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共改良人士言論選集
Posted: Fri Aug 19, 2022 5:17 am
作者 朱厚澤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一零年
全面改革的宣言書
朱厚澤
今年是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這是一個很值得紀念的日子。 中國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難重重，問題的根本在於改革越來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沒有跟上經濟改革的步伐。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環境，但是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沒有得到根本的進步。
關於中國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尋求一種避免沖突的轉變，為中國共產黨自我轉型尋求有效的道路。從整個國家的平穩轉型計，盡量從執政黨內部謀求改革是一條比較可行的道路。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黨內改革資源的問題。
胡耀邦同志一直到去世，都遵循共產黨的組織紀律。但在他的晚年，思想一直是走到前面去的，真心誠意的堅持全面改革，甚至是委曲求全，在體制內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推進轉型，可以說鞠躬盡瘁。深入挖掘耀邦的思想遺產，包括那些被扼殺掉的思想的萌芽，充分發揮這個資源的作用，推動我們國家的進一步變化，是一件非常有現實意義的事情。
耀邦思想值得挖掘的地方很多，我主要從幾個方面談談這個問題，算是拋磚引玉：
1. 耀邦主張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2. 耀邦的富民思想。
3. 耀邦在意識形態工作上的開放精神。
4. 耀邦關於處理黨內兩種不同矛盾的思想。
5. 站在時代的高度推進全面改革的事業。
耀邦主張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關於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有兩個很重要的文獻需要注意，一個是1983年1月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另一個1986年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1983年1月7日到20日，建國後首次全國職工思想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20日，胡耀邦出席會議，作了題為《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重要講話，這個講話又稱為“二十八條”，因為耀邦一共講了28個問題。在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的1999年版《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歷史大事記》一書
中，關於這個會，還提到一句“胡耀邦在這個會上作了重要講話”，而在2002年該書出增訂本中，就連這一句話也抹掉了。這是為什麽呢？原來是胡喬木等人反對耀邦同志的這個講話。
那麽耀邦的二十八條到底講了些什麽？針對當時改革剛剛起步，很多人對改革的必要性認識不夠，耀邦在這個講話中指出：
要搞四個現代化，必須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沒有改革就不可能實現四個現代化，改革要貫穿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
這個見解，提綱挈領，應該成為我黨領導四化建設的極為重要的指導思想。但是，不少同志對這個關系我們事業全局成敗的問題，沒有足夠的認識，缺乏充分的精神準備和清醒的緊迫感。所以，從現在起，我們要把這個問題特別突出起來，以便從領導到群眾，從黨內到黨外，認清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
耀邦接著說道：
說清楚了改革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我們就可以確定改革的總方針了。改革的總方針，應當是：從實際出發，全面而系統地改，堅決而有秩序地改。什麽是全面而系統地改？就是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鉆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
為什麽要提堅決而有秩序的改？大規模的改革，當然是一件很艱巨覆雜的事情，需要深思熟慮，實事求是。正是鑒於這一點，中央決定有步驟地進行，並且經過典型試驗，這就保證了我們不會來回折騰和產生混亂。
耀邦在講話中強調了機構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變機構臃腫，互相扯皮，幹部老化，效率很低的問題，提出要精簡機構、縮減人員、調整班子、提高效率。關於經濟改革，耀邦的觀點是要把當時農村改革的有效經驗借鑒到城市改革中來，提出以承包為重點的企業經營責任制，強調改革勢必觸動上層領導部門，特別是中央各經濟部門和省市，各級領導都要進行領導方法的改革。耀邦還談到其他各個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點改革任務，他說：
我們所面臨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統改革，因此，除機構和經濟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勞動、人事、宣傳、科技、教育、文化、新聞、出版、衛生、體育，以及各人民團體，總之一切部門，都有改革的任務。
耀邦特別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關於知識分子，一個是關於政法改革。耀邦講：
我們政法工作特別是公安工作的傳統做法，是以對階級敵人和各種反對社會主義的分子進行偵查審訊和懲辦為主的，這在社會主義改造沒有完成以前是完全正確的。但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們政法工作提別是公安工作必須根據國內政治情況的變化實行必要的轉變，注意加強綜合治理，以預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為主，這就是說實施積極的治安而不是消極的保安。
你看，耀邦一舉例就點到了要害上，專政機器的轉變其實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在當時能這樣提出問題的領導人並不多。耀邦主張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了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各個方面，雖然1983年的這個講話還只是通過機構改革和專政機器的改革來論述政治改革。
到了1986年，耀邦的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集中體現在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這個文件明確指出：
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之一，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體現。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強調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強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
雖然圍繞這個決議發生了嚴重的鬥爭（後邊我還要談這一點），但畢竟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亮出來了，用今天的話說，這些都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啊！把“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當作主要教訓，點到了問題的要害。
如果我們把《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以及《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這兩個文獻連起來看，就形成了一個總體布局，可以理解為是耀邦同志關於全面改革的宣言書。20年後再回過頭來看耀邦關於全面改革的思想，意義就非常清楚了。現在我們的改革是一條腿的改革，大家的共識就是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抓好嘛！只有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權力失控，權貴資本橫行，結果就造成了如今這樣的困局。我覺得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無論放在當時的背景下，還是從今天的實際需要出發，都非常有意義，值得深入研究。
耀邦的富民思想
耀邦有個重要思想，那就是國家要富強，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來，是檢查我們各地各條戰線工作的最重要的標準。後來87年生活會上有人批他說，胡耀邦一條富民
政策就概括了我們的一切了，還很得意，到處講。
說到這個“到處講”，我倒想回憶一下1984年初耀邦到貴州指導工作的一段往事。83年批“精神污染”，此事頂過去後，耀邦同志到四川，後到貴州，元月份在貴陽講話。講完話後，我和池必卿同志一起把耀邦從銅仁送到湖南湘西鳳凰縣，毛致用把他接走。我想再看幾個縣，池必卿說走，馬上回來召開省委常委會，按照耀邦同志的講話精神重新布置工作。我們回到貴陽後就召開全省幹部電話會，由於耀邦交代此次視察貴州不作新聞報道，我們只能以省委布置工作的名義把耀邦講話精神傳達到縣委。1984年1月15日《貴州日報》第一版用通欄標題，用全版篇幅刊登了這次電話會議的消息和精神。最近貴州的同志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還把這天的《貴州日報》給我覆印寄了過來。
這天的報紙是這樣報道電話會議精神的：
黨內評論是非的標準究竟是什麽？省委認為：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來，這是評論是非的一條重要標準，是檢查各項工作對與不對的最重要的一條標準。在奪取全國政權以後，我們黨的全部政策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就叫富民政策。國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
必須以重點戶、專業戶帶動農村商品生產的發展。農村重點戶、專業戶是當前農村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廣大農民共同富裕起來的先行者，我們必須敢於肯定、保護和支持。扶持方法不當的要改進，但方向不能動搖。不要老是堅持過去那種嫌富愛貧的思想，老害“紅眼病”。
在流通領域里，決不允許再搞獨家經營，而應當全民、集體、個體一起上，獨家包辦的官商作風，今年必須有一個大的突破。
電話會議號召“各級領導都要勇於開創新局面”：
開創新局面，至少要做到：一切經過長期實踐證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我們黨的最優良的好作風，必須堅持；一切同新形勢、新情況、新任務不相適應的老觀念、老辦法、老框框，都要敢於破除；一切幹部，首先是黨員幹部，都要把自己領導的部門、單位的業務方針，服從於服務於我們全黨的奮鬥目標；一切有利於促進人民勤勞致富的措施、經驗、辦法，都要敢於探索，敢於試驗，成功的必須積極推廣；一切違反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必須堅決地抵制、制止以至鬥爭。
有人看到這份報紙後吃驚地說：貴州省委這是怎麽了？口氣這麽大？他們哪里知道這其實都是耀邦講的。當然，也有人不讚成其中的某些觀點。記得後來李先念到貴州療養，我們去接他，李坐在車里不言語，拿著一份材料看，突然嘴里罵罵咧咧地說：“紅眼病”？老子他媽的就是“紅眼病”！當時誰也沒敢搭腔。顯然李對耀邦的觀點有意見。
耀邦在貴州講話里面還說，發展專業戶，是我黨繼農村承包責任制之後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講的發展專業戶，不僅要發展種植、養殖專業戶，而且要在經濟發展的全過程中，發展交
通運輸、儲存、加工、流通等領域的專業戶。實際上是在發展專業戶的概念下，全面發展民營經濟，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當時都提了出來。
過了二十多年，現在我們已經可以更深入地看這個問題了。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光搞經濟體制不行。經濟體制改革有兩條路線，一個是富民的，一個是富官的。現在名義上是搞國家富強，實際是壓榨老百姓。我們看的出來，確實是有兩種不同的政策。應當承認，國家這些年來，經濟確有發展，但一邊是政府大量提取資金，政府行政費用大幅增長，同時產生大量腐敗，另外一邊老百姓應該得到的實惠沒有得到，而且貧富差距在拉大。這不僅表現在政治體制改革不搞，而且在經濟建設里邊究竟是按什麽路線搞？都很值得研究。事實上，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勢必走到邪路上去，本來想富民，結果富了當官的。權力沒有制約，就要利用市場為自己撈好處嘛！
耀邦在意識形態工作上的開放精神
在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上，耀邦是真心希望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繁榮起來，不要設置那麽多框框。就在我剛到中宣部上任不久，耀邦就托胡啟立、王兆國給我帶話，告訴我要“大膽一點，準備個報告，提供書記處討論，我們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希望用新的指導思想寫個報告，意識形態方面就會打開新的局面”。後來又當面跟我談過這個問題。
耀邦在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上的開放精神，的確令人感動，但我當時並沒有接受這個建議。為什麽呢？因為現實處境不允許。我當時的處境是五層“袈裟”：耀邦是總書記；胡喬木是政治局委員，列席書記處會議的，實際上他不是列席，他是指導；胡啟立是常務書記，管日常工作，我們幾個部都在胡啟立指導下工作；鄧力群是書記處書記，模模糊糊還在分管著意識形態工作；整個這個架構上面還有垂簾聽政的，是不是五層“袈裟”？在這種架構下，我這個中宣部長算什麽啊？怎麽搞嘛？此其一。第二，我要和盤托出我的觀點，通不過的，不可能通過的，如果胡喬木鄧力群還有其他人發一通言論，我怎麽辦？他（耀邦）也不能完全不聽這些人的觀點的，作為總書記，總要幾方面意見都要照顧到。所以在那個情況下我的意見不能說的，說了就犯規了。
我當時的作法是，第一，我絕不準備系統報告，第二，我不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第三，我絕不搞全面性的、政綱性的東西。人家說新部長到了就要開全國工作會議，都要把文件準備好，要請書記處討論，我通通都不要這些，我根本就不開。
耀邦還是過於理想主義了些，他希望有一個好的局面，但是實際上不可能。我考慮了，我如果采取他講的辦法，準備一個全面的宣傳工作會議文件，那實際上精神文明建設的主要內容我都要寫，都得把觀點擺出來。最後的結果勢必胎死腹中，或者把那些應該說的話給你抹掉，那就不如不說了。我的辦法是化整為零，分步來，毛毛雨、微微風，東講一點、西講一點，路線綱領那些東西不要搞，我們搞點氛圍總可以吧。
“三寬”就是在這個情況下提出來的。我主張寬松、寬厚、寬容，先把意識形態上兵將對立的局面解開、松開一下，有點互相可以對話的氛圍，然後就可以談話了。眼睛瞪著，我是執政黨、專政黨，就是盯著你資產階級的，有什麽新動向，這怎麽談問題？這就沒法談嘛。所以我認為那種搞法根本就談不上長治久安。高壓鍋下面能夠長治久安？不可能的嘛。先松開，在這里面就有一點活動的余地了。但是我談的所有的東西沒有一個發正式文件，因為文件是帶有必須執行的性質的，不是指令性的，起碼也是指導性的。我這些談話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導性的，而是參考性的。當然，在那時的體制里面，中宣部長發一個講話，只要是正式講話，按照規矩，就要形成一個文件式的東西。所以我不開正式的工作會，我只開宣傳部長座談
會，你也談，我也談，大家談，東講一點，西講一點，這個會上講一點，那個會上講一點，範圍都是小範圍。
這是一種策略，在當時的情況下也只能采取這個辦法，或許還能有一點作用。同時也不僅僅是策略。按照我的理解，宣傳部的工作與思想有關。思想問題怎麽能夠下命令呢？警察指揮交通用紅綠燈，思想問題是不能用紅綠燈的，應該在對話中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互相交流。所以把宣傳部長請來，不一定非得有什麽工作報告，我們兩次全國性的宣傳部長座談會，沒有主題報告。大家很關心各方面的問題，那好啊，請錢其琛同志把國際形勢、外交問題講一講，科技問題請吳明喻同志來講講，如此等等。可不可發些文件給大家？可以。我就把中宣部的秘書處長找來，口述了一個會議的材料目錄，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會議文件，包括胡耀邦的講話，鄧小平的講話，也有鄧力群的講話，那個叫會議文件；第二部分叫參閱材料，朱厚澤同音樂家的談話，朱厚澤同作家的談話，等等。完全分開。本來就是個交換意見的過程，大家都等著十二屆六中全會，我也等六中全會，聽不聽隨你嘛。
我在各種場合講的這些話，如果按照這個黨的規矩，至少要點應該事先報告，事先不報告的話，事後要送審，很多都要做正式文件發的，我把這些全部給抹了。我也沒有報告。用這種非正式的方法實際上就抹掉了那些前前後後的程序。我不能打陣地戰嘛。而且，我自己也是真心誠意地想聽聽，大家究竟是什麽意見。我這個人長期在地方工作，習慣於通過這樣一種方式了解實情，了解大家的想法。
耀邦一向注重保護知識分子，很想在意識形態工作上打開新局面。但是，1985年到86年，正是黨內關於意識形態問題的爭論和矛盾更趨尖銳、更趨激烈的兩年。無論是與那兩位“左王”的矛盾，還是與鄧、陳之間的矛盾，都以一種更加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了。這個時候，耀邦真的很難。我原來雖然也聽到些，但是不到北京來不知道他這些難處。
鄧一直批評耀邦反自由化不堅決，其實耀邦是反對來不來就給持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扣大帽子。耀邦同志當年就常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們說，回顧我們黨的歷史，有好多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從延安時期批王實味，後來批胡風，直至“文革”批“三家村”，這些經驗教訓都告訴我們：搞運動，打棍子，把思想問題搞成政治問題，然後再以組織手段加以懲處，這樣做出的結論最後沒有站得住腳的。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組織手段解決。我們要堅持“雙百”方針，要說服、引導，要鼓勵大家真正講心里話。不要一聽到議論，特別是尖銳的話，動不動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擊、壓制。這種惡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西單民主墻，魏京生已經抓了，貴州在北京的一批人也被抓了遣送回貴陽，我那時剛剛恢覆工作在市委組織部，怎麽辦？一了解情況，這些人就是跑到北京貼了一些大字報，要思想解放，你把他抓起來幹嗎？再一了解，家庭出身都不太好，有的父母過去當過縣長什麽的，因為家庭出身不好，學也不讓上，招工也沒有份，這不公道啊，所以我們就采取什麽辦法呢？公安已經抓回來了，現在沒法放啊，就叫公安局政治部加上市委宣傳部去給他們辦學習班，坐下來慢慢搞吧。分析過去分析過來，該落實政策給人家落實嘛！耀邦怎麽發現這個事情的？我們沒敢寫報告，是耀邦自己發現的，派《人民日報》理論部的記者跑下去做調查采訪，然後在人民日報發了一大版，前面加上按語，按語里面寫到中央領導同志說的話，其實就是耀邦自己說的，批評我們的幹部不善於去分辨情況，不懂得從這里面吸取經驗教訓，等等。把已經打好的報紙清樣拿來找我們市委核對，我當時還有疑慮，跟我們常委書記講，這個東西能發的出去嗎？後來我們把報紙清樣還給《人民日報》，答覆人家：是，你說的都是事實，最後文章也發出去了。這是三中全會剛過，就發生這樣的事情。
還有就是像方勵之那樣的事情嘛。大家知道，1985年就開始整方勵之，下面折騰，教委什麽的，弄完了送到中共中央總書記那里。胡耀邦批了一條：思想問題要跟本人見面，這是我們的規矩。可是誰也沒找方勵之直接談，這樣不妥。教育部沒辦法，只得急急忙忙派大員去找方勵之談話了。那能談出什麽？當然談不出什麽。你看，就在這種情況下，耀邦還打阻擊呢..
社科院政治學所的所長嚴家其，寫文革十年史，那上面涉及到文革中的一位風雲人物，此人寫信到耀邦那里告狀，那怎麽辦？此事驚動上層，有人已經知道嚴家其在寫十年史了，這種書怎麽能寫？要把這個書銷毀了。這時耀邦寫了封信，給我和當時的出版局長，說把某某某的信轉給你們。信里談到，任何歷史、任何人都是可以寫的，先肯定這一條，然後說，文革嘛，很特殊很覆雜，好些人現在還在，寫的時候要謹慎一點。最後還說，某某某在信上發脾氣，這個不好，請你代表我批評他。你看，總書記又在打阻擊。這時外面議論紛紛，壓力也越來越大，這個書無論如何也要銷毀。有人給我出主意說，已經印出來了，幾千冊呢，出版社還有經濟核算問題，實在不行，宣傳部拿錢吧，把它買下來，收回紙廠銷毀。我一想，這是中宣部要焚書哇！秦始皇用火，中宣部用水，行嗎？哈哈.. 後來就磨嘛，慢慢磨啊，磨到最後大部分都賣出去了，沒剩下多少了，就過去了，哈哈。中國的事就是這樣子。當時耀邦的批示就是這樣說的，任何歷史、任何人都是可以寫的，把寫書的自由先給肯定了，這是個原則啊。所以耀邦這個人以及他的思想，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中國當代史里面，現在我們寫東西不是簡單的回憶。
可否這樣說，胡耀邦是在傳統體制內試圖突破這個體制、但又不違背“規則”的最後一人。十二屆六中全會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到底“反自由化”這個提法用不用？耀邦費了大心思。完全不用，鄧那里通不過，耀邦只得采用把這個詞加以限制的辦法，就是在決議中寫上“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但會上陸定一堅決反對用這個詞，發生了尖銳爭論，後來就引出鄧小平的一套來，就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決”那一套。“沒有什麽無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就是資產階級的”，如此等等。你看鄧小平的講話，他沒有理由的，不講理。就是做政治結論。至於這個問題誰提出來的，原來是怎麽樣的，通通無關緊要，只要他需要，就要講，現在就要講，至少還要講二十年。
毛講話也是這樣的，講話沒道理的。他給胡風的材料加批語，就寫上胡風是反革命，為什麽？沒什麽理由的，用的材料也靠不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就是不講理的。
鄧此言一出，左派高興得不得了，耀邦花了一年時間準備的精神文明建設的決定，也通過了，也沒有了，光剩下鄧小平那個“反自由化至少要二十年”。這與耀邦想要達到的目的恰好背道而馳。實際上，耀邦的開明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使他面臨非常困難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左’右夾攻”。我們現在看耀邦的講話，要體會到他那時面臨的困境。在這樣一種局面下，堅持開明的改革是一項多麽困難的事情！
耀邦關於處理黨內兩種不同矛盾的思想
上世紀80年代，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深深了解到黨內生活不正常給思想論爭蒙上了一層你死我活的色彩，動輒把不同的意見爭論打成路線鬥爭，這在中共黨史上是屢見不鮮的事情，甚至以前的黨史寫作就是多少多少次“路線鬥爭”的歷史。所以耀邦同志很想改變黨內生活不正常的狀況，在這個問題上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耀邦同志當中央黨校副校長的時候，就提出過“四不”：“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裝袋子（檔案）”，到中央黨校來學習，不管高級幹部還是一般幹部，任何問題都可以說，對理論問題完全可以放開思想探討，讚成不讚成，懷疑什麽都可以，所有這些通通不記入檔案。中國從蘇聯學的檔案制度害死人啊！
耀邦不但身體力行，還從理論上作了探索。1986年4月9日，耀邦同志在端正黨風座談會上
發表了一個講話，這個講話的一部分後來整理成《關於正確處理黨內兩種不同的矛盾的問題》一文，收入《十二大以來》一書。我手頭正好有這本書，不妨給大家念幾段。
在這個講話中，耀邦同志說：
從矛盾的內容和表現形態的角度來說，可不可以把黨內經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劃分為這樣兩種：一種是工作上認識上不同意見的矛盾，另一種是個人利益同黨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關於第一種矛盾，耀邦講：
革命工作是一項極其艱難的工程。總的說來，在長期的鬥爭中，不同主張不同意見的矛盾是經常發生的，工作中的失誤也是難以避免的。
建設社會主義更加艱難。因為沒有成功的現成經驗。這就要求我們黨善於集中全黨的智慧，確定正確的方針，制定正確的政策，同時善於處理工作上認識上不同意見的矛盾。
毛澤東同志晚年恰恰不善於處理黨內這種範圍的矛盾。結果就造成一種風氣：不但聽不得不同意見，而且把不讚成和不完全讚成自己主張的好意見，當成“右傾”、“走資本主義道路”、“反黨”。
我們黨認真吸取了這種失誤的嚴重教訓，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工作上認識上必然要經常出現的不同意見的矛盾。(一)每個重大決策，事先都進行反覆的醞釀然後才作出決定。(二)黨的會議上允許黨員自由地發表意見和批評任何人，即使錯了也受到保護。(三)只要盡了心、盡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偏差，也應允許改正。(四)如果對黨中央的方針政策不讚成，只要在工作中不違反並且努力執行，允許保留意見。
我個人認為，耀邦關於黨內工作上、認識上不同意見的矛盾這個提法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上的意義，應該成為促進黨內生活正常化的理論引導。耀邦的講話針對的就是當時以及黨的歷史上的此類做法：用“左”的辦法處理黨內不同意見的紛爭、處理工作上的爭論，一下子就上綱上線，我是馬克思主義，你是反馬克思主義；我是“無產階級路線”，你是“資產階級路線”；老百姓說聯產承包搞好了，集體經濟就搞好了，有人就說這是自發的資本主義。總之，唯我獨左，唯我獨革。十一次黨內“路線鬥爭”，都是你死我活，而且毛永遠是正確的一方。多麽荒唐嘛！
耀邦說的另一類黨內矛盾，則是指個人利益同黨和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不正之風。在耀邦看來，這才是應該下大力氣解決的問題。耀邦對黨員幹部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看得很重，他說：
有些黨員對黨和人民的利益不關心，有些黨員對黨和人民的利
益淡漠，而對個人的利益則斤斤計較。
還有些黨員個人主義極端嚴重，把個人利益淩駕於黨和人民利益之上，甚至嚴重違法亂紀，以權謀私。這是完全喪失共產黨員根本立場的惡劣表現。
對於這一方面的矛盾，當然也要作具體分析。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屬於對抗性質，不要把輕微的錯誤看成重大錯誤，不要把一時一事的錯誤看成不可挽救的錯誤。但是必須明確，那些嚴重違法亂紀，嚴重以權謀私，為了個人利益和本單位、本部門的小集團利益而嚴重損害黨和人民利益的黨員，他們同黨的矛盾是屬於對抗的性質。這是一個大界限。抓住這個大界限，才能把這種帶有對抗性質的問題同工作上認識上的不同意見和失誤區別開來。
我認為，現在我們黨內的主要偏向，不是對第二種矛盾搞過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對這種矛盾認識不足，缺乏鮮明的立場，不敢理直氣壯地下手解決其中那些已經帶有對抗性質，甚至已經尖銳對抗的矛盾。這也就是小平同志指出的：軟弱。我們應當努力克服這種軟弱狀態。
克服的辦法，就是中央機關帶頭，認真健全各級黨組織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嚴肅黨的紀律。不客氣地說，我們現在有些黨組織，包括某些高級黨委，談不上有什麽健康的政治生活，關系學盛行，政治空氣淡薄。或者說，低級的庸俗的氣味太多，政治的原則的空氣太少。
其實，早在貴州談話時，耀邦就指出過，我們在政治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左”，在知識分子政策、統戰政策、農業政策等等方面，還要繼續克服“左”的影響；而在糾正不正之風，或以權謀私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右”。我們這個黨“左”起來往往很厲害，但對真正“右”的問題反倒處理不下去。然而，恰恰是這些“右”的問題（體制內部自身的貪腐問題）才真正具有對抗性，對共產黨構成真正的威脅。這才是“大界限”，比那些工作意見上的分歧重要得多，也嚴重得多。耀邦還巧妙地引用了鄧的“軟弱”的說法，但把“軟弱”解釋成是對不正之風的軟弱，對腐敗現象的軟弱，而鄧說的“軟弱”指反自由化不力，對自由化“過於軟弱”，這也鄧小平對耀邦的主要指責。你看，耀邦與鄧的區別，在這里是多麽明顯嘛！
沿著耀邦當年的思路下來，就需要黨內發展出真正保障暢所欲言的議事制度和言論制度，發展出真正能夠遏制腐敗的監督制度。但是後來的歷史恰恰沒有沿著耀邦的思路走下來。到現在，腐敗問題已經變得極端嚴重，但仍然缺乏有效的監督懲治制度，仍然拒絕進行實質意義上的政治改革。
另一方面，對思想理論探討的禁錮還是過去那一套，動輒上綱上線。近來對民主社會主義的批判、對主張民主自由人權是普世價值的批判不就是這個路子嗎？這怎麽可能在黨內形成不同思想意見的正常討論、爭論呢？
不允許把不同意見當作可以討論爭論的東西，不允許在平等的意義上去探討，已經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那就是誰掌權誰就天經地義地百分之百正確，隨便說個什麽話也變成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都要接上那個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譜系。你看我們黨的章程上羅列了多少名字？像不像“叠羅漢”的遊戲？荒唐嘛！這就阻礙了真正的理論進步，因為這等於是
說最高真理的發明權和解釋權永遠在最高當權者手里。只要有不同意見，或者想在這個問題上進行探討，就變成了“反”的一面，這樣的結果有多可怕？！實際上，耀邦說的第二種矛盾即腐敗問題得不到解決，跟這個第一種矛盾得不到真正解決有著緊密相連的關系。
總之，要讓更多人了解，我們黨內是有著不同的改革路線和指向的。不要回避這個問題。耀邦當年提的這個兩種不同矛盾，仍然值得深入挖掘。
站在時代的高度推進全面改革的事業
時間過去了20年，耀邦離開我們也整整20年了。在這段時間里，中國發生了很大變化，有好的變化，也有不好的變化。人們都希望中國繼續向前走。我們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有責任站在時代的高度，繼承當年耀邦的精神，把中國全面改革的事業推向前進。
今天是個什麽時代？民主的時代。民主就是要講法治，講人性，講人權。記得1985年我剛到北京時，胡績偉與喬木的爭論，就是“黨性”還是“人民性”的爭論，還在進行中。胡喬木當然要繼續壓，胡老也從不妥協。這對於我們後來走到意識形態戰線上來的人是很開竅的，就是讓我們知道有這麽一場爭論，有這麽一個尖銳的問題擺在那里。
六四以後，我們被趕出工作隊伍。鄧力群曾經在一個會議上點名，說胡喬木寫了一個東西給朱厚澤，講從事意識形態工作的共產黨員的紀律，到現在他也沒有拿出來。這個話沒有錯，那個條子現在還在我的櫃子里。這個東西不能拿出來，問題在哪里呢？就是績偉同志不同意那個觀點，我也不同意。胡喬木在上面重申，一切從事新聞宣傳工作的黨員，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一個黨員，這是黨性問題。
我當時就想過這個問題，只是那時不便於直接回答。試問：一個人連人性都沒有，還談什麽黨性？我們這個黨又以“黨性”為名，幹過多少蠢事？！所以，他那個東西我一直壓著，沒有拿出來，到現在還躺在我的櫃子里。
最近在文化戰線上有一個大的討論，就是關於普世價值觀的爭論。一些人站出來，要對普世價值觀加以討伐、加以批判。我們官方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領導人，也在正式的院報上發話了，也在批普世價值。他們有個說法，就是強調什麽“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這是不是對普世價值作回答呀？為這件事，我們一些老同志一起議論過。大家的意見完全一致，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有絲毫讓步，就是要旗幟鮮明！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30年了，從某種意義上講，改革開放就是回歸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回歸歷史！回歸常識！回歸人類共同價值！想離開這個東西另搞一套，搞出來是什麽結果，我們過去的歷史已經完全證明了。如果說，當年的胡喬木強調“黨性”高於“人民性”盡管迂腐，還不失其真誠，或者說多少還有一點真實的認知成分，那麽我很懷疑今天那些“特色理論”、“核心價值觀”的衛道士們除了政治投機，還有什麽別的東西。
重要的是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有一個基本判斷，對我們過去的歷史有一個基本判斷。前些時在三里河釣魚台賓館，幾位老同志一起議論新民主主義問題。我當時講過這樣一件事：趙紫陽去世以前，安子文同志去看他，趙對安說，中國的改革，統統推倒重來恐怕不行，只能在兩個基礎上繼續前進，一個叫毛的新民主主義論，一個叫鄧的改革開放。給我傳達這件事的同志問我覺得怎麽樣，我說了一個看法，紫陽作為政治家，作為現實政治選擇考慮，這樣說是對的，因為這樣說最能贏得多數人的擁護。我們許多同志，包括許多老同志，包括許多學者，正在做思想和歷史反思的同志都能接受，認為新民主主義是可以的，問題是出在急急忙忙搞社會主義。
但是要從思想理論上把那個邏輯貫徹到底，紫陽的說法是不行的。為什麽？我當時說了幾條理由：
第一，新民主主義的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從時代判斷開始的。你去看看毛的《新民主主義論》，那里邊講，20世紀不是資本主義興旺發達的時代，而是帝國主義走向沒落、社會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十月革命已經開辟了這樣的“新紀元”。顯然，毛提出的不是一般判斷，而是時代判斷。毛澤東認為，既然有了十月革命，這個時代發生的民族民主革命，就不再是舊式的民主革命，而只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那麽這個判斷過了半個多世紀後，經受住實踐的檢驗了麽？沒有。20世紀並不是蘇聯式社會主義的勝利時代，也不是資本主義沒落的時期，而是資本主義在經過調節後繼續發展的時期，以柏林墻倒塌和蘇聯的解體為標志，斯大林主義的蘇聯最後卻走向了崩潰。20世紀是社會主義作了一個全球性的大試驗，資本主義經歷了一個全球性的大危機，但社會主義在試驗70年後，作為它的主體部分，是崩潰了。而資本主義在經歷了一個最深刻的全球性危機，主要是30年代那個大危機後，借助於凱恩斯的宏觀調控，借助於各種制度性的改良，再借助於整個新技術革命，卻重新獲得了生機。到了世紀末，出現了克林頓時期的一百一十一個月的連續的高增長。當然，最近西方各國又發生金融風暴，經濟學家們正在研究。但我相信，成熟的憲政民主制度有助於克服這個危機，沒有什麽了不起。簡言之，毛澤東當年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時代判斷沒有能經受住歷史的檢驗，沒有站住。
第二，按照毛的說法，新民主主義與舊民主主義的區別就在於新民主主義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那麽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又從哪里來的？是馬恩歷史唯物主義中分析出來的。這個判斷行不行？這個判斷也不行的。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要打個問號。我們知道，馬、恩都是上層階級的人，恩格斯的爸爸是個資本家，恩格斯本人也當過工廠主，要不然不會有錢來支持馬克思寫《資本論》。恩格斯年輕的時候寫過一本書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個年輕人為什麽會對那個時候的英國工人狀況不滿？這里邊隱含的前提是什麽？簡單地說就是人人生而平等，而當時一邊是資產的掌握者，一邊是工業革命前期惡劣的工人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恩格斯覺得這太不象話，很不滿意，他是從這里進去的，發展為對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分析。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構建成他們那一套東西，帶有一種道德義憤在里面，但這個東西是否完全科學，那就很難講。因為我們知道，在那麽一個生產不發達的社會里面，用唯物主義的觀點，就是後來他們構建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分析，一部分人享有文明的生活，擔負治理國家和經濟管理的職能，另一部分人負擔更加沈重的體力的和其它的勞動，這個從歷史來看是不可避免的。那麽在這樣一個狀況下，作為人類歷史積累起來的文明文化，首先得到優惠並且作為這種文明體現的，恰恰是當時的上層人物。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普通勞動者的勞動條件、工資收入和生活狀況當然也會改善。為了保護他們的權利，勞動階層還會產生新的政治訴求，甚至組成政黨。但認為工人階級應該掌握民主革命的“領導權”，乃至主導人類的未來，卻是馬克思主義的神話。歐洲後來的歷史早已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包括這個“階級領導”的理論。
第三，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的前途是走向社會主義。什麽是毛澤東講的社會主義呢？我們不能離開歷史抽象地來談這個問題，抽象地議論毛講的社會主義是什麽。我們可以從他的文獻去研究，更重要的是從他的實踐來研究，那就是從三大改造到大躍進到人民公社化，再到最後的文化大革命，這就是毛的“社會主義”。這個東西能不能搞啊?顯然不能搞。現在有人說社會主義“搞早了”，五十年代搞早了，六十年代早不早？七十年代早不早？經過了幾十年，到現在進入21世紀了，過了五六十年能不能搞他的那個社會主義呀？實踐證明還是不能搞。因為我們吃這套“社會主義”的虧吃得太多了。
第四，從“革命”的結果來看，有些同志認為，我們這個民族總算是獨立了，我們作為民族總算是站立起來了，這一點也需要作分析。中國作為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獨立起來、站立起來，是在抗日戰爭取得勝利之時的1945年，那時不但廢除了過去的租界和不平等條約，而
且中國作為反法西斯的同盟國，作為戰勝國，參與了聯合國的建立。我們在國際法律上得到承認，還成了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所以要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應該是1945年，而不是1949年。那麽49年的建國是怎麽回事？49年的建國是以公開的形式，把我們拉到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里邊，公開宣布“一邊倒”，有事情向莫斯科匯報、請示，還要聽他們的指示。我們把國民黨說成是美國的走狗，把共產黨說成民族的代表。其實，如果以一個歷史的眼光來觀察這些問題，有些東西是帶有很大的黨派偏見的。蔣介石罵我們共匪，我們就罵他蔣匪，不就這麽回事嗎? 任何政治派別，任何取得政權和沒有取得政權的政治派別，在它進行活動的過程當中，必然會有各種國際聯系，這個沒有什麽奇怪的。你如果要用罵人的話來講，有人罵我們也罵得很難聽，說你們取得什麽民族獨立啊?中央決定個什麽事情要派人到莫斯科去給斯大林匯報，要得到那里點頭，你獨立個什麽?！我們把黨派偏見的一些語言，冷靜下來進行思索，很多問題會就看得更客觀一些。至少在建國初期，中共事實上是蘇共的下屬。後來中蘇兩黨、兩國鬧翻了，毛澤東也想當世界革命的領袖，那是後話。
說了這一大堆，是想闡明一個意思，那就是我們對時代的判斷要有新尺度、新標準。現在已經是21世紀。這個標準不可能是別的什麽，只能是民主、憲政、人權，這是人類的共同道路。我過去寫過一篇文章，其中談到20世紀人類經歷過四種思潮的反覆較量、興衰和演變，一個是以列寧十月革命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思潮，一個是以歐洲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一個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思潮，一個是以羅斯福新政為代表的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改良的思潮和制度演化。這四個東西在經過一個世紀的比賽和演化以後的結果，用一個簡單的坐標來表現的話，它大致是這麽個樣子：共產主義思潮，從世紀初期的洶湧澎湃取得勝利，發展到幾大洲都出現社會主義國家和陣營，到最後走向崩潰，大體是個拋物線；資本主義制度和它的改良，成一個相反的S曲線，或者接近一個反的拋物線，在那個非常深重的大蕭條災難里面，資本主義自己把自己挽救過來了，慢慢的走過來，保持住，在世紀末還有這麽個局面；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在波動中比較接近一個上升的漸近線，西歐國家基本上是社會民主黨單獨執政，或者跟其它的黨聯合執政；法西斯主義思潮我說有點像電脈沖，陡然地升起又陡然地隕落，因為它那個極端的種族主義，跟人類文明是完全抵觸的，所以它必然陷入全世界的包圍之中。
除了上述四大思潮外，20世紀還有一個很大的浪潮就是民族獨立運動。20世紀上半期民族獨立運動的代表，一邊是中國的孫中山，包括一些武裝革命的代表，另外一邊就是甘地的非暴力主義；20世紀的下半期，非洲很多國家崇尚暴力革命，南非是個不同的選擇，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在非洲，二戰後，相當多國家通過武裝鬥爭，把殖民政權推翻了，連同白人農場主一起趕走了，後來造成的後果非常嚴重；而南非非暴力運動用改良的方式，通過長時間的、相互之間的也叫擠，也叫壓，也叫磨，也叫和的各種博弈策略，最終達到民主化和民族和解的結果。南非走出來的路，恰恰保持了更多的現代文明，我們現在看來，它的整個經濟發展和社會狀況，比較來講更加穩定。
回過頭來觀察20世紀人類的足跡，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到這樣“五個一般”： 第一個是現代市場經濟一般，第二個是民主法治國家一般，第三個是公民社會一般，第四個是現代科學技術一般，第五個一般是以人為本、多元開發、和諧共容這麽一種當代的人文精神。共產黨過去鬧革命，本來也是想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但由於各種原因，路徑選擇錯了，結果一錯全錯，“階級革命”和黨國體制解決不了“五個一般”，而是背離了它們。我們要反思十月革命以來的經驗教訓，反思共產主義的經驗教訓，反思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經驗教訓，反思各國民主化的轉型經驗。今天我們所作的一切，就是一方面反思過去，一方面面對未來。反思過去，是為了糾正曾經犯過的錯誤；面對未來，則是要大步前進，回歸人類文明正道。
紀念耀邦，想了許多，才講了這麽一番冒昧的話，僅供同志們參考。
（2009年3月，北京）
關於近現代中國路徑選擇的思考
朱厚澤
跨越文明的峽谷，這也許就是當今中華民族艱難之所在。但同時，它也是當代和未來幾代人創造民族偉業的、極其難得的歷史機遇。中國近現代的路徑選擇，就是指在脫離中世紀，走向近現代的重要歷史時期，中華民族在艱難曲折中，實際作出的這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發展的總體組織制度和發展路向選擇。
一 、宏觀觀察的框架
如何觀察分析當今中國的經濟、社會、文化現象及其來龍去脈、發展趨向？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東歐巨變、蘇聯解體、國際經濟和政治的潮流出現了大變動的背景下，我們形成了如下一個宏觀的分析框架。大體的表述如下：
在三大潮流的沖擊下，三種經濟形態並存，兩大社會文明轉型，以及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結構性轉變，在時空兩個方面，被壓縮、叠加到一起，從而形成當今中國極其獨特的經濟、社會、文化景觀，提出了中國在新世紀發展中一系列深層次、高難度的問題。中國今後的發展進程能否比較順利、較少折騰，在相當程度上，也正是決定於能否正確對待和恰當處理三大潮流沖擊、三種經濟形態並存、兩大文明轉型和一系列制度性、結構性轉變相叠加所形成的特殊局面、覆雜情況和深層矛盾。 這里講的“三大潮流”，是對當代全球主流趨勢的簡要概括，即：全球化，知識化，民主化。這三大潮流的沖擊，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北南東西，概莫能外。 全球化、知識化和民主化，能夠形成全球大趨勢、大潮流，它的動因、它得以形成的條件，又可以簡單概括為三個“化”：第一是科學技術方面的信息化，它是以數字化、網絡化和逐步邁向智能化為特征的；第二是組織制度方面的市場化，它是與社會化、民營化(西方叫私有化)和全面自由化相伴而行的；第三是文化精神方面的多元化，以人為本，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開放、共容、和諧、共存的多元文化精神。
“三種經濟”是指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許多民族已經經歷或正在經歷的，大體上前後相繼的三種不同的經濟形態，即：傳統的農業經濟，近代的工業經濟，當代已經和正在到來的知識經濟。以三種不同的經濟結構為基礎，相應的形成了三種不同的社會結構，發育成長出三種很不相同的文明。即：傳統農業社會和農耕文明，近代工業社會和工業文明，現代知識社會和智能文明(有的稱之為信息社會和信息文明)。
“兩大文明轉型”就是指：一、從傳統農業經濟、農業社會、農耕文明，向近代工業經濟、工業社會、工業文明轉型。這個轉型在發達國家經歷了二、三百年，才趨於成熟。二、從近代工業經濟、工業社會、工業文明，向已經和正在到來的知識經濟、知識社會、智能文明轉型。這個轉型首先從北美這個最發達、最成熟的工業社會中表現出來，1956年美國白領工人超過藍領工人的數量，是這一社會文明轉型的標志。
“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結構性轉變”指的是：共和國成立，在全國規模上推進我國從傳統農業經濟社會向近代工業經濟社會轉換中，我國選擇了一條國家壟斷資源，政府集中控制，官員直接操辦，以國有制為形式，以行政指令為方法，限制和取消市場制度，限制和消滅私營民營經濟，壓制民間社會力量，去推進我國的初級工業化，即人們長期講的“國家工業化”、“工商業國有化”和“農業合作化”、“農村公社化”。經過三十年的實踐，證明這種選擇對推動我國經濟持續高效發展和社會持續文明進步極其不利。因此，我們又正處在從行政指令經濟向市場經濟，從單一國有制向民營為主的覆合所有制，從城鄉分割、固化農村向全面城市化、城鄉一體化的二元結構……等等，這樣一系列深刻的基礎性、制度性轉換的過程中。
這個轉換既是經濟社會制度的轉變，又是經濟社會結構的轉變。“國有化”把一切財富都集中到政府和各級官員手中，把十億人都變成了靠工薪或工分“吃大鍋飯”的無產者。整個國家變成為一部“大機器”，各個地方、企業、單位、個人就是“大機器”上的一個部件，“螺絲釘”。城鄉被嚴格分隔，個人屬單位所有，社會被國家吞沒……。改革開放使這種長期僵化、固化的社會結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社會流動開始了。但這個變化還受到原有規則的束縛，行程艱難而無序。這個向市場化、民營化、城市化轉換的進程，已經經歷了20多年，取得了相當的進展，但還遠沒有完成。
正是上述各種社會運動、歷史潮流、深層變革、現實力量在世紀之交的匯聚與叠加，構築成當代中國“社會舞台”的演出空間。
各種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矛盾；各種地區的、民族的、宗教的、心理的困擾，都在同一時空里聚焦到一起，覆雜而多樣，深刻而尖銳，持續不斷而變化多端，融和滲透，難解難分。 這就是當今中國的現實。
這一切之所以形成如此這般，如果從時、空雙向——歷史的和全球的——展開觀察與思考，就不難發現，它是與人類文明演化中，中國近代發展與世界歷史進程在時段上明顯地滯後，和在路徑選擇上之偏離主流，從而形成的時、空雙向的深層間距和強烈反差有關。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與現實的、地區的與全球的、經濟的與政治的、制度的與文化的、利益的與價值的、理性的與感情的……多維空間中的多叢差距與對立。
跨越文明的峽谷，這也許就是當今中華民族艱難之所在。但同時，它也是當代和未來幾代人創造民族偉業的、極其難得的歷史機遇。
我們討論的中國近現代的路徑選擇，就是指在脫離中世紀，走向近現代的重要歷史時期，中華民族在艱難曲折中，實際作出的這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發展的總體組織制度和發展路向選擇。
二、 形成中國路徑選擇的本土原因
中國路徑的選擇，是我們民族歷史發展的結果。我們這種具有長期封建社會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礎，高度集權的大一統的專制國家、政權機構，重農抑商的傳統的經濟政策，鹽鐵專賣等傳統的官家壟斷，君臣父子、三從四德這一套意識形態的本土條件，使得我們在接受人類進步和近代事物的變遷時非常困難。當然，鴉片戰爭打起來以後，你還閉著眼晴，那不可能。那麽看到了什麽呢？看到了船，看到了炮，於是就認為挨打是因為我沒有船，沒有炮，所以就走洋務運動這條道路。但是在制度問題、文化問題上還是死死地頂著，不接受，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了買船、買炮，特別是為了造船、造炮，當然要改教育，要學新知識。但是在辦新學以後，是把西方的東西僅僅當作一種工藝知識、技術知識來接受，對於工業革命產生的制度背景和它的文化理念，長期搞不清楚，知道了也抵制的。後來的實踐證明，如果沒有制度層面上的進一步改革和創新，要使新的文明在我們國家成長發展起來是有一定困難的。
三、 中國路徑選擇的國際背景
整個二十世紀以二戰為標志，明顯地劃分為前後兩個不同的時期。前半期，到處充滿著矛盾、沖突、危機、革命和戰爭，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和三十年代的大危機，人類犧牲之慘烈，文明破壞之慘重，確是史無前例。後半期，經濟起伏波瀾不斷，但全球性的持續經濟危機沒有發生；局部危機和局部戰爭斷斷續續，但全球沖突終於沒有形成；冷戰對峙長期存在，有時達到熱戰邊緣，但終究沒有發生大戰。
到世紀之交，全球經濟危機引發大規模沖突、革命和世界性戰爭這個條件是不存在的，冷戰的終結導致和平和發展成為國際關系和人類社會生活的主體，新的科學技術革命推動著產業革命的進程，促進著社會結構的轉型，推動著人類文明從工商文明向新的智能文明轉變。
面對二十世紀前期的那場大的災難和危機，人類在應對上出現了四種主要的思潮和制度的選擇。這里講的思潮，不是思想家、學者書齋里的學術思想，而是一些具有廣泛影響的政治思潮，這些思潮都有大量的人群跟隨，席卷過大範圍的國家和地區，形成過大規模的運動，建立有強大的政黨，掌握各國家政權，形成過各個國家的一些制度。 第一個，以列寧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思潮及其後繼的斯大林主義制度。
這是在一個資本主義不發達，仍以農民為主體，具有強烈專制主義傳統的東方大國中，借助西歐十九世紀傳播開來的馬克思主義為思想資料，在以俄羅斯革命知識份子為核心的社會民主工黨激進派的領導下產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空前的災難，嚴重饑餓，人民普遍要求和平、面包和土地的緊急形勢下，通過城市人民起義和軍隊倒戈來奪取政權，依靠直接暴力手段，建立嚴酷的革命專政，自上而下強行實施農業集體化和粗放工業化而建立起來的，具有強烈國家社會主義色彩的思想路線和國家制度。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響和推動下，這種思潮擴展到東歐、東亞以及其他地區，它們取得政權的路徑各有不同，但建構起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大同小異。這些特點是：一、經濟上全面的國有化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實行快速趕超的粗放工業化；二，政治上實行領袖個人獨裁、一黨絕對統治、直接憑借暴力的集權專制；三，在文化上是強烈的個人迷信和一元的、封閉的鬥爭哲學，實行文化專制主義；四，以資本主義總危機的虛構理論為前提，在對外關系上拉攏不發達國家集團，嚴格控制“大家庭”內部，冷戰對峙並且號召、支持、輸出和發動世界革命。 第二個，以歐洲各國社會黨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潮及其制度。
二十世紀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淵源於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是這一思潮的繼承和延續，它興起於一戰後，發展成世界性的思潮和運動，二戰以後，它們在一大批國家掌握政權。
在一段時間里，全世界約二十幾個國家是由社會民主黨單獨執政或者與其他黨派聯合執政。它們的群眾基礎是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它們的政治路向是爭取工人和廣大中間階層的支持，以和平的方式取得議會的多數以掌握政權，依法制定和實施有利於工人和中間階層的社會經濟政策，促使經濟的發展和就業的增加，推進社會經濟結構、分配稅收制度的改革，以限制資本的利潤和剝削，提高人民福利，逐步實現社會公平的目標。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民主社會主義是一種改良主義的運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使用革命和暴力。它的綱領是政治、經濟、社會、國際四大民主。混合經濟，福利社會，人民運動，是它這個模式的主要內容。和平、民主、改良、漸進、福利、公正、穩定、文明是它社會的顯著特點。
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名目繁多，但是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是他們共同的東西，所以到了九十年代，歐盟得以建立，英國的布萊爾，法國跟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成為支柱。這股力量在現在歐洲的現實生活里具有主體地位。二戰以後曾經有一個時期，各國的*非常活躍，在有些地方的議會選舉中得到多數的選票，但是沒能支持多久，而在那些發達國家，影響最廣泛，時間最長，取得成果最多的是社會民主黨。
第三個，以希特勒為代表的德國納粹黨的法西斯主義思潮和它實行的法西斯制度。
法西斯主義不是個人的罪孽，它是對二十世紀前期全球性的矛盾、沖突、危機、混亂，在一個發動戰爭失敗而陷入災難，伺機報覆的民族中，極欲擺脫困境、尋求出路的極端國家主義和極端種族主義的制度選擇和反動回應。
法西斯主義可以概括為這麽幾個特征：一、政治上取消公民的憲法自由和議會民主，實行獨裁專制；二、經濟上否定市場經濟和自由企業制度，實行高度集權的國家壟斷；三、思想文化上踐踏*，否定人道，宣揚神道主義，實行獸道主義；四、在對外關系上，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
由於法西斯主義與當代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人文精神完全對立，所以注定它雖然很快興起，卻很快結束。
第四個，以羅斯福新政為代表，對傳統的資本主義進行改革的思潮。
這里講的新政是在一個幅員遼闊，國土和資源極其豐富，沒有封建傳統，由外來移民拓荒開發起來的新大陸上，已經成為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心臟地帶的新興工業化國家里面產生的。是在它遭遇到極度深重的經濟社會危機，瀕臨崩潰的艱難形勢下，由以羅斯福為首的有遠見的政治家們發動和領導的一場深刻的經濟和社會改革。這一改革緩解了社會中尖銳的矛盾，從失落的深淵中挽救了工業制度，並把市場經濟制度和議會民主制度推進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歷史高度。這場改革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引發出一場新的科學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導致國民經濟的結構性變革和傳統社會的結構性變遷，導致高新技術產業的興起和社會勞動方式、生活方式的改變。一個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逐漸成長起來，成為社會文明、富裕、穩定的基礎。在經濟社會改革的同時，還敏銳地抓住了顯露出的國土生態危機，表現出人類的遠見。
羅斯福明確地表現出三個堅持：經濟上堅持自由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政治上堅持公民憲法自由和議會民主制度；文化上高舉*的旗幟。同時一反傳統的自由放任，實行必要的國家幹預和社會調節，還觸及了一些社會政治的改革。羅斯福新政在二戰以後對美國的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對當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趨勢和走向的選擇，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美國至今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這四大思潮、四種制度選擇是怎麽產生的呢？ 在經歷了十九世紀工業的繁榮增長之後，在二十世紀前半期，工業革命所形成的傳統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的許多矛盾都爆發出來了（兩次世界大戰加上三十年代的大危機，就是這種矛盾的集中爆發和反映）。面對這樣的矛盾，人們不會容忍在自己構建的文明面前衰敗下去，總要尋求出路。這四種制度或思潮，就是人類尋找出路的最具代表性的四種。
這樣集中的矛盾和危機的爆發，大家都認為問題出現在社會制度上，就是所有制上的私有制，經濟制度上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帶來大量的災難和波動，人們饑餓貧困，不是因為東西太少了，而是因為東西太多了。這就導致了全球性的左傾思潮的發展，認為私有制是萬惡之源，自由市場的經濟制度只能帶來波動，因此就去追求公有制，追求一個在人的理性支配下的計劃經濟的制度設計。全球性左傾思潮的表現首先就是十月革命，冒出一個國家來，雖然它的內部經歷了許多困難：清黨、相互搏鬥，但是在三十年代美國大危機的時候，蘇聯正在斯大林的高壓下，一邊清黨，大量的殺人，一邊強制推行工業化，而且取得了成就。 在這種狀況下，整個世界都向左傾，並且影響了中國的民族選擇。我們本來看到船堅炮利就要學西方，卻用國有制來搞，滿清政府搞洋務搞不下去，梁啟超、康有為就提出要制度改革，也沒有鬧成。後來孫中山領導了一場暴力革命，把它給推翻了。可是推翻了以後也不解決問題，包括五四運動——要從思想上清理我們這個傳統里腐朽的東西。大家都搞不清楚為什麽以德先生、賽先生為旗幟的五四啟蒙運動，最後會走到*的建立和斯大林主義體制的建立？為什麽從尋求民主自由、*平等、憲法憲政的門進來，卻從窗戶里跳出去——最後走到文化大革命那邊去了？原因就在於整個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全球性的左傾。
經濟上是這樣，政治上又怎麽樣呢？經濟上如此混亂，而那個議會民主制在那里吵，這個選上去，那個選下來，都不解決問題。所以，人們都想追求一個強有力的政權來治理混亂。於
是兩個東西同時出現，一個在經濟上反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制度；一個在政治上認為議會民主制不解決問題，追求一個強有力的高度集權的政府。這兩個東西匯合到一起，就出現了十月革命，一下子影響了一大片，又出現了希特勒，也影響了一大片，這兩家雖然打起來，但總體來講，在它們的基本理念上有很多共同的東西。
這四大思潮的發展，實際上是在二十世紀進行的一場制度性的大比賽，到了世紀末是個什麽情況呢？形象地講，大體上是四條曲線：共產主義革命或者叫做現實的社會主義，它是一條由低向高，然後由高再向低，近似一個拋物線。突然興起的十月革命、中國革命，朝鮮、越南、東歐一大片的革命，還跑到古巴，跑到非洲，特別是二戰結束的初期大大地向前發展。但是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六十年代後期經濟發展開始放慢，七十年代以後進入所謂的勃列日涅夫的停滯時期，最後到了九十年代，以柏林墻的倒塌和蘇聯的瓦解為標志，整個制度崩潰；法西斯主義近似一條尖脈沖，突然升起，突然垮台；社會民主主義則類似於一條平緩的漸進線，逐步往前走；而以羅斯福新政為代表的改革思潮則相反，從臨近崩潰的邊緣，經歷了改革、二戰，出現新的科學技術革命，逐漸上升，到了克林頓執政的時代，實現了一百一十個月的高增長。 二十世紀大致就是這麽個情況。
四、中國路徑選擇的邏輯展開
經歷了二十世紀的四大思潮的較量、興衰、演變，回過頭來觀察人類的足跡，我們可以得到“五個一般”。
第一個是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市場經濟制度經歷了危機，經歷了人們拋棄它、選擇了一個和它對立的計劃經濟體制，經歷了計劃經濟在全球許多國家的實驗、較量，最後再放棄，再回到現代市場經濟，這一百年來進行了這麽一場大較量，較量的結果叫做市場經濟一般。
在人類文明歷程中，不存在什麽絕對理想、絕對優越的經濟制度。在人們已經試驗過的各種制度模式中，經歷過二十世紀變革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可能是好處較多、害處較少，效率較高、成本較低，剛性較弱、彈性較強，排他性較少、包容性較廣，比較易於自我更新的一種社會經濟制度，是迄今為止人類已經找到的有效組織社會經濟生活的形式、制度、方法的基礎（與此相適應的政治制度則是民主法治的國家制度）。在現代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制度舞台上，信息技術革命和智能經濟發展波瀾壯闊的前景，正是其力量的證明。市場經濟從人類早期由於不同的資源背景、資源條件，需要有所交換以來，越來越向前發展。離開了市場，信息無法聚集、交流，價格無從發現、形成，資源不可能進行優化的配置，經濟發展的動力無從提供，因此市場經濟制度是在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逐漸發育、形成、校正、豐富的一種制度。現在還看不到擺脫這種制度的前景，所以我們把它叫做市場經濟一般。
第二個是民主法治國家一般。在二十世紀，世界經歷了兩種制度模式、四大思潮反覆的較量。民主法治的國家制度不是沒有缺陷的制度，但是比較各種制度，它比較有彈性，抗沖擊，易於進行更新、發展和完善。高度集權、高度剛性的集權制度有它的好處，但是從長期看靠不住。我們經常說，我們這個制度的優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句話是對的。但是，它同時也可以集中力量辦錯事，還可以集中力量辦壞事。而這些錯事、壞事誰也糾正不了。
第三個是公民社會一般。二十世紀高度集權的國家，想用人類理性設計的計劃經濟制度（實際上是行政命令經濟制度）來替代原有的制度，反映到社會問題上，就是國家吃掉社會。作為人群聚集的社會，如果沒有自身公民社會的發育，要支撐經濟穩定持續的發展和文化持續的繁榮創新，要使整個國家機器能夠比較穩定，都辦不到。我們在二十世紀犯了一個大錯誤，在五十年代幹了這麽件事，國家壟斷全部資源，從婦產醫院一直管到火葬廠，全管起來，有一段時間連鍋也砸了，統統去吃罐罐飯。這個東西不行，一定要劃分公的領域和私的領域，劃分社會的領域和個人、家庭的領域，對於社會公共領域的問題，要用各種公共組織或設施去解決，對個人、私人的事情不要隨便幹預，使社會本身充滿生機和活力。社會的治理也要從專政、統治、管治、強制、限制的思路轉變過來，實行企業自主、公民自治、國家和各種社會組織合作共治，否則是搞不下去的，我們在這個方面有非常痛苦的教訓。
第四個是現代科學技術一般，或者叫現代科學技術創新和持續發展一般。我們已經進到這樣一個時代，要依靠科學、技術的創新來推動整個經濟的發展。同時要在人跟自然的關系上求得一個和諧的結果。
按照公布的材料，現在森林的采伐量已經低於森林的生長量，你說這是假話嗎，也不好這樣講，但是如果就此認為我們的森林都已經恢覆了，也根本不是那回事。森林要成為綠色水庫是有許多條件的，不是說種上樹以後就成為綠色水庫了。你到西雙版納看一看，從地衣、苔蘚、蕨類一直到各種各樣的野花野草，還有各種藤蔓在里面，然後小灌木、大灌木、小喬木、大喬木，它形成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那個才叫做作森林。我們現在種上幾棵樹就說森林恢覆了，沒有那回事，它不具備森林的功能。
所以科學技術的發展要研究往什麽方向走。人類正在從傳統農耕經濟依靠生物的再生產，經歷工業經濟跟自然作對，再走向新的如何依靠生物自身來求得發展。
第五個一般是以人為本，多元開發，和諧共容這麽一種當代的人文精神。我們很長一段時間忽視人文精神的教育，只把知識當作一種功利來學，培養了一批手藝匠人，而且知識面非常窄，這是非常危險的。人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思維，發展就是自由。
我們回顧一下這二十多年，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生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它是怎麽發展起來的呢？簡單一句話就叫：解除市場禁錮。禁錮一解除，各種經濟力量，國家的、部門的、地方的、民間的，國內的、國際的，一般傳統的、比較現代的就都得到發育、發展，成長起來，
活躍起來，在市場競爭中各顯其能，互相依存，互相補充、互相競爭。
什麽是先進生產力呢？是某種工具、某種設備嗎？是某種加工方式、某種工業路線嗎？是指某種經濟成份、組織形式嗎？是指某種結構、狀態和運行機制嗎？都對，都不對。好與壞、優與劣、先進與後進都不是主觀的、先驗的，而是表現為人類社會發展中的歷史演進過程，通過過程而展現，又是過程的產物，也只能通過過程來判斷。因此適應人們的希望，經濟能夠繁榮，需求得到滿足，以促進人自由全面的發展，政治家要辦的，就是創造一個優良的社會經濟生態環境，使各種經濟要素能夠自由流動，不斷改變和尋求更加優化的組合，不斷提高勞動生產力，以提高全社會的經濟效益。用中國的古話來講，就是實現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
什麽叫先進文化？它不是講的某一種理論和某一個學說，也不是說的某一個學派或者某一本書，也不是講某一個藝術家或者某一個理論家，而是指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在時間的不斷推移中，各種思想、理論、學說、學派、藝術風格、藝術流派，各個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文化，通過各種形式的文明對話、文化對話，互相交流、互相借鑒，相互批評、相互競爭，接納、融合、選擇、創新，是指這樣一種生生不息、去舊圖新、蓬蓬勃勃、不斷創造的發展過程。
借鑒我們二十多年生產力發展、經濟發展的經驗，反思五十多年思想僵滯、文化雕零的教訓，要想解決我國的文化問題，以求思想活躍，文化繁榮，學術發展，實際上就是一句話：解除思想文化禁錮。解除思想文化禁錮，實現憲法早已規定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它不就發展起來了嗎？
社會經濟方面也是一樣。“絕大多數人”是誰呀？在哪里呀？它具有什麽樣的利益和要求啊？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使我國的社會流動恢覆，結構單一的狀況不覆存在。社會分化呈現在人們的面前，分工、分野、分層、分化，已經十分清晰，面對這樣深刻的社會結構性的變革，采取什麽方針呢？即不能回避、掩蓋，也不要緊張、害怕，理智地面對現實就是了。既然選擇了建設市場經濟體制這個目標，市場必然帶來社會群體的分化，就要承認各個不同社會群體、不同利益追求，允許反映不同利益的經濟、社會、政治主張得到正常、合法、公開的表達，允許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民間組織、代表機構、非政府的社會組織得到正常發育，合法存在，公開活動。悶起絕不是長治久安的辦法。首先要讓利益追求得到表達，然後組織各個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協商、對話、談判，用制訂契約、協議、合同、法律、法規的辦法，來建立不同群體之間當時、當地可以接受的折中利益，使得我們能夠在當時、當地都能夠接受的條件下保持社會和諧。只能走這個路，壓倒不是辦法。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這個國家不同群體之間既有利益的矛盾，又有利益的共同性，把蛋糕做大然後大家才能切分得多，保持社會的安定對所有的群體都有利，大家都注意行為的規範才不會撞車。政府就是要組織協商、對話、談判，要走這個路，不然這個問題解決不了。
山之骨
——朱厚澤
南國友人給朱厚澤信
厚澤兄：
遙望京華，冰雪淩寒，念也何似！世俗缺鈣，而貴州多山，鈣，山之骨也，向為吾輩所珍……
××於南國
朱厚澤覆南國友人信
××兄：
大作及惠書均悉，謝。閃現於字里行間的火熱情懷，讀之怎能不為所動！
鈣，世代所珍。至於其人，山村野夫也。出身邊陲，遠離京華。無奈赤誠的良知乘時代的大潮將其卷入風暴漩渦。沈浮之間，身影偶現，時而入人眼目罷了。野氣未消，鈣性難移，但恐所剩無幾矣。
君不見，遮天蔽日的蒙蒙雨霧，吸附著千年郁積的瘴氣與近代生活的污煙，早已把那山之骨溶蝕得滿目瘡痍。山巖挺立的輪廓，在晚霞的余暉中朦朦朧朧，昏昏糊糊，迷迷茫茫，已經難以辨認了。它正消失在黑暗之中……
山之骨，它還會於晨曦中，重新披上彩霞，再現它的身影嗎？
是的，當那山之骨從溶蝕它的茫茫酸雨、地下潛流，從浩瀚的林莽深處、野草叢里，滲過泥沙與巖縫，歷經艱辛和曲折，沈積、蒸騰、散發，揚棄了那污煙和瘴氣之後，它必將會重新凝結出來。
那潔白透明的鐘乳，磷磷閃光的石花，巍峨的玉柱，雄奇的石林，神秘的溶洞……那不是新生的山之骨嗎！那新生的山之骨，必將比它的母親——被溶蝕的樸實無華的野性山巖，千般壯麗，萬般誘人……
對這一天，人們滿懷希冀、信心和激情。但是，那只能存在於未來，我們難以觸及的未來。它不會出現在明天，或明天的明天。
不知君意如何。
握手！
厚澤 上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用“三寬”創造好環境
——作者：韓福東
前中宣部部長朱厚澤因癌病醫治無效，於5月9日淩晨零點十六分在北京醫院病逝，享年80歲。11日上午9時，他的家屬在北京醫院北樓悼念廳舉辦了一個簡單的送別儀式。
朱厚澤病逝的當天下午，記者趕到設在朱厚澤家中的靈堂，屋內哀樂回旋。朱厚澤妻子熊振群說，朱厚澤逝前因接受放化療，身體已經沒有抵抗力，春節過後，在20多天的時間內病情就快速惡化。談及傷心處，忍不住泣下。前來追悼者，也有人感懷落淚。
3年前，記者曾對朱厚澤做過專訪，一直沒有刊發。今將其整理如下。
“三寬”本來沒準備見報
韓福東：您1985年下半年出任中宣部部長的時候，文化藝術界是一個什麽樣的狀況?
朱厚澤：我當中宣部部長的時候，正處於一個新舊交替的過渡期。一方面，老的辦報辦刊的思想、反對進一步多元化的思想，還是很強大;另外一方面，市場化、對外開放、加上黨內一些識時務的領導人，都在推動多元化。
這兩種力量是激烈沖突的。我是“文革”結束後的第六任中宣部部長。我在1985年8月自貴州到北京後，一直到12月都沒有公開講話。我和其他部長不一樣，其他部長來了之後，就是三把火，準備文件請中央批，然後就向外發布。
韓福東：您沒有新官上任三把火，那都做了些什麽?
朱厚澤：我那時什麽會也不開，我要開就開座談會。
1986年9月，十二屆六中全會將要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我就圍繞這個準備通過的決議，到處開座談會，聽作家、藝術家、出版家、理論家和文化官員等各方面的意見。看看他們的意見怎麽樣，是讚成還是反對我的想法。我在中宣部，一年的時間在幹這些事，不斷和各方交換意見。
韓福東：您當時有些什麽想法要和他們交流?
朱厚澤：集中到一點，就是我剛才的那句話，中國的意識形態要為文學藝術的繁榮、學術研究的發展，創造一個和諧寬松的條件。只有這麽一個口號。
1986年3月，召開中國音樂家理事會議，借著這個會議的機會，他們讓我講些話，我就講了些意見。後來我發言的新聞稿(不是發言全文)被登在《文藝報》上，新聞發出來之後，各方面議論紛紛，有些人讚成，當然不讚成的人也有。第二天我去參加出版社的會，他們讓我講，我也講了。後來在理論界的座談會，我也講了講，最後就引出問題來了。
我聽到一些反對的傳聞。既然傳聞來了，我要回答這些傳聞。後來在全國文化廳局長座談會上，我就把那三個“寬”一起講了：對不同的意見要寬容一點，對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要寬厚一點，整個的環境、氛圍要搞得寬松一點。然後就展開了，從文藝方面擴展到其他方面。我說，保持一點彈性，保持一點柔性，有利於探索和發展，也有利於抗沖擊。而自然界的沖擊和社會生活的沖擊隨時都會到來，完全剛性的東西是不耐沖擊的。只有保持一點柔性、一點彈性，才能適應這個局面。無論是處理國家大事還是家庭問題，這都是需要的。
我講了這些話，沒有準備見報。文化部有一個報紙叫《中國文化報》，等於是行業報紙。他們說要刊登，我說你們的報紙發行多少份?他們說就幾千份，等於是系統內部的報紙。我說，那好，你們要登就登吧。結果刊登之後，《人民日報》的人看到了，也不跟我說，直接就發了一個摘要在理論版，大概占了1/3版，題目叫《關於文化問題的幾點思考》。
經濟一開放，文化產業必然受到影響
韓福東：1985年7月，您就開始出任中宣部部長了。您當時都提倡些什麽?
朱厚澤：我是主張搞活一點。我為什麽要提出來創造一個寬松和諧的環境?我跟他們講，藝術品是藝術家在創造，小說是文學家的作品，學術文章是人家研究員、教授的事，中宣部幹什麽?給人家提供一個好環境，讓大家奮發努力。
韓福東：在鄧小平時代，您覺得傳媒出版較毛澤東時代有了哪些變化?
朱厚澤：現在這個時代要跟毛澤東時代相比，當然有很大的進步。以前一個省只有一張報紙作為官方喉舌，市報都不許搞。例如，貴陽市1958年曾經辦了一段《貴陽日報》，後來又停了。大量的報紙是在“文革”之後才搞起來的。改革開放前，刊物當然也有，就是各省的“小《紅旗》”，這家叫《團結》，那家叫《奮鬥》，都是這種。當然也有文藝刊物，不過都是壟斷的。而現在的各種報刊加起來有多少?大不一樣了。
鄧小平時代有兩個因素，一個因素是胡耀邦等人都主張學術探索、文藝創作要搞得活一點，在黨內有這種寬容的人和寬容的力量。還有一個因素是鄧小平要開放，他要跟世界接軌。意識形態上的單打一，怎麽可能跟整個開放的形勢不矛盾?外國進來的不光是汽車。汽車本身是文化的載體，技術是文化的載體，所以經濟的交流必然帶來文化的相互影響。
韓福東：您是說，這個經濟一開放，文化產業必然受到影響?
朱厚澤：必然受到影響，我們要跟全球做生意，那一套什麽都不允許的辦法，能和人家談得通麽?所以還有一個時代潮流在里面。
把農民的手放開
韓福東：您離開中宣部到農研室時，農村的問題已經到了很嚴重的地步麽?
朱厚澤：總的講，還是往前發展的時候。當然，我1987年到農研室時，農村也有很多矛盾了。“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這句話那時就有了。那個時候，農民開始到廣東附近去打工，鄉鎮企業開始放開，溫州和蘇南也在向前走，形勢還是比較好。矛盾沒有像前兩年那麽激化。
鄧小平覆出後，在處理政治問題的同時，最大範圍地解決農村問題。耀邦、萬里等都支持了包產到戶，最後鄧小平也點了頭。這一點頭，影響就很大了。整個農村經濟都恢覆活躍了。原來是把農民的手綁起來，綁起來政府管人家飯也行，又要人家自己管飯!把農民的手放開了，他們還能養不活自己?
韓福東：包產到戶時，貴州的情況是怎樣的?
朱厚澤：當時在貴州，辯論非常激烈。當時的省委書記池必清態度非常堅定，那句“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就是池必清書記說的。
鄧小平的經濟試驗，首先碰到的第一個問題是農村問題。這個農村政策對西部來講是非常適合的。工商業政策鄧小平是主張開放的，這個也是很適合的。我們當時都是非常擁護的。
有了這兩條以後，經濟就開始活躍。我在貴陽市委工作的時候，城里的菜、肉、魚問題都解決不了，遼寧省委書記任仲夷在沈陽率先把城市的農貿市場給放開了，讓農民進城賣菜。這樣搞在城里能行嗎?北京也擔心得不得了。結果是搞起來了。全國都到沈陽去看，沈陽開了一個關於全國城市市場的會議。我們貴州後來也搞起來了。
韓福東：改革開放最初從農村開始，包產到戶釋放了生產力，但也產生一個問題，農村始終是分散的小農經濟，不能形成美國的那種莊園式生產。
朱厚澤：這個問題是這樣的，中國連小農經濟都談不上，中國是微型農戶。法國就是小農經濟的國家，波蘭也是。但是看看人家的土地和人口是什麽關系，人均耕地比我們大得多。而且我們解放以後把農民限制在農村，無法出來，造成的後果是很嚴重的。
形成中國這種狀況，既有我們政策上面的原因，長期的封閉，城鄉分割。也有客觀上的原因，人口與土地的對比關系非常緊張。主觀上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們不讓農民介入工商業，認為農村搞鄉鎮企業是搞資本主義，是跟國營爭資源。這是很糟糕的觀點。
現在農村要逐步從分散的農戶走向大農業。這是一個過程，最起碼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大量的農民轉入非農產業，農民要走出來，在工商社會找到他們的安身立命之地。另外一個條件是，農村本身生產力在發展，要允許他們的土地相互兼並。只有在一家一戶的基礎上，才會有真正的聯合。
1980年代後期就提出取消農業稅
韓福東：1990年代以來，導致幹群關系日益緊張的原因是什麽?最開始改革基本是農民受益的過程，後來利益就受到損害了。
朱厚澤：最近這些年，農村幹群關系緊張，有兩大問題。一個是農民沒有土地的產權，所以當工商業發展起來，農民的土地向非農用途轉移的時候，被政府和資本集團給分掉了，他們拿不到多少。農民要帶著資金和技術才能進入工商社會。資金從哪里來?全世界的農民，都要靠土地產權的轉移。這是最大的問題，農民轉不出來。這就是我說的農民“光著屁股”進工商社會。
第二個，我們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有一些不切實際的搞法。把農民進城的門檻和成本大大地提高了，他進不來了。所以我老是呼籲這個問題：為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商社會，提供一個低成本的通道。
韓福東：也有學者，比如北京的張惟英教授，認為城市的資源承受能力有限，還是要搞人口準入。
朱厚澤：這個問題提的人多了。為什麽你可以在城市，不讓農民進?
韓福東：此前農村幹群沖突的一個比較直接的原因是，村幹部不斷收取各種名目的稅費。
現在把農業稅取消了。您在農研室工作的時候，沒有人提出過取消農業稅的問題麽?
朱厚澤：當然早就提出來了。1980年代後期就提出來了，我們農研室通過研究報告的形式，送給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因為原來國家財政不重視農村，只想從農民這邊拿東西。幾千年以來的皇糧國稅還能不交麽?怎麽能夠免呢?當時強調政府財政沒有這個力量，給頂住了。
韓福東：您在農研室做副主任時，主要關注哪一塊?
朱厚澤：主要是關注農村的經濟結構：鄉鎮企業如何向前發展?如何從單一的糧食生產轉向多種經營、從單一的農業轉為農工商一起搞?讓農民從農村的限制中走出來，走向城市和沿海地區。
韓福東：後來鄉鎮企業基本上都雕敝了。
朱厚澤：鄉鎮企業不是雕敝了。鄉鎮企業有兩種形態。一種以溫州為代表，它實際上就是民營經濟的雛形，不但沒有雕敝，反而一直發展下去了。另外一種形態是以蘇南為代表的，集體所有制，後來搞不下去就轉型，轉型的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有一部分集體財產被鄉鎮企業的領導人占為己有，影響很壞。
韓福東：毛澤東時代就開始“農業為工業提供積累”的政策，包括改革開放以後，農民的社會保障這一塊，也長期未予考慮。直到近幾年，對弱勢群體的關注才多了起來。您感覺呢?
朱厚澤：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社會矛盾越來越突出。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農民的醫療、教育和養老保障沒有提上日程，和城市差距太大。最近幾年在這方面做了一下調整，這個選擇是對的。
現在的問題在什麽地方呢?現在我們的財力是允許在社會保障上做得更好的，但我們沒有加大力度去做。政府現在辦了許多不該政府辦的事，不要把錢投入應由市場解決的領域。
朱厚澤談“黨文化”
——程世平
朱：“黨文化”的問題是在成都提出來的，文化大革命後這場全面反思，使人們不得不在更深的層次上去思考問題。九八年我們在成都已經看出改革已經是走不動路了。怎麽往前走？全部堵塞了。這樣，李銳提出毛澤東的問題不解決是不得了的。我們幾個在樓下的門廳那里提到了“黨文化”的問題，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確實已經形成了那麽一個東西。
如果說，沒有一定的國內外條件，我們面臨工業文明這個沖擊，重新把這個民族統一起來，就是你講的那個恢覆統一的帝國，這個東西跟“五?四”那個民主、自由，人權、人性的口號看似是接在一起的。因為毛的解釋也好，當時其它人的解釋也好，不外是兩家合流：封建專制主義與帝國主義合流。本來這是兩個體系的東西，但它在中國表現出來則是這兩個東西勾結在一起。所以，對內來講，就是要把那個封建王朝推翻。不管是滿清也好，還是後來的蔣家王朝也好。另外呢？就是對外要求得平等，這看起來不是順理成章嗎？戰鬥了三十年，最後到共和國的建立，結果反成了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爭取人性、爭取民權的結束。
本來是舉著啟蒙的旗幟往前走，結果走到這樣個歸結點。這個啟蒙運動的結晶應該是新國家的建立，但這個新國家是什麽個狀況呢？啟蒙走到這個階段以後，新中國的成立倒成了它的終結。
新中國的成立徹底壓倒了啟蒙
問：您這段話是不是可以理解為無論是救亡、革命還是整風運動沖擊了啟蒙，而不是壓倒了啟蒙，新中國的成立才是徹底壓倒了啟蒙？
朱：是的，啟蒙從這里終結了。至於大家是不是承認這樣個東西，可以研究。當時大家都以為一個全新的社會來了，換新天嘛，包括我們那些老作家、老知識分子。他們歡呼雀躍，高興得不得了，認為一個新的時代來了，追求的東西來了，結果追求來的東西是個啥呢？來了個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爭取人權、爭取科學的結束！毛澤東把它叫做民主革命的結束，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從我們文化研究上來講，就是一切自由的、有個性的東西都完了。至於是五三年還是五六年整成這個樣子，那是次要的。但轉折點就是共和國的成立，事實如此。所以這個問題就跟儲安平在四八年講的那樣，民主對國民黨是個多少的問題，而對共產黨則是一個有無的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自以為很清楚，實際上太淺薄了。解放那時，給我一個大學我不好好念，我父親就此事找過我。進大學我就是搞革命，就沒有想到要好好念書；後來青年團的工作需要我，我就幹脆不念了，出來了。出來後我去看我父親，他問我最近怎麽樣，我說我在團的機關工作，他問我：那個大學還念不念？我說不念了嘛，他就半天不吭聲。後來說，你既然對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是這麽執著，你就自己按你選擇的方向去努力。我當時對他的話沒有怎麽去想，很久以後我才想了這個問題。
我父親是達德學校的學生，就是王若飛的舅舅黃齊生辦的學校。那個學校前年建校一百周年，比民國早十年，是在光緒新政時期辦起來的。到了辛亥革命時，那個學校的學生起來響應武昌起義，成為貴州辛亥革命的主力。他們後來搞不下去了，黃齊生帶王若飛等人留學日本，留學路上得知袁世凱稱帝，他們又返回來。之後，我父親跟著他們到川東師範做行政工作去了。他是經歷了很多風波，所以他對我就有看法。我就沒有經歷過這些，認為一切就是這樣，非常簡單，就這麽回事。那時多大年紀？十八歲。按七大黨章，我剛好參加共產黨，才是個娃娃，非常熱情。真不知如何從這里轉了一圈，又轉到專制這兒來。這個專制超過任何一代，這個控制前無古人，對思想的鉗制超過歷代的專制控制。相比之下，過去那些文字獄算不得什麽。
五四後中國路徑選擇是個連環套
問：“黨文化”與“五?四”有沒有聯系？如果有，是個什麽樣的聯系？
朱：“五?四”應該說是一個很龐雜的東西，主流來講，就是李慎之分析的那個老啟蒙──對後來講的那個新啟蒙來講是個老啟蒙。這個老啟蒙就是西方的那種自由、民主、人權；科學與民主，這是主流；但是，“五?四”發生有一個特殊的情況。九十年代中期，蘇聯、東歐變動後，我整了一個材料，提了十個問題出來思考，就將二十世紀的四大思潮及其制度的興衰演變提出來，以後可以把這個材料拿出來看看。二十世紀初，確實存在一個從上個世紀末的那個舊的工業社會發展、演變而來的社會危機。這個危機出現後，產生了全球性的另一種思潮，就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產生了懷疑和動搖。在經濟制度上，對資本主義、對資產階級、對私有制的懷疑；政治上對議會民主制度產生了懷疑和動搖。並引起了思想界的反思，出現了一個理想主義的東西，歸納起來不外就是兩條：從個人主義轉向集體主義；從市場經濟就轉向計劃經濟。這實質上是對三權分離、憲政民主這一套社會民主懷疑基礎上的產物。
正因為有這個背景，所以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與之後我們在制度上的選擇，並非是無端的、沒有根源的。而是有根源的，也是有根據的。人們感覺到吵吵嚷嚷的議會民主制解決不了問題，想追求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這本身就是個連環套。否定個人主義，轉向集體主義；否定私有制，轉向公有制；否定市場經濟，轉向計劃經濟；否定小政府這種無為的守業人，轉向強有力的政府來控制社會。這種思潮席卷全球，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潮流，不單是中國。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都自己戴頂紅帽子，或者是共產黨，或者是擁護者或者是同情者。他們是一個勁地批判，一個勁地反叛。正是在這麽一個大背景下邊，出現了十月革命，出現了各國社會黨的高潮。但是這個東西一起來，然後這麽一個轉向，它就分裂出來幾股力量。分裂哪幾股呢？一股就是法西斯主義，就在德國那種過去曾經有過自己的輝煌，遭到了一戰的大挫折。戰後的德國不單是要賠款，還要割地；國家遭到重創，振興和恢覆不了，使政府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而這些國家又是搞的議會民主，政府與議會中的各大派吵得不可開交；於是，整個民族就要求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代表人物，來率領這個民族走向新覆興。
另外一股力量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那一套，和俄國的十月革命。我們老要把十月革命看成是資本主義的衰亡、社會主義要興盛的必然產物，其實根本上不是那回事，事實上它就是一戰那個特殊情況下的產物。當時的沙皇俄國政府非常無能，當他們面對來自民間的強烈要求：一個叫面包、一個叫和平，再加上農民對土地的要求──這是第二個要求。但它依靠的是什麽力量呢？依靠沙皇軍隊中不願再打下去那些軍人，大家都不想再打下去；還有是那些被圍困的城市里的饑餓的工人和城市貧民，十月革命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基礎上搞起來的。列寧是個什麽人呢？他哥哥就是一個民粹派。他實際上是繼承了“十二月黨人”的那一套東西搞起來的，哪里是什麽無產階級革命？
在這麽一個大國際背景下，中國是一個滯後了的國家。中國的問題是資本家沒有自由，人權沒有，是在這麽一個狀況下，碰上了這樣一個特殊的國際環境，對中國社會變革的影響當然不可小視。孫中山的表現最能說明問題，他是一個有西方知識背景的人物，但他卻轉過來，向共產國際找出路，向列寧那里找出路。他把這兩個東西硬扯到一起。訓政思潮是最明顯的，並由此開了一個大口子。本來他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西化人物，一向推崇要自由、要民主；另外還面對一個滿清政府，他還要排滿。怎麽一下就轉到這兒來了？一大群知識分子，也是在這麽一個相同的大背景下面。就是在這個情況下，他分不清楚這兩個東西的差別何在：是要民主人權、要自由，還是所謂的要社會革命。這中間是個什麽差別呢？搞不清楚。他們以為是一樣的，於是這兩個東西就混在一起了。因此，我覺得有這麽一個國際性、全球的背景在那里。
我的個人想法，以西方民主、自由為主的“五?四”運動，它發生在全球工業社會發展過程矛盾尖銳化的時間，它本身就與二十世紀初的左傾思潮聯系在一起；包括西歐的知識分子去看了蘇聯的情況之後，心里都有懷疑，如羅曼?羅蘭的日記，紀德等人的遊記，都證明了這個問題。但他們又對這個新的事業始終抱有一種希望，一種關愛的心情。我所看到的材料里面，十月革命後，最早站出來的批評不是出於敵對勢力，而是一種同情者的批評，因為它搞壞了，出了問題。像第二國際時期的革命家盧森堡，她就批評了十月革命。盧森堡對革命是很堅定的，在十月革命一周年時，她就提出了問題。李澤厚講的救亡壓倒啟蒙，和之後李慎之講的不是救亡壓倒啟蒙，而是救亡推動啟蒙，都有一定道理。但問題是出了一個新啟蒙，慎之專門寫了一篇關於新啟蒙的文章。以往大家都不太注意這個“新啟蒙”，這個“新啟蒙”出現的影響太大。王若水集中地研究了整風，一直到八十年代，他和周揚合作寫那篇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時候，還是把整風肯定為一個思想解放運動。但後來他的觀點變了，他把整風的另一點看到了，這一點對後來的影響極大，這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再把這與謝泳研究解放後思想改造的那一套一比較，確實就是延安整風的那套模式。
“黨文化”得以成立的基礎
問：延安整風問題的研究，有許多東西要講。如果把這個關系理清楚了，就比較容易理解新中國成立為什麽會成為啟蒙運動的終結。還有一個就是黨支持與領導的一批左翼文化隊伍，這里也包括了魯迅和他罵過的“四條漢子”。他們之間雖有不同：一個是有組織、有目的的政黨的宣傳班子，一個是具有獨立人格的自由撰稿人，但他們之間關系應該如何理解呢？
朱：這問題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也是搞在一起的。所謂魯迅與“四條漢子”之間的關系，這只是一個代表，實際上是許多人。這里我們可以看出，魯迅是具有個人獨立自主傾向的，他是要保持自己個性的人，他不讚成用一套辦法去強制別人。而“四條漢子”代表的是什麽呢？他不光是文化路線上的左傾，而是一種組織上的嚴重的幫派統治，實質上就是要實現以組織名義的對個人的控制。魯迅對“四條漢子”的批評，應該看成在左翼文化剛剛萌芽，就有人想對它進行組織控制。當有人要完全扼殺個人獨立性之時，魯迅堅決給他頂住。
周揚搞的這一套，其實就是第三國際和蘇共搞的那一套，也就是毛澤東的那一套，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是一致的。在人事上，他們雖屬兩個不同的派別，但他們要統治這支文化隊伍的態度都完全一致。不但他們是一致的，跟蔣介石也都是一致的；這一點上，他們是一個老師教出來的。
毛跟他們之間的爭論──我指的是第三國際回來的那幾個人的爭論，那是權力之爭，但在思想體系上並無多少差別。但其中的張聞天，倒是一個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毛和王明都容不得人，包括康生，都是要控制他人的。“四條漢子”執行的東西里面，有個人的成份，他們那時年輕，少不更事，血氣方剛，自以為自己了不起得很，這是他們個人方面的問題。但是，想從組織控制人，而不是強調人的個性，這是“黨文化”得以成立的基礎。對啟蒙來說什麽最重要？個性的解放、個性的獨立是最重要的。而“黨文化”呢？講究的就是控制他人；所謂集體主義，鐵的紀律；說到底，就是以多數人的名義實現少數人的統治。第三國際是這樣，毛澤東也是這樣；所以，他們的思想是有來路的。
在這個問題上，魯迅和他們是有差別的，我覺得魯迅了不起就在這里。當這種控制他人的思想傾向一露頭，魯迅就與他們拉開距離並竭力反對，絕不接受他人對個人的控制，保持知識分子人格的獨立性。雖然魯迅在某些思想和觀點上與他們有共通之處，如階級的觀點等，但從根本上講，他終究還是《天演論》、進化論和西方的那種民主、自由思想。所以，一旦有人想控制他，他自然會與他鬥起來。這點上，我們不能把它看成魯迅的狹隘和偏激，恰恰相反，這正是魯迅的過人之處。尤其是我們後來的經歷更是證實了這一點。獨立人格的失落和組織控制的成功，正是我們悲劇產生的根源。那種對人控制企圖一經出現，無論是用民族革命戰爭的名義，還是抗戰、國防的名義，你用什麽樣的名義都不行。這種控制人的傾向一出現，魯迅就先與你拉開距離，這非常了不起。他並沒有因為思想上的傾向而接受某個組織的控制，自始至終反對這種組織上的控制。保持自己的個性，思想的獨立性。
為什麽毛後來在五十年代與羅稷南等文化界人士談到魯迅時會說出那樣的話呢？就是要麽他什麽都不寫了，要麽關在監獄里。我後來看了黃宗英寫的一篇文章證實此事，真讓人不寒而栗。此事最早是周海嬰寫出來，後來有人發表文章質疑說：毛主席當時不可能這樣講。後來黃宗英出來證實了，這該沒有什麽話說了吧。但是也還有人對我講：黃宗英都糊塗了。但我看那篇文章有什麽糊塗，一點都不糊塗。
再把話題回到延安整風。有一個非常獨特的東西在哪個地方？毛澤東的出現。他對這個轉向來講，是決定性的人物。救亡救到延安去，而毛澤東卻用整風的辦法把人控制起來。半個多世紀大家都在那里歡呼，說那是一個思想解放運動，給“五?四”並列起來，包括王若水都參加了這一說法。但現在仔細反思一下，延安整風究竟是個啥東西？
白區來的這批文化人在來延安前的活動區域主要是在上海，有的甚至就在租界這樣的環境里。這個環境的特殊性，使這批文化人的活動有一些自由空間。在上海，日本人要亡我，國民黨要壓我。即便如此，當有人想控制魯迅，魯迅也毫不客氣地給他反擊過去。整得“四條漢子”也沒法。但當這批自由、民主知識分子一到延安，這就完全是另一個環境，延安絕對是槍桿子統治一切的。所以王實味的東西一出來，丁玲的東西一出來，李銳、童大林他們那個《輕騎隊》一出來，人家就不幹了。兩種人不接受，一種以毛為代表，毛之所以不容，他是想形成整個的統治，包括思想上的統治；另一種就是有部分軍隊幹部，他們很自然甚至很簡單地認為：老子在前線拼死拼活，你們在這里有小米吃還罵我？思想上產生了強烈的對立，這樣就幹起來了。
“黨文化”形成於延安整風
問：這個事實可不可以把它理解為《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一個大的背景？
朱：我覺得是。毛的情況更覆雜一些，毛不光有前面提到的國際背景方面的東西，即共產國際方面的東西，而且他還有中國傳統專制主義的那一套。他可是一個權術大師，就是那些軍人都不得不服他。因為他最會整治人，整到哪個就要把他整服。他是整人、控制人的老大。相比之下，張聞天這樣的知識分子算什麽，能是他的對手？他那種人，骨子里就是老子天下第一，所以說，毛的事情更覆雜。大體來講，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東西，前後都在十年的時間，一個發生在三十代後期，即魯迅與“四條漢子”，緊接著是延安整風，發生在四十年代。這里要說明一個問題：就是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潮，即維護獨立，個性解放為核心的思潮，與那個企圖要治人、控制人的所謂集體主義為核心的思潮出現了強烈碰撞。上海的碰撞表現在魯迅與“四條漢子”的抗爭；結果魯迅保持了他獨立人格與個性；另一面，換了一個環境，保持獨立人格與個性的抗爭在延安就鎮壓下去了，以王實味的人頭落地為象征。投奔延安的那批熱血青年的獨立人格與個性也被所謂集體主義、鐵的紀律的“黨文化”吞噬了。
儲安平是一個極有洞見的人
問：國內最早意識到這個問題的人，應該是傅斯年、儲安平等人。儲安平並在《觀察》雜志對延安的輿論一律進行了公開的抨擊。四十年代，舊政協中有人去延安參觀訪問，包括梁漱溟、黃炎培等。對於延安當時展現的一派升平景象，使那些名流們耳目一新。對於他們從延安回來後的讚不絕口，儲安平卻表現出了相當的清醒，他說：延安這種一邊倒的歌德之風，所表現出來的升平景是令人懷疑的；這使他聯想到了斯大林政權的輿論一律的問題。越是這種一邊倒的歌舞升平，里邊就隱藏著種種不祥，是一種虛假的東西。
朱：儲安平是一個極有洞見的人。換一個人，能提出儲安平那樣的問題都不簡單，他們不明白啊。而儲安平是一針見血地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不同凡響。你看那些民主、自由派人士，在國統區是小人物的，一下子就給弄住了。另外就是之外的大知識分子，有的甚至是原來的士大夫轉過來的，這些人在外面觀察，觀察你這個民主問題是怎麽對待的。如果把這個場景移到俄羅斯去，看紀德，看羅曼?羅蘭，看他們去蘇聯的情況，和梁漱溟、黃炎培到延安的情況一樣。請大家把這兩個個案比較一下，這就非常有意思了。
這里有兩個很值得注意的情況，一個就是王若水那個“整風壓倒啟蒙”和《新發現的毛澤東》所提供的一些情況，很值得研究。應該說這其中有許多不錯的、有價值的東西。另外，還要去找一個人，此人叫何方，給張聞天同志當過秘書，要與他進一步來講這個問題，把它搞清楚，繼續深化延安整風實質的認識。另外再找曾彥修，他比較關注西方文化界人士在蘇聯的活動；他們怎麽看蘇聯，蘇聯怎麽騙他們。再加上高爾基，他被控制住已經毫無辦法。處於這麽一個狀況下，他是用什麽態度對待這些人？我覺得幾個問題要比較起來一起研究。一定要搞清楚：為什麽從民主、自由啟蒙的房子走進去，會從專制、獨裁的房子里走出來了。一大批要民主、要自由、要個性解放的知識分子，最後走到專制獨裁最黑暗的地方。
走到這里以後，出現了三種不同類型的人，一種完全變成了幫兇，比如蘇斯洛夫似的人物。另外一種，完全成為灰色的，從有思想、有血性的人，變成庸庸碌碌的、體制中的一些官僚。另外一種，就是堅決地要醒悟，非分手不可，就是楊繼繩講的確實黨內有那種兩頭真的人。年輕時候真心誠意地向往光明、投奔革命，到晚年的反思、悔悟，韋君宜同志寫的《思痛錄》就反映了這一點。韋君宜的愛人楊述就是你們四川出去的，延安整風時說楊述是特務，組織上還讓韋君宜去動員楊述承認。沒有辦法，楊述承認了，結果根本沒有這回事。像這樣的事並不是孤立的個案，而是整了一大批，這個線條要理清楚。李澤厚提出救亡壓倒啟蒙，有他一定的道理；李慎之提出的革命壓倒啟蒙，也有他的道理。但延安是個轉折點，後來形成的這一套，在延安基本上已經成形了。謝泳研究思想改造的材料，是延安來的知識分子為主，方法、形式、連語言都是延安的。而“黨文化”的形成，最重要的時期是延安整風，基本東西都在那時成形。
問：您以為就“黨文化”而言，最值得研究的人物有哪些？
朱：胡喬木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對“黨文化”而言，事實上的最大代表是毛，其它的一些打手式的人物在這個系統里不起決定作用。
你認識的幾個老朋友都是不錯的。從另外的一面來講，有一些過渡性的人物，如胡繩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人物。黨外也有些有趣的人物，像何祚庥這類的；何祚庥我原來不認識，接觸過兩次後，才知道黨外也有這等人物。
“黨文化”把人教傻把人教壞
問：我們在生活中也有類似的人物，表面上他們對“黨文化”也非常反感，但他們自己處處表現出“黨文化”一樣的模式。有人說，如果這些人掌了權，搞專制會更利害。我一直對此感到奇怪，請問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朱：“黨文化”有兩個特點，一是把人教傻，再就是把人教壞，把人教傻就是搞教條主義，把人教壞就是教人詭辯。毛澤東的東西不是辯證法，許多人寫大文章說他決策和措施多麽了不起。什麽“三面紅旗”、“大躍進”之類，不過是信口開河而已，完全是詭辯。“黨文化”這個風氣非常壞，本來黑格爾哲學講了某些思維規律，對人們有一定啟發，增加人的智慧，結果在我們這里搞成了什麽東西呢？成了一個荒唐的東西。“黨文化”的表現形式還要從各個方面展開研究，研究它為什麽會墮落到如此地步。比如斯大林時代，那些對斯大林獨裁專制的辯護。
整個中國的發展一直滯後，這個滯後不是幾年、幾十年，在文明的大段落上，它滯後了幾乎整整一個時代。滯後一個時代，表現在國際關系上就是挨打，自己就顯得愚蠢，顯得不適應，在走向工業文明的過程中一再失誤。這也是涉及到我們傳統文化的本質，社會結構的僵化，或者是說它的落後。兩者攪在一起之後，產生一種激進主義的東西。因此，人們很難做到冷靜地判斷我們所處的時代本質，以及在這個時代中我們自身的位置。這種不正常的思維方式，使我們始終帶有一種急燥的情緒，出現了把兩個東西聯在一起的想法。本來這個國家，實實在在的問題是如何走出農耕文明建設這個國家的工業文明，但是這個急燥情緒，就把許多問題帶出來了。
中國近代兩個文明的沖擊
過去，對外來文明的沖擊我們有兩次，一是清末工業文明的沖擊，一次是二戰過後建國前後新技術革命的沖擊，包括信息革命的沖擊。面對這兩次沖擊，表現出兩個特點：一個是器物層面的東西比較容易看得見，老想把這個東西抓到就有了一切；制度層面、文化層面的東西反思很少，不甚了了。清末就是想用船堅炮利與專制主義的體制、君臣父子綱常倫理的意識形態相結合，以為這種結合能富國強兵。二次沖擊是新技術，原子彈爆炸、氫彈爆炸、衛星上天；於是趕快抓住兩彈一星，再加上無產階級專政、一元化的意識形態，以為這一相結合就可以富國強兵。兩次沖擊，我們在思想上前後幾乎是一樣的，對於制度層面的東西，我們是幾十年後才想到，市場化就更差了。第二個問題：兩次文明沖擊都是國際形勢比較緊張，國家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因此，所有的辦法都是想國家把一切抓住，壟斷資源，然後以國有制的形式，跳過市場，跳過民間，跳過社會；直接把器物抓到手頭，其結果是將社會的力量壓制了。幾十年過後，發現不行了，最後又是搞得沒有辦法，三十年後才出現鄧小平改革帶來的轉折。整個中國出現的這種“黨文化”傾向，它和中國近代兩個文明的沖擊有關系。這個關系的背後，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全球的大背景。
我們這個文明發展滯後，在這個時候我們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識還停滯在先輩所生活的文明時期。有些問題你不能分析，《新民主主義》講，中國落後了，就向西方請教，怎麽總是老師打學生呢？西方文明就在中國破產了？這個不通。先生打學生恰恰證明你不行嘛，怎麽你一挨打就不向他學習了呢？你越是挨打，越是要研究他的道行在哪里；他怎麽老是打我呢？挨了打就不向他請教了，哪有這種道理？這個形式邏輯都不通，有些所謂毛的經典著作，都說了不起，其實許多地方都經不起推敲。你說看到一個新的政權，只有它是平等待我之民族。有那麽好嗎？你爭取他的援助，這可以理解，但爭取援助並不等於要向他學嘛，我不能去找到二道販子來學嘛。最近慶祝彼得格勒三百周年，也說明他是西歐的學生，有些問題不可深究，一認真研究，就會從中發現許多問題。
“黨文化”直接的淵源就是布爾什維克的那套東西。就第三國際而言，我們是他的一個支部，一切都是按他那個東西套過來的。連蔣介石也是這樣的。一個師父教出兩個徒弟，結果打得要死不活，其實兩個都是要搞一黨專制，這是一面。另一面就是中國長期專制社會下的農耕文化，宮廷中的幫派問題，知識分子中的以書院為特征各種派別和這些派別的議政傳統。黨，在漢語中就是講的這個東西：朋黨。我們要弄清這種文化與傳統中的朋黨的關系，與下層社會中幫會的關系。我們黨實際上就是這兩個基礎構造出來的一個綜合體，這些成分都加入到了這個“黨文化”中去了。
在這個問題上，用理論語言來闡述的是列寧與馬爾托夫，並因此發展出群眾與領袖的關系。在這個問題上我說過怪話，也是真話。毛把列寧的觀點發揮了：群眾是有階級的，階級是用政黨來領導的，政黨是由稱為領袖的一個集團來組織的。再向前一步，這個集團是以一個人為核心的，這個核心是我指定的，你說荒唐不荒唐。所謂發展了什麽主義，就這樣發展了，弄個套套把自己套在那里。所謂龍頭大爺、幫派老大就是類似的東西，很糟糕的一個東西。這里面一定有它的結構。
我們這個黨，在解放初期轉入土地革命以後，一大批人是從農村底層來的，這些人知道的黨就是幫會。至於什麽現代政黨，他們根本不知道。所以這種人，一講就是老子打天下就該坐天下，他認為結黨就是幹這個的。他怎麽知道工業文明的社會中的議會民主，政黨之類的東西？“黨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淵源，不但有上層的、也有下層的；有的是非常落後的東西，可以說是亂七八糟。有的在國民黨時期也是為人所不齒的東西，竟在共產黨那里又死灰覆燃。解放初期，南下幹部里面，有的帶著自己一班子人，炊事班長成了糧食局長，此類事情不勝枚舉，說明什麽？農耕文化的宗族、幫會之類的觀點在起作用，並通過武裝鬥爭推向全國，發揚光大。這別說是現代政黨、現代政治、馬克思主義，就連封建專制時期、蠻族統治時期的舊官制也是不允許的，純粹是無知和胡來。無知和胡來到了這種地步，還能建設好一個新中國？
中共革命是改朝換代的農民起義
五七年打右派，許多知識分子都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這里面就有這些知識分子對這些問題的反感。他們看不起這些人，看不起這些做法，我們黨內有的幹部自身素質如此，但他又是官員，經常在公眾場合開黃腔，這些知識分子就嘲笑他，再加上在工作中、用人上又有那麽多污煙瘴氣的事，更是遭人恥笑。毛一動手，這些人當然求之不得，就一並打過來，還一副那麽理直氣壯的樣子。“黨文化”就是這樣一個荒唐的東西，你在執政，怎麽可以講外行領導內行這樣的胡話呢？做什麽事都是需要知識的，更不用說是管理國家。而這一來，懂的人，有知識的人都在那里夾起尾巴做人。所以，搞得我們的政權水平非常低，比許多朝代的水平都低。
就拿國民黨時候來說，縣長都是要經過考試的。而且他的官制也有一定之規，而不是隨隨便便、毫無章法可言。郵電系統是被這種無章之法整亂的。在近代史上，中國的郵電、銀行、海關都是由外國幫助建立起來的，從考郵務員到各級管理者，都有一套明確規矩。無論是升降、聘用，都有規章，起碼，文化是要講的，沒有文化說什麽也不行。結果我們拿到手，就變成了安排親戚朋友、舅子老表工作的地方。由於沒有明確的規章，嚴格的管理，這幾個最不允許有問題的行業到如今已是弊端叢生，真是沒辦法說。至於別的部門，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你以為你是通訊專家，一定要用你，可他偏偏就用一個報務員來管你。沒有專業能力，但可靠呀，你奈他何？我在總工會時，曾去看過郵電工會的一位老同志、原郵電部長楊泰方。郵電部一位副部長陪我一起去。我就講到郵電系統的許多局長原來是一般的報務員，搖手搖發電機的嘛，後來你們就讓他們成了局長；這位老同志說，你沒有到過我們郵電系統，怎麽知道這些情況？我說，我在地方上就見過，已經被你們弄爛了嘛，說完大家哈哈大笑。郵電如此，銀行、海關也如此，這幾個系統一直問題不斷，與這種人事背景是有聯系的。這對“黨文化”而言，也是必然的。我們前面講，我們近代與西方的兩次碰撞，實質就是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的碰撞，而“黨文化”里的許多內容也是下層的、負面的東西，是主流文明看不起的。毛長期對知識界就有一種對立情緒，這與他在北大的經歷有一定關系。他別說教授，講師也當不了，人家看不起他嘛。所以解放後，北大幾次通過中央請毛到北大講話，他一次都沒去，他真的是有成見的。
歷史過去了若幹年，我們回頭去看，中國這場革命，骨子里就是一場改朝換代的農民起義，尤其是從結果來看更是如此。首先是專制制度沒有變，反而加深了，只不過多了現代詞語的裝飾。再有是，毛的這套統治辦法，許多是從線裝書里來的。線裝書毛是讀得多的，黨內哪個有他讀得多？我們把他的那個三大法寶拿來解剖一下，什麽叫統一戰線？就是在國共兩黨的鬥爭中，利用國民黨與其它民主黨派的矛盾。開放改革後，耀邦同志出於好心，在原來的互相監督、長期共存的提法上加了兩句：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但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上，哪有什麽榮辱與共呢？完全是中華帝國與周邊邦國、酋長部落的關系。歸結起來兩句話，把我房里的丫環拿到你那里去當太太，這是其一；其二，把你的太太拿到我這里來當丫頭。
我剛才說把我的丫頭給你做太太，就是指派過去的；把你的太太給我做丫頭，就是吸收入中共的。在中國，各級的權力核心跟民主黨派並無什麽關系，什麽民主黨派？我這個話講出去，人家非罵死我不可。真是可憐啊！在互相監督，長期共存的提法上，耀邦還給他加上肝膽相照、榮辱與共。耀邦的確是好心人，他對人真是這樣想的。但共產黨的體制對民主黨派哪里是這麽回事？胡耀邦在這個問題上太善良、太理想主義。在他生病期間住在三○五醫院，我和秦川去看他，和他聊天。他問我怎麽樣？我說離開了中央，沒什麽可幹，找個地方吃飯嘛。他還說我是理想主義者，唉，其實他才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對於“黨文化”的問題，希望你們能把它研究下去。李慎之同志在世時，我們說好把這個問題研究下去，但他去世了，這個研究受到些影響；再加上王若水一去世，這個損失也不小。
與李慎之等籌備世界觀察研究所
問：李慎之做白內障手術那年我去同仁醫院看他，他說還有五篇文章要寫。那時他那篇《風雨蒼黃五十年》已經風靡全國，之後我們已經看到的有《革命壓倒啟蒙》等兩篇，另外的已不可能看到了。
朱：可惜了。其實慎之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時不待我。我和他去看童大林，童已經不行了。說話已經不合邏輯了，但他還認得人。後來慎之、何方我們三人給大林的秘書劉希說了一下，希望繼續把世界觀察研究所搞起來。在世界格局演變的今天，我們討論過伊拉克戰爭問題，戰後問題需要談幾次。我也曾對外交部一位副部長說了，也給慎之說好了。那天在觀察所，慎之講，以後你就多搞點，這里面就你年輕一些。我比他們是年輕一點，但我不懂國際政治啊！我說慎之，你是元老。慎之說：我是元老，可我管不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情況。後來，把話題轉到這些老同志，一方面，反對領導人的終身制，另一方面搞一個學會，卻沒有去想自己下來了讓誰去搞，大家還在笑這個事。結果你看，慎之一轉眼就走了，完全沒想到。他沒想到，我們大家都沒想到，可惜啊！
“夾在中間”的宣傳部長
問：我還有一個我個人有興趣的問題：是你主持宣傳部工作的情況。這個問題的意義在於，這段時期“黨文化”受了一定沖擊，這與當時的大勢有關，與胡耀邦的開明有關，也與你個人認識有關。如果要研究這段時期的問題，可否從你這里了解一些情況，得到一些資料？
朱：李洪林在出國前寫了一本中國思想史，他找過我，但我當時沒有精力回過頭來。現在有些東西要整理，這段時期的東西不整理出來不行。這包括當時的一些講話、錄音，另外還有一些事情要回憶、聯系起來，作為素材收集一起，才好研究這一段。中宣部出過一本集子，內容是三中全會後歷次宣傳工作會議的相關文選。我工作的那段時間，一年半左右，大概只有一頁就寫完了。說的是那個時候開了一個座談會，朱某主持之類，其它就沒有了。從編輯體例來講也對，因為我那段時間我不開會，耀邦讓胡啟立、王兆國（要我）大膽地準備一個報告，提交書記處討論。當時我就想，耀邦怎麽這麽天真呢？那時，胡耀邦任總書記，政治局分管宣傳是胡喬木，常務書記是胡啟立，分管意識形態的書記是鄧立群。我當宣傳部長，實際上夾在中間，這工作怎麽搞？這種情況下，我要是弄個報告出來交書記處，不是一下就給我否定了？耀邦怎麽來支持我呢？
我的理由非常簡單，一九八六年年底要召開六中全會。討論精神文明建設的決定，那是中央最高層次的宣傳工作會議；中央委員、顧問委員、中紀委員一起，最高層的會議來討論意識形態。在這個情況下，部門不適宜召開全國性的大會，只開座談會。座談會我沒有請中央領導，胡耀邦、胡啟立、鄧立群我都不請，會議自己來開。另外，所有會上發的材料，除了中央領導的叫文件之外，其它一個材料我都不發，後來有人說不行，你已經講了話了。我說，那就作參考材料嘛。因為這樣一個狀況，中宣部編的那個集子也對。會上我沒有發文件，會後我也不以中宣部的名義發文件。
總之，我是東講一個，西講一個，會後讓下邊醞釀去，看大家讚成不讚成再說，低調處理。因為當時的情況，上面擺起架式在那兒，你要正經的報告上去，上面一否定，你就沒法再講了，再講就是違背決定了。我給各界講，給音樂家講，給翻譯家講，給作家講，給出版家講；廣東講，武漢講，我就采用這種辦法。講了之後，他們把錄音整理出來，我都不讓他們在大報上發，要發也在一般的文化報上。而且，我都說明，這些講話只是供討論，供醞釀，因為今年中央要作大決定，我就是采取這種辦法處理的。但是這一年究竟搞些什麽？現在集中起來可以看出，我自己在那個地方講的。如果你想研究那段時期的問題，我可以把材料準備一下。
宣傳部長任內形成了一定的態勢
問：這一階段的工作對人的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改革開放之所以有一定結果，這一階段的思想解放功不可沒。如果說真理標準的討論使我們從教條主義和馬列主義的章句之學的錮桎中解脫出來，起了正名的作用，那麽，這一段時期的工作就把這個看似理論問題的思想解放推向了社會、推向了民間，並形成了一定的態勢。真理標準討論解決的是認識問題，但操作上則是通過這段時期一個個具體問題的解決來完成的。戴晴在一篇文章中講到她為什麽從一個工程技術人員走到新聞記者的行例中去，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段時間里相對寬松的思想文化環境，包括你這位宣傳部長的三寬政策。其它的例子很多，做的好事不少。就一個戴晴，已揭穿了多少以往在宣傳上的謊言，為多少冤屈的文人學者恢覆了歷史的真面目，其中包括儲安平。當時她在《光明日報》主持了一個學者訪談欄目，成為那段時間光彩奪目的一小塊陣地。
朱：我第一次見到戴晴就是在《光明日報》的全國記者會上。杜導正把他的人馬約到一起，在香山八大處開會。他給我說：各地記者都來了，希望我去參加。我同意了。去了香山，見到幾十位記者坐在那里，會議形式也較隨便。我見到大家，說諸位都是消息靈通人士，有什麽消息可以擺一擺。大家笑一陣，但都沒有說話，最後讓我講。杜導正說其它同志見面的機會多，隨時可講；我見大家的機會少還是讓我講。我講的內容他們整理了一個稿子，我壓下來了，現在還在我手上，你有興趣可發給你看看。
黃菊攻擊我，向胡啟立告狀
問：對於這段時間的宣傳工作，先不論它的是非如何。您作為當事人，應該把這段歷史寫出來，我想這是有意義、有價值的。
朱：我打算先把那段時間我的所有講話稿整理出來，也把手上有的其它材料整理出來。那段時間中還有其它的材料，一些評論也希望你幫助搜集整理一下，先把材料找在一起，把這個時期作為歷史的一段來看是可以的。
我當時到中宣部，一來就思考如何調整。但是半年時間我沒有動。到年底的時候，耀邦問我怎麽樣？有什麽反映？工作已經年底了。我說反映就是不見動靜。他說：大膽一點嘛。我說，我最怕的就是有動靜。沒有動靜的反映我最高興。你想，上面三個老爺子在那坐著，還有監軍在書記處上看著，後面坐著三個垂簾，再加上這麽一個現狀，怎麽搞？到了八六年，我從三月份開始講，給音樂家講、給出版家講、給翻譯家講，再給各省的文化廳局長講。我在上海講的時候，黃菊就攻擊我，向胡啟立告狀，結果讓胡啟立頂回去了。他告狀的原話沒記下來，是上海市委記錄的，但胡啟立回答的話都記下來了。我講這件事是想說明，真要動的時候就會有阻力。八六年我剛開始講就是這樣，最後也證明了搞不動。當時鬧亂子的，一個馬丁事件，一個是秦柳方寫的那個材料，薄一波、胡喬木對這兩個東西都有批示。這是宣傳工作上的一貫操作手法，先讓下邊提供炮彈，然後上面批示；批示下來你宣傳部就是推波助瀾，就要幹了。但到了年底人家還是得手了，來了個總攻，也得逞了，搞了個總清算。這中間，也有一點小反擊，就是六中全會通過精神文明建設的決定，當決議念完了，陸定一站起來，要求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幾個字去掉。後來鄧小平發了話，反自由化最少還要講二十年，這就是最後的結局。
胡喬木是研究“黨文化”的典型
問：你剛才提到陸定一，他也是一位極有特色的人物，從宣傳大總管，到文革的階下囚，解放出來對宣傳工作也有一些反思。
朱：是，他在後來對以往的歷史有一定反思，但最後他的文集的自序里，卻寫了八九是黨成熟的表現。從他的這種反覆，你可以知道“黨文化”的厲害。從整人到被人整，而且被整得這麽慘；反思自己，反思歷史，最後又走到那個故有的立場上去。你說怪不怪呢？陸定一是宣傳部幹得最長的一個人，從延安一直幹到文化大革命。他和毛合作的時間最長。他反思過自己，但最後又寫了那麽一個東西在文集的序言里面。本來這句話他可以不說，可他就這樣說了。從黨的組織形式上講，陸定一是在胡喬木之上，但毛事實上從來不把他擺在胡喬木之上。進北京後，一段時間是習仲勳在當中宣部部長，胡喬木當副部長，而胡根本不把習仲勳放在眼里；胡喬木當時是毛的秘書。胡喬木是一個典型的異化人物，“黨文化”又把他化掉，化得不成個人樣。要研究“黨文化”，他是個典型。總之，“黨文化”是個大題目，要研究的人物很多，事件就更多了。希望你能接觸更多的材料，作更深入的思考。
來源:《動向》2010年第9期
全面改革的宣言書
朱厚澤
今年是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這是一個很值得紀念的日子。 中國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難重重，問題的根本在於改革越來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沒有跟上經濟改革的步伐。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環境，但是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沒有得到根本的進步。
關於中國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尋求一種避免沖突的轉變，為中國共產黨自我轉型尋求有效的道路。從整個國家的平穩轉型計，盡量從執政黨內部謀求改革是一條比較可行的道路。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黨內改革資源的問題。
胡耀邦同志一直到去世，都遵循共產黨的組織紀律。但在他的晚年，思想一直是走到前面去的，真心誠意的堅持全面改革，甚至是委曲求全，在體制內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推進轉型，可以說鞠躬盡瘁。深入挖掘耀邦的思想遺產，包括那些被扼殺掉的思想的萌芽，充分發揮這個資源的作用，推動我們國家的進一步變化，是一件非常有現實意義的事情。
耀邦思想值得挖掘的地方很多，我主要從幾個方面談談這個問題，算是拋磚引玉：
1. 耀邦主張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2. 耀邦的富民思想。
3. 耀邦在意識形態工作上的開放精神。
4. 耀邦關於處理黨內兩種不同矛盾的思想。
5. 站在時代的高度推進全面改革的事業。
耀邦主張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關於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有兩個很重要的文獻需要注意，一個是1983年1月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另一個1986年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1983年1月7日到20日，建國後首次全國職工思想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20日，胡耀邦出席會議，作了題為《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重要講話，這個講話又稱為“二十八條”，因為耀邦一共講了28個問題。在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的1999年版《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歷史大事記》一書
中，關於這個會，還提到一句“胡耀邦在這個會上作了重要講話”，而在2002年該書出增訂本中，就連這一句話也抹掉了。這是為什麽呢？原來是胡喬木等人反對耀邦同志的這個講話。
那麽耀邦的二十八條到底講了些什麽？針對當時改革剛剛起步，很多人對改革的必要性認識不夠，耀邦在這個講話中指出：
要搞四個現代化，必須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沒有改革就不可能實現四個現代化，改革要貫穿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
這個見解，提綱挈領，應該成為我黨領導四化建設的極為重要的指導思想。但是，不少同志對這個關系我們事業全局成敗的問題，沒有足夠的認識，缺乏充分的精神準備和清醒的緊迫感。所以，從現在起，我們要把這個問題特別突出起來，以便從領導到群眾，從黨內到黨外，認清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
耀邦接著說道：
說清楚了改革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我們就可以確定改革的總方針了。改革的總方針，應當是：從實際出發，全面而系統地改，堅決而有秩序地改。什麽是全面而系統地改？就是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鉆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
為什麽要提堅決而有秩序的改？大規模的改革，當然是一件很艱巨覆雜的事情，需要深思熟慮，實事求是。正是鑒於這一點，中央決定有步驟地進行，並且經過典型試驗，這就保證了我們不會來回折騰和產生混亂。
耀邦在講話中強調了機構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變機構臃腫，互相扯皮，幹部老化，效率很低的問題，提出要精簡機構、縮減人員、調整班子、提高效率。關於經濟改革，耀邦的觀點是要把當時農村改革的有效經驗借鑒到城市改革中來，提出以承包為重點的企業經營責任制，強調改革勢必觸動上層領導部門，特別是中央各經濟部門和省市，各級領導都要進行領導方法的改革。耀邦還談到其他各個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點改革任務，他說：
我們所面臨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統改革，因此，除機構和經濟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勞動、人事、宣傳、科技、教育、文化、新聞、出版、衛生、體育，以及各人民團體，總之一切部門，都有改革的任務。
耀邦特別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關於知識分子，一個是關於政法改革。耀邦講：
我們政法工作特別是公安工作的傳統做法，是以對階級敵人和各種反對社會主義的分子進行偵查審訊和懲辦為主的，這在社會主義改造沒有完成以前是完全正確的。但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們政法工作提別是公安工作必須根據國內政治情況的變化實行必要的轉變，注意加強綜合治理，以預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為主，這就是說實施積極的治安而不是消極的保安。
你看，耀邦一舉例就點到了要害上，專政機器的轉變其實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在當時能這樣提出問題的領導人並不多。耀邦主張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了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各個方面，雖然1983年的這個講話還只是通過機構改革和專政機器的改革來論述政治改革。
到了1986年，耀邦的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集中體現在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這個文件明確指出：
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之一，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體現。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強調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強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
雖然圍繞這個決議發生了嚴重的鬥爭（後邊我還要談這一點），但畢竟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亮出來了，用今天的話說，這些都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啊！把“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當作主要教訓，點到了問題的要害。
如果我們把《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以及《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這兩個文獻連起來看，就形成了一個總體布局，可以理解為是耀邦同志關於全面改革的宣言書。20年後再回過頭來看耀邦關於全面改革的思想，意義就非常清楚了。現在我們的改革是一條腿的改革，大家的共識就是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抓好嘛！只有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權力失控，權貴資本橫行，結果就造成了如今這樣的困局。我覺得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無論放在當時的背景下，還是從今天的實際需要出發，都非常有意義，值得深入研究。
耀邦的富民思想
耀邦有個重要思想，那就是國家要富強，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來，是檢查我們各地各條戰線工作的最重要的標準。後來87年生活會上有人批他說，胡耀邦一條富民
政策就概括了我們的一切了，還很得意，到處講。
說到這個“到處講”，我倒想回憶一下1984年初耀邦到貴州指導工作的一段往事。83年批“精神污染”，此事頂過去後，耀邦同志到四川，後到貴州，元月份在貴陽講話。講完話後，我和池必卿同志一起把耀邦從銅仁送到湖南湘西鳳凰縣，毛致用把他接走。我想再看幾個縣，池必卿說走，馬上回來召開省委常委會，按照耀邦同志的講話精神重新布置工作。我們回到貴陽後就召開全省幹部電話會，由於耀邦交代此次視察貴州不作新聞報道，我們只能以省委布置工作的名義把耀邦講話精神傳達到縣委。1984年1月15日《貴州日報》第一版用通欄標題，用全版篇幅刊登了這次電話會議的消息和精神。最近貴州的同志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還把這天的《貴州日報》給我覆印寄了過來。
這天的報紙是這樣報道電話會議精神的：
黨內評論是非的標準究竟是什麽？省委認為：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來，這是評論是非的一條重要標準，是檢查各項工作對與不對的最重要的一條標準。在奪取全國政權以後，我們黨的全部政策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就叫富民政策。國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
必須以重點戶、專業戶帶動農村商品生產的發展。農村重點戶、專業戶是當前農村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廣大農民共同富裕起來的先行者，我們必須敢於肯定、保護和支持。扶持方法不當的要改進，但方向不能動搖。不要老是堅持過去那種嫌富愛貧的思想，老害“紅眼病”。
在流通領域里，決不允許再搞獨家經營，而應當全民、集體、個體一起上，獨家包辦的官商作風，今年必須有一個大的突破。
電話會議號召“各級領導都要勇於開創新局面”：
開創新局面，至少要做到：一切經過長期實踐證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我們黨的最優良的好作風，必須堅持；一切同新形勢、新情況、新任務不相適應的老觀念、老辦法、老框框，都要敢於破除；一切幹部，首先是黨員幹部，都要把自己領導的部門、單位的業務方針，服從於服務於我們全黨的奮鬥目標；一切有利於促進人民勤勞致富的措施、經驗、辦法，都要敢於探索，敢於試驗，成功的必須積極推廣；一切違反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必須堅決地抵制、制止以至鬥爭。
有人看到這份報紙後吃驚地說：貴州省委這是怎麽了？口氣這麽大？他們哪里知道這其實都是耀邦講的。當然，也有人不讚成其中的某些觀點。記得後來李先念到貴州療養，我們去接他，李坐在車里不言語，拿著一份材料看，突然嘴里罵罵咧咧地說：“紅眼病”？老子他媽的就是“紅眼病”！當時誰也沒敢搭腔。顯然李對耀邦的觀點有意見。
耀邦在貴州講話里面還說，發展專業戶，是我黨繼農村承包責任制之後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講的發展專業戶，不僅要發展種植、養殖專業戶，而且要在經濟發展的全過程中，發展交
通運輸、儲存、加工、流通等領域的專業戶。實際上是在發展專業戶的概念下，全面發展民營經濟，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當時都提了出來。
過了二十多年，現在我們已經可以更深入地看這個問題了。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光搞經濟體制不行。經濟體制改革有兩條路線，一個是富民的，一個是富官的。現在名義上是搞國家富強，實際是壓榨老百姓。我們看的出來，確實是有兩種不同的政策。應當承認，國家這些年來，經濟確有發展，但一邊是政府大量提取資金，政府行政費用大幅增長，同時產生大量腐敗，另外一邊老百姓應該得到的實惠沒有得到，而且貧富差距在拉大。這不僅表現在政治體制改革不搞，而且在經濟建設里邊究竟是按什麽路線搞？都很值得研究。事實上，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勢必走到邪路上去，本來想富民，結果富了當官的。權力沒有制約，就要利用市場為自己撈好處嘛！
耀邦在意識形態工作上的開放精神
在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上，耀邦是真心希望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繁榮起來，不要設置那麽多框框。就在我剛到中宣部上任不久，耀邦就托胡啟立、王兆國給我帶話，告訴我要“大膽一點，準備個報告，提供書記處討論，我們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希望用新的指導思想寫個報告，意識形態方面就會打開新的局面”。後來又當面跟我談過這個問題。
耀邦在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上的開放精神，的確令人感動，但我當時並沒有接受這個建議。為什麽呢？因為現實處境不允許。我當時的處境是五層“袈裟”：耀邦是總書記；胡喬木是政治局委員，列席書記處會議的，實際上他不是列席，他是指導；胡啟立是常務書記，管日常工作，我們幾個部都在胡啟立指導下工作；鄧力群是書記處書記，模模糊糊還在分管著意識形態工作；整個這個架構上面還有垂簾聽政的，是不是五層“袈裟”？在這種架構下，我這個中宣部長算什麽啊？怎麽搞嘛？此其一。第二，我要和盤托出我的觀點，通不過的，不可能通過的，如果胡喬木鄧力群還有其他人發一通言論，我怎麽辦？他（耀邦）也不能完全不聽這些人的觀點的，作為總書記，總要幾方面意見都要照顧到。所以在那個情況下我的意見不能說的，說了就犯規了。
我當時的作法是，第一，我絕不準備系統報告，第二，我不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第三，我絕不搞全面性的、政綱性的東西。人家說新部長到了就要開全國工作會議，都要把文件準備好，要請書記處討論，我通通都不要這些，我根本就不開。
耀邦還是過於理想主義了些，他希望有一個好的局面，但是實際上不可能。我考慮了，我如果采取他講的辦法，準備一個全面的宣傳工作會議文件，那實際上精神文明建設的主要內容我都要寫，都得把觀點擺出來。最後的結果勢必胎死腹中，或者把那些應該說的話給你抹掉，那就不如不說了。我的辦法是化整為零，分步來，毛毛雨、微微風，東講一點、西講一點，路線綱領那些東西不要搞，我們搞點氛圍總可以吧。
“三寬”就是在這個情況下提出來的。我主張寬松、寬厚、寬容，先把意識形態上兵將對立的局面解開、松開一下，有點互相可以對話的氛圍，然後就可以談話了。眼睛瞪著，我是執政黨、專政黨，就是盯著你資產階級的，有什麽新動向，這怎麽談問題？這就沒法談嘛。所以我認為那種搞法根本就談不上長治久安。高壓鍋下面能夠長治久安？不可能的嘛。先松開，在這里面就有一點活動的余地了。但是我談的所有的東西沒有一個發正式文件，因為文件是帶有必須執行的性質的，不是指令性的，起碼也是指導性的。我這些談話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導性的，而是參考性的。當然，在那時的體制里面，中宣部長發一個講話，只要是正式講話，按照規矩，就要形成一個文件式的東西。所以我不開正式的工作會，我只開宣傳部長座談
會，你也談，我也談，大家談，東講一點，西講一點，這個會上講一點，那個會上講一點，範圍都是小範圍。
這是一種策略，在當時的情況下也只能采取這個辦法，或許還能有一點作用。同時也不僅僅是策略。按照我的理解，宣傳部的工作與思想有關。思想問題怎麽能夠下命令呢？警察指揮交通用紅綠燈，思想問題是不能用紅綠燈的，應該在對話中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互相交流。所以把宣傳部長請來，不一定非得有什麽工作報告，我們兩次全國性的宣傳部長座談會，沒有主題報告。大家很關心各方面的問題，那好啊，請錢其琛同志把國際形勢、外交問題講一講，科技問題請吳明喻同志來講講，如此等等。可不可發些文件給大家？可以。我就把中宣部的秘書處長找來，口述了一個會議的材料目錄，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會議文件，包括胡耀邦的講話，鄧小平的講話，也有鄧力群的講話，那個叫會議文件；第二部分叫參閱材料，朱厚澤同音樂家的談話，朱厚澤同作家的談話，等等。完全分開。本來就是個交換意見的過程，大家都等著十二屆六中全會，我也等六中全會，聽不聽隨你嘛。
我在各種場合講的這些話，如果按照這個黨的規矩，至少要點應該事先報告，事先不報告的話，事後要送審，很多都要做正式文件發的，我把這些全部給抹了。我也沒有報告。用這種非正式的方法實際上就抹掉了那些前前後後的程序。我不能打陣地戰嘛。而且，我自己也是真心誠意地想聽聽，大家究竟是什麽意見。我這個人長期在地方工作，習慣於通過這樣一種方式了解實情，了解大家的想法。
耀邦一向注重保護知識分子，很想在意識形態工作上打開新局面。但是，1985年到86年，正是黨內關於意識形態問題的爭論和矛盾更趨尖銳、更趨激烈的兩年。無論是與那兩位“左王”的矛盾，還是與鄧、陳之間的矛盾，都以一種更加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了。這個時候，耀邦真的很難。我原來雖然也聽到些，但是不到北京來不知道他這些難處。
鄧一直批評耀邦反自由化不堅決，其實耀邦是反對來不來就給持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扣大帽子。耀邦同志當年就常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們說，回顧我們黨的歷史，有好多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從延安時期批王實味，後來批胡風，直至“文革”批“三家村”，這些經驗教訓都告訴我們：搞運動，打棍子，把思想問題搞成政治問題，然後再以組織手段加以懲處，這樣做出的結論最後沒有站得住腳的。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組織手段解決。我們要堅持“雙百”方針，要說服、引導，要鼓勵大家真正講心里話。不要一聽到議論，特別是尖銳的話，動不動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擊、壓制。這種惡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西單民主墻，魏京生已經抓了，貴州在北京的一批人也被抓了遣送回貴陽，我那時剛剛恢覆工作在市委組織部，怎麽辦？一了解情況，這些人就是跑到北京貼了一些大字報，要思想解放，你把他抓起來幹嗎？再一了解，家庭出身都不太好，有的父母過去當過縣長什麽的，因為家庭出身不好，學也不讓上，招工也沒有份，這不公道啊，所以我們就采取什麽辦法呢？公安已經抓回來了，現在沒法放啊，就叫公安局政治部加上市委宣傳部去給他們辦學習班，坐下來慢慢搞吧。分析過去分析過來，該落實政策給人家落實嘛！耀邦怎麽發現這個事情的？我們沒敢寫報告，是耀邦自己發現的，派《人民日報》理論部的記者跑下去做調查采訪，然後在人民日報發了一大版，前面加上按語，按語里面寫到中央領導同志說的話，其實就是耀邦自己說的，批評我們的幹部不善於去分辨情況，不懂得從這里面吸取經驗教訓，等等。把已經打好的報紙清樣拿來找我們市委核對，我當時還有疑慮，跟我們常委書記講，這個東西能發的出去嗎？後來我們把報紙清樣還給《人民日報》，答覆人家：是，你說的都是事實，最後文章也發出去了。這是三中全會剛過，就發生這樣的事情。
還有就是像方勵之那樣的事情嘛。大家知道，1985年就開始整方勵之，下面折騰，教委什麽的，弄完了送到中共中央總書記那里。胡耀邦批了一條：思想問題要跟本人見面，這是我們的規矩。可是誰也沒找方勵之直接談，這樣不妥。教育部沒辦法，只得急急忙忙派大員去找方勵之談話了。那能談出什麽？當然談不出什麽。你看，就在這種情況下，耀邦還打阻擊呢..
社科院政治學所的所長嚴家其，寫文革十年史，那上面涉及到文革中的一位風雲人物，此人寫信到耀邦那里告狀，那怎麽辦？此事驚動上層，有人已經知道嚴家其在寫十年史了，這種書怎麽能寫？要把這個書銷毀了。這時耀邦寫了封信，給我和當時的出版局長，說把某某某的信轉給你們。信里談到，任何歷史、任何人都是可以寫的，先肯定這一條，然後說，文革嘛，很特殊很覆雜，好些人現在還在，寫的時候要謹慎一點。最後還說，某某某在信上發脾氣，這個不好，請你代表我批評他。你看，總書記又在打阻擊。這時外面議論紛紛，壓力也越來越大，這個書無論如何也要銷毀。有人給我出主意說，已經印出來了，幾千冊呢，出版社還有經濟核算問題，實在不行，宣傳部拿錢吧，把它買下來，收回紙廠銷毀。我一想，這是中宣部要焚書哇！秦始皇用火，中宣部用水，行嗎？哈哈.. 後來就磨嘛，慢慢磨啊，磨到最後大部分都賣出去了，沒剩下多少了，就過去了，哈哈。中國的事就是這樣子。當時耀邦的批示就是這樣說的，任何歷史、任何人都是可以寫的，把寫書的自由先給肯定了，這是個原則啊。所以耀邦這個人以及他的思想，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中國當代史里面，現在我們寫東西不是簡單的回憶。
可否這樣說，胡耀邦是在傳統體制內試圖突破這個體制、但又不違背“規則”的最後一人。十二屆六中全會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到底“反自由化”這個提法用不用？耀邦費了大心思。完全不用，鄧那里通不過，耀邦只得采用把這個詞加以限制的辦法，就是在決議中寫上“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但會上陸定一堅決反對用這個詞，發生了尖銳爭論，後來就引出鄧小平的一套來，就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決”那一套。“沒有什麽無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就是資產階級的”，如此等等。你看鄧小平的講話，他沒有理由的，不講理。就是做政治結論。至於這個問題誰提出來的，原來是怎麽樣的，通通無關緊要，只要他需要，就要講，現在就要講，至少還要講二十年。
毛講話也是這樣的，講話沒道理的。他給胡風的材料加批語，就寫上胡風是反革命，為什麽？沒什麽理由的，用的材料也靠不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就是不講理的。
鄧此言一出，左派高興得不得了，耀邦花了一年時間準備的精神文明建設的決定，也通過了，也沒有了，光剩下鄧小平那個“反自由化至少要二十年”。這與耀邦想要達到的目的恰好背道而馳。實際上，耀邦的開明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使他面臨非常困難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左’右夾攻”。我們現在看耀邦的講話，要體會到他那時面臨的困境。在這樣一種局面下，堅持開明的改革是一項多麽困難的事情！
耀邦關於處理黨內兩種不同矛盾的思想
上世紀80年代，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深深了解到黨內生活不正常給思想論爭蒙上了一層你死我活的色彩，動輒把不同的意見爭論打成路線鬥爭，這在中共黨史上是屢見不鮮的事情，甚至以前的黨史寫作就是多少多少次“路線鬥爭”的歷史。所以耀邦同志很想改變黨內生活不正常的狀況，在這個問題上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耀邦同志當中央黨校副校長的時候，就提出過“四不”：“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裝袋子（檔案）”，到中央黨校來學習，不管高級幹部還是一般幹部，任何問題都可以說，對理論問題完全可以放開思想探討，讚成不讚成，懷疑什麽都可以，所有這些通通不記入檔案。中國從蘇聯學的檔案制度害死人啊！
耀邦不但身體力行，還從理論上作了探索。1986年4月9日，耀邦同志在端正黨風座談會上
發表了一個講話，這個講話的一部分後來整理成《關於正確處理黨內兩種不同的矛盾的問題》一文，收入《十二大以來》一書。我手頭正好有這本書，不妨給大家念幾段。
在這個講話中，耀邦同志說：
從矛盾的內容和表現形態的角度來說，可不可以把黨內經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劃分為這樣兩種：一種是工作上認識上不同意見的矛盾，另一種是個人利益同黨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關於第一種矛盾，耀邦講：
革命工作是一項極其艱難的工程。總的說來，在長期的鬥爭中，不同主張不同意見的矛盾是經常發生的，工作中的失誤也是難以避免的。
建設社會主義更加艱難。因為沒有成功的現成經驗。這就要求我們黨善於集中全黨的智慧，確定正確的方針，制定正確的政策，同時善於處理工作上認識上不同意見的矛盾。
毛澤東同志晚年恰恰不善於處理黨內這種範圍的矛盾。結果就造成一種風氣：不但聽不得不同意見，而且把不讚成和不完全讚成自己主張的好意見，當成“右傾”、“走資本主義道路”、“反黨”。
我們黨認真吸取了這種失誤的嚴重教訓，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工作上認識上必然要經常出現的不同意見的矛盾。(一)每個重大決策，事先都進行反覆的醞釀然後才作出決定。(二)黨的會議上允許黨員自由地發表意見和批評任何人，即使錯了也受到保護。(三)只要盡了心、盡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偏差，也應允許改正。(四)如果對黨中央的方針政策不讚成，只要在工作中不違反並且努力執行，允許保留意見。
我個人認為，耀邦關於黨內工作上、認識上不同意見的矛盾這個提法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上的意義，應該成為促進黨內生活正常化的理論引導。耀邦的講話針對的就是當時以及黨的歷史上的此類做法：用“左”的辦法處理黨內不同意見的紛爭、處理工作上的爭論，一下子就上綱上線，我是馬克思主義，你是反馬克思主義；我是“無產階級路線”，你是“資產階級路線”；老百姓說聯產承包搞好了，集體經濟就搞好了，有人就說這是自發的資本主義。總之，唯我獨左，唯我獨革。十一次黨內“路線鬥爭”，都是你死我活，而且毛永遠是正確的一方。多麽荒唐嘛！
耀邦說的另一類黨內矛盾，則是指個人利益同黨和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不正之風。在耀邦看來，這才是應該下大力氣解決的問題。耀邦對黨員幹部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看得很重，他說：
有些黨員對黨和人民的利益不關心，有些黨員對黨和人民的利
益淡漠，而對個人的利益則斤斤計較。
還有些黨員個人主義極端嚴重，把個人利益淩駕於黨和人民利益之上，甚至嚴重違法亂紀，以權謀私。這是完全喪失共產黨員根本立場的惡劣表現。
對於這一方面的矛盾，當然也要作具體分析。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屬於對抗性質，不要把輕微的錯誤看成重大錯誤，不要把一時一事的錯誤看成不可挽救的錯誤。但是必須明確，那些嚴重違法亂紀，嚴重以權謀私，為了個人利益和本單位、本部門的小集團利益而嚴重損害黨和人民利益的黨員，他們同黨的矛盾是屬於對抗的性質。這是一個大界限。抓住這個大界限，才能把這種帶有對抗性質的問題同工作上認識上的不同意見和失誤區別開來。
我認為，現在我們黨內的主要偏向，不是對第二種矛盾搞過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對這種矛盾認識不足，缺乏鮮明的立場，不敢理直氣壯地下手解決其中那些已經帶有對抗性質，甚至已經尖銳對抗的矛盾。這也就是小平同志指出的：軟弱。我們應當努力克服這種軟弱狀態。
克服的辦法，就是中央機關帶頭，認真健全各級黨組織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嚴肅黨的紀律。不客氣地說，我們現在有些黨組織，包括某些高級黨委，談不上有什麽健康的政治生活，關系學盛行，政治空氣淡薄。或者說，低級的庸俗的氣味太多，政治的原則的空氣太少。
其實，早在貴州談話時，耀邦就指出過，我們在政治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左”，在知識分子政策、統戰政策、農業政策等等方面，還要繼續克服“左”的影響；而在糾正不正之風，或以權謀私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右”。我們這個黨“左”起來往往很厲害，但對真正“右”的問題反倒處理不下去。然而，恰恰是這些“右”的問題（體制內部自身的貪腐問題）才真正具有對抗性，對共產黨構成真正的威脅。這才是“大界限”，比那些工作意見上的分歧重要得多，也嚴重得多。耀邦還巧妙地引用了鄧的“軟弱”的說法，但把“軟弱”解釋成是對不正之風的軟弱，對腐敗現象的軟弱，而鄧說的“軟弱”指反自由化不力，對自由化“過於軟弱”，這也鄧小平對耀邦的主要指責。你看，耀邦與鄧的區別，在這里是多麽明顯嘛！
沿著耀邦當年的思路下來，就需要黨內發展出真正保障暢所欲言的議事制度和言論制度，發展出真正能夠遏制腐敗的監督制度。但是後來的歷史恰恰沒有沿著耀邦的思路走下來。到現在，腐敗問題已經變得極端嚴重，但仍然缺乏有效的監督懲治制度，仍然拒絕進行實質意義上的政治改革。
另一方面，對思想理論探討的禁錮還是過去那一套，動輒上綱上線。近來對民主社會主義的批判、對主張民主自由人權是普世價值的批判不就是這個路子嗎？這怎麽可能在黨內形成不同思想意見的正常討論、爭論呢？
不允許把不同意見當作可以討論爭論的東西，不允許在平等的意義上去探討，已經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那就是誰掌權誰就天經地義地百分之百正確，隨便說個什麽話也變成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都要接上那個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譜系。你看我們黨的章程上羅列了多少名字？像不像“叠羅漢”的遊戲？荒唐嘛！這就阻礙了真正的理論進步，因為這等於是
說最高真理的發明權和解釋權永遠在最高當權者手里。只要有不同意見，或者想在這個問題上進行探討，就變成了“反”的一面，這樣的結果有多可怕？！實際上，耀邦說的第二種矛盾即腐敗問題得不到解決，跟這個第一種矛盾得不到真正解決有著緊密相連的關系。
總之，要讓更多人了解，我們黨內是有著不同的改革路線和指向的。不要回避這個問題。耀邦當年提的這個兩種不同矛盾，仍然值得深入挖掘。
站在時代的高度推進全面改革的事業
時間過去了20年，耀邦離開我們也整整20年了。在這段時間里，中國發生了很大變化，有好的變化，也有不好的變化。人們都希望中國繼續向前走。我們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有責任站在時代的高度，繼承當年耀邦的精神，把中國全面改革的事業推向前進。
今天是個什麽時代？民主的時代。民主就是要講法治，講人性，講人權。記得1985年我剛到北京時，胡績偉與喬木的爭論，就是“黨性”還是“人民性”的爭論，還在進行中。胡喬木當然要繼續壓，胡老也從不妥協。這對於我們後來走到意識形態戰線上來的人是很開竅的，就是讓我們知道有這麽一場爭論，有這麽一個尖銳的問題擺在那里。
六四以後，我們被趕出工作隊伍。鄧力群曾經在一個會議上點名，說胡喬木寫了一個東西給朱厚澤，講從事意識形態工作的共產黨員的紀律，到現在他也沒有拿出來。這個話沒有錯，那個條子現在還在我的櫃子里。這個東西不能拿出來，問題在哪里呢？就是績偉同志不同意那個觀點，我也不同意。胡喬木在上面重申，一切從事新聞宣傳工作的黨員，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一個黨員，這是黨性問題。
我當時就想過這個問題，只是那時不便於直接回答。試問：一個人連人性都沒有，還談什麽黨性？我們這個黨又以“黨性”為名，幹過多少蠢事？！所以，他那個東西我一直壓著，沒有拿出來，到現在還躺在我的櫃子里。
最近在文化戰線上有一個大的討論，就是關於普世價值觀的爭論。一些人站出來，要對普世價值觀加以討伐、加以批判。我們官方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領導人，也在正式的院報上發話了，也在批普世價值。他們有個說法，就是強調什麽“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這是不是對普世價值作回答呀？為這件事，我們一些老同志一起議論過。大家的意見完全一致，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有絲毫讓步，就是要旗幟鮮明！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30年了，從某種意義上講，改革開放就是回歸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回歸歷史！回歸常識！回歸人類共同價值！想離開這個東西另搞一套，搞出來是什麽結果，我們過去的歷史已經完全證明了。如果說，當年的胡喬木強調“黨性”高於“人民性”盡管迂腐，還不失其真誠，或者說多少還有一點真實的認知成分，那麽我很懷疑今天那些“特色理論”、“核心價值觀”的衛道士們除了政治投機，還有什麽別的東西。
重要的是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有一個基本判斷，對我們過去的歷史有一個基本判斷。前些時在三里河釣魚台賓館，幾位老同志一起議論新民主主義問題。我當時講過這樣一件事：趙紫陽去世以前，安子文同志去看他，趙對安說，中國的改革，統統推倒重來恐怕不行，只能在兩個基礎上繼續前進，一個叫毛的新民主主義論，一個叫鄧的改革開放。給我傳達這件事的同志問我覺得怎麽樣，我說了一個看法，紫陽作為政治家，作為現實政治選擇考慮，這樣說是對的，因為這樣說最能贏得多數人的擁護。我們許多同志，包括許多老同志，包括許多學者，正在做思想和歷史反思的同志都能接受，認為新民主主義是可以的，問題是出在急急忙忙搞社會主義。
但是要從思想理論上把那個邏輯貫徹到底，紫陽的說法是不行的。為什麽？我當時說了幾條理由：
第一，新民主主義的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從時代判斷開始的。你去看看毛的《新民主主義論》，那里邊講，20世紀不是資本主義興旺發達的時代，而是帝國主義走向沒落、社會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十月革命已經開辟了這樣的“新紀元”。顯然，毛提出的不是一般判斷，而是時代判斷。毛澤東認為，既然有了十月革命，這個時代發生的民族民主革命，就不再是舊式的民主革命，而只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那麽這個判斷過了半個多世紀後，經受住實踐的檢驗了麽？沒有。20世紀並不是蘇聯式社會主義的勝利時代，也不是資本主義沒落的時期，而是資本主義在經過調節後繼續發展的時期，以柏林墻倒塌和蘇聯的解體為標志，斯大林主義的蘇聯最後卻走向了崩潰。20世紀是社會主義作了一個全球性的大試驗，資本主義經歷了一個全球性的大危機，但社會主義在試驗70年後，作為它的主體部分，是崩潰了。而資本主義在經歷了一個最深刻的全球性危機，主要是30年代那個大危機後，借助於凱恩斯的宏觀調控，借助於各種制度性的改良，再借助於整個新技術革命，卻重新獲得了生機。到了世紀末，出現了克林頓時期的一百一十一個月的連續的高增長。當然，最近西方各國又發生金融風暴，經濟學家們正在研究。但我相信，成熟的憲政民主制度有助於克服這個危機，沒有什麽了不起。簡言之，毛澤東當年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時代判斷沒有能經受住歷史的檢驗，沒有站住。
第二，按照毛的說法，新民主主義與舊民主主義的區別就在於新民主主義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那麽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又從哪里來的？是馬恩歷史唯物主義中分析出來的。這個判斷行不行？這個判斷也不行的。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要打個問號。我們知道，馬、恩都是上層階級的人，恩格斯的爸爸是個資本家，恩格斯本人也當過工廠主，要不然不會有錢來支持馬克思寫《資本論》。恩格斯年輕的時候寫過一本書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個年輕人為什麽會對那個時候的英國工人狀況不滿？這里邊隱含的前提是什麽？簡單地說就是人人生而平等，而當時一邊是資產的掌握者，一邊是工業革命前期惡劣的工人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恩格斯覺得這太不象話，很不滿意，他是從這里進去的，發展為對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分析。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構建成他們那一套東西，帶有一種道德義憤在里面，但這個東西是否完全科學，那就很難講。因為我們知道，在那麽一個生產不發達的社會里面，用唯物主義的觀點，就是後來他們構建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分析，一部分人享有文明的生活，擔負治理國家和經濟管理的職能，另一部分人負擔更加沈重的體力的和其它的勞動，這個從歷史來看是不可避免的。那麽在這樣一個狀況下，作為人類歷史積累起來的文明文化，首先得到優惠並且作為這種文明體現的，恰恰是當時的上層人物。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普通勞動者的勞動條件、工資收入和生活狀況當然也會改善。為了保護他們的權利，勞動階層還會產生新的政治訴求，甚至組成政黨。但認為工人階級應該掌握民主革命的“領導權”，乃至主導人類的未來，卻是馬克思主義的神話。歐洲後來的歷史早已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包括這個“階級領導”的理論。
第三，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的前途是走向社會主義。什麽是毛澤東講的社會主義呢？我們不能離開歷史抽象地來談這個問題，抽象地議論毛講的社會主義是什麽。我們可以從他的文獻去研究，更重要的是從他的實踐來研究，那就是從三大改造到大躍進到人民公社化，再到最後的文化大革命，這就是毛的“社會主義”。這個東西能不能搞啊?顯然不能搞。現在有人說社會主義“搞早了”，五十年代搞早了，六十年代早不早？七十年代早不早？經過了幾十年，到現在進入21世紀了，過了五六十年能不能搞他的那個社會主義呀？實踐證明還是不能搞。因為我們吃這套“社會主義”的虧吃得太多了。
第四，從“革命”的結果來看，有些同志認為，我們這個民族總算是獨立了，我們作為民族總算是站立起來了，這一點也需要作分析。中國作為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獨立起來、站立起來，是在抗日戰爭取得勝利之時的1945年，那時不但廢除了過去的租界和不平等條約，而
且中國作為反法西斯的同盟國，作為戰勝國，參與了聯合國的建立。我們在國際法律上得到承認，還成了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所以要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應該是1945年，而不是1949年。那麽49年的建國是怎麽回事？49年的建國是以公開的形式，把我們拉到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里邊，公開宣布“一邊倒”，有事情向莫斯科匯報、請示，還要聽他們的指示。我們把國民黨說成是美國的走狗，把共產黨說成民族的代表。其實，如果以一個歷史的眼光來觀察這些問題，有些東西是帶有很大的黨派偏見的。蔣介石罵我們共匪，我們就罵他蔣匪，不就這麽回事嗎? 任何政治派別，任何取得政權和沒有取得政權的政治派別，在它進行活動的過程當中，必然會有各種國際聯系，這個沒有什麽奇怪的。你如果要用罵人的話來講，有人罵我們也罵得很難聽，說你們取得什麽民族獨立啊?中央決定個什麽事情要派人到莫斯科去給斯大林匯報，要得到那里點頭，你獨立個什麽?！我們把黨派偏見的一些語言，冷靜下來進行思索，很多問題會就看得更客觀一些。至少在建國初期，中共事實上是蘇共的下屬。後來中蘇兩黨、兩國鬧翻了，毛澤東也想當世界革命的領袖，那是後話。
說了這一大堆，是想闡明一個意思，那就是我們對時代的判斷要有新尺度、新標準。現在已經是21世紀。這個標準不可能是別的什麽，只能是民主、憲政、人權，這是人類的共同道路。我過去寫過一篇文章，其中談到20世紀人類經歷過四種思潮的反覆較量、興衰和演變，一個是以列寧十月革命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思潮，一個是以歐洲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一個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思潮，一個是以羅斯福新政為代表的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改良的思潮和制度演化。這四個東西在經過一個世紀的比賽和演化以後的結果，用一個簡單的坐標來表現的話，它大致是這麽個樣子：共產主義思潮，從世紀初期的洶湧澎湃取得勝利，發展到幾大洲都出現社會主義國家和陣營，到最後走向崩潰，大體是個拋物線；資本主義制度和它的改良，成一個相反的S曲線，或者接近一個反的拋物線，在那個非常深重的大蕭條災難里面，資本主義自己把自己挽救過來了，慢慢的走過來，保持住，在世紀末還有這麽個局面；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在波動中比較接近一個上升的漸近線，西歐國家基本上是社會民主黨單獨執政，或者跟其它的黨聯合執政；法西斯主義思潮我說有點像電脈沖，陡然地升起又陡然地隕落，因為它那個極端的種族主義，跟人類文明是完全抵觸的，所以它必然陷入全世界的包圍之中。
除了上述四大思潮外，20世紀還有一個很大的浪潮就是民族獨立運動。20世紀上半期民族獨立運動的代表，一邊是中國的孫中山，包括一些武裝革命的代表，另外一邊就是甘地的非暴力主義；20世紀的下半期，非洲很多國家崇尚暴力革命，南非是個不同的選擇，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在非洲，二戰後，相當多國家通過武裝鬥爭，把殖民政權推翻了，連同白人農場主一起趕走了，後來造成的後果非常嚴重；而南非非暴力運動用改良的方式，通過長時間的、相互之間的也叫擠，也叫壓，也叫磨，也叫和的各種博弈策略，最終達到民主化和民族和解的結果。南非走出來的路，恰恰保持了更多的現代文明，我們現在看來，它的整個經濟發展和社會狀況，比較來講更加穩定。
回過頭來觀察20世紀人類的足跡，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到這樣“五個一般”： 第一個是現代市場經濟一般，第二個是民主法治國家一般，第三個是公民社會一般，第四個是現代科學技術一般，第五個一般是以人為本、多元開發、和諧共容這麽一種當代的人文精神。共產黨過去鬧革命，本來也是想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但由於各種原因，路徑選擇錯了，結果一錯全錯，“階級革命”和黨國體制解決不了“五個一般”，而是背離了它們。我們要反思十月革命以來的經驗教訓，反思共產主義的經驗教訓，反思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經驗教訓，反思各國民主化的轉型經驗。今天我們所作的一切，就是一方面反思過去，一方面面對未來。反思過去，是為了糾正曾經犯過的錯誤；面對未來，則是要大步前進，回歸人類文明正道。
紀念耀邦，想了許多，才講了這麽一番冒昧的話，僅供同志們參考。
（2009年3月，北京）
關於近現代中國路徑選擇的思考
朱厚澤
跨越文明的峽谷，這也許就是當今中華民族艱難之所在。但同時，它也是當代和未來幾代人創造民族偉業的、極其難得的歷史機遇。中國近現代的路徑選擇，就是指在脫離中世紀，走向近現代的重要歷史時期，中華民族在艱難曲折中，實際作出的這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發展的總體組織制度和發展路向選擇。
一 、宏觀觀察的框架
如何觀察分析當今中國的經濟、社會、文化現象及其來龍去脈、發展趨向？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東歐巨變、蘇聯解體、國際經濟和政治的潮流出現了大變動的背景下，我們形成了如下一個宏觀的分析框架。大體的表述如下：
在三大潮流的沖擊下，三種經濟形態並存，兩大社會文明轉型，以及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結構性轉變，在時空兩個方面，被壓縮、叠加到一起，從而形成當今中國極其獨特的經濟、社會、文化景觀，提出了中國在新世紀發展中一系列深層次、高難度的問題。中國今後的發展進程能否比較順利、較少折騰，在相當程度上，也正是決定於能否正確對待和恰當處理三大潮流沖擊、三種經濟形態並存、兩大文明轉型和一系列制度性、結構性轉變相叠加所形成的特殊局面、覆雜情況和深層矛盾。 這里講的“三大潮流”，是對當代全球主流趨勢的簡要概括，即：全球化，知識化，民主化。這三大潮流的沖擊，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北南東西，概莫能外。 全球化、知識化和民主化，能夠形成全球大趨勢、大潮流，它的動因、它得以形成的條件，又可以簡單概括為三個“化”：第一是科學技術方面的信息化，它是以數字化、網絡化和逐步邁向智能化為特征的；第二是組織制度方面的市場化，它是與社會化、民營化(西方叫私有化)和全面自由化相伴而行的；第三是文化精神方面的多元化，以人為本，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開放、共容、和諧、共存的多元文化精神。
“三種經濟”是指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許多民族已經經歷或正在經歷的，大體上前後相繼的三種不同的經濟形態，即：傳統的農業經濟，近代的工業經濟，當代已經和正在到來的知識經濟。以三種不同的經濟結構為基礎，相應的形成了三種不同的社會結構，發育成長出三種很不相同的文明。即：傳統農業社會和農耕文明，近代工業社會和工業文明，現代知識社會和智能文明(有的稱之為信息社會和信息文明)。
“兩大文明轉型”就是指：一、從傳統農業經濟、農業社會、農耕文明，向近代工業經濟、工業社會、工業文明轉型。這個轉型在發達國家經歷了二、三百年，才趨於成熟。二、從近代工業經濟、工業社會、工業文明，向已經和正在到來的知識經濟、知識社會、智能文明轉型。這個轉型首先從北美這個最發達、最成熟的工業社會中表現出來，1956年美國白領工人超過藍領工人的數量，是這一社會文明轉型的標志。
“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結構性轉變”指的是：共和國成立，在全國規模上推進我國從傳統農業經濟社會向近代工業經濟社會轉換中，我國選擇了一條國家壟斷資源，政府集中控制，官員直接操辦，以國有制為形式，以行政指令為方法，限制和取消市場制度，限制和消滅私營民營經濟，壓制民間社會力量，去推進我國的初級工業化，即人們長期講的“國家工業化”、“工商業國有化”和“農業合作化”、“農村公社化”。經過三十年的實踐，證明這種選擇對推動我國經濟持續高效發展和社會持續文明進步極其不利。因此，我們又正處在從行政指令經濟向市場經濟，從單一國有制向民營為主的覆合所有制，從城鄉分割、固化農村向全面城市化、城鄉一體化的二元結構……等等，這樣一系列深刻的基礎性、制度性轉換的過程中。
這個轉換既是經濟社會制度的轉變，又是經濟社會結構的轉變。“國有化”把一切財富都集中到政府和各級官員手中，把十億人都變成了靠工薪或工分“吃大鍋飯”的無產者。整個國家變成為一部“大機器”，各個地方、企業、單位、個人就是“大機器”上的一個部件，“螺絲釘”。城鄉被嚴格分隔，個人屬單位所有，社會被國家吞沒……。改革開放使這種長期僵化、固化的社會結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社會流動開始了。但這個變化還受到原有規則的束縛，行程艱難而無序。這個向市場化、民營化、城市化轉換的進程，已經經歷了20多年，取得了相當的進展，但還遠沒有完成。
正是上述各種社會運動、歷史潮流、深層變革、現實力量在世紀之交的匯聚與叠加，構築成當代中國“社會舞台”的演出空間。
各種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矛盾；各種地區的、民族的、宗教的、心理的困擾，都在同一時空里聚焦到一起，覆雜而多樣，深刻而尖銳，持續不斷而變化多端，融和滲透，難解難分。 這就是當今中國的現實。
這一切之所以形成如此這般，如果從時、空雙向——歷史的和全球的——展開觀察與思考，就不難發現，它是與人類文明演化中，中國近代發展與世界歷史進程在時段上明顯地滯後，和在路徑選擇上之偏離主流，從而形成的時、空雙向的深層間距和強烈反差有關。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與現實的、地區的與全球的、經濟的與政治的、制度的與文化的、利益的與價值的、理性的與感情的……多維空間中的多叢差距與對立。
跨越文明的峽谷，這也許就是當今中華民族艱難之所在。但同時，它也是當代和未來幾代人創造民族偉業的、極其難得的歷史機遇。
我們討論的中國近現代的路徑選擇，就是指在脫離中世紀，走向近現代的重要歷史時期，中華民族在艱難曲折中，實際作出的這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發展的總體組織制度和發展路向選擇。
二、 形成中國路徑選擇的本土原因
中國路徑的選擇，是我們民族歷史發展的結果。我們這種具有長期封建社會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礎，高度集權的大一統的專制國家、政權機構，重農抑商的傳統的經濟政策，鹽鐵專賣等傳統的官家壟斷，君臣父子、三從四德這一套意識形態的本土條件，使得我們在接受人類進步和近代事物的變遷時非常困難。當然，鴉片戰爭打起來以後，你還閉著眼晴，那不可能。那麽看到了什麽呢？看到了船，看到了炮，於是就認為挨打是因為我沒有船，沒有炮，所以就走洋務運動這條道路。但是在制度問題、文化問題上還是死死地頂著，不接受，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了買船、買炮，特別是為了造船、造炮，當然要改教育，要學新知識。但是在辦新學以後，是把西方的東西僅僅當作一種工藝知識、技術知識來接受，對於工業革命產生的制度背景和它的文化理念，長期搞不清楚，知道了也抵制的。後來的實踐證明，如果沒有制度層面上的進一步改革和創新，要使新的文明在我們國家成長發展起來是有一定困難的。
三、 中國路徑選擇的國際背景
整個二十世紀以二戰為標志，明顯地劃分為前後兩個不同的時期。前半期，到處充滿著矛盾、沖突、危機、革命和戰爭，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和三十年代的大危機，人類犧牲之慘烈，文明破壞之慘重，確是史無前例。後半期，經濟起伏波瀾不斷，但全球性的持續經濟危機沒有發生；局部危機和局部戰爭斷斷續續，但全球沖突終於沒有形成；冷戰對峙長期存在，有時達到熱戰邊緣，但終究沒有發生大戰。
到世紀之交，全球經濟危機引發大規模沖突、革命和世界性戰爭這個條件是不存在的，冷戰的終結導致和平和發展成為國際關系和人類社會生活的主體，新的科學技術革命推動著產業革命的進程，促進著社會結構的轉型，推動著人類文明從工商文明向新的智能文明轉變。
面對二十世紀前期的那場大的災難和危機，人類在應對上出現了四種主要的思潮和制度的選擇。這里講的思潮，不是思想家、學者書齋里的學術思想，而是一些具有廣泛影響的政治思潮，這些思潮都有大量的人群跟隨，席卷過大範圍的國家和地區，形成過大規模的運動，建立有強大的政黨，掌握各國家政權，形成過各個國家的一些制度。 第一個，以列寧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思潮及其後繼的斯大林主義制度。
這是在一個資本主義不發達，仍以農民為主體，具有強烈專制主義傳統的東方大國中，借助西歐十九世紀傳播開來的馬克思主義為思想資料，在以俄羅斯革命知識份子為核心的社會民主工黨激進派的領導下產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空前的災難，嚴重饑餓，人民普遍要求和平、面包和土地的緊急形勢下，通過城市人民起義和軍隊倒戈來奪取政權，依靠直接暴力手段，建立嚴酷的革命專政，自上而下強行實施農業集體化和粗放工業化而建立起來的，具有強烈國家社會主義色彩的思想路線和國家制度。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響和推動下，這種思潮擴展到東歐、東亞以及其他地區，它們取得政權的路徑各有不同，但建構起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大同小異。這些特點是：一、經濟上全面的國有化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實行快速趕超的粗放工業化；二，政治上實行領袖個人獨裁、一黨絕對統治、直接憑借暴力的集權專制；三，在文化上是強烈的個人迷信和一元的、封閉的鬥爭哲學，實行文化專制主義；四，以資本主義總危機的虛構理論為前提，在對外關系上拉攏不發達國家集團，嚴格控制“大家庭”內部，冷戰對峙並且號召、支持、輸出和發動世界革命。 第二個，以歐洲各國社會黨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潮及其制度。
二十世紀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淵源於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是這一思潮的繼承和延續，它興起於一戰後，發展成世界性的思潮和運動，二戰以後，它們在一大批國家掌握政權。
在一段時間里，全世界約二十幾個國家是由社會民主黨單獨執政或者與其他黨派聯合執政。它們的群眾基礎是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它們的政治路向是爭取工人和廣大中間階層的支持，以和平的方式取得議會的多數以掌握政權，依法制定和實施有利於工人和中間階層的社會經濟政策，促使經濟的發展和就業的增加，推進社會經濟結構、分配稅收制度的改革，以限制資本的利潤和剝削，提高人民福利，逐步實現社會公平的目標。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民主社會主義是一種改良主義的運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使用革命和暴力。它的綱領是政治、經濟、社會、國際四大民主。混合經濟，福利社會，人民運動，是它這個模式的主要內容。和平、民主、改良、漸進、福利、公正、穩定、文明是它社會的顯著特點。
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名目繁多，但是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是他們共同的東西，所以到了九十年代，歐盟得以建立，英國的布萊爾，法國跟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成為支柱。這股力量在現在歐洲的現實生活里具有主體地位。二戰以後曾經有一個時期，各國的*非常活躍，在有些地方的議會選舉中得到多數的選票，但是沒能支持多久，而在那些發達國家，影響最廣泛，時間最長，取得成果最多的是社會民主黨。
第三個，以希特勒為代表的德國納粹黨的法西斯主義思潮和它實行的法西斯制度。
法西斯主義不是個人的罪孽，它是對二十世紀前期全球性的矛盾、沖突、危機、混亂，在一個發動戰爭失敗而陷入災難，伺機報覆的民族中，極欲擺脫困境、尋求出路的極端國家主義和極端種族主義的制度選擇和反動回應。
法西斯主義可以概括為這麽幾個特征：一、政治上取消公民的憲法自由和議會民主，實行獨裁專制；二、經濟上否定市場經濟和自由企業制度，實行高度集權的國家壟斷；三、思想文化上踐踏*，否定人道，宣揚神道主義，實行獸道主義；四、在對外關系上，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
由於法西斯主義與當代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人文精神完全對立，所以注定它雖然很快興起，卻很快結束。
第四個，以羅斯福新政為代表，對傳統的資本主義進行改革的思潮。
這里講的新政是在一個幅員遼闊，國土和資源極其豐富，沒有封建傳統，由外來移民拓荒開發起來的新大陸上，已經成為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心臟地帶的新興工業化國家里面產生的。是在它遭遇到極度深重的經濟社會危機，瀕臨崩潰的艱難形勢下，由以羅斯福為首的有遠見的政治家們發動和領導的一場深刻的經濟和社會改革。這一改革緩解了社會中尖銳的矛盾，從失落的深淵中挽救了工業制度，並把市場經濟制度和議會民主制度推進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歷史高度。這場改革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引發出一場新的科學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導致國民經濟的結構性變革和傳統社會的結構性變遷，導致高新技術產業的興起和社會勞動方式、生活方式的改變。一個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逐漸成長起來，成為社會文明、富裕、穩定的基礎。在經濟社會改革的同時，還敏銳地抓住了顯露出的國土生態危機，表現出人類的遠見。
羅斯福明確地表現出三個堅持：經濟上堅持自由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政治上堅持公民憲法自由和議會民主制度；文化上高舉*的旗幟。同時一反傳統的自由放任，實行必要的國家幹預和社會調節，還觸及了一些社會政治的改革。羅斯福新政在二戰以後對美國的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對當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趨勢和走向的選擇，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美國至今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這四大思潮、四種制度選擇是怎麽產生的呢？ 在經歷了十九世紀工業的繁榮增長之後，在二十世紀前半期，工業革命所形成的傳統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的許多矛盾都爆發出來了（兩次世界大戰加上三十年代的大危機，就是這種矛盾的集中爆發和反映）。面對這樣的矛盾，人們不會容忍在自己構建的文明面前衰敗下去，總要尋求出路。這四種制度或思潮，就是人類尋找出路的最具代表性的四種。
這樣集中的矛盾和危機的爆發，大家都認為問題出現在社會制度上，就是所有制上的私有制，經濟制度上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帶來大量的災難和波動，人們饑餓貧困，不是因為東西太少了，而是因為東西太多了。這就導致了全球性的左傾思潮的發展，認為私有制是萬惡之源，自由市場的經濟制度只能帶來波動，因此就去追求公有制，追求一個在人的理性支配下的計劃經濟的制度設計。全球性左傾思潮的表現首先就是十月革命，冒出一個國家來，雖然它的內部經歷了許多困難：清黨、相互搏鬥，但是在三十年代美國大危機的時候，蘇聯正在斯大林的高壓下，一邊清黨，大量的殺人，一邊強制推行工業化，而且取得了成就。 在這種狀況下，整個世界都向左傾，並且影響了中國的民族選擇。我們本來看到船堅炮利就要學西方，卻用國有制來搞，滿清政府搞洋務搞不下去，梁啟超、康有為就提出要制度改革，也沒有鬧成。後來孫中山領導了一場暴力革命，把它給推翻了。可是推翻了以後也不解決問題，包括五四運動——要從思想上清理我們這個傳統里腐朽的東西。大家都搞不清楚為什麽以德先生、賽先生為旗幟的五四啟蒙運動，最後會走到*的建立和斯大林主義體制的建立？為什麽從尋求民主自由、*平等、憲法憲政的門進來，卻從窗戶里跳出去——最後走到文化大革命那邊去了？原因就在於整個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全球性的左傾。
經濟上是這樣，政治上又怎麽樣呢？經濟上如此混亂，而那個議會民主制在那里吵，這個選上去，那個選下來，都不解決問題。所以，人們都想追求一個強有力的政權來治理混亂。於
是兩個東西同時出現，一個在經濟上反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制度；一個在政治上認為議會民主制不解決問題，追求一個強有力的高度集權的政府。這兩個東西匯合到一起，就出現了十月革命，一下子影響了一大片，又出現了希特勒，也影響了一大片，這兩家雖然打起來，但總體來講，在它們的基本理念上有很多共同的東西。
這四大思潮的發展，實際上是在二十世紀進行的一場制度性的大比賽，到了世紀末是個什麽情況呢？形象地講，大體上是四條曲線：共產主義革命或者叫做現實的社會主義，它是一條由低向高，然後由高再向低，近似一個拋物線。突然興起的十月革命、中國革命，朝鮮、越南、東歐一大片的革命，還跑到古巴，跑到非洲，特別是二戰結束的初期大大地向前發展。但是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六十年代後期經濟發展開始放慢，七十年代以後進入所謂的勃列日涅夫的停滯時期，最後到了九十年代，以柏林墻的倒塌和蘇聯的瓦解為標志，整個制度崩潰；法西斯主義近似一條尖脈沖，突然升起，突然垮台；社會民主主義則類似於一條平緩的漸進線，逐步往前走；而以羅斯福新政為代表的改革思潮則相反，從臨近崩潰的邊緣，經歷了改革、二戰，出現新的科學技術革命，逐漸上升，到了克林頓執政的時代，實現了一百一十個月的高增長。 二十世紀大致就是這麽個情況。
四、中國路徑選擇的邏輯展開
經歷了二十世紀的四大思潮的較量、興衰、演變，回過頭來觀察人類的足跡，我們可以得到“五個一般”。
第一個是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市場經濟制度經歷了危機，經歷了人們拋棄它、選擇了一個和它對立的計劃經濟體制，經歷了計劃經濟在全球許多國家的實驗、較量，最後再放棄，再回到現代市場經濟，這一百年來進行了這麽一場大較量，較量的結果叫做市場經濟一般。
在人類文明歷程中，不存在什麽絕對理想、絕對優越的經濟制度。在人們已經試驗過的各種制度模式中，經歷過二十世紀變革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可能是好處較多、害處較少，效率較高、成本較低，剛性較弱、彈性較強，排他性較少、包容性較廣，比較易於自我更新的一種社會經濟制度，是迄今為止人類已經找到的有效組織社會經濟生活的形式、制度、方法的基礎（與此相適應的政治制度則是民主法治的國家制度）。在現代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制度舞台上，信息技術革命和智能經濟發展波瀾壯闊的前景，正是其力量的證明。市場經濟從人類早期由於不同的資源背景、資源條件，需要有所交換以來，越來越向前發展。離開了市場，信息無法聚集、交流，價格無從發現、形成，資源不可能進行優化的配置，經濟發展的動力無從提供，因此市場經濟制度是在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逐漸發育、形成、校正、豐富的一種制度。現在還看不到擺脫這種制度的前景，所以我們把它叫做市場經濟一般。
第二個是民主法治國家一般。在二十世紀，世界經歷了兩種制度模式、四大思潮反覆的較量。民主法治的國家制度不是沒有缺陷的制度，但是比較各種制度，它比較有彈性，抗沖擊，易於進行更新、發展和完善。高度集權、高度剛性的集權制度有它的好處，但是從長期看靠不住。我們經常說，我們這個制度的優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句話是對的。但是，它同時也可以集中力量辦錯事，還可以集中力量辦壞事。而這些錯事、壞事誰也糾正不了。
第三個是公民社會一般。二十世紀高度集權的國家，想用人類理性設計的計劃經濟制度（實際上是行政命令經濟制度）來替代原有的制度，反映到社會問題上，就是國家吃掉社會。作為人群聚集的社會，如果沒有自身公民社會的發育，要支撐經濟穩定持續的發展和文化持續的繁榮創新，要使整個國家機器能夠比較穩定，都辦不到。我們在二十世紀犯了一個大錯誤，在五十年代幹了這麽件事，國家壟斷全部資源，從婦產醫院一直管到火葬廠，全管起來，有一段時間連鍋也砸了，統統去吃罐罐飯。這個東西不行，一定要劃分公的領域和私的領域，劃分社會的領域和個人、家庭的領域，對於社會公共領域的問題，要用各種公共組織或設施去解決，對個人、私人的事情不要隨便幹預，使社會本身充滿生機和活力。社會的治理也要從專政、統治、管治、強制、限制的思路轉變過來，實行企業自主、公民自治、國家和各種社會組織合作共治，否則是搞不下去的，我們在這個方面有非常痛苦的教訓。
第四個是現代科學技術一般，或者叫現代科學技術創新和持續發展一般。我們已經進到這樣一個時代，要依靠科學、技術的創新來推動整個經濟的發展。同時要在人跟自然的關系上求得一個和諧的結果。
按照公布的材料，現在森林的采伐量已經低於森林的生長量，你說這是假話嗎，也不好這樣講，但是如果就此認為我們的森林都已經恢覆了，也根本不是那回事。森林要成為綠色水庫是有許多條件的，不是說種上樹以後就成為綠色水庫了。你到西雙版納看一看，從地衣、苔蘚、蕨類一直到各種各樣的野花野草，還有各種藤蔓在里面，然後小灌木、大灌木、小喬木、大喬木，它形成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那個才叫做作森林。我們現在種上幾棵樹就說森林恢覆了，沒有那回事，它不具備森林的功能。
所以科學技術的發展要研究往什麽方向走。人類正在從傳統農耕經濟依靠生物的再生產，經歷工業經濟跟自然作對，再走向新的如何依靠生物自身來求得發展。
第五個一般是以人為本，多元開發，和諧共容這麽一種當代的人文精神。我們很長一段時間忽視人文精神的教育，只把知識當作一種功利來學，培養了一批手藝匠人，而且知識面非常窄，這是非常危險的。人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思維，發展就是自由。
我們回顧一下這二十多年，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生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它是怎麽發展起來的呢？簡單一句話就叫：解除市場禁錮。禁錮一解除，各種經濟力量，國家的、部門的、地方的、民間的，國內的、國際的，一般傳統的、比較現代的就都得到發育、發展，成長起來，
活躍起來，在市場競爭中各顯其能，互相依存，互相補充、互相競爭。
什麽是先進生產力呢？是某種工具、某種設備嗎？是某種加工方式、某種工業路線嗎？是指某種經濟成份、組織形式嗎？是指某種結構、狀態和運行機制嗎？都對，都不對。好與壞、優與劣、先進與後進都不是主觀的、先驗的，而是表現為人類社會發展中的歷史演進過程，通過過程而展現，又是過程的產物，也只能通過過程來判斷。因此適應人們的希望，經濟能夠繁榮，需求得到滿足，以促進人自由全面的發展，政治家要辦的，就是創造一個優良的社會經濟生態環境，使各種經濟要素能夠自由流動，不斷改變和尋求更加優化的組合，不斷提高勞動生產力，以提高全社會的經濟效益。用中國的古話來講，就是實現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
什麽叫先進文化？它不是講的某一種理論和某一個學說，也不是說的某一個學派或者某一本書，也不是講某一個藝術家或者某一個理論家，而是指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在時間的不斷推移中，各種思想、理論、學說、學派、藝術風格、藝術流派，各個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文化，通過各種形式的文明對話、文化對話，互相交流、互相借鑒，相互批評、相互競爭，接納、融合、選擇、創新，是指這樣一種生生不息、去舊圖新、蓬蓬勃勃、不斷創造的發展過程。
借鑒我們二十多年生產力發展、經濟發展的經驗，反思五十多年思想僵滯、文化雕零的教訓，要想解決我國的文化問題，以求思想活躍，文化繁榮，學術發展，實際上就是一句話：解除思想文化禁錮。解除思想文化禁錮，實現憲法早已規定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它不就發展起來了嗎？
社會經濟方面也是一樣。“絕大多數人”是誰呀？在哪里呀？它具有什麽樣的利益和要求啊？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使我國的社會流動恢覆，結構單一的狀況不覆存在。社會分化呈現在人們的面前，分工、分野、分層、分化，已經十分清晰，面對這樣深刻的社會結構性的變革，采取什麽方針呢？即不能回避、掩蓋，也不要緊張、害怕，理智地面對現實就是了。既然選擇了建設市場經濟體制這個目標，市場必然帶來社會群體的分化，就要承認各個不同社會群體、不同利益追求，允許反映不同利益的經濟、社會、政治主張得到正常、合法、公開的表達，允許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民間組織、代表機構、非政府的社會組織得到正常發育，合法存在，公開活動。悶起絕不是長治久安的辦法。首先要讓利益追求得到表達，然後組織各個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協商、對話、談判，用制訂契約、協議、合同、法律、法規的辦法，來建立不同群體之間當時、當地可以接受的折中利益，使得我們能夠在當時、當地都能夠接受的條件下保持社會和諧。只能走這個路，壓倒不是辦法。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這個國家不同群體之間既有利益的矛盾，又有利益的共同性，把蛋糕做大然後大家才能切分得多，保持社會的安定對所有的群體都有利，大家都注意行為的規範才不會撞車。政府就是要組織協商、對話、談判，要走這個路，不然這個問題解決不了。
山之骨
——朱厚澤
南國友人給朱厚澤信
厚澤兄：
遙望京華，冰雪淩寒，念也何似！世俗缺鈣，而貴州多山，鈣，山之骨也，向為吾輩所珍……
××於南國
朱厚澤覆南國友人信
××兄：
大作及惠書均悉，謝。閃現於字里行間的火熱情懷，讀之怎能不為所動！
鈣，世代所珍。至於其人，山村野夫也。出身邊陲，遠離京華。無奈赤誠的良知乘時代的大潮將其卷入風暴漩渦。沈浮之間，身影偶現，時而入人眼目罷了。野氣未消，鈣性難移，但恐所剩無幾矣。
君不見，遮天蔽日的蒙蒙雨霧，吸附著千年郁積的瘴氣與近代生活的污煙，早已把那山之骨溶蝕得滿目瘡痍。山巖挺立的輪廓，在晚霞的余暉中朦朦朧朧，昏昏糊糊，迷迷茫茫，已經難以辨認了。它正消失在黑暗之中……
山之骨，它還會於晨曦中，重新披上彩霞，再現它的身影嗎？
是的，當那山之骨從溶蝕它的茫茫酸雨、地下潛流，從浩瀚的林莽深處、野草叢里，滲過泥沙與巖縫，歷經艱辛和曲折，沈積、蒸騰、散發，揚棄了那污煙和瘴氣之後，它必將會重新凝結出來。
那潔白透明的鐘乳，磷磷閃光的石花，巍峨的玉柱，雄奇的石林，神秘的溶洞……那不是新生的山之骨嗎！那新生的山之骨，必將比它的母親——被溶蝕的樸實無華的野性山巖，千般壯麗，萬般誘人……
對這一天，人們滿懷希冀、信心和激情。但是，那只能存在於未來，我們難以觸及的未來。它不會出現在明天，或明天的明天。
不知君意如何。
握手！
厚澤 上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用“三寬”創造好環境
——作者：韓福東
前中宣部部長朱厚澤因癌病醫治無效，於5月9日淩晨零點十六分在北京醫院病逝，享年80歲。11日上午9時，他的家屬在北京醫院北樓悼念廳舉辦了一個簡單的送別儀式。
朱厚澤病逝的當天下午，記者趕到設在朱厚澤家中的靈堂，屋內哀樂回旋。朱厚澤妻子熊振群說，朱厚澤逝前因接受放化療，身體已經沒有抵抗力，春節過後，在20多天的時間內病情就快速惡化。談及傷心處，忍不住泣下。前來追悼者，也有人感懷落淚。
3年前，記者曾對朱厚澤做過專訪，一直沒有刊發。今將其整理如下。
“三寬”本來沒準備見報
韓福東：您1985年下半年出任中宣部部長的時候，文化藝術界是一個什麽樣的狀況?
朱厚澤：我當中宣部部長的時候，正處於一個新舊交替的過渡期。一方面，老的辦報辦刊的思想、反對進一步多元化的思想，還是很強大;另外一方面，市場化、對外開放、加上黨內一些識時務的領導人，都在推動多元化。
這兩種力量是激烈沖突的。我是“文革”結束後的第六任中宣部部長。我在1985年8月自貴州到北京後，一直到12月都沒有公開講話。我和其他部長不一樣，其他部長來了之後，就是三把火，準備文件請中央批，然後就向外發布。
韓福東：您沒有新官上任三把火，那都做了些什麽?
朱厚澤：我那時什麽會也不開，我要開就開座談會。
1986年9月，十二屆六中全會將要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我就圍繞這個準備通過的決議，到處開座談會，聽作家、藝術家、出版家、理論家和文化官員等各方面的意見。看看他們的意見怎麽樣，是讚成還是反對我的想法。我在中宣部，一年的時間在幹這些事，不斷和各方交換意見。
韓福東：您當時有些什麽想法要和他們交流?
朱厚澤：集中到一點，就是我剛才的那句話，中國的意識形態要為文學藝術的繁榮、學術研究的發展，創造一個和諧寬松的條件。只有這麽一個口號。
1986年3月，召開中國音樂家理事會議，借著這個會議的機會，他們讓我講些話，我就講了些意見。後來我發言的新聞稿(不是發言全文)被登在《文藝報》上，新聞發出來之後，各方面議論紛紛，有些人讚成，當然不讚成的人也有。第二天我去參加出版社的會，他們讓我講，我也講了。後來在理論界的座談會，我也講了講，最後就引出問題來了。
我聽到一些反對的傳聞。既然傳聞來了，我要回答這些傳聞。後來在全國文化廳局長座談會上，我就把那三個“寬”一起講了：對不同的意見要寬容一點，對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要寬厚一點，整個的環境、氛圍要搞得寬松一點。然後就展開了，從文藝方面擴展到其他方面。我說，保持一點彈性，保持一點柔性，有利於探索和發展，也有利於抗沖擊。而自然界的沖擊和社會生活的沖擊隨時都會到來，完全剛性的東西是不耐沖擊的。只有保持一點柔性、一點彈性，才能適應這個局面。無論是處理國家大事還是家庭問題，這都是需要的。
我講了這些話，沒有準備見報。文化部有一個報紙叫《中國文化報》，等於是行業報紙。他們說要刊登，我說你們的報紙發行多少份?他們說就幾千份，等於是系統內部的報紙。我說，那好，你們要登就登吧。結果刊登之後，《人民日報》的人看到了，也不跟我說，直接就發了一個摘要在理論版，大概占了1/3版，題目叫《關於文化問題的幾點思考》。
經濟一開放，文化產業必然受到影響
韓福東：1985年7月，您就開始出任中宣部部長了。您當時都提倡些什麽?
朱厚澤：我是主張搞活一點。我為什麽要提出來創造一個寬松和諧的環境?我跟他們講，藝術品是藝術家在創造，小說是文學家的作品，學術文章是人家研究員、教授的事，中宣部幹什麽?給人家提供一個好環境，讓大家奮發努力。
韓福東：在鄧小平時代，您覺得傳媒出版較毛澤東時代有了哪些變化?
朱厚澤：現在這個時代要跟毛澤東時代相比，當然有很大的進步。以前一個省只有一張報紙作為官方喉舌，市報都不許搞。例如，貴陽市1958年曾經辦了一段《貴陽日報》，後來又停了。大量的報紙是在“文革”之後才搞起來的。改革開放前，刊物當然也有，就是各省的“小《紅旗》”，這家叫《團結》，那家叫《奮鬥》，都是這種。當然也有文藝刊物，不過都是壟斷的。而現在的各種報刊加起來有多少?大不一樣了。
鄧小平時代有兩個因素，一個因素是胡耀邦等人都主張學術探索、文藝創作要搞得活一點，在黨內有這種寬容的人和寬容的力量。還有一個因素是鄧小平要開放，他要跟世界接軌。意識形態上的單打一，怎麽可能跟整個開放的形勢不矛盾?外國進來的不光是汽車。汽車本身是文化的載體，技術是文化的載體，所以經濟的交流必然帶來文化的相互影響。
韓福東：您是說，這個經濟一開放，文化產業必然受到影響?
朱厚澤：必然受到影響，我們要跟全球做生意，那一套什麽都不允許的辦法，能和人家談得通麽?所以還有一個時代潮流在里面。
把農民的手放開
韓福東：您離開中宣部到農研室時，農村的問題已經到了很嚴重的地步麽?
朱厚澤：總的講，還是往前發展的時候。當然，我1987年到農研室時，農村也有很多矛盾了。“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這句話那時就有了。那個時候，農民開始到廣東附近去打工，鄉鎮企業開始放開，溫州和蘇南也在向前走，形勢還是比較好。矛盾沒有像前兩年那麽激化。
鄧小平覆出後，在處理政治問題的同時，最大範圍地解決農村問題。耀邦、萬里等都支持了包產到戶，最後鄧小平也點了頭。這一點頭，影響就很大了。整個農村經濟都恢覆活躍了。原來是把農民的手綁起來，綁起來政府管人家飯也行，又要人家自己管飯!把農民的手放開了，他們還能養不活自己?
韓福東：包產到戶時，貴州的情況是怎樣的?
朱厚澤：當時在貴州，辯論非常激烈。當時的省委書記池必清態度非常堅定，那句“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就是池必清書記說的。
鄧小平的經濟試驗，首先碰到的第一個問題是農村問題。這個農村政策對西部來講是非常適合的。工商業政策鄧小平是主張開放的，這個也是很適合的。我們當時都是非常擁護的。
有了這兩條以後，經濟就開始活躍。我在貴陽市委工作的時候，城里的菜、肉、魚問題都解決不了，遼寧省委書記任仲夷在沈陽率先把城市的農貿市場給放開了，讓農民進城賣菜。這樣搞在城里能行嗎?北京也擔心得不得了。結果是搞起來了。全國都到沈陽去看，沈陽開了一個關於全國城市市場的會議。我們貴州後來也搞起來了。
韓福東：改革開放最初從農村開始，包產到戶釋放了生產力，但也產生一個問題，農村始終是分散的小農經濟，不能形成美國的那種莊園式生產。
朱厚澤：這個問題是這樣的，中國連小農經濟都談不上，中國是微型農戶。法國就是小農經濟的國家，波蘭也是。但是看看人家的土地和人口是什麽關系，人均耕地比我們大得多。而且我們解放以後把農民限制在農村，無法出來，造成的後果是很嚴重的。
形成中國這種狀況，既有我們政策上面的原因，長期的封閉，城鄉分割。也有客觀上的原因，人口與土地的對比關系非常緊張。主觀上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們不讓農民介入工商業，認為農村搞鄉鎮企業是搞資本主義，是跟國營爭資源。這是很糟糕的觀點。
現在農村要逐步從分散的農戶走向大農業。這是一個過程，最起碼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大量的農民轉入非農產業，農民要走出來，在工商社會找到他們的安身立命之地。另外一個條件是，農村本身生產力在發展，要允許他們的土地相互兼並。只有在一家一戶的基礎上，才會有真正的聯合。
1980年代後期就提出取消農業稅
韓福東：1990年代以來，導致幹群關系日益緊張的原因是什麽?最開始改革基本是農民受益的過程，後來利益就受到損害了。
朱厚澤：最近這些年，農村幹群關系緊張，有兩大問題。一個是農民沒有土地的產權，所以當工商業發展起來，農民的土地向非農用途轉移的時候，被政府和資本集團給分掉了，他們拿不到多少。農民要帶著資金和技術才能進入工商社會。資金從哪里來?全世界的農民，都要靠土地產權的轉移。這是最大的問題，農民轉不出來。這就是我說的農民“光著屁股”進工商社會。
第二個，我們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有一些不切實際的搞法。把農民進城的門檻和成本大大地提高了，他進不來了。所以我老是呼籲這個問題：為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商社會，提供一個低成本的通道。
韓福東：也有學者，比如北京的張惟英教授，認為城市的資源承受能力有限，還是要搞人口準入。
朱厚澤：這個問題提的人多了。為什麽你可以在城市，不讓農民進?
韓福東：此前農村幹群沖突的一個比較直接的原因是，村幹部不斷收取各種名目的稅費。
現在把農業稅取消了。您在農研室工作的時候，沒有人提出過取消農業稅的問題麽?
朱厚澤：當然早就提出來了。1980年代後期就提出來了，我們農研室通過研究報告的形式，送給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因為原來國家財政不重視農村，只想從農民這邊拿東西。幾千年以來的皇糧國稅還能不交麽?怎麽能夠免呢?當時強調政府財政沒有這個力量，給頂住了。
韓福東：您在農研室做副主任時，主要關注哪一塊?
朱厚澤：主要是關注農村的經濟結構：鄉鎮企業如何向前發展?如何從單一的糧食生產轉向多種經營、從單一的農業轉為農工商一起搞?讓農民從農村的限制中走出來，走向城市和沿海地區。
韓福東：後來鄉鎮企業基本上都雕敝了。
朱厚澤：鄉鎮企業不是雕敝了。鄉鎮企業有兩種形態。一種以溫州為代表，它實際上就是民營經濟的雛形，不但沒有雕敝，反而一直發展下去了。另外一種形態是以蘇南為代表的，集體所有制，後來搞不下去就轉型，轉型的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有一部分集體財產被鄉鎮企業的領導人占為己有，影響很壞。
韓福東：毛澤東時代就開始“農業為工業提供積累”的政策，包括改革開放以後，農民的社會保障這一塊，也長期未予考慮。直到近幾年，對弱勢群體的關注才多了起來。您感覺呢?
朱厚澤：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社會矛盾越來越突出。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農民的醫療、教育和養老保障沒有提上日程，和城市差距太大。最近幾年在這方面做了一下調整，這個選擇是對的。
現在的問題在什麽地方呢?現在我們的財力是允許在社會保障上做得更好的，但我們沒有加大力度去做。政府現在辦了許多不該政府辦的事，不要把錢投入應由市場解決的領域。
朱厚澤談“黨文化”
——程世平
朱：“黨文化”的問題是在成都提出來的，文化大革命後這場全面反思，使人們不得不在更深的層次上去思考問題。九八年我們在成都已經看出改革已經是走不動路了。怎麽往前走？全部堵塞了。這樣，李銳提出毛澤東的問題不解決是不得了的。我們幾個在樓下的門廳那里提到了“黨文化”的問題，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確實已經形成了那麽一個東西。
如果說，沒有一定的國內外條件，我們面臨工業文明這個沖擊，重新把這個民族統一起來，就是你講的那個恢覆統一的帝國，這個東西跟“五?四”那個民主、自由，人權、人性的口號看似是接在一起的。因為毛的解釋也好，當時其它人的解釋也好，不外是兩家合流：封建專制主義與帝國主義合流。本來這是兩個體系的東西，但它在中國表現出來則是這兩個東西勾結在一起。所以，對內來講，就是要把那個封建王朝推翻。不管是滿清也好，還是後來的蔣家王朝也好。另外呢？就是對外要求得平等，這看起來不是順理成章嗎？戰鬥了三十年，最後到共和國的建立，結果反成了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爭取人性、爭取民權的結束。
本來是舉著啟蒙的旗幟往前走，結果走到這樣個歸結點。這個啟蒙運動的結晶應該是新國家的建立，但這個新國家是什麽個狀況呢？啟蒙走到這個階段以後，新中國的成立倒成了它的終結。
新中國的成立徹底壓倒了啟蒙
問：您這段話是不是可以理解為無論是救亡、革命還是整風運動沖擊了啟蒙，而不是壓倒了啟蒙，新中國的成立才是徹底壓倒了啟蒙？
朱：是的，啟蒙從這里終結了。至於大家是不是承認這樣個東西，可以研究。當時大家都以為一個全新的社會來了，換新天嘛，包括我們那些老作家、老知識分子。他們歡呼雀躍，高興得不得了，認為一個新的時代來了，追求的東西來了，結果追求來的東西是個啥呢？來了個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爭取人權、爭取科學的結束！毛澤東把它叫做民主革命的結束，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從我們文化研究上來講，就是一切自由的、有個性的東西都完了。至於是五三年還是五六年整成這個樣子，那是次要的。但轉折點就是共和國的成立，事實如此。所以這個問題就跟儲安平在四八年講的那樣，民主對國民黨是個多少的問題，而對共產黨則是一個有無的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自以為很清楚，實際上太淺薄了。解放那時，給我一個大學我不好好念，我父親就此事找過我。進大學我就是搞革命，就沒有想到要好好念書；後來青年團的工作需要我，我就幹脆不念了，出來了。出來後我去看我父親，他問我最近怎麽樣，我說我在團的機關工作，他問我：那個大學還念不念？我說不念了嘛，他就半天不吭聲。後來說，你既然對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是這麽執著，你就自己按你選擇的方向去努力。我當時對他的話沒有怎麽去想，很久以後我才想了這個問題。
我父親是達德學校的學生，就是王若飛的舅舅黃齊生辦的學校。那個學校前年建校一百周年，比民國早十年，是在光緒新政時期辦起來的。到了辛亥革命時，那個學校的學生起來響應武昌起義，成為貴州辛亥革命的主力。他們後來搞不下去了，黃齊生帶王若飛等人留學日本，留學路上得知袁世凱稱帝，他們又返回來。之後，我父親跟著他們到川東師範做行政工作去了。他是經歷了很多風波，所以他對我就有看法。我就沒有經歷過這些，認為一切就是這樣，非常簡單，就這麽回事。那時多大年紀？十八歲。按七大黨章，我剛好參加共產黨，才是個娃娃，非常熱情。真不知如何從這里轉了一圈，又轉到專制這兒來。這個專制超過任何一代，這個控制前無古人，對思想的鉗制超過歷代的專制控制。相比之下，過去那些文字獄算不得什麽。
五四後中國路徑選擇是個連環套
問：“黨文化”與“五?四”有沒有聯系？如果有，是個什麽樣的聯系？
朱：“五?四”應該說是一個很龐雜的東西，主流來講，就是李慎之分析的那個老啟蒙──對後來講的那個新啟蒙來講是個老啟蒙。這個老啟蒙就是西方的那種自由、民主、人權；科學與民主，這是主流；但是，“五?四”發生有一個特殊的情況。九十年代中期，蘇聯、東歐變動後，我整了一個材料，提了十個問題出來思考，就將二十世紀的四大思潮及其制度的興衰演變提出來，以後可以把這個材料拿出來看看。二十世紀初，確實存在一個從上個世紀末的那個舊的工業社會發展、演變而來的社會危機。這個危機出現後，產生了全球性的另一種思潮，就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產生了懷疑和動搖。在經濟制度上，對資本主義、對資產階級、對私有制的懷疑；政治上對議會民主制度產生了懷疑和動搖。並引起了思想界的反思，出現了一個理想主義的東西，歸納起來不外就是兩條：從個人主義轉向集體主義；從市場經濟就轉向計劃經濟。這實質上是對三權分離、憲政民主這一套社會民主懷疑基礎上的產物。
正因為有這個背景，所以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與之後我們在制度上的選擇，並非是無端的、沒有根源的。而是有根源的，也是有根據的。人們感覺到吵吵嚷嚷的議會民主制解決不了問題，想追求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這本身就是個連環套。否定個人主義，轉向集體主義；否定私有制，轉向公有制；否定市場經濟，轉向計劃經濟；否定小政府這種無為的守業人，轉向強有力的政府來控制社會。這種思潮席卷全球，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潮流，不單是中國。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都自己戴頂紅帽子，或者是共產黨，或者是擁護者或者是同情者。他們是一個勁地批判，一個勁地反叛。正是在這麽一個大背景下邊，出現了十月革命，出現了各國社會黨的高潮。但是這個東西一起來，然後這麽一個轉向，它就分裂出來幾股力量。分裂哪幾股呢？一股就是法西斯主義，就在德國那種過去曾經有過自己的輝煌，遭到了一戰的大挫折。戰後的德國不單是要賠款，還要割地；國家遭到重創，振興和恢覆不了，使政府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而這些國家又是搞的議會民主，政府與議會中的各大派吵得不可開交；於是，整個民族就要求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代表人物，來率領這個民族走向新覆興。
另外一股力量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那一套，和俄國的十月革命。我們老要把十月革命看成是資本主義的衰亡、社會主義要興盛的必然產物，其實根本上不是那回事，事實上它就是一戰那個特殊情況下的產物。當時的沙皇俄國政府非常無能，當他們面對來自民間的強烈要求：一個叫面包、一個叫和平，再加上農民對土地的要求──這是第二個要求。但它依靠的是什麽力量呢？依靠沙皇軍隊中不願再打下去那些軍人，大家都不想再打下去；還有是那些被圍困的城市里的饑餓的工人和城市貧民，十月革命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基礎上搞起來的。列寧是個什麽人呢？他哥哥就是一個民粹派。他實際上是繼承了“十二月黨人”的那一套東西搞起來的，哪里是什麽無產階級革命？
在這麽一個大國際背景下，中國是一個滯後了的國家。中國的問題是資本家沒有自由，人權沒有，是在這麽一個狀況下，碰上了這樣一個特殊的國際環境，對中國社會變革的影響當然不可小視。孫中山的表現最能說明問題，他是一個有西方知識背景的人物，但他卻轉過來，向共產國際找出路，向列寧那里找出路。他把這兩個東西硬扯到一起。訓政思潮是最明顯的，並由此開了一個大口子。本來他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西化人物，一向推崇要自由、要民主；另外還面對一個滿清政府，他還要排滿。怎麽一下就轉到這兒來了？一大群知識分子，也是在這麽一個相同的大背景下面。就是在這個情況下，他分不清楚這兩個東西的差別何在：是要民主人權、要自由，還是所謂的要社會革命。這中間是個什麽差別呢？搞不清楚。他們以為是一樣的，於是這兩個東西就混在一起了。因此，我覺得有這麽一個國際性、全球的背景在那里。
我的個人想法，以西方民主、自由為主的“五?四”運動，它發生在全球工業社會發展過程矛盾尖銳化的時間，它本身就與二十世紀初的左傾思潮聯系在一起；包括西歐的知識分子去看了蘇聯的情況之後，心里都有懷疑，如羅曼?羅蘭的日記，紀德等人的遊記，都證明了這個問題。但他們又對這個新的事業始終抱有一種希望，一種關愛的心情。我所看到的材料里面，十月革命後，最早站出來的批評不是出於敵對勢力，而是一種同情者的批評，因為它搞壞了，出了問題。像第二國際時期的革命家盧森堡，她就批評了十月革命。盧森堡對革命是很堅定的，在十月革命一周年時，她就提出了問題。李澤厚講的救亡壓倒啟蒙，和之後李慎之講的不是救亡壓倒啟蒙，而是救亡推動啟蒙，都有一定道理。但問題是出了一個新啟蒙，慎之專門寫了一篇關於新啟蒙的文章。以往大家都不太注意這個“新啟蒙”，這個“新啟蒙”出現的影響太大。王若水集中地研究了整風，一直到八十年代，他和周揚合作寫那篇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時候，還是把整風肯定為一個思想解放運動。但後來他的觀點變了，他把整風的另一點看到了，這一點對後來的影響極大，這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再把這與謝泳研究解放後思想改造的那一套一比較，確實就是延安整風的那套模式。
“黨文化”得以成立的基礎
問：延安整風問題的研究，有許多東西要講。如果把這個關系理清楚了，就比較容易理解新中國成立為什麽會成為啟蒙運動的終結。還有一個就是黨支持與領導的一批左翼文化隊伍，這里也包括了魯迅和他罵過的“四條漢子”。他們之間雖有不同：一個是有組織、有目的的政黨的宣傳班子，一個是具有獨立人格的自由撰稿人，但他們之間關系應該如何理解呢？
朱：這問題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也是搞在一起的。所謂魯迅與“四條漢子”之間的關系，這只是一個代表，實際上是許多人。這里我們可以看出，魯迅是具有個人獨立自主傾向的，他是要保持自己個性的人，他不讚成用一套辦法去強制別人。而“四條漢子”代表的是什麽呢？他不光是文化路線上的左傾，而是一種組織上的嚴重的幫派統治，實質上就是要實現以組織名義的對個人的控制。魯迅對“四條漢子”的批評，應該看成在左翼文化剛剛萌芽，就有人想對它進行組織控制。當有人要完全扼殺個人獨立性之時，魯迅堅決給他頂住。
周揚搞的這一套，其實就是第三國際和蘇共搞的那一套，也就是毛澤東的那一套，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是一致的。在人事上，他們雖屬兩個不同的派別，但他們要統治這支文化隊伍的態度都完全一致。不但他們是一致的，跟蔣介石也都是一致的；這一點上，他們是一個老師教出來的。
毛跟他們之間的爭論──我指的是第三國際回來的那幾個人的爭論，那是權力之爭，但在思想體系上並無多少差別。但其中的張聞天，倒是一個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毛和王明都容不得人，包括康生，都是要控制他人的。“四條漢子”執行的東西里面，有個人的成份，他們那時年輕，少不更事，血氣方剛，自以為自己了不起得很，這是他們個人方面的問題。但是，想從組織控制人，而不是強調人的個性，這是“黨文化”得以成立的基礎。對啟蒙來說什麽最重要？個性的解放、個性的獨立是最重要的。而“黨文化”呢？講究的就是控制他人；所謂集體主義，鐵的紀律；說到底，就是以多數人的名義實現少數人的統治。第三國際是這樣，毛澤東也是這樣；所以，他們的思想是有來路的。
在這個問題上，魯迅和他們是有差別的，我覺得魯迅了不起就在這里。當這種控制他人的思想傾向一露頭，魯迅就與他們拉開距離並竭力反對，絕不接受他人對個人的控制，保持知識分子人格的獨立性。雖然魯迅在某些思想和觀點上與他們有共通之處，如階級的觀點等，但從根本上講，他終究還是《天演論》、進化論和西方的那種民主、自由思想。所以，一旦有人想控制他，他自然會與他鬥起來。這點上，我們不能把它看成魯迅的狹隘和偏激，恰恰相反，這正是魯迅的過人之處。尤其是我們後來的經歷更是證實了這一點。獨立人格的失落和組織控制的成功，正是我們悲劇產生的根源。那種對人控制企圖一經出現，無論是用民族革命戰爭的名義，還是抗戰、國防的名義，你用什麽樣的名義都不行。這種控制人的傾向一出現，魯迅就先與你拉開距離，這非常了不起。他並沒有因為思想上的傾向而接受某個組織的控制，自始至終反對這種組織上的控制。保持自己的個性，思想的獨立性。
為什麽毛後來在五十年代與羅稷南等文化界人士談到魯迅時會說出那樣的話呢？就是要麽他什麽都不寫了，要麽關在監獄里。我後來看了黃宗英寫的一篇文章證實此事，真讓人不寒而栗。此事最早是周海嬰寫出來，後來有人發表文章質疑說：毛主席當時不可能這樣講。後來黃宗英出來證實了，這該沒有什麽話說了吧。但是也還有人對我講：黃宗英都糊塗了。但我看那篇文章有什麽糊塗，一點都不糊塗。
再把話題回到延安整風。有一個非常獨特的東西在哪個地方？毛澤東的出現。他對這個轉向來講，是決定性的人物。救亡救到延安去，而毛澤東卻用整風的辦法把人控制起來。半個多世紀大家都在那里歡呼，說那是一個思想解放運動，給“五?四”並列起來，包括王若水都參加了這一說法。但現在仔細反思一下，延安整風究竟是個啥東西？
白區來的這批文化人在來延安前的活動區域主要是在上海，有的甚至就在租界這樣的環境里。這個環境的特殊性，使這批文化人的活動有一些自由空間。在上海，日本人要亡我，國民黨要壓我。即便如此，當有人想控制魯迅，魯迅也毫不客氣地給他反擊過去。整得“四條漢子”也沒法。但當這批自由、民主知識分子一到延安，這就完全是另一個環境，延安絕對是槍桿子統治一切的。所以王實味的東西一出來，丁玲的東西一出來，李銳、童大林他們那個《輕騎隊》一出來，人家就不幹了。兩種人不接受，一種以毛為代表，毛之所以不容，他是想形成整個的統治，包括思想上的統治；另一種就是有部分軍隊幹部，他們很自然甚至很簡單地認為：老子在前線拼死拼活，你們在這里有小米吃還罵我？思想上產生了強烈的對立，這樣就幹起來了。
“黨文化”形成於延安整風
問：這個事實可不可以把它理解為《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一個大的背景？
朱：我覺得是。毛的情況更覆雜一些，毛不光有前面提到的國際背景方面的東西，即共產國際方面的東西，而且他還有中國傳統專制主義的那一套。他可是一個權術大師，就是那些軍人都不得不服他。因為他最會整治人，整到哪個就要把他整服。他是整人、控制人的老大。相比之下，張聞天這樣的知識分子算什麽，能是他的對手？他那種人，骨子里就是老子天下第一，所以說，毛的事情更覆雜。大體來講，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東西，前後都在十年的時間，一個發生在三十代後期，即魯迅與“四條漢子”，緊接著是延安整風，發生在四十年代。這里要說明一個問題：就是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潮，即維護獨立，個性解放為核心的思潮，與那個企圖要治人、控制人的所謂集體主義為核心的思潮出現了強烈碰撞。上海的碰撞表現在魯迅與“四條漢子”的抗爭；結果魯迅保持了他獨立人格與個性；另一面，換了一個環境，保持獨立人格與個性的抗爭在延安就鎮壓下去了，以王實味的人頭落地為象征。投奔延安的那批熱血青年的獨立人格與個性也被所謂集體主義、鐵的紀律的“黨文化”吞噬了。
儲安平是一個極有洞見的人
問：國內最早意識到這個問題的人，應該是傅斯年、儲安平等人。儲安平並在《觀察》雜志對延安的輿論一律進行了公開的抨擊。四十年代，舊政協中有人去延安參觀訪問，包括梁漱溟、黃炎培等。對於延安當時展現的一派升平景象，使那些名流們耳目一新。對於他們從延安回來後的讚不絕口，儲安平卻表現出了相當的清醒，他說：延安這種一邊倒的歌德之風，所表現出來的升平景是令人懷疑的；這使他聯想到了斯大林政權的輿論一律的問題。越是這種一邊倒的歌舞升平，里邊就隱藏著種種不祥，是一種虛假的東西。
朱：儲安平是一個極有洞見的人。換一個人，能提出儲安平那樣的問題都不簡單，他們不明白啊。而儲安平是一針見血地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不同凡響。你看那些民主、自由派人士，在國統區是小人物的，一下子就給弄住了。另外就是之外的大知識分子，有的甚至是原來的士大夫轉過來的，這些人在外面觀察，觀察你這個民主問題是怎麽對待的。如果把這個場景移到俄羅斯去，看紀德，看羅曼?羅蘭，看他們去蘇聯的情況，和梁漱溟、黃炎培到延安的情況一樣。請大家把這兩個個案比較一下，這就非常有意思了。
這里有兩個很值得注意的情況，一個就是王若水那個“整風壓倒啟蒙”和《新發現的毛澤東》所提供的一些情況，很值得研究。應該說這其中有許多不錯的、有價值的東西。另外，還要去找一個人，此人叫何方，給張聞天同志當過秘書，要與他進一步來講這個問題，把它搞清楚，繼續深化延安整風實質的認識。另外再找曾彥修，他比較關注西方文化界人士在蘇聯的活動；他們怎麽看蘇聯，蘇聯怎麽騙他們。再加上高爾基，他被控制住已經毫無辦法。處於這麽一個狀況下，他是用什麽態度對待這些人？我覺得幾個問題要比較起來一起研究。一定要搞清楚：為什麽從民主、自由啟蒙的房子走進去，會從專制、獨裁的房子里走出來了。一大批要民主、要自由、要個性解放的知識分子，最後走到專制獨裁最黑暗的地方。
走到這里以後，出現了三種不同類型的人，一種完全變成了幫兇，比如蘇斯洛夫似的人物。另外一種，完全成為灰色的，從有思想、有血性的人，變成庸庸碌碌的、體制中的一些官僚。另外一種，就是堅決地要醒悟，非分手不可，就是楊繼繩講的確實黨內有那種兩頭真的人。年輕時候真心誠意地向往光明、投奔革命，到晚年的反思、悔悟，韋君宜同志寫的《思痛錄》就反映了這一點。韋君宜的愛人楊述就是你們四川出去的，延安整風時說楊述是特務，組織上還讓韋君宜去動員楊述承認。沒有辦法，楊述承認了，結果根本沒有這回事。像這樣的事並不是孤立的個案，而是整了一大批，這個線條要理清楚。李澤厚提出救亡壓倒啟蒙，有他一定的道理；李慎之提出的革命壓倒啟蒙，也有他的道理。但延安是個轉折點，後來形成的這一套，在延安基本上已經成形了。謝泳研究思想改造的材料，是延安來的知識分子為主，方法、形式、連語言都是延安的。而“黨文化”的形成，最重要的時期是延安整風，基本東西都在那時成形。
問：您以為就“黨文化”而言，最值得研究的人物有哪些？
朱：胡喬木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對“黨文化”而言，事實上的最大代表是毛，其它的一些打手式的人物在這個系統里不起決定作用。
你認識的幾個老朋友都是不錯的。從另外的一面來講，有一些過渡性的人物，如胡繩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人物。黨外也有些有趣的人物，像何祚庥這類的；何祚庥我原來不認識，接觸過兩次後，才知道黨外也有這等人物。
“黨文化”把人教傻把人教壞
問：我們在生活中也有類似的人物，表面上他們對“黨文化”也非常反感，但他們自己處處表現出“黨文化”一樣的模式。有人說，如果這些人掌了權，搞專制會更利害。我一直對此感到奇怪，請問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朱：“黨文化”有兩個特點，一是把人教傻，再就是把人教壞，把人教傻就是搞教條主義，把人教壞就是教人詭辯。毛澤東的東西不是辯證法，許多人寫大文章說他決策和措施多麽了不起。什麽“三面紅旗”、“大躍進”之類，不過是信口開河而已，完全是詭辯。“黨文化”這個風氣非常壞，本來黑格爾哲學講了某些思維規律，對人們有一定啟發，增加人的智慧，結果在我們這里搞成了什麽東西呢？成了一個荒唐的東西。“黨文化”的表現形式還要從各個方面展開研究，研究它為什麽會墮落到如此地步。比如斯大林時代，那些對斯大林獨裁專制的辯護。
整個中國的發展一直滯後，這個滯後不是幾年、幾十年，在文明的大段落上，它滯後了幾乎整整一個時代。滯後一個時代，表現在國際關系上就是挨打，自己就顯得愚蠢，顯得不適應，在走向工業文明的過程中一再失誤。這也是涉及到我們傳統文化的本質，社會結構的僵化，或者是說它的落後。兩者攪在一起之後，產生一種激進主義的東西。因此，人們很難做到冷靜地判斷我們所處的時代本質，以及在這個時代中我們自身的位置。這種不正常的思維方式，使我們始終帶有一種急燥的情緒，出現了把兩個東西聯在一起的想法。本來這個國家，實實在在的問題是如何走出農耕文明建設這個國家的工業文明，但是這個急燥情緒，就把許多問題帶出來了。
中國近代兩個文明的沖擊
過去，對外來文明的沖擊我們有兩次，一是清末工業文明的沖擊，一次是二戰過後建國前後新技術革命的沖擊，包括信息革命的沖擊。面對這兩次沖擊，表現出兩個特點：一個是器物層面的東西比較容易看得見，老想把這個東西抓到就有了一切；制度層面、文化層面的東西反思很少，不甚了了。清末就是想用船堅炮利與專制主義的體制、君臣父子綱常倫理的意識形態相結合，以為這種結合能富國強兵。二次沖擊是新技術，原子彈爆炸、氫彈爆炸、衛星上天；於是趕快抓住兩彈一星，再加上無產階級專政、一元化的意識形態，以為這一相結合就可以富國強兵。兩次沖擊，我們在思想上前後幾乎是一樣的，對於制度層面的東西，我們是幾十年後才想到，市場化就更差了。第二個問題：兩次文明沖擊都是國際形勢比較緊張，國家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因此，所有的辦法都是想國家把一切抓住，壟斷資源，然後以國有制的形式，跳過市場，跳過民間，跳過社會；直接把器物抓到手頭，其結果是將社會的力量壓制了。幾十年過後，發現不行了，最後又是搞得沒有辦法，三十年後才出現鄧小平改革帶來的轉折。整個中國出現的這種“黨文化”傾向，它和中國近代兩個文明的沖擊有關系。這個關系的背後，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全球的大背景。
我們這個文明發展滯後，在這個時候我們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識還停滯在先輩所生活的文明時期。有些問題你不能分析，《新民主主義》講，中國落後了，就向西方請教，怎麽總是老師打學生呢？西方文明就在中國破產了？這個不通。先生打學生恰恰證明你不行嘛，怎麽你一挨打就不向他學習了呢？你越是挨打，越是要研究他的道行在哪里；他怎麽老是打我呢？挨了打就不向他請教了，哪有這種道理？這個形式邏輯都不通，有些所謂毛的經典著作，都說了不起，其實許多地方都經不起推敲。你說看到一個新的政權，只有它是平等待我之民族。有那麽好嗎？你爭取他的援助，這可以理解，但爭取援助並不等於要向他學嘛，我不能去找到二道販子來學嘛。最近慶祝彼得格勒三百周年，也說明他是西歐的學生，有些問題不可深究，一認真研究，就會從中發現許多問題。
“黨文化”直接的淵源就是布爾什維克的那套東西。就第三國際而言，我們是他的一個支部，一切都是按他那個東西套過來的。連蔣介石也是這樣的。一個師父教出兩個徒弟，結果打得要死不活，其實兩個都是要搞一黨專制，這是一面。另一面就是中國長期專制社會下的農耕文化，宮廷中的幫派問題，知識分子中的以書院為特征各種派別和這些派別的議政傳統。黨，在漢語中就是講的這個東西：朋黨。我們要弄清這種文化與傳統中的朋黨的關系，與下層社會中幫會的關系。我們黨實際上就是這兩個基礎構造出來的一個綜合體，這些成分都加入到了這個“黨文化”中去了。
在這個問題上，用理論語言來闡述的是列寧與馬爾托夫，並因此發展出群眾與領袖的關系。在這個問題上我說過怪話，也是真話。毛把列寧的觀點發揮了：群眾是有階級的，階級是用政黨來領導的，政黨是由稱為領袖的一個集團來組織的。再向前一步，這個集團是以一個人為核心的，這個核心是我指定的，你說荒唐不荒唐。所謂發展了什麽主義，就這樣發展了，弄個套套把自己套在那里。所謂龍頭大爺、幫派老大就是類似的東西，很糟糕的一個東西。這里面一定有它的結構。
我們這個黨，在解放初期轉入土地革命以後，一大批人是從農村底層來的，這些人知道的黨就是幫會。至於什麽現代政黨，他們根本不知道。所以這種人，一講就是老子打天下就該坐天下，他認為結黨就是幹這個的。他怎麽知道工業文明的社會中的議會民主，政黨之類的東西？“黨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淵源，不但有上層的、也有下層的；有的是非常落後的東西，可以說是亂七八糟。有的在國民黨時期也是為人所不齒的東西，竟在共產黨那里又死灰覆燃。解放初期，南下幹部里面，有的帶著自己一班子人，炊事班長成了糧食局長，此類事情不勝枚舉，說明什麽？農耕文化的宗族、幫會之類的觀點在起作用，並通過武裝鬥爭推向全國，發揚光大。這別說是現代政黨、現代政治、馬克思主義，就連封建專制時期、蠻族統治時期的舊官制也是不允許的，純粹是無知和胡來。無知和胡來到了這種地步，還能建設好一個新中國？
中共革命是改朝換代的農民起義
五七年打右派，許多知識分子都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這里面就有這些知識分子對這些問題的反感。他們看不起這些人，看不起這些做法，我們黨內有的幹部自身素質如此，但他又是官員，經常在公眾場合開黃腔，這些知識分子就嘲笑他，再加上在工作中、用人上又有那麽多污煙瘴氣的事，更是遭人恥笑。毛一動手，這些人當然求之不得，就一並打過來，還一副那麽理直氣壯的樣子。“黨文化”就是這樣一個荒唐的東西，你在執政，怎麽可以講外行領導內行這樣的胡話呢？做什麽事都是需要知識的，更不用說是管理國家。而這一來，懂的人，有知識的人都在那里夾起尾巴做人。所以，搞得我們的政權水平非常低，比許多朝代的水平都低。
就拿國民黨時候來說，縣長都是要經過考試的。而且他的官制也有一定之規，而不是隨隨便便、毫無章法可言。郵電系統是被這種無章之法整亂的。在近代史上，中國的郵電、銀行、海關都是由外國幫助建立起來的，從考郵務員到各級管理者，都有一套明確規矩。無論是升降、聘用，都有規章，起碼，文化是要講的，沒有文化說什麽也不行。結果我們拿到手，就變成了安排親戚朋友、舅子老表工作的地方。由於沒有明確的規章，嚴格的管理，這幾個最不允許有問題的行業到如今已是弊端叢生，真是沒辦法說。至於別的部門，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你以為你是通訊專家，一定要用你，可他偏偏就用一個報務員來管你。沒有專業能力，但可靠呀，你奈他何？我在總工會時，曾去看過郵電工會的一位老同志、原郵電部長楊泰方。郵電部一位副部長陪我一起去。我就講到郵電系統的許多局長原來是一般的報務員，搖手搖發電機的嘛，後來你們就讓他們成了局長；這位老同志說，你沒有到過我們郵電系統，怎麽知道這些情況？我說，我在地方上就見過，已經被你們弄爛了嘛，說完大家哈哈大笑。郵電如此，銀行、海關也如此，這幾個系統一直問題不斷，與這種人事背景是有聯系的。這對“黨文化”而言，也是必然的。我們前面講，我們近代與西方的兩次碰撞，實質就是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的碰撞，而“黨文化”里的許多內容也是下層的、負面的東西，是主流文明看不起的。毛長期對知識界就有一種對立情緒，這與他在北大的經歷有一定關系。他別說教授，講師也當不了，人家看不起他嘛。所以解放後，北大幾次通過中央請毛到北大講話，他一次都沒去，他真的是有成見的。
歷史過去了若幹年，我們回頭去看，中國這場革命，骨子里就是一場改朝換代的農民起義，尤其是從結果來看更是如此。首先是專制制度沒有變，反而加深了，只不過多了現代詞語的裝飾。再有是，毛的這套統治辦法，許多是從線裝書里來的。線裝書毛是讀得多的，黨內哪個有他讀得多？我們把他的那個三大法寶拿來解剖一下，什麽叫統一戰線？就是在國共兩黨的鬥爭中，利用國民黨與其它民主黨派的矛盾。開放改革後，耀邦同志出於好心，在原來的互相監督、長期共存的提法上加了兩句：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但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上，哪有什麽榮辱與共呢？完全是中華帝國與周邊邦國、酋長部落的關系。歸結起來兩句話，把我房里的丫環拿到你那里去當太太，這是其一；其二，把你的太太拿到我這里來當丫頭。
我剛才說把我的丫頭給你做太太，就是指派過去的；把你的太太給我做丫頭，就是吸收入中共的。在中國，各級的權力核心跟民主黨派並無什麽關系，什麽民主黨派？我這個話講出去，人家非罵死我不可。真是可憐啊！在互相監督，長期共存的提法上，耀邦還給他加上肝膽相照、榮辱與共。耀邦的確是好心人，他對人真是這樣想的。但共產黨的體制對民主黨派哪里是這麽回事？胡耀邦在這個問題上太善良、太理想主義。在他生病期間住在三○五醫院，我和秦川去看他，和他聊天。他問我怎麽樣？我說離開了中央，沒什麽可幹，找個地方吃飯嘛。他還說我是理想主義者，唉，其實他才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對於“黨文化”的問題，希望你們能把它研究下去。李慎之同志在世時，我們說好把這個問題研究下去，但他去世了，這個研究受到些影響；再加上王若水一去世，這個損失也不小。
與李慎之等籌備世界觀察研究所
問：李慎之做白內障手術那年我去同仁醫院看他，他說還有五篇文章要寫。那時他那篇《風雨蒼黃五十年》已經風靡全國，之後我們已經看到的有《革命壓倒啟蒙》等兩篇，另外的已不可能看到了。
朱：可惜了。其實慎之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時不待我。我和他去看童大林，童已經不行了。說話已經不合邏輯了，但他還認得人。後來慎之、何方我們三人給大林的秘書劉希說了一下，希望繼續把世界觀察研究所搞起來。在世界格局演變的今天，我們討論過伊拉克戰爭問題，戰後問題需要談幾次。我也曾對外交部一位副部長說了，也給慎之說好了。那天在觀察所，慎之講，以後你就多搞點，這里面就你年輕一些。我比他們是年輕一點，但我不懂國際政治啊！我說慎之，你是元老。慎之說：我是元老，可我管不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情況。後來，把話題轉到這些老同志，一方面，反對領導人的終身制，另一方面搞一個學會，卻沒有去想自己下來了讓誰去搞，大家還在笑這個事。結果你看，慎之一轉眼就走了，完全沒想到。他沒想到，我們大家都沒想到，可惜啊！
“夾在中間”的宣傳部長
問：我還有一個我個人有興趣的問題：是你主持宣傳部工作的情況。這個問題的意義在於，這段時期“黨文化”受了一定沖擊，這與當時的大勢有關，與胡耀邦的開明有關，也與你個人認識有關。如果要研究這段時期的問題，可否從你這里了解一些情況，得到一些資料？
朱：李洪林在出國前寫了一本中國思想史，他找過我，但我當時沒有精力回過頭來。現在有些東西要整理，這段時期的東西不整理出來不行。這包括當時的一些講話、錄音，另外還有一些事情要回憶、聯系起來，作為素材收集一起，才好研究這一段。中宣部出過一本集子，內容是三中全會後歷次宣傳工作會議的相關文選。我工作的那段時間，一年半左右，大概只有一頁就寫完了。說的是那個時候開了一個座談會，朱某主持之類，其它就沒有了。從編輯體例來講也對，因為我那段時間我不開會，耀邦讓胡啟立、王兆國（要我）大膽地準備一個報告，提交書記處討論。當時我就想，耀邦怎麽這麽天真呢？那時，胡耀邦任總書記，政治局分管宣傳是胡喬木，常務書記是胡啟立，分管意識形態的書記是鄧立群。我當宣傳部長，實際上夾在中間，這工作怎麽搞？這種情況下，我要是弄個報告出來交書記處，不是一下就給我否定了？耀邦怎麽來支持我呢？
我的理由非常簡單，一九八六年年底要召開六中全會。討論精神文明建設的決定，那是中央最高層次的宣傳工作會議；中央委員、顧問委員、中紀委員一起，最高層的會議來討論意識形態。在這個情況下，部門不適宜召開全國性的大會，只開座談會。座談會我沒有請中央領導，胡耀邦、胡啟立、鄧立群我都不請，會議自己來開。另外，所有會上發的材料，除了中央領導的叫文件之外，其它一個材料我都不發，後來有人說不行，你已經講了話了。我說，那就作參考材料嘛。因為這樣一個狀況，中宣部編的那個集子也對。會上我沒有發文件，會後我也不以中宣部的名義發文件。
總之，我是東講一個，西講一個，會後讓下邊醞釀去，看大家讚成不讚成再說，低調處理。因為當時的情況，上面擺起架式在那兒，你要正經的報告上去，上面一否定，你就沒法再講了，再講就是違背決定了。我給各界講，給音樂家講，給翻譯家講，給作家講，給出版家講；廣東講，武漢講，我就采用這種辦法。講了之後，他們把錄音整理出來，我都不讓他們在大報上發，要發也在一般的文化報上。而且，我都說明，這些講話只是供討論，供醞釀，因為今年中央要作大決定，我就是采取這種辦法處理的。但是這一年究竟搞些什麽？現在集中起來可以看出，我自己在那個地方講的。如果你想研究那段時期的問題，我可以把材料準備一下。
宣傳部長任內形成了一定的態勢
問：這一階段的工作對人的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改革開放之所以有一定結果，這一階段的思想解放功不可沒。如果說真理標準的討論使我們從教條主義和馬列主義的章句之學的錮桎中解脫出來，起了正名的作用，那麽，這一段時期的工作就把這個看似理論問題的思想解放推向了社會、推向了民間，並形成了一定的態勢。真理標準討論解決的是認識問題，但操作上則是通過這段時期一個個具體問題的解決來完成的。戴晴在一篇文章中講到她為什麽從一個工程技術人員走到新聞記者的行例中去，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段時間里相對寬松的思想文化環境，包括你這位宣傳部長的三寬政策。其它的例子很多，做的好事不少。就一個戴晴，已揭穿了多少以往在宣傳上的謊言，為多少冤屈的文人學者恢覆了歷史的真面目，其中包括儲安平。當時她在《光明日報》主持了一個學者訪談欄目，成為那段時間光彩奪目的一小塊陣地。
朱：我第一次見到戴晴就是在《光明日報》的全國記者會上。杜導正把他的人馬約到一起，在香山八大處開會。他給我說：各地記者都來了，希望我去參加。我同意了。去了香山，見到幾十位記者坐在那里，會議形式也較隨便。我見到大家，說諸位都是消息靈通人士，有什麽消息可以擺一擺。大家笑一陣，但都沒有說話，最後讓我講。杜導正說其它同志見面的機會多，隨時可講；我見大家的機會少還是讓我講。我講的內容他們整理了一個稿子，我壓下來了，現在還在我手上，你有興趣可發給你看看。
黃菊攻擊我，向胡啟立告狀
問：對於這段時間的宣傳工作，先不論它的是非如何。您作為當事人，應該把這段歷史寫出來，我想這是有意義、有價值的。
朱：我打算先把那段時間我的所有講話稿整理出來，也把手上有的其它材料整理出來。那段時間中還有其它的材料，一些評論也希望你幫助搜集整理一下，先把材料找在一起，把這個時期作為歷史的一段來看是可以的。
我當時到中宣部，一來就思考如何調整。但是半年時間我沒有動。到年底的時候，耀邦問我怎麽樣？有什麽反映？工作已經年底了。我說反映就是不見動靜。他說：大膽一點嘛。我說，我最怕的就是有動靜。沒有動靜的反映我最高興。你想，上面三個老爺子在那坐著，還有監軍在書記處上看著，後面坐著三個垂簾，再加上這麽一個現狀，怎麽搞？到了八六年，我從三月份開始講，給音樂家講、給出版家講、給翻譯家講，再給各省的文化廳局長講。我在上海講的時候，黃菊就攻擊我，向胡啟立告狀，結果讓胡啟立頂回去了。他告狀的原話沒記下來，是上海市委記錄的，但胡啟立回答的話都記下來了。我講這件事是想說明，真要動的時候就會有阻力。八六年我剛開始講就是這樣，最後也證明了搞不動。當時鬧亂子的，一個馬丁事件，一個是秦柳方寫的那個材料，薄一波、胡喬木對這兩個東西都有批示。這是宣傳工作上的一貫操作手法，先讓下邊提供炮彈，然後上面批示；批示下來你宣傳部就是推波助瀾，就要幹了。但到了年底人家還是得手了，來了個總攻，也得逞了，搞了個總清算。這中間，也有一點小反擊，就是六中全會通過精神文明建設的決定，當決議念完了，陸定一站起來，要求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幾個字去掉。後來鄧小平發了話，反自由化最少還要講二十年，這就是最後的結局。
胡喬木是研究“黨文化”的典型
問：你剛才提到陸定一，他也是一位極有特色的人物，從宣傳大總管，到文革的階下囚，解放出來對宣傳工作也有一些反思。
朱：是，他在後來對以往的歷史有一定反思，但最後他的文集的自序里，卻寫了八九是黨成熟的表現。從他的這種反覆，你可以知道“黨文化”的厲害。從整人到被人整，而且被整得這麽慘；反思自己，反思歷史，最後又走到那個故有的立場上去。你說怪不怪呢？陸定一是宣傳部幹得最長的一個人，從延安一直幹到文化大革命。他和毛合作的時間最長。他反思過自己，但最後又寫了那麽一個東西在文集的序言里面。本來這句話他可以不說，可他就這樣說了。從黨的組織形式上講，陸定一是在胡喬木之上，但毛事實上從來不把他擺在胡喬木之上。進北京後，一段時間是習仲勳在當中宣部部長，胡喬木當副部長，而胡根本不把習仲勳放在眼里；胡喬木當時是毛的秘書。胡喬木是一個典型的異化人物，“黨文化”又把他化掉，化得不成個人樣。要研究“黨文化”，他是個典型。總之，“黨文化”是個大題目，要研究的人物很多，事件就更多了。希望你能接觸更多的材料，作更深入的思考。
來源:《動向》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