手段走上權力之路的武夫們會再度成為新的特權階層，繼承並發揚前朝的腐敗手段，繼續貪賄弄權，對民眾巧取豪奪愚弄欺騙，人民憧憬的平等自由依舊是無法實現的空中樓閣。
所以革命對特權階層和平民大眾來說是一條“雙輸”之路，只是特權階層輸得更慘一些。經常暴發“革命”的國家也注定會一步步墮落退化下去。
政治改革與革命手段完全不同，不是一個階級消滅取代另一個階級的無情屠殺，而是特權階層與平民大眾采用和平理性的方式來溝通交流，通過談判協商的手段來求得雙方的共識，雙方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做出妥協讓步。特權階層主動放棄全部或部分特權，在重新架構的政治平台上和平民機會均等，讓平民參政議政並監督政府執政。平民大眾則放棄原始的平均觀念，淡化報覆情緒，承認特權階層多數成員的部分既得利益；除了民憤極大者外，不對特權階層的“原罪”進行暴力清算，就算清算也要遵從理性法律手段……
政治改革是一條“雙贏”之路。平民大眾雖然沒有機會奪回被特權階層侵占的利益，享受不到報覆的快感，但此後柳暗花明，爭取到了真正的“平等”和政治權力，贏得了自我發展的廣闊空間，過上了真正尊嚴的生活。特權階層雖然喪失了不勞而獲作威作福的特權，但保住了自己的尊嚴和人身安全，多數還能保住自己的部分既得利益，從而比普通平民擁有更高的起點和更多的機會，容易進化成紳士型的貴族世家。對於國家民族來說，改革也是最好的結局。一個沒有從內部分裂，在理性和法治軌道上運轉的國家無疑會日益文明進步的。
政治變革通常都是在特權階層主導下自上而下進行的，遵循理性有序的途徑。政治變革能否啟動並走向成功，取決於特權階層的精英人士是否擁有足夠的智慧、遠見和民族責任心。
暴力革命則是由民眾發動自下而上進行的，遵循無序破壞性的途徑。中國人是人類世界忍受力最強又最容易滿足的族群，如果特權階層主動啟動政治變革，通常不會聚集到革命的旗幟下去玩命。所以中國的政治變革是走積極的改革之路還是走悲劇性的革命之路，主層權掌握在特權階層手中。
既然政治改革是“雙贏之路”，中國歷史上的特權階層為何偏要一條道走到黑選擇“雙輸”的革命死胡同呢？
這是中國傳統的特權專制體制結出的惡之花。
中國傳統的特權專制體制奉行“劣勝優汰、獎惡懲善”的逆淘汰規則。
在特權專制政治後期，在劣勝優汰人事體制的長期作用下，特權階層就會充斥“關系大於能力”，“明於人暗於事”的漿糊腦袋。
當體制內漿糊腦袋的數量遠大於清醒人士時，特權階層就無法對時局作出清醒的判斷：一無遠見看到既將來臨的風險，意識到政治改革的迫在眉睫，把大限前的病態經濟繁榮誤讀成“國力強盛安定團結”，誤認為自己還可繼續作威作福很長時間。二無慧眼認清誰是自己的主要敵人？誰是有利於自己長遠利益的盟友？經常“兩害相權取其重，兩利相衡取其輕”，錯把體制森林內勇於說真話的啄木鳥看成“敵對勢力”；而把能毀滅一切林木的蝗蟲當成“一條戰壕里的戰友”？並利用蝗蟲去對付啄木鳥？等到蝗蟲驅逐了啄木鳥回頭來吞噬整個體制森林時，特權階層意識到大禍臨頭為時已晚。三無必要的能力和大氣魄來領導政治改革走向成功，不知道從哪里著手去理順錯綜覆雜的利益關系？不知道中國的問題“貌似覆雜實簡單”，只要抓住根本和癥結多數問題就可迎刃而解。四是沒有必要的職位責任心來推進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抱著過一時算一時“我走後哪怕洪水濤天”的頹廢心態，在任只顧撈油水玩享受推責任……

現代化大國的漿糊政客還有一個可笑的思維誤區：認為他們掌握著平民大眾無可匹敵的雄厚軍力，來自平民階層的所有反抗都會被有效地鎮壓在搖籃之中。因為對武裝力量的超自信，也就喪失了政治變革的緊迫感和危機感。
漿糊政客可能忘記了前蘇聯的教訓：前蘇聯特權階層擁有的軍力比我們強大百倍，體制外也不存在可以與蘇共匹敵的在野反對黨，可前蘇聯的瓦解只在一夜之間？
誠然，在擁有核武器的軍事大國，工農武裝割據，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時代一去不返。這個星球上沒有哪個井岡山能夠成功抵抗核武器的進玫。爭奪土地控制權的平民革命成為歷史，但並不等於所有的“革命”手段都成為歷史。強大軍力能有效地撲滅根據地的革命烈火，但對“街頭革命”和“體制內獨裁革命”則無可奈何。
發達的軍事科學對於特權階層和平民大眾起到的作用其實是相等的。
核武器時代的政治革命主要表現為“街頭革命”和“體制內獨裁革命”。
羅馬尼亞民眾反抗齊奧塞斯庫的暴動是“街頭革命”的典型代表。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和前蘇聯大清洗則是“體制內獨裁革命”的兩種表現形式。
中國爆發羅馬尼亞式街頭革命的可能性不大，但“體制內獨裁革命”則山雨欲來風滿樓。
“體制內獨裁革命”是在保留現政權主要框架的前提下，由體制內的鐵腕強人和體制外的平民大眾結盟，對特權階層的絕大多數幸運兒實施整體清算，把政治權力集中於獨裁者一人之手。
因為保留了現政權，特權階層很容易盲目樂觀，誤認為自己依舊站在勝利那一邊。這是完全的自欺欺人，和“戴著鐐銬跳舞”一樣愚不可及。
對於特權階層來說，“體制內獨裁革命”比“街頭革命”更殘酷更無情。
縱觀前蘇聯的大清洗，體制內特權階層付出的代價超過蘇俄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和內戰。黨政軍高幹的損失比全軍覆沒和改朝換代還要沈重幾倍。中國文化大革命對特權階層的整體清算，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慘劇就是最好的腳注。
在社會轉型時期，中國沒有前蘇聯那樣的幸運。
前蘇聯在赫魯曉夫時期對斯大林暴政和大清洗黑幕進行了較為充分的曝光，使體制內外的多數人對斯大林有較為清醒的認識，認識到大清洗的反人類反文明本質。當前蘇聯在後專制時代官場腐敗公權橫行貧富懸殊時，多數民眾沒有傾向於懷念斯大林大清洗方式來報覆特權階層，而是求助於西方的民主法治來推進社會公平。結果前蘇聯在理性有序的基礎上完成了社會轉型，在更高的層面重組自己的政治文明。
中國今天的社會背景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前蘇聯很相似，腐敗不公程度則更進一步。社會日益分裂為特權階層和平民大眾兩大對立的階級，後者對前者滿腔仇恨並夢想取而代之。因為改革開放之初對文革的反思只停留在表層，並隨之淺嘗輒止，隨後又一直把文革列為討論禁區，導致多數國民對文革的反文明反人性本質沒有必要的認識，甚至於誤認為文革是反貪反腐的群眾運動。當平民大眾對腐敗不公的忍耐達到極限時，因為對西方的長期惡意宣傳，民眾不了解民主法治是實現長久社會公平的最好方式，而是傾向於回歸文革時代，用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向特權階層實施整體清算。
特權階層長期把文革列為討論禁區的初衷是維護自身的合法性和先進性，沒想到最終結果是“自己搬磚砸自己的腳”。
六年前我在《小聰明與健忘癥》一文中曾對文革幽靈的回歸提出了自己的憂慮：
“因為國人太容易健忘了，文革的悲劇在他們的記憶中一天天遙遠，畫面也一天天模糊，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則近乎消失，並以令人憂心如焚的速度向文革的老路走近。年長的尚且如此，年輕一代對文革的印象更是白紙一張，不少人還把文革當成反貪反腐的群眾運動，因而稱頌文革呼喚文革。當人們看到今天的貪污腐敗愈演愈烈，以官治貪難免官官相護時，竟然幻想在中國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讓殘酷無情的群眾運動來懲罰貪官！絲毫也意識不到文革和反貪反腐一點也不相幹！”（2003年8月28日）
六年後的今天，我的憂慮正在一步步變成現實，第二次文革的社會基礎已經形成。社會積累了強大的不滿情緒，因為就業困難遊離於社會邊緣的龐大學生群體又為文革的重來提供了生力軍。這時高層如果出現一位能夠左右民意的鐵腕強人，就可號召平民大眾向特權階層宣戰！當此人充當群體領袖領導民眾大刀闊斧地砍殺貪官時，就會贏得廣大民眾狂熱的擁護。　有了這個一邊倒的民意基礎，一個新的獨裁者就水到渠成。清算的機器一旦啟動就不會自動停止，等到特權階層殺得差不多時，民眾就會發現偉大領袖對自己一樣不仁慈。

如果特權階層不盡快啟動政治變革，這個群眾領袖會很快出現。
今天的特權階層也許自信能夠應對危局，因為他們中的多數已未雨綢繆，事先利用職權把財產和親屬轉移到國外去了，一旦情況不對頭就腳底抹油走人。
特權階層到時會如願以償嗎？
也許是機關算盡太聰明，人算不如天算。
今天的中國，改革的車輪已經明顯滯後，第二次文革已經“山雨欲來風滿樓”，歷史悲劇也許又要再度重演。


二０一０年元月三日


35.中國左右兩派政治力量的分歧與共識

左右兩派的熱血志士應該停止相互間的爭執，把鬥爭目標對準踐踏剝奪你們合法權益的共同敵人--特權集團中的腐敗瀆職禍國殃民者！團結在“反腐、民權、公平、打黑、廉潔、告別謊言”的政治旗幟下，為推進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



大轉型前的中國，左、右兩派政治力量正爭鬥得如火如荼。
左右兩派爭執的焦點問題：
1、 對毛太陽的評價
左派多是崇毛派，認為毛是中國的大救星，毛在世時的所有政治活動都是英明偉大的；同時不切實際地粉飾毛時代，把毛中國美化成沒有貪污腐敗，消滅了失業，社會公平，人民安居樂業的太平盛世，根本不承認毛中國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至於近億人受到迫害，死人千萬的文化大革命，毛左則認為是英明且必要的，誤認為文革那樣急風暴雨式的群體運動，才是懲治貪污腐敗的唯一出路；就連毛太陽在全國取消文化人稿費的背景下，自己獨享近億元巨額稿費等超級特權腐敗現象，毛左要麽矢口否認要麽認為毛擁有這個資格……
右派則多是反毛派，這部分人因為教育程度稍高，閱歷較為豐富，擁有較多的知情權，知道很多被官方努力掩蓋起來的毛中國苦難和毛本人的諸多反文明行徑，對毛太陽本人有較為清醒的認識，所以一直努力在公眾面前揭開“毛真相”，防止中國走向反動回歸毛時代，防止歷史的悲劇在中國再度重演……

2、 對改革開放的認識
左派全盤否定改革開放，認為鄧政府是中國歷史的罪人，為四人幫鳴冤叫屈；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年是中國歷史的大倒退，官場貪污腐敗，社會黑惡橫行，貧富懸殊，特權肆虐，民不聊生……
右派在承認改革開放經濟成就的同時，一樣對“跛足改革”造成的特權腐敗憂心如焚。右派雖然對腐敗不公痛心疾首，對人民在“住房、醫療、教育”等新三座大山的壓迫下日益陷入實質性貧困印象深刻，但承認今天的中國畢竟比毛中國要進步一些，就算今天的中國病菌叢生也絕不能倒退回毛時代。

3、 對西方法治國家的態度　
鴉片戰爭後的百年間中國一直在國際上扮演“受迫害角色”，造成上世紀初的多數中國人普遍患有“國際受害者心理”，認為中國的落後腐敗全是西方列強造成的，認識不到中國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今天的多數左派依舊沒有從“國際受迫害心理”中走出來，認識不到西方列強在民主體制強大自我糾錯能力的鞭策下，經過百年痛定思痛的反思反省，已經從唯我獨尊強打惡要的國際強盜進化成“尊重人類共同利益”的國際紳士了。他們依舊認定“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美帝國主義是中國最兇惡的敵人；尤其是大量貪官政客把親屬和利用職權聚斂的民脂民膏轉移到美、澳、加等民主國家，更堅定了英、美等法治國家與中國的貪官政客同穿一條褲子，從內外雙方共同顛覆中國的認識……
右派基本上都是親美的，認為美國是歷史上唯一幫助過中國走出艱險危難的國家。一是上世紀初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使中國避免了被列強瓜分的苦刑；二是“庚子事變”期間美國率先倡導並實踐“退還庚子賠款用於中國辦教育”，大大推進了中國的教育事業，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三是美國和中國並肩作戰打敗了亞洲第一強國日本，把中國從亡國奴的深淵里拯救出來。如果沒有美國的幫助，單靠中國人自己是不可能打贏抗日戰爭的。美國在歷史上沒有侵占過中國一寸領土，今天對中國領土也沒有一絲一毫的野心；雖然經常批評中國的人權現狀，但多數是基於政見認識上的分歧，對中華民族來說並非完全出於惡意。右派還認識到中國在近代遭受列強侵略的事實，列強雖然是首惡，但中國人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一個幅員遼闊自然資源配套齊全的大國，如果自己不貪污腐敗自相殘殺，而是勵精圖治上下一心，怎麽可能衰弱到任人宰割的地步呢？他們認為中國要想強大首先得自己文明進步，不能只祈求列強的善心，自我反思反省學習進取才是趕超列強富強發達的唯一出路……

4、 打擊貪污腐敗的途徑
左派主張用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以毛太陽在文革時采用的方式，人民群眾團結在某位強有力的領袖人物旗幟下，把貪官污吏趕盡殺絕，“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同時把貪官政客的親人劃為賤民階層，任廣大民眾欺侮淩辱，讓他們為長輩的罪惡買單……
右派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運動，認為貪官政客也是人，可以審判他們的罪行但不能侮辱他們的人格，更不能殃及無辜的親屬。由某強人發動的急風暴雨式群眾運動治標不治本，只能遏制貪腐於一時，運動一過貪腐會變本加勵。同時這種反腐運動成本高代價巨大，民眾品質也會受到空前毒害，墮落成酷愛暴力、仇恨、報覆、破壞、不計後果、無視未來的暴民團夥。右派主張學習引進西方的民主法治政體，把官吏的任免升降監督權交給民眾手中，懲治腐敗遵循法律有序的方式。一旦取消了上司任免下級行政一把手的權力，各級政府的錢袋交給民選議會手中，政府沒有財政支配權，官場行賄跑關系就會自動失效，腐敗也就無以生根。雖然仍難免賄選現象，但對於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來說也是局部、暫時和底層的，且結果遠沒有確定性，試想一個省長候選人怎能賄賂幾千萬選民投自己的票而不被發覺？民主法治政體是從根子上一勞永逸鏟除腐敗的手段，由此派生的“強大自我糾錯機制”也能及時發現錯誤並很快根正……
中國的左右兩派在那里唇槍舌劍不依不饒時，中國的既得利益階層--特權集團則在暗處偷著樂。當左右兩派爭鬥得不可調和時，他們就不會成為公眾的“不愉快焦點目標”；因此他們希望左右兩派鬥得越起勁越好，那樣他們就越安全。他們在左右兩派間玩平衡術，力爭不讓其中的一方大獲全勝，因為全勝一方的下一個目標就會輪到特權集團了。當部分有遠見顧全局的右派人士意識到他們的“厚黑學”試圖退出爭鬥時，他們就鼓動不愛思考少閱歷又容易沖動的左憤們對試圖退卻的右派窮追猛打，退卻者為了自保只好又回過身來自衛還擊……
其實左右兩派的多數在今天的中國都是利益受損者，他們的自身權益沒有受到法律的保障，被特權階層粗暴踐踏剝奪。尤其是左派年輕人，他們大多生活在社會的底層，自身權益每天都在受到特權階層的侵害，不是房奴就是無家可歸者，還經常受到失業的威脅，甚至於被貪官政客戴上一頂綠帽子……因為共同的受迫害地位，左右兩派無論如何也不應該成為不可調和的敵人，他們的共同敵人應該是特權階層中的腐敗瀆職者！現在左右兩派不顧大局不識大體，放過主要的敵人而限入不可調和的內鬥，真是今天中國的莫大悲哀！
統觀左右兩派的焦點分歧，就會發現只有對毛太陽和美國的認識是不可調和的；而對改革開放的態度和打擊腐敗的方式則異中有同，完全可以通過理性的協商妥協求同存異贏得共識。至於對毛太陽和美國認識上的尖銳分歧，完全可以暫時擱置一邊。毛太陽是故人，美國是外國，我們為何要為一個死去的人和一個八桿子夠不著的外國尖銳對立不依不饒呢？
冷靜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左右兩派的政治觀點有很多共同之處。無論是極左還是極右勢力，在關於下述政治訴求上則是高度一致的：
反腐敗；反特權；反權錢結盟；社會公平；提升民權；關注弱勢群體；爭取言論出版自由；鏟除黑惡勢力；政府切實履行公共服務職能；徹底整治三公揮霍；大力精簡黨政機構；大幅縮減行政開支（縮減90%以上）……
左右兩派的上述共識恰恰是今天的中國面臨的最緊迫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也是政府不容回避且必須花大氣力盡快解決的政治任務。如果不能及時快速徹底解決上述社會問題，中國就會面臨極大的社會風險，就會再度陷入治亂興衰暴力革命的惡性循環。
至於對毛太陽和美國的認識，並非中國面臨的最緊迫問題，我們完全可以把關於此問題的認識分歧暫時擱置一邊，等到政府從謊言政治里走出來，切實履行憲法第三十五條的承諾，還公民完全知情權，把毛時代的檔案解密，還公民歷史真相，公民能了解真正的毛太陽時，再對毛太陽做出評價也不遲。只有知曉歷史的真相，才能對歷史人物做出全面客觀公正的評判。現在毛真相還被官方捂得嚴嚴實實，多數年輕人心中的毛太陽不過是唐國強扮演的那位指點江山戰無不勝愛民如子的舞台角色，與真實的毛太陽相去十萬八千里。在多數公民還不了解毛真相時，怎麽可能對毛做出客觀公正且能服眾的評價。左右兩派在這個問題上認死理較勁顯然是浪費口舌不切實際的，誰也不可能說服誰，只能徒增怨恨和敵意。因此理性明智的做法應該是把毛太陽暫時擱置不論，不為毛歌功頌德也不對毛口誅筆伐，只客觀務實地尋找揭示毛中國的歷史真相，不無中生有，不刻意遮掩……
至於美國是個什麽國家？它充其量不過是個遠隔重洋的外國，離中國的緊迫問題更遙遠更無關痛癢，因此更應暫時擱置一邊。
如果左右兩派放過中國面臨的最緊迫社會問題於不顧，偏要把目標鎖定在無關現實痛癢的一個死人和一個外國？那才是特權階層最樂意看到的，也是今天中國左右兩派的真正悲哀。
中國的左派多數為年輕人，尤以青年學生為主體。三十歲以上的成年人雖然有一些，但在比率上無疑是少數。
西方文明國家有這樣一種共識：一個人30歲以前是左派，說明他心智發育正常還有良知（盡管是單純不成熟非理性的），但如果30歲以後還是左派，則可以斷定此人不是腦子有問題就是別有用心。
此共識說明中國的多數左派年輕人都是有良知的熱血青年，部分人的言論雖然不符合歷史事實，所追求的目標偏離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軌道，但這些不是他們的過錯，而是專制體制長期謊言教育的結果，是特權階層壟斷話語權，剝奪了他們的知情權，使他們無法了解事實和真相造成的。說白了他們也是受害者？寒窗苦讀十幾年在堆積如山的試卷里廢寢忘食，結果學來的多是假知識和偽理論，對他們來說這是多麽深重的悲劇啊？年長的右派應該理解他們，同情他們；憎恨和反感則是非理性不成熟的表現。
筆者在此鄭重聲明，本人三十歲之前也是一個狂熱的毛左憤青！對美帝國主義恨之入骨，奮鬥目標就是解放台灣，整天潛心鉆研打過台灣海峽的可行軍事謀略……
至於三十歲以上的成年左憤，他們的動機當然遠沒有多數年輕左派那樣率直純真，但他們畢竟是少數。一塊稻田里總難免會有裨子的，我們不能因為少數成年左憤的“別有用心”而否定多數聚集在左派旗幟下赤誠愛國的熱血青年。
我強烈呼籲中國左右兩派的良知人士暫時擱置對毛太陽和美國的認識分歧，在共同的政治訴求上團結起來，共同推進中國政治文明的進步開化。你們中的多數都是權益受損者，共同敵人應該是踐踏剝奪你們合法權益的特權集團，尤其是公權私用的貪官政客！而不是你們平時口誅筆伐的文字對手。
左右兩派的熱血志士們，請停止你們相互間的爭執，把鬥爭目標對準踐踏剝奪你們合法權益的共同敵人--特權集團中的腐敗瀆職禍國殃民者！團結在“反腐、民權、公平、打黑、廉潔、告別謊言”的政治旗幟下，為推進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


二0一0年元月十六日


36.專制潰敗期為何蘇聯開放民權中國加強極權？

當貪污腐敗成燎原烈火，“民主法治”又等同於“漢奸賣國”時，中國人很自然想到去毛太陽那里尋求懲治腐敗的藥方，很自然想到毛太陽的得意作品文化大革命。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反文明悲劇，正在被越來越多國民視為反貪反腐的群眾運動？


（一）
今天的中國和後極權時代末期的前蘇聯很相似，社會呈現整體潰敗的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權錢交易肆無忌憚，腐敗成為當官施政的主要動力，無恥是體面的通行證。
二、貧富極度懸殊，富人的巨額財富多是通過非法手段聚斂。
三、社會道德崩潰，道德底線失守，職業道德、操守蕩然無存，寺廟學校從精神支持墮落成騙錢獵色的陷阱。
四、公權力失控，政府糾錯力公信力喪失，基層政權山寨化，黑社會成為廣大基層的“影子政府”。
五、潛規則代替制度公德成為為官為人之道，全社會出現信仰危機，不講原則沒有敬畏，只看到急功近利而無長遠思維。
六、病態經濟繁榮。
…………
前五個方面人們容易理解，這里只闡述一下“病態經濟繁榮”。
前蘇聯號稱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GDP僅次於美國。
雖然蘇聯後期的經濟總量實際落後於日本，可自欺欺人的“極權統計學”彌補了這一不足，世界都傾向於相信蘇聯GDP世界第二的假象。
既然高居世界第二的國民生產總值，經濟自然是“繁榮昌盛”的；但這種繁榮是“病態”的，繁榮的背後潛藏著深刻的危機。
一方面是GDP“持續高速”增長；一方面是廣大民眾的生活水準得不到實質性的改善，多數莫斯科市民每天依舊為排隊買面包發愁？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不可思議的反常景象呢？
因為專制蘇聯的經濟結構存在嚴重的問題。
全國的資源優先發展重工業，重工業又以軍事工業為先，也就是全國資源優先用於制造戰爭武器？
結果GDP的很大一部分轉變為龐大的武器庫。武器不能用於改善民眾的生活水準，連能否增加國家實力也不確定，因為武器既可用於抵抗外侮也可用於自相殘殺的內戰。專制體制又不可避免造成社會分裂，用於內戰的概率通常遠大於外戰的概率。武器一旦用於自相殘殺，不但不會增加國家實力，相反會大幅消減國家實力。
所以前蘇聯相當大一部分GDP在武器庫里浪費掉了。
除了結構失衡外，專制經濟普遍效率低下浪費驚人，雖然GDP總量很大，但利潤和增值相當有限，而真正能夠增加國家實力的是經濟增值部分。
這就好比某山村的農民為了快速致富，一月內砍光了山上所有的樹木並變賣成人民幣。山村在那個月的GDP無疑是很可觀的，但增值部分卻很少，農民手里的人民幣雖然多了，可山村並沒有因此真正富起來。
…………
中國今天的經濟總量號稱世界第三，並且在年初高度自信地宣稱今年會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在國際上“表現出來的經濟實力”和前蘇聯相當。
中國經濟實力是否在玩前蘇聯的“極權統計學”把戲還有待歷史來確證。
中國今天的經濟狀況感染了前蘇聯相似的病菌，並且病情更為嚴重，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經濟結構不合理，房地產業畸形繁榮。
二、經濟浪費嚴重，官員的“政績工程”和工程回扣推動的“豆腐渣工程”基本上多是把錢往水里扔。
三、涸澤而漁、焚森而獵式的資源過度開發，不但寅吃卯糧失去發展後勁，還造成嚴重的生態危機。
四、經濟效率低下，很多國有企業基本上是負效率，全靠吃制度的飯靠納稅人支撐。
…………
房地產業的畸形繁榮必然導致虛高房價，超過了多數需房族的購買能力，造成商品房的大量空置。當大量商品房賣不出去時，就會象前蘇聯的武器庫一樣無法轉變為經濟實力。
結果中國相當大一部分GDP在房地產里浪費掉了。
中國的GDP雖然很龐大，但實際經濟增殖和前蘇聯一樣很有限，國民經濟實力的增長遠沒有GDP的增長那麽振奮人心。有人甚至懷疑中國經濟實力在近幾年是負增長？
這就是“病態經濟繁榮”的實質：GDP 高速增長但經濟實力低增長或負增長。
於是中國一樣出現了前蘇聯末期的經濟怪狀：一方面是GDP持續高速增長；一方面是廣大民眾的生活沒有實質性的改善，多數平民“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
因為經濟依舊在病態繁榮，統治階層只看到眼花繚亂的經濟繁榮景象，對繁榮背後的深重危機視而不見，依舊“自我感覺良好”，導致對政治變革的必要性緊迫性認識不足，從而失去了權力上層主導理性社會變革的天賜良機，特權階層也因此失去了從暴發戶土財主進化為貴族紳士的機會。
總之今天的中國成了又一個後極權末期的前蘇聯，社會呈現整體潰敗的趨勢。


（二）
當社會呈現整體潰敗時，就必須大刀闊斧對原有的社會體制做出根本的變革，否則社會肌體就會死亡。
前蘇聯在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時期開放黨禁報禁，下放民權，果斷告別極權專制走向民主法治，使前蘇聯的主體民族俄羅斯重新煥發出了生機活力，把國家推入文明進步持續前進的軌道，給俄羅斯民族帶來了萬世福蔭。
葉利欽不愧是大氣魄大胸襟的命世英雄，在關鍵時刻拯救了國家，拯救了民族，拯救了人民！他將作為“民主俄羅斯之父”載入俄羅斯國家史冊。

命運在關鍵時刻總是不肯“天佑中華”，走到潰敗路口的大中華沒有總結吸取俄羅斯的成功經驗，而是錯把“成功經驗”誤讀成“失敗教訓”，居然把“避免俄羅斯模式”做為政治變革的底線？
當專制統治走向死胡同時，前進的道路只有“民主法治”一條，除此別無其他選擇，也就是說“俄羅斯模式”是專制中國“文明進步脫胎新生”的唯一模式。如果拒絕這種模式，就只剩下倒退自殺一途。
於是我們正在做“倒退自殺”的準備工作：拒不履行憲法第三十五條作出的民權承諾；拒不開放黨禁報禁；拒不進行基層政務官直選……
我們不但沒有開放民權，相反還在變本加勵剝奪民權。我們加強了新聞檢查，連互聯網這塊極為有限的言論自由也不放過，鋪天蓋地的“敏感詞”、“設為私密”、“刪除”、“限制回覆”等網絡殺手讓有民族責任心的“良心寫手”舉步維艱。
專制體制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鐵腕人物極權獨裁；一是特權政要“集體領導”。前者以斯大林蘇聯，毛中國、希特勒德國為代表；後者則是後極權時代前蘇聯的典型統治模式。後者比前者無疑要進步一些。
今天的中國也是“集體領導”模式。
可中國的未來政治走向卻呈現出向極權獨裁靠攏的趨勢？
中國政治正在呈現大倒退的傾向。
用極權獨裁替代“集體領導”無疑是“專制的反動”，一個民族選擇極權獨裁等於是選擇“自殺”。斯大林蘇聯、希特勒德國、波爾布特柬埔寨和毛中國就是最生動的先例。
斯大林的大清洗讓蘇聯黨政軍力量在和平時期“全軍覆沒”？毛太陽把多數當權派和知識精英送上刑場、監獄和示眾台，同時把全國人民的多數毒化成自覺或不自覺的冷血兇手？希特勒和波爾布特則毀滅了自己的國家……
當前蘇聯擁有強烈民族責任心的政治精英毅然決然告別專制走向民主法治時，我們卻在走回頭路呼喚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文革派”社會力量在今天的中國朝野有相當大的勢力，他們已在西南某山城進行了成功的演習。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差一點就讓中國萬劫不覆。如果中國再來第二次文革，就會永遠失去東山再起的機會。
上天也許會原諒一個民族在一個巨坑里跌倒一次，但絕不會給在同一個巨坑里跌倒第二次的民族第二次機會！
…………

（三）
飽嘗專制苦果的蘇聯和中國，在社會劇變的十字路口，為何選擇絕然相反的方向？蘇聯走向民主法治我們卻呈現極權獨裁傾向呢？
對於一個步入專制潰敗期的國家來說，選擇民主法治是文明進步脫胎新生；繼續強化專制走向極權獨裁則等於倒退自殺。
在同樣的困境面前，兩個難兄難弟為何會做出絕然相反的選擇呢？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從赫魯曉夫和鄧公的拔亂反正說起。
蘇共良心元首赫魯曉夫在執掌克里姆林宮時期，對專制魔王斯大林的野蠻暴政進行了較為充分的曝光。這個人民心目中的偉大領袖和衛國英雄最終成了迫害狂和神經病的代名字。
當斯大林的真相揭穿後，多數蘇聯人民普遍不恥於斯大林的獸行，並對他代表的野蠻時代厭惡憎恨。
赫魯曉夫不但把斯大林請下了神壇，還毫不留情把他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
這是對蘇聯歷史負責任的大手筆！
毛太陽的“人民民主專政”對國家民族的傷害比斯大林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毛遺產的繼承者鄧公個人的傷害也遠遠大於赫魯曉夫的悲劇。
無論是為了還原歷史真相還是給國人一個交待，毛太陽統治都應該得到比斯大林更為徹底的正名。
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公在執政的最初幾年采取了較為認真負責的態度，否定了毛太陽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拉倒了無處不在的毛語錄碑和毛雕像，把毛太陽從神壇上請了下來。
但鄧公的負責任政治家氣魄很快半途而毀。
鄧公對毛太陽的感情是矛盾覆雜的：一方面，作為一個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看到了毛太陽對國家民族造成的深重傷害，認識到只有徹底否定毛太陽才能使國家民族重獲新生；另一方面又頗為迷戀毛太陽高超的政治手腕和領袖威風，很想站在毛太陽的位置上過把癮？在國家、民族、個人三者間的利益進行權衡後，鄧公的政客基因最終戰勝了政治家責任心，做出了偏重個人感受的選擇，決定保留毛太陽時代的基本政治框架，確立自己不可動搖的元首地位，這樣他就不可能徹底否定毛太陽。
結果鄧公對毛太陽的功過進行了“三七開”，把毛太陽請下神壇後又轉而肯定了他的大方向。
結果對毛暴政的清算只涉及到皮毛就淺償輒止，毛太陽犯下的絕大多數反文明暴行都被官方嚴密捂起了蓋子，成為文化人不能涉獵的理論禁區。
於是毛太陽的大眾形象被鄧政府有效維護起來，沒有象斯大林那樣被還原歷史真相。
這是一個對國家民族遺害無窮的機會主義“和稀泥”。
中華民族必將為毛中國問題“和稀泥”付出巨大的代價！
上世紀八十年代過去後，官方為了應對專制危機，不惜采取飲鴆止渴的方式，開始重樹毛太陽的形象，通過影視劇重新把毛太陽的形象神聖化，從《大決戰》、《開國大典》、《長征》到《建國大業》，從古月到唐國強，毛太陽的形象在國民心中越來越高大，最終上升為能力超人戰勝邪惡力挽狂瀾的大領袖大英雄。
中國人總是容易健忘的，中老年國民此時對毛太陽暴政已經淡忘模糊；青年一代根本不會相信毛太陽也會犯錯誤？他們對真實的毛太陽一無所知，他們心中的毛太陽不過是古月唐國強扮演的那位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大天才大英雄。
於是毛太陽再度上升為普通中國人的希望之星和政治偶像？
…………

（四）
無處不在的貪污腐敗是專制潰敗期絕大多數國民普遍感受到的切膚之痛。
懲治貪污腐敗也就成為多數國民心靈的強烈期盼；成為社會變革的第一要務。
懲治全國性的貪污腐敗有兩種可行的途徑：
一是強人獨裁；一是民主法治。
強人獨裁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反腐途徑。政治強人為了變集體領導為個人獨裁，把“領導班子”的權力集中於自己一人之手，通常都會選擇暫時與民眾結盟的策略。為了贏得民眾的擁戴，就得辦幾件令廣大民眾大快人心的大事，解決民眾的切膚之痛，反貪打黑無疑是最有感召力的政治旗幟。
政治強人集權之初，通常都會幹幾件反貪打黑的大手筆來贏得民心。“班子成員”的集體腐敗被適度遏制後，領袖個人的腐敗空間就大為擴展，官僚集體腐敗就順利轉變了“一個人腐敗”。不要小看領袖“一個人腐敗”的破壞力，其負面影響一點也不亞於於集體腐敗的破壞合力。斯大林和毛太陽個人的驚人腐敗就是最生動的例證。
毛太陽在文革期間一人獨霸全國印刷業一事就很能說明問題：
1966年，為了保證 “紅寶書”的印刷能力和紙張供應，文化部和國家科委通知各科技出版社，初版科技新書“可出可不出的”“堅決不出”；再版圖書“一律不印”；刊物能並則並，不能並的要麽減少篇幅延長刊期，要麽幹脆停辦；為了“突出政治”，印制、發行、傳播“紅寶書”不能算經濟賬，凡托運或郵寄“紅寶書”，郵局一律免收運費、裝卸費、郵遞費；財政部對印刷、出版、發行“紅寶書”全程免征稅，中國人民銀行對凡此類用途的資金免計利息。1966年至1970年，中國印刷業成了為最高領袖一人服務的行業，各種版本的毛澤東著作出版了42.06億冊，毛澤東畫像和攝影像出版了41．55億張，單張毛澤東語錄20．72億張……
毛太陽在全國人均存款不到2.5元的情況下，擁有高達1.4億巨額私人存款？在剝奪全國文化人稿費的前提下，獨享近億元巨額稿酬？在大饑荒和文革的困難歲月，在全國建起了61座豪華行宮……
所以強人獨裁只能遏制集體腐敗於一時，代之以獨裁者個人的瘋狂腐敗。等到獨裁者的神像倒塌時，權力人物的集體腐敗會變本加厲。
清算特權階層是欲大權獨掌者為權力鋪路的必要手段。強人獨裁式反腐機制，特權階層會付出慘重的代價，他們中的多數會受到殘酷的清算，被強人發動的群眾運動“一鍋燴”，不但喪失了聚斂的巨額非法財富，連人身尊嚴也會被無情踐踏，甚至連生命也搭進去，親屬也受到株連。特權階層被整體清算後，人民也沒有因此苦盡甘來，他們的權力依舊沒有制度保障，甚至於被剝奪踐踏得更厲害，個人自由人權則被剝奪馨盡，等到人民最終發現自己被利用被欺騙時為時已晚。因為獨裁者只把人民當做個人集權的政治打手而無意和他們分享政治蛋糕，就象毛太陽對待紅衛兵一樣，利用過後就被整體趕出城市，下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民主法治是一勞永逸從根子上鏟除腐敗的有效方式。把全國各級官吏的任免升降監督權交還到民眾手中，在職官員受到自由新聞媒體、獨立司法機關和常設民意機構無孔不入的監督，跑官要官行賄拍馬現象就會自行終止，腐敗也會很快曝光並受到毫不留情的制裁，巨貪和長期作案幾乎不可能，不會等到貪污上億元給國家造成巨大損失才發現，而是一起貪念一行貪舉就會被曝光懲治。。
民主反腐機制只清算貪官污吏的罪行，但不踐踏他們的人身尊嚴，也不誅連無辜親屬。人民則贏得了實實在在的政治權力，成為國家權力的真正主人，個人自由和人權受到法律的切實保障。

前蘇聯因為對斯大林暴政進行了較為徹底的清算，當民眾苦於全國性的公權腐敗時，自然不會想到走斯大林式強人獨裁的道路來懲治腐敗。反貪反腐是勢在必行的，既然斯大林道路行不通，剩下的路就只有民主法治了。
所以俄羅斯走上了民主法治之路。
中國走到專制潰敗的十字路口時，毛太陽已再度躍升為普通中國人的希望之星。因為主流媒體對西方長期的惡意宣傳，“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平等、憲政“等人類文明的共同遺產在今天的中國居然被很多國民視為”西方反華工具“？這真是咄咄怪事？就象沙漠居民咒罵談水一樣不可思議？從這點可看出我國的奴化教育結出了何等燦爛的惡之花？
當燎原烈火樣的貪污腐敗一再挑戰中國人的忍耐底線，“民主法治”又等同於“漢奸賣國”時，中國人很自然想到去毛太陽那里尋求懲治腐敗的藥方，很自然想到毛太陽的得意作品文化大革命。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反文明悲劇，正在被越來越多國民視為反貪反腐的群眾運動？
於是越來越多的國民開始呼喚能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領袖，呼喚政治強人操控的革命。
於是中國呈現出加強專制，走向極權獨裁的傾向。

中國的前途濃霧迷茫，除非高層出現大氣魄，大胸襟且擁有強烈民族責任心的“命世英雄”，否則中國逃不了自己的宿命，從武則天以來的一千三百多年一直延續的倒退宿命。

中華文明自武則天以來的一千三百多年一直在堅定地走下坡路，今天是倒退的底線嗎？

那呼喚盜火者的百萬里神州啊？西度唐僧可曾是為了普羅米修斯的夢？


二０一０年二月十九日


37.國民劣根性是特權專制體質結出的惡之花

民主國家不是先有國民高素質然後才有民主；而是先有民主然後才有國民高素質，也就是說民主是提高國民素質最有效的藥方。中國人之所以總體素質不高，是因為長期專制統治的惡果。中國只有走向民主，國民素質才有提高的可能。


面臨社會大轉型的中國，朝野的多數都認同一個奇怪的偽命題：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民主？
楊恒均先生曾做過一次社會調查，就“中國人是否適合民主”一題詢問過若幹成年人，得到的答案竟然是驚人的相似。當問及除自己以外的其他中國人時，答案都是“素質低不適合民主”；但當問及他自己時，都很自信地回答自己適合民主？
最後調查的群體都認為自己素質高適合民主。
如果調查的群體擴張到整個中國人群體，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民都認為自己適合民主。
於是“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民主”的觀念誤區不攻自破。
中國人真是一個奇怪的族群，在面對世界時妄自尊大頤指氣使；面對同胞時妄自菲薄唉聲嘆氣；面對自己時則唯我獨尊自以為是。
多數中國人對自己同胞的基本認識是：素質低，生得賤，劣根性根深蒂固不可救藥……
所以中國人只能高壓統治？民主也許適合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類，但就是不適合自己的同胞？
要想實現民主政治，首先必須大幅度提高國民素質，在國民劣根性未消除國民素質未得到切實提高之前搞民主只會出亂子鬧分裂？
問題是落後過時的特權專制體制能夠大幅度提升國民素質嗎？
本人曾於2006年撰寫過《民主問題》一文，致力於澄清國民關於民主的認識誤區，就國民素質與民主的關系提出過如下見識：
“西方民主國家的國民素質之所以高於中國，是因為這些國家采用了民主政治的緣故。中國公民素質之所以在近代落伍了，是因為中國沒有從專制走向民主。
民主國家不是先有國民高素質然後才有民主；而是先有民主然後才有國民高素質，也就是說民主是提高國民素質最有效的藥方。
中國人之所以總體素質不高，是因為長期專制統治的惡果。
如果因為國民素質低的原因而摒棄民主，那麽我們的國民素質永遠也不會得到提升，因為專制是國民低素質的根源，民主則是提高國民素質最有效的途徑。
中國只有走向民主，國民素質才有提高的可能。雖然不能在一個晚上變成文明人，但卻走上了文明之路，步入素質建設的良性循環。”

人性是社會體制的產物，有什麽樣的社會體制就會有什麽樣的人性。
社會體制是一個人的生存成長環境，一個群體的總體素質是由其生存成長環境決定的，絕大多數都是環境的覆制品，只有極少數例外。
一群花季少女如果不幸落到妓院里並且短期內無望逃離，那麽她們都會墮落成妓女，也許有極個別例外。至於從小就在妓院里長大的女孩則根本沒有例外。
所以在妓院里責罵妓女無恥麻木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妓院無恥是體面的介紹信，麻木是生存的通行證。在妓院里企望提高妓女素質則無異紙上談兵。要想提高妓女的整體素質，首要條件就是讓她們離開妓院步入正常社會。
同一個族群，因為所處的社會體制不同，整體素質也有天壤之別。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南北朝鮮。
南北朝鮮的國民素質在60年前不相上下，近二十年才明顯拉開距離。
北朝鮮的多數國民不是瘋子就是白癡；南朝鮮則是一個充斥紳士和淑女的國度。兩國國民素質的差距就象南極和赤道。
南朝鮮的國民素質也不是和北朝鮮分離後就大幅提升的，而是近二十年才和北朝鮮明顯拉開距離，因為近二十年南朝鮮走上了民主法治之路而北朝鮮依舊逗留在獨裁專制的黑夜。
所以國民素質是社會體制的果實。民主法治體制能大幅提升國民素質，專制獨裁體制只能使國民走上墮落退化之路。
所以等到國民素質提高後再告別專制走向民主的想法就和先得諾貝爾文學獎然後給你言論出版自由一樣荒謬。
中國人之所以有那麽多的民族劣根性，主要是落後過時的特權專制體制結出的惡之花。
現代特權權專制體制是“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無恥是體面的介紹信，麻木是生存的通行證”； 一個專門和智慧良知作敵的體制；一個只造就暴發戶不培養紳士貴族的體制；一個多數人才只能被埋沒清除的體制；一個當官就只能說謊講空話套話的體制；一個連學校和寺廟等精神殿堂也墮落成騙錢獵色陷阱的體制……
特權專制體制只會使國民素質永無休止地下滑，直到象北朝鮮那樣墮落成瘋子和白癡。
要想告別國民劣根性，首先得告別落後過時的特權專制體制。
指責國民素質低，就和鴇母指責妓女淫蕩一樣本末倒置。
中國官員的腐敗在整個人類世界無與倫比，你能因此說中國的官員天性邪惡嗎？非也，他們中的多數一樣有正義和善良的一面，是“獎善懲惡，劣勝優汰”的落後專制體制限制了官員宏揚人性實現自我，使他們不遵從惡劣潛規則就難以在官場混下去。我相信中國的絕大多數貪官到了美國一樣會成為清官；美國的絕大多數清官到了中國一樣會成為貪官。
你能說中國官員都沒有才能嗎？非也！中國上任總理朱镕基是孤膽英雄；現任總理溫家寶是本人發自肺腑敬重的開明政治家。同樣是落後過時的官僚體制限制了官員不受幹擾地發揮自己的治國才能。
所以詛咒貪官腐敗瀆職不如為告別“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特權專制體制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

在這個世界上：
只有不稱職的父母，沒有不稱職的孩子。
只有不稱職的政府，沒有不稱職的國民。
只有邪惡的制度，沒有天性邪惡的民族。
所以這個世界上沒有絕對稱職的政府和父母，只有相對稱職的班子和家長，因為一個國家不會沒有一個不稱職的國民和孩子。
所以指責一個先進發達的民主國家也有貪官也有腐敗一點意義也沒有，純粹是為了轉移國民視線。因為對於一個國家政府來說，貪污腐敗不是有和無的問題，而是多與少的問題。文明進步的國家能努力把貪污腐敗縮減到盡可能低的限度，腐敗只是個別現象且無大貪長貪。專制落後國家腐敗則大面積存在，大貪特貪長期作案者大有人在。
中國腐敗官僚津津樂道的美國新澤西州驚天腐敗案，落網的最大貪官州長的腐敗總金額只有2.5萬美元，而美國外科醫生的平均年薪是22萬美元，也就是相當於一個外科醫生一個多月的薪水。按中國的標準，相當於一個省一把手貪污總額不到一萬元。
所以只要一個國家腐敗的比例和幅度比我們小一些，就是我們學習仿效的榜樣。

別再抱怨指責中國人素質低有太多劣根性了，因為他們都是特權專制體制的受害者，抱怨指責他們還不如為告別“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特權專制體質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


二0一0年三月一日


38.“文革式大民主”的實質是紅太陽為人民做主

“文革式民主”是“為一個人服務”的民主；是獨裁者一人為平民大眾做主；是廣大民眾被欺騙利用獨裁者專制聚權的民主；是給國家民族和人民大眾帶來巨大災難的反文明大折騰；是民眾充當“炮灰”和“沖鋒隊員”的赤裸裸謊言專制。


今天的中國，貪污腐敗蔓延成全社會的災難，無孔不入的官僚主義毀滅了一切美好的價值，人民普遍失去了信仰、道德和敬畏，整個社會“無恥成為體面的通行證”，呈現出整體潰敗的趨勢。
當燎原烈火樣的貪污腐敗侵害到每個平民的切身利益時，人民對貪腐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長期的謊言教育和對西方民主的惡意宣傳，多數人不知道民主法治是從根子上鏟除腐敗，一勞永逸消滅貪污的最好方式；誤以為文革式群眾運動才能有效地打擊貪官權貴。於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呼喚文化大革命。
因為權力階層長期以來把文革列為理論禁區，文革的反文明罪證沒有得到必要的清算，文革過來人多數已經健忘了文革的傷痛，年輕人則把文革當成反貪反腐的群眾運動。於是相當多的國民誤以為文革是“群眾當家作主”的大民主。
“文革式大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嗎？
一位讀者在拙作《民主是刺向毛左謊言要害的殺手鐧》文後的評論中這樣評價“文革式民主”：
“社會公平、沒有腐敗 是毛左和毛迷的核心武器，文革時經濟上腐敗是少點但不是沒有。他們沒有想到政治上的腐敗（獨裁專制）導致億萬人死亡， 國家大幅度倒退， 害了幾代人無文化無思想，成為思想僵化的動物。
還有很多人認為 文化大革命是徹底的民主，這又是一大誤解，文化大革命的所謂民主是為一個人服務的，即你再怎麽民主都必須崇拜毛，億萬人你死我活鬥爭就是為了證明毛一人是絕對正確的，可悲，極其可悲。”
這位讀者點中了“文革式民主”的要害，即“為一個人服務”的民主。
就算是最簡單最原始的民主政治，也必須遵從三個基本要件：一是多數民眾說了算；二是民眾有充分的言論自由，能自由表達意見批評領導人；三是維護多數民眾的合法權益。
下面我們探討“文革式民主”是否符合上述三個基本要件。
一、“文革式民主”是多數民眾說了算嗎？
非也！
“文革式民主”上面是毛太陽一人說了算；下面是各級毛派官員說了算。平民大眾的意見從來不會受到真正的尊重。
平民大眾只是毛太陽和毛派官員隨意操縱的政治工具和沖鋒機器，就象戰場上的士兵一樣，指揮官沖到哪打到哪，個人沒有任何選擇權。
文革時大批官員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在地，任平民大眾批鬥淩辱。表面上看人民是“當家作主了”，可以把昔日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的達官顯貴踩在腳下了；可仔細一想卻不是那麽回事。
文革時打倒誰打擊到什麽程度並不是人民說了算，而是毛集團說了算。上面是毛太陽說了算；下面是各級毛派官員說了算。
從劉、鄧、陶、王、彭、羅、陸、楊到林彪反黨集團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所有被打倒的政要全是遵從毛太陽一人的意志，都是服務於他一人獨裁集權的目的，服務於黨內權力鬥爭的需要。人民只是毛太陽手中的一張牌一枚棋子。
那時毛內閣--文革小組把內定要打倒的官員名單送到聶元梓等紅衛兵領袖手里，後者即召集紅衛兵召開對這些官員的批鬥會，對他們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毛太陽和毛派官員沒有授意打倒的官員絕對不能動，如果有人膽敢鬥爭他們，就會被定性為“反革命活動”，參與者被污為“反革命分子”受到無情迫害。
武漢市群眾組織“百萬雄獅”就曾無視毛指示發動抓捕批鬥文革小組幹將王力的活動。毛太陽惱羞成怒，當即宣布“百萬雄獅”為反革命組織，派周總理親赴武漢解救王力，同時給與“百萬雄獅”對立的左派發槍，血腥鎮壓“百萬雄獅”。
如果某個民眾或紅衛兵發現被批鬥迫害的對象是自己摯愛的親人--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就必須和親人劃清界線，身先士卒沖鋒在前，不得回避落後，更不得為親人辯護求情，否則就會和親人一樣被打倒在地。
1967年9月，江青、陳伯達在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的時說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孫泱是壞人、日本特務、蘇修特務和國民黨特務。孫泱受盡迫害慘死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地下室里。
周總理最摯愛的養女美麗的孫維世出面為哥哥申冤。她給江青寫信：孫泱決不是特務，死因可疑，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調查；又給周總理寫信陳述冤情，因為孫泱也是周恩來的義子。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投進監獄，借搜查金山“罪證”之名對孫維世進行抄家，抄走孫維世大量信件照片。江青截獲了孫維世給周總理的一封信，便拿了這封信興師問罪，指責周總理縱容自己的幹女兒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周總理一言不發，默默在孫維世的逮捕證上簽下自己的姓名。當時中央專案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較特別的犯人都要周總理簽字。那時周總理簽字逮捕的還有他的親弟弟周恩壽？孫維世被江青加上了“蘇修特務”的罪名，於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銬投入獄中，被剝的一絲不掛，打得遍體鱗傷。1968年10月14日，孫維世被活活打死，死後身上什麽都沒穿，只有一付手銬依舊鎖著雙手！家人在她死後發現她頭上被釘進了一個大長釘子……
連周總理這樣的政府首腦都被迫親手簽字逮捕自己的養女和親弟弟，眼睜睜地看著她們受盡酷刑淩辱迫害致死，就更不用說普通中國民眾了。
二、民眾能自由表達意見批評領導人嗎？
不能！
那時不但不能對毛太陽說半個不字，就連把毛主席萬歲喊成毛主席九千歲，也一定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槍斃坐牢甚至誅連九族，就更不用說給毛提意見批評國家領導人了。那時全國民眾只能對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每天都要數次高呼口號向毛太陽表中心：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敬祝我們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
北大才女號稱當代林黛玉的美麗林昭，因其堅守良知與主流意識不一致的言論被捕入獄，判刑20年，在獄中遭受了令人發指、慘不可言、生不如死超法西斯殘無人道、滅絕人性的折磨淩辱。林昭寧死不屈，咬破指頭在監獄墻壁上寫下正義良知之聲：
“祗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
“每當我想起那慘烈的一九五七年，我就會痛徹心腹地不由自主地痙攣起來，使我條件反射地感到劇痛。這是一個染滿中國知識界和青年群之血淚的慘淡的年份，假如說在此之前處於暴政下的中國知識界還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氣的流露，那麽在此以後確實被摧殘殆盡了”。
“怎麽不是血呢？陰險地利用我們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我們的善良、單純與熱烈、激昂的氣質，欲以加以煽動，加以驅駛，而當我們比較成長了些，開始警覺到現實的荒謬與殘酷，開始要求我們應有的民主權力時，就遭到空前未有慘毒無比的迫害、折磨和鎮壓。”
“怎麽不是血呢？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一切，這人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個污穢、罪惡、極權制度的恐怖統治之下，這怎麽不是血呢？”
“自由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滿的白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樣不得自由。當我們深受暴政的奴役，我們不願作奴隸的同時，但我們自身作為反抗者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隸制度。”
…………
1969年4月29日，林昭因思想反動拒不認罪被改判死刑，在蘇州郊處秘密槍決。第二天，劊子手找上林昭家門，向其母親和妹妹索要五分錢子彈費。
遇羅克1966年7月寫作《出生論》，駁斥了當時甚囂塵上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在1967年1月18日《中學文革報》第1期上刊載，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但為當時的主流意識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毛內閣--“中央文革小姐”表態說《出身論》是反動的。1968年1月1日遇羅克被捕。1970年3月5日被殺害。罪名是“思想反動透頂”、“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
1968年，遼寧省委宣傳幹事張志新因向同事透露“我考慮的不是這一派那一派的問題，我考慮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我覺得文化大革命好多問題我不能理解。”被同事告發。1969年9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被關押在只能容納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號”里，背著18斤背銬，拖著沈重而冰冷的腳鐐；頭發幾乎被拔光；被有人唆使的男犯人強奸、輪奸無數次；終致精神失常。因始終堅持自己無罪，1970年5月經毛太陽的侄兒毛遠新親自指示，張志新以“反對毛主席、反對江青同志，為劉少奇翻案”的罪名被判死刑。1975年4月4日在沈陽大窪刑場被槍決。臨刑前因害怕她當眾喊口號，四個冷血壯漢奉命把她按倒在地，在頸背墊上一塊磚頭，不麻醉不消毒，用普通刀子割斷了她的喉管，把一位女管教員當場嚇昏……
李九蓮：江西贛州冶金機械廠學徒工，文革期間為贛州第三中學宣傳股長，學生部長，第三中學衛東彪造反兵團負責人，參加了文革期間全國最早也最大規模的一次武鬥。1969年2月給在部隊服役的初戀男友寫信，對國家的前途、命運提出質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麽性質的的鬥爭？”“我時常感到中央的鬥爭是宗派分裂，因此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產生反感。”……她的男友立即將戀人的信交給所在部隊政治部。李九蓮於同年五月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在獄中受盡非人折磨。1976年12月在獄中寫成《我的政治態度》，被認定在服刑期間重犯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於1977年12月14日執行。臨刑前為防範她在大眾之前呼冤喊口號，竟滅絕人性地把她的下顎、舌頭用一根尖銳的竹簽穿成一體……
黎蓮：和李九蓮一樣給在部隊服役的男友寫信質疑文革，被男友告發判死刑，1970年被槍決時年僅18歲。臨刑前在囚車上被活體取腎，四個冷血的武警把她按在車壁上，衣服往上一擼，沒使用任何麻醉藥，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一條半尺長的裂口，一個血淋淋的腎從里面摘了下來，然後匆匆往里面塞上一團藥綿，紗布，來不及縫合就押往刑場執行槍決。同時一家醫院的手術室里，一位大官正在等待種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
被活體取腎的還有小學女教師鐘海源，因為為李九蓮鳴冤被判死刑。接受她腎的是南昌九十二野戰醫院的一位高幹子弟，此人堅持要活體取下的腎，還說女腎比男腎好，尤其是年輕女人的腎更好……鐘海源的屍體則被九十二野戰醫院拉去作了解剖標本。
文革期間毛太陽號召民眾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但那不是言論自由而是權力鬥爭的工具，前提條件是絕不能說毛太陽半個不字，否則死刑。
1969年3月，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縣24歲的女青年丁祖曉給州委機關寫信抨擊當局強迫農民供“寶書台”，逼得農民賣豬換“紅寶書”、甚至把買油鹽醬醋的錢、孩子的書錢都拿去“請毛主席像”：“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還是哪一級幹部為了獻媚而做的？”“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當封建帝王，天天朝拜。”4月21日中共九大閉幕，全縣都忙著紮“忠”字牌摟掛“忠”字旗。丁祖曉和姐姐丁祖霞連夜寫了好幾張傳單，由丁祖曉進城散發：“這‘忠’字是地道的個人崇拜。”她們呼籲“一切正直的革命人們”“不要甘於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倆被捕後，她們的同學、女青年李啟順決定聲援她們，刻鋼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書》，由她的妹妹李啟才深夜進城散發。於是姐妹倆雙雙落網。1970年5月8日，丁祖曉被拉到該縣鷺鷥河邊槍斃。李啟順則被“借”給吉首縣，在吉首遊街示眾後遭槍殺（有些地方沒有需要槍斃的“反革命”，便向別的地方借）。
…………
烏有之鄉的那些狂熱毛左們，如果生活在毛中國時代，敢於撰文否定最高權力階層的大政方針（先為階級鬥爭後為改革開放），敢於為最高權力層打倒的“反動派”（先為劉少奇後為四人幫）鳴冤翻案，恐怕都逃不過槍斃的命運。
三、文革式民主是維護多數民眾的權益嗎？
非也！
文革式民主是毛太陽運動利用民眾的政治手段，主要用於維護毛太陽一人的獨裁專制統治，用於維護毛派官員的權益，廣大民眾則被剝奪了最基本的權益。毛太陽的目的達到後，被運動起來的民眾就如破鞋一樣被毫不留情踢到一邊。
文化大革命“抄家”“破四舊”紅衛兵沖鋒在前，可“勝利成果”卻由毛集團分享，紅衛兵則“一切繳獲要歸公”。紅衛兵抄來的大量珍貴文物任由毛內閣成員江青、康生等高官挑選，看中者即攫為己有。不僅如此，康生還定期光顧國家博物館，看上那件文物就隨意拿走。抄來的大量線裝古書和珍品字畫則成了毛太陽的私人收藏。
毛太陽在九大鞏固自己的獨裁權力，達到集大權於一身的政治目的後，就對在文革前期為毛太陽奪權沖鋒陷陣的紅衛兵隊伍舉成了過河拆橋的大棒。紅衛兵自此惡運當頭，近2000萬青年學生被趕出生他養他的城市，去貧窮、愚昧、骯臟且充滿敵意的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也就是實質上的“勞改”。紅衛兵的命運自此操縱在他們先前根本瞧不上眼的土包子官員手里，很多年輕貌美的女紅衛兵被土包子村官和生產建設兵團的武夫強暴淩辱，痛哭無告。
直到烏友之鄉的毛左們呼籲翻案的“四人幫”倒台鄧公成為權力核心後，絕望的下鄉知青才發起了“返城請願活動”，最後還是被紅衛兵批倒批臭的鄧公拯救了他們，讓他們集體返城。這真是莫大的政治諷刺，迫害他們的是“階級兄弟”而拯救他們的居然是“階級敵人”？這樣的政治騙局也只有中國政壇才會前後相繼。
不僅於此，為毛太陽奪權立下汗馬功勞的很多“造反派”頭頭們也在毛鞏固權力後鳥盡弓藏。七十年代初的“一打三反運動”和“清理階級隊伍”，無數“鐵桿造反派”被毛太陽恩將仇報送上刑場監獄，就連風雲一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也免死狐烹，其中的四位被無情審查打入賤民階層。
號稱“亂世狂女”的聶元梓於1969年11月被發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1971年初被隔離審查。
北師大“地派女傑”譚厚蘭於1968年10月被發配到北京軍區某部農場勞動；1970年6月被押回北師大隔離審查。
“地派頭目”王大兵於1971年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被開除黨籍。
清華大學“造反司令”蒯大富首先喊出“打倒劉少奇”的口號，並“智擒王光美”，為毛太陽奪權立下汗馬功勞，後來一樣被過河拆橋，於 1970年11月初押回清華受審。
…………
至於廣大工人農民，除了向偉大領袖“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唱紅歌，省下買生活必須品的錢買“紅寶書”、“主席像”外，沒有從“文革式民主”中得到任何好處，基本政治權利也沒有任何保障。
…………

總之“文革式民主”是“運動群眾”而不是“群眾運動”；是“為一個人服務”的民主；是獨裁者一人為平民大眾做主；是廣大民眾被欺騙利用獨裁者專制聚權的民主；是給國家民族和人民大眾帶來巨大災難的反文明大折騰；是民眾充當“炮灰”和“沖鋒隊員”的赤裸裸謊言專制；與真實的民主相去十萬八千里，就連最原始的民主也風馬牛不相及。
中國不能再來第二次文革，否則中華民族將萬劫不覆。
我們不能在同一個巨坑里跌倒第二次。


二０一０年三月六日


39.我們為何要旗幟鮮明“否定”民主？

這個世界也許有民主不成功的國家，但不成功的民主國家畢竟是少數，專制國家則沒有一個成功的。專制體制也許適合某個特定的小國寡民，但絕對不適合幅員遼闊的大國。大國要想成功只能走向民主。


今天的中國有很多現象令人匪夷所思，最令人郁悶的現象莫過於權勢階層公然“否定”民主？
在近百年的世界歷史中，“民主”幾乎是這個星球上所有國家都“一致認同”的政治述語。無論是民主法治國家還是特權專制國家，都無一例外高舉“民主”大旗。二者的區別在於一個是表里如一的實質性民主；一個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口號式民主”。越是反民主的特權專制國家，“民主”的口號就喊得越是響亮。冷戰時期的東西方陣營，反民主的極權專制國家多在自己的國名里煞有介事地加上“民主”二字；真正的民主國家的國名里反而找不到“民主”一詞。最典型的例子當屬東西德國和南北朝鮮。
東德國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西德國名則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北朝鮮國名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南韓鮮國名則為“大韓民國”。
盡管民選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奉行貨真價實的“民主政治”；專制政府是“權貴政府”，打著民主旗幟反民主；可現代專制國家都喜歡在自己的國名里加上“民主”和“人民”二字。
專制政府著力宣傳的東西恰恰最缺乏可信性。
上述現象表明“民主”是現代世界被全人類公認的“政治真理”，反民主就等同於反文明和反科學。
就算是反民主的專制國家和政府也只能“暗里反”而不能“明里反”，就象古代中國女人“婚前性行為”只能暗渡陳倉不能明目張膽一樣。那些暗里失身的女人罵起“不正經女人”來往往最為慷慨激昂。
我黨在奪取全國政權的過程中，一直旗幟鮮明高舉“民主”大旗。正因為如此全國人民才選擇了我黨，把“軍政、訓政”硬說成“民主初級階段”的國民政府趕到了台灣。
就算在我黨坐穩江山的頭三十年後二十年，一樣把“民主口號”喊得震天響。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反文明災難文化大革命，也是在鋪天蓋地的“民主”旗號下進行的。
歷史倒退的速度有時令人難以置信，步入新世紀的十年中國，權勢階層居然旗幟鮮明地“否定”民主，這真是人類世界亙古未有的咄咄怪事？在這個星球上除了新世紀中國外，恐怕再無其它分店。
誰說中國人缺乏創造性？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就創造了兩大人類世界獨一無二的“政治奇跡”。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絕頂空間的反文明災難；新世紀十年則旗幟鮮明公然“否定”民主政治。
中國怎麽了？
“否定”民主的群體自然能說出一大堆貌似冠冕堂皇的理由，雖然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沿用偷換概念先人為主轉移視線的詭辯把戲，但在愚民教育下不愛思考的民眾群體仍能引起足夠的思維混亂。
否定“民主”的主要“新借口”如下：
（一）、“民主”容易造成國家的“動亂”？
（二）、“民主”是經濟發達的產物？
（三）、“民生問題”應該優先於“民主問題”？
（四）、“民主”容易招致外國勢力的“介入”？
（五）、民主不是萬能的？
上述“反民主”借口純粹是擾亂民眾視線的無賴邏輯！
（一）、否定民主的“特權文人”常常拿菲律賓、泰國、阿富汗等選擇民主體制的小國出現的“亂象”，還有台灣走上民主之路初期“立法院打架”的“醜聞”來說事，“以點帶面”把“民主”與“動亂不穩”連在一起。
民主國家也許會出現“動亂不穩”，但在龐大的“民主陣營”里只占很小的比例，且多出現在“民主小國”。世界上那麽多民主國家，不就是東南亞、非洲和“從專制硬著陸民主”的阿富汗、伊拉克出現過“動亂”跡象嗎？
“動亂不穩”不只限於幾個有限的“民主小國”，專制國家一樣會動亂不穩，並且占“專制陣營”的絕大多數，專制大國還容易出現“生命大災難式”大動亂。
拉丁美洲的那些實行軍事專制的國家，無一例外陷在周期性大動亂之中，每隔幾年就象發生一次改朝換代的“暴力革命”，每個“革命政府”都是短命的。
期大林蘇聯在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就發生過政府殘酷鎮壓土地所有者反抗的“內戰”，屠殺了500多萬農民。毛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則是全面內戰，按葉劍英元帥的說法：一共整了1億多人、整死2000萬、浪費8000億人民幣。
“民主動亂”通常不會造成大面積死人現象，更不會出現大屠殺慘劇；“專制動亂”則會演變成“大屠殺”，造成巨大的生命災難。
阿根庭的軍事獨裁政府屠殺了首都近六分之一的人口。紅色高棉柬埔塞在執政的三年時間屠殺了這個國家近四分之一的國民，知識分子則被屠殺一空，只留下十名醫生。薩達姆伊拉克屠殺了三十多萬無辜平民。毛中國大饑荒活活餓死幾千萬，文化大革命整死兩千萬。斯大林蘇聯屠殺五百萬農民，餓死五百萬，大清洗則消滅了蘇聯的整個精英階層，黨、政、軍幹部的損失比全軍覆沒還要多。
民主國家的動亂不穩是暫時的，最終會走向安定團結。專制國家的動亂則是長久的，且時間越往後動亂的規模和強度越大。
台灣議員在立法院打架不是“醜聞”，更不是什麽“亂象”。美、英、法等成熟民主國家在民主早期也一樣在議院打架，並且打得比台灣厲害得多。在立法院爭論吵架就能避免在同胞在戰場上刀槍相見自相殘殺。“不出聲”甚至於“高度一致”的議院才是真正的“醜聞”。
（二）、今天世界上那些成功的民主國家如美、英、法、德、澳、加拿大、日本都是經濟發達國家，但這些國家走上民主之路的那一天並不是經濟發達的，相對於今天的中國經濟來說，無一例外都是貧困落後的。
英國是在1642年反皇帝內戰之後走上民主之路的，那時的英國連公共廁所都是奢侈品，更不用說現代化的摩天大樓了。
美國從建國的那一天就實行民主政治，那時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恐怕不及中國的一個沿海省，連南邊的墨西哥都不如。
1789年的法國用皇帝和權貴的鮮血開啟了民主的大門。十八世紀的法國多數農民還吃不飽肚子。
…………
美、英、法等經濟發達國家不是因為“富強”才啟動“民主“；而是因為選擇“民主政治”後才走向“繁榮富強”。
今天的中國比美、英、法走上民主之路時經濟水準發達富強幾倍甚至幾十倍，啟動民主的經濟條件早就成熟了。
（三）、一個國家的“民生問題”應該優先於任何問題，甚至應該優先於“兩彈一星”？但“民生問題”與“民主問題”並不矛盾，不存在哪先哪後，而是同步發展的。因為“民主”是改善“民生”的必要條件。在國民沒有發言權和決策權的專制國家里，無論國家經濟如何“持續穩步”增長，權勢階層都不會優先考慮民生問題。經濟增長的成果絕大多數都被權勢階層非法掠奪鯨吞或瞎折騰浪費掉了。今天中國的GDP高居世界第二，比十年前翻了幾番，可民生問題反而更嚴峻。一方面是權貴的豪華盛宴，億萬富翁人數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費世界第一，行政成本世界第一，三公腐敗世界第一，賓利旗艦版等超級豪車消費世界第一；另一方面則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平民大眾日益走向實質性的貧困，多數城市平民“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民主”，“民生問題”永遠也不可能得到實質性的解決，就算國家富得流油，廣大民眾也依舊貧困落後。
世界上真正的“福利國家”無一例外都是“民主國家”，一個特權專制國家也沒有。
前蘇聯GDP一樣號稱“世界第二”，可首都平民依舊為每天排長隊買250克面包發愁。
民眾福利不只是吃飽肚子，還要“活得有尊嚴”。在南街村的“世紀謊言”揭穿前，那里的村民確然吃飽穿暖了，可多數村民活得有尊嚴嗎？沒有人格尊嚴的“溫飽”能算“好福利”嗎？不是，那只能算“奴隸式福利”。
奴隸制度下的“人民福利”：
1、奴隸出生，奴隸主負責把奴隸們養育成人。
2、提供免費教育和技能培訓。
3、分配住房供奴隸居住，包括家具都是免費分的，而且大家都免費吃食堂。
4、提供免費醫療服務。
5、更關鍵的是在完成教育和技能培訓之後還包分配工作，根本沒有失業問題，奴隸的失業率為零，一勞永逸的解決世界性失業難題。
“南街村福利”是不是和“奴隸式福利”很相似？
（四）、民主會招致外國勢力“介入”的話題純粹是意圖轉移國民視線的不厚道謊言。世界上的“傀儡政府”多半發生在專制國家，如前蘇聯衛星國政府是蘇聯赤裸裸的“傀儡政府”，二戰時的“軸心國小夥伴”則是納粹德國的“傀儡政府”。大國軍事幹預同盟小國的內政也多發生在專制國家之間。如前蘇聯對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軍事幹涉；中國、越南、柬埔寨的軍事糾紛。民主國家則不可能存在外國扶持與本國人民為敵的“傀儡政府”，因為民主國家的政府是全民普選產生的。外國扶持的政治集團如果得不到民眾的支持就不可能上台，就算大力扶持也是白搭；如果能贏得民眾的支持，說明那個外國尊重這個國家多數人民的意志，不是這個國家的敵人而是真誠的朋友。
美國是地球上最為強大的民主國家，在對方沒打第一槍的情況下，他軍事打擊過哪個國家的民選政府沒有？軍事幹涉過哪個同盟國家的內政沒有？美、法兩國同為民主國家，法國綜合國力與美國沒有可比性，可法國在戴高樂當政時期經常和美國強勢叫板，並且退出美國領導的“北約”，甚至於向美國的“冷戰”對手中蘇伸出橄欖枝。這等於是公開與美國為敵，就差沒有公開“宣戰”了。可美國象蘇聯幹涉匈牙利、捷克一樣軍事幹涉過法國沒有？沒有！當時法國周邊都是美國的“北約成員國”，德國還是法國的世仇，想軍事幹涉法國還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別說民主盟國，就連那些美國一手扶持起來的民主國家如西德和日本，有充分的條件產生無視本國民意而完全聽命於美國的“傀儡政府”，也一樣在內政外交上有完全自主權。日本就在六十年代與中國外交解凍，根本不把美國孤立中國的呼籲當回事，美國也沒因此怎麽的。
外國勢力的“介入”有善意、惡意之分。如果“介入”是善意的，有利於推進“被介入國”的文明進步，有利於維護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有什麽不可以？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國不是熱烈渴望美國“介入”中日戰爭嗎？渴望美國站到中國這一邊抗擊日本的野蠻侵略嗎？
（五）、沒有人說“民主是萬能的”，這個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萬能”的東西。如果因為不是“萬能”的東西我們就排斥，那麽連電燈電話、火車輪船、飛機大炮這些外來的“非萬能”現代化成果我們都得拒之門外了？
人類世界的一切文明成果，只要有利於國家的繁榮富強；有利於推進民族的文明進步；有利於維護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算不是“萬能”的，我們一樣要敞開胸懷學習接納。

這個世界也許有民主不成功的國家，但不成功的民主國家畢竟是少數，專制國家則沒有一個成功的。專制體制也許適合某個特定的小國寡民，但絕對不適合幅員遼闊的大國。大國要想成功只能走向民主。
民主小國的“不成功”不是選擇民主法治的惡果，而是由專制走向民主的過程中遺存有大量“專制殘余”造成的，根本原因是這個國家的“民主法治”不夠充分。
民主國家的“不成功”是暫時的，如果始終如一堅持民主法治的大方向就會很快走出困局。
那些民主不成功的國家，如果轉過頭來選擇專制體制，就會離“成功”更遙遠，並且極有可能走上崩潰滅亡之路。
印度是民主不成功的典型國家，但這個國家當初如果選擇專制體制，結局一定會更慘。
因為選擇民主體制，這個國家區區297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養育了近12億占世界五分之一的龐大人口。
因為選擇民主體制，這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建國的大國避免了中國死人幾千萬的大饑荒，避免了死人兩千萬的文化大革命。如果當初選擇專制體制，印度一樣避免不了大饑荒和文革那樣的慘劇。按印度的面積和人口基數，死亡總人數應該是中國的三倍。
因為民主體制，印度沒有改革開放中國空前的公權腐敗、不公正和道德潰敗。
…………
民主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民主萬萬不能！



二０一０年三月十二日


40.做大蛋糕靠經濟建設，切好蛋糕靠民主法治

特權專制體制則是把蛋糕“劃分權”和“選擇權”集中到一個人或者一個集團手上。專制經濟無論眼前多麽“持續穩定增長”，如果政治體制改革跟不上去，最終都逃不了倒退或崩潰的命運，沒有一個例外。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一直奉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以優先發展經濟為名拒絕實行迫在眉捷的政治體制改革。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心目標是“富國強兵”和“讓一部分勤勞智慧的人先富起來，然後帶動全民共同富裕”。
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經濟，中國的“統計經濟總量”較之毛中國末期有了飛躍式的增長，從世界第十三位躍升到第二位？從占日本的七分之一躍升到超過日本？
中國經濟的增長是有目共睹的，但發展經濟的總體目標依舊是鏡花水月。
一是“富國強兵”的目標沒有達到。我們迄今仍沒有航空母艦，可每年的“三公腐敗”至少要揮霍掉38艘最先進的核動力航空母艦。不是買不起造不起，而是納稅人的錢多用於腐敗少用於做正事，賭博的錢有買鹽的錢沒有。如要現在中美發生常規戰爭，我們依舊一架飛機也飛不到美國領空，一艘軍艦也進入不了美國領海；而美國的航空母艦和戰略轟炸機則能不可阻擋地深入我國的領海和領空搜尋襲擊目標；結果美國本土沒有一聲炮響而我們的國土則硝煙迷漫。試想這仗怎麽能夠打下去？
我們確然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0.4%的超級富豪占有70%以上的國民財富；但這部分人占有的巨額財富絕大多數都不是靠“勤勞智慧”所得，而是利用權勢巧取豪奪，靠傷害國家民族聚斂的非法橫財。
一部分“先富者”盡管擁有相當於普通平民幾百幾千倍的巨額財富，但並沒有相應的情懷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民生問題反而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越來越嚴峻，貧富懸殊躍居世界第一。一方面是富豪不惜巨金爭相攀比豪車、豪宅、豪賭、二奶；一方面是多數城市平民“生不起、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
我們的三公腐敗世界第一。
行政成本世界第一。
奢侈品消費世界第一。
億萬富翁人數世界第一。
靠納稅人養活的人數占總人口比例世界第一，公務員人數超過世界平均水平近20倍！官民比例高達1：18！有的地方居然躍升到1：9（陜西黃龍鎮）。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為1：600。
相比之下，關系國計民生的“教育、醫療、失業、養老、住房”等保險救濟支出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不但落後於發達國家，還落後於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公務員的實際收入翻了好幾番的情況下，廣大農民工的收入在20年間沒有實質性增長。
總之，中國經濟狀況呈現兩個極端，一方面是GDP高速增長；一方面是收入分配極端不公，為經濟建設作出主要貢獻的廣大平民只分配到與之貢獻不相稱的很小份額。
結果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社會問題反而越來越嚴峻，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大有形成燎原烈火之勢，社會道德底線失守，呈現出整體潰敗的趨勢。
當我們終於感到自己富起來時，我們的民族反而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古人雲“倉稟實而知禮節”，今天為何“倉稟實而禮樂崩”呢？
根本原因是我們的“一條腿改革”違犯了“經濟健康發展，國民長治久安”的治國規律。
國民經濟總量好比一塊蛋糕，對於共同制作蛋糕的群體來說，既要考慮“做大蛋糕”，又要考慮“切好蛋糕”，二者缺一不可且同樣重要。
如果只考慮“做大蛋糕”，不考慮如何“切好蛋糕”，讓群體的每個成員得到與之貢獻相應的一份，那麽群體的勞動積極性就會受到傷害，就不可能長時間把蛋糕做大做好。就算群體中的某個“強勢人物”利用職權對廣大蛋糕制作者實施強制勞動，不讓成員發泄不滿情緒，也只能取效於一時。多數人的不滿積累下去最終會火山迸發，把蛋糕砸個稀巴爛。
“做大蛋糕”相當於經濟建設；“切好蛋糕”則取決於政治體制。
要想把一塊蛋糕切得盡可能公平合理，就必須把“劃分權”和“選擇權”分開。
當兩人分一塊蛋糕時，一個擁有“劃分權”；那麽另一人就擁有“優先選擇權”。
當對方擁有“優先選擇權”時，“劃分者”在切蛋糕時就會盡可能公平合理，否則受損失的只能是自己。如果一塊蛋糕切得一大一小，大的那塊就被對方優先拿走了。
這就是“民主法治”的實質！
官員擁有“國家管理權”和“財政收入”使用權；但選擇何人來當官則由這個國家的多數公民說了算。
在民主體制下，一個官員要想得到多數人民的支持認同，就只能公平施政，盡可能為國家和廣大民眾謀福利，把個人的私利暫時拋在一邊，這樣人民就會讓你繼續當官甚至於把你升遷到更高的職位。如果你公權私用強奸民意，人民就會降你罷免你甚至於把你送進監獄刑場。在這種情況下，除非官員是瘋子或白癡，否則都會盡忠職守努力為人民辦好事辦實事。
民主體制會把“切蛋糕理論”運用到行政管理的各個層級，每個層級都奉行“劃分權”與“選擇權”分離原則，把公平正義落實到初會的各個角落。如在“財政收入”支配權這個問題上，官員是用錢的一方，但錢袋卻掌握在代表多數人民利益的“民選議會”手里。官員的每一筆行政開支必須事先向議會申請拔款，事後要向議會詳細匯報該款的用法用途。為防止行政官員賄賂議會成員，還要向行政管轄區的全民公示，接受全民監督。賄賂幾個議員有可能，但賄賂幾萬甚至幾個億的選民則根本沒有可操作性。
特權專制體制則是把蛋糕“劃分權”和“選擇權”集中到一個人或者一個集團手上。
兩人分一塊蛋糕如果一人擁有“劃分權”，同時又擁有“優先選擇權”，他就會盡可能把蛋糕切得一大一小，甚至於大小懸殊，然後自己率先把大的一份拿走。
所以特權專制體制根本沒有“公平正義”可言，不公平就會產生或激發社會矛盾。特權專制體制就是到處制造不公平，到處激化社會矛盾。
特權專制體制官員擁有“國家管理權”和“財政收入支配權”；同時又掌握著大小官員的任命升降權，官員腐敗瀆職平民大眾根本拿他沒辦法。在這種情況下，官員就只會優先考慮官僚集團的利益，而不顧廣大平民的生存福祉，就算偶爾表現出“親民形象”也只是臨時做做秀。
社會不公積累下去，超過了社會的彈性調節限度，就會發生廣大勞動者罷工甚至砸碎蛋糕，摧毀勞動成果的反叛。反正自己的勞動成果絕大多數都被不勞而獲者巧取豪奪走了或瞎折騰浪費掉了，我何以要繼續做蛋糕，何以不把做成的蛋糕毀掉呢？把一切都砸了，看你還“貪什麽”“占什麽”“折騰什麽”？
所以世界上所有堅持特權專制體制的國家最終都會發生“官逼民反”的暴力革命，把國家淹沒在災難血泊之中。
中華帝國在兩千年皇權專制下的周期性農民起義就是最生動的例證。

專制經濟依靠對廣大勞動者的剝削，寅吃卯糧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在特定時期內能創造令世人矚目的經濟奇跡。如希特勒上台初期，經濟增長率達100%，短短幾年時間內就躍升為歐洲第一大經濟軍事強國，消滅了失業。斯大林蘇聯在工業化過程中，在十五年時間內把一個傳統的農業國改造成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工業國。
但專制經濟的增長繁榮普遍好景不長，因為這種繁榮是病態的。由於統治集團掌握了經濟成果的完全支配權，絕大部分經濟成果要麽用於滿足獨裁者的病態意志，對外窮兵贖武給自己招來毀滅性強敵，盲目援助那些與本國人民為敵的無賴政權，大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把錢往水里扔；要麽特權階層以權謀私，把大部分勞動者辛苦創造的經濟成果攫為己有；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平民大眾只分到很小的一部分，有時僅夠糊口維持生命，甚至於連活命都不能。
專制集團對經濟成果的過份占有往往是在“富國強兵”的名義下進行的。
當專制集團“富國強兵”的謊言揭穿後，人民發現所有在強國名義下掠奪他們的財富要麽瞎折騰浪費掉了；要到被權勢人物分贓了。他們的勞動積極性就會受到極大的挫傷，就會普遍性的消極怠工，這點在國有企業表現得特別突出。於是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會減慢甚至停滯。如果專制集團不及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把經濟成果這塊國民蛋糕的“劃分權”與“選擇權”分開，讓廣大民眾擁有“優先選擇權”，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就會想到去奪取勞動成果；如果奪不到就想法毀掉，這時經濟就會大踏步倒退甚至崩潰。
專制經濟無論眼前多麽“持續穩定增長”，如果政治體制改革跟不上去，最終都逃不了倒退或崩潰的命運，沒有一個例外。希特勒德國，布爾什維克蘇聯和毛中國就是最好的前車之鑒。

一個國家的經濟要想穩定健康增長，保持持續的發展後勁，沒有民主法治是不行的！
中國的經濟增長拐點已現，啟動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持續穩步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等到經濟出現大倒退或崩潰跡象時再想到“亡羊補牢”就為時已晚。


二0一0年三月十四日



41.我們不能對概率很低的“民主賄選”杯弓蛇影

我們不能對無處不在的“專制腐敗”見怪不怪；對概率很小的“民主賄選”杯弓蛇影。我們不能只允許專制一錯再錯；卻不允許民主稍有失誤。我國現行的“村官直選”不是真民主！對民主“求全責備”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大思維障礙。


記得上中學時，“新生事物”是政治課里的一個高頻詞，關於“新生事物”還是一個高頻句：
對“新生事物”不能求全責備。
中國的政治文明必然要走上“人民真正當家做主”的民主憲政一途，這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除非中國“絕不”富強發達進步開化，“堅決”自絕於現代文明。
當中國哪天有幸走上民主之路時，“民主”就是那時中國的“新生事物”了。
根據對“新生事物”不能求全責備的政治邏輯；對“新生民主”一樣不能求全責備。
中國的事情總是很滑稽，當我們離現實的民主憲政還很遙遠時，多數普通國民就已經對“民主”求全責備了。
專制特權集團詆毀醜化“民主”可以理解，因為“民主”是“特權”的克星。為了長久維護自己淩架於平民百姓之上的特權，那就得把“民主”驅趕得越遠越好，最好把“民主”列為“敏感詞”。
頗讓人郁悶的是：很多普通民眾也不自覺參與了詆毀“民主”的行列。“民主”的實質就是“讓普通民眾真正當家作主”，下里巴人和總理省長平起平座，是平民最忠實的“朋友”。普通民眾對“民主”吹毛求疵，豈不像沙漠居民對淡水百般挑剔一樣不可思議？
官僚與部分民眾雖然都在詆毀“民主”，但心態卻大相徑庭，前者是仇視心態；後者是“求全責備”心態。
因為存在“求全責備”心態，很多平民對“民主”左看不順眼右看不順眼，這也不放心那些不放心？尤其認為真正的“民主直選”政務官不好把握，很容易出現“賄選”和“黑社會操控”選舉的弊端？
人民對“賄選”的杯弓蛇影來自對西方選舉的惡意宣傳和中國“一半專制一半民主”的“村官直選”。
我們的主流媒體一有機會就會大肆炒作西方“金錢操縱選舉”的醜聞。
其實西方“金錢操縱選舉”的現象在百年前的民主政治初級階段偶爾出現在基層政權，雖然是少數，但影響很大。因為民主體制新聞自由，報刊電台的記者只會放大家醜不會歌功頌德。一旦存在“賄選”現象，根本不可能長期遮掩，很快就會被無孔不入的記者向全社會暴光並炒作得熱火朝天。一個普通小記者如果能發現一個“賄選”醜聞，他一夜間就會成為全國的知名人物，甚至成為民眾心目中的“英雄”。盡管那時的“賄選”現象很少，但經渴望一夜成名的記者炒作就會成為鋪天蓋地的頭號新聞，給人的感覺好象這個國家到處都在“賄選”似的。
因為“賄選”的成本和風險特大，“賄選”結果多是雞飛蛋打，敢於以身試法者越來越少，最後就只剩下“極個別”現象了。冷戰後的西方成熟民主國家基本上都消滅了“賄選”現象，“金錢操縱選舉”早已成為不可思議的往事。
不但那些有幾百年歷史的成熟民主國家消滅了“賄選”，就連剛剛走上民主之路的台灣和南韓這兩個小地方，也沒聽說過金錢操縱選舉的大醜聞。
馬英九上台是“賄選”的結果嗎？
相信多數中國公民會做出肯定的回答：不是！
為何我們的主流媒體還要不厭其煩地炒作西方“金錢操縱選舉”，且有很多的國民對此宣傳深信不疑呢？
信息時代的競選離不開大眾傳媒和現代通信交通工具，否則選民很難熟悉了解候選人的才能、品德、形象和施政傾向。利用電視、電台、報刊、標語、車輛競選是要花錢的，電視里那些總統候選人熱火朝天的競選場面，觀眾心里隨便一盤算就知道要花好多錢。沒有足夠的競選經費，候選人注定要吃大虧。
這些競選經費從從何而來？
難道富人不能給候選人提供競選經費，把對方扶上台後來為自己的集團服務嗎？
下面拿中國人最熟悉的美國總統競選來說事，說明媒體的炒作和我們的猜測根本與事實不符。
美國總統競選需要一大筆競選經費是眾所周知的，但這筆經費的主要部分並非來自富豪的政治獻金，而是來自社會捐獻。
社會捐獻競選資金在中國人看來不可思議，但在美國卻是司空見慣的普遍現象。
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有為自己認可的事業捐獻金錢和勞務的習慣，並且這種捐獻習慣終其一生。當某個美國人認定某個候選人最適合當總統時，就會主動為其捐獻競選基金。一個普通國民的捐獻額可能是杯水車薪，但十萬百萬甚至千萬個“杯水車薪”加在一起就是一筆可觀的競選基金了。
總統候選人不能接受富豪提供的大額政治獻金已經成為美國全社會的共識，所以富人的捐獻額通常都遠遠低於平民的捐獻總額。美國富人的主要捐款方向是慈善事業、學校和教會機構。
當多數國民的整體素質不高不能主動捐獻競選基金時，一樣有辦法防止“賄選”現象。為了徹底杜絕富人用金錢左右選舉的悲劇，美國總統選舉法規定：如果某個候選人籌集不到足夠的競選基金，國會可以提供財政援助，為其提供幾億美元的競選經費，足夠讓這個人完成正常的競選。但幾乎所有的總統候選人都能夠籌集到必須的競選經費，所以這筆納稅人的錢基本上很少有人動用。
除了“財政援助”外，還嚴防有錢人用金錢壟斷話語權。美國總統選舉法規定：如果某個候選人購買某家電視台對公眾發表電視講演，該電視台必須在不收受一分錢的前提下為此人的競選對手在同一時段提供同等時長的演講機會。
有了上面的防範措施，富人用“金錢操縱選舉”現象就會成為不可思議的往事。
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就算某個地方的富人突破了所有的防範壁壘“賄選”成功，上台者也根本沒有空間用公權酬謝他的功勞。因為各級政府的錢袋都控制在代表人民利益的各級議會手中，政府的每筆政務開支都得事先向議會申請拔款，事後要詳細向議會匯報每筆錢的用法用途。為了防止政務官賄賂議會成員，行政開支還得向全社會公示，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尤其是公共工程的監督甚嚴。如果由政府招標修建的某座橋梁的正常市場造價為一百萬美元，政府絕不可能預算出一百一十萬美元來，否則就會受到輿論的質疑和法律追究。若存在豆腐渣工程則根本不可能逃避法律追究。如果政府首腦的某個“競選恩主”承包這座橋梁，政府也只能給他一百萬美元，且絕不能存在偷工減料的豆腐渣現象。在野黨成員、社會團體和無孔不入的記者在四周緊緊地盯著他。
中國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美國則是“一人當官人成雞犬”，行政首腦的子女親屬將成為企業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成為義務大於權利的“二等公民”。如果那家企業聘用總統的兒子，想出名的記者馬上就會緊緊盯住這家企業，一有風吹草動就會炒作成頭號醜聞。小布什當年對此感受深刻，差一點神經崩潰，最後借助宗教救助才找回心理平衡。
當從資助人身上得不到任何“公權回報”時，“賄選”還有什麽意義呢？

我國的“村官直選”已經墮落成為一道傷心景觀，“賄選”幾乎成為普遍現象，地方黑惡勢力操縱選舉也時有所聞，主要原因我已在《村官直選為何成為一道傷心景觀》一文中有較為詳盡的分析。近二十年我國農村的絕大多數青壯年都去遙遠的城市務工去了，在選舉季節不可能花費一筆昂貴的交通費辭工回鄉參加與自己切身利益沒有太大關系的選舉。在家留守者多是老弱婦孺，因為沒讀書沒見世面不知道尊重自己的民主權利，到選舉時多委托他人代為投票。結果能夠參加選舉的村民通常只有幾十人甚至十幾人。幾十個選民是最佳的賄選目標，也是最佳的黑惡勢力操縱目標。
我國的“村官直選”法則沒有給“民選村議會”留下權力空間，應該由“民選村議會”掌握的錢袋直接交給村官掌控，造成村官集“踢球員”和“裁判員”於一身，擁有隨意支配公款的不加限制權力。所以村官一上台就能有條件大撈特撈，不但能收回“賄選成本”且“一本萬利”，同時又能利用在職時掌控的公共資源經營自己的勢力範圍，確保以後連選連任。
不加限制的權力給“村官賄選”提供了巨大的動力。
“賄選”能否成功主要取決於選民的人數。最理想的“賄選”目標是百人以下；有望成功的“賄選”目標千人以下；無法操作的“賄選目標”則在萬人以上。黑惡勢力能夠操縱的群體也一樣。
各位不防利用自己掌握的“常識”推測一下：行賄一萬個以上的目標並確保對方在你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不記名投你的票，同時又能保守機密的概率有多大？就算饒幸能成功需要多大的財力？花那麽大的財力是否能在短短幾年任期內收回成本且能贏利？十萬個以上呢（縣一級）？千萬個以上呢（省一級）？
黑惡勢力操縱選舉也一樣，能同時有效威懾一萬個以上的目標並達到目的的施暴力量就不是某個流氓團夥，而是一支成建制的軍隊了？試問世界上哪個國家在和平時期能夠容忍如此強大的流氓團夥長期存在？
“賄選”是“民主直選”主要傷痛，在民主初期階段進行“直選試點”時，應采取強有力的措施防範“賄選”醜聞。要做到這一點，“直選試點”區應該定在萬人以上的單位。在台灣等民主試驗成功的地區，最初的直選區都定在縣一級，也就是“政務員直選”試驗從“縣官直選”開始。按這個成功的標準，我國當初把“民主直選區”定在村一級是極大的失策，不但為“賄選”和“黑惡勢力操控選舉”提供了最理想的舞台，還極大的損害了“民主形象”。

“賄選”和“黑社會操控選舉”現象在村一級容易成功，在鄉鎮一級成功的概率很小，在縣市以上則根本沒有可操作性。

所以我國的“民主普選”應該從縣鄉兩級開始試點，“縣官直選”應該盡快替代“村官直選”！

中國一旦在縣鄉以上的行政區域實行真正的民主普選，“賄選”和“黑社會操控選舉”成功的概率就很小。如果制度設計科學成熟，就算某地饒幸“賄選”成功，當事人和幕後操縱者也不可能如願以償，多數情況應該是“得不償失”。人民不可能象“村官賄選”一樣承受巨大的損失。

一個國家在民主初級階段就算有“賄選”現象，也絕對不會成為選舉的主流，比專制體制下的買官賣官現象要合理幾十倍幾百倍。在我國廣大的基層政府，官員基本上都是“跑關系”跑出來的，“行賄”、“上床”、“拍馬屁”是最通行的方式。“才能”只能依附“關系”才能取有限的作用，沒有“關系”的“才能”作用等於零甚至是負數。但如實現民主普選，有真才實學的人就算不“跑關系”也很容易被選出來。

至於黑惡勢力橫行現象，今天已成為我國廣大基層的普遍景觀。黑社會已躍升為縣鄉兩級行政區域的“影子政府”，成為絕大多數城鎮公民無法躲避的痛。黑惡勢力之所以在近幾年迅猛增長，根本原因是山寨化基層政權暗中扶持的結果，因為黑惡勢力是基層官員非法斂財的主要媒介，例如給官員帶來巨大“灰色收入“的房地產業和市政工程多是依靠黑社會的力量來擺平抗議者。如果實現民選政府，黑惡勢力絕對不可能象今天這樣猖獗，因為民選政府不會成為黑惡勢力的黑後台，否則民眾就會行使自己的“主人職權”罷免它。

身受專制體制下的黑社會傷害之痛，期望盡快結束官匪一家的惡政；但又害怕一旦民主“黑惡勢力操縱選舉”？真是一幅讓人幽默不起來的愚民教育畫卷。

我們不能對無處不在的“專制腐敗”見怪不怪；對概率很小的“民主賄選”杯弓蛇影。
我們不能只允許專制一錯再錯；卻不允許民主稍有失誤。
我國現行的“村官直選”不是真民主！那里的“賄選”和“黑惡勢力操縱選舉”不是民主的過錯，而是專制殘余造的孽。
對民主“求全責備”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大思維障礙。


二0一0年三月十七日


42.揣著“綠卡”罵美國的分裂人格

那些“揣著綠卡罵美國”的群體，絕對不是真的反美仇美，而是懷有另外不可告人的陰暗動機。一是認為自己全家到了“陽光地帶”，在多數同胞面前有一種強大的心理優越感。二是渴望中國永遠腐敗不公，他好繼續利用職權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轉移到美國去。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國人就一直活在“反美”的慣性思維里，六十年過去了仍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我雖然對美國這個國家沒有什麽惡感，但也遠遠沒有達到“熱愛”的程度。
我家祖祖輩輩都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迄今仍沒有一人踏上美國國門一步，骨子深層植入了濃烈的“天朝大國”民族自豪感，對事事都超出中國一頭的美利堅合眾國自然會滋生出一種莫名其妙的抵觸情緒，就象子女高考落榜的山野村婦看到那些考上重點大學的鄰家少年心里會像咽下一只蒼蠅難受一樣。
因此“趕超美國”就成了我童年時期的偉大夢想，到了而立之年依舊沒有從夢中醒來。
我也曾多次撰文主張“學習美國”，但那種心情與“熱愛美國”一點也不相幹，除了“師夷之長技已制夷”外好像找不出任何別的理由。
無論我多麽為自己生長在五千年的文明古國激動自豪，但也無法閉眼不看美國是一個世紀以來這個星球上最富強發達文明進步國家的事實；無法否認曾經獨執世界文明牛耳一千年（秦漢隋唐）的天朝大國在近代不可救藥落伍的悲劇。
在現代文明快節奏下，能夠保持一百年長盛不衰，能擊敗所有挑戰對手的國家一定有其不可忽視否認的優越之處。這些優越之處說不準恰恰是我們民族所缺少的，是天朝大國由盛轉衰的根本原因。我們的民族要想振興崛起，重新找回“天朝大國”的尊嚴和自豪，就得敞開胸懷學習借鑒那些明顯優越於我們的“文明成果”，光靠玩弄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在美女身上放大黑痣同時又陶醉於黑人嘴里的白牙齒”除了自欺欺人外，對美國一點害處也沒有，當然更無益於自己從土谷祠里走出來步入現代化摩天大樓。
一個理性成熟的國家不但要虛懷若谷接納吸收先進國家的文明成果，連敵人的文明成果一樣要敞開胸懷學習借鑒。
蕞爾小國日本就是靠“學習敵人”一步步富強文明起來的，早先向打敗他們的中國敵人學習；後來向強迫他們簽訂不平等條約的“西方敵人”學習，最終超越了他的敵人“中國老師”和“歐洲老師”。
沒有哪個日本人把“學習敵人”誤讀成“崇洋媚外”。
中國一樣有向戰勝自己的敵人學習的必要，尤其有向美國學習的必要。
本人曾經是一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對美國的優勢常常有意視而不見，但下面的這一“美國智慧”卻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美國政府一再告誡他的國民：如果你知道你的國家正在犯錯誤而不及時指出來，你就是對國家的犯罪！
如果我們擁有這樣的智慧和遠見，朱元璋、康乾不搞“文字獄”歌功頌德，毛太陽不搞反右“統一思想”，天朝大國怎麽可能會由盛轉衰呢。
楊恒均博士當年揣著“趕超美國”的夢想去美國實習時，為了打擊美國，專門尋找美國政府的弱點和不足，然後在媒體上撰文對美國政府大加抨擊。沒想到美國官員竟然主動找上門來，真誠感謝他為“幫助”美國所做的“一切”？然後他發現他指出的那些弱點和不足慢慢不見了？他眼中的美國好象越來越可愛？越來越強大？這時他才發現自己幹了“強敵弱己”的蠢事，決定不再“批評”美國了，轉而為美國歌功頌德忽悠愚弄他們？可美國佬不是那麽好愚弄的，此後再也沒有政府官員上門“感謝”他了。
…………
不過話說回來，盡管我努力說服自己正視美國的優勢學習他們的成功經驗，但仍無法排除對美國沒來由的反感和敵意。所以中國在新世紀爆發的幾次“反美愛國運動”，雖然認為“有點匪夷所思”，但仍情不自禁地參與其中。
如果我把理智拋在一邊只聽命於自己的感情，我對每次“反美愛國運動”都報以熱烈支持。多數人的理智總是鬥不地感情的，更何況象我這樣“學無所成”的大老粗，自然不自覺地卷入了每次“反美愛國運動”。
因為“物以類聚”的緣故，我對那些敢於“在語言上”和美國叫板的“愛國青年”擁有強烈的無產階級感情，視他們為一條戰壕的階級兄弟。
但有一類“叫罵美國者”卻讓我左看不順眼右看不順眼；一個“揣著綠卡罵美國”的群體！
中國有那麽一批人，把子女配偶送到美國去學習定居，非法聚斂的巨額民脂民膏也轉移到了美國，甚至於本人也暗中辦了一份“美國綠卡”，卻在國內高舉反美大旗，動不動就在公眾場合對美國口誅筆伐？大肆頌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大肆攻擊民主、人權、法治？為“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大唱讚歌？
那些大力宣傳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貪官政客們，幹嗎不把自已的親屬財產移送到“正牌社會主義國家”北朝鮮去呢？
中國是一個習慣說假話的民族，語言和行動常常存在極大的反差；尤其是貪官政客在台上幾乎不說一句真話。
在一個謊言成習的國度里，一個人的語言往往是“忽悠他人”的；行動才折射出他內心的真實想法。
把親屬財產轉移到美國的群體，他們內心的真實想法無疑是認同美國否定中國的。誰也不會明知對方是狼窩虎口也要把親屬財產往虎口里送，更不會選擇從光明跳進黑暗里。
所以那些“揣著綠卡罵美國”的群體，絕對不是真的反美仇美，而是懷有另外不可告人的陰暗動機。
有三個陰暗動機是顯而易見的：
一是認為自己全家到了“陽光地帶”，在多數同胞面前有一種強大的心理優越感。為了長久保持這份心理優越感，就希望多數同胞的生存環境越差勁越好，最好永遠生活在專制不公的黑夜，永遠等不到人人平等個個幸福尊嚴的黎明。因此他們最害怕中國學習美國走上文明進步之路，縮小他們和多數國民之間的強大差距。
中國就有那麽一批人，自己溺水饒幸被人救上了岸，卻熱切渴望和他一起落水的同胞永遠也沒有得救的機會。
這是一種可怕的冷血人格，是一種“他人就是我的地獄”式蛇蠍心腸。
二是渴望中國永遠腐敗不公，他好繼續利用職權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轉移到美國去。
裸體做官的貪官政客多屬此類型。
要想中國永遠腐敗不公，就得永遠特權專制，千萬不能學習美國的民主法治。因為一旦中國實行民主憲政，他們就會喪失公權私用貪污受賄的機會。一旦實行民主直選政務官，把官吏的監督升降任免權交還到民眾手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裸官”都會被選下台，甚至於連過去的貪賄罪行也要受到毫不留情的責任追究。
三是部分當初利用職權移民美國的特權人士，因為沒有真才實學在美國無法象當初在中國一樣出人頭地，轉過身來忽悠欺騙中國特權階層，用詆毀民主頌揚專制的謊言來從特權階層這里“收買”國內話語權，謀求在國內大學和權威部門演講的機會，甚至於站在電視屏幕上“答記者問”，同時謀求自己那狗屁不值的文字在國內出版……
這號人口口聲聲咒罵美國民主推崇“中國體制”，但如果要他們全家離開“萬惡資本主義”美國回到偉大光榮的“特色中國”，他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答應的！
中國怎麽會出產如此令人惡心的人？

揣著美國綠卡的群體，也不是完全沒有憎恨美國的人士，“荷花大少失落群”就是一個例外。
這一類型主要限於身居海外貪官政客子女。
貪官政客利用職權轉移到美國的子子孫孫，多數都是不學無術品格低劣的“荷花大少”，除了錢外什麽本事也沒有。可美國主流社會是一個“認人不認錢”的國家，如果你沒有真才實學和必要的公德意識，絕大多數美國人就會打心眼里睢不起你，把你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就算你住著世上第一豪宅駕著賓利旗艦版豪車也一樣是社會邊緣人士，根本不可能有成群的馬屁精前呼後擁，更不可能有白人美少女投懷送抱。所以多數荷花大少盡管身在美國，但只能和其余中國同類來往，在美國結成一個“小中國”，繼續用中國式人生品味和價值取向過頹廢式“中國生活”，繼續用“權錢”來衡量人生價值。
“小中國”里的荷花大少們被排斥在美國主流社會之外，自然會產生一種沈重的心理失落感，同時對美國滋生一種沒來由的憎恨。他們不理解美國何以“認人不認錢”？何以“有錢有權”就不是大爺？害得他們無法顯擺自己的優勢。他們多麽希望美國社會也象中國一樣“認錢不認人”，有錢有權就高高在上美女如雲？
這是一個真正憎恨美國的“綠卡持有者”？
但這種憎恨讓國民的心情更為沈重，怎麽看怎麽都象“妓女憎恨淑女”？

“揣著綠卡罵美國”不是“賊喊作賊”是什麽？他們實在低估了中國人民的智商，把自己當成諸葛亮把國民當成扶不起的阿鬥？
我們中國人民絕不能容許這樣的“分裂人格”在國內“打著紅旗反紅旗”！
我們理解普通中國民眾的“反美情結”，他們有權批評美國歌頌中國，但“揣著美國綠卡”者請閉嘴！中國人不是好忽悠欺騙的！你們無權在中國的土地上“賊喊捉賊”！


二０一０年三月十九日


43.罵楊恒均“變臉”者根本不懂什麽是“民主”


“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平等、博愛、廉潔、公平、正義、尊嚴”；但實現“民主政治”的理想途徑則是“寬容、妥協、理解、互諒、合作與尊重即成事實”；用“追求真相”替代“清算覆仇”。

楊恒均先生是我最敬重的“良心作家”，兩年前就是因為聽到文友介紹他的文章我才知道“博客中國”的。他的文章我幾乎每篇必讀，很少發表評論的原因是不少讀者認為我倆的思想觀念很相似，避免“王婆賣瓜”之嫌。我一直為自己擁有一個如此“智慧”而又堅守“良知”的湖北同鄉深感自豪。
楊恒均先生也是網絡最受歡迎的“啟蒙作家”，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對他的文字都很少“惡語相加”？甚至於不少左派讀者後來竟成了他的“粉絲”。這在中國互聯網可是件稀奇事。在涉及見解上的意見分歧時，動不動就對“異見者”“惡語相加”甚至於上升到情緒上的“刻骨仇恨”是中國互聯網的一大“特色”，也是文明世界根本不可能理解的“中國特色”。不就是對某件事情的認識不同嗎？幹嗎要象血海深仇的敵人那樣“惡毒攻擊”甚至於恨不能置對方死地而後快呢？
這是現代極權專制體制結出的又一“惡之花”--思想上的極端唯我獨尊，缺乏現代公民必要的理性和寬容。
楊恒均先生也是眾所周知的“民主小販”，不自覺成為國內外主張“民主法治”志士仁人的一面旗幟。否定楊先生文章的讀者多半是極左毛迷，右派和民主人士對他的文字基本上沒有異議。他是自由派華人無可爭議的“啟蒙明星”和“思想燈塔”。
但這一無可爭議的“明星”和“燈塔”在幾天前突然“黑雲壓城”？
無數的非議和質疑象潮水一樣席卷了他？
令人費解的是：絕大多數非議不是來自極左毛迷，而是來自主張“民主法治”的自由派人士？
更令人費解的是，某些“名義”上的“自由派人士”也動用了極左毛迷慣用的“人身攻擊”手段？
輿論上的“人身攻擊”是極權體制的產物，“民主自由”與“人身攻擊”不能並存。
對楊先生態度的“驚天逆轉”源於他3月29日寫的一篇博文--《“寬容”是打開政治死結的鑰匙》。
一年來我一直對中國的“政治死結”憂心如焚，幾天前也想寫一篇關於“政治寬容”的文章。看到楊先生此文後，深感“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為作者的超人智慧和遠見拍案叫絕。
這篇文章我反覆讀了三次，然後推薦給很多精英人士。
《“寬容”是打開政治死結的鑰匙》一文思想要點如下：
“我最擔心的是在我充滿激情的博文里，缺乏了寬容，對他人造成傷害。我們的博客就是“無權者的權力”。即便是無權者的權力，也是權力啊。權力就會傷人。如果我連自己手中這點微不足道的權力都不能很好的駕馭，甚至用它傷害了無辜，我還有道德勇氣去譴責那些擁有絕對權力的人殘害他人嗎？”
“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魯迅先生竟然享受到如此寬松的言論自由。所以我說，魯迅本身就是寬容的產物，而不是“一個也不放過”的楷模。”
“不管你持什麽觀點，不管你今後做什麽，學會包容將讓你一生都受用無窮。我也想對所有的年輕讀者說，假如只能擁有一種品質，請選擇“寬容。”
“有人可能以為“寬容”是對他人所作的一個恩惠，其實，當你學會了寬容，當寬容變成了你無法分割的品質的時候，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被你寬容過的人，而是你自己。”
“當我們寬容了那些不懂得寬容的人時，我們自己才算真正懂得了什麽是寬容。寬容確實是一種很有力的武器，但當你把她純粹當成工具，當成“武器”去達到某種目的時候，你已經失去了寬容。”
“…………”
我從《“寬容”是打開政治死結的鑰匙》一文中不但讀到了睿智、遠見和對民主政治的深刻理解，還讀到了“對推進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強大責任心。
如此優秀的一篇民主啟蒙文章，卻招來了很多“民主人士”的誤解和非議？
《“寬容”是打開政治死結的鑰匙》一文在網上發出後，我的郵箱和工作QQ著實熱鬧了幾天，無數質疑楊恒均的信息一再挑戰我的忍耐底線：
“楊恒均被‘招安’了？”
“楊恒均要成為第二個余秋雨了？”
“楊恒均‘變臉’了？他先前的文章不過是忽悠我們來提升自己的‘分量’，作為特權階層‘重視’他的籌碼？”
“楊恒均要回國了，所以在思想上投降了，是個‘軟骨頭’？”
“楊恒均是條‘變色龍’？”
“…………”

我從這些“非楊短信”群中雖然讀出了“執著可愛”，但更多的是“悲哀無奈”？最突出的感受則是讀出了如下疑問：
中國相當一部分打著“民主旗號”的人士真的懂得什麽是“民主”嗎？
部分“民主人士”擁有必要的“民主作風”嗎？
缺少“民主作風”的人士能夠“堅守民主”嗎？
楊恒均先生對“民主政治”的深刻領悟非我能及。因為“沒出過國門”和在“極端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緣故，我對“民主”的領悟在相當長時間內只停留在“初級階段”，是楊先生的文字讓我一步步走向成熟的。
“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平等、博愛、廉潔、公平、正義、尊嚴”；但實現“民主政治”的理想途徑則是“寬容、妥協、理解、互諒、合作與尊重即成事實”；用“追求真相”替代“清算覆仇”。
世界上絕大多數實現“成功民主轉型”的國家，都是“特權專制集團和天賦權利受損群體通過“寬容妥協”來謀求最基本的共識，然後在“共識”的基礎上各退一步，建立雙方都能接受的“民主政治平台”，然後繼續通過“寬容妥協博奕”來推進民主政治一步步走向成熟的。
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國家是英國，現代成熟民主國家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基本上都是英國民主政治的移植品。
英國民主政治就是“寬容妥協”的產物。
世界上凡是采用“英國民主模式”的國家，基本上都避免了“革命”、“動蕩”和“民主反覆”的悲劇。
近三十年成功實現“民主轉型”的典型國家地區南非、韓國和台灣一樣也是在“寬容妥協”的基礎上雙方贏得共識然後共同走上文明進步民主之路的。
民主政治的實現不但需要特權專制集團擁有“政治遠見”和“民族責任心”，明白“世界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和“頑固堅持專制必然催生毀滅自身的暴力革命”，對“政治異見”和“批評聲音”理解寬容，對異見人士的“政治訴求”和民眾“維權抗爭”做出必要的妥協讓步；還需要權力受損群體尊重專制特權集團的部分既得利益，對體制造成的“普遍性腐敗”網開一面，在未來的政治合作中尊重對方的人格尊嚴，同時認同他們的“同胞”身份，把先前“受害者”的憤怒和因此滋生的“清算覆仇”情緒擱置一邊，雙方在互諒互信的基礎上重新團結在“國家民族文明進步”旗幟之下。
中國今天的政治現狀是：特權集團缺少妥協讓步的智慧遠見；權利受損群體也不知道寬容妥協的必要；雙方執意“一條道走到黑”。
特權集團缺少“政治遠見”絕大多數國民都有深切體會，“絕不”和“堅決抵禦”是特權集團自執政以來發出的最沒有“智慧”的政治聲音，也是“劣勝優汰”“獎惡懲善”專制體制結出的惡之花。
更令人失望的是：權力受損群體同樣缺少“寬容妥協”的智慧和民族責任心？他們在反感於權勢集團“絕不”和“堅決抵禦”言論時，自己是否也在犯“絕不”和“堅決不答應”的情緒錯誤呢？
去年有人在網上提出“赦免貪官原罪”來謀求“官員財產公示法”等推動社會進步系列法案的通過，可招來網絡占壓倒優勢的反對聲。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都堅持要對貪官進行無情清算，“絕不赦免”任何貪官。
人民“要求公正”的呼聲無可非議，問題是這一呼聲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大？
在“上司說了算”的人事體制下，今天的中國幾乎絕大多數官員都犯有不同程度的“腐敗罪”，不同的是有人“主動貪婪成性”；有人“被動身不由己”。他們並非每個人都天性邪惡，而是人在官場沒有別的選擇，一樣也是體制的受害者。如果本人僥幸當了市委書記，要想在官場混下去也只能“腐敗”？這不是官員的過錯，而是專制體制的過錯。“好的體制把壞人改造成好人，壞的體制把好人改造成壞人。”
在“舉國皆腐”的現實政治背景下，如果人民堅決不答應“赦免貪官原罪”，就會把官僚隊伍的絕大多數成員推到“政治改革”的對立面，不但貪婪成性者“絕不”搞財產公示；連身不由己者也“堅決抵禦”把政府關進籠子，把官場兩派由“同床異夢”推到同生死共榮辱的“一條戰壕”，同時使代表平民大眾利益的“開明派”政治精英變成官僚隊伍里不受歡迎的人。
官僚隊伍掌控著絕大部分國家資源和全部軍隊，如果他們團結一心對抗政治改革，民眾除了“暴力革命”一途外絕無他法。而“暴力革命”是一條雙輸之路，沒有勝利者。專制特權集團雖然失去了一切甚至生命，平民大眾也一樣“黎明不見太陽”，“人民翻身做主”依舊是又一個不切實際的“毛中國夢想”。國家民族會因此付出慘重得無法挽回的代價。
於是中國進入了“政治死結”。
化解死結的唯一鑰匙就是“寬容妥協”！
楊恒均先生找到了化解“政治死結”的鑰匙，我們應該理解感動他的政治智慧和民族責任心；誤解和敵視受損的只能是我們自己，是我們的國家民族。
在“不平等”的現實政治悲劇面前，我們應該擁有“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智慧。
對於專制特權集團來說：“犧牲部分既得利益”總比堅持專制激發暴力革命“喪失所有財富甚至生命”的結果要好得多，認識到政治變革有利於自己家族的長遠利益。
對於平民大眾等權力受損群體來說：“赫免貪官原罪”求得“官員財產公示法”和“新聞自由法”等社會進步法案的通過，使官員在以後的歲月腐敗有所收斂，貪腐官員被懲處的概率大為提高；總比官員肆無忌憚繼續貪腐且多數能逍遙法外的結局要好得多。
“赦免貪官原罪”不是赫免所有的貪官，而是赦免多數“體制貪官”，大貪特貪影響惡劣者當然不在赦免之列。貪賄千萬級的縣官和頑固維護特權專制的貪官無疑是不能赦免的。
我希望多數民主派不僅僅以“鬥士”面目出現，還應表現出“紳士”的姿態。“非暴力不合作”比“革命清算”更有利於推進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
“紳士姿態”不是無原則懦弱忍讓，而是有理有節爭取權利堅守良知，不以暴易暴以惡抗惡。如果權勢方執意一條道走到黑把“革命”強加給他，就義無反顧拿起武器走到革命隊伍前列。
在遇上冷血成性蠻不講理的權勢人物或腦殘左憤時，《聖經》里有一句話很有啟示意義：“原諒他們吧，他們是可憐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麽？”
美國民主政治就是源於《聖經》的理論。
我在此向主張“政治寬容”的楊恒均先生致以誠摯的敬意！
同時希望民主人士首先構建自己的“民主作風”！
在中國民主之路上，右派有義務拉著左派的手一起向前走。

讓我們敲希望的鐘啊，
多少期待在心中？


二0一0年四月四日



44.現代極權專制體制的最大惡果是毀滅社會良心

“劣勝優汰”、“獎惡懲善”的人事體制；一切服從組織的需要；在處理社會糾紛時“公道”給“權錢”讓路；“組織”獨霸“道德制高點”。 一個“丟失良心”的國家是絕對沒有希望和未來的！就算擁有世界第一的GDP也注定外強中幹危機四伏。

今天的中國社會最缺少什麽？
良心！
我們的“良心”哪里去了？
被“物欲”和“急功近利”吞噬了。
是什麽主導了中國社會圍繞“物欲”和“急功近利”兜圈子？
是“唯物主義”、“實用主義”和“鬥爭哲學”。
誰把“唯物主義”、“實用主義”和“鬥爭哲學”奉為理論基礎？
現代極權專制體制。
…………
二十世紀是人類世界慘烈殺戮的世紀，一個又一個針對無辜平民的“大屠殺”，讓人想起電視連續劇《海燈法師》的主題歌“黎明不見太陽，天空中下著血雨”。幾乎所有針對平民的“大屠殺”都是現代極權專制國家主導的。
二十世紀典型的極權專制國家有六個：納粹德國、前蘇聯、毛中國、紅色高棉柬鋪寨、薩達姆伊拉克和北朝鮮。
絕大多數極權專制國家都發生了大饑荒和針對國內無辜平民的大清洗大屠殺。斯大林肅反和毛太陽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給人類文明史制造了永遠也無法愈合的傷口。
大饑荒和大屠殺是現代極權專制國家永遠也無法消逝的痛。
盡管大饑荒大屠殺是現代極權專制國家人民的最大痛楚，但這個體制的最大惡果則是“毀滅社會良心”。
現代極權專制體制是嫁接在中世紀皇權專制的老樹新枝。因為是中世紀皇權專制感染了“進化論”和“馬主義”等“偽科學”病菌結出的怪胎，所以連中世紀皇權專制還不如。本人在《現代極權專制體制比中世紀皇權專制更惡劣》一文中有較為具體的分析。
中世紀皇權專制雖然充滿了“特權”和“不平等”，但廣大基層社會實行“地方精英自治”，“民主”和“公道”成為維護基層社會穩定的兩大杠桿。德高望重的鄉紳、學者和私塾先生在當地深孚眾望，這份民意基礎就在於他們多數情況下能夠“按良心辦事”，“維護多數人的利益”，在處理社會糾紛時“主持公道”。
所以君主專制國家無論官僚階層如何腐敗沒落，廣大基層社會還在“按良心辦事”，就算皇帝官僚喪盡天良，整個社會仍未從整體上“丟失良心”。
封建中國那些勇於為民請命的政治精英，雖然得罪了皇帝權貴丟官坐牢或殺頭，但在民間仍能贏得廣泛的尊敬。那些潔身自好的良知官宦，掛冠而去後仍有許多社會名流登門造訪。
現代極權專制國家徹底摧毀了“地方精英自治”的傳統，把那些擁有廣泛民意基礎的“民間精英”打成“階級敵人”從整體上消滅，把極權專制的觸須延伸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當專制統治者步入腐朽沒落期時，因為廣大民間不存在有組織的“良心力量”來抗衡官僚隊伍的墮落，一旦權力上層喪盡天良，整個社會也就會和上層保持“高度一致”“丟失良心”。
在這種上下“高度一致”的刻板社會里，如果有誰膽敢為民請命被官僚隊伍淘汰，廣大民間一樣會對維護人民利益的“恩主”落井下石？手段甚至於更極端更絕情。彭德懷是毛中國最有勇氣的良心官員，因不忍心看著饑民大批餓死勇於站出來說真話，被毛太陽污為“反黨集團黑司令”。為了維護人民的利益蒙受不白之冤，可老元帥並沒有從廣大民眾眼里看到任何理解同情的目光，只能聽聲到嘶力竭的“打倒彭德懷”口號。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如果有誰象陶淵明一樣“不願為五鬥米折腰”掛冠而去，民眾要麽不信任你，要麽懷疑你腦子有毛病。你除了收獲“誤解”和“羞辱”外幾乎不能奢望會有名流登門造訪。

現代極權專制國家主要通過下述四種途徑來“毀滅社會良心”。
一、“劣勝優汰”、“獎惡懲善”的人事體制
因為特權專制體制下的官吏任免升降權掌握在各級上司手里。一個人為了升遷就得挖空心思討好自己的上司，“行賄”和“拍馬屁”是最有效的方式；同時不擇手段打擊自己的競爭對手，“傾軋陷害”是慣用伎倆。一個有真才實學且堅守良知的傑才俊士是不屑於對上司“行賄”、“拍馬屁”和“傾軋陷害”無辜同僚的，只有那些不學無術且沒任何道德操守的小人惡棍才會不擇手段。結果小人惡棍能給上司留下好的印象，提拔重用的可能性比傑才俊士大得多。當小人惡棍容易成功顯達時，整個社會就會向他們看齊，相互競爭“無恥”和“無聊”。傑才俊士就會被社會孤立，甚至於對自己的信念產生動搖，一部分加入“無恥無聊”的陣營，拒不同流合污者則被社會淘汰甚至消滅。於是整個社會“丟失良心”。
現代極權專制國家因為“產權”不明晰，統治者缺少封建帝王那樣的責任心，“我走後哪怕洪水濤天”的路易十五情結在官場廣泛存在。在這種末世心態主使下，“管官的官”根本沒有動力去戰勝自身的弱點任用自己不喜歡的仁人志士，象唐太宗李世民那樣任用處處和自己過不去的魏征做大官。諸葛亮如果在今天去某個縣城找工作，他若自鳴清高堅持不“跑關系”，別說撈個一官半職，就連掃大街之類的公職也輪不到他。結果整個社會“小人得志”，“無恥是體面的通行證”。

二、一切服從組織的需要
現代極權專制的“組織”威力是絕對空前的，整個社會都被一台龐大的體制機器高度地“組織”起來，個人只是組織機器的一個零部件，要無條件地服從“組織”的需要。個人的道德榮辱觀在這台組織機器里根本沒有伸展的空間，只要是組織需要，就是傷天害理滅絕人性也要無條件服從。
“組織”這東西是沒有任何是非曲直的，也沒給“良心”留下一絲一毫的空間，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和欲望。一個人只有無條件服從組織才能得到利益與好處，要想過上體面的生活就只有服從組織。為了服從組織，一個人可以六親不認，可以無底線悲劣無恥，可以殘忍冷血無所不用其極，但就是不能有良心。“正直、善良、寬容、博愛、見義勇為、惻隱之心”等所有美好人性都被冠以“資產階級人性論”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鑒湖女俠秋瑾從容就義後，無數良知未滅的志士仁人自發悼念憑吊她的英靈；可文革期間贛州烈女李九蓮被極權暴政槍殺後，她的屍體被拋棄荒野，連親人也拒絕為其收屍，最後一位退休老光棍居然割下她的性器管拿到家去猥褻？

三、在處理社會糾紛時“公道”給“權錢”讓路
封建中國刑事案以外的民間糾紛多由“地方精英”負責調解責任。地方精英為了維護自己的名望，多數情況下都會用良心辦事主持公道。現代極權專制體制徹底摧毀了“地方精英自治”傳統，一旦出現社會糾紛，事無巨細都得官員出面解決。官員在調解沒有任何“權錢背景”的雙方糾紛時也許會主持公道，可一旦一方有“權力背景”，或暗中給了他“錢”，他就極有可能把“良心”和“公道”丟在一邊，不自主地站在袒護“權錢”的一方。結果平民和官吏發生糾紛，官員絕大多數都會站在官吏一邊。窮人和富人發生糾紛，官員多數會站在“富人”一邊。如果是需要“專門技術”才能鑒定的真相，官員通過暗箱操作還可糊弄部分不明真相的民眾。可那些眾目睽睽之下顯而易見的真相，官員還要睜著眼睛說瞎話，硬生生把白的說成黑的，公然往民眾眼里塞石頭，誰敢站出來說真話就利用職權打擊誰，因此造成的社會負面影響就非語言所能形容。今天的很多地方官都有“睜著眼睛說瞎話”的德性，公然否定眾目睽睽之下顯而易見的真相，明明是自己當眾恃強開槍殺人硬要說成對方襲警“正當防衛”；明明是民眾自發抗暴硬要說成是“黑惡勢力操縱”，出面調查真相的地方官也振振有詞地站在“權錢強勢方”。普通民眾一眼就能看穿的事實還要中央派大員來調查鑒定才有可能還原“真相”？這樣的地方政府還能有什麽“公信”？這樣的地方官還能有什麽“良心”？連最需要“良心”才能“主持公道”的地方官“良心”都被狗吃了，廣大民眾又怎麽可能繼續尊重並堅守“良心”？整個社會又怎麽可能不丟失“良心”？

四、“組織”獨霸“道德制高點”
“行善積德”“濟困扶危”從來都是受到朝野大力頌揚扶助的個體美德。一個人依靠社會發財致富，同時又通過“慈善幫困”來回報社會，這樣的社會才是健康的良性循環的。古代中國的民間精英多有捐獻善款扶貧助學的傳統，康熙年間就有一位“義丐“靠行乞建起數所“慈善公學”從而受到皇帝禦賜金匾嘉獎的千古佳話。
現代極權專制社會，統治集團不但壟斷了所有的社會資源，還力爭壟斷所有的“好名聲”。凡是能夠贏得民眾感恩擁戴的“好人好事”，都得以“組織”的名義進行。你想搞慈善可以，但最好別以自己的名義進行，而是應該把“善款”交給“組織”的相關部門，由“組織”來決定你的善款受益人和怎麽用，由“組織”出面來接受民眾的感恩和擁戴。尤其是發生了大面積的天災後，依靠個人獨立行動出面救災的善行更不會得到提倡，如果災民淚流滿面感謝的對象是某個慈善家而不是政府，在官員眼中就不好玩了。
因為一切要通過“組織”這個媒介，社會個體的慈善動力就會受到極大的挫傷。我花錢行善你來接光，世上能有如此“不公平”的遊戲規則麽？我連自己的善款捐給誰和怎麽用都沒有決定權，我憑啥還要捐款行善？更何況那些“組織成員”還真讓人信不過，把善款交給那些“雁過拔毛”的官員，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假借慈善之名中飽私囊呢？類似的醜聞先前也不是沒有發生過？
一個人如果執意要避開“組織”以自己的名義建立什麽“慈善基金會”，那麽這個“基金會”的工作通常都會受到來自“組織”的百般幹擾，甚至於這個人還會被栽贓“莫須有”的罪名弄得里外不好看。
比如你在北朝鮮組織一個“義務獻血”的團體，團體成員在不取一分錢報酬的前提下給患者主動獻血。這應該是百分百造福於人民的“好人好事”吧？應該得到金太陽集團的嘉獎表彰吧？可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在團體初創時期成員很少時，“組織”也許會出面鼓勵你表彰你；但團體發展到較大規模並在民眾中贏得較大反響時，“組織”就會出面收編你。如果你堅持獨立自主金太陽政府就會用“莫須有”的罪名修理你。
因為個體行善積德行為不被提倡甚至於受到壓制，社會“良心”就失去了感召民眾的最好平台，剩下的就只有“丟失良心”了。
社會“良心”就是這樣被毀掉的！
一個“丟失良心”的國家是絕對沒有希望和未來的！就算擁有世界第一的GDP也注定外強中幹危機四伏。


二０一０年三月二十九日


45.執政集團實行民主改革是“革自己的命”嗎？

統治者主動實行民主法治變革不斷能使國家民族繁榮強大文明進步，還能使自己的家族戰勝邪惡誘惑和權力毒害，與時俱進長久保持先進性，有能力和德操承擔國家第一公民的職責。統治集團拒絕實行政治體制變革才是“革自己的命”。


近期寫了幾篇呼籲中國盡快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不少讀者的回覆和來信顯示了一個帶普遍性的“認識誤區”：
不民主會亡國，民主會亡黨？
執政黨實行民主改革是“革自己的命”，所以寧可亡國也不會改革？
2006年11月我寫了《民主問題》一文，針對部分國民關於民主的“認識誤區”： 一、中國公民素質低下，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二、民主會造成國家的長期動蕩，甚至分裂；三、民主會亡黨，是對既得利益者的大清算……進行了分析和正誤。對於“民主會亡黨”一說特拿日本“明治維新”和滿清“戊戌維新”來舉證，說明統治集團為了一己私利逆潮流頑抗拒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必然滅亡；胸懷國家民族順應潮流實行民主法治變革才會獲得新生。
執政黨自上而下實行民主改革真的是“革自己的命”嗎？
非也！
當今世界保留王室君主的民主法治國家有哪些？
日本和英國，包括英聯邦成員國。
日本和英國這兩個現代化強國何以能在“共和制”成為世界政治主流的情勢下長久保留皇帝和國王呢？
因為這兩個國家在現代化早期君主自上而下主動實行民主法治改革。
英國前國王查理一世在十七世紀四十年代因為拒不“開放民權限制王權”，拒不實行民主法治改革，被憤起反抗專制王權的英國人民砍頭示眾。拒絕民主改革的悲劇是“革自己的命”。
暴力革命之後的英國經歷了短暫的軍事獨裁和專制覆辟。1689年，英國發生“光榮革命”，荷蘭執政威廉親王繼任英國國王。新任國王富有智慧遠見，為了國家民族的未來和王室家族的長遠利益與英國人民達成權力妥協，頒布《權利法案》，主動開放民權限制王權，自上而下進行民主法治變革。
《權利法案》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未經國會同意，國王無權廢除法律或停止法律執行。
二、未經國會同意，國王無權向國民征稅收費。
三、向國王請願是國民的天賦權利，一切對此項請願之判罪或控告皆為非法。
四、除經國會同意外，國王在和平時期不得征募或維持常備軍。
五、國會議員選舉自由，在國會內言論自由；議員在國會內的言論不應在國會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彈劾或訊問。
六、實行司法陪審制度。
七、為申雪一切訴冤，並為修正、加強與維護法律起見，國會應時常集會。
…………
威廉國王自上而下實行民主法治改革的成果是使英國快速上升為世界第一個現代化強國；還給王室家族帶來了空前的好運氣，不但避免了革命的風險，還在幾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里一直贏得英國人民發自內心的敬重和愛戴；就算在王位上一再犯錯也能很快得到人民的寬恕。前段時期英聯邦成員國因王室醜聞不斷，就選擇“君主制”或“共和制”進行全民公決，結果成員國的多數國民要求“保留國王”。
英國國王自上而下實行民主法治變革不但沒有“革自己的命”，相反還使王室家族在“君主制”成為歷史垃圾的現代化世界千秋萬歲。
統治者主動實行民主法治變革不斷能使國家民族繁榮強大文明進步，還能使自己的家族戰勝邪惡誘惑和權力毒害，與時俱進長久保持先進性，有能力和德操承擔國家第一公民的職責。
“明治維新”也是天皇自上而下在日本推行民主法治改革的，結果使日本帝國在短短三十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四個世紀的現代化路程，躍升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強國。日本天皇也因此贏得了日本國民的普遍敬愛。二次大戰日本戰敗後，美國占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也不得不面對天皇在日本國民心中的崇高威信，深知一旦廢黜天皇必然招來日本人民的“焦土抗戰”，把日本四島變成“暴力火藥庫”，權衡再三之後決定答應日本人民“保留天皇”的請求。
日本天皇主動實行民主法治變革不但不是“革自己的命”；還給天皇家族積下了萬世福蔭。
中國的滿清統治集團則反其道而行之，在“變法會亡滿清，不變化會亡國”的認識誤區下，頑固維護統治集團的特權專制，拒不開放民權限制君權，把有望使中國在短期內趕超日本的“戊戌維新”淹沒在血泊之中，結果招來皇室家族的徹底毀滅。特權階級也整體被血腥清算，不但喪失了所有的即得利益，多數還家破人亡。
統治集團拒不實行民主法治變革的代價則是“革自己的命”？

最具現實意義的例子則是台灣國民黨。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台灣國民黨元首蔣經國先生在“經濟現代化”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礎上，面對一黨專制下無可救藥的貪污腐敗和民眾一浪高過一浪的維權抗爭，站在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和國民黨自身長遠利益的高度，毅然決然放棄一黨專制實行“政治現代化”，在台灣開放黨禁報禁，把台灣政治推上民主法治軌道。
當國民黨元老提醒元首開放黨禁報禁必將導致國民黨失去台灣政權時，蔣經國先生平靜地說出了下面這句話：
“世上沒有的永遠的執政黨！”
蔣經國先生主動放棄特權，繼“經濟現代化”之後在台灣實現“政治現代化”。
國民黨在台灣自上而下主動實行民主法治改革後，自身的執政地位雖然遇到了外來強有力的挑戰，沒幾個回合就被民進黨所取代，但成功避免了悲劇性的暴力革命，避免了清算和覆仇，不但身家安然無恙，還保住了大部分即得利益。
台灣政權從國民黨手中滑落後，國民黨作為一個黨派組織並沒有滅亡，相反在遠離權力中心後有機會痛定思痛反思反省，脫胎換骨浴火重生，重新贏得了多數台灣人民的敬重和信任，短短八年時間又被台灣人民選為執政黨，重新回到權力中心。
重新當選為執政黨的國民黨信心十足，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真正代表台灣人民合法行使政治權力。先前他們的權力是用槍桿子搶來的；這次是台灣人民主動委托給他們的；兩者的價值不可同日而語。
國民黨在台灣主動實行民主法治變革的結果不但不是“革自己的命”，相反脫胎換骨水浴火重生，變得更先進更強大了。

中外歷史經驗一千次證明，統治集團拒絕實行政治體制變革才是“革自己的命”；適應時局主動推行民主法治變革才能重獲新生。


二0一0年四月十九日


46.我們不要做丐幫的幫主

美國的盟國是一群紳士；中國的友邦則是一幫乞丐和白眼狼。大國外交應該以“國家利益”為準則；而不應以“感情好惡”為依托。喜歡感情用事的國家常常奉行“相似相容”的外交路線。我們應該遠離亞、非、拉窮朋友；與歐美發達國家結為盟友？

這些年我一直對天朝大國的外交路線感覺很郁悶。
我不理解大中華何以要甘冒與全球文明國家為敵的風險，去全力支撐北朝鮮、緬甸之類與本國人民為敵的無賴政權？
我不理解大中華何以要長期向非洲那些愚昧野蠻的“夜郎芝麻國”大把大把撒錢？
我更不理解大中華何以要號召炎黃子孫向不久前大規模屠殺搶劫強暴過無辜中華兒女的印度尼西亞捐款救災？
…………
是國家安全戰略需要嗎？
不見得？
與金太陽之流的獨夫民賊稱兄道弟只會給中國招來更強大的敵人，並最終被友邦的人民視為仇敵。
大中華曾全力硬挺過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政權，為此發動過一場損失巨大的邊境戰爭。今天的柬埔寨民選政府則把當初的入侵者越南視為柬埔寨人民的大救星；對中國當初大力支援柬埔寨的“國際主義精神”則頗有微詞，用近乎大不敬的言詞不點名譴責。
大中華也曾大力援越抗美，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可今天的越南政權則公開投入當初的侵略者美國的懷抱？越南總理宣稱，越南將要建設一個美國式的國家，越南為反“美帝國主義”浴血奮戰十多年，最後才發現美國是他們的“真朋友”。讓中國人郁悶的是,越南人民對大中華滿懷仇恨？
…………
是奉行國際人道主義精神嗎？
不見得？
金太陽明擺著是北朝鮮人民大眾的公敵，硬挺金氏政權等於是踐踏國際人道主義精神。
柬埔寨紅色高棉執政才三年就屠殺了這個國家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和全部知識分子（只有十名醫生虎口余生），與這樣的殺人狂政權為伍等於是“與狼共舞”。
…………
有人這樣評價中美兩國的外交：
美國的盟國是一群紳士；中國的友邦則是一幫乞丐和白眼狼。
放眼四顧，大中華確然找不到一個肯與我們同舟共濟且有能力排憂解難的體面盟國。乞丐雖然有一大堆，可除了在聯合國用“舉手”來忽悠要挾中國外，急難時恐怕見不到一個人。至於金太陽之流的白眼狼，除了過河拆橋恩將仇報外絕對做不出什麽好事來。
大中華確然有必要反省一下自己的外交政策。

大國外交應該以“國家利益”為準則；而不應以“感情好惡”為依托。
大中華應該在國際上交結什麽樣的朋友？應該奉行什麽樣的外交政策？
我認為有三個最基本的原則要堅守：
一是有利於大中華的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
二是有利於推進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
三是有利於提升大中華的國際形象。
按照上述三個基本原則，我們應該選擇那些“人民主權”和“文明進步”的發達國家做朋友。
奉行民主法治政體的發達國家擁有較強的軍事經濟實力，本身又沒有多少擴張領土的野心，與之結盟能大幅增長大中華的競爭實力，同時削弱競爭對手的力量，有利於維護大中華的國家安全。這些國家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文化進步，國民文明教養和綜合素質較高，我們能夠學習到很多先進科技和有益經驗，有利於推進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基於上述原則，我們應該從與美國為敵的傳統外交誤區中走出來，勇於同美、英、法、德等成熟的民主法治國家結成戰略夥伴關系。
現在我們以歷史上對中國傷害最大的國家俄羅斯為假想敵，來推測一下與美國還是非洲乞丐結盟對中國更有利。
中俄一旦處於敵對狀態，我敢說那些被大中華視為階級兄弟的非洲丐幫沒有哪一個國家膽敢冒觸怒北極熊的風險公開站在中國這一邊。就算有個別乞丐偏向我們，也只是停留在“假大空”的口號聲援上，沒有能力給我們實質性的幫助，更無力遏制俄羅斯的野心。就像一只咆哮的螞蟻不會令大象改變前進方向一樣。
如果美國成為我們的盟友，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美國在與中國處於敵對狀態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就曾堅決反對蘇聯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打擊”，就更不用說與中國成為盟友關系了。美國與那些只知伸手要錢不知責任義務為何物的非洲乞丐的作風有著天壤之別。美國在多數情況下能夠信守並切實履行盟友的責任，並且美國有能力履行自己的責任。一旦美國站在中國這一邊，就從根本上改變了中俄兩國經濟軍事力量的對比，從而有效地遏制俄羅斯的任何不利中國的野心。
至於北朝鮮那樣的無賴政權，在中俄為敵時極有可能對中國恩將仇報趁火打劫。
北朝鮮和非洲丐幫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不但沒有任何助力，相反成為中國經濟的沈重包袱。相比之下，美國則有能力和德操大力推進中國的經濟建設事業。
更重要的是：與美國為伍能使我們進化成紳士，與北朝鮮和非洲丐幫為伍則遲早有一天令我們退化成無賴混混。
也許有人會擡出“美國亡我之心不死”的冷戰口號來擾亂我們的國際視線，但稍微有點國際常識的人都知道那是句沒有任何根據的鬼話。

我們的外交國策在相當長時期內還停留在“感情好惡”的層面。
喜歡感情用事的國家常常奉行“相似相容”的外交路線。
“相似相容”就是著意靠近那些政治體制與自己相似的國家。哪怕那些國家對中國一點也不友好甚至滿懷敵意，我們仍一廂情願地把他們當成一條戰壕的戰友。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東的巴勒斯坦和薩達姆伊拉克，這兩個國家對中國的態度一點也不友好，甚至近乎敵視。薩達姆把中國列為他最蔑視的三個主要敵人之一，隨意侮辱中國勞工，賣給中國石油索要比美國還要高的價錢。在巴勒斯坦務工的中國人則經常受到如下的質問：
“你們為何不讓東土耳其斯坦獨立？”
可我們是怎樣一廂情願吹捧薩達姆的？我們的媒體把薩達姆宣傳為勇於反抗強暴的中東雄獅？是戰無不勝百折不撓的鋼鐵英雄？
回顧一下我們的媒體在伊拉克戰爭前夕是怎樣一廂情願看好薩達姆的：
伊戰爆發前夕，國防大學那個所謂的著名教授專家張召忠在央視天天當權威專家，天天大發“宏論”。張的分析判斷是--兩軍兵力對比包括坦克火炮數量和人心向背，伊拉克占有優勢，所以他的結論就是如果戰爭真的爆發，多國部隊、美國會陷入戰爭的泥潭，就算能取勝也得曠日持久、付出巨大的犧牲。然而，最後的結果是戰爭一開始，伊軍便一潰千里，不到二十天時間多國部隊就取得了戰爭的勝利，戰爭傷亡竟然少到了可憐的十位數，順利得甚至連多國部隊自己都非常意外……
因為我們把巴勒斯坦視為一個戰壕的階級兄弟，我們的媒體竟然不明智到對以色列口誅筆伐。之所以說不明智，是因為以色列是整個中東地區對中國人最友好的國家，也是中東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和唯一的成熟民主國家，和以色列為友對中國有百利而無一害。
奉行“相似相容”外交潛規則的惡果顯而易見：我們很容易偏離“維護國家根本利益”這一外交核心，很容易在國際上認敵為友恩將仇報，並最終失去真正對國家有益的盟友，同時招來一幫利小弊大的乞丐和白眼狼。
流氓混混的生存方式是橫行霸道，可很少有流氓混混願意自己的兒女也和自己人混在一起。他們的第一志願多是把自己的兒女培養成遠離黑社會的大學生，否則他們的家族永遠也不可能提升；只有在不得己的情形下才讓兒女走自己的路。
除了“相似相容”外，“找回優越感”也是感情用事外交的另一潛規則。
我們之所以喜歡在非洲“夜郎芝麻國”到處撒錢，“找回優越感”是另一個在暗中起作用的心理情結。
中華大國民曾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內自視為世界文明的中心，在對外交往中擁有根深蒂固的盲目優越感，竟然把所有的正常幫交一律視為向天朝大國“進貢”。鴉片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和一連串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徹底打垮了我們的國際優越感，但這份優越感並沒有消亡，而是蟄伏在心靈深層的某個角落，一有機會就要冒出來顯擺一回。向非洲窮朋友撒錢雖然利小弊大，但能讓我們體驗到那份久違的優越感，就算明擺著吃虧受騙也感覺很過癮；與美、英、法、德等國為伍雖然弊小利大，但讓我們體驗到的不是優越感而是自卑感，縱然得了好處也感覺渾身不自在。
…………
中國古典智慧小冊子《增廣賢文》里有這樣一句話：
結交雖勝己，似我不如無。（“勝”字的涵義是指才能和德操，而不是指地位與金錢。）
這句話在國家外交層面的實踐就是要盡可能與那些文明程度比我們高的國家建立邦交關系；與我們文明程度相當的國家則“得之不喜，失之不憂”；至於那些文明程度不如我們的國家則最好戒之遠之。
依照古人的外交智慧，我們應該遠離亞、非、拉窮朋友；與歐美發達國家結為盟友？
古人的智慧有時代局限性，但在今天一樣有借鑒意義。
美國的崛起歷程一樣值得我們借鑒，美國的戰略夥伴主要在歐洲，其次是亞洲。如果美國當初只滿足於在窮國林立的美洲大陸充老大，不努力與經濟軍事力量遠超自己的歐洲強國發展外交關系，就永遠也不可能上升為今天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級強國了。
我們不要做丐幫的幫主！


二００九年九月十二日


47.喜好忽悠自我的民族

什麽樣的觀念決定什麽樣的人生，自欺欺人的觀念必然引導人們走上自欺欺人之路。在謊言教育下，巴勒斯坦因此墮入自我毀滅萬劫不覆的惡性循環，新一代周而覆始被上一代的謊言忽悠。我們的民族在大躍進年代忽悠自我的熱情比巴勒斯坦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個世界上有一種喜好忽悠自我的民族。
中東的巴勒斯坦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
巴勒斯坦忽悠自我首先從年輕人的基礎教育開始。
巴勒斯坦的基礎教育致力於向青少年一代灌輸下述理念：
（一）、以色列是侵略者，它的國土是侵占巴勒斯坦的，這個國家並不存在，他們的使命就是要把以色列趕進大海。
（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
（三）、以色列人貪生怕死腐朽沒落，是紙老虎，其實不堪一擊。只要我們勇於出擊，這個國家就會土崩瓦解。
（四）、以色列必然滅亡，巴勒斯坦必然勝利。
（五）、巴勒斯坦人英雄神武，是以色列天然的克星和掘墓人。
（六）、美帝國主義是最富侵略性的敵人，是以色列的最大幫兇，一定要和美帝國主義戰鬥到底。
…………
上述幾個偽命題明眼人一看就破綻百出。
1、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國都是在同一時間遵守聯合國決議成立的。以色列國成立之前巴勒斯坦國並不存在，何來侵占巴勒斯坦領土立國一說？如果說阿拉伯人在那塊土地居住時間很長，那麽猶太人在耶路撒冷的歷史更悠久。憑什麽說以色列的領土是巴勒斯坦的？
2、巴、以兩國立國後大部分時間處於戰爭狀態。如果說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犯下了罪行，巴勒斯坦也同樣對以色列人犯下了罪行，甚至是更大的罪行。一個很明顯的對比是落到以色列手里的巴勒斯坦俘虜多數活了下來且沒有受到殘酷迫害，可落到巴勒斯坦手里的以色列俘虜有幾個活了下來且沒有經受酷型虐待的？今天有很多巴勒斯坦人能在以色列安全工作謀生；可以色列人能在巴勒斯坦安全謀生嗎？
3、五次中東戰爭最後的勝利者都是以色列，有兩次是在力量居絕對劣勢的逆境下戰勝強敵取得勝利。你能說以色列人是紙老虎貪生怕死嗎？在不到半個世紀時間內，阿拉伯人已經勇於出擊過四次了，有兩次還是在自身力量占壓倒優勢的情況下，可勇於出擊的結果都是一敗塗地。以色列則越戰越強。
4、半個世紀以來，以色列不但沒有滅亡，相反還成為中東最強大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國家。巴勒斯坦雖然在以色列的恩賜下重新立國，但這個國家看不出有任何希望，想戰勝以色列幾乎沒有可能，除非上帝讓以色列突然陸沈。就算上帝哪天讓以色列陸沈了，巴勒斯坦也一樣不會強大，一樣會被自己人折騰得一團糟。事實證明他們的最大敵人不是以色列而是他們自己。
5、如果巴勒斯坦人真個英雄神武，也不會屢戰屢敗且每次都敗得很不體面。少數人的自殺性襲擊不是英雄神武的表現，相反是謊言控制人的精神並進而使人變態為沒有頭腦冷血機器的極端體現。百年前我國的義和團暴民被謊言忽悠迷信自己刀槍不入真個用肉體去迎接西洋槍炮，當刀槍不入的神話破滅後就一觸即潰，這種行為能稱得上“英雄神武”嗎？
6、美國雖然是以色列的盟友，但並不是幫兇，在中東和平進程中美國也經常打壓以色列促其“以土地換和平”。要知道讓國土狹小強敵環伺沒有任何戰略縱深的以色列放棄部分戰略要地是多麽令盟友痛苦的一件事。事實上美國在中東更多扮演爭議仲裁者而不是幫兇的角色。如果說美國在巴以戰爭中更多站在以色列那一邊，那也是巴方單方面違背和平條款率先挑起戰火的緣故。至於說美國是最富侵略性的敵人更屬無稽之談。美國在二戰後成為世界上的頭號軍事強國，也曾用武力成功擺平某些國家，可你見過美國吞並或長期武力侵占過哪個國家的國土沒有？無視本國民意用暴力扶持過聽命於自己的傀儡政府沒有？美國連伊拉克的領土都沒侵占一尺一寸，伊現政府也是伊拉克民眾公平選舉產生的，就更不用說其他敗於美國手下的國家了。
…………
上述六個自欺欺人的謊言理念，巴勒斯坦的權力人物卻能設法自圓其說，使該國的絕大多數青少年深信不疑。
多數人的人生目標是靠觀念來引導的，什麽樣的觀念決定什麽樣的人生，自欺欺人的觀念必然引導人們走上自欺欺人之路。
巴勒斯坦青少年既然認定以色列是邪惡且不堪一擊的入室搶劫強盜，自然而然就會把向以色列覆仇，把以色列趕進大海作為人生的最高目標，並因此狂熱從事飛蛾撲火的戰爭挑釁。
巴勒斯坦每成長起一代青壯年，就要向以色列發動一次大規模的覆仇戰爭。
既然巴勒斯坦權力人物不讓巴勒斯坦青少年知道真相，拒絕給他們正確的教育。以色列軍隊就只好給他們“補課”，每隔二十年左右就要對被謊言毒害且不可理喻的巴勒斯坦新一代進行一次“教訓戰爭”。在血與火的戰場上，巴勒斯坦成長起來的一代總算清醒了：神勇無敵不可戰勝者不是什麽巴勒斯坦人，而是以色列軍隊，這個國家事實上一點也不腐朽沒落，相反如日中天。
等到巴勒斯坦新一代終於在嚴酷的事實面前清醒過來時，一切已經遲了。多數人在那一刻就被飛來的炮彈撕成了碎片，還沒來得及為國家作貢獻就永遠告別自己的夢想。
更令人痛心的是：那些從戰火中饒幸逃生的成年人，在成為新一代的權力人物後，仍然拒絕向國內正在成長的青少年透露真相，仍然繼續上一代的“謊言事業”，繼續用謊言理念來毒害國內的新一代。
在謊言教育下，巴勒斯坦因此墮入自我毀滅萬劫不覆的惡性循環，新一代周而覆始被上一代的謊言忽悠。
我常常震驚於來自中東的一則國際新聞畫面：一群巴勒斯坦青少年在兩國非戰爭時期的主要工作竟然是在巴以邊境向過往的以色列軍車投擲石塊？我實在想象不出這項“工作”對巴勒斯坦有什麽正面意義？
1、石塊不可能打垮一支用飛機、坦克、核武器武裝起來的現代化軍隊。
2、石塊也不可能嚇倒以色列軍人，相反還容易在以色列人心中播下不可調和的強硬種子。
3、如果以色列軍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向率先用石塊攻擊他們的巴勒斯坦青少年射出反擊子彈，那些石塊投擲者還有能力愛國嗎？
4、如果那些青少年丟下石塊走上田間、工廠和實驗室，韜光養晦踏踏實實從事國家建設事業，說不準會制造出隱形飛機和原子彈來；甚至於領悟出能最大限度激發全民智慧和積極性的科學政治體制……
因為謊言教育搞得相當成功，巴勒斯坦人竟然選出了不妥協的主戰派“哈馬斯”組成新政府。哈馬斯政府執政才一年時間，就因為不明智的暴力挑釁招來以色列的報覆性入侵，好不容易在戰爭廢墟上弄出點生氣的國土又成了一片焦土。國家再度元氣大傷。
當巴勒斯坦終於沒有力量組織大規模的覆仇戰爭時，就用謊言鼓動青少年充當人肉炸彈對以色列實施自殺性襲擊，竟然無視最基本的國際人道主義底線，把平民作為襲擊目標，甚至於連婦女兒童也不放過。此舉雖然無助於改變巴以雙方戰爭力量的對比，但卻有效的使巴勒斯坦在國際上陷於孤立。這個曾經招來很多同情目光的苦難國度，正在逐漸失去國際道義支持，用自己的愚蠢野蠻行為把越來越多的自己人推到了以色列那一邊，一步步向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孤家寡人邁進。如果有一天以色列和國際人道主義的忍耐超過極限，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反過來對巴勒斯坦平民進行投桃報李式的報覆性襲擊，巴勒斯坦就會種族滅絕。
巴勒斯坦無疑是忽悠自我最為成功的民族！
在這個星球上，難道僅僅是巴勒斯坦這個民族喜好忽悠自我嗎？
我們的民族在大躍進年代忽悠自我的熱情比巴勒斯坦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們曾放過畝產二十萬斤稻谷的高產衛星。
我們的偉大領袖曾專門召開政府工作會議討論“糧食多了怎麽辦？”的問題。
我們的青少年曾在領袖教導下發自肺腑高呼下列口號：
“美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掙紮在死亡線上，我們一定要解放他們！”
“敵人一天天亂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喲！就是好！”
…………
喜好忽悠自我的民族最終都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巴勒斯坦今天的慘樣電視國際新聞已有生動的特寫。這個國家正在一步步遠離“希望”。
我們的民族大躍進時期制造了這個星球上亙古未有的大饑荒。在上層開會討論“糧食多了怎麽辦”時，中國平民活活餓死了幾千萬人。

我們今天依舊沒有從忽悠自我的陰影中走出來。
有人這樣總結我們的新聞聯播：
第一個十分鐘“領導很忙”；
第二個十分鐘“人民很幸福”；
第三個十分鐘“外國很亂”？
…………
我們的“忽悠自我工程”也做得很有成績。我們的很多大學生在自己找不到工作的逆境下，還在不切實際地夢想“拯救美國經濟”？

一個擁有人類最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忽悠自我何時了？


二００九年九月五日



48.民主是刺向毛左謊言要害的殺手鐧

中國要想順利完成民主轉型又避免毛左派利用民主普選上台實現強權政治，權力高層要主動及時開啟民主改革的大門；中下層清醒人士要堅持不懈地做好民眾的民主啟蒙工作，同時給執政集團制造有益的民主壓力，使權力上層意識到民主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拙作《國民劣根性是特權專制體制結出的惡之花》在網上發出後，一位很有思想見識的讀者在文後的評論中道出了自己的憂慮：
“應該清醒的看到現在實現普選很可能極左派上台，實現更強權的統治，可能變成歷史的倒退。
基層老百姓非常迷戀毛 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毛理論的一些東西迎合了老百姓渴望公平渴望無腐敗的願望。
如果歷史倒退 那麽無疑是中華民族的又一大災難。”
這位讀者無疑是一位獨立思想者，他的憂慮不僅代表他個人，也是相當大一批獨立思想者的共同憂慮。
本人也曾有過類似的憂慮，在撰寫《決定未來中國政治走向的三大社會力量》一文中就表達過這種憂慮。
下面我們來探討一下：如果中國走上民主之路，毛左派上台的危險究竟有多大？
這要看中國未來民主模式：是主動理性民主還是被動突變民主？
主動理性民主之路是信息時代世界多數專制國家走上民主之路的共同途徑。代表國家地區有俄羅斯、格魯吉亞、烏克蘭、羅馬尼亞以外的東歐前蘇聯衛星國、南韓、台灣和不久前國王把民主當作福利禮品主動賜給國民的野人芝麻國不丹……
主動理性民主之路不是簡單的“明天就普選”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而是一條有準備有步驟的循序漸進之路。
本人在《中國民主之路》一文中提出了如下民主步驟：
教育改革，啟迪民智--新聞、出版自由--基層政權政務官直選--廉潔政府--人大獨立行使職權--司法獨立--議員普選--制定憲法--國家元首直選。
主動理性民主之路的第一步是新聞出版自由，告別謊言政治。
毛左派能夠號召底層民眾的旗幟是毛太陽，前提是民眾心目中的毛太陽光輝形象不會動搖，要做到這點就必須永遠不能把毛中國的檔案解密，讓民眾永遠無法知道毛太陽的真相。
一旦實行新聞出版自由，告別謊言政治，毛中國的檔案解密是必然的，廣大民眾會很快了解先前根本不為人知的毛太陽真相。
這里有必要再現一組鮮為人知的毛真相數據：
（一）、毛太陽的超級腐敗與特殊化。
大饑荒時期，在餓殍遍野的情況下，毛太陽不是想到如何賑濟在死亡線上掙紮的饑民，而是花費巨資在全國各地建起61座豪華行宮，僅韶山滴水洞工程造價就高達上億元。如果把建造豪華行宮的錢用於購買糧食救濟饑民，幾千萬人就可避免活活餓死的命運。
毛把全國的財政收入視為個人的私人錢袋，想怎麽糟蹋就怎麽糟蹋，對自己的人民象守財奴出奇吝嗇；對亞非拉的流氓無賴國則象敗家子一擲千金，動不動就裝闊佬對北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等白眼狼大把撒錢，人口不到200萬的阿爾巴尼亞僅大炮一項就援助一萬多門。這種“把錢往水里扔”式的援助就是在三年大饑荒時期也從沒間斷過。如果把三年大饑荒時期的援外資金用於購買糧食救災，幾千萬人一樣可以避免餓死的命運。
毛太陽在全國人均存款不到2.5元的情況下，私人存款高達1.4億元，是中國大陸的首富。
毛稿費在逝世時達7600萬元，加利息則過億，同時為反對“資產階級成名成家的名利思想”，1960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廢除版稅制、徹底改革稿酬制度的報告》，取消了毛以外其他作者的稿酬。
（二）、毛中國的經濟真相：
毛太陽在統治的27年間，由建國之初GDP占全球5 . 7 %變成了0 . 8 %。日本1952年的GDP只不過是中國的67.8%，到1976年GDP竟然變成了中國的6.47倍。
毛中國時期全球貧窮國家的標準是年人均國民收入300美元以下。可中國廣大農民（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連食鹽、煤油、肥皂都沒錢買，連紅薯、土豆都吃不飽，男勞力日工值大都在0.1元左右，甚至低至0.03元，年人均收入充其量不會超過25美元（當時匯率是1美元＝1.97中國元），還不及全球貧困線的1／12，比名義上的世界第一窮國尼泊爾（90萬人口，當年人均國民收入70美元）還相差很多。
（三）、毛中國沒有官員腐敗、礦難嗎？
不是沒有，只不過所有不利於毛太陽英明領導的消息都被嚴密封鎖起來。毛中國不但毛太陽一人大搞腐敗特殊化，整個官僚階層的腐敗特殊化也普遍存在，但絕對不能報道，例如大批高官侵吞大量國家貴重文物的惡行就一直沒有見諸報端。大饑荒時期餓死了幾千萬人，可沒聽說有哪個當官的餓死了。
工傷事故在毛中國也大量存在，只是不敢報道；如1960年山西大同老白洞煤礦死傷905人的煤塵爆炸事件。令人驚異的是連自然災害的實情也嚴密封鎖，如1976年死傷130多萬人的唐山大地震。
（四）、毛太陽是工人農民的大救星嗎？
毛太陽依靠農民奪取江山，可上台後卻視農民的生命尊嚴如草芥。
三年大饑荒時期餓死的幾千萬人幾乎全是農民。三年大饑荒過後，大面積餓死人的情況雖然停止了，可零星餓死人的事件卻一直沒有停止過。農民一年到頭難得吃上一頓飽飯，難得穿一件不打補丁的衣服，絕大多數長年處於不同程度的饑餓寒冷之中。中國農民有史以來從未經歷如此長時間的饑餓折磨。
對中國農民傷害最大的“城鄉二元戶藉管理制度”，“工農業價格剪刀差制度”和“城市流浪人員收容審查制度”都是毛太陽制定的。
至於城市的廣大工人階級，在毛中國時期不僅僅是“蝸居”，而是“雞籠居”，人均住房面積才0.4平方米。連溫總理一家七口人的住房總面積也只有9平方米。
1954年10月下旬，毛太陽對來訪的印度總理尼赫魯表示：“原子彈無非是紙老虎，為戰勝帝國主義，值得犧牲幾千萬中國人民的生命。”“我不相信原子彈有那麽不得了，中國那麽多人，炸不完。炸死一千萬、兩千萬算不得什麽！”為滿足個人的假大空虛榮心，毛太陽根本不把普通中國人的生命當回事。
（五）、毛太陽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嗎？
中國150萬平方公里的北方失地、唐奴烏梁海和外蒙古問題，毛太陽理直氣壯跟蘇聯人爭執了嗎？公開索要了嗎？在斯大林的淫威下毛太陽挺直腰桿了嗎？站起來了嗎？在國家主權這個頭等大事上，莫說大國強國，就是貧弱小國--緬甸、朝鮮、越南、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毛太陽挺直腰桿了嗎？站起來了嗎？至於廣大平民百姓長年饑寒交迫衣不蔽體，在西裝革履氣宇軒昂的外國人面前，他們能昂首挺胸高視闊步嗎？他們的腰板挺得直嗎？算得上“站起來了”嗎？即使在自己同胞面前，也是一個個提心吊膽、生怕樹葉掉下砸了頭，他們的腰板挺得直嗎？算得上“站起來了”嗎？
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並不是第一次，早在毛中國時期，美國就轟炸過中國駐北越大使館。
（六）、毛太陽一手制造的大迫害和生命災難。
1、“肅AB團”運動和“富田事件”
1930年，在井岡山上的毛太陽為了鏟除異己，發動了慘不忍睹的“肅AB團”運動--我黨歷史上第一場迫害自己人的血腥運動--5000多名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在酷刑逼供以後被亂石砸死大刀砍死繩索勒死。最後終於釀成“富田兵變”。 此後，大清洗運動蔓延到全國各個紅色根據地。自己人殺自己人，總數不下10萬，然後全推給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那時王明遠在莫斯科，沒有現代通信工具，是不可能對一個四面封鎖的山區實行權力遙控的。
2、“紅西路軍”事件。
1936年11月～1937年3月，在毛太陽的親自遙控調度指揮之下，21800多人的紅西路軍（張國燾的嫡系部隊紅四方面軍）被瞎折騰全軍覆沒，然後把責任全部推到了早已靠邊站的張國燾身上。
3、延安整風運動。
無數主動從國統區投奔延安的文化人被安上莫須有的罪名慘遭迫害，從上海投奔解放區的延安文人領袖王實味受盡非人折磨後被大刀砍死。
4、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政府公開欺騙人民陰謀--反右運動。
五十多萬知識分子被押往刑場、監獄、牛棚。甘肅祁連山麓的夾邊溝右派勞改農場，3000多右派活活餓死了2500多人，連時任水利部長傅作義的歸國留美博士弟弟也未能幸免。
5、1958年10月底--1961年，在人類普享科技革命成果的黃金時期，在氣候正常的情況下，中國活活餓死了幾千萬農民。
6、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反文明悲劇文化大革命，按葉劍英元帥的說法，一共整了1億多人、整死2000萬、浪費8000億人民幣。
7、還有慘無人道的林昭慘案；張志新慘案；江西贛州的李九蓮、鐘海源、黎蓮慘案；湖南大庸縣丁祖曉姐妹慘案；北京大興縣大屠殺；湖南道縣大屠殺；廣西賓陽、武宣吃人慘案……

一旦毛中國的檔案解密，上述那些毛太陽真相就會出現在家家戶戶的電視屏幕上，出現在遍布全國各地的悲劇紀念館里，出現在人們茶余飯後的談資里，那時廣大人民群眾還會相信毛太陽大公無私、兩袖清風、頂天立地、愛民如子嗎？
不會！
依靠政治謊言建立起來的領袖形象無論多麽光輝高大，真相大白後倒塌起來也在一夜之間，薩達姆就是最生動的例證。
列寧在俄羅斯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一直到前蘇聯解體時還是光輝偉大的，等到前蘇聯的檔案完全解密，列寧從與俄國處於戰爭狀態的德國領取特務基金，回國在自己的戰時政府背後捅刀子，充當德國第五縱隊的真相曝光後，俄羅斯人民立馬唾棄了他，並被俄羅斯歷史定格為反面人物。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鄧政府只避重就輕把毛中國真相揭開冰山一角，毛的偉光正形象立即轟然倒榻。政府在各地拉倒毛雕像和毛語錄碑時民眾都給予理解支持。那時多數工人農民對毛太陽的印象不好。毛太陽形象的升起只是近十五年的事。
毛太陽的光輝形象一旦倒榻，毛左分子欺騙平民大眾的旗幟就會暗然失色，這面旗幟在廣大民間的號召力也會因此成為昨日黃花。不僅如此，很多不明真相被唐國強、古月主演的影視劇忽悠的年輕毛憤也會離開毛左陣營站到文明進步憲政法治這一邊。
毛左分子在下層民眾的號召力恰恰是不民主新聞管制的結果。民主新聞自由則是刺向毛左分子謊言要害的最有力武器。
民主政治是橫向三權分立縱向地方自治。就算毛左派因為陰錯陽差的原因在普選中獲勝，占據了議會的多數席位，掌握了最高行政權，他們的行政活動還要受到司法、地方政府、新聞機構和在野反對黨的強有力監督制約，只能在憲法設定的框架內行使職權。他們的行政決策一旦超出了憲法設定的框架，就會被司法部門宣布違憲而歸於無效。如果他們繼續倒行逆施，人民就會收回對他們的信任和期望，就會象台灣民進黨一樣在下次選舉中被趕下台。
所以中國一旦走上主動理性的民主之路，毛左派掌權的危險會很小，就算被選上台也不能胡作非為。
被動突變民主之路多是街頭革命的產物。主要代表是羅馬尼亞和尼泊爾，特權集團與要求民主或公平的城市民眾發生悲劇性的流血沖突，暴力鎮壓又無法恢覆秩序和權力時，人民對特權集團極度失望仇恨，要求國家快速轉入民主體制。過度政府為了贏得民眾的支持，只好滿足民眾的民主要求，一夜間完全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在沒做好必要準備甚至在沒制定理性憲法的情況下實行全民普選，等到選出新的國家權力機構後再制定憲法。
因為發生了流血沖突，民眾對特權集團極度仇恨，內心燃燒著覆仇的烈火，此時主張暴力清算的毛左派就很容易迎合廣大民眾的覆仇心理。因時間倉促，根本來不及在廣大民眾面前揭開毛太陽的真相，人民心中的毛太陽依舊是貪官污吏的克星。此時聚集在毛旗幟下的極左派就有可能贏得普選進入權力中心。毛左派一旦掌權後，因為事先沒有完成制憲任務，就會利用自己在議會中的多數席位制定一部有利於毛左派專制統治的黨憲法。把中國推向更專制更黑暗的深淵。
中國要想順利完成民主轉型又避免毛左派利用民主普選上台實現強權政治導致歷史倒退，就要努力避免街頭革命的悲劇。要想避免街頭革命，權力高層要有遠見和民族責任心切實承擔起推進中國文明進步的歷史責任，主動及時開啟民主改革的大門；中下層清醒人士要堅持不懈地做好民眾的民主啟蒙工作，同時給執政集團制造有益的民主壓力，使權力上層意識到民主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如果中國能成功避免街頭革命，毛左派贏得民主普選的可能性就很小，民主普選會導致毛左派上台的憂慮就不會成為現實。


二0一0年三月三日


第二卷 一條腿改革的陷阱

共44個章節，25萬8千余字。
在不變革官僚專制體制的前提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是“一條腿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質是赤裸裸的權貴壟斷資本主義，貪官、不法財團和無行專家結成所謂的“特權精英”巧取豪奪國民財富，以腐敗不公、道德淪喪、無恥無聊為主要特征；“一條腿改革”的苦果是“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無恥是體面的通行證，社會被權錢扭曲成高度畸形，公道正義成為奢侈品，人才遭受空前壓抑，整個社會呈現整體潰敗的趨勢。
今天的中國是經濟發展了但文明倒退了。GDP高速增長的結果是文化沙漠化、社會無恥化、人性動物化、腐敗制度化、政權山寨化……


1.中國的風險、機會和希望


舊體制的活力已被證明走到了盡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風險和機遇總是相伴而生的，中華民族風險最大的今天，也一樣孕育著最大的機會！


（一）、中國的風險
我一直認為中國的國歌不適應走上現代化之路的國家精神，那首敵視外邦充滿戰鬥精神的歌詞只適用於面臨外族入侵的戰爭年代，不適合已經融入世界經濟圈，國與國之間的主流關系由鬥爭轉向協作，並逐步意識到普世價值和人類永恒價值重要性的現代中國。國內很多有識之士也同樣意識到這一點，在網上不斷發文呼籲修改國歌。盡管物是人非，可山河依舊，國歌依舊是先前那首國歌。按理修改國歌應該不是很難的事情，尤其是象中國這類政府權力無限的國家，修改國歌無須征得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員同意，只要政府下決心人大都會“該舉手時就舉手”的。在新世紀的今天，當《義勇軍進行曲》依舊在國際舞台上唱響時，我的直覺一再告訴我是不是《義勇軍進行曲》還遠沒有完成它的歷史使命？那句總結中國現狀的歌詞：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是不是依舊還有它的現實意義？
如果“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中華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嗎？
在絕大多數國民眼中，這也許根本不成其為一個問題，因為今天的中國已步入有史以來最繁榮富庶的時代：
2007年中國GDP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僅次於美、日、德，達30100億美元！
第一次實現了免除農業稅和九年制義務教育。
載人航天技術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除此之外，中國的億萬富翁們自豪地宣稱他們的隊伍在近幾年空前壯大，人數已躍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利堅合眾國。目前，資產超10億美元的中國富豪已達146名，而一年前這個統計數據為85名。中國制造超級富豪的速度在這個星球上無與倫比。
…………
一長串令人鼓舞的成果讓人眼花繚亂，單從物質層面來說，中國確然已步入自唐帝國開元盛世以來千年未有的繁華盛世。以至相當一部分中國人深信按目前這樣的發展速度，再幹上二十年，中國就有可能趕超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二十一世紀將成為“中國世紀”！
在舉國歡慶的凱歌聲中，少數有識之士透過繁榮的表層看到了盛世背後埋伏著的深重危機，因而對中國的現狀和未來滿懷深重的憂慮，並因此發出了與大眾不同的聲音。雖然他們的人數很少，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他們或許比絕大多數國民更了解真實的中國。

這些為數不多的有識之士為我們提供了下列國情真相：
中國的GDP總量雖然高居世界第四，但人均GDP卻排在一百位！僅有2280美元？不但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也落後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
伴隨著GDP高速增長的代價是資源浪費驚人，單位GDP能耗不但遠高於英、美、日等發達國家，甚至遠高於印度這類一向為中國人瞧不起的國家。高能耗必然帶來高污染，中國的天空正在以世界最快的速度變“黑”。
當中國的億萬富翁在西方揮金如土變態誇富引起西人的震驚時，中國仍有近十分之一的人口（1.2億）處於貧困水準。經過2007年股市、房市大折騰後，這個比例還有擴大的趨勢。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遠遠超過聯合國規定的警戒線，貧富懸殊雖然不敢妄言全球第一，但絕對排在前幾位。更為觸犯眾怒的是，中國億萬富翁們擁有的巨額財富絕大部分不是靠勤勞智慧掙來的，而是靠特權鉆體制漏洞巧取豪奪公眾財富，多是不義之財！富豪人數的驚人增長，被認為是中國股市和樓市高速增長的“功勞”，其中房地產行業為富豪榜貢獻128人。財富來得這麽容易，積累的渠道這麽怪異，也反證了致富手段存在著相當大的問題。並且中國的億萬富翁九成以上是高幹子弟，兩千九百多名高幹子弟共擁有資產二萬億？與此相對應，目前中國靠勤勞智慧和誠實勞動根本不可能致富，要快速致富只能以權謀私官商勾結和“玩弄”體制，因此中國已成為這個星球上最不公平的國家！
中國的人均GDP排在一百位，依舊是發展中國家的窮國，可奢侈糜費之風卻滲入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目前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僅次於日本？中國的奢侈之風蔓延，財富來得太過容易的富豪無疑是始作甬者。因為絕大多富豪的巨額財富不是通過超人能力品格掙來的，無法在能力品格上顯示自己的優勢，為了贏得社會尊重，只好通過生活上的炫耀來顯示自己的闊綽和與眾不同的身份。在他們的帶動以及商家與媒體的推波助瀾下，社會浮躁之氣彌漫、攀比之風盛行，甚至影響到低收入成員的消費方式和價值觀念。
中國在GDP高速增長的同時，稅收增長速度更是驚人。1999年至2007年中國GDP總量增長了一倍，但稅收卻增長了三點四倍（1.5萬億到5.13萬億）!其中僅2007年的增幅就高達32.4%！2007年中國財政收入已高達5.13萬億人民幣，如果加上行政收費和預算外收入，2007年中國的稅負接近9萬億人民幣！相當於GDP的百分之四十！13年前的1994年，這個比例僅為12%，那時農稅還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稅負最高的國家，高稅率極大地限制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同時也為烈火樣蔓延的腐敗提供更大的空間和余地。
改革開放三十年，政府的公共權力急遽膨脹，對經濟領域的幹預力度直線上升，政府的觸礁須無處不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公務員“下海”成為時尚，今天“下海”已成為歷史名詞，如果還有公務員下海的話，那也是極個別現象。不僅如此，公務員已成為中國最讓人羨慕的搶手職業，公職群體和工商業者的財富迅速積累。“老板”不再吃香，“下海”幾乎絕跡，買官成為時尚，當官成為絕大多數國民為之奮鬥的最高理想？個體經濟和中小企業在不公平競爭環境和苛捐雜稅的壓榨下日益步入生存困境，權貴壟斷資本正在一步步扼殺民間經濟活力。
與公共權力急遽膨脹相對應，權力腐敗象烈火一樣成燎原之勢，基層政務官的品格一潰千里，並且在現存體制框架內根本沒有辦法阻遏這一趨勢。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貧困縣交通局長，在任期內竟然利用職權聚斂了三千萬“來歷不明資產”，奸淫了安插進來的絕大多數女職工，儼然成了本系統的“隋煬帝”……小局長尚且如此瘋狂，就更不用說重用這個局長的上司了。勿庸置疑，今天中國的權力腐敗已超過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如果不及時果斷對現存政治體制作出根本的變革，成功遏制腐敗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
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的窮人更加貧窮了，不是相對貧窮，而是絕對貧窮。世界銀行於2007年12月1日發布的《貧困評估報告》初步研究結果，顯示2001年至2005年，中國10％貧困人口實際收入下降2.4％。世界銀行說，中國的貧窮人口已經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區，而是分散在全國各地。新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貧窮人口中超過半數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劃定的窮困村莊，現在的貧困人口不僅分布在農村地區，而且已經蔓延到城市，各個發達地區和發達的城市都有。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全社會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多數非公職就業者的工資沒有與經濟增長同步。
與經濟高速增長相對應，中國的“民生工程”退居世界倒數第一，社會保障體系近乎完全消失。成千上萬中國人在醫療、教育、養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壓得喘不氣過來。行政開支惡性膨脹，大量財政收入腐敗在桌上、路上；浪費在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上，公款吃喝、公車支出和公款旅行“考察”費用居然高達一萬一千億人民幣以上！腐敗和瞎折騰的錢取之不盡；可用於正經事的開支卻捉襟見肘。
…………
下面是網上廣為傳播的一首揭貼，雖然用辭誇張，但也道出了當前中國的部分實情：
“大家看看現在的中國現狀 ：
我想買房，結果房價漲了；
我想買車，結果油價漲了；
我想買點肉吃。結果豬價漲了；
那我吃方便面總可以了吧？！結果方便面也漲價了；
那我只好成佛！佛祖說：你終於得道了！

年年ＧＤＰ上漲，據說全民奔小康。
工資好比眉毛短，物價猶如頭發長；
遙望樓盤空幻想，一年能買幾平方？
財政氣粗是大爺，銀行有奶就是娘。

中國現狀: 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幾；
讀不起,選個學校三萬起；
住不起,一萬多元一平米；
嫁不起,沒房沒車沒後台！誰娶你?

養不起,父母下崗兒下地；
病不起,藥費利潤十倍起；
活不起,一月辛勞一千幾；
死不起,火化下葬一萬幾；
………… ”
與上述那些傷心景象相對應，中國人出現了集體信仰危機，除了信仰金錢和眼前的急功近利外，人生意義、社會責任、自我完善等人類永恒目標離我們的心靈越來越遙遠。信仰危機必然伴隨品格崩潰，只要能夠多快好省地撈大錢，能先人為主攫取眼前利益，任何人生準則都可拋到九宵雲外。這一可怕趨勢在部分年輕人身上表現得尤突出。上世紀八十年代，年輕人在單位為了捍衛公正，甘冒打擊報覆的風險挑戰領導權威者大有人在。今天的部分年輕人只要領導給他現實的好處，與領導保持高度一致的“馬屁功夫”讓人渾身起雞皮疙瘩。軟骨病從來都是遠離年輕人的，當大多數年輕人為了追逐急功近利過早染上軟骨病時，中華民族的風骨就離墜落不遠了。
托克維爾在他的論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描述大革命前的法國社會時寫道：“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麽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拼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志，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著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拼命地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欲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然而，專制制度從本質上卻支持和助長這種感情。”
中國今天的社會精神風貌和大革命前的法國確然有著驚人的相似！中國人的民族精神面臨整體被金錢扭曲的風險！
當越來越多的人在不擇手段地撈錢時，還有幾個人在思索人生、社會、國家、民族等嚴肅的主題？還有多少人在關注我們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命運和未來，其重要性遠遠大於經濟。
一個國家無論現階段多麽貧窮；無論遭受多大的災難，只要其民族精神尚在，這個國家就會很快振興。一個國家如果丟失了民族精神，那麽無論它現在多麽富庶，也會象建在沙堆上的摩天大樓一樣在一個晚上轟然倒塌。
貪污腐敗、貧富懸殊、缺乏公平公正是威脅社會穩定的三大毒瘤！當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我們的社會根基因為三大毒瘤的惡性膨脹日益變得搖擺不定。一旦社會天平的傾斜度超過了重心，中國社會就會出現“革命性震蕩”，那時所有的成果就會在一個晚上付諸東流，一切又回到三十年前的出發點，甚至於連出發點都不如。
在惡性腐敗的厚重陰影里，一個危險的陰魂正在中華大地到處遊蕩，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為文革招魂。因為政府不明智地把文革列為禁區話題，沒及時在中國人面前展示文革的反人道真相，以至相當多的中國人不了解文革，不但沒把文革看成“反人類反文明”的空前文化浩劫，相反把文革當成能成功反貪反腐的群眾運動，認為非采取文革的極端措施不足以懲處貪官污吏。中國因為還沒建立一套良性運轉的政治機制，不排除在以後的政壇上會出現一個有強烈獨裁傾向的鐵腕人物，為了獨攬大權而利用民眾的“文革情結”，那時文革的悲劇就會在中華大地上再度重演，中華文明將重蹈覆轍，陷入災難的深淵無力自拔，並永遠失去覆興的機會，因為歷史不會給在同一個巨坑里跌倒的民族二次機會。
還有更為重要的一點，2008年，我們的經濟已經進入了增長瓶頸，要想順利地通過瓶頸必須及時果敢對阻礙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過時政治體制作出根本的變革。但我國的政治體制變革遇到的阻力異常強大，尤其是部分短視陜隘的既得利益集團會本能地抵制損害他們眼前利益的任何變革，盡管變革失敗他們會付出最大的代價；不明真相的“憤青”和“半桶水知識分子”也會不分青紅皂白“發高燒”，給任何他們不理解的“解放思想”上綱上線，就象前不久把“南方都市報”攻擊為反華媒體一樣。所以中國政治體制變革成功的期望值不高，一旦拒絕變革或變革失敗，中國經濟就無法順利通過瓶頸，就會出現長期停滯甚至大踏步到退。中國現政府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很大程度上是靠持續的經濟高速增長來維持，一旦經濟停滯或出現負增長，政府的權威就有可能一落千丈，中國也會隨之一潰千里。

綜上所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時候”的憂慮並非百分百杞人憂天，更非聳人聽聞！

（二）、中國的機會和希望
風險和機遇總是相伴而生的，中華民族風險最大的今天，也一樣孕育著最大的機會！
上世紀的最初十年滿清政府因為在戊戌變法中視友為敵自剪羽翼釀成大錯，失去了自我更新並長期領袖中國的最佳時期，但仍面臨著一次浴火重生上下和解的最後機會。清政府中的有識之士也及時看到了這一機會，推動政府高層沿著他們曾經用屠刀砍掉的維新志士設計的政改之路，在中央政府進行君主立憲式的政治變革，制定憲法，組建責任內閣……當時的中國也一樣處於最危險的時候，政治變革必需堅決果敢大刀闊斧雷厲風行，並為變革設立必須嚴格遵循的時間表。遺憾的是，當時以滿清權貴為首的既得利益集團沒有智慧看到迫在眉睫的危險，更看不到“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只看到清政府自甲午戰爭以來第一次終於從被瓜分惡夢中走出來（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明確呼籲列強要維持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並得到在華列強的一致響應），“革命黨”在南方邊界制造的“暴亂”也一再被證明是“小打小鬧”成不了氣候的“大好形勢”；不容忍“變革”損害他們的任何既得利益和政治經濟特權，因而不願政治變革走得太快太遠，最好是不要觸動原有的政治框架，在繼續確保他們特權的前提下對行政機制作些修修補補的工作。因為狹隘短視既得利益集團的百般阻撓，滿清政府沒有把握好這個維護自己根本長遠利益的最後機會，在政治變革上半心半意拖沓延宕，用“走過場走形式”之類的自欺欺人把戲來糊弄民眾的政治訴求。為了最大限度地照顧滿洲權貴的利益特權，滿清君主立憲政政府的第一屆責任內閣竟然成了“皇族內閣”，十三位內閣大臣中滿洲權貴居然占了九人！結果滿洲權貴“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民眾對清政府的最後一點希望徹底破滅了，轉而把希望寄托在“根本沒有民意基礎也注定成不了氣候”的革命黨身上。“皇族內閣”成立後才短短一年時間，屹立近兩百七十年不倒的大清帝國在“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下忽剌剌似大廈傾了……
今天的中國和上世紀頭十年的中國有很多相似之處。政府航船一樣走到了必須進行根本政治變革的十字路口。中國的外部形勢一樣“一片大好”；內部則危機叢生。不同的是中國這次面臨的機會更大，政府的任務也更富挑戰性，周邊環境也更有利政治變革的成功。如果中國政府能及時把握好這一最後機會，我們的執政黨就會浴火重生鳳凰涅槃，中華民族也會真正走上希望之路。

今天的中國面臨遠勝上世紀初的政治變革良機：
持續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為政府提供了進行政治變革的必要物質基礎；
因為網絡的普及，民眾的政治素質大為提高，由十年前徒勞地呼喚“青天大老爺”轉為要求政治“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權力意識和民主訴求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本屆中央政府任期內實實在在的親民措施，為政府提供了領袖政治變革的必要威信；
舊體制的活力已被證明走到了盡頭，尤其是無力遏制逾演逾烈的貪污腐敗已成為廣大民眾的共識；
近幾年網絡有限的言論自由造就了一大批識見過人且擁有強烈民族責任心的民主精英人物，為政治變革提供了智力保證；
既得利益集團雖然本能地阻撓有損他們特權的任何變革，但這個集團並非鐵板一塊地狹隘短視，里面也有部分有識之士看出了政治根本變革的必要，看出政治變革的成功更有利於他們自身的長遠利益；
互聯網的普及，使政府改革派能方便快捷動員民眾，有利於讓民眾了解真相，從而贏得民眾對變革的理解支持，有效地防範自私自利的頑固勢力利用“暗箱作業”等非常手段向政府中的開明勢力突然發難；
台灣民主政治的成功，徹底粉粹了“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民主”的政治謊言，中國人的政治自信心空前加強；
民主政治已成為世界不可阻擋的政治大潮，越來越多的國家告別專制走向民主，一句網絡幽默最能說明中國和世界的民主大趨勢：
“連‘王八蛋’都民主了，擁有‘五千年燦爛文明’的中華大國還猶豫什麽？”
喜馬拉雅山南麓的綠豆芝麻國不丹君主在上月主動還政於民，告別專制走向民主，給連“民主”這個名詞都不熟悉的不丹國民提供民主福蔭，為民主政治劃上了一個漂亮的前進號。
…………
新世界的中國，希望就在眼前，機會就在腳下，政府中的精英人物有義務和責任把握好這個最後機會，給中華民族的未來造就一塊希望的綠洲。
中國的政治體制變革勢在必行。
政府應為政治變革設計一套堅決快速的總體戰略；並為之制訂一個各地必須遵循的時間表，嚴禁在改革之路上觀望拖延。
中國當前面臨的第一大問題是燎原烈火樣蔓延的貪污腐敗；尤其是基層政務官的瘋狂腐敗直接威脅到政府的威信和合法性。
與第一大問題相適應，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步是立即實行縣官直選和新聞自由。因為只有民選的基層政權才能有效地遏制基層政務官的瘋狂腐敗。新聞自由則能有效地行使對在職政府的新聞監督職能，把真相暴露在陽光之下，腐敗賴以藏身的空間就會越來越小。
政改第一步取得成功後，立即按程序進入下一步，直到在中國建立一套科學理性且能良性運轉的政治機制為止。
如果政府中的精英人物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內能領袖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取得最後的成功，中華民族就會迎來新生的曙光。
中國的希望就在前面，希望之路就在腳下，中國人還遲疑什麽？


二OO八年四月七日


2.威脅中國社會的三大瘟疫

今天的中國越來越多的官員貪污受賄；越來越多的平民嗜賭如命；越來越多的青少年癡迷於網絡遊戲……這是一幅多麽悲劇性的社會景觀！如此糟糕的社會風氣如不能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性的扭轉，中華文明將要面臨空前的災難。



（一）、貪污大哥大
貪污腐敗是今天的中國最大也最具危險性的社會問題。
中國的經濟建設在近二十年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貪污腐敗的步伐遠遠超過了經濟發展的步伐。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的任何朝代都繁榮富庶；但因腐敗登峰造極的緣故，中國社會也成為歷史上最缺乏公正的社會，官吏和平民的矛盾日益不可調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當代中國的貪污腐敗究竟嚴重到什麽程度？
以前貪污萬元便是大案要案，不鎯鐺入獄也要撤職記大過；貪污百萬便是巨貪，不槍斃也要判個無期；今天的貪污犯則多是“大哥大”式的人物，動輒貪污千萬甚至上億。一個貧困縣的一把手在三年任期內貪污千萬以上的巨款，包養一個又一個的情婦已不算什麽新聞了，他不就是個七品芝麻官嗎？七品以上的大官貪污的胃口更是水漲船高：廣東中銀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貪污40億；廣東中山市實業發展公司原負責人陳滿雄4.2億；中共重慶市委常委原宣傳部長張宗海2億；湖北省政府駐港辦事處原主任金鑒培1.88億；雲南紅塔集團原董事長諸時健1.8億；廈門海關原關長楊前線1.6億；今年落網的原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1.6億；還有最近被“雙軌”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長祝均一涉嫌非法動用社保基金32億……這個世道真的有點邪乎了。
中國老百姓對貪污腐敗深惡痛竭，他們說起腐敗沒什麽高深理論，也沒什麽精確數據，但極為樸實形象。民間有一家喻戶曉的經典“段子”：“如果把中國所有局以上幹部統統槍斃，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個槍斃一個，肯定有漏網的。”
近幾年一個又一個的巨貪紛紛落網，說明中央反貪反腐的決心不可謂不堅，措施不可謂不得力，連傳統“刑不上大夫”的古訓也拋在一邊了。可反腐的效果微乎其微，當越來越多的貪官被押上斷頭台時，貪污腐敗反而呈現出逾演逾烈的趨勢。
為什麽“碩鼠”越打越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們的官吏任免機制出了問題。
我國傳統的官吏任免機制是“單向負責制”，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官職的升降任免由上司來決定，這樣官吏只需贏得上司的好感就可官運亨通，至於下屬和人民的意見就無關緊要了。對於一個和上司沒有經常性接觸且沒有親屬或同學背景的官員來說，贏得上司好感的最直接方式就是送錢和貴重禮品，同時點頭哈腰好話說盡永遠不對上司說“不”。官吏個人的合法收入有限，為了籌集向上司“行賄”和揮霍享受的那筆錢就得向下“索賄”和以權謀私，把手中的權力和“官帽子”當成商品。為了平覆向上司卑躬屈膝造成的心理失衡，官吏也會樂意任用並提拔那些勇於拍自己馬屁的下屬。凡是善於揣摩上意好話說盡不願表達不同意見的下屬都是沒有任何原則和良知的卑劣之徒，這樣的人滓走上權力崗位後除了行賄受賄貪贓枉法吃喝玩樂外沒什麽真本事，也難得幹一件正經事，於是一個廣大且利害相關的貪污網就在全國建立起來了。當然在傳統官場中也有部分堅守良知富有能力且勇於負責的“清官”，但在貪污受賄成為主流的官場里，這樣的“清官”大多沒有什麽好結果，不是被雞蛋里挑骨頭找錯撤職就是長期不得升遷，極個別的“清官”被提拔重用則是“極大的偶然”而非“必然”在起作用。在一個缺乏公平且法律具有相當大伸縮性的社會里，在官場這種是非之地，上司要想誠心找你的錯應該是天底下最最容易的事情。這就象在一個“森林法”很少起作用的深山老林里，幾乎各家各戶都有在冬季上山砍樹生火取暖的習俗，但如果選定一個山民實施“森林法”，他就得被有理有據義正辭嚴關進監獄，盡管這個山民也許只砍了一棵微不足道的小樹，其他山民則砍下了成片的參天大樹……在“貪官”官運亨通而“清官”仕途多桀的社會里，根據人類趨吉避兇的天性，官吏就會紛紛向貪官看齊，於是貪污腐敗進入惡性循環並逾演逾烈。
在當今這種人事機制下，如果我是一個縣官，如果我一無匡時濟世之志二無造福蒼生的高貴情操（這樣的聖人只是鳳毛麟角），那麽升官就是我的主要奮鬥目標。要想順利地升為市官或省官，我就得設法贏得上司的好感；如果上司也不是鳳毛麟角式的聖人（聖人式的上司少之又少），為了贏得上司的好感，我就得厚著臉皮拍馬屁和變著法子行賄；為了籌集那筆足以贏得上司深刻印象的巨額賄賂，我就得以權謀私貪贓枉法多方伸手要錢，最有效的撈錢途徑就是把官帽子當成商品出賣，大興土木以撈取工程回扣……在行賄拍馬屁的同時，為了給上司提供一些在上面為你說話的“硬件”，我還要制造一些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以體現自己富有能力和“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許我執政的那個縣會因此群情激憤怨聲載道，但對我的仕途影響不大，因為人民既不能降我的官也不能罷我的官，就算他們幹出聯名上訪的出格事，只要上司對我依舊有“好感”，我就會象彈棉花一樣“越彈越升”。我個人也許偶爾會因良心發現在當地幹幾件為人民服務的“好事”，但這樣的好事是無法堅持下去的，前提是不能對我的升遷有任何負面影響，一旦影響我升官發財就會馬上停止“為人民服務”，而升官發財與“為人民服務”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背道而馳的。
今天的中國施加給政務官身上的必要監督制約比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少。封建中國雖然是帝王的家天下，但帝王為了自己的江山永固，一方面要網絡人才俊傑來保家衛國；另一方面會設置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諫官（禦史大夫之類）來隨時糾察皇帝和百官的過失（品行不端和行政失誤）。歷史上最腐敗的楊廣王朝（隋煬帝）也經常會出現大臣在大庭廣眾之下據理力爭敢於向皇帝說不的場面！今天你看到哪個下屬在眾人面前指斥能夠決定他生死或政治命運的上司的過失嗎？科舉考試雖然有許多弊端，但客觀上保證了官僚集團的整體智商遠遠高於平民階層，智商高的人貪污的動機比普通人要小得多，因為他們的眼界比普通人更高遠。今天的官員雖然也都有大學文憑，很多還是“碩士”或“博士”，但這些文憑里究竟含有多少“水份”只有研究生官員自己知道，和歷史上的“進士”不可同日而語。毛澤東時期暴風驟雨式的群眾運動和一個又一個的“清查”也對官員的心理有很大的震懾作用，因為“恐懼”被“揭發”、“反省”和“打倒”而大大減少了腐敗的動機。那個時期的“共產主義信仰”也對相當多的官員有很大的感召力，為主義獻身的熱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腐化享樂的動力，因此腐敗的程度也比今天好得多。今天是一無信仰的力量二無行之有效的監督制約手段，腐敗的規模也因此象深秋的野火一樣滋長蔓延。
那些被處極刑的大貪官上刑場的景象應該是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極大諷刺：凡是看過《紅巖》和《刑場上的婚禮》的中國人都被許雲峰、江姐、陳鐵軍等革命烈士雄糾糾氣昂昂奔赴刑場的英雄氣概感動過；今天的貪官上刑場的派頭又何曾不是昂首挺胸視死如歸呢？出現這種反常景觀的原因有四：一是貪官的綜合素質低下，既不知道反省也不知道懺悔，犯了再大的罪惡也會在心理上把過錯推到別人身上；二是認為自己貪污是不得已而為之，如不貪污就無法在官場體面風光地混下去，要錯也是制度出了問題，責任不在他一人；三是盡管自己的貪污腐敗屬實，但問題比他更大的貪官還照樣坐在高位上，有的還在升官，僅判他一個人死刑不公平；四是他一人雖然倒下去，但一家人卻站了起來（烈士就義的價值是：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站起來！），他為自己的子孫聚斂了可能坐吃幾代的巨額財富，自己也風光享受夠了，現在死了值得！夠本！
在歐美等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官員大多是人民的真“公仆”，貪污腐敗只是極個別現象，絕大多數官員在任上都能兩袖清風盡職盡責。之所以如此並非歐美的官員比我國的官員天性善良靈魂高貴，而是嚴密科學的人事體制沒有給腐敗留下任何空間。美國的官吏任免機制是“雙向負責制”，既對上負責也對下負責，其中主要是對人民負責，這樣官員只要贏得人民的好感就可順利升遷，要想贏得人民的好感就得“不貪不占不推卸責任”和真心實意“為人民服務”。正因為人民的意志決定官吏的升遷，所以在美國才會出現布什總統去某市視察沒有任何市政官員陪同，自己掏錢吃飯住宿等在中國視為“天方夜潭”式的“怪現象”。因為那個市長是市民選舉出來的，布什既不能降他的官也不能升他的官。成開傑之流的大貪官在英美等國也許會成為“清官”，除非他不想吃公務這碗飯或成心和自己過不去，一旦腐敗瀆職就會很快被發現並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懲。
如果不對我們的人事體制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我國的反貪反腐就只能停留在揚湯止沸的狀態，腐敗分子前赴後繼，一個貪官倒下去，千百個貪官站起來！就算動用明王朝時期的“剝皮”慘刑（朱元璋在各州縣都設有專門懲處貪官的剝皮亭，官員貪污幾十兩銀子就被“剝皮”）也只能收效於一時，不能從根子上鏟除腐敗賴以滋生的土壤。

（二）、賭博大流感
2006年秋天，我們北方鄰國俄羅斯的強勢總統普京公開向俄羅斯的賭博業宣戰。俄羅斯媒體近日報道，普京已經向國會提出法案，準備對俄羅斯的賭博業進行一次“革命性的大手術”。該法案規定，目前設在莫斯科、聖彼得堡等大城市中心的大中型賭場將被陸續關閉或被遷移到少數幾個遠離居民區的指定地點，而小型的賭博器械和場所也將面臨嚴格的監管。新的《賭博法》還規定，外國自然人或者外國公司都無權在俄羅斯經營賭場，俄羅斯各級政府部門更不得從事、參與賭場的經營……
普京之所以下決心狠剎俄羅斯的賭博風，原因是俄羅斯自2002年以來賭博業異軍突起，僅莫斯科的賭場數量就在四年時間內增長了60%，目前有56個大型賭場，2000多個從事賭博活動的營業廳，有近四分之一的市民參加過各類賭博活動。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賭徒已經成為俄羅斯賭場的重要客源。為了吸引中國人，不少賭場專門制作了中文指示牌，甚至把中餐也搬進賭場,很多同胞在俄一擲千金將家底輸得精光。中國人在外國各行業常常受到歧視和排擠，俄羅斯更是公開驅逐中國勞工；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各國賭場都熱烈歡迎中國人，俄羅斯賭場更把中國人視為“天之驕子”？
俄羅斯的賭博風嚴重威脅到這個國家的文明進步，按普京的話說賭博業造成“巨大的、嚴重的精神損失和物質損失”，但和我國的賭博風比起來俄羅斯應該是小巫見大巫。我居住的那個城市常駐居民只有十萬人，但從事賭博活動的營業場所（主要是麻將館）最保守的估計也在六百家以上，相當於俄羅斯這個國際大都市的三分之一；2002年以來賭場數量翻了幾番，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年人都參加過各類賭博活動，近四分之三的成年人把賭牌作為主要的業余消遣，同比遠遠高於莫斯科。與賭博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個城市的成年人幾乎不看書，絕大多數成年人一年到頭一本書也不看。
今天的中國社會就象患上了“賭博大流感”，賭博風從通都大邑蔓延到偏遠的鄉村，全民上陣搓麻將，鬥地主、買彩票……除了邊疆少數幾個主要由少數民族聚居的城市外，全國各地到外都能聽到麻將的嘩嘩聲和市民交流彩票中獎的噓唏聲。
我們那座城市上世紀賭博的參與者還主要是男人，新世紀女人也紛紛上陣，並很快代替男人成為賭博的主力軍，不僅無業女子嗜賭如命，那些有相當教養和良好背景的白領女士也大批湧入賭館。文教衛生行業的白領女士都是體面的知識分子，可難得找到一個不嗜賭的女教師和女護士。當女人大批迷戀賭博，白領女士也紛紛卷入其中時，這個社會就已處在懸崖邊緣了，如不及時喝止就有可能墜入萬丈深淵。
近幾年小城經常發生一些與賭博相關的轟動性案件，每年都有幾十名女士（很多為白領女士）欠下了大額黑社會經營的高利貸，為逃避黑霸債主的身心殘害拋家別子遠逃他鄉，或在黑社會的威逼下賣淫販毒（詳情見《賭城軼事》）。
中國人不僅在國內嗜賭成癖，有條件的大款還去境外大賭豪賭。在中國人容易去的地方，哪里有賭場哪里就少不了中國賭徒。澳門回歸後，賭博業反而比殖民地時期繁榮很多，因為大量的中國人湧向那里大把大把地輸錢。內地人去澳門旅行，首先想去的地方就是那里的賭場，不去賭場體驗一下就象沒去澳門似的。我從澳門回來時，朋友首先問我澳門賭場的情形，我說不知道因為我沒去賭場，對方馬上反問“那你去澳門幹嗎？”緬甸人在中甸邊境開設了很多賭館，中國人是最受歡迎的“大人物”，緬甸人則不準入內。針對中國人開設的賭場提供的巨額稅收已成為該國的重要財源。
因為國人的嗜賭的緣故，周邊國家紛紛開設專門針對中國賭徒的賭場。俄羅斯、緬甸、越南、港澳以及新馬泰，只要有賭場，你進去看到的就是中國人多。大貪官們在澳門賭場一擲千金的報道屢見不鮮，沈陽“慕馬案”就是因在澳門賭博被發現的。我國的周邊國家現在大建賭場，形成了龐大的網絡。據國外研究機構統計，我國邊境賭博網每年正吞噬著亞洲國家約140億美元（合人民幣1100億元）的資金；2010年這一數字將增至230億美元。為了搶占中國人賭博這塊大蛋糕，許多原來禁賭的周邊國家也在考慮修改法令，解除禁賭令。有媒體驚呼這張網絡每年正將巨額資金如抽水機般從中國抽走。
國人因何如此癡迷賭博呢？
一是國人天性懶惰，不願付出艱苦的努力去開拓進取，不切實際地期待天上掉陷餅，賭博贏錢則是天上掉餡餅的最好途徑。
二是國人對金錢的過分熱愛，凡是與金錢不粘邊的遊戲都不容易調動起國人的持久熱情。琴棋書畫體育健身雖然能修身養性強身健體，但因為不來錢就缺少吸引力，遠不如麻將、撲克牌之類既能消磨時光又有贏錢希望的遊戲更能迎合國人的脾胃。
三是中國正處於經濟轉型期，“機會”對大多數人還未完全開放，人們在八小時之外難得找到正經事做，很多地方的政府又沒有為健康的業余生活提供行之有效的引導，賭場則投其所好提供優質的服務。既然不能通過正經營生掙錢和消遣，就去賭場贏錢和“過把癮”吧。
四是近幾年國企職工大批下崗，相當一部分下崗職工在短期內難以再就業，部分地區政府也沒給下崗職工提供有效的就業保護，在家里閒得沒事就只好去賭錢。一位下崗工人的話很經典：“我若去開店作生意，一開門就有幾十個部門伸手要錢；我打麻將沒人管，當然只好賭牌贏錢了。就算賭博輸了錢也是願打願挨，總比還沒賺上一分錢就被管理部門強行勒索幾千幾萬要好受些！”
…………
賭博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封建中國就有“盜竊出於賭博、命案出於奸情”一說，社會上很多刑事案件就是因賭博引發的。黨政機關的公職人員賭博危害更為嚴重，是產生腐敗的一大根源。公職人員賭博一部分是為了娛樂贏錢，一部分是為了受賄撈錢，上級機關來人要陪，要聯絡感情，是一種隱蔽行賄的方法。賭博輸了錢，那里來？就只有以權謀私貪污受賄或挪用公款，至於到境外去賭博的貪官絕大部分是挪用的巨額公款。建國以來的黨紀政紀早就規定嚴禁賭博，法律也禁止賭博。為什麽整個社會賭博風日盛，說明我們的社會風尚正在發生悲劇性的下滑，人們價值取向發生了變化。人是在社會中生活的，這種變化也必然影響越來越多的人，獨善其身者畢竟是少數。
人們的價值取向變化就是一切向錢看，這與“笑貧不笑娼”是一個道理。你只要有錢，不管錢是怎麽來的，哪怕用最下流的職業賺來的，也沒有幹凈與齷齪之分。有的民營企業老板發財了，部分地方就出台政策要赦免他的“原罪”，他們資本的原始積累很可能是偷稅漏稅或是借改革之機把國有資產“流失”進自己的帳戶。你有了錢，到經濟不發達的地方去投資，當地招商引資的幾個一把手會圍著你的屁股轉，還公開出台文件不得幹預外商的“私生活”，不是有個老板嫖娼被抓，縣委書記要公安局長唱“都是我的錯”給他道歉嗎？這些正反兩方面的“典型”起了有害的示範和引導作用，造成人們思想混亂。目前社會上崇尚金錢，撈得到錢的就是有本事，賭博是最為“多、快、好、省”的撈錢門路，人們當然就不會以賭博為恥。
當國人把富余精力和聰明才智用於賭博時，對國家民族有益的工作就沒有多少人願意為之付出心血了，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就會停止甚至倒退，我們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就會進一步拉大。
人們的行為首先是由道德規範約束的，然後才是紀律、法律規範的約束。當有很多人不以賭博為恥，賭博成了比較普遍的社會現象時，紀律、法律制裁得了嗎？這就是所謂的法不責眾。所以要剎住我國的賭博風，首先要矯正國人的價值取向，從端正與之相關聯的整個社會風氣入手，從所有的政策取向一致入手。當人們都以賭博為恥之時，賭博就成了見不得人的遊戲，只能被極少數社會人滓在陰暗角落偷偷摸摸地“過把癮”。

（三）、網絡遊戲大放送
因為是單親家庭的緣故,我得以不受幹擾用自己的價值取向來訓導我的兒子,說得明白點就是用西方文明國家教育子女的方式來引導他健康成長,在他的主流價值觀里植入勤奮、肯吃苦、自律、關愛他人、注重公德、懂得珍惜、勇敢但不霸道、富有感恩之心，在犯下錯誤時勇於懺悔等文明人所必須具備的品質。結果我的兒子在同齡孩子中脫穎而出，擁有在溺愛環境中長大的“小皇帝”所不具備的優良習性：不吃零食，不浪費糧食，不亂丟垃圾，不亂花一分錢，從八歲開始就自己洗衣做飯拖地板，無論學習任務多重都堅持“自己的事情自己作”，學習成績也一直名列前茅。我經常去遠方旅行探險，一去就是十天半月甚至一月，兒子從七歲開始每年都要獨自一人在家呆上兩個月，可每次遠行回來都發現兒子的生活學習沒有因為我的不在家而受到任何影響。我的朋友來家造訪，兒子不用吩咐就會主動為客人沏上一杯茶，經常把因“小皇帝”不聽話而煩惱的友人感動得到處為兒子唱讚歌，周末還紛紛把自己家的寶貝帶到我家來接受教育。我也為自己擁有一個如此聰明早熟的兒子深感自豪。
兒子在十四歲那年以優異成績考上了重點高中，但也在那一年兒子的人生出了大問題。
一次長途旅行歸來，到家後兒子見到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伸手要錢。我在出門時給了兒子一個月的生活費，怎麽二十天不到錢就花光了呢？先前一個月的生活費兒子最少也要維持四十天。但一想起高中階段可能有些意想不到的開銷，我二話沒說就把錢給了他。那天晚上兒子說班上的一個住讀生要他輔導作業，下晚自習後他就不回家了，和同學一起住在學生宿舍里。第二天晚上兒子回家了，但次日早上五點就起了床。那時正值冬季，學生例行起床時間是六點一刻。心里雖然有點疑惑，但想起兒子進了高中，學習比先前刻苦些也在情理之中。第四天早上兒子四點就起了床；第五天淩晨三點我上衛生間，發現兒子房間是空的，這才發現有點不對勁。這麽早學校的大門應該還沒開，兒子怎麽進教室呢？
我穿好衣服趕往那所重點中學，發現校園的鐵門上了鎖，從外面看教學樓沒有任何窗口亮著燈，兒子沒去教室顯然是肯定的。那麽兒子去哪里了？看來只有兩種可能：一是早戀和女同學幽會；二是去網吧上網？但去網吧上網的可能性更大些。
我走訪了校園周邊的偏街小巷，發現每條街巷都有幾家網吧在通宵營業，里面清一色是在校中學生，每個網吧40至100人不等。當我走訪到第10家網吧時，發現兒子正聚精會神地坐在電腦屏幕前玩槍戰遊戲。兒子玩得如此全神貫注，直到我走到他身邊拍了他兩下肩膀後才肯擡頭看我一眼……
那天兒子向我坦白了一切：在我出門的第三天，他在同學的鼓動下懷著好奇之心來網吧“長見識”，在同學的指導下玩了幾局網絡遊戲就不自主地迷上了，以後每天都要擠時間來玩兩個小時，時間多半在晚自習後，一周不到就難以自拔，這時想縮手已經身不由己了。每次從網吧出來後都後悔得要命，發誓不再跨進網吧一步，可第二天下晚自習後仍鬼使神差地坐到了電腦桌旁。開始每天只玩兩個小時，一周過後則經常通宵達旦地在電腦屏幕前“搏殺”，白天則坐在教室里睡大覺。我回家的那天他說為同學輔導作業，其實就是去網吧玩了個通宵。他知道不可能每天晚上都不回家，就在早上提前起床去網吧“過把癮”。他也知道我遲早會發現他的“鬼把戲”，但他已控制不了自己，為了玩遊戲顧不得許多了，也就是成人所說的“豁出去了”。
我發現兒子已經中了網絡遊戲的“毒”，不顧後果則是成癮的表現，就象吸毒成癮一樣。到了這個地步用溫和理性的方式已經不能解決問題，必須動用非常手段“強制戒毒”。為了拯救這個各方面曾經很優異的少年，我流著眼淚關了兒子的“禁閉”……
我費了相當大的心力才把兒子從網絡遊戲中拉出來，今天他又能象正常人那樣學習生活了。戒毒雖然成功了，但兒子的身心已遭受了相當大的傷害。傷口雖然愈合了，但疤痕猶在，今天的兒子雖然依舊表現優異，但已不是先前那個兒子了，曾經澄澈如水的眼睛蒙上了他這個年齡段不應該有的“滄桑”。
一個在健康環境中長大的少年差一點就毀於網絡遊戲，可見網絡遊戲對青少年的危害之大！
那所重點中學周邊有十多家網吧，按每家50名學生計算，每晚就有500多名中學生在通宵達旦地玩網絡遊戲。那所重點高中只有三千多名學生，也就是說有近六分之一以上的學生迷戀於網絡遊戲不能自拔，這個比例夠嚇人的了。重點中學的學生尚且如此，普通中學迷戀網絡遊戲的學生應該遠遠高於六分之一的比例。如此多的青年學生沈迷於網絡遊戲，說明網絡遊戲正日益成為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頭號“殺手”，並進而威脅到中華民族的未來。
不僅青少年癡迷於網絡遊戲，有條件上網的白領職員和機關公職人員也越來越多地卷入其中。這些人八小時之外迷戀賭博，工作時間則坐在辦公室玩網絡遊戲。有天我去本市近20個機關送請柬，發現每個機關都有工作人員坐在辦公桌前玩“連連看”。辦公時間不能公開賭博，就借網絡遊戲來打磨時光了。
網絡遊戲之所以在我國泛濫成災，最根本的原因是某些地方政府對青少年的健康成長缺少責任心，沒有對網吧進行嚴格的規範，為了“錢”置國家民族的未來於不顧。上班族在辦公室癡迷於網絡遊戲則是人浮於事和成人不思進取的表現。

今天的中國越來越多的官員貪污受賄；越來越多的平民嗜賭如命；越來越多的青少年癡迷於網絡遊戲……這是一幅多麽悲劇性的社會景觀！如此糟糕的社會風氣如不能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性的扭轉，中華文明將要面臨空前的災難，無論目前中國的經濟形勢多麽樂觀，哪怕每年取得百分之百的經濟增長率，中華民族的文明水準也會加速度下滑。一個文明大倒退的民族就算取得了驚人的經濟成果，其實質也是建築在沙堆上的摩天大樓，在一個早上醒來時轟然倒塌……


二00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3.中國的深層悲劇

中國的深層悲劇是“富人沒有遠見！知識分子缺乏良知！”中國超級富豪的財富是怎樣得來的？他們象西方富豪一樣熱衷於慈善和公益事業嗎？知識分子一旦喪失“良知”，就會失去全社會的尊重，最終會在整體上付出更大的代價。


中國的悲劇很多，文化包袱和官僚主義象兩座沈重的大山壓在中華民族的頭上。但中國的深層悲劇則發生在社會的精英層，可以用下面兩句話來概括：
富人沒有遠見！
知識分子缺乏良知！
中國的改革開放號召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現代化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鼓勵那些靠勤勞智慧積累財富的中國人率先致富，然後帶動全體中國人共同富裕。二十多年來，中國在走出貧困的同時，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一個又一個的超級富豪。從“萬元戶”--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中國式富豪資本積累的速度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2003年，中國共計有三千位身價超過一億元的億萬富豪。近兩年國有企業轉制，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億萬富翁以更快的速度制造出來，無數暴發戶一夜間積累的財富連世界上最富裕的美日等國的超級富豪們也瞠目結舌。2005年，中國有多達5萬人積累了超過1000萬美元的財富，其中斂財超過1億美元的有200人。多少年可以成就一個貴族，多少年可以讓億萬富豪的人數從3千到5萬，只有兩年多一點的時間？！
中國確然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不但富了起來，還有不少人成為令世人矚目的超級富豪！中國富人的成長速度遠遠超過鄧小平先生的意料，我在這里想問兩個問題：
這些人當中有幾位是靠勤勞智慧富起來的？
這些超級富豪們帶動中國人共同富裕了嗎？
這兩個問題不用我來回答，相信每個不傻的中國人心中都有答案。
中國的超級富豪們把財富拿來作什麽？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列出下面幾組數據：
中國最窮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買回20輛悍馬。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人剛剛越過1000美元的“溫飽線”，可卻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費大國。100多萬元的勞力士手表，30萬元的卡地亞胸針，500萬元的鉆石……林林總總的國外奢侈品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地進入中國。中國富豪喜歡“奢侈品”，且氣魄之大、出手之闊綽，連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嘆弗如……
2003年上海汽車博覽會期間，一輛價值1188萬元的“雅致728賓利”---在歐美也無人輕易問津的賓利旗艦版---被一位不願意透露身份的買家悄然下了定金。 2002年賓利進入中國市場以來，一年多的時間已經在中國售出85輛賓利轎車，其中19輛單價超過100萬美元。賓利在中國創造了三項紀錄：總銷售量亞太地區第一、銷售增幅全球第一、賓利728的銷售量全球第一。
上世紀九十年代，南方一家商場擺出一件標價160萬元的衣服，上架沒幾天就被一個富豪買走了，隨後又有不少富豪接踵而來……
法國產的“人頭馬”主要消費市場是中國！
緬甸賭場為該國提供大宗財政收入，但這個國家的賭場主要設在中緬邊境，在里面一擲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國富豪。
泰國的色情服務業是該國旅遊業的支柱，光顧色情場所的中國富豪是出手最大方的客人。
…………
當中國先富起來的大款們一擲千金時，他們有意識帶動中國人共同富裕嗎？
據官方統計：中國目前農村的貧困人口在9000萬至15000萬人之間。農村的貧困標準是625元人民幣。根據民政部的統計，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為2140.3萬人。中國社會目前的貧困人口的總數大約有15000萬人至21000萬人。
我經常在想這樣的問題：中國的超級富豪們幹嗎不把揮霍掉的巨款拿去救濟失學兒童或下崗工人呢？他們寧願“千金買笑”也不肯急人所難，這種稟性究竟是聰明還是傻？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在深圳邊流浪邊打工，有一天和幾個先發起來的朋友在上海賓館附近閒逛，看到不遠處有一個披頭散發的小姑娘在乞討，不住給過往行人打躬作輯，可很少有人肯施舍一文錢。我實在看不過去，就跑過去在她的破碗里丟下十元零鈔。朋友們馬上提醒我，說這些人都是“騙子”，不值得同情，我剛才的行為不是行善；而是“自已屁股流鮮血還急著給他人療痔瘡”，說白了是“傻冒”。
我當時聽了這話很納悶，心想就算這些人是“騙子”，一擲千金的富人們路過時丟下一元錢也損失不了什麽啊？中國人幹嗎在施舍上如此精明且斤斤計較呢？
當美國的超級富豪洛克菲勒一邊啃著三明治面包一邊匆匆趕往學校和慈善機構捐款時，中國先富起來的大款正在五星級酒店里喝人頭馬吃保護動物泡小情人！
當亨利.福特成為美國數一數二的超級富豪時，他想到的不是如何拿賺來的巨款揮霍享受或是買個大官作；而是想到要讓他的工人能買得起他們公司生產的小轎車，於是他給工人發高工資，還創造了流水線的生產方式，使汽車成本大幅降低，於是他的工人都能乘“福特車”上下班……
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的行為“傻”嗎？在部分中國富豪眼中，他倆的行為算是傻到家了。
《誰在拋棄中國》給我們列舉了下面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
　　假設在一個地方發現了金礦，來了一個人投資建了一個礦場，雇一百個工人為他淘金，每年獲利1000萬，礦主把其中的50%作為工人工資發下去，每個工人每年收入5萬，他們拿一萬來租房子，剩下的四萬可以結婚，生孩子，成家立業，礦主手里還有五百萬，可以做投資。因為工人手里有錢，要安家落戶，所以，房子出現需求。於是礦主用手里的錢蓋房子，租給工人，或者賣給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開飯店，把工人手里的錢再賺回來。開飯館又要雇別的工人，於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業機會，也有了收入。一個家庭的消費需求就更大了。這樣，幾年之後，在這個地方出現了100個家庭。孩子要讀書，有了教育的需求，於是有人來辦學校，工人要約會，要消費，要做別的東西，於是有了電影院，有了商店，這樣，50年過去以後，當這個地方的礦快被挖光了的時候，這里已經成了一個10萬人左右的繁榮城市，礦主也成為這個城市的首富和最受尊敬的人。
　　第二種情況：
　　假設同樣發現了金礦，同樣有人來投資開采，同樣雇100工人，同樣每年獲利1000萬，但是礦主把其中10%作為工資發下去，每個工人一年1萬。這些錢只夠他們勉強填飽肚子，沒有錢租房子，沒有錢討老婆，只能住窩棚。礦主一年賺了900萬，但是看一看滿眼都是窮人，在本地再投資什麽都不會有需求。於是，他把錢轉到國外，因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蓋幾個豪華別墅，雇幾個工人當保鏢，工人沒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沒有別的需求。50年下去以後，這個地方除了豪華別墅，依然沒有別的產業。等到礦挖完了，礦主帶著巨款走了，工人要麽流亡，要麽男的為盜，女的為娼。成了強盜的男人就會去搶礦主，然後把礦主殺死。
第一種情況是“遠見”；第二種情況是“短視”。
中國富豪有“遠見”者寥若晨星！
沒有遠見的富人是短命的！
洛克菲勒是上上世紀中期美國的石油大王；一個半世紀後的今天他依舊是石油大王。
亨利.福特是上世紀初的汽車大王；一百年後的今天他依舊是汽車大王。
中國一百年前的富豪哪里去了？鎮壓了！逃亡了！破產了！今天的中國富豪一百年後會向何處去？如是他們不改變自己的作法，結局應該不會比一百年前的富豪更好。
中國有相當多的富人其財富並非來自勤勞智慧，尤其是億萬級富豪，其財富來路的公正性更是大成問題；甚至可以這樣說，超級富豪的絕大部分財富都是靠鉆體制的漏洞積斂起來的，是不公正收入。道理很簡單：在中國目前的社會體制和經濟活力下，是不可能在幾年時間內靠勤勞和智慧產生億萬富翁的？！這樣的機會只有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前期和二十世紀石油革命時代才會產生。今天的中國顯然沒有那樣的機會。
中國有相當一部分超級富豪的財富來自“特權”！是靠傷害國家和社會積斂起來的。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不公正特權社會，富豪集團的財富絕大多數是靠不公正手段取得的。更具悲劇性意義的是：中國占絕大多數的富豪患有“短視”和“健忘”的毛病，真正有遠見的富人不多。富人的健忘表現在那些從底層社會起來的部分人忘記了早期的艱難歲月；短視表現在不願用多余的財富回報社會，以為自己可以永遠地富下去。
正因為中國有那麽多的富豪“短視”或“健忘”，中國歷史上才有那麽多殺富濟貧式的平民起義，中國富人的壽命也很少能夠超過一百年的，所以才有“富不過三代”一說。英美等文明國家即使有窮人殺富人的現象也是個別的，絕不會釀成全社會性的平民暴動。因為英美等國的富豪有遠見的很多，把賺來的大部分財富用來回報社會，大多數平民都在享受他們的“恩惠”，誰還會想到要殺他們呢？中國的平民起義也許更多源於國民的仇富心理，但為什麽會產生這種心理，富人難道不是始作甬者嗎？
中國古老的智慧有“逆取順守”一說。既然有相當多的富豪財富來路不公正，現在該是你們把不法財富拿出來回報社會的時候了。這樣做與其說是為了國家民族；更主要的是為了你們家族的百年大計。
這里我想問富人一個問題：你是願意把財富拿到花枝招展的體面人群中享用呢？還是願意拿到象非洲那樣餓得皮包骨的窮人群體中炫耀呢？或是卷起財富在國外流亡呢？
如果我是富人，我會努力爭取第一種結局。第二種結局最好不要發生，在滿眼都是窮人的社會里我擁有再多財富也沒有多大意義，說不準想找個漂亮點的小蜜也難上加難，因為饑民世界里不容易產生真正的“美女”。第三種情況只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在一個連語言都不通的陌生國度里，那份孤獨不是一個富人能夠忍受的。為了爭取第一種結局，我得想方設法把周圍的人群變成體面人，變成中產階級，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自己的財富拿一部分出來為他們創造脫貧致富的機會，帶動周圍的人共同走向小康。
值得欣慰的是：今天的中國已經湧現出一部分有“遠見”的富豪，盡管他們所占的比例很小，但卻是富人集團的希望所在；也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
上月我在網上看了一篇標題為《民族與歷史》的論文，為作者的觀點與見識深深傾倒。據知情人士透露：此文的作者是一位大公司的總裁。如果中國的大總裁們都有他那樣的“遠見”，中國的悲劇無疑會大大減輕。
下面再來談談知識分子的良知。
知識分子在任何國家都是走在社會最前列的先進群體。中國知識分子因為所受的教育出了問題，並不能很好地履行先進階級的角色。知識分子自身的問題很多，我在《士大夫的悲哀》這篇文章里有較為詳盡的描述，“缺乏良知”也許是今天的知識分子自身存在的最主要問題。
何謂“良知”？“良知”就是強烈的社會責任心和捍衛道德、真理的勇氣；以及不為眼前的“急功近利”所引誘而被陰暗勢力“收買”。
一個民族的普通公民也許可以缺少“良知”；但知識分子絕不能缺少“良知”！否則這個民族就沒有任何希望可言。
近代中國最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是譚嗣同和魯迅！
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成了朝廷的通輯犯，帝國憲兵前往他的住所捉拿他。譚嗣同當時有充足的時間逃走，象他的同伴康有為、梁啟超一樣去國外流亡。但譚嗣同拒絕逃亡，他對前來報信的同志說：
“西人變法不惜捐棄身家性命，中國未聞有為變法流血者。如若需要流血，請自嗣同始！”
魯迅為了醫治中國人心靈上的疾病，不顧絕大多數國民“愛聽好話”的毛病，不惜冒著和整個社會作戰的危險，出於對中華民族巨大的責任心，把筆化作投槍匕首，勇敢地暴露中國人的劣根性……
今天的知識分子比譚同酮、魯迅那個時代要多出百倍，可有幾個知識分子擁有譚嗣同、魯迅那樣的民族責任心和道德勇氣？有幾個不在“利誘”面前拋棄人生的準則？有幾個擁有真正的“良知”？
今天的中國確然有很多堅守“良知”的知識分子；但這些人在知識分子這個龐大集團里只能算“一小撮”。
本人也是一個知識分子，也曾一度為了個人利益喪失“良知”。
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我所居住的那座城市近郊發生了教室垮塌砸死學生的事件。那時全省正在搞“普九”，幾乎所有的村辦小學都從農民手中“集資”建起了新式校舍，部分權力人物也因此狠狠撈了一筆“工程回扣”。也許是因為“回扣”的比例過重，在校舍建築上偷工減料絕不是個別現象。這所小學就是因為過份偷工減料，教學樓剛建起來不久就張開一個大的裂口，老師學生根本不敢搬進去上課，只好仍呆在那座因建了新房而停止修理的舊危房里上課。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教室里到外漏水，然後整座房子倒塌了，當場砸死了三名學生，其余的學生則不同程度被砸傷……
一個小時後我們奉命趕往現場搶險，我親眼看到學生的鮮血染紅了斷磚殘瓦，三具屍體平躺在血泊中，上面蓋了一張雨布。沒砸死的學生一個個頭破血流，一雙雙困惑的眼睛看著我們……看到他們身著破舊的衣衫在風雨中抖動，我的眼淚當場湧出來了。
那天晚上我的宿舍來了幾位面孔陌生的農民，他們自稱是這個村的學生家長，聽說我曾在外作過記者，想讓我為他們主持公道，把鎮、村幹部鯨吞工程款導致出現“豆腐渣工程”的內幕在媒體上披露出來……
我這個一向被公認為“好打抱不平”的男人，那次卻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口頭上的理由是“我很久沒有寫東西了，筆頭生疏了，寫出的文字不夠水平媒體不會登載……”深層原因則是“市政府對我夠意思，雖然沒有重用我，但也沒給我小鞋穿，象我這等不識時務的男人，能不受壓制就已算是上等的恩惠了。因此我不能給這座城市抹黑……”
隨後的幾天，我夜夜做噩夢，每次都夢見衣衫濫縷頭破血流的學生在風雨中發抖的鏡頭……
次年的春天，這個鎮的“一把手”官運高照，因在任“政績突出”且“廉潔自律”被破格提升為副縣長……
鎮長的告別宴會夠風光的，我也接到了邀請函，但我沒有去，不是對他的提升不滿，而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責：我突然意識到我的“良知”在這次事件中喪失了，我已不配“知識分子”這個稱號。如果我堅守自己的“良知”，把事情的真相捅上去，貪官就算不垮台，順利提升的概率也應該很小，老百姓眼中的困惑也不會加深一層了。
象我這樣一度喪失“良知”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究竟有多少？事後能清醒過來並試圖找回“良知”的又有多少？
答案是沮喪的：前者的回答是“很多”；後者的回答是“很少”？
大學教授應該是一個很尊嚴的職位。英美等國的教授極少有人為因為“屈從權力”或“貪圖財利”出賣“分數”；因為“分數”在教授“良知”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出賣分數就等於是出賣“良知”。所以英美的絕大多數教授寧願放棄當大官或成為超級富豪的機會把分數送給“大款”或“政要”。我們的教授在這方面作得怎樣呢？參加過研究生考試的大學生應該深有體會。
中國有多少文字工作者為了一點小錢給貪官炮制塗脂抹粉的“假新聞”？有多少“作家”在給國家蛀蟲寫傳記？有多少“知名人士”為了那頂在眼前晃動的官帽子放棄原則？有多少三流寫手在編寫“名人錄”、“專家錄”、“藝術家錄”……
有多少醫生在拿“藥品回扣”？有多少教師在巧立名目從學生口袋里掏錢？有多少“經濟學家”為了財閥的“紅包”在權威職位上說昏話？有多少文痞把黑社會頭目捧為大企業家？
…………
在中國，缺乏“良知”也許不僅僅是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但知識分子比常人擁有更高的境界，應該比常人有更多的責任義務堅守自己的“良知”。
如果知識分子的不滿只停留在爭取個人利益；當個人利益部分滿足時就放棄“捍衛公正”的初衷，就會很輕易被“權錢”“收買”犧牲人生準則。一個很輕易就被“收買”的知識分子是不可能有“良知”的。
知識分子一旦喪失“良知”，就會失去全社會的尊重，最終會在整體上付出更大的代價，類似的悲劇性教訓在中國歷史上實在太多了。

二00六年一月十三日



4.新世紀中國的十大怪狀

學校強迫學生說謊；中小學生給老師行賄送禮；不跑關系絕對不能當官上調；寺廟“有德無錢莫進來”； 傻子嘲諷聰明人；“坐牢”是值得驕傲的資本；大學熱衷頒發“注水文憑”； 妓女嘲笑淑女“傻冒”； “專家”在權威崗位說昏話；“豆腐渣工程”無人追究責任。


（一）、學校強迫學生說謊
稍微有點處世常識的人都知道，誠信是一個人的首要美德，否則社會就會誤入自欺欺人的惡性循環。值得反思的是：今天的學校卻強迫學生撒謊說假話，並且這樣做不是一次，而是多次。
經過有責任心的仁人志士不斷努力，今天的中國終於實現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可很多中小學校仍在違背義務教育巧立名目亂收費，變著花樣從學生口袋里撈錢。如老師誘迫學生有償補課，攤銷狗屁不值的“輔教資料”，誘迫小學生在學校食堂集體吃早餐，違規收取各種明文規定應該由學校承擔的資料費用……為了維護教育管理部門的權威，照顧特權人物的利益，中小學校的“檢查”“評比”總是很多的。為了應付上級主管部門的檢查，濫收費和弄虛作假的學校就得強迫學生說謊。每逢上面有人來“檢查”“評比”“驗收”“達標”時，學校就得專門召開班主任會，然後各班召開班會，強迫學生“統一口徑”，對“上面來的人”撒謊說假話，步調一致地掩蓋“真相”……
強迫學生說謊雖然讓校領導和部分特權老師得到了眼前的好處，可卻催殘了學生的心靈健康，從整體上敗壞了學生的品行，給國家民族的未來造成巨大的傷害。部分國民之所以撒起謊來一點也不臉紅，並因此付出沈重的代價，深究起來學校應該是始作甬者。
在地球上的多數文明國家，成年人說謊不足為奇，學校強迫學生說謊則聞所未聞，可在我們國家卻習以為常見怪不怪。

（二）、中小學生給老師行賄送禮
給權貴人物行賄送禮以達到自己的陰暗目的在地球上的很多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可學生普遍給主課老師行賄送禮的國家卻寥若晨星，我所知道的就只有中國這一個國家；並且中國這種現象也不是長期存在，而是近二十年的故事。我上中小學時學生不但不給老師行賄送禮，部分老師還拿出自己的微薄薪水給成績好的貧困學生買作業本。我所知道的給老師送禮的學生就只有讀初一時的一個班長，全部禮品也就是一斤豬肉，當時的價值七毛五分，還是自家逢過春節時自宰的家養豬。
我們離開學校走向社會後，根本不知道給能主宰你前途的單位領導行賄送禮，就是知道也很難鼓起送禮的勇氣。今天的大學畢業生剛步入社會就深諳行賄送禮之道，並且拎著煙酒甚至揣著紅包上門一點也不臉紅，應該是學校“教育的成果”吧。
師生之間“禮賄”往來的責任也不全在老師，部分家長也難辭其咎。我兒子上中小學時就從未給主課老師送禮過，主課老師不但沒有因此給他“小鞋”穿，相反格外關愛他。沒送過禮又沒因此穿小鞋的學生會終生敬重他的老師，今年春節去大學看望兒子時，他給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畢業後要好好報答他的恩師。“終生感恩”比眼前的幾條煙酒價值孰輕孰重，明白人應該能權衡出來。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這人特“尊師”，原因就是當初老師“感動”了我，不但沒給老師送過禮，相反老師還用自己的薪水給我買過作業本……

（三）、不跑關系絕對不能當官上調
中國傳統的官場一直是“關系”和“能力”並重，部分人主要靠關系當官，部分人主要靠能力當官。二者的比例取決於國運的興衰。國家上升時期當官以“能力”為重；沒落時期則以“關系”為重。今天的中國官場則墮入一個“危險的極端”，當官全靠關系，能力必須依附於關系才能起有限的作用，沒有關系的能力在官場的效用幾乎等於零。因此一個人不跑關系絕對不能升官，基層官場此現象尤為嚴重。如果某縣城出了個諸葛亮式的曠世奇才，在不跑關系的情況下，法治國家會無可爭議地被該縣公民選為縣長；在“萬惡”的封建中國也能被任命為副縣長，最低也是局長；可在今天的中國他若不送禮行賄跑官要官，就極有可能連最小的村長也當不上，甚至連掃大街之類的公職也輪不到他？
本世紀初一位重點大學畢業生自告奮勇去家鄉貧困山區的一所鄉鎮中學援教，一幹就是八年。去年她被縣教育局評為家鄉縣僅有的市級勞模，教師節那天她作為唯一的鄉鎮模範教師在全縣教職工大會上作典型發言，縣政府領導和教育局長親自為她戴上大紅花。教育局還組織專門寫手班子為她制作典型事跡材料，她所在的大學領導也親自登門慰問她，送給她一台價值萬元的高級電腦……她在鄉村工作的時間很長，很想進城為剛出生的孩子求得一個相對好的教育環境，並因此給教育局遞上了調動工作申請書。若是在民主國家或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國，教育局會無條件同意她的申請。就算她不提出申請上面也會主動給她調換一個條件好一點的工作崗位。可到了新世紀的今天，她的申請如石沈大海，如果她不行賄送禮跑關系永遠也不會有回音。今天她依舊在當初援教那所山區中學教書，十來個副校長的名額也沒給她留一個。

（四）、寺廟“有德無錢莫進來”
寺廟等宗教聖地本來是提升人的道德境界，禁絕物欲，重“德”不重“錢”的修行禮拜場所，在中國絕大多數歷史時期也確實如此。可今天中國絕大多數寺廟的主要功能已不是勸善禁欲，而是巧立名目撈錢騙財，和尚道士一有條件就姿情縱欲無所不為。名剎大寺的方丈儼然一個大貪官的派頭，坐上豪華轎車瘋狂腐敗……
與和尚方丈的窮奢極欲相呼應，多數寺廟只認“錢”不認“人”。只要你肯掏錢，你是貪官黑老大也被和尚道士捧為“聖人”；如果你不肯拿錢，就算你是德高望重的天使也會遭冷落嘲諷或幹脆拒你於門外。
在當今這個物欲橫流無視道德準則的社會，連一向遠離塵世誘惑的宗教場所也難得找到一片幹凈的地方，我們還有理由自得其樂嗎？

（五）、傻子嘲諷聰明人
正常的社會應該是聰明人嘲笑傻子，可今天的中國多數情況下是傻子嘲笑聰明人。頭腦清醒的智者通常沈默寡言；急功近利飲鳩止渴的傻子則自以為很聰明，大罵高瞻遠矚的智慧人士“白癡”、“腦殘”……

（六）、“坐牢”是值得驕傲的資本
記得青少年時期，“坐牢”是很醜很難為情的事，一個人一旦坐牢就會一生一世擡不起頭來。今年“坐牢”不但不難為情，相反還是值得驕傲的資本。那些因殺人放火強奸搶劫而進班房的刑事犯，坐牢則相當於“英雄事跡”。因此坐過牢的人不但不怕別人知道，相反唯恐天下不知，一有機會就大書特書，甚至不惜誇大坐牢的時間和次數，明明只簡單拘留過幾天也要吹噓成“三進宮”。

（七）、大學熱衷頒發“注水文憑”
在西方等法治國家，大學文憑是很神聖絕對不容許造假摻水的東西，哈佛、劍橋、牛津等大學絕不會因為金錢或權勢的緣故給某個學問不及格的權貴頒發大學文憑，就算他是總統或比爾.蓋茨也不能夠。如果某所大學給某位權貴頒發了“注水文憑”，就會被視為奇恥大辱，這所大學會跟著名聲掃地，前程也會因此玩完。在文明人心中：金錢、權力與學問是毫不相幹的兩回事，你擁有再多的錢和再大的權力，也不能轉變成你的學問。中國的大學則完全不同，大學文憑已蛻化為一種“交換商品”，是可以用錢和權買來的東西。只要你肯出足夠的錢，或擁有足夠的權勢，就算你一字不識，大學也會把一張學士甚至博士文憑雙手奉上。
令人不解的是：大學頒發“注水文憑”好象理直氣壯，不但一點也不難為情；相反還樂此不疲，唯恐沒有權錢人物看上他們的“注水文憑”。

（八）、妓女嘲笑淑女“傻冒”
妓女這行當雖然在中國古已有之，但一直是一種人輕人賤見不得人的行當。妓女也此墮入社會的最低層，任何人包括乞丐拾破爛者也有資格對她們嗤之以鼻。今天的妓女則翻身做主，在輕松掙錢之余還能自我欣賞，一點也不認為自己所操的行當下賤骯臟。多數妓女不但志得自滿，相反還從心底譏笑淑女“傻冒”，嘲弄自尊自重的淑女不會利用“身體資源”，寧願過平靜簡單的生活也不肯時與時俱進賣身掙大錢。

（九）、“專家”在權威崗位說昏話
“專家”在中國一直是一個很神聖很權威的名詞，國民有時不相信當官的話，但很少不相信“專家”的話。國民心目中的“專家”不但不說“假話、空話、套話”；還不說“外行話”。現在時代變了，變得越來越不可思議了，不但當官的假、空、套連篇累牘；連神聖的“專家”也在權威崗位上說“昏話”。說什麽“中國不存在貧富懸殊”，“公款吃喝旅遊能刺激消費，因而有利於經濟發展”，“中國的舒適指數世界第一，美國則倒數第一”，“中國是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民主”……甚止連汶川地震中造成過多中小學生死亡的“豆腐渣校舍”“不存在建築質量問題”這樣的“黑色幽默”也說得出口？
今天的部分“專家”不再象先前那樣敬業了，只要給他足夠的錢和想要的官帽子，專家就敢於在權威崗位上說連傻子都聽得出是胡說八道的昏話。
除了“氣象專家”外，今天對“專家”的“權威話語”最好用“逆向思維法”進行技術處理，說不準能得出真實的信息。如果“股票專家”說第二個“牛市”來了，那麽股民最好把手中的股票盡快拋掉，因為股市八成會大跌。如果“軍事專家”預測主戰的某發達國家會陷於戰爭的泥潭，就算能取勝也得付出巨大的代價，那麽主戰國一定會勝得輕而易舉，人員損失微乎其微。“政治專家”若說某武人專政的國家“形勢大好”，那這個國家一定天怒人怨危機四伏。“工程專家”若檢測出某倒塌損毀的公共工程不存在“質量問題”，那就鐵定是“工程回扣”過份的“豆腐渣工程”……

（十）、“豆腐渣工程”無人追究責任
一個國家和地區出現豆腐渣式的公共工程不值得大驚小怪，怪就怪在某些公共工程成了眾目睽睽的“豆腐渣”之後，當事人卻沒受到必要的責任追究。現在各地基層政權都舍得在修路上花大錢，很多公路橋梁沒到規定的使用期限就嚴重損壞。有些國道相鄰兩個標段過往車輛相同，可一個標段完好另一個標段則千瘡百孔。尤其是部分過往車輛很少的鄉村公路，完工後的第二年就到處破損斷裂……這可是癩瘌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問題，可很多當事人居然沒有受到責任追究。

今天的中國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多千古未有違反天理人情的怪現象，主要是體制的弊病和“官本位”文化的負面效應。
空軍上將劉亞洲將軍曾說過：中國現行人事體制是“獎惡懲善”和“劣勝優汰”。
可科學文明的人事體制應該是“抑惡揚善”和“優勝劣汰”。
“官本位”文化的負面效應起初是局部和個性的，長期作用潛移默化就逐漸演變成全社會的共性，導致整個社會的群體品味和價值取向出了大問題：在一個善良正義舉步維艱，邪惡暴力如魚得水，溜須拍馬“煙酒紅包”無堅不摧，官僚黑老大被視為社會寵兒，“金錢”和“公權力”至高無上的無公信社會里，一個人要想堅守良知和人性真的好難。就算在文明極為落後的封建中國，仁人志士敢於反抗高官顯貴甚至皇帝為民請命；為了潔身自好逃避官場歸隱山林，通常都能得到全社會直至他反抗的高層顯貴的理解和認同。就算帝王將相一時糊塗打擊排斥他甚至送他上監獄刑場，他依舊能夠得到廣大民眾發自內心的尊敬擁戴，在社會上贏得巨大的榮譽。他的親人家族也會因此贏得全社會的普遍尊敬。今天某人若堅守良知拒不同流合污，敢於對“公權私用”或“不公正”的上司說“不”，或潔身自好掛冠而去，寧願貧困簡單也不要來路不正的錢……不但官場會打擊誤解他，多數平民百姓也會認為他腦子灌了水神經出了大問題。他和他的親人就會被社會孤立誤解，不但不能贏來全社會的普遍尊敬，相反會受盡世人的“白眼”。
一個國家民族暫時的經濟落後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社會品味和價值取向出了大問題。令人憂心如焚的是：多數國人意識不到這一潛在的危機，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來矯正滑落到地平線以下的社會價值觀，在心臟出了問題的情況下還諱疾忌醫癡人說夢：夢想在十年後的奧運會上奪取長跑冠軍，只顧數眼前“撈”來的人民幣，誤認為股指漲到6000點就是“經濟騰飛”，天真地相信只有中國才有能力幫助美國經濟走出“次貸危機”，相信不經過大手術和艱苦的努力，二十一世紀會自動成為“中國世紀”……
我們的民族向何處去？
天佑中華！！！


二OO九年三月二日


5.“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狀

倒胃的“稱呼”，“長文化”的病態蔓延，無處不在的級別，接待的等級禮義，知名度背後的官影，等級式厚葬和墓志銘，平民的矛盾價值觀，政務官的攀高身價，大學生擇業傾向，擠進去分一杯羹的大眾心理。



中國是一個“官本位”的國家，“官本位”文化充斥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有位歷史學家說：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一不是封建主義，二不是資本主義，三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官僚主義”。他老兄的說法盡管有失偏頗，但官僚主義在中國確然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存的。
所謂“官本位”，是指這個國家的社會價值觀是以“官”來定位的，官大的社會價值高，官小的身價自然小，與官不相幹的職業則比照“官”來定位各自的價值。如工程師相當於正科級；教授則相當於正縣級……
中國的“官本位”文化起源於秦王朝。王朝的創始人贏政為了削弱地方勢力，把權力集中到中央，在全國廢除王侯分封制，實行“郡縣制”，由皇帝直接任命各級官吏來治理整個國家。自此“官吏”就是權力的象征，權力能夠帶來財富和地位，因此官吏成為社會最尊貴的階層。
“官本位”因為科舉制度而走向興盛。科舉制度是專門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對象是全體知識分子。在任何國家，知識分子都應該是社會精英，當這個“精英集團”的最高目標是如何考官和如何當官時，“官本位”文化就主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科舉制度起源於隋王朝，定制於唐王朝，到宋王朝時才成為一種倍受尊重的制度。因此“官本位”文化在宋王朝時才由興盛走向成熟。這個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是靠武人策動的兵變當上皇帝的，為了防止又一次“陳橋式兵變”，趙匡胤大量任用文官，來限止武將的權力，同時擴大官吏數目，利用官吏的互相牽掣來防止某個將官集聚到可以威脅帝王的巨大權力。結果官吏的數量成倍膨脹。
“官本位”文化在明王朝時走向了極端。明王朝以前，社會價值除了以官來定位外，才能也能部分決定社會價值。一個人的音樂、繪畫、書法才能，尤其是文學才能如果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即使他沒有當官，依舊能夠得到社會的部分尊重和認同，有些拒絕當官的隱士甚至於得到社會普遍的尊重。這種例外到了明王朝時就永遠成為歷史，開國皇帝朱元璋竟然野蠻且愚蠢到不準人當“隱士”，否則就要殺頭！社會的各個細胞自此被“官僚主義”普遍並徹底地浸潤。
“官本位”文化與現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應該隨著封建帝制的消亡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或許是中國的封建社會太長，“官本位”文化流惡難盡；或許是現代化革命不夠徹底的原因，“官本位”的陰魂在現代中國無處不在，在近期還有泛濫成災的趨勢。

下面是“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狀：

（一）、倒胃的稱呼
“官本位”文化最突出的表現體現在對人的稱呼上。在美國，除了親屬專有稱呼外，對人的稱呼很簡單，通常情況下只有表示性別標志的“先生”和“女士”兩個。具備特殊技能的人也許有另外的尊稱，如“教授”和“醫生”，但用官職來稱呼人的極為少見。如果你在大街上碰見布什總統，你不喊他“布什先生”而喊“布什總統”，布什不但感受不到尊敬相反會感受到揶揄。中國的情形就大不一樣了，官職的稱呼被認為是最最禮貌也是被稱呼者感受最好最好的。你在大街上撞見一位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如某某鄉黨委書記，你不喊他為“某書記”而直呼其名，如果你不屬他管轄就是極大的不禮貌，如果屬他管轄你就得倒大黴！更難以理解的還是下一種現象：兩個同班同學畢業後分到一個單位工作，平時姓名相稱慣了，如果其中的一個突然當了官，另一位馬上得改口稱他為“某某官”，否則對方不但不會把你當同學給予額外的照顧，相反會處處給你小鞋穿，直到把你整得改口為止。在這方面我是有切身教訓的：我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調到另一個部門當局長，因為不屬我的直管上司，就不存在給他的下屬以不好先例的困惑，因此自作聰明地認為若改稱他為“某局長”會有諷刺的嫌疑，於是見面時繼續直呼其名。他老兄當然沒有生氣，只是莫名其妙地生了隔閡，盡量回避和我見面，昔時“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的密友，現在一年也難得聚上一次。
如果你沒有明確的行政職位，不能用官位來稱呼，中國人一般也不直呼其名，多半是根據其職業選擇一個與官有些許聯系的稱謂。如某某從事統計工作，就可稱呼為“某會計”，會計雖不是官位，但中國的“會計”是一個權力很大與西方會計有天壤之別的職位（是假帳和虛高數字的知情人），是沒有名位的“官”，稱呼為“某會計”就是對其特殊身份的認同，比直呼其名感覺要好得多。
最讓人倒胃口的還是“常委”稱謂的興起。近幾年因為官職數目膨脹，有些官有特權的級別但沒有明確的職位，如某某縣列居“常委”且有頭銜的副縣級幹部限定為X個副縣長、副書記和各部部長，可副縣級“常委”的實際數目卻高於X個，於是沒有縣長、書記、部長頭銜的“常委”的稱謂就成了問題。直呼其名肯定不行，稱呼為縣長、書記、部長又名不符實，有“揶揄”的嫌疑。最後的解決辦法就是直接用“常委”來稱呼這些“官”，盡管這個稱呼很不合中國人的傳統習慣，聽起來很別扭。“常委”的數目是有限定的，有時個別資歷較淺的副縣長沒有進入“常委”，如果後來進入了，人們對他的稱呼就由“某縣長”變為“某常委”，以體現他升了官，這種現象尤其令人困惑。
有些貌似尊貴的稱呼聽起來著實令人肉麻，令人不解的是部分聽者居然把肉麻當有趣。
對官位稱呼的偏愛在中國有悠遠的歷史，幾乎貫穿整個封建社會的始終。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要數王羲之和杜甫的稱謂。王羲之是中國書法界的泰山北鬥，時人為了表示對他的尊敬，就試圖在他的名字上罩上一層光環，最有效的途徑就是把他的名號和“官”聯系起來，並且終於考證出王羲之作過“右軍”官職，於是就把王羲之尊稱為“王右軍”。在我看來這根本不是“尊稱”，而是近乎侮辱性的貶稱，因為大書法家的尊榮和當時的皇帝應該不相上下，可“右軍”是一個沒有品位的官。王羲之聽後應該吹胡子瞪眼睛，可他沒有，似乎很滿意這一稱謂；另一個例子是詩壇的泰山北鬥杜甫，他的名號比王羲之還慘。這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詩聖”，人們出於良好的動機竟然稱呼他為“杜工部”，因為杜甫作的最大官職是“檢校工部員外郎”，級別是副部長的編外助手。

（二）、“長文化”的病態蔓延
在所有的拍馬屁稱呼中，最令聽者感到愜意就是被人稱為“某某長”了。中國的“長”五花八門，大到首長部長小到村長組長，數得上名號的不下一百來個，並且還有加速度增長的趨勢，越來越多的稱謂都企圖和“長”聯系起來。廁所管理員成了“所長”，一幢平民住宅樓新設了一位“樓棟長”……
掌方向盤的人一直被人稱呼為“師傅”。“師傅”是一種尊稱，不是一般人可以享用的，只有擁有專門技能的人才配享有這一稱謂。當然我們在問路時也會稱對方為“師傅”，無非是著意擡高他的身份，拍拍他的馬屁，讓他聽上去受用，心情一好就會給我們指點正確的方向。一旦被尊稱為“師傅”，就是對你能力的認同，可見稱“司機”為“師傅”應該不會令聽者不舒服，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事實也確然如此。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司機對“師傅”的稱謂越來越不順耳，因為“師傅”和“官”扯不上任何關系，在中國所有和“官”攀不上親的稱謂是談不上尊貴的。小車司機的不滿尤為強烈，他們雖然是司機，可因為和“官”接觸得多，更多地知曉“官”腐敗內情的緣故，被“官”另眼相看，地位較先前有了飛躍式的提升。稱呼必須和地位相適應，地位變了，稱呼也得跟著變，“師傅”已不能表達小車司機的尊貴，有技能沒權在中國是不上眼的。和這一變化相適應，一個全新的稱謂在“官場”悄然興起，這個稱謂就是“司長”！
當“師傅”被改為“司長”時，中國的“長文化”已成病態蔓延的趨勢，近乎泛濫成災了。

（三）、無處不在的級別
“官本位”和“級別”是緊密相連的，“級別”是體現“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封建王朝的“官”被分為九個“級別”，通稱為“九品”（詳情可參閱魏晉的九品中正制），七品縣官在中國是家喻戶曉的。今天的“官”級別分得更細，大概有二十五個左右的級別。縣官大致相當於九級，夠不上七級。
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從事行政工作並有機會當政務官的，也不是每個有特權的位子都是行政職位。那些行政職位和政務官之外的特權空間，若要得到社會的認同最好也要和“官”連在一起。當然不能簡單的稱之為“某某官”，這樣會使真正的“官”感到權利受到侵犯，他們可是得罪不得的。最行之有效的辦法是用“級別”在特權空間和“官”搭上一道紅線，把二者有機地聯系起來。如某某縣一家規模最大承擔主要稅收的民營企業的經理，縣政府就明確地規定其級別為“正科級”或“副縣級”，這些經理對“副縣級”多半是很感冒且很重視的，因為“副縣級”比“經理”享有更多的特權，自然要尊貴得多。
先前的“級別”聯系多半是“軟性”的，除了在技術職稱和官吏級別之間有硬性規定的聯系外（中級職稱相當於正科級，高級職稱相當於正縣級），很多級別聯系只存在於人們的意識領域，政府並沒有明文界定。到了九十年代，“級別聯系”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延伸，很多先前存在於人們模糊意識中的“級別聯系”得到了政府文件的認可，很多與“級別”不相幹的空間也逐漸打上了“級別”的烙印，連與“級別”風馬牛不相及的宗教寺廟也掛上了“級別”的“彩帶。
有一次去當地最有名氣的一家道觀看風景，興之所致花上十元錢請道長算了一卦。道長說我命中福祿雙全，將來要作大官。我說道長算的卦不準，因為我直到今天仍沒有發跡的任何跡象，且我天性直率最不適合的就是當官。道長見我懷疑他的“刀筆利口”，竟然激動起來，說他是“副縣級”道長，怎會算不準卦，並拿出縣政府頒發的紅頭文件在我眼前炫耀式地晃悠。
給宗教場所規定“級別”的作法顯然是不適當的，因為宗教的內核是“眾生平等”，而官吏級別恰恰是要制造眾生的不平等，宗教場所也忌諱任何形式的紅頭文件。

（四）、接待的等級禮義
八十年代某地為了對外招商引資，派若幹行政官員出國考察一個有意來中國投資的大型企業。令中方官員大為不滿的是：如此重大的投資合作項目，對方竟然讓幾個熟悉該項目的專業人士接待陪同，並全權負責合資項目的談判。企業總經理自始至終未露面，當地行政官員連影子也見不到一個。代表團的委屈是可以理解的，談判級別相差如此大的懸殊，不了解外國國情的官員自然感到受了侮辱，至少是不受重視。其實代表團誤解了對方，在西方發達國家，官員只是人民的真正“公仆”，沒有任何特權，身價比專業人士要低得多，讓專業人士接待中國人正是重視代表團的表現。好在那時官員的責任心還比較強，國家利益戰勝了個人情感，沒有一氣之下和對方決裂，硬著頭皮把談判堅持到底。合作意向初步敲定後，參加談判的專業人士和代表團一道來中國回訪，中方派出最顯赫的人物來隆重地歡迎外國專家，當地黨政首腦全出席了接待儀式，豪華宴會和高級賓館讓外國人著實享受了一回（中國代表團在外國吃住全是自己買單，對方招待的一餐也是可憐的四菜一湯）。正式談判時選定和外方合資的企業總裁竟然坐在末席，其余的出席者全是比他級別高得多的“官”。中方之所以不計前嫌，一方面是為了使來之不易的合資項目談判成功；另一方面是為了間接的教導外國人“禮義”，同時展示“禮義之幫”的豐厚底蘊。此舉的最後結果是弄巧成拙，外國專業人士竟然不知好歹，回去後向企業總裁作了負面報告，使已初步認定的投資項目功虧一簣。外方反對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出席談判的中國人全是外行，沒一個懂技術的，和外行合作等於是拿錢打水漂；二是中方的接待過於鋪張，看上去揮金如土，不具備創業者勤儉自律的基本品格，因此也不是理想的合資夥伴。
這種微妙的接待禮義在以後還有所發展，今天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上級去某地檢查或隨訪，無論對方的招待如何慷慨，可對方的一把手若不出面陪同就被看成是最大的不禮貌。在中國，“官”的價值不是可以用錢來衡量的，有時再多的錢也抵不上和某個大官合個影。

（五）、“知名度”背後的官影
在美國，近三分之一的中小學生不知道這個國家的總統是誰，就更不用說“州長”等次一級的政務官了；可當地古往今來作出過特別貢獻的科學家、藝術家的名字，學生卻能如數家珍。由此可見，美國的知名人士不是政務官，而是對科學和藝術有特殊貢獻的人。
中國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一天一位記者去一所鄉鎮初級中學采風，問了十個學生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知道屈原嗎？有九個學生回答說不知道；一個學生的回答是：屈原是解放前的人。第二個問題是這個鎮的黨委書記和鎮長是誰？十個學生全給出了正確地答案。
每逢周末，我習慣一人去鄉下遠足，在田畔村頭隨便扯上一個老農閒聊。傳統農民對自己的村莊總是很鐘愛的，總喜歡誇耀自己村莊的“名氣”，並列舉出一串從他們村走出的有影響的人物加以佐證，這些人物在八十年代多半是大學生，九十年代主要是“官”，到了新世紀差不多全是“官”，說明中國的“官本位”文化並沒有淡化的跡象。農民是中國負擔最重，待遇最不公正的階層，對“官”的反感比任何階層都要強烈；可他們仍希望自己的村莊多走出幾個“官”，並把這些官用於裝點村莊的門面，可見“官本位”文化在中國的根基是何等的深厚。
總之，中國的“知名度”是靠“官”來支撐的。一個人即使沒有任何貢獻，哪怕是個白癡，但只要作了“官”就有知名度，官大的知名度越大；一個人貢獻再大，但只要沒作官就難得有知名度，只有極少數例外（“明星”和金牌運動員）。這種現象在今天尤為突出。

（六）、等級式厚葬和墓志銘
中國人的墓葬在規模上有很大的懸殊，規模的大小與“官”有極為密切的聯系。“秦始皇兵馬俑”舉世聞名，號稱“世界八大奇觀”，但秦始皇兵馬俑只是“始皇陵”的一小部分，整個始皇陵的規模在已知世界上一定是空前絕後的，工程的浩大將使“世界第一大奇觀”“埃及金字塔”大為遜色。好在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以及他們的後輩在這個星球上永遠地消失了，埃及的新主人（從中東遷入的阿拉伯人）並沒有繼承古埃及人“厚葬”的陋習；可秦始皇的後輩則一直延續到今天，並把“等級式厚葬”的“傳統文化”不同程度的發揚光大。
等級式厚葬的古風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毛澤東時代一度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那時的官是不允許占據大面積墓地的，且不允許在墓碑和棺木上花大錢，不論多大的官一律火葬，一律用價格不高的普通骨灰盒，官的大小只在追悼會的規模上體現出來。遺憾的是：老人家創制的這一善政後來被不同程度地“改革”了，各級官吏開始占據遠遠超出棺木面積的墓地，並在墓碑上大把大把地花錢，花上十萬百萬的絕不是個別現象。官大的墓碑一定大，不但大而且裝飾華麗。火葬雖仍嚴格地執行，但骨灰盒的檔次開始體現官吏的等級，平民的骨灰盒一般只花幾十元，官的骨灰盒則要花大錢，從幾千元一萬元到幾十萬元。有些官光有昂貴骨灰盒還不夠，還要在外面套上一個價格更高的稀有棺木……
我真不明白把骨灰盛在昂貴的骨灰盒里有何益處，因為昂貴的骨灰盒多半是玉石做的，玉石的特征是堅硬致密。中國有相當多的官很迷信，相信並希望死後靈魂能夠飛升。靈魂飛升的難易與骨灰盒的價格絕對成反比，普通的木質骨灰盒最利於靈魂的飛升，堅硬致密的玉石骨灰盒最不利於靈魂的飛升，若在外面套上一層棺木飛升就更難？！
在西方文明的國度，人死後都葬在教堂里，每個上帝的子民都占據同樣大小的墓地和一樣大小質料的墓碑，小到乞丐大到總統，墓葬的規模都是一樣的。
中國的“官本位”文化還體現在墓志銘上，每個官的墓碑上刻寫的都是他（她）曾經當過的官職，認為這是他最大的榮耀和成就，至於對人類文明進步真正有價值的貢獻則只字不提。如果一個大官寫過一本很有份量的暢銷書，他的後輩絕不會作為最主要的成就刻在墓志銘上。
美國的開國元勳，第三、四任總統傑斐遜的墓志銘上只寫有三行字：
“弗吉尼亞法案的制訂者。
《獨立宣言》的起草人。
弗吉尼亞大學的創始人。”
傑斐遜當過的所有大官，從國務卿到總統則只字未提，因為他和他的後輩都認為上面的三件事恩澤後世，其正面影響可以延續幾個世紀，是傑斐遜最最值得紀念的成就。官職的影響則人走茶涼。一度征服了整個歐洲的軍神拿破侖在他政治生涯的頂盛時期，曾志得意滿地列出了自己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排在第一也是拿破侖最最自豪的成果竟然是主持編篡《拿破侖法典》，而不是令整個世界目瞪口呆的偉大勝利。《拿破侖法典》的影響是久遠的，事實上直到今天仍是法學院學生的必修課；戰役的勝利則是暫時的，對人類文明的影響也很難說是正面的。

（七）、平民的矛盾價值觀
新中國的中國人只經歷了一次大饑荒，可我的家鄉卻經歷了兩次，第二次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原因是我們公社（相當於現在的鎮轄管理區，不超過一萬人）書記又一次搞“浮誇風”，使我這個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嘗夠了野菜和樹皮的滋味。當村民發現周圍的人都在吃米飯時，他們對某書記的痛恨無以覆加，一有空就背地里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他，巴不得他現世報早一天惡死。“天意從來高難問”，某書記不但沒有得報應，相反還升了官進了城。按理村民對他的痛恨不會減輕，因為某書記升官後仍沒有為家鄉作一件好事，可村民對他的恨竟然一天天忘懷了，幾年後不再背地里詛咒他，甚至開始說他的好話，說他有“板眼”有能力，天生就是當大官的料（在村民眼中縣官就是大官），前年最大的旺族“系譜”時還千方百計地請他回來捧場“作秀”……
中國的老百姓最恨的是“官”，可他們心底最佩服的也是“官”，如此矛盾的價值觀正是“官本位”文化的千年傑作。難怪貪官們刮地三尺時並不在乎百姓戳脊梁骨罵他們的娘，只是一門心思向上爬，因為升了官百姓就會認同他們，就會忘記他們昔日的惡。

（八）、政務官的攀高身價
八十年代上半期，我畢業後分到一所鄉鎮衛生院工作。有一天鎮委書記來看病，象普通病人一樣自己排隊掏錢掛號買藥，院長只上前和他握了一下手就走開忙自己的事去了，醫生護士則連場面上的寒喧也沒有，鎮委書記也沒有露出一點不快的臉色，因為這在當時是很自然的事。前年我去這所衛生院檢查工作，不巧鎮委書記患了感冒，豪華小轎車在門診樓前剛停下，正副院長全上去熱情地迎接他，然後院長在前面帶路，三個副院長在後面陪同，引導書記免費作了一次全面的身體檢查，完畢後又把他引進一間專門為他裝璜的豪華病房（平時鎖上門），把全院最年輕漂亮的護士調來作書記的專職護理，提供力所能及的醫療服務……
去年的秋天我專程去拜訪一位二十多年未見在家務農的兒時舊友，原意是想告慰日漸濃烈的田園情和親切感，找回日漸遠去的率直和純真，凡是看過魯訊小說《故鄉》的人都能理解這份情愫。他老兄看到我後，那股高興勁就不用提了，一邊招呼妻子殺雞做飯；一邊喊來了作鄰居的村長，介紹說作家（其實我只是個醫生，閒得無聊時寫了幾本書，和作家相距十萬八千里）來他們村體驗生活了。村長寒喧了一陣後，把摩托的引擎發動了。一個小時後，一輛小車在門口停了下來，來了幾位鄉幹部……
類似的現象在今天已是司空見慣了，“官”成了裝璜門面的“花瓶”和體現最高禮義的“神祗”，凡是有點“彩頭”的場合都少不了請“官”來捧場。無論這些場合離行政多麽遙遠，內容和行政多麽不相幹，哪怕是一座新寺廟或宗族祠堂的落成，政務官還是被想方設法地請了來，否則就夠不上檔次，就會較少被人注目。
政務官的身價在近十年無疑是一天天地攀高，都快高過廟里的神祗了。鄧小平老人家一再告誡中國人不要人為“造神”，可“神”仍在加速度地制造出來。

（九）、大學生擇業傾向的變化
八十年代，綜合性大學畢業的“通才”學生最熱衷的去向是大企業、大專院校、研究機構等文化底蘊厚技術含量較高的崗位，因為那些崗位能提供更多的機會發揮他們的專長，有更多的機會提升他們的學術和能力。今天大學生的擇業傾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統的熱門職業不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尤其是企業，除了最後實在找不到去向外，大學生一般不會注意它。今天大學生的第一選擇大多是政府機構，那里除了提供穩定的收入、最好的福利和擔當最小的風險外，還有機會當官，“官”才是絕大多數中國人追求的最高目標。
國家一年一度的公務員考試，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參與其中。沒有參考的不是對政府機構沒有興趣，而是有較好的就業背景或對能否考上缺乏信心，沒有背景且對考試有信心的學生是不會放過這次機會的。一旦考上了公務員，就不用擔心飯碗了，官場的大門還對他敞開著。公務員雖不是官，卻是現階段平民學生通向官場的唯一途徑。只要他不犯大錯，尤其是不要有“個性”，若幹年後都能升個大大小小的“官”。日本每年也有很多大學生報告公務員，但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當官，也不是為了高收入，而是基於愛國等人性中較為高貴的情操。因為日本公務員是真正的“公仆”，“實際”收入只有中等水準，且很難升官，日本公務員和政務官有兩個不同的升遷體系。
我就讀的是一所國家級重點大學，和我關系最好的一位導師後來離職報考另一所重點大學的研究生，修完三年的學業後沒有回到母校繼續任教，而是想千方設百計在市政府謀到了一個職位。前年他來看我，坐騎是一輛豪華小轎車，身後還跟著一位年輕漂亮的“小蜜”。看來老師當初的選擇是對的，他若在校執教只能騎自行車上下班，更不用說有小蜜豐富生活了。大學生希望進入政府機構其實怪不了他們，而是“官本位”文化在中國的負性效應。如果我是今天的大學生，說不準也會去報考公務員。

（十）、“擠進去分一杯羹”的大眾心理
中國最具戲劇性的景象是：平民百姓經常義憤填膺地罵官，可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希望成為官場的一員。他們罵官很少是出於正義感或憂國憂民，多半是情緒的喧泄和心理不平衡的表現。這是中國特有的怪現象，罵人者希望成為被罵者，也許只有“官本位”文化才會結出這樣的果實。正經女人愛罵妓女，可她們都不希望自己成為妓女。只有“官”才是中國人又罵又恨又愛的角色。你別看某人罵官罵得有根有據頭頭是道，可如果讓他來頂替被罵的官，他會興奮得大大地跳起高來。筆者沒有當官的願望，可原因不是對官沒有興趣而是認為自己沒有能力當官。如果命運把一個較大的官帽子（一個縣長就足夠了）扣在我頭上，我一樣會自不量力地躍躍欲試，因為我也是一個中國人，一樣是“官本位”文化的中毒者。
平民百姓一方面恨官罵官，一方面又熱切地希望擠進官場分一杯羹。
…………

綜上所述：有著幾千年歷史的“官本位”文化在中國遺害至深，陰魂不散，其陰影在今天還有加重加深的趨勢。“官本位”文化與國家的繁榮富強和民族的文明進步不能並存，要想徹底現代化就必須徹底根除“官本位”文化。
“官本位”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強大深厚的影響力，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的官吏享有的特權太多，過著比普通公民舒適得多的生活。如果把那些不應該享有的與公務無關的特權取消，官場就不會擁有如此強大的吸引力，平民百姓也不會一邊罵官一邊想當官。“官本位”文化也會真個地正成為歷史。
體制是“官本位”文化的護身符，根除“官本位”文化必須從體制著手！
一個有良心和責任心的中國人，應該對“官本位”文化引起高度的警惕！


二０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6.經濟的擴張與體制的封閉

中國近三十年的經濟政治走向是“經濟擴張化，體制封閉化”； 與高速發展的經濟背道而馳的政治體制潛藏著巨大的風險，社會的穩定和長治久安會受到越來越嚴峻的挑戰；中國的政治變革不能再拖了！“穩定”不是固步自封，不是諱疾忌醫。

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總量有了醒目的提升，尤其是稅收增長呈真正的“飛躍式”。1978年中國的財政收入只有區區1132億元；2008年則突破五萬億，如果加上預算外收入則接近九萬億！相差45/80倍的巨大懸殊。
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英明論斷，中國的經濟發展了，政治體制也應刻隨之走向科學、開明、理性；尤其是民主政治應該取得長足的進展。可實際情況是：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是各走各的道，誰也推動不了誰。中國近三十年的經濟政治走向可用下面一句話來概括：
經濟擴張化；體制封閉化？
也就是說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政治體制不但沒有象馬克思論斷的那樣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相反還呈封閉倒退的傾向。
中國近三十年的國情用雄辯的事實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並不是什麽“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相反還有“誤導”“忽悠”之嫌。
這里有必要把今天的體制和上世紀八十年代作幾個側面的對比。
政治體制的優劣主要體現在“吏治”和“民權”。
“吏治水準”主要表現在“政府廉潔度”和“人事體制”兩個方面。
“政府廉潔度”的大倒退絕大多數國民都心知肚明。上世紀八十年代雖然也有不少貪官，但絕對不貪的清官一樣有一部分。貪賄的數量也相當有限，一萬元就算大案要案。縣官鄉官建個超標私房就屬重大違紀，要受到撤職記大過的嚴重處分……今天絕對不貪的清官如果有的話，也一定是鳳毛麟角。貪賄數量則逼近天文數字。一個財政收入才九千萬的貧困縣小得不能再小的交通局長（巫山縣晏大彬）就利用職權聚斂了近三千萬非法資產，這還不算他揮霍和向上行賄的巨額款項！一個區級副公安局長（深圳龍崗區）則聚斂了一億五千萬……
至於“人事體制”，則由適度開放倒退到“完全封閉”和“自體循環”。那時的官場雖然一樣以“關系”為主，但也有部分“官”是純靠才能和品格被選拔的。記得我參加高考的八十年代初期，家鄉所在的區政府面向應屆高中畢業生舉行了一次鄉幹招考，那些高考落榜但成績相對優異且沒有任何官場背景的同學大都考上了，說明考試還是比較公正嚴肅的。這批上榜者現在大多混到了局長級。就連當時各鄉村小學的民辦教師，也從高中畢業生中招考錄用。今天家鄉這樣的考試是不可思議的，我和現任鄉官談起那件事他們根本不相信，那神情好象我是在杜撰一個冬天里的童話：不“跑關系”僅靠“分數”就能跳農門當官？鬼才相信？八十年代中期家鄉縣有幾個“農民筆桿子”，除了爬格子向報刊雜志投稿外根本不知道行賄“跑關系”，可縣政府主動去田頭把他們拉到政府機關吃“商品糧”。那時我因為寫詩小有名氣，且年紀輕輕就成為鄂東最大民間文學社團的掌舵人，對大大小小的官正眼也不瞧一下，可某部長幾次主動上門動員我去一個體面崗位任職……今天的官場則最大限度地排斥才能和品格，當官升官主要靠賄賂“跑關系”。在我的家鄉縣則荒唐極端到“不跑關系絕對不能升官”，就算你是諸葛亮再世，家鄉人都知道你“才高八鬥、學富五車”“高風亮節、先人後己”，在不“跑關系”的前提下，你不但不可能進入官場，說不準連掃大街之類的公職也輪不到你。
下面再說說“民權”：
在談及這個問題時，也許有人會說：現在的農民不交稅，學生讀書不交錢，“民權”應該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這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
“民權”的核心內容是“知情權”和“參政權”，具體就是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選舉領導人，監督公職人員和反抗暴政的權力……
上世紀八十年代國民雖然不能自由組織“政治性社團”，但文學和學術性質的社團則遍地開花，還能自由出版文學刊物。本人二十一歲時就曾組建過橫跨十五個縣市成員達400多人的詩歌社團，辦了兩個詩歌刊物，根本沒有履行任何審批登記手續。權力部門不但沒有幹涉，還在物力經濟上給予一定支持。詩社成立詩刊創刊的那天，省、市文化宣傳部門都親臨祝賀，政府部門還幫忙解決了部分餐飲費……
今天就算是純文學和純學術性質的社團，在沒履行任何審批登記手續的前提下，你能自由成立嗎？你能自由創刊嗎？
也許你會說你比任何時候有更充分的“言論自由”，就算在網上用臟話罵娘也沒人追究你的責任。我想說的是如果某人在網上發表的大量有益國計民生的建設性言論根本不能引起任何權力部門的關注，不能引起任何社會效應，也沒有任何正規媒體出版他的“警世良言”，這能叫“言論自由”嗎？
…………
政治體制跟不上經濟發展的步劃，經濟成果就不能有效地服務於國家和社會，甚至會對國家社會造成傷害。
中國近十年的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可增長的錢並沒有全部用於國家建設公民福利和民族的文明進步，相當大一部分納稅人的錢給腐敗浪費掉了。中國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據有關報道，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中國財政收入從1132億元增長到3萬億元，約28倍；同期行政管理費用則從不到50億元升至7000億元，增長達87倍，而且近年來平均每年增長23%。行政管理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遠遠高出日本的2.38%、英國的4.19%、韓國的5.06%、法國的6.5%、加拿大的7.1%、美國的9.9%。在這28年里，中國公務員的職務消費增長了140倍多，所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例也從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接近四分之一。而在國外，行政管理費一般只占財政收入的3%至 6%。
…………
與高速發展的經濟背道而馳的政治體制潛藏著巨大的風險，社會的穩定和長治久安會受到越來越嚴峻的挑戰。當大量有過人才能和民族責任心的“英才”找不到正當的途徑報效國家社會時，就會造成人才的巨大浪費，國家的“智力”就會受到不可逆轉的傷害。一旦出現“非常事件”，國家就會“束手無策”或“策不對癥”，結果本來很容易解決的問題積重難返，最終釀成深重的社會災難。
中國的政治變革不能再拖了！“穩定”不是固步自封，不是諱疾忌醫……


二OO九年五月一日


7.盛世背後的憂思

缺少自我免疫的體制，無孔不入的腐敗，蔓延全社會的享樂主義，日益增長的貧富懸殊，社會價值取向上的急功近利，信仰危機品格崩潰，官本位文化和官僚主義，教育產業化人文精神缺失，不愛思考的年青一代。


中國在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後，在經濟上取得了令世人囑目的成績。今天的中國人雖然稱不上富足，但溫飽問題總算解決了，讓十三億人吃飽肚子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稱道的政績。中國人在五千年歷史長河中，真正吃飽肚子的時間加起來可能還不到五百年。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國人，在經歷了饑寒交煎、紅苕當主食的經濟困難期後，對今天的中國物質生活的豐富印象深刻。誠然，在鄧小平先生等務實派領導人的努力下，中國的經濟和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如果我們不和世界上的文明國家比，只和我們的先輩作比較，單從物質生活來說，今天的中國可以說已進入了繁榮的盛世。中國今天的物質生活水準也許只有唐帝國的“開元王朝”（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前期）能夠與之比肩，用“盛世”來形容應該沒有粉飾的成份。
今年回家過春節，年邁的父親在年夜飯上大發感慨，先是自言自語地嘮叨了一番對胡主席和溫總理的無限敬意；然後慶幸自己趕上了好時代，最後說我們家今天的生活水準連以前的地主富農也無法與之相比，盡管我們家只是貧困縣的一戶中等農家……
誠然，今天的中國已步入了“中國式的盛世”，比歷史上的“開元盛世”和“康乾盛世”還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這是鄧小平先生等務實派領導人辛勤努力的結果，也是中國人身上蘊藏的巨大覆興潛力的最好見證。但在繁榮的背後，中國人必須看到我們還遠沒有到達“文明的盛世”。“中國式的盛世”因為下面兩個方面的因素，離“文明的盛世”還有相當遙遠的一段距離。
（一）、今天的盛世只停留在物質生活水準上，國民的精神生活沒有跟上物質生活的步伐。和上世級八十年代相比，國民的精神生活水準不但沒有提升，在內涵上反而有所下滑。中華文明並沒有因為“中國式盛世”的到來而取得多少實質性的進步。
（二）、中國近二十年經濟上的高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因為先前的經濟水準過低，就象沒有下過化肥的低產田注入適量的技術因素後能迅速增產一樣。水溫從零度到一百度是很容易上升的，但超過了一百度再想上升就相當困難，除了繼續加溫外還要采用加壓等高難技術。今天的中國經濟已走過了自然增長階段，要想保持經濟上的持續增長就得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可今天中國經濟的科技含量還很低……
中國雖然已進入了盛世，但遠沒有到“彈冠相慶”和“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水準，中國人必須擁有足夠的“憂患意識”，必須意識到盛世背後還有很多不容忽視的隱憂。
（一） 、良性運轉的政治機制還未最終確立。
一個國家民族要想在文明上取得持續性的進步，在經濟上“可持續發展”，最核心的問題還是“政治問題”，也就是得擁有一整套良性運轉的政治機制，從而確保走上領導崗位的“權力人物”是全社會最優秀的人物，擁有過人的能力、品格和責任心！偶爾出現一個不稱職的“權力人物”也能及時被發現並清除出去，使其危害停留在盡可能低的限度。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一套良性運轉的政治機制，就算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出現一個光芒萬丈的“明君”和一群濟世安民的“治世能臣”，也無法保證他們的後繼者一樣英明稱職；甚至無法保證“明君良相”們在任期內一如繼往地勵精圖治。如果後繼者出現“昏君貪官”，“英雄”們努力的成果就會付諸東流，文明出現停滯或倒退。如果“英雄”們因權力失去制約，就會被“權力”毒害，在執政的後期志得意滿，人性的弱點占了上風，他們前期努力的成果也會毀在自己手里。中國歷史上類似的故事實在太多了。
李世民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偉大帝王，他締造了可以和今天的美國媲美的“貞觀盛世”，把中華民族提升為已知世界最最優秀的民族。但他沒有改革中國傳統落後的極權體制，從而也無法保證他的後繼者也和他一樣能力超群且納諫如流，結果他浴血奮戰締造的鐵桶江山差一點就斷送在兒媳婦手中，後來雖然保住了唐帝國的血脈，但中國人的品格已被武則天空前地毒化了（告密、陷害，殘忍、冷血），隨之而來的“開元盛世”只停留上物質上，在文明的深度上根本無法和“貞觀盛世”相比。李世民的曾孫李隆基也是一個富有能力且勇於負責的英雄帝王，他一手締造了“小邑猶藏萬家室”的“開元盛世”，但他後期被自己擁有的無限權力毒化了，日益懶惰昏庸下去，結果把唐帝國推向了火坑，雖然沒有被完全燒死，但殘存下來的帝國已千瘡百孔，只剩一幅空架子。李隆基本人也在“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的淒涼晚景中苦度殘生。
值得慶幸的是：今天中國的務實派領導人汲取了英雄先輩們的教訓，在經濟改革取得明顯成效時開始意識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試圖在中國建立一套科學修明且能良性運轉的政治體制，“村官直選”是政治改革上邁出的最堅實的一步。但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今天中國的政治改革仍處於起步階段，還未最終確立起一整套能夠良性運轉的政治機制。在良性運轉的政治機制還未確立之前，我們能保證下一代的領導人能象今天的務實派領袖們一樣勤政愛民嗎？答案是不確定的，因此我們前面還有很艱巨的路要走。
興家好比針挑土；敗家有如浪淘沙。無論我們今天有多麽繁榮富強，若碰上真正的敗家子也能在一夜間讓中國回到二十六年前！因此在一套良性運轉的政治機制確立之前，中國人“展望未來豪情滿懷”還為時過早。
（二） 、官場腐敗得不到有效地遏止。
近兩年政府重拳出擊，貪污腐化“過分”的贓官紛紛落網，連湖北省前省長張國光之流的十多名省部級高官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瀏覽一下互聯網上一長串犯事的貪官政客，就能明白政府在反貪反腐上動了真格，打擊貪污腐化的措施不能說不強。我們在慶幸一長串貪官終於惡有惡報時；明眼人又在心底升起了真正的憂慮，因為貪污腐化的現象在我國並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部分地方還有逾反逾烈的趨勢。按理說張國光等人的教訓不能說不深刻，各級政務官的智商大多在中等偏上，應該知道貪污腐化所承擔的巨大風險。連省長都落網了，廳長、處長、科長又算得了啥？若被查出有腐敗行為還能幻想上面會姑息養奸嗎？一個如此淺顯的道理，為什麽有相當一部分官僚明白不過來，仍在頂風作案，瘋狂以權謀私，打著“人民公仆”的幌子犯下一連串傷害國家民族的罪行！難道這些官僚都是“傻子”嗎？答案是否定的，這幫人的智商雖然與其職位不相稱，但也並非“弱智”。難道是我們反腐的機制出了問題？
歷史的經驗證明：“明君”治貪只能起效於一地一時，並不能從根子上鏟除腐敗的土壤，形勢一變腐敗又會卷土重來並甚囂塵上。歷史上對貪污懲治最烈的皇帝是朱元璋，官吏一旦被查出有貪污行為，一律被處以“剝皮”的酷刑，全國各州縣都設有“剝皮亭”。按正常邏輯推理，在如此嚴刑峻法下，明王朝的貪污應該被禁絕，可事實並非如此，明王朝是中國歷史上貪污最烈的王朝，以致王朝後期朝野上下難得找到一個真正的“清官”，明王朝就是亡在一群貪官手里。當李自成的農民軍團進攻北京時，北京十萬城防兵已有五個月沒發軍晌--全被官吏貪污了！結果十萬城防兵霎時叛變，象鐵桶一樣鑄就的北京城未經戰鬥便告陷落。如果城防兵不叛變，京城攻堅戰最少也得持續一個月，這時吳三桂統率的“關、寧鐵騎”早已趕到，屯兵堅城已成強弩之末的李自成軍團不可能抵擋吳三桂這支生力軍，極有可能在內外夾擊下崩潰。
近現代東西方文明國家在反貪反腐上卓有成效，他們成功的經驗證明：要想從根子上反貪反腐，必須從制度上下功夫，建立一套科學修明的官吏任免升降機制，使腐敗分子沒有容身之地。在科學的制度下：官吏貪污的動機和概率很小，即使有少量的腐敗行為也能很快被發現並受到法律的制裁。
中國傳統的人事體制有兩處最易被腐敗分子利用的“軟肋”：一是只對上不對下的“單向負責制”；二是“權力”缺少“行之有效”的制約。如果我是一個官員，在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情況下，我就會一心一意地迎合討好自己的上司，對轄下子民的好惡則漠然視之，即使在良心的召喚下表現出一點“親民傾向”也是半心半意且有始無終，得有“升官”等個人根本利益不受損害這個前提。為了贏得上司的好感，我就會炮制一些“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來體現自己富有“能力”；不時給上司“孝敬”點“禮品”來表達自己的“恭順”和“知恩不忘本”。為了籌措那筆可觀的“禮品”，我就會“任人唯親”以撈取“人事賄賂”；大興土木以收受“工程回扣”……至於老百姓因此怨聲載道則不重要，因為他們既無法降我的官也無法阻止我升官。
科學的人事體制是“雙向負責制”，在對上負責的同時也對轄下的子民負責，兩種責任發生沖突時有法律作出中肯的裁決，在“親民”的同時不“違憲”也不回避“整體責任”。在雙向負責制下，官吏就不會犧牲人民的利益去迎合自己的上司，腐敗的概率就會大為降低。
“權力”是一柄“雙刃劍”，能成事也能壞事。不受制約的權力則是一柄“兩頭尖的劍”，在傷害別人的同時也傷害自身，只能壞事不能成事。我國目前制約權力的手段不能說是行之有效的，尤其是“一把手”的權力制約乏術。缺少有效制約的權力很容易毒害官員的品格，使其從早期的“良臣”變為後期的“奸臣”。我認識的一位縣級局的“一把手”，上任之初連送子女上學用趟公車都要注意影響；現在大把揮霍公款也心安理得，從潛意識里認定局里的錢他有絕對的支配權，想怎麽花就怎麽花，花完了再督促工作人員到下面去“創收”……
中國官場的腐敗究竟到了何種地步？和歷史相比是前進了還是倒退了？只需看一組歷史數據就不得而知。我們不和政治修明的李世民王朝相比；只和最沒落的袁世凱王朝對比。袁世凱王朝貪污500兩銀子就一律判死刑，相當於北大教授一個半月的薪水。那時袁世凱開給孫中山的年薪是三十萬兩銀子。
（三）、蔓延全社會的“享樂主義”。
我居住的那座城市有四個怪現象：一是有條件的成年公民很難找出一個不賭牌的；二是離婚率很高，且離異的夫婦有很多不管子女，只顧自己找樂子；三是相當一部分有點姿色的白領女性在第一次婚姻失敗後選擇同居不結婚的生活方式，因為家庭意味著“責任”，她們不想承擔責任；四是看書成了學生的專利，成年公民一年難得讀上一本書。上述怪現象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還只是個別行為，今天則成為全社會的時尚，說明“享樂主義”在這座城市蔓延的速度很快，目前已到了相當危險不能不引起全社會重視的地步。
去年冬天我去過國內的很多城市，發現上述怪現象並非我們城市所獨有，在全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說明“享樂主義”已蔓延成為一股全國性的社會風潮。在荊州古城前，我想起譚嗣同在壯遊時期寫的一首詩：“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城郭依舊，人民覆非。”突然感覺到英雄先輩的這幾句話象是針對我們的，心底頓時掠過一絲冷氣。
一個國家的公民最可貴的品質就是“責任心”，小則對自己和家庭承擔責任；大則對國家社會勇於負責；也就是古聖先賢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今天的國民在“修身”方面作得怎樣，“一日三省其身了嗎”？孝敬父母教化子孫了嗎？對社會盡責任了嗎？對於相當一部分人來說：答案應該是悲哀的：長年不讀書何以“修身”？離異後不管子女何以教化子孫？嗜賭如命又何以對社會盡責？更為悲哀的是：在我們城市，極少數擁有正常思維肯對家庭社會負責的另類人士被社會孤立起來了，成為占絕大多數賭民嘲弄的對象，不但被別人嘲弄，還被自己的親人嘲弄，嗜賭的妻子在麻將散場後和別的賭友紅杏出墻，暗中給他帶上一頂綠帽子。
享樂主義最突出的表現是“縱欲”，放縱不合理的欲望，尤其是對“食欲性欲”不加節制。只要自己感官快樂，不顧對他人和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中國的飲食文化早以享譽全球，以至中國人出外謀生的主要方式居然是開餐館。在“性文化”方面中國人也後來居上，遍布大街小巷的“色情發廊”和呈直線上升的離婚率就是最有說服力的佐證。
一位在日本留學的女青年回家過春節，被國內紙醉金迷的生活弄得差一點迷失了本性，下面是她回日本後在日記本上寫下的一則文字：
“這段時間的我，感覺自己只空有一副殼。一個多月，有近一半的時間是燈紅酒綠。時間久了感覺自己身上有種風塵有種頹廢。不過還好我又回日本了。這里的寧靜可以洗刷我。我買了很多書帶回來，我把它們鋪在我床的周圍，晚上靜靜的看，我的床是浴缸，那些書就是泡在浴缸里的花瓣。我希望久了我的身上會散發出陣陣書香，而不是披滿霓紅……” “文明”的內涵就是“節制欲望”，如果欲望得不到適度的節制，社會的和諧就會被破壞，人類就會倒退到動物的狀態。文明的強制力一旦放松，人類原始的獸性就顯露出來，少數試圖扭轉頹勢的志士仁人，會因為大多數人的頹廢而成為犧牲品。
（四） 、不愛思考的年青一代。
我很懷念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那段時光。那時的中國雖沒有現在這樣富庶，但全社會充滿了求知的渴望，年輕人喜歡思考且富有進取精神。那時剛畢業的大學生除了工作外，八小時之外的時間也排得滿滿的，看書是最經常的消遣，運動和下棋則是最主要的娛樂形式……我今天擁有的知識只有極少的部分是在大學里學到的，絕大部分是走出校門後在八小時之外刻苦自修的。
與蔓延全社會的享樂主義相適應，今天的年青人進取精神已大不如前，懶散和追求低級的官能享受取代了看書健身，麻將和卡拉0K則是最經常的娛樂形式。如果是普通的青年到還罷了，問題是大學生也一樣不求進取不愛思考。今天的大學生走出校門後大多忙於賺錢和“過於實在”的東西，如果不是“考研”等實在的目標，繼續看書自修者極為鮮見。因為一年到頭難得看上一本有深度的書，大學生也普遍染上了“不愛思考”的社會通病，遇事沒有自己的見解，隨波逐流人雲也雲者不再是個別現象。一群大學生在沒了解事情的真相並進行冷靜地分析前，跟在輿論後面起哄並大呼口號的現象在大學集中的通都大邑已不是什麽新聞了。這種文化人盲從起哄的景象真是中國的一大奇觀，在西方文明國家也有群眾瞎起哄的現象（如法國），但僅限於知識層次較低的普通市民，受過高等教育者極少有這種群體性的盲動傾向。
因為不愛思考，大學生“理想”的成份減少了；“世故”者則越來越多，逐漸沾染上了文明所不恥的那些秉性，習慣了自己先前所憎惡的“求官逐利”，習慣了恣情縱欲的享樂生活。
前兩年我們單位分來了一位大學生，因為我是他上司的緣故，他老弟每天上班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動來打掃我的辦公室，把辦公桌清理得一塵不染，並為我的口杯加上茶摻上水……與之相對應的是，我從未見他看過與業務相關的書藉，就更不用說與業務無關的文、史、哲等純思維性的書了；工作上也沒有任何主見。就這樣過了一個月後，我實在沈不住氣了，就把他叫來我的辦公室，告訴他清掃辦公室摻茶倒水不是一個大學生的份內工作，他目前最緊要的就是把屬於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八小時之外多讀點有益身心的書，多學點本領和技能……他的回答是帶著一臉的困惑出了門，第二天沒再來清掃我的辦公室，但卻進了另一個領導（文革時期攛起來的土肥佬）的辦公室，繼續對“清掃整理”樂此不疲，依舊沒有看過一本書。兩年後，這位老弟順利提幹升官了，但我每次看到他時總感到這個大學生有點“可憐”，四年的大學算是白念了。
大學歷來是孕育思想、科學、藝術的神對殿堂；可今天的大學則孕育出了數以千計的“憤青”和“追星族”--一個不愛思考的群體。
（五）、信仰危機和品格的下滑。
中華民族是一個缺少信仰的民族，因此古往今來的中國都不曾出現過西方式的宗教狂熱，也無法理解西人的宗教感情，更無法形成影響全社會的宗教勢力。中國人在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社會里信仰儒教，儒家經典的“忠、孝、節、義”成為人們崇尚的行為準則；也維持國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線。上世紀的中國人信仰形形色色的“主義”，尤其是“共產主義”，也因此湧現出許多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英雄人物”。今天的中國儒教已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共產主義”信仰也成為少數人口頭上的裝飾品。國人舊有的信仰已不覆存在；新的信仰還不知道在哪里？於是出現了蔓延全社會的“信仰危機”。人一旦沒有信仰，就會失去理想和人生目標，就會感到生活越來越沒有意義……
與信仰危機相對應的是人性扭曲和品格下滑。沒有信仰的個體或群體看不到人生的真正意義是什麽；只看得見眼前的急功近利，並為追逐功利不擇手段，從而導致國人品格的整體下滑。具體表現在工商界的惡性競爭；官場的相互傾軋；文化知識界的“有奶便是娘”；為了錢權不惜犧牲人性的尊嚴……
一輛貨車在湖南地段出了車禍，附近的百姓竟然沒有一人去搶救躺在血泊中生命垂危的司乘人員，相反一窩蜂地去哄搶車上的貨物……
一名歹徒在臥鋪車廂多次公開強奸女青年，列車上的乘客、乘務員和乘警竟然沒有一人上前制止，哥哥竟然目睹親妹妹被強奸而噤若寒蟬……
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如果是個別現象也許用不著大驚小怪；若是群體所為且沒有例外就是全社會的災難了。孤弱的個體面對暴行不敢見義勇為還情有可願；若是力量占絕對優勢的群體面對暴行也無動於衷，這個群體就和暴徒沒什麽兩樣，甚至連暴徒都不如！
中國人的品格不能再下滑了，如果突破道德底線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六）、社會價值取向上的急功近利。
中國近幾年的礦難已經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礦難竟然是英、美的一百多倍；甚至是經濟遠不如中國的印度的十幾倍，不能不讓人觸目驚心。礦難的調查統計資料表明：絕大多數礦難都是發生在地方政府控制的小型煤礦。不少地方政府為了追求經濟數據的增長；為了眼前的急功近利，不惜對地下資源進行掠奪性的開采，並且不顧礦工的生命安全，為“多出煤快出煤”忽視最基本的安全措施。中央政府為了從根本上減少礦難，多次下文要求各地關閉大批存在安全隱患的小煤礦。可地方政府為了多挖幾個錢，對中央下達的政令陽奉陰違，變著法子讓小煤礦“土法上馬”，繼續拿礦工的生命“開玩笑”。有些已經明令關閉的小煤礦，地方權力機構又給其簽發“試生產”的批文，結果更大的礦難發生了……
地方政府的急功近利不僅表現在對地下資源的掠奪性開采上；也表現在對地上資源的破壞性利用上，結果引發大面積的生態災難。
去年秋天我一人去北方旅行，從河西走廊經巴丹吉林沙漠、賀蘭山、寧夏、鄂爾多斯到溝壑縱橫的陜北黃土高原，沿途的荒涼景象給了我極為深刻的印象。號稱“塞上江南”的河西走廊除了砂磧外就是戈壁；從居延海到阿拉善左棋的六百里公路兩旁只能看見星星點點的衰草；古三邊的所在地因為過度放牧塵土飛揚；陜北的崇山峻嶺難得見到一棵象樣的樹。最為觸目驚心的則是賀蘭山，山坡上連草也難得見到一顆，滿眼皆是裸露的黃土……這些地方我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也走過一次，那時雖沒有“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壯麗景象，但成片的草地則隨處可見。從那時到現在只不過二十年光景，中國人為何把那片遼闊的土地弄成今天那幅慘不忍睹的模樣呢？在鄂爾多斯，我聽說日本人在那里開了一家毛紡廠，早期高價收購羊毛。於是各地大量養羊，尤其是山羊，絲毫也不顧大量放牧山羊會破壞生態，因為山羊這動物不但吃地上的草，還吃草根，過度放牧山羊的地方常常寸草不生。幾年後，牧民養的羊翻了好幾倍，日本羊毛的收購價也下跌了好幾倍，牧民的收入並沒有因多養羊而增長，草原的生態則遭到了空前的破壞。羊沒有草吃，只好去吃別的羊身上的毛，於是牧民給羊穿上各式各樣的“花衣裳”……
這是一道多麽悲劇性的景觀！
從鄂爾多斯毛紡廠聯想到日本在中國大量進口一次性木筷，不能不痛恨日本人的“險惡用心”！但如果我們不“急功近利”，日本人的陰謀能得逞嗎？歸根到底始作甬者還是我們自己！
（七）、日益增長的貧富懸殊。
2005年8月26日《時代財經》刊出文章《中國富人在美國：揮金如土美國鄰居看傻了眼》，還有兩則消息也十分引人注目：一則出自2005年8月17日《每日經濟新聞》，題為《上海最貴豪宅被動捂盤，每平米定價十萬超過紐約》；另一則是刊登在2005年8月16日《國際先驅導報》，題為《神秘中國人1.3億美元欲買‘世界第一豪宅’》……
近年來，不斷有西方媒體報道中國人在歐美國家一擲萬金，購買世界頂級消費品：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的頂級旗艦車--邁巴赫在德國起價10萬歐元，至今未賣出一部，而北京街上卻有了6部。　2002年6月，本特利落戶北京賽特購物中心，拉開了頂級豪車掘金京城的序幕。一年半之內，該店共售出20多輛本特利，其中3輛是售價998萬元的特長車，剩下的一半是售價368萬元標準型，一半是售價468萬元的加長型……
與上述景象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今天的中國仍有相當多的中小學生因交不起學費中途綴學，幼小的身軀過早地擔負起養家糊口的重擔；不少大學生靠假期從事繁重的體力活來換取昂貴的學費：不少農民生病無錢醫治，“小病抗、大病拖”，最後被本來很容易治好的普通疾病送掉性命；不少城鎮下崗工人為了生存，不惜放下一個男人最基本的尊嚴，讓妻子去娛樂場所作“三陪小姐”，自己給自己戴上一頂“綠帽子”……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了“貧富分化”；九十年代後則出現了“貧富懸殊”。尤其是近十年，中國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了一個“超級富豪”群體。2003年中國有近3000資產超過1000萬美元的億萬富翁；2005年億萬富翁的數據則猛增至50000人，其中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超級富豪達到200人以上？！
與上述數據相對應的是：中國目前農村仍有9000萬至15000萬的貧困人口。農村的貧困標準是625元人民幣。根據民政部的統計，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為2140.3萬人。中國社會目前依舊有15000萬人至21000萬的貧困人口。
新世紀的中國，財富分配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占城市人口10％的富人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50％；占城市人口10％的窮人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1.4％。這就是過去人們常說的：少數人占有了大部分財富，多數人卻只有少數財富。
如果富人的財富是靠鄧小平先生所說的“勤勞和智慧”積累起來的，“貧富分化”對國家和社會也許釀不成太大的危險，“正當財富”雖然能招來人們的嫉妒；但也不易招致全社會的“仇視”，就象很少有人會嫉恨奧運會金牌得主一夜間成為百萬富翁一樣。問題是中國富人的財富有幾成是通過正當手段積累起來的？這個問題不用我來回答，相信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心中有了答案。
中國富豪群體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的財富是靠鉆“制度”時空子聚斂的“不義之財”。我國現階段還沒有適宜的價值理論，也沒有有效的法律和制度約束對財富的不公平分配，於是官商勾結挪用國有資產或侵吞公共財產，甚至變相掠奪他人財產的現象比比皆是。我國暴發戶中的相當部分屬於這類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靠非正當手段聚的財富缺乏安全感，這就是為什麽很多中國人特別是官僚們發財之後盡快把財產轉移到西方的原因；中國富人們無從談“恒心”，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的財富能否守住，所以拼命恣情縱欲，象末世賭徒一樣“包二奶，豪賭，揮霍無度，文物豪藏……”。
我國的貧富懸殊早已超過了聯合國規定的警界線，如果我們不盡早改革“分配制度”，在“社會公平”上花大氣力，我國的貧富懸殊會進一步拉大，中國的現代化會節外生枝，“拉美惡夢”就會在中國重演，國家民族會因此付出沈重的代價。
（八） 、官本位文化和官僚主義。
中國是一個“官本位”的國家，社會主流價值觀以“官”來定位，“當官”是“有能力”和“受尊重”的標志；“官本位文化”深入社會的各個角落，我在《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狀》里有較為詳盡的描述。
中國現在正處於現代化的關鍵時刻。“官本位文化”是中華文明最為醜陋的部分，與現代化不能並存，中國要想順利過渡到現代文明國家，就必須從根子上鏟除“官本位文化”。問題是今天的中國和十年前相比，“官本位文化”不但沒有任何淡化的跡象；相反還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滋長蔓延。
我的目光再次轉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時的中國普遍尊崇“科學和文學”，在科學技術和文學上有特殊貢獻的人是“天之驕子”，陳景潤也只有在那個時代才會被重視並得到全社會的尊敬；若是在今天他注定會打一輩子光棍，不被人們視為“傻冒”就已經算是上等的運氣了。“官本位”也只有在那個時代才沒有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那時我在一個鄉鎮衛生院工作，上了三年班還不知道這個區的區委書記（比現在的鎮委書記還要高半級）是誰，第一次見到他時他是我的病人，一人來院就診，院長和他淡淡地打了聲招呼後就一頭鉆進手術室作手術去了……
也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一度淡化的“官本位文化”在中國卷土重來，並且以壓過一切的態勢在短期內聚斂到不可思議的厚度。且不說今天的鎮委書記走到哪里前呼後擁，連一個貧困村從未離開過農活的村委書記出門也威風八面，並且一年到頭難得下一次農田。我先前工作的那個鄉鎮院院長數目翻了幾番，每個院長也絕不看病做手術，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和鎮領導、上級主管局領導套近乎，如果鎮領導來看病就為他們當“侍從”，把他們侍候得舒舒服服。純消費的領導增加了，但醫院的業務收入並沒有實質性的增長。鄉鎮院醫務人員八十年代在鎮里是高收入階層；今天則轉為低收入階層，院長們把業務收入拿去揮霍了；就只有克扣醫務人員的工資了，這種作法在內地很多國營企事業單位好象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十年前我有幾個意氣相投自認為是“社會精英”的大學生朋友，他們的才能都在我之上，當初也曾立志要在思想文化和自己的崗位上幹出令世人囑目的成就。今天這些朋友都離我而去了，他們都從政當官去了，只剩下我一個孤家寡人繼續看病爬格子。他們的能力在官場上得到了印證，最差勁的也幹到了鄉鎮的一把手，出門有進口豪華公車代步，在辦公室有漂亮小蜜豐富生活，在家有人送錢送煙送酒……我並不是說有才能的人從政當官有什麽不好，但如果有才能的人全湧進通向官場的那道狹縫，誰來搞科學發明？誰來輝煌我們的民族文化？誰來提升我們的民族？如果只有“升官發財”者才被社會認同“有能力”，誰還有熱情和耐心去蹲實驗室或坐在鬥室里爬格子？去年大學生爭相報告公務員，各大媒體以火熱的文字爭相稱道時，有誰意識到“官本位文化”的陰影無處不在，已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最大阻力？
與“官本位文化”配套的是“官僚主義”。有人說中國幾千年的文明一不是封建主義；二不是資本主義；三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官僚主義”。這位先生的說法雖然有點以偏概全，但並非胡說八道。“官僚主義”的危害相信每個中國人都能感受得到，就不用我在這里贅述了。
（九）、教育產業化帶來的社會危機。
文明國家都把教育當成社會福利來辦，義務教育學生不用掏一分錢，不少國家連校服和午餐也是國家免費提供。我們國家在這方面做得怎樣呢？上世紀八十年代應該沒得說，那時我上大學從學費到吃飯、看病自己沒掏一分錢，學校還主動為我這個貧困生定制了兩套棉衣和一床棉被。那時國家每培養一個大學生要花費60個農民勞動一年的價值。那時的九年制義務教育雖然要交納一定數量的學雜費，但多半是象征性的，國民負擔起來並不感到吃力。九十年代推行的“教育改革”，在國立大學讀書的學生全部自費，和西方的私立大學一樣。自那以後，天文數字的學費成為普通國民最為沈重的負擔。從廣大農村到城市普通工薪階層，一旦有子女考上大學，父母辛苦勞動一生，省吃儉用存下來的一點錢傾刻間進了學校的帳戶，為了完成學業還要到處借錢。我們老家考上大學的家庭，不但要花光自家的全部積蓄，還要借光親戚家的全部積蓄，這時父母若是得了重病就只能躺在床上等死……很明顯，國立大學不再把教育當成福利來辦，甚至有不少大學把教育當成產業辦，把教育當成賺錢的營生？在廣大國民因子女上大學致貧的同時，大學也成了腐敗的陣地和養閒人的後院。有些大學平均每一個教職工只配有三名學生，這不是研究生院是什麽？至於中小學義務教育，國家正在采取有效的措施承擔義務，這是一個驚人的進步，但願能把“義務教育”落到實處。
中國教育有幾個怪現象：
1、中國教育的財政投入偏低，前兩年有少數縣級政府居然未給義務教育拔一分錢；但公民承擔的教育費用卻是世界上最高的。在中國的廣大農村和城市工薪階層，子女教育成為公民最沈重的經濟負擔，學校幾乎掏空了大多數家庭的錢袋。難怪有人說行政、司法腐敗只使部分家庭陷入貧窮；教育腐敗則使中國絕大多數家庭陷入貧窮。
2、大學學費與教育質量成反比。教育質量越低的大學學費反而越高，清華、北大的學費在全國一直處於低位；那些名不見經傳的狗屁大學則收取天文數字的學費。中國有很多三流大學是高校學費攀高的罪魁禍首，它們的主要職能也許不是辦教育，而是變著法子從學生口袋里撈錢。真不知這樣的大學當初是怎麽批準下來的？
3、高考成績與收到錄取書的數量成反比。分數高的學生只收到一份高校錄取通知書；分數低的學生則收到至少兩份以上的錄取通知書。我同事的兒子高考只考了區區200分；可前後共收到15份高校錄取通知書。
4、中學教師的主要精力不是在課堂上傳道授業；而是編寫狗屁不值的“輔教資料”。這些輔教資料幾乎全部靠抄襲，內容千篇一律，可全部被老師高價攤派給學生。
5、不少中學的老師在學生的正規學時內覆習寫作業；新課則安排在晚自習和假期補課時上。原因是晚自習和假期上新課是要額外收取補課費的。補課名義上是自願，可在補課時上新課，學生還能“自願”嗎？
…………
一千三百年前的唐帝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上最最偉大的國度，國際影響遠遠超過以前的“文景盛世”和以後的“康乾盛世”，最根本的原因是唐帝國不僅是物質的盛世；同時也是文化的盛世。中華民族不但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同時也是文明水準最高的。中國今天的盛世很大程度上還停留在物質上，只有進一步轉為“文化的盛世”，中華文明才能戰勝狂風聚雨，使“盛世”能夠長久延續下去，不象“康乾盛世”那樣曇花一現，中華民族才會躍升為世界上真正文明先進的民族。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處於“盛世”的中國人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尤其得有足夠的憂患意識！


二00六年三月六日


8.中國的形式主義


“形式主義”的危害是深重且持久的，對國家民族的傷害無與倫比。我們的國家要想興旺發達，我們的民族要想文明進步，就得勇敢從“形式主義”的怪圈中走出來，堅決和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告別，飽嘗“形式主義”苦果的中華民族，需要更多的敢於反抗“形式主義”的勇士。


（一）
對於中華大國民來說，“形式主義”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對國民心靈和生活的影響一點也不亞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每個成年公民或多或少都受到“形式主義”的傷害。
“形式主義”並非中國所獨有，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形式主義”；但只有中華民族才把“形式主義”發揮到極致。
“形式主義”最突出表現在基層政務官的“政績”上。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個又一個的“形象工程”在中華大地如雨後春筍，把祖國的上空點綴得“政星燦爛”。盡管“政星”很快變成了“流星”，在夜空一閃即逝；但仍有更多的政務官拿大把大把的稅款制造更多的“流星”。
當“政星”變成“流星”後，納稅人的錢等於是投進了“黑水河”，使本來就資金緊張的中國現代化一波三折。“形式主義”的危害眾所周知，有目共睹。
幾乎每個成年公民對“政績”上的“形式主義”都有深切的體會，無需作更多的贅述，下面主要聚焦另幾種樣版的“形式主義”。

（二）
首先談談扶貧工作中的“形式主義”。
在某縣政府機關工作期間，正趕上此縣“扶貧幫困”大蹲點，要求每個黨政機關公務員和國營企事業單位的“幹部”定點幫扶一個貧困家庭，落實到每人身上的硬指標是至少送一百元人民幣到“定點幫護”的貧困戶手中。那一年的三月，為了把局里16名公務員送到定點幫護的鄉村，我局出動了四兩小車，專程把1600元人民幣送到離城區30公里的貧困戶手中。中午吃飯時我算了一下帳：四輛小車費800元（每輛小車租費200元）；中餐兩桌600元；一條煙200元，剛好花費1600元。16人一天的勞動力價值還不包括在內。局機關本身不能創造經濟價值，1600元開銷最終落在納稅人身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扶貧幫困的結果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每年春節期間，基層電視台都不厭其煩地播放這樣的鏡頭：“父母官”帶上一大幫隨從人員，分乘幾輛豪華小轎車去偏遠農戶“送溫暖”，送上兩三百元人民幣給某位配合作秀的“老人”；回城後再去一家豪華大酒店用公款自我慰勞一番……其情形和上文一樣道理，交通餐飲費常常超過送出的“溫暖”。
有其上面那樣“扶貧”，還不如免除貧困戶子女的學費來得簡單實際，既解決了貧困戶的實際困難，又沒有額外的費用，因而也不增加納稅人的負擔，“幫困”可謂落到實處。
我的家鄉是全國出了名的貧困縣，因為是革命老區，從我記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享受國家的救助，每年上面都要拔來大筆的扶貧款，但扶貧的效果相當有限。國家扶了二十多年貧，但這個縣依舊是貧困縣，讀不起書和看不起病的農戶隨處可見。更具諷刺味的是：腐敗現象比周邊的富庶縣要嚴重得多，政府辦公樓比周邊各縣更氣派，公車檔次更豪華,越來越多的官員被“扶”成巨富。
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扶貧可謂動了真格，每年用於“扶貧”的資金在財政支出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但我們的“扶貧方式”仍存在“形式主義”的弊病；仍有反思及改進的必要。
對一個地區的扶貧來說，調拔“扶貧款”並不是扶貧的唯一方式，甚至不是主要的方式。因為扶貧款經過層層截留後，真正到達貧困戶手里的只有很小一部分。調拔“扶貧款”的方式如果把握不當，甚至會助長腐敗，並進而助長貧困。
我認為地區扶貧除了調拔適量“扶貧款”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貧困地區澄清吏治，建立真正的“廉潔政府”，同時減輕貧困地區人民的負擔。
實踐證明“減負”比“送錢”更有效力。我的家鄉自免除農稅後，才兩年時間農村面貌就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一幢幢的小樓拔地而起，農民長期積郁的不滿一下子冰釋前嫌。我老家的村莊兩年前只建了一幢樓房，近兩年則建了五幢，相當於前二十年的五倍。
兩年前國家返回的“扶貧款”比上交的農稅還多，可農村貧困如故。近兩年不交農稅也沒有“扶貧款”；農村面貌卻煥然一新，由此可見“減負”比“送錢”更有利“扶貧幫困”。
政府免除農稅實為半個世紀以來最最英明的決策！
澄清吏治，建立“廉潔政府”才是“扶貧”的“關節點”，是“釜底抽薪”和“一勞永逸”的扶貧戰略，是從根本上走出貧困的必由之路。貧困固然有“自然”的因素，但主要是“人為”的因素！那些吏治腐敗的貧困地區，調拔再多的“扶貧款”也是白搭。當一個地區越扶越貧或者“積貧不振”時，就要對那里的吏治動大手術了。
當一個地方吏治清明時，是不可能長期貧困的，只有西北自然條件極為惡劣的地區才少有例外。
我走遍了江浙的富庶地區，也去過不少貧困地區，發現江浙的吏治比貧困地區相對要清明得多，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也要少得多。
很多人知道“倉稟實才知禮節”；其實今天的中國應該是“知禮節才能倉稟實”。走出貧困最主要的手段是澄清吏治！

（三）
“扶貧幫困”上的“形式主義”得不償失；會務參觀上的“形式主義”則事與願違。
去年在全國範圍內興起“革命傳統教育”，這項運動的初衷是積極且英明的，就是要讓今天的官員了解革命先輩創業的艱難，革命成果的來之不易，並進而在工作中戒驕戒躁，努力珍惜今天擁有的一切，不要在貪污腐敗上“與時俱進”，在紙醉金迷中失去先輩用鮮血和生命創下的基業；但因部分地區在落實此項工作時照搬“形式主義”的俗套，而使實際效果事與願違。
某局機關為了落實好“革命傳統教育”，決定步其他黨政機關的後塵，召集局機關全體工作人員去紅色革命根據地進行“紅色旅遊”，費用支出自然全是公款買單。在對“紅色旅遊區”進行一番全方位的掃描後，局領導最終決定去相隔一千公里之遙的延安去“朝聖”，前後用了整整一個星期，每人花費了幾千元的公款，但收獲的果實卻讓人啼笑皆非：因為去延安從事“紅色旅遊”的單位很多，他們有機會領略兄弟單位一擲千金的瀟灑派頭，回程的路上幾乎沒人回顧革命先輩的英雄業績，更沒有人提起“南泥灣”和“三五九旅”，更多的是在食宿上和待遇更好的某單位攀比，並毫不掩飾地流露出羨慕和不滿的情緒。
就算此行確然讓機關工作人員受到了“革命教育”，但因此花費幾萬元納稅人的錢是否值得？其實接受“革命教育”還有其他不但省錢且更為有效的方式，讓工作人員坐在辦公室里學習“中國革命史”並舉辦革命傳統知識競賽就比用公款進行“紅色旅遊”有更好的教育意義。
有些掌握大量公款的單位乘“革命傳統教育”的東風，在各“紅色旅遊區”進行連環旅遊，從寶塔山到井崗上，然後折返紅四方面軍的發源地大別山……
我的家鄉因為誕生了三大主力紅軍的緣故，有幸列入國家紅色旅遊景點。縣政府抓住這一契機，投資了上億元人民幣把烈士陵園全面翻新，並把門票從5元提升到30元。去年春秋兩季，每天來我縣接受傳統教育的遊客比先前多了幾十倍，有時一天就接待上萬人次，烈士陵園僅門票一項收入就高達30多萬元。當烈士陵園興高采烈時，我縣各機關單位卻在暗暗叫苦：作為東道主，他們要接待一批又一批兄弟縣市的同行，再怎麽敷衍也得招待對方一餐飯，因此旺季的招待費也象陵園的門票一樣翻了幾番，門票收入也有相當一部分是本地機關單位代買的單，綜合權衡一下，革命蘇區並沒有從“紅色旅遊”中收獲實質性的利益。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相當一部分地區的“革命傳統教育”因此流於形式；類似的“形式主義”還有形形色色的會議。
我工作過的那個局機關是“部門直管局”，每隔一段時間都要去相隔幾百華里的上級主管局開會，每次會議都是“老套頭”：每個與會人員分發一份資料袋，會議的內容都裝在資料袋里，開會就是各級領導坐在主席台上把資料袋里的文字照本宣科地宣讀一遍，除此之外沒什麽新鮮的內容。這樣的會議其實完全可以把會務資料郵寄到各單位，各單位在本地組織學習然後把結果上報即可，既節約了時間又節省了每人幾百甚至幾千元交通費和食宿費。異地現場會雖不能取消，但次數可大幅度縮減，縮減為一年一次或半年一次就行了。
今天各行政機關基本上實現了電腦聯網，信息可通過網絡順利快速交流，在這樣的高科技辦公環境下，很多的異地現場會更沒有必要舉行了。

（四）
除了行政工作外，我國的“形式主義”還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在成長過種中至少要經歷五道親友同事參與的慶典儀式：出生慶典；周歲慶典；十歲生日慶典；上大學慶典和結婚慶典。除了結婚慶典在情理之中外，其余的四道慶典純粹是“形式主義”使然，因為這四道慶典很少遵從主人的意願，除了家人借主人的名頭堂而皇之地收受“禮金”外，幾乎沒什麽現實意義。尤其是周歲生日和十歲生日，主人幾乎撇在一邊，親朋好友則借主人的名義大吃一頓，想起來都有點滑稽。
今天有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對生活上的“形式主義”頗有微詞，但因絕大多數人都那樣做，自己也不好例外，意見歸意見，小孩滿十周歲時照樣要大張旗鼓地舉行宴會慶典，認為不隨大流就會被人閒話。
其實人們往往誇大了“逆形式”而動的負面效應，一個眾人長期遵循但明顯不合理或讓人不勝負荷的習俗，一旦某人率先起來抵制，人們是不會因此怨恨他的，更不會因此陷於孤立。本人就堅決不為兒子舉行周歲和十歲生日慶典，兒子十歲生日時我只給了他五十元人民幣讓他和要好的小朋友自行慶祝。盡管在我的生活圈子里只有我一人這樣做，但人們並沒有因此指責我。
一個敢於抵制“形式主義”的“出頭鳥”，是不會被社會孤立起來的。
飽嘗“形式主義”苦果的中華民族，需要更多的敢於反抗“形式主義”的勇士。

（五）
“形式主義”最直接的惡果是“弄虛作假”！
“政績工程”上的弄虛作假可謂層出不窮，各地主流媒體不停地為“假政績”搖旗吶喊，國民早已對之見怪不怪。
前幾年看過一則消息：說的是某地一把手為了制造政績，對上謊稱在任期內籌建了一個年產十萬頭山羊的畜牧廠，使當地農民的收入翻了幾番。等到上面來人考察時，他強迫轄區里所有的農民都披上羊皮在遠離公路的山坡上爬行，遠看就象是“王二小的羊群”在山坡上吃草。養尊處優的上司是不肯下車走路的，他們只能看到滿山遍野的白色“羊群”，於是大大嘉獎了造假的地方官，沒多久一把手就連升三級。
這則消息也許是一起經不得推敲的幽默故事，強迫農民裝“羊”太缺德也太不可議了，農民也未必那樣聽話，如果我是農民就是掉腦袋也不肯爬在地下裝“羊”的。炮制這則消息的寫手確然有點“損”，但政績上的弄虛作假卻是有目共賭的，我的家鄉就有兩則家喻戶曉的“假政績工程”。
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一位年輕人出任全縣最窮也最小的鄉黨委書記，在任期內突發奇想，從農民手里強行集資幾十萬建起了一家養牛場，僅牛棚一項就花了二十多萬元。牛棚建成後，還沒弄到一頭牛，吹鼓手炮制的假新聞材料就已逐級遞上去了，一直上傳到中央電視台。當時正值央視舉辦“九七健康之路京九行”活動，記者來現場錄制新聞材料時，年輕人以每天五元的租金，把全鄉所有農家的耕牛集結到養牛場，給央視提供了活生生的新聞鏡頭。央視記者走後，耕牛又回到了各家各戶，養牛場自此沒見過一頭牛。至於每天五元的租金，依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當年給農民增加上交提留款就萬事大吉了。
年輕鄉幹造假的代價是一年後升為全縣最好的局機關一把手，成為此縣最年輕的局長。
讓老百姓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制造假“政績工程”的主角事後不得沒被追究，反而大多得到升遷。央視記者被糊弄還情有可願，高壓下的農民沒有人敢向他們透露真相；但本地上司是不可能被糊弄的，他們都知道年輕人造假的勾當，可還是照樣升他的官，真是“怪哉”？
無獨有偶，那年中央首長來我縣視察民情，縣委縣政府一夜之間建成了一座養雞廠，把周邊百姓的雞全抓進去了，然後請首長去參觀。因為抓來的雞彼此之間不熟悉，難免出現群雞互啄的不合作景象，結果首長看到了一個現代版的“鬥雞廠”。
…………

（六）
中國的“形式主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大躍時時期膨脹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基層政體上大搞“形式主義”，“人民公社”是全國必須遵循的農村組織形式。為了證明“人民公社”的正確性和必然性，各地競相瘋狂造假，畝產糧食十多萬斤的“高產衛星”一個接一個地放了出來，並因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收獲的果實是給中國招來亙古未有的大饑荒。
“形式主義”在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時期甚囂塵上，且突出表現在對偉大領袖的個人崇拜上。手捧“紅寶書”，胸佩“紅像章”，臂帶“紅袖標”，高呼萬歲萬萬歲，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全國人民成了神廟里給偶像表忠的“巫師”，陷入集體精神自殺。收獲的果實是生產力遭受極大的破壞，民族精神被異化扭曲，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六十年代初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和東鄰日本相當，文革結束後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躍升為我國的五倍！
“形式主義”在八十年代上半期潮退潮落，偉大的鄧小平先生把中國帶進了“陽光時代”，危害國家民族的“形式主義”雖然陰魂不散，但已退居社會的一角。因為很少“形式主義”的幹擾，八十年代也因此成為上世紀中國最最光輝的時代。
也許是民族文化劣根性根深蒂固的緣故吧，“形式主義”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消沈後，又在九十年代卷土重來，且以另一幅陌生的面孔出現在政治生活的舞台上。因為面孔陌生，所以人們沒有警覺。等到終於意識到新“形式主義”泛濫成災時，已經是尾大不掉了。
…………

“形式主義”的危害是深重且持久的，對國家民族的傷害無與倫比。我們的國家要想興旺發達，我們的民族要想文明進步，就得勇敢從“形式主義”的怪圈中走出來，堅決和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告別，永遠永遠！！！


二00六年八月三日


9.中國式思維

中華民族是一個聰明的民族，但因“中國式思維”根深蒂固的緣故，我們無法把“聰明”上升為“民族智慧”，極大地妨礙了我們客觀冷靜地分析世界事務，在國際問題上經常出現重大判斷失誤，使中華文明付出傷心的代價。



1999年12月31日上午12時, 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通過俄羅斯最大的“俄羅斯公共電視台”向俄羅斯人民發表新年講話，決定辭去總統職務，今後三個月由普京總理暫時行使總統職權，三個月後舉行總統選舉。
葉利欽說，今天我最後一次作為俄羅斯總統向你們發表講話，我已經作出決定，在即將過去的一個世紀的最後一天辭去總統職務。
葉利欽在解釋作出這一決定的理由時說:我決定提前辭職。我知道，我必須這樣做。俄羅斯應該由有智慧、有魄力、精力充沛的新的政治家帶領進入新世紀，而我已經執政多年，應該引退。當我看到，人們懷著極大的希望和信念在杜馬選舉中投新一代政治家的票時，我明白了，我已經完成了我一生中主要的事業。現在俄羅斯永遠也不會回到過去，將永遠向前進，而我不應妨礙這一自然的歷史進程。
葉利欽請求俄羅斯人原諒他，因為他們這幾年的希望沒有實現。“今天，在這個對我不同尋常的日子，我想稍微多談一點與平時不同的心里話，我想請求你們原諒，我們許多理想都沒有實現。”
葉利欽聲明，“我辭職不是由於健康原因，而是出於對所有問題的綜合考慮而辭職的。接替我的人是新一代人，是能夠做得更多、更好的一代人。”
葉利欽已把俄羅斯聯邦總統的職權交給普京總理。他說：“根據憲法，我在決定辭職時簽署了把俄羅斯總統職權交給政府總理普京的命令。根據俄憲法，在未來三個月時間里他將是國家元首，三個月之後將舉行總統選舉。”
葉利欽最後說：“我始終堅信俄羅斯人驚人的智慧，因此我不懷疑你們在2000年3月底會作出什麽樣的選擇。在離開總統職位的時候，我想對你們每一個人說：祝你們幸福！你們應該得到幸福，你們應該得到幸福與安寧。我親愛的同胞們，祝你們新年愉快！新世紀愉快！”
…………
葉利欽總統辭職的消息傳到中國時,千禧之年的鐘聲已經敲響。絕大多數中國人對葉利欽的辭職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因為沒有幾個人相信他是真的辭職。按中國人的邏輯，葉利欽的“辭職”不過是虛晃一槍，借此轉移俄羅斯人對他日益增長的不滿。其實他依舊在幕後牢牢把握著俄羅斯的最高權力，象一個皮影戲演員一樣提著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普京的影子在幕布上晃動；普京則是百分百的傀儡和橡皮圖章……
中國人之所以不相信葉利欽的辭職，是因為他們深信沒有人會主動放棄好不容易爭到手的最高權力，只有傻子才會那麽幹！
葉利欽的辭職其實是兩個世紀前華盛頓總統辭職的翻版。華盛頓總統辭職後回到了維農山莊園，過上了百分百的退隱生活，不再過問美國的任何政事。可中國人好象忘記了華盛頓這個先例，只記得和華盛頓同時代的乾隆皇帝，他老兄退位太上皇後仍牢牢地把皇帝兒子控制在自己的手心，稍微大一點的事都是太上皇說了算。連自己的親生兒子都不願意放權，就更不用說沒有任何血緣關系的“接班人”了。
直到幾年過去後，普京替代葉利欽成為俄羅斯的風雲人物，中國人才極不情願地相信葉利欽是真的辭了職。令國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曾經英雄一世的葉利欽總統，為何在世紀之交的那一天作出“傻到家”事呢？
葉利欽真的“傻”嗎？
在此我只想問幾個問題:如果葉利欽當初沒有辭去總統職務,他能在三個月後連任第三屆總統嗎?俄羅斯人會原諒他執政後期的諸多行政失誤嗎?他會成為現代俄羅斯的民主之父嗎?他會有一個寧靜平和的晚年嗎?葉利欽家族會在安定寬容的政治環境中長久地淋浴他的光輝嗎?
當我們客觀地回答這幾個問題時,就會發現葉利欽不但不“傻”，相反於公於私都是絕頂地“精明”！國家、葉利欽家族和他本人都會長久地享受他的辭職果實。
中國人常常醉心於權力帶來的榮光，而忽視了無限權力加諸於人身心的沈重負荷，以及權力對掌權者的“反噬”作用。幾乎沒有人想到主動和無限權力告別，在作出一連串傷害家、國的傻事時，還自鳴得意地把“傻”想象成“英明偉大”。
人類世界有一種奇怪的現象：常常是傻子嘲笑聰明人；而不是聰明人嘲笑傻子。錯誤的一方往往站在批評者的位子上；正確的一方則成為被批評者。
中國人在“權力”面前：千百次地重覆傻子嘲笑聰明人的角色，因此上下五千年也未能走出權力的怪圈。
中國式思維除了在“權力誤區”方面表現得淋漓盡致外，下面幾件事例也很能說明中國式思維與人類文明進步的不一致性。
中國官場的腐敗浪潮經歷五千年仍沒有任何消退的跡象，除了李世民當政的“貞觀王朝”外，貪污一直是官場的不治之癥，在新世紀已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因為歷代王朝都無法解決貪污的問題，所以中國人認定“為人不當官，當官是一般，世上沒有不貪的官”。當人們為愈演愈烈的貪污腐敗痛心疾首時，總有那麽一些人發出這樣的怪論：哪個國家沒有貪污？難道外國的月亮就圓些嗎？美國就沒有貪污嗎？有幾次我試圖向身邊的人解釋說貪污並不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世界上文明程度較高的英、美、日、德和同屬華人的新加坡就基本上消滅了貪污。美國的政務官未經納稅人同意不能擅自動用哪怕是一分錢的公款，一分一厘的公務支出都得向納稅人交待清楚明白，甚至連“招待費”這項開支也沒有。可聽者根本拒絕相信世上會有這樣的“官場桃園”，按他們的邏輯，當官若不能以權謀私撈點好處，當官還有啥意思？不知道人類除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驅動外，部分人還擁有自我實現和推進人類文明進步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尼克松的“水門事件”一直是中國人深信美國也一樣腐敗的見證，相當一部分國人心目中的“水門事件”是貪污了天文數字的公款。當國人終於明白“水門事件”不過是涉嫌竊聽、幾盤錄音帶和總統沒有說實話等在中國根本不成其為問題的雞毛蒜皮小事時，中國人無論如何也拒絕相信那是導致總統下台的“罪證”，連一向光榮正確的偉大領袖也抱怨“不就是幾盤磁帶嗎？有什麽大不了的！”至於總統沒有說實話更不是過錯，敬愛的林副主席還公開宣稱“不說謊話辦不成大事”哩，於是順理成章地推斷那是尼克松的政敵民主黨的“陰謀”，尼克松是被“陰謀”趕下台的……
眾所周知的伊拉克戰爭，絕大多數國人都認定美國是為了石油才打這一仗。石油確然是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原因之一，但絕不是根本原因。中國人很難理解部分美國人血統中湧動的“天定使命”感和追求全人類普遍幸福和公平正義的“理想主義”。我們的利益觀是建立在重視國家而忽視人類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建立在最大限度犧牲他國利益的基礎上。美國人自然把美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為了美國的局部利益可以不顧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所以美國出兵伊拉克只能是為了波斯灣的石油，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不過是發動骯臟戰爭的借口和遮羞布。
美國是借兩次世界大戰的契機贏得世界霸權的，我們因此認定美國是最善於發“戰爭財”的國家。美國的歷次對外戰爭都是在“發財”的驅動下發動或卷入的，且絕大多數情況下是趁火打劫。兩次世界大戰美國都是在戰爭雙方兩敗俱傷時沖上去踢進決定性的一球，然後在戰爭分贓時分得最大的一塊蛋糕……盡管兩次世界大戰把美國推上了超級強國的地位，但美國當初卷入兩戰並非出於發“戰爭財”的動機，更多是出於“預警自衛”和維護人類民主事業的考慮。美國的崛起並非靠掠奪戰敗國和分贓發財致富，而是美國人民在關鍵時刻的“英雄主義”被兩戰最大限度地調動出來，把危機轉化為機遇和挑戰，大幅度地提升自己的科技和文明。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朝鮮爆發戰爭，聯合國為了檢驗這個新成立的國際和平發展組織制止全球戰爭的能力，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國聯”在制止戰爭蔓延方面的軟弱無能，決定出兵朝鮮“維和”，防止局部戰爭擴大蔓延成國際戰爭。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堅定地認為組成聯合國軍的主體美軍之所以卷入朝鮮戰爭，是企圖借朝鮮為“跳板”侵略中國，企圖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為了防止美帝國主義的陰謀得逞，百萬志願軍跨過鴨綠江。我們也因此喪失了收覆台灣的最佳時機。那時的中國人國際知識貧乏，出現上述思維誤區還有情有可願的一面；今天的中國人可以通過互聯網很方便地獲取外來信息，我們依舊堅持那樣的思維誤區就有點不可思議了。
中國是一個“政府權力無限”國家，外交政策更是百分百由政府說了算；於是我們推己及人地認定世界各國的政府在外交方面一樣有百分百的決斷權。當西方世界出現“反華浪潮”時，我們就堅定地認為是那些國家的“政府”敵視中國，從而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政府要員身上。當文明國家都在搞“分層外交”，認為功夫“不在院內而在院外”時，我們依舊圍著對方的政府轉單圈。結果經常出現某國政府要員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決定和我國“友好”，但被代表該國民意的議員從中作梗而無法和我們靠近的悲劇。我們認真分析一下美國自尼克松以來的7位總統就會發現，幾乎沒有一位總統真正敵視中國，但敵視中國的議員卻有不少。美國總統在外交方面沒有完全決斷權，因此盡管總統對我們沒有惡意，但一樣會“屈從民意”作出傷害中國感情的事。在民主國家里，政府經常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但制定政策的議員則容易被關注人類公平正義的“理想主義”所困擾。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總統堅決反對制裁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因為制裁南非損害了美國的根本利益。但絕大多數議員出於人道主義的立場堅持“制裁”，最終把美國推向了南非白人政府的對立面。如果我們的外交注意力從政府要員移出一部分到代表民意的議員身上，類似的悲劇應該會少一些。
因為近代中國倍受西方列強欺淩的那段屈辱歷史，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西方強國把中國看成一塊“肥肉”，誰都想吞食這塊肉。為了能順利主宰中國，英美等列強都希望中國一直貧窮落後下去，並且不擇手段地阻止中華民族的崛起。這種思維方式一樣有與事實相悖的地方，西方文明國家雖然不願意我們超越他們；但也一樣不樂意看到我們貧窮落後，因為一個貧窮落後的中國妨礙了富國享受文明成果。中國的貧窮落後一旦超過一定限度，就會出現失控和騷亂，從而有利於極端民族主義者執掌政權，一個世紀以前“義和團”不分青紅皂白屠殺外國人的慘劇西方依舊記憶猶新。象中國這樣的一個人口大國，一旦因貧窮騷亂出現“難民潮”，西方富國就會因此付出沈重的代價。所以一個貧窮落後的中國不符合西方強國的根本利益。今天是全球非殖民化時代，西方強國就是想吞食中國也不符合世界文明的主流。除了日本、俄羅斯、印度和忘恩負義的北朝鮮等周邊國家對我們有領土要求外，英美等西方民主國家侵略中國的動機和一個世紀前相比幾乎可以小到忽略不計。再說經過百年“折騰”和人口膨脹的中國早已不是一塊“肥肉”了，已不再是一個理想的吞食目標。一百年前的“戊戌變法”有望使中國走上文明富強之路，按我們的邏輯西方列強應該極力反對才是，可事實是絕大多數西方國家都站在領導變法的光緒皇帝那一邊，因為一個貧窮愚昧的中國不利於拓展他們的商業利益。一個世紀前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說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二十一世紀了。
如果你是一個有教養的文明人，你當然願意生活在人人知書達理的文明社會里，因此你並不希望你周圍的人窮愁潦倒目不識丁。一個人如此；一個國家也是如此。
中國式思維表現在外交上的一個最突出表現是：我們對文明發達的民主國家奉行“壞人推論”，對方的一舉一動在我們眼中都是“惡意的”和“挑釁的”；就連美國把“庚子賠款”返還中國辦學也被看成是更為陰險的“文化侵略”。民主國家誠然不是什麽大慈大悲的“救世主”；但也並非處處包藏禍心。美國在珍珠港災難前援助中國的抗日事業就是基於正義的驅動；而不是我們理解的陰謀把戰火限制在中國境內，讓中國人擋在美國人前面充當抗擊日本的炮灰……

中華民族是一個聰明的民族，但因“中國式思維”根深蒂固的緣故，我們無法把“聰明”上升為“民族智慧”，極大地妨礙了我們客觀冷靜地分析世界事務，在國際問題上經常出現重大判斷失誤，使中華文明付出傷心的代價。
我們有義務和責任從“中國式思維”的誤區中走出來，用科學理性眼光來正視今天的世界。


二OO年十二月十二日



10.韓劇的啟示與文明參照系

一個自信理性，富有進取精神的民族總是選擇那些高出自己文明水準的國家民族作為“文明參照系”。我們的民族在選擇“文明參照系”時恰好相反，總是選擇那些不如我們的國家作為參照對象。因為比較對象遠比我們貧窮落後，我們就容易自我感覺良好，甚至於自我膨脹。


近兩年韓劇已進入我國的千家萬戶，人們在辦公室和茶余飯後談論得最多的電視劇也是韓劇。我是一個不肯隨大流的人，自然也不肯打開任何一部韓劇，直到前幾天晚上一個偶然的機會看了中央八台播放的《黃手帕》，想不到自己竟然也被韓劇深深吸引。
我對韓劇的偏愛並非因為劇中的故事情節引人入勝，而是韓劇中再現的這個小國的生活場景、風俗人情給了我極為深刻的印象。好的影視劇故事情節可以虛構，但細節和劇景必須真實地再現當地的社會風貌，所以韓劇的布景應該是韓國社會景象的真實寫照。韓劇中再現的韓國社會風貌給我的總體印象是：社會寧靜和諧；公民思想純凈，至情至性,不浮躁,不尚虛華；整個社會彌漫著理性和向善的詳和氣氛；沒有賭場，沒有公開打、砸、搶的黑社會，沒有滿街飛的風塵女，沒有大吃大喝，沒有濫用職權狐假虎威，更沒有勞民傷財的“形式主義”……總之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韓劇：這兩個字就是“幹凈”！
我還發現韓國人在吃喝方面很簡單，沒有任何鋪張浪費的現象。請客大多是一碗面條或簡單幾樣小菜，就連很富有的闊佬第一次請女婿吃飯也就是一碗面條打發了事，在我們國家這可是要去豪華大酒店大肆擺闊的。
韓劇的場景若是韓國社會生活的真實剪影?韓國今天的文明水準應該在我們之上？
如果說日本曾經是中國恭順學生的話；歷史上的韓國則是中國的忠順仆人；中國的文明水準一直比韓國高出很多。一個世紀以前的甲午中日戰爭時期，韓國社會的封閉落後和官場的愚昧腐敗連最腐敗無能的清王朝里最為腐敗無能的官員也免不了觸目驚心。韓國發生“東學黨”暴動後，奉命赴朝調查的中國官員一方面毫不客氣地責成漢城內閣要開放門戶和改組政府，不能繼續閉關鎖國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狀態；一方面上書北京政府震驚於韓國的腐敗落後，甚至認為韓國不配有更好的命運，繼續用生命和鮮血來扶持這樣的一個民族是否值得？
韓國當時的文明水準確然讓文明古國打心眼里瞧不起！
一直到半個世紀後的抗美援朝時期，韓國的文明水準依舊不能和中國相比。我看了不少美國人關於朝鮮戰爭的回憶錄，文中不乏大段的篇幅描述朝鮮的愚昧落後，同時承認中國軍人的文明程度比朝鮮軍人高得多，不但戰鬥力比朝鮮軍人強；而且人性也比朝鮮軍人更為充分……
但我們今天的文明水準卻不如韓國？
不僅是韓國，我們周邊部分國家的文明水準也後來居上，紛紛縮短和中國的差距甚至超過中國。
三個世紀以前，日本是中國恭順的學生；韓國、越南相當於中國的家臣；印度、尼泊爾、緬甸和中亞南洋諸國爭著向中國進貢；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文萊則連進貢都不見得夠格……
明王朝以前我們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兩百年前依舊是亞洲文明的中心；今天我們的文明水準還能夠成為“中心”嗎？
今天日本已代替中國成為亞洲的頭號強國；韓國則繼承了儒家文明的合理內核；越南也在不聲不響地縮短和中國的差距，泰國則成為“亞洲四小龍”……
越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依舊讓我們充滿自豪感，越南的花季少女紛紛偷越邊界爭嫁廣西老農就是一個很生動的例證。十年過去了，越南人不聲不響地趕上來了，和中國的巨大差距在加速度縮小，妙齡女郎爭嫁廣西老農已成為不可思議的往事。我不怎麽了解越南到底取得了多大的進步，但它的前任總理潘文凱的離職講話卻給了我相當大的震動：這個遠遠落在我們後面的小國說不準已達到和我們同樣的文明高度？
下面是潘文凱離職講演中的一段話：
“當前，政府官員的腐敗現象與官僚作風日盛，在社會中引起民憤與不平，阻礙著民族的進步，威脅著國家的存亡，作為政府總理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我對此感到無比愧疚”；“新滋生的各種問題及困難很多”；“各種社會問題遠未得到解決”……他坦言“未能及時發現和處理一些重大的嚴重問題。對此表示歉意，並願在人民、黨和國會面前承擔責任”。
這是一個對國家民族勇於負責的政治家！無私無畏，襟懷坦蕩,不推卸，不遮掩，不講大話、空話、套話。他明白成就不講跑不了，問題不講遮不掉。人們感受到他內心的“無比愧疚”絕不是虛與委蛇，他的“承擔責任”也絕不是虛晃一槍……
潘文凱並非真的乏善可陳，他任總理9年來，一開始就遭遇東南亞金融危機。潘文凱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順利走出危機；越南的GDP以平均每年7%的速度增長，尤其是去年更取得破紀錄8.4%的高增長率(6.26《現代快報》)；百姓生活不斷得到改善，在任期內取得了眾人囑目的成就，就是新任總理阮晉勇也說，“要想超過潘文凱不是件容易的事”。
…………
當我們剝離那層歷史的光環，勇敢地直面真實的自我時，我們痛心地發現我們落伍了。尤為痛心的是：當我們的文明層面出現退潮時；別人卻在大幅度提升自己的文明水準。
文明和經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文明在很多時期與經濟不同步。我們的經濟在改革開放後一直呈現良好的發展勢頭；但我們的文明卻沿著與經濟相反的方向停滯或下滑。
文明的進步雖然不一定能帶來經濟的發展，但如果經濟的發展伴隨文明的停滯或衰落，這樣的經濟一定是泡沫經濟，是注定沒有發展後勁的。
所以文明的進步對於國家民族來說是根本的；其重要性遠遠大於經濟的發展。
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建設在短期內取得超越文明進步速度的成就時；下一步就應該把提升民族文明放在第一位。
和二十年前相比，中國的經濟前進了一大步；但中華文明並沒有前進多少，就算說成“倒退”也不是聳人聽聞。
一位網民這樣評價我們的文明成果：“嚴格地說，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化建設幾乎等於空白，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念所剩無幾，這是當代中國人缺乏文化追求和精神寄托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化缺失必然導致精神斷層甚至扭曲。社會上層出不窮的腐敗和缺乏公德的事例讓輿論常常感慨人心不古，這些現象雖然可以解釋成是中國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難以避免的“消極因素”，但這類“消極因素”恐怕不會隨著經濟增長和生活寬裕而自動消失。”
中華文明為什麽在近代一直走下坡路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們在選擇“文明參照系”時出了問題。
“文明參照系”就是能與本民族文明產生類比關系的“文明”。
一個自信理性，富有進取精神的民族總是選擇那些高出自己文明水準的國家民族作為“文明參照系”。因為比較的對象比自己發達進步，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的不足，產生學習他人趕超先進奮發向上的動力。於是自己的文明水準也因此不斷提升。
我們的民族在選擇“文明參照系”時恰好相反，總是選擇那些不如我們的國家作為參照對象。因為比較對象遠比我們貧窮落後，我們就容易自我感覺良好，甚至於自我膨脹。因為自大自滿的緣故，我們就不可能看到自身的不足，更不可能認為有學習借鑒其他國家文明成果的必要。沈溺於自我欣賞的人缺少危機意識，沒有進取的動力，於是我們也很難在原來的基礎上再向前跨越一步。當我們選擇的“劣等參照系”有一天後來居上迎頭超過，我們由自大自滿轉為“夜郎自大”時，我們不是痛定思痛地反思自省，而是換一個更為落後的對象作為參照系……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一直瞄準南方的印度作為我們的文明參照系，乞丐、流浪兒、貧民窟、貧富懸殊、寡婦殉夫和宗教沖突就是我們對這個國家的全部印象。當西方文明國家令我們不滿和自卑時，一想起印度心理就找到了平衡點，沒來由的優越感也因此油然而生，1967年的中印戰爭進一步鞏固了這份優越感。遺憾的是：我們的優越感在近二十年正在一點一點地喪失，今天這份優越感差不多已成為過去。當改革開放把我們推向前進時，印度前進的步伐似乎比我們更快，去年的世界經濟排名印度已排在中國前面，今年則超前11位！聯想到這個國家的民主政體，惠及平民階層的福利制度，相對公平的分配制度，完善的醫療保險和義務教育，才發現這個國家的文明水準真的已超過中國。
別忘了印度的生存環境比我們惡劣得多，這個國家的人口基數和我們差不多，人口密度則是我們的三倍！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蘇聯解體，處於經濟轉型期的俄羅斯遇上了暫時的經濟困難，於是我們又找到了一個理想的劣等參照系。當時絕大多數的國民都認為我國的經濟“軟著陸”比蘇聯的“硬著陸”要成功得多，中國社會也因此避免了俄羅斯式的劇烈震蕩，中國人比俄羅斯更富有更幸福。當時的主流媒體動不動就拿俄羅斯“開涮”，有關俄羅斯的每一個不利消息都被我們不厭其煩地“炒來炒去”，借俄羅斯的“暗點”來反襯我們的“亮點”。新世紀來臨時，俄羅斯走出了轉型陣痛期，經濟步入平穩發展階段，與之配套的社會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今天的俄羅斯比我們更富有，社會公平和諧也遠遠超過我們，在國際上的聲音比我們更有份量，文明程度無疑超出我們甚遠。我們好不容易找來的劣等參照系一眨眼又超過了我們，今天的中國勞工爭著去俄羅斯尋找經濟機會，對方還把我們列為不受歡迎的人，一不高興就把我們驅逐出境。
當印度、俄羅斯等劣等參照系超越我們時，我們又開始尋找新的劣等參照系，於是我們瞄準了恐怖活動猖獗的阿富汗、伊拉克，金正日的北朝鮮和南美中非某些赤裸裸的專制國家。值得警惕的是：適合我們的劣等參照系越來越難找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我們的優越感靠走近劣等文明來維持；我們的強大靠和亞、非、拉的某些窮朋友為伍來體現；我們的文明就會停滯和倒退。這就和學生一樣，如果他的眼睛總是盯著那些成績優異的學生，且有意識地和成績好的學生交流切磋，他的成績就會一天天好起來。如果他習慣於和班上的劣等生對比，和壞學生打成一片，他若是能取得好的成績一定是活見鬼了！
當我們不得不面對那些超越我們的先進文明時，我們習慣於把眼睛盯著這些文明的“暗點”，而對那些遠比我們進步合理的“亮點”視而不見，於是在恍恍惚惚中誤認為這些文明還不如我們。既然不如我們，也就沒有學習借鑒的必要。這就象站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美女，如果我們目不轉睛地盯著她身上的某顆“黑痣”，這個美人在我們心目中就一點也不美了。
如果我們不轉換視角，繼續向劣等文明看齊，拒絕向先進文明學習，遲早有一天我們會墜落成這個星球上最最落後的文明。
中華民族要想真正走上文明進步之路，成為這個星球上最最優秀的民族，我們就得選擇那些文明富強的國家作為我們的文明參照系，臥薪嘗膽向先進文明看齊！


二00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11.從政務官的職能看中美官員的差別

美國處長不管科長，總統去各地視察當地政務官不接待；公務用餐費超過九美元視同行賄；市長收入不夠養家下班後去當舞廳看門人，沒有納稅人的認可不能隨意動用一分錢的公款，來中國友好城市訪問國內無人買單，中國市長慷慨地為之報銷全部旅差費。


改革開放以來，中美關系一直是我國國際關系的熱點。中美關系有一個極為奇怪的現象：一方面絕大多數中國人，上至達官顯貴下至平民百姓，指責得最多的國家是美國；另一方面中國人如果有出國的機會，無論是貴族還是平民，往往首先選擇美國。近幾年政府派出大批中青年幹部去國外學習從政經驗和政治理念，首選的國家也是美國。
當國民義憤填膺地責罵美國時，我以為美國人也在大洋那邊和中國人對罵，可事實不是這樣。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說：普通美國人很少對別人說三道四，沒有幾個人想到要去指責中國人，因為“中國人怎樣”與他們的生活沒多大關系。至於美國政府，如果想到要為難中國的話，醜話也只能說給外國人聽，不能說給美國人聽，因為美國政府沒有對內宣傳的官方媒體。美國真是一個奇怪的國家，主流媒體完全掌握在公民手中，政府和政黨沒有控制任何一家電視台和報刊。
單從語言來說，中國人對美國的不滿和憤慨顯然要多些，按正常邏輯美國應該比中國更糟糕，可實際情況是中國人只要一有機會就會削尖腦袋往美國跑，沒聽說哪個美國人往中國跑。不少中國的花季少女爭著嫁給美國老頭；可從沒聽說過美國的年輕靚女爭嫁中國老頭的事，就算這個中國老頭是超級富豪也不例外。
一個人的行動更能折射出他真實的內心世界，語言則更多欺騙的成分。根據“鳥往明處飛”的中國古諺，美國的真實情況可能並沒有中國人說的那麽糟，至少比中國的現狀不差分毫。
為什麽會有那麽多的中國人往美國跑而沒有幾個美國人往中國跑呢？
也許有人會說美國建國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中國建國只有半個世紀的時間，積累的經濟成果顯然要多些，人民的生活更富裕一些。
誠然今天的美國比中國富得多，但這並不是中國人往美國跑的根本原因。今天在美國一擲千金花天酒地玩名車買豪宅的大多是中國富豪，在中國富豪揮金如土的氣勢下，美國富人早就甘拜下風且明智地退到一邊，承認中國富人比他們更瀟灑也更有錢。沒有哪個文明人會傻到去和“敢把鈔票打水漂”的暴發戶較勁。
一個國家有沒有吸引力不僅取決於這個國家的經濟條件，還取決於這個國家的自然環境、政治空氣和文化氛圍，其中政治空氣則是第一位的。中東的沙特可以說富得流油，可沒有幾個文明人願意去那個國家定居。如果說沙特的自然環境惡劣的話，文明人卻更願意去自然環境更為惡劣的鄰國以色列定居。
中美的真正差距可以從這兩個國家官員的職能上去尋找答案。
官員是什麽？這個問題中美兩國有絕然不同的回答：
美國：官員是“職業”；中國：官員是“職權”。

下面我們來比較一下中美官員的差別：

（一）、政治理念：美國官員是一種“職業”，不是“職權”。既然同是職業，就一樣要履行職業規定的責任義務，遵守職業道德，沒有高於其他“職業”的任何特權。中國官員則更多體現為“職權”，從來都淩駕於各行各業之上，擁有支配各“職業”的廣泛權力。
（二）、民眾政治心態：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中對陌生的凡夫俗子，有一種與生俱來近乎本能的信任；但對於政府和官員，卻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的不信任。美國人對官員的不信任不是基於對“人”的不信任；而是基於對“權力”的不信任，認為人一旦擁有“權力”，就有濫用權力和以權謀私的傾向，無論是天使還是魔鬼都有這種傾向，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所以美國人根本不相信有與生俱來且始終如一的“清官”。正是這種天生的“多疑”，造就了美國社會中一種人人自主各自為戰普及於多數民眾的對政府的壓力，正是這種無所不在的壓力，使任何官員都擁有很強的危機意識，在工作中不得不有所檢點，處處小心，在“瀆職”和“越權”的夾縫中謹慎為政。
我國的情況則恰好相反：中國人從來就相信政府和官員，含怨蒙辱時也寄希望於政府和清官，深信政府會自覺主持公平正義，尤其是對高官寄予厚望，除非官員在眾目睽睽之下做了傷天害理的大壞事。與之形成鮮明對應：中國人對一般人卻是天生的不信任，除非這個人做了顯而易見的大好事。中國人尊奉的處世格言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而政府和官員所享受到的超前的信任，反而使之失去接受監督的機會。
歷史的經驗一千次證明：一個被受治者認為天然值得信任的政府，最終會變得實際上最不值得信任。人都有犯賤的一面，由人組成的政府也是這樣，“鞭策”使之進步；“溺愛”使之墮落，甚至毀滅！
美國社會加在官員身上的套索一方面限制了官員在任期內為所欲為；另一方面則保護了官員的“名節”，防止其玩物喪志走向毀滅，給自己的家族帶來災難。很少聽說過美國政府產生過需要動用極刑的“巨貪”，因為美國體制根本沒有產生巨貪的機會。中國社會給予官員的寬松環境讓官員在任期內能隨心所欲；但也給官員自身和其家族遺留下無窮的隱患。如果你不是一個“末世賭徒”；如果你是一個對自己和家族有責任心的聰明人，我相信你會選擇在前一個環境下為官。
不加限制的權力能讓天使變成魔鬼！
（三）、基層會議：我國基層政府的會議多是舉世皆知的，這點美國和中國有相似之處。單從會議次數來說，美國基層政府的會議甚至比中國更多，不同的只是會議的規模、形式和內容。美國基層政府“小會”多“大會少”，開會是為了解決實際事務，一次會議著眼於解決一個或幾個具體事務。會議沒有固定的模式，一般是會議主持人提出問題，然後與會者在規定的時間內發表意見，最後主持人簡單說兩句就宣布散會，與其說是“會議”，還不如說是為解決事務征求意見的碰頭會。所以每次會議時間都很短，主持人和與會人員沒任何廢話，更沒有假話、空話、套話。會議沒有固定的模式，也不設主席台，就象幾個情趣相投的朋友在一起討論問題一樣輕松自在。中國基層政府的會議一般都遵從約定俗成的模式：主席台上就座的是領導，台下是聽眾，首先是主持人的“開場白”，介紹參加會議的主要領導，然後是主要領導和指定的典型代表發言，最後是主持人長篇大論的總結。無論是領導講話還是主持人總結，都是事先由秘書寫好講稿（也有領導自己執筆的）並打印成冊，裝在資料袋里分發給每個與會人員，領導只是在主席台上把講稿上的文字照本宣科地朗讀一遍。會議更多地體現為一種儀式，不是著眼於解決具體事務。因此講話稿的內容有相當多的假話、空話和套話，聽者不知所雲，講話的領導也意識不到自己在說什麽，甚至領導內心也不相信自已宣講的那些文字，正是“嘴上說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
（四）、上下級關系：美國上級不管下級，總統不管州長，州長不管市長，廳長不管處長……下級也不遵從上級，他只需要按自己職位的職能要求行使自己職責，做好自己份內的事情，就根本用不著和上級套近乎。總統去某一個城市視察，市長和市政官員根本不出面陪同，仍自顧自幹本職工作，那個城市的政治生活不會因此受到任何影響。總統在那個城市的“衣、食、住、行”全是自己買單，市政府不用花一分錢。中國是“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上級對下級擁有絕對的支配權。省長去某縣視察，不但這個縣的黨政要員要全程陪同，連省縣之間的政府要員也要趕往此縣恭候自己的上司。省長在此縣的“衣、食、住、行”縣政府都作了精心且極為妥善的安排，根本不用省長自己掏一分錢……
為什麽會出現兩種絕然相反的情形？並不是美國官員天性就比中國官員廉潔務實且擁有高貴的情操，歸根結蒂還是兩國官吏任免機制的不同造成的。美國的各級官員都是當地人民自己選舉出來的，不是上面任命的，美國的總統不能任命州長，州長也不能任命市長，就更不用說升降和罷免了。州長、市長的任命、升降和罷免全是當地人民組成的議會說了算。你別看小布什在國際上頤指氣使、今天指責這個國家是邪惡軸心，那個國家搞恐怖；明天又制裁伊朗，威脅軍事打擊北朝鮮，儼然成了地球的家長；但他在國內的權力小得可憐，他的任何行動、每花一分錢都要經過國會批準，沒有國會的授權他寸步難行、一籌莫展。美國總統可以把巴拿馬總統抓到美國審判，可美國的一個普通市長就可以不買總統的帳。聯合國50周年慶典時，紐約市長為各國首腦舉行了一場音樂會。音樂會開始前，市長居然把克林頓總統邀請的客人阿拉法特“請”出了劇場，理由是阿乃“恐怖主義分子”，氣得克林頓七竅生煙，但也只限於生氣而己，對市長的決定他無可奈何，只好自己去道歉，他甚至連紐約市都代表不了，因為紐約市民沒選他克林頓當市長。因此在美國沒有“跑官”“要官”的現象，因為官是人民選的，不是上司給的，跑了也等於“白跑”；要了也等於“白要”。
中國官員的升降任免則是上司說了算，官員所在地的人民沒有任何權力。所以中國的官員只需對自己的上司負責，而不用對轄下的人民負責。為了討好自己的上司，下級官員就有可能貪污受賄，以便有多余的錢向上司行賄，至於因此得罪了人民則無關緊要，因為只要上司對他有“好感”，人民根本奈何不了他，這也是那些腐敗官員在犯事前象彈棉花一樣“越彈越升”的秘訣所在。
我在機關工作過幾年，對“機關潛規則”感觸至深：一個人在機關的奮鬥目標不是把本職工作幹得盡可能出色，而是職位的步步升遷，努力從科員、副科員，一步一步升遷到副處長、處長，甚至更高級別；一個人怎樣才能仕途順利、步步升遷？那就是不斷得到上司的賞識與提拔。由此演生出的“官場潛規則”則是：下級不對工作負責，而對上級負責；上級提拔下級，不看政績，而看下級如何對待自己。
（五）、政府結構：美國的基層政府機構通常不設副職，既保持了較高的行政效率，避免推卸責任，又防止了吃財政飯的官員數量膨脹。中國基層政府機構都設立了一個或多個副職，副職的職能名義上是協助正職工作防範正職獨裁，但在實際行使職能的過程中則常常出現下述情況：副職只要認為正職重用他，給了他足夠的“特權”，正職就是再瀆職再腐敗他也不置一詞；副職如果認為自己不被重用，就算正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也會暗中使絆子。所以中國基層政府的副職多半是“特權”的標志，很少出於工作的需要。
（六）、官員的私生活：美國個人的私生活受到高度的尊重。如果你是一個普通平民，只要不觸犯法律，你在正妻之外擁有多少情人，包養了多少“二奶”，政府和他人都無權幹涉，那些娛樂性的媒體說不準還把你捧為風雲人物，把你的風流花心美化為“私生活豐富多彩”。美國的官員就另當別論了，他們的私生活必須是清澈透明的，如果你在任期內制造了“緋聞”，無論你是多大的官，就算是國家元首，一樣要受到嚴厲的追究和制裁，輕則丟官，重則身敗名裂。克林頓的緋聞案眾所周知，尼克松被彈賅下台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問題，不過是說了幾句“謊話”。
和美國相比，中國的官員則是另一番景象：普通平民大多沒條件玩情人和包養“二奶”，官員在情人“二奶”市場則近水樓台先得月，玩情人包“二奶”在中國部分地區已成為官場的一種時尚。很多官員還不止包養了一個“二奶”，而是幾個甚至幾十個“二奶”，情人的數目那就更多了。和美國不同的是：中國平民玩情人包二奶不但會受到輿論的譴責，還有可能被警察當成“賣淫嫖娼”犯抓起來，包“二奶”則會因“重婚罪”受到法律追究。官員玩情人包“二奶”則很容易逃避任何制裁，除非他犯了事丟了官。
（七）、文憑職稱：美國幾乎沒有買賣文憑和職稱的怪現象，“注水”文憑也不多見。中國的假文憑和假職稱則滿天飛。至於“注水”文憑，可以從本科一直“注”到博士或博士後。美國官員一旦發現學歷職稱有“注水”現象，不但馬上丟官，還會因此身敗名裂，終生擡不起頭來。中國官員則對文憑和職稱相當“熱衷”，不在任期內混個“本科、碩士、博士”就是沒有“上進心”的表現，因此官員大多接受在職教育，大學也積極配合官員的“好學精神”。至於在職文憑是否存在“注水”現象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八）、經濟狀況：美國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可美國政府卻是最窮的，且貧窮的程度讓人震驚，居然會窮得開不了門，所以美國地方政府會出現因貧窮而停業一段時間的“怪事”。美國官員能支配的錢相當有限，每支出一分錢都要向當地議會詳細匯報，因公務收受哪怕是一支普通鋼筆的小禮品都得上交國庫。不少中國人都誤認為美國官員的薪水很高，他們的廉潔是“高薪”養出來的，其實美國官員的收入只有中等水準，有些官員在任上還無法養家糊口，只好在八小時之外從事服務性的兼職，甚至於堂堂一個大市長去作舞廳的看門人。
中國是世界上公認的貧窮國家，但中國的政府卻很富有，“再窮也不會窮政府”，官員從不缺錢花。陜西渭南市紅綠燈因積欠電費75萬無人買單，電力部門只好強行斷電。你想想現代化都市沒有紅綠燈會陷入怎樣的交通混亂狀況，會潛伏著多大的危險？可紅綠燈還是斷電了。在紅綠燈斷電期間，這個城市的公車照樣在路上跑，官員照樣在吃喝公款，從未聽說過公車上不了路或因公款吃緊不招待上司吃飯的現象。中國官員雖然不是最富的，但絕不會出現市長那樣的高官無法養家糊口只好去當看門人的現象，就是兼職了也絕不會幹看門人之類的低等職業，那個市最體面的職業會爭相為他敞開大門。
近些年中美兩國有不少城市結為“友好城市”，既然是“友好城市”就難免市政官員的你來我往，但中國城市好象是“剃頭挑子一頭熱”，去訪的多而回訪的少。之所以如此並非美國官員不懂禮貌或擺臭架子，而是他們拿不出來中國訪問的錢，官員的每一分公務支出都得納稅人認可，他們不能隨意動用哪怕是一分錢的公款。於是出現這樣的怪現象：富裕的美國市長常常為來中國參加所謂的“貿易洽談會”納稅人會不會買單而困擾；貧窮的中國市長則豪爽地拍胸：盡管來吧，所有費用我報銷！
（九）、新聞監督：美國官員受到新聞媒體無孔不入的監督，在任上哪怕是出了一點在中國看來微不足道的“醜聞”就會被媒體曝光，並受到毫不留情的追究。中國官員就是犯了再大的錯誤也不容易被媒體自由曝光，除非上面決定曝他的光。美國的新聞媒體都是民營的，政府和政黨沒有控制任何一家報刊和電台。中國的主流媒體基本上都控制在政府手里，因此新聞必須服從官員意志。
（十）、職位保障：美國官員一旦任期屆滿，就得離開政府去自謀職業，該幹啥就幹啥，除非選民認為他很優秀要他連任。所以美國的官員不是終身制，在任上有濃厚的危機意識。美國政務官和公務員是兩個不同的體系，公務員大多是終身制的，因為公務員是面向全社會公開考試選拔的，不是官員任命的，也不是權貴利用職權帶進行政部門的，職能也是純技術性和服務性的，只有“按章辦事”的義務而無“自由裁量”的權力，和中國的公務員有本質的區別。中國的官員多為終身制，在任上只要不犯顯而易見的大錯誤，尤其不犯和上級“不一致”的“錯誤”，就可繼續在政府部門呆下去，一直到退休，退休後還可享受優厚的俸祿。中國官員任期屆滿只是職位升遷或換一個地方當官，並不等於離開政府。因為職位有很強的保障，中國官員在任上幾乎沒有什麽危機意識，因此也容易“飽暖思淫欲”。
…………
撇開美國的意識形態和中美摩擦，單從文明水準來說，美國確然擁有很多我們無法比擬的優勢，有不少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地方，這也是我國政府近幾年派出大批政務官去美國實習的原因。這項英明決策說明我國的高層政務官富有遠見且勇於負責，知曉我們的劣勢，也知道中國和文明世界的真正差距。中華民族要想真正走上文明富強之路，就有必要學習美國的優勢，尤其是要學習美國政府“自我免疫”和“自我更新”的機制，使“官逼民反”和“周期性改朝換代”的內戰永遠在中國絕跡。
如果我們汲取了美國的成功經驗，中國就會在不遠的將來超過美國，中國人爭相往美國跑的現象就會成為歷史，相反世界各國的仁人志士都會削尖腦袋往中國跑，就象一千三百年前的唐帝國引來萬幫來朝一樣。那時美國少女爭嫁中國老頭的事就不是什麽新聞了。
如果中國社會形成一種人人自主各自為戰普及於多數民眾的對政府的壓力，“廉潔政府”就會從“文件”走向“現實”。

二00六年八月八日


12.腐敗容忍——一種可怕的時代瘟疫

容忍腐敗是一柄兩頭尖的劍，既傷害了人民又傷害了官吏自身。如果人民對腐敗保持高度的警覺並擁有不依不饒的認真勁，有腐敗傾向的官吏就會收斂自己的行為，不至忘乎所以跌入萬丈深淵。容忍腐敗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瘟疫，其危害比腐敗本身更為可怕！


中華大國民有一個可怕的思維誤區：天下烏鴉一般黑；世上沒有不貪的官？
因為這個思維的誤區，我們對貪污腐敗的容忍也超過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民族。
既然貪污是全人類普遍且不可避免的現象，那麽大可不必為今天日益嚴重的腐敗現象大驚小怪。有其在背地里發牢騷生悶氣，還不如想法設法擠進官場分一杯羹以爭取腐敗的資格。至於那些吃飽了沒事做憂國憂民的“笨伯”顯然是自尋煩惱，怎麽到了二十一世紀還抱著“烏托幫”的幻想不知道“與時俱進”呢？
有一天幾個故鄉人來訪，象講述軼聞趣事一樣談起家鄉村幹部私吞“扶貧款”冒領“退耕還林款”並進而花天酒地的腐敗故事，讓我這個與此事“八桿子夠不著”的不相幹人義憤填膺。他們看見我激動的模樣後居然大大地不以無然，認為不值得為貪污腐敗動那麽大的肝火，按他們的話說“為人不當官，當官是一般，全世界的官都在貪。”他們不平的只是自己沒福氣成為貪污的一員而已。
當我試圖糾正他們的認識誤區解釋貪污並非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世界上文明程度較高的英、美、日、德等國和同為中華民族的新加坡基本上消滅了貪污時，他們殺死也不肯相信。不相信的邏輯很簡單：世上哪有那麽傻的人？哪有不吃魚的貓？
急功近利已成為我們民族的思維定式，要想改變真的好難，除非動用文明強制手段。
其實腐敗也不是中華民族無可救藥的痼疾，一千四百年前的李世民大帝建立的“貞觀王朝”就基本上消滅了貪污。
“基本上消滅了貪污”是指貪官的數量極少，且貪污的數量有限（贓款一般不超過貪官一年的薪水）；且無法連續作案，一旦發現就會受了毫不留情的膺懲。
對腐敗容忍的直接惡果是腐敗的升級。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我認識的一位區委書記突然丟了官，原因是此君違紀在縣城蓋超標準私房。處罰也雷厲風行，他被遣送到一個荒涼偏遠的小管理區當一名跑腿的普通辦事員。如此嚴重的處罰在今天看來也許不可思議，可那時的百姓還認為處罰太輕，按他們的標準就是不判刑也應該被開除公職。
十六年後的今天，那位區委書記早已從陰影中走出來，成為某縣資歷很高的常務副縣長。此公好象沒有從當年的處罰中汲取任何教訓，不但故伎重演，而且格調升級，在當地唯一的風景區建了一幢價值超過百萬元的豪華別墅。那個縣是全國出了名的貧困縣，城鎮職工平均月薪不足五百元人民幣，農村因貧輟學的青少年隨處可見。
一個月前我應一位友人之邀去那個風景區住了兩天，就下榻在那幢豪華別墅里。貧困縣的父母官很有點商業頭腦，把自己的別墅開發成“會務賓館”（主要供公款消費），旺季每天可贏利幾千元。
在山上又碰到了一群兒時舊友，他們帶我參觀了整個風景區。除了一幢接一幢的豪華別墅外，幾乎沒有什麽自然景觀。據友人介紹，那些別墅全是此縣黨政官員的私宅，最引人注目的是前財政局長的別墅群：上下五幢別墅占據整整一座小山坡，每幢造價都在百萬元以上！
此縣財政局長的理論月薪只有一千多元人民幣，又沒有任何家族企業，五百萬元的巨款來自何處？
別忘了這個縣的人均月薪不到五百元！
我無法理解此縣的黨政官員公然顯耀巨額財富的行為，難道他們不知道如果上面一旦認真起來，就算貪污受賄無從查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算是鐵板釘釘了。
更讓我無法容忍的是：身邊的友人群中沒有一個對這種反常現象提出一絲一毫的質疑，他們的臉上只能看出毫不掩飾的羨慕表情？
我為此縣的父母官悲哀；更為此縣的人民悲哀。有這樣的官員和人民，此縣成為全國聞名的貧困縣也就不難理解了。
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相比，這個縣的腐敗風氣無疑是突飛猛進了。經濟總量雖然沒有實現“翻兩番”的目標；但腐敗級數差不多翻了近二十番。
據知情人士透露：此縣各行政企事業單位的“一把手”上任後最熱衷的“政績”就是買車和建房。買車可以更方便地揮霍公款；建房則可撈取巨額工程回扣。貧困縣各黨政機關的編制多半不超過20人，是名副其實的“小單位”，但各局機關競相建造超標準的豪華高大“辦公樓”，真正用於辦公的房間只有很少一部分。我的一位舊友所在的機關平均每人擁有一間辦公室，可老局長還計劃在離任前新蓋一幢七層辦公大樓，僅征地費就得百萬元以上。
我國的腐敗現象究竟嚴重到何種程度，只需舉一個例子就不得而知：中國歷史上最沒落的袁世凱王朝只要貪污數量達到五百兩銀元，無論多大的官一律處以死刑。五百兩銀元當時相當於大學教授一個半月的薪水（廈門大學開給魯迅的月薪是五百兩銀元），袁世凱開給孫中山的年薪就是30萬銀元。
腐敗的急遽升級說明我們的反腐機制出了問題；人民對腐敗的麻木和容忍也起了為虎作倀的推動作用。
腐敗有三方面的原因：權力人物的個人素質；體制的漏洞；人民的麻木。
對腐敗的麻木容忍不是寬洪大量；而是不負責任甚至自私的表現。
一個地方的反腐機制出了問題，就會出現腐敗官員象彈棉花一樣“越彈越升”的怪狀。當這種怪狀一再出現時，人民對政府反腐的效能和決心就會失去信心，並進而上升為容忍和麻木。
容忍腐敗是一柄兩頭尖的劍，既傷害了人民又傷害了官吏自身。如果人民對腐敗保持高度的警覺並擁有不依不饒的認真勁，有腐敗傾向的官吏就會收斂自己的行為，不至忘乎所以跌入萬丈深淵。因此和腐敗較真既保護了自己也保護了官吏。
對腐敗的容忍麻木為貪官以權謀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腐敗土壤上權力人物要想始終如一地堅守良知和節操真的好難。
我曾在一個基層局機關工作過一段時間。那個機關名為執法實為創收撈錢，交了錢的可以繼續違法；不交錢者奉公守法也要雞蛋里挑骨頭。我們最頭痛也最尊重的就是那樣敢於和我們較真的主；最喜歡但也最愛作踐的就是那些老實人。因此後者比前者每年要多交幾倍的錢，盡管前者的“問題”比後者要大得多。
我們在巧立名目罰款創收時也自知理虧，對方只要質疑並堅持一下我們就會識相收回成命，不但不會因此起打擊報覆的念頭，相反下次“創收”時還有意把讓我們碰“釘子”的主繞過去。
西方文明國家至所以能建立真正的“廉潔政府”，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也不是西方的權力人物一開始就良心發現，而是下層人民較真和鬥爭的結果。
十七世紀四十年代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並沒有反封建的明確目標；而是人民反抗不合理稅收的產物。當時英王查理一世為了籌備戰爭經費，繞過議會直接下令向羊毛和船舶經營者征收數量很少但先前從未征收過的“磅稅”和“噸稅”。盡管征稅的數量相對於納稅人的資產來說小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不少納稅人仍然拒絕交納，因為他們認定只有屬於人民的議會才有權利新增征稅項目。國王直接增加稅種在英國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如果此風不加以抵制，後果不堪設想，這次雖然是增加了兩項稅種，交的稅也許很少，但以後國王會食髓知味大幅增稅，不斷增加新的稅種，那樣苛捐雜稅就不可避免，英國就會由陽光地帶變成黑暗國度了。第一個出來抗稅的是一位船主，他應交納的稅只有區區幾先令，相對於他的龐大資產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但抗稅的代價是被抓進監獄。
如果此事發生在中國，國王的征稅目標會暢通無阻，根本不可能釀成一場反國王的民族戰爭。一是稅量很少，每個人交稅後幾乎沒有什麽實質性損失；二是抗稅的代價很大，進監獄可不是鬧著玩的；三是征稅的對象很廣，吃虧有大家陪著，犯不著自己出頭吃大虧別人得好處……中國人的小聰明在這些大事情上往往表現得淋漓盡致。
英國人沒有中國人那樣多的小聰明，他們只有中國人認為“傻到一根筋”的認真勁，所以英國在近代能成長為世界上最最文明先進的民族。這個國家自十七世紀打敗國王後一直沒有對外戰敗過（北美獨立戰爭嚴格來說不能稱之為對外戰爭），也沒發生過任何自殺性的內戰，還把英國文明延伸到幅員遼闊的新大陸。美利堅、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是第二、第三、第四個英國；印度則是另半個英國……
我們的民族總是不切實際地期待天上掉餡餅，在“廉潔政府”這個問題上也是這樣。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里，我們一直在不停地呼喚“青天大老爺”，諸不知“清官”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人民“教導”和“鞭策”出來的。大凡權力人物都有濫用職權和以權謀私的傾向，人民必須對他們保持高度的警覺，嚴密地監督他們的一言一行，迫使他們在任期內能奉公守法和盡忠職守。人民為了能夠順利行使自己的監督職能，就要盡最大的努力且不惜付出最大的犧牲來督導政府建立一整套科學理性的官吏任免監督機制，並對腐敗現象不依不饒……
如果我們對腐敗容忍麻木，清官也會變成貪官；如果我們對腐敗不依不饒，為維護自身權利敢於反抗強權，為尋求公正不怕犧牲，貪官也會變成清官。
當我們在腐敗面前不依不饒不怕犧牲時，貪官就會越來越少，貪污腐敗就會逐漸在中國絕跡，“廉潔政府”也就不再是“冬天里的童話”，我們的民族就會日益興旺起來。

容忍腐敗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瘟疫，其危害比腐敗本身更為可怕！


二00六年七月三十日



13.為腐敗開脫之風不可長

為腐敗開脫在今天的中國蔚然成風；為腐敗開脫的“筆桿”們早就過了“猶抱琵琶半遮面”的階段；為腐敗辯護的風氣真的不可長，否則此風一長，今天“混文憑”有理；明天就要上升為“受賄”有理；後天說不準權力人物“殺人放火、強搶民女”也情有可願。


今年的兩會一反“該舉手時就舉手”和“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傳統模式，提出了不少有很強針對性和揭露性的社會提案，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新生的曙光。最著名的要數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關於“大多數領導幹部混文憑”的提案。此公懷著對黨、國家、民族巨大的責任心，指出了一個帶普遍性且危害極大的社會問題：
“相當數量已經獲得和正在攻讀研究生學位的黨政幹部，大都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職權，動用公款，在職混取研究生文憑(和學位)。他們在入學考試中，或者名義上報考統招生，實際上參加校外班單獨考試，然後又在校內生中濫竽充數；或者考試舞弊，甚至根本未經考試，就取得了入學資格。在課程學習中，他們或者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或者由秘書“代”他上課。在學期考試中，又往往由秘書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總有辦法得到高分。至於畢業學位論文，天曉得有多少是領導幹部獨立完成的。
　　上述現象，造成種種弊端。其一是敗壞學術風氣，有損學校尊嚴；其二是劣幣驅逐良幣，導致學位貶值；其三是搶占教育資源，排斥真正的求學者；其四是為平庸的才能披上學術的盛裝，借以壓抑有真才實學的下屬晉升；其五是左右逢源，在學者面前擺官架子，在同僚面前又充當學者。
　　建議教育部和中組部做出規定，嚴格限制黨政幹部在職攻讀研究生學位。對於個人要求攻讀研究生學位的，必須首先辭去現任職務，並由個人支付全部費用。”
　　眾所周知，“領導幹部混文憑”早就不是什麽需要考證的新聞了，可以說大多數中國公民對此都心照不宣，就象當今的貪污腐敗現象無庸置疑一樣。所以蔡教授提出的問題應該沒有質疑或反駁的可能，可偏偏有人站出來和蔡教授叫板。一位“身份待確認”的先生針對蔡教授的提案居然提出什麽“不要壓制學習風氣”，“感覺不存在文憑腐敗這個事”，公開為腐敗開脫，對腐敗分子搖尾乞憐。此公的高論如下：
　　“終身學習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黨政幹部被排斥在學習的範圍之外是不公平的。有學習的意識，比沒有要強得多。大家還記得文革期間以及隨後一些日子，不少工農幹部以沒文化為榮，以手上有老繭為榮的情況吧。難得把學習擺到台面位置，千萬不要壓制下去。
　　個別幹部單純為了文憑，不好好學習，也有人憑借權力換文憑，這個現象確實存在。但這種占多大比例，您認真調查過嗎？根據我身邊的情況，不少黨政幹部確實珍惜學習機會，還恨工作太忙，抽不出更多時間學習。如果說這些人在學習過程中，有偷懶或者抄襲等投機取巧現象，不應該因為他們是黨政幹部就另眼看待。那是需要嚴格學習制度，加強管理的問題。
　　不少幹部都是自費學習的，通過對自己的智力投資，學到更多知識，然後想在職務升遷、職稱評定方面得到回報，這是完全應該得到理解的人之常情。”
我想就此公的高論問幾個問題：
一、“個別幹部單純為了文憑，不好好學習，也有人憑借權力換文憑，這個現象確實存在。但這種占多大比例，您認真調查過嗎？”
請問當今憑借權力混文憑是個別現象嗎？若問占多大比例，保守點估計，百分之五十應該不為過吧？百分之五十屬“個別現象”嗎？你質問蔡教授“認真調查過嗎？”那麽我問你所說的“個別”“認真調查”過嗎？我敢說你一定沒有，因為你和蔡教授一樣沒條件“認真調查”。有些顯而易見的社會現象是不需要象人口普查那樣進行拉網式“認真調查”的，就象長江以南的人以稻米為主食的說法不需要挨家挨戶“認真調查”就能得到公認一樣。
二、“不少黨政幹部確實珍惜學習機會，還恨工作太忙，抽不出更多時間學習……不少幹部都是自費學習的……”
請問你的“不少”占多大比例？“一千”應該屬於“不少”，但相對於“一萬”以上用公款混文憑的黨政幹部來說卻是絕對的“少數”。就算“認真學習”的比例達到百分之百，但利用公款“帶薪學習”，謀自己的文憑公平嗎？現在大學生都是自費，幹嗎黨政幹部可以“公費”掙文憑呢？
三、“如果說這些人在學習過程中，有偷懶或者抄襲等投機取巧現象，不應該因為他們是黨政幹部就另眼看待。”
誠然“偷懶”和“抄襲”等投機取巧現象並非黨政幹部所獨有，普通大學生也一樣有之。但普通大學生“偷懶”和“抄襲”是糟蹋自家的錢；公款就讀的黨政幹部則是糟蹋納稅人的錢，所以肯定要“另眼相看”。如果黨政幹部在讀研讀博時“辭去現任職務，並由個人支付全部費用”，他們就算“偷懶”或“抄襲”，我相信普通中國公民絕不會對他們“另眼相看”。
四、“終身學習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黨政幹部被排斥在學習的範圍之外是不公平的。”
請問誰把黨政幹部排斥在學習的範圍之外了？在非義務教育階段，黨政幹部花納稅人的錢為自己“讀文憑”就“公平”了？難道非得用納稅人的錢發工資、交學費和邊當官邊脫產讀書才算是“學習”了？我國的在校大學生有幾個在用納稅人的錢發工資？有幾個在用納稅人的錢交學費？我參加工作以來一直在“終身學習”，可從未在學習上花過納稅人一分錢，也沒有不上班讀書還領工資的怪事。
　　我不知道這位先生為何會得出那樣的“怪論”，如果他真個這樣認為到還罷了，但我懷疑連他自己也未必相信上面那些話，就象某些領導幹部根本不相信自己在台上講的那些話一樣。如果他的怪論連他自己都不相信，說上面那樣話的動機就有點污濁了，最直接的動機可能是“對腐敗分子討好賣乖，以謀求自己的提拔和重用”，或者此人自身就是一個混文憑的腐敗分子？如果此推測屬實，說此話的先生就近乎“無恥”了。
先前到是常常看到腐敗分子和他們的禦用筆桿否認有腐敗行為或把腐敗問題“輕描談寫”，還從未看到為腐敗行為“開脫正名”的，就象沒有人敢公開跳出來說領導幹部收受“工程回扣”有利於經濟發展一樣。現在居然有人公開跳出來為腐敗行為鳴鑼開道，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我們國家的腐敗已嚴重到了何種地步！連為腐敗開脫也堂而皇之且振振有辭了。
為腐敗開脫在今天的中國差不多蔚然成風：去年的“兩會”把“高校亂收費”問題推出水面，某名牌大學校長居然公開站出來否認高校存在亂收費現象，且言之鑿鑿地聲稱中國高校收費偏低，按他的意思還要繼續大幅度提高大學學費？眾所周知我國的高校掏空了大多數城市家庭的錢袋，令絕大多數農民大學生的家庭變成赤貧，並且高學費的背後是大學教育質量的普遍下降……這些都是無庸置疑也無需考證的共識。此大學校長的臉皮也真夠厚的，敲詐學生的錢還振振有辭？向社會公開宣稱他們的學校“亂收費合理且必要”？這樣的人還能當大學校長，中國人的廉恥之心哪去了？
為腐敗開脫的“學者”除了此大學校長外，還有某些“經濟學家”，呆在權威崗位上昧著良心說昏話：什麽“中國不存在貧富懸殊問題？”“資本積累階段貧富懸珠是必要的？”“富豪中的絕大多數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腐敗致富的人物是極少數？”“中國的社會不公被人為誇大了？”等等怪論不一而足，甚至於有人公開宣稱“公款大吃大喝有利於刺激經濟的發展？”當這些有地位有名望的人物公然站出來為腐敗現象塗脂抹粉時，我真的佩服他們的“勇氣”，真的奇怪他們說那些昏話時為何不臉紅？
今天為腐敗開脫的“筆桿”們早就過了“猶抱琵琶半遮面”的階段，而是公開亮出自己的大名，深怕他們為之辯護的腐敗分子沒有注意到，沒有體會到他們的一片“耿耿忠心”？
這種為腐敗辯護的風氣真的不可長，否則此風一長，今天“混文憑”有理；明天就要上升為“受賄”有理了；到了後天說不準權力人物“殺人放火、強搶民女”也情有可願……


二00七年三月二十日


14.奧運光環籠罩的不和諧插曲

我們的媒體不應該因“林丹現象”喧染“領袖迷信”，給民眾的落後思想推波助瀾；中國人辱罵美國女排教練郎平是國民劣根性的體現；“劉翔效應”折射國民的非理性思維；“奧運金牌”與“綜合國力”、“體育事業”沒有必然聯系。


延續兩周的奧運終於閉幕了，絕大多數國民在這段時間內都在關注奧運。我雖然沒條件坐在鳥巢的看台上為中國軍團納喊助威，但一樣坐在電視機前為中國贏得的每一塊金牌激動流淚。盡管我一再撰文勸導國民要有文明理性的“大國胸懷”，可靈魂深層一樣潛伏著濃烈的“民族主義”情結，希望中國贏得的金牌越多越好，最好能把所有的金牌都拿下來。
這次北京奧運會，中國以51塊金牌的驕人成績雄居金牌榜榜首，把昔日的金牌大國美國和俄羅斯遠遠拋在後面。中國終於成就了“金牌大國”的夢想。我們有理由歡慶勝利，因為我們畢竟為這一夢想奮鬥了幾十年。但我們又不能因“金牌大國”自我膨脹，真個以為我們自此就“天下第一”了？
中國和世界都對北京奧運寄予了厚重的希望。中國的志士仁人除了希望中國圓“金牌大國”的夢想外，還希望中國能借這次與世界零距離接觸的契機，推進中國的文明開化進程。韓國就是借二十年前舉辦奧運的契機融入現代文明大潮的。二十年前韓國的文明層面和公民素質還不如我們，那時這個撮爾小國給我的印象是瘋狂的貪污腐敗、學生遊行和軍警鎮壓……今天的韓國則成功的遏制了貪污腐敗，貪瀆的官員只占仍少數且都會受到毫不留情的法律制裁，經濟繁榮的同時文化也長足進步，社會文明已經走到了我們前面，公民整體素質看過韓劇的中國人應該留有深刻的印象。韓國在近二十年的巨大進步，與二十年前的那次奧運是分不開的，可以說是“奧運改變了韓國”！中國在歷史上一直是韓國的宗主國，文明水準一直擁有絕對優勢，又是亞洲第一個走向民主共和的國家，理應比韓國能更好地抓住這次奧運契機，大力推進中國的文明開化進程，成功的遏制燎原烈火樣的貪污腐敗，步入這個星球上的“真正廉政國家”行列。
因為我曾就汶川大地震寫過《地震改變中國，中國需要反思》一文，很多網友一再鞭策我就“奧運是否改變中國”發表自己的看法。因為這段時間一直泡在電視節目里為中國的每一枚金牌歡呼鼓掌，所以一直騰不出精力為奧運寫一個字。直到看完奧運閉幕式，我才得以靜下心來寫幾行關於奧運的文字了。
奧運改變中國了嗎？
回答這個問題現在還為時過早。奧運能否大力推進中國的文明進步關鍵取決於我們如何對待這次“奧運成果”？
因為一直在關注奧運的緣故，我在感受中國軍團頑強拼搏精神的同時；也同樣感受到了北京奧運與“和諧社會”“與時俱進”不協調的地方。“中國奧運”確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過“問題”依然存在。
在奧運光環下依舊有與“奧運精神”不和諧的插曲。
不和諧插曲一：
在十七日晚舉行的奧運會羽毛球男子單打決賽中，金牌得主林丹球衣國徽的上方別著的一枚毛主席像章？
更讓普通中國觀眾著迷的是林丹隨後講述的一個“小小的神話”：
“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我們的毛主席是非常偉大的領袖。2004年出征雅典奧運會之前，我們在湖南集訓。到集訓後期做調整的時候，有一天我們所有人都去韶山參觀主席的故居。”
“當時我很年輕，像張寧他們都是跑步上山，到主席面前買了煙酒去拜。而我就在山下打牌，隨後隊伍集合拍照。當時的陽光很強，照的我睜不開眼。但我看到主席像，就開玩笑說：‘主席你熱不熱啊？’結果，就是這一句話，2004年雅典奧運會，我在第一輪就輸了。”
“04年之後我也沒有放在心上，但05年正好有機會去韶山，我和陳金就專門上去拜一拜。當時我記得李總(李永波)說，誰最先跑上山去誰就最有誠意。所以我們兩個就最快速度跑上去，拜了拜主席。”
“在2000年悉尼奧運會，我記得孔令輝在對陣瓦爾德內爾的時候，胸前也別了這樣一枚徽章。所以這次的比賽，希望主席能帶給我一些力量。”
“這次回去，我還要專程去拜一下。”
…………
接下來幾天，我們的媒體對“林丹神話”進行了大張旗鼓的報導喧染。
中國的專制統治長達幾千年之久，在專制思維的慣性作用下，一個不明真相的普通中國人對領袖抱有不切實際的迷信思想可以理解。盡管中國的交通事故居高不下，可很多駕駛員都習慣在駕駛室吊著一枚毛主席小畫像，即使出了交通事故也很少歸罪於畫像不靈而是歸罪於自己不夠虔誠。部分國民靈魂深層的“領袖崇拜”和“奴性思想”根深蒂固，不是一兩次革命能夠改變的。部分金牌運動員因為在“野蠻其體魄”的努力下沒有動力“文明其精神”，從思想內涵文明素質上仍是一個“普通人”，因此也難免抱有和普通國民一樣的迷信思想。問題是我們的媒體不應該喧染這種“領袖迷信”，給民眾的落後思想推波助瀾；因為這樣做的後果是阻礙了中國“文明開化”“與時俱進”的步伐。

不和諧插曲二：
北京時間8月15日，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鐵榔頭”郎平執教的美國女排和中國女排對陣過招，自認為鐵定會取勝的中國女排出人意料的落敗。
本來勝敗乃兵家常事，中國女排不可能總是“連冠”，敗於美國女排也不是太過反常之事。問題就出在美國女排教練郎平身上。在部分中國人心中，郎平是中國人，任何時候都應該為中國服務，訓練外國球隊打敗中國球隊簡止和“賣國”無異？
於是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開始對郎平“開罵”，罵得最起勁的是大嘴宋祖德。他在博文中罵郎平為“奧運期間最賤的女人”，下面轉述部分原文：
“當祖德看到昔日的中國女排巾幗英雄郎平穿著美國隊教練球衣，戴著沾滿銅臭味的眼鏡，講著極不標準的美國語言，在中美排球對決場上氣指頤使的模樣時，祖德特別想撕破她身上的球衣，狠狠地煽她一記耳光！
中國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把郎平培養成體育巨星，中國給了郎平最好的成長環境及最高的榮譽，沒想到這個賤女人為了金錢毅然去美國發展，也許她在美國當教練的收入比在中國會高十倍，甚至幾十倍，但祖德相信她在美國絕對不會真正快樂，她將背負著對中國人民的沈重的內疚在美國茍延殘生……”
“郎平，祖德建議你還是放棄美國優厚的報酬，老老實實回國為中國女排培養新人，因為你的一切都是祖國給予你的，你應當無條件地回報祖國！”
面對國民鋪天蓋地的責罵聲，我的心底升騰起陣陣寒意，我們的民族有時真的很悲哀。
郎平執教美國女排取得了如此傑出的成績，恰恰應該是中國人的驕傲，為何在我們眼中反成了郎平的恥辱呢？
首先郎平被美國邀請執教女排，這是美國對中國女排和中國體育的肯定，也是世界對中國女排和中國體育的肯定。郎平去美國當女排教練，恰恰反證了中國女排的厲害。
郎平執教美國女排時不遺余力，恰恰證明了郎平的敬業精神。郎平是中國人，他執教美國女排的傑出表現提升了中國人的國際形象，扭轉了國際上認為中國人“不夠誠信敬業因而也不可重用”的誤區。
郎平把美國女排調教成技術和鬥志都是一流的球隊，這是一個體育教練應盡的義務。作為一個教練，她不可能“教導”美國女排在遇上中國女排時“手下留情”或“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如果郎平那樣做了，她還算得上是一個合格的教練嗎？美國女排隊員會聽她的嗎？中國女排如果因此取勝不感到恥辱嗎？一個合格的競技者最大的恥辱不是被對手打敗，而是對手故意輸給他！
中國的很多體育項目也多請外國教練。外國教練調教出的中國隊員也曾在奧運賽場上多次擊敗過教練的母國對手，可教練的母國好象沒有因此憤怒過。中國足球多次聘請外國教練，也沒能讓中國足球在國際上揚眉吐氣，教練的母國好象也沒有因此為教練“喝彩”過？
因為郎平執教的緣故，美國女排的勝利也有中國人的一半。如果不能保持戰無不勝，那麽敗在自已人調教的球隊手里應該是“最好的敗局”。可我們的邏輯居然是：我們敗給巴西女排沒感到憤怒丟臉，敗在中國人執教的美國女排手里居然惱羞成怒？這是什麽邏輯？
我想起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李九蓮的悲劇，她在1969年因在寫給男友的書信中流露出對林副主席的不滿被定性為“現形反革命”身陷囹圄。“九一三”事件後林彪倒台，李九蓮應該平反昭雪，可當局依舊把她當成“現行反革命”，罪名是“你在林彪沒有暴露前就知道他不是好人，是‘唯心論的先驗論’，是錯誤的！”結果李九蓮反而被判死刑。
李九蓮反革命邏輯的荒謬性在今天的中國人眼中一目了然，可我們的部分國民依舊在用改頭換面的方式一而再再而三重覆類似的邏輯。
這才是中國的真正悲哀！
中國女排出人意外地敗給美國隊，只能證明我們女排自己出了問題。驕兵必敗，沒有對手的勝利者終究要倒下。郎平不但沒錯，相反還給中國人爭回了部分面子。至於郎平因何沒有為祖國的女排事業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原因也不在郎平一個人，我們的國家也有反省一下的必要。郎平在《郎平自傳》一書中講了在郴州訓練期間替領導頂罪蒙冤“背大黑鍋”的悲劇。普通中國人也許早已習慣了那樣的委曲，但生性耿直務實的郎平卻受不了，因此發誓不在國內當官。
那位罵郎平罵得最起勁的宋祖德閣下，儼然把自己當成最高道德的化身。此公就是靠不負責任“罵人”出名的，前不久他就曾大罵因病出家的陳曉旭遁入空門是為了“逃稅”，並賭咒發誓宣稱自己說的是“真話”。沒想到罵人後沒幾天林姑娘就香消玉殞，死前把總財產的一半捐給了慈善機構。宋祖德不但沒有因此自責，反而繼續造謠說陳曉旭是“假死”，真身則借屍還魂遠逃澳洲去了，並繼續一個勁的賭咒發誓……
奇怪的是：一個如此悲劣猥瑣的無聊人物，居然會有一大批附和者？他一個勁指名道姓的誹謗誣陷，居然沒有受到相應的法律追究？

不和諧插曲三：
北京時間8月18日，2008年北京奧運會田徑比賽繼續在“鳥巢”體育場進行，中國飛人劉翔在第六小組出場。在正式比賽開始之後，劉翔因傷不得不遺憾的宣布退賽。　　
在賽前熱身之時，劉翔在自己第二組訓練中跨過第四欄時坐在了地上。觀眾看到他右腳好像出了問題，一瘸一拐的走回休息處。據悉，是劉翔腳後跟的老傷出了問題，今天的熱身中這個地方再次出現了疼痛感……
運動員因傷退賽本來在情理之中，但因為發生在中國，造成的反響不亞於在稠人廣眾引爆了一顆中子彈。一則劉翔是公眾心目中的“超級英雄”，是廣大青年男女的青春偶像，人們對他寄予了巨大的希望，甚至於把“田徑強國”的夢想和劉翔的名字綁在一起，好象中國能否橫空出世就在於劉翔兩條腿到時爭不爭氣。二則圍繞“劉翔效應”衍生了太多的“利益關系”，劉翔“跑與不跑”不僅關系到一枚份量很重的金牌；而且關系到部分人的切身利益。
因為人們對劉翔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對劉翔抱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劉翔退賽後造成的失望和幻滅感也就格外強烈。於是指責劉翔的呼聲鋪天蓋地，懦夫、膽小鬼、騙子等陰損詛咒的詞匯滿天飛。人們認為就算劉翔真個受了傷，也要象戰鬥英雄一樣不能臨陣脫逃，就是爬也要爬到終點？死也要死在賽場？
問題是賽場畢竟不是戰場，運動員不是戰鬥英雄？奧運也不是展示國家實力和民族優越性的舞台。奧運的初衷就是“和平競技”，讓不同民族不同地區存在利益競爭的地球人在和平的環境中展現體能優勢，使競爭能量得到釋放，從而大大減少國際戰爭的動力。如果把賽場當成戰場，奧運豈不成了國際戰爭的激動劑？與奧運的初衷背道而弛。1936年的奧運希特勒就曾寄予了太多的“強國夢想”，把賽場當成展示德意志民族優越性的戰場，結果增長了國際爭端，種下了民族仇恨的種子，沒幾年就引發了差一點就毀滅全人類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奧運賽場盡情展示優越性的德意志民族在希特勒手里差一點就萬劫不覆。
“劉翔效應”令我心情沈重，在中國遭逢冷漠固然是一件不快的事；但成為萬眾景仰的焦點人物也一樣潛伏著危機。盲動的粉絲往往給偶像強加了很多常人難以承受的“特異功能”，如果偶像的行為撕破了“特異功能”的面紗，粉絲就會毫不留情地把曾經的崇拜者踩在腳下。
劉翔在上屆雅典奧運會上贏得了奧運史上中國的第一塊田徑金牌，打破了“中國人田徑不行！”的斷言。劉翔也因此一夜間成為中國無與倫比的超級英雄？和中國飛天第一人楊力偉一樣受到全體國民的頂禮膜拜？
可劉翔真的是超級英雄嗎？
一個國家民族真正的英雄人物是為推進科學文明進步作出巨大貢獻的學者志士；是勇於堅守良知和“真相”的不屈勇士。劉翔不過在奧運賽場上得了一塊金牌，離“英雄”的距離還差得遠，就更不用說“超級英雄”了。
我們國家對“英雄”的認識存在很大的誤區，常常把“借勢風光”的命運寵兒和能帶來眾人注目榮譽的成功者定格為“英雄”。楊力偉成為國民心目中的航天英雄主要靠空前的好運氣；可真正把航天飛機送上天，給中國航天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卻默默無聞，沒有幾個中國人知道他們的名字，更不會把這些名字和“英雄”聯在一起。
退一步講，就算劉翔真個是“超級英雄”，但超級英雄不是金鋼不壞之身，也是一個會生病會負傷的血肉之軀，一樣享有傷病需要休息治療的天賦權力。強撐傷病之軀參加體能消耗巨大的奧運比賽，不但對展示英雄的品格優勢無益，相反還有違體育健身的神聖宗旨。
所以劉翔退賽之前不是“英雄”；退賽之後也不是“狗雄”。他因傷退賽只是一個正常人最自然的選擇。

在奧運歷史上，奧運經常和國家政治綁在一起，金牌總數在冷戰時代一度成為展示國家綜合實力的標志之一。在冷戰結束後的十六年間，奧運觀念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奧運政治性傾向逐漸淡化，“奧運精神”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體現，金牌總數不再成為展示綜合國力的標志。我們在舉辦和參加奧運競賽時，國民的奧運觀念也一樣有“與時俱進”的必要。
首先“奧運金牌”與“綜合國力”沒有必然聯系。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主要取決於政治體制優勢，國土資源優勢，經濟發展水平，科學技術潛力，公民整體素質和文化影響力。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的綜合國力和文明水準相對韓國擁有壓倒優勢，可這次韓國的金牌總數卻把日本遠遠拋在後面。文明落後的彈丸小國牙買加只有1.1萬平方公里國土和253萬人口，卻在北京奧運會上贏得了6塊金牌！
其次能否成功舉辦奧運也與綜合國力沒有必然聯系。上屆奧運會的舉辦者希臘就是一個人口和國土面積都微不足道的小國。韓國只有區區九千九百萬平方公里國土和四千多萬人口，可在二十年前就成功舉辦了奧運會。希臘韓國都是名副其實的撮爾小國，可都是奧運會的成功舉辦者，可見能否舉辦奧運與綜合國力沒有必然聯系。
再次金牌總數也與國家的體育事業沒有必然聯系。二十年前的漢城奧運會中國只得了區區五塊金牌，可那時國民的體育普及程度比今天高得多。今天內地小城市難得看到一場自發舉辦的球賽，可那時單位之間自發舉辦球賽司空見慣。早跑的青年人也比今天多。
總之靠金牌強國是舍本逐末；靠舉辦奧運提升國際威望也是一廂情願。

如果我們不能從北京奧運的成功光環下籠罩的不和諧插曲進行有益的反思，“奧運改變中國”就只能是又一個不切實際的夢想，中華民族將再次與一個巨大的機遇失之交臂。

奧運開幕式確然在“經濟層面”上展示了三十年改革開放成果。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是不可能營造奧運史上絕對空前的“超豪華”氣派的。習慣在電影大場面上花大本錢的張導演，在開幕式上終於有機會展示自己的“大款派頭”。雖然張導演的“擺闊”一度受到網民的詬病，但再好的模式也有正反兩個方面。就算豪華開幕式與“國家實力”沒有關系；但“處處摳門事事精打細算”的“小家子氣”也不見得就是“尊重納稅人”。
所以我為北京奧運喝彩！


二OO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夜



15.我國基層政權的信任缺失到了何種地步？

我國部分基層政權的腐敗瀆職和胡作非為已到了無以覆加的地步；由此造成的信任缺失極大的損害了政府的威信，破壞了政府的形象，中央政府的努力成果絕大部分被腐敗的基層政權吞噬掉。整治基層政權應該成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貴州甕安縣6.28事件在一夜間成為舉國上下注目的焦點。盡管在事件發生後的頭幾天，關於報道此事的貼子在絕大多數網站都遭到了刪除的命運；可消息還是從各種渠道向四面八方傳遞，三天不到全國的絕大多數公民都知道了甕安發生的慘劇。因為主流消息渠道被堵死，來自小道的消息經過若幹傳遞者的“情感修飾”，傳遞到公民那里的消息對翁安縣政府極為不利。我第一次聽到此消息得出的第一印象是：那里的人民豢養的政府簡止成了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
甕安事件再次證明，在互聯網和手機普及的信息社會里，試圖剝奪公民“知情權”的行為不但事與願違，而且效果會適得其反。
昨天，甕安縣政府終於在國內有影響的大眾網站發表了關於甕安6.28事件的初步調查“真相”，但民眾對甕安縣政府單方面宣布的“真相”依舊疑慮重重。民眾之所以不容易相信縣政府的聲音，除了縣政府公布的“真相”與民眾得到的第一消息存在巨大反差外，我國基層政權存在嚴重的信任缺失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國部分基層政權的信任缺失究竟到了何種地步？前不久發生在中部某市的一件事最能說明問題。
今年某縣早年下海的一位學子回了一趟老家，發現家鄉的大片原生林砍得精光，一問才得知本市引進了一家外資紙漿廠，外資和某市政府合作開發該市的林業資源。該市把本地區幾百萬畝林地上的所有林木出賣給外資林業，任其在10年左右分期砍伐完畢。外資公司砍伐行動已經開始，許多地方被“剃頭”式砍伐一空。為此市政府和各縣鄉村政府簽訂了砍樹協議，要求各村在今年10月前完成對本地原生林的砍伐和改種計劃，到期完不成任務的責任領導要受點名批評……該下海學子喝過一點墨水，擁有一腔“位卑不敢亡憂國”的赤子之心，逐級向上反應了本市的毀林計劃並分析了危害和惡果，得不到反應後就在中華網公布了家鄉市的毀林計劃，並呼籲各方力量給予制止。此舉很快發生了效力，毀林市政府面臨來自四面八方的空前責難，被迫於今年六月在當地大眾網站發布針對毀林事件的調查公告。公告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態度，對下海學子在網上公布的消息概予否認，否認某市與外資企業的合作計劃；否認該市林地遭到了砍劃，更否認市政府對下級政府下達的砍樹和改種任務……並信誓旦旦地宣稱此下海學子是“造謠惑眾”！
我曾在網上認真閱讀過此下海學子的文章，對文章公布的那些“細節”純屬“造謠惑眾”難以置信。好在我對此學子的家鄉市較為熟悉，就懷著和學子同樣的赤子之心自費去該學子的家鄉縣采訪了一圈，得出的結果是此學子文中所言基本屬實；該市政府的調查公告則是無視眾目睽睽的事實睜著眼睛說瞎話……
令人震驚的是：下海學子在文中揭露的事實在此市根本不是什麽秘密，該市絕大多數民眾幾乎都知道此事，被調查的村、鄉地方官也都對詢問的問題供認不諱。部分村委會還出示了外資企業與本市合作開發林地的宣傳材料及合同文本……
令我無法理解的是：如此“眾目睽睽的事實”，某市政府居然能在當地大眾網站公開發文全盤予以否認？這個網站當地的多數人都能看到，當地人不比外地人，對本地發生的事實多半耳熟能詳。當該市民眾發現本市政府居然否認眾所周知的事實睜著眼睛說瞎話時，你還能指望民眾以後會相信市政府的聲音嗎？該市政府還能得到民眾最基本的信任嗎？
現在我們的部分地方政權在面臨民眾質疑的事情時，只習慣一手遮天隱瞞真相或偽造“事實”，愚弄甚至剝奪民眾的“知情權”，因此極大的損害了自身形象，造成地方政權空前的信任危機。其實此市在回答下海學子的質疑時完全可以采取另外一種作法：那就是勇於承認家喻戶曉的既成事實，為造成這一事實的理由尋找一個多數民眾可以接受的“說法”。普通民眾大多有不愛思考的毛病，你只要尊重眾所周知的事實，不硬往民眾眼睛里塞石頭，民眾就很容易相信你陳述的“砍樹理由”。
除了習慣一手遮天隱瞞最基本的事實真相外，我們的部分地方政權還習慣搞造假式的“小動作”。如下海學子家鄉村的一位砍樹者，本來是從村委會手里買過那片山林然後實施砍伐的，可砍樹消息被學子從網上捅出去後，砍樹居然成了無政府無關的“個人違法行為”，林業部門事後還補辦了“處罰手續”……
現在我們回到甕安6.28事件。甕安縣政府公布的“真相”我目前無法懷疑，因為我也不了解當地發生的“真相”，我從不對自己不了解的事情說三道四。但我對甕安縣政府宣稱當地“黑惡勢力”卷入了“打、砸、搶”行為的說法不敢茍同。據我近幾年了解到的情況，地方黑惡勢力與民眾抗暴行為結合的事件我還沒聽說過；但部分地方政府利用黑惡勢力擾民事件到時有耳聞。黑惡勢力都是沒有任何理想信念的急功近利之徒，卷入民眾抗暴行為他們得不到任何好處，而與腐敗地方政府合作則大為有利可圖，所以地方黑惡勢力在利益驅動下更傾向於與腐敗地方政府合作而不是與沒有任何權力的民眾合作。尤其是縣級基層政權，涉及黃、賭的特殊行業和大眾娛樂行業多為地方黑惡勢力把持，而開辦特殊行業都得當地公安機關的默許或暗中保護，所以縣級司法機關與黑惡勢力合流早已不是什麽新聞了。近幾年地方黑惡勢力的市場進一步擴大，不僅與司法機關保持傳統的利益關系，還深深地卷入政府其他部門的利益空間。因為近幾年上面一再強調依法行政，地方權力部門不能再象先前那樣粗暴侵害民眾利益，於是就讓黑惡勢力代行權力部門先前行使的那部分侵民職權，然後進行利益分贓。尤其是市政工程涉及到強搬強拆時，黑惡勢力就成了腐敗地方政府最得力的打手。因此很多縣市的市政工程都被黑惡勢力承包，民眾也因此深受其害。民眾在遭受黑惡勢力“打、砸、搶”時痛哭無告，腐敗的父母官暗中為黑惡勢力撐腰，受害者沒有地方申訴。民眾豢養的地方政府有保護他們不受黑惡勢力侵害的義務，否則政府就是瀆職，就得受到責任追究。可實際情況時，地方黑惡勢力殘害民眾的暴行愈演愈烈；可沒聽說哪個瀆職的地方政權因此受到責任追究。
湖北黃梅縣在六年前就發生了一起比甕安縣還要嚴重十倍的民眾圍攻政府的突發事件。政府辦公大樓和公安局辦公大樓被民眾砸得面目全非，沒剩下一個好窗戶和一張好桌椅。事件起因就是公安機關與黑惡勢力合流害民造成一名回鄉奔喪的大學教授至死的慘劇。由此可見地方政府與黑惡勢力合流已成為民眾突發事件的火藥桶引線，民眾對黑白合流現象的不滿已達到一觸即發的地步。
一個與黑惡勢力存在密切利益關系的地方政權，你還能指望民眾信任它嗎？
…………
今天的中國給我的印象是：國家好比一座大房子，總書記總理等中央首長們為了民族大業在兢兢業業地維修房子；可部分基層官員為了以權謀私卻不顧一切在房子上挖洞？！中央首長就那麽幾個人，可以權謀私的基層官員少則上萬多則十萬百萬？縣官的數量絕對比中央首長多，拆房者比建房者在數量上擁有絕對的優勢？這種情勢如果在短期內不發生根本的改變，就算中央首長們夜以繼日躹躬盡瘁，建房的速度也永遠跟不上拆房的速度，國家這座大廈最終會沿著與中央首長們的期望值相反的方向，由千瘡百孔走向芨芨可危。
拆房者的瘋狂究竟到了何種地步？晏大彬就是最好的說明：
“今年初，重慶主城區某高檔樓盤小區內，有戶剛買房的業主搞裝修，水管漏水滲透至樓下房屋，因擔心漏水破壞鄰居家具，該業主遂下樓敲門，因無人應答而找來物管強行打開門，發現四個已被水泡濕的紙箱，搬動時跌出大量鈔票，金額達七百多萬元。遂報警，市紀委查實房主為巫山縣交通局長晏大彬，於是立刻趕赴巫山將晏大彬控制……”
巫山縣屬國家級貧困縣，一個貧困縣的交通局長，連最低級的七品芝麻官都算不上，可在任期內居然利用職權聚斂了三千多萬非法資產！包養了多名情人，奸污了絕大多數公路收費員，因為和他上床睡覺是招收公路收費員的必備條件？！
三千萬還不包括他揮霍掉和向上行賄的巨額款項。
…………
我國的部分基層政權在多大程度上在扮演了拆房子的角色，我在《縣官文化憂思錄》系列里有較為詳盡的描述。差不多可以這樣說，在現行體制框架內，部分基層政權的“拆房子情結”是不治之癥。為此我在第六章節里呼籲在基層政權實行“縣官直選”，作為從根子上鏟除“拆房子情結”的政改措施。民眾直選的縣官最差勁也就是配合總書記總理建房子不得力；絕不會陽奉陰違和總書記總理對著幹拆房子；個別人想那麽幹也幹不了，因為民眾組成的監督制約機構不會給他那樣幹的權力。

綜上所述，我國部分基層政權的腐敗瀆職和胡作非為已到了無以覆加的地步；由此造成的信任缺失極大的損害了政府的威信，破壞了政府的形象，中央政府的努力成果絕大部分被腐敗的基層政權吞噬掉，這是一個多麽令人憂心的悲劇景觀！此悲劇景觀若在短期內得不到根本的改變，我們政府的民意基礎就極有可能毀在腐敗的基層政權手里。我們不能小看基層政權對民意的決定作用，基層政權是直接接觸民眾的政府機構，基層政權在民眾中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執政府的形象，因此整治基層政權應該成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為了從根子上治理基層腐敗，使基層政權獲得新生，“縣官直選”勢在必行！


二OO八年七月三日



16.我國的現行基層人事體制還不如封建科舉制


中國現行人事體制是“獎惡懲善”和“劣勝優汰”。 基層人事體制的最大弊端是政務官“單向負責制”和“任命隨意性”， 甚至於落後過時到連封建科舉制都不如的地步。 封建王朝一個人在初次進入官場時根本不用“送禮”和“跑關系”。



改革開放釋放出的經濟活力在舊體制的框架下已經走到了盡頭，各種跡象都表明2008年是中國經濟的拐點年。如果不盡快解除制約經濟活力的制度枷鎖，中國經濟將進入高風險期。為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平穩運轉，防止出現中國歷史上周而覆始的破壞性動亂和社會解體，政治體制改革已提上了政府的議事日程。
傳統舊體制確然存在很多與現代化中國不協調的弊端，越來越明顯地阻礙著中華文明前進的步伐。
現行人事體制又成為傳統舊體制最落後的環節。
空軍上將劉亞洲將軍曾說過：中國現行人事體制是“獎惡懲善”和“劣勝優汰”。
可科學文明的人事體制應該是“抑惡揚善”和“優勝劣汰”。
我國基層人事體制的最大弊端是政務官“單向負責制”和“任命隨意性”。
西方文明國家的人事體制是“雙向負責制”，在對上負責的同時也必須對下負責，其中主要是對下負責。對上負責主要受憲法的約束，對下負責則是民意的反映。西方文明國家的各行政區域“一把手”都是本地公民公正公平選舉出來的，其升降任免權也掌握在代表民意的本地議會手中。如果他在任期內不違背憲法，忠實履行對國家的義務，不超越憲法規定的地方職權，行政上司就升不了他的官也降不了他的官。這種體制的最大優越性是杜絕了“買官賣官”、“跑官要官”“行賄送禮”和“跑關系”現象。因為政務官的任免升降由當地民眾說了算，行政上司沒有任何權力，所以根本沒有“行賄送禮”和“跑關系”的必要。跑了也等於白跑，送了也等於白送。在村以上的行政區域，賄賂數量龐大的選民因為在技術上不易操作，也根本不可能達到賄賂的效果，所以人事體制上的“行賄送禮”和“跑關系”也就成為不可思議的罕見現象。因為不用為“跑關系”耗費精力，政務官就可把全部身心放在本職工作上，確保行政效率能夠滿足民眾的需要。
我國現行的基層人事體制則是“單向負責制”，也就是只對行政上司負責而不對轄區內的民眾負責。因為各級政務官的升降任免權掌握在行政上司手中，轄地民眾升不了他的官也降不了他的官，政務官只要“擺平”自己的行政上司就可官運亨通，“民意”則是可有可無根本不值得尊重的東西。為了擺平自己的行政上司，政務官就得想千方設百計在上司心中留下“好印象”。最經常的方式就是行賄送禮表忠心；營造勞民傷財的虛假政績來表現自己的“行政能力”。為了籌集一筆足以能夠給上司留下深刻印象的“禮金”，政務官就得不擇手段“向下索賄”，具體手段就是收受人事任命升遷調動“賄賂”，大興土木索取“工程回扣”，“做假帳虛報費用”……就算因此搞得轄地天怒人怨甚至於激起民變，但只要行政上司仍然欣賞他，他就可以照樣升官不誤，或象彈棉花一樣越彈越升。
除了“擺平”上司外，政務官還得清除仕途上可能的競爭對手，於是“拉幫結派”、“搞小動作”和“陷害暗算”等政客手段就成為必然。
因為基層政務官平時把相當一部分精力放在“擺平上司”和“搞關系拉幫結派”上，他就沒有多少動力去“做實事”，於是政務混亂行政效率低下就成為不治之癥。

除了“單向負責制”這一弊端外，基層人事體制的另一重大弊端是“任命隨意性”。基層政務官的任命升遷沒有一套必須遵從且有很強可操作性的“職位標準”，一個人的任命全憑某個行政上司根據自己的“意向”制定“臨時標準”。如他看中的那人剛好是“大學文憑，中級職稱和三年副科級職務”，而其他競爭者都不同時具備這三個條件，那麽這三個條件就成為這次選拔正科級幹部必須遵從的“準入門檻”。
因為基層政務官任命的高度隨意性，我國現行基層人事體制還不如被掃進歷史垃圾推的“封建科舉制”。
封建王朝的是“科舉制基礎上的單向負責制”，科舉制是必須嚴格遵從的做官門檻。縣官以上的各級官員必須是“進士及弟”出身，三年科考期間出缺的少數低級候補官員和“吃財政飯”的縣官高級幕僚也必須是“舉人出身”。宋明兩朝只有進士出身的人才能擔任部長級高官。無論你出身多麽貧寒，也無論你多麽耿直捐介不識時務，但只要你“進士及第”就必須給你官做，並且最低就是能夠“造福”或“為害”一方的“縣委書記”。同樣無論多麽圓滑世故，多麽精於投機鉆營，多麽慷慨行賄送禮，但如果你不是進士或舉人，你就不可能進入官場，就算你舍得把漂亮老婆和女兒孝敬上去也是白搭……
所以封建王朝一個人在初次進入官場時根本不用“送禮”和“跑關系”，只要把全部分精力放在科舉考試上考出一個好成績就能“烏紗頭上戴，官袍穿上身”；進入官場後為了升遷調動才開始“跑官要官”。但進入官場後的“跑關系”也是有限度的。在宋明兩朝，部長級高官必須是進士出身，舉人出身的官員就算是擅長搞關系的“人精”，也不可能進入中央政府。縣級以下的行政區域實行“地方精英自治”，基層有很強的民主氛圍，“行賄跑官”的現象也不多見。
而我們現行的基層人事體制，對於一個沒有過硬背景的官場外人士來說，如果要想進入官場不但要“送禮”和“跑關系”；而且要“送得重”，“跑得勤”！至於縣級以下的基層行政機關“行賄跑官”的現象則司空見慣。
…………
我國現行基層人事體制的局限性一目了然，甚至於落後過時到連封建科舉制都不如的地步，因此變革我國基層人事體制也成為政治改革的當務之急。
基層人事體制變革的核心是放還民權，“縣官直選”勢在必行。


二OO八年九月四日



17.從瑞士的幼兒園制度看民族胸懷

一個人的文明要素是胸懷、能力、品格和責任心，其中胸懷是第一位的；由人組成的民族也是這樣。一個民族的胸懷決定了這個民族在文明水準上能夠達到的高度。民族胸懷突出表現在對“外族”的包容和不歧視。


今天的中國倡導建立“和諧”社會，你知道世界上最“和諧”的國家在哪里嗎？
世界上最“和諧”的國家是位於阿爾卑斯山地的“瑞士共和國”。
瑞士是當今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也是地球上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國家。
瑞士經濟發達，風光秀麗，政治清明，文化繁榮……
瑞士的社會秩序空前安定，是真個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尤其令人敬仰的是這個國家沒有黑社會，也沒有色情業。
古代中國有一句民諺：“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但那只是人們心中的一個美好願望，今天的中國沒做虧心事的人恐怕擔驚受怕的日子更多，做了虧心事的人反到頤指氣使。真正讓這句民諺落到實處的國家則是瑞士。
瑞士的“和諧”之處在於這個國家無論是上層還是下層；無論是達官顯貴還是平民百姓；無論是健康人還是殘疾人；無論是本土人還是外地人，都生活得幸福充實，對前途充滿希望……
在文明程度上，瑞士是一個相當人性化的國家，也是一個真正以人為本的國家。這個國家的城市街道充分體現了對弱勢群體的關愛，每條街道都有專為盲人設置的“盲道”；人行道與主街道的銜接處均設計成斜坡狀，以方便嬰兒車和輪椅順利穿越街道，使殘疾人和哺乳期母親能感受到一片溫馨。
如果這個世界真個有“世外桃園”的話，那麽瑞士就是一個。
瑞士無疑是當今世界最最“美好”的國家。
瑞士因何會成為最美好的國家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上世紀二十年代被“國聯”劃定為永久中立國，使之遠離國際戰爭的幹擾是眾所周知的原因之一，但我認為這不是根本原因。
中國的大思想家莊周說過：一個國家外無強鄰，內無政敵，這個國家注定要滅亡。
如果同樣的好運落到中國頭上，中國會成為另一個瑞士嗎？我看未必，好內鬥的中國人一旦沒有外患，說不準內部會打得不可開交，最終使莊周先生的預言成為現實。
更何況瑞士的地理條件嚴重制約了現代化經濟的發展。一個遠離海洋的內陸國，發展國民經濟所需的能源和資源全靠進口，與之接壤的鄰國又沒有多余的煤、鐵、石油，只能從遠離瑞士的中東和北歐進口工業資源，把資源運回瑞士必須“經過”一個或幾個國家，得交納一筆又一筆昂貴的“過境費”……
瑞士美好的根本原因在於這個國家擁有相當高的文明水準。
上周無意間看到一則描述瑞士幼兒教育的文章，對這個國家的高度文明有了更生動的認識。
瑞士公立幼兒園是一個純福利性的機構，是專為社會弱勢群體開設的。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可把小孩送進公立幼兒園，只有那些單親家庭才可把小孩送進去，達官顯貴家庭的學齡前兒童要想進公立幼兒園連門都沒有。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外國難民家庭的小孩可以在公立幼兒園里接受免費教育！
瑞士公立幼兒園是瑞士納稅人的錢建立起來並維持運轉的，外國難民沒有納一分錢的稅，可只有很少納稅人的小孩可進入公立幼兒園，對這個國家沒任何貢獻的外國難民的小孩到可自由進入了。
天底下居然有這樣的怪事？會有這樣“傻”的國家？讓人費解的是這個怪而且傻的國家居然是世界上最富庶和諧的瑞士共和國？
瑞士真的“傻”嗎？
人類文明的經驗顯示如此邏輯：有些看似“傻”的行為隱藏著深遠的智慧：而那些貌似“精明”的勾當則埋下了災難的伏筆。
瑞士的公立幼兒園制度不是“傻”的表現，而是這個民族擁有異常寬闊的胸懷。
一個人的文明要素是胸懷、能力、品格和責任心，其中胸懷是第一位的；由人組成的民族也是這樣。
一個人如果沒有胸懷，那麽無論他擁有多大的能力，就和《水滸傳》里的白衣秀士王倫一個德性。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一個民族的胸懷決定了這個民族在文明水準上能夠達到的高度。
民族胸懷突出表現在對“外族”的包容和不歧視。
一個文明國家聽任外來民族自由出入是不可能的；可一旦允許別人進入國門就不得歧視他們。
瑞士因為是“世外桃園”的緣故，很多國家的公民都希望來這個國家定居，如果能加入瑞士國籍那就更好。但瑞士是一個面積只有四萬平方公里的山地小國，對外來人口的容納極為有限，因此也不可能對外族敞開國門。因為國土狹小，瑞士的移民準入制度相當嚴格，要想進入這個國家長期定居真的比登天還難，除非那些對文明作出特殊貢獻或被證明確然受到本國政府不公正迫害的“政治難民”才有資格成為這個花園國度的長住居民。
瑞士的國門雖然對外只張開一條狹小的縫，但對“政治難民”卻敞開胸懷。
瑞士接納“政治難民”沒有一絲一毫與別國政府為難或建立“第五縱隊”的陰暗動機，純粹是一種發自內心深處對弱者的同情和對公平正義的偏愛。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越南陷入集體瘋狂的那些歲月里，瑞士接納了成千上萬的越南難民，其中華裔難民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因為越南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國民素質相當低下，就算難民隊伍是這個國家的驕驕者，但群體素質仍和瑞士公民相差一大截。因此當大批難民擁入瑞士後，文明國家所不存在的“社會問題”也隨著難民潮進入了國門，給瑞士帶來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突出表現在治安狀況惡化，黃、賭、毒死灰覆燃，“不按規矩出牌”擾亂了正常的就業秩序……盡管黃、賭、毒主要局限於難民區，但影響仍波及到相當多的瑞士人，使瑞士社會面臨外來的“反文明沖擊”。
鑒於越來越多的難民湧入，加上難民帶來的社會問題日益嚴重，瑞士政府決定制訂一條限制難民進入的條例，尤其是限制和越南類似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難民。瑞士政府的政務活動是陽光透明的，事無巨細都對全社會公開，從不搞“暗箱作業”，計劃中的限制難民條例也很快為全社會所共知。按常識瑞士人應該對政府的這項決定歡欣鼓舞，因為每個瑞士人都或多或少受到外來難民的“負性幹擾”。把那些不講衛生且熱衷於“無序競爭”的低素質群體趕走後，他們的生活就會恢覆寧靜詳和了，就沒有人用犧牲自尊和損害文明的方式來搶他們的飯碗了。
於是這個國家的公民起來遊行了，但不是流行於第三世界國家的“慶祝式遊行”，而是抗議性的反政府遊行。不是抗議政府當初允許難民進入影響了瑞士人的文明生活秩序；而是抗議政府正在議訂的限制難民條例？要求政府繼續接納難民，為外國難民留下必要的避難空間……
這就是瑞士人！這個民族雖然群山環抱空間狹小，地理環境封閉，但胸懷寬闊得可以容得下地球上的任何一座大洋，也難怪這個國家會成為“世界銀行”！
看完這則消息後，我的思緒回到了十年前，那時我正在新華社深圳支社幹記者，這座城市給予我的最深印象就是幼兒園和學校。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凡是移民城市都擁有很強的包容性；可深圳的公立幼兒園和公立學校卻暴露出這座城市胸懷的偏狹。
深圳的公立幼兒園通常不招收打工族家庭的子弟，公立學校也是一樣，除非額外交納一筆打工族根本無力負擔的“借讀費”，否則你就沒門接受象樣的教育。那時深圳的打工族比“正版深圳人”在數量上多得多，可這座城市卻剝奪了絕大多數公民子弟接受公平教育的機會！盡管打工族對這座城市的整體貢獻一點也不比“正版深圳人”少。
於是打工族家庭的子弟只好就讀於五花八門的“私立學校”了。
我的一位朋友曾在南山區一家“私立學校”當了幾個月的教師，月薪500元，包吃包住。我周末去看她時，那所“學校”的現狀令我震驚，不是親眼所見就無法相信和平時期現代化都市的“學校”會糟糕成那幅模樣。那根本不能稱之為“學校”， 而是一位潮洲人為住在附近的幾家沒戶口老鄉子弟辦的一個識字班，一共有四十多名兒童就讀。一間四十多個平方的廳屋白天算作教室，晚上是她的臥室，用臨時搭起的木板代替課桌，晚上把兩張木板拼在一起就是她睡覺的床，語文、數學就她一個教師……
這就是打工族家庭子女就讀的“私立學校”現狀，這樣的“學校”在深圳還遠不止這一家。不少“私立學校”連房子也沒有，只是臨時用雨布和木頭撐起的一個遮擋風雨烈日的棚子……
別忘了這些打工族子弟都是中國人？深圳也是一個中國城市！
那時長期困擾我腦際的問題是：打工族子弟是一個龐大的群體，這個群體被剝奪了受公平教育的機會。因為得不到充分的教育，這個群體的素質就沒機會提升，就會與深圳這個現代化都市不合拍，並最終危害這座城市。低素質群體極易走向非理性暴力，是黑社會取之不盡的“兵源”，那些受過充分教育的文明人則是最容易被黑勢力傷害的對象。現在是打工族家庭的子女付出代價；若幹年後則是有機會接受充分教育的深圳子弟付出代價！
深圳的治安狀況在十年來一直沒有大的起色，在大街上公開搶劫的案件時有發生，是公認的治安糟糕城市。但這能怪誰呢？十年前這座城市就自個埋下了打、砸、搶的種子。
一個沒有胸懷的城市常常會制造出“雙輸”的結局！
在我們國家，教育制度的“戶口歧視”難道僅是深圳這一家嗎？還有多少城市存在著類似的問題？教育是國家民族的千秋大計，教育問題是絕不能掉以輕心或視而不見的！
深圳在中國還算得上是一個文明程度較高的城市，這個城市的胸懷尚且如此，我無法想象內地那些貧困城市會是怎樣一幅景觀。
我的家鄉就是一個一直堅定向貧困落後邁進的城市，與周邊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長期落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絕無自然地理方面的原因，這個城市的“排外情緒”也許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的家鄉“外來人”是無法在那里創業發展的，外來人稍微幹出一點名堂就會受到名為執法實為“創收”的職能部門輪番“圍攻”，流氓地痞也會無孔不入地找茬，所以外來人要不了多久就會卷起鋪蓋走人。所以我們家鄉幾乎沒有長期紮根的外來企業，只有受政府特別保護的個別企業是個例外，出租汽車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政府為之出動了多次警力。我回到這座城市時，經常聽到市民對著出租車抱怨：“都是外地人在賺我們的錢！”
難怪這座山青水秀物產豐富的城市會陷於長期落後了！
難怪我們的“國家主義”從來沒有真正戰勝過“地方主義”；“中華大國民”依舊停留在理想和期望上。
比較一下瑞士人對待“外族”的“博愛”和我們對待“外地人”的歧視，兩國在文明水準上的差距一目了然。

瑞士人給了我們什麽啟示呢？


二00六年八月十四日


18.能夠避免的“血淋淋原始積累”

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必經階段；但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並非都是“血淋淋”的；美、德、日三國的現代化很富有人情味；中國的社會不公和貧富懸殊已相當嚴重，如不及時采取非常措施將會重覆拉美“非貪即黑”的悲劇。


（一）
中華文明在十五世紀以前一直位於地球人文明的最前列。中國人也一直以天朝天國的國民自居。即使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西洋文明進入跑步階段並很快超越中華文明時，中國人關起門來依舊自認為是這個星球上的一等公民。
十九世紀東西兩大文明在中國沿海發生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碰撞，中華文明的表現象一個“病夫”和“白癡”，除了被動挨打外就是簽訂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國在經受一連串出乎意料的失敗之後，從天朝大國降格為三流末國；中國人也由一等公民墮落為“東亞病夫”。習慣於高高在上的中國人接受不了這個悲慘現實，做夢都想找回昔日的榮光，在外國人面前揚眉吐氣。
隨後的二十世紀是中國人躁動的世紀。夢想“揚眉劍出鞘”的中國人普遍地患上了“急躁病”，熱切地尋求“快速致富”的藥方，而不管這些“藥方”是否有“遠期毒性”。只要能從形式上“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就是“拔苗助長”也在所不惜。
二十世紀上半期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都進入了“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俄羅斯則采用了一種最新式的社會體制--“社會主義”。既然是最新式的體制，根據人類社會從低級向高級發展規律，新式的社會主義體制應該比過時的資本主義體制擁有更強的先進性優越性。社會主義蘇聯的精神領袖馬克斯也用大量的文字“雄辯地證明了”社會主義是人類最高級的社會體制。
中國人發現如果沿著發達國家走過的老路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將會需要很長的時間，因為你在前進別人也在前進，在同一條道路上要想比前面的人先期抵達終點，就得比對方耗費更多的汗水和心血。腳踏實地拚汗水不是中國人所長，我們在歷史上最善長的是靠“謀略”（偽智慧）取勝。有著很強失落感的中國人等不及了，我們夢想抄近路事半功倍地趕到對方前面，於是我們瞄準了“社會主義”。既然這個嶄新的社會體制比西方列強正在奉行的資本主義體制先進得多，如果能越過發達國家經歷的“資本主義”這個發展階段，一蹴而就地跳躍到“社會主義”，我們不就輕而易舉地跑到西方列強前面了麽？
於是我們毅然決然地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
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在最初的幾年取得了令人炫目的成功。因為計劃經濟能夠方便地把物力財力集中到“振奮眼球”的重點工程項目，能夠鼓動並迫使公民“艱苦樸素”，中國在短期內呈現出一派脫胎換骨的景象。一幢幢高樓拔地而起，城市上空的煙囪如雨後春筍，工廠數量急劇增加，“原子彈氫彈爆炸成功，萬噸巨輪乘風破浪，人造地球衛星飛上天空”……
在最初的激動過去後，“拔苗助長”的負面效應開始顯現出來，我們開始品味急躁的苦果：反右、浮誇風和文化大革命等人類歷史上是荒唐辛酸的鬧劇把最初的“社會主義成果”差一點毀滅殆盡。我們在“鼓足幹勁，力爭上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折騰了二十多年後，發現自己又回到了當初的出發點，甚至於連出發點都不如。我們不但沒有趕上發達國家，相反和發達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拉大了。
經過痛定思痛的反思之後，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主義必須在資本主義建設的高度物質文明前提下才能取得成功，資本主義是不能逾越的社會發展階段！今天的歐美部分“福利國家”實際上是打著資本主義招牌的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情況下順利進行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於是我們極不情願地決定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在上世紀八十年“改革開放”，在社會主義精神框架下注入資本主義性質的物質因素；就象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洋務運動”一樣，“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二）
中國在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後，經濟建設取得了實質性的成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人吃飽了肚子，大面積餓死人成為不可思議的往事；手機和家用電器普及到千家萬戶，塵土飛揚的公路大部被硬化，機動車取代雙足成為主要的交通工具……
當我們向全世界莊嚴宣布中國人已告別“溫飽階段”全民奔“小康”時，一個更為嚴峻的社會問題正在侵蝕中華文明的肌體，威脅中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這個問題就是“社會公平”和“貧富懸殊”！
缺乏公平公正已成為中國帶普遍性的社會悲劇：官員瘋狂貪污受賄；特權階層以權謀私，巧取豪奪本應屬於大眾的公共財富，不用付出心血汗水就可在一夜之間變成暴富，依仗“倒地皮”、“倒批文”，或者是鉆法律的空子，套取國有資產，將國家、公眾的財富攫取到個人腰包。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富翁都來自特權階層？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平民階層付出則遠遠大於他們的收益，工人的工資上漲幅度遠低於GDP的上漲幅度，稅收增長幅度則遠高於GDP增長率；生意人一開門就有幾十個創收的“機構”或“部門”在“法律法規”的保護下伸手要錢；辛勞一生，省吃儉用仍無法支付子女的大學學費；城市打工仔的工時被惡性延長，工廠的工時普遍長達十二個小時，有的竟然長達十六個小時！夏衍的《包身工》是司空見慣的景象。農民工的工資被無理拖欠，辛勞一年居然光身回到嗷嗷待哺的故鄉。他們的鮮血滲入了地球的深層，礦難發生率比貧窮的印度還要高出8倍；農民工的血汗養肥了城市，可他們的子女卻被排斥在城市主流教育之外，如果要在城里上學就得另外支付一筆他們根本無法承受的“建校費”。 我國改革開放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民生問題改善不大，甚至躑躅不前，“醫療、住房、上學“成為壓在國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
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只有二十多年時間，但中國的貧富懸殊卻高居歐亞大陸第二位。銀行里城鄉居民儲蓄的80%被20%的人擁有。近十年中國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了一個“超級富豪”群體。2003年中國有近3000資產超過1000萬美元的億萬富翁；2005年億萬富翁的數據則猛增至50000人，其中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超級富豪達到200人以上？！中國的基尼系數在七年前就超過了聯合國規定的警戒線，目前已接近0.50的危險水準(也有說0.45，0.47)，高於所有歐洲國家，在亞洲僅次於菲律賓。菲律賓的基尼系數高居歐亞大陸第一位的成果則是周期性軍事政變和永無休止的社會動蕩。中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大國若是經常發生軍事政變和持續性動蕩則注定會解體。
中國富翁在世界上的豪闊派頭連最富強國家的經濟巨頭也望洋興嘆：
中國最窮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買回20輛悍馬。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人剛剛越過1000美元的“溫飽線”，可卻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費大國。100多萬元的勞力士手表，30萬元的卡地亞胸針，500萬元的鉆石……林林總總的國外奢侈品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地進入中國……
2003年上海汽車博覽會期間，一輛價值1188萬元的“雅致728賓利”---在歐美也無人輕易問津的賓利旗艦版---被一位不願意透露身份的買家悄然下了定金。 2002年賓利進入中國市場以來，一年多的時間已經在中國售出85輛賓利轎車，其中19輛單價超過100萬美元。賓利在中國創造了三項紀錄：總銷售量亞太地區第一、銷售增幅全球第一、賓利728的銷售量全球第一。
法國產的高檔酒“人頭馬”主要消費市場是中國！
緬甸賭場為該國提供大宗財政收入，但這個國家的賭場主要設在中緬邊境，在里面一擲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國富豪。
…………
當中國富豪在世界各地一擲千金時，中國仍有近兩億國民在溫飽線上掙紮。據官方統計：中國目前農村的貧困人口在9000萬至15000萬人之間。農村的貧困標準是625元人民幣。根據民政部的統計，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為2140.3萬人。中國社會目前的貧困人口的總數大約有15000萬人至21000萬人。
今天中國仍有相當多的中小學生因貧輟學，幼小的身軀過早地擔負起養家糊口的重擔；農家一旦考上一個大學生不但要傾家蕩產，還要借光親戚家的所有積蓄才能勉強完成學業，不少農民靠賣血供子女上大學。不少大學生靠假期從事繁重的體力活來換取昂貴的學費；農民中的絕大多數患病沒有條件得到必須的治療，小病抗大病拖，直到危及生命時才肯去醫院“搶救”，因病早死者比比皆是。我們那個人口才一百人的村莊前年就有近八人在非致命的普通疾病下壯年早逝，其中兩人竟然是“肺結核”要了他們的命。不少城鎮下崗工人為了生存，不惜放下一個男人最基本的尊嚴，讓妻子去娛樂場所作“三陪小姐”，自己給自己戴上一頂“綠帽子”。
…………
更令人糾心的是：中國式富豪大多不是靠勤勞和智慧致富，他們的暴富沾不上先進生產力的任何一點邊，其暴富過程也沒有任何先進文化的內涵；而是靠利用職權以權謀私，鉆體制漏洞投機取巧，靠傷害社會和廣大人民的利益致富，現階段最便捷快速的致富途徑就是“炒地皮”。土地是“每個公民都擁有一份產權”的“國有資產”，出賣公共土地應該得到半數以上常住居民的同意，賣地的收入應該大眾受益，賣地款支出應張榜公布“明細帳”。可我們國家的地方“父母官”可以任意圈地賣地，並隨心所欲地支配“賣地款”。部分學者總結出的“炒地暴富操作流程圖”很有意思：“制定圈地計劃--擺平土地批租方--最低首富資金--取得可套取銀行貸款的土地手續--用承建單位的資金做到正負零--搞定銀行獲得抵押貸款--基本完成收益周期”。操作人自已不用掏一分錢，也不用承擔任何風險，就可一夜間成為千萬甚至億萬富翁；每個環節的權力人物都可從他手中分到一份“工程回扣”，不用花自己一分錢就升格為貪污型富豪。

（三）
當日益擴大的社會不公和貧富懸殊引起世人觀注時，部分喪失良知的“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居然得出如下高論：資本的原始積累是血淋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早期發展也是建立在對廣大人民殘酷壓榨的基礎上，社會的發展必須要讓部分人付出代價，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是國家現代化的必然規律，目前的中國正處於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社會不公和貧富懸殊是資本原始積累的表現形式，盡管“個別地方”有“血淋淋”的現象，但屬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就象資本主義是不能逾越的發展階段一樣，沒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
2006年11月，美國《華爾街日報》刊文稱：中國富裕人群變得更加富裕是以最貧困的人群為代價。對此，國內一些經濟學家回應稱：將貧富對立是“斷章取義”，認為中國絕大多數人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但其中一些專家卻指出，從大歷史的進程觀察，任何國家或地區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都要經歷一個“受益不均”的階段，比如英國工業革命中的“羊吃人”現象、歐洲國家早年對非洲的殖民掠奪等等，都是明顯的例證。(《上海證券報》11月25日)不言而喻，依據這些所謂專家的觀點，中國的改革開放要想取得成功，也必須經歷“受益不均”的階段，也必須經過“羊吃人”的血淋淋歷史。
資本原始積累的血腥性真個是西方現代化強國必須經歷的發展階段嗎？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英國是最早采用資本主義體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原始積累血腥性表現得最為突出的國家，最著名的要數“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和城市“貧民窟”。
十六世紀英國和尼德蘭（荷蘭）的毛紡織業很繁榮，羊毛需求量激增，羊毛價格直線上升，養羊成了很賺錢的行當。英國的土地貴族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把大批的佃農從土地上趕走，然後把空出來的土地和公共土地圍上柵欄，在曾經種植糧食的土地上種草養羊……佃農喪失了賴以養家糊口的土地後無法生存，只好成批流入城市找事作，於是城市廉價勞動力大量湧現。城市工廠主面對供過於求的求職者，用極低的工資和極為惡劣的勞動條件雇傭農民工從事超時和超強勞動，威脅農民工健康甚至生命的災難性事故頻繁發生，農民工的鮮血染紅了城市和礦山。農民工的微薄收入無法養家糊口，只好住在木頭搭制的簡易工棚里茍且偷生，大面積的“貧民窟”在城市湧現，很多貧困者被迫走上犯罪的道路，城市犯罪率直線上升，最後城市有產者也因此付出代價……
英國著名的人文主義者托馬斯?莫爾在他的名著《烏托邦》里寫到英國“羊吃人”時說：“你們的綿羊本來是那麽馴服，吃一點點就滿足，現在據說變得很貪婪、很蠻橫，甚至要把人吃掉，它們要踏平我們的原野、住宅和城市……”
這就是英國資本主義發展早期血淋淋的資本原始積累；和現階段我國部分地區的景象有著驚人的相似。
英國資本血腥原始積累的悲劇在隨後步入資本主義的意大利、印度等部分國家不同程度地重現過，但並不是所有的現代化國家都覆制了這一社會悲劇。美國、德國和日本在現代化過程中則成功地避免了災難性的社會不公和貧富懸殊，這三個國家則是現代化最為成功的典型。

（四）
一個國家在學習另一個國家的過程中，不是簡單地覆制這個國家的現代化歷程，重覆對方走過的全部老路；而是總結經驗教訓，學習其成功的經驗；回避或改進已被現實證明的不合理部分。因為走在前面的國家付出了探索的代價，後面的國家不用付出同樣的代價就可享受前人探索的成果，所以後起的國家可以在更高的起點上走上現代化道路。英國是最早完成現代化的國家，因為沒有前人的經驗可供借鑒，才出現“羊吃人”的社會悲劇。等到美、德、日等國步英國後塵進入現代化大門時，英國已經提供了一整套現代化的經驗教訓，它們有條件對英國的現代化之路進行修正和改進，使其更適合國家的富強和文明。既然“羊吃人”和城市“貧民窟”是社會悲劇，就可在資本原始積累這個環節上采取更多的預防措施來避免或減輕這一悲劇，從而使國家在現代化道路上能夠不受幹擾地持續前進。中國在建國初期不加選擇地照搬照抄前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已被證明是一種愚蠢的方式，導致中國的現代化在相當長時間內停滯或倒退。
美國是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也是我們這個星球上最富強的國家。美國的富強除了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外，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國擁有一整套科學修明的政體體制，有效地調動了廣大公民的創造性和主動性，使人才能最大限度的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除此之外，美國體制關注弱勢群體，為平民階層提供了均等的生存發展機會，使美國很難產生投機性質的暴發戶，也不容易出現一個實質性的赤貧階層（乞丐大多不是沒飯吃而是偏愛行乞營生），從而有效地調和了美國內部的階級矛盾，內部矛盾從未超過預警水準，在南北戰爭後的一個半世紀內沒有出現持續性的社會動蕩，更沒有出現災難性的民族內戰，使文明成果能夠有效地積累，後人能在更高的水準上建設自己的國家。
近期我系統地鉆研了一下美國的政治體制，發現這個國家的體制是真個“抑富濟貧”的，歷屆美國政府總是致力於社會公平，關注弱勢群體的權利，在窮人受益的福利事業上舍得下大本錢，為窮人謀求均等的生存和發展機會；同時防範或抑制富人利用自身優勢壟斷機會和資源。
美國最著名的《宅地法》就是一部讓普通小農受惠的土地法案。這部法律是1862年頒布的,當時正處於南北戰爭時期，法案規定成年美國公民只要交納10美元的登記費就可在西部獲得160英畝的土地，耕種5年後就能擁有這片土地的所有權。該法案頒布的背景是美國西進運動時期，大量的農民自主去西部開發無主的荒地。但農民開墾的荒地名義上仍是“國家”的，大多數農民拿不出錢來購買土地的產權，因此不便對土地進行長期規劃。而美國富人也盯著這些新開墾的大片土地，他們有錢購買大片地產，然後象英國“羊吃人”一樣把農民從自己的耕地上趕走，在大地產上從事集約化經營或靠“炒地皮”謀取暴利。林肯政府為了照顧土地耕種者的利益，規定拓荒者只需交納連最貧窮的農民也能承擔的“象征性”登記費就可成為墾荒地的主人，從而極大地調動了美國人開發西部的熱情，也有利於農民對土地進行長期規劃。“大地產”是拉美貧富懸殊並因此引發軍事獨裁和社會長期動蕩的始作甬者。《宅地法》限制了美國的大地產經濟，從而使美國成功的避免了南美的悲劇，為美國的長期和平發展提供了法律的保障。林肯也因此成為美國聲望最高也最受美國人民愛戴的總統。
與 《宅地法》相適應，1890年通過的《謝耳曼反托拉斯法》則是惠顧中小企業主和廣大消費者的工商業法案。
　19世紀後半葉，隨著第一次產業革命的基本完成，美國經濟集中與壟斷的趨勢日益明顯。60年代末，資本實力比較雄厚的企業之間的初級聯合--普爾開始出現。80年代初，洛克菲勒通過對30多家煉油廠的收購和兼並，組建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家也是世界上第一家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隨後，制糖、煙草、煤炭、鋁業、鋼鐵、屠宰、釀酒等部門先後成立了一批托拉斯組織。壟斷隨之成為經濟生活中的突出現象。

　　各種托拉斯組織為攫取超額壟斷利潤，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實力控制原料來源，劃分銷售市場，限定產品價格，不斷擠垮或兼並中小企業，嚴重損害中小企業和廣大消費者的利益，引起了嚴重的社會矛盾，也與美國悠久的自由傳統、公平競爭觀念、反對限制貿易活動的習慣形成強烈沖突。基於此，約翰.謝爾曼指出：“既然我們不能讚同作為政治權力的國王存在，我們就不能讚同一個控制生產、運輸和經銷各種生活必需品的國王的存在，既然我們不能屈從一個皇帝，我們也就不能屈從於一個阻礙競爭和固定了商品價格的皇帝。”於是，1890年在美國各州反壟斷法和一些部門專業性反壟斷活動法案的基礎上，聯邦政府通過了第一個全國性的反壟斷法--《保護貿易和商業不受非法限制與壟斷之害法》，即《謝爾曼法》。現代競爭法就此誕生。《謝爾曼法》的目標是控制經濟權力，消除競爭限制，保護自由競爭。其主要精神集中在該法的前兩條：第一，任何契約、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聯合、共謀，用來限制州際間或與外國之間的貿易與商業，是非法的。任何人簽訂上述契約或從事上述聯合或共謀，是嚴重犯罪。第二，任何人壟斷或企圖壟斷，或與他人聯合、共得壟斷州際或與外國間的商業和貿易，是嚴重犯罪……
《謝爾曼反托拉斯法》限制了大企業主“限制聯合競爭，濫用經濟優勢，價格歧視，具有壟斷性質的企業兼並，損害消費者……”等危害社會公平的行為，為中小企業主提供了自由廣闊的生存發展機會。
和《謝爾曼法》相比，我國目前的經濟政策實在有反思的必要。部分地方政府默許甚至鼓勵帶有壟斷性質的企業兼並，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比大企業惡劣得多。我居住的那個城市有兩家大一點的企業，五花八門的“創收收費”部門沒有政府的許可不得上門“檢查驗收”；其余成百上千的小企業每天都得應付花樣翻新的“創收式檢查”。
美國政府通過立法措施，成功地限制了貧富懸殊，有效地促進了社會公平，資本原始積累不再是“血淋淋”的。美國的現代化進程也因此後來居上，遠遠超過老牌現代化強國--英國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義務教育”和“社會福利”是體現一個國家“社會公平”的兩項最重要的指標。日本在現代化早期“明治維新”時期，就把推進全民義務教育作為振興日本民族的重中之重，盡管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現代化建設資金緊缺，但仍不惜在義務教育上投入“血本”，教育經費占帝國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早在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就制定了全民義務教育法。一八七二年九月，文部省頒布了教育改革法令--《學制》，開始正式實行有綱領、有計劃、有措施的教育改革。《學制》明確宣布從小學抓起，為在全國普及小學把全國分成八十大學區，每個大學區設大學一所，中學三十二所，即三十二個中學區。每個中學區設立小學二百一十所。這樣全國辦起了八所大學，二百五十六所中學，五萬三千七百六十所小學。《學制》號召“自今之後，眾庶人民，無論華士族與農工商，至其婦女子，必期“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學制》打破了舊士族學習文化知識的壟斷權，推行全民教育。強調凡六歲以上兒童均須入學讀完小學，女子與男子同樣享受教育的權利。
日本因為重視全民義務教育，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平民獲得了公平的教育機會，為平民階層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日本國民的整體素質也因此得到了飛躍式的提升，為現代化建設造就了充足的人才。結果日本成功地避免了社會不公和貧富懸殊，全民都擁有為國家效力的有效途徑，使日本在現代化之路上突飛猛進，在短短三十年時間內就走完了西方四個世紀走完的路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跡。
德國在現代化之路上起步較晚，但卻是歐洲現代化最為成功的國家，在不到三十年時間內就超越老牌的英法等現代化強國。德國成功的秘訣就在於注重社會福利，為廣大平民階層提供最基本的生存和尊嚴保障，有效地消除了災難性的社會不公和貧富懸殊，大大淡化了資本原始積累的血腥味。
德國通過立法來保障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是世界上第一個提出社會保險的國家。19世紀80年代，德意志帝國國會通過三項社會立法：《工人疾病保險法》、《傷亡事故保險法》、《養老金保險和殘廢保險法》。在俾斯麥任期內，德國社會基本是安定的。它間接幫助了國家工業化的迅速進行。同時，社會立法的出現，也促使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不能不考慮這一社會問題，可以說，這是世界各國政府關心勞動者福利的一個開端。此後，英國、法國、意大利、荷蘭以及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各國也都先後仿效之。社會立法的施行，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開創了當代社會福利的先河。
德國致力建設福利社會，讓底層百姓能夠享受免費教育、醫療、失業救濟等人道主義服務，讓每一個公民過上基本的有尊嚴的生活。正因為政府誠心誠意地消滅貧困，社會上沒有巨大的貧富懸殊，才為這些國家經濟的迅速崛起奠定了穩定壓倒一切的社會基礎。德國的崛起走了一條既區別於蘇聯模式的集權社會主義，亦區別於美國放任資本主義模式的第三條道路。其政策采取社會福利主義道路，充分就業和高稅收構成社會的兩大支柱，其基本思想是通過實行社會的經濟民主，消除階級差別和一切社會、經濟的不平等現象，讓平等、關心、互助精神貫穿整個社會。所以德國國民收入差距較小，沒有大的貧富差距，沒有人為制造的巨大社會矛盾，人民心態平衡，安居樂業，從而也成為世界上社會治安最好的地區。
今天的德國福利制度則接近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共產主義”境界：
1、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全免費義務教育，不僅學雜費全免，而且國家每月還發給折合人民幣800元的“兒童福利津貼”（零花錢）。所以，這種國度里的孩子對父母基本沒有什麽負擔可言。2、徹底的全免費醫療服務，人們無須購買醫療保險，治病不僅不要錢，而且病人住院期間連夥食費也是全免的。3、任何一個失業人員不但可以無期限地領取原工資50%以上的失業救濟金，而且還享受失業住房全免費待遇。4、夫妻一方過世後，其養老金轉入另一方享受直至終老。這些國家的人們自豪地說他們享有“從搖籃到墳墓的終身福利制度”。
…………
當中國的社會不公和貧富懸殊一步步向災難化邁進時，美國、德國、日本給了我們什麽啟示呢？
中國的資本原始積累非得是“血淋淋”的過程嗎？
中國的貧富懸殊真個不可避免嗎？
中國該向何處去？是走向月白風清的美、德、日還是走向非貪即黑的拉美？全在中國人自己！歷史留給我們犯錯誤的機會已經不多了。


二OO七年三月十日


19.中國足球到底輸在哪里？

中國足球其實是輸在“體制”上，內部運轉機制沾染了傳統人事體制的弊病。中國足球的希望在於采用科學理性的人事體制挑選一只真正能夠代表中國足球最高水平的國家級球隊，並給這只球隊輸入真正的“足球精神”。


我應該最沒資格寫中國足球的，因為我很少看足球賽，中國隊參加的足球賽只看過一場，就是2004年那次在中國家門口舉辦的亞洲杯；也從沒買過一次足球彩票，說小點是從來沒對中國足球寄予任何不切實際的希望，說大點是沒給國家的足球事業貢獻一分錢。
我盡管對足球沒有熱情，可前幾年耳邊老是纏繞著關於足球的消息，因為我身邊的朋友同事，只要是男人，好象沒有一個不是“狂熱球迷”的，所以也經常受足球的影響，甚至於是“巨大影響”。我周末喜歡去郊外野炊，有次和一個老同學去山上玩燒烤，剛拾來柴禾點燃火焰時，他老兄突然大叫一聲：“完了！今天有場足球賽！中國隊對伊朗，再不趕回去就看不到了。”然後也不征求我的意見，象發神經似地往山下狂奔……
中國人向來是“自我感覺良好”的，在不熟悉的事情上喜歡“關上房門自己給自己發諾貝爾獎金”，如深信“在月球上唯一能看到地球上人類活動的遺跡是長城”之類的謊言。一旦遇上了鐵證如山的失敗不足，我們又能激發起罕見的“阿Q精神”，給失敗不足找出成千上萬條貌似冠冕堂皇實則自欺欺人的借口，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否認美國比我們發達富強；但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那是美國建國時間較長的原因，如果中國也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包管會超過美國很多倍！其實我們是在玩阿Q式的“偷換概念”，把黨派執政時間當成建國時間。我們的黨執政時間才五十多年，但中國建國時間則長達幾千年。中國人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建立的第一個有實質意義上的國家是夏王國，從那時至今長達四千年之久；建立和今天相似的中央集權式大國並擁有一脈相承從不間斷中華文化的時間是兩千二百年前的秦帝國時期。所以中國建國時間保守一點來算也應該是兩千二百多年。如果按1949年那種算法，美國建國時間還不到八年，因為美國現在是共和黨執政，連續執政的時間還不到八年。美國在長達兩百多年的時間內除了1861--1865年南北內戰外，經濟文化一直快速平穩向前發展，沒有發生過大的社會動蕩，從經濟總量比當時的墨西哥還不如的小國成長為世界頭號經濟、軍事、文化強國。我們在這兩百年幹了些什麽？美國建國的1776年，中國剛完成對新疆的征服，疆土擴張到一千三百多萬平方公里，擁有近四億的龐大人口，成為當時已知世界幅員最遼闊的國家。可隨後的兩百年，我們在白蓮教暴動、太平天國邪教暴動、軍閥混戰、國共內戰、反右、浮誇風和文化大革命等悲劇性的內鬥中自相殘殺，自相消弱後又在中英戰爭、英法聯軍之役、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和抗日戰爭中一再被力量遠不如自己的敵人擊敗。結果經濟發展停滯，文明倒退……
中國人的“自我感覺良好”在足球上碰到了真正的例外，同樣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不但不否認中國足球沒有希望，並且把中國足球當成“失敗、丟臉、不可救藥”的代名詞，不惜用中國特有的殘忍幽默來揶瑜、嘲弄中國足球。下面的兩則足球幽默很有意思：
一位外國背包族來中國旅行，除夕的那天晚上十二點乘列車經過某小城。中國沒有禁鞭的小城鎮都有在除夕二十點放鞭“接年”的風俗，外國旅行者經過小城時剛好碰上響徹雲霄的鞭炮轟鳴聲。外國人不知道中國的風俗，發出的驚呼竟然是：
“難道中國足球出線了？”
另一則足球幽默則是中國球迷發明的：大意是對中國足球寄予厚望且喜歡在看足球時慷慨激昂的某球迷看到中國足球隊夢斷亞洲杯，一次又一次的覆制著失敗，中國足球走到了最低谷！最後竟然語屈詞窮，連罵的心情也沒有了，用剛學會的一句英文說完了關於中國足球的最後一句話：
中國足球--拜拜、拜拜、拜拜了！
除非你出現在南非，不然別見了！
…………
連中國人都慷慨服輸並絲毫不掩飾失望情緒的地方，我們一定輸得相當慘！
說起來還真有點忍不住臉紅，中國足球不但在世界杯無立足之地，連亞洲杯也從未得過冠軍！
中國足球唯一參加的一次世界杯賽只有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的成績如下：
小組賽三戰三負
0比2敗於哥斯達黎加
0比4敗於巴西
0比3敗土耳其
小組倒數第一名
32支隊中排名倒數第二。
巴西我們不說，但有必要說一下哥斯達黎加。這個中美洲小國只有5.1萬平方公里國土和330人口,是名副其實的芝麻綠豆國,可我們卻輸在這個芝麻綠豆國手里,並且輸得很慘,0:2!連招架之力也沒有!
我唯一觀看的一場足球賽是2004年亞洲杯的最後一場決賽。因為是中日在自家的家門口對決，戰勝日本又是我終生為之不懈奮鬥的最高理想，並因此潛心研究日本在近代強盛的秘訣，以便有朝一日能學來他們的優勢迎頭超越過去，然後回過頭來清算他們上世紀欠我們的債務，所以從不看足球的我也趕到電視機前情緒激昂了一回。那次足球賽還沒開場我就感覺很郁悶，首先講解員的話缺乏必要的中立性，講解詞透出的信息居然是“勝利天平大幅傾向我們一方”，除非我方球員發生意外；球員則“信心十足”，認為打敗“小日本”不成問題，問題是要盡可能讓他們輸得更慘一些；球迷也一口一聲“小日本”自不量力，這回得好好教訓他們一回……整個態勢好象是中國與日本比國土面積和人口，我們擁有壓倒的優勢。可反觀一下這次亞洲杯的戰跡，我們的“壓倒優勢”好象沒什麽明顯跡象。別說日本足球隊以前的賽績輸少贏多，就是這次亞足賽，人家日本隊運氣特好，一路打將下來，過五關斬六將，一次也沒輸過。中國隊則打得很艱難，小組賽差一點就沒出線，淘汰賽靠“點球”險勝伊朗，一路跌跌撞撞才靠運氣進入決賽，雙方的實力懸殊應該一目了然，可實力較弱的我們居然認為勝利鐵定在自己這一邊，中國人“自我感覺良好”“稍有小成就容易膨脹”的劣根性在大賽還沒開始時就表現得淋漓盡致。也許我們的唯一優勢就是拉拉隊的陣容比對方強大萬倍，為中方助威鼓掌的吶喊聲百分百能蓋過日本球迷的吶喊聲。問題是掌聲的效應並不總是正面的，過多的掌聲容易讓人膨脹並忘了自己是誰。那些專制國家的“偉大領袖”們在如潮的掌聲中加速度走向墮落退化就是一個很生動的例證。
那次中國足球隊又一次“出人意料”地輸了，在自己的家門口輸在戰場上曾兩次讓我們丟臉但我們又有一百個理由瞧不起的小日本手里。那次比賽的後事也“悲狀得令人匪夷所思”，球迷的憤怒和失望變成了對日本的痛罵競賽，最後竟然當著日本球員的面焚燒日本國旗（一說是軍旗），好象中方失敗的原因不是我們技不如人，而是日本人沒有在“大中國”面前“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沒有壓抑自己的技能，故意把球輸給我們？問題是如果日本人故意把球輸給我們，我們就真的能夠安心踏實去冠軍台上領獎嗎？，日本人如果那樣做，才是真正地侮辱我們，真正認為我們不配作他們的對手。在自家庭院里對應邀參加競技比賽又沒作出什麽出格事的外國球隊惡語相加並當面焚燒對方國旗的行為能算“愛國”嗎？問題是這樣做真的能夠做到打擊削弱日本嗎？如果說這是球迷在情緒激昂後容易做出的帶普遍性的出格事，小泉首相幹嗎要為此事提出嚴正抗議呢？
當時我想起了1999年的奧運申辦賽，中國和法國競爭2008年奧運主辦權，最後中國獲勝。法國人的反應是不但沒有因此謾罵詆毀中國，相反還為中國喝彩，當時在法國的很多中國人都見證了這一感人場面。兩國在同一件事情上的行為對比，說明我們離真正的文明進步還有相當長的路程。
…………
中國足球隊確然是“屢戰屢輸”，並且顯得不可救藥，在近期發奮圖強揚眉吐氣的希望即使不等於零，也微乎其微。
中國足球“輸”出了全體國民的認同，問題是中國足球到底“輸”在哪里？
是政府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嗎？
非也！中國政府對足球的重視程度在全球雖然不能說數一數二，但絕對位列前三名。為了使足球踢出中國國威，我們的政府比任何國家的政府都舍得在足球上下大本錢，把能想到的招數幾乎都用上了，外藉教練請了一個又一個。為了請到最好的外教，我們給外教開出的薪水居然在國內屬於保密的話題。我們不但在請外教上出手異常闊綽，連給球員開出的薪水在發展中國家也一樣高得離譜，盡管我們的球員在賽場上一再地表現不佳。因為政府的高度重視，足球在中國一度成為最讓人羨慕的職業。如果誰想一夜間成人萬眾矚目的焦點人物；誰想一夜間成為百萬富翁，那麽他最好的選擇就是踢足球。
美國和印度的足球戰績不佳是因為政府和社會不重視足球；但中國足球卻是在政府和社會高度重視的背景下屢戰屢敗！
是中國人的體能不行嗎？
這是一個值得探究商榷的問題。因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飲食結構偏重植物養分，人均蛋白質攝入量遠低於西方發達國家，造成中國人的平均體能不如以肉食乳酷為主食的西方國家。但平均體能不如人家並不等於每個個體的體能都不如他人。足球運動員需要超強體能，盡管我們的平均體能不如西人，但龐大的人口基數彌補了這一缺陷，十三億人口中容納的超強體能者應該比一億人更多。就算西人的平均體能高於我們，每百人中能提供的超強體能者比我們多出五倍（這已經是很高的比例了），我們能提供的超強體能人物總量仍高於對方。這也是上上世紀中國人雖然被西人視為東亞病夫，但最傑出的武師仍然出在中國的原因。中國在奧運會上一再贏得舉重項目的多枚金牌也是我國超強體能者大有人在的最好見證。
所以中國人的體能不如西人也不是中國足球屢戰屢勝的原因所在。中國人的平均體能確然不如西人，但能提供的超強體能人物總量並不在任何一個足球強國之下，也就是說我們在“足球體能”上的“潛力”並不占顯著的劣勢。同為東方人種且同樣以碳水化合物為主食的日本球員就沒有表現出任何體能上的困惑。
中國足球到底輸在哪里？答案可以說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代表性的答案有下面幾條：
1、教練員經驗不足；
3、足協沒有權威；
4、沒有適當的獎勵政策；
5、沒有一個好的聯賽基礎；
6、客觀上，媒體對足球環境有一個破壞作用。
7、沒有激情，好象場上的人都是完成任務一樣，。
8、進攻沒有血性，對球門欲望不堅決。
9、不懂的突破，很少看到中國球員能高速盤帶殺出重圍的。
10、沒有領袖，沒有一個能起整體調度起來的人，一盤散沙。
…………
上面幾條答案雖然都說到點子上，但仍停留在“現象”這個層次，沒有揭示中國足球屢戰屢敗的“本質”原因。
中國足球其實是輸在“體制”上，落後的人事管理體制才是中國足球屢戰屢敗的“本質”原因！
一個國家的足球事業需要一套科學先進的人事管理體制！
科學的人事管理體制能及時發現全國各地有“球星潛力”的人物，並使之順利走上“球星之路”；能使球員的能力與所在的球隊級別相適應；能使國家隊集中全國最優秀的球員。
科學的人事管理體制能充分調動球員的主動性、榮譽感和責任心，最大限度激發球員的運動潛能，而不只是靠金錢獎勵等有限的物質刺激。
科學的人事管理體制能使一只球隊成為一個有機連動的整體，球員擁有一流的“協作精神”和“團隊意識”，相互之間配合默契，各盡所長，對整體的責任感遠遠大於“自我表現”的欲望。
請問：中國足球現行的人事管理體制能做到這一點嗎？國家隊集中了全國最優秀的球員嗎？球員在賽場上最大限度發揮自己的潛能了嗎？球員之間顯示出一流的“協作精神”了嗎？
沒有！！！
上面的十條“現象答案”里的後四條就是專門針對球員的。一個沒有激情，沒有血性，不懂突破，一盤散沙的球隊居然是代表國家參加國際大賽的“國家隊”？請問這只“國家隊”是以什麽為標準挑選出來的？如果國家隊里有一個表現很糟被一再證明不稱職的球員，他被選入國家隊的“背景”是什麽？
與西方文明國家“任人唯才”、“優秀劣汰”的人事機制不同；我國傳統的人事體制是“任人唯親”、“論資排輩”並最終達到“劣勝優汰”的整體效果。雖然足球是一項特殊的體育事業，不可能在里面搞什麽“任人唯親，論資排輩”的傳統鬼把戲；但要想足球事業成為遊離於傳統人事體制之外的一塊“凈土”“飛地”也一樣不容易，一樣或多或少要受傳統人事體制的影響和幹擾。從國家隊的表現和部分球員身上流露出的“非足球精神”就可知道支配中國足球的人事體制並不是百分百的“任人唯才”和“優勝劣汰”。
如果是依靠非科學的人事體制選出的球隊，球員和球隊就不可能稱職，這時就算政府給予最高的重視，給球員以最高的獎勵，並為之聘請最優秀的教練，結果也都是一樣：屢戰屢敗。就算偶爾表現突出一次，接下來的戰果就象近兩月的中國股市一樣，每次象樣的上升之後就是更大幅的下跌。
2004年第十三屆亞洲杯雖然在自家門口不體面的輸給中國的仇敵日本，但畢竟獲得了亞軍，這已是中國隊取得的最好成績，中國足球的前景也應該因此看好。可好景不長，在接下來的第十四屆亞洲杯中，中國隊居然在小組賽中“整體精神崩潰”，以 0-3慘敗給烏茲別克，結果未能出線……
一個堂堂的大國足球隊居然在面對小敵時“整體精神崩潰”？真是世界足球史上“滑天下之大稽“的奇聞，真不知制造這一奇聞的國家級球隊是怎樣挑選出來的？
挑選出如此這般的國家級足球隊，我們的人事體制難辭其咎。
在中國足球屢戰屢輸的不祥背景下，我想起了一個世紀前的北洋水師。甲午中日戰爭時期，中國號稱世界第六大海軍強國，撮爾小國日本的海軍實力則極為勉強的屈居第十二位。可中日海戰的結果是日軍海軍取得了全勝，中國海軍的精銳，號稱“東方無敵艦隊”的北洋水師在威海衛軍港全軍覆沒。那次中國海軍就是輸在腐敗的人事體制上：中國海軍雖然實力雄厚，但腐敗人事體制挑選出來操縱“東方無敵艦隊”的將官全是些“關系大於能力”的酒肉惡棍和卑污政客，極少數有過人能力品格的英雄人物因為“妓院容不下淑女”的緣故被孤立無法發揮作用，因此影響不了全局……
“在北洋水師龜縮在威海衛軍港不敢出戰的日子，日本海軍因為戰艦仍不占據壓倒優勢的原因，只好再次乞靈於“英勇”，派出小艇乘黑夜偷入軍港，在北洋水師的眼皮底下用魚雷偷襲中方主力艦只。那時九死一生的“襲擊”，突擊隊員生還的機會幾乎等於零。北洋水師的官兵如果有勇氣發動這樣的“襲擊”，甲午中日戰爭的歷史一定會重寫。日軍的偷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北洋艦隊的王牌艦艇“定遠”號被擊擱淺，“來遠”號和“威遠”號則被擊沈，兩艦上的戰士傷亡慘重，但兩艦的艦長卻安然無恙，因為他們上岸嫖妓去了，根本不在艦上。在生死存亡的關頭艦長仍嫖妓如故，你怎能指望士兵會英勇殺敵！
最後的時刻到來時，北洋艦隊來了一次醜態大曝光。艦隊司令部所在地劉公島發生兵變，要求司令丁汝昌“放他們一條生路”，所謂“生路”居然是向日軍投降？英國顧問瑞乃爾建議丁汝昌鑿沈殘余軍艦，士兵徒手投降（這時海軍投降的慣例，不會招致敵方的懲罰）。丁汝昌采納，下令沈船，可“政客艦長”們害怕沈船後會觸怒日本人，拒絕執行。丁汝昌又打算率領各艦突圍，更沒有人理他，總司令只好服毒自殺。拒絕沈船又拒絕突圍的艦長之一程璧光乘著懸掛白旗的炮艇出港率先向日本艦隊投降……”（摘自《從洋務運動看航空母艦的夢想》）
中國海軍落在這樣一堆民族敗類手中，別說世界第六大海軍強國，就是海軍噸位排在世界第一，也一樣會慘敗！
中國足球是不是在另一個舞台重演“北洋水師”的“不該發生的故事”？我不知道？如果是情況也一定好得多，因為國家隊大多數球員都是好樣的，不稱職只是“一小撮”；而北洋水師絕大多數將官都是民族敗類，真正的民族英雄才是“一小撮”。
因為我們的足球體制存在大問題，用巨資聘請來的優秀外教（也不排除用巨資聘請三流外教的例外，就象當年李鴻章用購買一流艦艇的巨資買來淘汰艦艇一樣）無法發揮自己的潛能，就象還算有骨氣的北洋水師統帥丁汝昌無法發揮正面作用一樣。在中國這種體制下，既便是優秀外教在中國呆上一段時間，能力也一樣會墮落退化，身上難以避免地沾染上“中國特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足球聘請的第一位外教施納普拉，當時中國主流媒體把他吹捧成能夠制造“徒步登月”般奇跡的超級球星，結果這位本來各方面都很優秀的日耳曼老人在如山如潮的吹捧聲中加速度迷糊退化，從兢兢業業變得忘乎所以，在一次大賽中稍微取得一點小成，大局還遠未落幕的情況下就自我膨脹口出狂言：“我們不會給任何人讓路，只對女人讓路”，好象他統率下的中國足球隊是無人能敵穩操勝券的巨無霸似的。
…………
中國足球的希望在哪里？
中國足球的希望在於采用科學理性的人事體制挑選一只真正能夠代表中國足球最高水平的國家級球隊，並給這只球隊輸入真正的“足球精神”，如果能做到這點，中國足球的歷史一定會改寫！


二OO八年四月五日



20.特權派生的思維誤區

在中國享受特權的個人和集團對國家社會沒有一絲一毫的感恩心理，還錯把特權當成自己的天賦人權，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不惜損害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不惜阻礙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進步。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高於一切，是到了該剝奪某些人“特權”的時候了！


前年我省農村推行一稅制，農民的承擔的稅費較改革前減少了一半，尤其是九年制義務教育學雜費減免的幅度最大。中學生學雜費由人平400多元減少到人均80元，各種以創收為目的的補課一律禁絕。中學生每年交納的補課費在300元左右，加上400元學雜費，從700元一下子減少到80元，這種一個多麽可驚的進步！
一稅制給農村帶來的喜歡是短暫的，農民還來不及歡呼，我們的教師隊伍就以實際行動來對抗學費減免，給一稅制朦上了一層厚重的陰影。剛剛在稅費重負下解放出來的農民不久就發現他們的孩子放學時間比先前大為提前，學生回家後也沒有作業可做，在中學從未實行過的雙休制也得到了不折不扣地執行。不少村辦學校連雙休日以外的時間也隨意給學生放假，就是沒放假老師在課堂上講課的時間也比先前減少了一半。起初部分學生家長以為這種反常現象與“素質教育”這個新鮮名詞有關，等到那一年的歲末全縣學生“聯考”時，農民學生的成績與沒有實行“一稅制”的城鎮學生相差太大，才意識到這種現象遠不是“素質教育”那樣簡單。
當部分有責任心的學生家長對上述現象提出質疑時，教師回答說學生交納的學雜費太少，教師的收入比先前大為降低。既然收入減少，他們的工作量也應該減少。至於因此耽誤了學生的教育，那是上面的制度出了問題，是社會對教師不公平，不是他們的過錯……
那一年的秋天我去一所鎮辦中學拜訪一位兒時舊友，他老兄是初三的班主任，一見面之後就破口大罵上面不了解下情，把教師不當回事，八十元學費能幹啥？上面只知減輕農民負擔，教他們教書的喝西北風去？中國的基層教育算是徹底完了……
等他老兄發了一通牢騷後，我問他是不是發不出工資。他回答說工資到是能按期發放，只是實際收入比先前減少了近一半。先前教師的收入在鎮機關事業單位中算最高的，比鎮衛生院職工的收入要高三倍。現在的收入雖然仍比醫生高，但差距大大拉近了。辦公支出比先前減少得更多，他連粉筆都懶得買了，上課時很少在黑板上寫板書，只照著課本對學生講“天書”。
他老兄提起衛生院，我就想起文教衛生在中國社會歷來都是同氣連枝，素質和社會地位相差不了多少。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醫生的收入和社會地位略高於教師。九十年代以後，教師的社會地位直線上升，成為後來居上的“特權階層”，收入很快超過醫生。尤其是基層鄉鎮，教師的收入超過醫生二至三倍！。
當我對朋友的牢騷提出異議，說“八十元學費”應該足夠這所學校教學工作的正常運轉，他當即指責我站著說話不腰疼，不知道他們教師的苦……於是我和朋友算了一筆帳：他們班有七十名學生，每個學生的書雜費只要40元，每個學期還有2800元的節余。教師的工資是財政拔款，試卷是學生自己掏錢買，學生宿舍的水電費也是另外收錢，一個班用於學生的支出只有教室的電費、粉筆和老師的筆墨。一個學期的粉筆和筆墨三百元就足夠了；教室的電費和更換燈管不會超過500元。合起來800元，還有2000元的余地，全校有一千名學生，加起來有近三萬元的節余，怎麽可能連買粉筆的錢都沒有呢？
朋友說按我這樣算帳法，八十元學費夠了，但他們學校的浪費很大，每個學期招待費一項支出就不少於五萬元，還有不少幹勤雜的臨時工需要發工資，老師辛苦半年也該有點“獎金”等額外收入……
接著朋友談到了“補課”，並說上面最大的失策就是強制性取消補課，先前每個主課老師每學期發放的“補課費”就有2000元；加上署假期間的補課費2000元；一年的補課收入在6000元以上！現在上面不準我們給學生補課，教師年收入減少6000元；學生的成績也直線下降……
我問他老兄“補課”是不是真有必要？課本在正常的學時內完全可以講完，現在中學補課並不是給學生講述課本以外的知識，依舊是給學生講課本。正常情況應該是教師在課常上給學生上新課，節假日和自習時間督促學生寫作業和覆習強化課本上的知識。現在有些教師為了撈取額外的補課費，規定的學時不給學生上新課，只讓學生覆習或寫作業，只在補課時上新課……你說這樣的“補課”是不是該強制性取消？
那天我倆去鎮上的一家檔次最高的酒店吃午餐，在那里碰上了校長一行人。朋友說這幫人經常來這里吃公款，每年要吃掉十多萬元！校長在酒席上一邊狂飲大嚼一邊發牢騷，說國家不重視教育事業，學費減免後老師的書根本無法教下去，長此下去會耽誤下一代，中國的基層教育會走向崩潰……
那天晚上我怎麽也無法入睡，就在深夜十二時披衣下床，在校園里漫無目的溜達。這時早已下晚自習了，學生都已進入了夢鄉，可我看到有幾所教室依舊燈火通明。我以為是用功的學生在開夜車，可透過窗戶一看里面一個人也沒有。看來這幾所教室的電燈要亮整整一個晚上了，這樣大的浪費實在不應該發生在學校這樣的地方。我正在感嘆之余，又聽到某個地方傳來嘩嘩的流水聲，循著聲音前去看個究竟，竟然發現食堂外面的一個口徑很大的水龍頭在放水。我想可能是某人放水後忘記關上，就上前去旋水龍頭，沒想到水龍頭滑了絲，無論怎麽努力也關不上。看來這個水龍頭壞了一段時間了，那麽大的水晝夜不停往外傾泄，一天該白白流掉多少噸水？換個水龍頭需要花費多大的精力？可就是沒人管！
我再也睡不著了，整個晚上陷入了沈思：
教師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收入和社會地位有了飛躍式的提升，由“臭老九”躍升為“特權階層”，中國人在承受“行政腐敗”和“司法腐敗”的折騰後，又要承受“教育腐敗”的重壓。並且教育腐敗的惡果比行政和司法腐敗要大得多，行政和司法腐敗只影響部分人，教育腐敗則使每個家庭都深受其害。中國普通家庭在辛苦勞作和節衣縮食之後，驀然發現他們的錢都進了學校的錢櫃……
教師的“特權”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面：
一是通過“創收性補課”等手段獲取工資以外的額外收入，並且是大額收入。鄉鎮教師每年的“補課收入”甚至大於與他們同氣連枝的醫務工作者一年的工資。
二是以“勤工儉學”為名把學生作為“無價勞動力|，無償占有學生的勞動成果。
三是向學生強制性推銷各種垃圾式輔教資料，從學生口袋里撈錢。
四是利用排座位等手段向學生家長索取高檔煙酒等禮品。
五是在新式工資取消獎金的情況下，仍能利用學生邀納的高學費巧立名目發放大額獎金。
…………
中國廣大農村推行農稅改革後，針鋒相對大幅度減少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學生的書雜費，對“補課”和“計劃外輔教資料”也設置了諸多限制，學生的負擔也因此大為減輕。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教師應該抱著一種積極的心態來適應改革後的形勢，通過壓縮不合理開支和減少浪費來縮減支出。至於屬於“特權部分”的收益受到損害，教師應清醒地認識到那部分超額收入本來就是不合理的，收回去屬情理之中，不追究過去已經算是寬大了。就算通過最大限度壓縮開支和減少浪費仍入不敷出（發生這種情況的可能性不大），也因該通過向上面反映情況增加教育投入，不應該對抗上面減輕農民負擔的“親民善政”，這是通過多少人的努力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後才爭取到的善政啊！我們的教師在農稅改革前也曾慷慨激昂地呼籲中央要減輕農民負擔，可等到改革損害到他們的“特權利益”時，他們又象中風狂走般地奔走呼號，不擇手段地抵制這項亙古以來最積極的善政，不惜采取與教師的職業道德相抵觸的作法，用耽誤下一代的方式來發泄自己的不滿……
其實教師抵制學費減免是沒有道理的：
一是過去的學費太高，遠遠超過書雜費和正常辦公去出，減免學費應該且必須。九年制教育是義務的，中國因為屬發展中國家，不能象西方文明國家那樣全部減免學費且免費給中學生供給午餐和校服；應該收取一定數量的學費來彌補財政拔款的不足，但收取的學費要適度，超出一定的數量就會給關系國家千秋大計的教育事業造成極大的傷害。過去的學費高到這樣的程度：不少民間私立中小學校收取和公立學校一樣甚至更少的學費，在保證教育質量不低於公立學校的情況下居然能夠贏利！私立學校除了辦公支出外，還要支付教師的工資。公立學校教師的工資是財政拔款，辦公費用也拔了一部分，居然收取和私立中小學校一樣甚至更高的學費，你說荒唐不荒唐？超額收取的學費幹什麽去了？學費是不是該大幅度減少？
二是教師在學費減免後的收入雖然較先前大為減少，但教師的“正常收入”並沒有受到損害，減少的部分屬於“特權收入”。“特權屬入”都是不合理的，取消這部分收入屬情理之中。教師在學費減免後的薪水在白領階層中仍位於前列，仍高於與他們同氣連枝的醫務工作者的收入，所以心理上沒有什麽不平衡的。
三是農稅收革後收到的學費如果合理應用，維持中小學校的正常教學運轉仍綽綽有余，並不是象某些教師說的那樣連買粉筆的錢都不夠！
教師抵制學費減免的現象映射了一個帶普遍性的社會問題：一個人或一個集團一旦長時間享有某一特權，就會在思維上形成“特權誤區”，好象那部分特權是他們與生俱來的天賦權力，任何削減或剝奪這項特權的嘗試都會招致他們的激烈對抗。按理他們享受那些特權是不合理的，不但應該剝奪；還應該追回過去享受特權期間得到的不合理收益。可“特權集團”很少擁有這樣清醒的頭腦，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不但不擇手段，而且振振有詞。
我是一個公務員，名義上是人民公仆，實則屬於“特權階層”，享有普通公民所沒有的諸多“特權”。出外“開會”包吃包住，自己不用為生活掏一分錢；下鄉辦公有公車接送，對方還有專人陪同且擺酒宴招待一日三餐，一天的招待交通費不下一千元！相當於本地平均月薪的兩倍！我們公務員和教師一樣擁有特權派生的思維誤區，享受“特權”時不但心安理得；而且漸漸認定這些“特權”是自己的天賦權力，至於這些特權是否損害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則連想一下都難得。有一次政府召集各機關開會傳達反腐倡廉精神，要求執法機關下鄉不得在監管對象處吃飯。我們單位的職員一散會就炸了窩，七嘴八舌地指責這項要求不切實際，都說他們總不能“頂口鍋下鄉”吧？自已掏錢買飯吃誰承擔得了，三餐不把一個月的工資吃光了？如果沒地方吃飯他們就不下鄉，下面的工作出了問題他們負不了責。這種說法看似振振有詞，其實是“特權謬論”！、你既然是公務員，納稅人拿錢養著你，你就得為人民辦事。下鄉辦公是你份內應做的事，不但要做而且要做好！至於吃飯你自個拿錢去買，因為納稅人給了你吃飯的錢，他們沒有義務再出一次。更何況你在家也得自個掏錢買飯吃。如果你節約一點，你可以買三個燒餅當午餐，加起來還不到一元錢，比在家吃飯還便宜幾倍；但你也可以下酒館，一餐吃掉幾十上百元，相當於在家一周的生活費。但法律並沒有規定你下鄉非得下酒館呀？怎能說下鄉自已掏錢吃飯不堪負荷呢？
在西方文明國家，公務財政支出欄里根本沒有“招待費”這項開支，無論是達官顯貴還是普通公務員，出外辦公事都是自個掏錢買飯吃。我們國家每年僅“招待費”一項開支就高達幾千個億，腐敗分子也正是鉆“招待費”的空子“開假票”鯨吞公款。如果把“招待費”這項開支取消，就從根子上斬斷了腐敗的源頭，國家每年也可節約出幾千億人民幣。如果把公款吃喝掉的錢用於購買航空母艦，不出五年中國就可成為亞洲第一大海軍強國。如果用於教育投資，中國的中小學生就不用掏一分錢學費……
既然享受特權的個人和集團對國家社會沒有一絲一毫的感恩心理，還錯把特權當成自己的天賦人權，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不惜損害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不惜阻礙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進步，是不是應該把他們的特權徹底取消呢？
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高於一切，是到了該剝奪某些人“特權”的時候了！


二00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21.給中國富豪的忠告

祖國不是旅館，外國不是避難所，資助民族進步是萬世福蔭，不義之財是災禍之源，逆取順守才能化禍為福，在慈善事業上不要斤斤計較，錢財買不來真正的快樂，豪車奢侈品是隱形殺手，給子孫留下橫財等於變相謀殺。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了一個超級富豪群體。2003年，我國產生了23萬多名千萬富翁，在亞洲僅次於日本，其中資產超過億萬的超級富豪則有3000多名。近兩年國有企業改制，公共資產也因為體制的漏洞潮水般地流入了特權人物的帳戶，超級富豪在兩年內增長了近二十倍，從3000名猛增到50000多名！！！
近期中外各種媒體紛紛報道中國富豪在世界各地一擲萬金購買世界頂級消費品等不該發生的故事：
《神秘中國人1.3億美元欲買‘世界第一豪宅’》（《國際先驅導報》）；
《上海最貴豪宅被動捂盤，每平米定價十萬超過紐約》（《每日經濟新聞》）；
《中國富人在美國：揮金如土美國鄰居看傻了眼》（《時代財經》）；
800多萬元一輛的賓利豪華轎車在中國市場上供不應求；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的頂級旗艦車--邁巴赫在德國起價10萬歐元，至今未賣出一部，而北京街上卻有了6部；
法國生產的高檔酒“人頭馬”的主要銷售市場是中國；
緬甸的賭場為該國提供大宗稅收，這些賭場大多集中在中泰邊境，在里面一擲萬金的都是中國富豪，緬甸人則不準入內。
…………
中國富豪怎麽了？
錢是富人們自己的，他們想怎麽花是他們自己的事，誰也無權幹涉他們；但想想800多萬一輛的賓利豪華轎車在中國市面上竟然供不應求的怪現象，就不能不令人大費猜疑了。比那些發達國家要窮得多的中國，竟然成了豪華轎車最大的銷售市場，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中國高出幾十倍的美國、日本都自愧不如？人們不禁要問：中國的富豪都是些什麽人？他們的錢是怎樣得來的？他們是否富得太快太容易了?
三年來，我不斷在網上撰文抨擊中國人的“仇富心理”；可當看到中國富豪揮霍無度的派頭時，我開始懷疑自己的“良知”了。我是一個不容易受新聞左右的人；不是親眼所見的現象就不會輕易相信，但近幾年耳聞目睹的諸多怪狀，使我對富豪也不自主地滋生出諸多困惑，部分富豪的所作所為真的讓人嘆氣。
我一直認為中國的問題不是富人太多而是富人太少；認為當富人達到一定的數量時，就會在民間產生抵抗專制和暴政的力量。當越來越多的富人不再為生計發愁時，就會騰出精力去謀求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因為國家的進步關系到他資產的安全；就不會為一點小錢輕易被陰暗勢力收買而犧牲人生準則……今天中國的富豪可以說夠多了，他們的資產也遠遠超出了維持生計和人生尊嚴的水準，按理應該為國家民族做點有益的事情了。可中國富豪都幹了些什麽？他們在瘋狂揮霍和變態鬥富時可曾想到國家民族的利益？可曾想到他們家族的千秋大計？
和文明國家的富人相比，中國式富豪有不少特別的地方，其特別之處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缺乏安全感；有條件者多把財富轉移到國外；
2、熱衷於揮霍享受和低檔次鬥富；
3、沒有遠見和危機意識；
4、對慈善事業要麽冷漠；要麽在乎回報；
5、對子孫後代過於溺愛；
6、缺少使命感，對國家民族的進步事業無動於衷。

作為一個真正的平民，我身上不但沒有絲毫的“仇富心理”；相反還希望中國的富人越來越多，因為富人多也是國家富強的標志之一。但基於部分富豪的反常表現：我認為有必要給他們提出幾條不成熟的忠告：

一、中國是你的家，不是旅館。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去長城觀光，下榻在蓮花池東路京安旅社，早晨起來叠被子，服務員竟大感意外。她說象我這樣的顧客一年也難得碰上一個，別的顧客別說叠被子，還把居室搞得亂七八糟，地上到處扔的煙蒂果皮，有的顧客還用床單擦腳和一些別的臟東西……
令人痛心的是：有相當一部分國民，竟然把國家當成他臨時下榻的旅館，不遵守公共秩序，亂丟亂扔生活雜物，亂倒生活垃圾，從來不曾想到要保護好生存環境，為了一己私利把國土弄臟搞亂，對國家資源濫砍亂伐……
這種現象在富豪階層表現得尤為突出！
我國有相當一部分富豪只知道一味巧取豪奪，從不曾想到為治理國家環境作任何努力，對有限的國家資源不但不知道保護，還想方設法進行掠奪式經營以謀取私人財富，等到積斂到足夠的財富時就想著腳底抹油走人，把財富卷到國外去，對待生他養他的國家就象對待旅館一樣，對現有的設施破壞性利用，臨走時還沒忘記把桌上的茶杯和煙灰缸也塞進包里帶走……

我的家鄉有一個因官發跡的富豪，他是在鄉鎮書記的位子上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他在那個鄉鎮擔任一把手期間，就把視他為“父母官”的鄉鎮當成他臨時下榻的旅館。
這個鄉鎮有一處泉水，用那里的泉水釀制的米酒“一眼泉”遠近聞名，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從四面八方前來這里買酒，當地幾千居民也因為這眼泉水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但這眼泉水流量有限，每天的流量只有兩千多斤，因此生產的“一眼泉”總是供不應求，價格也一直呈上漲趨勢。那位書記到任後，為了制造“政績”，決定利用“一眼泉”的名聲效應，在當地建造一個日產五千斤的大型酒廠。請來從事調研的專家說此地不適合建造大型酒廠，因為泉水的流量遠遠不能滿足大型酒廠的需要，弄得不好不但酒廠會破產，還會把“一眼泉”這塊幾百年的硬招牌給砸了。這位書記知道專家說的是大實話，但他有自己的想法，依舊堅定不移地把酒廠辦起來了。泉水流量不夠，就用附近河道里的水冒充泉水，生產出的“一眼泉”每瓶都套上高檔的外包裝，每瓶酒的價格也比先前上漲了三倍。因為“一眼泉”的名聲效應，酒廠在開業慶典上拿到了一筆可觀的訂單；但隨後的訂單越來越少，最後居然沒有一個人上門買酒，生產的酒堆在倉庫里賣不出去，門口站滿了供應原料的債主……於是書記乞靈於行政手段，給鄉鎮每位工薪人員強行攤派幾箱“一眼泉”。於是人們對“一眼泉”產生情緒上的敵視和反感，酒廠破產後再也沒有人想起“一眼泉”，隨後老師傅釀制的原汁原味“一眼泉”也無人前來問津，幾百年的硬招牌就這樣給砸了……
大型酒廠只生存了一年就宣告停產了，“一眼泉”的百年招牌也砸了，當地豐衣足食的居民也因為得罪了“財神”逐漸陷入赤貧。只有書記一人成了大贏家，他在位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政績”；得了一筆可觀的工程回扣，在一年內連升幾級，提升到外地任縣長去了。
…………
盡管這個書記眼下的位置依舊炙手可熱，正如“一眼泉”周邊的村民抱怨的“壞人有好報”；但我堅信他一定會受到懲罰，就算在有生之年逃過了，他的後代也一定會加倍償還他欠下的“國債”！

二、外國不是你的避難所，資助民族進步是萬世福蔭。
中國究竟有多少富豪把財富轉移到國外？僅僅外逃的暴光貪官轉移到國外的贓款就遠遠超過500個億人民幣！
英美有多少富豪把財產轉移到中國？沒有！即使有也是極個別現象。
中國富豪為什麽熱衷於把財富轉移到國外去？
1、中國有相當一部分富豪的財富是靠鉆體制的漏洞，靠損害國家民族的利益積斂起來的；這部分財富沒有安全感，一旦曝光就會吃不了兜著走。
2、對中國的未來沒有信心，擔心中國會發生動蕩，動蕩的社會財富沒有安全感；
3、知道自己犯了罪，隨時準備在罪行敗露時能輕裝上陣遠逃國外；
4、希望子孫能夠移民外國。
5、對國民“仇富心理”的恐懼。
富人把財富轉移到國外有多方面的原因，問題是富人把財富轉移到國外後，就真的能夠永遠保持在國內那種級別的風光幸福嗎？
富人把財富轉移到國外後，國家的落後進步與否就真的與他無關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南洋華人的血淚史：
當我們為華人主宰了南洋各國的經濟命脈深感自豪時，我們可曾記得“馬尼拉大屠殺”？
十七世紀早期生活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中國人有兩萬多人，那里大部分的富人也是中國人，這個國家的主人西班牙人從來也沒有中國人那樣多。可有那麽一天，數量占絕對劣勢的西班牙人嫉妒華人的財富，無端對華人亮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富得流油的華人除了引頸受戮之外居然別無他法，結果屠殺演變成種族滅絕式，連老人、婦女、兒童也不能幸免……
這樣的大屠殺前後一共進行了三次；每當中國人超過一定數量時就把屠殺重覆一次。
那時馬尼拉的中國人身後也有一個國家，但那是一個腐敗沒落的國家，政府宣布海外的華人不受帝國保護，所以他們在遭受無端屠殺時痛哭無告，沒有人為他們申冤出頭，於是針對華人的大屠殺因為沒有外力的制約連二連三，華人的噩夢也永遠沒有終止的那一天。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前兩年，印尼的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還在首都大肆搶劫華人財富，屠殺男人華人，在眾目睽睽之下輪奸我們的女同胞……
如果中國有美國那樣強大，印尼人敢嗎？就算他們在喝醉酒的情況下做出瘋狂之事，事後會逃避懲罰嗎？如果發生針對美國僑民的群體暴行，我敢說印尼會成為第二個伊拉克！
由此可見，即使是海外的華人，國家的文明富強與否一樣和他們的命運休戚相關。沒有強大的祖國作後盾，他們的財富一樣不安全，弄不好還會把性命搭進去。
既然如此，為什麽不把財富拿出一部分用於資助國家的文明進步？而非要把財富轉移到國外去呢？中國一旦真個走向了文明富強，富人的財富就安全了。
也許有人會說：我把財富轉移到英、美等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去，印尼的悲劇就不會發生了？
誠然，英、美等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眼下不會發生印尼那樣赤裸裸的排華獸行，但富人在英美能夠象在國內一樣風光快樂嗎？
中國富豪擁有的財富與他們的能力品格並不成正比；而文明國家是“以人為本”的，財富並不是社會價值的主要尺度。中國富豪在國內也許會得到普遍的認同和尊敬，但在文明國家說不準會得到不屑一顧的待遇，極有可能被主流社會所拋棄。習慣於前呼後擁的中國富豪一旦被周圍的人冷眼相對，那份失落感不是他們能夠忍受的。
中國富豪在國內因為擁有大把大把的鈔票，可以明里暗里擁有很多漂亮女人。他一旦到了美國，把尊嚴看得比鈔票更重要的美國姑娘會因為幾個小錢和他上床嗎？習慣於被美人包圍奉承的闊佬 一旦成了孤家寡人，那份孤獨他們能夠忍受嗎？
文明國家現在不會象印尼那樣瘋狂排華，但你能保證這些國家永遠不會排華嗎？答案是不確定的，因為美國在上上世紀也曾發生過排華的慘劇。
所以對於富人來說，中國才是他的最好歸宿,中國的文明富強才是最可靠的。
所以富人最明智的作法就用把財富拿出一部分用來資助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這樣做可以收獲萬世福蔭。
上世紀的宋氏家族在中國現代史上一枝獨秀，宋氏三姐妹也因此萬世流芳，但如果宋慶齡的父親不把財富用於資助中國的進步事業，中國歷史會有宋氏家族的位置嗎？
宋氏家族在美國賺錢，但把賺來的錢用於推動中國的文明進步；今天的中國富豪則正好相反，他們在中國賺錢，卻把錢拿到外國去花，兩者在品格和智商上的距離何止十萬八千里？
今天的中國比一百年前的中國要開明進步得多，那時宋氏家族對中國沒有失望；今天的富豪有什麽理由對中國的明天沒有信心呢？

三、不義之財是災禍之源；逆取順守才能化禍為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超級富豪的速度在世界上無與倫比，這些富豪的財富都是靠鄧小平先生所說的“勤勞和智慧”得來的嗎？
這些超級富豪所擁有的巨額財富真個與他們的品格能力成正比嗎？他們真個是中國高素質的精英群體嗎？
中國在轉軌時期基於體制上的漏洞，有相當一部分富豪的財富來路不正。他們利用手中的特權，靠傷害國家、民族和公眾的利益聚斂到巨額財富。尤其是近兩年國有企業改制，國有資產和公共財富大量流入特權人物的腰包，富豪財富中的非法收入所占的比例呈擴大趨勢。出現這種反常情況並非全是富豪的過錯，如果我們擁有健全的社會體制，他們就是想損公肥私也無處下口，說到底還是不合理的制度為邪惡留下了溫床。這就象單門獨戶的路邊人家主人離家不鎖門，小偷輕而易舉地入室把彩電偷走了。除了小偷有罪外，主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強盜式的富豪依靠特權聚斂到巨額財富，是否就會成為不法財富的永久主人呢？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為來路不正的財富是災禍之源，古今中外這方面的生動事例實在太多了。
我的祖父曾經有過風光的中年，他是佃農出身，靠打土豪和賭博聚斂到一筆可觀的財富，一轉眼由窮光蛋成了小資本家。不用說祖父的財富是來路不正的，因為祖父是紅軍出身，打土豪搶來的金銀應該歸公；賭博贏來的錢就更不用說了。祖父用搶來的錢做本進了賭場，碰上手氣好財產又翻了幾番，在家鄉買了幾十畝田產和兩個商店，成了當地有名的富人。可祖父在富人的位子上沒過上兩年癮，就碰上土改被劃成資本家，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受盡了苦頭……祖父臨終的那一年把我叫到他的床前：鄭重地告誡我不要做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別賭博；因為賭博輸了慘贏了會更慘，賭場贏來的財富是守不住的；第二件事是別取不義之財，因為不義之財是災禍之源。若是一時犯糊塗取了不義之財，那就一定要捐出去做好事。如果他當初把財產用於救助村里的窮人，他就不會被劃為資本家，也就不會受那份洋罪了。
象我祖父那樣的例子在上世紀的中國實在太多了，可以說我們每個人周圍都會找到一個。
我無意把祖父的告誡當成能普遍適用的真理，但他的第二個告誡確然有很深的道理：
不義之財是災禍之源；逆取順守才能化禍為福。
如果你擁有不義之財，那麽最明智的作法就是把得來的非法財富用在正道上，最好是用於社會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
上世紀早期的中國有不少富人，他們用自己的財富作了很多公益事業，中國鄉村學堂就有不少是這部分人出資建立起來的。還有部分富人把財富用於資助對國家民族有用的人才，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在湖南自發搞社會調查時，沿途就有財主不但免費招待他飯吃，臨走時還資助路費
……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海灘的杜月笙，這個黑社會頭目聚斂的財富都是血淋淋的，按因果報應說應該不得好死，但他的高明之處就在於拿出部分財富用於正義事業，尤其是資助部分人去法國留學。結果他在有生之年逃過了鎮壓的命運，在異國壽終正寢。
今天的超級富豪比上世紀的地主資本家要富裕百倍以上，且不少人的財富來路不正，他們在這方面做得怎樣？

四、在慈善事業上不要斤斤計較。
與中國富豪聚斂的巨額財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03年“非典”期間，中華慈善總會總共才收到了770萬元捐款，其中只有一個富人以個人名義捐了200萬元人民幣。一個13億人口的泱泱大國，百萬美元以上的富人超過了23萬名，當國家面臨那麽嚴峻的災難時，收到的捐款只不過區區700多萬元人民幣，而且23萬多名百萬美元以上的富翁中僅有一人捐了款，只有23萬份之一？一個有責任心的中國人，當他看到上面這組數據後，能不從心底感到悲哀嗎？中國有相當一部分喪失良知的“經濟學家”不是說過"富人有功"嗎？為什麽到該立功的時候？富人全把頭縮進了烏龜殼里去了呢?
美國鋼鐵大亨卡耐基說過一句名言：“富人在道義上有義務把他的一部分財富分給窮人！”
一個被馬克思抨擊為“榨取工人剩余價值”的資本家能夠有這樣的見識；一個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富翁們應該怎樣對待還沒有富裕起來的人民呢？
一個中國富豪是這樣回答這個問題的：
“自己創造的財富是自己的，沒有義務送還社會。”
此公對慈善事業的見識與卡耐基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
世界首富比爾蓋茨是卡耐基這句話的忠誠實踐者,他在4年里給慈善事業的捐贈達250億美元,相當於他現有凈資產的60%以上。他在遺囑中計劃將遺產的９８％捐給自己創辦的、以他和妻子名字命名的“比爾和梅林達基金會”，用於研究艾滋病和瘧疾的疫苗，和為世界貧窮國家提供援助。他怎麽也想不通中國竟然有人也敢說“沒有義務把財富返還社會”。
和比爾蓋茨一樣“傻冒”的還有美國王牌金融家索邏斯，明確表示會將自己在投資基金會里的工作交給長子，但遺產將捐給美國的公益機構和東歐的教育機構；建築工程界巨子約瑟夫?雅各布斯，宣布將來留給獨生女兒的只是自己公司價值１００萬美元的股份，其余大部分遺產捐給慈善事業……
中國富豪和英美富豪在慈善事業的上的認識有著如此強大的反差，那麽究竟何種見識更有利於富人自己的切身利益呢？
洛克菲勒是一百年前美國的石油大王；今天他依舊是石油大王。亨利.福特是上世紀初的汽車大王；今天他依舊是汽車大王……
中國一百年前的富豪哪里去了？
鎮壓了！破產了！逃亡了……
正因為中國富豪不願意把財富拿出來用於慈善事業，中國的貧富懸殊才會越來越大，中國歷史上才會有那麽多殺富濟貧式的貧民“革命”；才會有那麽多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戰。你聽說英美兩國有窮人殺富人的“革命”和內戰嗎？
如是國人真個有普遍性“仇富心理”；富豪難道不是“始作甬者”嗎？
如果富人爭著把個人財富拿出一部分出來救濟下崗工人和貧困學生，窮人還會仇恨富人嗎？
中國現在有多少富人在給下崗工人戴“綠帽子”？
平心而論，中國富豪對慈善事業的冷漠並非全是富人單方面的責任，中國社會對“善行”缺乏“理性的回報”也讓少數熱衷於慈善事業的富人“冷心”。中國社會組織的不成熟，使富人通過組織捐助的財富有時到不了真正需要救助的窮人手中；甚至用於與慈善事業相背的行當。前幾年我們家鄉有位華僑為故鄉捐了一大筆錢，可這筆錢沒有用在“正事”上，大部分被基層幹部“吃”掉了？
當少數富人的“善行”被不負責任的官僚機構扭曲時，富人應該保持盡可能豁達的心態，不能“因噎廢食”，轉而對慈善事業冷漠。理性的作法是改變捐款的方式，謹慎選擇慈善資金的中介機構，最好是直接設立個人慈善基金會，把捐款直接送到需要救助的個體手中……
今天的中國正處於轉型期，林子里什麽鳥都有，形形色色的騙子裝扮成“弱勢群體”到處騙錢，這也是讓少數有良心的富人“冷心”的另一原因……
慈善事業需要寬廣的胸懷，真正智慧的富人從不在慈善事業上斤斤計較。事實上捐出的慈善資金每一分都用在慈善事業上是不容易做到的，慈善資金就象國有資產一樣，也有中途“流失”的現象，甚至被“小人”騙走。但如果富人轉換一下心態，就不會為此耿耿於懷了。
我在深圳當記者時，有天碰到一個自稱為中學生的年輕人在上海賓館附近乞討，我不加思索地在他面前丟下十元錢。同行的幾位發了跡的闊朋友嘲笑我是“傻冒”，說那是騙子設的局，那人說不準比我更有錢。我是這樣回答他們的：
“就算這個人是騙子，你們這些百萬富翁施舍一元錢給他，自己又能蒙受什麽損失呢？”
…………

五、不可一味追求財富數量的增長，錢財買不來真正的快樂。
我有一個大學同學，在班上是有名的貧困生，和我一樣穿著農民自織的粗布衣服和草鞋進入大學校園。因為出身相近同病相憐的緣故，我倆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在大學的那幾年，他常對我說：“如果我有一千塊錢，我就心滿意足了。”
畢業後的第二年我邀他去江浙旅行，他說如果他有一萬元的積蓄，就和我一道走天下去。
隨後的幾年這位同學時來運轉，在官場平步青雲，三十歲不到就當了科長。因為手中有權，存款也直線上升。我第二次見到他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那時他已擁有一百萬巨款。當我提議和他一道去青藏高原時，他說等湊足了三百萬再和我一起走。
第三次見到他是九十年代末期，這時他成了處級幹部。當他向我透露已擁有近五百萬的財富時，我的驚訝是可以想見的，可他居然說五百萬在這個城市只能算小康，他的最低目標是千萬富翁！
兩年前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已蹲在監獄的鐵窗里唱遲志強的歌……
我同學的故事在富人群體中並不是孤立的，有相當一部分富翁擁有和他相似的心態，尤其是來自特權階層的貪官型富翁，有了十萬盯著一百萬；有了一百萬盯著一千萬；有了一千萬盯著一個億……貪心永遠也沒個盡頭，不被錢財埋藏就不會自動停止。
如果一個富豪只知一味追求財富數量的增長，他就會不擇手段去攫取非法橫財，最後被自己聚斂的財富埋葬。

我在23歲那年和朋友跑了幾次雲南，做成了幾筆生意，手中一下擁有兩萬元！那時我的月薪只有51元，兩萬元相當於33年薪水的總和，在當時當地無疑是一筆可觀的“巨款”了。
當我口袋里裝滿了10元面值的人民幣時，生活清苦且從沒上過餐館的我突發奇想：要把我們城市所有的餐館都吃遍！盡情盡興地享受一回。
隨後的幾天我開始不折不扣的執行這個計劃；邀了幾個朋友去餐館放量吃喝。
第一天我真的很快樂，餐館作的菜味道真是好極了，比家里做的小菜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天晚上我的胃有點不舒服。
第三天我們叫了當地最昂貴的甲魚肉和野味，可望著滿桌佳肴我一點胃口也沒有。
第四天我自個在家里煮粥吃。
於是我發現錢財並不總能買到“好吃”的東西。
去年我碰到了一位在外地做生意發跡的風流朋友，和他上過床的女人少說也有幾百個。當我酒後調侃他的“生活質量”很高時，沒想到他老兄一臉認真的回答說：
“和我上床的女人全是花錢買的，但真正的好女人人民幣買不來的。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和一百個俗氣的女人上床還不如一個真正有品味的精品女人從心底喜歡你。雖然我身邊從不缺女人，但不瞞你說我真的好孤獨……”
女人用錢買不來真正的幸福已得到眾人的共識；但人們都以為男人可以用錢買來快樂的。其實這也是平民認識上的誤區，對於一個沒有很高文化素養的男人來說，口腹之樂和性愛是最直接的快樂，可上面的例子說明錢財並不總能買來這兩樣快樂的。依此類推，錢財也同樣不能永遠滿足人性其他的欲望，由此可見錢財買不來真正的快樂。
如果人民幣買不來真正的快樂，我們還要那麽多錢幹什麽？人們因何還要承擔“報應”的風險去攫取不義之財呢？

六、豪車奢侈品是隱形殺手；給子孫留下橫財等於變相謀殺。
中國富豪對豪車和奢侈品的偏愛令世人匪夷所思：
中國最窮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買回20輛悍馬。2003年上海汽車博覽會期間，一輛價值1188萬元的“雅致728賓利”---在歐美也無人輕易問津的賓利旗艦版---被一位不願意透露身份的買家悄然下了定金。 2002年賓利進入中國市場以來，一年多的時間已經在中國售出85輛賓利轎車，其中19輛單價超過100萬美元。賓利在中國創造了三項紀錄：總銷售量亞太地區第一、銷售增幅全球第一、賓利728的銷售量全球第一。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人剛剛越過1000美元的“溫飽線”，可卻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費大國。100多萬元的勞力士手表，30萬元的卡地亞胸針，500萬元的鉆石……林林總總的國外奢侈品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地進入中國。中國富豪喜歡“奢侈品”，且氣魄之大、出手之闊綽，讓世界首富比爾蓋茨驚奇的瞪大了眼睛：中國富人怎麽了？他們要這麽多的奢侈品幹嗎？這些奢侈品能創造財富嗎？能為工人安排就業機會嗎？
中國富人對豪車和奢侈品情有獨鐘基於下面幾方面的原因：
1、富人的財富絕大部分不是靠投資於實業得來的；因此缺少投資實業的意向，財富不用在投資上，自然要花在購買豪車和奢侈品等純銷費品上。
2、富人的財富來得太過容易，對財富不知珍惜，缺乏應有的危機意識和長遠觀念。
3、仰仗特權而缺少真才實學的暴發戶在骨子深層有很深的自卑情結，迫切希望顯耀自己的財富以證明自身價值，豪車和奢侈品則是財富最顯眼的標志。
4、中國社會價值觀的錯位，“人靠衣服馬靠鞍”的傳統理念使人們格外注重外在表現。
…………
大自然有一種奇怪的現象，凡是擁有耀眼外表的生物，它的天敵也就格外多。人們看見各式各樣的鳥兒在天空自由飛翔；可有人看見孔雀在天上飛翔嗎？不知別人是否有那樣的運氣，反正我只在動物園里看見過孔雀。
從不攻擊人的大象因為擁有貴重的長牙而成為獵人競相捕獵的目標。類似的動物還有犀牛和長頸鹿……
富豪購買了那麽多的昂貴奢侈品，要想不引起小偷和強盜的注意是不可能的。為了保護奢侈品不被搶劫，就得花很多錢雇傭保鏢，富人的財富就會急遽“縮水”，個人人身自由也受到很多限制。
其實不用等到強盜瞄準他們，熱衷於擺闊的富豪要不了多久就會把自己的財富揮霍一空。
所以豪車奢侈品是隱形殺手！

我特喜歡看《紅樓夢》，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從書架上拿出來重讀一次，對賈府的公子哥兒享受的豪奢生活印象深刻。賈政的獨生子賈寶玉從出娘胎的那一天起就有一群丫鬟侍候著，吃喝拉撒洗漱穿衣都有專人護理，到了十五六歲還要丫鬟陪著睡覺，赤條條地讓大姑娘給他換衣服……在這種銷金窟里長大的男人要麽是賈蓮、賈珍般不學無術只知吃喝玩樂的荷花惡少；要麽是賈寶玉般十足的娘娘腔。前者一無是處，後者百無一用。
賈寶玉的兩位爺當初出生入死，歷盡千辛萬苦，用生命和鮮血創立了“白玉為堂金作馬”的若大家業，但兩位英雄的後代一代不如一代，家業也一天天衰落下去。三個兒子一個是酒肉惡棍（賈赦）；一個是繡花枕頭（賈政）；一個是糊塗蟲（賈敬）。家業雖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但早已入不敷出，捉襟見肘。到了孫子輩這一代則“忽喇喇似大廈傾”了。
假使兩位爺當初有先見之明，不給每個子孫留下可以窮奢極欲的若大家產，賈府的子孫會一代不如一代嗎？賈府的榮光會消褪得那麽快嗎？
我國傳統文化崇尚“前人栽樹，後人歇蔭”的成果繼承理念，上一代辛苦奮鬥的成果下一代可坐享其成。從艱難困苦走向玉宇於成的成功人士，首先想到的不是讓下一代繼承英雄本色；而是讓子孫幸福快樂，不忍心讓子孫吃苦受罪；更不忍心子孫為了事業去從事任何冒險。
下一代因為成果來得太容易，失去了磨礪心智和自我完善的動力，其能力和品格得不要必要的提升，遠遠不能適應保存和增長成果的要求，家族的榮光就會在子孫手里一天天黯淡下去。子孫也在先輩留下的巨額財富里玩物喪志，不但不能創造新的財富，連原有的財富也守不住，最後成了一無是處的壞蛋或百無一用的廢物……
於是先輩留下的巨額財富不但不能成就子孫；相反貽害了子孫後代。
所以我國才有“富不過三代”一說，一個家族極少興旺百年以上。
我國的富人死後，每個兒子都可從父親手里繼承一筆財富，他們都不用奮鬥就可坐享其成，結果富人的兒子都不容易磨煉成為擁有過人能力品格的傑出人士。“朱門出餓殍，白屋出公卿”，我國歷史上的傑出人士絕大多數來自民間，極少來自富人階層。
和中國隔海相望的日本富人對待子孫的態度與中國不同，他們實行“長子繼承制”，無論多麽顯赫的富人，死後財產全部由長子繼承，其他的兒子霎時成了一無所有的平民，他們只有象其他平民一樣去拚搏奮鬥求得生存和發展，他們的能力品格也在奮鬥中不斷得到提升。所以日本的大家族容易造就出精英人物，富人的傑出子孫基本上都不是長子，這個例子進一步說明巨額財富對子孫的害處遠遠大於益處。
所以給子孫留下橫財等於變相謀殺！！！
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首富洛克菲勒的小兒子一人駕著直升機去新幾內亞的原始森林探險，被當地尚未開發的土人當成“生人蕃”烘烤後吃掉了……消息傳到中國後，國人怎麽也想不通：那麽富貴的一個人去探險是為了啥？如果是想出去獵奇找刺激為何不多帶些保鏢呢？他難道會沒錢雇保鏢嗎？這不是把金玉之軀往泥沼里扔嗎？洛克菲勒得知這個消息後居然很平靜，還說“這才是我的兒子……”。
我先前一直不明白洛克菲勒在一百年前是美國最顯赫的家庭，今天何以仍是美國最顯赫的家庭？讀到這則消息後終於恍然大悟。

美國在上世紀初就實行遺產稅制度，對後人從先輩手中繼承的大額遺產要課接近一半的重稅。布什政府制訂出了一套在２０１０年前逐步削減，最後取消遺產稅的計劃，沒想到在國內遭到強烈反對。尤其令中國人震驚的是：反對者居然不是美國的窮人；而是來自美國富豪階層？
2001年，120名美國超級富豪聯名在《紐約時報》的社論版以廣告方式刊登請願書，要求國會繼續保留遺產稅。他們的理由是：減掉豁免額之後，死亡後應當繳納遺產稅的人不足美國總人口的 2%，表明遺產稅高度集中地針對富人征收。征收遺產稅不僅有利於促進向社會慈善機構捐贈，更有利於平均社會財富。取消遺產稅導致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每年減少３００億美元的稅收，迫使當局必須增加其他項目的稅率，或者削減醫療保健、社會保障、環保及其他計劃的開支。於是百萬富翁或億萬富翁的繼承人更加富有，但一般靠薪資收入為生的普通家庭的經濟利益，社會福利將受到很大的損害。
被譽為“股神”的美國著名投資家，大保險集團ＢｅｒｋｓｈｉｒｅＨａｔｈａｗａｙ的大股東沃倫?巴菲特，是簽署和支持這份請願的人士之一。他擁有公司３６％的股份，每年獲得巨額的投資回報，以３０５億美元個人資產的身價雄踞全球富豪排行第二名。他曾經在公司股東大會上公開地說：“那種以為只要投對娘胎便可一世衣食無憂的想法，損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觀念。”他在請願書中更進一步表示：“取消遺產稅是個大錯誤，是極其愚蠢的。取消遺產稅會造就一個貴族階級，等於挑選2000年奧運會金牌得主的最大兒子充當 2020年的奧運選手。我們認為，就運動會的比賽而言，這是絕對愚蠢的做法。廢除了遺產稅，將使國家出現財富貴族，意味著某些人將根據世襲而不是根據才幹來掌握國家資源。”在自己的遺囑里，他準備將自己個人財產的９９％捐獻給慈善事業，用於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以及為計劃生育方面的醫學研究提供資金……
我國也在考慮對繼承的大額財產征收遺產稅，中國富豪對遺產稅的態度和美國富豪形成的反差令國人震驚：他們除了大聲抗議外，還積極采取各種措施逃避遺產稅。有人事先就把財產轉移到子女的名下，結果尚在繈褓中的兒子成了億萬企業的業主……
難怪美國老子英雄兒好漢；我國老子英雄兒混蛋了！

我寫了不少寓言，有一則寓言題目為《流動的財富》，現摘錄如下，作為此文的結尾：
流動的財富
中世紀的阿拉陌，有一位勤勞節儉的商人，積斂了上百萬的財富。臨死的時候，他把唯一的兒子叫到床前，給了他三個忠告：
“孩子，爸爸辛勞一生，給你留下了上百萬的資產，但這不是主要的，我現在有三樣最寶貴的東西要送給你，希望你謹記在心。
第一，財富是流動的，到手的財富不能隨意揮霍，否則它會很快流走。
第二，財富是流動的，已經失去的財富不要為之惋惜。
第三，財富是流動的，沒有固定的主人，該花的錢一定不要憫惜。”
老商人死後，兒子轉眼把父親的忠告忘到了腦後，認為那是父親在彌留之際說的昏話，父親生前對他百般限制，現在他成了這筆巨額財富的主人，正好盡情享受一番。他辭掉了工作，在海邊購置了一套豪華別墅，終日和一幫酒肉朋友吃喝嫖賭，鬥雞走馬，好象父親用血汗掙來的錢是天上掉下來的，花完了還會再掉。不出一年，父親留給他的錢全花光了，連別墅也讓酒店和妓院老板拍賣抵了債，那幫酒肉朋友也走得一個不剩。聖誕節那天，他被新主人趕出了別墅，用剩下的一點小錢去貧民區租了一間四面透風的瓦房，靠給富人打些散工艱難度日。
直到這步田地，兒子才想起了父親的忠告，承認父親果然有先見之明，後悔不該沒聽他的話，下決心自此要把父親的忠告當作傳家寶。他嚴格遵循第二個忠告，不再終日長籲短嘆，為失去的財富惋惜，從早到晚愉快地打工掙錢。
新年的第一天，兒子早早地打開房門，看見外面的雪地里倦縮著一個衣衫襤褸的年輕人，一問才知那是一個進京趕考的秀才，因盤纏用盡潦倒至此。望著眼前這個身世和他相近的書生，兒子想起了父親的第三個忠告，就把身上僅有的一點錢和父親留給他的一只金鐲子送給了他。
一年後，書生金榜題名，被哈里發派往兒子所在的省任總督。書生到任後，把商人兒子接到任所，讓他擔任鹽務總監的官職。他的官做得很好，三年不到又變得和父親一樣富有了。
（財富是一張船票，不能保證你永遠呆在船上。）


二00六年四月八日



22.縣官文化憂思錄

異地當官助長官場腐敗；財政大縣的“貧困”； 勞民傷財的公路經濟；損公肥私的洗錢工程；市政光圈背後的“黑白無常”；根治基層腐敗的良方--“縣官直選”


中國是一個奉行官本位文化的國家，其中“縣官文化”又是官本位文化的精髓。中國“縣官文化”有其不同於西方政務官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縣官對國家大政方針沒有決定性的影響；但縣官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執政府的形象。
二是一個政府失去民心，首先是其縣官失去民心。就算政府高層不能很好履行職責，但只要縣官仍忠於職守，政府依舊是民心所向。明王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那些懶皇帝長達幾十年不上朝理政，萬歷皇帝連部長也懶得任命，結果有半數以上的行政部門沒有“一把手”，中央行政陷入部分癱瘓狀態，可大多數縣官仍在權力所及的範圍內盡職盡責，因此社會仍在相當長時期內正常運轉。相反，如果大多數縣官玩忽職守以權謀私，就算政府高層勵精圖治一心為民，也一樣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樣會在大範圍內失去民心。
因此中國吏治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成是縣官的好壞！
下面就幾個大家熟知的現象來分析現階段中國的“縣官文化”。

一、異地當官助長官場腐敗
“異地當官”是中國縣官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起源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的西漢時期，宗旨是防止縣官在出生地倚仗職權大搞裙帶關系。一個縣官若是在出生地任職，就極有可能把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安排能夠支配資源和盤剝納稅人的重要崗位，把國家賦予的權利用於謀取親族私利，從而把國家利益家族化。

中國的集權專制社會（中國自秦至清不屬嚴格意義上的封建社會，周王朝時期才是封建社會）之所以能維持那麽長的時間，長達兩千二百年之久，最根本的原因是維持了一個相對精幹的縣官隊伍。縣官隊伍的精幹靠兩個最主要的因素來維持：一是相對公平的科舉制度，確保縣官隊伍是社會上的精英人物；二是異地當官，使縣官的行政盡可能少受官員親族的幹擾，從而能相對獨立地行使自己的行政職責，把主要精力用於服務王朝和“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異地當官在“皇權時代”執行起來比現在嚴格得多，官員最低一級的七品縣官大多派往離家鄉幾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任職。在沒有現代交通條件的中世紀，幾百甚至上千公里的遙遠距離基本上可以隔斷來自家鄉的任何影響。靠步行且不懂地理的舊式農民，不是性命攸關或傾家蕩產的大事是沒有熱情步行幾百上千公里去借助親人縣官行政職權的，即使借助了也不容易把行政職權伸展到遙不可及的家鄉。皇權時代縣官的任命權掌握在中央一級，所以縣官能派往州以外的遙遠地方任職。

異地當官作為可資借鑒的行政遺產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被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繼承下來，但執行的嚴格程度則遠不如皇權時代，其正面作用也遠不能和皇權時代相比。
今天中國縣官的任命權主要集中在地市一級，縣官雖不能在出生地所在的縣任職，但多半在家鄉所屬的地市任職。今天的地市行政單位多半管轄幾個縣，很少超過十個縣的。就算相隔最遙遠的兩個縣距離也很少超過兩百五十公里（西北人口稀少的省份除外），在高速公路四通八達的時代，在家鄉縣和任職縣來回一趟也就區區幾個小時，根本不可能有效隔斷家鄉親友對他施加的行政幹擾。社會信息化和手機的普及，縣官在任職地和家鄉的親友通話就象面對面商談一樣方便，利用職權服務親友的計劃執行起來相當容易。在落後地區經常出現的情況是：某縣官去家鄉外的某縣任職，這個縣的公共工程則經常被來自縣官家鄉的老板承包……
某貧困縣有一家棉紡廠，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因為本縣不產棉花的緣故，該棉紡廠的棉花收購價高於鄰近縣市。於是縣委書記的家鄉縣一下子運來了幾十卡車棉花，全部被廠領導以最高的品質高價收購。幾天後棉紡廠群情沸騰，因為那些棉包打開後發現棉花全被有意噴灑了很重的水份，並且摻有大量沙土雜質，不少棉包里還裹著大塊石頭，根本無法用於生產……消息從棉紡廠傳開後，那個縣群情激憤。在縣委書記日子最不好過的時候，棉紡廠“適時”發生了“火災”？書記家鄉縣賣來的棉花全部葬身火海！火災過後縣委慷慨解囊，把納稅人的錢“慷慨”補貼給棉紡廠兩百多萬元。但棉紡廠仍然無法恢覆生產，沒多久就倒閉，兩百萬元打了水漂，近千名工人全部失業下崗，廠長則升官當了富裕鎮的鎮長？
於是這個縣“謠言四起”，說什麽棉紡廠那把火是縣委書記指使廠長有意放的？
結果縣委書記無法繼續在某貧困縣呆下去，只好謀求“卷鋪蓋走人”，沒多久就如願以償。和輿情不相符的是：他不是丟官而是升官？
當縣官去家鄉外的某縣任職時，並不都是帶家屬前往的。對於家屬沒隨任的縣官來說，周末回家探親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今天的縣官大多配有專車，雖然公車從紀律上來說只能用於公務，但沒帶家屬的縣官坐公車回家探親已被習慣認定不屬值得大驚小怪的“人性化違紀行為”。如果某縣官的“家庭觀念”很強，他每周都得回家和家人共度周末。公車周五下午送縣官回家，周一上午又去接縣官上班，一個月來回得跑九趟。按任職地與家鄉平均距離一百公里算，九個來回就是一千八百公里！按租車價計算得三千元左右！一個縣官僅僅每月回家度周末就得近三千元的費用，一個縣又有那麽多縣官，對於貧困縣納稅人來說是一筆多麽沈重的額外負擔！
如果一個縣官在自己的家鄉任職，他雖然容易大搞裙帶關系，但違法亂政時也會有所顧忌。因為他無論官當到多大，和出生地的關系都是無法割斷的。因此大多數縣官都很在乎他在故鄉人心目中的形象，這也是歷任開國皇帝都會對自己的家鄉縣免稅並慷慨給予財政支持的內在原因。縣官如果在自己的家鄉過分以權作惡，他就不容易撇清自己作惡的後果，就容易承擔終生罵名，為自己的親族招致公眾的敵視仇恨。因此只要某個縣官不是智商有問題，他就不會在自己的家鄉無所顧忌刮地三尺賣官受賄。如果縣官不在家鄉任職，對於一個靈魂不太幹凈的縣官來說，他就不用擔心自已的行政後果對親族造成的負面影響，也不用擔心“作惡一方”在家鄉招來持久的罵名，因此貪污瀆職也就更顯得無所顧忌。
某縣官在任職地執行“三光”政策（土地圈光、官帽賣光、能弄到手的女人搞光），短短兩年任期就被群眾“認定”非法斂財上千萬，並在任職縣招致一次“民變”，因為害怕民眾象“武工隊”一樣神出鬼沒……可他在兩百公里外的家鄉卻贏得了普遍的尊敬。因為他有能力利用在任職地搜刮來的贓款在家鄉獻“愛心”，在建廟、修譜和校慶時比常人“捐獻”更多的錢……
縣官異地任職雖然已被兩千年的歷史經驗證明為相對合理的吏治遺產，但因為時代變了，信息化和高速公路大大縮短了兩地間的空間距離，不太遙遠的距離在隔斷縣官親族施加行政幹擾的作用方面相當有限；相反大大削弱了縣官的責任心和憂患意識，其負面影響已被證明遠遠大於正面作用，因此已明顯不適應這個時代，作為繼往開來的“吏治模式”是否有繼續奉行下去的必要還有待商榷。
在步於現代化的中國，異地當官應該被更為科學合理且行之有效的吏治模式所取代。美國就沒有“異地當官”的行政模式，但美國的吏治卻很清明。去美國“實習”的中國縣官發現這個國家的官員恪盡職守，克己奉公，長時間貪污瀆職而不受懲處幾乎是無法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這個公民年收入達幾萬美元的現代化強國，政務官區區幾美元的公務支出都得向納稅人交待得明明白白，否則就會受到指控吃不了兜著走……

二、財政大縣的“貧困”
H縣是一個國家級貧困縣，但又是F市的“財政大縣”。在國家取消“農業稅”以前，F市轄的九個縣，H縣的人口面積居全市第七位；但財政收入卻連續十多年高居全市第一。
H縣成為“財政大縣”得益於這個縣的一家卷煙廠，平均每年給H縣提供兩個多億的稅收！對於一個工商業基礎薄弱的內地農業縣來說，這是一筆相當可觀且無可匹敵的財政收入。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個全市首屈一指的“財政大縣”，同時也是全市首屈一指的“貧困縣”，公民人均收入居全市倒數第一？
在中國內地的廣大農村，農民的住房條件最能反應當地的經濟狀況。本世紀初期，在農村推行“一稅制”以前，F市轄各縣的農村基本上都實現了“樓房化”，占絕大多數的農戶都居住在兩層以上的小洋樓里。公路兩旁的民居外墻大多貼上了瓷磚，窗戶安上了城里人的設備“防盜網”，形成一道靚麗的“公路風景”……與之形成鮮明對比，H縣公路兩旁的民居大多是低矮的土墻瓦房，極少數鋼筋水泥建築外墻裸露，連水泥也沒刷一層，就更不用說貼瓷磚了。H縣的“形式主義”泛濫成災，公路兩旁的民居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說遠離公路的偏僻地帶了。
H縣何以會貧困如此呢？
是國家把H縣的財政收入卷走了嗎？非也！H縣是革命老區，國家不但不要革命老區的財政上繳一分錢，相反還提供令人眼紅的補貼和優惠政策。
是經常性的自然災害耗盡了公庫里的鈔票嗎？非也！H縣一無大面積的旱災洪災；二無蝗災地震，自然災害在新中國從來也沒有威脅過公民的基本生存條件。
那麽H縣的巨額財政收入哪里去了呢？
這要問H縣的縣官們，他們最清楚H縣的財政收入用到哪方面了，更知道H縣不應該貧困而貧困的癥結所在。
造成“財政大縣”“貧困”的根本原因有三：
原因之一：H縣的財政是“腐敗財政”，超額財政收入主要用於提升“腐敗檔次”，而不是用於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準。
基層政府的權力基礎有限，縣官的權力基礎主要是“財權”和“人事權”，其中“人事權”又是最敏感的權力。縣官的人事權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給下屬升官提幹；二是調換工作崗位；三是讓鄉官進城；四是給某人“財政編”。
所謂“財政編”就是靠納稅人的錢發工資的人員。對於一個工商業基礎薄弱缺少經濟機會的內地山區縣來說，“財政編”無疑是一個令人眼紅的待遇。因為超額財政收入提供了較大的伸縮空間，縣官及其各部門下屬有條件擴大“財政編”人數，把有求於他們的“編外人員”納入“財政編”。“擴編”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為了工作需要；也不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更不是為“人才”提供公正待遇；而是為了安排親信和“回報”給予縣官及其部屬“各種形式奉獻”的投機人員。那些“轉正”的編外人員自會知恩圖報，用“恭順和錢財”酬謝那些“幫過忙的”縣官及其部屬。結果H縣“吃財政飯”的人逐年膨脹。與H縣相鄰的M縣人口和面積比H縣高出一倍以上，可吃財政飯的人只相當於H縣的一半；也就是說H縣每個納稅人供養的“財編人員”相當於M縣的四倍以上。超出鄰縣水準財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就用於供養超編的“吃皇糧人物”，而不是用於發展經濟和減輕人民負擔。
因為擁有超額財政收入，H縣的公務支出也隨之“水漲船高”。這個工薪族平均月薪不足500元的國家級貧困縣，公務用車大多是“桑塔拉2000”以上，縣委還購置了兩輛價值百萬元以上的豪華進口車。一個編制不足20人的局機關，大多擁有兩輛以上的公用小車……
中國內地的部分縣級政府有一條不成文的“縣官財政特權”，列入“常委”的若幹縣官可以分到一定數量的“財政款”（H縣稱為“紅頭”）用於“獻愛心”，這部分“公款”的支出不需要經過集體“研究”和常規“拔款”程序，用在哪里和怎麽用全憑常委個人決斷，只要到時提供用於公共建設、社會福利的證據及合法票據就成。如某縣官的家鄉要挖一口井，他就可全權作主在自己的“紅頭”份內拔出一部分“公款”，然後由村委會開出發票就可報銷。挖一口井也許只要幾千元，但村委會開出的發票也許高達幾萬或十幾萬元，個中隱情相信正常人都能想象得到。H縣因為財政收入較高，所以“紅頭”的數額也遠遠高出F市的其它縣市。又一筆超額財政收入避開了“縣計民生”而被“腐敗”掉了。
H縣的卷煙廠為一個農業縣額外提供兩個多億的財政稅收，按正常公務開支應該能夠滿足該縣的財政支出並略有贏余（人口與H縣相當的T縣在本世紀初財政收入只有八千萬元），該縣應該大幅減免農業稅和商業稅以休養生息。但實際情況恰好相反，在國家取消農業稅之前，這個縣人均負擔的農業稅費高居全市第一，實行“一稅制”前的那一年人平高達300多元。H縣的人均土地只有一畝左右，因為山區氣溫低，多數地方只能種一季水稻，按畝產1000斤計算，當時的糧價是每百斤三十元左右，每個農業人口從土地上的獲取的“產值”也就區區300左右，也就是說農民辛苦勞動一年，辛勞成果全部交給政府不算，還要自己倒貼上種田的全部投資，農民種田不但不能贏利相反還虧本？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反常情況呢？
還是H縣的“腐敗財政”作的孽！
超額財政收入調高了官員“腐敗胃口”，農民得為鄉官的“超限腐敗”買單。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H縣實行鄉鎮財政包幹，各鄉鎮的財政收支自此與縣級財政分離，自行負責收支平衡。卷煙廠提供的稅收屬縣級財政，各鄉鎮財政原則上不能分享。於是各鄉鎮只好自行籌措財政收入。H縣的鄉鎮都沒有象樣的工業，商業也停止在“小店鋪”階段，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全靠農民交納。
因為H縣吃財政飯的人員膨脹，鄉鎮政府一樣會受到影響，各鄉鎮“財政人員”大量超編，每個農民供養的吃農稅人數目也遠遠高於F市的其他地區。
中國目前的基層政府體制，幾乎沒有哪個鄉官不想謀求“進城”和“升官”。
謀求進城升官的通常途徑除了搞些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體現“政績”外，還得給能決定自己政治前途的縣官“意思意思”。
因為超額財政收入調高了縣官的腐敗檔次，“意思”的份量也就遠遠高於鄰近縣市。本世紀初期，M縣送給“常委”用於聯絡感情不需要政治回報的“見面禮”是兩條紅塔山和兩瓶劍南春，價值不到五百元；H縣則是兩條大中華和兩瓶五糧液，價值高達一千六百元左右！
鄉官本人不能創造價值，本世紀初每月的理論工資還不夠買兩條大中華，用於向縣官“意思”的錢只能只農民要，於是巧立名目亂收費也就成為“必要”。
於是農民在“重稅亂費”的壓榨下日益變成赤貧……

由此可見中央取消農業稅是一個多麽英明的決策！

至於工商業稅費，H縣更是高得離譜，因此H縣的物價遠遠高於其他縣市，尤其是餐飲業價格不但在全市，就是在全國也絕對排在前幾位！H縣離省城只有一百公里，但餐飲業價格則高出省城一倍左右。高物價進一步加深了公民的貧困。
於是財政大縣成了超級貧困縣！

原因之二：卷煙廠限制了H縣中小企業的發展，使H縣的工業發展長期限於停滯狀態。
卷煙廠屬高利稅工業，能給當地政府提供大宗財政收入，但納稅人受益情況則遠不如利稅率較低的中小企業。
H縣卷煙廠每年提供近兩個億的稅收，但只能為近500人提供就業機會。卷煙廠員工工資水準高出H縣平均水準一倍，本世紀初按每個員工月薪1000元計算，卷煙廠每月只給H縣居民提供50萬元左右的個人收益。如果是若幹中小企業提供總量達兩個億的稅收，那麽這些中小企業的就業人數就會遠遠高於500人；創造的個人收益也會遠遠大於每月50萬元。如果加上若幹企業主的經營利潤，納稅人受益情況會遠遠大於提供同等稅收的卷煙廠。也就是說在提供同等稅收的前提下，中小企業比高稅率的卷煙廠能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多的個人收益。如果卷煙廠在提供兩億稅收的情況下納稅人獲益一千萬元的話，那麽中小企業在提供兩億稅收時納稅人獲益可能高達兩個億？
H縣因為有卷煙廠提供大宗稅收，縣官也就缺少必要的憂患危機意識，沒有熱情去扶持這個縣中小企業的發展，為中小企業提供優惠政策和相對清靜的“投資環境”。實際情況是：H縣的中小企業不但得不到政府扶持；相反還受到諸多限制。如果某人想辦一家企業，一開門就用幾十個部門上門伸手要錢，稍有抵觸就有巧立名目的“罰款單”送上門。如果拒絕交納，全幅武裝的法警就會上門強制執行……如果企業主交不出這些名目繁多的“罰款收費”，企業還沒開業就只好關門。如果勉強應付了五花八門的“收費”衙門，經營規模也會大受影響，用於擴大再生產投資的錢得拿出相當一部分用於“交費”。如此惡劣的投資環境最大限度地扼殺了H縣公民的投資熱情，結果工業長期停滯不前。
因為中小企業得不到發展，H縣“財編人員”以外的普通公民不能從工業中獲益，種田虧本，經營小商品的小店鋪在“重稅雜費”壓榨下只夠勉強維持溫飽，全縣的經濟陷入惡性循環，於是繼續貧困下去。
原因之三：“財政大縣”的名頭吸引了大批貪官。
因為是知名的“財政大縣”，縣官能得到更好的財政待遇和發財致富機會，對於一個缺少責任心和榮辱觀的官員來說，謀求去H縣任職就成為F市縣官最理想的去處，即使因此行使巨額賄賂也在所不惜。因此H縣就成為有“貪官潛質”的官員競相追逐的任職目標，在相當長時期內事實上也成為F市貪官的大本營，縣委書記一代不如一代，上文中的“三光書記”就是H縣的上一任書記。雖然H縣也出了部分“好官”，但貪官的比例絕對高於F市其它縣市！貪官是地方貧困的內在根源，如此多的貪官自然造就了“財政大縣”的超級貧困。
新世紀的今天，由於“兄弟縣市”扶持中小企業的長遠政策開始產生效益，H縣的財政收入已退居全市第三，但“財政支出”並沒有相應“後退”。腐敗檔次調高後就不容易降下來：超編的“財編人員”很難清退；用於拉關系的煙酒檔次更不能換低品牌…………
於是在“兄弟縣市”經濟大踏步前進的“凱歌聲中”；H縣的經濟在大踏步後退！

三、勞民傷財的公路經濟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著名的“棉花書記”（就是上文中那位被謠言中傷為在棉紡廠縱火的縣委書記）去H縣就任“一把手”。
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更何況H縣官場公認“棉花書記”在上面有“背景”，來H縣任職是為了鍍金撈取“政治資本”，幹出了一點“政績”就會很快升官。因此棉花書記迫不及待搞政績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上任之初的“三把火”也就燒得格外別出心裁！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農村政績工程中，營造“經濟作物帶”也許是農村由“傳統經濟”轉入“商品經濟”最明顯的標志，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也就成為農村政務官廣而告之的“政績”。所謂“經濟作物帶”，就是強迫某一區域的農民種植大面積成片的經濟作物，這些作物帶要盡可能面積廣闊，最好一眼望不到邊，同時要“成帶、成線、成片”，在視覺上造成壯觀誇張的效果，從而給上面來視察檢查工作的領導以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這些“經濟作物帶”還“必須”位於公路的兩側，使上面來視察的領導和兄弟縣市來參觀學習的同行能很方便地看到。今天的基層政府官員很少有溫總理一樣的情操為了看到“真相”沿鄉間小路走上幾公里甚至十幾公里的，如果在遠離公路的地方營造“經濟作物帶”，就正應了H縣的一句民諺--“肉埋在飯里吃”，只有“實實在在”的人才會那麽幹。但實實在在的人是幹不出引人注目的“政績”的。那些“經濟作物帶”除了“給上面的人看”外，並沒有媒體宣傳的什麽超出傳統經濟的價值，如果上面的人看不到就是百分百“勞民傷財”了。
基於上面這些特征，人們給這些“經濟作物帶”取了一個形象且頗耐人尋味的名詞--“公路經濟”？
“棉花書記”並沒有張良韓信那樣的妙手怪招，在搞政績時一樣落不了俗套，依舊在“公路經濟”上下功夫。
與同行不同的時，“棉花書記”的手段更辣更狠！
下面我們從三個不同的層面來欣賞“棉花書記”的“三把火”。
第一把火：“縣委書記割青谷”？
在長江中遊，農村最普遍的經濟作物是棉花和油菜。H縣地處山區，土地不適合種棉花，油菜花生是最主要的經濟作物。花生的產油率和價格雖然遠遠高於油菜，但在視覺上油菜則比花生能造成更壯觀的效應。油菜花開的時節，一望無際的花海能讓參觀視察者心潮膨湃……
基於視覺上的原因，“棉花書記”用油菜來裝扮他的“公路經濟”。
令“棉花書記”困惑苦惱的是：毗鄰的兄弟縣市都在油菜上做文章，他的“作品”並沒有優於別人的特別之處。
“棉花書記”因為想象力有限，無法走出油菜經濟的怪圈，要想在同一招式中壓倒別人，就必須“出奇制勝”。
“棉花書記”出奇制勝的招式是“先下手為強”？比兄弟縣市提前二十多天栽種油菜。這樣在別的縣市還沒有油菜時，H縣就有了“油菜經濟帶”；等到別的縣市也造出了油菜經濟帶時，H縣的油菜長得更大更好。
計劃確然振奮人心，但在執行起來遇上了很大的困難。
H縣的農業實行“輪作制”，且大多栽種二季稻，農民通常在二季稻收割後在稻田接著種上油菜。提前二十多天栽種油菜，那時稻田里的二季稻還沒成熟泛黃，去那里栽種油菜？
遠離公路的偏遠地帶也許有部分空地，但在那里栽種油菜與“公路經濟”無關，“棉花書記”不會幹“肉埋在飯里吃”的傻事。
油菜只能栽在公路兩側成片的稻田里，但稻田里的二季稻還是青色一片。
等到二季稻成熟後再栽種油菜，兄弟縣市也一樣造出了“油菜經濟帶”，H縣的油菜沒有“特別”之處。
沒有“特別”之處的政績是不引人注目的。
因此H縣必須提前二十多天栽種油菜，且只能栽在公路兩側成片的稻田里！
公路兩側的未成熟“二季稻”必須給油菜讓路？！
於是“棉花書記”決定割青谷！
“棉花書記”的錦囊妙計在縣委會上提出來後，反對聲音比預計的要微弱得多，絕大多數縣官對自己權力的關心遠遠大於關注縣計民生，和“一把手”在政治上不保持一致很可能會在隨後的日子里削弱手中的權力，沒有必要為了與自己政治生命無關的小民得罪“分配權力”的“一把手”。只有一位年齡較大的本地縣官表達了自己的擔憂，看到沒有引起同行的共鳴就用一句“不過話說回來”結束了自己的質疑。
縣官與“一把手”保持一致，執行政策的鄉官就更沒有可能提出任何異議了。他們頭上的官帽是縣委書記給的，周圍有一大堆人盯著這頂官帽，不想幹自會有人踴躍上前。在今天的H縣，為了堅守良知丟掉官帽的人不但不會贏來喝彩聲，相反會被視為“政治幼稚”。
於是一場“割青谷運動”在H縣的廣大農村大張旗鼓展開了。
“割青谷運動”在執行過程中招來意料之中的強烈抵制，因為“二季稻”代表了農民的半年收成，割掉沒成熟的稻谷等於親手毀掉自己半年的勞動成果，意味著即將到手的收成打了水漂，還在為溫飽掙紮的農民自然會全力保衛自己的血汗，和上面的“政策”對著幹。
於是農民拒絕下田割自家稻田里的青谷。
縣官鄉官們畢竟比農民多喝了幾天墨水且見多識廣，有一套化解農民抵抗心理的錦囊妙計。
第一步是鋪天蓋地的新聞攻勢，利用縣官掌握的電視台向農民宣傳割青谷的“好處”和“必要”：說什麽油菜若是提前二十天栽種，會在產量上提高兩倍，多收的部分會遠遠超過二季稻的損失，為了追求更大更長遠利益，農民眼前作出點犧牲是明智且必要的；後來還說什麽割青谷雖然會造成二季稻的大量減產，但仍可收獲部分未成熟的糧食。未成熟的二季稻經“專家”證明營養價值不但遠遠高於成熟稻谷；還有抗癌和益壽延年的功效……
中國農民大多有“不愛思考”的毛病，一面之辭對他們有很大的煽惑性。上面那些“割青谷邏輯”一開始聽起來簡止是“胡說八道”，可連續聽上一個星期後又覺得“言之成理”了。
於是農民的抵觸心理越來越小。
第二步是政府帶頭組成割青谷督查隊，全縣所有的黨政機關和國營企事業單位都要派員參加，公、檢、法則全幅武裝在前面打頭陣，深入田間地頭勸說直至強迫農民下田割自家稻田里的青谷。
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勸說誘導下，第一批膽小或被新聞說服的農民拿著鐮刀下田了。
在身著“大蓋帽和制服”的執法人員的“威權”下，第二批還沒想通的農民拿著鐮刀下田了。
但仍有部分膽大或態度頑固的農民拒絕拿起鐮刀下田，於是新成立的“滅火隊”深入農家進行勸說，用執行與抵制上級政策的好處與危害軟硬兼施，還許諾態度轉化者每畝稻谷補貼十元收割費，於是又一批農民下田了。
補貼的收割費出在何處，自然是在來年征收農業稅時交納，補貼的收割費最後還得農民自己掏包。
最後時機來臨時，政府給繼續“抗拒改造”的“一小撮”“農民敗類”下達最後通喋：限定時間收割自家稻田里的青谷，否則政府就會組織人員代為割取，收割費得這家農民自己承擔，在來年征收的農稅中加進去。
最後剩下的極個別“刺頭”，被公安機關以其他罪名帶上了手銬。在法律意識不強且普遍有“犯法傾向”的偏遠農村，想在法律上找你的錯應該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情。這正如深山里的山民都有在冬天上山砍樹取暖的習慣，但因此以“破壞森林罪”判處某個山民坐大牢則“罪證確鑿”。
於是H縣公路兩旁的二季稻全部提前二十多天割倒在稻田里。
…………
“縣委書記割青谷”運動在H縣達到了預期的成效，但“天意”並沒有站在“棉花書記”那一邊。就在H縣公路旁最後的一畝青谷割倒在稻田里的那一天晚上，天上下起了大雨，並且連續下了半個月。因為青谷需要在田間鋪開曝曬幾天才能打捆收藏，H縣所有割倒的青谷此時都鋪在稻田里，連續半月日夜經受“風雨的洗禮”。等到終於雨過天晴時，割倒的青谷全都成了真正的“肥料”，如果不想變成“爛泥”那就千萬不要去碰它一下。
在轟轟烈烈的“縣委書記割青谷”運動的感召下，H縣公路兩旁的“二季稻”就這樣在豐收年份顆粒無收，甚至連喂牛的稻草也沒收獲一根。
因為“連陰雨”耽誤了時間，H縣並沒有按計劃提前二十多天在公路兩旁造出“油菜經濟帶”。盡管“棉花書記”采取了補救措施，強迫農民在栽種油菜時確保行距和株距象“直線”一樣整齊，為此在田間預先拉上繩索作“準繩”，農民沿著“準繩”栽種油菜，並因此多耗費了近三倍的勞動量，可H縣的“油菜經濟帶”依舊沒有產生期望中的“轟動效應”，和兄弟縣市相比看不出任何特別之處，因此也沒有在來H縣視察的州官心目中產生“深刻印象”。
直到此時，善良且容易輕信的農民才發現“棉花書記”在H縣制造了荒唐至極的“暴政”，荒謬暴虐的程度和上世紀五十代末期的“浮誇風”有過之而無不及。
於是告狀信象雪片一樣向上面飛去。
天真的農民認為“世上總有講理的地方”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深信“棉花書記”不但會丟官，還會坐大牢！
可“棉花書記”依舊在H縣隨心所欲地幹了兩屆，然後升遷作了“州官”。
於是人們背地里給他取了個綽號--“棉花書記”，意為地位象彈棉花一樣越彈越升。沒過多久H縣棉紡廠發生毀滅性火災，謠言傳說這把火是“棉花書記”指使廠長有意放的。
是無意巧合還是黑色幽默？出了這樣的政治滑稽劇，農民還會相信父母官“一心為民”“明鏡高懸”嗎？

第二把火：耕地變森林。
縣官在任職地制造政績有一個帶普遍性的特點：那就是新穎別致，最起碼要與過去不同，並因此造成巨大浪費。常常是前任花費大量人力物力造出的政績，後任又全部毀掉另起爐竈。因為縣官熱衷於經營“公路經濟”，可公路兩旁的土地畢竟有限，當前任的“政績工程”占據了公路經濟帶時，後任就只好狠心把前任的“政績”毀掉，騰出空間來營造自己的“政績工程”。
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無意間聽到一則幽默小趣聞：說的是北方某縣公路旁有一座山，山上密密地生長著粗大筆直的杉樹，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是當地關系民生的用材林。不想來了個張書記，砍掉杉樹栽上蘋果樹。蘋果樹還沒等上掛果，又被新來的李書記砍掉換上橘子樹。橘子樹還沒開花，又輪為新上任楊書記的刀下冤魂，全換上了棗樹。棗樹也只在山上呆了三個春秋，又被王書記砍掉為橄欖林騰地方。橄欖樹是熱帶果樹，在北方無法成活，到了該吐芽的季節長不出一片枝葉，沒多久就全部成了枯枝……前後花費了上千萬納稅人的血汗錢，毀掉了一個世紀用材林；收獲了一座名副其實的“光山”。
令人不解的是：如此勞民傷財的“廢舊立新”式重覆建設居然沒有受到任何責任追究？
“棉花書記”對“廢舊立新”式瞎折騰一樣情有獨鐘，手段也比上面那幾位縣委書記高明許多。
上世紀末的縣官熱衷於栽果樹，“棉花書記”也不例外。H縣最有經濟成效的果樹是板栗，“棉花書記”於是在板栗上做文章。
板栗樹最適合栽在山坡上，H縣是山區，公路兩旁的山坡應有盡有，營造“板栗經濟帶”得天獨厚。可“棉花書記”認為在山坡上栽板栗樹有點“老套”；而是別出心裁地看上了城郊公路旁的一大片平坦耕地。
H縣地處大別山深處，耕地面積少，大片的耕地更少，只有瞎折騰的人才會想到在耕地上栽樹。“棉花書記”就屬於這號人？既然沒人想到在耕地上栽樹，他就決定做H縣的“第一人”；幹出前人沒有幹過的“政績”。
於是耕地異常緊缺的H縣面積最大的一塊平整耕地變成了森林。
第三把火：山坡變梯地。
“耕地變森林”的明年，為了營造更引人注目的政績，“棉花書記”的眼光又盯上了H縣南北向主公路兩側近二十公里綿延的山坡。
這些本來適合營造板栗林的山坡，“棉花書記”卻認為最適合營造“梯地”。
現在不同於上世紀中期的大寨，營造梯田梯地只需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幹勁就成；還需要花費大把的人民幣。僅購買砌地岸的石塊和把石塊運到目的地一項費用就得幾百萬！
“棉花書記”決心一下，就沒有什麽科學理論能使其改變主意。一個冬天過去後，二十公里的山坡全變成了整齊的梯地。
乘坐小車行駛在南北向公路的領導們，眼前展現出一幅久違的壯麗畫卷，就象“大寨精神”再度閃現……
第二年夏天，一年一度的山洪開始訪問那些梯地。才一個晚上，近一半的石砌地岸被山洪沖垮了。水土流失量超過前半個世紀的總和。
剩下的一半梯地農民沒有用於種植莊稼，而是在梯地里栽上了板栗樹。
“棉花書記”升官後，梯地成了板栗林。
好一塊代價昂貴的板栗林！
…………

四、損公肥私的洗錢工程
上世紀九十年代，內地縣官為了向沿海經濟看齊，掀起了興辦企業的熱潮，用公庫里的錢直接投資的“官辦企業”和引進部分外資的“合資企業”在縣鄉兩級政府所在地如雨後春筍，“工業化”似乎有一蹴而就之勢。
“棉花書記”上任的明年，H縣決定在縣城南郊破土動工興建一家制藥廠，用於生產原料藥“多種氨基酸”，命名為“H縣氨基酸廠”。
十年前生產“多種氨基酸”制藥廠除去土地出讓金部分的建廠資金通常得千萬元以上；可H縣計劃用於一期工程的建廠資金只有七百萬元。
H縣已有一家制藥廠，是四年前前兩任縣委書記在位時興建的，主要生產治療呼吸道疾病的“蛇膽川貝液”，花了幾百萬元納稅人的錢，招收了兩百多名工人，結果是斧頭蛇尾，只勉強運轉了兩年就被迫停產。主要的管理人員長期閒在家里由財政發工資，工人則下崗失業。
新建的氨基酸廠按理應該在已經停產的原制藥廠基礎上改造擴建，這樣不但可以節省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建廠資金，還可節省本來已經很緊張的城鎮建設用地，讓失業工人重新上崗；H縣還可消除一樁影響很不好的“爛尾工程”。
可“棉花書記”沒有作如是想，他是一個在花錢搞“建設”上有“大氣魄”的人，要幹就不能“廢舊利用”，而是“重新再來”。
工程奠基後，“棉花書記”任命一個破產鄉鎮企業的一把手帥經理出任氨基酸廠廠長，全權負責氨基酸廠的籌建工程。
帥經理領導的那個鄉鎮企業是鄉辦企業，專門生產制藥機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生意紅火，業務蒸蒸日上。他上任後才兩年時間就把那個企業歷年的經營成果揮霍一空，在欠下一屁股需要用納稅人的錢償還的債務且賣光主要設備後關門停業。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經營外行，玩樂內行”，對女人、美酒和麻將的興趣遠遠大於對自己職責的興趣。藥械廠職工背地里給他取了個綽號--“玩了死經理”。
“玩了死經理”因何被“棉花書記”選中為“H縣氨基酸廠”的廠長，對外宣稱的理由是帥經理曾領導過遠近聞名的藥械廠，有很豐富的藥廠管理經驗……其實藥械廠與制藥廠是兩個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的企業，一個屬化工原料；一個屬機械工程。
H縣的小道消息則是另外的流言蜚語：“玩了死經理”和“棉花書記”是鐵桿哥們，兩人經常坐一輛小車晚上去省城“交流工作經驗”。
氨基酸廠的建設進展得很快，不到一年時間一期工程就已驗收達標，建起了一棟廠房和一棟辦公樓，外加藥廠周邊的磚砌圍墻，上報造價七百萬人民幣。可內行人說那三樣水泥建築最多也就值兩百萬元。
下一步的工作是招工和試制氨基酸樣品，試制經費由公庫提供。等到樣品驗收合格後再投資第二期工程。
“玩了死經理”在招工上有絕招，不問學歷技術，也不管工作需要，只在乎對方的“財力”和“長相”。男人只要出得起高達五千元的“進廠費”；女人除了進廠費外還必須年輕漂亮就可“跳農門進廠”。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在本地“跳農門”對農民子女來說仍是一個有很大誘惑力的前景。
試制樣品階段按理只需要招收十來名有藥學專業知識的技術工人就成，可“玩了死經理”一下子就招收了兩多百名，其中只有一個藥學中專生有點藥學專業知識。
樣品沒有試制成功，就拿不到生產批文。藥品不同於普通商品，拿不到批準文號的產品就不能上市。“H縣氨基酸廠”的樣品還沒進入試制階段，就一下子來了兩百多名工人，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五自然沒有事做。於是“玩了死經理”叫多余的員工回家聽通知，在家時間的工資照發，等氨基酸廠投產賺錢後再去財會室領錢。
氨基酸廠其余幾位管理人員暗中抱怨帥經理在瞎胡鬧，可“玩了死經理”一點不認為自己在瞎胡鬧，他瞅著那近一百萬“進廠費”，內心深處的那個歡喜勁是“局外人”不可能理解的。
原計劃樣品試制階段為十天，可連續半年時間仍在繼續“試制”，不但試制出的樣品沒一批合格，連試制樣品用的“去離子水”也從未合格過。因為沒有哪個員工知道怎麽處理制備“去離子水”的“陰陽樹脂”。沒有合格的去離子水，怎麽可能制造出合格的樣品？
奇怪的是，如此簡單的技術問題，在H縣完全能夠聘到解決此問題的技術人員，可“玩了死經理”從未想到要去聘請藥學專業人士，任憑那幾個門外漢在那里周而覆始地“摸石頭過河”。
整整一年過去了，“H縣氨基酸廠”的樣品仍在試制，兩百多名工人仍舊在家“待業”，交了五千元進廠費，可沒領到一分錢的工資，就是脾氣再好的人忍耐也達到極限。他們紛紛前往氨基酸廠找“玩了死經理”討說法，要廠方發放“拖欠工資”或退還交納的五千元進廠費。“玩了死經理”的對策首先是“拖”，向前來要錢的職工發誓說要不了多久工廠就會投產，下欠的工資到時一次性補發；實在拖不下去就“賴”，說那些進廠費全用於建廠了，現在一分錢也沒有，再說工廠不是他私人的，要錢別找他要，找縣委縣政府去；賴不掉就“躲”，從此根本不在工廠照面。部分熟悉他的員工找到他的家，可鄰居說他家的防盜門好長時間沒有打開過……
於是部分膽大點的“職工”找到縣委縣政府，可接待的人說此事縣委縣政府管不了，氨基酸廠的法人代表是帥經理，要找也只能找他去，縣委縣政府又沒收他們一分錢的“進廠費”。
最後除了部分揚言要和帥經理“玩命”的欏頭青要回了五千元“進廠費”外，大多數工人的進廠費依舊處於沒有期限的“賒欠”狀態，時間一長就不了了之。
H縣氨基酸廠從建廠那天起直到今天一直沒有正式投產過，但那個機構卻存在了相當長一段時間。起初“棉花書記”指令H縣卷煙廠去氨基酸新建廠房生產香煙過濾嘴，利潤用於支付氨基酸廠管理人員的工資和“辦公費用”；同時也可部分消除新廠房長期閒置造成的輿論影響。等到人們逐漸淡忘氨基酸廠的鬧劇時，過濾嘴又搬回到卷煙廠生產。大部分管理人員重新安置，但氨基酸廠這個機構並沒撤銷，“玩了死經理”依舊是名義上的廠長，每年縣財政拿出一筆預算用於支付他的工資和“辦公經費”，直到前兩年這塊土地連同土地上的廠房被一家外資企業收購，“玩了死經理”作為“股東”（國有資產股依舊由他作代理人）進入企業高層管理層時，H縣財政才停止對氨基酸廠撥款。
當氨基酸廠還沒投產就無限期關門停業時，H縣的人民終於了解到這項投資本身就是瞎胡鬧，因為那時本市有幾家氨基酸廠，在市場上供過於求，加上同行業的惡性競爭，近幾年大都處於不同程度的虧損狀態。H縣這時擠進去湊熱鬧，就算能正式投產也是虧本賠錢？
人們不禁要問：一個堂堂的縣委書記，花錢為何如此糊塗盲目，如此大規模的投資工程為何事先不進行市場調查，不進行認真科學的可行性論證呢？人人都知道帥經理是除了揮金如土吃喝嫖賭外什麽也不會幹的敗家子，金山在他手里也會一夜間變成糞土，縣委書記為何要單挑他來挑此大梁呢？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得以向一位從縣級行政要位上退下來的“老幹”提出了這個疑問，他的回答聽來如雷轟頂。
“他比誰都清楚氨基酸廠不可能辦起來，就算辦起來也不能賺錢，平民百姓也許對氨基酸廠還有一線希望，他則從一開始就不抱任何幻想。”
“那他為何還要堅持辦氨基酸廠？這不是醒著尿床嗎？”聽了老幹的話，我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他辦廠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洗錢’”
“什麽叫‘洗錢’？”
“你連這個都不明白？‘洗錢’就是把非法收入變成合法的。黑社會靠綁架搶劫弄來的錢要‘洗’一下才能變成合法資產，並因此申辦贏利少或根本不能贏利的‘洗錢企業’。貪官要想把公款變成自己的錢，不能直截了當地把帳上的公款攫為己有，也必須通過某種方式事先‘洗’一下，最行之有效的途徑就是辦實業‘洗公款’。”
“你能把‘洗公款’說明白點嗎？”
“我還是就事論事來現身說法吧，拿你所熟知的氨基酸廠來說事更容易理解一些。比方說那年某個能夠決定政策的縣長盯上了公庫里的七百萬元（納稅人的錢或出賣國有資產如土地所得），他不能把這七百萬公款直接揣進自己的口袋，那是明明白白的貪污，會丟官坐大牢。他得設法把這筆公款‘洗’一下變成自己的。於是他想到了辦廠，帳戶上投資七百萬，實際只投資兩百萬，其余五百萬制造假帳‘洗出來’。作為‘洗錢’代理人的廠長自己貪污兩百萬，孝敬“恩主縣長”兩百萬，剩下的一百萬用來堵知情權力人物的嘴……”
“這種洗錢方式會造成多大的浪費！為了貪污兩百萬，竟然丟掉七百萬公款？其中的兩百萬還完全浪費掉了，天底下竟有這等喪心病狂的事？”
“貪官只要自己能撈到兩百萬，浪費了多少公款他們才不在乎？公款經他們‘洗’過後自然會大大縮水。那個氨基酸廠其實就是‘洗錢工廠’，貪官籌建‘洗錢工廠’得選好兩個要素：首先是投資項目，最好是必要總投資額大於計劃投資額的項目，這樣在工程半途而廢之後就可借‘投資額不夠’把責任推脫得一幹二凈。其次是‘洗錢代理人’，這個人的必備要素是大膽，還要肯背黑鍋，名聲也不怎麽好，這就是為什麽選帥經理這種‘玩字號人物’當廠長的內在原因。如果讓你這樣有良知和責任心的人來當廠長，氨基酸廠也許會辦起來且運轉贏利，可那位縣長能得到什麽？”
“…………”
我不否認這位退職“老幹”因為大權旁落形成的“失落感”，因為心理不平衡才對在職縣官有諸多不滿，但仔細一想他反映的現象並非完全是情緒化的胡言亂語。H縣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有不少官辦企業，幾乎每年都有一家新企業奠基籌建，投資過五百萬的企業也不是一兩家；可這些企業絕大多數都沒有正常運轉，要麽象氨基酸廠一樣還沒開業就關門大吉；要麽開業後鬧騰一兩年就人去樓空。勉強支撐到今天的一兩家“臉面企業”則陷入嚴重的虧損，每年要靠財政補貼大筆錢才能讓前來參觀視察的上級領導看到一點“工業化”的跡象。
這些虧損企業、爛層企業也許絕大多數是基於縣官的決策失誤。縣官的主觀願望是好的，是為了發展地方經濟，只是因為缺乏經濟知識，在決策時過於草率才吃力不討好；但也有少數縣官的原始動機就是為了“洗公款”，為了鯨吞公款才籌辦“洗錢工程”--“往黑水河里投錢”。
“洗錢工程”除了氨基酸廠那樣的官辦企業外；還有官商合資企業。企業資本一部分來自縣鄉兩級政府；一部分來自“外資”。這些所謂“外資”並不是什麽外國資本，而是從這個縣以外的中國其他地方引進來的。在H縣的大部分“合資企業”中，引進的“外資”並不是什麽人民幣，而是生產設備。這些設備要麽已經淘汰一文不值或即將淘汰值不了幾個小錢，可帳上折合的資本額常常是幾百萬！本地政府投入的配套資金則是幾百萬實實在在的人民幣！絕大多數縣官也許是被屬於中國公民的“外商”騙了；但也有少數縣官對“外商”的把戲了如指掌，可仍堅持在“外商”不提供對等配套流動資金的情況下與對方合作，背後的內幕相信各位能夠想象得到，一個“精明”的縣官“外商”是絕不會虧待他的。這種情況屬於貪官與“外商”合謀“洗”本地的“公款”。

中國步入二十一世紀後，政府投資日益規範化，縣級政府直接投資辦企業的現象得到了一定程度遏制，縣官不能再隨心所欲地開辦“洗錢工廠”了。但另一種形式的“洗錢工程”又在縣鄉兩級政府浮出水面，並且主要是“洗國家的錢”。
本屆中國政府是對農民最仁慈的政府，農民種地不但不上交一分錢，每年國家還要拔出大筆款項來支援“三農”，僅“退耕還林”和“轉移支付”兩項每年就得耗費上百億人民幣。中央政府如此親民愛民，作為百姓父母官的縣官們應該更進一步，充分發揮職務活力，大力壓縮公務開支，提供配套資金來支援三農。很多縣官也許這樣做了，但更多的縣官不但沒有與中央的“服務三農”政策接軌，相反還盯上了國家下拔的“支農專款”，尤其是“退耕還林”款，為了把這筆錢“洗”進自己的口袋不擇手段。
還是拿H縣來說事吧！
H縣F鄉有一片茶林，幾十年來一直是所在村的經濟支柱產業。F鄉為了套取國家的“退耕還林”款，把茶樹全砍了，連帶茶林外圍的幾十畝杉樹也遭了殃，然後在空出來的土地上栽種白果樹，於是就成了“耕地返森林”工程了，於是國家就拔來一大筆錢。整個工程耗費也許不到十萬元，可帳上的工程款卻高達七十多萬，多余的錢去了哪里各位自然心知肚明。
白果樹栽上後，套取國家“退耕還林”款的目的達到了，相關人物的腰包也鼓起來了，於是就萬事大吉了，隨後的管理也就沒必要認真了。結果不到半年，三分之二的白果樹苗在山上“消失”了，部分是自然死亡的，部分是被當地人拔走的。兩年過後，當地政府又以區區四千元的代價把這座茶山賣給了一位“承包人”。此人把沒有任何成林希望的殘存白果樹苗全部鏟除，然後全栽上五年就可成材的白楊樹……
國家的七十萬“支農專款”就這樣在兩年內“洗”成了四千元，另外還賠上一座年產值幾十萬元的茶山和杉樹林！
部分縣官鄉官們“洗”錢的手段真的太“狠”的！他們“洗”掉的是中央政府親民愛民的“赤子之心”啊！
…………

五、市政光圈背後的“黑白無常”
前幾年，縣級城鎮建造超豪華辦公樓和市政工程的“悲喜劇”在媒體上屢屢曝光：
“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山西省渾源縣，2006年縣財政預算還不到1億元，但其縣檢察院卻耗費1000多萬元建起豪華辦公樓；山西省忻州煤礦安全監察局僅有10名工作人員，卻有四五十間帶衛生間的超大面積的辦公室，有36套超大面積住房……”
“僅有12名在職職工的重慶市萬州區天城交通局，竟建面積近萬平方米的豪華辦公樓兩棟，人均600平方米……”
“國家扶貧的貧困縣，許多地方連工資都發不出，每年要上級撥款幾千萬元，面積655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0萬人的江西省橫峰縣竟然花費3100多萬元，建造全省首屈一指的豪華廣場和行政中心，拖欠民工工資1000多萬元……”
“西部某貧困縣在縣城建中心廣場，面積5.2萬平方米，是天安門廣場的二分之一；西部另一貧困縣修了個占地100多畝的縣城廣場，投資額竟然達到全縣當年財政總收入的15%……”
…………
按照建設部的說法，中國662個城市、2萬多個建制鎮中，約有1/5的城鎮建設存在“市政形象工程”(寬馬路、大廣場、豪華辦公樓等)。
實際情況也許遠遠高於這個比率。
人們不禁要問：
這些耗資巨大的市政工程究竟有何實用價值？這些錢是從哪里來的？縣官哪來那麽多的錢？
如果這些超標市政工程確屬勞民傷財，縣官何以要糟蹋納稅人的血汗錢？相關縣官何以不受懲罰？縣官為何明知“勞民傷財”還要對類似“害民工程”保持經久不息的熱情？
也許有部分縣市營建“市政形象工程”的最初動機是為了“市民休閒”、“築巢引鳳”和服務於當地的經濟發展；但相當一部分縣市營建豪華辦公樓、大廣場和寬馬路的背後卻有更深層微妙的動機。
一位曾幹過縣官的知情人士透露：縣官熱衷於“市政形象工程”大多與“經濟發展”和“市民福利”風馬牛不相及；其深層動機有三：
一是制造“政績”。在縣城營造能夠激動眼球的“亮點”，使上面來巡視考察的領導耳目一新，從而為自己的“升遷”提供“硬件”。某某縣不是眾所周知的國家級貧困縣嗎？看自本縣官上任後這個縣發生了多麽巨大的“變化”！至於為了營造市政形象工程加重縣民的負擔，造成經濟機會減少；貧困人群、失業大軍、失學兒童、因無錢治病非正常死亡的鄉民增多和人才遠走他鄉則遠在上司的視野之外了。
二是誘人的“工程回扣”。公共基建工程中的巨額工程回扣早就不屬“謠言”的範疇了，營建遠遠超過實用面積的超大型豪華辦公樓的背後動機也許只能是巨額工程回扣！每個超標市政工程背後，“工程縣官”們的私人帳戶不但能得到擴充；還可把有巨大利潤空間的公共工程交給自己的親朋好友，為自己的“私利代理人”提供“回報自己”的機會。
三是“出賣國有資產”，尤其是“出賣土地”。有些市政工程交給開發商來運作，縣政府表面上好象沒出什麽錢，但縣官得到了“出賣工程建設用地”的機會。在“無視國家民族長遠利益”的“精明縣官”心靈深處，土地是“國有資產”，政府既然有出賣的權利，還不如在本縣官任上賣掉，“賣地錢”供自己花，省得留下來好了後面的繼任者。再說賣地還可提供一個更大的腐敗空間：如果一百畝土地的正常市場價是一千萬元，深諳官場行情的精明開發商若在某縣官的私人帳戶上打入一百萬，某縣官就有權把這塊地價定為五百萬！
縣官的這一“經濟機會”來源於“體制的漏洞”：既然土地屬“國有資產”，“賣地錢”就應該在“時間”和“公民”間均衡分配，也就是在“可持續的時間段”內公眾受益，而不是某任縣政府可隨意支配的“財政收入”，因此縣官就沒有權利不經法定程序隨意動用“賣地錢”；否則縣官就會竟相變賣國有資產，直到把“國家”賣光！
…………
有那麽多的縣官熱衷於市政形象工程，可市政工程的總量是有限的，當後任縣官發現“工程機會”被前任縣官“過度開發”時，就有可能制造冠冕堂皇的“理論依據”把遠沒超過使用期限的市政工程毀掉重建，造成重覆建設和資金勞力的驚人浪費。浪費掉的巨額資金不是變賣掉的國有資產就是納稅人的血汗錢！
在籌集市政工程建設資金上，部分縣官還發明了更損人的把戲：不用“財政”為工程買單，把部分或全部建設資金和相伴而生的巨額工程回扣分攤在部分“非工程受益群體”的市民身上。這樣的絕招必然招致市民的強烈抗議，但縣官們自有對付“不滿群體”的絕招。
還是拿H縣來說事更有連續性一些。
H縣幾任縣官都把爭取撤縣設市作為首要的行政目標，為此使用的行政招數不外乎營建花樣繁新的“市政形象工程”和“前建後拆，拆了重建”的瞎折騰把戲。前後折騰了十幾年，花了一大堆本可用於再生產投資和提升社會福利的“財政收入”，充實了幾任縣官的私人帳戶，可市的建制依舊沒有批下來，H縣並沒能升格為H市。
按理H縣的縣官對撤縣設市應該死心了，可新任縣官依舊對前任的“努力”情有獨衷。
在H縣的“市政形象工程”中，最傷筋動骨的恐怕要數街道兩旁人行道上鋪設的“彩磚”了。
某縣官上任之初，H縣城區主要街道的人行道都已鋪上了“彩磚”，只有部分新城區和少數“形象死角”的人行道尚是水泥地面。按理只需把這部分的人行道鋪上“彩磚”就可提升縣城的“形象檔次”。可某縣官並不這樣看：他決定把縣城所有街道的人行道都鋪上統一顏色的新地面磚。理論依據是原來鋪設的地面磚雖然遠沒達到使用周期，可顏色已經“老舊”，和新鋪設的地面磚相比顯得很不協調，會有損城市形象。盡管全部翻新街道地面磚會多花幾百上千萬的建設資金，可和提升市政形象這個更光輝的目標比起來值得！再說政府還可想辦法把部分建設資金分攤在部分市民身上，H縣的財政不用為此工程全部買單。
某縣官分攤資金的方式如下：
與街道兩旁的行政企事業單位建築相臨的人行道由這些單位“買單”；不屬“單位”的街面店鋪門前的“彩磚”由私營店主買單。
這個“攤資創意”在執行過程中必然會遇到難以用正當合法手段克服的困難：一是收費會遭到部分市民的合理抵制，單位出資的那部分還好說，反正單位的錢也是納稅人的，單位領導不會拿官帽子去維護什麽“公正”，實在有個別不識時務者可考慮換“領導”；關鍵是私營店主出的那部分錢，要他們額外分攤與他們不相幹的工程費用談何容易？二是政府不能下達強令單位和私營店主出資的收費文件，因為正當合理的市政工程是政府的職能，納稅人的錢就有部分用在這上面，不能因此另外向市民攤派；至於非正當合理的市政工程市民就更沒有理由承擔了。所以這樣的收費文件是不合法的……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縣官自有縣官的絕招！政府不好出面就動用不在乎社會影響的“邊緣勢力”。
政府把鋪設街道彩磚的工程交給某公司的一位副經理承包，之所以選擇此人除了他的“知恩圖報”外，更重要的是他的黑社會背景，有能力把政府不便出面的一切阻力“擺平”！
於是“彩磚工程”得以按預定的規劃“披荊斬棘”地向前推進，在怨聲載道之後私營店主都乖乖交出了攤派給他們的工程費，每平方米工程費超出市場價好幾倍……
在工程快要完工時，副經理遇上了一個懂政策懂法律且喜歡“較真”的“刺頭”，一位從外地歸來的知識分子店主。
當副經理帶人上門時，知識分子用平靜的語氣道出了下面幾點不滿：
一是市政工程費用應該由政府買單，他是納稅人，每年納的稅就有部分屬市政工程費用，不應另外由納稅人承擔這部分費用，否則納稅人的錢幹什麽用了？
二是他家門口的彩磚是前年鋪設的，磚上的彩色鈾質猶在，遠未超過正當使用期限，現在毀掉重鋪是否合理？
三、就算必須交錢，你也得拿出政府的收費文件和政府出具給你的收費授權委托書，否則我怎麽知道政府是否真的要我們出這筆錢，怎麽知道你能代表政府？
四、你們標定的地面磚價格比正常市場價高出幾倍，事先又沒有就地面磚的價格征求我們的意見，無端強令我們付這樣的高價和搶劫有什麽兩樣？
…………
副經理沒有回答他的問題，而是打了幾個電話，十分鐘後來了幾位潑皮混混，狠狠地給了知識分子幾下，然後一幫人揚長而去，去時丟下話明天必須送錢，否則有他好看的！
知識分子拔了110，一刻鐘後來了兩位警官，對事情經過做了筆錄，丟下一句聽候處理走人。
當知識分子認定副經理等人會受到法律懲處時，第二天那幫人又找上門重重給了他幾下，末了還把手機遞給他讓拔110……
第三天知識分子去政府大樓挨家申訴，可沒有人理會此事，好心人則勸他說那幫人惹不起，交錢是上策。
第四天知識分子乖乖把規定的“工程費”送到副經理手中。
…………
保護每個公民不受非法暴力侵害是政府的職責所在，當縣官為了私利逃避這一職能時，就起到了為虎作倀的有害作用，實質上是和黑惡勢力結盟為害社會，執政黨的威信也因此被縣官空前損害了。
“三光書記”離任的那一年，H縣城中心的一大片高樓在政府的一聲令下拆除了。那些高樓大多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建造的，遠沒達到使用期限，其中的一座四層樓房還是政府在世紀之交建造的一處形象工程。
“三光書記”決定在那片廢墟上建造一座廣場！
H縣在一年前已經建造了一座廣場，也是“三光書記”上任後的政績之一？
一任縣委書記在國家級貧困縣建了兩座縣城廣場，為此還拆除了一大片八成新的高樓，也算是縣官的一大亮點了。“三光書記”果然有過人之處！
問題是一個貧困縣有必要建造兩座廣場嗎？這個縣的錢難道真的多得沒處花嗎？就算真個有必要多建一座廣場，難道就找不到另外的空間？非要拆除花費大量納稅人的錢建造起來的一大片高樓不可嗎？

六、根治基層腐敗的良方--“縣官直選”
既然縣官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執政府的形象,縣官的人選和監督就應該成為政府吏治工作的重中之重。
近幾年政府對縣官職務犯罪的防範措施不可謂不力；對貪污瀆職的打擊不可謂不強，可為什麽還有相當多的縣官成了上文中的那幅模樣呢？
中國的部分縣官究竟腐敗到什麽程度？能夠制約縣官胡作非為的行政上司對他們的容忍又到了何種程度？亳州市（縣級市）前市委書記李興民的所作所為最能說明問題。
1997年2月18日，新任亳州市委書記（縣級市委書記）李興民為了慶賀自己“榮登書記寶座”， 竟然耗資200萬元人民幣搞所謂大“閱兵”。他命令全城戒嚴、交通中斷、學校停課，自己站在敞篷汽車上，人模狗樣地向列隊肅立的司法系統幹警、土地稅務工商幹部、中小學生頻頻揮手，扯開嗓子大喊“同志們好，同志們辛苦了”，並志得意滿地接受“首長好，首長辛苦了”的歡呼……
李興民“閱兵醜聞”曝光後，在長達六年多的時間里，他不但不曾因這件醜事受到追究，而且還在1998年10月官升一級，當上了宿州市（地級市）副市長。是有關部門對李興民的醜行一無所知嗎？好像不可能。大“閱兵”是大張旗鼓公開進行的，事後亳州市的電視報紙均做了充分報道；況且，對這麽一樁“新鮮”事，老百姓街談巷議，其傳播功能怕是比媒體還大。看來，我們只好認為，是負有對李興民進行監督、考察重任的那麽一些部門里的一些人，他們因為各種不便言明的“原因”，或者不把李興民的大“閱兵”視為問題，或者僅僅把這件事視為不影響對這個人繼續使用和進一步提拔的“小問題”？直到2003年6月1日，安微宿州市原副市長李興民及其妻子因經濟犯罪被紀檢專案組立案偵查，才“拔出蘿卜帶出泥”牽扯出六年前那件閱兵醜聞……
不久前山西洪洞縣曝光的震驚全國“黑磚窯事件”，洪洞縣的縣官們居然沒有一人為此引咎辭職，還動用媒體為自己塗脂抹粉，隨意動用納稅人的錢去為自己的失職行為“滅火”，部分公務人員也因禍得福，借此享受了一番“公費旅遊”的待遇…… 按照黨政幹部引咎辭職條例，發生特大責任事故，負主要領導責任的領導必須引咎辭職。可洪洞縣委書記辭職了嗎？在千夫所指的境況下仍賴在位子上不下，他那個位子究竟有多大的含金量？值得他冒天下之大不韙“說不下就不下”？
紙是包不住火的，那一年的12月5日，洪洞縣又爆發了一起特大礦難事件，死亡105人！
在12月9日上午洪洞“12.5”事故國務院調查組成立大會上，山西臨汾市長李天太代表市政府向遇難的礦工表示沈痛哀悼，向死難者家屬致以深深的歉意，並願意接受組織給予的任何處分。在主管市長道了歉且主動亮明了態度的情況下，人們卻沒有聽到更直接的責任人--縣長、鄉長的承擔責任的任何聲音，他們好象比自己的上司還“牛”？連承擔責任的表態都沒有，就更不用說主動引咎辭職了！
…………
我們的縣官怎麽了？
我國的部分縣官腐敗成了上文中的那幅模樣，並不能說明“縣官”的本質出了問題；從根子上來說應該是我國任免“縣官”的機制出了問題。
我國傳統任免縣官的機制是“單向負責制”，即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縣官的任命和升遷都是上司說了算，縣官轄下的子民則沒有任何制約縣官的權力；既便有少許“文字上的權力”也是象征性的，根本沒有實施“象征性權力”的可行手段。人的天性是“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擁有匡時濟世普濟蒼生高貴情懷的天使形人物畢竟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縣官在任上的最大職務驅動力是保住自己的職位並獲得升遷；並盡可能過得舒適一點。如果縣官的任免是老百姓說了算，他就會想法設法要在公眾心中留下一個好的印象，盡可能多為公眾謀福利是最有效的途徑。這樣他的自身利益就和公眾利益、國家利益一致，就沒有多少動力和機會貪污瀆職，否則就會被老百姓趕下台。如果縣官的任免是行政上司說了算，那麽他就只需在上司心中留下好印象就成。和縣官一樣，擁有“天使情懷”的上司一樣是少數，絕大多數上司也都是些擁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下屬能否在他心中留下好印象主要取決於“態度是否恭順”和是否知道“好歹與感恩”。在人生的非關鍵時刻，感恩的最直接有效途徑就是給上司“送禮”和“迎合上司的旨意”。人生的關鍵時刻畢竟少之又少，所以多數縣官給上司留下好印象的方試就是“搞政績、拍馬屁和送禮”。實實在在的政績不是想搞就能搞出的，在沒條件或沒智慧搞實在政績的情況下，相當一部分縣官就只好選擇“勞民傷財式的假政績”忽悠上司的視野，結果給當地造成巨大的損失。為了在上司心中贏得壓倒他人的“好印象”，縣官竟相在提高“禮品”價值上下功夫。為了籌措巨額“禮品”費用，縣官就只有利用職務“創收”，貪污受賄通常是最有效的創收途徑，於是職務犯罪便成了不治之癥……
縣官一旦用“禮品”和“拍馬屁”搞定能夠決定他政治命運的少數幾個甚至一個上司，在沒有獨立於行政之外的民眾“權力機構”監督；輿論和媒體監督只停留在“文字條款”的情況下，縣官就在治轄地贏得了操控人事、財政和公共工程的“絕對權力”。絕對權力必然孳生“絕對腐敗”，縣官的貪污受賄的幅度也就從“籌措禮品”發展到無節制地聚斂私人財富，“孝敬上司”那部分贓款在他“腐敗帳戶”上所占的比例隨著任職時間的延長變得越來越小……
就算決定某個縣官的行政上司是一個擁有天使般情懷的“精英人物”，因為只能是“遙控”的緣故，也無法對縣官行使有效的監督。他呆在縣官轄地的機會很少，無法對縣官的所作所為有一個通盤的了解，對縣官的認識更多來自縣官自己的匯報。縣官在上司面前多半是“報喜不報憂”，“精英上司”也因此很容易被他的“腐敗部下”忽悠糊弄。
科學進步的政治體制必須能有效防範“人性惡”，因為“權力”是孳生“惡”的最佳土壤，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在“絕對權力”毒害下都會變“壞”和“危害社會”，那麽我們的政治體制就是要使權力人物沒有條件、機會危害社會；而“造福社會”的大門則是對他們敞開的。
要想從根子上解決縣官漠視民眾和在轄地一手遮天並因此孳生“絕對腐敗”的悲劇，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縣官的任免升降權力交還到民眾手里，也就是實行“縣官直選”。當縣官的行政命運由轄地的民眾來決定，民眾隨時可以罷免起訴他且無法受到行政上司的庇護時，他還敢刮地三尺以權謀私或勞民傷財瞎折騰嗎？
“縣官直選”能使縣官“變壞”“作惡”的機會變得盡可能小；貪污腐敗的空間也因此會為得盡可能小。

也許有人會問：實施“縣官直選”會不會改變政權的顏色？會不會威脅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我的回答是：“不會！”因為縣官對國家的大政方針沒有決定性影響，沒有條件和能力幹擾政權的方向，所以也不可能威脅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相反縣官一旦由民眾直選，就能有效地控制基層幹部的腐敗瀆職現象，使廣大民眾能更深切地體會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一個直正為民作主的政治制度，民眾會發自內心真正擁護的。
如果為了縣官的個人利益而拒絕或拖延“縣官直選”，縣官的腐敗瀆職現象不但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相反會逾演逾烈。當縣官的形象一天不如一天，高官的形象也會被縣官“牽連”，民眾會誤認為“為人不當官，當官是一般，天下烏鴉一般黑”，從整體上否認我們的公務隊伍。當民眾因為縣官的“絕對腐敗”對現實不滿日益強化時，就會懷疑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出了問題，轉而向往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從而威脅到社會主義制度自身。
提起“縣官直選”，人們也許會很自然地聯想到“村官直選”的鬧劇。
我國的“村官直選”已實施了近二十年，關於“村官直選”的鬧劇在媒體和傳聞中已成為一個永遠道不盡的話題：賣買選票司空見慣，強勢群體操縱選舉；村民為了一包低劣香煙輕易出賣自己的選票；強勢家族和地方黑惡勢力壟斷基層政權的報道屢見不鮮……
人們不禁要問：“縣官直選”會不會成為“村官直選”的翻版？
縣民真的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力嗎？他們真的能選舉出合格的縣官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首先從三個方面說說“村官直選”這個話題。
（一）、村民之所以不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力，主要是由農村人口流動這個特殊因素造成的。眾所周知，我國農村的精壯勞力絕大多數在選舉季節都去遙遠的城市務工去了，留在家里務農的主要是老、弱、病、殘。在選舉季節來臨時，在遙遠城市務工的農民不可能丟掉手頭的工作且花費一筆對民工來說無疑是很昂貴的交通費回鄉參加選舉，也就是說絕大多數村官是由那些留守在家里的老、弱、病、殘選出。農民中的弱勢群體老、弱、病、殘沒有能力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力，並不等於說農民中的強勢群體--占選民半數左右的民工沒有能力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力，因此也不能否定農民這個整體沒有能力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力。
（二）、盡管“村官直選”存在很多傷心的景觀，但並不能因此證明在此之前的“村官任命”比之更優越。賄買選票是“村官直選”的硬傷，但“村官任命”時難道就沒有人為了當上村官向鄉官行賄嗎？不但有，且比賄買選票的現象有過之而無不及。“兩利相衡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所以盡管“村管直選”目前仍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比“村官任命”畢竟要進步一些。
（三）、民主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從未經歷過民主政治的民眾對行使民主權力也有一個熟悉的過程，所以對民主政治不能求全責備。我們能夠容忍基層政權中帶普遍性的買官賣官行為；為什麽對民主政治“初級階段”暫時性的“買賣選票”現象視如洪水猛獸呢？

和“村官直選”相比，因為絕大多數縣民不象村民那樣為了打工背井離鄉，不存在優勢群體在選舉季節不能參加選舉的現象，加上縣民的整體教育水準和認知能力比村民高得多，所以“縣官選民”比“村官選民”擁有更高的綜合素質，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自己的民主權力。
因此“縣官直選”不會成為“村官直選”的翻版，通過直選選出的“合格縣官”比“合格村官”的概率要大得多。
任何制度不可能只有優勢沒有劣勢，“縣官直選”也一樣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官吏任免機制，一樣會選舉出不合格的縣官。但通過直選選出的不合格縣官的概率比行政任命產生的不合格縣官概率要低得多。加之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就算不幸選舉出一位“酒肉縣官”，也能很快被識別並清除出去，其負面效應不容易擴散蔓延，對國家社會的危害也就停留在短期和局部的範圍內。
在“縣官直選”的初級階段，不能排除選舉的縣官比任命的縣官還不如的現象。部分選民因為“選舉是走過場”的慣性思維，也會自我踐踏甚至借選票嘲弄自己的民主權利，出現“戈爾巴喬夫”或“霍元甲”之類的選票。日本在戰後第一次民主選舉時，基層政權曾有把妓女選進議院的現象。但這只是暫時的，公民一旦發現自己的民主權利得到了真正的尊重，發現一旦濫用這種權利就會受到懲罰時，絕大多數人就會轉而尊重和認真對待運用這一權利，就會利用民眾監督機制，及時把不稱職縣官掃地出門，重新選出稱職的縣官，不會出現“任命縣官”那樣“一代不如一代”和“一旦上任就一手遮天、百姓哭告無門”的悲劇。


二OO八年三月一日


23.中國教育備忘錄

“標準答案”扼殺學生的獨立思維；教科書充斥太多的謊言和次品；“官僚主義”敗壞校園風氣；公民教育缺失；輕視“社會科學”： 我們的教育如何腐蝕“共和國的朝陽”； 教育改革提案。



一、“標準答案”扼殺學生的獨立思維
科學文化的進步是從質疑“權威”開始的！
只有擁有“獨立思維”的人才有能力質疑“權威”。
所以國民教育的第一功能就是培養一大批擁有“獨立思維”的人才。
中國現行的國民教育模式則正好相反，就是盡可能扼殺學生的“獨立思維”能力。
扼殺學生“獨立思維”的第一殺手就是“標準答案”。
“應試教育”則為各級升學考試設置了整齊劃一不容置疑的“標準答案”。
為了順利升學，學校的主要功能也就是培訓學生答對“標準答案”，並因此設置了學生難以負荷的“題海訓練”和“考試演習”，來磨練學生對“標準答案”的把握程度。
在這種教育模式下，學生在校學習的唯一功能就是使盡可能自己的思維和“標準答案”保持高度一致。
一旦思維不能和“標準答案”保持“高度一致”，學生就不能成功地通過各級升學考試，最終就升不上理想的大學，這樣他未來的人生就會被排除在“體面社會”之外（特權階層例外）。
盡管一個國家的“體面社會”並不總是代表“文明進步”層面。但“體面社會”絕對能夠使置身其中的人擁有高於普通社會群體的生活質量。對於不具備“普濟蒼生匡扶正義般天使情懷”的絕大多數普通公民來說，努力擠身入“體面社會”是他們人生的第一奮鬥目標。如果努力學習的結果是被排除在“體面社會”之外，絕大多數學生都不會去幹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差事。
所以盡管在校學生並不一定都“認同”“標準答案”，但也要使自己的答題盡可能符合“標準答案”，因為“標準答案”比他自己的“見解”對他未來的人生更重要。
因為唯恐自已的答題不能和“標準答案”保持“高度一致”，並在千百次的“標準答案”考試演練中“習慣成自然”；學生的“獨立思維”傾向就會受到扼制，並最終完全失去“獨立思維”能力。
結果我國現行教育模式的“最大成果”就是培養了“沒有獨立思維”的一代。
看看今天的大學校園里數以千計的“憤青”和“追星族”；看看那些跟在“主流輿論”後面瞎起哄的龐大青年群體；看看他們對一個說錯話的女人的憤怒遠遠超過極大“放大”地震生命災難造成過多中小學生過早死亡的“豆腐渣工程”制造者貪官政客的憤怒；再回頭看看你身邊的部分大學畢業生擁有“迎合領導”和“超前享受”的能力但沒有“獨當一面”的工作能力……你就不能不為我國的教育體制感到極度的痛心。
正因為“標準答案”扼殺了學生的“獨立思維”能力，“高分低能”在中國青年群體中就成為普遍現象。中國學生是世界上最會“考試”的群體；但也是最沒有想象力和創造力的群體，“標準答案”已經把他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扼殺殆盡。縱觀世界科教領域，幾乎所有國際大考的數學和科學尖子都在中國，可我們中國制造的產品幾乎都是外國人設計的？中國人在世界各地考試都遙遙領先；可世界上幾乎所有與現代文明相關的科技產品幾乎沒有一樣是我們中國人發明的！
我國的80後90後一直受到主流社會的詬病，因為他們的“派頭”和“索取”遠遠大於他們的“能力”和“貢獻”。之所以如此恰恰是我們的教育模式造的孽。80後90後沒有經歷文革式文化浩劫和社會動亂，有機會接受系統的“中國式教育”，有機會十年如一日演練“標準答案”。“標準答案”毀滅了他們的獨立思維和創造性工作能力，在實際工作中就落後於時代的要求。
與接受系統應式教育的青年學生相反，韓寒是80後的一面旗幟，其獨立思維和遠見卓識連習慣質疑權威的我們也自嘆弗如。他的成功恰恰是他的過早輟學，連高中都沒念完，就更不用說上名牌大學了。
與“韓寒現象”異曲同工，現在社會上各行各業在相當長時間內能夠“獨當一面”的業務骨幹多為恢覆高考的頭幾年上大學的那代人。這代人之所以有較強的工作能力，就是因為他們的童年甚至少年時期沒有機會接受系統“中國式教育”的緣故。他們的童年或少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小學甚至中學都沒上幾天象樣的文化課，得以遠離“標準答案”的“洗腦”，在荒廢了學業的同時也保留了部分想象力和創造力。在成年歲月如能有機會把學業補上去就能擁有較強的實際工作能力。我的全部初小學課程就是在“考”上高中的頭三個月惡補上去的。那代人的教育模式竟陰錯陽差地和西方教育模式暗合：中小學主要以“玩”為主，上大學才開始努力學習。今天的學生則正好相反：中小學“亡命”做功課，到了真正該努力學習的大學時期則把學業當兒戲。
也許有人會問：沒有“標準答案”，如何對學生的考試成績作出準確公正的評判？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先把中、美兩國中學生的歷史習題和試題作一比較。
以“美國南北戰爭”題材為例：
我國中學生關於此章功課的習題試題多為下列形式：
美國南北戰爭發生的背景？
美國南北戰爭的進程？
“葛底斯堡大捷”發生在哪一年？為什麽說此役是南北戰爭的轉折點？
“宅地法”和“廢奴法令”是在哪一年頒布的？解放奴隸有何重大意義？
“約翰.布朗起義”是哪一年發生的？它的意義何在？
《湯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是誰？此書對美國南北戰爭有何意義？
為什麽說美國南北戰爭是美國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
美國南北戰爭的哪一方是“正義”的？
…………
上述所有的試題都只有一個“標準答案”！
總之是要求學生死記硬背主要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並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分析法給歷史人物和事件貼上“政治標簽”……
我不明白讓學生花費大量的精力死記硬背歷史人物和事件並進行“馬克思主義定性”對學生有什麽現實意義？這樣學習歷史能達到設置歷史功課的目的：讓學生把歷史當成一面鏡子並從中汲取有益的經驗教訓嗎？
再來看看美國學生關於南北戰爭題材的歷史習題試題模式：
美國內戰爆發前，“你認為”南方和北方有哪些主要的價值沖突？你認為哪些價值沖突是戰爭的誘發因素？
美國內戰前期，北軍為何一再失利？如果由你來指揮北軍，結果是否會更好？如果是請闡明你的戰略構想。
美國內戰最後的結果是南方戰敗，南方戰敗是否是必然的？如果不是請你設計一條南方轉敗為勝的戰略戰術。
如果你是林肯總統，你有能力避免這場制造美國傷痕的內戰嗎？如果有請說明你的施政構想。
《飄》（又譯為《亂世佳人》）是以南北戰爭為題材的名著，如果你讀過這部小說，請根據小說描寫的時代背景，說說美國的民主在戰爭期間和戰後南方軍管時期是退步了還是進步了？如果退步了請說說美國人民是如何挽救民主事業的？
…………
上述所有試題不但沒有設置“標準答案”，而且遠不止一個答案。就算學生得出一個明顯錯誤的結論，但只要他的理論自成體系，能夠為自己的結論自圓其說，教師一樣會給他一個適當的分數，而不會象中國老師一樣簡單地打零分。例如某學生在考《進化論》時，否認人是由猴子進化而來的，而是由上帝創造的，並給予相對完整系統的論述論證，老師就得給他一個可觀的分數。
美國試題不但答案不止一個，最可貴的是給予了學生相當大的想象和自我發揮空間，因此有充足的機會鍛煉學生的“獨立思維”能力。讓學生自己設置一條扭轉戰局的戰略構想，學生要想不獨立思維也不可能。
美國習題還給學生留下了很大的自由施展空間，有潛力的學生會超出教材之外去搜集資料和拓展閱讀面，為以後的綜合調研能力打下基礎。最後一道習題就推動學生去閱讀《飄》這部美國名著，極大的培養了學生的主動閱讀興趣。
美國試題很少用“正義”和“意義”這些名詞去給某些人和事“定性”，盡量使試題不具有“權威”色彩。就連締造美國的“抗英獨立戰爭”，美國人在歷史教科書里也沒有宣稱自己站在“正義”的一方。
…………
鑒於美國試題沒有設置“標準答案”一樣能夠選拔出品學兼優的學生，我國的各級考試取消“標準答案”同樣無損準確公正地評判學生的資質和潛力。誠然取消“標準答案”後擴大了裁判人的自由裁量權，在“準確公正”方面不能象“標準答案”那樣能夠做到“一碗水端平”。但如果“標準答案”的第一功能是扼殺“獨立思維”強化“奴性思維”，那麽“標準答案”選拔出來的合格考生就不是合格的“人才”而是合格的“奴才”。這種選拔方式越是“準確公平”就越是不利於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尺度一旦出了問題，稱量方式越準離目標反而越遙遠。

所以我國教育改革的第一步應該是改革考試制度，改革考試制度的第一步又是取消“標準答案”！

（二OO八年十月八日）

二、教科書充斥太多的謊言和次品
一個人的人生道路是由他的知識層面、價值取向和人生品味決定的。
在校學生所能達到的知識層面、價值取向和人生品味在很大程度上受他所學的教科書的影響，對於多數學生來說這種影響是終生的和決定性的。
健康理性的人生品味、價值取向和較高的知識層面能使一個人擁有幸福、富有魅力且有益社會的人生。
在校學生要想擁有健康理性的人生品味和價值取向，達到較高的知識層面，他所學的教科書就必須是內容真實且質量一流上乘的。
令人痛心的是：我們的中小學甚至大學教科書卻充斥著大量的謊言和次品。
充斥謊言和次品的教科書絕不可能使學生達到較高的知識層面；更不可能培養出健康理性的人生品味和價值取向。
我們在教科書里摻雜謊言和次品的作法由來已久，在上世紀文革期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不但摻進謊言和次品，而且在教科書里注入毒害學生靈魂的毒汁。無處不在的“階級鬥爭”教育就造就了一代冷血殘忍的紅衛兵，給中國社會造成了亙古未有的深重災難。
我的啟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後期，記得二年級上語文課時老師布置的作業是用成語“心黑手辣”造句。當我們造不出來時老師就在黑板上造了一個“範句”供我們依樣畫葫蘆：
“我們對待階級敵人決不能心慈手軟，要心黑手辣！”
那樣的異化教育自然造就了我們的幼小心靈特別適合制造“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之類的社會悲劇！童年時期的我特別嗜好攻擊性暴力和虐待小動物就是當時“鬥爭教育”的可悲成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教育事業上做出了大量“拔亂反正”和“實事求是”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和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事業比起來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遠遠不能適應“與時俱進”和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
我們的教科書依舊存在大量的次品和謊言！
謊言和次品主要存在於歷史和語文教科書；尤其是歷史教科書里的謊言更是連篇累牘。
我們的教科書把整部中國歷史改編成了國民“自我意淫”和“自我膨脹”的“英雄史詩”。在各朝代歷史課程中，下面的一些歷史觀“命題”是不容懷疑的：
1)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光輝燦爛。
2) 中華民族是勤勞勇敢，不畏強暴，自強不息的。
3) 中國各朝代雖然也有黑暗的時候，但錯誤罪惡都是極少數帝王將相犯下的，廣大人民群眾是永遠不
會犯錯誤的。
4) 中國歷史是從低級向高級發展前進的；
5) 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最發達先進的國家，只是在鴉片戰爭後的近代才落伍了。
6) 中國近代的落後是由西方列強的野蠻侵略造成的；西方列強才是中國近現代全部悲劇的罪魁禍首。
7)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農民起義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
8) 西方列強亡我之心不死，他們永遠不會對中國安什麽好心。
…………
這些年我在工余時間系統閱讀過教科書之外的原版中國史，從《二十四史》到《劍橋中國史》以及黃仁宇等“獨立歷史學者”的研究成果無不涉獵，結果發現上述那些“命題”不但不是不容懷疑的“真理”；相反有些還是自欺欺人的“偽歷史”式“假命題”。
第一個“命題”中的“源遠流長”勿庸置疑；但“光輝燦爛”實在有點牽強。周而覆始自毀文明成果、為敵覆仇式自相殘殺的民族內戰顯然與“光輝燦爛”無緣。
第二個“命題”中的“勤勞”說中了；但“勇敢、不畏強暴、自強不息”則不敢當。中華民族在唐帝國以前確然如此；可在以後的近千年時間則患了不可救藥的“軟骨病”，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做著被征服的惡夢，且征服我們的民族多是人口和資源比我們少十倍甚至百倍以上的草昧民族。我們“窩里鬥”時象“英雄”對外則象“狗熊”。滿族入主中原時才一百萬人；那時的中國則有近一億的龐大人口！如果歷史上的我們真個“勇敢、不畏強暴、自強不息”，那些成功的外族入侵就不可得趁。想想“揚州大屠殺”時，一個滿人逮住幾百號中國人，然後挨個揮刀砍殺，中國人挨個走出來引頸受戮的鏡頭，怎麽看都無法把這群人和“勇敢、不畏強暴”聯系起來。如果這幾百號人的群體奮起反抗，那個滿人別說手里拿著一把普通的大刀，就是拿著“原子彈”也不一定管用！
第三個“命題”一樣站不住腳，盡管達官顯貴是各王朝由盛轉衰由光明走向黑暗的根源，錯誤和罪惡主要是這幫人犯下的；但廣大人民也並非永遠不會犯錯誤，甚至有時會犯下比達官顯貴更嚴重的錯誤，對國家民族的沒落一樣難辭其咎。每當國家走向沒落或崩潰時的社會景象常常是“官不象官民不象民”。如果廣大人民不犯錯誤，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切實負起對國家民族的責任，不充當腐敗官僚自覺或不自覺的幫兇，達官顯貴以權謀私倒行逆施時就會有所顧忌，就不致釀成全社會崩潰的災難。
第四個命題也許適合全人類文明史；但不適合中國歷史。中華文明在兩千二百年專制集權歷史長河中是每況愈下的。中華文明最燦爛的時期是春秋戰國時期；漢唐文明則光芒萬丈氣吞山河；以後的宋、元、明、清文明要麽弱不禁風，要麽茍延殘喘一段時間後被成功的外族入侵攔腰斬斷。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也由漢唐時期無與倫比的超級強國墜落成清朝末年近乎白癡般令人宰割的“東亞病夫”，在鴉片戰爭時期四億五千萬國民被兩千五百個入侵的紅胡子洋人擊敗，連昔日進貢都不見得夠格的彈丸小國比利時也可強迫它簽訂“不平等條約”。
第五個“命題”中的“發達”尚可；但“先進”則未必。因為一個國家“先進”與否不僅包括“生產力硬件”而且包括“制度軟件”。中國的“生產力硬件”在鴉片戰爭以前的相當長時間確然是世界上相對“發達”的（撇開科技水準）；但“制度軟件”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制起則一直滯後。歐洲在兩千三百年前的古希臘羅馬時期創立的“制度文明水準”我們甚至直到今天仍無法超越。我們千萬不能小看“制度軟件”，它和“生產力硬件”同等重要。打個簡單的比方：發達的“生產力硬件”好比你擁有一顆威力極強的“原子彈”；“制度軟件”則相當於這顆“原子彈”交給誰來操縱控制，用於什麽目的和什麽時機使用的問題。如果“制度軟件”落後，這顆原子彈就極有可能落至流氓黑社會手里，作為恐嚇甚至屠殺人民的有力工具；或者盲目向外投放，招來各國毀滅性的報覆，就象慈禧太後當年一個晚上向世界各國宣戰引來“八國聯軍”一樣。西洋文明在十七世紀以前的“生產力硬件水準”一直遠遠落後中國；可因為擁有“自我糾錯”機能相對先進的“制度軟件”，較少重覆歷史上同樣的錯誤，結果在近現代後來居上，把“硬件發達軟件落後”的大中華帝國遠遠拋在後面。
第六個命題也一樣站不住腳。日本在十九世紀中期一樣經受了西方的強制性入侵，可日本民族卻因此走上了崛起自強之路，從一個國民連“姓”都沒有的“中國學生”躍升為這個星球上“世界第二亞洲第一”僅次於美國遠超老師的科技文明強國。我們能否換個角度想一想：如果沒有西洋文明的強制性介入，今天的中國人極有可能仍跪在皇帝和縣太爺面前三跪九叩？
第七個“命題”你只要看看袁崇煥的悲劇和農民領袖黃巢、洪秀全的所作所為就會忍不住啞然失笑。抗金民族英雄袁崇煥被崇禎皇帝宣布為“漢奸賣國賊”後，首都廣大民眾的眼睛並沒有“雪亮”起來，而是充當崇禎皇帝的“幫兇”，爭先恐後在刑場上爭吃袁崇煥的肉？其實“民意”是最容易操縱的，偉大領袖就是“操控民意”的超級大師。你千萬別把堅守“真相”和“真理”的希望寄托在普通民眾身上，只有極少數仁人志士才會拒絕被“愚弄”；也不要相信“得天下者就一定得民心”之類的一廂情願。黃巢和洪秀全兩人得勢後一個開“人肉工廠”；一個坐“六十四人擡大轎”，殘暴和腐敗程度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封建帝王，你能說農民起義是歷史前進的動力嗎？
第八個“命題”我就不說了，汶川大地震已經給出了答案。當部分國民在不久前為美國的“911”事件彈冠相慶時，多數美國人這次並沒有投桃報李看我們的笑話，不但官方給予多種形式的援助；民間也自發舉辦各種形式的“燭光晚會”悼念祭奠地震中我們的死難同胞。
…………
為了支撐上述那些“假命題”，我們在歷史教科書里摻雜了太多與歷史事實不符的“謊言課程”，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史被刪改得面目全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曾經想報考武漢大學的歷史系研究生。導師推薦給我的“權威教材”是武漢大學自編的《中國近代史八十年》，里面居然有大量篇幅謳歌義和團和“愛國政府軍”圍攻各國大使館和北京西什庫教堂的課程。因為這個緣故，我永遠放棄了報考歷史研究生的願望。
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曾激發出了全體國民的滿腔怒火，如果有能力也一樣會組織“國際聯軍”殺上美國本土。那時我們的國民是否在內心深層反省過我們在百年前也曾幹出過遠遠超過美軍的暴行？是否認識到繼續謳歌那樣的暴行會在毒害我們心靈的同時極大損害中國人的國際形象？
至於世界歷史課程，我們雖然沒有在歷史事件和人物上隨意編排，只是在選用史料方面缺少必要的“公平原則”，只選用對自己的“歷史觀”有益的史料；但卻習慣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來“曲解”外國歷史。如把連多數美國人自己都不認同的“美國內戰”謳歌為“美國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為“巴黎公社”和歐洲一八四八年的動亂歡欣鼓舞；為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屠殺機器”“雅各賓黨人”和前蘇聯時期的斯大林大唱頌歌……
因為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充斥著“偽歷史”式“假命題”，我們的學生就很容易陷入眼花繚亂的“錯覺”和自我欣賞的“意淫”；同時失去“自我反省”“反思歷史”的品質和直面錯誤的智慧和勇氣；因而永遠無法在歷史知識中汲取經驗教訓；結果類似的歷史悲劇一而再再而三在中華大地重演。我們近來犯下的錯誤和近期即將犯下的錯誤在中國歷史上都可找到先例。
於是我們不但喪失了學習歷史這門功課借鑒經驗汲取教訓的功能；相反歷史功課成為國民靈魂的毒汁，鼓動激勵他們繼續重犯歷史錯誤。
勇於反省和直面錯誤是一個人的最大智慧；也是一個民族的最大智慧！

我們的語文教科書和歷史教科書一樣為了並不見得有效的“功利目的”摻雜了不少謊言。尤其是小學的語文教科書，有不少篇幅把有很大名望的老一輩革命家描寫成“道德楷模”。老革命家的“能力”是不容懷疑的；但要求他們都是“道德楷模”則有點強人所難。因為在亂世那種叢林法則下，“勝利”多半屬於“強人能人”而不屬“有德之人”。德高望重的君子往往離勝利成功之路最遙遠。自然界謙恭誠實的鹿是不可能成為“勝利者”的。
除此之外，語文教科書還用大量的“次品”當範文去強迫學生學習仿效。
一個國家民族的語言產品有上品精品；也有次品和廢品。列入語文教科書，供學生學習借鑒仿效的應該是上品和精品；次品則靠邊站，絕不能有一個廢品。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不證自明的，因為每個學生學語文的目的就是懂得欣賞列為上品和精品的文章，同時自己也能創造出上品和精品。沒有哪個學生學語文的目的是為了懂得欣賞和創作次品和廢品。如果我們把大量次品甚至個別廢品列入到教科書中，學習語文的實際效果就會與設置語文這門功課的目的背道而弛。
語文教科書里的次品多得令人憂心，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教科書里收載的以感動心靈和啟迪智慧為創作宗旨的抒情散文和哲理散文，有哪篇是能夠真正感動心靈或啟迪智慧的？林清玄的散文很容易感動心靈啟迪智慧，可我們的教科書有一篇沒有？上世紀中學語文教科書里的散文主要收載楊朔、秦牧和矛盾的後期作品，那些散文讀起來味同爵蠟，在如此這般枯燥無味的散文規範下的學生，將來能創作出真正感動心靈啟迪智慧的散文精品嗎？至於詩歌的範文《王貴與李香香》則連次品都算不上，十足廢品一個，可那時我們必須學習並消化這些廢品？今天的語文教科書我沒看過，不知還繼續收載楊朔、秦牧的作品沒有，如果有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
所以重編教科書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列入教科書的知識必需是“真實的精品”，絕不能是謊言和次品！為了我們下一代的健康成長，為了國家民族的未來，我們必需盡快從事這項工作，不能再聽任“官僚政治的惰性”無限期拖等下去了。

二OO八年十月十一日

三、“官僚主義”敗壞校園風氣
學校是教書育人的場所。為了培養出優秀合格的下一代公民，學校必須保持相對純凈的空氣，盡可能抵禦外界不良風氣的侵蝕。無論外面的世界怎樣污濁勢利，學校都應該是一塊不受或盡可能少受不良社會污染的凈土，這樣才能夠培養出有希望的下一代。只要校園能保持相對的純凈，就算國家社會在現階段山河依舊，但國家民族仍然充滿希望。因為相對純凈的校園培訓出的優秀人才會不但走向社會承擔責任，重新把暫時誤入歧途的國家民族推入健康發展的正軌。
為了確保校園成為一塊不受或盡可能少受社會影響的凈土，世界多數國家都奉行“校園自治”精神。“專家治校”也成為多數文明人的共識。
中國擁有現代意義上的學校歷史並不長，滿打滿算也就一百多年；但“校園自治”精神從擁有第一所現代學校的那天就確立了。尤其是大學校園的自治風氣，在上世紀前期一直受到了較好的尊重。校園也因此為國家培養出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和國家棟梁，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挽救了國家的命運，使分崩離析四面楚歌的國家重歸一統，從連昔日的蠻夷小邦都可任意欺淩的“東亞病夫”成為聯合國擁有否決權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校園自治”是指學校內部的職位設置和人選都是學校說了算,各級管理人員甚至校長由學校教職工自主選舉產生。雖然私立學校的校長由校董任命；部分國立重點大學校長由政府任命，但其他職位的設置和人選政府和校董則很少幹涉。政府和校董的主要職責就是給學校提供必要的資金和其它有益的服務。
我國大學自治精神在上世紀北洋軍閥時期多次光芒四射。北大校長蔡元培和北洋軍政府強勢交涉，要求軍政府釋放參加“五四運動”的被捕學生並獲成功的舊事已成為北大最光輝的校史。當時部分北大學生火燒趙家樓，毆打外交官，北洋軍政府給他們加上“打、砸、搶”的罪名也不純屬“莫須有”。可校長蔡元培依舊和北洋軍政府不依不饒，去軍政府衙門靜坐絕食，軍政府不放人他就辭職！
因為校園自治精神沒有被破壞，中國最黑暗的北洋軍閥時期也就成了“黎明的前夜”，從相對純凈的校園走出來的仁人志士有力量引導我們的民族從黑夜走向黎明。校園自治精神也成為沒落中國的一盞穿透黑夜的文明燈塔。因為北洋軍政首腦對大學自治精神給予了一定程度的尊重，最終沒有越過“傷天害理”那道最後的暴政門檻，結果逃避了歷史的清算，在失去權力之後仍然得到善終。
…………
我國的校園自治精神在國家重歸和平一統之後仍得到了部分尊重。北大校長馬寅初就曾不止一次讓北大精神回光返照。這個中國一流的人文學府，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仍源源不斷為國家輸送急需的經濟建設人才。
校園自治精神在“反右運動”中受到了粗暴的踐踏，尤其是大學自治精神差不多喪失殆盡。隨後的二十年更是惡夢連環，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學不再是神聖的學術殿堂，而是制造社會悲劇的“階級鬥爭”大本營。當時最著名的造反派頭面人物大多是從北大、清華這兩所一流學府走出來的。
校園自治精神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拔亂反正”時期得到部分恢覆，各大專院校也因此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經濟騰飛輸送了大批科技經濟人才。可惜好景不長，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步入“經濟決定論”時期以後，校園自治精神再度受到侵蝕。
這次侵蝕校園自治精神的病菌是“官僚主義”。
中國自秦始皇以來的兩千二百多年，政治體制的實質一不是封建主義；二不是資本主義；三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官僚主義。
官僚政治是中華文明在兩千年歷史長河中每況愈下，由強勢到衰弱，由四面出擊到被動挨打的內在根源。
中國現代化的成功，中華民族的文明開化，第一步就是要從傳統的官僚政治中走出來，走向建立在憲政法治基礎上的民主政治。
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經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經濟總量比三十年前翻了幾翻，多數公民從饑寒交迫走向溫飽，並進一步向小康社會邁進。按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論斷，“官僚政治”就該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可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我國的“官僚政治”也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茁壯成長，官僚政治發展的速度甚至遠大於經濟發展的速度。官僚政治最突出的弊端是貪污腐敗，三十年前貪賄一萬元就算大案要案，今天貪官動輒貪污千萬上億。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官”，財政收入不足億元的貧困縣交通局長晏大彬就貪污了近三千萬巨款，就更不用說那些擁有大權的贓官了。就算三十年時間中國經濟總量翻了十翻（其實沒那麽多），官僚政治的腐敗幅度則翻了幾十上百翻。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理論也不是什麽“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一樣有“與時俱進”的必要。
學校這塊最不應該受官僚政治浸染的凈土，在今天官僚主義則泛濫成災。
眾所周知，校園應該是“學問決定論”，教學水平和學問的高低應該是教職工的報酬和受尊重程度的主要標志。教學水平高、學問上有創造性成果的教師自然擁有較高的收入和聲望，並對學校的公共資源享有較大的建議權和支配權……
今天的中國校園情形正好相反，不是“學問決定論”而是“職位決定論”，收入、地位和權力不取決於“學問”的多寡而主要取決於“職位”的高低，說通俗一點就是“官的大小”。無論你擁有多大“學問”，取得了多大學術成果，但只要你沒有相應的“職位”，沒在學校里擔任一個大大小小的“官”，你就沒有對教學資源的“發言權”和“建議權”，更談不上“支配權”；相反你還得接受大大小小“校官”的領導和支配。只要你擔任了一個象樣的“校官”，別說沒學問，就算你大字不識一個，你一樣可以對有學問的教師指東調西，並在自己管轄的範圍內隨意支配教學資源。因為“官僚政治”遵從的是“資歷”、“背景”和“人緣”，能夠在學校走上高位的往往不是學問高的教師；而是“關系大於學問”的投機政客，出現“學問越低職位越高”的“逆淘汰”規則。今天的學校有一個人所共知的黑色幽默：“不會教書就當官”，就是這種現狀的真實寫照。因為部分“校官”不懂教學和科研，就難免出現“外行領導內行”的“瞎指揮”現象，使合格教師的教學科研積極性受到挫傷。
因為官職的高低是教職工地位的主要標志，對老師的獎勵和認同也就主要以“提官”來顯示，老師的上進心也主要體現在“升官”的熱情。那些擅長教學和做學問的教師在“提官”之後因為要應付官場那些與教研工作無關的亂七八糟應酬，用於教學和做學問的時間精力就大受影響。如果他們拒絕“提官”，不但收入和地位得不到應有的提高，社會也不給予應有的尊重和認同。於是學校的教學質量和學問水準就會被“官僚主義”傷害。
我國教育主管部門各級教育局權力過大，不但壟斷了全部公立中小學的財政人事權，而且對老師教什麽和學生學什麽都有嚴格的規定，中小學老師沒有多少教學自主權。如果哪位中小學教師膽敢不遵從上面規定的“教育方針”，他面對的命運輕則受批評重則被剝奪教學資格。教育局的人事權也盡可能向深層延伸，不但掌握各中小學校一把手的任命，連副校長的任命學校也沒有自主權，並且遠遠不止設置一個副校長。
因為教師在學校的待遇和地位主要取決於“職位”的高低；那些想幹出點“事業”和“成績”的教師就不會把主要精力用在教學和做學問上，而是用在“職位升遷”上。因為正副校長的任命權掌握在各級教育局官員手中，教師謀求“職位升遷”的方式就不是在校內搞好教研工作，而是和基本不熟悉本校內情的教育局官員拉關系套近乎。在這種官僚風氣下，教學工作要想不受巨大負面影響那一定是活見鬼了。
學校一旦被“官僚主義”侵蝕，就會不可避免掉入腐敗陷阱。因為部分掌握學校命運“校官”的主要目標不是如何搞好教研工作而是自己的“職位升遷”，教學資源就會被用於與教育科研無關的用途，校官濫用職權以權謀私也就習慣成自然。我國的教學資源本來就嚴重不足，中途又被層層挪用克扣，其悲劇景象可想而知。現在不少中小學“領導”把教學經費挪作他用，害得教師的工資福利大受影響，必要的教研設備得不到添置，教學質量也因此大幅下滑，甚至於造成學校不該欠債而欠債。部分校長成了“敗家子”，離任時都給學校留下一大筆債務。不可思議的是“敗家子校長”不但沒有受到責任追究，多數反而得到“希望的升遷”。
大學的“官僚主義侵蝕”在近十年也十分嚴重，一個眾所周知的悲劇就是部分大學甚至於少數一流學府不再是“學問”的神聖殿堂，而是“創收撈錢”“唯利是圖”的交易市場。只要能“多、快、好、省”地撈錢，大學可以出售假文憑；可以“擴招”濫竽充數；可以面向社會開辦狗屁不值的“培訓班”；可以給“權錢人物”發放榮譽學位……
“官僚主義”盛行的大學也會嚴重腐蝕學生的品行。今天的部分女大學生犧牲人性的尊嚴，操昔日只有饑寒交迫沒條件接受教育的底層社會女子才肯幹的賣身營生，出賣肉體掙錢或給“權錢人物”當“二奶”，就是“官僚政治”侵蝕校園結出的最苦澀果實。今天的很多大學畢業生剛步入社會就精於“拍馬屁”和“迎合領導”；可沒有獨當一面的實際工作能力。當我們抱怨大學生一代不如一代時，我們可曾反思造成這一社會悲劇的深層原因？可曾意識到官僚政治恰恰是制造這一悲劇景象的始作甬者？
為了中國現代化的成功，為了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也為了我們自已擁有一個希望的未來，“官僚主義”必須退出校園，尤其是首先要退出大學校園，由“領導治校”轉為“專家治校”。校園自治精神必須回歸並得到充分的尊重，這是教育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

二OO八年十月十六日

四、公民教育缺失
西方法治國家的中國留學生有一個怪現象：在學校學習成績大多名列前茅（特權階層子弟除外）；可在社會上卻不怎麽受歡迎，不容易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法治國家的種族歧視並不象我們媒體宣傳的那樣嚴重，否則奧巴馬也不可能當上美國總統。部分留學生為當地主流社會所不容並不是因為他們的“黃皮膚”，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缺少“公德意識”，隨地吐痰、亂扔垃圾、在公眾場合大聲喧華等中國人特有的生活習性，令西人難以適應，於是就采取“沒權隔離就自動遠離”的態度。黑人在美國是公認的低素質群體，可黑人在這個國家的“認同度”卻比中國人高。因此多數中國人在美國的社會地位連黑人都不如。黑人的“公德意識”雖然不如白人；但卻比中國人強很多。
“公德意識”缺乏是中國人在海外不怎麽受歡迎的主要原因。
國民缺少“公德意識”，追根索源還是我國落後的教育體制結成的苦果。
我國傳統教育體制的另一重大弊端是--公民教育缺失！！！
我國教育體制的核心是“應試教育”，老師、學生、家長都圍著學生的“考試成績”轉圈。學生的學習成績不但能決定個人前程，關系家長的榮譽；還和老師的工資福利待遇掛勾。多數重點中學主課老師的獎金數額就是依據所在班級學生的升學率來計算的。從學校到家庭，學生的考試成績都是第一位的。學生只要能考出一個好的分數，就會被老師另眼相看，就算該生在其他方面一文不值也一樣會被老師視為寵兒。在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下，絕大多數學生家長在“考試成績”這個層面上不自覺和老師達成高度一致。我經常聽見家長這樣教導上中學的孩子：你的全部心思都要用在學習上，考出一個好的成績，其余都不是你關心的事……孩子只要能在考試上得高分，家長就心安理得做大孩子的生活保姆，不但為其洗衣做飯，挖空心思變換飯菜花樣，把所有的好東西優先讓給孩子吃；甚至於為十七、八歲的孩子洗腳擦澡……結果很多學生“高分低能”，生活自理能力極差，人性上狹隘自私唯我獨尊，甚至於在精神上有點“變態”。我認識的一位中學生，除了會考試得高分外，在實際生活中顯得出奇低能自私。十七、八歲的大男人，還光著身子讓母親給他洗澡擦身，母子二人居然一點也不難為情，這不是“變態”是什麽？
因為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考試”和“分數”上，一個人成長時期必要的“公民教育”就根本沒有引起學校和家長的重視。結果絕大多數中學甚至大學畢業生沒有必要的“公德意識”，隨地吐痰、亂扔垃圾、大聲喧嘩等文明社會所不恥的惡習他們做起來心安理得習以為常。每個人盲目追逐自身眼前的急功近利而無視他人的存在，把自身利益建立在傷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之上。結果社會陷入互相傷害互相防範的惡性循環，族群從整體上付出巨大的代價。
“公民教育”和“公德意識”的核心價值觀是：一個人在追求自身生活舒適和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必須尊重他人的存在，尤其不能侵害他人的權益；同時努力承擔社會責任。
我們的教育絕大部分是反其道而行之，其核心就是教育孩子做“人上人”。其實鼓勵孩子上進沒什麽不好，但這種上進是完全異化了的：把豐富多彩的世界簡單化，把所有價值觀單一化，只求結果不重過程，只問目的不擇手段，心中只有自己沒有他人...其結果可想而知。
另外從小就給孩子灌輸假大空的東西，用意識形態這個套子把人的頭腦和鮮活的世界隔離開，不讓孩子用自己的頭腦直接面對世界，其後果是：要麽是讓孩子的大腦成為頑石；要麽是當孩子長大後也變成不要良知，說假話成為習慣的人。
擁有完善“公民教育”和很強“公德意識”的國家民族，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個人利益自覺服從於群體的共同利益，每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力求不傷害他人權益。結果社會友愛和諧，浪費和利益沖突降到盡可能低的限度。
今天的部分中小學校也重視“德育”，顧名思義就是“道德教育”，強調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但我國傳統的“德育”和“公民教育”是兩回事。相比於法治國家讓公民和社會受益無窮的“公民教育”，我國的“德育”則偏重於“形式化”和“政治化”，不切實際的空洞口號多於實際內容。記得文革後期學校特別強調“德育”，教導學生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國家為人民多做“好人好事”；但同時又教導學生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對異己分子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對階級敵人絕不能心慈手軟，要心黑手辣！對打到的敵人要“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導致人“精神異化”“人格分裂”，一面出奇仁慈一面至極殘忍。那時全社會傳唱的革命歌曲《象雷鋒那樣》就稱讚雷鋒“對待同志象春天一樣溫暖……對待敵人象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這不是“公民教育”，而是十足的“異化教育”。文革後期“德育”成績好的學生不但不會造福社會，相反會危害社會，並且把傷害社會的行為當成慷慨激昂的“英雄事跡”。
公民教育缺失的教育體制很難為國家社會培養出有益的人才，就算是出類拔萃成績優秀的學生也不見得能造福社會。一個沒有“公德意識”的學生，就算能考出再好的分數，也一樣會為害社會；為害的程度甚至比低分學生還要大。正所謂“流氓的武功越高對社會的危害性越大”，當學校和家庭只注重孩子的“分數”而無視其“社會人格”的培養時，就只能結出事與願違的傷心苦果。

二OO九年三月八日

五、輕視“社會科學”
一看此文標題，不少讀者一定會啞然失笑，笑筆者行文無視最普遍的事實。中國的學校也許什麽學科都不會重視，但絕對不會輕視“政治”。文革期間很多學校不學數理化，但政治課從沒停過。不但沒停政治課，相反還把其他學科的學時讓給“政治”。就是到了把“科學發展觀”作為國家大政方針的今天，政治課依舊是中小學和大學的必修課；甚至連研究生考試也必須考政治科目……這些年不少有民族責任心的學者呼籲在高考和研究生考試取消政治科目，理工科學生不再把政治列入必修課，可一直沒有引起高層教育部門的重視。一個對“政治”課程畸形重視的國家，怎麽可能輕視“社會科學”呢？
中國確然是這個星球上最最重視“政治”課程的國家；但中國的“政治”課程不屬“社會科學”！不但不屬“社會科學”，部分內容還是“反社會科學”。
“政治”應該屬“社會科學”的範疇，但中國學校設置的“政治”課程卻與學術意義上的“政治”不是一碼事。屬於“社會科學”範疇的“政治”是什麽？一位我很崇拜的哲人曾對“政治”下過如下定義：
“政治是一門科學，是研究以人的本性為出發點構建理想社會的科學；政治也是一門藝術，是平衡人的本性和人的願望的藝術。”
這就是“政治”這門學科的真實涵義！我們學校的“政治”課程符合上面的政治定義嗎？
屬於“社會科學”範疇的“政治”首先是一門科學，既然是科學，就得以探索、質疑、發現、質證為手段，可我們政治課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革命史”允許學生質疑和質證嗎？
所以我們學校里的“政治”課程不是“科學”，而是“教條”，是教導學生必須深信不疑的教條；是充滿偽命題和偏見的教條。
法治國家的中小學校沒有開設“政治”課，但卻普遍把“法律”列為中小學生的必修課。
但“法律”屬於“社會科學”。
所以我們學校重視“政治”課程並不等於重視“社會科學”。
不但不重視“社會科學”，相反從達官顯貴到平民百姓都不可救藥地輕視“社會科學”。
記得中學時代從老師到學生都對下面一句話深信不疑：
“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本人在上高一的下學期，學校決定把學生分別編入文科班和理科班。成績好的學生全部編入理科班，剩下的差生則編入文科班。高一上學期之所以不分文理科，就是要了解學生智商的高低，從而確保把智商高的學生盡數編入理科班。這樣文科班的學生就成了“智力弱勢群體”，里面的出類拔萃者也不過是“矮子隊伍里的長子”。因為先天智商的局限，這些文科“高才生”很難完成“社會科學”的發現和創新。上世紀後期大學中文系的高才生難成優秀作家，在思想文化界取得一定成果的學者多數為理工科畢業生就很能說明問題。
直到恢覆高考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在應用技術領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在屬於“社會科學”的“政治體制”和“人文思想”等領域長期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大踏步倒退，“社會科學”的重要性日益明了的情勢下，我們的教育依舊“重理輕文”，並在工作就業和個人前途等方面有效地“鞏固”了這一趨勢。從老師、學生到家長，都把理工科作為學生的首選目標；文科則為女學生和數理化成績不自信的男生的被動選擇學科。各大專院校的科研投資只有很少一部分用於社會科學。
不僅如此，大學理工科畢業生無論在就業選擇還是在工資待遇方面都比文科畢業生占有顯著的優勢。文科畢業生不但很難找到一份象樣的工作，且工資待遇很低。在南方人才市場，文科畢業生的理想去處多為辦公室文員；可文員的月薪不過千元左右；而工程、信息方面的大學畢業生最初的月薪就有幾千元。
對於一個文明社會而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同等重要。
“自然科學”的宗旨是人類探索發現認識自然、改選自然的手段，使自然界能給人類提供盡可能多盡可能好盡可能長久的物質成果。“社會科學”的宗旨是人類如何運用“自然科學”的創造成果。這就好比“自然科學”創造了先進武器；“社會科學”探索如何更好地運用先進武器來為人類的絕大多數謀取盡可能大的福利。先進武器只能用於保護多數人的權利和尊嚴，對抗非理性暴力侵害，維護人類和平這一正義目的。可在一個“社會科學”落後的國家，就算“自然科學”家制造出了先進武器；但用途卻是有效地鎮壓多數人民的正義反抗，維護少數特權寄生蟲的窮奢極欲，對弱勢群體發動野蠻搶劫戰爭……
輕視“社會科學”使我們的民族在人類文明最光輝燦爛的時代付出了遠超其他族群的慘重代價。
因為輕視“社會科學”，我們習慣了無處不在的“官僚主義”；聽任“官本位文化”戕害我們的靈魂；被外來的形形色色的“反文明主義”忽悠了整整一個世紀；在真理與謊言的十字路口上一次又一次地選擇了謊言；一次又一次把靈魂陰暗的野心家當成人民救星……
因為輕視“社會科學”，我們在人類整體享受現代文明成果的二十世紀，經受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饑荒；編造了畝產十多萬斤糧食之類無視最基本常識的政治謊言；然後集體走向“精神自殺”，制造了公開反文明反人類的“文化大革命”，沖破了人類最基本的良知和道德底線，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犯下數以千計滅絕人性的罪行……
因為輕視“社會科學”，我們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畸形化，文化沙漠化”，在經濟畸形增長的同時，社會問題堆積如山，一個又一個的“突發事件”從四面八方向國家發出最危險的警示。我們的經濟增長了，可多數公民沒有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貧富懸殊已遠遠超過聯合國規定的警戒線。我們以全球最快的速度制造了一個龐大的超級富豪群體，他們財富的絕大多數都是靠傷害國家民族的非法手段聚斂的。官僚隊伍的貪污腐敗竟達到如此難以置信的規模：一個稅收才九千萬貧困縣（巫山縣）小得不能再小的交通局長（晏大彬）竟然利用職權聚斂了近三千萬的非法資產；一個區級副公安局長則聚斂了一億五千萬……
因為輕視“社會科學”，我們一方面全民溫飽奔小康，一方面出現了社會信仰危機和道德崩潰。金錢權力至高無上；良知人性狗屁不值，為了追逐權錢不惜犧牲最基本的品格和尊嚴；連和尚道士也與時俱進開“連鎖店”，寺廟“有德無錢莫進來”……
因為輕視“社會科學”，沒有幾個人探索理性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不了解法治國家通過科學的政治體制有效地遏制了以權謀私；我們居然認為貪污腐敗是不治之癥，只有文革式的暴力才能有效地打擊貪官污吏。於是在官場腐敗愈演愈烈的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向往文革的野蠻暴力。
結果我們在“物質資料極大豐富”的“大好形勢”下，中華民族卻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結果我們這個人類世界最龐大的群體卻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里沒有產生一位真正的思想家。
…………
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社會科學”的重要性不但不亞於“自然科學”，在文明落後的專制國家“社會科學”水平則關系到國家的命運。在政治和法律還沒有上升為“科學”，僅限於“為統治階級服務工具”的落後國家，“自然科學”成果不但不會推進人類文明，相反成為阻礙文明前進的工具。
所以伏爾泰、孟德思鳩、華盛頓比牛頓、愛迪生、愛因斯坦更偉大。
“社會科學”最具代表性的分支是“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程度代表了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小布什說過一句話，大意是美國的最大成就不是科技的輝煌，也不是經濟的富裕繁榮，更不是傲視全球的軍事力量，而是做到了“把統治者關進籠子里”為民眾服務。
中國目前還是發展中國家，“社會科學”發展水準一樣關系到國運興衰。為了國家的文明進步和長治久安，我們的教育必須重視“社會科學”，首先從中小學校取消教條化的政治課，把法律列為中小學生的必修課做起。當國家富有才能和民族責任心的志士仁人越來越多地關注“社會科學”時，習慣成自然的“官僚主義”、“官本位文化”、“特權利益”就會受到日益增長的質疑和挑戰，那樣我們的民族才會擁有希望的未來。

（二OO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六、我們的教育如何腐蝕“共和國的朝陽”
新世紀的今天，稍微有點理性的中國人都深刻認識到：
中國的教育出了大問題！
教育是國家民族的靈魂。
一個國家最大的落後是教育的落後；最大的貧困是教育的貧困；最大的問題是教育的問題！
經濟的落後只造成短期的危害，只要體制一變經濟就會很快搞上去；但教育落後的危害是長期的，不但這一代人付出代價，還會殃及到有可能接受理性教育的下一代。
一代人的教育出了問題，對共和國的負面影響至少要延續一個世紀！
所以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在一定時期內可以出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教育千萬不能出問題，尤其不能出大問題！
可我們的教育出了大問題，正在潛移默化地腐蝕共和國的年輕一代。
下面我們來列舉幾例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靈魂腐蝕劑，看“共和國的朝陽”是怎樣在學校被腐蝕的。
（1）、弄虛作假：今年武漢市新洲區某中學為應付上面的普九檢查，竟然把一個班的學生轉移到這個鎮的小學上課，以便把這個班的教室騰出來用於普九要求的教學設備用房，等檢查過後再恢覆原狀。因為預定的檢查時間推遲，原定一個月的異地上課時間延遲到三個月以上，終於讓“少數”學生家長的忍耐達到了極限，把這件事捅到了新聞媒體，《楚天都市報》對此事作了很低調的報導……
我們學生家長的“忍”功也真夠讓人“敬佩”的，對學校單方面決定把他們上中學的孩子轉移到小學上課居然能夠“理解並接受”，直到這種“轉移”沒完沒了且顯然看不到終點時，才有少數幾個“富有責任心”的家長表達了自己的困惑和不滿。可“不理解”又能怎樣呢？類似的弄虛作假現象他們早就司空見慣了，不少學校的所作所為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家鄉那個縣唯一的一所重點高中為了“提高”升學率，把二年級成績好的學生調去參加“高考”。因為高二已上完了高中的全部課程，天份高的學生很容易考出一個較好的成績。那些考出一個“好分數”的學生大多沒有“上大學”的意向，下一個學年依舊上高三。他們參與“高考”的唯一功能就是“提高”這所“重點高中”的“高考升學率”。類似的作法已經持續了十年以上，並且還會繼續持續下去……
學校帶普遍性的“弄虛作假”不但影響了當前的教學質量，更重要的是給學生提供了一個極為有害的行為樣板，敗壞了學生的品格。從那些習慣於“弄虛作假”的學校出來的學生，自然把“弄虛作假”作為人生的信條，並因此指導自己的人生。
我們這一代人的“弄虛作假”已經引起了全人類的震驚，並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我們的學校似乎還要把這一中國特色的“光榮傳統”發揚光大地傳給下一代，讓中華民族的苦難繼續下去。

（2）、行賄受賄：我們上中學時，只有教師用自己的工資為成績好的貧困學生買作業本的事，從沒聽說過那個學生給教師送禮。今天學生家長給老師送高檔煙酒甚至“紅包”已經成為帶有普遍性的社會景觀，尤其是重點中小學師生之間“送禮受禮”現象尤為嚴重。部分教師還“別出心裁”地向學生索賄，當某學生家長沒有送禮或禮品價值低於期望值時，就在安排坐位或宿舍時給予明顯的歧視性待遇，如把個子矮或視力不好的學生編到教室的後排角落。等到學生回去找父母訴苦，父母晚上拎著禮品找上班主任家門時，他的坐位才有可能向前移動……索賄的老師盡管是少數，但在學生中造成的影響極壞，學生不可避免地把“行賄受賄”當成生活的“經典”之一，習慣於用“行賄受賄”來解決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難題。

（3）、狹隘自私：上世紀八十年代，有相當多的大學生把報效國家、社會，追求文明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並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今天的大學生如果還有人把服務國家、社會當回事的話，其比例肯定大為縮小。你別看他們很容易被亦真亦幻的傾向性新聞煽動起來走上街頭舉行反美排日大遊行，這種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愛國”行為，如果有時間且條件允許的話，一般人都容易做到。但真正的愛國行為是需要付出艱苦努力的，當愛國需要堅持不懈地長時間付出才能看到成效，且有可能招致社會邪惡勢力圍攻之危險時，還有幾個大學生會在愛國的道路上堅定不移地走下去？當國家民族的利益和自身利益相沖突，需要“愛國者”自我犧牲時，有幾個大學生在不可能成為“英雄人物”的情況下肯為了國家民族犧牲自己的眼前利益？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大學生人生目標大多很“天真”，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社會的文明進步是他們心靈深處不易消逝的夢，一有機會就會為這個夢想付出自己的心血甚至生命。今天的大學生人生之路很“實在”，大多從“國家、民族”這類虛幻的藍圖回歸到實實在在的“自我”，追求自身社會地位的上升和生活條件的改善成為絕大多數大學生努力的方向，為了追求“房子、女子、票子、位子”可以置最基本的人格尊嚴於不顧。今天不少重點大學的校門口一到太陽下山時就停放了不少豪華小轎車。這些小轎車是幹什麽的相信校方也清楚。“女大學生”曾經是一個神聖且不容玷污的名詞，可今天的部分女大學生為了金錢可以做“土肥佬”的地下情人，甚至不惜作“三陪”？
“實在”應該是一件好事，和“天真”相比最起碼顯得“成熟”一些。可今天大學生的“實在”卻令我憂心忡忡，橫想豎想也無法和“成熟”這個褒義詞聯系起來；相反到讓我想起了“狹隘自私”這個貶義詞。誠然，今天部分大學生的“實在”實則是“狹隘自私”的同義詞，這些人只看得見自己眼前的急功近利；對與自身長遠利益密切相關的國家民族利益則視而不見。
大學生為何會成為“狹隘自私”的一代呢？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我們的教育體制有缺陷。從小學到大學，我們鼓勵學生努力學習的方式就與學生未來有可能獲取的最大利益聯系在一起，“如果你成績好就會如何如何……”部分學校在“創收”時體現的自私自利也為學生作了最為生動的垂範。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學生，要想不“狹隘自私”還真的很難。
人一旦走向“狹隘自私”，就會缺少最基本的社會責任心。今天的大學生社會責任心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相比無疑差得太遠，沒有社會責任心的個體對社會是很難有什麽益處的

（4）、拜金主義：大學本來是學知識做學問的地方，可今天的中國大學卻越來越遠離這一主要目標，越來越象“做生意”的市場。校方的主要功能不是教授知識傳授技能啟迪智慧孕育思想；而是巧立名目“創收”。學生的主要目的不是做學問，而是在校找份生意作和畢業找份好工作。不少學生在校期間很少上課，而是去某些部門兼職撈外快，最差勁的也要找份“家教”掙點零花錢。那些受人尊敬的學生不是認真學習刻苦做學問的優等生；而是“有板眼”掙錢的“學生大款”。教授們對那些有本事掙錢的學生一樣情有獨鐘，因為這類學生使他們的生活上了一個新台階，他們的好煙好酒大都是這類學生孝敬的。作為回報，教授們也投桃報李給那些忙於生意沒時間修完學業的大學生一個好分數，讓他們順行地拿到畢業證，甚至於想方設法讓他們繼續讀研。教授如果希望某位學生成為他的研究生，哪怕這個學生的知識比高中還要後退一大步，也一定有能力能夠讓他“考上”研究生。
今天的研究生考試不在於學問的高低；而在於你和碩導、博導的私人關系；這類關系多半是由金錢培植並靠金錢維持的。因為主要的專業科目由導師出題和閱卷，和導師關系好者就可事先得到他的“意向性輔導”，等於是事先把考題告訴他，在閱卷時又能得到最好的“感情分數”。這樣考生只要通過國家統考科目的“底線分”，專業科目考試肯定能夠得一個好的分數。就算統考科目沒有通過，導師也一樣有辦法讓擁有“創收潛力”和“領導關系”的學生就讀他的研究生。英美教授把自己的學位看得比什麽都神聖，不會讓“金錢”和“領導”來腐蝕自己的“學位”。我們的教授只有很少一部分擁有不可侵犯的“學位尊嚴”；絕大多數則沾染了“中國特色”。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大學對來自各階層的大學生一視同仁，高幹子弟和農民的兒子同住一間宿舍，在同一個學生食堂就餐，待遇上沒有任何差別。那時的電影《女大學生宿舍》就真實地再現了這一“眾生平等”的背景。今天的大學對有錢有勢的學生則青眼有加，專門為“富人子弟”開辟了“生活特區”，在食宿娛樂上給予了力所能及的關照。一個傳播知識追求自由平等的文化殿堂，居然堂而皇之地出現了“貴族公寓”，大學師生居然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可見我們的大學已經被金錢腐蝕到什麽程度？大學的價值取向應該是知識的多寡和學問的高低，而不是錢的多少和官的大小。這里只認知識學問，不認學生的出身和含金量，你想鬥富擺譜就到外面去，別弄臟了大學的空氣。可我們的大學居然自行把校園的空氣弄臟，好與外面的花花世界“接軌”？！
因為大學對有錢學生的偏愛，學生崇尚“拜金主義”也就順理成章了。今天的大學生對金錢的熱情讓某些教授大搖其頭，不自禁地抱怨“世風日下”，但轉念一想，他們難道不是始作甬者嗎？

（5）、急功近利：中學教育不僅僅是給學生灌輸現成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學習的方法，思考的習慣，健康的人生品味和有益於社會的價值取向。可今天的中學普遍實行急功近利的教育方針，把“分數”和“升學率”置於重中之中。中學生只要能考出一個好的分數，就算在其他方面一無是處，甚至於生活不能自理，都能被老師和家長視為寵兒。老師和家長一再向學生強調“成績好”的美妙遠景：只要考出一個好分數，才能上一所好大學，比業後才能找一份好工作，房子、妻子、票子、位子就會紛至沓來，再稍稍努力一下就能出人頭地，做人上之人……如果考不上一所好大學，你就是再努力再吃苦也是白搭。
如此急功近利的說教，要想學生在以後的人生中不急功近利那真是活見鬼了。我們的民族曾因急功近利的行為模式吃過大虧，可我們的教育依舊培養出急功近利的國民？我們的民族難道又要在同一個坑里跌倒嗎？

（6）、“官本位”價值觀：“官本位”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最大污點，也是我們國家在近現代大踏步後退的根本原因所在。教育是國家的千秋大計，我們的國家要想在“不遠的將來”躋身於文明富強的現代化國家行列，首先必須在教育界鏟除“官本位”文化這一危害中華民族的最大毒素，可實際情況怎樣呢？
我的一位兒時舊友是一所縣級重點中學的骨幹教師，他的妻子則在鄉下的一所中學執教。為了把妻子調進城，他跑了很多關系送了上萬元的煙酒都無濟於事。無奈之余他只好去找學校的領導，請求在新學期開學時給他們班分一個有“特殊背景”的學生。為了讓他安下心來教書，校領導滿足了他的請求，把副縣長的獨生子分到他執教的那個班。他的問題也很快迎刃而解，不出一月妻子就調進了他所在的重點中學。
我的朋友是知恩必報的，為了報答副縣長的厚恩，對他的兒子可謂操碎了心，連自家的親生兒子也沒讓他如此操心過。為了把縣長兒子的成績搞上去，他沒少給這位少爺“開小竈”。可縣長兒子著實不爭氣，無論他怎樣漚心瀝血地輔導他，他的成績仍沒有任何起色，甚至於有每況逾下的趨勢。為了給副縣長一個好的交待，他只好說服其他幾位主課老師，在判卷時盡可能給這位少爺加“感情分”，使他能在班上保持中等偏上的成績。他的作法班上的學生了如指掌，因為那位少爺為了在同學面前擺譜耍威風，絲毫也不掩飾班主任對他的偏愛。這位少爺也不是聰明的主，在同學面前威風八面，經常欺負那些出身貧寒的同學，一旦發生爭執朋友總是堅定地站在縣長兒子那一邊，學生對他的不滿也因此可想而知。
縣長兒子的不爭氣也著實有點過份，高考只考了不到兩百分，成績全班倒數第一，可他照樣上了一所重點大學，比他分數高得多的同學則加入了打工仔的隊伍。
類似的現象在今天的學校具有普遍性，官僚子弟，無論他們的成績品德如何，在學校都會成為“搶手貨”。就算沒有妻子要調動，也可求學生爸爸利用職權給予其他的方便。“官本位”文化就這樣在本應幹凈聖潔的校園結出了令人傷心的“怪胎”。
有了一個當官的爸爸，在校胡作非為有人為他掙腰，不學無術照樣上重點大學……難怪學生經常感慨“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當官的好爸爸”了。從這樣的學校出來的學生，畢業後自然把當官當成最好的出路和最高奮鬥目標。今天的大學畢業生一窩蜂報考公務員就是我們的教育培植“官本位”價值觀的生動寫照。
前兩年我們單位新分來一位大學生，一年到頭幾乎不讀一本書，工作上既無任何主見，也不能獨當一面,就知一門心思和領導套近乎，差不多每天都要去局長家走一趟，勇於作領導家庭的義務勤雜工並樂此不疲。功夫不負有心人，他的職位很快得到了升遷，並且還會繼續升下去。這樣的大學生確然機靈精明，但除了會搞關系投機鉆營外沒任何真本事，對國家社會一點益處也沒有，並且隨著地位的上升其危害也越來越大。類似的現象在今天的社會幾乎具有普遍性，大學生畢業後拍馬屁的熱情遠遠大於學習工作的熱情。我們的教育居然培養出這樣的大學生？實在令人幽默不起來。
大學生都想著升官發財，我們的民族向何處？

（7）、言行不一、分裂人格：社會上流傳的一則關於老師的笑話很有意思：說的是一位政治老師晚上打了一個通宵的麻將，直到上課鈴響時才行色匆匆地趕到教室上政治課。那天本來是上“國際關系”課程，此公因為過於疲勞記不起講課的內容，就隨機應變對學生大講“五講四美”，在強調學生“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做到“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的同時；還要求學生“講學習、講品德、講風格、講正氣”，努力做一個有益於國家社會的新人。然後又對社會上流行的不正之風大加撻伐，大罵請客送禮風、行賄受賄風和抹牌賭博風，說什麽全民賭博遲早會把這個國家賭到萬丈深淵里去。講這些內容時他的臉上始終綻放出嫉惡如仇義憤填膺的豪壯表情。這時他發現坐在後排的一個愛上通宵網的學生在座位上摻瞌睡，就一粉筆頭砸醒了對方，聲色俱厲地怒斥道：“你的眼睛一到晚上就是‘兩餅’，一到白天就成了‘兩條’……”(兩餅、兩條都是麻將術語)
如此言行不一的現象在社會上早已司空見慣，貪官在台上大講廉政建設早就不是什麽新聞了。但這種現象最好不要帶到校園里去，否則會毒害整整一代中國新人。如果讓學生也學會了言行不一，習慣了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分裂人格，我們的民族可就真個離文明進步的目標越來越遙遠了。

去年初夏去塔克拉瑪幹沙漠探險，每天清晨醒來時都盼著看旭日東升，可等到太陽真個從地平線升上來時，心底又升騰起無限的傷感。因為沙漠的旭日與落日給人視覺上的感觀極為相似，我也因此從朝陽中經常品味出夕陽的韻致，甚至於分不清眼前閃爍的是朝陽還是夕陽……
年輕人應該是“共和國的朝陽”，千萬不能過早現出“夕陽”的暮氣，因為我們的共和國是青山綠水而不是莽莽黃沙。

（二00七年六月三日）

七、教育改革提案
兩會期間，教育問題成為國民最為關注的首要問題。
世界文明國家都把教育當成社會福利來辦；可我們國家卻把教育當成產業來辦，尤其是大學教育掏空了絕大多數平民學生家長的錢袋，可中國屬於文明國家。
我國的教育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位於世界到數第幾位；可中國人均承擔的教育經費占個人收入的比重則高居世界第一。
如此高消費的教育給我們國家培養了什麽樣的人才呢？
青少年暴力犯罪急劇上升；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成為憤青和追星族；今天十個研究生研究成果的總和還不如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個研究生……
一直是文明搖籃和文化殿堂的校園成了怎樣一幅景觀？
鄉村小學生成了廉價勞力；城鎮小學生越看越象蝸牛（重重的書包象蝸牛背上重重的殼）；中學生在校園被同學公開搶劫無人過問；大學生最熱衷的差事是泡網、調情、撈錢、超前享受而不是做學問；教師越來越多地成為一個失去良知的群體：中小學教師煙酒煙酒；大學教授出賣文憑分數；校長主任一門心思撈回扣……
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但教育改革則遭受慘痛的失敗！
可教育是一個國家的千秋大計，其重要性遠遠大於經濟！
失敗的代價是高昂的，整整一代人被扭曲了！神聖清潔的校園遭受空前污染！
幾乎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知道：中國教育到了該動大手術的時候了，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中國教育最令公眾不滿的問題有四：
一是不合理的虛高學費；
二是高考錄取分數線地域性的不平等。如果照顧西北、西南等邊遠地區的考生到還罷了，問題是北京、上海這些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且教育投入最高的地方錄取分數線居然比鄰近的中部省份要低一百多分？
三是以創收為宗旨的“高收費擴招”；
四是假文憑鋪天蓋地。
近幾年教育改革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幾乎每一所學校和每一個教育衙門都在談論改革，五花八門的改革方案如雨後春筍：從小學生減負到取消重點中學重點班；從縮減高考科目到時下流行的“開放性教育”；從不同的側面暴露了傳統教育體制的弊端；但每個方案因為缺乏系統性和可操作性，對教育改革的指導意義事與願違。
中國急需一整套系統、涵蓋面廣和容易操作的教育改革方案！
1、學費要減免。
2、學制要縮短。
3、課程要普及基礎學科。
4、教材要整編。
5、法律要成為中小學生的必修課。
6、考試制度要科學 。
7、文憑要清理；高校要精簡。
8、農村教育要重視 。
9、義務教育應延伸到高中。
10、學生的品格教育要加強。
11、教師職業應設置品格底線。
下面我就來分層闡述這個方案：

（一） 、學費要減免
義務教育一律免費！
世界上文明國家的義務教育都是免費的，不但免除基礎學雜費，連校服、文具等配套裝備也無償提供，很多國家還為學生提供免費午餐。我國在教育改革前義務教育征收的學費也是象征性的，可改革後的義務教育卻向中小學生征收難以承受的學雜費。除了每學期規定交納的學雜費外，教師創收性的補課和攤銷狗屁不值的輔教資料等強加在學生身上的額外費用比學雜費還高。今天的情況比前兩年好多了，但形式仍不容樂觀。學雜費仍在征收，創收性補課仍在繼續；輔教資料從明銷轉為暗售……
我國有關義務教育的政策在近兩年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政府已明文規定：在一至兩年的時間內逐步免除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學雜費，這是一個可驚的進步。但在政策的執行過程中要防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表面上不征收學生的任何學雜費，但借“試卷費、資料費、上機費、建校費……”等五花八門的名目變相從學生口袋里撈錢。既然是義務教育，學校就有義務為學生提供義務教育的條件，憑什麽還要向學生征收“試卷費”等亂七八糟的額外費用呢？至於創收性補課和推銷輔教資料，建議學校一律取消，哪個教師膽敢繼續施展變通手段就取消他的教師資格。
公立高中、大學學費要大幅縮減！
公立高中、大學雖然不屬義務教育的範疇，但這些學校是花納稅人的錢建立起來的，且依舊靠納稅人的錢維持運轉，所以屬福利教育的範疇。既然是福利教育，征收多少學費就不單純是校方說了算，而是納稅人說了算。我國公立學校尤其是大學征收的學費占公民收入的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絕大多數平民學生家庭被榨成赤貧，大學腐敗也因此突飛猛進，成了權貴人物安插閒人的後院，非教學人員和不夠格的“教師”大量擁入高校享受學生的血汗錢……
鑒於上述情況：公立高中的學費在今年的基礎上最少要減半；公立大學的學費則要縮減幾倍！大學教職工要大刀闊斧消減，與教學無關的人員和不稱職的“教師”要大量趕出校門，所有與提高教學質量無關的土木工程一律停建……
停止一切形式的擴招！
近幾年公立學校為了創收，變著花樣聚斂巨額財富，最突出也最觸犯眾怒的就是“擴招”，本來一所學校可招收一千名學生，可上報的計劃只有幾百名，計劃之外的學生則在“擴招”之列，每名“擴招生”要額外交納相當於“計劃生”學雜費十倍甚至十幾倍的“建校費”。部分大學還設立什麽“專升本”費等喪盡良知的額外雜費！
公立大學既然是公民的稅錢建立起來的，就沒任何權力用這所學校的名義榨取任何額外的錢財，有多少教學潛力就應該招收多少學生，絕不應存在“擴招”這樣的奇怪現象！
因此所有的“擴招”應該立即停止！

（二）、學制要縮短
我國現階段基礎教育的時間過長，從小學到初中整整十二年。
一個人從七歲開始進入學堂，等他高中畢業時整整十九歲，早已到了成家立業的年齡；如果中間再留上一級（近三分之一的學生在十二年中至少要留一級），就成了二十多歲的青壯年了。
今天的年輕人僅僅完成基礎教育還遠遠不夠，有條件的還得上大學，四年後參加工作時已過了娶妻生子的最佳年齡。等到他在社會上站穩了腳跟，有了一點積蓄成家立業時，絕大多數已是年近三十老大徒傷悲了。
一個人思維最活躍也最富創造力的時段是十七至二十七歲，這寶貴的十年中國人絕大部分都是在課堂里度過的。
其實基礎教育的時間根本用不了那麽長！
我的啟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後期，小學和初中幾乎沒學什麽正經知識，七七年恢覆高考時我剛好上高中，除了會簡單的四則運算外，腦子里連正負數的概念都沒有，高中的課程根本沒法上，老師在無奈之余只好給我們補習初中的全部課程，沒想到兩年的課程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全給補上了。這個事例說明人的學習潛力是很大的，如果教學得法，修完同樣的學業根本用不了十二年的時間。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我國實行九年制基礎教育，我個人認為基礎教育雖然不能恢覆到九年制的水準，但十年較為合適（小學五年、初中三年、高中兩年），這樣作應該不會降低基礎教育質量，每個中國人可因此節省出一生中最寶貴的兩年時間用於更有意義的人生目標上。

（三）、課程要普及基礎學科
中小學生功課負擔過重是現階段我國基礎教育最突出的問題之一。
“減負”也因此成為最最時髦的話題。
我國基礎教育存在兩個互相矛盾的問題：一是學生功課負擔過重；二是學生的知識面相當狹窄。按常識功課重則學的知識多，不應該存在知識面狹窄這個問題，可今天中國的教育現狀是兩方面的問題同樣突出。
為何會存在如此不可思議的問題呢？
我這里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一個人正常的生長發育需要糖、脂肪和蛋白質三種營養成份。假如一個人一天只需要100克糖、20克脂肪和50克蛋白質就可健康成長，在正常情況下他一天勞動三個小時候就可獲取這些營養成分。可這個人為了比其他的人長得更高，每天勞動12個小時攝取400克糖和100克脂肪，但他沒有攝取蛋白質。結果這個人一方面因攝取過多的糖和脂肪變得虛胖；另一方面又因為缺少蛋白質而營養不良。此人比每天勞動三個小時的人要辛苦三倍，可辛苦的結果是身體素質的整體下降。
學知識也和攝取營養一樣，一方面要防止太過或不及；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知識結構的平衡。基礎教育應該涵蓋自然和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國文、外語、文史、地學、天文、法律等十門功課都應成為基礎教育的必修課。一個合格的現代公民必須全面掌握這些基礎知識。
我國現階段的高考模式分為文科和理科兩大系統。中學生為了適應這一模式，在學知識最關鍵的高中時段被人為地劃分為文科和理科。文科學生不學物理、化學、生物；理科學生不接觸歷史地理知識。結果文科生不知道自由落體；理科生則認為屈原是解放前的人……
當西方國家健步如飛追趕科技革命的浪漫時，我們的學生居然是一條腿走路，一蹦一跳地和約翰遜賽跑。
不用說約翰遜是永遠的勝利者。
更令人痛心的是：我們的學生在賽前要付出相當於約翰遜三倍的時間從事訓練；比約翰遜要多流三倍以上的汗水。
我們要想趕超世界先進國家，首先必須從一條腿蹦跳變成兩條腿奔跑。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基礎教育不得再劃分文理科，每個學生必須修完自然和社會基礎學科的全部課程。
也許有人會說：我們的中小學生負擔已經夠重的了，怎麽能再增加功課呢？
我們的中小學生既要減負；又要在課程上增加科目，要同時做到這兩點並非紙上談兵。
基礎學科的許多知識並不需要掌握得特別精確，只要知道個大概就成了。比如歷史知識，我們沒必要準確無誤地背誦歷史年代，只要掌握歷史前進的脈絡和歷史分析的方法就足夠了，因為無論我們把歷史年代背誦得多麽滾瓜爛熟，過上幾年後就會逐步忘記，更何況記住歷史年代並沒有多少現實意義。
假設我們學歷史這門課程總共需要150學時，其中掌握基本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文明發展軌跡和歷史分析方法等粗線條的歷史知識需要50學時；背誦歷史年代歷史細節等精確的歷史知識需要100學時，那麽我們不如只用50學時學歷史；另用50學時學物理；剩下50學時留給學生自己支配。這樣我們不但多掌握了一門知識，還大大減輕了功課的負擔，更重要的是學生品味到了學知識的樂趣，不會因為反覆折騰而厭惡這門知識（今天的中學生是學哪科怨哪科）。
50學時的實際效果其實一點也不亞於150學時的效果，因為額外的100學時背誦來的歷史年代和歷史細節不但沒有多大實際意義；相反還會令不少學生對歷史這門課程滋生出厭惡情緒。一個人一旦從心理上厭惡某門學科，就別想在這門學科上有任何建樹。
數學、物理、化學、地理、生物也和歷史這門功課一樣道理。
我是一個理工科學生，當初那種文理分科的教學模式讓我和數、理、化結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一接觸到這方面的知識就頭痛如裂，離開校園後從未看過一眼和數、理、化相關的書籍。與討厭數理知識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對學校從未涉獵過的文史方面的知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八小時之外僅歷史書藉就讀了幾百斤；寫了上百萬字的小說和歷史論文，所有這些工作都是在沒有任何外來壓力且自在快樂的心境下完成的。
象我這樣的學生並非個別現象，而是普遍地存在著，這也是自恢覆高考制度後文史方面的成就大多是理工科學生取得的緣故。當今的文學名著有幾成是大學中文系學生寫出來的？
上面的事例說明當初我的基礎教育除了讓我有資格進入大學校門外，在求知和學問上反而起了有害的作用。如果一個人學知識的結果是討厭那門知識，這樣的教育還有什麽意義呢？
所以基礎教育階段對某門學科投入過大的精力效果會適得其反，最終收獲的果實是從骨子深層滋生出對這門學科的強烈厭惡。
所以基礎教育對傳統學科的課堂學時應大為縮減，騰出的時間和精力可用於學習其它的基礎學科。對於中小學生來說，擴大知識面比圍繞一門功課“彎彎繞”更有利於學生知識水準和綜合素質的提高。
也許有人會問：前面提到“學制要縮短”；這里又要增加中小學生的基礎學科；開篇又說學生的負擔過重，這不是相互矛盾嗎？
這個問題我在前面已經解釋過：當傳統學科的課時大為縮短，就會騰出一半以上的時間。當學生對每門學科不要求反過來倒過去地覆習背誦時，學生學知識的興趣就會越來越濃厚，學習效率就會成倍增長，同樣的學時可以掌握更多的知識，這樣“縮短學制、減負、擴大知識面”等三個互為矛盾的目標就可和諧地統一起來。

（四） 、教材要整編
夜靜更深的時候，我常常想起中學時代的語文課本，想到某些篇章時經常不自主地啞然失笑，笑得最多的是中學語文課本上的現代詩《王貴與李香香》。這哪能算詩啊？連打油詩都不見得夠格，可那時老師在課堂上一本正經地要我們背誦模仿，你說靠學這樣的“範文”能培養出有創作力的學生嗎？
語文這門功課歸根結底是要培養學生運用漢語的能力，也就是寫作能力。為了讓學生寫出語句優美文通理順的文章，提供給學生學習和模仿的範文必須是某一時代最最優秀的作品。《王貴與李香香》是上世紀中期出現的通俗文學作品，但不是那個時代的優秀作品，因此沒有讓廣大中學生學習模仿的價值。正如打油詩也是一種詩歌的存在形式，但不能作為學詩者學習的樣板一樣。所以詩詞創作首先得學習唐詩宋詞，因為唐詩宋詞體現中國詩歌的最高水準。
有次和一位中學語文老師談起《王貴與李香香》，他老兄居然大大地不以為然，認為這首詩是當時陜北地區流行的通俗文學形式，因此有學習的必要。我說這首“詩”如果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還可以理解，但你教授的是語文啊？存在也許是“合理”的；但絕不是學習的理由。如果存在的東西就得學習，今天的社會存在流氓地痞，你幹嗎不讓學生去學習流氓地痞的行為呢？
類似《王貴與李香香》之類的課文在中小學教材里還大量存在著，有些課文的質量比《王貴與李香香》要高出幾個檔次，但離那個時代的優秀作品還相差很遠，因此沒有列入課文的資格。比如中學語文課本里的散文迄今仍圍繞楊朔、秦牧、趙樹理、矛盾的文章轉圈，他們的散文能感動人的心靈嗎？是中國當代文學里最優秀的散文嗎？
語言教材的問題不僅僅存在於中小學教材；在大學教材里也普遍存在著。
教材問題不僅僅體現在語言這門功課上；比語文嚴重得多的還有歷史教材！從中學到大學，中國史和世界史都作了關於意識形態的大量刪改，中國近現代史部分則刪改得面目全非。如果在改革開放前這些刪改還有一點現實意義的話，那麽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冷戰時代”已經結束，互聯網近乎普及，各種歷史和現實的真相都無法隱瞞的今天，繼續在歷史問題上前遮後掩就沒有任何理性可言了。
歷史教材的刪改最突出的章節是關於義和團的歷史。這個給中華文明帶來深重災難的邪教暴力集團在歷史教材里被謳歌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愛國運動，這種說法直到今天仍未在大中教材里作出根本性的改變。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我報考武漢大學歷史系研究生，教授為我提供的教材是該校自編的《中國近代史八十年》，里面有大量篇幅謳歌義和團攻打教堂和大使館的“英勇事跡”……我讀到這里時從心靈深處為我們民族悲哀流淚，同時也因為不能接受教材上的觀點，永遠地放棄了報考歷史研究生的念頭。
如果我們花費大量的精力給我國的青少年灌輸劣等假冒的知識產品，我們的教育事業還能有什麽出路？如果我們教導青年學生用暴力攻打教堂和大使館，中國公民的綜合素質如何能夠提高？
為了中國的年青一代，為了我們民族的文明進步，教材到了非大力整編不可的時候了。

（五）、法律要成為中小學生的必修課
中國人的法律意識和人權意識極為淡漠，這也是中華文明難以取得實質性進步的最關鍵原因。
中國的很多問題從根子上都可以追溯到法律觀念的缺乏。
中國要想成為經濟和文化大國；中華民族要想成為世界上最最優秀的民族，就必須在每個公民心中普及法律意識。
成年人已經失去了接受法律教育的最佳時機，但我們可以從現在做起，在青少年學生中普及法律知識，讓法律成為中小學生的必修課，法律列入“雙考”的必考科目。
西方文明國家在現代化早中期，法律都曾列入學生的必修課程。矯枉必需過正，正因為國人的法律意識相當淡漠，才有必要把法律列入中小學生的必修課。
當法律意識在中國青年一代心靈紮下根須時，中華文明就會擁有一片廣闊明亮的前景。
除了法律外，在中國特定的省份，如內蒙、青海、甘肅、寧夏、新疆等荒涼缺水的西北五省，綠化知識與合理利用水資源也應成為中小學生的必修課程。

（六）、考試制度要科學
我國教育的最大弊端是“應試教育”，占絕大多數的國人都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我國傳統的考試制度存在著關系到教育成敗的大問題。
考試制度必須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很多人也因此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改革提案，最流行的兩種提案是取消高考和減少考試科目。
取消高考顯然是不顧後果的，因為中國人的功利意識很強，絕大多數國民都不願為看不到功利的目標耗費精力和心血。如果貿然取消高考制度，青少年學知識的動力就會一下子跌到谷底，這對中國的教育是災難性的，危害性比“應試教育”還要大上百倍，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最生動的先例。這種作法等於是“用砍斷雙足的方式來消除跛子”。
減少考試科目？無論是“二加一”還是“三加一”的提案不但不會扭轉“應試教育”的弊端，相反還會加重這種蔽端。學生的功課負荷不但不會減少分毫，還會使本來就狹窄的知識面進一步窄下去。為了考一個好的成績，學生會把全部精力用在三門或四門有限的考試科目上，既不會去課外放松一下；也不會去涉獵與考試無關的知識。
無論是從國情還是教育質量兩方面來看：考試制度還將長期存在，但必須對現行的考試制度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使其盡可能科學合理，有利於教育質量和國民綜合素質的提高。
考試科目在今天的基礎上不但不能削減，相反還要適度增加，幾乎要蓋自然、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考試涉及的知識面則要擴大一倍以上。為了減輕考試的份量和壓力，考試的題量和時間不但不能增加，相反還應適度減少，每份試卷可綜合兩門以上的課程。如高考試卷可分為語數、理化、史地、外語、生物法律等五份試卷，涵蓋九門以上的基礎學科。學生的答題總量沒有增加，但涉及的知識面則擴大了一倍以上。考題的難度也要相應降低。
我國傳統的考試主要側重死知識，不利於發掘思維活躍的創造性人才。測驗死知識的空白填試法對於那些思維刻板循規蹈矩的學生得心應手，真正有才氣有潛力的學生則很容易被這種考試淘汰出局，結果高分低能的現象在我國各級校園相當普遍。那些出校門後在某些領域作出特殊貢獻的人在學校里大都不是成績最好的學生。
為了使考試能夠真正起到發現人才和鼓勵求知的作用，傳統的考題樣式必須作出大幅的調整，測驗死知識的空白填試法雖然不能完全取消；但絕對只能占很小的比重；有利於調動學生思維力、判斷力和創造力等側重於“活知識”的題目無疑應該成為高考試題的主要形式。如國文考試作文部分的分數比重應提高，一個不會寫作文的學生，無論他的語文基礎知識掌握得多麽準確，他的語文總成績肯定是不及格的。這樣的試題通常不能制作容易操作的標準答案，增加了考卷判改的難度，判卷人的素質和立場在考試分數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在判卷時不容易做到公平公正。盡管存在這樣的弊端，總比把有真才實學的學生淘汰出局；出現普遍“高分低能”的考試模式要進步得多。
除了對考試涉及的知識面和試題樣式作出根本的調整外，嚴肅考試紀律也必須得到高度重視。我國考試紀律的敗壞主要發生在各種形式的成人高考上，赤裸裸的抄襲和請人代考在各地都普遍存在著。如果高考能夠公開抄襲和找人代考，這樣的考試就只能取到相反的作用。成人高考要麽取消；要麽嚴格遵守考試紀律！

（七）、文憑要清理；高校要精簡
中國人造假的熱情是空前的，造假的手段花樣翻新。
在所有的假作品中，假文憑可謂鋪天蓋地，危害也是無與倫比的。
外國人也有偶爾造假的毛病，但沒有人想到造假文憑，可我們連假文憑都敢造，而且是批量制造。
現在假文憑的數量遠遠超過真文憑。
假文憑的始作甬者還是我們神聖的大學！
現階段在社會上流通的假文憑有三種形式：
一是五花八門的函授文憑。持此文憑者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修完規定的大學課程，絕大多數是走走形式，把名字在某所大學掛上幾年，交納規定的學費就可混一張文憑，其實什麽知識也沒學到。當初各級大學為了創收，不惜在文憑上造假，自己砸自己的台。
二是大學直接賣出的假文憑：某人沒在大學正式上過課，但因身份特殊或出手大方，校方直接把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文憑頒發給他。我認識的一位有錢人從未去吉林某所大學念過書，在學術上也沒什麽特別的建樹，可手中卻有一份該大學頒發的碩士研究生文憑。
三是專業假證販子制造的假文憑。這部分假文憑在上世紀數量還很少，現在則呈幾何級數增長，數量遠遠超過前兩種情況的總和。
假文憑最早是各級大學造出來的，後來假證販子有樣學樣，目前已代替大學成為主流的假文憑制造者。
假文憑最初居然是我們大學自己造出來的，說出來真的有點令人難以置信。
當大學熱衷於出賣假文憑時，這所大學已失去了頒發文憑的資格。
可這些大學還在頒發更多的假文憑！
目前假文憑制造業已成為一筆很可觀的產業，從通都大邑到偏遠的山城小鎮，大街小巷到處都能看到假文憑販子張貼的業務廣告。
現在我國的假文憑滿天飛，嚴重擾亂了中國的人才市場，危害性比所有假東西的總和還要大，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時候了。
為了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必須對高校文憑來一次全面的清理。
要想從根子上清理假文憑是有很大難度的；但如果我們作出了認真的努力且措施得當，完全可以清理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假文憑。
函授文憑的真假我們暫時無法核定，抱著尊重歷史的態度，這部分文憑我們可以網開一面，實行民不告不清理的政策。如果有人告發，經審查發現某人確然沒有修完規定的課程，此人就得重新考試，不及格就得收回他的文憑。
大學直接賣出的假文憑和假證販子制造的文憑一律作廢。這項工作容易操作，因為這兩種文憑持有者在大學沒有學藉。每所大學把該校歷屆畢業生名字和頒發的文憑輸入全國聯網的計算機甄別系統，每個文憑持有者都要經過電腦甄別，合格者加蓋特定印章，沒有加蓋特定印章的文憑一律不予承認。以後每所大學頒發的文憑都得輸入計算機甄別系統，單位用人時，文憑都要通過計算機系統鑒別真偽，用管理身份證的方式來管理文憑。
…………
前幾天，位於鄭州的河南某大學大四學生在臨近畢業時接到學校的通知：“畢業生必須和用人單位簽訂合同，哪怕是假的也行，不然不讓參加畢業論文答辯。”（5月31日《大河報》）
高校為什麽會發出這樣的混帳通知呢？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學校想借此營造良好的“招生環境”。二是與教育主管部門的政策有關。教育部不但把畢業生就業率與專業設置掛鉤，而且在2004年、2005年，連續兩年制定高校畢業生就業率不低於73%的就業指標要求。這個政策讓不少學校在走投無路之際，不得已使出下三流手段。
學校沒有能力幫助所有學生解決就業問題可以理解；但授意甚至逼迫學生制造假就業合同就太自私太不厚道也太過荒誕不經了。
類似的情況在高校群體里應該不會是個別現象。
人們不禁要問：這樣的大學何以會存在呢？它們會培養出什麽樣的學生呢？
我國的高等教育有下述幾個怪現象：
1、 高考分數與收到高校錄取通知書的數量成反比：高分學生通常只收到一份高校錄取通知書；低分學生則收到至少兩份以上的錄取通知書。
2、 教育質量與學費成反比，教育質量越差學費越高。
3、 下三流的高校在招生時都撒下“畢業後保證安排就業”和“月工資不少於千元”的彌天大謊；事後無法兌現時居然不受追究。
4、 認真學習的學生被視為無能；不上課創收和超前享受反到成了“能力”的標志。
5、 大學為了創收，居然為有錢有地位的學生制造顯示特權和享受生活的機會，建造超標準的學生公寓和學生小竈，破壞大學一貫的平等理念。
…………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高校教育改革後，大學的數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長，不少師資條件根本不夠格的職校也在一夜間掛上了大學的招牌，並堂而皇之地在全國亮牌招生。這些大學辦學的初衷幾乎與教育事業無關，其主要的職能就是為了創收撈錢……
這樣的“大學”還有理由繼續存在下去嗎？
為了確保我國高等教育質量，讓高校真正成為知識和文化的神聖殿堂，現存的大學必須進行精簡！那些師資條件不夠格的學校一律恢覆先前的名稱，不得掛上大學招牌在全國招搖撞騙，到處網羅學生以騙取高額學費。

（八）、農村教育要重視
近幾年我國農村教育急遽下滑，和上世紀末相比後退了一大步。
農村教育落後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鄉村小學的師資力量不夠。
現在農村鄉鎮政府所在地的中小學教師大量超編，有些中學差不多成了“研究生院”，很多教師每天只有區區一節課，還有部分教師閒著沒事做；但鄉村小學普遍缺少教師，不是缺一個兩個教師，而是缺一半以上的教師！加上現有的教師因待遇沒有保障很少盡職盡責，導致很多鄉村小學處於半停課的狀態，農村學生也因此沒機會接受充分的教育。
在“應試教育”仍占主導地位的今天，農村學生因為先天不足和後天營養不良，在中考和高考的激烈競爭中處於絕對的劣勢。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人口占國民總數的一半以上。新世紀城市經濟的發展為廣大農民提供了就業機會，農村勞動人口大量湧入城市，但他們的後代依舊留在農村接受基礎教育，在鄉村小學就讀的學生依舊占小學生總人數的一半以上。如果占半數以上的學生沒有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我們的下一代還有什麽希望可言？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為了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了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我們必須對農村教育給予足夠的重視！
重視農村教育最關鍵的一步就是要充實師資力量，每所鄉村小學要配備足夠的合格教師；同時又要充分調動起每個鄉村教師的責任心和教學積極性。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在政策上對鄉村老師給予傾斜。
我國絕大多數鄉村小學教學條件差文化落後生活單調，如果沒有適度的優惠政策，沒有多少教師尤其是大學畢業的青年教師願意在那里長期呆下去。
今天的鄉村教師除了工作生活條件和城鎮有很大差距外，他們的收入較之城鎮教師更加沒有保障，絕大多數鄉村教師的工資收入遠遠低入同等水準的城鎮教師。
同是一所師範院校畢業的學生，因為工作地點的不同命運有天壤之別。有條件留在城市的畢業生享有高工資高福利和豐富的文化生活，還有機會找一個漂亮的淑女作妻子；不得已去農村教書的畢業生工資和福利待遇比城里同學要低好幾個檔次，並且難得碰上一個年輕的女子，就更不用說找漂亮淑女成家了。在這種極端不公平的境況下，你怎麽能指望這位師院畢業生會一門心思獻身基層教育事業？在通常情況下，他的精力不會放在教學上，而是把絕大部分精力放在跑關系重返城市上。當正常的調動希望斷絕時，他寧可辭職下海也不願繼續在那個傷心地呆下去……
與上述不公平現象相對應，我們的政策必須大力縮小城鄉差距。
去鄉村小學任教的教師工資和福利待遇必需大於同等水準的城市教師！師院畢業生分配時要盡可能考慮人性化因素，分配到某所鄉村小學的青年學生盡量做到男女配對……
當青年教師的收入大於城里教師，並且有可能在當地找到一個象樣的妻子時，驅動他回城的動力就要小得多，長期獻身鄉村教育事業的概率也會大得多。
上世紀五十年代進入新疆的三十萬西路軍就地轉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隨後王震又在山東、河南、安徽等地征召了二十五萬女兵進入新疆，這個極具人性化的措施是建設兵團能夠長期在艱難困苦的新疆紮根落戶的主要原因。
重視農村教育還需要其他配套的優惠政策，在這里我就不一一列舉了。

（九）、義務教育應延伸到高中
我國現階段實行初小義務教育。從近二十年的教育成敗來看，初小義務教育遠遠不能適應中國現代化的要求。
凡是上過高中的學生都知道：高中是教育最關鍵的一個環節；沒有上過高中的學生在知識上是殘缺的；並且在校外很難修補。受過高中教育的學生只要他肯努力，很容易自修成合格的大學生。但只受過初中教育的學生連自修成高中生都很難，就更不用說大學生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等專業學校同時招收初、高中畢業生，初中生學制四年；高中生學制兩年。那時高中是兩年制，也就是說初中中專生與高中中專生受教育的總時間是相等的，按常規邏輯推理兩者的能力也應該不相上下。但事實不是這樣，畢業後初中中專生與高中中專生的能力有天壤之別。高中中專生在工作上大多能獨擋一面，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能通過自修考上研究生；初中中專生在工作上有開拓精神的不多；自修考研者更是寥若晨星。
初中生與文肓的差距也許不那麽容易一眼就能看出來；但高中生與文盲在社會上的表現則涇渭分明。
所以說高中教育是現代化國家公民教育的必經階段。
近幾年我國青少年暴力犯罪呈直線上升趨勢，嚴重威脅國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犯罪的青少年絕大多數都是初中畢業生，高中畢業生所占的比例很小。這一社會現象說明青少年只有經過高中教育後，文明的力量才取得戰勝原始獸性的優勢，因此高中教育是青少年健康成長的必經階段。
為了切實提高中國公民的整體素質，義務教育有必要普及到高中。
義務教育普及到高中會使國家承擔的教育經費大大增加；但想想我國每年公款吃喝、旅遊和公車消耗的九千億人民幣，增加的教育負擔應該能夠承受的。如果前文建議的基礎教育學制縮短成為現實，義務教育普及到高中只有十年制，比先前的九年制只多一年時間，教育經費其實增不了太多。

（十）、學生的品格教育要加強
我國的基礎教育普遍存在一個舍本求末的怪現象：學校和家長一味注重學生的考試成績；而忽視學生良性品格的培養，絲毫也不在意培植學生健康的人生品味和價值取向，只要學生考出了好的成績，其他的劣勢都可視而不見。結果有很多學生除了會考試外，在別的方面表現出極端的無能，突出表現在生活能力差，怕吃苦，在挫折失意面前缺乏最基本的心理承受力，面對善意的扶助既不知感恩也不知珍惜；有的學生進入大學後，一個大男人連生活都不能自理，面對一件換洗衣服居然一籌莫展；有的學生遇上一點小小的挫折就終日自怨自艾，怨天憂人，從妄自尊大轉入妄自菲薄，並不可救藥地頹廢下去……

只注重分數不在意品格的教育習慣培養出了頹廢和扭曲的一代，那些高分考入大學的青年學生本應是天之驕子，可今天的部分大學生在學校和社會上的表現太讓人失望了，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大學生相比象是來自兩個星球。下面我們來看一位有良知的網絡寫手羅翼提供的資料：
“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和相關監測機構共同公布的《2004年中國大學生消費與生活形態研究報告》顯示，大學生平均年消費至少在1萬元以上，超過了全國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60%的大學生擁有手機，筆記本電腦的擁有率與同齡的工薪階層也接近。相當一部分人表示喜歡追逐新奇時髦的事物，大部分人表示沒有遠大的理想，沒有確定的生活目標。
在這種情況下，有的家庭為了支持一個大學生而債台高築，原本殷實的家底也重新返貧，當然高校亂收費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但他們的兒女在學校揮霍無度更是不可原諒的。一個生日晚會花上千元，那是摳門，一套衣服七八百，那是寒酸，天津師範大學一個男生為了追女生竟然買了999朵玫瑰和999支蠟燭，晚上擺在女生宿舍樓下，擺成一個“心”形，以向那個女生示愛。也許他家里確實是鐘鳴鼎食，富可敵國，這點花費簡直不值一提，但高校是修身治學的聖地凈土，豈能讓庸俗的銅臭氣所玷污，這種風氣必然導致貧困學生心理不平衡，為了不在消費上落在別人後面，他們即使讓家里砸鍋賣鐵也要讓自己的生活上一個檔次……”
羅翼在文中描述的情況是我國很多大學內部景觀的真實寫照。和外面的世界相比，大學應該擁有更多的人文精神和理想主義；較少功利主義。今天的大學生人文精神普遍缺失，赤裸裸的急功近利和低層次享受生活在大學校園居然成為一種時尚……
請問這樣的大學生能夠擔當推動中國現代化和民族文明進步的重任嗎？
我們的教育制度為何培養出了這樣的大學生呢？
教育顯然不僅僅是為了“分數”，一個國家教育的職能是要造就一代品格優良、心智健全、知識淵博和富有能力的年青人；而不是制造“高分低能”的繡花枕頭和“人格扭曲”的極端利己主義者！
學生的品格培養是第一位的，其重要性遠遠大於考一個好的“分數”。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個人的品格會影響他整個的一生。知識可以在以後的歲月通過自學不斷地豐富；但已成為“定式”的品格卻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改變的。
我們的教育必須在造就學生健康品格上下大功夫。
大學的高收費公寓應該立即取消，所有的學生都應該在同樣的寢室和同樣的教室里生活學習！我們上大學時，部長的兒子和農民的兒子睡在同一個寢室，今天的權貴大學生憑什麽多幾個錢就能享受特殊，要享受特殊到外面去，大學不是你擺闊的地方！同樣大學也不是某些教授和校領導犧牲平等理念創收的地方！因為大學是人民的，不是你們的！

（十一）、教師職業應設置品格底線
上世紀中期，美國某所大學曾經展開一場論戰：主題圍繞政務官的“緋聞權”展開。
讚成政務官擁有緋聞的一方認為：緋聞屬政務官個人的私生活範疇，只要是兩相情願沒有強迫，政務官喜歡什麽樣的女人以及和什麽樣的女人上床是他的基本人權，外力不能幹預。普通美國公民都擁有自由選擇性伴侶的權力，政務官也是人，憑什麽要剝奪他作為一個美國公民的基本人權？
反對方的理由是：政務官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美國公民；而是擁有特定身份的載體：一是他擁有影響並支配他人的權力；二是他靠納稅人的錢生活。美國人權理念里有至關重要的一條：一個人在自由行使他的民主權利時，不能侵犯到他人的民主權利。政務官因為擁有影響並支配他人的權力，如果他喜歡某個女人，而這個女人又不喜歡他，這時他極有可能把公眾的利益作為籌碼來討這個女人的歡心，這時他既侵犯了這個女人的民主權利（女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願）同時又侵犯了公眾的民主權利；再說政務官是納稅人的錢供養的“公仆”，必須為納稅人謀福利，公仆在主人面前有義務放棄部分民主權利……為了保護公民的權利不被侵犯，政務官在任期內不能有緋聞。如果你想把私生活安排得豐富多彩，那就別選擇幹政務官。
辯論以反對方的勝利而告終，幾十年後克林頓為他的緋聞付出了代價。
政務官因為職能的特殊性，有比普通公民更高的標準和要求。這個職位需要設置一定的“門檻”，這個門檻就是高於普通公民的“能力、品格和責任心”。一個人可以選擇不幹政務官，但沒權力改變政務官的門檻。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家規在標準上大多高於國法。
和政務員一樣，社會上還有不少職業設置有準入“門檻”，需要高於普通公民的能力和行為標準。你可以選擇不入這個門檻，但不能隨意取消這個門檻。你可以不當和尚，但不能進了寺廟還吃肉喝酒睡女人，甚至於玩手機出入酒店般“擺闊”還說是“改革開放”……
有些行業是永遠也不能“改革開放”的。
教師這職業有著和政務官一樣的特殊性，因為他是學生的表率，他的言行直接影響到學生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影響到整整一代人的品格和德行。所以教師的品格得有高出於普通公民的要求，教師這門職業得設置超越普通公民行為標準的品格底線。譬如一個人可以自由和十四歲以上的少女談情說愛，但中學教師不能和自己的學生談戀愛，無論對方是否過了十四歲。在教師面前，中小學生永遠是孩子，即使過了十四歲在老師面前依舊是孩子的心態，如果老師和她戀愛在本質上和侵犯幼女沒什麽兩樣！
類似的“品格底線”還有很多：譬如普通公民可以接受他人煙酒甚至紅包之類的有價禮品；但教師不能收受學生除了賀卡花卉等純禮義性質之外的有價禮品。因為教師收受煙酒紅包不僅僅是禮尚往來，還會毒害學生的品格，為學生提供了一個不好的行為模式……
教師一旦出現了法律允許但職業禁止的行為，他雖然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應該沒資格再當教師了；就象和尚玩女人不會判刑，但應該被寺院掃地出門一樣。
一個國家最大的落後是教育的落後；最大的貧困是文化的貧困；教育的落後必然造就文化的貧困。一個國家如果只注重經濟的增長而忽視國民教育，就只能造就虛幻的繁榮發展。就象一個清貧的書香世家為了率先富起來，動員家族成員去從事開賭場妓院等短、頻、快的致富營生，在收入翻番的同時也埋下了大踏步倒退的種子。

二00六年六月十五日


24.買路錢+跑關系體制


“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專制體制運轉到一定時期，社會理性文明健康積極的力量就會被封殺，支撐體制繼續運轉下去的力量就只剩下權力人物以權謀私的動力，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買路錢”和“跑關系”。



“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專制體制運轉到一定時期，社會理性文明健康積極的力量就會被封殺，支撐體制繼續運轉下去的力量就只剩下權力人物以權謀私的動力，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買路錢”和“跑關系”。
專制體制到了晚期是被動運轉的，能否收到“買路錢”是專制體制能否繼續運轉的前提。“買路錢體制”表現在奉行專制體制的國家，找公職人員辦任何事都得給錢，不給錢你在這個國家就會寸步難行。盡管公職人員都是靠你交納的稅錢供養著，在理論上他們都得給你提供盡可能完備的服務，給你辦事是他們的義務。可他們拒絕履行自己的義務你也沒地方討公道，絕大多數“管官的官”都不會給敢於挑戰“官場潛規則”的某個臣民撐腰，否則就是和自己的“錢袋”過不去，只有另外給錢才能刺激他們的辦事能動性。
如果你交買路錢時出手大方，你要求辦的事就算違法亂紀管事人也會站在你的位置想方設法，哪怕因此讓國家民族蒙受巨大損失也在所不惜。那些高污染的毒工廠，毀滅生態的采礦廠之所以能在某地安家落戶，根本原因就是廠主交納的“買路錢”數目成了某地管事人難以抗拒的誘惑。如果你交“買路錢”時吞吞吐吐，管事人就能設法讓你辦的“小事”拖成“大事”，直到你一咬牙補交足夠的買路錢辦止。如果你不肯交納買路錢，那麽對不起，連身份證明蓋章之類的舉手之勞小事都沒門。
為了收到更多的“買路錢”，公職人員就會挖空心思在你的人生必經之路上設置盡可能多的“關卡”。你在出世之前父母就得為你交買路錢辦“準生證”，降生到人世間的那一刻得交買路錢辦“出生證”……直到你把一生的多數辛勞所得交了買路錢走到人生終點時，你的後代還得為你交上最後一筆買路錢討好化屍爐工，否則他們會把你的骨灰燒得不成樣子……

專制國家的多數國民認為那些“關卡”和“買路錢”是順理成章的，他們無法想象在成熟的民主法治國家通過那些“關卡”是根本不用交錢的，誰膽敢收“買路錢”誰就會丟掉公職飯碗。

為了參與數額巨大的“買路錢”分贓，專制國家的多數公民都挖空心思成為把守“關卡”的公職人員。要想加入分贓隊伍，你才高八鬥、學富五車沒用；舍己為人做“好人好事”沒用；為國家民族嘔心瀝血勇於犧牲沒用；好學上進踏實肯幹沒用……唯一有用的就是“跑關系”搞定大大小小的官，賄賂拍馬屁是最有效的方式。當你“跑關系”進入分贓隊伍後，你要想保住目前的職位或升遷到更高的職位一樣靠“跑關系”。你在把守自己的“關卡”時切莫觸犯兩個最基本的“關卡潛規則”：一是莫要“心太軟”善待過關者，“關卡”不是“玩清高守良知”的地方，“創收效益”上不來在上司眼中等於“占著茅坑不拉屎”，要受到降職免職的處罰。二是“買路錢”不能獨吞，得把大頭孝敬能決定你職位的上司，否則你就有可能被同僚當成忽悠民眾的“反腐工程”替罪羊。

專制體制運轉到末期，公職以外的生存發展之路越來越難走，公職人員成為弄錢最容易風險最小也最被社會認同的群體。結果社會上的絕大多數公民都把公職人員作為人生的首選目標，強勢人物進入公職隊伍的比率越來越高，公職隊伍從嚴重超員走向惡性膨脹。權力人物“拿人賄賂替人謀財”，每“出賣”一個新的官位，就得給這個官員設置一個新的“關卡”收取“買路錢”。官僚隊伍惡性膨脹必然造成“關卡林立”的病態社會，嚴重幹擾了社會的正常運轉秩序。當“買路錢”總量超過了公民群體的實際支付能力時，越來越多的公民就會產生“暴力闖關”的意念。當意圖“暴力闖關”的公民達到一定數量時，擁有平民組織潛能的“職業革命家”就會應運而生，悲劇性的暴力革命就不可避免，社會就會走向撕裂解體。

國家一旦出現“買路錢+跑關系體制”，就是一個空前危險的信號，權力階層必須緊急懸崖勒馬，大刀闊斧進行體制變革，否則就會被舊體制推入萬丈深淵。


二００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25.“通鋼事件”令不想說的話如梗在喉

建龍集團屬真正的“民營企業”嗎？群體性事件都是“黑惡勢力操縱”和“不明真相的群眾”所為嗎？“秋後算帳”是“懲一儆百”還是“火上澆油”？ 改制國有企業領導和職工的命運為何大相徑庭？


通鋼事件”已經過去了一個星期，可有些話仍然如梗在喉。
這些年我一直努力克制自己遠離任何群體性事件。從去年的“翁安事件”、“隴南事件”到不久前的“鄧玉嬌事件”和“石首事件”，我都努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激動情緒，不撰寫任何評論性文字，可這次的“努力”卻宣告無效。如果那些梗在喉頭的話不能吐出來，我擔心自己的心靈會出現“變態”，甚至在未來某天也會成為群體性事件的一員。
我的“梗喉現象”說明：不讓人說與上面不一致的話就等於把此人推向暴力。
關於“通鋼事件”的評論文字多得“滿天飛”，事件的經過和起因民眾都心知肚明，不用我在此贅述，我只想提出幾條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

一、建龍集團屬真正的“民營企業”嗎？
中國的部分“民營企業”尤其是大中型民營企業在本質上屬“官僚資本”，是地方強勢人物利用“職權”和“賄賂”巧取豪奪國家資產形成的“換招牌企業”。
國有企業改制就有這麽一條途徑：企業高管出資購買？
首先企業高管購買自己管理的國有企業公平嗎？
如果我是一個國有企業高管，我想把這家國有企業攫為已有，我就會擁有很多可行的方便途徑。我會充當一只大“碩鼠”貪污揮霍國企公款；幹擾破壞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秩序；壓制人才提拔庸才甚至惡棍來打擊職工的勞動積極性……讓企業的生存陷入困境，成為地方政府的財政包袱，從而列入改制企業名單。然後我通過自己擔任國企高管期間積累起來的“官場人脈”，“賄賂”或“拉官員入股”的方式讓企業改制的決策層站在自己一邊，“賤買”國有資產，同時把企業包袱推給國家。
其次企業高管哪來那麽多的錢？
在企業破產職工收入不能養家糊口的情況下，高管們卻有那麽多的錢來購買國有企業。這些錢是哪里來的？很顯然是高管們在職期間利用職權損公肥私貪污受賄得來的非法資產。
盡管上面明文規定黨政官員不得參予經營活動，可很多地方民營企業都存在官員“參股”或“控股”行為，這些民企老板不過是某些官僚的“經營代理人”。
當民營老板有“官員代理人”背景時，這家民企在本質上就屬“官僚資本”。
“官僚企業”賺錢特容易。官員股東把國有土地廉價賣給它，政府部門出高價采購它的低劣產品服務……傻子和神經病也能賺大錢。
當“民營企業”摻雜“官僚資本”時，除了侵害國家資產和民眾公利外，還會給“民營企業”自身的形象抹黑，使民眾憎恨“民營企業”，阻礙中國的私有化進程。
知情人士透露：通鋼新任老總陳國軍的年薪為280萬，加上年終分紅和其他各項隱性收入接近千萬？儼然另一個國有壟斷大企業的翻版。這家工廠普通工人工資只有區區600元，部分低至200--300元。請問真正的“民營企業”會給高管與職工制造這麽大的收入懸殊嗎？不會！除非董事們和自己的錢袋過不去，瘋狂到想把自己的企業搞垮！
據在場目擊人士說，陳國軍在和職工對話時揚言要他們“三個月全體下崗”？這種火上澆油的處理勞資糾紛方式顯然不是智者所為，說明陳國軍這人並不是什麽人中龍鳳，值得上高達280萬的巨額年薪。陳國軍的待遇和行為怎麽看都象國有壟斷大企業的高管。

二、群體性事件都是“黑惡勢力操縱”和“不明真相的群眾”所為嗎？
我們的地方官媒總喜歡把群體性事件歸因於“地方黑惡勢力”煽動操縱“不明真相的群眾”聚眾鬧事。本人沒有目擊過任何一樁影響全國的“群體性事件”，但根據常識判斷：“地方黑惡勢力”通常不會參與甚至操縱群體性事件，那是和他們的自身利益過不去。“地方黑惡勢力”都是些唯利是圖沒有任何理想情操的“實用主義者”，在沒有明顯“好處”的前提下，絕不會為了“打抱不平”的原因和底層民眾攪到一塊，因為群體性事件只會觸怒權力人物，不會給他們帶來任何實質性“好處”。我的常識是：“地方黑惡勢力”多半和地方官有千絲萬縷的利益聯系，否則地方那麽多贏利豐厚的公共工程為何給黑惡勢力承包？當地方官碰到“堅持維權”的“硬骨頭”公民時，為何最後多是“黑惡勢力”出面擺平那些“不和諧者”？如果這些“黑惡勢力”沒有得到明確的幕後指示，他們會得罪那些與他們沒有任何利害關系的“硬漢”嗎？在某次群體性事件中，也許有個別黑社會成員卷進去，但群體性事件的起因多不是他們煽動操縱的結果。他們不但不會煽動操縱，相反還希望能參與打壓群體性事件來贏得“立功機會”。

當群體性事件發生時，我們的地方官有沒有捫心自問過：你們的轄區為何有那麽多“不明真相的群眾”呢？是不是你們喜歡“暗箱操作”，剝奪境內絕大多數公民的“知情權”呢？如果是這們，你們是不是群體性事件的始作甬者呢？

三、“秋後算帳”是“懲一儆百”還是“火上澆油”？
“石首事件”平息後一個月，死者五家屬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罪”被石首公安機關刑拘。
上月平息“石首事件”時地方政府曾和死者家屬簽訂了一份書面協議，內容有對死者家屬過激行為的“免責”條款。才一個月時間政府就違背了自己簽訂的協議。
在解決石首事件時，判定死者家屬得到8萬元賠償，其中5萬元居然由政府出，也就是用納稅人的錢買單。
這份判決本身就存在很大問題，如果死者的死亡確然有問題，賠償也應該由肇事方的酒店出，或由瀆職失職的官員出，憑啥要讓無辜的納稅人買單？
既然已經判定給死者家屬賠償，就說明主要過錯方不在死者家屬，憑啥事件平息後又要把他們抓起來？
地方官的處理此事的心態我能理解：如果不給“聚眾討說法”者以嚴懲，就不能有效地威攝嚇唬後來者。
地方官的“秋後算帳”只考慮到問題的一個方面，而忽視了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此舉令政府已處於危機狀態的“公信力”進一步喪失。如果再發生下一次群體性事件，激動起來的群眾能再相信政府的“調解”嗎？如果不相信，局部群體事件要麽燃成大面積的烈火；要麽釀成大規模的官民流血沖突。這兩種結果對政府來說都是災難性的，說明“秋後算帳”的負面效應遠遠大於正面效應，眼前也許能起到“懲一儆百”效果，但長期來看等於“火上澆油”。

前不久我聽到這樣的消息：“翁安事件”中被問責免職的縣官們又在“異地當官”啦？如果此消息屬實，那麽就是另一種形式的“秋後算帳”。“秋後算帳”分為兩個層面：一是懲罰“赦免”者，如石首事件刑拘死者家屬；二是赦免“有責”者，如翁安事件免職縣官異地上任。
赦免“有責”者除了傷害政府“公信力”外，還進一步鼓勵地方官的公權私用胡作非為。連出了那麽大事的官員都能官覆原職，我鬧點出格事怕什麽？
但願“翁安事件”中被免職的縣官們“異地上任”的消息是謠言不是事實！

四、改制國有企業領導和職工的命運為何大相徑庭？
近幾年經常接觸到這樣的怪現象：當某中小國有企業走入困境被迫改制時，職工的命運是“買斷”下崗，而這個企業的領導卻繼續留用或調職？繼續擔任公職如故。
按社會主義理論常識國有企業領導和職工地位應該是平等的，應該共同承擔國企的福利和風險。今天國企改制的結果是：福利全歸領導層，風險全落到職工頭上。明眼人都知道，多數國企的破產都是領導層成為“敗家子”，應該由他們承擔主要的破產風險，可實際執行情況卻倒轉過來了。
要“買斷”下崗，領導職工都應一視同仁，並且破產國企的領導不得繼續擔任公職。憑啥在領導繼續擔任公職的情況下讓職工下崗？

國企改制領導與職工待遇的雙重標準不但體現了赤裸裸的官民不平等，還極大地損害了現任國企領導的職務責任心，刺激了他們的腐敗冒險。在幹好幹壞結果都一樣，就算把單位折騰垮自己也能當官如故的病態情勢下，傻子都知道要不顧後果公權私用中飽私囊，神經也明白當“敗家子”更有利於自己的“根本利益”。

“通鋼事件”發生後，當地警方表示要嚴懲“通鋼事件”後面的組織者。我不知道是否有這類組織者，但就算有組織者也不一定是警方所想象的那樣罪大惡極。組織者也許不過是普通鋼鐵工人的“維權先鋒”，他們的初衷不過是帶領工人去爭取自己的正當權益，不可能有打死總經理的意圖。但郁積著太多不滿的工人一旦聚集成激動的龐大群體後，群體的行為就不是幾個組織者能夠預料和控制的。我想組織者也不想打死總經理，發生那樣的悲劇也是他們始料不及的。

問題是栽贓替罪式的“嚴懲組織者”能夠有效防範下一次群體事件嗎？
也許能起到“懲一儆百”的作用？但千萬別把“維權組織者”逼反成“職業革命者”。


二００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26.“國家成為冤大頭”式的“腐敗改革”

落後過時的官僚體制是國家步入發展良性循環，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最大絆腳石；中國政治變革的第一步應該是變革腐敗的官僚體制；因為腐敗官僚體制不變，所有冠以“改革”名稱的政治活動不過是官僚集團利益的重新分配和權力的再次洗牌。


在全球民主化連野人芝麻國不丹也融入民主憲政大潮的今天，中華大國民依舊繼續自己的駝鳥政策，千呼萬喚的政治變革仍未步入實質性的啟動階段。
落後過時的官僚體制是國家步入發展良性循環，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最大絆腳石。
中國政治變革的第一步應該是變革腐敗的官僚體制。
在不變革官僚體制的前提下，名目繁多的拆東墻補西墻式修修補補“改革”仍在不斷提上政治日程。
因為腐敗官僚體制不變，所有冠以“改革”名稱的政治活動不過是官僚集團利益的重新分配和權力的再次洗牌，不但起不到修墻補漏利國利民的作用，相反為燎原烈火樣的貪污腐敗拓展更大的利益空間。
比如延續十多年的藥品監督管理體制改革，本質不過是衛生部門和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特權人物的權力PK。十年前把藥品監督管理從衛生行政部門分離出來單獨成立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理由是“衛生行政部門既當裁判又下場踢球”是極大的不公平，自己賣藥又自己管藥怎麽可能做到公正無私？十年後把藥品監督管理局重新納入衛生行政部門統一管轄的理由則是什麽“方便管理和與西方接軌”？也許只有中國式官僚體制才會折騰出這等前後自相矛盾的自圓其說。
藥品監督管理體制的改革折騰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第一位因貪污判死刑的部級幹部鄭筱萸。改革的結果是改出了中國最大的腐敗貪賄案。
不僅僅是部門改革，就是關系民生問題的惠民改革最終也是為腐敗拓展更大的利益空間。
本世紀政府關系民生問題的三大惠民改革是“三農改革”，“教育改革”和“醫療改革”。
“三農改革”的核心是取消農稅和“扶助三農”。取消農稅確然讓農民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但國家“扶助三農”尤其是“退耕還林”拔款的絕大多數都被各級權力人物巧立名目腐敗掉了。那麽多納稅人的錢用於“退耕還林”的結果是很多原本茂盛的山林被砍伐一空後冒充耕地栽上了不成林且存活不長的幼樹，到處都是裸露的土壤，加劇了水土流失。至於其它“惠農工程”，多數都沒有用於切切實實解決民生問題，而是層層盤剝腐敗浪費掉了。用農民的一句話說：“國家成了冤大頭，肥了縣鄉村幹部”。
中小學生免收學雜費，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是本世紀政府的最大惠民德政，可很多學校在執行這一惠民德政時卻表里不一大打折扣，使政府的惠民德政事與願違。本人去年走訪了不少中小學學生家長，普遍反映學校雖然沒有在每學期開學時明目張膽收取學雜費，但在上學期間強行收取了很多先前根本不存在的五花八門費用，總量通常都超過先前收取的學雜費，且多沒有開具正式的收費票據。國家花了那麽多的錢用於教育改革，這些錢完全能夠維持中小學教育的正常運轉。可學校照樣巧立名目向學生伸手要錢，學生的負擔並沒有減輕多少。這些額外收取的巨額費用無疑被教育部門的各級權力人物層層腐敗掉了。教育改革的結果是國家再次做了“冤大頭”，加重了納稅人的負擔，教育部門催生了更多更大的腐敗分子，助長了腐敗效應。

目前正在全國各地試點的醫療改革核心是國家實行基本藥物制度，列入基本藥物目錄的藥品取消藥品差價，試點區的公立醫院實行基本藥物“零差價銷售”。從字面意義來看這是又一項實實在在的惠民工程，可實際情況卻大相徑庭。
我國各級公立醫院的虛高藥價是眾所周知的，但這些虛高藥價並非是藥品批發價與零售價的16%加成造成的，而是出廠實價與理論批發價的巨額懸殊造成的。正常情況下藥品出廠實價與理論批發價相差在15%左右，可我國的藥品出廠實價與理論批發價通常都相差百分之幾百甚至百分之一千。例如很多小藥廠生產的抗生素出廠實價為每支3元左右，可理論批發價卻高達30元左右？為什麽會存在如此大的懸殊呢？關鍵原因是我國的官僚體制造成的“壟斷”和“巨額回扣”，造成公立醫院藥品采購的超級腐敗，各級權力人物大發藥品財。醫療改革實行的“藥品零差價”銷售是取消藥品零售與批發的16%加成，對於降低藥價根本沒有實質性意義，因為很多私立藥店的藥品銷售價遠遠低於理論批發價。例如出廠價才3元一支的抗生素，在公立醫院取消零售加成後仍賣30元一支，可在私立藥店有可能只賣幾元錢一支？
“零差價銷售”的醫療改革國家要投入很多錢，可實際執行起來國民並沒有從中得到多少實惠，國家又一次成為“冤大頭”，加重了納稅人的負擔。公立醫院的腐敗空間則進一步拓展，結果在衛生部門催生出更多更大的腐敗分子，助長了腐敗效應。
我國農村合作醫療改革的成效，很多鄉鎮院長水漲船高的腐敗派頭就已經給出了答案。
在實行醫療改革時，很多地方的衛生行政部門實行國家基本藥物集中招標采購，中標單位沒有公開統一的標準，多是傳統的暗箱操作，能否中標並非全靠競標者的實力和服務水準，而是行賄跑關系的本領，從而為藥品采購腐敗拓展了更大的利益空間。
其實降低虛高藥價的醫療改革很簡單，國家花點精力調查國家基本藥物的出廠實價，做到這點很容易，不象福爾摩斯偵探案那樣難於取證。然後國家在基本藥物出廠實價的基礎上定出一個全國必須統一遵循的最高限價（出廠實價加上15%加成），任何地方任何單位不得違反，否則領導撤職查辦，責任人依法追究。這樣藥價就切切實實降下來了，人民也能得到真正的實惠。
…………
在腐敗官僚體制不變的情況下，上述冠以“改革”名稱的惠民工程落到實處時多墮落成為“腐敗改革”。
腐敗官僚體制會吞噬所有的“善政”和“惠民工程”。
在國家核心政治體制不變的前提下，我希望停止任何形式的“改革活動”。在今天的中國，官僚體制主導下的“改革”容易拓展腐敗空間，國家成為“冤大頭”，人民不會從改革得到多少實惠，腐敗分子則彈冠相慶。改革結果是原有問題要麽變本加勵要麽事倍功半本大利小，還會派生出很多新的問題。就象“精簡機構”的人事改革原有的單位和人員一個也裁減不了，相反還多出一個“精簡機構”辦公室一樣。
不變革官僚體制的“改革”容易墮落成“腐敗改革”。
結果是國家成為“冤大頭”，加重納稅人的負擔。
官僚體制是吞噬一切希望的政治腫瘤。
中國的政治變革首先必須從“改革”官僚體制著手，否則所有的改革成果都會被腐敗的官僚體制無情吞噬。


二０一０年二月二十五日



27.“公仆”犯錯，納稅人買單？

因為“公仆錯誤”造成的損失，政腐有責任和義務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包括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一個不切實追究“公仆錯誤”的政府，一個不從“錯誤公仆”身上最大限度追回社會損失的政府，他的“社會公信力”還能剩下多少？



2007年山西洪洞縣“黑磚窯事件”在網上曝光後，洪洞縣黨委政府為了最大限度消除這一醜聞對他們“仕途”造成的負面影響，派出一批黨政幹部攜帶“慰問補償金”分赴全國各地慰問那些曾在黑磚窯里強制勞動或遭受非人折磨的勞工，派出幹部們也因此來了一次“公費大旅遊”。“慰問補償金”加上幹部的往返旅差費無疑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這筆開支由誰來承擔？自然是洪洞縣的納稅人買單。
早知如此，相關權力部門當初何以不履行自己“懲惡”的社會職能，何以為了非法“創收”或“賄賂”對地方黑惡勢力傷天害理視而不見；甚至於充當他們胡作非為的幕後保護傘呢？
2008年汶川大地震，豆腐渣校舍幾倍甚至幾十倍放大了在校學生的生命災難，5000多名年輕生命成為工程腐敗的血淚祭品。地震過後，北川縣部分死難學生家長不顧“詐捐大師”余秋雨的“含淚勸告”，抱著孩子的遺像“含淚上訪”。地方政府為了堵住訪民的嘴，決定給予每位死難學生家長6萬元撫恤金，條件是學生家長簽字保證永不上訪喊冤。繼續上訪者將取消撫恤資格。此招果然有效，6萬元對於一個在地震中失去了所有財產且急需重建家園的平民家庭來說無疑是一個無法抗拒的誘惑，於是絕大多數死難學生家長在保證書上簽了字。
5000多名死難學生家長的“封嘴費”高達三億多元人民幣。對地震災民無論給予多麽慷慨的撫恤都是無可厚非的，但打著撫恤旗號實則用於“封嘴”的開支則是另外一回事了。
這筆開支由誰來承擔？自然是四川甚至全國的納稅人來買單。
2010年1月，貴州安順市關嶺縣坡貢鎮惡警張磊當眾開槍射殺兩名手無寸鐵的村民。當地鎮政府為了“確保穩定”，以安葬死者為條件，給兩位死難村民家屬70萬元“賠償金“（每人35萬）？
這筆開支由誰來出？一樣是關嶺縣的納稅人買單。
…………
無論是山西洪洞縣的“慰問補償金”，還是四川汶川地震災區的“封嘴費”，或是山西關嶺縣的“賠償金”，都是由“公仆”們的錯誤造成的，不是瀆職腐敗就是亂用職權執法犯法。
因為“公仆錯誤”造成的損失，政腐有責任和義務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包括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
政府履行“處理社會糾紛”職能的主要目標不是“平和事態”和“穩定至上”；而是“維護社會公正”和“還人民以公道”。
比如汶川豆腐渣校舍的工程質量問題，政府有責任和義務追究校舍包工頭和幕後權力人物的經濟法律責任，除了把相關責任人依法判刑外，還要沒收他們的非法所得和“工程回扣”，並依據情節輕重課以罰金。那麽多存在工程質量問題的豆腐渣校舍，“工程回扣”和非法所得罰金總額應該遠遠高於3億元。
還有貴州關嶺縣的惡警張磊，除了將其明正典刑外，還應沒收他在任時聚斂的全部不明資產，同時還要追究把張磊這樣的人渣敗類收入警察隊伍並任命為副所長的相關上司的責任，除了撤職查辦外，收受的賄款應全數退還並課以相應罰金。這兩項的總額應該遠遠高於70萬元。
…………
政府給黑磚窯奴工、死難學生家長、受害人家屬發放“慰問金”、“封嘴費”、“賠償金”，表面上看好象是政府在出錢，在為自己的錯誤買單。可政府是純消費實體，只會用錢不能生錢，給出的錢全是納稅人繳納的。
納稅人在上述三大悲劇中有什麽過錯嗎？
沒有！
錯誤全是“公仆”犯下的。
憑什麽要用納稅人的錢來買單？
憑什麽不去追究相關公務人員的責任？
除了造成無辜平民生命財產尊嚴受損的“公仆錯誤”外，那些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遺害無窮的“洗錢工程”；窮折騰瞎指揮的“煉鋼工程”（1958年浮誇風產物），無一不是公仆們的“錯誤作品”，造成的嚴重後果一樣由無辜的納稅人來買單？
政府為何不去追究那些“敗家子公仆”的錯誤責任？從他們身上最大限度地追回“錯誤損失”？
“維護公正討返公道”是政府的職責所在，政府為何不去履行這一責任和義務？
難道永遠要用無辜納稅人的錢去為“公仆”點燃的社會憤怒“滅火”嗎？
如果“公仆”犯錯能夠輕松逃避責任追究，他們還會在乎犯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N次錯誤嗎？
一個動不動就犯錯的“公仆”，人民憑啥要拿自己的血汗錢去繼續供養他？
一個不切實追究“公仆錯誤”的政府，一個不從“錯誤公仆”身上最大限度追回社會損失的政府，他的“社會公信力”還能剩下多少？


二０一０年三月二十四日


28.“有森林無植被”是我國極端氣候的制度禍首

中國近幾年極端氣候的根本原因是“無節制性開發”造成的生態破壞引起的；我國內地的森林面積近十年雖然在“理論”上沒有明顯的縮小，但很多地區的大面積山林卻出現“有森林無植被”的怪現象？

中華大地近三年一再出現極端氣候。
2008年1月的南方雪災造成鐵路交通幹線癱瘓，機場封閉，幾百萬返鄉民工滯留在各地火車站。
2009的夏天特別漫長，高溫持續時間超過我記憶中的任何年份。那年的冬天雖然姍姍來遲，但嚴寒卻提前一月來襲，北京11月10日就下起了大雪。更令人吃驚的是，下雪前的天空居然雷電交加，就像盛夏暴風雨的前奏。這是北京有氣象記錄以來150年中最晚的雷暴記錄。
更為不可思議的是，今春元宵節上午11時整，黃河流域伊川平等鄉天然石龍地區巨雷震耳，自西向東如騰龍一般的閃電照亮天空，雷過之後下了陣雨和圓宵似的小冰雹。這是不是當地有氣象記錄以來150年中最早的雷暴記錄還不得而知，但在人們的記憶中這雷聲是來得太早了點。
2010年的春天的表現很象害怕被人認出來的小偷，偶爾出來露一下臉又匆匆縮回去了，江淮地區直到春分時節外面還在下著冬天的雨。西南五省遭逢百年未遇的大旱，華東五省暴雨不斷，北方五省則籠罩在歷史上罕見的大面積沙塵暴里，37個城市重度污染……
我對氣象知識可以說是一竅不通，但仍能直觀感受到氣候的變化越來越不正常，近三年的季節則整個亂了套，最突然的感受就是“非其時而有其氣”，春秋兩季越來越短，氣溫變化快速劇烈。
就拿今年春天來說，多數時間都在下著“冬天的雨”，可一旦碰上兩三個大晴天，氣溫就一下子上竄十幾度甚至二十幾度，從冬天直接躍入“夏天”？一旦風雨來襲，又直接從夏天墜入冬天，就是不讓你有春天的感受。並且這種氣溫的劇烈變化不是偶然現象，而是頻繁重覆著。
我雖然對氣象知識是百分百的外行，可總感覺那些“內行專家”們的解釋不是不著邊際就是有忽悠民眾之嫌，不是拿“全球氣候變暖”來說事：就是用“厄爾尼諾現象”等專業述語來撒煙幕彈，就是不肯涉及“人禍造成生態破壞”這一實質性原因。
中國近幾年的極端氣候雖然有全球性氣候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無節制性開發”造成的生態破壞引起的。
也就是說造成我國極端氣候的主要原因是“人禍”。
目前我國這種頻繁的大旱大澇就主要是“人禍”造成的，暴露出我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這麽多年存在的嚴重問題：多年的投入欠賬與制度缺失，許多農田水利設施年久失修；種糧的比較效益低下，不願意進行水利投資。國家對水利設施只投大江大河，非糧食主產區的農田水利建設缺失無人問津……風調雨順還勉強湊合，一遇大旱就無能為力。
我沒有資格去全國各地從事生態研究，但因喜歡長途旅行的緣故，沿途的直感一樣很能說明問題。
國土上的植被和水域是一個國家氣溫的主要調節閥。
空氣的溫度主要來自地面接受太陽光熱的反射。綠色植物能通過光合作用把太陽光能轉化成植物養分，水的比熱比土壤大得多，直接裸露的土地在同樣數量的光熱作用下比有植被的土地和水域氣溫變化要劇烈得多。陽光直接照射裸露的土地比照射有植被的土地升溫快得多，風雨來襲時降溫也快得多。
所以在西部沙漠地帶夏天的晝夜溫差大，白天高溫五十度以上，夜晚則降到十度以下。
我國的湖泊面積在近十年急劇縮小，連八百里洞庭湖也只剩下三十年前的幾分之一。水域總面積的縮小自然加大了氣溫的變化幅度。
我國內地的森林面積近十年雖然在“理論”上沒有明顯的縮小，但很多地區的大面積山林卻出現“有森林無植被”的怪現象？
眾所周知，山林的植被除了樹木外，還有樹木之間的雜草和灌木。在內地的廣大山丘地帶，雜草和灌木在保護水土和調節氣溫方面的作用比樹木還要大，尤其在秋冬和早春樹木落葉時節二者的保護調節作用更為顯著。
近十年我國“山林政策”的最大惡果就是毀滅了樹木之間的雜草和灌木，從而破壞了山地的植被，使山林的水土保護和氣溫調節作用大大喪失。
“退耕還林”是我國“三農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旨在保護生態的“善政”，因為依靠腐敗落後的官僚體制來運作，從一開始就“特色”成了破壞生態的最大惡政。
我國內地很多地方退耕還林工程的主要宗旨不是為了增加森林面積，而是旨在騙取上面的拔款，結果不是把耕地變成森林，而是在原來的山林上“砍掉大樹栽小樹”。為了給工程驗收人員制造“耕地”的假象，在栽小樹前要把山坡的土層翻一遍，徹底消滅殘存的灌木和雜草，使土壤完全裸露……
新栽的小樹沒有十年是難得成林的。在小樹成林之前，這片山林是不可能起到保護水土和調節氣溫作用的。
我國的基層政權為了籌集腐敗基金，把屬於民眾共有的資產攫為己有，在近幾年掀起了拍賣公共山林的熱潮，把大片的公共山林分塊出售給承包人。山林承包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原有的樹木砍光拍賣，用賣樹得來的錢支付承包費和山林改造工程費，然後用鏟土機把山坡的土壤翻一層，在上面栽上經濟林木。為了防範次生植物與與經濟林木爭奪土壤養分，承包人每年都要在小樹之間的土壤上噴上除草劑，徹底消滅灌木和雜草，讓土壤永遠裸露，使之徹底失去水土保護和調節氣溫功能。
按常識春秋兩季的氣溫變化應該是比夏天溫和得多，可近幾年春秋兩季的氣溫變化幅度比夏天還大，原因就是春秋兩季樹葉雕零，山地主要靠灌木和草地來保護水土調節氣溫。現在山區的灌木和草地受到了毀滅性的摧殘，太陽光熱和冷空氣直接作用於地面，造成氣溫的急劇升降。結果春秋兩季越來越短促，從夏天直接進入冬天或從冬天直接進入夏天。秋天成了夏天的延續，春天則被冬夏侵淩分割。
去年深秋我騎單車穿越了大別山的五個縣市，在很多地方看到鄉村公路兩旁的山坡原生態植被蕩然無存，全換上了板栗和白楊等經濟林木。但山坡上的土壤全是裸露的，看上去和耕地沒有什麽分別。
土壤裸露的山坡怎麽可能保護水土和調節氣溫作用呢？
曾經林海蒼茫的大別山折騰成了今天這副模樣，那個地方還能不出現極端氣候嗎？
山丘“有森林無植被”的現象如果持續下去，我國的沙塵暴就不只來自北方的沙漠了，廣大內地遲早也會成為沙塵暴的發源地。
我國有多少山丘存在“有樹木無植被”的現象？
這種現象還能繼續下去嗎？
我們能對“毀滅山區植被”現象聽之任之嗎？
我們將采取何種措施來防範這一現象？
我國的山林政策是要做出大的調整了。


二０一０年三月二十三日


29.現代化中國的切膚之痛——制度性說謊與造假

一個不“說謊”就不能“體面”的國家？一個沒有“說謊本領”就無法在官場混下去的國家？一個“假煙假酒假文憑”滿天飛的國家？一個多數公民避不開“毒奶”和“地溝油”的國家？一個連“搶救生命”的“疫苗”都敢造假的國家？



中國是一個容易把“反文明行為”誤讀成“英雄氣概”的國家。文革的諸多“反文明暴行”就是在“英雄主義”的標幟下實施的。
當今中國最大的“反文明習性”就是“說謊”和“造假”。
一個不“說謊”就不能“體面”的國家？
一個沒有“說謊本領”就無法在官場混下去的國家？
一個終其一生不說一句“良心真話”卻能青雲直上的國家？
一個“假煙假酒假文憑”滿天飛的國家？
一個多數公民避不開“毒奶”和“地溝油”的國家？
一個連“搶救生命”的“疫苗”都敢造假的國家？
…………
“說謊”和“造假”是人類社會無法杜絕的現象，不過文明法治國家的“說謊”和“造假”屬“個別”和“局部”行為。把“說謊”作為官場通行的“政治語言”只限於極少數特權專制國家；大規模生產銷售假貨的國家除了中國外好像別無其他分店。
因多數國民“貧窮貪便宜”刺激的“假貨市場”還情有可願，可“制度性造假”則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何為“制度性造假”？
就是因“審批腐敗”和“監管缺失”造成的商品造假行為。
有些商品因為關系到民眾的生命安全，國家設立了這類商品的生產銷售“準入門檻”和“監管機構”。生產銷售這類商品必須經過相關權力部門的“行政審批”；在生產銷售過程中還要受到監管部門經常性的“監督檢查”。
食品和藥品就屬這一類商品。
這是一類不能“造假”也不容易“造假”的商品。
不能造假？是因為這類商品關系到平民大眾的生命安全。
不容易造假？是因為國家用納稅人的錢設立了專門的監管機構對這類商品的研制、生產、銷售等各個環節實行全方位的監督，甚至於制定了專門的法律來確保這類商品的質量和安全（如《藥品管理法》等）。
在這種制度監控下，食品藥品是很難“造假“的，就算出現“造假”行為也只限於“局部”、“個別”和“短暫”的現象，除非“監管部門”嚴重腐敗瀆職。
如果食品藥品出現了“造假”行為，除了當事人的責任不容推卸外，執行制度的相關監管部門也一樣難辭其咎，甚至於監管部門本身就是“罪魁禍首”。
如某藥品明明質量不合格，我們享受“法律權威”的技術鑒定部門基於“中國特色的權力潛規則”卻判定為“合格”讓其出廠銷售？一個明明不具備“法定條件”的廠商，相關部門卻給其頒發了《藥品生產許可證》？這種情況下監管部門就是“造假”的罪魁禍首。食品藥品生產銷售領域出現大規模的“造假”行為監管部門無疑是“罪魁禍首”，要麽是“審批腐敗”；要麽是“監管缺失”。
“制度性造假”容易形成大規模的全社會危害；且能長期連續作案。
中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主要是“自發性造假”，是經濟基礎貧弱多數國民貪便宜造成的，多數屬無權力背景的個體行為；到了新世紀則主要是“制度性造假”，大規模造假必須依靠權力部門的配合才能成功，“主流造假者”多是與權力部門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利益集團。
有些商品是絕對不能造假的！
下面拿藥品來說事：
“賣假藥”在中國古以有之，遊方道士的“靈丹妙藥”和江湖騙子的“狗皮膏藥”就經常出現在古代社會。不過遊方道士和江湖騙子多自覺遵守一個“道德底線”：一是不制售“搶救生命”的假藥，多是功能調整延年益壽強身健體之類，患者誤用不會快速明顯加重病情；二是制售的假藥雖不治病但通常無毒，也即“醫不好病也藥不死人”的面粉團之類。
當今中國的制售假藥者則沒有什麽“道德底線”，連“搶救生命”的藥品也敢大規模造假售假，甚至於制售傷害生命的“毒藥”？
眾所周知：多數抗生素屬於“搶救生命”的藥品。
人體一旦感染了急性病菌，如果不即時使用抗生素，很可能導致病菌在短期內大量繁殖，甚至於大量進入血液循環造成嚴重全身感染（如敗血癥），此時如不及時大劑量注射抗生素則會危及生命。如果使用的抗生素是假劣藥品，效價很低甚至於根本沒有抗菌效能，就會延誤治療，造成病情的加重加長甚至於危及生命。結果一個很容易治好的炎癥延誤成了大病重病；延誤成了“殘疾”或“死亡”。
相對於抗生素來說，疫苗則是更不能造假的商品！
一是疫苗多用於防止無有效抗生素的傳染病，如果造假造成感染則無藥可醫，且能傳染給他人。
二是疫苗多用於嬰幼兒群體，一個不容許傷害的弱勢群體！
拿狂犬疫苗來說吧，人一旦感染了狂犬病毒基本上無藥可醫，一旦發病最後都是死路一條，且是極為痛苦的死法。狂犬病毒在人體內的潛伏期很長，感染狂犬病毒者有的長達幾年甚至十年二十年才發病。如果被瘋狗咬傷後的患者注射的狂犬疫苗是假貨，不能如期在體內形成滅殺狂犬病毒的抗體，到時狂犬病就會發作，在一周左右就會極為痛苦的死去。
注射了假狂犬疫苗者多數沒有發病，並非假狂犬疫苗一樣安全有效，而是多數咬人的狗不是瘋狗，注射者根本沒有感染狂犬病毒。當然也不排除已經感染了狂犬病毒者因為潛伏期很長，到幾年甚至十年以後才發病的。那時部分罹難者恐怕已經健忘了自己當初曾注射過無效的假狂犬疫苗，白白冤死了還沒有人想到要為他討回公道。
所以狂犬疫苗絕不能造假！
制售假劣狂犬疫苗者一定喪盡天良！以“腐敗瀆職”來“故意配合”造假的權力人物則滅絕人性。
可當今中國一樣有人膽敢冒天下的之大不韙制售假劣狂犬疫苗？一樣有權力人物執法犯法為造假者提供“賄賂保護”！
制售假劣狂犬疫苗者不是什麽小廠小作坊，而是備受相關權力部門推重的“明星企業”？最具代表性的是江蘇延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蘇延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國家重量級的疫苗生產企業，承擔了全國近三分之一市場狂犬疫苗和近四分之一甲流疫苗的生產。
江蘇延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制售的假劣疫苗不僅限於狂犬疫苗，還包括甲流疫苗等其它疫苗。
據國家藥監局調查組調查發現，江蘇延申疫苗造假已非一兩日，在近年的產品中，保守估計一半以上的疫苗存在故意造假行為。受害者最少超過100萬人！
一家名副其實的“超級造假公司”！不折不扣的“藥品造假大王”！
下面有必要回顧一下相關權力部門給予“超級造假公司”的榮譽牌匾，透視一下“造假大王”背後的權力背景，反思一下“制度性造假”在當今中國的嚴重程度。
2008年，該公司被常州市新北區政府評為常州市工業投入十強企業；被常州市外經貿局評定為常州市企業技術中心。
2008年10月，該公司申報的省科技成果轉化項目“運用Vero細胞和多層瓶技術大規模生產純化甲型肝炎滅活疫苗（Vero細胞）”獲得科技專項資金逾千萬元支持。
2007年，該公司被常州市政府評為2007年度一星企業。
2007年12月，該公司研發中心被江蘇省科技廳確認為第四批江蘇省外資研發機構。
2007年10月，純化甲型肝炎滅活疫苗產業化項目分別被列為“江蘇省企業重點技術創新導向項目計劃”和“2007常州市重點工業科技發展計劃”。
2006年，該公司被評為常州市明星企業，董事長韓剛君被評為常州市優秀企業家。
2006年，該公司被新北區政府評為“2006年度上繳稅收先進企業”。
2006年10月，流行性感冒裂解疫苗被江蘇省科技廳認定為“江蘇省第三批高新技術產品”。
2005年12月，該公司被評為常州市民營科技型企業。
2005年，該公司被常州市藥監局評定為“2005年度藥品質量安全信用守信AA級單位”。
2005年，該公司流感疫苗被科技部、商務部、環保局等單位評定為“國家重點新產品”。
1999年-2007年，該公司連續8年被江蘇省科技廳評定為“高新技術企業”。
1999年9月-2004年9月，該公司人用狂犬病疫苗被江蘇省科技委員會認定為“高新技術產品”
是什麽力量在暗中支撐保護喪盡天良的“藥品造假大王”大規模造假且長期作案？看了上面的“光榮榜”就一目了然。
一個連“救命疫苗”都敢大規模造假且能成功長期作案的國家，她的希望在哪里？
2009年，中國甲流感大流行。
中國以最快的速度研制出了甲流疫苗並投放市場。
甲流疫苗屬一類新藥和尖端科技。
一類新藥研制是一個科技含量很高且耗資巨大的科研工程，依照目前中國的科技水準和制度劣勢，在那麽短的時間就能研制出屬尖端科技的一類新藥實在是勉為其難？
投放市場的甲流疫苗是否真個安全有效？部分接種者已經知道了答案。
前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東窗事發的那一年，中國一共批準了10000多個新藥的上市；同年美國只批準了48個新藥品種。
我國每個新藥的研制經費比美國少得多，且這筆經費的大部不是用於技術開發而是用於“跑關系”？
“10000多個對比48個”應該能夠折射出我國研制“新藥”的內幕和真相。
甲流疫苗也屬這一類嗎？
問題是“甲流感”是我國的“國難”。如果甲流疫苗也存在故意造假行為，就等於是權力部門利用“國難”去牟取非法暴利了？
一個權力部門利用“國難”去牟取非法暴利的國家，她的前面還有希望嗎？
前不久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又傳來驚天新聞：注冊司現任司長又“犯事”了？兩年前他的前任曹文莊因受賄罪被判死緩，局長鄭筱萸則因受賄罪提前去精神領袖馬克思那里報到。
這是一個無法逃避的官場宿命？
是什麽力量激勵鞭策權力人物前赴後繼視死如歸地瘋狂貪腐？
這只能是體制的力量，一個“把好人改造成壞人”的體制！貪官也是“劣勝優汰獎惡懲善”體制的受害者。
習慣說謊造假的國家是絕對沒有希望的！
消滅說謊造假只能從政治體制改革著手！

天佑中華！


二０一０年四月十日


30.智利、玉樹大地震的啟示？

智利很少“豆腐渣工程”！智利能從先前的地震災難中汲取經驗教訓！我國的豆腐渣工程則是普遍的！“豆腐渣工程”是官僚腐敗和特權專制體制的產物；中國到了該徹查“豆腐渣校舍”工程質量問題的時候了！


前段時間，我們的主流媒體一直在黃金時間連篇累牘報導智利大地震。
主流媒體給我們的智利大地震普遍印象如下：
智利地震造成了重大傷亡？
智利政府反應遲鈍救災不力？
智利到處發生搶劫暴力，即將面臨人道主義災難？
智利這個國家好像要癱瘓了？
全球都在關注智利大地震？
…………
總之除了一片亂糟糟血淋淋的末世景象外，沒有看到政府官員和軍隊全力救災的希望亮點，與汶川大地震的主流報導絕然不同。
智利大地震震級為里氏8.8級，比汶川大地震強度大得多。
智利大地震震中距首都320公里，是全國人口稠密地區，首都聖地亞哥也是大地震的受難者。
聖地亞哥人口580萬，占智利全國總人口的39.4%。
無論是震級還是震區，智利大地震都應該比汶川大地震有更大的生命財產破壞性。
智利一樣不是發達國家，科學技術水準比中國應該不占據顯著的優勢。
智利大地震一共死了多少人？
808人？！
我看央視新聞報導的智利大地震慘象時，心想智利大地震至少要死幾十萬人？
可最後公布的死亡數字居然只有808人？
也許有洗腦者會說智利國小人少，“可供死亡”的人數有限？
海地的國土和人口比智利更小更少，可今年1月發生的里氏7.1級大地震釋放的總能量不及智利大地震的百分之一，死亡人數卻居然高達20多萬人。
智利超強大地震為何只死亡808人？
智利城市建築限制高樓大樓是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原因是：
智利很少“豆腐渣工程”！
智利能從先前的地震災難中汲取經驗教訓！
我國的豆腐渣工程則是普遍的！
所以地震強度遠不及智利大地震且沒有破壞大城市的汶川大地震死難人數高達9萬多人。
“豆腐渣工程”是官僚腐敗和特權專制體制的產物。
我們的主流媒體真的很“偏聽偏信”，對外“報憂不報喜”對內則“報喜不報憂”。

我們從汶川大地震中汲取教訓了嗎？
沒有！
不但沒有汲取教訓，極大放大在校學生生命災難的“豆腐渣校舍”居然成為討論調查的禁區？
“豆腐渣校舍”的罪魁禍首依舊在官僚特權體制的保護下升官發財，制造更多更大的“豆腐渣工程”？
拒絕從災難中汲取教訓的民族注定會在未來的歲月重覆同樣的災難！
同樣的災難來得太快！
北京時間4月14日早上7點49分，距汶川大地震不到兩年時間，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玉樹縣發生7.1級地震，震中距玉樹縣城約30公里。9時25分震區再次發生6.3級余震，強震造成的傷亡人數一直往上攀升。截止16日下午17時，“主流媒體報導”地震已經造成1144人遇難，417人失蹤，11744人受傷，其中包括重傷員1192人。
相對於死亡9萬人的汶川大地震來說，1144+417人是一個小數字。可對比一下青藏高原分布極低的人口密度和相對較低的震級，造成的“傷亡效應”似乎一點也不亞於汶川大地震。如果玉樹的震級為8.0級，人口密度和汶川相當，死亡人數或許與汶川相去不遠。
相對於牽動全世界媒體神經的智利大地震來說，玉樹大地震造成的生命災難一樣觸目驚心。
玉樹大地震的生命災難已經遠遠高於智利大地震！
智利大地震震級8.8，震中位於靠近首都的人口稠密地區。玉樹大地震震級7.1，震中位於遠離大中城市全國人煙最稀少的青藏高原。
和汶川大地震一樣，在校學生一樣淪為“地震死亡先驅”。 玉樹州紅十字會會長跟中央廣播電台中國之聲連線時透露，玉樹70%的學校發生了垮塌！官方消息稱：青海玉樹職業技術學校50余名被困學生只救出25人，玉樹民族師範學校宿舍垮塌30多名學生被掩埋，只有兩名學生被營救出來；而中小學校宿舍垮塌致學生傷亡的就更多……
豆腐渣校舍又一次放大了在校學生的生命災難？
在血淋淋的悲劇面前，哪位專家學者能再一次“含淚勸告災民”說玉樹不存在“豆腐渣校舍”，玉樹學校建築“不存在工程質量問題”？ “豆腐渣校舍論”是“西方反華陰謀”？
特大地震不可避免，人的傷亡能不能減少？
智利大地震已經給出了實實在在的答案。
與校舍大面積垮塌相對應，汶川大地震中出現的“全民心系災區人人踴躍捐款”的“人性大覆蘇”景象在玉樹大地震中不再重現。
消極一面保持下來積極一面卻消失了？
是中國人的心靈麻木了嗎？
非也！
汶川大地震過後，民眾一直心存質疑：我們的捐款都用於救災了嗎？在雁過拔毛腐敗無孔不入的官僚體制下，民眾的質疑可以理解，相關部門對地震善款的去向給了捐款人一個可信的交待了嗎？
汶川大地震後如果我們不只沈溺於“總結成績”對軍人領導人歌功頌德，而是痛定思痛地反思“放大生命災難的原因”，對“豆腐渣校舍”的責任人繩之以法，同時徹查全國校舍的工程質量“防患於未然”，玉樹大地震的生命災難也許會小得多？
汶川和玉樹兩地都不是我國的人口稠密地區。如果我們依舊不能從玉樹大地震中汲取教訓，繼續用“紙包火”的方式掩蓋“豆腐渣校舍”的工程質量問題，誰能保證中華大地不會發生下一次大地震，且震區在城鎮集中高樓林立的人口稠密地區呢？

中國是到了該徹查“豆腐渣校舍”工程質量問題的時候了！到了給所有“豆腐渣工程”說“不”的時候了！
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有責任制止“放大生命災難”的悲劇繼續在中華大地重演！
我們不能忘記悲劇，更不能把“悲劇”當“喜劇”。


二0一0年四月十七日


31.中國基層政權的十大怪狀

辦事要交買路錢；升官全靠跑關系；能撈油水的差事爭著幹；遇上悲劇推責任；建設的動力是政績回扣；搞個項目是為了騙拔款；找公檢法不如找黑社會；流氓成了政府的沖鋒隊員；官員腐敗時唱紅歌；專挑黑夜給上司拜年。



今天的中國，很多基層政權已經山寨化。山寨化基層政權的主要職能不是“公共服務”，而是為體制內的權力人物謀取個人的急功近利，同時不惜傷害守法公民的合法權益，其性質和攔路搶劫過往民眾的山大王沒有本質區別。部分基層政權甚至墮落到連山寨政權都不如。山寨政權多少還部分尊重個人能力，武功出眾辦事幹練者升遷的機會大。墮落的基層政權個人職位升遷則全靠跑關系。
本人在基層呆過一段時間，對基層政權的運作模式有較深的體驗，曾撰寫了《縣官文化憂思錄》系列抨擊基層腐敗的文章。今天的基層政權有很多普遍性的反文明反人性怪現象，突出的病癥有下列十條：

（一）、辦事要交買路錢
城鎮治安和公共衛生本來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納稅人也花了大量的錢供養公安、環衛等部門，可這些部門每年能堂而皇之找各單位和私營業主收取“治安費”和“衛生費”？至於境內的防汛抗旱更應該是地方政府的職責義務，可地方政府按人頭征收的“防汛費”已經持續十多年了？象街道改造美化等形象工程，一樣也攤派給臨街各戶主買單？納稅人的錢好象從來都不是用來為納稅人服務，而是僅用於官老爺和‘公仆“們的個人開銷？你找黨政機關辦事，盡管那些事屬這些機關的職能，給你辦事是“公仆”們的職責義務，可如果你不另外給相關人員額外的“好處費”，他們就能給你設置許多意想不到的障礙，能把幾分鐘就可辦成的事拖到幾天一個月甚至一年，讓你額外承受許多不必要的損失。就算最後事情能勉強辦成，你也被“公仆”們折騰得焦頭爛額。

（二）、升官全靠跑關系
中國的“官本位”體制表現在人事制度上就是“任人唯親關系至上”，個人能力品德則是第二位的。在中國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時代，個人仕途升遷的主要途徑雖然是靠關系，但能力品德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所以諸葛亮這等孤傲不合群又無任何官場背景的底層農民能夠被統治者倒過來裝孫子請出山做大官。今天的中國官場絕不會上演出“三顧茅廬”的佳話，但在政權高層個人能力仍能起一定的作用，所以孤膽英雄朱镕基能走上國務院總理的高位。如果諸葛亮再世，雖然北京不會屈尊“三顧茅廬”；但諸葛亮若是肯屈尊毛遂自薦，應該能在人大或政協掛個副職掙門面。同樣的情況若是發生在基層，如果諸葛亮不跑關系不送禮，他應該連個最低級別的村官都弄不到手，甚至於連掃大街之類的公職也輪不到他。中國絕大多數基層政權的“升官圖”百分百靠跑關系，能力只有依附關系才能起有限的作用，沒有關系的能力作用等於零甚至是負數。如果北京和某縣同時提拔十個官，北京在照顧“關系”的同時也要相應兼顧個人“能力”，就算提拔七個“關系”照顧自己人，也要任命三個“能力”辦實事？某縣提拔的十個官則百分百靠關系，單靠能力品德提拔的一個也沒有！
縣官鄉官的口頭禪是：
“你有才能我偏不用你，看你把我怎麽辦？”
“三只腳的雞難找，兩只腳的人到處是！”

（三）、能撈油水的差事爭著幹
基層多數黨政機關和“公仆”們主動履行公務的主要目的是“撈油水”，所以象行政許可、罰款、培訓、檢查、驗收、認證、職稱評定、項目可行性論證之類能創收撈外快的差事大家爭搶著幹。對於那些沒有多少私利空間，只有責任義務不能方便撈油水的公務大家能推則推，實在推不掉就虛張聲勢磨洋工。

（四）、遇上悲劇推責任
因為基層政權的主要職能不是公共服務而是圍著“權錢”打轉，悲劇自然是層出不窮的，今天出現工程安全悲劇；明天出現執法犯法式的人道災難；後天說不準會釀成失控的“群體性事件”？一旦出了難以遮掩的悲劇，相關黨政機關和公仆們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解決問題，如何消除引發因素，采取預防措施，防止同類悲劇再次重演；而是一味想方設法推掉責任撇清幹系。就算是某單位自己一手造成的一目了然悲劇，也能想方設法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幹二凈。荊州“天價撈屍”悲劇發生後，相關部門海事局、水上派出所盡管平時都收受了黑心老板的“業務費用”，可都把自己的責任推得幹凈利落，最後的結論居然是那里成了“監管真空”？在能撈到巨額油水的行業，中國能否存在“監管真空”？相信各位思維正常的國民內心都有答案。最常見的醜聞是某縣城管聘請黑社會成員暴力執法，打死人後居然振振有辭聲稱兇手不是他們單位的人，所以打死人與城管無幹？

（五）、建設的動力是政績回扣
今天的基層政權都熱衷於公共工程建設，熱衷於修路、架橋、建房、營造公園、治理河道。寬馬路大廣場和豪華辦公樓成為中小城鎮的普遍景觀。這些公共工程確然改善了地方的基礎設施，方便了民眾的生活住行。但權力人物當初決定修建這些公共工程時，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而是基於“搞政績“和”撈回扣“的出發點。改善基礎設施只是政績回扣的副產品。因為出發點是撈回扣，投資不能全部落實到工程建設上，偷工減料在所難免，豆腐渣工程也就在公共建設領域普遍存在。汶川大地震讓豆腐渣校舍來了一次總曝光。類似的豆腐渣建築並非汶川所獨有，而是遍及全國絕大多數基層政權，地震只是在汶川震開了一個工程腐敗的窗口。公共工程中的“豆腐渣現象”在基層與時俱進，先前新修的省道國道還能管用五到十年；現在部分新修的省道投入使用的第二年就到處坑坑窪窪？至於鄉村公路，剛通車就出現了裂縫和脫層？國道省道還可用超載重車過多為托辭，三米寬的鄉村公路總不會有重車通過吧？基層政權對公共建設投資的熱情在去年的金融危機時有了突出的體現。當時中央計劃了4萬億公共投資的經濟刺激方案，各地根據此方案上報的公共投資計劃竟然高達20萬億？超過中央計劃的五倍！

（六）、搞個項目是為了騙拔款
自稅制改革國、地兩稅分家後，中央牢牢掌控了國家財政的主動權。地方政府多要仰仗中央財政支持才能過好日子。地方政府為了向上申請財政拔款，就得搞個花錢的項目，說明這筆錢用在何處和怎麽用。為了從上面弄到盡可能多的建設資金，就得巧立名目盡可能多立項目。至於那些項目的實用性、可行性、惠民性、時效性是否科學合理則是另外一回事了。只要能申請到建設資金，就是拆掉剛峻工的10層新樓房在原址另建個11層高樓也在所不惜。不用說那些建設項目大多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中看不中用，所用資金也只占此項目拔款的小部分，大部分拔款都被地方權力人物層層腐敗掉了。尤其是國家扶助三農的拔款，真正用在項目上的資金在很多地方不到拔款的百分之三十。如果上面來驗收的“專家”對此提出質疑，地方官就用“紅包”堵住對方的嘴。各地折騰起來的“套錢項目“多數勞民傷財，且很多維持一兩年就告報廢。大筆大筆的稅款就這樣讓基層官員中飽私囊或投進黑水河。

（七）、找公檢法不如找黑社會
在基層若有人侵害到你的合法權益，在沒有命案的前提下，如果你是個沒有官場背景的小人物，你就別指望公檢法會自覺履行自己的職能為你主持公道，找大蓋帽辦事一樣要額外花錢。在花同樣錢的情況下，你最好別找公檢法而求助黑社會。警察法官收了你的錢不一定能為你主持公道，丟給“公仆”們的錢有時如石沈大海；但黑社會收了你的錢多數能給你一個過得去的說法。在達到同樣效果的前提下，黑社會的要價通常比警察法官低？基層法官多數吃了原告吃被告；黑社會如果也有此現象，比例應該不是多數。

（八）、流氓成了政府的沖鋒隊員
在世界上任何文明國家，包括兩千多年的皇權中國，政府與黑社會向來是勢不兩立的。打擊黑社會古今中外都是警察的主要職能。今天的中國則有相當多的基層政權與黑社會沆瀣一氣，“警匪一家”不只是個別憤青以點帶面的偏激抱怨；而是普遍性的地方治安景觀。十年前黑社會只與司法部門勾勾搭搭，今天則影響到基層政權的很多要害部門。自“依法行政”成為政府的公務紀律後，很多基層政權先前行使的違法行政業務並沒有終止，而是交給流氓來完成，自已則從流氓手中分紅拿提成。象強行拆遷；強收上面早就明文廢止的濫收費項目；強行攤派本應由政府部門承擔的公共建設費用；暴力毆打監管對象……多是政府雇傭黑社會流氓來具體實施，政府則在暗中給流氓撐腰，當流氓對敲詐對象行兇施暴時拒絕履行自己的治安懲惡職能。一旦鬧出了亂子就矢口否認與流氓有任何關系，把責任推得一幹二凈。有基層政權在暗中做保護傘，黑社會這幾年擴展得很快，幾乎影響到每個城鎮公民的日常生活。黑社會流氓由過街老鼠升級為基層政權非法行政的沖鋒隊員，為基層官員牟取非法暴利沖鋒陷陣，躍升為基層政權的地下功臣，成為沒有招牌級別的影子政府？

（九）、官員腐敗時唱紅歌
今天的縣官鄉官很少在家里吃飯，多數都在酒店吃喝公款，吃完後還要去娛樂場所玩肉體享受，洗腳按摩一番後摟著小姐唱卡拉OK。令人費解的是：縣官鄉官們多喜歡在休閒歌廳唱“紅歌”，尤其是《黨啊，親愛的媽媽》唱得最多最投入。按常識腐敗與黨應該是水火不容的，官員腐敗時應該最害怕黨組織發現？公款吃喝玩樂是顯而易見的腐敗，官員怎麽會邊腐敗邊很投入很動情地唱紅歌呢？是害怕黨紀追究先拍黨的馬屁？還是發自內心感謝黨媽媽給了他腐敗的特權？沒有人知道！總之感覺挺滑稽的。

（十）、專挑黑夜給上司拜年
春節拜年是中國人人都躲不了的民風。給親朋好友拜年多選在上午，下午上門拜年是不禮貌的，晚上拜年則等於是罵人。這個約定俗成的民間拜年風習，在官場卻完全倒轉過來了。下屬給上司拜年多選在夜晚？為什麽寧願承擔“罵人”的誤會選在黑夜給上司拜年，相信在基層呆過的絕大多數人都心知肚明，無非是黑夜便於借拜年名義行賄送禮。先前送名煙名酒，現在則懷里揣著鼓囊囊的紅包空手上門，禮品分量重又神不知鬼不覺。
…………

基層政權的山寨化趨勢愈演愈烈，今天沒有山寨化的基層政權已經淪為少數派。山寨化的基層政權極大的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威信與合法性，因為中國的絕大多數民眾只和基層政權發生聯系，基層政權的形象在他們心中就是整個黨和政府的形象。要想阻止這種山寨化大潮，體制內的辦法完全束手無策，就算每年雙規半數以上的縣官也一樣治標不治本。要想從根子上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只有在基層政權植入民主管理機制，實行真正意義上的“縣官直選”。一旦由廣大民眾直選縣官，跑關系升官圖就會自動失效，在職官員也會受到民意機構的強有力監督，犯了錯誤能很快糾正，腐敗能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懲。如果不盡快實行“縣官直選”，我們的黨和政府就會被山寨化的基層政權拖垮。對於高高在上的廟堂之臣來說，舍棄幾個腐敗縣官應該不會決定性削弱己方的政治力量對比；只會給僵化的舊體制吹進一絲希望的春風，使黨和政府重新煥發青春。政治體制改革又是黨和政府重新贏得民心的大手筆。“兩害相權取其輕“，為了幾個對大局無關痛癢的腐敗縣官賠上自己的紅色江山實在不值。

“縣官直選”勢在必行！


二００九年十一月十日



32.女碩士生自殺折射出的大學管理層“冷漠綜合癥”

楊元元的自殺，根本原因恐怕不是經濟困難，而是對這個社會徹底的絕望；在權錢毀滅一切美好的時代，患“冷漠綜合癥”的大學管理層絕不止上海海事大學一家；中國有相當一部分大學管理層患有不同程度的“冷漠綜合癥”。


2009年11月26日早上，上海海事大學2009級法學系研究生楊元元被發現在宿舍衛生間內用毛巾上吊自殺。
原因背景：
楊元元是湖北宜昌人，6歲喪父，一直和母親相依為命，生活雖然艱難清貧，但非常自尊自強，以優異成績考上武漢大學，本科畢業仍刻苦自修，靠打工償還債務和貸款後，她考取了上海海事大學公費研究生，因老母年近花甲需要照顧，就帶著老母一同來校。這種照顧老母的方式被校方和有的人“解讀”為是來“陪讀”。因家境的貧寒開始沒租房，而是和母親擠在宿舍的小床上將就同宿。她也知道這是學校所不允許的，故而多次向學校申請，希望能夠體諒“特殊困難”讓母親暫住。但校方的態度很冷漠，甚至說“沒錢就不應該來讀書”。同宿舍的舍友（二人舍）也以受到“騷擾”的理由負氣搬出。楊元元無奈之下只能四處找房。在那個號稱“天價房”的大都市找貧困生能夠承受的廉租房談何容易？在覓租還無著落時，學校突然強行攆人，明言“禁止其母親再進宿舍樓”，連普通正常的探訪都要受到“鄉下人”（這是上海人最常用又最瞧不起人的罵人話）的辱罵和“不發畢業證”的威脅。在找房沒有著落時，校方相關人員還不斷給楊元元施壓，致其5天5夜沒有合眼。知識分子最看重的自尊自愛受到如此“摧殘作踐”，女碩士生的精神徹底崩潰了……
　　下面是楊元元的申請書：
尊敬的院領導：
您好！
我是楊元元，是一名剛考取我校2009級國際法（專業的)研究生。因為家庭情況特殊，希望能給我的母親安排一個房間或一個床位，便於生活。
我的家鄉在湖北省宜昌市，在我6歲時父親因疾去世，當時弟弟尚不滿4歲，母親一人含辛茹苦地撫養我們姐弟二人。母親的工廠是宜昌市枝江國營四零四廠，一個偏僻的軍工廠。母親小時候受家庭和社會環境所限，讀初中時上山下鄉，成為知青。但卻是一個剛毅、堅強、樂觀的人。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她都支持我和弟弟的學業，一個人挑起生活的重擔。
……
我畢業後的幾年里，在武漢工作一直不是很穩定，和母親租房居住。最近兩年我和弟弟的債務基本還清，也稍有積蓄。我想可以去實現自己繼續讀書的願望了。本科時自己對法學非常感興趣。武漢大學自由的學風也歡迎學生們旁聽，得益於此，我經常可以聽到很多優秀老師的法學課程。這些都是讓人如沐春風，堅定了當一名法律人的理念。
世間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最困難的時候都已經過去了，都已經經歷了，還有什麽會令人畏懼，令人退縮呢。
古人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欣聞上海即將興建世界港口中心，東海大橋、洋山深水港都已建成，看著廣闊無垠的東海，我更加堅定了對貴校海商法的選擇。
這麽多年來，我的背後是母親一貫的堅持，是她教會我樂觀寬容，是她和我相依相守，四處漂泊。懇請院領導能夠體諒我家的特殊情況，在多余的學生寢室為我的母親安排一個位置，讓一位辛苦一生的老人感到慰藉。
…………國社區(http://bbs.people
楊元元自殺的悲劇發生後，上海海事大學把本應由自己承擔的責任推得一幹二凈，對自己的冷漠無情之舉一概否認。還說什麽校方已積極幫助楊元元母親？如果此言屬實，楊元元何以要舍棄“積極進取的人生”；拋下無人照顧的母親含憤自殺？在“否認推諉”和“說謊”難壓眾口時，某些人也許又要以慣用的“精神問題”來說事？但這一借口對一個剛考上研究生的女士來說更顯蒼白無力。校方居然因研究出對策：“明年對研究生新生增補心理測試”？言外之意楊元元的自殺純屬心理障礙？
楊元元的親屬表示不會把責任任完全歸咎學校 但決不同意學校“完全沒有責任”之說，並提出了35萬元賠償費。這個要價並不高，足以顯示死者母親的“善良、堅強”。可校方卻認為那是“天價”，只肯出16萬，並說這筆錢是基於“同情”和“人道”的原因；說什麽楊元元的自殺校方“完全沒有責任”，於情於理都不用“賠償”？
上海海事大學管理層無疑患上了嚴重的“冷漠綜合癥”！
在權錢毀滅一切美好的時代，患“冷漠綜合癥”的大學管理層絕不止上海海事大學一家。中國有相當一部分大學管理層患有不同程度的“冷漠綜合癥”。
本人就曾親身經歷過中國大學管理層的“冷漠綜合癥”。
去年春節期間，上大學的兒子留校勤工儉學。我春節期間多在外旅行，於是順路去看望孤身在校的兒子。兒子的宿舍是四人間，整棟宿舍樓就只住著兒子一人。我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大學校園走出來的，對大學學生宿舍有一種說不情道不明的“親切感”。為了感受那份“親切感”，那天晚上我就住在兒子的宿舍。夜半時分我被一陣粗暴的敲門聲驚醒，開門後進來一位管理人員，象審賊似地對我進行身份查問，我都禮貌和氣地一一作答，兒子也上來一一作證。然後管理員命令我“出去”，說學生宿舍不能留宿外人？我說現在是春節期間，多數旅店都不營業，少數營業的旅店這麽晚也關門了，就住一晚明天再走行不行？兒子也上來好聲央求。可對方象沒聽見我倆說話似的，命令“出去”的口氣生冷僵硬，沒有任何商量余地，說什麽如果想住就找領導去……
那是一所知名的重點大學。
更讓人痛心的是：我的兒子事後居然一點也不憤概，對“半夜趕人”行徑見怪不怪？這樣的大學生走向社會後，還能存有“堅守良知”和“見義勇為”的勇氣嗎？那位父親眼中的血性男兒，怎麽讀了幾年大學後就成了那幅熊樣呢？
在世風日下，大學生日益“低俗化”的權錢社會，大學加強進出人員管理，杜絕社會閒雜人員混入校園影響學生的正常學習生活無可厚非。但大學管理手段不能因此機械僵硬，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對待，不能用“一概而論”的簡單管理方式對待千差萬別的實際情況；更不能聘用“拿雞毛當令箭”的“冷血保安”來管理校園。如果僵硬的管理手段損害了大學的人文精神，對學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響，效果就會和“因噎廢食”一樣適得其反。
…………
楊元元的自殺，根本原因恐怕不是經濟困難，而是對這個社會徹底的絕望。連凝結著她粉紅色夢想的大學都沒表現出哪怕一絲一毫的人情味，在急需救助的弱者面前表現出不可救藥的冷漠無情，在這樣的社會生存下去還有什麽意義？她是一個熱愛生活擁有強烈進取心的熱血青年，不是心底到了徹底的絕望絕不會走上自殺一途。她花了那麽多的心血貸款上大學，畢業後又放棄了常人的娛樂享受繼續刻苦自修考上研究生，按常識她會格外珍惜現在擁有的一切。如果不是深入骨髓的絕望，她會舍棄自已多年奮鬥得來的一切嗎？如果攆她母親的是普通機關單位，她也許能夠理解，權錢社會的陰暗無情畢竟是不爭的事實。可那是凝聚著她全部理想和希望的大學啊？連大學都如此冷漠僵硬，這個國家還會有希望嗎？
楊元元是一個知道感恩且擁有過人愛心的青年。如果換上別人，絕不會帶上母親這個包袱走上她多年夢寐以求的神聖學術殿堂，無論母親生活多麽困難也一樣，更何況母親還遠沒走上生活不能自理那樣的困境。花了那麽大的心血和精力，她得無牽無掛地品味一下成功的人生了。可楊元元沒有那樣做，她的母親為了她的成長含辛茹苦，是到了她關照母親生活的時候了，她得承擔起反哺的責任。象楊元元這樣的青年現在已經是稀有動物，連本人也無法達到她那樣的精神層面。聯想到現在部分農村大學生把父母賣血得來的錢在大學買瀟灑玩享受，我們更應該珍惜弘揚這種感恩反哺的稀有品質。本應該是精神文明殿堂的大學有義務和責任來推進這一文明品質，對楊元元的反常美德給予力所能及的理解、呵護與支持，怎麽可以擺出一幅事不關己公事公辦的冷血面孔呢？難道大學的主要職能就是為了不擇手段撈錢嗎？如果真是這樣，要不要大學又有什麽關系？人民花光所有的積蓄和心血把孩子送上大學，難道是為了獲得如此冷漠+權錢教育嗎？這樣的大學，能夠為中華崛起和民族文明進步培養出合格的人才嗎？
不能！這樣的大學只能培養奴才、偏執狂和不擇手段圍著權錢打轉的勢利之徒！總之多是反文明的機器。只有少數叛逆者才是例外。
楊元元的弟弟也是武漢大學的高才生，現為北京大學環境學院在讀博士生。
真是一對出類拔萃的兒女！能培養出如此優秀兒女的母親應該不是不明事理的。
…………
2009年11月是一個中國人不該忘記的時段。11月24日荊州長江大學學生舍己救人長歌當哭，“天價撈屍船”挾屍詐財折射出“撈油水推責任”的冷漠“山寨體制”。兩天後的26日上海海事大學無辜女碩士生被迫自殺身亡，折射出被公民視為“神聖殿堂”的大學校園“冷漠綜合癥”？
我們的社會從“機關”到“學校”；從“現實”到“理想”都呈現整體潰敗的趨勢。
中華民族警鐘長鳴！

二００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33.權力人物怎麽可以公然否認顯而易見的真相？

一個普通人在別人不知情時犯了錯誤也許會矢口否認，但在有目擊者時說錯話辦錯事通常不會公然抵賴；可權力人物就算在有目擊者時犯了錯誤釀成悲劇，也會公然往目擊者眼里摻砂子矢口否認，並且周圍的權力階層也傾向於站在“伸手放火縮手不認”那一邊。

女碩士生楊元元被迫自殺事件引起輿論嘩然。
2009年12月13日，我滿懷悲憤的心情寫下了《女碩士生自殺折射出的大學管理層冷漠綜合癥》。
自那以後，我天真地以為楊元元事件會很快有個對得起民意的了結。
可轟動一時的楊元元事件並沒有就此完結。
2010年第一天的下午，我看了鳳凰衛視對楊元元母親的專訪，無論怎樣努力也壓抑不住心底的憤慨。沒想到新年的第一天竟然在難以名狀的憤概中度過。
上海海事大學令人憤概的地方有很多，最大的憤概則是校領導對“顯而易見事實”的矢口否認，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錯誤，還對自己的責任錯誤百般抵賴！
楊元元母親對海事大學的主要控訴如下：
一、當大學管理人員驅趕楊母，楊元元向校領導申請為其母親解決住宿困難時，某書記曾斥責楊元元“沒錢就不應該來讀書！”，還威脅說不給她發畢業證……
可某書記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矢口否認。
某書記說此話時還有另一名工作人員在場。當楊母向該工做人員求證時，此人因害怕得罪領導，沒與校方“統一口徑”，從而影響到自己的前程居然一言不發，即不否認也不肯作證……
按“中國特色”的常識推理，某書記是絕對說過那些混帳話的。
可某書記居然矢口否認？更令人憤概的是校方也站在某書記一邊矢口否認？
校領導是權力人物，權力人物如果對“真相”矢口否認，在中國通常就會贏得權力階層的支持！
那麽弱勢的一方就只有打掉門牙和血吞！
每個人都會犯錯誤。犯了錯誤就要有勇氣承認，吸取教訓有益於警惕自己不再犯類似的錯誤，對人對已都有好處。尤其是那些掌握他人命運的權力人物更應該有承認“錯誤事實”的勇氣，因為權力人物錯誤造成的負面影響是“社會性”的，否認“錯誤事實”就會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一個普通公民否認錯誤事實，公眾只會否定這個人；可一個權力人物公然否認顯而易見的事實，公眾就會對整個權力階層懷疑失望。
某書記不過是說錯了兩句話，承認自己說話不當應該不會承擔什麽法律責任。因為自己的冷漠造成一個才女的死亡，不思內疚反省還百般抵賴？這是一個靈魂多麽卑劣的人物？靈魂如此卑劣的人物憑什麽當上了大學的“書記”？
某書記怎麽可以如此無恥？

我們身邊有太多類似的事件。當某權力人物因為不作為或濫用公權釀成悲劇事件，肇事者通常都對顯而易見的事實矢口否認，甚至於對眾目睽睽的真相也要矢口否認。
今天的中國有太多的“反文明特色”：一個普通人在別人不知情時犯了錯誤也許會矢口否認，但在有目擊者時說錯話辦錯事通常不會公然抵賴；可權力人物就算在有目擊者時犯了錯誤釀成悲劇，也會公然往目擊者眼里摻砂子矢口否認，並且周圍的權力階層也傾向於站在“伸手放火縮手不認”那一邊。
這就好比一個普通人偷東西，當沒人看見時會否認自己是偷竊者；可一旦當場給人逮住了就會乖乖認罪。某些權力人物偷竊時就算當場給人逮住了也會矢口否認，流露出一臉無辜無賴狀。
所以權力人物經常否認顯而易見的真相！
社會常識告訴我們權力人物應該是素質高於普通民眾的精英，應該擁有遠高於普通民眾的覺悟和社會責任心。一個覺悟遠低於普通民眾的權力人物只會危害社會，危害國家民族！
否認他人不知情的錯誤事實也許是策略或怯懦；但否認有目擊者的錯誤事實則是厚顏無恥！
某些權力人物怎麽可以如此無恥？

二、當楊母意識到女兒有危險前往楊元元宿舍尋找女兒時，被宿舍管理人員堅決阻止在外面，從而延誤了搶救時機。醫生說如果早搶救五分鐘，楊元元就不會死……
上述兩個因素直接導致了楊元元的死亡，校方不可能沒有責任。可海事大學一直堅定地否認自己“有責任”，說什麽給死難者親屬16萬元是出於“人道主義”而不是“責任賠償”？

三、海事大學某領導宣稱就算某書記說了那些混帳話也是個人所為，學校不應該為此承擔責任？
一所現代化大學領導居然會找出如此沒水準的借口，你要想對類似的大學不憤怒失望還真的很難！
我們國家行政法規定，公務人員在執行公務時犯了錯誤造成當事人的傷害事件，公務人員所在的機關單位要承擔責任和賠償。某書記在處理楊元元的申請時無疑是在執行校方公務，他的錯誤怎麽能說與學校無關呢？
校方的責任是顯而易見的：一是大學怎麽能任用素質如此差的人充任管理人員，並且還讓其當上了“書記”？二是大學對管理人員監督缺失。
按海事大學某領導的邏輯，某城管隊員在執行公務時濫用公權打死了人，他所有的城管單位就沒有任何責任了？
這樣的人怎配當大學領導！大學為何會出這樣的領導？
在顯而易見的事實面前，海事大學的所作所為顯然是在“胡攪蠻纏”？一個無賴混混胡攪蠻纏人們也許見怪不怪；可一所“大學”胡攪蠻纏就不是正常人的心理能夠承受的！

本人在撰寫《女碩士生自殺折射出的大學管理層冷漠綜合癥》一文時，上海海事大學網站居然杜撰出如此假消息：說什麽楊母透露“楊元元在來海事大學前就有自殺念頭”？言外之意是楊元元的自殺純屬精神問題。當時我對此消息雖然滿腹狐疑但又無從求證，直到今天才發現楊母根本沒有說過那些話？堂堂一所大學怎麽可以如此誣陷一位無家可歸又剛剛失去愛女的母親？怎麽可以為了自己撇清幹系對一位不幸的弱者無中生有造謠中傷？
大學作風怎麽可以如此無恥！

如果大學作風和“無恥”結為親家，人們花光所有的積蓄和心血把兒女送進大學又有什麽意義？難道僅僅是為了讓子女接受“無恥教育”嗎？

那位不敢出面質證自己領導上司的工作人員，也許人們能夠理解你的無可奈何和難言之隱，但你別忘了波士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上的銘文：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再後來他們追殺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馬丁．尼莫拉牧師。波士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銘文。1945年

如果哪天你也遇上了楊元元那樣的困境，當他人也象你今天這樣無視你的不幸當言不言明哲保身時，你會怎麽想？在一個無恥成為時常的社會里，你能保證自己不會成為第二個楊元元嗎？
別忘了你還是一位大學工作者，不是貪官污吏和流氓無賴。

二０一０年元月一日


34.中國官場的“特色幽默”

公款吃喝警察醉死報烈士；檢察官奸殺女大學生無罪；禽獸老師強奸多名幼女學生政府官員要私了；免職官員閃電覆出。


“中國特色”本來是一個有民族意識的名詞，可近年已蛻變為官場腐敗的遮羞布。
中國官場的腐敗程度已經超過了正常人的想象力。如果倒退二十年，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二十年後的中華大地腐敗會如此明目張膽肆無忌憚？一個無恥蕩婦就算有裸露的嗜好，走在大街上總還是要穿上三點裝的。可今天的官場腐敗容易讓人聯想起在大街上一絲不掛的蕩婦。
今天的中國官場究竟腐敗到何種程度，盤點一下過去的一年發生的幾例“特色幽默”頗能說明問題。
一、 公款吃喝警察醉死報烈士
2009年10月28日，深圳市寶安區西鄉交警中隊警長陳錄生受中隊長謝飛勇之邀，出席西鄉街道麻布村領導在大酒樓舉行的公款吃喝酒宴。一起趕飯局的還有交警隊其他3名交警以及3名協管員。
2000多元一瓶的XO洋酒一連喝了幾瓶後，警長陳錄生當場醉死！
人民警察用公款大吃大喝醉死當場的新聞本來就具有轟動效應，可更具轟動意義的則是醉死警察所在的交警中隊居然把其申報為烈士？？？
按照國務院《革命烈士褒揚條例》第三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批準為革命烈士：對敵作戰犧牲或對敵作戰負傷後因傷死亡的；對敵作戰致殘後不久因傷口覆發死亡的……為保衛或搶救人民生命、國家財產和集體財產壯烈犧牲的。上述5種情形中，要麽是對敵作戰英勇犧牲，要麽是保衛人民財產壯烈犧牲，卻絲毫沒有提及喝酒醉死也算犧牲，更不用說是公款吃喝醉死的。
在今天的中國官場，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公費旅遊已經成某些部門的中心工作。按那些“三公揮霍”部門的標準，公款醉死警察也許算得上真正的烈士？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因公捐軀”啊？

二、 檢察官奸殺女大學生無罪
2008年11月，河南平頂山市某區檢察院檢察官夏某被8名歹徒綁架勒索1000萬元。此人在歹徒脅迫下為了自己活命，居然強奸並殺死了另一名25歲的無辜女大學生王某！
這個案子案情並不覆雜，很顯然檢察官夏某犯了屬脅從性質的故意殺人罪。任何一個人都不能為了自己的生命去淩辱剝奪另外一個無辜的生命，無論情勢多麽被迫都一樣。如果某人被黑社會組織強迫入夥，不入夥就會被殺死，而殺死一個無辜的人又是加入該黑社會組織的必要條件。這時此人去殺了一個人，盡管出於被迫和無奈，可人們都知道此人犯了殺人罪。
一個如此簡單明了的道理，到了官員身上就“另類說法”了？
人民檢察官肩負著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責任。人身雖遭綁架，但其職責並沒有被綁架，在面對犯罪分子時，是保全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順應犯罪分子的脅迫助紂為虐；還是舍生取義，勇於反抗強暴保衛人民的生命安全？是由其特定身份特定職責所決定的，不言自明。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有良心的男人不但不能脅從罪犯強奸殺人，還應不顧生死保衛那名同樣被綁架的無辜弱女子。檢察官肩負保護公民、監督法律實施的神聖職責，在面對違法犯罪活動時本應犧牲自己，履行職務！但夏某卻反其道而行之。這是一個什麽檢察官？我們的執法機關何以會有這樣的檢察官？
如果夏某是一個普通人，毫無疑問會被定性為脅從強奸殺人犯，等待他的將是法律的嚴懲。可因為夏某是一個檢察官，他居然被判無罪？理由無非是“迫不得已”？
這是一個多麽荒唐可笑的邏輯？
難道在中國檢察官的生命、身體比普通公民更高貴？在臨危時為了自己活命可以犧牲其他普通人的生命？
“受脅迫”難道能成為強奸殺人的理由嗎？如果此理由成立，二戰時屠殺猶太人的納粹幫兇就沒罪了？因為他們也是在受脅迫的情況下幹的，不執行命令希特勒就會槍斃他。
一個患了腎功能衰竭等死的病人，只有另外一個健康人的腎能夠救他。他為了自己活命把那人殺死然後把他的腎移植到自己身上，你能說這個人沒罪？
兩者的道理是一樣的，只不過脅迫者一個是罪犯，一個是病魔。
檢察官無恥！判決夏某無罪的權力機關更無恥！
同樣無恥的還有某些新聞機構，在播報此案時無視一目了然的常識，故意弄些似是而非容易混淆的“彎彎繞說理”來忽悠觀眾的視聽和判斷力，讓部分不愛思考的觀眾也誤認為殺人檢察官“情有可願”？

一、 禽獸老師強奸多名幼女學生政府官員要私了？
湖南邵陽市綏寧縣金屋塘鎮中心小學，5年級93班班主任、五十多歲的劉先洪，先後奸淫了班上11名九至十四歲女生。該班主任的兒子在當地政府任職，曾向受害女童家屬提出賠償200萬元錢“私了”，並讓家屬在“協議書”上簽字。他稱自己在省里有關系，不同意的話到時候1塊錢也不給……
劉先洪背後如果沒有官員背景，他的獸行足夠他立即執行槍決。在重慶和甘肅等地發生的同樣案件，禽獸老師都被判了死刑！
2004年3月18日，重慶市墊江縣鄉村教師鄧茂盛因猥褻6名、強奸5名女學生被執行槍決。
2002年12月21日，原酒泉市肅州區東洞鄉石灰窯小學教師任大青，利用教師工作的便利條件，先後奸淫、猥褻小學生13人，被酒泉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以強奸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
因為劉先洪背後有一個當官的兒子，盡管官職並不大，但足以能使這個禽獸老師逍遙法外？這是什麽世道！難道在中國連多次強奸幼女這樣十惡不赦的大罪都可用權和錢來擺平？
還有，劉先洪的兒子不過是一個普遍的小芝麻官，他哪來的200萬元？毫無疑問是利用職權貪污受賄來的！用腐敗贓款來擺平足夠槍決那樣的大罪？確然是只有今天的中國才會出現的“特色幽默”。
按禽獸老師“官兒子”的邏輯，那些億萬富翁們只要肯給錢，就可強奸成千上萬個幼女不受法律制裁了？拿權和錢開道，就可想殺誰就殺誰了？
身為人民教師的老子利用工作便利強奸11名幼女學生禽獸不如；身為政府官員的兒子利用職權用贓款把案件私了天理難容。難道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真的就可以任掌權的人任意宰殺？難道掌權的人就可以橫行霸道傷天害理？難道五千年的文明古國真的已墮落成了一個血腥的叢林社會？
劉先洪“官兒子”事件不是孤立的，不久前發生在江西宜春的官場醜聞就與此事件異曲同工。
2009年3月9日，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區水江鄉蒼溪小學發生了一起人民教師強奸10歲女學生的重大事件。然而當地政府卻主持私了？這名教師至今仍逍遙法外，沒有得到任何處理。這在老百姓中引起了強烈反響，疾呼“天理何在？法律何在？女學生的安全何在？……”。
現在是法制社會，怎能跟罪惡說私了。老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身為人民教師，理應為人師表，反而利用管教關系對未成年兒童進行身心侵害。貧窮落後不可怕，可怕的愚昧和對罪惡的麻木不仁。

四、免職官員閃電覆出。
中央政策明文規定，發生重大事故的地區，一把手和責任官員要就地免職。那些“不走運”撞在槍口上的地方太上皇們，如貴州甕安的縣太爺和湖北石首黨政一把手就因此“就地免職”了。
中國官場向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因腐敗瀆職鬧出“官逼民反”的重大責任事故後，部分地方“就地免職”到能夠在形式上兌現，可中央政策並沒有明文規定免職官員不可在異地覆出啊？於是很多剛免職的官員不久就改頭換面在異地上任了？
前段時間聽網民傳言貴州甕安就地免職的縣太爺都在異地上任了？我還一百個不相信，釀成如此重大事故令政府威信掃地的責任官員怎麽可能受到如此庇護關照呢？“管官的官”又不是傻子和神經，能不顧及社會影響拿自己的威信開玩笑？
可前不久從故鄉的傳來的消息又毫不留情地撕裂了我的“自信”。
一位為人妻為人母的婦女鄉幹長期和該鄉鎮黨委書記私通，其夫不堪羞辱跳窗自殺，在當地激起公憤。上面為平民憤只好把此女淫官就地免職。可不到幾個月，上面又再度任命此女淫官赴30公里外另一個鄉鎮走馬上任？激起當地民眾包圍政府的惡性事件……
是上面的政策專為忽悠百姓而設？還是政策不配套留下了太多的漏洞？總之“就地免職”的大政方針在出台不到一年就在基層被“修理”得面目全非了。
免職官員異地覆出折射出中國官場的三大潛規則：
一、 中國官場的含金量特大，嘗過甜頭的人根本離不開官場。就算倒血黴不得不離開官場，也要不惜一切代價再進官場。
二、 部分“管官的官”根本不在乎什麽社會影響，只要下台官員敢對誰行大賄，誰就敢任命他繼續當官。
三、 中央政策在地方一級根本不會受到哪怕是一絲一毫的尊重，口里大喊學習貫徹肚里拿中央文件當兒戲已成為地方官員必備的“忽悠本領”。
前天無意間又看到一則網絡新聞：
12月30日，廣東省政協十屆九次常委會議，廣州海事法院原院長羅國華被任命為省政協副秘書長。此人曾因出國“豪華遊”被曝光，於今年10月15日被免職，距此次覆出僅僅過去2個月……
這可是名副其實的“閃電覆出”了？
…………
類似的“特色幽默”在官場還有很多，不想一一列舉了。
超級郁悶……

　二０一０年元月六日


35.無孔不入的“官本位”病菌

中華民族的“官本位”病菌無堅不摧無孔不入；新世紀的中國呈現一幅“全民奔官”的世紀黑色浪潮；無處不在的“官本位”病菌將最終毀滅中華文明的根基。如果不通過體制力量及時遏制“官本位”病菌的野火樣蔓延，中國將會大踏步後退。


六年前本人曾撰寫了《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狀》一文，對“倒胃的稱呼、‘長文化’的病態蔓延、無處不在的級別、接待的等級禮義、‘知名度’背後的官癮、等級式厚葬與墓志銘、平民的矛盾價值觀、政務官的攀高身價、大學生擇業傾向的變化、‘擠進去分一杯羹’的大眾心理”等官場文化怪現象進行了力所能及的分析。那時大學生剛開始出現“考公務員”熱，今年的公務員考試大學生激烈競爭的場面則引起了全社會的憂慮與反思，連主流媒體也作了連篇累牘的報道。盡管主流媒體的分析免為其難努力朝正面找說法，可仍掩飾不住背後的無奈與蒼白。六年過去了，對中華文明傷害最大的“官本位”病菌不但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相反還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速度侵蝕到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連古往今來與“官”完全沾不上邊的行業也都想方設法與“官”攀上了關系，寺廟方丈都成了官員的近親，學生也一窩蜂競爭班幹部來“過官癮”；中國還有哪一塊土地沒有被“官本位”病菌浸潤？
大學生這個曾經在“官”面前表現出足夠尊嚴的群體，今天也成了“官本位”病菌的重災區。且不說“當官”成了多數大學生的首選目標，越來越多的學生在剛進大學校門時就迫不及待想過官癮？今年秋季武漢市某所大學就出現了這樣的醜聞，某班用近似“公平競爭”的方式挑選班幹部，全班居然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新生以不可思議的熱情報名競選？同樣的現象不僅出現在大學，連中小學也一樣普遍存在，甚至於連幼兒園的小兒童也想過過官癮。我們的制度也為“官本位”病菌在校園的蔓延推波助瀾。“優秀學生班幹部”在高考時居然享有“加分”的特權？這和獎勵學生“吸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被官本位病菌普遍浸潤的大學是不可能存在什麽真正的學術風氣的，且必然提前傳染官場的腐敗墮落病菌。本周四我開車去武漢市幾所重點大學兜了一圈，發現這些大學周邊有數不清的小旅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武漢求學時，這些小旅館是不存在的，就算有也只有區區一兩家。這些小旅館的主流客戶是誰？大學生放著整潔安全的學生宿舍不住偏要另外花錢去條件不敢恭維的小旅館幹什麽？相信多數大學生心知肚明。
在多數學生不上課的那段時間，我去某大學校園轉了兩個多小時，發現校園里到處都是遊蕩的學生，可居然沒有看到哪怕是一位看書做功課的？陽光明媚的天空，青青的草地，和風吹拂的林蔭下一排排石凳石桌，正是看書寫作業的好地方。二十年前在同一所大學同一個時間段，樹林、草坪、石凳上則坐滿了專心致志啃書本的莘莘學子。這種景象讓我的心靈陣陣生痛，這樣的大學除了培養前赴後繼的貪官群體外還能培養出思想家和發明家嗎？還能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嗎？我們的國家和父母為培訓大學生花了那麽多錢，滿心期望能造就出國家棟梁、學術典範和發明天才，沒想到收獲最多的竟然是國家蛀蟲？
我少年時期就讀的那所中學，那時只有一個校長兼書記，也就是只有一個真正的“官”。今天一把手還是一人，但副校長則有七八位，下面還有“教務主任”、“級長”、“後勤主任”、“財務主任”……等等一大堆名目繁多享有不同特權的“官”？先前師生見面打召呼時都稱呼對方“某老師”，現在多是“某長”、“某書記”、“某主任”……用一句相聲演員的話來形容再合適不過：
“什麽亂七八糟的？”
有一次我的一個朋友去某私營企業認證檢查，發現這個企業的員工稱呼這個企業的老總不是“某總”而是“某書記”，就象來到了某個黨政機關一樣。輪到檢查企業的軟件資料時，老總首先抱來的不是和這次認證有關的專業資料，而是與認證內容八桿子夠不著的“支部申報材料”？然後老總開始長篇大論地演說自己正在從事的“業跡”，內容大體是他們公司有四個黨員，還有兩個寫了申請書的入黨積極分子，為此公司專門成立了一個“支部”？現正在向組織部門申報，力爭上面的認同，那樣他這個老總就是名副其實的“書記”了……
一位腰纏萬貫的總經理寧願下屬稱他為“書記”而不是“老總”？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貧困村黨支書也是“書記”？個中況味恐怕不是“滑稽”二字所能概括的？
無獨有偶，很多正兒八經黨政機關的一把手喜歡下屬稱他為“老板”？難怪有人說今天的中國機關越來越象做生意的企業，企業則越來越象機關？
今天有不少民營企業家喜歡在自己的公司內部設立“支部”，或者由自己謀任“書記”一職；或者在不得已情形下請求組織部門委派專職“書記”，由自己給“書記”開工資發薪水。前者往往很難得到上面的首肯；後者則多半能如願以償。組織部門當然樂意在不增編增資的前提下多安排一個聽命於自己的官，“周瑜打黃蓋”的美差何樂而不為。如果你以為那些主動請纓設立“支部”的民企老總“自覺接受黨的監督”，“與黨保持高度一致”那就是一廂情願了，如果有的話也應該是極少數，個中玄機雙方都心知肚明，一樣是“官本位”病菌的擴張戰果。在企業設立“支部”能使自己的公司堂而皇之躋身入官僚機構，先前是沒娘的孩子，現在則有“黨媽媽”愛護照料了。付出不就是一個專職“書記”的工資和添客不添菜的賠吃賠喝嗎？收入將遠遠大於此數。由老總發薪水的“書記”是不可能堅持“黨性”的，他們不會愚蠢到和自己的飯碗和實際收入開玩笑，絕不會站出來揭發公司偷稅做假帳或侵害消費者權益的黑幕。
上世紀很多黨政官員毅然決然拋棄官帽子下海經商辦實業，今天黨政官員下海經商現象幾乎絕跡。現象的另一端，民營企業家則想千方設百計，不惜花費巨額賄賂也要削尖腦袋往黨政官員這個豪華盛宴里鉆，就算因此大大自損身價也在所不惜。一個身價上億的市級民營企業總裁，如果能夠撈到一個象征性的機關副科長之類的官帽子，他一定不會覺得沒面子，相反會高興得大大跳起高來。一個社會知名度和國家元首不相上下的娛樂界明星，就曾為了一個掛名副縣長的官帽子屈身下嫁？就是“官本位”文化主宰一切的最好腳注。民營企業家如果撈不到一個能行使實權的黨政要位，也要想方設法撈到一個“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之類的頭銜。我國的“人代大表”、“政協委員”與西方的民選議員不同，絲毫也不能代表民意，而是一個“特權崗位”。一旦成為“代表”或“委員”，就能享受到高於普通民眾的特權，自然也就和“官”在血統上大大拉近了距離，成為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因為我國的官僚不是什麽真正的“公仆”，而是一個淩駕於廣大民眾之上的特權階層。
…………
在官民待遇的巨大反差面前，一個人的自身免疫力很難抗拒“官本位”病菌的侵蝕。
本人年輕時對“官本位文化”的危害認識深刻，因此極度憎惡形形色色的“官本位現象”，立志要為“在中華文明體系中清除‘官本位’文化”付出畢生的努力；並決定從自已做起，抗拒一次又一次的“升官誘惑”。直到有一天驀然回首，發現那些昔日能力地位遠在自己之下，但堅持不懈向官場進軍的同事舊友，一個個在你面前頤指氣使趾高氣揚，毫不掩飾地展示自己的巨大優越感時，我的心靈就忍不住癮癮作痛，甚至於開始質疑自己當初的決定是否是意氣用事？心想如果不是自己堅持遠離官場，這些人今天應該都是自己的下屬，斷不會在我面前表現出不可一世狀。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難逃名利束縛的凡人，只有極少智者能夠達到“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任天上雲卷雲舒”那種境界。要想清除無處不在的“官本位”文化只有靠制度之力；單靠個人的自身免疫力和道德約束力很難在國家民族那樣的大層面奏效。
中華民族的“官本位”病菌無堅不摧無孔不入。
新世紀的中國呈現一幅“全民奔官”的世紀黑色浪潮？
在“官本位”病菌的普遍浸潤下，一個民族別說前進奔小康；就是保本原地踏步也沒有任何可能。
無處不在的“官本位”病菌將最終毀滅中華文明的根基。如果不通過體制力量及時遏制“官本位”病菌的野火樣蔓延，中國將會大踏步後退，重新步入治亂興衰的悲劇輪回，那時所有的物質成果都將毀於一旦。


二００九年十一月一日


36.荊州“天價撈屍船”折射出的“撈油水推責任”體制

責任部門和公務人員在遇上需要付出代價的問題時，總能找到各種貌似冠冕堂皇的理由把應該由己方承擔的責任推得一幹二凈？“山寨化”的地方政權通常不是根據社會需要和民眾利益來執行公務；而是依據能否撈到“部門利益”或“個人好處”來權衡公務的輕重緩急。


2009年10月24日，長江大學15名新生“接梯救人”的英雄壯舉感動了十億中華兒女；同時也擊碎了災難面前慣性冷漠的“看客心態”，暴露出遠遠超越人類道德底線的“挾屍撈錢”醜劇……
我們感動於英雄大學生的舍身取義！之所以“感動”，不僅僅是他們置自身安危於不顧的救人壯舉；還因為他們“用生命打破了社會長期冷漠的死水，顛覆了人們冷淡漠然的消極心態，讓那些自己長期偽裝在世俗的空間里，對人懷有戒心甚至敵對情緒，既不與他人交流思想感情，又對他人的不幸冷眼旁觀、無動於衷的群體感到無地自容。”這個在西方文明國家多數人都能自發從事的“善良本能”；在我們國家則成為只有極少數“泣血英雄”才能實現的孤獨事業。
英雄大學生在全民成為“冷漠看客”的世道接梯救人偉大；在明知自己不會遊泳的前提下仍然義無反顧走向危險的長江更偉大！那是真正的直面死亡舍己救人啊！那些胡言“大學生走得不值得，不會遊泳還逞能”的“精明人”，你們的良心哪里去了？
陳及時、何東旭、方招三位“真英雄”把自己年輕悲壯的一生永遠交給了長江。數以萬計的國民為之傷心落淚，那是從心靈深處自發湧出的淚水，比三十年前某“偉光正”的追悼會全民嚎哭刺激出來的“制度淚水”不可同日而語。他們賺出的國民眼淚比中國二十年來流出的“感動眼淚”的總和還要多？本人在撰寫此文時眼眶就一直溢滿了淚水。
10月28日那天，數萬市民自發參加了為英雄送別的隊伍，花圈連成了一條望不到頭的長龍。那些花圈多是市民自己掏錢買來的，與某領導的追悼會各單位用公款買來的花圈一樣不可同日而語！
我們一樣感動於韓德元等冬泳隊員的救人壯舉！他們雖然沒有獻出生命，但靈魂和三位大學生英靈一樣高大。尤其是韓德元的作為令我感動且深思。他一人就救起了三名大學生，事後給他金錢獎勵時，他斷然拒絕，回答說“他只是作了份內的事，不值得獎勵”。他只是一個賣早點的小攤販，生計並不寬裕，可他的靈魂比某些權貴富豪無疑要高大一千倍！
在感動於英雄大學生的同時，我們同時也憤怒於漁民的見死不救（後確認為施救不積極）；憤怒於上百名圍觀者的冷漠麻木；憤怒於某些“部門”和“公仆”的不作為；更憤怒於撈屍船的“挾屍詐財”……
這些天網民寫出數以百計的文章譴責“見死不救”和“挾己撈財”的醜惡行徑，但大多限於“個人品德”層面；“制度層面”的原因還沒有得到必要的揭示。
一個國家民族的“社會道德水準”主要是社會體制的產物。極少數人的缺德屬個人原因；但多數人缺少必要的正直善良則一定是社會體制出了大問題。
好的體制抑惡揚善，使魔鬼進化成天使；壞的體制獎惡懲善，使天使異化成魔鬼。
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是“劣勝優汰、獎惡懲善”，那麽這個國家在多數情況下“善良正直”舉步為艱，“邪惡卑劣”如魚得水。在邪惡體制的長期作用下，多數國民就會習慣“邪惡”和“無恥”。
今天中國很多基層政權已經“山寨化”，內部運轉機制就是“獎惡懲善、劣勝優汰”。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相當多的黨政機關和公務員履行公務的潛規則竟然是“撈油水推責任”。
首先看看我們人民警察的表現和說辭：
在離大學生溺水地不遠處，就是荊州公安局沙市水上派出所。事發當天，也有警員趕到現場。據當時在場的大學生回憶，在長江大學師生與陳波談價格時，多名警察在現場，有學生要求警察去幹預一下和漁船老板的談判，“有警察說你們把錢給他，讓他們打撈就行了。”
人民警察不但不參與營救行動，竟然還不幹涉打撈船“挾英雄屍體敲詐黑財”的罪惡行徑？甚至於站在罪惡方說話？這是什麽人民警察？
作為人民警察這個特殊的崗位，見義勇為應該是他們的義務！就象在外敵入侵時犧牲自己抗擊侵略者是軍人的義務一樣。
任何一名人民警察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有義務站出來制止“正在進行”的罪惡傷害。就算不在自己的轄區，也有保護公民不受正在進行的罪惡傷害義務。這樣做不但不會與轄地的警務機關發生職能沖突，相反對方還應真誠感謝配合。如果在轄區外“見義勇為”的警察得到的不是同道的感謝配合而是刁難敵意，恰恰就證明我們的公安體制出了大問題。
你能想象一名警察看到暴徒正在欺淩一名弱女子，因為那里不屬自己的轄區而作“壁上觀”？當警察勇敢站出來擒住歹徒並通知當地公安機關，卻遲遲不見對方回應或“人一走就把罪犯放出來”？這是一種什麽樣的體制嗎？
據記者調查：水上派出所官員認為水上搜救方面的工作是由海事部門負責，“水上派出所主要是負責長江堤岸的治安和漁民的戶政管理，水面的治安我們管不了”。
長江航運公安局荊州分局的一位民警也對記者說，航運公安局只負責長江航線的治安與安全。
海事局的官員則推脫說他們的職責是“搶救沈船”，而不是救人撈屍的？荊州海事局新聞發言人熊新文介紹，海事局的職責主要是負責長江水上交通事故以及水上船只的安全事故，遊泳溺水這種水上非交通事故並非職責所在。
“我們所有的搜救主要還是圍繞船只，而不是溺沈水底的人。”熊新文說，“所以我們遇見落水的，先營救。沈入水底的，救不出來了，就直接建議家屬去找打撈公司來打撈。”
壟斷荊州段長江打撈業務的天價撈屍總經理是當地有黑社會背景的陳波。
我們再來看知情人是怎樣說的：
“陳波自己沒有漁船，他在派出所或許多漁民中都有線人，提供打撈消息。漁民提供線索後，能獲得200元酬勞。”曾多次幫陳波打撈屍體的漁民陳凱（化名）說。
接到消息後，陳波再聯系漁船實施打撈。
陳凱說，“撈到人，我們每船每次能得500元，撈不到就是200元，甚至有時給包煙，陳波說這些錢還得用來打點公安、海事的人”。
…………
我們的責任部門和公務人員在遇上需要付出代價的問題時，總能找到各種貌似冠冕堂皇的理由把應該由己方承擔的責任推得一幹二凈？
“山寨化”的地方政權通常不是根據社會需要和民眾利益來執行公務；而是依據能否撈到“部門利益”或“個人好處”來權衡公務的輕重緩急。對於那些能罰款撈錢玩享受的差事，就是和自己的職能八桿子夠不著也要想方設法插上一杠。這就是一家建房有幾十個部門上門要錢的主要原因；也是部分行政執法部門之間長期陷於職權爭執的內在根源。對於那些不能撈好處玩享受的職責，大家能推則推，實在推不掉就虛張聲勢磨洋工。
為了能撈到更多的“錢和享受”，某些執法部門不但不打黑除惡，相反還和黑社會成員互通聲氣狼狽為奸，成為黑社會成員稱霸一方的地下保護傘。因為黑社會成員欺行霸市無惡不作，能輕松撈到很多黑錢，有條件給司法敗類提供更多的賄賂好處。所以當黑社會與守法公民發生沖突時，這些司法敗類多選擇站在黑社會那一邊。
難怪人們常說：黑社會團體若沒有官方背景，就根本不可能混出氣候來？
打撈公司業務負責人陳波提到，他當時得到這個信息是有個叫“藍色家園”的餐廳人員打電話告訴他，這個地方發生事故請他來打撈。在途中，水上派出所的所長也打了一個電話給他，讓他馬上到現場打撈。依此推斷，公安其實是知道這個公司長期存在，從事撈屍業務。為什麽這個時候，公安部門沒有進行打撈，卻主動求援於個體公司?還勸說大學生屈從撈屍船主的天價勒索？按常識推理，任何一個情感思維正常的人在那種情形下都會對撈屍船主的所作所為義憤填膺，水上派出所的警員為何能不為所動，在大學生下跪哀求時仍拒絕履行自己“制止罪惡”的職能，反而勸說受害英雄給錢？如果他們沒從天價撈屍業務中得到“好處”，他們會那麽“冷血”嗎？如果碰巧在場警員個個天性“冷血”，為何公安機關會有那麽多的“冷血”警員呢？
天價撈屍悲劇發生後，屈於輿論的壓力，荊州政府對此事進行調查。11月7日荊州市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對“10.24”長江大學學生救人事發現場調查情況進行了通報。調查認定整個事件不存在“見死不救”情況，至於公眾關注的“天價撈屍”，調查組認定“荊州市八淩打撈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波行為已構成敲詐勒索，但不存在壟斷霸市的黑社會背景？此人曾因搶劫罪勞教三年，以後沒有犯案記錄？目前公安機關已依法對其拘留15天，並處1000元罰款。
陳波壟斷霸市的黑社會背景是顯而易見的：
陳波經營的“荊州市八淩打撈有限公司”是荊州唯一一家打撈公司。該公司並未取得“長江流域人員死亡打撈業務”。
據知情者透露，該公司幾乎壟斷當地所有打撈屍體業務，估計年收入有百萬元。
寶塔灣附近居民介紹，陳波與許多閒散的人員關系密切，結識許多勞教刑滿人員，多次稱自己是“混社會”的，“如果有人在寶塔灣替人撈屍，就會有人過來砸船打人，並告知這塊地已被‘波兒’（即陳波）承包了”。
“他壟斷了這一片的打撈屍體的業務。”一名漁民說。
這名漁民說，以前長江邊也有做打撈生意的，價格都是幾百元，後來有了打撈公司，價格就高了。“現在一般都在一萬元以上。”
陳波名片上將公司業務描述為“24小時服務，專業人員打撈”。
夏兵和陳波是一起的，陳波類似於業務員或者主管經理。若有人查他，或者警方幹涉其打撈，就由夏兵出面協調。
“夏兵在荊州市認識很多官員，關系廣。”這位與夏兵和陳波均關系密切的人士對記者說。
“在當地，像陳波這樣給夏兵打工的還有很多。”這名知情者說，他們基本壟斷了整個長江荊州段的民間打撈。
救人英雄韓德元稱，陳波曾威脅冬泳隊員，“你們斷我財路，小心點”。
很多冬泳隊員也收到了陳波的“報料”名片。
有一名冬泳隊員說，冬泳隊與陳波的打撈組織已達成私下口頭約定，“水面上的活的，我們肯定救，沈水者我們就不管了。”
…………
如果沒有黑社會暴力壟斷背景，如此暴利的撈屍業務（成本才區區幾百元）自然招來很多競爭者。可那麽長時間就只有陳波一家打撈公司？“不存在暴力壟斷的黑社會背景”一說不是侮辱民眾的智商是什麽？有關人員如此包庇陳波等人，要麽就是超級白癡不配從事公務；要麽就是陳波的幫兇怕對方逼急了把他們也扯出來？
那些被陳波威脅甚至毆打過的替人撈屍者和冬泳隊員應該向水上派出所報告過，水上派出所為何不出面制止陳波明顯屬黑社會性質的行為？為何還要慫恿甚至於暗地保護他在自己的轄區長期敲詐勒索發死人財？
人民警察不出面制止和懲處黑社會的罪惡，在黑社會恃強淩弱欺行霸市時不作為，在本質上就是黑社會的幫兇！
就算僅僅是敲詐勒索罪，拘留15天罰款1000元是否太過避重就輕？單就罰款一項來說就從法律上說不過去。就算陳波先前的天價撈屍業務難以搜集證據？這次的天價撈屍卻是罪證確鑿的。3.6萬撈屍費成本應該不會超過2000元（因壟斷產生的賄賂和信息費應該不算在內），此次天價撈屍的違法所得就在3.4萬元以上。單沒收違法所得一項就超過3.4萬元，還要加上數倍罰款。如果再追索到先前每年近百萬的非法壟斷收入，罰款額就接近千萬了。民眾的輿論壓力也都是趨向重判重罰，就算因此把陳波槍斃抄家絕大多數民眾也會拍手稱快。司法機關只作出拘留15天罰款1000元的處罰，於情於法都太過離譜。有關權力人物為何要冒觸犯眾怒的危險全力袒護陳波？個中原因自然只有“利益相關”這四字能夠解釋。
一位網民這樣評價調查組的報告和陳波處罰：
“公眾並不是刻意糾纏於一些細節上的出入，而是想還原事實真相，給3名見義勇為的大學生在天之靈一絲慰藉。然而，調查組的報告，特別是對‘天價撈屍’行為的處罰，在舍己救人者屍骨未寒之際，已讓公眾的心感覺到冰涼。試問，如此的報告又怎能弘揚這個社會見義勇為的正氣?這樣的處罰又怎能讓逝去的英雄感到無怨無悔?
請問：一個令救人英雄被迫多次向邪惡下跪的體制是什麽體制？那些逼迫英雄大學生下跪的邪惡人物和不作為“公仆”如果得不到應有的懲罰，活下來的大學生下次還會舍己救人嗎？
…………
在“不牟利”的公務上不作為：在“牟利”的公務上濫作為等“山寨政權”運作模式，如果不加以有效遏制，就會彌漫成全社會的悲劇景觀。象長江撈屍之類“個體能力技術”無法承擔的“關愛生命”業務本來就是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政府先前也確實履行了此項職能。可後來不知什麽原因，多數地方政權不再履行這一義務，而把這項職能丟給了“市場”？就象把本應由政府承擔的教育事業交給市場一樣。個中原因恐怕仍是“撈油水推責任”的體制在起作用。撈屍顯然是費錢費力的差事，只有責任沒有油水，當然是推得越遠越好。
我們來看看網民對“政府不負責撈屍”一事的評論：
“正是政府的缺位，才使得以打撈屍體為業的陳波敢於在光天化日之下，當著消防、海事、公安等眾多部門的面，與校方討價還價，且言行囂張。我們可以預想：如果救助打撈工作不回歸公益，以後還會有更多的“陳波”跳出來一次次刺痛公眾善良的神經。
將救助打撈納入政府的公共服務並不需要花太多的財力和人力。我們不妨反觀以打撈為業的陳波一方，其實他們也沒什麽專業設備，空殼公司，漁民、漁船都是臨時請的。這與出事點寶塔灣水域每年都要發生數十起遊泳者溺亡事件相比，孰輕孰重不言而喻。
在屍體打撈這個問題上，一味懲處當事人並不能從根本上平息公眾憤怒。公眾希望看到的是當地政府應承擔起屍體打撈的公共責任，救助和打撈溺水者有必要納入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範圍內。”
中國的問題多不是局部的。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天價撈屍公司並非只有“荊州市八淩打撈有限公司”一家；發死人財的黑心老板並非只有陳波一人。中國還有多少天價撈屍公司？還有多少個陳波？還有多少個天價撈屍保護傘？還有多少個依附天價撈屍發死人財的公務人員？
聽說有關人士正在醞釀要將英雄大學生的救人義舉搬上銀幕。但願以此為題材的影視劇能走出高大全的俗套，在謳歌美好的同時別忘了鞭撻邪惡，否則邪惡冷漠依舊會大行其道，善良正義者依舊會被迫向邪惡下跪。



二００九年十一月八日


37.機關綜合癥

機關公務人員之間的關系是相互吞噬的；公務人員職位升遷不取決工作業績取決於一把手；拉幫結派傾軋告密是職位晉升的必備技術；副職的設置不是為了配合工作而是為了安置“跑官者”；工作的好壞不在於質量效率而在於匯報；簡單問題覆雜化是不可或缺的工作修養。


中國黨政機關的數量在這個星球上是首屈一指的。
中國機關的權力也是首屈一指的。
中國機關效率的低下在現代化國家也一樣名列前茅。
高消耗、低效率的機關不僅是中國龐大公務支出的禍首；而且使公務人員普遍傳染上了“機關綜合癥”。
何為“機關綜合癥”？
所謂機關綜合癥，是指在機關工作的公務人員不是以國家和公民的利益為中心，而是以機關和個人利益為中心。機關領導的主要職能不是“履行公務”而是“弄權謀私”，機關職員工作的動力不是取決於公務的職責要求而主要取決於個人職位升遷的追求……
“機關綜合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機關公務人員之間的關系是相互吞噬的
機關公務人員的個人成就主要表現為職位的高低，而不是他的工作業績。在公務人員眼中，職位高的成就能力高，職位低的成就能力低，長期不能升遷的公務員會被同行從心底瞧不起，哪怕你擁有諸葛亮那樣的絕世才學也不例外。所以公務人員在機關的主要奮鬥目標就是晉升到更高一級的職位，而不是更好地履行公務。一個機關的高職位支數畢竟是有限的，一個高職位通常都有兩個以上的公務人員競爭。為了爭取自己出頭的機會，每個公務人員都會把參與競爭的同行視為最危險的敵人，必欲除之而後快。就算是親兄弟好朋友也不能超然物外。如果你在生意場上把發財的機會讓給親朋好友，別人也許會說你仗義；可你若在機關把職位升遷的機會讓給親兄弟，自己因此長期屈居人下，別人就會說你沒本事。所以“群雞啄食”的機關體制把華夏族的“內鬥劣根性”開發到極致。
在機關你別看人與人之間表面互相尊重一團和氣，可心底多巴不得對方傾刻倒大黴，最好出門時被車軋死或患上了不能醫治的絕癥……

（二）、公務人員職位的升遷主要不是取決你的工作業績，而是取決於你和一把手的距離
我國的多數黨政機關，公務人員的職位能否升遷主要取決於一把手對你的印象。一把手對你印象的好壞不是因為你的工作幹得出不出色，而是看你是否與他保持“高度一致”；是否對他“知恩圖報”；是否能利用你的職位資源為他謀取盡可能充分的私利？如果你在當前的職位上不能為他“廣開財源”，他怎麽可能把更具“經濟潛力”的職位送給你。所以下屬討領導歡心除了“說好話拍馬屁”向領導表忠心外，慷慨行賄送禮是必不可少的。一把手和副職難免有矛盾。一把手最忌諱下屬和副職結成超越於他的利益集團。所以在一把手面前表示“緊跟核心”的同時，還要表示你對一把手不怎麽放心的某位副職的反感。一旦你贏得了一把手的信任，你的工作能力就算遠不如你的同行，你的職位也會“芝麻開花節節高”般的提升。

（三）、拉幫結派傾軋告密是職位晉升的必備技術
機關公務人員的仕途雖然主要由一把手決定，但如果你只“搞定一把手”一個人也有可能節外生枝。機關內部提拔幹部有一套形式上的“民主程序”：年終要對每個公務人員進行民意測評，不稱職的票數超過一定限度在理論上就不能提升。提拔幹部也要進行形式上的民主推薦，被提拔者原則上要得到位居第一且超過40%的推薦票數。盡管這兩種測評的計票都是“暗箱操作”，投票的實情只有領導層少數幾個人知道，一把手可以人為提高“意中人”的票數。但如果機關領導層內部矛盾過大，一把手不能方便一手遮天，職位競爭對手“群眾基礎”好且有一定背景時，一把手的“意中人”就有可能放飛“煮熟的鴨子”。為了避免這一節外生枝，確保在整個選拔程序中萬無一失，候選人就要盡可能設法贏得優勢選票。機關公務人員多是不愛思考的勢利之徒，贏得他們支持的方式不是依靠你的能力、作風和德行；而是看你是否對他本人有利。因此你要學會拉幫結派，用小恩小惠拉攏同事，對同事許空願，使盡可能多的同行意識到你是他的“自己人”。如果你有競爭對手，那麽你還要設法在眾人面前詆毀他，無中生有造謠中傷是最有效的方式，設法使盡可能多的同行對“那位”有成見或敵意，在民意測評時不投他的票甚至投“不稱職”票。
象“溜須拍馬”、“拉幫結派”、“造謠中傷”等下三濫的伎倆只有靈魂卑污的陰暗小人才做得出來，有良知有能力的正派人士往往不屑此道，結果小人在機關如魚得水；正人舉步維艱，英雄注定無奈寂寞。選拔幹部的機器出了問題，生產出來的產品不是次品就是廢品，絕對出不了精品。這就象妓院一樣，真正的淑女不但一把手鴇母視若仇寇，廣大妓女們也敬而遠之。
所以機關的幹部選拔嚴格遵循了“劣勝優汰、獎惡懲善”的官場逆淘汰規則。

（四）、副職的設置不是為了配合工作而是為了安置“跑官者”，副職越多工作越難開展
按常識在機關設置副職主要是為了配合一把手的工作，同時防範一把手濫用職權。如果設置一個副職，“配合”與“防範”的職能很容易履行。但如果設置兩個以上的副職，則很容易起到“擾亂工作”和“促使一把手集權”的功效。機關領導多一份職能意味著多一份權力，副職們為了從一把手里分得多於對手的權力，就會一方面千方百計迎合一把手；一方面極力給其他副手的工作設置障礙，結果副職們工作互相掣肘一把手又能方便集權。如果哪位副職膽敢“防範”一把手濫用職權，一把手就很容易把他“擱起來”，把本應屬於他的職權分給其他副職。其他副職們自然皆大歡喜同時對那位不識時務的副職“同仇敵愷”。
兩個以上的副職雖然不能對瀆職一把手產生正面效應，但卻能方便對有能力有責任心的稱職一把手產生負面效應。當一把手潛心公務觸犯了副職們的即得利益時，副職們就會想方設法給稱職一把手“使絆子”，抓住一把手因為體制原因必須犯的錯誤大做文章，最終折騰得一把手心力憔悴。
為了防範上述悲劇，西方文明國家的公務機關通常不設副職或至多只設一名副職。我國現行人事體制好象特不喜歡“高效率”和“職責分明”，“弄權”的熱情遠遠大於“做事”，所以每個黨政機關多設置兩個以上的副職。

（五）、工作的好壞不在於質量效率而在於匯報
初出茅廬的公務員往往不諳機關的潛規則，只知埋頭搞工作不知經常向領導請示匯報工作。在他們心中，機關的日常工作一點也不覆雜，自己完全有能力應付裕如，既沒有事先請示的必要也沒有事後匯報的價值。他們不理解那些資深同事何以在處理那些簡單公務時畫蛇添足，一天三請示兩天一匯報，還時不時請領導現場指導？他們怎麽也不明白一加一等於二那樣的簡單問題還要領導指導個啥？資深同事們的能力和智商也未免低得有點過份。直到有一天，所有的榮譽和獎勵都落到資深同事頭上，他則經常為一些機關普遍存在的雞毛蒜皮小毛病（如上班時間上網）挨訓挨批，大會小會領導不點名批評的“不正之風”也多和他有關，所有的表彰都與他無緣時，這才意識到自己的工作方式在某個關鍵環節上出了問題。
在機關幹工作首先要學會事事向領導請示匯報，無論多麽簡單的公務也要做到先請示後匯報。有時一個小時就能幹完的公務，請示和匯報的時間長達十個小時？事先不請示，你在領導心中不是“擅權”就是“自作聰明”。事後不匯報，你的工作效能如何能轉變為領導的政績？
老謀深算的公務人員不但勤於而且善於請示匯報，善於把小事請示成大事，從而得到更多的支出；善於把平凡的本職工作匯報成波瀾壯闊的大成績，給領導留下不辭辛勞兢兢業業的好印象。

（六）簡單問題覆雜化是不可或缺的工作修養
機關的多數公務貌似覆雜實簡單。如果去掉那些純屬“瞎折騰”的中間環節，一個編制二十人的局機關承擔的公務在很多單位只需要兩個人就可運轉自如？
要想把兩個人就能夠幹好的公務讓二十人忙得不亦樂乎，把“簡單問題覆雜化”就成為公務人員必備的工作修養，否則你拿什麽理由去為自己的機關申報那麽多的編制和那麽多的財政拔款？一把手願意領導兩個人還是願意領導二十個人？當然是二十個！如果你顯得很能幹真個去忠於職守，一個人就輕松把機關的大部分日常公務處理得井井有條，領導還會喜歡你嗎？其他公務人員會喜歡你嗎？
對於公務人員來說，機關的公務是與個人利益聯系在一起的，把簡單問題弄得越覆雜就越能為公務主管人謀取更多的私利。比如行政審批，每多一道審批程序，多蓋一個公章，當事人就得拎著煙酒紅包多跑一道門檻，多打通一個權力人物的關節。這樣一個普通的審批手續如果拿捏到位，就能為盡可能多的公務人員提供以權謀私的機會。所以不懂“把簡單問題覆雜化”的“傻冒”直截了當地履行公務等於是同整個機關為敵，會招致機關多數人員的同仇敵愷。

“機關綜合癥”在我國的絕大多數黨政機關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著，如果有例外也只是極少數。“機關綜合癥”表明我國的公務腐敗已經制度化，落後體制才是腐敗之源。打擊公務腐敗首先要從變革舊體制著手。如果不從根子上鏟除舊體制這個滋生腐敗的土壤，就算一個晚上把全國所有的貪官屠殺一空也無濟於事；象朱元璋那樣設置嚴刑峻法，官吏貪污受賄十兩銀子就剝皮也一樣無濟於事，舊體制這個腐敗土壤又會加速度制造新一批腐敗分子。
我國的很多行政法就為行政腐敗留下了很大的空間。我國的很多機關擁有至少一部行政法的司法權。根據立法、司法分離的原則，由行政機關來行使的行政法，法律條款的制定應該把該行政機關排斥在外，就算讓其參與，其意見也只能占很小一部分。可我國的多數行政法卻把行政執行機關的意見放在第一位，部分行政法甚至由執行該法的行政機關起草藍本。行政機關在起草由自己執行的法律時自然把維護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時忽視甚至傷害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進而傷害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我國的多數行政法是把“規則制定人”、“踢球員”和“裁判”集於一身的典型範例。所以我國的多數行政法執行起來雖然起到了不少有益的作用，但總的來說是弊大於利。
我國的部分基層局機關已經蛻變為純消費單位，公務員上班通常沒什麽正經事可幹，不上班反而是為國家作貢獻。沒事坐在辦公室里喝茶看報聊天，每人一天要花銷二十多元煙茶水電費；下基層“檢查指導工作”，其實解決不了多大的問題，局里要派一輛車，接待單位要貼上兩餐飯，基層領導還要放下手頭的工作陪上一天，每天的經濟開銷少說也在一千元以上。事實上是等於把納稅人的錢往黑水河里扔。還有少數機關則墮落為國家的碩鼠，不動則已，動則害民，執行公務就象打家劫舍，走到哪里就折騰得雞犬不寧民不聊生。



二００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38.中國的“無恥事業”正在發揚光大

“無恥事業”就是用不尊嚴手段達到尊嚴地位並進而傷害國家民族的營生；“無恥事業”在官場、文化知識界和影視娛樂圈有廣闊的市場；“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舊體制是滋生“無恥事業”的溫床；告別“無恥事業”首先要從大刀闊斧變革舊體制開始。


男人多是靠幹事業來體現自身價值的。
但事業有“正當事業”和“無恥事業”之分。
可今天的中國越來越多的男人在從事“無恥事業”。
什麽叫“無恥事業”？
“無恥事業”就是用不尊嚴手段達到尊嚴地位並進而傷害國家民族的營生。
“無恥事業”在官場、文化知識界和影視娛樂圈有廣闊的市場。
在中國的廣大基層，因為正當健康的“體面機會”被舊體制堵死，當官就成為最能體現個人成就的事業。一個人想當官本來無可厚非，連李世民那樣的絕代英豪也想當皇帝，就更不用說能力見識遠不如他的蕓蕓眾生了，關鍵是看你用什麽樣的手段去追求官位和當官後利用手中的權力來謀求什麽？二者居其一就屬“正當事業”。
如果你依靠自己的勤奮、能力、品格和對社會的貢獻來謀求官位和職位升遷，那麽你“官成利就”就屬“正當事業”。歷史上的那些依靠自己的卓越文才武功來光宗耀祖的開國皇帝、狀元進士和英勇抗禦外敵保家衛國的民族英雄就屬此列。如果你在不得已情形下用不尊嚴手段達到尊嚴地位，可一朝大權在握你能勇於告別那次偶然的卑劣無恥，完成自己人生的革命性轉向，利用權力為社會謀福利，推進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那麽你一樣是在從事“正當事業”。締造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污且執掌世界文明牛耳的貞觀王朝的李世民和推動俄羅斯告別專制走向民主的葉利欽就是此例中的最傑出者。李世民是靠發動政變殺兄弒弟威父逼宮走上皇位的；葉利欽在極權專制的前蘇聯和平年代走上高位手段也不可能光明磊落，但二人大權在握後果斷告別卑劣，用自己的超人才能和責任心極大地推進了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締造了影響人類文明歷史進程的“偉大事業”。
今天的中國基層官場是怎樣的情形呢？
一是多數官僚是依靠不尊嚴手段達到尊嚴地位。他們步入官場不是靠勤奮、才能和貢獻，而是靠見不得人的卑劣手段。
下面三位在官場上混得很成功的故人當初進入官場的手段很有代表性。
第一位靠赤裸裸的行賄。他老兄若是用自家的財產行賄到也情有可原，因為今天的基層官場你不行賄就等於堵死了自己的官路。遺憾的是他出身於貧寒的農民家庭，沒有雄厚的家財去行使足以給官場留下深刻印象的巨額賄賂。於是他老兄就去從事違法勾當，身為執法公務員竟然在位於單位辦公樓的家庭開設大賭豪賭的“麻將館”，每天的台費收入就相當於他一個月的薪水。然後他把收取的巨額台費大部孝敬給了能夠決定他職位的上司，結果不但免於公務員違紀的處罰，還順利晉升到單位的領導階層。
第二位娶了一位年輕漂亮的妻子，年屆五十的上司見了一面後眼睛即刻放出綠光。他老兄看在眼里動在心里，就精心安排他的漂亮妻子給上司伴舞，然後又進一步勸說妻子做了糟老頭的床頭人。他的“偉大奉獻精神”很快得到了豐厚的回報，現在已經躍升為能夠玩弄他人漂亮老婆的一方諸侯了。
第三位身居貧困鄉鎮又無漂亮妻子，但他的“傑作”最為別出心裁。他聽說上司喜歡文物豪藏，而他的先祖在清末是富豪，隨葬品按常識應該很豐厚，或許里面就有價值不菲的古董。他居然說服自己的家人，以遷葬為名掘開了太祖父的墳墓。“苦心人，天不負”，他老兄果然從墓道里找到了一對明代景德鎮出產的古花瓶。他把這對古花瓶孝敬上去，令土包子上司的古董收藏室瞬間提升了十多個檔次，並因此深深感動。他從此越級提升官運亨通，太祖父保佑他最終成為當地的大人物。
…………
上述三位的升官圖夠無恥的吧？
更無恥的升官圖也許還沒有曝光。
在今天的基層官場，與三位類似的跑官行為絕不是個別現象，甚至不是少數。
更大的問題是跑官者一旦身居要位大權在握後，不是廉潔自律克己奉公，更不是服務社會為民眾謀福利，而是利用職權繼續從事“無恥勾當”，甚至於競賽無恥活動，把無恥當成就，把肉麻當有趣，以從事“無恥事業”為榮。
官員利用職權包二奶養小蜜本來屬國法不容的無恥行為，可部分基層官員居然把包二奶當作個人成就的標志，在同僚面前絲毫也不掩飾自己三妻四妾，就像黑社會流氓從不掩飾甚至於誇張自己“三進宮”一樣。
下面一則網上熱炒的貪官性成就大獎賽很能說明問題：
1. 數量獎：江蘇省建設廳廳長徐其耀，共有情婦146位。
2． 素質獎：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 ，常年在五星級酒店包養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學生17人。
3． 學術獎：海南省紡織局長李慶善，性愛日記9 5本，標本236份。
4． 青春獎：四川樂山市長李玉書，20個情人年齡都是16到18歲。
5． 管理獎：安徽省宣城市市委書記楊楓，用MBA知識管理，有效管理77名情人。
6． 揮金獎：深圳市沙井銀行行長鄧寶駒，僅“五奶小青”，800天花了18000 萬元，平均每天23萬元，每小時1 000元。
7． 團結獎：福建省周寧縣縣委書記林龍飛，為其22名情人共辦群芳宴，並設30萬元的佳麗獎。
8． 和諧獎 ：海南省臨高市城管大隊長鄧善紅，有6個情人，6個孩子，對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9． 幹勁獎：湖南省通信局局長曾國華，面對5位情人立誓：保證到60歲時，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於3次。
10. 十全獎：空缺
…………
我們的基層人事體制似乎也為官僚的“無恥事業”大開方便之門。在文明落後的地方，“無恥”甚至成為不可或缺的官場修養，不無恥就會最終被官場孤立淘汰。

“無恥事業”在文化知識界也一樣興旺發達。
印度的知識分子多數不是富人，有的甚至很貧窮。可印度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從不拿自己的知識和尊嚴去換取無恥的地位。所以印度的多數知識分子不說假話，不當阿諛權力的禦用文人，敢於當面對達官顯貴說“不”，不向金錢和權力頒發“注水文憑”，更沒有“專家”迎合權貴在權威崗位上說昏話。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這些方面的表現如何呢？
只要看看汶川地震後“專家”們的表現就可找到答案。他們居然鑒定造成大量學生死亡的豆腐渣校舍“不存在質量問題”？
在暴力和淫威面前，中國的多數知識分子都成了直不起腰桿子的軟骨頭。在金錢和權力面前，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霎時眼睛放出綠光，為了沾權錢的光不惜像狗一樣犧牲最基本的人格尊嚴。
為了追逐權錢，中國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正以前所未有的熱情爭先恐後地卷入“無恥事業”，並以從事“無恥事業”為榮。

至於影視娛樂界的“無恥事業”，中國的網民們已經炒得熱火朝天了，不用我在此贅述。正因為“無恥事業”在影視業廣泛存在，中國在近十年才沒有出現哪怕是一部真正有流傳價值的影視劇。導演、影星們的創作靈感瀕臨幹涸，除了狂拍武則天、慈禧太後、乾隆皇帝和漢武帝這幾個專制魔王的馬屁外好像再也找不到有價值的題材來發揮。

中國正日益成為這個星球上“無恥事業”的大本營。
中國的“無恥事業”正在呈泛濫成災之勢。
在一個“不無恥就不能體面”的病態社會里，“無恥事業”正在贏得越來越龐大的同盟軍。
“人之初，善惡並，修其善則為善，修其惡則為惡。”中國人並非天性比西人更無恥，之所以越來越多的人卷入“無恥事業”，扼殺“真、善、美”的專制體制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舊體制是滋生“無恥事業”的溫床，告別“無恥事業”首先要從大刀闊斧變革舊體制開始。

天佑中華！


39.中華大地為何多發“群體性事件”

社會矛盾沒有正常的疏導途徑，解決問題的正常途徑被堵死或部分堵死；基層貪腐政權是“群體性事件”的始作俑者；政府如果不能及時有效地遏止“群體性事件”，社會總有一天會走向失控，中華民族將面臨“暴力洗牌”的巨大風險。



今天的中國，“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
且不說“翁安事件”、“隴南事件”、“鄧玉嬌事件”、“石首事件”、“通鋼事件”這些國家級“群體性事件”吸引了多數民眾的注意力，我們普通人身邊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也多得不勝枚舉。
試問一下：中國有哪個縣級政府沒有經受過“群體性事件”的圍堵？
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麽數量也絕對是少數。
在我的家鄉縣，群眾圍堵政府辦公大樓的事件每年都要發生幾起，到了年終則前後相繼。
今天“群體性事件”已經發展到“四面楚歌”的地步，別說聚眾找政府訴求被忽視踐踏的正當權益，就連司空見慣的醫患糾紛和交通事故，民眾也多求助於“群體性事件”解決問題。
在“群體性事件”多發的國家，每個人都會感覺很“累”很“煩”。
不但“群體性事件”的殃及對象感覺“累”和“煩”；“群體性事件”的組織參與者也一樣感覺“累”和“煩”。誰不願意不受幹擾的工作生活，沒有人侵害踐踏自己的正當權益，出了糾紛該怎樣就怎樣呢？
“群體性事件”是一個社會的不正常現象，也不是一個普遍性的地球現象。
在美、英、德這些成熟法治國家，你終其一生也許很難看到一起“群體性事件”，民眾解決糾紛也多是通過法院而不是求助“群體造勢”。兩輛車相撞了，雙方禮貌地交換一下駕駛執照各自走人，自有交警出面依法公平解決糾紛。
民眾有秩序的遊行示威不屬“群體性事件”。
依靠“群體性事件”解決問題是一種高風險高成本高浪費的途徑。醫院死了人引發醫患糾紛，通過法律有序解決幾乎沒有什麽浪費。如果患者從家鄉親友群里召集百多號人來醫院鬧事，僅一大堆人的食宿、交通、誤工費就是一筆很大的開支，就更不用說幹擾醫院的正常業務運轉損失的經營性收入了。如果發生翁安那種民眾焚燒政府大樓的惡性事件，就不只是經濟損失能夠衡量的。

中國為何有那麽多的“群體性事件”呢？
根本原因是社會矛盾沒有正常的疏導途徑。解決問題的正常途徑被堵死或部分堵死。
疏導社會矛盾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
可很多地區基層政權的社會服務職能已經接近癱瘓狀態。
在“獎惡懲善、劣勝優汰”專制體制的長期作用下，多數地區基層政權運轉的主要動力是“錢”和“急功近利”，“能否撈到錢和利”是官員決定是否出頭露面的主要因素。
在自然狀態下的社會矛盾多半是強勢集團侵害踐踏弱勢群體的正當權益引發的。一個理性健康的政府應該鋤強扶弱，除暴安良，打擊仗勢欺人的強權人物，維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
以“錢和利”為主要驅動力的基層貪腐政權卻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在多數情況下是鋤弱扶強獎暴懲良，因為違法理屈的強勢集團能給他們奉送更多的“賄賂”，而理直氣壯的弱勢群體則認為政府主持公道是他們必須履行的義務。
基層貪腐政權就算不明目張膽的鋤弱扶強，通常情況下也拒絕履行為弱勢群體主持公道的社會職能。平民向官員申訴就象向石頭申訴，根本不會有任何回音。總之一句話：“要想辦事就給錢，不給錢就不會給你辦事！”
我們的傳統體制也嚴重妨礙了政府履行“主持社會公道”的職能。
拿醫療糾紛來說事，“醫療事故鑒定辦公室”通常設在衛生主管部門，隸屬“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的專家也多是從當地公立醫院抽調，公立醫院都是當地衛生主管部門的二級單位。一旦出了醫療事故，對於衛生主管部門和鑒定專家來說，醫院屬“自己人”，自然傾向於偏袒醫院一方。“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的職能不是“鑒定”而是“造假”，為自己開脫責任。
在這種不公平的體制陰影下，沒有任何權力背景的受傷害患者如果不采用“聚眾鬧事”的途徑，就很難指望權力機關會為你主持公道。

民眾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只好聚集成龐大的群體圍堵政府或侵害其利益的強勢集團。當基層政府意識到“聚眾鬧事群眾”影響到當地安定繁榮的表象，進而影響到官員個人的仕途升遷時，就會在“鬧事群眾”面前讓步，出面滿足“弱勢群體”的部分甚至全部訴求。
於是“群眾圍一圍，政府撤一撤”。
所以基層貪腐政權是“群體性事件”的始作俑者。
當民眾意識到“聚眾鬧事”是爭取權益解決問題的最便捷途徑時，就會越來越頻繁地乞靈於“聚眾鬧事”，大事小事都想到要召集鄉民親友圍一圍堵一堵。刁民甚至於聚眾向無辜者提出無理訴求。
某地有一個村民因家庭矛盾喝農藥自殺了，可死者親友卻把死者的屍體擡到當地縣人民醫院，硬說是醫生搶救不力導致患者死亡，結果硬生生敲詐了一筆可觀的安葬費……

結果“群體性事件”普及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影響到很多人的正常工作生活。很多人終其一生都要受到“群體性事件”的困擾。

中國人真是活得太“累”太“煩”了！

政府如果不能及時有效地遏止“群體性事件”，社會總有一天會走向失控，中華民族將面臨“暴力洗牌”的巨大風險。
遏止“群體性事件”不能靠盲目打壓鬧事群眾和組織者，而是要政府切實履行起鋤暴安良主持公道的社會職能，努力調解糾紛化解矛盾，對群眾的正當訴求堅決支持；對刁民無理取鬧堅決抵制，對侵害民眾權益的富人官僚惡棍繩之以法，對“不給錢不辦事，給錢亂辦事”的貪腐官員一律撤職查辦。

星火燎原的“群體性事件”給中國社會敲響了警世鐘，我們再也不能象鴕鳥一樣把頭埋進沙堆里，把“四面楚歌”上報成“盛世交響曲”了！


二００九年八月五日



40.低俗小品走紅是中國文化的悲哀

一個民族偏愛喜劇本來無可厚非；但一個民族創作不出有價值的悲劇則是民族文化的一大悲哀；因為悲劇的藝術水準和收視率折射出一個民族的理性和深度；今天的中國需要震撼心靈的悲劇，是到了該“醜星”退出舞台的時候了。

近幾年，沒有哪個影視名星的熱度超過趙本山的了？他的小品收視率在今天的中國絕對高踞榜首。連續幾年的春節聯歡晚會，趙本山的小品總是最受觀眾歡迎的劇目。
影視劇通常分喜劇和悲劇兩大類。
小品是觀眾最喜聞樂見的喜劇。
因為小品容易走紅的緣故，近幾年編劇和導演都把精力放在喜劇創作上。熒屏上收視率很高的影視劇多數為喜劇。尤其是那些拍專制帝王馬屁的喜劇花樣翻新，從《武則天》、《風流乾隆》到《鐵齒銅牙紀繞嵐》……無一例外都贏得了觀眾的熱烈喝彩聲。漢武帝、武則天、乾隆皇帝、慈禧太後等幾個給中華文明帶來巨大災難的專制魔王，經過影視喜劇的炒作，今天幾乎成為離觀眾心靈最近的崇拜偶像？
近十年無疑是喜劇的豐收期。

和小品喜劇的豐收相比，近十年創作的悲劇寥寥無幾，有價值的悲劇則一部也沒有？
一個民族偏愛喜劇本來無可厚非；但一個民族創作不出有價值的悲劇則是民族文化的一大悲哀。因為悲劇的藝術水準和收視率折射出一個民族的理性和深度。

什麽是悲劇？什麽是喜劇？
悲劇就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你明明知道前面是黑暗的死胡同，卻無法阻止人家向黑暗前進的步伐！
真正的悲劇不單是外部強加給你的苦難；還有外部強加給你苦難的時候，你用自己悲劇性格實現了這個苦難。
喜劇則是把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是把個人的局限性完整展現給人看。
…………
悲劇和喜劇誰有利於推動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
我們只消回顧一下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和後一個十年就能得到答案。
改革開放的黃金時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時的中國不僅在經濟上碩果累累，十億人民吃飽了肚子，走出了饑寒交迫的噩夢；在文化上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那是一個進取的時代！
八十年代中國文化的代表作是《傷痕文學》，僅從字面上理解就屬於典型的悲劇。那時的影視劇給我留下了難以忘懷的深刻印象，《小街》這部影片直到今天我一想起仍不自禁熱淚盈眶。
新世紀的中國是喜劇的世界，也是一個墮落的時代。十年來中華文明究竟取得了多少實質性的進步，相信各位心中已經有了答案。
我個人的心路歷程也顯示今天的中國需要的是悲劇而不是喜劇。
我一直很關注大饑荒和文革那段歷史。十年前我是用一種“喜劇心態”來看待那段悲劇的，也就是把悲劇當作“鬧劇”來欣賞。那時我的大饑荒印象不外乎“畝產十萬斤糧食”，“全民土法煉鋼、把百姓的鍋、鏟、瓢、盆投進去燒成一堆鐵屎”，“全民勒緊褲帶擡著一堆廢鐵放‘衛星’”……文革印象則是“學生停課大串連”，“給走資派戴上高帽子遊街”，“偉大領袖接見紅衛兵”……這些勞民傷財的瞎折騰鬧劇雖然荒唐可笑，但聽上去還有點“意思”，甚至覺得那時的人民挺幼稚挺可愛的。當無法忍受當今社會無處不在的貪污腐敗時，竟然認為中國再為一次文化大革命也未嘗不可。
直到近十年我接觸到了關於大饑荒和文革的更詳實史料，並實地調查那些年代發生的駭人聽聞悲劇；了解到大饑荒和文革的血淋淋真相；了解到四川、信陽、無為等地區饑餓迫人瘋狂後人吃人的無奈；了解到堅持說真話的張志新臨刑前被四個冷血壯漢用銹刀割斷喉管；了解到北大才女林昭被野蠻槍殺後劊子手上門索要五分錢子彈費；了解到不肯泯來良知的李九蓮拋屍野外無人掩埋，性器官被一老流氓割下拿去猥褻；了解到為李九蓮鳴冤的鐘海源被野蠻活體取腎；了解到大興縣、道縣大屠殺；了解到廣西賓陽、武宣禽獸不如慘案……我的心靈才感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並在靈魂深層痛定思痛地反思自省，對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產生了刻骨銘心的恐懼和厭惡，認識到中國人絕不能忘記那段悲劇，絕不能讓那樣的悲劇在中華大地重演。就算現在無官不貪無公不腐，也絕不能用文革那種反文明反人類的暴行來對付貪腐！

因為近十年小品和喜劇主宰熒屏，國民逐漸失去了反思和自省的能力，對文革災難的印象多數停留在“喜劇心態”，對那段歷史缺乏刻骨銘心的恐懼和厭惡，誤認為文革雖然發生了很多不合常情的鬧劇，但合理可取的成分是主要的，甚至幻想用文革那種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來對付燎原烈火樣的貪污腐敗。
對於一個誤入歧途罪惡頻仍的民族來說，喜劇能起到心靈按摩的效果，讓人暫時忘卻罪惡的傷害。但過多的按摩讓人心靈麻木，不思進取，甚至普遍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對綁架自己的罪犯賜予“生命”的行為依賴感恩，失去了改變不合理現實戰勝邪惡的勇氣和動力。
悲劇則能給國民麻木自慰的心靈潑上冷水，激發出進取向上戰勝邪惡的勇氣和力量。
成功的悲劇能產生靈魂深層的震撼力，使觀眾的心靈得到凈化，在痛定思痛反思之後牢記悲劇的教訓，不再讓類似的悲劇重演。

今年走紅的趙本山徒弟小沈陽，最經典的一句台詞居然是：
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死亡來臨時錢還沒花完？
不知大洋彼岸把全部財產捐給福利事業的全球首富比爾.蓋茨聽到此話後作何感想？他不可能理解這種水準的台詞居然能贏得中國觀眾的普遍喝彩？

今天的中國需要震撼心靈的悲劇，是到了該“醜星”退出舞台的時候了！


二００九年六月三十日



41.國民朝拜佛祖就像侍奉大貪官

中國的絕大多數佛教寺廟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地方；中國的佛教寺廟其實在從事反佛教的勾當；中國是一個畸形信奉“功利主義”的國度，所有的信仰必須迎合“功利主義”這一國民性前提；中國的佛教還與“官僚主義”相結合，把佛教寺院儼然變成又一個官場。

中國的宗教信徒最容易信奉佛教，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佛教寺廟如雨後春筍遍布神洲大地。
但中國的絕大多數佛教寺廟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地方。佛殿上供奉的是佛祖的塑像；可幹的卻是佛祖最痛恨的勾當。
宗教與迷信在唯心世界是絕然對立的心靈撫尉劑，所以世界上真正的宗教都是反迷信和“偶像崇拜”。
中國的佛教寺廟則大量從事迷信活動和偶像崇拜。放鞭燒紙本是中國人祭拜祖先的儀式，如今則全引進到佛教寺廟來了。這些作踐天物的迷信儀式本是佛祖深惡痛絕的鬧劇。在東南亞那些正統的佛教國度，你看見寺廟放鞭燒紙沒有？至於偶像崇拜，中國的佛教寺廟則比比皆是。關公、秦瓊、蔚遲恭等成功武人頭領的塑像在佛教寺廟有時比佛祖本人的塑像還顯眼。
所以中國的佛教寺廟其實在從事反佛教的勾當。
這不能怪佛教，佛教本身的教義沒大問題，而是中國人的“信仰特色”出了問題。
中國是一個畸形信奉“功利主義”的國度，所有的信仰必須迎合“功利主義”這一國民性前提。西人去教堂是為了凈化心靈，是在神父面前真誠懺悔自己的惡念和罪行，祈求上帝寬恕，希望有機會贖罪。中國人去廟堂則是祈求神靈保佑他升官發財死老婆、考大學、生兒子、找好老公……
這就是“中國特色”的信仰。所有的信仰必須迎合國民心中的“功利情結”，沒有“功利寄托”的信仰在中國是難以生存的。
真正的宗教都是反“現實功利”的，所以真正的宗教在中國難以贏得廣泛的信徒，這也是明清兩朝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歸於失敗的根本原因。因為基督教義沒有多少“彈性空間”，不容易依據國情“與時俱進”，不但不會為了錢財幫信徒求官求子；相反還要求好說謊的中國人在神父面前坦誠自己心靈的惡念和不為人知的罪行。更令國人難以理解的是：基督教極度鄙視錢財權勢，說什麽“富人和官吏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正所謂“水至清則無魚”，普通國民對真正的基督教（不是“拜上帝教”等打著基督教招牌招搖撞騙的邪教）不敬而遠之才怪。
能夠在中國流行的世界級宗教都是名不副實的“變種”，不可避免地打上“中國特色”的烙印。
佛教教義的“靈活性”明顯大於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給“中國特色信仰”留下了“偷梁換柱”的空間，所以成為中國信徒信奉的主要宗教。
中國人的傳統信仰是“祭拜祖先”。祭拜的目的是希望祖先能保佑全家升官發財生兒子。祭拜的方式則是“賄賂”，燒紙給祖先“送禮”；放鞭炮歌功頌德；修建造價昂貴的墓碑給祖先送“豪宅”；當然還有殺牲擺酒請祖先大吃大喝。
總之中國人祭拜祖先的方式一如侍奉大貪官，請吃、送禮、修豪宅、拍馬屁……
佛教傳入中國後為了生存發展很快發生“變種”，與中國的祖先崇拜等迷信活動相結合。朝拜佛祖儼然國民祭拜祖先，在鋪張浪費和胡作非為上顯然比祭拜祖先走得更遠。
不僅如此，中國的佛教還與“官僚主義”相結合，把佛教寺院儼然變成又一個官場。
於是中國人朝拜佛祖就象侍奉大貪官一樣，向佛祖行賄送禮阿諛奉迎是最主要的方式。結果佛祖本身也像一個大貪官，回報不是基於信徒的品行和虔誠；而是取決於信徒賄賂的多少？貪官奸商有條件敬獻巨額賄賂，自然成為佛祖面前的紅人。善良誠信者因為資財有限，沒條件象貪官那樣大把撒錢，自然被佛祖瞧不上眼。
所以今天中國的佛教寺廟已墮落到“有德無錢莫進來”的地步。
本人因喜歡旅行探險的緣故，足跡遍布國內的名寺古剎，所到之處看到的一個怪現象是：多數寺廟的“功德碑”上，名列榜首的多為當地的達官富商。我不敢說他們都是貪官奸商，但多數應該是非貪即奸。寺廟里的方丈和尚們最敬仰的人物也是貪官奸商們，最隆重的宗教禮節幾乎都是為他們準備的。
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說，貪官奸商一樣可以受到佛祖的寬恕眷顧，但前提是“放下屠刀”，即不再貪污受賄官商勾結，而不是拿“不義之財”賄賂佛祖。今天的情形則是繼續揮舞屠刀，把巧取豪奪的“不義之財”分一部分給佛祖。佛祖墮落成為“黑惡勢力”的一員。
在今天的中國寺廟里，在佛祖面前，一個人貪污受賄為非作歹不要緊，只要分贓時別忘了佛祖就成。
因為中國人把佛祖當成大貪官來侍奉，佛祖的代理人和尚方丈的中心工作就是為佛祖搜刮錢財，燒香許願做法事等佛教儀式都是掩人耳目的騙人伎倆，宗旨就是把信徒的錢袋掏空。結果多數方丈和尚都墮落成了惡棍騙子。多數寺廟也蛻變成為惡棍騙子的巢穴，本應潔凈的宗教聖地墮落成藏污納垢的魔窟。
結果宗教場所反而成為反宗教的營地。
在錢財功利的驅使下，無孔不入的“官僚主義”也在寺廟找到了適合自己生存的土壤。把方丈主持等佛院管事納入“行政級別”，一個縣級大寺的方丈相當於“副縣級”；政府幹預寺院的管事任命；插手寺院的“收入分配”已成為大中寺院司空見慣的怪現象。
真正的宗教與“官僚主義”格格不入。當寺廟與官僚主義糾纏在一起，方丈醉心於自己的“行政級別”時，寺廟的所作所為就與宗教精神背道而馳。
佛教的核心教義是因果報應。中國的佛祖既然墮落成大貪官，自然也難逃周期性的報應。佛教在東南亞日本等國從未面臨全民性的打擊報覆，可中國歷史上卻發生了異常慘烈的四次波及全社會的“大滅佛”運動。皇權中國的“三武滅佛”慘絕人寰；毛領袖則把佛教當成最大的“封資修黑貨”摧毀罄盡。
讓人不可思儀的黑色幽默是，部分佛教寺廟竟然陳列毛領袖的畫像和指示，把毛領袖擡到和佛祖一樣的高度任人膜拜。各位推想一下：我們的寺廟和佛教究竟有多少幹系？
嚴格來說我們的寺廟和佛教一點幹系也沒有；甚至成為“打著佛教招牌反佛教”的營地；就象毛領袖下的定義“打著紅旗反紅旗”。
今天的中國佛教寺廟的墮落程度遠超過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很多和尚不但手機鈴聲不斷；還與時俱進到和女人成雙成對公開出入的地步。依據佛教的“因果報應律”，下一次打擊佛教的全民運動應該不會太遠。
真正的佛祖不是大貪官！當我們把佛祖當成大貪官來侍奉時，佛祖在我國的命運也就與大貪官相去不遠。


二OO九年六月七日


42.加強學校治安能擋住刺向兒童的尖刀嗎？

官僚專制體制崇尚“唯物主義”和“進化論”，導致整個社會叢林化，弱肉強食，恃強淩弱成為主宰人與人關系的社會潛規則；會宣泄渠道不暢，成員的負面情緒長期壓抑，郁積到一定程度就會尋找薄弱環節破壞性釋放；政府要切實履行主持公道抑惡揚善的社會職能。

2010年春末，中華大地頻發校園血案，在不到40天的時間內大的血案居然發生了五起。
3月23日清晨，福建南平市實驗小學發生兇殺事件，兇徒鄭民生殺害了8個孩子，還有5個孩子重傷。
4月12日，廣西合浦縣西鎮小學再現兇殺事件，造成2死5傷。2名死者中一名為8歲小學生，另一名為老年女性。5名傷者包括兩名小學生、一名未入學小孩和一對中年夫婦。
4月28日，南平血案兇手鄭民生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
刑場上的槍聲剛剛消逝，潛藏的校園兇手不但沒有被我們的專政機器嚇倒，相反以百倍的瘋狂在隨後的三天制造了三起校園大血案。
槍決鄭民生的那天我正在浙江旅行，手機收到網友發來雷州慘案的兇訊，我當時的震驚非語言所能形容。接下來的兩天又收到了兩起校園血案的噩耗，讓我再次想起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電視連續劇《海燈法師》的片首主題歌：
“黎明不見太陽不見太陽，天空中下著血雨……”
槍決鄭民生後繼發的三起校園血案如下：
4月28日，廣東湛江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學，一男子持刀砍傷15名學生和一名為保護學生而與歹徒搏鬥的老師……
4月29日，江蘇泰興市泰興鎮中心幼兒園，一名男子持刀沖入幼兒園，砍傷32人，包括29名幼兒、2名教師、1名保安，其中5人傷勢較重，危重2人……
4月30日，山東濰坊尚莊小學，一男子騎摩托車攜帶鐵錘、汽油強行闖入校園，用鐵錘打傷5名學前班學生，然後點燃汽油自焚……
…………
五起校園血案發生後，社會上流傳著據稱是童話大王鄭淵潔作的一首歌詞：
“親愛的爸爸媽媽，我上學去啦。
希望這不是永別，我要活著回家。
親愛的老師校長，我來上學啦。
您不能讓壞人碰我，我要活著回家。
親愛的叔叔阿姨，我在上學啊。
您有不滿去上訪，我要活著回家。
……”
初次看到這首歌詞，我禁不住潸然淚下。
校園血案並非中國所獨有，在此之前美國、日本、台灣也一樣發生過校園兇殺案，但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慘案頻發卻只有中國一家。

美、日、台的校園兇殺案發生後，政府和社會進行了痛定思痛的反省，針鋒相對采取了預防措施，使類似的悲劇在隨後的幾年沒有再度重演。
民主法治國家和地區並非不犯錯誤不發生悲劇，而是擁有一套自動糾錯的制度措施，能從錯誤和悲劇中吸取經驗教訓，有效地防範了災難的擴散蔓延，使類似的錯誤和悲劇不再重演。
南平慘案發生後，我們痛定思痛反省了嗎？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了嗎？
南平市委書記雷春美的所作所為很能說明問題：
南平慘案發生後，南平市委書記雷春美前往醫院慰問受傷孩童，路逢一中年婦女向書記下跪喊冤，要求嚴處強暴其8歲女兒的犯罪嫌疑人，認為教育部門的賠償根本不夠。該婦女一邊哭訴，一邊跪下大喊“女兒好慘好冤”……
陪同的工作人員當即上前將該婦女架開，雷春美對工作人員的粗暴行為沒有任何制止。眼看要被架走，該婦女情緒更加激動，高聲喊道：
“我女兒的冤屈得不到伸張，如果你們不管，我也會去殺人!”
話音落下，工作人員當場將其強行帶走。工作人員把她架到旁邊的房間後，就沒任何人搭理她了，後來她自己回了家，等她回到家後，接到她原居住鎮的一位姓陳的鎮委副書記的電話，說想與她談談。談了約半個小時後，她被以“違反信訪條例”為由拘留了……
這就是我們的“人民公仆”們吸取經驗教訓，反省社會問題的普遍方式？
我不知道雷春美其人目前是否還在市委書記的高位上，也只有“劣勝優汰”的逆淘汰體制才能把這樣的人物送上那樣的高位？
因為今天的中國有太多雷春美那樣的官老爺，導致權力階層沒有及時從悲劇中吸取教訓，沒有把慘案定格在南平一所校園，導致校園血案的擴散蔓延。懲處兇手的槍聲不但沒有起到預料中殺一檠百的效果，相反引發了校園連環兇殺案？
這是一個單靠槍決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時代！
2010年春發生的連環校園血案，學校安保措施沒有引起相關權力部門的足夠重視無疑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原因是“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官僚專制體制長期作用下，導致我們的社會出了大問題。
首先官僚專制體制崇尚“唯物主義”和“進化論”，導致整個社會叢林化，弱肉強食，恃強淩弱成為主宰人與人關系的社會潛規則。權錢強勢集團欺壓平民百姓；平民百姓欺壓弱勢群體；弱勢群體沒有反抗強暴的勇氣和智慧，為了泄憤轉而又去欺淩根本沒有反抗力的幼女兒童……
我暫居的那所城市經常發生搶劫案，婦女成為罪犯最經常的搶劫目標。我常常納悶：這些罪犯幹嗎不去搶劫貪官呢？搶劫貪官不但容易得手獲利巨大，可一勞永逸解決生計問題，且承擔的風險遠遠小於搶劫效益，因為很多貪官心中有病不敢告發。搶劫婦女就算順利得手也只能搶得幾個小錢，一旦失手難逃重刑，承擔的風險遠遠大於搶劫效益。古代社會就有很多竊富濟貧的俠盜，專挑名聲不好的有錢人下手，甚至於還把搶劫所得分給急需救助的窮人。今天的搶竊犯卻專挑弱勢群體下手，就是叢林社會弱肉強食生存潛規則的生動寫照。
學校和幼兒園里的兒童基本上沒有反抗力，在文明社會是人人扶助關愛的對象，但在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則是最理想的施暴對象。今天的中國社會在權錢毒害下日益叢林化，校園兒童因此噩運當頭，淪為叢林化社會的無辜犧牲品。
前天看《動物世界》影碟，發現老虎打擊同類的慣用手段就是趁母虎不在時獵殺對方的幼仔，這樣的悲劇切不可在人類世界重現，但願現代化中國能在叢林化門前止步。
“911事件”和“泰坦尼克號慘案”顯示婦女兒童是全社會關愛呵護的對象，在群體的生死關頭總是享有優先生存權。那才是真正的人類社會，中國應該向這樣的社會靠攏，迅速告別動物世界的生存規則。
其次是社會宣泄渠道不暢，成員的負面情緒長期壓抑，郁積到一定程度就會尋找薄弱環節破壞性釋放。
任何社會都存在矛盾沖突沖突、矛盾並不可怕，只要有公平正義的渠道解決沖突矛盾，就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可怕的是不敢正視這些矛盾，甚至於掩蓋矛盾。這種做法看似沒有了沖突矛盾，卻只能讓矛盾潛伏在地下暗處，怨憤日積月累長期得不到解決。民怨積累到一定程度， 一旦爆發後果就非常可怕。
一個國家的政府有職責義務為社會主持公道，為國民申雪冤情，抑惡揚善，鋤強扶弱。當今中國部分基層政權因為深中官僚專制之毒，不但拒絕履行主持公道抑惡揚善的社會職能，還處處人為制造不公正，在處理社會爭端時無原則站在權錢那一邊。為了偏袒自己的同類，地方官不惜公然說謊否認眾目睽睽之下顯而易見的真相，不只是往民眾眼里摻砂子，而是硬生生往眼里塞石頭？
政府主持公道的社會職能一旦喪失，又沒有其它合法社會組織來討說法，社會不滿就會以病態的形式郁積下去。當郁積的不滿超過社會彈性調節限度時，就會對社會作出報覆性反擊。
制造五大校園血案的兇手，除個別被當地權力部門宣稱有精神問題外，其余四位都曾受過自認為不公正的待遇，心中郁積了很強的不滿情緒。
南平血案兇手鄭民生，男，現年42歲，原是南平馬站社區診所醫生，無精神病史，去年6月辭職，在病人和街坊中有良好的口碑。他自稱受到前女友及其家人的陷害以及原單位領導的排擠，導致他42歲沒有結婚，又失去了工作。
西鎮小學血案兇手，廣西北海市委宣傳部宣稱系一名精神病患者？真相仍不可知。
雷城血案兇手陳康炳，現年33歲，系雷州市白沙鎮洪富小學公辦教師，2006年2月辦理病休至今。
泰興血案兇手徐玉元，男，46歲，泰興市泰興鎮人，近期沒有工作。有民間消息稱，其曾在事發地幼兒園當過保安，後來因為工作態度不好被辭退，因此心理不平衡。
濰坊血案兇手王永來，山東省濰坊市坊子區九龍街道尚莊村村民，有消息稱案發原因涉及到拆遷，但未得到官方的證實。
…………

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是做大GDP和大搞勞民傷則的形象工程，而是要在做好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防範腐敗、消除行政敷衍等社會問題上下真功夫，努力解決社會不公現象，使民情順暢社會和諧。
可我國的很多山寨化基層政權卻反其道而行之。
政府與民爭利，官員以權謀私，發生官民沖突時隨意動用專政機器打壓民情。無權無勢的平民大眾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時哭告無門，向官員哀告就像是向豬羅哀告。建國六十年以來，民情在今天處於最難上達的時代。三十年前還可寫大字報，三年前還可進京上訪，今天寫大字報違法？上訪要冒被司法機關抓捕的風險？目前媒體已披露多起把上訪者抓進精神病醫院的事件。湖北十堰市把拍攝上訪者的網友抓進精神病醫院，網友家屬問訊去精神病醫院要人，答覆竟然是必須當地政府同意？
…………
校園連環血案發生後，學校安保問題終於引起了相關權力部門的重視。旅途中的我於5月6日離開廣東江門時，發現該市每所學校門口都有民警值勤。
我們解決問題的腳步不能只停留在加強學校安保這道門檻，要想從根本上告別校園血案還得重建疏導民情的社會渠道，使社會不滿情緒能夠順利宣泄。
單靠加強學校治安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政府如果不能切實履行主持公道抑惡揚善的社會職能，就算每所校園里都站滿了警察，兒童依舊驚魂難定。

救救孩子……

二０一０年五月八日



43.必須把屈打成招的“司法兇手”繩之以法

是什麽力量把公民衛士改造成了衣冠禽獸？是沒有監督限制的專制權力！是改善從惡的官僚專制體制！如果屈打成招的司法腐敗得不到切實有效的制止，誰能保證自己不會成為下一個趙作海呢？


河南商丘趙作海“殺人”冤案引起了全國良心人士的關注。
11年前，河南省柘城縣村民趙振晌和鄰居趙作海打架後失蹤。一年多後，村民發現一具無頭屍體，以為死者就是趙振晌，並報了警。警方將趙作海作為重大嫌疑人帶走。該案因證據不足數次被檢察院退回。九次認罪，數次喊冤，最終他卻選擇了沈默。在其作了9次有罪供述後，趙作海被審判機關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今年4月30日，“死者”趙振晌突然回到村里……
對於一個沒有任何“權錢背景”的一介草民來說，故意殺人罪面臨的是死刑和妻離子散慘景。趙作海面對如此可怕的後果，居然在九次供述中都承認自己有罪，承認自己親手殺死了一個根本沒殺的人，可以想象他在司法部門承受了何等野蠻殘忍的刑罰折磨？
出獄後的趙作海承認在獄中受到了滅絕人性的刑訊逼供。
下面是新京報對趙作海的采訪實況：
新京報：現在感覺身體怎麽樣？
趙作海：一入獄開始，頭總是嗡嗡地叫，叫的常睡不著覺，這都是當時審訊時候落下的毛病，打的。
新京報：你當時在派出所兩天，在縣公安局一個多月，在哪里挨打了？
趙作海：都挨打了。在刑警隊挨打最厲害。
新京報：你還記得當時怎麽打你嗎？
趙作海：拳打腳踢，從抓走那天就開始打。你看我頭上的傷，這是用槍頭打的，留下了疤。他們用搟面杖一樣的小棍敲我的腦袋，一直敲一直敲，敲的頭發暈。他們還在我頭上放鞭炮。我被銬在板凳腿上，頭暈乎乎的時候，他們就把一個一個的鞭炮放在我頭上，點著了，炸我的頭。
新京報：疼嗎？
趙作海：直接放頭上咋不疼呢。炸一下炸一下的，讓你沒法睡覺。他們還用開水兌上啥藥給我喝，一喝就不知道了。用腳跺我，我動不了，連站都站不起來。
新京報：能睡覺嗎？
趙作海：銬在板凳上，那三十多天都不讓你睡覺。
新京報：受得了嗎？
趙作海：受不了咋辦啊？他叫你死，你就該死。當時刑警隊一個人跟我說，你不招，開個小車拉你出去，站在車門我一腳把你跺下去，然後給你一槍，我就說你逃跑了。當時打的我真是，活著不如死，叫我咋說我咋說。
真是擱不住（受不了）打得狠。我就跟你們說，這麽打你們，你們也要承認。你說秦香蓮可是個好人，那她為啥招供，還不是打得狠。一天，兩天，三天，五天，擱不住時間長。再硬也招不住。
我後來說，不要打了，你讓我說啥我說啥。
新京報：你的口供都是他們讓你說的？
趙作海：他們教我說的。他對我說啥樣啥樣，我就開始重覆，我一重覆，他就說是我說的了。怎麽打死趙振裳，都是他們教我的。說得不對就打。
新京報：在你的口供里，屍體在哪里，有兩次供述，一次說是扔到河里了，一次說埋了，這也是他們教的？
趙作海：我胡亂說的，都是假的。他們問我，屍體弄哪里去了，我打得受不了，就胡亂說。
新京報：當時打你的人都是誰，幾個人？
趙作海：四五個人。是誰我都忘了，12年了，其中一個主要的（當時）30來歲。

…………
把一個人銬在板凳上，連續三十多天不讓你睡覺，頭上經常用鞭炮炸棍棒打……如此滅絕人性的刑罰也許只有我們的司法公仆才會想得出來？這種野蠻刑罰比烙鐵，老斧凳、拔指甲、竹簽釘手指等“渣滓洞刑罰”更具摧毀力，是連《紅巖》英雄江姐和許雲峰也注定熬不過的刑罰。在這類非人刑罰的摧殘折磨下，別說一個普通人，就是鋼打鐵鑄的硬漢也只有兩個選擇：要麽叫你說啥就說啥，要麽精神崩潰。

在濫用刑罰且監督缺失的司法體制下，負責緝拿兇手的司法公仆們很容易墮落成為殘害良民制造冤案的兇手？負責公民安全的衛生異化成為禽獸不如的敗類？

是什麽力量把公民衛士改造成了衣冠禽獸？
是沒有監督限制的專制權力！是改善從惡的官僚專制體制！
趙作海還算幸運的，因為“死者”突然在眾目睽睽之下“覆活”了。如果趙振棠當初確然被另一個人殺死了，或者他的“覆活”只限於少數幾個人知道，趙作海的沈冤能得到昭雪嗎？
趙作海案冤案在全國也許不算個案。在毫無人性的司法公仆們的刑訊逼供下，中國還有多少趙作海案沒有人知曉。
從被刑拘到被釋放，趙作海在獄中整整熬了11年。11年中他妻離子散，妻子嫁了別人，四個孩子三個送人，兒子見了他面也不喊他一聲爸……
5月11日下午，趙作海以公安機關刑訊逼供、檢察院錯誤批捕、法院錯誤判決造成其被錯誤羈押為由，向商丘中院提出國家賠償申請，要求賠償各項損失共計120萬元。5月12日上午，商丘中院作出賠償決定，賠償趙作海國家賠償金及生活困難補助費等共計65萬元。
這也許是整個河南省落實最快的國家賠償？
對於一個普通農民來說，65萬元確然是一筆不小的款項。趙作海如果沒有進監獄，在外11年也許掙不到65萬元。但人們不能這麽看問題，撇開11年牢獄生涯不說，撇開妻離子散不說，把任何人銬在板凳腿上，連續三十多天不讓睡覺，頭上經常鞭炮炸棍棒砸，然後給你65萬元你幹嗎？起初也許會有很多人願意幹，但恐怕沒有一個人能挺到最後？
如果趙作海當初判的是死刑而不是死緩，對於一個十年前冤死的死人來說，別說賠償65萬元，就是賠償6500萬又有什麽意義？
對於這起影響全國的冤案來說，65萬元就是最後的交待嗎？
65萬元可是納稅人的錢啊？趙作海冤案是司法公仆犯下的錯誤，納稅人在沒有任何過錯的情況下為公仆們的錯誤買單，相關權力部門總得為我們的社會主持公道吧？
冤案受害者趙作海本人得到了賠償，那些墮落異化成“兇手”的司法公仆們一樣應該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否則不是又一樁“公仆犯錯，納稅人買單”的特權悲劇嗎？
“兇手”不僅僅是那幾個濫用刑罰的司法公仆，還有公仆後面草菅人命的上司？“命案必破”是他們雞犬升天的職位要求。
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司法兇手”犯下昭然若揭的大罪後得不到應有的懲罰，他們還會在乎繼續制造屈打成招的冤案嗎？其余司法公仆們不會跟在“兇手”後面仿效他們嗎？如果濫用司法權力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司法公仆們還會制造更多的趙作海冤案。
如果屈打成招的司法腐敗得不到切實有效的制止，誰能保證自己不會成為下一個趙作海呢？
中國還有多少個趙作海案沒有浮出水面？
把趙作海屈打成招的“司法兇手”們能否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我們試目以待。


二０一０年五月十四日



44.“將錯誤堅持到底”與權力變態

甘肅天水市村民李建平“被艾滋”案暴露了無所顧忌利用職權“將錯誤堅持到底”的“造假體制”；河南商丘村民趙作海“屈打成招”案暴露了“造假體制”內部分權力人物的冷血和變態；如果權力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權力人物必然會出現“權力變態”。



甘肅天水市村民李建平“被艾滋”案暴露了無所顧忌利用職權“將錯誤堅持到底”的“造假體制”。
2003年9月，甘肅省天水市清水縣瓦寨村村民李建平參加了天水市疾控中心安排的集中血液采樣。4天後清水縣疾控中心主任張建國和天水市金集鎮衛生院院長李本義專程來到李建平家中，正式通知李建平感染了艾滋病。
隨後的四年，李建平每季度都要去衛生部門做一次血液跟蹤檢測，一共做了16次，卻從未見過一張病情檢測報告。
感染艾滋病的消息給李建平的家庭帶來了難以承受的沖擊，一家人長時間生活在恐懼和歧視之中，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打擊和痛苦，加劇了家庭的生活困難，承包地荒廢，至今全家生活沒有著落。除了李建平本人成為“不可接觸者”外，兩個學習成績優異的孩子也在學校倍受歧視，被迫中途輟學。一個存款有十多萬的小康之家被“艾滋病”折騰得家徒四壁……
2006年年底，清水縣疾控中心通知李建平去領取國家關懷艾滋病人的補助，在領取補助時，一名大夫突然詢問李建平：你村是不是還有一名叫李建平的村民?李建平告訴他，是還有一個叫李建平的村民，他倆年齡相同。
因為那名大夫的詢問，李建平對自己是否患有艾滋病產生了懷疑。
2007年10月13日，李建平悄悄來到天水市疾控中心，自費進行了一次采集血液樣本檢測，結果表明李建平的CD4值在800以上。該疾控中心劉寶錄主任說：“CD4值在800以上，說明你身上的艾滋病病毒幾乎為零，就是說你的艾滋病已經好了!”得到這樣的答覆，李建平心里已經肯定自己根本就沒有得過艾滋病。他隨即撥通了甘肅省疾控中心的電話，要求到省疾控中心進行血液檢測。
2007年10月19日，甘肅省疾控中心工作人員、天水市疾控中心劉寶錄主任、清水縣疾控中心張建國主任一行來到了李建平家，他們宣布：“李建平的艾滋病已經好了!”
艾滋病不能痊愈幾乎是常識，李建平明白自己根本就沒有患過艾滋病，於是去相關部門找說法。
2009年7月31日，李建平在記者陪同下找到清水縣疾控中心主任張建國詢問：“我每季度的血液檢測結果是什麽樣的?那些結果是否都顯示HIV呈陰性?如果結果呈HIV陰性，那麽16次跟蹤檢測的結果是否相同?”
張建國的回答讓人震驚：“實際上，2006年從你的檢測結果來看，就知道你身體是好的。”
…………
按上述事實進行常識推理：李建平壓根兒就沒有患過艾滋病，可縣、市、省三級病控中心卻在四年前把李建平“張冠李戴”誤診成了艾滋病。在隨後的季度血樣跟蹤檢測中，疾控中心很快就發現了自己的誤診。各級領導為了維護自己的一己私利，居然決定對李建平長期隱瞞真相。他們當然明白對一個誤診為艾滋病的患者隱瞞真相意味著什麽悲慘結局，那可是人命關天和家敗子散啊！可領導們不為所動，居然像“按部就班”似的去制造人間慘劇？
如果當初發現誤診後及時向李建平告知真相，就可制止悲劇向深層發展。第一次血樣跟蹤檢測離初診只有三個月時間，李建平還沒有走到對世態人情徹底悲觀失望的絕境，不會折騰光十多萬積蓄？兩個兒子也還沒有輟學？
疾控中心發生關系人生命和尊嚴的重大誤診本來就極不應該，發現誤診後不顧受害者可能發生的“屈辱至死家敗子散”的慘劇，利用職權一手遮天掩蓋錯誤“將錯誤進行到底”，就不僅僅是“無恥”和“邪惡”能夠概括的了？
是什麽力量給了疾控中心領導們“草菅人命”“將錯誤進行到底”的權力？
是什麽力量讓領導們做出那樣瘋狂的決定而不擔心敗露後的可怕懲罰？
是沒有監督不加限制的權力！是“領導說了算”和“一切圍著領導轉”的特權專制體制！
疾控中心的醜聞終於敗露了，相關領導承認自己的錯誤了嗎？為自己的罪行真誠懺悔了嗎？得到應有的懲罰了嗎？
沒有！
李建平將疾控中心告上了法庭。
2010年4月9日，蘭州中院民事審判一庭對清水縣農民李建平“被艾滋”索賠案進行了開庭審理。
甘肅省疾控中心出示了11份關於李建平患艾滋病的化驗單、確認報告、調查表等證據，以此證明疾控中心在該事件中不存在過錯。天水市疾控中心向法庭提交了兩份證據，其中一份是國家疾控中心關於艾滋病監測診斷的臨床質量評估報告，以證明艾滋病診斷不能達到100%準確？
三級疾控部門認為，李建平的確診過程都是經過嚴格把關的，因此不可能有過錯。至於李建平從“被確診艾滋病”到“痊愈”的變化，現在也不知道是什麽環節出了問題。該案已經超過了訴訟時效，而且李建平的家人不是本案適格的原告，因為李建平被確診的結果疾控部門並沒有告知其他人及其家人，請求法庭駁回李建平的訴訟請求。
在真相大白的情況下，三級疾控部門仍然堅持自己的“正確”，提供的證據不但啼笑皆非，簡止是侮辱普通公民的智商。
不用說那些化驗單都是為了應付這次庭審事後“系統造假”，否則16次血樣檢測李建平何以沒有收到一張化驗單呢？我們的權力部門都精通“事後系統造假”這門“制度技術”。
就算艾滋病診斷不能達到100%準確率？難道隨後的16次診斷也都沒一次準確？答案如果“肯定”就說明我國通行的艾滋病診斷技術準確率為零？一個準確率為零的檢測技術何以要制度性普遍采用？如果答案“否定”就說明檢測有過錯且存在權威部門有意隱瞞過錯的“罪行”。
更令人噴飯的借口是：“也不知道是什麽環節出了問題？”和“該案已經超過了訴訟時效，而且李建平的家人不是本案適格的原告，因為李建平被確診的結果疾控部門並沒有告知其他人及其家人。”
技術權威部門出具上述這樣的“假證”和“借口”就足以讓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普通公民憤怒？更令人憤怒的是組織出具如此“假證”和“借口”的權力領導何以不受到相關法律制裁甚至於還能呆在原來的職位上繼續做假害人？
對錯誤受害者李建平做出多少賠償也許不是根本性問題，因為賠償金都是納稅人的錢。根本問題是必須追究“無視人命關天家敗子散可怕後果”“將錯誤進行到底”的各級領導的法律責任！給公眾一個說法。
這個制造錯誤、用制度力量維護錯誤、敗露後死不認錯、釀成嚴重後果又不追究相關權力人物責任的“造假體制”太可怕了，誰能保證自己不是下一個錯誤的受害者和犧牲品？
…………
河南商丘村民趙作海“屈打成招”案暴露了“造假體制”內部分權力人物的冷血和變態。
1999年5月9日，河南省柘城縣老王集鄉趙樓村村民趙作海被公安部門作為殺害村民趙振晌的重大嫌疑人刑拘。5月10日至6月18日，趙作海做了9次有罪供述。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趙作海犯故意殺人罪向商丘中院提起公訴。2002年12月5日商丘中院作出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趙作海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河南省高院經覆核，於2003年2月13日作出裁定，核準商丘中院上述判決。
趙作海在監獄服刑的11年間家破人空妻離子散，妻子改嫁兩個孩子送人……
2010年4月30日，“被害人”趙振晌回到趙樓村？
5月8日，趙作海出獄。出獄後的趙作海已無家可歸，只能寄居在妹夫家里。
出獄後的趙作海盡管“被旅遊“，“政治覺悟”仍然沒提到必要的高度，向《新京報》記者坦承了在監獄被“屈打成招”的黑幕。
“拳打腳踢，從抓走那天就開始打。你看我頭上的傷，這是用槍頭打的，留下了疤。他們用搟面杖一樣的小棍敲我的腦袋，一直敲一直敲，敲的頭發暈。他們還在我頭上放鞭炮。我被銬在板凳腿上，頭暈乎乎的時候，他們就把一個一個的鞭炮放在我頭上，點著了，炸我的頭。”
“銬在板凳上，那三十多天都不讓你睡覺……受不了咋辦啊？他叫你死，你就該死。當時刑警隊一個人跟我說，你不招，開個小車拉你出去，站在車門我一腳把你跺下去，然後給你一槍，我就說你逃跑了。當時打的我真是，活著不如死，叫我咋說我咋說。”
“真是擱不住（受不了）打得狠。我就跟你們說，這麽打你們，你們也要承認。你說秦香蓮可是個好人，那她為啥招供，還不是打得狠。一天兩天，三天，五天，擱不住時間長。再硬也招不住。我後來說，不要打了，你讓我說啥我說啥。“
“…………”
趙作海被屈打成招案與李建平“被艾滋”案有不少共同之處，都是權力人物在執行公務的過程中發現自己錯了，但仍草菅人命“將錯誤堅持到底”。刑警在審訊趙作海的過程中，只要不是白癡就知道趙作海是冤枉的，可依舊用連鋼打鐵鑄的硬漢也無法忍受的慘無人道酷刑逼迫他承認殺了根本沒殺的人。檢察機關和法院一眼就能看出此案證據不足，可仍依照某個“權力旨意”定趙作海“殺人罪”？
我聽說公安機關有“命案必破”這個職責要求。“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特權專制體制又使進入公安隊伍的多數“公仆”缺乏必要的能力和責任心來及時準確的破獲每一樁命案。很多地方公安機關只對“創收”“來錢”的差事積極主動；對那些不來錢的職責消極應付能推則推，實在推不掉就糊弄過關。那些屍位素餐的地方公安機關官老爺們，為了保住職位和順利升牽，竟然喪盡天良把沒有權力背景的無辜草民屈打成招，讓真正的兇手逍遙法外。
是什麽力量讓部分公安官老爺如此瘋狂滅絕人性？
是什麽力量使公安官老爺在利用職權草菅人命“將錯誤堅持到底”後不擔心懲罰？
如果有“冤案反坐”這個制度保障，他們還敢肆無忌憚制造冤案草菅人命嗎？
趙作海還算是幸運的，如果趙振晌當初確然被人殺害，或者“趙振晌覆活”只限於少數幾個權力人物知道？他就得背負一輩子殺人罪名。
在這種沒有責任追究和有效權力監督的制度運作下，監獄里還有多少個“趙作海”不得而知。
這是一個多麽恐怖的體制。
2010年5月17日河南媒體報導，尉氏縣公安局謊報戰績弄虛作假，竟然抓精神病人來抵殺人犯？
中國還有多少個尉氏縣公安局？那些利用職權草菅人命的公安局長和責任刑警得到應有懲罰了嗎？
在制度的驅使下，全國有多少個根本沒有殺人的無辜生命被送入了刑場和監獄？
如果是制度造成大規模冤案，人不震怒天震怒！
別人的生命災難也許不關你事，但如果“權力人物膽敢肆無忌憚濫用權力”“將錯誤堅持到底”的制度得不到及時有效的矯正，下一個蒙冤受害者說不準就是你。
當國家主席在廬山會議上積極配合偉大領袖栽贓迫害國防部長時，就為自己七年後被污為“叛徒、內奸、工賊”並被“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埋下了伏筆。
…………
如果權力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權力人物必然會出現“權力變態”。
這些年我見識了太多權力人物的“權力變態”。
還是拿公安人員來說事。
前些年我的故鄉城市公安部門抓賣淫嫖娼，讓妓女做內線，抓住一個嫖客最低罰款五千。那年冬天公安部門下達了如下經濟任務：
“床上一百萬！桌上一百萬！路上一百萬！”
於是一個個嫖客紛紛落網，也不排除在內線妓女配合下的“被嫖娼”現象。有權力背景的嫖客當然能輕松逃出網外。
我有幸見識了一樁刑警審訊賣淫嫖娼案。
嫖客妓女被刑警在現場捉了雙，從一開始就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可審訊仍持續了幾個小時？審訊內容不是深挖兩人過去的嫖娼罪行，而是深挖兩人做愛的細節，連什麽姿式什麽感受甚至於……等等與案件沒有任何關系的下流內容都要反反覆覆地審問詳細。
兩人做愛的細節並不影響嫖娼案的量刑，審訊人員何以要在這些無關案情的內容上大費口舌呢？
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權力變態”！
我後來通過調查得知，此變態現象不止限於我的故鄉城市，而是基層公安部門的普遍現象？
“權力變態”不是某個權力人物的過錯，也不只是公安部門的過錯，而是沒有監督約束的無限權力造成的帶普遍性的社會悲劇。
沒有有效監督約束的無限權力必然造就“權力變態”！權力變態者必然“將錯誤堅持到底”！
…………

二0一0年六月五日


第三卷 不能忘卻的悲劇

共26個章節，24萬3千余字。
一切善於忘卻的民族必有大災難！
中華大地上為何會發生那麽多慘絕人寰的生命災難？有那麽多讓人的心靈沈重得欲哭無淚的歷史悲劇，一個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的民族總是容易健忘歷史的悲劇，不能從悲劇和災難中吸取教訓，結果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一而再再而三在同一個歷史巨坑里跌倒。
中華文明自秦始皇建立極權專制體制的那一天起，經歷了周而覆始的循環浩劫，文明一而再再而三在廢墟上重組，又因專制體制下腐敗無法遏制，最終官逼民反釀成下一次“全民革命”而變成新的廢墟。
循環浩劫的代價是：中華文明在長達兩千二百年的專制長河中並沒取得多少實質性的進步！
中華文明在歷次動亂浩劫中經歷了空前的災難；最大的文明災難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為了不健忘歷史的傷痛，從歷史苦難中吸取經驗教訓，不在犯同樣的歷史錯誤，我們要象紀念偉大成就一樣紀念中華民族的悲劇！


1.我們不能忘記文革

當遠離文革的西方文明國家因為害怕犯同樣的錯誤紛紛開設文革紀念館時；深受文革毒害的中國人卻在加速度地忘記文革？一切善於忘卻的民族必有大災難!文革最主要的教訓是滅天理絕人倫和對民族精神的深遠毒害。文革的毒汁在今天依舊在浸染著我們的意識，擠壓著我們的精神。


***一切善於忘卻的民族必有大災難!!!

（一）
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京潘家園收藏品市場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老外”駐足。他們不象中國富豪那樣對那里的古董感興趣，而是盯上了堆在屋角那些值不了幾個小錢的文革“垃圾”，從即將化為紙漿的各類印刷品，不管是手寫、油印還是鉛印，不管是文字、照片還是繪畫，不管是傳單、小報還是通告；到造反隊隊旗、臂標和帽徽，總之，只要是“文革”遺物，紙不分大小，品不分精糙，統統買下，一樣也不放過。他們買的方式也很特別，這一袋多少錢，那一堆多少錢，從不分張，亦不論份兒。這情景很自然使人聯想起解放前洋人買我國古籍的情景：用文明棍一量，這一摞多少錢，那一摞多少錢。有一位美國人居然一下拋下5萬美鈔，將一女老板經營的滿屋子“文革”遺物買斷，裝了十幾大紙箱全部帶走。
當中國人暗地里嘲弄“老外”傻冒、神經，有錢沒處花居然高價買垃圾時，國外的留學生帶回消息：某國某地建立起中國“文革”博物館，某國某地建立起中國“文革”史料研究中心。緊接著，國外關於中國“文革”史料的版本目錄性工具書也陸續編出來了，某地區出版過多少種“文革”小報、創刊何時、終刊何時以及創辦者為哪一造反組織，簡直記錄得細致入微……
直到這時國人才恍然大悟：原來老外狂斂文革垃圾，為的是最大限度地占有第一手“文革”史料。他們是站在歷史研究的高度，將這些“文革”遺物視作了當代文物。可國人還是想不通：文革距今還不到四十年，“文物”至少得成百上千年，那些亂七八糟的垃圾能稱得上“文物”嗎？花那麽大的代價建立起“文革博物館”有商業價值嗎？

當光顧“文革博物館”的中國人向老外提出這一疑問時：老外的回答再次令他們震驚：他們不惜花費巨資創建“文革博物館”不是為了商業利益；更不是為了張中國之醜；而是要給國人提供警示教材：文革不僅僅是中華文明的災難，也是全人類文明的災難！所以文革的悲劇千萬不能在其他國家再度重演。如果不讓國人記住那些發生在異國不太久遠的教訓，他們國家極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換一幅面孔重蹈文革的悲劇……
有些歷史悲劇是永遠也不能忘懷的；否則後世的人民會再度重蹈那些悲劇！
遺忘歷史大悲劇的民族永遠也不能吸取教訓獲得新生！
中國人對歷史大悲劇太容易健忘了；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把曾經發生的大悲劇重演一次。
兩千二百年前的陳勝、吳廣農民大起義斷送了當時已知世界最強大的秦帝國；以後中華帝國每一個強盛的王朝也一樣斷送在農民起義手里；兩千年後的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則使清帝國走向不可挽回地衰落……
1895年，面積只有中國三十分之一；人口只有十分之一，昔日連進貢都不夠格的小日本在天朝大國的門口打敗了它的老師。一支日軍闖進了旅順，殺害了這個城市所有的中國人，連老人、婦女、兒童也無一幸免（只留下三十六人掩埋屍體）。
中國人沒有從那次血腥的災難中汲取教訓，繼續貪污受賄醉生夢死，不思振興民族富強國家；結果四十二年後的1937年，日軍占領了中國的首都南京，殺害了37萬中國平民……
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1931年冬天，張國濤在鄂豫皖蘇區進行大肅反，在紅四方面軍內部展開為敵覆仇式的自相殘殺，包括特委書記和軍委主席曾中生在內的絕大多數中高級幹部全被指控為“改組派”，在受盡酷刑之後押往湖北紅安七里坪黑窪和河南新縣白雀園用石頭砸死……前後共殺了五千余人，比紅四方面軍死於戰場的總和還要多。當時紅四方面軍還不到三萬人。被肅掉的“改組派”幾乎沒有人明白這三個字的確切意義，連共和國元帥徐向前的夫人程訓宣的也成了“改組派”死於酷刑；當時徐向前是紅四方面軍總司令，正率部在前線和國民黨軍隊浴血奮戰……
三十五年後的1966年，我們又在全國範圍內發動文化大革命，犯下和鄂豫皖蘇區同樣的歷史錯誤，並付出了更為慘重的代價。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國務院副總理陶鑄，元帥賀龍，海軍參謀長張學思，國防部長彭德懷……等共和國元勳全被迫害致死，跟在他們後面遇難的前後不下一千萬人！
文革和張國濤的肅反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兩者都是黨政要人付出的代價最大；都動用了非人性的殘酷刑罰；強加了莫須有的罪名。鄂豫皖特委書記曾中生的罪名是叛變通敵；其他紅軍幹部則是“改組派”，“AB團”，“第三黨”。國家主席劉少奇的罪名則是“叛徒、內奸、工賊”；其他老幹則是“反革命”，“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
今年離文革整整四十周年，四十年是中國近代犯同樣歷史錯誤的通常間隔時間，我們本應該引起高度的警覺。可實際情況是：經歷過文革的人絕大多數已經把文革忘記得差不多了；文革後出生的一代人則根本不了解文革；不少年輕人還誤認為文革是反貪反腐的民主運動？今天我們雖然沒有搞紅衛兵大串連和砸爛文化遺產；但不少社會思維和社會現象都折射出文革的影子，還有不少希望改變現狀的弱勢群體在為文革招魂……
當遠離文革的西方文明國家因為害怕犯同樣的錯誤紛紛開設文革紀念館時；深受文革毒害的中國人卻在加速度地忘記文革？

（二）
文革的歷史教訓是深刻的，我們沒有理由忘記這段歷史！
首先我們列舉一筆文革檔案：
文革中被迫害自殺的知名人士：
鄧拓　：北京市委宣傳部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和社長。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被誣為“叛徒”；5月17日晚，鄧寫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與妻訣別書》後，於5月18日自縊身亡。
田家英：毛澤東的秘書，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書、中央辦公廳副主任。1959年廬山會議上受到沖擊。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駐地令他停職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即自縊而死。
李平心：歷史學家，華東師大歷史學教授並當選為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除歷史學外，對生產力性質問題的研究也甚有影響。文革前夕即遭圍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殺。
老舍：著名小說家、劇作家。歷任全國文聯副主席、作協副主席、北京市文聯主席等職。代表作有長篇小說《駱駝祥子》、話劇《茶館》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殺。
陳笑雨：著名文藝評論家。歷任《文藝報》副主編、《新觀察》主編、《人民日報》編委兼文藝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鬥，因不甘屈辱，於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盡。
言慧珠：著名京、昆劇表演藝術家。言菊朋之女，梅蘭芳之徒，俞振飛之妻。解放後曾任上海市戲曲學校副校長，擅演《玉堂春》、《遊園驚夢》等。文革中遭批鬥、毆打，肉體和精神均受到巨大傷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連寫下三封絕命書後自殺身亡。
葉以群：著名文藝理論家。1932年入黨，同時加入“左聯”並任組織部長。解放後曾任上海電影制片廠副廠長、上海文聯副主席、上海作協副主席等職。1966年跳樓自殺。
閻紅彥：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西北紅軍和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歷任四川省委書記兼副省長、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昆明部隊第一政委。因對“中央文革”所作所為強烈不滿，於1967年1月8日淩晨吞服安眠藥自殺。
李立三：中國工人運動傑出領導人之一。曾領導過著名的安源工人運動、五?卅運動。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短短兩個月中遭受14次無情批鬥毆打之後，決心一死了之，當晚服安眠藥自殺。
陳璉：蔣介石高級幕僚有“文膽”之稱的陳布雷之女。1939年入黨，歷任林業部教育司副司長、全國婦聯執行委員。文革開始後，造反派誣蔑她是叛徒、特務，並揚言要開除她的黨籍。1967年11月19日，48歲的陳璉從十-層樓上跳樓自殺。
羅廣斌：畢業於西南聯大，解放前參加反抗國民黨的地下鬥爭，是“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幸存者。解放後曾任共青團重慶市統戰部長。與楊益言合作的長篇小說《紅巖》影響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於1967年跳樓自殺。
嚴鳳英：著名表演藝術家，以主演黃梅戲《天仙配》聞名。文革中被指為“文藝黑線人物”、“宣傳封資修的美女蛇”，並被誣蔑為國民黨潛伏特務，屢遭批鬥。1968年4月7日夜自殺身亡。死後曾被剖屍檢查，因懷疑她腹中藏著特務密電和微型收發報機。
楊朔：著名作家。歷任中國作協外國文學委員會主任、保衛世界和平大會黨組常委。文革開始後，楊朔被中國作協的造反派列為重點批鬥對象，1968年7月底楊朔要求上書毛主席和要求與單位領導談話，均遭拒絕。絕望中於8月3日吞服安眠藥自殺。
儲安平：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委員。1957年大鳴大放中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因所謂“黨天下”言論被定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為造反派折磨的對象，受盡人身折磨侮辱。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盡。
傅雷：著名翻譯家，學貫中西，文學、美術、音樂、外語“四位一體”。1958年4月被劃為“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門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婦被揪到大門口站在長凳上戴上高帽子批鬥，慘遭人格淩辱。9月3日傅雷夫婦雙雙自縊身亡。
翦伯讚：著名歷史學家。有《中國史綱》等18部著作行世。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學報》主編等職。文革中，因對前途絕望，於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雙雙自殺。
上官雲珠 1920年生，江蘇蘇州人。著名電影演員，曾在《烏鴉與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飾演角色。解放後在上海電影制片廠工作。1968年跳樓自殺。
周瘦鵑　1895年生，江蘇吳縣人。現代著名作家。曾主編《申報?自由談》、《禮拜六》等，有長篇言情小說《新秋海棠》等，系“鴛鴦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殺。
李廣田：著名作家。歷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副教務長、雲南大學校長、昆明作協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殘酷迫害，於1968年跳池自殺。
吳晗：先後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後又任北京市副市長。1959年起先後寫了《論海瑞》、《海瑞罵皇帝》和京劇《海瑞罷官》等，後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殘酷迫害，於1969年10月11日自殺身亡。
顧而已：著名電影藝術家。執導過《小二黑結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備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幹校自縊身亡。
聞捷：著名作家、詩人。曾任新華社新疆分社副社長、中國作協蘭州分會副主席。文革一開始即遭批鬥，1969年下半年獲得“解放”後，又因人際交往問題遭誣陷，被張春橋說成是“階級鬥爭新動向”。1971年1月13日晚寫好遺書後開煤氣自殺。十余年後，作家戴厚英據此寫成長篇小說《詩人之死》。
文革被迫害致死的各界知名人士：
　
國家主席劉少奇（1969）
國務院副總理陶鑄（1969）
國防部副部長許光達大將（1969）
國家體委主任賀龍元帥（1969）
海軍參謀長張學思（1970）
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1967）
作家田漢（1968）
作家趙樹理（1970）
文學評論家邵荃麟（1971）
文學評論家侯金鏡（1971）
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1974）
建築工程部部長劉秀峰（1971）
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1969）
教育部部長何偉（1973）
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1972）
監察部部長錢瑛（1973）
農業部部長廖魯言
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
南開大學黨委書記高仰雲（1966）
音樂學家沈知白（1967）
古典文學專家李嘉言（1967）
文學評論家胡先（馬肅）（1968）
文學評論家陶然（1966）
小說家孔厥（1966）
小說家陳翔鶴（1969）
戲劇評論家伊兵（1968）
小說家彭柏山（1968）
美學家呂熒（1969）
著名新聞記者、新聞學家範長江；
著名文學史家劉綬松等。

文革中堅守良知，不放棄思考的小人物下場：
張志新：出身於書香世家，遼寧省宣傳部幹事。1969年給敬愛的偉大領袖上書提意見，善意指出毛澤東自大躍進以來犯有左的錯誤，被定為現行反革命關入監獄，在獄中受盡非人折磨且被多次輪奸。因拒不認罪被判死刑，於1975年4月4日執行。臨行前為了防止她喊口號，幾個冷血壯漢把她按倒在地，在頸部墊上一塊磚頭，在不打麻醉的情況下用普通刀子殘暴地割斷了她的喉管……
李九蓮：江西贛州冶金機械廠學徒工，文革期間為贛州第三中學宣傳股長，學生部長，第三中學衛東彪造反兵團負責人，參加了文革期間全國最早也最大規模的一次武鬥。1969年2月給在部隊服役的初戀男友寫信，對國家的前途、命運提出質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麽性質的的鬥爭？”“我時常感到中央的鬥爭是宗派分裂，因此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產生反感。”……她的男友立即將戀人的信交給所在部隊政治部。李九蓮於同年五月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在獄中受盡折磨，於1975年絕食73天，在被強制注射葡萄糖的情況下才免於一死。1976年12月文革結束後在獄中寫成《我的政治態度》，被認定在服刑期間重犯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於1977年12月14日執行。臨刑前為防範她在大眾之前呼冤喊口號，竟滅絕人性地把她的下顎、舌頭用一根尖銳的竹簽穿成一體……
黎蓮：和李九蓮一樣給在部隊服役的男友寫信質疑文革，被男友告發，被判死刑，1970年被槍決時年僅18歲。臨刑前在囚車上被活體取腎，四個冷血的武警把她按在車壁上，衣服往上一擼，沒使用任何麻醉藥，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一條半尺長的裂口，一個血淋淋的腎從里面摘了下來，然後匆匆往里面塞上一團藥綿，紗布，來不及縫合就押往刑場執行槍決。同時一家醫院的手術室里，一位大官正在等待種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
被活體取腎的還有小學女教師鐘海源，接受她腎的是南昌九十二野戰醫院的一位高幹子弟，此人堅持要活體取下的腎，還說女腎比男腎好，尤其是年輕女人的腎更好……鐘海源的屍體則被九十二野戰醫院拉去作了解剖標本。
…………
（三）
文革的教訓是多方面的，前面的人已做作了不少有價值的研究和探討，本文主旨主要針對文革的滅天理絕人倫和對民族精神的深遠毒害。
人類文明的進程表明：文明的目標固然重要，但為實現目標采用的手段也一樣不能忽視，反文明的手段會使原本很高尚的目標遠離文明的軌道。
文革的初衷或許有其合理進步的一面，反官僚主義就是文革最光輝燦爛的內核；但因為手段的反文明和滅絕人性，那點本來就少得可憐的亮點也被無邊的黑暗重重圍裹。
文革中我們人為把一個群體劃分為階級敵人，並不擇手段地把他們打倒在地。我們自信是革命正義的勢力，階級敵人則是沒落反動的勢力。但我們對付階級敵人的手段野蠻殘忍，在打擊階級敵人的同時也使我們的靈魂不同程度地被毒化。當我們陶醉於自己的暴行時，我們的靈魂已倒退到動物的狀態。
下面有必要回顧一下大興縣屠殺事件：
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市大興縣發生了集體屠殺“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的慘劇；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五類分子”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大辛莊慘案是屠殺事件最血腥的一幕：1966年8月31日夜里，這個村一夜之間就殺了一百多人。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鍘刀鍘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把一個稚嫩的生命活生生撕成兩半……
屠殺行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各處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一個個叫出去，出去一個殺一個，被關的人並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就用鍘刀鍘了十六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滿了……
屠殺的手段也倍極殘酷：
年紀大的“黑五類”用棍棒打死、嬰幼兒“黑五類”劈成兩半，青年“黑五類”則關起來慢慢折磨著“玩”。“革命隊伍”把男青年倒背著雙手，僅僅拴住拇指吊起來，然後施以各種刑法。女青年除了吊起來抽打外，還要進行令人發指的性虐待。晚上把他們放下來，讓他們“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少年“黑五類”的下場更慘，先是幾天不給飯吃，餓到一定時候，扔給這些少年幾個茄子，看著他們爭搶取樂，然後再折磨至死……
“革命隊伍”成了屠殺和迫害的機器，成了沒有任何人性的冷血怪物。
如果革命的果實是革命者成了反文明反人性的野獸，這樣的革命還有什麽意義？
就算那些“黑五類”真個是窮兇極惡的階級敵人，也應該讓他們體面地去死，不應該施以非人的刑罰，更不應該株連到不知邪惡為何物的嬰幼兒身上。
更何況“黑五類”不是兇惡的敵人，他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只是一個受盡屈辱根本沒有能力作惡的弱勢群體。
大興縣屠殺事件在文革中並不是孤立的現象，全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發生過類似的慘劇。
“破四舊”時期，北京市的紅衛兵在全城大肆抄家。所謂的“抄家”常常是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一件。而且“抄家”還伴隨“打人”，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幹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 街上常見到耷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被紅衛兵押著遊街。 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用濃鹼水往傷口上澆。東四一帶的一對“資本家”老夫婦被“紅衛兵”打得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鮮血淋漓；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在震驚北京的“欄桿市事件”中，崇文門附近的一個“地主婆”（孤身一人的寡婦）被一群紅衛兵用開水從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燙熟了還不肯罷手，幾天後扔在屋里的屍體爬滿了蛆。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北京是中華民族的首都，是華夏文明的腹心地帶，那里尚且發生如此野蠻瘋狂的鬧劇；我們無法想象那些遠離文明的西南西北地區會發生怎樣的血腥罪行。文革期間廣西屠殺“黑五類”事件無論規模還是手段都遠遠超過北京，那些從河流上漂流下來的用鐵絲連在一起的一家三代的屍體使大辛莊慘案看上去如同兒戲。
…………
一個充滿荒唐的年代，一出群體走向瘋狂的鬧劇和悲劇！
當我寫下上面那些沈甸甸的文字時，我的心漲滿了難以克制的憤恨、悲涼。所以憤恨，是因為兇手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他們給全民族制造了難以抹去的恥辱；而且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迄今仍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所以悲涼，是因為一大群無辜者的生命竟會這樣輕易地被剝奪，誰能保證，下一個不會是自己？而且至今沒有一個當年的兇手出來道歉或者懺悔；每個參與並制造文革悲劇的當事人都振振有詞地聲稱自己是“受害者”。那些被眾人記起並被指證的作惡多端的兇手也露出滿臉委曲狀，聲稱自己是秉承了上面的旨意，行兇作惡不是他們的本意，他們不過是制度的犧牲品……
我想起了德國納粹黨的歷史，他們的命運是我們民族最好的借鑒。希特勒帝國覆亡後，一大批納粹骨幹被送上絞刑架，饒幸漏網者則逃亡到世界各地隱姓埋名，但一直不能擺脫被追捕的噩夢，每年都有一批納粹黨徒被送上法庭。從那時到今天，整整六十年過去了，幸存下來的納粹黨徒都已成了垂暮老人，並且是當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按理他們當年犯下的罪孽不用再追究了。但國際法庭並沒有因此放棄對他們的追捕，他們對人類文明的犯罪必須被清算，無論他們逃到地球的哪一角，也無論他們年齡有多大，哪怕他們此後的行為善良公正，他們一樣要為當年的罪孽付出代價！如果這些人不付出代價，就是對“惡”的開脫和獎勵，作惡者就會滋生饒幸心理：既然作惡可以回避懲罰，可以用事後的善行來補償，那麽我先殺一個人或搶劫一筆錢財然後再去作好事不就可以將功補過嗎？如果這個邏輯成立，人在作惡時的恐懼感就會大為減輕，原本不敢殺人搶劫的人就會毫不猶豫地舉起屠刀，罪惡的概率就會直線上升。
如果納粹黨在中國，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可以逃避懲罰，因為作惡者可以把責任一古腦兒地推給希特勒身上，他們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就算犯了罪也是迫不得已。這樣的邏輯貌似合理實則荒唐，心靈光明的人擁有在權錢誘惑和淫威面前堅守良知的能力，如果一眼就能看出是罪惡的命令僅僅因為來自可以決定你政治生命的上司，為了保住眼前的既得利益就去不折不扣地執行，你不是原兇也是幫兇，幫兇也一樣要受到懲罰。如果下面有更多的人堅守良知，來自上面的罪惡也不會大範圍長時間擴散；上司也不至於長期作惡而不自覺。中華文明自古就有“亂命不遵”的明訓，當慈禧太後在癲狂狀態下向世界各國宣戰並命令各地督撫殺光境內所有的外國平民時，兩廣總督李鴻章、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就拒不奉命，使“庚子之亂”沒有擴展到黃河以南，既保住了慈禧太後不致毀滅；又讓中國再次逃過了被瓜分的噩運。
不能懲惡，談不上社會的穩定；不會懺悔，就沒有進步的可能。最使我困惑的是，我們的民族真的沒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嗎？
那個時代的暴力不只停留在行動上，暴力的根須還伸進了我們民族文化的深層，毒化了民族精神，使中華民族在相當長時間內難逃其負面影響。
我的啟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後期，有一天語文老師要我們用“心黑手辣”“造句”，還在黑板上寫下了供我們模仿的“範句”：
“我們對待階級敵人決不能心慈手軟；要心黑手辣！”
中小學時唱在最多的校園歌曲是《象雷鋒那樣》，歌詞的末尾是“對待個人主義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這首歌直到今天仍在部分中小學校園傳唱。
多麽恐怖的異化教育！多麽可悲的文化傳承！

（四）
文革的歷史教訓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人的尊嚴和價值受到空前踐踏；
2 人性被極大扭曲，全民“集體精神自殺”；
3 全民失去思考能力，並集體走向瘋狂；
4 個人崇拜甚囂塵上，領袖被異化成“萬能的神”；
5 打擊報覆泛濫成災，每個人都被迫在攻擊和防範的夾縫中緊張戰栗；
6 極端思維主宰一切，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
7 人權被蹂躪，民主異化為暴民政治；
8 殘忍暴力決定一切，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造就出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
…………
“紅衛兵”留給歷史兩個口號和極不光彩的行為：兩個口號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不齒於人類的行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大多是毫無反抗能力的、已經被無端壓迫多年的弱者。
我們民族的精神，經文革的折騰由百孔千瘡而萎縮而一派散亂，被倡導、推崇、鼓吹的道德，都是反對生命本能的；愛國主義一樣也被異化與扭曲，並在政治與法律處於混亂的情況下，已不同於以往的，甚至要以破壞程度去衡量一個人的愛國程度。大規模的懷有不良心態的反進化，明顯的流露著莫大的無知與愚昧，而人們卻樂此不疲，其動力可能來自於人們（普通百姓）極其不正常與深重的嫉妒心理，並指引他們紅了眼的去迫害，唯有把精神上高於自己的那一群人打倒，剩下的所有人的思想地位才大致處於同一高度，如此才有“團結”可言。這便是被改造與扭曲過的“人民民主專政”。

我們一直對文革懷有“既已過去，與現在無關”的漠然感，其實文革並非必然的產物，它所內含的偶然性很可能再一次溜進我們的生活。如果我們忘記歷史的教訓，文革思維就會悄悄植根於我們的意識深層，類似的悲劇會換一幅面孔再度在中華大地重演，於是我們在不知不覺中重鑄文革的悲劇。盡管那是一個成長中的民族永遠也不能重演的悲劇！
文革的毒汁在今天依舊在浸染著我們的意識，擠壓著我們的精神。近幾年青少年暴力犯罪呈急遽上升之勢，並且大多是群體暴力犯罪，犯罪主體大多是中學生，當年紅衛兵的主體也是中學生。每逢看到一群中學生用殘暴致極的手段毆打落到他們手里已經失去反抗能力的獵物時，我的意識深層就折射出當年紅衛兵在北京街頭用皮帶抽打地主老太婆的鏡頭，兩者的手段之殘忍是何其相似？如果這些青少年有朝一日執掌了侵害他人的權力；他們身上的虐待狂血質被一些別有用心的大人物所利用，中華大地極有可能再來第二次文革。
今天的中華大地有太多的“形式主義”，它自始至終都在為激進、片面、扭曲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貢獻力量，同時也制造了相當氛圍的浮華氣息，使各種可笑可悲的事件存在了發生的前提，尤其使人們焦忙於無任何現實意義的“形式”之中。形式主義和浮華氣息是文革的主要精神特征，可以說今天的形式和浮華為文革的重來準備了肥沃的土壤。
今天的中國有太多心懷不滿的群體，他們都在熱切地渴望改變現狀。當改變現狀的理性途徑被封殺後，他們的精神難以躲避的受著種種折磨，出現種種創傷，意識深層就會滋長出難以遏制的報覆情緒，會呼喚暴力和動亂。如果外界的條件允許，長期被壓抑的委曲和憤恨一旦找到了突破口，就會象野火一樣滋長蔓延。野火造成的毀滅是沒有選擇性的，所有的青草都會在烈焰中喪生，就象文革在反官僚主義的同時也把社會精英掃蕩凈盡一樣。
今天的中國面臨民眾集體信仰危機和品格崩潰。沒有宗教信仰的群體容易滋生個人崇拜，信仰某位權高位重性格極端的大人物；品格崩潰就會不擇手段。個人崇拜和不懌手段恰恰又是文革遺留下的兩大禍根。
當我們的民族在加速度地忘記文革，自信那樣的荒唐醜劇絕不會在以後的歷史中再現時，我們卻在不知不覺中為文革的覆辟準備了各方面的條件，缺少的只是一個可以作為崇拜偶像的“領袖”而已。當我們以如此不尊重，輕視，淡忘的態度對待文革時，也阻塞了我們從中本該進行的反思。今天的種種社會現象表明我們並未把文革思維隔離在那個年代里，仍給予了它向當代過渡與發展的機會。
那些希望民眾忘記文革的人們也許是基於“掩飾錯誤”和“家醜不可外揚”的心理；但如果掩飾的代價是“重覆文革的悲劇”就得不償失了。自暴其醜確然讓人難受，但總比再來一次文革走向毀滅結果要好得多。兩害相權取其輕，用忘記文革的方式來掩飾錯誤，等於是用自殺的手段來遮掩身上的疥瘡！

文革是民族公恥，集體遺忘文革，無疑是一種更深遠的民族公恥。

一切善於忘卻的民族必有大災難！


二00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2.設置文革禁區等於為文革招魂

文化大革命對中華文明的傷害是無與倫比的。一個民族要想不重覆某一悲劇，就必須要讓這個民族在相當長時間內牢記這一悲劇的教訓，時刻警醒這個民族別再犯同樣的錯誤。健忘文革悲劇的後果是第二次文革幽靈再度主宰了很大一部分國民的靈魂。


中華文明自秦始皇建立極權專制體制的那一天起，經歷了周而覆始的循環浩劫，文明一而再再而三在廢墟上重組，又因專制體制下腐敗無法遏制，最終官逼民反釀成下一次“全民革命”而變成新的廢墟。
循環浩劫的代價是：中華文明在長達兩千二百年的專制長河中並沒取得多少實質性的進步！
中華文明在歷次動亂浩劫中經歷了空前的災難；最大的文明災難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反抗暴政建立新“專政”王朝的改朝換代戰爭通常只造成生命災難，災難過後文明又很快走向覆蘇繁榮。可文化大革命則造成空前的“文明災難”，中華民族的良知、人性、公平、正義受到殘酷踐踏，甚至於毀滅了整個民族的靈魂。文明災難不是短期內能夠修覆的，因為文明的主體--“國民”的心靈被毒害很難因時過境遷而“立地成佛”，被“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毀滅掉的良知、人性並不能隨著文革的過去即時回歸到國民的心靈。絕大多數國民在文革後的相當長時期內仍會因為“文革思維”的慣性作用不自覺習慣於反文明的行為模式。文革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可大部分國民的良知依舊整體沈睡，為了追逐眼前的急功近利無視最基本的道德準則，從根子上講都是文革的遺毒在起作用。
所以文化大革命對中華文明的傷害是無與倫比的，是中華文明史最為痛心疾首的一頁，這段歷史絕對不能再來第二次，否則中華文明就從根子上毀滅了，並且永遠失去了覆興的機會。
歷史經驗和人性規律證明，一個民族要想不重覆某一悲劇，就必須要讓這個民族在相當長時間內牢記這一悲劇的教訓，時刻警醒這個民族別再犯同樣的錯誤。否則因為人性容易健忘的原因，極有可能在若幹年後以改頭換面的方式重演這一悲劇。
以色列國為了讓猶太人永遠牢記納粹大屠殺這段血腥悲劇，在各地建有大屠殺紀念館，讓猶太人永遠保持濃厚的危機意識，全民一心謀求國家強大民族振興，不要在歌舞升平中玩物喪志，再度淪為另一個野蠻民族的整體屠殺對象。
東歐各國在走向民主後，也建立了形式多樣的“政治迫害”紀念館，讓國民記住專制體制的殘暴和反人性，永遠不要因為民主之路出現波折而重新選擇專制！
一八九五年日本軍隊在旅順制造了種族滅絕式大屠殺，殺光了這個城市所有的中國人，連老人婦女兒童也無一幸免（只留下36人掩埋屍體）。可習慣於在“西湖歌舞幾時休”的花花世界恣情縱欲的中國人很快健忘了這段歷史，結果日本軍人又在三十八年後的中國首都南京把同樣的大屠殺再來一次。
我們要想不重演文革的悲劇，就必須牢牢記住這段悲劇歷史。為了不讓國民忘記文革的教訓，我們有必要象猶太人建立大屠殺紀念館一樣在全國各地建立“文革紀念館”。
新中國靈魂更為高貴的文人巴金就在生前一再呼籲要建立“文革紀念館”！
文化大革命除了偉大領袖一人外，中國人整體上沒有贏家，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平民百姓都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因此建立“文革紀念館”應該不會傷害到某個階層的利益和自尊。
可我們迄今仍未建立“文革紀念館”，662個城市一個也沒有！
不但沒有設立任何一個“文革紀念館”，我們還人為設立了“文革禁區”，不準中國人系統深入地討論研究文革話題，“文革”也成為網絡最經常的屏蔽文字……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致力讓所有的中國人都忘記“文革”這段歷史？
文明世界努力讓自己的國民牢記歷史悲劇；我們卻努力讓國民忘記中華文明的最大悲劇？
忘記悲劇的代價就是在以後的歷史中重覆同一悲劇！我們難道不怕歷史的報覆？
歷史報覆的步伐是如此之快，當我們還沒有從上一次文革的陰影中走出來時；“文革幽靈”在柬埔寨、北朝鮮作了一番短暫旅行，在舊臉譜上加了幾樣新裝飾後又悄悄折回中華大地了。
“文革幽靈”在柬埔寨旅行時制造了這個星球上雖談不上絕後但絕對空前的人權災難。短短三年時間，柬埔寨五分之一的國民（170萬）被屠殺虐待致死；全國知識分子屠殺得只剩下不到10個包括醫生、技術工人在內的專業人才；有“東方巴黎”美譽的金邊三天之內成了空城……
官僚階層和知識精英在文革中受到的傷害最大，我們的權力階層肯定無意為文革招魂，因為沒有哪個權力階層願意“革自己的命”。文化大革命最為家喻戶曉的功能就是摧毀了整個官僚階層，文革前期“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實質就是“打倒一切當權派”，就是“砸爛公、檢、法”，結果各級權力機關處於癱瘓狀態，無法行使正常的管理職能，出現了權力真空，被文革中新生的權力機關“革委會”取而代之。
因為官僚階層在文革中受到的傷害最大，斷言我們的權力階層有意為文革招魂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

所以文革幽靈的回歸力量應該來自廣大的社會中下層。
當今中國社會中下層確然存在濃厚的“文革情結”！

“文革情結”在中國社會廣泛存在的原因又來自上層文革政策失誤，來自上層制造的“文革禁區”。因為文革的真相一直沒有得到披露，今天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了解真正的文化大革命。他們心目中的文革不外乎急風暴雨式的群體運動，群眾第一次把欺壓在他們頭上作威作福的各級“領導”踩在腳下；不外乎把包括國家主席在內的絕大多數官員都押上審判台批鬥，戴高帽、遊街，群眾可以任意打罵過去的領導而不受追究……雖然民眾也惋惜嚴鳳英、老舍等天才藝術家被迫害致死；可一想到有那麽多的官員為他們墊背，心中一個“值”字了得！
急風暴雨式群眾運動和對官僚階層的整體清算批鬥只是文革的一個非主要方面；因此而催生的駭人聽聞的人權災難，令人發指的殘忍暴虐，滅絕人性的屠殺折磨，無窮無盡的荒唐冷酷，最終造成整個民族喪失人性並集體走向瘋狂則是文革最主要的方面。前一個方面國民都了然如胸並津津樂道；後一個方面絕大多數國民則不了解真相。絕大多數國民不知道本應溫柔善良的花季少女宋彬彬一旦成了紅衛兵旗手後竟然和同伴舉行殺人比賽，親手打死了十三條無辜生命；不知道張志新在押往刑場槍決前被殘暴割斷喉管；不知道小女子黎蓮、鐘海源在臨刑前被“活體取腎”；不知道北大才女林昭在監獄受盡非人淩辱折磨；不知道大興縣、道縣大屠殺；不知道廣西賓陽、武宣發生的禽獸不如慘案（參見拙作《我們不能忘記文革》）……
我們對文革的批露則只限於前一個方面；對後一個方面則諱莫如深並因此設置“文革禁區”。
因此我們對於文革的責難只限於“破壞文物古跡”，“打倒老幹部”和“砸爛公、檢、法”……
今天的中國因為體制的原因，貪污腐敗已成不可遏制的燎原之勢，司法腐敗無處不在，多數國民對貪官和流氓幹警恨入骨髓。如果國民知道文革的錯誤只限於“打到幹部”和“砸爛公、檢、法”，他們會認為那是文革的“錯誤”嗎？難道不認為那是“人民當家作主”的“陽光時代”嗎？難道不對文革心向往之嗎？
如果民眾對文革的理解僅限於對特權階層的清算迫害，政府又沒有及時實現民主、法治的政治轉型，貪污腐敗愈演愈烈並成為不治之癥時，他們難道不會從心底呼喚文革的回歸嗎？
年輕時期我的文革印象也僅限於鬥官殺官和砸亂公、檢、法，再看看身邊的官員以權謀私和警匪合流的社會背景，心中自然認為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是不言自明的？直到近十年接觸到文革令人發指的暴虐信息，並實地采訪了部分在文革期間發生人權災難的地區，才在心靈深層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很簡單，理性的革命只能謀求國家富強，民族進步，社會公平和良知人性回歸等文明目標。如果我們的革命果實與上述文明目標背道而馳，我們從整體上清算官僚政治的代價是犧牲自身的良知和人性，從整體上走向暴虐和瘋狂，這樣的革命只能得不償失！對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沒有任何益處！西方民主政治的優勢就是在實現國家管理層的和平權力交接時沒有背離民族進步和社會文明的宗旨，因而成為全人類遲早都會遵從的普世價值。
如果歷史再給中國的普通民眾一次文革機會，他們對官僚階層還會心慈手軟嗎？聽聽民間廣為流傳的“民心諺語”吧：
“如果把局級以上的幹部全部殺頭，肯定有個別冤枉的；如果隔一個殺一個，肯定有很多漏網的！”
“如果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對當官的就不是批鬥遊街了，幹脆一律砍盡殺絕，免得秋後又跳出來害人！”
所以如果中國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官僚階層將會成為首當其沖的“革命目標”。
我們的民眾呼喚文革的原因是他們不了解“文革真相”，隱瞞文革真相又是官僚階層設置了“文革禁區”。結果設置“文革禁區”的苦果是文革思維的回潮，下一次文化大革命已“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因此，官僚階層設置“文革禁區”的代價是“自食其果”！
為什麽我們的官僚階層會設置“自食其果”的“文革禁區”呢？原因是我們的官僚階層在文革思維上存在誤區。
在官僚階層看來，設置“文革禁區”確然有不得已的苦衷：
文化大革命釀成的人權災難確然駭人聽聞，很多滅絕人性的迫害根本不是人幹得出來的。可文化大革命時期依舊是我們黨的天下，文革災難雖然與現存官僚階層沒有必然聯系；但我們的黨卻脫不了幹系。文革真相一旦大白於天下，我們的黨就會面臨前所未有的人道責難，甚至於專政合法性也成了問題。
一旦面臨上述問題，我們的黨就只有痛定思痛自我更新，象台灣的國民黨一樣浴火重生鳳凰涅槃，才能重新獲得全體國民的認同和尊敬。
自我更新是要經歷陣痛的，就象新生兒誕生要經歷陣痛一樣。官僚政治的惰性又使絕大多數官員不願主動經歷這一陣痛，他們更願意采取以“穩定為大局”過一天算一天戰略。為了盡可能“穩定”更長時間，掩蓋歷史真相就成為不得已而為之的臨時措施，尤其是盡可能掩蓋使黨面臨專政合法性問題的文革真相。
“兩害相權取其輕”，自我更新的陣痛無疑要比整個官僚階層面臨可怕清算的危害要小得多。設置“文革禁區”的苦果是招來下一次文革，官僚階層將會首當其沖甚至玉石俱焚。因此設置“文革禁區”是設置者付出更大的代價，是“兩害相權取其重”。
除了“為了眼前穩定而無視未來大亂”的思維誤區外；官僚階層還存在另一饒幸心理誤區：他們不認為下一次文革會因為掩蓋真相而重現；就算文革重現官僚階層也不會首當其沖成為率先革命的對象。很多“善於健忘”的官員和沒有經歷文革的年輕官員還以為文革只是文化人受難，“文化大革命”顧名思義就是“革文化人的命”？
…………
今天的中國已經為文革的重來準備了各方面的條件：
官僚政治的沒落腐化使整個官僚階層走到了人民的對立面，絕大多數國民渴望對無孔不入的腐敗現象進行整體清算。
政府在舊體制日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阻礙力量時遲遲不肯啟動政治變革，能夠有效防範腐敗的民主、法治和新聞自由依舊是政治禁區，腐敗問題無法通過體制內的正常程序解決，人們因此認為只有文革時期急風暴雨式的群體運動才是消滅腐敗的最有效辦法。
近幾年城市產業工人大量下崗失業，社會貧富極度分化，出現了一個龐大的渴望改變現狀的心懷不滿群體，為下一次文革準備了生力軍。
落後過時的教育體制，造就了一大批沒有獨立思維能力，喜歡跟在群體和主流媒體後面盲動起哄，渴望發泄不滿情緒的城市憤青群體。他們擁有比當年的紅衛兵更極端和更具破壞性的思維、行為模式，極有可能替代紅衛兵成為下一次文革的先鋒隊。
下一次文革可以說是“萬事具備，但欠東風”，缺少的只是適當的時機和一位有強烈感召力能夠自由操縱群眾意志的獨裁領袖。而專制體制是產生獨裁領袖的最好溫床，如果我們不對舊體制進行迅速根本的變革，有強烈獨裁傾向的“群眾領袖”要不了多久就會應運而生。

四十年前的那場文革首先在文化界發難，無賴文痞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打響了文化大革命的信號彈；今天的文革幽靈一樣首先選擇在文化領域興風作浪，尤其是在網絡四處出擊大打出手。雖然沒有姚文元那樣欽定的“文革旗手”出頭掛帥，但姚文元的無賴文風卻在網絡甚至正規媒體甚囂塵上。擁有極端思維又不愛思考的憤青文痞追隨缺少民族責任心媒體的輿論導向，對他們不理解的人和文字上綱上線，玩弄文革時期斷章取義、偷換概念等無賴文風，對鎖定的目標大扣帽子大打棍子，把真正愛國勇於捍衛良知公正的志士仁人打成“漢奸賣國賊”，自己則從事傷害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的真正賣國勾當。
四十年前發動文革的口號是“反帝反修”；今天的“文革信號”則是“愛國排外”，二者的思想內涵高度一致。取代紅衛兵的憤青群體先在某個“愛國排外”的目標上取得認識上的高度一致，然後行動上高度一致對鎖定目標群起而攻之，在人數和聲音上取得格外壯觀的力量展示，從而在社會上贏得深刻印象，而不管攻擊某個目標在法理上是否站得住腳？在人情上是否合情合理？
當憤青群體在國民不了解因而也容易接受的排外目標上成功地展示力量，並取得步調一致的行動鍛煉後，就會回過頭來在國內尋找打擊目標，通常鎖定某個和主流媒體聲音不一致的人和文字，對文字進行斷章取義和偷換概念的技術處理後，潮水般地砸下早就準備好的大帽子大棍子，然後給打擊目標貼上“漢奸賣國賊”的標簽，而不管這個目標是真正的愛國志士甚至於是民族英雄。
當憤青群體率先對“西方價值”和“獨立聲音”大打出手時，官僚階層大都看不到即將來臨的危險，誤認為憤青群體是他們維護既得利益的同盟軍，因而以欣賞讚許的心態靜觀憤青群體觸犯法理的過激言行甚至於推波助瀾。在政治體制變革前的中國，腐敗官僚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自由平等的“西方價值”和勇於探索真相的“獨立聲音”，並在主流媒體上不時給予抨擊，為不愛思考的憤青群體提供價值引導。現在憤青群體把“西方價值”和“獨立聲音”作為主要打擊對象，他們沒有理由不從心底高興。
官僚階層不可能看到，無論是愛國排外大遊行，還是群起圍攻獨立聲音，都是下一次文革的演習目標。一旦憤青群體迎來下一次文革，他們主要的打擊目標就會很快轉向，轉而落到整個官僚階層頭上。四十年前的那場文革主要也是紅衛兵從“破四舊”、在外國使館前遊行和迫害文化人開始，官僚階層在那時也沒有意識到即將來臨的危險，因而默許了紅衛兵制造的各種暴行。等到紅衛兵“砸爛了舊世界”，發現再沒有什麽“四舊”可破時，就把整個官僚隊伍當成“舊世界”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押上審判台。等到各級官僚發現成千上萬的紅衛兵拿著紅纓槍向自己奔來時，他們想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部分官員對憤青群體超出法理言行的慫恿甚至於推波助瀾等於是玩火自焚。

綜上所述，今天的中國雖然沒有迎來下一次文革，但文革幽靈在中華大地無處不在，憤青群體甚至已成功地完成了下一次文革的“排練”。
中國即將面臨下一次文革的風險！
我們設置“文革禁區”等於是為文革招魂！
要想阻遏下一次文革的步伐，避免文革的空前浩劫，我們必須盡快撤除“文革禁區”，讓民眾知道被掩飾的文革真相：文革不是什麽單純反貪反腐的群體運動，而是反人性反文明的空前浩劫，是層出不窮滅絕人性的暴行，是全民被陰謀家毒害走向集體瘋狂……文革不但起不到反貪反腐的作用，相反會從根子上毀滅中華文明，並最終毀滅我們自身。
我們有必要傾聽巴金的聲音，在全國各地建立“文革紀念館”！
除了撤除文革禁區外，我們還應以大政治家的胸懷和氣魄，大刀闊斧地變革阻礙經濟、社會發展，傷害良知和人性的過時體制，在中華政治體系植入民主、法治、自由的普世價值，把官員的任免監督權交回到人民手中，從根子上鏟除貪污腐敗耐以孳生的社會土壤。當政治變革帶來真正的社會公平後，文革的內在社會驅動力就會消於無形，下一次文革就會越來越遙遠，並最終在理性健康的中華文明長河中永遠成為歷史名詞。
天佑中華！！！

二OO八年六月七日



3.基督教與義和團

在統治世界的三大宗教中，基督教無疑是最有生命力的。基督教對現代文明的貢獻也是無與倫比的；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是一部辛酸和失敗的歷史。義和團是“野蠻之革命”；百年的屈辱和固有的民族性格使得義和團式的仇外心理至今仍深深地埋藏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底。

（一）
在統治世界的三大宗教中，基督教無疑是最有生命力的。
基督教對現代文明的貢獻也是無與倫比的。
除了日本等極少數亞洲國家外，世界上的文明國家基本上都信奉基督教。
中國是一個不信教的國家，基督教在華人中的傳播是失敗的，只有比例很少的華人信奉上帝；但華人基督徒大多是有相當教養的人。
與基督教在歐美大陸、非洲和南亞的勝利進軍不同，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是一部辛酸和失敗的歷史。原因有四：
1、中華民族是一個功利主義的民族，國民的宗教意識很淡薄。任何宗教傳入 中國，必須滿足國民追求功利的心理。而真正的宗教是理想主義的，旨在提升人的道德境界，與追名逐利格格不入。因此宗教在中國的傳播可謂舉步維艱，僥幸在中國紮根的宗教都發生了“變種”，不可避免地帶有“中國特色”。如講求“四大皆空”“普渡眾生”的佛教傳入中國後，教旨不再僅僅是“修身養性”和“戒淫、戒殺、戒欲”，而與燒紙燒香等傳統的“迷信”相結合，佛院成了信徒“求財、求官、求子”等帶有濃厚功利主義色彩的場所。
2、中國是一個崇拜祖先的國家，任何宗教偶像都無法替代祖先在國民心中的位置，因為他們深信祖先會保佑他們趨吉避兇，升官發財；而宗教偶像不能給他們帶來任何現實利益。
3、基督教傳入中國時，作為中國欽定的正統思想--儒教已統治了中國意識形態領域近兩千年之久，其教義在國人心中已根深蒂固；儒教能給人帶來巨大的現實利益，使信奉者升官發財（中國平民做官的唯一途徑是參加科舉考試，考試內容則是儒家經典），符合華人的功利主義思想，為中國的官吏臣民廣泛地信奉。
4、中國是一個高度集權專制的國家，君王的意志是至高無上的。基督教的教義是挑戰君權的，傳教士只聽命於凡蒂崗的教皇，而不受世俗君王的約束。中國的皇帝自然不能容忍，也就自然會壓制基督教。

（二）
基督教早在十七世紀的明萬歷年間就傳入中國。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利用他們掌握的天文、數學和藥物學知識，誘使中國皇帝和達官貴人對他們的“奇技淫巧”產生濃厚興趣，進而從統治者手中爭得一線“方便之門”，達到在少數人群中傳教而不受迫害的目的。當他們試圖在中國內地自由傳教合法化時，他們失敗了。傳教士就這樣扭扭捏捏地在中國試探了一百多年，幾乎沒有贏得什麽信徒。到了清帝國的乾隆時期，“十全老人”（乾隆皇帝）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了基督教義里的“無父無君”思想，龍顏大為震怒，一道聖旨把傳教士全體驅逐出境！
傳教士重返中國是在“鴉片戰爭”以後，早期只在五個通商口岸（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附近傳教。少數具有獻身精神的勇敢傳教士則歷盡千難萬險深入中國內地，但他們的付出 和回報是不成正比的，他們的努力幾乎沒有結果。中國人對傳教士有很強的抵觸心里，尤其是他們的“尊容”（高鼻子、紅胡子、藍眼睛）讓中國人看不慣。所以傳教人很難走近中國人，久而久之則發現自己成了中國人“看稀奇”的對象。少數傳教士還被野蠻的內地農民當作“妖孽”捉起來殺掉。
傳教士在中國內地傳教合法化是在“英法聯軍之役”以後。“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規定：傳教士不僅有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的自由，還有購置地產和建造房屋的自由。地方官員不得幹涉傳教士的傳教活動。盡管有法律的保護，傳教士在內地的傳教活動依舊沒有什麽進展，因為普通中國人不願接近他們，就更不用說成為他們的信徒了。傳教士最後在“棄兒”身上找到了機會。
封建的中國是一夫多妻制，那時沒有避孕措施，貧苦人家生育的兒女往往超過這個家庭的實際撫養能力。貧窮的父母親沒有辦法，只好把多生育的兒女活活溺死或拋棄到荒郊野外。棄嬰只有極少的幸運者被人撿去收養，絕大多數則餓死凍死或被野獸叼去果腹。早期的傳教士就把這些棄嬰收養。棄嬰在成長過程中自然就成了基督教的信徒了。等到這一代信徒長大成人後，傳教士便利用他們作媒介去接近普通中國人，終於使部分成年人皈依了基督教。到了十九世紀末期，中國境內擁有近百萬基督教徒。
傳教士對封建中國的貧窮落後有很深的印象。他們不止一次地看到無數的嬰兒被拋棄到荒郊野外任其自生自滅；婦女生產時由沒有任何醫療衛生常識的“巫婆”生拉硬掣地把嬰兒從母體里強拉出來；在西方社會很容易治愈的普通疾病卻造成中國人成批成批地死亡……基於蕓蕓眾生都是上帝子民的觀念，傳教士在傳播福音的同時，也著手提升中國的科技、教育、醫學、婦女權益、社會福利和公益事業。他們在教堂附近建起了“育嬰堂”，“孤兒院”，“教會學校”和“教會醫院”，對提高婦女兒童的權益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傳教士對中華民族的文明和進步做出了有益的貢獻，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但傳教士的作用並不都是積極的，就象一田稻谷里面少不了會有幾棵稗子一樣，傳教士龐大隊列中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少數癟三無賴式的敗類。他們利用手中掌握的治外法權和普通中國人所沒有的其他特權，在中國作威作福，對他們認為落後的地區驕傲侮慢，不可一世，有時候還做他們本國政府的暗探。這些人盡管數量很少，但造成的惡劣影響卻很大，最終使大多數善良的傳教士所作的辛苦努力付諸東流。除此之外，部分中國教徒不再祭拜祖先，任憑祖先的墳墓荒蕪，僅僅此舉就足以令他們的親族和鄰居怒氣沖天；那些披著宗教外衣的投機分子則有仗勢欺人的傾向，進一步增長了中國人對傳教士的對抗情緒。
中國人和傳教士的摩擦沖突由來已久，早期沖突盡管是局部性的，但影響卻是世界性的。廣西地方官殺了法藉天主教神父就成為法國向中國開戰的借口；“天津教案”發生後，如果不是眼界較為高遠的曾國藩出面主持危局，把監獄里的十多個死囚冒稱肇事的兇徒押往刑場正法以平息西人的憤怒，也極有可能釀成大的國際爭端。隨著傳教活動在中國的深入，中國人和傳教士的沖突也愈演愈烈，由習慣性的摩擦進化成根深蒂固的仇恨，並最終釀成全面的流血對抗。
中國人和傳教士的沖突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基督教義中的“無父無君”和“眾生平等”思想與中國傳統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綱五常思想是根本對立的。今天的中國人一眼就能明了基督教的平等思想比中國傳統的君父思想要進步得多。可當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人都認為“無父無君”是大逆不道，信奉此說者“萬死也不能辭其咎”。
2、基督教提升婦女地位的努力極大地觸怒了根本不把婦女當人看的中國男人。封建中國的婦女是沒有任何地位和尊嚴的，她們“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生命和財產沒有任何保障。基督教接納婦女信教等“傷風敗俗”的行為，更令大男人們氣得倒仰。1875年元月的“荊州教案”，滿族婦女誦讀《聖經》，他丈夫的反應是把她真個送到“上帝”那里去了。
3、西方世界重視做人的尊嚴，那些在教堂里長大的“棄兒”，長大成人後過著比普通中國人優越得多的生活，讓那些曾經拋棄過嬰兒的大男人心里不是個滋味，沒來由的嫉妒和惱恨也因此油然而生。
4、中國人對國際知識的盲然無知也使“傳教士”這個名字蒙上了一層“罪惡”的陰影。在普通中國人眼中，那些孤身深入中國內陸的傳教士顯然不是為了傳教，而是替他們的國家充當侵略中國的“間諜”。因為他們傳教不收錢，免費替人治病，收養棄嬰……這些都是虧本營生，只有傻子才會去幹。傳教士顯然不是傻子，所以他們傳教背後一定有更為陰險的動機。
5、平民百姓愛“傳謠”的陋習也妨礙了國人客觀正確地認識傳教士。國人有很多關於傳教士的流言：因為傳教士的皮膚蒼白，便流言他們必須喝嬰兒的鮮血才能維持生命，因此傳教士才熱衷於收養棄嬰。修道院的修女則專門趁接生時割取產婦子宮以補養身體；並挖取小兒的腦髓心肝作下酒菜；西洋人害眼病，必挖取中國人的眼珠子配藥點眼，否則便無法治愈；“洋人”能施咒語巫術，攝取女人魂魄與之奸宿，謂之“神合”。又能取婦女的頭發和指甲置於床席之下，使該女自投羅網；又把童男童女的生辰粘在樹上，念動咒語，攝取小兒魂魄為“耳報神”……如此荒誕不稽的謠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人都信以為真。因為平民百姓都有不愛思考的毛病，絕大多數情況下人雲亦雲，很少去質疑消息的可信性，因此最荒誕的流言也有廣闊的市場。
6、中國人“以偏概全”的思維模式也極大地歪曲了傳教士的形象。傳教士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其作用和影響主要是正面的。可在對傳教士懷有根深蒂固偏見的中國人心目中卻不是這樣。他們只看到少數傳教士為非作歹和部分中國教徒仗勢欺人；而對絕大多數傳教士拋棄在外國舒適的生活，“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安於貧困，無怨無悔地在中國傳道一生，為中國的教育和農村婦女地位的提高做出畢生努力的行為則視而不見。
…………

（三）
當上述幾方面的原因綜合起作用時，中國人對傳教士就會滋生出一股不可理喻的仇恨。當這種仇恨積累到一定的厚度時，就會尋找缺口爆發出來。
那拉蘭兒（慈禧太後）制造了這個“缺口”。
“義和團”利用這個缺口對傳教士發動了“覆仇戰爭”。
義和團最早的名稱是“義和拳”，屬於白蓮教的一支。教民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目不識丁，這從拳民敬奉的神祗，全是封神榜、西遊記、三國演義上的角色可見一斑。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一次又一次的巨額賠款和貿易上的大量入超，加上官吏們瘋狂的貪污索賄，使國家的財富枯竭，農村殘破，失去土地的農民日趨增加，官逼民反的形勢已經形成。但是門戶開放的國際背景，使他們的目標很容易放到外國人和傳教士身上，直覺地認為外國人和傳教士是他們所受一切災難的根源。結果這個跟洋人和傳教士本沒有關系的民間組織，把鬥爭的矛頭對準了洋人和中國籍教徒。
義和團早期和腐敗無能的清政府一樣，對手中握有先進武器的洋人敢怒不敢言，不敢明火執仗地和洋人叫板，只東一刀西一槍地搞些恐怖把戲。不久他們中間的聰明人物發明了“鐵布衫”和“金鐘罩”等秘密武器，一旦念動咒語，身上就象裹上了一層鋼甲，刀槍不入。這個沒有任何科學根據的民間把戲本來不足為信，可守舊黨中最堅定的滿洲權貴、山東省長毓賢卻深信不疑。他發現義和團有很大的利用價值，就出面招撫拳民，下令把“義和拳”改稱“義和團”，使他們在形式上成為一個正式的民間組織，又為他們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以加強他將來向政府推薦的可能性。義和團有了政治靠山，開始對外國傳教士發動一連串的攻擊，等到發現省長並不反對時，就進一步公開殺戮。各國對層出不窮的暴行提出抗議，清政府不得不把毓賢召回北京，調任山西省長；另擢升袁世凱為山東省長。袁世凱雖是一個靈魂卑污的政客，但他的頭腦並不糊塗，對西洋文明和傳教士的認識比普通人要高明一些。他到任之後，禁止義和團濫打濫殺。袁世凱擁有一支用火槍武裝起來的現代化軍隊，義和團的反抗很快被鎮壓，首領朱紅燈被俘處決。殘余的義和團在山東不能立足，紛紛北上逃到河北省。
那拉蘭兒鎮壓了百日維新後，對光緒皇帝很是反感，企圖把他推下皇位。這時外國勢力在中國已有很深的根基，她知道清政府不能一意孤行，更換國家元首的大事必須試探外國的態度。試探的結果是：各國對光緒皇帝印象很好，強烈反對另立新君。那拉蘭兒想到了謀殺，一面命皇家禦醫給沒病的光緒帝診病；一面傳出消息說皇帝病情沈重。各國公使一致表示關切，各省官員也紛紛要求保護皇帝。維新黨的領袖人物康有為、梁啟超又以日本為基地出版報刊，把那拉蘭兒罵了個狗血淋頭。因此那拉蘭兒對外國人恨入骨髓，恨不能把外國人統統殺死。但她只能“空懷恨”，因為她王朝的軍隊不是外國人的對手。
就在這個時候，毓賢來到北京故宮，在那拉蘭兒面前極力喧染義和團刀槍不入的神奇法術，極力攛掇老太婆任用義和團來抵抗外國人的洋槍洋炮。當聽到不用變法改革，只要口中念念有詞，洋人的槍炮就不能把自己擊傷時，老太婆大喜過望，最困難的問題已經解決，她決心任用義和團，對“洋鬼子”作一次總的清算。當時京城中頑固派勢力的代表端郡王、莊親王和大學士徐桐也如獲至寶，鼓動慈禧利用義和團來對付洋人。徐桐這個人有必要作點特別的介紹，他直到十九世紀末還堅定地認為世界上除了中國外只有英吉利和法蘭西兩國，其它的國家都是兩國捏造出來嚇唬中國人的。
一九〇〇年五月，慈禧派軍機大臣趙舒翹等前往涿州、良鄉宣撫義和團，命義和團進京。慈禧親自接見他們的領袖曹福田。曹福田向老太婆保證：他的法術可以把天下的洋人殺得精光。直隸總督榮祿也迎接黃蓮聖母到他的官署下跪叩頭，請求拯救天下蒼生。黃蓮聖母宣稱，她已命令天兵天將降下大火，把外國人全部燒死。
五月二十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會給榮祿，要求慈禧立刻歸政於光緒。二十三日，清廷召開會議，決定宣戰。後來慈禧才發現原來那份照會是假的，是端郡王為了讓自己兒子當皇帝所使的激將法，但為時已晚。次日德國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門大街被皇太子所統率的軍隊射殺。清軍及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及西什庫教堂。
義和團攻擊的首要目標是傳教士和中國教徒，清政府的第一目標則是外國在中國設立的大使館，他們認為使館是“夷狄”（清政府對西洋各國的蔑稱）的巢穴，只要把使館摧毀，夷狄就會被徹底斬草除根。五月二十四日，北京對外電報、鐵路等一切交通都告斷絕。那拉蘭兒認為時機以到，命令正規軍跟義和團聯合進攻集中在東交民巷的各國使館，對所有的洋人格殺無論。

（四）
二十五日，那拉蘭兒正式下詔與向世界上所有跟中國有邦交的國家宣戰。
人類有史以來最荒唐的政治行動在中國發生了。
義和團最初的動機是單純的，他們出於自發的民族感情，直覺地對抗外國人和做外國奴才的中國人，不幸落到愚昧的野心家之手，遂變成可憐可恨不分青紅皂白一味排外的狂熱暴徒。假如他們成功，中國的命運會更悲慘，就象阿富汗“塔利班”的成功使阿富汗的處境更悲慘一樣。
義和團的罪惡不在義和團，而是利用義和團頑固拒絕現代文明且愚昧至極的滿漢權貴。
六月起，義和團大規模進京，暴行和騷亂進一步升級，搶教民之財物是常事，坐地賣所搶之物亦有之。他們稱“所燒皆奉教之家，並未延及良民。”在義和團的邏輯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國人全都該殺。7月15日開始，義和團進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後陳澤霖又帶2500名新軍加入；到20日，義和團用炸藥包炸毀圍墻攻入，殺死了所有做最後抵抗的修女，然後對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燒，只有五十人從窗口逃出；加上被陳澤霖帶回北京的、被義和團賣為奴隸的、夜間逃出的，只有五百人幸存。
義和團把傳教士稱為“毛子”，教民稱為“二毛子”，“通洋學”、“諳洋語”、“用洋貨”……者依次被稱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統統在嚴厲打擊之列。他們經常隨便找一家大戶人家，指其“里通外國”，然後沖入家中洗劫一空。因為義和團仇視一切和洋人有關的東西，有用洋物者“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士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對開明官紳，維新派人士，義和團更是明言打殺，要“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一個轟轟烈烈的民族自覺運動，到此徹頭徹尾地變了質，北京內外成了恐怖世界。
由於義和團是“奉旨造反”，其威勢無人能匹，他們甚至膽大到沖進紫禁城去捉拿光緒這個“頭號賣國賊”，結果被慈禧罵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員，外國使節，更是不放在他們眼中。本來洋務大臣李鴻章也是義和團的目標，不過他倒是有先見之明，提前討了個兩廣總督的差事避難去了，直到後來慈禧逃出京城之時下旨讓他全權負責收拾殘局才返回北京。
庚子年的混亂之所以沒有蔓延到南方而只局限於中國北方，與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這些洋務派大臣的理智與開明以及南方近代化進程開始較早是分不開的。當慈禧電令各地督撫殺盡洋人時，他們真正從大局出發，冒著擔負“漢奸賣國賊”的惡名抵制了這項亂命。只有山西省省長毓賢忠實地執行了慈禧的密電。毓賢是晚清時代頑固腐朽的封建保守勢力中的典型代表，他在愚昧而又冥頑不化地以自己的方式報效朝廷的同時，我們也可以從他身上看到封建官員們兇殘嗜殺、蔑視人道的特質。當他在外國的抗議之下被撤掉山東巡撫的職務後，更是萌發出強烈的報覆意識，他要利用義和團的反帝愛國熱情和底層農民的愚昧無知來滿足自己極端仇外的陰暗心理和盲目排外的愚蠢目的。
在毓賢的支持下，義和團運動在山西也如火如荼地爆發了，太原的東夾巷教堂、大北門教堂以及一些教會醫院、教會學校先後被焚燒，而城內的外國傳教士則被毓賢以保護安全為借口全部監禁於豬頭巷客館。六月十三日，毓賢身穿朝服拜見八十歲的白發老母，含淚表示自己為了國家將不能再顧及自己與家庭。辭別老母之後，毓賢將四十四名外國傳教士、十七名中國教徒以及從壽陽押來的英國教師畢翰道一家七人全部帶到巡撫衙門西轅門前，在百姓的圍觀之下逐一殺害，行將就戮的婦孺哀號之聲慘不忍聞，教民們被殺後，梟首示眾，剖心棄屍，備極殘酷。這些遇難者中，包括在山西傳教十年之久的山西北境教區正副主教艾士傑和富格拉，而艾士傑是被毓賢親手刺殺的，他們後來都被羅馬教廷冊封為“真福品”。
據事後統計，“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個州縣，全省被殺教士191人，被殺教徒6060人，被毀教堂、醫院225所，被燒拆房屋兩萬余間。全國被殺傳教士有幾千人，死難的中國籍基督教徒則高達五十萬人！！！
義和團的衰亡可以說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他們“刀槍不入”的神話在一支臨時拼湊起來的約20000人的“八國聯軍”面前徹底破滅了。可笑的是，八國聯軍已經打來了，義和團卻還仍然熱衷於燒教堂、殺教民的運動，不去積極認真地組織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
當世界各國得到清政府的宣戰消息時，最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為世界上只可能有如此瘋狂的個人，不可能有如此瘋狂的政府。等到證實真有這種怪事時，無不大為震駭。德皇威廉二世宣稱，他要用對付野蠻人的手段對付中國人。於是，英、法、美、德、意、日、俄、奧等八個國家組成著名的八國聯軍，在天津大沽登陸。六月十八日攻陷天津，向北京推進，去拯救被圍攻的使館。其實各國使館並沒有陷落的危險，他們雖只有四百人守衛，且沒配備重武器，清政府正規軍和義和團數萬人傾全力進攻都無法攻破。
七月二十日，八國聯軍攻陷北京，距慈禧向全世界宣戰僅五十五天。十數萬赤著背，念著咒語瘋狂上陣的義和團，和步履蹣跚，手握著鴉片煙槍的正規軍，同時潰不成軍。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後，采取報覆行動，把北中國淹沒在屍山血海之中。中國人在受過義和團的蹂躪之後，再受洋人的蹂躪。
…………
我們不能只責怪八國聯軍，先前英、法、日等國出兵中國是赤裸裸的侵略，是對人類文明的犯罪；但這次八國出兵則是對清政府荒唐行為的正常反應。如果地球上哪個國家無端進攻中國駐該國大使館，中國的文明抗議卻招致對方的宣戰，而中國又有能力出兵幹涉時，我們一樣會動用武力去保護使節和華僑的生命財產不受暴力侵害，否則我們的政府就不稱職。當時在外國的中國人比在中國的外國人要多得多。當中國人在境內對外國人格殺無論時，外國人並沒有依樣畫葫蘆對境內的中國人作報覆性的屠殺，說明西洋各國的文明程度比當時的清政府要高一些。

（五）
後世中國精英對義和團的評價：
鄒容在其著作《革命軍》中說“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意大利加波拿里，為國民添禍亂。”
李大釗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論文《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中說：“時至近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
陳獨秀發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義和團運動在五個根本方面反時代潮流的特征，陳獨秀最後總結說：“照上列的事實看起來，現在中國制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並未絲毫減少，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制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現在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的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討厭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的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義和團被美化甚至神話是在文革時期，當時提出了“在甚麽場合對義和團采取甚麽態度，如何評價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不僅成了衡量人們是否堅持黨的路線的唯一標準，而且更廣泛的意義上，成了估量人們是否忠於革命，是否信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甚至成了評估人們是否對祖國忠誠的唯一標準。”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論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夠與義和團相提並論的，也只有文革。在這場破壞性更甚義和團的十年運動中，義和團運動被戴上了“反帝”、“人民運動”等光環，更成為“造反有理”的佐證。由於種種原因，直到現在義和團仍被冠以“反帝愛國運動”的美名。不過，這個“反帝”的頭銜實在是太過牽強，因為他們分明就是不分青紅皂白的“反洋”，而且是反對一切與洋有關的東西，包括鐵路、輪船、電線桿等等。至於“愛國”更是大可懷疑，光是被他們殺死的國人數量還遠在洋人之上，說“害國”恐怕更為確切。
以今天的觀點來看，西方列強既給中國帶來了先進文明，同時也用武力侵占了中國人的利益。縱觀整個義和團運動，他們從未著眼於收回被占領土等合理要求，他們要求的是徹底拒絕西方文明，完全回到因循守舊的老路上去。相比之下，義和團與文革有著太多的相似之處，同樣是平民百姓的極端排外情緒被官方鼓勵，並被用於政治鬥爭中去；同樣是用愚昧取代科學；同樣是盲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
百年的屈辱和固有的民族性格使得義和團式的仇外心理至今仍深深地埋藏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底。當我們在一次次地譴責侵略、抱怨“落後就要挨打”的時候，卻很少有人認真反思過中下級軍政官員和普通士兵、百姓們對國際法和人道的篾視以及大局觀念的缺乏。時至今日，中國的官員和人民在這一問題上如果不能保持一個良好而健康的心態，中國普通民眾的文化素質如果不能得到切實的提高，這種仇外心理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利用下，極有可能會再次引發盲目的暴力和無序的動蕩，在特定的條件下，甚至會給整個中華民族招至無盡的苦難。


二００四年二月



4.更改歷史教科書就一定愛國嗎？

當我們一再指責日本政府更改歷史教科書時，我們的民族是否也象日本一樣因為“愛國”的原因步入一個同樣的誤區呢?更改歷史教科書與“愛國主義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馳，為了提升中華民族，使之在未來的世界真正卓爾不群，讓我們歸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吧。

近十年中日摩擦逐步升級，中日之間的不信任甚至敵意越來越深。中日摩擦的根源除了小泉首相無視中國人的感情一再參拜供奉日本戰犯的“靖國神社”外，其次就是日本政府更改歷史教科書，有意掩蓋日本的侵華事實，對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中國犯下的戰爭罪行輕描談寫。日本是一個器小易盈不肯認錯的民族，更改教科書就是這個民族狹隘短視的表現。
也許有人會說：日本政府更改歷史教科書是為了謳歌美化自己的民族，是日本“愛國主義教育”的一部分。我並不這樣認為，真正愛國的教育是提升民族的整體素質，強化公民的民族責任心，增進公民的民族凝聚力，從而提高民族的競爭實力。提升民族綜合素質的作法不是強調自己如何“光榮正確”，而是在正面引導的同時，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勇敢地反思自己的錯誤和劣勢，並進而改進這些錯誤，彌補自身劣勢。當一個民族在不斷檢討自己並不斷更新自己時，這個民族就會日益理性和強大。日本政府沒有勇氣正視自己的過去，企圖用粉飾罪惡先輩來找回民族自尊心的作法顯然事與願違。當今天的日本人對先輩的狹隘短視視而不見，並把這些人當英雄仿效時，日本人就極有可能重蹈歷史覆轍，天真地認為自己無往不勝，無所不能，象先輩那樣橫挑強鄰，再度犯下“偷襲珍珠港”之類的荒唐錯誤。日本民族如果再犯這樣的失誤，日本民族就會毀滅。如果一個政府“愛國主義教育”的果實是導致這個民族的毀滅，這樣的“愛國主義教育”還是少一些為好。
德國和日本一樣擁有不光彩的歷史，但德國人對待那段歷史的態度與日本人有天壤之別。日耳曼民族有勇氣正視自己的過去，德國歷任總理一再在公開場合向二戰的受害者誠懇道歉，甚至一再在死於集中營的猶太人墓碑前下跪，出版的歷史教科書也從不試圖隱瞞那段陰暗的歷史，用大量的篇幅再現納粹德國殘害猶太人等滅絕人性的罪行……一個敢於認錯的民族是自信的民族，德國人正視不光彩歷史的勇氣為自己換來了一片有利於日耳曼民族生存發展的國際空間；日本更改教科書的果實則是換來周邊民族的怒目而視和警惕相向。一個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日本在謀求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努力中所遇到的阻力比德國要大十倍以上。
由此可見，日本政府更改歷史教科書與“愛國主義教育”的初衷大相徑庭。

當我們一再指責日本政府更改歷史教科書時，我們的民族是否也象日本一樣因為“愛國”的原因步入一個同樣的誤區呢?
我從小就喜歡看史書，最早的歷史讀物是年長的中學生帶回的《社會發展簡史》（文革時期編篡的有渾厚造反意識的通俗歷史課本），全部內容可以用三句話概括：人類社會是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共經歷了原始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等五個發展階段；孔子是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陳勝、洪秀全是偉大的革命英雄……中學時代碰上了改革開放，有機會閱讀統編的歷史教材，中心主題是謳歌中華民族的光榮偉大，揭露英美等帝國主義列強的罪惡，印象最深的歷史事件是“四大發明”和“鴉片戰爭”。那時恨不能把詞典上所有美麗的詞匯都堆砌在我們民族身上；同時對英美等西方國家恨入骨髓……大學時期學習的歷史專業課本是武漢大學編寫的《中國近代史八十年》。此書的主題是“中國落後的根源是外國人的侵略”，盡管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已相當落後。當時想報考武大歷史系的研究生，此書則是指定的專業書目，只好硬著頭皮看了兩次。看完後感覺到自己就象是一個集人類所有美德於一身的無辜受害者，在西方列強的侵略宰割下奮起抗擊，越戰越勇，最終成為頂天立地的民族英雄……尤其是義和團赤膊上陣攻打外國大使館和教堂的“英勇事跡”更讓我周身熱血沸騰，認定義和團勇士是世界上最最優秀的人，幾乎想仿效他們親自持刀飛越重洋去殺幾個英國人和美國人解解恨；有一次居然貌似英雄狀闖入“留學生樓”，想找幾個白皮膚的“外國佬”施逞“英雄本色”。幸虧那次碰到的全是“黑人”，是我們的“階級兄弟”，否則我就有可能觸犯刑律。直到終於有一天走出學堂，有時間和精力翻閱《二十四史》，才發現孔子並不是“壞人”，陳勝也不是革命英雄、洪秀全創立的“拜上帝教”和今天的“邪教”有不少相似之處……等到而立之年翻開《劍橋中國史》和黃仁宇等外藉華人所寫的中國史時，又發現義和團攻打外國使館和教堂的行徑觸犯了國際公法，是“野蠻人”的暴行；“鴉片戰爭”後中英簽訂的《南京條約》並沒有“鴉片貿易合法化”這一條（英國佬 不會傻到公開承認自己的“毒販”身份）；在隨後的歷次中外沖突中中國也並非總是站在正義的一邊……

基於多方面的原因，上世紀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對真實的歷史作了部分有利於“愛國主義教育”的取舍和刪改，尤其是中國近代史部分刪改的幅度較大，“暴力”和“仇外”貫穿整個近代史的始終，最不明智的刪改是謳歌洪秀全的“邪教”暴動；把和阿富汗的塔利班異曲同工的義和團暴力歌頌成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運動”。至於把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英法聯軍之役”說成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在《中英南京條約》里加上“鴉片貿易合法化”之類的“小把戲”就不勝枚舉了……
既然日本政府更改歷史教科書的行為與“愛國主義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馳；我們更改歷史教科書也不見得是什麽“愛國”的表現。我想不出更改歷史教科書對中華民族有什麽正面作用，負面作用到能想出一大堆：正是大篇幅地刪改中國近代史，鼓動“暴力”和“仇外”，使中華民族一度盲目排外，在上世紀的黃金時代在國際上陷入空前的孤立，不能客觀地認識西方文明的健康合理部分，借鑒英美現代化的先進經驗，不能共享人類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錯過了最佳發展時期。當世界各國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高歌“西進”時，我們卻在搞“反右”“浮誇”和“文化大革命”，扼殺民族的智慧和社會生產力。刪改義和團歷史的直接惡果是促成了與義和團運動極為相似的“文化大革命”，中華民族再度陷入集體的瘋狂，文明、理性和科學受到空前踐踏。中國在建國初期實力勝過日本（小日本當時是一個廢墟瓦礫國），六十年代日本迎頭趕了上來，並利用中國在文革時期的“孤立”和瞎折騰快速拉開兩國的距離，到了七十年代則遙遙領先，把中國遠遠地甩在後面。刪改近代史，鼓動“暴力”和“仇外”的惡果直到今天我們仍能強烈地感受到，當中國新一代有責任心的領導人韜光養晦，銳意發展經濟，盡量不卷入國際沖突，在個別突發的國際摩擦中不擴大事態，不和某個經濟軍事強國明火執仗地較勁時，往往受到來自中下層官員和民眾的責難誤解，明智的決策被誤為“軟弱”的表現。因為盲目仇外，不尊重國際遊戲規則，我們在和西人打交道時就無法做到“心平氣和”“通情達理”，經常在不該強硬的時候“聲色俱厲”。至於不願正視自己的劣勢，沈浸於“四大發明”和“五千年燦爛文明”的自欺欺人行徑，使我們的民族失去了“認錯”和“自省”的能力，民族的整體素質也因此得不到有效地提升。
美國是今天的世界最文明富強的國家。我們的世界史教科書用了大量的篇幅謳歌美國的獨立戰爭和美國資產階級革命（美國內戰）。前兩年看了一本美國人寫的《美國史》，關於獨立戰爭和美國內戰的篇章里看不出美國人的任何英雄業跡。在美國人的筆下，獨立戰爭似乎是幾位職業革命家“陰謀”的作品，英國人在這場戰爭中有很大的“委曲”和“無辜”。至於美國內戰，失敗的南方人似乎站在“正義”的一邊，南軍總司令李將軍則是用兵於神的悲劇英雄；得勝的北方人則很有點象幸運的“小醜”……美國人能客觀地正視自己的過去，不知道美化自己的歷史，更不怕暴露自己的陰暗面，但此舉絲毫也不會損害美國的“愛國主義教育”，你聽說過美國軍人在戰場上投降和當賣國賊的事件嗎？

綜上所述：更改歷史教科書與“愛國主義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馳，為了提升中華民族，使之在未來的世界真正卓爾不群，讓我們歸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吧。


二00五年四月十五日



5.童年舊事

知青淚；競選紅衛兵；一張舊畫像；革命大批判；憶苦思甜。


三年級的語文課本上有這樣一篇課文，標題是《我們老貧農恨透了剝削》，文有這樣一段話：
　　“……有一天地主婆拿來一碗餿豆渣，假惺惺地要我吃，我用筷子一攪，滿碗都是蛆，便順手倒進豬槽里。地主婆看見了，一手拿著菜刀，一手揪住我的頭發說：‘你今天要是不吃，老子要你的命！’硬逼著我吃我不吃。地主婆獸性發作，猛地一刀背砍在我的頭上，又一腳把我踢倒在豬槽邊。我頭上的鮮血直往外湧，頓時昏了過去……”
　　這是一篇有代表性的“憶苦思甜”文章，讀者從上面這段文字可以得到三個顯而易見的信息。
　　一是當時“憶苦思甜”成了一種狂熱的政治風潮，否則也不可能把這篇文章列入正統的教科書。
　　二是所謂的“憶苦思甜”多半名不符實，誇張捏造的成份居多。上面這段文字顯然不合邏輯，作者王永鳳是地主家的丫鬟，丫鬟是地主的私產，地主可以虐待她，強迫她從事繁重的勞動，可絕不會強迫她吃一碗蛆。因為吃了蛆丫鬟就會生病，病了就不能幹活，地主還要出藥費，沒有哪個地主會那麽傻，只有瘋子和變態狂才會那麽幹。再說養尊處優的地主家少奶奶也沒有勇氣親手端一碗臭烘烘的蛆。就算地主把丫鬟當牛作馬，可地主也不會故意去傷害牛馬的身體健康，使牛馬不能下田翻地或得病死去，那樣地主的損失可就大了。古羅馬最殘暴的奴隸主也不會愚蠢到“損人不利己”地傷害奴隸的身體，相反奴隸生病了還要積極治療，因為他還要繼續役使他。
　　三是當時的中國社會彌漫著一團非理性的政治空氣，連這樣謊話連篇漏洞百出的文章都寫進了教科書，可見輿論宣傳扭曲到什麽程度。
　　童年時代的我寫了多少批判文章，也就寫了多少憶苦思甜的文章；因為批判文章少不了憶苦思甜，憶苦思甜的內容要占去批判文章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上三年級那年，憶苦思甜更成為一種全社會性的經常性的政治活動。“開憶苦會”，“唱憶苦歌”（如《想起往日苦》），“吃憶苦飯”成了國民政治生活的“三部曲”，“請老貧農作憶苦報告”則把這項政治活動推向了高潮。
　　七十年代的“貧下中農”很多，五十歲以上的“貧下中農”都是從萬惡的舊社會走過來的，都有在舊社會受苦受難的經歷，能夠作憶苦報告的老貧農應該比比皆是。可實際上的情形卻不是這樣，找一個能上台作報告的老貧農難於上青天。我們大隊有兩千多人，找來找去也就只找到那麽兩個。原因有三：一是老貧農對舊社會的痛苦記憶不夠深刻，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地主資本家如何虐待他；二是老貧農在理解上級政策時欠缺政治水準，不善在細節上作一些有益於政治宣傳的塑造；三是老貧農在憶苦時不怎麽注重政治對象，只記得自己過的苦日子，而不分辯這些苦日子是誰制造的。所以找一個完全符合政治要求的能作報告的老貧農實在太難了，就是勉強找到的那兩個代表，在登台作報告時一樣鬧出了不可收拾的大笑話。
　　兩個老貧農一男一女，男人是我的大伯爺，在舊社會打過長工，打了一輩子的光棍，是真個地苦大仇深；他弟弟也就是我爺爺是老紅軍，政治背景過硬得很。女人是大隊（相當於現在的行政村）“貧協主任”（也是我校校長，那時是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母親，政治背景一樣過硬，她姓王，我們都叫她王媽媽，在舊社會當過“童養媳”，年輕時受過不少苦，一講起當“童養媳”的往事就痛哭流涕，也是一個難得的活教材。
　　我們大隊的憶苦思甜報告會在我們學校舉行，聽眾除了學生外，還有各小隊的貧農代表。
　　第一天是王媽媽作憶苦思甜報告，內容是她當童養媳的經歷，說婆婆如何如何虐待她，不把她當人看，從不讓她吃一頓飽飯，不給她穿一件沒打補丁的衣服，還強迫她沒日沒夜地幹活，稍不如意就罵她打她，身上經常青一塊紫一塊……她講了很多，情緒很激動，邊講邊擦眼淚，以致報告不時中斷，斷斷續續地講了整整一個上午，把台下的聽眾深深地感動了，有幾個年紀大一點的婦人基於同病相憐的緣故，也陪著流了不少眼淚。
　　下午我們就根據王媽媽的報告寫作文，很自然地把王媽媽的婆婆當成萬惡的“地主婆”，因為不是地主婆就不會那樣殘暴地虐待王媽媽。我們把“地主婆”深揭猛批了一通，數我罵得最起勁也最有力度，幾乎把學到的所有不文明的字眼都用上了，於是我的作文成了範文。教語文的李老師把我的作文念給當時的校長也就是貧協主任聽（貧協主任不識字，看不懂我寫的作文），他一邊晃著二郎腿一邊為我的作文叫好。作文念到一半時，貧協主任的臉色青一陣白一陣，越聽越覺得不對勁，就順口問了一句：“這個地主婆叫什麽名字來著？”李老師說出了她的名字，貧協主任的反應是霍地一下站了起來，猛地一腳踢在李老師身上。
　　“我操你親娘！這不是我奶奶嗎？她是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哪是什麽地主婆……”
　　第二天的憶苦思甜報告會繼續進行，這回論到我大伯爺上場了。為了防避出現第一天的鬧劇，李老師一再叮囑我在晚上好好啟發一下大伯爺，不該說的千萬不能說。我象接受戰鬥任務一樣回了家，給大伯爺講述了王媽媽作報告的經過，他聽得笑岔了氣，邊笑邊說女人頭發長見識短。等大伯爺笑夠了，我就把李老師的意思婉轉告訴了他，他聽後居然吹胡子瞪眼睛地激動起來：
　　“我怎會那麽沒水平！我又沒當過童狀媳，咋會出那樣的笑話？你那位‘臭老九’（文革時對知識分子的蔑稱）也太小瞧我了。你放心，明天看大伯爺的！”
　　大伯爺的報告真不愧是老紅軍的哥哥，一開腔就驚心動魄。下面是他的開場白：
　　“伢子啊，我受的苦三天三夜也說不完，那樣的苦你們連想一下都渾身發毛。我也曾過了幾年好日子，那是民國三十年給主人家（佃農對東家地主的尊稱）‘賣梨彎’（打長工），主人家待我可好了，每天夜里都有酒渴，一年到頭還讓我挑上一大擔年貨回家過年。可是到了‘過糧食關’（農民對59--61年三年自然災害的俗稱），連‘糠粑’（由糠屑捏成的團塊--五九年中國饑民的主食）也沒得吃的，我差一點就餓死了……”

　　這就是著名的憶苦思甜報告會！


二００三年七月



6.文革時代我們曾經制度化屠殺孩童？

毛太陽為了贏利絕對獨裁權力，確然對官僚隊伍的高官顯貴大開殺戒；但對沒有威脅其獨裁權力的中下層官僚卻持姑息養奸姿態，不但沒有發動群眾革他們的命，反而讓他們成為革命隊伍和群眾運動的領頭人。全國各地發生的多數屠殺血案都是這些基層官僚主導的。


拙作《封殺袁騰飛的不祥陰影》在新浪博客發出後，一位署名“蓬艾之間”的讀者在文後發表了如下回覆文字：
“我講我父母講的一個真實的故事，看了這個故事之後，我不知道那些還在懷念老毛的人有什麽想法：
我母親出生和生活在湘西的一個小鎮上，那時因為下山下鄉也沒有書可讀，就與我外婆住在一個租的房子里。隔壁是一個所謂的黑五類分子，丈夫被抓了，妻子就帶了一個五歲左右的孩子相依為命。那個女人沒法找到工作，沒法養活孩子，就納了幾雙鞋底到街上去偷偷賣，卻也被抓走了，只留下那個五歲的孩子，有一陣，我媽媽天天聽到不遠的廢棄的廁所後面有孩子的哭聲，一連哭了幾個星期就沒了，我當時就問為什麽沒人去幫幫那孩子，可媽媽說，誰能啊，誰敢啊？而且這在當時並不是個案，根本沒法幫。
我不知道懷念老毛的人會怎麽解釋，當我們對屠幼案義憤填膺的時候，你可知道那個時代是制度化屠幼，我們對腐敗義憤填膺的時候，那個時代是制度化腐敗……”
…………
2010年春末，中華大地發生的連環殺幼案引起了整個人類世界的震驚！
中華大國民有誰知道？四十年前的中華大地曾經發生過制度化屠殺孩童慘案？
文革期間發生的湖南道縣大屠殺，北京大興縣大屠殺，廣西武宣、賓陽等縣大規模分吃“階級敵人”事件等慘絕人寰的血案，都有很多無辜的孩童成為受害者。
北京大興縣大屠殺，大辛莊在1966年8月31日一個晚上就殺了一百多個無辜生命，其中就有不少未成年孩童，最小的才38天？對嬰幼兒手段尤其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把一個稚嫩的生命活生生撕成兩半……
下面我們回顧一下文革重災區湖南道縣大屠殺災難中的屠幼慘案：
1967年夏末，湘西到處都是“斬盡殺絕黑四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口號，到處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殺人布告，整個道縣以及周邊地區完全處於紅色恐怖之中。
橫貫道州盆地的瀟水河，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漁舟，也不是裸露著古銅色皮膚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腫的屍體：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著，有的僅剩下絲絲縷縷掛在身上；有的被鐵絲反綁雙手，有的骨骼折裂，肢體殘缺，饑餓的魚群已把他們曾經生動的臉啃得亂七八糟。河面浮動著一層暗紅色的油膩。
河水流經縣城道江鎮。寇公樓旁，當年北宋賢相寇準曾經吟詠“野水無人渡，孤舟竟日橫”詩句的古城墻頭，一群孩子競相點數著河面的屍體比試眼力。突然，他們看見一具女屍漂過來，懷里還緊緊抱著個尺來長的嬰兒……
喝慣了清清河中水的道縣人，已無人再敢飲用被屍體污染的河水。縣城里僅有的五口水井頓時身價百倍。
文革結束後，被害者親屬成群結隊赴京嗚冤上告。道縣大屠殺真相開始曝光：
1978年冬天，零陵地委書記鄧有志帶領工作組，赴道縣調查，寫出專題報告。湖南省委批發了五號文件。
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視察湖南，專程去零陵，聽取了道縣殺人的情況，明確指示：“對沒有處理完的要處理完，主要是對受害者要安置好。”
1982年春，時任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江華回故鄉時，也曾對道縣殺人事件作了明確指示：“要嚴查懲辦。”
自1984年5月始，零陵地委先後從地、縣抽調了1389名幹部，組成“文化大革命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歷時二年，做了大量的調查、安置、撫恤、處理工作。
…………
道縣殺人事件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2778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326人……
按成分來劃分：五類分子3576人，五類分子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其他成份411人。
其中未成年人825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
殺人的手法也很別致：有個大隊將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繩索捆起來，捆成一團，中間放上一大包開山放炮用的炸藥，點燃導火索，請這12個活活的生命坐上了“土飛機”。
很多五類分子的家庭被殺絕。
第一個被殺絕滅門的是楊家公社鄭家大隊鐘佩英家。她是歷史反革命鄭元讚的老婆，罪名是“企圖組織反革命暴動”？為首兇犯原楊家公社秘書，現已變成赫赫有名的區“紅聯”副司令和公社“紅聯”司令的蔣文明；鄭家大隊黨支部委員、聯絡員鄭逢格；鄭家大隊民兵營長鄭會久。
用鋤頭棍棒打死鐘佩英後，紅色兇手想到她的兩個孩子還在，知道了肯定要給母親報仇的、不如“乾脆一起搞掉算了。”於是一呼百應地湧到鐘佩英家，把她兩個已經上床睡了的兒子拖起來，分別拉到後面和對面的山上，一頓鋤頭扁擔，將兩條年輕的生命活活打死。
事畢之後，辛苦了一夜的人們又集中到鐘佩英家，將鐘家喂的幾只雞鴨全部殺掉做一鍋燉起，又打來一些燒酒宵夜……
蚣壩區是道縣殺人最多的區。8天時間共殺人1054人，全區每50人中就殺了1人；占全縣殺人總數的四分之一強，堪稱地道的“殺人冠軍”。區政府所在地蚣壩公社公社就殺了524人，占全區殺人總數的一半以上。
8月26日，蚣壩公社河灘大隊，文革主任、“貧下中農最高法院”負責人何興盛命令民兵將21個“階級敵人”押到葫蘆洞巖洞口邊，代表“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判了這些人的死刑。被“判”死刑的人們卻出人意料地平靜，站在那里一動不動。叫一個名字，牽一個到洞口邊，由負責行刑的民兵用馬刀或梭鏢、棍棒之類殺倒或打昏，丟下巖洞；直到這時，你才聽到一聲淒慘的喊叫。有的人被丟進洞里後，居然沒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何興盛命令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頭，又叫人搬來成捆的稻草，點燃了扔下天坑去燒。最後，他還是不放心，又打發人跑回村里拿來一大包炸藥，掛上導火索點燃丟進洞里。隨著“轟隆”一聲沈悶的巨響，葫蘆巖巖洞重又歸覆永恒的寂靜。
屠殺完青壯年後，接下來有人建議：“索性斬草出根，老的小的一齊搞掉算了，免得留著老鼠啃倉門。”何興盛一想有道理！趕緊跑到大隊部搖電話向區里匯報請示：“我們大隊的任務已完成，二十一只大老虎統統地搞掉了。現在還留下了三十多只小老虎，貧下中農要求一齊搞掉，行不行？”
蚣壩公社黨委書記下達指示：“一個個都給我搞掉！”
於是三十多個孩童在棍棒驅趕下上了路，不能行走的嬰兒則用籮筐挑著。有個三歲多的男孩不肯走，哭著要爸爸媽媽。一個民兵哄他說：“你爸媽在山上摘果子，我帶你去找。”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瀟水河邊的白石渡。
在行兇之前，何興盛向31個孩童進行了革命訓話：“你們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殺你們的。怪不得我！我不殺你們，我的腦殼也保不住。你們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們的周年。”

說完就指揮民兵將31個人趕上一只業已準備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塊大石頭，將船飛快地劃到河的深處，然後一個一個下餛飩一樣丟進河中，最小的才56天……
順便說說這個56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這一天他蜷縮在母親張秀華那已被淚水濕透的懷中，睜著兩只清亮的大眼，看著一群手持大刀長矛的人闖進家門，拉走了他72歲的祖母、37歲的父親、12歲的大哥和3歲的二哥，6口之家轉眼就失去了4人！
那天晚上，哭累了的他偎在媽媽的懷里睡熟了；母親則呆呆地坐在床沿緊緊摟著她最後的親人。這時，同村的蔣癩子闖了進來。白天抓人時此人最兇也最積極，但張秀華這條命能留下來，完全是因為年過37歲的貧農蔣癩子至今仍是光棍一條。盡管白天蔣癩子殺人積極，但還是受到了上面的嚴肅批評，因為這家夥私心重留下了兩條人命。經過蔣癩子的苦苦請求，組織上考慮到蔣家三代都是貧農和蔣眼下的現實情況，最終網開一面，但只能留下大的。於是蔣癩子又殺了個回馬槍，從張秀華的懷里搶走了這個56天的孩子，搶走了張秀華最後的一線希望……

第二天，蔣癩子趁火打鐵，請了本大隊一個體面的裁縫，擰著一包點心上張秀華那里替他說親……
當晚該大隊成立了“財產清理小組”，行動迅速且很有經驗地著手分財。一面又以“宜將剩勇追窮寇”的精神，從被殺人家中拖出幾頭肥豬，手腳麻利地一並殺了，在曬谷坪上擺開桌子大會餐……
大隊黨支部書記周某某，喜氣洋洋地高舉著酒杯，桌桌敬酒：“今天，我們貧下中農勝利了！打了一個大勝仗！現在，請大家喝下這杯慶功酒。”然後周書記帶頭飲了慶功酒，紅光滿面地高呼口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貧下中農萬歲！”

橋頭鄉橋頭村生產隊周隊長在收工時，指揮十幾個壯勞力把正在田間彎腰勞作的周文楝、妻子陳蓮娥、兒子周輝一家三口推進了一口多年不用的廢窖，然後搬出早已藏在松樹林里的兩捆幹稻草點燃塞進地窖……
解決完一家三口後，周隊長突然想起周文楝還有一兒一女在家里，馬上派兩個人趕回村抓來8歲的周大妹和兩歲的周小弟。周隊長接過兩歲大的小弟丟進炙熱的煙草灰窖里。周大妹嚇得嚎啕大哭，周隊長毫不手軟，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過猛，周大妹被推過了窖口；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幾番才將８歲大的紮著兩只短辮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燒死……
當晚，周文楝家燈火通明，隊上人將周家的雞、鴨、一條黃狗、一頭大肥豬全殺了。家中其它東西，如大米、黃豆、菜油、棉花、家俱、壇壇罐罐，甚至梁上的樓板等等，能吃的當場吃完，不能吃的，像分勝利果實一樣分了……

1967年8月26日深夜，道縣蚣壩中心小學女教師周軍如帶著三個孩子睡了，半夜猛聽到急促的敲門聲。還沒等她起身，門就被大隊支書唐興浩和民兵營長蔣文踢開了。
她被拉到大隊倉庫邊的禾坪上，那里已有14個地富及子女被數十個持大刀、鳥銃的民兵押著。他愛人蔣漢鎮也在里面。這批“階級敵人”在當晚將踏上死亡之路。
臨行前，唐興浩又叫道：“慢點，蔣漢鎮還有三個崽女在家里，去幾個人把他們帶來。”於是又轉回去把蔣漢鎮的三個孩子就被連哄帶騙拖來了。
那晚天黑的不見鍋底，山路高低不平，很難走。因為周軍如的手被綁著，她那6歲的雪原只好牽著我的衣角；8歲大的林海背著四歲的弟弟林松，嗚嗚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她後面。
到了楓木山的天坑邊，唐興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塊石頭宣布：“現在，我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布你們的死刑！”
接下來民兵們圍上來，用鳥銃、梭鏢對著這群“死刑犯”。唐興浩站在高處點名，點到誰誰就被拖到不遠處的天坑邊去處決。周軍如是第八個被點名的。聽到“周軍如”三個字，三個孩子大哭起來。她硬著心腸哄他們：“別哭，一會媽媽就回來，帶你們去外婆家。”然後被拖到天坑邊，強按著跪下，只覺得腦後風起，一根鋼千打下來，就什麽也不知道了……
不曉得過了多久，她醒過來，渾身痛得如刀割。身邊有人叫“媽媽”，她幾乎懷疑置身陰間了。叫她的是女兒雪原。原來他們三兄妹都被扔下來了。後來聽在場的人說，當時情況好慘。雪原見哥哥被扔下天坑後，抱著人家的腳哭，“叔叔，莫丟我，我怕。我聽話，叫我做什麽都行。”沒有人理會這個6歲小女孩的哀求……
三個孩子都嚷著餓，要水喝，可四下除了冷冰冰的屍體就是冷冰冰的石頭，哪里有水呀……
接下來的七天，周軍如的三個孩子都在饑渴上悲慘地死去。
林海死前囁嚅著說：“媽媽，我痛我餓我渴啊，我怎麽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
一個8歲的孩子說出這樣的話，哪個當母親的不五內俱焚啊！
９月１日，外面下了一場大雨，周軍如喝了幾口流進洞里的泥漿水，保住了性命。
９月３日，周軍如被她的學生的學生呂標鳳和蔣漢洋所救。

貧下中家不僅僅屠殺孩童，甚至於連腹中未出世的生命也不放過？
下蔣大隊貧協主席陳登義指揮七八個漢子像打牲口一樣把陳高肖（陳高肖的父親在國民黨縣黨部當過秘書，在迎接解放軍進城時立過功，）亂棍打死。貧農出身的妻子跑回了娘家朱家灣。
田廣洞大隊民兵營長義正希，聞訊帶著民兵追到朱家灣，又把她押回了大隊部。
為什麽一定要把這個女人追回來呢？用陳高友的話來解釋就是，“朱家灣、倒水洞一帶，地主婆都給貧下中農開了大鍋飯，我們這里為什麽就不開呢？”
這群民兵在大隊部里吃飽喝足後，就把陳高肖的妻子拖了出來實施輪奸。頭一個上的是二十來歲的陳高友。
女人當時身懷六甲，為了保護腹中的小生命，她屈從了這群民兵的獸欲，只是央求：“你們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殺我了。”
這群號稱清一色貧下中農的禽獸名單如下：一號，陳高友，賭徒。二號，陳登義，原系貧協主席，後因貪污免職，殺害陳高肖的主要兇手。三號，陳錫位，五毒俱全，因貪污公款、奸污婦女、逼死人命被判過刑。四號，陳高和，文革中涉嫌報覆蓄意殺害一名郭姓社員。五號，陳吉光，當時較年輕，是一個外號叫“災豬鬼”的二流子的兒子。六號，陳高仇 賭棍，曾故意毒死集體一塘魚。七號，鄭某某，遊手好閒之徒。八號，陳某某，賭徒。九號，陳某某，曾貪污公款。十號，陳登積，慣偷。十一號，郭發清，賭徒。十二號，陳高輝，麻瘋病患者，曾奸污過婦女。當這樣一些人手上有了權力和刀槍，還有什麽樣的事情幹不出來！
當女人滿足完那些衣冠禽獸的獸欲時，腹中的小生命很快就流產了。

19歲的唐水蘭再過一周就要做母親了。因為娘家的成份不好，她也就無從逃脫厄運。丈夫這邊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派民兵張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隊與娘家人一道接受審判；而下柳大隊也派了民兵唐某某來“接人”。
押送她的兩個民兵在半途合計：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殺，還不如就在這茶林里搞掉算了，省得麻煩。
二十多歲的張天沙抽出隨身攜帶的一根鋼條，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蘭刺去，鋒利的鋼條從背部直穿腹部。接下來張天沙上前一把扯下唐水蘭的褲子，看到胎兒在肚皮里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馬刀，在唐水蘭肚皮上劃了兩下，胎兒就伴著血漿流出來了。
張天沙回到隊上四處炫耀：“媽的，我左右兩下一劃，毛毛就出來了！”

祥林鋪公社吊高樓大隊有這樣一對夫妻。男人是公社的基幹民兵；女人是地主的女兒，漂亮賢淑，上過中學，能歌善舞。
1967年8月26日，女人回九家山娘家探親，正趕上娘家一屋大小被抓，自己也被該大隊民兵一並抓去審問，然後被送回家中接受審判。
貧下中農出身的丈夫竟然要親手殺死自己的妻子？
女人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你看，我肚子里已有崽了，你用手摸摸。不信，我們可以去公社醫院檢查。”
這位貧農的兒子絲毫不為所動，一臉決絕的表情：“沒得崽的，殺了算了。”見別人不動手，他就親自把已折磨得不像個人樣的妻子捆得像個粽子，押到大隊部，與另外一些被害者一同送上殺場，並帶頭在妻子頭上砍了兩扁擔。傍邊另外兩個民兵接著一個用石頭砸，一個用鳥銃打……
一個年輕美貌少婦的生命，連同她腹中的孩子，就這樣結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親手里。

他叫胡茂昌，一個臭名昭著的潑皮無賴，鬥大的字不識一個，平時好吃懶做，手腳又不乾凈，很讓周圍人瞧不起。
可他在那瘋狂的年月成為人敬人畏的“革命英雄”？
他所在大隊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判處了21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的死刑。胡茂昌自告奮勇充當劊子手。
剛開始民兵對鄉里鄉親的熟人不忍下手，胡茂昌搶過一個民兵手里的馬刀揮起來，眼都不眨一下，一口氣砍掉七個。砍到第八個時，刀不快了，殺卷了口。
胡茂昌嘴里不幹不凈地罵著，像用鋤頭挖土一樣，硬是把個腦袋挖斷了，弄得渾身是血，頭發都被血漿糊住了。
殺完人，胡茂昌像個凱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裝戲里刀斧手的動作，把還在滴血的馬刀高舉過頭，向圍觀的人示意。頓時就贏得一片嘖嘖讚嘆。
環顧四周，胡茂昌感到意猶未盡，陡然想起某個被殺人的家中還有幾個小孩子，便向在場的大隊黨支部書記建議：某某家還有三個毒麻仔（小孩子），也一起搞掉算了。還沒等書記點頭稱是，胡茂昌又一馬當先殺回村去。
進了那家的門，也不答話，當頭一棒就先敲掉了開門的老大；老二嚇得扭頭就跑，讓他一把抓住，舉起來用力往下一摔，沒氣了。
胡茂昌從搖窩里抓起最後一個，順手提起孩子的兩只小腳，朝下使勁一銎，在一聲淒厲的慘叫中，胡茂昌那清筋凸暴的小腿上就濺滿了紅紅白白的腦漿。
這一天，胡茂昌共得殺人手續費55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紅還多。道縣當時每殺一人，報酬一般是二、三元或10斤谷不等。這個大隊經濟上可能稍好一點，每人5元。
…………

屠殺孩童的不僅僅是道縣，整個零陵地區在1967年夏末都成了無辜生命的屠場。
1967年8月18日，寧遠縣麥地公社貧協主席、文革主任王財富為首，把38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條兒串魚一樣捆在一起，一個一個推下荒廢的紅薯窖，放火燒死後，蓋上黃土……
曉睦塘公社黨委書記李遠生，召集曉睦塘大隊幹部開會研究殺人，隨後將全大隊地富及其家小共68人統統推入地窖活埋，因而奪得零陵地區大隊級殺人冠軍。
1967年中秋節後的第五天清早，山窩里的彎子里村瞬間變成了地獄：五十多人被亂刀砍死，全部丟進地窖。
身材高大的鄭工金砍死後，身子進不了窖眼，殺手們便毫不猶豫地用鋤頭將其身子挖成三段。
12歲的少年鄭山藍嚇得跑上山，躲在一棵樹上，結果還是被抓下來。他跪在地上磕頭：“叔叔伯伯莫殺我，我一世替你們做工都要得。”這話成了這個少年的遺言。
剛滿17歲、長得十分秀氣的鄭翠雲，被幾個人按在本村小學里輪奸，然後砍死。
12歲的女孩鄭見品，慌亂中爬進一條又臭又冷的陰溝，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才保住一條小命。此後患上了嚴重的關節炎。村里三個私心重的單身漢，趁機將三個有些姿色的女人關起來，等到殺了她們的丈夫，就準備“堂堂正正”地與她們結婚。
該縣殺人特點是，一家家地殺，殺光殺絕，不留隱患，孩童一個不留。共殺1092人，全地區排名第二。

下面看看文革兇手的屠殺邏輯：
1967年8月17日上午，蚣壩區抓促領導小組副組長、區法庭幹部周仁在清塘公社清塘大隊俱樂部禮堂里召開的緊急會議上，向從全區各趕來的生產隊上上幹部訓話：
“同志們，階級敵人要殺我們的黨、團員、幹部和貧下中農，我們怎麽辦？如果讓他們的暴亂成功，我們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我們必須遵照毛主席的教導：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們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敵人磨刀，我們磨刀；敵人擦槍，我們擦槍……階級敵人如果拿刀殺我們，我們就要殺他們，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真正罪大惡極的五類分子，由貧下中農討論幹掉他，事先不用請示，事後也不用報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貧下中農。如果我們內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脫產幹部，還是帶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發現就在哪里搞掉！”
“現在，殺人不要經任何地方批了，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殺。”
…………
那些制造策劃屠殺的兇手，大部份都活得自在坦然，沒有誰公開地、發自內心地懺悔過認罪過，或登門向被害者道歉或為慘死者的墳頭添上一抔黃土。
當今中國相當一部分普通國民誤以為文化大革命就是“鬥官殺官”？各位搜索一下道縣大屠殺的死難亡靈，看看他們當中有幾個是官？
我迄今還沒有發現道縣大屠殺中官員遇害的資料。就算有官員死於大屠殺，恐怕也只占極少的比例。大屠殺慘案中的絕大多數死難者都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五類分子等弱勢群體和有點正義感勇於說真話的貧下中農。
毛太陽為了贏利絕對獨裁權力，確然對官僚隊伍的高官顯貴大開殺戒；但對沒有威脅其獨裁權力的中下層官僚卻持姑息養奸姿態，不但沒有發動群眾革他們的命，反而讓他們成為革命隊伍和群眾運動的領頭人。
道縣大屠殺的策伐者和領頭人基本上都是公社書記、大隊書記、貧協主任、民兵連長等基層黨政官僚，殺誰和怎麽殺都是他們說了算；而不是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那些來自農村的中老年公民不防回顧一下，你們家鄉的村官和鄉官在文革中有多少被平民百姓打倒在地？倒地者占官僚隊伍的多數還是少數？
我想多數人會得出如下結論：
是打倒了幾個，但只占官僚隊伍的很少一部分，大隊幹部則很少被打倒，文革前的一把手在文革期間照樣是一把手。
毛太陽在文革初期把很多高官顯貴打為“牛鬼蛇神”的中心目標純粹是為了奪權，而不是反貪反腐和凈化官僚隊伍。那些對毛太陽獨裁權力不構成威脅的中下層官僚無論多麽邪惡腐敗，都不是毛太陽的打擊目標。他們中的多數不但逃過了群眾運動的風暴，相反還成為群眾運動的領頭人。全國各地發生的多數屠殺血案都是這些基層官僚主導的。

如果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一樣只是高官顯貴和精英階層付出代價，基層官僚則是群眾運動的策伐者和領頭人，人民群眾一樣是他們的砧上肉。


二０一０年五月二十一日



7.封殺袁騰飛打響了“二次文革”第一槍

每個中國公民都應該牢記下面的人生哲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伸張正義就是保護自己！玩火者必自焚！救人之火才能防火殃身！隔岸觀火者遲早會殃及自身！

三天前，汕頭的一位良心網民發來QQ信息，說網上出大事情了？
下面是我倆的對話：
網民：你旅行的這幾天，網上出大事情了 ？
飛駿：我已在旅途中寫了兩篇文章談及此事， 這是文章鏈接：
http://www.blogchina.com/20100510935532.html
網民：我剛看了你的博客，我說的不是這個 ，我現在給你個鏈接 ：
http://www.wyzxsx.com/Article/Special/yuan/Index.html
飛駿：袁騰飛是誰？
…………
恕我孤陋寡聞，我還是第一次聽說袁騰飛這名字，於是求助於百度，這才發現他是被學生譽為“史上最牛歷史老師”？
接下來我粗略瀏覽了一下烏有之鄉攻擊袁騰飛的一長串文章，才發現是袁騰飛在課堂上關於毛主席的評價惹來毛憤的同仇敵愾口誅筆伐。
…………
下面繼續我倆的對話：
網民：這個袁老師，我看就是說了幾句實話，也沒有什麽。
飛駿：你說的大事就是這個？但這不屬什麽大事。
網民：你可能不了解目前的情況，中國可能要進入第二次文革，如果房地產崩潰的話。
　　飛駿：這個我知道，幾年前我在《中國人的小聰明與健忘癥》（2003年）和《設置文革禁區等於為文革招魂》（2008年）兩文中就已預見到今天的悲劇。 房地產崩潰是必然的趨勢，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房地產崩潰不是二次文革的主要原因。當今中國第二次文革已經山雨欲來風滿樓，如果仁人志士不即刻行動起來阻止這股危險的逆流，聽任毛憤和野心政客把中國推下二次文革的懸崖，中國就萬劫不覆了，且永遠失去了東山再起的機會。 上天不會容忍一個民族在同一個歷史巨坑里連續跌倒第二次。天作孽尤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網民：如果要是抓這個老師的話，可能是因言獲罪啊 ？
飛駿：不會抓他！毛主席的真相早就在網絡傳開了，很多寫手揭露毛真相的言論比袁騰飛過激十倍，對毛暴政的抨擊也遠遠超過他。高層執政者也多對毛真相了如指掌，知道袁騰飛說的是大實話。
網民：昨天有10來個人還跑去學校鬧啊？
飛駿：有那樣的事嗎？那可是典型的文革手段啊？正常的群體不可能因為某人說了幾句與己無關的真話就群情激憤，象對待“階級敵人”一樣同仇敵愾，只有有組織有預謀者才是例外。難道文革派已經組織起來且擁有自己的“指揮中心”嗎？如果文革派已經組織起來且能統一調度，其余的思想流派都是孤立的個體，那可是典型的不公平競爭。個體再英明智慧也是鬥不過組織的，文革派自然勝券在握。文革派的勝利就是中國的大劫難。
…………
下面是袁騰飛老師的部分“出格”言論：
“三年自然災害死了二千萬，比二戰全歐洲死的人還多。”
“日本教科書篡改南京大屠殺，可日本的這個教科書普及率不及0.1%，中國教科書真實率低於5%，人人都要讀 。”
“中國這塊土地只能產生專制。中國人隔幾年不喊萬歲，覺得很空虛，沒法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60年換了四部，美國200多年一部，說明美國政治超穩定。”
“毛主席紀念堂你可以去，但別忘了那是中國的靖國神社，供奉的是一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劊子手。”
“那地方（毛紀念堂）該改成‘大屠殺紀念館。紀念碑也是，碑文應鏟了寫上‘死於1949到1978年政治恐怖的人們永垂不朽！’”
“1950年鎮壓反革命，一年槍斃 71萬，逮捕170萬，大家一下子服了，不服下一個就是你！蔣介石（1927年）4.12才殺多少人？有名有姓才幾百個。”
“…………”
袁騰飛的言論我橫看豎看也找不出多少“出格”之處，一是他說的基本是歷史事實；二是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並沒有惡語中傷？有些地方還縮小了毛主席所犯的錯誤？如把“三年人禍大饑荒”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三千七百多萬”說成是“死了兩千萬”？比網絡揭露的毛真相明顯“偷工減料”？至於把毛主席紀念堂說成是中國的靖國神社，如果你去一下日本就會發現那簡止是對毛主席的“美化”。靖國神社供奉的人在中國人眼中是“戰犯”和“劊子手”，但在多數日本國民心中則是民族英雄？真正的民族英雄首先應該效忠於本民族而不是“外國人”，這也是海地大地震後美國政府獨霸海地機場率先轉移美國僑民的英明負責之處。因為那些日本“戰犯”都是為國戰死沙場，殺的都是“外國人”而不是“日本人”。毛主席可沒殺多少“外國人”，殺的可多是“中國同胞”？
至於袁騰飛在課堂上嘻笑恢諧妙趣橫生的教學風格，能緊緊抓住學生注意力激發學生想象力的講課藝術，恰恰是我們的教育部門應該學習仿效推廣的優點。看看中國多數學校死氣沈沈的課堂，再看看袁騰飛老師的歷史課視頻，孰優孰劣一目了然。

自那以後，我開始關注袁騰飛的消息，發現輿論近兩天批評袁騰飛的聲音突然升級，不但炮轟袁的出位言論，“妖魔化毛澤東、污衊共產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是主要罪名，甚至還質疑官方的央視邀請袁騰飛登百家講壇演講“是縱容階級敵人對黨的猖狂進攻”……
5月13日，海澱區政府官方網站下設立的區政府與市民溝通平台“群眾事務呼叫中心”上的一封主題為“有沒有人管管歷史老師袁騰飛”的“群眾來信”被公布。信中表示袁騰飛看歷史“是唯心主義的、更是反動的、有害的。是否定深入人心的社會主義歷史。滿腹經綸說的卻是未經考證的野史。”“有關部門、上級單位是否對此人缺乏應有的監管?黨組織是否缺乏對此人的黨性教育?學歷史的目的是知文化、以歷諫今，我不明白他如此否定中國共產黨、否定中國教育制度、否定中國政府對學生了解中國文化、發展我國社會有什麽好處?”“他的行為是否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罪’?作為一個黨員，是否沒有起碼的黨性?希望有關部門重視起來。盡快給予社會一個滿意的答覆。”……
撇開這封“群眾來信”的真實性和“文革式上綱上線式亂扣帽子亂打棍子”的人身攻擊內容不提，號稱“群眾事務呼叫中心”收錄的應該多是與群眾切身利益緊密相關的事情。當今中國群眾最關心的事情是什麽？是貪污腐敗、貧富懸殊、濫用公權、強拆濫建、權錢壟斷、特權橫暴……就算袁騰飛的課堂言論有出格內容，也應該算不上群眾密切關注的問題，更何況袁騰飛只是說了幾句多數群眾想聽的真話。寫信者真的是“關心黨和社會主義前途”的普通群眾嗎？“群眾事務呼叫中心”出現了這樣的“群眾來信”本身就讓人心生疑竇，一出現類似的信就予以公布就更讓人疑惑叢生？我想“群眾事務呼叫中心”收到的多數“群眾來信”應該是揭露貪污腐敗特權橫暴的，這些“群眾來信”都一一公布了嗎？
更奇怪的事情接而來，相關部門很快對這封“群眾來信”作出了呼應。
海澱區“群眾事務呼叫中心”隨後回覆了該群眾來信。回覆中稱，區教育委員會對此事進行了調查，袁騰飛所在的海澱教師進修學校校領導5月5日與袁騰飛進行警誡談話和批評教育，並對此段視頻發生的前因後果進行了詢問和調查。校方對袁騰飛提出明確要求：責令其做出深刻檢查，深刻認識自己在網絡視頻中言論的嚴重錯誤，並要求其今後停止一切在民辦培訓機構等其它部門的授課活動，要以積極正確的態度對待此事，要配合有關方面做好工作，力爭將影響降到最低限度……
除教育部門外，宣傳部門也很快作出回應，央視“全面封殺”袁騰飛。
整個過程容易讓人想起一曲自導自演的雙簧，那封“群眾來信”背景真的有那麽單純嗎？怎麽越看越象文革派的“整人排練”？
如果說袁騰飛的言論與我們政府的主流輿論導向不一致，那麽烏有之鄉的精神領袖張大帥的某些言論似乎更“犯上”更“出格”。文化大革命早就被改革開放政府蓋棺定論：是一場給黨和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大動亂，按葉劍英元帥的說法，一共整了1億多人、整死2000萬、浪費8000億人民幣。關於毛主席的錯誤我們黨和政府也有一定的認識，陳雲對毛的總結是“建黨有份，建國有功，治國無能，文革有罪”。袁騰飛的非毛言論只是把這個總結具體化。可以張大帥為首的“文革派”一再公開撰文為文化大革命翻案，否定改革開放，為四人幫鳴冤叫屈……同時對年輕人進行赤裸裸的暴力鼓動。長期以來怎麽就沒有部門出面管管張大帥言論的“反動”和“有害”呢？
那位寫信者自稱“群眾”，袁騰飛也不是什麽政府官員，一樣也是“群眾”，一個溝通政府市民的“群眾事務呼叫中心”，怎麽一夜間成了“群眾鬥群眾”的平台呢？
相關部門接到舉報性質的“群眾來信”後，第一步應該核定舉報的內容是否屬實，核定袁騰飛的“出格言論”是否與事實相符。
稍微有點歷史知識和歷史良知的人都知道，袁騰飛的出格言論基本符合歷史真相，他只是說了很多網絡寫手早就說過但與主流輿論導向不一致的“真話”。
如果袁騰飛只是說了“真話”？中國公民又在法理上享有“言論自由”，我黨政治思想工作作風又是“實事求是”，請問袁騰飛犯了什麽錯？犯了哪門子的“否定中國共產黨、攻擊社會主義，煽動國家分裂罪”?這不是文革式的胡亂上綱上線，亂扣帽子亂打棍子是什麽？文革余孽張口閉口亂咬人沒什麽，相關部門為何也與文革余孽在行動上保持“高度一致”呢？難道“文革派”真的已在中國成為誰也不敢惹不敢得罪的政治勢力了？
我在此請問相關部門，就算站在你們自身的利益角度考慮，“文革派”與袁騰飛誰的危害更大？你們這樣做豈不是“兩害相權取其重”嗎？
上面封殺袁騰飛對袁騰飛本人沒有什麽實質性損失，這些年上面封殺誰就等於是為誰做免費廣告宣傳，反而有助於被封殺者一夜走紅。先前知道袁騰飛者也許只限於有限幾個學生，連本人也從未聽說過這名字。現在袁騰飛可是一舉成名天下知了？
那些大權在握的壟斷話語者，打擊人才堵塞真話的手段怎麽還是如此老套，在三十年中一點也沒有進步，能不能玩點新鮮的？
與袁騰飛從封殺中受益相反，封殺袁騰飛的後果對華民族的前途則是遺害無窮。
我想起了文革文痞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他也是借歷史問題給劇作家吳晗上綱上線的，從而打響了文化大革命第一槍。
但願封殺袁騰飛不是打響“二次文革”的第一槍？如果確然是“文革派”蓄意打響的第一槍，中國的正義良心力量就有責任團結起來阻止歷史倒退車輪，否則“文革派”就會很快成長為壓倒一切的政治勢力，文革災難就會再度在中國重演，那樣中國就徹底完了。
每個中國公民都應該牢記下面的人生哲理：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伸張正義就是保護自己！
玩火者必自焚！
救人之火才能防火殃身！
隔岸觀火者遲早會殃及自身！

天佑中華！

二０一０年五月十五日



8.“人民群眾”是如何被文革毛痞“綁架代表”的？

中外現代史所有愚弄殘害人民的獨夫民賊，總是喜歡綁架“人民”與“群眾”二詞，給自己的暴行貼上“人民群眾”的標簽。“賊喊捉賊”是特色中國的又一大“反文明成果”。

近幾天，文革毛痞通過圍攻“史上最牛歷史老師”袁騰飛，在全國刮起了“二次文革”妖風。
中外現代史所有愚弄殘害人民的獨夫民賊，總是喜歡綁架“人民”與“群眾”二詞，給自己的暴行貼上“人民群眾”的標簽。
斯大林在上世紀二十年代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屠殺了500多萬蘇聯農民，被殺者的罪名都是“人民的敵人”？三十年代大清洗屠殺了蘇聯整個精英階層，倒在極權暴政槍口下的無辜生命一樣是“人民的敵人”？肅反時期斯大林最信任的部下是莫洛托夫，可他的妻子卻被污為“人民的敵人”，在監獄里受盡非人折磨。
毛太陽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在和平時期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空前災難，按葉劍英元帥的說法，一共整了1億多人、整死2000萬、浪費8000億人民幣。以毛太陽為首的文革元兇一樣聲稱自己代表“人民群眾”，被整被殺者都是“階級敵人”。當時的中國只有7億人，除去未成年者應該不超過四億人（毛中國普遍超生，未成年孩子占家庭成員的一半左右），居然整出了1億多“階級敵人”？這個比率也太離譜了吧？高達1億多的中國人就不是“人民群眾”嗎？“人民群眾”一詞怎麽如此沒有“代表性”？
在與本國人民為敵的無賴政權的政治詞典里，“人民”和“群眾”的內涵其實很小很小，只代表一小撮騎上平民大眾頭上作威作福的“特權施暴者”，最後甚至於縮小到獨裁者身邊的幾個太監馬屁精？
文革毛痞圍攻袁騰飛的招式並不新鮮，一樣是打著“群眾”旗幟強暴“群眾意志”，在“人民群眾”標簽下對真正勇於講真話為民請命，對國家民族擁有強大責任心的志士仁人亂扣帽子亂打棍子，從而滿足一己之私和陰險企圖。
5月13日，海澱區政府官方網站下設立的區政府與市民溝通平台“群眾事務呼叫中心”上的一封主題為“有沒有人管管歷史老師袁騰飛”的“群眾來信”就是這一卑污伎倆的無賴表證。
標簽為“群眾來信”的內容表示袁騰飛看歷史“是唯心主義的、更是反動的、有害的。是否定深入人心的社會主義歷史。滿腹經綸說的卻是未經考證的野史。”“有關部門、上級單位是否對此人缺乏應有的監管?黨組織是否缺乏對此人的黨性教育?學歷史的目的是知文化、以歷諫今，我不明白他如此否定中國共產黨、否定中國教育制度、否定中國政府對學生了解中國文化、發展我國社會有什麽好處?”“他的行為是否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罪’?作為一個黨員，是否沒有起碼的黨性?希望有關部門重視起來。盡快給予社會一個滿意的答覆。”……
這是典型的文革式誣陷伎倆，不惜采用陰損招術來打擊勇於說真話真正為國為民“群眾先驅”。如果袁騰飛的言論與事實不符，你可光明正大在網絡和媒體與其進行“一對一”辯論質疑，告密陷害是文革流氓慣用的損人手段。袁騰飛是一個合法的中國公民，擁有法理上的“言論自由”。他的那些所謂“出格”言論是在課堂上光明正大講出來的，又不是在幫派“秘密會議”上作報告，犯得上使用“舉報”手段嗎？“舉報”多半適於“見不得陽光”的罪行，袁騰飛又不是貪污腐敗公權私用強奸搶劫殺人越貨？又不是違法結黨煽動暴力散發大字報？用得上“舉報”嗎？
那個到海澱政府網站反映袁問題的至今只發現一個，我們沒有看到成千上萬的人跑到政府網站反映袁問題！而我們看到袁騰飛視頻點擊率超過百萬。上百萬看了袁某視頻的人們只有一個去海澱政府網站反映。各位算算比例是多少？那個人能代表“群眾”嗎？
不僅如此，文革毛痞們還使用當年紅衛兵慣用的“聚眾圍攻”手段找上袁騰飛所在的學校鬧事，不但嚴重幹擾對方的正常工作，還不惜采用恐怖手段對其進行“人身威脅”？
下面是文革毛痞去袁騰飛工作的精華學校鬧事的圖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3db61e0100ihtt.html
看看圖片上的那幾個挑釁袁騰飛老師的文革毛痞，尤其是站在最前面的哪位，是不是一幅十足的流氓無賴派頭？也許很適合做納粹黨的“沖鋒隊員”？他們的形象能代表“人民群眾”嗎？
可這幾個文革毛痞卻聲稱他們代表“人民群眾”？他們讓精華學校的工作人員帶話告訴袁騰飛：第一，我們熱愛毛主席的人民群眾絕不容許他侮辱謾罵毛主席，關於毛主席的對錯我們可以和他公開辯論！第二他必須給全國人民公開道歉，並到相關法律單位伏法認罪!第三如果他還繼續污蔑侮辱我們人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不僅對他訴諸法律控訴他，而且他和他的家人將承擔一切他自己造成的後果！人民不會放過任何一個侮辱謾罵毛主席的流氓無賴！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人民的公敵！人民清算這些流氓無賴的日子不遠了！
一切與人民為敵的都不會有好下場！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我們這次10多個人找他僅僅是個開始，全國10多億熱愛毛主席的人民群眾都會去找袁騰飛這個流氓無賴理論的！
…………
要求袁騰飛老師向“全國人民”公開道歉？？？
我想問兩句：“全國人民”什麽時候要求袁騰飛老師向他們公開道歉了？本人就是“全國人民”的一員，就根本沒有提過這一無賴要求！我身邊的人也沒有，我暫居的那個城市絕大多數市民根本不知道袁騰飛這個人，更不可能要求他道歉？如果“全國人民”根本沒有要求袁騰飛公開道歉，那就是圖片上的幾個文革毛痞企圖代表“全國人民”了？“全國人民”居然被這幾個橫看豎看都不象什麽正派人的“真流氓無賴”“代表”了，那豈不是對“全國人民”的侮辱？請“全國人民”擦亮眼睛看看站在最前面的那一位，他能“代表”你們嗎？你們什麽時候“授權”這幾個人“代表”你們了？如果你們根本沒有“授權”，就莫名其妙“被代表”？怎麽“特色中國”盡出這樣的怪事？這幾個文革毛痞現在還沒有政治權力，如果哪天他們的陰謀得逞大權在握，“全國人民”還會有什麽權力不被他們“代表”？恐怕上廁所都得找他們“打批條”？
這幾個文革毛痞口口聲聲宣稱袁騰飛是流氓無賴，我把袁騰飛的圖像貼在下面，“全國人民”比較一下誰更象流氓無賴？
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0- ... 106266.htm
相信絕大多數“全國人民”會很快得出答案！
“賊喊捉賊”是特色中國的又一大“反文明成果”？
看了上面的消息後，有一個問題讓人匪夷所思：這十多個文革毛痞在光天化日之下去一個合法公民的工作單位鬧事，明顯犯下了“擾亂社會治安罪”和“恐嚇威脅罪”，為何治安部門就不出面管一管，聽任他們恃眾欺寡侵害人權？這個國家還有“國法”嗎？如果主張“民主法治”的自由派人士聚上一大群找上反“民主法治”的張大帥工作單位圍攻謾罵，甚至拿對方家人的生命安全來恐嚇威脅，相關部門也會不管不問嗎？如果是那樣，這個國家還成其為一個國家嗎？
下面有必要覆制三則網民在拙作後面的回覆文字：
“權貴集團如此縱容毛左派，本意是扼殺民主派，以維持其專制政體以及保護集團的既得利益。但如此下去，恐將禍及自身，埋葬他們的可能真就是毛左們。”
“我們可以不同意某人的觀點，但我們必須誓死捍衛說話人的權利！包括反對我們所持觀點的人，這些應當而且必須應當成為全體中國公民的一個共識。社會公器如果現在還是一個“公器”的話，為什麽要害怕批評呢？我們這個國家現在到底怕什麽？為什麽害怕？可能只能一種理由，怕失去自己的特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地位，但這些利益都是建立在中國大數人赤貧的基礎之上的，這些利益所有者都心安理得嗎？”
“針對無知的‘毛迷們’我想說兩句：無知比貧窮更可怕，無知是通向愚昧的門票，被虛假宣傳所蒙蔽的‘毛迷們’：請你們認真學習一些詳實的歷史，珍愛生命，不要再助紂為虐了。‘老毛’雖然詩詞剛柔相濟；著書有理有據；書法酣暢淋漓；舞姿委婉飄逸；但那不是放衛星、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理由；不是畝產萬斤糧、餓死幾千萬無辜生命的理由！不是發動文革、使國民經濟達到崩潰邊緣的理由??????北宋徽宗趙佶，獨創書法瘦金體，無論從作詩、填詞、書法、繪畫、蹴鞠、嫖妓（在京城，挖地道去，多專業呀）都有很高的造詣，實屬是一位難得的全才高手，他的這些才能、才氣、才華，並不因歷史的久遠而被埋沒。但他治國不行，否則，林沖就上不了梁山，而梁山上也就沒有那些豪傑相聚了；也就不會有後來的靖康之恥了。”

…………
文革毛痞們！今天的中國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國，今天的“全國人民”也不是三十年前的“人民”，不是那麽“好欺騙”“好忽悠”“好代表”的。如果你們企圖“代表”“全國人民”，首先要問一下“人民”答不答應？肯不肯“授權”？如果你們強行“代表”“全國人民”，動不動就以“人民”和“群眾”的名義混淆視聽，打擊真正為民請命的仁人志士，“全國人民”不會放過你們！


二０一０年五月十六日



9.“二次文革”離我們還有多遠？

今天的中國和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國很相似，絕大多數中國人對貪官黑社會恨入骨髓。如果這時出現一個能以無情手段打擊貪官和黑社會的政治強人，一樣能贏得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狂熱擁戴。就算此人根本沒有上過戰場，國民一樣會象崇拜民族英雄一樣崇拜他。


“特色中國”是一個為“特權”服務的國家。因為“絕不”進行政治體制變革的緣故，我們正面臨“二次文革”的巨大風險。
“袁騰飛事件”打響了“二次文革”第一槍。
站在“二次文革”門檻上的國民，不但意識不到即將來臨的災難，竟然天真地認為中國絕不會再發生那樣荒唐的鬧劇。
面對“文革”的覆僻，中國人似乎有充分的“自信”：
一、 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中國不會走回頭路。
二、 中國是一個當權領導說了算的國家，首先當權派不要“文革”，沒有哪個領導喜歡群眾運動“革自己的命”。
三、 文革需要一個有巨大感召力的“群眾領袖”。當今中國是和平時代，沒有哪個權力人物能取得毛太陽那樣的赫赫武功，因此也不可能擁有毛太陽那種無可匹敵的“威望”。
四、 新聞封鎖是“文革”的必要條件。今天的中國是信息社會，互聯網和手機短信覆蓋到偏遠的鄉村，不可能做到讓民眾對重大事件“不知情”。
五、 今天的國民比四十年前的中國人清醒得多，不象毛中國的“人民”那樣容易愚弄。
…………
上述五個“自信理由”其實不堪一擊。
一、人類歷史並不總是向前發展的，尤其是中國的歷史喜歡“倒退”。歐洲黑暗的中世紀與古希臘羅馬文明相比無疑是大倒退；中國的明清時代明顯落後於大漢盛唐。中國在秦始皇以後兩千二百年的皇權專制時代一直都在堅定地走下坡路，由氣吞山河的東亞雄獅墮落成清末白癡樣的“東亞病夫”。
二、當權派不要“文革”，並不等於每個當權領導都不要“文革”。在龐大的領導集團里總有那麽幾個需要“文革”的權力人物。中國的政治從來不是“多數人說了算”，領導集團一樣也不是“多數人說了算”。就算需要“文革”的權力人物在整個領導集團里處於絕對的少數，也不表明這個權力人物就不能左右政局。四十年前擁護文革的毛派人物也是“絕對的少數”，可照樣有能力發動多數當權領導抵觸的文化大革命。
三、當今中國確然沒有哪個權力人物擁有毛太陽那樣無可匹敵的赫赫武功，但沒有蓋世武功的統治者一樣能贏得萬民擁戴的崇高威望。希特勒在納粹德國的聲望應該遠遠高於毛太陽，但希特勒可沒有什麽顯赫武功。不僅如此，希特勒個子矮小，相貌委瑣，形象在英俊挺拔的日耳曼民族中確然令人大倒胃口。盡管有這些不利因素，希特勒照樣在和平時代成為德國人歇斯底里狂熱擁戴的獨裁領袖。
也許有人會說，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國有特殊的背景，絕大多數德國人對凡爾賽和約恨入骨髓。希特勒只是巧妙利用了德國人對凡和賽和約的仇恨心理來一步步贏得民心的。
今天的中國和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國很相似，絕大多數中國人對貪官黑社會恨入骨髓。如果這時出現一個能以無情手段打擊貪官和黑社會的政治強人，一樣能贏得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狂熱擁戴。就算此人根本沒有上過戰場，國民一樣會象崇拜民族英雄一樣崇拜他。
美國一位中學老師曾經在自己的課堂做過一次“法西斯試驗”，用希特勒的手段來管理自己班上的學生。結果他只用了一個星期，就在班上的學生群體里贏得了希特勒那樣的權力和威望。視個人自由尊嚴高於生命的美國人都容易被法西斯愚弄，就更不用說擁有“清官情結”的中國人了。
所以勇於糾正錯誤不蹈覆轍的德國人在二戰以後把“不準宣傳法西斯思想”列入國家憲法。
四、今天的中國雖然進入了信息社會，互聯網和手機短信使任何一地發生的政治事件能在瞬間傳遍全國。但如果一個贏得萬民擁戴的獨裁領袖想在中國境內封鎖互聯網和手機信息，還不是輕而易舉的事。他只需要制造一條“貪官和黑老大利用互聯網和手機信息轉移非法資產”的借口，就可堂而皇之“暫時”關閉互聯網和手機信息。等到他成功實現新聞封鎖後，誰又能阻止他把“暫時”變成“長期”？
五、今天的中國人真的比四十年前的毛中國人民清醒得多嗎？真的不容易愚弄嗎？
今年春末去沿海五省旅行，沿途走訪了幾位民營企業的老板，頗為意外的發現他們的辦公桌上竟然擺有毛主席像。我們的話題很自然談到了毛主席，沒想到他們對毛主席滿懷敬意，並且振振有詞地聲稱中國需要毛主席……
我問了他們一個問題：毛主席在世時雖然批了鬥了不少官老爺，但如果哪天毛主席真的回來了，他們向何處去？
他們的回答竟然驚人地相似：如果有了毛主席，第一不好過的就是貪官污吏和流氓惡霸，這些人很快就會成為過街老鼠？
我說先不談別人，第一說說你們自己，別忘了你們都是貨真價實的資本家。毛主席一旦真的回來了，第一批要打倒的就是你們。當年毛主席就是先打倒地主資本家然後再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等打到你們之後再對付貪官污吏和流氓惡霸。如果中國再回到毛時代，你們不是上刑場監獄就是被打為“黑五類”任人欺淩，你們的財產會被沒收瓜分，你們的後代也會背上你們的黑鍋一生一世擡不起頭來，甚至於成為屠殺的對象……
和你們相比，我是一個標準的無產階級，懷念毛主席可以理解，因為毛主席再世我沒有什麽可失去的，相反還能平分你們的資產？如果發生文革我也是貨真價實的“紅五類”，會由草民百姓上升為特權階層？本人反對文革純粹是出於良知和民族責任心，而不是基於個人利益的考量。你們懷念毛主席就讓人難於理解了？
我知道你們平時受盡了貪官的欺淩，對貪官恨之入骨，可懲治防範貪污腐敗不能求助於政治強人，那等於是雇傭大蛇來對付糧倉里的碩鼠。西方文明國家已成功地消滅了貪污腐敗，實現了社會公平，靠的是民主法治而不是政治強人。你們怎麽希望依靠政治強人來消滅腐敗不公呢？
聽完我的分析後，他們都認為我的話很在理，同時發出下面的感嘆：
“我先前怎麽沒想到這點呢？”
今天的資本家和官老爺、專家一樣屬於“精英階層”，他們在關系自身命運前途問題上都如此不清醒容易犯糊塗，就更不用說我們這些平民大眾了。
今天的中國人真的不好愚弄嗎？
包括本人在內的多數中國人都存在“我先前怎麽沒想到這點呢？”的思維誤區，都容易成為愚民政策的犧牲品。
當初毛主席發動窮人打土豪分田地時，誰能想到地主一打倒他們剛分到手的土地就被奪走了？並在隨後的三年大饑荒中活活餓死了幾千萬？
當官老爺緊跟毛主席“反右”“大躍進”時，誰能想到沒隔幾年又被毛打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紅衛兵工農兵“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腳，永世不得翻身”？
當兩千萬紅衛兵在文革前期隨意批鬥毆打高官顯貴和黑五類時，誰能想到三年不到就被整體趕出生他養他的城市，前往貧困愚昧的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多女紅衛兵橫遭野蠻骯臟的土包子村幹部強暴淩辱痛哭無告？
各位冷靜想一下，在毛中國時代，除了以毛為首的少數人外，哪個階層不曾付出慘重的代價？有哪個階層是贏家？
為什麽一個讓社會各階層的多數人付出慘重代價的獨裁者，在故去三十多年後還能贏得那麽多人的擁護？難道中國社會只能通行“血酬定律”嗎？
難怪瘋狂屠殺漢民族的劊子手成吉思汗竟然成了漢民族心目中的“大英雄”？
一個通行“血酬定律”的民族，還有什麽“信心”不被愚弄？
一個容易被愚弄又呼喚“偉大領袖”的民族，憑什麽自信不會發生“第二次文革”？
今天的中國已經具備“二次文革”的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多數人對腐敗不公的現狀強烈不滿，對倚仗非法手段掠奪民財從而制造腐敗不公的權勢階層恨之入骨，民心漲滿了強烈的報覆和清算情緒，渴望通過極端手段改變現狀。因為當局一直拒絕公開毛太陽真相和文革真相，唐國強主演的革命戰爭題材影視劇又把毛太陽美化成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戰無不勝的大英雄，不了解歷史真相的人們天真地認為毛太陽才是“為人民做主”的群眾領袖，文革式急風暴雨群眾運動才是懲治貪污腐敗的最好方式，因而熱烈呼喚文革重來。
社會上擁有大量心懷不滿的群體，幾千萬上億的下崗工人和被主流社會冷落的邊緣人士為“二次文革”準備了生力軍；大批就業艱難遭遇不公從而導致性格扭曲的知識青年為“二次文革”造就了“紅衛兵”； 在長期謊言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不明真相的左憤則是“二次文革”的吹鼓手和宣傳隊；特權階層的文革受益者和權力鬥爭失意者則樂意充當文革的幕後推手和政策辯護人，並企圖擔當“二次文革”的領導者從而走向獨裁權力。特權階層又極不明智地把主張民主憲政的良心人士當成威脅自身特權的主要敵人，不惜采用“自殺式”手段，“雇傭蝗蟲來對付體制森林里的啄木鳥”，企圖利用文革派左憤來打擊民主派良心人士，從而導致文革派勢力一天天坐大……
中國一旦發生“二次文革”，很多人自信會揚眉吐氣，因為率先被打倒在地的是別人而不是自己？但他別忘了“一次文革”時期紅衛兵的命運，揚眉吐氣之後是整體下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一次文革”初期率先向“文化人”開刀，官老爺因為不喜歡“勇於說真話的文化人”紛紛充當文革推手，沒想到自己才是文革的終極目標，轉眼就被紅衛兵打為“牛鬼蛇神”和“叛徒、內奸、工賊”……
文革除了獨裁者一人外，沒有贏家也沒有勝利者，夢想通過文革手段獲勝的政客草民最後都會成為最大的犧牲品。天道從來不可欺，唯一的勝利者獨裁領袖最終也難逃天譴。

“二次文革”其實已經開始？
文革第一步就是封殺“不同聲音”。文革毛痞對付袁騰飛的手段和一次文革早期紅衛兵對付文化人的手段如出一轍，用群體口號和流氓式聚眾圍攻來打壓單個人的理性聲音，終極目的是企圖封殺所有的“不同聲音”。如果文革毛痞的陰謀得逞，“二次文革”就會在大面積展開，到時每個人都會受到波及。
中國人到了該覺醒和承擔民族責任的時候了！
我們絕不能在同一個歷史巨坑里跌倒第二次！
天作孽、尤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二０一０年五月二十五日



10.毛時代中國沒有腐敗嗎？

毛中國不但一樣有公權私用和以權謀私，且在程度和破壞力上比今天的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毛太陽本人的腐敗就登峰造極；毛中國的經濟腐敗一樣大面積地存在；毛中國的政治腐敗則駭人聽聞；毛時代中國沒有腐敗是毛左分子的又一無視最基本事實的謊言。


腐敗在今天的中國已成燎原之勢，並且在體制內根本沒有辦法解決。體制內反腐已被一千次證明要麽是揚湯止沸要麽是火上澆油。
“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過時體制不但無法解決貪腐問題，相反為權力腐敗推波助瀾。無論“雙規”多少貪官，腐敗分子一樣前赴後繼，“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
無孔不入的腐敗把本應是魚水關系的官民推向完全對立的敵對關系，民眾對官場的不滿已經逼近危險的地步：誰要是敢於公開站出來和官玩命，哪怕采用非法的極端手段，就有可能被民眾視為“抗暴英雄”？
在對立的另一端，號稱“人民公仆”和“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官員對自己真正扮演的角色也心知肚明。鄭州規劃局副局長質問記者的一句話最能說明問題：“你是替百姓說話還是替黨說話？”
他老兄並非象公眾責難的那樣“政策水平太低”，規劃局的門衛這樣總結他的為人：他一個軍人出身，性子直說了實話……
按門衛的觀點，他老兄的最大失職就是說了官場不該說的大實話，“說謊的技術”不夠火候。
而“說謊技術”是今天中國為官的第一修養。
“官民對立”現狀潛藏著極大的社會風險，說明中國和平理性實現社會轉型的前景越來越渺茫。除非決策層出現能夠大刀闊斧推進政治改革，實現社會和解的“反特權英雄”。
可中國已經逼近社會轉型的門檻？

中國社會的最大風險種子是毛左的覆活和文革幽靈的回歸。
當腐敗影響多數人的生活，侵蝕到多數人的正當權益時，人們對腐敗分子的痛恨和報覆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三十年前那場滅絕天良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災難景象人民已經淡忘；可多數達官顯貴被劃為牛鬼蛇神押上審判台，任紅衛兵毆打淩辱的鏡頭在人民心頭越來越清晰……
越來越多的國民開始懷念那個時代，極端情緒開始在人們心頭滋長。只要能把貪官污吏押上審判台任他們毆打淩辱，就算玉石俱焚又有何不可？
因為新聞不自由知情權被剝奪的緣故，多數國民不可能知道通過民主法治的途徑能夠在社會不承擔大風險的前提下一勞永逸地消滅貪污腐敗。他們只知道毛太陽發動的那場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才能有效的懲治貪官污吏。
於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念毛太陽，懷念那個把中華文明砸得稀巴爛的毛時代。
在這種充滿極端思潮的社會土壤上，曾被掃入歷史垃圾堆的毛左集團覆活了。

盡管毛主義給中華文明造成了難經彌合的傷痛，在和平時期餓死幾千萬，迫害致死幾千萬無辜的中華兒女；毀滅了國民最基本的人性底線；制造了亙古未有的人間慘劇和政治笑料；把中國變成遍地恐怖人人自危的民族大監獄；所作所為比北韓的金太陽有過之而無不及……可在毛左分子嘴里，毛太陽是光芒萬丈完美無缺的“神”，他的文治武功比改革開放以來的所有執政者要偉大千倍。
毛左分子不切實際地美化毛時代，使用的手段是毛太陽屢試不爽的“謊言”和“造謠”。
毛左分子的最大謊言是毛時代的中國沒有腐敗？
什麽是腐敗？
腐敗就是公權私用，是以權謀私。
毛時代的中國沒有公權私用嗎？沒有以權謀私嗎？
非也！
毛中國不但一樣有公權私用和以權謀私，且在程度和破壞力上比今天的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
腐敗在今天的突出表現是濫用職權貪污受賄，買官賣官；在毛時代的突出表現則是濫用職權多吃多占，草菅人命。
首先毛太陽本人的腐敗就登峰造極。
毛太陽在多數國民忍饑挨餓的時代，不惜花費巨資在全國各省為自己建立豪華的“行宮”。雖然部分“行宮”並非毛太陽的指令所建，而是地方官的“自發行為”。但毛太陽從未認真制止過這種行為，且建造“行宮”方面有突出造詣的地方官都得到了毛太陽的賞識。
豪華“行宮”的造價無疑接近天文數字；每座“行宮”維持正常運轉的管理費用又得消耗一筆巨大的財政開支。在全國人民饑寒交迫的情況下，毛太陽就是這樣“艱苦樸素”的。
毛太陽一進城就選擇了帝王的住所中南海。從58年開始，各省市為毛造行宮，一些中等城市如包頭、鞍山等也競相效尤。始建於1960年9月的上海西郊賓館圈地1133畝，園林、花木、房屋維修，連同女服務員，一百多人長年為它服務。20年間毛太陽總共沒有住過幾天，而一百多人的工資外加維修費用一年不下百萬。湖南省委在長沙為毛建的蓉園一號也僅在1959年住過一次。要是將各省為毛太陽建的房子合在一處，其規模大概也可以和紫禁城上相上下。濟南南郊賓館建於六十年代初，占地面積1160畝，建築面積115800平方米，素有“山東釣魚台”之稱。毛太陽喜歡杭州的西湖行宮和武漢的東湖行宮，廣州就要為他特別修建南湖行宮。絕大多數行宮常年空著，但也要眾多工作人員為空蕩蕩的行宮服務，浪費掉的民脂民膏難以計數。
韶山滴水洞工程建於大饑荒年代，建築面積共3638.62平方米，整個工程造價高達億元人民幣。在此期間全國約有幾千萬人死於大饑餓，創人類歷史和平時期最高死亡記錄。與滴水洞同時建造的領袖別墅還有：江西蘆林一號別墅、八二八賓館，湖南蓉園，四川金牛壩賓館，湖北東湖梅齡別墅、東湖賓館，廣東南湖行宮，江蘇紫金山賓館，山東南郊賓館，杭州西湖行宮、劉莊賓館和汪莊賓館，上海西郊賓館，北京密雲水庫別墅等61處奢華行宮，其中滴水洞使用率最低。滴水洞從1962年竣工到80年代末期開放，毛澤東僅於1966年6月18日至28日在此居住過11天，真是一日千萬金。
…………
毛以後的國家掌舵人在各省為自己建造過豪華“行宮”嗎？
毛太陽好大喜功，為了使盡可能多的地球人信奉毛主義，不惜大筆揮霍納稅人的血汗錢，援助收買地球上那些與本國人民為敵的無賴政權。越南、北韓、紅色高棉柬埔寨、阿爾巴尼亞幾乎是中國供養著。人口才200萬的阿爾馬尼亞，中國僅大炮就無償援助了一萬多門，結果多數派不上用場任其暴露在野外生銹蝕爛。阿爾巴尼亞國民也因此普遍患上了“受援懶惰病”。這種“慷國民之慨”的無償援助就是在三年大饑荒時期也沒有停止過。中國花費寶貴外匯從加拿大進口的用於救命的數船小麥就在遠洋運輸途中突然接到毛指令掉轉航向駛向阿爾巴尼亞……有人統計了一下，三年大饑荒時期的巨額外援如果用來購買糧食搶救饑民，幾千萬生靈就有可能逃脫活活餓死的悲慘命運。令毛太陽意想不到的是：這些受援國無一例外都是忘恩負義過河拆橋的白眼狼。一個與本國人民為敵的政權是不可能知道感恩圖報的，援助這樣的政權本身就是對人類文明的犯罪。
毛中國時期，普通國民絕不能有“生活作風問題”，輕則批鬥遊街，重則坐牢槍斃。可毛太陽本人在這方面作得怎樣？相信多數國民心中有了答案。
毛左分子津津樂道毛太陽的“不吃肉”和“穿打補丁褲子”的感人事跡。毛太陽在大饑荒時期有段時間確然不吃平時喜愛的“紅燒肉”，但不表明那段時間他在“吃素”；更不表明他會吃普通國民的饑荒主食--糠菜團子；而是吃價格更高昂的高營養食品，甚至於喜好上了“法國大餐”。至於“補丁褲子”，毛左們能想象那是什麽樣了“補丁”嗎？絕不是平民百姓常打的那種粗布綿線補丁，而是高工藝的“蘇繡制品”，一個補丁的造價遠遠高於褲子本身。世界上的很多獨裁統治者都有類似的嗜好，一是心靈變態；二是另一種形式的“做秀”。
…………
除了毛太陽本人外，毛中國的腐敗現象一樣泛濫成災。
腐敗分為“經濟腐敗”和“政治腐敗”。
毛中國的經濟腐敗一樣大面積地存在。
毛時代的中國是“實物經濟”，生活必須品奇缺，有錢無票買不到急需的物品和服務，沒有供應票證的貨幣在國內的用途相當有限。那時的公民包括達官顯貴出境受到嚴格限制，人民幣兌換外匯轉移出境的概率很小，所以權力人物沒必要象今天的大貪官一樣貪污天文數字的貨幣，也不可能把貪賄的巨額貨幣和親屬轉移到國外去。所以毛中國的經濟腐敗主要表現在權力人物對緊缺物資的多吃多占。
首先物資供給制度就體現出驚人的不平等，社會上存在一個龐大的“特供階層”。供給品的數量和質量主要取決於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而不是一個人所做的社會貢獻。首長們的“供給檔次”不是平民百姓能夠想象的，他們享受的“中華煙”和“茅台酒”平民百姓不可能知道是什麽樣子。民眾只能偶爾品償九分錢一包的“紅花煙”和幾毛錢一斤的“代糧酒”。
除了供給制度明文設定的不平等階梯外，基層官員也盡可能利用職權多吃多占。毛中國高度集體化，民眾的生活必須品全歸集體所有，掌管糧油衣料等物資分配權的各級官員就成為民眾貨真價實的“衣食父母”。這些父母官多數沒有“生養父母”那種“巴掌手背者是肉”和“寧願苦自己也不能苦孩子”的慈父情懷，而是想方設法侵占本應屬於民眾的份額。因為專制體制缺少有效的監督制約措施，這種“侵占性腐敗”普遍而深入。上至縣委書記，下至小隊隊長，多數不同程度地“侵占”了平民百姓的生活資料。
這不是腐敗是什麽？
毛中國的生活必需品極端饋乏，在豐年的“供應”也僅夠維持基本生命所需。一旦部分生活必須品被大官小官“侵占”，就有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生命災難。
大饑荒時期中國活活餓死了幾千萬農民，可很少有村官餓死的。
我的童年時期是在難以忍受的饑餓中度過的，夜晚因饑餓難以入睡是經常的事。有天晚上餓得實在受不了，就在半夜溜出門試圖摸黑去偷生產隊菜地里的黃瓜。那時山村餓狼成群，小孩深夜獨自出門是要承擔生命風險的，只有要命的饑餓才能逼出那種不顧死活的膽量。我在經過村頭生產隊倉庫時意外瞥見窗口亮著燈光，出於好奇心爬到窗口往里一看，竟然發現生產隊長、會計、財經（相當於今天的貯納）和倉庫保管員四人在里面偷分油料。每人面前放著分好的一大桶花生油。
那時我們村每人每年只能分到一斤油料，一大桶花生油至少有五十來斤，四個隊幹部偷分的油料就相當於全隊所有居民供應油料的總和。
連食油都大量偷分，就更不用說偷分糧食了。
基層幹部多吃多占，擁有巨大權力的達官顯貴則公然巧取豪奪國家資產。毛夫人江青和寵臣康生在這方面表現得最幹脆。他倆定期光顧國家博物館，看上了哪件文物就直接拿走，館長再想方設法下帳注銷，每件被看上的文物都是價值連城。文革時期紅衛兵打砸搶沒收來的文物，價值高者多進入了二人的私人收藏室。
誠然毛中國沒有出現動輒貪賄千萬上億的大貪官，主要原因除了“實物經濟”限制了巨貪現象外，另一個原因就是毛時代的中國極度貧困，物質資料供不應求，國民經濟象原始社會一樣，沒有剩余產品供官員瘋狂貪賄。如果毛中國象今天一樣擁有巨額財政收入和眼花繚亂的剩余商品貨幣，千萬級以上的大貪官一樣會大量湧現。
所以不是毛太陽消滅了貪污；而是毛中國沒條件大貪特貪。

除了一樣存在普遍性的經濟腐敗外；毛中國的政治腐敗則駭人聽聞。
政府的第一職能就是對普通公民生命權的尊重。毛中國則把公民的生命不當回事，權力人物任意踐踏公民的生命權，濫用職權草菅人命的現象隨處可見。
童年時期的我經常看到基幹民兵押著五花大綁的“政治犯”從村頭大道上經過，每隔不長時間就要在公社中學的操場上召開公判大會，主席台上站著一大堆背後插著“紅叉標牌”的現行反革命。這些人多數不是什麽殺人、強奸、搶竊、偷盜的刑事犯，而是說錯話或被權力人物栽贓莫須有罪名的無辜平民。公判大會開完後，罪犯就被押往縣城飛機場槍斃示眾，一個專門槍斃“現行反革命”的刑場。那時槍斃人很容易，一個大隊長（相當於現在的村長）就能決定轄區內一個人的生死。
那時的大隊長在轄區內是貨真價實的“土皇帝”，不但掌控著全大隊一千多號人的經濟權，還掌控著全大隊公民的居住遷徙權和部分生命權。那時任何人出遠門投親做工，沒有大隊長首肯就不能成行。沒有大隊長出具的介紹信，你不但沒有糧票吃飯，也沒有哪個旅店敢接待你投宿，在城市你會被當成無業遊民強制收容遣返。城鎮招工和上大學也是大隊長說了算，他說讓誰去就讓誰去。大隊長要是看上了某個女人，這個女人通常難逃其手掌心。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給大隊長帶來了“黃金時代”，很多漂亮女知青被土包子大隊長利用職權強暴誘奸甚至長期霸占，在周總理一怒之下殺了一批之後仍有大量村官頂風作案。女知青的血和淚不是今天的毛左憤青能夠理解的。
大隊長不但決定你的生命質量，還能決定你的生和死。當大隊長羅織罪名把某人打成“現行反革命”時，這個人通常沒地方可以申訴，等待他的將是監獄和刑場。那時的大隊長還掌控著“專政武裝”，擁有幾十到幾百個完全聽命於他的基幹民兵隊伍，十幾條到幾十條步槍、幾條蘇式沖鋒槍和至少一挺機槍。別說把你誣成“現行反革命”綁送到專政機關，就是先斬後奏把你活活打死也能輕松逃避責任追究，你的家屬根本沒地方申冤。
毛左的先輩紅衛兵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就多次領教過大隊長專政暴力的侵害，除了被土包子強暴霸占外，男知青被基幹民兵打死打殘的慘劇也時有發生。毛左都是些閉眼不看事實的頑石腦袋，不可能相信他們的先輩會遭受那樣的非人迫害。
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官就有如此大的權力濫施淫威，就更不用說掌控更大專政權力的鄉官縣官了。
毛太陽本人就是政治腐敗的集大成者，他親自導演了一場聲勢浩大前所未有的造神運動。幾億中國人向一個大活人頂禮膜拜，一日三祈禱，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早請示晚匯報；幾億中國人竟要時時處處背誦毛主席語錄--無論辦公行事，還是待人接物，甚至上課提問、兄弟談心、購物買菜、爭執打罵、救死扶傷、入廁對話……無一不得首先背誦毛語錄-- 一個大活人，被塑造成了無比崇高、神通廣大的超級精神偶像！廣大民眾則受到最大的思想禁錮最大的行動限制最大的政治壓迫。
毛時代的中國，對領袖對黨對新中國只能歌頌不許批評，只能表功不許揭短。決策失誤、黨內分歧、負面事件、高官醜聞不經批示不得擅自曝光,“腐敗”二字幾乎在媒體上消失得無影無蹤。比如1959--1962年大批饑民餓死甚至人吃人事件，特別是1960年餓死100多萬人的“信陽事件”和大批高官侵吞大量國家貴重文物的惡行就一直沒有見諸報端。令人驚異的是，連工傷事故和自然災害都不許報道,如1960年山西大同老白洞煤礦死傷905人的煤塵爆炸事件；1976年死傷130多萬人的唐山大地震。
…………
總之毛中國的政治腐敗非語言所能形容。

毛時代中國沒有腐敗是毛左分子的又一無視最基本事實的謊言。

今天的中國雖然賄賂公行腐敗無孔不入，可和毛時代的中國相比無疑要進步一些。中國絕不能走回頭路！解決貪污腐敗的良方只能通過民主法治途徑，絕不能求助於毛主義。用毛主義來對付貪官污吏等於是雇傭大蛇來對付頭發里的虱子，不但不能解決腐敗問題，相反還會吞噬毀滅整個國家的肌體。我們如果追索腐敗的體制源頭，就會發現今天燎原烈火樣的貪腐其實是毛主義結出的惡之花，是毛主義在商品社會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二００九年七月十八日


毛中國不但一樣有公權私用和以權謀私，且在程度和破壞力上比今天的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毛太陽本人的腐敗就登峰造極；毛中國的經濟腐敗一樣大面積地存在；毛中國的政治腐敗則駭人聽聞；毛時代中國沒有腐敗是毛左分子的又一無視最基本事實的謊言。


11.毛太陽與水利工程

只有毛太陽才會興修水利嗎？毛中國水利工程的代價；毛中國水利引發的災難；毛中國水利福兮禍兮？毛中國水庫的垮壩比例在古今中外無與倫比，造成的生命災難也同樣無與倫比。

中國每逢遇上旱災，國民就會想起毛太陽的豐功偉績。
如果沒有毛中國修建的水利工程，災區能平安度過旱災嗎？
如果改革開放中國也象毛太陽那樣“把水利當成農業的命脈”，中國會發生旱災嗎？
西南五省百年未遇的大旱，再一次把毛太陽的“偉光正”形象推向雲端。
西南五省歷來為我國雨量豐沛的地區，貴州“天無三日晴”；雲南“四季如春”；四川重慶則號稱“天府之國”；今天為何也“赤地千里”呢？
如果毛太陽在世，西南會發生如此可怕的旱災嗎？
在毛迷心目中，毛太陽最偉大的成就是“兩彈一星”和“水利工程”。
中外當代史已經證明“兩彈一星”與“偉光正”沒有必然的聯系。
今天的世界饑荒最嚴重的國家是風調雨順土壤肥沃氣候適宜的北朝鮮。繼上世紀九十年代餓死200多萬人（占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相當於今天的中國餓死一億四千萬人）的罕見大饑荒後，新一輪的大饑荒又開始敲打朝鮮的國門。
北朝鮮是今天的世界貧窮指數最高的國家，領袖金太陽則是無與倫比的無賴惡棍。
可北朝鮮也搞出了“兩彈一星”？
比北朝鮮富裕強大文明進步百倍的南朝鮮和日本反而沒有“兩彈一星”？
可見“兩彈一星”與國家的實力和建設成就並沒有必然的聯系。
毛太陽當初傾全國財力物力搞“兩彈一星”是否有利於中國的根本利益顯然不是肯定的。有人計算了一下，如果毛中國當初不搞“兩彈一星”，把搞“兩彈一星”的錢用於經濟建設，大饑荒中活活餓死的近四千萬農民就可以活下來？更關鍵的問題是，搞出的“兩彈一星”並沒有提高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形象。南沙群島丟失的速度反而加快了，邊境主權也沒有因此硬起來，美國戰機則轟炸了中國駐北越大使館？
到了毛中國後期，中國經濟瀕臨崩潰邊緣，GDP由建國之初占全球5 . 7 %變成了0 . 8 %。日本1952年的GDP只不過是中國的67.8%，到1976年GDP竟然變成了中國的6.47倍。
“兩彈一星”不是毛太陽“偉光正”的紀念碑；“水利工程”能把毛太陽送上“偉光正”的神壇嗎？
下面我們來進行具體分析：
一、只有毛太陽才會興修水利嗎？
古今中外的任何國家政府，如果不是踏入滅亡門檻的敗家子，都會把“興修水利勸課農桑”做為重要的民生目標。
下面我只想問幾個常識性的問題：
古代中國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什麽？
京杭大運河！
京杭大運河是誰修建的？
隋煬帝楊廣。
楊廣是明君還是暴君？
古代中國首屈一指的暴君！
古代中國最偉大的帝王是誰？
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修建了哪些揚名後世的水利工程？
一個也沒有！
美英法等民主法治國家的水利工程如何？
比中國先進數倍。
半數是沙漠的以色列建國時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近，它的水利設施和技術居然能夠把國土上的多數沙漠變成肥沃的良田？中國大西北幹旱省份的“滴灌”技術就是從以色列引進的。毛中國時期的中國沙漠面積卻擴大了不少。
就連萬惡腐朽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水利工程也比毛中國先進得多。
你能說只有毛太陽才會興修水利嗎？
就算毛太陽重視興修水利，他就一定偉大光榮正確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隋楊帝就是古代中國無與倫比的偉大帝王了。
二、毛中國水利工程的代價
在我老家十公里遠處有一座大饑荒時期修建的水利工程--煙寶地水庫。當年我們村的壯勞力都參與了煙寶地水庫的修建工程，童年時期的我經常聽見村里中老年講述修築煙寶地水庫時的淒慘往事。
中老年人講述得最多的煙寶地水庫往事不是主流媒體上熱火朝天的大生產場面，而是工作組的殘暴和民工的大量餓死累死。
“一個人活蹦亂跳地推著裝滿土石的手推車往前走，走到中途就象泄了氣的皮球癱倒在地上。工作組幹部看到後就跑上前去用皮帶抽打他，可無論怎麽用力打那人就是站不起來，後來就死了……”
類似的悲慘場面每天都在上演。
“工地每天都在死人，有餓死的，但更多是累死的，當然也有不少是活活打死的。”
“我們當地人因為和幹部臉熟還可占點便宜，最可憐的是外地人，死得最多的是新洲人。”
“…………”
毛中國修建的多數水利工程，因為不講科學技術落後且普遍蠻幹，勞動量異常沈重。勞動者付出的代價之慘重不是今天的年輕毛迷能夠想象的。如果把今天那些養尊處優的毛左憤青送上毛中國的水庫工地，恐怕多數挺不過來。
政府修建水利工程沒有錯，但在非“緊急搶險”的場合，不顧勞動者的生命健康強迫民工承擔超負荷勞動則是有罪的。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捷夫說過：“任何國家的發展，任何國家的成就、追求都不能以人的痛苦和損失去換取。沒有什麽東西能夠高於人的生命的價值。”
一個國家的水利工程也不例外。
那些站在岸上不腰疼的毛迷，也許會說國家的發展需要部分人付出生命的代價？那麽他不妨換位思考一下，如果倒在手推車後被工作組幹部抽打至死的民工是你的親人或是你自己你會怎麽想？
拿別人的生命去慷慨激昂總是很容易的，換上自己則是另外一回事了。
國家在衛國戰爭時期政府鼓勵國民勇於犧牲保衛祖國是必要的；但在和平時期就要珍愛每個國民的生命，不能以建設發展為名去隨意踐踏國民的生命和尊嚴。
毛中國的水利工程農民付出了遠超國際平均值的巨大代價，很多水利工程都是勞工生命尊嚴紀念碑。
如果沒有毛太陽，在那些維護平民大眾根本利益的民主法治國家，同樣的水利工程一樣能夠修建起來，並且不會餓死一人累死一人，更不會打死一人。

三、毛中國水利引發的災難。
1975年8月7日，淮河上遊駐馬店地區。
連續四天的暴雨令淮河上遊水庫群蓄水猛漲，大型水庫板橋水庫和石漫灘水庫告急。
當時省、地兩級政府都在召開抗洪緊急會議。駐馬店地區的會議上無人提及板橋，因為人們認為板橋水庫固若金湯。盡管省地領導一再接到板橋水庫告急的警報，可在那個“報喜不報憂”不敢承擔責任的年代，領導對不好的消息要麽回避要麽不相信。
就在各級抗洪緊急會議召開的同時，8月7日21時，確山、泌陽兩縣已有7座小型水庫垮壩，22時，中型水庫竹溝水庫垮壩。
兩個半小時後的8日晨0時30分，大型水庫石漫灘水庫漫壩，當越壩而出的洪水深達0.4米時，大壩潰決，下遊田崗水庫隨之潰決。
再半小時後的8日晨1時，板橋水庫漫壩；當壩頂溢水深0.3米時，大壩潰決，6億立方米的庫水驟然傾下……
潰壩時最大瞬間流量為7.9萬秒立方米；潰壩洪水以每秒6米的速度沖向下遊，形成一片水頭高達5～9米，水流寬為12～15公里的毀滅性洪流。前後幾小時之內，駐馬店地區兩座大型水庫、兩座中型水庫、數十座小型水庫及兩個滯洪區相繼垮壩潰決（水利專家王維洛稱共52座水庫）。人為蓄積的巨大勢能猛然釋放，在直立如壁的高大水頭下，田園、村落、集鎮在一瞬間化為烏有。全區主要河流全部潰堤漫溢，60億立方米洪水如出籠之猛虎狂奔無阻……
洪水排山倒海般向前推進，僅一小時便抵達45公里之外的遂平縣城，占領縣城之後，又翻越高聳的京廣鐵路路基，繼續摧毀所遇到的一切障礙。駐馬店地區4.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盡成澤國。
京廣鐵路被洪水扭成了一條麻花？鋼筋之軀如此，被洪流撞上的血肉之軀何存？
8月9日8時，板橋水庫垮壩二十七小時後，駐馬店地委才發出特急電報向北京告急。在此之前是不可能對災民組織任何有效救援的。反應如此遲鈍在於那個高壓恐怖年代“報喜不報憂”的思維定式，代價是大批本可活下來的人把生命過早交給了洪水。
8月12日，板橋石漫灘水庫群潰壩後第五天，中央慰問團抵達災區視察，看到近200萬災民圍困在水中，大部分人困在壩上、堤上、房上、筏上，還有6萬人困在樹上；缺少食物，吃光樹葉後開始吃死畜；藥物稀缺，最後有1百多萬人患病，災民成批死亡……
洪水終於退去，但300萬民眾曾在半月之久的時間里等待拯救。無數的生命永遠消失了，無數的家庭永遠失散了。洪水退去的大地上到處可見人畜的屍體，烈日下的腐屍蒸騰起一層可怕的霧氣。一位曾參與救災的軍人後來回憶，在漯河至信陽的公路兩旁，他親眼見到沿途所有大樹的樹枝都被黑壓壓的蒼蠅壓彎了。
消息被嚴密封鎖，二十八年過去後的今天仍然沒有重建準確的事實。死亡數字眾說紛紜：政府說是2.6萬，經濟學家張健雄說15萬；而水利專家孫越崎等8位全國政協委員發表文章說是23萬……
按毛中國“報喜不報憂”千方百計隱瞞災情的政治病態，23萬應該是最接近真相的數字，盡管真實死亡數字也可能遠在23萬以上。
我的故鄉毗鄰河南信陽地區，1975年正值童年時期，那年親眼見證了從北方逃難來的大批災民。全家老小擠在一個長板車里，由一個中年人吃力地拖動，靠挨村乞討、拉琴唱曲和兜售編織彩色膠絲（童年時期女孩紮頭發用的商品）小動物（蝦子小魚等）為生。我記得一只小蝦價格一角五分，那些能買得起小蝦的小同學令我羨慕不己。
那樣的“逃荒板車”散布在村頭的沿河兩岸，相隔不遠就有一輛。
逃荒災民帶來了北方大洪水的消息，從他們口中得知大部分人都淹死了？農民對災情的描述難免誇大其辭，“大部分人都淹死了”顯然與事實不符，但真實災情應該格外悲慘。
這是迄今為止人類世界最大的水庫群垮壩事件？也是人為制造的最大洪水？死亡人數最多的“人禍洪水”
淮河上遊的地質不宜修建大型水庫，尤其不宜修建大中型水庫群。可在那個不講科學不聽真話“一句頂一萬句”的“造神歲月”，誰敢對毛太陽的水利政策提出半點質疑呢？
自五十年代到1980年，中國共潰壩2976座，年均100座。1963年洪水期間，僅海河就垮壩200余座。水庫垮壩造成的財產損失和生命災難真相一直被嚴密封鎖，不能成為後世中國人的警誡和借鑒。
毛中國水庫的垮壩比例在古今中外可能無與倫比，造成的生命災難也同樣無與倫比。
至於毛中國最大的水利傑作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弊大於利的事實已經舉世皆知。
在那個人類普享科技文明的歲月，如果中國沒有毛太陽，尊重科學按自然規律施政，也許會修建出更多更好的水利工程，因此造成的生命災難也應該比毛中國小得多。
毛中國水利福兮禍兮？
前人修建的水利工程造福今世不可否認，但因此付出的遠超正常值的巨大代價一樣不能矢口否認。如果政策科學務實，修建同樣效能的水利工程付出的代價應該遠比毛中國小得多。
今天的中國人對公共工程腐敗痛心疾首，高速公路是改革開放中國最大的公共工程。因為存在嚴重的工程腐敗，每公里高速公路造價遠遠高於理論值。所以今天的國民對主持修建高速公路的官員不但不感恩戴德，相反還熱切希望把腐敗官員繩之以法。如果政府廉潔務實，花同樣多納稅人的錢能夠修建里程更多質量更過硬的高速公路，憑什麽要對他們感恩戴德？難道經過若幹年後，那些行駛在高整公路上的國民，就該忘記今天的工程腐敗，忘記了遠高於市值的工程造價，對主持修建高速公路的官員感恩戴德嗎？
同樣的道理，如果政府尊重科學重視人才珍愛生命，花費同樣多的人力財力可以修建出更多更好的水利工程，付出遠小於毛中國時期的生命財產損失？打了一場只需犧牲一萬人的勝仗卻死了十萬人，我們憑什麽要對指揮員感恩戴德？
因為驅使國民修建了一群代價巨大的水利工程，我們就該對毛太陽感恩戴德嗎？


二０一０年四月二日



12.毛時代中國的經濟真相

由建國之初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5 . 7 %變成了0 . 8 %！日本1952年的國內生產總量僅相當於中國的67.8%,可是,到1976年GDP竟然變成了中國的6.47倍!

改革開放的後十年，中國的貪污腐敗成燎原之勢。貪腐的蔓延催生了一個“毛左”集團，他們的輿論陣地是“烏有之鄉”，精神領袖是大學教授張宏良之流。
“毛左”集團在十年間勢力和影響的增長速度幾乎和貪腐蔓延的速度一樣快。
“毛左”並非象某些自由派人士抨擊的那樣是“人間妖魔”。他們對貪污腐敗的痛恨一點也不亞於包括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內的普通百姓，他們挺毛的初衷也是為了有效地懲治貪官污吏。基於知識閱歷的有限和骨子深層的專制暴力傾向，他們錯誤地認為只有毛發動的那種急風暴雨式的暴民運動才能有效地打擊貪腐分子；根本不知道英、美等成熟的法治國家通過民主和法治的手段能一勞永逸地遏制貪污。基於這一錯誤的認識前提，毛左熱切希望中國能倒退到毛時代，同時對毛進行宗教式的吹捧。這種吹捧百分之九十九源於偏見和臆象真實成分則不到百分之一。真實的毛領袖畢竟幹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大饑荒和文革的空前災難過來人還記憶猶新。為了能影響更多的中國人信奉“毛主義”，毛左只有乞靈於“謊言”，臆造不存在的政績來放大毛的光輝形象，意圖在不了解毛中國的年輕人和健忘且不滿現實的中老年人心中構建一個幸福安康人人平等的“烏托邦時代”。
“毛左”不切實際地美化毛時代的中國，說什麽毛中國沒有腐敗，官員一肩明月兩袖清風；說什麽毛中國國際形象光芒萬丈，歐美列強都懼怕我們；說什麽毛中國人人平等，人民真正當家作主……
毛領袖在經濟上的無知是不爭的事實，這是毛領袖最大的“軟肋”。可就連這一沒有多少爭議的“軟肋”，“毛左”們也旗幟鮮明地為毛幫腔：說什麽毛時代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並“躍入世界六強”……
毛時代的中國經濟真個高速發展嗎？
如果按毛中國的對內宣傳輿論，毛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確鑿無疑證證有詞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前期，童年的我就經常看到類似下列言論的宣傳標語：
“美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掙紮在死亡線上，我們一定要解放他們！”
但那幾年的真實情況是：生長在魚米之鄉且家庭勞力充足的我差一點就餓死了。
我的啟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後期，那時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增長率高居世界第一，重工業增長率則高達百分之三十七點九？而西方經濟增長率達百分之七就算高速增長了。
所以解剖毛中國的經濟真相，我們一不能依賴宣傳資料；二不能依賴統計數據。
“統計數據”在中國是最靠不住的，且不說大躍進時期的農業統計數據顯示畝產稻谷十多萬斤？就是到了中國已步入現代文明的今天，各地上報的經濟數據一樣有驚人的“摻水現象”。
毛領袖在中國的“經濟完全決策權”是大躍進時期和文革時期。毛的大躍進相信各位不會忘記，各地上報的高產“衛星”在這個星球上雖不能說是後無來者，但絕對是前無古人。
最早上報的水稻高產衛星是湖北麻城縣的“畝產三萬六千斤”？1958年9月18日 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上報的高產衛星是“中稻畝產13萬斤”……
疏菜高產衛星是河南省某些特別豐產試驗田上報的“畝產160萬斤蔬菜”……
雜糧高產衛星是“畝產500萬斤紅薯”……
中國副總理陳毅在四川和廣東視察時“親眼”看到畝產百萬斤的番薯、畝產60萬斤的甘蔗和畝產5萬斤的水稻。他感慨地寫道：“在這里所看到的種種變化，也就看到了中國6億人民正在做著震驚世界的事情！”
…………
那時的實際最高產量是多少？
中科院農學家種了6畝小麥試驗田，深翻10尺，每畝下種260斤到400斤，施糞肥40萬到60萬斤，白天用鼓風機吹，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用燈光照，以增加光合作用。結果，最好的一塊地畝產也只有900斤。
……
從上面數據可以看出：毛的最大經濟才能是“謊言加浮誇”，結出的最大經濟碩果是三年大饑荒，中國人活活餓死了幾千萬！僅四川一省就餓死了一千多萬人（一說1300多萬）？那時四川省的總人口才七千多萬？許多家庭男女老幼全部餓死；不少村莊死絕。
我曾聽見毛左們發出這樣的論調：大饑荒有利於“計劃生育”？說這話的人真是喪盡天良，他們不妨換位思考一下，如果當初餓死的是他的父母兄妹，他還說得出這樣的話嗎？
毛左也許還會找出“自然災害”的借口，但一樣屬無稽之談，前後比較一下謊言就不攻自破。1988年中國發生了五十年未遇的旱災，可沒聽說過餓死人的現象。1998年中國發生了百年未遇的洪災，同樣也沒聽說過餓死人的現象。此時中國土地供養的人口可是毛中國的兩倍！其實那幾年的氣候真相雖不能說是“風調雨順”，但也沒發生大面積的自然災害。
至於“蘇修逼債”一說同樣值得商榷，外交的真相我們無法知情，但我知道中國處於饑荒時，赫魯曉夫政府為幫助中國解決饑荒問題，主動以貸款方式向中國供應100萬噸小麥和50萬噸食糖。但中國政府沒有接受小麥，只接受了食糖的援助。因為食糖主要是供應特權階層的。
如果說大躍進和大饑荒是毛中國經濟的最大暗點，只說暗點有以偏概全之嫌。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毛中國經濟的亮點--文革經濟。
我的童年時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所以對文革後期中國經濟生活記憶猶新。
我的家鄉位於離武漢市不到一百公里稱得上風調雨順的產稻區，可我童年時期的主要食品是紅薯外加“白花菜”、“黃荊葉”、“芝麻葉”、“葛根”等野生植物。米飯則是十足的奢侈品。在糧食最充足的1974年也是“紅薯摻米飯”，分盛在我們碗里的食物紅薯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浮在表層的幾粒米飯屈指可數。吃肉則是不可能的，只能在過年時才能品嘗點肉味。一斤豬頭肉配上一大鍋羅卜就是一家十口人年飯的全部菜肴。（那時的人普遍營養不良飯量特大，不到十歲的我如果碰上白米飯也能吃上一斤稻米）。
在富貴環境下長大的“毛左”們不知“窮滋味”，也許會說“白花菜”等“野菜”好吃？因為今天的餐館酒店野菜是上等菜肴。在高營養的烹調技術下，野菜都是用肉和大量動物油脂來烹制的，還要加上五花八門的調料。這種烹調法別說野菜，就是樹葉也一樣好吃。我們那時吃的“白花菜”等野菜可沒加任何食油和調料，都是白水煮熟吃上幾大碗，一連吃上許多天，且沒有任何別的食品果腹的情況下。至於紅薯一連吃上一年半載，其間吃不上任何別的食品，那滋味比城市“毛左”在街頭偶爾吃上一個香噴噴的烤紅薯不可同日而語。
這樣的生活不是我一家，而是家鄉多數家庭普遍的生活狀況。
…………
讓那些養尊處優的“毛左”們去過幾年我童年的生活，他們就能體驗真實的“偉大領袖”與唐國強扮演的那位指點江山的大英雄相差多大的距離。他們如果能饒幸活下來，包管百分之九十以上思想會發生一百八十度轉變，由毛的堅定擁護者變為鞭撻者。少數幾個例外也絕對患上了嚴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毛時代的中國“重工輕農”。看到上面的“真相”，“毛左”們也許會用毛的“工業成就”來為農村的悲慘生活辯護。
毛中國的工業亮點是文革後期，我們來回顧一下文革後期的工業經濟真相。
文革後期的中國生活用品奇缺，火柴、肥皂、食糖、染料、布匹、照明用燃油全靠供應且數量極少，遠遠不能滿足維持家庭生活的最低需求。那時家家戶戶都有一輛手搖紡車和木頭織布機，家人穿的衣服多數是自紡自織。尤其是到了1975年以後，家鄉的火柴、肥皂、食糖、染料、照明用燃油的供應幾乎處於長期斷絕狀態。我童年記憶中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爺爺抽旱煙時用火鐮擊石取火；母親去深山采摘皂莢代替肥皂洗衣；用草木灰拌青草代替染料染土布；父親去山里砍松節用於晚上照明的鏡頭……
毛時代中國絕大多數時間（1949--1973年）恰恰是世界史上迅猛發展最輝煌的黃金時期，地球上許多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二戰以後，地球上大多數國家都非常貧窮。日本1952年的國內生產總量僅相當於中國的67.8%,可是,到1976年GDP竟然變成了中國的6.47倍!韓國不管從哪個角度說都比中國更“一窮二白”，並且起步晚了十幾年（1961年才開始現代化建設），可是經過二十多年竟然變成了世界二流強國！
當人類文明在第二次科技革命浪潮中突飛猛進時，偉大的毛中國則史無前例地墜入了最低谷，真真切切變成了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當時全球貧窮國家的標準是年人均國民收入300美元以下。可中國廣大貧苦農民（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連食鹽、煤油、肥皂都沒有錢買，連紅薯片、土豆都吃不飽，男勞力日工值大都在0.1元左右，甚至低至0.03元，年人均收入充其量絕不會超過25美元（當時匯率是1美元＝1.97中國元），還不及全球貧困線的1／12，比名義上的世界第一貧窮國家尼泊爾（90萬人口，當年人均國民收入70美元）還相差很多，全國人民的絕大多數都變成了赤貧赤貧的無產者……
毛中國的經濟真相是：由建國之初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5 . 7 %變成了0 . 8 %！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曾經長期領跑的一頭雄獅終於變成了一只不折不扣蝸牛！
毛時代中國最驕人的經濟成就是“兩彈一星”。童年時代的我就經常在宣傳媒體和中小學生作文中看到下面這段文字：
“原子彈、氫彈爆炸成功，萬噸巨輪乘風破浪，人造地球衛星飛上天空……”
今天的“毛左”把“兩彈一星”作為毛時代的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最有力佐證。其實能否造出核武品和衛星與經濟水準並沒有必然的聯系。北朝鮮的經濟水準比南朝鮮落後幾十倍，人均收入只相當於南朝鮮的百分之一。可北朝鮮的金氏政權卻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南朝鮮的核武器工業則是一片空白。
一個國家擁有核武器並不等於這個國家擁有先進的科技；沒有核武器的國家並不表明這個國家沒有制造核武器的科學經濟實力。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眼下沒有核武器，但擁有在短期內制成多牧核彈頭的核潛力。北朝鮮眼下似乎擁有一枚核武器？但想制造“多枚”核彈頭則注定力不從心。
專制國家能夠調動全國的資源集中從事某項“形象工程”建設，在某一領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果。但因此付出的代價也是高昂的，因為國家資源集中用於吸引眼球的形象工程，真正關系國計民生的實用工業則得不到急需的投資，從而造成實用工業的長期落後。
核武器與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也沒有必然的聯系。因為核戰爭沒有勝利者，所以今天的世界誰也不能輕易率先使用原子彈，否則會招致自身的率先毀滅，除非象薩達姆那樣的末世賭徒才會不顧一切瘋狂按下核按鈕。基於核武器只有威懾作用而無實戰效能，今天的世界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物質因素依舊是常規武器。毛時代的中國雖然擁有原子彈氫彈，可常規武器的發展卻嚴重滯後，且不說走向大國之路的海空力量不值一提，就是陸軍使用的大炮坦克，在七九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中也是醜態百出。如果毛時代的中國軍事工業不是率先發展核武器而是發展海空力量，中國在南沙群島的軍事威攝力就會大為增強，也不至於在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昔日連進貢都不夠格的蠻夷小邦的步步進逼下束手無策。這三個撮爾小國在毛領袖時代就開始肆無忌憚地蠶食中國的南海領土。

就算毛時代的中國真個擁有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但一個國家的經濟成就並不單純由經濟增長率決定的，它還取決於這個國家原有的經濟水準。對於一個一無所有經濟起點很低的國家來說，在短期內取得較高增長率是很容易的，就象水溫從零度到一百度很容易上升一樣。一百度的水溫度升高一倍到兩百度很難；可一度的水升高一倍到兩度只需努一點力就能達到目的。毛接管的中國是真個的一窮二白，別說十多點的經濟增長率，如果能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在最初幾年就是百分之幾十的增長率也不是天方夜潭。我的家鄉在分田到戶後，糧食總產量在第一年就翻了兩倍左右。

相對於文明世界的經濟高速發展來說，毛時代的中國經濟其實長期停滯不前。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的經濟總量遠超日本。到了毛後期的七十年代，日本的經濟總量則接近中國七倍。
至於說毛時代的中國“躍入世界六強”更是無稽之談。
下面是1970年中國經濟世界排名
1970年世界各國（地區）GDP總值排名（除蘇聯外，按當時匯率）
01----美國--------1,0255億美元
02----日本----------2068億美元
03----西德----------2037億美元
04----法國----------1470億美元
05----英國----------1236億美元
06---意大利---------1077億美元
07---加拿大----------851億美元
08--澳大利亞---------429億美元
09---墨西哥----------396億美元
10---西班牙----------390億美元
11----瑞典-----------357億美元
12----荷蘭-----------351億美元
13----中國-----------272億美元

那時中國的經濟總量連國土面積只有四萬一千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五百多萬的荷蘭都不如？
…………

綜上所述：毛時代的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毛左”們無識最基本常識的謊言！


二００九年七月一日


13.從郭沫若的三首詩看當代知識分子的扭曲靈魂

知識分子的第一品格應該是“堅守良知”和“說真話”。毛時代的中國，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什麽馬屁都敢拍，就是不敢“堅守良知”；什麽肉麻的話都敢說，就是不敢“說真話”。

近期研究文革歷史，頗為意外地發現了郭沫若在文革期間寫的三首詩。
1966年6月5日，文革剛開始不久，曾承諾不得幹預國事的“紅朝皇後”江青開始在這場浩劫的歷史大悲劇出頭露面的最初公開亮相之時，文革十年中罕有的國際國內作家的一次聚會--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上，郭沫若致閉幕詞，題為《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在向毛澤東表了忠心之後，郭沫若仍感意猶未盡，向在場的“紅朝皇後”即席朗誦了自己的新詩：
《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
親愛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沖鋒，
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5月20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在中國進入白熱化階段，郭沫若寫了一首批鄧應制詩。
《水調歌頭》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風雲。
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
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
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
走資派，奮螳臂。
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項為綱”批透，覆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
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五個月後的1976年10月，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台，同一個郭沫若又寫下了另一闋牌名仍為《水調歌頭》的擁華應制詩。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
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後，鐵帚掃而光。
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粱。
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
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
接班人是俊傑，遺志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
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

郭沫若是我青少年時期最敬重的國產詩人（國外是拜倫）。他早期創作的很多長詩我大多能夠背下來，愛情詩《瓶》直到今天仍記憶猶新，心潮起伏時仍會不經意吟誦起開頭幾句：
月影兒快要圓時，
春風送來一封花信，
我便踱到那西子湖邊，
汲取了清潔的湖水一瓶。
…………
就是這個我曾經無比敬重的浪漫派詩人，在後半生本應是創作的黃金時期，卻淪落為只會歌功頌德趨炎附勢的馬屁文人。除了寫些令人渾身起雞皮疙瘩的的“應制詩”和“中華頌”外，再也創作不出能夠感動心靈的任何只言片語。
是文人無行？還是“說假話體制”扭曲了知識分子的靈魂？
恐怕二者兼而有之。
本人更傾向於“說假話體制”的扭曲作用。
毛時代的知識分子並非只有郭沫若一人的靈魂被高度扭曲，而是知識階層的一種普遍現象。那時的知識分子不是不想寫郭沫若那樣赤裸裸的馬屁文章，而是有沒有資格寫的問題。如果他們擁有郭老那樣的資格和影響力，相信會寫出比上述三首詩更肉麻更無聊的作品。

中國原子能之父，“兩彈一星”的總工程師，全球頂級的科學家錢學森教授早在大躍進時期就用自己掌握的科學理論來為“假大空體制”大唱讚歌了。他在文章中詳盡而“ 科學地”論證糧食畝產能過五萬斤？
“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土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陽光能的30%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養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麽稻麥畝產量就不是現在的兩三千斤，而是2 000多斤的20多倍！這並不是空談。”
在另一篇發表在《知識就是力量》雜志上的文章《農業中的力學問題――畝產萬斤不是問題》中，錢學森進一步從力學專業的角度進行了更細致的計算：
“我們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畝地上的陽光，一共折合約94萬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陽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麽單位面積幹物質年產量就應該是這個數字，94萬斤！自然，高等植物葉子利用太陽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計最高也不過是1/6，這就是說，單位面積幹物質的年產量大約是15.6萬斤。但是植物生長中所積累的物質，只有一部分糧食，像稻、麥這一類作物的谷粒重量，約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這樣算來，單位面積的糧食的年產量應該是7.8萬斤。這是說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為陰天而損失25%，那麽糧食的畝產量應該是5.85萬斤……”

郭沫若和錢學森是中國知識界兩面旗幟。旗幟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說其他知識分子了。
知識分子的第一品格應該是“堅守良知”和“說真話”。毛時代的中國，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什麽馬屁都敢拍，就是不敢“堅守良知”；什麽肉麻的話都敢說，就是不敢“說真話”。
1965年2月，《光明日報》登出毛的《清平樂? 蔣桂戰爭》，郭沫若即撰文大拍馬屁：
“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為詩詞的‘頂峰’；主席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是書法中的‘頂峰 ’。”
郭沫若甘當神權時代的弄臣卻總是討好不得好。1967年6月郭沫若詩頌江青，得到的不是江青‘欽賜’他什麽‘禦物’，而是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夥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的點名批判，兩次叫82歲的郭沫若低頭站起來接受他們的羞辱。罪名是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對秦始皇的一分為二：統一中國是功，焚書坑儒是罪。力倡“一分為二”的毛澤東以秦始皇自居，當然容不得對秦始皇的一分為二。“勸君少罵秦始皇，焚書事業要商量。”要郭沫若為幾十年前的觀點付出代價。
不僅如此，郭的兩個愛子也成為他極力頌揚的“偉光正體制”的犧牲品。
郭的三兒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樂學院用自家的錄音機欣賞西方音樂被人告密，毛下令“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一抓。”郭民英被迫於1967年自殺。二兒子郭世英，因在中國人民大學組織哲學小組討論問題，言辭被人抓住把柄，經人告密後被捕。
“1968年4月 19日，郭氏夫婦得知郭世英被人綁架生死難卜。晚上郭剛好要陪周恩來參加一個宴會，於立群要郭趁便請求周恩來關心一下。盡管郭一個晚上都在周的旁邊，卻最終也沒有開口向周提出任何要求。郭世英終於死於非命。”
在毛時代的高壓體制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戰戰兢兢，只求自保，為了自己一人“過關”不惜犧牲所有的同道親友。郭沫若在宴會上如果向總理為無辜的兒子求情，郭世英應該能逃過此劫。可郭沫若為了怕自己受牽連，寧願看著愛子死於非命也不肯說一句真話？連親生兒子都可以舍棄，就更不用說為民請命，為其他無辜受害者吶喊疾呼了。
這是一個多麽恐怖的“偉光正體制”！
郭沫若的悲劇是毛時代中國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縮影。當代知識分子的靈魂被空前扭曲了，一個個以爭當馬屁精和萬歲吹鼓手為榮。

如果說毛時代知識分子的集體失語是高壓所迫情有可願的話，那麽今天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墜落為“權錢”的奴仆就沒有什麽原由可言了。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政治空氣比毛時代要寬松得多。雖然“說真話”仍受到限制，“堅守良知”就失去了升為“上等人”的機會；但知識分子還是擁有不拍馬屁不說假話的部分“自由”，拒絕歌功頌德違背良心不會象毛中國一樣把你批鬥、遊街、示眾、坐牢、上刑場，至多是不讓你升官發財玩享受。
在這種相對寬松的輿論環境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並沒有回到“堅守良知追求真理”的軌道上來，而是整體淪落為“權錢拜物教”的忠實信徒，爭先恐後圍著“權錢”轉圈，為了升官發財圖虛名什麽昏話都敢說，什麽“肉麻當有趣”的事都敢做。尤其是那些在主流媒體擁有“話語權”的所謂“專家”們，在屏幕上說的話好象越來越大言不慚，越來越無視最基本的常識和良知？汶川地震造成大量學生死亡的豆腐渣校舍存在的“質量問題”是“瘌痢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問題。我們的“鑒定專家”就敢“站在權威崗位上說昏話”，說什麽汶川倒塌校舍“不存在工程質量問題”？並象錢學森當年論證糧食畝產過五萬斤那樣羅列出一大堆“貌似科學”的理論來強奸全體國民的智商？好象汶川是一塊沒有被工程腐敗污染的凈土似的？
我們的“專家”怎麽了？難道真象網民戲謔的那樣墮落成“磚家”了嗎？
在我國的知識階層，“權錢誘惑”好像比“政治高壓”更具摧毀力，知識分子的靈魂在“權錢拜物教”的腐蝕下一樣被高度扭曲。

中國人習慣在印度面前擁有很強的優越感？可印度的知識分子卻把“良知真話”視為共同職責。這個國家的貧富懸殊雖然被中國遠遠超過，但億萬富翁們一樣在擾亂國民的心理平衡。印度的多數知識分子卻能不為所動，為了堅守“良知真話”安貧樂道，視真理如生命，視權錢如糞土者比比皆是。
有一天印度教育部長去某校演講，結束時迎接他的不是什麽掌聲和歡呼聲，而是一位學者從人群中走出來，站到台前指著部長說：
“你剛才說的不是事實！”
…………
正因為有這樣的知識分子，印度國防部那樣的頂級衙門迄今連個空調也沒有，只有一台老式電扇在三軍總司令頭上轉？
而印度的多數白領家庭都有空調的。
面對印度務實較真的知識分子，我們還有優越感嗎？
我們的知識分子怎麽了？


二００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14.中華文明體系中的垃圾桶基因

中華文明史是一部政治社會體制不斷走向封閉的歷史；也是一部扼殺束縛人才的歷史，所以中華文明的活力是不斷下降的，文明發展趨向則是“抑善從惡”和“劣勝優汰”。宋王朝以後的中國對自身和外來文明成果的吸收就象垃圾桶一樣，傾向於吸收文明垃圾。

每逢走在大街上，目光總是不自主地被街道兩旁的垃圾桶所吸引，總是不自主地納悶這東西夠奇怪的，除了垃圾外不裝任何正經東西？今天的垃圾桶和十年前有了很大的改觀，外部形象日新月異；部分大中城市的垃圾桶在大街上還構成以一道獨特的“風景”。但無論這東西外觀上取得了多大的“進化”，內容物卻沒有任何進化，裝的依舊是垃圾！
近些年潛心研究中華文明的進程，為此翻閱了大量的歷史書籍，解讀了大量的社會現象。當我靜下心來探視中華文明的走向和軌跡時，腦海里總有個不詳的東西在里面晃悠。開始還不明白那個“不詳之物”是什麽？等到讀完二十四史，詮釋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年怪狀”時，再驀然回首，發現那個不詳之物竟然是垃圾桶？！
中華文明在古代光芒萬丈，氣吞山河，在世界各大文明中首屈一指。尤其是盛唐文明，吸引了歐亞大陸仁人志士的注目。那時的唐帝國就象今天的美國，世界各地的才俊之士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中國跑；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外國常住居民占了相當大的比重。象今天的紐約有中國人聚居的“唐人街”一樣，那時的長安也有專門供波斯人聚住的街區，整個城市看上去就象一個供世界各色人種盡情表現的萬國人種博覽會。不僅僅首都外國人多,其余大中城市也有不少外國人,就象美國西部舊金山有很多中國人一樣,中國南部廣州的波斯商人在唐末居然超過十二萬!
中華文明最燦爛的時代是春秋戰國時期。那時的中國雖然四分五裂，戰爭是最經常的政治生活，但卻是思想大解放的時期。在異常寬松的政治文化環境下，中華文明表現出璀璨奪目的姿態，在短短五百年的時期內，取得的文明成果比兩千二百年的極權專制社會文明成果的總和還要多。中國是一個缺少思想家的國度，五千年文明史只出了十位真正的思想家，但春秋戰國時期就占了八位。他們是孔丘、旬況、墨翟、莊周、李耳、孫武、韓非子、孟軻；剩下的兩位是胡適和魯迅（筆者自己得出的結論，不具備權威性）。除了思想成果外，與人們生活休戚相關的實用技術和勞動生產率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與周王和鄭伯交戰的春秋初年相比，戰國末期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近十倍的水準，這從各國能夠供養的軍隊人數可以看出來。趙王國在長平之戰中出動了五十萬野戰軍，加上駐守代地的十萬邊防軍和近十萬的城防後勤部隊，趙王國常備軍的總數應該在七十萬左右。春秋初年大諸侯國不過擁有幾千人的常備軍（武王伐紂時紂王出動七十萬軍隊一說不實，就算是事實也是臨時召集的亦農變兵的軍隊，就如美國早期的民兵一樣，而不是由國家常年供養的常備軍），趙王國在立國之初（公元五世紀）的常備軍人數也不會超過七千。假設趙王國在戰國時期面積擴大了十倍，要供養擴充近百倍的常備軍，生產力也應該提高十倍才成。
戰國末期中國的生產力比歐洲高出十倍以上，那時中國收獲量高達播種量的幾十倍甚至近百倍；可歐洲直到十四世紀收獲量仍只有播種量的三至四倍！可見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取得了多大的進展？春秋戰國時期達到的農業生產力水準在整個封建專制時期的中國都無法超過，宋代水稻引進後也只是在南方取得了超越那時的生產力，遼闊的北中國則“濤聲依舊”。甚至直到今天，中國的農業生產率相對於春秋戰國也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與春秋戰國毗連的西漢時期，每個農業勞動力每年產糧兩千斤，每個農業人口每年口糧四百六十八斤，全國每人每年占有糧食六百四十斤。從漢以來的兩千年，我國農業雖然有所發展 ，但農業勞動生產率，每個農業人口的口糧數和全國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糧食數仍在漢代已經達到的水平上徘徊。
從思想界和生產力水準達到的高度，說明了中華文明在春秋戰國時期取得了何等豐碩的成果！
中華文明在漢唐時期也取得了令人炫目的進展。這段時期的文明成果主要體現在軍事、文學成就和國際影響方面，中國人象一個無堅不催的猛士，生龍活虎一樣使山河動搖，帶給地球人以強烈的震撼，引來四夷賓服萬邦來朝。最突出的軍事成就是對匈奴的征服，這個曾經令中國定期進貢漂亮公主的馬上民族，大部被中國收編，小部背井離鄉，向不屬於中國版圖的遙遠西方流浪。這支漢民族的手下敗軍，卻成為西方世界的勁敵。他們一路向西打出，沿途摧毀所有的抵抗，在西方引起多米諾骨牌式的民族大遷徙，並於三百年後戰勝西方最強大的西羅馬帝國，兵臨羅馬城下。羅馬皇帝只好獻出美麗的公主……唐帝國的軍事成就也是空前絕後的，漢民族控制的疆土向西向北各推進了幾千公里，西界一直抵達中亞的塔什幹城。前蘇聯的巴爾喀什湖和貝爾加湖成為中國的內湖。唐帝國最傑出的帝王李世民被各國封為“天可汗”，意為“統治世界的帝王”。
唐帝國的文學成就可以用群星璀璨來形容，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等文學巨匠把中國詩歌推上了後世無法超越的水準，達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高度。
漢唐文明雖然取得了萬邦囑目的成果，但和春秋戰國文明相比無疑要遜一籌。因為漢唐文明在思想界和生產力水準方面沒有取得多大的突破，而思想和生產力是影響文明進程的至關重要因素。思想決定一個民族的視野和價值取向；生產力則決定一個民族的生產生活水準；高水準的價值取向和生產生活水準能把這個民族帶入長久的繁榮進步。
中華文明到了宋代以後開始走下坡路，不但沒產生多少文明成果，相反孳生了不少遺害後世的惡果。最毒害中華民族的惡果就是官僚隊伍的形成就官本位文化的確立，把以後的中國社會推向赤裸裸的“官僚主義”。漢民族的勇氣也在官僚主義的浸蝕下消磨殆盡，從“獨孤求敗”墮落為“東亞病夫”，先後幾次被力量遠弱於匈奴的北方蠻族部分或全部征服，在長達幾個世紀（南中國四個世紀、北中國五個半世紀、燕雲十六州八個世紀）的時間內作了卑賤的亡國奴。
宋文明唯一值得稱道的文明成果是對知識分子的優渥和言論鉗制的放松，開創了近代人類言論自由的先河。在寬松的輿論環境下，知識分子的聰明才智得以部分服務於社會，取得了不少超越前人的技術成果，最著名的要數火藥、活字印刷和指南針。
中華文明最黑暗也最缺乏活力的時代是明清時期，生產力長期停滯，文化界萬馬齊喑，軍事上被動挨打，中華文明開始了大踏步後退，整個社會不是創造新成果而是瘋狂地扼殺已有的文明成果。已被證明的文明垃圾（如官僚主義和極權專制）被繼承下來並發揚光大；優秀進步的文明成果則橫遭打壓直至從華夏文明中鏟除，如明帝國頒布的“禁海令”就是整個地否定唐帝國的對外開放……
綜上所述，中華文明成果在兩千多年的極權專制時期是每況愈下的。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悲劇性的景象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兩千多年的極權專制體制給中華文明種植了“垃圾桶基因”。眾所周知垃圾桶只熱衷於收容垃圾，中華文明一旦擁有“垃圾桶基因”，在文明的繼承延續過程中就會出現“取劣汰優”傾向，熱衷於繼承文明成果中的陰暗落後部分；而淘汰積極先進部分。
中華文明的“汰優”機制表現如下：
中華文明在春秋戰國時期最積極的成果是“思想大解放”，是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可這個最先進的文明成果卻被以後的歷代封建王朝拋棄了。一百年後的漢武帝劉徹制定“罷贖百家、獨尊儒術”的短命決策，把中國人的思想禁錮在“急功近利”的狹小圈子里，奉行赤裸裸的“實用主義”，徹底鏟除了產生思想家的土壤；後世的歷代帝王又忠實地繼承了劉徹的這一惡政並發揚光大，中華文明在思想界因此出現長期的斷層。思想是文明的燈塔，窒息思想的文明等於是在黑夜里走路，要想長時間內不誤入歧途是不可能的。因為在沒有燈光的黑夜里走路免不了摔跟頭，中華文明因此陷入周而覆始的農民起義和外族入侵，文明在“解體--重建--解體”的惡性循環中停滯不前甚至大踏步倒退。
所以漢武帝劉徹是中華文明的第一大罪人！
漢唐文明的最突出成果是“進取精神”，因為富於進取的緣故，中華民族才一次又一次地沖破強敵的環伺圍堵，戰勝了一個又一個的競爭對手，為漢民族拓展出廣闊的生存發展空間，為今天的中國成為領土大國奠定了基礎。遺憾的是，漢唐帝國的“進取精神”被以後的歷代王朝拋棄了，恒邏斯戰役（公元八世紀中期唐帝國和阿拉伯帝國在中亞進行的一次決定東西方命運的大決戰）後的中國人一步步走向懶散、自滿、守舊和固步自封。因為不思進取的緣故，中華民族在與外敵爭戰中一再地失敗，邊防線一次次被外敵突破，疆土一步步萎縮，中國人一次又一次作亡國奴……
“尚武精神”是“進取精神”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人的“尚武精神”是宋帝國的開國皇帝趙匡胤毀滅的。這個極端自私的無聊人物為了家族的一己私利，執切地期望中國人弱不禁風，沒有體力和勇氣與趙姓家族爭江山。如果是僅僅這樣期望到還罷了，最可悲的是趙匡胤在體制建設上作出了一連串的“努力”，為扼殺中國人的勇氣和進取精神作出了制度上的保障。
所以趙匡胤是危害中華文明的第二大罪人！
宋文明的唯一合理部分就是優待知識分子和有限的“言論自由”，但這點可憐的合理內核也被隨後的明王朝給葬送了。朱元璋針對言論自由制定了“文字獄”和“八股文”，對知識分子和言論進行變態的瘋狂打壓。
中華文明的“劣勝”機制在明王朝有了最集中的體現。
中華文明的陰暗落後部分是：極權專制、刑訊司法、官僚主義、崇尚極端、踐踏人權、漠視生命價值、為富不仁、崇尚虛華、形式主義……這些文明“垃圾”是明帝國以前的歷代王朝積澱下來的，明帝國對這些文明垃圾不但沒進行必要的清理，相反全部繼承下來並發揚光大，就象垃圾桶對所有的垃圾來者不拒一樣。
極權專制體制由秦始皇贏政奠定基本框架，漢武帝劉徹在細節上給予充實、宋太祖趙匡胤在制度上作出保障。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手里，中國的極權專制則發展到瘋狂變態的地步。朱元璋不但全面剝奪了平民的參政議政權力，還剝奪了行政要員的行政自主權，把所有的權力全部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皇帝一人的精力和智力畢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應付這個幅員遼闊帝國千變萬化的政治，結果這個體制最大限度地窒息了行政活力，導致惡性行政不作為或藏在體制漏洞中亂作為，官員普通逃避責任、敷衍推諉成為官場時尚，最終導致帝國行政大面積癱瘓。
特務機務和刑訊司法是武則天王朝最大的污點，朱元璋不但全部繼承了這些污點，還加進了自己的諸多“獨創”。武則天只在正統的司法機關刑訊犯人；朱元璋則認為正統司法機關就是再殘暴也仍然顯得“手段不夠狠辣”，碰上意志堅強者仍有可能得不到“自誣”的供詞；於是另行設立直接對皇帝負責、專供偵查、刑訊的皇家特務機構“錦衣衛”，後由他的子孫擴建出相同性質的“東廠”和“西廠”，對抓進去的人進行滅絕人性的刑訊逼供。在“一衛兩廠”里，任何鋼打鐵鑄的漢子都會“坦白從寬、低頭認罪”。
踐踏人權和漠視生命價值現象在中國歷代王朝都不同程度存在過，但到了朱元璋手里則上升到對人權的整體“毀滅”。為了摧殘最基本的人權，嘲弄人性的尊嚴，朱元璋專門設置了“庭杖”的刑罰，就是在大庭廣眾之下專門打“體面人物”的屁股，讓受害者顏面盡失並因此無地自容。中國古文明有“刑不上士大夫”的古訓，尤其不在公眾場合羞辱體面人物。除了武則天漠視這一古訓外，明以前的帝王都或多或少遵從這一古訓，從而使人的尊嚴在上流社會得到了有限的尊重。朱元璋則徹底拋棄這一古訓，把“人權意識”的最後一小塊土壤鏟除凈盡。
從朱元璋的所作所為，我們可以看出中華文明對“文明垃圾”的偏愛；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垃圾桶基因”的存在。
朱元璋是危害中華文明的罪魁禍首！
…………
中華文明的“劣勝優汰”傾向和“垃圾桶基因”的作用不但體現在自身文明成果的傳承方面；還體現在與外族文明的交流融合過程中。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在交納了昂貴的學費，付出了沈重的代價，經過痛定思痛的反思之後，終於意識到以歐美文化為主流的“大西洋文明”不能簡單用“腐朽沒落”四個字來概括；而是擁有不少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先進成果”。於是我們決定“改革開放”，向西方文明開化的現代化強國學習，借以推進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從改革開放到今天，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們從西方學到了什麽文明成果呢？

西洋文明成果的最閃亮部分應該是民主政治、司法獨立、廉潔政府、尊重人權、新聞自由、婦女解放、任人唯才、行政職位向公眾開放、重發明重創造、公平競爭、富人樂善好施、窮人機會均等……這些先進的文明成果我們要麽深閉固拒；要麽在學習借鑒過程中摻和“中國特色”，美味香甜的淮南橘子移植到淮北後變種成又苦又澀的“枳子”。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我們的選舉，民主選舉無疑是從西方學來的，可我們的部分地方政府把選舉“改革”成“走過場”的鬧劇。當歐美文明國家公正公開“直選”各級行政一把手時；我們依然熱衷於“暗箱作業”，預先圈定候選人，甚至於搞什麽“鐵定當選”的“等額選舉”（候選人只有一個）？我們模仿西方搞什麽“女權運動”，可一樣學變了味，不是致力於爭取女人的平等參政議政權、經濟權、工作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力；而是追求爭取女人“墮落”的權力。各位不妨去內地中小城市走一走，看看在麻將館里賭博的都是些什麽人，女人的比例是不是遠遠高於男人（詳情見《女權主義的誤區》）。今天部分名牌大學的大門口一到傍晚時分就停放了不少豪華小轎車，這些豪華小車是接誰的？接出去幹什麽？想必各位也心知肚明。成年女性沒有哪一個不知道武則天的，不但知道，而且奉為效仿的楷模；可有誰知道鑒湖女俠秋瑾嗎？我相信知道的很少，即使聽說過也知之不詳。為什麽會這樣？因為秋瑾是中國女人的精英，武則天則是女人的糟粕；盡管從世俗來看前者是一個失敗的女人，後者是一個成功的女人。
我們在排斥或扭曲西洋文明先進成果的同時；又以不可思議的熱情接納了西洋文明的垃圾。不但全盤吸收了對方的垃圾；還利用我們的“聰明才智”把垃圾發揚光大。西洋文明最典型的拉圾莫於過“性開放”，我們不但學來了，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今天美國的離婚率只有百分之八，我們則逼近百分之二十。美國的政務官在任期內不得有緋聞；我們的地方權力人物則熱衷於“包二奶”。美國離婚自由但絕大多數配偶能作到基本的忠誠，我們的婚外戀則成為時尚，有條件者多想試一試……當中國人因為“性泛濫”導致傳統道德崩潰而大聲疾呼時，我們卻把過錯簡單地推給西方，認定“性泛濫”是改革開放的惡果……
我不止一次地聽見老年人抱怨：我們幹嗎好東西學不來；學壞東西卻一見如故呢？
二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確然讓中國“舊貌換新顏”，城市面貌更是日新月異，上海單從塊頭和外觀來看已經上升為這個星球上最最繁華的都市，連紐約、東京等世界上的一流城市也無法與之比肩。當中國遠遠落後於美國，可上海卻比紐約還漂亮氣派時，人們不禁要問：在金碧輝煌的外表下面，是否有與摩天大樓配套的“內涵”呢？如果摩天大樓的內容物依舊是傳統文明的垃圾，城市的“靚化工程”不等於是在中國國土上更換了一個漂亮點的垃圾桶嗎？
一個民族的文明活力主要取決於體制的開放程度和對人才的寬容程度，開放的體制能極大限度地調動公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寬容人才則能大幅度地提升民族的創造性。一個富於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民族一定能創造出光輝燦爛的文明。中華文明史是一部政治社會體制不斷走向封閉的歷史；也是一部扼殺束縛人才的歷史，所以中華文明的活力是不斷下降的，文明發展趨向則是“抑善從惡”和“劣勝優汰”。

中華文明要想找回一千年前的榮光，上升為這個星球上最最傑出的文明，就必須努力清理掉自身積澱的污垢，勇敢地剔除“垃圾桶基因”，敞開胸懷接納世界先進文明成果，以脫胎換骨的全新心態去擁抱文明進步的“天國之光”。


二OO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15.從日本明治維新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對中西文化的認知水準，現代化領袖人物的素質，對國民教育的重視程度，人才的待遇，擇友的標準，出國考察的差別，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和民族精神的確立。

（一）
紀元1868年，日本的精英集團擁立年幼的睦仁太子繼任“天皇” ，並以動武要脅，迫使日本的實際統治者德川幕府還政於睦仁。睦仁太子即位後，定年號為“明治”。“明治”取自中國《易經?說卦篇》的“聖人南面聽天下，向明而治”。新天皇希望日後自己能像聖人那樣廣納眾議，明察治國。
明治天皇即位之初，日本已退化成為一個積弱不振的國家，內部四分五裂，外部強敵環伺。自1853年美國軍艦打開日本國門以來，日本先後與西方列強簽訂了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日本喪失了很多主權，和中國一樣被文明世界視為不可救藥的劣等民族。
睦仁天皇和“明治精英”對日本民族擁有巨大的責任心，他們不能容忍這種局勢，決定發奮自強，在日本推行現代化的改革，使日本在短期內趕超英美等西方現代化強國。
日本的自強運動號稱“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依舊采用傳統的方式--向戰勝自己的敵人學習！拜英美等強敵為師。一千二百年前日本也曾拜中華帝國為師，在日本朝野推行“中國化運動”（大化改新），把處於草昧狀態的日本民族平空向前推進了幾個世紀。
1868年4月，明治政府發表《五條誓文》，日本的維新運動進入實質性啟動階段。
一、廢除幕藩體制，結束封建分裂割據狀態，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
二、廢除封建特權，取消諸侯公卿稱號，取消對下層人民的限制，剝奪統治階級的特權，實現全民真正意義上的平等。
三、改革土地制度，允許土地自由買賣。
四、廢除封建內地關卡，實現國內自由貿易，對外貿易由國家壟斷改為允許一般人自由經營。
五、推行“文明開化”政策，大力發展國民教育，努力在全民範圍內普及初等教育。
…………
明治維新的宗旨是“脫亞入歐”；內容是“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目標是日本民族的強大振興。
“明治維新”為暮氣深重的日本民族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因素，極大地調動起日本人的創造性、主動性和積極性。日本民族自此踏上了現代化的起跑線，發展速度突飛猛進，僅用了二十五年時間就走完了文明的西方五百年走過的路程。那時日本的經濟發展速度不是用幾個百分點來衡量的，而是每年幾十個百分點甚至成倍增長。那樣的發展速度在今天的經濟學家眼中是不可思議的，但在明治維新早期的日本卻是明擺的事實，與中國1958年那些統計數字有本質的區別。一則明治維新極大地釋放出日本民族的創造活力；二則水溫從零度到一百度是很容易上升的。
日本的“明治維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綜合國力有了飛躍式的增長，在短短二十五年時間內就趕上了西方發達國家，逐步廢除了與列強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成為亞洲唯一的現代化強國。
1894年，中日兩國爆發爭奪朝鮮控制權的戰爭。中國“老師”當時號稱世界第七大海軍強國，日本“學生”則極為勉強地屈居十二位。決戰結果是中國老師以絕對優勢的兵力一敗塗地，“東方無敵艦隊”“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中國割讓台灣和彭湖列島；賠款二億三千萬兩白銀（其中三千萬兩贖遼費）。
伊藤博文在與清廷代表李鴻章簽下《馬關條約》後，曾自豪地說：“經這場日清戰爭，西洋人相信不會再把日本國旗中央的紅球比喻為一塊封住信封的紅蠟印，以嘲笑日本的鎖國落伍。相反的，日本國旗將回覆原來的意義，紅球將象征一顆東升的太陽，與世界各文明國家為伍，不斷地向前和向上移動。”
1905年，日本帝國與歐洲強國俄羅斯為爭奪中國東北的控制權爆發戰爭。沙皇俄國有七十個日本那麽大，軍事力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是陸軍第一海軍第三。決戰結果是日本取得了完全勝利，沙俄太平洋艦隊在對馬海峽全軍覆沒。這是近代史上亞洲第一次對對歐洲強國作戰的勝利。
日本自此躍升為世界級強國，綜合國力僅次於英、美兩國，位居世界第三位！距明治維新只相差三十年多一點的時間。
日本民族的最大弱點是器小易盈，並因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二十世紀上半期，已經成為世界強國的日本突然忘了自己還是個“學生”（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成績不錯的“好學生”），舉國上下患了可怕的“偏執狂”（中華民族也經常患類似的病癥），天真地認為大和民族天下無敵；於是想過過“老師癮”，夢想一夜間成為世界的主人。在“偏執狂”的錯覺下，日本象一個夢遊者，在悍然出兵中國的同時，又極不明智地向世界上的龐然大物美國開戰。戰爭結果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日本成了戰敗國，現代化城市成了真正的廢墟，本土第一次被異族攻占，明治維新的成果喪失殆盡，一切又回到了從前，甚至不如從前。
日本民族瀕於亡國滅種的邊緣！
在民族危亡的關頭，日本人在劇痛中清醒過來了，終於意識到自己的“學生”身份，於是放下“老師”的架子，再度拜倒在既是仇敵也是“老師”的“山姆大叔”腳下，一邊痛苦流涕一邊請求老師再度收下這個不孝的學生。
美國佬被叛逆學生的真誠懺悔感動了，答應再教導日本學生一次。
美國對日本的再教育是明治維新的繼續，在日本“移植”美國式的民主，根除極權專制的殘余，尊重人權，尊重科學，尊重理性……
日本人確然是世界上最最虛心的學生，沒有幾個日本人意識到這是美國佬在搞“文化侵略”，居然踏踏實實地按照“仇敵老師”提供的模式在日本推行美國式的民主改革；打敗日本的麥克阿瑟將軍是改革的總設計師。
日本人好學的優勢又一次收到了豐厚的回報。
二戰結束後，日本成了真正的廢墟瓦礫國，再度遠遠落後在中國的後面。日本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推行“麥克阿瑟改革”後，經濟突飛猛進，以全球最快的發展速度向前邁進，只用了幾年時間就再度趕上中國，並在六十年代迎頭超越過去，把中國遠遠地甩在後邊。今天的日本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頭號經濟大國，綜合國力居世界第二位。
日本二十世紀中期的民主改革被稱為第二次“明治維新”。
前幾年美國風行一幅漫畫，畫面是美國的天空砸下數不清的日本彩電和汽車……漫畫的題目是“勿忘珍珠港”！
美國老師終於意識到：學生正在趕上並超越自己！
…………

（二）
與日本明治維新同時，中華帝國也啟動了現代化進程。
中國開始現代化的時間是1861年，以帝國外交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成立和曾國潘在安慶設立“軍械修理所”為標志，比日本開始“明治維新”要早七年。
中國現代化初期的條件比日本優越得多，雖然經歷了兩次對外戰爭的失敗，但在國際上仍保持一等強國的尊嚴；日本在世人眼中則是三流末國。中國擁有一千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遼闊領土和三億五千萬人口（比十年前減少五千萬，太平天國時期中國人把中國人打死了一個億）；日本的人口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國土則是三十分之一（三十七萬平方公里）。中國是自然資源配套比較齊全的國家，發展工業所必需的能源礦產基本能夠自給；日本的自然資源幾乎等於零，除了硫磺外，發展工業所必須的煤、鐵、石油等資源全靠進口……總之天時地利都站在中國這一邊，現代化成功的概率應該比日本大得多。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經歷了三個階段：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洋務運動；世紀之交的戊戌維新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
中國的現代化直到今天還未取得最後的成功，目前正處於關鍵時刻。
“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同時，但目標和結果大相徑庭。中國的自強運動，名義上雖然是“自強”，但其真正目的不過是想藉此對外嚇阻列強勿再對華作進一步的侵略，並維持中外不平等條約關系的既成事實；對內則想穩定住太平天國及撚回起義之後中國社會的舊秩序。它缺乏一種推動社會向一個新的方向繼續發展的動力，也沒有一項為達到“自強”目標而擬定的全盤性計劃，更從未能鼓動起全國官民愛國的熱情，以全力以赴推動此運動至較高的層次。很明顯，這一所謂"自強"運動無論在作用上還是在意義上，其對內的性質都遠較對外的性質濃厚得多。
在此狹隘政治目標的指引下，洋務派官員基於“立國之道，尚禮義廉恥；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的指導思想，制定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自強策略，也就是在不變更中國傳統政治體制和文化思想的基礎上，向西方學習制造先進武器的技術，從而增強“反民族政府”的統治能力；有效地鎮壓平民暴動和對國家民族真正有責任心的持不同政見者。洋務派官員認為中國的傳統制度完美到近乎至臻，象日月那樣光芒萬丈，永存萬世；認為“中華的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因而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以維護落後過時的極權專制制度……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特權世襲制社會，特權階層極少有人關注國家民族的命運，只關心自己的特權利益。鴉片戰爭以後，他們一方面被外國的堅船利炮和山崩地裂的平民暴動所困擾，深感自己特權的危機和力量的衰弱，對中國器物技藝的落後體會深刻；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自己的特權受到哪怕是一絲一毫的減損和制約。他們企圖在不損害自己特權利益的前提下，學習西方制造武器的先進技術；同時又能繼續淩駕於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之上，永遠騎在中國人頭上作威作福。
達官貴人的“特權”都是建立在傷害國家民族基礎上的，在維護“特權”的前提下謀求國家民族的強大是不可能的！
洋務派官員的自強策略在執行過程中遇到了真正的困擾：花掉大量老百姓的稅錢從西方購進先進的堅船利炮後，由誰來操縱這些堅船利炮，就屬於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範疇內要解決的問題。中國傳統的人事體制是任人唯親，賄賂請托和裙帶關系決定一切。一艘新式軍艦駛回國後，誰來當艦長就決定這艘軍艦的作戰實力。通常情況下，能夠決定這艘軍艦命運的權力人物習慣任命那些看上去恭順且勤於“送禮”的下屬任艦長。歷史的經驗幾千次地證明“恭順”且“出手大方”的“政客官僚”都是些不學無術、品格低劣且沒有任何責任心的人渣，他們上任後最熱衷的差事就是受賄弄權。現代化軍艦落在這些人手里，不是成了一堆廢鐵就是一台嚇人的燒錢機器。
這里打一個更現實一點的比方：航空母艦一直是中國人不易消逝的夢想，不想擁有航母的中國人也許挑不出幾個。假使前幾年中國花了幾百億納稅人的錢從俄羅斯買回一艘核動力航空母艦，由陳希同來決定航母艦長的人選（陳希同那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和一百年前的直隸總督李鴻章一樣級別），他極有可能任命賴長星之類的人物擔任艦長？！假如賴長星當了航母艦長，他任用航母官兵的標準一樣是“送禮的輕重”和“恭順的程度”。航空母艦落在這號人滓手中，除了每天燒掉上千萬納稅人的錢外還頂屁用？
所以企圖在不變更傳統政治體制的前提下，單靠學習制造先進器物的技術來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不是“極端的自私”就是“絕頂地天真”！
反觀日本明治維新的過程，其政治目標則十分明顯。日本維新諸領袖自始就擬定了全盤而富有長遠性質的計劃，以謀在控制式的政制結構之下，從事全國性的革新事業。他們很快地將其政策與近代式的民族主義精神相結合，全面鼓動起日本整個民族的熱情，而以爭取日本國際地位的平等為其首要目標。在這樣的情勢下，很明顯，日本的維新措施是全面性質的，並無器物技藝，制度或文化思想等層次的次第可言，而是采取三個層次全面並進的方式。
盡管中日兩國在現代化初期處於相似的基礎和起點，但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的結果完全不同。日本國力全面上升，國民素質躍升到和西洋文明人士站在同一個水平線，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文明富強國家；中國的國力則停滯不前，從一等強國墮落為三流末國。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工業呈跳躍式增長。1868年全國只有405家工業企業，且主要是手工工場；1893年增加到3344個，且絕大部分是機器工業。鐵路里程數也呈數百倍增長；蒸汽動力船總噸位從15498噸增至110202噸；金融機構從2家增至703家……通過明治維新，日本實現了社會形態的轉變，從落後的封建諸侯國變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在迅速崛起的同時，逐步廢除了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收回了國家主權，擺脫了民族危機，成為亞洲唯一獨立自主的近代資本主義強國。
中國的情況則正好相反：1903年，中國自辦的較大工礦企業只有185家；資本總數5559萬元，只有日本的幾十分之一；輪船556艘共45580噸，還不及日本同年的7%。重工業的發展更為可憐，創辦時間還早於日本八幡制鐵所的漢陽鐵廠，前後投資達3300余萬兩白銀，原料條件下遠比八幡為優，但因依靠腐敗的官僚體制運作方式來經營近代企業（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始終未能順利生產，最後經營權反被日本操縱，成為日本八幡制鐵所生產原料的基地。洋務運動中興起來的一批近代企業，根本未能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甲午中日戰爭後，洋務派苦心經營的近代企業絕大部分宣告停止和破產；舊的不平等條約不但沒有廢除，還在不斷簽訂新的割地賠款條約，《馬關條約》賠款二億三千萬兩白銀；《辛醜條約》賠款數額達到四億五千萬兩白銀，一個真正的天文數字！台灣和彭湖列島也自此脫離中國的懷抱；面積達156萬平方公里的外蒙古（面積有四個日本那麽大）也在二十世紀初從中國脫幅而去；十九世紀末列強還在中國爭奪勢利範圍，在中國建立“國中之國”，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如果不是美國的幹預和空前的好運氣，瓜分就會成為事實。中國現代化第一階段就這樣在極不光彩的結局中落下帷幕。
甲午中日戰爭後三年，在亡國滅種的威脅面前，清帝國中央政府里唯一有遠見和民族責任心的末路英雄光緒皇帝，任用知識分子精英層中的有識之士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在中國推行“明治維新”式的變法。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帝國官僚集團除了狹隘自私外就是固執短視，寧肯國家滅亡也不願特權受到任何損失，用屠刀把可望使中國趕超日本的變法鎮壓在血泊之中。中國權力集團自此失去了自我更新的機會，政治變革只好通過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來完成，中國陷入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血腥戰亂。內戰、分裂、外族入侵和瞎折騰，把中華民族折騰得遍體鱗傷，人類文明史上最關鍵的幾十年，中國人在混亂中錯過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中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中國務實派掌舵人鄧小平先生為了讓十億中國人吃飽肚子，於八十年代初期推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再度把中國推入現代化的門檻。鄧小平的後繼者汲取了上世紀洋務運動的教訓，把改革開放從廣度和深度推向一個更深的層次，在經濟改革起得一定成效的基礎上部分啟動政治改革。這次改革開放離最後的成功還有一段距離，但取得的成績已引起世界的關注，中國人第一次吃飽了肚子，並開始探討限制特權和“實現社會公平”的途徑 。今天的中國已站在山坳上，是走向文明公平的英美還是走向貧富懸殊腐敗叢生的拉美，全在中國人自己，一失足將成千古恨。


（三）
中日日兩國的現代化同時起步，起步時的社會基礎和外部環境有著驚人的相似，中國現代化的條件比日本要優越得多，可現代化的結果是日本在一百年前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國迄今還徘徊在“十字路口”！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悲劇性的結局，原因是多方面的，無數的學者已經作出了詳盡的探討， 我這里只想列舉幾個國人容易忽視的“現象”，這些“現象”也許是“細節”性的，但“細節”有時同樣能夠決定歷史的進程。
（一）、日本人在向西方學習時，只看到西人的優點，同時與自身的弱點進行對比，於是痛定思痛，態度格外虛心。中國人在這方面正好相反，在自我感覺良好的同時習慣放大西人的弱點，甚至閉上眼睛不看對方的優點。在對待西人的長相方面，中日兩國的對比就格外鮮明：
日本人看到西人體型高大健壯，反觀自己則是名副其實的“五短身材”，於是在羨慕之余認真探求西人高大的秘訣，最初得出的結果是西人喜食牛肉，顯外牛肉有利於身體長高。天皇聽完營養學者的報告後當即下了一道敕令：
“那就讓日本人多吃牛肉吧！”
天皇的這道敕令顯然有“盲從”的成份，因為身體高大與吃牛肉並沒有確切的因果關系；但日本人多吃牛肉後真的長高了，先前的日本人比中國人矮得多，中國一直稱日本人為“倭寇”，今天的日本人平均身高則超過了中國人。
日本人眼中的“帥哥猛男”在中國人眼中則是不堪入目的，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看西洋人的白皮膚象“癆病鬼”，黃頭發象“野人”，藍眼睛則有如“鬼火”……至於西洋人體型的高大中國人則視而不見。那時中國男人的尊容是剃掉了半邊頭發，腦後垂著一條“豬尾巴”式的長鞭子，和人高馬大的西洋人沒有可比性。可中國人卻真誠地認為自己很“帥”對方很“醜”。
（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本和中國都曾派員去國外學習考察，日本人在這方面遠遠走在中國前面。最令人稱道的就是1871年的巖倉遣外使節團，這個使節團幾乎出動了“半個明治政府”，用近兩年的時間考察了歐美12個國家的各種制度，如此大規模的高官出洋考察不僅是世界創舉，而且是在新政府誕生不久，政權基礎未穩時進行，充分反映出日本人好學心切的精神。這種精神，恰恰是當時滿清中國所缺乏的。相比之下，洋務運動期間，滿清的達官顯貴基本上沒有出國系統考察過西洋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李鴻章是出國次數最多的政府官員，但他出國的目的僅限於軍需品采購和簽訂割地陪款的不平等條約。直到本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在錯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機會之後第三次邁進了現代化的末班車，出國“考察”竟然成了一股風潮，不但影響並決定國家政策的高級官員經常出外考察，連一些貧困縣的縣長書記們也都一窩蜂地拿公款往國外跑，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國家政要出外考察合理且必要，因為制定科學理性的政策需要學習借鑒世界文明的先進成果；但貧困縣的“七品芝麻官”們紛紛出國“考察”是否確有必要就值得懷疑。中國有兩千多個縣，有幾個縣的縣長書記們沒有去歐美“考察”過？有幾個縣級局的“一把手”沒有去過新、馬、泰？其中又有幾個是真正為了“國事和公事”出外考察的？2003年，中國出外“考察”的可統計費用達2000多個億人民幣！花了這麽多納稅人的錢，我們的七品縣官們從外國究竟學到了多少東西？又為納稅人謀了多少福利？
日本的“巖倉遣外使節團”在歐美各國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工廠、學校和科研機構；中國的“七品縣官”們最熱衷的去處則是商場、旅遊區和娛樂場所？
去年一位升了局長但尚有點良知的朋友從新、馬、泰“考察”歸來，我請他談談這次出國有何收獲，他說什麽收獲也沒有，就是見了點世面，我聽後大感詫異：
“你們出國考察了半個月，怎麽可能什麽收獲也沒有呢？你們在外究竟幹了些什麽？”
“你真的想知道？”
“當然想。”
“上車睡覺，下車撒尿，白天購物，晚上打炮！”
…………
（三）、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是“全盤西化”，不是單從器物技術；而是從政治制度，經濟組織、社會結構、文化教育和生活習性全方位學習西方。但日本人並沒有因此走向民族虛無，相反在學習西方文明過程中極大地強化了日本人的民族凝聚力。洋務運動時期的中國在學習西方器物技術時深怕沾染上西人的政治理念和思想文化，一再強調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但戲劇性的結果竟然是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反而不如日本。日本人的愛國和民族精神是有目共睹的，日本軍人臨陣脫逃、叛變國家和充當“日奸”的概率幾乎等於零；中國軍人在民族危亡之際叛逃和當漢奸絕非“個別現象”，抗日戰爭時期日本軍隊進攻中國的民族武裝時，很多情況下都是中國的漢奸軍隊打頭陣。
（四）、日本和中國在向西方學習時都有“選擇性”。日本人注重學習西方的文明成份，尤其注重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理念；對於文明外殼下隱藏的“反文明音符”則能明智地剔除。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一樣有“選擇性”地學習西方，但中國人沒有學習到西方的“文明內核”--民主、人權和法律思想；相反有相當一部分國人學來了西方在十八世紀現代化早期流行的“性開放”和黑社會組織。今天的中國人在“性解放”方面無疑比西人走得更遠，以“性解放”著稱的巴黎，夫妻相互忠誠的概率在百分之八十九以上；我們呢？2000年日本的離婚概率只有2.6%；中國則超過14%！
（五）、日本明治維新的領袖人物高彬晉作、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巖蒼具視、西鄉隆盛等人精誠團結，自初就培養出一種協力合作的精神，表現出一種共同對其國家命運精忠專一的意念。這些“明治精英”出仕時均在少壯之年。明治元年即1868年，他們之中最年長的巖倉具視只有43歲，西鄉隆盛 41歲，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則在35至41歲之間，伊藤博文甚至只有27歲。他們精力旺盛，幹勁充沛，對於維新諸措施應取的步驟與方向，基本上大家都一致。他們在維新之初，就共同認識到日本不只需要在器物技藝的層次上變革，在政治制度、經濟組織、社會結構、教育制度、財政制度及文化思想等方面，也同樣需要從事全盤性的改革。中國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之流從來沒有真正團結合作過，在關系國家命運的大政方針上各執已見，互不買帳，在自己的轄區內各自為政，自行其是，甚至巴不得同道失敗倒大黴。甲午中日海戰期間，中國另外的三支艦隊竟然拒絕支援身陷重圍的北洋艦隊，在他們眼中，北洋艦隊敗得越慘他們就越有面子。在年齡方面，這三個人真正掌握自強運動的實權時差不多都成了垂暮老人，平均年齡在六十歲以上。
（六）、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舉國上下都體現出強烈的危機意識，對全盤西化全力支持，並為之付出艱苦的努力。中國人則一直自我感覺良好，死抱著“四大發明”和“五千年文明”的牌位不放手，抱著“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拖等哲學”，不願為“文明自強”和根除自身劣勢作艱苦的工作和不懈的努力。
（七）、伊藤博文在27歲那一年就被政府委以樞機重任，這位出生於長州（現山口縣）的日本首相，幕末時期曾偷渡到英國，在倫敦大學專修西方政治、軍事和法律，從中意識到日本開國學習西方的迫切性。回國後，他先是投身到反幕尊王運動，跟著在明治時代致力於推行國家的現代化事業，終在19世紀末見證了日本以武力擊敗中國，幾年後又勝俄國，逐步擺脫了西方列強的殖民枷鎖。伊藤博文的經歷是日本重視人才的最生動例證。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是壓制人才的，中國上上世紀最傑出的思想家嚴覆是伊藤博文在英國的同學，成績一直在伊藤博文之上。可嚴覆回國後長期報國無門，最後居然淪落到在坊間譯書謀生的悲慘境地。
（八）、日本在現代化早期極為重視國民教育，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在國內普及初級教育，教育拔款一直是財政支出的重中之重。日本政府很早就認識到：國民素質是一個國家的真正實力所在，在一群低素質的國民中，再好的政策也沒有幾個人能夠理解；再壞的政策說不準會被捧為“英明決策”。一項政策連理解都顯困難，就更不用說很好地付諸實施了。二十世紀以前，中國的教育一直是上等人的專利，廣大中下層人民受教育的機會即使有也少得可憐。洋務派官僚也沒有認識到國民教育的重要性，不願在教育上花一分錢。直到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才建立起幾所少得可憐的新式學堂，辦學經費還是英美等列強提供的，他們把中國政府支付的“庚子賠款”返還中國辦教育，想起來真讓人在傷心落淚之余又啼笑皆非。此時的日本已實行全民強制性義務教育，在全國範圍內普及了初等教育。
（九）、在現代化進程中，中日兩國都曾派出留學生去西洋留學。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派出的留學生數量遠遠大於中國，這些留學生學成後大多能回到日本並得到重用，把學來的知識最大限度地服務於日本的現代化。中國洋務運動期間前後共派出了三批留學生，每批三十人。這里有一個戲劇性的現象：那時中國的達官顯貴從骨子深處輕視西洋文明，沒有幾個人為子女爭取出國留學的機會，所以中國派出的第一批公費留學生很多是平民子弟。這些留學生到達英美後，每天還要對萬里之遙的紫禁城行三跪九叩禮，花大量精力背誦與富國強兵風馬牛不相及的“四書五經”……這些留學生回國後，沒有幾個人被政府重用過，相當一部分留學生還流落民間……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開始陸續派出大批留學生去西方學習科學技術，可這些留學生在異國學業有成時大部分拒絕回國，寧願在異國洗盤子當清潔工也不願回國當教授？
（十）、日本在明治維新初期，認為亞洲的中國和朝鮮等國已經不可救藥地墮落了，積弱不振且疾病叢生，日本如和亞洲的弱國攪在一起就是自甘墮落，就會象患傳染病一樣沾染上這些國家的惡習和劣根性。日本要象富強就得和中國、朝鮮保持距離，和文明水準較高的國家作朋友，這樣日本民族所受的外來影響就會正面多如負面。所以明治維新的宗旨是“脫亞入歐”，讓日本擺脫亞洲的消極影響，並進而與文明的歐洲站在同一個水平線……
中國因為一直是“天朝大國”的緣故，骨子深層有一種“老大哥情結”，在現代化進程中選擇朋友的方式和日本正好相反，喜歡和貧窮落後的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作朋友。這些國家在承認中國是“老大哥”，使中國部分找回優越感的同時，也把自身的“落後病菌”傳染給中國，並助長了中華民族自滿自大的心理，從面缺少必要的危機意識，在學習西洋文明時“半心半意”，導致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步履蹣跚，一波三折……
中國古老的智慧小冊子《增廣賢文》里有這樣一句話：“結交需勝己，似我不如無”。日本人把中國的古老智慧忠實應用到外交上；中國人則把曾經擁有過的智慧拋到一邊。
（十一）、明治天皇頒布的《五條誓文》里：正式宣布剝奪統治階級的任何“特權”，取消公卿貴族對下層人民的限制，實現全民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廢除封建內地關卡，實現國內自由貿易，對外貿易由國家壟斷改為允許一般人自由經營。我們直到今天還在為爭取取消“特權”和廢除內地關卡作收效甚微的努力，可見中國的現代化依舊面臨嚴峻的挑戰。
…………
我不想再往下說了：


二00六年二月十二日


16.從晉王朝的奢華看今天的高消費

短命的晉帝國是一個空前富庶的王朝；也是一個空前沒落的王朝，社會享樂至上，人欲橫流，官場腐敗，民眾頹廢，民族精神被赤裸裸的物欲淹沒。今天的中國社會和晉帝國有諸多相似之處，我們應該從中汲取什麽教訓呢？

紀元二百八十年，晉帝國開國皇帝司馬炎指揮二十萬雄師南下長江，向割據江東的吳帝國發起了最後的總攻。陸軍總司令杜預統率的野戰軍勢如破竹，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橫掃長江北岸，沒費多大氣力就把前來迎戰的吳帝國主力兵團打得全軍覆沒。水軍司令王浚統率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艦隊出長江三峽，順水放舟，在江磧要塞用火船焚毀了封鎖江面的“千尋鐵鎖”，吳帝國自號固若金湯的長江防線灰飛煙滅。吳帝國末代皇帝孫皓在石頭城上看到南京江面的千艘戰艦耀武揚威，聽到甲板上的水兵擂響的震天戰鼓，知道自己的迫害狂癥快要痊愈，和平時代勇於殺人的勇氣飛到爪哇國去了。在罵了一通部下貪生怕死和說了幾句除了給自己壯膽外沒一點用處的狠話後，虐待狂皇帝命令外交部長在城上樹起了降旗，稱雄江南近八十年的孫氏政權自此退出了歷史的舞台。
從上世紀甲子年（紀元一百八十四年）黃巾邪教徒挑起全國性的血腥內鬥開始，到吳帝國“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噩夢連環的中華帝國在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分裂動蕩後重歸一統，一個光輝的時代在不遠的前方向中國人深情揮手。新時代的開創者司馬炎躊躇滿志，在這一年有充分的理由處於感覺上的最佳狀態。他開創的偉業驚天動地，在歷史上只有贏政、劉邦和劉秀等區區三人可與之相比，但他的業績似乎閃耀著更明亮的光輝。司馬炎出身高貴、長發委地、兩手過膝，是妙齡女郎愛得噴血的標準美男子。劉邦出身市井流氓，劉秀出道前幹什麽雖不可考，但肯定也不是什麽體面職業，否則官修史書一定會大書特書，八成也是一個不務正業的農夫！二人相貌中平，和豐神俊秀的司馬炎沒有可比性。贏政的出身和人品雖和司炎不相上下，但嬴政統一中國大小百余戰，用了近十年的時間；司馬炎則在一年之內一戰定天下！由此可見，司光炎似乎是前無古人且極有可能後無來者的偉大帝王，當時的各種跡象也表明他會領導飽經苦難的中國人再造輝煌；他的王朝也會光芒萬丈千秋萬歲。
和劉邦劉秀相比，司馬炎確然有更多似乎“高明”的見識。二劉在辛苦得天下後，仍然沒一刻放松過，終日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認為打天下不易守天下更難，有生之年一直不肯放開身心享受一下。劉邦在當皇帝後仍親冒矢石討陳豨戰英布遠征匈奴，征匈奴時差一點餓死，討英布時胸部中了一箭，最後就因箭傷覆發提前見上帝。劉秀得天下後仍勤奮自律，食無厚味，不好女色，裁減冗官，減稅減負，與民休息。二劉在天下大定後並非沒條件享受，或者沒有享受的嗜好，而是二人有更為深遠的智慧，對創立的王朝和自己的家族有強大的責任心，力求在有生之年盡心竭力加固王朝的根基，盡可能消除王朝內外的不安定因素，使辛苦打下的江山能夠延續盡可能長一點的時間。司馬炎不愧是空前絕後的開國帝王，在創立統一中國的驚天偉業後應該幹什麽，此君與前輩有絕然不同的想法：他認為天下一統，四境無敵，身為國家元首的他不用自尋煩惱，沒事找事；應該盡可能地利用眼前的優越條件娛悅身心享受生活。人的一生如白駒過隙，時光稍縱即逝，不稱人生盛年及時行樂，等到“白了壯年頭”再想找快樂就力不從心了……
對於一個男人來說，享受生活的最好方式就是“醇酒和美女”，深諳享受之道的司馬炎對這兩樣“物事”也特舍得下功夫。晉帝國大軍征服吳帝國後，司馬炎對江南的戶口錢糧的興趣遠遠小於對吳宮館娃的興趣。按常理一個國家征服另一個國家後，第一要務就是統計戶口澄清吏治和恢覆社會治安，可司馬炎的第一要務就是敕令軍將在江南朝野搜羅美女。除了把供孫皓淫樂的宮女全數運往洛陽皇宮外，還在民間強搶了一大批美女北上“候選”。司馬炎的宮女一下子膨脹到一萬多人！就算每天都有精力幹那事，一天換一個女人也得三十年才能遍施雨露。就算司馬炎是金剛不壞之身，能夠在床上連續作戰三十年，輪到後面的宮女見到皇帝時已成老太婆了！因為宮女太多，司馬炎眼花繚亂，每天退朝後發愁晚上去哪里睡覺。一個善於奉迎的太監想出了一個歪點子，建議皇帝每日散朝後乘著羊車，隨意遊歷宮苑，既沒有一定去處，也沒有一定棲止，但逢羊車停住哪個宮門，就賞那位宮女“一夜情”。有位宮女為了早一天獻身皇帝，情急之下想出了一條妙計：在門戶上插上竹葉，地上灑上鹽汁，引逗羊車停駐。羊喜吃竹葉食鹽，走到門口自然停下來一飽口福。宮女遂出迎禦駕，把司馬炎弄上床全身心侍候。司馬炎樂得隨緣就份，就和這位宮女相擁而眠。沒幾天宮女的妙計露了餡，其他宮女紛紛仿效，於是皇宮戶戶插竹，處處灑鹽……至於吃喝玩樂，變著法子尋開心，司馬炎更是花錢如流水，把納稅人的錢不當回事，常常在吃過山珍海味喝夠瓊漿玉液後身心俱泰，以至忘了當天是什麽日子。歷史上的任何一個開國皇帝在一統天下之後，因為納稅人增多，很自然想到減稅以收買民心。司馬炎滅吳後納稅人增加了一倍，可他不但沒減稅，還想盡花樣向老百姓要錢，甚至把官帽子拿去賣錢……
說句公道話，司馬炎除了恣情縱欲，貪圖享樂，對國家民族沒有長遠的責任心外，他本人的品格到不失大度厚道，象亡國之君劉禪、孫皓，前代末帝曹奐，從皇帝寶座走下來後幾乎沒受到什麽迫害，好酒好肉安享余生。對於直言敢諫的臣子，武帝雖不能采納其言，但也不因對方當眾潑自己的面子而惱羞成怒。太康三年，司馬炎在南郊祭祀上天和列祖列宗後，自我感覺特好，隨口問身邊陪同的司法部長劉毅：“朕與漢朝諸帝相比，可與誰齊名啊？”吃了豹子膽的劉毅居然不領情，給了皇帝一個軟釘子：“漢靈帝、漢桓帝”。眾所周知，桓靈兩帝就是昏憒無能，開創中國賣官鬻爵先風的酒肉皇帝，大漢的鐵統江山就是斷送在兩人手里。劉毅把一統天下，自詡英雄蓋世的開國皇帝比成這兩個現世寶，司馬炎的震驚和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也僅僅是震驚而已，沒有象別的昏暴帝王一樣給對方脖子賞一刀，而是問：“怎麽把朕與這兩個昏君相比？”劉毅回答說：“桓、靈地二帝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還不如桓、靈二帝”。司馬炎聞言大笑，“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顯然比兩人強些。”由此可見司馬炎的明白和寬容。一個明白寬容的皇帝按理應該能成為一個很不錯的守成英主，但貪圖享受和沒有責任心抵消了司馬炎的優點，使他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昏憒荒唐的開國之君（分列時期那些割據一方的小國皇帝除外）。對於一個平民百姓來說，好享受和不負責也許談不上十惡不赦，但對於一個權力人物尤其是國家元首來說，這兩個缺陷則是不可饒恕的，對國家民族的危害甚至超過昏庸和殘暴。
國家元首奢華成司馬炎那個樣子，就不愁官僚隊伍不竟相效尤。歷史上任何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在開創之初，都有相當旺盛的進取心和開拓精神，君民臣子群策群力，生龍活虎一樣使山河動搖，為王朝的長治久安打下深厚的根基。也許只有晉帝國是個例外，司馬炎君臣在天下大定後，也象其他開國王朝一樣精力充沛充滿活力，所不同的是晉帝國權力人物不是把富余精力用於開疆拓土抵禦外侮和勸課農桑勵精圖治；而是用於驕奢淫逸和追求享受上。這里有必要再現幾幕晉帝國立國之初豪奢淫逸的畫面：
晉武帝統治中後期，國家無事，文恬武嬉，奢侈無度，宰相何曾每日三餐飯最少要花費一萬錢，還愁沒有可吃的菜，以至經常無處下筷子。以當時的購買力，一萬錢相當於一千個平民百姓一個月的夥食費，何曾奢侈的程度簡止荒唐得噴血！有其父必有其子，何曾的兒子何劭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個不學無術的荷花大少“食之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每日的夥食費是乃父的兩倍。有司馬炎、何曾之流的高官顯宦在上面垂範，帝國的各級官吏不再把安邦治國濟世安民當回事，而是把全部精力用於追逐紙醉金迷、竟相鬥富的荒唐生活。
談到晉帝國的奢華浪費不能沒有石崇，他與國舅王愷鬥富的故事家喻戶曉。
石崇是晉帝國的超級富豪，在荊州州長任上指使治安部隊假扮強盜，靠打劫富商大賈的血腥勾當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政府官員強搶豪奪居然無人過問，由此可以想見晉帝國吏治腐敗到了何種地步！石崇當強盜致富後，用贓款行賄上司，得以入京作官，加入了坐在辦公室貪污受賄的官僚隊伍，積下了更大的家當，成為晉帝國的超級大款。他在京城建造了豪華的居室，僅妻子就有一百多個，每人頭上和手上金光閃爍，穿戴的首飾價值連城。石崇每天的工作就是和達官貴人公子哥兒吃喝嫖賭，流連聲色，拿贓款賭明天……
王愷是司馬炎的舅父，靠裙帶關系貪污受賄積下億萬家私。此翁的官職和社會地位比石崇高，聽到石崇的豪富水準後心理很不平衡，在百姓饑寒交迫的歲月竟異想天開地和下級暴發戶鬥起富來。石崇是名副其實的土肥佬，絲毫也意識不到和國舅鬥富的後果，居然很自信地接受了挑戰。兩人鬥富從廚房開始：王愷用麥芽糖涮鍋，石崇用蠟燭當柴燒；然後賭到了路上：王愷在四十里的路面用綢緞作帷幕，石崇針鋒相對地把五十里道路圍成錦繡長廊；最後又回到房子上賭：王愷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則用赤石脂作塗料……王愷屢鬥屢敗，情急之下想起了最後的一張王牌，便入宮晉見外甥司馬炎，祈求皇帝助他一臂之力。司馬炎如果有帝王之風，就應該勸舅父即刻停止這種變態行為，然後在全國整治奢靡浪費的邪風；可司馬炎的回答居然是從府庫里拿出西域某國進貢的一株價值連城的珊瑚樹，高約二尺左右，命舅父拿去鬥敗石崇。王愷得此皇家奇珍後，自信心一瞬間增長十倍，洋洋自得地拿著珊瑚樹去石崇面前炫耀。石崇地回答是不發一言返身回屋，返回時手里多了一柄鐵如意。王愷心想這家夥八成是嫉妒得發瘋了，鐵如意能值幾個小錢？和珊瑚樹有可比性嗎？王愷正在納悶，不提防鐵如意向珊瑚樹砸下來。隨著一聲清脆的響聲，皇家奇珍擊成數段……王愷看到自已的王牌寶物毀於一旦，當即氣沖牛鬥，要和石崇玩命。石崇的反應是從容一笑，說了聲“區區薄物，值得發那麽大的火嗎？我賠你損失還不成嗎？”轉身命令貼身秘書返家取出家藏珊瑚樹任王愷挑選。秘書捧出的珊瑚樹有幾十株，高大的約三四尺，次等的約兩三尺，似王愷所示的珊瑚樹要算最次等的。石崇指著珊瑚樹對王愷說：“君欲取償，任君自擇。”事到如此，王愷只好認輸，兩只腳抹油走人，連擊碎的珊瑚樹也不要了。
石崇既然富可敵國，來他家尋開心打秋風和獻殷勤的人自然摩肩接踵，傻瓜皇帝的小舅子賈謐更是座中常客。石崇也經常在家舉辦豪華宴會，宴請晉帝國的達官顯貴和文人墨客。每逢大宴賓客，石崇就安排美女在座上勸酒，就象今天的貪官土肥佬在酒店要小姐陪酒一樣。所不同的是：賓客有飲酒不盡興者，當即命令家庭保安殺掉勸酒的美女！有同情心但不勝酒力的賓客為了讓美女活命，只好過量飲酒，以至當庭酩酊大醉。王導（東晉宰相）和王敦（東晉大將軍）兩兄弟曾共赴石崇的宴會。王導酒力很淺，因為怕勸酒的美女殺身只好強飲數杯，當場醉到在席上。王敦酒量很大，但此公心腸硬且好惡作劇，任憑美女流淚勸酒也不肯喝一口。三位美女霎時失去俊美頭顱，可王敦仍不動聲色，依舊滴酒不沾，結果又一個美女拉出去了，一分鐘後傳來一聲慘叫。王導責備兄弟無惻隱之心，王敦回答說：“彼殺自家人，關我何事？”　　
　　 賓客吃飽喝足後上“洗手間”，發現男廁所內居然有十多個玉骨冰股的少女袒胸露臂，每人手里捧著一個托盤，第一個托盤盛著錦衣華服，供客人更衣用；第二個托盤盛著沈香蘭麝等名貴香料；第三個托盤盛著高級洗漱用品；第四個托盤盛著高級護膚化妝品……進去的賓客都得脫下舊衣換上新衣才能去蹲位大小便。大多數賓客不好意思在少女面前赤身裸體，只好憋著退出去。王敦與眾不同，進去後當著美女的面脫得一絲不掛，慢吞吞地換上新衣，美女看見他那不安分的下身皆紅著臉轉過頭去……
石崇只是晉帝國的一個中級官僚（散騎常侍），就如此狂亂縱欲變態浪費，部長宰相級高級官員就更不用說了，何曾父子和王濟就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司馬炎有次去王濟家賜飯，席上的一盤乳豬味道極其鮮美。皇帝在吃了個酣暢淋漓之後大大地稱讚了一番廚師的手藝，又討教個中秘訣。王濟告訴皇帝他家用於作菜的小豬全用人奶喂養，因此肉味鮮嫩異常？！王濟好跑馬，那時首都人多地貴，他看上了一塊地價最貴地段，就把跑馬場那樣大的一塊地段用錢幣鋪滿，把這塊地買下了。
…………
西晉初年，國家經過近一個世紀的長期分裂動蕩後重歸統一。根據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傳統理念，這次的統一和安定應該是長期的。秦帝國滅亡後只經過五年短暫的分裂就迎來西漢兩個世紀的長期統一。西漢帝國覆亡後天下也只擾亂紛爭了幾年，隨後就是東漢近兩百年的承平盛世。晉帝國前期是一個世紀的長期分裂，按理接下來的太平盛世應該能延續比兩漢帝國更長的時間。因此晉帝國上自皇帝宰相，下至平民平姓，都天真地認為一個繁榮昌盛的時代已經到來，誰都相信明天會更好；誰也不去為未來擔心。因為沒有必要的憂患意識，帝國臣民對國家、民族和家庭的責任感日益淡漠，社會享樂主義滋長，朝野上下物欲橫流，每個人都在花樣翻新找刺激尋開心。只有極少數智慧人士看到了潛在的危機，車騎司馬傅鹹就一再上書皇帝借古論今，指出荒淫奢華的危害，建議司馬炎在全社會懲治浪費，倡導節儉。但擁有超人智慧的人總是寂寞的，他的話皇帝聽不進去，臣民百姓也認定他在自找苦吃，放著眼前的福不享分明有自虐傾向。
除了極少數的仁人志士外，個別達官貴人在花天酒地時也能對時局保持清醒的認識。宰相何曾有一次告訴他的兒子說：“國家剛剛創業，應該朝氣蓬勃，才是正理。可是我每次參加禦前會議或禦前宴會，從沒有聽到談過一句跟國家有關的話，只是談些日常瑣事。這不是好現象，你們或許可以幸免，孫兒輩恐伯逃不脫災難。”何曾雖然擁有清醒的智慧，但他缺少人類的高貴情操和崇高的理想責任心，不是從自己做起，利用手中的權力來阻止這種全社會的墮落傾向，而是認為一個人的力量改變不了社會，不去作任何改變社會的努力，一邊發著高論一邊一餐吃掉一萬錢。
奢侈之害，大於天災。富得流油的晉帝國在經歷了短短十年的安定之後兵戈再起，司馬家族各位酒肉政客為了爭奪更大的享受特權，開始了一輪又一輪為敵覆仇式的自相殘殺。全國各地相繼變為戰場，田園荒蕪，山河破碎，生產力受到極大的破壞。從不相信還會再度挨餓的國人陷入了可怕的饑餓之中，人吃人的慘劇從一個省延續到另一個省。在強權就是真理的亂世，達官顯貴和超級富豪無法安心享受自己的財富，他們很自然成為軍閥和饑民掠奪搶劫的目標，不但不能保住自己的家產，絕大多數連腦袋也搭進去了。奴隸出身的石勒在饑餓中成長，他聚集了一大批饑民在自己身邊，拿起各式各樣的殺人武器向瘋狂享樂的官僚富人發動了野蠻的覆仇戰爭。那些只知縱欲找刺激的“玩字號政客”在醉死夢生之後，驀然發現自己的脖子架上了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如花似玉的妻子女兒被那些平時連正眼也不瞧一下的下三濫摟在懷里……
紀元三百零四年，連帝國的首都洛陽也發生了可怕的饑荒，昔日用人奶喂豬的超級富豪們也落到了吃上頓沒下頓地地步，最後連每天一餐飯也保證不了。為了不被餓死，晉帝國的高幹、官商、暴發戶只好跟在十萬禁衛軍後面離開洛陽，南下去較為安定的江南找飯吃。但去路被餓得不要命的饑民武裝阻斷了，只好左轉九十度向山東進發，在苦縣（河南鹿邑）落入了石勒奴隸軍團設置的口袋。包括宰相王衍在內的所有“玩字號富豪”全被殘酷地殺死。他們的妻子女兒則被不識字的野蠻人丟到了床上……
最後的時刻到來時，首都成了人吃人的孤島。龜縮在深宮的皇帝司馬熾在餓了幾天之後，被迫和和留守的若幹高級官員和眷屬出城找飯吃。這支超級富豪群步行到昔日最繁華的銅駝大街時，街上已長滿荒草，饑餓的群眾向他攻擊。他大聲喊叫他是尊貴的皇帝，饑民的攻擊卻更加激烈，因為皇帝的肉肯定更嫩更肥。司馬熾到底沒能走出那條大街，只好退回皇宮坐以待斃。
當初這些超級富豪在拚命“玩兒”“找樂子”時，一定沒有想到今天會落到連粗茶淡飯也吃不上的地步。
晉帝國的一等富豪石崇的結局更具諷刺性，這個靠搶劫起家的官僚，最後也闖上了被大官搶劫的惡運。不但全部財富遭搶，連全家的腦袋也給搶走了。石崇的豪富排名第一，因此也比其他超級富豪搶先一步掉腦袋。他的財富令許多人紅眼，尤其是令權力人物紅眼，權勢比他大的人無疑想把他的財富攫為己有。趙王司馬倫當政時，軍閥孫秀看上了石崇的女人和財產，就給石崇安上一個莫須有的謀反罪名，帶領軍隊光天化日之下闖進他的家，把他的財產和女人全部搶走了。孫秀還嫌不過癮，又回過頭來把石崇的三族幾十口男女全部押往東市刑場，每人的脖子上砍了一刀。
石崇被憲兵逮捕時，居然以為是她的愛妾綠珠惹的禍，孫秀只是看上了他的女人。現在女人都歸孫秀了，孫秀應該滿意了，隨後就會發還他的家產了，根本沒想到他會殺頭，更沒想到會“誅三族”。他自認為滿朝文武都上他家作過客，他的人緣很好，那些人會為他鳴冤，孫秀就是吃了豹子膽也不敢殺他？絲毫也想不到來他家作客的官僚都從心里嫉恨他。可見石崇的智商實在低得有點過份，如此低智的人居然是晉帝國的一等富豪，由此可見一個人擁有的財富和能力並不總是成正比的，在政治不修明的世道甚至成反比。
值得一提的是：西晉王朝是中國美男子高產的時代，上流社會人士一個個風流倜儻神采飛揚，歷史上有記錄的美男子大多出生在那個時代。且不說眾所周知的潘安讓最貞潔的女人也忍不住想紅杏出墻；衛玠出門時，洛陽城萬人空巷，他走過的地方人山人海，不過都是女人。結果這個奶油小生活活被女人“看死”了。有諷刺意味的是：美男子組成的國家居然是最奢侈最荒唐也最快滅亡的國家，可見男人的“美”著實不怎麽可靠，金玉其外的男人往往敗絮其中。筆者這樣說並非有意為自己開脫，我雖算不上美男子，但用相貌堂堂來形容一點也不過份。
富得流油的晉帝國就這樣在奢華淫樂的濁流中過早地毀滅了。司馬家族的漏網之魚瑯琊王司馬睿在長江以南建立了流亡政府，為文明的漢民族提供了一塊避難所。我們應該感謝司馬睿，他建立的東晉政權使漢文明能夠在北方蠻族入侵的浪潮中茍延殘喘，保留了漢文明日後東山再起的資本；否則漢文明極有可能象同時代的西羅馬文明一樣亡於蠻族之手，中國將四分五裂，且永遠喪失了重新統一的機會。從這一層意義上來看，司馬睿對中華文明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他之所以能創立流芳百世的功業，並非他有什麽非凡的能力和感召群體的品格，他的智商充其量只能算中平，司馬家族任何一個王爺的能力都比他強，他唯一的優勢也許就是他的節儉。在舉國上下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背景下，節儉也就成為壓倒一切的優勢！
…………
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節儉的民族，也許只有晉王朝時期是一個短暫的例外。晉王朝的教訓也深深植根於中國人的心底，歷朝歷代的開國帝王都把晉帝國作為反面教材來警示王族成員和轄下臣民，結果後世的王朝壽命都比晉帝國長。在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中，奢侈糜費一直為文明人士所不恥。雖然歷朝歷代都有達官貴人和底層暴發戶紙醉金迷吃喝嫖賭，但揮霍者都知道奢侈並不是什麽好事，很少有哪位大款糊塗到公開標榜自己貪圖享受，就象癮君子不會宣稱吸毒是他的“正當權力”一樣。記不清是從上世紀末的哪一天開始，中國率先富起來的大款和他們的子孫，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為奢華享樂正名，把驕奢淫逸和恣情縱欲美其名曰“高消費”和“超前享受”？！
我在研究晉帝國那段短暫的歷史時，吃驚地發現今天中國的社會風情和西晉王朝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下面九個方面則有著驚人的相似：
一、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除了唐帝國早期和西漢的“文景治世”外，近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國人在一年中都有段時間吃不飽肚子，今天的中國人除了少數貧困地區外，饑餓已成為不可思議的古老故事。和我們的先輩相比，今天的中國確然富裕了。晉帝國早期也是一個富得流油的國家，中原地區國民的富庶程度也許不比今天的中國遜色多少。
二、和晉帝國一樣，今天的中國人對未來有著充分的信心，都認為挨餓受凍的日子一去不覆返，以後的日子只會一天好一天，再也不會為吃飯穿衣發愁了。國人認為現在的科學這麽發達，糧食畝產量年年上升，中國的國力迅猛增長，計劃生育又限制了吃閒飯的子女數量……這些有利因素意味著今天抗災害的能力比先前百倍增長，因此也就永遠消滅貧困了。其實這是國人思維上的一個誤區，盡管我們今天已經相當富裕，但如果我們不珍惜眼前的成果，貧困挨餓的噩夢一樣會再度降臨。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不僅取決於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發展水準，更主要的還是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社會風氣。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大饑荒時期的經驗告訴我們，人禍遠遠大於天災。我們還遠沒有形成一套科學理性和良性運轉的政治體制，因此也不能保證未來中國的統治者個個都英明稱職。一旦出現一個非理性的權力集團長期執政，中國就會大踏步地後退，後退到一定程度，國民饑寒交迫的故事就會再度在中華大地重演。
三、如果說晉帝國的國民缺少社會責任心，沒有必要的憂患意識；今天相當多的中國人在這方面也好不到哪里去。我所居住的那個城市，市民聚到一起，談得最多的話題是“麻將彩票”，其次是“學費房價”，再次是“提幹升官”；幾乎沒有人談與工作學習、振興民族、教化民風有關的正當話題。如果有極個別不識時務者談起社會問題和解決辦法，人們不直面指責這人不正常就已算是給他大面子了。
四、晉帝國的貧富懸殊在中國歷史上首屈一指；今天中國的平民和富豪的財富差距也早已超過了聯合國標定的警界線。今天的中國富豪雖沒有瘋狂到象晉帝國宰相何曾一樣一日三餐吃掉一千人一個月夥食的程度；但一餐吃掉一百萬人民幣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就絕非個別現象，且主人的身份還遠遠沒有達到宰相的級別。九十年代中期內地工薪階層的人均月薪只有區區三百元，諸位算算這個帳，就可知道今天中國的貧富分化到了何種程度！晉帝國富豪群的財富很少是通過正當手段取得的，石崇在荊州州長任上就多次指派治安部隊搶劫富民商旅。只有通過勤勞和智慧取得的財富才是安全可靠的，不法橫財是主人的災禍之源，所以晉帝國的富豪大多不得善終。今天的中國富豪擁有的巨額財富是否都來自勤勞智慧？恐怕沒有幾個人會作出肯定的回答。
五、石崇王愷鬥富的故事並非千古絕唱；今天的中國大款鬥富也不是個別現象。九十年代中期，南方一家效益不怎麽好的商場突發奇想，把一件一直買不出去的皮服（應該是貂皮，也許是狐貍皮）標價160萬！！！消息傳出去，當天就有五個大款來爭搶這件皮服；後來的四人聽說皮服被人買走了，失望之情一點也不亞於王愷看到石崇拿出幾十株珊瑚樹。在一家五星級酒店里，一個暴發戶拿著五十萬的支票訂一桌酒席，總經理差點就歡喜得發了瘋；沒想到第二天另一個大款來訂八十萬一桌的酒席；第三天來的人開口一百萬，酒店只好在包餃子湯圓時用白金項鏈作餡；第四天有人把價擡到了一百五十萬！總經理只好承認力不從心，如此昂貴的酒席本店作不來……
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一桌的酒席除了滿足扭曲變態的炫耀欲外，實在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除了上述例子外，內地土肥佬和黑道大款用人民幣放鞭炮和拿鈔票點香煙的故事應該有不少人聽說過了。
也許是我的觀念不夠新潮的緣故吧，我實在理解不了“鬥富”有什麽實質性意義。如果你的錢真的多得沒處花，中國有那麽多貧困學生需要救濟，你把多的錢幫助他們，既好了別人又為自己的兒孫積德，總比為了淺薄的“誇富”把人民幣白白糟蹋掉好吧？
在歐美發達國家，“鬥富”是不可思議的行為，如果有也是下等人的勾當。一旦你有“鬥富”的想法和行為，你就和下等人站在同一個水平線上，就算富可敵國也是下等人！
六、新世紀的中國伴隨著經濟的騰飛，有許多新鮮名詞應運而生，“享受生活”也許是這些新鮮詞匯的最典型代表。咋看上去享受生活並沒有什麽過錯，因為趨樂避苦是人的天性，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文明社會所提倡了。但如果細心觀察一下中國人享受生活的方式，就會發現這個名詞的意義被部分國人大大扭曲了。
部分國人享受生活是通過追求短暫的肉體快感和麻木心靈來實現的，具體表現在抽高檔煙、喝進口酒、吃保護動物、穿品牌衣服、玩刺激性的消遣（賭牌、公款釣魚、玩小姐甚至吸毒）和延長夜生活等低層次的尋歡作樂上。這點和晉帝國富人的生活方式異曲同工。法國比中國富得多，人均國民收入也比中國高幾十倍，但法國產高檔酒“人頭馬”的主要市場是中國，法國人自己很少喝這麽貴的酒。東南亞的色情業很發達，但光顧泰國色情場所的中國人也占很大的比重。緬甸賭場提供的稅收是該國的財政支柱，但緬甸賭場是專為中國人開設的，更具諷刺意義的是緬甸人嚴禁入內……
日本是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富國，人均國民收入是我們的幾十倍，但日本人飲食之簡陋超乎國人的想象，他們餐桌上經常是米飯佐鹹菜。中國赴日本的留學生剛進入這個國家時，最難過的就是飲食這道關。
七、與縱欲享樂相配套的是好逸惡勞怕吃苦和沒有進取精神，今天的國人懶散怕吃苦和晉人有著驚人的相似。晉人的懶散體現在不愛走路，作事漫不經心，不思進取，連穿衣服也選擇寬松的式樣……
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相比，今天的國人越來越懶散不思進取了。那時剛畢業的大學生每天都起得很早，作上一個小時大運動量的健身活動，長跑是最經常的鍛煉方式。八小時之外主要的業余消遣是讀書，幾乎每個人都制訂了超負荷的自學計劃。周末或節假日，同事結伴郊遊、爬山、打藍球，整個社會充滿活力，多數人都有著很強的進取心。今天的大學畢業生如果還有人讀書跑步爬山的話，在數量上也是絕對的少數，差不多是另類人物。絕大多數人在八小時之外不是沈溺於調情賭牌玩遊戲，就是泡網聊天煲電話粥，沒有幾個人在幹正經事，就更不是說看書寫字了。
我每天早上去公園跑步時，發現在公園里晨練的大多是老年人，青壯年難得碰上一個。體育鍛煉在古今中外都是青壯年的營生，今天的中國卻讓位於老年人了，這種反常現象真的讓人嘆氣。如果一個國家只有老年人在從事運動健身，青壯年足不出戶，一出門就以車代步，這個國家就真的有迎頭棒喝的必要了。
當中國人在節假日揣著虛幻的優越感破口大罵小日本自不量力時，日本的青壯年正在精神抖擻地爬山跑步看書下棋。從城市到鄉村幾乎看不到青壯年賭博打麻將。如果我們繼續這樣不可救藥地“玩”下去，我們和日本的距離就會進一步拉大，新的民族悲劇在未來就難以避免。那些沒有任何民族責任心的“玩字號”國人，為了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是到了該懸崖勒馬的時候了。
八、在中國所有的開國皇帝中（割據小王朝除外），晉武帝司馬炎對床弟之樂的迷戀無出其右。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女人身上，以致沒有多少剩余精力來治理他的國家；結果在女人堆中過早掏空了身子，在春秋鼎盛時提前見上帝去了。上有皇帝以身垂範，就不愁下面的臣僚不緊跟領袖並發揚光大。晉帝國稍為有點資產的人都三妻四妾，達官顯貴則妻妾成群。石崇的性奴隸有幾百個，王濟用於侍宴的小妾就超過一百人，可見晉帝國群臣荒淫到何等地步。今天的中國沒有多少人看書，但性文化卻畸形繁榮。因為法律的限制不允許人公開擁有三妻四妾，但二奶三奶等黑市妻妾在上流社會幾乎成為一種時尚。至於提供性服務的發廊娛樂城夜總會，從通都大邑一直普及到鄉鎮一級。還有不少國人恬不知恥地謳歌性文化，把今天的中國稱之為“性福時代”？！性享受雖不是什麽過錯，但也不值得大張旗鼓地提倡，就象老太婆再婚無可指責但也沒必要讚美歌頌一樣。
九、稍微有點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晉王朝“清談誤國”。說白了“清談”就是說些沒任何實際內容的假話、空話、套話。無論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政務會議，還是普通的親友聚會，有發言資格的人無不侃侃而談，說出的話四平八穩，面面俱到，無懈可擊；可仔細一想此人又什麽也沒說，沒有一句話涉及實際問題。經常是台上的侃客信口雌黃；台下的聽眾不知所雲。政治實體間來往的公文也全是些空話連篇，除了詞藻華麗外沒任何實質性內容的“八股文”。在今天的中國社會，滿天飛的假話、空話、套話甚囂塵上，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不但敗壞了官吏的品格，還對民族的文明進步造成了深遠的負面影響。在公務會議上，當一個人在台上講的話連自己都不相信時，召開這樣的會議有什麽現實意義？
…………
晉帝國是一個人欲橫流的沒落王朝，驕奢淫逸和不思進取毀滅了一個本來很富裕強大的帝國，“玩國者”也因此付出了沈痛的代價，結局的悲慘連旁觀者也毛骨悚然。既然晉帝國是一個如此差勁的貨色，今天的社會風氣又與晉帝國有諸多相似之處，我們能從中得到什麽教訓呢？我們還能繼續自我陶醉嗎？


二OO五年十月三十日



17.寂寞的秋瑾與炙手可熱的武則天

中國人信仰“成功”而不信奉“真理”，因為武則天是一個成功的女人，所以在今天被渴望富貴的部分中國人狂熱地崇拜者。因為秋瑾是一個失敗的女人，所以無論她擁有多麽閃光的品格，做出了多麽偉大的業跡，她身後的命運注定是寂寞的。


（一）
在中國兩千二百多年的極權專制社會里，有很多美麗的女人影響甚至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但真正傑出的女人只有兩位：一是武則天；二是秋瑾。

我生平最崇拜是女人則是鑒湖女俠秋瑾！我的第一首詩作就是獻給她的。
1984年4月，我生平第一次外出長途旅行，在杭州西湖西冷橋畔的秋瑾墓前，我竟然癡癡地呆立了整整一個下午，淚水盈滿了眼眶……因仰慕謫仙李白的緣故，早期出遊時有隨身攜帶墨筆紙硯的習慣，太陽落山時分，我在墓前的石階上鋪紙運筆，寫下了生平的第一首古體詩：
西湖憑吊秋瑾墓感詠

須眉男子應堪羞
西子湖邊吊女流
鑒湖巨星墜碧土①
血染丹青舉國憂
龍泉鳴壁恨何在②
寶刀豈肯覓封侯③
堪嘆湖畔癡心女
何不郎前掛吳鉤④

（①、秋瑾自號“鑒湖女俠”；②、秋瑾曾有詩作：“誰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③、秋瑾曾作過《寶刀歌》抒發報國情懷；④、吳鉤為春秋時期吳國制造的一種殺傷力很強的兵器。）
還不等詩箋上的墨跡幹透，我就像一個虔誠“朝聖者”，把那首詩在秋瑾的墓前燒化。當晚風吹滅最後的一絲火苗時，夕陽已經把遠處的群山燒成一片血紅……

秋瑾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傑出的女英雄！她不但具備經天緯地的曠世奇才；還擁有感天慟地的偉大人格力量。在那個“萬馬齊喑究可哀”的黑暗時代，一個女人在三十年的短暫人生中綻放出的理想光華穿透了幾千年的沈沈黑夜，在中國歷史上雖不算“後無來者”；但也絕對是“前無古人”的。
秋瑾出生於書香世家，年輕時隨父赴湘，嫁與湘潭富商王廷均為妻，生有一子一女。在那個山河破碎國難當頭的年代，秋瑾不甘心像絕大多數婦女一樣把眼光局限於自己的小家庭，做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婦；而是放眼神州大地，像男兒一樣走出家門，致力於國家振興民族進步的偉大事業，肩負只有男人才能承擔的民族責任。她早期的一首詩《杞人憂》就是這份情懷的真實寫照：
:幽燕烽火幾時收，
聞道中洋戰未休；
膝室空懷憂國恨，
誰將巾幗易兜鍪。

1900年，王廷均用開當鋪賺來的“十萬雪花銀”謀了個民政部司長（戶部主事）的官位。秋瑾隨夫移居首都北京，地位由“老板娘”晉升為“官太太”。但秋瑾並沒有像絕大多數女人一樣陶醉於“夫榮婦貴”；相反對那個用金錢鋪路的官僚家庭滋生出了發自靈魂深層的反感和隔閡，並下定決心要離開這個家去尋求更豐富更有魅力的人生。
1904年，秋瑾變賣部分首飾，毅然決然東渡日本，去那個“一夜間崛起的帝國”尋求救國救民的藥方。封建中國的成年女子是足不出戶的，上流社會的闊太太們更是侯門深鎖，除至親之外難得見到別的男人。一個為人妻為人母的美麗官太太拋夫別子遠涉重洋，造成的社會震蕩無異在京城引爆了一顆原子彈，不是大智大勇意志堅定者斷然無力承受，其間所受的阻力不是今天的女人能夠想象的。
在東渡日本的航船上，秋瑾佇立般頭，望著波濤洶湧的大海，鹹鹹的海風把她的頭發和黑色的披風吹起，一首“縱使須眉也汗顏”的抒情詩躍然紙上：
漫雲女子不英雄，萬里乘風獨向東。
詩思一帆海空闊，夢魂三島月玲瓏。
銅駝已陷悲回首，汗馬終慚未有功。
如許傷心家國恨，那堪客里度春風。
在日本留學期間，秋瑾積極投身於民族救亡活動，與陳擷芬發起“共愛會”，和劉道一等組織“十人會”，創辦《白話報》，參加洪門“天地會”，任軍師一職。當時日本有很多中國留學生，其中不乏胸懷濟世報國大志的英雄豪傑，秋瑾經常和他們聚會暢談救國壯志，探討中國自強方略，豪情像山野的閃電照亮了中國的未來之路。她在與愛國志士聚餐時作的一首《對酒》詩放射出的報國豪情連天地也為之變色。
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
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
1905年春夏間、秋瑾回國探親，經徐錫麟介紹加入“光覆會”，七月再次東渡日本，在黃河舟中偶見日俄戰爭地圖，對兩個強盜國家把中國作為爭奪贓物戰場的無賴行徑義憤填膺，當即賦詩一首：
萬里乘雲去覆來，只身東海挾春雷。
忍看圖畫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濁酒不銷憂國淚，救時應仗出群才。
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重返日本後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被推為評議部評議員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因抗議日本政府對中國留學生的歧視政策，失去了在日本繼續求學的資格，回國赴上海創辦中國公學；不久任教於潯溪女校。
1907年1月，秋瑾聯絡幾位巾幗須眉創辦《中國女報》，在報上撰文宣傳婦女解放，主張提倡女權，傳播革命火種，並積極從事反清救亡活動，在諸暨、義烏、金華、蘭溪等地聯絡會黨，計劃響應同盟會策劃的萍瀏醴起義。1907年2月，秋瑾接任大通學堂督辦，不久就把這所新式學堂改造成革命救亡的基地，與徐錫麟分頭準備在浙江、安徽兩省同時舉行推翻滿清王朝的起義；聯絡浙江、上海軍隊和會黨組織光覆軍，推徐錫麟為首領，自任協領，計劃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時發難。皖浙兩省起義消息不幸泄露，徐錫麟刺殺安徽省長後以身殉國。秋瑾也於七月十三日在大通學堂被捕；七月十五日那天陰雲四合，天愁地慘，日月無光，秋瑾在寫下“秋風秋雨愁煞人”的絕句後，在浙江紹興軒亭口從容就義。
1912年12月9日，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孫中山親臨秋瑾墓前致祭，手書挽聯一幅：
“江戶矢丹忱，重君首讚同盟會；軒亭灑碧血，愧我今招俠女魂。”
1916年8月16-20日，孫中山、宋慶齡遊杭州，再赴秋瑾墓前憑吊。孫說：“光覆以前，浙人之首先入同盟會者秋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 秋風秋雨愁煞人’’之句，則傳誦不忘。”
秋瑾不但是一位前無古人的巾幗英雄；還是一位前無古人的傑出女詩人。她的詩像燎原烈火，照亮了專制中國黑暗的夜空。詩中透射出的豪情壯志，連豪放派詞壇的泰山北鬥蘇軾、辛棄疾也無法與之比肩。除了上面錄入的幾首詩外，千人詠唱的《赤壁懷古》最能折射女英雄深厚的詩詞底蘊：
赤壁懷古
　　潼潼水勢向江東，此地曾聞用火攻。
　　怪道儂來憑吊日，岸花焦灼尚余紅。


（二）
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最聰明能幹也最成功的女人；同時也是最殘暴冷血為了權力不擇手段的邪惡女人！
經過近二十年媚俗影視劇的短視炒作，武則天的生平事跡為絕大多數中國人所熟知，在這里就沒有贅述的必要了。
武則天在政治舞台上活動的時間很長，實際掌權的時間接近半個世紀。這麽長的最高權力生涯在中國歷史上是少見的，掌權期間又正值中華民族最光輝燦爛的時代，中國人的民族素質在這個星球上首屈一指，這麽好的執政條件應該有機會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可實際情況恰好相反，武則天的“業跡”確然是驚天動地的，但不是什麽“偉業”；她執政期間的所作所為除了用“聰明至極”和“邪惡至極”兩詞來形容外，我實在想不出更為確切的字匯。
中華文明最醜陋的暗點是“刑訊司法”和“特務政治”！這兩樣“陰暗成果”則是武則天的“創舉”。
武則天的“聰明”和“邪惡”集中體現在任用酷吏和獎勵告密上。
武則天時期刑法的主要功能不是防範和制裁犯罪；而是被用來打擊“人性較為充分的體面人士”。司法機關的“工作”不是偵查犯罪事實；而是讓“黑名單”上的落網者承認早就議定好的“罪行”。要想讓一個無辜者低頭認罪，尤其是迫使擁有過人品格的鋼筋鐵漢承認那些不但毀滅自身還有可能殃及他人的莫須有罪名，非得動人滅絕人性的慘酷刑法才能達到目的。這樣的“血腥刑法”不是有良知者想得出來且能付諸實施的；只有那些天性殘暴冷血的人間禽獸才能身體力行。武則天的“酷吏”也因此一個個粉墨登場。
武則天執政期間前後任用了三十多名“酷吏”，其中十一個幹出了很出色的“政績”，他們是丘神責力、索元禮、侯思止、萬國俊、王弘義、周興、來俊臣、傅遊藝、來子王旬、郭霸和吉頊。這些人多半出身無賴，心靈陰暗、品格低劣，血質中潛藏著“虐待狂”基因，除了害人媚上外沒什麽真本事，對自己的本職工作知識--“法律”更是一竅不通。
侯思止是無賴酷吏的典型代表，此人本是像武大郎一樣專賣炊餅的小販，後因經營不善淪為奴仆（連武大郎都不如），憑借告密提升為遊擊將軍，由白丁而驟至五品官銜。侯思止還不滿足，要求武則天改任他為禦史，以便將告密害人生意做大做強。武則天說：“你不識字，如何勝任禦史？”侯思止說：“獬豸何嘗識字，卻勇於除奸！”武則天龍心“大悅”，立即任命侯思止為侍禦史，又拿先前沒收的一處住宅賞賜給他。侯思止拒絕接受，並振振有辭地說：“我憎惡謀反之人，絕不願意居住他們的房子。”邪惡無恥之徒做起戲來就像某些貪官主動上邀部分“禮品”一樣，在上司眼中怎麽看上去也像大漢的嫖騎將軍霍去病，後者有“匈奴未來，何以家為！”的豪言壯語。
侯思止對法律一竅不通，卻以審訊宰相魏元忠一案聞名於世。當魏元忠拒絕承認謀反時，侯思止認為魏元忠空言狡辯，把魏元忠雙腳捆住，像騎馬墜蹬似的在地上倒拖。
用絲毫不通法律且蔑視嘲弄法律尊嚴的無賴來主管司法工作，是武則天對中華文明的最大“貢獻”，這項“文明成果”被明王朝以後的中國人忠實繼承下來並屢有創新，成為現代中國最沈重的歷史包袱之一。今天的中國人一邊抱怨當權者執法犯法；一邊在電視機前大拍武則天的馬屁，這是一幅多麽可悲的時代景觀！
武則天時期最著名的酷吏是來俊臣。此人年少時不務正業，曾因奸淫盜竊罪被捕入獄，後以告密起家，擢升為侍禦史，負責審理“莫須有謀反案”。凡武則天交辦的“謀反”案件，經他審理判決，“蒙冤者”就永無翻身之日。武則天也索性把他著意培養成一匹惡犬，放他四處咬人。在他當權期間，所有的政府官員和民眾，無一不在他的酷刑之下發抖。
為了把每一個根本不存在的“謀反案”做大做強，讓根本沒有犯罪的被告“坦白從寬、低頭認罪”，來俊臣發明了中華文明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法律著作”--《羅織經》，其主要內容如下：
“ 1、先確定對象。
2、由特務們從四面八方向有關機關或當權人物，發出告密信件或檢舉信件。
3、等候有關機關或當權人物把這些信件交下調查（事情發展到此對象的命運已經確定。也可以說，當酷吏在確定對象時，對象的命運就已經確定，因為那些涉及到謀反叛國的信件，不可能不交下來。）
4、根據這些交下來的信件，把對象逮捕審訊。
5、審訊時施用酷刑，取得理想的口供。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拒絕招認而死於酷刑之下，就又多了另一個罪名：“畏罪自殺”。被告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是招認，一是死於酷刑之下。
6、審訊時，叫被告們在口供中互相牽引，並擴大到向社會牽引，人數多寡和範圍大小，由當權人物或酷吏決定。
7、把被告口供整理編撰，使互相吻合，毫無破綻。於是程序完成，一件叛國謀反巨案，宣告破獲”
《羅織經》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法律文獻”，朱元璋和他的子孫就是《羅織經》的忠實執行者，其慣性作用力一直延續到半個世紀前的文革時期，甚至直到今天我們仍能直接感受到它的負面影響。
與《羅織經》配套，武則天的酷吏發明的刑罰連世界上最殘暴的野蠻民族也會聞之色變。
來俊臣審訊被告時，無論輕重，一律先用醋汁灌注鼻孔，關入地牢，使其與糞便同寢，或斷絕飲食，至其饑餓發狂而咬食棉絮。他所使用的刑具，僅“大枷”一項，就有十種令人心驚肉跳的名稱：定百脈、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膽、實同反、反是實、死豬愁、求即死、求破家。“其他酷刑，也各有名稱，而且美麗香艷，充分表示對人權和對人性尊嚴的摧折和戲弄。如‘鳳凰展翅’，把被告手足綁上短木，像扭絞繩索一樣扭絞雙臂。‘驢駒拔橛’，把被告綁到柱子上，用繩子系著頸項，向前牽引，如果不即時招認，脖子就會拉斷。‘仙人獻果’，叫被告赤裸著身體跪在碎瓦礫上，雙手捧枷，舉過頭頂。‘玉女登梯’，叫被告爬上高梯，用繩子系著脖子，向背後牽引，或窒息而死，或跌下摔死。”
來俊臣的刑法有如此大的威懾力，以至只要先將刑具逐一展示，被告無不魂飛魄散，立刻自動承認強加的所有罪行，明知一旦誣服謀反，便會株連全族滿門抄斬，也照樣坦承不諱。
有一天，同為酷吏的周興被人告發謀反，武則天交給來俊臣去審理。來俊臣與周興是最好的朋友，適逢當天因私人聚會而在一起進餐。周興並不知道被人告發謀反，二人喝了個熱烈的“哥倆好”。來俊臣問周興說：“近來有個囚犯，態度惡劣，拒不承認謀反，老兄有何高見？”周興說：“太容易了，把他裝進一口大甕，四周燃起炭火，他敢不承認。”來俊臣說：“老兄的辦法真是高明。”就命人擡來一口大缸，用大火烤成近百度的高溫，神色平靜地對周興說：“有人告你謀反，我奉命調查，請君到甕里品嘗一下味道。”嚇得周興四體冒汗，叩頭服罪。來俊臣也因此給中華成語大詞典貢獻了“請君入甕”？！武則天的相應貢獻則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在審訊岐州刺史雲弘嗣案時，來俊臣連刑具也懶得搬動，幹脆什麽話也不問，先砍斷腦袋再立案上奏。殺大將軍張虔勖也是如此，張虔勖懼怕處理不公，自訴於法官徐有功，希望公正審理。來俊臣大怒，當堂命衛士將他亂刀砍死，梟首示眾。一個服侍過唐高宗的內侍範雲仙，因為辯解了幾句，立刻割斷舌頭，再拿他亂棒打死……
索元禮是武則天情夫之一薛懷義的幹爹，他最大的本領是只幾天功夫，就可以從一個被告牽引出一千個被告。被告交給他，跟交給來俊臣一樣，百死一生。他發明一種特制的鐵籠，叫被告把頭伸到里面，而里面滿釘鐵針。有時把被告倒懸起來，在頭部系上石頭，使其下墜。有時用醋汁灌入被告的鼻孔，或者招認或被窒息而死。有時用鐵圈箍在被告頭上，從縫隙中打入木楔，直至招認或腦漿崩裂…… 就是這樣一個“甚於狼虎”的殘忍暴徒，竟多次被武則天召見賞賜，張其權勢。他發明創造的許多酷刑，後來被來俊臣、周興等人繼承，翻新為更加殘酷的刑具。
周興是酷吏中少數擁有專業知識的法官。他當權的時間不長，後來因“請君入甕”被武則天網開一面判處流放（別人是滿門抄斬，株連家族）。但此人在冤獄史上的地位卻非常重要，但凡別人認為是冤案、錯案的，經他審理，罪證立刻成立。
越王李貞起兵討伐武則天，兵敗自殺。武則天認為韓、魯諸王與李貞密謀造反，命監察禦史蘇珦按其密狀。蘇珦審訊查問的結果是全無證據。有人告蘇珦與韓魯二王通謀，武則天責問蘇珦為何庇護逆賊。蘇珦認為查無實據不能定罪，於是改換周興審理此案，謀反罪名立刻成立。當時窮治李貞黨羽，連坐者六七百家牽涉五千余口，司刑官催促行刑。幸虧狄仁傑冒死密奏武則天說：“彼皆詿誤（誤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有違陛下仁慈之心。”武則天這才同意改判，一律減為流刑。 如此枉法斷案，不但不受追究，反而大受寵幸。此前武則天懷恨前朝老臣郝處俊，一直沒有機會下手，郝處俊死後，武則天仍然耿耿於懷。後來大開告密之風，有家奴誣告郝處俊孫子郝象賢謀反，武則天便讓周興審理此案。周興當然知道內中隱情，郝象賢謀反與否並不重要，總之是要替武則天出這口惡氣，故而毫不猶豫判決郝象賢滿門抄斬。郝象賢家人不服，向監察禦史任玄殖申訴冤情。任玄殖奏報郝象賢所謂謀反罪名純屬子虛烏有，結果立刻將他免除官職，維持原判。郝象賢臨刑時，怒發沖冠，極口痛罵武則天濫殺無辜，將宮中的污穢醜聞公開演講，又“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郝象賢死後，武則天下令肢解他的屍體，挖開郝象賢父親、祖父的墳墓，毀棺焚屍。為避免類似事件發生，“自是終太後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文革時期割斷張志新喉管的獸行應該是師承武則天這一“創舉”；不同之處是張志新乃一文弱女子，赦象賢則是男人？
如果說“酷吏政治”使上流社會人性泯滅的話；武則天開創的“告密制度”則毀滅了中下層民眾的人格品行。
武則天在臨朝之初，認為李唐宗室及其元老重臣是她稱帝的潛在敵人和威脅，企圖通過制造大規模的“謀反冤案”來掃清改唐為周的障礙，於是采納了侍禦史魚承曄之子魚保家的建議，在朝堂上設置銅匭，收受天下投書。敕令正諫大夫為知匭使，侍禦史為理匭使，受理天下來訪信劄。外地有自稱告密者，地方官必須以四品官的供奉把他們迎送至京……
“告密”用今天的語言來解釋就是“打小報告”，眾所周知凡是喜歡打小報告者多是靈魂卑劣的無恥之徒，報告的也多是子虛烏有之事，報告的用心多是為了滿足個人見不得人的私欲。武則天獎勵告密的政策極大地鼓動了社會上無賴小人的邪惡用心，極大地方便了他們迫害正直人士的途徑，同時也極大地刺激了心胸狹窄的群體嫉妒報覆的熱情。那些平時被群體人性力量制約住的流氓、無賴、地痞、光棍漢、遊手好閒者因此一個個跳出來，瘋狂地反噬那些人性理性較為充分的正派人士或生活水準在普通人之上的體面人士。邪惡無恥的力量因此甚囂塵上，道義正直的力量則橫遭打壓，每個人要想生存就得加速向動物化趨進，於是社會出現群體性的反祖……
下面的一則告密事例最能說明告密的動機和社會效果：
王弘義是個遊手好閒的農民無賴，有次向鄰居討要瓜吃，遭到拒絕後便去官府報告，謊稱瓜田中有只珍須品種的白兔。官府立刻派人前往搜捕，將一塊瓜地踐踏得一蹋糊塗。有天外出見鄉里人在作齋戒，他又告這些人在聚眾謀反，致使200余人被殺。就是這樣一個唯恐天下不亂的家夥，居然也被授予遊擊將軍，不久又升遷為殿中侍禦史，負責糾察朝中官吏。有人告發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武則天就敕令王弘義審訊此案。沒有任何法律知識的王弘義辦事“果斷”，立即宣布罪名成立。王安仁不服判決，王弘義就拿王安仁戴著枷鎖的脖子割斷，又派人逮捕王安仁的兒子，待其剛進衙門，也同樣割斷脖子，放在木匣子中帶回京城。路過汾州，州司馬毛公與他同桌吃飯，剛吃了一會兒，王弘義突然命令毛公走下台階，未經任何司法程序就將毛公斬首，用槍挑起毛公的腦袋，一路滴著鮮血進入洛陽城中……
有如此無賴替天下人做榜樣，四方告密陷害之風，自然風起雲湧。
…………

（三）
刑訊司法和告密陷害不僅令武則天時期的中國人人自危，還對後世的中國造成了極為惡劣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告密陷害，從整體上敗壞了中華民族的品格，民族性格因此墮落入陰暗、冷血、狹隘自私的泥潭不能自拔，從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一天天滑落下去，直到墮落成十九世紀末那種近乎白癡般的劣等民族。甚至直到今天，我們仍能強烈地感受到武則天“特務政治”的後遺癥。我在近十個單位工作過，可每個單位都少不了那種喜歡“打小報告”的陰暗小人；這些人又無一例外受到當權者的信賴和重用。
因為當權者依賴靈魂陰暗的小人，人的行為規範“重結果不重手段”，社會道德日益從整體上走向崩潰，社會價值取向也因此墜入赤裸裸的“功利主義”。中華民族早期那種令敵人生畏的高貴品格（勇敢、寬容、銳意進取、蔑視威權、敢作敢為）自此蕩然無存，每個人的一生都要拿出相當大的精力來傷害或防範自己的同胞，陷害別人或防止被人陷害，以致騰不出多少精力來幹正經事。陽光正義的力量在與陰暗邪惡勢力的爭戰中自此處於永遠的劣勢，社會機制從“優勝劣汰、抑惡揚善”轉為“劣勝優汰、抑善揚惡”。因為民族性格中存在太多的自我否定成份，中華民族的生機和活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約，在與外敵的爭戰中永遠也做不到像武則天以前的中國人那樣同功同仇，結果被力量遠不如中國的外族一再地擊敗。
中華民族的整體戰鬥力被武則天空前地傷害了。以武則天為分水嶺，前後期中華民族的戰鬥力和國際影響就像巨人和侏儒一樣差別懸殊。武則天以前的中國人慷慨悲歌，無堅不摧，生龍活虎一樣使山河動搖，一再地戰勝力量遠遠超過自己的強敵，為漢民族拓展出廣闊的生存空間。武則天後期的中國人則一再被動挨打，在力量處於明顯劣勢的弱敵面前一敗再敗，中國人一次又一次地淪為只有生命沒有尊嚴的亡國奴。
今天的中國人也許無法想象武則天以前的中國人會表現出一種怎樣可敬的精神風貌，去過日本的中國人大都承認日本民族擁有不少我們所不具備的優秀品格，尤其是“團體精神”和“自強不息的鋼鐵意志”更是我們的民族所缺少的。我要說的是日本民族的優秀品格大多是從武則天以前的中國人那里學來的，日本在武則天以前多次向中國派出留學生，尤其是李世民王朝時期派出最多。李世民是中華民族的絕代英豪，中國人在他統治期間上升為這個星球上的精神燈塔，照亮了人類世界的沈沈黑夜。日本民族就是以李世民王朝時期的中國人為藍本來改造自己的民族，使日本民族平空躍進了幾個世紀，並後來居上超過自己的老師。日本之所以能夠在整體力量遠不如中華民族的逆境中後來居上，根本原因是武則天幫了日本一把。武則天毀掉了中國人的優秀品格，日本人則學來了武則天以前中國人的優秀品格，日本人自此擁有民族品格的優勢。日本自武則天以後不再向中國大批派遣留學生，這是日本的幸運，使武則天的流毒沒有影響到日本，否則日本是沒有能力制造旅順大屠殺和南京大屠殺的。他們自己人還相互殺不過來，哪還有精力去屠殺別人呢？
如果想知道武則天以前的中國人是什麽樣子，看看今天的日本人就可部分感覺到，那時的中國人比今天的日本人還要優秀得多！
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上，有兩個惡棍形的權力人物從根子上毀滅了中華民族的品格：一是武則天；一是朱元璋；武則天則是始作甬者和罪魁禍首！
一個毀滅民族品格的罪魁禍首，就算在其他方面做出了舉世矚目的政績，也一樣是罪不可綰！值得一提的是：武則天除了在“玩男人”方面有不少驚世駭俗的“創舉”外，並沒取得什麽值得誇耀的政績。開疆拓土的功績是李世民政治的慣性作用，既使有武則天的分數也小到可以忽略不計。
但就是這樣一個遺害千古的邪惡女人，被今天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女人捧為無與倫比的民族英雄和政治明星？
武則天和秋瑾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秋瑾是真正的巾幗英雄；武則天充其量只是一個成功的惡棍。
當人們可以不受幹擾地評價早已作古的歷史人物時，秋瑾的分數應該遠遠高於武則天。作為女人的緣故，秋瑾應該成為女人心目中的楷模；武則天則理所當然是女人的反面教訓，可實際情況正好相反。
武則天的名頭一天比一天響亮；秋瑾則加速度被女人淡忘。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武則天居然成為絕大多數女人憧憬的心靈偶像。相比之下，沒有幾個女人知道歷史上還曾出現秋瑾這個人。
拍武則天馬屁的影視劇一部接一部，似乎還會不厭其煩地繼續拍下去，每部影視劇都把武則天謳歌成聰明絕頂的化身和正義真理的捍衛者。尤其是《至尊紅顏》在拍武則天的馬屁上下了令人肉麻的大功夫，武則天不再是冷酷無情、殺親害子的女魔頭；而是一個癡情重義、寬容純真為了真情信義可以拋卻所有榮華富貴甚至不惜以生命為代價來捍衛“人間至誠”的純情烈女……
可有誰看過再現秋瑾悲壯人生的影視劇沒有？
好像一部也沒有！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匪夷所思的反差呢？
民族性格的陰暗部分給我們提供了最好的答案。
中國人信仰“成功哲學”和“勝利哲學”，凡是成功勝利的一方都是可取的和值得仿效的，哪怕成功者是一個惡棍或民族敗類也不例外。
武則天是一個成功的女人，從尼姑到貴妃、皇後、幕後皇帝、皇帝一路升上去，在眾人面前耍夠了威風，也享盡了榮華富貴。盡管武則天在權力之路上天良喪盡滅絕人倫、親手掐死了自己的親生女兒，親手鞭殺了可愛的孫子，親自冤殺了自己的親生兒子……幹出了層出不窮禽獸不如的惡行，都不能掩飾她是“成功者”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因為武則天惹人注目的“成功”，在一個信奉功利的民族面前，她的血腥罪惡也因此被“成功”的光環掩飾，實在掩飾不住的部分也被淡化為“身不由己”或“情有可願”。
事實上武則天的暴行並非都是“身不由己”，如果說她最初陷害自己的恩主王皇後是為了覬覦皇後寶座，尚屬“情有可願”的話，那麽當王皇後被打入冷宮不再成為她的競爭對手時，她把對方“砍斷手足泡入酒缸任其哀號慘死”的暴行則沒有任何“身不由己”的成份。就算害怕對方死灰覆原，也應該讓其體面地去死，如此折騰一個沒有反抗力的恩人只能說明武則天擁有令人恐怖的“虐待狂”血質。這種血質是人類尚未進化完全的獸性殘留物，擁有這種血質的權力人物無論對國家還是對親人朋友都是空前的災難。因為這種人在心理上不能算人，充其量只是兩條腿的禽獸，甚至如連禽獸都不如！
因為武則天是一個成功的女人，所以在今天被渴望富貴的部分中國人狂熱地崇拜者。只要有機會出人頭地榮華富貴，就是讓他們象武則天一樣傷天害理出賣朋友也在所不惜。
秋瑾的人生和武則天正好相反，武則天是一個品格低劣的成功女人；秋瑾則是一個擁有過人品格靈魂高貴的失敗女人。秋瑾的“失敗”追根索源也是武則天的作品，武則天以後的中國社會機制是“劣勝優汰”和“抑善揚惡”，像秋瑾這樣品格出眾能力超群的女人要想成功真的比登天還難。
因為秋瑾是一個失敗的女人，所以無論她擁有多麽閃光的品格，做出了多麽偉大的業跡，她身後的命運注定是寂寞的。很少有人願意向一個失敗的英雄學習，如果超人的能力品格是通往失敗之門的敲門磚，那些高貴品格除了用來裝璜嘴巴外沒人願意身體力行。
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常常思索人口和資源處於絕對劣勢的西方因何在近代後來居上超越並主宰東方，得出的結論是民族價值取向在其中起了至為關鍵的作用。東方老大哥中國的民族價值取向是“功利主義”的；西方的民族價值取向則更多趨近於“理想主義”。我們是“以成敗論英雄”；西方則是“以貢獻論英雄”。成敗主要關系到個人的前途，貢獻的受益者則主要是社會。也就是說西方主要以個人是否有益於社會來評判此人的價值；中國則以個人的成敗來評判他的價值。中國只要個人出人頭地，就算傷害了社會也會得到廣泛的認同；西方只要做出了對社會有益的業跡，就算個人一敗塗地也能贏得普遍的尊敬。在這兩種絕然不同的社會價值取向的的引導下，西方個人利益從屬於社會利益，‘個人英雄主義’也靠為社會謀福利來實現；中國人則只注重個人利益。社會的前進取決於群體走向而不是單個人的命運，西方社會在近代的前進速度也因此遠遠大於東方。
這里所說的“社會”不同於“社區”和“集體”，社區和集體是一個有明顯地域和派性傾向的群體；社會則是全體公民的生存發展空間。效忠於社區或集體的人一樣有可能危害社會。集體制約個人英雄主義；社會則張揚個人英雄主義。
西方文學作品中永恒的英雄人物一不是愷撒這樣傑出的獨裁者；也不是查理曼那樣成功的征服者；而是普魯米修斯式盜取天火舍身為大眾謀福利的悲劇英雄。普魯米修斯的結局是被萬神之主宙斯鎖在高加索懸崖上，讓老鷹每天來啄視他的五臟六腑，單就個人命運來講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但他舍身為人的高貴靈魂贏得了人類的萬世景仰。
中國人心目中的永恒英雄不是造紙術和活字印刷的發明人蔡倫、畢昇；也不是銳意推進民族進步的末路英雄光緒皇帝，而是讓中國人淪為卑賤亡國奴的成吉思汗！因為成吉思汗是一個取得巨大成功的征服者，盡管他個人的成功是以人類文明的大倒退作為代價，但淪為他奴隸的中國人依舊狂熱拍他馬屁。中國人的“功利主義”在此取得了近乎變態的社會效應，居然會喜歡上屠殺自己強暴妻女並把幸存者打壓成奴隸的暴徒？！
當我們依舊不厭其煩地把武則天搬上銀幕並為其塗脂抹粉時，說明我們的思維模式和行為規則依舊停留在那個邪惡的時代，急功近利唯利是圖，為了成功不擇手段，對刑訊司法和“小報告政治”的危害沒有深切的認識；沒有認識也就談不上有任何矯正的動力。
女人推崇武則天除了上述因素外，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封建中國是一個男權社會，女人的社會地位極為低下，尤其是在性關系上存在著顯著的性別歧視。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若是再嫁就被視為大逆不道。作為一個女人，對自身的屈從地位自然是心不甘情不願的。從深層心理來講，很少有女人不想把自己的位置和男人調換一下，只是苦於條件不具備而已。武則天作為女人中的強者，很順利地實現了男女位置的互換，並破天荒地完成了“女人玩弄男人”的“功業”，實現了廣大女人夢寐以求的人生目標，因而很自然地被絕大多數女人奉為心中的楷模。
武則天的優勢是“用才和納諫”，但這些優勢並不是女人仿效的目標。“玩男人”恰恰是武則天性格的陰暗面，但正是這個陰暗面才讓女人羨慕不已。絕大多數女人對武則天那些值得稱道的“政績”並不十分明了；但對她“玩男人”的創舉則能如數家珍。說明女人推崇的不是武則天的優勢和亮點；而是她的劣勢和暗點。這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中國的“女權運動”已經步入一個相當危險的誤區：不是追求女人個性解放和爭取自身尊嚴的權利，爭取實現自我的平等機會；而是追求女人墮落的權力！這樣的“女權運動”不但於女性解放無益；相反會增長女人的性別劣勢。武則天與其說是女人解放的楷模；不如說是女人自我毀滅的精神鴉片。
相比之下，秋瑾雖然從沒把“玩男人”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但在男人世界造成的震憾則是“縱使須眉也汗顏”，絕大多數男人在她面前都會自慚形穢，她才是婦女解放的真正典範，理所當然應該成為廣大女人仿效的目標。當女人心中的偶像從武則天變成秋瑾時，中國的女人才算真正走上自尊自愛之路，中國婦女也會因此獲得真正的解放。
為了正確引導中華民族的社會價值取向，從深層次提升我們的民族，是到了把武則天搬下銀幕的時候了；反映秋瑾悲壯人生的影視劇也該閃亮登場了。


二OO七年四月二十日


18.民族危機意識


因為擁有足夠的危機意識和自我反省式的宣傳教育，以色列一再地戰勝力量比自己大出百倍的敵人，由先天極度貧血的弱國上升為現代化強國；因為缺少最起碼的危機意識和自我標榜式的宣傳教育，中華民族一再地被力量不及自己百分之一的對手擊敗，由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天朝大國墜落成“發展中國家”。


（一）
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國家中,給予我最大震撼的國家一不是美國；二不是日本；而是地中海東岸的一個彈丸小國以色列。
以色列立國時間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相近，但發展速度比中國快得多，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相當於中國的二十倍，是中東唯一的現代化強國和核大國。
以色列的國土只有1.4萬平方公里；實際控制面積2.8萬平方公里，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彈丸小國。
以色列南北最長處470公里，東西最寬不過135公里，最窄處只有15公里，幾乎沒有任何戰略縱深，是現代化突襲戰最理想的攻擊目標，也就是說戰爭對這個國家是災難性的，它什麽都可以有就是不能有戰爭。
遺憾的是，以色列從立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處於戰爭狀態中，戰爭對手還是塊頭比自己大出百倍以上的龐然大物，處於比它大幾百倍的阿拉伯敵對勢力的包圍之中。阿拉伯國家把以色列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做夢都想將其連根拔除。因此以色列和周邊各國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只能靠血與火才能解決，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以色列的處境那麽危險，並且這個危險一直延續到現在且仍將繼續延續下去。
以色列宣布建國的第二天，埃及、敘利亞、伊拉克和約旦就不顧聯合國分治決議，從東、南、北三面向以色列發動突然襲擊，企圖將新生的國家扼殺在搖籃之中。從此以色列就一直與阿拉伯國家在交戰，僅大規模的戰爭就有五次。
以色列的對手力量比它大出百倍以上，戰爭的勝負似乎早已命中注定，猶太人將再度成為流浪民族。
出人意料的是：以色列在戰爭中百戰百勝；阿拉伯則百戰百敗；五次中東戰爭都是以色列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也許有人認為以色列勝在武器的先進上。盡管阿拉伯國家的土地和人口占壓倒優勢，但在先進武器面前這個優勢往往難以發揮。其實這是一個誤區，除了第五次中東戰爭外，前四次中東戰爭阿拉伯國家不但軍隊數量占壓倒優勢；連武器和裝備也占一定優勢。第一次中東戰爭開始時阿拉伯方面擁有各類飛機131架，艦船12艘，坦克裝甲車240輛，各種野戰炮140門；而以色列只各類飛機33架，艦船3艘，幾乎沒有什麽大炮、裝甲車，裝備不及對方的十分之一。
另有部分人士認為以色列勝在美國的支援上。其實這也是一個誤區，美國對以色列支援的總量從來也沒有超過阿拉伯世界得到外援的總量。第一次中東戰爭英國站在阿拉伯那一邊；以後四次中東戰爭蘇聯對阿拉伯的援助較之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要容易和有效得多。
以色列取勝的原因在於它的民族精神！
以色列自立國至今一直處於戰爭狀態中，處於戰爭狀態的民族沒有多少精力去發展經濟，因此戰爭總是和經濟的衰退相伴而生的，尤其是那些被迫卷入的防守性戰爭。在境外進行的進攻性戰爭對經濟也許有促進作用；但在邊境或境內進行的防守性戰爭則嚴重制約經濟的發展。五次中東戰爭有四次是在以色列邊境或境內進行的，且性質都是防守性的。大戰雖然有間隙，但和阿拉伯敵對勢力的小戰則一直沒有停止過。在如此嚴峻的戰爭形勢下，以色列的經濟應該很難取得什麽象樣的成就。但實際情況是：以色列的經濟在戰火的硝煙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以色列從國土和人口來看只是一個彈丸小國，但從科技經濟來看則是中東唯一的現代化強國，也是亞洲的核大國。這個國家擁有尖端的科技和一流的工業；還把沙漠變成了真正的良田……
亞洲的越南和以色列相似，從建國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半個世紀一直處於戰爭之中。和以色列不同的時，越南的經濟在戰爭期間一直停滯不前，是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到戰爭結束時，越南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有以色列的五十分之一，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許不到以色列的百分之一。


（二）
以色列民族精神的最突出表現是危機意識！
擁有足夠的危機意識是一個民族能夠自強不息的關鍵所在。
和建國初期相比，今天的以色列應該擁有足夠的安全感，它的科技、工業和軍事實力在中東是首屈一指的，還是中東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前四次中東戰爭時期，如果以色列稍有不慎，阿拉伯敵對勢力可以一勞永逸地把這個國家從地球上抹去，今天的形勢則發生了逆轉，在先進科技和核威懾的雙重保護下，阿拉伯世界已經失去了早期的優勢，戰爭主動權完全掌握在以色列這一邊。阿拉伯敵國就是表現得再出色也無法將刺入他們眼球深處的這顆釘子拔除掉，充其量也只能暫時削弱以色列而已。如果不受國際法的約束，以色列可以在一個小時之內把所有的阿拉伯敵國變成真正的廢墟。除了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外，以色列還擁有外交上的明顯優勢。伊斯蘭極端勢力針對各國平民的恐怖襲擊極大地損害了阿拉伯世界的形象，世界各國尤其是那些文明先進的現代化國家對阿拉伯世界的反感越來越強烈，很多阿拉伯國家的朋友都倒向他們的敵人以色列這一邊。世紀之交的兩次海灣戰爭成功地摧毀了伊拉克這個最強勁的敵對勢力，以色列的安全形勢無疑又加深了一層。軍事、經濟和外交是國家安全的三個最根本要素，在三方面擁有壓倒優勢的以色列應該擁有絕對的安全保障；但以色列的自我感覺一點也不輕松，整個國家依舊擁有厚重的危機意識，時刻保持高度的警覺和自律自省。智慧的以色列人雖然擁有居高臨下的對敵優勢，但他們看到的卻是自身的劣勢和潛在的危機以及未來的不確定。因為在國土、資源和人口上的先天貧血，以色列擁有的對敵優勢是暫時且不確定的。它的對手是一只龐大的恐龍，自己充其量只能算恐龍身上的一只智力跳蚤，現在這只恐龍患了癲狂病且處於昏睡狀態，跳蚤才能得志於一時。今天的世界不同於一個世紀以前，不能乘人之危，置國際法於不顧把昏睡的恐龍殺死，就象三百年前人數處於絕對劣勢的滿洲人把力量比他大一百倍的中華帝國徹底征服一樣。只要恐龍一天不死，它就有醒過來和痊愈的可能，蘇醒過來且恢覆健康的恐龍是可怕的，阿拉伯世界只要造出一顆原子彈，以色列的安全保障就不覆存在，就算以色列的核武器數量擁有一百對一的絕對優勢也占不到任何便宜。以色列放出一百枚核彈頭阿拉伯敵國仍可茍延殘喘；但以色列只要挨上幾顆原子彈就不覆存在了。以色列面臨的另一個危險是阿拉伯人的極端和非理性，這個習慣用人體炸彈進行自殺性襲擊的民族一旦擁有原子彈，是不會象以色列一樣受國際法和世界輿論的制約“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的。
以色列的危機意識使這個國家的國民擁有超人的智慧看到優勢背後的潛在危機，世界上只有很少的民族擁有這樣的智慧，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在這時只能看到勝利的光環，因而也不可能長久地保住勝利成果，更不可能象以色列人那樣自強不息，為保持自身的優勢不遺余力。
以色列的危機意識在輿論宣傳和國民教育上的反映是這個國家幾乎不知道“總結成績”；只知道“分析教訓”，就是取得再大的勝利和成功仍然要“分析教訓”。
以色列在抗擊阿拉伯敵國的戰爭中取得了一連串的輝煌勝利，完全有資格樹立一連串的“英雄紀念碑”和“勝利凱旋門”。可在以色列境內看不到任何歌功頌德式的建築；只有“大屠殺紀念館”等猶太人被欺淩迫害的歷史回顧，讓子孫後代感受沒有安全而幾乎被滅絕的歷史慘劇，而不是為先人靠戰勝奪取的榮譽樹碑立傳。以色列的軍事教科書對五次中東戰爭的描述更多是局部和暫時失利的教訓；給人總體上的感覺象是戰爭的勝利者不是以色列，而是阿拉伯國家。尤其是第四次中東戰爭占了相當大的篇幅，描述戰爭前期埃及利用猶太“安息日”的有利時機對以色列發動突然襲擊，以色列節節敗退，差一點就亡國滅種的血腥教訓。雖然以色列最後站在勝利的一邊，但付出了巨大的損失和沈重的代價……
當以色列在戰爭中暫時失利時，他們就痛定思痛分析失利的原因。
當以色列從勝利走向勝利時，他們又開始冷靜地反思：這一仗本來可以打得更好的，如把握得當可以付出更少的犧牲，取得更大的戰果。為什麽他們沒能打出更好的水平呢？
…………
強烈的危機意識造就了以色列民族擁有清醒的頭腦和永不衰退的旺盛鬥志，在勝利面前不居功；在成就面前不自滿，在安定富足的生活環境里不玩物喪志，在歌舞升平中聽出“四面楚歌”，透過榮譽的光環看到自身的劣勢和不足。

（三）
和以色列相比，我們的民族缺少的正是危機意識！
中華民族自唐帝國以後的一千余年一直處在周而覆始的危機之中，炎黃子孫有將近一半的時間處於外族的奴役之下，成了沒有任何尊嚴的卑賤亡國奴。我們也曾一再起義反抗擺脫外族的奴役，但因沒有足夠的危機意識，時間一長我們就忘記了先前作亡國奴的歷史，在歌舞升平中貪污受賄醉死夢生，在不知不覺中重覆衰落頹廢的步伐，直至被另一個力量遠不如我們的野蠻民族整體強暴屠殺，再度淪為任人蹂躪宰割的亡國奴。
十三世紀二十年代，大半個中國被女真人征服；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時間里，北中國人沒有盼來民族的解放，卻盼來了蒙古的鐵騎，和南中國的自由民一道被“轉賣”給另一個更為野蠻殘暴的草昧民族作奴隸，直到一個世紀後爆發民族大起義獲得解放。
好不容易擺脫奴隸命運的中國人沒有從歷史悲劇中汲取教訓，迫在眉睫的危機一消除就好了傷疤忘了疼，誤認為作亡國奴的歷史會一去不返，在自我膨脹中陷於另一輪的腐敗、頹廢和瘋狂內鬥，自己把自己折騰得精疲力竭，結果被另一個人口只有我們五十分之一的野蠻民族乘虛而入，亡國奴的命運又一次降臨到中華民族的頭上。這一次的奴役是長期的，長達兩百七十年之久。兩個半世紀的奴隸生涯足以毀滅一個民族的任何尊嚴。
最悲慘的災難發生在近代：
1895年，面積只有中國三十分之一，人口只有十分之一，昔日連進貢都不夠格的蠻夷小幫日本帝國向中國老師宣戰，戰爭結果是力量占絕對優勢的中國戰敗。一支日軍闖進了旅順，殺害了這個城市所有的中國人，連老人、婦女、兒童也無一幸免（只留下三十六人掩埋屍體）。
中國人沒有從這次慘劇中汲取教訓，不乘此契機勵精圖治奮發圖強，亡國滅種的危機一過就把災難當成過眼煙雲，繼續吸毒、腐敗和內鬥，結果招來更大的災難。
1937年，日軍占領了中國的首都南京，殺害了37萬中國平民，旅順的悲劇又一次在中國重演。
…………
因為沒有危機意識，我們在輿論宣傳和國民教育上習慣總結成績，歌功頌德、文過飾非。
盡管中國近現代史是一部屈辱自虐被動挨打的歷史；可我們的宣傳機器和歷史教科書卻把這段歷史美化成民族振興的悲壯史詩。
中英鴉片戰爭，兩千五百個英國遠征軍打敗了四億中國人，天朝大國被迫在自家庭院里簽訂城下之盟割地賠款。與之形成鮮明對應的是：歷史教科書大書特書“三元里人民的抗英鬥爭”。
甲午中日戰爭，號稱世界第七大海軍強國的中華帝國被海軍實力勉強屈居十二位的撮爾小國日本擊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水師官兵醜態百出，最後集體繳械投降。一百年後我們以此為題材的影視劇《北洋水師》，絕大多數官兵搖身一變成了可歌可泣的悲壯英雄……
抗日戰爭前期，中國軍隊一潰千里，為日本效力的漢奸軍團比侵華日軍還多，可我們關於這段歷史的教科書卻由一系列大捷組成：從平型關大捷、台兒莊大捷一直延伸到昆侖關大捷……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文明國家順利完成第三次科技革命，經濟呈幾何級數增長。我們卻在搞“反右”、“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從事一連串的“經濟自殺”和“文化自殺”活動，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可我們的媒體卻在一個勁地鼓吹形勢大好：
“原子彈氫彈爆炸成功；萬噸巨輪乘風破浪；人造地球衛星飛上天空……”
“美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掙紮在死亡線上，我們一定要解放他們……”
當我們不得不面對那段被力量遠不如自己的野蠻民族一再征服的屈辱歷史時，我們的宣傳媒體又從另一種角度發現了中華民族的閃光點：說什麽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同化力最強的民族，不但同化了星羅棋布的弱小民族，還同化了曾經征服過我們的女真、蒙古和滿清……
這種說法讓我聯想起一個文盲暴徒闖進某個書宦世家，強暴了這個家庭的十個女兒，讓她們生下了十個兒子，主人代暴徒撫養了這十個兒子，讓他們接受良好的教育，然後對外宣稱這些兒子擁有百分之九十他家的血統，還接受了他家的文化習俗……
當我們不得不面對曾經被我們視為“吃不飽穿不暖”的美國原來遠比我們文明富強時，我們的宣傳教育又很快找到了平衡術：美國建國兩百多年，我們才建國半個世紀，如果我國有兩百多年的歷史，早就超過美國很遠了。這個說法有明顯的偷換概念之嫌，那就是把“朝代”等同於國家。中國從秦始皇統一的那一天算起已經存在了兩千多年,而不是半個世紀，如果硬要說中國建國只有半個世紀，那麽今天的美國則只有六年的歷史，因為六年前是民主黨執政，今天的共和黨執政還不到六年。
我們還忽視了另外一個事實：美國立國兩百余年越來越穩定強大，歷史上的中國在歷經兩百多年的和平發展後多半會暴發全民族的內戰。今天的中國如果不成功地遏制住官場腐敗和貧富懸殊，我們的民族就會從內部分裂，類似的悲劇會再度在中華大地重演。
以色列的宣傳教育很像“在美人身上找痣”，然後努力消除那些有礙觀瞻的小黑點，使美人更美；我們民族的宣傳教育則容易讓人聯想到“在黑人身上看白牙齒”，因此誤認為自己長得很白，對滿身的黑皮膚則視若無睹，也不去設法改進自己的“黑色基因”。
也許有人會說：我的系列文章也是在“美人身上找痣”，專挑中華民族的“毛病”。筆者是醫生出身，如果此話有一定真實性的話，這種作法也沒有任何“惡意”的成份。你看過醫生給病人診病嗎？醫生只負責診斷“致病因素”，而不是總結病人的“健康因素”，給中華民族“診病”並不等於說我們的民族一無是處。筆者的目的和醫生一樣，是想讓我們的民族更健康更優秀。
一個沒有勇氣正視自身弱點，而只看到他人弱點的人是注定會墜落的；一個努力發現他人優勢同時又敢於正視自身劣勢的人則會不斷自我完善。一個民族也是如此。
因為擁有足夠的危機意識和自我反省式的宣傳教育，以色列一再地戰勝力量比自己大出百倍的敵人，由先天極度貧血的弱國上升為現代化強國；因為缺少最起碼的危機意識和自我標榜式的宣傳教育，中華民族一再地被力量不及自己百分之一的對手擊敗，由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天朝大國墜落成“發展中國家”。
王婆賣瓜式的對內宣傳會進一步淡化國民的危機意識，極大地誤導國民對全局的認識，使國民普遍陷於自大自滿的怪圈之中，因自我感覺良好意志消退，不願為國家民族的持續進步繼續作艱苦的努力，並進而沾染上及時行樂醉死夢生的頹廢民風。
今天我們剛剛吃飽了肚子，部分國民就感染上了可笑的大頭癥：一邊腐敗、賭博、吸毒；一邊扳起指頭盤算2010年達小康；2020年每家一部小車；2050年超美日……絲毫也意識不到“盛世背後的危機”。
清華大學是中國的一等學府，在里面就讀的學子無疑是中國的精英人物。前兩年在清華舉行過一次民意調查：題目是“二十世紀是美國世紀；二十一世紀將是哪個國家的世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學生毫不猶豫地填上“中國”！
連精英層都如此自我膨脹，就更不用說普通中國人了。

透過繁榮發展的表象，就會發現今天的中國依舊面臨著很多的危機，有些危機還很深重，我在《盛世背後的危機》里有較為詳盡的闡述。
當我們終於吃飽了肚子時；我們的靈魂仍處於饑餓的狀態。
當我們的經濟在大踏步前進時；我們的文化卻在大踏步後退。
當大學生的數量成倍增加時；我們的高等學府已演變成冷冰冰的交易場所。
當上海的摩天大樓超過紐約和東京時；我們卻面臨整體信仰危機和品格崩潰。
當我們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千美元時；我們的貧富懸殊已遠遠超過了聯合國規定的警戒線。
當西方終於能夠感受到“中國威脅”時；我們的民族精神卻被赤裸裸的物欲淹沒。
…………
有人說“中華民族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希望這句話是聳人聽聞，但真的是聳人聽聞嗎？
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危機意識，昏昏然自我感覺良好，看不到上面那些“盛世危機”，就不會探索解決危機的辦法，危機就會積少成多。當危機積重難返時，別說我們無法把二十一世紀變成中國世紀，連今天的成果也未必守得住。

發展經濟，全民邁步奔小康也許不是我們今天的首要任務；我們面臨的最緊迫任務是：
重鑄我們的民族精神！！！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我們必須擁有足夠的危機意識！


二00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19.金錢扭曲下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命運和未來，其重要性遠遠大於經濟。一個國家無論現階段多麽貧窮；無論遭受多大的災難，只要其民族精神尚在，這個國家就會很快振興。一個國家如果丟失了民族精神，那麽無論它現在多麽富庶，也會象建在沙堆上的摩天大樓一樣在一個晚上轟然倒塌。


（一）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中國出現了全民經商的熱潮，號稱“十億人民八億商”。
八小時之外喜歡研討中國歷史，知道中華大國民是一個重農抑商的民族。和西方民族國家獎勵工商業不同，歷代中國政府都不同程度敵視生意人，把限制商業發展作為王朝長治久安的基本國策。因此歷史上的中國人商業意識淡薄，重義輕利是中華民族對外交往的思維定式。
當我認定中國人不怎麽精通“生意經”時，我們的媒體則一再宣稱中國人是最有商業頭腦的民族，理論根據是華人主宰了東南亞各國的經濟命脈。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印度尼西亞。這個國家的華人只有六百多萬人，僅占印尼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三，可華人擁有的財富卻超過百分之七十以上。那時的國際關系理念是“經濟決定國家的命運，未來的國際戰爭主要是經濟戰”，華人既然主宰了東南亞各國的經濟命脈，我就直覺地認為這些國家的內政外交應該是華人說了算，華人一跺腳南洋就要抖三抖。
於是我認定南洋的華人終於揚眉吐氣了，南洋華人血淚史可以劃下一個沈重的句號了。
整個南洋史確切地說是一部迫害屠殺華人的歷史，從鄭和下西洋華人大量移民南洋開始到二十世紀的五百年間，生活在那塊土地上的華人一直沒有擺脫周期性大屠殺的噩夢，最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在歷史上有三次。
1603年，在菲律賓的首都馬尼拉，可恨的西班牙人無端對華人亮起了血淋淋的屠刀。那時馬尼拉的中國人有兩萬多人，西班牙人只有區區幾千人，可少數民族居然敢對多數民族實施種族滅絕式的大屠殺。那年馬尼拉的華人被屠殺罄盡，連老人、婦女、兒童也很少逃得性命，年輕女人在屠殺前則遭到了令人發指的強暴。
僅西班牙人在馬尼拉實施的大屠殺就進行了三次：另兩次是1639年和1662年。1639年的大屠殺有兩萬多華人慘死在屠刀之下，僅一萬余人得以幸存，但被列為賤民階級，每人要繳納負擔不起的六元人頭稅，而且必須改信西班牙人所信奉的天主教。1662年大屠殺則是全體中國人，包括所有的婦女和兒童，再次被西班牙人屠殺罄盡。
除了西班牙人和馬尼拉外，其他民族和其他地區針對華人的大屠殺也前赴後繼，無休無止。
南洋的每一寸土地都被中華民族的鮮血染紅。
南洋最大的國家印度尼西亞在上世紀中期贏得獨立後，華人的血淚史仍在繼續。
印尼第一任總統蘇加諾靠吹噓自己的性功能而聞名於國際。這樣的人物一旦掌握無限權力除了魚肉百姓橫征暴斂和專制弄權瞎折騰外沒什麽別的本事，因此在他當政時把印尼折騰得天怒人怨也就不值得大驚小怪了。但蘇加諾在每次群情沸騰之時都能平安度過關鍵時刻，因為他手中握有一張屢試不爽的“華人牌”，也就是把華人當成印尼人的“排氣閥”。每逢印尼人民和蘇加諾政府的矛盾不可調和時，蘇加諾就利用媒體進行詆毀華人的宣傳，說什麽是唯利是圖的華人把印尼搞亂了，並教唆印尼人民對華人實施暴力報覆。低素質的群體缺乏理性思維和獨立判斷力，極易受宣傳輿論的誤導，既然連主流媒體都說華人是唯利是圖的奸詐之徒，他們就一定是可恨可殺的勢利小人了，於是印尼人民的仇恨不滿情緒被有效地轉移到華人身上。民眾的暴力情緒一旦煽動起來，接下來便是玉石俱焚式的騷亂，公開搶劫華人財產，任意殺死男人華人，當眾輪奸華人女士。針對華人的報覆行動結束後，印尼人民心中郁積的惡氣就會平息很多。
…………
現在南洋的華人終於盼到出頭的那一天了，他們主宰了南洋各國的經濟命脈，尤其是把握了印尼的經濟命脈，這些國家再也不能象先前那樣任意傷害華人而不受懲罰了。
當我為南洋華人的翻身解放歡欣鼓舞時，絲毫也沒意識到華人的災難並沒有過去。
在二十世紀將要結束之際，一場駭人聽聞的集體屠殺華人事件在印尼發生了。
公元一九九八年五月，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爆發了一場舉世震驚的騷亂，在騷亂過程中華裔居民受到有組織的虐待、殺害；華人所擁有的5000多家公司、超市、工廠被砸毀、搶劫；華人婦女慘遭輪奸、焚燒；暴徒將華裔婦女輪奸過後再投入熊熊烈火。全印尼共有1200多名華人喪生，1000多名婦女遭到暴徒群體強暴，其中許多婦女或被活活燒死；或因下部傷勢過重去世；或因羞辱難當、懷著滿腔仇恨自殺身亡。被強暴的女子最小的只有九歲。
在屠殺和強奸進行時，印尼警察都遠遠地站在一旁看熱鬧，消防隊也不開進現場，聽任大火吞噬一幢幢商店、住宅；聽任大火里發出撕心裂肺的慘叫……
這次大屠殺是蓄謀已久的，早在那年的三、四月份時，印尼媒體就開始把矛頭指向華人，攻擊華人為富不仁，不肯同化，明示或暗示華人應該對印尼經濟崩潰負責。1998年，橫掃亞洲的金融風暴爆發，印尼政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印尼全國的赤貧人口一下子增加到8000萬，占總人口的40％。民眾生活困苦，階級矛盾空前激烈，社會上到處都是極度不滿的人群，長期積累的憤怒象冰雪覆蓋下的火山一觸即發。伴隨而來的罷工、遊行和騷亂，嚴重威脅到蘇哈托政權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蘇哈托政權就考慮將火山熔巖引向印尼社會中最沒有政治權力的那一部分--華人……
印尼大屠殺發生後，文明世界群情沸騰，中國人更是怒不可遏，尤其是光天華日之下集體強暴華人婦女的獸行，比歷史上最野蠻的未開化民族有過之而無不及，充分暴露了印尼人的醜陋和極端。人們不禁要問：在文明開化已成為大趨勢的今日世界，一個民族何以會邪惡野蠻到如此地步呢？當我聽到這則噩耗時，恨不得操起一挺機關槍沖上印尼首都雅加達的街頭，對準遇到的兩條腿禽獸狂掃三天三夜……
當胸中沸騰的熱血終於冷卻下來後，我又陷於深深的沈思：不是說華人主宰了印尼的經濟命脈嗎？印尼人何以敢切斷自己的命脈對華人施暴呢？華人有那麽多錢，幹嗎不團結一心，把所有的錢拿去買武器奮起自衛呢？六百多萬人如果武裝起來同仇敵愾，印尼就會為它的野蠻愚昧付出血的代價，說不準又一個新加坡會在印尼共和國的土地上誕生。
大屠殺過去後，按我們的理解印尼人自己切斷了這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可印尼為何沒有發生想象中的經濟崩潰呢？難道華人並沒有主宰印尼的經濟命脈嗎？難道世上還有金錢對付不了的事情嗎？可在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心中：金錢可是萬能的啊？
我翻開印尼華人的歷史，極為驚訝地發現這個主宰印尼經濟命脈的群體居然享受不到平等的公民權？針對華人的歧視迫害在大屠殺之前就已成為印尼的一種時尚。政府法律明文規定：禁止華裔參政參軍、關閉華文學校、限制華裔進大學、嚴禁使用華文；華裔要放棄華文姓名，用印尼文改名換姓，並在華裔居民證打上帶有侮辱性的特殊標志，其身份和“賤民”沒什麽兩樣……這個國家公然違背聯合國關於人權的宣言和公約，嚴重侵犯華裔的基本人權，進一步把華裔族群與其他的族群對立起來。


（二）
面對印尼華人的鮮血，我想起了世界上另一個古老的民族猶太人；這個民族的歷史和南洋的華人有著驚人的相似。
猶太人自紀元一世紀在故土反抗羅馬大起義失敗後，在刀鋒下逃生的猶太遺民被迫背井離鄉，向世界各地流浪，從紀元一世紀一直流浪到二十世紀，長達兩千年之久。
因為身後沒有國家，猶太人象一群沒有娘的孩子，在世界各地受盡欺淩，只能從事低等職業茍且偷生。
因為被排斥在主流社會和體面職業之外的緣故，猶太人被迫更多的從事非體面的低等職業，象賣淫、算命、巫術、販人、囤積居奇、放高利貸等文明人所不恥的下流行業，猶太人更多的卷入其中。下流行業通常都能帶來暴利，猶太人也因此很快富了起來，成為各地有錢人的象征，善於經商致富也成為猶太人最主要的能力見證。一提起猶太人，人們馬上湧現出兩個印象：一是他們有錢；二是他們會經商，和南洋各國對華人的印象如出一轍。
猶太人的“商業活動”給自己的民族積累了災難，因為大量從事文明所不恥的行業，極大地損害了猶太人在各地的形象。文明程度較高的英美和西歐，人們還能理解猶太人所從事行業的“被迫性質”，是在遇到不公平待遇時的不得已行為；但文明程度不高的中歐各國就沒有那樣的胸懷和理性了，他們直覺地認為猶太人是邪惡的化身，是唯利是圖、沒有任何準則的劣等民族。在德意志、波蘭、俄羅斯等國，猶太人除了有錢和會經商外；還是妓女、巫婆、吸血鬼、人販子、守財奴的代名詞。莎士比亞最著名的作品《威尼斯商人》就是一個最生動的例證。他們把猶太教堂描繪成妓院，認為這些背信棄義、好色貪婪、見利忘義的猶太人玷污了所有的貞潔……
一旦形成這樣的認識，東歐各國對猶太人就滋生出一種不可理喻的仇恨，恨不能有朝一日用最殘酷的暴力把這幫人碾碎。這種非理性仇恨在國家處於穩定發展時期還不至釀成大規模的報覆行動；可一旦國家處於非常時期，法律和規範的力量削弱時，長期郁積的仇恨就會一發不可收拾，猶太人於是一次次地陷身於憤怒的烈焰之中，一次次被燒成灰燼。
在漫長的中世紀，包括英、法在內的整個歐洲都參與了迫害猶太人的行動，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一個接一個，猶太人因此噩夢連環。他們在失敗的時候被人唾棄，成功的時候又容易被人嫉妒，受不到任何保護，命如草芥。在十四世紀中葉的一次反猶暴行中就有12000 名猶太人被殺害。而德國的猶太人更是遭受著階級、民族、宗教的重重壓迫,人們習慣於把一切壞事和罪惡都歸咎於猶太人……
工業革命和地理大發現把西歐各國推上了文明開化之路，遠離文明的中歐各國則代替西歐成為屠殺猶太人的急先鋒。近代最大的一次屠殺猶太人事件發生在十九世紀末的俄羅斯帝國。沙皇為了平息俄國人民日益增長的不滿，贏得軍隊對皇權的效忠，居然慫恿軍隊把猶太人作為發泄不滿的“消遣”。於是大批軍隊闖入猶太人家庭，搶劫他們的財產、強暴他們的妻女，把帶血的刺刀埋進無辜男人的胸膛。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倒在血泊之中，婦女在輪奸後又被縱火焚燒，和印尼屠殺華人的手段象一個模子倒出來的。
更大的災難發生在二十世紀中期，希特勒執掌德國政權後，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式的大屠殺。幾百萬猶太人，包括老人、婦女和兒童，被納粹黨衛軍集體驅趕到地獄般的集中營，在受盡折磨之後又把幸存者趕入一輛特制的封閉式列車，然後旋開毒氣閥門，車廂里霎時彌漫了致命的毒氣……
在納粹黨執政的十多年間，希特勒一共屠殺了六百多萬猶太人，占全球猶太人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歐洲大陸的猶太人差不多殺絕了種。如果不是英美等文明國家為猶太人提供了避難所，這個星球上的猶太人極有可能被斬盡殺絕。


（三）
綜上所述，歐洲猶太人和東南亞的華人有著極為相似的歷史命運。這兩個民族都會經商掙錢；都被當地的社會輿論不同程度地妖魔化；都遭慘周期性的大屠殺；在受迫害屠殺時痛苦無告，沒有人為他們申訴和主持公道……
猶太人沒有自己的民族國家，所以在國際上孤立無援。二十世紀以前的南洋華人身後雖然有個國家，但那是一個積弱不振的國家，政府還明文宣告海外華人為叛臣賊子，所以他們的母國與其說是“靠山”還不如說是“幫兇”。
對於歐洲猶太人和南洋華人來說，血腥的歷史在他們的民族心理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從血泊中站起來的幸存者面對同伴的屍體，猶太人陷入了憤怒和痛苦的反思；南洋華人則哭天搶地，抱怨上蒼的不公，抱怨自己命苦……
因為思維模式的不同，二十世紀來臨時，兩個有著相似命運的民族走上了絕然不同的道路。
猶太人在鮮血中反思出了一條告別屠殺迫害，找回民族尊嚴的道路，那就是不再把“生存”和“賺錢”作為主要目標，而是把反抗歧視迫害，用生命去捍衛尊嚴公正作為人生的終極目的，為達此目的必須重鑄猶太民族精神。這條路崎嶇不平且充滿風險，但卻是唯一的一條生存發展之路。
重鑄猶太民族精神主要由下列四個要素組成：
1、不惜一切代價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故土巴勒斯坦則為立國的首選之地。歷次的屠殺迫害給了猶太人血的教訓：一個民族要想保持自身的獨立和尊嚴，身後沒有一個國家是萬萬不能的。不但要有一個國家，而且應該是一個文明進步的強國，如是沒有一個文明進步的強國作後盾，這個民族要麽放棄自己的民族特征；要麽慘遭屠殺迫害。
2、不以賺錢為生存的主要手段，尤其是不要賺“黑心錢”，在不影響基本生存條件的前提下要盡可能告別那些損害人性和文明的“不道德職業”，尤其是不能從事賣淫、聚賭、販人、放高利貸等文明人所不恥的營生，以挽回猶太人的自身形象。先前猶太人的悲慘處境一半來自居留地公民的敵意；一半則是自己造成的，正所謂“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3、盡可能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爭取從事體面職業的機會和權力。雖不能很快進入政界和軍界；但可在科技、學術和文化領域最大限度地發揮猶太民族的聰明才智。科技和文化是沒有國界的，也沒有種族界限，在科學文化領域做出特殊貢獻的人無論來自哪個國家，也無論他屬於哪個種族，都可贏得人們的普遍尊敬。如果有更多的猶太人成為科學家和文學家，就能極大地改善猶太人的社會形象。
4、強化猶太民族的凝聚力，全體猶太人生死相隨，患難互助，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一家有難，百家聲援；一人受到不公正待遇，萬人為之申訴討公道。
人類從蠻荒時代走到文明時代，一個最大的標志就是有凝聚力！
在建立民族國家這個首要問題上，猶太人的決心堅定不移，歷盡劫難仍不改初衷。
猶太人建立自己民族國家的努力在國際上稱之為“猶太覆國主義運動”。
1842年5月，沙皇俄國頒布法令，將猶太人趕出鄉村和居民區。這樣，猶太人開始了第一次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浪潮，並建立了一些猶太覆國主義的移民點，猶太覆國主義運動初步興起。
1896年，匈牙利出生的猶太作家西奧多.赫茨爾寫了《猶太國：現代解決猶太人問題的一種嘗試》一書，宣稱猶太人問題既不是社會問題，也不是宗教問題，而是一個民族問題，提出建立猶太人自治的國家，並建議設立“猶太社團”和“猶太公司”兩個機構，分別負責猶太國組織的籌備和經濟上的策劃工作。
1897年，在赫茨爾的領導下，歐美的猶太覆國主義者在瑞士巴塞爾舉行了首次全世界猶太人大會，決定成立全世界統一的世界猶太覆國主義組織，赫茨爾當選主席。猶太覆國主義運動自此揭開新的一頁，從分散的地區性運動進入世界性有組織的政治運動。
猶太人為建國作出的不懈努力終於感動了自己的上帝。
1917年11月，英國發表了支持猶太覆國主義的《貝福爾宣言》，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隨後在巴勒斯坦托管區大量收容猶太移民。
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決議”，規定英國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於1948年8月結束，其後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國和猶太國；面積14000多平方公里的猶太國正式誕生了。
猶太人經過半個多世紀艱辛不懈的努力，終於在祖先的發祥地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國家！
猶太人的命運自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成為主宰自己命運的真正主人！
在創建民族國家的同時，猶太人在其他領域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猶太人在科學領域的成就是舉世皆知的，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發現大多出自猶太人之手。如果沒有猶太人的智慧，原子彈和運載火箭的應用至少要推遲半個世紀。尤其是原子彈的成功研制，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進程。正是猶太人的科技成果成功應用於戰爭，使庇護過猶太人的英美等國最終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屠殺猶太人的元兇不是縱火自焚；就是被紐倫堡國際法庭送上絞刑架。猶太科學家成功地為自己的民族覆了仇。
截止2001年，獲得諾貝爾獎的猶太人累計已達129人，其中醫學獎45人、物理學獎31人、化學獎22人、經濟學獎13人、文學獎10人、和平獎8人，占全球諾貝爾獎總數的三分之一。猶太民族總人口則僅占全球總人口的0.3%。
除了在科學領域取得扭轉乾坤的成就外，猶太人還紛紛進入社會上的體面崗位，逐漸爭取到了和居留地人民相同的地位和權力；同時告別那些文明所不恥的“下流職業”，告別妓女、人販子和守財奴，極大地矯正了猶太人的社會形象，成功地重鑄了猶太人的民族精神。
在今日世界，猶太人依舊是有錢的民族，但這些錢來得光明正大，是靠勤勞和智慧掙來的，和一個世紀以前猶太人手中的錢有本質的區別。和華人在印尼一樣，美國的猶太人也是以百分之三的數量占有百分之七十的財富，但兩個民族在居留地的地位和形象有著天壤之別。
二十世紀的猶太人對金錢的認識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一是盡可能不取不義之財；二是為了維護自身權力和人性尊嚴；為了維護猶太民族的整體利益，他們會毫不吝惜把辛苦掙來的金錢拋出去。
猶太人的民族凝聚力在二十世紀後半期得到了空前的強化。因為團結一心互相聲援，猶太人在各地雖是少數民族，但卻永遠告別了被屠殺被迫害的歷史。美國的猶太人雖然只有六百多萬人，但卻是這個國家不能忽視的政治力量，他們造成的政治壓力常常能夠左右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使歷屆美國政府不敢貿然疏遠以色列。


（四）
和以色列有著相似命運的南洋華人如果擁有猶太人那樣的智慧，就會在二十世紀走上和猶太人一樣的道路，那時南洋華人擁有的條件比猶太人要有利得多。
南洋華人身後有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國家，而且還是一個塊頭很大的國家。他們要做的就是加強和母國的聯系，爭取中國政府對他們命運的關注和同情，在他們受到不公正待遇時在國際上出面為他們討公道，直至報仇雪恨。要成功地實現這個目標，南洋華人有三條路可走：
1、 在經濟上支援母國的現代化建設，把南洋的經濟和中國經濟連為一體。南洋華人有的是錢，這是他們可以發揮的最大優勢。
2、 成立和中國政府對話的華人組織，加強和中國政府的聯系，遊說中國政府海外華人的命運和中國的命運休戚相關，中國關注海外華人命運將會極大的增強中國的實力，提高中國的國際威望。向政府解釋他們不是叛臣賊子，當初移居南洋純粹是出於謀生的需要。他們在居留地並沒有忘記自己的祖國，也沒有做出任何不利於祖國的事，相反還把中華文明擴展到更為遼闊的領域，使遙遠的海外也能感受到中國人的影響，就象十七世紀去美國和加拿大謀生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把英國文明擴展到遼闊的新大陸一樣。雖然他們的國籍不是中國，但他們生命的根仍在中國。
3、 扶助母國的文明進步事業。歷史上的中國政府之所以視南洋華人如仇寇，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的文明程度不高，看不到海外華人對中國的助力遠遠大於阻力。如是中國的文明水準達到歐美那樣的程度，就會視南洋華人為中華民族的一體，絕不會眼睜睜地看著外族淩辱他欺負他，更不會容忍任何野蠻民族屠殺他。
南洋華人把命運和中國連為一體的行動雖然會遇到很多困難，但較之猶太人在強敵環伺的故土平空建立一個國家要容易百倍以上。
除了加強和母國的聯系外，南洋華人還可采取更多的有效措施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如成立強大的華人商會，象波羅的海的商人成立“漢撒聯盟”一樣，組建統一的經濟實體，成立雇傭軍和自己的防衛武裝，不對抗政府，但是可以對抗小型暴亂和搶劫。
加強教育，進入當地政府高層，由商會出資培養有才能的孩子，讓他們將來從政，在制度上頒布保護華人的條令；或者培養成為科學家和思想家，提高華人影響力，從科學思想上獲得當地土著的尊敬。
南洋華人如果要加強民族凝聚力，條件一樣比猶太人有利得多，因為南洋華人的分散程度較之猶太人在歐洲的分散程度要好得多，比猶太人更容易團結成一股互相聲援的力量。
令人痛心的是：在命運的十字路口，南洋華人和猶太人分道揚鑣。猶太人緊緊抓住歷史賦予他們的契機，重鑄民族精神，找回了民族的尊嚴，徹底擺脫被迫害屠殺的噩運。南洋華人則堅定地繼續自己辛酸屈辱的歷史，繼續成為任人屠殺宰割的“無助的羔羊”。
當大屠殺的幸存者在同伴的血泊中站起來時，他們想到的不是反思災難的根源，爭取向兇手覆仇和向社會討公道；而是想方設法把失去的錢賺回來，只要兇手不斷絕他們賺錢的財路，他們就會和殺死父母兄弟強暴妻女的兇手和平共處。至於把錢賺回來後能否保住自己的財富，是否象上次一樣因錢招禍，就不是他們考慮的問題了。一次又一次血腥教訓並沒有教會他們這樣一個簡單不過的道理：在一個文明程度不高的社會里，一個沒有權力沒有尊嚴的弱勢群體擁有再多的金錢也無濟於事，因為他們沒有力量保住自己的財富不被外來的暴力搶劫。對於一個人和群體來說，權力和尊嚴是第一位的；金錢則是第二位的。有了權力和尊嚴，沒有錢可以很快掙到錢；沒有權力和尊嚴，有了錢也會很快失去。
於是東南亞的華人只知道“開店，做生意”，除此之外什麽也不做；別人來搶來殺了，就只會哭，哭過了，就忘記了；然後繼續“開店，做生意”，等到財富積累到一個可觀的數目時又招來下一次的搶劫、屠殺、強暴……
為了能夠很快把錢賺回來，南洋華人並不在乎所從事職業的文明性質。大凡“短、頻、快”的賺錢營生多半是與社會通用價值取向相悖的“下流職業”，尤其是能迎合普通人低級官能享受的娛樂業財源滾滾。當南洋華人為了快賺錢、賺大錢一如既往地卷入“下流職業”時，他們的社會形象也就不可能獲得實質性的提升，因此也難得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當猶太人狠心告別“賣淫、巫術、放高利貸”而改善自己的社會形象時；南洋華人則更深地卷入賭場和夜總會等“暴利行業”，因此也日益被當地主流社會視為急功近利為富不仁的群體。
南洋華人除了在工商界大把大把地賺錢外，依舊被隔離在政界、軍界之外，也沒在文化知識界確立令人尊敬的地位。當猶太人在歐美取得一個又一個的科學發明時，南洋華人對人類的科學文化幾乎沒有做出什麽特別的貢獻，也沒有一個人獲得過諾貝爾獎。
南洋華人對金錢的熱情遠遠大於對尊嚴和公正的熱情，因此只能蒙上眼睛沿著灑滿鮮血的老路走下去，走向迫害、搶劫、屠殺、強奸的陷阱。華人的命運也因此萬劫不覆。
南洋華人對金錢不可思議的熱情確然得到了回報。當猶太人在阿拉伯世界的縫隙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時，華人在經濟上則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居然主宰了東南亞各國的經濟命脈。令人不解的是：主宰國家經濟命脈的人並沒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運，等待他們的依舊是歧視、迫害甚至屠殺，強暴。富裕起來的華人命運和先前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
東南亞國家不止印尼把迫害華人作為一貫的國策；菲律賓的華人也從來沒有輕松過；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越南迫害驅趕華僑的暴行比印度尼西亞一點也不遜色。
歷次的災難證明，南洋華人的金錢並不是萬能的，相反還是災難的禍根，可華人好象意識不到這一點，對金錢的熱情依舊沒有消退的任何跡象。
華人什麽時候才能從金錢中走出來，把視線集中到權力和尊嚴。
南洋的華人喜歡聚居,但聚居並不是團結互助的標志。不團結和好內鬥是華人最主要的劣根性之一，海外的華人也不例外。南洋的華人作為一個弱勢群體，生活在滿懷敵意的異族群中，只有團結一心才能生存發展和抵禦外侮，可華人就是堅決拒絕團結，對內的戒備遠遠大於對外的防範。你別看印尼的華人有六百多萬人，但因內部四分五裂的緣故，在大限來臨時就象一個人一樣容易對付。當全球的猶太人團結成一股不可分割的力量時，海外的華人依舊是一盤散沙，依舊奉行“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處世哲學，“中國人好坑中國人”已經成為各國人民的共識。當一個民族喜歡坑害自己人時，外族若不去虐待他那真是天理不容。
華人到哪里都喜歡“拉幫結派”，但拉幫結派也不是團結的標志；而是為了更大的內鬥所作的組織上的準備。海外的華人幫派大多是對付中國人的；而不是對付外國人的。


（五）
上世紀三十年代，亞洲的暴發戶日本對中國發動了野蠻的侵略戰爭。戰爭初期中國軍隊節節敗退，大片河山落入敵手，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
日本大舉侵華為南洋華人重新融入祖國大家庭提供了歷史契機。他們如果全力援助中國抗戰，就會使處於患難中的祖國感激零涕，中國就會自此把南洋華人的命運和自己連為一體。南洋華人有的是錢，有條件有能力為中國的戰時經濟提供有力的支撐。“患難之中好救人”，此時的援助對於中國可謂雪中送炭，效果比和平穩定時期要大出百倍以上。
南洋的部分華人確然為中國的抗戰出過不少力，但力度和效果遠不能和海外的猶太人對以色列的援助相比，雖然不是“象征性”的；但至少也是不充分的，因此也沒有起到感動中國人心靈的效果。
第一次中東戰爭前期，阿拉伯聯盟國家埃及、外約旦、伊拉克、敘利亞和黎巴嫩出動大軍對成立才一天的以色列發動全面進攻。處於初創階段的以色列國防軍力量處於絕對劣勢，在阿拉伯五國聯軍的圍攻下很快處於全軍崩潰的邊緣，新生的以色列處於危急之中。
海外的猶太人聽說祖國處於危險中的消息，毫不猶豫地把積蓄拿出來，在短期內就酬集到了一筆可以裝備幾個機械化軍團的巨大資金，全部用於購買先進武器和軍事裝備，從美國、英國購買轟炸機，從法國購買坦克和大口徑火炮，從捷克購買大量輕武器、野戰炮、炸彈和炸藥，從其它國家購買小型艦船和巡邏艇，然後把購買來的龐大軍火運往以色列。戰爭初期以色列國防軍的裝備不到對方的十分之一；戰爭後期以色列軍隊在裝備上則占有壓倒優勢。以色列軍隊利用裝備上的優勢向入侵的阿拉伯聯軍發動反攻，並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不但保住了新生的民族國家，還把國土向外推進了6700平方公里。
在戰爭期間，海外的猶太人不但在金錢上慷慨解囊；還有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拿起武器趕赴陷入戰火硝煙中的以色列參加保衛母國的戰鬥。在通常情況下，人們都是選擇遠離戰火的，所以陷入戰爭中的國家才會有那麽多的難民外逃，在外敵入侵時人們有時逃得更快，等到戰火平息後再返回家園。可猶太人的作法正好相反，在祖國處於危機中時不是逃離家園，而是勇赴戰火與國家共存亡。聯想到以色列國的來之不易，聯想到猶太人在沒有自己的民族國家時經受的周期性災難，我們很容易理解猶太人的大無畏精神和不可思議的愛國熱誠。但理解是一回事，身體力行則是另一回事，置個人安危於不顧共赴國難不是每個民族都能做到的。
猶太民族是人類智慧的寶庫，他們在美國的人口不足3%，但他們占美國大學的 1/5,律師的1/4,名牌大學教授近1/3,諾貝爾獎美國得主的半數左右，當代美國文學，戲劇，音樂等一流作家的60%。 200名文化人中，有一半是猶太人；在獲得諾貝爾獎的100多名美國學者中，也有近半數是猶太人；美國的電影業可以說是由猶太人奠基的，幾乎所有大型制片公司的創辦人都是猶太裔人士。印度尼西亞的華人和美國的猶太人擁有同樣的人數和人口比例，可沒有一人獲得過諾貝爾獎。

在美國有一個華人聚居的街區，街上有幾十家華人開設的餐館和商店，但只有一家猶太商店。那個街區的治安狀況很差，光天化日之下經常發生搶劫案件。更具悲劇意義的是：盡管華人在那個街區占有數量上的優勢，可劫匪專門挑選華人商店實施搶劫，並且多數情況下能夠如願以償。一則華人膽小怕事，被搶劫時大多不敢聲張，采取息事寧人的方式來避免可能發生的進一步報覆；二則華人各自為政，在同胞被搶時隔岸觀火，不到不得已時不肯施以援手。結果劫匪食髓知味，膽子越來越大，針對華人的搶劫也越來越頻繁。那條街區盡管只有一家猶太商店，但一直沒有被劫匪定為目標，就是膽子再大的劫匪也遠遠地繞過去。他們深知猶太人的商店是搶劫不得的，你別看這條街區只有一家猶太人，但他們身後有幾百萬猶太人為其撐腰。如果你膽敢搶劫任何一個猶太人，就會有成百上千的猶太人行動起來，一邊給警察局施加壓力緝拿兇手；一邊自行酬集金錢雇請高明的私人偵探協助警察破案，結果要不了幾天就會把兇手繩之以法，就是再兇惡狡猾的兇手也逃不脫他們的追捕。


（六）
2005年11月8日，俄羅斯移民局宣布，將放寬對外籍勞工留居權和歸化權的限制，從2006年1月1日起，俄羅斯移民局將給予100萬外國勞工合法身份。俄羅斯當局的“大赦法令”，為1400萬在俄的外國勞工帶來了希望，也為1.4億俄羅斯公民帶來了驕傲：本國綠卡炙手可熱，最能帶給這個國家公民自豪感和優越感。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法令特別宣布，中國人排除在合法勞工之外？這是繼1882年美國“排華法案”後，由文明國家頒布的第二宗直接的排華法令。
一個月後，12月8日淩晨，莫斯科移民局會同全副武裝的特警，圍剿了享受不到與其它國家的人同等待遇的中國勞工聚居點，抓捕了200多名中國人，並將這些中國人統統驅逐出境。
…………

南洋的印度印西亞是一個還沒走上文明開化之路的貧窮落後國家，他們迫害華人是野蠻愚昧所致。俄羅斯是一個文明水準遠遠高於中國的現代化民主國家，為何也象野蠻國家一樣加入到驅趕華人的行列呢？
部分勞工把他們的悲劇歸罪到國內某些不負責任的媒體，抱怨這些媒體不懷好意地渲染、誇大、抹黑俄羅斯和其他斯拉夫國家在經濟轉型期遇到的經濟危機，深深地傷害了深受斯拉夫主義浸泡的俄羅斯民族的自尊心。其實從1991年至2000年，社會轉型中的俄羅斯民眾生活水平非但沒有降低，反而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全民都享受福利住房、醫療保險、免費教育和失業救濟，這也是大量外籍勞工湧入俄羅斯打工賺錢的根本原因。於是俄羅斯人將對中國媒體的忿恨撒在來俄國謀生的中國民工和下崗工人身上？
少數媒體對俄羅斯唱衰也許是該國排華的原因之一，但絕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原因應該是中國勞工的整體形象刺激了俄羅斯人的感情。中國包工頭為了盡可能多賺點錢，讓本國勞工住簡陋工棚、睡木板大統鋪、啃窩窩頭、喝菜湯、超時工作、隨處大小便……這些在國內習以為常的中國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狀態讓俄羅斯人困惑：中國勞工到底是“人”還是“動物”？在俄羅斯打工的中國勞工雖然只有二百萬人，但卻極大地影響了這個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
中國人對“金錢”的超常熱情可以驅使他們犧牲最基本的人權，並置最基本的人性尊嚴於不顧，進而損害中華民族的整體形象。
中國人的民族精神被“金錢”極大地扭曲了！
當猶太人用金錢重鑄自己的民族精神時；我們卻把民族精神犧牲在對金錢的追逐上。
海外華人什麽時候才能把注意力從金錢轉移到提高自身素質和重塑自身形象上？
當世界都認可華人是一個善於經商的民族時，我則對本民族的“經商才能”存在質疑：在歐美等文明程度較高的現化化強國，華人為何沒有取得令人注目的經濟成就呢？他們的經商才能為何沒有體現出來呢？事實上華人的經商才能在體制存在很多漏洞的不發達國家更容易發揮出來，為什麽會這樣？是不是說明我們的“經商才能”更多體現在“鉆空子”、“投機取巧”和“不按規定出牌”呢？
猶太人也是一個公認的善於經商的民族，但今天的猶太人極講誠信，他們做生意不千篇一律地簽訂書面合同，但他們遵守契約，即使只在口頭做出非正式承諾、非書面的協議，只要雙方接受，他們就會不折不扣地按約定去辦事。他們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去侵犯別人的領地。重信守約的美德為猶太人贏得了美譽，也是他們在商業場上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們的商人在誠信方面作得怎樣呢？但我知道文明發達國家在生意上誠信第一，不講誠信的人在商場根本無法立足。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華人追逐金錢的浪潮從海外湧回到中國本土，越來越多的炎黃子孫把追逐金錢作為人生的終極目標。為了多快好省地撈錢，貪官瘋狂受賄撈回扣；底層社會則不惜賣淫販毒開賭館；平民百姓則多方尋找賺錢的門路；連最神聖的大學也成了冷冰冰的交易場所，人文精神和學術氛圍被赤裸裸的“錢欲”淹沒……
當越來越多的人在不擇手段地撈錢時，還有幾個人在思索人生、社會、國家、民族等嚴肅的主題？還有多少人在關注我們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命運和未來，其重要性遠遠大於經濟。
一個國家無論現階段多麽貧窮；無論遭受多大的災難，只要其民族精神尚在，這個國家就會很快振興。一個國家如果丟失了民族精神，那麽無論它現在多麽富庶，也會象建在沙堆上的摩天大樓一樣在一個晚上轟然倒塌。
二戰結束後，德國成了一片廢墟。斯大林則預言：二十年後，德國會再度成為歐洲的霸主，因為德意志的民族精神並沒有在戰敗中消亡。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時，一位中國將軍去日本軍營看日本人在做什麽，因為通常情況下沒落的群體會陷入頹廢和瘋狂。他沒有看到期望中的景象，卻看到日本人正在教導小孩學知識，軍營里響起了朗朗的讀書聲。將軍沈痛地走出了軍營，因為他預感到自己的勝利是暫時的和虛幻的。
當貪官暴發戶紛紛把巨額財富轉移到國外時，你們想過中世紀沒有國家的猶太人的災難嗎？當祖國沒有成為文明進步的現代化強國時，你們在海外的財富有保障嗎？與其把財富轉移到海外招來屠殺強暴的噩運，為何不把財富拿出一部分用於資助中國的文明進步事業呢？
中華民族的“金錢”夢該醒了，我們不能把中國本土也變成南洋！


二00六年九月三十一日


20.近代史上力量懸殊的“體制戰爭”


西歐文明在征服幅員遼闊的亞洲和美洲時，通常都是在“兩條戰線”上開戰：一是“武器戰”；二是“體制戰”。西歐文明在武器上的優勢顯而易見，但從根本上打敗對手並讓對手屈服的不是先進的武器，而是先進的體制。


世界近現代史從根本上來說是一部西歐文明向全球推廣的歷史。
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那一天起（1492年），西歐文明在短短五個世紀的時間里，就征服了歐亞大陸和南北美洲若幹古老且有著很強生命力的人類文明。人類世界的絕大部分被迫全盤或部分接受西歐文明的價值取向，就連世界上最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在深閉固拒西歐文明精神內核的同時也不得不披上對方用武力輸送來的“現代化外衣”。
西歐文明向外推進的方式部分是靠“先進文明”自身的感染力和影響力；但主要還是靠因文明的自身優勢而形成的對外強制力和攻擊力。
西歐文明在與全球各大文明的撞擊沖突中，無疑占有力量上的顯著優勢。
西歐文明的力量優勢體現在兩大方面：
一是武器的優勢；
二是體制的優勢！
體制的優勢則被證明為最根本的優勢！
西歐文明在征服幅員遼闊的亞洲和美洲時，通常都是在“兩條戰線”上開戰：一是“武器戰”；二是“體制戰”。西歐文明在武器上的優勢顯而易見，但從根本上打敗對手並讓對手屈服的不是先進的武器，而是先進的體制。
歐亞大陸和美洲大陸的古老文明在與西歐文明的交鋒中，與其說是輸在落後武器上，還不如說是輸在落後體制上。
毛澤東說過：武器是決定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人”的能動性則是體制的作品。先進的體制能最大限度地調動“人”的創造性和主動性，並給人才提供最廣闊的用武之地；落後的體制則在制約“人”優勢的同時張揚其劣勢，並以不可思議的熱情扼殺人才。
先進的武器是人才制造出來的，所以先進武器從根本上來說也是先進體制的“作品”。
所以西歐文明在近現代的勝利是“體制”的勝利！
亞洲文明和美洲文明在近現代的失敗是“體制”的失敗。
人們最熟知的“體制戰爭”莫過於甲午中日戰爭。
甲午中日戰爭期間，中國號稱世界第六大海軍強國，北洋水師單從規模上來講更是名副其實的“東方無敵艦隊”。撮爾小國日本的海軍實力則極為勉強地擠身為第十二位。
那時北洋艦隊僅巡洋艦就有三艘，注意中國直到今天還沒有一艘巡洋艦？
除了海軍實力外，中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也占有極為顯著的對日優勢。至於“綜合國力”，日本則連和中國比拼的資格也沒有。
但甲午中日戰爭的結果卻是日本取得了全勝，中國則遭受近代史上最為屈辱的失敗，號稱“東方無敵艦隊”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
力量占絕對劣勢的一方居然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不用說是“體制的勝利”。
武器是靠人來操縱的，優勢的武器也只有掌握在相對優秀的人手中才能發揮出武器的優勢。只有先進的體制才能把優秀的人發掘出來，並掌握對先進武器的操縱權；落後過時的體制則讓先進武器落入酒囊飯袋或傻子手中。
原子彈在酒囊飯袋手中威力和手榴彈強不了多少；在傻子手里則只能形成自傷的威力，別說傷不了敵人，不把自己炸死就算萬千之幸了。
在中國腐朽的人事體制下，操縱北洋艦隊的政客艦長大多是“關系”遠大於“能力”的酒囊飯袋，根本沒有能力和品格來發揮出中國海軍力量上的壓倒優勢。
在北洋水師生死存亡的關頭，“來遠”和“威遠”兩艦艦長居然上岸嫖妓去了，日本則在當晚組成九死一生的敢死隊在北洋水師眼皮底下偷入軍港發動偷襲，用極微小的代價把兩艦擊沈，同時擊沈的還有令日本海軍眼紅的王牌艦只“定遠號”。
當中國官兵貪生怕死時；日本海軍則英勇無畏。
官兵貪生怕死是落後體制的作品；軍人英勇無畏則是先進體制的作品。
…………
除了眾所周知的甲午中日戰爭外，還有兩場力量懸殊的戰爭更能體現“體制”對戰爭勝負的決定作用。

義和團配合清軍圍攻西什庫教堂和東交民巷使館區。
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年，慈禧太後對外國人“還政於光緒”的呼聲惱羞成怒，居然和愚昧無知的義和團邪教暴民聯手，在一個晚上向所有與中國有邦交的國家宣戰，下令屠殺中國境內所有的外國人和中國基督教徒，連老人、婦女、兒童也不放過，且屠殺手段備極殘酷。大批逃過第一輪屠殺的外國人和中國教民避難於西什庫教堂和東交民巷使館區。1900年6月15日，數萬義和團暴民開始圍攻西什庫教堂。慈禧太後則下令清政府出動正規軍配合義務團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區。
西什庫教堂的守衛力量只有47條步槍，守衛人員也不是經過戰爭洗禮的職業軍人，教堂里的外國人只占少數，多數為避難的中國教民。這樣的防衛力量差不多是一道紙屏，根本不可能抵擋數萬義和團且有政府軍配合的圍攻。義和團號稱“刀槍不入”，政府軍武器的威力也遠遠大於47條步槍，後勤供應更是相差懸殊。按理西什庫教堂會在第一個回合中陷落，最多也不會支持一天。可實際情況是：西什庫教堂整整堅守了63天！一直堅守到八國聯軍進入北京為其解圍為止。
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守衛力量只有450名武裝衛隊，只有輕武器沒有重武器。另有475名外國平民（包括12名外交使節）和2300名中國教民，也是中國人占多數？清政府的攻擊力量是董福祥的甘軍和榮祿的武衛中軍，武器裝備比對手要雄厚得多，除了槍支彈藥多於對手外，還配備有當時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克虜伯大炮。人數更是占有絕對的優勢，還有數萬義和團在前面打沖鋒。如此之大的力量懸殊，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堅守時間一樣應該不會超過一天。可最後的結果是使館區頑強堅守了五十多天，一直堅守到八國聯軍進京為其解圍……
清軍義和團對東交民巷使館和西什庫教堂的圍攻最後以徹底失敗告終。
相對於圍攻的對手來說，清軍和義和團擁有力量上的壓倒優勢。
力量占優勢的一方遭到失敗，不用說一定是“體制”的失敗。
首先清政府挑起的這場戰爭是荒唐瘋狂的。一個晚上向所有與中國有邦交的國家宣戰？不分青紅皂白地屠殺中國境內所有的外國人和中國教民？這真是人類世界雖不能斷言絕後但絕對是空前的頭號奇聞！不但愚不可及，而且犯了赤裸裸的反人類罪，只有傻子和瘋子才會幹得出來。一個人可能天生就是傻子或瘋子；但一個民族不可能天生瘋傻。
只有高度極權專制的社會政治體制才能強迫整個民族在特定時期變成傻子和瘋子。
中國的極權專制體制到了清王朝時期發展到極端變態的程度，全國只有最高權力一個人有思考和決斷的權力。
當最高權力人物因智商缺陷或心情不好，在特定時期走火入魔步入瘋傻時，全國人也只有跟著他（她）變成傻子和瘋子，否則就可能背上“賣國賊”或“反上作亂”的罪名人頭落地財產充公。
在一個高度集權的專制社會里，普通公民沒有任何現實可行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生命權和財產權。
當整個民族變成傻子和瘋子時，就會對人類文明造成巨大的破壞力量，就會制造不可思議聞所未聞的文明災難。
其次慈禧集團和義和團把所有有理性和才能的中國人全誣蔑為“漢奸賣國賊”，並“寧可錯殺一千，不叫一人漏網”，維新運動的漏網之士也因此全成了義和團暴民的刀下冤魂。在殺光北中國的“維新志士”後，連死人也不肯放過，揚言要“戮郭嵩濤、丁日昌之屍以謝天下”。郭嵩濤是中國近代最有見識最具民族責任心的外交家，是真正的民族英雄！連這樣的人都要剖棺戮屍，可見當時主宰中國政府的政客集團愚蠢瘋狂到何種地步！在“瘋子政府”的淫威下，有能力充分發揮“實力優勢”並很快贏得戰爭的“人才”要麽身首異處，要麽噤若寒蟬，想為政府效力也找不到途徑；那些迎合瘋子慈禧高呼愛國的投機政客和邪教暴民除了愛國口號喊得比誰都響外，並沒有戰勝敵人的勇氣、策略和技能，全都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嘴上一套，行動一套”的人滓。
扼殺人才一樣是落後體制的作品。極權專制體制不是著眼於國家民族的利益，而是把一家一姓的特權利益放在第一位。真正的人才都是忠於國家民族的，所以極權專制政府都把“人才”視若仇寇，必欲去之而後快。
因為體制的腐朽沒落，把整個民族拖入瘋傻和扼殺人才的緣故，在西什庫教堂和東交民巷使館的圍攻戰中，中國以絕對優勢的實力而失敗。
這是體制的失敗！

征服印加帝國的卡紮馬卡之戰
印加帝國是十六世紀早期美洲面積最大的帝國，領土包括現今的秘魯、智利、阿根廷、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半個巴西和部分中美洲，面積比歐洲少不了多少。
西班牙征服者皮薩羅是一個標準的亡命徒，他輕而易舉征服印加帝國成為世界近代史上最不可思議的奇跡。
皮薩羅手下只有近200個臨時招驀的烏合之眾，印加帝國則擁有20多萬身經百戰的常備軍。
對世界歷史一知半解的“學者”大多把皮薩羅出人意料的勝利歸功於現代武器的優勢，其實皮薩羅集團手中的武器遠遠配不上“現代”二字。印第安戰士的武器也遠非想象的那麽脆弱。
皮薩羅是在十六世紀三十年代完成那個偉大征服的。那時的火繩槍效能很低，殺傷力只是比弓箭略勝一籌。印第安人則是公認的神箭手，並且箭頭上大多塗有南美洲熱帶森林特有的劇毒植物的汁液。那時的火炮威力則更有限，只是用火藥把石頭鐵丸之類的雜碎從炮筒里打出去而已，與十八世紀以後裝填開花彈的大炮有質的區別，雖然響聲很大，但威懾力遠大於實際殺傷力。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皮薩羅集團只擁有11支火繩槍和一尊火炮？就算火繩槍的威力和今天的自動步槍差不多，面對二十多萬常備軍也顯得杯水車薪。
征服印加的最關鍵戰役是安第斯山谷地的卡紮馬卡之戰。
印第安集團的武裝力量是帝國部隊的精稅：近八萬戰鬥兵員；武器是弓箭、棍棒、石質或青銅刺擊器械。皮薩羅手下只有168名能夠拿武器的男人（106名步兵和62名騎兵）；武器是62匹戰馬、11條火槍、一尊火炮和人手一柄鐵劍或長矛。
卡紮馬卡位於安第斯山的深處，四周群山高聳。通往這座城鎮的小道有很多“一夫擋關，萬夫莫開”的險峻關隘，是擅長“誘敵深入”者對付強敵最理想的戰場。
印加帝國的皇帝阿塔瓦帕在戰前作了最周密的部署，城鎮的居民和糧食全部轉移到城外的群山深谷，對手在市內找不到任何給養。一旦對手變成了“敵人”，只需用少量兵力把守該鎮四周易守難攻的雄關小道，就可把敵人活活困死餓死。
主戰場是卡紮馬卡市場。
卡紮馬紮是一個居民近萬人的城鎮，市場的寬度剛好能夠容忍騎兵沖鋒。
市場只有幾處狹窄的出口和外面相連。如果印第安人用弓箭封鎖那些出口，皮薩羅集團除了等死外別無良策。
各方面的條件證明，戰爭的天平百分百傾向到印第安帝國那一邊。
但這些都是“假設”，只有精明智慧的對手才能夠充分利用那些有利的“假設”。
戰爭是在1532年3月16日那天爆發的。印第安先頭部隊是皇帝阿塔瓦帕親自統率的一萬名精銳。皮薩羅使用了突然襲擊的手段，戰爭持續了一個小時，戰爭結果是皮薩羅集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勝利，近五千名印第安戰士身首異處，皇帝阿塔瓦帕和大部分印第安貴族成了皮薩羅的俘虜。
皮薩羅集團未損一兵一卒？！
盡管首戰告捷，但戰爭的優勢依舊在印第安帝國那一邊。
卡紮馬卡還有七萬多印第安武裝部隊，帝國其余地區的部隊也會源源不斷地趕來增援。如果有一位軍事人物提供得力的領導，完全能夠發動突襲或輪番進攻搶回自己的皇帝。就算營救皇帝失敗，帝國貴族集團一樣可以在阿塔瓦帕的近親中選擇一位新皇帝，然後派大軍把守四周的關隘和山道，封鎖卡紮馬卡，斷絕皮薩羅與外界的一切聯系。這樣不出一月，皮薩羅集團就全成了餓死鬼……
皮薩羅雖然在第一輪賭局中輕易獲勝，但勝利的果實卻是如此地苦澀，竟然是為自己開啟了通向死亡的墓門。
但印加帝國的落後體制救了他？
印加帝國和清帝國一樣奉行極權專制體制，因為文明更為落後之故，專制程度比清帝國更嚴重更缺少活力。
阿塔瓦帕是通過陰謀手段取得印加帝國王位的。為了根除帝國臣民對他不利的任何可能陰謀，阿塔瓦帕奉得徹底的愚民政策。全國除了他一人之外，下至平民百姓，上至文武大臣，全被剝奪了思考和決策的權利。帝國臣民因此成了一部沒有頭腦的執行或沖鋒機器，由阿塔瓦帕那個唯一的大腦來操控。如果阿塔瓦帕的大腦不能行使自己的職能，整個帝國就成了一具不知所措的行屍走肉，幾千萬人互不統屬，形同一盤真正的散沙，力量比一個人大不了多少。
當阿塔瓦帕成了皮薩羅的俘虜之後，帝國軍政府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營救皇帝或另立新君，組織部署抗擊西班牙人的戰爭，而是繼續聽從俘虜皇帝的“最高指示”。
阿塔瓦帕已被西班牙人完全操控，他只能按照西班牙人的旨意對他的臣民發號施令。因此皇帝的“最高指示”也就是在損害印加帝國的同時最大限度地為敵人爭取利益。
皮薩羅把他的俘虜關押了8個月，同時勒索歷史上最高的一筆贖金以換取釋放他的承諾。這筆贖金是黃金，數量龐大到足夠裝滿阿塔瓦帕的囚室？一間長22英尺、寬17英尺、高超過8英尺的房間。
所以阿塔瓦帕在皮薩羅囚室里頒發的第一道“最高指示”就是命令文武大臣去帝國各地搜刮黃金，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把皮薩羅指定的那間屋子裝滿黃金，即使因此把整個帝國出賣給敵人也在所不惜。
專制帝王從來都不關心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只在乎自己眼前的急功近利。阿塔瓦帕在這方面走得更遠。
當阿塔瓦帕成了俘虜時，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帝國的命運，而是害怕自己不能行使皇帝職能時，帝國的某個野心家會乘機挑戰皇帝寶座。最有可能繼承印加皇位的是他的同父異母兄弟，被廢的印加皇帝華斯卡爾，他的皇位就是用血腥手段從弟弟手中奪取的。阿塔瓦帕開始擔心起來，萬一華斯卡爾向皮薩羅提供更多的黃金來換取自己的生命怎麽辦？自己是個篡位者，萬一西班牙人承認合法皇帝怎麽辦？
於是阿塔瓦帕頒發的第二道“最高指示”是只有少數幾個心腹官僚才知道的密令。密令傳到印加首都庫斯科，被監禁的華斯卡爾和他的皇後，以及他們的母親被酷刑殺死，據說屍體被行刑者吃了；另外一種說法是扔進了太平洋。
寧願成全敵人也不願成全自己的兄弟？只有專制帝王才會如此瘋狂愚蠢。
殺死了華斯卡爾後，阿塔瓦帕心安理得地等待著黃金從印加帝國的四面八方運到卡紮馬卡，來換取自己的自由。
…………
皮薩羅就這樣利用阿塔瓦塔的狹隘、愚蠢、冷血和極端自私，不經過血腥的爭奪戰就讓印加帝國解除武裝，同時榨幹帝國的財富。
1533年6月，勒索的財富終於湊齊了，囚禁阿塔瓦帕的囚室裝滿了黃金，另兩間同樣大的房子則裝滿了白銀……
一共13000磅黃金和26000磅白銀！按現在的價格超過10億美元，成為歷史上最大的一筆財富。
阿塔瓦帕成了西班牙人征服印加帝國的“第一功臣”？
按皮薩羅當初許下的諾言，阿塔瓦帕應該自由了，可皮薩羅還是背信棄義地判處印加皇帝死刑，罪行是他把阿塔瓦帕當“兄弟”看，可對方卻密謀反對西班牙人，遵照他密令集結的二十萬印加大軍正日夜兼程向西班牙人靠近。
這才是真正的“莫須有”罪名！因為阿塔瓦帕根本沒有皮薩羅指控的那麽“偉大”。
也許是阿塔瓦帕的所作所為令西班牙人太過惡心的緣故，覺得讓這樣的人活在世上簡止是和公平正義過不去，出於人性與生俱來的“正義感”才把征服印加帝國的“第一功臣”處死的。
後世的歷史學者把皮薩羅背信棄義殺死阿塔瓦帕視為西班牙人征服印加帝國的最大污點，這是不公平的。皮薩羅集團盡管幹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情，但他處死阿塔瓦帕沒有錯，否則這個世界就太沒有公正可言了，印加帝國死也不會瞑目。
幅員遼闊的印加帝國就這樣滅亡了，不是亡在自己的敵人手里，而是亡在自己的皇帝手里。是落後的極權專制體制最終斷送了印加帝國。
印加帝國的失敗是體制的失敗！
所以體制的力量遠大於武器和經濟！
在西歐文明向東向西的推進過程中，只有極少數的文明古國在引進對方現代化武器和經濟手段的同時，勝利地抵制住了對方先進體制的侵襲，保護了自己“歷史悠久”的傳統文明。但勝利的代價卻是這些國家的長期動亂落後，離文明富強的目標越來越遙遠。
有些勝利的果實是苦澀的！
反文明的“勝利”是虛假的勝利，這樣的勝利越少越好！


二00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21.大漢民族近千年的對外戰爭

以唐帝國的“開元王朝”為分水嶺，漢民族發展史可以分為前後兩期。開元王朝以前的漢族處於上升時期，在對外戰爭中無往不勝，為大漢民族拓展出了廣闊的生存空間。開元王朝後的漢民族一天天衰弱了，在對外戰爭中連戰皆北，一再地被力量弱小的外來民族所征服。

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漢民族，以唐帝國的“開元王朝”為分水嶺，其發展史可以分為前後兩期。開元王朝以前的漢族處於上升時期，生龍活虎一樣使山河動搖，在對外戰爭中無往不勝，為大漢民族拓展出了廣闊的生存空間。
漢民族遇上的第一個勁敵是匈奴汗國。這個在瀚海沙漠群遊牧的部落民族，於中國處於四分五裂的春秋戰國時期乘隙在長城以北悄悄崛起，到了漢族重歸一統時已強大到對中國保持持久不斷的進攻態勢。中國為了自保，動員數百萬民力修築了一條純屬防禦性的“萬里長城”，用以阻擋匈奴的騎兵沖擊。同時把皇家美麗的公主送給匈奴的單於為妻，每年還要進貢大批的綾羅綢緞，以求得暫時茍安。到了紀元前二世紀的漢武帝時期，中國的國力有了實質性的增長，開始對匈奴發動反擊戰爭，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力量的天平發生了有利於中國的傾斜。隨後的兩個世紀，兩國一直處於戰爭狀態，到了紀元一世紀後期，匈奴汗國分裂為南北兩國。南匈奴向中國臣服，其成員逐漸融合為大漢民族的一分子。北匈奴在中國遠征軍的攻擊下崩潰，殘余部落在漠北不能立足，只得向西流亡。這支漢民族的手下敗軍，卻是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勁敵。他們一路向西打去，沿途摧毀所有的抵抗，於三百年後的四世紀時侵入黑海北岸，引起推骨牌式的民族大遷徙，最終導致當時西方世界最強大的西羅馬帝國的滅亡。由此可以推斷早期漢民族的可怕戰鬥力。
漢民族遇上的第二個勁敵是突厥汗國。這個擁有匈奴血統的遊牧部落，於紀元六世紀時統治了匈奴汗國的故地。當時的中國分裂為北齊、北周和陳帝國，和突厥接壤的北齊、北周沒有力量跟它抗衡，只好競爭呈獻金銀珠寶和公主美女以換取對方的援助。當時在位的木桿可汗曾吹過這樣的牛皮：“我在南方有兩個孝子賢孫，我想要什麽，他們就會孝敬什麽。”紀元七世紀初期，突厥汗國分裂為東西兩國，但力量依舊十分強大，東突厥汗國曾兵臨唐帝國的首都城下。紀元六三０〇年，李世民大帝派大將軍李靖反擊東突厥汗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東突厥汗國自此不覆存在。紀元六五七年，中國大將蘇定方，率領遠征軍三道並進，與西突厥汗國在伊犁河決戰。西突厥大敗，首領沙缽略可汗帶領殘兵敗將向西逃亡，抵達鹹海東岸的石國，被石國生擒，交給窮追至城下的中國遠征軍。西突厥汗國自此星散。
紀元七五一年的怛羅斯戰役是中華民族的一個重大事件。
怛羅斯戰役發生在遙遠的中亞細亞荒漠草原上，正在向西開拓疆土的中華帝國和乘勝東進的新興阿拉陌伯帝國在此相遇，並展開影響世界歷史命運的決戰。安西軍區司令官高仙芝統率七萬藩漢混合兵團跟阿拉陌伯軍團二十萬人血戰五日，不分勝負。在決戰的關鍵時刻，不幸的事情發生了，高仙芝所屬的葛羅祿部落派遣軍陣前倒戈，與阿拉陌伯軍團內外夾攻，中國藩漢混合兵團崩潰，死傷二萬余人。阿拉陌伯軍團俘虜了上萬名漢人，這些漢人把當時中國先進的技術（包括造紙術）傳播了西方世界，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融。
怛羅斯戰役是漢民族對外戰爭的轉折點，漢民族的戰鬥力自此急轉直下。自那以後，被動挨打的惡夢追隨了漢民族一千一百年之久。
下面我們追述近千年令大漢民族丟盡臉面的歷次對外戰爭。
一、和遼帝國的戰爭。
紀元九一六年，居於長城以北匈奴汗國故地的契丹部落在他們的傑出首領耶律阿保機的統領下完成了統一，建立起遼帝國，定都臨潢。北方遊牧民族有固定的首都，自遼帝國開始。
紀元九三六年，兒皇帝石敬瑭靠遼帝國的援助當上了北中國的皇帝，如約把長城以南面積達十二萬方公里的“燕雲十六州”，連同土地上的中國人割讓給遼帝國作為謝禮，使遼帝國的實力大為膨脹。千余年來中國人修築的萬里長城，自此失去作用。石敬瑭認為僅此還不足以表達他對遼帝國的感激之情，兩年後又隆重地尊稱遼帝國皇帝耶律德光為“父”，自稱為“兒”。那一年耶律德光只三十七歲，石敬瑭已四十七歲。三十七歲的父親收養四十七歲的兒子，應該是世界上最精彩的政治奇觀。
遼帝國憑空得到中國的燕雲十六州，極大地增強了財富和國力，但也嚴重地傷害了中國的自尊。而且長城險要已失，黃河以北象敞開著大門的廣大庭院，再沒有阻止野蠻人闖進來的重要屏障，自然使中國不能安枕。因此漢民族必然會對此做出強烈反應。宋帝國統一中國本部後，即著手收回“燕雲十六州”。世紀之交的二十年間，宋遼兩國發生了五次重要戰爭。
紀元九七九年，宋帝國第二任皇帝趙光義乘戰勝後漢帝國的余威，統率大軍翻越太行山，進攻遼帝國的幽州（北平）。遼帝國大將耶律休哥反擊，兩軍在城西高梁河會戰。宋軍全線崩潰，趙光義腿部受傷，爬上一輛驢車逃得性命。士兵戰死一萬余人。
紀元九八〇年，遼帝國為了報覆宋帝國的無端攻擊，耶律休哥進圍瓦橋關（河北雄縣），宋軍再度大敗。趙光義下令親征，結果虎頭蛇尾，半途而廢。
紀元九八六年，趙光義經過六年準備後，兵分兩路對遼帝國發動總攻。東路軍在岐溝關被遼帝國迎頭痛擊，象山崩一樣潰散。西路軍在飛狐口也失敗，唯一打了勝仗的前部先鋒楊繼業只好回兵撤退，統帥潘仁美答應他在陳家谷留下重兵接應，可楊繼業抵達時卻看不到一兵一卒，知道被統帥所賣，結果全軍覆沒。
紀元一〇〇〇年，遼帝國進攻瀛州，擊敗宋軍，生擒大將康保裔，深入德州（山東德縣）、淄州（山東淄縣），大掠而歸。宋軍尾隨其後不敢進擊，等到遼軍退回邊界時才上奏章報捷，單方面宣布勝利。
紀元一〇〇四年，遼帝國大舉南征，皇帝耶律隆緒和他的母親蕭太後親自統帥遼兵團進入宋帝國本土，深入五百公里，進抵距宋帝國首都開封只一百余公里的澶州（河北濮陽）。宋帝國皇帝采納宰相寇準的建議禦駕親征，與遼兵團在在澶州對峙。因為雙方都沒有必勝的把握，只好締結和約--“澶淵之盟”。宋帝國每年向遼帝國進貢銀幣十萬兩，綢緞二十萬匹。
遼帝國在一百年後遇上了自己的克星女真人。這個曾經臣服於遼帝國的部落因不滿遼帝國官吏的貪暴奮起反抗。一一一五年護步答崗戰役，七十萬遼兵團被一萬女真兵團打得全線崩潰。五年後首都臨潢也被女真人攻陷。宋帝國認為時機已到，單方面撕毀宋遼和約，命太監童貫統率二十萬宋軍奇襲燕京，沒想到在女真人面前不堪一擊的契丹兵團，卻把十倍於已的宋軍打得全軍覆沒。女真兵團隨後越過居庸關南下，把得勝的契丹兵團打得落花流水，燕京陷落，遼帝國自此壽終正寢。
二、和金帝國的戰爭
金帝國就是上文所述的女真人建立的國家，開國皇帝是女真民族的傑出首領完顏阿骨打。金帝國在一一一五年建國時就已十分強大，在護步答崗戰役中以一萬兵力擊潰了遼帝國的七十萬國防軍。女真民族是在東北的苦寒地帶成長起來的，嚴酷的自然環境造就了女真民族的可怕戰鬥力。遼帝國在女真民族還是恭順的藩屬時就已流行一個傳說：“女真兵不滿一萬，滿一萬則天下無敵。”護步答崗戰役驗證了這個傳說的準確預見力。
宋遼之間盡管訂立了千年和約（澶淵之盟），但宋帝國仍念念不忘收覆燕雲十六州。當武力被一千次地證明不能解決問題時，宋帝國開始乞靈於外交謀略。紀元一一一一年，時任何湟地區總司令官的太監童貫（由太監任軍區總司令的軍隊戰鬥力可想而知）前往遼帝國的首都臨潢祝賀遼帝耶律延禧的生日，在蘆溝橋招待所會見了華裔的遼國商人馬植。馬植向童貫進獻收覆燕雲十六州的計策--也就是紀元前三世紀秦王國宰相範睢所發明的“遠交近攻”政策。他告訴童貫：“遼帝國東北邊陲有一個驍勇善戰的女真部落，對遼帝國的暴政切齒痛恨，有隨時叛變的可能。一旦叛變，遼政府絕沒有力量控制。如果我們派人從山東半島出發，從海道跟女真人締結軍事同盟，東西夾攻，燕雲十六州唾手可得。”
宋帝國采納了馬植的建議，並立即著手實施這項建議。
當金帝國攻克遼帝國的首都臨潢時，馬植代表宋帝國晉見完顏阿骨打，兩國簽訂了南北夾擊遼帝國的軍事密約。宋帝國負責攻取遼帝國的燕京析津府（北平），作為回報，金帝國同意宋帝國收回燕雲十六州。
宋帝國出征燕京最終以全軍覆沒而告終。金帝國接到消息時大吃一驚，他們固然知道宋軍衰弱，但不知道衰弱到這種地步，這對他們是一個新的誘惑。
一一二五年十月，金帝國對宋帝國發動總攻，兵分兩路南下，次年正月東路兵團渡過黃河，兵臨宋帝國首都開封城下。向宋帝國索取黃金五百萬兩，銀幣五千萬兩，牛馬一萬頭，綢緞一百萬匹的財物；並割讓太行山以東七州和中山（河北定縣）、太原、河間三鎮後才撤軍北去。六個月後，金帝國對宋帝國作第二次總攻，奉命阻擊的宋帝國三十萬國防軍望風逃竄。金軍一路勢如破竹，才兩個月的時間就把華北近三十萬公里的土地全部占領，並再度包圍開封。這次宋帝國沒有上次那麽幸運，金軍很快就攻克了這座設防堅固的城市。宋帝國皇帝趙桓，太上皇趙佶，和趙姓全體皇族三千余人，包括附馬和宦官，被一隊牛車運往三千公里外，朔風怒吼的東北五國城（吉林依蘭），在四面透風的破草屋里啼饑號寒。
黃河以北的中國自此並入金帝國的版圖；宋帝國的殘余勢力則在淮河以南建立了茍安政府。黃淮之間的地帶在兩國之間幾次易手後，最終也歸於金帝國。
南宋政府在十二世紀六十年代和十三世紀初先後進行了兩次北伐，試圖收覆失地，可每次都以軍事上的慘敗而告終。
金帝國最後亡命於新興的蒙古帝國手中。
三、與蒙古帝國的戰爭
十三世紀初，金帝國的藩屬蒙古民族在他們的傑出首領鐵木真的領導下完成了統一。一二一一年，鐵木真開始對金帝國用兵，很快把燕京以北的金帝國疆土全部征服，並於一二一五年攻陷了帝國的首都燕京。在給了金帝國致命一擊後，鐵木真放下這個銜在口中的獵物，和他的英雄兒子們統領大軍西征，相繼征服花刺子模（今天的哈薩克斯坦）、西夏帝國、波蘭、俄羅斯、波斯（今天的伊朗、阿富汗）和美索不達美亞的遼闊領土，前峰直達中歐的匈牙利平原。建立起東西橫跨一萬公里，世界歷史上空前絕後的龐大帝國。第一次西征回軍後，蒙古兵團繼續對殘余的金帝國用兵。歷史開始重演，宋帝國和蒙古帝國結成軍事同盟，金帝國在兩國的夾攻下土崩瓦解。金帝國覆滅後，蒙古帝國開始對舊日的軍事盟友南宋用兵，就如一百年前金帝國對北宋用兵一樣。中國再度吞下同樣的苦果，歷史對某些人永遠也起不到教育作用。戰爭斷斷續續地進行了近半個世紀，起初蒙古把主要力量用於第二、三次西征，只用少數兵力對宋帝國邊境作無休止的攻擊，促使宋帝國疲於奔命。在吞下所有的西方獵物後，蒙古兵團對宋帝國發起總攻，於一二七三年攻克了宋帝國的軍事重鎮襄陽，然後順江東下，在安慶聚殲了宋帝國的主力部隊，宋帝國海陸聯軍總司令範文虎率領殘余部隊投降。宋帝國的首都杭州在血腥中陷落。
這里有必要把兩國的軍事力量作一下對比。蒙古民族只有一百萬人，既使全民皆兵也只能提供十二萬五千戰鬥兵員。在攻擊宋帝國之前，蒙古至少得把三分之二以上的兵力用於防守東西長達一萬公里的漫長戰線，用於宋帝國的兵力不可能超過五萬人。宋帝國的國防軍則超過一百萬人，力量相差如引懸殊，弱小的一方居然取得了全勝，如此強大的反差不能不引人深思。
曾經強悍無比的大漢民族真的虛弱了，虛弱得讓人難以置信。
四、和滿洲民族的戰爭。
滿族的祖先就是曾經征服了半個中國的女真民族。金帝國覆亡時，進入中國境內的女真人大部被殲滅，只有遺留在故土上的若幹部落仍然存在，成為十七世紀在中國東北崛起的滿洲民族的前身。
滿洲民族在建國之前臣屬於由漢人建立的明帝國。明政府對滿人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挑動滿人不斷地內鬥，使之不能團結成一股威脅明帝國的力量。十七世紀初，滿洲民族的一支建州女真（另兩支是野人女真和海西女真）出現了一位雄才大略的首領努爾哈赤，他跟十三世紀蒙古帝國開國大汗鐵木真的遭遇幾乎完全相同。他從父親那里只繼承了十三副盔甲和叛變逃亡的數十名部眾，但先天貧血並不能阻止他走上英雄之路，他不久就成為一個受部眾愛戴的軍事統帥的政治領袖，完成了女真各部落的統一。紀元一六一六年，努爾哈赤羽毛豐滿，對外正式稱可汗，建立後金汗國，以繼承覆亡於十三世紀他祖先們的金帝國大業。
一六一八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出兵遼東，對明帝國發動一連串軍事攻擊。明帝國在山海關以外的土地相繼落入後金汗國之手。
崇禎皇帝登基後，啟用年輕有為的軍事天才袁宗煥為遼東軍區司令官。袁宗煥是滿洲兵團的克星，在寧遠讓戰無不勝的滿洲鐵騎第一次品嘗了失敗的滋味，開國皇帝努爾哈赤也在此役重傷身死。令人痛心扼腕的是：一六二九年，愚不可及的明政府中了滿洲人的反間計，把袁宗煥綁赴刑場千刀萬剮，不明真相的憤怒百姓爭著把他的肉分吃了。明帝國的長城自此垮塌了，滿洲兵團進入中國的大門敞開了。
一六三六年，後金汗國改稱清帝國。
一六四四年，李自成率領農民兵團攻克了明帝國的首都北京，自以為聰明絕頂的崇禎皇帝去煤山上了吊。鐵匠出身的農民大將劉宗敏，用暴力搶奪鎮守山海關防禦清帝國的司令官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吳三桂沖冠一怒，和昔日的宿敵清帝國結成軍事同盟，邀請滿洲兵團入關向農民軍覆仇。清帝國攝政王多爾袞大喜過望，當即抓住這個天上掉下來的餡餅，親自統率滿洲兵團進入中國本土，把李自成的百萬農民軍擊潰，接著又把明帝國的殘余武裝力量擊潰，把整個中國並入清帝國的版圖。
到此為止，滿洲民族對大漢民族的戰爭取得了完全勝利，大漢民族又一次站到了失敗的一邊。
滿洲民族只有兩百多萬人，只能提供二十多萬戰鬥兵員。當時的漢民族則有一億人，可出動的正規和後備武裝力量不下千萬人。可漢民族卻戰敗了，敗得實在有點不夠體面。
五、和西洋各國的戰爭。
（一）、鴉片戰爭。
兵力對比：英軍兩千五百人；中國四億人，能出動的戰鬥兵員？。
戰爭結果：中國戰敗。割讓香港，賠償白銀兩千一百萬兩。
（二）、英法聯軍之戰。
兵力對比：英法聯軍：一萬六千人；中國三億五千萬人（太平天國時期中國人把中國人打死了一個億），能出動的戰鬥兵員？。
戰爭結果：中國戰敗，首都淪陷。割讓九龍半島；賠償白銀一千六百萬兩。
（三）、中法戰爭。
兵力對比：不詳。
戰爭結果：中國單方面宣布勝利。法國內閣倒台；法國占領中國的藩屬國越南；福建水師全軍覆沒。
（四）、甲午中日戰爭。
力量對比：中國：四億人，面積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日本：四千萬人，面積三十七萬平方公里。中國海軍排世界第七位；日本海軍排位十二。
戰爭結果：中國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割讓台灣和澎湖列島；失去藩屬國朝鮮；賠償白銀二億三千萬兩（其中三千萬兩贖遼費）。

六、對外挫敗的原因。
（一）趙匡胤的軍事改革極大地傷害了軍隊的戰鬥力。
趙匡胤是靠忠於他的軍隊和將領發動軍事政變當上皇帝的。為了防止其他軍事將領有朝一日依樣畫葫蘆地仿效他發動兵變，便著手對帝國的武裝力量進行大幅度的改革。
1、為了防止邊將擁兵自重，帝國的精銳部隊--“禁軍”全部集中在首都開封，負責維持地方治安的“廂軍”多是老弱殘兵。當邊疆發生戰事時，臨時調動一支禁軍遠赴一千公里外的邊疆作戰。那時沒有現代化的交通工具，行軍全靠步行。等到士兵急行軍（且多半是在負重的情況下）一千多公里趕赴戰場時，寶貴的時間浪費了，敵方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戰果，我方則因長途行軍後疲憊不堪而失去戰鬥力。
2、為了防止士兵效忠於他們的軍事統帥和將領，統帥和將領都是臨時委派，統帥和將令不熟悉，將領和士兵也不熟悉。戰爭結束時，統帥把兵權交出，將領調往別的單位。在這樣的指揮機構下，再多的部隊也是一群烏合之眾，戰鬥力受到極大傷害。
3、為了防止膽大的武將心血來潮時屁股發癢，軍隊的統帥由文官甚至由宦官擔任（如童貫曾擔任河湟軍區總司令官）。文官擔任統帥在現代化軍隊是一個驚人的進步，因為現代化戰爭需國要擁有專門知識和大局觀念；可在一千多年前的冷兵器時代，戰爭主要靠的是勇氣和鬥志，文官恰恰缺少這兩樣品質，在血雨紛飛的戰場嚇得不知所措是可以理解的。更何況中國的文官知識面極為狹窄，除了儒家經典外什麽也不懂（因為宋王朝以後的科舉考試只考儒家經典），就更不用說懂戰爭了，因此文官隊伍中幾乎不可能出現什麽軍事專家。看了《三國演義》和《水滸》的國民，也可能會說文官比武官更會打杖。其實那只是小說上的描寫，文官在戰爭中的作用被大大誇張了。文官在後方出謀劃策往往表現得很有見識，可統領軍隊親臨戰場則是另外一回事，三國時期蜀漢帝國的謀臣馬謖失街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蒙古帝國幾乎沒有什麽文人，可蒙古軍隊的戰鬥力卻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宋帝國的軍事體制被後世的漢人王朝忠實地繼承下來，軍隊的戰鬥力也因此一直得不到提高。
（二）、絕對極權專制體制妨礙了軍隊的臨陣變通。
朱元璋得天下後，從中央到地方推行一套絕對極權專制體制，把行政權和軍權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帝國的文臣武將只能秉承他的意志辦事，沒有任何決策權。表現在戰場上就是軍事統帥必須事事向皇帝請示，小到戰鬥隊形大到戰略戰術，都得請示皇帝並得到批示後才能執行。那時沒有現代化的通訊工具，請示並接受“聖旨”的日程少則一月，多則半年。等到聖旨到達前線時，戰況已發生了今非昔比的變化，原來的策略已不管用，於是又得重新請示……
在如此多的束縛下，前線的軍隊要是真能有所作為豈不成了天下怪事。
（三）、漢民族內鬥熱情的加深。
眾所周知，漢民族是一個熱衷於內鬥的民族。與其說外族打敗了漢族，不如說是漢族自己打敗了自己。世界上的民族多半是被外來民族打垮的，只有漢族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被自己人打垮的。尤其是唐王朝以後，漢民族的內鬥熱情一天天深化，到了明王朝時期則把自己鬥成了一盤散沙。外來民族之所以能以絕對劣勢的兵力取得輝煌的戰果，根本的原因就是漢民族的內鬥助了他們一臂之力。明帝國首先就是被中國人自己打跨的，然後滿洲人才乘隙而入坐收漁人之利。駐守山海關的司令官吳三桂為了戰勝內部的敵人，竟然和全民族的共同敵人站在一邊來對付中國人！！！明帝國的“邊防長城”袁宗煥被押赴刑場千刀萬剮時，普通臣民也可能被糊弄，但帝國的高級官員不可能全部被糊弄，應該會有部分人看出這是敵人的“反間計”。但極少有人站出來為袁宗煥申冤，因為他們嫉妒袁宗煥的戰功和聲望，巴不得袁宗煥倒黴，絲毫也意識不到正是袁宗煥的戰功和聲望，才保護他們繼續安享榮華富貴。袁宗煥這道長城一垮，他們就成了最卑賤的亡國奴。鴉片戰爭時期，中國人盡管有四億人的龐大數目，但這四億人不能團結一心，形成的民族合力說不準只有幾萬人的力量，因此被兩千多個洋人打得落花流水。如果四億中國人象滿洲人在入關時期那樣眾志成城，別說兩千多個英國遠征軍擁有洋槍洋炮，就是擁有原子彈也不一定管用。
在中國的近代戰史上，技術是主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甲午中日戰爭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證，那時中國的力量比日本強大得多，可那次中國也敗得最慘。
　　
人類歷史發展到今天，世界已由野蠻轉向了文明。自核裁軍條約在赫爾辛基簽署後，文明的競爭最終替代了野蠻的掠奪。雖然在阿拉伯世界和發展中國家間或傳來不祥的炮聲，可世界的大趨勢已經不可逆轉。因此鼓吹戰爭是不合潮流的。但中華民族應該從近千年的對外挫敗中汲取教訓，虛懷若谷地面對自己的劣勢，並進而克服這些劣勢。使我們的民族真正走上健康發展之路。

二００三年十二月


22.歷史悲劇中的末路英雄

像岳飛這樣的愛國英雄，就是落到敵人手里也會待如上賓；可他誓死效忠的祖國卻用“烙鐵”和“老虎凳”對付他。袁崇煥被他摯愛的祖國千刀萬剮，最後竟然是他的敵人出面為他平反昭雪，歷史的玩笑有時實在有點過分。


上篇
岳 飛 之 死

（一）
一一四〇年，宋帝國的岳飛兵團和金帝國的完顏兀術兵團在河南郾城展開關系兩國命運的決戰。
完顏兀術兵團十二萬人，岳飛兵團的兵力只有對方的三分之二。如果聯想到“女真兵不滿一萬，滿一萬則天下無敵”的神話和百萬北宋兵團在一一二七年被六萬女真兵團打得全軍覆沒的舊事，岳飛兵團的劣勢就不是“三分之二”能夠概括的了。
完顏兀術領導的是一支無敵兵團。這支兵團曾在幾年前橫掃宋帝國的大江南北，所到之處勢於破竹，如入無人之境，進入宋帝國的首都就象是進入自家的庭院一樣。宋帝國的皇帝趙構被他趕出了中國大陸，只好乘船在汪洋大海上組織流亡政府。回軍途中雖被南宋將星韓世忠將軍圍困在黃天蕩四十八天，可最後還是有驚無險，全師脫困而去。如果說女真兵團天下無敵的話，完顏兀術兵團是女真兵團中的無敵之師。
完顏兀術兵團最厲害的武器是“拐子馬”，這是一種可怕的騎陣，三匹戰馬橫連在一起，馬上的騎士全身裹上堅硬的鐵甲，刀槍不入。拐子馬在華北大平原上沖峰時，就象現代的坦克車一樣，發出泰山壓頂的威力。完顏兀術每逢在戰鬥的關鍵時刻即投入拐子馬，對方的軍隊無論先前擁有多大優勢，一碰上拐子馬就土崩瓦解。
完顏兀術這次投入了一萬五千匹拐子馬，即五千輛坦克車！！！
岳飛兵團只有八萬人，且都是在戰爭中收編的散兵遊勇，其中土匪占絕大部分。
岳飛手下最有戰鬥力的部隊是楊再興軍，這個曾經殺人越貨的山大王，岳元帥最親愛弟弟岳翻就被他一刀砍成兩段。這個所向無敵的強盜頭子，在人生最輝煌的時刻遇上了自己的克星岳飛。楊再興的部眾一戰即潰，自己也被岳飛手下的大將張憲擒獲。當張憲送他上刑場為岳元帥的弟弟報仇時，楊再興竟然象吃錯了藥一樣執意要求見岳飛，因為他認定岳飛會救他，但只有傻子才會這樣認為，他和岳飛有殺弟之仇，到了岳飛手上應該會死得更慘。岳飛的部將張憲也不同凡響，竟然答應了楊再興的要求，把他五花大綁後送到元帥的面前。楊再興果然是強盜中的天才，岳飛對仇人最大的懲罰竟然是從帥椅上走下來為他松綁，並當眾封他為將軍。
楊再興的命自此就是岳元帥的了，他認為自己欠元帥幾條命，只要元帥交待下來的事，他都會用身家性命去完成。他知道此生此世報答不了岳元帥的大恩，如果真的有來生來世，他的命還是岳元帥的！
天不佑人的是：楊再興已在前幾天戰死在小商河！當時楊再興統帥的先頭部隊和完顏兀術的主力兵團不期而遇，楊再興一馬當先沖入敵陣，部眾也跟著沖了上去。一個小時後，楊再興力竭戰死，因為完顏兀術兵團有十二萬人，他手下只有八百人。這八百人全部浴血疆場，完顏兀術兵團則有兩千多人死在這八百人手上，並且都是最勇猛善戰的人（碰上象楊再興這樣玩命的戰神，只有勇猛的戰士才敢上前迎戰），其中還有十多個將軍。
岳飛親手為楊再興拔下了兩升箭頭，然後哭倒在地，在場的數萬雄師沒有一個不熱淚縱橫。
失去了猛將楊再興，岳飛兵團的勝算又低了好幾成。
最讓岳飛傷腦筋的還是一萬五千匹拐子馬，即五千輛坦克車。
再厲害的武器也抵不過天才的頭腦，拐子馬也遇上了自己的克星，在郾城注定要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
決戰前夕，從首都杭州趕來的敕使帶來了皇帝趙構的聖旨，要求岳飛要慎重從事，千萬不要決戰，因為宋軍處於絕對的劣勢，決戰肯定會失敗，並且敗得很慘，杭州小朝庭再也承受不了任何一個大的失敗。
岳飛沒有退宿，他要用生命來報效朝庭的知遇之恩，他不能再讓他敬愛的皇帝繼續處於擔驚受怕之中。
決戰開始了！五千輛坦克車泰山壓頂一樣向岳飛兵團猛撲過來，岳飛兵團的步兵敢死隊也沖了上去，在接近拐子馬的一剎那翻身臥倒，手中的大砍刀在頭頂上畫了一個漂亮的弧線，然後完成了人生的悲壯使命進入另一個世界；同時一只血淋淋的馬腿飛了出去……
只剩下三條腿的戰馬在悲鳴中倒下了，用繩索連在一起的另外兩匹戰馬也跟著倒下……
一萬五千匹拐子馬就這樣倒下了，倒下時發出山崩地裂地喊聲：
“女真完了！金國完了！”
“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那時從靈魂深處發出的恐怖的吶喊！
尾隨在敢死隊後面的岳飛騎兵發出了山呼海嘯般的怒吼，向驚恐萬狀的兀術兵團發起了反沖鋒。
完顏兀術兵團象山崩一樣垮了下去。
岳飛兵團乘勝進軍朱仙鎮，兵臨宋帝國淪陷的首都開封城下。
駐守城內的兀術兵團成了驚弓之鳥，他們眼中的宋帝國草木皆兵。可在幾年前，宋帝國不過是一群東躲西藏的老鼠。
…………
（二）
郾城大捷的消息象閃電一樣劃過漆黑的夜空，在金帝國占領區引起了連鎖式的民族大起義。淪陷區的漢人城市群起發難，紛紛攻殺女真總督，宣布獨立，並派出使者南下和岳飛結盟，請求岳元帥進軍華北。他們願聽從岳飛的指揮，和岳飛兵團並肩作戰，收覆淪陷的國土。太行山的漢人遊擊兵團也緊緊地抓住這個天賜良機，從群山沖向華北大平原。他們打出“岳家軍”旗幟，向金軍占領的城市發動了一連串的攻擊。金帝國在華北大平原上的城市半數以上江山易主。
岳飛的偵察兵團從間道進入金帝國占領區，和華北的各路義軍取得了聯系。華北的幾十萬民族軍集結在岳家軍的旗幟之下，統一接受岳飛的號令，在金帝國占領區發動有組織的大反攻。
金帝國在華北的統治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岳飛在敵後布置成熟後，即率軍從朱仙鎮出師，準備給予金帝國最後的致命一擊。在誓師大會上，岳飛在十萬將士面前一口喝幹了兩斤北京（金帝國的首都）產的二鍋頭，然後把空空的酒壺拋向高空，向岳飛兵團下達了進軍的號令：
“直搗黃龍府（金帝國的老巢），與諸君痛飲爾！！！”
岳飛兵團前面的第一只金帝國武裝力量是駐守在宋帝國淪陷首都開封的完顏兀術兵團，在岳家軍的打擊下成了驚弓之鳥，對岳飛兵團已構不成實質性的威脅。金帝國太子兼武裝部隊總司令完顏兀術試圖從開封撤軍，可從北京傳來的消息說華北的幾十萬漢人民族兵團在險要處嚴陣以待，斬斷了他的退路。
完顏兀術兵團只有困守孤城，在四面楚歌中過一天算一天。他知道這樣下去的結果是坐以待斃，但他沒有任何辦法。完顏兀術一直在冥思苦想脫困之策，在最後的時刻到來之前，他想出的錦囊妙計竟然是拋下曾追隨他出生入死，創立無數軍事奇跡的軍隊，換上女人的衣服和百姓一道出城，從小道回到女真人的首都。
完顏兀術的計策如果得以實施，曾經英雄一世的完顏兀術就會完蛋，金帝國也會跟著完蛋。
在命運的關鍵時刻，完顏兀術的智囊拯救了他。
完顏兀術之所以能成為女真民族的將星，是因為他擁有一個馬上民族所不具備的優點--愛才如命！不管是女真人、蒙古人還是漢人，不管是自己人還是敵人，只要被確認為是難得的人才，完顏兀術就會給予最大的禮敬並重用。這個優點不但身為草莽武夫的馬上民族沒有，就是擁有幾千年文明，自詡知書達禮的漢民族也沒有。所不同的是漢民族不是沒能力發現人才；而是沒有胸懷容納人才。
完顏兀術愛才的優點使他平安地度過了人生的關鍵時刻。
下面是他和漢人智囊的一段對話：
“你不用離開軍隊，岳飛很快就會撤軍。”智囊說。
“岳家軍是得勝之師，岳飛又精忠愛國，發誓要收覆河山，迎還被我們俘虜的兩個皇帝。現在正是旗開得勝、摧枯拉朽、馬到成功之際，岳飛怎會撤軍，他又不是傻子？”完顏兀術說。
“不是岳飛要撤軍，而是他的皇帝要撤軍。”
“那就更叫人弄不懂了，現在正是岳飛為趙姓皇帝報仇雪恥，開疆拓土的天賜良機，他幹嗎要撤軍？”
“如果岳飛進軍，我們能得勝嗎？”智囊問。
“我們會全軍覆沒。”
“然後呢？”
“然後金國也會跟著完完，我們是女真人的主力兵團，我們完完後，沒有人是岳家軍的對手。”
“然後呢？”
“然後割地賠款，退還占領的宋國領土，回到荒涼苦寒的東北老家去，還要把俘虜的兩個皇帝送還給他們。”
“然後呢？”
“然後怎樣？大不了和先前一樣過苦日子？”
“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你再想想，站在宋國那邊想想？”
“我是個粗人，想不通深奧的道理，請先生教我。”
“然後我們送回去的欽宗皇帝會重登大寶，宋國的現任皇帝趙構會下台。你想趙構願意嗎？”
“他下台有利於國家和趙姓家庭的長遠利益，他幹嗎不願意？”
“你太高估宋國的皇帝了，他們只會為自己著想，不會為家族著想，更不會為國家著想。當國家、家族的利益和他們個人的眼前利益發生沖突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地犧牲家族或國家。”
“…………”
等到完顏兀術終於明白過來時，他淚流滿面地擁抱了他的漢人智囊。
完顏兀術沒有拋下他的軍隊，在四面楚歌聲中繼續堅守開封這個孤島。
漢人智囊真是個天才，他的判斷完全正確。
出征那天，岳家軍的十萬雄師威風凜凜，軍旗獵獵，這是一支當時世界上戰鬥力最強的無敵兵團。岳飛健步走上點將台，開始了他鐘愛的“沙場秋點兵”。
“張憲聽令！命你統率屬下的五千騎兵從開封西北五十里處渡過黃河，連夜急行軍前往滑縣，和兩河豪傑韋銓、孫謀（華北地區抗擊金軍的武裝頭領）的部隊會合，在道路的險要處設下埋伏。後天完顏兀術的敗軍必經過你的駐地，你先放過小股的潰軍，等到完顏兀術的大軍出現時即行攻擊，不活捉完顏兀術不要來見我！”
“岳雲聽令！命你統帥屬下的五千騎兵急行軍向西，從河南孟津處渡過黃河，然後揮師北向，五天後趕往太行井陘關，和“梁興會”（太行山的抗金武裝）所部會合，然後揮師東向，迅速攻克金軍盤踞的邯鄲、邢台，得手後移師北向，從西面進攻大名府（北京）。半個月不趕到大名府提頭來見我！”
“牛臯聽令……”
“王貴聽令……”
“…………”
（三）
點將完畢，岳家軍摩拳擦掌、群情激昂，等待元帥下達出征的命令。
岳飛把右臂舉向半空，向十萬將士下達那個渴望已久的命令：
就在岳飛右臂將要落下的一剎那，一匹鸞鈴急響的快馬馳入中軍大帳，馬上的敕使一身黃衣，在點將台前翻身落馬。岳飛在敕使面前雙膝跪地，從敕使手中接過一道金字牌。
岳飛不看金牌則可，一看頓覺天旋地轉，他先前一直擔心的事還是不可抗拒地發生了。
金字牌上赫然書著兩上大字：“撤軍！！！”
十分鐘後，又一匹快馬馳入中軍大帳，送來另一道金字牌，上面依舊寫著兩個字：“撤軍！”
過了十分鐘，又一匹快馬馳入軍營，下達了第三道金字牌，上面的文字依舊是“撤軍”。
…………
兩個小時過去了，岳飛從敕使手中接過了十二道金字牌，上面的文字一律是“撤軍！”
岳飛的手臂終於沒有落下來！
岳飛從心底發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十年之功，毀於一旦！”
岳飛的手臂無力地揮了一下，下達了撤軍的命令。
岳家軍炸開了。
岳雲跑到岳飛面前，用力搖動父親的雙臂：“父親！你瘋了嗎？”
“父親沒瘋，我只是執行皇上的聖旨。”岳飛淚流滿面。
“皇上為什麽要這樣做，他瘋了嗎？”
“皇上也沒瘋，他比任何人都清醒，皇上是有苦衷的。”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天的情勢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沒有朝庭的支持岳家軍一樣能打敗金國！將士和千千萬萬的百性都站在我們這一邊，你看到營門外牽羊擔酒前來犒軍的百姓了嗎？父親！”岳雲涕泣縱橫。
岳飛當然明白今天的情勢。一旦撤軍，今天的有利形勢將一去不返，不但收覆的疆土會得而覆失，那些支持岳家軍的有良心和民族氣節的淪陷區百性也會成成女真獸兵瘋狂報覆的對象。
十年前，岳飛佐宗澤留守開封，在宗澤帳下立下大功，中原危而覆安。宗澤死後，酒肉政客杜充代為開封鎮守，岳飛無用武之地，中原震動。偏安一偶的南宋小朝庭決定放棄開封，退守淮河以南。岳飛涕泣陳辭，極力勸阻：“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覆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
岳飛的話皇帝一個字也聽不進去。
岳飛知道今天他的話皇帝更有理由聽不進去。
岳飛也知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若違抗聖旨北伐，岳家軍能否在得罪皇帝的前提下贏得廣大臣民百性的支持就是一個未知數了。那時的中國不同於漢唐時期，國人的胸懷由開放變得狹隘，朝中的文武大臣早就對岳飛的功績嫉妒得發狂，心靈深處巴不得岳家軍倒楣，盡管岳家軍倒媚他們也會跟著倒楣。如果岳飛抗旨北伐，朝中的文臣武將不但不會支持他，相反會把他誣為亂臣賊子，動用宋帝國的一切武裝力量從背後攻擊他，那時的岳家軍就會陷於腹背受敵的境地，不但要同女真兵團作戰，還要和自己的軍隊作戰……
岳飛只有服從聖旨撤軍，這樣做的原因並非僅僅是後人所說的“愚忠”。
撤退開始時，幾十萬軍民都在大罵宋帝國的宰相秦檜，罵他是亙古未有的大奸臣，十二道金字牌一定是秦檜“嬌詔”。岳飛知道這不是秦檜的錯，他就是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連下十二道假聖旨；如果下了也一定會招致屠滅九族的膺懲。

（四）
岳飛回到了宋帝國的臨時首都臨安（杭州）。
此時的杭州一派歌舞升平的氣氛。達官貴人恣情縱欲，談話的主題離不開醇酒和女人，沒有人談論戰爭，更沒有人提起女真人。著名的詩人林升為此作了一首詩：“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趙構皇帝在金鑾殿“熱情地歡迎”凱旋旋歸來的帝國功臣。岳飛的官位上調了一級，升為副國防部長，自此在首都辦公。
岳飛離開了他的軍隊。
沒有岳飛的岳家軍戰鬥力一定會大打折扣，這點岳飛知道，皇帝也知道。但皇帝仍堅持岳飛在首都辦公，理由是岳飛應該享受一下，不能再上前線吃苦了。
岳飛不適應衙門，清談和寫歌功頌德的“八股文”他一樣也不會，可坐辦公室就是作這些折磨人的無聊事。他不習慣別人，別人也不習慣他，沒幾天就在朝中陷入孤立。
一個月下來，岳飛象害了一場大病。他無法繼續忍受下去了，就向皇帝呈上了辭呈，請求回鄉種地。皇帝拒絕了他的請求，因為岳飛是個“人才”，宋帝國的建設需要“人才”。
岳飛只好硬著頭皮繼續在國防部上下班。
岳飛的部將經常來首都匯報軍情，每次來首都都免不了要拜見自己的元帥，帶來消息說岳家軍的將士都在想他，希望元帥能回去指揮他們建立豐功偉績。
岳飛的部將拜見岳飛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將帥在一起敘敘舊屬情理之中；更何況岳飛身為副國防部長，有職能和義務聽取邊將匯報軍情。可在皇帝和宰相眼中，這一切很不正常。岳飛如和岳家軍保持聯系，就依然有影響帝國命運的實力，他們需要的就是岳飛沒有任何影響力。
岳飛在國防部才上了三個月班，就被皇家警察抓起來了。罪名是“企圖重掌兵權。”
最高法院（大理寺）會審岳飛時，岳飛在院長周三畏面前脫下襯衣，露出了鐫刻在背上的“精忠報國”四個大字。看了這深入膚理的四個大字，周三畏突然良心發現，掛起官印回老家種田去了。
岳飛的罪名無法成立，皇家警察只好把他送到秘密刑室。這里不是要審迅你犯了什麽罪，而是要你承認早就議訂好的“罪行”。
在皇家秘密刑室，岳飛看到了自己的猛將張憲和愛子岳雲，二人是在一個月前被捕，此時已被折磨得體無完膚。二人的罪名是“企圖謀求岳飛重掌岳家軍。”
接下來的幾天，岳飛在刑室里領教了“烙鐵”和“老斧凳”等慘無人道的酷刑。岳飛不愧是鋼筋鐵漢，強加在他身上的罪名他一樣也不承認。
人們無法理解，象岳飛這樣的愛國英雄，就是落到完顏兀術手里也會被敵人待如上賓；可他誓死效忠的祖國卻用“鉻鐵”和“老斧凳”對付他。
奄奄一息的岳雲和張憲勸岳飛向皇帝申冤，因為皇帝也許根本不知道岳飛在受苦，一定是奸臣秦檜瞞著皇帝幹的。岳飛知道皇帝不會見他，就象小偷不願碰到失主一樣。他明白自己的真正罪名是他那無與倫比的聰明，因為只有他知道皇帝才是真正的幕後主謀，而臣民百姓則認定秦檜是主謀。
當所有酷刑都無效時，岳飛又回到了最高法院，在那里看到了昔日的上司張俊。張俊的身後是岳飛的部將王貴。
岳飛有充足的自信認為張俊會為他鳴冤。在討伐土匪張成集團時，他和張俊並肩作戰，在張俊的栽培下立下大功，自此脫穎而出。戰後論功行賞時，張俊把岳飛的功勞錄為第一。
岳飛萬萬想不想，張俊竟在公堂上證明岳飛有罪？！
岳飛無法想到，自己尊敬的上司也成了嫉妒的仆人。在張俊心目中岳飛是“小字輩”，在對方未發跡時也許會給予提拔重用，可一旦對方接近甚至超越自己就難以忍受了。岳飛後來取得了遠遠超越張俊的戰功，張俊的光輝生涯因為岳飛的成功日益黯淡。淮西戰役時，張俊在自己的防區被數量占劣勢的女真兵團打敗，前來增援的岳家軍則反敗為勝，那時岳飛的兵力只有張俊的三分之一。征討楊幺時，岳飛記念前恩，把俘獲的敵方戰艦獻給昔日的恩主張俊，可張俊心里居然不是個滋味。半年前，張俊知道皇帝和宰相猜忌韓世忠將軍，就試圖聯合岳飛分掌世忠的兵權。岳飛說韓世忠將軍是中興名將，奪其兵權對韓不公正，對國家則有害無益。張俊發現岳飛的品格力量遠遠超過自己，內心深處的不快又加深了一層……
岳飛的人格力量確然非常人能比：在岳飛生涯的光輝時刻，南宋另一位中興名將吳玠最為敬仰岳飛，兩人成為至交。有一次吳玠拜見岳飛，特意購置了一位千嬌百媚的美女送給老友以表示敬意。岳飛感謝朋友的盛情，但堅決地拒絕了朋友的“大禮”，理由是“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皇上為國家廢寢忘食，我輩怎能尋歡作樂？）皇帝為了嘉獎岳飛的戰功，決定仿效漢武帝和霍去病的故事，在首都為岳飛建造一幢豪華別墅。岳飛堅決推辭，說：“大敵未滅，何以家為！”
皇帝曾請教岳飛天下何時可得太平，岳飛回答說：“文臣不愛錢，武將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當王貴也出來證明岳飛有罪時，岳飛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因為王貴曾觸犯軍紀，在雪夜行軍時擅自進入民居避寒，被岳飛責打一百軍棍（岳家軍軍紀“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岳飛不會知道，當秦松黨徒以軍紀事誘令王貴反噬岳飛時，王貴回答說：“大將手握兵權，總不免以賞罰使人，若以此為怨，將怨不勝怨了。”對方又以高官厚祿相誘，說如陷害岳飛就會代替岳飛為岳家軍元帥，王貴依舊拒絕。後來秦檜黨徒意外地找到了王貴的隱私，一旦公諸於世王貴就會身敗名裂（很多名人在少不更事時都犯有這樣的隱私），王貴只好屈服。
在秦檜、張俊和萬俟禼的羅織下、岳飛被判處死刑。他的兒子岳雲和張憲也被綁赴刑場腰斬。就算“企圖重掌兵權”實有其事也罪不致死，因為軍人想掌兵權算不上大奸大惡之行。令人痛心的是：除了韓世忠將軍外，朝中沒有一人為岳飛呼怨。
岳飛最後的罪名是“莫須有”。直到八百年後的今天仍沒有人知道這三個字的真實意義。
岳飛臨刑那天，杭州城烏雲翻滾，天空下起了血雨。
中國幾千年歷史只出現了兩位“軍神”：一是西漢帝國的韓信；一是岳飛。岳飛被自己的祖國誣陷身死後，漢民族的戰鬥力受到了極大的傷害，自此步入了被動挨打的噩夢，先後兩次整個民族被野蠻民族征服。中國人在野蠻人的統治下當了幾個世紀的忘國奴。

下篇
袁 崇 煥 悲 歌

（一）
紀元一六三一年十二月，呼嘯的北風卷起漫天的黃沙，在北中國制造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沙塵暴。首都北京的上空灰蒙蒙的，能見度只有幾公尺。盡管碰上如此惡劣的天氣，京城的市民仍破天荒地起了個大早，因為那天京城將要發生足以激動每個平民百姓的重大事件：昨天還是民族英雄的大漢奸賣國賊、遼東戰區總司令袁崇煥將被綁赴刑場千刀萬剮！盡管那年頭的重大事件一個接一個，從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到陜北安塞縣老實本份的農民攻入縣城，殺掉朝庭命官……幾乎每個月都要發生足以影響中國根本的大事，可那些大事離京城的百姓很遙遠，今天淩遲袁崇煥則是他們能夠親眼目睹足以大飽眼福的重大事件？！
中國的平民百姓本來就有看殺頭的嗜好，能從別人的極度痛苦中感受到莫大的滿足和快慰；更何況今天殺的人是一個他們從未見過的大人物，遼東戰區總司令可是堂堂一品大員啊！
在幾十萬看熱鬧的人群當中，有上千名捧著銀元和饅頭的老漢拼著老命往前擠，他們家的床上躺著害癆病的兒子，醫生說醮有死刑犯熱血的饅頭治癆病有神效，袁崇煥的鮮血則比普通死刑犯的熱血藥效要大一千倍，如能吃上一點包管藥到病除。到時只要把銀元往劊子手的腳下一丟，就可用饅頭攢上一點點袁督師的熱血。劊子手放出話說袁督師要剮上三天三夜才最後斷氣，所以有足夠的機會讓每個癆病鬼能吃上一點他的熱血。為了這樁發財的買賣，首都的劊子手為爭取殺袁崇煥的機會各顯神通，從暗中賄賂到明里大打出手，為此還出了幾樁命案。最後的勝利者除了花掉幾百兩銀子外，頭上還被同伴用石頭砸出了幾個大血包。但他認為值得，剮袁崇煥至少可從癆病鬼手中賺上幾千兩白花花的銀子，除去孝敬上司的部分，他自己可凈賺至少一千兩！因此他的臉上綻出將要發財致富的快樂表情。
人群中最惹眼的還是幾千名欏頭青式的“愛國青年”，他們對漢奸賣國賊恨入骨髓，恨不能把袁崇煥生吃掉。因此他們也紅著臉往前擠，去爭搶劊子手擲下的每一塊血淋淋的肉，然後痛快地吞下肚去。他們的臉上全綻出“精忠報國”的豪壯表情。
…………
幾十萬市民在寒冷刺骨的北風中足足等了十多個小時，才遠遠地望見一隊拿著大刀的兵勇鳴鑼開道，沿街驅趕閒人，然後在街道兩旁齊刷刷地挺立著，有效地把看熱鬧的市民與通行官轎和刑車的街道分隔開。半個小時後，一大群人簇擁著一頂八擡大轎喝道而來，在刑場上臨時擡起的高台前停了轎。一個書生模樣的人急步上前畢恭畢敬地掀開轎簾，一位頭戴烏紗、身著紫袍、腰懸玉帶的大官緩緩下了轎，然後緩緩走上高台。在長桌後面的一張高靠椅上緩緩落坐……這位官員面色凝重，目光冷竣，但觀察細致的市民仍發現他的眼角眉梢仍不時綻出一絲不易察覺的笑意，懂心理學的人說那是內心喜閱的表情。
這位官員就是掌刑官！今天由他來監督對袁崇煥執行千刀萬剮！
掌刑官的出現在人群中引起一陣強烈的騷動，他們知道盼望以久的時刻終於來到了，隨後好看的場面會接踵而來。
又過了半個小時，刑車也出現在眾人的視野，車上是特制的木囚籠，囚籠里站著今天的主角袁崇煥！
袁崇煥的形象很是怕人，眼眶腫得老高，臉上全是焦糊的肌肉，胸脯全脫了皮，露出紅赤赤的胸肌，胳肢窩吊下重一公斤的大水泡。明眼人知道那是燒紅的鉻鐵鉻的，是酷刑後的九死一生！
袁崇煥的出現在人群中激起了更大的騷動，幾十萬看客發出了山呼海嘯般的怒吼，“打倒袁崇煥！”的吶喊聲一浪高過一浪，人們能感覺到腳底下的大地在吶喊中顫動。當袁崇煥的囚車駛近時，人們紛紛把石塊、果皮和酒瓶砸向囚車，袁崇煥的頭皮很快就被垃圾埋住了……
幾個中年人發現袁崇煥的眼珠子在流血。
為了阻止市民的憤怒情緒向相反的方向發展，二十名士兵奉命在囚車周圍站成一圈，擋住從人群中飛來的拋擲物。如果聽任市民發泄心中的憤怒，袁崇煥還等不到上刑場就會被人群砸死，如果那樣袁崇煥就揀了大便宜，不是千刀萬剮的殺頭也少了許多刺激，觀賞價值也會大打折扣。那樣的話人們就會指責政府偷工減料，害得他們在寒風中白白站立了十多個小時。
…………
袁崇煥足足剮了三天，身體被肢解成三千八百八十八塊，每一塊都被怒不可遏的欏頭青爭搶著當眾吞下肚去，然後咂咂帶血的嘴作英雄豪傑狀。劊子手是一流的種子選手，在剮割袁崇煥時仍設法讓他活著，直到第三天太陽下山時才把刀尖一點點地刺進裸露在外的心臟，袁崇煥才頭一偏離開人世，死時仍睜著一對大大的眼睛，不解地盯著幾十萬看熱鬧的人群……
袁崇煥被千刀萬剮後，國人好象還不滿足，又簇擁著一群憲兵闖入袁崇煥的家，把這個家翻了個底朝天，稍微值一點錢的東西就洗劫一空，連大門上的兩個銅環也挖走了。當確信沒有什麽值錢的東西留下時，憲兵把這一家的男女老幼包括仆人在內全部投入監獄，所有的女人包括袁崇煥的妻子在當天晚上都遭到了憲兵的強暴。第二天，稍微有點姿色的女人全數賣給了妓院，男人則發配到遙遠的邊疆充軍。袁崇煥的弟弟和妻子則被發配到三千里外的崇山峻嶺，給不識字的野蠻人作幹粗活的奴隸。在押送他們的禽獸公差手中，我們無法想象袁崇煥妻子的命運。好在袁崇煥沒有兒子，否則也會被綁赴刑場，被劊子手一刀砍成兩斷。


（二）
袁崇煥被千刀萬剮後，一個世紀過去了，除了文人繼續用惡毒的文字偶爾詛咒一下這個“漢奸賣國賊”以顯示自己忠君愛國外，健忘的國人早已忘記了袁崇煥其人。直到一七三五年乾隆皇帝登上皇位時，一天閒來無事翻開只供滿洲的達官顯貴翻閱的《大清實錄》才發現了這樁公案，發現袁崇煥不但不是漢奸賣國賊，相反是一個大大的忠臣，崇禎皇帝中了大清的反奸計，糊里糊塗地把一個大忠臣冤殺了，親手拆毀了自己的長城……
乾隆即位正值多如牛毛般的“反清覆明”會黨組織在長江以南的中國制造混亂，清政府防不勝防之際。為了揭露明王朝腐敗的內幕，消除漢人心中的“朱明情結”；同時也為了炫耀滿洲人的絕頂聰明，乾隆皇帝認為有必要把這樁公案公諸如世。
乾隆皇帝親自主持了袁崇煥的“平反”，找出袁崇煥的骸骨（天知道那堆骨頭是誰的？）為其舉行了隆重的安裝儀式，還為他建立了華麗的紀念館，並尋訪袁的後人加官晉爵……
袁崇煥被他摯愛的祖國千刀萬剮，最後竟然是他的敵人出面為他平反昭雪，歷史的玩笑有時就是這樣的無情！
下面有必要回顧一下這樁公案的起因和經過：
一六一九年深秋時節,長達二十七年不上朝的吸毒皇帝朱翊均步入了他生命的最後時刻。明帝國的遼東經略（東方戰區司令）楊鎬統兵十萬（號稱四十七萬、包括從南方出擊的朝鮮兵團一萬人）四路出征新興的後金汗國，在薩爾滸（遼寧撫順）全軍潰敗，四萬五千名邊防軍浴血疆場（後金汗國只死了兩千人），開原、鐵嶺相繼失陷，明帝國的東部疆土全部殘破。這一年，朝庭舉行三年一度的科舉考試，來自東莞的袁崇煥進士及第，開始步入他人生的輝煌時期。
一六二六年正月，努爾哈赤統率十一萬八旗兵西渡遼河，突襲遼西走廊。守衛在遼西走廊各軍事據點的明帝國邊防軍畏敵如虎，不戰自潰，主動放棄了錦州、右屯、大、小淩河及松山、杏山、塔山等軍事重鎮。當遼東經略高第下令駐守在寧遠的邊防軍放棄寧遠退守山海關時，邊將袁崇煥堅決地拒絕了。
寧遠距山海關一百二十公里，是明帝國孤懸在山海關外的唯一軍事重鎮。
寧遠的守軍只有五千人，大多是袁崇煥在當地招募的新兵。
努爾哈赤統領十一萬從沒戰敗過的無敵兵團兵臨寧遠城下，大有一腳把寧遠踏平之勢。
大敵當前，袁崇煥率領部將滿桂、何可剛、祖大壽在城頭誓師。袁崇煥刺臂出血，滴血下酒，然後把血酒一飲而盡，發誓人在城在！城亡人亡！五千將士看到統帥慷慨激昂，頓時激發萬丈豪情，誓死與寧遠城共存亡！
第二天淩晨，經過充分準備的十一萬女真兵團泰山壓頂一樣撲向寧遠城，射出的箭失把天上的太陽都給摭住了。第一批箭頭落下後，幾百桿攻城雲梯搭上了城頭。
城上的守軍把女真軍的箭失孝敬回去，一陣箭雨過後，城下的女真人倒下了一大片。
雲梯上的攻城突擊隊已經接近城頭，寧遠城危在旦夕。
袁崇煥抱起一塊兩百斤的巨石向一桿雲梯砸下去，伴隨一聲悅耳的“哢嚓”聲，雲梯在中間斷成兩截，梯上的女真突擊隊從高空中摔了下去，在痛苦的慘叫聲中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明軍群起效尤，紛紛抱起石頭砸向雲梯。
幾百桿雲梯倒下了，幾千名攻城突擊隊倒栽下去，腦袋撞擊在堅硬如鐵的凍土上，饒幸不死也成了植物人。
女真兵團的第一輪沖擊波就這樣被遏止住了；第二輪沖擊波又接踵而來。
一萬名藤牌兵沖了上來，他們把藤編的盾牌舉過頭頂，有效地擋住了城上落下的箭失和石塊。沒付出多大的傷亡就攻到了城墻邊。
藤牌兵開始在城墻上挖洞，然後把大包大包的火藥往墻洞里灌，意圖把城墻炸開一個缺口。
就在藤牌兵要點火的一剎那，城頭上瀑布似地傾下了滾沸的開水，火藥淋濕了，藤牌兵也在撕心裂肺的嚎叫聲中喪失了戰鬥力。
努爾哈赤發狂了，指揮十萬八旗兵孤注一擲，一條條鐵錨紛紛搭上了城頭，幾萬名女真兵同時爬城，城上的五千名守軍捉襟見肘，顧此失彼，情勢萬分危急。
努爾哈赤看到勝券在握，又指揮預備隊向城門猛撲過來，努爾哈赤一馬當先，軍刀在空中揮舞出漂亮的弧線。
寧遠城到了最後的關頭。
當寧遠守軍在冰天雪地為國家浴血奮戰時，駐守在山海關的十多萬國防軍作壁上觀，不發一兵一卒一械去增援自己的同胞。
就在努爾哈赤快要接近城門時，黑漆漆的城門打開了，袁崇煥橫刀立馬出現在城門口，遠看就象是天上的戰勝下凡。
努爾哈赤看到袁崇煥，馬鞭向後一揮，幾萬名女真鐵騎重重圍裹上來。
袁崇煥的身後推出了一輛炮車，長長的炮膛傲然伸向前方，黑洞洞的炮口描準了沖峰在最前面的女真騎兵。
袁崇煥用力向下揮動了一下手臂，伴隨一聲震天的巨響，炮口噴出一團熾熱的火球。撞上火球的女真騎兵飛上了半空。戰馬也被巨大的響聲嚇傻了，不自主地掉轉頭往回跑。
但努爾哈赤的戰馬仍在前進。
又一輛炮車推了出來，黑洞洞的炮口對準了努爾哈赤。
袁崇煥再度向下揮動手臂。
又一團火球飛了出去。
努爾哈赤從馬上倒栽下來……
女真兵團象退潮的海浪一樣潰退下去。
寧遠城保住了。
…………

（三）
寧遠大捷的快報象一道閃電劃破黑沈沈的夜空，明政府的官員最初拒絕相信這個消息，因為這個消息太意外了。自一六一六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宣布脫離明政府以來，明帝國的軍隊一直都在失敗。一六一九年楊鎬統率十萬邊防軍和努爾哈赤的六萬八旗兵在薩爾滸對陣，明軍潰敗，四萬五千人陣亡，對方則只死了兩千人。以後八旗兵一直在不斷地勝利前進，明軍則在不斷地失敗後退，只是在不同的時期失敗的程度前進的速度不同而已。在軍事天才熊庭弼擔任遼東經略期間，八旗兵前進的步伐被有效的阻擋住了，但也僅僅是阻擋而已，不能上升到勝利和前進。可好景不長，明政府迫在眉捷的危機一過，就任用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職業政客王化貞擔任遼東軍區司令官，讓他直接指揮十萬邊防軍，不必聽從熊廷弼調遣，熊廷弼直接指揮的兵力只有四千人。一六二二年，努爾哈赤突擊廣寧（遼寧北鎮），王化貞的十萬邊防軍全軍覆沒，他自己只差那麽一點就成了俘虜，明政府的東北疆土喪失了百分之九十九……
十年對外戰爭，明政府一直在不停地失敗，現在突然聽到那種久違的勝利消息，並且是在沒有任何取勝條件下的勝利，就難怪他們不敢相信了。直到遼東經略高第等人親自來到寧遠，發現那座城市還高高地飄揚著明政府的旗幟，袁崇煥和他屬下的官兵還結結實實地活著，才終於相信自己的一方勝利了，並且勝利的規模還很巨大，連對方的皇帝也打死了！
當北京的職業政客終於相信“寧遠大捷”時，明政府的宣傳機器快速地運轉起來，全國億萬臣民全沈浸在勝利的狂歡之中，要求對後金汗國發動全面反攻，收覆東北失地，對叛逆者實施最後膺懲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在億萬臣民眼中，只要中國激動起來，後金汗國不過是巨人腳下的一只螞蟻。因為龐大的中國有一億人，對方則只有區區兩百萬人！結果舉國上下一致主戰，任何呼籲冷靜慎重的智者都被冠以漢奸賣國賊而遭到世人的唾棄！
“寧遠大捷”使袁崇煥一夜之間成為用兵如神的民族英雄，但這個英雄並沒有沈浸在億萬臣民對自己的頌揚聲中，相反舉國上下狂歡主戰的氣氛使他陷入極大的憂慮。
“寧遠大捷”只是一個戰役的勝利，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戰爭的優勢依舊在女真人那一邊。
雖然兩國的人口對比明帝國擁有五十比一的壓倒優勢，但力量對比並非是簡單的加法運算，五十人形成的合力說不準抵不上一個人的力量。當五十人不是向同一個方向用力而是向不同甚至相反的方向使勁時，就會被一個對手輕易地擊敗。
明帝國到了十七世紀已暮氣深沈，咋看上去是一個不可戰勝的龐然大物，但因內部分裂成互相否定的幾個部分，國力積弱不振。整個社會分裂成貴族和平民兩大階層，兩者互為仇寇，平民在全國各地掀起反抗貴族的暴動和起義。貴族階層也分裂為爭權奪利的各門各派，為了自己小集團的眼前利益互相攻訐，且不惜犧牲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因此這時的明帝國已不堪一擊，不但不能象漢唐帝國那樣對外族主動出擊，相反連承受大的打擊都顯困難。後金汗國雖然是一個新興國家，和擁有一億人口的明帝國相比是真正的小國寡民；但後金汗國全民皆兵，國民上下一心，只知道對外爭取勝利而不用防範來自內部的傾軋。明帝國則不同，官兵在抗擊外敵時只能一只手作戰，另一只手則要防範來自背後自己人的偷襲，且多數情況下自己人的偷襲有更大的致命性。前任經略熊廷弼先生是女真人的克星，但他不是死在女真人手里；而是嫉妒他才能和戰功的自己人要了他的命。
在這種情勢下，短小精悍的後金汗國戰鬥力遠遠大於龐然大物的明帝國。明帝國雖然在“寧遠大捷”中取得了局部戰役的勝利，但並不能改變總體戰略上被動挨打的大趨勢。因此明帝國的戰略應該是總體上采取守勢，騰出兵力和財力安定內部，平息全國各地的沸騰民變；同時派出小股的遊擊兵團對後金作聲東擊西式的騷擾襲擊，使敵方疲於奔命。如能和後金議和那就更好。等到後方穩定，邊防軍得到必要的訓練，有充足的財力和軍力對外出擊時，再向後金作步步為營式的進擊，把敵方的國土一塊塊地蠶食掉，就象努爾哈赤當初蠶食明帝國的東部疆土一樣。如果條件不成熟時，在沒有充份準備的情況下冒險從事大規模的戰略反攻，其結果只能象當初楊鎬四路出擊一樣兵敗如山倒，甚至敗得更慘。內地的變民武裝也會利用外戰失利的有利情勢大規模出擊，從根本上動搖帝國的根基。
袁崇煥並沒有被“寧遠大捷”的勝利沖昏頭腦，他對當時的情勢了如指掌。遺憾的是：首都的權力人物和廣大平民百姓不了解這一情勢，這就注定了他只能作為一個悲劇人物出現在歷史中。
這時的袁崇煥已升為遼東軍區司令官（遼東巡撫），再腐敗的政府在危亡關頭也會任用人才來擺脫迫在眉睫的危機；危機一過就會把人才送上絕路。
袁崇煥在就任遼東巡撫時首先擔憂的不是前面的敵人後金汗國；而是京城朝官因嫉妒他的功勞傾軋陷害。他為此上書皇帝：
“抗擊後金以堅壁清野以為體，乘間擊瑕以為用；主動出擊條件不成熟，只有堅守以待時機。一旦堅守擋住了敵人的進攻；就保留了將來出敵致勝的機會。一旦擊中了敵人的要害，敵人必仇恨我，必欲去臣而後快，要警惕敵人的反間計；如臣在抗敵中立下功勞，朝中的官吏必嫉恨猜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邊將立功於外，誹謗和陷害也跟隨而至，這是古今中外經常發生的故事，望皇上和大臣對臣的信任始終於一，那樣我才能有所作為，建立功勳。”
看了上面的文字，我能深切體會到袁崇煥的苦心和明帝國時期作一名邊將的艱難。
袁崇煥就任軍區司令的第一件事就是派遣使者去後金汗國的首都吊喪。努爾哈赤在寧遠中炮重傷後，經多方醫治無效，在那一年的八月離開人世。此舉的目的一是察看後金汗國的虛實；二是試探和敵人休戰的可能性，為明帝國重建並鞏固山海關外的根據地爭取時間。當時明帝國在山海關外只有寧遠一座孤城，要想長期堅守下去就必須重建先前放棄的錦州、松山、大、小淩河等軍事重鎮，才能夠在遭遇圍城的情況下得到必要的支援。但重新修築城防需要時間，少則半載；多則一年兩年。如在城防未完工時遭遇後金汗國的進攻，所有的辛勞都會付諸東流。所以當務之急是為明軍築城贏得必要的時間，在力量不占顯著優勢的情況下只有和對方休戰，爭取一定時間的和平，哪怕是短暫的和平也好。
袁崇煥向後金求和的消息傳到京城，在朝中激起掀然大波，幾乎所有的文官都出來控訴他，昨日的民族英雄一夜之間又成了漢奸賣國賊？！這時後金兵團也乘休戰之機征服了明帝國的衛星國朝鮮，袁崇煥也因此成為朝鮮淪陷的罪魁禍首；盡管沒有休戰後金也一樣能夠征服朝鮮。就當時的情勢而論，明帝國根本沒有援助朝鮮使其免於淪亡的力量。征服朝鮮後，後金兵團這才發現自己的北部疆界突然崛起了一座新城，自然不能忍受，就乘戰勝余威突襲剛剛完成城防工程的錦州，袁崇煥知道敵人的下一個目標就是寧遠，同時也對錦州城防有充分的信心，所以只派出四千騎兵對後金兵團作牽制性的攻擊。新築的錦州城異常堅固，後金兵團在城下遭遇第二次失敗；為了挽回面子轉而進攻被認定以成為空城的寧遠，結果被嚴陣以待的袁崇煥打得大敗虧虛。明政府在“寧遠大捷”後的一年又在袁崇煥的卓越領導下取得了“錦、寧大捷”。
“錦、寧大捷|”再度體現了袁崇煥的軍事天才，但明政府仍不肯因“向叛臣賊子求和”一事放過他，嫉妒他的文臣適時在朝堂上指控袁崇煥在錦州危急時不派兵赴援，居心叵測。皇上一怒之下罷了袁崇煥的官，讓他回家種地去了。不久以前皇帝還曾信誓旦旦地對袁崇煥說自己決不會受他人輿論的影響！


（四）
一六二八年、只會作木匠不會當皇帝的明熹宗朱由校早早地離開人世。年輕人沒有兒子，皇帝朱由檢以親王的身份繼承大統。朱由檢在沒掌握政治大權時，旁觀者清，發現滿朝文武只有袁崇煥是個可以匡時濟世、安幫定國的大忠臣。他明白自己繼承的是一個百孔千瘡危機四伏的殘破江山，必須任用英雄俊傑才能使他的王朝轉危為安，所以坐上皇帝寶座後就不顧朝中文武大臣的強烈反對，迫不及待地把賦閒在家的袁崇煥招回來，當眾任命袁為遼東戰區總司令，並賜給他尚方寶劍，賦予他先斬後奏、權宜行事的巨大權力。自明帝國創立以來還沒有哪一個邊將擁有如此巨大的權力。以朱由檢當時的心態，只要袁崇煥能徹底解除後金汗國的威脅，使明帝國危而覆安，就是和袁崇煥稱兄道弟平起平坐也沒有什麽不可以。
袁崇煥被皇帝的英明深深感動了，為了報效皇上的知遇之恩，袁崇煥定下了五年消滅後金汗國、收覆東北失地的時間表！
袁崇煥在走馬上任前，鑒於上次的教訓，再度給皇帝上書，內容如下：
“以臣之力，制全遼有余，調眾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恢覆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為。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袁崇煥知道，他一旦離開京城遠赴邊疆，朝中的文臣武將沒有幾個會在皇帝面前為他說句公道話，相反會想方設法揭他的短。一面之辭重覆三次就是真理，皇上對同樣的誣陷之辭第一次也許不相信；但第二次就難勉動搖；第三次如仍沒有相反的意見就難得不相信。連曾參的母親都會被流言誤導相信一向善良仁愛的兒子會殺人，更何況皇帝和臣子之間呢？
中華帝國到了明王朝時期，權力人物的綜合素質較之漢唐帝國時期大幅度下滑，突出的表現是心胸變得狹隘；嫉妒、短視和缺乏全局觀念象惡性病毒一樣感染了整個官場。害怕別人成功，希望身邊的人倒黴、渴望從別人的痛苦和不幸中尋找快樂……官僚之間習慣互相傾軋，惡道人長喜揭人短，尤其是朝中的文官喜歡對邊將說三道四。漢唐帝國時期，邊將只知道殺敵立功、開疆拓土，保家衛國，不用擔心朝官會在皇帝面前說他的壞話，所以邊將能集中精力去爭取對外戰爭的勝利；漢民族也因此在對外戰爭中無往不勝。唐高宗時期，大將軍李勣統領大軍東征高麗，高宗私下詢問諫官賈忠言對東征將官有何看法，下面是賈忠言的回答：
“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鬥，持軍卻也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性少忌刻，卻不失為統禦才。這數人統是當代良將，若講到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總要推大總管李勣哩。”
賈忠言的回答是何等地坦蕩無私！明帝國的邊將則沒有李勣那樣的幸運，如果皇帝問身邊的大臣同樣的問題，邊將的形象馬上會在皇帝心中大打折扣。為了適應這種形勢，明帝國的邊將要把大部分精力用來討好朝中的文官，只把小部分精力用於抗敵禦侮，結果軍隊的戰鬥力大受傷害，外戰往往被動挨打者多，主動戰勝者少。邊將中如湊巧碰上一個軍事天才，又往往不能適應人事而被多方掣肘，使之不能放手建立功勳。結果明王朝出現了這樣的怪現象：能打勝仗的將軍不被朝廷信任；朝廷信任的邊官則只會打敗仗。
袁崇煥來到山海關，即開始著手實施他的東方大戰略：第一步是加固城池，自固根本，在與後金接壤的遼西走廊增設軍事要塞，以擋住後金汗國的攻勢；同時加強國防軍訓練，在三年內訓練十萬能夠攻城掠地連續作戰的野戰兵團。第一步能否達到預期效果關鍵在於盡可能回避與後金汗國進行大兵團決戰，不受幹擾地秣馬厲兵，積蓄力量，如能同後金議和達成休戰那就更好。第二步是派出遊擊部隊深入敵後騷擾偷襲，破壞敵國的牧場和農村，摧毀敵國的戰時經濟。第三步是訓練有素的野戰兵團大規模出擊……
為了實現他的東方大戰略，袁崇煥開始有意識地和後金汗國接觸，試探在不蒙受實質性損失的前提下達成休戰的可能性。
再英明的人也會偶爾犯有失誤，如果有心尋找一個人的過失，總是能找到機會的。袁崇煥也曾失誤過，並被嫉妒他的官僚緊緊抓住不放。
在緊靠後金汗國的登、萊海面上有一個綿亙四十公里的島嶼，名東江。島上盤踞著一支土匪武裝，頭目為毛文龍，時不時深入後金汗國從事些打家劫舍的勾當。當明帝國與後金汗國進入戰爭狀態時，明政府看出東江地緣政治上的無比價值，就有意對這支土匪武裝實行羈糜政策，派使者去東江封毛文龍為將軍。此舉的意圖很明顯，當後金汗國出師和明帝國交戰時，毛文龍可以率領島上的土匪武裝操女真兵團的後路。後金汗國要想確保後方的安全，就必須留下一定數量的部隊防守毛文龍的襲擊，這樣明軍的壓力就會減輕。毛文龍從山大王一下子躍升為將軍，自然願意接受明政府的節制。毛文龍集團的戰鬥力雖然有限，但因處於有利的地理位置，也確實給後金汗國制造了不少麻煩。後金汗國是一個馬上民族，雖然對東江的這股土匪武裝頗感頭疼，但因不飛水戰的緣故只好暫時隱忍。
毛文龍晉升為將軍後，仍然不脫土匪習性，在給後金制造麻煩的同時也在給明帝國制造麻煩，所不同的是給前者的麻煩要大一些。毛文龍深知自己所處的地理優勢，在接受明政府的招安後並不聽從明政府的號令，在東江依舊維持實質上的獨立王國，明政府費了許多軍餉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袁崇煥就任遼東戰區總司令後，毛文龍名義上屬他節制，但袁崇煥指揮不了他，毛文龍依舊在自己的轄區內我行我素，不把袁督師放在眼里。大凡有非凡能力的人往往自尊心也強，袁崇煥自然不能忍受毛文龍的目中無人。袁崇煥是儒家知識分子，身上也殘存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劣根性，骨子深層有濃厚的“君子情結”，認為人只有先做“君子”然後才能建立功勳。所謂“君子”就是品行高潔的人，毛文龍顯然算不上君子，不是君子就不可能忠君報國。在袁崇煥心目中，毛文龍集團除了虛冒錢糧外，對明帝國並沒有多大的作用。袁崇煥對毛文龍的認識顯然不合當時的情勢，要打敗力量超過自己的強敵，最有效的辦法是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壯大自己的力量；同時削弱敵人的力量。只要能削弱敵人，就是雞鳴狗盜之徒也可團結到自己這一邊。等打敗了強敵之後再把這些人轉化成“君子”，如果實在轉化不了再“哢嚓”也不遲。在後金成為明帝國主要的威脅時，毛文龍無疑是最佳的統戰對象。雖然他起的作用沒有預期的大，但對後金汗國多少有點牽制作用，否則後金汗國也不會對其大感頭痛。袁崇煥既然意識不到這一點，毛文龍的小命也就完完。憑袁崇煥的超人智慧，除掉毛文龍不過是小菜一碟。袁崇煥借去東江閱兵的機會，輕而易舉地把毛文龍砍頭。毛文龍死後，東江作為一支威脅後金的武裝力量已不覆存在。島上的土匪只服大土匪毛文龍，不服袁崇煥任命的“君子”，沒多久就作鳥獸散。毛文龍的養子孔有德和耿仲明則投降後金，成為後金汗國入主中國的得力向導和開路先鋒。
袁崇煥殺掉毛文龍雖然得不償失，但再英明的人也難以避免失誤的。和袁崇煥對明帝國的巨大作用比起來，殺毛文龍的失誤本可以忽略不計。皇帝朱由檢最初也認為此事應該忽略不計，袁崇煥雖然有點過份，但只是方法的失當，動機是好的，袁崇煥還有很多的機會將功補過，更何況毛文龍確有可殺之罪。如果是在漢唐時期，大臣也會認為此事可以忽略不計，可明帝國的大臣卻不這麽認為，如果袁崇煥是一個平庸的人他們也許會這麽認為；但因為袁崇煥超群絕綸，此事就變得關系重大了，甚至關系到帝國的千秋大計。也不知皇帝身邊的官僚使了什麽法術，使朱由檢對殺毛文龍一事突然認真起來，對袁崇煥的態度逐漸向相反的方向轉變。
下面我們推斷一下皇帝和某位大臣的對話：
皇帝：你認為袁崇煥這人怎樣？
大臣：袁崇煥這人能打仗，有能力，人也聰明，就是有點那個？
皇帝：什麽這個那個的，有話直說！
大臣：也沒什麽，不過是恃才傲物看不起人罷了，有才能的人都有這毛病；如果看不起我們到沒什麽，但不能看不起……
皇帝：看不起什麽？你今天怎麽說話吞吞吐吐的？
大臣：皇上恕微臣無罪，微臣方敢直言。
皇帝：恕你無罪。
大臣：但不能看不起皇上。
皇帝：袁崇煥真的連朕也看不起嗎？
大臣：也不過是道聽途說而已，皇上不可當真，但袁崇煥確實對微臣說過皇上不會打仗。
皇帝：他真的這麽說？
大臣：他還說皇太極很會打仗。
皇帝：什麽？！
大臣：聽說他還私下向後金求和，皇上一定知道這事。
皇帝；我不知道，我能作漢奸賣國賊嗎？誰給他這麽大權力？
大臣：皇上別生氣，你的英明誰人不知，哪個不曉。毛文龍就說過皇上是亙古未有的天才軍事家。微臣該死，我怎麽提到他了，袁督師會怪罪我的。
皇帝：袁崇煥算老幾？你憑什麽怕他！
大臣：不只我怕他，滿朝文武都怕他，我們都怕成為第二個毛文龍。長此下去，朝中只有袁崇煥沒有皇上了。
…………
經過上述那段對話後，袁崇煥的命運已經注定了，剩下的只是時間問題。


（五）
自努爾哈赤中炮身死後,皇太極繼承後金汗位。皇太極和乃父一樣英明神武，知道在袁崇煥身上討不到半點便宜，但又不能在沒有簽訂實實在在和平條款的前提下和明政府長期休戰。對於一個新崛起的馬上民族來說，要在一個綜合國力強於自己的競爭對手下生存下去就得不停止地進攻，直到對方被打垮或被迫承認自己的平等地位為止。所以皇太極對明帝國的戰略是“以戰迫和”，在明帝國不再稱女真民族為叛逆和承認後金的獨立國家地位之前，滿洲兵團就得對明帝國保持連續不斷的進攻態勢。既然袁崇煥是後金戰勝中國的最大障礙，那麽就要不惜一切代價除掉他。除掉袁崇煥靠武力是行不通的，因為袁崇煥已被一千次地證明比滿洲人更有戰鬥力；最切實可行的辦法就是行反間計，借敵人之手除掉這個強敵。明政府內戰內行外戰外行，是行使反間計最理想的對手。
皇太極開始有步驟地實施他的反間戰略。
一六三0年，皇太極統率十萬大軍繞過袁崇煥的防區，越過平地松林進入蒙古大草原，從北面威脅長城的重要關隘喜峰口。明帝國的邊防軍除了袁崇煥的遼東兵團外，其他邊防武裝皆不堪一擊，邊防成了一道紙屏，滿洲兵團很輕易地越過長城南下，威脅明帝國的首都北京。明政府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袁崇煥得知滿洲兵團威脅首都的消息，即刻親統大軍千里赴援，來到北京城下時已是人困馬乏，但仍不顧疲勞投入戰鬥，向滿洲兵團發起攻擊。滿洲兵團一看到袁崇煥的旗號，膽氣頓時去了一大半，即刻解除對首都的包圍，撤軍五十里立下營寨。
首都劫後余生，皇帝朱由檢又恢覆了自信，親自出城犒勞袁崇煥的大軍。袁崇煥請求讓兵士入城休息，朱由檢竟然拒絕了他；袁崇煥又請求讓兵士象另一支赴援的武裝一樣在外城駐紮，朱由檢依舊拒絕。疲憊不堪的遼東兵團只好在城外無險可守的平曠地帶露營！前面養精蓄銳且占絕對優勢的滿洲兵團則對這支武裝虎視眈眈。
朱由檢的態度使遼東兵團感到自己是一支強盜武裝！
立下太功得不到獎賞反而受到盜賊的待遇，一絲不祥的預感襲上袁崇煥的心頭。
迫在眉睫的危機一消除，京城的達官顯貴不但不感謝使他們轉危為安的袁崇煥，相反還紛紛指責袁崇煥應該承擔讓敵人越過長城威脅首都的責任。在他們眼中，袁崇煥顯然是在縱敵玩寇！
喜峰口是薊州軍區的轄地，袁崇煥指揮不了那里的部隊，遼東兵團也不能在沒得到皇上命令和對方邀請的情況下進入薊州軍區。按常理滿洲兵從喜峰口入關袁崇煥一點責任也沒有，可朝中的達官顯貴認為他有責任，就一定有責任了。
皇太極一直在密切注視明帝國的動向，散布在京城的間諜帶來了袁崇煥遭非議的消息，實施反間計的條件成熟了。
當天晚上，皇太極偽造了兩封袁崇煥和後金汗國來往的書信，命人射入德勝門和永定門。第二天一大早，太監拾到了這兩封書信，然後交給皇帝朱由檢。朱由檢閱信後大起疑心，盡管兩封信偽造得很拙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對方在行反間計。
正午時分，後金兵團向遼東兵團的駐地進發，袁崇煥率軍迎敵。兩陣對圓，皇太極請求和袁崇煥在陣前對話。兩人如約在陣前相會，皇太極象老朋友一樣和袁崇煥打招呼，說了幾句無聊的散話後就轉身離去，邊往回走邊回頭對袁崇煥點頭作神秘狀。
這一切都被躲在城樓里的朱由檢看得一清二楚。袁崇煥通敵的證據確鑿無疑！
當天晚上，已成為後金俘虜的兩位明帝國監軍太監發現帳外兩位女真看守在交頭接耳，一會兒聽到“皇上已和袁崇煥定下密約，後天佛曉獻城，袁軍作內心……”說完後看守喝酒慶賀即將到來的“勝利”，灌下幾大觥幾後便酩酊大醉。兩位太監剩機逃走，連夜向皇上報告了袁崇煥的大“陰謀”。
這本是《三國演義》里周瑜計賺將幹故事的翻版，可朱由檢相信袁崇煥通敵謀叛是事實。
第二天早朝，朱由檢傳詔袁崇煥晉見。袁崇煥一出現在金鑾殿就被錦衣衛逮入詔獄。罪名是擅殺“抗金英雄”毛文龍和通敵賣國！
朱由檢根本不聽袁崇煥的分辯，就下令把袁崇煥千刀萬剮！
袁崇煥的部將祖大壽一聽說主帥被擒，當即率領部下星夜回師山海關，準備在關上誓師為袁崇煥討公道。袁崇煥知道這一情況後，主動給祖大壽寫了一封信，勸祖大壽要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重，千萬不能在外敵當前時反抗政府。此時袁崇煥已知道他將被自己摯愛的祖國千刀萬剮。
英雄的高風亮節讓人扼腕嘆息！
袁崇煥臨刑時，一定想起了他的前輩岳飛。岳飛臨刑時朝中官員雖然沒有為其鳴怨，可畢竟有一個韓世忠肯說句公道話，百姓也為之落淚。今天滿朝文武都在喊殺；滿城百性也要生吃他的肉！！！
袁崇煥行刑的最後一天，北京的天空異常燦爛。天道也對日益走向沒落的民族失去了信心和耐心，不再用“六月飛雪”示警於人了。
袁崇煥死後，佃農出身的李自成在陜西米脂舉起了反旗，八年後進入明帝國的首都北京，皇帝朱由檢去煤山上了吊。明帝國的創始人朱元璋也是佃農出身，歷史的巧合讓人沈思。
然後滿洲人入關打敗李自成，成了中國的主人。
如果袁崇煥活著，朱由檢不會上吊，滿洲人也不可能越過山海關一步。
岳飛死後只二十年就平反昭雪，朝廷發還了當年抄沒的家產，五個兒子皆拜爵封官。袁崇煥平反時，當時的人沒有一個活在世上，袁的後裔也無從查考，就更不用說歸還抄沒的家產了。這樣的平反又有什麽意義呢？


二00五年七月一日



23.從洋務運動看航空母艦的夢想

當今中國不是買不買得起“航空母艦”的問題，而是買回“航空母艦”後怎麽辦的問題。今天的情勢和一百年前的“北洋水師”很相似，我們面臨著和“北洋水師”同樣的問題：“航空母艦”制造或買回後，由誰去指揮或操縱“航空母艦”？我們不能犯同樣的錯誤！


（一）
1840年，中華帝國和大英帝國因為鴉片貿易和價值觀的沖突暴發戰爭。
這是中國和西洋在人類歷史上進行的第一次戰爭。
英國用於戰爭的力量是十四艘軍艦和兩千五百名海軍陸戰隊。
中國用於戰爭的力量是四萬萬國民（可提供近四千萬戰鬥兵員）和一千三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比英國本土大五十倍）出產的豐富資源。
戰爭結果：英軍一路勢於破竹，如入無人之境，連陷廣州、廈門、定海、鎮海、寧波等沿海重鎮和江防要塞鎮江，切斷中國經濟命脈“京杭大運河”，艦隊開到南京江面上停泊，揚言要開炮轟城，威脅中國無條件投降。
這里有必要回顧一下片斷性的戰爭場面：
戰爭場面1：廣州戰役：副總司令楊芳看到英國艦隊在艦身動蕩之中發炮，仍能準確命中目標，認為那顯然是一種妖術，於是命令軍隊在廣州城內搜集大量的豬羊狗血和糞便等污穢之物羅列城頭，等英軍攻城時一齊潑下去……鋼鐵般鑄就的廣州城就這樣陷落了。
戰爭場面2：寧波戰役：東南戰區司令官奕經率二萬人精銳的大兵團向僅一千余人且無險可守的英軍陣地發起突擊性反攻，在英軍的反擊下象山崩一樣垮了下來，僅奕經逃出性命。英軍傷亡甚微……
戰爭場面3：乍浦（浙江平湖乍浦港）戰役：英軍進攻清軍嚴陣以待的乍浦，清政府最自豪的八旗兵團，看見那些夷人的軍艦像山一樣逼面而來，上面噴著妖怪一樣的滾滾濃煙，天空一片漆黑，不覺的魂飛天外，竟然一哄而散……
腐敗的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失敗是必然的，極權專制政體扼殺了中華民族的生機活力，軍隊腐爛，武器窳敗，士氣消沈，用任何方法都無法振作，因為這不單是軍隊問題，更多的是政治問題，軍隊不能孤立於政治之外。
在每戰必敗並且敗得很不體面的絕望情勢下，中國宣布無條件投降，在自家庭院和大英帝國簽訂城下之盟。中國割讓香港全部主權給英國；賠償白銀兩千一百萬兩；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港口為商埠……
這是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第一次對外戰敗投降。
鴉片戰爭應該給中國一次反思和覺醒的機會。逆境使人明智，打擊使人堅強，一向高高在上自命不凡的中國理當從戰敗中汲取教訓，對自身的劣勢作痛定思痛地反省，虛懷若谷地學習和借鑒西洋文明的先進成果，使自身走上強大和理性之路。就象十年後的日本帝國一樣作敵人的學生並最終戰勝敵人。
令人痛心的是，專制政體的清帝國就象一個末期艾滋病患者，“免疫系統”（人體抵抗外邪和清除自身病竈的機構）崩潰，既不能自動清除自身的疾病，戰勝自身的弱點；也沒有胸懷去學習和采納別人的經驗長處。其心理狀態有點象患了性病的上等人，一方面諱疾忌醫；一方面又害怕別人知道自己患了性病。結果中國沒有從這次打擊中學到任何東西，全國上下象一群朦著眼睛的盲鴨，繼續沈浸在自滿自負的怪圈之中，拒絕承認自己的落後。貪污腐敗如故；官僚主義如故；壓制人才如故；急功近利如故；刑訊司法如故；八股文科舉如故；馬虎敷衍如故；不負責任如故；死要面子如故；不愛思索如故；……
中國就這樣在自欺欺人的怪圈之中堅定地走自己的下坡路。當西洋民主國家大踏步地前進時，中國繼續大踏步地後退。歷史對某些人至少沒有教訓作用，同樣的打擊在十四年後再度落到中華民族的頭上。
第二次打擊名為“英法聯軍之戰”，中國稱之為第二次鴉片戰爭。
英法聯軍之戰較之第一次鴉片戰爭對中國的打擊要沈重十倍。
英法聯軍之戰的動力固然是西洋發達國家為了進一步打開中國的商品市場，但這場戰爭並非不可避免，中國權力人物對國際知識的極端無知和對民族國家的不負責任促成了這場戰爭的爆發和擴大。
下面簡要回顧一下這場戰爭的原因和經過。
中法黃埔條約（鴉片戰爭的副產品）上有十二年期滿再行修訂的條款（中英南京條約有“利益均沾”條款，所以也等於有這個條款）。鴉片戰爭打開了西洋商品進入中國的大門，但中國是一個政治上鐵板一塊但經濟上卻條塊分割（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現代）的國家，國內稅卡林立，外國商品到達消費者手中時價格往往翻了幾番，超過了普通中國公民的支付能力，比國內的手工產品不占據任何優勢，不容易打開並占領市場。英法等國急於改變這個被動局面，在十二年條約界滿時急需通過“修約”來消除中國國內的貿易壁壘。中國那時還沒有外交部，處交事務由地方行政或軍事首長（督撫）負責。地方督撫因為洋人見面不跪拜長官，出於要面子的心理（部分則出於“對外強硬等於愛國”的心理）也回避和洋人見面。但回避不能解決問題，英法兩國發現通過和平的手段不可能把自己的意見上達給中國政府從而滿足自己的要求時，就決定借“槍炮”來“打醒”中國當權者，使他們的“聲音”得到反應。英法兩國很快找到了發動戰爭的借口（“亞羅號事件”和“馬賴事件”），於是戰爭爆發了，並因同樣的原因在兩年後擴大。
力量對比：英法聯軍一萬六千人；中國的實力和第一次鴉片戰爭相當。
戰爭結果：聯軍一路所向披靡，沒費多大氣力就占領了中國首都。這是中國首都第一次對西方陷落。中國在槍炮的威逼下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俄國也借這次戰爭狐假虎威，威脅中國割讓了九十八萬平方公里的富庶國土。
《天津條約》：1858年。
一 英法兩國派遣使節駐紮北京，中國派遣使節駐紮倫敦、巴黎。
二 開辟牛莊（遼寧營口）、登州（山東煙台）、台灣（台灣台南）、淡水（台灣台北）、汕頭（廣東汕頭）、瓊州（海南瓊山）為通商港口。
三 中國賠償英法軍費銀幣六百萬兩（英四百萬兩，法二百萬兩）。
四 英法商船可自由航行中國內河。
五 中國重申不得再稱呼西洋人為“夷狄”。
六 雙方政府批準後，明年（一八五九）在北京換約。
《北京條約》：1860年。
一 《天津條約》除賠款一項外，其余繼續有效。
二 中國賠償英法軍費白銀一千六百萬兩（英法各八百萬兩）。
三 割讓九龍半島給英國。
四 各國使節進駐北京，並覲見皇帝。
五 增開鎮江（江蘇鎮江）、漢口（湖北武漢）、江寧（江蘇南京）、九江（江西九江）、天津為通商港口。
六 允許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傳教，並有權購置房屋田產。
《天津條約》送達禦前時，鹹豐皇帝對真正喪權辱國如“內河航行”條款表現得相當溫和大度，獨對“外國使節進駐北京”這一正常國際交往規則怒不可遏，認為是亙古未有的奇恥大辱。之所以如此，除了清政府對國際知識盲然無知外；鹹豐皇帝的“死要面子”也是癥結之一。“洋鬼子”（中國對西人的蔑稱）一旦進駐首都，必然得寸進尺地要求晉見皇帝。可洋鬼子的膝蓋是“直”的，不知道下跪，叫他這個天朝大國的君王面子上怎麽下得來。如果把條約更改一下，取消外國使節進駐北京的條款，增加割讓兩廣、雲南、福建的真正賣國條款，沒有人敢保證鹹豐皇帝會不答應！天老爺保佑上帝沒有給英法外交家這樣的智慧！
鹹豐皇帝不能接受外國公使進京，本來已經停止且無任何希望獲勝的戰爭重新開始。中國蒙受更大的損失。賠款增加近兩倍；增開五處通商口岸；九龍半島也象棄兒一樣從中國脫幅而去，繁華蓋世的首都受到了自建都以來最慘重的一次浩劫。
一八四二年中國戰敗後，正常的反應應該是研究打敗中國的暴發戶英國之所以強大的秘訣；學習英國的經驗和長處，作為醫治中國落後和被動挨打的藥方。同時研究國門外的國際局勢，了解國際通用價值規則，做到知己知彼，學人之長，修己之短。中國如果作到這點，哪怕只作了三分之一，就不會在十四年後的那場戰爭中犯下如此多且又如此可笑的失誤，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
值得慶幸的是：經過這次打擊後，中國人開始了反思，盡管遲了二十年且反思得很不徹底，但畢竟已經開始。

（二）
鹹豐皇帝終於被外國公使進京且要求面見皇帝的條款活活氣死，年僅六歲的兒子載淳即位稱尊。鹹豐的弟弟恭親王主持政府。這位親自和英法簽訂《北京條約》的少年親王，親身挨到聯軍的巨棒，親眼目賭中國軍隊的虛弱和不堪一擊，心靈上受到的刺激是可以理解的。恭親王是滿洲權貴中頭腦較為清醒的官僚，他和漢人中若幹掌握實權的官僚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之輩，在承受一連串的打擊之後，頭腦忽然開竅，認為西洋人的政治制度不如中國，中國的儒家思想、忠君思想、特權思想、極權專制和等級制度是保障社會穩定和人民幸福的良方，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但承認西洋有一點比中國高明，那就是制作軍艦和火器的“實用技術”，承認西洋確然“船堅炮利”，不再稱西洋的“技術”為“奇技淫巧”（鴉片戰爭後中國人對西洋先進武器的蔑稱）。對於固執自負且死不認錯的清帝國來說，這是一個可驚的進步。
恭親王等人發現，中國要想強大，就應該學習西洋的“實用技術”，使自己“船堅炮利”。這樣才能外抗英法諸夷；內懲叛臣賊子。曾國藩、李鴻章之流是靠鎮壓“太平天國”起家的，深切體會到武器是決定戰爭勝負的至關重要的因素，因此對制造先進火器有很高的熱情。
於是清政府開始放下“架子”，向西洋各國學習制造堅船利炮的實用技術。歷史學家把這一過程稱為“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的理論基礎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也就是說在不變更中國政體和傳統價值觀的前提下，學習西方制造實用工具主要是軍事工具的技術。目的不是為了中華民族的進步，而是為了提高專制政府的統治能力，使落後過時的君主體制能夠維持更長的時間，防止清帝國的崩潰，同時阻止中國的民主和文明開化。
由此可見，“洋務運動”的初衷是令人沮喪的。
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總理兼國防部長（議政大臣、軍機大臣）恭親王，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湖方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左崇棠。基本上是在鎮壓“太平天國”中崛起的漢人軍事貴族。這批人是靠才能和實幹取得權力的，比靠賄賂請托和裙帶關系爬上高位的滿洲權貴頭腦無疑要清醒一些。
洋務運動的主要措施：
一、向西洋購買軍艦大炮。
二、中國自己設立工廠制造軍艦大炮。
三、派遣留學生去西洋各國學習他們制造艦炮的本領。
四、中國對外貿易的“關稅”，留下十分之三作洋務運動的經費。
洋務運動的進程：
一八六一0年，北京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交部），中國中央政府自此才有正式的外交機構。
一八六二年，上海發行“新報”（日報），這是中國的第一份報紙。北京設立外國語學校（同文館）。
一八六三年，制定三角形飛龍戲珠旗為中國國旗，中國自此才有國旗。
一八六三年，李鴻章在上海設立海軍兵工廠（江南制造局），中國開始自制現代化武器。同時設立“譯書局”。
一八六六年，左崇棠在福州馬尾設立海軍造船廠。
一八六八年，江南制造局制“惠吉”艦成。向英國購買的“安瀾”等六艦也駛回國。中國開始擁有現代化海軍。
一八七一年，崇厚在天津設立兵工廠（機器制造局）。
一八七二年，選派青少年赴美國留學，每年三十人。這是中國的第一批留學生。今天的達官顯貴沒有幾個不想把兒子送到國外深造的，那時則不同。在絕大多數權力人物心目中，西洋各國依舊是“夷狄”（盡管他們在“夷狄”面前敗得很慘，但漢民族在蒙古人手中也曾敗得很慘，可改變不了蒙古依舊是“夷狄”的現實），文明程度遠不如中國，孩子在外國不可能學到什麽正經東西，就象大學生在幼稚園學不到什麽東西一樣。把孩子送去外國一定會誤了他們的前程。因此第一批留學生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民間。民間沒錢供孩子讀書的家庭就不必擔心外國會“誤”了他們的下一代。由此可見那時清政府的官僚是何等地固執狹隘。由這幫人主宰處於“全球現代化”時期的中國，中國的命運可想而知。
上海設立輪船招商局（公私合營的客貨海運輪船公司）--中國第一個現代化的商業機構。
一八七三年，同治皇帝載淳親自接見各國駐華公使，接受國書，中國皇帝終於承認各國與中國的平等地位。
一八七五年，中國建立北洋艦隊。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七大海軍強國（單指船艇噸位而非戰鬥力，戰鬥力還有人為因素）。
一八七六年，選派軍官赴德國學陸軍，赴英國學海軍。修築上海--吳淞鐵路（中國的第一條鐵路只有一公里長，是外國的好事者修築的，但被慈禧大後當作妖魔用巨資買下拆除）。派遣郭蒿燾為駐英公使，中國始有駐外使節。
一八七八年，唐山設“開平礦務局”，這是中國的第一座煤礦。中國軍艦過去都用英國煤，自此才用本國出產。左崇棠在蘭州設立毛紡公司。
一八七九年，架設大沽北塘炮台至天津電報線。中國始有現代化通訊工具。
一八八0年，設立海軍軍官學校（水師學堂）。
一八八五年，成立海軍總司令部（海軍衙門）；設立陸軍軍官學校（天津武備學堂）。
一八九0年，張之洞在湖北設立大治鐵礦；在漢陽設兵工廠。
一八九三年，張在湖北設織布廠、紡紗廠、制麻廠、繅絲廠。
…………
洋務運動的總司令部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它是英法聯軍打進首都北京後的“新生事物”。過去各國只能跟清政府指定的邊疆地方官員交涉，像俄國只能跟庫倫（蒙古烏蘭巴托）的辦事大臣，歐美各國只能跟廣州的兩廣總督交涉。清王朝中央政府只有一個藩屬事務部（理藩院），處理藩屬國的事務。即令在鴉片戰爭之後，仍然如此，所以英法修約之議初起時，兩廣總督葉名琛拒不見面，英法連談話的對象都找不到，才決定改用武力。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不等同於現在意義上的外交部，除了負責外交外，還負責推動和洋務有關的各種前所未聞的現代化業務，如教育、海關、新式海陸軍和所有跟外國有關的工業、交通、商業。那時的“外交部”有點象今天的國務院。
洋務運動的核心是軍事現代化。把納稅人的錢大量投進去之後，中國在表面上呈現出一幅可以耀武揚威和對外揚眉吐氣的架式。最惹人注目的是新式海軍陣營堂堂，擁有號稱世界第七大海軍強國的巨艦巨炮。繼戰鬥力強大的北洋艦隊成立之後，另外三支較小的艦隊-南洋艦隊、粵洋艦隊和閩洋艦隊也相繼建立。北洋艦隊僅巡洋艦就有三艘（注意中國迄今仍沒有巡洋艦）。甲午中日戰爭前，中國在世界上仍保持一等強國的尊嚴。


（三）
洋務運動從表面上看去作得有聲有色，似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實質與表象有太大的差距。基於下面列舉的幾方面原因，洋務派多年的努力不過是在花費巨資後搭了一台有名無實的空架子，並在隨後的中日戰爭中灰飛煙滅。
洋務運動的失敗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清政府花費巨資購進了巨艦巨炮，但由誰來指揮和操縱這些巨艦巨炮，就不是“實用技術”能夠解決的問題；而屬於體制和制度的範疇。洋務運動宗旨是在不變更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前提下學習西方的實用技術。而中國傳統的人事體制靠的是“等級”、“資歷”和“任人唯親”；西洋人事體制則是“兼容並蓄”和“任人唯才”。在中國傳統的人事體制下，恭親王、李鴻章之流不會想到去民間挖掘人才；只會在清政府的官僚隊伍里尋找較為“合適”的人選；而清王朝的官場是一個黑色的大“染缸”，再清正的人在官場混上幾年也很難保存“理性”和“人性”。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李鴻章出於“公心”（事實不可能）以“合適”為標準（在沒落政府已經很難得）來用人，所謂“合適”的人選也不過是“矮子里的長子”，不是全社會的優秀人才。而最先進的武器應該由優秀人才來駕馭才能充分利用並發揮其功能。中國傳統的政治體制因為缺乏科學性，“權利”和“責任義務”脫節；“公利”和“私利”找不到可以“互存互利”的“結合點”。當第一批軍艦駛回國後，在軍艦上當官當差無疑是當時武裝部隊的一個“肥差”，無德無能但精於請托鉆營的無恥人物自然會圍著李鴻章之流轉圈。李鴻章是一個傳統的官僚人物，自然會任用看上去“舒服恭順”、給他“好處”或和他沾親帶故的人物當艦長。艦長也根據同樣的用人標準去任用下級軍官和重要崗位（多半是與經濟沾邊）的人選。既使偶爾任用了一個有才且稱職的人選，也不過是把這人當作遮眼的“招牌”，一木難支將傾的大廈，他不但發揮不了自己的才能，還會陷於“孤立”和“不好的名聲”；就象正經女人在妓院會“孤立”和“名聲不好”一樣。由這幫人去指揮操縱現代化的堅船利炮，就象妓女當修道院院長和小學生當大學教授一樣，不用和誰打賭就可知道巨艦巨炮的命運。
二是中國傳統的人事財政體制是“暗箱作業”，使貪污腐敗的病菌得以侵蝕官場的各個角落。洋務運動投入了大量的金錢，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個新的“財政黑洞”，為“回扣”、“送禮”和“報假帳”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市場。結果在“洋務”的招牌下花掉的大量金銀，只有部分用於辦“洋務”；另一部分不是浪費掉就是中飽私囊。如果是在制度較為科學完善的英美，同樣的金銀可以購買更多的軍艦、開辦更多的工廠和辦更多的實事。尤其是“海軍總司令部”成立後，司令部幾乎成為慈禧太後的私人金庫，她可以隨意挪用“洋務”名義下的銀子供她個人揮霍享受，而置國家的千秋大業（也是老太婆的個人家業）於不顧。一八八八年，老太婆挪用海軍經費一千萬兩用於營造豪華蓋世但與富國強兵沒任何關系的“頤和園”，供她一人消閒玩耍。海軍自此不能增添新的艦只，也不能更新新的設備。
三是中國傳統的價值觀把國家利益和公民的個人利益對立起來，而在西洋價值觀里二者是統一的。當中國封建統治者決心讓國家富強起來時，首先想到是讓公民作出犧牲，讓公民勒緊褲帶把錢節省出來交給國家，然後國家再把這筆錢拿去從事重點工程建設和武裝部隊的現代化。這要作的結果很容易使國家在短期內呈現一派熱鬧堂皇的景象，作看上去好象是強大起來了。其實這樣的“強大”是沒有根基的，只是一種“暫時的假象”。當國民貧困無知時，堂皇的外表不過是敷在創傷外面的一塊彩色紗布。試想想，當士兵的家人在地方官的壓榨下饑寒交迫時，你怎能指望他愛他的國家並隨時準備為國家作出犧牲，怎能指望他在戰場上勇往直前。當國民缺乏最基本的購買力時，現代化的工廠就象建築在沙堆上，制造出的現代化產品就只能堆積在倉庫里，產品不能轉化成資本，現代化再生產便無以為繼。當“洋務運動”到達高峰時，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小民百姓，無不認為“洋務”成功了， 只有極少數人發現了隱伏的危機，駐英公使郭嵩燾就是其中之一，這位科舉出身的官員，卻有時代的真知灼見，他在英國寫信給李鴻章，提出了自己的憂慮：
“西洋立國兩千年，政治和教育，都非常修明。跟遼金崛起的情形，絕不相同。……西洋富強，固不超過礦業、輪船、火車。但它們所以富強，自有原因。……我們必須風俗敦厚，人民家給戶足，作為基石，然後才可以談到富強。豈有人民窮困不堪，而國家能富強之理。現在談富強的人，把國家大事，看作跟人民無關。官員貪污，盜賊橫行，水災旱災不斷，上下交困，每天都在憂患禍亂。這時輕率的追求富強，只不過浪費金錢。……船堅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國的根本。……中國之大患，在於士大夫沒有見識……”
按郭嵩燾的觀點，國家富強離不開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是洋務派最忌諱的，他們辦洋務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現存的政治制度。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曾把郭嵩燾的報告匯集出版。但擁有超人智慧的人往往是寂寞的，他的過人見識沒有幾個權力人物能夠理解，相反被官場的那些貌似忠貞愛國的衛道士罵成崇洋媚外的“漢奸賣國賊”！
郭嵩燾的言論在當時能夠由政府主持出版，說明當時的清政府還有開明進步的地方。
四是洋務派開辦的工廠和“實業”絕大多數是“官辦”（類似現在的國營）的。實業是靠“利潤”推動的，“官辦”實業則與“利潤”無緣，而是靠“官場”的運行規則來推動。在這種背景下，每一個“洋務實業”又是一個新的“官場”，官場的腐敗病菌也因此在現代化廠礦內部孳生蔓延。工廠管理人員首先想到的不是為工廠“贏利”，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職位、安插親信就業和“損公肥私”。結果“洋務實業”絕大多數都虧損。如張之洞開辦的“漢陽兵工廠”在早期就曾陷入不可救藥的虧損，本國造出的槍械成本反比進口價格高出許多。國民為洋務捐出許多的錢，等到應該拿回報時，才發現還必需繼續捐錢養一大幫“閒人”和支撐一個“爛攤子”。
五是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愚蠢固執的滿洲權貴和“皓首腐儒”的阻撓。這號人的所作所為令人嘆氣，不值得我在此多費筆墨！
…………
洋務運動最顯耀的成果是“北洋水師”（北洋艦隊）。
甲午中日戰爭為“洋務運動”劃下了一個令人嘆氣的沈重句號，“洋務運動”的成果在這場戰爭中灰飛煙滅。
這是一場力量懸殊的戰爭。中國當時號稱世界第七大海軍強國（一說是第六位），卓爾小國日本則極為勉強地屈居十二位。和日本海軍接仗的“北洋水師”在當時則號稱“東方無敵艦隊”。
除了實力強大的海軍外，中國數量龐大的陸軍還可直接從陸路入朝作戰，日本則單靠海軍和“陸戰隊”跨海作戰。
中國有四萬萬國民和一千一百五十萬方公里的遼闊國土作為戰爭的後方。日本相應的數字是四千萬國民和三十七萬方公里國土，分別為中國的十分之一和三十分之一。
中國對外開放的時間是1842年；日本為1867年，比中國晚十五年！
戰爭開始時，中國朝野和世界各國對中國的勝利有充分的信心。這場戰爭是為保護朝鮮而起的，朝鮮國民認為日本根本沒有資格同中國開仗，甚至連向中國進貢也不一定夠格。
戰爭的結果大大出乎全世界的意料之外。
從1894年7月25日日本軍艦在豐島海面襲擊中國的運兵船開始，到1895年2月北洋艦隊在劉公島全軍投降，才半年時間，日本海軍就取得了對“東方無敵艦隊”作戰的全面勝利。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沒有擊沈的艦只在投降時全部交給日軍。
三百年前（1588年），在一萬公里外的大西洋海面，龐然大物的西班牙帝國統率當時世界上的“無敵艦隊”進攻新興的卓爾小國英倫三島，被英國七拼八湊臨時組建起來的“烏合艦隊”（由海盜當統帥）打得大敗虧虛。兩場海戰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所不同的是“東方無敵艦隊”敗得更不體面一些。
中國海軍的慘敗不是敗在武器方面，當時中國的海軍實力對日本有著壓倒性的優勢。中國當時本錢大，艦艇多，船體大，重炮多，射程遠，“定遠”和“鎮遠”兩艦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最先進的；小本錢的日本海軍艦艇少，船體小，重炮少，射程近，沒有可以和“定遠”、“鎮遠”兩艦相匹敵的艦只。“大東溝海戰”開始時，北洋艦隊在距日艦五千英尺外的海面率先開炮，當即命中了日本旗艦“松島”號和主力艦“吉野”、“赤城”號，日方還擊的炮彈則在海面上爆炸（射程近的原故）……
中國海軍的戰敗恰恰是敗在政治體制方面。在中國腐敗的人事體制下，在現代化艦艇上服役的海軍官僚絕大多數是靠不尊嚴手段達到尊嚴地位的無恥政客，既無海戰技術也無保家衛國的德操。由這號人指揮現代化的艦隊去和政治制度較為修明的日本作戰，無異於只會放“鞭炮”的傻瓜拿著“原子彈”去對付開著“坦克車”（原子彈比坦克車厲害得多）的職業軍人，不把自己炸死就算是萬千之幸了。
而“洋務運動”的宗旨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采用西方的先進武器可以，但萬萬不可變更中國的封建政治體制！也就是說花大錢把“原子彈”買進來，然後交給只會阿諛賄賂連放“鞭炮”都要捂住耳朵的政客手里。
也許洋務派是有苦衷的，他們的初衷並非不變更中國的政治體制，而是政府內部保守沒落的勢力阻撓任何進步改革的嘗試。為了堵住保守派的嘴，只好在變革上做出讓步，換取保守派對“洋務運動”的支持，最起碼不公開反對。盡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盡人意，但總比否定西方的一切要好一些。
下面我們回顧一下“北洋艦隊”在海戰中的醜陋表現：
大東溝海戰時，中方艦艇18艘，日方艦艇12艘，中方艦艇實力占壓倒優勢。加上中方先發制人的攻擊，日方艦隊的失敗似乎已成定局。但日本海軍的英勇改寫了戰爭歷史，他們發現中國艦炮射程遠，遠距離作戰只會被動挨打，便冒著炮火不顧生死地沖了上來，使中方艦只進入他們的射程之內，得以發揮他們“快炮”的優勢。中國艦艇上那些只會吹牛拍馬的政客，被對手不怕死的猛勁嚇傻了，於是戰爭局勢急轉直下……
大東溝海戰只進行了五小時，中國損失了戰艦五艘，其余全部重傷。日本除旗艦松島號重傷外，無一艘戰艦被擊沈。
在歷次海戰中，中方艦艇常有臨陣脫逃的現象，甚至有艦只在逃跑時撞傷己方的艦艇！這些艦艇的艦長事後應該被送上軍事法庭，可有人居然繼續擔任艦長如故？！不用問，這位艦長身後一定有不小的“後台”，這是中國傳統人事體制惹的禍。可洋務派認為這個體制萬萬不可變更？！日本海軍之所以作戰英勇，關鍵也是日本的人事體制比當時的中國修明得多，為日本海軍選拔出優秀稱職的指揮官，優秀的指揮官又訓練出優秀的士兵。
當日本海軍進攻北洋艦隊的大本營“威海衛軍港”時，北洋艦隊仍有軍艦26艘（戰艦7艘、炮艇6艘、魚雷艇13艘），如有勇氣和日本海軍拚死周旋，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可北洋艦隊只象縮頭烏龜一樣躲在軍港里等待最後時刻，誰也不願承擔責任（這是中國官場的通病，見利上趨，遇到責任則退避）把軍艦開出港去扭轉危局。日本海軍依舊英勇如故，因為他們的戰艦仍不占據壓倒優勢，只好再次乞靈於“英勇”，派出小艇乘黑夜偷入軍港，在北洋水師的眼皮底下用魚雷偷襲中方主力艦只。那時九死一生的“襲擊”，突擊隊員生還的機會幾乎等於零。北洋水師的官兵如果有勇氣發動這樣的“襲擊”，甲午中日戰爭的歷史一定會重寫。日軍的偷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北洋艦隊的王牌艦艇“定遠”號被擊擱淺，“來遠”號和“威遠”號則被擊沈，兩艦上的戰士傷亡慘重，但兩艦的艦長卻安然無恙，因為他們上岸嫖妓去了，根本不在艦上。在生死存亡的關頭艦長仍嫖妓如故，你怎能指望士兵會英勇殺敵！
最後的時刻到來時，北洋艦隊來了一次醜態大暴光。艦隊司令部所在地劉公島發生兵變，要求司令丁汝昌“放他們一條生路”，所謂“生路”居然是向日軍投降？英國顧問瑞乃爾建議丁汝昌鑿沈殘余軍艦，士兵徒手投降（這時海軍投降的慣例，不會招致敵方的懲罰）。丁汝昌采納，下令沈船，可“政客艦長”們害怕沈船後會觸怒日本人，拒絕執行。丁汝昌又打算率領各艦突圍，更沒有人理他，總司令只好服毒自殺。拒絕沈船又拒絕突圍的艦長之一程璧光乘著懸掛白旗的炮艇出港率先向日本艦隊投降……不用問，這批拒絕沈船的艦長相反會“觸怒”日本人，日本人最厭惡怕死的軍人，不會給這批膽小鬼好果子吃。絕不會象對待陣亡的張自忠將軍（抗日戰爭時的中國集團軍司令官，在“棗宜戰役”中以身徇國。）一樣鳴槍致敬。
當北洋艦隊坐以待斃時，中國另外的三只艦隊則隔岸觀火，不但不派出援兵，還巴不得北洋艦隊早一點失敗，因此北洋艦隊不可能得到任何外援。這也是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惡果，封建中國表面上鐵板一塊內部則條塊分割，地方利益永遠都沒有真正服從於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政府內部也是派系林立，互相傾紮，以鄰為壑。中國的四支艦隊事實上是各自為政，分別效忠於不同的政治勢利，但沒有一支是真正效忠於國家民族。在三支較小的艦隊眼中，北洋艦隊財大氣粗，是命運的寵兒，內心早就嫉恨得不得了，巴不得老天爺讓它早一點倒黴。一個國家的武裝部隊竟然希望自己的軍隊在對外戰爭中失敗？！這是中國傳統政治體制惹的禍。
前幾年看了電視劇《北洋水師》，清帝國官兵大多被描述成可歌可泣的愛國英雄。如果事實真是這樣，甲午中日戰爭就應該是相反的結果。部分歷史教科書也把“劉公島投降”的醜劇說成是“一小撮”民族敗類所為。如果真是“一小撮”，投降就不可能得逞！真實情況也許是勇敢愛國的英雄才是“一小撮”，因為是“一小撮”才不能影響全局。為什麽過去了整整一個世紀，我們還不能冷靜客觀地正視這場戰爭？！當時的人物已不再和今天的要人有任何聯系，把真實情況說出來不會影射到某個沒能量得罪的人，為什麽我們還要在歌頌自己英明的同時也不忘歌頌曾經危害過國家民族的祖先的偉大？問題是你在歌頌自己英明的同時並不能換取別人也認同你的“英明”，這種自譽自誇的作法又有什麽現實意義？中國人什麽時候才能勇敢地正視自已的弱點，並痛下決心改正這些弱點？使我們真正地強大理性並在國際上贏得應有的尊嚴，使我們的朋友對我們“敬而愛之”敵人則“敬而畏之”。
…………

（四）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新一代有責任心的領導人再一次把中國強制性地推進“自強開放”的大門。中華民族在錯過了許多次機會，付出了沈重的代價之後，終於趕上了現代化的那敞末班車。一個新的更令人眼花繚亂的機會降落到中國人面前。
世紀末的二十年，中國人非凡的覆興潛力雖不是“充分”但畢竟有限度地展現出來，創造出了遠東經濟上的“奇跡”。在饑餓寒冷中煎熬了差不多近兩個世紀的中國人終於吃飽了肚子，不再赤腳在雪地上走路。世紀之交，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溫飽問題終於解決了。吃飽了肚子的中國人又有了新的要求，他們希望在國際上找回自己的尊嚴，取得和自身“塊頭”（面積和人口）相稱的國際地位。
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尊貴”席位已經喪失很久了，我們必須把它找回來。這是中國人最合情合理的要求。
今天的世界依舊是“實力外交”。決定國際地位的不僅僅靠“塊頭”，還要靠“綜合國力”。
“綜合國力”除了面積和人口外，還有軍事、經濟和科技實力。其中軍事實力依舊擺在第一位。
中國的武裝力量不但要確保“本土”不被侵犯，還要出兵海外履行自己的國際責任或打“預警戰爭”，維護海外華人的權益不被“漠視”或侵犯，只有這樣中國人才能找回自己的“國際尊嚴”。
在新的國際戰爭中，空中和海上力量往往是決定勝負的決定因素，陸軍的作用則是第二位的。
中國陸軍是世界上最龐大的，但海上和空中力量不容樂觀。因為發展海軍和空軍需要雄厚的經濟實力，上世紀以前的中國一直很貧窮，沒錢購置或制造大量的飛機和軍艦。
今天的中國經濟實力較上世紀有了質的提高，十多億人的溫飽問題解決後，可以騰出手來發展空軍和海軍了，尤其是海軍！
中國的國防需要壯大海上力量。中國有一萬八千公里的海岸線，近代中國的“外患”多半來自海上，“海防”一直是國防的重中之重。
中國的海上力量目前還談不上強大，不但沒有現代強大海軍標志的“航空母艦”，直到上世紀末連“巡洋艦”也沒有。
一百年前的“北洋水師”擁有三艘“巡洋艦”？！
中國需要“航空母艦”！
中國最南端的國土“南沙群島”孤懸海外三千公里，那里蘊藏著豐富的石油資源，周邊“夜郎自大式”的小國做夢都想占有這塊土地。中國對越南有“再造之恩”，可這個忘恩負義的“蠻夷”一“過河”就占領了幾個屬於中國的島嶼。菲律賓、馬來西亞也群起效尤……
中國戰鬥機的作戰半徑只有四百英里，防守“南沙群島”只能靠海軍，“航空母艦”又是最有力的防守武器。
中國的周邊有俄羅斯和印度兩個大國，印度與中國的邊界存在著無法用和平方式解決的“領土爭端”，存在著只能用戰爭手段才能解開的“結”。
可印度擁有三艘“航空母艦”！
中國需要“航空母艦”！！
在一九七九年的中越戰爭中，中國陸軍穿越山巒叠障易守難攻的中越邊境，在付出意想不到的傷亡之後仍未取得決定性的戰果。那時中國如擁有“航空母艦”，就可在“海防”發動突襲，在無險可守的平原地帶部署機械化大兵團，無需多大代價就可直搗越南首都“河內”。
前幾年印尼的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火執仗地搶劫華人財產，屠殺男性華人，並當眾輪奸華人婦女……中國如擁有“航空母艦”，類似的悲劇也許不會發生，發生了也有力量向這個兩百年前連進貢都不夠格的國家討還“公道”。
中國需要“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是中國人最不易消逝的“夢想”。
上世紀九十年代，俄羅斯“明斯克”號航空母艦因無錢“供養”的原因提前“退役”，然後賣給南朝鮮。南朝鮮在認真學習研究了母艦的構造技術後，把關鍵部位作了徹底的“破壞”，然後把“殘骸”賣給中國。
中國人花了近一百萬美元買來了“明斯克”號的殘骸！很有點象古人買“千里馬馬骨”的故事。
中國人買回“明斯克”殘骸後，沒有用於軍事研究，而是在上面建了一個“遊樂園”，每個參觀“明斯克”的中國人需交納一百多元的門票。
在俄羅斯養不起的“明斯克”，在中國卻成了很不錯的“創收”工具，中國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是精明的生意人。
我參觀過“明斯克”，沒有任何軍事知識的我也發現這艘航母有點落伍了，真的沒有學習的價值。
…………
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正在向“小康社會”邁進。中國應該有能力購買或制造“航空母艦”。據有關人士透露，中國每年公款吃喝掉的錢就可購買幾艘核動力“航空母艦”？！
新世紀的中國，不是買不買得起“航空母艦”的問題，而是買回“航空母艦”後怎麽辦的問題。
西方軍事觀察家預測：中國的第一艘“航空母艦”將在二00五年也就是今年下水。
我建議中國在購買或制造航母前，最好回顧一下“洋務運動”尤其是要回顧一下洋務的成果“北洋水師”！
今天的情勢和一百年前的“北洋水師”很相似，我們不能犯同樣的錯誤！
我們面臨著和“北洋水師”同樣的問題。
“航空母艦”制造或買回後，由誰去指揮或操縱“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下水後，在艦上當官或服役無疑是中國軍人最光彩的事，因此不少人會削尖腦袋往艦上鉆，就象一百年前的中國軍人爭著去“北洋艦隊”服役一樣。
如果我們不是憑“才能”而是憑“關系”去任用航母上的軍官，中國的第一艘“航空母艦”將會成為又一個“北洋艦隊”，不但不能增強“海上實力”，相反會助長武裝部隊的腐敗。
腐敗對武裝部隊可是要命的。
“航空母艦”在“關系”大於“能力”的官兵手中，充其量只是一部嚇人的“燒錢機器”。
“航空母艦”上的人事體制應該不同於中國傳統的人事體制。最實際的辦法是：在中國的人事體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變革之前，最好不要購買“航空母艦”。在中國制造的第一艘“航空母艦”下水時，艦上官兵的“能力”必須大於他的“關系”！
中國人的夢想不能再破滅了，這可是關系到民族自信心的大事。


二00五年二月八日


24.乾隆武則天--中華文明的“軟傷”和“硬傷”


乾隆和武則天對中華文明的傷害無與倫比。乾隆傷害屬於“軟傷”，傷害首先從肌體內部開始，表面最初覺察不出“致命”的征象，可一旦覺察到了就已無藥可醫；武則天傷害屬於“硬傷”，從初期到後期都能一眼覺察出這種傷害。

（一）
中國歷史上一共出現了五百五十九個象樣或不象樣的帝王人物，絕大多數帝王的名字不為人所聞知。唐帝國實質性的開國皇帝李世民（李淵只是名義上的）是所有帝王中最最優秀的人物，他一手締造了當時已知世界上最最文明強盛且唯一沒有貪污的王朝--“貞觀盛世”。但李世民並不是現代中國知名度最高的帝王，最最家喻戶曉的帝王是清帝國第六任皇帝乾隆和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
這是影視劇媚俗炒作的結果！
也許是中國“官本位”文化作祟的緣故吧，今天的劇作家和導演對阿諛最高權力人物--封建帝王有特別的愛好，既使是最最昏庸無道的君王被他們搬到銀幕上也成了親切可愛的人物。今天的中國人幾乎每天晚上都可在電視屏幕上看到三個早已作古的歷史人物：一是慈禧太後；二是乾隆皇帝；三是武則天。劇作家和導演在拍這三個活寶的馬屁時特別下功夫。慈禧太後因為離今天太近的緣故，國人迄今仍能感受到她的惡政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所以雖經劇作家刻意美化，仍無法完全掩飾她的“惡”，結果她在國人心目的形象即使談不上“壞”也和“好”沾不上邊。但劇作家和導演拍乾隆和武則天的馬屁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二人幾乎成了正義、仁慈、真情和智慧的化身，是今天的中國人最最愛戴的帝王。
今天的中國人幾乎都看過拍乾隆馬屁的電視劇《乾隆皇帝》、《還珠格格》和《鐵齒銅牙紀曉嵐》；也看過拍武則天馬屁的電視劇《武則天》和《至尊紅顏》。在《還珠格格》里，乾隆皇帝不但是英明神武、勤政愛民的帝王；還是仁慈親善、充滿人情味的父親和至情至信的情人。在《至尊紅顏》里，武則天不再是冷酷無情、殺親害子的女魔王；而是一個癡情重義、寬容純真為了真情信義可以拋卻所有榮華富貴甚至不惜以生命為代價來捍衛“人間至誠”的純情烈女……
在這些下三流影視劇的炒作下，乾隆和武則天終於成了中國人最最愛戴的偉大帝王！
首先我們來看看乾隆皇帝的風流“偉大”吧：
乾隆皇帝名諱弘歷，是清帝國第六任皇帝，在位六十一年之久，禪位給兒子後又作了四年太上皇，是中國歷史上掌權時間最長的帝王。弘歷有著空前的好運氣，他的前輩康熙和雍正留給他的是一個空前富庶強大的帝國，是一個在十年二十年之內“玩不垮”的“鐵統江山”。乾隆在位的最大政績是征服了清帝國的宿敵準噶爾汗國，為清帝國開拓疆土一百九十萬平方公里。但準噶爾汗國的覆滅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乾隆的好運氣，而不是因為他的“英明”。如果準噶爾汗國不適時發生為敵覆仇式的自殺內戰，乾隆皇帝不可能解決他的英雄先輩都無法解決的問題。征服新疆是乾隆帝王生涯的頂峰，隨後他便加速度地向下滑，把全部精力用在傷害他的帝國上，下面的幾項暴政對中華文明造成了極為深遠的負面影響。
（一）、大興文字獄，毀壞中華文明的根基。
“文字獄”是明王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開創”的。文字獄的特征是：罪狀由權力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起，證據也由權力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成。一個單字或一個句子一旦被認為誹謗元首或諷刺政府，即構成刑責。滿洲人入主中國後，因為滿洲民族在漢人眼中屬於尚未開化的“野蠻人”（夷狄），因此統治者基於 病態的“自卑心理”，經常自覺或不自覺地用殘酷的暴力摧殘漢人的“優越感”，對於漢人的佼佼者--知識分子則摧殘得尤為得力。而“文字獄”則是摧殘知識分子最有力的工具。清王朝從征服中國的那一天起就興起“文字獄”，順治、康熙當政時“文字獄”還只是個別現象，到五任帝雍正在位時則成為一種暴虐的“制度”。在文字獄浪潮中表現得最為癲狂的人物則是乾隆皇帝！這里把乾隆當政時最著名的文字獄列舉如下：
一七五三年，乾隆屢次到江南遊歷，民不聊生。江西撫州千總盧魯生假借宰相孫嘉淦名義撰寫勸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辭意悲切，全國廣為傳頌。案發後盧魯生千萬刀萬剮，兩個兒子處斬，受牽連定罪下獄的有一千多人。
一七五五年，內閣學士胡中藻所著《堅磨室詩抄》中有詩句“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認為他故意把“濁”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測，處斬。廣西省長滿族人鄂昌跟胡中藻作詩唱和，在《塞上吟》一詩中稱蒙古人為“胡兒”，乾隆認為鄂昌自己就是胡兒，詆毀同類，喪心病狂，下令自殺。
一七六四年，秦州州長賴宏典向北京高級官員請托謀求升遷，信里說“點將交兵，不失軍機”，乾隆認為他明目張膽謀反，砍頭。
一七七八年，江蘇東台詩人徐某早已去世，遺著《一柱樓詩》中有“清風不詩識字，何故亂翻書”；“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乾隆認為“壺兒”就是“胡兒”，顯然誹謗政府，嘲諷滿清沒文化。徐某剖棺戮屍，兒孫和地方官員全部斬首。
乾隆非常賞識教育部長沈德潛，作詩常請他刪改，乾隆作不出詩時還請他秘密代筆。沈德潛死後，乾隆命他的家人進呈沈的詩集，發現他把代乾隆捉刀的詩也收錄其中，這對乾隆的虛榮心是一個極大的打擊。恰好詩集中有詠黑牡丹一首，有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乾隆認為是影射入主中國的滿族為“異種”，下令剖棺戮屍。
一七八一年，退休家居的最高法院院長（大理寺卿）所著書中自稱“古稀老人”，又有句說“為王者師”。乾隆說“我自稱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麽也敢自稱古稀老人？”絞死。
…………
上面列舉的是乾隆朝有代表性的“文字獄”案，基於篇幅的限制，還有許多沒有列舉出來。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乾隆制造的“文字獄”全是強加給文人身上的“莫須有”罪名。如徐某的“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純乎是描述生活閒情的隨興之作，硬讓乾隆曲解為諷刺清政府沒有文化還故作斯文。文字獄中的乾隆和《還珠格格》里那位風流儒雅愛才如命的“皇阿瑪”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
（二）、六下江南遊逸揮霍，耗盡國力民財。
乾隆皇帝和七世紀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亡國暴君楊廣有一個同樣的愛好：那就是喜好去繁華似錦的江南遊玩。乾隆的英雄祖父康熙皇帝也曾到過江南六次，但康熙下江南的目的主要是看堤防和了解東南地區的社會和民生疾苦，每次都很儉樸，且多數情況下是微服私訪。沒有驚動更沒有騷擾地方百姓。乾隆也曾六下江南，聲言他的目的和祖父一樣，其實他的目的恰恰不是如此。他的主要目的是變著法子尋開心和炫耀他的偉大。
乾隆的南巡集團聲勢浩大，每次都在萬人以上，所到之處極盡奢侈糜費，地方供給極盡華麗壯觀，百姓的財富經歷巨大的浩劫。江蘇學政（教育廳長）尹會一曾上奏章說南巡造成“民間疾苦，怨聲載道”，乾隆大為光火：“民間疾苦，你指出什麽地方疾苦？怨聲載道，你指出什麽人載道？”被乾隆封為“大清第一才子”的皇家教師紀曉嵐曾趁便透露江南人民的財產已經枯竭，乾隆怒不可遏：“我看你文學上還有一點根基，才給你一個官做，其實不過當作娼妓豢養罷了，你怎麽敢議論國家大事？”看看今天的影視劇《鐵齡銅牙紀曉嵐》，和真實的歷史相差究竟有多大？乾隆南巡的花費超過康熙百倍以上，和儉省自律的祖父形成鮮明的對比。今天的影視劇津津樂道乾隆下江南時“微服私訪”的“美政”，其實是把康熙的故事嫁接到乾隆身上。乾隆從不“微服私訪”，即使有也是出於“獵奇”和“嫖妓”的用心，絕不是因為了解民生疾苦。乾隆第二次下江南時，就因為“微服出巡”，去秦淮河上嫖妓徹夜不歸，皇後在傷透了心的情況下把萬縷青絲一刀剪下，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個截發皇後。
乾隆除了下江南遊蕩獵奇外，還花費巨資在北京西郊營造繁華蓋世的皇家園林“圓明園”。東造琳宮，西增覆殿，南築崇台，北構傑閣，說不盡的巍峨華麗。又經文人學士，良工巧匠，費了無數心血這里鑿池，那里叠石，此處栽林，彼處蒔花，繁麗之中，點綴景致，不論春秋冬夏，都覺相宜。又責成各省地方官，搜羅珍禽異卉，古鼎文彜，把中外九萬里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寶物，一齊陳列園中，作為皇帝家常的供玩。從前秦二世胡亥築阿房宮，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隋煬帝營顯仁宮、芳華苑，華麗也不過如此，所不同的是前兩位是著名的亡國君王。
乾隆的揮金如土，使康熙、雍正辛苦積攢的“家當”很快被消耗殆盡。
（三）、虛飾浮華，好大喜功，是“假、大、空”行政的始作甬者。
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喜歡周圍的人歌頌他英明偉大，更喜歡別人頌揚他的智慧和才能。他在任時大興文字獄，但又故作斯文，作了五萬多首不堪入目的“打油詩”，並且把這些詩全部刊印出來供官員學習吟誦。當他絞盡腦汁仍作不出“打油詩”時，竟然不惜請當朝儒士捉刀代筆。其實皇帝會不會作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會治理國家就成。乾隆作詩並非真的愛詩，而是利用作詩裝璜門面，在國人心中形成皇帝才華蓋世的假像。想不到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乾隆的淺薄和無聊。
乾隆除了炫耀他的“絕世文才”外，還挖空心思渲染他的“蓋世武功”。乾隆最得意的是宣稱他有下列十大武功，因而自封為“十全老人”。
1、1747年：平大小金川；2、1755年：平準部；3、1757年：再平準部；4、1759年：平回部；5、1769年：平緬甸；6、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7、1788年：平台灣；8、1789年：平越南；9、1791年：平尼泊爾；10、1792年：再平尼泊爾。
縱觀乾隆的“十大武功”，絕大多數都是自我宣傳的結果：大金川（四川靖化）和小金川（四川懋功）是西藏民族部落間的紛爭，清政府加以幹涉；台灣是漢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對內鎮壓，不能稱之為“武功”。平緬甸、平越南和平尼泊爾都是醜劇和敗仗，更稱不上“武功”。其實乾隆的武功只有一個--征服準噶爾汗國，開辟新疆省，可乾隆卻把這一個分為三個--平準部、再平準部、平回部。一百九十萬方公里遼闊疆土的開辟，僅此就足以成為中國歷史上不可磨滅的豐功偉績，可乾隆非要湊足十項不可，進一步襯托出他的虛榮浮華和把肉麻當有趣。
乾隆皇帝的虛榮心還體現在帝國的“外交”上。乾隆的外交理念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那就是“進貢”。凡是肯向中國“進貢”的國家都是小國和窮國。中國和這些國家“建交”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益處”，他們向中國進貢的目的很少是出於“友好”的動機，而是貪圖中國的“賞賜”。乾隆皇帝為了鼓勵中國以外的國家向他“進貢”，對前來“進貢”的“藩屬國”的“賞賜”十分豐厚，賞賜的價值往往十倍甚至百倍於“貢金”的價值。例如中國與印度之間有一個芝麻國巨坎堤王國，它每三年向中國進貢一次，每次進貢砂金一兩五錢（價值相當於一個人兩周的夥食費）。中國的回報則是堆積成山的綢緞、銀幣和茶葉。假使世界上有一種一本萬利的交易，那就莫過於向乾隆皇帝進貢了。當周邊的國家發現向乾隆進貢的好處時，就紛紛利用進貢的名義敲榨中國，並不惜用戰爭相威脅要求增加“進貢”的次數。乾隆皇帝為了一己虛榮和“面子”，把百姓的稅錢不當回事，使中華帝國的財富大量外流。
（四）、惡直好諛，重用大貪官和珅。
乾隆皇帝對部下的阿諛奉承有狂熱的愛好，這一嗜好直接導致了中國歷史上前於古人後無來者的大貪官和珅的出場。
和珅是一位侍衛出身的滿洲花花公子，因為特殊的機緣受到乾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在他統治的後期把帝國的行政大權交給他，擢升他為宰相（大學士.軍機大臣）兼首都治安總司令（九門提督）。和珅有著絕頂的小聰明，熟諳做官技巧，用肉麻的諂媚和恭謹的外貌，把自以為英明蓋世的乾隆皇帝玩弄於股掌之上。和珅的全部行政才能是貪污和弄權，對乾隆重用他的回報是在全國建立一個史無前例的貪污系統，把清帝國的墻基掏空。全國官員發現，如果不向上級行使巨額賄賂，就要被無情地淘汰出局，甚至被投入監獄，他們不得不適應這一形式。乾隆死後，和珅也跟著倒台，查抄他的家產折合白銀九億兩，相當於全國十二年財政收入的總和。如果包括他揮霍掉的和親人貪污的款項，總數應該不下二十年的財政收入，和珅當權剛好二十年！
今天，當國民對貪污受賄深惡痛竭時，我們的劇作家卻把制造出中國歷史上最大貪官的乾隆皇帝“美化”成神話般的英明帝王，這是一個多麽深重的悲劇？！


（二）
接下來我們說武則天：
武則天是李世民大帝的宮女之一。因有圖讖“唐歷三世，武姓女王，代有天下”，李世民在臨終之前讓他出宮做了尼姑。武則天出家的寺院是長安感業寺，繼任皇帝李治在當太子時就垂涎於武則天的美貌，等當了皇帝後就有意去武則天出家的感業寺進香。當時李治的妻子王皇後正在和另一位姬妾蕭淑妃爭寵，她看到李治和武則天相見時“流淚眼對流淚眼”，就別有用心地把武則天帶回皇宮，企圖用她幫助自己打擊情敵蕭淑妃。等武則長的頭發長長後，王皇後把她推薦給自己的丈夫，這一年武則天三十一歲；李治則只有二十七歲。
武則天成了李治的姬妾後，蕭淑妃不是她的對手，沒多久就被打入了冷宮。但王皇後並沒有如願以償，因為武則天在打擊蕭淑妃時用的是“一石二鳥”之計，把王皇後也卷了進去。武則天描準的是皇後寶座，盡管王皇後是她的“恩人”，但政治都是現實的，感情的作用既使有也微乎其微。排除皇後的計劃比企圖要困難一萬倍，因為皇後在宮廷和朝中的勢力比武則天要強大一萬倍。但武則天成功了，她采用的手段不是女人能夠想象的。武則天乘王皇後前來看望她的機會，把剛生下來的女兒親手扼死，然後誣陷是王皇後下的毒手。這是一著“死棋”，王皇後沒有力量從武則天精心設置的“棋局”中脫出來，因為沒有人會懷疑母親會親手殺死自己的第一個兒女；而王皇後沒有生育，因為嫉妒之故殺死情敵的女兒則有充分的作案動機。這個殺女案不久就發展成為王皇後與她的家人，以及蕭淑妃也參與的圖謀對李治不利的謀反案，興起宮廷大獄。王皇後、蕭淑妃各打一百大棍，砍斷手足投入酒缸，哀號了一晝夜才一命歸西。武則天則坐上了皇後的寶座，距她進宮只有一年九個月。
武則天的最終目標不是皇後，而是擁有無限權力，而只有當皇帝才能擁有無限權力。為了皇帝的寶座，武則天向親生兒子屢下毒手。最早的皇位繼承人長子李宏被武則天毒死，當時沒有人懷疑是她下的毒手，因為母親毒殺兒子是不可思議的。第二個皇位繼承人“章懷太子”李賢被武則天流放到荒僻偏遠的巴州。後因李賢寫了一首詩：“種瓜蘭台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少，再摘使瓜稀，三摘還猶可，四摘抱蔓歸”，給了武則天夢寐以求的借口，委派敕使赴巴州把他毒殺。第三個兒子李顯只當了三個月的皇帝，就被武則天以莫須有的罪名廢黜，流放到更為荒僻苦寒的房州，在地方官的監督下過著一夕數驚的惶恐日子。第四個兒子李旦當了七年傀儡皇帝後，被他的母親一腳踢開。武則天自己坐上了皇帝的龍椅，建立自己的大周王朝。
武則天苦心孤旨二十八年才當上皇太後，再苦心經營七年才當上皇帝，掌握了不加限制的無上權力。可以想象，當時朝中幾乎所有的人都反對她，因為在男權至上的中國傳統社會里，沒有一個男人會從心底認同一個女人當皇帝。武則天為了鞏固她的權力，大規模的任用酷吏和特務，采用喪盡天良的酷刑，殘酷地迫害那些正在反對或被認為有可能反對她的人，在上流社會作大規模表面合法的屠殺。李世民朝代的元老舊臣被她屠殺罄盡，李姓皇族也惡運當頭，一個又一個的親王被酷吏屈打成招後送上了斷頭台。一個敢於向親生兒女下毒手的女人，是不可能對其他的生命有任何惻隱之心的。
為了擴大打擊面，寧可錯殺一千，不叫一人漏網，武則天鼓勵臣民告密陷害。她在首都長安設立了一個“銅匭”，專門收集臣民的告密信。無論告密人的文字是否屬實，冷酷嗜血的酷吏和特務都能使受害者對告發的“罪狀”供認不諱。當首都以外的地方有人要檢舉告密時，地方官必需按五品官的待遇把其護送到京。小民百姓做夢都沒想到能過五品官的隱，現在有了機會，就爭先鞏後告起“密”來，沒有“密”可告就只有靠“羅織”陷害了。結果全國上下人人自危，稍微有點頭面的人物一夕數驚，惶惶不可終日。
武則天任用的酷吏最著名的有來俊臣、索元禮、同興和侯思止。這四大酷吏發明和采用的刑法連鬼神都為之變色，任你是鋼打鐵鑄的漢子都會被屈打成招。他們審訊案件不是審問你犯了什麽罪，而是要你承認早就議訂好的罪行，所以分辯是沒有用的，只能招來更多的皮肉之苦。唐代名相狄仁傑深知其中奧秘，所以一經酷吏指控他“謀反”時，就即刻自誣“詔認”。來俊臣的酷刑有“定百脈”、“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魄膽”、“實同反”、“反是實”、“死豬愁”、“求是死”、“求破家”、“鳳凰展翅”、“仙人獻果”、“玉女登梯”……後面的三種別看名字好聽，實則比前十種還要殘酷。如“鳳凰展翅”是把被告手足綁上短木，象扭繩索一樣紐絞雙臂。索元禮是武則天情夫孽懷義的幹爹，他發明一種特制的鐵籠，把被告的頭塞到里面，四周滿是鐵釘。侯思止是文盲，他對武則天說：“我雖然不識字，可是我忠心除奸”。周興為來俊臣出點子，要來俊臣把不肯招認的罪犯裝在大缸里，四周燃起炭火“炙烤”。想不到來俊臣按周興的點子布置好後對謀主說：“有人告發兄台謀反，我奉命調查，請君入甕”。
來俊臣和周興發明了中國最著名的成語“請君入甕”。
…………

(三)
乾隆和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的兩類最具代表性的昏暴王。乾隆的特征是“虛榮浮華”；武則天的特征是“殘暴冷血”。這兩種類型暴君的昏暴不是一眼就能看出來的，他們不象傳統的暴君人物一樣驕奢淫逸，草奸人命，對國家民族沒一點責任心，對美女醇酒的興趣遠遠大於治國的興趣；他們對自己的王朝有基本的責任心，擁有中等偏上的智商，具備一定的治國能力，如認起真來也能在短期內建立一定的文治武功。但他們對中華民族的“傷害”較之傳統暴君人物有過之而無不及，下面我們來分析這種“傷害”。
我們在上文中已經說過：乾隆喜歡臣民歌頌他的英明，因此他相當在乎自己在帝國臣民中的“美好形象”；不但要求臣民認同他有匡時濟世，安邦定國之才，還企望臣民認同他的“多才多藝”和“風華絕代”，總之他在國民心目中的形象應該在所有中國人之上--不但文武全才，還要風流倜儻，集人類才華和美德於一身……一個帝王注重自己在國民心目中的形象本不是一件壞事，問題是采取何種方式來維護自身形象。積極的方式是勵精圖治，努力進取，在自己的任期內建立出色的文治武功；同時努力提升自己的道德水準，擁有過人的品格和節操，用“實力和政績”來證明自己的超群出眾。問題是采取這種方式的帝王必須具備兩個前提：一是擁有超人的智慧和才能；二是具備鋼鐵般的意志。乾隆顯然不具備這兩個前提：他的智商只有中等偏上；意志也經受不住強有力的考驗。他就只好采取消極的方式來擡高自身形象，這種方式就是“虛誇造假”，用“假、大、空”的行政伎倆來捏造自己的“英明蓋世”。最典型的手段是鋪天蓋地“王婆賣瓜式”的對內宣傳；同時搞一些裝璜門面式的小動作：如把“征服準噶爾”一項武功擴展為“十大武功”來誇大他的“政績”；粗制濫造幾萬首打油詩來顯示自己是古今中外文壇第一高手（他作詩的數量確然算得上古今第一）；用“南巡”的豪華眩目景象來顯示他治下的“太平盛世”……“造假”不但會浪費很多人力和財力；還會“毒害”官吏的品質。官吏是否勤政愛民並不重要，只要會“造假”和“虛報政績”就會仕途通達。乾隆皇帝就是用無休止的“假、大、空”把帝國的墻基掏空，撬開了清帝國和自己家族覆亡的墓門。
和熱衷“假、大、空”的乾隆相比，武則天屬於另一種類型的暴君。她的行政能力比乾隆要高一些，任期內國力還在向上發展。武則天對中華民族的傷害是她的“不擇手段”，為達目的什麽傷天害理的事都幹得出來。為了打擊反對她的人，不惜動用慘無人道的酷刑，使本來應該慈祥博愛的中國人變得殘忍冷血。為了找出反對她的人，竟然鼓勵臣民告密陷害，絲毫也不在意此舉會“毒害”平民百姓的品行，使中國人的道德品格在總體上下滑。因為愛“打小報告”的人大多是靈魂卑劣者，為了眼前的急功近利，連最親近的人都會吞噬和出賣。重用此類人類渣滓，就會給帝國臣民的樹立一個不好的行為樣板……因此武則天雖然在任期內取得了一定的文治武功，但卻“傷害”了中華民族的“靈魂”，使中國人的人格力量受到空前的損害。武財天是那種只重目的不重手段的統治者，如果一個用殺盡國內“老、弱、病、殘”的手段來謀求國家強大的暴君應該受到譴責的話，今天的中國人美化武則天的行為就看不出有多少“理性”和“智慧”的成分。
乾隆皇帝為了刻意展示他的“仁慈”，對他一手提拔起來的官僚特別“寬容大度”，對貪污弄權表現出不可思議的惻隱之心。殊不知對貪官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暴虐”，所以乾隆暴政的最大受害者是平民，乾隆朝的“貪官”特別多。武則天為了鞏固自己的“非法權力”，有一定社會地位和有頭腦的上流人士就是她防範和鎮壓的對象，所以她統治時期上流社會所受的傷害最大。為了打擊不合作的上流人士，武則天只好和下層社會的平民結成聯盟，並不惜重用平民集團中的“品格卑劣者”，因為封建中國的平民大多對政治沒有興趣，只有少數渴望權利的“勢利眼”才會插手政治，結果“大周王朝”的“刁民”特別多。別以為打擊有錢有勢的人就是“革命”的表現，因為不分青紅皂白地打擊上流人士雖然打擊了官僚階層，但社會精英層也會玉石俱焚。
武則天和乾隆代表中國歷史上兩種類型的權力人物：武則天和平民結盟打擊上流人士，雖然達官貴人代表上流社會，但智士仁人也多出在上流社會。不分青紅皂白地打擊上流人士使中國的精英層受到傷害，中華民族的“智力”和“素質”也跟著下滑。當精英層掃蕩凈盡時，平民缺乏管理社會對抗外敵和戰勝自然災害的能力，也會在隨後的“混亂”和“天災”中付出慘重的代價。結果中華民族從整體上走下坡路。傷害民族“智力”的行為在當時也許會暫時逃脫“報覆反應”，但後繼者一定逃不了“報應”。並且民族的“智力”不是短期內能夠恢覆的，所以武則天惡果的遺害少則一百年，多則上千年。武則天類型的權力人物在中國歷史上一再出現：最突出的例子是明王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曾經勇略蓋世的中華民族在他和兒孫們的殘害下幾乎墮落成為一個白癡般的民族。乾隆和武則天的區別近乎地球的兩極，但對中華民族的危害是一樣的。乾隆和上流社會的達官貴人結成“攻守同盟”，對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平民百姓敲骨吸髓，全國到處都是貪污受賄和濫用職權，人民在貪官的虐待下哭告無門，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殘害百姓的結果是“官逼民反”，社會從下層開始震蕩失衡，並很快波及到帝國的“心臟”，曾經受到無限“寵愛和包容”的達官貴人將在致命的震蕩中幾乎全體“家破人亡”。
乾隆和武則天對中華文明的傷害是無與倫比的。乾隆傷害屬於“軟傷”，傷害首先從肌體內部開始，表面最初覺察不出“致命”的征象，可一旦覺察到了就已無藥可醫。武則天傷害屬於“硬傷”，從初期到後期都能一眼覺察出這種傷害。為了壓制臣民對“傷害”的反應，權力人物只有變本加厲，使“傷害”一再升級，直到把中華民族傷害得“形銷骨立”仍不肯主動罷手。

但願乾隆武則天在中國一去不返，但願不要再出現下一個美化二人的影視作品！！！但願……


二00五年四月五日



25.我們要象紀念偉大成就一樣紀念民族的悲劇

中華大地上為何會發生那麽多慘絕人寰的生命災難？有那麽多讓人的心靈沈重得欲哭無淚的歷史悲劇，一個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的民族總是容易健忘歷史的悲劇，不能從悲劇和災難中吸取教訓，結果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一而再再而三在同一個歷史巨坑里跌倒。

中華大地上為何會發生那麽多慘絕人寰的生命災難？有那麽多讓人的心靈沈重得欲哭無淚的歷史悲劇，一個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的民族總是容易健忘歷史的悲劇，不能從悲劇和災難中吸取教訓，結果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一而再再而三在同一個歷史巨坑里跌倒。
猶太人在現代世界創造出了人類世界無與倫比的文明奇跡。這個人口總數不到全球人口0.3%（中國20%），祖國以色列面積只有1.4萬平方公里（實際控制區2.8萬）且一半是沙漠的絕對弱勢群體，卻贏得了全球三分之一的諾貝爾獎，戰勝了人口面積比自己大出幾百倍的阿拉伯強敵，成為中東第一現代化強國和亞洲核大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牢記猶太民族的歷史悲劇，把“紀念民族的悲劇”當成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宣傳教育題材。
以色列在建國後的前三十年，取得了一個又一個以弱勝強的偉大勝利，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天方夜譚式的軍事奇跡，可在這個國家你根本看不到什麽“英雄紀念碑”和“勝利凱旋門”等歌頌猶太民族偉大業績的標志性建築，最容易看到的歷史紀念建築則是遍布全國的“大屠殺紀念館”？
以色列好象不知道什麽叫“總結成績”和“輝煌XX年”，只知道“分析教訓”。所以這個國家不可能在同一個歷史陷坑里跌倒第二次，不可能犯同樣的歷史錯誤；更不可能在勝利和成就的凱歌聲中玩物喪志忘乎所以，讓“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的頹廢生活方式毀滅掉昂揚進取的民族精神。
我們對待民族悲劇的態度和猶太人剛好相反。
中華民族在兩千二百多年的特權專制歷史長河中，遭受的災難和悲劇在人類世界是無與倫比的。周期性“官逼民反”的暴力革命，一次又一次人口滅絕式大屠殺，一次又一次被力量不及自己百分之一的蠻族征服，幾乎都是同樣的歷史錯誤造成的（特權專制官吏貪暴，玩物喪志全民墮落）。
為什麽中華民族總是在同一個歷史巨坑里跌倒，一而再再而三犯同樣的錯誤呢？
因為我們只知道紀念成就和勝利，不知道紀念民族的悲劇。
盡管我們在歷史上經常敗於力量遠不及自己的弱小蠻族之手，可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卻是一路凱歌，一千四百年前的強漢盛唐一直讓我們激動不已。就連把中國整體征服，把中華民族全部淪為亡國奴的蒙古韃靼人，我們也倒果為因列入中華民族的行列，從而讓自己站到“勝利”那一邊。於是我們以不可思議的極大熱情去紀念野蠻強暴屠殺幾千萬中華兒女的劊子手成吉思汗？為全體中國人當亡國奴的元帝國大唱讚歌？當時蒙古不僅征服了中國，還征服了整個中亞和中東、俄羅斯，統治俄羅斯的時間比中國還長，可俄羅斯人就沒有紀念成吉思汗。一個理性自尊的民族怎麽可能去紀念一個曾經大規模屠殺強暴過自己同胞的劊子手和強奸犯呢？
按照中國人的邏輯，如果六十年前小日本實現了他們的瓜分世界野心，把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大東亞納入自己的政治版圖，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我們也要把大和民族納入中華民族的陣營，讓自己站到“勝利”那一邊嗎？
當我們實在找不到“對外勝利”的英雄題材時，我們竟然歌頌起內戰中的“勝利”者？自相殘殺的內戰無論在任何國家都是“民族的悲劇”，可我們卻當成英雄史詩來“總結成績”？
至於“四大發明”和“萬里長城”，我們已經喊得嘴唇都快起繭子了。
盡管人類的絕大多數現代科技成果都與中國人無緣，世界五分之一的龐大人口居然沒有贏得哪怕是一項諾貝爾獎，但並不妨礙我們聲嘶力竭地歡慶偉大勝利和光輝成就。
原子彈氫彈爆炸成功！
萬噸巨輪乘風破浪！
人造地球衛星飛上天空！
…………
中國和以色列建國時間只相差一年，當以色列取得一個又一個輝煌的對外勝利，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科學發明，贏得一個又一個諾貝爾獎時，我們卻在前三十年搞鎮反、反右、浮誇風和文化大革命，制造了人類世界亙古未有的大饑荒和反文明災難……
建國後的前三十年我們的宣傳教育主旋律應該是“紀念民族的悲劇”，可我們依舊在歌頌勝利和成就，區區“兩彈一星”就抹滅了那些史無前例的災難和傷痛？我們依舊是“輝煌六十年”？
因為我們不知道“紀念民族的悲劇”，愚蠢的健忘歷史的教訓，結果我們在同一個歷史巨坑里跌倒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
在短短六十年時間里，一代人的生命還沒結束的情況下，我們已經制造了兩次人類世界古今中外聞所未聞的反文明反人類大災難。上上世紀末的“義和團運動”和上世紀中葉的文化大革命異曲同工，給中華文明造成的傷害無與倫比。一個號稱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竟然幹出如此傷天害理的反文明暴行，應該是中華民族永遠也抹不去的巨大傷痛。為了防止在以後的歲月里改頭換面重演類似的民族悲劇，我們應該在全國各地建立真實的“義和團紀念館”和“文革紀念館”。我們不但沒有這樣做，還把“義和團運動”美化成“反帝愛國運動”，把文化大革命列為理論禁區，企圖讓中國人加速度健忘文革的悲劇。
把文革列為理論禁區者很快如願以償。文革才過去三十年，還不到“義和團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間隔期的一半，絕大多數國民不但健忘了文革的傷痛，還把文革美化成反貪反腐的群眾運動，就象把“義和團運動”美化成“反帝愛國運動”一樣？
既然是反貪反腐的群眾運動，飽受官僚貪腐之苦的多數國民自然而然渴望中國再來一次文革，把那些貪官污吏當成“階級敵人”打倒在地“批倒批臭，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於是在中華大地刮起了一股為文化大革命辯護的“世紀妖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已經“山雨欲來風滿樓”。

中國人能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反文明反人類災難辯護嗎？

我們來看看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捷夫關於斯大林大清洗的文字《不能為鎮壓辯護》：
“紀念民族的悲劇跟紀念勝利是一樣的。而極端重要的是，要讓青年人不僅擁有歷史知識，還要有公民感。要能夠滿懷感情地共同感受俄國歷史中最悲慘的悲劇之一。”
“任何國家的發展，任何國家的成就、追求都不能以人的痛苦和損失去換取。沒有什麽東西能夠高於人的生命的價值。不能為鎮壓辯護。”
“我們很注意同偽造我們的歷史作鬥爭。不過為什麽常常認為，問題只在於不允許改寫偉大的衛國戰爭的結果。而重要性並不亞於此的是，不允許在恢覆歷史的公正的外衣下為那些消滅自己的人民的人辯護。”
“研究過去，消除漠不關心和忘卻其悲慘面的想法。”
“除了我們自己，誰也不會去教育孩子們尊重法律，尊重人權、人的生命價值，尊重從我們民族傳統和我們宗教中汲取來的道德規範。除了我們自己，誰也不會去保守歷史的記憶並把它傳給新的一代。”
“實事求是地接受自己的過去，這是公民立場成熟的表現……脫離覆雜的歷史，脫離我們國家實質上是矛盾的歷史，往往就無法理解我們的許多問題、現今俄羅斯困難的根源。”
“…………”
一個政治人物擁有如此卓越智慧的歷史見識，真的難能可貴！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民族苦難比蘇聯大清洗沈重十倍，對中華文明的傷害冠絕古今。俄羅斯朝野都達成了“不能為鎮壓辯護”的共識，我們的民族為何反其道而行之要為文革招魂呢？
因為俄羅斯有紀念民族悲劇的習慣，我們沒有！所以我們比俄羅斯更容易健忘歷史的傷痛，更容易一而再再而三在同一個歷史巨坑里跌倒。
為了不健忘歷史的傷痛，從歷史苦難中吸取經驗教訓，不在犯同樣的歷史錯誤，我們要象紀念偉大成就一樣紀念中華民族的悲劇！


二０一０年三月二十二日



26.春秋戰國時期的人才爭奪戰

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實質上也是人才互動的歷史；但人才的命運在封建中國是每況愈下的。歷代封建統治者對人才的態度是一代不如一代，不僅統治者如此，人民也是如此。中國最重視人才的時代是兩千二百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


人類歷史發展到今天，稍微有點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人才決定國家的命運！人類文明史說白了就是人才互動的歷史。
美國是當今世界最文明富強的國家，之所以如此只要看一看這個國家對人才的態度就一目了然：二戰結束後，盟軍占領德國期間，四國用各種方式掠奪這個國家的資源以彌補戰爭損失。法國人拖走了薩爾的煤；英國人包攬了魯爾的稅收；俄國人把西里西亞能拿走的東西都拿走。美國佬則對物質上的東西不敢興趣，而是組建一個特種軍團，在德國搜捕科學家尤其是火箭專家，然後運往美國，好酒好肉地供養起來，使他們在感激之余把自己的智慧服務於美國。正是這批俘虜來的德國科學家，戰後把美國經濟推上了一個新的台階，揭開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序幕。
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實質上也是人才互動的歷史；但人才的命運在封建中國是每況愈下的。歷代封建統治者對人才的態度是一代不如一代，不僅統治者如此，人民也是如此。
中國最重視人才的時代是兩千二百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
封建中國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制的國家。歷史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每當中央權力微弱，政治上四分五裂，各地割據勢力自行其是，國內軍閥混戰之時；文明往往沿著與政治相反的方向走向輝煌。
中華文明最光輝燦爛的時代是春秋戰國時期；之所以如此也是那個時代重視人才的結果。
孟子說一個國家外無強鄰，內無政敵，這個國家注定要走向滅亡。因為強鄰和政敵的存在使統治者沒有安全感，為了避免滅亡就得重用人才。人才一旦受到重用，社會就會加速度向前發展，文明成果就會一個又一個地擁現，國家也會因此日益強大。
西方文明的過人之處就在於在戰勝外來強敵消除戰爭的情況下；在內部樹立政敵來保持國家的活力，有效地防止了統治集團在過於安全的政治空氣中自我膨脹或玩物喪志。
春秋戰國時期的中華文明光芒萬丈；在短短五個世紀的時期內取得的文明成果比以後二千二百年封建中國取得的文明成果的總和還要多。自紀元前770年平王東遷；到前221年嬴政統一中國，漢民族控制的疆土擴大了近十倍；生產力發展水準也向前躍進了近十倍，從各國供養軍隊的增長數可以推算糧食畝產量的增長幅度。趙王國立國之初，軍隊數量只有幾千人。等到兩百年後的秦趙長平之戰時，趙王國為一個戰役就調動了近五十萬野戰軍（此役僅秦軍俘虜並坑殺的趙軍就有四十萬）；加上駐守代地的近十萬邊防軍和戰略要地的留守部隊，趙王國當時的常備軍總數應在七十萬左右！從幾千人增長到七十萬，差不多有百倍的懸殊！假設趙王國的耕地在二百年內拓展了十倍，糧食畝產量也應該增長十倍，否則不可能養活如此多的軍隊。在二百年內生產力增長十倍，這個發展速度在“科學大發現”以前是驚人的；不但後世的封建中國沒一個朝代超過；工業革命以前的人類世界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超過！一至到一千年後的宋朝水稻推廣之前，中國的生產力水準都沒超出那個時代。除了生產力的高速增長外，文學藝術、哲學思想等領域的成果更是群星閃爍。屈原的詩；諸子百家的哲學思想；孫武孫臏的軍事思想別說在當時的世界首屈一指，就是兩千二百年後封建末期的中國也沒超出當時的發展水準，諸子百家的思想成就也許到今天還沒有超過。
春秋戰國時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文明成果，只要看一看那個時代對人才的重視程度就找到了答案。
春秋時期的歷史實際上也是人才互動的歷史，各諸候國力量的消長實質上就是人才的消長；那時爆發的國際戰爭表面上是爭奪領土和人口；實質上是爭奪人才。


一、齊桓公和管仲
下面我們來回顧一下春秋時期有影響的人才爭奪戰。
我們首先來看春秋五霸，五霸此消彼長的歷史是由人才的國際流動造成的。
最先揭開人才爭奪戰序幕的巨人是五霸之首的齊桓公姜小白。
姜小白的父親就是那位和同胞妹妹文姜睡覺而聞名天下的齊襄公姜諸兒。當姜諸兒與妹妹不分晝夜作愛招致國內群情鼎沸時，姜小白和哥哥姜糾的師傅鮑淑牙、管夷吾意識到潛在的災禍，在災難到來之前說服姜小白和姜糾去國外避禍。姜小白去莒國；姜糾去魯國。兩公子去國不久，姜小白在和妹妹作愛時，大將連稱發動兵變，亂倫君王被亂刀吹死，姜小白兩兄弟在國外幸免於禍。
被連稱擁立的繼任國王姜無知在寶座上屁股還沒坐暖，又被雍廩為首的諸大夫殺死在禦座上。諸大夫商議去魯國迎立姜諸兒的長子姜糾為君。姜小白得到消息，就從莒國匆匆往回趕，去爭奪國王的寶座。
姜糾在回國途中，聽說弟弟也在往回趕。因莒國離齊國首都的距離遠比魯國近，姜小白極為可能搶先一步回國。姜糾的智囊管夷吾智勇雙全，自告奮勇前去攔截姜小白。
管夷吾見到姜小白時，假裝向小白行君臣之禮，然後出其不意向小白射了一箭。管夷吾是著名的神箭手，射出去的箭象長了眼睛一樣進入了對方的身體。姜小白大叫一聲，口吐鮮血地倒在車上。趁眾人驚愕的間隙，管夷吾策馬逃走。
人算不如天算，那支箭剛好射在姜小白的帶扣上，使小白死里逃生。機智過人的姜小白知道神箭手若再來一箭，他就沒有剛才那麽好的運氣了，就急中生智咬破舌頭，假裝重傷倒地迷惑了管夷吾。當姜糾慢吞吞地行走在路上時，姜小白日夜兼程，搶先一步坐上了國王的寶座。等到姜糾終於踏上齊國領土時，才知道姜小白不但沒死，還成了新任國王，只好慌忙掉頭回魯國。
射在帶扣上的那一箭對齊王國來說是幸運的，因為姜小白是真正的英雄人物，姜糾則很可能不是，哥倆同是英雄的概率太微小了。
姜小白即位後馬上任命鮑叔牙當宰相；鮑叔牙卻推辭說他的才能不少管夷吾的十分之一，建議國王任命管夷吾為相，把國政交給他。
姜小白念念不忘管夷吾射來的那一箭，當了國王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刺客管夷吾報仇雪恨。等到鮑叔牙極力推薦管夷吾時，中國最偉大的政治奇跡發生了，姜小白居然忘記了深仇大恨，答應任命管夷吾為齊王國宰相！
任命管夷吾為宰相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因為姜糾當時在魯國，齊魯是世仇，現任魯國國君的父親（文姜的丈夫）就是被姜小白的父親姜諸兒殺死的。如果姜小白拜管夷吾為相的消息傳到魯國，魯國就會發現管夷吾是個人才，把人才資助敵國只有傻子才幹。那樣魯國不但不會放管夷吾回齊國，相反還會重用他，利用他的智慧來強魯弱齊。
魯莊公護送姜糾回國受挫後，不久就收到齊桓公姜小白的一封親筆信，要求莊公念在兩國姻親之好上（魯莊公的母親就是姜諸兒的妹妹文姜），把他的仇人管夷吾交給他，他要親自手刃仇人以報那一箭之仇。當時齊強魯弱，魯莊公雖仇恨齊國，但也不想因為管夷吾這個“小人物”過早得罪大國招來眼前實禍，就不假思索地把管夷吾交給了齊國憲兵。
魯莊公作夢也想不到姜小白對仇人的最大懲罰竟然是任命管夷吾為齊王國宰相，把國政交給他。等到明白姜小白的計謀時，心中那個“悔”就不用提了。如果世上有後悔藥的話，他一定會把管夷吾奪回來，任命他為魯王國宰相。
管夷吾果然不同凡響，齊王國在他的治理下國力大增，成為諸侯國中最強大的國家。姜小白如願以償地當上了霸主，代周天子在中國發號施令。姜小白在位四十三年，在管夷吾的輔佐下北破山戎，南挫強楚，救燕定魯，城衛存邢，創立了光芒萬丈的文治武功；然後九合諸侯，號令天下，備極恩寵，出盡風頭，成為歷史上功勳最為卓著的君王。
在管夷吾初任宰相時，上至皇親貴戚，下至宮女太監紛紛站出來說他的壞話，姜小白的回答是以後再有砥毀宰相者要嚴懲不貸；國事先向宰相匯報，然後才能向他報告；他自己稱管夷吾為“仲父”；國人不可直呼宰相的名詞，當面背後只能稱宰相為管仲（管夷吾字“仲”，古時稱字表示尊敬）。
於是管仲得以不受幹擾地施展自己的聰明才智，為齊王國帶來巨大的利益。
管仲的超人智慧可以從他臨終時與姜小白的一段對話反映出來：
姜小白：“仲父一旦有什麽不惻，何人可接替仲父？”
管仲：“寧戚不幸先我而去，可惜呀可惜。”
姜小白：“難道除寧戚外就沒他人？他的朋友鮑叔牙可擔此重任嗎？”
管仲：“鮑叔牙是正人君子；但不可托以國政。叔牙善惡過於分明，見人一惡則終身難忘。水太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朋，宰相肚里能撐權，叔牙顯然不能做到這點。”
姜小白：“易牙可否？”
管仲：“君王就是不提起他我也要說，易牙、豎貂、衛開方三人乃刻毒小人，切不可以靠近他們。”
姜小白：“易牙曾把自己的親生兒子烹為佳肴給我吃，愛我勝過愛自己的兒子，他的忠心還值得懷疑嗎？”
管仲：“人情至愛莫如親子，連兒子都忍心殺掉，更何況君王你呢？”
姜小白：“豎貂為了能長期進宮侍侯我，不惜閹割自己的陽物，愛我勝過愛自己的身體，這樣的忠心還有水分嗎？”
管仲：“人情至重莫如自己的身體，連身體都可以傷殘，君王又算什麽？”
姜小白：“衛公子開方寧願不當太子，去國千里跟隨寡人，十五年不回家，父母去世也不回國奔喪，愛寡人勝過愛父母，這才是真正的忠心。”
管仲：“人情至親莫如父母，父母尚且忍心拋棄，到時難道不會拋棄君王嗎？衛國乃千乘之國，開方不惜丟棄千乘之位跟隨你，說明他的欲望大於千乘之封，別忘了齊王國可是三千乘的國家。此人千萬不可任用，用必亂國。”
姜小白：“這三個人跟隨我很久，先前仲父為何不勸戒我？”
管仲：“國王也是人，是人就有自己的嗜好，這三人能迎合你的嗜好，我先前不勸戒是為了讓你快樂。有我在，這三人不敢胡作非為。譬如三人為洪水，我就是堤防，堤在洪水就不會泛濫成災。現在堤防沒有了，洪水就會泛濫為害，所以君王要遠離他們。”
…………
從上面的對話可以看出，管仲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他不但深諳安邦定國濟世救民之術；對人情人性細致入微的洞察力也令世人嘆為觀止。管仲的智慧可謂空前絕後，三國時期自比為管仲的蜀國宰相諸葛亮根本不能和他相比。從諸葛亮事無巨細都親自動手這點來看，他和管仲不是一個數量級的人物，因此也沒有可比性。
下面有一則秩聞能反映管仲的胸懷和姜小白的智慧：
有一天姜小白出外打獵時白日見鬼，看見一個頭戴紅帽、身穿紫衣、大如車輪的怪物站在桓公的禦車前……小白驚嚇過度病倒了。在病床前侍奉他的豎貂乘機進讒：“君王你平時總說管仲博聞廣識，無所不知，顯然是高看他了，不信你現在召管仲前來，讓管仲猜你因何生病，以及白天看見的鬼是什麽樣子。如果他能答出來，就說明他是聖人，否則就有欺世盜名之嫌，君王不可再重用他了。”姜小白當時病得發昏，竟然采納了豎貂的建議，召管仲前來問疾，管仲當然回答不出來。那樣的問題別說管仲，任何人也答不上來。為了替君王分憂，管仲在宰相府門庭貼出告示：“有能說出君王所見怪物形狀者，我把封地的三分之一贈給他！”告示貼出不久，居然有一個自稱皇子的小人物前來接榜，說出了怪物的形狀。若是換上別人，就會自己跑去告訴君王以顯示自己的能耐；可管仲卻把皇子帶到姜小白面前，請皇子自己在君王面前說出來，還請君王重用他。姜小白這時已清醒過來，又恢覆了英雄的胸懷和智慧，在賞皇子的同時重賞管仲。豎貂說：“管仲不知道，是皇子說出來的，不責罰他已算寬待了，幹嗎還要賞他呢？”姜小白回答說：“任獨者暗，任眾者明，宰相沒必要無所不能，只要他能把能人都找出來並用於齊國就是好宰相。如果不是仲父，我怎能知道皇子呢？”
管仲的胸懷非諸葛亮能比；姜小白的智慧也不是其他帝王人物能夠企及的！
管仲在臨終時嘆息寧戚早亡，隱藏著姜小白另一個愛才如命的故事。
寧戚是衛國人，姜小白在伐宋途中發現了他的經天緯地之才。當時寧戚正在山坡放牛，身上的衣服又臟又破，見了姜小白不但不象其他小民一樣跪倒在道旁，還作歌諷刺時政。姜小白知道此人一定不是普通牛倌，牛倌不會有他那樣的勇氣和自信，就召他至禦車前問話。寧戚出口不凡，簡單的幾句話就使姜小白發現他是個難得的大才，就決定任用他，騰出一輛戰車載他隨行。晚上大軍休息時，姜小白急命衛兵點燈，向近侍索要官帽官服和印章，要連夜拜寧戚作大官。豎貂說：“主公為何那麽急呢？明天天亮或回朝再給寧戚封官豈不更好？再說寧戚是衛國人，衛國離齊國不遠，何不使人去衛國打聽一下，看此人的品行才能如何？如果實在有德有才再任用也不遲。”姜小白說：“寧戚乃廓達俊傑之才，平時必然不拘小節，不喜與小民廝混在一起，人緣一定不好，因為懷才不遇的緣故心情不好，小錯小過在所難免。明天大軍就要經過衛國，若訪得寧戚的過錯，再封他作大官難免面子上不好看；若是屈從輿論拋棄如此大才，那就太可惜了。”於是連夜拜寧戚作大官。
寧戚果然沒有辜負姜小白的慧眼。大軍到達宋國時，寧戚憑三寸不亂之舌就說服宋國投降，使齊國君臣免除了兵戈血刃之苦。
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姜小白既善於發現人才；又善於任用人才；更能容納人才。能做到這三點的權力人物可謂寥若晨星！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能作到上述一點就難能可貴；更何況是三點！在知人善任上，姜小白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對人才的認識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所以姜小白才成為中國歷史上功勳卓著但又最舒服瀟灑的偉大帝王！
要最大限度發揮人才的潛能，就必須做到知人能用，用人不疑，並且有容才之量。知才不用等於沒有發現人才；疑才忌才則用而不久，人盡其才也就成了一句空話。大凡超群絕倫的英才俊傑，在出名之前人緣一定不好。一則別人嫉妒他的才能；二則他的聰明才智都用在正事上，沒有精力和心情去搞人際關系，普通人多半不喜歡他。人才的心思都用在大事正事上，為人處世和生活起居必然不拘小節，如果不能容忍人才身上無傷大局的弱點，人才在權力人物心中就會越來越不順眼，當反感達到一定程度時，就會上升到情感上的厭惡，一旦到了厭惡這個地步，再英明的權力人物也會對人才疏遠冷淡。
古今中外出色的政治家知人善任的不少，但用而不疑，有始有終的傑出政治家則極為鮮見。在中國歷史上五百五十九個帝王中，只有齊桓公姜小白，秦孝公嬴渠梁和唐太宗李世民堪稱駕馭人才的大師級人物，姜小白又是他們三人中最為傑出的英雄！
正因為政治家難得做到用人不疑，所以中國歷史上才有“狡兔死、走狗烹；盡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浩嘆，建立不朽功業的人才大多不得善終。
中國歷史上的帝王人物，政績卓著者都很辛苦勞碌，如漢武帝、秦始皇；快樂輕松者又政績平平；正所謂魚和熊掌不可兼得，英雄和逍遙佬只能作一個。二者兼得的人物只有姜小白一人，正因為他是空前絕後駕馭人才的大師，才能在醇酒和美女的溫柔鄉中建立蓋世的文治武功，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逍遙英雄。
姜小白一生對管仲言聽計從，唯獨管仲臨終的告誡沒有聽進去，並因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幾年後姜小白重病纏身，易牙、豎貂、衛開方發現姜小白已沒有利用價值，就陰謀作亂。他們在姜小白的寢宮外築起高高的圍墻，斷絕內外交通，把姜小白活活地餓死在里面，直到屍體爬滿蛆蟲，蟲的數目多到爬出圍墻之外時，齊國人才發現他們的蓋世英雄只剩下一堆臭骨。
姜小白對管仲言聽計從時一生春風得意，就因為一句話沒聽就落得魂歸噩夢，在人生的終點極為窩囊地死去。由此可見人才的價值是何等地巨大！
九百年後的三國時期，蜀漢帝國的皇帝劉備一生對諸葛亮言聽計從，回報是從一個破落戶流浪漢成為尊貴的皇帝；唯有臨死的前一年不聽諸葛亮的告誡執意伐吳，結果七十萬野戰軍在宜昌全軍覆沒，如日中天的蜀漢帝國受到致命的重創，實力大為削弱，從此永遠喪失了統一中國的機會。劉備自己也無顏見江西父老，在白帝城含羞去世。
中國歷史總是周而覆始地重覆先人的腳步，有些腳步竟有著驚人的相似。


二、秦王國崛起的魔術--人才接力賽
春秋時期任用人才最成功的國家是位於渭水流域的秦王國。
國家的強大和民族的振興就象一場長跑接力賽，不是一兩個人才或一代人的努力能夠完成的。一個國家和民族要想在急烈的國際競爭中處於持續的領先地位，就必須有一代又一代的人才從先輩手中接過接力棒，人才不能出現斷層，才能把富國強兵、文明進步的英雄事業繼續下去。要想江山代有才人出，國家就必須建立一套重視人才的長久戰略，把接納珍惜人才當成國家的基本國策，這樣人才就會不斷地被發現並得到重用，就不會因為某一個統治者的昏庸而出現人才的危機，導致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功業因人才的寥落無以為繼。姜小白的霸業之所以只維持了一代，如日中天的齊王國因為管仲和姜小白的死亡迅速走向衰落，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國家未建立一套珍視人才的長久戰略，人才出現斷層的緣故。
把重視人才作為基本國策的國家是秦王國。
秦王國的先祖因為善於養馬的緣故，被周孝王封為“附庸之君”（相當封爵中最低的一級男爵），在寶雞以西的蠻荒地帶領有一塊彈丸之地，號為嬴秦。封地荒僻偏遠不說，周圍全是犬戎等對漢民族虎視眈眈的野蠻部落。名為一方諸侯，實乃百死之地。周幽王姬宮涅烽火戲諸侯時，犬戎攻破了周帝國的首都鎬京，姬宮涅被野蠻人亂刀砍死，“千金一笑”的絕代佳人被犬戎虜去，不知所終，估計作了野蠻人的性奴隸。繁華蓋世的首都在這場浩劫中幾乎夷為平地，失去了作為首都的資格，繼任天子平王姬宜臼只好把國都東牽洛陽。嬴秦的六世祖襄公因為護送平王東遷有功，被姬宜臼晉封為伯爵，從此名列諸侯。周帝國東遷後，遺留下的權力真空關中平原大部被犬戎侵占。平王便走了個順水人情，把周帝國的發跡地關中全部封給秦王國。秦王國的疆土名義上擴大了十倍，但領土的增大有名無實，因為關中那時已成為犬戎的地盤。平王的用意很明顯，就是讓秦王國代替文明的中國承受犬戎的侵襲，使秦王國作為中國的西部屏藩。
犬戎那時是一個強大善戰的武裝集團，周帝國傾中國之力都無法與之抗衡，就更不用說地瘠民貧兵微將寡的秦王國了。不僅如此，秦王國因為地處蠻荒，國民文化水準極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國民目不識丁，本土幾乎出不了什麽“人才”。秦王國與中國的交通又被東邊晉王國隔斷，因此也不容易接受中原文明的影響。
秦王國早期的處境是絕望的。當時誰也想象不到這個蠻荒的野人國有一天會脫穎而出，象一頭覺醒的雄獅一樣闖進中原，並成為中國的主人。
秦王國最終改寫了自己的命運，因為它引進並任用了人才！

（一）、秦穆公與百里奚
紀元前七世紀，穆公嬴任好登上了秦王國的王位。秦王國自此時來運轉，因為嬴任好是個英雄人物，能領導秦王國從偏僻窮困走向開放強大。
嬴任好即位後，不能容忍秦王國的落後閉塞；更不能容忍犬戎等野蠻部落的頻繁侵擾，他下決心要讓秦王國擺脫困境，使秦王國君臣能夠與文明的中國平起平座。
嬴任好領導秦王國走上了強大之路。
嬴任好深知國家的強大離不開人才，可秦王國當時教育落後，民智未開，本土難得產生“人才”，尤其是能夠治國安邦富國強兵的“大才”。擺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去文明的中國引進人才。
功夫不負有心人，嬴任好在他人生的光輝時刻遇上了百里奚。
百里奚是虞國人，年輕時極度貧困，三十歲時因不忍作一世蒼頭白姓離家出外闖世界，立志要幹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出門時家里窮得連作飯的柴都沒有，妻子只好把房門砍掉當柴燒。
百里奚的創業之路異常艱難，早期有相當一段時間為人放牛，唯一的收獲就是遇上了一個大智大慧的患難朋友蹇叔。在窮途末路之時只好又回到了虞國，繼續以放牛為生。但此時的百里奚已沒有家，妻兒因貧困流落到外國要飯去了。
在外顛沛了幾年後，百里奚經人引薦作了虞國的大夫，但一直沒受到重用，只好按部就班地上下班。
虞國與晉王國相鄰。晉獻公在位時，晉王國想並吞虞國，但擔心虞國的盟國虢國出兵支援，就想出了著名的“假途來虢”之計，用價值連城的白璧和良馬賄賂虞國國君，要求從虞國借道征伐虢國。急功近利的虞君居然答應了，晉王國如願以償地滅了虢國；回軍途中又順便把虞國滅了。白璧和良馬又回到了晉獻公的手中，虞君則成了一無所有的囚犯。
虞君當初準備接受晉國的白璧和良馬時，百里奚極力勸諫，理由是晉國遠比虞國強大，反過來向虞國行賄肯定別有用心。虞、虢兩國唇齒相依，虢國若亡於晉國，虞國也不能獨存，下一個就輪到虞國了。可惜百里奚的智慧忠言虞君一個字也聽不進去，結果不出百里大夫所料，虞國滅亡，百里奚也作了晉王國的俘虜。
當虞君成為囚犯時，昔日的朝中大臣只有百里奚一人跟隨他。朋友勸他不要繼續跟隨這個不納忠言的廢物，百里奚回答說：“我當初既然沒有識人的智慧，沒有擇木而棲擇主而仕；難道還能作不忠之臣嗎？”晉獻公聽說百里奚有才略，派人勸說他在晉國做官，百里奚不答應，他說就是死也不在敵國做官。
晉獻公滅掉虞國後，嬴任好來晉國求婚。晉獻公把長女伯姬嫁給他，並把不肯做官的百里奚作為倍嫁的奴仆。百里奚不能忍受這樣的羞辱，就設法中途逃掉，逃往鄰近的楚國。楚王聽說百里奚會養牛，就命令他去洞庭湖畔放馬。
嬴任好在夫人賠嫁的清單上發現了百里奚的名字，但不見其人，就向來自虞國的大臣公孫枝打聽百里奚其人。公孫枝回答說百里奚是個有智有忠的經世大才，只是不遇其時。秦王國若是能得到這樣的人才，國家一定會大治。
聽完公孫枝的話後，嬴任好象焦渴的沙漠旅行者尋找泉水一樣到處打聽百里奚的下落，半年後終於得到可靠消息：百里奚在楚王國洞庭湖放馬？！
為了不讓楚王國發現百里奚是個治世傑才並加以任用，姜小白召管仲於魯的故事再度重演。
楚王不久就收到秦穆公送來的五張羊皮和一封親筆信，信中說他夫人有一個賠嫁的老奴名百里奚逃亡在外，聽說現在楚國放馬。夫人很痛恨這個老奴，想把他贖回來殺掉以警戒企圖逃亡的奴隸，求楚國看在兩國多年的睦鄰邦交上把百里奚交出來，下國願付五張羊皮的贖金……
五張羊皮是當時一個普通奴隸的價格。
楚王沒有理由因為一個卑賤的馬夫開罪鄰國，爽快地答應了嬴任好的請求。
百里奚到達秦王國後，嬴任好親迎於國門之外。此時百里奚已年過七十，比姜子牙遇文王時還要年輕十歲。
嬴任好在王宮齋戒三日，準備拜百里奚為宰相（上卿）。這樣的殊榮對於一個命途多桀的久困英雄來說應該是求之不得的差事，可百里奚不愧是安邦定國的雄才，竟然舉薦他的朋友蹇叔來坐為這個位子，說蹇叔的才能遠遠超過他……
象百里奚這樣的坦蕩英雄後世還真難見到。想起三百年後魏國大將軍龐涓的所作所為，百里奚的品格真是政治家的典範！
嬴任好派宗族大臣嬴縶用重金厚禮去千里之遙的虞國把正在山野放牛的蹇叔禮聘到秦王國，拜為右相，百里奚為左相，二才並用於朝，秦王國進入了高速發展的時代。
秦王國當時四境皆是戎狄，處於野蠻民族的重重包圍之中。百里奚、蹇叔根據秦王國戎狄四布，強晉阻道的現狀，為秦王國制訂了一整套戰勝戎狄，走出困境，並進而東向爭霸中原的總體戰略。按照百里奚的戰略：秦王國的首要敵人是周邊幾十個稱為戎狄的野蠻部落，其中以西邊的西戎最為強悍。秦王國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戰勝並進而征服這些野蠻部落，占領對方的土地，征服對方的人民，使其成為秦王國的國土和子民，這樣秦王國的戶口就會成倍增長，實力大為增強，擁有東向稱雄中國的資本。因為征服了周邊的蠻族，秦王國就有了一個穩定鞏固的後方，在東向與諸侯爭鋒時沒有後顧之憂，比東方諸國占有顯著的優勢。在和戎狄處於戰爭狀態時，秦王國對東方諸國要保持低姿態外交，爭取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尤其是要和毗鄰的晉王國搞好關系，最好能簽訂一份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或互不侵犯條約。這樣秦王國在和戎狄作戰時晉王國能提供支援；最低限度也能令對方保持中立。在消除來自東邊的威脅後，秦王國就能一意向西專心對付戎狄，避免陷入東西兩線作戰的困境。等到秦王國解決掉周邊的野蠻民族後，再移兵東向和晉王國爭鋒，沖破晉王國的圍堵進入中國，和諸侯爭奪中國的控制權……
西戎是戎狄諸國中最為強大的國家，擒賊先擒王，只要能征服西戎，其余的戎狄諸國就會望風歸降。但征服西戎在當時幾乎沒有任何成算，嬴任好前期的秦王國國小兵微，西戎戰鬥力強悍，國內還有高級智囊繇余為其出謀劃策。嬴任好君臣根據“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的人才定理，決定在和西戎決戰之前，首先把西戎的智囊繇余爭取過來；如果不能爭取過來也要想方設法不讓敵國重用他。
在百里奚、蹇叔的策劃下，嬴任好假裝和西戎友好，請西戎的高級智囊繇余來秦國作國事訪問，等到繇余到達秦國後用隆重的禮節款待他，讓他在美女和醇酒的溫柔鄉里過著神仙樣的生活，讓百里奚、蹇叔、公孫枝等身份尊貴的高官顯宦輪流陪伴他，只是不讓他回國，好酒好肉地供養了一年。在這一年中，嬴任好在國內挑選了六個能歌善舞的絕色美女“進貢”給西戎酋長赤斑，把那個大老粗樂得手舞足蹈，從此一頭紮在美女懷中不肯出來，不再過問國政，西戎因此大亂。等到一年後繇余回國時，一連十多天見不到酋長，心中不免怨望。這時秦王國派出的密使適時出現在繇余面前，說了一大堆嬴任好君臣敬佩仰慕的好話，並呈上巨額聘金，不由得繇余的感情一下子沖動起來，當天就乘上了使臣的車子來到了秦王國……
當嬴任好君臣再次見到繇余時，西戎的長城倒塌了，日子進入了倒計時。
一個月後，秦王國的三百輛戰車在百里奚、繇余的統帥下如神兵天降，突然出現在西戎的王庭，酋長赤斑被秦兵從女人堆里赤條條地拉出來，“哢嚓”一聲人頭落地。
曾經強悍無比的西戎就這樣滅亡了。
西戎滅亡後，秦軍乘戰勝余威，如秋風掃落葉之勢橫掃周邊的野蠻部落，二十多個蠻族國家相繼並入秦王國的版土。秦王國的國土擴大了幾倍，戶口也增長一倍。
解決掉西邊的強敵後，嬴任好統率秦王國大軍揮師向西，向昔日的盟友晉王國進攻。秦軍渡過黃河進入晉境，在龍門山和晉王國大軍展開決戰。晉軍不是身經百戰的秦軍對手，一經接戰就敗下陣來，連國王姬夷吾也作了秦軍的俘虜。
秦、晉兩國在黃河邊簽訂停戰協定，晉王國割地賠款，戰略要地河西五城自此並入秦王國的版圖。秦王國取得了進軍中原的橋頭堡。
龍門山戰役的消息象閃電一樣向東方傳播，東方各國紛紛掉頭向西，瞪大吃驚的眼睛注視著函谷關以西崛起地那個龐然大物。這個一向被中國看不上眼的蠻荒小國一夜間崛起的奇跡，使百里奚的名字傳遍五湖四海……
百里奚的智慧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一個文明程度最落後的小國從此開始領導中華文明。
和逍遙英雄姜小白一樣，嬴任好在他執政的後期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並為這個錯誤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百里奚八十歲那年，嬴任好受到鄭國駐屯軍的鼓動，決定派三千遠征軍偷襲曾經訂有軍事同盟的鄭國（秦王國在鄭王國有兩千駐屯軍）。
鄭國和秦王國相距三千公里，中間還相隔著另一個強大的晉王國，此時的晉王國已在流亡英雄姬重耳的治理下成為力量超過秦王國的超級強國。就算此次出師順利，一舉滅掉鄭國，也不能占有對方的土地和人民，只能掠奪對方的物資。三千遠征軍千里出征需要很大一筆費用，能夠運回秦王國的物資說不準還抵不上軍費開支。也就是說這次遠征對秦王國有百害而無一利。
三千大軍千里行軍要想不走漏消息是不可能的，偷襲成功的概率幾乎等於零。更何況晉王國是鄭國的宗主國，絕不會坐視它的滅亡。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這次遠征沒有任何取勝的把握。但在文化水準極低的秦王國來說，除了百里奚、蹇叔等極少數智慧人物外，很少有人看到這一點。
百里奚、蹇叔苦苦進諫，這次嬴任好象是吃錯了藥，二人的話一個字也聽不進去，遠征的決定不可動搖。百里奚、蹇叔只好辭職。
嬴任好為他的固執付出了昂貴的學費，三千遠征軍回軍途中在崤函峽谷遭到晉軍的伏擊，全軍覆沒，連元帥百里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也作了晉軍的俘虜。
嬴任好的霸業因此受到重挫。
嬴任好不愧是個英雄人物，沒有象後世的“好面子帝王”一樣為秦王國的挫敗尋找替罪羊，自已承擔了全部責任。當百里孟明等三帥饒幸逃回秦王國時，嬴任好全身縞素親自去郊外迎接，繼續讓三帥統領秦王國軍隊，對百里孟明更是禮敬有加。百里孟明、白乙丙是百里奚、蹇叔的英雄兒子，二人有乃父遺風，著手在軍隊中進行現代化改革，為重振秦王國軍威嘔心瀝血。三年後，百里孟明統帥經過現代化訓練的秦兵團東渡黃河，向晉王國實施覆仇戰爭。前來迎擊的晉軍不是經過新法操練的秦軍的對手，象山崩一樣跨了下來。秦軍在晉王國境內耀武揚威，如入無人之境……
秦王國的霸業恢覆了！！！
秦王國的霸業因為嬴任好的去世落下了帷幕。嬴任好的子孫根據流行的野蠻習俗，把秦王國不多的幾個人才百里孟明和“車前三良”（車奄息、車仲行、車銊虎：百里孟明引薦的三個人才）活埋殉葬。百里奚父子的改革只涉及社會的上層，沒有啟迪民智，從文化上對秦王國進行深層次的社會改革。所以盡管秦王國在嬴任好時期國富兵強，但公民素質並沒有獲得實質性的提升，社會基礎如故，落後生活方式如故，野蠻習俗如故……秦王國從社會基礎上還是一個落後的帝國，尤其是文化的落後。文化落後國家的強大是不能持久的，英雄事業必將伴隨著英雄的去世成為過眼雲煙。
秦王國的霸業因為人才遭催殘煙消雲散，又回到了先前的草昧狀態。
秦王國需要一次深層文化的改革；一次全社會的革新！這項工作由絕代英豪秦孝公嬴渠梁和中國最偉大的改革家公孫鞅來完成。

（二）、商鞅變法--中國歷史最精彩的政治奇跡
紀元前四世紀，秦孝公嬴渠梁登上了秦王國王位，任用法家巨子公孫鞅，在渭河流域展開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變法運動--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變法。
嬴渠梁從先輩手中繼承下來的是一個前景絕望的王國。此時的秦王國和嬴任好時期的秦王國不同，國力已從三百年前的一等強國墮落為三流末國；雖然勉強躋身為“戰國七雄”，但無疑是七雄中國力和文化最為落後的國家。秦王國在嬴任好之後的墮落是由下述三個因素促成的：
一是嬴任好的平庸子孫把百里孟明和“車家三良”為其英雄老爹殉葬，把秦王國的人才剪除罄盡；同樣也是因為這個野蠻習俗的緣故，使中國的人才不敢再西入函谷關為秦效力。秦王國本土教育落後，缺乏造就人才的土壤，尤其是難以產生強國興邦的“大才”。所以嬴任好以後的秦王國幾乎沒有什麽象樣的人才。沒有人才的國家就象在黑夜里走路，一路跌跌撞撞直到碰得頭破血流，最後跌在陰溝里摔死。
二是與嬴任好同時期的晉王國國君姬重耳仍一代梟雄。晉王國在他的治理下成為當時已知世界的超級強國。姬重耳在位時網羅了一大批英才俊傑，這些人才使晉王國的霸業能夠持續下去，沒有因為姬重耳的去世中途夭折，而是斷斷續續地維持了一個半世紀的時間。一個半世紀的時間是漫長的，秦王國的東進之路被一個力量遠比他強大的國家有效地阻斷達幾百年之久，國民的進取心也因此日益沒落。
三是晉王國分裂為韓、趙、魏三國後，秦王國並沒有從對方的分裂中占到任何便宜，相反遇上了更大的惡運。三晉之一的魏王國第一任國王魏斯是一個可以和齊桓公姜小白媲美的英雄人物。他任用三位法家英雄李悝、吳起和西門豹治理他的國家，魏王國在他手中加倍地強大，成為當時世界的頭號強國。鄰國的強大是敵國的災禍，秦王國可就因此倒大黴了。吳起鎮守西河時，一舉奪取了當年嬴任好千辛萬苦得來的“河西五城”，並繼續一片片地蠶食秦王國的北部疆土，象秦山壓頂一樣壓在秦人的頭上。吳起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取的一代軍神，嬴渠梁的先輩曾想過把都城西遷以避其鋒。如果再多給吳起十年的時間，秦王國就會被他一塊塊地吞食掉。上帝在關鍵時刻幫了秦王國一把，魏斯過早地死去，繼任魏王沒有魏斯那樣的胸懷和智慧，不再重用吳起，使秦王國擺脫了被吞食的噩夢。但魏王國的壓力並沒有因此消除，只不過暫時減輕一點，讓秦人喘口氣罷了。如果秦王國這段時間內不能死中求生，被對方並吞是遲早的事。
這里有必要插上一段魏文侯魏斯虛心下士的故事：
魏斯從大臣魏成口中得知西河有一位名段幹木的隱士是個經世之才，就親自駕車去拜見他。段幹木從門縫里看到國王駕到，就從後院翻墻躲開了。魏斯便在西河住下來，每天都去段幹木的門口求見。每次都恭恭敬敬地站在車旁等候主人開門。這樣重覆了一個月，終於把段幹木感動了，只好出門相見，並和魏斯一道回朝作官。段幹沒究竟有沒有經世之才值不值得魏斯如此重視並不重要，關鍵是魏斯愛才如命的好名聲自此傳遍天下，四方的人才因此紛紛往魏國跑，李悝、吳起、西門豹就是慕名前來的。
一個尊貴的國王能夠在對方有意回避的情況下連續去拜見一個小人物達一個月之久，史書津津樂道的劉備三顧茅廬的佳話只能算小兒科了。難怪魏斯能夠在短期內使一個小國變成超級強國。
…………
嬴渠梁坐上王位後，驀然發現自己是坐在火山口上，魏王國的大刀已經架上了秦王國的脖子，形勢比他的先祖嬴任好初即位時的情況還要糟。
嬴渠梁和先祖嬴任好一樣是個英雄人物，對他的國家有著強烈的責任心，自然不能容忍秦王國四面的“楚歌”繼續唱下去，他要繼承先祖嬴任好的事業，把秦王國從困境中拯救出來，象先祖那樣威震諸侯，稱霸中原。
嬴渠梁明白：人才決定國家的命運，秦王國要想由弱轉強就必須重用人才。本國沒有象樣的人才，那就設法從外國引進，如果能從東邊的宿敵魏王國那里挖人才就更好，在強大自己的同時又可削弱對方。
嬴渠梁比他的先祖嬴任好要高明一些，他沒有坐在家里等待從東邊主動找上門的人才，那種概率太微小了，且等待的時間也很漫長。秦王國的自強事業則是分妙必爭，為此得主動去文明的中國招攬人才。
嬴渠梁即位的明年，東方各國的通都大市到處都能看到秦王國使臣張貼的招賢傍文：
“各國的能人賢士，不問出身貴賤，有能出奇計使秦國富強者，寡人將授以大官，列土分封，決不食言。”
招賢傍文在魏國張貼後，驚動了一位郁郁不得志的英雄人物，他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改革家公孫鞅！
公孫鞅是衛國人，身懷富國強兵的奇術，從小就立志要幹一番傳之後世的大事業。因為衛國太小不能展其才學，公孫鞅很早就去魏國，在宰相公叔痤府中做事。公叔痤知道他有經國之才，但不知何故一直沒把他引薦給魏王，興許是怕公孫鞅超過自己或是想利用他的智慧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吧。一直等到公叔痤身患重病，彌留之際才對前來探望他的惠王說公孫鞅是個大才，請把魏國的國政交給他；如果不重用他最好把他殺掉，免得為敵國所用給魏王國帶來災禍。魏惠王那時以為宰相病糊塗了，對他的臨終之言大大地不以為然，既沒重用公孫鞅也沒拿他的腦袋開玩笑。公孫鞅在魏國感到前途絕望，就揣著覆雜的心情西入函谷關，來到了秦王國的首都櫟陽（陜西臨潼）。嬴渠梁用隆重的禮節歡迎了這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虛心向他請教富國強兵之術。
公孫鞅和嬴渠梁談了三次。第一次公孫鞅以“帝道”說孝公：勸嬴渠梁象黃帝、堯、舜一樣勤政愛民。嬴渠梁聽後大失所望，認為那是老生常談，先前這樣的話已把他的耳根子磨出繭子了，對國家沒一點實用價值，沒聽幾句就昏昏欲睡，一小時不到就鼾聲大作。第二次公孫鞅以“王道”進言：勸孝公象商湯、周武王一樣應天順人，懲惡揚善；嬴渠梁認為此法需時較長，緩不濟急，秦王國現在已病入膏盲，沒有時間慢慢折騰。當嬴渠梁快要對公孫鞅絕望，感嘆自己徒有鴻雁沖天大志；而無羽翼之資時，公孫鞅第三次晉見孝公，進“霸道”之術，把胸中的才學和盤托出。嬴渠梁大喜過望，一連三次把座位移近對方。兩人一連談了三天三夜，孝公竟然一點睡意也沒有。
公孫鞅說：“成大事者不謀於眾，真理最初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一個有真知灼見的人，必被世人排斥。平民百姓貪圖眼前的安逸，不顧百世之利，不可慮始，只可樂成。不可跟愚昧的人討論進取開創，只可使他們看到豐富的收獲。”
“統治者要想幹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就必須有堅定的信念。對一項新政有懷疑絕對不能成功。一項起死回生的政策沒有幾個人能夠理解，執行起來必然要聽到許多相反的意見；再說新政產生效益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在沒產生效益之前民眾的懷疑是在所難免的，如果這時出現意想不到的天災更容易引起人們對新政的誤解。如果統治者沒有堅定的信念，在執行新政過程中發生動搖，所有的辛勞就會半途而毀，一切又會恢覆原樣，甚至比原樣更糟。”
嬴渠梁擁有超人的智慧，對公孫鞅的見解心領神會。他任命公孫鞅為左庶長（宰相），決定把秦王國的國政交給這個沒有任何資歷的年輕人，讓他全權負責秦王國的“變法運動”。
公孫鞅的變法涉及下面幾個主要方面：
1、取消貴族特權，限制特權階層的利益。特權階層的利益多半是傷害國家的，國家要想強大就必須把特權階層的利益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內。
2、對敵作戰為一等功勳，士兵每殺一個敵人就可進爵一級，貴族沒有功勳就沒有爵位。此舉大大提高了秦王國軍隊的戰鬥力，士兵在戰場上人自為戰，為了殺敵立功不顧生死地努力向前。
3、獎勵耕織，重農抑商，發展農業經濟，確保軍糧的供應。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商業主要限於奢侈品的貿易，物資流通的作用很有限，限制商業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4、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建立直屬於中央的社會基層組織，使國家能在短時間內調動全國的人力和物力進行戰爭和從事重點工程建設。
5、消除愚昧落後的習俗，革新生活方式，對社會進行深層的文化改革。
…………
新法頒布後，秦王國朝野輿論嘩然，幾乎所有的人都跳出來反對新法。特權階層的既得利益受到損害；平民百姓的生活方式受到影響；傳統的價值觀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所有這些是逆民情而行，反對的聲浪也就因此一浪高過一浪……
在舉國上下反對的聲浪中，嬴渠梁堅決地站在公孫鞅這一邊，用嚴刑俊法懲治那些反對新法的人，尊貴的太子也在懲罰之列，太子的兩個老師被割掉鼻子。
十年後，公孫鞅的變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秦王國的實力比十年前強大了十倍。紀元前三百四十年，公孫鞅率領用新法訓練成的秦兵團向當時的超級強國魏王國發動覆仇戰爭，一舉攻取了“河西五城”。吳起辛苦開辟的河西疆土全部喪失，秦王國的東部疆土推進到了黃河邊，對魏王國的首都安邑虎視眈眈。這次輪到魏王國遷都了，並且一口氣遷到東方一千公里的大梁。
秦王國在公孫鞅的治理下，從一個侏儒一夜間變成巨人，對東方諸國占有壓倒優勢，並構成持續不斷的壓力。
公孫鞅改變了秦王國的命運，也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三）、張儀的“連橫”與楚王國的衰落
嬴渠梁在變法的第二十個年頭過早地離開人世，公孫鞅也因為得罪了太子嬴駟的緣故被繼任國王處以五牛分屍的酷刑。但這次秦王國是幸運的，因為公孫鞅變法的成果保存下來了。公孫鞅變法是全社會的，從社會基層組織到中央政府全部打碎重組，如此深層次的改革成就很穩固，並不因為改革者的死亡而一切恢覆原樣。
如果秦王國在以後的歲月里只停留在公孫鞅改革的基礎上，不再繼續重視人才的戰略，秦王國一樣會衰落下去，在以後的歲月會被其它重視人才的國家趕上並超過。
秦王國在付出了昂貴的學費之後，開始把重視人才作為國家的基本國策。統治者也許會出現短暫的錯失，基於個人情感上的好惡制造五牛分商鞅那樣的悲劇；但馬上能從錯失中清醒過來，重新回到重視人才的陽光之路上。
秦王國引進的第三個人才是張儀，他使秦王國最強勁的競爭對手，和秦王國勢均力敵的楚王國走向了不可挽回地衰落，鞏固了秦王國一等強國的地位。
公孫鞅變法最突出的成果是為秦王國造就了一支戰無不勝的軍隊。這支軍隊在攻克魏王國的河西五城，迫使當時的一等強國魏王國遷都後，又乘戰勝余威繼續東進，象蠻牛一樣在黃河流域橫沖直撞，如入無人之境，戰必勝，攻必取，不斷蠶食關東諸國領土。各國為了適應這種形勢，開始尋找對策來對付這種前所未有的巨變。蘇秦倡導的“合縱抗秦”終於在關東各國找到了實踐的舞台。
蘇秦是洛陽人，年輕時就學於鬼谷子，有談天說地之能，鬼神莫測之術，學成下山後立志要幹出一番青史留名的大事業。他看到當時的秦王國已十分強大，是他施展平生抱負的最佳用武之地，就變賣全部家產作為旅費，去秦王國推銷他的兼並諸侯，統一中國的策略。
蘇秦很順利地見到了惠文王嬴駟，但他的言論沒有在嬴駟心中留下任何印象。當時秦王國剛剛車裂公孫鞅，對外國遊說之士有一定的戒心；更何況秦王國那時已十分強大，對人才的需求不象先前那樣迫切了。蘇秦在鹹陽逗留一年後，旅費很快花光了，只好揣著絕望羞辱的心情離開秦王國。
折回函谷關後，蘇秦決定去山東各國推銷他的“合縱抗秦”學說，作為秦王國冷落他的回報。
秦王國又開始為它的自我膨脹付出代價。
蘇秦用了一年的時間，去山東六國（趙、魏、秦、燕、齊、楚）宣揚秦王國的殘暴和六國聯合起來對抗秦王國的必要。山東六國對他的計劃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答應各國聯成一體，集中力量抗擊秦王國的侵略。六國很快出兵出錢組成國際聯軍，蘇秦擔任聯軍總司令。國際聯軍把在山東蠶食各國領土的秦軍一路向西趕出，秦軍一直退到了函谷關，六國聯軍在關外耀武揚威。隨後的十五年，秦王國被迫采取守勢，秦軍不敢邁出國門一步。
嬴駟對當初沒有重用蘇秦表現出一萬分的悔意，並采取積極的措施來彌補自己的過失。他要設法扭轉秦王國的被動局勢，破壞對方的合縱團結，讓各國重新回到四分五裂的分散狀態，然後乘機各個擊破。
嬴駟目不轉睛地盯著東方，熱切地渴望通往山東的官道上再出現一個象蘇秦、公孫鞅那樣的異國年輕人。
嬴駟望眼欲穿地等了十年，在他快要失去信心時，張儀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
張儀和蘇秦是同學，鬼谷子是他們的共同老師。當蘇秦掛六國相印，成為國際聯軍總司令時，張儀還是一個窮愁潦倒的下等人。張儀和蘇秦的才能不相上下，看到同學成功後，他的心開始不安分了，建功立業的雄心使得他孤注一擲，毅然前往秦王國去尋找運氣和機會。
嬴駟見到張儀時的興奮勁就不用提了，兩人膝蓋抵著膝蓋密談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嬴駟把秦王國的相印交給張儀，讓他盡展平生所學去對抗蘇秦的“合縱”術。
張儀開始實施他的“連橫弱楚”策略。
下面有必要回顧一下楚王國的覆興之路：
在公孫鞅變法前二十年，楚王國的英雄國王悼王熊疑任命軍事天才吳起擔任楚王國宰相。
楚王國在上上世紀“伍子胥鞭屍”事件（後文要講到）中受到致命的一擊，從一等強國倒退為二流末國。此後國力一直沒有恢覆，不再對文明的中國構成任何威脅。
吳起在魏王國呆不下去後，適時南下楚王國，悼王決定把楚王國的國政交給他，讓他全權主持這個積弱王國的軍政改革。
吳起是那種敢作敢為的英雄人物，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他知道楚王國的衰弱主要是特權階層造成的，於是首先把改革的矛頭對準這個國家的達官顯貴，把那些只發議論不做事，只知貪污弄權不知責任義務為何物的官僚政客和紈絝子弟全部趕出了政府，為國家節省出巨額開去。吳起把節省出來的經費用於軍事改革，在戰場上勇猛殺敵的戰士受到重賞，結果楚軍的戰鬥力大為提高。才幾年功夫，楚王國象變戲法一樣強大起來，影響力向南直達百越（廣東、廣西、福建三省及湖南、江西二省南部）；向東蠶食了越王國的大片疆土；對北方的三晉（韓、趙、魏）和秦王國轉守為攻。向西攻擊秦國，深入漢水上遊（陜西南部），奪取漢中之地六百里……
吳起在悼王去世後被失去既得利益的貴族寄生蟲圍攻殺死，楚王國的改革也隨之半途而廢。但經過吳起治理後的楚王國已十分強大，國土面積和軍隊數量還超過公孫鞅變法後的秦王國。
楚王國是當時的中國唯一能夠和秦王國抗衡的國家；秦王國要想保持超級強國的地位就必須從根本上削弱這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
削弱楚王國的任務由張儀來完成。
蘇秦在山東六國倡導“合縱抗秦”時，楚王國被推舉為聯盟主席（縱約長）。
合縱聯盟在蘇秦去世後已名存實亡；但合縱的副產品--“齊楚聯盟”還很牢固，這兩個國家的力量加在一起對秦王國占有壓倒優勢。
秦王國要想戰勝楚王國，首先必須拆散“齊楚聯盟”。為了實現這個計劃，孤膽英雄張儀暫時辭掉宰相的職位，前往楚王國首都向當時的懷王熊槐大灌自制“迷魂湯”。
張儀向熊槐建議：“我們的國王對大王你欽佩得五體投地，認為你是天底下最英明最偉大的帝王。他生平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和大王結成兄弟之好，秦楚兩國永遠結成兄弟之國，成為山水相依的親密鄰邦。但他擔心自己的這番美意只是一廂情願，因為大王你和齊國關系很不錯。盡管齊國曾主動向我國表示友好，並在我王面前說大你無能懦弱；但我王很討厭齊國，只願意和貴國建立友好關系。我王是真心誠意追隨大王麾下，小臣張儀也以能為大王執鞭掃地為榮，只要貴國跟齊國斷絕邦交，我國願把從前占領你們的商於（陜西丹鳳至河南西峽一帶河谷）六百華里地區歸還……”
楚懷王熊愧，這個自以為精明豪爽實則急功近利的“糊塗蟲”，聽完張儀的話後象中了大彩一樣興奮得大大地跳起高來，不假思索地一口吞下這個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當即宣布和齊王國斷交；還怕秦王國不放心，又派幾個專門罵街為生的使臣去齊王國邊界把對方的祖宗八代罵了個狗血淋頭。
齊王國果然被激怒了，和楚王國斷絕了外交關系，為了避免陷入國際上的孤立狀態，同時派出使臣去鹹陽和秦王國建交。
熊槐興高采烈地派使臣跟在張儀屁股後面去秦王國接受土地。張儀回國後假裝傷了腳三個月不上朝，楚王國的使者每天都去相府門口可憐巴巴地等候張儀露面，一等就是一百天。等到好不容易見到張宰相時，張儀的回答讓他吃驚得目瞪口呆：
“你的大王一定是聽錯了，秦國的土地都是血戰得來，豈能盡寸予人？更何況你說的是六百華里那麽大的一塊土地？秦國會傻到那種地步嗎？我說的是六華里，那是我自己的封地，我可以作主給你。”
熊槐聽到使者的回話後，象激怒的瘋狗一樣在室內不停地跳高，發誓要給秦王國一點顏色看看，於是兩國爆發戰爭。兩軍在陜南展開決戰，雙方的兵力都是十萬人，決戰結果是楚軍大敗虧虛，十萬人損失了八萬！吳起辛苦開辟的漢中六百里地全部喪失。死要面子的熊槐到此仍不肯服輸，居然動員傾國兵力和秦王國玩命。經過吳起軍事改革後的楚兵團仍有一定的戰鬥力，加之數量上占有絕對優勢，秦軍節節敗退，楚軍攻入秦國本土，前鋒一直抵達距秦王國首都鹹陽只有四十公里的藍田。形式一片大好時，熊槐當初罵齊王國祖宗八代的“壯舉”適時產生效果。齊兵團在秦王國的邀請下攻入楚王國本土，一路勢於破竹，勝利在望的楚兵團只好撤退。秦軍乘勝追擊，和齊軍形成東西夾擊之勢。北方的韓魏兩國也趁火打劫攻入楚王國本土，楚王國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在四面楚歌的絕望情勢下，熊槐老爹老實多了，只好乖乖地匍匐在對手腳下裝孫子，割地賠款之後又把龍子龍孫送往敵國作人質……
張儀的“連衡弱楚”計劃到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楚王國經受不住關鍵時刻的致命一擊，自此陷入了不可挽回的衰落，永遠失去了和秦王國抗衡的資本。
在張儀的經營下，秦王國成為中國唯一無可匹敵的超級大國。
消除了來自南方的威脅後，秦王國開始瞄準北方新崛起的另一個軍事強國--趙王國。
摧殘趙王國的計劃由另一個來自外國的人才範睢來完成。

（四）、遠交近攻--趙王國主力兵團的覆滅
當南方的楚王國在秦王國的巧取豪奪下日益衰弱萎縮時，北方的趙王國在武靈王的治理下悄悄強大起來，對秦王國構成實質性的威脅。
武靈王是一個胸懷大志的英雄帝王。他在統治趙王國期間，著手在這個積弱不振的王國推行軍事改革。武靈王的軍事改革分為兩項：一是“胡服”，士兵不再穿寬袍長袖的笨拙服裝，一律改穿窄袖左衽的合體緊身服，這種軍服極大地提高了士兵的靈活性和敏捷性；二是“騎射”，就是放棄傳統的戰車，戰車兵一律改為騎兵，訓練成功的騎兵可以在奔跑的馬背上準確的射箭，此舉極大的提高了軍隊的機動性，使軍隊的攻擊力大為增強。
武靈王的軍事改革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不啻是一項天才的創舉，改革後的軍隊戰鬥力比先前增長了幾倍。在此之前，中國的傳統戰陣是車戰，士兵坐在馬車上沖鋒殺敵，武器多為長戈和弓箭。因為兩輛馬車間有一定的距離，士兵的武器必須有足夠的長度才能殺傷對手。長兵器的重量也很可觀，體能較弱的士兵往往不能得心應手地使用笨重的長戈。車戰在春秋以前的中國有一定的進步意義，那時中國的國土面積很少，只限於黃河流域的平原地帶。沒有森林的平原適合戰車奔馳，遇到野蠻民族的騎兵攻擊時，戰車還可在四周構成一道阻檔蠻族騎兵沖鋒的屏障。那時的中國對蠻族采取守勢，只要能阻擋住對方的騎兵就算勝利。到了紀元前三世紀的戰國時期，漢民族控制的領土擴大了幾倍，除了平原外還有廣闊的森林、沼澤、沙漠和丘陵山地。在交通條件極為落後的古代，山地、沼澤和沙漠不適合戰車奔馳，但騎兵卻能深入那些地帶攻擊敵方的目標。這時漢民族的力量已十分強大，對周邊的蠻族轉守為攻，進攻並追擊敵人需要高度機動的軍隊，戰車的機動性則極為有限，騎兵則適合進攻和追擊。春秋以前的軍隊數量有限，士兵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體能強壯之士，有力量操縱與戰車相適應的笨重長兵器；到了戰國時期由於國際間戰爭規模的擴大，軍隊的數量大為擴充，為了保證兵員的供應，許多體質較弱的人民也應征入伍。秦王國在長平之戰時就把國內所有十五歲以上的青少年全部編入軍旅。體弱的士兵把持笨重的長戈難免力不從心，但騎兵使用的輕便馬刀他們則能運用自如。各方面的因素都表明，戰國時期的軍事改革勢在必行。當時軍隊里的很多有識之士都意識到用騎兵代替戰車的必要，但基於觀念上的誤區，認為戰車是貴族兵種；騎兵則是蠻族兵種，向野蠻人學習是對貴族的褻瀆。只有武靈王這樣的豪闊英雄才能沖破傳統觀念的束縛，率先在趙王國軍隊中推行“胡服騎射”式的改革，公開向蠻族學習，在趙王國建立一支能快速沖鋒和快速機變的騎兵隊伍。這支騎兵隊伍首先在北部邊疆初試鋒芒，長期困擾趙王國的東胡、林胡、樓煩在騎兵的攻擊下土崩瓦解。趙王國北部疆土向東北和西北各推進五百公里；北方的燕王國也匍匐在它的腳下。改革後的趙軍戰鬥力在當時的中國位居第一，甚至超過秦軍的戰鬥力。秦軍直到日後采用趙王國的騎兵戰陣後，戰鬥力才超過趙軍。
武靈王在占領西北原屬林胡的雲中、九原後，對南方的秦王國取得了地理上的優勢，積極準備南下攻秦。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這個孤膽英雄竟然化裝成使者進入秦王國偵察山川地形，並且平安地離開。
就在武靈王積極圖秦時，上帝在關鍵時刻又幫了秦王國一把。這個英雄帝王是對外的天才；但在內政上卻表現出極低的智商。因為在處理家事內政上感情用事，種下了內部動蕩的禍根，以至在他的壯年時期眼睜睜地看著兩個兒子兵戈相向，自己也困在沙丘行宮極為窩囊地餓死。英雄的事業也因此付諸東流。
武靈王死後，秦王國迫在眉捷的威脅消除了，但趙王國的國力依舊很強大，是中國唯一敢對秦王國說“不”的國家。
秦王國不能容忍趙王國的強大，作夢都想這個國家步楚王國的後塵，但苦於沒有合適的計策給予對方致命一擊。單靠軍事上的攻擊效果有限，因為趙軍無論是將帥還是士兵的素質都不在秦軍之下。要想在戰場上徹底解決趙軍，必須醞釀一個天才的計策來削弱對方的戰鬥力，這個計劃一樣需要人才的智慧，於是秦王國又想起了東方的人才。自張儀死後，東方已經很久沒有人才前來為秦王國出謀劃策了。
範睢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前來秦王國的。
範睢是魏國人（注意秦王國的人才都來自魏國，這個國家是秦王國的人才加工廠），有經天緯地之才，安邦定國之志，年輕時家貧無以自通，投奔於中大夫須賈門下混口飯吃。須賈出使齊王國時，因範睢口齒伶俐帶他同行。須賈在和齊王田法章談判建交時，範睢表現出過人的才能。田法章對他格外垂青，散會後派密使帶上厚禮去賓館拜見範睢，請求他留在齊王國擔任宰相一職。齊王國是個大國，宰相職位尊貴無比，對於象範睢這種前途渺茫的久困英雄來說應該是求之不得的好運。但範睢擁有高貴的人格，不願拋棄自己的祖國。田法章仰慕他的才能和人品，仍送給他五公斤黃金和牛酒作為見面禮。範睢堅決推辭，直到感覺到自己有點失禮時才勉強把牛酒收下，黃金原封不動地退還。
須賈得知範睢和齊使者相見的消息大起疑心，就把範睢叫來詢問原因。範睢如實相告，須賈聽後心里很不是滋味。按理須賈不應該不舒服，強將手下無弱兵，自己的下屬被別人看重於自己也是很有面子的事。可須賈並不這樣認為，他的思維今天的平庸官僚也許最能理解，但我實在理解不了。須賈回國後，向魏齊告了範睢一個惡狀，說他私下向齊王國拋媚眼。魏齊不由分說就把範睢五花大綁，在眾目睽睽之下殘酷鞭打他，侮辱他，直到打斷了肋骨打折了牙齒仍不肯住手。最後居然把範睢打斷了氣，奇怪的是魏齊仍不肯罷手，命令把範睢丟在廁所里，讓在場的每個官員輪流在他身上撒尿抖威風……
堂堂一國的宰相居然殘暴冷血到這個地步，也難怪魏王國一天不如一天了。
也許是上天同情英雄無辜的緣故吧，範睢竟然在尿素的刺激下悠悠醒轉。他央求並賄賂看守救了他一命，然後和朋友鄭安平一道，化名張祿逃往秦王國。
昭襄王嬴稷任命張祿為秦王國宰相。作為對他曾無限忠誠可遭受羞辱殘害的祖國的回報：範睢向嬴稷進獻“遠交近攻”的計策。
“遠交近攻”就是對距離秦王國較遠的齊、燕兩國和東遷到吳、越之地的楚王國采取曲意結交的政策；而對距離較近且與秦王國接壤的韓、趙、魏三國斷然訴諸武力。齊、燕兩國和秦王國沒有共同邊界，動用龐大兵力越過韓魏等國進攻這兩個國家，即使能饒幸取勝，因為被他國隔開的緣故，其地不可居，其民不可用，除了“鬥氣”或爭點虛幻的“面子”外對秦王國沒有多少實質性意義。東遷的楚王國雖與秦王國有共同邊界，但楚王國的政治重心已經東移，東方的政治重心距離秦楚邊界長達一千公里。兩國一旦爆發戰爭，若不攻擊其政治重心難以擊其要害，若是攻擊其重心戰線漫長，不動員傾國兵力沒有取勝的把握。如果不能徹底消滅這個國家，即使奪占了大片領土，能否有效地鎮守和消化被占領土也是一個未知數。韓、趙、魏三國則不同，因為秦王國和三國有漫長的共同邊界，進攻這些國家很容易，一旦奪取對方的領土，國土可直接納入秦王國的版圖；被征服的人民可以編入秦國的公民藉，因此可以一步一步地蠶食掉這三個國家。韓、魏兩國在秦王國的連續打擊下國力空虛，秦軍有必勝的把握。兩國若是一步步地消弱，貌似強大的趙王國也會成為驚弓之鳥，時機成熟時就可傾全國之力擊敗這個最強勁的戰爭對手。能否順利實現逐步蠶食韓、趙、魏的領土，必要的前提是要讓這三個國家在國際上處於孤立無援，在遭受侵略時痛哭無告的境地，千萬不能讓當年蘇秦“合縱”的故事再度重演。為了確保“三晉”的孤立，秦王國要確保和齊、楚、燕三國的“友好關系”，不惜花費巨金在這些國家培植親秦的政治勢力。只要能讓這三個國家歡心，不為“三晉”的哀告所動，秦王國就是倒過來裝孫子也沒有什麽不可以。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遠交近攻”是秦王國最實惠的外交策略，可範睢以前的秦人很少看到這一點，以致範睢來到秦王國時秦軍正在越過韓、魏兩國去和齊王國作戰……
範睢成了秦王國尊貴的宰相後，魏王國知曉了新任秦相張祿（範睢的化名）的“遠交近攻”之計，為了避免第一個遭受攻擊，魏齊派範睢舊日的主人須賈出使秦國，指令他不惜一切代價去拍張宰相的馬屁。
範睢報仇的機會來了。
須賈抵達秦王國的首都鹹陽後，在賓館門口看到了一個衣衫襤縷的中年人站在寒風中瑟瑟發抖，走近一看才發現那人竟然是昔日的門客範睢。須賈奇怪範睢何以還活在世上；更奇怪他何以落到如此窮愁潦倒的地步？他當初在齊王面前不是表現得很有才能嗎？
畢竟是他鄉遇故人，須賈心靈的柔軟部分覆活了，把範睢留下來共進午餐。看到範睢的身子在秋風中發抖，須賈頓時起了惻隱之心，從行囊里拿出一件皮外套贈給範睢。須賈關鍵時刻流露出的一點人性救了他的命。
飯後須賈起身前去丞相府，範睢為他駕車，到了相府門口時範睢說他是張丞相的車夫，讓須賈在門口等侯，他先進去通報。須賈等了三個時辰還不見範睢出來，就向守門的衛兵打聽範睢的去向。衛兵回答他說：“他就是我們尊貴的張丞相，哪里是什麽範睢。你這人也真是吃了豹子膽，居然叫我們的丞相給你駕車！”
須賈聽完衛兵的話後如五雷轟頂，當即脫光上衣，赤著雙腳跪爬進丞相府，邊爬邊打自己的耳光……
因為那件皮袍的緣故，須賈的腦袋保住了；但魏齊卻沒有他那麽幸運。須賈回國後，把秦王要魏齊腦袋的國書交給了魏王。魏王為了避免亡國的惡運，只好派憲兵砍下魏齊的腦袋，裝在木盒里送給範睢驗收。
…………
範睢的“遠交近攻”令韓、魏兩國惡運當頭，這兩個國家每天都在作戰，國力被一點點地消耗掉；國土被一片片地蠶食，人口在一天天減少。當兩國被肢解得形銷骨立時，趙王國的惡運也在一天天逼近。
紀元前262年，秦兵團攻占了韓王國的南陽（河南修武西）和野王（河南沁陽），把上黨郡和韓王國本土的聯系切斷，上黨十七城成了一只斷線的風箏。當秦王國欣喜地等待上黨這只熟透的蘋果自行掉落在口袋里時，上黨郡守馮亭痛恨秦軍的暴虐，把上黨郡的土地和人民全部交給北方的趙王國。兩萬平方公里的肥沃領土和十七座城池是一個無法抗拒的誘惑，趙王國大喜過望地吞下了這個天上掉下來的餡餅。
秦兵團不能容忍到口的肥肉落入他人肚里，當即向上黨發動全線攻擊。趙王國的援軍此時還未抵達，上黨很快失守。秦兵團進入趙王國本土，在長平關和馳援上黨的趙兵團相遇。趙兵團總司令是身經百戰的廉頗，這個百戰將軍看到秦兵團的攻勢銳不可擋，趙兵團又處於數量上的劣勢，就選擇堅壁踞守的戰術，深溝高壘自固根本，等到秦軍士氣低落時再乘機反攻。
秦趙兩軍在長平關相持了四個多月，秦兵團一直在尋找機會和趙兵團決戰；可老謀深算的廉頗就是不上圈套。秦軍長期暴露野外，忍耐力在一步步接近極限，進則攻不破趙軍的營壘；退又害怕趙軍突襲反攻，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秦軍要想擺脫困境就只有前進打敗趙軍，要想打敗趙軍首先得除掉廉頗。有這位久經沙場的老將在，秦軍根本沒有取勝的可能；說不準還會敗在趙軍手里。
為了除去趙王國的百戰將軍廉頗，範睢的拿手戲“反間計”得以派上用場。
當秦趙兩軍在長平關相持時，範睢派出的密使攜帶一千斤黃金進入了趙王國的首都邯鄲，趙王左右的近臣都收到了密使孝敬的禮物，便假裝不經意地在趙王面前布散流言：
“趙國將帥數馬服君趙奢最能打仗，聽說他的兒子趙括在軍事方面遠遠超過他的父親。廉頗已經老了，喪失了昔日的銳氣，和秦軍交手屢戰屢敗，要不了多久就會在秦軍的壓力下率領全軍投降。秦軍最怕趙王國的少年英雄趙括出來統帥趙軍，如果那樣秦軍就會不戰而敗。只要是廉頗繼續統領趙軍，秦軍的勝利就成了定局……”
上面那些流言趙王第一次聽見也許不會認真；但若連續聽上三次且沒有相反的意見就不由他不動心了，因為一面之辭重覆三次就是“真理”。趙王最終抗拒不了左右之言的鼓動，宣布免除廉頗的總司令一職；同時任命趙括為趙兵團總司令。
趙括是一位沒有任何實戰經驗只會紙上談兵的噴青。秦王國的偵探布滿趙國，自然知曉趙括的“能耐”，所以才選中他作為實施“反間計”的“關節點”。
趙括到達前線後，一反廉頗的戰法，指揮大軍向秦軍實施全線突擊。他認為最好的防守就是不停地進攻，契入對方的陣地，然後向兩邊散開，從中心突破敵人的防線。
秦兵團的總司令這時已悄悄換上了白起，這個戰必勝、攻必取的常勝將軍，布下口袋等待趙軍自投羅網。趙括果然老老實實地鉆進去了，與白起的計劃沒有一分的差池。等到趙兵團全數進入秦軍的口袋陣地後，白起派遣兩萬五千輕騎兵繞到趙軍後面切斷了對方的糧道。
可怕的饑餓在趙軍中蔓延開來，一個月後士兵在營房里自相攻殺，然後吞食對方的屍體。趙括率軍突圍不能成功，自己也被亂箭射死。剩下的四十萬趙軍在突圍無望主帥身死的絕望情勢下，放下武器向秦軍投降。
那天晚上，手無寸鐵的四十萬趙軍全部被秦軍坑殺在長平關！！！
趙王國的主力兵團消滅了，從此失去了和秦王國抗衡的資格。
到此為止，範睢的“遠交近攻”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韓|、趙、魏三國只剩一副空架子，只差最後輕輕一推。

（五）、嬴政和尉繚
秦王國經過公孫鞅變法、張儀“連橫”和範睢的“遠交近攻”後，國力已強大到可以統一中國了。
秦王國的最後一任國王嬴政即位後，兼並和統一的目標提上了議事日程。
嬴政即位時的秦王國力量雖足夠強大，東方單個的諸侯國都無法與之相抗；但如果關東六國真正意識到滅亡的威脅，在一個卓越政治家的組織領導下真個團結起來，秦王國一樣會吃不了兜著走。如果秦王國自我膨脹，掉以輕心，歷史的偶然性就會重覆起作用，晉王國末期韓、趙、魏滅亡智伯的歷史就會再度重演。
歷史的經驗證明：最輝煌的時刻往往也是最危險的時刻。行百里者半九十，秦王國是走向輝煌還是走向末路，關鍵是統治者能否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教訓，繼續重視人才，把最後的十里路走好。
秦王國順利兼並六國的前提是有效地防止東方六國再度“合縱”；在對手四分五裂時乘機各個擊破。
要想防止東方六國“合縱抗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此時的國際局勢不同於範睢剛到秦國的時候。那時秦王國兼並六國的野心還沒有完全暴露，各國對秦還抱有最低限度的幻想。現在秦王國兼並統一的計劃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連一向和秦友好共處的齊、楚、燕三國也意識到迫在眉捷的危機。此時如有一位天才的政治家重談“合縱”的老調，六國為了共同的利害關系沒準會全部熱烈響應。當年“信陵君救趙”的故事（後文要提到）就是一個很生動的例證。
為了能有效地阻止關東六國“合縱抗秦”，嬴政又想起了關東的人才。
就在嬴政熱切地期盼山東的人才來為統一中國出謀劃策時，魏國的法家巨子尉繚來到了嬴政的王宮。
這里有必要注意這樣一個事實：秦王國的超級人才幾乎全來自魏王國。魏王國幾乎是秦王國的人才儲備庫。魏王國實在太可愛了，不但為秦王國輸送人才；還為趙（信陵君）、燕（樂毅）、楚（吳起）等國輸送人才。如果這些人才都見用於魏國，秦王國還有出頭露面的機會嗎？
尉繚胸懷鬼神莫測之術，擁有一整套不太光彩的策略防止關東六國“合縱抗秦”。尉繚的陰謀分為兩部分：一是用巨金（三十萬斤金銀）去賄賂山東各國權臣政要，使其在敵國內部作秦王國的“第五縱隊”；同時盡可能地培植靈魂卑污只知貪污受賄沒有任何氣節的政客走上該國的主要領導崗位，這號人上台後對該國的危害比秦兵團的危害還要大。二是實施“反間計”使敵國的忠臣和人才得不到重用；如果重用了也要設法使其用之不久……
嬴政對尉繚表現出極大的禮敬，與之共用衣服飲食，還常常和他同床共枕。每次尉繚陳述胸中策略時，嬴政總是長跪在對面畢恭畢敬地傾聽，唯恐漏掉一個字。
尉繚精通相術，看見嬴政的面相棱角分明，高額長目，聲音象豺狼一樣，知道嬴政內懷虎狼之心，待人刻薄寡恩，用得上你時不惜低聲下氣；用不上你時也能毫不留情地棄如陌路。尉繚不願為殘忍的人效力，就找個機會連夜逃走。嬴政得到尉繚不辭而別的消息，就象失去了左右手，馬上派快車四出追趕，居然把尉繚追上了。尉繚直接向嬴政說明逃走的原因，嬴政不但沒發火，還當著尉繚的面對天發誓：此生此世決不會虧待他，並當眾任命尉繚為國防部長。碰上這樣的君王，尉繚除了留下來為秦效力外沒有別的選擇。
尉繚為嬴政定下滅亡六國的時間表：一韓；二趙；三魏；四楚；五燕；六齊。時間約為十年。
尉繚使門客揣上秦王國的黃金分赴六國，在各國培植“第五縱隊”，尤其在趙王國宰相郭開和齊王國宰相後勝身上舍得下本錢。郭開在收到嬴政的三千斤黃金後，為秦滅趙立下了“汗馬功勞”。
秦軍進攻趙王國時，趙王又想起了老將軍廉頗，有意再度起用他，只是擔心他年過七十精力不濟，就事先派使臣唐玖送廉頗良馬名甲；並借機看老將軍身體如何。廉頗收到趙王的貴重禮物後，知道趙王有意起用他，就當著使者的面吃了一鬥米和十斤肉，然後跨上戰馬馳騁如飛，表示身體強壯如昔且有意為國效力。使者得了郭開的賄賂，回去報告趙王說：“廉將軍雖老邁但飯量很大，不過他的脾胃有毛病，一頓飯上了三次茅廁。”趙王想行軍打仗怎能頻頻瀉肚子呢，於是打消了起用廉頗的念頭。
秦兵團對趙王國發起最後的總攻時，趙王任用駐守代地的李牧為統帥。李牧是秦軍的克星，他的軍事才能和廉頗不相上下，力量占絕對優勢的秦兵團在他手里連吃敗仗。為了除掉李牧，秦王國再度乞靈於“反間計”，郭開再度為秦王國立下大功。他找個機會向趙王進讒：“李牧已與秦軍私自講和，準備出賣趙國，他自己則去代地稱王。”趙王又一次相信了郭開的鬼話，下令把李牧免職，任命沒有任何將略的趙蔥（郭開推薦）為趙軍統帥。趙蔥喪心病狂地派人追殺逃亡的李牧，把這個一代軍神殺死在旅館的床上。
趙王在大廈將傾之時竟然害怕手下的大將自立為王？如此狹隘的胸懷和可憐的智商，滅亡實在不值得同情！
沒有李牧的趙兵團和秦軍一接觸就全線崩潰。秦兵團兵臨趙王國的首都城下。在最後的關頭郭開又抓住機會立了一功，不顧公子嘉堅守城池待援的建議，說服趙王開城出降，象鋼鐵一樣鑄成的邯鄲城未經戰鬥便告陷落。
郭開的結局富有戲劇性，他在搬取黃金去秦王國的途中遇上了嬴政派出的“強盜”，身體被剁成幾大塊，多年積累的巨額家財也不翼而飛。那時秦王國還沒有徹底滅亡六國，不好公開處決郭開那樣的奸臣，讓齊、燕等國的“第五縱隊”從夢中驚醒，只好設計官軍扮強盜的把戲。
嬴政在齊王國宰相後勝身上花費的本錢更大，前後賄賂了上萬斤黃金，也收到了豐厚的回報。每逢與秦國交戰的國家來齊王國求援時，後勝總能設法令齊王對求援的聲音置之不理。等到其他五國成了秦王國的囊中物時，齊王國也不能獨存，首都臨淄未經戰鬥便告陷落。當後勝興高采烈地去秦王國討賞時，嬴政把他綁赴刑場千刀萬剮！此時嬴政已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不用再掩飾自己對奸臣的厭惡了。

秦王國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任用百里奚、公孫鞅、張儀、範睢和尉繚等傑才俊士，使秦王國從一個蠻荒落後的小國一躍而成為一級強國，並最終成為中國的主人。


三、夜空中飛逝的流星--人才燃燒的奇跡
春秋時期有些根本沒有資格揚名立萬的小國，也因為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重用了某位傑出人材，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大出風頭，象一顆流星劃破夜空引起眾人的囑目。同樣也因為人才難以為繼或用之不久，象流星一樣一閃即逝，不可挽回地在夜空墜落。

（一）、伍子胥和吳王國
春秋時代開始時，楚王國的東南邊境還是一片莽莽蒼蒼的原始森林，亞熱帶季風區的參天大樹阻擋了漢文明的腳步。上古人使用的石刀石斧和數量有限的青銅農具無法把森林變成文明的農耕區，漢文明只好在森林邊緣止步，把那片蠻荒的處女地留給野蠻人。
紀元前六世紀，和楚王國東南邊境接壤的一個森林部落--吳部落在他們的傑出酋長吳壽夢的領導下日益強大。他們從森林深處走出來，來到了樹木較少的河谷地帶，在那里開荒建房，仿效鄰近的漢民族過上農耕定居生活。吳壽夢在太湖旁邊的一塊開闊地--梅里（江蘇錫山）築城，吸引本部落的人民前去定居。當定居的人民達到一定數量時，吳壽夢宣布把他們的部落提升為吳王國，都城定在梅里，吳壽夢自封為第一任國王。
吳壽夢建國後，即仿效漢民族組建一支國防軍。因為境內遍布森林、山地且河網密布，不但漢民族的戰車無法通行，連少數民族的騎兵也無法越過那些數不清的天然屏障，所以吳王國的國防軍由步兵組成。這也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支步兵隊伍。
吳兵團成立之初，裝備極為落後，武器原始，木棍和石頭是主要的殺人工具，只有將官才配備有少量的青銅刀劍。士兵作戰還停留在赤身裸體的階段，不但沒有盔甲，連軍裝也沒有。所以吳兵團在早期幾乎沒有什麽戰鬥力，在漢民族眼中根本不能算是一支軍隊，只能維持部落內部的治安，對外作戰的作用則等於零。
本世紀初期，楚王國的一號智囊巫臣在五十歲時喝下了愛情的毒酒，不可救藥地愛上了弄死丈夫兒子玩過幾十個男人且年近半百的風流寡婦夏姬，並想方設法和夏姬結為夫妻，雙雙逃往晉王國避難。晉王國是楚王國的敵國，楚王國一氣之下把巫臣留在國內的家屬全部處斬。巫臣不能忍受楚王的殘暴行為，發誓報仇雪恨。他發現吳王國在地緣政治上的無比價值（在楚王國的後方），就向晉王國進獻“聯吳制楚”的戰略，並派出自己的傑出兒子巫狐庸帶領一個顧問團前往吳王國，指導這個國家進行現代化的軍政改革。在巫狐庸的教導下，吳兵團學會了使用馬匹、戰車、弓箭和各種戰略戰術。軍隊的裝備水準也大為提高，青銅武器基本上替代了木棍和石頭。因為東南丘陵多優良金屬礦，所以吳王國制造的刀劍特別堅利，比中國的金屬武器有更大的殺傷力。中國古代的寶劍大多出產在那里。巫狐庸還組建了吳王國的第一支山地騎兵和第一支水軍。
吳王國在巫狐庸的教導下飛快地強大起來；楚王國的後方第一次感受到外來的威脅。
…………
本世紀上半期晉楚爭霸正處於如火如荼的階段，“霸主”地位走馬燈似地在兩個國家轉換，誰也制服不了誰。楚平王熊棄疾為了“聯秦制晉”，設法和秦王國聯姻，為太子熊建聘下秦公主孟嬴作妻子；並派遣卑污政客費無極前去秦王國迎娶。費無極回來後，別有用心地在熊棄疾面前大肆渲染孟嬴的美貌，把酒色國王撩拔得神魂出竅，決心不顧一切地作一次爬灰佬。兩個酒色場中的搭擋定下密謀，很順利地把孟嬴弄到熊棄疾的床上（詳情見《歷史在這里哭泣》）。等到孟嬴發現夢想中的白馬王子變成了一個猥瑣的糟老頭時，爬灰佬已霸王硬上弓占有了她。
於是兒媳婦轉眼變成了王後；太子則把一個陪嫁的侍女當成秦公主擁入洞房。
一年後孟嬴生下了一個兒子，取名熊軫，也是後來的楚昭王。
熊棄疾當了爬灰佬後時刻擔心醜聞敗露，兒子為了盡孝道必須經常去王宮拜見王後，小夫妻抵面時極有可能說出事情的真相。為了永遠見不到這個兒子，熊棄疾命令熊建去北方前線鎮守城父，指望通過敵國之手除掉他。可等了幾年熊建依然結結實實地活著，熊棄疾無法繼續忍受下去，就和費無極定下密謀：誣陷太子謀反，然後名正言順地把兒子綁赴刑場腰斬！
熊棄疾在實施除掉太子的陰謀時遇到了困難：太子的師父伍奢有兩個英雄兒子伍員和伍子胥，伍子胥更是公認的一代梟雄。當時父子三人都在城父輔佐太子，如果貿然宣稱太子謀反可能會招致強烈反應。因此在除掉太子之前，必須首先除掉太子身邊的羽翼，尤其是要除掉伍奢父子。
伍奢和伍員很快掉進了陰謀的羅網；可一代梟雄伍子胥卻逃出了網外。
伍子胥決心為父兄報仇雪恨！他歷盡千辛萬苦才逃脫楚兵的追捕，千里迢迢來到楚王國的敵國吳王國，準備借吳兵向熊棄疾覆仇。
伍子胥剛到吳王國時處境維艱，淪落到在大街上吹簫要飯的地步。他好不容易才見到吳王國的高級軍政官員，可現任國王吳僚根本沒有重用他的意思，更不可能借兵給他覆仇；幸虧吳王的異母哥哥吳光看出他的英雄本色，當時吳光正在陰謀奪取王位，正是用人之秋，就暗中收留了伍子胥。伍子胥白天種地，晚上為吳光出謀劃策和網羅人才。
伍子胥明白要想覆仇就得借用吳軍；要想借用吳軍就必須成為吳王國的軍政要人；可只有吳光才會重用他，吳光又不是國王；因此覆仇的第一個環節就是設法讓吳光坐上吳王國的王位。
六年後，在伍子胥的精心策劃下，吳光順利地刺殺現任國王吳僚，成為吳王國的第六任國王。
吳光登上王位後，任命伍子胥為吳王國宰相和軍事總參謀長，全權負責吳王國的軍政現代化。
也是在這一年，爬灰國王熊棄疾死翹翹；政客宰相費無極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被首都市民亂拳打死，家屬全族被屠。伍子胥捶胸頓足，為不能當面向這兩個大壞蛋覆仇懊悔不已。
吳王國在伍子胥的精心治理下以突飛猛進地速度向前發展，國力蒸蒸日上，尤其是軍事力量急遽向上飛升。吳兵團的戰鬥力很快超過楚兵團，楚王國東部邊界的軍事重鎮相繼落入吳軍之手，東部邊境全部殘破。
十年後，伍子胥統帥經過嚴酷訓練的吳兵團向他曾經摯愛的祖國發動覆仇戰爭。吳兵團沒遇多大抵抗就突破了楚軍的防線，千里躍進，向航空距離七百二十公里外的楚王國首都進發。吳兵團一路勢如破竹，沿途摧毀所有的抵抗，強渡漢水，象泰山壓頂一樣兵臨郢都城下。楚王國的酒肉政客們亂作一團，昭王熊軫忙忙如喪家之犬，丟下妻子不管，只帶上妹妹和少數幾個親信官員倉皇出逃……
楚王出逃後，郢都沒有經過攻堅戰就告陷落。這是楚王國首都第一次對外陷落。
伍子胥率領得勝之師耀武揚威地進入郢都，來不及逃走的酒肉政客全作了吳兵團的刀下之鬼；他們的妻女則成了吳軍的性奴隸。
吳光進入楚王宮庭後，看到昭王的妻子還沒來得及逃走，就毫不客氣地剝光了她的衣服，身子重重地壓了上去。連王後都沒來得及逃走，估計酒肉政客們的妻女也不曾走脫一個。吳軍連尊貴的皇後都不肯放過；就更不可能放過其余的太太小姐了。
伍子胥在郢都到處尋找熊棄疾的墳墓，這個爬灰佬預料伍子胥不會放過他，死後秘密埋葬，修造墳墓的工匠完事後全部殺掉滅口。冥冥之中自有天理，爬灰國王怎麽也想不到有一個工匠奇跡般地活了過來。為了給死難的同事們覆仇，那位工匠給伍子胥帶路，把熊棄疾的屍體從寥台湖底挖了出來。爬灰佬的屍體用水銀防腐，膚色如生，也許是上天同情伍子胥的冤情，給他留下覆仇的機會。
伍子胥高舉九節銅鞭，用盡全身力氣把爬灰國王的屍體猛抽了三百下，連骨頭也擊成了碎末……
楚王國因為國王無道，殘害人才，付出了亡國的代價。楚王國是當時已知世界的超級強國，亡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夠令其亡國的人才一定是一位曠世英雄！如果這位英雄被楚王國自己重用，張儀欺楚的故事應該不會出現。
吳王國因為收留並重用了楚王國流亡英雄的緣故，短短十年時間就把力量比它強大百倍的楚王國踩在腳下，從一個默默無聞的蠻荒小國一躍而成為當時世界的一級強國。
吳王國打敗了楚王國後，伍子胥繼續鞠躬盡瘁，為鞏固吳王國的勝利成果殫精竭慮，使吳王國成為當時儲侯國中力量最為強大的國家。吳光的兒子吳夫差即位後，伍子胥又輔佐吳夫差繼承父志，富國強兵，一舉擊潰了東南的軍事競爭對手越王國。然後吳兵團揮師北上，打敗了中原的一級強國齊王國；然後又和中原的霸主晉王國在黃池會盟，被諸侯國推舉為“霸主”。至此吳王國的力量達到了頂峰。
吳王國的好運不長。這個靠人才的智慧一夜間崛起的暴發戶，也因為犯下了和楚王國一樣的錯誤--殘害人才，象流星一樣刺激了眾人的目光後，從高空飛速墜落。
吳夫差在剛即位時是一個英雄，吳王國在他的領導下又向前躍進了一大步。這個英雄人物的最大弱點是“婦人之仁”，在戰勝越王國後沒有聽從伍子胥的勸告把這個國家取消，疆土並入吳王國的版圖；而是被越王勾踐的可憐相所打動，答應在越王勾踐入吳為奴的前提下讓越王國繼續存在。後來勾踐繼續在夫差面前作可憐兮兮狀，一步步地強化了吳夫差的惻隱之心，居然在三年後釋放勾踐回國。
勾踐回國後勵精圖治，在吳夫差的“保護”下暗中重整軍備，積極準備向吳王國報仇雪恨。
吳夫差如果僅僅是“婦人之仁”還不至誤太大的事，可凡是有“婦人之仁”的男人大多是天生的“情種”。吳夫差也不例外，他在釋放勾踐回國的明年喝下了愛情的毒酒，狂熱地愛上了勾踐別有用心進貢的浣紗女西施。為了時時刻刻和西施在一起，兩人不受幹擾地享受“愛情”，吳夫差專門在城外建造了一座高台宮殿，名“姑蘇台”。姑蘇台落成後，吳夫差和西施搬了進去，自此不理政事，沒日沒夜地和西施在姑蘇台摟摟抱抱，除了討西施歡心外竟然不知道還有別的事情要幹。因為整個身心全被西施占據了，吳夫差把自己和政務官有效地隔離開來，大臣要想找他請示或匯報國事比登天還難。
後世的史學家根據夫差對西施的迷戀程度，把西施想象成為一個美得無以覆加的絕色尤物。西施究竟美到什麽程度無從可考；但夫差迷戀她的原因一不是因為她的美麗；二不是因為她的優秀，“天生情種”很容易不可救藥地喜歡一個人；哪怕那個人並不值得他喜歡，喜歡什麽他也答不上來。筆者在這方面曾有較為深刻的體驗。
大凡陷入“戀愛”中的男人智商會大幅度降低；智商低的男人就不會重視和任用人才。吳夫差在遇上西施之前象對待親生父親一樣尊重於吳王國有再造之恩的忠臣伍子胥；可遇上西施後對這個老貨越來越討厭，因為伍子胥總是乘他和西施纏綿時來請示並匯報國事，還不止一次當著西施的面請求他要“遠女色愛國民”，令他不能忍受。最後吳夫差的忍耐終於超過了極限，一怒之下丟給再造吳國的元老重臣一柄短劍；這個曠世英雄只好揮劍抹向自己的脖子。
伍子胥奉旨自裁後，吳王國再也沒有什麽象樣的人才。一直在暗中準備東山再起的越王勾踐有恃無恐，指揮越兵團跨過吳越邊界，向昔日的主人發動覆仇戰爭。前去迎擊的吳軍團一戰及潰，吳夫差在姑蘇台揮劍自裁……
吳夫差真是一個靈魂高貴的情種，臨死之時沒有強迫西施和他同死。西施居然也沒有一點要陪丈夫去死的意思，這個女人真的白白辜負了國王丈夫的一片深情。吳夫差的悲劇讓人嘆息。
吳夫差因為女人亡國的緣故，後世的史學家把他列為好色昏君，和姒履癸、子受辛一個類型。這樣簡單地下結論顯然對人性缺乏了解，其實吳夫差並沒有太大的罪惡，他的悲劇在於他陷入不可救藥的愛情之後是一個國王。如果他不是一個國王，這份不顧死活的愛或許會傳為千古佳話。

吳王國就這樣滅亡了，給後人留下無限的悵惘和感嘆。

（二）、燕昭王和黃金台
在今天的北京市至遼西一帶，是古燕王國的地盤。兩千三百年前的戰國時期，那里的開發程度很有限，國民受教育的程度相當低，國家小而且貧，是戰國七雄中國力最弱小的國家。
燕王國因為地理位置的偏僻和國力的衰弱，整個春秋時期在國際上幾乎沒什麽影響。可在春秋時期快要結束的前三、四世紀之交，一位英雄國王姬平出現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把燕王國帶入前所未有的輝煌。
從有歷史記載的那一天起，燕王國一直是齊王國的附庸，兩國的關系一直很要好，稱得上是山水相依的親密鄰邦。齊桓公姜小白在位時，位於遼西和內蒙古東部大草原的山戎部落大舉入侵燕王國，圍攻燕王國的都城薊城（北京）。姜小白應燕王的請求，統率齊王國遠征軍千里赴援，在薊城外把山戎騎兵擊敗，然後乘戰勝余威揮師向東，深入遼西，把山戎的老巢給端了。新辟的五百公里疆土全部並入燕王國版圖，齊王國沒取一寸土作為出師勞軍的補償。燕王國得了山戎的大片土地後也因此成為諸侯中的大國。姜小白的豪爽令燕王感動得熱淚盈眶，在齊兵團回師時親自相送，一直送到邊界還不肯停下來，等到最終與姜小白告別時才發現已深入齊境五十多里。姜小白依據“自古諸侯相送不出境外”的古禮，把齊燕邊界的五十里地割給燕王國……由此可見齊燕兩王國交情的深厚。
自那以後，燕王國唯齊王國馬首是瞻，對齊王國的恭順就象中世紀的朝鮮王國對中國一樣。燕王國因為處於中國的邊緣，歷代燕王又不象秦王那樣富有政治野心，所以很少卷入中國的軍事沖突，除了對齊王國禮敬有加外，與中原各國的關系也不十分密切，在國際政治風雲中常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姿態，就象今天的瑞士共和國一樣，頗有“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的味道。一直到紀元前四世紀末，這種孤立狀態才開始受到外來的沖擊。
紀元前316年，燕王姬噲突然間被儒家經典里“堯舜禪讓”的童話深深感動，決定也仿效堯舜作一回“聖人”，把國王的寶座禪讓給他的下屬子之。子之在假意推讓一陣之後就毫不客氣地坐上了王位，姬噲則加入臣子的行列向子之行跪拜禮。
子之的王位並沒有得到燕王國官僚隊伍的普遍認同；燕王國的國民也不承認這種“禪讓”。將軍市被首先發難，指揮所屬的國防軍討伐子之，首都薊城成為戰場，市民死傷數萬人。最後市被兵敗被殺，子之仍不肯罷休，認為姬噲兒子的存在對他的王位是個威脅，居然不顧姬噲當初的仁德之舉，喪心病狂地要殺他的兒子！姬噲作夢也想不到他選擇的“舜”竟然是這等貨色，可等到明白過來已經遲了。
已立為太子的姬平在師傅郭隗的幫助下逃往無終山避難；另一個兒子姬職逃往韓國。
子之的忘恩負義激起了絕大多數燕國人民的憤恨！
燕王國內亂的消息傳到齊王國，齊王田地不顧齊燕幾百年的敦睦邦交，認為這是吞並燕王國的天賜良機，即刻派大將匡章統帥十萬遠征軍越過齊王國邊境進入燕王國。燕王國臣民對子之恨入骨髓，把齊兵團當成“解放者”，皆簞食壺漿歡迎齊軍。齊軍沿途沒遇任何抵抗就抵達燕王國首都。薊城的居民巴不得子之倒媚，大開城門迎接齊兵團入城。燕王子之在作了徒勞的抵抗後被齊兵俘虜，裝在檻車內送往五百公里外的臨淄砍頭。妄想成為“聖人”的燕王噲也在混戰中被亂刀砍死。
燕王國臣民起初以為匡章是又一個齊桓公，是替燕王國討伐叛臣賊子，幫助燕王國恢覆秩序的，所以才象歡迎正義之師一樣歡迎齊國遠征軍。等到齊軍把國庫中的金銀綢緞全裝上車運回齊國；把燕民的宗廟毀掉；士兵挨家挨戶搶劫財物和女人時，燕民才發現“正義之師”的面目竟如此猙獰。於是“抵抗運動”在燕王國各地興起，燕民以各種手段襲擊齊王國占領軍。姬平在國難當頭的時刻從無終山走出來，為各地的抵抗運動提供集中統一的領導。
齊王田地本想一勞永逸地並吞燕王國，可齊兵團在燕王國的倒行逆施使他的雄心最終成為不切實際的妄想。駐守薊城的齊軍不久就發現自己處於“抵抗運動”的汪洋大海中，象暴雨一樣的冷箭和石塊如影隨形地“纏”著他們，使他們無法安下心來享受勝利的果實。最後占領軍實在呆不下去了，就揣著搶來的財寶和美女狼狽逃回自己的國家。
齊兵團撤退後，姬平登上燕王國王位，他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燕昭王。郭隗被任命為燕王國宰相。
姬平即位後念念不忘齊王國對燕王國犯下的滔天罪行，更忘不了齊軍給燕國人民制造的奇恥大辱。他發誓要向齊王國報仇雪恥。
燕王國和齊王國國力相差十倍的懸殊；弱者向強者覆仇談何容易？除非弱者擁有比強者更多且更優秀的人才。
燕昭王想到了“人才”。和早期的秦王國一樣，燕王國因為教育落後的緣故，本土也產不出什麽象樣的人才，能夠強國興邦的英才俊傑只有去國外引進。
姬平在招攬人才時遇上了難題：燕王國太偏遠太落後了，象樣的人才願意來苦寒之地嗎？
宰相郭隗想出了一條吸引外國人才的妙計。他對姬平講了“千里馬馬骨“的故事，大意是從前有個人奉國王之命揣上千金出外買千里馬，在路上碰到了一匹，只可惜已經死了。此人花了五百金買回千里馬的骨頭，扛回來交給國王。國王怒不可遏，斥責他花巨金買馬骨何用？那人回答說“死馬尚值五百金，更何況活馬呢？”結果不到一年，國王就得到了三匹千里馬。大王如果誠心想招攬人才，請以郭槐為馬骨。那些能力比郭隗強的人，自然會慕名而來。
姬平欣然采納了郭隗的建議，為他建造了一座華麗的宮殿，好酒好肉把他供養起來。自己象虛心的小學生一樣每天來給郭隗請示問安……除此之外，姬平還在易水旁邊築起一座高台，積黃金於台上，名“黃金台”，用以奉養四方賢士。
昭王好士的消息象長了翅膀一樣向四方傳播。各國懷才不遇的久困英雄紛紛束起行囊前往薊城。不到一年時間，昭王的慕府謀士如雲，黃金台上集聚了一大批來自中國各地的優秀人才，其中傑出的有：來自趙王國的劇辛，來自周王國的蘇代，來自齊王國的鄒衍，來自衛國的屈景，來自魏王國的樂毅……其中樂毅又是傑出中的傑出者。
樂毅是魏國人，是戰國初年名將樂羊的孫子，自幼好讀兵書，熟暗兵法，通曉兵機，胸中藏有十萬甲兵。樂毅雖然在魏國作官，可一直得不到魏王的信用，魏王國自魏斯以後的歷任國王似乎對人才有血海深仇，寧願國破家亡也不肯重用他們。結果魏王國的人才紛紛去他國尋找出路。樂毅也不例外，他早就對恍恍惚惚不求進取的辦公室工作厭倦透了，一直想尋找一個能夠實現自我的平台。燕昭王築黃金台的消息傳到魏國後，樂毅認為施展平生抱負的機會來了，就束起行裝前往五百公里外的燕都薊城。昭王姬平在黃金台用最高禮節歡迎他。因為樂毅來自將門世家，姬平向他請教兵法。樂毅一一應答，與姬平的見解甚相契合。姬平發現樂毅是一個難得的大將之才，就拜他為宰相兼軍事總參謀長，讓他全權主持燕王國的軍事和國防。
因為燕王國處於中國的邊緣，得以遠離中原的軍事爭鬥，士兵沒有機會經受戰爭的洗禮，所以燕王國的國防軍力量十分微弱，根本不能和中原各諸侯國相比。軍人數量少且沒經過必要的訓練，裝備落後，戰略戰術還停留在四百年前春秋早期的水準。當中原各國早以完成趙武靈王式的軍事改革時，這個國家還沒有獨立的騎兵隊伍，就更不用說為大部隊提供信息服務和物資供應的情報部隊和後勤兵種了。為城市攻堅戰提供技術服務的工程兵也在初創階段，至於“戰略預備隊”則聞所未聞……如果把齊、燕兩國的軍事力量進行對比，燕王國就象是巨人腳下的一只螞蟻！一只螞蟻立志要向巨人覆仇，覆仇之路的遙遠和艱難自然超乎常人的想象。
樂毅一上任就去軍隊中進行實地考察，結果被看到的景象驚呆了。他固然知道燕軍衰弱，但不知道衰弱到這種地步？擺在他面前的挑戰太大了，把眼前這支連維持治安都不夠格的守備隊改造成一只可以和大國爭鋒的遠征軍談何容易？但樂毅沒有在困難面前退卻，而是果斷地接受了這個挑戰。他先從整頓燕軍的編制著手，組建燕王國的第一支騎兵部隊，然後把工程兵，輜重兵，偵察兵從主力部隊中分離出來，各自開展獨立的訓練。樂毅還組建了一只用於對付騎兵沖鋒的重裝步兵。等到各兵種組建齊全後，再全面更新燕軍的裝備，用鐵制兵器替代不夠堅利的青銅武器；用片甲代替笨重的盔甲；用金屬盾牌代替木盾；重裝步兵則配備有攻擊騎兵用的長槍和專砍馬腿的馬刀。等到軍隊的裝備更新後，軍隊實行新法練兵，用當時國際上最先進的戰術來訓練部隊……
樂毅感動於燕昭王的知遇之恩，決定把整個家族的命運和燕王國綁在一個戰車上。他把樂氏宗族的男女老幼全部接到燕國，每人都加入燕國藉，把青壯年編入軍旅。這對人口稀少的燕王國來說無忌是雪中送炭。
燕王國在樂毅等超級人才的精心治理下日益強大起來。燕王國在大踏步地前進；它的對手齊王國則在大踏步地後退。兩國的差距在一步步地縮小。
紀元前284年，燕王國經過二十八年的勵精圖治，終於積累起向齊王國覆仇的資本，各項國力指數尤其是軍力指數已悄悄超過齊王國。齊王田地意識不到迫在眉捷的危機，繼續在內政外交上瞎胡鬧瞎折騰，急不可耐地四面豎敵。燕昭王認為覆仇的時機已經成熟悉，燕兵團可以在國境之外千里征戰了。樂毅建議在出兵之前先進行“葫羅卜外交”，讓諸侯國都能從伐齊之戰中找到自己的利益所在，爭取各國對伐齊戰爭的理解和支持，在國際上徹底孤立齊王國，如能組成一支針對齊王國的國際聯軍那就更好。
樂毅的“葫羅卜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韓、趙、魏、秦都承諾出兵配合燕王國進行覆仇戰爭。魏王國雖從伐齊戰爭中看不到利益所在，但魏王國的現任宰相孟嘗君田文曾是齊王國的宰相，為齊王國的強大立下了汗馬功勞。可齊王田地嫉妒田文的才能，把這個“齊王國的長城”趕走了。田文對田地恨入骨髓，巴不得他倒大媚，於是攛掇魏王出兵助燕，魏王於是答應出兵。田地開始吞食嫉恨人才的苦果。秦王國雖然和齊王國風馬牛不相及，但齊王國是秦王國爭奪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能借機削弱這個強勁的對手何樂而不為。五國聯軍就這樣順利組成了，樂毅被推舉為五國聯軍總司令。
各項準備工作完成後，樂毅統帥以燕王國遠征軍為主的五國聯軍向齊王國發動全面總攻。齊王國國防軍全線崩潰，包括首都臨淄在內的七十多座城市霎時被五國聯軍攻占。齊王國只剩下莒城和即墨兩座城市。莒城由太子田法章統兵守禦；即墨的城防司令則是齊王國最傑出的軍事天才田單。
樂毅攻克齊王國首都臨淄後，把齊王國國庫的金銀布帛；包括二十八年前從燕王國搶劫來的財物全部裝載上車運回燕國。燕昭王親自到濟上大犒三軍，在軍中封樂毅為昌國君。此時燕王國的國際威望達到了頂點，成為國力僅次於秦王國的一等強國。燕昭王重用人才的戰略終於得到了豐厚的回報。
齊王國崩潰後，樂毅送走了其他四國的遠征軍，自己率領燕兵團留下來圍攻即墨。
樂毅知道田單的能耐，也知道即墨單靠軍事力量無法順利攻占。樂毅吸取了當年齊兵團占領燕都後不能固守的經驗教訓，決定對齊人實行攻心戰，用懷柔政策來收服齊國人民的心靈。具體作法是對即墨圍而不攻，允許城里人出城砍柴，用親民之策來軟化守城居民的鬥志；同時在占領的城市維持治安和恢覆生產，對老弱孤寡給予撫恤，為姜小白、管促立祠設祭，不準士兵進入民居擾民……意圖慢慢消化燕軍的勝利成果。
在樂毅懷柔政策的感召下，齊王國人民奔走相告，把燕王國遠征軍當成“解放者”。
樂毅對即墨一圍就是五年，在此期間一直沒有對其實行攻堅戰。樂毅的深謀遠略當時沒有幾個人能夠理解，不少人誤認為樂毅緩攻即墨是懷有私心，是養敵自重，甚至有想當齊王的野心……
燕昭王不久就收到象雪片一樣從齊王國前線飛來的告狀信，信中說樂毅養敵自重想在齊國稱王……太子樂資也向父王進讒，說樂毅能在半年時間攻克齊王國七十多座城池，即墨和莒城兩座孤城卻五年不克，樂毅的野心顯然不小，無非是想收買齊人之心為自已當齊王打基礎。
燕昭王不愧是一代英主，他雖然不十分明了樂毅的深謀遠略，但他擁有大海一樣寬闊的領袖胸懷。他先把告惡狀的太子重責了二十大板，然後說：“我先王之仇，非昌國君不能報。即使樂將軍真想當齊王，他的功勞也足以匹配！”於是派專使持節去臨淄，在軍中拜樂毅為齊王。樂毅感動得熱淚盈眶，當即對天發誓，寧死也不受齊王的封號。
天意從來高難問，一代天驕燕昭王姬平在人生的盛年過早地離開人世，但他建立的偉大功業象天皇巨星一樣在歷史的天空閃爍。
姬平去世後，太子樂資繼任國王。這個不知事業艱難的憤青大少，在即位的第二天就解除了樂毅的軍權，讓樂毅的部將騎劫出任遠征軍司令官。這位榆木腦瓜自以為才能出眾，把樂毅的政策全盤更改，一方面指揮大軍對即墨、莒城展開攻堅戰；一方面縱恿各地占領軍淩辱齊國人民，搶劫財物和女人。齊王國人民的憤怒象野火一樣燃燒起來。
騎劫的倒行逆施為燕王國遠征軍帶來了災難。即墨守將田單用火牛陷陣的計策，把圍城的燕軍打得大敗虧虛。齊王國人民被即墨的捷報所鼓舞，在各地掀起反抗燕王國占領軍的民族大起義，淪陷的七十多座城市相繼光覆。燕軍兵敗如山倒，沒多久就全部退出了齊王國領土。
燕王國衰落了，又回到了先前的小國寡民狀態。
燕王國因為樂毅的緣故，在歷史的天空倏興倏滅。
用一人興邦，退一人喪邦，人才的教訓就是那樣深刻！


四、昨日黃花--輕視人才的代價
春秋戰國時期的兩個超級大國楚王國和魏王國是最有希望統一中國的國家。但這兩個王國有一個致命的缺陷--輕視人才！並因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從霸主的位子上跌落下來，陷入不可挽回的衰落，最終被重視人才的秦王國並吞。昔日的光輝成了昨日黃花。
楚王國是春秋中期國力最為強盛的國家。這個國家除了幅員遼闊，物產豐富外，還擁有中原各諸侯國所不具備的優勢--一個安定穩固的後方。楚王國的東南邊界全是些力量弱小的森林部落，只能給楚王國提供物資、勞力、兵員，不能給楚王國制造任何威脅。所以楚王國在和中原各諸侯國爭奪控制權時沒有後顧之憂，能夠一心一意地向北發展。除了後方穩固外，楚王國還擁有地理上的優勢。楚王國在中原的主要競爭對手是晉王國；可晉楚之間隔著漢水這道天然屏障，楚王國又一直控制著這道屏障。在漢水屏障的掩護下，楚王國在力量足夠強盛時就可揮兵北上經略中原，和各諸侯國爭奪勢力範圍。一旦出師受挫或力量轉弱，就可退到漢水以後自保根本……
楚王國在楚成王熊惲在位時力量已十分強大。熊惲任用子文為宰相（令尹），南撫四夷，內修國政，北服諸侯。紀元前七世紀上半期，熊惲率領楚兵團渡過漢水，向中原古老王國鄭王國進攻。當時中原各諸侯國奉齊桓公姜小白為霸主，鄭王國向齊王國求救。姜小白知道楚王國的強大，這個國家疆土是齊王國的六倍，戶口是齊王國的三倍，齊王國唯一的優勢就是人才比對方多。和楚王國相比，齊王國的力量明顯外於劣勢，單靠齊王國的力量顯然無法戰勝楚王國。姜小白只好聯合其余的八個諸侯國，組成著名的九國聯軍，集九國之力共同抵抗楚王國。準備工作完成後，姜小白統率九國聯軍南下，和楚兵團在召陵（河南郾城）相遇。任何人都以為大戰一定會爆發，並且九國聯軍是鐵定地勝利。但聯軍總參謀長管仲精明過人，知道聯軍除了表面上的排場外，在實力上並不占據顯著的優勢，一旦開戰能否取勝還是個未知數，就算打了勝仗也不能輕易令楚王國屈服。楚軍前鋒一旦受挫，後軍就可撤退到漢水的另一邊，依托漢水天險抗擊九國聯軍。漢水波濤洶湧，戰車兵很難強渡成功。兩軍相持超過一定的時間，聯軍的後勤供應就會出現問題。聯軍一旦撤退，楚兵團又可輕易卷土重來……
管仲鑒於上述的實際困難，沒有對楚王國采取強硬政策，而是給對方使者留下情面和台階，承認對方用戰爭造成的領土變更，在爭得一點“面子”後見好就收，在和楚王國舉行和平會議後撤軍息兵。
齊王國這次虎頭蛇尾的軍事行動顯示了楚王國力量的強大。連九國聯軍都無法與之相抗，就更不用說單個諸侯國了。楚王國無疑是當時各諸侯國中力量最為強大的國家。
“召陵之會”後不久，齊王國的軍政天才管仲離開人世；姜小白也隨後死翹翹。齊王國的霸業也隨著英雄的去世衰落下去，新的霸主還沒有出現，中原再也沒有人擁有組織九國聯軍的號召力。楚王國的力量也因此不可遏制，“問鼎中原”的憂慮終於成為現實。如果不是晉王國在姬重耳的領導下快速強大起來，成功地遏制了楚王國北進的步伐，並在以後的一個半世紀成為楚王國的克星，楚王國極有可能慢慢蠶食掉中原各諸侯國，就象蠶食漢水以東的各諸侯國一樣。
楚王國在城濮之戰中經受了軍事生涯中的第一次失敗，但楚王國的力量並沒受到重挫，依舊是和晉王國勢均力敵的一等強國。楚莊王在位時期，楚王國進入了高速發展階段，國力超過晉王國躍居中國第一。楚莊王在必城之戰中一舉擊敗了中原的霸主晉王國，再度成為中國力量最為強大的國家。
就在楚王國的命運如日中天之際，楚政府在人才戰略上出現重大失誤，使楚王國的經世之才一個又一個地逃亡國外，把楚王國的墻基掏空。楚王國的國力因為人才的外流急遽衰落下去，在楚莊王去世後的幾十年差一點就忘了國。
最先外流的人才是楚王國的超級智囊巫臣。此人在年過半百時喝下了愛情的毒酒，不可救藥地愛上了惡名遠揚的半老徐娘夏姬。他不顧楚政府達官顯貴的反對，歷盡艱辛和夏姬結了婚，然後夫妻雙雙逃往晉王國避難。巫臣的出逃楚政府沒有任何責任，所以巫臣雖身在晉國，卻對故國懷有深深的愧疚，如果不是楚政府隨後的瘋狂行為，巫臣會再度為楚政府效力，最低限度也會做到不幫助晉政府對抗楚王國。
楚政府對巫臣出逃的回答是把他留在國內的男女老少一刀一個，連婦女兒童也無一幸免。巫臣固然有錯在先，但罪狀遠沒達到滅族的地步，楚政府得為自己的瘋狂付出代價。
巫臣得知楚王殺了他的全家後，內心痛苦得發狂。他發誓要向楚王國覆仇，於是向晉王國獻上“聯吳制楚”戰略，並派自己最有出息的兒子巫狐庸帶上一個顧問團去指導吳兵團的現代化，然後鼓動吳兵團抄楚王國的後路。楚王國後方第一次出現了勁敵，面臨本土被攻擊的威脅。因為要留下大量兵力防守來自後方的威脅，楚王國用於中原的兵力相對減少，晉王國又重新奪回軍事上的優勢，在鄢陵之戰中再度把楚兵團擊敗。
楚王國最致命的人才流失是逼反了一代梟雄伍子胥。伍子胥的故事在上文已經敘述過。這次楚王國付出的代價太大了，四分之三的國土被吳軍的鐵碲踐踏，首都也被吳軍攻占，多年的積蓄被搶劫一空。楚政府的達官顯貴大部身首異處，上等人家的妻女全成為吳軍的性奴隸……兩年後楚王國雖然在秦兵團的援助下覆國，但國力受到致命的重創，國內滿目瘡痍，生靈塗炭，山河破碎，生產力遭受極大的破壞，戶口比戰前減少了一半，一直到兩百年後吳起相楚時瘡傷還未恢覆。楚王國在遭受這次重挫後，從霸主的位子上跌落下來，由超級強國淪落為二三流國家，永遠失去了統一中國的機會。
現在我們來假設一下，如果楚王國沒有逼反伍子胥，並對伍子胥加以重用的話，吳王國不但沒能力打敗楚王國，相反吳王國的領土會並入楚王國的版圖。楚王國的國力會急遽膨脹，而楚王國在中原的主要競爭對手晉王國在五世紀分裂為三個國家，每個國家的力量都不及楚王國的三分之一。楚王國會輕而易舉地對其各個擊破，也許還等不到公孫鞅變法的那一天，楚王國會輕而易舉地統一全中國。
但歷史沒有“如果”！
楚王國流失的人才除了巫臣和伍子胥外；還有不少野名丘壑的久困英雄因為在本國找不到出路，只好象公孫鞅一樣束起行囊離開熱愛的祖國，去別國尋找實現自我的平台。他們當中最著名的是越王國的宰相文種和軍事總參謀長範蠡。這兩人是中國歷史上的超級智慧人才，他們使比吳王國初期還要落後十倍的化外蠻夷越王國在短短二十年中一躍而起並一鳴驚人，一舉消滅了強大的吳王國，成為當時的中國力量最為強大的國家。如果這兩個人才被楚王國重用，各位可以想象會是什麽結局？
楚王國封閉的政治體制沒有為人才的脫穎而出提供足夠的機會；所以才會出現超級智慧人才長期埋沒於民間的悲劇。
楚王國在紀元前四世紀楚悼王在位時曾一度東山再起，這個英雄國王把國政交給軍事天才吳起，使楚王國在短短五年時間內再度躍升為國際上的一級強國。但楚王國落後的體制沒有變，悼王去世後楚王國竟然出現高級政府官員圍攻吳起的慘劇。吳起死後，楚王國的一切又回到了從前，英雄努力的成果傾刻間化為烏有。從這個例子來看，楚王國實在不配有更好的命運，它的行為讓人嘆氣。
楚王國扼殺人才的體制在以後的歲月里還在繼續起作用，家喻戶曉的屈原就是一個悲劇的典型。這個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詩聖，在滿腹經綸不能用於祖國的絕望情勢下，只好抱著一塊大石頭投向汩羅江……

魏王國是另一個敵視人才的典型代表。
魏王國是戰國初期的超級強國。魏王國的第一任君主魏斯是一位擁有過人智慧和高貴品格的偉大君王。魏斯的最大優勢就是能及時發現人才並破格予以提拔重用。
魏斯禮賢下士的故事是《戰國策》里最為精彩的一頁，他禮聘段幹木的佳話在上文已經提到過；除此之外魏斯任用吳起的故事最能反映他容納人才的博大胸懷。吳起是衛國人，在魯國做官時剛好碰上齊王國進攻魯國。魯穆公知道吳起的才能，想任用他擔任軍隊的統帥，但顧慮吳起的妻子是齊國人，一直遲疑不決。吳起知道其中的緣故後，回家一刀吹下妻子的腦袋，然後提著妻子的腦袋去見穆公。
單從個人品格來說，吳起殺妻求將的行為和豺狼沒有什麽分別；但作為一個軍事統帥，象吳起這種殘忍幹練的人在冷兵器時代往往是一個可怕的對手。
於是穆公拜吳起為大將，讓他統率魯兵團去抗擊齊軍。魯王國的力量比齊王國弱得多，按理魯兵團根本沒有取勝的任何可能；但決戰的結果是齊兵團以絕對優勢的兵力一敗再敗；魯兵團以絕對劣勢的兵力一勝再勝。
吳起的軍事天才雖在齊魯之戰中得到了驗證，但吳起殺妻所表現出的殘忍又令魯穆公心懷忌憚，所以在戰爭結束，迫在眉睫的威脅消除後就罷免了吳起的統帥職務。吳起聽說文侯魏斯愛才如命，就離開魯國前往魏王國尋找出路。
魏斯知道吳起的軍事才能；也知道他的品行和“正人君子”相差十萬八千里。但魏斯是那種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才特長同時又能使其弱點消於無形的領袖人物，他只看到吳起的非凡軍事才能，對他品行方面的小毛病則視而不見，當即任命他為方面軍司令官，令其統率力量最強大的一支魏軍鎮守西河。西河是魏王國的戰略要地，扼制著秦王國東進中原的咽喉，只有股躬之臣才可擔此重用，由此可見魏斯對吳起的信用達到何種程度。吳城沒有辜負魏斯的信任，到任後沒多久就把西河變成不易攻克的銅墻鐵壁；然後興兵伐秦，占領了秦王國的大片疆土。
吳起在魯國作官時，經常幹些貪污受賄的勾當；可在鎮守西河時，吳起廉潔自律，兩袖清風，和士卒同甘苦，基本上沒有品行不端的記錄。同樣的一個人，在魯國是貪官在魏國是清官，由此可見魏斯任用人才的高明之處。
魏王國是從晉王國中分離出來的，疆土和戶口只有晉王國的三分之一。晉王國在分裂前還稱不上國際上的超級強國，其國力甚至還不如南方的楚王國。按常識晉王國的三分之一更沒有資格成為超級強國。但魏斯的胸懷和智慧使魏王國成為人才的“聚寶盆”，這個新興的王國集中了當時的中國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才。正是基於人才的優勢，使一個在自然條件方面根本沒有可能出頭的小國成為無與倫比的超級強國。
在魏斯的精心培植下，魏王國擁有產生人才的肥沃土壤。這個國家擁有當時中國最發達的教育體系，因為地處中原的中心地帶，各種文化學說在此交匯沖撞，信息來源量大，知識容易積累。加之魏王國大部分國土屬於大河沖積平原，灌溉農業發達，土地肥沃，農產品收入在各國之上，為人才學習知識提供了充裕的物質條件。所以在整個戰國時期，魏王國一直是中國的人才加工廠，中國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才，尤其是經世之才大多是魏王國培育出來的。
遺憾的是：這個培育人才最多的國家，竟然也是對待人才最差勁的國家？
魏斯是戰國時期最偉大的英雄帝王，可他的子孫卻一代不如一代。魏斯是駕馭人才的大師級人物，既愛才如命又知人善任；他的子孫在對待人才方面象是吃錯了藥，不是和人才有血海深仇，就是和人才想不到一塊。結果魏王國的人才不是受迫害；就是被漠視。這些人才在本國找不到出路，只好紛紛離家出走，去其他國家尋找實現自我的機會，於是魏王國的人才大量外流。魏王國的敵國也挖空心思從這個國家引進人才，然後利用這些人才的智慧轉過來打擊魏王國……
魏王國外流的人才有代表性的有前往楚王國的吳起；前往齊王國的孫臏；前往秦王國的公孫鞅、範睢、尉繚；前往燕王國的樂毅……如果魏斯的子孫擁有他一半以上的才能，如果上面這些人才被魏王國發現並重用，中國的統一就可提前至少一個世紀的時間，中國的第一個皇帝一定姓魏不姓嬴。
魏王國一直到行將滅亡的前夜，還念念不忘摧殘國家的人才。信陵君於魏王國有再造之恩，東方各諸侯國倚信陵君為長城，可魏王僅僅因為聽到外面的傳言：“外面只知魏國有信陵君，不知有魏王”，就剝奪了信陵君兵權，把這個秦王國的克星趕出了政府。信陵君是魏王的親弟弟，魏王國又賴信陵君才得以保全，如此親近且必不可少的人才魏王都不能容忍，就更不用說別的人才了。
下面有必要回顧一下信陵君的故事：
信陵君是魏王的親弟弟，戰國著名的“四公子”之一。
戰國時期的達官顯貴有“養士”的時尚。各國將相用自己的俸祿和地產收入供養大批中級人才和有一技之長的雞鳴狗盜人士，作為自己和國家的儲備人才，在關鍵時刻為自己和國家出策出力。戰國時以養士聞名國際的人物是“四公子”，他們是魏王國的信陵君魏無忌，楚王國的春申君黃歇，齊王國的孟嘗君田文，趙王國的平原君趙勝，其中信陵君魏無忌又是四公子中最最傑出的人物。除了春申君黃歇外，其余三位全出身王族，不是國王的親弟弟就是國王的叔父伯父。
信陵君因為竊符救趙聞名國際且青史留名。
信陵君養士和其他三公子不同，他不象黃歇和趙勝那樣為趕時髦而養士；也不象田文一樣高高在上，而是真正把“士”當人才來尊重，和“士”平起平坐，同苦同樂，連衣服飲食也與“養士”沒有兩樣。信陵君相士只注重對方的才能而不在乎對方的地位出身，他最敬重的兩個人才來自底層社會，一位是守城門的侯嬴；另一位是屠夫朱亥。信陵君聽說侯嬴智略過人，就親自駕車去禮聘他，讓他在賓客中坐首席。當時在場的賓客沒有一個人認為這個筋力衰竭的老貨有什麽“異能”，只有信陵君始終於一地信任他，對他表現出最大的禮敬，象最謙恭的學生對待德高望重的老師一樣。
侯嬴到底沒有辜負信陵君的禮敬，他的謀略使魏公子青史留名，也使東方各國延長了二十多年的壽命。
長平之戰後三年，秦兵團再度出師趙王國，包圍了趙王國的首都邯鄲。趙王國的丁壯大多死於長平之戰，守城的兵力很薄弱，命運危在旦夕。
國難當頭，平原君趙勝帶領十九位傑出的“養士”去各國求援（著名的“毛遂自薦”故事就發生在這次外交旅程中）。魏、楚兩國基於“唇亡齒寒”的緣故，答應派出大軍和趙王國“合縱”抗秦。魏王任命大將晉鄙率領十萬大軍北上救趙。
楚兵團在進軍途中又患了“短視癥”，在接近前線時按兵不動，這個朽爛透了的王國在關鍵時刻依舊忘不了耍點“小聰明”。魏兵團看到楚兵團成了縮頭烏龜，也只好在遠離前線的地方紮下營寨，對趙王國的危亡作“壁上觀”。
信陵君得到魏兵團停止前進的消息後憂心如焚，他知道趙王國一旦毀滅，魏王國也會跟著玩完。更何況平原君的妻子是他的姐姐，於公於私都必須和趙王國共存亡。
信陵君手中沒有軍權，魏王國的國防軍全在晉鄙手中。可晉鄙不聽他的，他只信守魏王“按兵不動”的命令。
信陵君要想救趙就必須掌握晉鄙統領的國防軍，可只有魏王才能讓晉鄙把軍權交給他，便魏王不會這樣做。
最後侯嬴的謀略幫了他的忙。
侯嬴知道信陵君對魏王的愛妃如姬有大恩，就請信陵君央求如姬盜出了魏王的兵符，前往軍中奪晉鄙的軍權。晉鄙奉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訓，要求請示魏王後再作定奪，信陵君敬重的另一位人才屠夫朱亥從袖中掏出四十斤重的大鐵錘，把拒不交割兵權的晉鄙一錘打死。信陵君成為魏軍的統率。
信陵君率領八萬魏軍向疏於防範的秦兵團發動突然襲擊，把對方打了個措手不及。秦軍遭遇公孫鞅變法以來最慘重的一次軍事失敗。
趙王國得救了，東方各國也因此得救了。
信陵君自此名揚國際。
十年後，在邯鄲慘敗的陰影中恢覆過來的秦兵團再度征伐魏王國，包圍魏王國的首都大梁，魏王國處於生死存亡之中。
信陵君在國難當頭返回自己的祖國，魏王任命他為國防軍總司令。
東方各國聽說信陵君為將的消息，紛紛出動大軍匯聚在信陵君的麾下，聽從信陵君的節制號令。軍事上的“合縱”第一次取得實質性的成功。
信陵君統帥趙、魏、楚、燕“四國聯軍”和秦兵團展開決戰，秦兵團再度大敗，並且敗得很慘，一直敗退到函谷關後。這次輪到秦兵團成縮頭烏龜了。
信陵君統帥四國聯軍在函谷關外耀武揚威，秦王國的命運岌岌可危。
當時的情勢很明顯，只要有信陵君在，秦王國統一中國的美夢不但會落空，本國還極有可能被東方各國瓜分，就象兩個世紀前韓、趙、魏瓜分強大的智伯一樣。
秦王國要想並吞東方各國，首先必須除了信陵君這個“克星”。
秦王國再度乞靈於“反間計”，派出間諜去魏王國散布流言：
“魏王國只知有信陵君，不知有魏王，信陵君在各國的慫恿下已有不臣之心，不久就會取而代之……”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個“反間計”很拙劣，沒有人想到魏王會中計，可魏王居然中計了。只有敵視人才的魏王國才會落入這個漏洞百出的圈套。
魏王解除了信陵君的兵權，別忘了信陵君是他的親弟弟。
信陵君去職後，沒幾年就抑郁而終。秦兵團發現自己的克星沒了，就毫無忌憚地對魏王國發起總攻，沒費多大氣力就把這個國家消滅了。害怕信陵君影響超過自己的魏王對親弟弟百般防範，可對仇敵倒出奇地慷慨，把整個國家全交給了秦王國，自已則加入了俘虜的隊列，等待他的將是流放的命運。
中國歷史上相當多的統治者奉行“寧把國家交給友邦，也不交給家奴”的亡國哲學。可信陵君不是家奴，他是魏王的親弟弟；秦王國也不是友邦，而是魏王國的宿敵。這人仇視人才的國家智商實在低得有點過份。


第四卷：敢問路在何方

共54個章節，27萬余字。
一個民族的崛起首先必須謀求民眾思想的覺醒，尤其是要矯正民族思維的慣性誤區。一個思想沒有普遍覺醒思維存在大面積誤區的民族，就算碰上華盛頓那樣英明睿智靈魂高貴且勇於負責的領袖人物也是枉然。一個世紀以前光緒皇帝的悲劇就是一個最生動的例證。
中華民族的崛起和思想的覺醒不僅僅是少數幾個當權者的責任；也是每個炎黃子孫的責任。
文明進步的動力首先是要知道自己的“不足”，因為不足才有學習和自我更新的願望，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民族是不可能有上進動力的。這就如一個人求知一樣，因為意識到自己的“無知”才想到要學知識。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才高八鬥學富五車，就不會繼續博覽群書博采眾長。一個志得意滿的人往往也是最沒有上進心的人。
人類的最高智慧是“反躬自省”！是感恩、認錯、道歉、懺悔！
一個成熟的民族把鏡子對準別人的同時也一樣要對準自己。只看到別人的錯誤而無視自身缺點的民族是不可能前進的。
我們要勇於直面自身劣勢，同時努力學習他人優勢，這是中華民族振興的關鍵所在！



1.中國人最缺少的品格——自律自省

如果沒有鴉片戰爭，中國現在會是什麽樣子？如果沒有美國的“門戶開放”，中國在十九世紀末能避免被瓜分的命運嗎？如果沒有美國的“文化侵略”，中國的文明程度是不是會有更高的超越？如果沒有美國的援助，中國能夠打贏日本嗎？香港如果沒有英國，會成為今天的香港嗎？

從我記事開始到現在，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們一直都在罵外國人，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早些年罵英國、美國，罵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罵美國在中國搞文化侵略；近十年則主要罵日本，一提起南京大屠殺和“七三一”細菌部隊，中國人無不咬牙切齒，恨不得把小日本從地球上永遠地抹掉。
　　在討論正題之前，我想提幾個問題：
　　一、如果沒有鴉片戰爭，中國現在會是什麽樣子？
　　二、如果沒有美國的“門戶開放”，中國在十九世紀末能避免被瓜分的命運嗎？
　　三、如果沒有美國的“文化侵略”，用“庚子賠款”率先在中國建立第一批新式學堂，中國的文明程度是不是會有更高的超越？
　　四、如果沒有美國的援助，沒有美國直接介入對日戰爭，中國能夠打贏日本嗎？
　　五、香港如果沒有英國，會成為今天的香港嗎？
　　我的回答如下：
　　一、如果沒有鴉片戰爭，中國人也許至今仍在封建專制的黑洞中三跪九叩，在眾中睽睽之下用板子打屁股……如果沒有西洋文明的強制性介入，單靠中國人自身的進化是很難走出封建專制的，歷次農民起義沒有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就是一個最生動的說明。大英帝國用武力打開中國封閉的大門是強盜式的赤裸裸的侵略，但客觀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二、十九世紀末期，因為中日戰爭的失敗，中國的衰弱極大地刺激了列強瓜分中國的胃口。英、法、德、俄、日等新老帝國主義強國象在奧運會爭奪金牌一樣紛紛在中國搶奪租借地、租界和勢力範圍，中華民族瀕臨亡國滅種的邊緣。這時新興的經濟大國--美利堅合眾國不願被排斥在瓜分的行列之外，極為明智而又適時地提出“門戶開放”政策，申明要保持中國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各國在中國有均等的通商機會。因為這個提案有利於緩解列強在中國強搶豪奪的緊張態勢，得到了列強的尊重和認同。中國也因此避免了被瓜分的命運。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是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不是懷著“救世主”般的善心，但客觀上卻保護了中華民族不受淩遲宰割的酷刑，使中華民族保存了崛起的本錢。如果不是美國的介入，以日、法、德、俄的德性，中國肯定會被瓜分，那樣中華民族就永遠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了。
　　也許有人會說，即使沒有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中國人也會奮起反抗侵略的，中國不可能被瓜分。我們只要回頭看一下，就知道持此種觀點的人缺少底氣，因為漢人已經在滿人的殖民統治下作了快三個世紀的亡國奴了。
　　三、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對外戰爭每戰必敗，也因此賠了很多錢。“馬關條約”的二億三千萬兩賠款（其中三千萬兩贖遼費）對中國的傷害是無與倫比的，其負面影響直到今天我們仍能感受到。中國最大的一筆戰敗賠款是二十世紀初的“庚子賠款”，總數四億五千萬兩，是一個地道的天文數字。但這筆巨額賠款的戲劇性結果卻是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文明和進步。“八國聯軍”之一的美國在戰後對中國人發瘋的排外情緒記憶猶新，怎麽也理解不了中國人的排外情結，更不理解中國人的極端政治傾向（義和團把能抓到的外國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砍殺）。在經過一番痛定思痛的反思（很多無辜的美國人在“義和團”運動中喪生）之後，美國政府認為中國之所以會發生那種“損人不利己”的荒唐仇外事件，根本的原因是中國人缺少最基本的知識，尤其是缺少國際知識。美國在中國遇到的最大敵人不是清政府的武裝力量，而是中國人的愚昧無知！因為有太多太多的無知，也就有太多太多的不理解，對於不理解的東西就會盲目排拒和仇視……因此美國的中國政策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就要消除這個最主要的敵人--中國人的無知，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中國發展義務教育。基於這樣的政治見識，合眾國政府在拿到分攤到他名下的第一筆賠款時，不是把這筆錢用於美國的經濟建設，而是深謀遠慮（中國人最缺乏這樣的遠見）地把這筆錢返還中國辦教育，建新式學堂。其它國家不願美國獨占彩頭，也紛紛仿效美國把自己份內的賠款返還中國辦學校。中國的新式學堂就這樣誕生了。
　　這就是文革期間中國指責美國搞“文化侵略”的前因後果。
　　如果我們不抱任何偏見，用冷靜理性的思維來看待這件事，我們就會感謝這段“文化侵略”。沒有這段“文化侵略”，中國的現代教育無疑要大大滯後，現代化進程也會大大滯後。如果這筆錢沒有“賠出去又返回來”，而是掌握在清政府手中，滿洲權貴絕不會把這筆錢拿去辦教育，而是用來吃喝玩樂和加強自己的反動統治，那樣“辛亥革命”也會大大滯後。因此這段“文化侵略”不但提高了中國人的整體素質，還加速了中國民主自由的進程。既然我們今天歡迎外國人來中國投資辦廠賺錢，為何又對美國投資在中國辦學等“出錢不掙錢”的善政耿耿於懷呢？
　　四、日本侵華期間，美國對中國的援助是巨大的。在戰爭早期，美國並沒有卷入戰爭，沒有和日本人翻臉，但仍援助了中國大量的戰爭物資。沒有美國的援助，中國在戰爭前期很難支持下去。因為日美尚未正式兵戈相向，這時美國對中國的援助不能簡單地稱之為“別有用心”。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直接對日開戰，大大地加快了日本滅亡和中國勝利的進程。如果沒有美國前期的援助和後期的參戰，中國能否取勝還是一個未知數，即使取勝時間也會大大滯後。
　　五、這個問題不用我在此贅述，占絕大多數的普通中國人心中已經有了答案。

　　既然情況如上所述，我們不分清紅皂白地否定外國人，把中國的落後完全歸咎於外國的侵略是不是太簡單化了呢？我們是不是應該把眼光收回來，問一問自己是不是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呢？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應該強大而沒有強大，如果說外國的侵略是始作甬者，我們自己也一樣難辭其咎！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說說日本人：
　　日本人對中國的傷害是罄竹難書的！誰也不能在這個問題上袒護日本人！否則我第一個和他沒完！這個長著野蠻筋骨器小易盈的化外蠻夷，在半個世紀內一再地給天朝大國制造奇恥大辱。一八九五年他們闖進了旅順，殺害了這個城市所有的中國人（只留下三十六人掩埋屍體），連老人、婦女、兒童也無一幸免。一九三七年冬，他們又闖進了中國的首都南京，殺害了三十七萬手無寸鐵的中國平民……
　　日本人的罪行中國人不能忘記！
　　問題是中國為何會被日本傷害？小日本有什麽能力能夠一再地傷害天朝大國？
　　下面我們來作一些數據上的對比：
　　面積：中國960萬平方公里；日本37.8萬平方公里。
　　人口：中國13億； 日本1億2千萬。
　　歷史：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日本歷史充其量也只有兩千年，野史甚至說日本歷史自秦王朝時的方士徐福帶領五千童男童女登上日本海島時開始。
　　自然資源：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發展經濟所必須的自然資源基本能夠自給；礦產資源種類多、分布廣，儲量大。煤、石油、鐵、銅、鋁、鎢等主要礦產儲量均居世界前列。日本的自然資源貧乏，除煤、鋅有少量儲藏外，絕大部分依賴進口。主要資源對外依存度為：石油99.7％、煤96％、天然氣96.5％。鐵、鉛、鎳等金屬礦石也幾乎全部依賴國外。
　　對外開放時間：中國是一八四二年；日本是一八六九年。
　　近代化起步時的經濟發展水準：中國是當時已知世界上的一等強國，國土面積一千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人口有四個億；日本則是百分之百的蠻夷土幫，落後的程度讓人震驚，國民連“姓”都沒有。明治政府認為這太沒面子了，就強令日本人必須給自己定一個“姓”。日本人不知道姓的實際意義，就把自己的居住地定為自己的“姓”，於是住在山坳的就姓“山口”；四周被稻田圍繞的就姓“田中”；屋旁有一顆松樹的就姓“松下”……
　　地理位置：日本四面環海，在海洋軍事時代無險可守，極易受到海軍強國的攻擊；中國既有漫長的海岸線提供便易的對外交通，又有高山險隘等內地天然屏障阻擊外來勢力的入侵，海軍強國即使打進中國本土也很難深入。
　　…………
　　從上面這些數據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傷害日本是情理之中，就象侏儒被巨人欺負理所當然一樣；日本傷害中國則不可思議，就象大學生在作文競賽中敗給小學生不可思議一樣。
　　出現後面的反常情況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巨人懶惰吸毒，被腐敗病菌掏空了身子，從天下無敵變得弱不禁風，結果被昔日連挨打都不夠資格的侏儒擊敗；二是巨人身體內部分裂成互相否定的兩個部分，自己把自己打敗了，侏儒再來坐收漁人之利。
　　當上述的反常現象成為定局時，我們固然要仇恨日本人的強盜行徑，公然明火執仗地入室搶劫，犯下了反人類罪行；同時我們是不是也該痛恨自己，不該衰弱而衰弱了呢？
　　一個應該強大的民族自取其辱地衰落了，簡直是一樁不能饒恕的罪惡！
當我們起來清算日本人對中國人犯下的滔天大罪時，是不是應該同時反省一下，從痛苦中汲取教訓，使類似的悲劇不再重演呢？其實當日本人在旅順實施種族滅絕式屠殺時我們就應該警醒了，如果那時警醒了就不會有四十二年後的南京大屠殺。讓我們把悲劇永遠定格在南京大屠殺吧，千萬不能再讓小日本在中國的國土上再來一次什麽大屠殺了。
　　要做到悲劇不再重現，除了清算日本人的罪行，喚醒日本人的良知和“君子風度”外，我們自已應該變得比日本人更優秀，這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我們一方面要記住日本人的罪孽；一方面要研究日本人的優勢，並進而學習這些優勢。一個肯從敵人身上學習優勢的民族是不可戰勝的！
　　日本人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有下述幾個地方值得我們學習：
　　一是日本人的團體精神。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這篇文章中說到一個日本人是一頭豬，三個日本人加在一起是一條龍；一個中國人是一條龍，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是一頭豬，一頭蟲，甚至連蟲都不如。團體精神是一個民族的脊梁，沒有這種精神，人數再多的民族也是一盤散沙，很容易被分化瓦解和各個擊破。柏楊的說法盡管有點偏激，但日本人的團體精神卻是有目共睹的，極少因狹隘的個人利益而傷害民族大利益，並且為了民族的整體利益隨時可以犧牲個人利益。
　　日本投降後，盟軍分區占領日本本土，部分占領軍為了報覆日本軍人在海外的強奸暴行，對日本女人也毫不客氣。一時間日本女人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日本臨時政府為了使日本女人盡可能少受傷害，計劃從民間招募一批志願者慰勞外國占領軍，使占絕大多數的日本女人從強暴的噩夢中解脫出來。對於一個有著濃厚貞操觀念的日本女性來說，執行這項計劃是相當困難的，因為應招就等於毀掉自己的一生，在當時的日本失去貞操的女人是不能嫁人的。但為了民族的整體利益，不少日本女人主動應征，在不長的時間內就有兩萬多個青春女性報了名。她們貢獻了自己的青春和未來，用自己的身體和尊嚴保護日本民族少受傷害……
　　“日本慰安婦”因為和“性”聯系較多的緣故，一直是人們最感興趣的話題。文人從自己的價值觀出發，把想象中的日本慰安婦寫得一團糟。實際上的情形不是這樣，來自日本的慰安婦大多是自願應招的，她們從不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在戰爭後期還不顧生死和日本軍人一道並肩戰鬥。戰爭結束後，活下來的慰安婦極少從事色情行業，說明她們當初應募慰安婦並非是天性“淫蕩”使然。
　　二是日本人的勤奮和自律。在影視劇中我們經常看到日本人連坐著也保持筆挺筆挺的姿勢，那是一種最不舒服的坐姿，日本人之所以選擇這種和肉體過不去的坐姿就是要時刻保持精神的警醒，防止因過份舒服而懶散消沈，因此日本是世界上最為勤奮自律的民族。日本人的飲食相當簡單，赴日本留學的中國人最難過的一關就是吃不慣日本的飯菜，那是中國的貧民都不願吃的飯菜（經常是米飯佐鹹蘿卜），但日本人吃起來津津有味。相比之下，中國人的懶散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不是生活所迫，中國人極少用選擇和肉體過不去的方式來保持精神的警醒，躺椅在中國的銷量也一直呈上升趨勢。至於對“吃”的講究，恐怕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無法與之比肩。
　　三是日本人的永不言敗。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成了最屈辱的戰敗國。但日本人並沒有一蹶不振，他們從廢墟和瓦礫中站了起來，重新建設被毀掉的家園。日本剛投降的時候，中國記者出於好奇，想去日本軍營看看日本人在作什麽。他們想象日本軍營一定亂成一團，除了哭天搶地外就是頹廢酗酒，這是失去希望看不到未來的群體最為普遍的特征。但實際上的情景大大出乎他們的意料，他們看到了一幅書聲朗朗的景象：日本人正在教小孩念書……
　　我們一再地指責日本的“靖國神社”，指責日本人為軍國主義“招魂”。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不是換位思考一下：那些在對外戰爭中死亡的日本軍人是我們的罪人，但不一定是日本民族的罪人，說不準還是日本的民族英雄，就象岳飛是女真人的罪人但卻是漢人的民族英雄一樣。因此日本人紀念他們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在指斥日本人的同時，是不是也該學學他們：我們在對日戰爭中也犧牲了不少人，除了眾所周知的左權外，在抗戰早期死了四十多個軍長，連集團軍司令員張自忠將軍也浴血疆場……我們是不是也該為這些“出師未捷身先死”的英靈建一個“靖國神社”，讓活著的中國人永遠記住他們！
　　如果中國有自己的“靖國神社”，每個中國人都自發去憑吊為國喪身的英靈，中華民族的內聚力無疑會大大加強，日本人也不敢小瞧中國！
　　前幾年，中日少年聯合組織“夏令營活動”。在中國的國土上，每逢遇到困難，總是日本少年身先士卒上前排憂解難，中國少年則站在旁邊觀看……夏令營結束時，中國的“小皇帝”們被一輛輛小嬌車接走了，日本少年則徒步走向交通站，沒有一個日本成人來接他們……日本人比中國窮嗎？
　　最後的一個境頭讓人心情異常地沈重：一個日本少年對中國少年說：如果我們在戰場上相見，你們根本不是我們的對手！
　　我並不氣惱日本少年的狂妄，他畢竟是個孩子；我深深憂慮的是：如果我們不自此痛心革面地改造自己，日本少年的話就不僅僅是“狂妄”了。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是已知世界上最最聰明的民族，一個聰明的民族不應該只看到自己的優勢，而看不到自己的劣勢；不應該只把過錯推給他人，而把自己的過錯巧妙的隱藏。我們的最大敵人不是這個或那個外國，而是我們自己！如果我們把自己當成最大的敵人並與之不懈地搏鬥，我們就能戰勝自己；如果我們連自己都能夠戰勝，在這個星球上我們就會無往而不勝，因為戰勝自己一次比戰勝敵人一百次還要困難。
　　如果我們自詡是一個聰明的人，我們就不能只聽動聽的好話，因為絕大多數的“好話”都是別有用心的。如果我不停地對上司說好話，一定是想從他手里騙取“官”和“權”；如果我不停地奉承一個漂亮女人，一定是想占點她色相的便宜……如果我想擊敗自己的竟爭對手，最有效的辦法不是打擊他，而是不停地說他愛聽的話，讓他在自我膨脹中自己打敗自己，我則“不戰而屈人之兵”。當年呂蒙打敗關羽就是用的這個把戲。


二００三年八月三日


2.中國人的冷戰思維

中國人的“冷戰思維”突出體現在對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態度上。 “冷戰思維”是民族心理不成熟的表現。“冷戰思維”的基礎是“非此即彼”，就象文革時期“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一樣。形成冷戰思維的根本原因是國民不愛思考的毛病，一旦形成思維定式就很難改變；國民好拉幫結派的劣根性也為“冷戰思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冷戰”是上世紀後半期的國際關系總格局。自1991年蘇聯解體後，“冷戰”已成為一個過去了十多年的歷史名詞，可我們的國民思維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冷戰的狀態。
“冷戰思維”是指首先圈定一個最主要的“敵人”，然後根據各國與這個“敵人”的親疏遠近來確立自己的外交政策。與敵人走得很近的國家是我們的敵人；與敵人離得很遠的國家則是我們的朋友。至於這些國家自身的文明水準、對中國的態度和與中國的利害關系則是第二位的。一個國家如果和敵人走得很近，那麽無論這個國家多麽文明發達，對中國多麽友好，與之交往多麽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我們仍然會不自主地把它劃到敵人那一邊；反之亦然。
中國人的“冷戰思維”突出體現在對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態度上。
以色列是中東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也是中東地區對中國最友好的國家，可我們的媒體把以色列“妖魔化”到無以覆加的地步；同時把所有的美好詞匯堆砌到阿拉伯“朋友”身上。占絕大多數的普通中國人是不愛思考的，盡管認為媒體有“假、空、套”的毛病，可思維仍不自覺圍著媒體轉圈，因此也很自然地跟著媒體把以色列“妖魔化”。在相當一部分國人心中：以色列是冷酷無情的侵略者，是霸權主義在中東的代理人，是魔鬼的化身，集邪惡野蠻之大成。與之敵對的阿拉伯國家則是敢於反抗強權的勇士，是頂天立地的大英雄，是正義的使者，集文明進步於一身……
中國人對巴以沖突的認識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以色列倚仗軍事優勢恃強淩弱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建立了自己的猶太人國家，巴勒斯坦人受盡了壓迫，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家園，被逼無奈采用恐怖手段報覆以色列。
我怎麽也想不通中國何以要妖魔化以色列，同時又無原則地美化阿拉伯“朋友”？
下面我們就以色列和阿拉伯“朋友”作幾樣有意思的比較。
（一） 、以色列立國不是建立在對阿拉伯的侵略上。
“猶太覆國主義”的直接後果是在猶太民族的發祥地建立了一個猶太國以色列。中國人對“猶太覆國主義”一直視同洪水猛獸，認為猶太人利用戰爭手段在別國的領土上建立自己的國家是不合國際法的，猶太人無疑是侵略者。其實這是國人認識上的一個誤區：首先以色列國不是用戰爭手段建立起來的；其次以色列國的建立不是建立在對主權國家的侵略上。
巴勒斯坦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屬地，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瓦解後，巴勒斯坦這塊土地被“國聯”（一戰後類似聯合國的國際合作組織）劃為英國的“委任統治區”，也就是說巴勒斯坦那時並不屬於任何一個主權國家，而是國際上主權未定的土地。當時在這塊土地上定居的主要民族是阿拉伯人，其次是猶太人。猶太人自1842年後大量移民到故土巴勒斯坦。
1942年2月，英國把巴勒斯坦問題提交聯合國處理。“聯大”根據英國的要求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巴勒斯坦問題。1947年9月16日，聯合國第二屆大會成立了專門委員會進一步研究巴勒斯坦問題，美蘇代表主張在委任統治結束後立即進行分治，他們的主張獲得通過。
1947年11月29日，“聯大”通過了巴勒斯坦分治決議。規定英國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於1948年8月結束，其後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國和猶太國；阿拉伯面積11000多平方公里，包括北部的加利利、約旦河以西地區和加沙地區；猶太國面積14000多平方公里；使耶路撒冷市成為一個在國際政權下的獨立主體，由聯合國管理。（當時猶太人口接近巴勒斯坦總人口的1/3，擁有當地60%的土地，但劃給猶太人的土地沙漠居多。）
1948年5月14日，英國結束了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同日，猶太覆國主義者宣布成立以色列國。以色列國不是通過戰爭手段建立起來的；也不是在侵占別國領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是根據聯合國決議建立起來的。也就是說以色列國的建立合情合理，沒有違犯國際法的行為。
也許有人會說“聯大”關於巴勒斯坦的決議不公正，劃分給猶太人的土地比阿拉伯人多一些，是美國霸權主義幕後操縱的產物。這也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聯合國講求“大國一致”原則，五大常任理事國有一個國家反對決議就不能通過。聯合國成立之初社會主義陣營只有蘇聯一個常任理事國；資本主義陣營則占了四個；但因“大國一致”原則，資本主義陣營在重大決議上根本無法發揮數量上的優勢，“四個”和“一個”在“否決權”上是相等的，美國從來就沒有真正操縱過聯合國。在關於巴勒斯坦分治決議上，蘇聯是投了讚成票的。
（二）、在阿以暴力沖突上，以色列並非總站在非正義的一邊。
在以色列成立的第二天，埃及、外約旦、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等五個阿拉伯國家就出動大軍對新生的以色列國發動突然襲擊，占領了以色列的大片國土。那時以色列的軍事力量無論人數還是裝備都處於絕對的劣勢，裝備還不到對方的十分之一。
是阿拉伯國家率先破壞了聯合國決議，開啟了阿以沖突的暴力循環，阿拉伯國家是侵略者，以色列則是被侵略的一方。
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一旦啟動，戰爭就會突破雙方的國界。對於被侵略的一方來說，首先要把侵略者驅逐出境，然後越過國境進入敵國徹底打敗入侵者，直到完全消除來自敵方的威脅為止。消除威脅的方式有長期占領敵國領土和簽訂一項雙方認真遵守的和平條約。巴勒斯坦武裝力量要麽拒絕簽訂和平條約要麽對條約不認真履行，甚至拒絕承認以色列國的存在，一再揚言要把猶太人趕入大海；為了消除來自敵方的威脅以色列只有占領敵方全部或部分領土，直到敵方簽訂和平條約並認真遵守為止。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德、意、日等軸心國率先發起的；戰爭後期同盟國占領德、意、日領土，直到戰敗國簽訂一項需認真履行的長期和平條約才從被占領土上撤軍，並且仍在敵方領土上建立一定數量的軍事據點。這種行為在國際上被認為是正當時，不被認為是侵略行為；以色列占領部分阿拉伯國家領土與盟軍占領軸心國領土有極為相似的背景，為什麽反而成了邪惡的侵略者呢？
在巴以沖突中,巴勒斯坦把平民作為主要的襲擊目標；以色列則把恐怖組織作為主要的打擊對象。對比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對平民百姓的生命非常漠視。一起又一起爆炸事件，赫然發生在餐廳、商場、汽車站等稠人廣眾之地。雖然以色列每次都會以暴易暴地發起報覆行動，但以色列往往是把導彈、炮彈對準哈馬斯辦公場所或軍事據點，或者對那些激進組織領導人進行“定點清除”，並且事先會警告巴勒斯坦平民疏散。雖然也會造成平民傷亡，但沒有專門去襲擊平民。
我們有必要作出下列對比：
以色列有很多巴勒斯坦人，當巴勒斯坦發動針對以色列平民的恐怖襲擊時，以色列並沒有把國內的巴勒斯坦人作為報覆對象。如果巴勒斯坦、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等阿拉伯國家有猶太人定居，他們的生命會象以色列國內的巴勒斯坦人那樣有保障嗎？沒有！
假設在阿以戰爭中巴勒斯坦站在勝利的一邊，侵占了以色列的全部領土，他們會象以色列一樣於沒有外來強制力量的情況下在被占領土上劃出“加沙”那樣大的一塊土地供猶太人“自治”嗎？不可能！
在巴以邊防哨所附近，每天都有很多阿拉伯青年向過往的以色列軍車投擲石塊，可以色列軍人並沒有向投擲石塊的阿拉伯青年開槍報覆。如果把位置調換一下，投石塊的是以色列青年，巴勒斯坦又擁有絕對的軍事優勢，投石塊的以色列青年會避免報覆性槍擊嗎？不會！
…………
（三）、以色列是中東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
以色列是中東唯一的現代化強國，也是中東唯一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以色列國從建立之初就確立了內閣制、一院制的自由民主政體，與周圍的阿拉伯專制世界形成鮮明對比，是“專制沙漠中的民主綠洲”。這是以色列沒有被阿以戰爭和沒完沒了的“巴以沖突”拖垮並且越戰越強的最深層原因。經濟文化方面，以色列人在一半是沙漠、沒有半點石油的彈丸之地上建立了繁榮富庶的現代化強國。他們在背著沈重戰爭包袱的不利情勢下，依靠智慧、勤勞和不可思議的愛國熱情，創立了人均GDP達到17,000美元的經濟奇跡。他們在擁有人均最多的軍費時，同時擁有人均最多的藏書和人均最多的教授。他們是全球唯一研發人員過剩的國家。他們有600多萬人口，竟然擁有1000多座圖書館。
以色列人熱愛知識，對學者極為尊敬。少女心目中最理想的丈夫不是達官貴人，也不是富翁闊少，而是學者。“找個學者做丈夫”是猶太智慧里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反觀阿拉伯世界則是另一番景象：從敘利亞、約旦到沙特、伊朗、伊拉克，不是過時的君主制就是窒息社會生機的專制政體，官僚主義、貧富懸殊、經濟落後、社會動蕩是這些國家的主流社會景觀。除了落後的政治經濟體制外；文化的落後更令人嘆為觀止，中東阿拉伯世界居然還在實行“一夫多妻制”，部分國家仍在采用中世紀砍頭斷肢之類的野蠻刑罰……
（四） 、以色列是中東地區對中國最友好的國家。
當我們在亞洲的東邊對以色列口誅筆伐時，以色列並沒有“怨怨相報”敵視中國人。在整個中東地區，以色列對中國的態度是最友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僅三個月，以色列就公開表示承認，是中東地區最早的一個。盡管中以兩國直至1990年才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可以色列自1979年就開始向中國出口一些尖端軍事設備和技術，且不惜冒開罪後台老板美國的危險。中國不少從西方國家得不到的軍事技術，都是通過以色列這個渠道得到的，以致“五角大樓”不止一次被激怒，一再敦促以色列就“對中國軍售問題”作出交待。
普通以色列人對中國公民的態度也相當友善。猶太人是一個富於感恩的民族，以色列的歷史書和族譜中記載了歷史上的猶太人曾受到中國人的包容和善待。中國人在宋朝時就接納過流散而來的猶太人，他們在中國沒有受到在歐洲那樣的宗教迫害。二戰時為躲避法西斯的大屠殺，大量猶太人流落到上海，中國老百姓不但沒有落井下石，還給予了他們雪中送炭式的幫助。
我們的阿拉伯“朋友”對中國的態度就不敢恭維了。在以色列務工的巴勒斯坦人相當仇視中國人，專門找中國勞工的岔子，因為他們認為中國人搶了巴勒斯坦人的飯碗。中國人在巴勒斯坦經常會受到這樣的質問：你們中國人為什麽不讓“東土爾其斯坦”（新疆）獨立?至於那位被中國主流媒體譽為反抗霸權主義的大英雄薩達姆其人，似乎一點也不為中國人的謳歌所感動，相反還恩將仇報，把中國列為三個最主要的敵人之一。
不僅如此，海外的中國人和猶太人有著極為相似的命運，南洋華人的命運幾乎就是近代歐洲猶太人命運的翻版。1998年印尼屠殺、強暴華人的慘劇就是穆斯林的作品。
（五） 、猶太人是人類智慧的寶庫，對人類文明的貢獻無與倫比。
猶太民族為人類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人類文明的三大傑作基督教、共產主義和原子彈就是猶太人的作品。兩個世紀以來，猶太人為人類科學、文學、藝術等方面貢獻了愛因斯坦、奧本海默、馬克思、弗洛伊德、海涅、門德爾松、畢加索……等響當當的一代天驕，正是這些猶太巨匠改變了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猶太民族僅占全球人口的五百分之一，但卻占有諾貝爾獎的三分之一；全球大企業家有半數擁有猶太血統。對於從事商業的猶太人來說，他們不僅僅只是會賺錢做生意，而且還諳熟經濟理論，懂得賺錢做生意的秘密，提得出發展商業、貿易和金融業的創造性思想。相比之下，中東的阿拉伯人除了主張和以色列和解的埃及前總統薩達特獲得過諾貝爾和平獎外，好象沒聽說過還有誰榜上有名。
…………
綜上所述，中國人有充分的理由親近以色列疏遠阿拉伯“朋友”，在巴以沖突中站在以色列這一邊。可實際情況剛好相反，我們有多麽仇視以色列；就有多麽熱愛阿拉伯“朋友”。為什麽會發生如此不可思議的現象，就是因為中國人的“冷戰思維”在作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首腦美國被視為新生中國最主要的敵人。以色列因為和美國走得很近的緣故，被順理成章地定位為帝國主義陣營安插在亞洲的“刺刀”，是“美帝國主義最忠實的走狗”，因而理所當然成為中國在亞洲最兇惡的敵人。就算以色列根本沒有和我們為敵的任何意圖；也絲毫不影響我們對這個國家橫眉冷對。阿拉伯世界因為是以色列的敵人，根據“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這個毛老人家的邏輯，於是便順理成章成為我們的“亞非拉”兄弟。我們之所以“反以”，根本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反美”，“反以”實際上是“反美”的延伸。所以我們的媒體、教材都是站在阿拉伯這一邊，盡管阿位伯“朋友”一點也不領情，我們還是一廂情願地為其搖旗吶喊。“冷戰”時代過去後，美國不再是中國最兇惡的敵人，兩國之間的“合作”已代替“敵對”成為主流。與新的國際關系相適應，90年代中國與以色列也建立起大使級外交關系。“冷戰”雖然已成為歷史名詞，但我們的思維仍沒有從“冷戰”中走出來，幾十年反以宣傳的“慣性”猶存，在評價“阿以沖突”時仍不自覺地站在阿拉伯“朋友”這一邊，好象罵以色列罵得越起勁就越是“愛國”的表現，盡管這樣做的實際後果也許是“害國”。因為我們在傷害對中國有益的“真正朋友”的同時並沒有感化那個對我們不屑一顧甚至滿懷敵意的所謂“朋友”。
“冷戰思維”其實是民族心理不成熟的表現。“冷戰思維”的基礎是“非此即彼”，就象文革時期“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一樣。這種思維在冷戰時期是否合理就有待商榷，因為人性是多樣的，社會是多元化的，世界也是多極的，用“非此即彼”來界定劃分太過簡單化。一個德高望重的君子僅僅因為站錯隊我們就敵視他；一個靈魂卑劣的小人因為機會主義的緣故暫時站在自己這一邊我們就擁護他，這種思維方式顯然不利於人類文明的進步；也不利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冷戰思維”的不科學之處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我們劃定的“主要敵人”是否真個是我們的敵人？和他們為敵是否真個有益於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靠近他們是否真個比疏遠更危險？與他們做朋友的害處是否真個大於做敵人的害處？冷戰期間我們遠離美國的果實是中國和文明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拉大了；同時又被部分文明程度遠不如我們的國家趕上並超過，最苦澀的果實則是被實力不如我們的小日本在文革的十年超出五倍以上。
二是就算某個國家真個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們是否有必要全盤否定它？疏遠怒罵是否比了解學習更有利於戰勝這個主要敵人？但我知道人類戰勝嚴酷自然的主要方式是了解和學習；對自然的淫威是因勢利導而不是封閉堵塞。
三是我們劃定主要敵人後，與敵人親近的國家是否也是我們的敵人；與之敵對的國家是否一定是我們的朋友？假設這個世界只有A、B 、C 三個國家，A和B是敵對關系，A產石油但不產鐵礦石；B產鐵礦石但不產石油。A想得到鐵礦石B想得到石油。A和B勢均力敵，都想征服對方一勞永逸地解決資源短缺問題。C既不產石油也不產鐵礦石，綜合國力又遠小於A和B，只能通過和兩國建交合作的方式來獲取發展經濟所必需的資源。這時如果B因為C和A建交的緣故而把C也劃到敵人那一邊，就等於是損己肥敵，在和A的競爭中轉為劣勢。老鼠是人類最討厭的“敵人”；毒蛇是吃老鼠的，我們能依此類推把毒蛇視為自己的“朋友”或戰略夥伴嗎？
如是說“冷戰思維”在國際關系處於冷戰格局的大趨勢下還有一定程度合理性的話；在冷戰已成為過去了十五年的歷史名詞時我們仍習慣於“冷戰思維”就沒有多少合理性可言了。我們的民族之所以會出現這樣大的思維誤區，根本的原因就是國民不愛思考的毛病，一旦形成思維定式就很難改變，會在相當長時間里延續這種思維的慣性。一個眾所周知的現象就是我們依舊把美國視為中國最主要的敵人， 盡管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事實上要好。在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之前，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中只有美國給予了中國“最惠國待遇”，盡管有令中國人不快的附加條件，但總比拒絕給予要好。以法、德為首的歐洲共同體則根本拒絕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可中國人對法、德的態度似乎比美國要好得多，媒體對兩國的評論也要公正得多。
我想起了童年時期的一則怪現象：我來自一個貧困的農村，鄉民在勞累一天後總喜歡聚在一起嘮家常，不是抱怨張家長就是嘲弄李家短。令人不解的是：鄉民抱怨得最多的對象往往是自己的親戚？按常理親戚對他的幫助應該比非親非故的鄉民多些，可他們就喜歡抱怨親戚，原因也許是親戚對他們的幫助還沒有達到自己所期望的那種程度。中國人對美國的惡感是否也和上面的例子有相似之處呢？
除了不愛思考外，國民好拉幫結派的劣根性也為“冷戰思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國人在處理人際關系時喜歡把成員分成相互爭鬥的兩派，在處理國際關系時也會不自覺地受“派系觀念”的影響。盡管世界分為兩大敵對陣營的冷戰時代早已結束，可我們的思維仍會不自主把國際成員劃分為不可調和的兩派，根本意識不到“人類的共同利益”正在日益淡化國與國之間因為“爭奪生存空間”的緣故而形成的傳統敵對關系。
今年的“911”我去本市重點中學拜訪兒子的班主任，一進校門就聽到擴音器里傳來一位高中生聲情並茂地播報一篇關於“911事件”的作文，主題是“911事件”是美帝國主義的陰謀？我聽後大惑不解：一個國家的政府陰謀去襲擊自己的國家，世界上會有如此可愛的“陰謀”嗎？如此不可思議的論點一定會有一樣不可思議的論據，於是我繼續耐著性子聽下去，最後終於聽清了論據的內容，大意是布什政府事先就知曉恐怖分子發動911襲擊的預謀，但為了制造對外侵略的借口，故意隱瞞了911警報，也沒采取任何防衛措施……
明眼人一聽就知道這樣的論據不合邏輯。美國是一個相當重視生命價值的國家，政府不會傻到拿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生命去冒“管國際閒事”的風險。近二十年美國每發動一場對外戰爭都會事先預算人員的傷亡，死亡達到200人就難以忍受；達到一千人就有可能取消戰爭。海灣戰爭美軍損失了一百多人；伊拉克戰爭則只損失幾十人。911事件美國人死亡近三千人，相當於打一百場伊拉克戰爭，比美國軍事史上的最大災難“珍珠港事件”死亡的人數還要多，這個代價對於美國來說太過沈重了，政府沒理由制造如此沈重的代價。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就是美國自1812年美英戰爭以來，本土沒遭受任何外來襲擊。如果在布什政府的任期內本土遭受外來襲擊且付出慘重的代價，將是布什政府最大的失職，也就是說布什政府不但從911事件中得不到一絲一毫的好處，相反會留下難以抹去的污點，他們怎會制造害國又害己的“陰謀”呢？
就算有個別政府官員事先知道911襲擊的預謀，沒有說服政府采取相應的防範措施，那也只能算是政府的“失職”；而不是“陰謀”。
一個重點中學的高中生擁有如此堅定的“冷戰思維”，我們國民教育里的“冷戰意識”可想而知。
中國人也曾把“珍珠港事件”推理成是羅斯福政府的“陰謀”，目的是迫使有著濃厚“中立情緒”的美國人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人怎麽也理解不了我們何以會產生那樣的思維？他們把“珍珠港事件”視為美國軍事史上的最大恥辱，每年都要舉行紀念活動來警示國民“勿忘珍珠港”，告誡美國人不要再犯類似的失誤。

中國人應該從“冷戰思維”中走出來，用理性的目光去看待今天的世界！


二00六年九月十五日


3.中國人的仇外情結

近代史時期的屈辱外交，民族優越感的喪失，國際知識貧乏，媒體教育誤導，自卑意識的反彈，以偏概全的思維誤區是仇外情節產生的原動力；後果是阻礙國家現代化進程，把國家推向非理性戰爭陷阱，冤殺有民族責任心的社會精英。


（一）
中國人的仇外心理是由來已久的。遠至一百年前死人千萬的義和團運動，近至兩個月前的趙燕事件；中國人對外國(尤其是西洋文明國家)的仇恨持續了整整一個世紀。在人類活動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正在努力融入世界文明大潮的中國理應有更多的國際思維和較少的狹隘民族意識；可事實並非如此。一個月前的趙燕事件雖然沒有一百年前的義和團事件那樣釀成廣大而深遠的社會災難；但事件的性質並無太大的區別。

這里有必要對義和團事件作一簡要回顧：
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年，中國農民的處境異常悲慘，盡管他們的苦難主要是腐敗透頂的清政府造成的，可當外國人和外國資本這一前所未有的事物進入他們的生活，加上權力人物的有意識誤導，他們直覺地認為他們的災難是外國人造成的，並因此滋生出強烈仇恨外國人的心理。原因似乎很簡單：先前沒有外國人時他們的生活好象過得很好(清政府的腐敗在加劇，國人的生活自然會每況愈下)；現在有了外國人他們才生不如死，不是外國人在搗鬼才怪!在這一思想的引導下，中國農民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非理性暴力團夥，並很快匯聚成一個足以能夠翻天覆地的非理性暴力集團。暴力的矛頭直指外國人和與外國人有關的一切人和事。他們最熱衷的活動就是燒教堂、殺洋人、殺中國教士。不但殺有可能作惡的外國人，連根本沒有能力作惡的外國人的家屬(老弱婦孺)也一律格殺無論。那一年的五月，中國的最高權力人物慈禧太後因為外國人阻撓她毀掉“末路英雄”光緒皇帝的緣故，竟異想天開地利用義和團的暴力來對付外國人。義和團的大運來了，不過這樣的大運往往是大災的前奏。在慈禧太後的授意下，義和團開進北京，把屠刀對準任何一個能抓到的外國人。當沒有外國人可殺時，就殺中國基督教徒和為外國人做事的中國人。當和外國人有關系的中國人殺光時，再屠殺使用外國貨物的所有中國人，結果戴西洋眼睛，打洋傘，穿西服和蓄短發的中國人傾刻淹沒在腥風血雨之中。最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十九世紀末中國的維新志士____---中國最最寶貴的財富，竟被義和團的暴民屠殺一空，因為這些人竟然企圖引進外國人的民主和法治(民主和法治恰恰是保護平民百姓的兩樣法寶，義和團從理性上應該喜歡這兩樣東西，遺憾的是暴民往往最沒有理性)!這才是中國最大的損失!慈禧太後當初只殺了六人，和義和團相比著實太仁慈了。奇怪的是：慈禧太後因為殺了六個維新黨被後世的史學家千萬次地罵了個狗血淋頭；可義可團屠殺了成百上千的維新黨竟然沒挨史學家一句謾罵。歷史在執行雙重標準時著實讓人感受不到滑稽成份，最突出的感受是沈重和窒息。

接下來回顧一下趙燕事件：
二00四年七月，從事健身器材生意的趙燕於12日持B1／B2簽證到華盛頓、費城洽談生意。工作結束後，她於21日參加了從紐約市出發的“尼亞加拉瀑布兩天一夜遊”旅行團。趙燕說，旅遊團抵達瀑布區後，她和另外兩位女團員黃寧和謝芳步行到距離下榻旅館僅10分鐘路程的彩虹橋，準備多拍幾張照片留念。她說，那時她們純粹是因為橋附近的小白屋里透著燈光，才好奇地探頭看。當時只看見有一名警察，地上還躺著一個黑人。警察擺手讓她們過去。同伴問：“警察是不是讓我們過去幫忙？”就在這一剎那間，幾名執法人員沖出屋外，另外兩位女團員很快跑離現場，但趙燕並沒有轉身跑走。她說，“我又沒做錯事，為什麽要跑掉？而且轉身跑是很危險的”。她傷心地說，“沒想到就這樣，我遭到了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的暴力對待。”
趙燕回憶說：“警察先是拿胡椒水噴我的眼睛，然後就揪我的頭發。我下意識地蹲下，他就開始用皮鞋踢我。這時又來了三四個警察，他們同時都用腳踢我。他們把我踢倒後，再把我的手背過去用手銬銬上，推進一個小房間。當時我真覺得實在受不了了，要死了。我的鼻子被踢出了血，眼睛很痛，什麽也看不見，內衣也被人家解開了。我的英文不好，可是也盡量說明我的遊客身分，要求他們找中文翻譯，可是沒人理我。”在律師事務所里，趙燕雙眼因胡椒水仍紅腫不堪，不時有淚水流出，在訴說事發經過時泣不成聲，已分不清是眼傷還是心酸的淚水。
趙燕繼續回憶說：“後來，一名女警察看我實在可憐，就用水幫我洗眼睛，連脖子上都是胡椒水，連續沖洗後才稍有緩解。”趙燕說，“他們狠命地打我、踢我，我的手機、相機全被摔壞了。我不斷告訴他們，我的手包里有護照、簽證和機票，這時其中一人看了護照，才發現是‘一場誤會’。後來看情況實在嚴重，他們才把醫生叫來，把我送到醫院。”
23日，趙燕在當地朋友的協助下來到紐約“羅斯-李根律師事務所”，委托李根律師全權代理此案，狀告“聯邦政府雇員對無辜平民施暴”。李根對媒介表示，案件的取證工作已在當天完成，帶頭野蠻毆打中國公民的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羅伯特?洛德斯23日已在水牛城的紐約西區聯邦法庭被控一項刑事攻擊他人罪。雖然法庭允許他以5萬美元保釋，但在被檢控期間職務被凍結，並禁止使用武器。
李根律師表示，趙燕當時是在允許一般遊客拍照留念的地方被警員逮捕，當地沒有任何警示限制遊客行動。李根說，不論民事訴訟可以拿到多少的賠償金，也無法抹平趙燕心靈的創傷。李根建議索賠金額500萬美元，以彌補趙燕遭受的巨大身心創傷。
案件發生後，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崔愛民23日下午代表總領事劉碧偉前往探視遭到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毆傷的趙燕。總領館僑務組長唐立說，趙燕的傷勢，連為她拍照存證的領館官員都看了吃驚和心痛。中方已正式向美國國務院邊境事務局發出照會，表示對此案嚴重關切，要求徹底調查事情的始末，嚴懲應該負責的人員。

趙燕事件發生後，中國的宣傳媒體競相抓住這個足以煽動國民仇外情緒的新聞熱點，連篇累牘地報道了趙燕事件的經過，末尾自然要附上一長篇質疑並攻擊美國且帶有濃烈火藥味的評論。有關事件經過的報道越來越離譜，失實的成分也越來越多，沿著美化趙燕和醜化美國的軌道加速度地向下滑。趙燕也在一夜之間成為焦點人物，有關她的“英雄”身世和創業奇跡被無聊文人一個又一個地炮制出來。　　
因為中國的政治日趨成熟和理性，趙燕事件只是在主流媒體上炒作得很火爆，沒有釀成實質性的仇外風暴，說明今天的中國較之一百年前的中國還是要進步一些，盡管前進的步子不能令人滿意。
中國人的仇外情結除了在義和團式的直接暴力對抗中表露無遺外，另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在外交上經常采取自傷性的強硬姿態。一個國家的外交活動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理性的外交就是以維護和拓展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為核心，外交上采取什麽姿態，對外強硬或軟弱都不能離開這個核心，個人的情感好惡在外交上所占的比重越小，國家民族的利益就越大。美國的開國總統華盛頓在離任前的告別晚會上，就曾諄諄告誡美國人民不要因為自己的好惡而損害國家的根本利益；不要對某些國家產生莫名其妙的好感同時又對另一些國家保持根深蒂固的憎惡；美國的利益永遠高於個人感情。後世的美國政治家忠實地遵守華盛頓的告誡，使美國受益匪淺，在歷次外交活動中沒有出現大的失誤。
中國人基於情感上仇外的動因，在外交活動中經常偏離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這個中心，不管自己的實力如何，也不管自己有理沒理，在外交上經常不明智地采取強硬姿態。在普通中國人心目中，對外強硬似乎就是“愛國”。其實強硬外交不一定就是愛國，有時甚至是害國害民。如果我們的實力足夠強大，如果我們站在正義的一邊，世界大多數國家也站在我們這邊，我們的對象又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象小越南一樣忘恩負義時，對外強硬是必要且有利的。但如果我們站在弱小的一邊，對方又不那麽咄咄逼人，我們還有回旋余地時，對外強硬就不是一個可取的方式，因為強硬的結果不但討不回公正和損失，相反會使我們付出更大的代價；就象一只兔子因為餓狼對它作了一個不友好的表情，就沈不住氣沖上去搧餓狼一耳光一樣。如果某個富強的大國在主流上對我們友好，只在細節問題上和我們有分歧，並且真正有幫助我們的意願時，我們因為細節上的分歧采取強硬不合作的姿態，最終受損害的還是我們自己。如果強硬的代價是更大的損失，這樣的強硬就是自傷性的，是不可取的。我們都知道日本和德國，他們如在戰敗後采取玉石俱焚式的強硬姿態，這兩個民族就會滅亡。日耳曼人和大和民族是理性且明智的，他們在大敵泰山壓頂時選擇了軟弱，結果保全了自己的民族，留下了日後東山再起的資本，並在半個世紀後成為遠遠超過戰勝國的世界頭號經濟強國和實力大國。中國在歷史上就曾因為強硬外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當蒙古大軍攻陷了偏安一隅的南宋首都杭州時，逃往更南的南宋流亡政府向蒙古大軍乞和，蒙古答應了，並派出使節去南方洽談和平休戰的具體方案，可南宋的“愛國將領”竟然在中途把蒙古使節殺掉了。結果蒙古被大大地激怒了，得勝的大軍象盛怒的獅子一樣揮刀南征，把剩余的中國領土淹沒在腥風血雨之中，整個中華民族成為蒙古的亡國奴。


（二）
中國人的仇外情結有多方面的原因：

1、近代史時期的屈辱外交和民族優越感的喪失是中國人仇外心理產生的原動力
第一次中英戰爭(中國人稱之為鴉片戰爭)以前，國人心目中的中國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天朝大國。這個國家理所當然地位於世界的中心，周圍環繞著小國寡民式未開化野蠻民族(中國人稱之為夷狄)。這些“野人國”的文明程度比中國低得多，爭著向中國進貢，為競爭進貢資格相互間爭鬥得頭破血流，獲得向中國的進貢資格是各國的最高榮譽。基於這個民族認識上的誤區，中國人對世界上的其它民族擁有一種居高臨下的主人面對仆人式的優越感，甚至不承認世界上有其它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所有國家都是中國的藩屬。在十三世紀的元帝國以前，中國確然是地球上難以超越的龐然大物，國人的優越感是可以理解的。可自元帝國以後，當歐洲各國因機制更新大踏步前進時，中國則因機制衰老而大踏步後退，結果很快落在歐美發達國家後面。盡管中國事實上不再是世界各國的領袖，可中國人依舊在心理上“領袖”如故，對世界各國抱有的優越感如故。
中國人對其它民族的優越感可以從早期臣民對外國的崎形認識中得到佐證：
十九世紀初期，中國人心目中的外國人是十足的野蠻人物。這些人居然成人之後還以動物奶水為主食，象深山里的野人一樣茹毛飲血!牛奶不容易消化，長期食用會在腸胃郁結腐敗，結果外國人的口味奇臭難聞。因此每個外國人身上都備有必不可少的兩樣東西：一是“大黃”，一是“茶葉”。大黃清潔腸胃，茶葉掩蓋“口臭”。大黃和茶葉只有中國出產(事實並非如此)，外國人必須與中國通商才能獲取這兩樣東西，因此中國是外國人的“活命父母”。如果中國斷絕對外貿易，外國人就得不到茶葉和大黃，就只有死翹翹。因此中國經常用斷絕對外貿易的方式作為對那些表現不夠恭順(也許實際上恭順)的國家的懲罰，就象幾年前美國以取消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作為對中國的懲罰一樣。不僅如此，外國人的長相奇醜無比，紅頭發高鼻子和象死人面一樣的蒼白皮膚在中國人眼中不堪入目(事實上剃掉半邊頭發並在腦後拖著一條長鞭子的滿清臣民才是最最不堪入目的)。種種“劣根”使外國人很難被擁有強烈優越感的中國人瞧得起。

1840年的中英戰爭使中國人的優越感發生了根本的動搖。
兩千五百個紅胡子英國人(其中相當一部分為印度雇傭軍)進入面積比英國大五十倍，擁有四萬萬國民和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大國，竟然攻城略地所向無敵如入無人之境，逼得天朝大國割地賠款......
中英戰爭使國人睜大驚異的眼睛，發現這個世界上居然還有比中國強大的國家!中國人的震驚和不快是可以想見的，對以英國為首的外國人的仇恨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英戰爭只是使中國人的優越感發生了動搖。如果沒有隨後的一系列屢戰屢敗的國際戰爭和不平等條約，動搖的優越感本可穩定下來，就象中國人在外族(女真、蒙古、滿清)入侵時淪為亡國奴後又能很快找回優越感一樣。
注意中英戰爭後簽訂的<南京條約>上有這麽一條：“中國對英國不再以‘夷狄’相稱，兩國間的外交應以平等方式。”那時戰勝的英國對戰敗的中國只要求取得平等的外交地位，說明中國的優越感對外國構成多大的傷害。英國人撤軍後，中國人依舊稱呼外國人“夷狄”如故。
十六年之後的英法聯軍戰爭(中國人稱之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給了中國人的民族優越感以毀滅性的打擊。去北京進行停戰談判的英法使節拒絕在晉見中國皇帝時屈膝下跪(戰敗的一方要求戰勝的一方下跪實在是貽笑大方，可當時的中國人並不認為這個要求好笑)，還企圖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建立外國使館？!把天朝大國的元首鹹豐皇帝活活氣死!高高在上的皇帝被外國人氣死，小民百姓的優越感也就無以自存，延續五千年之久的民族優越感就這樣被徹底摧毀了。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更是丟盡了中國人的臉，竟然被昔日恭順的學生在天朝大國的國土上擊敗，並且敗得很慘，除了割讓富庶的台灣外，還賠償一筆天文數字的戰爭賠款(為中英戰爭所付賠款的十倍)。優越感很強的中國人自此陷入了不可救藥的自卑。
別忘了自卑的副產品是盲目自大!!!
一連串的對外敗仗和隨後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中國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富庶的國土被一塊塊地割去，國庫的財富象潮水一樣流入外國人的懷抱......中國政府陷入了不可逆轉的巨大財政赤字(尤其是中日戰爭以後)。政府為了運轉，只好加倍搜刮轄下無權無勢的普通國民。中國人的口袋很快被掏空了，中等以下的人家傾刻間陷於赤貧。於是中國人仇恨外國人，認為他們的財產被外國人奪走了，政府的宣傳機器就是這樣說的，盡管前來奪走他們財產的是如狼似虎的中國官員。
除了直覺地感受到被外國人欺侮外，民族優越感的喪失才是中國人仇恨外國人的最根本原因。是外國人無情地揭開了裹在中國人身上的一層彩色紗布，使自以為很強壯的中國人看到自己的肌體上有一個正在加速腐爛的致命瘡疤，從而發現自己的弱小和病體沈屙。這個認識上的強大反差是頗令人不快的，理性的國民應該勇敢的面對自己身上的瘡疤，並想方設法醫治自己的瘡疤，在恢覆身心健康的同時找回失去的自信，中國的恭順學生日本人就是這樣作的；非理性的國民則換一塊紗布繼續把瘡疤遮蓋起來，任瘡疤在紗布後面加速腐爛。一邊加速向死亡邁進，一邊從心底仇恨那些曾經揭開過瘡疤的外國人。令人痛心的是：專制體制下的中國臣民往往是非理性的!
誠然，外國的侵略使中國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和印度等民族比起來，中國人付出的代價並沒有國民想象的那樣沈重。印度的仇外心理比中國人要輕得多，原因是印度人在外國入侵之前沒有中國人那樣強的民族優越感，心理上的反差比中國人要小得多。中國人在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中支付了大筆的賠款，但和同時期的國際戰爭比較起來，中國的賠款並不是難以忍受的。1870年的普法戰爭，法國支付了相當於十億兩白銀(五十億法郎，中日戰爭的五倍)巨額賠款。可法國的經濟並沒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不但支付了賠款還成為歐洲最大的債權國。別忘了法國的國土面積只相當於中國的一個省。如果中國人在外敵入侵時痛定思痛地反思自己，勇敢地革新使中國被動挨打的過時體制，割地賠款並不會造成中國人的長久落後。從根子上講，不是外國人打敗了中國人；而是中國人把自己打敗了。被外國人打敗還有崛起的一天，被自己打敗就難以東山再起了。可中國人只會恨外國人，不會恨自己。

2、國際知識的貧乏
中國人國際知識的貧乏曾不止一次地讓世界各國震驚不已。除了上文述說的“大黃和茶葉”外，十九世紀後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人都認定來中國傳教的外國人不是間諜就是“吃人肉的人”，因為追求急功近利的中國人對功利以外的事情是無法理解的，不求名不求利的傳教士顯然是別有用心。民間百姓則認為皮膚蒼白的教堂修女只有喝嬰兒的鮮血才能生存，因此教堂才設立專門收養棄嬰的“育嬰堂”。至於那些孤身一人去中國內地窮山惡水旅行探險的外國旅行家，中國人就是至死也無法理解。這些人如果不是充當該國政府的“間諜”，就是百分之百的白癡和精神失常者。類似的認識誤區在中國人的對外交往中不勝枚舉。一百年後的今天，已經從形式上融入世界大家庭的中國人依舊存在對外認識的可笑誤區，國際知識的貧乏使中國人不止一次地沈浸在“對外義憤”之中，人為地增進了不少對外摩擦。如群情激憤的“美國撞機事件”，中國人堅定地認為是美國的蓄意挑恤和侵略，就是對國際知識缺乏了解的原因所致。中國的“海權”和國際公法有一定的差距。世界遊戲規則要求各國遵循國際公法，並不要求遵守哪一個主權國家的法律規則，就是世界上的超級強國美國也沒有強求別的國家遵守美國規則。只要遵循國際公法，就不認為是對哪一個國家的侵略或敵意，就象中國勞工在巴格達街頭和伊拉克女人接吻並非蓄意侮辱阿拉伯人一樣(但在阿拉伯人眼中這是蓄意侮辱)。美國人的行為只是觸犯了中國的“海權”理念但沒有違犯國際公法，因此他們不認為這是蓄意挑恤或侵略，因此也沒有必要為此事道歉。前蘇聯的偵察機也曾在美國的近海“偵察”美國，並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可美國人的反應很平和___--把失事的蘇聯偵察機送回國，沒有提一聲抗議。
中國人在“排外”的同時，天真地認為世界各國也一樣在“排外”，美國的“種族歧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其實西方民主國家排外性的“種族歧視”並沒有國人想象的那樣嚴重，美國的有色人種大多處於社會下層的命運並非因為他們皮膚的顏色，而是他們的“文明程度”。如果黑人的文明程度比白人一樣高，如果他們不以百分之十的數量制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暴力案件，白人應該不會因為他們的皮膚是黑色而從門縫里看人。中國人的黃皮膚比黑人耐看得多，更不會因為膚色的原因受到不公正待遇。在外國的中國人經常聽到“中國人啦!!!”等類似恨鐵不成鋼式的否定感嘆，不僅外國人感嘆，中國人自己也感嘆，說明中國人在國外受歧視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的膚色，而是因為他們的“行為”。

3、宣傳媒體的誤導
十五年前我回農村老家，正碰上村里的山民聚集在稻場(忙時打谷閒時聚會的場所)上義憤填膺地聲討京城的某位大“貪官”，說他在上海拿公款賭博，火車晝夜不停地把國庫的金子拖去供他“輸”，還說他把海南島輸給了日本......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看得出這些指控違犯邏輯，因為中國國庫沒有那麽多的金子供火車晝夜不停地拖，貪官也沒權力把國土拿去賭。可在場的村民對這些指控深信不疑，沒有一個人質疑指控的真實性。這件不該發生的故事說明普通國人缺乏最基本的分析辨別能力，不愛思考，人雲亦雲，結果最荒誕的流言也有最為廣闊的市場。
“聰明”的中國人極少擁有思維能力和獨立判斷能力，這樣的群體最容易受媒體和宣傳機器的誤導。
中國的宣傳媒體有時自覺或不自覺地扮演了誤導民眾的角色。平民百姓也極少不受媒體誤導的影響。當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宣傳媒體把國家主席污蔑成“叛徒、內奸、工賊”時，沒有幾個中國人懷疑劉少奇不是“叛徒、內奸、工賊”。
中國的歷次仇外事件，宣傳媒體往往充當急先鋒的角色。一個局部偶然的涉外事件，宣傳媒體總是使之與“政治性的全局”聯在一起，加之以“挑恤”“侵略”“排華”等敏感字眼，煽動中國人的仇外情緒。於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跟著媒體起哄，有時竟釀成全民族的起哄，甚至調動起“去外國使館遊行”和“宣戰”之類的極端對抗情緒(如美國撞機事件)。美國撞機事件和趙燕事件就是宣傳媒體著意炒作的結果，把國人的仇美情緒炒作到非理性的歇斯底里程度，以至部分國民不顧民族的長遠利益，不切實際地呼籲向美國開戰。當明智務實的中國政府沒有響應他們的呼聲向美國“宣戰”時，就紛紛指責政府“軟弱”。

幾年前，印尼的暴徒在政府的鼓動下集體攻擊華人，光天化日之下明火執仗地搶劫華人財產，屠殺男性華人，並當眾輪奸我們的女同胞，其獸行比當年日本侵略者有過之而無不及。這起理應激起全體華人共憤的事件卻沒有在中國掀起抗印浪潮，原因是國內的宣傳媒體回避報導此事，即使報導了也是輕描淡寫，大多數中國人對發生在那個野蠻島國的暴行不知情。可見宣傳媒體在引導國民思維上所起的巨大作用。
宣傳媒體誤導民眾是缺少遠見和民族責任心的表現。文革時的媒體誤導就曾起到為虎作倀的作用，給中華民族制造了百年難以愈合的傷痕，中國的志士仁人應該引以為戒。仇外的媒體誤導表面上看是為了民族的尊嚴，可實質上往往適得其反，對中華民族的隱性傷害甚至不亞於文革，一百年前的義和團就曾使中華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災難。在人類文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國人不應遊離於國際大家庭之外，應該主動融入這個大家庭並成為令人注目受人尊敬在世界事務中起主導作用的佼佼者。因此中國人在國際上應扮演對全人類文明有責任心且通情達理的角色。如果我們盲目仇外，不講道理，不遵循國際遊戲規則，回避國際責任，為一點國際上普遍存在的局部摩擦大動肝火，中國人在國際上扮演的角色就會被某些對中國懷有敵意的國家不幸言中(西方部分民主國家把中國劃為“無賴”國的行列，和薩達姆時的伊拉克，伊朗，北朝鮮並列)。今天的中國正處於政治和經濟變革的關鍵時刻，需要世界文明國家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知識來推進中國的“文明振興”。如果我們表現得象“無賴”一樣，誰還願意來中國投資？誰願意與中國進行經濟技術合作呢？沒有西方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知識，不借鑒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中國現代化進程無疑會大大滯後。
一個國家的宣傳媒體在“政治性教育”和“娛樂”民眾的同時，也應為提高全民族的文明水準承擔責任。一個國家的真正財富不在於擁有多大的國土和國庫里擁有多少黃金，而在於國民的整體素質。“素質”是創造力、認識力、理性思維力和獨立判斷力的總和。中國有責任心的領導者在推進中國現代化的同時，一定會在很多事情上因為“民眾素質原因”而束手無策直至扼腕嘆息。如果宣傳媒體為了眼前目標而不惜損害國民的整體素質，國家和民族就會付出代價，最後宣傳的主導者也會付出代價。當國家主席劉少奇發現“全國人民”一夜之間把他當成“叛徒、內奸、工賊”，並且沒有另外的聲音時，曾經主導過宣傳媒體的他不知作何感想。

4、自卑意識的反彈
近代史時期的不光彩戰爭和屈辱外交使一向很自信的中國人一夜之間轉入了深重的自卑。不過中國人的自卑隱藏在心靈深處，對外表現出來的依舊是自滿和自大。
自卑背後的陰影往往是盲目自大，尤其是象中國這樣曾經擁有強烈優越感的的民族，自滿自大則表現得淋漓盡致。我把這種不正常表現稱之為“自卑意識的反彈”。
當中國人在對外戰爭中屢戰屢敗時，中國人就攻擊外國人的“紅頭發、長體毛、鷹勾鼻子、難聞的狐臭和象鬼火一樣的藍眼睛”等等不堪入目的尊榮。當看到外國軍隊的洋槍洋炮比“八旗兵”(清帝國的正規軍)的長予弓箭有更大威力時，就攻擊外國的先進技術是“奇技淫巧”。當看到今天的英美真個比中國文明富強時，就誇耀五千年的古代文明；當四十年前美國的宇航員飛上月球時，就信口說宇航員在月球看到地球上唯一的一處人類活動的遺跡就是中國的“萬里長城”。當感覺到歐美的典章制度確然比中國公正合理時，就說中國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總之中國人自大的表現很有點象魯迅筆下的光棍阿Q娶媳婦---“趙司晨的妹子真醜，鄒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婆會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不是好東西，秀才的娘子是臉上有疤的，吳媽長久不見了，可惜腳太大。”對於外人的優勢和自己缺少的東西一概否認。
當中國人經過多次努力發現自己無法象中彩票一樣在一夜之間趕上外國人時，就轉而攻擊外國人的優勢，人為造成一種“不是我學不到而是外國人的所謂優勢不值得我去學”等等自欺欺人的假象；同時誇大外國人的劣勢，並不惜損害國際形象在自己的家門內用“不夠君子”的手段強迫“客人”承認他們的“優勢”。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外國人在中國境內購買用品和服務要比中國人付更多的價錢；外國人在中國鏡內作錯事要比中國人付出更沈重的代價；外國人不準進入普通中國人都可自由出入的某些場地......
因為外國人更為高大強壯的緣故，又缺少日本人吃苦自律的品格，中國人很難在單挑獨鬥的搏擊中戰勝外國人。中國人找回優越感的方式是就是在有利於自己的環境下用“圍攻”代替“單挑”，幾個甚至十幾個中國人合鬥一個外國人。盡管用這種不夠“男子漢”的方式取得的“勝利”不能稱之為勝利，可獲勝的群體仍天真地相信自己站在了“勝利”的一邊。十九世紀單身去中國內地旅行探險的外國人就經常無緣無故地受到內地普通百姓的圍攻。“西北大學事件”發生後，那些“愛國心”很強烈的大學生就一窩蜂的湧上留學生樓把明顯是“孤家寡人”的日本留學生痛打一頓。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日本，日本人就會找那個曾經傷害過日本人感情的“外人”單挑獨鬥，絕不會一窩蜂地湧上去用群體暴力向犯過錯但孤弱無助的“個體”討公道。
去年一個意大利人去南京一家飯館吃飯，身上掛了一些對中國人“請求或勸告”的字條，如“不要稱呼外國人為‘老外’”，“不要直視外國人”，“不要在價格上歧視外國人”......這些文字並沒有侮辱中國人的意思，可在場的部分“愛國人士”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於是就群體對這個意大利人施暴，直到這個意大利人違心認錯並道歉還不肯甘休。更為可嘆的鏡頭是：施暴的幾個“觸犯法律者”竟然受到了在場眾多的中國人“英雄”般的歡迎。
如果我們是這樣一幅形象，中國人的國際形象如何能夠提升？!

5、以偏概全的思維誤區
漢語“以偏概全”這個詞語象是專門為外國人發明的。一個或幾個外國人在中國犯了事，他們身後的民族和國家都要受到中國人憤怒地聲討。
按照國際通行慣例，一個外國人對某國公民犯了罪，且犯罪的背後沒有本國政府的授意，那麽只能是犯罪的個體承受法律的制裁和輿論的譴責，罪犯的國家和民族不應負連帶責任。道理很簡單：一個人對某國公民犯了罪，並不等於這個人所屬的國家和民族對這個國家有敵對行為。“聰明”的中國人自然明白如此簡單不過的道理，可在碰上涉外事件時又把這些簡單不過的道理拋到九霄雲外。“趙燕事件”就是國人對外“以偏概全”的最好寫照。
趙燕事件的整個過程就算如我國媒體所說全是“真實”的，那麽也只能是國土安全局的肇事警察應該承受譴責和制裁，警察背後的美國不應負連帶責任。因為沒有任何證據或跡象表明該警察的行為曾受到美國政府的授意，該警察的素質低並不等於全體美國公民的素質都低。如果美國政府對該警察不繩之以法，那麽還可引申為罪犯的行為間接受到美國政府的慫恿，但該警察馬上面臨美國法律的制裁，他將面臨長達十年的監禁和難以承受的巨額賠償，制裁之嚴厲不是中國公民能夠理解的，因為同樣的暴行若是發生在中國大多不了了之，至多也是記過或拘留十五天了事。所以美國和美國公民不應受到中國輿論的譴責。可事實怎樣呢？中國媒體緊緊抓住這一事件大做文章，對美國政府直至美國的政治體制口誅筆伐，先是攻擊美國人有排華趨向，繼而指責美國的權力機構一樣在濫用權力，最後歸結為美國的政治體制很差勁不是一個值得仿效的制度......普通中國公民也跟在媒體後面痛罵美國人。雖然僅僅是痛罵，但假設中國人有能力跨越重洋並戰勝美國人，也一定會沖過去把這個國家鏟平。
媒體的邏輯推理顯然有誤導公民的趨向：某個美國人仇視華人並不表明所有的美國公民都有排華趨向；某個警察濫用權力並不等於大多數美國警察都在濫用權力；某個執政者的行為失控不等於美國的整個政治體制出了問題......
不僅如此，趙燕也因此成為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一個普通的受害人，就因為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暴了美國人的醜，一夜之間就被媒體炒作成了“民族英雄”，成為媒體追蹤和國人景仰的對象。其實趙燕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國人，與英雄或精英沾不上邊(因為她的表達能力很差，且連英語都不會)，說不準還是中華民族的罪人_____如果她是用公款出外旅遊的話。
國民的判斷力因何會出現如此大的偏差，根本的原因還是國人心靈深處的“仇外情結”在作怪，誰叫犯事的是美國人呢？在中國境內，中國警察對無罪的中國公民施暴的事件比比皆是，且暴行的力度遠遠超出了那個美國警察的行為，可施暴的警察受到懲罰沒有？如果有的話，也會被中國公民視為一件“不該發生的怪事”。
同樣的情形在“西北大學事件”中也有淋漓盡致的表現。就算那個素質低下的日本學生真的有侮辱華人的傾向，也不能因此證明整個日本民族都在敵視華人，或進一步證明日本民族的整體素質低下，一位日本留學生家長給西北大學的一封言辭誠懇的致謙信就是最好的佐證，這里有必要把此信的內容轉錄如下：
敬啟 西北大學的老師跟同學們：
我是一位日本留學生的母親，昨天晚上我看到日本的晚報，日本的留學生在學校做出那種沒有修養的事情，實在感到非常羞恥、傷心，做父母的我們真是無地自容，學校的教師跟學生們的憤怒，我們非常理解，跟那樣沒有品行的學生同一個學校一起研究學問是無法容忍的，這種心情我也很明白，可是日本的留學生，不是全部那樣的人格，有的是向往中國歷史及文化，尤其西安是中國歷史文化的起源地，他抱著滿懷的希望到貴校去留學，只去了兩個月,遇到這種事件，實在非常遺憾，做父母的我們，只有在這里誠心誠意的對學校的老師跟同學懇求原諒，希望同學們不要抱著天下烏鴉一般黑的眼光來看全部的日本學生，讓他們還有機會留在西安學習中國的語言，受中國文化的熏陶。

一位日本留學生的父母
二○○三年十一月一日
遺憾的是：中國人在涉外事件中很少能保持思維的理性，一件偶然的個別事件，國人馬上就會擴大為必然的普遍事件，“西北大學事件”也很快擴展為全國範圍的排日怒潮。
我們在指責日本人的同時，也應該回過頭來看看中國的留日學生，他們在日本的所作所為也並非個個都擁有“君子風度”。一個中國的留日學生殘殺了對他有很大恩情的日本全家，暴行的程度遠遠超出西北大學那個日本留學生，可日本人並未因此掀起排華怒潮。也許有人認為日本人不象中國人一樣“愛國”，日本人真的不愛國嗎？恐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會認同這一假設。
在所有的涉外事件中，中國人是不是該理性一點。中國已邁進了國際大家庭的門檻，是到了全面且客觀地認識外國人的時候了。

（三）
中國人仇外心理的危害是深重的

1、阻礙中國現代化進程；使中國遊離於國際大家庭之外
基於文化和歷史的原因，中國的現代化較之文明國家起步要晚得多，且前進的道路山重水覆，一次又一次地停滯甚至大踏步地後退，結果使當年世界上的超級強國加速度地下滑為“發展中國家”。上世紀後期，中國有責任心的領導人終於認識到現代化的緊迫和必要，再次把中華民族強制性的推上現代化的末班車。新世紀擁有“新思維”和國際戰略眼光的“新派”領導人則企圖把中國的現代化納入理性發展的軌道，在推進經濟現代化的同時轉動了政治現代化的鑰匙。當站在民族潮頭的有識者努力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時，一定會強烈感受到來自國人仇外心理的頑強阻力。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之所以會出現反覆甚至倒退，國人的仇外心理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在整個二十世紀，當中國的現代化出現停滯甚至倒退之時，多是狹隘民族主義者在中國的泛濫之時。文革時期中國的現代化不但出現加速度地倒退，國民經濟也瀕臨崩潰的邊緣。文革的十年恰好又是中國的狹隘民族主義者掌握政權。他們居然把六十年前觸犯全人類共憤的義和團的行為照搬過來，再一次地煽動起非理性的排外和仇外風潮。有關外國的東西被一概否定和抹殺，只差沒有象義和團一樣殺光國內所有的外國平民。並首次給掃入歷史垃圾堆的“義和團運動”塗上一層榮譽的光圈，稱之為“反帝愛國運動”(文革以前的中國主流文化對義和團運動一直持否定態度)。仇外的果實是中國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在中華民族的肌體上刻下了百年難以愈合的傷痕。不但現代化的成果全部付之東流，中國又一次回到“孤立”狀態，再度遊離於國際大家庭之外，經濟的崩潰和文化的閹割使中國回到了氏族時代的野蠻社會(文革後期的中國和遠古的氏族社會在很多方面很相似)。
中國因為現代化起步較晚的緣故，在現代化進程中必須引用外國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知識，最大限度地利用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用外來的文明來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如果我們盲目地仇外排外，為了一點偶然或局部的“涉外摩擦”大做文章，不分青紅皂白地搧外國人的耳光，外國人就是想幫助中國的現代化也會“知趣”地退出。沒有文明國家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知識；不借鑒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中國現代化的步子就會大大放慢，甚至會出現倒退。我們必須認清今天的局勢：不是外國(此文的外國多指發達國家)更多地有求於我們；而是我們更多地有求於外國。既然是這樣，我們就不應在外國人面前過份地擺架子要面子或橫挑鼻子豎挑眼，那樣受害的只能是我們自己，外國最大的損失就是不和你打交道。當你試圖幫助一個弱者時，如果被助的一方對你滿懷敵意，你還會幫助他嗎？除非你是白癡，否則你就會嘆口氣走開。

2、“冤殺”對國家民族真正有責任心的社會精英
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出現了一大批既了解中國又了解世界的民族精英，其中不少精英對中華民族有著強大的責任心，並為中華民族的強大和喚醒中國人的“靈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並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令人痛心扼腕的是：精英的努力收效甚微，因為他們經常被狹隘民族主義者當成首要的敵人，結果在辛苦操勞一夜之後，早晨醒來時突然發現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國人地指斥為“漢奸賣國賊”而“出師未捷身先死”。慈禧太後的屠刀下漏網的“維新志士”(老太婆只殺了六人)，在義和團運動期間全成了打著愛國旗幟的暴民的刀下之鬼。在和民族精英的交鋒中，狹隘民族主義者總是輕而易舉地站在勝利的一邊，因為中國人的仇外情結幫了他們的忙，他們的身後有廣大的同盟軍；相比之下，民族精英大多是寂寞地孤軍奮戰。不過民族主義者勝利的果實是苦澀的，中國在他們勝利的鼓樂聲中大踏步地後退。部分民族精英死不瞑目的是：他們在九泉之下也不會得到他們摯愛並為之獻身的國人的理解，還要繼續承擔“漢奸賣國賊”的罪名被正統教科書“批判”和唾罵。
晚清的自強名臣李鴻章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是清政府的高官顯宦，在中國特有的官場不可避免地會沾染腐敗氣習；但和其他官僚比起來，李鴻章的見識和眼界要高出同僚許多；對中華民族的責任心也要多一些。在晚清整個的官場中，李鴻章承擔的罵名比其他官員的總和還要多，並且被後世的國民連續罵了整整一個世紀。李鴻章倒不是因為他身上的官僚習氣而挨罵；相反是因為他身上的優勢而挨罵。他的罪名除了奉政府命令簽訂“馬關條約”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對西方各國有更多的了解，對外國人有較為中肯的認識，和外國人較為合得來，在重大的外交事務中比同僚更能得到外國人的認同。簽訂“馬關條約”並不是李鴻章的過錯，他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中國軍隊能打勝仗，李鴻章就是白癡也不會背負千古罵名。李鴻章能得到外國人的認同並非他拿國家民族的利益作個人交易；而是因為他比其他官僚擁有更多的國際知識，在涉外事務中較為明白事理，在外國人看來是一個較為理想的合作夥伴。
魯迅對狹隘民族主義者的排外行為有較為清醒的認識，稱他們為打著愛國旗號的“愛國賊”。“愛國賊”對中華民族的危害一點也不亞於“賣國賊”，對中華民族的負面影響也更為深遠。“愛國賊”因為披著愛國外衣的緣故，對國民有很大的欺騙性，經常被國民誤認為是“民族英雄”。
在對外戰爭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有些人在戰前豪言壯語鼓吹戰爭，可在戰爭到來時最容易變節；有些人慎言戰爭，可在戰場上身先士卒。前者無疑是真正的“愛國賊”，他把國家民族拖入力量懸殊且本來可以避免或推遲的戰爭的深淵，自己又不願承擔任何責任____--在民族存亡的關頭腳底抹油。抗日戰爭中就經常出現這類人物。

3、把國家民族推向非理性戰爭災難的陷阱
對外戰爭也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理性的戰爭包括反抗外族入侵，拓展國家民族的利益(如開疆拓土)，在力量足夠強大時出兵境外維護公正和全人類的共同利益。非理性的戰爭有三種：一是用武力強奪眼前的小利益而觸犯眾怒，埋下全面失敗甚至毀滅的種子(如薩達姆入侵科威特)；二是為了炫耀武力卷入與自己根本利益無關且需付出巨大代價的戰爭，或沒有申張正義的力量卻企圖打抱不平(十八世紀法國的路易十四就經常打這樣的戰爭)；三是不能忍受眼前的小辱，在力量不夠強大時為了一時的怒氣主動招惹強敵，結果付出更大的損失和代價(如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向西洋各國宣戰)。
一個國家和民族在走向強大的過程中，除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創造和積累財富外；還要盡可能地不卷入非理性戰爭災難的陷阱。一旦不小心卷入非理性的戰爭，多年努力的成果就毀於一旦，甚至失去東山再起的機會。美國在建國早期就嚴守這一戰爭原則，在國際戰爭中嚴守中立，除非不得已絕不卷入和自己根本利益無關的戰爭。法國大革命時期，美國的理想主義者因為法國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曾給予美國巨大援助的緣故，主張美國出兵出錢援助法國針對“反法同盟”的戰爭。理想主義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報恩”畢竟是人類的美德之一，當初法國幫助了美國，現在是輪到美國報答恩主的時候了。問題是美國是否有力量那麽做？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美國剛從八年獨立戰爭中走出來，滿目瘡痍，百廢待興，自家的事還沒有解決好，騰不出力量去管別人家的事，自己的利益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再者法國雖然幫助過美國，可兩國的利益對立的成分大於共同的成分。美國要想躍升為大國就必須“西進”，可西進的道路被法國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路易斯安娜”隔斷，美國要想西進就必須把法國殖民地抹掉，一個強大的法國顯然不利於美國實現自己的計劃。不惜損傷自身去幫助自己的競爭對手強大顯然不是智者所為。正是基於上述原因，美國的理性主義者反對理想主義者的作法，最後理性主義者取得了勝利。這對美國是幸運的，美國不但避免了任何損失，還利用法國大革命大撈一把。當法國在戰爭的深淵中筋疲力竭急需金錢時，美國漁翁得利，用便宜得難以置信的價格“購買”了“路易斯安娜”，使美國的國土擴大了一倍，並打開了美國“西進”和通向超級大國的大門。結果美國沒出一兵一文，卻成為歐洲戰爭中最大的贏家。隨後的一個世紀，美國繼續嚴守中立原則，一心一意從事國內建設，積蓄力量和財富，最終成為世界上實力最為強大的國家。當美國的力量足夠強大時，就拋棄中立法則，出兵海外進行“理性戰爭”，在全球各地樹立自己的“山姆大叔”形象。
近代史時期中國進行了多次對外戰爭。很多戰爭是外敵強加給我們的，我們連回避的余地都沒有，只有奮起抗爭。在這些戰爭中我們站在正義和理性的一邊。但不能因此就說我們在所有的對外戰爭中都扮演理性的角色。有些戰爭源於我們的無知，如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英法聯軍之役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因為我們不了解國際知識才使戰爭得以發生並擴大化。有些戰爭則出於民族的歇斯底里，如十九世紀末的“八國聯軍之役”，我們不但非理性而且非正義。一個用冷兵器武裝起來的落後國家，竟然在一夜之間向世界上所有與中國有幫交且比中國遠為強大的各國宣戰，把非理性戰爭推向極致。把沒有任何理性的暴民武裝起來屠殺中國境內所有的外國平民，連老人、婦女、兒童也不放過，象今天的國際恐怖主義分子一樣以平民作為襲擊對象，說明了戰爭的非正義。這場戰爭就是在極端狹隘民族主義者的蠱惑下發生的，對戰爭鼓吹得最為起勁的宰相徐桐就是一個高呼“要與國家共存亡”的“愛國賊”。這個腦滿腸肥除了弄權受賄外什麽也不會的滿洲權貴，就是當時的中國仇外排外的領袖人物。他堅決地認為世界上的國家除了中國外只有英吉利和法蘭西，其它的國家都是兩國杜撰出來嚇唬中國人的，向世界各國宣戰其實就是和這兩個國家作戰，“刀槍不入”的義和團有取勝的絕對把握......
以慈禧太後和徐桐為首的狹隘民族主義者發動的這場非理性戰爭把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差一點就推進了毀滅的深淵，對中華民族的傷害遠不是四億五千萬倆天文數字的戰敗賠款所能概括的。值得反思的是：類似的戰爭並沒有在“八國聯軍”之後的中國絕跡，也沒在世界絕跡，阿富汗的“塔利班”就曾把中國義和團的故事重演一次。

中華民族在經受了沈痛的教訓，付出了昂貴的學費之後，在一代開明領袖人物的率領下擠上了那輛遲到的現代化末班車。中國要想不受幹擾地完成現代化進程，就必須高度地警惕狹隘民族主義者把中國拖入非理性戰爭災難的陷阱。那些動不動就高呼要與某強國開戰的所謂“愛國人士”，你們如能安靜下來不再不負責任地嚷嚷就是對中華民族的最大貢獻。

中國已經邁入新世紀的門檻，中國已經進步，切切不能走回頭路回到落後時期的“孤立”狀態，中國需要外來文明的助力!中國已經融入國際大家庭，不能因為病態的面子觀念而中途退出，文明國家對中國現代化的助力遠遠大於阻力。已成為國際大家庭一員的中國，不應繼續對大家庭中的某些大國和強國保持傳統的敵視心理，因為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借助他們的力量和經驗。中國人的仇外情結應該化解，否則我們就無法保持健康積極的心態去享受和利用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借助這些成果。盲目排外不是“愛國”，承認別人比我們強，主張向外國學習也不是“崇洋”。為了中華民族的振興，為了提升國民的整體素質，為了使中國真正傲立於世界強國之林，中國不能排外，更不能盲目仇外!


二00四年十月三日





4.中國人認識上的四大誤區


世上沒有不貪的官，貪污是不治之癥；只有高薪才能養廉；富國是我們的敵人，窮國是我們的朋友；對外強硬就是愛國，妥協中庸則是賣國。


（一）、為人不當官，當官是一般，世上沒有不貪的官，貪污是不治之癥
　　中國官場的腐敗病癥是無孔不入的，官吏的貪污受賄幾乎成了帶普遍性的社會現象。在清帝國時期，貪污受賄不是有和無的問題，而是程度輕與重的問題，以致英明的康熙大帝說出了這樣的肺腑之言：“絕對不貪的官一個也沒有”。新世紀的中國如果不當機立斷對貪官重拳出擊，任腐敗現象滋長蔓延，也極有可能在文明的治世再次驗證康熙大帝的“至理名言”。
　　吏治腐敗在今天的中國已經遠遠超出了主流媒體所說的“極個別”現象，真實情況也許要嚴重得多，部分地區甚至發展到司空見慣的地步。國民對貪污受賄不但見怪不怪，不再對腐敗現象義憤填膺，相反還給予不同程度的理解和認同。在國人心目中，當官就會貪污受賄，就會以權謀私，不貪不占的官是沒有的，不但現在如此，過去也是如此；不但中國如此，世界上各國也是如此；總之天下烏鴉一般黑，貪污是不治之癥。如果當官沒有諸多好處，誰會削尖腦袋甚至不惜付出巨大代價住官場鉆呢？
　　國民的這種認識與實際情況顯然有很大的距離。中國的官場腐敗確然是一個帶普遍性的社會和歷史現象，但並非沒有例外。唐帝國實際上的開國皇帝李世民（名義上為其父親李淵）就曾建立了一個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污的“貞觀王朝”。今天的中國也並非沒有不貪的官，只是國民不敢相信而已。他們的眼睛看慣了太多太多的腐敗現象，結果對正常現象反而不適應或不敢相信。今天的世界也有不少文明程度很高的國家基本上消滅了貪污。在西方的英、美、德和東方的日本、新加坡，政府建立了一套完善且卓有成效的監督體制，有效的防止了腐敗現象的滋長和蔓延，官吏要想貪污受賄而不被發現是很困難的。當內地的國民對愈演愈烈的司法腐敗搖頭嘆氣時，同樣是中國境內的香港警察卻是東方世界最優秀的警察。貪污受賄也並非是不治之癥。英國在推行“公務員制度”以前，各級公職大多是政府官員安置親信的機構；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實行公開平等竟爭性考試選拔文官後（英國的公務員考試面向全民開放，三輪車夫也可參考，沒有等級森嚴的資格審查），這種現象就很快在政府絕跡。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腐敗現象也曾是駭人聽聞的。到了七十年代，政府建立了真正的“廉政公署”（不是作幌子、創收或安置親信的機構），下決心大力打擊腐敗，結果只用了幾年的時間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官場腐敗現象下降了九十多個百分點，並且效果一直延續到今天。
　　這里所說的基本上削滅了貪污，是指貪污現象少之又少，貪污的數量也很有限（一年的非法收入不會大於貪官一年的薪水），並且很快被發現並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懲，連續作案幾乎不可能；並不是說完全沒有貪污受賄現象。
　　經常聽到國民議論尼克松的“水門事件”，說外國的腐敗更嚴重。有一次我撞見一個知識分子對此事大發感慨，就問他知不知道“水門事件”：
　　“怎會不知道？不就是貪污了國家巨款嗎？”
　　“那你說貪污了多少？”
　　“他是一國總統，少說也貪污了幾百億美元吧，不然怎會被美國人民趕下台了呢”
　　…………
　　這是一個“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水門事件”，就更不用說工人農民了。
　　國民這種認識上的誤區，危害性是顯而易見的。一是縱恿了官場上的腐敗現象，在社會上形成不了打擊貪污腐化的認識壓力。如果貪污腐化是不治之癥，古今中外都是這樣，為何要花大力氣去作沒有成效的努力呢？最“明智”的辦法還是削尖腦袋鉆進官場去，使自己也成為能夠貪污受賄的一員，在有生之年撈點好處。二是給了腐敗分子饒幸心理。既然他們的腐敗行為得到了一定的理解和認同，幹嗎不繼續甚至進一步地腐敗下去呢？三是讓真正的清官心灰意冷。他們一心為國為民，自己甘願清貧如故，可結果反而不如那些吃喝玩樂以權謀私的貪官，不但上司不高興不升他的官，親朋好友罵他不夠意思，連普通國民也不認同，實在是太寒心了。結果如此，就沒有多少動力繼續清廉下去了。

（二）、貪污是因為官吏的收入太低，只有高薪才能養廉
　　也許是近十年官場的腐敗一直呈上升趨勢吧，國民一直在探究滋生腐敗的內在原因。除了大家公認的“體制問題”外；官吏的收入太低也成為 人們的共識。基於這樣的認識，政府在近幾年不顧工人大批下崗的悲劇性現實，連續幾次給公務員加薪，使他們的收入在原來的基礎翻了一番。公務員收入增長的幅度遠遠大於社會平均收入的增長幅度。
　　在普通國民心中，英、美、德、日和新加坡等國的官吏之所以不尚貪污，主要的原因是這些國家從事公務的人員薪水很高，官僚生活富足，沒有貪污受賄的必要。這種觀點顯然也與事實不符。美國的政務官和公務員的薪水在全社會只能算中等偏上的水準，薪水甚至比不上一個掃大街的清潔工，美國收入最高的階層是醫生和律師，可美國的貪污受賄極為少見。剛剛進入這個國家的中國人，印象最為深刻的也許不是物質生活的富足，而是這個國家的警察不但不受賄，還會控告給他送錢送禮的人是企圖行賄。日本公務員的薪水則只有中等水準，每年之所以有那麽多的大學生報考公務員，主要是出於一種人性中較為高貴的情操。日本的教育體制里包涵有大量愛國為民的積極內容，學生在校就一再地被告知：人的最高價值不是發財致富和娛樂享受，而是“自我實現”，積極主動地承擔對國家民族和社會的責任義務，而從事公務是承擔責任義務最為直接的途徑。新加坡的官吏收入雖然高出社會平均收入較多，但仍比企業家和高級知識分子的收入低得多，甚至遠遠低於中國某些同級別官員的實際收入……
　　由此可見，高薪並非養廉的必要條件，更不是充分條件。清帝國在前期並沒有設置“養廉銀”一項，可國家的吏治清正廉明，最高統治者皇帝每日的開銷（包括所有宮女和太監在內的宮廷開支）也只有三十五兩，其前身明王朝則為一萬兩；後期專門設置了“養廉銀”，卻養出了和珅這樣空前絕後的大貪官--來歷不明的資產折合白銀九億倆，相當於清帝國十二年財政收入的總和。如果包括他揮霍掉的和家人貪污的款項，應該不低於二十年的財政收入，和珅當權剛好二十年！廣西一個不太富裕縣份的“一把手”李乘龍，在縣委書記的任上貪污了幾千萬巨款（僅僅查抄的來歷不明資產就有一千四百五十萬元，如果包括揮霍掉的和向上行賄的款項，應該不下兩千萬元），按理他應該很富裕了，沒有繼續貪污的必要了，可他升官後依舊更為瘋狂地貪污！！！不少地方為了減輕用車和通訊上的腐敗現象，對部分官員實行“交通費”和“信息費”補貼制度。這種制度執行起來的結果怎樣呢？官員一方面在每月領工資時堂而皇之地領取“兩費補貼”；一方面打電話坐車照樣不掏一分錢，單位的“兩費支出”比改革前反而上漲了不少。近幾年公務員的薪水比前幾年提高了很多，工資上漲的幅度遠遠大於物價的上漲幅度，按理腐敗就該收斂一些，可實際情況呢？？？
　　一個國家的吏治是否清正廉明，最根本的原因只有兩個：一是體制問題；二是素質問題。國家應該在這兩個方面花大力氣，努力提高國民的綜合素質，同時建立一套盡可能科學修明的官吏任用升降機制，從根子上鏟除腐敗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使腐敗分子沒有容身之地。官吏只向上級負責的“單向負責制”也許是全部問題的癥結所在。

（三）、富國是我們的敵人，窮國是我們的朋友
　　上世紀七十年代，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三個世界”理論。他把美國、蘇聯兩個軍事經濟上的超級大國劃分為第一世界（那時的蘇聯因為新聞封鎖，外界對它的了解甚少，只是根據其誇大了幾十倍的統計數據判定為僅次於美國的富國）；英國、日本、歐共體和加拿大等經濟發達的國家為第二世界；包括中國、朝鮮、越南、伊拉克和古巴在內的廣大亞、非、拉國家為第三世界。老人家宣稱第一世界是我們的敵人，是革命和打倒的對象；第二世界是不可靠的“騎墻派”，是改造和防範的對象；第三世界是我們的朋友，是團結和支援的對象……之所以這樣劃分，表面的原因是：第一世界是帝國主義，第二世界是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死敵；第三世界是反帝反霸的主力軍，和我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內在的原因也許只能是：第一、二世界是富國；第三世界是窮國；而中國也是相對貧窮的國家。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中國就一直站在反對“富國”的最前列，同時也竭力靠近發展中的窮國。三年大饑荒時期，在國內大批餓死人的情況下，中國一方面拒絕富國基於人道主義向中國運送救濟糧；一方面仍對我們的窮朋友承擔責任和義務，繼續把少得可憐的糧食運往越南和朝鮮……在外交上，既使富國對中國再好，但只要有一件事沒做好就會把中國人惹火；而對於實力不如中國的亞非拉窮國，中國人則表現出反常的大度，即使出現了“栽林養虎，虎大傷人”的鬧劇，我們寧可忍氣吞聲，也盡量做到不抓破面皮，免得富國看我們的笑話。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在對伊拉克總統薩達姆的態度上，這個眾叛親離的獨裁狂人在和美國發生沖突時，中國一直都和他站在一邊。可薩達姆對中國的回報竟然是：把中國列為他最瞧不起的三個敵人之一。盡管如此，中國的主流媒體一直把他喧染成反抗強暴的英雄和頂天立地的鋼筋鐵漢，直到他站在總統位置上的最後一刻。
　　誠然，英、法、日、俄等富國在近代對中國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天朝大國”的光環就是這些國家打碎的，不易忘記仇恨的中國人很自然會敵視這些國家；可單憑這點理由不是中國人仇視富國的根本原因，因為美國在歷史上對中國的傷害並不大。他一沒割地二沒賠款（庚子賠款退回中國辦教育）三沒劃分勢力範圍，在抗日戰爭時還給了中國很大的援助。可我們對美國的態度怎樣呢？有一則事例很能說明問題：一群去東北旅遊的中國人在風景區看到了一尊紀念為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而陣亡的美國飛行員紀念碑，旁邊還有被日軍擊落的美國飛機殘骸。既然專門立了紀念碑，說明中國政府還是認同這些美國飛行員的。中國遊客看到紀念碑的反應是：這是那個混蛋幹的，怎麽在中國的國土上給美國佬立碑呢？出於滿腔的義憤，遊客爭先恐後地往紀念碑和飛機殘骸吐唾沫，吐完後還要惡狠狠地往飛機踹上幾腳……這個不該發生的故事除了說明這批遊客素質低下外；還說明中國人對富國的仇視是如何之深。
　　中國是一個窮國，雖然窮，但窮得很“硬氣”，對富國有一股發自骨子深層的反感，就象中國的窮人對富人的反感一樣；因此很容易把富國當成我們的敵人，就象當初把地主資本家當成人民群眾的敵人一樣。對於世界上的窮國，基於同病相憐或是能夠找回部分優越感的緣故，也很容易把窮國當成我們的朋友。這種民族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這種心理是否有利於我們國家民族的文明和進步。答案應該是否定的，我們自認為血肉相連的第三世界朋友的所作所為已經為上面的答案作了有力的腳注。越南的恩將仇報和印尼對華人的暴行舉國皆知；非洲的窮朋友只知伸手向中國要錢要援助，中國遇上百年未遇的洪水時他們則熟視無睹；鮮為人知的還有上文提到的伊拉克和北朝鮮，他們的行為則更讓“仇富愛貧”的中國人嘆氣。相比之下，富國的行為並沒有中國人想象的那麽可惡。中東最富的國家以色列，中國的主流媒體一致對其大加抨擊，目的是為中東的阿拉伯窮國撐腰打氣。占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也許想象不到，以色列並沒有“投桃報李”作踐中國人，它是整個中東對中國人最友好的國家。還有比北朝鮮富裕上百倍的南韓，對中國人的態度也比北朝鮮友好得多。
　　這個認識誤區的危害是：民族心理會直接影響中國的外交方針。中國人在外交上情感的成份居多，理性的成份居少；不是憑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是憑心靈的好惡來支配外交策略。結果在認敵為友的同時，錯過了對中國的文明進步真正有益的朋友。
　　富國雖然在歷史上給中國制造了深重的創傷，但今天的富國比先前明顯地進步了，不再扮演歷史上赤裸裸的強盜角色。很典型的例子是英國，其廣大的殖民地都沒有通過戰爭方式贏得了獨立，連被譽為“英王皇冠上一個明珠”的印度，英國也主動放棄了對她的殖民統治。對於已經進步了的富國，中國人就不應該抱著過去的成見不放，不要拒絕和他們作朋友，這樣對雙方都有益處。和富國作朋友有利於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現代化進程。
　　作為一個成熟的民族，中國人應該摒棄心理上的偏見，在衡量敵友時不再以“窮富”來作尺度；應該站在有益於國家民族文明進步的高度，用冷靜理性的目光來尋找我們的朋友。在與別國建立朋友級外交關系時，有兩個標準是不能放棄的：
　　一是對中國真正友好，最好能支援中國的經濟建設。
　　二是這個國家的國民素質應盡可能高，高素質的群體作惡的動機較小，同高素質的國民交往有利於中華民族的文明和進步。

　 （四）、對外強硬就是愛國，妥協中庸就是賣國
　　兩年前，美國的飛機轟炸了中國駐塞爾維亞大使館，中國人的群情沸騰了。噩耗傳來時，對美國一向沒有惡感的我也熱血上湧，一氣之下摔碎了十個酒瓶，恨不得拿起槍桿上戰場去和美國人戰鬥！
　　接下來的幾個月，抗議美國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從通都大市到窮鄉僻壤，中國人都自發地通過各種途徑表達對美國佬的憎恨。最後，戰爭也鄭重地進入了國民的議題，向美國開戰的呼聲響徹中國的大街小巷……當政府對戰爭的呼聲沒有響應時，國民在街頭巷尾紛紛指責政府沒用，對政府不利的各種傳言紛紛出籠，對中美關系的各種無端猜測滿天飛……
　　當我從十瓶酒精的麻醉中清醒過來時，我由衷地敬佩我們的政府，敬佩高層領導的冷靜睿智和高瞻遠矚，敬佩他們最終沒有聽從大眾輿論的呼聲。無論美國多麽可惡，無論美國佬 的暴行對我們的傷害如何巨大，我們都不能和美國開戰，否則中華民族就會雪上加霜，不但挽不回面子還會蒙受更大的損失。如果響應民眾的呼聲，中美走向戰場，我們拿什麽和美國打杖？下面我們推論一下開戰的結果：
　　中美在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的兩端，兩國相距一萬公里。一旦兩國開戰，陸軍派不上用場，只有依靠空軍和海軍。我國的海空軍不具備遠洋作戰能力，我們一架飛機也飛不到美國上空，一艘戰艦也接近不了美國的海岸線……而美國的海空軍可攻擊全球的任何一個目標，其航空母艦戰鬥群可直接進入我國的領海，沿海的工業區進入其火力範圍；遠程轟炸機和巡航導彈可深入中國內陸，很容易找到打擊目標。戰爭的結果將是美國本土沒有一聲炮響而我們的國土則硝煙彌漫……中國的經濟重心在沿海，沿海是中國的經濟命脈。這些地方位於承受打擊的最前沿，在戰爭中將會遭受巨大的破壞。一旦沿海經濟區被摧毀，除了經濟發達的地區受損失外，內陸次發達地區的經濟也會大受影響。因為內陸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沿海經濟，農稅的絕大部分就是打工仔從沿海帶回來的錢交納的。沿海工業被摧毀後，打工的內地農民只好空手返鄉，無錢繳納農稅，靠這些錢發工資的部分公務員就發不出薪晌……國民對戰爭的實力並不了解，他們認為很容易打敗美國的，就象當年毛澤東在朝鮮打敗美帝一樣。一旦戰爭拖延下去，國民的生計受到影響，又會張大嘴巴罵政府沒用，並且罵得更響……
　　也許有人會說到關鍵時刻我們可以動用核武器？核力量我們和對方相差更遠，我們只有近400枚核彈頭，其中只有近20枚核彈頭能夠利用洲際導彈打到美國的洛杉磯，即使打到美國也會被其更為先進的反導彈武器截留。美國的核彈頭則有七千枚，且具備精確的遠程運送能力，我們則沒有反導彈技術。
　　由此可見，我們的政府沒有和美國開戰是明智的！不但不能和美國開戰，連一氣之下斷交也不妥，因為我們還需要利用美國的資金和技術來完成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要有一個和平友好的國際環境來發展我們的經濟。如果說和美國斷交將使對方在國際政治格局中失去一個強大支持者的話，中國也同樣失去了一個更為強大的盟友。最好的策略是忍下一口惡氣，用文明的手段提出抗議，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使美國陷入孤立。然後盡可能地利用發達國家的技術來服務我們的經濟建設，勵精圖治，富國強兵，等到我們擁有更為強大的航母戰鬥群和更多更厲害的遠程轟炸機時，再回過頭來報一箭之仇也不遲。那時我們照樣可以把導彈投向對方的大使館，然後分辯說投錯了。
　　上面的事例說明了這樣的一個事實：中國人在國際沖突時總習慣保持強硬的姿態，認為對外強硬就是愛國，反之則是賣國。這種傾向是很有害的，直接的後果是使國家和民族付出更大的代價，代價的慘重上面已經列舉了一些。中國人的強硬心理由來已久，在明清時期就已形成，並釀成一個又一個無法挽回的災禍。明朝末年，崇禎皇帝朱由檢被山崩地裂的農民大暴動搞得焦頭爛額，這時東北象巨魔一樣興起的後金汗國又侵占了明帝國的東北疆土，並一再地向內地用兵，企圖用戰爭手段來迫使明帝國簽訂一項有利的和平協議--接受滿人用武力造成的領土變更，同時承認滿洲國的合法地位。皇帝和部分清醒的官員都知道明帝國打不過後金汗國，最好的辦法是暫時與後金議和，然後騰出手來平定內亂，等內部穩定創傷修覆後再來收覆失地（就象列寧和入侵的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一樣，該和約把蘇聯最富裕的西部疆土，包括波蘭和整個烏克蘭全割讓給德國，使紅軍得以集中力量專門對付沙皇殘余勢力在國內發動的武裝叛亂）。可包括皇帝在內的高層統治者害怕國民給他們加上“賣國”的罪名，沒一人敢率先提出議和一事，全用強硬的豪言壯語來表明自己的“愛國”。朱由檢有一次問進京抗擊後金的總兵盧象升是“主和”還是“主戰”，盧象升慷慨激昂地回答：“我主戰！”。沒幾天他就死在和後金作戰的前沿。一年後，明帝國被農民軍推翻了，滿洲人又入關把農民軍打敗，把整個中國置於它的殖民統治之下。中國人在異族的奴役下當了近三個世紀的亡國奴。因為害怕背負“賣國”的罪名不肯放棄日後還可收覆的部分國土，最後把整個中國都丟失了，這就是不理智對外強硬的代價。讀者認為這是“愛國”呢還是“賣國”呢？
　　類似的悲劇還有很多，“義和團”運動就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不該強硬的慘劇。
　　基於“強硬即愛國、妥協即賣國”的民族心理，簽訂和約的外交官可就倒了大黴了，沒有幾個不因此蒙受不白之冤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晚清的北洋大臣李鴻章，他的真正罪名應該是為北洋艦隊的腐敗負責，使“東方無敵艦隊”不該戰敗而戰敗了。可中國人加在他頭上的最大罪名是簽訂了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並為此背負了整整一個世紀的罵名。其實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本身並沒有錯，腐敗透頂的清帝國在戰場上一千次地證明不是現代化日本的對手，繼續打下去是沒有希望的，唯一的辦法就是簽訂誠下之盟。如果李鴻章不簽訂“馬關條約”，中國的損失會更大。
　　真誠地希望那些以愛國之名，動輒豪言壯語的對外強硬者，你強硬的前提是不能傷害你的祖國，讓祖國因為你的強硬付出更大的代價。你的祖國正在修覆創傷積蓄力量，再也經不起意外的折騰了，你得真正愛她才是。同時也奉勸那些“強硬愛國者”，不要動不動給人扣“賣國”的帽子，那些提醒你冷靜的智者說不準比你更為愛國。歷史上有很多在戰前反戰，可一旦爆發戰爭卻沖在隊伍最前列的智者和勇者，他們當初的反戰難道是“賣國”嗎？
　　在自己的實力只是算是“羔羊”的情況下，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因為離家門很遠的一只老虎偶爾朝你作了一個不友好的動作，就沖過去朝老虎的屁股拍一巴掌。
　　對一個成長中的民族來說，勇敢是可貴的，但理智更為可貴！！！


二００三年十月三十日


5.從日本民族的崛起看中國人的民族視角

一個民族看問題的視角決定這個民族的文明水準和明天的希望。一個有生命力的民族善於向其他民族學習；尤其善於向戰勝自己的敵人學習，使自己的民族博采眾長，上升為世界上的優秀民族。


一個人看問題的視角決定這個人所能達到的高度。
聰明人總是看到他人的優勢，並想法學習這些優勢；勇敢地正視自己的劣勢，並努力克服這些劣勢。糊塗人則習慣盯著他人的劣勢，尤其是敵人的劣勢，並因此陷入盲目自大固執自滿的怪圈之中。
一個民族看問題的視角決定這個民族的文明水準和明天的希望。
一個有生命力的民族善於向其他民族學習；尤其善於向戰勝自己的敵人學習，使自己的民族博采眾長，上升為世界上的優秀民族。
日本民族就是一個善於學習的民族！
紀元663年，中華帝國和日本帝國在朝鮮半島的白江爆發爭奪朝鮮控制權的爭霸戰爭。雙方的兵力對比是五比一：日本兵團五萬人；中國兵團只有一萬人，處於絕對的劣勢。任何人都以為中國會戰敗，決戰結果是日本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全軍覆沒，中國兵團取得了完全勝利！
中華帝國當時正處於唐王朝時期，中華民族在李世民父子的英明統治下，躍升為當時已知世界最最優秀的民族。那時的日本民族則是貨真價實的劣等民族，十個日本人的力量抵不上一個中國人！
白江慘敗後，日本民族痛定思痛，決定向戰勝自己的敵人中華帝國學習，作中國人最謙恭的學生。日本政府派出大批留學生來唐帝國的首都長安學習中國的典章制度、軍事技術和思想文化，研究中華帝國一夜間強大的秘訣。這些留學生學成歸國後，在日本朝野掀起了“中國化運動”（大化改新），全盤照搬中華帝國的制度和文化，把處於草昧狀態的日本民族平空向前推進了幾個世紀。
日本和中國的差距縮小了，學生一步步地趕上了老師。
一千二百年後1853年，美國軍艦炮轟了日本的江華島，迫使日本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十年前美國的“父親”大英帝國也用同樣的手段強迫中華帝國簽訂了更為羞辱的《南京條約》，比日本帝國喪失了更多的主權。
美國軍艦撤走後，日本民族又一次限入了沈思：區區一艘兵船敢於遠涉重洋向一萬公里之遙的古老帝國挑戰，並能順利地達到目的，這個國家真的太強大了，太值得他們學習和仿效了。經過了一千多年的倒退之後，昔日的老師中華帝國百病叢生，早已失去了作日本老師的資格，日本迫切需要找到一個新的老師。在日本文化里，只有能夠打敗他們的強敵才有資格作日本的老師，於是日本選擇了英美。與此形成鮮明對照：日本的老師中華帝國對打敗自己的強敵大英帝國依舊橫眉冷對，指斥對方的堅船利炮是“奇技淫巧”，典章制度則是“無父無君”，從心底一百個瞧不起……
四十年後，日本帝國和昔日的老師第三次爆發爭奪朝鮮控制權的戰爭（第二次是十六世紀，雙方打了個平手）。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第七大海軍強國，日本則極為勉強地屈居十二位。任何人都以為日本會戰敗，決戰結果是中國以絕對優勢的兵力而失敗，並且敗得很慘，和一千二百年前“白江戰役”的結果剛好倒轉過來。此時的日本已把中國劃到劣等民族那一邊；就象唐帝國時期中國人把日本劃為劣等民族一樣。那時一個中國人可戰勝十個日本人；此時一個日本人則能對付十個中國人？
日本因何戰勝中國因何失敗？原因只有一個：日本善於向敵人學習；中國則不可救藥地輕視敵人。日本善於發現敵人的長處，中國則用放大鏡放大敵人的“短處”。
又過了半個世紀，器小易盈的日本在羽翼還沒豐滿的條件下極不明智地向老師討尊嚴，錯誤地認為美國老師也象昔日的中國老師一樣落伍了，不知道美國老師擁有不經過暴力革命就能自我更新的政治體制，結果挨了自有日本國以來最為致命的一擊，本土成了一片廢墟。近一個世紀向老師學習的成果全部付諸東流，再度淪落到連中國都不如的國家。日本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
在亡國滅種的威脅面前，日本再度拜倒在已成為仇敵的美國老師面前，痛哭流涕地懺悔自己的學藝不精和忘師賣道，發誓要作美國更為虛心的學生……
日本在仇敵面前的“虛心”很快收到了豐厚的回報，十年後再度超過中國，今天則把昔日的老師遠遠地甩在後面。日本民族再度躍升為世界上的優秀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站在同一個水平線上。
從“白江戰役”到“中日戰爭”的一千三百年間，日本民族崛起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墜落的歷史。日本從劣等民族上升為優秀民族；曾經是世界上最最優秀的中華民族則失去“優秀民族”的稱號，並一度被文明世界劃到劣等民族那一邊。
中華民族不應該墜落而墜落了，關鍵是中國人的民族視覺出了問題。
我們的民族總是自我感覺良好，習慣於放大自己的優勢，自己給自己頒發“諾貝爾獎金”，在“五千年文明”和“四大發明”等發了黴的輝煌牌匾後自我陶醉……如果碰上失敗或丟臉的事，就用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自欺欺人地單方面宣布“勝利”。很少有人能冷靜地反思自己的劣勢和不足，能勇敢挑戰自身劣勢並試圖超越自我的人更是寥若晨星。因此我們民族的最大毛病是“愛聽好話”和“諱疾忌醫”，上至達官顯貴下至貧民流浪漢都有這個嗜好；只要是“好話”，哪怕明知里面包裹有吡霜也忍不住要一口吞下。
與自我欣賞和自滿自大相對應，我們看他人的視角則倒轉過來了，總習慣於看到他人的劣勢和不足，沒有胸懷去正視他人的優勢。如果是敵人，對方在我們眼中更是一無是處，就算被同一個敵人打敗了一百次，對方在我們心目中的“份量”依舊是一百個瞧不起。阿Q給我們提供了戰勝強敵的“法寶”：如果敵人打我們，我們在沒有力量還手的情況下就可等到敵人走遠後低聲詛咒一句“兒子打老子！”如果我們頭上生了一塊有礙觀瞻的“瘌痢”，我們一樣可以嘲笑他人“不配長瘌痢！”這樣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
當諾貝爾文學獎沒有中國的份時，我們就指責瑞典王宮的評獎程序不公正。
當某位志士仁人說中國有不少問題急需解決時；我們就說“外國也有外國的問題，豈止單獨我們有問題？你小子怎麽專挑中國人毛病？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你幹嗎不說？”
如果有人說中國的貪污腐敗愈演愈烈時；有人馬上會站出來反駁你“為人不當官，當官是一般，世上沒有不貪的官！”如果你再度指出世界上已有不少文明程度很高的國家基本上消滅了貪污時，他們根本拒絕相信，道理很簡單，不貪污當官幹嗎？不相信人性還有“自我實現”更高一級的要求。
當日本民族勵精圖治，已經成長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頭號經濟大國，並正在采取實質性的行動向政治和軍事大國邁進時；我們依舊沈浸在半個世紀前抗日戰爭的虛幻勝利中，一邊坐在麻將桌上玩物喪志一邊大罵“小日本”自不量力。
當我們某一天心血來潮確然意識到日本民族不簡單時；我們又能找到另外的“優勢論據”，指出日本的祖先是中國人，秦始皇時期徐福帶過去的五千童男童女就是日本人的祖先。要知道美國的祖先是地道的英國人，可當美國超過英國時，似乎沒有幾個英國人好意思攀這份“親戚”。
當美國的載人宇宙飛船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登上月球時，我們則聲稱宇航員在月球上看到地球上唯一的人類工程是“萬里長城”。其實在月球上看到長城是不可能的，哪麽遙遠的距離，長城已“縮小”到不能再小，人的視覺根本無法看到。
兩百年前人類的戰爭之神拿破侖在歐洲大陸所向披靡；兩百年後的今天我們聲稱拿破侖曾說過中國是“東方睡獅”，一旦醒過來就會左右世界。拿破侖是否真的說過此話已無從可考，就算真的說過也應該令我們汗顏；因為我們沒有象他預言的那樣從沈睡中崛起並左右世界，我們對不起他的預言。
當我們終於在南極建立“長城”科學考察站時，世界上已有很多國家在我們前面建立了考察站；但我們有一點超過他們，我們聲稱“開辟了一條去南極的新航線”。這種說法在五百年前的哥侖布，麥哲侖時代也許能引起一定的宣傳效應，在人類對地球已了如指掌的今天若是能引起人們的注意也只能是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總習慣放大敵人的劣勢，結果在國際局勢上經常出現判斷失誤，並因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前蘇聯解體時，經濟一度陷入困境，造價低廉的中國輕工業商品在俄羅斯很有市場。我們看不到這是體制轉軌時的暫時現象，是新生命誕生前的陣痛，錯誤地認為俄羅斯會永遠貧窮下去，俄羅斯經濟也會成為中國經濟的附庸，俄羅斯人自此會離不開中國人的輕工業產品。當俄羅斯有意把石油輸出管道鋪入中國時，我們提出了令對方難以接受的條件，促使對方把石油管道跨海鋪向更為遙遠的日本，使中國提前進入“能源瓶頸”。
…………
中國人到了該變換一下民族視角的時候了
日本是近代中國最兇狠的敵人，我們必須戰勝日本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這點幾乎每個中國人都能達成共識。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戰勝日本？坐在家里詛咒謾罵日本一點用處也沒有，就算把所有的臟字都堆砌在日本人頭上也無損大和民族一根皮毛。在日本前面加上“小”字也只能發泄一下，因為今天的小日本比我們強大。放大日本人的劣勢，攻擊日本人的“島國根性”（日本人的弱點），也不能使我們變得比日本強大。其實“島國根性”是日本人上上世紀自我總結出來的……
戰勝日本人的法則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學習日本人的優勢，研究日本人強大的秘訣，甚至不惜在某個階段作日本人的“學生”？！等到學來日本的長處後再“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中國曾經是日本的老師，由老師降格為學生在感情上是有點難以接受，但為了中華民族的千秋大計，我們應該有勇氣放下“架子”，虛心向比我人強大的敵人學習文明富強的經驗……
我們不能繼續坐在麻將桌上用破口大罵小日本的方式來表示自己的“愛國”，我們必須從麻將桌上走出來勤思實幹，思考民族振興和戰勝日本的濟世良方，勤奮工作，努力進取，用實際行動來愛我們的國家。當日本人再度和我們走到一起時，我們的所作所為能讓對方從心底“折服”和“敬畏”，切不能象中日少年“夏令營”一樣讓日本人瞧不起！
我們應該看到自己的劣勢；同時正視他人的優勢，尤其是敵人的優勢。
我們還要虛心學習敵人的優勢！
下面用一則發生在我身邊的真實故事來收尾：
我弟弟和鄰居的一位同齡人關系一直不好，兩人長期在暗中較勁，從上一代較到下一代。弟弟希望自己的兒女個個出類拔萃，在各方面都超過鄰居的兒女。
弟弟少時受盡了生活的磨難，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也吃他那樣的苦，因此對子女過份溺愛，看子女的視角總是偏向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則視而不見，就算是極端頑皮的行為也能從中看出“可愛”的成份。他看鄰居孩子則是另一種視角，總之是這也看不順眼那也看不順眼，並從心底慶幸自己的子女比鄰居“聰明可愛”。
有一天我回了一趟老家，對侄兒侄女的頑劣品行印象深刻。我勸弟弟應該管教一下自己的兒女，別把下一代寵壞了。他的回答則是列舉出兒女的一大堆優點，末了還加上一句“比鄰居那兩個小壞蛋強多了！”
下午我又見到了鄰居的兩個孩子，發現他們無論怎樣看也比我的侄兒侄女順眼些，心想弟弟這些年的“較勁”快有結果了。
今年夏天，弟弟的兩個兒女同時失學，一個中考只考了200分，連普高也上不了；另一個則堅決不再上學，成了方圓百里地唯一沒念完初中的學生。鄰居的兩個孩子一個以優異成績考上了重點高中；一個學科聯賽得了二等獎。
弟弟在家氣了個倒仰！這能怪誰呢？只能怪弟弟的視角出了問題。


二00六年元月七日


6.從“全民炒股”看中國人的性格悲劇

盲從、健忘、死不認錯，不切實際期待天上掉餡餅，經常在同一個坑里跌倒，一而）再再而三犯同樣的錯誤。


首先申明此文不是針對所有的中國人，而是中國人的“大多數”，各位不要對號入座。百分之七十就算“大多數”，既然是“大多數”，就可代表“中國人”這個群體。
中國人確然擁有其他地球人所不具備的優秀品質，如任勞任怨、忍辱負重的品格即為世界上的任何民族所不及。此文只列舉中國人的性格缺陷並不是否認這些優秀品質，也不是說中國人一無是外。
因為堅信天上不會掉餡餅，即使偶爾掉下餡餅也是有毒的，堅信不是靠勤勞智慧掙來的財富是守不住的；因為認定中國股市與經濟狀況無關，而是體制漏洞下的純投機市場，買股票基金賭博的成分遠大於投資的成分，所以本人一直遠離中國股市，在每個股民都在“賺錢”全民發狂的歲月也沒有買賣一分錢的股票基金。但我一直在關注中國股市，因為股市這個窗口最能展現國民的性格特征。

（一） 、盲從
國民的不愛思考和從眾心理在去年的股市上表現得最為突出。在去年的八、九月股市、基金一路瘋長的幻景里，絕大多數國民都存在下述認識誤區：
1、 購買基金沒有風險，只賺不虧：
2、 奧運會之前政府為了維護中國的強勢形象，一定會盡全力扶持支撐股市，股票不會下跌，在奧運之前股票指數會突破八千點，甚至一萬點；最保守的估計也有七千點；
3、 如果股市慘跌，國家就有可能失控，因為現在絕大多數中國公民都在炒股，政府不會傻到和絕大多數國民過不去。
明眼人一看上述三個群體認識是顯然荒謬不顧常識且沒有任何邏輯可言的。第一條的荒謬顯而易見，因為世上根本就沒有只賺不虧且無風險的生意，前段時間基金只升不跌並不等於以後會一路飆升。第二條也是一廂情願，政府在奧運會之前會想方設法維護中國的強勢形象是必然的，但無節制地支撐股市效果也許適得其反。如果讓股票一路瘋長下去，按股民的意志在奧運之前突破八千甚至一萬點，那樣絕大多數國民擁有的“鈔票財富”將要翻幾番。因為經濟並沒有那麽快地增長，增長的“鈔票財富”只好通過多印制幾倍的鈔票來解決，於是通貨膨脹就成了無法控制的脫韁野馬，物價將會在短期內上漲幾倍。物價一旦在一年內上漲幾倍，國家就真個失控了，其危害會遠遠大於股市的下跌。兩害相權取其輕，在災難性通貨膨脹和股市慘跌二者必居其一的情勢下，只能選擇股市慘跌，也就是讓股市恢覆它的“真實面目”了。至於第三條則是對“中國國情”不可救藥的無知，首先政府無原則地支撐股市本身就是荒唐且違犯經濟規律的，所以股市慘跌不是政府有意要和“絕大多數國民過不去”，股民因為股票下跌而與政府為敵是不公正的。不過話說回來，就算政府真個有意要和股民過不去，股民又能怎樣？只要政府是強勢的，你們能讓國家失控嗎？各位應該不會忘記不久前的農村“基金社”，那時絕大多數農民的存款全存在基金社里，政府整頓基金社時，農民存在基金社的存款一個晚上化為烏有。在基金社存錢的農民也是“絕大多數”，並且是農民家庭養家糊口的血汗活命錢，現在這些錢一下子被吞噬了，可農民因此“起義”了嗎？國家失控了嗎？
那時我的絕大多數朋友同事也在炒股買基金或正準備進入股市，當那些在股市門口徘徊的人聽到我這番“理論”後，都認為我的見解有很深的道理，並決定不炒股買基金。可我的“理論效力”並沒有維持多久，不到一個月時間，那些聽過我的“理論”並表示遠離股市投機的朋友同事大多買了股票或基金。當我問他們何以“明知山有虎偏身虎山行”時，他們的回答居然是：“周圍的人都在買股票基金並且大多數賺了錢，我幹嗎不幹？就算真個有股市慘跌的那一天，賠錢有大家陪了，又不是我一人倒楣……”
這就是國民的“盲從”！

（二）、健忘
去年十二月我因公在武漢市呆了十天，有機會了解各階層市民的社會心態。那時中國的股市正在慘跌，我接觸過的富裕市民都準備把資金投到樓市上，他們堅定的認為房地產價格是只升不降的，目前什麽都在貶值，只有房地產不會貶值，所以投資房地產一定穩賺不虧……
針對他們這一認識上的誤區，我針鋒相對地提出相反的意見：盡管目前的房地產價格仍在一路飆升，但並不等於會一直升下去。當房地產市場畸形紅火，大量資金湧入樓市時，就會出現房地產“相對過剩”現象，也就是房產的供應量遠遠超過居民的購買能力。當房產相對過剩並且持續較長時間時，部分靠集資和借貸蓋房的開發商無法長期承受利息和債務的壓力，就會被迫降低房價，甚至於虧本銷售，並在樓市引發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現在中國的房產已“相對過剩”，盡管房價仍居高不下，但很多地方有價無市，沒有出現樓市下跌現象主要是富豪有意“炒作”和開發商在那里“硬挺”。如果中國的房地產不發生革命性的調整，不發生災難性通貨膨脹，“炒作”是有限度的，富人不會無限制地購買“賣不出去的房子”在那里空著；“硬挺”通常也不會長久，實力較弱者要不了多久就會敗下陣來，於是房價下跌成為可能，不但會下跌，甚至會象股市一樣出現“暴跌”現象，跌到開發商的“成本線”以下……
他們聽完我的“下跌理論”後，幾乎是眾志成城地反駁我的推理，理由是他們從沒聽說過城市房產也會象股市一樣大面積下跌，在他們的記憶里房產一直是在不斷上漲著……
當我指出城市房產也會大面積下跌，十年前武漢市就出現過房產暴跌的歷史，他們的反應竟然象在夢鄉聽天方夜潭：真有這樣的事嗎？武漢市的房價也曾跌過嗎？我怎麽沒有印象呢？十年前我還是有完整記憶力的壯年人啊？
武漢市的房價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上半期曾一度漲到每平方米兩千五以上，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大多跌了一半甚至於跌破每平方一千的，年長的武漢市常住居民應該不會忘記這段不太久遠的歷史？可他們中的大多數居然還是忘記了。
反駁我的都是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都經歷了十年前武漢市房產暴跌的歷史，可他們居然對那段歷史一點記憶也沒有？一個群體的“健忘”到了這種水準，真的讓人只能在心靈的劇痛里發笑。
國民不可思議的健忘使他們永遠也不能記住歷史的教訓，結果類似的悲劇一再在中華大地重演。旅順大屠殺後不到四十年又發生南京大屠殺（作賤人才不思進取導致被同一個力量遠不如自己的小國兩次打敗）；義和團和文革式的全民瘋狂也只相差半個世紀多一點的時間……

（三） 、死不認錯
我這人的骨子深層很有那麽點江湖義氣，對朋友兩肋插刀榮辱與共，所以經常對炒股的朋友提出自己在靜夜深思後推斷出的影響微弱但無疑是有益的建議。也許是“旁觀者清”的緣故吧，我對中國股市的走向和大跌時間都能在事先做出較為清醒的預測，我的“逆向思維”在關鍵時刻總能一再閃耀那麽一點智慧的火花。去年的十月我幾乎忠告每個要好的股民朋友從股市退出來，理由是這個虛幻“牛市”的支撐力已經接近極限了。可他們沒有一個人聽我的話，因為他們認定在奧運會之前政府會想方設法讓“牛市”一直“牛”下去。新年過後股市再度出現漲勢時，我再次勸他們及時退出來，千萬不要等“保本或賺錢”再退，把損失減少到盡可能低的限度，因為現在的股市是回光返照，隨後會是又一輪的大跌，如果舍不得“割肉”損失會更大……可依舊沒有一個人聽我的，因為他們堅信政府在奧運之前會不顧一切“救市”，股市上揚是新一輪“牛市”的信號……
上周因為朋友聚會，我又見到了幾位炒股的朋友，他們都曾聽過我的忠告。那時股票已跌破股民和所謂“經濟學家”認定的4000線“鐵底”，每個人都虧慘了。當我問及他們因何不聽我的話及早退出來時，他們沒有一個人說自已錯了，而是抱怨進股市的時間太遲，若是早進就會“少虧甚至略賺”；抱怨沒有選擇好“對路”的股票，因為有的股票依舊在上漲。更有甚者，部分在網上聽過我忠告的股民朋友莫名其妙地和我變得生分了，甚至於一見我上線對方的QQ頭像就及時由彩色變成隱身狀態，好象我是個不祥之物似的……
因為部分國民“死不認錯”的秉性，象我這樣忠言逆耳對朋友認真的性情中人反而在朋友圈內成了不受歡迎的人？同樣因為“死不認錯”的緣故，國民不容易“吃一塹長一智”，從錯誤中汲取教訓，經常在同一個坑里跌倒，一而三再而三地犯同樣的錯誤


二OO八年三月十八日



7.中國人心底的毛澤東情結

二十世紀，沒有哪一位政治領袖對中國的影響能和毛澤東相比，幾代中國人都在毛澤東的鼻息下思想和生活，思想行為和命運完全不受毛澤東影響的中國人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存在的。直到今天我們仍能在民族思維模式里感受到毛澤東的影響。



“毛澤東情結”這個名字對絕大多數中國人或許有點陌生，但聽者很容易理解這個詞的內涵，因為絕大多數中國人或多或少都擁有這一情結。

每逢乘小車外出，無論是進口車還是國產車，都能在擋風玻璃位置看到懸掛著的毛澤東畫像。司機說毛澤東畫像能鎮邪，掛上他行車較為安全。
經常聽見年長的國人發泄對現社會的不滿，發泄完後常常要補充一句：“還是主席的時代好”。
美國佬的導彈炸了南斯拉夫的中國使館，國人在義憤填膺之余，忍不住在心里嘀咕：“若是毛澤東在位，美國佬敢嗎？”
…………
毛澤東無疑是二十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人物。一個出生於窮鄉僻壤沒有任何背景的農民的兒子，能夠統領群雄逐鹿中原，沿途推毀所有的抵抗，成為六億中國人的主人，這件事實本身就無可辯駁地證明了毛澤東的超群能力。毛澤東的政治生涯是變幻莫測的，由一系列“運動”組成的一連串一反常態的變化構成毛澤東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中國是一個崇尚寧靜不尚變化的農業國，毛澤東的政治活動打亂了中國幾千年靜態保守的思維定式，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上都是空前絕後的，並在中國人心中打下了持久深厚的烙印。
誠然，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沒有哪一位政治領袖對中國的影響能和毛澤東相比。盡管這種影響有正面的和負面的。整整一代中國人都在毛澤東的鼻息下思想和生活，思想行為和命運完全不受毛澤東影響的中國人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存在的。不僅在毛澤東在世時如此，就是在毛澤東逝世後的二十八年，相當多的中國人血管里仍流淌著毛澤東的“余音”……
毛澤東在世時中國人把他譽為“紅太陽”，如果這個比喻成立的話，紅太陽的政治生涯可以分為前後兩段。一九五六年前的毛澤東是初升的紅太陽，五彩的紅霞象征毛澤東多姿多彩的政治生活，不斷上升的一輪紅日為中國人帶來溫暖和光明。一九五六年後的毛澤東則是夏日正午的太陽，每個中國人都得忍受紅太陽在激動時放射出的熾熱灼人的光線的炙烤。
毛澤東改變了整整一代中國人的生活，對中華民族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推動了中國歷史的進步。作為一個空前絕後曾被譽為紅太陽的領袖人物，毛澤東的功績是無人可及的；和戰爭年代毛澤東創立的光芒萬丈的武功相比，和平建設時期毛澤東犯下的錯誤也是無人能及的。象五七反右，三年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等領袖人物絕不應該犯下的錯誤，毛澤東都一一犯下了，並對中華文明造成了難以磨滅的負面影響。
今天的中國人絕大部分是一九五六之後才有記憶和思想的，他們經歷的不是紅太陽的上升時期而是毛澤東的晚期，體驗到的不是旭日的瑰麗紅霞而是正午夏日的無情炙烤，按常理不應該一往情深地懷念毛澤東的，更不應該產生社會性的“毛澤東情結”，可毛澤東情結居然產生，之所以如此，我認為是下面幾方面的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一、現存的社會問題使中國人懷念並呼喚毛澤東
貪污腐敗、貧富懸殊和黑社會猖厥是現代社會的三大問題。
毛澤東時代的最顯著特征是廉潔、平均和秩序。
腐敗、不均和黑社會是今天的中國執政者最為頭痛雖經多方努力治理仍無顯著效果的社會問題；這三大問題毛澤東卻輕而易舉地解決了。
貪污腐敗在今天的中國已達到駭人聽聞的地步。貪污的數目動輒百萬、千萬甚至上億，不是發展中國家能夠承受的。一個不太富裕縣份的縣委書記居然在三年一把手的任期內積斂了一千四百萬元的不明資產（廣西玉林李乘龍），如果包括揮霍掉和向上行賄的款項應該不下三千萬！這樣的縣委書記居然還升了官（上調到玉林市任副專員）？！安徽亳州的一個縣委書記在新上任的那一天，居然在縣城舉行只有國家元首才可舉行的閱兵式，站在敞篷車上接受一千多名武裝幹警的夾道歡迎。這樣大的越級越權事件居然在三年多的時間內未引起上級領導的重視，並且照樣升了官……
毛澤東時代雖然也有貪官，如劉青山、張子善之流，但貪污的數目和今天的貪官相比無疑是小巫見大巫，並且很快受到毫不留情的贗懲（二人被判死刑，毛澤東沒有因為他們是功臣而“特赦”他們）。當貪污腐敗現象愈演愈烈反貪反腐越反越腐時，國民就會呼喚毛澤東。他們不知道文明世界有一種更為科學理性的政治體制能夠從根子上消滅貪污，只好求助於毛澤東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
中國社會的特點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相對平均的社會，國民收入拉開的距離不大，一富俱富，一貧共貧。那時盡管發生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大饑荒，餓死了上千萬人，國民仍沒有作亂和聚眾向政府要飯吃的傾向。因為那時幾乎沒有富人，全國人都在不同程度地挨餓。今天的中國人雖然吃飽了肚子，但內心的不平反而比挨餓時增長了許多，原因是社會的貧富懸殊在一天天拉大，遠遠超過了聯合國界定的安全警戒線。當農民的孩子因為沒有錢大批失學時，百萬、千萬和億萬富翁正以幾何級數增長，並在顯耀的場合一擲千金炫耀他們的富貴逼人。尤其是當平民發現那些富人的巨額收入不是靠勤勞和智慧掙來的，多半是非法收入時，平民的不滿和不平上升到了頂點。
黑社會在今天的中國已經猖厥到這樣的地步，幾乎每個公民都能感受到它的危害。東北的一個幫派頭目在過生日時，絕大多數的政府官員都前去送禮，負責社會治安的警察局長居然負責為他收受並登記禮金……毛澤東時代是沒有黑社會的，地痞流氓要麽成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要麽被送往監獄和刑場。那時的社會秩序空前安定，一個鎮只有一個負責治安的“特派員”，在公眾場合打架鬥毆的行為極為少見。今天一個鎮的警察膨脹到幾十個，可暴力傷害隨處可見。原因自然是司法腐敗，有些地方的警察不管治安只管要錢；有的甚至警匪合流，警察流氓聯起手來坑害守法公民。
上述的現象形成了三個鮮明的對比，使中國人越來越懷念毛澤東，越來越呼喚毛澤東。

二、主流媒體的片面宣傳不切實際地神化了毛澤東
毛澤東的偉大是無庸置疑的，但偉人並非沒有缺點，他一樣會犯錯誤，如果他的權力不受限制，他甚至會犯下令國家民族不勝負荷的重大錯誤。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體制是極權體制，毛澤東的意志幾乎無人能夠違抗，否則就會被“批倒批臭”，所以那時毛澤東的權力是不受限制的。正是在這種無限權力的鼓舞下，毛澤東犯下了今天的國家元首不可能犯下的錯誤。如人口政策的失誤，使後世的中國得背負百年以上的歷史包袱；五七反右，使本來就不充分的國家智力受到重大傷害；總路線大躍進，把全體國民推向歇斯底里的非理性狀態，主流媒體報道的糧食畝產量居然達到了十多萬斤；文化大革命，竟然號召中國人分成你死我活的兩派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理性和文化受到不可估量的損失……
毛澤東的這些錯誤，後世的中國人不應該回避。只有客觀勇敢地面對這些錯誤，我們才能夠從中汲取教訓，警惕以後不再犯類似的錯誤。偉大的鄧小平政府就是這樣做的。八十年代前半期，遍及全國的毛澤東雕像和“語錄碑”（這使人想起今天的北朝鮮）被拉倒了，毛澤東在中國人心目中從高不可及的神變成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造神運動”在那個時期似乎永遠地成為歷史。可從八十年代末期開始，我國的主流媒體又開始了新一輪的“造神運動”，再現毛澤東戰爭年代“豐功偉績”的電影和電視劇一部接一部地被制作出來，從《三大戰役》、《大決戰》到《長征》，毛澤東在國人心中又成了戰無不勝的英雄和軍神；可再現毛澤東後期失誤的影片一部也沒有。當媒體只宣揚一個人的優勢和閉口不談他的劣勢時，這個人就很快地被神化了。

三、世紀末的自然災害進一步證明了毛澤東的高瞻遠矚
改革開放時期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式采伐，大自然的承受力終於達到了極限，並在二十世紀末實施它的連環報覆。一連串的水旱蝗災在中華大地交替施展大自然的淫威，八八年百年未遇的旱災和九八年百年未遇的洪水給中國人的印象是刻骨銘心的，尤其是近幾年特大洪澇過後的大面積幹旱，對農作物的打擊是毀滅性的。如果不是毛澤東時代修建的水利工程給農業送去急需的生命之水，使農作物保住了大部分的收成，大面積的饑荒並非只是冬天才會發生的故事。
當中國人在炎炎烈日之下目睹著一條條灌溉渠把生命之水送到幹涸的農田時，他們就會很自然地想到毛澤東。無論他們先前對毛澤東的印象如何，這時都會無一例外地感念毛澤東！水庫渠道流淌的生命之水洗凈了毛澤東身上的任何污點，使老人家的形象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國民的健忘癥和國際知識的缺乏是產生“毛澤東情結”的最根本原因
“毛澤東情結”是國民認識上的誤區，誤區的產生基於國民的健忘癥和國際知識的缺乏。
我出生於六十年代中期，在七十年代初期開始有自我意識。從我記事的那一天起，印象最深的就是難以忍受的饑餓寒冷和生活必需品的奇缺。那時正值毛澤東時代晚期，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生活必需品極端匱乏，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農民連肥皂、火柴、染料也買不到，就更不用說食糖和布料了。農民只好重新把火鐮找出來敲石取火；用草木灰和一種青草混合成泥漿狀給織成的土布著色；用砸碎的皂角代替肥皂洗衣服……七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中國人對這段歷史沒有印象，如果想獲得那個時代的真實圖景，不妨去鄰近的北朝鮮看看，今天的北朝鮮和七十年代的中國差不多。那時的中國差不多已倒退到原始狀態，在這樣的社會生活的人是難得有舒服和幸福感受的，年齡比我大的國民應該有更為生動深刻的記憶，如果有記憶就不會產生“毛澤東情結”，可“毛澤東情結”在比我年長的中國人中也有很大的市場，這是國民的健忘癥在起作用。
毛澤東在懲治貪污腐敗，消除貧富懸殊和打黃掃黑方面確然取得了今天的中國人不易超越的政績，但在世界範圍內比較起來他並非作得最好的人物。世界上有不少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基本上消滅了貪污，從體制上鏟除了貪污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今天的歐美發達國家在消除貧困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每年要為社會下層的國民支付巨額的福利開支，這個數目有時甚至達到國家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
毛澤東時代並非沒有腐敗，只是腐敗的表現形式不同而已。今天主要表現為經濟腐敗，那時更多地表現為政治腐敗。官吏濫用職權的現象隨處可見，在“階級鬥爭”中打死人只是小事一樁，絕不會受到法律的追究。一個小小大隊書記（相當於今天的村委書記）的權力和土皇帝差不多，居然掌握著全大隊成年人的人身自由權和部分生命權，沒有他的允許誰也不能離開他所在的大隊，連招工進城也得他們點頭才成！下鄉的知識青年對此有較為深刻的印象。一個生產隊長（相當於現在的小組組長）也可利用派工的方便，恣意占有和侮辱別人的妻子而不受懲罰……
毛澤東時代雖然沒有黑社會和黑勢力，但有組織的暴力活動卻從未停息過，最為突出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全體國民被毛澤東有計劃地組織起來，並人為地劃分為兩個敵對的陣營，進行明火執仗的械鬥，連火炮和機關槍也在和平時期的內鬥中派上了用場。
美國並非只在南斯拉夫炸過中國的大使館，他們在毛澤東時代也曾向越南的中國大使館投過炸彈。但毛澤東也沒有正式向美國宣戰，那時中國介入朝戰和越戰都是以志願軍的名義，不是政府行為。那時的中國也沒有向美國本土投過一枚炸彈。今天的中國周邊國家沒有一個和美國處於戰爭狀態，不能象毛澤東那樣在毗鄰的國土上對美國佬實施報覆行動，所以也不能說今天的中國政府比毛澤東軟弱。
就是那些光芒萬丈的水利工程，也不能歸功於毛澤東一人，不能說只有毛澤東才會修水利。任何人民的政府都會建設自己的國家，這些建設包括水利和各項公益工程。各界政府對建設的項目各有側重，毛澤東鐘情於水利工程，今天的中國政府側重於基礎設施建設。把今天的中國公路和毛澤東時期的公路相比，水利工程就不只是毛澤東才會制造的“亮點”了。
…………
綜上所述，“毛澤東情結”是國民認識上的誤區，是一種有倒退傾向的社會思潮，是國民對現社會不滿的曲折心理反映。
“毛澤東情結”並非緊隨著毛澤東的逝世而產生，只是近十年才在國民心中植根並迅速蔓延的一種社會思潮。八十年代上中期，國民對毛澤東並無太多的好感，那時八億農民最愛戴的領袖是鄧小平，因為鄧小平讓農民真正走出了饑餓和寒冷。八十年代初期全國各地推倒代表“偶像崇拜”的毛澤東雕像和“語錄碑”（雕刻有毛主席指示的混泥土建築物）時，國民沒有半點抱怨和不舍的情緒，因為那時國民對毛澤東時代的饑餓還記憶憂新，對鄧小平政府帶給他們的豐衣足食也感觸至深，加上那時的腐敗也不嚴重，所以毛澤東在國民心中沒有市場。
“毛澤東情結”容易主宰年輕人和老年人的心靈。老年人的“毛澤東情結”是“懷舊”和渴望安定的心理折射；年輕人的“毛澤東情結”是基於“偶像崇拜”，因為他們不了解毛澤東，他們心中的毛澤東只是影視屏幕上那位“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佇立昆侖山頂“欲與天公試比高”，經過高度美化的神話式的英雄，不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毛澤東。
“毛澤東情結”基於國民對現社會的不滿，並非是真個憧憬毛澤東時代。如果讓他們回到連肥皂火柴都買不到且吃不飽肚子的歲月，他們要不了幾天就會受不了。今天的北朝鮮和毛澤東時代如出一轍，讓吃飽穿暖的中國人去做幾天北朝鮮人，他們能不跑回中國嗎？
和毛澤東時代相比，無論今天的中國政治有多少失誤，也無論今天的中國社會有多少的不如意，今天的中國畢竟比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要進步一些。解決現存社會問題的良方不是回到毛澤東時代，而是借鑒世界文明的先進成果，建立一套盡可能科學理性的體制來“凈化”中國，把中華文明推向一個更高的境界，絕不能走回頭路。


二０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8.“左憤”狂飆下的“偽愛國主義”

憤青對中華文明的負面作用遠遠大於正面的，破壞的熱情也遠遠大於建設的熱情。“憤青”在經歷文革後近二十年的沈寂後，在世紀之交的中國又再度展示出無處不在的影響力。憤青的覆興離不開“愛國”的旗幟；“憤青式愛國”又必須借助“排外”才能體現出來。


（一）
近代中國缺少思想家,缺少堅守良知的知識精英,缺少捍衛真理勇氣的仁人志士；但近代中國從來就不缺少“憤青”和“追星族”。
“憤青”最早在歷史上留下記錄是四個世紀前的明帝國末期，軍事天才和民族英雄袁崇煥被崇禎皇帝和腐敗政客污為“漢奸賣國賊”，押赴刑場千刀萬剮。首都“愛國口號”喊得最響的“憤青”們一窩蜂地湧上刑場，爭先恐後爭搶袁崇煥的肉，然後當眾塞入口中大吃大嚼，臉上綻放出“忠君愛國”的豪壯表情……（詳情見拙作《袁崇煥悲歌》）
“憤青”在歷史上第二次展示“力量”是戊戌變法時期，戊戌六君子譚嗣同、康廣仁、楊銳、楊深秀、林旭、劉光弟被真正的“國賊”慈禧太後污為崇洋媚外的“漢奸賣國賊”，綁赴菜市口刑場砍頭示眾。首都的“憤青”們雖然沒有象三百年前的同仁那樣爭食他們的肉，但把民族英雄的鮮血蘸了人血饅頭……
“憤青”第一次影響歷史進程是一百年前的義和團邪教暴動。義和團的主要成員是各地“憤青”，首先是“農村憤青”在“掃清滅洋”的旗幟下屠殺傳教士、外國平民和中國基督教徒；同時針對中國平民搞些“打、砸、搶”的違法勾當。慈禧太後為了轉移國民對滿清權貴腐敗統治和拒絕政治變革的不滿，打起了“排外愛國”的旗幟，別有用心地把義和團列為愛國組織，招募他們進入首都屠殺外國人。義和團進入首都後，“農村憤青”與“城市憤青”合流，對遇到的所有外國人格殺無倫，連老人、婦女、兒童也不放過。不但屠殺外國人，對中國基督教徒也一樣格殺勿論，後來發展到屠殺使用西洋商品的中國平民，並且對中國人的殘忍程度遠遠超過外國人。義和團只殺了幾千外國人，但屠殺的中國教民卻高達五十多萬！除了外國人和中國教民外，致力於中國變法圖強的唯新志士也成了“義和團憤青”的最主要屠殺目標，因為這些人企圖引進西方的“民主、人權、法治”來革新滿清的腐敗統治，謀求中國的強大振興，因此是最最反動的“漢奸賣國賊”？甚至於闖進紫禁城去捉拿光緒皇帝這個頭號“漢奸賣國賊”！結果北中國的維新志士，中國最最寶貴的財富，被義和團憤青屠殺一空……義和團憤青除了在北中國瘋狂屠殺中外平民外，還焚燒破壞一切與西洋有關，也就是有一定現代科技含量的東西，京城繁華的商業大街被燒成一片廢墟……
義和團憤青“愛國”的代價是殺盡了北中國真正的民族精英，把北中國變成了一遍廢墟，為中國人在世界上掙得“野蠻人”的稱號；同時招來八國聯軍的報覆性入侵，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平均每個中國人攤上一兩！
“憤青”最大的一次力量展示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偉大領袖為了贏得絕對獨裁權力，和全中國的青年學生結成臨時聯盟，對官僚階層和知識精英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把上流社會的絕大多數打成“階級敵人”；對落到他們手中的問題人物進行野蠻殘忍的精神肉體迫害，手段備極殘酷。天才藝術家嚴鳳英被誣為為“文藝黑線人物”、“宣傳封資修的美女蛇”和“國民黨潛伏特務”，被批鬥迫害致死；死後憤青還剖開她的喉管和肚子，掏出五臟六腑，檢查里面是否藏有特務密電和微型收發報機？！國家主席被誣為“叛徒、內奸、工賊”，全國憤青歇斯底里高呼“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憤青的“粉絲”，北師大女子附中的宋彬彬，就是給偉大領袖佩帶“紅衛兵”袖章並贏得偉大領袖賦詩“不愛紅妝愛武妝”的那位，一個年輕漂亮本應該溫柔善良彬彬有禮的花季女孩，為了證明自己對“階級敵人”的殘酷無情，和同伴舉行殺人比賽，親手打死了十三個被劃為“階級敵人”的無辜平民……
“文革憤青”和“義和團憤青”一樣，除了瘋狂打擊迫害偉大領袖圈定的“異己分子”外，還大肆破壞文明成果。和“義和團憤青”燒商店、拔鐵路、拆電線不同；“文革憤青”主要是“破四舊”，也就是燒書，毀文物、拆寺廟，摧毀一切和“文明”沾邊的東西，讓中國重新回到沒有文化的蠻荒時代。1966年11月，200多名文革憤青闖進山東曲阜，砸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掃蕩了孔子及其後裔安息的孔林。他們掄起鐝頭、揮舞鐵鍁，狠刨孔老二及其龜子龜孫們的墳墓。“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76代孫令貽的墳墓被掘開了……孔府、孔廟、孔林，共計有一千多塊石碑被砸斷或推倒，燒毀、毀壞文物六千多件，十萬多冊書籍被燒毀或被當做廢紙處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墳墓被盜掘……
回顧憤青在歷史上的歷次“英勇事跡”，我們不難發現憤青對中華文明的負面作用遠遠大於正面的，破壞的熱情也遠遠大於建設的熱情。義和團和文革是在陰謀家操控下憤青當家作主的時代，但憤青當家作主的成果卻是中華文明遭受空前浩劫，全民集體走向瘋狂，中國差一點就跌下萬丈深淵不能自拔。

（二）
“憤青”在經歷文革後近二十年的沈寂後，在世紀之交的中國又再度展示出無處不在的影響力。憤青的覆興離不開“愛國”的旗幟；“憤青式愛國”又必須借助“排外”才能體現出來，因此中外摩擦尤其是中美摩擦給了憤青歇斯底里起哄的機會。
文革後的第一次憤青起哄是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大都市憤青紛紛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呼籲政府對美宣戰。當現政府沒有屈服於他們的“愛國口號”對美開戰時，他們又大罵政府沒用，說什麽如果“偉大領袖”在世，早就把美國踏平了……
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確然罪不可綰，但因此向美國宣戰則是自討苦吃。撇開宣戰的必要性和道義性不談，單就利害關系來說對美宣戰是有百害而無一利。中美一旦爆發戰爭，我們一架飛機也飛不到美國上空，一艘軍艦也接近不了美國海岸，少數幾顆洲際導彈也會被美國的反導彈武器截留……相比之下，美國的轟炸機可在中國上空肆意投彈；航母戰鬥群在中國近海如入無人之境；幾千枚洲際導彈可命中絕大部分鎖定目標……戰爭的結果是美國本土沒有一聲炮響我們的國土則硝煙彌漫，我們宣戰的成果是損了自己肥了敵人，挑起這樣的戰爭不是瘋子就是白癡。可我們的憤青卻近乎狂熱地要求挑起這樣的戰爭？
南聯盟使館事件之後，憤青又舉行了幾次排外示威遊行，幾次呼籲政府對某個力量遠超中國的強國宣戰，幸虧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屆中國政府理性務實的成分遠遠大於不切實際的成分，天老爺保佑政府沒有被憤青的愛國口號忽悠，沒有把中國拖入非理性戰爭災難的陷阱。
令人不解的是，上世紀末印度尼西亞掀起有組織的反華浪潮。暴徒在政府的鼓動或默許下搶劫焚燒華人財產，屠殺男性華人，當眾輪奸華人女同胞，造成5000多家華人公司、超市、工廠被毀；1200多名華人喪生；1000多名華人婦女被群體強暴……可號稱愛國的憤青們卻沒有走上街頭，沒有舉行任何針對印尼的遊行示威。
憤青雖然沒有象義和團和文革時期那樣對政府造成決定性的影響，但憤青的人數和影響在新世紀的中國一直呈上升趨勢，並以令人憂慮的速度向文革的災難邁進。尤其是今年奧運聖火在西方傳遞時遇到始料不及的不和諧插曲；一個在奧運歷史上經常發生並在西方認為是稀松平常的幹擾奧運聖火傳遞事件，被中國憤青認為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如山鐵證，在國內外掀起了文革以來最大的一次排外浪潮。此前不久發生的“南都長平事件”則更具悲劇意義，一位堅守良知的文字工作者因為發表了一篇呼籲新聞自由、公正的文字牽涉到西藏話題，發出了與主流媒體不一致的聲音，被網絡憤青咒罵為“漢奸賣國賊”，連在歌功頌德的大氣氛下一直堅持報道少許真相的《南方都市報》也跟著遭殃，被憤青污為“拿著帝國主義津貼的反華媒體”？至於近幾天發生的王千源事件，進一步顯示今天的憤青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絲毫也沒有“與時俱進”，整體素質和“文革憤青”依舊站在同一個水平線上。青島留美女生在民族問題上僅僅表達了與中國主流媒體不一致的聲音，僅僅因為履行了天賦的並被憲法允許的言論自由權利，就被憤青群體在網上極盡侮辱謾罵之能事，惟恐除此不能表達他們的“愛國心民族情”；甚至於展開人肉搜索，搜出王千源的個人資料和家庭情況；然後把一個屎盆子扣向了王千源父母青島住家的門口；還有一個善搞陰謀的憤青，偽造了王千源父親向全國人民的道歉信並傳到網上（王千源已從父母處得到證實是偽造的並向媒體披露）……
在暴力機器面前保持高度一致；卻在一個獨立思考的弱女子面前威風凜凜，我們的憤青可真夠“勇敢”真夠“男子漢”的？
不僅如此，文革口號和非此既彼的思維模式；對不同聲音者上綱上線、扣帽子、打棍子的行為模式也在網絡泛濫成災。象“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帝國主義的走狗”，“把……打死、喂狗”，“我們堅決不答應”之類與現代世界文明格格不入的“文革邏輯”和火藥味十足的“戰鬥口號”在網絡構成一道怪異的風景線，各種跡象表明文革陰魂已經在大眾網絡覆辟再現。一個摧毀中華文明的危險信號已在中國的上空顯現？

（三）
憤青在改革開放時期唯一“與時俱進”的地方就是對互聯網的高效利用。新世紀憤青不能象文革憤青那樣動不動就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更不能滿街張貼含人身攻擊內容的大字報；但憤青很快發現互聯網是他們發泄極端情緒和打擊理性思辯的理想平台，於是紛紛在網上煽動極端情緒和尋找打擊對象。因此新世紀憤青絕大多數是“網絡憤青”。雖然網絡憤青的文章文風拙劣漏洞百出，但因為文中充滿刺激挑戰性字句，符合不滿現實國民的閱讀興趣；加上網絡憤青的文章篇幅都不長，譴詞造句淺顯通俗，對於時下大多數不愛閱讀的國民來說可謂是投其所好，因此一篇再爛的文章也有可能贏得可觀的點擊率。
相比之下，對國家民族真正負責且有益的理性思辯文字則很少刺激眼球的煽動詞句；充分揭示問題闡明道理的文章又常常需要很長的篇幅；理解他們的文字又需要一定的知識和思考的習慣與之配合，不愛閱讀又不喜思考的國民顯然沒有足夠的耐心讀完他們的長篇大論，因此也不容易理解他們的文章要表達的真實思想。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憤青和智者的文字在人流量大的大眾網絡享受的待遇常常是不公平的。眾所周知網絡文章的影響除了文章本身的質量外；還取決於文章所擺的位置。一篇再爛的文字只要放在不易下沈的顯眼位置，一樣能夠贏得很高的點擊率；無論多優秀的文字置於容易下沈的普通位置，其影響也會大打折扣。憤青的謾罵攻擊性文字在大眾網絡處於顯眼位置的概率比理性思辨文字要大得多，因此在數量龐大的普通讀者群占有很大優勢。更為反常的是：理性思辯文字經常因為“含有敏感詞匯”或“內容不符合本站要求”被部分大眾網絡拒之門外；憤青的罵人臟話則不是“敏感詞匯”且“內容符合本站要求”了？
因為部分大眾網絡對憤青和理性思辨文字執行“雙重標準”，憤青贏得了網絡輿論優勢？結果憤青的力量和影響在新世紀的中國呈膨脹上升之勢。
“愛國排外”是網絡憤青永遠的標幟，是他們打擊真正愛國志士的尚方寶劍。下面有必要分析一下網絡憤青的愛國特征：
1、 把“愛國口號”喊得震天響，卻不知何種行為才屬愛國，結果經常在愛國旗號下幹出“親者痛仇者快”的極端行徑，南聯盟使館事件中呼籲政府向美國宣戰就是一個生動例證。
2、 愛國行為只停留在口頭上，真正的愛國行為則需要從事艱苦細致的工作，憤青大多一無耐心二無犧牲精神為了愛國艱苦奮鬥；更不會為了思索行之有效的強國之路漚心瀝血。
3、 愛國行為更多陷於不切實際為祖國歌功頌德，總之謳歌五千年燦爛文明；頌揚“四大發明”；深信宇航員在月球上能看到長城；鼓吹“中國實力膨脹論”，宣稱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等等意淫式的自賣自誇就是最最愛國的行為。諸不知過份自我標榜，無原則“自我感覺良好”的作用常常是負面的。對於一個人來說，“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一個國家民族也是這樣，無休無止給祖國唱讚歌實質是害國行徑。眾所周知美國人是愛國的，美國軍人極少在對外戰爭中臨陣脫逃或叛變投敵現象，更沒聽說過有哪個美國富豪把財產轉移到中國；中國在抗日戰爭時期則漢奸成群。可美國的主流媒體很少有為國家唱讚歌的，打開電視報紙不是這里出現問題就是那里存在醜聞，好象美國是一個一無是處的國家？但這絲毫不影響美國人的愛國情懷。美國政府告誡它的國民：如果你知道自已的國家正在犯錯誤而不勇敢指出來，你就是對國家的犯罪，也就是鼓勵美國人對國家吹毛求疵。最後結果是：一個敢於對國家說“不”的民族比成天價對國家說“好”的民族擁有更深厚的愛國情懷。
4、 愛國行為經常體現在“挑釁好鬥”，為了顯示只有自己才是最最愛國的，成天在網上搜尋有沒有可以給某人扣上“賣國”或“崇洋媚外”帽子的只言片語？如果實在找不到也要制造一個出來，手段不外乎文革式“斷章起義”和“曲解原文”；否則就不足以顯示自己的“愛國”。例如某篇文章的原文有“中國的民族政策確然存在問題；但外國媒體的報道也沒有尊重事實”之類的句字，憤青就會別有用心地取其前半句舍棄後半句，然後抨擊作者和藏獨分子一個鼻孔出氣，武斷地把在國際上為祖國澄清是非的維護國家統一人士劃到藏獨那一邊，並施以無情鬥爭殘酷打擊，並且根本不聽對方的辯護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所以相當一部份憤青的愛國言行包藏有借“愛國標幟”來嘩眾取寵從而擴大個人知名度的陰暗動機。就象某些以收費為職能的執法部門唯恐監管對象沒有違法行為一樣，部分愛國憤青最害怕的就是找不到“賣國崇洋”的例子，他們的骨子深層其實害怕每個中國人都是愛國者。
5、 憤青在網絡鎖定某篇可以進行口誅筆伐的“賣國文字”時，多數情況下沒有讀完全文，因此也不可能明了文章所要表達的真實思想。在不了解原文主旨的情況下，就胡亂針對某些片斷“發神經、扣帽子”，結果多數情況下被上綱上線的文章是最最愛國的文章，被他們痛斥的“漢奸賣國賊”其實是真正的愛國志士。

（四）
綜觀憤青的“愛國行徑”，用魯迅的“愛國賊”標準來衡量竟然條條中款，所以用“愛國賊”一詞來形容他們再合適不過。憤青在“愛國排外”的“霸王”標幟下，只會給真正的愛國文字找茬；把真正的愛國志士辱罵成賣國賊！因此憤青的愛國行為多數情況下是“好心辦壞事”。
部分憤青是否真個擁有愛國情懷也是大可懷疑的，口號上的愛國多數情況下不是真正的愛國。歷史上有哪個真正的民族英雄成天標榜自己是愛國者？又有哪個真正的漢奸賣國賊不是成天價把愛國掛在嘴上？大漢奸汪精衛的愛國口號喊得比誰都響，可最後還不是作了公開的漢奸領袖。在一個言論沒有自由的國度，人的公開言論與行動常常是相反的，現在的貪官哪一個在台上不是聲嘶力竭高喊反腐倡廉口號？可一轉眼就在台下拼命貪污受賄以權謀私。今天的中國貪官是最大的國賊，可憤青把鬥爭矛頭對準真正禍國殃民的貪官了嗎？
今天的中國存在那麽多陽光下的罪惡；存在那多的特權和不公正；存在那麽多權力腐敗；存在那麽多純屬圈地性質的招商引資……這些真正的賣國害國行徑，憤青們注意到了嗎？你們捍衛真正的國家利益了嗎？
那些動不動就把爭取“民主、自由、法治”的文字等同於崇洋媚外；把呼籲政治改革的志士仁人誣為“賣國賊”的憤青們，我要提醒你們的是：“民主、自由、法治”不是帝國主義的專利品，文明進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需要“民主、自由、法治”。凡是阻礙中國“民主、自由、法治”進程的人才是真正的“漢奸賣國賊”！
我這里引用胡適的一句話佐證上面的觀點：“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國家的權利。因為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一個人是真愛國還是假愛國只能從他的行動上才能判斷出來：憤青罵美國罵得最響亮，可現在給予某個憤青一張“美國綠卡”，恐怕沒有幾個憤青能夠拒絕。你既然認定美國一直“亡我之心不死”，是中國最最兇惡的敵人，幹嗎還那麽熱衷於往美國跑呢？這樣的行徑能算愛國嗎？這種表里不一的分裂人格在憤青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更奇怪的是部分把資產轉移到海外，用父母在國內的非正當收入去歐美留學的特權憤青，也在海外高舉什麽“愛國旗幟”對國內為了推進國家文明進步的志士仁人上綱上線，他們的“愛國心”就更值得懷疑了。海外的少數特權憤青也許希望中國一直腐敗落後下去，因為腐敗落後的中國有利於國有資產源源不斷地流入他們的海外帳戶，確保他們不用努力也能在海外享受一流的生活水準。正是基於這一陰暗心理，他們對國內那些真正努力推進國家富強民族文明進步的人士才視若寇仇，一有機會就祭起“愛國主義”的大旗橫加打壓。
絕大部分高呼愛國的憤青，實際上只是跟在愛國旗幟後面瞎起哄。他們組成偌大的群體，攀附主流媒體的輿論導向，對與主流媒體不一致的聲音亂扣帽子亂打棍子，讓自身的卑劣本性有機會釋放。至於對祖國的種種不足或惡劣之處，他們是不敢言或不知如何言說，因為祖國有第一流強大的國家機器等著他。所以憤青式愛國是欺軟怕硬的，是披著硬盔甲的軟骨頭。歷史的經驗一千次證明，凡是欺軟怕硬者都不可能成為堅定的愛國人士！

憤青群體的產生需要特定的社會土壤：機會不均造就了大批對社會不滿的青年；奴化教育體制使憤世嫉俗者普遍染上了不愛思考的毛病；浮躁的社會空氣使不滿現實者沈不下心來艱苦創業。因為心中有太多的不滿，又不知不幸的根源來自何處，就很容易迷迷糊糊地順從某個輿論導向，聚集在“愛國標幟”下發泄卑劣情緒，成為陰謀家的政治打手。文革時期之所以有那麽多的憤青，就在於那時的城市就業形勢相當嚴峻，年輕人普遍感受到就業壓力。就業問題無疑出現在權力階層，可奴化教育下的青年學生看不到這一點，於是不自覺地跟著偉大領袖權力魔仗的指引，把打擊矛頭對準與就業困難毫不相幹的社會弱勢群體，被打倒在地茍延殘喘的“地、富、反、壞、右”身上……
今天的中國之所以有那麽多的憤青，也一樣是社會土壤出了問題。教育改革把一直由政府承擔安置大學生就業的責任推向社會；與“教育產業化”相適應的大學無限制擴招使大學畢業生的數量在短期內膨脹幾倍甚至十倍；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也因此變得空前嚴峻，於是產生了大量心懷不滿的群體。教育腐敗又使大學的教育質量急遽下滑，大學生不再是一個有獨立思維能力的群體。所有這些都為造就憤青群體提供了最好的社會土壤。
新中國唯一沒有憤青群體的時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時的學生都把學知識做學問放在第一位，理性思辯的空氣主宰了大學校園，大學畢業生都能分配工作，社會不公也遠沒有發展到今天這樣的嚴重程度。因為學校培養出來的青年學生極少盲從的白癡；不滿現實的群體也不大，所以沒有憤青賴以孳生的社會土壤。

憤青雖然容易聚眾起哄到處放箭富有攻擊性；憤青的影響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無處不在，但如果沒有成功陰謀家的配合，憤青不可能成為影響國家社會的決定力量，充其量也只能作為受陰謀家操控的政治工具。
憤青力量是一柄兩頭尖的劍，企圖操控這把劍為自己服務的政治陰謀家在傷人的同時也傷及自身，慈禧太後利用義和團就是一個生動例證，所以明智的政治人物不到萬不得已時不會瘋狂到去利用憤青力量。能成功利用憤青力量的政治陰謀家有一個前提：他必須是象斯大林那樣在長期戰爭中取得絕對權威，不但能控制整個官僚階層而且能控制整個社會的獨裁鐵腕人物，否則就會被他企圖利用的憤青力量撕毀。就算是極少數成功利用憤青力量的鐵腕政治家，也一樣會在歷史上背負不可磨滅的千載罵名。其家族也難逃被後人清算的惡運。
憤青一旦成為陰謀家的政治工具後，其自身也逃不掉整體覆亡的命運。一旦陰謀家的政治目的達到，憤青就失去了利用價值，就會被陰謀家“一鍋燴”。文革憤青的命運各位應該不會忘記，國家主席被“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的那一天，也就是他們“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那一天。這幫憤青在農村受盡磨難，很多女知青還被地方目不識丁的大老粗淩辱強暴，面對絕望的處境痛哭無告，最後還是被他們誣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施以殘酷鬥爭的鄧小平救了他們，讓他們整體回城……
所以憤青的思維邏輯經常陷入不可理喻的自虐狀態：對尊重維護他們的人上綱上線；對玩弄利用他們的人歌功頌德？

憤青們該醒醒了！
中國的強大進步，中華民族的文明開化與“憤青式偽愛國主義”不能並存！
下面用一位網絡智者的言論來收尾：
“一個國家是很難被外界壓力壓垮的，一個真正的勇者也從不會被外力所屈服!超越主義之爭，超越意識形態分歧，愛國首先要愛自己!馬克思一百多年前倡導的，每個人自由而全面地發展才是整個社會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每個國人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就是最大的愛國。內部和諧的中國才能更加自信、健康和贏得世界尊重!”


二OO八年四月十九日


9.法國總統“道歉”是“愛國主義”的勝利嗎？

法國政府和人民真個在奧運聖火傳遞這件事上罪不可綰嗎？法國真的“亡我之心不死”嗎？法國總統真的道歉了嗎？我們的力量真的足夠強大到讓法國總統認錯並道歉嗎？法國總統給金晶的信真的是我們在海內外表現出的“愛國主義”大獲全勝的標志嗎？


2008年4月7日星期一，奧運聖火傳遞至法國巴黎時，發生了與“奧運精神”不和諧的插曲。首先是中國藏獨分子突然撲向奧運火炬手金晶，企圖搶奪她手中的奧運火炬。隨後的火炬傳遞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幹擾，數千名示威抗議者對火炬的安全傳遞構成的威脅防不勝防，組織者被迫三次將火炬轉移到汽車上繼續前行。 巴黎警方說，出於安全考慮，他們三次主動熄滅了奧運火炬。為保障火炬順利傳遞，法國警方部署了3000警力維持秩序。
不僅如此，巴黎市長德蘭諾下令在市政廳大樓前掛上了“巴黎在全世界支持人權”的橫幅。法國“自由報”的頭版標題是“解放奧運”，並發表了一幅用手銬組成的奧運五環圖案。
由於法國綠黨在巴黎市政廳大樓外懸掛象征西藏的旗幟、以及用手銬構成的奧運五環的黑色旗幟，巴黎市長德拉諾埃被迫取消原定在市政廳舉行的迎奧運火炬通過的儀式。
…………
奧運聖火在巴黎傳遞受阻激發了中國公民的極大憤概，聯想到星期日倫敦站的火炬接力活動中，一名示威者試圖用滅火器撲滅聖火，被警方制止的情景；聯想到CNN等西方媒體關於拉薩騷亂的報道明顯與事實不符；我們很容易依此類推認定西方現代化強國蓄意破壞中國奧運，甚至於“亡我之心不死”……
鑒於西方在奧運聖火傳遞上表現出的“敵意”和西方輿論對藏獨分子的支持，部分中國留學生和華人華僑在海外民主國家展開了多種形式的聲援抗議活動，從言詞激烈的“口水戰”到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澳洲悉尼和法國巴黎的示威遊行場面最為壯觀。中國人“愛國主義”呼聲在海外響徹雲霄。
與海外留學生的聲援抗議相呼應，國內的“愛國主義者”在境內掀起了抵制法國企業“家樂福”的活動，不僅僅阻止顧客去“家樂福”購物，還針對在家樂福工作的員工發出了不同程度的人身安全威脅，盡管在家樂福工作的員工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中國人。不少地方還發生了針對家樂福員工但明顯違反中國法律的暴力活動。
除了抵制家樂福外，法國第一次替代美國成為“愛國主義者”心目中的頭號“妖魔國家”，針對法國的詆毀謾罵在網絡鋪天蓋地。在此之前我們則一直把法國當成西方最好的“朋友”，經常在輿論上支持法國和美國叫板。
我們不但在媒體和網絡攻擊“威脅”法國，和“沈默的對手”打單口相聲式“口水戰”；還強烈要求法國政府向中國道歉！
我們終於在沈默的對手面前展示了“口水戰”的“力量”。
2008年4月21日，來華訪問的法國參議院議長克里斯蒂安?蓬斯萊轉交了一封由法國總統薩科齊寫給奧運火炬手金晶的慰問信。
克里斯蒂安?蓬斯萊讀出了信中的內容，他說薩科齊譴責火炬在巴黎傳遞過程中針對金晶的襲擊。“我對火炬在傳遞過程中發生的這件事感到震驚”，蓬斯萊援引薩科齊的原信稱：“中國人民對此感受到傷害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強烈地譴責他們（襲擊者）的行為。”
薩科齊還邀請金晶來法國，以此顯示“這件令人悲傷的事件”並不能影響法中兩國的友誼。
蓬斯萊於21日上午抵達上海浦東機場後赴上海市殘疾人體育訓練中心，專程看望中國奧運火炬手金晶，並轉交了該信。
盡管法國總統給金晶的信只是表達了總統個人對奧運火炬傳遞在巴黎受阻的“震驚”和總統的“平民意識”（對金晶出乎意料的關心），信中沒有任何文字顯示法國政府對中國正式道歉的信息，但我們的“愛國主義者”還是認定法國總統道歉了？
於是我們認定中國人在海外的聲援抗議勝利了？在國內抵制家樂福勝利了？在網絡媒體上的單口相聲式“口水戰”勝利了？我們的“愛國主義”勝利了？
於是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認定中國的力量足夠強大了？一個擁有核武器和航空母艦的現代化強國向中國“道歉”？我們的“愛國主義者”應該歡欣鼓舞了？

本人對此事的看法則遠沒有那麽樂觀，我的心靈一直在發出下面的疑問：
法國政府和人民真個在奧運聖火傳遞這件事上罪不可綰嗎？
法國真的“亡我之心不死”嗎？
法國總統真的道歉了嗎？
我們的力量真的足夠強大到讓法國總統認錯並道歉嗎？
法國總統給金晶的信真的是我們在海內外表現出的“愛國主義”大獲全勝的標志嗎？
我們還要繼續把抵制家樂福式的“愛國主義”行為發揚光大嗎？

奧運聖火在巴黎傳遞受阻是事實；但依此推定法國人民對中國懷有“敵意”，法國政府陰謀破壞聖火傳遞，西方強國“亡我之心不死”則有過於簡單化之嫌。
縱觀整個奧運史，聖火傳遞受阻並非中國舉辦奧運才發生，在西方國家舉辦奧運時也多次發生過。個人借奧運提供的機會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也不只是針對中國；針對其他國家也一樣有很多。
下面我們來看2000年悉尼奧運聖火傳遞過程中發生的荒唐鬧劇：
當奧運火炬經過悉尼南郊時，一位澳洲爺們很不服氣，覺得自己也應該可以當火炬手？於是在奧運火炬手經過自己身邊時突然跳出來，奪下火把高高舉著，洋洋自得地跑了起來，直到跑累後被趕上來的警察制服為止……
當火炬在澳洲美麗的海邊傳遞時，一位不信聖火也不信邪的澳洲哥們突然沖過去搶過火炬就跑；但這哥們搶火炬不是想當火炬手，等他跑到海邊時竟然使勁一甩，把聖火丟進了大海里……
另外一位澳洲哥們就比上面這位更省事。當奧運聖火經過另外一個城市時，突然有一個哥們斜刺里沖了過去，等到學聰明了的警察都一下子沖上去保護聖火時，這哥們不慌不忙撩開風衣，順手從衣服里抽出一個微型滅火筒，按照指示說明對著奧運火炬一陣猛噴，竟然把一個熊熊燃燒的聖火給撲滅了。臉上滿是泡沫的警察和火炬手一時手足無措，觀看聖火接力的觀眾們卻開懷大笑……
更為“荒唐”的是：民眾對上面的荒唐鬧劇沒有表現出任何大驚小怪，更沒有義憤填膺；幾位肇事者居然沒有受到國家機器的任何制裁和迫害；也沒有受到普通公眾的敵視和圍攻？
這些層出不窮、讓人哭笑不得的搗亂鬧劇，使得2000年悉尼奧運會的聖火傳遞成為奧運歷史上傳遞聖火過程中聖火熄滅次數最多的一次。但澳大利亞並沒有因此在世界丟失顏面，奧運也沒有因此受到幹擾，最後的結果居然讓世界刮目相看：悉尼奧運會成為奧運歷史上最和諧的奧運之一，也是辦得最好的奧運會之一。澳洲人至今還在為八年前的奧運會感到自豪？不但為奧運的成功自豪；也為那些始料未及的搗蛋趣事自豪？
類似的鬧劇不只發生在澳洲，在希臘等西方國家也程度不同地發生過。因此奧運聖火傳遞受阻在西方已成為稀松平常事；個人借奧運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也一樣是一宗希松平常事。
如果上述那些鬧劇發生在中國，我們就會認為這是莫大的“丟臉”？那幾位肇事者很可能被在場的憤怒人群打死，饒幸活下來也逃不掉國家機器的制裁。
為什麽會發生如此強大的反差呢？
主要是我們和西方對“奧運精神”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偏差。
西方各級政府和普通民眾對奧運抱有一顆“平常心”。從奧運聖火在以前各個國家傳遞的情況看，生活在民主社會的民眾大都是抱著遊戲和娛樂的心態來對待奧運會的；因此不會把奧運會弄得過於嚴肅，更不會把聖火傳遞“政治化”，弄得草木皆兵，如臨大敵！借此為權貴人物在公眾面前提供“露臉”的機會。既然是用“平常心”來對待奧運，針對奧運發生的不和諧插曲也一樣能保持平常心態：聖火順利傳遞不覺光榮自豪；聖火傳遞受阻也不感丟臉沮喪。只要不花納稅人的錢大操大辦，普通民眾就把奧運當成一樁稀松平常事。如果借奧運亂花納稅人的錢，他們就會要政府吃不了兜著走。
我們對奧運的心態則洽好相反，各級政府和普通民眾都把奧運當成一樁能展示中國國力的千載難逢良機，用過於嚴肅認真的心態來把握好這次良機。於是“政治化奧運”和“借奧運為國爭光”的政治活動也在所難免。在“為國爭光”的感召下，中國各地都在熱烈討論聖火傳遞，特別是那些聖火經過的地方更是萬眾歡騰。各地政府借奧運春風大興土木，築高台，大搞形象工程，不惜花費巨資在聖火歡迎儀式上變換花樣，借此展示本地經濟建設成就，為政府官員做形象廣告……
既然我們為聖火傳遞花費了那麽大的精力財力；既然聖火傳遞成了政府和公民需嚴肅認真對待的一號“政治任務”，那麽阻擾聖火傳遞的人和事就自然成了邪惡至極萬眾共憤的滔天大罪！
因為對奧運精神認識理解上的強大反差，一樁在西方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事，在我們眼中就罪大惡極了。
於是奧運聖火傳遞在巴黎受阻，就成了法國政府和人民敵視中國和“亡我之心不死”的如山鐵證。
這是“文化上的反差”“政治化”的又一生動例證。我們在和西洋文明交流碰撞的過程中，經常把“文化上的反差”“政治化”。
因為巴黎市長在聖火傳遞過程中表現出了明顯的親藏獨姿態；因為法國媒體針對中國的不友好言論；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定聖火傳遞巴黎受阻是法國政府的“蓄意陰謀”？
這一結論也許一樣是“誤會”造成的？誤會產生的原因是我們和西方政治的巨大反差。
民主國家的地方政權是地方民眾公平競爭選舉出來的，地方政府官員的升降任免權掌握在地方民眾手中，中央政府對它們的權力極為有限。巴黎市長是巴黎市民選舉出來的，法國總統升不了他的官也降不了他的官，更不能要求巴黎市長和法國政府保持言行輿論上的高度一致。因此巴黎市長的態度並不能代表法國政府的態度，更代表不了法國人民。巴黎市長親藏獨並不表示法國政府也一樣親藏獨。巴黎市長的言行不但代表不了法國政府，在非官方正式場合他甚至連巴黎人民也代表不了，他的言行充其量也只能代表他個人。
聯合國50周年慶典時，紐約市長為各國首腦舉行了一場音樂會。音樂會開始前，市長居然把克林頓總統邀請的客人阿拉法特“請”出了劇場，理由是阿乃“恐怖主義分子”，氣得克林頓七竅生煙，但也只限於生氣而己，對市長的決定他無可奈何，只好自己去道歉，他甚至連紐約市都代表不了，因為紐約市民沒選他克林頓當市長。
所以巴黎市長的親藏獨行為並不是法國政府“亡我之心不死”的證據；更不是法國人民敵視中國的證據。
至於西方媒體針對中國的不友好言論，一樣不是西方政府的蓄意陰謀，因為西方媒體有高度的獨立性，政府對媒體不違犯法律的言行完全無可奈何。我們也許殺死都不會相信，象美國這樣強大的國家，政府和民主、共和兩黨居然沒有一家受自己控制的電台、報刊、雜志？因為新聞媒體的高度獨立性，媒體不但不可能和政府保持輿論上的一致，相反處處和政府的價值取向對著幹。美、英、法、德的媒體極少報道政府的成就和政績；相反極為熱衷報道政府的失職和醜聞？所以西方媒體針對中國的不友好言論並不是西方政府“輿論導向”的結果，某國媒體敵視誤解中國並不等於該國政府也敵視誤解中國。
CNN等西方媒體報道拉藏騷亂時沒有遵循客觀公正的新聞準則確然令人憤慨，但因此誇大西方的罪行，推定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並進一步妖魔化西方媒體，舉行針對西方的遊行示威也一樣有反應過激之嫌。因為媒體報道失實並不是西方的獨創，我們在報道西方時也一樣沒有遵循客觀公正的原則。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們的報刊鋪天蓋地宣揚“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美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掙紮在死亡線上，我們一定要解放他們！”這樣的報道明顯與事實不服，可美國人民並沒有因此組織針對中國的示威抗議式大遊行。
所以奧運聖火傳遞巴黎受阻和法國媒體針對中國的不負責任言論不一定是法國政府的蓄意陰謀和輿論導向；也不一定是法國人民敵視中國的證據。法國政府和人民在這件事情上究竟有多大的責任？我們是否誇大了法國政府和人民的錯誤或罪責？需要我們冷靜理智地深思。

接下來的問題是：法國總統給金晶表示友好善意的信件究竟算不算法國總統的道歉？退一步講就算我們一定要理解為那是法國總統對中國的“道歉”，總統的“道歉”在多大程度上是屈服於我們在海內外表現出的“愛國主義”壓力？我們的“愛國主義”表現出的力量是否真個強大到令法國總統“道歉”？
首先我們在海外民主國家舉行愛國大遊行並不是我們的力量足夠“強大”的標志，而是這些國家的民主政體給了我們海外華僑學子抗議政府表達政治訴求的條件。緬甸和北朝鮮的力量與法國相比不過是巨人腳下的一只螞蟻，可我們的“愛國主義者”能夠去這兩個力量遠不如中國的“螞蟻國”舉行抗議該國政府的示威遊行嗎？不能！如果有哪個膽大的“愛國主義者”那樣做了，也一定會被這兩個螞蟻國的國家機器碾得粉粹！緬甸軍政府迫害華人的暴行還少嗎？可你聽說過該國的華人舉行過抗議該國政府的勝利大遊行嗎？力量遠小於法國的印度尼西亞在上世紀末掀起了有組織的反華浪潮，暴徒在政府的鼓動或默許下搶劫焚燒華人財產，屠殺男性華人，當眾輪奸華人女同胞，造成5000多家華人公司、超市、工廠被毀；1200多名華人喪生；1000多名華人婦女被群體強暴……該國有六百多萬華僑，比西方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華人都要多出幾倍，應該有足夠的“力量”在該國舉行抗議式大遊行，可他們居然沒有遊行示威。不是印尼華人的“力量”不如西方民主國家的華人力量；而是該國的專制政體不允許他們舉行抗議式的示威遊行。
其次我們在國內抵制法國企業家樂福是我們的“愛國主義力量”強大的證據嗎？我看一樣未必？撇開這個行動的是非不談，抵制家樂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打擊了法國經濟？對中國人的傷害和對法國人的傷害孰輕孰重？我們一樣沒有足夠的信心。在家樂福工作的員工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中國人；家樂福經營的商品絕大多數也為中國制造，所以抵制家樂福對中國人的傷害說不準比對法國人的傷害更嚴重？至於抵制行動在多大程度上打擊了法國經濟，如果不是微不足道到忽略不計的話；也一定不是法國總統道歉的理由。
我國對法貿易每年都保持較大的順差，2007年對法貿易順差達到250億歐元的高峰。這個數字可以讓5萬個工廠面臨倒閉，500萬工人失業。自2005年起，中國成為法國對外貿易第一大逆差來源國，對華貿易逆差占雙邊貿易額的一半。當我們在國內抵制家樂福時，如果法國政府采取針鋒相對的措施，我們的損失無疑比法國大得多。所幸法國人民並沒有那樣做，這使我想起一個世紀前的義和團運動，當我們在國內屠殺能夠抓到的所有外國人時，美、英、法等國人民並沒有針鋒相對屠殺該國的中國人，盡管那時西洋的中國人遠比中國的西洋人為多。所以抵制家樂福在人情法理上是否真個理直氣壯也一樣有待商榷。
抵制家樂福式“愛國行為”究竟有多大的“愛國比重”？我的看法也一樣不樂觀。如果不分青紅皂白抵制外國商品，強勢群體強迫弱勢群體和自己保持一致否則就上綱上線甚至於施暴等行為也算“愛國”的話，那樣的愛國也過於“安全”過於簡單化了。
我想起了網上的一段話：
“我們絕對知道在什麽時候可以拍案而起做出義正詞嚴狀，也絕對知道什麽時候必須對自己清楚萬分的問題保持沈默、三緘其口。我們還有一個更可怕的表現。這就是柿子專揀軟的捏：即在一個最安全的方向上做出好似怒不可遏、仗義執言實際精打細算、八面玲瓏的完美演出。我們也知道什麽時候說什麽話可以上達天庭得到首肯，什麽話會觸犯眾怒。就我自己而言，這種算計已經高度技巧、出神入化；這種掌握已經進入潛意識層面。”

綜上所述，法國總統“道歉”並不是我們的“愛國主義”展示強大力量的結果！
我們的海外華僑學子在利用西方民主國家賦予我們的民主權力時，我們一方面要學習民主國家給予我們順利表達政治訴求的民主政體；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加限制地濫用這一民主權力。如果我們的“愛國主義者”對這一民主權利濫用到觸犯該國法律的程度，那時效果就會適得其反。一旦發生那樣的悲劇，我們在西人眼中就不是“愛國人士”而是不可理喻的暴民了。

既然我們的“愛國主義”並沒有在海內外展示出意想中的“強大力量”，抵制家樂福式的“愛國行為”是否有發揚光大的必要就值得深思了。

在全球化和普世價值、傳世精神照耀下的現代化中國，“愛國主義”需要更多的理性和“現代精神”！


二OO八年五月十日


10.從韓寒事件看左憤的“文革臉譜”

韓寒事件的起因是“莎朗斯通事件”。 如果我們是一群崇尚理性擁有獨立思維習慣的國民，韓寒勇於揭示被誤導真相的行為應該能贏得苦於“真相經常被掩蓋”的國民一致的喝彩聲，可實際情況剛好相反。網絡憤青在圍攻韓寒時采用的是文革思維，奉行的是文革邏輯。


韓寒這個名字我並不陌生，因為我兒子是他的粉絲，蹲衛生間時也在看他的書。
因為兒子的緣故，我也對這個80後青年發生了興趣，也開始讀他的文章，結果是在滿天陰霾中看到了一絲噴薄而出的朝陽！因為過時僵化的教育體制造就了不愛思考的年輕一代，我對80後青年一直不怎麽看好，可韓寒卻讓我看到了80後的希望！一個擁有獨立思維且勇於堅守良知的青年，在今天的中國確然並不多見，也是未來中國的希望所在。
韓寒的傑出不僅在於他的文字，還在於他令人驚嘆的獨立特行。汶川大地震發生後，他成了一名真正的志願者，在震後48小時飛赴災區救災。當一名真正的救災志願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連續十多天在一個臨時搭建的帳蓬里吃喝拉撒，沒有任何私人空間，連大小便也成了一大難題，生物鐘被徹底打亂……對於一個習慣了都市優雅生活沒有經歷生存磨難的80後青年來說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與背起沖鋒包去旅行完全不是一個概念。那樣的生活對我這個生在窮鄉僻壤文革後期差一點餓死的60後中年不算什麽，但對豐衣足食且擁有“獨立衛生間”的80後青年無異是一樁折磨肉體心靈的巨大挑戰，只有擁有過人良知力量和堅韌意志的青年才能夠堅持下來。
讓人不能理解的是：一個如此稀有如此傑出的80後青年，近期居然成為網絡憤青群起圍攻的靶標？
為了敘述的方便，下文姑且把把韓寒被憤青群體口誅筆劃一事簡單稱之為“韓寒事件”。
韓寒事件的起因是“莎朗斯通事件”。
5月24日，我們的媒體報道美國過氣影星莎朗斯通在戛納接受采訪時，竟然口出惡言，將中國5?12四川大地震形容為一起“有趣的事情”，甚至無端暗指“四川地震是中國人的因果報應”……
消息播出，我們舉國暴怒，曾經令我們的“追星族”興奮得夜不能寐的莎朗．斯通一夜間成為中國人的全民公敵？有能力把漢字組成文章的網絡憤青紛紛撰文攻擊、辱罵、詛咒，噴向莎朗期通的口水足足能把這個過氣明星淹死一千次……
當我得知媒體關於莎朗斯通的“地震報應”言論時，我心中湧起雙重感受：一是氣憤於她的冷血怪論，按她的邏輯，前不久颶風卡特里拉襲擊美國新奧爾良造成一千多人喪生也是美國的報應了？二是欣喜於她的低素質？我一直把爭取中華民族在“文明層面”超越美國作為我和後輩的終生奮鬥目標，超越對手的最好辦法是在努力提升自己素質的同時盡可能使對方素質降低。莎朗斯通是美國人，多一個低素質的美國人就多一份超越美國的希望。
看完莎朗斯通的“報應怪論”後，我又回過頭來草草瀏覽了一下那些圍攻莎朗斯通的文字，心底湧起的那一絲“欣喜之情”瞬間一掃而空。莎朗斯通的素質低，可那些圍攻莎朗斯通的網民表現出的素質也高不到那里去。一是那麽多的網民圍攻一個說錯話的外國女人顯示我們沒有大國心態；二是駁斥莎郎期通的文字理性思辯以理服人的成份很少，謾罵、詛咒居多，讓人聯想起一群流氓追打妓女的畫面。莎朗斯通就算墮落為妓女，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國國民也沒必要把自己退化為流氓；三是莎朗期通事後為自己的錯誤言論道歉，可我們的部分網民居然“不接受、不原諒”，突出顯示了我們的民族缺少寬容、自省的智慧……
針對莎朗期通事件，我於6月1日在個人個博客上發表了《我們的神經脆弱成就了莎朗斯通效應》。那時我對莎朗斯通的了解主要來自我們的媒體，因此深信莎朗斯通確然道出了“地震報應”的冷血怪論。此文的主要觀點如下：
1、 莎朗斯通的“地震報應”論確然冷血且不顧常識；但我們因此舉國震怒全民圍攻一個說錯話的外國女人也不是一個大國民族的正常反應。莎朗斯通既不是美國總統也不是新聞發言人，她只是一個過氣的影視明星，在法理上來說是一個普通的美國人。一個普通美國人說了一句傷害中國人感情的話，犯不著成千上萬的國民圍繞她的錯話激動得打轉。
2、 我們不能指望這個星球上的66億人都用讚賞的心態和言論拍中國的馬屁。我們在感動於那樣和中國高度一致的聲音時；也要有海一樣的胸懷承受那些不和諧甚至於相反的聲音。為了一句不好聽的話舉國大動肝火不但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相反只能顯示我們的神經太過脆弱了。
3、 我們在震怒於莎朗斯通的冷血怪論時，有必要回過頭來反省一下自己曾經有過的陰暗心理。當美國遭遇“911”恐怖襲擊時，我們部分國民難道沒有因此幸災樂禍過？難道沒有人宣稱這是“美國的報應”？這個問題是不言自明的，不但有不少人這樣想過說過，連世人都能看得見的少數媒體也用了幸災樂禍的文字報道“911”事件。已所不欲勿施與人，既然莎朗斯通的所作所為讓我們感受到了極大的傷害，我們就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了。
…………
就在我發表博文的同一天，韓寒也就莎朗斯通事件在博客上發表十分出位的“錯誤媒體論”，稱“莎朗斯通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和錯誤的媒體說了一場錯誤的表白，其中關鍵是錯誤的媒體。”媒體錯誤的原因是不尊重莎朗斯通言論的本意，對莎朗斯通的的原話進行了斷章取義的剪裁和意義上的有意曲解。為了證明媒體的錯誤，韓寒在文章里覆制了莎朗斯通的原文：
莎朗斯通說：“Well you know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at first, you know, I am not happy about the ways the Chinese were treating the Tibetans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one should be unkind to anyone else. And so I have been very concerned about how to think and what to do about that because I don’t like that. And I had been this, you know, concerned about, oh how should we deal with the Olympics because they are not being nice to the Dalai Lama, who is a good of mine. And all these earthquake and stuff happened and I thought: Is that karma, when you are not nice that bad things happen to you? And then I got a letter, from the Tibetan Foundation that they want to go and be helpful. And that made me cry. And they ask me if I would write a quote about that and I said, “I would.” And it was a big lesson to me,that some times you have to learn to put your head down and be of service even to people who are not nice to you. And that’s a big lesson for me...”
中文大意是：“嗯，你知道，這件事（聯系上下文的首先，於是，後來，就知道這件事指她改變想法的心路歷程的事）很有趣(或值得關注），因為首先，你知道，我對中國人對待藏人的方式不滿意，因為我覺得任何人都不能對另一些人不友善。因此，我一直就這件事在考慮怎樣想，考慮做什麽，因為我不喜歡他們那樣做。而且，我一直在考慮怎樣對待奧運會，因為他們對達賴喇嘛不好，而他是我的好朋友。然後發生了地震等等災害。於是，我在想：這是不是就是因果報應呢？當你對別人不好，然後災害就降臨到你的頭上？後來我收到了一封信，是西藏基金會發來的。他們想去（災區）救助。我哭了。他們問我是否可以就此寫點什麽，我同意了。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教訓（it was a big lesson to me）：有時你得學會低下頭幫助別人，即使是對那些對你不友善的人。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教訓（that’s a big lesson for me）…… ”
看了這段文字後，我在網上進行了“徹底的搜索”，發現韓寒引用的莎朗斯通原話基本符合事實，中文翻譯也基本準確無誤。讀完韓寒的文字後，我的第一感受是憤怒和臉紅，憤怒則是因為我們的媒體何以要對莎朗斯通的原話進行斷章取義的加工，這不是有意誤導我們的民眾嗎？民眾被誤導就會對某人某事作出完全錯誤的判斷，建立在錯誤判斷上的“網民運動”必然會損害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斷章取義是典型的“文革文風”，某媒體居然不惜采用文革文風誤導民眾用意何在？至於臉紅則是因為我剛發的那篇關於莎朗斯通事件的文章，在還沒有弄清真相的前提下就不負責任隨意發表自己的意見，顯然不是一個行文嚴謹的文人所為！本人基於斷章取義處理過的信息在文中對莎朗斯通其人說了不少明顯傷害對方人格和尊嚴的話，為此我深表歉意。
如果我們是一群崇尚理性擁有獨立思維習慣的國民，韓寒勇於揭示被誤導真相的行為應該能贏得苦於“真相經常被掩蓋”的國民一致的喝彩聲。圍繞莎朗斯通事件的“網民運動”也應該自此告一段落。接下來蓄意誤導民眾習慣於斷章取義的某媒體應該站在莎朗期通的位置接受網民的質疑。
遺憾的是：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既無理性也無獨立思維能力，結果韓寒關於莎朗斯通事件的博文不但未贏來喝彩相反招致網絡憤青同仇敵愾的抨擊圍攻，慣用的依舊是詛咒、謾罵等流氓手段和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革文風。先前射向莎朗斯通的口水象潮水一樣潑到憤青的同齡人韓寒身上……
我無法理解網絡憤青何以會激怒於韓寒的文字？正常的情況應該是：在對一篇文字作出反應前，首先要認真通讀原文，最大限度理解作者要表達的思想……
我們的絕大多數網絡憤青可能沒有認真通讀韓寒的原文，他們“群情激憤”的原因可能不是因為韓寒的那篇文章，而是別有用心者根據這篇文字可能給韓寒貼上的下列“標簽”：
韓寒居然為莎朗斯通辯護？莎朗.斯通聲稱“汶川地震是中國的報應”，韓寒顯然也同意莎朗斯通的報應之說。
韓寒如此漠視自己同胞的生命，居然讚同莎朗斯通的報應說來潮弄汶川大地震的死難同胞？他還算中國人嗎？
韓寒對於“人道主義”一詞居然提出可笑的質疑，居然站在美國人一邊質疑中國人沒有因“911”事件給予美國慷慨援助，居然在外國人面前貶損自己的同胞，一個十足的洋奴！
…………
不認真通讀原文並領會作者行文思想就依據某個無形力量貼上的標簽對某文章及作者口誅筆伐，是文革期間經常發生的文字災難。
也許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韓寒的文章質疑的是某個有一定權威力的媒體，挑戰權威在中國向來要冒相當大的風險且經常被人誤解的。因為在一個新聞還不太自由的國度，權威媒體掌握了對公眾的話語權，它若不停向公眾宣講岳飛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公眾在聽不到相反聲音的情況下久而久之也會認定岳飛是破壞民族大家庭的狹隘民族主義者。正因為韓寒質疑的是某權威媒體，網絡憤青就不在乎韓寒在文中說了什麽，而是緊跟權威媒體的意志對遊離於媒體之外的“獨立聲音”窮追猛打……
網絡憤青緊跟某權威媒體的輿論導向讓我想起了文革時紅衛兵緊跟偉大領袖的四十年前往事，那時偉大領袖無論說了什麽話，哪怕是在純私人場合說的一句情緒話，也被上千萬紅衛兵奉為偉大、光榮、正確的最高指示，連“有屁就放”“天下大亂”之類的情緒話也被紅衛兵作為打擊階級敵人的聖旨。那時誰敢質疑於偉大領袖的任何一句話，就要被紅衛兵“砸爛他的狗頭”，“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今天的網絡憤青和文革紅衛兵的行為模式極為相似，雖然他們沒有偉大領袖來承載自己的“忠心”；但可無限忠於某權威媒體。如果哪一天終於出現了一個能替代某權威媒體的偉大領袖，他們就會緊跟領袖的指揮棒四面出擊大打出手，只要是領袖鎖定的打擊對象就算對方是岳飛式的民族英雄也一樣會被打成“漢奸賣國賊”。
此時我驀然想起了很多文革時的大批判標題：
批判“農民缺吃少穿”；
批判“學而優則仕”；
批判“克已覆禮”；
批判“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批判“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幹部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
…………
今天的中國人看上述批判文章都會忍不住啞然失笑，因為批判的對象不但沒有任何罪大惡極之處，相反是眾人心知肚明的大實話或早已被多數人證明的智慧緘言。可文革時的紅衛兵沒有一個認為他們從事的批判工作有任何可笑之處。因為淪為批判對象的言論都是偉大領袖不喜歡的人說的，凡是領袖不喜歡的人說的話肯定是大毒草！
擁有文革思維的網絡憤青們，你們在群起圍攻韓寒的文章時是否也在不自覺遵循紅衛兵的“大批判邏輯”？只要某權威媒體不喜歡的言論都是大毒草！
網絡憤青圍攻韓寒時也采用了文革時的大批判模式，以眾多的人數針對某個孤弱個體打喧聲奪人的人海戰，就象螞蟻圍攻一個誤入淺灘的巨龍一樣。行文措辭上也采用“四人幫”的吹鼓手姚文元的無賴文風，先挑出別有用心者給某人某文貼上的“標簽”進行一番劈頭蓋臉的謾罵詛咒，然後大扣帽子大打棍子，最後象文革期間紅衛兵把批判對象定性為“反動的資產階級走狗”一樣，把韓寒之類的真正愛國志士定性為“漢奸賣國賊”！
綜上所述，網絡憤青在圍攻韓寒時采用的是文革思維，奉行的是文革邏輯，表現出來的是貨真價實的文革臉譜！
而文化大革命是中華文明史上最為痛心疾首的一頁，是地球上每個文明人都會從心底不恥的歷史！這段歷史在中國絕對不能再來第二次，否則中華文明會從根子上毀掉，並永遠失去覆興的機會！

網絡憤青對韓寒的詛咒謾罵詞匯里用得最多的是“腦殘”一詞，充分證明了“蠢人嘲笑聰明人，錯誤指責正確”的民族劣根性不但沒有絲毫好轉跡象，相反被憤青群體進一步發揚光大。那些不分青紅皂白圍攻韓寒的憤青不是“腦殘”是什麽？別以為多數人不會害“腦殘”，文革時的紅衛兵人數多達千萬，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在那時都患有輕重不同的“腦殘”癥。
憤青指責韓寒“腦殘”我們也可以這樣理解：韓寒勇於說真話，而說真話在今天的中國往往顯得很“傻”很“天真”，不象憤青精於世故，柿子專揀軟的捏，選一個絕對安全的方作慷慨激昂義正辭嚴狀實則左右逢緣八面玲瓏的完美演出，同時努力使自己的聲音上達天聽，贏得能夠決定自己命運的上面的賞識。當年姚文元就是靠玩弄這樣的文字把戲從上海灘的一名小文人坐直升飛機扶遙直上的。在汶川發生地震後，憤青只限於在文章里大叫對地震的悲痛和對災民的同情，同時以“道德無敵”姿態指責這個說錯了話那個捐少了款；可韓寒卻親自飛往災區作了一名志願者。從這個意義上講，韓寒確然不象憤青一樣精明世故老謀深算，按個人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來看是有點“腦殘”。

文字辯論應該心平氣和以理服人，不得使用涉及人身攻擊的詞匯。那些動不動就指名道姓攻擊謾罵某個獨立特行者的憤青知不知道？你們的行為已經構成了人身攻擊罪和侮辱罪，被謾罵者完全可以通過法律程序起訴你。如果中國是一個法律健全的國家，這類起訴不但會受理而且原告多半會勝訴。

憤青的精明世故突出體現在他們的圍攻目標總是選擇在絕對安全的方向，而不是真正有益國家民族的方向。當今中國的最大危害是貪污腐敗，可你見過憤青群體象圍攻韓寒一樣對某個腐敗對象同仇敵愾嗎？他們不會！因為對腐敗現象不依不饒不但要承擔一定的風險；而且也不可能贏得上面的賞識，對自己沒有任何好處。文革時的姚文元絕不會寫吃力不討好的文章，和姚文元有太多共同之處的網絡憤青也不會寫。汶川大地震令我們的工程腐敗暴露無遺，豆腐渣工程的制造者極大的擴大了天災所造成的生命災難。那些制造豆腐渣校舍的地方官理當令憤青群情激憤，可憤青們居然沒有表現出眾怒難犯，他們放過對死難學生家長下跪的綿陽市委書記，卻緊緊抓住一個說錯話的美國女人大打出手，然後又對為該女人說了幾句公道話的韓寒大打出手？他們究竟要幹什麽？他們要把中國推向何方？
韓寒在他的博文中寫道：“在我們這個國家，做錯事情的嚴重性有時候遠比說錯話的嚴重性要小，做錯事情害死幾個人所受到了譴責也比不上說錯話傷了感情所受到的譴責。哪怕你沒說錯，或者你說的不夠錯，我們經過自己的編排，能讓你大錯特錯。我們是不會在媒體上刊登你的全文的，因為你全文長達兩百字，我們會縮略到二十字，為了節省篇幅，然後我們會用兩千字來對我們所選擇的二十字進行評論，這個時候，我們是有大量的篇幅的。評論的結果是，你是沒有道德的，我們要封殺你抵制DIOR，你是沒有人性的，你居然無視這麽多的死難者。而我們始終是站在替死難者聲討你的一邊，所以我們是有道德的”
韓寒說的沒錯，在我們國家，你喪盡天良在建造校舍時收受工程回扣，因此造成成百上千本來能夠活下來的鮮活生命埋入地震廢墟，可你現在依舊照樣當官？憤青也沒因此聲討你？韓寒只因堅守良知的原因說了幾句與主流聲音不一致的話，就在一夜間被怒不可遏的憤青打成“漢奸賣國賊”？

當汶川發生大城震時，我看到壓在廢墟下的那些慘烈生命，看到廣場上停放的一排排學生屍體，極為痛心地發現憤青思想差一點毀了中國。憤青在中國沒有遭受實質性外來侵略的前提下，今天揚言要和世界上的一流軍事強國美國開戰；明天又高喊要炸平台灣島……憤青一旦挑起敵我力量懸殊的戰爭，汶川發生的生命災難就會在中國的大多數都市重演，那時中國可就慘了。汶川地震發生後，西方文明世界和我們的同胞台灣人民不但沒有幸災樂禍看我們的笑話，相反積極行動起來幫我們抗震救災，給予災區大量無償援助，政府和民間都自發悼念我們的死難同胞，用雄辯的事實證明了憤青先前叫囂的“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是最沒有根據的謊言。
今年憤青群體在國內外掀起了一個又一個的“文革式運動”，一再擾亂國民視線，極大地幹擾了國家民族應該注意的方向。拉薩騷亂發生後，奧運聖火在巴黎傳遞受阻，盡管搶奪火炬的是西藏人--中國人；法國最大的責任也就是警察保護不力，可憤青的目標因此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放過本應認真對待的的藏獨運動，把鬥爭目標對準以法國為首的西方民主世界，掀起了自文革以來最大的一次排外浪潮。結果對中國有深遠利害關系理應盡快解決的西藏問題也因此變得更為覆雜，本應站在我們一邊的部分國際朋友也因此倒向藏獨那一邊。這只是“憤青運動”擾亂國民視線並間接危害國家民族的個案；憤青制造的類似悲劇還有很多。汶川地震使中華民族的良知和人性整體覆蘇，我們的政府也表現出了令人感動的開放胸懷和民本思想。在舉國上下心系災民的大環境下，憤青確實安靜了一段時間，沒有在國內外大扣帽子大打棍子。可憤青不會長久安靜下來的，他們一直在尋找“激動機會”。半月不到他們就在經過剪裁的莎朗斯通言論里找到了機會，竟然無視美國朝野和文明世界對汶川災區的真誠援助，群起圍攻一個措辭不夠慎重的美國女人？這不是讓心系災民的世界友人寒心嗎？我們的大國胸襟哪里去了？怎麽表現出來的是大國國民小國胸襟？

面對憤青們滿臉綻放出的文革表情，我要說的話說完了？我真的無話可說？

可我們的國家再也經不起“憤青運動”的折騰了！
最後還是忍不住要說一句：中國也一樣是你們憤青的祖國，你們得真正愛他才是，借“愛國”之名行“害國”之實者最終會萬劫不覆的，姚文元最後的下場就是明證！
天佑中華！！！


二OO八年六月九日



11.我們的神經脆弱成就了“莎朗斯通效應”

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擁有“說錯話不受追究”的權利；那麽別人也應享有同一權力。一個成熟的民族把鏡子對準別人的同時也一樣要對準自己。只看到別人的錯誤而無視自身缺點的民族是不可能前進的。人類的最高智慧是“反躬自省”！是感恩、認錯、道歉、懺悔！


因為去周邊幾個縣市轉了一圈，有近十天時間沒有上網，回來後發現網絡又火爆著一個陌生的名字--莎朗.斯通！一個外國人？
在我們的網絡火爆的外國名字，無疑是眾人群起而攻之的角色？我們絕不會群起而讚賞某個外國人，無論這個外國人做出了多少應該讓我們感動得熱淚盈眶的“好人好事”。
一個月來，我們的“群體神經”好象顯得格外敏感，不但為某個不友好的人物、媒體激動著憤怒著：先是CNN；接下來是巴黎市長；現在則是莎朗斯通？殃及池魚的還有屬於中國人的王千源與南都長平……
我草草地瀏覽了一下網絡，總算發現莎朗.斯通何以一夜間成了中國網絡知名度最大的外國人？ 5月24日，這個已經被美國公民逐漸淡忘甚至於厭倦的影視界半老徐娘在戛納接受采訪時，竟然口出惡言，將中國5?12四川大地震形容為一起“有趣的事情”，甚至無端暗指“四川地震是中國人的因果報應”……
莎朗.斯通的言論確然冷血且不顧常識！按她的邏輯，前不久颶風卡特里拉襲擊美國新奧爾良造成一千多人喪生也是美國的報應了？面對如此荒唐冷血的言論，中國人的憤怒是正常的反應；但因此掀起全國性的聲討浪潮，象文革時舉國上下批判被污為“叛徒、內奸、工賊”的國家主席一樣，在網絡鋪天蓋地“折騰”莎朗.斯通這個名字就不能算是一個民族的正常反應了。
首先莎朗.斯通不配享有這樣的“待遇”！她一不是美國總統，二不是美國的新聞發言人，她只是一個普通的美國人，她的言論只代表她個人的觀點。一個普通的美國人信口雌黃說了傷害我們感情的話，我們只當她放個屁並報以輕蔑一笑，大可不必招來十三億國民“關注”她，那樣就太給她“賞臉”了。影視明星常常把知名度看得比生命還重要，這個曾經在影視界炙手可熱的明星走下坡路時的失落感是可以想見的，現在因為信口雌黃一句傷害中國人的話，一夜間招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類“共同關注”，她心中的那個得意勁恐怕大大出乎憤怒國民的意料之外。
莎朗.斯通現在可是中國知名度最高的外國人了！一個外國人要想出名也真容易，只要在公眾場合說幾句傷害中國人感情的話就可達到目的。
這就是“莎朗.斯通效應”？
是我們成就了“莎朗.斯通效應”！
其次我們不可能贏得一個國家全體國民無一例外的“友好”。就算我們在這個星球上真個代表“太陽”和“光明”，也一樣有不喜歡“太陽”和“光明”的個體。只肯在黑夜里溜出來的蝙蝠就是一個最生動的例子。一個國家只要有百分之六十的國民真個對我們“友好”，我們就可把這個國家劃為友好國家之列。但美國就算有百分之六十的公民對我們友好，仍有一億多美國公民不認同甚至不喜歡我們。不認同不喜歡就可能在不觸犯法律的前提下說出不友好甚至於傷害我們感情的話。一億人的龐大群體每人說一句就是一億句，如果我們象對待莎朗.斯通一樣對一億人發出的若幹億不友好的言論大動肝火群起而攻之，我們還有精力去建設我們的國家嗎？因此對於一個國家的某個公民說出的不友好言論，只要不是國家元首或新聞發言人在正式外交場合說的話，就大可不必過於在意。最好的辦法就是嗤之以鼻報以輕蔑一笑，然後回過頭來奮發圖強提升我們的國家。
再次當我們憤怒於莎朗.斯通的冷血怪論時，我們難道就不能反省一下自己是否也說過類似的言論嗎？2001年美國9.11事件時，我們的部分國民難道忘記了自己當時的表現？難道就沒有人說過“9.11事件”是“美國的報應”？我想應該有人說過的，並且不止一個人說過。本人當時就特恨美國，也說過不少傷害美國感情的話，雖然是小人物沒資格讓自己的惡意言論讓美國人聽到，但並不等於自己沒說。那時能夠把“報應”之類的言論傳到美國公眾耳中的“中國人”也不是沒有，可美國輿論並沒有對這個中國人群起而攻之。不是美國人不愛國，而是美國人更理性，他們絕不會把一個普通個體的不友好言論當回事，否則就太擡舉這個個體了。
我的啟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後期，那時報刊雜志和滿天飛的大字報司空見慣下述標語：
“美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掙紮在死亡線上，我們一定要解放他們！”
所以不只是美國人在說我們的壞話；我們也同樣說過美國的壞話，甚至於比對方說得更多更傷感情且更不符合事實。
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擁有“說錯話不受追究”的權利；那麽別人也應享有同一權力。
當我們對莎朗.斯通的信口雌黃義憤填膺並群起口誅筆伐時，我們是否想過我們的神經是否太過脆弱了，脆弱得企望全世界66億人都給我們唱讚歌，偶爾從地球某個角落飛來一句不友好的言論就足以令我們滿臉通紅怒不可遏？
莎朗.斯通很快為自己的“報應”言論公開道歉了。2008年5月28日，莎朗.斯通通過其經紀人發給Dior的致歉文：
“我的錯誤言行，讓中國人感到悲傷與憤怒，我為此深感歉意。我再次強調，我願意積極參與任何關於中國地震災害的援助活動,並盡全力幫助受災的中國人民。”
令人費解的是：我們的很多網民得理不饒人，聲稱莎朗.斯通的道歉是“偽善”和“故作姿態“，聲稱“我們拒絕道歉，我們不會原諒！”……
我無法理解這些網民究竟要達到什麽目的？“拒絕道歉，不會原諒”？難道我們要把莎朗.斯通送上監獄或刑場？文明世界好象沒有這樣的法律？為了一句錯話就判以極刑的。抑或是繼續對莎朗.斯通圍攻謾罵，堅持把“口水戰”進行到底？問題是這樣做對莎朗.斯通又能造成什麽實質性的傷害？對我們又能有什麽好處？
誠然莎朗.斯通的道歉可能有“故作姿態”的成份？可我們能否反躬自問：那些在“9.11事件”中說過同樣冷血言論的國民有幾人因此道了歉？同樣的錯誤，人家畢竟公開道了歉，我們當中的部分人則連“故作姿態”也沒有？
在同樣的錯誤面前，如果我們的姿態還不如別人，我們又有什麽資格“拒絕道歉，不會原諒”？
“猶太智慧”里有這樣一則故事：某鎮居民抓住了一個在該鎮賣淫的妓女，把她交給該鎮代理審判權的牧師。公眾一致要求判處妓女“亂石砸死”的刑罰。牧師對在場的人說：“如果你們當中有誰認為自己一生沒有幹過壞事，心靈沒有產生過邪念，那麽請他上來在妓女身上砸下一塊石頭”。最後的結果是在場的人陸續離開了，妓女身上沒有落下任何一塊石頭。
如果這個故事發生在中國，我相信在場的絕大多數人會選擇爭先恐後沖上前去往妓女身上砸下一塊石頭。
這就是我們和“智慧人”的區別！難怪人口只占全球千分之二的猶太人贏得了全球三分之一的諾貝爾獎。擁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我們一個諾貝爾獎也沒獲得。
其實人類的最高智慧是“反躬自省”！是感恩、認錯、道歉、懺悔！
當美國朝野都在真誠悼念汶川大地震的遇難者，並給四川災民提供各式各樣的無私援助時，我們的輿論卻在窮追猛打一個說錯話的美國人，連對方公開道歉也不依不饒；對成千上萬美國公民在地震中表現出的愛心善意輕描淡寫或絕口不提，因為一個人的惡意而無視多數人的善意，我們怎麽了？
如果我們群體中的一百個人有九十九人真誠幫助過美國，只有一個人大罵美國是“窮兇極惡的帝國主義”，這個人也受到另外九十九人的譴責。美國人就當著我們九十九人的面圍攻謾罵這個說錯話的同胞，發出的惡語同時影射到我們這個群體，我們會怎麽想？
如果一個人對我們做了九十九件好事，就因為第一百件事沒有稱我們的意，我們就把這個人劃到敵人那一邊，我們的行為算得上公正嗎？
我很欣賞西人勇於承認錯誤，勇於公開道歉，勇於懺悔的品質。看看我們周圍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內，何時為自己犯下的錯誤勇於承認過？公開道歉過？真誠懺悔過？
在此之前，CNN主編也曾為自己不負責任的言論面向中國人公開道歉。為什麽我們總看到西人因為辱華言論對我們道歉？沒有看到我們因不負責任的言論向西人道歉？難道我們從未說過傷害西人感情的話嗎？
我們難道沒有反躬自省的必要嗎？

一個成熟的民族把鏡子對準別人的同時也一樣要對準自己。只看到別人的錯誤而無視自身缺點的民族是不可能前進的。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我們無法企求每一個地球人都能感動中國，我們只能爭取有盡可能多的地球人理解並善待中國。我們在為世人對中國的喝彩聲歡欣鼓舞時；也一樣要有勇氣和胸懷承受那些相反的聲音；因為我們也一樣對別人發出過不友好的聲音。對那些否定或污蔑的聲音反應過於激烈，只能說明我們的神經太過脆弱了。
對於那些不友好甚至敵意的聲音，我們一方面要心平氣和與之“一對一辯論”或輕蔑地一笑置之，同時盡可能汲取其中的合理成份，用敵人的言論來提升我們的文明。如CNN主編的主要辱華言論為“五十年不變的白癡和暴徒”。第一次聽這話時我火沖顛頂，恨不能揮手一刀把說這話的王八蛋給宰了！可過後靜下心來細想一下，發現他的話也有少許可取成份，因為我們在三十年前的文革期間確然“白癡”過“暴徒”過。文革時我們必唱的兩首歌是《國際歌》和《東方紅》，並且經常連在一起唱，諸不知唱《國際歌》就不能唱《東方紅》。因為《國際歌》里有一句歌詞為“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東方紅》與之對應的歌詞為“他是人民大救星”。當時七億中國人沒幾個人發現兩首歌的內容是對立的，依舊滿腔熱情地唱完《東方紅》後再唱《國際歌》。那時我們不是“白癡”是什麽？至於文革期間我們群體淪為“暴徒”和政治打手，應該能贏得更多中國人的共識。
如果我們汲取CNN主編辱華言論的可取成份，汲取文革的慘痛教訓，永遠不再重蹈文革的覆轍，CNN的謠言就不攻自破了；辱華言論的唯一作用就是大幅度提升了我們的文明。
中國正走在現代化的十字路口，我們有很多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我們的神經不能脆弱，讓莎朗．斯通之類的人物見鬼去吧！她的鬼話不值得我們耗費太大精力。


二OO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12.伸張正義就是保護自己


中國人勇於“說真話”的品質好象只限於封建王朝？步入現代文明的中國反而逐步遠離這一“文明品質”。 勇於伸張正義是人類自我保護，防止災難和迫害蔓延到更大範圍的最好方式。喪失伸張正義的熱情和勇氣，漠視他人痛苦的苦果是整體付出更大的代價。


八小時之外喜歡讀中國歷史，最經常感動我的人和事就是那些在金殿上仗義執言，對高高在上的皇帝說“不”的忠臣義士。雖然皇帝在惱羞成怒下把這些膽敢當眾揭龍鱗的“不識時務傻瓜”殺了一個又一個，可“傻瓜”們好象永遠也殺不完，甚至於越殺越多，依舊前赴後繼在大庭廣眾之下揭皇帝的“短”，潑皇帝的“面子”。面對如此多的“傻瓜”，絕大多數皇帝只好選擇向“傻瓜”低頭，也就是向“理性”屈服，停止“放縱私欲”和“瞎折騰”。結果皇帝的位子更安全了；文武大臣也能榮華富貴更長時間了。
凡是上過中學的中國人應該都知道“史官直筆”的故事，大意是春秋時期齊王國的權臣崔杼殺了給他戴綠帽子的“酒色國王”後，成為齊王國實質上的“太上國王”。那時中央政府設有專門的史官，對王朝的大事都要如實記錄史冊。但那時的“歷史”是摘要式的，只記錄發生的大事綱要而不敘述事件的來龍去脈。崔杼在自我感覺最好的那一天，史官把新記錄的史實送呈他過目。崔杼翻開史冊，首先跳入眼簾的大字竟然是：
“崔杼殺國王！”
崔杼的震怒是可以想見的，順手一刀就把史官給砍了。
其實崔杼的震怒是可以理解的，他只是做了一個正常男人應該做的事，只要是一個有血性的男人在那種情況下都會選擇殺皇帝，換了我也會那樣幹。那時大臣殺國王是多大的罪名？一個正常男人幹了應該幹的事居然落下千古罵名，換上誰都會惱羞成怒失去理智的。
問題是“真相”終歸是“真相”！你雖然幹了應該幹的事，國王也死有余辜，但你殺國王卻是“真相”，你不能因為幹了應該幹的事就企圖抹煞“真相”，哪怕你幹了見義勇為的事也一樣不能抹煞！
崔杼殺了史官後，心想中央政府不能沒有史官，殺歸殺，史官還得再找一個。春秋時期的特殊職業大多是家族壟斷式，史官通常只出現在一個家族，崔杼只好找來史官的弟弟接替哥哥的崗位。
在弟弟正式修史以前，崔杼首先對他進行了一番“洗腦”，告訴他哥哥招來殺身之禍的原因，威脅他只能按他崔宰相的旨意修史，那樣高官顯爵榮華富貴就在眼前；否則下場會比哥哥更慘。
弟弟正式上任後的第一天就給崔杼呈上史冊，沒想到跳入崔杼眼簾的依舊是下面五個大字：
“崔杼殺國王！”
崔杼心中那個氣就不用提了，心想世上居然還有如此不識時務不知死活的傻瓜兄弟？於是順手一刀又把弟弟給報銷了。
接下來是弟弟的弟弟，結果還是一樣“傻到一根筋”，寫入史冊的依舊是“崔杼殺皇帝！”；招來崔杼“喀嚓”一刀！
當最後的一個弟弟倒在血泊中時，崔杼面前又來了一個年輕人。他自稱是史官的朋友，來完成朋友未竟的“事業”。崔杼見他從血泊中拾起修史的竹簡，在上面運筆揮毫，赫然大書五個大字：
“崔杼殺國王！”
崔杼手上的大刀再次舉過頭頂，可大刀停在半空中沒有落下來，心想這樣殺下去何時是個盡頭？罷！罷！罷！算我崔杼倒了八輩子血黴，碰上這樣一幫死不開竅的“傻瓜”，還是由他去罷……
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人就是如此地較真，那時沒有“假、大、空”的把戲，難怪春秋戰國時期是中華文明最光輝燦爛的時代，短短四個世紀創造的文明成果比秦始皇以後兩千多年的極權專制王朝取得的文明成果的總和還要多。
歷史上的政務官不但敢對好皇帝“說真話”；對壞皇帝也一樣勇於說“不”，為此招來殺身之禍的直臣也許永遠也無法統計。隋煬帝楊廣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暴君，也是最討厭反面意見的暴君，對“說真話”的人一律格殺勿論，可在金殿上犯顏直諫的高官顯宦依舊前赴後繼……
晉武帝司馬炎是歷史上有名的“酒色皇帝”，供他淫樂的宮女就有一萬多人。他老兄最大的發明就是“羊車”和“鹽竹”。因為宮女太多，司馬炎眼花繚亂，每天退朝後發愁晚上去哪里睡覺。一個善於奉迎的太監想出了一個歪點子，建議皇帝每日散朝後乘著羊車，隨意遊歷宮苑，既沒有一定去處，也沒有一定棲止，但逢羊車停住哪個宮門，就賞那位宮女“一夜情”。有位宮女為了早一天獻身皇帝，情急之下想出了一條妙計：在門戶上插上竹葉，地上灑上鹽汁，引逗羊車停駐。羊喜吃竹葉食鹽，走到門口自然停下來一飽口福。宮女遂出迎禦駕，把司馬炎弄上床侍候得通體舒坦……
太康三年，司馬炎在南郊祭祀上天和列祖列宗後，自我感覺特好，隨口問身邊陪同的司法部長劉毅：“朕與漢朝諸帝相比，可與誰齊名啊？”
吃了豹子膽的劉毅居然不領情，給了皇帝一個軟釘子：
“漢靈帝、漢桓帝”。
眾所周知，桓、靈兩帝就是昏憒無能，開創中國賣官鬻爵先風的酒肉皇帝，大漢的鐵統江山就是斷送在兩人手里。劉毅把一統天下，自詡英雄蓋世的開國皇帝比成這兩個現世寶，司馬炎的震驚和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也僅僅是震驚而已，沒有給對方脖子賞一刀，而是問：
“怎麽把朕與這兩個昏君相比？”
劉毅回答說：“桓、靈二帝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還不如桓、靈二帝”。
司馬炎聞言大笑，“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顯然比兩人強些。”
…………
連酒色皇帝都有如此胸襟；有如此不顧死活說“真話”的大臣，難怪中國的封建專制王朝能延續那麽長的時間。
…………
令人扼腕嘆息的是：中國人勇於“說真話”、“堅守正義”的品質好象只限於封建王朝？步入現代文明的中國反而逐步遠離這一“文明品質”。首先是中央政府說真話的人越來越少，毛時期這一悲劇尤為突出，到了文革時期偉大領袖就基本上聽不到任何反面意見了。改革開放以後，這一悲劇伸展到地方政府，相當一部分行政“一把手”聽不得任何“真話”，上下保持阿諛奉迎的“高度一致”，在“假、大、空”的怪圈里加速度完成從“從精英向魔鬼”的轉變。
因為沒有人“敢說真話”也沒有人“肯聽真話”，中華民族在現代文明時期反而遭遇了空前的文明災難。五七反右是歷史上最大的人才迫害；浮誇風是歷史上最大的荒唐鬧劇；三年大饑荒餓死的人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文化大革命就不用說了，祈求全人類永遠不要發生類似的悲劇。如果人類必須在九死一生的殘酷戰爭和文革間作出二者必居其一的選擇，我寧願選擇前者。因為九死一生戰爭中活下來的那個人畢竟是正常人，可文革卻使全體國民走向集體瘋狂，百分之九十九的普通人變得不正常。
“文明災難”對人類的傷害遠遠超過“戰爭災難”。戰爭災難傷害的對象主要是“生命財產”；文明災難則主要傷害“文化和人性”。“文化和人性”的受傷不是短期內能夠修覆的，所以文明災難通常造成人類文明的大踏步後退；而戰爭災難對人類文明的傷害則要小得多，甚至能推進文明。這里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戰爭災難使十個人變成五個甚至一個人，但活下來的那個人畢竟是人，甚至於是十個人中最優秀的人。可文明災難則把十個人變成九頭豬，不肯變成豬的那個“精英人物”則被清洗掉了。
喪失了“說真話”勇氣的中華民族則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文明災難。
當中國人不敢說真話也不肯聽真話時，同時也喪失了伸張正義的勇氣。
而勇於伸張正義是人類自我保護，防止災難和迫害蔓延到更大範圍的最好方式。
五七反右時期當精英群體受到不公正迫害時，普通民眾不是落井下石就是抱著“看殺頭心理”隔岸觀火，結果在接下來的大饑荒時期餓死了幾千萬。
廬山會議上國防部長勇於在“形勢大好”的頌歌聲中道出與多數聲音不和諧的真相，招來偉大領袖的雷霆震怒。首長們沒有人站出來伸張正義，盡管他們都知道國防部長沒有錯，他說的是“真話”。國家主席甚至於與偉大領袖保持“高度一致”？結果共和國最耿直最有良知的元帥被打倒在地。但饒幸逃過此劫的首長們也好景不長，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在偉大領袖發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與偉大領袖保持高度一致的國家主席結局最慘,他被曾經的政治盟友污為“叛徒、內奸、工賊”--“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妻子兒女則身陷囹圄。
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廬山會議上，如果部分首長勇於站出來為國防部長辯護，國家主席也堅守真相和正義，彭大將軍就不會被打倒，偉大領袖也不會在自我膨脹中一錯再錯，災難就會在那里中止，文革也不可能爆發，首長和國家主席也不可能受到非人的迫害。
所以伸張正義就是保護自己！
我們的民族習慣把“明哲保身”和“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等錯誤的哲理當成人生信條。喪失伸張正義的熱情和勇氣，漠視他人痛苦的苦果是整體付出更大的代價。
毛時期的最後景觀是：當中央委員為國家主席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召開表態大會時，全場一致舉手通過，只有一個人沒有舉手，一個女人？陳少敏將軍！共和國靈魂最高貴的將軍，也是我最最敬重的將軍！
此時我想起了“波士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上的銘文：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再後來他們追殺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馬丁．尼莫拉牧師。1945年

2008年4月3日，南方都市報副總編長平在個人博客上發了一篇題目為《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的文章，沒想到在網絡和部分媒體招來文革式的口誅筆伐。
4月4日，中華網網友“殺盡民獨輪”發帖《警報！南方都市報正在蛻變成反華媒體反華勢力的國內代表人》……
4月5日，中華網網友“天南逸雄”發帖《南方都市報的反動是有歷史根源的》，同時稱南方都市報的同夥天涯雜談發表了一篇攻擊中華網愛國者的文章……
4月7日，中華網友“empty”提出《呼籲大家別再買南方都市報》的帖子，號召中華網友不要買南都報紙……
4月11日，署名為文峰的寫手在《北京晚報》發文--《造謠自由的南都長平》……連正統媒體也站出來上綱上線，在中國絕對是一件需要認真對待的事件。
…………
我不熟悉長平其人，但我熟悉南方報系，因為我這個從不看報的人偶爾也看看《南方都市報》和《南方周末》，原因是在主流媒體高度一致的報喜不報憂式虛假新聞的大氣氛下，南方報系仍堅持努力報道“少許”真相，經常發出與主流媒體不一致的聲音。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在深圳闖蕩時，一度曾淪落到在“上海賓館”附近賣報的困境。本人主要賣《深圳特區報》，同時也買《南方周末》。《深圳特區報》售價比進價翻一倍，但《南方周末》按進價出售，一分錢也不賺。本人即使在最艱難時刻仍有那麽點理想主義，就因為《南方周末》上的幾句真話我願意為其餓著肚子義務賣報！
為了了解長平其人，本人專門把他那篇招來網絡憤青炮轟的文章--《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找來反反覆覆地讀了幾篇，想從字里行間找到些許“賣國、反華、漢奸”信息，可我無論怎樣努力也是枉然。不但找不到任何“反華”信息，相反還被長平的文字深深感動了，感動於他對新聞自由的大膽呼籲；感動於他堅守良知的罕見勇氣……
然後我回過頭來看那些抨擊長平和南都的文章，竟然看到了久違了近三十年的“大帽子、大棍子”？除了滿紙飛的棍子帽子外；還看到了非此即彼的“霸王邏輯”和“斷章取義”、“偷換概念”式無賴文風……於是我感受到了“文革的幽靈”在憤青的字里行間遊蕩？
下面我們來看《造謠自由的南都長平》文中的一段文字：
“在一些所謂要求普世價值的南都長平們看來，只要是西方的東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堅持的。這就不禁使人要問，從近代以來，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殖民和戰爭都是西方挑起的，這里有什麽“普世價值”嗎？南都長平這種人和這種言論的存在，只能說明一個事實，就是高喊和標榜“普世價值”和“自由”的人，不過是為了達到某種陰暗目的，找借口而已。” <http://vip.bokee.com/20080414511565.html>
首先長平的文章什麽地方說過“只要是西方的東西，就是普世的”？這不是亂扣帽子是什麽？然後話鋒一轉：“從近代以來，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殖民和戰爭都是西方挑起的，這里有什麽“普世價值”嗎？”這不是偷換概念是什麽？不但偷換概念，而且也明顯不顧事實，近代以來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戰爭都是西方挑起來的嗎？最後的結論“南都長平這種人和這種言論的存在，只能說明一個事實，就是高喊和標榜“普世價值”和“自由”的人，不過是為了達到某種陰暗目的，找借口而已。”無疑就是粗暴地亂打棍子了。

本人太熟悉這樣的文風了，因為我的啟蒙教育正值文革後期，報紙和教科書上充斥的都是類似文章。最有代表性的要數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那篇文章，文風和上面的那篇文章居然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給中華文明造成了深重災難。攻擊長平和南都的文章會不會成為新一輪文革的試探信號呢？

歷史在銬問中國知識分子的勇氣和良知！面對飛向長平和南都的大棍子大帽子，面對強加的南都長平身上的“莫須有”罪名，有良知的中國人必須站出來伸張正義，否則文革“試探信號”就會成為大規模扼殺文明的“進攻號角”了。姚文元之流批《海瑞罷官》成功後，又馬不停蹄地接著批《三家村》和《燕山夜話》。如果我們不能勇敢且成功地伸張正義，誰能擔保自己的文章不會成為下一個《三家村》和《燕山夜話》呢？
現在到了國民尤其是精英人物勇於伸張正義的時候了。
伸張正義就是保護自己！


二OO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13.範跑跑留給我們的啟示

範美忠並不是新中國最醜陋的人；也不是最無恥教師。範美忠的言行與西方自由主義價值理念相去十萬八千里。範美忠的行為雖然享有不受法律追究的權力，但也沒有繼續當老師的權力。“職業道德”與“公民權力”是兩回事。


都江堰光亞學校教師範美忠在地震發生那一刻，棄學生於不顧第一個跑出教室，所幸學生安然無事。地震過後他在天涯論壇上發表了一篇《那一刻地動山搖》的帖子，在文章最後表白：“在這種生死抉擇的瞬間，只有為了我的女兒我才可能考慮犧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會管的。”
此文一出，引來一片嘩然，大部分網友罵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的他是地震中“最無恥教師”，應該除名，並譏諷他為“範跑跑”。少部分網友則認為這是他的自由，不應該開除……
四川省都江堰市光亞學校鑒於越來越大的內外壓力，終於在六月中旬將範美忠除名。下面是開除範美忠的文件原文：

關於給予範美忠開除處分的決定
範美忠，男，漢族，現年34歲，四川某縣人。大學文化，現任光亞中學語文教師。
在五月十二日汶川大地震期間，範美忠丟棄正在上課的同學，獨自逃跑。隨後，又在互聯網上發表了政治傾向和道德取向極為錯誤的言論。
範美忠身為人民教師，危險時刻置同學於不顧，其行為違反了《教師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相關規定。其在互聯網上政治傾向和道德取向極為錯誤的言論，更是給光亞學校和人民教師的形象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範美忠的行為已經喪失了一個人民教師應具備的基本條件。為嚴肅政紀，教育本人，消除影響，根據光亞學校紀律規定，經校務會研究決定：給予範美忠以行政開除處分。
希望範美忠接受教訓，認識錯誤，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合格公民。
四川省都江堰市光亞學校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六日

範美忠事件雖然自此告一段落，但因此造成的社會價值取向上的混亂並沒有因此得到最後的澄清。

（一） 、範美忠並不是新中國最醜陋的人；也不是最無恥教師
在“緊急避險”關頭只顧自己逃命的行為在今天的中國大有人在，並非只限於範美忠一人；但在博文中坦誠批露自己心靈陰暗面的也許只有範美忠一人。奇怪的是眾多批評者能夠理解範美忠的臨陣脫逃行為；對範美忠博文中的自白卻怒不可遏？我的態度則正好相反：我不能原諒作為一個教師的範美忠在“師生面臨均等危險”的緊急關頭丟下學生不顧自己率先脫逃的行為；但對範美忠博文的那段靈魂自白卻感受到了“真率”和“天真”？因為今天的中國有很多人在緊急關頭會象範美忠一樣只顧自己避險；可事後還要做些小動作來表現自己的“道德昂揚”狀，不但閉口不談自己的怯懦自私行為，還會在人前慷慨激昂於見義勇為的華麗詞藻，甚至於杜撰些舍己救人的義舉給自己塗脂抹粉……
中國人應該不會忘記十四年前的克拉瑪依大火：
1994年12月8日，克拉瑪依市教委和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訓中心在克拉瑪依市友誼館舉辦迎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兩基”(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評估驗收團專場文藝演出活動。全市7所中學、8所小學精心挑選的15個規範班的優秀師生及300多名“領導”共796人參加。 在演出過程中，18時20分左右，舞台紗幕被光柱燈烤燃，火勢迅速蔓延至劇廳。此時一位領導大喊一聲：
“學生們不要動，讓領導先走！”
接下來“領導們”爭先恐後奪路逃生，部分“領導”不僅奪路，還把幼小的學生推倒在地然後從他們的稚嫩肚皮上踩踏過去……
克拉瑪依大火造成325人死亡，132人受傷，死者中288人是學生，另外37是老師、家長和工作人員……
與上面那組數據形成鮮明對照，在場的300多個領導一個也沒燒死！？當天參加活動並就坐前排距離起火處最近的克市領導、教委領導幾十人都成功逃生，沒有一人死亡。
更令人憤怒且痛心的是：288名死難學生中有不少人不是燒死的，而是領導們踐踏至死的！他們被踩穿的肚皮就是鐵證。
災難過去十多年後，非但當時在場的那些讓“學生們不要動”而得以逃生的責任人到現在仍無片言向公眾致歉謝罪，即便當地領導原本言之鑿鑿，“將在火災現場建立火災紀念館，以紀念那些死去的孩子，並警示後人”，然而紀念館至今不見蹤影，更兼連一次像樣的紀念活動也不曾舉辦。
…………
在大火面前個別“領導”率先脫逃屬正常現象，因為一片稻田里總難免有一顆稗子，再科學的政治體制也無法確保每個領導都“先人後己，克己奉公”；不正常的是300多個“領導”整體率先脫逃？一畝稻田全是稗子看不到一顆稻谷而業主仍不思改變耕作方式才是傳統人事體制的最大悲哀！
和克拉瑪依大火面前那些爭先奪路的“領導”們相比，範美忠確然算不上最醜陋的中國人。
當我們義憤填膺於範美忠的怯懦自私時，我們是否能勇敢反省一下自己的靈魂？如果你碰上和範美忠類似的場景，你是否能做得比範美忠更好？如果你不能做得比範美忠更好，那麽在譴責範美忠的同時有必要栲問一下自己的人性和良知。現代文明的一個很重要標志就是“遠視利他”而不是“近視利己”；是“社會責任”而不是“唯利是圖”；是“遵守公德”而不是“黨同伐異”……

（二）、範美忠的言行與西方自由主義價值理念相去十萬八千里
因為少數不負責任的媒體和部分憤青網文經常玩弄“斷章取義”和“偷換概念”的把戲，本人決定在沒弄清真相的前提下不隨意發表意見，在對某段文字發表意見前一定要盡可能閱讀作者的全篇原文。在寫這篇文字之前，我認真通讀了範美忠先生成為焦點人物的那篇文字--《那一刻地動山搖》，原文開頭有這樣一段文字：
“我曾經為自己沒有出生在美國這樣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權的國家而痛不欲生！因為我大學畢業十幾年的痛苦與此有關，我所受的十七年糟糕教育與此有關。我無數次質問上帝：你為什麽給我一顆熱愛自由和真理的靈魂卻讓我出生在如此專制黑暗的中國？讓我遭受如許的折磨……”
因為上面這段文字，部分網民把範美忠率先脫逃行為誤讀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在他們看來，範美忠既然那麽崇尚美國，顯然是按美國的價值取向來決定自己的言行。範美忠顯然也把自己的行為理解為“自由主義者”的天賦權力，這從他文章的末尾的那段文字可見一斑：
“‘我從來不是一個勇於獻身的人，只關心自己的生命，你們不知道嗎？上次半夜火災的時候我也逃得很快！’話雖如此說，之後我卻問自己：‘我為什麽不組織學生撤離就跑了？’其實，那一瞬間屋子晃動得如此厲害，我知道自己只是本能反應而已，危機意識很強的我，每次有危險我的反應都比較快，也逃得比較快！不過，瞬間的本能抉擇卻可能反映了內在的自我與他人生命孰為重的權衡，後來我告訴對我感到一定失望的學生說：‘我是一個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卻不是先人後己勇於犧牲自我的人！在這種生死抉擇的瞬間，只有為了我的女兒我才可能考慮犧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會管的。因為成年人我抱不動，間不容發之際逃出一個是一個，如果過於危險，我跟你們一起死亡沒有意義；如果沒有危險，我不管你們你們也沒有危險，何況你們是十七，十八歲的人了！’”
範美忠的這段文字雖然沒有把自己率先脫逃的行為和“追求自由和公正”綁在一起，但部分網民卻有充分理由把二者綁在一起；而“自由和公正”是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於是部分網民也就自然而然地把範美忠的醜行與“自由主義”綁在一起，在抨擊範美忠怯懦自私喪失師德同時也猛烈抨擊自由主義喪失人性……
這是範美忠對自由主義的悲劇性誤讀！也是部分網民對自由主義的悲劇性誤讀！
對一件美好事物的最惡毒誹謗不是從正面對其謾罵攻擊；而是采取與美好事物內在價值取向絕然相反的惡行，然後對眾人說他奉行的是某“美好事物”的價值標準……
範美忠扮演的正是這種角色！
範美忠丟下學生率先脫逃的行為是人性的極端怯懦和自私；可自由主義的主流價值是“怯懦和自私”嗎？
英、美兩國是自由主義的領袖，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這兩國國民在生死關頭的表現：
今天的多數國民都看過電影《泰坦尼克號》，一部根據真實故事拍成的電影。歷史上真實的泰坦尼克號是上世紀一O年代初英國制造的一艘當時世界最大的豪華客輪，被稱為“永不沈沒的夢幻客輪”，1912年4月10日開始她的處女航，目的地為美國紐約。四天後的4月14日晚11點40分，泰坦尼克號在北大西洋撞上冰山，兩小時四十分鐘後，4月15日淩晨2點20分沈沒，由於缺少足夠的救生艇，1500人葬生海底，造成了當時在和平時期最嚴重的一次航海事故……
災難發生後，泰坦尼克號上的成年男人沒有倚仗體力的優勢爭奪逃生機會，而是主動把生存的機會讓給老人、婦女、兒童，連艦長也選擇留下來和泰坦尼克號共存亡。當船員請一位年過花甲的億萬富翁上救生艇時，富翁堅持只要船上還有一名婦女兒童，他就絕不會踏上救生艇一步，最後象一位真正的紳士一樣沈入冰冷的海水……
眾所周知的美國“911”災難，當世貿大廈頻臨倒塌時，大廈里的數千名員工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一樣沒有一窩蜂爭相逃生，而是秩序井然沿著樓道一側下撤，同樣是婦女、兒童走在前面；消防隊員則從另一側上沖，沒有發生湧擠碰撞現象……
和克拉瑪依大火相比，泰坦尼克號海難和“911事件”好象是另一個星球發生的“冬天里的童話”！
範美忠在博文中宣稱自己崇尚美國，可他的所作所為如果發生在美國，如果一位美國老師在那種情況下丟下他的學生第一個跑出去，雖然司法部門不會找他的麻煩，但學校卻要面臨公眾的質疑：何以會讓這樣怯懦自私的男人站在講台上？這樣他的老師生涯也會自動完完。因為選擇怯懦自私的方式活著是他的權力，但擁有怯懦自私品格的人卻沒有資格當老師。如果他事後還要以“自由公正”作擋箭牌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他的行為就更“無恥”了。美國人無法理解那個範跑跑何以要用自由公正這些大道理來為自己的怯懦行為辯護？因為他們就生活在自由公正理念作為根基的國家里，他們絕不會拿這些理念為自己的某個行為辯護，尤其是那個行為是錯誤的時候。

（三） 、範美忠的行為雖然享有不受法律追究的權力，但也沒有繼續當老師的權力
今天的中國社會價值取向很容易發生混亂，最容易發生混亂的地方是把“公民權力”和“職業道德”混為一團。其實擁有完全公民權並不等於你有權從事各種職業，有些行業是需要特殊準入的，就象沒有通過高考的中學生就沒有資格踏入大學門檻一樣。
社會上的很多特殊職業都設置有高出“公民權力”的道德底線，這就是“職業道德“。全權公民必須遵守為某特殊行業設置的“職業道德”才能進入或留在此特殊行業。有關“職業道德”的詳細論述見拙作《改革開放與職業道德》。
老師是眾所周知的特殊行業，在緊急關頭丟開學生率先脫逃的行為顯然突破了老師的道德底線。因此範美忠的行為已經違背了老師必須遵守的“職業道德”，所以他沒有資格再當老師，無論有無老師資格證都一樣。
和老師一樣，公務員也是一種特殊職業，也必須遵守高出“公民權力”的“職業道德”。美國的普通公民享有私生活不受幹預的權力，只要不觸犯法律，你擁有多少情人和誰搞婚外戀都是你個人的私事，外人和公權不得幹預。但美國政務官的私生活卻有嚴格的規定，在職期間不能有緋聞，否則你就會被彈劾，輕則丟官，重則身敗名裂。你想私生活豐富多彩可以，那就別選擇吃政務官這碗飯。
除了沒有緋聞權之處，美國的政務官還必須在關鍵時刻勇於承擔社會責任，否則一樣會被彈劾。因此克拉瑪依大火事件中爭相逃生的“領導”們，在美國鐵定會丟官！
那些依舊為範美忠被開除老師隊伍抱不平的人們，顯然沒有分清“公民權力”與“職業道德”的界限。當然他們也許認為象範美忠那樣的老師在教育界大有人在，甚至能力品格不如範美忠者也大有人在，開除範美忠一人顯然不公平。這是體制的原因，大刀闊斧的變革在今天的中國依舊行不通，希望開除範美忠只是整肅老師隊伍的開始，而不是尾聲，後面的路必須堅定走下去，否則不但對範美忠不公平，中國教育事業也會因此遺害無窮。


二OO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14.大國國民小國胸懷

我們不可能要求每個地球人在思想言行上和我們保持高度一致。因為某個國家的某個公民的某句不友好甚至於敵意的言論群情激奮顯示十足的“小國胸懷”。 大國國民應該擁有寬闊的胸襟和理性平和的心態，能夠包容和自己不一致甚至於相反的聲音。



2008年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最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國民動不動就群情沸騰、舉國暴怒的一年。
百年前我們暴怒的對象是西方民主國家，為此我們在“義和團邪教暴亂”時，一個晚上向西方所有與中國有邦交的國家宣戰，並招致中國首都的毀滅。今天我們暴怒的對象依舊是西方某個民主國家？或是西方民主國家的某個人？某個媒體？
百年前我們暴怒西方列強還情有可願，因為以英、法、俄為代表的歐洲國家確然在中國扮演了強盜角色，侵我國土掠我土地索我賠款；我們只是在暴怒時犯了“擴大化錯誤”，把美國這個根本沒有對中國犯罪的文明國家也牽扯進來一棒打死。今天的西方列強在百年民主政治的照耀下已向文明前進了一大步，文明水準已經超出我們一大截，在全球主導了“非殖民化”、“民族自決”和“民主憲政”的文明進步浪潮，不再強打惡要販賣鴉片，甚至於主動歸還了一個半世紀以前侵占的中國香港，並用實實在在的行動支援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此時我們為何還要對西方舉國暴怒呢？
經過認真的回顧和分析，我發現我們為之舉國暴怒的都是一些無關國計民生的“小事”。
我們第一次舉國暴怒源於巴黎奧運聖火受阻事件。這個在西方多次發生的“稀松平常事”，卻被多數國民誤讀為“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如山鐵證，並因此在全球掀起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一次排外浪潮，在國外舉行大規模的“愛國大遊行”，在國內全民抵制“家樂福”，甚至於“把五星紅旗插遍全世界”這樣的文革口號也給擡出來了……就算搶奪奧運火炬被國際知識貧乏的我們理解為一樁涉及國格國威且聞所未聞的“辱華事件”，但搶奪火炬的是西藏人，西藏人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說穿了是我們的民族制造了這起“辱華事件”。法國最大的錯誤也就是“保護不力”？我們暴怒的對象應該是西藏破壞者才對。現在我們放過破壞奧運火炬傳遞的主要責任人不顧，卻抓住法國這個次國責任人不依不饒，這不是舍本逐末是什麽？也許我們把部分法國人同情甚至於支持西藏破壞者作為“法國亡我之心不死”的罪證；但一個國家的某部分公民同情甚至於支持某個群體也屬正常現象。就算西藏破壞者真個是“過街老鼠”，但一個國家也有把老鼠當寵物的公民。只要這個國家的政府沒明確支持西藏破壞者，我們就不能斷言這個國家站在西藏破壞者那一邊。
在此之前，法國一直是我們在國際上對抗美國的最經常盟友，因為歐洲只有法國經常對美國說“不”，我們又把美國當成中國的頭號敵人。現在為了一件“不涉及國家陰謀”的小事，我們就斷言“法國亡我之心不死”，把這個國家劃為中國的頭號敵人？如果在此之前美國真個是中國的頭號敵人？我們舉國暴怒豈不讓美國人高興得大大跳起高來？
當我們全民抵制“家樂福”時，我們可曾想過那高達250億歐元（相當於500萬個就業崗位）的對法貿易順差？如果法國也“投桃報李”在經濟上制裁中國，我們和法國的損失相比無疑要大得多。所幸法國並沒有那樣做，在這樣事上他們的表現無疑比我們更理性。
汶川在地震發生後，美、英、法等西方民主國家並沒有幸災樂禍看我們的笑話，相反表現出極大的善意來援助我們的災民。三國行政首腦都親臨中國大使館表示哀悼。民間也舉行各種形式的燭光晚會來悼念汶川死難者，用雄辯的事實證明了“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謊言。
美、英、法的善意還沒有成為過去，我們又因為美國一位過氣影星莎朗.斯通的言論舉國暴怒？
汶川地震後半個月，我國某媒體報道莎朗斯通在接受采訪時把汶川地震解釋為一件“有趣的事”，並暗示汶川地震是“中國的報應”……此論一出，舉國嘩然，群情激憤，莎朗．斯通霎時成為我們的“全民公敵”，成為我們群起而攻之的頭號靶標。那些因汶川地震好不容易安靜了幾天的憤青群體更是緊緊抓住這個機會不放手，在網絡掀起新一輪的大規模“口水戰”，射向莎朗斯通的口水足足可以把這位過氣影星淹死十萬八千次。如果我們僅僅是針對莎朗斯通的“報應論”進行針鋒相對的辯論到也無可厚非，問題是我們除了對莎朗.斯通極盡侮辱謾罵之能事外很少提出有份量的反駁論據？甚至於“性攻擊”詞句也在網絡大行其道，極大的損害了我們的自身形象。莎朗斯通畢竟是一個女人，一個女人就算做錯了事說錯了話，我們大老爺們也不應該和一個女人一般見識。就算莎朗.斯通真個混蛋成了“一個”妓女，擁有五千年文明的我們也沒有必要把自己墮落成為“一群”流氓。現在成千上萬的男人追打圍攻一個“女人”，我們的“男子漢氣概”哪里去了？我們的“大國胸懷”哪里去了？就算莎朗斯通觸犯了國際法或中國法律，也自有司法機關通過法定程序追究她的法律責任，犯不著一群大男人在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女人面前逞英雄鬥威風。在一個沒有任何還手能力的死老虎身上耍手段算什麽男人？算什麽英雄？
當我們緊緊抓住莎朗.斯通的一句錯話不放手時，我們有沒有反思一下自己在別國遇上生命災難時也說過類似的錯話，甚至於我們的表現比莎朗斯通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難道忘了美國911事件時舉國歡慶的往事？不但很多民眾私下喜形如色，連部分正規媒體也用幸災樂禍的語氣報道911？如果美國人象我們對待莎朗.斯通一樣對每個幸災樂禍的中國人不依不饒口誅筆劃，美國人就不用幹別的事了，單是逐個謾罵圍攻不友好的中國人一事就可把這個國家累死。
當韓寒等堅守良知的文化人把莎朗.斯通關於汶川地震的全文登出，我們終於發現某媒體對莎朗.斯通的言論進行了“斷章取義”的惡意剪裁，莎朗斯通的原話遠不是“有趣”和“報應”所能概括時，我們不是憤怒於某媒體的不負責任誤導民眾，而是在繼續莎朗.斯通口水戰的同時把韓寒也牽扯進去臭罵一通？我們因何會如此不近情理呢？難道我們除了大打出手盲目發泄外一點道理也不講？此舉突出展現了我們的民族劣根性：柏楊二十年前就在《醜陋的中國人》一文中揭示中國人“死不認錯”，如果我們承認莎朗.斯通的原話沒有大錯，那麽就證明我們詆毀謾罵莎朗.斯通的行為錯了？主動認錯等於是要我們的命，為了堅守“死不認錯”的民族劣根性，我們就有義務把“莎朗.斯通口水戰”進行到底！
我們這個星球上生活著66億人，不可能要求每個地球人在思想言行上和我們保持高度一致。某個地球人甚至於某個國家民族不理解甚至於敵視我們屬正常現象，就象部分中國人不理解甚至於仇恨美國屬正常現象一樣。我們大可不必因為某個國家的某個公民的某句不友好甚至於敵意的言論群情激奮甚至於舉國暴怒，否則我們的民族心理就太過脆弱了。
中國是這個星球上的大國，我們是名副其實的“大國國民”。大國國民應該擁有相應的“大國胸懷”，可我們大老爺們群起圍攻謾罵一個說錯話外國女人的行徑，卻十足地展示了我們的“小國胸懷”。
除了在莎朗斯通這個外國女人面前我們缺少“大國胸懷”外，在自己的女同胞面前我們也一樣表現出不可救藥的“小國胸襟”。前不久發生的“王千源事件”進一步展示了我們大老爺們的“大國國民小國胸懷”。一位青島留美女生在民族問題上僅僅表達了與我們的主流媒體不一致的聲音，僅僅因為履行了天賦的並被憲法允許的言論自由權利，就被憤青群體在網上極盡侮辱謾罵之能事，惟恐除此不能表達他們的“愛國心民族情”；甚至於展開人肉搜索，搜出王千源的個人資料和家庭情況；然後把一個屎盆子扣向了王千源父母青島住家的門口。還有一個善搞陰謀的憤青，偽造了王千源父親向全國人民的道歉信並傳到網上（王千源已從父母處得到證實是偽造的並向媒體披露）……
在無孔不入的貪污腐敗和駭人聽聞的不公正面前我們噤若寒蟬；卻在一個勇於獨立思考的弱女子面前威風凜凜？我們大老爺們的大國胸懷哪里去了？這難道就是我們表現“英雄氣概”的機會嗎？
…………
中國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不但是這個星球上的幅員大國，還成長為這個星球上的經濟大國。大國國民應該擁有寬闊的胸襟和理性平和的心態，要有容人之量，尤其是要能夠包容和自己不一致甚至於相反的聲音，就算和別人在言論上較勁也應以理服人，盡量避免謾罵和涉及人身攻擊性詞匯；更不要動不動為了一些不關國計民生的小事群情激奮舉國暴怒。在文字論爭上搞“人海戰役”，倚仗數量上的優勢，眾口一詞地圍攻聲討某個孤立個體，甚至於一群大男人圍著一個女人大吐口水，看起來很“英雄”，實則是靈魂深層的自卑和怯懦，因為只有自卑怯懦的人才會尋求群體的保護，才會在群體面前扮演“紙老虎式的英雄氣概”。

我們是這個星球上的“大國國民”？
我們需要“大國胸懷”！
讓“大國國民小國胸懷”見鬼去吧！


二OO八年七月一日


15.中國人對待歷史的矛盾態度


一個民族對待歷史的態度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明層面能夠達到的高度。中國人是這個星球上最為重視歷史知識的民族；但又是最不善於從歷史事件中汲取經驗教訓的民族。中國人不善於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的最突出表現就是容易忘記歷史苦難。


一個民族對待歷史的態度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明層面能夠達到的高度。
尊重並正確對待歷史的民族能夠不斷地總結汲取本民族和全人類過去的經驗教訓，在未來的文明進程中最大限度地利用先人取得的文明成果，不犯或少犯同樣的錯誤，從而能在更高的層面上去豐富自己的文明。
中國人對待歷史的矛盾態度令世人匪夷所思？
中國人是這個星球上最為重視歷史知識的民族；但又是最不善於從歷史事件中汲取經驗教訓的民族。
正因為中國人重視歷史知識，中國歷史知識的總量令世界上的任何民族都難望其項背。從公元前兩千八百年的周宣王時代算起，中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任命專門的史官撰寫本朝或前朝“歷史”。歷代官修的《二十四史》就卷貼浩繁達幾千萬言，足夠一個上等智商的人窮畢生之力也難究其精微。翻開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的歷史知識，沒有哪一個民族的歷史知識總量能和中華民族相提並論的。
中國人不但喜歡修史，還特別喜歡學習歷史知識，不但歷代王朝的統治者和官僚階層都把歷史作為教育必修課，民間也以喜聞樂見的形式對歷史知識進行通俗化改編，讓廣大平民百姓在茶余飯後欣賞曲藝時了解歷史知識。和西方愛情成為戲劇永恒主題不同；中國戲劇的永恒主題是歷史題材。從《貍貓換太子》、《風波亭》到《楊門女將》，民間戲說歷史的熱情一直就沒有冷卻過。甚至直到中國步入現代化的今天，歷史題材依舊是影視劇創作的最熱門主題。連《武則天》、《乾隆皇帝》和《康熙大帝》等狂拍帝王馬屁的下三流弊腳歷史劇都能贏得可觀的收視率，就更不用說《三國演義》和《再造共和》等稍微有點思想水準的連續劇了。
與中國人高度重視歷史知識相反；中國人又是最不善於從歷史事件中汲取經驗教訓的民族。
中國歷史上象樣或不象樣的五百五十九個帝王，只有李世民大帝一人才能從歷史知識里汲取有益的養份，結果他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算得上偉大的帝王，締造了中國唯一消滅了貪污的貞觀王朝和當時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偉大帝國。
李世民在終其一生只會指責他這不好那不好從沒對他說過半句好話的宰相魏征的追悼會上說過三句話：“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退；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李世民能把歷史當成一面施政的鏡子，遺憾的是只有他一人擁有那樣的胸懷和智慧。
除了李世民一人外，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只會“戲說歷史”；不會從歷史興衰中汲取政治養分，結果經常犯同樣的錯誤，一而再再而三在同一個坑里跌倒。
在中國兩千二百年的皇權專制社會里，中國歷史周而覆始地陷入覆興--繁榮--腐敗--毀滅--再覆興--再繁榮--再腐敗--再毀滅的惡性循環。文明一次次在廢墟上重組；又在下一次循環中變成新的廢墟。文明成果在每一次循環中差不多都毀滅殆盡，後世無法利用前人創造的文明成果，文明成果永遠也無法積累下去並發生量變到質變的飛躍。
世界古代史上各民族的文明成果絕大多數亡於外族之手，只有中華民族的文明成果才一而再再而三毀於自己人之手。
中華文明最光輝燦爛的時期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人在五個世紀創造的文明成果比隨後兩千二百年皇權專制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的總和還要多。相比戰國末期，中國在兩千二百年的皇權專制社會文明其實沒有取得多少實質性的進步。十九世紀末的生產力依舊停留在公元前二世紀的水準，文化則出現大踏步後退。也就是說中國在兩千二百年漫長的皇權專制社會文明不是進步而是退步了。
當中國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治亂興衰的惡性循環時，後時的統治者沒有人想到要汲取歷史教訓，尋找惡性循環的病根，並進而探索走出惡性循環的制度保障。
中華文明陷入惡性循環的終極原因是權力人物的腐敗；腐敗的根源又是集權專制；走出惡性循環的唯一藥方就是“分權”和“民主”。
如此簡單的政治歷史邏輯，不但歷代統治者發現不了；直到中國步入現代化，民主成為世界不可阻擋的文明大潮時，我們的部分既得利益階層仍拒不承認這一“普世價值”；甚至於把“民主、自由、人權、憲政”等全人類應共同享有的文明成果和西方的“反華陰謀”與“和平演變”等同起來。
因為我們不能總結歷史經驗，我們始終無法看清中華文明的真正罪人和功臣。造成中華文明長期停滯甚至倒退的真正罪人一是秦始皇；二是漢武帝；三是武則天；四是成吉思汗；五是朱元璋；六是乾隆皇帝。可多數中國人對上面六人心存感奮，直到今天我們還在影視屏幕上瘋狂猛拍這六個專制魔王的馬屁。
因為我們拒絕汲取歷史教訓，我們經常犯同樣的低級錯誤，兩次同樣悲劇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

十一世紀二十年代，我們為了對抗已和平共處了一百多年的宿敵契丹人，去和比契丹更兇猛無情的女真人結盟，同時又不做好必要的防範措施。結果我們在幫助女真人消滅了契丹人後，自己又很快被盟友列入下一個狩獵名單。我們在明知自己是“瓷壇子”的境況下，偏要去選擇和女真人這個“鐵壇子”在同一條小河里漂流，要想不被對方碰傷或碰碎那算是活見鬼了。
結果中國的半壁河山，也是中華文明的心臟地帶落入女真人之手。
一個世紀以後，為了對付已腐化沒落不再構成中國威脅的女真人，我們又和擁有恐怖戰鬥力的蒙古帝國結盟，結果吞下百年前一樣的苦果。女真人建立的金帝國滅亡後，富庶但又腐化孱弱的中國對強悍的蒙古帝國來說成了又一個不可抗拒的誘惑，於是撕毀盟約向中國進攻。這次中國人整體上淪為蒙古人的亡國奴。

1995年2月，日軍占領了中國旅順，殺害了這個城市所有的中國人，連老人、婦女、兒童也無一幸免（只留下三十六人掩埋屍體）。
旅順大屠殺後，我們沒有痛定思痛發奮圖強，而是繼續腐敗、內鬥、玩物喪志、扼殺人才、妄自尊大，結果在四十二年後的1937年，日軍占領了中國首都南京，殺害了三十七萬中國平民。那時絕大多數南京人還不知道有“旅順大屠殺”這回事？

1900年，我們的統治者慈禧太後為了鞏固權力，居然瘋狂到利用邪教暴民“義和團”。結果北中國成了一片廢墟，真正愛國的變法精英被暴民屠殺罄盡。首都最大的圖書館葬身火海，中國賠款白銀四億五千萬兩……
半個世紀後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們的偉大領袖同樣為了贏得絕對獨裁權力，竟然發動沒有腦子的“紅衛兵憤青”來清理官僚隊伍和打擊文化精英，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打、砸、搶”和“武鬥”的破壞競賽，看誰燒的書多？看誰破壞的文物古跡多？看誰殺的人多？看誰打人的手段更殘酷……
當紅衛兵憤青在全國瘋狂“打、砸、搶”時，“義和團運動”的真相多數普通中國人完全不知情。當“義和團”這個名詞被偉大領袖重新提起時，已經被“加工”謳歌為“偉大的反帝愛國群眾運動”。

上上世紀中期的“洋務運動”，中國既得利益階層希望在保留傳統特權體制的前提下利用西方的物質技術發展經濟和軍事實力，在三十年時間內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七的“海軍強國”；但同時也產生了駭人聽聞的腐敗和不公正。在隨後的甲午中日戰爭中，舊體制選拔出來的只會貪污和“跑關系”的腐敗政客拿著一流的新式武器去迎戰海軍實力勉強屈居十二的撮爾小國日本，結果被實力遠不如自己的對手打得大敗虧虛。“東方無敵艦隊”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三十年洋務成果灰飛煙滅。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們開始了和“洋務運動”異曲同工的“改革開放”，在不變革政治體制的前提下進行經濟改革，三十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但一樣產生了燎原烈火樣的腐敗、無處不在的不公正和世界第一的貧富懸殊，烈度遠遠超過洋務運動後期。雖然目前還沒釀成洋務運動那樣的災難性後果，但如果我們不及時啟動根本性的政治變革，未來一樣是失望大於希望。

中國人不善於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的最突出表現就是容易忘記歷史苦難。中國人很少創作歷史悲劇題材的著作，很少對歷史苦難的理性感受和反思。蘇聯斯大林時期大清洗的苦難歷史，使蘇聯出了不少再現那段苦難歷史的傳世之作，代表作有《靜靜的頓河》、《日瓦戈醫生》和《古拉格群島》，三位著作者還因此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悲劇無論在廣度還是在深度上都超過蘇聯大清洗，可描述那段悲劇歷史的傳世之作一部也沒有，就更不用說因此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了。因為缺少對那段悲劇歷史的系統回憶和反思，中國人在短短三十年時間內就差不多把那段悲劇忘光了。年輕人甚至於把文革美化成反貪反腐的群眾運動。

忘記歷史悲劇的民族最容易在以後的歲月以改頭換面的方式重覆那段悲劇，因為我們絕大多數人忘記了文革或不了解文革，文革幽靈在新世紀再度出現在中華上空，並在互聯網上進行了成功的演習，以令人憂慮的速度進入中國人的現實生活。

中國人不善於從歷史進程中汲取經驗教訓，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歷史統治者喜歡依據自己的價值取向來“掩蓋”或“更改”歷史真相。
中國唯一尊重“歷史真相”的朝代也是春秋戰國時期，史官寧願付出殺頭甚至家破人亡的代價也要堅持書寫歷史真相。“董孤直筆”和“崔杼殺國王”是兩個最具代表性的故事。
皇權專制社會的統治者任命的史官不可能擁有董孤那樣的情操，只能按照統治者的意願去編寫本朝的歷史。就算是奉命編寫被本朝推翻的前朝的歷史，也要依據統治者本人的價值取向對若幹歷史材料進行符合專制統治的“取舍”和“修訂”。由歷朝統治者一手編導的《歷史》，自然存在很多與真相不符的“假歷史”和“偽歷史”。
既然有很多遠離真相的“假歷史”和“偽歷史”，就不可能對後世發揮正確的指導意義。一個最具典型性的例子是上世紀中期我們把義和團邪教暴動粉飾成“偉大的反帝愛國群眾運動”。既然是偉大的運動，就有學習和發揚光大的必要，於是與義和團運動異曲同工的文化大革命就有了發生的理論基礎。
因為我們對中國甚至世界的近現代史進行了符合馬克思主義哲學價值觀的取舍和修訂，對現代化最具指導意義的近現代史知識，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沒有多少指導意義，就算有指導也是相反的，不是汲取歷史精華去其糟粕；而是汲取糟粕去其精華。
更改歷史教科書的民族，受害的只能是這個民族自己。


二OO八年八月十二日


16.特大地震喚醒中華人性

中華民族在震災中人性的整體覆蘇，讓我看到了未來中國的希望！我期待我們的政府要用百倍的努力去珍惜和維護這份覆蘇的中華人性，汲取緬甸軍政府“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專制體制教訓，在中華大地進行宏揚人性獎善懲惡的政治變革。

因為是醫生的緣故,我熱切地期盼我們的國家民族能夠強大健康；同樣因為是醫生的緣故，我的著眼點更多關注國家的弊端和民族劣根性；熱切地期望我們的民族能夠治愈自身的疾病，戰勝自身的弱點，成為這個星球上最最優秀的民族！
基於上述原因，當一輛貨車在湖南地段出了車禍，附近的百姓竟然沒有一人去搶救躺在血泊中生命垂危的司乘人員，相反一窩蜂地去哄搶車上的貨物時；當一名歹徒在臥鋪車廂多次公開強奸女青年，列車上的乘客、乘務員和乘警竟然沒有一人上前制止，哥哥竟然目睹親妹妹被強奸而噤若寒蟬時，我的靈魂在滴血，心靈痛得發緊……我深感中華民族的人性沈睡了，人性一旦沈睡，就必然出現群體品格下滑，看不到人生的真正意義是什麽；只看得見眼前的急功近利，並為追逐功利不擇手段，具體表現在工商界的惡性競爭；官場的相互傾軋；文化知識界的“有奶便是娘”；為了錢權不惜犧牲人性的尊嚴……
於是我一次又一次地撰文呼喚中華民族人性的回歸，系列文章有：
《盛世背後的憂思》；
《中國的深層悲劇》；
《給中國富豪的忠告》；
《從晉王朝的奢華看今天的高消費》；
《寂寞的秋瑾和炙手可熱的武則天》；
《金錢扭曲下的民族精神》；
《民族危機意識》；
《威脅中國社會的三大瘟疫》；
《改革開放與職業道德》
…………
汶川大地震，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中華民族人性的光輝！
當大地震的消息傳來時，出於醫生的職業敏感性，我的第一反應就是災區急需健康國民的鮮血，於是即刻趕往山城衛生局門口的獻血點。遺憾的是平時一直停在那里的獻血車不見了，只好決定第二天獻血車開來時再去，不但自己去，還要動員家人一起去。
我回到辦公室打開QQ，發現一長串彩色頭像在我的眼前閃動，有托我聯系收養孤兒的；有詢問有效可靠的捐款途徑的；有請教最佳最快捷救災方式的；有呼籲我帶頭去災區參加志願救災的；有督促我多寫些關於災區文字的……尤其感人的是在日本打工的一位女學生，在我眼前展示出了她在一個小時內冥思苦想出的十來種救災方案。看到她那滿臉的焦急和認真勁，我的淚水因感動奪眶而出。

第二天，我看到我們的總理在都江堰流淚的畫面，我的心靈又一次被感動了。一個手操國柄歷經蒼桑閱盡世態炎涼的權力老人是不容易流淚的，只有富有人性的善良心靈才是例外！所以我被總理感動了，也是有生第二次被權力人物感動；第一次是孤膽英雄朱镕基就任總理答記者問時。

我常住的那個山城是一個人性扭曲急功近利的小城，絕大多數市民的最高理想是當官升官；八小時之處的最大業余愛好是麻將賭博。為了爭一個官位和職稱，同學反目朋友成仇的事例比比皆是。種種跡象表明，我們那個山城的群體人性在相當長時間內是真個沈睡了。
汶川大地震的第三天上午，我無意走到市政府所在的那條街，發現市政府門口掛起了紅十字會支援災區的募捐條幅，捐款箱前圍著很多人，男女老少都有。人們把十元百元面值的人民幣紛紛往箱里投，有幾個人連名字也不肯留下……
這些平時不講準則錙銖必較的普通市民，在沒有任何行政攤派和外來壓力的情況下，不為任何功利因素往捐款箱里投錢，再一次令我在意外之余深深感動。盡管我在單位已承擔有捐款任務，但還是在感動下加入了他們的隊列，把身上僅有的百元鈔票往捐款箱里投……
一個缺少慈善理念又經常擔心捐款被挪用的市民群體，成就上述那幕感人畫面是多麽大的轉變啊！
我萬分驚喜地發現，在汶川地震的輻射下，這個山城沈睡的人性覆蘇了！
不僅是這座山城，整個中華大地在汶川地震後都在閃耀人性的光輝！
中國紅十字會在三天時間內收到六億多元來自各方的“真正自願”捐款，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
一個長年乞討的老人也往捐款箱里投入了105元人民幣！
在通往災區的公路上，不少自駕族駕著滿載生活必需品的私家車前往災區，把緊缺急需的賑災物品送到災民手中……
今天下午，我在網上見到一位籍貫四川家在河南平頂山的家門妹妹，她的第一句說就是：“哥哥為災民寫了東西沒有？”

經過這次特大地震的檢驗，如果哪個人或集團再喋喋不休“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的陳腐偏見，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就是別有用心！
不僅僅是中國人民，中國政府這一次也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負責任精神，用實際行動較好地履行了“關愛生命，服務民眾”的職責。
最令國民感奮的是：政府第一次對西方人道主義救援開放國門，不僅對中國的傳統朋友發展中國家開放；也對部分先前一直抱有誤會敵意的文明國家開放，只要有利於搶救災民就可把一切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暫時擱在一邊。
中國政府周四同意接受來自日本和台灣的援助，同時對由韓國、新加坡和俄羅斯派出的救援隊伍表示歡迎……
這樣的大國胸襟和“關愛生命”的現代意識將對中華民族具有劃時代的深遠積極意義！
聯想到前不久緬甸發生的死人十萬（緬甸官方數字為3.2萬）的風災；聯想到緬甸軍政府自私狹隘漠視生命的拙劣表現；聯想到他們把所有西方人道主義救援拒之門外自己又無力切實履行救災職責的冷血行徑；我淚流滿面地感謝上蒼讓我生活在中國，而不是生活在緬甸那樣的冷血無賴國家！
在這次地震大災難中，我們政府的表現和緬甸軍政府在風災中的表現相比就象英雄和魔鬼的差別那樣巨大。

中華民族在震災中人性的整體覆蘇，讓我看到了未來中國的希望！
我期待我們的政府要用百倍的努力去珍惜和維護這份覆蘇的中華人性，汲取緬甸軍政府“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專制體制教訓，在中華大地進行宏揚人性獎善懲惡的政治變革。
我期待我們的政府注意不少學校一片廢墟，但周圍建築物安然無恙或損而不倒（如綿竹市五福鎮）的畫面，在災後嚴處災區倒塌校舍可能存在的偷工減料問題；同時對全國的校舍進行必要的安全檢查並實行責任追究，在中華大地上努力培植公平正義。我們不能麻木於“生命的災難”，當我們站在不該倒塌而倒塌的學校廢墟前時，我們不妨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你的孩子埋在廢墟下你會怎樣想？
我期待……

天佑中華！！！


二OO八年五月十六日



17.中國的“太監文化”

兩千多年漫長的極權專制體制造就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太監文化”。 太監一旦掌握了缺少“有效制約”的權力，就會給國家民族釀成巨大的災難。“太監文化”不但沒有隨著太監隊伍的消滅而消亡，相反在近二十年還有繼往開來發揚光大的傾向。

兩千多年漫長的極權專制體制造就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太監文化”。
“太監”就是被閹割的男人。閹割的目的是為了侍奉皇族或高官顯貴這個最高權力階層。閹割者有“自願”或“強迫”。自願閹割者為的是接近權力魔杖並進而“竊取”權力；強迫閹割者會仇視一切美好的東西。
無論是自願還是強迫閹割者，他們都擁有一個共同的特征：
他們的心靈都是陰暗的，一旦有了權力就會幹出傷天害理的事，就會以百倍的瘋狂報覆那個曾經“閹割”過他們的人類社會，只有極少數例外。
中國幾千年專制歷史有一條不變的定律：
太監一旦掌握了缺少“有效制約”的權力，就會給國家民族釀成巨大的災難。
中國集權專制歷史上至少有四個統一的帝國直接或間接毀在“太監”手里。
中國集權專制歷史上的統一帝國一共只有八個：它們是秦、漢、隋、唐、宋、元、明、清。毀在太監手里的占總數的一半。
中國歷史上強大的帝國只有秦、漢、唐三個，全部毀在太監手里。
第一個毀在太監手里的是強大的秦帝國。趙高這樣教導被他玩弄於股掌之上的花花公子皇帝：人生短暫，最英明的“治國之道”就是要利用權利“及時行樂”，除了吃喝嫖賭就是“嗐折騰”變著花樣玩刺激；象治國這樣的麻煩事不用你老傷腦筋，交給奴才我就是了……趙高從皇帝身上竊取了巨大權力後，就首先忽悠皇帝拿他的親人開刀，先把皇帝的十二個哥哥全部砍頭示眾；然後又把對皇位根本構不成威脅的十位公主剝光了衣服，在趙高的親眼監視下鞭打至死，還把她們如花似玉的身體陳屍街頭，任底層社會的販夫走卒肆意淩辱……太監的陰暗心理在趙高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體現。他最大的貢獻就是給中國文學添上了一條“指鹿為馬”的成語。
接下來的第二個強大的漢帝國一樣毀在太監手里。太監集團在與外戚的權利鬥爭中獲勝後，攛掇皇帝在全國推行名為“黨痼”的政治迫害，不但把所有敢於說真話的志士仁人關進監獄，還永遠禁止他們的家族成員和子孫後代吃“財政飯”。在消滅了“真話”和“良知”後，就把政府官職名碼標價拿到“公職市場”上拍賣……
中國歷史上最光輝的唐帝國也是被太監玩完的。唐帝國後期，太監因為掌握了禁衛軍，“奴才”翻身成了“主人”，成為高居“皇帝”之上的“太上皇帝”，不但可以任意殺皇帝，還可隨心所欲炮制“新皇帝”。
明帝國的開山老祖朱元璋深知太監的危害，在皇宮專門立了一塊“不許太監幹政”的石碑；可他的王朝有四分之三的時間被太監玩弄折騰於股掌之上。最後的一位大太監魏忠賢自稱“九千歲”，在全國各地為自己建立“生祠”……
由此可見“太監文化”對中華民族的傷害是駭人聽聞無與倫比的。
“太監文化”的具體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 眼睛只認“權”和“錢”，才能、品德狗屁不值；認為世上沒有“權錢”買不來的東西。
二、 人生的全部目的就是攫取“權錢”，為了追逐“權錢”不擇手段。
三、 沒有任何人生準則，為達目的不惜傷天害理遺臭萬年。
四、 心靈陰暗，見不得人世間美好的東西，看見“美好”就要想方設法毀滅之，能從毀滅“美好”的過程中享受到巨大的快感。
五、 在權力比自己大的權貴面前卑躬屈膝；在權力比自己小的下屬或平民面前趾高氣揚。
六、 一旦擁有權力就只知“貪污弄權”恣情縱欲，絕對不會利用手中的職權幹任何有益於國家民族的“正經事”。
七、 心中沒有“敬畏”，只信“功利”不信“天道”，在為非做歹時根本不擔心天理昭彰之類的“報應”，偶爾擔心了也認為向寺廟撒錢“賄賂神靈”就可消災免禍。
八、 要“面子”不要“尊嚴”，任何場全絕對不說一句逆耳的“真話”，說假話時煞有介事慷慨激昂。
九、 不相信人世間有美好的心靈，認為所有的人都象他一樣陰暗自私。
十、 在上司面前永遠拒絕說“不”，連提意見也是“領導工作起來不注意身體”之類的肉麻吹捧。
…………
中國的“太監集團”在辛亥革命之後永遠地歸於歷史。肉體上的太監消滅了，可精神上的太監經歷了百年滄桑一直頑強延續到現代文明的今天。“太監文化”不但沒有隨著太監隊伍的消滅而消亡，相反在近二十年還有繼往開來發揚光大的傾向。太監思維、太監品味、太監邏輯、太監作為在我們身邊隨處可見，落後過時的人事體制也為“太監文化”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結果整個社會墮入了“劣勝優汰”、“獎惡懲善”的惡性循環。
一個龐大的群體雖然沒有閹割肉體；但自願閹割了精神閹割了思想。中國歷史上即使最腐敗的王朝（如隋煬帝的“大業”王朝）也不乏直言敢諫舍身取義的大臣，今天的中國有嗎？
每個有良知的中國人必須對“太監文化”產生足夠的警惕！因為“太監文化”是與“亡國滅種”連在一起的。


二00九年四月八日


18.解讀索爾仁尼琴

索爾仁尼琴的文字寫滿了“良知”、“人性”和“真相”，這是專制體制下的文化領域最稀有的三樣品質。勇於揭露國家問題的良知文人心靈深層燃燒的那份深摯愛國情不是普通人能夠理解的；就象真正愛孩子的父親總是盯著孩子的弱點一樣。

2008年8月3日，二十世紀世界最偉大的作家，誓死堅守良知的勇士，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俄羅斯的良心”索爾仁尼琴因心力衰竭在首都莫斯科寓所逝世。
二十世紀是人類文明由午夜走向黎明的世紀。黎明前的午夜總是最黑暗的，“斯大林時期”的俄羅斯無疑是地球上最最黑暗的時空。偉大的索爾仁尼琴就生活成長在沒有絲毫光明的極權時空里。在漠視人類智慧踐踏生命尊嚴的極權專制社會里，每個人都是專制機器上的一個沒有任何獨立性的零部件，全部淪為服務野蠻體制的工具，人性和良知受到空間扭曲，社會文明大踏步後退。
在文明失語、良知泯滅、人性淪喪的漫漫長夜，索爾仁尼琴以罕見的勇氣和強烈的社會責任心，點燃了一盞穿透黑夜的燭光，向從事“人性反祖”“體制列車”上的靈魂扭曲者們，發出了堅守良知捍衛“真相”的心靈強音。
索爾仁尼琴勇於揭露真相堅守良知的行為給他帶來了普通人難以承受的災難。他的經歷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和捆綁在高加索懸崖被老鷹啄食內臟的天火盜取者普羅米修斯。
1945年2月，索爾仁尼琴因為在與友人通信中“批評斯大林”而“案發”，作為一名衛國戰爭的功勳軍官在東普魯士前線被自己誓死保衛的祖國逮捕。內務人民委員部以“進行反蘇宣傳和陰謀建立反蘇組織”的莫須有罪名判處他8年勞改，刑滿後被流放到哈薩克斯坦，真到1956年的冬天。
在西伯利亞勞改營里，索爾仁尼琴一次又一次見識了專制體制宏揚的邪惡力量一次又一次挑戰並最終沖破人類的道德底線，人性和良知的力量在有組織的犯罪面前竟然變得如此脆弱，因而對祖國的前途和人類社會的文明進程產生深重的憂慮，並因此產生出強烈的民族和社會責任感。
監獄生活給了索爾仁尼琴靈魂升華的契機。他在自傳里宣稱，被捕就是他開始懺悔並獲得神啟的時刻。他在囚室里聽到了上帝的聲音。癌病房境遇還提供了另一次更重大的契機。在流放地哈薩克斯坦做完手術的後半夜，他和另一位基督徒囚犯展開了觸電式的對話。越過無邊的黑暗，病友向他低聲說出福音，閃電般擊中了內在的黑暗。他從此獲得了畢生戰勝恐懼的勇氣。
專制體制下的政治監獄有可怕的“監獄規則”，只會把好人改造成壞人，把不肯犧牲良心者逼瘋。林昭被潑婦群毆和張志新被獄卒和事務犯輪奸的血淚悲劇，說明在有組織的犯罪背景下，什麽人間悲劇都能制造出來。
1957年，索爾仁尼琴的祖國突然宣布他“無犯罪事實”，給予“平反”，恢覆名譽；就象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國給右派和反革命摘帽平反一樣。那時我還是一個孩子，記得被平反的“右派”和“反革命”們一個個感動得熱淚盈眶，對鄧政府感恩戴德，轉眼就把自己曾經遭遇的災難忘得一幹而凈。少數人則想起自己的冤屈，靈魂深層產生強烈的不平衡心理，並努力在以後的歲月里尋求對自己遭遇不公的補償，甚至於達到不擇手段的地步。
索爾仁尼琴與我們的右派和反革命不同，他不但沒有忘記自己曾經遭遇的災難和駭人聽聞的不公正，還進而聯想到整個國家民族遭遇的災難，並進而決心為拯救國家民族走出災難勇往直前，即使因此再進監獄也無怨無悔。他很少為自己的悲劇命運不平，更多是為國家民族的悲劇憂心忡忡。為了俄羅斯的文明進步，他要努力使發生在他身上的悲劇停止在他走出監獄的那一刻，不再讓其他同胞經受他那樣的痛苦。這是一份“基督”情懷，只有擁有罕見良知和人性力量的極少數智者才擁有這份情懷。
擁有如索爾仁尼琴般“天使情懷”的人在中國往往被視為“傻子”？
在拯救祖國走出磨難，推進民族文明進步的“天使情懷”感召下，索爾仁尼琴愛上了“文字”。
索爾仁尼琴筆下的文字和絕大多數文字工作者不同，字里行間寫滿了“良知”、“人性”和“真相”，這是專制體制下的文化領域最稀有的三樣品質。
還在西伯利亞監獄的黑暗牢房里，索爾仁尼琴就決心要通過監獄這面污鏡來揭露“盛世烏托幫”下的反人性反文明真相，把蘇聯人民從普遍的昏聵惡夢中喚醒過來。布爾什維克安全部門對“文字檢查”的熱情和細心亙古未有，為了躲避這號人無孔不入的“體制法眼”，索爾仁尼琴創造了一種外人根本無法讀懂的蠅頭小字，把看到和思索到的“真相”密密麻麻地寫在安全人員根本看不上眼的各色紙片上，然後裝在外觀污穢的小瓶子里，傳遞或埋藏在有朝一日能把內容昭示於天下的安全區域……
索爾仁尼琴“恢覆名譽”後，繼續關注俄羅斯國家社會的苦難和悲劇，思索走出苦難的途徑，把自己的觀察和思索寫成一頁又一頁的“良知文字”，試圖喚醒俄羅斯民族沈睡的良知和人性。他知道這樣做在專制社會要冒相當大的風險，隨時都有可能重新走入當初關押他的黑暗監獄。但良知的力量給了他無畏無悔的情懷和勇氣，就算重返監獄也要點燃那盞穿透黑夜的燭光。
1962年，索爾仁尼琴的文字終於贏得了“不肯泯滅良知”的蘇聯元首赫魯曉夫的注意。那一年的11月，經赫魯曉夫親自批準，《新世界》雜志發表了索爾仁尼琴描寫勞改營生活的中篇小說《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著名詩人、《新世界》雜志主編特瓦爾多夫斯基為這篇小說寫了“代序”，說它“意味著一個新的、獨特的並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進入了我們的文壇……它說明在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沒有什麽領域或現象不能給予真實的描寫”。赫魯曉夫也誇獎這部小說是“從黨的立場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實情況的作品”……
小說《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即刻轟動了整個前蘇聯，在文藝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巨大的榮譽和相伴而生的“體制關懷”一下子把索爾仁尼琴整個包圍了。
在索爾仁尼琴的文字感召下，前蘇聯文壇寫斯大林時代勞改營、流放地、囚車和監獄的作品大量湧現，“極權烏托邦”下的大好形勢開始在俄羅斯人民的心靈天平上接受質疑。索爾仁尼琴也於1963年連續發表了3部這類主題的中短篇小說：《克列切托夫卡車站事件》，《馬特遼娜一家》和《為了事業的利益》。那一年是索爾仁尼琴的“黃金歲月”，索爾仁尼琴加入蘇聯作協，成為政府供養的文字工作者，既使不再寫作沒有稿費也衣食無憂。
在榮譽光環和“體制關懷”的溫柔漩渦里，索爾仁尼琴並沒有放棄堅守良知的初衷，既沒有躺在榮譽上睡大覺；也沒有和“體制內施恩者”合作轉而書寫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馬屁文字，而是繼續以罕見的勇氣、過人的智慧和強烈的社會責任心，揭露前蘇聯國家社會的問題和悲劇，置個人的地位榮譽於不顧，置個人的安危於不顧，一次又一次挑戰專制政體的“容忍底線”，為俄羅斯社會的“文明開化”鞠躬盡瘁。
索爾仁尼琴的“黃金歲月”沒有延續多久。1965年3月，隨著前蘇聯“良知元首”赫魯曉夫的倒台，索爾仁尼琴的成名作《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受到公開批判，為了政治目的出爾反爾忽左忽右是專制社會的主要特征。索爾仁尼琴也從眾星捧月的文學巨匠墜落成“問題作家”，他的作品也因此很難出版，隨後創作的旨在暴露斯大林時代陰暗面的長篇小說《癌癥樓》（1963-1967）和描寫政治特別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已沒有可能在蘇聯國內問世。
在高壓和冷落的生存夾縫里，索爾仁尼琴沒有在堅守良知的底線上退縮，沒有象其余絕大多數作家那樣轉而撰寫上面喜聞樂見的“總結成績”文字，而是繼續揭露謊言覆蓋下的陰暗和罪惡，摯著地為俄羅斯社會點燃黑夜里照亮真相的燭光。
面對索爾仁尼琴的“頑固”和“不合作”，專制體制的容忍很快達到極限。
1969年11月，索爾仁尼琴被前蘇聯作家協會開除會籍。
1974年2月12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宣布剝奪其蘇聯國籍，把他驅逐出境。
一個滿腔熱情摯愛自己祖國的志士仁人終於被自己的祖國驅逐？類似的悲劇既使在世界走向文明的今天仍在地球上的某個角落不停上演著。
天意從來高難問，命運在給你關上一扇門的同時；就會為你打開一扇窗戶。當索爾仁尼琴在自己摯愛的祖國備受迫害冷遇時，文明世界卻陶醉於他的成果並給了他巨大的榮譽。
1968年，長篇小說《癌癥樓》和《第一圈》在西歐發表。
1970年，瑞典皇家學院“因為他在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金。
1971年，德、法兩國同時出版他的長篇小說《1914年8月》。
1973年12月，以揭露十月革命以來“非人的殘暴統治”為主旨的《古拉格群島》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這是一部自傳兼特寫性的3卷本長篇小說，披露了從1918年到1956年間蘇聯監獄與勞改營的內幕。
1974年10月，美國參議院授予他“美國榮譽公民”稱號。兩年後索爾仁尼琴遷往美國的偏遠鄉村定居。
…………
美國收留索爾仁尼琴挽救了人類的“智慧之星”，這是美國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但索爾仁尼琴太愛他的祖國了，盡管他被自己的祖國驅逐，被祖國人民污蔑為崇洋媚外的“賣國賊”，但他並沒有和多災多難的祖國一般見識，他的心靈依舊和祖國的心臟一起跳動。盡管美國給了他很高的榮譽和豐衣足食的生活，但他並未因此歌頌讚美收留他的白宮，而是開始新一輪堅守良知的社會批評。他揭露西方社會消費時代的道德淪喪，呼籲以基督的價值重建社會倫理……
索爾仁尼琴在西方流亡二十年，卻拒絕學習英語。他堅守俄羅斯宗教傳統，對西方世界始終持明確批判態度。1978年，索爾仁尼琴受邀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語出驚人，稱西方文化“虛弱而墮落”、歐美民主並不是“普世價值”。
索爾仁尼琴雖然身在美國，可心靈依舊留在俄羅斯。
面對索爾仁尼琴針對西方社會的揭露批判文字，美國政府並沒有象前蘇聯那樣惱羞成怒，不但寬容了他的不合時宜文字，甚至感動於他的批評，因為他的批評文字里揭露的社會問題有助於美國政府對癥下藥，有助於政府防患於未然采取應對措施，有助於提升美國的文明水準。所以索爾仁尼琴在美國非但沒有受到任何迫害，相反美國政府和社會始終如一地給予了他很高的禮敬。對照美國和前蘇聯對待批評意見的態度，就能明白為什麽前蘇聯會在和美國較勁的“冷戰”中敗下陣來。
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絕大多數好話都是別有用心的。
…………
1994年，索爾仁尼琴回到了分別近二十年的俄羅斯。盡管他的祖國曾經拋棄了他，可他無法拋棄自己的祖國，並且以後的歲月一直和祖國生活在一起。當初宣布他為“賣國賊”並把他驅逐出境的那些人，很多把親屬和財產轉移到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並以極大的熱情去爭取美國“綠卡”？誰“賣國”誰“愛國”現在一目了然。可當初誰知道呢？

勇於揭露國家問題的良知文人心靈深層燃燒的那份深摯愛國情不是普通人能夠理解的；就象真正愛孩子的父親總是盯著孩子的弱點一樣。


二OO八年八月八日


19.小聰明和健忘癥

中國人有太多的小聰明，習慣於把小聰明用於追逐眼皮底下的急功近利，看不到長遠的根本利益，更看不到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結果最看重功利的人反而和最根本的大利益擦肩而過。當我們的“小皇帝”們在香噴噴的餐桌旁挑食揀食時，美國的中小學生甚至幼兒園里的兒童正在吃“憶苦飯”。


中國人的小聰明是享譽全球的。
　　一位大學同學從美國回來了，上門湊熱鬧的自然少不了我，一見面就免不了問：“你在那邊怎麽生活？”他老兄的回答居然是：“在美國謀生容易得很，美國人很傻的，占他們的便宜是天底下最最容易的事情。”
　　接下來是他得意洋洋地講述美國佬“傻”的具體表現：
　　(一)、美國信用卡公司規定：開戶、銷戶都是免費的，更換磨損的卡片要繳5美元手續費。中國人的對策是：碰上更換卡片時，先銷戶再開戶，於是節省了更換卡片的費用。這樣簡單的對策，美國人居然從不運用，更換舊卡時老老實實地付5美元。
　　(二)、美國一些商店規定：買一件商品按原價，再買第二件就按優惠價。中國人的對策是先買第一件再買第二件，各開一張收據，過後把其中一件以原價退掉，於是達到買一件而享受優惠價的目的。
　　(三)、美國人平時很少串門，不懂得聯絡感情，也不在拉關系上下功夫，可遇上一個看上去不方便的陌生人時，盡管對方沒提出請求也會主動上去管閒事。這位仁兄有一次站在公路旁等人，可有不少車輛主動在他身旁停下來，司機從車窗探出頭來問“can I help You?”（我可以幫助你嗎？），沒完沒了的好事鬼把他煩死了。
　　(四)、如果你想騙美國人的錢，只需在人流量大的公眾場合扮出一幅可憐相，然後杜撰一個受害的故事，這個在國內連小孩都不會相信的鬼把戲美國人會深信不疑，並為你慷慨解囊。
　　(五)、不少美國人放著自己家里的事不顧，居然自發走上街頭為國外的窮人尤其是非洲的兒童募捐，募集來的錢自覺全數交出去，一分也不私吞。
　　(六)、美國從事公務的人員對“紅包”視同洪水猛獸，如果你為了辦事而塞給對方“紅包”，事情不但辦不成，對方還會告你“行賄”，盡管塞“紅包”時沒有任何第三者在場。
　　…………
　　聽了這位仁兄洋洋自得的“聰明經”，我的心情沈重灰暗，灰暗得就象暴風雨將要來臨時烏黑的天空。
　　按這位仁兄的說法，美國人是夠傻的，可美國人真的傻嗎？我只知道現代科學發明絕大多數都是美國人的傑作，他們只是不願把心思放在急功近利的小聰明上，而只著眼於大智慧。中國人有太多的小聰明，可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在近現代發明了什麽？我實在想不出來，且不說那些尖端的科學發明，單是我們日常生活用品，從電燈電話到電腦電視機，沒一樣是自詡為聰明的中國人發明的，全是我們認為很傻的美國人發明的。在人類已經步入太空時代的今天，我們還把一千年前祖先的“四大發明”抱在胸前到處炫耀，臉上居然還一點也不發熱發紅。我們常常為占點美國人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可耍小聰明占小便宜的結果怎樣呢？還不是我們削尖腦袋往美國跑，你聽說過美國人往中國跑嗎？美國人不收“紅包”，我們不但對送上門的“紅包”坦然收受，還想方設法索取各種賄賂，最後的結果呢？美國人比我們窮嗎？
　　中國人的小聰明是層出不窮的，但小聰明和大智慧並不總是成正比的，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甚至成反比。一個人如果把心思過多地用在小聰明上，他必定沒有精力去開發和培植他的大智慧。聰明和智慧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智慧有益無害，聰明益害參半，把握得不好的小聰明則遺害無窮。中國人有太多的小聰明，都把小聰明用於追逐眼皮底下的急功近利，看不到長遠的根本利益，更看不到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結果最看重功利的人反而和最根本的大利益擦肩而過。這也是自詡為最最聰明的中國人在近代因何總是落後貧窮被動挨打的癥結所在。
　　海外的中國人好耍小聰明，好占外國佬小便宜的果實是：中國人包括那些天之驕子--中國留學生的國際形象永遠也得不到提升，甚至於一天比一天低。今天的留學生和半個世紀前的留學生相比形象可以說是一落千丈。五十年代部分國家為了留住人才，千萬百計阻止以錢學森為代表的中國留學生回國；今天各國政府則想法設法驅趕中國留學生。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一個國際性的新名詞--“留學垃圾”的“桂冠”悄悄地罩在中國留學生的頭上。
　　2002年4月到7月，一家報社的記者在德國對中國留學生進行了3個月的調查采訪，采訪的城市包括柏林、慕尼黑、漢堡、科隆，還有一些小城市。隨後又在日本進行了一個月的調查采訪。還通過對世界將近20個國家的駐華簽證官和教育官的采訪及其他場合進行的各種采訪，獲得了大量的觸目驚心的“留學垃圾”事實。
　　下面是記者陳鐵源的陳述：
　　“‘留學垃圾’，這是一個非常刺耳的用詞，但是，本報記者在眾多國家對中國留學生，尤其是對中國高中出國留學生的采訪後發現，他們當中的一大批人，除了“留學垃圾”，再也沒有更好的詞去形容了。即便沒有本報記者的親自采訪，僅從充斥在媒體的各種令人扼腕的留學故事，也能看出端倪，諸如留學賣淫、留學拉皮條、留學吸毒、留學成非法移民等等，不一而足。需要說明是，這里所指的“留學垃圾”並不是個別留學生的個別行為或個別現象，而是存在於整個中國留學生這個大群體中。”
　　“中國人好坑中國人”幾乎成為所有東道主國家的共識，這也許是好耍小聰明的中國人在海外的最大收獲。
　　小聰明和嫉妒是一對孿生兄弟，心胸狹隘則是小聰明的副產品。小聰明的危害性常人也許感覺不到，但小心眼和嫉妒的危害則是人所共知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因為陰錯陽差的原因，一個縣辦制鞋廠分來了一位華工畢業的高才生，這對鞋廠來說應該是一件幸事，因為該廠的技術層和管理層人員最高學歷是中專或高中。按理大學生應該成為眾星捧月式的人物，可結局恰好相反，半年不到他就成了孤家寡人，不但領導處處刁難他，技術層和管理層中層幹部也紛紛在背地里說他的壞話。領導刁難他可以理解，大學生也許有恃才傲物的毛病，對上司沒有保持過份的恭敬；可中層同行和他過不去就難以理解了。歸根結底還是中層幹部的小聰明在作怪，如果大學生有機會展露自己的才能，盡管工廠能夠從中得到好處，可他們的“無能”就暴露無遺了。“大道理”總是站在平庸的大多數一邊的，“眾人說你不行你行也不行”，大學生終於被孤立起來了，最後被迫離開了該廠，去另一所民辦鞋廠擔任技術主管。最後的結局是：縣辦鞋廠被大學生主管的民辦鞋廠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擊垮，那些小聰明有余的中層幹部不屬重新安置的對象，全部加入下崗工人的行列……
　　小聰明最大的危害是不顧大局，為了追逐個人的眼前利益不惜犧牲全體的利益，最終把自己的未來也斷送掉。這方面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歷史上那些禍國殃民的官僚政客，大權在握時只知貪污弄權，一門心思為自己謀私利，置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於不顧，最終把國家“玩”跨了，自己也緊跟著走進覆亡的墓門……
　　二十一世紀的中華民族最需要的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聰明，願我們的小聰明適可而止。

　　下面再談談中國人的健忘癥。
　　上個月回了一次老家，一位發跡的兒時舊友請我吃飯，雞鴨魚肉擺了滿滿一桌子。這麽多菜自然有一大半吃不完。飯後收拾餐桌時，他老兄隨意把吃不完的肉食倒進盛污物的廢料桶里，差不多把那只桶裝滿了。我說這些剩菜還是好好的，放在冰箱里下一餐還可加熱作菜，倒掉了多可惜。他老兄看著我因吃驚而睜大的眼睛，居然哈哈大笑起來：
　　“先前總聽人說你們城里人小氣，進餐館吃飯要把剩菜‘打包’帶走，現在總算見識到了。剩菜怎麽能吃，你沒聽雜志里說剩菜不衛生嗎？”
　　“你既然怕吃剩菜，就不應該做這麽多菜嘛，這倒掉的部分最少值幾百元，在城市相當於兩個下崗工人的薪水，就這麽白白地倒掉，看在眼里實在心疼。”
　　“你這是第幾次在我家吃飯了，恐怕是第一次吧？二十年不見的好友能夠怠慢嗎？你在我們村也算是名人了，來看我是給我臉面，我能不把餐桌擺滿嗎。想不到你這個名人，觀念還和二十年前一樣陳舊，居然連剩菜也舍不得倒掉，你的收入應該比我高出幾倍，怎麽還想著吃剩菜呢？我家在十年前就不吃剩菜了。兒子過十歲生日時，倒掉的剩菜裝了滿滿的十大桶。”
　　…………
　　老兄的一席話把我的思緒帶到了二十五年前：那時的中國很窮，他老兄又是我們班上最最貧窮的學生，冰天雪地的嚴冬（那時的冬天很冷，水里連續一個半月結著一尺厚的冰層）仍穿著用上百個“補丁”連成的單衣，光著腳丫子踩在冰雪上，腳底滿是滲血的裂口……（今天的北朝鮮也可看到這樣的景觀。）
　　現在他老兄苦盡甘來，成了我們村率先富起來的一代人，他就把兒時的苦難忘到爪哇國去了，認為那樣的日子一去不覆返了，他的“富貴”會生生世世延續下去，於是把農人辛辛苦苦種成的糧食不當回事，肆意糟蹋眼前這來之不易且極易失去的“豐衣足食”。
　　這是國人患“健忘癥”的一個較有代表性的例子，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了。這也是中國人的富貴難以維持三代以上的最根本原因。美國一百年前最為豪富的洛克菲勒家族，今天仍是美國最豪富的家族；可一百年前的中國富豪能夠撐持到今天的一個也沒有。東西方世界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大的差距，只要看一看今天中國富豪和美國富豪的餐桌就一目了然：當中國的三等富翁在漂亮情婦的陪同下啃“熊掌”吃保護動物喝“法國人頭馬”（在五星級酒店兩千元一瓶）時，大洋彼岸的美國首富洛克菲勒正一邊啃著三明治面包一邊匆匆忙忙地給孤兒院和教會送捐款；他的愛子則帶著很少的錢只身一人去非洲新幾內亞的原始森林探險……美國富翁記憶力很好，總是忘不了很久很久以前曾經貧寒的歷史，總是擔心辛辛苦苦奮鬥來的成果一朝失去；中國的富翁則很健忘，只看得見眼前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好象他們生生世世就是富人和上等人。
　　誠然，中國在近二十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民經濟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七十年代以前挨餓受凍的中國人絕大部分吃飽穿暖了。但這並不表明我們已經很富裕，甚至不能表明以後不會再度挨餓受凍。和世界上真正富裕的發達國家相比，我們依然是發展中的窮國。當日子好起來的窮國國民在糟蹋糧食時，英美這些真正的富國是不是也在揮金如土呢？沒有！當我們的“小皇帝”們在香噴噴的餐桌旁挑食揀食時，美國的中小學生甚至幼兒園里的兒童正在吃“憶苦飯”，不只是吃一餐做做樣子，而是連續吃上三天！
　　眾所周知，吃“憶苦飯”曾是我國風行的一種特殊“階級教育”方式，現在的中年人大多有過這種經歷。這種早在中國絕跡的“憶苦飯”，目前在美國的不少中小學校甚至幼兒園大行其道。形式和部分內容與當年中國人吃“憶苦飯”大同小異，只是宗旨大不相同：主要是教育孩子懂得珍惜糧食，學會同情窮人，直接或間接獲取國際知識，同時也不忘先輩創業的艱難和眼前豐衣足食的來之不易。
　　遺憾的是：當有兩百多年沒有嘗過饑餓味道的美國人在吃“憶苦飯”時，剛吃飽肚子不久的部分中國人卻把二十年前的挨餓經歷忘得一幹二凈。
　　中國人真是太容易健忘了！
　　類似的“健忘癥”在中國不勝枚舉。
　　“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最為荒唐醜陋的一頁。八十年代上半期我在大學求學時，國人對文革釀成的悲劇無不痛心疾首，認為這是中華民族最不應該忘記也絕對不能重演的歷史。二十年過去了，國人對文革還保存有多少“記憶”呢？不該忘記的歷史我們恰恰忘記得差不多了，饒幸殘留的一點記憶也成了一幅相當模糊的畫面。前些時我寫了幾篇追憶文革往事的系列短篇“童年舊事”，把兒時的幾件有代表性的“鬧劇”再現出來，意圖讓國人重新記起這段不堪回首但也不能忘記的歷史。當我把這幾篇文章在網頁上陸續傳送出去後，得到的反響竟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絕大部分讀者都認為我是在講述一個沒有任何現實背景的幽默笑話，在他們的意識中：中國人（任何一個正常人）是不可能幹出那樣愚不可及的荒唐事情的（兒子打老子得獎勵；文雅漂亮的城市知青竟然委身於土頭土腦的老農村官……）。有一位讀者還專門發了一封郵件質問我：“這些希奇古怪的荒唐事有一點真實性嗎？中國人會那麽蠢嗎？只有神經病和克汀病才會幹出你文章中講述的那些傻事……”
　　中國人在文革期間有組織幹出的“傻事”何止這些，我寫出來的故事還是經過精心挑選並大大“縮水”的。我只寫出了令人忍俊不禁的部分，讓人心酸流淚的部分則沒有勇氣寫。
　　需要特別申明的是：我這人並沒有自虐傾向，要人們無休無止地記住那些早已成為過去的“痛”，拒絕在眼前的幸福氛圍中盡情地享受生活；而是要國人不要“好了傷疤忘了疼”，不要在迷糊健忘中不自覺地重覆那些非人能忍之痛，因為忘了那些不應該忘記的“痛”就極有可能會重覆這些“痛”。如果我們不能從過去的悲劇中汲取教訓，時不時把那些悲劇拿出來警醒自己，我們就很容易走上自己百般否定的老路而不自覺。當我們認為自己絕不會象先輩那樣荒唐那樣愚蠢時，卻在改頭換面地幹著傻事和蠢事。現在有不少地方官，一方面大講特講“大躍進”時期“浮誇風”的荒唐和危害（直接後果是餓死了幾千萬人）；一方面又把上報的統計數據乘以10甚至100來突出“政績”。當我們大笑特笑四十多年前的稻谷畝產量達到了“三萬六千斤”（湖北麻城在五八年上報的糧食畝產量）時，前兩年湖北丹江口市的蔬菜畝產量在統計表上也達到了十多萬斤……眾所周知，近幾年內地絕大部分鄉鎮企業的現狀是停產或茍延殘喘，可縣政府上報的鄉鎮企業產值仍達到了十多個億甚至上百個億，最保守的也有幾個億。
　　因為國人太容易健忘了，文革的悲劇在他們的記憶中一天天遙遠，畫面也一天天模糊，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則近乎消失，並以令人憂心如焚的速度向文革的老路走近。年長的尚且如此，年輕一代對文革的印象更是白紙一張，不少人還把文革當成反貪反腐的群眾運動，因而稱頌文革和呼喚文革。當人們看到今天的貪污腐敗愈演愈烈，以官治貪難免官官相護時，竟然幻想在中國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讓殘酷無情的群眾運動來懲罰貪官！絲毫也意識不到文革和反貪反腐一點也不相幹！
　　上述的現象使我想起兒時的另一件舊事：我的家位於大別山深處的一個小山村，七十年代以前占半數以上的男人全是“瘌痢頭”（一種頭部真菌病，得此病的人整個頭部潰爛發臭，然後在頭頂結上厚厚的一層永遠也不會消失的白痂，頭發部分或全部落光）。那時山村醫療條件異常落後，兒童得病或夭折的概率比較大。可“瘌痢頭”得病和夭折的概率比正常人要低得多，於是不少愚蠢的父母就著意給沒有“瘌痢”的兒子甚至女兒“栽種”“瘌痢”（把頭部弄破一點皮肉，然後把從瘌痢頭上刮下的粉屑塗在上面）……
　　讀者想一想，用文革的手段來對付貪污腐敗是不是和“栽瘌痢”的方式異曲同工？患有健忘癥的人最容易幹出類似的傻事--雇用大蛇來對付頭發里的虱子！！！
　　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中國歷史的最大污點，也是整個人類文明史的污點。為了深刻反省我們的過去，也為了不再犯同樣的錯誤，中國人有一百個理由要牢牢記住這段不光彩的歷史，就象好不容易戒掉毒癮的吸毒者永遠要記住毒品的危害一樣。歐美大陸的國家並沒有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悲劇鬧劇，但不少文明國家仍然建立了“文革紀念館”，把“文化大革命”當成整個人類歷史的深刻教訓，並從中汲取這些教訓，警醒自己不犯類似的錯誤。連沒有經歷過文革危害的外國人都建有文革紀念館，我們就更有理由要建立自己的文革紀念館，事實上我們早就應該建立這樣的紀念館了。文革紀念館會經常地敲響中國歷史的警鐘，使容易健忘的中國人記住這段沈痛的歷史。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忘記這段歷史，如果忘記了這段歷史，我們就極有可能在未來的歲月換個面目來重演這段歷史！

　　我們真的不應該健忘！


二００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20.精明與實在

中國人太“精明”了，永遠也不會承認自己也曾對他人犯下了“暴行”，對自己的錯誤百般辯解，實在辯解不了就找一個“替罪羊”為所有的錯誤頂缸。結果我們無法從錯誤中汲取教訓，在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覆同樣的錯誤。


（一）
我是一個湖北人，湖北人的“精明”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是婦孺皆知的，故有“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一說。可湖北人“精明”的果實是什麽呢？
在深圳新華社幹記者的那段日子里，我得以有機會近距離接觸深圳各階層的人士，我發現當老板的有很多東北人和山東人，湖北人則很少。可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東北人和山東人是“實在”的；湖北人則是“精明”的。
如果說當老板的湖北人很少，拉廣告和賣書的湖北人則有很多，眾所周知拉廣告和賣書在都市大多是騙人的行當。你若是在盛夏的大街上碰見一個衣裝筆挺，皮鞋擦得鋥亮，領帶打出水平，頭發光可鑒人，手里拎著一個樣式很考究公文包的“體面人士”，不用問十之八九是拉廣告或賣書的。如果你是一個初來乍到的湖北人，有興趣多認識幾個老鄉，你不妨迎上去和這些“體面人士”套近乎，十有八九能如願以償。
中國最早的“第一村”不是“南街村”和“華西村”，而是寶安“萬豐村”。我從小就有造福桑梓的志向，總在尋找機會為家鄉父老幹點實事。上世紀九十年代深圳勞務市場供過於求，自然而然就想到利用記者的影響為家鄉民工找點事作。有次去萬豐村采訪，試探性向一村幹部提及此事，沒想到對方慷慨應承下來：“你大記者介紹來的人，自然不會讓你的面子下不來，不看僧面看佛面，只要不是湖北人，就是有點低智我們也會考慮。”
對方的話音剛落地，我的面子就下不來了……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湖北人和山東人是“精明”與“實在”的兩大典型。精明與實在誰個更有利於社會發展？我們只消看看湖北、山東的歷史和今天就可找到答案。
一個世紀以前，湖北是中國最發達的省份，武漢是僅次於上海的第二大繁華都市，是中國的第一大重工業基地。那時中國自制的近代化武器絕大部分都是漢陽兵工廠出產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在武昌爆發並最終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湖北的雄厚經濟實力作後盾。那時的革命黨只有兩千多名沒有經過戰爭洗禮的烏合之眾，前來鎮壓的政府軍則是身經百戰的職業軍人，且數量占有十倍以上的壓倒優勢，可革命黨居然頂住了政府軍的攻勢，根本的原因不是革命黨贏得了民心，那時的民心依舊是向著皇帝的；而是革命黨手中的武器比政府軍更為優越之故。假設辛亥首義不是發生在經濟實力雄厚的湖北；而是發生在義和團曾經得過勢的山西或山東，就算革命黨在起義之初占領了省會太原、濟南，也沒有力量抗擊政府軍的進攻，因此也不可能在全國各地引發連鎖式的反清起義，清政府也不可能那麽快地壽終正寢。
相比之下，一百年前的山東是無法和湖北相比的，除了德國租借的青島外，山東幾乎沒有什麽像樣的近代工業，省會濟南和武漢的差距就象赤道和南極那樣巨大。
在中國人的價值取向里，實在的人容易吃虧，精明的人則容易占便宜，山東人的實在和湖北人的精明也是不爭的事實，按理湖北人前進的步伐應該比山東更快，在隨後的一個世紀里會進一步拉大兩省間本已不小的差距。可實際情況正好相反。
今天的山東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省份之一，已躍進到中國經濟的龍頭“沿海經濟圈”之列；湖北則劃入需要扶持和帶動的“內地經濟圈”。盡管湖北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聲嘶力竭地高呼要“中部崛起”，可十年過去了依舊沒有崛起的任何跡象，山東和湖北的經濟地位在一百年間發生了悲劇性的倒轉。
為什麽會發生這種反常的景象呢？
我們只消看一看兩省在公路上設“卡”的數量就可找到答案。
我工作之余喜歡在全國各地到處跑，因此對公路上設置的“收費站”這一最具“中國特色”的設施有很深的印象。在山東除了收費高速公路外，你在車上連續奔馳幾個小時也難得碰到一處“收費站”；湖北的“收費站”則沿路開花，幾乎每個縣都有一個，坐在車上才經一個收費站，不出一個小時車窗外又赫然現出“貸款修路，收費還貸”的醒目大字……
我的家鄉人真個太“精明”了，賺錢的點子可謂花樣翻新，絕不會放過“做無本生意”和“賺快活錢”的機會，因此也舍得在收“買路錢”上花大氣力。我的家鄉是中國聞名的貧困小縣，卻在進出縣城的西、南兩個出口設置了兩處“收費站”。
可依靠收“買路錢”這樣的鬼把戲能實現“經濟騰飛”和“中部崛起”嗎？
不能！！！
湖北依舊是中國的“欠發達地區”，和世界上“發展中國家”的涵義大同小異。
當山東人在收獲“實在”結出的豐碩果實時；湖北人則為“精明”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二）
現在我們把眼光從湖北、山東投向更為遙遠的世界。
在我們這個星球上，中國人的“精明”是有口皆碑的；德國人的“實在”則無人能出其右。
下面有必要陳述兩則德國人“實在”的故事：
南非的“德塞公園”是在國際上招標建設的，中標的是一家德國設計院。當時就有非議，建成後市民們更不滿意，能找出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後來南非人再建公園時就不用外國人了。上世紀70年代，南非人自己動手，修建了一個很大的公園---“克克娜公園”。沒想到兩年後南非人的看法卻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在雨季到來時，克克娜公園被大水所淹，而德塞公園卻沒有一點雨水的痕跡。德國人不但為整個公園建了下水，還把地基墊高了兩尺。這是當初人們不能理解的地方，直到大水到來，人們才為此感到驚奇。
　　克克娜公園在舉行集會時，秀麗的公園大門因為過小，造成了安全事故；這時人們才想到德塞公園大門的寬敞方便；而當時人們對德塞公園大門的過大給予了批評，認為它有點“傻氣”。
　　炎熱的夏季，克克娜公園遮陽的地方太少，所謂的涼亭子只是花架子，容納不了多少人。而德塞公園納涼的亭子，因為棚檐寬大，能容納許多人。
　　幾年後，克克娜公園的石板地磨損嚴重，不得不翻修。而德塞公園的石板地卻堅如磐石，雨後如新。而當初因為德塞公園的石板路投資過高，南非人差點叫德方停工。當時的德國人非常固執，一定要堅持自己的做法，雙方爭得臉紅脖子粗。當地人曾一度認為，德國人太死板、太愚笨。
　　現在看來，德國人是對的。
　　德國人在設計時，考慮到了南非的方方面面，包括天氣與季節，地理與環境。而南非人自己卻沒有顧及這些。
德塞公園建完後，多少年沒有變樣，而克克娜公園總要修修補補，已經花掉了建德塞公園兩倍以上的錢。為此，南非同行曾問德國同行，你們怎麽會那麽“精明”？德國人回答，我們只是一個“實在”，並非“精明”，精明的倒是你們南非人。
…………
一位德國司機載中國遊客去參觀一處二戰遺跡，看到一座被炸掉了大半截的建築物，就問司機是誰幹的，對方回答說：
“是英國人幹的！不過這不能怪他們，是我們先飛過去炸他們的！”
司機的回答令中國人大感意外。
…………
德國人的實在不但體現在工作做事上；還體現在勇於承擔責任和直面自身錯誤上。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是天生不犯錯的，做了錯事不要緊，關鍵是要勇於承認錯誤，這樣就不會第二次犯同樣的錯誤，也不會和錯誤的傷害者結下久遠的深仇大恨。
值得深思的是：德國司機沒有把二戰時的錯誤一古腦兒地推給希特勒和納粹黨身上，而是認為當初希特勒幹的也有自己一份，因此才用“我們”一詞代替希特勒，事實上整個參觀過程司機都沒有提及希特勒和納粹黨這個名詞。
相比之下，我們在這方面的做法就和德國人相差太遠了。
眾所周知的“義和團運動”，清政府出動正規軍，且不惜和義和團邪教暴民聯手，率先在中國境內不分青紅皂白地屠殺外國僑民、傳教士、連老人婦女兒童也不放過，且屠殺手段備極殘酷；同時圍攻外國使館，在一個晚上向世界上所有與中國有邦交的國家宣戰……為了營救被圍困的使館人員和傳教士，也為了回應中國政府的“宣戰”，西方世界組成著名的“八國聯軍”，對北中國實施報覆性的攻擊，屠殺了數以千計的中國平民……
假設“庚子事變”發生在德國，我們去參觀他們的“庚子事變紀念館”，看到上百萬在事變中罹難的德國人名單，詢問是誰殺了他們時，德國人會這樣回答：
“是八國聯軍幹的，不過是我們先殺他們的。我們的屠刀主要對準他們的平民；他們的屠刀則主要對準軍隊和義和團暴民。”
下面再來看看我們是怎樣看待“義和團”和“八國聯軍”吧：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我們一直把“義和團運動”謳歌成“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甚至於連名牌大學的歷史教科書里也用大量的篇幅謳歌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的“英勇事跡”（見武漢大學自編教材《中國近代史八十年》）。甚至直到今天，我們的民族仍沒有勇氣直面一百年前犯下的那個“世紀錯誤”，就算有所認識也把責任一古腦兒地推給慈禧太後身上；而不能勇敢的反思我們自己身上潛藏的那種盲目仇外傾向；我們依舊在否定慈禧太後的同時認同“義和團”的所作所為。
上世紀末的科索沃戰爭，北約戰機用導彈襲擊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導致3人死亡、多人受傷和館舍的毀壞，制造了世界外交史上罕見的重大事件，嚴重侵犯了中國的主權，激起了中國人的極大憤慨。本人當時也義憤填膺，認為美軍簡止不能算人，並為此絕食兩天。“已所不欲者，勿施與人”，那時我們可曾有人想過一個世紀以前，我們對許多國家也曾幹下了遠遠超過轟炸南聯盟使館那樣的暴行？
中國人太“精明”了，永遠也不會承認自己也曾對他人犯下了“暴行”，對自己的錯誤百般辯解，實在辯解不了就找一個“替罪羊”為所有的錯誤頂缸。結果我們無法從錯誤中汲取教訓，在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覆同樣的錯誤，“義和團”式的錯誤我們在文革時期又重犯了一次，其規模和危害又遠遠超過“義和團”。義和團時期我們殘害的目標主要對準外國人；文革則主要對準自己人，並且主要對準自己的精英人物。
文革時期有多少中國人犯下了“反文明罪”和“反人類罪”？事後又有多少人反思過自己的罪行？難道把所有的罪行都推給林彪四人幫就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嗎？林彪四人幫是無庸置疑的罪魁禍首，他們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可其他人就沒有明里暗里做他們的“幫兇”嗎？“幫兇”就不應該為自己犯下的罪行承擔責任嗎？

（三）
每個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傾向，一個人如此，一個民族也是如此。
“精明”與“實在”誰個更有利於“自身利益最大化”呢？
德國的歷史和今天給了我們最好的答案。
德國人是世界上公認的最為“實在”的人，實在到被認為是“最好的士兵，最糟糕的情人”。實在的士兵才會勇往之前；實在的情人則因不善甜言蜜語和投其所好而令對方大倒胃口。德國在一八六六年的普奧戰爭後才建成具有現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並且直到一八七O年的普法戰爭後這個國家才開始實質性地運轉，立國時間還不到一個半世紀，可在人類世界造成的震憾卻超過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民族。這個面積只有三十七萬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八千萬的撮爾小國，在建國的第四十個年頭國民生產總值就超過擁有近四千萬平方公里國土、人口達幾個億的頭號經濟軍事強國“大英殖民帝國”，成為歐洲無可匹敵的霸主。就是這個“實在”的小塊頭，立國不到半個世紀就敢於挑戰所有的擁有悠久歷史和文明的歐洲強國，去實現用武力統一歐洲的夢想，如果不是美國的插手還極有可能取得成功。二十年後又再展雄風，並一度占領了整個歐洲……
二戰結束後，德國成了一片真正的廢墟，所有的工業設施不是被炸毀就是被蘇聯拆卸運走，僅清除瓦礫就得所有的德國人工作幾年的時間。青壯年大多死於戰場，巨額的戰爭賠款又像一柄冷森森的尚方寶劍高懸在尚未成年的下一代人頭上；並且還被外力分裂為互相否定的兩個部分……那時在世人眼中，德國的處境是絕望的，翻身的概率幾乎等於零。
但德國人沒有就此沈淪下去，“實在”的品質使他們能夠一再創造出驚世駭俗的奇跡。
半個世紀過去了，德國人以世人難以想象的堅韌，在廢墟和瓦礫中站了起來，重新找回了昔日的尊嚴，再度成長為歐洲無可匹敵的經濟霸主，連結下血海深仇的宿敵世仇法國也率先和它套近乎，並以自己為中心實現歐洲一體化，實現了當初用戰爭手段沒有實現的夢想。
德國人的“實在”在德國統一進程中得到了更為充分的體現。
德國的統一是平穩有序進行的，其間幾乎沒有發生過威脅國家穩定的騷亂和爭吵。
東西德合並時，東德的權貴人物一夜間失去了所有的特權地位，東德土地上的絕大多數官位都是西德人接任，可東德人並沒有因此造反作亂。東德人的思維很“實在”：既然經過事實證明西德人在過去的幾十年幹得比我們好，讓西德人領導我們東德人又有什麽不可以。西德人在統一過程中為東德人花了很多錢，西德人也沒有因此心懷怨望，他們的思維也一樣“實在”：既然東德兄弟比我們貧窮，我們就有義務幫助他們“脫貧致富”，我們畢竟是一個國家的同胞，貧富懸殊會造成民族分裂，並最終破壞國家的穩定。
假設統一進程發生在比德國人“精明”得多的朝鮮，平穩有序地過渡就很難實現了，騷亂和爭吵也許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許多特權人物為了個人的一已私利會不顧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
所以“實在”是一種長遠的“精明”；“精明”則容易收獲“愚蠢”的果實。
“精明”是一柄兩頭尖的劍，最初傷害他人；最後傷害自身。
縱觀歷史，無論是做人，還是做事，實在的品格在最初往往都無法被證明，甚至是費力不討好，有時還很容易被人錯怪。只有時間過去，經過風雨的磨礪，實在的東西才能發揮出它固有的光彩和價值，才能被完全的證實。“精明”在短時間內則容易收獲顯而易見的“急功近利”，但時間長了往往“賠了夫人又折兵”，在整體上付出更大的代價。

我們的民族在今天著實有點“精明”過頭了，是到了該崇尚“實在”的時候了。


二OO七年五月五日


21.我們對西方文明的悲劇性誤讀

美國主流社會的“性觀念”則遠比我們保守，大眾傳媒和公共場所也遠比我們“幹凈”。美國的競選機制在運作方式上使金錢的影響降到了盡可能低的限度。西方“個人主義”的本質是“利他主義”。和西方民主國家相比，專制國家更容易陷入赤裸裸的“拜金主義”。


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日本是最善長學習並接納外來先進文明的國家。現代日本文明究其實是漢唐帝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覆制品。一個處於蠻荒狀態的草昧民族，就因為虛心學習接納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文明成果，躍升為這個星球上的一等民族，超過中國老師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文化巨人。

日本民族在學習外來先進文明的過程中，不但能做到虛心誠懇全心全意。而且能很好的結合本民族的特點，尤其是融合本民族的文明優勢，結果日本能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很多方面超越他的老師。

和日本民族相反，中華民族對待外來先進文明的態度是深閉固拒妄自尊大，實在無法排拒時就采取“拿來主義”，攝取形式排泄內容；同時用“民族劣根性”對外來文明進行“篩選”，能夠適應“中國特色”者才能“為我所用”。因此外來文明進入中國後大多變得不倫不類，往往徒具外在形式而失去精神內核。一個典型例子是自掘墳墓的滿清政府在進入墓門的前一年為了緩解內外危機，仿效歐洲政府建立“責任內閣”，可內閣的十三名成員中居然有九人來自“皇族”？

當“西方文明”不能按中國人的期望值解決中國的“傳統問題”時，我們就很容易簡單地把過錯推到“西方文明”身上，絲毫也意識不到問題的根源不是我們引進的“西方文明”；而是“傳統文明”的慣性作用，是我們對西方文明的“悲劇性誤讀”。

下面列舉幾條最具代表性的“我們對西方文明的誤讀”：

一、 性開放
上世紀七十年代前的中國性觀念異常保守，“性”一度成為民眾談虎色變的話題。除了偉大領袖一人外，民眾必須奉行“禁欲主義”，性行為機械化政治化。改革開放以後，西方的“性開放”理念被饑渴的國民以最大的熱情全盤接受並發揚光大，甚至於比西方走得更遠更離譜。

下面幾則眾所周知的“西洋傳聞”最能體現中國人對西方“性開放”的理解。
傳聞一：美國女中學生在上學前，母親總要提醒她別忘了帶“避孕套”……
傳聞二：美國夫妻不幹涉對方的“性自由”，雙方在外面都有一個或多個情人。丈夫回家撞見妻子和情人做愛，多半選擇禮貌地退出來……
傳聞三：美國的海濱浴場，男女全都一絲不掛……
中國的“極端女權主義者”甚至杜撰出這樣一個版本：妻子出門時丈夫都要提醒她別忘了帶“避孕套”，告誡她若遇上色狼千萬不要反抗，因為“生命”比“貞操”更重要；但和色狼做愛時別忘了戴上“避孕套”，因為“生命”離不開“健康”……

如果美國人聽到上述幾則關於他們的“性開放傳聞”，震驚程度應該不下於聽到“911”恐怖襲擊消息。傳聞中的他們不是和動物沒有任何分別嗎？他們的“人性尊嚴”哪里去了？
我們對美國的“性開放”確然存在嚴重的誤讀。
首先美國的“性開放”只存在“特定地點”和“特定群體”；主流社會的“性觀念”則遠比我們保守，大眾傳媒和公共場所也遠比我們“幹凈”。
美國是一個奉行自由主義的國家，政府和多數人不能隨意剝奪“少數群體”不觸犯法律的愛好和行為。所以美國有專為部分追求性刺激的成年人開設的 “成人俱樂部”；“回歸自然派”男女還可在遠離公眾的海灘一絲不掛裸浴；“好萊塢”影星也可追求“私生活豐富多彩”……但這些“性開放”把戲只限於“特定群體”和“特定區域”，美國的主流社會則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觀。美國的公共場所根本看不到涉及色情的宣傳廣告；我國的色情廣告則滿天飛，與性相關的影視宣傳畫和壯陽招貼從大街小巷一直貼到公共廁所。美國的電視也非常幹凈，連罵人的臟話都被刪掉；可我每次旅行到一個縣城，在大街上經常能聽到錄相廳傳出的女人高潮時呻吟聲。象紐約這樣的海岸國際大都市，因為外來人口較多，外來文明占很大比重，性保守傾向還不十分明顯；但在主要由美國本土人居住的內地中小城市，美國人則表現得象貨真價實的“清教徒”。美國大部分州都禁娼，所有與色情有關的場所都必須在指定的位置，尤其要遠離教會、學校。既便如此，他們還時常遭受一些周邊居民的抗議。相比之下，我國的色情業不但“豐富多彩”；而且不顧對青少年的影響。我國的星級酒店，小姐進進出出已經成為沒有人會因此大驚小怪的正常景觀，加之洗頭房，洗腳房，卡拉ok，夜總會等諸多色情場所，堪稱世界之冠……
當未成年中學生走在大街上，眼中看到宣傳畫上戴有挑逗性的性感女體和淫穢文字；耳中聽到女人高潮人呻吟聲，他能不想入非非嗎？能不想到去引誘他的女同學嗎？如果引誘達不到目的，能不想到實施“性暴力”嗎？近幾年我國青少年犯罪率直線上升，“性開放”無疑是一個很重要的誘因。
其次美國的婚姻家庭也遠非我們想象的那樣濫情任性不負責任。美國人在計劃結婚之前是有些隨便；可一旦結婚就非常清楚自己的責任，家庭始終擺在首位，連工作也得從屬家庭，很少結了婚的人還會經常去娛樂場所和別的男女玩浪漫或一人深夜不歸泡吧。美國離婚自由，可在婚姻期間大多能對配偶保持基本忠誠，尤其是有一定經濟條件和文化教養的紳士階層更能以身作則。性緋聞不但令政務官吃不消，紳士若是沾上性緋聞也一樣會失去社會的尊敬。

再次美國人講求生命的尊嚴，甚至於把尊嚴看得大於生命。所以認定美國女人都會對強奸犯俯首聽命是只有“好死不如賴活”的中國人才會相信的無稽之談。前段時間看到一則網文，寫手居然嘲諷一位為保貞操誓死不從歹徒強暴的烈女子，文後還有不少人符合？真的想不到我們的性觀念已“開放”到如此荒謬的地步！

二、 金錢選舉
美國的民主制度很健全，總統和和行政區域一把手都是民主直選產生；各級議會也是全民公平普選產生。民選政府的第一職能只能是“為人民服務”，否則民眾就會在下次選舉中不投他的票或在任期內彈劾罷免他，得罪民眾的政務官輕則丟官重則身敗名裂。只有極少的傻瓜政務官才會冒著身敗名裂的危險去愚弄民眾或以權謀私。美國的各級政府都是“民本政府”，絕大多數政務官都有濃厚的“民本思想”，在任期里能盡職盡責，極少腐敗瀆職現象，個別例外也能很快被發現並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懲。之所以會如此主要是美國選舉制度的功勞。一個如此科學理性的選舉體制，應該成為文明世界學習仿效的樣板，可我們的多數國民卻對美國的選舉存在很大的誤區，在不了解“真相”的情況下就盲目給對方貼上“金錢選舉”的標簽。
國民之所以容易相信美國的選舉是“金錢選舉”，一是媒體的誤導；二是從電視里看到總統候選人組成龐大的競選班子一個州一個州去拉選票，沒有大量的錢是不行的。在電視普及的時代，贏得選民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在黃金時間發表電視講話。可占用大段電視黃金時間需要花很多錢……所以美國選舉需要很多的錢鋪路，沒有錢在信息社會寸步難行。因此富人很容易用金錢操縱選舉，只有富人才能決定選舉結果，要麽自己直接參加競選；要麽把自己的利益代理人用金錢扶上台？

因為我們不了解美國的選舉運作方式，所以很容易形成上面的錯覺。美國的競選機制早就設置了富人用金錢操縱選舉的壁壘，在運作方式上使金錢的影響降到了盡可能低的限度。

美國選舉確然要花很多的錢，但金錢並不能決定選舉結果，富人很難用金錢操縱選舉。美國的競選機制使窮人和富人擁有相對公平的競選機會，富人在競選時不但無法發揮金錢的優勢，“富人身份”甚至會成為競選的累贅。美國的歷任總統除了肯尼迪一人外極少出身豪富階層最能說明問題。
美國的總統選舉制最能說明美國選舉給窮人提供了均等競選機會：總統選舉制規定：對於沒有經濟實力的總統候選人，國會可以拔給他一筆可觀的競選經費，但很少有候選人願意領用這筆競選經費。一則那是納稅人的錢，用納稅人的錢為自己競選鋪路候選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二則總統候選人只要有足夠的實力和人望，就能通過正規渠道籌集到必要的競選經費。
也許有人會問，給候選人提供競選經費的富人難道不會提出相應的條件，待候選人當上總統後再利用手中職權維護並拓展他們的利益嗎？一旦發生上述情況，當選的雖然不是富人總統，可一樣只能做富人在政府中的利益代理人？一樣是“金錢選舉”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上述情況其實在美國很難發生，一是提供競選經費的美國富人很少會提出“用公權作報償”的條件，美國富人的情操智商畢竟和中國富人有很大的差別；二是就算個別富人提出那樣的條件候選人也作出相應的承諾，當選總統在任期內也沒有相應的權力履行自己的承諾。
美國總統在國內的行政經濟活動受到司法機關、議會和媒體無孔不入的監督和制約，權力空間極為有限，以權謀私的機會很少。你別看小布什在國際上頤指氣使、今天指責這個國家是邪惡軸心，那個國家搞恐怖；明天又制裁伊朗，威脅軍事打擊北朝鮮，儼然成了地球的家長；但他在國內的權力小得可憐，他的任何行動、每花一分錢都要經過國會批準，沒有國會的授權他寸步難行、一籌莫展。地方各級政府都是當地民眾直選的，在憲法框架內只對當對民眾負責不對總統負責，總統升不了地方行政首長官也降不了他們的官，因此也不可能在地方政府安插親信或插手政府采購和地方公共工程。美國總統可以把巴拿馬總統抓到美國審判，可美國的一個普通市長就可以不買總統的帳。聯合國50周年慶典時，紐約市長為各國首腦舉行了一場音樂會。音樂會開始前，市長居然把克林頓總統邀請的客人阿拉法特“請”出了劇場，理由是阿乃“恐怖主義分子”，氣得克林頓七竅生煙，但也只限於生氣而己，對市長的決定他無可奈何，只好自己去道歉……
我國的官僚體制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大官的親信在下級權力機關和大企業是“搶手貨”。美國的情形則剛好相反，政務官的親屬在他的轄地常成為企業避之唯恐不及的對象。因為你一旦任用政務官的親屬，你的公司企業就會成為公眾和媒體質疑的焦點，你的一舉一動就會暴露於無孔不入的監督之下，這對企業的生存發展是極為不利的。所以美國人一旦當選政務官後，他的親屬很快就會發現自己一夜間成了“二等公民”，不但受到“就業歧視”；還不能享有“完全公民權”，犯同樣的錯誤要比普通人承受更重的處罰。小布什就曾因此深受其害，因為他擁有一個總統父親，所以“二等公民”的感受格外強烈，心靈上受到很大創傷，並一度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後來因為皈依基督教才在靈魂上獲得新生。
在上述境況下，總統能利用公權為競選捐助人謀求“私人利益”嗎？
美國的總統競選特別講求“公平原則”，總統候選人無法利用金錢優勢來破壞“公平原則”。美國政府和民主、共和兩大黨都沒有受控於自己的電視台和報刊，所有的主流媒體都是私營的。政府和黨派無法利用職權來控制“話語權”。不但權力機構無法控制“話語權”，私營電視台也一樣必須遵循話語上的“公平原則”。如果哪位總統候選人用金錢買得某電視台的黃金時間段發表電視講話，該電視台必須在不另收一分錢的情況下讓其他總統候選人在同一時間段發表同樣長時間的電視講話，否則該電視台就是違法。這一“公平原則”有效地防止了富人利用金錢優勢壟斷對公眾的“話語權”，先聲奪人謀求競選的優勢。
在保障必要競選經費和“公平原則”下，你能說美國選舉是“金錢選舉”嗎？

三、 個人主義
西方自由主義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個人主義”；但西方“個人主義”的內涵與中國人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我們是從字面上理解“個人主義”的，既“個人利益第一”？在這種價值取向引導下，西人以“自我”為中心各自為政，為了追求個人利益無視他人利益和國家社會的整體利益……
西方“個人主義”的真正內涵與中國人的理解剛好相反，從本質上來說西方“個人主義”其實是“利他主義”。西方文明強調社會是由單個的生命個體組成的，每個生命個體都不能被社會忽視，都應受到他人和社會的尊重。人們在追求個人利益時，都應尊重他人這個利益實體的存在，不能因為個人利益忽視甚至侵害他人利益。如果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只注重自身利益而無視他人利益，或者因為集體利益而踐踏個人基本權益，這個社會就會陷於自相殘害的利益沖突之中，最終每個人的利益都會受到傷害。如果人們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尊重他人利益，不因集體利益踐踏個人基本權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就會和諧統一在一個共生共榮的共同體之下，每個人的利益都會穩步增長……
因為西方文明講求尊重個體，尊重他人利益，歐美國民特別注重“公德”。“隨地吐痰”，“亂扔垃圾”，“在公眾場所大聲喧嘩”和“插隊占道”等中國司空見慣的社會景觀，在歐美國家很難看到。助人為樂也成為西人習以為常的美德。在英、美、德、法等國，人們在公眾場合說得最多的話是“對不起”和“沒關系”。一個人遇到不幸時，周圍素不相識的國民都會給予真誠幫助……

西方“個人主義”的英文單詞是“individualism”。我無法追究最早把individualism翻譯成“個人主義”的那個中國人懷著何種動機？這個翻譯顯然是不準確的，不但不能表達individualism的真實意思，也極容易誤導中國人的價值取向。問題是這一有意誤導對外國人並無多大損害，主要受害者還是我們中國人自己。

四、拜金主義
我們從小就被教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一個“金錢至上”的社會，人與之間除了赤裸裸的金錢關系外，再也沒有其他任何聯系了。對金錢的追逐也因此成為一個國家經濟向前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基於這一認識上的誤區，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為了學習西方國家的“致富經驗”，自然把“掙更多的錢”作為人生的終極奮鬥目標。當我們在追逐金錢的過程中造成社會道德普遍下滑，面臨群體信仰危機和品格崩潰時，我們才發現“金錢”是一柄雙刃劍，能成事也能壞事，奉行赤裸裸的“拜金主義”對一個國家的發展利小弊大。新世紀的今天，當我們再次把目光投向“拜金主義”的始作甬者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時，才發現美、英、法等國金錢的作用並不是“萬能”的，西人對金錢的熱情也遠遠沒有達到我們想象的那種程度。我們先前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信奉“拜金主義”是對西方文明的又一悲劇性誤讀。
當成千上萬的中國富翁不惜傷害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用非法手段聚斂巨額財富，肆意揮霍巧取豪奪來的不義之財時，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知道：多數外國富翁把通過勤勞智慧掙來的正當財富回報社會，晚年把絕大多數甚至全部財富捐給慈善機構或學校。前不久世界首富比爾.蓋茨的“裸捐”最能說明問題，他把自己名下580億美金的巨額財富悉數捐給慈善基金會，沒給子孫後代留下一分錢的財富。眾所周知比爾.蓋茨創建了軟件帝國，他的財富是憑借勤勞和超人智慧，掌握先進生產力掙來的合法收益；不象中國的多數超級富翁一樣依靠“特權”和“投機”來聚斂非法財富。比爾.蓋茨捐獻合法財富與我國富翁揮霍並遺傳非法財富形成鮮明的對比，從另一個層面折射出我們和西方在金錢面前的態度反差。
當美國的多數富翁在晚年都爭相把財富捐出來回報社會時，我們能說這個國家的國民信奉“拜金主義”嗎？
如果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巧陷入了“拜金主義”的泥潭，又自認為這是學習西方的結果；難道不是我們對西方文明的悲劇性誤讀嗎？

和西方民主國家相比，專制國家更容易陷入赤裸裸的“拜金主義”。托克維爾在他的論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描述大革命前的法國社會時寫道：“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麽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拼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志，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著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拼命地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欲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然而，專制制度從本質上卻支持和助長這種感情。”
這是因為在專制社會中，即使經濟得到了發展，可是由於繼續剝奪了大眾參與社會的各種權利，從而將人的生存依然擠壓在一個狹小的空間之中。所以對金錢的崇拜，在一個專制國家中，可能比一些民主國家表現的更為極端、強烈和不擇手段。正是專制社會對權力的壟斷，才無法使它的人民產生對生活更加豐富的情趣，因而他們在金錢欲望上必然要走向一種極端。
…………

去年我在《中華文明體系中的垃圾桶基因》這篇雜文里，曾經說過我們的文明在繼承和學習傾向上出了大問題，具體表現在容易吸收外來文明的垃圾和劣勢；對外來文明的優勢要麽深閉固拒，要麽令其沾染“中國特色”。
西洋文明成果的最閃亮部分應該是民主、憲政、法治、人權、廉潔政府、新聞自由、任人唯才、公平競爭等……這些先進的文明成果我們要麽視而不見；要麽在學習借鑒過程中摻和“中國特色”，美味香甜的淮南橘子移植到淮北後變種成又苦又澀的“積子”。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我們的選舉，民主選舉無疑是從西方學來的，可我們的部分地方政府把選舉“改革”成“走過場”的鬧劇。當歐美文明國家公正公開“直選”各級行政一把手時；我們依然熱衷於“暗箱作業”，預先圈定候選人，甚至於搞什麽“鐵定當選”的“等額選舉”（候選人只有一個）？
我們在排斥或扭曲西洋文明先進成果的同時；又以不可思議的熱情接納了西洋文明的暗點。不但全盤吸收了對方的暗點；還利用我們的“聰明才智”把暗點發揚光大。西洋文明最典型的暗點莫於過“性開放”，我們不但學來了，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今天美國的離婚率只有百分之八，我們則逼近百分之二十。美國的政務官在任期內不得有緋聞；我們的地方權力人物則熱衷於“包二奶”。美國離婚自由但絕大多數配偶能作到基本的忠誠，我們的婚外戀則成為時尚，有條件者多想試一試……

當我們感到外來文明的“垃圾”供不應求時，我們就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對外來文明進行有意識的“誤讀”和“加工”，給自己的文明暗點貼上外業文明的標簽。明明自己信奉“金錢萬能”，偏要說美國是一個“金錢至上”的國家。明明自己自私自利一盤散沙，偏要把西方文明的“利他主義”誤讀為狹隘自私的“個人主義”……

我們的文明向何處去？


天佑中華！！！


二OO八年七月十一日


22.“文明傳承”與“和平演變”

今天的中國一切與西方有關的精神文明成果都有可能貼上“反華陰謀”與“和平演變”的標簽。“文明傳承”是指對人類自身的文明進步有益的文明成果；“和平演變”則是為了打擊自己的競爭對手，在對方的陣營里培植削弱敵人服務自己的政治勢力。


自青藏高原的悲劇發生以來，我們的媒體和網絡經常揮動著兩個帶有“大棒性質”的標簽。
這兩個標簽一是“反華陰謀”；二是“和平演變”？
這兩個“大棒標簽”一度在中國輿論界消失了近十八年，也是中國經濟不受幹擾高速發展的十八年。再度熱火起來可能源於今年與吉利數字“8”有關聯的一系列悲劇。
這兩個“大棒標簽”在中國有很大的威攝力和殺傷力，造成誤傷的概率也極高。無論你多麽愛國或對中華民族多麽赤膽忠心？只要有人給你貼上“反華陰謀”的標簽，就會有一大群不明真相的“左憤”纏著你不依不饒，直到把你折騰得灰頭土臉仍不肯放手。
令人不解的是：這兩個“大棒標簽”的適用範圍相當廣泛。幾乎所有的“真話”、冷靜思辯文字和與西方沾得上邊的一切價值取向都成為兩標簽揮動的對象。
首先國內不肯犧牲良知，在“假、大、空”成為媒體時尚的新聞大背景下堅持報道少許“真相”的《南方都市報》被攻擊為“反華媒體”；是西方在中國實施“和平演變”的工具？
接下來是真正愛國勇於說“真話”的良知文人一夜間被“左憤”污為“漢奸賣國賊”……
最後連全人類共同創造理應由全人類共同享有的文明成果--“普世價值”也成了西方“和平演變”的精神工具？
總之一切與西方有關的精神文明成果都可貼上“反華陰謀”與“和平演變”的標簽。
連溫總理也公開宣稱“民主、法治、憲政”等“普世價值”不是西方獨有的專利，而是全人類應共同享有的“文明成果”！我們的“左憤”為何要把這些“共同文明成果”與“反華陰謀”、“和平演變”綁在一起呢？
難道在“左憤”眼中這些文明成果只有西方才能享有？我們根本不配？
如果魯迅生活在今天，也一樣會被不明真相的“左憤”污為西方奉行“反華陰謀”與“和平演變”的工具。因為他老人家對自己的“祖國”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一個勁暴露國民“劣根性”，把絕大多數國民影射成“阿Q”，認為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可用“吃人”兩字來概括，幾乎沒說過中國人一句“好話”；同時極力主張中國應該學習西方革除積弊，尤其要用西方的科學民主理念來戰勝中國的專制思想，用西方的文明成果來提升我們的民族……在把“愛國”當“口號”的“左憤”眼中，這些理論不是“崇洋媚外”是什麽？不是“民族虛無主義”是什麽？不是“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是什麽？總之魯迅不是“漢奸賣國賊”又能是什麽？
可魯迅真的是“漢奸賣國賊”嗎？
？？？？？？？？？
“左憤”把“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普世價值”等同於“和平演變”工具的理論依據是：這些“文明成果”首先來自西方。西方一直“亡我之心不死”，在用武力無法征服我們時，就企圖向我們輸出他們的“價值取向”，以達到從精神上控制我們的目的……
“左憤”的這一“惡意推論”邏輯的矛盾荒唐之處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西方亡我之心不死”這一命題成立嗎？汶川大地震的事實已經給予了有力的回答。既然是“假命題”，在此命題基礎上導出的結論自然離事實很遠。
其次就算西方真個亡我之心不死，他們的“文明成果”我們有必要深閉固拒嗎？學習或接受他們的文明成果真個對我們有害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左憤”的觀念誤區是把“文明傳承”與“和平演變”兩概念混為一團。
所謂“文明傳承”，是指對人類自身的文明進步有益的文明成果，無論是何人、何地？哪怕是自己的敵人創造出來的，全人類都有學習繼承的必要，否則受害者只能是自己。如工業革命時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明創造的電燈、電話、火車、輪船等物質文明成果，只停留在中世紀生產力水準的地球人都有義務敞開胸懷學習接納，就算是自己不共戴天的敵人發明的結果也一樣。美國印第安人就堅決拒絕“白人仇敵”的物質文明成果，在現代工業文明大背景下仍堅持在森林彎弓射箭追逐走獸；在河谷兩岸刀耕火種，結果不但沒機會向“白人仇敵”討還公道，相反還面臨自身文明“絕種”的可怕威脅。他們當初那樣做的目的也許一樣是為了抵禦“白人仇敵”的“和平演變”，可抵禦“文明成果”的結局是自身的衰亡。
我想起了一百零八年前的義和團，他們的“愛國革命”手段是“挖鐵路、拔電線、毀工廠、燒商店，屠殺維新變法人士……”總之毀掉一切與西洋有關的物質成果，甚至於對遇到的戴眼睛撐洋傘等使用西洋物品的平民格殺無論……天老爺保佑義和團的“愛國革命”沒有成功，否則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偉大民族今天的命運不會比美國的印第安人更好。
人類文明成果分為“物質”和“精神”兩方面。“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普世價值”是人類創造的共同精神文明成果。既然停留在中世紀生產力水準的地球人有學習接納工業文明物質成果的義務；仍停留在類似中世紀專制體制下的地球人也一樣有學習接納現代文明精神成果--“普世價值”的必要。只接受物質文明成果拒絕與之相應的精神文明成果的“一條腿走路”方式不可能長期保持發展平衡，一朝失衡就會前功盡棄。中國在這方面曾經有過慘痛教訓，慈禧太後的“馬拉轎車”只是教訓的一個幽默縮影。
所以“文明傳承”是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民族都必須遵循的文明義務。以少數人的“特權目的”拒絕傳承文明成果者，最終的受害者只能是這個民族自己。
下面再來說“和平演變”。
“和平演變”就是為了打擊自己的競爭對手，在對方的陣營里培植削弱敵人服務自己的政治勢力。
“和平演變”的主要手段有兩種：
第一手段是直接培植從事內部破壞活動的特務、內奸，也就是西班牙內戰時佛朗哥所說的“第五縱隊”。如希特勒在二戰期間就曾幾次成功地培植並使用敵國的“第五縱隊”，挪威首都在偷襲的當天陷落就得益於“第五縱隊”的全力配合。抗戰期間日本在中國培植的百多萬“漢奸部隊”，實質上都是“第五縱隊”。
第二手段是腐化對方的權力階層，盡可能推動只會貪污弄權跑關系但沒有任何能力、德操和民族責任心的垃圾政客走上權力崗位，使對手自己打敗自己。秦始皇在統一中國的進程中，就曾成功的運用這一謀略，把兩個最有實力的軍事競爭對手趙王國和齊王國解除戰鬥力。趙王國的權臣郭開就是一個典型。秦始皇用重金把他扶上趙王國僅次於國王的高位，縱容他在國內貪污索賄扼殺人才，造成趙王國眾叛親離人心思變的被動局面，最後竟然施展陰謀手段除去了秦軍的兩大戰爭克星廉頗和李牧，親手拆毀了趙王國的“長城”，國防力量自此成了一道紙屏。
對於外來文明的按受方來說，“文明傳承”與“和平演變”工具的主要區別是：
文明傳承的終極目的是為了謀求自身的強大振興和文明進步，也就是“師夷之長技這制夷”。“和平演變”工具的終極目的則是為了傷害削弱自己的國家，使自己的文明倒退。
“和平演變”工具分為“自覺”和“不自覺”兩種。“自覺者”如佛朗哥和希特勒的第五縱隊；“不自覺者”如禍國殃民壓制人才的腐敗政客，這號人口號“愛國”行動賣國。義和團也屬不自覺者，因為他們自毀文明屠殺愛國精英的行徑間接幫了國家敵人的忙。
所以主張學習西方“民主、人權、法治、憲政”屬“文明傳承”的範疇；與“和平演變”工具風、馬、牛不相及。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上上世紀日本明治維新。明治精英認為日本暮氣深重腐敗叢生；主張全盤西化，學習西方的政治經濟體制來謀求日本民族的新生，從西方強加的不平等條約中解放出來。日本天皇采納了精英的建議，號召全國向西方學習，也就是向強加不平等條約的日本敵人學習。結果日本民族在短短三十年時間里就走完了西方四個世紀走完的路程，從一個蠻荒落後的草昧小國躍升為亞洲頭號經濟軍事強國，廢除了西方列強強加的不平等條約，並在對馬海戰中打敗西方軍事強國俄羅斯。當時西方是日本的敵人，學習敵人的結果是強大日本戰勝敵人。所以明治維新是“文明傳承”而不是“和平演變”。
對於文明成果的推銷方來說：也只是抱有明確“損害和削弱”對方目的者才可劃到“和平演變”那一邊。否則就屬“文明傳承”的範疇。
當西方主動把文明成果推銷給我們時，我們在相當長時期內很容易滑入“動機論”的困擾：也就是西方把文明成果推銷給我們究竟抱有什麽不可告人的動機？
西方並不是什麽有志“普濟天下蒼生”的基督天使，他們在推銷給我們文明成果時自然把自己的利益擺在第一位。但謀求自身利益的傳與者並不一定會損害接受者的利益。因為人類世界存在著很多“共同利益”；還有很多利益是相輔相成的。
上上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勸說我們安電燈時，他們的第一目的就是為本國過剩的電器產品尋找銷路，希望賺中國人口袋里的銀子。但我們用電燈替代植物油燈後自身利益不但沒有因此受到損害，相反還大有益處。電燈照明效果不但比植物油燈強很多，而且經濟成本也比植物油燈低。我們還可因此學習電氣照明這門工業技術。如果我們因為不想逞西方的賺錢動機繼續使用植物油燈，那麽我們受到的損失比西方更大。
同理，今天西方在向我們推銷“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精神文明成果時，首先考慮到的也是自己的利益。一個民主的國家較少窮兵贖武，一個理性和平的國際環境有利於西方發揮自己的科技經濟優勢，富人不希望有太多武裝好戰的窮人是可以理解的。西方的動機不是我們首先要考量的，我們首先要考量的核心問題是：我們在接受“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政治理念時是否有利於我們的文明進步？答案應該是肯定的。走向民主法治的中國不但能大幅度提升自己的文明水準，從根子上鏟除貪污腐敗的社會土壤；而且能方便匯集全民族的聰明才智，在不遠的將來趕超西方的科技經濟優勢，就象當年的日本一樣跑到了民主推銷者前面。
很多“左憤”喜歡把前蘇聯的命運拿來做比，認為走向民主的俄羅斯就是西方“和平演變”的犧牲品？俄羅斯究竟在民主進程中是不是“犧牲品”？下面的數據最能說明問題：
前蘇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的民主前夜，多數公民每天只能配備250克面包，購買時還要排很長時間隊？那時我國的絕大多數國民都豐衣足食，貨架上的商品供過於求，我們的生活水準遠遠高於俄羅斯。今天的民主俄羅斯和我們的位置倒轉過來了，除了多數公民享有真正的義務教育、免費醫療和廉價住房外，社會公平遠超我們，實際收入比我們翻幾番，工資福利增長幅度遠高於GDP和稅收增長幅度，生活得遠比我們幸福尊嚴……
俄羅斯的經濟增長，始於1999年，從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長約6％，經濟總量增加了70％。然而，俄羅斯人的工資和人均收入卻增加了 500％，扣除通脹後，人均收入實際增長超過了200％。八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高出二倍。俄羅斯的老百姓，實實在在地分享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當下，俄羅斯人平均月工資10800盧布，約合人民幣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資最高，人均約2萬盧布，折合人民幣6700元；

看了上面這些“真相”，你能說民主俄羅斯是“犧牲品”嗎？
所以我們在面對外族推銷的文明成果時，首要的不是揣測對方的“動機”，而是看這個文明成果是否對自己有利，是否有利於提升自己的文明水準。
很多人都有“好為人師”和“尋求同類為友”的天性，一個人勸你學習什麽或接受什麽並不都是為了損人利已，很多人是為了滿足一下實現自我價值的成就感。還有人因為自己“進步”了，希望周邊的人也和自己一樣“進步”，使自己能生活在一個“普遍進步”的社會大環境中，不致因周圍的人蠻不講理不易溝通使自己陷於孤立。一個人如此，由人組成的國家民族又何曾不是這樣呢？

我們不能拒絕“文明傳承”，應該敞開胸懷學習接納已被多數國家地區證明了的先進文明成果。不但要接受物質成果，還要接納精神成果。

“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普世價值”不是西方世界的專利；而是全人類應共同享有的文明成果。

“文明傳承”不等於“和平演變”，不要動不動就給“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普世價值”倡導者貼上“和平演變”的標簽。



二OO八年八月十七日



23.石油價格暴漲是美國的陰謀嗎？

美國是這個星球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俄羅斯和中東阿拉伯國家則是最大的石油輸出國。美國的主要對手俄羅斯和中東阿拉伯國家應該是石油漲價的最大受益者；美國則是石油漲價的最大受害者。石油漲價是美國陰謀純屬無稽之談。


今年世界經濟不知哪個環節出了大問題，能源、原材料和生活必須品都在漲價，不是節構性小漲，而是大漲特漲。
在所有的“漲價族”中，石油價格的暴漲無疑最引人注目了。
我記得1991年海灣戰爭時期每桶原油售價也就18美元，今年則一路飆升到140美元以上。近期國際油價雖然有所回落，但漲勢好象依舊沒有告終。
中國油價和世界相比依舊顯示出了濃厚的“中國特色”，不但一漲再漲，而且出現“油荒”。前段時間各加油站排列的柴油車長龍成為中國特有的“石油景觀”。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步入“工業國家”，石油漲價差不多影響到每一個公民的日常生活，公民的普遍不滿是可以想見的。公民在抱怨油價暴漲的同時，又按照傳統的思維定式，認定油價暴漲是西方世界針對中國的陰謀，於是在國際上搜索假想的敵人：是誰在背後操縱國際油價？是誰陰謀拖垮中國經濟？
我們幾乎沒有費什麽力氣，就搜索出這個假想的敵人是美國？
道理很簡單，美國一直是我們“認定的主要敵人”，既然是主要敵人，就一定會“亡我之心不死”，所有不利於中國的事都是他幹的？
美國是我們的“主要敵人”嗎？我們“真正的敵人”是誰？絕大多數國民是不肯傷腦筋認真思考一下的。就連“美國是我們主要敵人”的說法也不是我們冷靜思考後得出的結論，而是媒體“教導”我們的結果。我們在這個星球上什麽事都敢幹，什麽粗話都敢罵，唯獨不肯幹的事就是“思考”？
“思考”的功能則是人和動物的最主要區別！
我對美國曾經有過“好感”，但這份“好感”在近幾年是與日俱減的，因為這個國家收容了太多的中國“貪官”或“潛在貪官”親屬，以及他們巧取豪奪來的“非法財富”。我國的貪官外逃或“潛在貪官”向境外移民親屬和轉移非法財富，首選的目標也是美國。面對如此多的外來貪官和非法財富，美國並沒有象我先前想象的那樣會為了維護人類“公正”對他們提起公訴，顯然與他們信奉的普世價值不符。貪官才是“今天中國的主要敵人”！美國既然肯收容我們的主要敵人和他們聚斂的“非法財富”，根據偉大領袖的教導“敵人的朋友就是我們的敵人”這一外交邏輯，我們把美國劃到“主要敵人”那一邊也不算太離譜。
我對“美國是我們主要敵人”的說法雖然“心領神會”；但對國際油價上漲的罪魁禍首是美國的說法則不敢茍同。
道理同樣很簡單：就算美國真個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打壓中國和拖垮中國經濟真個一直是美國的首要任務；但拖垮中國經濟的的最好途徑卻不是操縱石油漲價？因為油價上漲對美國的危害遠遠大於中國。
美國是這個星球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
俄羅斯和中東阿拉伯國家則是最大的石油輸出國。
油價上漲的最大受益者應該是石油輸出國，而不是石油進口國，尤其不利於最大的石油進口國。
所以俄羅斯和中東阿拉伯國家應該是石油漲價的最大受益者；美國則是石油漲價的最大受害者。
如果美國象中國一樣投桃投李把中國列為他們的“主要敵人”；而主要石油輸出國是美國的盟友或次要敵人？為了打擊主要敵人暫時讓盟友或次要敵人獲利的戰略還有可行之處。問題是美國並沒有把中國列為他們的“主要敵人”，不是美國人“好心”或是擁有唾而自幹的“雅量”，而是美國認為中國目前還不配做他們的“主要敵手”。
美國目前的主要敵人是俄羅斯和國際恐怖分子！國際恐怖分子則主要來自中東阿拉伯國家，也就是這個星球上的最大石油輸出團體。中東主要產油國伊朗則列為美國的“頭號邪惡軸心”！
俄羅斯是美國的主要軍事競爭對手；阿拉伯恐怖分子則隨時都在威脅美國人的生命，目前也只有阿拉伯恐怖分子才有能力把戰爭引入美國境內，在美國本土制造罕見生命災難。“911事件”的死難者人數比珍珠港襲擊造成的生命損失還要多。
如果美國操縱國際油價上漲，最大的受益者將是美國的主要敵人。中國充其量只能被美國列為次要敵人，為了拖垮次要敵人的經濟而給主要敵人的經濟輸血打氣，陰謀的最大受害者只能是自己！
請問世上有這樣“可愛的陰謀”嗎？當然有！但只能來自象緬甸、北朝鮮和薩達姆時期的伊拉克等一人說了算的獨裁專制國家；絕不會來自象美國這樣能方便匯集國民智慧，有效防範權力人物心血來潮異想天開的民主國家。
也許有人會說：美國政府也許沒有那樣傻，但美國的石油財團為了獲取超額利潤卻有可能操縱政府提升油價？
因為我們不了解美國的民選政治，所以才會誇大財團在美國社會的作用。畢竟目前的中國億萬富翁的影響無處不在，億萬富翁人數與中國不相上下的美國也不會好到哪里去？
美國是民選政府，官員都是民眾直接投票選舉出來的，政府官員的任免升降都是多數人說了算。億萬富翁在選民人數中只占很少的比例，絕大多數選票都來自平民階層。平民選票和富翁選票價值是相等的，如果政府官員為了極少數富人的利益就只能得罪大多數平民，結果就會失去多數人的選票，只能是和自己過不去，只有傻子瘋子才會那麽幹。可民選的官員不可能是“傻子瘋子”。“傻子瘋子官員”只能是專制國家的專利。中國歷史上就出了不少“傻子皇帝”或“瘋子皇帝”。
也許還有人會說：美國財團會利用手中掌握的巨大財力操縱選舉，從而間接給政府施加決定性的影響？
中國人很難理解，象美國那樣國民崇尚個人尊嚴監督眼線無孔不入的自由法治社會，財團用金錢操縱選舉幾乎很難達到目的。我在《我們對西方文的悲劇性誤讀》一文中有較為詳盡的論述。
更何況目前全球石油財團排在前兩位的是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和伊朗國家石油公司，美國石油財團就是想操縱世界油價也會力不從心。
我還經常聽見國民抱怨：美國人放著自家的石油不開采，全部石油都靠進口，造成國際油價飆升？這一指責似乎更沒道理，因為美國暫時不開采自家的石油，盡可能利用國際能源是有利於美國發展的長遠天才戰略。任何國家的政府都會把本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謀求本國利益最大化的終極目標並不是為了打壓中國，就象我們謀求民族振興的終極目的不是為了消滅美國一樣。我們開采自家能源並不是美國幹涉的結果，而是我們的自身政治經濟狀況決定的。我們一樣可以選擇象美國那樣停止開采自家能源，相信這樣做美國也不會橫加幹涉。因此美國這一長遠天才戰略我們只有學習的義務，卻沒有指責的權力。
我們在義憤填膺指責美國的同時，很少有人意識到自己也要對全球油價暴漲承擔一定的責任。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上的最大能耗國，人均GDP能耗不但遠遠高於西方發達國家；甚至遠遠高於菲律賓、印尼和印度等中國人壓根就瞧不起的發展中國家。2006年人均GDP能耗日本為1.6,中國則為13.56；菲律賓、印尼和印度分別為3.71、6.09、8.47。接目前的發展趨勢，如果中國政治改革能夠成功，不出現悲劇性的經濟斷層，中國要不了多久就會替代美國成為這個星球上最大的能源進口國。如果我們不努力從自身找原因，切實采取節能措施，未來國際油價上漲的最大受害者就不是美國，而是我們自己。
我們把國際油價上漲的罪魁鎖定在美國只會誤導我們在國際問題上的判斷力，對美國並不會造成實質性的損害，受害的只能是我們自己。歷史經驗一千次證明：判斷錯誤是要付出代價的。

我們已經習慣出了問題首先不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而習慣於抱怨他人的思維定式。這一思維定式是可怕的，使我們不能及時汲取經驗教訓，永遠失去了矯正錯誤自我更新的動力和機會，在錯誤的方向上一條道走到黑，經常在同一個坑里跌倒，因此最大的受害者只能是我們自己。


二OO八年七月三十日


24.真正有益於國家的聲音

美國政府一再告誡他的國民：如果你認為你的國家正在犯錯誤而不及時指出來，你就是對國家的犯罪！真正有利於國家的聲音不是總結成績、粉飾太平的頌歌聲；而是勇於揭露問題，提出建議的“不和諧聲音”。


在國內輿論導向上，美國和北朝鮮采取了絕然不同的方向。
美國政府對待國內輿論的態度令多數東方國家匪夷所思。
美國政府一再告誡他的國民：如果你認為你的國家正在犯錯誤而不及時指出來，你就是對國家的犯罪！
美國的政治理念是：政府和國家只能做多數公民認為正確的事情，否則就是瀆職或犯罪。政府官員是納稅人花錢豢養的公仆，盡職盡責和服務民眾是它的本份，沒有歌頌讚揚的必要；如果瀆職或濫用職權，民眾就有義務揭露出來。
正是基於這一淺顯的政治邏輯，美國輿論在報道國內消息時多半是負面的；少數正面報道也采用中性詞匯。盡管這個國家的多數官員在任期內都能做到忠於職守廉潔奉公，可針對他們的媒體報道卻是一個接一個的“醜聞”。如果一萬個政務官中只有區區十個老鼠屎腐敗瀆職，媒體就只報道這十個老鼠屎的醜聞，另外九千九百九十個人民公仆“無私奉獻的感人事跡”則很難見諸報端，因為公民認為這是他們應該做的。所以初進入這個國家的東方人，在第一次接觸這個國家的電視報刊後，因為看到的都是負面消息，很可能誤認為這個國家快要亡國了……
與東方人擔心的相反，美國滿天飛的負面報道並沒損害這個國家的形象，也沒有傷害民眾對國家的信心，相反有利於國家社會存在的問題及時被揭露出來並得到盡可能迅速的解決，有效地防範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引起全社會的“革命性反應”。人最難認識的就是自己，尤其難於認識自己的錯誤，掌控能影響他人命運“公權力”的政務官尤其如此。政府或官員如果在犯錯誤而公民不能及時指出來，當事人往往很難自察自省，於是就很容易在錯誤之路上一條道走到黑，從而給國家社會和官員本人造成巨大傷害。
所以美國最好的愛國方式就是勇於指出國家存在的問題；同時維護公民自身的天賦權力！

北朝鮮的國內輿論正好和美國相反！
下面是北朝鮮最常見的標語口號：
“民族的偉大性不在於領土的遼闊或歷史的悠久性,而是在於引導民族的領袖的偉大性。”
“我們民族的偉大性就是我們領袖的偉大性。”
“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是金日成祖國,我們民族是金日成民族。”
“領袖是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一切幸福的象征。”
“談論沒有領袖的革命勝利,就像奢望沒有太陽的花一樣。”
“革命在領袖的領導下前進,在領袖的懷抱里人民才能過真正的生活。”
“只要領袖偉大,小小的國家也會成為偉大時代思想的祖國、思想的強國和政治大國,光芒四射。”
“偉大的領袖和偉大的黨創造偉大的人民。”
“一個民族的偉大性取決於其國家領袖的偉大,人民的未來取決於其領袖的英明。”
“如果沒有英明的領袖領導, 群眾就等於沒有大腦的肉體。”
“如果沒有卓越的領袖,人民就等於沒有父母的孤兒。”
“有領袖的福氣,必然會有人民的福氣。”
“革命的領袖觀是革命的世界觀的核心,在其形成發展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
“我們領袖是扶持萬民的偉大的慈父,是萬民景仰的恩惠的太陽。”
“種子不管播在哪里,總是向著太陽開花。”
“對領袖的忠誠,要實現信念化、良心化、道德化、生活化。”
　　…………
總之，北朝鮮的新聞報道都是正面的，負面報道幾乎等於零，無論是關於元首、國家；還是關於執政黨、軍隊，所有的報道都可用“偉、光、正”三詞來形容。初進入這個國家的外國人，如果閉上眼睛不看事實只聽廣播，或是直接來到平壤廣場看那些巨幅宣傳標語，或許以為自己來到了傳說中的“共產主義天國”？
外面的人也許會認為，北朝鮮每年都會有很多因文獲罪的文化人？其實這是一個誤區，因為這個國家根本沒有給文化人留下“言論犯罪”的空間，所有“真話”都不可能見諸任何媒體，因此文人也難得有“犯罪”的機會。如果魯迅生長在北朝鮮，就根本不可能有“魯迅”這個名字，因為媒體不可能發表他的任何一個字，這樣他就會在默默無聞的情況下從這個地球上消失。
兩種絕然相反的輿論導向，究竟那一種更有益於國家呢？
美國和北朝鮮的現狀給了我們最好的答案！前者是這個星球上最富庶強大，文明水準最高的國家，全世界的人才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那里跑；後者是最貧窮愚昧，人民大批餓死，死前還要高呼“金太陽萬歲”的白癡國家。
美國和北朝鮮兩國間的口水宣傳戰也很有意思。
當美國總統布什在國際上指斥北朝鮮為“邪惡軸心”，揚言要給予軍事打擊時，美國國內媒體卻充斥檢討美國朝鮮政策的文章，還有不少公開發表的文字對朝鮮抱同情態度。北朝鮮國內針對美國的宣傳則是上下高度一致口徑：
“美帝國主義是窮兇極惡的帝國主義，是腐朽沒落垂死的資本主義！”
“美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掙紮在死亡線上，我們一定要解放他們！”
和我國文革時的宣傳標語一個模子倒出來的？
…………
美國和北朝鮮兩種絕然相反的輿論導向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
北朝鮮執政黨是靠搶桿子奪取政權的。在奪取政權階段，尤其是力量不擁有壓倒優勢時，為了贏得最廣大的同盟軍，美化歌頌自己的政權，忽悠不明真相的人民加入到自己這一邊無疑是一種有利可行的政治策略。但這種政治策略只能是一時的權宜之計，當執政黨奪取國家政權，主要暴力政治競爭對手從組織上瓦解，執政黨一黨獨大時，國家對內輿論導向應該及時轉向，做到內外有別。為了維護自身國際形象，對外宣傳依舊以正面為主；但為了確保執政黨的先進性和長期執政能力，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對內輿論導向應對負面報道持寬容態度，使內部問題及時暴露出來並不斷得到解決，防止問題長期積累而使民怨加深，使執政黨喪失威信。因為國內沒有力量可與執政黨抗衡的暴力政治組織，負面報道只會有助於問題的解決，維護執政黨的威信，確立執政黨的開明形象；而不容易被陰暗勢力利用。如果只熱衷於正面報道，權力人物聽不進相反的聲音，存在的問題並不會在上下交響的“口號謊言式”頌歌聲中自動消除，於是問題越積越多。當問題積累了一定程度，超過了社會自身的彈性調節範圍時，國家和社會的運轉就會失控，執政黨就會失去威信喪失民心，於是統治的合法性成了問題。當官員只喜歡聽阿諛奉承之聲時，就會在頭腦昏昏然時一錯再錯，最後帶上自己的親人家族跌入萬丈深淵。
美國政府是公民通過公平競爭選舉產生的。為了確保選舉的公平性和防範現政府利用公共資源操控“話語權”，政府和兩大黨都沒有自己控制的電台和報刊。國內主流媒體都是私營的，政府和政黨都不容易控制媒體的輿論導向為自己服務。私營媒體靠利潤驅動，電台收視率和報刊閱讀率是追求的主要目標，因此主流媒體只能把多數民眾視為上帝，只能為多數民眾服務。而有能力侵害民眾的“公權掌控者”則成了媒體主要的監督對象，因此關於政務官的“醜聞”成了媒體最熱衷的題材。媒體熱衷“公權”的負面報道表面上對政府不利，但從長遠來看卻有利於政府嚴於律已，不斷自我更新，保持政府的先進性，並間接保護了官員的操守和名利。美國政務官很少有因貪污瀆職犯罪的，追根索源就是傾向於負面的輿論導向幫了他們的忙。
一個國家就象一個大家庭一樣，對內和對外宣傳是有很大區別的。“家醜不可外揚”，對外宣傳注意形象自在情理之中；可對內宣傳卻要尊重事實和真相，王婆賣瓜只能是自欺欺人，不但無助於內部問題的解決，相反會助長家庭內部成員的不滿和離心傾向。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當家庭內部因問題成山分崩離析時，再好的外部形象也等於零！

一個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一個國家也是這樣！
精明的美國佬就深諳此道，對外把自己的國家造勢成勇於打抱不平和維護人類公平正義的“山姆大叔”；對內則不停地抱怨自己的國家做得不夠好，應該能夠做得更好……
所以真正有利於國家的聲音不是總結成績、粉飾太平的頌歌聲；而是勇於揭露問題，提出建議的“不和諧聲音”。勇於揭露國家問題，監督政府公平施政是文明國家最好的愛國行為！

以色列和中東阿拉伯世界之間的沖突在世人眼中一直是一個迷：彈丸小國以色列在中東阿拉伯敵人面前就象是巨人腳下的一只螞蟻，阿拉伯世界的面積人口比以色列大出百倍，常規軍事力量也遠遠超出以色列。可歷次中東戰爭的結果卻是以色列戰無不勝，阿拉伯聯軍一敗再敗。如果不是聯合國在關鍵時刻幾次站出來命令以色列停戰，阿拉伯各國或許早成了以色列的各省……
為什麽會出現如此大的反差呢？雙方對內輿論導向也許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第三次中東戰爭初期，以色列出動了幾乎全部空軍，對埃及、外約旦、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一切機場進行了閃電式的襲擊，取得了驚人的戰果。從早晨7時到下午18時，以色列共擊毀阿拉伯國家飛機451架，其中埃及就損失飛機336架，敘利亞損失60架，約旦損失29架，伊拉克損失25架，黎巴嫩損失1架，阿拉伯25個空軍基地全部摧毀。埃及作戰飛機損失了95%，整個埃及空軍陷於癱瘓，而以色列只損失了區區26架飛機……
以色列空襲取得巨大勝利後，埃及、約旦、敘利亞的廣播電台聲嘶力竭地向全國人民廣播，慶祝抗以戰爭取得了偉大勝利，並向本國人民列出一長串子虛烏有的勝利成果。全國人民因此陷入盲目的慶祝狂歡之中，沒有及時采取緊急措施應對即將來臨的更殘酷地面戰爭,結果在接下來的五天地面戰爭中敗得更為丟臉。埃及、約旦、敘利亞損失和被俘的軍隊有六萬多，以色列僅損失983人？占領了加沙地帶和埃及的西奈半島，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舊城和敘利亞的戈蘭高地共6.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千萬別小看這6.5萬平方公里土地，因為以色列本土面積也就區區1.4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四個半以色列！
和阿拉伯國家相反，以色列在空襲取得巨大勝利後，在國內閉口不談即將結束的空襲奇跡，當晚以色列人民還不知道勝利消息。當戰爭勝利結束後，以色列也沒有歡慶勝利，而是檢討戰爭失誤，看這場戰爭是不是能夠打得更好？從而為下次戰爭提供經驗教訓。

美國和以色列的輿論導向確然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二OO八年八月三日



25.家與國的利益紛爭

人類社會從大到小存在六種利益集團：全人類共同利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政治集團利益--家族利益--個人利益。保持個人、家族的利益與國家、民族的利益相一致，並且尊重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是區分“文明人”與“野蠻人”的分界線。


人類社會其實是一個利益紛爭的共同體,利益競爭既是驅動人類社會從低級向高級進化的動力；也是制約人類最終走向理想世界的最大制約。
人類社會從大到小存在六種利益集團：全人類共同利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政治集團利益--家族利益--個人利益。
各種利益集團存在利益競爭，每一集團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並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不惜損害其他集團的利益。人類文明若想沿著良性軌道向前發展，就必須調整好各個利益集團的關系，防止人們在損傷性的利益競爭中兩敗俱傷。文明社會遵從從大到小的利益遞減關系：覆蓋範圍大的利益集團擁有優先權，全人類共同利益高於一切；其次是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個人利益和家族利益不能傷害到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人類文明的最大悲劇是：組成人類社會的個體都有“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傾向，處於最末位的個人利益和家族利益成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人最熱心追逐的目標，並且在為個人和家族謀福利的過程中不惜損害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保持個人、家族的利益與國家、民族的利益相一致，並且尊重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是區分“文明人”與“野蠻人”的分界線。
人類歷史發展到今天，世界已由野蠻轉向了文明，越來越多的普通人從“野蠻人”進化為“文明人”。二十一世紀已有近三分之一的“地球人”生活在文明社會里。這三分之一的文明人占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類財富。
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文明人終於意識到國家利益之上還存在“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如果不尊重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人類就會在無休止的國與國爭戰中毀滅掉自己歷經千辛萬苦積累的文明成果，並最終消滅人類自身。
為了防止人類走上自殺式的戰爭列車，文明國家的文明人紛紛走上“反戰”、“非暴力”和“非殖民化”的行列，為建立共同發展的和諧人類社會作出不懈的努力。文明國家也高瞻遠矚地拋棄隔岸觀火和坐山觀虎鬥的短視戰略，自覺挑起制止局部戰爭蔓延擴大成國際戰爭的重擔，在全球種植“公平正義”的人類普適理念，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內成功地遏止住了上世紀中期一觸即發並最終導致人類毀滅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在各集團的利益沖突中，最大的沖突來自國家利益和家族利益！
健康理性的“家”“國”利益關系應該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國家利益是組成國家的各家族利益的總和，國家利益最終要靠各成員家族的利益來體現，富國家窮國民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國家利益代表全體公民的“共同利益“，國家是各成員家族的保護神，沒有一個強大理性的國家作後盾，家族的既得利益隨時都面臨被搶劫瓜分的危險；侵害或漠視國家利益的惡果是公民從整體上付出更大的代價。因此家族利益不能沖擊國家的根本利益。
在國家與家族的利益關系中，存在著兩種極不正常的競爭形式：
第一種形式是把“國家”作為一種“圖騰”無限神化，無限制地強化“國家意志”，國家利益不但高於一切，還可肆意踐踏或掠奪各成員家族的利益。代表“國家利益”的權力機關在“國家非緊急狀況下”可以不經任何法律程序任意征用沒收“守法家族”的財產……
國家並不是一個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動主體，國家利益要靠稱之為“政府”的權力機關來體現。當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維護公民“天賦權力”的法律被肆意踐踏時，權力機關的權力人物就極有可能把“國家利益”轉化為個人的“特權利益”，國家剝奪成員家族的利益也因此轉變為特權人物對公民權益公開合法的巧取豪奪。於是腐敗和不公正就成了制度化的不治之癥。當絕大多數公民被打著“國家利益”旗幟的特權人物掠奪折騰成赤貧時，“國家利益”就成了無源之水，窮國民會把非法致富的“富國”拖入貧窮的行列。前蘇聯和金正日父子統治下的北朝鮮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為了防止國家對公民利益的肆意侵害，文明國家都把“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作為國家法律的基石。
第二種形式是“個人利益最大化”，公民在政治生活中只在意小家庭和小集團的短期利益，並在追逐自身和家族利益時不惜損害國家的根本利益。當代表公民共同利益的“國家利益”被自私短視的國民漠視或侵害時，各成員家族就會陷入利益上的無序競爭狀態，並在兩敗俱傷式的沖突中紛紛喪失家族的既得利益。
這里有必要打一個比方：某特權家族為了快速致富，在當地建了一個生產一次性木筷（供出口日本）的工廠，並鼓勵親族上山砍樹賣錢。別的家族也跟著仿效，紛紛盜劃國家林木。最後森林砍光了，國家成了一片真正的荒原，於是洪水來了，大面積的幹旱和蝗災也跟在洪水後面報覆上山砍樹的國民，於是絕大多數家族陷入毀滅或赤貧，暴富起來的特權家族也會在難民潮的沖擊下失去所有的財富。
上述兩種非正常的“家”“國”利益關系有時在一個國家同時存在著，尤其是那些非民主的武人專制國家，行使“國家權力”的特權人物一方面打著“國家利益”的旗號肆意剝奪公民的私人財富；另一方面利用特權損公肥私，不擇手段把“國家利益”轉化為特權人物的家族利益。
當“國家”任意侵害公民的權益時，“國家”就由公民的保護神變成公民的敵人，這些國家的國民也就不可能“自發”地“愛國”，在國家處於緊急狀態時很少有人會心甘情願地為之付出生命和鮮血，對國家的興衰存亡麻木不仁，在外敵入侵時臨陣脫逃，“第五縱隊”和民族內奸批量湧現。
英、美兩國是“家”“國”關系最和諧的國家。
在和平時期，國家是最忠實的公民家族利益保護神，公民在尊重國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把追逐自身的家庭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時按財產比例納稅以增長國家利益。國家主要履行服務者、仲裁者和保衛者的角色。在國家處於戰爭時期或緊急狀態時，公民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毫不猶豫把自己的家族利益貢獻於保衛祖國和拯救災難的偉大目標。
英、美兩國的公民在關鍵時刻自發把國家利益置身於家族利益之上的民族品格稱為“英雄主義”。
英、美兩國公民的“英雄主義”在二戰時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舉世聞名的“敦克爾刻大撤退”，四十萬英國遠征軍在戰無不勝的德國機械化軍團的圍攻下面臨滅頂之災，丘吉爾內閣在勝利無望的情況下決定把遠征軍撤回英國本土。但撤軍計劃執行起來面臨巨大的困難，除了德軍的空襲危險外，政府能夠動用的渡船數量遠遠不夠，最樂觀的估計也只能撤回四萬人。當時英國本土幾乎沒有什麽陸軍，撤回來的四萬遠征軍根本無法承擔抗擊德軍入侵的重任，英國處於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
在國家危亡的關鍵時刻，英吉利海峽周邊的英國人自發行動起來，冒著炮火把自家的私人船只駛往敦克爾刻去搶救英國遠征軍，富人家族把造價高昂的豪華遊船也開上了火線，許多英國船主為此獻出了畢生的財富甚至生命。在英國公民的自發努力下，三十四萬英國遠征軍得救了，希特勒登陸英倫三島的計劃也因此成了泡影，英國人在關鍵時刻迸發出的“英雄主義”拯救了大英帝國。
如果沒有英國人的“英雄主義”，希特勒極有可能在倫敦制造第二個“南京大屠殺”。
日本人當初之所以膽敢挑戰力量比它大出十倍的龐然大物美國，悍然發動“珍珠港突襲”，就因為他們忽視了美國人身上潛藏的“英雄主義”。日本人錯誤地認為美國人只在乎賺錢作生意，為了不受幹擾地向交戰國出賣軍火大發戰爭財，美國人寧願放棄國家尊嚴。日本一旦和美國開戰，美國人很難在短期內動員起來，因為普通美國人都忙著做生意賺錢去了，在國家采取強制力之前不會主動放棄發財的機會上戰場拋頭顱灑熱血。等到美國人好不容易動員起來時，日本軍隊已經取得了足夠的戰果，贏得了對美作戰的壓倒性優勢。珍珠港奇襲發生後，形勢大大出乎日本人的意料，美國人不但動員起來了，而且動員得很快，主動報名服軍役的美國人超過了政府預計的幾倍。一個充分動員起來的美國不是日本人對付得了的，日本的災難來了。
中國幾千年的極權專制體制造就了忠於一姓或一個政治集團的傳統，國民心目中的國家民族意識相當淡漠。直到十九世紀末，絕大多數中國人意識里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觀念，國人意識里的“國家”就是皇族和官僚集團，忠於皇帝忠於上司就是“愛國”的表現；否則就是“國賊”。當皇帝和官僚集團對國家民族擁有強烈的責任心，代表絕大多數國民的利益時，忠君愛國也許有部分愛國的成份；但當皇親國戚文臣武將只注重自已小家族的利益，利用職權掠奪民財，把公共財富轉為私有時，皇帝官僚就是國家民族的主要敵人，忠於這幫人才是真正的“國賊”。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南宋初年的秦檜，他是忠於皇帝的，可皇帝老兒為了維護自己的皇位寧願和侵略者結盟屠殺民族英雄，把半個中國送給侵略者，所以秦檜是真正的“賣國賊”！
中國在上世紀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但由於極權專制意識在國民心中根深蒂固，國民很難把“忠君”和“愛國”這兩種絕然不同的概念區分開來，傳統的官場就是一個很生動的例證。很多官員只忠於那些提拔自己的上司，可很少有人想到忠於國家和民族。當自己的上司成為禍國殃民的貪官庸官時，忠於上司無疑就是為虎作倀的“國賊”了。
與國家意識淡漠相對應的是：中國人的家族觀念則表現為不可思議的濃厚。這里依舊以官場來說事：很多官僚為官一任，首先想到的不是造福國家和百姓蒼生，而是利用職權為自己的家族和親友謀福利，大搞裙帶關系。最後他治轄地的絕大多數百姓被掠奪成赤貧；而他的親族則率先進入“小康”甚至“共產主義社會”。在一個貧窮落後的群體里富人是不安全的，他們以權謀私聚斂的財富隨時都面臨被暴力搶劫的危險，甚至連生命也搭進去。
把家族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一連串的不幸，尤其是在國家處於緊急狀態時，這種不幸就演變為深重的災難。與英國敦克爾刻大撤退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抗戰初期的南京“下關爭渡”，十萬城防兵在國難當頭時不拼死抗敵，在兵力占劣勢的日軍進攻下節節敗退，才一天時間就被日軍突破了防線。誓言要與南京共存亡的城防司令唐生智在關鍵時刻竟然腳底抹油，丟下他的士兵爭先當了逃兵，臨走時居然忘了向絕大多數官兵下達撤退的命令，並且還沒忘記讓異常緊缺的渡船載上他的小轎車！十萬城防兵因此象被遺棄的羔羊一樣淪為日軍大屠殺的對象。在供軍隊撤退的南京下關碼頭，與英國人紛紛把自家船只開赴火線搶救遠征軍相對應的是：南京有條件逃命的市民紛紛帶著自己的親眷和財產湧向下關碼頭，成百上千的市民被爭道的自己人踐踏至死。只顧家族不顧國家的國民是不可能組織勝利大逃亡的，絕大多數爭相逃命的軍民被日軍堵住了，成為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批死難者……
二十世紀上半期的中國，代表國家的北洋軍閥政府和國民政府打著“國家利益”的旗號肆意踐踏國民的天賦權力，權力人物以權謀私，掠奪國民的私人財富，“國家”由公民的保住神變成公民的敵人，公民的“愛國熱情”也因此大受影響。結果在日本進攻中國期間，漢奸兵團的規模從來都超過了日本兵團的規模，並且在屠殺中國人時打頭陣。抗戰前期，不少中國軍團一潰千里，軍人成建制臨陣脫逃或叛變投敵；你聽說過美國軍人成建制逃跑或投敵的事件嗎？
…………
新世紀的今天，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依舊沒有從家族利益的狹隘小圈子里走出來，依舊把家族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官僚集團任人唯親，損公肥私，在為自己的家族謀福利時不惜損害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一步步向危險邁進還自詡為精明能幹……

中國人該到了淡化家族觀念的時候了！


二00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26.改革開放與職業道德

我們是失去信仰的一代，我們的價值取向也出現了空前的混亂。傳統的職業道德大多被“改革開放”掉了，人性一天天向動物化趨進，堅守社會良知和人生準則的志士仁人一天天被孤立，無恥之徒眾星捧月，社會經常出現“傻子嘲笑聰明人”和“錯誤指責正確”的鬧劇……



前年去湖北黃梅檢查工作，下榻在當地最豪華的皇家大酒店（對口單位預訂的房間），去餐廳吃飯時意外地看到八個和尚在鄰桌狂飲大嚼，桌上擺滿了高檔菜肴，連喝的酒也是知名品牌“劍南春”。那些和尚邊喝酒吃肉邊放肆調笑，聽談話的內容知道他們全來自黃梅五祖寺，那可是中國最叫得響的佛教聖地--舂米僧六祖慧能的修行之所。電影《木棉架衫》就是根據五祖寺的故事拍攝的。和尚除了物質生活“現代化”外；精神生活似乎也很“現代化”，其中的幾位口袋里不時響起了手機“彩鈴”聲，聽他們回話的語氣對方顯然是位“娘門”……
看到幾位和尚在那里大肆揮霍，我心底頗有點憤憤然：這幾位揮霍的錢從哪里來？還不是心存天良的善男信女捐給菩薩的？他們利用佛祖的名義從好心人手里騙來大把的錢鈔，然後昧著良心揮霍掉，如此踐踏信徒的善意，這樣的和尚還配呆在寺院里嗎？
轉念一想：我自已不一樣在這里大吃大喝嗎？我超標準吃喝住宿的錢是哪里來的？還不是揮霍納稅人的錢？納稅人的錢應該用於“社會福利，公共工程，公共事務管理，社會治安，國防安全……”等造福百姓蒼生追求國家富強民族進步的事業，而不是用於公務員吃喝享樂的。在“皇家大酒店”里超標準食宿的公務員還配“人民公仆”的稱號嗎？
當我在同事面前表現出自己的“憤憤然”時，他們的表現竟然是大大的不以為然：現在都什麽時代了，和尚還有必要遵守傳統的清規戒律嗎？各行各業都在“改革開放”，和尚幹嗎就不能“改革開放”呢？這幾位和尚吃點喝點算什麽，你沒看五祖寺方丈的闊氣派頭，他的方丈室裝璜得象皇宮一樣，那才叫你大開眼界呢……
懷揣著心中的疑問，那天下午我去五祖寺觀光，並想法進入了方丈室。那是什麽得道高僧修行的地方？簡止是一座供人奢華享樂的現代化豪宅！具體的情形我就不細說了，各位有興趣者不妨親自去五祖寺看看。
走出五祖寺山門後，我心中的困惑是可以想見的：中國什麽都在“改革開放”，難道和尚吃肉喝酒玩女人，方丈養尊處優也算是“改革開放”？
無獨有偶，一直是中國人引為驕傲自豪的第一號佛教名剎少林寺方丈釋永信近日也發出驚世駭俗的高論：少林寺以創收謀發展是必然道路！此公在接收中新社記者采訪時說：“少林寺要想維持生存並發展壯大，只有通過我們的雙手去創收所得，這完全符合中國的社會制度，也是一條必然的道路……”
眼花繚亂的武打片里少林寺方丈的形象都是德高望重安貧樂道的，無論外面的世界怎樣紙醉金迷，少林寺的和尚們都一如既往地暮鼓晨鐘吃齋清修，自覺抵禦外面花花世界的誘惑，堅守心靈的凈土。今天的方丈思想開放到那種程度，讓我等不通世情者驚駭得連嘴巴都合不上，原計劃春天上少林寺清修一段時間，借此提升自身道德境界的計劃只好取消。
釋方丈說話的口氣和所用的詞藻與紅頭文件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得道高僧竟然擁有如此高的政治嗅覺，在少林寺應該是前無古人了。此公是全國人大代表，一九八七年升為主持時只有二十二歲，來少林寺修行滿打滿算也不到六年，應該是“與時俱進”的一代典範，因為一九八七年是倡導領導幹部年輕化最響亮的年份。
改革開放顧名思義：就是變更與文明進步不相適應的過時體制；打開封閉的國門學習西方先進國家的文明成果。可和尚吃喝嫖賭是從西方學來的嗎？西洋人的生活水準較之半個世紀以前提高了很多，可他們牧師的生活水準好象沒和世俗人一樣水漲船高，他們依舊遵守半個世紀以前牧師必須遵守的清規戒律。
改革開放的宗旨是提升中華民族的文明水準。物欲橫流和拜金主義則是改革開放的副產品；而不是改革開放的目的。“物欲”和“拜金”屬精神污染的範疇，把高消費和超前享受當成“改革開放”，無疑是對“改革開放”的悲劇性誤讀。
改革開放無疑是有利於國家富強民族進步的政治策略，可歪嘴的和尚經常念錯經，再好的文明成果到了某些人口中也會變味，不可避免地帶有“中國特色”，反把“念錯經”帶來的惡果歸罪於“改革開放”。
宗教的宗旨是提升人類的道德境界，使人在敬畏上天之余抵禦“動物性本我”的誘惑，清心寡欲銳意向善，不做傷天害理和損人利己之事，使人與人之間能夠相互尊重和諧共處。佛教更是一個抗拒物欲的宗教，“戒淫欲、不飲酒、不殺生、不食葷腥”是每個僧尼必須遵守的清規戒律。這些清規戒律不因外面世界的物質生活水準而變化，更不能因為“改革開放”而不要這些清規戒律，否則你就不是和尚尼姑。你可以選擇不當和尚尼姑，但不能選擇不要這些清規戒律。至於“創收斂財”更是與佛教教義水火不相容的，豬八戒連在耳朵里藏區區四錢銀子都被認為是對佛祖的褻瀆，就更不用說利用佛教聖地大肆盤剝信徒錢財了。佛教寺院之所以建在遠離塵世的深山老林里，就是為了讓僧尼盡可能遠離俗世物欲的誘惑，不受幹擾地修身養性。如果以“改革開放”的名義給和尚配備手機等現代化信息工具，他們又怎能不受幹擾地修身養性？配備手機的僧尼又何必呆在寺院里裝模作樣地“清修”？因為寺院的第一功用就是把僧尼和物欲橫流的俗世有效地隔離開來，使僧尼少受外界的誘惑。現在手機把僧尼的心靈和外面的世界融為一體，佛院的高墻對他們來說還有什麽意義？
令人痛心的是：佩帶手機在僧尼群中已經成為一種時尚？如來佛祖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如果把現代化的室內裝璜引入方丈室，方丈就把自己的道德水準降到和普通俗人一樣的境界，就不再是什麽德高望重的高僧，更不配讓善男信女頂禮膜拜了。
至於那些吃肉喝酒玩女人的和尚不但是佛院的蝥賊；還是危害民族精神的騙子！

有些行業永遠也不能“改革開放”的。
我想起了上世紀發生在美國某所大學的一場論爭：政務官可不可以有悱聞權？
眾所周知美國社會和中國不同，美國的普通公民只要沒觸犯法律，和什麽人發生性關系；和多少人發生性關系，有多少婚外情都是公民個人的私事，外力不得幹預。可政務官則不同，政務官在任期內不得有緋聞，不得和妻子以外的任何女人有不正當的性關系，否則就得下台……
讚成政務官有緋聞權的一方認為：政務官也是人，應該擁有和美國公民一樣多的民主權利。普通美國公民有緋聞權，政務官幹嗎不能有？這不是對政務官的職業歧視嗎？
反對政務官有緋聞權的一方認為：美國憲法規定每個公民在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時，不能侵害他人的民主權利。政務官因為職務的特殊性，如果他行使普通公民擁有緋聞權，就有可能侵害到他人的民主權力。例如政務官如果看上了某個女人，但那個女人看不上他，他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職權作籌碼去透迫那個女人就犯。這樣他一方面侵害了這個女人的民主權利；同時又侵害了大多數公民的民主權利。因為他手中的職權是公民委托給他的，他濫用這份職權就是對公民民主權利的踐踏……
反對方的理由無疑更有說服力！
所以政務官因為職位的特殊性，應該擁有高於普通公民的行為規範，不能制造緋聞是政務官的職業道德。如果你想過得浪漫風流一點，那就從政壇走開，別吃政務官這碗飯。
職業道德就是高於大眾法律約束的行為規範，是某些職業的特殊性決定的。一個人有不從事某項職業的自由，可一旦進入職業門檻就得遵守該行業的職業道德，否則就會被該行業掃地出門。例如法律並沒有硬性規定每個公民都必須學完必修的大學課程，但如果在校大學生拒絕修完必修的大學課程，該大學就有理由將他掃地出門。
去年無意看到一則央視新聞，說的是一個女大學生在校期間和一個網吧老板同居生子，經常曠課缺課，考試幾門功課不及格，該大學因此開除了她的學藉。後來該女生聽說法律規定大學生可以結婚，就去控告該大學侵犯了她的人權，很多電視觀眾都成了女學生的同情者。大學開除此女生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此女生是否結婚生子，她經常曠課缺課，幾門功課不及格都夠被開除的條件。雖然該女生的行為沒有觸犯法律，但她的行為違犯了大學校規，沒有遵守大學生的職業道德，該大學有充分的理由掃地出門。如此顯而易見的道理居然在社會上引起觀念混亂，中國人的價值取向真個有引導和理順的必要了。
例似僧尼和政務官的特殊行業還有很多。
教師是一個特殊的職業，因為職業的特殊性，教師要想作到為人師表，就得設置一定的道德底線。本人認為中小學教師的職業道德至少有兩條：一是不能和自己的學生談戀愛，無論對方是否過了十四歲；二是不得收受學生或其家長除禮義性之外的有價禮品。中小學學生無論年齡是否過了十四歲，她們在老師面前心理上還是一個孩子，當老師向她們提出不正當要求時短時間內都會顯得不知所措，人在不知所措的時候多半會屈從於某種無形的壓力，倉促之間幹出違背心願的行為。所以老師和中小學生談戀愛從本質上講都是誘奸幼女，即使對方過了十四歲也是一樣。至於教師收受學生或其家長的有價禮品，會給學生提供一個不好的行為樣板，毒害學生的品行。一個教師一生會教很多學生，其負面影響會危害相當大的一批人，比農民工人收受他人有價禮品的危害性要大出百倍。如果某教師認為此職業道德有歧視性；就如和尚報怨不能吃肉喝酒結婚生子一樣荒唐。你可以選擇不幹教師這一行，但不能當了中小學教師還和自己的女學生在花前月下海誓山盟。
醫生也是一個特殊的行業，其職業道德至少應該有“不得收受病人或其家屬紅包”這一條。因為醫生一旦養成收受“紅包”的習慣，當病人沒有送“紅包”時，就有可能對病人進行消極治療，延誤病情甚至危害生命，成為變相的“職業殺手”。
至於執法人員利用職權收受執法相對人的錢財或有價禮品，其危害性就是“黑白顛倒”和“獎惡懲善”等動搖社會根基的“大害”了。他們應該遵守的職業道德就遠多於教師和醫生。
我們是失去信仰的一代，我們的價值取向也出現了空前的混亂。傳統的職業道德大多被“改革開放”掉了，人性一天天向動物化趨進，堅守社會良知和人生準則的志士仁人一天天被孤立，無恥之徒眾星捧月，社會經常出現“傻子嘲笑聰明人”和“錯誤指責正確”的鬧劇……中國人怎麽了？我們該向何處去？


二00七年三月一日



27.女人心靈偶像與民族價值取向

一個民族某階段的女人心靈偶像最能反映這個民族的群體價值取向。猶太女人的心靈偶像是“學者”說明這個民族對知識、智慧和獨立人格的尊重。中國女人輕視學者、迷戀權貴明星大款的現象也是今天的中華民族價值取向的最直接反映。


近幾年一直在研究猶太民族，這個在強敵環伺的絕望處境下受到最不公正待遇且幾次頻臨滅絕的弱小民族，居然以全球千分之三的數量贏得了全球三分之一諾貝爾獎，創造了基督教、共產主義和原子彈等決定人類歷史進程的三大傑作，成為人類智慧的寶庫，並最終贏得全人類的普遍認同和尊敬，本身就是一件最值得中華民族借鑒的奇跡。
猶太智慧是猶太民族留給人類最寶貴的精神財富，猶太女人智慧里有很重要的一條：
“找個學者做丈夫！”
也就是說猶太女人的心靈偶像一不是富人，二不是當官的，三不是歌星影星，而是擁有過人智慧和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
一條貌似平淡的女人智慧，也許正是這個民族以弱勝強並最終脫穎而出的秘訣所在。
一個民族某階段的女人心靈偶像最能反映這個民族的群體價值取向。
猶太女人的心靈偶像是“學者”說明這個民族對知識、智慧和獨立人格的尊重。
下面再來看看中華女士的心靈偶像：
中華女士的心靈偶像在短短半個世紀的時間內經歷了幾次歷史性的變遷。
建國初期是戰鬥英雄；
反右至文革時期是“紅五類”，尤其是解放軍；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大學生，科學家；
…………
今天的中華女士心靈偶像是什麽？
一不是勤於思考的學者科學家；二不是勤奮務實的體力勞動者；而是明星大款！是達官貴人！總之不是有“錢”的就是有“權”的。
當成千上萬的妙齡少女成為狂熱的追星族；當董事長、總經理的“二奶”隊伍陣營堂堂時，二十年前少女的心靈偶像、曾經證明出“哥德巴赫猜想”的陳景潤教授日益被國人描述成“有難以容忍的怪僻、嚴重神經質、不配擁有女人和家庭”的“怪人”。
部分中國人對自己不理解的人和事，尤其是那些遠遠超越時代、點燃未來文明火花的“超人異事”往往極盡詆毀揶揄之能事。
我的中學教育正值改革開放初期，那時最景仰的人物是科學家文學家，教科書里也有很多中外科學家的“獨立特行”，記憶中最深刻的“事跡”是牛頓當新郎的故事：說的是牛頓結婚那天，腦海中突然湧出了奇思妙想，於是不辭而別，在眾人面前神秘消失了，一頭栽在實驗室里著魔似地做起實驗來，把新娘和賓客忘九霄雲外去了。當人們發現牛頓失蹤時就四處找他，直到深更半夜才有一個熟悉牛頓性情的賓客想起了實驗室，可直到此時牛頓仍拒絕履行新郎的“職責”，讓新娘守了一夜空房……
結婚應該是一個人的終身大事，在普通人心中絕對比實驗室重要，可牛頓居然在大喜之日呆在實驗室里把新娘給忘了？這樣的“怪僻”足以驚世駭俗，可英國人並沒有揶揄嘲弄他，相反當成可資驕傲的名人軼事廣為傳揚。尤此可見這個民族對知識智慧的尊重和對學者的寬容，也難怪工業革命率先在英國發生了。
上面這個故事如果發生在今天的中國，不但新娘會一氣之下回了娘家，丟下一句“讓牛頓和實驗室結婚去”的狠話，絕大多數國人也會認定牛頓吃錯了藥，是“書呆子”，不配結婚成家，哪個女人撞上他哪個倒大楣……至於牛頓為了科學忘了自我的偉大情懷也許沒有幾個中國人能夠被感動。
由此可見我們民族的價值取向與猶太民族正好相反：“學者”在今天的中國也許是最沒有女人緣的人；知識、智慧和獨立人格在中國從未得到應有的尊重。知識、智慧都是為“權”和“錢”服務的，而不是“獨立人格”的源泉；如果知識、智慧不能換來“權”和“錢”，在絕大多數國人心中就會不值一提。
難怪擁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龐大民族迄今只有區區七人獲得諾貝爾獎（楊振寧、李正道、丁肇中、李遠哲、朱棣文、崔奇、高倉健），並且全在海外，都沒取得中國國藉？
今天的中國炙手可熱的新聞人物不是達官大款就是歌星、影星、笑星和體育明星；為國家民族作出巨大貢獻的科學家文學家的命運則越來越寂寞。當從“神洲五號”上勝利歸來的宇航員贏來萬眾歡呼喝彩時，貢獻比二人大出百倍，把“神洲五號”送上天的那些科學巨匠的名字可曾有哪個國人聽說過？當數以千計的美女們爭先恐後為明星大款奉獻“心靈”直至“肉體”時，可曾有哪個少女為科學家失眠過？
好象一個也沒有！
這是中華民族的真正悲哀所在！
一個民族的真正財富不是“權”和“錢”；而是知識和智慧！
一個世紀以來，知識和智慧唯有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得到了有限的尊重，擁有知識的大學生也因此成為少女優先考慮的擇偶對象（八十年代初的大學生錄取率只相當於參考生的百分之四，能進大學校門者多為名副其實的知識精英）；似乎要打一輩子光棍的“書呆子”陳景潤也因勢利導找了個美女做老婆。雖然“大學生”和“學者”之間有一定的距離，大學生除了擁有知識外並不都擁有過人智慧和獨立人格，而學者則一定擁有過人智慧和獨立人格，但大學生畢竟是與學者距離最近的群體，尊重大學生在某種意義上也就等於尊重學者。
所以上世紀八十年代是近一個世紀中華文明進步最快的時代！
遺憾的是那個時代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中國社會對“學者”的輕視在很大程度上是體制造成的。在一個壓抑、盲從、向政治權利媚俗的社會土壤里，傑出的學者要麽難於取得成果；要麽成果得不到社會的承認；更多的學者則被迫成為“政治奴才”或“自覺主動”的“權錢幫閒”。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錢學森現象”，被譽為中國“導彈之父”的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先生1958年曾在《大眾科學》和《中國青年》雜志上發表文章，聲稱糧食“產量可以無限地增加”，為“大躍進”和糧食產量“放衛星”作了“科學的背書”……
因為中國學者被體制的力量高度扭曲了，其形象也就不容易贏得社會的認同，一個不被社會認同的群體是不可能成為女人心靈偶像的。
中國女人輕視學者、迷戀權貴明星大款的現象也是今天的中華民族價值取向的最直接反映。傍權貴大款說明今天的中國是“權、錢主宰一切”的時代；追星族則折射出年輕一代“貪玩、缺少責任心、創造性和吃苦精神”……

上周無意間看到兩則網絡新聞：其一是某大學校花公開宣布非億萬富翁不嫁；其二是某名牌大學女學生給權貴大款當“二奶”的現象由個別走向普遍，由地下走向公開，擁有富豪情人竟然成了該校女生對同學炫耀的資本？

中國女人怎麽了？
我們的民族怎麽了？


二00八年元月七日


28.聽好話的“領導”與講好話的“部下”

當面善說“好話”者背後也善說“壞話”。當面勇於說“真話”者背後很少不負責任說三道四。絕大多數好話都是別有用心的。“真話”聽上去很象“壞話”；當面的“壞話”多半是“真話”。愛聽好話的領導造就了陽奉陰違的部下。愛聽好話的領導都自認為很“聰明”。

今天中國的絕大多數“領導”都喜歡聽“好話”，哪怕付出丟官破家的可怕代價也一樣要在“好話”里迷糊打轉。
忠言逆耳利於行，絕大多數“好話”都是別有用心的。如此淺顯的道理，“領導們”因何執迷不悟呢？
原因有三：
一是普通人都有愛聽“好話”的毛病，中國人對“好話”的偏愛則達到了匪夷所思所思的程度，連普通的阿拉伯數字也成了構造“好話”的元件。一個沒有任何命運暗示性的“8”，就因為與漢字“發財的發”拼音很接近，就成為多數中國人最偏愛的數字。手機號、車牌號里都想方設法多加幾個“8”，最好能與“1”連在一起，因為“18”就是“要發”。其實數字“8”在中國一再證明不是什麽吉利數字。我記得1976年是幾十年難逢一次的“閏八月”，那年發生了死人幾十萬的唐山大地震。今年的災難性事件好象也多與數字“8”聯系在一起。
二是中國現行的人事體制是“劣勝優汰”和“獎惡懲善”，多數基層“領導職位”都是行賄買來和跑關系要來的。關系與能力德操通常成反比，靠跑關系升上去的“領導”通常都缺少必要的智商認識到“好話”會與“別有用心”連在一起。
三是中國現行官僚體制造成了領導與民眾的“利益”背道而弛，民眾有用“好話”忽悠領導的內在動力，但缺少必要的熱情冒著得罪領導的風險進諫對領導有利的逆耳忠言。
對領導進獻“好話”最多的自然是他的“部下”。
“部下”評價“領導”的“話語”在當面和背後則有相當大的差別。
今天的中國官場有一個亙古未有的怪現象，幾乎所有的“部下”都不會向“領導”進諫逆耳忠言，中國歷史上犯言直諫的故事早就成了“冬天里的童話”。絕大多數部下都會挖空心思當面向領導進獻甜得發膩但不值一分錢的“好話”，即使是必須提意見的場合也是“領導工作起來不注意身體……”之類更肉麻的奉承。
與“當面說好話”相對應，“部下”在背地里則極少說領導的“好話”。那些當面好話說得最多的部下，背地里說領導的“壞話”也最多。“好話部下”背地里也有說領導“好話”的時候，但條件是他認為談話的對象能把他的聲音“上達天聽”。如果他認為談話對象不具此功能，那張嘴背地里就只能發出烏鴉的聲音。
基層公務機關最常見的現象是：領導在大會上就自已的某個決議征求部下的意見，部下異口同聲地擁護讚成；可等到散會後部下回到自己的崗位，轉眼就對剛才擁護的決議滿腹牢騷，抱怨提出此決議的領導不是“蠢”就是有“私心”。
上世紀末我的家鄉縣發生了這樣一個故事：新任縣委書記派公車司機去接自己的親屬，通常情況是司機都要比約定時間提前到達指定地點，因為縣官是得罪不起的。可那次司機竟然比約定時間晚了幾分鐘，害得縣官親屬反過來等司機。這在常人也許不算什麽，可縣官親屬卻感到莫大委曲，因為她人生的相當長時間內都是司機提前等在目的地畢恭畢敬迎接她。她一怒之下在縣官面前告了一狀，若是常人也許不以為然，可縣委書記也一樣震怒了（我理解不了一個縣官會為這點小事發怒）？當即找來分管機關工作的領導，要求炒那位司機魷魚。分管領導當著上司的面一樣表現出對司機的怒不可遏狀並堅決擁護開除此司機；可一離開書記辦公室，就把此事添油加醋張揚出去，說新來的縣委書記太霸道太小家子氣了，連個生產隊長都不夠格，憑啥來我縣當“一把手”？當晚此事就傳到了城區的市民耳中；沒幾天全縣就家喻戶曉，新來書記的形象自此一落千丈……
我想起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周總理在黨的十大《政府工作報告》里評價偉大領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那句話：“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回顧“接班人”文革期間在公眾場合高喊“最高指示”高舉“紅寶書”：再聯想到接班人在自己圈子里炮制的“五七一工程記要”，總理這評價還真沒冤枉他。今天當面說好話的部下也許不會象接班人一樣企圖對領導下毒手，主要是“說壞話”。也許他們不是沒有“企圖”，而是沒有下毒手的條件，如果有條件還真的說不定。
造成部下當面背後分裂人格的始作俑者其實就是我們“領導”自己，因為他們的骨子深層喜歡這樣的部下。上有好者下必盛焉，所以“當面說好話，背後講壞話”，“當面喜鵲嘴，背後烏鴉嘴”的責任也不能由部下一方來承擔。
與那些當面無條件擁護背後說三道四的部下相反；個別當面向領導直陳自己異議，堅守職位良知的部下，背地里反而很少說領導的壞話。但這樣的部下在單位里多半很孤立，既為領導反感也為同事忌恨。

我想起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貞觀王朝，中國絕對空前的偉大政治家李世民創立的唯一消滅了貪污的王朝。那時中華民族的文明水準象今天的美利堅一樣在這個星球上無出其右，世界各地的人才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中國跑。
李世民最倚重的政治家是魏征，魏征最突出的才能就是犯顏直諫，也就是當著皇帝面說皇帝這里有毛病那里要改正，總之是對方不愛聽的“壞話”。
魏征在自己的職位上終其一生好象沒有當面說過李世民一句“好話”。
但李世民一直把魏征當成可以托付腹心的股肱之臣？
所以李世民比魏征更偉大；因為他任用了魏征！
所以李世民能成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無與倫比的偉大政治家！
魏征犯顏真諫的故事不用我在這里贅述，《新唐書》和大學歷史教科書里都有較為詳盡的敘述。
與當面說“壞話”相反，背地里魏征則說盡“好話”維護李世民的形象。唐太宗每接受一條逆耳忠言（包括其他大臣的意見），魏徵都在各種場合予以充分的宣揚，使唐太宗在朝廷內外得到一個虛懷若谷從諫如流的好名聲。不僅口頭上宣傳，魏征還辛苦著書立說使李世民的“光輝形象”能夠傳之後世。魏征親自參與編寫的《群書治要》、《魏鄭公諫錄》、《貞觀政要》收錄了他和諸大臣的大部分諫言和李世民虛心納諫的感人故事，李世民的在他的筆下成了一個智勇無雙、胸懷天下、腹容大海的曠世英雄！
…………
當面善說“好話”者背後也善說“壞話”。
當面勇於說“真話”者背後很少不負責任說三道四。
絕大多數好話都是別有用心的。
“真話”聽上去很象“壞話”；當面的“壞話”多半是“真話”。
愛聽好話的領導造就了陽奉陰違的部下。
愛聽好話的領導都自認為很"聰明".
喜聽“好話”聽不進“真話”的領導智商會下降，最終自食其果。


二OO八年八月十六日


29.女權主義的誤區

拋棄女人的長項，企圖在各體面崗位和男人一爭高下；不履行女人的家庭和社會責任，把適合女人幹的工作推給男人；執行性別上的“雙重標準”；對男人的優勢“視而不見”，對男人的惡習“心向往之”；嘲弄女人的美德，攛掇主婦走出家庭；從整體上否定男人，把男人當成“女權”的敵人。


（一）
我居住的那座小城因為缺少經濟機會和文化氛圍的緣故，居民嗜賭成癖。賭風之盛雖然在全國排不上名次，但實質性的嚴重程度絕對排得上中國前十名，如果小城的名字為全國人所熟知，那就應該超過“賭城”澳門躍居中國第一名。因為小城的“已婚公民”不沾賭的不到百分之五，且成繼續下降的趨勢；參賭的時間則占業余時間的百分之七十左右。這個比例別說中國，就是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
在百分之九十五的賭徒之中，已婚女士參賭的概率雖然略低於男性，占百分之九十左右。但女士參賭的時間則占小城賭博總時間的百分之八十！
小城的常住居民只有十萬人，但各種形式的賭場（主要是麻將館）則有一千多家。出入賭場的絕大多數是女人！白天在賭場聚賭的女士占百分之九十（男人多是無職業者和黑社會滓渣）；晚上則占百分之八十。
小城的職業人士平均月收入只有五百元，但賭資卻不小，其中女性尤甚。職業男士每場輸贏平均在三百元左右（黑社會頭目和貪官除外，他們每場的輸贏在萬元以上）；職業女士的輸贏平均數則在千元以上（職業女士的平均月收入只有300元）！
職業男士連輸幾場後大多會收斂一下，借貸參賭的人不多。女人輸光後則會紅眼，借貸上陣的大有人在。近幾年輸得傾家蕩產甚至輸掉兒女學費的幾乎都是女人！因賭博導致離婚的家庭，也都是女人惹的禍！
小城每年都要出幾樁因賭博導致家破人逃的慘劇。十年前制造慘劇的全是男人；近五年則全是女人！出人意料的是：毀在賭場的不是來自底層社會的女人（如賣笑女郎）；而是看上去漂亮自負的“上等女人”！
今天的男人都在感嘆近幾年女人的地位有了飛躍式的爬升，她們在掌握家庭經濟大權後，又逐漸替代男人成為主流的金錢揮霍者。小城近幾年最引人注目的風景就是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女子美容院”和“女子按摩院”等女人娛樂休閒的場所。做一套美容產品多在千元以上，最低也要五百元，周期只有一個月，也就是說女人每月花在美容上面的金錢相當於她們平均月薪（300元）的三倍以上。女人洗頭、按摩和洗腳大多選擇男人來侍候。結果“按摩院”里的“男服務生”成為男人最羨慕的行業，連在下也曾想過丟掉聽診器去為女士按摩洗腳。為男人洗頭的小發廊全被擠向骯臟狹窄的街區，洗頭費只區區五元錢，“家庭主男”們還舍不得常來洗，一周洗一次就算出手“闊綽”的男人了。“主男”們每月花在娛樂上的錢只相當於“主婦”的五十分之一。
我以為女人揮霍嗜賭是小城特有的現象。去年的冬季，我自費走訪了鄰近的二十多座城市，吃驚地發現這些城市也程度不同地存在類似現象，情況無疑比小城要好一些，但大把花錢的是女人；在賭場聚賭的絕大多數也是女人！
前年小城發生了一樁轟動全省的“賭案”，主角是一個年輕美麗看上去潔凈自持的少婦。她在信用社工作，丈夫在外打工。這個起初文靜自愛的“小女人”，在“煙賭同行”的鼓惑下涉足賭場，並很快被“放馬”者（在賭場誘導賭徒借高利貸的黑社會人員）牢牢盯上了（漂亮少婦是放馬者最理想的目標，她們不愁她還不起錢，到時可以強迫她用身體掙錢）。一年下來，少婦用各種手段挪用了四十萬元公款（她的月薪只有300元）投入賭場，全部血本無歸。等到案情暴露，警察去逮捕她時，她已從小城神秘地消失了。據消息靈通的人士透露，她被黑社會帶往一個遙遠的城市不分對象（對方是麻瘋病也得接待）賣身還錢！
無獨有偶，去年的夏天，小城公認最具才華的漂亮少婦B女士也因嗜賭欠下巨款，被公認“傍上鮮花”的“牛糞”丈夫告上了法庭，失去了體面的文化工作，在幾年前她一想起就會惡心的黑社會人士的挾制下去了遙遠的異鄉，沒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B 女士的出名是基於一篇標題為《女人為什麽不能幹男人的事》的作品。作品的主題是女人應該走出家庭，不再作男人的附屬品；應在社會各項各業戰勝並替代男人，和男人一樣“享受生活”，“男人能吃喝嫖賭女人為啥不能？”從而成為主宰社會的真正主人……
B女士是當今社會最具代表性的“女權主義者”，也是“大女子主義”思想的“偉大”實踐者，為女人的崛起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遺憾的是：B女士“努力的果實”竟然是如此地苦澀，本想提升的社會地位反而一落千丈，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從“陽光社會”墜入到“黑色社會”；從“自由人士”降格為“受挾制人士”。
B女士的悲劇也許被部分“女權主義者”當作社會對女人不公的另一生動例證。她們會爭辯說正因為現存社會對女人不公平，存在著許多禁止女人涉足的看不見的“藩籬”，存在著歧視女人的“雙重標準”，所以B女士的“努力”才會招致“男權社會”的“報覆”和“懲罰”，是男人主宰“社會”的更有力的例證……問題是如果B女士的行為發生在一個男人身上，女人會對這個男人群起而攻之；僅僅因為B女士是個“女人”，她的行為才招致部分“女權主義者”的同情。同一行為因為性別的不同而招致絕然相反的評價，“女權主義者”在指斥男人實行“雙重標準”時，自己是否也在犯同樣的錯誤呢？
如果B女士的行為已經遠離“女權運動”的初衷，日益與人類文明背道面馳，今天的“女權主義者”是否正在走入一個危害女性自身的危險誤區呢？
我認為“女權主義”的誤區是存在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二）
1、拋棄女人的長項，企圖在各行各業和男人一爭高下
男人和女人無論在生理或心理上都存在很大的差異，各自擁有自己的長項和劣勢，適合男人幹的工作並不一定都適合女人。且不說顯而易見的體力勞動男人占有壓倒的優勢，在抽象思維、管理、設計和工程技術等諸多方面男人也明顯優於女人。當然女人也擁有許多男人不可企及的優勢，在形象思維、服務、手工技術和語言能力等方面女人無疑是獨領風騷的，就更不用說布置家庭和養育孩子了。一個理性和諧的社會應該是社會成員各盡所長，相互取長補短，這樣社會整體才能創造出最大的價值，社會也因此循著健康穩定的軌道向前發展，人類文明也會在整體上不斷得到提升。如果某一群體拋棄自己的長項，去從事別人得心應手而自己力不從心的工作，就會損害社會的整體創造能力，社會的和諧穩定就會受到破壞，人類向文明邁進的步子也會因此放慢甚至出現倒退。在兩性分工上，傳統的“男耕女織”社會使人類擺脫野蠻走向文明，也贏來了女性世界的真正解放。今天的女人活動領域比她們的先輩無疑要廣闊得多，女人在越來越多的領域開始展現並發揮出男人不可比擬的優勢。當上世紀中期西方的“女權主義者”企圖在社會的多數領域戰勝並替代男人時，她們遇到了真正的困難，在付出巨大的努力之後仍然敗下陣來。“女權主義者”在某此領域的失敗不是因為男人世界的阻撓，而是基於自身生理心理上不可克服的劣勢。西方“女權主義者”在付出了沈重的代價之後，終於承認男人在某些方面的優勢是女人無法替代的，承認“性別分工”不是歧視女性的結果，而是建設“和諧社會”所必須的。當西方的“女權主義者”變得聰明起來時，中國的部分“女權主義者”卻在犯同樣的糊塗，她們試圖變更和諧社會的運行模式，企圖把男人從被認為有“主宰權力”的“體面崗位”上擠出去，然後自己坐上去。她們的努力在社會上還未取得決定性的成功，但她們對社會的組成“分子”--家庭卻施加了革命性的影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傳統由丈夫掌握的家庭財政鑰匙悄悄地滑落到妻子手中，絕大多數的家政開支權力由妻子掌管。先前是男人掙錢，女人管錢，男人花錢；今天則是男人掙錢，女人管錢和花錢。財權是家庭的最大權力，當女人掌握了家庭財權時，就成為家庭的真正支配人物。
女人掌管家庭財權是否進步合理我不敢斷言，但我總感覺到女人在花錢方面比男人缺少計劃性，具有更大隨意性。通常情況下，男人在進商場之前就已決定要購買什麽；女人在進商場後才決定要買什麽。理財的關鍵是要有“計劃性”，最忌諱的則是“隨意性”，所以女人不見得比男人更會理財。更要命的是：女人花在商場里的時間比男人要多出五十倍以上，所以女人多半有“購物欲”，經常把丈夫掙回的血汗錢不加思索地投進商場的錢櫃換回一大堆不必要的東西。所以今天的女人比男人更具有“亂花錢”的傾向。
男人在社會上已被一千次地證明比女人更會“理財”，所以各大公司的財務總監多為男人。同樣是理財，家庭和社會並無太大的區別，所以女人掌管家庭財權似乎不應該是“合理進步”的。女人掌管家財的唯一理由也許是：女人代替男人成為家庭的真正主人！
格林童話里有這樣一則故事：老鼠、喜鵲、和香腸組成一個“家庭”，起初各自依據自己的特長進行家務分工。老鼠挑水，喜鵲拾柴，香腸做飯（香腸待菜湯煮好後自己從湯里穿過就算加油和調料），一家子過上了美滿幸福的生活。一只黃狗嫉妒它們，就挑唆正在外出拾柴的喜鵲說分工不公平，喜鵲承擔的勞動似乎最艱苦。喜鵲聽信了黃狗的教唆，回家後要求重新分工，結果香腸出外拾柴，喜鵲挑水，老鼠做飯。分工的第二天，香腸出外拾柴，大半天才爬了一尺遠，離山林還有幾十里，被等候在路旁的黃狗吃掉了；老鼠在菜湯煮好後，模仿香腸的方式鉆進煮沸的湯鍋里給菜湯加油，被滾沸的湯水燙死了；竈膛里的火苗漫出來，把廚房燒著了，喜鵲挑水救火，被火焰燃著了翅膀，幾分鐘之後成了一只“烤鵪鶉”……
部分“女權主義者”的行為，似乎在制造又一個老鼠、喜鵲和香腸的故事。

2、不履行女人的家庭和社會責任，把適合女人幹的工作推給男人
“女權主義者”的這一誤區和第一條是一脈相承的。她們企圖在有支配權力的“體面崗位”上替代男人，同時又企圖把適合女人幹的被認為處於“附屬地位”的“非體面工作”推給男人。女人由於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局限，沒有能力把男人從所有的“體面崗位”上擠下去，當她們從事男人的工作力不從心時，就在自己的“崗位”上消極怠工，不履行自己的家庭和社會職責。最突出的表現是傳統由妻子承擔的家務越來越多地轉到丈夫手上，男人洗衣燒飯帶孩子成為“現代化中國”的一大景觀。問題是男人在為妻子“主內”時，女人並沒有相應的能力和熱情為男人“主外”，支撐門戶的重擔依舊沈甸甸地壓在男人丈夫的肩上。女人從家務上解脫出來後並沒有多少人去幹正經事，大多是賭牌享樂亂花錢。無怪乎那些“家庭主男”們在辛苦操勞之後，面對著還沒成為主男的大老爺們投過來的揶揄目光，只好自我解嘲說男人“懼內”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下崗”是今天的中國人最最痛苦的體驗，女人下崗的概率則比男人高得多。一個家庭妻子下崗後，支撐家庭的重擔就全落在男人頭上。男人對妻子下崗並沒有太多的傷感，極少的男人因為妻子下崗而提出離婚的（女人則容易因為男人下崗而出言不遜）。男人真正的“傷感”是妻子下崗後，不但沒有象日本女人一樣在家操持家務，把家庭布置得浪漫溫馨，給在外為家庭生計奔波操勞的男人提供一個休息放松的港灣；而是大部分時間不在家，不分晝夜地泡在“麻將館”里，家務沒人幹，把家庭搞得象“難民收容所”一樣。男人自己則被同行譏諷為“四等男人”（一等男人家外有家，二等男人家外有花，三等男人下班回家，四等男人下班回家她不在家）。

3、因為性別的原因執行“雙重標準”，推行另一種形式的“性別歧視”
去年的春天，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四月天論壇”上轉載了在下的系列歷史論文《歷史在這里哭泣》。隨機剪貼的資料畢竟有限，內容的斷裂和不完整是在所難免的。為了不讓讀者誤解我著述的初衷，就注冊登錄了這家網站，把遺漏的文字逐一補貼上去。當我把《封建王朝的權力女人》這篇文章補貼上去時，沒想到給在下惹來了不小的麻煩，招致女性讀者的群體圍攻。
“四月天論壇”是一家主要由女性網民建立的網站。《封建王朝的權力女人》這篇文章有一個專門章節是關於女性公民的“典範”武則天的論述。出於學術上的嚴謹和治史的公正，我沒有象當前流行的三流影視劇一樣“美化”武則天。在肯定她的絕頂聰明、用人之明和納諫之量的同時，對她的殘暴冷血、踐踏人權、刑迅司法、鼓勵告密陷害和任用酷吏特務等等損害中華文明的惡政給予了無情的抨擊。女性讀者知道真實歷史的不多，她們心目中的武則天是影視劇里那位經過不負責任的劇作者高度美化的女英雄。她們看到心目中的“偶像”成了我筆下的那個樣子，感情上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對我的口誅筆伐也在情理之中。下面有必要把她們的駁斥列舉幾條供讀者參考：
（1）、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唯一能戰勝並統治男人的女人。因此武則天是絕對偉大的，是女人的驕傲。我把武則天描述成“邪惡女人”是對女人的否定，有潛在的大男子主子傾向。（回覆：我並沒有全盤否定武則天，在否定她“暴虐”的同時也肯定了她的“美政”。我抨擊武則天的“暴政”並不因為她是一個女人，而是“就事論事”，如果男人幹了她那樣的事，我的文筆會更加辛辣刻薄。我在《中國歷史上的暴君》這篇文章里揭露的幾十個皇帝全是男人，武則天還不排在其中。我並沒有因為自己是個男人對這些男性暴君意存袒護；女性讀者也不能因為自己是個女人而虛飾她的“暴政”。）
（2）、武則天謀殺皇後、殘殺親生兒子的行為有不得已的苦衷，不這樣做就不能鎮壓反抗，自己的皇位就不穩固，因此用殘暴手段來維護統治是英明且必要的。（回覆：武則天用無情的極端手段來對抗反對她的人在那個時代也許是必要的，但把落到她手中已沒有任何危險的獵物施以殘酷地折磨就談不上“英明”了。如王皇後是她的恩人，為了謀奪皇後的尊貴位置向恩人下手有“不得已而為之”的理由，但把恩人砍斷手足投入酒缸任其哀號而死就只能顯示武則天的有虐待狂的血質，因為完全可以讓王皇後用體面的方式去死。男人也有為了名利向恩人反噬的，但對失敗的恩人很少殘酷折磨的，而是讓其體面地去死。）
（3）、武則天是英明仁愛且至情至信的，你文中說的那些暴政全是蓄意捏造，武則天絕不會幹那樣的事。（回覆：你心目中的武則天可能來自影視劇，劇中的武則天是經過高度美化的“藝術形象”，那不是真實的歷史。我文中的情節全來自真實的史料。影視劇不但會美化女人，也一樣會美化男人。如乾隆皇帝的形象在相關影視劇中就被高度美化了，可我一樣把他描述成浮華虛誇，好大喜功的無道君王。我真實再現武則天的“邪惡形象”並非因為她是一個女人。）
（4）、男人當皇帝可以三宮六院七十二妃，武則天幹嗎不能擁有“男寵”？（回覆：我在文中並沒有任何一個字句指責過武則天的私生活，你的質問顯然連“空穴來風”都算不上，叫我怎麽回答？）
…………
那幾天我就忙於分辯她們的駁斥，可女性讀者對我的回覆置若罔聞，繼續對我群起而攻之。她們顯然不在意我的文字，而在意我是一個“醜化”過“女人偶像”這一冤案，不管我怎樣分辯都不能改變我是“女人的敵人”這一事實。我知道繼續分辯下去是徒費口舌，只好從“四月天”逃之夭夭。
從上面的論爭可以看出：部分“女權主義者”很容易因為性別的原因執行“雙重標準”。一件惡行如果出自男人身上，男人和女人都會否定並聲討他；一件惡行如果出在女人身上，“女權主義者”往往會找出上千條互相矛盾的理由為其開脫袒護。社會上的一對夫妻離婚後，男人袒護男人的不多，可女人袒護女人的就比比皆是了。如果離婚案都由女法官來判決，男人可就倒了大黴（男法官偏袒的一般也是女方）。這種現象會導致另一種形式的“性別歧視”：只要你是“女人”，你就享有很多男人所沒有的“特權”，這些特權並非因為生理上的特殊性而必須享有的（如“例假”和生育子女的“產假”）。如果你是女人，你就可以“我行我素”而不用擔心輿論的譴責。貪圖享受不負責任的男人是男人鄙視女人憎恨的對象；可貪圖享樂的女人卻是女人羨慕和仿效的榜樣……
工作和職業用人上的“性別傾向”並非真正的“性別歧視”，因為適合男人和女人幹的工作畢竟不是等同的，“戰爭讓女人走開”是基於女人生理和心理的局限性，而不是因為女人的“性別”。評判同一行為的“雙重標準”才是真正的“性別歧視”，

4、對男人的優勢“視而不見”，對男人的惡習“心向往之”
在中國部分“女權主義者”眼中，男人除了“多了幾條醜陋的精蟲”（出自女人之口）之外，好象想不出有什麽強於女人的優勢。如果說男人的體力強於女人，可奧運會上得金牌的絕大多數都是女人，在關系國家榮譽的體育項目上總是女人為國爭光。所以男人是否真的比女人強壯還是個未知數。如果讓女人從生養孩子和家務中解脫出來，女人就會比男人強壯。連男人的體力這一顯而易見的優勢都被“女權主義者”否定，就更不可能指望她們會想出男人還有什麽別的“優勢”。你說男人比女人會打仗，她們就擡出“花木蘭”；你說男人在科學發明上成就更大，她們會把居里夫人的諾貝爾獎章砸在男人的頭上；至於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更是女人用來打擊男人的“翻天印”……如果男人指出花木蘭、居里夫人和武則天只是個別現象，不能從整體上代表女人；她們會爭辯說正因為千百年來女人是男人的附屬品，女人的天賦和才能被男人壓制住了。如果女人真正解放，個性和才能得到充分釋放，女人世界就會湧現出成百上千個花木蘭、武則天和居里夫人。女人尤其是“女權主義者”在思維上很容易犯“以點帶面”的毛病，以特殊代替普遍；以個別代替整體，所以很容易把花木蘭、武則天和居里夫人當成女人世界的標志。殊不知花木蘭還是傳說中的人物，歷史上是否真有其人還是一個碩大的問號，反正所有的正史上都找不到這個名字。
於是“女權主義者”得出這樣的結論：既然想不出男人有什麽長於女人的優勢，男人也就沒有什麽“好東西”供女人學習。既然男人沒有“好東西”讓她們學習，那就只有“壞東西”是女人的榜樣了。男人的“壞”倒是顯而易見的：男人抽煙喝酒和吃喝嫖賭不知傷害過多少女人的心，是女人心底永久的痛。值得玩味的是：“女權主義者”對付“壞男人”的方式不是鄙視和憎恨男人的“壞”，使自己更優秀，讓男人自慚形穢；而是學習和模仿那些“壞”，使自身的形象降低，讓本來擁有自卑心理的壞男人在女人面前找回失去的自信。當越來越多的男人為了身心健康下決心和香煙烈酒“拜拜”時，同樣多的女人在大街上吞雲吐霧，在飯館里借酒發瘋成為現代化都市的一大景觀。至於女人在賭場上獨領風騷，我已在本文的開頭展示了若幹女人嗜賭自賤的事實。除了抽煙酗酒嗜賭外，部分“女權主義者”還在一向視為“女人禁區”的“性自由”領域向社會提出了更具破壞力的挑戰。越來越多的女人對擁有“情人”和“婚外戀”心向往之，還有相當多的女人把擁有多個“性伴侶”作為在同性面前炫耀的資本。女人之所以崇拜武則天，最主要的原因是武則天敢於公開擁有多個“男寵”，為女人出了一口“惡氣”，而不是武則天治國有方。
有一天去朋友家作客，飯後因為“三缺一”的原故被三個女士強行拉上了牌桌。我曾經是賭場健將，近十年才金盆洗手，賭技自非女人能夠比擬，幾個回合就打光了她們手袋里的人民幣，令她們吃驚不小（在她們眼中我也許連“和牌”都不清楚，是輸錢的“好角”）。散場時已是深夜十二點，當我和朋友提出要送她們回家時，令人吃驚的現象發生了：兩個女士拔通了“男人”的手機（另一位女士是朋友的夫人），五分鐘後來了一個男人，然後又來了一個，但都不是兩位女士的“丈夫”。我和朋友吃驚地瞪大了眼睛：一是吃驚模範丈夫的夫人何以有“情人”（兩位女士的丈夫都是公認的“家庭主男”）；二是吃驚她們何以不對外掩飾有“情人”的事實，何以如此厚顏無恥，把肉麻當有趣！
去年看了一則外藉消息：以“性自由”和“性解放”著稱的法國首都巴黎，婚姻家庭相互忠誠（從生理到心理）的概率在百分之八十九以上，其他的西方城市大多高於這個標準。西方世界離婚自由，可一旦組成家庭就會相互忠誠，並不象中國夫婦想象的朝三暮四。每逢在影視屏暮上看到西方夫婦相逢都會擁抱親吻，幾十年如一日，我的心底就湧起一浪莫名的感動。

5、嘲弄女人的美德，攛掇主婦走出家庭
中國女人很少不為日本女人感到悲哀的。她們認為日本女人太可憐了，在家庭一點地位都沒有，什麽都是男人說了算。日本女人的天職就是侍候男人的，男人回家要跪著為其開門，然後跪著上茶上飯，連和男人作愛後還要問丈夫對她的服務是否滿意……她們只對日本女人在家庭侍候男人的鏡頭印象深刻，對日本男人在外歷盡艱辛為女人遮擋風雨，不讓女人承擔任何風險和困苦的大丈夫行徑則視而不見。當中國的妻子在外面的世界辛苦操勞，在漢正街背著一個比身體大幾倍的沈重口袋穿梭進貨，在湧擠的列車上站立幾十個小時，為了持家遠離血肉相連的子女去遙遠的城市打工，因為害怕下崗惶惶不可終日，或因為夫妻雙雙下崗去夜總會當“三陪”養家糊口時……日本女人則坐在纖塵不染的家中看書刺繡，根本不用為生計、工作和孩子學費擔憂操心，兩種生活究竟何者更擁有人性的尊嚴呢？當日本男人櫛風沐雨為女人支撐起一片安靜詳和的晴空，女人在晴空下為男人接風洗塵有什麽不應該的呢？至於日本女人“跪” 著侍候丈夫，則是日本人在家庭的“坐姿”和“跪”很相近，與中國的“跪”有根本的區別。日本男人在家也習慣於坐在自己的小腿上，看上去和“跪”差不多，並非只有女人才“下跪”，所以日本人回家要換和服。如果日本女人生活在男人的陰影里，或象部分“女權主義者”宣傳的那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日本女人何以比同齡的中國女人看上去要年輕得多呢？當中國男人在暴怒之下對不回家的妻子拳腳相向時，你見過日本男人打妻子的鏡頭嗎？日本男人是世界上公認的優秀男人，如果日本女人象中國女人認為的那樣完全沒有自己的尊嚴，她們會調教出最優秀的男人嗎？日本已婚女人大多呆在家里，是因為日本在“性別分工”上更認真刻板一些，讓男女在社會上能夠各盡所長，不一定就是“大男子主義”傾向的反映。
正因為存在上述誤區，部分“女權主義者”對妻子在家庭“相夫教子”就頗有微詞了，不分青紅皂白地斷言安分守己的妻子在家庭沒有地位。她們認為女人只有走出家庭，和男人互換角色才是有地位有尊嚴的表現。諸不知社會上的和諧模範家庭大多是女主內男主外的，“相夫教子”是妻子的主要職責。那些暴力高發的家庭多半是女人不歸家。令人不解的是：當女人碰到真正願意主內的“模範丈夫”時，又覺得他不象個男人，忍不住要去作踐他，暗中或明里給“家庭主男”扣上一頂“綠帽子”。

6、從整體上否定男人，把男人當成“女權”的敵人
我們經常聽見女人抱怨“世上沒一個好男人！”可你聽見男人抱怨過“世上沒一個好女人”嗎？沒有！既使有也是極個別現象。也許女權主義者會分辯正因為“女人總是上男人的當”和“總是男人拋棄女人”，女人才變得如此憤激和不平。我這里要反問一句：難道就沒有男人上女人的當？難道就沒有女人拋棄男人？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我所知道的幾起戀愛和婚姻悲劇，有幾例是女人攀上了高枝後，就毫不留情地拋棄曾經海盟山誓過的男人；有幾例則是女人花光了男人的鈔票，然後就瀟灑地“拜拜”。可那幾個男人都沒有抱怨過“世上沒一個好女人！”。知青大返城時，已在農村成家的男人有三分之一拋棄了農村妻子；可拋棄農村丈夫的女人則高達百分之九十九！在家庭和婚姻道德上，男人不見得比女人更不負責任。可女人經常因為家庭和婚姻的原因從整體上否定男人。
正因為女人容易從整體上否定男人，部分“女權主義者”就把男人當成“女權”的敵人。認為女人要爭取自身權力，首先要做的就是把男人打倒在地，然後從他們的身上踩過去。其實“女權主義”的真正內涵是消除社會上明里或暗里存在的“性別歧視”，尤其是消除同一行為基於性別的不同而存在的“雙重標準”；不受阻礙地發揮女人的優勢；充分體現女人的自身價值，贏得全社會對女人的尊重和認同，和男人共同創造和諧理性的社會，共同享受多姿多彩的人生……而不是和男人“作戰”，把男人“打倒”，對男人發號施令，騎在男人的頭上頤指氣使，或是在各條戰線上“取代”男人……


（三）
綜上所述：“女權運動”在中國確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誤區，並開始產生一定的社會危害，其危害程度甚至比“大男子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女人紛紛走出家庭抽煙酗酒賭牌耍錢時；當家庭主婦拒絕洗衣做飯帶小孩時；當越來越多的女人深夜不歸時，女人的整體素質就會加速度下降。當男人因為女人不履行家庭和社會責任而忍無可忍時，他們就會收回對女人的尊重，女人的社會地位就會進一步降低。當男人和女人不能和諧共處甚至相互敵視時，社會的基礎就會出現震蕩，女性則是社會不穩的最直接受害者。

下面有必要給“女權主義者”幾條不成熟的忠告：
1、“女權運動”最有效的方式是提高女性的自身素質；素質高的女人才知道怎樣去爭取和維護自己的權力，怎樣使自己的聲音和要求得到全社會的尊重，怎樣從男人世界里贏得廣泛的同盟軍，怎樣使男人服從女人的意志。男人在優秀女人面前就象一個聽話的“小學生”，在潑婦面前則象兇暴的獅子……
2、女人在向男人爭取自身權力、消除形形色色的“性別歧視”時，對女人隊伍里的“害群之馬”不要意存“偏袒”，要果敢地清除她們，她們是“女權運動”的真正危害！就象“下流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主要危害一樣。那些拋家不顧，嗜賭如命的“玩人”；那些踐踏丈夫真情的“蕩婦”；那些貪圖享樂、一擲千金但又沒錢給小孩交學費的“浪女”……才是“女權主義者”的真正敵人！
3、男人不是你們的敵人，就象白人不是黑人的敵人一樣。美國“廢奴運動”的先驅幾乎都是白人。美國黑奴的解放其實是千萬個白人努力的結果！並非所有的男人都敵視“女權運動”，有相當一部分男人同情和支持女人爭取自身權利和尊嚴的努力，筆者就是“女權運動”的同情者和參與者，曾幾次在月黑風高的夜晚讓幾位玩弄女性的男人敗類體驗了一下兩節棍的威力。“女權運動”離不開男人的支持，男人的理解和參與會使“女權運動”的時間表大為縮短！
4、女人在向男權社會爭取尊嚴和權利時，千萬不能喪失女人的“法寶”--“女人味”。沒有“男人味”的男人為女人所不恥，這也是“模範丈夫”的妻子容易紅杏出墻的原因；沒有“女人味”的女人同樣也為社會所不容。如果“女權主義者”都趨向“男性化”，那才是女人真正的悲哀，是女人迷失自己的真正表現，是從骨子深層羨慕男人的一種畸形表現形式。男人最厲害的“殺手”就是有“女人味”的女人。


二00五年三月十五日


30.人性與體制


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基於這個國家對人性的普遍認識。與“性善論”對應的是“人治”體制；與“性惡論”對應的是“法治”體制。好的體制把“鬼”變成人；壞的體制把人變成“鬼”。文明的實質就是壓制獸性弘揚人性；人類文明史其實是一部改造人類自身動物性的歷史。



新世紀的中國，現代化建設已進入了關鍵時刻，能否順利完成現代化改革和實現中華民族的振興，關鍵在於體制變革能否順利完成。中國的傳統體制與現代化的要求有諸多不協調的地方，如果不作出相應的調整就有可能阻礙現代化的步伐，因此與現代化配套的體制變革刻不容緩。
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基於這個國家對人性的普遍認識。人性都有“善”和“惡”兩個側面，科學理性的政治體制是大力培植人性“善”的一面同時又把“惡”的一面降低到盡可能低的限度。
好的體制把“鬼”變成人；壞的體制把人變成“鬼”。
好的體制著眼於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尤其是為“人才”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壞的體制只照顧到少數特權人物的利益，同時又為“人才”設置到盡可能多的絆腳石。
好的體制建立在大多數人受益的基礎上，同時又能最大限度弘揚人性的優點，極大地調動全民的創造性和主動性，於是全社會高速“和諧”向前發展。壞的體制則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國民只有努力擴張人性“惡”的一面才能過上好日子，於是社會走向“分裂”倒退。當社會分裂倒退到一定程度時，受益的少數特權人物也會隨之付出代價，並且付出比普通人更大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毀滅或逃亡。
中國的傳統體制究其根源還是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基礎上。儒家文化的創始人孔丘認為“人之初，性本善”。既然人的本性是善良的，那麽由人組成的社會和國家就可靠“人治”。人的能力和品格是有差別的，孔夫子把能力過人、品格高尚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稱之為“君子”，理想的社會就是由“君子”來治理，人類在“君子”的治理下能夠很快進入美滿幸福的大同世界。
中國最早的“君子”統治者是堯和舜，這兩位爺不但集人類優點之大成，把災害頻仍、四分五裂的中國治理成了傳說中的“童話世界”；還開創了西方耗費幾個世紀犧牲幾千萬人生命才贏得的“禪讓”制度--任人唯才而不是任人唯親，創立了廢除領袖人物終身制的光輝凡例。西方真到四千年後的1798年才由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繼承了這一英明的“先例”。
堯舜以後的“君子”概念一天天發生“異化”，“君子”不再是德才兼備且勇於負責的精英人物；而逐步演變為“權力人物”。總之有權就是“君子”，無權就是“小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國王則理所當然地被稱為“君”。
孔夫子當初對“君子”的期望值太高了，認為“君子”都會“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因此也沒制定出一套防患“君子”弱點的措施；更沒有制定一套限制君子權力的方案。因此“君子”一旦成了“權力人物”，就可不受限制地使用權力，在權力寶座上為所欲為。
也許是人性的弱點根深蒂固的緣故，符合孔子標準的“君子”真個是鳳毛麟角，也許十萬個人之中還不容易找到一個，遠遠滿足不了治理國家的要求。
就算治理國家的權力人物都達到了孔子的“君子標準”，但“權力”這東西是劇毒無比且極易上癮的“海洛英”，就是“君子”也不容易永遠抗拒“海洛英”的誘惑。人類的始祖亞當夏娃應該是真正的“君子”，他倆都不容易抗拒人性弱點的誘惑；就更不用說“道行”和修養遠不如始祖的各位“君子”了。當“君子”在權力位子上呆得太久時，在心情不好或“好奇心”的驅使下極有可能嘗嘗“海洛英”的滋味。海洛英這東西一旦品嘗了一次，你就會忍不住品嘗第二次，然後是第三次、第四次以至無窮……
當管理國家的權力人物不是符合標準的“君子”或“君子”本身因掌權太久而被權力毒化時，權力人物就會“濫用權力”。因為沒有任何限制“權力”的有效措施，國家民族就會被不加限制的權力傷害。權力人物一旦品嘗到了“權力”的美味，就會一而再再二三地“濫用權力”，直到國家民族被權力人物折騰得遍體鱗傷還不肯自動罷手。當國民在權力人物的傷害下連最基本的生存權都受到威脅時，就會聚眾起來反抗，向權力人物報仇雪恨……
令人痛心的是：秦始皇以後的中國，權力與“小人”的親合力比“君子”要大得多，兩千年的封建社會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小人得志；君子掌握權力的機會可謂“千年等一回”，極個別的君子饒幸登上權力寶座，後期又難免被他掌握的無限權力所毒化。我翻遍中國的《二十四史》，發現除了李世民一人是掌握最高權力且沒有被無限權力毒化的“君子”外，實在找不出第二個。
小人一旦掌握不加限制的權力，就會利用手中的權力以權謀私恣情縱欲，百般傷害他本應拚死效忠的國家民族。因為沒有設置行之有效的措施來制約小人的權力，這種傷害就會變本加厲，除了國民最終用非理性的暴力起來摧毀他們的權力體系不會自動停止。
當權力人物濫用權力釀成全民性的暴動時，國家就會解體，文明出現斷層，國人多年的建設成果就會毀於一旦。在暴力中獲勝的一方重建新的權力體系後，又會不可避免地步入另一個濫用權力的惡性循環，最後釀成新一輪的全民暴動……
於是中華文明一次又一次地在廢墟上重組，若幹年後因為濫用權力激起全國性的民變又淪為新的廢墟。中華文明就這樣在恢覆--繁榮--頹廢--毀滅的惡性循環中周而覆始地重覆前人的步伐，文明並沒有因時光的推移而取得多少實質性的進步。
導致中華文明陷入惡性循環的罪魁禍首就是“濫用權力”，之所以會濫用權力是因為對權力缺少行之有效的制約手段，賦予“一把手”不加限制的權力是基於儒家文化“人性善”這個前提。

西洋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不同，西人認為“人之初，性本惡”，人是從動物進化而來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殘留有動物的“獸性”，這種“非人性”在沒有受過任何教育的小孩身上表現得尤其突出，所以小孩才有那麽多“損人不利己”的惡作劇，才會“打瘋子罵啞巴扒絕戶墳”。窮鄉僻壤的小孩（沒條件接受早期教育）喜歡作弄殘疾人等弱勢群體就是“人性惡”的最生動例證。
人在成長過程中因為受到“人性化”的教育，身上的“動物性”才會越來越少；但這種“動物性”並沒有死亡，而是被“文明”的力量壓制在潛意識深層的某個角落，一有機會就會沖出來和“人性”進行抗爭。隨著外在條件的改變，人性和動物性此消彼長，尤其在心情不好時人的動物性會占上風。
文明的實質就是壓制獸性弘揚人性；人類文明史其實是一部改造人類自身動物性的歷史。
人類文明史上千百次的經驗證明，“權力”是“獸性”的催化劑，尤其是不加限制的權力能極大地鼓動人的獸性。有些人眼下沒有作惡是因為沒有作惡的條件，一旦有了作惡的條件，長期壓抑的獸性就會象火山爆發一樣迸發出來。所謂作惡的條件就是擁有“權力”。歷史上許多安分守己的老實人一旦成了權力人物，剎那間就會變得面目猙獰胡作非為，農民領袖陳勝李自成等人發跡後的行為就是最有說服力的例證。
西洋的政治體制就是建立在“性惡論”的基礎上。因為人的天性是“惡”的，權力又能最大限度地鼓動人性“惡”，所以西人不相信有什麽不犯錯誤的“聖人”；更不相信會有始終如一高風亮節的“君子”。因此西人從不幻想“聖人治天下”，對權力人物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
什麽是惡？自我利益膨脹以至侵犯了別人的利益，就叫惡。推動人類社會，乃至動物界，自然界向前發展的，就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要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本身沒什麽不好，但是如果侵犯了別人的利益，就是惡。我想過舒適的生活，必須有錢。怎樣才能有錢呢？我可以去找工作、去發明、去偷、去搶、去騙。同樣是得到一筆錢，有不同的方法，而被認為是惡的，則是侵犯別人利益的行為。
不難看出，人的這種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趨勢，如果不加以限制任其發展，就會侵犯到其他人、其它動物、自然界的利益，就會危害人類自身的和諧發展，人類最後就會毀在自己手里。
為了防止權力人物濫用權力，西人給權力設置了諸多行之有效的制約手段，這樣一旦有人濫用權力就會很快被發現並通過設置好的體系清除出權力機構，使其危害限制在盡可能低的限度。
西人堅信只要是人，無論是君子還是小人，身上都有濫用權力的傾向。為此他們為每個權力崗位設置了一整套必須遵循的行為標準，你只有遵守這些標準才能在那個權力崗位上坐下去，否則你就得讓座。在那套標準的約束和權力周圍強有力的監督下，就是壞蛋坐在那個位子也會被動幹正事，除非你不想吃權力那碗飯。如果有人試圖濫用權力，強有力的監督網絡就會把你趕下台並給予你相應的制裁。
西人靠民主選舉來確定權力人物，但全民的綜合意志並不見得總是明智的，庸俗的大多數有時也會把不稱職的人物選上權力崗位。但因為權力受到強有力的制約，不稱職的人物並沒有多少余地胡作非為，想以權謀私也力不從心，因此並不能作出太大的惡事。在一套科學理性的制約手段下，“魔鬼”也會被動地從事“天使”的工作。
因為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再英明能幹的人物也難以承受長時間的緊張自律狀態，所以西人廢除了權力人物終身制，極少有人在“一把手”的位子上呆上十年。
如果有人自視絕世超人，試圖打破十年的上限，那麽戴高樂就是最好的教訓：這個法蘭西無與倫比的民族英雄和現代法國的締造者，在他當政的第十個年頭發生了全國性的大學生抗議遊行，結果孤膽英雄在一片咒罵聲中灰溜溜地離開了總統府。
西洋的民主體制為了有效地防止出現庸俗的大多數迫害“人才”的悲劇，專門制定了“人權法案”。民主是“多數人說了算”；但多數人的意志並不是萬能的，少數人的利益必須得到強有力的保護，否則民主政體很容易滑向暴民政治。“人才”總是站在“少數”這一邊的，只有保障好這部分人的權益，社會才能真正向前發展，因為“文明”是踩著“人才”的肩膀向上攀登的。因此民主的精髓是“多數人說了算同時又要保護少數人的權利”。
西洋體制的科學性集中體現在下述四個方面：
一、 確保走上權力崗位的人物擁有過人的能力、品格和責任心。
二、 確保權力人物在權力崗位上恪盡職守；絕不濫用權力或以權謀私。
三、 一旦碰上一個不稱職的權力人物也能很快被發現並及時清除出去，使其危害停留在盡可能低的限度。
四、 給精英人物留下了自由廣闊的發展空間，便其能夠順利發揮出自己的才能智慧，社會也會因此享受他們智慧的成果，因此近代科學史上最重要的發明基本上都發生在西方。
因為西人給權力設置了強有力的制約，有效地防止了權力人物濫用權力，國民受到權力傷害的概率很小，社會矛盾不容易走向激化，因此也不可能釀成全民性的反抗暴動，從而有效地消除了內戰的危險。這樣全民族的主要精力用於創造建設，容易積累文明成果，文明也不會出現斷層。這是西方在近代能夠後來居上的最根本原因。
我本人的成長經歷使我傾向於“人性惡”一說。我出身於一個貧困的農家，童年時代差一點沒餓死，因此也不可能有機會接受早期教育。再說那時是文化大革命後期，就算耳濡目染受了點教育也是“反人性”的。因此童年時的我最熱衷的事情就是“惡作劇”和虐待小動物，“落井下石”更是家常便飯……現在每每想起童年時的所作所為，心靈深處仍滋生出深深的罪惡感。今天的我雖然和“君子”相差十萬八千里；但較之童年時的我差別有如“天使”和“魔鬼”那樣巨大。
“人之初，性本善”只能說是一種美好的理想，由此產生的“人治”體制也是建立在權力人物擁有高貴道德和超人能力的基礎上。理想的東西與現實畢竟有一定的距離，所以古往今來的“人治”體制才制造出那麽多的社會悲劇。政治是一門科學，不能根據“理想”和“假設”來制定具體的措施；必須依據事物的“本源”來設置與之配套的政治構架……
在立法精神上，性善論和性惡論的支持者產生了不同的立法。性善論的支持者因為相信人是善良的，所以立法時會把法律定的粗糙一些，多一些原則，少一些細節，最後成文只是薄薄的一本。古代把官員稱為父母官，就是性善論的表現。你敢質疑你的父母嗎？父母官說什麽是什麽，官府盤剝鄉里、貪污公款、草菅人命、魚肉百姓就是這麽來的。性惡論的支持者因為認識到人總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趨勢，所以立法時會把法律規定得很細。他們讓三權分立，政府、議會、法院互相牽制。因為不信任，他們讓官員受到重重限制，並把官員稱作公仆。從而形成一種人人都想惡，人人都不能惡的局面。
林語堂說過一斷話：如果把十個官都設想為清官，不加以限制，那麽最後十個中可能有九個是貪官；如果把十個官都設想為貪官，對他們加以種種限制，那麽最後十個中有可能有九個清官。
中國要想順利完成現代化變革，當務之急就是要借鑒西方文明國家的先進成果，對權力設置行之有效的制約手段，尤其是要制約好“一把手”的權力。千萬不要寄希望於明君良相吊民伐罪。當權力沒有有效的制約時，就算走上權力崗位的都是全社會的優秀人物（這種概率幾乎等於零），也不能保證權力人物沒有心情不好或喝醉酒的時候。越是英明的人物喝醉酒時越可怕，如果普京的權力沒有任何限制，他在發酒瘋時突發奇想：把原子彈拿出來放一顆試試。他這一試可不是鬧著玩的，極有可能引發核連鎖反映，那樣人類就要遭受滅頂之災了。因此我十分感念聯合國的《核不擴散條約》，如果讓那些沒有任何責任心但卻擁有無限權力的落後國家的暴君獨夫們擁有核武器，這個世界就真的要整個亂套了。試想一下如果薩達姆真個擁有原子彈，在最後關頭他會忍住不去按動核按鈕嗎？如果他有機會按下核按鈕，伊拉克就徹底毀滅了。


二00六年三月十九日



31.迷信與宗教

宗教的本質是勸人向善的，旨在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凈化人的靈魂。迷信的本質是愚弄人的，旨在騙取信徒的錢財，同時引導信徒去追逐眼前的急功近利。迷信是人類社會處於野蠻時期的產物；宗教則是人類文明水準達到一定高度的產物。人類文明包括戰勝自然和優化人性兩個方面。人類應該摒棄迷信而皈依宗教。


迷信與宗教是兩個絕然不同的概念，其內涵之差別有如我們這個星球的兩極那麽遙遠。
宗教的本質是勸人向善的，旨在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凈化人的靈魂。因為人是由動物進化而來的，動物又是弱肉強食的，所以人的原性里惡的成份居多，就象自然界里的食肉動物一有條件就會作惡一樣。所以人的靈魂需要不斷凈化，宗教則為人類靈魂的凈化提供了一個可以普遍適用的行為模式，因此宗教對人類文明進程有極大的推動作用。
迷信的本質是愚弄人的，旨在騙取信徒的錢財，同時引導信徒去追逐眼前的急功近利，且在追名逐利的過程中不惜傷害他人的權利。
宗教少有現世利益上的空洞許諾，只有死後靈魂升入天國的來世展望。那些自律修行，行善積德的善男信女靈魂會得到上帝的庇佑；而作奸犯科的惡棍則是上帝的棄民。但無論是良民還是惡棍，上帝都不會幫助或阻止他在現世升官發財死老婆（現在死老婆也是達官貴人的一件喜事）。
迷信有太多現世利益上的空洞許諾。巫師為了騙取信徒的錢財，用升官、發財、考大學、生兒子、好姻緣……等等能快樂肉體的急功近利作誘餌，誘惑信徒往功德箱里大把大把地捐錢。
宗教禮儀的核心是自省和懺悔，引導教民去勇敢地發掘並洗滌靈魂深處的惡念，同時鼓勵教民去愛周圍的每一個人，包括自己現世的敵人和仇人。迷信禮儀的核心則是詛咒和攫取，在祈求自己財源滾滾官運亨通的同時詛咒別人倒大楣，鼓動信徒對身邊的人處處設訪，甚至父母兄妹等至親之人也要“逢人且說三分話，莫可全拋一片心”。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宗教“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教義顯然比迷信更有利於人類文明的進步。
宗教崇尚節儉，少有浮華排場的儀式；迷信流行奢華，喜歡用假、大、空的熱鬧場面來炫耀自己法力無邊，無所不能。
宗教擁有深厚的平等理念，蕓蕓眾生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迷信則處處體現出森嚴的等級觀念，從三十三重天到十八層地獄的鬼神分別擁有不同的特權和法力，信徒也因所處社會地位的不同而被信奉的鬼神另眼相看。
迷信的奢華等級與宗教的節儉平等突出體現在喪葬儀式上：宗教主張薄葬，不借喪葬之名暴殄天物，上至總統卿相下至平民百姓在教堂公共墓地擁有同樣面積的墓地和一樣材質樣式的墓碑。迷信則提倡厚葬，鼓動信徒給死者提供盡可能多的隨葬品；且在喪葬儀式上大肆鋪張，死者家屬不顧一切地折騰錢財。
所有的迷信都崇拜偶像，迷信偶像都是些法力無邊無所不能的角色，但在德操修行方面並沒有什麽過人之處。他們就象現實世界里的獨裁帝王，你順從他阿諛他賄賂他就會受到庇服，而不管你在現實世界是什麽貨色。宗教則反對偶像崇拜，三大宗教的耶穌、釋迦牟尼、安拉與其說是教民崇拜的偶像，還不是說是宗教教義的化身和教民修行的標準。他們除了擁有過人的德操品格，在特定時刻偶爾濟困扶危外，並沒有點石成金移山倒海等能讓教民頃刻大富大貴的現實法力。
迷信是人類社會處於野蠻時期的產物；宗教則是人類文明水準達到一定高度的產物。基督教的前身是古希臘羅馬文明；佛教的前身是印度文明；伊斯蘭教則是中東文明的覆活。
宗教有向外輻射並進而影響世界的強大感召力，有拯救天下生靈的社會使命感，基督教使古希臘羅馬文明擴張到已知的文明世界，並把蠻荒的美洲教導成文明的大陸；佛教則在遠東和南亞打上了東方文明的印記；伊斯蘭教則一度把遼闊的地中海變成中東文明的內湖。迷信則只滿足於在發源地抱殘守缺，就象專制帝王走不出自己的皇宮一樣，幾乎沒有向外的輻射力和影響力；更沒有為人類造福的使命感。
綜上所述：迷信是愚弄人的，代表愚昧落後；宗教是教化人的；代表文明進化。
人類應該屏棄迷信而皈依宗教。
宗教對人類文明的推動是顯而易見的。
人類來到這個星球就面臨兩大天敵：自然的淫威和人性的弱點！
人類文明包括戰勝自然和優化人性兩個方面。
優化人性包括戰勝人性的弱點，在人際關系上確立寬容、理解、扶助和相互尊重同舟共濟的理念，最大限度地減少人類相互之間的內耗，並進而走向自由、平等、博愛的大同世界。
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證明，優化人性比戰勝自然更為重要。
戰勝自然我們乞靈於科學；優化人性則更多求助於宗教。
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和科學大發現，一度極大的動搖了人類的宗教信仰，以為科學能夠解決人類世界的所有問題。直到兩次世界大戰，人類因為人性的進步落後於科學發展的步伐而走向世界性的瘋狂，在全球範圍內展開自剪手足式的自相殘殺，親手毀掉科技革命積累下的文明成果；人類才開始意識到科學並不能代替宗教，宗教比科學顯然更有利於人性的進步。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宗教與科學並不矛盾，宗教是科學化的人際關系學，盡管兩者的前提不同：宗教主張上帝造人；科學則認為人是自然界進化的產物。
在西方文明國家，宗教與科學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人們在重視科學的同時也篤信宗教，因此西方在近代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美國是世界上科學最發達的國家，但也是一個篤信基督教的國家，歷屆總統在就職典禮上都要向上帝和《聖經》宣誓。美國政治不僅有使美國公平富強的一面；也有引導全人類走出苦難的宗教使命感。美國政治的理想主義就是國民信奉基督教的結果，《獨立宣言》的精神就是來自基督教的平等思想，而不是洛克、孟德思鳩的民權學說在新大陸的實踐。《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曾鄭重聲明在起草該文獻時除了《聖經》的啟示外，沒有參考任何歐洲政治學說。所以基督教對當今世界最先進的政治體制民主政體有極大的推動作用，民主政體確立了盡可能科學合理的社會關系。
所以說宗教是科學化的社會學；那種要科學不要宗教的無神論思想不利於人類文明的進步。
在現有的文明水準上，人類還離不開宗教。

中國是一個容易迷信的國度，國人敬仰祖先，信奉五花八門的鬼神。中國人心目中的鬼神都是些法力無邊為所欲為的角色，一高興能讓你在天堂窮奢極欲；一發怒能把你打入十八層地獄下油鍋。鬼神高興的標志不是你在現實世界的德行；而是你是否對他言聽計從；是否用大把大把的錢財燒紙燃香賄賂他，和現實世界的專制帝王有同樣的性情和愛好。
中國人的宗教感情相當淡漠，世界上的三大宗教都難以在中國紮根並贏得廣泛的皈依。伊斯蘭教只贏得了西北蠻荒地帶的部分少數民族；基督教局限在海外華人和少數文明程度較高的知識分子中間傳播；近十年雨後春筍般興起的佛教寺廟本質上是披著佛教外衣的迷信場所。
十九世紀英法的槍炮打開中國的國門後，西洋傳教士也抱著極大的信心來到東方，剛踏上這塊土地時也曾大喜過望，因為他們發現了地球上最大的一塊宗教真空地帶，就象西班牙人剛進入美洲一樣。因為沒有競爭對手，傳教士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國人會象印弟安人一樣全體皈依基督教；可不久他們就發現當初的想法太天真了，中國人對宗教的排拒力不可思議，沒有幾個成年人願意皈依到上帝的門下。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傳教士只好收養中國夫婦因貧窮、多妻制和沒有避孕措施而拋棄在荒郊野外的棄嬰，並把他們傳化成基督教徒，指望日後靠這些人作媒介影響廣大國人信奉基督教。傳教士的努力在義和團事件中得到了回報，那些長大的棄嬰全被中國人殺了，包括能夠抓得到的所有外國人……
中國成了基督教真正的傷心地。
中國人容易迷信且輕視宗教源於國人靈魂深層的功利主義。在國人的價值取向里：能給自己帶來看得見摸得著的現世利益就是好的；不能給自己帶來眼前的實在利益就是壞的。迷信能為勢利的國人勾畫出一幅升官發財的美妙圖景；宗教則要求國人自討苦吃，和自身弱點作戰，兩者的現實利益一目了然，所以大多數國人在迷信的同時毫不猶豫地摒棄宗教。
因為信奉功利主義的緣故，任何派別的宗教要想在中國立足就得發生變異，在教義和儀式上都得作出符合“中國國情”的調整，都得給迷信“納稅”，為迷信騰出一塊“地盤”。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佛教，這個主張四大皆空、苦行節欲的宗教傳到中國後，居然有了數不清的偶像，並大肆暴殄天物，每年要燒掉幾十萬噸紙錢、香火；燃放上百億人民幣的鞭炮，浪費難以數計的錢糧財物……各級寺廟成了信徒賄賂神靈和求財、求官、求子、求名和求姻緣的迷信場所。和尚們也把佛教的清規戒律拋在一邊，吃肉喝酒玩女人；有權力的方丈寺主則和貪官污吏一樣腐化墮落；還恬不知恥地把這種惡行粉飾為“改革開放”……
去年十一月我去南岳衡山觀光，登山公交車把我們帶入中途的一處寺院，每個遊客在前院花上10元人民幣購得一簽，講解員承諾後院的主持們可免費解簽。一位少婦按照講解員的指引請後院的一位“大師”解簽，“大師”說少婦的簽很特別，要少婦燒幾支“清香”表示虔誠，燒三支逢兇化吉，燒九只則大吉大利；然後湊近少婦的耳朵輕聲說每支“清香”得花九十九元人民幣……少婦不願花那麽多的錢，“大師”馬上沈下臉來詛咒她近期要遭遇飛來橫禍……
這就是中國式的佛教！
中華民族因為漠視宗教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沈重代價。真正的宗教都是倡導平等、博愛、寬恕的；國民因為普遍不信教的緣故，不容易從宗教教義的合理部分汲取營養，所以古往今來的中國才有那麽多的內鬥和不平等。達官貴人巧取豪奪，取得對中下層廣大平民的地位優勢，導致社會分裂；然後利用自己的特權地位進一步役使掠奪平民階層，使富豪和平民間的裂隙進一步拉大。當裂痕擴大到一定程度，超過社會的彈性調節範圍時，社會就會發生劇烈的震蕩，暴發平民報覆富豪的反叛。因為沒有宗教的啟迪，富豪的以權謀私和仗勢欺人永遠不會自行中止，不能通過理性的途徑化解全社會積累的不滿，平民反擊富豪的血腥內戰也因此不可避免。平民階層在殺富濟貧的內戰中，也因為缺乏宗教的寬恕理念，對整個富豪集團不分青紅皂白地報覆屠殺，從而引發富豪集團的集體自衛，使內戰進一步升級，直到一方徹底滅亡內戰才會在血腥中落幕，這時中國人辛苦積累的文明成果成了一片廢墟，文明又回到當初的出發點，一切又得從零開始……
因為不信教，中國歷史上才有那麽多的農民大起義。西方文明大多是亡於外族之手；中華文明則一再地毀於自己之手。滿族征服中國也是因中國人在內戰中相互撕打得精疲力竭，才漁翁得利乘虛入關踢進決定性的一球。
因為不信教，每逢中華文明在物質文明上取得顯著成就時，中國人就會忘其所以，在精神文明上沿相反的方向走向墮落；並最終毀掉物質文明成果。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的任何時代都富庶，可精神文明的成果卻是集體信仰危機和道德崩潰：貪官污吏窮奢極欲以權謀私；平民嗜賭如命；年輕人享樂至上；知識分子喪失良知……一個新的全社會的危機正在從量變向質變加速度轉化。
因為沒有健康宗教的引導，中國人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極易信奉“邪教”，極易被別有用心的邪教教主蠱惑而集體走向瘋狂，並釀成全社會的空前災難。從東漢張角的“太平道”到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以及十九世紀末的“義和團”；邪教一次又一次地挑起全民族的內戰，中華民族一次又一次地經受淩遲酷刑。
…………
為了防止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為了構建真正的和諧社會，防止正在加深的社會危機積累到“質變”或“暴發”的程度，中國人需要宗教。
政府有責任和義務引導國民信奉健康的宗教；同時大力打擊迷信。
打擊迷信首先要從廢除各種偶像，嚴禁燒紙、燃香和放鞭作起；尤其是要杜絕厚葬的陋習。
在傳播宗教的過程中，要警惕外來宗教的“中國國情”化，和迷信勢力結合變成新的邪教，更應該警惕宗教場所的“官場化”：各級教主在宗教場所以權謀私，教徒不遵守清規戒律，打著宗教的招牌而從事世俗的勾當。
地方政府給“方丈”、“大師”們制定行政級別是不恰當的，政協也不應該為宗教人士設立席位。因為真正的宗教是遠離政治的，宗教也只有完全告別政治才能起到凈化教民靈魂和教化民風的積極作用。伊斯蘭世界之所以在文明水準上遠遠落後於基督教世界，就是因為伊斯蘭教插手甚至主宰政治生活；基督教國家由弱轉強並進而取得主宰世界的優勢也是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導致的政教分離開始的。
中華民族必須從迷信中走出來；中國需要真正的宗教！


二00六年七月七日


32.感恩與懺悔

在接受幫助時知道感恩；在犯下錯誤時勇於懺悔，是一個民族不可缺少的品質。已知世界最富於感恩的民族是以色列；最勇於懺悔的民族則是德意志。勇於懺悔的背後隱藏著深遠的智慧；死不認錯則貌似精明實則愚不可及。我們也到了直面錯誤，勇於懺悔的時候了！



（一）
在接受幫助時知道感恩；在犯下錯誤時勇於懺悔，是一個民族不可缺少的品質。
已知世界最富於感恩的民族是以色列。
猶太人在長達兩千年的流浪生涯中受盡欺淩，因為自身的堅忍和人類殘存的善意，才沒有在漫長的流浪旅途中被外族同化和滅種。因為一直在高壓和委曲中艱難生存，所以對外來的善意特別敏感，一個在外族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惻隱之心卻能讓猶太人感動得熱淚盈眶。盡管猶太人是這個地球上待遇最不公正的民族，世界上很多民族都對猶太人犯下了程度不同的罪行；但令人費解的是猶太人的民族情緒里感恩的比重遠遠大於仇恨。也正因為如此，以色列才把感恩作為基本國策；而把仇恨演變為自強不息的危機意識。
眾所周知，德意志民族對猶太人犯下了種族滅絕的罪行，上世紀中期他們屠殺了這個星球上三分之二的猶太人，因此理所當然應該成為以色列不共戴天的仇敵。但以色列的國民教育並沒有多少仇恨德國的內容。這個國家建立了規模宏大的“納粹”大屠殺紀念館，但目的不是為了讓以色列人記住德國的血海深仇，而是為了警示國人：國家對猶太民族太重要了，以色列國來之不易，他們得珍愛自己的國家。今天的以色列固然比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強大富裕，但以色列的危機仍很深重，他們必須時刻保持高度的警覺，只有時刻保持以色列的強大才是民族安全的唯一出路。如果他們滿足於目前的成就，玩物喪志或紙醉金迷，那麽“納粹”大屠殺的慘劇會再度落在猶太民族的頭上。
以色列人沒有念念不忘德意志民族的仇恨；但他們卻記住了那些在生死關頭幫助過猶太人的德國人，辛德勒就是一個最生動的例證。辛德勒的名字在以色列家喻戶曉，這個德國人基於人性的善意，在邪惡浸染了整個德意志民族時仍堅守自己的良知，冒著傾家蕩產和殺頭的危險拯救了幾百名猶太人的生命。六十年過去了，以色列並沒有忘記自己的恩人，很多猶太人每年都要用不同的方式來紀念這個德國人。
我們對以色列從來就沒有什麽好感，因為媒體經常報道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國家的罪行，我們的主流媒體已把以色列妖魔化成一個惡貫滿盈的國家。我們無法想象得到，以色列並沒有“投桃報李”敵視中國人，相反對中國滿懷“感恩”的心情，因為在上世紀中期我國的一名駐外公使曾經給幾百名猶太人頒發了去上海避難的簽證。所以在中國媒體攻擊詆毀以色列的同時，以色列卻在用各種方式幫助中國的科技事業，且不惜冒開罪宗主國美利堅的危險給中國輸出尖端的軍事技術……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們的“阿拉伯朋友”並不因為中國在國際上聲援他們懷有絲毫感恩心情，薩達姆曾被我們的媒體譽為勇於反抗強權的“中東雄獅”，可此公卻恩將仇報把中國列為三大主要的敵人之一，對中國人極盡侮辱之能事，中國人在伊拉克的待遇連美國人都不如，賣給我們石油時出最高的價錢……
以色列人並非不知曉中國的敵意,但他們並沒有因為這種不夠理性的敵意而忘記一個中國人在關鍵時刻曾經幫助過他們的事實。
中國人對以色列的敵意並非這個民族對我們不友好或曾經傷害過我們；而是因為這個民族和美國走得太近的緣故，所以這種“敵意”究竟包含多少理性的成份還有待考證。
一個富於感恩的民族能把敵人變為朋友；一個不知感恩的民族則把朋友推向敵人那一邊，難怪以色列在中東戰無不勝，阿拉伯則屢戰屢敗，盡管後者的國土和人口比前者大一百倍以上。

（二）
世界上最勇於懺悔的民族是德意志！
德國在二戰期間對歐洲各民族犯下了滔天大罪。德國戰敗後這個民族之所以沒有在廢墟上一蹶不振，沒有被戰勝自己的敵人扼住咽喉，最根本的原因是這個民族勇於懺悔，用真誠的懺悔來軟化曾經飽受“納粹”催殘的民族的心靈，消除來自周邊的敵意，為自己贏得了一片廣闊的發展空間，並進而東山再起，再度成為世界上的一流強國，重新找回了民族的尊嚴。
一個人隨波逐流犯罪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事後不回避罪行且勇於懺悔則需要過人的勇氣，只有很少的人能夠做到。
我親眼看到這樣的一則電視鏡頭：德國總理去以色列訪問，在參觀“納粹”大屠殺紀念碑時，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跪了下來，沈痛地低下了高貴的頭顱……
今天的德國總理盡管沒有卷入那次血腥的屠殺，當年“納粹”黨的暴行似乎與他無關；但他是德意志民族的總理，他的民族確然在歷史上對猶太人犯下了滔天大罪，因此他認為有必要代表德意志民族向曾經傷害過的猶太人真誠懺悔……
德國總理下跪的背景是：德國比以色列要強大十倍以上，就是不懺悔以色列也無奈他何；以色列也沒要求他在那種場合下懺悔，更不會要求他當眾下跪。弱者向強者懺悔有時是形勢使然；但強者向弱者懺悔猶為難能可貴。
德國總理下跪的鏡頭在世界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文明國家認為總理是一個擁有高貴品質的領袖，德意志民族也是一個有勇氣的優秀民族；部分第三世界國家則認為德國總理的行為太不象話了，丟了自己的臉不說；還丟了祖國的臉，這樣的人怎麽配當國家總理呢？但德國人並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總理是一個真正的勇士。
低素質的群體永遠也無法理解智商高一個級數的哲人的見識。
態度強硬死不認錯的人說不準是實際上的懦夫；知過必改勇於懺悔的人則是真正的勇士。

（三）
和德意志相比，世界上另一個民族日本人則差得太遠了。
日本人在二十世紀上半期對東方各民族犯下了令人發指的暴行。日本占領軍像一群長著野蠻筋骨的怪獸，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強奸搶劫，無惡不作，針對平民的大屠殺一個接一個，數以千計的婦女被他們野蠻強暴……尤其是針對他們的“老師”中國，日本人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南京大屠殺三十多萬中國平民慘死在他們的屠刀之下；“七三一”細菌部隊則拿活生生的中國人做細菌試驗……
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日本人為當年的暴行懺悔過嗎？他們對中華民族懺悔過嗎？
當年日本民族的犯罪背景和德意志很相似，德意志民族傷害的主要對象是猶太人；日本民族則主要傷害中國人。今天德意志民族真誠懺悔當年的暴行，連國家元首也面對以色列人下跪；可日本民族為當年的罪行懺悔過嗎？他們對中國人懺悔了嗎？日本首相下跪過嗎？
沒有！如果日本人在某種場合下為當初的暴行懺悔過，對象肯定也不是中國人。
日本民族拒不對中國認錯的理由似乎很充分：他們對中國確然犯了罪，但中國人不值得他們懺悔，因為中國在近代應該強大而沒有強大，中國人從來沒有從歷史災難中汲取教訓，沒有把恥辱和悲痛轉化為民族的覆興潛力，危機一過就好了傷疤忘了疼，繼續貪污受賄醉死夢生瞎折騰……
日本人拒不認錯的另一個理由是：今天的日本比中國富強。
日本人在二戰結束後國力遠不如中國，我們瞎折騰式的“大躍進”給日本制造了後來居上的機會，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不聲不響地趕上來了，國民生產總值和中國持平。在這之間日本對中國的態度似乎很恭順，中國也因此免除了日本的巨額戰爭賠款。隨後的十年，日本步入了高速發展期；我們則在玩命地瞎折騰，全國卷入自剪手足為敵覆仇式的文化大革命，結果文革結束後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遠遠超過中國，相當於中國的五倍！
在短短十年時間內超出同一起跑線上的競爭對手五倍以上的距離，這是一個多麽驚人的差距！
日本是一個器小易盈的民族，當他們發現自己的經濟實力對中國擁有壓倒性優勢時，對中國的態度也因此發生了逆轉，對歷史的罪行從閃爍其詞到拒不認錯……
在整個事件過程中，我們確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我們像以色列那樣擁有濃厚的危機意識，從歷史悲劇中汲取教訓自強不息，沒有上世紀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沒有改革開放後的官場腐敗和民眾頹廢，我們就不可能讓日本超過，就算超過距離也不可能那樣遙遠，那麽日本就沒有理由輕視我們了，他們就是想不懺悔也不能夠！
不過話說回來，日本比中國富強就是他們拒不懺悔的理由嗎？
德國的綜合國力比以色列強大十倍以上；中國與日本的綜合國力還遠沒有達到德國和以色列那樣的差距。德國人不止一次地對以色列真誠懺悔；日本人難道沒理由為他們曾經對中國老師犯下的罪行一再懺悔嗎？難道中國人的不爭氣就能成為他們不懺悔的理由嗎？
兩相對比，日本民族比德意志的文明水準確然要相差那麽一大截。
撇開世界公理和正義，單就自身利益來說，兩個民族的行為誰更高明一些呢？
兩國在爭取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時遇到的阻力就是最好的答案。
德國和日本都在爭取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但日本遇到的阻力比德國高出十倍以上，盡管日本的綜合國力超過德國。
德國的面積和人口與日本接近，綜合國力暫時不及日本並不是日本強硬的果實，而是德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內分裂為互相反對的兩個部分，其中的一部分在經濟上停滯不前，文化上則大踏步後退。如果二戰後是一個統一的德國，那麽它的實力會超過日本。我相信要不了多久德國就會把日本甩在後面，就因為德國知過必改勇於懺悔，它的國民素質比日本高。
所以勇於懺悔的背後隱藏著深遠的智慧！死不認錯則貌似精明實則愚不可及。
不過日本也有那麽一點可取的地方，這個民族對弱者態度強硬，但面對強者還是挺虛心的，權力人物在面對本國人民時也肯勇敢地直面錯誤。
世界上還有那麽一種民族，不但對外族犯罪拒不懺悔；對本國人民犯罪也同樣拒不懺悔？其民族文化深層像是永遠供奉著一尊“有理的菩薩”。

（四）
當我們對日本民族淡化歷史罪行，面對他們曾經傷害過的中國民族拒不懺悔而義憤填膺時，我們在這方面又作得怎樣呢？
中國在近代因為積弱不振的緣故，沒有能力傷害和奴役其他民族，沒機會對外族犯罪，因此也沒有對外族懺悔的可能。上上世紀末邪教暴力群體“義和團”在國內濫殺外國平民，清政府在一個晚上向所有與中國有邦交的國家宣戰，似乎應該向部分國家懺悔；但隨後“八國聯軍”在中國犯下的罪行比“義和團”有過之而無不及。盡管是我們做“初一”他們做“初二”，但“非理性報覆”不是文明人的勾當，所以不是我們不肯懺悔，而是八國聯軍剝奪了我們懺悔的機會。如果八國聯軍當初的行為君子一點，我相信中華民族會為義和團的暴行勇敢懺悔的。
我們需要懺悔的不是外國人，而是本國人民！
我們在1957年大搞什麽“反右運動”，把五十多萬知識分子送上了刑場、監獄和牛棚，把中華民族推回到文化的蠻荒。那時中國剛建國不久，知識人才本來就少得可憐，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的核心是“知識”，我們應該扶持關愛知識分子才是正理。可我們卻把他們當中的精英層劃到“階級敵人”那一邊，連我們的孤膽英雄朱總理也被送去勞改。
“反右運動”的風潮還沒過去，我們又接著搞什麽“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在全國掀起了大浮誇大浪費的熱潮，土法煉鋼，森林砍光，胡鬧折騰大勢所趨，弄虛作假成為時尚，主流媒體報道的糧食畝產量達到十多萬斤。“大躍進”的果實是引發了中國亙古未有的大饑荒，幾千萬中國人死於非命，僅四川省一地就餓死了近千萬人！所有理性的聲音全被斥為反黨言論，堅守良知者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共和國最正直的元帥，國防部長彭大將軍橫遭侮辱折磨……
我們的國家主席是一個卓越的經濟學家，是他提出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經濟理論，領導奄奄一息的中國人走出了可怕的饑荒，國民經濟再次走上了健康發展之路。可中國人的好運不長，我們剛剛吃飽了肚子，就迫不及待地陷入另一輪“瞎折騰”的怪圈之中，在全國推行反祖倒退式的“文化大革命”，並且延續十年之久。在“偉大領袖”的號召下，我們發瘋了，陷入了集體“精神自殺”，對待自己的兄弟姐妹“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國家主席被我們鬥死了；共和國元帥賀龍被我們鬥死了；副總理陶鑄被我們鬥死了；海軍參謀長被我們鬥死了；天才藝術家嚴鳳英被我們鬥死了，死後連屍體也不放過，竟然剖開她的肚子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敵特電台？很多地方的“黑五類”家庭被我們殺絕了種……尤其是拯救了我們生命的國家主席死得夠慘，他是被活活折磨至死的，死時胡子有一尺多長，送去火化的屍體標簽用的也是化名，十年後遵照他的遺願從高空撒在中國大地上的骨灰不知和老人家有多少幹系……
…………
上世紀我們確然作了不少錯事，確然有向受害者懺悔的必要，但我們懺悔了嗎？
沒有！！！
我們對五十多萬受迫害的知識分子懺悔了嗎？沒有！甚至有少數人仍在抱怨當初對“右派”太仁慈了，沒把他們斬盡殺絕，否則就不可能今天跳出來“腐敗”了。
我們對“大躍進”運動中餓死的幾千萬生靈懺悔過嗎？沒有！因為那是大勢所趨，不胡鬧不造假就會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我們對文革中冤死的近千萬生靈懺悔過嗎？沒有！連當年“打、砸、搶”的活躍分子，殺死過無辜弱者的兇手也沒一點懺悔的意識，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還把自己標榜成為運動的“受害者”。
我們為歷次的錯誤找到了借口和“替罪羊”。
我們迄今仍不肯承認“反右”是錯誤的，認為“反右”是必要的，只是不該“擴大化”而己。
我們把三年的大饑荒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把“人禍”轉嫁給“天災”。以後的事實暴露了這樣的轉嫁是何等不顧常識：1988年的旱災和1998年的洪災都是百年未遇的，可沒聽說過哪里有餓死人的現象，此時中國供養的人口是1958年的兩倍！
文化大革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奇禍，運動的核心人物林彪、四人幫固然是罪魁禍首，但如果沒有明里或暗里的幫兇，這“一小撮”敗類能造成那樣大規模的破壞嗎？我們難道沒有“自覺或不自覺”地配合他們的罪行嗎？
我們把“大躍進”和“文革”解釋成偉大領袖晚年的“可諒解失誤”。偉大領袖確然要對兩次“瞎折騰”負主要的責任，但我認為所有的責任由他一人“買單”是不公正的。如果我們心中沒有潛在的魔鬼在作祟，偉大領袖的“失誤”是不可能擴展到那樣大的範圍。偉大領袖的“失誤”只是迎合了我們部分人的陰暗心理而已。
當我們對知識精英和黨政要人“無情鬥爭、殘酷打擊”時，我們的靈魂深處難道沒有“非理性嫉妒”在作祟嗎？
當我們對“黑五類”等弱勢群體迫害虐殺時，我們的靈魂難道沒有浸染“虐待狂”的毒汁嗎？
…………
我們既然是歷次錯誤“自覺或不自覺”的幫兇，我們為何不能勇敢銬問自己的靈魂，讓自己的靈魂走出地獄獲得新生？我們為何不為自己的錯誤向受害者真誠懺悔！
勇於懺悔者是真正的勇士，沒有誰會因為懺悔而失去“面子”！
今天的德國人並沒有把二戰期間的所有罪行一古腦兒地推給希特勒、戈林、戈培爾、希姆萊等幾個“納粹”黨魁身上，從那個時代過來的德國人大多認為罪行也有自己的份，因此也有懺悔的必要。
我們也到了直面錯誤，勇於懺悔的時候了！
我們的民族在漢唐時期也曾經擁有懺悔的勇氣；尤其是統治者勇於懺悔。
漢文帝劉恒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豐衣足食國泰民安的偉大王朝--“文景之治”，可朝野之人從未見他流露出過半點自滿自得之意，相反能經常聽到他發自內心的懺悔之音：
當天象出現日食時，劉恒把罪過歸於自己：“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誡不治……朕下不能理育髃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當匈奴鐵騎擄掠邊境時，劉恒也認為過錯在己一身：“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
…………
所以漢唐統治者能締造出當時已知世界最最強盛的偉大帝國！

（五）
當一個民族失去了懺悔的勇氣時；他也不可能擁有感恩的智慧。
我們的民族知道感恩嗎？
在提出這個問題之時，我想起了童年時代發生在我身邊的一則真實故事：
一對夫婦長年照料一個非親非故的孤寡老人，使她過上了衣食無憂的生活。為了讓老人吃飽穿暖，這對夫婦寧願自己挨餓受凍，在那個年代能吃飽肚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對夫婦無怨無悔地照料了老人十年，中途因為自家負擔加重，兒子結婚借了很大一筆錢，對老人的接濟因力不從心而被迫減少。可老人一點也不體諒這對夫婦的苦衷，對待遇不如先前大為不滿，好像供養她是這對夫婦的“義務”似的，逢人便抱怨這對夫婦“變心”了，感嘆“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盡管她訴說的對象從來也沒有接濟過她。後來這對夫婦走出了困境，一如既往地照料她吃飽穿暖，老人似乎心安理得，從未聽見她因為誤解了“恩人夫婦”而在人前說過一句懺悔的話。
這是一個只記仇不記恩，不知感恩為何物的老人，也是一個愚蠢至極的老人，凡是不知感恩的人都是愚蠢的！
我又想起了一個民族的故事：
一個民族遭受外敵的野蠻入侵，侵略者所到之處奸淫擄掠，無惡不作，成千上萬的女同胞被獸兵強暴。在亡國滅種的危機關頭，另一個民族對這個民族抻出了援助之手，向這個國家派來大批遠征軍驅逐了入侵者，把這個民族從惡魔手中拯救出來。盡管這個民族很注重軍紀，絕大多數遠征軍在駐地都能做到秋毫無犯，但一畝稻田里難免有少數“稗子”，龐大的遠征軍隊列一樣會有少數敗類。當時就有那麽一個敗類在酒後強暴了一名女學生，從而引發了悲劇性的連鎖反應。盡管這樁暴行是個別軍人敗類所為，事後該國也依據法律對這個軍人進行了制裁，但剛剛從強暴惡夢中走出來的民族仍然不依不饒，居然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抗議運動，高呼這個國家的軍隊滾回老家去……
如果沒有這個民族施以援手，同一時間段內遭受強暴的女子就不是一個人，而是成千上萬的人了。你說這個民族有辨別是非輕重和把握全局的智慧嗎？這個民族知道感恩嗎？如果再發生外敵入侵的事件，那個國家還會派出遠征軍和他們並肩戰鬥嗎？
我們的民族難道沒有犯類似的錯誤嗎？
以色列人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恩人，如果一個人對以色列既有恩也有仇，那麽以色列會更多地記住對方的“恩”。
我們的民族在這方面作得怎樣呢？
感恩不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寬闊的胸懷。
如果一個人對他人求全責備，對自己遍設台階，那麽他永遠也不會有感恩之心。
如果一個人沒有感恩之心，他就會一步步向孤家寡人邁進。
如果我們的民族富有感恩之心，就可減少很多沒來由的摩擦和不快，就能營造出一派有利於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國際環境，把民族精力集中到強國工程上。
我們要感恩！
我們要懺悔！


二00六年八月十八日


33.勝利與正義

勝利和正義從來都是兩個絕然不同的概念，二者在很多情況下不是統一的。在一個落後的非理性社會里，勝利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非正義的；就象動物世界里勝利者都是邪惡如豺狼般的肉食動物一樣。人類文明需要“正義”力量的支撐；國家民族的進步靠的是“正義”而不是“勝利”！


閒來無事時喜歡翻閱中國歷史，發現歷史上的中國人信奉“勝利哲學”，秦漢以後的中國歷史其實是一部勝利者編導的謊言。
中國人對“勝利”的熱情遠遠大於“正義”。
但勝利者未必就是正義者。
這方面最生動的例子是項羽和劉邦。
兩位爺在兩千二百年前為爭奪中原成為你死我活的競爭對手。
項羽是一位“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孤膽英雄，他的能力和品格在當時的世界無與倫比。他不但力敵萬夫，慷慨豪俠，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還多才多藝，情深義重，和虞姬生死與共的愛情感天慟地……
如果說項羽是一位大英雄的話，劉邦則是一位無情無義，除了臉皮厚，會騙人外一無所長的市井流氓，這位爺最突出的事跡有下面三項：
事跡之一：劉邦年輕時不務正業，一個不折不扣的混混癟三，成天價無所事事，靠四處騙吃騙喝混日子。等到人們認清了他的無賴本質，不再聽信他的謊言時，生計馬上成了問題，經常吃上頓沒下頓。有次連續三天沒騙上一頓飯，餓得實在挺不下去，情急之下一人去野外“打抽風”，計劃去莊稼地偷掰幾根玉米棒子填肚皮，在路上遇上了另一個流氓樊噲。
樊噲是一個強橫霸道的流氓惡棍，撞見劉邦時正在路邊賣狗肉，因為強打惡要的緣故，沒有人敢走近他的狗肉攤，站上大半天也沒賣出去一兩肉，正在那里罵罵咧咧地郁悶著。如果世上真有“卿卿惜卿卿”這回事的話，那麽“臭肉逗蒼蠅”也是一種常見的社會現象，惡棍和無賴很容易一拍即合。餓得兩眼發昏的劉邦嗅到了濃烈的狗肉香，就一屁股坐在餐桌傍，也不管樊噲是那種惹不起的主和口袋里沒一文錢的悲慘事實，要了五斤上好的熟狗肉，一口氣吃了個精光，邊吃邊吆喝“好狗肉！好狗肉……”
正好有一群外地人路過，聽見劉邦的稱讚聲，望著他那幅吃得酣暢淋漓的傻樣，喉嚨里也不自主地流出了口水，不自主把鍋里的狗肉全要了……等到吃完後結帳時，樊噲要收他們相當於市面價格十倍的狗肉錢，對方稍稍猶豫了一下就惡狠狠地操起了屠狗刀擺出玩命的架勢，那群人只好自認倒黴付錢走人。
劉邦不但沒付一文錢，還和樊噲成了臭味相投的哥倆好，自此賴在樊屠夫的狗肉攤前擺“迷局”騙路人的錢，生活檔次也上調了一級，每天好酒好肉地混個肚兒圓。等到吃得紅光滿面時，哥倆又精心設了一個更大的騙局，把一位大戶人家的漂亮小姐騙到了劉邦的木板床上，等到女方發現丈夫是一個潑皮無賴時，生米已煮成熟飯了……
事跡之二：彭城戰役，劉邦的六十萬大軍被項羽的三萬生力軍打得全軍覆沒，大將灌嬰保護劉邦父子突出重圍往西逃竄。劉邦遠遠地看見項羽的追兵，嚇得魂不附體，為了減輕負荷加快車速，竟然把親生兒子從馬車上推了下去……
事跡之三：劉邦與項羽在滎陽相持不下時，項羽拿出了自認為必勝的殺手鐧：把先前俘虜的劉邦的父親太公和妻子呂稚推到軍前，威脅說如果劉邦不答應他的和平條件就要把二人剁成肉醬。當時的情形若是倒轉過來，為了搶救父親妻子項羽一定會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冒險；可劉邦的回答竟然是：“要殺要剮隨你的便，如果你殺了他們，別忘了分一碗肉給我吃……”
整整一幅無賴嘴臉！
基於卿卿相惜和臭味相投的緣故，項羽的部屬都是一些慷慨悲歌的英雄豪傑；劉邦這邊則是流氓無賴的大集合。這里有必要列舉一下劉邦陣營得力幹將的出身：周勃吹鼓吊喪，樊噲屠狗賣肉，韓信潑皮混混，灌嬰賣卜算褂，蕭何是芝麻官的走狗，陳平吃哥哥白食還乘機盜嫂……全是一群沒有任何人生準則的無賴惡棍！
所以項羽和劉邦的爭鬥其實是英雄和無賴打擂台；不是一個數量級的競爭，項羽無論在哪方面都占有壓倒性的優勢。
項羽的勝利似乎已成定局，早期他確然百戰百勝，劉邦則每戰必敗；可最後的勝利卻出人意料地屬於劉邦，項羽則自刎烏江，象一個頂天立地的英雄一樣完成了他人生最悲壯的一幕。
為什麽結局會如此違反情理呢？
兩雄相爭何人取勝不僅取決於兩人的能力和品格，更多取決於兩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取決於社會的主流價值取向……
淑女比蕩婦擁有十萬八千里的優勢，可在妓院里蕩婦是永遠的勝利者。
項羽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擁有超群絕倫的品格和能力；劉邦心中則只有赤裸裸的功利，人性的弱點在他的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封建中國是一個非理性的社會。在一個非理性的社會里，社會主流價值取向就是急功近利，所以卑劣勢利的劉邦更適合當時的社會。
項羽的失敗就敗在他的優點和理想主義上；劉邦的勝利則勝在他的弱點和功利主義上。
這是社會的悲劇，也是國家民族的悲劇。
劉邦因為擁有太多的劣根性，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寬容並理解人性的弱點。那些形形色色的勢利之徒也因此能在他的帳下不受幹擾地發揮出一技之長。這些分散的一技之長經他的合理組合就成為一股全能的對外合力，一股小人戰勝英雄的合力，就象一群螞蟻戰勝誤入淺灘的巨龍一樣。非理性的社會則制造了困頓巨龍的淺灘。
項羽因為能力超群品格出眾，對那些勢利庸俗的肖小之徒不能忍受，於是小人在他那里沒有市場。令人痛心的是，非理性社會勢利小人又占絕大多數，所以項羽難於贏得廣泛的同盟軍。他就象那十五的月亮，星星要麽沒有光芒；要麽星光暗淡。因為沒有得力的同盟軍，項羽只好孤獨的奮戰，優秀人物在非理性社會注定是孤獨的。
項羽是一個大英雄，英雄都是勇於負責的，在戰場上身先士卒，用自己的身體擋住了敵人的刀光劍影，他的部屬則安全地躲在英雄的身影後偷懶，逐漸形成對領袖的依賴心理，集團的戰鬥力因此日益下滑。一個人的體力是不能長期透支的，當英雄因為過度疲憊需要休息時，部屬因為沒有經受必要的歷練無法承擔英雄留下的責任，於是英雄的成果瞬間付諸東流。
劉邦是一個真小人，小人都是不肯負責的，在戰場上臨陣畏縮，把自己置身於最安全的後方，部屬沒有安全保障，為了活命只好人自為戰，結果因禍得福，部屬因為經受殘酷的歷煉提高了素質和能力，集團的戰鬥力也因此日益增長。
項羽身經百戰，除了最後的垓下之戰外，他在指揮的所有戰鬥中都取得了勝利；但凡是沒有他參加的戰鬥則大多失敗了，有幾次失敗還是要命的。當項羽和劉邦在成臯相持不下時，彭越在東方抄項羽的後路，派去靖難的將領都被彭越打敗了，無奈之下項羽只好自己回師迎戰彭越，臨行之前叮囑大元帥曹咎在大本營堅守，無論漢軍怎樣挑戰都不許出戰，他十五日後就可打敗彭越回來。彭越和項羽一接觸就全軍覆沒，可等到項羽重返大本營時成臯已落入敵手，原來曹大元帥中了漢軍的激將法，不顧項羽的告誡出營和漢軍決戰，結果全軍覆沒，自己也身首異處，軍事要地成臯也落入漢軍之手……
項羽太優秀了，但他的部下太膿包了。
成臯戰役的失敗是致命的，項羽自此喪失了戰爭的主動權。
劉邦也身經百戰，和項羽不同的是，凡是他親自指揮的戰鬥都失敗了；但沒有他參加的戰鬥則多半取得了勝利，有些勝利還是轉折性的。當劉邦在滎陽身陷重圍坐等敗亡時，他的陸軍總司令韓信在河東“木罌渡軍”；在河北“背水一戰”；在山東“壅水分敵”，三戰三勝，把魏、趙、齊、燕四國的遼闊疆土全部並入漢王國的版圖，不但使劉邦擺脫了困境，還改變了雙方戰爭力量的對比。
劉邦真是太膿包了！
項羽身上流著貴族的血液，他的靈魂比劉邦高貴。靈魂高貴的人做事有“可為”與“不可為”的人生準則；即重目標也重手段；靈魂卑劣的劉邦則沒有任何人生準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只要能夠取勝任何傷天害理的事都幹得出來……
如果項羽和劉邦同時攻打一座堅城，項羽會下達這樣的動員令：“弟兄們，勇敢前進吧！征服這座城市，把城里的人民從秦王朝的暴政下拯救出來，全能的上帝為你們指路，勝利的榮光在照耀你們……”
劉邦則會這樣鼓動他的流氓哥們：“哥們，前進吧，踏平這座城市！城里有堆積如山的黃金珠寶，有身材曼妙的美麗女郎……只要能拿下這座城市，這些都是屬於你們的，快沖上前去搶呀，遲了就會被人搶光啊！”
如果面對一個高素質的群體，項羽的動員令有更強的號召力；但如果面對的是一個低素質的群體，劉邦則更能鼓動起群體原始的征服野性。
封建中國的群體素質注定高不到哪里去，所以劉邦的勝算比項羽高得多。
劉邦能夠充分利用人性的弱點，並引導這些弱點服務於自己的目標；項羽則過高地估計了人性的優點，把妓女想象成淑女容易把妓女推入別人的懷抱……
劉邦因為他的弱點而取勝；項羽則因為他的優點而失敗！
中國歷史是一部“勝者英雄敗者賊”的歷史。在中國人的價值取向里，打得贏有理，勝利的一方總是正義的。
成吉思汗在歐亞大陸上攻城略地，用野蠻和血腥毀滅“絲綢之路”上那些曾經創立過輝煌文明的古老城市時，曾對征服地的居民說：我是正義的！你們是邪惡的！因為我是勝利者，你們是失敗者！所以我有權砍下你們的腦袋！摟抱你們的妻女……
我仿佛聽到一只兇殘的惡虎對一只文靜漂亮的小鹿咆哮：我是正義的！你是邪惡的！因為勝利總站在我這一邊……
為了追逐“勝利”，我們經常不擇手段；為了成為勝利者；我們信奉人類世界最邪惡的理論《厚黑學》……
這是國人價值取向上最大的錯位！
成吉思汗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征服者和勝利者，但他勝利的結果是歷史的反動，造成人類文明的大破壞大倒退，他的勝利與“正義”無緣。
勝利和正義從來都是兩個絕然不同的概念，二者在很多情況下不是統一的，勝利者並非總是站在正義的一邊。
在一個落後的非理性的社會里，勝利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非正義的。就象動物世界里勝利者都是邪惡如豺狼般的肉食動物一樣。
但人不是動物！
人類文明需要“正義”力量的支撐；國家民族的進步靠的是“正義”而不是“勝利”！
一個民族如果主要靠正義力量的推動；這個民族就會興旺發達；一個民族如果只看重勝利而忽視正義，這個民族就會野蠻倒退。
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離不開勝利；但勝利的前提是不能背離“正義”，也就是說只能是正義力量的勝利！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文明史上；絕大多數情況下是非正義的一方取得勝利，越到後期越是如此，最典型的例子是野蠻落後的蒙古人和女真人征服由漢民族建立的文明先進的宋帝國和明帝國。所以封建時期的中華民族不但沒有前進，反而是大踏步後退。漢唐時期中國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超級強國；到了清王朝後期則墮落成為一個白癡般的國度，昔日那些連進貢都不夠格的蠻夷小邦也有力量強迫中國簽訂一個又一個的不平等條約。
中華民族要想實現歷史的振興，就必須從“勝利情結”中走出來；大力培植正義的力量。
如果有那麽一天：一個人的行為一旦被證明是非正義的，那麽無論他當了多大的官，擁有多大的財富，都得不到社會的認同，被絕大多數國民鄙視孤立，我們的民族才會正真走向文明進步。當我們的民族不再靠損害國民的品格和犧牲人類的正義事業而謀求眼前的“發展”；不再用反文明的手段來追逐空中樓閣般的勝利和成功時，我們的民族才能夠真正興旺起來。

二00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34.學會用常識推斷真相

學會用“常識”推斷真相，國民就必須養成獨立思維的習慣，永遠告別不愛思考人雲亦雲的民族劣根性。當真相被權力封鎖，“不一致”的聲音被堵死時，我們對封鎖方傳遞給你的消息就得心存質疑。在“權力消息”沒被證實前，你至少要做到不去傳播那些尚待質證的消息。


在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絕大多數國民被剝奪最基本的人權--知情權。
統治集團一旦壟斷了新聞話語權，國家主流媒體就只能充斥“一面之辭”。
如果說謊言重覆一千次就是真理，那麽“一面之辭”重覆三次就是真理！尤其是在那些多數國民沒有獨立思維能力的國家。
“一面之辭”就算偶爾不是赤裸裸的謊言，離真相往往也很遙遠。
所以在實行新聞管制的國家，主流媒體的輿論導向多趨向於遠離真相。
中國有一個怪現象：多數普通國民的意識被一大堆似是而非的偽命題和先人為主的偏執理念所左右。當你費了很大的勁讓某人明白他的某個偏執理念（如天下烏鴉一般黑，世上沒有不貪的官）不是真相時，他們就會抱怨電視報刊說謊，不讓他們知道真相。
當主流媒體傳遞下來的信息多數是謊言時，民眾就會永遠被隔離在真相之外嗎？
非也！
在真相被蒙蔽或扭曲的國家，了解真相並非一定要親眼所見，其實多數真相是可以利用你身邊的常識推斷出來的。
下面有必要舉例說明：
舉例一：薩達姆在倒台之前，我國的主流媒體報導薩達姆在伊拉克是眾望所歸的領袖，在伊拉克全民公決中贏得了百分之百的支持率。這則消息根本不用你去遙遠的伊拉克實地調查是否屬實，利用身邊的常識就可輕而易舉推斷出是百分百的謊言，要麽是長期政治高壓下的伊拉克民眾不敢投反對票，這種情況下的投票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民公決”；要麽是薩達姆政府計票作弊。
道理很簡單，就算薩達姆真個德高望重才能超群在伊拉克是無可匹敵的“大英雄”，在一千多萬沒有篩選過的龐大群體當中也有極少數不喜歡“大英雄”的個體，就像妓院里的鴇母不喜歡真正的淑女一樣。“陽光”對動物界來說是不容置辯且無可替代的好東西，可蝙蝠卻討厭陽光，為躲避陽光寧可只在夜晚出來活動。對於一個國家民族來說，再好的領袖和政策也只能贏得多數或絕大多數人的擁護，絕不可能贏得百分百的支持。

舉例二：汶川地震發生後，當地民眾對豆腐渣校舍大幅放大生命災難，造成學生大量死亡一事極為憤慨，強烈要求政府追究豆腐渣校舍的相關責任人。為此四川相關權力部門專門請了一批“專家”對倒塌的豆腐渣校舍進行質量鑒定，得出的結論居然是所有倒塌的豆腐渣校舍都“沒有質量問題”？！這個結論是顯而易見的百分百謊言，理由如下：
1、“專家”結論不等於真相，通過“政治權力”而非“學術程序”運作出來的“專家”甚至於會為了一已私利有意掩蓋真相。
2、校舍倒塌率比其他建築倒塌率大得多。
3、校舍多是在地震第一時間快速“粉碎性”坍塌，而質量過硬的樓房就算倒塌也多是“框架式”。
4、就算你對建築質量問題一竅不通，你也可能通過身邊的常識推斷出汶川倒塌校舍不可能“沒有質量問題”。今天中國的“公共工程腐敗”在基層政權普遍存在，完全不存在“工程回扣”的公共建築如果有的話絕對是極個別現象。多數普通國民都能感受到自己身邊的“工程腐敗”無處不在，從道路、水利工程到公共建築多存在程度不同的“造價超高”和“豆腐渣現象”。全國基層都如此，汶川也不可能成為一塊沒被工程腐敗污染的凈土。也許有個別倒塌的校舍確然“沒有質量問題”，但所有在地震第一時間粉碎性坍塌的校舍“沒有質量問題”絕對不可能！所以那些“專家”要麽名不符實；要麽公然說謊！

舉例三：在貴州翁安事件中，當地政府把民眾舉事說成是“地方黑惡勢力操縱不明真相的群眾”搞打砸搶？這個說法一樣不需要你去遙遠的翁安從事實地調查，通過常識一樣可以推斷出是無稽之談。黑社會在今天的中國可以說是無處不在，多數國民都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黑惡勢力的威脅，可有誰看到過今天的黑惡勢力寧願自身付出很大代價也要為社會伸張正義或為底層民眾討公道沒有？
沒有！
我們只看到黑惡勢力和地方政府套近乎？
今天中國的黑惡勢力不再是燕趙悲歌里劫富濟貧的俠義之士。他們都是些唯利是圖為了追逐急功近利不擇手段的勢利之徒，根本不會為了“打抱不平”的原因去和向政府抗爭的底層民眾攪在一起，因為那樣做吃力不討好，損害了他們的自身利益。也許有個別黑社會成員出於看熱鬧和趁混水摸魚的原因攪進去，但多半不會成為民眾抗暴事件的操縱者。
今天的地方黑惡勢力不但不會和地方權力部門為敵，相反很多地方還與基層政權有千絲萬縷的利益聯系。否則地方那麽多贏利豐厚的公共工程為何給黑惡勢力承包？當地方官碰到“堅持維權”的“硬骨頭”公民時，為何最後多是“黑惡勢力”出面擺平那些“不和諧者”？

舉例四：我們的教科書在書寫紅軍長征那段歷史時，“飛奪瀘定橋”的故事尤其英雄悲壯。但一個普通人就能夠通過常識判斷這則英雄史詩摻雜了太多的“水分”。為了先於敵軍搶占瀘定橋，紅一軍團一天一夜長途奔襲240里？且多是崎嶇難行的山路，天上還下著雨……強行軍的紅軍戰士平均每人至少要背負四十斤的裝備（槍枝彈藥、糧袋、背包），就算一天一夜真個能強行軍240里山路，到了目的地絕大多數紅軍戰士也會失去戰鬥力，在沒有重武器的前提下，根本不可能攀附鐵索襲擊躲在沙包雕堡後面用機槍封鎖橋面的守軍取得勝利？

…………

上述例子說明：只要你是一個神經思維正常的成年人，多數被封鎖的真相都可以通過身邊的“常識”推斷出來。
所以國民要學會利用身邊的“常識”來推斷被掩蓋或扭曲的真相。
要學會用“常識”推斷真相，國民就必須養成獨立思維的習慣，永遠告別不愛思考人雲亦雲的民族劣根性。
當真相被權力封鎖，“不一致”的聲音被堵死時，我們對封鎖方傳遞給你的消息就得心存質疑。在“權力消息”沒被證實前，你至少要做到不去傳播那些尚待質證的消息。

只要你肯獨立思考，真相就在你身邊。

中國有部分人這樣理解“真相”：有次我對某國民講述美國政務官不能隨意動用納稅人錢的故事，他老兄聽後居然這樣反駁我：
“你去過美國嗎？那些是你親眼所見嗎？”
碰上這樣的人，我只能這樣回答他：
“你親眼見過布什總統嗎？但你能否認美國沒有布什總統這個人嗎？”
部分國民的思維邏輯真的讓人嘆氣。


二００九年八月十八日


35.知識青年正氣的丟失

知識青年的正氣正在一步步丟失；如果一個國家連知識青年都丟失了正氣，她的希望在哪里？未來在哪里？是什麽造成了今天的悲劇？不是知識青年自己，而是毀滅知識青年正氣的“標準答案”應試教育。


我國的“標準答案”應試教育在新世紀結出了兩大“惡之花”：
1、 知識青年正氣的丟失；
2、 文革幽靈的回歸。
關於文革幽靈回歸的話題我已多次撰文闡述，以後還要進一步專題分析，此處不再贅述。
這里只想說說“知識青年正氣丟失”這個話題。
一個國家有無希望和未來主要取決於知識青年群體。
古今中外的多數國家，知識青年都代表追求正氣反抗權貴質疑權威實現社會公平的力量，所以歷次社會革命多是知識青年打頭陣。
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反文明悲劇文化大革命湧出了幾位用生命捍衛良知正義的熱血志士：林昭、遇羅克、李九蓮……都是知識青年！
官僚主義的主要表現是腐敗、不公、特權、無恥。
所以一個單位的知識青年越多，這個單位的官僚主義就越少。
我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參加工作的。那時醫院里從大學校園分配來的知識青年並不多，但卻使那所醫院在廉潔公平方面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記得剛參加工作沒幾天，就有年長的醫生來找我談心，對我提出了很多“忠告”：表現積極，服從領導，少說多幹，遇事多向領導匯報請示……並說這些建議都是為了我好。
我當時就對那些“忠告”不以為然：努力工作是我的本份，可“遇事多向領導匯報請示”有那個必要嗎？憑自已的努力能做好的事情，幹嗎要事事匯報請示呢？那不是多此一舉或“忽悠”領導是什麽？
我很快就表現出了對“忠告”的不尊重。
我不久就頗為吃驚地發現這所醫院的食堂隔三差五就要買很多好酒好菜招待形形色色的領導，每餐飯都要花很多錢，且全列入公款報銷？
我那時天真地認為無論什麽領導來醫院履行“公務”都應象我們一樣去食堂買票就餐，就算醫院盡東道主之誼也不應該大吃大喝？那可是職工掙來的辛苦錢啊？院長怎能把職工掙來的辛苦錢隨意揮霍賄賂“領導”呢？
我對另外幾位年輕人提出了自己的質疑。他們都認為我的疑慮有道理，並表示我若向院長提出“合理建議”就會站在我這一邊。
隨後我向一位中年人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沒想到對方竟然懷疑我的腦子有毛病，“沒撞得要吃大虧”？並轉眼就向院長打了“小報告”。
我最終還是有理有節向院長提出了自己的質疑，在遭到粗暴斥責後仍堅持已見。醫院的多數知識青年也都站在支持我這一邊，結果居然換來了院長的讓步，不但沒有打擊報覆，還大大縮減了公款招待的規模……
在那所小城，類似的事件不止發生在我所在的醫院，知識青年追求正義公平的聲音在很多單位都能聽到，所以那時的“領導”普遍對知識青年感到“頭疼”，最怕人事部門把知識青年分配到自己單位來。
那時給領導“拍馬屁”、“打小報告”的多是中年人，知識青年就算有也只是極少數。
所以那時的“腐敗不公”雖然隨處可見，可和今天相比卻停留在可“忽略不計”的層面。
那時的知識青年代表追求正氣的力量。
今天的情形則完全倒轉過來了。
社會追求正氣的力量幾近衰竭，偶爾傳來的零星幾聲伸張正氣聲音也不是知識青年發出來的。
前幾年我們單位分來一位大學生，他每天上班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來我辦公室主動摻茶倒水擦桌子？三天後我終於忍不住了，專門找他談了一次心，告訴他給上司抹桌摻茶不是一個大學生應該做的事，唯有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同時努力豐富拓展自己知識才能真正對社會有益……
這位老弟果然不再來我辦公室摻茶掃地了，但卻去了另一位領導的辦公室擦桌子倒垃圾？
類似的情形在今天的中國絕不是個別現象，大學生“為領導服務”的熱情遠遠大於對工作學習的熱情已成為最讓人倒胃的“特色景觀”。
在今天的多數單位部門，尤其是官僚主義無孔不入的機關企事業單位，知識青年群體在和上司領導保持“高度一致”方面讓中老年群體相形見絀。
給上司領導“拍馬屁”、“打小報告”的熱情和技術水準知識青年也讓中老年人自嘆弗如。
如果這些單位還有敢於站出來說真話呼籲公正的人？多數情況下也不是知識青年，而是中老年人？
今天的領導們對知識青年的態度和上世紀八十年代剛好相反，他們希望自己單位的知識青年越多越好，那樣他們就越能體驗“土皇帝”的滋味。
領導喜歡知識青年並不代表他們會維護知識青年的利益，相反他們最喜歡傷害知識青年的利益，因為傷害他們的利益風險最輕，就算給對方戴上一頂綠帽子也照樣放心大膽走夜路。
今天有多少領導在給與自己保持“高度一致”的知識青年戴綠帽子？
知識青年的正氣正在一步步丟失……
如果一個國家連知識青年都丟失了正氣，她的希望在哪里？未來在哪里？
是什麽造成了今天的悲劇？
不是知識青年自己，而是毀滅知識青年正氣的“標準答案”應試教育。
說白了知識青年也是受害者。
誰來為知識青年討還公道找回自我？
在於知識青年自己，在於知識青年的整體覺醒。

知識青年的出路在哪里？
中國向何處去？


二０一０年二月十五日



36.“穩定”與“公道”哪個更重要？

“社會公道”是“社會穩定”的前提，沒有“公道”的“穩定”是暫時的“表層平靜”； 今天的中國，建立在民主法治基礎上的“政治變革”是“穩定”的前提，是社會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2008年以來，中國進入了“群體性事件”高發期。
多發性群體性事件是社會大震蕩的信號。
“疏導民情”“主持公道”則是減少群體性事件避免悲劇性社會大震蕩的有效措施。
我國的群體性事件基本上都發生在基層。
多數基層政權在處理群體性事件時明顯策不對癥--過分強調“表面穩定”而忽視“社會公道”，結果每平息一起群體性事件往往“激發”出更多更大的群體性事件。
“社會公道”是“社會穩定”的前提，沒有“公道”的“穩定”是暫時的“表層平靜”，是“冰雪覆蓋下的火山”，是更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積累和準備。
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線多是權勢人物貪暴與瀆職，參與者則是下層民眾長期郁積的憤怒和不滿，一有突破口就會不可抗拒地崩發出來。
一旦發生群體性事件，多數基層政權只知道維持穩定，且多采取“捂蓋子”的方式。
對於官吏的貪暴瀆職行為，基層政權則是千方百計的遮掩搪塞，把謊言重覆一百次一千次。就算是眾目睽睽之下顯而易見的真相，縣鄉兩級政府也能厚著臉皮“伸手放火縮手不認”，公然往民眾眼里塞石頭。
對於不依不饒的抗爭群體，當謊言和恐嚇不能起作用時，政府多選擇用納稅人的錢去“收買”受害人，讓對方在金錢的誘惑下暫時放棄“討回公道”的訴求。
這種處理社會糾紛的方式等同於“鋸箭桿法”，真正傷害社會肌體的箭簇並沒有拔出來，對肇事方、受害人和參與者三方都弊大於利。
肇事方在權錢保護下沒有付出應有的代價，沒有從事件中得到必要的警誡教育意義，很容易重犯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N次同樣的錯誤，再次引發新一輪的群體性事件。
受害人雖然得到了金錢補償但一樣窩著一肚子窩囊氣，同時發現聚眾鬧事比通過正常法律程序快捷簡單有效，且能得到更多的金錢補償，以後遇上糾紛時也不會想到訴諸司法途徑解決問題，更傾向於采用聚眾鬧事的方式。
參與者發現政府把“公道”拋在一邊，公然袒護“權錢肇事方”，使責任人輕松逃避追究，心中郁積的憤怒不滿不但得不到疏導，相反加深一層，一旦遇上下一次群體性事件又會以更大的熱情卷入進去推波助瀾。
結果政府每平息一起群體性事件就為更多更大的群體性事件埋下伏筆，不自覺推動群體性事件向高層邁進。
今天的下層民眾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時基本上有一個共識：拉上一群人找對方鬧事去？或聚眾向政府討說法？
“聚眾鬧事討說法”雖然不一定都有效，但比不“聚眾”絕對有效得多。
基層政權雖然對民眾動不動就“聚眾”的做法很反感很頭疼，但如果對方“不聚眾”他們又傾向於拒絕履行“主持公道”的職能，甚至於昧著良心從處理糾紛中撈取個人私利。
有些不喜歡“聚眾”的守法公民，選擇通過正常程序去找相關權力部門爭取公道，結果發現自己是在找“石頭”要“公道”，向官員哀告等於是向豬羅哀告，對方要麽“無限期地拖”要麽“無原則和稀泥”，甚至於站在肇事方“倒打一耙”？守法公民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也轉而傾向於“聚眾”討說法了。
所以下層民眾喜歡“聚眾鬧事”是“官僚腐敗”結出的惡之花。
當“聚眾鬧事討說法”明顯有效時，一些刁民和不法之徒也喜歡通過“聚眾”的方式來索取不正當利益，於是“聚眾鬧事”蛻變成“聚眾敲詐”。
越來越多“醫患糾紛”就很能說明問題。如果患方通過“醫療事故鑒定小組”和法院解決問題，“醫療事故鑒定小組”的多數專家都是衛生部門的人，個別司法部門成員也與衛生部門有千絲萬縷的利益聯系，因此多傾向於站在偏袒醫院一方，鑒定過程就是幫助醫院“偽造無過失證據”的過程，再明顯不過的醫療事故也會鑒定成“院方沒有過錯”？法院也多傾向於站在醫院強勢方。如果患方家屬找來一群村民進院鬧事，院方無論有無過錯都會傾向屈服，或多或少賠點錢來平息事端。
各位不妨留意統計一下：通過正常司法程序，院方多是無過錯的，不用賠償的；患方一旦“聚眾鬧事”，院方多是有過錯的，或多或少都得賠償一點的。
結果一旦發生醫患糾紛，弱勢方多傾向於“聚眾進院鬧事”來解決問題。
刁民不法之徒也受到鼓動，就算明知院方沒有任何過錯，也要“聚眾敲詐”勒索一筆錢。有位送醫院搶救的農藥中毒者在中途死了，家屬竟然照樣把屍體拖到醫院讓醫生徒勞搶救一番，然後攻擊醫務人員搶救不力，借機敲詐一筆安葬費？
結果醫院越來越多地成為冤大頭？
造成如此被動局面，衛生部門難道不是“始作甬者”嗎？如果他們的“醫療事故鑒定小組”當初不循私枉法暗箱操作，能夠“秉公辦事主持公道”，不千方百計偏袒自己一方，患方會付出那麽多的周折和心血找上一群人來醫院討說法嗎？
衛生部門循私枉法結出的苦果是“自己搬磚砸自己的腳”？
不過話說回來，這能全怪衛生部門嗎？在醫患糾紛中醫院是當事人，“醫療事故鑒定小組”怎麽能由衛生部門來組織呢？這不是又當裁判又下場踢球嗎？這是什麽體制？這不是“刻意制造不公道”的體制是什麽？為什麽我們國家能容忍這樣的體制長期存在？
“制造不公道”的體制不僅僅是“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我國幾乎所有的行政法都是“制造不公道”的法律。
所以下層民眾喜歡“聚眾鬧事”是“不合理體制”刺激出來的。多發性“群體性事件”歸根結底是特權專制體制結出的惡之花。
在只有通過“聚眾”才能討說法爭利益的不正常國度里，不僅僅是權力部門倍受“聚眾鬧事”的困擾，每個公民終其一生也容易成為“聚眾敲詐”事件的犧牲品。
騎自行車路過鄉村里不小心壓死了一只雞，村民就會聚眾上前圍攻你，你也許得賠償十只甚至一百只雞的代價才能脫身。此時如果你求助於相關權力部門前來“主持公道”，這些部門多半會選擇“回避”“不過問”？
結果每個中國人都活得很“累”很“被動”？
如果是在法制健全權力部門勇於承擔責任的國家，公民碰上類似的事件，只需把身份證號碼告訴對方，然後給相關權力部門打一個電話就可輕松走人，相關權力部門自會盡快做出公正的處理裁決。如果某人試圖“聚眾敲詐”，相關權力部門自會令其吃不了兜著走。
…………
政府一旦消極甚至拒絕履行“主持公道”的社會職能，整個社會就會“越來越不穩定”。用“掩蓋家醜”或“金錢收買”來平息事端的“鋸箭桿法”只能進一步助長社會的不公，會醞釀積累更大更多的“群體性事件”。

如果政府繼續消極甚至拒絕履行“主持公道”的社會職能，在處理“群體性事件”時把“穩定”置於“公道”之上，“群體性事件”總有一天會積聚成燎原烈火，上升為威脅統治根基的悲劇性社會大震蕩
“公道”顯然比“穩定”更重要！
要想在中國社會“找回公道”，當務之急就是進行政治體制變革，對諸如“醫療事故技術鑒定”之類的“特權體制”進行“維護多數人利益”的民主變革，變“制造不公道”的體制為“主持社會公道”的體制。
今天的中國，建立在民主法治基礎上的“政治變革”是“穩定”的前提，是社會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二0一0年四月六日


37.“裸體做官”等於趁火打劫

那些把財產親屬轉移到美國的“裸官”們，在國內罵得最兇的對象也是美國？當他們在國內視“民主法治”與“普世價值”為洪水猛獸時，卻把“民主法治”當成移民的必要條件？由此可見中國官場的人格分裂到了何種程度。


“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發明了很多“新名詞”，“裸體做官”就是其中之一。
“裸體做官”一詞的出現是中國面臨大風險的信號，因為“裸體做官”標志著“中國希望”在上層徹底破滅。
何為“裸體做官”？
“裸體做官”就是達官顯貴在職時利用職權把自己的財產和親屬轉移到國外，留下自己一個孤家寡人在國內繼續做官如故。
為何要“裸體做官”？
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高層擁有更多的知情權，比普通平民百姓更了解中國的“真相”，知道“中國崛起”和“經濟繁榮”是忽悠百姓的空中樓閣。“真相”則是中國潛藏著極大的風險，並且在體制內根本沒有辦法來消除這些風險，於是事先在國外找一個“避難所”。
二是體制內的高官深諳中國現行“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逆淘汰”式政治體制是一條自殺性死胡同，前面根本沒有出路。社會對“逆淘汰”舊體制的彈性調節力已經達到極限，“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已在地平線上時隱時現，只有大刀闊斧根本變革舊體制才能絕處逢生。要麽是自感一個人的能力有限；要麽缺少為國家民族“去留肝膽”的犧牲精神，不願為變革“逆淘汰”舊體制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深感自己的家族呆在這樣的國家隨時會面臨不測之禍。因為對前途無奈絕望轉而選擇“逃離火山”“鳥往明處飛”，為了後代的長遠幸福把親屬財產轉移到體制健全富有希望的國家。
三是貪官在任時通過非法手段聚斂了巨額財富，害怕一朝東窗事發被體制內的同伴當作替罪羊，事先在海外找一個“藏寶洞”和“銷金窟”。
…………
原因雖然五花八門，但有一點則是共同的，那就是多數“裸官”對自己的國家失去了最基本的“信心”。
“裸官”轉移到國外的親屬首先是自己的子女，其次是自己的“女人”。這個“女人”也許是自己的配偶；也許是自己的“準妻子”或“N奶”。
“裸官”移親到海外的最常用手段是送子女去發達國家“留學”，然後以照顧子女讀書為由把“女人”也轉移出去。
“裸官”首選的移親國家是“萬惡的帝國主義”美國；其次是奉行民主法治體制的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絕不會轉移到“友好階級兄弟”北朝鮮和緬甸去。
值得深思的是：那些把財產親屬轉移到美國的“裸官”們，在國內罵得最兇的對象也是美國？當他們在國內視“民主法治”與“普世價值”為洪水猛獸時，卻把“民主法治”當成移民的必要條件？由此可見中國官場的人格分裂到了何種程度。
那些主張客觀認知美國，學習美國的民主法治經驗來推進中國文明進步因而被“裸官”或其“洗腦打手”們斥罵為“崇洋媚外”的“漢奸賣國賊”，絕大多數都選擇留在自己的國家。

“裸體做官”對國家民族的危害是空前的。
因為多數“裸官”們的執政心理就是“趁火打劫”。
對於一個不是瘋子傻瓜的官老爺來說，如果他的親屬和財產都在國內，他在以權謀私傷害國家民族時就會多少有那麽點顧忌。他們知道一旦自己的“損國肥私”行為發展到極端，就會威脅到國家的生存根基，最終造成國家大廈的傾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當國家大廈被他們掏空並轟然倒塌時，他們的財富和親人也跟著玩完。
如果官老爺的財產和親人都移到了國外，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對於多數“裸官”來說，國家就是一幢裝滿金子的大房子，而他們卻置身屋外，執政目的就是要從大房子里盡可能多弄點金子出來。要想從國家大夏里多弄出點金子又能掩人耳目，“混水摸魚”、“趁火打劫”是最有效的手段。所以國家大廈最好是著火或倒榻，他們就能乘亂搶到更多的金子，而自己卻不會損失分毫。
所以對於多數“裸官”來說，他們在弄權謀私時絕不會顧忌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相反他們希望國家越混亂越落後越好，最好能把那些真正對國家民族有強烈責任心的“人才”消滅光。混亂愚蠢才有利於他們更有效地對國家實施搶劫。當國家大廈在他們的搶劫折騰下轟然倒塌時，壓在下面的是中國人，他的親人財產則躲在國外安然無恙。
…………
我並不反感中國人移民到真正文明進步的民主法治國家，“鳥往明處飛”是人類世界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人為阻止這種趨勢是反自然反人性的，雖然本人從未想到過要移民海外。要想自己的人民不爭先恐後往外跑，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努力把自己的國家建設成人人向往的“陽光地帶”。當我們的國家真正文明進步公平民主時，不但能夠吸引海外的中華兒女重新回歸中國的懷抱，還能吸引西方靚麗少女爭嫁中國糟老頭，就象一千四百年前李世民大帝締造的“貞觀王朝”一樣。
我只是反感把財產親屬轉移到海外的官老爺們還能繼續“當官如故”的官僚體制。

“裸官”們把親屬財產轉移到海外法治國家時也有“天不從人願”之處。
因為多數“裸官”的花花太歲在法治國家是“二等公民”？
是發達國家存在強烈民族歧視嗎？
非也！
法治國家的民族歧視並沒有我們媒體宣傳的那樣荒唐，否則黑人奧巴馬也不可能當選為美國總統。
根本原因還在於我們的“裸官”自身。
多數“裸官”的花花太歲們在美國除了“錢”之外什麽也沒有。
美國社會與“權錢中國”不同，是一個“認人不認錢”的理性國家。
如果你沒有相應的“才能”和“品格”，就算你面前的美元堆積如山，多數美國公民一樣會打心眼里瞧不起你，不會給你與財富相應的尊敬，甚至會選擇遠離你孤立你，根本不能指望美國少女會因為你錢多而投懷送抱。
所以花花太歲們在美國普遍感到很孤立很失落。
所以花花太歲們在美國物以類聚，多選擇和中國富人為伍，融入不了美國的主流社會，在美國抱團成另一個“小中國”，繼續用中國的“權錢價值觀”和紙醉金迷的頹廢生活方式麻醉折騰自己，過著根本沒有希望和未來的生活。
正因為如此，花花太歲們才會留戀身在中國“權錢萬歲”的“好時光”，對法治國家的社會理念不理解不適應，就象習慣了黑夜的蝙蝠不適應陽光一樣。
所以花花太歲們偶爾也會在海外舉行“愛國聚會”？但那是一種覆雜的感情，是表達自身強烈失落感的一種另類方式，與真正的愛國相去十萬八千里。他們多麽希望美國社會也象中國那樣“權錢萬歲”？因為他們擁有花不完的錢而趨之若鶩眾星捧月？
多數花花太歲聚會歸聚會，但通常不會選擇回國服務自己的國家民族，如果想回來也是為了擠祖國母親的奶汁或找回失落感，因為在國內他們能夠玩更豐富多彩的權錢享受。
所以多數海外花花太歲是不可能真正愛國的！無論他們參與過多少“愛國聚會”都一樣。
那些移民東南亞的“裸官”子女“二等公民”感受可能好一點，但未來也許比美國的“二等公民”更糟？“印尼大屠殺“是華人永遠也揮不去的噩夢。
既然移親轉財的後果事與願違，子女在海外淪為不受主流社會尊重認同的“二等公民”，“裸官”們是否認識到自己“棋錯一著”？如果把移親轉財的精力用於變革中國的政治體制，推進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效果是否會更好一些呢？
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是到了國家民族對“裸官”和容忍“裸體做官”的荒誕人事體制說“不”的時候了。


二００九年十二月七日


38.長孫皇後的大智慧與武則天的“過把癮”

長孫皇後的善良和智慧給自己的親人和國家帶來福陰；在“過把癮”心態下，武則天無論是給國家還是自己的家族都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女人和男人不同，男人擁有巨大權力後也許能找到精品女人，但女人擁有巨大權力後一定找不到英雄男人！



今天的中國無奇不有，最奇的恐怕要數普通國民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價值取向；當然還有部分國民俗不可耐的人生品味。
一個民族的價值取向往往由這個民族的女人來決定的，女人的心靈偶像最能反映一個民族的群體價值取向。
今天中國女人的心靈偶像是什麽？
說出來讓人毛骨悚然：是武則天？？？一個瘋狂、嗜血、顛倒人倫、滅絕人性的邪惡女人！！！
武則天幹了些什麽？
親手扼死了還在繈褓中的親生女兒；
逼死了自己英偉的大兒子；
毒死了自己能幹的二兒子；
把有個性的三兒子流放到窮山惡水的房州十多年；
把聰明的四兒子“修理”成雖不能壞事但也絕不能成事總之當不了皇帝的“老實人”；
武則天總共就只有這麽幾個兒子。
親手鞭死了活潑可愛的小孫兒。
…………
就是這麽一個無恥變態、喪盡天良的迫害狂，我們的多數女同胞為何要狂熱地崇拜她？
因為武則天當了皇帝，中國唯一的女皇帝！
因為武則天顛倒了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像男人玩弄女人一樣搞“一妻多夫”。
問題是這樣的“崇拜”究竟有多少“理性”成分？沒有理性的崇拜本質上是被愚弄後的癡狂。
中國男人“成者英雄敗者賊”的赤裸裸“功利主義哲學”，不知從何時起讓女人也沾染上了？
這是中華民族的真正悲哀所在。
中國歷史上，難道沒有比武則天更偉大更值得今天的女同胞崇敬的女人嗎？
非也，鑒湖女俠秋瑾就是最傑出的一位。本人在《寂寞的秋瑾與炙手可熱的武則天》一文中有較為詳盡的論述。
如果說女俠秋瑾是一個失敗的女英雄，無法引起浸染“功利主義”毒汁的中華女同胞的注目。那麽歷史上還有一個比武則天偉大百倍的成功女人。
她就是千古一後--長孫皇後。
長孫皇後就是千古一帝李世民的妻子。
李世民則締造了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污的貞觀王朝。那時的中國就象今天的美國一樣成功地把“公權”裝進了籠子，躍升為世界上無與倫比的文明中心，各項文明指標在這個星球上遙遙領先。世界各地的傑才俊士就像百川歸海一樣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中國跑（請參閱拙作《中國的黃金時代》）。
人們常說“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往往有個好女人”；其實這只是人們的一種美好願望，多數情況是“一個好男人背後往往有個壞女人；一個好女人背後往往有個壞男人”。當然也有少數例外，李世民夫婦就是例外中最傑出的一對。
李世民的英雄事跡不用在此贅述，多數中國人在影視劇里已經領略到了。
但長孫皇後無與倫比的智慧和美德則沒有引起普通國民尤其是女同胞的關注。她們的注意力全被武則天那個冷血魔女收割了。
長孫皇後的超群出眾之處，我們從下面的幾則小故事中可見一癍。
下面的一則故事膾炙人口：
魏征是李世民政府勇於說真話的英雄男人。李世民也以罕見的胸懷和智慧來容納那些逆耳真言，給予魏征極大的榮譽和禮敬。但基於人性根深蒂固的弱點，魏征在大庭廣眾之下“潑帝王面子”的真話偶爾也超出了李世民的容忍底線，在瞬間產生出強烈的對抗情緒。
有一天朝會散後，李世民怒氣沖沖地回宮，對前來迎接的長孫皇後劈頭拋下一句狠話：
“總有一天要殺掉這個鄉下佬！”
“誰招惹皇上生這麽大氣？”
“還不是那個魏征，他總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潑我的面子，總顯得處處比我高明！”
長孫皇後的反應是一言不發進了內室，十分鐘後穿著一套漂亮的朝服出現在丈夫面前，向皇上深深鞠了一躬。
“妾聽說‘君賢臣直’，朝中有魏征這樣的大臣，足以證明我夫是一個賢明的君王。”
在如此智慧的賢妻面前，李世民郁悶的心情豁然開朗，不但感覺自己很有“面子”；對魏征的反感霎時雲散霧收。
假設長孫皇後沒有過人的胸懷和智慧，以別出心裁的方式給李世民“消火”，就算英明的李世民不會真的炮制一個“莫須有”罪名殺了魏征，對魏征也會長久耿耿於懷。心中一旦“煩”某人，就不容易聽進此人的逆耳忠言。聽不進不順耳的真話，最大的受害者不是魏征，而是李世民家族自己。長孫皇後這具“智能滅火器”不但救了魏征，也給國家和自己的家族種下久遠的福蔭。

下面的幾則故事則鮮為人知，一樣折射出長孫皇後無人能及的修養、德行、才情、氣度和智慧。
長孫無忌是李世民打天下的第一謀臣。李世民得天下後自然決定封他做宰相那樣的大官。
因為長孫無忌的妹妹就是長孫皇後，他的任命竟然出了偏差？
長孫皇後自幼在舅父高士廉的指導下熟讀經史，深知外戚擅權不但會給國家釀成巨大的災難；也會給外戚家族自已帶來滅族的飛來橫禍。漢帝國絕大多數擅權的外戚家族被屠滅就是前車之鑒。
當李世民準備擢升長孫無忌為宰相的時候，長孫皇後極力勸阻：
“妾既托身紫宮，尊貴已極，實不願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漢之呂、霍可為切骨之誡，特願聖朝勿以妾兄為宰執。”
李世民對皇後的諫阻不以為然，執意任命長孫無忌為尚書右仆射、兼吏部尚書、左武候大將軍。
長孫皇後不是那種欲迎還拒、故作謙讓的“做秀”之人，在丈夫處的努力失敗後，她私下里立刻去找他的兄長，向兄長剖陳厲害，堅決反對他接受任命。長孫無忌沒法，只好向李世民誠懇請辭，一次不行來第二次、第三次……最後搞得李世民也很無奈，只好改授他為“開府儀同三司’的榮譽銜。
長孫皇後終於如釋重負。
如果說長孫皇後阻撓親兄當大官的行為有缺少“人情味”之賺；那麽她對自己的同父異母哥哥長孫安業的庇護則是極諳人情世故的大義和遠見。
長孫安業是一個嗜酒無度恃強淩弱不知“責任”為何物的卑污男人，年齡也比長孫兄妹大很多。在父親長孫晟亡故後，年幼的長孫兄妹就被狠毒的長兄趕出了家門。無家可歸的兩兄妹只好投奔舅父高士廉過寄人籬下的生活。
天意從來高難問，不幸的身世把這對苦難兄妹磨煉成了人中龍鳳，恰好又趕上了社會急需人才的“群雄逐鹿時代”，兩兄妹的絕頂才華有了施展的平台，雙雙很快飛黃騰達。一個成為帝國的宰相；一個成為天下第一女性公民。
長孫安業一時間悔青了腸子，不是後悔當初把兩兄妹趕出家門，而是後悔怎麽沒設法把兩兄妹弄死。手腳做得不幹凈授人以柄，現在小命快玩完了。就憑當初他對長孫兄妹的所作所為，就算後者不要他的腦袋，也注定要在監獄度過剩下的後半生。他的豬狗不如惡行遠近皆知，也許還不等長孫兄妹把他投進大牢，平時惱恨他的霸道又急於邀寵的村民也會墻倒眾人推，鎖上他見官去。
長孫皇後的心胸是長孫安業這等人永遠也理解不了的，她對長孫安業的最大報覆竟然是說服丈夫皇帝對他“厚加恩禮”，最後還讓他當上了京城的監門將軍。就他那“一肚子稻草”，這可是能勉強應付的最大官職。
可長孫安業的智商也實在低得有點過份，對妹妹的“以德報怨”不但不知“感恩”，相反“以怨報德”，居然喪心病狂到參與一次未遂政變，企圖利用手中掌握的禁軍發動政變幫八桿子夠不著的利州都督義安王李孝常奪取妹夫的皇位。所幸上天有眼，這夥人滓還未及行動就陰謀敗露，包括長孫安業在內的所有投機分子被一網打進。
長孫安業再次把自己推向了毀滅的邊緣。所有的陽光道都被他堵死，等待他的只剩下地獄之門了。
象長孫安業這號人是不可能知道“反省”和“感恩”的！悲哀的是這號人在今天的中國大有人在。
長孫皇後心靈深層對長兄的厭惡反感不言自明，她對長兄的提攜可以說是仁至義盡。現在長兄自尋死路，她可以順水推舟略暢胸懷了。
但長孫皇後深明大義富有遠見的大智慧再次閃爍耀眼的光芒。
她居然再次以德報怨，盡其所能挽救長孫安業的性命。她之這樣做絕不是簡單地出於“婦人之仁”，而是有著更深層的考慮。
她流著眼淚向李世民求情：“安業之罪，誠當萬死！但是天下人都知道，他曾經對臣妾做過絕情之事，如今一旦將他處以極刑，天下人必然認為是臣妾想報覆他，這對於朝廷的名譽恐怕會有損害。”
這是何等地智慧！一種深諳人情世故後的顧全大局不僅僅是善良能夠概括的大智慧！
李世民覺得皇後的話有很深的道理，便赦免了長孫安業的死罪，將他流放四川西昌，一個少數民族聚居的蠻荒之地。

盡管李世民是一個無與倫比的絕代英豪，但他畢竟是帝國的最高權力人物，個人智慧和空前自制力在集權專制體制的猛烈毒性面前有時也很脆弱，在心血來潮或心情不好的時候也會犯錯誤，甚至會犯下無法挽回的痛心錯誤。有人說專制體制的最大受害者是統治者自己，這話並非沒有道理。
長孫皇後則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把丈夫的錯誤減少到盡可能低的限度，努力幫丈夫皇帝矯正錯誤、彌補缺失。
作為一個武功高強的沙場勇將，李世民的愛馬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他對愛馬“楓露紫”的感情已經遠遠超越了動物保護協會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了一匹駿馬，喜歡得不得了，就命宮人好生飼養。沒想到剛養了幾天，那匹馬竟然暴死？李世民勃然大怒，立刻下令把這個宮人砍頭。
李世民的暴怒長孫皇後能理解，他可能從那匹駿馬身上看到了陣亡“楓露紫”的影子，駿馬在他心目中已經遠超出了動物的涵義。但這份情懷顯然不是沒有類似經歷的普通人能夠理解的，為了區區一匹馬而殺人，這無疑有損於李世民的明君形象。為了維護丈夫的偉大形象，長孫皇後必須站出來勸諫，可一個性情中人一旦被某種特殊感情控制時往往表現得不可理愉，就算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也不一定聽得進去。
從魏征事件上我們們已經領略了長孫皇後的智巧，這次勸諫手段的巧妙一樣令人拍案叫絕。
長孫皇後給李世民講了一個故事。
春秋時期，齊景公也因愛馬死了，要殺養馬人，當時的智慧老臣晏子就指著那個養馬人的鼻子破口大罵：“你犯了三宗罪你知不知道？第一宗罪，好好的馬被你養死了；第二宗罪，害得我們的國君為馬而殺人，百姓聽說了，一定罵我們的國君不仁；第三宗罪，四方諸侯知道這事，也一定會輕視我國……”等晏子罵完這些話，旁邊的齊景公很快醒悟過來，一句話也沒說就把那個養馬人放了。
接下來長孫皇後對李世民說：“陛下肯定從史書中讀到過這個故事，莫非是把它忘了？”　　
聽完這樣的故事，別說是千古一帝李世民，就算是中材之主也會赦免那個宮人。

還有一次，李世民一樣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就會遷怒身邊的人。普通人遷怒別人也許不算什麽，大不了發發牢騷罵罵娘就完事，最壞的情況也就是沖上去打別人兩個耳光，通常不會釀成無法挽回的惡果。可專制體制下的最高權力人物發怒就會釀成無法挽回的悲劇，動不動就會為點雞毛蒜皮的小事殺人，因為他擁有隨意殺人的大權。連李世民這樣絕頂英明的皇帝，這次也因為一些小事要殺身邊侍候他的宮人，並且不止殺一個人。
一個靈丹妙方用一次也許效果很好，可用第二次效果就會大為遜色。這次長孫皇後不能再重覆魏征和馬的故事了，她得另想妙法。
看到丈夫皇帝又要濫殺無辜，長孫皇後裝出一副比皇帝更生氣的樣子，讓皇帝把這些犯了錯的宮人交給她，她要重重處置，然後將她們暫時拘押，事實上是把這些宮人暗中保護起來。等時過境遷，李世民的氣消得差不多了，長孫皇後才慢慢分析個中道理給他聽，證明那些宮人其實罪不至死，從而避免了無法挽回的生命悲劇。
一個丈夫擁有這樣的妻子，他犯錯誤的概率就會大為降低；一個家庭擁有這樣的女主人，這個家庭必然在她手中興旺發達；一個專制國家擁有這樣的皇後，只要皇帝不是神經、白癡或變態，國家就會最大限度地抗拒專制毒汁的侵害……

在通常情況下，善良賢德的女人往往缺少能力和勇氣，長孫皇後則是例外。她的過人能力在上面已經得到了證明；關系丈夫存亡成功概率只有百分之一的“玄武門事變”則展示了她的超凡勇氣。一個弱不禁風的名門閨秀，居然像花木蘭一樣陪伴丈夫站在刀光箭雨的第一線，自始至終從容鎮定神態自若，極大地鼓動了李世民陣營的士氣，為丈夫“絕地反擊”的成功起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那是一種深入骨髓的勇氣，非激素被調動出來時的血氣之勇可比。
習武之人抗病能力比常人強，但對哮喘無能為力。所以習武之人容易患哮喘病。李世民的後半生一直受到哮喘的困擾。也許是夫妻情深的緣故吧，長孫皇後也患有哮喘病，只是癥狀稍輕。長孫皇後不以自己的病情為意，全力照顧丈夫的病情，結果自己的病情反而轉重。
一次因突發事伴陪丈夫半夜出宮後，長孫皇後感染了風寒。哮喘病最怕風寒侵襲，重感一定引發哮喘。長孫皇後自此一病不起，很快到了百藥無效的地步。長子李承乾對母親建議：
“所有該服用的藥物都用過了，您的身體還是沒有好起來，不如奏請父皇大赦囚犯，同時度化一些人出家，也許可以得到冥福的庇佑。”
長孫皇後不以為然：“生死有命，不是人力所能改變。若行善一定有福，那我從沒做過壞事，又何必擔心？若行善無效，何福可求？！‘大赦’是國家大事，而佛法是異國之教，對政治不見得有什麽助益，何況皇上從來也不信這個，豈能以我區區一介婦人而亂了天下之法？假如一定要照你的話做，我還不如速死！”
李承乾到底沒有聽從他母親的話，認為自己的辦法肯定有效，可又不敢上奏皇帝，只好私下去找房玄齡。房玄齡轉而上奏李世民。李世民出於夫妻情深，一反常態答應試一試，於是準備大赦。長孫皇後得知後，聲淚俱下極力反對，李世民只得作罷。
貞觀十年六月，長孫皇後病重不治。彌留之際給李世民留下下述遺言：
第一、要求起用房玄齡：“玄齡事陛下久……茍無大故，願勿棄之。”
第二、再次強調不要讓自己的親族掌權：“慎勿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足矣。”
第三、要求薄葬：“願勿以丘壟勞費天下，但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
第四、請求丈夫慎終於始賢良方正：“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
講完這些，長孫皇後取出一直藏在衣帶中的毒藥，最後道出了一個不為人知的隱衷：
“臣妾在陛下臥病的那些日子，發誓以死跟隨陛下，絕不像呂後那樣！”（西漢的呂雉在漢高祖劉邦死後，擅權攬政，為國家和自己的家族帶來空前的災難，呂姓家族被屠滅種）。
長孫皇後除了擁有過人的智慧外，才情也風華絕代。她生前曾經編纂了一本有關古代婦女言行得失的書，共三十卷，名為《女則》。但她只是將其作為自己立身處世的準則，並不是想以此博取聲譽，所以一直叮囑宮人不要告訴李世民。直到她去世後，李世民才看到這本書，一看內容禁不住淚流滿面，對近臣說：“皇後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覆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
…………
長孫皇後的早逝對李世民和長孫家族都是一個無法挽回的損失。晚年的李世民之所以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大不如前，甚至親手殺了自己的長子，未能做到“慎終如始”，釀成無法挽回的巨大悲劇，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外無魏徵的犯言直諫，內無長孫皇後的綿里藏針。任何一個人身上都有精神和魔鬼兩方面的力量，既使象李世民那樣的絕代英豪也不例外。一個人的自制力畢竟是有限的，必須依靠制度化的外力幫助才能長期戰勝鎮在心靈深層的魔鬼力量。
長孫無忌到底沒有牢記妹妹的勸戒，在外孫成為皇帝後回到了權力中心，結果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也給長孫家族帶來巨大的災難。

對照長孫皇後和武則天的品性作為，誰智誰愚一目了然，可愚蠢者總認為自己的作為很高明。單從中國的“功利主義”價值觀來衡量，長孫皇後的收獲也遠遠大於武則天，親手殺子之痛不是一個女人能夠承受的，就更不用說精神層面的優劣了。
武則天雖然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可那個皇帝當得實在不敢恭維。中國在她治下天怒人怨，人才面臨來頂之災，國民的英雄主義精神被毀滅殆盡，曾經百戰百勝的無敵兵團退化成處處被動挨打的膿包。如果不是李世民政治的慣性作用力，無與倫比的唐帝國就會在她手中分崩離析。
部分女同胞也許對武則天的豐富私生活心向往之，認為長孫皇後沒有武則天快樂自在。武則天真的快樂嗎？
我們看看武則天都是“玩”的些什麽男人？一個是胸無點墨俗不可耐的無賴和尚；一對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吃軟飯小白臉……這兩種男人就是今天的風塵浪女也不一定瞧得上眼，可武則天卻當作寶貝來供養。一個天姿國色聰明機變的第一女性公民，你說她心底能甘心嗎？
從私生活上觀察武則天，怎麽看都只停留在風塵浪女的層面。“過把癮”是其頹廢人生的全部追求。為了“過把癮”不惜與魔鬼作伴，不惜犧牲人生最美好的東西。這是一種十足的賭徒心態。
在“過把癮”心態下，武則天無論是給國家還是自己的家族都造成了深重的災難。
三軍易得，一將難求，李世民一人抵得上一萬對張氏兄弟，抵得上千萬個挑水和尚！你能說長孫皇後不如武則天快樂嗎？
李世民的可貴之處並不在於他是皇帝，而在於他才兼文武智慧空前絕後。
女人和男人不同，男人擁有巨大權力後也許能找到精品女人，但女人擁有巨大權力後一定找不到英雄男人！

我們的女同胞應該仿效誰？？？
我們的影視劇還要繼續瘋狂拍武則天的馬屁嗎？導演的鏡頭是不是該調換方向？長孫皇後和鑒湖女俠（秋瑾）能給你們提供更為豐富更為人性化的靈感！


二OO九年六月十三日


39.綠化西部方案

西部綠化能否取得成功，最核心的問題還是制度問題；政府包辦西部綠化的作法是不科學也不切合實際的；如果讓投資者世代擁有他綠化的那塊荒地的產權？就能最大限度地調動起投資者的主動性和責任心。政府也不用因此花納稅人一分錢。



近兩年自費旅行了新疆、內蒙和甘肅的很多地方，中國西部的荒涼景象給了我極為深刻的印象。
塔里木盆地的莽莽黃沙；嘉裕關至吐魯番的千里戈壁；巴丹吉林的滿天沙塵；黃土裸露的賀蘭山脈，在我的腦海勾畫出一幅極度傷心無奈的風景畫。就連一向號稱“塞上江南”的河西走廊，流沙和亂石也以前所未有的勢頭侵襲正在日益縮小的耕地和草場……
歷史上的西部曾經是另外一幅景觀。
中華民族最光輝自豪的盛唐時期：中國最繁華的都市不在東部的魚米之鄉，而是河西走廊上的肅州、甘州、涼州、沙州等四個商業城市。這四個城市就是今天的武威、張掖、酒泉和敦煌。那時的河西走廊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壯麗景觀，肥美的草場和膏腴的耕地在祁連山麓制造了物產豐富的千里沃野，成為富甲天下的農牧生產基地。因為河西走廊地肥水美，出產的糧食能夠供養幾十萬軍隊，在大分裂時代的草莽英雄能夠憑借這方熱土長期割據一方，與地大物博的中原帝國抗衡。漢武帝以前，河西走廊曾是匈奴最好的牧場，供養了匈奴絕大部分人口，使匈奴成為逼迫強大的中國長期進貢婦女和財物的超級強國。霍去病收覆河西疆土後，匈奴失去了最肥沃的土地，從心靈深入發出絕望的哀嚎：
“奪我祁連山，使我牲畜不蕃息；占我胭脂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匈奴自此不可救藥地衰落下去。
可見當時的河西走廊肥沃到何種程度！
遺憾的是：今天的河西走廊再也看不到舊日的富麗景象了。
一直到距今一千年的北宋王朝，今日荒涼破碎的賀蘭山曾是一片郁郁蔥蔥的天然牧場。西夏帝國正是憑借山坡的草場和山下的良田供養的軍隊挑戰土地人口比它大幾十倍的宋帝國，居然一再取得勝利，立國近兩百年之久。
已成為世界第二大沙漠的塔里木盆地，在兩千年前的西漢帝國時期，絕大部分土地都是綠色的沃野，出產的糧食和牲畜供養了三十六個國家！東部的羅布泊則是名副其實的魚米之鄉。現在中國最荒涼的領地白龍堆沙漠，盛產美女的樓蘭古國曾在那里創造了夢想般的文明……
以上事實說明：西部的荒涼並非自古就有；同樣也不應該永遠地延續下去。
中國是一個疆土遼闊的國家，面積達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但有效土地只占三分之一多一點。
從大興安嶺--陰山--賀蘭山--六盤山--祁連山--橫斷山劃一條地理分界線，分界線以東的東部季風區為適合農耕的有效土地；以西為不適合農耕的無效土地或部分有效土地。
東部季風區的土地面積只有近四百平方公里，比印度的國土面積大不了多少。
東部季風區供養了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
如果單從國土面積來看，印度和日本的人口密度比中國大三倍！但如果按有效土地來推算：中國東部季風區的人口密度則和世界上人口密謀最高的兩國日本和印度不相上下。
所以中國人口問題一點也不輕松；人口和資源的矛盾是世界上最突出的。
但如果中國把面積遼闊的西部疆土改造成有效土地或半有效土地，中國在自然條件方面就會遠遠超過印度和日本！
西部在歷史上曾是水草豐美的牧場和糧倉，因此把西部改造成適合農牧業的“塞外江南”並非癡人說夢。
當東部沿海實現經濟騰飛時，中南海務實派領導人終於把目光轉向幅員遼闊的西部，“西部大開發”戰略在兩年前出台，在中國人眼前展開出一幅更為遼闊的遠景。
“西部大開發”的前提和核心問題就是“綠化問題”！
沒有“綠化”的西部再怎麽開發也是“白搭”，最終的結局是拿人民幣打水漂。
在西部旅行的幾十個日日夜夜，日覆一日地目睹寸草不生的莽莽戈壁和千里黃沙，我的心情異常地沈重，一直在苦苦地思索綠化西部的方案。當我一人牽著駱駝穿越羅布泊和塔克拉馬幹時，遼闊的西部終於在我的腦海幻化成一望無際的綠蔭，一個綠化西部的方案在潛意識里湧現出來。
這是一個用心血凝成的方案；也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
下面我來分層闡述這個方案：

（一）、制度創新
西部綠化能否取得成功，最核心的問題還是制度問題。
現今的西部綠化工程基本是由政府包辦，政府包攬綠化工程的作法存在下列幾方面的局限性：
1、 西部綠化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政府有限的物力和財力無法包攬如此浩大的工程。
2、 西部綠化是一個長期工程，政府的政策如果缺乏連續性，綠化就會半途而廢，先前努力的成果也會付諸東流。中國現階段仍實行“人治政治”；權力人物的想當然和“政務官換屆”使政策的連續性成為不確定因素。
3、 政府工程被一再地證明容易出現“高投入低效能”、“工程回扣”、“虎頭蛇尾”、“資源浪費”、“形象工程”和“責任不明”等無法克服的弊端，不適合需要長期負責的工程。
4、 如果把全國納稅人的錢大量且長期無償地用於“西部綠化”，對內地的公民來說是不公正的。內地的中國人占國民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一個對絕大多數國民不公正的政策是不能長久的。
…………
所以政府包辦西部綠化的作法是不科學和不切實際的。
象西部綠化這樣長期浩大的工程，需要全民的參與，應該用政策調動起全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政府在綠化藍圖里應該只承當主體工程，其他的工程最好交給對西部綠化有興趣且肯出錢出力的中國公民。
如何讓更多的公民對西部綠化有興趣？就是要讓投資者從西部綠化中看到現實或長期的利益。
人最關心的是自己的事情，每個人都有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傾向。如果讓更多的中國人把西部綠化當成自己的事來作，西部綠化就步入了快車道。
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在很多情況下不是相互沖突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一個沒有多大污染的私人工廠在為工廠主創造利潤的同時，也為國家創造了稅收，為勞動者提供了就業機會……
如何在政府不投資或少投資的情況下讓有志於西部綠化的人看到自身的利益呢？就是制定出一套最大限度兼顧公私利益的政策。
如果讓投資者世代擁有他綠化的那塊荒地的產權？就能最大限度地調動起投資者的主動性和責任心。政府也不用因此花納稅人一分錢。
一塊目前沒有任何使用價值的戈壁、沙漠和荒山，投資者如果不用事先繳納任何費用，只要他把那塊荒地綠化並把綠化成果長期保持下去，這塊荒地就會永遠成為他的私人產業。有眼光且有遠見的投資者就會自己出資把戈壁和沙漠的一部分變成“綠洲”，並在以後的歲月里盡心竭力不讓綠洲再變成荒漠。這樣政府不用花納稅人一分錢，就會在荒漠上多出一片綠洲。當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在荒漠上營建自己的“綠洲”時，遼闊的西部就會成為一片綠色的世界。
…………

（二）、轉換觀念
憑什麽要把國有土地變成私人土地呢？
西部大面積的戈壁、沙漠和荒山，在被證明沒有值得開采的地下礦產資源和國防價值的情況下，可以說對國家不但沒一點用處，還會起相當大的副作用，小則惡化環境，提高地表氣溫，大則侵襲沙漠邊緣的良田草場，甚至於制造威脅首都的沙塵暴……當這塊荒漠變成綠洲後，盡管投資者會長期收獲這塊荒地上的利益；但國家也會因此受益：既美化了環境衛生，又減少了沙漠擴大化的威脅，當大面積的荒漠被投資者綠化後，地表的溫度還會降低，成雲致雨的概率也隨之增大，西部的氣候條件就會大為改善……
這是一個“雙贏”的結局，於公於私都有利，我們何樂而不為呢？
如果投資者世代擁有那塊荒地的產權，他會不會在自己的綠洲上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呢？
不會！因為投資者只擁有經濟上的產權，只擁有“綠洲”經濟上的收益，既不能把“綠洲”出賣給外國（可以賣給遵守中國法律的外國人），也不能在自己的領地上從事任何違法勾當；並且綠化以外的收益還要照章納稅。那塊綠洲本質上仍是中國領土，只不過投資者享有經濟上的投資權和收益權而已。
投資者如果有經營頭腦和長遠觀念，說不準若幹年後會在自己的綠洲上獲取巨大的經濟收益。這樣豈不太便宜了他？
投資者是中國人的一分子，他擁有的財富也是國家財富；再說在綠洲上收獲的財富是靠勤勞和智慧得來的，是合法收益，與貪污受賄和鉆體制漏洞謀取橫財有本質的區別。只要他能保住自己領地上綠化的成果？他就可以永遠地收獲綠洲上的經濟收益。
當投資者圈定一塊荒地後，如果他不在上面栽樹植草，而是在上面種地建房或任其荒廢，或不能保證樹草成活並變成永久的綠洲，政府該采取何種措施予以防止呢？
當投資者在政府手中圈定一塊荒地後，他必須在兩年的時間內給那塊荒地種植上規定面積的樹木和牧草並保證成活，否則他就得為那塊荒地付出高額的土地稅，荒多大面積就支付多大面積，荒多長時間就支付多長時間。中間若是遇上天災之類的不可抗因素毀了樹林和草地，投資者必須在一年之內重新種植上新的樹木並保證成活，否則就會重新納稅。

荒漠上種活一顆樹不容易，成活下來的樹不能隨意采伐，否則就無法保住綠化成果，那麽投資者如何在自己的“綠洲”上謀取經濟利益呢？
投資者圈定一定面積的荒地後，既可全部植樹，也可留下限定比例的土地植草、種地和建房。森林、草地、土地和建房用地的比例必須科學，既要確保綠化效果；又要有利於調動投資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我個人認為的最好比例為：森林面積不低於50%；草場和森林加在一起不低於70%，建築用地不高於10%。剩下20%的土地可用於耕種或養殖等經濟用途；當然也可一樣用於栽樹植草。這樣投資者在早期投入一定的金錢後，過幾年就可在草地上適度放牧，在林地里種植蘑菇藥材，在規定比例的土地上種植經濟作物，在規定的建築用地上建造娛樂場所和賓館酒店，甚至可在綠洲里建立工廠，若幹年後還可計劃采伐成材的林木……
如果兩個以上的投資者同時看上一塊荒地，政府如何決斷？
綠化荒地原則上不收任何費用，但如果兩個以上的投資人同時看上同一塊荒地，為了確保政策的公正性，政府可采取公開拍賣的方式有償出讓那塊荒地。
政府出讓荒地必須堅持公正公開的原則：一是無償出讓的土地必須是公認的目前沒有任何使用價值的荒地；二是每個人經營荒地的機會均等，出現爭執就采取公開拍賣出讓的方式。
投資者圈定的荒地面積有大有小，政府如何維護公正和秩序？
在城鎮周邊容易出現爭執的荒地，政府可劃定面積整塊出讓，大投資者享受適當的優先權，因為大投資者可使綠化上規模和檔次，且能降低綠化成本，有利於綠化成效的提高。對於遠離城鎮沒有多少爭執的荒地，可聽任投資者根據自己的財力自由圈定綠化的荒地，前提是一年之內必須在圈定的荒地上栽植規定面積的樹草並確保成活。
對有一定使用價值但有必要繼續綠化的半荒廢土地，政府如何在公正公平的前提下調動公民的主動性？
這部分土地可考慮公開拍賣的方式，拍賣價既要補償當初依賴這塊土地為生的公民的損失；又不能扼殺投資方的積極性。
一塊荒地被投資方經營成世襲的“綠洲”後，如果遇上修路挖渠等公共工程必須占用那塊土地，投資方有何權力？
投資方不能阻止關系國計民生的公共工程占用自己的“綠洲”，但有權力要求政府給予合理的經濟補償，補償的價值參照當時當地的土地價格。
中國目前仍是公有制，把國有土地變成私人財產不是和現行的體制唱對台戲嗎？
中國地大物博，各地人情物理相差懸殊，在政策上沒必要整齊劃一。中國已在香港、澳門實行“特區”政策；為了西部的振興幹嗎不能把西部變成新的“特區”呢？只要有利於國家的繁榮富強和民族的文明進步，就可在體制上勇於創新。
就算有那麽多優惠政策，有錢人願意把錢往荒地上投嗎？
如果我是一個有錢人，我有熱情在荒地上為自己的家族建立一塊世襲的綠色產業；建立一塊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綠洲。當綠洲的面積擴大到一定規模時，我還想在自己的綠洲上開辦工廠，甚至於營建一個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且擁有獨立管理權的城市。中國相當一部分有錢人應該比我更有志向，如果政策對他們有足夠的吸引力，他們的富余資金就會大量流向中國西部，而不是象現在一樣主要流向國外。為了吸引有錢人的資金，政府還可采取更優惠的政策措施：中國富豪的巨額財富有很多來路不正，但用於西部綠化的那部分財富可考慮讓其合法化。中國現階段還沒有切實有效的措施來防範制約特權富豪聚斂非法財富，這些富豪的財富大多轉移到國外去了。有其讓這筆巨額資金流向國外，還不如制定優惠政策吸引這部分資金用於關系國家千秋大計的西部綠化工程。這樣作固然便宜了那些不法富豪，但總比他們把資金轉入國外且沒受到任何懲罰要好，這叫兩害相權取其輕。

（三）、總體規劃
西部綠化不是少數幾個富戶的專利，而是一項全民參與的長期工程，要照顧到上、中、下三個階層的利益並調動起廣泛的社會積極性。按投資方的經濟實力和所處的地理位置，西部綠化可分三條線同時進行：
第一條線是以城鎮為中心的綠化帶。政府把每個現有的城鎮作為一個綠化中心，綠化工程以城鎮為中心向周邊推進，推進的規模和速度作為衡量城市政務官的主要政績之一。這個綠化帶極容易出現土地和水資源的爭執，政府應制定出一套盡可能公正科學的方案來維護公正和綠化的進度，同時協助投資方解決水源和化解糾紛。這個綠化帶主要靠富人和城市中產階級來經營。
第二條線是遠離城市和居民區的大面積荒地，是好的方式是大面積出讓給有財力的投資人，由投資方自主解決水源問題，政府給予政策上的優惠。例如引水渠經過的荒地不得收取任何土地占用費，有效土地的使用費也應適度減免，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引水渠經過他們的土地。這個綠化帶主要是富人的工程；少數志士也可在荒蕪的河流兩岸營造小塊綠化帶。
第三條線是以一家一戶的居民點為中心，戶主在房屋周圍或自己放牧的領地上植樹，把荒地變成小片的森林，並把森林作為自家的產業世代相傳下去。這條線雖然綠化規模小，但因數量多且土地和水源爭執小，合起來成效可觀，說不準會成為西部綠化的主線。這個綠化帶的主要經營者是來自社會下層的廣大農牧民。
我走訪了幾位塔里木河流域的土地承包人，看見他們的大片土地連成一片，但土地周圍沒有一顆樹和一塊草坪。他們頂著烈日在田間勞作，休息時居然找不到一塊蔭涼的地方。我問他們何以不在土地四周栽上樹，他們回答說土地承包期只有30年，等到栽種的樹長大時，這塊土地也不屬他們了，有誰會傻到自家栽樹別人歇蔭呢？
上述例子說明西部綠化必須有長遠觀念，推進土地產權上的“革命”是完全必要的。
為了推進綠化工程，政府得制定相應的政策來綠化現有耕地的周邊環境。每個土地所有人或承包人，必須在他經營的耕地四周栽上樹，並把其中的一部分耕地變成綠化帶，否則就得給他課以懲罰性的稅收或剝奪他的土地經營權。栽樹和綠化需要花費一定的成本，政府可通過減免承包費的方式給耕種人相應的補償。

（四） 、水資源的開發與合理利用
在西部植樹與內地不同，內地只要把樹苗栽上去並加以適當的護理就可成活；西部種樹則要長時間定期澆水，並且一澆就是幾年，直到樹木生長出很深的根須，能夠汲取地下水為止。即使是已經長大的樹，在長期不下雨的旱季也應適度澆水。
西部的水資源相當缺乏，現有的水資源在供給人畜飲用水和農業灌溉用水之外已沒有多少剩余。先前南疆的塔里木河與孔雀河注入羅布泊，在塔里木東部形成一個面積達幾千公里的美麗湖泊。上世紀下半期因為在塔里木河與孔雀河沿線大量發展灌溉農業，兩條河還沒有流到羅布泊就已經斷流，西部最大的湖泊就這樣幹枯了，成為中國最荒涼的無人區。
西部若是啟動大規模的綠化工程，就得消耗大量的水資源，使本已十分短缺的水資源問題變得更為嚴峻。如果不解決好水資源問題，西部綠化就只能停留在紙上談兵這個層次。
解決西部水資源問題有下列三種途徑：
一是合理利用好現有的水資源；
二是開發新的水資源；
三是全民養成節約用水的自覺意識。
要合理利用水資源，首先就要防止水資源的浪費；其次是在灌溉上盡可能做到科學用水，使單位面積的耕地、林地消耗的淡水盡可能少。後一點我們容易做到，以色列的“滴灌”技術可以最大限度地節約灌溉用水。庫爾勒的綠化工程就曾普遍地應用這種先進技術，到時把庫爾勒的“滴灌”技術大面積推廣就成了。要防止水資源的浪費就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但只要制定出一套科學理性的制度，就能讓綠洲經營者象愛惜自已的財產一樣珍惜水資源。
西部的水資源按來源和引用方式可分為“公共水資源”和“獨立水資源”。公共水資源指那些正在為公眾提供飲用、灌溉用水的河流、湖泊和水庫；獨立水資源則指那些目前還沒有利用或需要消耗能量才能引用的水資源。遠方的冰川、雪山；在荒漠上蒸發浪費掉的河水和地下水屬於這種類型。
當綠洲經營者開渠把淡水從公共河流引入他經營的綠洲時，如果沒有政策上的限制，他極有可能讓水放任自流，造成水資源的大量浪費和不合理應用。河水的總量是有限的，當大量的水被不合理的引走後，依賴這條河流吃飯灌溉的大眾用水就會受到威脅……
所以綠洲經營者引用公共水資源時必須支付相應的水費，水價要盡可能適度合理，既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水資源的浪費，又不傷害投資方經營綠洲的積極性。我認為單位水資源的價格應介於抽水能耗價和自來水價格之間較為適宜。最低不能低於從河流抽取同等數量的水所消耗能源的價格；最高不能高於城鎮自來水價格。
如果經營者用耗能抽水的方式引用公共水資源，就不必支付任何水費，因為他不可能輕易浪費掉花錢抽取的淡水，除非他是瘋子。
為了保證政策的公正性和最大限度地節約水資源，原有的農業灌溉用水也應和綠洲經營者一樣支付水費。塔里木河沿線的耕地一直采用浪費極大的“漫灌”方式，如果是有償使有灌溉用水，耕種者就會采用先進的“滴灌”技術，單位面積的耕地消耗的水資源就會大為減少，這樣西部水資源的緊缺狀況就會得到緩解。
經營戶如果利用“獨立水資源”則不用付費。
開發水資源一樣有三種途徑：
一是從冰川雪山上開渠引水或從水資源豐富的青藏高原東部“東水西調”；
二是進一步開發沒有充分利用的河流及流入無人區任其蒸發浪費掉的河水；
三是開采地下水。
西部開發水資源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政府應當多承擔這方面的工作，當然也可鼓勵私人財團投資於引水工程，政府則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予以扶持：如免除水渠經過地段的荒地占用費；投資方享有水資源的全部收益，引來的淡水既可以用於灌溉自己的綠洲；也可賣給其他的需水戶……
公民節約用水的自覺意識也許是最最重要的，如果全民都養成節約用水的習慣，就可節約出更多的淡水用於營造新的綠洲，西部的自然環境就會步入良性循環，就會一天天好起來。
因為植樹需要長期灌溉，所以對於每個經營戶來說：自流灌溉和“滴灌”技術都是不可或缺的；前者節約勞動；後者節約水資源。當然當地農牧民在自家的牧場和房前屋後種樹則是例外。
城鎮周邊的綠化帶基本上是引用“公共水資源”，為了防止引水渠的亂套和重覆建設，政府應統一規劃引水工程，以城鎮為中心建造若幹呈幅射狀向外伸展的引水總渠……

（五）、政府作什麽？
當綠化工程由政府包辦轉為主要依靠民營時，西部地方政府的職能也必須適應這一形勢，及時作出相應的調整轉換，從先前的直接介入轉為科學的引導規範，使綠化工程平衡有序地向前推進。
政府得為綠化工程制定一套總體規劃，既要確保綠化的卓有成效，又要維持水資源的平衡，防止工程“過熱”和後繼乏力。
全民參與的綠化工程會使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變得錯綜覆雜，政府要在各投資方之間擔任好仲裁角色，協調各方的利益，排解糾紛，當外來勢力與地方發生沖突時防患於未然。
政府有義務在全民中普及綠化知識和節約用水的意識，甚至可考慮把綠化和節水兩方面的知識作為西部中小學生的必修課程。
政府有必要出動專家在各地建立綠化示範工程；但前提是必須杜絕工程腐敗和有名無實的“形象工程”。
政府還應在開發水資源中擔任主體角色，深入開發昆侖山、天山和祁連山的冰雪溶水；更多地承擔公共引水工程，在條件成熟時還可考慮興建大規模的“東水西調”工程，把青藏高原東部豐富的淡水資源引向塔里木盆地。
政府還可動員專業人士研發水的循環利用技術；把城鎮生活廢水經過低成本處理後用於林地灌溉。
總之在綠化工程中政府要作的工作很多很多，從綠化主體位子上退下來後，政府的職能不是消弱了，而是加強了。
…………
西部綠化方案雖不是一個至臻完美的方案，但卻是建立在現有國情和生產力水準基礎上切實可行的方案。這個方案不可能面面俱到，在執行過程中還會遇到這樣那樣的難題，也不可能照顧到各方面的利益，但與現行的各種綠化方案比起來無疑體現出更多的優勢。這個方案一旦不折不扣地執行下去，中國的西部就會發生亙古未有的變化，就會真正騰飛起來。也許要不了十年，西部的森林覆蓋率會提高十倍以上；遼闊的荒漠上會遍布大大小小的綠洲。
西部綠化方案不可能沒有缺陷，但任何方案都不是完美無缺的，只要比現行的方案合理進步就有推廣的價值。如果你不想幾百萬平方公里的遼闊國土永遠荒蕪下去；不想沙漠一天天擴大；不想有限的耕地資源日益面臨沙漠的侵蝕；不想首都上空年覆一年經受沙塵暴的侵襲，那就有必要把這個方案在西部試驗並推廣。
西部綠化是一項異常艱巨的工程，在方案執行過程中會遇到不少當初意想不到的難題，但為了國家民族的千秋大計，我們得努力克服這些難題，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我們都沒有理由停下綠化的腳步。
辦法總比困難多！


二00六年六月三日



40.“問心無愧”離“無恥”還有多遠？

中國人是一個不知道自省和懺悔的民族；在中國，你確然很難碰到一個“問心有愧”的人？並且越是素質低越是喜歡傷害無辜的群體就越是“問心無愧”；一個人如果習慣了“問心無愧”，這個人必然會一步步走向“無恥”！一個民族也是這樣。



這些年一直在反思中華文化的誤區，發現有些社會廣泛認同的“美德”竟然是民族劣根性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問心無愧”就是一個最典型的範例！
中國人是一個不知道自省和懺悔的民族。
可自省和懺悔是人類的最高智慧！是一個人不斷戰勝自我超越自我的動力。
中國人在做自我評價總結時，我聽得最多的四個字是“問心無愧”？
“在這件事情上，我做得問心無愧！”
“我這一生問心無愧！”
“我沒幹過對不起他人的事，我問心無愧！”
“我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我為這個家庭盡心盡力，走到分手這一步的主要責任不在我，我問心無愧！”
“先前我在某些事上對你是有點過份，但那不是我的本意，我是被迫的，我問心無愧！”
“我也想把事情做好，沒想到落到今天這個結局，這也是我不願意看到的，好在我對此事問心無愧！”
“我雖然有點說不清楚的經濟問題，但中國有經濟問題的又不是我一人，有哪個當官的敢說自己沒有一點經濟問題？所以我不服氣！我問心無愧！”
…………
中國有多少人在“問心無愧”？
答案是肯定且振奮人心的！
中國絕大多數人都在“問心無愧”？
首先絕大多數貪官都在“問心無愧”？
一是他們的官當初就靠行賄送禮跑關系得來的，大權在握後當然要收回成本還要加利息，高利貸可是利滾利利翻本的。二是絕大多數當官的都在受賄貪污，他不過是“隨大流”。三是要想保住眼前的官位，要想升官自己也得向上司行賄送禮，這些錢當然不能由自己出，只能“羊毛出在羊身上”貪污受賄做假帳……
你看那些上刑場的大貪官一個個象《紅巖》里的江姐那樣雄糾糾氣昂昂滿臉英雄烈士狀？有哪一個象是心中有愧的樣子？至於那些在獄中痛哭流涕悔恨自己“對不起黨和組織的培養”者，如果你認為那是心里話就容易讓人聯想起超級白癡。很顯然都是言不由衷的假話套話，目的是騙取黨和組織的“再次信任”，逃避懲罰保住貪腐成果，並謀求東山再起繼續瘋狂貪腐。如果黨和組織相信了他們的痛哭流涕放他們一馬，出來後他們會以百倍的瘋狂繼續貪污受賄，變本加勵回報“黨和組織的信任”。
其次為搞政績弄虛作假玩勞民傷財“形象工程”者一樣“問心無愧”？
上面的政策說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實際執行起來等於是要我們弄虛作假。上面來視察的領導哪個不喜歡坐在豪華轎車里看公路兩側的形象工程？並依據看到的“形象工程”來衡量他們幹得好與不好？如果他們都象萬里副總理考察安徽那樣認真較勁，事先不打招呼就隨機下車步行幾公里小道進入某一農家，那些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還管用嗎？如果上面不依據你事先設計的“形象工程”路線視察而是真正“隨機抽查”？他們還會對勞民傷財樂此不疲嗎？
那些站在權威崗位上說昏話的“專家”有愧嗎？
沒有！
現在全國絕大多數官員都在“以權謀私”，我們專家幹嗎就不能利用自己的“學術權威”來“以學謀私”？難道文化人就是天生貧窮的命嗎？如果上面派我去汶川鑒定造成大量學生死亡的豆腐渣校舍是否存在工程質量問題？一邊是說假話鑒定“沒有”和裝滿百元大鈔的鼓囊囊大信封；一邊是堅守良知說真話鑒定“有”，但結果是一無信封二有可能換人來個二次覆查，覆查結論又否定了自己的鑒定結論，甚至有可能自此失去檢查鑒定的資格？我能選擇哪？不用說自然會選擇前者，那是上層皆大歡喜的結局呵！我也是一個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啊！至於平民百姓的公道問題，還是交給譚嗣酮魯迅等人去玩責任良知吧？
那些制造販賣毒奶粉的人有愧嗎？
沒有！
假冒偽劣商品在我們國家是普遍現象，又不是我一家在制劣造假？要怪只能怪我們國家的監管體制不科學和老百姓的貪便宜心理，為假劣產品市場提供了流通空間。要怪只怪我不走運撞在黴頭上，那麽多商家都在造假，幹嗎就我一家灰頭土臉呢？
文革瘋狂從事打砸搶的“三種人”有愧嗎？
沒有！
我的家鄉有一位在文革期間親手活活打死過幾個無辜弱者的基幹民兵，因功跳出農門升了官。在清理“三種人”期間罪行敗露，但上面從輕發落，只撤了他的官沒撤他的職？繼續享受豐厚的工資和職位津貼？此人不但對過去的暴行無一絲一毫悔意，相反滿腔的委曲和不平，每次見到我都要喋喋不休抱怨：那時是形勢使然，我只不過跟著形勢走，要怪只能怪上面政策錯了，我有什麽錯……
按照此公的邏輯：納粹德國殘酷屠殺猶太人的黨衛軍官是沒有錯的？他們不過是秉承了希特勒的旨意奉命行事，服從命令又是軍人的天職。要錯要悔過也只有希特勒一人，他們是沒錯也不需要悔過的？憑什麽要他們承擔屠殺猶太人的責任？要給他們安上“反人類”的罪名？把他們送上刑場和監獄呢？至於今天仍活著的絕大多數德國人，要麽沒參與迫害猶太人的暴行要麽是戰後出生，憑什麽要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向以色列鄭重道歉，每年還要支付巨額賠償呢？不道歉不賠償猶太人能咋的？德國可比以色列強大得多呵？
但智慧的德國人不是這麽想的。
盡管希特勒是殘酷屠殺猶太人的罪愧禍首，但他們也一樣又不可推卸的責任。首先把希特勒那樣的謊言大師和反人類迫害狂選上台就是德國民族的集體錯誤！其次納粹黨執政期間如果絕大多數德國公民堅守善良和良知，如果自己心靈深層沒有冷血迫害傾向，希特勒那些反人類反文明的暴行就根本無法執行。希特勒總不能一人操刀屠殺600萬猶太人吧？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納粹執政期間多數德國成年人都是希特勒的直接間接幫兇，都對納粹暴政負有責任。是誰把希特勒選上台的？是多數德國人啊！是誰為希特勒屠殺600萬猶太人的？也是德國人啊！你能說德國人沒有責任嗎？戰後出生的德國人雖然沒有迫害過猶太人，可他們的父輩迫害過啊！父債子還，他們難道沒有義務為父輩的受害者道歉賠款嗎？
正是基於上面的“智慧思維”，戰後的德國民族才一直生活在真誠懺悔之中。1970年西德總理在波蘭憑吊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時，居然當著眾人的面在猶太人墓碑前雙膝跪了下來！德國總理下跪的畫面很快通過無線電波傳遍全世界。德國人不但沒有認為他們的總理丟形象掉面子，相反被總理的行為深深感動，德國人的智慧和遠見你不折服還真的不行？東德人沒有西德人那樣的智慧遠見，所以最後東德被西德合並。
德國人知道只有真誠懺悔，才能贏得文明世界的諒解，並重新回到文明世界的懷抱。文明世界畢竟能享有更高質量的生活和更豐富多彩的人生。結果德國人很快就做到了這一點，短短幾十年時間就與昔日的仇敵握手言和共存共榮，並最終成為歐共體的核心。更為重要的是，真誠懺悔大大提升了德國人的整體素質，不會再被謊言忽悠選擇希特勒那號自稱救世主的混世魔王；或盲目從惡充當邪惡制度的幫兇，從而有效地杜絕了“納粹悲劇”在德國大地再度重演。
相比之下，我們的責任人為自己的錯誤懺悔過嗎？
沒有！我們只有“輝煌”，就算有錯誤也不是主流，我們“問心無愧”。
我們為義和團“殺盡所有外國人和教民”的暴行懺悔過嗎？
沒有！那是反帝愛國運動？我們“問心無愧”。
我們為反右迫害知識分子懺悔過嗎？
沒有！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我們“問心無愧”。
我們為人禍造成的罕見大饑荒懺悔過嗎？
沒有！那是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我們“問心無愧”。
我們為文革期間駭人聽聞的暴行懺悔過嗎？
沒有！那是林彪四人幫炮制的，我們“問心無愧”。
…………
在德國，你也許很難碰到一個“問心無愧”的德國人？
在中國，你則很難碰到一個“問心有愧”的中國人？
不但在德國難得碰到一個“問心無愧”的公民，在英、美、法、加等文明國家你一樣難碰到一個“問心無愧”的國民？美國因為基督教文明的緣故，勇於自省和懺悔是一個人必要的美德。所以在洞察一切的上帝面前，多數美國人都不能做到“問心無愧”，每周都要去教堂向上帝真誠懺悔，主動承受靈魂的鞭韃。
美國人的整體素質比中國低嗎？
非也！
對於這一問題，我們的精英階層早就作出了英明論斷：
“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民主！”
…………
在中國，你確然很難碰到一個“問心有愧”的人？並且越是素質低越是喜歡傷害無辜的群體就越是“問心無愧”？
低素質群體都在“理直氣壯”？
小偷理直氣壯，因為他們貧窮？
黑社會流氓理直氣壯，不行兇施暴他們就無法“體面”？
風塵女郎理直氣壯，她們自認為對社會的危害比貪官小得多？“賣身”也是一種“勞動”？更何況發揮自己的生理優勢也不失聰明之舉？
…………
本人也曾有幸碰到幾位“問心有愧”的人，但他們都是令我敬重素質遠遠高於本人的智慧精英？
可見“問心無愧”並不是什麽值得稱道的美德！
一個人如果習慣了“問心無愧”，這個人必然會一步步走向“無恥”！一個民族也是這樣。
“問心無愧”離“無恥”其實只有一步之遙！


二００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41.胡耀邦的超人政治胸襟

我們國家就是這樣，政治廟堂難得出現一位有遠見卓識和強烈民族責任心的政治家，可一旦碰上那樣的政治家，多數國民又難得從專制奴性的慣性思維里走出來，對政治家文明進步的大手筆不適應，就象在黑暗里呆久了的人一朝走到陽光下眼睛會睜不開一樣。


因為學生時代潛心學醫的緣故，“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對八十年代大學校園綻放的“自由求實”學風感受不深，因此對胡耀幫的印象一直很模糊，只在電視屏幕上感覺這個黨國元首一點架子也沒有，並且在公眾場合容易感情外露，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是缺乏一個領袖人物必要的威嚴？盡管法治國家的民選元首多平易近人“表情真實”，可當時我對法治國家一點也不了解，對美、蘇等超級大國懷有不可理喻的敵意，不知道胡耀邦的“領袖新形象”是與國際文明接軌，所以對這個領袖沒什麽好感，象我的家鄉沒見過大世面的山野村民一樣，對胡耀邦電視屏幕上的“平民形象”頗有微詞，按山民的話說就是“有點掉中國的架”。
直到九十年代中國人的眼界開始淡出西方視野，我才開始從醫書里走出來研究西洋現代文明，此時才發現胡耀邦的“平民形象”是文明國家政務官的必備素質，是文明開化推進中國政治進步的表現。
我們國家就是這樣，政治廟堂難得出現一位有遠見卓識和強烈民族責任心的政治家，可一旦碰上那樣的政治家，多數國民又難得從專制奴性的慣性思維里走出來，對政治家文明進步的大手筆不適應，就象在黑暗里呆久了的人一朝走到陽光下眼睛會睜不開一樣。百年前的末路英雄光緒皇帝也遇上了同樣的悲劇。廣大臣民對他的強烈民族責任心和高瞻遠矚的大政治家風範不理解不共鳴，相反卻對“暫時不生育”這類根本不能算錯誤的個人小瑕疵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對於政治人物來說，個人腐敗害國害民，但愚民的惡果則比個人腐敗還要嚴重一千倍！當陰暗自私的統治者造就大批愚民時，就算國家有幸換上了一位英明卓越的掌舵人，也很難使國家改變航向走上文明進步之路。
當愚民政策成為一個國家的長期國策時，國家就需要一大批啟蒙思想者，在黑夜里點燃希望的燭光。否則民眾就算一朝走向黎明眼睛也會很難適應。
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在現世贏得人民的擁戴不一定是偉大的？但在後世得到國民的敬仰就一定是偉大的。
胡耀邦就正是後一類政治家！
我對胡耀邦產生敬仰之情是近十年的事，除了敬重他的“平民形象”外，更敬重於他“還歷史真相”的務實求真精神和“尊重人性尊嚴”的紳士修養。這種“尊重人格”涵養甚至於惠及到他的敵人？
真正偉大的政治家是那種能自主拋開個人恩怨，始終把推進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作為第一目標。
在研究文革歷史時，胡耀邦主導的兩件小事深深感動了我。
第一件小事是對陳伯達的關照。
文化大革命期間，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直接導演了打、砸、搶、抄家、誣陷與迫害的文明災難。在誣陷與迫害的狂潮下，胡耀邦領導的團中央首先受到沖擊，“三胡”停職反省，強加在他們頭上的主要罪名是“三個不夠”：
第一條，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夠；
第二條，堅定地站穩無產階級立場不夠；
第三條，走群眾路線不夠。
作為團中央一把手的胡耀邦當時因病住進了醫院，但一樣不能幸免，被造反派勒令回來接受批鬥。胡耀邦自此開始了長達兩年的“牛棚”歲月。白天接受沒完沒了的批鬥示眾，晚上則沒完沒了寫檢查，期間有十多次被紅衛兵拉到院外去接受“暴民式批鬥”。紅衛兵對胡耀邦拳腳相向。“有的紅衛兵用皮帶抽他，胡耀邦痛得在地上打滾!”胡克實目擊了這一切，非常感嘆地說：“那時候，打手們完全沒有理性了!”
…………
胡耀邦成為黨中央總書記後，文革大紅人陳伯達則淪為階下囚。在那個國家政治資源被權力人物用來快意個人恩仇的歲月，胡耀邦趁機報覆一下這個令其受盡非人折磨的政敵自在情理之中。胡耀邦不愧是傑出的政治家，沒有動用手頭的政治資源快意恩仇。陳伯達在獄中非但沒有受到虐待迫害，胡執政黨中央時還允許陳長期保外就醫，為陳提供繼續從事理論創作的空間。不僅如此，胡耀邦還特意關照為陳伯達提供一條與中央書記處聯系的渠道。陳在保外就醫期間寫的理論文章都被關照送達中央書記處，每篇文字胡耀邦都要親自過目。他看到陳伯達寫的讀書筆記過多，就對陳伯達的創作提出頗有創意性的建議：“陳伯達不要老寫讀書筆記了，可以就中國近代歷史中一些重大的問題，寫些可以對後代起教育作用的東西……”
當代中國的高級政治囚徒在獄中也許有創作的部分自由，但創作的作品在當時絕沒有發表的任何可能。但陳伯達卻是例外。在胡耀邦的特意關照下，陳伯達創作的《求知難》在一九八二年第十期的《讀書》雜志正式發表。作者署名“紀訓”，這個筆名倒是原來就寫在稿子上的。
在那個“因人廢言”的年代，一個政治風雲人物一旦被“打倒”，就算是發明了“根治癌癥”的救命藥。成果也要被否定？可胡耀邦卻能安排發表政治階下囚的文章？這種在中國政壇極為罕見的政治胸襟是何等難能可貴！
…………
第二件小事是公正對待“革命小將”黃帥。
在文革的所有風雲人物中，我印象最深的要數“革命小將”黃帥了。我就是在黃帥的影響下學會寫作文的。本人上小學三年級的那一年，“革命小將”黃帥的名字傳遍了窮鄉僻壤的每一所鄉村小學。我們小學生在黃帥的“模範帶頭作用”下開始硬著頭皮給曾經尊敬的老師們寫大字報，如果你不寫老師也要強迫你寫。就算用臟話臭話辱罵老師也不要緊，但不寫批評老師的大字報老師就不讓你放學回家？
那是一個何等荒唐的年代！
打到四人邦後，黃帥這個小英雄自然從人生巔峰瞬間跌入谷底，和白卷英雄張鐵生一道成為我們中學生不負責任批判攻擊的異類。
所幸黃帥那時尚未成年，否則應該會和張鐵生一樣身陷囹圄。
可想而知，學生時代的我對黃帥是一百個否定。
等到我終於有心智研讀那個荒唐歲月的真實歷史時，我才發現黃帥當時的所作所為並無任何不當之處。
1973年，黃帥在北京中關村第一小學讀五年級時，不滿老師批評上課做小動作的同學說“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頭”，在日記中提出了批評。老師看過日記後，大發雷霆，還號召同學們和她“劃清界限”。這種糾纏長達兩個月，使她精神受到不當刺激。她寫信給《北京日報》對老師的作法提出了質疑：
黃帥給《北京日報》的信
我是中關村第一小學五年級二班的學生。九月聽了紅衛兵節目報道的蘭州十四中學紅衛兵幫助老師的事跡，受到啟發，隨後我給老師寫了三篇日記提意見。頓時，師生的關系緊張起來，老師批判我“拆老師的台”、“打擊老師威信”、“惡意攻擊老師”。我認為，老師是“壓制民主”，“打擊報覆”。這星期班上可熱鬧了，老師上課的主要任務就是鼓動同學訓斥我，我去上課就是準備挨整。老師拍桌瞪眼在班里說：“直到現在，我還是公開號召同學們和黃帥劃清界限”，“跟黃帥一起跑的人立場站錯了”。班里還出了板報，點名批判我的日記。平時每日換一期，這篇板報老師宣布登一星期，並對板報組表示“感謝”。最近，班里同學在老師的率領下，不斷對我嘲笑諷刺，大轟大哄地進行圍攻，甚至個別同學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號。
我是紅小兵，熱愛黨和毛主席，只不過把自己的心里話寫在日記上，也表示了日記中是有缺點的，如個別用詞不當影響了老師的尊嚴，可是近兩月老師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許多天，我吃不下飯，晚上做夢嚎聲驚哭，但是，我沒有被壓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見。
究竟我犯了啥嚴重錯誤？難道還要我們毛澤東時代的青少年再做舊教育制度“師道尊嚴”奴役下的奴隸嗎？

　 海澱區中關村第一小學五年級二班學生 黃帥

“黃帥事件”的真實背景展示黃帥本人完全是無辜的，過錯全在老師一人身上。一個教育工作者就因為一個小姑娘在自己的日記里說了幾句有個性的真話就惱羞成怒，不惜用比下三濫還要卑劣的手段對一個小孩子實施文革式的打擊報覆？這樣的人哪里還有資格當老師？在那種令人發瘋的不公正待遇下，黃帥選擇給《北京日報》寫信求助完全是一個知書達禮且沒有任何防衛能力小姑娘的無奈之舉。如果換上土匪世家出生的我，說不準會選擇用石頭在那位老師的頭上砸出幾個包來。
…………
“黃帥事件”後來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悲劇政治事件，也不是黃帥本人造成的，而是把黃帥當成“政治鬥爭棋子”的政治流氓造成的。如果追究錯誤也得由那些沒有任何道德準則，不惜用最卑劣手段毒害利用祖國花朵的政治流氓來承擔，而不應該牽連歸罪於無辜小姑娘黃帥身上。
但那是一個不講道理的年代。四人邦倒台之初，文革的慣性思維依舊主宰絕大多數國民的神經，黃帥自然也成了眾矢之敵。雖然因未成年不能把她關進監獄，但來自四面八方的嚴厲批評和巨大壓力卻是逃不了的。她此生注定淪為沒有任何希望與未來的“賤民”。
在其從事科研工作的父母鼓勵、疏導下，1979年黃帥以322.5分的好成績報考北京工業大學，在北工大內部老師群體中引發了熱烈爭議。沒有哪個校領導肯承擔責任錄取這個有著巨大政治負面效應的無辜青年。
最後是胡耀邦出面救了她。
胡耀邦在“牛棚歲月”曾飽償了紅衛兵的拳腳和銅頭皮帶，作為紅衛兵性質的反潮流革命小將黃帥自然很容易觸及總書記當年的傷痛？從情感上來講，就算不打擊她也不會出面為她主持公正。可胡耀邦沒有沈溺於個人恩怨，他的過人政治胸襟使她發現黃帥是無辜的。他決定出面為黃帥主持公道，一個將完全改變黃帥一生命運的決定。
在胡耀邦的出面說項下，黃帥終於被北工大錄取為計算機專業學生。
1984年，黃帥獲工學學士學位，被分配到北京市計算機技術研究所從事技術工作。
1988年，黃帥自費赴日本留學就讀於東京大學大學院，1993年獲得碩士學位。被三和綜合研究所聘為研究員。後來又擔任了新世紀中文電視台節目審議會委員。
1999年，黃帥回國在母校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任編輯，聘為社長助理。
如果沒有胡耀邦主持公道，秀外惠中的黃帥今天也許淪落到在京城街頭撿垃圾的地步。
…………

美國南北戰爭後期，南軍總司令李將軍率領他的軍隊向格蘭特將軍統領的北軍投降。格蘭特並沒有把這個曾造成北軍重大傷亡並使他丟盡臉面的南軍戰神當成敗軍之將看待，而是給予了對方充分的尊重。放下武器的南軍士兵個人尊嚴也沒有受到得勝北軍的粗暴侵犯？此舉正是美國人的過人之處，勝利者自動關上了“冤冤相報”的潘朵拉魔盒。美國自此永遠告別了自相殘殺的內戰。
當國家的政治資源被權力人物作為報答個人恩怨的武器；用來為個人利益服務時，這個國家一定是野蠻落後的。
真正的政治家必須從個人恩怨里走出來，把推進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作為執政生涯的第一要務。
胡耀邦為我國的政治文明做出了表率。


二００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42.歌德索爾仁尼琴是中國出不了諾貝爾文學獎最好詮釋

對人類精神世界的不懈探索和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現實的真相是文化人的兩大主要職能；不屈服於淫威；不誘惑於權錢；堅守良知說真話是文化人的必備品格；如果中國文人的媚骨和勢利劣根性得不到根本的扭轉，別說十年二十年，就是一千年也一樣與諾貝爾獎無緣！



在繁星閃爍的世界文學大師中，我最敬重的人物是歌德和索爾仁尼琴。
對人類精神世界的不懈探索和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現實的真相是文化人的兩大主要職能。
不屈服於淫威；不誘惑於權錢；堅守良知說真話是文化人的必備品格。
歌德和索爾仁尼琴是人文精神和良知真相的典型代表！
歌德是青少年時期的我最為迷戀的作家，他的成名作《少年維特的煩惱》我差不多能夠背下來。有段時間我和維特一樣陷入了不可救藥的單相思，只差那麽一點就跳下了廬山龍首崖。
《少年維特的煩惱》點燃了歐洲整整幾代年輕人的希望與夢想，一個人的青春激情原來可以燃燒得如此美麗而感傷。
因為創作《少年維特的煩惱》的巨大成功，歌德成為德意志民族無可匹敵的青春偶像，並因此被魏瑪公國聘為宰相。歐洲就算在封建割據時代也一樣對人才極為尊重。
那一年歌德才26歲！如此年輕的“和平宰相”在中國只有童話世界里才有。
歌德在魏瑪宮庭呆了十年，整個青壯年時期都在那里度過。他的官和文學一樣做得很出色，以至他執政後期公國的元首臣民都認定他是不可替代的。
青壯年時期本應是歌德創作的黃金時期；可實際情況是宮庭中的歌德創作靈感瀕臨涸絕，雖然斷斷續續創作了詩歌《漫遊者夜歌》、《致月亮》和敘事謠曲《魔王》、《漁夫》，但卻是他創作生涯中最為平庸的篇章。理想與權錢從來都是相克的，就算在相對開明的歐洲也不例外。當歌德沈溺於維護和經營權力時，那個曾對他情有獨鐘的美麗文學天使就移情別戀了。
歌德在執政後期陷入了深深的苦惱之中。在中國人看來他的苦惱應該純屬神經方面的問題。那時的歌德功成名就春風得意，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要權有權要錢有錢要美女有美女，是萬民景仰羨慕的中心人物，還有什麽不滿足的呢？
可歌德就是歌德！他要的不是權錢享受和眾星捧月的虛榮，而是能夠點燃激發人類精神世界的希望與夢想，激勵人們在精神層面上完成從動物到大寫人的飛躍。
經歷了精神世界的痛苦反思權衡後，歌德終於下定了那個令世界文學歡欣鼓舞的決心，告別權錢名位回歸精神自我，毅然決然向公國元首遞上了辭呈。
歌德的官做得太出色了，他的辭呈被元首退回，理由自然是“人民不答應”？歌德又接連遞上了N 個辭呈，結果依舊是N個“人民不答應”？
歌德不愧是歌德，在“人民不答應”的海洛英煙霧中，一國宰相居然玩起了“失蹤”？在一個月光朗照的午夜逃離了魏瑪宮庭，一直逃往魏瑪政權鞭長莫及的意大利，一個不知道魏瑪宰相是男是女的地方。在那里，歌德成了百分百的普通平民。
歌德的超凡出眾之舉又一次征服了文學女神，告別官場的他很快找回了創作靈感，步入了創作的黃金時期，開始了史詩巨著《浮士德》的創作。
《浮士德》是里程碑式的偉大史詩；是世界文學的巔峰巨著！
《浮士德》塑造了一個不斷探索人生真諦、不斷進取、不斷戰勝自我超越自我的藝術形象；是歌德一生追求真理、自強不息的縮影。主人公浮士德博士年屆百歲、雙目失明時，仍然認為，人生應當“每天每日去開拓生活和自由，然後才能作自由和生活的享受”……
歌德成功實現了人生的第二次飛躍。
在這個世界上，能夠戰勝痛苦逆境的人有很多；但能夠戰勝權錢超越成功的人則寥若晨星；在中國則一個也沒有。
假設當初歌德戀棧權力，不能勇敢告別官場，他就不可能演繹出星光燦爛的人生，世界文學史上就會少了一位不朽的偉人。
…………
索爾仁尼琴是前蘇聯最偉大的作家，極權專制時代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被今天的俄羅斯人譽為“俄羅斯的良心”。
索爾仁尼琴的偉大出眾之處就是在專制高壓文明失語、良知泯滅、人性淪喪、眾人皆濁的無恥社會里堅守良知說真話，不屈服於暴力的淫威，拒絕被權錢收買，自始至終用良心撰文，用智慧求真，無論是牢獄還是主席台都不能毀滅他捍衛人性和真相的氣節。
索爾仁尼琴在人生的黃金時期因為說真話被專制統治者關進了政治監獄，在西伯利亞勞改營受盡折磨。他沒有屈服於專制暴力與淫威，誓死與邪惡抗爭，在獄中把真話變成了良知文字，開始了自己的創作生涯。
出獄後索爾仁尼琴繼續關注俄羅斯社會的苦難和悲劇，向生活在謊言中的俄羅斯人揭示極權暴政的真相，在漆黑的夜空點燃了一盞穿透黑夜的燭光。他的良心文字被前蘇聯的“良知元首”赫魯曉夫發現並賞視，作品得以正式出版。索爾仁尼琴自此時來運轉，成為前蘇聯舉足輕重的文化名人。榮譽、金錢、權力、美女也以不可思議的熱情包圍了他。
索爾仁尼琴並沒有滿足於專制機器的知遇之恩，轉而與“體制內施恩者”合作撰寫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馬屁文字。他不為權錢名位所動，繼續捍衛良知和真相，繼續以罕見的勇氣、智慧和強烈的社會責任心，揭露前蘇聯國家社會的問題和悲劇，揭露謊言幕布後的陰暗和罪惡，置個人的地位榮譽於不顧，置個人的安危於不顧，一次又一次挑戰專制政體的“容忍底線”，為俄羅斯社會的“文明開化”鞠躬盡瘁……
索爾仁尼琴的不識時務給自己帶來了災難。他很快從命運的巔峰跌入了低谷，被蘇聯作協開除，作品不能在國內出版，並進而被驅逐出境。
被蘇聯作協開除的明年，瑞典皇家學院“因為他在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授予索爾仁尼琴諾貝爾文學獎金。
…………
對照歌德和索爾仁尼琴的胸襟和氣節，新中國的文化人恐怕只有自慚形穢的份。
毛中國和斯大林蘇聯很相似，政治高壓扼殺了真話的生存空間，但中國沒有出索爾仁尼琴，而是出了“錢學森現象”和“郭沫若現象”，文化人不是集體失語就是厚顏無恥歌功頌德拍馬屁。錢學森在大躍時期論證糧食畝產可超四萬斤的文字；郭沫若吹捧政治新星江青、辱罵權力失勢者鄧小平和四人幫的應制詩就是那個時代中國文人的醜陋面譜。（請參閱拙作《郭沫若的三首詩與當代文化人的扭曲靈魂》）
改革開放後的權錢中國與後極權時代的蘇聯很相似，無恥成為體面的通行證。文化人只要勇於無恥，就能很輕松地撈到權和錢。結果我們的文化人集體被權錢收買，為了多快好省撈錢不惜站在權威崗位上說昏話；不惜犧牲最基本的人格尊嚴去撰寫迎合權貴的馬屁文字。為了撈到一頂官帽子，就算給上司的一雙臭腳撰寫萬言頌歌也樂此不疲。象歌德那種掛冠而去的瀟灑風範，我們文化人的骨子深層找不到一絲一毫。結果我們出不了為探索人生終極理想拒絕當大官的歌德，也出不了為說真話藐視權錢的索爾仁尼琴；而出了“余秋雨現象”，“王兆山現象”和“方紹偉現象”。
余秋雨含淚勸告災民；王兆山的“縱做鬼也幸福”；向往民主政治的方紹偉，全家移民到民主法治的美國，卻轉而為了專制的“賞賜”，揣著民主國家的綠卡來到他棄如破鞋的祖國到處演講美化專制醜化民主，為“丟骨頭”的專制特權人物大唱讚歌，欺騙愚弄渴望民主權利的祖國同胞？
這是一群什麽文人？
這樣的文人能夠贏得諾貝爾文學獎嗎？
不可能！
如果中國文人的媚骨和勢利劣根性得不到根本的扭轉，別說十年二十年，就是一千年也一樣與諾貝爾獎無緣！
與諾貝爾獎無緣的某些無恥文人居然混說什麽諾貝爾文學獎評比不公平，打上了西方意識形態的標記，是專為資本主義政治服務的？這不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心理是什麽？要知道索爾仁尼琴時代的前蘇聯是社會主義的老大哥，可前蘇聯卻出了三位諾貝爾文學獎。
貧窮的印度早在九十年前就贏得諾貝爾文學獎了。
看看掛冠而去不當宰相當平民的歌德；再看看拒絕謊言從權貴淪為無家可歸者的索爾仁尼琴，就知道中國為何出不了里程碑式的史詩性文學巨著？為何出不了諾貝爾文學獎了。


二０一０年元月二十四日



43.國有企業內部的悲劇景觀

每天都在無限的浪費和權鬥；無處不在的馬屁與造假；損人不利己的過度浪費；一樣的血汗工廠；人才的第一標準是對領導的“忠心”； 只有個人目的沒有集體目標；沒有人真正想解決問題；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撈錢；搞個項目就是為了“撈錢”；否定--無奈--絕望。


前段時間有幸接觸了幾位國有大中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員，因此了解到國有企業的許多內幕。這些內幕展示出一幅令人痛心疾首的悲劇景觀。

一、每天都在無限的浪費和權鬥
“我們那個公司是省城知名的大企業。初來這個公司時我的第一印象是企業浪費觸目驚心，幾乎隨處都可看到浪費現象。到處都是淘汰或閒置的設備裸露在風雨中任其生銹蝕爛，有些設備還是昂貴的進口貨，因為說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不能投入使用，居然也任其在露天下生銹？更為奇怪的是這些浪費現象根本沒人去管，不但職工熟視無睹，連領導也見怪不怪。大的浪費不說，僅水電一項的浪費就特別驚人。有次看到一個水池邊幾個水龍頭都在無人時放水，路過的幾十個職工沒有誰想到要去把那幾個水龍頭擰上。後來又看到兩個領導來了，沒想到他倆也象沒事人一樣揚長而去，對嘩嘩的流水聲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我本想再觀察一陣，但那流水聲著實讓我心疼，就自個跑過去關，原以為那些水龍頭也許壞了關不上，沒想到輕而易舉就擰上了……”
“還有一次，我去某廠區看見一條地下水管壞了，自來水以相當大的流量嘩嘩往外湧，匯成一條小溪流入旁邊的排水溝。半個月後我又來到同一廠區，看見破管處依舊在嘩嘩往外噴水？這要浪費多少自來水啊？”
“後來我升遷到中層管理崗位後，發現領導層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公司的生產和業務運轉上，而是放在彼此爭權奪利上。為了爭到更多的權力，打敗職位上的競爭對手，不惜對其主管的業務暗中使壞，讓對手丟臉的同時使公司蒙受重大損失。只要能擊敗對手爬到更高的職位，多數領導就算把公司毀掉也在所不惜。”

二、無處不在的馬屁與造假
“我們廠區的領導是地道的太上皇，在廠內差不多可以呼風喚雨為所欲為。在那里沒有任何正義良知，一切唯領導的馬首是瞻。我們單位稍微有點姿色的女職工，幾乎都和領導有一腿。多數是主動投懷送抱，少數是領導利用職權逞強弄到手的，就算中央首長也不一定有我們領導風流快活。拍馬屁的不僅僅是沒廉恥的女人，知識分子也一樣不甘示弱。單位評工程師、高工論文全靠抄襲，每篇論文都要把領導的名字掛在前面……”

三、打更老頭現象
“有天我在辦公室加班到深夜十二點，下班後去單位的公共澡堂洗熱水澡，發現澡堂里的十多個熱水龍頭全開著，可里面卻只有負責打更的老頭一個人在洗澡。他說自九點鐘開始他就在里面洗了，前後洗了三個小時？老頭洗完後也不關那些水龍頭就徑直往外走。我攔住他，問他為何不關那些水龍頭？這該是多大的浪費。沒想到老頭竟然頗為義正詞嚴地說他就只浪費水那點權力，如果不用就過期作費了……”
打工老頭的心理明顯有點變態，但在今天的國企卻有一定的代表性，折射出我們的國企管理存在相當嚴重的制度性漏洞：反正我們的企業是大夥的，上面整天都在揮霍浪費，我一個小民也就找機會揮霍我能揮霍的。如果這種國企心態上升到國家心態，我們的民族可就要倒大黴了。

四、一樣的血汗工廠
“別以為只有沿海的私營企業存在‘自汗工廠’，國有企業就一定注重職工福利。我們公司也是知名的國有大企業，可一樣存在無限制剝削工人的‘包身工’現象。領導們的待遇和職工相比就象赤道和南極相差那麽巨大，實際收入差距不是幾倍而是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的懸殊！那些資歷較老的工人的工資福利也許還過得去，可對資歷淺的工人則是赤裸裸的血汗壓榨，並且根本沒有地方可以申訴。只因沖著‘國企’名頭寄希望於未來，希望將來有機會‘論資排輩’，他們才忍氣吞聲往前苦熬。 我們單位的一個新項目招徠的新工人一個月就給400塊錢，然後加班加點 ，一年到頭難得有幾天休息時間，如果出了差錯就使勁地扣錢……”

五、人才的第一標準是對領導的“忠心”
“我們那里根本不把人才當回事，真正的人才都是領導的眼中釘。領導眼中的‘人才’全是些只知阿諛逢迎投其所好的馬屁精，實際工作能力極差。在領導心目中，‘人才’的第一標準是‘忠心’，忠於領導個人比忠於企業忠於國家忠於自己的本職工作要重要一千倍。領導只要認為你對他的忠心可嘉，就算明知你是秦檜白癡也會重用你，否則就算你是岳飛楊振寧也只能靠邊站。領導的口頭禪是‘你是人才我偏不用你，看你把我怎麽辦？’‘三只腳的雞難找，兩只腳的人到處是！’……”

六、只有個人目的沒有集體目標
“我有幸被公司派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作，發現這里完全和國內是兩回事。這里也有國企，但內部管理卻很科學，監督也很到位，國內盛行的那種腐敗浪費現象很少見。國企高管們的待遇和職工相差並不大，且根本沒有造假的意識。有次我問一名外企高管，他們為何不行賄告假？沒想到對方回答說‘我首先得對自己的尊嚴負責！’人家是真正的和諧社會，我們企業則是大棒子下的平靜社會。人家是相互合作我們是相互利用，我們只有個人目的而無集體目標。只要能達到個人目的，就算把這個集體毀掉也一樣心安理得。”

七、沒有人真正想解決問題
“我所在的單位內部問題堆積如山，且有不少問題年深日久積重難返，可歷任領導沒有哪一個想到要解決那些問題，聽任那些很容易解決的舊問題在那里積小成大，然後又在舊問題上加上一堆新問題。領導們根本沒有解決問題的興趣和熱情，他們只在乎自己職位的升遷和能否多撈一把。不解決那些可能釀成重患的問題也沒人追究責任。領導們如此，職工就更不用說了。大家都知道單位前景不妙，都抱著過一天算一天的心理，找點機會順手牽羊撈點蠅頭小利。你別看我們單位架子大外面看上去很有氣派，可內部早就爛透了，成了一具搖搖欲墜隨時都有可能倒下的空架子。每年都在巨額虧損，全靠貸款和拖欠職工工資維持到現在。企業雖然在寅吃卯糧，可領導們吃喝顯擺的派頭卻象薩達姆似的八面威風一擲千金……”

八、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撈錢
“我們公司是一個擁有近兩萬職工的大企業，在國企里面應該有一定的代表性。你也許想象不到，我們公司的生產運營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撈錢’，撈的是人民大眾的錢。每年國家都要拔來大把大把的錢，那可是老百姓的稅錢啊！這些錢只有少部分用於生產上，大部分都被領導們貪污揮霍掉了。公司生產的機器如果單從利潤上講不但不賺錢，相反還要虧本，每生產一台機器就要虧多少錢，虧損的錢都由國家來補貼。國家拔來的錢可以購買相當於我們生產量多得多的機器。生產這些機器並非不賺錢，主要是管理上的漏洞太大了，錢大多沒有花在正事上，同類產品在國外生產是能大賺特賺的。我在幾家大國企幹過，情況都差不多，都是‘不賺錢’而‘在撈錢’。國企除了壟斷行業外，基本上多處於實質上的虧損狀態，多靠貸款拔款維持。壟斷大企業雖然眼前在大賺特賺，但本質上不是通過自己的業務“賺錢”，而是變相“撈錢”。因為壟斷，就可無限制提高價格獲取超額壟斷利潤，就象石油價格一樣，吃虧的是平民百姓，依舊是在向人民大眾‘撈錢’……”

九、搞個項目就是為了“撈錢”
“我們公司的歷任領導都熱衷於‘搞項目’。搞項目的中心目的不是為了把企業做大做強，提高競爭實力；而是為了領導個人‘撈錢’。那些項目事先大多沒有通過實用性可行性的科學論證，而是通過造假的資料蒙騙上面，騙取上面的巨額拔款。拔款到手後，在那個明顯得不償失的‘項目’上煞有介事地瞎折騰一番，浪費一部分錢，多數錢則被領導以采購工程回扣的方式中飽私囊，最後國家的拔款全打了水漂。當新項目最後沒有達到預期的效益甚至成為不得不下馬的爛攤子時，也沒有機構追究相關領導的責任。簡直是暴殄天物！”

十、董建華一直在搖頭
“我還記得有一次董建華來我們單位考察。我們停產一天，擺造型，打掃衛生，拉標語……那可是兩萬多人的大公司啊，停產一天意味著什麽？不過在董特首參觀的時候，我看到他一直在搖頭。我能夠感到他心理肯定很難受。 他也是搞企業的，一看那架勢就知道那是做假裝出來的。一個大企業花那麽大的代價迎接某人得到的回報竟然是對方一直在不停地搖頭？那幫領導們是怎麽當的？他們又是靠什麽混到現在的位置的？”

十一、 否定--無奈--絕望
“我在國企幹了二十多年，前後換了五六家企業，對國企的總體印象是‘否定--無奈--絕望’。因為高付出低效能，因為權責分離，因為無處不在的官僚主義，我國的國企多數是失敗的。這種浪費極大且敗壞人性的管理體制應該進行重大改革了。在觸目驚心的腐敗和不公正面前，我除了無可奈何地搖頭外沒有別的辦法。這種管理體制從根子上出了大問題，單靠一個人的努力和堅守良知無助於改變整體潰敗的大趨勢。正因為是根子上出了問題，我對國企的前景不僅是失望，而是一種深入骨髓的‘絕望’，前面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曙光。”
…………

二00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44.抱團不等於團結

中國人到哪里都喜歡“抱團”；中國人又最不“團結”； 我們的民族在近代的習性與非洲大草原上的角馬群有著驚人的相似；自信的族群多不喜歡抱團，但遇上外敵卻能團結一心同仇敵愷。缺少底氣的族群多習慣抱團聚眾，可遇上外敵卻象一盤散沙各自為政。


中國人到哪里都喜歡“抱團”。
中國人又最不“團結”。
當某個老外看到本國的中國人常常在通街鬧市聚眾紮堆時，也許會從心底感嘆：
“中國人真是團結！”
這聲感嘆若是被人堆里的中國人聽見了也一定會啞然失笑。

中華民族的歷史以武則天為分水嶺。
武則天以前的中華民族一直是文明世界領跑的雄獅，高舉文明之劍向北、向南、向西猛烈地拓展漢民族的生存空間，生龍活虎一樣使山河動搖。李世民大帝則締造了當時世界唯一沒有貪污的貞觀王朝，象今天的美國一樣高踞世界文明的中心。全球各地的文明人就是冒著生命危險也要爭先恐後往中國跑，就象今天的中國人削尖腦袋往美國鉆一樣。
武則天的極權暴政徹底毀滅了中華民族的人格和靈魂，真正的紳士和騎士被消滅了，小人和太監橫行朝野。沒有靈魂的民族失去了人類有別於動物的高貴情操，成為一群狹隘短視的“急功近利”逐鹿者。
於是武則天以後的中華民族開始走下坡路，靈魂陰暗的假和尚朱元璋則給下滑民族的腳踝系上了一塊向心力指向萬丈深淵的巨石。
於是中華民族在最後一千年加速度墮落了，一再被力量遠不如自己的異族擊敗。
中國無疑是這個星球上幅員最遼闊的國家，可在近代又是失敗次數最多的國家，並且每次都敗得很不體面。
近代中國為何一再敗於力量遠不如自己的對手呢？
我在心情郁悶時喜歡看動物世界，“角馬的故事”給了我很強的震撼。
角馬體形高大，奔跑迅捷，頭上還生有一對能有效防衛和攻擊對手的角。除了這些有利條件外，角馬還喜歡結成龐大的群體，常常是成千上萬頭角馬聚在一起生活遷徙。如果這個龐大的群體團結一心互相照應，就算它們沒有尖牙利爪，也能有效防範哪怕是最兇猛的肉食動物的襲擊。當獅子攻擊某個角馬時，周圍的角馬只要沖上去助上一腿或抵上一角，獅子就會識相逃命。
可周圍的角馬沒有一絲一毫捍衛同類的熱情。當獅子、獵豹逮住某個馬駒時，除了馬駒的母親外，周圍的成千上萬頭角馬竟然沒有任何反應，沒有一只角馬肯伸出援手。
於是成千上萬頭角馬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後輩被數量和體格遠不如自己的獵豹叼走了。
最悲慘的鏡頭是遷徒的角馬群遊過某條潛伏著鱷魚的河流，某只角馬被顎魚咬住時，身旁的哪怕是一只角馬上前踹顎魚兩腳，顎魚就會放下口中的獵物，就更不用說更多的角馬上來施以援手了。
可沒有哪只角馬上前幫助受難者？
於是一只又一只的角馬被吞食。
…………
在動物世界里，角馬是最喜歡“抱團”的物種，只有生活在同類結成的龐大群體里才能找到安全感。同時角馬又是最不團結的物種，當個體的安全受到外來威脅時，絕沒有哪只同類肯上前施以援手。
我們的民族在近代的習性與非洲大草原上的角馬群有著驚人的相似。
中國人到哪里都喜歡抱團，在國內以同鄉的身份抱團，在國外以同族的身份抱團，團體越龐大就越有安全感。所以西方國家才有那麽多的“唐人街”，可很少見到“日本人街”。
當你在國外看到中國人聚成的龐大群體時，如果你以為這個龐大群體會產生可怕的力量就大錯特錯了。
這個龐大群體的對外合力在多數情況下和一個人的力量大不了多少，有時甚至連一個人的力量都不如。
美國的很多城市都有唐人街，唐人街的絕大多數居民是中國人。
美國的搶劫團夥喜歡定期光顧唐人街。這幫罪犯認為搶劫中國人最安全，尤其是在中國人聚居的地方搶劫中國人更安全。如果你在美國人身邊搶劫中國人，好管閒事的美國佬說不準會見義勇為；可你在中國人面前搶劫中國人，只要被搶劫者不是目擊者的親人朋友，通常不會招來好事者打抱不平。
所以唐人街的搶劫罪犯屢屢得手，他們搶劫唐人街的中國團體就象搶劫一個人那樣容易。
唐人街有時開著一家猶太商店，可這個百分百孤立的商店卻沒有哪個罪犯敢搶劫它。如果某位初出道的生手踩錯了點膽敢對猶太商店下手，很快就會招來這個城市多數猶太人的集體追捕。
猶太人不喜歡抱團群居，但卻格外團結。如果某地某位猶太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或黑惡勢力的侵害，他身後就有成百上千名猶太人同仇敵愷，那些猶太人也許居住在另一個街區或遠在千里之外的另一個城市。如果某位猶太人遭到暴徒搶劫，那個城市其余的猶太人就會團結一致向政府和司法部門施加足夠的壓力敦促警察緝拿兇手。如果他們仍嫌警察行為不得力，就會慷慨捐款聘請一流的偵探深入虎穴。所以暴徒百分百會很快繩之以法。
所以罪犯搶劫單個猶太人就象搶劫一個龐大的猶太團體，得手又能逃避懲罰的概率幾乎等於零。
在這個現代化的星球，自信的族群多不喜歡抱團，但遇上外敵卻能團結一心同仇敵愷。缺少底氣的族群多習慣抱團聚眾，可遇上外敵卻象一盤散沙各自為政，很容易被力量居絕對劣勢的外敵各個擊破。
所以“抱團”不等於“團結”！
“抱團”而不“團結”的族群常常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一個沒有內聚力的龐大群體雖然不能有效的抵禦外敵反抗強暴，但在民族內鬥中卻特別有效，在條件許可時又能產生驚人的破壞力。三十年前的文革就是一個最典型的範例。


二００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45.企業國家的管理誤區

中國的公司越來越象機關，機關越來越象公司；“不成功企業”幾乎存在一個共同的管理誤區：對中層幹部過份縱恿，缺少有效的制度約束；對底層員工無條件打壓；不成功企業”的管理誤區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我們國家的行政模式。


近期去江浙閩粵旅行，沿途走訪了一些企業的部門經理，對中國部分企業的管理誤區感觸頗深。
社會上流行一種說法：中國的公司越來越象機關；機關越來越象公司？
旅途中耳聞目睹的事實證明：這話說得太貼切了。
企業以追求利潤和效益為中心目標。機關的運作模式是官僚主義，官僚主義被文明國家一千次證明是利潤和效益的克星。老板應該不會和自己的公司過不會，何以會沿襲機關的管理模式，感染官僚主義病菌呢？
中國沿海確然有部分成功的企業，但很多企業的經營管理都不能說是“成功”的。
眼下仍在賺錢並且能夠生存下去的企業不是“成功”與否的標志；就象金太陽治下的北朝鮮依然“紅旗不倒”不是“成功”的標志一樣。
企業是否“成功”的標志關鍵在於是否對多數員工有“吸引力”；是否有長久的“生命力”；是否在未來充滿“希望”。
按“吸引力”、“生命力”和“希望”標志來衡量，我走訪的幾家企業都與“成功”無緣。別看有些企業眼下還在大把大把賺錢，但內部管理一團糟，且沒有任何“糾錯”的制度措施，沒有承受風險的應急能力。一個小小的風險就能給企業造成巨大震蕩，傾刻間倒閉或破產。
“不成功企業”幾乎存在一個共同的管理誤區：對中層幹部過份縱恿，缺少有效的制度約束；對底層員工無條件打壓。
因為這一管理誤區，“不成功企業”的中層幹部普遍存在“欺上壓下”的官僚主義作風，在欺騙上司的同時不把下面的職員當人對待。
當中層幹部在自己的勢力範圍胡作非為結黨營私，任意侵害員工的正當權益，轄下員工對他的不滿表面化時，多數企業老板通常都站在中層幹部那一邊，不問青紅皂白就對底層員工斥責打壓。因為老板不肯為員工主持公道，能為企業做出較大貢獻的熟練員工要麽選擇卷鋪蓋走人；要麽和中層幹部沆瀣一氣欺哄老板；不熟練員工則消極怠工。
這樣的企業不危機四伏那一定是活見鬼了！
對車間主任和部門經理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是企業老板的“思維誤區”造成的，華而不實的“團隊精神”就是這一思維誤區的表現形式，不切實際把企業中層幹部當成和自己同休戚共命運的“自己人”；同時把廣大底層員工當成素質低下的“賤骨頭”。
對企業老板頗具諷刺意義的是：多數中層幹部並不因為老板對他們的縱恿感恩戴德，相反從心底把老板當成“糊塗蟲”，不去欺騙利用他好象天理不容？我走訪的對象全是“不成功企業”的中層幹部，從他們口中沒有聽到一句對老板的肯定評價。不但對老板口謗腹非，還無時無刻不想“跳糟”到內部管理制度健全的“成功企業”里去。
…………
“不成功企業”的管理誤區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我們國家的行政模式。
“管官的上級”相當於各級老板，下級相當於中層幹部。對於整個國家來說，中央相當於國家老板，地方官和部門領導相當於國家的中層幹部。
上級對下級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對下級的的貪污腐敗過分縱恿，下級普遍存在“欺上壓下”行為，在諂媚欺騙上級的同時任意侵害平民大眾的合法權益。
你看那些胡作非為的縣官鄉官，哪一個不把基層政權搞得象黑社會山寨一樣，把弱肉強食當成生存發展的潛規則？哪一個不是欺騙上級損公肥私，強拆亂建掠奪平民大眾，圈地濫伐毀滅國家資源？
當山寨化的基層政權為非作歹超過了民眾的忍耐極限，釀成一個又一個的群體性事件時，上面多選擇站在肇事官員那一邊，不問青紅皂白就把群體性事件說成是“黑社會操縱不明真相的群眾”違法鬧事，隨意動用專政機器對民眾進行暴力打壓，公然否認顯而易見的真相袒護肇事官員。當暴力和謊言不能解決問題時，就忍痛割愛把肇事官員免職，等事態平息後調到另一地方當官如故。
和企業中層幹部一樣，腐敗官員對袒護他們的上級從不感恩戴德，相反還過河拆橋，不是口謗就是“腹非”，甚至於努力創造條件做“裸官”，把妻子兒女移民到他們口口聲聲譴責“把官員裝進籠子”的“萬惡資本主義國家”。腐敗官員在市級以上黨校的“學習實況”就很能說明問題：一聽“罵上級的課”就來勁，一聽“特色理論課”就摻瞌睡？
上級無原則袒護下級一樣源於“行政思維誤區”，誤認為國家地方的穩定是由各級地方官決定的，誤認為只要保持官僚隊伍的穩定就能維護國家地方的長治久安？真相則是國家的穩定基石取決於民心的向背，民心向背取決於政府的公信力，政府是否有公信則取決於政府是否能為社會主持公道，是否能及時清除官僚隊伍中的腐敗分子。山寨化的腐敗地方官不但不是國家穩定的基石，相反還是國家穩定的敵人。當某個基層政權折騰得怨聲載道時，把腐敗官員繩之以法，甚至於把多數官員清退出官僚陣營，不但不會威脅到地方的穩定，相反還會很快從大亂走向大治。
執政者要明白這樣一個真相：當你清退貪腐官員並把他繩之以法時，根本不用擔心這個貪腐官員會造反威脅你的統治，根本不會威脅到地方的“穩定”，因為這些人渣根本沒有造反的勇氣和號召力。當你打壓人才或侵害平民大眾的利益時，你渴望的“穩定”很快就會成為“昨日黃花”。
…………
治理國家和管理企業有很多共同之處，執政集團應該從“不成功企業”的管理誤區中吸取經驗教訓，加大對基層官僚隊伍的監督懲處，在官民糾紛中更多站在民眾那一邊。


二０一０年五月七日



46.中國不能再次被金家王朝綁架？

和金家王朝綁在一起不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支援金家王朝是與北朝鮮的廣大人民為敵；金家王朝忘恩負義，過河拆橋，是舉世公認的惡丐和白眼狼；中國要想在未來不失去北朝鮮，就必須義然決然地拋棄金二世，金三世！



“天安艦事件”引起了全球愛好和平正義力量的極大憤概，朝鮮半島再次成為一觸即發的火藥桶。
北朝鮮的金家王朝再一次挑釁人類和平正義力量的容忍底線，專制魔王就算暫時用鐵血手段有效鎮壓了內部人民的反抗，無限制權力也會令其一步步走向瘋狂，最終把自家送到火山口上。
六十年前，金一世就曾率先在朝鮮半島燃起戰火，越過三八線侵入南韓燒殺搶掠，聯合國軍被迫擔負起制止侵略戰爭蔓延的責任。剛剛走出內戰深淵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斯大林“禍水東引，減輕西線壓力”的帝國戰略忽悠，被北朝鮮的金家王朝綁架，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才把金一世重新送到金馬桶上。
援朝戰爭的代價是慘重的，中國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內在國際上陷入空前孤立，錯過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巨大機會，喪失了收覆台灣統一中國的天賜良機……
今天，金家王朝故伎重演，率先對“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民主南韓進行軍事挑釁，企圖轉嫁國內的天怒民怨，同時極度蔑視中國人民的智商企圖再次綁架中國？
新中國當年卷入朝戰是否必要且有利我不想在此說三道四，等歷史真相解密的那一天人民自會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判。
我想說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絕不能再次被北朝鮮的民賊獨夫綁架！
主要理由如下：
一、和金家王朝綁在一起不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北朝鮮的金家王朝是赤裸裸的世襲王朝，被文明世界視為標準的流氓無賴，為流氓無賴保駕護航會極大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形象，會使我們喪失真正有益於中國繁榮富強文明進步的紳士朋友，同時給自己招來力量大過北朝鮮百倍甚至千倍的強敵。

二、支援金家王朝是與北朝鮮的廣大人民為敵
金家王朝是與北朝鮮廣大人民為敵的無賴政權。因為金二世的驕奢淫逸倒行逆施，北朝鮮人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活活餓死了200多萬人。別忘了這個國家只有區區兩千多萬人，餓死人的比率比中國五十年前的大饑荒還要高得多。
當北朝鮮人民饑寒交迫大批餓死時，金家王朝卻瘋狂搜刮民脂民膏，過著近乎變態的奢華生活。
曾擔任過金正日專門廚師的藤本健二在他的書中揭露了金二世的美食派頭：金正日的葡萄酒倉庫里儲備著近萬瓶昂貴葡萄酒，書架上擺著幾千種有關料理的書籍和資料。廚師們為了他在世界各地采購菜料，為了購買金正日要吃的魚子醬必須前往伊朗和烏茲別克斯坦；為購買豬肉前往丹麥、葡萄牙；為購買葡萄去遙遠的中國西部；為購買芒果前往泰國。他還揭露說，有一次金正日將他派往東京，要求購買帶薄荷香的米糕，一塊能夠一口吃下的米糕價格高達120美元……
平壤的一家研究所擁有訓練有素的醫生，他們致力於開發美味有效補身的食品。曾在該研究所工作過的逃北醫生石永煥表示，“研究所進行研究的目的就是金正日的健康，約有200多名專家為金正日的養生全力以赴……
金二世的王子王孫不惜巨金從西方采購的大量頂級豪車，曾讓人均收入比北朝鮮高出百倍的法國人驚嘆不已？
近期的各種跡象表明，北朝鮮新一輪的大饑荒再度降臨到苦難深重的朝鮮人民頭上，只要金家王朝在位北朝鮮人民就永遠也無法走出無限期饑寒的惡夢。因此支撐金家王朝和屠殺虐待朝鮮人民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我們千萬不能忘記援助柬埔寨紅色高棉政權的教訓。這個瘋狂屠殺柬埔寨無辜平民的魔鬼政權覆亡後，柬埔寨人民紛紛譴責當初援助過紅色高棉政權的國家，同時對推翻紅色高棉政權的越南政府感恩戴德。北朝鮮金家王朝的覆亡是必然的，就算我們不惜自己餓肚子把全部財富援助它也無法長久支撐一個只會胡鬧自殺的無賴政權。阿爾巴尼亞的霍查獨裁政權就是前車之鑒。當年偉大領袖無視中國農民大批餓死的現實，應霍查政權的要求，把從西方進口的用於救命的糧船在中途改變航向駛向阿爾馬尼亞。一個人口才200萬的芝麻小國我們僅大炮就援助了10000多門？可最終仍無助於挽救這個獨裁無賴政權覆滅的命運。如果我們再度被金家王朝綁架，等到金家王朝覆亡北朝鮮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那一天，我們該怎麽樣面朝鮮人民？
因此中國要想不失去北朝鮮，就得拋棄金家王朝！

三、金家王朝忘恩負義，過河拆橋，是舉世公認的惡丐和白眼狼
中國不但在六十年前為挽救金家王朝付出了巨大的犧牲；還在以後的漫長歲月里不顧本國經濟貧困落後的現實，每年都要給朝鮮無償輸送大批的能源和物資來重建這個國家的經濟。東北的運貨列車裝載著煤、鐵、石油、糧食源源不斷地跨過鴨綠江；東北電網24小時不間斷地把電力直接輸入朝鮮電網……這種援助是國與國之間最標準的無私援助，就是在三年大饑荒時期也從沒間斷過。
可金家父子的表現卻和《射雕英雄傳》里的惡丐彭長老的表現如出一轍，對中國的無償援助不但不感恩戴德，相反極盡訛榨、耍賴、要挾、恩將仇報之能事。
眾所周知，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是中國志願軍趕回三八線的。在這場慘烈異常的戰爭中，金一世集團即使有所作為也只能算是配角，可在遍及北朝鮮關於抗美戰爭的宣傳報道中，都是偉大領袖金一世打敗了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志願軍的作用則只字未提，即使提了也是極端的輕描淡寫。不僅媒體這樣報道，連教科書上也如此雲雲。如果說日本政府篡改教科書是怕丟醜的話，朝鮮政府這樣作就是赤裸裸的忘恩負義過河拆橋。
有一位進入北朝鮮的中國人看到一幅和美軍簽訂停戰協定的巨幅宣傳畫，畫面上的大部分區域都被北朝鮮代表光彩照人的高大身軀占據了，站在他們身後角落的是兩個穿著土黃色軍裝的“小人物”，據說那就是中國代表？！
1966年，金一世竟然下令搗毀中國志願軍烈士陵園，將烈士紀念碑、墓碑統統打爛，包括毛岸英烈士的墓碑也被砸得粉碎。
不僅如此，金二世集團還一再對中國提出領土要求，說延邊朝鮮族自治洲的主權……就象越南對中國的老山地區和南沙群島提出領土要求一樣。
本世紀頭幾年，北朝鮮暴徒經常有組織地越過中朝邊界搶劫邊民財產，殺害中國人民。更令人憤慨的是，來中國邊境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暴徒並非朝鮮的普通平民，而是朝鮮的軍警人員！也就是說這些傷害恩主的暴行得到了朝鮮某一級政府的支持或默許，至少也是知情！
至於金二世在不知會中國政府的情況下，一而再再而三在離中朝邊境不遠處進行核試驗發射導彈，令中國在世界面前難堪丟臉的無賴行徑則是眾所周知的。
…………
美帝國主義企圖以朝鮮為跳板侵略中國純粹是沒有任何根據的無稽之談。美國對任何國家都沒有領土野心，對中國應該也不會例外。百年前庚子事變時期美國就曾堅決拒絕參與歐洲列強瓜分中國計劃，還成功地阻止了列強對中國的領土野心，維護了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怎麽會在殖民地已成為歷史的時代想到要吞並中國領土呢？
如果說我們在六十年前因為國際知識貧乏出現過判斷失誤情有可願的話；那麽在全球一體化的信息時代再出現常識性的判斷失誤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金家王朝把南韓視為必欲除之而後快的主要敵人。南韓一樣是中國的友好邦交國。多數中國人喜歡南韓和程度遠遠超過北朝鮮，無論是打工還是移民都是選擇南韓而不是北朝鮮，韓劇差不多主宰了中國的家庭影院。相比之下，沒有幾個中國人肯去北朝鮮打工，就更不用說移民北朝鮮了。盡管毛左一再為金家王朝撐腰打氣，大罵南韓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可若是要他們在北朝鮮和南韓之間作出移民選擇，包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毛左會選擇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南韓？
口是心非表里不一是中國最大的政治頑疾！
中國人喜歡南韓還是北朝鮮一目了然！
我們不能違背多國中國人民的意志。
我們不能再次被金家王朝綁架！
中國要想在未來不失去北朝鮮，就必須義然決然地拋棄金二世，金三世！


二0一0年五月三十日


47.“為爭論而辯論”使我們永遠也無法達成“共識”

“民主憲政”的實現途徑主要是依靠“談判”而不是“武力”； 中華文明的運轉模式多是“動手不動口”；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不善“談判”的民族；要通過“談判”達到推動進步改革的目標，我們就必須戰勝自身“好爭論”劣根性。



人類文明的進步多數情況下是靠“君子動口不動手”的方式取得的。
人類歷史上完全靠赤裸裸武力完成的“征服”和“改變”多數導致文明大倒退。勝利的“反征服”戰爭才能保住已有的文明成果。
以日耳曼為首的遊牧民族對西羅馬帝國的征服；蒙古和滿清對中華帝國的征服都曾導致東西方文明大踏步後退。
近代西方現代化國家對全球落後地區的征服之所以推進了人類文明的進程，根本原因就是西方不是單純依靠赤裸裸的武力，更多是依靠建立在“動口”基礎上的“文化”。
“民主”和“憲政”是人類文明迄今為止取得的最偉大成果；但“民主憲政”的實現途徑主要是依靠“談判”而不是“武力”。
英國憲政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打開了人類通向“民主自由”的大門，但“民主憲政”的實現並不是“革命”和“戰爭”的成果，而是“革命”和“戰爭”之後各派政治力量坐下來“談判”收獲的碩果。英國反王黨內戰並沒有給這個國家帶來民主自由，相反帶來比“君主專制”還反動的“軍事獨裁”。英國憲政是“光榮革命”的產物，而“光榮革命”的實質就是代表民眾利益的議會和君王進行成功的“談判”。 美國獨立戰爭的成功一樣不是單純靠“戰爭”，更多是依靠雙方坐下來“談判”。如果當初美國人堅持把戰爭當成唯一手段，是不可能在武力上根本打敗英國的，也就不可能達到自己的目的。美國憲法的制定，並在憲法的基礎上把松散的邦聯締結成一個擁有統一軍事外交權的實實在在國家，則完全是13個州的代表坐下來進行艱苦“談判”的結果。
人類文明在進步過程中，“革命”和“談判”相輔相成。“革命”破壞落後過時的舊制；“談判”締結文明進步的新制。只“動手不動口”的革命很容易墮落成“武人專制”。
中國是一個迷信“武力”的民族；也是一個最不善“談判”的民族。
中華文明的運轉模式多是“動手不動口”。
所以中華文明總是在廢墟上重組，統治者迷信“武力控制”拒不與民眾進行平等“談判”，結果“官逼民反”引發新一輪暴力革命變成新的廢墟，陷入周而覆始的悲劇性暴力輪回。結果中華文明在兩千二百年皇權專制長河中沒有取得多少實質性進步。
迷信“武力”輕視“談判”，“進步”從何而來？
中國人因為輕視“談判”不善“談判”，我們曾在歷史上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第二次鴉片戰爭就是滿清官員拒絕與英、法兩國進行“修約談判“招來的，中途又因“用武力代替談判”使戰爭進一步擴大。
《南京條約》和隨後與法國簽訂的《黃埔條約》有十二年期滿後修約的條款。清帝國的外交權不在中央，而在外交口岸所在地的各省督撫。英法兩國在《南京條約》和》《黃埔條約》十二年屆滿後，自然要求和當時的兩廣總督葉名琛進行“談判”修約以拓展新的利益。可葉名琛卻因外國人見了官老爺不下跪，怕在國人面前丟面子而拒絕接見英法使者，像駝鳥一樣把頭埋進沙堆里不顧死活？英法使者找不到談判對象，發現只有靠“打”才能讓駝鳥把頭從沙堆里擡起來，而他們又自信有“打贏”的實力，於是就對清帝國“開打”了。
英法聯軍占領天津後，並沒有吞並清帝國的意圖。他們的目的仍然是“談判修約”，於是和清帝國派來的求和官員簽訂《天津條約》。條約簽訂後，中法軍隊留在天津按兵不動，代表團則去北京繼續談判，沒想到令世界震驚的事件發生了？中國文臣武將發現中法代表團只有區區二十幾個人，就充分利用自己的“人數優勢”把前來談判的英法使者痛打一頓，並全部關進監獄，用只有中國才有的酷刑打死了五人？然後就天真地以為自己站在“勝利”一邊了？
英法聯軍在得到談判代表團的兇訊後，當即向中國首都進軍，一把火燒了圓明園……
與文明國家尊重“談判”不同，我們只把“談判”當成欺騙忽悠對方的手段，所以在中國很難依靠“談判”解決糾紛化解矛盾。
二戰勝利後，多數淪陷國的各派政治力量都坐到了談判桌前，通過“談判”來彌合彼此間的分歧誤會，消除沖突爭執，從而成功地避免了自相殘殺的內戰，在和平的基礎上成立聯合政府。我們的國共兩黨也“談判”了，但誰也沒有“真心實意”談，而是當成削弱對手拖延時間的策略，結果是“邊談邊打”，談完後就全面開打。
…………
中國人為何成為世界上最不善“談判”的民族呢？
因為我們喜歡“為爭論而辯論”；而不是“為目標而辯論”。
我們根本不懂得“辯論的藝術”。
“談判”的目標就是通過“辯論”來尋求雙方的“共識”，達成“合作”、“妥協”或“互諒”的底線。
“談判”能否成功？“辯論藝術”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善於傾聽對方的談話，準備把握對方談話的要點，明白對方要表達的意思，對不同意見不叩帽子不打棍子；知道必要的“妥協”和“讓步”是參與辯論者的基本修養。
我國的很多辯論者把“爭論”當成壓倒一切的目標，只在乎自己站在“道德至高點”一吐為快，要求對方“全面”接受自己的觀點，根本沒有耐心去聽對方說什麽？不明白對方需要什麽？甚至於在辯論中忘記了自己需要什麽？好象“爭論個輸贏”才是自己的唯一目標。有時對方說話的意思明顯是理解支持己方的觀點，我們還要無的放矢否定攻擊對方的言辭，甚至於粗暴打斷對方的談話……
這樣的辯論除了“無目的爭論”外，根本不可能相互溝通，在理解、寬容、妥協的基礎上達成共識。沒有達成共識的談判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年輕時喜歡看藍球賽，特別反感有些球員一味好表現，只知道自己把球“一帶到底”而不知道把球傳給位置有利的同伴，好象自己打球的目的不是團隊協作投藍進球而是個人表演球藝似的？喜歡“爭論”的辯論者和這樣的球員有很多相似之處。
大學時期我們宿舍有兩位同學特喜歡爭論，兩位都只顧自己說而沒有耐心聽，爭論的問題與雙方又沒有任何利害關系，結果常常爭得面紅耳赤也沒爭出個所以然來，有幾次還動了手，雙雙打得頭破血流……各位想想，這樣的爭論有什麽意義？
有些頭腦里存在“先人為主”教條理念的網民常常找上門來要求和我辯論某個問題，可他根本沒有耐心聽你說什麽，只顧自己連珠炮似地往處傾吐沒有經過思考加工的“教條”，一會指責你“形而上學”；一會又大罵“美國亡我之心不死”；一會痛斥貪污腐敗官員霸道，轉眼又炮轟馬英九親民廉政是虛偽作秀，內心掩藏著不可告人的狼子野心……
下面是昨晚和一位網民的對話：
網民：袁騰飛鼓吹說如果日本侵華成功了，日本將成為中國的第57個民族，實現中日大一統，成為一個國家；但袁和你都把毛比喻成希特勒，請問是不是希特勒如果成功了，將統一歐洲成為一個國家，把德英法意等國合並成一個國家，按照這樣的邏輯，希特勒是一個英雄了，那請問你們一面罵希特勒，一面又按照你們的邏輯事實上在鼓吹希特勒，這不是自相矛盾麽？
熊飛駿：首先我聲明自己沒有把毛比喻成希特勒。袁騰飛這個比喻可能是針對我們教科書的“歷史諂媚癥”吧？喜歡把“勝利的侵略者”當成自己人，而不管對方當初給中國人帶來了多大的生命災難。蒙古人和滿清當初就曾侵華成功，中國人整體淪為亡國奴，在異族野蠻統治下受盡苦難，可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卻倒果為因把元朝和清朝當成中國人的朝代？為蒙古和滿清奴隸主歌功頌德。直到今天我們的影視劇還在狂拍成吉思汗、努爾哈赤、康熙、雍正、乾隆和慈禧太後等幾個大奴隸主的馬屁。蒙元、滿清奴隸王朝覆滅後，蒙古和滿族被人數眾多的漢族同化，成為中國56個民族之一。我們中國人總以自己的“同化”能力自豪，有能力把人數居劣勢的侵略者同化，而無視當初被力量遠不如自己的野蠻民族擊敗的不光彩史實。如果日本侵華成功， 像當年滿族入關一樣把兩國合並為一個國家，時間一長說不準有些人就忘了亡國奴的悲慘現實，轉眼就把侵略者當成“自己人”，把大和民族當成中國第57個民族，把“抗日救國”的偉大使命拋到九宵雲外去了？中國人比日本人多出十倍，如果像滿清王朝一樣不能抗擊侵略者贏得獨立，說不準百年以後又把“勝利”的侵略者同化了，那時會更有信心把侵略者列入我們的民族大家庭了。
網民：蒙古和滿清侵華有本質的不同，那是落後文明對先進文明的侵略，即使武力征服以後，遊牧民族就會主動接受先進文明，而逐步漢化；但日本侵華，則是現代文明對落後文明的侵略，日本占領了中國會逐步接受漢化麽？請問日本在侵華戰爭時候在偽滿洲國和占領區推行的殖民教育，你們忘了麽？這個袁騰飛還是一個合格的歷史教師麽？既然不合格，這種人是不是該清除出老師隊伍？
熊飛駿：我猜想你可能極度蔑視日本人，可你的文字卻顯示你比袁騰飛更高看日本人？你是不是把袁騰飛的意思理解反了？
網民：我理解的完全正確，絕對沒有曲解袁騰飛的意思，就是日本成為中國的第57個民族才是永遠不可能的！
…………
各位看看，這樣的“辯論”或“交流”還能繼續進行下去嗎？

當今中國正處於社會大變革的前夜，告別自相殘殺的革命內戰，走出“以暴易暴”的悲劇輪回是絕大多數有良心中國人的共同願望。真正能推動中國走上文明進步之路的社會變革只能靠“談判”而不是靠“槍桿子”，只有理性的“談判”才能促成中國各階層的和解和各民族的和解，才能增加國家的向心力和內聚力。要通過“談判”達到推動進步改革的目標，我們就必須戰勝自身“好爭論”劣根性，否則就算哪天我們能夠坐到一張談判桌上，也達不成各方可以接受的目標，於是再度走上自相殘殺的戰場……


二０一０年五月二十九日



48.“歷史虛無主義”的本質是什麽？

無中生有捏造歷史；歪曲歷史事實；拒絕還原歷史真相；否認戲說經典史實；新中國的“文化人”雖然與諾貝爾文學獎無緣，卻在“馬屁文化”方面有驚人的創造性。


1988年冬天，克里姆林宮下達緊急通知，暫停蘇聯各中學歷史功課的期末考試，等編印出真實的歷史教科書後再行補考。
停考理由是：再也不能用謊言毒害蘇聯的年輕一代！
…………
今天，中國史學界居然祭起了一根打擊“還原歷史真相”的學術大棒？這根大棒名為“歷史虛無主義”，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專用於打擊迫害不同聲音的莫須有罪名，和“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一道早被掃入了歷史的垃圾堆。
一根曾經臭名昭著終於腐爛發臭的垃圾大棒為何被人重新拾起呢？
這要歸功於我們的“文化人”？據說還是某個大報社的社長呢？
新中國的“文化人”雖然與諾貝爾文學獎無緣，卻在“馬屁文化”方面有驚人的創造性，尤其在發明“馬屁成語”方面匠心獨運。“兆山羨鬼”、“秋雨含淚”就曾一語驚四座，再加上“寧華論史”就更讓華夏民族渾身起雞皮疙瘩了。
難怪偉大領袖當年毫無顧忌把這號人打為“臭老九”？留下郭某做幫閒還沒忘捉弄他的兩個兒子？打死一個逼迫自殺一個。
被強暴捉弄還對施暴者搖尾乞憐甚至熱愛擁護的主，不罰你“臭老九”罰誰？
言歸正傳，下面來說說“歷史虛無主義”。
“歷史虛無主義”的字面意義集中在“虛”和“無”兩字上。兩字的內涵應該是“謊言”、“無中生有”和“歪曲歷史真相”。
我認為“歷史虛無主義”的本質主要體現在下述幾個方面：
一、無中生有捏造歷史
如斯大林主編的《聯共黨史簡明教程》用大量的篇幅頌揚斯大林個人純屬子虛烏有的豐功偉績。十月革命和三年革命戰爭，斯大林就算起了作用也不是主要的，其影響和功勞遠遠小於托洛茨基等人。可聯共黨史為斯大林捏造了一大堆可歌可泣的英雄業跡，把蘇聯紅色政權的建立和鞏固完全歸功於列寧和斯大林。

二、歪曲歷史事實
十九世紀末的義和團運動本來是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滿清腐朽權貴利用邪教暴民義和團大規模制度化打砸搶，屠殺外國平民和國內進步力量的反文明反人類暴行。可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卻把這場文明災難謳歌成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群眾運動”。因為謊言教科書的誤導，我們沒有從歷史災難中吸取教訓，六十年後又把義和團式的反文明反人類暴行再來一次，爆發了“燒書掘墓毀文物，整了一億人，整死兩千萬”的文革大革命。

三、拒絕還原歷史真相
在全球告別謊言的政治現代化時代，在互聯網覆蓋到窮鄉僻壤的信息社會，很多被精心掩蓋的歷史真相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澄清歷史誤區，還原歷史真相才能讓國家民族拋開歷史包袱，以陽光心態擁抱希望的未來。也不知是觸動了哪一根神經，我們遲遲不肯從暗室走到晴空下，依舊拒絕還原歷史真相，繼續在教科書和主流媒體用“批量謊言”毒害年輕一代。今天我們終於自食其果，謊言歷史教導出了一大批狂熱否定並積極埋藏改革開放成果的毛左和憤青一族。

四、否認戲說經典史實
岳飛本來是中國歷史上無與倫比的民族英雄，可有些人卻在“民族大家庭”的名義下，指責岳飛的抗金義舉是破壞“民族團結”？按這些人的邏輯，如果當年日本侵華成功，抗日英雄也“破壞民族團結”了？取悅某個少數民族也不能采用連少數民族也不會認同的詆毀英雄祖先方式，否則與“漢奸”何異？屈原是驚天地泣鬼神的愛國詩人，可他當時愛的是“楚國”，敵視企圖統一中國的秦帝國。按這些人的邏輯，屈原豈不成了“阻礙中國統一進程”和“鼓動國家分裂”的大奸賊了？
…………
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就這麽簡單直接！那些洋洋灑灑上萬言，玩弄哲學詞匯偷換概念混淆視聽斷章取義亂扣帽子亂打棍子的“教條八股文”，把“歷史虛無主義”忽悠成啥騙人東東了？中國人真的那麽好欺騙好忽悠嗎？

二０一０年六月二日


49.愛國主義的誤區

對外強硬；不承認敵人優勢，放大敵人劣勢；站在遠方鬥狠，在自家庭院里罵娘；對沒有反抗力的對手大擺威風；盲目抵制外國商品；謾罵詆毀口出狂言，語言巨人行動侏儒。


中國是一個高呼“愛國”口號最響亮的國家，也是一個對“賣國賊”懲罰最嚴厲的國家。按常規邏輯中國人應該擁有人類世界最高的愛國熱忱和勇於為國犧牲的壯志，可實際情況卻與宣傳的相去甚遠。
甲午中日戰爭末期，駐守劉公島的北洋艦隊居然出現集體威逼主帥向日本投降的醜劇，還拒絕按海軍投降的慣例鑿沈剩余艦只，把軍艦拱手送給日本人。在生死存亡的最後時刻，“來遠”和“威遠”兩艦艦長居然上岸嫖妓去了，結果兩艦當晚被日軍敢死隊偷襲擊沈。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漢奸軍團破世界記錄！在前面打頭陣和在後面貢獻殘害中國人毒計的大多是中國人？沒有當漢奸的軍隊臨陣脫逃者也比比皆是，最辛辣的“國恥”是日軍127個騎兵進入熱河省時，用重炮和機槍裝備起來的中國軍團聞風喪膽，開始了人類世界空前絕後的逃跑競賽，結果居然讓127個日本騎兵占領了熱河省會。
…………
中國人的愛國熱情可以用“雷聲大雨點小”簡單幾個字一言一弊之。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國家沒有對公民切實負起責任外；國民的愛國主義感情存在很多誤區，形形色色的“偽愛國主義”甚囂塵上也許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誤區之一：對外強硬就是愛國
在當今世界，國與國之前的磨擦和沖突是在所難免的，我們在國際磨擦上總喜歡保持強硬的姿態，因為對外強硬在絕大多數國人心中被視為“愛國”的表現。這是中國人“愛國主義”的最大誤區！如果磨擦沖突方對我們確有不可調和的敵意，我方的禮讓會付出更大的代價並招致對方得寸進尺，且我們有足夠的力量戰勝對方時，對外強硬也許是愛國的；但當我們和磨擦沖突方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沖突的原因屬於誤會、價值觀不一致或誤中第三方挑撥離間計，且對方力量比我們強大或勢均力敵，強硬會付出更大代價時，對外強硬就很難稱得上是“愛國”行為了。
如果對外強硬等於愛國，薩達姆就應該是伊拉克的民族英雄了。薩達姆對美國夠強硬的，連餐館和商店的門口地面磚上也要畫上美國總統的頭像供進出人千百次地踐踏，可薩達姆對美強硬的代價是什麽？在緊要關頭他用生命捍衛伊拉克了嗎？薩達姆是民族英雄嗎？不是！絕大多數伊拉克人不但不承認他是民族英雄；還把他當成殘害伊拉克人的兇手處以絞刑！薩達姆“強硬愛國”的成果就是在他執政期間，伊拉克公民的人均收入下降了十倍！三十多萬無辜伊拉克人慘遭屠殺，社會精英差不多被屠殺磬盡，別忘了這個國家只有區區兩千萬人。他信任並重用的“共和國衛隊”和“薩達姆敢死隊”在美軍入侵時全部臨陣脫逃，權貴人物則逃得更快。
當我們與別人合夥做生意時，如果我們的合作夥伴稍不順心就渾身長刺咄咄逼人，你還會與他繼續合作下去嗎？
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在非戰爭時期大多是生意夥伴，生意講求“和氣生財”“求大同存小異”。只要合作下去對我們有利，就大可不必因為文化或價值觀的原因大動肝火。就算對方真個是我們的敵人，“強硬”也不見得是戰勝敵人的有效武器。當我方力量處於明顯的劣勢時，強硬對國家甚至是有害的；韜光養晦才是戰勝強敵的上乘國策。三國時期陸遜擊敗力量比他大十倍的關羽集團就是先裝孫子，然後在對方喪失警惕時發動出其不意的突襲。戰無不勝的關羽對東吳驕橫強硬動輒罵娘的代價則是“走麥城”陰溝里翻船。
對外盲目強硬有時極大地損害了中國人的國際形象，當心平氣和的情況下可以化解糾分時，如果我們擺出一幅盛氣淩人的開仗架式，對方就會認為我們不可理喻，是“無賴”！一旦形成這樣的印象，對方要麽中斷與我們的合作，把我們從“雙贏”的生意圈中排擠出去；要麽把我們劃到敵人那一邊。
中國是一個做夢都想找到“盛唐”感覺的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民族振興的宏圖壯志，就得謀求一個和平友好的國際環境，敵人應該越少越好，尤其是不能在賭氣的沖動下招惹“文明的強敵”！
我們大可不必當自己的力量還只能算只“兔子”時，就因為獅子在遠方作了一個不友好的表情而沖上去煽對方一個耳光。
義和團式的“偽愛國主義”曾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義和團雖然已成為歷史，但義和團式的思維仍深深植根於部分中國人的心底。今天中國人雖不會幹出向所有與中國有邦交的國家宣戰那樣的荒唐事，但動不動就和沒有敵意的文明國家較勁且高呼打倒或口誅筆伐者則比比皆是

誤區之二：不承認敵人的優勢；放大敵人的劣勢
上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中英鴉片戰爭，自詡為“天朝大國”的中國人丟盡了臉面，擁有四萬萬國民和一千三百萬平方公里龐大國土的中華帝國居然被來自面積只有中國五十分之一的兩千五百個紅胡子洋人在自家庭院里打得落花流水，被迫簽訂城下之盟割地賠款……根據“勝者英雄敗者賊”的中國邏輯，這些“洋人”在中國人心目中應該是“英雄蓋世”了。可事實不是這樣，戰敗者對戰勝者居然滿臉的不屑和打心眼里瞧不起，依舊稱英國人為沒開化的“夷狄”。中國人認定英國人取勝的原因是一時饒幸，英國人並不具備勝利的基礎；雖然眼下勝利了，但招惹天朝大國這樣的“強敵”遲早有一天會“吃不了兜著走”。中國雖然一時受挫，但勝敗乃兵家常事，中國對英國依舊擁有壓倒性優勢，要不了多久就會打上英倫三島報那一箭之仇……
鴉片戰爭後的半個世紀，中國人看洋人哪里都不順眼，洋人在中國人眼中根本就不能算人，尤其是洋人的長相更讓中國式“帥哥猛男”找到了優越感。“象獅毛一樣的紅頭發，象鬼火一樣的藍眼睛，象死人面一樣的蒼白皮膚，象高腳鬼一樣的長腿，象野人一樣的胸毛和腿毛，象鷹隼一樣的鷹勾鼻子……”就是中國人對洋人的普遍印象；所以洋人在中國人眼里是不堪入目的。真實情況是：那時剃掉半邊頭發，背後拖著一條豬尾巴式的長鞭子，穿著長袍馬褂的清帝國男人在國際上才是最最不堪入目的。
除了看不上洋人的長相外，洋人的飲食習慣也被中國人大加韃伐，一個以牛羊奶為主食的民族在中國人心中與禽獸無異，目無祖先無父無君。就連洋人武器方面的明顯優勢“般堅炮利”也被“愛國”的中國人攻擊為“奇技淫巧”……總之洋人沒有一樣東西讓中國人瞧得起！
但洋人卻打敗了中國人？
整個十九世紀，中國人醜化洋人被視為“愛國”的表現，凡是承認洋人優勢同時勇敢正視自身劣勢的志士仁人通通被斥為“崇洋媚外”的“漢奸賣國賊”？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駐英公使郭嵩濤，這個十九世紀中國最傑出的政治家和真正的“民族英雄”，在英國當大使期間，不象絕大多數駐外公使一樣沈溺於看希奇享樂混日子，而是懷著對國家民族巨大的責任心，潛心研究英國在近代強大的秘訣，同時對中華民族的落後原因進行勇敢而深刻的反省。他把在英國的所見所聞和自己的“思維成果”寫成文字定期寄回自己的祖國，供總理衙門的決策層參考。下面是他寄給總理衙門的一則文字：
“西洋立國兩千年，政治和教育，都非常修明。跟遼金崛起的情形，絕不相同。……西洋富強，固不超過礦業、輪船、火車。但它們所以富強，自有原因。……我們必須風俗敦厚，人民家給戶足，作為基石，然後才可以談到富強。豈有人民窮困不堪，而國家能富強之理。現在談富強的人，把國家大事，看作跟人民無關。官員貪污，盜賊橫行，水災旱災不斷，上下交困，每天都在憂患禍亂。這時輕率的追求富強，只不過浪費金錢。……船堅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國的根本。……中國之大患，在於士大夫沒有見識……”
如此真知灼見！如此開闊的胸襟！如此強烈的民族責任心！卻被絕大多數中國人視為崇洋媚外的“賣國賊”，失去了駐外公使的資格，官越當越小，悲憤傷心之余辭職回鄉，失去了憂國憂民的資格，在民間老死一生。
郭嵩濤的悲劇結局，最大的損失應該是我們中華民族，而不是他自己！

誤區之三：站在遠方鬥狠；在自家庭院里罵娘
人類最安全表現“勇敢”的方式就是當力量占優勢的競爭對手走得很遠時，在圍觀的眾人面前作義憤填膺狀，用對方聽不見的聲音挑戰鬥狠；或回到家里關上房門當著自家人的面抗議罵娘。我的童年時期是在農村度過的，村里有一個怯懦無聊但又不知天高地厚的下三濫，每次招惹是非都被對手打得爬在地下叩頭，邊認錯邊煽自己的耳光。等到打他的那個人走遠時，此君的“英雄氣概”就活靈活現了，一方面大罵對方不講理仗勢欺人；一方面揚言要報仇雪恨“走著瞧”，讓對手在“不遠的將來”付出“血的代價”……
前文中的那種“勇敢”行為不但與真正意義上的勇敢無緣，相反是一種根深蒂固且無可救藥的自卑和怯懦。
魯迅《阿Q正傳》對此類人物的面貌進行了淋漓盡致的刻畫。
可“阿Q”卻是部分中國人人性的生動寫照？！
部分國民的愛國行為在很多場合與“阿Q式愛國主義”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本來應該說給“敵人”聽的話，偏要在自家人面前慷慨激昂。國民的愛國行為若表現為阿Q式，那才是中華民族真正的悲哀。

誤區之四：對沒有反抗力的對手大擺威風
人類最安全表現“忠貞”和“愛國”的方式則是“對失去反抗力的對手大擺威風”。
南宋時期，絕大多數出使金帝國的宋朝使節在女真人面前誠惶誠恐，生怕一不小心得罪女真人招來殺身之禍，一點民族氣節也沒有。因為“站對了隊”的原因，金帝國比宋帝國早一天滅亡，宋帝國還成了象征性的“戰勝國”，金帝國的副宰相張天綱成了宋帝國的俘虜，被押往宋帝國的首都臨安接受“審判”。面對這個昔日讓自己受盡屈辱但現在失去了牙齒的“強敵”，滿朝官員爭先恐後沖上前去侮辱痛罵張天綱，借此表演自己的忠貞愛國。臨安市長薛瓊尤為慷慨激昂，他一口老痰吐在張天綱的臉上，然後用氣得發顫的聲音質問（此公是當演員的料）：“你有什麽臉面到此？”張天綱的反應則很平靜，他輕輕地抹去臉上的唾沫，一字一頓的說：“敝國之亡，比你們貴國的兩位皇帝如何？”失敗者身上反而表現出真正的民族氣節，難怪女真人在宋人面前永遠是勝利者。
薛瓊式的“愛國行為”在今天的部分中國人身上依舊存在著。2003年“西北大學事件”，一名日籍男教師和三名日本留學生表演有“侮辱中國人嫌疑”的節目，部分中國學生義憤填膺，群體湧上留學生樓，把力量處於絕對劣勢的日本學生痛打一頓，個個綻放出愛國的豪壯表情……
如果我是中國學生，非要用武力向日本學生討回尊嚴，那麽我會選擇“單挑”，選中一個日本學生進行一對一的決鬥，以證明中國人不是“豬”，就算被對手打敗了一樣是“英雄”。中國人是日本人的10倍,“一對一”取勝說明我們對日有必勝的把握；失敗了也不等於中國人整體上失敗，但讓日本人看到中國人有“血性”。“眾對一”的群毆雖然有絕對的安全性和必勝的把握，可那能算“勝利”嗎？會證明自己比日本人“強大”嗎？
近幾年中國人在海外“不文明”的行為曾引起國際上的驚呼，可你聽說過哪個文明國家的公民群毆中國人沒有？
海灣戰爭後，薩達姆在真正的美國人面前象沒有中氣的懦夫，但在國內卻很勇於對“美國人畫像”抖威風。此公居然在每家商場和酒店大門口的地面磚上畫上美國前總統布什的頭像，供出出進進的伊位克人踐踏侮辱。一幅畫像是沒有反抗力的，在畫像上擺威風確然是最安全不過的“愛國”表演。深受愚民政策之害的伊拉克人真個認為薩達姆是反美鬥士，等他們看到薩達姆被俘的醜態時大惑不解，抱怨他們的“總統”為何不“英勇”反抗呢？我則很能理解薩達姆當俘虜時表現的怯懦。
對沒有反抗力的對手大擺威風不但稱不上“愛國行為”，咋看上去還有虛偽的“做秀”成分。愛國與做秀是背道而馳的，好“做秀”者永遠也不可能真正地“愛國”！

誤區之五：盲目抵制外國商品
上世紀的中國，發生過多次抵制外國商品的運動。抵制外國商品在特定歷史時期無疑有一定的“愛國”意義，但此項運動如果流於盲目和形式效果就適得其反。中國人最狂熱的是抵制日貨，從上世紀00年代一直抵制到今天，可抵制的結果並沒有妨礙日本成為工業大國和經濟大國；中國的民族工業也沒有因此取得革命性的進展。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互動絕大多數情況下是“雙贏”的結局。盲目抵制外國商品，回到閉關鎖國的狀態，等於是把自己關在世界文明大潮之外，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一個理性的國家，不但要與友好國家進行經濟交流與合作，就是敵國也一樣要進行必需的商品貿易，有時與敵國斷絕經濟往來比在硝煙下繼續和對方做生意危害更大。這里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敵對的雙方一個是紡織業發達的工業國；一個是盛產棉花的發展國，發展國的棉花平時主要銷往工業國，所需的紡織品也主要由工業國提供，因為兩國距離最近且工業國棉花出價最高。假設現在兩國成為敵國，發展國為了打擊工業國的經濟，不再購買工業國的紡織品，工業國作為報覆只好繞道去更遠的產棉國購買棉花。工業國進口棉花的成本增大了，經濟確然受到影響，但產棉國的棉花賣不出去，既無工業國那樣的國際視野開拓新的國際市場，又無技術自己加工成衣服，堆在家中與廢品沒什麽區別，蒙受的損失說不準比敵國更大。
抵制敵國商品如果能沈重地打擊對方的經濟同時自己蒙受比對方小得多的損失，抵制外貨無疑是一種愛國的舉措。如果抵制敵國商品的後果是自己蒙受比對方更大的損失，那麽抑制外貨就與“愛國”背道而馳了。
中國歷次抵制外國商品的運動並沒打擊到對方經濟的要害；中國的經濟也沒因此占到實質性的便宜。如果上世紀四十年代以前抵制外貨還有部分進步意義的話，新世紀的抵制外貨運動則更多流於盲動或對國際經濟的無知。
抵制外貨的前提是本國工業競爭力不足但擁有昂揚向上的經濟活力，保護國內市場有助於本國工業取得革命性的進展，尤其是有助於提高本國工業品的質量。今天的中國經濟很難說是昂揚向上的，中國人造假的熱情熱火朝天，沒有外國商品的競爭，國內市場說不準會充斥更多的假冒偽劣產品。外國商品進入中國對中國經濟的作用是雙重性的：一方面占領了部分中國商品的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則刺激中國工業提高技術層面和管理水平。如果把握得好，後一種作用會抵消前一種作用造成的負面影響。我們可以通過研究進口的外國商品來學習對方的技術，進而提高自己的產品質量，使自己的商品達到國際水準並反過來占領對方的市場。日本就是這樣做的，他們最初出口到美國的襯衣都擺在1美元一件的廉價商品櫃里；可美國進入日本市場的襯衣每件標價都在10美元以上。日本人認真研究了美國襯衣的制造技術，改進制造襯衣的工藝，沒過多久日本出口到美國的襯衣全擺到了10美元以上的精品櫃里。中國二十年前出口到美國的襯衣也擺在售價1美元的廉價商品櫃里；二十年後的襯衣依舊賣1美元一件！日本人沒有抵制外貨；中國人卻經常高呼要抵制外貨。
抵制外國商品運動並非一無是處，如果把握得好一樣有愛國的進步意義，關鍵是要防止流於盲目的狀態。比如外國的奢侈品就應該抵制，因為中國富人對奢侈品的愚蠢熱情是中華民族的最大恥辱，這種熱情一旦被某個別有用心的敵國加以利用，用潮水般沒有任何使用價值的奢侈品來毀滅中國人的品格和氣節，我們的民族就從根子上腐爛了。中國人抵制日貨的諷刺性結局是：日本的尖端科技產品沒有引進來；可官員卻熱衷於購買日本產的豪華小轎車。

誤區之六：謾罵詆毀口出狂言；語言的巨人行動的侏儒
近幾年中日摩擦不斷升級，中日在許多問題上的矛盾不可調和，中日矛盾已成為國際關系上的主要矛盾。中國人對日本人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筆者青年時期就不止一次地夢想某一天能遠征日本來次“東京大屠殺”。中國人戰勝日本的情結已經持續了整整一個世紀，但期望戰勝日本是一回事；如何才能戰勝日本則是另外一回事。令人痛心的是：目前中國人戰勝日本的手段更多停留於謾罵和詛咒，很少采取切實有效的行動。近幾年經常看到網上噴青把“強奸小日本”“操日本妹”等不衛生的字眼作為自己的網名，同時也作為自己“愛國”的標幟。如果謾罵詛咒等於“愛國”，被文明遺忘的偏遠鄉村破口罵街的潑婦就應該最具備“愛國”的能耐了。
用花樣翻新的臟話謾罵詛咒敵國不但於愛國無任何補益，相反是“害國”的行為。因為謾罵詛咒削弱了愛國的力量，一方面國民把精力用在對敵人毫無殺傷力的謾罵詛咒上，沒有精力和熱情從事戰勝敵人的實際行動；另一方面提高了敵人的警覺，刺激敵人勵精圖治，增加了戰勝敵人的困難。
2003年日本珠海賣春事件發生後，我的一位同事在辦公室報紙上看到這則新聞，當即作義憤填膺狀，用所有能想出的臟字破口大罵日本人禽獸不如，自不量力，抱怨政府為何不對日本開戰，十三億中國人開到日本一個月就能把這個撮爾小國“吃空”；還揚言要打到日本去強奸一百名日本妹作為報覆……此公罵得正起勁時，手機鈴聲響了，是麻將館老板打來的，放下電話後把當天要幹的工作往我面前一推，連班也不上就一陣風似地去麻將館趕場去了。
如果上班時間去麻將館賭博能打敗小日本的話，此公到不失為一位真正的“愛國者”，可我從未聽說過靠全民賭博能打敗一個強大的國家，也許我是過於孤陋寡聞吧！
前兩年特關注巴以沖突，經常看到新聞圖片中巴勒斯坦“愛國”青年整天站在巴以邊界向過往的以色列軍車投擲石塊，可從未看到以色列青年采取類似的“愛國”行動，心中驀然明白巴勒斯坦因何不是以色列的對手，不但現在不是，將來也不是！就算巴勒斯坦人比以色列人多出十倍也一樣不是！除非那些投石塊的青年停止那些無聊的“愛國行動”，回到工廠或實驗室做切切實實的工作來強大自己的國家。

讓我們從形形色色的“偽愛國主義”的誤區中走出來，用切切實實的行動來振興我們的民族吧！


二00七年二月五日


50.中國民族政策反思

中國不存在漢族歧視少數民族的問題，相反存在“逆向民族歧視”。 中華民族的主要矛盾從來都是“官民矛盾”；而不是“民族矛盾”。 落後過時的“官僚體制”腐蝕了國家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才是造成今天少數民族不滿情緒上升的根本原因。



因為本人不存在“受害者心理”，對西方文明國家並未懷有根深蒂固的敵意，相反一直主張中國應敞開胸懷接納文明國家的先進成果，尤其是學習他們的法治和憲政經驗，來服務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事業。當美國對中國存在的“問題”說三道四時，只要他們說得有道理，不是無中生有的中傷和說謊，我並不認為對方是在幹涉中國內政。因為美國人有管閒事的嗜好，小夫妻把小孩鎖在家里自己跑出去玩，鄰居若是發現常常會去報警，控告這對夫妻沒有很好履行對自家兒女的監護義務。碰上這種情況小夫妻通常都會認錯服軟，絲毫也不會認為鄰居是在幹涉自家“內政”。美國人經常拿中國的“人權”說事說不準也和那位鄰居一樣的性質，並沒有故意找茬讓你不舒服的“惡意”；更不存在“忘我之心不死”的狼子野心。就象一個殘暴的丈夫毒打自己的妻兒，我們主動沖上去幹涉制止並不是幹涉他家“內政”，企圖與他“家”為敵一樣。
西方文明國家指責中國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雖然不存在必然的險惡用心，但他們的指責並非都是客觀真實的，前不久發生的西藏騷亂，西方媒體抨擊中國搞“民族歧視”就明顯不是事實。
中華民族的主要矛盾從來都是“官民矛盾”；而不是“民族矛盾”！
今天的中國也許存在嚴重的腐敗和不公正；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存在“民族歧視”問題！
中國不但不存在漢族欺淩少數民族問題，相反少數民族還享有遠遠超過漢族的優惠政策。在少數民族聚居的新疆、西藏等地，甚至於存在“逆向民族歧視”，也就是藏族、維吾爾族對漢族的歧視？當藏民或維民與漢人發生沖突時，無論是藏族、維族仲裁者還是漢族仲裁者，大多會做出不利於漢人的判決？
我這人酷愛旅行探險，近幾年走遍了西藏、新疆的絕大多數城市，對藏民、維民作為一個整體受到的優待有很深的印象；同時也對少數民族聚居地漢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憤憤不平，一再撰文呼籲這些地方的權力人物不要搞針對構成中華民族主體漢族的“民族歧視”行為。我經川藏線上青藏高原時發現一個怪現象：漢人司機碰上藏民攔車時多半會停下來，只要車上有坐位就不會拒載，並且藏民不用掏一分錢；而碰上漢人攔車則很少停下來，即使停下來讓你上車也要收一筆超過公交票價的車費……
在西藏和維族聚居的新疆喀什、和田地區，藏民和維民欺淩漢人的事件時有發生；而漢人欺淩藏民、維民的事件則很少發生，如果不巧發生了，漢人又不是什麽權力人物時，肇事的漢人一定會吃不了兜著走。
…………
這些年我的親眼所見，和我實地采訪調查的資料顯示，中國不存在針對少數民族的“民族歧視”問題。如果在某些地方確然存在“民族歧視”的話，對象也是漢族而不是少數民族。
中國既然不存在歧視少數民族問題，甚至於存在反客為主的“漢族被歧視現象”，少數民族應該對政府感恩戴德，發自內心地效忠我們的國家才對呀，何以會發生藏族暴力騷亂那樣的悲劇呢？
難道中國的少數民族真的被寵壞了嗎？
中國不存在歧視少數民族問題；但並不等於我們的民族政策沒有問題。
我們的民族政策問題一樣是出現在“體制”上！
政府這些年給了少數民族群體遠遠超過漢族的優惠政策，按理絕大多數成員應該比漢族更熱愛我們的國家。
如果在某些少數民族聚居地情況不是這樣，優惠政策買來的不是效忠而是多數人背叛，背後的原因又是什麽呢？難道僅僅是境外敵對勢力和他們培植的代理人在作祟嗎？美國也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政府也很少出台針對哪一個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為什麽“敵對勢力”從來沒有成功地煽動哪個民族鬧分裂呢？
極端民族主義者煽動暴力分裂大中國的企圖通常是不得人心的，如果他們能夠在國家權力機器的眼皮底下居然盅惑了相當多的人心，說明有相當多的少數民族成員沒有平等地享受到優惠政策的福蔭，從而給極端民族主義者留下了契入的缺口。
針對一個群體的優惠政策，在執行過程中通常會出現兩種情況：即多數人分享還是少數人獨享的問題。
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但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絕大部分被特權集團攫取，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公民沒有平等地分享到改革開放的成果。
針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是否也存在類似情況呢？
在某些民族自治地區，這種情況確然存在。
中國絕大多數普通公民沒有平等地分享到改革開放的成果是“體制”的原因；絕大多數少數民族成員沒有平等地分享到優惠政策果實也一樣是“體制”的原因。
三十年改革開放成果絕大多數被特權集團攫取是因為我們的體制是“官僚體制”，該體制的主要特征是各級官僚壟斷對公共資源和利益的分配權力。因為沒有有效的民主機構來監督制約這一權力，特權階層就能不受限制地利用職權在“公共蛋糕”上為自己切取盡可能大的一份……
我國的少數民族自治地區也一樣奉行“官僚體制”，少數民族官員在轄地擁有不加限制的絕對權力，有充分的條件利用這一絕對權力來侵吞“公共蛋糕”。
政府對少數民族群體的優惠政策無疑是一塊每個少數民族成員都可平等分享的“公共蛋糕”；但少數民族特權階層利用職權把“公共蛋糕”的絕大部分據為己有。
結果少數民族的大部分成員沒有充分感受到國家對他們的“關愛”。
“官僚體制”反映在“人事”上的特征是“任人唯親”、“論資排輩”；並最終達到“劣勝優汰”、“獎惡懲善”的整體效果。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官吏單向負責制”，決定了走上領導崗位的少數民族權力人物要想保住自己的職位並獲得升遷，就只能以權謀私貪污受賄強奸民意，同時糟蹋納稅人的錢制造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官吏單向負責制”有效地阻止了有過人能力和高尚品格的志士仁人走上領導崗位，在仕途上春風得意者多半是有能力“創收”孝敬上司有心機弄權說謊虛報政績的勢利政客……
當民族自治區的各級官僚多半是無視民生疾苦只知弄權受賄的勢利政客時，就必然對民族多數成員造成“權力傷害”，這個民族的群體不滿情緒就會滋長蔓延。因為少數民族在人數占絕對優勢的漢族汪洋大海中有一種“民族弱勢心態”，容易滋長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當民族政客挑起民眾的不滿情緒時，民族成員容易不自覺地把不滿的矛頭對準國家政府，誤認為國家政府是他們不幸的直接根源；盡管傷害他們的人也許是他們本民族的官僚政客。
當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在本民族滋長蔓延時，通過不尊嚴手段走上權力崗位的民族勢利政客一無能力二無責任心三無必要的威信來化解調和各階層的矛盾和不滿，不能行使國家政府賦予他們的職位責任，於是不該發生的悲劇發生了。
綜上所述，如果說我們的民族政策存在問題，那也一定是“體制”的問題，落後過時的“官僚體制”腐蝕了國家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
美國也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白宮也很少對某個少數民族群體制定特殊的優惠政策，因為那會威脅到真正的“民族平等”理念，但美國好象從來就不存在“民族分裂問題”。因為美國實行的民主政體是為絕大多數公民謀福利的體制，官吏沒有任何職務特權，公民的權利受到充分的尊重，各民族都從民主政體充分受益。盡管國家政府沒有為哪個少數民族拔錢送物，但絕大多數民族成員都能感受到民主政治的恩惠，並對行使民主政治的國家自然效忠。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前蘇聯政府曾對各民族加盟共和國給予了大量的慷慨援助，但因為在加盟國強制推行的極權專制體制窒息了社會生機，造成了加盟國的普遍貧困落後和腐敗不公正，落後體制造成的負面效應遠遠超過經濟援助的正面效應，最終造成各民族加盟共和國的普遍離心傾向。
我的家鄉因為曾是紅色蘇區的緣故，國家每年對家鄉縣的照顧曾一再讓周邊縣市眼紅，享受的特殊待遇差不多和中國少數民族同一個檔次。但家鄉縣的普通公民並沒有享受到國家的“照顧”，其貧困程度超過周邊任何一個兄弟縣市。原因就在於家鄉縣的腐敗程度超過任何一個兄弟縣市，國家“援助扶貧”的大筆資金大部被各級官吏腐敗掉了。家鄉的“人才”也因為受到層層壓制，沒有機會為家鄉的富強貢獻自己的能力智慧，“體制”的弱點遠遠抵銷了“政策”的優勢。這是又一個國家的“愛心”被“官僚體制”腐蝕的又一生動例證。


二OO八年四月十二日



51.地震改變中國，中國需要反思

汶川大地震給了中國大幅提升文明水準的百年機遇。我們必須用最大的努力來把握好這次歷史機遇，鑄就我們新的民族氣質--仁愛，豁達、明亮、包容，堅韌的民族氣質。以蒼生為念，以國民的生命權利為本，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國與文明世界和解的倫理基礎。


汶川大地震，中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
在大地震發生後的短短十多天時間，中國經歷的文明深層變化比前五十年變化的總和還要大！
尤為振奮人心的是：每一項變化都是朝向民族進步和文明開化的方向！
每一項變化都讓有民族責任心的中國人淚流滿面感謝上蒼，感謝它讓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未來和希望！
最能體現文明進步內涵的變化如下：
（一）、中國對國際人道主義救援開放國門，不但敞開胸懷接受外來金錢物質援助，還接受外國派遣的救援隊直接進入災區搶險救災。
（二）、允許西方記者對災區進行實地采訪。
（三）、歡迎來自民間的志願者，改變政府包辦一切獨領風騷的傳統救災模式，卓有成效地激發了國民對國家民族的責任心和主動性。
（四）、第一次直面災害真相，真實報道死亡人數和災害破壞強度，不再為了“穩定”而隱瞞“真相”。
（五）、設置全國哀悼日，為地震中死難人民降半旗致哀。這項措施意義深遠，標志著我們的政府終於有勇氣向“人民”低頭。先前國旗只為國家領導人而降，人民向領導人“低頭”致哀；為“人民”降半旗，政府全體向“人民”低頭致哀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破天荒第一次！
（六）、國家總理在死難生靈面前老淚縱橫，向全國人民展示了國家領導人心靈深層柔軟感性的一面；改變了領導人臨危鎮定的“強者”形象。就算是國家領導人，心靈的善良也比“領導形象”更重要！
（七）、在突如其來的天災面前，一直在“急功近利”怪圈里折騰的中華民族“人性”整體覆蘇，走出了“各人自掃門前雪”的陰暗“看客心理”，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公民意識”和奉獻精神，中國人的國際形象在一個世紀以來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閃亮過。
…………
中國在汶川大地震中文明層面確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希望和曙光，在救災工作上雖然仍未完全走出“把喪事當喜事，把悲劇當喜劇，把天災當成慶功機會”的傳統“雪災模式”，但和過去相比無疑向前邁出了歷史性的一大步。
中國政府在汶川大地震中不但大幅度地提升了中華文明，也為全人類文明顯示了自己的感召力。獨裁冷血的緬甸軍政府在死人13.4萬（這還只是經過大大縮水的官方數字）的納爾吉斯風災中，自己無力承擔救災責任又頑拒一切西方人道主義援助，造成本來能夠活下來的災民大量死亡。在中國政府的卓越表現面前，緬甸軍政府終於同意為外國人道主義救援開放國門，並繼中國政府為災民降半旗後，緬甸軍政府宣布從5月21日起對在納爾吉斯風暴災害中的遇難者哀悼3天，並在當日上午九時降半旗致哀。“死豬不怕開水燙”的緬甸軍政府態度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里面無疑有中國的影響！
這次政府在汶川大地震中表現出的前所未有的開明精神，不但沒有損害政府“形象”，威脅國家“穩定”；相反使我們的政府第一次贏得了絕大多數國民發自內心的尊敬；贏來了國際社會和文明世界一致的喝彩聲，在世界上第一次展示了中國的大國形象；對國家“穩定”的影響也是正面遠遠大於負面。
如果我們的政府一直保持汶川大地震時表現出的理性精神、開放胸懷和民本思想，我們若不擁護這樣的政府一定會天理不容。不少讀者知道我的關於“中國問題”的系列文字一直對舊體制持批評精神，因為我認為監督批評政府鞭策其更好履行自己的職責是最好的愛國方式。但在汶川大地震中，我第一次為我們的政府發出了源自心靈深層的喝彩聲。

如果我們的政府和人民及時勇敢地抓住這次文明機遇，汶川大地震將會成為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里程碑！中國人有義務和責任心抓住地震後顯現的百年難逢的歷史機遇，把中華文明真正推上現代文明的層面。
中國人要想準確地把握好這次歷史機遇，就要汲取歷史經驗教訓，盡可能避免上世紀那樣的悲劇性反覆。要想不出現悲劇性反覆，我們就必須對自己曾經有過的思維模式和行為定式進行深刻反省，警惕自己再犯同樣的錯誤。
患難見真情！西方文明世界在汶川大地震後表現出的“博愛意識”和真正的“國際精神”，大大出乎普通中國人的意料之外。汶川大地震前，中國和西方的關系處於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絕大多數國民誤認為“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並因此在國內外掀起了上世紀文革以來最大的排外反西浪潮。這次汶川大地震，西方文明世界並沒有象我們預期的那樣“幸災樂禍”或“隔岸觀火”；相反以最真摯的善意來關注我們的災難，並以各種方式給予慷慨的無私援助。一直被中國人視為頭號敵人的美國朝野，在地震發生後的頭十天內就給予了3400萬美元的金錢和物質援助！不僅如此，美國總統布什和夫人勞拉２０日前往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吊唁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的遇難者，並表示美國時刻準備著以中國所希望的方式提供援助。 布什對在場的中美記者說，他和夫人勞拉代表美國人民向遭受地震災害的中國人民致以誠摯的慰問。他說，在這個悲痛的時刻，美國人民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並為中國地震遇難者及其親人祈禱。
除了布什總統外，英國首相戈登?布朗２０日下午前往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吊唁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難者。布朗為遇難者默哀１分鐘。他在吊唁簿上寫道：“在此苦難和悲痛時刻，我代表英國人民向中國人民表示哀悼。” 布朗說，四川汶川大地震造成的災難規模和人員傷亡令全世界每個人震驚。此時此刻，英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英國政府將盡一切努力向中國提供援助。
在前不久的排外浪潮中被中國人列為主要靶標的法國，並沒有因此記恨中國，而是以德報怨為汶川地震慷慨解囊。法國總統薩科齊19日下午前往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悼念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難者。薩科齊在吊唁簿上寫道：“我們與遭受嚴峻考驗的中國人民團結一致。”隨後他對在場的中法媒體說，法國人民對中國四川汶川地震災害感到“非常悲傷”，他本人來到中國駐法使館吊唁，希望以此表達法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同情、友情和支持。
美、英、法三國除了政府和官方外，民間也以各種方式悼念中國汶川大地震的遇難者，一個又一個的燭光悼念晚會在三國大地上構成了一道道感人的風景線。
眾所周知美、英、法三國一直被中國人視為西方三個頭號“帝國主義”敵人，認為近代中國的落後是這三個帝國主義國家的野蠻侵略造成的，因而對這三個國家抱有根深蒂固的仇恨和敵意。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和西方的摩擦沖突主要也是針對這三個國家，我們在國際輿論上也把這三個國家列為重點口誅筆伐對象，對它們的評論也很少抱心平氣和客觀公正的態度。當CNN在西方做出歪曲中國的報道時，我們舉國上下怒不可遏義憤填膺，殊不知我國主流媒體對美國的歪曲報道遠遠多於CNN對中國的歪曲報道。
除了美、英、法等西方大國外，我們在東方的主要敵人日本也表現出了意想不到的國際精神，給予中國的援助同樣超出我們的想象。聯想到中國近十年的強烈仇日傾向；聯想到一大群把“打死小日本”“強奸日本妹”作為自己網名的憤青們，這份不計前嫌的善意確然難能可貴。我們終於認識到日本真的進步了，今天的日本不再是六十年前的日本，我們對待日本的態度同樣有“與時俱進”的必要。
遠在地球另一端的秘魯全國居然為我們的死難同胞下半旗致哀？！
最令人感動的還是我們的同胞台灣人民！在地震發生後的頭幾天給予了中國一點四億美金的巨大援助；相當於當時世界各國捐款總額的兩倍！就連我們恨透了的“死硬台獨分子”陳水扁，他的政府在臨下台之前，面對四川地震毫不猶豫地捐出了20億元新台幣（約合6000萬美元）的無償援助。
別忘了台灣島只有兩千萬人，一點四億美元捐款相當於每人七美元！
當我們感動於文明世界對汶川大地震的真情關切和慷慨解囊時，我們是否在心靈深層反省自己曾經有過的陰暗心理和不文明行為？
當美國在2001年9月11日遭遇恐怖襲擊損失慘重時，我們心靈的第一反映是什麽？是否有人為此幸災樂禍甚至於彈冠相慶？當我們看到今天那麽多的美國人民自發舉辦燭光晚會悼念汶川大地震的死難者時，我們可曾有人記起自己在六年前也為9.11事件的死難者舉行過類似的悼念活動？
當我們的同胞台灣人民在1999年9月21日遭受罕見的地震災難時，我們可曾為遇難的同胞真誠流淚過？我們的民間當時自發為台灣人民捐了多少款？人數僅兩千萬的台灣人民在汶川大地震後的頭幾天自願捐款數為8000萬美元！
當台灣人民在頭幾天為汶川大地震全民動員時，我們可曾記得“強國論壇”一類的論壇上每天都在發出這樣的聲音──“寧可台灣不長草，也要收覆台灣島”、“就算炸平台灣也要完成祖國統一”……也許有人會說，我們用武力要對付的是“台獨分子”，不是針對廣大台灣同胞。可打起仗來子彈長不長眼睛，誰能分清哪個是“台獨分子”，哪個是“台灣同胞”？
面對鷹派將領和廣大憤青的戰爭叫囂，按理台灣人民早應該和我們勢不兩立才對？當我們的憤青天天嚷著要對台灣動武，在海外侮辱台灣同胞（比如搶人家手中的中華民國國旗，不是台灣國國旗）時，我們難道沒有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和自尊心嗎？按理面對四川地震，台灣人民應該“舉台歡慶”看我們笑話才對？可為什麽台灣人民面對四川震災的愛心會比世界各國以及大陸的富豪們要大幾倍呢？一個台塑集團在震後頭幾天的捐款數額就比大陸各大富豪們捐款總和的3倍還要多！這說明了什麽問題？我們從中能得到什麽啟示呢？
如果我們勇敢地直面自己靈魂的陰暗面，我們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就會發現我們的思維模式確然和文明世界存在一定的差距。
存在差距並不可怕，每一個民族的文明都有從幼年走向成熟的過程，關鍵是我們要有足夠的勇氣認識到這一差距，在以後的歲月里用實際行動來提升自己的文明素質，使自己的精神層面和思維模式與文明世界接軌。
汶川大地震給了中國人在紛繁覆雜的國際大家庭里擦亮眼睛的機會，認識到誰才是我們的真正朋友？當我們一直視為主要敵人的美、英、法等國在汶川大地震時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給予我們意想不到的真誠援助時；我們一直視為戰略夥伴的亞、非、拉朋友的表現就沒有太多感人成份了。我們一直視為主要戰略夥伴和“山水相依親密鄰邦”的北朝鮮在汶川大地震時的表現就讓不少中國人嘆氣。眾所周知中國不但是北朝鮮金氏政權的真正締造者，還在半個世紀時間內給予了北朝鮮長期大量的無償援助；就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面臨餓死幾千萬罕見大饑荒的極端困難歲月也沒有停止過這種無償援助。按理在汶川大地震時北朝鮮政權更應對中國表現出最大限度的關切和善意，給予力所能及的各種援助。迄今為止的最後結果是北朝鮮政權只委派外務相去中國使館吊唁並給予區區10萬美元的象征性援助？
北朝鮮的態度無法不讓我們憤慨？也許我們並不憤慨那區區10萬美元，因為北朝鮮是一個窮得叮當響的專制小國，錢捐得少也許有不得已的原因；而是憤慨於金氏政權不知感恩為何物的無賴行徑。當美、英、法等力量遠超中國的西方現代化強國的總統們親自去中國使館吊唁中國汶川地震的死難者時；當美國國會和聯合國安理會先後為我們的死難同胞集體默哀時；“金太陽”難道不能親自去中國使館走一遭嗎？他的架子就那麽大嗎？如果沒有上百萬中國志願軍的鮮血，沒有中國在國際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力挺金氏政權，金氏家族能在那個位子上坐到現在嗎？當西方文明世界的國民自發舉辦燭光晚會悼念汶川地震的死難者時，北朝鮮人民舉辦過類似的悼念活動嗎？沒有！一是金氏政權不允許；二是處於長期專制體制下的朝鮮國民沒有那樣高的文明素質。如此不知感恩又不知天高地厚的極權專制國家，我們還有繼續支撐力挺它的必要嗎？
汶川大地震是中國人面臨的罕見天災；同時也給了中國大幅提升文明水準的百年機遇。我們必須用最大的努力來把握好這次歷史機遇，鑄就我們新的民族氣質--仁愛，豁達、明亮、包容，堅韌的民族氣質。以蒼生為念，以國民的生命權利為本，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國與文明世界和解的倫理基礎。以國民的生命危機為國家的最高危機，以國民的生命尊嚴為國家的最高尊嚴，以整個國家的力量去拯救一個一個普通國民的生命……
汶川地震的災難很快會成為過去；但在汶川地震中覆蘇的良知和人性卻不能成為過去，中國人有充分的理由和責任心在相當長時期內堅守這份良知和人性！面對地震留下的廢墟，我們需要深刻地反省，反省自己曾經的失職；反省自己對文明世界的誤解；反省“受害者心理”造就的思維定式；用理性健康的明亮心態去擁抱世界文明。面對成千上萬死難學生的陰靈，我們必須完全走出傳統的“雪災模式”，無論我們在地震中做出了多大的努力；將來都沒有資格去慶功。我們要最大限度地理解寬容地震災害中死難學生家屬的不滿情緒，當他們質疑校舍建築質量時，不要指責他們沒有全局觀念或“給政府添亂”，而是要“換位思考”設身處地為他們經受的災難著想；因為我們的工程腐敗確然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存在著，地方官員的信任缺失也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存在著。如果我們的地方官有溫總理那樣的情懷和責任心，沒有在地方制造那麽多的“豆腐渣工程”，汶川大 地震造成的生命災難也許會小得多。部分地方官在地震中表現傑出並不等於他們在地震前沒有瀆職過腐敗過。 如果我們的部分地方官確然失職過腐敗過，那麽就有必要受到責任追究甚至於法律制裁，無論他們在地震中的表現如何傑出也不能逃避。只有這樣才能還那些本來可以避免死亡的鮮活生命一個公道。
如果我們的部分國民在汶川大地震後很快又回覆到地震前的心理狀態，為了追逐急功近利不懌手段，任憑良知泯滅人性沈睡；如果我們的“愛國憤青”繼續象北朝鮮那樣不知感恩，忘記了文明世界給予我們的真情善意，因為價值取向上的不一致口出狂言惡語相加，象義和團紅衛兵那樣不分青紅皂白在國際上大打出手四面豎敵；如果我們的政府在震災過後不思勵精圖治，把在地震中表現出的開放、務實精神和民本思想發揚光大，抓住這次歷史機遇變革危害良知和人性的過時體制；好不容易在中國上空升起的希望之星就會隨著震災的過去倏然墜落。
天佑中華！！！


二OO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52.“賑災款物公示制”是防範“賑災腐敗”的最好辦法

各級政府有責任用最大的努力去珍惜和維護被汶川大地震喚醒的良知和人性，汶川災區賑災款物的收支可仿效美國基層政權的“行政收支公示制”， 實行救災款物收支的完全透明制，使每一項賑災款物的領取與發放都暴露在陽光之下。

搶救生命的救災工程已經告一段落；災區重建已成為賑災工作的重中之中。雖然“生命奇跡”之類的感人故事仍有可能發生，但我們的中心工作已不再是尋找或等待“生命奇跡”；而是災區重建，盡快讓活下來的災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汶川大地震極大地喚醒了整個中華民族的良知和人性！當人們的目光聚焦於廢墟中那些“堅強生命”時；聚焦於廣場上停放的一排排學生屍體時，人性的光輝在一瞬間照亮了長期在急功近利怪圈里折騰的國民扭曲的靈魂，一直缺乏“慈善理念”的我們紛紛湧上街頭和政府機構為災區捐款獻血；一批又一批的志願者紛紛申請為災區效力；一輛又一輛的自駕車滿載救災物資沿著危機四伏的公路前往災區……
當“廢墟中的生命故事”終於從電視屏幕上消失時，絕大多數國民心中又升起一個同樣的疑問：我們的救災款物會不會被貪污或挪用？
我們不能責怪國民疑神疑鬼；也不能責怪國民不相信我們的政府。因為救災款物被貪污挪用在先前確然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過；我們基層政權的信任缺失也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存在著。連“總理老人”都敢忽悠的地方政權；幹嗎就不敢忽悠沒有任何實質性監督權力的普通百姓？
我們好不容易覆蘇的良知和人性本來就很脆弱。各級政府有責任用最大的努力去珍惜和維護這份“難得回歸”的中華良知，絕不能讓良知和人性遭受地方腐敗官員的踐踏，否則我們的民族就會整體重新墮入“靈魂地獄”。當國民得知他們生平第一次主動自願捐出的救災款物被貪污挪用時，他們還會相信“良知和人性”的力量嗎？他們還會第二次“良知覆蘇”嗎？因此打救災款物主意的地方官不是簡單的貪污腐敗，其危害性是踐踏整個民族的良知和人性，甚至於毀滅整個民族的靈魂！良知人性是民族自存和振興的前提，失去良知人性的民族只能在黑夜走向地獄。既然危害如此巨大，我們就必須認真對待！
面對象汶川大地震那樣異常慘烈的生命災難，稍微有點良知的權力人物都不可能打救災款物的主意，我們的絕大多數國民都能做到這一點。問題是我們的部分地方官在絕對權力下長期絕對腐敗，良知和人性已被絕對權力腐蝕殆盡。沒有任何良知的腐敗分子，其人品人格早已墜落到普通公民的道德底線以下，絕大多數普通公民幹不出的缺德事他們一樣能夠幹得出來，因此誰也不能保證他們在條件具備時不會打救災款物的主意？而對廢墟中的生命和廣場上的學生屍體他們也許不會心生邪念，但當慘烈的災難境頭從眼前消失時，他們殘存的少許人性面對可以隨意支配的龐大救災款物就會面臨嚴峻的挑戰。在沒有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下，就算他們不會直接挪用救災款物，也會利用職權讓自己的親朋好友多得一份或幹脆調拔給沒有災情的“圈內人”。
前幾天一位北京朋友轉發來成都朋友發給他的消息：救災帳篷居然出現在成都街區的商店？還有人聚在救災帳篷里打麻將？
我無法確認這則消息是否屬實，但如果居然成為事實？造成救災帳蓬外流的那幫權力人物也真是喪盡天良！這樣的人連做人都不夠格，怎麽能讓這號人擁有“權力”？沿著流作他用的救災帳蓬一路追查下去，用不上兩天就可查出那位幕後人物！
因此監督救災款物的合理使用是政府迫在眉睫的問題！政治說教和權力人物的道德自我約束力已上千次被證明無濟於事，只有建立一套健全剛性的監督機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人的善與惡在一定情況下是可以轉變的,道德之馬失去法制有力的駕馭效果也等於零!所以強國富民更重要的是社會建立完善的法制!
我們面臨的困難是：舊體制在反貪反腐上的功能要麽收效甚微；要麽“雷聲大雨點小”；根本無法遏制貪污腐敗；但汶川災區目前的防範賑災腐敗又只能在體制框架內進行。因為體制改革是一項傷筋動骨的巨大工程，不是一天兩天就能一蹴而就的。就算中央政府有決心對過時的舊體制進行根本的變革，也需要一年甚至幾年的時間。可災區防腐不能等，如果等上一年甚至幾年，汶川災區的“賑災腐敗”就已成為悲劇性的既成事實了。那不是單純一個地區的腐敗問題；而是讓全體國民冷心，讓中華民族付出巨大代價的大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在體制框架內設計出一套盡可能行之有效的“反賑災腐敗法”！
幾年來，大洋彼岸的朋友一再發來美國廉潔的信息：說什麽這個國家有一整套健全有效的防腐體制，在那種體制下貪污腐敗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偶爾出現個別腐敗官員也不可能象中國一樣案值巨大或長期作案，還不等貪上一年的工資就會很快被發現並受到毫不留情的法律制裁！我國的基層腐敗已成燎原之勢，可美國的基層政權根本無法腐敗，那里的財政透明度已經達到錙銖必較的程度……
我這人從不信奉沒有根據的道聽途說，對外來消息習慣刨根問底。你說美國基層政權不可能存在腐敗？那麽你把他們如何有效防範腐敗的辦法說來聽聽。別在我面前說美國官員素質高或高薪養廉之類的鬼話，因為就算是天使在不加限制的權力毒害下也一樣會變成魔鬼，道德約束力在權力面前虛弱得象一面薄紙一捅就破。在“無限權力”面前，美國官員和中國官員在道德約束力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美國基層政權防範腐敗的最根本做法是完全摒棄“暗箱作業”，實行主動徹底的財政透明。就拿一個鎮來說事吧：首先鎮政府的錢袋掌握在人民公平選舉出來的鎮議會手中，鎮政府每花一筆公款都得向鎮議會申請拔款。僅此措施還不足以防範公款不會被貪污或濫用。因為鎮議員並不清楚每項公務和公共工程究竟要花多少錢？他們大多不是這方面的預算專家，也不完全了解每項勞務和材料的公平市場價格，因此究竟應該拔多少款才算公平合理議員並不清楚。這樣議員就只能圍繞政府的預算來做文章，而政府總傾向於把公務支出的預算造得盡可能大些。例如只需要出差下鄉10個工作日就可解決問題的公務在制定預算時往往造成20天。這樣就為財政腐敗留下空間。為了杜絕這一漏洞，美國人想出了“財政完全公示制”這一絕招。鎮政府每月甚至每周必須為自己的公務支出開列一個詳細的清單，小到一支鋼筆的開支也必須列在上面。該清單不但要發給每個議員一份，還要給該鎮的每個納稅人發一份。在納稅人的龐大群體里總有那麽幾個人熟悉公平合理的勞務和材料價格的，在那麽多雙眼睛的審視下，政府的每一項開支合理與否超支與否都明白無誤，因而徹底堵死了政府做假帳的空間。
我們基層政權的有些部門也實行了“財務公示制”，有一次去一個縣級局拜訪友人，有幸看到該局財務公示欄里的一組數字：
招待費：16.8萬；
交通費：16.9萬；
基建工程費：10萬；
材料打印費：11.4萬；
旅差費： 10.8萬；
會務費： 6.9萬；
辦公費： XXX.
…………
這樣的“財務公示”純粹是應付形式，按民間一句俗諺叫“哄亡人過界”，根本起不到任何監督作用。美國基層政權的財務公示是“收支明細表”，里面沒有任何一項“統計開支”。
也許有人會說這個制度執行起來太過繁瑣了，也造成紙張的大量浪費。但比起我國基層政權在失去有效監督下的巨額腐敗代價，這種繁瑣太值得了！目前我國基層政權就算沒有給每個納稅人定期發一份行政收支明細表，但用於會務資料和文件表格等方面的打印開支依舊高得驚人，甚至一點都不比美國基層政權用於打印“行政收支明細表”的費用低。一個人員才十多人的縣級局機關，每年用於材料打印上的開支高達幾萬甚至十幾萬？確然讓人觸目驚心。
汶川災區賑災款物的收支也可仿效美國基層政權的“行政收支公示制”。各級權力機構對每一筆救災款物的領取發放都要開列詳細的清單。雖然不能象美國那樣給每個納稅人定期送一份明細表，但可公示於當地每個與救災款物有利害關系的公民都能看到的公眾場地，實行救災款物收支的完全透明制，使每一項賑災款物的領取與發放都暴露在陽光之下。這樣才能接受公民集體眾目睽睽的監督，使與賑災款物有關的腐敗空間縮小到盡可能低的程度。
“賑災款物領用公示制”必須摒傳統財務公示的統計作法。每一筆款物的發放最後都要具體到個人且可追查。各級行政官員都得向上級和屬民詳細報告所掌握救災款物的領取發放情況。鄉鎮政府公示欄里除了公示下述數據外：
某某村：帳篷：XX頂；稻米：XXXX公斤；食用油：XXX公斤；救災款：XXXXX元……
還應公示每個領用人的名字和具體的領用數量供該鎮的公民監督核對。
“救災款物領用公示制”並沒有突破現有政治體制的框架，但如果執行得力到位，應該能最大限度地防範“賑災款物腐敗現象”，最起碼比過去的傳統反腐措施更有效力。
要想有效地防範汶川災區的“賑災腐敗”，除了不折不扣切實執行“賑災款物領用公示制外”，還必須對災區倒榻校舍可能存在的工程腐敗問題進行毫不留情地責任追究。相關責任人該撤職的撤職；該處罰的處罰；該判刑的判刑！絕不能在“穩定”或“不幹擾救災中心工作”的幌子下讓“罪犯”逃脫制裁，無論“罪犯”在救災工作中表現如何傑出也不能逃避！想想那些埋在廢墟下本來可以避免死亡的成千上萬名年輕學生，想想如果那是你自己的孩子，你難道不會為工程腐敗義憤填膺嗎！如果讓那幫制造或擴大生命災難的共和國蛀蟲成功逃避懲罰，掌握救災款物分配權的地方權力人物就會倍受“腐敗鼓舞”，懷著饒幸之心貪污挪用賑災款物。那樣地震災區的賑災腐敗不但無法避免，甚至會形成燎原之勢。
誠然，“賑災款物領用公示制”只是特時特地的權宜之計，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地震災區的賑災腐敗問題。要想從根子上鏟除賑災腐敗的土壤，一勞永逸地切除腐敗毒瘤，我們的政府有必要進一步“解放思想”，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在災區推行民主制度試點，民主直選地方各級行政一把手，民選地方各級議會，把公款錢袋和監督政府權力交給各級議會手中，實行完全的新聞自由……因此我前段時間一直撰文倡導的“縣官直選”可以率先在汶川災區試點落實。三十年前我們的黨在深圳建立“經濟特區”試驗市場經濟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現在幹嗎不緊抓這次百年難逢的歷史機遇，在汶川開辟新中國第一個“政治特區”，試驗人類歷史上已被多數國家證明能有效防範貪污腐敗的最不壞政治體制--民主政治呢？

路在前方，機會就在腳下，我們不能猶豫等待！不能徘徊觀望！健康理性的中華文明應該從汶川災區起步，走向一個燦爛的明天！


二OO八年六月四日


53.可恨的老實人

老實人最突出的個性是膽小怕事，息事寧人，在個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時，寧願自己付出代價也不敢討還公道；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關頭，老實人往往最容易當漢奸，都是恭順的亡國奴；他們寧願妻子兒女被外敵淩辱，也不願奮起抗暴向侵略者討還尊嚴和公道。



去年的九月十五，一位姓李的同事專程邀我一道去兒子的班主任李老師家送禮。原因是我和他的兒子是同桌，開學時座位在第一排。昨天班上調整座位，他倆被調往最後一排的屋角。兩人的個子本來就比別的同學倭矮半個頭，在後排被前面的高個子擋住，上課時根本看不到黑板。李同事的兒子說：教師節那天（九月十日）全班所有同學家長都給班主任送了禮，就我倆沒送，所以班主任調整座位搞打擊報覆。
　　我一聽這事就怒火中燒，這樣的老師根本就不具備教書育人的資格，怎配當班主任，學生在他手下會教出啥德性！別說送禮休想，我還和他沒完呢！李同事看見我發怒的神態，居然一臉的不以為然。
　　“你真是從真空中冒出來的，對人情世故一無所知。現在的老師都這樣，這算什麽？行為比李老師惡劣的還大有人在。占絕大多數的學生家長都對老師心存怨恨，可都敢怒不敢言，怕老師存心給孩子小鞋穿，影響孩子升學。就算這次講理時道理站在你的一邊，可最終吃虧的還是自己的孩子。”
　　“這樣的學還不如不上也罷，要去你去送，給這樣的老師送禮連門都沒有，不但不送，我還要去找李某算帳！”
　　李同事只好連夜拎著兩條“玉溪”和兩瓶“劍南春”上李老師家了。
　　第二天上午，我氣咻咻地來到李老師的辦公室，“請教”他因何把我的兒子調往最後排的座位。李老師的原因有二：
　　一、我兒子上課不好好聽講，愛講話，影響了同學們的學習，全班同學都對他有意見，強烈建議把他調往後排。
　　二、我兒子不尊敬老師，有一次上數學課時，我兒子居然回過頭來和後面的同學講話，被數學老師發現了，主課老師很不滿意。
　　我的回答如下：
　　一、如果是全班同學認為我兒子影響了他們的正常學習，一致要求把他調往後排，我沒說的；但是否如此不能聽你一面之辭。下一節是你的課，我們可以去班上搞一次民意測評，你先講五分鐘，我後講五分鐘，然後讓同學們無記名投票。如果真如你所說我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認錯並賠禮道歉，如果不是你也應該有個說法。
　　二、就算我兒子有一次違犯了班上的紀律，但類似的情形是不是只有他一人，如果不是為何只把我的兒子調往後排，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如果你回答是我們可以把上面的測評再來一次。
　　三、我兒子是班上年紀最小個子最矮的學生，理當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退一步也應該坐在前三排。如果上面的理由都不成立，我到要請教因何把我兒子調往最後一排的屋角。
　　聽了我的話，李老師的臉一下子漲得通紅，他自操教棍以來還是第一次碰上這等不曉事又認死理的學生家長。結果讀書人竟然率先惱羞成怒起來。
　　“我幹嗎要你在我們班對學生講話！我幹嗎要搞民意測評？我是班主任，想怎樣決定就怎樣決定！我連排座位的權力都沒有，我還當啥班主任！你說有別的原因，那你說別的原因是什麽？”
　　“我是來和你講道理的，你這話就有點不講理了，是你先說調換座位是學生的集體意見，我才有民意測評一說。致於別的原因，你心里應該比誰都清楚，不用我把話在這里挑明。”
　　“總之座位我是調定了，不服你去上告！”
　　“話既然說到這一步，我也把我的觀點挑明了，我既然敢來找你，就不會怕你以勢壓人，這事我是非要弄個水落石出不可。我這就去找學校的領導，如果他們不肯出面我就找媒體討說法；如果媒體不理睬，我還可以找教育局。我相信天下這麽大，總有我說理的地方，就算真個沒有我說理的地方，我還有最後的辦法。”
　　“你不妨把最後的辦法說出來，我又不是小孩子，怕嚇唬的。”
　　“你看過《水滸》，應該知道武松殺嫂的故事。”
　　“知道一些。”李老師的語氣明顯緩和下來。
　　“武松知道哥哥被嫂子謀害後，第一步是幹啥？”
　　“去告官，結果官吏都被奸夫西門慶的銀子打通了，不理睬武松的狀子。”李老師的臉上有得意之色。
　　“後來呢？”
　　“後來？……”李老師的臉由紅轉青。
　　“還是我來說吧，後來武松自己操刀把嫂子和奸夫全殺了！我不想走武松那條路，因為這事太小了，但如果李老師一定要把我推向那一條路，我也身不由己。你的文化和身價都比我高，不會為一點小事和我這個大老粗較勁吧？我給你三天考慮的時間，如果三天之後我兒子還坐在後排，我會找你的！”
　　我頭也不會地走出了李老師的辦公室。
　　第二天，李老師來電話了，說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我的同學某某也是他的好友，看在某某的面子上，把我的兒子調往前排。我知道這是李老師在給自己找台階，就順水推舟，也在話筒的另一端大聲道謝。
　　那位李同事的兒子也向前調了幾排，但仍在第五排，他老兄認定我比他送了更重的禮品，對我的解釋一百個不相信。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還在後面：我的兒子不但沒有再向後調動座位，李老師也沒給他小鞋穿，畢業時以優異的成績升到重點初中。李同事一直在不但地給班主任送煙送酒，可兒子的座位仍象彈簧一樣前後挪動，每向後挪動一次,李同事就要拎上高檔煙酒上門一次……
　　由此看來，不識時務也不一定就是件壞事，如果中國多幾位象我這樣不識時務不隨潮流不諳大體的學生家長，中國的教育腐敗也不致發展到今天這種地步。這個最不應該出現腐敗的地方，腐敗的程度卻駭人聽聞。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相比，如果說老師的品格在整體下滑的話，部分學生家長又何嘗不是始作甬者呢？
　　兒子畢業一年後，我打電話請李老師吃飯，他接到電話的第一反應就是莫明其妙，問請他吃飯為啥？我說不為啥，因為你曾經是我兒子的老師，現在我這里有幾位教育界的朋友，想請你一道來聚聚，不知肯不肯賞臉？
　　“可我現在已經不是他的老師了，他有新的老師，你應該請他們的。”
　　“你永遠是他的老師，請你是尊師重道，請他們性質可就變了。”
　　“你這樣的家長真是少見，現在的學生都忘師賣道，離校後不打老師的悶棍就不錯了，尤其是我們小學的老師！這頓飯我一定要來，無論如何要來！！！”
　　…………
　　李同事是我們單位出了名的老實人，他的故事在中國有一定的代表性。李同事的老實本份給他的兒子和中國的教育帶來什麽後果呢？結果是不言自明的。
　　一是害了他的兒子，送煙送酒付出的經濟代價也許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危害是使他兒子的價值觀發生病態的扭曲，認為天下事不需要正當的辛苦努力，只需要投機取巧就可達到目的，結果他兒子自此不愛學習，成績每況愈下。望子成龍的李同事在節衣縮食送出了不少高檔煙酒後又整天愁眉苦臉為成不器的兒子唉聲嘆氣。
　　二是毒害老師的品行，給中國的教育腐敗添油添彩。正是因為有如此多的老實家長，老師的行為才會越來越肆無忌憚，越來越和教書育人傳道授業的宗旨背道而馳。這個後果的危害性比第一個要大一萬倍！
　　這就是老實人的好處！！！
　　老實人最突出的個性是膽小怕事，息事寧人，在個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時，寧願自己付出代價也不敢討還公道，就更不用說替社會申張正義和主待公道了。下面的一則事例更能說明傳統中國人的老實本份背後隱蔽的災難性惡果。
　　去年無意間看了一本期刊，上面登載了這樣一則故事：
　　一個剛到美國的中國人去一家中國餐飯進餐，不巧遇上了劫匪。
　　劫匪拿著一把刀子（在美國人人有槍，餐館的老板也有）指向掌拒，掌櫃把錢櫃里僅有的兩百多美元現鈔全給了他。
　　劫匪走後，中國顧客問老板為何不報警，老板說報警沒有用，警察至少要半個小時才到，那時劫匪已逃得無隱無蹤了。
　　中國顧客不相信老板的話，他聽說美國警察工作效率很高，案發三五分鐘即可趕赴現場，為了證實老板的話是否可信，便做一次好事佬按響了報警號碼。
　　不想果然如老板所言，等了半個小時才來了兩個警察，若無其事地做了一個筆錄就走人。
　　中國顧客義憤填膺，大罵美國警察混帳瀆職。想不到中國老板竟然幫美國警察說話。
　　“這也不能全怪美國警察，怪只怪我們自己當初不爭氣。說句憑良心的話，美國警察還是很不錯的，既稱職又不受賄。別的地方發生搶劫案，警察總是在三五分鐘內趕赴現場，就我們中國餐飯例外。”
　　“哪是為啥，美國人真的歧視中國人嗎？”
　　“那到不是，美國人的種族欺視並不象內地宣傳的那樣嚴重，造成目前的現狀還是中國人自己。早期的情況不是這樣，中國餐飯遭受搶劫時，美國警察也是在三五分鐘內趕赴現場，當場把劫匪抓住，可受害人害怕報覆，居然不敢站出來指證劫匪，警察只好把抓到手的強盜當場放掉。於是美國警察對來自中國案件的報警不再熱心了，久而久之就成了今天這幅現狀。”
　　“這里別的商店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搶嗎？”
　　“有是有，但很少，劫匪看到中國人好欺負，在光天化日之下一般只敢搶中國商店，因為搶別的商店風險太大，外國人不怕事，不但當場報警，還和劫匪搏鬥，劫匪在得手之後很難安全逃脫。尤其是猶太人開設的店鋪，劫匪更是不敢問津。猶太人在遇劫之後不但即刻報警，還督促警察辦案，如果認為警察辦案不力還會合夥出資懸賞緝拿劫匪。碰上這樣的硬對頭，劫匪只好自認倒黴，唯一的對策就是不搶猶太人。這條街上只有一家猶太商店，中國餐飯則有十多家，可劫匪只選擇人多勢眾的中國餐飯動手，猶太商店從未遭搶。就是那些中國人不敢出面指證而逍遙法外的劫匪也不感中國人的恩，過幾天又照樣來搶，好象不欺負中國人就天理不容一樣。更為氣人的是，來自中國的劫匪也選擇中國餐館動手！我們這個民族也真是的！！！”
　　…………
　　看了這則故事，我想起折騰了世界政治近半個世紀的中東問題。幾百萬個猶太人居住在被敵意的阿拉伯人包圍的一塊彈丸之地上，承受著面積和人口大出上百倍的阿拉伯世界的壓力，結果反而越來越強大，阿拉伯世界幾次聯合起來作出鏟除猶太人的嘗試都沒有成功。如果這塊彈丸之地上（2.5萬平方公里）居住的是幾百萬個中國人，諸位想想會是什麽結果？
　　猶太人能夠在敵人的心臟長期生存下來並越來越強大，顯然不是老實本份息事寧人的結果，而是拚死反抗任何形勢的強暴和強加於他們的不公正。相比之下，中國人的老實本份在已知世界一再地吃大虧，十七世紀，可恨的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對數量比他們多得多的華人進行了三次滅種式的大屠殺。我並不奇怪西班牙人的滅絕人性，而是奇怪這些屠殺何以能夠成功的進行？因為華人的數量占絕對的優勢。之所以這樣，除了華人的不團結外，華人的老實和膽小則是問題的關鍵。一直到前幾年，小小的印度尼西亞居然也無視北方那個強大國家的存在，膽敢光天化日之下在首都的街道集眾搶劫華人的財產，屠殺無辜的中華男人，當眾輪奸中華婦女……更令人痛心的是：這些暴徒在行兇之後居然沒有得到應得的懲罰！諸位不妨想想，如果行兇的對象是美國人，結果會是怎樣？我敢說印尼會成為第二個阿富汗！
　　還有一個更具諷刺性的後果：中國人的老實怕事並沒有造就他們奉公守法的國際形象，相反他們的形象因此一落千丈，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保護，還成為邪惡勢力爭相淩辱的最佳對象。
　　這都是老實本份付出的代價，可見老實本份確然不是什麽好的品質，至少不是什麽值得稍*稱道和發揚的品質。
　　基於多方面的原因，中國人對老實人往往是很偏愛的，因為古往今來中國的國土上存在太多的暴徒和太多的非理性暴力，地痞流氓一直是中國歷界政府解決不了的社會問題。因此中國人都愛老實人，認為老實人不會侵害他們的正當權益，絲毫也意識不到中國之所以有那麽多的暴徒，就是因為中國的老實人太多的緣故，可以說每一個暴徒背後都有一個老實人在為其輸血打氣。如果沒有如此多的的老實人為暴徒提供極好的生存環境，暴徒就沒有容身之地了。老實人不但造就了流氓地痞車匪路霸；還造就了為數眾多的貪官污吏，造就了難以扭轉的腐敗和不公正！因為中國的老實人太多，所以中國理性的暴力太少，結果非理性的暴力因為沒有“天敵”的緣故，得以迅速滋長蔓延。我走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看到了不少恃強淩弱的社會畫面，可很少看到弱者不畏強暴據理力爭的鏡頭。
　　綜上所述，老實人最具社會危害性的特點有三：
　　一是老實人膽小怕事，遇事藏頭縮尾，在自己付出代價的同時也助長社會的邪惡勢力。
　　二是老實人沒有責任心，沒有擔當，更沒有主見，喜歡和稀泥，辦事能力極差，若把重大的事情交給這號人一定要出大問題。如果讓老實人當皇帝，朝中絕對是壞人的天下。
　　三是老實人沒有原則，千萬不可讓這號人去主持公道，這號人連黑白都不敢說，就更不能指望他們區分正邪了。
　　在一個文明的國度里，一個擁有上述三個特點的公民是不是合格的公民？是不是值得稱道的公民？當然不是，這樣的公民應該越少越好！
　　還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暫居的小城破獲了一個流氓團夥。這個團夥在當地作惡行兇了十多年，殺人、搶劫、強奸、強收保護費什麽都幹，團夥的頭目更是惡貫滿盈，群眾一直對他們的暴行忍心氣吞聲，受害之後敢怒不敢言，害怕他們報覆。頭目在受審時，刑偵隊員問他這些年作案頻頻得手的秘訣是什麽，頭目的回答竟然是那樣的簡單：
　　“什麽秘訣也沒有，我一個大老粗，能有多少點子。現在作案很容易的，受害人都膽小怕事，既不敢反抗又不敢報警，所以每次都能得手。我剛出道時膽子也很小，後來就越玩越大了。”
　　“難道就沒碰過釘子？”
　　“前兩年碰到一個，在東門開鞋店的一個姓吳的蠻子，我上門收保護費，他不給，我拿匕首威脅他，想不到他小子比我還玩命，二話不說就抓起一把凳子往我頭上砸，他老婆則抓起電話報警。我一看勢頭不對就跑了。”
　　“那你事後有沒有報覆他？”
　　“傻子才會去報覆他！他那幅天不怕地不怕的倔脾氣，帶人去報覆必然要出人命案，那樣我也脫不了幹系。我們只想發財，並不想和某人賭氣拚死活。其實幹我們這行的秘訣有一個，那就是識相，碼頭不是打出來的，而是看出來的，每次選擇的對象最好是膽小怕事的，自尊心強的最好莫惹，不小心惹上了要即時縮手，那樣才不會栽跟頭。剛出校門的小流氓不諳此道，絕果沒幾天就栽了。”
　　…………
　　這個頭目被判了槍決。公判會那天，我身邊的一個老頭聲淚俱下地喊殺得好殺得好，人民政府萬歲。我問他何以如此激動，他說這家夥喪盡天良，當著他的面把他女兒強奸了。我問他當時是否在場？他拍胸回答說在場，眼睜睜地看著這個壞蛋強奸他女兒長達一個小時。我再問頭目可曾綁他，他回答說沒有；又問他身旁可有凳子木棍什麽的，他說有，不但有凳子木棍，還有鋤頭。
　　“那你何不稱他施暴時一鋤頭挖在他的頭上？”
　　“我哪敢呀？他是出了名的流氓，他會報覆的。”
　　看到這樣的國民，我當時的氣不打一處來，劈面一巴掌打在他的老臉上。
　　“你也算人！你比那壞蛋更該殺！！！”
　　因為中國有如此多的老實人，所以才造就了如此多的暴徒。國民一直在恃強淩弱的暴徒和忍氣吞聲的老實人兩個極端徘徊，敢於反抗強暴又奉公守法的現代公民則少之又少。
　　有一點需要特別強調一下：老實和誠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中國人的愛撒謊和不誠實也是舉世皆知的，別以為老實人會說真話，老實人一樣在撒謊，一樣不誠實，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們更沒有勇氣說真話。
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關頭，老實人往往最容易當漢奸，都是恭順的亡國奴。他們寧願妻子兒女被外敵淩辱，也不願奮起抗暴向侵略者討還尊嚴和公道。所以老實人不可能成為民族英雄。
　　在本文將要結束之際，我要鄭重地申明一個觀點：別以為糊塗老實不是缺點，它對人類文明的危害與邪惡是不相上下的，暴政多半和低素質的老實人群相伴而生。中華民族要想在已知世界立於受尊重的不敗之地，就不可再偏愛老實人，最好和老實的國民告別！


二０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54.現代公民標準

什麽是現代公民？現代公民應該具備什麽樣的素質？衡量現代公民的標準是什麽？理性的思維；獨立判斷力；開放的視野；平和的心態；不卑不亢的外交節操；一定的社會責任心。


什麽是現代公民？現代公民應該具備什麽樣的素質？衡量現代公民的標準是什麽？這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中國已經邁進現代化的門檻。中國的現代化能否取得成功，在前進的征程上不再出現反覆，不僅僅是決策人物面臨的問題；也是每個中國公民應該深思的問題。中國現代化的成敗與否，決定因素當然是權力人物，但中國公民的自身素質也是影響現代化進程的至關重要的因素，有時甚至是決定因素。
一個國家民族現代化的成敗和進程的快慢，除了權力人物擁有強烈的民族責任心，充分履行自己的職責，決策理性科學外；國民素質的現代化程度是確保現代化循著健康理性的軌道向前發展，不因權力人物的更替而出現反覆的關鍵因素。總之一個國家的國民必須是“現代公民”，現代化才會取得最後的成功，反之則會出現反覆甚至半途而廢。一個世紀以前，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光緒皇帝是銳意在中國實行維新變法的，但那時的中國公民極少擁有現代公民的素質，所以當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勢力反攻倒算時，維新變法人士在朝中找不到堅定的支持力量，民間也沒有形成支持光緒皇帝的合力（實際情況是絕大多數平民百性站在慈禧那一邊），結果使那場足以使中國趕超日本的偉大變法運動半途而廢。
中國擁有十三億人口，成年人則有九個億！但並不是每個成年人都是“現代公民”。在九億成年人中，現代公民所占的比例甚至不是很高。因此，中國公民素質的現代化應該是中國現代化的當務之急。
什麽樣的國民才算是“現代公民”？我認為衡量“現代公民”的標準應該有下面六個：

（一）、理性的思維
中國人最大的劣根性是“不愛思索”，具有“理性思維”的國民更是鳳毛麟角。
日本人“珠海集體買春”事件在媒體曝光後，中國人怒火沖天，恨不能把醜惡的日本人一刀一個通通宰啦！如果“買春”的來自歐美甚至中非的黑人，中國人的不快也許要好一些，唯獨日本人“買春”會激發中國人強烈的民族情緒。原因是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曾象禽獸一樣野蠻強暴過數以萬計的中國婦女。如果大多數中國人具備現代公民的基本素質，用“理性思維”手段去看待這件事，就會發現我們的這把無名之火其實燒得沒有道理。因為日本人來中國“買春”並沒采取強暴手段，中國“小姐”全是自動送上門的，並且由中國人在中間“拉皮條”並獲取巨額“回扣”，日本人如數交付了“服務費”。中國“小姐”和“皮條客”都知道她們的服務對象是日本人，難道她們不知道這幫人曾經用極為野蠻的手段強暴過她們的同胞？因何還要為了幾個小錢在出買自己的尊嚴的同時也出買民族的尊嚴！如果說日本嫖客的行為可恥可恨，中國“小姐”和“皮條客”的行為則可剮可殺。有這樣的國民在，我們還有什麽理由只恨外國人！
缺乏理性思維的國民，最容易在職業革命家的鼓動下釀成“群體式的盲動”，對國家民族造成深重的傷害。法國大革命時期，羅伯斯庇爾的專制統治雖然只持續了不到一年時間，但給法國制造了百年難以愈合的傷痕。之所以如此，就是羅伯斯庇爾充分利用非理性法國國民的群體式盲動所造成的破壞力量，在掃除法國的封建貴族勢力時，也把法國的精英階層幾乎掃蕩凈盡。羅伯斯庇爾說所有的貴族都是反革命，是“人民的敵人”，都應該上斷頭台，巴黎市民也跟著起哄說凡是貴族都應格殺無論，結果許多留在法國效忠革命的貴族一夜間被屠殺磬盡。當羅伯斯庇爾說法國的“革命英雄”拉法葉特（法國大革命的早期鼓動者，曾作為志願者參加過美國的獨立戰爭）也是“人民的敵人”並要逮他上斷頭台時，巴黎市民就即刻行動起來帶上“斷頭機”搜捕昨天的“同志”。拉法葉特只好逃亡國外。當留在國內的貴族殺完時，羅伯斯庇爾又指責那些忠告他“不要無限止地執行屠殺政策，要珍惜法國人民鮮血”的“雅各賓黨人”（以羅件斯庇爾為領袖的政黨）為“人民的敵人”，巴黎市民又大規模地屠殺起昨天的“同志”。斷頭機似乎要永遠轉動下去，不把法國人殺光不肯自動停下來，直到把羅伯斯庇爾自己送到斷頭台下為止。
中國公民缺乏理性思維最為突出的表現是：近代史時期每逢中國和列強簽訂一個不平等條約，簽約的外交官就會成為千夫所指的民族敗類，承擔百年之久的罵名。似乎中國戰敗的責任就在那幾個賣國的外交官身上，如果他們不簽訂“不平等條約”中國就會站在勝利一邊。最典型的例子是受政府指令赴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的李鴻章，中國人罵了他整整一百年還不肯甘休，似乎還要繼續罵下去。我先前一直很推崇“五四運動”，認為那是中國人民真正覺醒的開始。前幾天又重新翻開“五四運動”的歷史，看到激動的青年學生痛打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外交官並放火燒他們的房子時，才發現“五四運動”並非全是“覺醒”。
當一個國家的公民不具備現代公民素質時，就會因為感情上的偏愛對某些國家存在根深蒂固的反感同時又對另一些國家抱有莫名其妙的同情。中國曾是萬幫敬仰的“天朝大國”，中國人的骨子深層有一種“老大哥”的心理，對那些文明程度不如中國的小國和窮國等發展中國家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好感；而對那些文明程度勝過中國的富國和大國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則存在根深蒂固的敵意。其實文明國家對中國現代化的助力應該遠遠大於發展中國家；小國和窮國在得到中國無私的援助後不一定就有感恩心理，對中國“恩將仇報”和“過河拆橋”的故事並非只是冬天里的童話。越南的忘恩負義人所共知；北朝鮮似乎在制造下一個不該發生的故事。中國人最討厭美國，其實美國並不是世界上對中國最不友好的國家。誠然美國作了一些傷害中國人感情的事，但美國也作出了不少有助於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貢獻。中國最早的新式學校就是美國出資建立的，至於美國和中國並肩對日作戰則在生死關頭拯救了中華民族。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人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態度：以色列是中東對中國最友好的國家，巴勒斯坦對中國即使沒有敵意也談不上友好。以色列的文明程度比巴勒斯坦要高得多，看看電視屏幕上那些整天不幹正經事專在道旁向以色列軍車投擲石塊來表現自己“愛國”的巴勒斯坦青少年（我總奇怪這些貌似愛國的青年幹嗎不去認真學習或工作，為巴勒斯坦制造能夠真正打敗以色列的先進武器呢？），就可知道這個民族的明天不見得會更美好，因此同以色列交往對中國的益處遠遠大於和巴勒斯坦作朋友。可是中國人有多麽仇視以色列；就有多麽熱愛巴勒斯坦。美國人對中國作了九十九件好事，哪怕只作了一件對不起中國人的事，我們就會只記得那一件事。北朝鮮傷害了中國九十九次；但只要有一次對中國表示友好，我們就可以對九十九次不予計較。缺乏“理性思維”的國民有時就會產生沒來由的熱愛和憎惡。
我們一旦缺乏理性思維，在國際交往上就不容易做到“換位思考”，人為增加不必要的國際摩擦。我們一再對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義憤填膺，從沒掉換位置想一下：小泉是日本人的首相，他只能按日本人而不能按中國人的價值觀來行事，否則他就是真正的“賣國賊”。“靖國神社”里死難的日本軍人是中華民族的罪人，但不一定是大和民族的罪人；就象黃繼光是中華民族的英雄但不是美國人的英雄一樣。如果美國人因中國悼念黃繼光而提出外交抗議，中國人一定會認為美國人不講道理。二月十九日，我看到一則電視新聞，說日本紀念日俄戰爭一百周年，邀請俄羅斯參加。俄羅斯沒有憤怒，心平氣和地說那是俄羅斯人最不堪回首的歷史，不打算派員參加這一盛典。日俄戰爭俄國慘敗，俄羅斯今天的軍力比日本強大得多，日本人重提令俄羅斯難堪的往事，俄羅斯應該憤怒並作出強烈反應（他們有憤怒和反應的能力）才是。但俄羅斯沒有，因為他們的國民大多擁有理性思維，認為此事盡管令俄羅斯難堪，但那是真實的歷史，不應該回避。如果日本紀念“甲午中日戰爭”一百周年，邀請中國參加，我們會怎樣反應？
去年看過一部老影片《一江春水向東流》，在場的觀眾無不對拋妻再娶的張忠良滿腔義憤。把張忠良拿到今天的中國社會，他的所作所為其實壞不到哪里去。如果在場的觀眾經歷他那樣的遭遇，恐怕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會作出和他一樣的選擇。其實我們看這部影片最重要的不是憤怒而是從中得到教益，警惕自己犯同樣的錯誤而不自覺。那些痛恨張忠良的觀眾很少從這部影片中得到教益和警醒，缺乏理性思維的國民難得有“推己及人”的智慧。
歐洲文明國家在現代化早期，都曾經歷過波瀾壯闊的“理性運動”，法國就曾在“理性”的棋幟下湧現出一大批享譽全球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伏爾泰、盧梭和孟德思鳩等文化思想界的巨人都是“理性運動”的偉大實踐者。可見“理性”對人類走向現代文明是何等重要。中國因為“儒家文明”根深蒂固，沒有經歷過“理性運動”，導致全球現代化時期的中國人缺乏“理性思維”。我們有必要補上這一課。中國人一旦擁有“理性思維”，就會象唐帝國那樣再度成為人類文明的“統帥”。

（二）、獨立判斷力
中國人有“比較力”但缺少“判斷力”，具有“獨立判斷力”的國民則更少。把西瓜和哈密瓜同時讓一個東部的中國人品嘗，他能比較出哈密瓜比西瓜甜。但如果他從未嘗過哈密瓜，就會認為他吃過的西瓜是世界上最甜的瓜了。前者靠“比較力”，後者則靠“判斷力”。因為缺少判斷力，所以在沒嘗過哈密瓜時就認為他吃過的西瓜最甜。
所謂“獨立判斷力”是指一個人不受輿論和媒體宣傳的影響，自已用學到的知識和個人閱歷對某事某人獨立分析然後作出較為中肯的評價。中國人極少具有“獨立判斷力”，最容易跟著輿論或媒體起哄，所以媒體一直是中國最有效的宣傳工具。當媒體說“國家主席”劉少奇是“判徒、內奸、工賊”時，極少有人會質疑國家主席當叛徒為了啥？他能去敵國當國家主席嗎？答案無疑是否定的。如果一個人叛變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地位和待遇降低，並要承擔千古罵名，這樣的叛變還有什麽意義，只有傻子才會作此虧本營生，但國家主席顯然不是傻子，廣播電台不是說劉少奇是最陰險兇惡的敵人嗎，傻子怎有能力“陰險兇惡”呢？如果中國人擁有獨立判斷力，當年的這場悲劇也許不會發生，即使發生了也不會產生那麽大的負面影響。
因為缺少“獨立判斷力”的原故，從古至今，“流言蜚語”在中國一直有強大的殺傷力，因為普通中國人懶得思考，對道聽途說的信息從不用自己的大腦進行分析甄別，往往人雲亦雲，結果最荒誕的流言也有廣闊的市場。當村里的一個漂亮少婦突然成了寡婦後，如果有一個村民煞有介事地對眾人說：他昨天深夜看見某某男人進入此寡婦的房間，十分鐘後房間的燈滅了。聽眾沒有一個人會懷疑此話的真實性，盡管該少婦平時的德行一直很不錯，一旦成了寡婦“門前自然是非多”了；也極少有人會推測此人傳播此消息的動機，因為說不準他就是那個企圖進入寡婦房間結果被趕出來的無恥男人，否則他怎會無緣無故地在大庭廣眾之下中傷另一個和他無冤無仇的鄰居呢？
“理性思維”是“獨立判斷力”的前提，沒有“理性思維”就不可能有“獨立判斷力”。
當一個國家的國民缺少“獨立判斷力”時，宣傳媒體的客觀公正就顯得至關重要。對國家民族有責任心的媒體會培養國民的“獨立判斷力”。當媒體有意誤導聽眾時，國民的“獨立判斷力”就會受到傷害。沒有“獨立判斷力”的國民和偏愛說謊的媒體會形成不利於國家民族進步的惡性循環。

（三）、開放的視野
一個民族的“視野”決定這個民族文明所能達到的高度。現代公民應該擁有“開放的視野”，他不應只從自身、局部和眼前利益出發為人處事；應該站在國家富強民族進步的高度，站在提升全人類文明的高度去思想和行動。
中國人有不少貌似精明的“處世哲學”，其是有很多是不利於國家的現代化和民族進步的。如“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之類的“哲學”就大有問題。這些明哲保身的“哲學”其實潛伏著極大的隱憂，因為它助長了民族的“孤立”、“冷血”和漠視人間悲劇，且難得有熱情為消滅這些悲劇作艱苦的努力。在漫長的華廈文明中，之所以“惡人”和“暴政”大有市場，就是有相當一部分國民擁有這種思維的結果。當他人在“惡人”和“暴政”的淫威下受苦受難時，因為暫時與己無關（說不準不久就有關）就作“壁上觀”。等到他自己遭遇同樣的悲劇時，別人也因與己無關而“隔岸觀火”。所以中國的正義和善良的力量難得團結起來，“惡人”和“暴政”因為缺乏強有力的抗衡而恣意蔓延。
從上述的“處世哲學”可以看出：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缺乏“開放的視野”，國民的眼界是“封閉”和“本位”的，導致中國的現代化起步維艱且出現多次反覆。在世界人民眼中，中國人是異常精明的，但因缺乏“開放視野”的緣故導致“聰明反被聰明誤”，使人類社會最根本的文明成果與中國失之交臂。
去年美國軍人在伊拉克的“虐囚事件”曾經引起世人的震驚，尤其令發展中國家震驚的是虐囚事件竟然是美國人自己揭露的，這類近乎“賣國”的自曝家醜是缺乏開放視野的民族無法理解的。美國人絕大多數擁有“現代公民”素質，也因此擁有“開放的視野”。在美國人看來，美國軍人虐待伊拉克戰俘是不能容忍的。咋看上去此類的“不容忍”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一則伊拉克軍人是美國的敵人，對待敵人可以暫把“人道”拋在一邊；二則這些戰俘大多是曾經殘害過伊拉克人民的“覆興黨”成員，虐待一下他們不會引起良心的不安；三則伊拉克人對落到他們手里的美國軍人備極殘酷，在施加慘無人道的折磨之後還要毀屍焚屍，伊拉克人作“初一”，美國人當然可以作“初二”……但美國人不是這麽看的，他們認為美國人既然自詡為文明世界的領袖，美國人的的道德準則就應該有更高的要求。美國軍人虐待伊拉克戰俘的事件咋看上去不是傷害美國人，但虐囚行徑會毒害美國軍人的品格。一個品格被毒害的武裝部隊今天也許只殘害外國公民，但誰能保證明天他們不會殘害美國公民呢，因為毒蛇總是會咬人的……正如父母如對在外為非作歹的兒子不聞不問，這個兒子的品格就會被毒害，會成為“惡人”，總有一天會回過頭來傷害自己的家人，甚至傷害養育他且對他百般溺愛寬容的父母。
中國留學生初到美國時，最難理解的就是有些看上去並不怎麽富裕的美國青年自發站在街頭為與自己命運一點也不相幹的非洲窮困兒童募捐，並如實把募得的捐款交付上去。這些貌似愚蠢無聊的行徑，恰恰顯示了美國人的開放視野，使他們成為文明世界的領袖。旅美華人還奇怪美國人為何那麽“誠實”，並經常利用他們的“誠實”耍點小聰明，占點小便宜，殊不知此類“誠實”恰恰是深謀遠慮的精明。因為誠實的美國人比小聰明的中國人文明富強。
瑞士是當今世界上最文明富裕的國家，這個國家擁有一流的的社會福利制度。我曾經研究過這個國家的福利制度，發現這個國家的國立幼兒園是一個純福利機構，是專為單親家庭和處在社會平均收入以下的下層人民設立的。瑞士體面人物的孩子是沒資格進國立幼兒園的（這種狀況與中國相反）。有一點可以讓中國人大開眼界：那就是外國的暫居者尤其是難民可以享受瑞士的上層人士無法享受的待遇，把小孩送進國立幼兒園而無需交付任何額外費用。聯想到深圳珠海等城市的國立幼兒園，來自國內的打工簇除非交付巨額的“借讀費”，否則便不能把孩子送進去，就可知道兩個國家的國民視野存在多大的差距。
當擁有開放視野的民族對外交往時，他們的外交準則就不單是某個國家是否“表面”上支持他們，是否聽他們的話，還要看這個國家的政府是不是代表人民，政治是否修明，國民是否具備最基本的文明水準，以及這個國家是否有希望，明天是否會更好……

（四）、平和的心態
我在醫科大學有一個同窗好友。我倆都來自偏遠的山區，是班上最貧困的學生。那時我們對未來的最高奢望就是擁有自己的私人住宅，有一筆能供給兒女念完大學的存款。上世紀末我們都達到了這個“最高目標”，他老兄因為機靈勤勉的原因，三十出頭就晉升為正科級幹部，擠身上流社會，在省城有了兩幢私人住房。本世紀初我去拜訪他，還發現他有上百萬的存款。我說你有那麽多錢，為何還說拿不出錢來和我一道去旅行？你存許多錢幹嗎？他說這點錢算什麽，如今千萬元多的是，在省城的體面人物中他只能算 窮人，他的目標是五百萬。我說你還想繼續在仕途上混嗎？你的特長好象在做學問方面，作官似乎不是你的長項？他說官場沒有回頭路，你想中途退出不成，別人會說你沒用，你只有繼續向上爬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我說你是為別人活還是為自己活？幹嗎那麽在乎別人的看法？他說這是沒法子的，他的目標是正廳級，結果去年在正處級任上犯了事，進了班房……
上面這位老兄一不缺才能；二不缺勤奮；他缺少的是現代公民應該擁有的別一基本素質--“平和的心態”。中國的上流社會有相當多的人士缺乏“平和的心態”，因為缺少“平和的心態”才不能放開心胸享受自已辛苦努力的成果。尤其是那些擠身政界的人士，極少有人滿足自己眼前的官位和權力，不想繼續挖空心思向上爬。相當一部分人當了科長望處長；當了處長望廳長；當了廳長又想在副省級任上退休……還有那些自認為很聰明的貪官，剛入官場上也許只想貪十萬就縮手；貪了十萬又決定攢足一百萬再縮手；等到有了一百萬又想一千萬，有了一千萬則想一個億，貪污受賄的胃口越來越大，不到犯了事就不會自動停止……
中國的官員到了“退二線”時，有相當一段時間因為品味“失落感”內心苦不堪言，並對現任官員憤憤不平，部分還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分裂癥。這種現狀和英美等西方文明國家大想徑庭。英美的政務官在離任之後才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生活，並相當珍惜這份來之不易的生活，努力發掘在任上曾經被壓抑或忽視的“特長”，用另一種方式來實現自我，很多人取得了在任上不可能取得的成就。丘吉爾如果不是被英國人民過早地“落選”，他也許沒時間和精力寫完那部享譽世界的偉大巨著《戰爭回憶錄》，也不可能贏得“諾貝爾文學獎”。對部分西方政務官來說，“離任”（不是退休，西方終身在政界混的人不多）是“有意義的生命真正開始”。
上世紀末我在報刊上看了一則新聞，說的是退休的美國總統布什（老布什）在街頭上推銷“防彈背心”的場面：布什象一位很“稱職”的推銷員，向圍觀的市民誇耀他推銷的防彈背心是如何堅實合體，且價格公道，比同類產品擁有更多的優勢，並攛掇圍觀者掏錢購買他推銷的背心。看到觀眾依舊無動於衷，他老兄居然自己穿上防彈背心，讓合夥人拿手槍對他的胸部進行“實彈射擊”。一聲槍響和一縷銷煙過後，布什總統還結結實實地活著，臉上洋溢著成功後無限幸福的快樂表情……
在中國人看來，這也許太不成體統了，總統有那麽多的退休金，不用自己吃苦掙錢，就算要掙錢，幹什麽不可以？幹嗎要去街頭從事“下三濫”的差事丟人現眼呢？中國人無法理解的事，恰恰證明了布什總統擁有“平和的心態”，也證明他是一個稱職的美國總統。
今年我破例回故鄉過春節，一進村子竟發現各家各戶的門口全擺著一輛嶄新的摩托，一問才得知全是外地回鄉過年的打工仔買的。起初是一人買，然後其余的人跟著買，不買就證明你在外混得不怎麽樣。最後回來的那人聽說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全買了摩托，竟從遙遠的南方買了一部小車開回家，僅過境費就花了上千元！當村民看到我這個似乎最有條件坐小車回家過年的“國家幹部”居然從公汽上下來時，投過來的疑惑眼光分明是在審視我是不是在外面“犯了事”？我坐公汽並非故作姿態，而是感覺到坐公汽比坐小車自由度大些，在路上的風險也小些。現在坐公汽不象上世紀八十年代前那麽湧擠，等待的時間也不長，又不是有急事需要趕時間，坐公汽的感覺自然比坐小車輕松些。那些打工仔一過完春節又要趕往千里之外的城市繼續打工，買回的摩托只能在春節期間騎兩天，其余的時間則呆在家里空占地盤，家中的老人和婦孺是不能騎摩托的。打工仔在外掙幾個錢不容易，為了虛幻的面子觀念把錢花在幾乎沒有使用價值的摩托上，進一步說明擁有“平和的心態”對中國公民是何等重要。

（五）、不卑不亢的外交節操
邁進現代化門檻的中國不可能不和外國打交道。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中國人和外國人交往的頻度和廣度超過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只有唐帝國時期例外），差不多每座大中城市和半數以上的縣級小城都有外國人旅行或長駐，以至普通的中國公民也免不了要和外國人打交道。因此“外交”不再只是政府的事情，也是部分中國公民必須面對的事情。中國人在“外交”上應該保持什麽姿態？恐怕大部分人都能夠用“不卑不亢”四個字來回答，但真正用這四個字來規範自己“外交”行動的公民卻不是很多。
我經常看到網上有不少貌似愛國的“憤青”用“強奸日本妹”、“打死美國佬”之類火藥味十足的不衛生字眼作為自己的網名，並且發表一些充滿攻擊謾罵的挑釁性言論。我不知道這類行為算不算“愛國”，如果算的話“愛國”這個詞的含義也未免太膚淺太危險了。這樣的網名和言論對美國日本構不成任何威脅，相反會減損中國人的文明水準，降低中國人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份量，真正受害的還是中國人自己。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有些人在國人面前大罵美國日本來表示自己“愛國”，可一看到真實的美國人或日本人又想法設法湊上去，表示自己和這個“外國人”很熟，借此擡高自己的身價。我在內地的城市旅行時，經常看到一些看上去很不錯的青年學生誠惶誠恐地跟在外國人身後，那情形與主人跟在仆人身後沒什麽差別。如果說外國人在中國不熟，出於禮貌和善意為他們作向導翻譯或經紀人自屬情理之中，但也沒必要擺出如此謙恭的肉麻姿態。比方說你的中國朋友來訪，他也從未來過你居住的城市，你帶他到處走走，難道也會擺出跟在外國人身後的那幅“謙恭”嗎？當然還有一種相反的情形：看見外國人就故意表示出高傲、不滿和憤恨狀，甚至在外國人身後指指點點，用外國人聽不懂的中國臟話操上幾名娘……如果單個外國人的言行不怎麽順他們的眼，在條件允許時招集一幫人湧上去謾罵動粗。這兩種情形都是國人在外國人面前缺乏自信心的表現。後面一種情形看上去似乎很“自信”，但那是一種假象，事實上比前一種情況還要心虛氣短。缺乏自信心的國民在“外交”上是不可能真正做到“不卑不亢”的，而“不卑不亢”是現代公民應該擁有的外交節操。
我所在的小城有一位大學生，每逢寒暑假回家，總是要把他和美國留學生的合影拿到親戚朋友中炫耀一番。可一提起美國人又表現出怒不可遏狀，揚言美國佬壞得很，專門找中國的岔子，還指責現政府軟弱，不向美國佬宣戰……具有如此分裂人格的人居然是“大學生”，進一步說明我們真的應該補上“現代公民”教育這一課。

（六）、一定的社會責任心
這一條不需要我在此多闡述，相信每個國民都認同這一觀點，但並不是每個國民都擁有這一素質。“社會責任心”是區分一個人為“文明人”還是“野蠻人”的試金石。缺乏“社會責任心”的人，無論他的地位多麽顯赫，擁有多少財富，受過多麽高的正規教育，多麽精明能幹，實際上仍和“野蠻人”站在同一個水平線上。
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總統肯尼迪的就職演說之所以在今天仍有強烈的震憾力量，就是因為結尾的兩句話：
“不要總是問社會為你作了什麽；多問一下你為社會作了什麽！”


二00五年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