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汉奸吴三桂论坛

作者 郭國汀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 二零二二年

第一章 代序：革命的真實含義
蘇聯社會學家問什麽是革命？俄國農民答：幹你想幹的事。Revolution(革命)一詞源於拉丁文Revolvere，原意指翻轉，最初用於形容天體運行。哥白尼《論天體運行規則》（On the Revolution of Celestial Bodies）。16世紀天文學家用該詞形容天體受非人力控制力--規律性。當革命一詞被用於人類事務時，剛好相反：指突然和不可預測的事件。
革命一詞於1685-89在英國光榮革命時首次被用於政治學。描述吉姆斯二世支持威廉三世和馬麗女皇；作為對價，新國王簽署《權利宣言》承諾尊重法律，未經議會批準不征稅。從而使大眾主權在英國取得勝利。
一個世紀後的1776年美國革命擴展了革命一詞的適用範圍，宣布國家的獨立和改變了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溶合了大眾主權和個人自由原則及民族自治權。但仍限於政治學領域，文化、司法制度、生命和財產的保障各方面則繼承英國傳統，皆未受到革命觸動。
第一個現代革命乃是法國1789年6月革命，使君主制因此而崩潰，實現了啟蒙運動的理想，遠超出英國和美國革命的政治範疇，旨在創設一個新社會秩序甚至新人類。雅格濱專政時期的血腥殘暴預兆了俄國共產主義革命，從此革命被擴展致改造世界的計劃。
19世紀歐洲見證了職業革命家的形成。權欲知識分子開始全職研究歷史，策略計劃煽動有組織有計劃的革命。激進知識分子想用暴力手段摧毀傳統的人類關系。目的在於解放被私有財產及其制度壓抑的人類真實的本性。激進的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設想革命不僅改造先前已知的政治，社會經濟秩序，而且改造人類本身。其目的用托洛斯基的話來說是“翻轉整個世界”。
共產黨人歪曲政治革命的含義，皆將革命擴大到整個社會全部領域，而且特別強調暴力革命，特別是中共與紅色高棉更是極度無知登峰造極。妄圖通過徹底摧毀一切傳統道德文化習慣的方式，創立共產主義烏托邦，因而造成的災難同樣空前絕後。
列寧推崇的俄國瘋狂革命家內查也夫定義革命者“是一個已經丟失的人。他沒有特殊的利益，沒有私 人的業務，沒有個人的牽掛，沒有財產，甚至沒有姓名；他的所有的一切都被一件事吸收而排除所有其他，一個單一的思想，一個獨特的熱情----革命。在深層的存在，而不僅是言語，而且他的行動，他已經 與社會，文明世界，法律與習慣，社會禮儀與道德規範中斷所有的聯系。革命者是一個死敵，他如此活著以便能夠確保摧毀社會。”“對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稱做革命者”。
列寧說“在現實中，國家僅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因此他辯稱：專政的本質乃是：“專政是直接基於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統治。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通過使用暴力反對資產階級贏得統治權並維護統治，該統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列寧接著說“蘇維埃政府的無產階級民主是一種形式，已經發展和擴大了史無前例的民主，確切地說，它是最廣大的人民，被壓迫的勞動的人民的民主”。
托洛斯基在《為恐怖主義辯護》中稱：“革命暴力業已成為必要，是因為歷史的即時要求，無法找到一條通過議會民主機構的途徑”。他接著舉證說：“無產者是歷史上升階級……今日資產階級是落沒的階級。在生產中它已不再起著核心實質的作用，且用其帝國主義的掠奪方法，正在毀滅世界的經濟結構和一般的人類文化。盡管如此，資產階級的歷史執著性仍然是巨大的。它具有將整個社會拖回至深淵的威脅力量。我們被迫粉碎這個階級並將他們拋棄。紅色恐怖是一種武器， 用於對付具有巨大破壞性，但又不願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階級。” “它能且須解釋在內戰中我們擊潰白軍，以使他們不能毀滅工人。因此，我們的問題不在於毀滅人的生命，而在於保護……必須使敵人變得無害，在戰時這意味著 必須消滅之。對於戰爭中的革命問題，取決於摧毀敵人的意志，迫使其投降並接受征服者的條件……誰將統治國家的問題，亦即，有關資產階級的生與死，將取決於雙方，而不依賴於憲法條文，而是使用所有的暴力手段。” 毛澤東則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繪畫秀花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
1917年俄國革命達到高峰，布爾什維克黨采用西方激進知識分子的國際觀念，列寧稱俄國是帝國主義最薄弱的環節。蘇俄奪權是為改造俄國及整個世界。
所有1789年以後的革命均以失敗而告終，原因在於普通人民要求他們的生存，穩定和可測的環境。大眾抱怨和不滿現實是形成革命局勢所必需的但不是足夠的要件，革命需要植入激進的理念。
1991年蘇聯解體，共產黨變成非法組織。證明烏托邦主義不可避免導致其反面。在地球上尋找天堂總是將其變成地獄。共產主義革命僅是人類尋找理想歸縮的某種臨時的覆辟。
人類個體只追求他們自已的利益和渴望，而不能也不願對他人的利益和渴望作出犧牲。
馬列主義革命論屬禍國殃民的歪理邪說，全世界所有的共產黨政權全部是極權暴政有如下共同特征：共產黨政權全部蠻橫無理，唯我獨尊，妄自尊大，根本不敢也無法進行公開充分的討論爭辯，而只會濫用暴力恐怖欺騙謊言試圖強迫他人接受其觀念；共產黨政權全部是依賴秘密警察及遍布全國的線人對全社會進行特務極權統治；共產黨政權全部從不敢進行自由公平競爭，從不遵守公平遊戲規則，皆不擇手段比賽厚黑流氓術；共產黨政權皆信奉暴力論，因而濫殺無辜幾成必然；當權共產黨人皆極度無知且極度狂妄，他們均仇恨真正的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共產黨政權全部瘋狂迫害工人農民及平民大眾；共產黨暴政皆迫害宗教教會及其信徒；共產黨國體制皆強行國有化和集體化，導致經濟落後，制造大饑荒； 共產黨暴政皆對其國民進行過至少一次公然大搶劫，即搶劫地主富農資本家的財產；而中國共產黨則對中國人民實行了三次公然大搶劫：即建政初期的搶劫地主富農資本家；鄧江胡專權時期的搶搶劫國有資產變成中共官僚特權階級的私產；正在進行的瘋狂污染中國自然環境毀滅中國的生態平衡；共產黨國體制皆對各國傳統文化文明進行過毀滅性破壞；共產黨國家皆造成國民精神道德淪喪，官員貪污腐化墮落，全社會各行各業欺詐虛偽盛行。簡言之：徹底終結共產黨極權暴政是這個時代的最強音！



第二章 俄國革命前的歷史格局--支撐沙皇的五大政治力量
沙俄帝國既無憲法也沒有議會，卻以政治審查和秘密政治警察的任意統治著稱於世。直到1861年以前，約一半的俄國農民是農奴，受他們的主人的任意統治。農奴沒有公民權利，但不是奴隸。他們在個體土地上勞作，收成按一定比例交給主人作為租金，剩余的產品歸已。在其土地內的農產品可自食或上市場交易。他們可選擇提供勞務（通常是每周三天）或交租。他們享受習慣法的保護，主人和官員均不會忽視此種習慣法上的權利。
1861年2月，亞歷山大二世頒布法令解放了全部農奴，予他們土地，並提供他們49年的抵押貸款。俄國工人大多是季節工，主要是在鐵路工人和紡織工人，工廠不象西歐主要在城市而是在農村。只有礦業制造業和金屬加工業才在大城市。1900年俄國僅有約100萬全職工人。直到1905年俄國受無限權力的沙皇管轄。刑法規定任何質疑沙皇權威或要求改變政府均屬犯罪；政治權力視為皇家獨有。
19世紀以前，歐洲各國皇權則不然。15世紀一位西班牙法學家愛里奧特即指出：“國王對其王國獨享行政管理權，但對事物不具有主權，因為國家的財產和權利屬於公眾，不屬於任何人祖傳的財產。” 但沙皇則不然。東方暴政不但管轄王國，而且擁有王國，他主張對所有的土地和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壟斷所有商業和外貿及臣民的終身勞務。此種體制代表了極端專制。但俄國此種專制制度於18世紀中葉開始解體。1762年皇家免除了貴族的強制性國家服力義務；不久即予貴族土地所有權；19世紀私有財產概念亦開始在俄國紮根。1861年廢除農奴制。但在政治權力領域仍保留了父權體制，沙皇仍舊視主權為其私有財產，政府官員不是對國家而是對沙皇本人效忠，官員仍視為皇家私仆。
尼古拉二世沙皇智商有限，意志薄弱，有時非常頑固。他的妻子費多諾夫娜（Alexandra Fedorovna）是德國人，英國維多利亞女皇的孫女。她說：俄國人喜愛皮鞭的茲味。她鼓勵夫君行使真實的專制權力。官僚機構是支撐沙皇的主要力量。俄國官員是皇家的私人雇員而非國家的公仆，官員服務全取悅於皇家及其項頭上司。無需任何理由可以解聘且無權上訴。未經許可不得退休。此種習慣使得官員完全依賴其上級。政府官員作為專制君王的代理人，未經其上司同意不得受審。這種同意非常罕見，因為雇員的錯誤反映了指定提升他的上司的錯誤或用人不當，最終則是沙皇本人的判斷失誤。這種局面不可避免鼓勵腐敗和威逼。官員任職條件無需文憑或經任何考試，只需能讀會寫；服從和忠誠是獲得錄用和提升的品質。彼得大帝於1722年創設任何政府官員必須有一個等級（共十四級）。凱色琳娜大帝是依政變上台的，她的夫君彼得三世沙皇因政變而喪生。她的用人原則采用年長制，每級官員服務滿四年即自動升級；由於錄用也以擁有等級為前提，整個官僚體系成為一個封閉式的圈子。沙皇時代農民由公社自治。因此，沙皇專制實際上範圍十分有限，僅及於省一級，省以下行政權實際上屬真空。
俄國政治警察擁有巨大權力，在一次幾乎成功的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之後，始建於1880年。他們行使逮捕，搜查及處罰最高五年流放的權力。通過其遍布全社會的線人，甚至連移民海外的俄國異議人士也在秘密警察的控制之下。俄國實際上成為警察國家。對外而言，俄國表現出完美的統一，沒有任何公開的異議。而實質上則政府視全體人民為敵。1890年至1914年期間，外國投資俄國企業10億美元，相當於1995年的200億美元。俄國當時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強國。
除了官僚機構和秘密警察外，軍隊是沙皇的主要支持力量。沙皇擁有當時全球最大的軍隊約140萬人。但1903年約1/3的步兵，2/3的騎兵被用於鎮壓內亂。1905年和1907年革命，皆因軍隊遠離國家中心戰鬥在前線而有機可趁。俄國軍隊傳統要求軍隊遠離政治。軍人幹政被視為有損軍人尊嚴。俄國軍人忠於任何合法執政的政府。
支撐沙皇權力的第四個主體是上流社會。19世紀初，許多上流社會的年青人受西方自由主義和廢奴主義觀念的影響。1825年一些來自上流社會家庭的軍官發動兵變，意圖廢除沙皇專制，以立憲君主制或共和制取代。該“十二月起義”很快便被鎮壓，但標志著貴族開始衰弱。皇家為上流社會的反叛震驚。亞歷山大二世於1861年解放農奴，給上流社會致命一擊。他們不再能利用其土地贏利維持其體面生活，導致許多貴族破產負債，被迫處分其地產。貴族因而一部分變成反動派，另一部分成為自由知識分子。到1900年貴族身份僅是名譽，已沒有政治經濟特權的實質意義。連列寧也是個可繼承的貴族。列寧的曾祖父是個農奴，祖父是個鞋匠，父親因其兄長資助上大學後成為數學和物理教師，後升任省教育局長而獲得“因服務國家榮獲可繼承的貴族”身份。
東正教是支撐沙皇政權的第五個主要力量。俄國55%的人口屬於東正教信徒。名義上俄國人75%屬東正教，但其中有許多屬於遊離於官方東正教之外的異端。自彼得大帝時代起，教會便失去了獨立性，受指定的外行官員管理，在凱色琳娜大帝統治下，教會亦失去了其財富。但教會從未反叛，嚴格遵守拜占庭遺訓，忠於和支持君主，並與政治嚴格分離。它與社會爭議及煽動國家爭議的意識形態亦分離，因為教會認為其使命乃是拯救靈魂。



第三章 權欲知識分子與蘇俄革命
提要：馬克思在《論費爾巴哈》（Theses on Feuerbach）一書中說：“過去哲學家們僅僅是以各種方式解釋世界，然而，最關健的是改變世界。”以創造共產主義新人戰天鬥地改造世界為已任的共產黨人的哲學思想根據即出自馬克思這句名言。
‘左’拉丁語和法語及英語中均是指不好的東西；例如： Sinister 在拉丁文指左手, 該詞在英語中則指邪惡（evil）, 危險（dangerous）; gauche在法語指左手，在英語中指笨拙（awkward）拙劣等（ clumsy）。右在拉丁語和法語及英語中指正確，權利等好的事物，比如法文的droit指右手，該詞在英語中指機智（ wit）, 聰慧（clever）, 靈巧（ingenious）；拉丁文dexter右手;right在英語中指右方，正確，權利。中文的‘旁門左道’即指歪門邪道。根源在於絕大多數人的右手總是比左手靈活，由此推論右代表正確靈便而左則代表笨拙，進而引伸出右指權利而左指邪惡。語言是人類數千文明進化發展的產物，每個字詞皆有約定俗成的確切含義，是人們交流情感，討論爭辯問題的工具。中共故意顛倒是非，翻轉傳統價值理念，混淆視聽，搞亂國人思維。‘寧左勿右’是中共一以貫之的價值選擇。‘反右運動’‘右派分子’純屬中共暴政憑借暴力強行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的產物。因此，從語言淵源上亦可印證共產黨政權的邪惡。
事實上，全世界所有的共產黨政權，都是由左派知識分子煽動民眾造反，以工農兵之名，行奪政權之實，最終無一例外皆演變成極權暴政。值得一提的是，無政府主義之父巴古寧認為“國家是邪惡的且必須被摧毀。共產主義國家並不比資本主義國家好；權力仍然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上，即使國家是由‘工人’管理，他們很快就會象他們推翻的暴政那樣腐敗和專制” 。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教授里查德指出1864年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建立了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首先在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發生爭論。兩者皆讚同無階級，無國家社會，均讚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達到目的。但兩者有三個重要區別：無政府主義者認為革命的潛在力量並非產業工人階級，而是失地農民和失業者；社會主義者設想在資本主義跨台與共產主義之間，有個過渡階段，即無產階級專政；在此階段，新的統治階級將使用國家強制力，處分資產階級的財產資本，並將生產資本國有化；無政府主義反對任何壓迫工具，此期實質上是由知識分子操縱國家並為其利益服務；最後，馬克思主義者依賴於資本主義經濟自然發展至革命；而無政府主義者則主張立即行動，攻擊現行體制。巴氏預言：馬克思的觀念將唯一導致古拉格 。時間業已證明，無政府主義者在這三個重要分歧上全部正確：社會革命並未發生在工業國家，而是暴發於農業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確實將共產主義國家變成非工人對勞工和農民的長久的專制；1917年蘇聯布爾什維克革命，也是對仍處於資本主義發展初級階段的現政府的攻擊。而且巴古寧及托洛斯基皆在“十月革命”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托洛斯基原來也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因此，實際上，馬克思的每一種預測，全部都是錯誤的。
2010年5月30日第222個反中共極權專制暴政爭自由人權民主絕食爭權抗暴民權運動日
權欲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通譯為公共知識分子，依英文原意“權欲知識分子”似更切確）術語形容那些謀求政治權力以便改變世界的知識分子。該釋義源於列寧 ，最早該詞於19世紀中葉從德國引進俄國，1917年革命後引入英語世界。知識分子（Intelletuals）作為一個特殊團體最早出現於16世紀的歐洲。公民社會形成和科學的發展，是知識分子的形成必須具備的兩項前提條件：（21）一是唯物主義意識形態，視人類並非寓於不道德的靈魂的獨特創造物，而是由其環境形成的獨特的物質（肉體）實體。這種觀念使得重建人類的環境，可以產生新的道德完美的創造人種爭論成為可能。此種信仰將知識階層成功地提升至社會工程師的地位，並為其政治野心背書。二是知識界要求各種經濟機會以確保其獨立性，傳統社會財富的解體，自由職業的形成（諸如記者、律師、大學教師），伴隨著工業經濟需要各行業專家和受過教育能讀會寫的公眾，使得知識分子從權勢集團的控制下解放出來。這些機會以及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保障，使得知識分子能夠持有其政治影響的主要工具--公共輿論意見。
知識分子是在神學與教會之外，處理傳統哲學問題的市俗思想者。神學和教會在後階級世界，享受著對此種哲學沈思的壟斷。象那些古希臘羅馬的哲學家們一樣，他們視自已的使命為教授美德與智慧，教導人抑制他們的激情，並接受生命中所有的陰暗面，包括不可避免的死亡。然後，一種不同的知識分子粉墨登場。受科技進步和科學方法似乎無限可能性的鼓舞，他們認為沒有理由人為何不能利用科學探索自然的秘密並成為自然的主人。科學方法僅對既存事物能夠觀察分析評判，因而知識分子質疑人類永恒的靈魂或宗教和玄學的人生說教，因為靈魂或此種說教，皆無法用科學觀察的方法確認。
英國政治思想家約翰洛克在1690年《關於人類理解的論文》中對此種精神現象進行了完整的哲學分析。他的政治理論奠定了英國和美國的自由憲政基礎，但他的哲學思想卻引發了一股非同尋常，反自由的政治思潮。他挑戰西方哲學教條----人類生來即有天生的觀念，包括上帝的知識，及對錯的觀念。這種觀念制造了一種保守政治理論，因為通過推測人類天生具有精神和智慧，亦推定是不能改變的。進一步推論政府的原則在任何時代，對所有的國家均是相似的。按照洛克的觀點，人生而如一塊白板，感應和經驗使之成為其人，因而不存在“自由意志”之說，人的觀念與情感猶如鏡相反映而非根植於其心靈之中。
法國激進思想家霍爾維修（Claude Helvetius）在其《論精神》（1758年）中發揚了洛克的思想，他認為人完全是由其環境塑造的，完美的環境，不可避免生產完美的人。達此目的的手段乃教育和立法。因此，政治和社會秩序的任務在於培養人類的品德，而非創造一種最適宜的條件，使人類能夠實現其潛能。好的政府不僅僅確保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而且真正重新塑造新人。此種見解構成了現代自由和激進意識形態的前提，並為政府大規模幹預公民生活提供了合法性。
源於洛克和霍爾維修的這種有關人的新觀念不可避免地引吸知識分子，因為它將知識分子從被動的觀察者地位，提升為塑造者。他們的理性和道德的高深知識，使得他們獲得成為人類導師的地位。在一般普通人為謀生而獲取他們特定工作的相關特定知識的同時，唯有知識分子才能知道一般的事物。通過創立人類事務的科學，諸如經濟科學，政治科學和社會科學，他們覺得自由否決人類幾千年來通過實驗和錯誤學會的經驗教訓，作為無關緊要的實踐和機構。正是此種哲學將一部分知識分子轉變成積極參與政治的權欲知識分子，使之成為政治家或政客，並以為公共利益服務為借口，追逐其私人利益。
洛克和霍爾維修的觀念的前題可以通過兩種途徑適用。在有民主機制和言論自由保障的國家，權欲知識分子通過影響公共意見，最後影響立法的方式，追逐他們的目的；而在缺乏民主體制和言論自由的國度，他們聯合成一個政黨，不斷地攻擊既存的秩序，以便使之失信，為革命變革開路。形成精神和社會前提條件的革命權欲知識分子，首先出現於1760年和1770年代的自由協會和愛國俱樂部。正是權欲知識分子將叛亂演變成了革命。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踐，設定所有既存人類行為方式皆是非理性的，因此那些知道如何糾正錯誤的人的使命即是：使人類重新走上正道，因為人類全部歷史均走在悖離其真實目標的錯誤道路上。英國早期社會主義者歐文羅伯特稱他要改變“這種瘋狂的制度使之成為理性的世界。”
馬克思21歲時采納了洛克和霍爾維修的理論：“整個人類的發展……取決於教育和環境。如果人類從情感和經驗中吸取其全部知識、感覺等，那麽精神世界，必須按照人的經驗並適應真實的人類……如果人類是由他們的環境造就的，他們的環境必須是由人類制造的。”（25）這里指的是人類條件更根本的改變，並非由普通人改變，因為他們是無知而眼瞎的，而是為了他們而改變。托洛斯基在1924年即有過創造新人類的狂想。
1879年30余名俄國青年成立“人民意志黨”建立了一個秘密恐怖組織，他們宣稱意圖暗殺亞歷山大二世。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政治恐怖組織。但他們的恐怖行動並未喚醒民眾，反而使各界人士均敬而遠之；俄國政府也未因恐怖威脅而投降，而是加強了鎮壓（南郭注：列寧的兄長亞歷山大是人民意志黨的骨幹之一，由於參與暗殺亞歷山大二世沙皇的恐怖陰謀而判絞刑。列寧早期也傾向於人民意志黨，後來在彼得格勒當辯護律師期間才轉入社會民主黨）。
1890年俄國興起社會民主運動。社會民主黨采用馬克思理論，認為經濟關系的根本變革將導致政治和社會的變革。因此主張應先發展資本主義民主，最終因資本主義固有的內在矛盾，演變成社會主義革命。
1902年社會民主黨分裂成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社會主義革命黨的前身即人民意志黨。他們主張廢除土地私有制，將土地全部轉歸公社；因該主張符合農民意願，故該黨受到農民支持。社會主義革命黨是松散型的，主要從事政治恐怖活動。他們相信沙皇體制從根子上爛掉了，因此襲擊政府官員將導致沙皇政權的跨台；該黨吸引了許多急燥的為了事業願意犧牲自已生命的青年男女，該黨的第一個政治恐怖案是暗殺教育部長。
1905年俄國憲政民主黨成立，其領導層主要由紳士階級上流社會和知識分子組成。專業人士，研究人員，律師，醫生，大多屬憲政民主黨。因為其領導人多為著名人士，許多人是社會名流和貴族，故警察對該黨不敢象對付其他社會主義政黨那樣野蠻無情。該黨原擬在體制內逐漸改革，但因亞歷山大三世加強鎮壓，最後將他們也推到政府的對立面，成為歐洲最激進的自由黨。
1902年在德國成立的自由期刊，主編PS是個馬克思理論家，以“打倒專制”口號，旨在聯合俄國所有的反對派。兩年後，在此平台上，形成了一個松散的反專制聯盟“自由聯盟”，它在1905年反沙俄專制革命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1905年俄國立法規定禁止警察進入大學校園。1905年11月，沙俄廢除了新聞審查制度。俄國首次實現出版自由。1906年3月，頒布《結社集會自由法》俄國第一次實現自由組建政黨和工會權。不過，實踐中強加了誡嚴法，每當沙俄覺得有危國家安全時，政府有權侵犯上述權利。1906年4月沙俄頒布憲法，分上下兩院。1906年至1907年，政治恐怖分子殺害了4500名政府官員，連平民在內約9000人成為左派恐怖分子的犧牲品。



第四章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
1917年2月26日，在彼得格勒茲那門斯基（Znamenskii）廣場，舉行了政治示威，波洛伏斯基的衛戍部隊開槍，造成40人死亡，屠殺隨即引發彼得格勒駐軍兵變，駐軍拒絕向市民繼續開槍，將軍們與議會政治家們達成協議，希望防止兵變擴大，以免影響前線士兵的士氣，勸說尼古拉二世為保證軍事勝利而退位，結果卻造成俄國皇家政權易手。沙皇尼古拉二世若采取與列寧和托洛斯基四年後的措施，本來可完全鎮壓兵變；但列寧與托洛斯基僅考慮權力，而尼古拉考慮的是俄國。當將軍們和杜馬政治家們勸他退位以保全軍隊和避免羞辱性殺頭時。若僅為自已的權力，他本來可以輕易地與德國議和，然後調轉軍隊對付兵變。他並非迫於工農暴亂的壓力，而是出於一種愛國責任感而放棄權力。
最初，對社會不滿或者激進知識分子煽動者在二月革命中均未起任何重大作用，沙俄帝國政權便已跨台。1917年春夏，農民開始占有和自我分配非公有財產；隨後，騷亂波及前線，士兵搶劫戰利品；工人則占據工廠，少數民族紛紛獨立。每一團體均有各自訴求，皆主張自已的目標，將整個國家拖入無政府狀態。
農奴不是奴隸，但農奴沒有法律權利，因此也沒有法律意識。農奴在某種意義上比奴隸更糟，因為農奴從不知道自由，阻礙了他要求獲得成為真正公民的素質。對農奴而言，權力的本質即任意的保護自已的權利，他們不是訴諸法律或道德權利，而是利用狡詐；他們無法基於原則思考政府，生活對於他們而言，就是霍布斯之“所有的人反對所有的人”亦即狼與狼之間的關系）。這種態度培育了暴政，由於缺乏內在紀律約束，不尊重法律及遵守由外力強加的秩序，當暴力稍停止顯威之際，無政府主義即擡頭，而一旦無政府主義泛濫成災，則不可避免地引發新一輪暴政。
農民在革命前夕已擁有9/10的地，卻貪婪地想占有地主，商人和非公社農民所擁有的剩下的1/10的土地，且農民幾乎不遵重私有財產。左派激進知識分子利用和放大了農民這兩種不良傾向：沒有法律意識及不尊重私有財產，以達到攪亂社會秩序，煽動農民反對政府的目的。
俄國工人的革命意識形態淡薄，且被排除在革命黨的領導層之外，他們皆源於農民，意識上只比農民稍好些，他們並非社會主義者而是辛迪加主義者，就象其農民兄弟相信所有的土地屬於農民一樣，他們相信所有的工廠屬於他們。他們比農民並不對政治更感興趣。在此意義上，他們同樣受原始的，非意識形態的無政府主義影響。工人數量少得在革命中微不足道。俄國至多有300萬工人，僅占人口的2%，很大一部份還是季節性工人。
知識分子在俄國革命中起了主要和決定性的作用。由於沙皇等級貴族制，排除了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進入行政官僚階層。19世紀上半葉，俄國是歐洲唯一進行新聞審查的國家，到1860年新聞審查有所減弱，至1905年則廢除了新聞審查制度。只到1906年才開始有代議機構和自由媒體，教育的普及，使得文化精英能夠成為失語的民眾的代言人。事實上，無論革命前後，證據表明工農皆嚴重不信任知識分子。
共產主義采納文藝覆興視人類由環境塑造的物質實體的觀念，其必然結果即改變該環境則不可避免改變人的性質，其視革命不是由一個政府取代另一個政府，而是某種不可比擬的更具雄心的徹底改造人類的條件，旨在創造一個新的人類品種。
托洛斯基用“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和制憲會議”號召進行欺詐，掩蓋其欲實行一黨專政獨裁的真實目的。托氏後來說，要是列寧和他本人不在彼得格勒，便不會有十月革命。 托氏承認，十月革命充其量僅有25000至30000人參加，而該城市有40萬工人，駐軍有20萬人，國家則有一億五千萬人。而1991年8月，在莫斯科親共政變發生時，僅有數千名支持民主的軍人抗爭，便使該有900萬人的城市有三億人口的俄國未因此變質。
安全警察是蘇共布黨承繼自沙皇體制的另一重要組織。沙皇警察有兩套系統，一是保衛國家防止其公民；二是保護公民防止其他人。國家犯罪定義模糊，意圖與行為界限不清；沙皇警察發展出極覆雜的監控方法；通過付酬線人滲透全社會，在專家的協助下撐控反對派。沙皇警察擁有獨特的行政權對付不構成犯罪者--如表達渴望改變政治體制者。在暗殺亞歷山大二世後，沙皇警察自1881年至1905年事實上統治了俄國。因而契卡和克格勃，均采用了沙皇警察對付布黨的手段用於對付布黨的敵人。
Ispolkom指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布爾什維克黨在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時幾乎沒有軍人支持，僅有極少工人追隨者。二月革命傷亡人數約1300至1450人，其中169人喪生。革命後形成雙重權力機制，杜馬臨時委員會（後改名為臨時政府）承擔完整的政府職責；而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起著革命意志最高法院的作用。在現實中該執行委員會，一開始便伴演立法與司法者的角色。蘇維埃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沙皇退位後，臨時政府曾與英國協商讓沙皇一家人避難，初時英國政府同意，但後來因擔心英國工黨反對而撤回同意，也就注定了沙皇一家的歷史性悲劇。
克倫斯基1917年二月革命時年僅36歲，他富有政治雄心出任司法部長，他以在杜馬中激進雄辯及作為政治犯的辯護律師而著名。他的演講傑出但缺乏政治哲學。臨時政府對於最重大的三件事均不利：土地改革，制憲會議與和平。直到十月革命，臨時政府一直未頒布土地改革方案；制憲會議則一再拖延，嚴重損害了臨時政府的最大利益；法國1848年七月王朝崩潰後，制憲會議在兩個月內舉行；德國於1918年底戰敗後，政治家們也在四個月後召開了國民議會。而俄國臨時政府卻在8個月後仍未舉行制憲會議，因此給了布爾什維克黨可趁之機。
列寧撐控的共產黨則承諾各方的要求，騙取了各方的支持或容忍。列寧采納社會主義革命黨之“土地社會化”口號以贏得農民；對工人，他鼓勵辛迪加主義由工人控制工廠；對軍人他許諾立即和平的前景；對各少數民族他支持民族自治與獨立。事實上，所有這些承諾均與其計劃相悖，而他在奪取政權後，即全部違反承諾。列寧的成功在於他將政治問題軍事化處理。極權主義不能單純解釋為馬克思主義或俄國歷史，它是兩者結合的產物。 由於政府實際上在一黨手中，因此國有財產實質上即成為黨產，而該黨服從於其黨魁，因此列寧實際上成為國家所有物質財富的所有者。




第五章 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
列寧因為是陰謀刺殺沙皇而被絞死的亞歷山大的弟弟，僅參加了一個相當無害的學生遊行示威活動，抗議大學的規則，結果被大學開除。而且被禁止投考任何其他大學，仇恨與革命的種子在他心中發芽。
Struve, 1890年代與列寧經常交往，回憶說：“列寧的主要性格是仇恨。列寧接受馬克思理論是因為發現其與他內心主要性格相符。階級戰爭的理論，毫不留情地徹底毀滅敵人，與列寧對周邊現實的情感相吻合。他不僅仇恨既存的沙皇專制和官僚體制，不僅僅是警察無法無天的任意統治，而且仇恨自由和資產階級。”
列寧是敵我思維型，沒有妥協精神。1904年托洛斯基便將列寧與羅伯斯比爾進行類比。他們均只有我，我們與你，你們；友/敵兩分思維。導出兩個重要後果。其一，列寧視政治為戰爭關系；他曾定義和平為“為了戰爭而進行的喘息”。這種思維使他不能妥協，除非出於權宜之計；其二，不能寬容異議，他視非其同黨的任何人和團體皆為事實上的敵人，因而是一種威脅，必須使之閉口和鎮壓。列寧完全不能容忍批評。
列寧有極強烈的殘忍傾向。他處死數千人冷酷無情，非常熟悉列寧的高爾基指出“列寧對人類幾乎無興趣，他唯思考黨、群眾、國家。。。”
1893年列寧移居聖彼得堡，表面上執業律師，實際上從事職業革命，經與一群年青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交往，勸他放棄人民意志黨，成為社會民主黨。
1902年列寧在《怎麽辦？》中提出：工人若任由其自已無法革命，只會導向資本主義，除非由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黨領導，該黨必須有高度組織紀律且職業化。由於工人必須養家糊口，不可能專職革命，故領導革命的重擔就落到了社會主義知識分子身上。因而共產黨實質上是以工人的名義而無其授權。據此理論，列寧試圖將1903年成立的社會民主黨改造成高度集權，上級指令，下級必須無條件執行，社會民主黨反對，故列寧在黨內吸引一批追隨者，組建自已的派別。只到1912年，兩派名義上屬同黨，但在1906年始分為布黨和孟黨。
1907年布黨僅46100人，孟黨有38200人；總人口卻達一億五千萬人，約有200萬工人。但到1910年，按托洛斯基估計，兩派僅剩下不到10000人。布黨主要是俄羅斯人，孟黨主要是喬治亞和猶太人及非俄羅斯少數民族人。1907年第五屆代表大會，783%布黨是俄羅斯人，而孟黨僅34%是俄羅斯人。兩派知識分子均占絕大多數。
俄國社會民主黨與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一樣，視農民為小資產階級和反動階級，列寧反對民族主義而主張同化主義。但他否決解決民族問題諸聯邦或文化自治。他的民族政策是全部或零。要麽同化成俄羅斯，要麽分離成獨立國。他對於農民獲得土地，民族自治僅是當作權宜之計。
布黨由於是專業的，故需要大量金錢，一是資助，富人，律師，工程師，醫師，銀行家及政府官員；其二是搶劫銀行。1907年在提夫里斯布黨搶劫銀行125000盧布，在外國競換本票時，被偵破，致使不少布黨劫匪被捕，包括後來的外交部長馬克新利維諾夫。有一次布黨連威脅帶誘騙將一個同情馬克思主義的富翁擬資助社會主義革命黨的10萬盧布硬搶到手。108馬托夫指證：此種犯罪使得布黨能夠支付其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組織每月1000至5000盧布。而合法的社會主義革命黨每月的經費不超過100盧布。第三，德國政府的的資助。列寧用此基金支付工資和出版布黨報紙。
秘密警察與革命者既鬥爭又合作。秘密警察滲透入所有的革命黨。列寧則戴著手套與秘密警察交易。秘密警察熱衷於促進分裂內部樹立山頭。除了收集情報組織活動外，主要職責在於促使反對派內部關系惡化，主要人物之間相互沖突。警方利用列寧對孟什維克的敵意，加劇兩方的緊張，從而減輕其危險性。為此目的，線人（Roman Malinovskii）打入布黨，成為黨在杜馬的主要發言人。警方予之資金讓他發行列寧的星火日報。並選任了一個線人任編輯。列寧憤怒地否決孟什維克與社會主義革命黨人揭露羅曼是警方線人，甚至當其真相暴露後 。110
1913年1月，在巴爾幹危機期間，列寧致函高爾基：“奧俄開戰將極有利於東歐革命，但是（Franz Joseph）和尼古拉二世不太可能予我們此種驚喜。”在一戰爆發時，列寧還給他的情婦（Inessa Armand）郵了一封賀卡稱：“我的親愛的最親密的朋友，致意俄國革命啟動”！因為列寧期望戰爭使工人農民士兵反叛，變國際戰爭為內戰，他好從中得利。
列寧在波屬奧地利之（Cracow）期間，與奧地利政府聯系，換取財金津貼，支持俄之烏拉爾獨立，奧地利將作為削北俄國的國策促動。待敵對暴發時，他移居中立的瑞士，並在那里呆了兩年半，他準備了一份聲明，煽動德奧擊敗惡的俄國。他是唯一的一個著名歐洲知識分子號召擊敗自已祖國的人。由於列寧公開希望俄國戰敗，引起德國關注。一個德國與俄國關系專家（Alexander Helphand-Parvus）於1915年5月與列寧接觸。 在瑞士，但當時列寧拒絕他。不過，他同意另一德國將間諜，換取財金資助。這些行為構成最嚴重的叛國罪。列寧至死一直保守這些機密。直到德奧檔案解密後才披露。
戰爭期間，列寧與克魯斯卡婭經受了一系列考驗，一段貧困與世隔絕的時光，住在邊境貧民區，與妓女和罪犯同餐，被先前不少追隨者拋棄，因認為列寧是個危險的瘋子，唯一使列寧欣慰的是與情婦伊內莎，一個音樂藝術家的千金和商人之妻，她1910年在巴黎遇見列寧，很快便成為其情婦，並在克魯斯卡婭的容忍下，她似乎是列寧一生中唯一親密的人。
列寧其實對革命的到來並無信心。1917年1月9日至22日，在蘇黎世對年青社會主義者交談時預測，歐洲無法拒絕動蕩的同時，“我們這些老家夥恐怕無法活著見到革命決戰”。7周後，沙皇政權跨台。
雖然習慣上稱1917年俄國兩場革命，二月和十月，唯有二月革命才名符其實。1917年2月俄國經歷了一場真正的革命，騷亂導致沙皇政權跨台，別然既無準備，也未料到，而是自發和突發的。臨時政府立即得到了全球各國的承認。1917年10月推翻臨時政府，不是自發而是精心陰謀，並由高度組織的陰謀導致。隨後用了三年內戰鎮壓國內普遍的反抗。十月是典型的政變，由一小撮幫派奪取政權。十月政變分兩個階段，列寧指揮街頭示威抗議，拖跨政府，這一策略失敗後，列寧逃至芬蘭，9月以後，由托洛斯基領導。
1917年3月6日/19日，列寧電報彼得勒格布黨；“我們的策略：完全不信任，不支持新政府。我們尤其懷疑克倫斯基。武裝無產階級才能提供唯一的保證。立即選舉彼得格勒市杜馬，不與其他黨摻和”。
此時臨時政府剛執政一周，幾乎尚未發表政綱，而布黨被秘密警察消滅了許多；在工人中的支持者遠少於孟黨和社會主義革命黨。但布黨組織最嚴密完好。3月2日彼得格勒市黨委剛從獄中釋放，三天後，才開始發行第一期星火日報（戰爭爆發後被關閉）。
德國對俄國要人有其自身的考量：1916年秋，（Kaiser Wilhelm）沈思道：“從最嚴格的軍事意義上，單獨與同盟交戰國締和約至關重要，以便我們全力對付其余。。。據此，我們應努力促成俄國內鬥爭，令其與我方訂立和約”。
這意味著德國將利用親德反戰的左派激進者，而列寧無疑是領導人。打列寧牌的是（Parvus）他1917年以進出口公司掩護情報員身份，在中立國丹麥，他聘任了一個列寧信任的（Pole Jacob Furstenberg Granetskii）任駐斯德哥爾摩代理。他集注於列寧，描述他為遠比克倫斯基瘋狂。他極了解俄國政治並富於遠見，預計列寧一旦回俄國，將推翻臨時政府撐權並締和約。他知道列寧渴望權力，相信他會交易經德赴瑞典回俄國。在（Parvus）影響下，德國大使電告柏林：“我們須無條件尋求制造俄國最大可能的混亂。。。盡力挑撥中庸與激進派之間，激進派撐權對我們利益最大。既然革命對他們不可避免，必然攪亂俄國的穩定。”
於是德國政府授權其駐瑞士使館，與列寧談安排回俄國通行事宜。為避通敵這嫌，安排與德國關押於俄的公民交換，於是列寧等人享受特檢免驗護照。
1917年3月27日下午3點20分至4月9日，32名俄國移民包托列寧、克魯斯卡婭、伊內莎、季諾維也夫從瑞士至德國，抵達波羅的海後轉船前往瑞典。在斯德哥爾摩由（Parvus）接站。他求見列寧，但列寧拒見。而讓（Karl Radek）(奧地利公民)見他以避開通敵之嫌。卡爾與帕爾瓦斯談定了德國資助布黨的具體事項。4月3日抵達彼得格勒。列寧發表演講言及資產階級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無需等待經年累月，只需數周。令所有的人震驚。隨後，列寧宣讀他的四月提綱；絕大多數聽眾認為其完全脫離現實，如果不屬瘋狂的話。列寧主張撤出戰爭，立即轉向第二階段革命，不與臨時政府任何合作，全部權力轉歸蘇維埃；解散軍隊改為民兵；沒收所有地主財產，全部土地國有化；將俄國金融機構合並成單一的全俄銀行，受蘇維埃控制，蘇維埃控制生產與分配，創設新國際。
德國非常高興，1917年4月4日17時，德國駐斯德哥爾摩代理電報柏林：“列寧成功進入俄國，他正在按我們期望的工作”。
列寧是個守口如瓶的人，對待政治猶如戰場。對一般戰略目標他公開化，但對策略他一點不露。列寧對他的敵人的弱點非常敏銳。他知道自由派和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猶如“食草老虎”，恐懼暴力和責任的革命者。列寧曾仔細研究克勞維茨之《戰爭論》。並將戰爭策略適用於政治，即不僅擊潰，而且消滅對手，剝奪其武器，解除其所有。若拒降則肉體消滅。
指導列寧的原則乃是馬克思於1871年相當偶然宣布的教條：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是：接收而非消滅既存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機構體制。未來革命應當：不是迄今移交官僚軍事機器，而是毀滅它。
二月革命的經驗使列寧以為可以通過街頭抗議，象推翻沙皇一樣推翻臨時政府。列寧研究法國社會學家（Gustave Le Bon Crowd Pschology）的大眾心理學。分析了人類大眾行為及操控方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均從該書獲得指導）。
回俄國三個月，列寧策動了數次騷亂，旨在顛覆政府，1917年7月最後一次，幾乎毀滅布黨本身。僅是因政府猶疑不決，放過了布黨一命。後來托洛斯基充分利用了政府此項弱點。
首先，半心半意布黨於四月間賭權力。蘇維埃想打贏戰爭取得勝利，而非不割讓不賠償的和平；外長（Miliukov）則想實現1915年盟國因怕俄國退出戰爭而答應的割占土耳其海峽和康斯坦，結果引發年青激進軍官發動的街頭抗議。布黨趁機混入其中提出政府辭職，權力歸蘇維埃口號。彼得格勒軍區總司令（Lavr Kornilov）要求國會批準鎮壓騷亂被拒。
列寧從四月經驗得出結論，布黨的策略革命性不足。5月初，6名社會主義蘇維埃代表參加政府擔任部長。（Lvov）任首相，克倫斯基任戰爭部長。
1917年5月和6月，布黨位居社會主義黨第三位，在6月初第一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布黨占105席，社會主義革命黨占285席，孟什維克黨占248席。在第一屆農民大會上，社會主義革命黨占絕大多數，而布黨僅占20席。布黨與社會主義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不同，可攻擊他們虛偽，不敢實際行動；布黨以全球性革命為已任，而不考慮俄國具體情況；俄國革命僅是世界革命的一個過渡，故能承諾任何團體他們想要的東西，而一旦撐權，布黨立即否定一切承諾，以中央集權方式重建國家。
俄國工人建立縱向和橫向工會，奉行辛迪加主義，列寧此時支持之，使布黨因此贏得眾多工人支持。5月底第一屆彼得格勒工人代表大會，布黨占2/3代表。即便如此，布黨在工人中仍人數極少：直到政變前夕，僅5.3%的俄國產業工人系布黨黨員。 後來，1920年在共產黨內的辛迪加給列寧帶來很大麻煩，迫使他清洗之以擺脫自已。
列寧組建了一支不受蘇維埃控制的紅衛隊，同時在軍中大力進行反戰宣傳，前線和城市軍管，以期剝奪政府的軍人支持。列寧的行為引起人們懷疑他是德國的代理人。“想想誰要戰爭？為何而戰？資產階級！”
數十萬份免費報紙發放，經費皆源於德國。德國外交部長（Richard Von Kuhlmann）1917年12月3日總結了他的國家對布黨的貢獻：“。。。在俄國的顛覆活動，促使其分裂，通過各種渠用不同的方式資助布黨，向布黨提供穩定的資金，使其能建立主要機構星火日報，進行有效的宣傳，並助其擴大黨的基礎。”
一位德國社會主義者與戰後魏碼政府關系密切，估計德國給布黨超過5000萬金馬克，相當於600萬至1000萬美元，當年可購買9到10噸黃金。通過德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Kurt Riezler）支付給列寧的助理（Furstenberg-Ganetskii）（Parvus）的雇員，再由他轉匯至彼得格勒各不同的公司，包括一家由布黨中央委員會經營的制藥公司，臨時政府從法國間諜處獲悉此信息，並進行了追查，以備用，但未及摧毀之。
士兵厭戰情緒相當重，喪失了鬥志，蘇維埃繼續促他們戰鬥令他們不滿。而布黨利用此種厭戰情緒，6月10日發動群眾全副武裝抗議，以令政府難堪，或伺機推翻政府。6月16日，俄軍望著德軍服者而逃，軍心煥散。俄軍戰死130萬人，但被敵軍俘虜者高達390萬人，比西方士兵被俘者高出12至13倍。極大損害了克倫斯基和臨時政府的聲譽。七月騷亂因政府派譴彼得格勒駐軍前往前線引起。該命令違反了四個月前與蘇維埃的約定，激怒了軍人，布黨趁機煽動兵變，發動宣傳攻勢必。
6月29日當局勢變緊時，列寧突然消聲匿跡。他逃至芬蘭。表面理由是極度疲勞需要休息。更可能的理由是列寧從向布黨中央提供的情報知悉政府已撐握其通敵資敵的證據擬起訴之。7月1日逮捕28名布黨著名成員包括列寧的命令簽發。
布黨集注於重機槍軍團，於7月3日決定上街，事先向各其他駐軍求助，被拒。當晚布黨中央軍委命令策動兵變起義。列寧被控叛國和組織武裝叛亂罪。季諾維也夫陪同列寧先躲在彼得格勒近郊，後再逃至芬蘭。他的大多數布黨同仁皆被捕。但因蘇維埃反對政府未啟動起訴程序。七月事件後，首相Lvov辭職，克倫斯基接任首相，他任命Kornilov擔任軍隊總司令，下令解除參與兵變部隊的武裝，禁止布黨日報星火和其他黨刊在前線散發但克倫斯基害怕右翼君主政變遠盛於布黨政變企圖。
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中起了主角作用；僅是個煽動者未被邀請參加組織問題。他知識淵博雄辯，口才文章皆佳，長於煽動群眾。但他在黨內不夠有名，一則因他入黨較遲，二因他過於傲慢。
俄國革命悲劇是因為克倫斯基內心在作為國家首腦明知軍隊支持對於無政府邊沿和德軍大軍壓境之際的重要性，與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知識分子擔憂軍隊有可能產生反革命的拿破倫之間的鬥爭。克倫斯基私下告訴作者當時他深受法國革命經驗的影響。
科爾尼洛夫將軍是西柏利亞哥薩克之子，因勇敢和激勵軍隊的能力，升職神速，他對政治幾無興趣，是個鐵桿愛國者。克倫斯基於七月政變後提升他任總司令，旨在期望他能重振軍威軍紀。科爾尼洛夫接受該職但提了幾項條件：恢覆軍隊戰鬥力，他要求取消極有害的第一號令：削減軍委的權力，並授權軍官恢覆軍紀的權力。他要求恢覆對前線和後方兵變者的死刑。俄國國防工業應適應戰爭需要更有效。
這些條件激怒了克倫斯基，幾乎使他撤回對他的任命。助手勸服了他，但沖突的種子業已種下。克倫斯基的副手（Boris Savinkov）對兩者非常熟悉說：科爾尼洛夫將軍“熱愛自由。。。但俄國第一，自由第二；而克倫斯基。。。自由和革命第一，俄國第二”。這些不同的優先順序無法調和。
協商了兩個星期，在保證滿足他的大部分要求後，科爾尼洛夫於7月24日上任，事實上，克倫斯基既無法也不願履行他對科爾尼洛夫的承諾。他無法是因他得依賴蘇維埃，而蘇維埃譴責他為早斯的軍事專制者；他不願是因為很快他便認為科爾尼洛夫是他危險的對手。
8月3日科爾尼洛夫要求允許會見內閣成員，正當他在介紹戰局概況時，克倫斯基和他的副手均要他小心，使他認為內閣中有內奸，這動搖了科爾尼洛夫對政府的信心。
自由派和保守派政治家開始視科爾尼洛夫為國家的救星，8月14日科爾尼洛夫抵莫斯科，出席國會大會（克倫斯基反對）受到萬眾歡呼。克倫斯基更感威脅，而非社會主義報紙對政府的批評，進一步強化了他的判斷。8月中旬，法國情報稱布黨將於九月策動政變，德國配合進攻彼得格勒；但該情報證實為誤報後，克倫斯基卻利用它來毀譽科爾尼洛夫。他派助手Savinkov前往科爾尼洛夫總部，要求其派第二騎兵團前往彼得格勒。旨在對彼得格勒實行軍管，保護政府免受任何人，尤其是布黨的攻擊。依外國情報，他們正準備與德軍聯手登陸芬蘭。
被克倫斯基開除的Lvov於8月22日拜訪克倫斯基，宣稱他代表一個有影響力的黨，相信政府需要由有軍方背景的人物加強。克倫斯基立即宣布結束會見，並將此事忘了。然而，Lvov前往（Mogiler）見科爾尼洛夫，稱自已代表首相征詢科爾尼洛夫的意見：如何加強政府。由於疏忽科爾尼洛夫既未要求Lvov出示證明，也未確認他代表首相的授權。Lvov請科爾尼洛夫對三項可供選擇的決擇：一，克倫斯基確保獨裁權力；二，科爾尼洛夫作為專制獨裁機構成員之一；三，科爾尼洛夫成為獨裁者。並解釋克倫斯基有意授予他專制權力。科爾尼洛夫答覆他選擇第三種。
他說他不貪圖權力，願意為任何合法政府服務；但是他不會拒絕最高權力，如果授予他的話。他接著說，考慮到布黨政變的危險性，克倫斯基和Savinkov應慎重考慮來（Mogiler）避難。
Lvov於8月26日早上6點趕回彼得格勒，這時他裝作總司令的代理人，未告訴克倫斯基他向科爾尼洛夫提供了那些選擇，直接告訴克倫斯基科爾尼洛夫選擇獨裁。克倫斯基早就懷疑科爾尼洛夫。要Lvov將總司令的要求寫下來。Lvov寫道：科爾尼洛夫將軍建議：
1． 彼得格勒實行軍管；
2． 所有的軍事和民事權力均由總司令撐控；
3． 所有的部長，首相變不例外，全部辭職，臨時政府執政權移交給部長代理直至總司令組建新內閣。
這一最後通諜實際上是由Lvov和他的朋友們，認為唯有軍事專政才能拯救俄國，故想用此方法。克倫斯基此時更加懷疑科爾尼洛夫，當晚他用電報與科爾尼洛夫聯系，克倫斯基提及Lvov之最後通諜，請科爾尼洛夫確認。科爾尼洛夫認為該信息提及他要求克倫斯基和Savinkov來Mogilev避難之事，故確認之。而克倫斯基誤以為科爾尼洛夫確認他要獨裁權力，或許克倫斯基疲勞過度以致無法清晰思考，但亦可能他巴不得作此種解讀。
基於此種拙劣的證據，克倫斯基決定撤銷科爾尼洛夫總司令之職。不顧Savinkov建議再作一次勾通以澄清真相以避免此悲劇性誤解。克倫斯基要求內閣授予他專制權力以粉碎反革命軍事政變。淩晨克倫斯基通知科爾尼洛夫，已解除其總司令職，並令其前往彼得格勒報告。
科爾尼洛夫忽視克倫斯基的誤解，繼續安排幫助政府粉碎布黨政變。下午2點40分，他電報Savinkov騎兵團正在集結，將於8月28日前往彼得格勒，請求將彼得格勒軍管。8月27日早上7點收到克倫斯基解職電報，令總司令陷於困惑。剛開始他以為該電是偽造的，隨後科爾尼洛夫以為克倫斯基已落入布黨之手故違心而為。因此科爾尼洛夫拒絕執行命令，直到有機會面釋。當日Savinkov與科爾尼洛夫聯系，首次了解到Lvov介入。但克倫斯基拒絕撤銷其命令，他已決定向媒體公開，指控科爾尼洛夫叛國。克倫斯基的指控令科爾尼洛夫怒不可扼，因為這觸及他最敏感的神經：愛國主義。讀到該指控，他不再認為克倫斯基是布黨的階下囚，而是鄙的陰謀，旨在毀譽他與軍隊。他向軍隊發送信息稱：克倫斯基是個十足的騙子，他號召俄國人民站在他一邊拯救俄國，誓言擊退德國，要求召開憲政議會。最後他確實兵變反叛，但僅是在被指控反叛之後。
正當騎兵團前往彼得格勒途中，克倫斯基發出另一聲明告訴大眾，科爾尼洛夫叛亂將前線部隊調來打首都。但他給Alexander Krynvov將軍電稱：城市很平靜，並沒有政變危險，因此他必須停止進軍。他請Krynvov將軍前來訪他並保證其安全。當Krynvov將軍現身時，克倫斯基卻令他前往軍事法庭報到。Krynvov將軍則到他的一個朋友家用手槍自殺了事。
是否有個所謂科爾尼洛夫陰謀呢？幾乎肯定沒有。但有相當證據表明確有個克倫斯基陰謀，毀譽總司令，擴大想象的但被廣為接受的反革命政變，鎮壓之將使首相處於無可爭議的沒有對手的地位。
1917年10月政府設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1918年6月（此時政權已易色）作出報告確認：指控總司令科爾尼洛夫叛亂沒有依據，並指責克倫斯基缺乏勇氣承認犯了嚴重錯誤。如果克倫斯基確認為了加強自已的權力而與科爾尼洛夫決裂，他不僅未達到目的，反而相反。克倫斯基與科爾尼洛夫的沖突，使他與自由和保守派皆疏遠，而未鞏固他在社會主義者陣營的地位。主要受益者是布爾什維克黨。布黨一直克意宣傳面臨反革命武裝政變。8月，政府迫於Ispoliom的壓力，開始釋放因七月武裝政變而被捕的布爾什維克黨成員。九月市政選舉中，布黨突飛猛進，莫斯科布黨獲得49.5%席位，同時孟什維克和社會主義革命黨則自6月以來一直持有71.1%突降為18.9%。不僅如此，為阻止假想的科爾尼洛夫進攻，克倫斯基請求布黨援助，發放了40000枝槍給工人，很大一部分落到布黨紅衛隊手中。
更重要的是，科爾尼洛夫事件，導致克倫斯基與軍方的分裂。因為雖然軍官團總是忠於政府，對克倫斯基的呼籲感到困惑，並非在背後支持科爾尼洛夫，他們卻視克倫斯基對待他們受歡迎的總司令，逮捕許多著名的將軍，指控他們與科爾尼洛夫陰謀叛亂，及他的向左轉。後來十月下旬，當他呼籲軍方幫助他從布黨手中拯救他的政府時，軍方幾乎無人響應。
與此同時，列寧躲在農村，緊張地重新設計世界。剛開始列寧認為他和他的黨全完了，即便如此，他的失敗可為將來的革命提供教訓。因此，他致力於寫《國家與革命》，基於馬克思之成功的革命必須粉碎既存的官僚和軍事機器（舊政體）這是過渡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一旦完成此任務，政府將消亡。“在社會主義下，所有一切將顛倒統治，且迅速變成習慣於無人統治。”處理未來經濟，列寧保守得多。
科爾尼洛夫事件給了列寧新希望。他認識到克倫斯基與軍方分裂是多麽致命的錯誤，以極興備和吃驚的觀察，首相居然恢覆並武裝他的追隨者。工人和士兵正在偏離蘇維埃，孟什維克與社會主義革命黨的主要支持者基地。
到九月中旬，布黨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蘇維埃中工人均獲多數。托洛斯基保釋出獄，成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並迅速使之發展成控制全國蘇維埃的機構。不理采Ignoring他創立了一個平行假蘇維埃組織，代表布黨占絕大多數的蘇維埃。
在科爾尼洛夫事件創設的更佳政治環境下，及在蘇維埃中取得的成功，布黨重新討論另一次政變。七月政變慘敗記憶猶新，卡門內夫和季諾維也夫堅決反對另一次冒險。理由是布黨正在恢覆力量，但他們仍是極少數：即使奪取了政權，也會在資產階級與農民反革命聯手下很快被擊潰。主張待第二屆蘇維埃大會通過合法手段獲取權力。
9月12日和14日列寧從芬蘭給中委兩函：“布黨必須奪權”。“布黨可以且必須奪權，不僅能奪權且能保住政權”。通過承諾：立即和平，鼓勵農民占取私有土地，列寧保證：“布黨可以建立一個無人能推翻的政權”。“在莫斯科與彼得格勒舉行武裝起義奪權，推翻政府，我們必須考慮如何煽動這麽幹，而不在文字上顯示我們自已。”
托洛斯基證實，當時蘇共中央委員無一人讚同立即起義。斯大林建議將列寧的信發給布黨各主要組織者，看他們的反映。列寧急不可待生怕時不再來，千載難逢的良機稍縱即逝。9月19日他發出第三封信：“時機已成熟”。“放過此時機，等待蘇維埃大會純屬白癡或純屬背叛。”“必須迅速與決絕行動，同時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波羅的海起義；意外進軍莫斯科可令政府灘瘓”。“我們將以小於7月的損失換取勝利的機會，因為軍隊不會進攻主張和平的政府。”
列寧的緊迫感是由於他擔憂被憲政議會搶先。拖延了一些時日後，8月9日政府最終確定於11月12日舉行大選，11月28日舉行宣誓就職儀式。議會民主選舉，農民占很大份額，而社會主義革命黨在農民中占主導地位。布黨唯一可能獲勝的僅是城市地區蘇維埃。在政府已宣布將舉行民主選舉後，布黨已不再能盜用‘人民’的名義行事。一旦他們撐權，他們將控制局面。因此，政變不得不在11月12日大選之前進行，否則布黨將不再是面對資產階級政府，而是全民選舉產生的社會主義革命黨政府。
雖然列寧主張立即政變，他不得不向他的同志們讓步。他們主張以蘇維埃的名義舉行政變。由於真實選舉產生的全國蘇維埃大會幾乎肯定將使布黨成為少數派。托洛斯基與他的助手於是組建了一個主要由布黨撐控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創立了一個以假亂真的“北部地區委員會”，由11名布黨和6名由社會主義革命黨中分裂出來的與布黨臨時合作的社會主義革命黨人組成，該委員會自我授予Ispolkom的權力，邀請蘇維埃和軍事委員會派代表參加大會。蘇維埃和軍委在布黨顯然占多數的大會，占2倍和3倍。
Ispolkom對此強烈譴責：“任何其他委員會無權自我取得屬本大會的發起權。此權嚴重違反全國蘇維埃和由隨機抽檢組成的代表蘇維埃確立的所有的規則。”
但是最後I中的社會主義者們，盡管反對布黨卻向其讓步。9月26日Ispolkom同意於10月20日召開第二屆大會，議程限於討論國家的國內局勢，準備憲政議會，選舉新的Ispllkom。後將大會日期推遲到10月25日，給各省代表時間抵達首都。這是令人震驚也是致命的投降。雖然明知布黨內心想幹什麽。Ispolkom仍給他們想要的：一個精心挑選的團體，任其選擇追隨者和同盟，使政變合法化。
聚集的親布黨的蘇維埃，偽裝成第二屆蘇維埃大會，在列寧堅持下，由布黨軍事委員會組織令人震驚的部隊在大會開會之前舉行布黨武裝政變。他們的任務是占領首都戰略要地，並宣布政府已被推翻。為此目的，布黨意圖使用的機構乃是由彼得格勒蘇維埃於十月初匆忙創立的軍事革命委員會，旨在防衛城市抵抗預期的德國進攻。
加速促成事件是一支德國艦隊在里加灣活動。10月初業已占領三個戰略島嶼，對彼得格勒構成直接威脅。Staff將軍建議將首都遷至莫斯科，Ispolkom譴責該建議，旨在期望政府向首都革命投降。10月9日，孟什維克代表建議設立一個保衛革命委員會，負責制定保衛城市方案；布黨初時反對該建議，因它會強化政府；但迅速轉變態度，因意識到此委員會別無選擇，將依賴他們的軍事組織，唯一不受政府控制的軍事力量。這將使他們能用蘇維埃名義並在其保護下，發動計劃中的政變。10月9日，布黨推動蘇維埃批準孟什維克的建議，該軍事革命委員會以防德國入侵和防止國內反革命，該組織成為布黨的軍事組織。
很可能蘇維埃批準該委員會，促使猶豫不決的布黨采取行動。10月10日至11日，夜布黨中央召開秘密會議作出決定。12人出席，列寧單獨一人，想獨立於蘇維埃大會立即奪權；卡門內夫和季諾維也夫與另外三人，主張推遲到更有利的機會再舉行起義；其余五人同意托洛斯基起義時機業已成熟，但是應當以蘇維埃大會的名義舉行起義。妥協決議：起義於蘇維埃大會召開日子夜舉行，事變後應要求大會批準之。
卡門內夫不同意該決議，故隨後辭去中央委員之職；在接受一家孟什維克報紙采訪時他說他和季諾維也夫堅定地爭論反對黨在未來發起任何武裝起義。列寧讀到該采訪後，要求立即開除這兩個“破壞罷工者”“我們不能告訴資本家真相，中央委員會未按列寧的要求行事，但列寧從未真正寬恕卡門內夫和季諾維也夫在關健時刻的膽怯。
蘇共中央委員會的計謀是挑釁刺激政府采取報覆措施，使之能夠假捍衛革命為由發動政變。托洛斯基承認這確實是他們的計劃。
為布黨的放肆震驚，孟什維克和社會主義革命黨均反對另一次布黨冒險。但他們未關注肯定其會遇到七月暴動一樣的慘敗。托洛斯基在該最緊張的日子里到處與神經作戰，時而承認，時爾否認，起義則在暗中準備，他不時演說交織著承諾與威脅，時而讚美，時而荒謬絕倫。
政變前夜在彼得格勒對相關力量有項調查表明關健要素取決於駐軍的態度，在首都及周邊地區共有24萬駐軍，僅有不到10000名支持布黨。其余皆宣稱對即將來臨的政變持中立。但列寧的判斷基本正確。布黨有10000名堅決支持者，而政府的支持者則更少。
軍事革命委員會第一步宣稱代表蘇維埃控制駐軍。這在10月21-22日完成：這是第一步也是最決定性的決定政變結局的步驟。軍事革命委員會派了200名委員到各軍事單位，絕大多數是參加過七月武裝政變的下級軍官，最近剛從監獄假釋。接著軍委召開了一個區域軍委會議。托洛斯基說反革命威脅並敦促駐軍支持蘇維埃和其機構，軍事革命委員會，在他的要求下，會議通過了一項聽起來無害的決議，號召加強前後方的聯系。
持該會議決議，軍事革命委員會一個代表團前往駐軍司令部，其發言人，一名布黨軍官建議彼得格勒軍區司令，下令任何命令，必須由軍事革命委員會副簽才能生效。軍隊當然顯無此種決定，代表團是按布黨軍事組織的指令行事。在司令威脅逮捕代表團後，代表們回到布黨起義指揮部（）。緊爭召開了一個會議，通過了一項布黨的決議，由於拒絕駐軍會議決定，駐軍已將自已變成反革命的武器。沒有軍事革命委員會副署，駐軍不必服從其命令。這是托洛斯基與斯大林的欺詐。布黨軍事組織躲在軍事革命委員會身後，這些措施是起義的開始。
政府方面卻仍然臨時應付，僅關閉了一些布黨報紙，但未逮捕軍事革命委員會成員。克倫斯基有所顧忌，因為部長會議傾向於通過協商解決危機。當代有人認為首相事實上希望布黨行動以便給他機會，徹底粉碎他們。他也未積極與軍方聯系，擔憂引起右派反革命。軍方鎮壓七月布黨暴亂的熱情曾嚇壞他。因此，政府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動員忠誠政府的軍隊，包括15000名正在首都渡假的軍官。安全防衛極松懈，無人守衛軍部首腦機關。任何人均得隨意進入政府神經中樞而無需出示身份證明。
當軍部按政府命令半心半意采取了一些防範措施時，布黨采取了最後一步行動。10月24日淩晨，軍隊士官生在戰略要地換防。三個支隊前往冬宮，克倫斯基和內閣會議所在地，還有140名志願婦女敢死團，一些哥薩克，一個自行車隊，由一名假腿軍官指揮的40名殘疾軍人。涅瓦河上的吊橋提起阻止親布黨的士兵和工人進入市中心，命令逮捕布黨委員。
這些措施制造了危機芬圍，大街在下午兩點三十分已空無一人，機關關門，人們匆忙回家。
列寧於10月24日夜，當起義已按步就班進展順利時，他仍寫了另一信給中央委員會：“拖延起義就是死亡，千金一發”。“等待不確定的投票（蘇維埃大會）或拘泥於形式將是毀滅。人民有權也有義務以武力而非以投票解決此問題。”
10月24-25日夜，布黨各分隊統一行動，各戰略要地全部經由糾察隊，令士兵主動繳械。因此在黑夜的掩護下，軍事革命委員會分別一個個占領火車站、郵局、電話電報局、銀行、橋梁。未遇到抵抗，也未交火。布黨以最漫不經心的隨意方式奪取軍委總部。“他們走進軍委總部，然後坐下，而原來坐著的人們站起來，隨後離開，於是軍委總部便易手了。”
克倫斯基與他的部長們被隔絕於冬宮，試圖電話安全部隊派兵救援，但沒有人前往。上午九點克倫斯基裝伴成一名S軍官，他溜出冬宮，鉆進一輛從美國使館借來的小車離開前往前線。此時冬宮成為唯一留在政府手中的建築。列寧堅持要在第二屆蘇維埃大會之前奪取冬宮，但是布黨的力量經數月準備，證明遠不足以完成任務。他們沒有人願意勇敢地開火，他們的45000名紅衛隊和10000名宣稱的駐軍支持者無處可尋，黎明時分，發動了一場半心半意的進攻，但在第一聲槍響後，進攻者便蒼皇撤退。
9點正，列寧前往布黨指揮部以軍事革命委員會名義起草了一份公告：
“俄國公民們！臨時政府業已被廢黜，政府權力已移交給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組織，軍事革命委員會是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和駐軍的領導機構。人民一直在奮鬥的目標，立即提供和平，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工人控制生產，創建蘇維埃政府，這一任務業已確實。革命的工人士兵和農民萬歲！”
它宣布俄國主權由一個布黨中央委員會獨裁機構行使。而彼得格勒蘇維埃建立軍事革命委員會的目的在於保衛彼得格勒抵抗德國入侵，而非推翻臨時政府。第二屆蘇維埃大會，尚無任何代表，甚至還未召開，布黨卻以其名義行事。由於政變是未經批準認可的，實際上沒有實施暴力，彼得格勒居民沒有理由認真對待之，或將其放在心上。10月25日，彼得格勒的生活恢覆正常，機關和商店照常運行。工廠工人覆工，娛樂場所擠滿了人。除了少數人之外，無人知道發生了什麽？
在前線克倫斯基說服第三騎兵團，即兩個月前按科爾尼洛夫命令前往彼得格勒保護政府卻被他指控為試圖將他趕出官府的同一支軍隊；但是軍隊在抵達彼得格勒前停了下來，並拒絕繼續前進。幾天後，他們與Kronshtadt水兵打了一場雜亂無章的戰鬥，並被迫後退。列寧宣布廢黜的內閣正坐在冬宮等侯援軍。布黨率領5000名水兵收繳政府方無心戰鬥的最後一支要塞守軍的武器。列寧不想召開蘇維埃大會，直到部長們皆被逮捕之前。因此，代表們急得團團轉。上午6點30分，軍事革命委員會向部長們發出最後通諜，要麽投降要麽將面臨軍艦炮擊。部長們等待克倫斯基的援軍故不予理采，他們聊天，在電話中與朋友們交談，午睡和衣而眠。上午9點巡洋艦Aurora開炮，但由於艦上沒有彈藥，它僅發射了一枚空炮和啞炮。保證了一座著名的宮殿在十月神秘中完好無損。2小時後，Peker和Paul要塞開炮，但它們的目標偏差太大，30至35枚炮彈，僅兩枚輕微擦傷冬宮。冬宮的保衛者由於援軍遲遲不來，而沮喪，並開始逃亡。當親布黨軍人不再遇抵抗後，他們從面對涅瓦河的窗戶進入冬宮並打開大門，隨後他們大肆搶劫和破壞。守衛最後一道關的士官，雖然願意戰鬥，但是部長們不願意血腥命令他們投降。下午2點10分，內閣部長們被捕，被押往Peker和Paul要塞。
此前，布黨無法再拖延，在議會宮召開了蘇維埃代表大會。650名代表出席，338名布黨，98名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這兩個聯盟控制了2/3席位，代表了他們有權代表的兩倍，決定三周後舉行憲政議會選舉。剛開始幾小時，花在雜亂無章的爭吵上。等到冬宮陷落的消息傳來後，孟什維克和社會主義革命黨譴責布黨政變，並要求其立即與臨時政府談判。托洛斯基否決這些反對意見，稱他們為破產者，只適宜扔進歷史的垃圾箱。
3點10分，大會主持卡門內夫宣布政府部長們已被逮捕。6點，他宣布休會。10點40分大會繼續，列寧到場，承諾和平和土地，以期贏得士兵和農民的支持。
和平法令並非立法令，而是呼籲交戰各方停火，協商談判訂立不割讓無賠償協議。保證每個人的自由權利。所有土地財產，除了由農民種者外，全部沒收不予補償。
隨即組建了新的臨時政府--人民委員會，直至憲政議會召開。列寧任主席，Rykov內務部長，托洛斯基外交部長，斯大林民族事務主席。舊的Ispolkom解散，由一個101名成員，其中62名布黨，29名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卡門內夫任主席的機構取而代之。
列寧保證所有其決定將由憲政議會批準、拒絕或修正，並將舉行前政府所定的11月12日選舉，國會暫停。
莫斯科奪權遠為艱難，親政府的力量主要由士官和軍校學生組成，占據克里姆林宮，但公共安全委員會主席插手與布黨談判，挽救了布黨幾乎肯定是失敗的命運，三天停火後，軍事革命委員會重新組織力量於10月30日夜攻擊，11月2日政府下令其軍隊放下武器。
在農村，除了大規模沒收土地之外，十月革命幾乎沒有影響。
用蘇維埃名義和代表其發動武裝政變的策略，幾乎所有的人皆上當受騙。自二月以來，雙重權力安排，蘇維埃撐權，人們以為一切照舊，而新政府亦稱做臨時政府，進一步迷惑了人們。10月25日列寧起草的公告廢黜克倫斯基內閣，列寧寫道：“社會主義萬歲！“但經思考，他又劃去。一個月後盧布與美元匯價掉了一半。但彼得格勒股票交易市場價仍穩定，甚至在富人中也未引起恐慌。



第六章 列寧首創黨國極權專制體制
列寧創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由共產黨私人集團行使的極端專制政體，躲在由蘇維埃代表大眾自治的面具後面，直到法西斯和納粹為其自已的目的借用共產主義政治方法，極權概念才被用於定義最初源於俄國的體制。亦即，法西斯實質上源於列寧的極權主義。
馬克思幾乎未考慮無產階級奪權後如何管理國家，因為他不知道如何處理無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民主之間的關系，也不了解社會主義經濟如何在沒有錢的情況下運作。他將此問題留待未來解決。布爾什維克黨同樣忽略此問題，因為他們相信並寄希望於立即點燃全球革命烈火，建立民族國家來解放他們。
作為私人組織，共產黨不受外部監督，同時其控制一切，黨本身卻不受任何控制：直到1991年8月，共產黨成為一個只對自已負責的自足和自我永存的實體。
1917年2月蘇聯共產黨僅有23600人，1919年劇增至250000人，1921年3月21日躍升至730000人，但大多數新入黨者多為投機分子。列寧將所有重要和關健職位均保留給1917年以前入黨的老布爾什維克。（南郭注：中共同樣分為紅軍時期、38幹部、解放戰爭時期，南下幹部等不同待遇）。
1919年3月，蘇共中央委員會創設了兩個新機構：書記處之外設立政治局和組織部。列寧成為無可爭議的首腦，1918年底卡門內夫對孟什維克黨的尼古拉蘇哈諾夫說：“我變得更加信服列寧，他從來不犯錯誤，最終他總是正確的，有多少次，他的政治路線似乎業已犯錯，而結果總是他的路線變成正確。”
列寧既撐控共產黨--國家實際的立法者，也控制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所有重要的決定，首先由中央委員會或政治局作出，然後提交國務委員會（Sovharkom）討論，該國務委員會通常有非共產黨的專家參與，此種討論時常局限於貫徹黨的決定的最佳手段。這種黨的雙重職能的特征，就成為所有極權體制的特點。
1917-1918秋冬，所有的俄國人均參與各種掠奪。農民搶占農用土地、工人搶占工業工廠、前線士兵回家前則搶兵工廠軍火庫及倉庫；因此，全神貫注於搶劫財物的農民，工人和士兵失去了原先對政治僅有的一點興趣。這種分別掠奪瓜分不局限於物質財富，而及於政治權力。到1918年春，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分解成大大小小無數政治實體，它們皆主張主權和領土，象中世紀一樣，俄國變成無數自治實體。首先是邊境地區非俄羅斯人居民區，各少數民族依布黨所稱之民族自治權，於1917年12月紛紛宣布獨立。各省、地區甚至城市紛紛主張獨立於中央。共產黨接受蘇維埃統治的無政府原則鼓勵此種進程。1918年6月，在原俄帝國領域內至少存在33個主權政府。
1918年3月政府批準由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起草，有強烈的無政府主義傾向的俄國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列寧主導的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創設了人民委員會，予中央執委會控制全權。但列寧真實的目的在於賦予他擔任主席的人民委員會，承擔對黨的中央委員會排它的責任。
欲獲得完全自由決定權，列寧和托洛斯基必須盡快擺脫中央執委會。而布爾什維克黨指名的中央執委會中的社會主義們在10月底認為其是某種社會主義杜馬（相當於西方國家的議會），授權其監督新臨時政府的行為，提名其成員，並行使立法權。列寧對此建議蚩之以鼻，故從中央執委會成立第一天起便蔑視之。
1917年10月27日，列寧簽發關閉媒體的法令，關閉所有反革命報紙，即所有不承認十月革命政變的報紙。實際上除了布爾什維克黨和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的報紙之外，所有的報紙全部被關閉。
中央執委會對列寧布黨之舉非常震驚，布黨違反規定將中央執委會置於象皮圖章的地位。列寧和托洛斯基自我授權全權立法權，使得中央執委會和蘇維埃大會由原來的立法機關變成了咨詢機構。從此，俄國系由法令統治，而法令簽署者是列寧而非立法機關，正如沙皇時代由沙皇簽署一樣。標志著布黨實質上倒退回到1905年10月17日以前的沙皇專制。
蘇聯宣稱其是工農兵政權，但第二屆蘇維埃大會，農民組織卻罷會。主要由社會主義革命黨組成的國會農民代表，拒絕承認十月革命。為了粉碎農民的反抗，布黨與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合作，分裂社會主義革命黨；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領導人是馬麗婭斯比里多諾娃。雖然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支持布黨的十月革命，但反對其隨後的許多做法。
1917年11月底舉行的農民代表大會譴責十月政變。布黨因此與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秘約，承諾在人民委員會中預留給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位置和其他讓步，換取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協助分裂農民大會。
第一個反對十月政變的是公共知識分子。作家、藝術家、研究員、記者、律師、政府官員、私企白領們宣稱，只要布爾什維克黨撐權，他們就拒絕履行他們的責任。知識分子們設立拯救祖國與革命委員會，組織彼得格勒大罷工。當蘇共新的委員們到各部委執行職務時卻發現，要麽只有懶散的員工，要麽幹脆僅有看守大門和賢言的婦女。
托洛斯基就任外交部長到任第一天發表演說：“我是托洛斯基，新外交部長”。卻受到嘲諷的歡迎，他不介意並讓他們回去工作。結果外交部全體職員全部回家，且宣稱只要托洛斯基在任上便拒絕上班。
郵局和電話電報局員工則上街遊行示威並宣誓：直到布黨放棄權力給聯合政府將不覆工。其他機關雇員包括私營銀行亦隨之。國家銀行和財政部拒絕兌現布黨任何金錢。最後布黨派兵強行從銀行提走500萬盧布。
11月下旬，列寧下令反擊罷工，武裝的布黨一個一個占領各機關，強迫員工上班並威脅將嚴厲懲罰：凡拒絕上班者將全部開除，由新手取代。但對白領的罷工，直到1918年1月在強行解散制憲政議會以後才有效破壞。
制憲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
民意測驗表明，布黨主要在城市工人，軍隊中有較大支持者，卡得特斯（Kadets）是布黨的強力競爭對手，社會主義革命黨支持者主要是農民，故列寧宣布卡得特斯（Kadets）為非法組織是“人民之敵”並逮捕其領導人。因此，自由黨是蘇共政府第一個鎮壓的政黨。
最後，布黨允許制憲會議召開，但很快便強行解散之。1917年12月1日列寧還稱制憲會議是人民意志完美的體現，12月12日，他卻稱：“一切權力歸制憲會議的口號是反革命”！
制憲會議定於1918年1月5日舉行，保衛制憲會議聯盟派員至工廠、駐軍簽名支持，孟什維克與社會主義革命黨期望以此制止布黨武力壓制制憲會議。少數社會主義者主張武裝遊行示威，支持制憲會議。結果被社會主義革命黨高層一致否決。他們認為布黨僅是有病，需要時間糾正，結果士兵們皆未帶武器。
1918年1月4日列寧指定布黨軍委主席波得伏斯基（Podvoiskii），任處理制憲會議的特別軍委負責人，對彼得格勒實行軍管，禁止公共集會。蘇共黨報星火報公告：任何在制憲會議附近集會遊行者將被武力鎮壓。
1月5日，彼得格勒特別會議區，到處是全副武裝的布黨，他們封鎖了所有街道。沒有武裝的支持制憲會議的遊行隊伍於10點前往制憲會議會址陶里達（Taurida）宮，遇布黨槍擊被打散。整個會場全部控制在布黨軍人手中，有些軍人用槍口指著發言者，許多軍人喝得爛醉，當布黨提出動議要求議會放棄立法權，限於批準布黨的法令時，遭議會代表拒絕；於是布黨代表立即宣布議會為反革命，並離開會場。依列寧指令，議會被允許續存一段時間。下午4點，一個受命於列寧的付手負責陶里達宮安全的無政府主義士兵，要求大會主席休會，因為衛兵們累了。隨即更多的士兵擁入會場，他們看上去皆瘋狂。主席契爾諾夫繼續開了兩小時會，然後宣布休會。但再也沒有第二次會議，因為次日晨，列寧的助手斯威爾德洛夫，正式解散了議會。
蘇共黨報星火報首版刊載社論稱：“銀行家、資本家和地主的代理人，美元的奴隸右派社會主義革命黨，要求全部權力歸制憲會議和他們的主子----人民的敵人。但是工人、農民和士兵不接受社會主義最邪惡的敵人的謊言欺騙。以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名義，他們全部應清除。”
1月8日，布黨召開第三次蘇維埃大會，結果布黨與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占據94%席位，自然沒有任何人可以否決他們的決議。在布黨把持下的大會批準了所有布黨法令，宣布成立蘇俄布爾什維克黨永久政府。
公眾對蘇共強制解散制憲會議的反應出奇冷漠，因為俄國人已經厭倦了，他們渴望和平與秩序，甚至不問以何代價。直接後果便是，抗議政府的罷工崩潰，罷工者皆覆工，有些因個人原因，有些人認為可以從內部改善。
俄國人對這段歷史性事件的反應，表明人口中大多數和知識分子，缺乏一種能夠為公共利益，激勵人民放棄眼前和個人利益的民族認同感。表明群眾僅理解私利和地方利益，只懂得埋頭享受分別掠奪搶劫之樂。他們讓那些最大膽和最冷酷無情的人當權。
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表現也好不到那里去。他們帶著蠟燭與三明治，卻不帶武器，也不準其他人攜帶任何武器。當布黨強行解散制憲會議後，一群士兵來到社會主義知識分子面前，主動向他們提供武器，被嚇壞的知識分子代表們，卻要求士兵們不要輕舉妄動，寧可讓制憲會議平靜死去，以免引發內戰。這種人當然無人願意冒險追隨。這些自殺行為不僅是由於他們害怕肉體暴力，相信依賴人類的行為不可避免的民主，而且害怕曾經存在的反革命。社會主義者認為其與布黨在創建新秩序方面有共同目標，他們雖然譴責布黨的方法，卻讚同布黨的目標，他們視布黨的非社會主義的敵人為已之敵人。孟什維克報紙在布黨強行解散議會後卻稱：“我們革命的命運與布黨的命運密切相關。”顯然他們依布黨的口號而非依其實質作出判斷。
槍桿子變成布黨解決政治爭議的主要工具。到1918年春，布黨不得不日益訴諸暴力，因為他們如今甚至失去了去年秋天追隨他們的農民和士兵的支持。在所有的城市投票布黨均輸給孟什維克和社會主義革命黨。布黨政權以兩種方式解決此窘境：使孟什維克和社會主義革命黨競選蘇維埃無效，強迫反覆選舉直到布黨獲多數票為止。支持孟什維克黨的工人，試圖組建工人委員會，結果全被布爾什維克黨鎮壓，領導人皆被逮捕。自此，工人結社權亦被終止，工人選舉自已的代表的權利亦不覆存在。1918年6-7月布黨終於完成了一黨專政基礎架構。




第七章 賣國求權的布列斯特和約
列寧相信布爾什維克黨政權唯有當西歐國家暴發革命才能生存。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均反對布列斯特和約。
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由阿道夫（Adolf Ioffe）率領的蘇共代表團前往德軍東線司令部所在地布列斯特與德國談判，德方由外交部長（Von Kuhlmann）率領。布黨隨即對德軍發動強大的宣傳攻勢。煽動其反德國政府。結果1918年1月德國一些城市工人罷工，要求立即實現“不割地不賠償”的和平。
1917年12月15日-28日和談休會。12月9日-1918年1月9日和談繼續。此時托洛斯基取代阿道夫擔任和談代表，他對德單方與烏克蘭簽定主權條約非常震驚，更對德方提出的分離波蘭、烏克蘭、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要求震驚萬分。
布哈林主張中斷談判，號召大眾起義反對帝國主義，托洛斯基持相似立場，堅持主張不戰不和。列寧與卡門內夫、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則認為此種政策是烏托邦，蘇俄沒有軍隊能阻止德軍，如果其決定進軍彼得格勒、莫斯科，將顛覆布爾什維克政府。因此列寧主張接受該羞辱性和約，以便保住新政權的生存。
托洛斯基回俄國後立即舉行中央委員會討論，列寧以微弱數失利。托洛斯基受命重返布列斯特，以不戰不和的策略盡量拖延談判，以斯待德國爆發革命。但德國此時看透了蘇俄的策略，並於2月9日提出最後通諜：要麽簽署和約，要麽德軍挺進俄國。托洛斯基宣稱拒絕簽約。並主張蘇俄撤出戰爭，解散軍隊。2月17日和18日列寧議案又連續兩次被否決；最後，托洛斯基轉變才以多一票支持列寧的決定。2月21日，列寧簽署了一項“社會主義祖國在危險中”的 法令規定：“敵人的代理人，投機商，搶劫者，流氓，反革命煽動者德國間諜均得就地正法。無需審判聽證”。實際上授予新設立的秘密政治警察任意屠殺大權。
俄國試圖取得協約國的支持。結果德國提出進一步加碼要求戰爭賠償，並予俄國48小時最後通諜。列寧威脅辭去一切黨政職務迫使通過簽約決定。3月3日蘇俄簽署和約，俄國被迫放棄自17世紀以來取得的西部領土，不得不放棄波蘭、芬蘭、烏克蘭、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莎尼亞和（Transcaucasia）。這部分領土是俄國人口最稠密也最富裕的地區，包括占總人口26%的人口；28%的工廠；3/4的煤鐵礦；37%的全國谷物產區，蘇俄還必須解散軍隊，並作出重大經濟讓步。
歷史上從未有過任何俄國政府放棄如此多的領土，或予外國強敵如此多的特權。簽署和約的結果之一是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憤而辭職。僅是由於1918年11月11日德國向協約國投降，布黨才趁機宣布廢除布列斯特和約，列寧的聲望則一夜之間徒升。其實並非列寧預見到德國會戰敗，而是相反。在1918年春夏蘇共一直以為德國會打敗協約國，證據乃是1918年夏天，俄國與德國簽定經濟和軍事合作協定，雙方互為同盟。9月30日當德帝國正處於崩潰邊緣之際，列寧還授權轉移了三億一千二百五十萬馬克的財產給德國。表明列寧相信德國會取勝故他站在勝利者一邊。
直到1918年秋，唯一有效的支持蘇共的軍隊是35000名立陶宛軍人。德國駐俄國公使威爾海姆（Wilhelm Von Mirbach）認為布爾什維克黨處於崩潰邊緣，而共產黨政權對德國有益，故1918年6月3日他報告柏林：共產黨維持政權每個月需要三百萬馬克，德國外交部默許了他的請求，撥款四千萬馬克用於俄國事務。公使實際花了450萬馬克資助蘇俄政府。
柏林資助莫斯科的款項從財政上維持了蘇共政權，因蘇共政權原稅收體制業已崩潰而新的稅收制度尚未建立。1918年夏，蘇共政權的生存依賴德國政府的財政資助。德國首相凱賽（Kaiser）的決定，使得布黨政權渡過了早期最艱難的歲月。
1918年8月17日，德俄簽定補充協議，確認蘇俄應賠償德國因沙皇和俄國政府造成德國損失乃維持戰俘的費用。蘇共奪權後立即引發全國性內占，而所謂西方幹涉實際上西方軍隊介入總共只有約三萬人，其目的並非推翻新生的共產黨政權，而僅是欲使蘇俄繼續與德國的戰爭。德國則全力扶持蘇共政權，西方國家真正介入俄國事務者是英國，主要是丘吉爾個人，故英國之幹涉也是半心半意的。




第八章 列寧共產主義實踐的惡果
提要：歷史經驗反覆印證：人並非機械性的沒有生命活力的物體，而是有其自已的抱負與意志，富有創造力的生物靈性實體。人類無法將其在高壓強迫下學到的經驗與教訓，遺傳給其後代。 德國哲學家康德指出：人類永遠不應當成為他人目的的工具，但是永遠得視為他們的一種目的。共產黨人卻準備為其自已的目的犧牲無數他人的生命，這是對倫理與常識的極可惡的踐踏。對此種情況應當適用的道德原則乃是卡爾波普（Karl Popper）之“任何人均有權為了某種他認為值得的事業而犧牲他自已，任何人無權犧牲他人或煽動他人為某種理想而犧牲他們自已。”
消滅私有制強制國有化
1917年10月26日，即奪權次日蘇共即頒布《土地法》，沒收一切非農民所有的土地財產。隨後頌布《城市不動產國有化令》；1918年1月布黨政權宣布廢除一切內外債務；1918年5月廢除繼承；6月28日頌布《國有化令》，對資本100萬盧布以上的工業企業和鐵路公司全部強制實行國有化。並逐漸對小型企業全部實行國有化。這些舉措皆是按馬克思廢除私有制的教條而為：
1． 生產和交通工具國有化；
2． 取消私營商業，零售業和批發商業國有化；代之以國家控制的分配制度；
3． 廢除貨幣作為交換單位，代之以國家調節的易貨交易；
4． 強加整個經濟，用單一計劃；
5． 對所有有體力的男性，有時婦女和兒童均強制參加體力勞動。
列寧初時主張國家資本主義，後被迫采用戰時共產主義。布黨十月政變時全俄流通貨幣量僅196億盧布；至1919年9月已高達613億；物價則比1917年上漲了15倍；到1919年底達到2250億；1920年劇增到12000億；1921年暴漲到160000億。盧布貶值成1/20000，是法國革命貨幣貶值的40倍。
1920年俄國工業生產與1913年比較下降了82%，煤產量下降73%；鐵下降76%；石油下降53%；產業工人數下降51%；與此同時，蘇聯最高經濟委員會的雇員卻從1918年的318人爆漲至1921年的30000人！ 1918年8月，國家定價1盧布1公斤谷物；然而莫斯科自由市場上則為18盧布1公斤，彼得格勒更高達26盧布1公斤；肉類與土豆的價格與谷物類似同步爆漲。
野蠻殘暴無法無天
歷史上其他國家雖然也發生過處死國王的先例，但沒有一個象蘇共那樣無法無天。1649年英國國王查理一世是由高等法院的大法官們經公開審判處死，他有充分的機會自我抗辯，執行也是公開進行。1793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同樣經公開審判，並由國會投票決定其死刑，刑前國王請求給他48小時與親人告別，但國會僅給了24小時，盡管如此，法國國王亦有機會與親朋好友一一告別。前兩者皆不涉及無辜的家人。1918年7月5日蘇俄列寧親自下令處死沙皇全家，從未有過任何公開文件，沒有任何法庭，更不用說法官依法審判，而且連沙皇家人（包括夫人及15歲的王子和三個公主）甚至仆人一道秘密處決，更甚於流氓黑邦的謀殺（南郭注：共產黨極權暴政毫無倫理道德底線，甚至不如意大利黑手黨，因為黑手黨暗殺既定對象從不涉及無辜。周恩來親自下令康生親自動手謀殺原中共特務頭子顧順章全家大小包括其姐夫丈母及年僅三歲的小兒，與蘇共如出一輒）
1922年列寧指示蘇共司法委員會：共產主義的司法在於“為恐怖提供合法性……法院不是消除恐怖，而是使之具體化並使之合法”。 列寧是法律史上第一個將司法程序定義成不是為了司法正義，而是為了使國家任意暴力恐怖合法化的當權者。
契卡原意指針對反革命和顛覆活動的特別委員會。1918年8月30日列寧遇一起未遂暗殺，刺客卡普蘭說她懲罰列寧是因為列寧強制解散制憲議會和簽署布列斯特和約。三天後，9月3日蘇聯內政部即正式公告：開始紅色恐怖。彼得格勒季諾維也夫則下令集體屠殺512名人質作為報覆。在莫斯科契卡頭子德澤爾津斯基則處決了好些前沙皇政府的部長。
一黨專政加權力無邊的秘密政治警察和集中營，便是所有共產黨政權的縮影。集中營最初是由西班牙在古巴，美國在菲律賓和英國在南非創建。旨在隔離遊擊隊與本地人，系臨時緊急措施，隨著軍管結束而關閉。但蘇聯創建的集中營，針對本國人民，系永久性及奴工性強制勞動。1918年9月5日托洛斯基與列寧頒布法令建立永久性集中營。1920年底建立了首批84個集中營關押了約五萬人；到1923年已建成315個集中營，關押了七萬人。1921年3月13日，希特勒寫道：“為防止猶太人腐蝕我們的人民，有必要將他們關入集中營”。（南郭注：納粹德國1942年1月20日在臭名昭著的旺西大會上，海得里希代表各部提出了在全歐洲範圍內最後解決猶太問題的方案。即在Chelmno， Belzec， Sobibor， Treblinka和Auschwitz五個特大集中營中建毒氣室，制度性滅絕600萬猶太人）。
俄羅斯人口約5600萬占俄國總人口的42%，烏克蘭人2200萬；B600萬；在奪取彼得格勒政權一周後，由列寧和斯大林簽署的一項“俄國人民權利宣言”的布告稱：任何民族皆有權無條件地與俄國分離並宣布獨立。列寧推測：由於少數民族與俄國的經濟密不可分，以致於不會尋求獨立。 然而，1917年底和1918年初，邊境地區少數民族，烏克蘭、芬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莎尼亞和高加索紛紛宣布獨立，以期擺脫布黨的內戰。於是1918年5月列寧宣稱：“社會主義的利益，世界革命的利益，高於民族利益，高於國家利益。” 實質上否決了民族自決權。
西歐國家和美國商界比任何團體對蘇俄更加友善。因為他們視蘇聯為最大的潛在市場和自然資源儲藏地，也就對蘇聯所有反文明，反人權，反人道的舉措皆視無不見 （南郭注：今日世界各國商界面對中共極權暴政與當年何其相似？！）
勾結敵國出賣國家利益
漢斯馮賽克特（Hons Von Seecht ）將軍是德國軍階最高者，他認為軍力是德國之魂，故於1920年代即與蘇聯秘約軍事合作，以避開巴黎和約對德國軍備的限制。兩國的軍事協作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才中止。到1932年47%蘇聯進口來自德國。
列寧對安吉利卡（Angelica Balabanoff ）說：“我請求你，別節約，花數百萬，花數千萬。”（南郭注：毛澤東則對西哈努克說：我請求你，別節約盡管開口。此前毛共已向西哈努力提供私人專機、專列，及其他各種金錢物質援助）
欺騙宣傳
蘇聯的宣傳雖然不是首創，因為早在17世紀宣傳便已有之：當年教皇即涉足宣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交戰國亦進行了大量宣傳。但是蘇聯是第一個將宣傳溶入國家生活的每個角落，扭曲現實，欺騙公眾的國家。文化成為宣傳的形式，而宣傳則成為文化的最高形式。 （南郭注：洗腦(brainwashing)是中共（毛澤東）的發明，洗腦一詞於1951年由愛德華杭特教授在其《紅色中國的洗腦》一書首次引入英語世界。哥倫比亞大學精神科學導師Jost Meerlo指責中共洗腦是“精神強奸” ）
1864年以前沙皇實行出版業審查制，事先審查嚴禁一切異議；此後，改為事後懲罰制。即事先不禁止，但事後根據其內容可處罰。但1906年沙皇政權即廢除了出版審查制，實現了出版自由。 而蘇共一奪權，立即封閉了所有不承認十月革命的報紙。盡管如此，蘇共政權初期出版自由還多少存在；到1918年上半年，俄國仍有數百家報紙，僅莫斯科便有150家報紙。但自1918年7月，當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起義失敗後，布黨立即關閉了所有非布黨的報紙和期刊。取消了自19世紀以來即存在的出版自由，使俄國倒退回彼得大帝時代。 俄國作家除了少數與共產黨合作者之外，大多數要麽流亡海外，要麽轉入地下。
1918-1921年，蘇聯教育經費僅占國民收入總數的3%；1925-1926年教育經費僅及1913年（即沙皇時代一戰前正常水準）的1/3。 1920年代，蘇聯全國有700-900萬孤兒和棄兒。1918-1919年蘇共關閉大學法學院和歷史系。
1922年3月列寧開始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公開宣戰。他對秘密警察（GPU）負責人說：“知識分子階層，充滿了反革命，間諜，他們腐蝕年青人”，秘密警察按其指令逮捕了120名著名的學者，絕大多數被永遠驅逐到德國。沙皇對政治異議人士的處罰一般僅流放西柏利亞三年。而蘇俄則發明了終身流放外國。
宗教迫害
1918年1月9日-2月1日，東正教教宗布道時稱：“這種（即共產主義）反人類的怪物，在基督愛的花園中播種惡毒，仇恨的種子和制造沖突”。次日，蘇共即頒布一項法令：《在俄國境內從事宗教活動的指導原則》實行政教分離，下令沒收教會所有的財產，包括教堂，聖餐俱，禁止牧師收什一稅。禁止向未成年人傳教。 1918年士兵，水兵，蘇共紅衛隊大肆搶劫教堂中一切值錢的財物。僅1918年2月至5月至少687人為保衛教會財產而喪生。布黨與教會陷入戰爭狀態。 利用大饑荒消滅教會的主意始於托洛斯基。故布黨拒絕了教宗為保護教會提出的一系列妥協方案，因為布黨目的在於徹底消滅教會，而不在於拯救饑民。 1922年2月26日蘇共頒布法令下令沒收教堂所有金銀寶石用於拯災。當時有個英國記者報導：1922年蘇共反宗教運動有28名大主教，1215名神父被蘇共槍殺；近年來解密檔案顯示，在1922年反宗教運動期間，超過8000名神父被槍殺或害死。

謀殺性的大饑荒
一戰前在唐波夫省，農民人均有293公斤谷物外加121公斤動物伺料；而到1920-1921年俄國農民人均僅有69公斤谷物且沒有動物伺料。在俄國政府強制征糧後，人均僅剩下25公斤谷物，僅有1/8的活命糧。到1921年1月，全省一半以上農民已陷入饑荒。
1921年2月彼德格勒郊外的海軍基地水兵起義，抗議布黨專政，要求民主選舉。列寧立即下令鎮壓，指派托洛斯基和圖卡切夫斯基元帥率五萬大軍包圍了基地，托洛斯基將水兵家屬子弟當人質，契卡則在紅軍後面督戰，凡是臨陣逃脫者一律槍決；盡管如此，仍有1000多名紅軍加入反叛隊伍。而托洛斯基則下令將拒絕執行命令的紅軍士兵每五人槍決一人。3月16-17日夜，五萬名紅軍士兵圍攻17000名水兵，數百名戰俘被屠殺；除了逃至芬蘭者外，其余水兵全部被押至西伯利亞最北部寒帶地區，極少生還者。
蘇共奪權後立即宣布廢除貨幣改為易貨交易，但很快莫斯科便放棄了廢除貨幣的觀念（南郭注：另一廢除貨幣的共產黨政權是柬埔寨）。在新經濟政策的最後一年，1928年全蘇僅有31家外資企業，總投資僅1600萬美元，且沒有制造業多集中於開發自然資料，主要是森林業。
1921年7月，包托高爾基在內的一批著名知識分子公開呼籲國際社會救助饑民，十天後，美國作出反應，美國商業部長胡佛同意提供糧食和其他必需品援助，但前提是釋放所有美國囚徒，及蘇聯政府不幹預美國的救助計劃。蘇共被迫答應了該前提條件。美國直到1922年夏天，每日救助1100萬人，其它外國團體另救助了300萬人。據胡佛的醫療專家估計，至少900萬人免於餓死。但在1920-1922年期間仍有501萬人死於大饑荒。美國的援助直到1923年夏天才結束。與此同時，蘇共卻出口大量糧食換取現金購進機器；1990年蘇聯檔案解密披露，在大饑荒最高峰期間，托洛斯基還花了數百萬美元從德國購進來福槍和重機槍 。（南郭注：中共於1958年至1961年大饑荒期間同樣不顧人民死活，除了繼續大量出口糧食外（約一千萬噸大米），對外大量經濟援助，包括阿爾巴尼亞，古巴和羅馬尼亞近億美元）
共產黨特權
1919年3月蘇共黨員增加至314000人，並在已有的書記處之外，創設了政治局和組織部。蘇共第一個享受特權者是列寧，1918年10月，他在離莫斯科城35公里的高爾基城占據了一座沙皇將軍的別墅；托洛斯基隨後也占據了俄國一片最侈奢的土地不動產；斯大林則占據了石油大亨的農村別墅。
官僚機構膨脹
蘇聯共產黨自稱是無產階級的代表，而蘇聯工人階級僅占總人口不過2%，其中僅2-3%是布爾什維克黨員。無產階級成為純屬抽象的概念。 1919年5月蘇聯教育部職員比沙皇時代同一部的雇員多出了十倍。雖然鐵路工人數量未變，但貨運量卻減少了五倍，而管理人員卻增加了75%；1917年至1921年，政府雇員從576000劇增至240萬人。官僚機構人員比工人多出兩倍即占總人口的4%！ （368）由於布黨黨員絕大多數所受教育十分有限，各部委均保留了大量前沙皇時期的高級雇員，中央政府超過一半的官員，而國家機關超過90%的職員皆系1917年10月以前的政府雇員。
斯大林是列寧的忠實信徒
共產黨專制對異議人士的容忍僅在他們以個人存在為限，因為無組織的異議人士，經常可以被邊緣化。列寧最早的病癥出現於1921年2月，他開始抱怨頭痛和失眠。1922年4月列寧提議斯大林任總書記。1922年9月列寧給斯大林一張字條：建議政治局分別任命托洛斯基和卡門內夫擔任人民委員會和勞動和國防部副主席。托洛斯基並不感到受寵，反而覺得是一種羞辱故拒絕接受。
1922年12月21日列寧通過克魯斯卡婭遞給托洛斯基一張條子，熱情洋溢地稱讚托洛斯基在政治局的勝利。斯大林立即獲悉。次日他給克魯斯卡婭打電話，粗暴地指責她破壞了列寧不得與外界聯系的禁令，並威脅要動用黨的機構對她展開調查。放下電話後，克魯斯卡婭氣得在地上打滾哭泣，但未及告知列寧此事，列寧便再次受到疾病襲擊。12月24日政治局斯大林、卡門內夫和季諾維也夫簽發一道命令：每天只允許列寧做十分鐘口述，不得與任何外人接觸，不得了解政治情況以免他激動。因此，斯大林以保護列寧健康之名，實質上將他軟禁。
1922年12月22日，列寧口述說：“斯大林太粗暴，這一缺點在我們內部之間的關系，作為共產黨員而且可以容忍，但作為黨的總書記則是不可容忍的。基此理由，我建議同志們考慮將斯大林從該職位上撤換下，讓在各方面均比斯大林同志更有忍耐心，更忠誠，更勇敢和更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意妄為的同志擔任。”
斯大林取得權力是由列寧提名一步步繼承而來，並非篡黨奪權；自1921年始列寧日益依賴斯大林處理日常黨務和政務，並予之大量政策內外指導。1922年3月列寧生病後，斯大林是唯一在書記處，政治局和組織部同時任職的蘇共高官，甚至最後，列寧提及斯大林的缺點也非嚴重的，僅是粗魯和不夠耐心。
列寧濫殺人民首開恐怖暴政先河
列寧的作為顯示出他毫無人類情感，他下令將成千上萬人處死，僅僅是用於示範他人。從蘇聯人口統計可見一班：
? 1917年秋：147.6百萬；
? 1920年初：140.6百萬；
? 1921年初：136.8百萬；
? 1922年初：134.9百萬；
亦即列寧當權期間不算正常出生率全俄至少有1300萬人死於非命；其中死於戰鬥和瘟疫各約200萬；平民約200萬；大饑荒餓死約550萬。按正常出生率，1922年俄國人口本應有16，000，000而非13，500，000亦即在列寧當權的短短五年期間，俄國至少有2500萬人死於非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有交戰國喪生者總數的兩倍半！死者年齡多數集中在16-49歲年齡段。 1920年8月在饑荒因素介入之前，已有29%的俄國男人死於布爾什維克黨的暴政下.
蘇共政權實質上是歷史大倒退
亦即事實上蘇聯共產黨純屬歷史的大倒退，遠不如沙皇專制政權也遠比意大利法西斯和納粹德國殘酷野蠻。沙皇體制的恐怖較之蘇聯共產黨的恐怖簡直可稱做仁慈：政治犯可經實質意義上的公開審判，律師可為政治犯強力抗辯直至最高法院；律師可以向國家和國際社會公共媒體意見陳情；囚犯和被告享有確定的規則的益處，監管和流放體制相對仁慈，流放者可帶上家人，流放期間可以讀書看報，打獵鉤魚，將他的不幸告訴他人。自1825年至1917年2月革命期間，俄國因政治信仰或政治活動被處死刑者僅6360人，其中只有3932人實際執行；而且其中1825年至1905年僅實際執行死刑191人，1906年至1910年執行死刑3741人，這一數據在1918年3月便被布爾什維克遠遠超出。
全球第一個公開宣稱主張極權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在1930年代，全國僅有數百名政治犯被監禁，另有數千名政治犯被驅逐出境；因此，極權研究專家阿倫特甚至認為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實質上不構成極權，而僅是理論上口頭上的極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納粹德國對數個納粹體制的反對群體實行恐怖，包括共產黨，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工會活動家被關入集中營受到殘酷虐待。自1933年至1939年約2萬名右派軍人經審訊或未經審判被殺害；但不包括“長刀之夜”的遇害者；其他類被殺者是不符合高大金發高雅利安人種標準的人，主要是老弱病殘者；二戰開戰後，希特勒實施了一項計劃，在1939年至1941年初將七萬人送入毒氣室，由於基督教會的要求而停止。後來被施用於猶太人。二戰前，迫害猶太人相當普遍，並在Kristallnacht達到高峰，數百人被殺，35000人被關入集中營。入侵蘇聯後，在占領區屠殺了1500萬人包括600萬猶太人，330萬蘇軍戰俘，110萬被驅逐者死於集中營，數十萬吉普賽人，還有800萬人被強制勞動，約160萬集中營幸存者。納粹采納了列寧實施的方法，由斯大林精致化的心靈控制術，大多數情況下，納粹采用列寧斯大林發明的技術。負責籌建奧斯維新集中營的司令官黑斯收集了全部蘇聯集中營的報告。
1920年蘇聯國家政治指導局（即秘密政治警察原稱契卡）引入比例方法逮捕和處決階級敵人：每個地區必須按照既定比例逮捕驅逐槍決階級敵人。具體比例由黨的最高層確定。運用統計和社會學方法，強制問卷作為決定驅逐和清洗的依據。1943年至1944年，斯大林動用數千輛卡車，數十萬大軍，將高加索地區大量人口強制遷徙至西伯利亞。正如希特勒說猶太人不是人類一樣，列寧斯大林說富農不是人類。納粹的未來社會是建立在純種雅利安人的基礎上，而共產主義的未來社會則是通過消滅資產階級和地富階級，建立在純無產階級出身者的基礎上；區別僅在於共產主義模式建立在階級體系上，而納粹模式則建立在人種和領土之上 ）。 列寧在向外輸出共產主義失敗後，轉而想用征收與恐怖並用的方式，在幾年內將俄國變成世界經濟強國，但同樣慘敗。



第九章 列寧不為人知的故事
郭國汀編譯
列寧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斯大林主義的許多特征源於列寧生存時，直接系列寧的命令，創建集中營，殘酷鎮壓教會和傳媒，個人崇拜，列寧的領導是殘忍和極權的。對列寧而言，生活即政治，政治即生活。列寧天真地認為，改變人性便可改變一切。對列寧而言，目的總是為手段證明。列寧的主要遺產乃是一個建立在官僚、軍事和政治基礎上的強大的黨主體制（pariocratic）。列寧死後蘇聯的一切均按列寧的蘭圖，預言和原則行事：極權國家、官僚社會、單一意識形態主導、好戰的唯物主義無神論、計劃經濟、難以置信的剝削勞工、國家沒完沒了的軍事化、探空心思尋找新的敵人。無論托洛斯基還是季諾維也夫及卡門內夫或布哈林，也不論斯大林還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契爾年科、安得羅波夫、哥爾巴喬夫，事實上均極崇拜列寧，至少表面上如此。迄1990年1月止，蘇聯共產黨用125種語言共印發列寧著作六億五千三百萬冊。1999年俄國舉行過一次民意測驗：誰是俄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結果是：彼得大帝第一，普希金第二，列寧第三，斯大林第四！丘吉爾認為“俄國人民被布爾什維克和列寧引入泥潭，他們最不幸的事是列寧的誕生，他們其次的災難是他的死亡。” 作家阿麗德娜（Ariadna Tyrkora）曾見過列寧數次，她寫道“列寧是個邪惡的人，他長著一對狼一樣的邪惡的眼睛”。
1．家庭
列寧1870年4月12日出生於巴斯克（Simbirsk）。列寧的父母於1863年結婚，其曾祖父是個農奴，50歲時與比他小20多歲的亞裔女人結婚；祖父是個裁縫，父親由其兄長扶養資助上卡藏大學，後成為物理和數學教師，最後升任省教育局局長，獲國家顧問及“通過服務生涯而獲得可世襲貴族身份”；列寧的母親有猶太血統。外曾祖是個猶太商人，後改信東正教，其外公是警察局醫生和業主，家有農奴。因此，列寧有德國、瑞典、猶太、斯拉夫和亞洲血統，但在文化語言上屬俄國人。確切地說列寧出身於農奴的貴族混血家庭。列寧之妹安娜證明列寧一生對猶太人評價很高，列寧經常將高智商要求的工作委派給猶太人，而僅需低智商的職位則給俄國人。列寧父母共生育四男四女，其中兩個夭折。家庭條件較佳，有一棟大房子，雇用有廚子、保姆和仆人。直至1886年其父因腦疾去世，其家庭一直穩定富有。而1887年長子亞歷山大因刺殺沙皇而被處決，從此其家庭才開始衰落。
2．性格
列寧極自信，優越感極強，早年即流露出不能容忍其他人的觀點，也非常自負。他的學業成績經常名列前茅。列寧上高中時的校長克倫斯基（Kerensky），是1917年2月革命的英雄之父，也是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的最後障礙。
3．仇恨
亞歷山大二世於1860年解放了農奴，隨後在各省實行地方自治，大學和學校亦自治，並開始實行司法獨立。列寧之兄亞歷山大入讀聖彼得堡大學時，參加了人民意志黨的一個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恐怖派別，他讀了大量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漢諾夫的著作，馬克思強調需要暴力改變既存的條件，在（shevyrevs）的領導下，開始查勘亞歷山大三世到聖（St.Isaac Cathedral）天主教堂的路線行蹤；1887年3月1日，警方破獲該恐怖組織的一封信，逮捕了陰謀成員。其母寫信給亞歷山大三世，請求憐憫寬恕，並非沙皇不同情，而是列寧之兄拒絕認罪並請求寬恕。其他提出請求寬恕者皆從死刑改為強制勞動。3月15-19日開審，五名不屈服的同志被處絞刑。即便此時他仍有機會免死，但他對母親說：我在法庭上說過的話已不能再改口，故拒絕認罪。1887年5月8日，獄方告訴他們這是請求寬恕的最後機會，但他仍然拒絕認罪，因而被絞死。當天列寧考代數幾何，照樣獲得第一名，似乎並未受到兄長被絞死的影響。
列寧是俄國恐怖主義冷酷無情和極權的鼻祖。列寧的殘酷源於何處？其兒童時代及青年時期，俄國正處於繁榮富強上升時期他的家庭又屬貴族階層，因此其仇恨殘忍只能源於他接受的革命的法律和道德哲學，列寧歸納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正如馬基雅佛利所言：“領導人是用結果作為判斷，因此他們應當試圖維持他們的權力並贏得勝利。為達此目的，無論他們使用何種手段，他們將經常總是被視為值得的和許可的。”
列寧的革命熱情並非源於他對窮人的同情。事實上，1891-1892年大饑荒襲擊伏爾加河地區，當地知識分子中他是唯一反對人道援救快餓死的農民的人。他的理由是：饑荒是一種進步，因為它毀滅了舊的農民經濟，為社會主義填平了道路。他的革命激情也非由於為一個公正正義的未來的設想而激勵。而是基於怨憤，並為某種狂熱的報仇欲望所驅使。在1890年代與列寧合作多年的斯特魯威（Struve）後來描述列寧的主要個性特征乃是仇恨。
4．影響
影響列寧的人眾多。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瘋狂的革命家內查也夫（Nechaev）、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普列漢諾夫（Plekhanov）、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Bakunin）、塔切夫（Peter Tkachev）、卡爾（Carl Clausewitz）、斯特魯威（Peter Struve）、拉夫諾夫（Peter Lavrov）和亞歷山大（Alexander Herzen）等人對列寧的影響相當大；但影響最大的是前四者。列寧在他的著作中引用車爾尼雪夫斯基高達300次，僅兩次援引托斯妥夫斯基（Dostoevsky）。列寧花了很多時間研究黑格爾、亞里士多德、拉薩爾、拿破侖和克勞賽維茲（Clausewitz）。他從早上五點到子夜一直閱讀馬恩及普列漢諾夫的著作，不過列寧自已說，唯有車爾尼雪夫斯基對他有關原則、目標、手段和方法有根本性的影響。列寧對自由主義深懷敵意。他沈浸於讀大量西方政治學，包括《資本論》，除了馬克思主義外，采納了眾多思想家和學者的觀念，吸收消化後形成他自已的觀念。但他從未能接受自由、法治或經濟主義、西方民主、議會政府。列寧是選擇性采納馬克思主義。托洛斯基於1904年即批評“列寧缺乏靈活性思想，貶低理論的作用，會導致專無產階級的政”。社會民主運動領導人維拉（Vera Zasulich）指出：馬克思主義沒有官方的道德體系。
5．大學和律師生涯
列寧於1887年進入卡藏大學讀法律，大一時於同年12月因參加學生運動，受到警察關注，查明他系被絞死的恐怖分子之弟後被大學開除。其母曾申請讓列寧重 新入學，但被教育當局拒絕。母在1889年2月以7600盧布買進一塊約200公頃土地（約1200畝）財產，擬讓列寧經營，但他很快便厭倦了，於是出租給一個名叫克魯 詩維特的富農（Mr.Krushvits），他支付了列寧好幾年租金。1893年7月列寧將該土地賣給了丹內博格（S.R.Dannenberg）。準備聖彼得堡 大學校外學生的考試。1891年沙俄當局最終憐憫之，允許列寧通過校外考試取得律師執業資格。他迅速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拿到了法學位，隨即移居聖彼得堡。他以執業律師身份來掩護革命活動。他於1892年受聘成為律師助理；在卡爾汀律師行 （A.N.Khardin）做過18個月的辯護律師。但他一共僅處理過12個小偷或財產爭議案。他曾為自已打過兩個官司。或許正由於列寧的法律僅是學了應付 考試的內容，而未真正撐握法律的實質與本質，故他一生極度反法治而重專制。
6．婚外情
列寧除了與伊內莎（Inessa Armend她死於1920年9月24日）有十年情人關系外，應是個模範丈夫。列寧與她有通奸關系。兩人一見面實質上即難解難分。列寧無論到那兒，她就跟到那兒，在附近租房，並時常與列寧及其妻子會面。列寧一生極少知心朋友，而伊內莎則是列寧最親密的紅顏知已。列寧在與伊內莎交往之前，與一個法國女人有染，另還給一個法國女作家寫過許多求愛信（31）。蘇共領導人於1930年已發現在巴黎有個女作家擁有大量列寧的情書，並領取蘇聯政府支付的大筆退休金。外間傳聞甚廣的說法是列寧死於梅毒引發的腦血管並發癥，不過這一說法似乎證據不充分，無法確定。蘇共幾十年來一直掩藏馬克思與恩格斯皆為私生子之父。馬克思與他的女管家（Elena Denmuth）的私生子的秘密，也掩蓋列寧的私生活秘密。
7．流放生涯
1896年因煽動工人罷工，列寧被捕並被判決流放至西柏利亞。1897年2月，其母親和列寧以身體健康為由，提出過數次延期和改變流放地點的申請，請求到較好的地區服刑，除一次以外，皆被“血腥的沙皇政權”準許。（32）流放三年，對列寧其實僅是相當於三年假期，無人讓他作任何工作，也不受任何限制。列寧致信家人說：除了打獵和遊泳，大多數時間用於遠足，睡長覺，對食物和住房感到滿意。沙皇政府的政治流放，與蘇聯政權決不可同日而語，沒有集中營和監獄，僅是指定地區，可以訪問任何不同地區；得自由安排會議，寫書和政治計劃，還能由家屬陪同，甚至開始家庭生活。1898年1月，列寧向警察當局申請將克魯斯卡亞（Nadezhda Krupskaya）移到他所在地區，因她是其未婚妻而獲準。1898年5月她與她的母親一道抵達，與列寧同居。列寧結婚時，其妻母堅持必須按照宗教儀式舉行婚禮，盡管兩人皆是無神論者，最終不得不服從。在那里他與新婚妻子克魯斯卡亞租住了一幢小別墅；與朋友們通信，寫作和翻譯，渡過了相對舒適的三年時光。
1905年1月22日，“血腥星期日”工人及家屬遊行至冬宮要求沙皇幫助，軍隊反覆警告無效後開槍打死800余人，打傷更多。1905年秋，沙皇尼古拉二世決定推進改革，創設國家杜馬（即議會）及各種社會立法。
8．共產黨猶如強盜匪幫搶劫
1903年夏天第二次黨代會在布魯賽爾，後移到倫敦舉行，結果分裂成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和以馬托夫為代表的孟什維克。列寧回答記者問“布爾什維克黨是否偷盜”？時稱“是的，我們偷盜那些已經被偷盜者” 。1906年在第四次黨代會上，旨在布黨與孟黨合並，卻發生激烈爭論。布黨主張武裝搶劫銀行。孟黨堅決反對。但布黨繼續搶劫銀行，列寧明知卻從未制止。列寧之妻克魯斯卡亞坦率地承認：“布黨認為允許沒收沙皇的財富，允許搶劫銀行”。搶銀行的核心人物是斯大林、卡蒙和克拉新（他是電子工程師）。最大的搶劫案發生於1907年7月26日，在喬治亞布黨劫匪擊斃三名押運員，傷多人，搶劫走34萬盧布。（55）布黨還在巴庫港搶劫過汽船，搶劫郵局和鐵路站。布黨的資金全由列寧撐控。財政資助布黨的還有不少富人，（Savva Morozov）是個千萬富翁，做過很多善事，也資助了布黨大量金錢。後來因精神失常而自殺，死前通過高爾基給布黨10萬盧布。其侄兒亦支持社會民主黨，1905年因支持起義被捕，1907年在監中自殺，留下一大筆錢給社會民主黨包括布黨。
9．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
墨爾本大學政治學教授霍爾蒙認為：列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理論貢獻有三：論證了職業革命黨的重要作用、分析了帝國主義的及區分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在《怎麽辦？》中列寧提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政治覺悟，因而應當承擔領導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的責任；因此列寧主張建立由精英組成的秘密的有嚴格紀律的職業共產黨領導革命；第二，1917年列寧提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擴張的唯一途徑乃是尋找新的資源，新的市場和廉價的勞動力，它只能從其他帝國列強手中奪取殖民地；因為主要的帝國實質上已經將世界分割完畢。他認為俄國構成資本主義國家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打碎該鏈條，則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將由此崩潰；第三，列寧將“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改成“所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
1902年列寧在《怎麽辦？》中提出組織軍事性質的高度組織紀律的職業革命黨，寧可要少數聰明人。列寧相信只有覺悟的人的積極行動，才能保證革命的勝利，馬克思則認為革命是物質生活條件的必然產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列寧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一國勝利。1914年11月列寧寫道：“將帝國主義戰爭轉變成內戰是無產階級唯一合適的口號。”
奧地利物理學家和哲學家（Ernst Mach）認為：“物質世界、顏色、形狀、結構，是由人類心靈的目的授予。即人按照其想象制造了世界。此種理論的目的在於消除心靈與物質世界的區別，因為世界是意識構成的物質實在”。（74）生物科學家布黨的知識分子（Bogdanov）比Mach更激進，認為“不僅物質世界，而且社會本身是人類心靈的產物。沒有人的心靈意志構成共公生活，社會將不覆存在。因此社會的意識的表現”。
馬克思唯物主義認為物質世界、環境、是人類心靈的形式和條件。馬克思主義是現實或唯物主義的。列寧絕對相信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園滿的哲學唯物主義，是唯一真正的理論。
1889年列寧第一次讀資本論，馬克思主義者Fedseev（他隨後不久在流放地自殺，其女友也隨之自殺）在與列寧一道流放到西伯利亞途中，曾開列一個社會民主的讀書目錄給列寧。1893年，列寧寫了第一篇文章：“農民生涯的新經濟運動”。馬克思的兩個主要論點占據著列寧的心靈：階級與階級鬥爭及無產階級專政。但馬克思本人對專政語淵不詳。列寧寫道：“什麽是階級鬥爭？就是一部分人反對另一部分人的鬥爭，無權的被壓迫受剝削的群眾，反對特權的壓迫的剝削者的鬥爭，它是工人或無產者反對擁有者或資產階級的鬥爭。” 哲學家（Nikolai Berdyaev）指出：“階級以數量計，人安質量論。階級利益，由觀點激發，掩蓋了人的質量的想象，因此，階級的觀念抹殺了人的觀念，這種謀殺是由馬克思主義理論推行的。”
列寧與車爾尼雪夫斯基一樣定義工人階級的主要敵人是自由主義和經濟主義，即工聯主義，組織工人為更好的生活條件而鬥爭。知識分子為政治和公民權利而戰。列寧認為自由主義和經濟主義引導工人遠離政治鬥爭。
列寧對早期馬克思著作中含有人道主義思想不感興趣，他只吸取馬克思主義用於革命。普列漢諾夫的著作將列寧更進一步帶至車爾尼雪夫斯基，最終導向社會民主的聖經——馬克思著作。列寧欣賞早期的普列漢諾夫而公開對他晚期著作表示敵意。普列漢諾夫稱“1917年列寧的政策是精神錯亂的產物。”（27）1922年4月蘇共政治局討論出版普列漢諾夫著作時列寧堅持僅能出版第一集他的早期革命寫作。因為列寧不喜歡他後期著作，而仇視普列漢諾夫的革命觀念。1910年10月普列漢諾夫曾寫道：“唯有列寧才能走過頭問何時我們舉行武裝起義”。
《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主編斯得佛納（Stephane Courtois）指出：“恐怖涉及雙重變異：對手被首先標簽為敵人，然後宣布其為罪犯，導致將他從社會上排除出去，排除社會很快又變成消滅。敵友之間的辯證關系不再能滿足解決極權主義的根本問題：尋找經凈化的不再含敵意的重新組合的人類，通過馬克思主義摩西式的計劃，將無產階級重新組合成新人類，並清除任何不符合新世界要求的分子。在一個相對短的時期內，社會從政治鬥爭邏輯進展到排它階段，然後進入清除意識形態階段，進而至消滅不純成員階段，最後便是對人類的犯罪”。
10．大文豪高爾基與列寧
高爾基（Gorky）於1917-1918年在他的彼得格勒報紙上發表了48篇猛烈攻擊布爾什維克黨的文章，直至1918年6月被列寧下令關閉。列寧還下令關閉了歌劇院和巴雷舞院。1917年11月7日，高爾基寫道：“列寧和他的同志認為他們能犯任何罪行，諸如彼得格勒的群體屠殺，莫斯科風暴，取消言論自由，蠻橫無理的逮捕。應當明白，列寧不是全能的魔術師，而是個冷血的詭計家，既不尊重也對無產階級的生命莫不關心。”
高爾基反對布爾什維克黨的殘暴方法，1922年他寫道：“俄國人的殘忍似乎沒有任何進化：在受害人嘴里塞入炸藥，然後點燃引信；還有在肛門塞入炸藥引暴的。在婦女的乳房處挖孔，用繩子穿越傷口並牽引。”1918年和1919年，在Don和烏拉爾（Ural）地區用同樣的酷刑，在男人屁股下放炸彈然後引爆。這種殘忍無法用精神病或變態形容，也非個別現象，我是以他們將人類受難作為群體娛樂來考慮的。”
1919年9月6日，在逮捕了幾十名公共知識分子後，高爾基給列寧發了一封義憤的信：“我認為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力量應當以知識發展來衡量，革命僅在有利於此種發展時才有意義。學者應當受到慎重對待和尊重。但是試圖拯救我們的皮膚，我們正在毀滅我們自已的大腦，砍掉人民的腦袋！”列寧卻殘暴地回答：“將人民的智慧力量與資產階級公共知識分子的力量等同，我們就要犯錯誤…工人和農民的知識力量，是在推翻資產階級和他們的輔助者的鬥爭過程中成長起來的；那些二流知識分子及其資產階級走狗，自認為他們是國家的大腦。他們不是國家的腦袋，而是狗屎！” 1922年列寧針對財務專家寫道：“我們總是發現象屎一樣臭的專家們：讓這些毫無用處的豬靠邊站。教這些蠢貨學會提供完整具體準確的數據。”
不過，很快高爾基更改變調門,實質上被馴服了。高爾基1930年11月2日至羅曼羅蘭的信中寫道：“蘇聯以階級戰爭對付公共知識分子，他們試圖回到資產階級政體。內戰僅僅是殺虐。” “如果敵人不投降，我們當然得消滅他們”。高爾基如是說; 高爾基回應一封由愛因斯坦和托馬斯曼等人簽署的呼籲書時寫道：“我認為處死這些人完全合法。很自然，工農政權將象清除螞蝗一樣消滅其敵人。” 1932年高爾基（他是特務頭子雅哥達的私友，他的兒子在秘密政治警察局工作）在一信中說道：“階級仇恨應當根植於對敵人的某種原始的嫌惡反感。敵人必須被視為劣等的，我堅信敵人是比我們劣等的，他們不僅在肉體上而且在道德意義上均是劣等的”。
11．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與列寧
普列漢諾夫（Georgy Valentinovich Plekhanov）1856年出生於唐波夫省的古達拉夫卡市（Gudalovka Tambov）的一個軍官家庭。1883年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列寧1895年第一次見普列漢諾夫。1903年社會民主黨分裂後，普列漢諾夫加入孟什維克。自1879-1917年，他在瑞士37年。1917年3月31日回到彼得格勒，實質上在一年內他便遠離他等待了一生的革命。
普列漢諾夫畢生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研究，研究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工人階級在構建新社會的先進作用，社會主義革命等。在十月革命前夕，他有政治勇氣大聲呼籲：即將到來的政權，不能建立在狹窄的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上，而應基於國家所有重要力量的聯合。（92）他認為通過社會改革，社會主義與非社會主義因素可以實現有限協議。普列漢諾夫在其《俄國社會思想史》中寫道：“任何社會的發展均取決於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的發展，首先，在國內社會結構方面他們的相互鬥爭；其次，就抵抗外部入侵而言，他們之間或多或少的友好合作”。 他強烈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觀念，譴責列寧強行在俄國不具備條件時強行推行社會主義革命，他堅信俄國僅適合資產階級革命。
1906年普列漢諾夫辛辣地指出“一開始列寧是個布朗基主義者遠盛於馬克思主義者。他揮舞著最嚴格的馬克思主義正統旗幟，卻兜售布朗基主義的私貨。”
1917年夏天，他發文稱：“列寧號召與德國議和，為了推翻克倫斯基臨時政府並奪取權力，將是在俄國的土地上瘋狂和播種無政府騷亂絕對危險的事”。
普列漢諾夫稱“1917年10月列寧的政策是精神錯亂的產物。” 作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早在十月革命暴發三天後他便準確預言了蘇俄革命的惡果。1917年10月28日普列漢諾夫和維拉（Vera Zasulich）及列夫（Lev Deich）共同致彼得堡工人公開信預言：“十月革命是歷史上最嚴重的災難，它將引發內戰，並將國家倒退到遠遠超出1917年2月革命業已取得的成果。” 次日，一隊士兵和水手沖進他的臥室，用左輪手槍頂住他的胸膛令他交出武器，否則將擊斃他。“你們很想那麽幹，即使你們找不到任何武器”。普列漢諾夫冷靜地答道。但他不得不逃亡至芬蘭（Pitkejarvi）並於1919年3月30日死於該地。
普列漢諾夫說過一句名言“革命的利益就是最高法律” 。實際上開啟了無限暴力之閘門。他還說過“如果議會在革命後變壞，可以取消它。不是在兩年後，而是在兩星期內”。實質上，布爾什維克黨正是適用了普列漢諾夫的公式，1918年1月6日強行武力解散了議會。
12．馬托夫與列寧
唯一真正的社會民主黨是孟什維克黨：承認民主，議會和政治多元化作為避免暴力，取得社會進步發展的價值。馬托夫一生信奉馬克思主義，反對列寧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依賴暴力強迫和恐怖。
布爾什維克視民主僅為手段，孟什維克視民主為目的。斯大林宣稱：“十月革命意味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戰勝了社會民主，馬克思主義戰勝了改良主義。”（79）1914年8月5日，當聽聞德國社會民主黨投票讚成戰爭預算時，列寧宣稱：“從今日起，我不再是社會民主黨，而是共產黨人。”
Lenin （列寧）或許取名源於西伯利業的Lena河, Stalin（斯大林）意指鋼鐵人. Trotsky（托洛斯基）則是其監獄看守的名字. 馬托夫（Yuri Martov）, 原名叫Julius Osipovich Tsederbaurg. 1923年死於德國柏林，但其政治生涯則死於1917年10月25日夜。1873年生於康斯坦丁一個猶太中產階級家庭，1891年進入聖彼得堡大學。1893年被開除。他與列寧、普列漢諾夫和波特銳索夫合作，1896年與列寧一道被流放西柏利亞。1900年出國，直到1903年一直與列寧良好合作。特賽銳特里（Tsereteli）回憶馬托夫於1917年夏曾說：“列寧對戰爭與和平不感興趣，他唯一感興趣的事是革命，對他而言，革命唯一的目的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110）
1914年8月1日，德國向俄國宣戰，普列漢諾夫明確表示強烈的願望捍衛祖國。托洛斯基也表示擊敗沙皇無意義，因為將意味著反動的德國的勝利。唯有列寧感受到達到他的目的的良機來了。
13．瘋狂的革命者內查也夫
內查也夫1869年在（Revolutionary Cutechism）中定義革命者“是一個已經丟失的人。他沒有特殊的利益，沒有私人的業務，沒有個人的牽掛，沒有財產，甚至沒有姓名；他的所有的一切都被一件事吸收而排除所有其他，一個單一的思想，一個獨特的熱情----革命。在深層的存在，而不僅是言語，而且他的行動，他已經與社會，文明世界，法律與習慣，社會禮儀與道德規範中斷所有的聯系。革命者是一個死敵，他如此活著以便能夠確保摧毀社會。”“對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稱做革命者”。“病態的社會應分成幾類：第一類是那些必須立即殺掉的…第二類是那些允許繼續活下去，以便其惡行僅是加速激起人民起義”。 列寧公然宣稱“革命是一項艱難的工作，你不能戴著白手套，用幹凈的手為之，黨不是淑女學校。我們需要流氓，正因為他是個流氓。”
內查也夫有句名言“任何事情只要是有助於革命的，就是道德的，任何阻礙革命的事均是不道德的和犯罪的。” 在第三屆共青團大會上列寧說“任何促成共產主義勝利之事均是道德的”。 1918年列寧對社會主義革命黨成員馬麗婭（Maria Spiridonova）說“在政治領域沒有道德的空間，只有實用主義。” 1918年1月16日，布爾什維克黨強制解散議會後，普列漢諾夫寫了他最後的文章：“布爾什維克黨的計謀，僅僅是巴枯寧的計謀，在很多情況下則是內查也夫的謀略，純粹又簡單。” 迪米特里（Dmitri）下結論道：列寧使用能達到其目的的任何事與任何人。
馬克思和恩格斯均曾譴責過內查也夫的個體恐怖理論。列寧亦曾多次譴責之並稱之為布朗基主義（Louis Auguste Blanqui）但列寧在譴責他的同時卻在關健時刻毫無顧慮采行之。
1870年特卡契夫（Pyotr Tkachev）俄國革命者，內查也夫的繼承者，建議“將25歲以上的沙俄國人全部消滅”，他認為“他們不能實踐他的革命理想”。在一封致至內查也夫的信中，巴古寧譴責這種瘋狂的妄想“我們的人民並不是一張白紙，得任由任何秘密社會，隨心所欲在上面塗寫，比如象你的共產主義計劃”。 巴古寧在一封至內查也夫的信中寫道：“這種殘忍的重組和絕對瘋狂主義，如今你居然要將它作為一般原則適用於整個社會。你想要瘋狂的東西，不可能的事情，完全否定自然、人和社會！” 早在1870年巴古寧便已理解即使革命行動也必須受一些基本道德規範的制約。
科拉斯基（Leszek Kolakowski）指出“那種我們所見到的世界已腐敗透頂無可救藥，因此世界將按照某種意志變得完全，完美，最終徹底解放的觀念，乃是一種人類精神最瘋狂的變態…當然此種變態並非我們這個時代的新發明，但我們應當承認，宗教思想，輕視所有的市俗價值，讓位於超自然空間的力量，要遠比那種教導我們能夠保證救贖，從地獄的深淵躍向輝煌的天堂的說教，遠不那麽荒唐。”
14．克倫斯基與列寧
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1881年4月22日生於列寧的出生地巴斯克，曾任列寧上高中的校長，獲聖彼得堡大學法律學位。1905年參加社會主義革命黨。短期被捕，流放西柏利亞一年後回到首都彼得堡任辯護律師。通過為政治犯辯護贏得名聲。1912年入選國家杜馬。沙皇退位後他成為臨時政府的司法部長，並撐權。他廢除了種族與宗教歧視和死刑。
1917年4月，臨時政府主張法治正義議會民主，予猶太人同等權利，故克倫斯基頗受猶太人擁戴。克倫斯基對法國革命情有獨衷，選擇馬賽曲作為國歌，願意妥協。克倫斯基堅持法治、正義和民主理念。他為人寬宏，盡管列寧對他冷酷無情，他卻終其一生未反唇相譏，而是留給歷史作結論。他稱布黨是貧窮與饑餓黨。他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在一個不尊重人性及其權利的國家，社會自由是不可能的。”
1917年4月當列寧回到俄國後，他表示願意會見列寧，列寧卻拒絕會見。
1917年3月20日在莫斯科蘇維埃大會上，面對殺死沙皇的呼聲，克倫斯基堅定地答道：“只要我們當權一天，就決不允許發生，我們將負責到底，我將親自將沙皇一家護送至英國”。由於英國政府拒絕接收沙皇，臨時政府決定將沙皇一家送至當時俄國最安全的托博爾斯克。
克倫斯基錯誤判斷對他的政權的威脅來自右派，故他需要與左派包括布爾什維克黨合作。最後因為政府軍總司令科爾尼洛夫（Kornilov）將軍想恢覆社會秩序，克倫斯基也支持他。但當他於1917年8月27日讀到科爾尼洛夫將軍的一篇聲明時，他意識到科將軍想拋棄臨時政府，也無需他而拯救俄國，欲將全部軍權和公民權抓在自已手中，並已進軍莫斯科時，他下令軍隊應停止進軍並返回駐地，但科將軍拒絕服從命令，並命令軍隊繼續前進。由於克倫斯基的命令失去效力，布爾什維克黨趁機施加影響號召士兵和工人抵抗和擊潰科爾尼洛夫將軍，克倫斯基一下子失去了控制影響力，正如74年後的哥爾巴喬夫一樣。在布黨的幫助下擊敗科爾尼洛夫將軍後，克倫斯基下令將科爾尼洛夫、鄧尼金(Denikin)、路科馬基(Lukomeky)、馬爾科夫(Markov)等將軍交付審判。
15．騙取農民和士兵的支持
社會主義革命黨譴責農民非法占土地，列寧卻為農民辯護並主張土地應由當地農民立即取得，由於布黨主張農民無需抵押，無需支付任何代價取得土地，使得農民出身的士兵全部支持布黨。
1917年5月在全俄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上，列寧對未來農業生活作了如下描述：“俄國自由的農民將在自由的土地上耕作”。列寧號召和平，亦得到了厭戰的士兵的熱情歡迎。但布黨一旦奪取政權後，不僅僅消滅幾十名富人的問題，而是幾十萬私有主，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直接引發布黨早已準備的內戰。
布黨的和平、土地、自由、憲政議會、出版自由及所有其他口號，他們的全部承諾迅速地變成：強迫、限制、變更、不同的解讀或完全拒絕。即使土地，確實給了農民，但其通過征收全部農產品而變得毫無意義。列寧知道人民不是支持布黨，而是支持立即和平和農民獲得土地。
1917年7月23日，列寧寫道：孟什維克和社會主義革命黨已經背叛革命，現在布黨應收繳他們的武器，重新組織並堅定準備武裝起義。
列寧在1917年熱月是個賭徒，他不是神。列寧受法國革命啟示，認為“雅格濱的例子並未過時。無產階級的敵人不是君主，而是作為一個階級的地主和資產階級”。
《國家與革命》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原著的解釋。它是對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反議會的頌詞。它引用馬恩的話宣稱：“民主的最高形式即是無產階級專政。其實質是粉碎舊的國家機器，暴力革命不可避免。階級將消滅，國家將消亡”。
列寧完全忽視了馬克思早斯著作中的人道主義。對列寧而言，民主本身即是“一種暴力形式。它是一個組織起來的階級制度性暴力對付另一個階級，由人口的一部分對付另一部分人。唯有當國家消亡以後，我們才能論自由。”
16．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不論代價”
“必須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不論代價” ，貫穿列寧一生之對人命的態度變成布爾什維克實踐的特征。1917年10月10日布黨中央委員會召開會議，列寧提出起義方案與會的11名委員，唯有季諾維也夫和卡門諾夫表示反對。理由是布黨在各省均僅獲少數支持，可以通過憲政議會道路，比軍事武裝起義更有希望。
列寧在1917年10月10日後寫了兩封信給中央委員會，包含指責季諾維也夫和卡門內夫：“詐騙、誹謗、說謊的騙子，無窮骯臟的把戲，無恥！”宣布，“我不再視他們為同志”。 起因於卡門內夫在《新生活》中發表一篇文章：不同意布黨的計謀，試圖發動政變奪取政權。列寧視此為叛徒行為。因為革命陰謀的一項基本原則乃最高機密。但是列寧本人在10月16日公開說：“既然起義已經準備好，無需再談陰謀” 。托洛斯基亦在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委員會上公開宣稱：“奪權…我們公開為之”。托洛斯基斷言“若列寧1917年10月不在彼得格勒，政變本來不會發生” 。
1936年蘇聯最高軍事法庭裁決季諾維也夫和卡門內夫，以“恐怖謀殺反共等罪名”判處死刑及沒收一切財產。同案18人一道被斯大林羅織罪名作秀審判處死刑，唯有一人愛德華（Eduard Solomonorich）拒絕投降，其他17人皆寫了求饒信，向斯大林求饒，而斯大林也明確答應：只要他們公開認罪就可寬恕饒其一命。他們均提出上訴。
季諾維也夫在上訴狀中簡單地稱“我已告訴無產階級法庭有關我反黨和反蘇維埃政權的任何罪行。中央執委會主席團對此非常清楚。因此我向中央執委會主席團上訴要求從寬處理。” 而卡門內夫也在上訴狀中稱：“對於我所犯下的反無產階級革命的最嚴重的罪行深感後悔，如果主席團認為這並不與未來社會主義事業及列寧與斯大林的事業相沖突，我請求主席團饒恕我的生命” 。他們的上訴同日均被克里姆林宮駁回，因為一切都是斯大林早已確定的。卡門內夫相對而言比較勇敢正直誠實。
布哈林在他的黨內老同志季諾維也夫和卡門內夫被處死後公開說：“我是如此幸福，他們已被象狗一樣槍決了” 。不到兩年，他自已也象狗一樣被殺。這種斯大林式的黨內清除異已的殘暴殘殺現象，在整個共產黨世界非常普遍。蘇共黨內根本沒有紳士生存的余地，布哈林是公認的蘇共高官中最具紳士精神的一位，然而，他為了權力落井下石，諂媚討好，幸災樂禍樣樣來。可想而知共產黨高官們是什麽東西？！
尼古拉維奇（Pavel Nikolaevich Malyatovich）是個孟什維克黨員，1917年9月25日至10月25日期間曾任臨時政府司法部長兼檢察總長。他於當年7月簽發列寧逮捕令。後來多次被蘇共逮捕，並於1940年10月21日被秘密處決。蘇共卻欺騙他的妻子：“尼古拉維奇被判十年流放，剝奪通信權”。其妻於1953年12月死去，至死不知道真相。直到1991年獲平反後，其孫子才得知真相。（156）其人極堅強勇敢，任憑蘇共酷刑，始終理直氣壯，決不低頭。70歲時被蘇共槍決。
17．暴力毀滅民主制度強行解散議會
十月革命攻入冬宮的並非布黨的軍隊，而是那些衣衫濫侶的暴民，大多是野蠻殘暴的暴徒。1917年10月25日夜2點，冬宮落入起義方手中。右派社會主義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此時發表一篇聯合聲明：“布黨政變應受到譴責，應立即與臨時政府談判，組建新的民主政府。”隨後成立的全俄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布黨占62人，社會主義革命黨占28人，而孟什維克僅有6人（他們拒絕出席）。
臨時政府原已定於1917年9月30日舉行選擇舉，6月14日法令決定撥款600萬盧布用於選舉費用。後來因其他要務，克倫斯基內閣決定將選舉推遲至1917年11月28日。一共703名代表，分別由布爾什維克黨占168名，社會主義革命黨299名，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39名，孟什維克黨18名，大眾社會主義黨4名，卡得茲（Kadets）17名，其余158名由各民主團體分享。
1918年1月8日，議會開始選舉，布爾什維克黨派兵把守通往T宮的所有通道。共有410名代表出席大會，並由切夫斯特索夫（Shevtsov）主持開幕式，但無人聽到他簡短的演講，因為布黨代表和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代表故意敲桌跺腳弄得震天動地。
1918年1月12日，俄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選舉產生的俄國憲政議會成立，布爾什維克黨僅獲707張選票中的175張（24%）選票，而社會主義革命黨獲得比布黨多兩倍的選票，列寧隨即下令於是1918年1月16日夜強行武力解散議會。逮捕全俄選舉委員，關押四天四夜不予任何食物及睡眠場所，迫使他們屈服。列寧宣稱：“蘇維埃比全世界所有的議會更優越。人民要求廢除議會，故我們廢除之，我們執行了人民的意志。” 而這一任意行為似乎未引起全國任何特別反應。少量示威者很快被軍隊鎮壓，造成20人喪生。
1918年1月17日是布爾什維克黨專制的一個重要分水嶺。此時布黨的最大威脅來自工人，因經濟破產，糧食漲價引發搶糧事件，導致不滿情緒漫延。列寧下令所有農民必須交出多余的糧食以換取收據，凡是抗拒不交糧者，就地槍決。（63）特賽烏魯帕（Tsyurupa）接到列寧的命令後，他認為若執行該命令將會造成大屠殺故放棄未執行。布黨達到了目的，黨奪取得政權。布黨變成永遠與暴力結婚，同時自由被該婚姻埋葬。
1918年4月，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人，幫助布爾什維克黨粉碎無政府主義者的抵抗，並幫助布黨擴大在農村的影響，包括支持臭名昭著使沒收農民產品合法化的1918年3月13日法令。暴力實質成為布黨新政權控制農民的唯一手段。但是當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人反對布列斯特和約，並從政府中撤出時，布黨趁機於1918年7月6日將他們一網打盡，群體逮捕入獄和關入集中營。
十月革命後，季諾維也夫曾建議將右派社會主義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納入政府，托洛斯基等人的拒絕。他認為不可能合作。列寧對此大為讚賞：“從那以後沒有任何一個比托洛斯基更好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是啟示者，托洛斯基是煽動者，而斯大林則是執行者。
18．秘密警察恐怖統治
1917年8月孟什維克領導人阿布拉莫維奇（Rafael Abramovich）與德澤爾津斯基有一段關於憲政的對話：德氏說：“我們將通過暴力將特定的階級全部消滅。”
1917年11月8日，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本來已廢除死刑。列寧怒斥道：“這是一個嚴重軟弱的錯誤，一個太平的幻想！”
1917年12月蘇共設立契卡(Cheka)即反擊反革命和顛覆者的特別委員會。列寧親自創立的契卡，並授予全權逮捕、偵察、判決和執行的絕對權力。
1917年12月6日，根據列寧之選任一位無產階級雅格濱的指示，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政治局全體一致選舉德澤爾津斯基（Dzerzhinsky）為首任蘇聯秘密警察（即契卡 ）頭子。契卡的權力巨大，往往無法無天。除了德澤爾津斯基之外，契卡在布黨的主要成員有雅科夫（Yakov），斯維得洛夫（Sverdlov），斯大林，托洛斯基及列寧。（58）
托洛斯基（Leon Trotsky）於1917年12月14日指出“不到一個月內，這種恐怖將發展成全面恐怖形式，正如法國大革命那樣。不僅監獄，而且斷頭台皆將成為我們的敵人的歸縮。”（59）幾周後，列寧在一個工人聚會上演說，再次號召實行恐怖，並將恐怖解釋為革命階級的正義。“只要我們未能讓投機商接受他們應得的待遇，子彈射入他們腦袋，我們將不能獲得任何東西。”
1918年Sergel Mei 在《蘇聯的紅色恐怖》書中稱：卡契第一任頭目馬汀（Martin Latsis）於1918年11月1日發布一命令：“我們不向特定的個人宣戰，而是要消滅整個資產階級，你們的調查無需查找被告幹了什麽，在何時何地說了什麽 反蘇維埃的言論的任何書面證據。首先應問他們的階級出身，他的根源，他的教育，訓練和工作”。
1919年2月15日，列寧簽署一項命令：授權地方契卡從未清掃大雪的鐵路沿線地區抓捕農民人質。“如果鐵路線積雪未清掃幹凈，人質將就地處決。” 1921年5月14日，在列寧提議下，蘇共政治局通過決議授予政治警察使用最高處罰方式即死刑權。 蘇聯集中營、槍決、群體恐怖、國家之上的無限權力機構均屬於列寧原創。列寧說“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同時也是個好契卡主義者”。 亦即“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同時也是個好秘密政治警察”。
1922年列寧在第九屆蘇維埃代表大人上說“沒有此種（契卡）機構，工人政權不可能生存”。 可是在《國家與革命》中列寧卻說“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國家機器將被打碎，國家將開始消亡”。而實踐中自1918年開始蘇共即大建集中營。
1922年1月，進一步強化鎮壓功能，授予秘密政治警察最廣泛的人身和精神強制權，法院必須包括由政治警察憲定的人組成。
1922年秘密政治警察（GPU）下令對（Patriarch Tikhon）東正教首腦進行審判，同月又將11名教士判處死刑，理由是他們破壞教會財產。
1922年5月20日列寧在致秘密警察頭子德澤爾津斯基的信中，計劃將所有曾幫助反革命的作家和教師驅逐出境。第一批60名著名知識分子，哲學家，作家，歷史學家，大學教授於8月16-17日被捕，9月被驅逐出境。每人均被迫簽署一項聲明：“若再回蘇聯，將立即被處決。”
19．紅色恐怖
在蘇共官方正式啟動1918年9月3日開始的紅色恐怖之前的8月間，列寧和德澤爾津斯基向各地蘇維埃發出大量電報命令。1918年8月8日，列寧給糧食部長（Tsyurupa）下令抓25個富裕居民做人質，放人以完成當地征糧任務為條件。1918年8月9日，列寧電報朋渣（Penza）中央執委會設立蘇聯第一個集中營，並將“富農，牧師，白軍軍官和其他可疑人士”關入集中營。首先被逮捕關押的是孟什維克和社會主義革命黨等反對黨領導人。
蘇共借卡普蘭刺殺列寧案，於9月3日，人民內務部佩特羅夫斯基（Petrovsky）發布公告：開始紅色恐怖。紅色恐怖的受害者高達15萬人，質言之，表面上由於一次未遂的暗殺列寧行動，反對派付出了15萬人的生命的高昂代價，實質則是蘇共以該暗殺案為借口趁機對會社會實行赤裸裸的暴力恐怖。布黨紅色恐怖目標的先後順序為：（1）非布黨之政治性軍人；（2）工人；（3）農民；（4）哥薩克；（5）社會不需要的分子；（6）人民的敵人；（7）可疑分子；（8）人質。
1919年3月10日普提洛夫（Putilov）工廠工人委員會，在一萬人大會上通過一項決議譴責布黨政府不過是由契卡和革命法庭支撐的中央委員會獨裁專制。（86）列寧於3月12日至13日親自赴彼得堡，當他試圖向罷工工人演講時，被工人將他與季諾維也夫一道轟下台；工人高呼：“打倒猶太佬 和人民委員！”（季氏是猶太人）
季諾維也夫於1918年9月日宣稱：“處置我們的敵人，我們必須制造社會主義恐怖，我們將訓練九千萬俄國人占在我們一邊，對另外一千萬人我們無話可說，而是消滅他們。”
1918年6月20日伏洛達爾斯基（Volodarsky），彼得堡布爾什維克黨書記被一名社會主義革命黨軍人暗殺，布黨立即報覆逮捕了800余名孟什維克和社會主義革命黨領導人，工人則舉行總罷工抗議。列寧給季諾維也夫的信中稱：“我們正在號召群眾恐怖，鼓勵和利用群眾恐怖對付反革命的熱情至關重要。”70
20．發動內戰摧毀舊秩序和傳統生活方式
1917年12月哥薩克人被布爾什維克黨列入另類，列入富農階級敵人，群體滅絕的對象。他們的財產被沒收，土地分給沙俄國移民，被責令交出武器，歷史上作為邊境居民，沙皇法律許可哥薩克人擁有武器。這些措施皆是1919年1月24日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為消滅哥薩克人的一個秘密決議：“唯有政治正確，采取群體恐怖手段無情地消滅哥薩克富裕農民，只至最後一個人。”
列寧在“如何組織競爭”文中提出目標“清除俄國土地上所有有害的害蟲，詐騙的蒼蠅，富有的臭蟲”。列寧一開始就想將資產階級列入應被清除的人之列，由於他們的身份屬於無權在陽光下生活的人，每十人槍決一個。
1918年夏天，列寧命令潘渣地區(Penza)司令：“實行無情的恐怖襲擊富農、牧師和白軍，將任何可疑者關入城外的集中營。”
1918年廈季，蘇聯暴發了140起大的暴動起義。大多與農民抗拒搶糧和抗議限制貿易有關。
1918年8月6日，列寧在給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Nizhni Novgorod）的電報中說：“你們首先必須成立一個獨裁的由特洛伊卡 ，引入群眾恐怖，射殺或驅逐出境幾百那些引起所有士兵酗酒的妓女，所有前政府官員等；抓住時機，你們必須決絕地行動，采取大規模報覆，立即槍決任何被抓住的持槍者，將孟什維克和其他可疑分子驅逐出境。”次日，列寧在給諾夫哥洛德（Nizhni Novgorod）蘇維埃中央執委會的一份電報中對屠殺富農作了類似的指令。72
1918年8月，列寧號召“對富農發動無情的戰爭，殺死他們”。
1918年9月，蘇共成立共和國革命戰爭委員會，托洛斯基受命組建蘇聯紅軍，因為列寧發動大清洗引發了內戰。列寧下令：“不惜一切代價不計損失達到目標”。
1918年11月22日列寧在致斯大林的函中稱“關於驅逐孟什維克，大眾社會主義者，卡得茲（Kadets）…是否已決定清除所有的大眾社會主義者？我認為他們必須全部驅逐；社會主義革命黨人是最危險的，因為他們更聰明。應當制作名單，將數百萬此種紳士，全部驅逐出境。我們必須為了未來相當長期間將他們清洗出去。在審判社會主義革命黨人時，無需任何理由，再逮捕數百人。”
1920年1月29日，列寧致信第五軍區軍委主席斯米諾夫（Smirnov）稱“我很吃驚你對此問題的輕視，而不立即槍決為數眾多的破壞犯罪的罷工工人。”
1920年5月12日，列寧向各地簽署一項指令“七天內逃役者不回各自家中，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助逃役者，均得作為人質，並按例處置。”
1920年8月，列寧命令斯克來安斯基（Sklyansky）和德澤爾津斯基“絞死富農，牧師和地主”。然後，將這些罪責嫁禍於波蘭人並譴責之。
1920年秋列寧給中央委員會秘書（Krestinsty）一封信建議立即成立委員會“采取極端手段，準備秘密恐怖是必要的和急迫的”。
1921年2月1日，列寧致信托洛斯基稱“如果必須如此，那麽讓數千人死亡，但必須拯救國家。”
1921年列寧寫道：“唯一適合孟什維克和社會主義革命黨人的地方就是監獄。”數月後他寫道“如果孟什維克和社會主義革命黨人仍然如此，他們必須全部被無情槍決。”
1922年3月，列寧致函卡門內夫“認為新經濟政策將結束恐怖，那是最大的錯誤。我們將恢覆恐怖，並實行經濟恐怖。”
1921年3月，（Baltic）島(Kronstadt)要塞士兵和海軍起義反對布爾什維克黨專政，要求政府真正建立在社會主義蘇維埃基礎上。列寧立即派了50000名軍隊前往鎮壓。最高軍事法庭（Sorokin）向托洛斯基匯報1921年共處決4337名將士。
1922年7月17日，列寧指令斯大林將其前社會民主黨的數百名同志，毫不留情地趕出國境。
理論上，蘇聯人按等級分成五類，布爾什維克黨享有特權，其次是重工業工人和紅軍，最末尾是坐著幹活的人，包括所有的知識分子和貴族；彼得堡1919年-1920年分成33個等級卡，憑卡領取不同的物資；布黨利用饑餓方法來控制和獎勵不同等級的人。
列寧說：“如果我們不采用最嚴厲的革命恐怖手段，你肯定不認為我們將能獲勝？”“你們難道沒有看到資產階級垃圾在報上是如何形容我們的嗎？” 列寧說“我們若不采取恐怖，即就地槍決黑市交易高，我們將得不到任何糧食。”列寧下令“在每個產糧區，應抓25-30名富人作人質，將用他們的生命來保證征集余糧。”
列寧一撐權，便根據馬克思主義教條：廢除私有財產、粉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軍隊由武裝工人甚至流氓取代，宣布民族自治，建立嚴厲的社會控制，確立多數專政。現實中，饑荒、工人罷工、農民暴動藏糧，匪幫四處模行。托洛斯基回憶道“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人斯太因博格（Shteinberg）反對用暴力和鎮壓作為解決社會爭議的手段。
為何列寧雖然理解人道原則，卻擁護暴力手段有三個原因：其一面對一大堆頭痛的問題，他方寸大亂，失去理智，因為列寧從無任何行政管理經驗；二是布爾什維克黨只考慮其自已的道德價值，缺乏同情心，主張階級仇恨和鬥爭，馬基雅佛利主義是其最高革命價值；第三，列寧想用恐怖作為武器，恐怖能摧毀數百萬人的反抗意志。因此列寧說“我們必須用大規模的恐怖對付反革命。” 他還說“蘇維埃政權為了工人、士兵和農民的利益，針對地主、搶劫者及其附傭實施恐怖。” 於是革命的領導人變成了恐怖的牧師。
倫那（Ernest Renan）在其《哲學對話》中指出“在無神論社會確保自已擁有絕對權力者，不是對那些有神信仰者的威脅，而是創建了一個真實的地獄--集中營，以懲罰反抗者，並恐赫嚇唬所有其他人；喪失良知，完全忠於政權，完全拋棄道德的秘密警察，變成隨時準備實施各種殘暴行為的服從機器。”
21．通敵接受敵國資助
除了布爾什維克外，德國最高司令部亦對列寧回到俄國感興趣，並直接實質資助他們。帕爾瓦斯（Parvus）通過雅可夫吉內特斯基（Yakov Ganetsky）和雷達克（Radek）在彼得堡的西柏利亞銀行帳戶由伯林通過斯德哥爾縻的新銀行將大量金錢轉匯給布黨。1917年7月布黨出版了41份報紙，日發行32萬份，其中27家是俄語，其余分別為喬治亞、亞美尼亞、拉脫維亞、波蘭和其他語種。
吉內特斯基(Ganetsky)1937年被捕後證實他於1896年始即成為社會民主黨（後來的布爾什維克）黨員，他當上第2、4和5屆俄國社會民主工人黨代表，五大上他被選為中央委員，1917年是蘇共中央外事局委員，1917年2月以後，列寧幾乎每日與之通信。而列寧在1917年7月26日卻撰文稱吉內特斯基並非布爾什維克黨員，“是骯臟的詭計”。
第一個披露德國秘密資助列寧者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伯恩斯坦，即著名的修正主義鼻祖。1921年他在黨報（Vorwart）發文稱德國（Kaiser）政府曾資助列寧大筆金錢用於煽動破壞。他於1917年11月得知該信息。“從絕對可靠的信息，我得知數額巨大超過5000萬金馬克，其中結果之一便是布列斯特和約。” 一周後，伯恩斯坦在同一報紙發表第二篇文章公開挑戰德國共產黨和布爾什維克黨，如果他們認為他誹謗列寧，請上法庭解決。兩黨中央委員會均保持沈默，事實上默認了伯恩斯坦的指控。事實上，自1915年始德國政府一直秘密資助列寧布爾什維克黨。
布黨涉及該通敵交易的功臣事後皆死於非命。帕爾瓦斯1917年中旬，通過雷達克轉告列寧他願意回俄國參加革命，半個月後列寧回答：“革命事業不應當被骯臟的手沾污”。帕爾瓦斯於1924年10月死於心臟衰竭。
吉內特斯基1937年7月18日，與妻兒一道被捕，指控為德國和波蘭間諜。他曾求助於斯大林。斯大林答“清除”。盡管備受酷刑，他始終未崩潰，從未認罪，在1937年11月26日經15分鐘的秀審後，由蘇聯最高軍事法庭以間諜罪和托派罪名處死。“我認為自已無罪！”同日他與妻兒一道被槍決。他的幸存的女兒漢娜被告知父親死於心臟病，母親死於腦炎，哥哥死於肺炎。列寧最信任的通敵代理人，因知道太多布爾什維克黨骯臟的財務秘密不得不死。
卡爾縻爾（Karl Moor）是個德國間諜，與列寧季諾維也夫等均往來密切。1917年9月，他突然決定給布黨中央委員會大筆金錢，說是他繼承所得，實際上該款都是德國最高司令部於1908年給他的，助他贏得布黨的信任。
22．為奪權而賣國
1917年12月3日，列寧指令布黨與德國建立聯系，12月22日開始談判布列斯特和約。德國提出割讓1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要求，同時蘇聯放棄該領土上34%的人口，32%的農業用地，54%的工業工廠，58%的礦山。
列寧主張簽約，但布哈林認為這種條約是對革命的背叛。依該和約，俄國有義務解散軍隊和海軍，包括新組建的紅軍，俄國將被迫放棄100萬平方公里領土，還要承認烏克蘭獨立、在高加索地區割讓三個區給土耳其，另需支付德國三億金盧布的戰爭賠償。列寧主要目的在於保證他的政權“革命成果”，他甚至願意放棄彼得堡，莫斯科，只要能保住政權。列寧說“我要放棄領土為現在的勝利贏得時間。簽署一項失敗的協議是積累力量的方式…如果我們展開布哈林想要的革命戰爭，那麽最好立即擺脫我們自已。”
1918年3月布列斯特和約危機提交給七次黨代表討論，列寧受到前所未有的批評。布列斯特和約並非不可避免。它是布爾什維克黨解散俄國帝國軍隊和接受德國政府資助付出的代價。列寧想以發動德國革命的方式，來避開執行該和約義務。故指令駐德國大使館散發反德國政府的宣傳資料，設立了1000萬馬克的基金，支持德國工人武器。直到1918年11月德國與同盟國簽署停戰協議後，列寧才趁機宣布布列斯特和約無效。是英美戰勝了德國，才使蘇聯免受布列斯特和約的危害與恥辱。
1920年9月紅軍進犯波蘭華沙，遇到波蘭舉國上下一致的頑強抵抗並慘敗。蘇聯被迫於1921年3月與波蘭簽定里加條約，俄國因此喪失西部領土及約400萬人口，同時應向波蘭賠償巨額戰爭賠款。1921年11月1日第一期賠款1000萬盧布所用黃金和鉆石皆是從教會搶劫而來。
1921年2月，蘇聯駐德國代表報告稱與德國達成協議，德國在蘇聯境內生產潛艇、飛機、大炮。列寧簽署：“我認為可以，告訴他們，機秘”。 因為巴黎和約限定了德國生產這些重型武器的權利，而蘇聯幫助德國生產這些武器，事實上幫助希勒勒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1年6月22日德國入侵蘇聯後不久，蘇共政治局便擬與德國簽署第二份布列斯特條約，擬割讓烏克蘭，波羅的海大片領土及約1000萬人口給德國。斯大林指令秘密政治警察頭子貝利亞，通過駐匈牙利大使與德國秘密談判。（314）此時蘇共向被其摧毀的教會、學者和猶太人救助。而一旦打敗德國後，蘇共立即翻臉，重新對猶太人和教會實行全面鎮壓、逮捕、槍決、關閉。
23．小人
列寧使用下述匿名攻擊漫罵他的政敵：Lenin, Peter Burzhets, Starik, Ilyin, Frei, Petrov, Maier, Irordanov, Richter, Karpov, Mueller, Tulin等等；考茨基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翻譯家也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最受人敬重的人物之一。列寧則反覆以各種惡毒的語言攻擊他：“猶大考茨基”、“叛徒”、“詐騙犯”、“瞎眼木偶”、“資產階級的諂媚者”、“豬”、“流氓和吸血鬼的應聲蟲”、“市儈”、“詭計”、“撒謊者”等等； 列寧在致高爾基的一封信中稱“帕特銳索夫（Potresov）這頭豬”；列寧稱富農為“吸血蟲、蜘蛛、螞蟥、吸血鬼”；形容資產階級為“有害的害蟲、詐騙的蒼蠅、富有的臭蟲”。 亦即，列寧根本不將人當人，而是當成可以隨心所欲殺戮的動物昆蟲。
24．考茨基的遠見卓識
1918年夏天，在蘇共群體屠殺開始不久，考茨基在《論無產階級專政》書中預見“兩種社會主義運動…是兩種基礎不同的方法的沖突：民主和專制獨裁的沖突。兩種運動看上去有相同的目標：通過社會主義和人道主義解放無產階級，但是其中之一采用的方法是錯誤的，極可能導致毀滅；通過充分的討論爭辯，我們堅定地選擇民主。獨裁專制並不要求反駁對方相反的觀點，而是強制壓制令對方閉嘴。因此，民主與專制在討論爭辯的開初更不可調和。一方要求的，便是另一方壓制的。” 他指出“少數人的專政，經常發現一支絕對服從的軍隊是其最強大的支持者；但是它越依賴武力取代多數人的支持，它就越走向反面，訴求暴力代替拒絕他們的投票；內戰成為調整政治和社會爭議的方法，在完全的政治冷漠或失望未占上風之所，少數人的專政經常會受到武裝攻擊或持續的遊擊戰爭…獨裁專制者就會陷入內戰，生活在被推翻的持續危險之中…在內戰中，各方均為生存而戰，失敗者面臨被滅絕的威脅。這一事實的意識正是為何內戰會如此殘酷的原因”。
列寧蠻不講理地以《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斯基》作為回應而拒絕討論爭辯。列寧援引恩格斯的話說“在現實中，國家僅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並狡辯稱“專政的本質乃是：專政是直接基於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統治。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通過使用暴力反對資產階級贏得統治權並維護統治，該統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 接著蠻不講理地狡辯“蘇維埃政府的無產階級民主是一種形式，已經發展和擴大了史無前例的民主，確切地說，它是最廣大的人民，被壓迫的勞動的人民的民主”。 正是在“無產階級民主”的美妙包裝下，蘇聯共產黨幾十年來幹下了無數恐怖罪惡勾當。
考茨基 1918年勇敢而誠實地說“確切地講，我們的目標不是此種社會主義，廢除每一種剝削和壓迫，直接反對一個階級，一個政黨，某種性別，某個種族…如果我們證明…無產階級和人類的解放，唯有基於毀滅私有財產基礎上才能取得，我們將拋棄社會主義而無損我們的目標。”
25．天真還是幼稚？無知或是弱智？
1919年5月4日，列寧在紅場演講時稱“你們當中現在不滿30至35歲的絕大多數人，將看到共產主義的鮮花…我們已創建的社會主義宏偉大廈不再是烏托邦。” 1920年9月他又在第三屆共青團代表大會上稱“你們15歲這一代人，再過10年至20年將生活在共產主義下。 1919年列寧對年青的共產黨員演講時稱：“我們不相信永恒的道德，我們正在披露有關道德的所有神話故事的虛偽。” 列寧在其左翼共產主義一書中公然宣稱：共產黨人為達目的已作好欺詐，偽證和采取任何手段的一切準備。 列寧看來是真相信經過10到20年便能建成所謂共產主義，至少表明其無知而狂妄。
1940年托洛斯基在被暗殺前6個月還說：“我對人類共產主義未來的信仰一點也未減弱，甚至比我年輕時還更強烈。” 1940年在被暗殺前不久，托洛斯基立下遺囑：“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的死亡，我至死不變對共產主義未來的信念。” 哥爾巴喬夫甚至在1990年還說：“我現在是，將來永遠是一個相信共產主義的人” 。吾以為一個人20歲相信共產主義是聰明人，30歲還信共產主義已成為蠢貨，40歲仍相信共產主義則已腦癱，50歲以上仍堅信共產主義者不是嚴重無知或弱智就是別有用心絕無例外。
26．野蠻謀殺尼古拉二世沙皇全家
列寧說“羅蒙諾夫（即尼古拉二世沙皇）全家人必須幹掉”！他說“革命是一項艱難的工作，你不能戴著白手套，用幹凈的手為之，黨不是淑女學校。我們需要流氓，正因為他是個流氓。”
列寧非常崇拜最後在監獄中瘋狂的革命家內查也夫。列寧告訴布魯埃維奇（Bonch-Bruevich）“內查也夫有特殊的組織才能，建立特殊非法活動的能力…應當殺皇家哪個成員？應當全部殺掉。他真是個天才。”
1918年5月19日，中央委員會曾討論如何處置沙皇全家，當時尚未決定。“待機行事，要保住布爾什維克黨的臉面”。
1918年7月16日早上草擬了一份電報給莫斯科的史威爾德洛夫批準處決沙皇全家。言及他接到了“來自上峰的指令”。同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會批準確認處決令。
7月16日夜命令處決尼古拉二世羅蒙諾夫。列寧事實上早知道沙皇一家全被處死，他與史威爾德洛夫和托洛斯基討論過多次。謀殺沙皇一家人的命令來自莫斯科。托洛斯基問史威爾德洛夫有關情況時，後者承認了一切。沙皇夫婦與年僅13歲的公子亞歷克賽（Alexei）及四個公主奧爾珈（Olga）、塔締亞娜（Tatiana）、馬麗亞（Maria）和安娜斯塔西亞（Anastasia）一道被謀殺。間接證據證明實：處決皇家成員的命令是由列寧和史威爾德洛夫口頭下的，同時滅絕羅蒙諾夫皇家整個家族的所有公、伯、侯、子爵。沙皇的哥哥米歇爾（Michael）曾寫信給列寧請求放他出國，被列寧拒絕。隨後於1918年6月11日，米歇爾與他的英文秘書約翰遜一道被拉出城外就地槍決。
殺人兇犯是（Yekaterinburg）布爾什維克黨的尤洛夫斯基（Yurovsky），梅得維德夫（Medvedev），銳德茲科霍夫基（Radzikhovky）， 尼枯林（Nikulin），和雅爾馬科夫（Yarmakov）。1940年尼枯林抱怨雅爾馬科夫貪功為已有；而雅爾馬科夫爭辯是他親自射殺了沙皇和皇子亞歷克賽及一名公主；尤洛夫斯基在日記中寫道“1918年7月16日下午兩點射殺沙皇、公子、公主後發現公子亞歷克賽及四個公主奧爾珈、塔締亞娜、馬麗亞和安娜斯塔西亞均未死，於是雅爾馬科夫用刺刀將他們全部刺死；後發現是因為他們皆身穿鉆石編織成的防彈衣，可惜的是紅軍方面的人看見了這些寶貝並決定他們要這些東西”。 亦即這些蘇共殺人犯，被共產黨洗腦變成毫無是非心，不但對已之謀殺犯罪行為不以為恥，反而爭功呈能爭先恐後。
謀殺完成後，尤洛夫斯基和尼枯林專程前往莫斯科匯報，列寧曾親自數次接見主兇犯尤洛夫斯基。列寧之前也曾接見過其他謀殺皇族的兇犯。哥洛詩切金（Goloshchekin）是謀殺米歇爾公爵的兇手，列寧接見他時，詢問了謀殺的詳細情況後讚道：“那很好，你幹得很恰當”。
列寧之兄長是確實犯有陰謀刺殺國家元首罪，沙皇政府並非濫殺無辜，而且手下留情，只要懺悔求饒皆予免死改為強制勞動，故僅處決了五名不低頭的罪犯。較之沙皇，列寧可謂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卡普蘭未遂刺殺案，列寧政府立即以屠殺500人作為報覆，並於三天後展開一場面向全民的紅色大恐怖，結果150000人被害！
1918年7月18日，史威爾德洛夫（Vakov Sverdlov）在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會上宣布：尼古拉二世沙皇已在（Yekaterinburg）被處決。
1975年7月26日，秘密政治警察頭子安得羅波夫建議將謀殺沙皇一家所在的伊帕締爾宮（Ipatie House）以市政改造計劃為名鏟除，蘇共中央立即批準了該建議。而時任該地區黨委書記的葉利欽立即執行了該命令。
法國路易十六皇帝被處死時經過了三次投票表決，他曾要求給他三天時間準備，但被拒絕，僅給了他24小時，路易十六用此機會與家人一一告別。但處死沙皇一家卻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殘忍、野蠻，那怕裝樣子的審判也全免了！
27．暗殺列寧的卡普蘭案之迷
1918年4月30日，因一次不成功的暗殺列寧行動，蘇共槍殺500人作為報覆。蘇共秘密政治警特務頭子德澤爾津斯基公然宣稱：“組織恐怖，是革命時期絕對必要的”。1918年夏天，蘇共展開針對中產階級的清洗運動，列寧親自命令約50000余人被屠殺，受害人均被極野蠻酷刑。
1918年8月30日，列寧在演講結束後被槍擊，行刺者據稱是社會主義革命黨人卡普蘭（Fanya Kaplan），但如今確認事實上行刺者不是卡普蘭而是浦洛托波波夫（protopopov）他與卡普蘭同時被捕，並於次日被處決。1918年9月2日，托洛斯基宣稱：“列寧是我們這個時鐵與血的時代創造的產物。”近年來披露的證據證明1922年4月23日由德國醫生從列寧脖子里取出的並非卡普蘭所持的勃朗寧手槍的子彈。1963年該卷宗覆查後，其中第11頁、84頁、87頁、90頁和94頁不翼而飛。瓦西列夫（Oleg Vasiliev）認為該案是假案，純屬布黨為了實施國家恐怖制造借口，故沒有公開審判，且所有的檔案均作為最高機密處置。
1918年9月3日，蘇共正式宣布開始紅色恐怖。試圖暗殺列寧的企圖實質由救了布黨的命，其恐怖由零星而堂而皇之變成國家恐怖國策。由於列寧具有濃厚的流氓氣質，從他奉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不計代價”的反文明的流氓術，到他重用流氓、劫匪、毫無道德底線的行徑，進而熱衷於恐怖暴力強迫，極可能卡普蘭案是蘇共故意按排的一樁苦肉計，旨在公然對全民實行恐怖恐赫。
28．踐踏法治
列寧的大學專來是法律，但他僅入學不到一年，便因參加學生運動並受其兄是被絞死的恐怖分子的影響而被大學開除，因而並未學習紮實的基本法學理論。雖然經自學考試他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並取得了執業資格，由於他僅是以律師身份作掩護，並未認真研究法學也沒有多少律實務經驗，他任律師信三年，僅辦理過12起小偷與財產爭議案，且全部敗訴。因此列寧實質上是個不懂法律精神實質的準法盲。
1920年11月列寧在共產國際雜志上發表“專政問題的歷史”稱：“任何人不理解革命階級為確保勝利的專政需要，均是對革命歷史的無知。” 他辯稱“不受限制的基於暴力的非法權力，用最簡單的話說，就是專政的準確含義。” 他明確“任何類型的專政，包括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權力，不受法律，不受任何規則約束的，直接依賴強制的政權。” “專政（包括無產階級專政）即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權力，不受任何法規制約，直接基於使用暴力的絕對權力。” 他主張“革命人民應創設其自已的法庭和懲罰，適用暴力，創制新的革命法律。” 列寧曾援引馬基雅佛利(Machiavelli)的名言：“為了實現既定的政治目標，如果必須訴諸野蠻的暴力，必須以最高效的方式，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進行，因為群眾無法長期忍受野蠻。”按列寧的說法，暴力只要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就成為革命正義。列寧說：“民主是一種國家形式，其實質是有組織的系統使用強制。”
從上述列寧有關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的說法，明顯可見，列寧不是在講法律，而是公然耍流氓。首先，無產階級專政按馬克思本意是指作為一個階級的專政，而非作為一個黨的專政，更非作為一個個人的專政；其次，人類歷史上並不存在資本階級專政的政權，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皆實行法治，而法治的前提與實質乃是法律至上，立法至上。亦即任何人或組織或權力均必須服從法律，因此在資本主義國家並不存在列寧所指的不受任何法律、規則限制的絕對權力。第三，封建君主專政也決非可能隨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即便是獨裁君主也往往自稱或自封是上帝的代言人，或天子或奉天承運，亦即仍然受上帝，天意制約。第四，不受法律及任何規則限制基於暴力的絕對權力是標準的非法流氓暴政，若所謂無產階級專政能夠成立，則豈非非法流氓暴政萬歲？！無論縱觀人類歷史，還是橫看世界各國歷史，舉凡暴政無一例外是短命的，因為人民有反抗暴政的天賦權力。號稱無產階級專政的所有共產黨政權的本質乃是：共產黨政治局或黨魁個人非法專廣大人民的政。由於其根本違反自然法因而自始即是非法無效的政權，人民有利推翻顛覆之！至於采用和平還是革命武力采取於當權者的明理明智還是昏庸無道。
1922年史利亞尼科夫（Aleksandr Shlyapnikov），一位極少數出身於無產階級的布黨領導人之一，在布黨11次代表大會上直接問列寧：“伏拉基米爾伊里奇昨天確認，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按馬克思意義論，在俄國並不存在。請允許我祝賀您，代表了一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階級管理和行使獨裁專制權力”！
29．泡制惡法
史坦伯格（Isaac Steinberg）是個左派社會主義革命者，時任共產主義司法委員，描述了1918年2月的人民委員會會議：列寧提出一項法令草案，“社會主義祖國在危險之中！”內含一條立即處決（即無需審判）一批類別廣泛的罪犯的條款：罪犯被粗略定義為：敵人的代理人，投機倒把分子，搶劫者，流氓，反革命煽動者，德國間諜。史坦伯格基於其包含“巨大的恐怖主義潛在的殘酷威脅”為由，反對列寧提議的法令。列寧以革命司法正義的名義憤恨我的反對意見。因此我憤怒地喊到：“那麽為什麽我們要麻煩地自稱正義司法委員會？讓我們剛脆稱之為社會滅絕委員會並實施之！”列寧的臉部表情突然神彩飛楊地答道：“那正是應當如此。。。但是我們不能那樣直言”。
蘇共刑法草案第一稿於1922年5月15日送交列寧，他批注“刑事範圍應擴大，應包括所有孟什維克和社會主義革命黨的行為，增加驅逐國外及終身驅逐條款”。列寧批示“依我看我們應當擴大死刑適用範圍”。 他稱“法律不應當廢除恐怖，否則僅是自我想幻想或虛偽，恐怖原則上明確清晰應當實質化和法律化。” 他親自擬定“宣傳、煽動、參與、協助任何組織，旨在幫助不承認共產主義所有制，取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權利的國際資產階級及企圖暴力推翻、幹涉、封鎖、間諜或財務資助傳媒或似類的方法者，皆應處死刑；減輕處罰者應剝奪自由或驅逐出境。” 不到一個月後1922年6月6日，11名社會主義革命黨領導人即被判死刑。列寧的建議變成蘇聯刑法臭名昭著的第58條的基礎。
30.為專制暴政辯護
托洛斯基對科學的方法作了明確說明確規定1919年他在《為恐怖主義辯護》中稱：“革命暴力業已成為必要，是因為歷史的即時要求，無法找到一條通過議會民主機構的途徑”。為支持此論他接著舉證說：“無產者是歷史上升階級…今日資產階級是落沒的階級。在生產中它已不再起著核心實質的作用，且用其帝國主義的掠奪方法，正在毀滅世界的經濟結構和一般的人類文化。盡管如此，資產階級的歷史執著性仍然是巨大的。它具有將整個社會拖回至深淵的威脅力量。我們被迫粉碎這個階級並將他們拋棄。紅色恐怖是一種武器，用於對付具有巨大破壞性，但又不願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階級。” 1920年托洛斯基指出：“非常清楚，如果我們的問題在於廢除生產方式的財產私有制，解決的唯一途徑取決於通過將國家權力全部集中於無產階級手中，設立一個特殊體制的過渡時期；獨裁專制成為必要，因為這並非部分改變的問題，而是資產階級的生存問題。在此基礎上不可能協議。唯有暴力才能成為決定因素。任何人為了達到目的，不可能拒絕手段。”
斯登伯格（Isaac Steinberg），是個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人，1917年12月至1918年5月任蘇聯司法人民委員，於1923年評論布黨使用的“國家恐怖的方法體系”時指出：限制革命中的暴力的中心問題：“推翻舊世界，代之以一個相同的舊的惡，留在其機體內的新生命，一個被相同的舊的原則污染了的生命，意味著社會主義被迫在決定性的鬥爭中，作出決擇：使用舊模式的沙皇和資產階級的暴力還是選擇革命暴力…舊模式的暴力僅是為了保護奴隸制，而新暴力則是通向解放的痛苦歷程…這是我們應當作出的決擇：我們應當控制暴力以便確保終止暴力。因為沒有其他手段制止暴力。這是傷害革命的道德空缺。這是中心難題，該沖突不可避免成為更多的沖突和苦難之源”。他接著說：“象恐怖，暴力，在影響勝利者和社會其他成員之前，將時常首先腐蝕征服者的靈魂。”
布洛斯塞特（Brossat）對獸化人類的過程下如下結論：“極權主義的詩人和屠夫們，首先是從他們使用的語言暴露自已。莫斯科劊子手們的‘清洗’與納粹謀殺者們所使用的‘解決’密切相關，是蘇聯精神與文化災難全景不可分割的某種語言微觀現象。人類生命的價值崩潰，分類的思想（人民的敵人，叛徒，不可信賴的分子）取代道德思想，納粹屠夫的理論與實踐中，將他人獸化，凈化和防止傳染的念頭並無法與世隔絕，與種族觀念密切相關。它用超人和劣等種族來將社會人種等極化。但是，1937年蘇聯有關種族的理論，極權主義方式有所不同；它是將其他人完全獸化，因而在此種政策下任何事物均絕對化，從而付諸實際便成為可能。”
俄國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的摯友巴古寧(Bakunin)指出：“在革命兄弟之間，我們行動的基礎應當是真實，誠信和信任，撒謊，欺詐，神秘，必要的暴力只能用於反對我們的敵人…而你陷入了馬基佛利的詭計，你用此種方法來營建組織。最終你用對付敵人的方式來對待你自已的朋友。”
托德洛夫（Todorov）指出：“敵人是為恐怖尋找的最大借口，極權國家需要敵人才能生存。如果缺少敵人，它們就制造敵人。一旦被標簽為敵人，他們便受到無情的對待…成為敵人是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烙印…猶太人不是因為他們的行為，而是因其身份受迫害；共產主義迫害亦然。它要求迫害（或在危機時刻屠殺）資產階級，屬於該階級足夠；根本無需做任何事情”。
檢察官維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歇斯底里惡狠狠地說：“槍決這些瘋狗！將這些藏著殘的齒和鷹爪的匪幫殺光！打倒壓榨者托洛斯基，他的咀里流著毒血，腐化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觀念！讓我們永遠清除這些騙子，摟著腐爛的僵屍跳舞的可憐的朱孺！讓他們可怕的尖叫徹底結束！讓我們徹底消滅資產階級瘋狗！他們想將我們新蘇維埃國家的鮮花撕成碎片！讓我們將他們對我們的領袖的獸性仇恨堵回他們的喉嚨！
31.野蠻殘暴
列寧於1918年8月對工人演說：“富農瘋狂地抵抗蘇維埃政府，準備窒殺成千上萬的工人…要麽富農將致使無數工人餓死，要麽工人將毫不留情地粉碎少數反抗蘇維埃政府的竊賊的暴亂。富農是最野蠻，最粗暴，最殘酷的剝削者…這些吸血鬼在針對人民的需要的戰爭中，積累了其財富。這些蜘蛛因剝削農民而自肥；這些螞蝗喝辛苦勞動者的血，在城市和工廠的工人越饑餓，他們變得越富有。這些吸血鬼已經，而且還將把越來越多的土地，無論是地主的，還是奴工的，或是貧農的土地，集中到他們手中。展開對富農毫不留情的戰爭，殺死他們！”
列寧在1918年8月給潘渣（Penza）省的共產黨官員的一份密電中寫道：“同志們！五個區的富農暴亂，必須冷酷無情地鎮壓，整個革命的利益，要求這樣做，因為現在已到了對全國各地的富農決戰的最後時刻。必須示範：
（1） 公開絞死不少於100名著名的富農，富人，吸血鬼；
（2） 公布他們的姓名；
（3） 沒收他們的全部糧食；
（4） 選定人質，公開這樣做，讓方園一百公里範圍內的人民都知道，看到，發抖，叫喊：他們正在受絞刑，絞死富農吸血鬼。
你們的：列寧”
1927年11月13日蘇聯貿易部長湯姆斯基（MIKHAIL TOMSKY）說：“我們允許其他政黨存在，不過，與西方的根本區別在於，一個黨統治，其他黨全在監獄”！
1929-1953年蘇聯共產黨人為制造了2100萬名政治犯！
32.黨主專政
蘇共中央第一屆政治局委員列寧、卡門內夫、克銳斯汀斯基（Krestinsky）、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侯補委員有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里寧。
政治局的決定是最高的，高於法律或憲法，政治局本身體現了法律。從列寧時起便實行最高機密統治術。是列寧將階級專政變成共產黨專政，而斯大林進一步將共產黨專政變成個人專政。
蘇共政治局在卡亭（Katyn）大屠殺中，於1940年3月5日指令秘密警察將14700名前波蘭軍官、行政人員、地主、警察、情報人員、法國警察、波蘭農民、監獄看守；11000名現拘押於烏克蘭和貝洛露西亞西部各省的各種反革命間諜、顛覆者、前地主、工廠主、行政人員皆應按特殊程序覆查，並執行死刑槍決。 這些人既非戰俘，也沒有任何反蘇聯的行為，卻全部被消滅。
蘇共20大後，政治局未喪失其權力，僅是改變了形式。從公開的肉體酷刑變成精神酷刑。1983年8月31日，蘇聯擊落一架韓國民航班機，致使機上260余人全部遇難；政治局討論此案時，僅有格羅米柯和斯多門特賽夫（Sdomentsev）提議“我們或許可以表示對遇難者家屬的同情？哥爾巴喬夫則認為“我們不能說任何事，我們不得不采取強硬立場”。 政治局委員夏天有六周假期，冬天有四周假期。1983年3月24日，政治局成員津貼為800盧布（熟練工人為200盧布）。蘇共摧毀了俄國的一切，首先是臨時政府，接著私有財產，然後是農民社區和教堂。任何事與列寧相連者均是反資本主義、反民主、反自由、反改革、反人類、反基督。（326）
列寧高度讚賞的工人活動家馬利諾夫斯基（Roman Malinovsky）1912年1月與列寧一道參加黨中央布拉格會議。事實上他是沙皇秘密警察於1910年5月聘用的線人。他的告密導致好些布爾什維克黨人被捕，其中包括斯大林。秘警給他的任務是分裂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以便削弱雙方的力量。（333）
33.謀殺性大饑荒
蘇維埃政府則利用饑餓的方法，餓死所有敢於反抗的農民。雖然有詳細準確的征糧政策後果的報告，蘇聯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預防這些預知的惡果。1921年7月30日，列寧向各省地負責人發布命令：立即支付稅收征糧的重要政治意見！
1921年6月農業學家，經濟學家和大學講師組建了一個“抗糧荒社會委員會”，其中有不少著名人物，取得了高爾基的支持，試圖說服蘇共高層重視救助饑荒。1921年7月21日，布黨政府不情願地承認該委員會的合法地位。該委員會立即展開海內外求援活動。第一個舉措是與東正教教宗聯系，後者立即成立了一個“全俄東正教援助饑荒委員會”；教宗向全俄教會公開呼籲救助饑民。獲得教會支持後，委員會立即向國際紅十字會，貴格教會，美國救援協會呼救，全部獲得積極響應。但僅5周後，該委員會即被蘇共強行解散。
列寧指令：“我建議立即解散抗糧荒委員會，以顛覆罪名逮捕組織者判三個月，其他委員全部驅逐出莫斯科，分至其他地區的主要城市，並嚴厲控制切斷他們的一切通訊，指示各報紙組織人員污蔑他們的名譽，指控其與白軍，資產階級聯系密切，讓他們成為可笑人物，在報紙上連續報導兩個月。”
內戰導致蘇聯大饑荒，而列寧政府完全不顧農民死活，仍大量出口糧食。1922年12月7日，在蘇聯人約2500萬人正在挨餓且每日死亡數千人的情況下，列寧的政治局還決定出口約100萬噸糧食。 國家正受大饑荒，文明世界正在援助饑民，而蘇聯政府居然還大量出口糧食！美國政府通過Herbert Hoover任局長的美國救濟局，僅在伏爾加河域就救助了250萬人，直至1923年夏天。1921年8月，列寧建議設立一個委員會專門控制來訪的美國人，尤其是美國救災團。據不完全資料1921-1922年俄國有約2500萬人受饑荒。在此期間，黨的高層持續將大量金錢和金銀財寶，送給外國共產黨幫助煽動世界革命。1922年所用黃金和財寶，主要源於教會，價值超過1900萬金盧布被送給外國共產黨。中國、印度、波斯、匈牙利、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芬蘭和其他國家。1987年10月15日哥爾巴喬夫宣稱：“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是正確的。為何要變更？那是已經發生的。我們不能同意的是在非富農化期間幹的事。”
1921年廈天饑荒最嚴重時，有三千萬人挨餓。但官方機構僅提供了300萬人的食品，紅十字會，貴格教會，美國的援助每日供應1100萬人的食物；盡管有國際援助，1921-1922年全俄仍然餓死了2900萬面臨餓死的饑民中的500萬人。沙俄時代最後一次大饑荒發生於1891年，政府社會絕盡全力救助，餓死40-50萬人。
34.列寧與宗教
G.M.Krzhizhanovsky回憶說列寧曾告訴他：“在高中五年級時（16歲）我已經憤怒地與所有宗教問題決裂，我扯下脖子上的十字架將它扔進了垃圾箱。” “電將取代上帝。讓農民向電祈禱，他們將感受到中央政府遠比上帝的權力更大”。1918年列寧在與Leonid Krasin討論俄國的電氣化時如是說。 列寧視宗教“為一種精神壓迫的形式”，並不加思索地重覆馬克思之“人民的鴉片”。 1905年他說“我們要求完全分離教會與國家，以便完全用意識形態戰勝宗教的迷霧，唯有意識形態武器，與我們的媒體和我們的話語(才能勝任此任務)”。 列寧咒罵“有關上帝的每一個觀念，每一種宗教都是十足最危險卑鄙可恥的觀念，都是最可惡的惡劣影響。 即使數百萬的罪孽、猥褻骯臟的行徑、粗野暴行漫延，也遠比狡猾的上帝精神觀念的危險性小得多”. 列寧指出：“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是基 督徒又是共產主義者，因為馬克思主義繼承了世俗理性主義傳統”。
布爾什維克黨一撐權，立即與東正教會的關系惡化。列寧下令逮捕了許多神父和主教。1918年2月5日,蘇聯政府頒布政教分離，教會與學校分離，沒收教會財產的命令。1922年2月23日，報紙頒布一項政令：強制沒收俄國教會所有有價值的財產。先由列寧批準，後由政治局通過。於是由黨幹、秘密政治警察組成的小組，對全俄教會展開大規模強制行動，神父們願意交出所有的財寶，但拒絕交聖餐具，結果他們全被逮捕。1922年2月26日，蘇聯政府假救助饑民之名下令沒收教會一切黃金，銀器，鉆石等珍寶。
1922年3月19日列寧給政治局寫了一封長達六頁的信強調：不得覆制，政治局委員應當對本信作出評論：“要充分利用契那亞（Chnya）槍殺信徒事件，這是個千載難逢的良機，立即沒收教會的幾十億金蘆布，唯有此時，大量農民已餓得不能再反抗，所有這些餓以待斃相互吃人的數百萬饑民使整個國家陷於災難…值此各地數百萬人處於餓死邊緣數百上千人暴屍街頭，吃人現象普遍出現之際，現在也僅僅是現在，我們能夠（也必須）采用強制毫不留情的手段，將所有教會財產沒收…我們可確保有數千萬金盧布（想想那些神父有多麽富有），沒有此種基金，沒有國家能夠正常工作，沒有特殊經濟建設能夠進行；也不可能捍衛我們的地位。我們必須將這些數千萬（甚至數十億）金盧布，不惜一切代價撐握在我們手中。”
1922年3月-5月，根據列寧的指令，參與契那亞暴動的神職領導人全部被處決。在彼得堡77名神父被捕，4人被殺；在莫斯科148名神父被捕，62人被處決；締科宏（Tikhon）教堂被嚴密監控。
教堂由1905年的80000座，減少到1950年的11525座，其中還包括二戰期間斯大林救助於教會而重新開放的。1936年仍服務的20000個教堂和清真寺，到1941年時僅剩下不到1000個；官方登記的神職人員降至5665人（半數是在新吞並地區），而1936年時仍有24000人。共有14000至20000名神父被槍決。列寧曾指令：“槍斃越多反動牧師和反動資產階級越好！”列寧建議政治局下令：“審判（Shaya）反叛事件，應當在最快的時間內審結，應當槍決最大數量，最有影響力和最危險的“黑百”。如有可能，在莫斯科和其它精神中心也應舉行這種審判。” 此後教會變成裝飾並被秘密政治警察大量滲透。
35.輸出革命
列寧公開說：“我們時常強調，一個國家不可能完成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因此蘇共一直大力向全世界輸出革命，蘇共定期向下述各國共產黨提供財政資助：USA, Poland, Austria, Switzerland, Sweden, Hungary , Yugoslavia, Romania, Luxemburg, Holland, Greece, Turkey, Persia, India, China, Korea, Japan, Germany, Belgium, Spain, Argentina, Italy, South Africa,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Finland, Norway, and elsewhere. 但對歐洲的資助金額遠遠大於對亞洲共產黨的資助，例如1946年向中共資助了五萬美元，同年向羅馬尼亞則資助了五十萬美元。1937年共產國際的經費為2100萬盧布和350萬金盧布硬通貨。但1938年即下降為1/3。而1924年1月列寧還活著時則超過此數的100倍。斯大林對共產國際日益冷淡，到1943年剛脆將列寧的精神兒子取消。（406）蘇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只要反美國的國家均獲得財政支持。例如：埃及、埃塞俄比亞、也門、安哥拉、阿富漢、尼加拉瓜，利比亞、伊拉克、利亞。（450）1991年蘇聯國防部長雅佐夫（Dmitri Yazov）向蘇共政治局提交阿富漢十年戰爭報告：不少於546255名蘇軍服務於阿富漢，其中13826人包括1977名軍官由於履行國際義務而獻出生命。整個軍費開支100億盧布。
36.死於梅毒還是腦疾？
1924年1月21日下午6點50分，列寧終死走完了他罪孽深重的一生。傳說列寧死於梅毒。臨終前他懺悔道：“我犯了大錯，我在惡夢中感覺自已迷失在血的汪洋之中，一切已經太遲了，蘇聯需要象Francis of Assisi那樣的人，有十個那樣 的人，我國才能得救。”
1924年1月23日，由六名精神病和神經病專家簽署的公告稱：列寧死於一種無可救治的血管疾病。根據屍檢報告，傳聞之列寧死於梅毒的說法無法確認。梅毒將會造成腦細血管的病變，反之，證據顯示列寧是大血管嚴重病變。列寧曾受數次中風亦能證實。列寧死於多種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一種先天性遺傳（a therosclerosis）。他的父親和兩個姐姐及哥哥全部死於血管遺傳疾病。（436）克拉梅爾（Krammer）教授寫道列寧的疾病持續了約兩年半，其一般癥狀專家們確認屬非常規的神經系統疾病。
1900年在（Stuttgart）列寧曾咨詢過神經專家。1917年2月列寧致函其妹馬麗婭稱：“我幾乎無法做任何工作，因為我的令人沮喪的壞神經。” 自1921年下半年開始列寧出現病癥。
1922年5月列寧第一次中風。克拉梅爾教授記錄：“他的病理基礎，實際上不僅大腦過度緊張，而且他的大腦血管嚴重錯位。” 而大腦供血錯位與神經失調密切相關。絕大多數參與診療的專家全是精神病與神經病專家。克拉梅爾記錄：“他已不能進行最簡單的加減乘除算術，甚至不能寫完整的句子，但他的智商仍保持完整。” 斯大林指令駐德國大使說服德國政府讓（Foerster）和（Klemperer）前往莫斯科，並支付了前者50000金盧布，後者則在莫斯科面付。他們可以攜帶家屬，並將在莫斯科受到最高待遇。
1922年4月3日，列寧提議下斯大林被任命為蘇共總書記。在列寧的指教下，斯大林變得習慣於不考慮正義、道德、基本的人類情感和憐憫作出決定。
1922年12月，列寧的神經系統急劇惡化。
1922年12月20日前後，列寧感到自已隨時可能死去，此時他口授了好些信件，描述斯大林的“殘忍”，“變得不能容忍總書記”.
1922年12月24日，列寧口授了一封譴責斯大林的附言。 “我建議同志們考慮將斯大林從他的位置上換下去，讓其他在各方面有別於斯大林同志的比他更優秀，更有耐心、更忠誠、更受尊敬且更關心同志，更少反覆無常的人取代他”。 斯大林聞訊後對克魯斯卡婭大發雷霆，並摔了電話。克魯斯卡婭隨後向卡門內夫寫了一信：“因為我記下了列寧的一封短信，是醫生同意的，斯大林昨天以最粗暴的方式攻擊我”。 但她直到1923年3月5日，列寧明顯好轉的情況下才告訴他。列寧大怒，立即口授了最後一封信。申斥斯大林對他妻子的無禮行為，並堅持要斯大林要麽公開道歉，或者選擇與列寧決裂。 三天後，列寧的病情突然惡化。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你曾在電話中無禮地罵我的妻子並辱罵她。雖然她答應忘記你辱罵的話，她告訴了季諾維也夫和卡門內夫…我無意忘記反對我的任何話語，好象從未發生那樣。辱罵我的妻子其實就是辱罵我本人。因此，我必須要求你考慮你是否準備收回你辱罵的話，或你寧願選擇我們之間關系的破裂。致意。
列寧
1922年12月24日，列寧描述托洛斯基 是“現任中央委員會最能幹的人”和“現任中央委員會傑出的領導人”。 斯大林則從列寧致托洛斯基的眾多信件中找出諸如：“卑鄙的投機分子”、“流氓”、“惡棍”、“豬”等咒罵托洛斯基的話（Sordid careerist, Scoundrel, rascal, and swine）.
1922年12月24日，列寧口授信稱“布哈林在我看來是我黨最優秀的人材，布哈林不僅是黨的理論家中最有價值和最重要的，而且對全黨而言也是最合格也最有希望成功的，但是值得高度懷疑他的理論能被完全視作馬克思主義，他的有些著述，表明他從未學辯證法，我認為他從未理解辯證法。” 列寧自已的政治辯證法賦予他自已許可證，將無產階級專政變成共產黨專政，再將共產黨專政變成個人專政。在列寧的哲學中沒有紳士之余地。而布哈林則的所有共產黨高官中最具有紳士精神的人。
布哈林1888年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1907-1910年他在莫斯科大學學法律，但時常被捕並於1911年被驅逐至北部；後逃至德國。1917年2月革命後，他從美國回到俄國。1929年被劃右派，1938年被斯大林處決。早期他是個左派共產黨，主張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後期他成為右派，主張漸進改革妥協和中庸。1919年布哈林發表《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他曾對托洛斯基無情地落井下石。亦曾諂媚討好斯大林以期重新博取斯大林的歡心。一切都是為了權力！1936年9月1日，當季諾維也夫和卡門內夫被槍決後，他居然在給伏洛希洛夫“…我非常高興他們象狗一樣被處決”。 然而，他決未料到不過兩年他自已也被斯大林象狗一樣地處決！
37、馬克思私生子考證
郭國汀
馬克思與女傭有染並生了一個私生子，卻嫁禍於恩格斯讓其承擔恥辱；列寧有兩個婚外情人（一是法國女作家，一是俄國有夫之婦）而且據稱死於梅 毒；毛澤東玩弄女人無數，且故意傳染性病給女伴！金正日極盡奢侈生活，每年僅購法國葡萄酒即花170萬美元，卻故意餓死近300萬朝鮮人，且令部下與五名赤裸裸的姑娘跳舞！這一切充分證實共產黨的領袖們都是滿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之徒。根源在於共產黨是唯物主義無神論者，故其道德水準低下；僅從共產黨領導人的性道德腐化墮落的側面即可斷定：共產主義純屬虛無漂渺的烏托邦！
有關馬克思的性醜聞，早在1900年前後在社會主義領導人圈內幾乎是人人皆知的事；而自1962年以後，德國歷史學家維爾納布魯門博格首次以證據證實該事實，使之則成為家喻戶曉的故事。此後所有的馬克思傳記均或詳或簡皆有描述，絕大多數專家均確認馬克思確有私生子，例如： 最新版本的馬克思傳Paul《馬克思九十分鐘傳》；Francis 之《馬克思傳》；Werney 之《馬克思傳》及Franz之《馬克思傳》皆有較詳細披露。中國近期也有學者承認此事實 ，但也有黨用文人迄今否定馬克思的性醜聞。
保羅在2001年版的《馬克思九十分鐘傳》中寫道“馬克思與他家的女傭愛倫德穆斯有一腿並使她懷孕。恩格斯經常訪馬克思家，故無私地承擔了道義譴責。當女傭生了個黑發男孩時，燕妮疑心大起。但女傭為了這個家庭的緣故守口如瓶，至死一絲不露。多年後，恩格斯臨終前，才將真相告訴馬克思的小女兒愛麗諾（圖西 ）。馬克思的大女兒勞拉與丈夫雙雙自殺；馬克思最愛的女兒愛麗諾在被她的愛人拒絕後，亦步其姐後塵，而她的男友居然給她氫氰酸，導致她死得極為痛苦”。 據查證這段史實有一處不符合事實，圖西事實上自殺於前，其姐勞拉與姐夫則雙雙自殺於後。
美國普利茲獎得主，著名作家佛朗西斯在其1999年版《馬克思傳》作了詳細考證。1950年夏天燕妮曾到荷蘭籌款未果，期間家中只有馬克思和女傭海倫，很可能正是在這段時間馬克思偷食禁果；九個月後，1851年6月23日，海倫生下了一個男孩。出生證名字寫著：亨利.佛里德里希.德穆斯, 呢稱佛雷迪（即恩格斯的名字）；父親姓名及職業欄空缺。孩子隨即被送給倫敦一個名叫Lewis的工人夫婦家寄養，並改名為Frederick Lewis Demuth, 長大後成為一名身體強壯的車床操作熟練工。馬克思夫人燕妮得知真相後非常憤怒和生氣，但為了馬克思的名譽和他的共產主義事業只得忍氣吞聲。盡管坊間早在1900年前後便已有大量謠傳佛雷迪是馬克思的私生子。但首次披露佛雷迪真實父親是在1962年，由德國歷史學家維爾納.布魯門博格公布了一份文件，他在阿姆斯特丹社會歷史研究所的大量馬克思原始檔案中，找到了一封由路易斯.佛雷博格爾（卡爾.考茲基（馬克思著作翻譯家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前妻） 於1898年9月2日寫給奧古斯特.蓓貝爾的信，路易斯是恩格斯的管家，也是海倫的朋友，在信中她詳細描述了恩格斯死前的坦白 ：
“我從將軍 本人得知佛雷迪是馬克思的兒子。圖西（愛麗諾即馬克思的小女兒）也來問我，並要我直接問老人。恩格斯非常吃驚於圖西的固執已見。他告訴我，如果有必要，我可以說慌印證謠言，他否認佛雷迪是他的兒子。你應當記得，我早在恩格斯死以前便已告訴了你此事。
恩格斯死前數日在與塞穆爾.摩爾交談時，再次確認此事。摩爾是《共產黨宣言》的翻譯，然後他到Orpington告訴了圖西。圖西卻堅持認為恩格斯撒謊，因為恩格斯自已過去經常承認他是佛雷迪的父親。摩爾從馬克思女兒處回來後，再次詳細詢問恩格斯，老人堅稱佛雷迪是馬克思的兒子，並告訴摩爾“圖西想要維護她父親的偶像”。
星期天，在恩格斯去世當天，他專門為圖西在一塊石板上親自寫下佛雷迪是馬克思的兒子。精疲力竭的圖西來到恩格斯的病床前，忘記了她對我的怨恨，伏在我的肩膀上痛哭。
恩格斯給我們……僅當萬一他被指控不公正對待佛雷迪時，才允許我們使用這一信息。將軍說他不想讓他的名譽被詆毀，尤其是掩蓋真相已不再能對任何人有任何益處。對馬克思他已盡力使他擺脫嚴重的家庭危機。除了我們自已，摩爾及馬克思的孩子們（我認為勞拉知道事情真相，即使或許她不知道詳情）之外，唯一知道馬克思有這個兒子的是拉薩爾 和普方得爾。在佛雷迪的信公開後，拉薩爾對我說，“佛雷迪當然是圖西的兄弟，我們都知道此事，但是我們不知道這孩子在哪兒養大。”
佛雷迪看上去象馬克思，擁有真正猶太人的臉和濃密的黑發 。只有帶偏見的瞎子才會說他象恩格斯。當時我在曼徹斯特曾看見過馬克思就此事給恩格斯的信（那時恩格斯尚未在倫敦生活）；但是我相信恩格斯已將該原信銷毀，正象許多通信皆被他銷毀一樣。
這些是我所知道的全部事實。佛雷迪從未發現，無論是從他母親或是恩格斯，誰是他真正的父親。
我再次讀了你問此問題的信，馬克思一直知道離婚的可能性，因為他的妻子瘋狂的妒忌。他不愛這孩子，如果他膽敢為孩子做任何事情，那醜聞將太大了。”
本來路易斯的親自見證信具有無可置疑的可信度，應當是鐵案一樁。然而《恩格斯傳》作者菲瑞爾.卡維教授，既否認馬克思，也否定恩格斯是佛雷迪的父親。他的理由是：該信或許是由納粹的代理人為了詆毀社會主義而偽造的。他指出阿姆斯特丹檔案館的原信是打印機打印的，其出處無法證明，而原件卻無處可尋。他還認為恩格斯的管家生於1860年，直到1890年才成為恩格斯的管家，這意味著恩格斯保留了該原信幾十年，那麽為何最終又銷毀該能證明否認兒子的唯一證據？
全世界第一個公開披露論證馬克思是佛雷迪的生身父親真相者，是德國歷史學家布魯門博格（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於1962年公布了恩格斯的管家的一封原信。並於1962年出版了一部轟動全球的馬克思傳記。序言作者珈瑞斯稱布魯門博格治學作風嚴謹，為人絕對正直誠實客觀。布魯門博格寫道：“大約1900年前後，所有的社會主義領導人均知道馬克思是佛雷迪的父親，但皆不敢言說，因為按當時資產階級的道德標準，那種行為是令人惡心的；尤其不符合無產階級萬眾敬仰的英雄偶像的光輝形象。因此，能追宗這個兒子來源的所有線索均被抹掉。僅有一封考斯基前夫人致蓓貝爾的信證實”。
其實還有不少間接證據能證明此事實。首先，馬克思最寶貝的女兒愛麗諾於1882年5月17日給姐姐勞拉一封信中表明馬克思的女兒們接受恩格斯是佛雷迪的父親的說法。“恩格斯對佛雷迪不聞不問是不公正的……我每次見到佛雷迪總有一種內疚感和錯誤感。聽他講述的他的生活往事，對我而言是一種憐憫和羞恥。” 10年後，1892年7月26日，愛麗諾在另一信中言及，“我一直感到佛雷迪的整個人生是非常不公” 。她一直嘲諷恩格斯。
其次，馬克思夫人燕妮於1865年寫的自傳中言及：“1851年夏天，發生了一件我不想在這里詳述的事件，雖然它增加了我的煩腦。” 這件“事件”顯然是指佛雷迪的誕生。如果佛雷迪的誕生屬正常婚姻或與馬克思無關，燕妮為何為之煩腦？
再次，馬克思本人1851年3月31日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在抱怨了一大堆各方逼債的窘境後稱“……更具災難性的是另有一件秘密，我將簡要告訴你。但是我現在被打斷了正被叫到我妻子的病床前。因此，你在其中伴演了一個角色的這件事我將留待下次再談。” 兩天後，在另一信中馬克思再次提及“我現在不告訴你該秘密的詳情，因為既然無論以何代價，我都將在四月底拜訪你，我必須離開這里八天。” 事實上馬克思於4月17日前往曼徹斯特。馬克思在這兩封信中提及的“秘密”很可能就是不得不處理海倫懷孕生產的事，馬克思顯然想讓恩格斯承擔父親名義，自然在信中難以啟齒故宜面談。此外，根據馬克思信中提及“你在其中伴演了一個角色的這件事”及後來恩格斯同意承擔性醜聞的道德譴責的事實，極有可能他確實與海倫也有一腿；因為恩格斯本人對兩性關系相當隨意，他與一位出身低下的愛爾蘭女工馬麗相戀同居，後來馬麗的妹妹亦加入一男二女同居數十年。但是佛雷迪肯定不是恩格斯的私生子而是馬克思的，因為恩格斯是正宗雅利安人種，身體廋弱，一頭宗發；而馬克思是猶太人，佛雷迪有明顯的猶太人臉形特征，且與馬克思一樣身強體壯一頭黑發。根據馬克思本人兩封親筆信，燕妮的自傳，馬克思愛女圖西的兩封信及恩格斯管家的證明信和佛雷迪的出生證載明的姓名、其人種長相、臉形、黑發、身體強壯等事實，足以認定佛雷迪是馬克思的私生子而非恩格斯的兒子。
其實，馬克思作為一個雄性荷爾蒙十足的壯年男子（時年33歲），對處於青春年華有點姿色富於青春活力的女傭（時年26歲），在妻子遠離時偷腥，雖然不登大雅之堂，且明顯違背上流社會的道德，倒也非十惡不赦之大罪，更何況共產主義有共產共妻的主張。問題在於美麗的貴族小姐燕妮不顧家人強烈反對，下嫁窮漢馬克思，飽償人世艱辛，理當得到夫君百般痛愛才能聊補物質貧困生涯於萬一，自然不能容忍低賤的女傭與作為主人的貴族太太分享夫君。馬克思擔憂燕妮一怒之下甩手離婚，故急需恩格斯配合掩蓋真相，以應付離婚危機。從恩格斯臨終前的懺悔言及“掩蓋真相已不再能對任何人有任何益處”得以證實。各國共產黨政權長期極力掩蓋這一性醜聞，旨在維護馬克思至高無上的無產階級導師的光輝形象。其實兩性之性愛、情愛、肉欲動物本能之愛原本屬人類本能，除了聖人和廢人之外，凡是人皆不能外。共產黨極權最大的特征之一乃是欺騙，在馬克思性醜聞問題上則表現為故意掩蓋事實真相，結果只能是欲蓋彌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