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政黨的本質

[左翼反共人士]

作者 韓梅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引言


今天，你說共產黨貪污腐敗，已經失去了民心，沒什麽人會和你爭辯。然而，你要是說共產黨和納粹一樣邪惡，原本就是一丘之貉，跟你爭得面紅耳赤的卻大有人在。

而在歐美民主國家，這種觀點早自二戰以降就成了社會的共識。就連中共創始人陳獨秀晚年也幡然醒悟到了“沒有事實使我們相信，在人類自由之命運上，斯大林黨徒好過希特勒黨徒。”

隨著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在前共產黨國家，上述看法也成了被越來越多人認可的主流意見。

2006年1月27日，由包括前共產黨國家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在內的46個成員國組成的歐洲議會大會通過決議，把共產制度的罪行與法西斯罪行等同，對共產極權體制所犯罪行予以公開譴責。

2007年11月24日，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在紀念1931年被餓死的一千萬烏克蘭人的“認清共產主義極權，勿抱幻想”的集會上表示，“共產邪惡就只能稱為邪惡，不能叫別的，……共產主義極權需要的是絕對的權力，從而把人變成動物，忘記道德，忘記靈魂，成為非人類。”

2008年6月14日，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共同舉辦各種活動，悼念蘇共斯大林統治時代遭受共產黨迫害的遇難者，呼籲國際社會承認共產黨犯下了同納粹法西斯同樣的罪行，並把6月14日稱之為“悼念共產黨民族滅絕遇難者日”。

2009年11月30日，波蘭總統卡欽斯基簽署一項法律，禁止生產、販賣、使用、傳播和存放共產主義以及納粹法西斯的標志。這項法律兩個月前被波蘭議會通過。根據這項法律，使用共產黨的鐮刀、斧頭、紅旗、紅星等標志，將面臨罰款或是被判處兩年監禁的處罰。波蘭反對黨“法律和秩序”黨領導人表示，共產主義同法西斯一樣都是種族滅絕的象征，共產主義標志不能在波蘭土地上存在。

2011年6月2日，繼東歐和波羅的海國家之後，又一個前蘇聯地區國家格魯吉亞議會通過了清除共產主義污垢法律。這部法律不但禁止前共產黨官員擔任公共職務，禁止公開傳播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而且明確把共產黨跟納粹等同。

當然，在那些至今仍受共產黨蒙蔽的人看來，這一切都不過是“反共勢力不懷好意的政治宣傳”，是“對共產黨的妖魔化”。

那麽，共產黨到底是不是和納粹一樣邪惡？將共產黨跟納粹等同究竟是否成立？歷史無疑是最權威的判官。只要我們把它們的所作所為一件件地擺出來，逐一對照一番，一切就都明白了！

允許不同政黨和政治團體存在，尊重和保障他們參與國家事務的合法權利，是現代政治文明的一項基本原則，而一黨專政——不論是共產黨的還是納粹黨的——則野蠻地剝奪了他們的這一基本權利。這種對現代政治文明的徹底顛覆，對公民權利的粗暴踐踏，勢必讓整個國家陷於全面的政治黑暗。——題記

1933年1月30日的德國恰值隆冬，天寒地凍。

這一天更是魏瑪共和國歷史上最寒冷的一天。當日，德國總理的權柄不幸落入了來自奧地利北部的陸軍下士希特勒的手中，1919年建立的這個年輕的共和國，德國歷史上第一個多黨制的共和政體，在存活了短短 23年後，正式宣告死亡。

當上總理的希特勒，很快取締和解散了之前活躍在德國政治舞台上的各個政黨，並於1933年7 月14日頒布了《禁止組織新政黨法》，明確規定納粹黨是德國的唯一政黨。

當年12月1日，希特勒又頒布了《黨和國家統一法》，申明納粹黨是德意志思想的體現者，是國家的領導和推動力量，與國家不可分離地聯系著，從而進一步確立了納粹黨在德國至高無上的地位。

如此一來，納粹黨不僅成了德國當時唯一的政黨，而且將整個國家事務的決定權和控制權都牢牢地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在這種一黨專政的體制下，反對黨被嚴禁存在，納粹黨壟斷了全部國家權力，黨權不但高於憲法，高於法律，而且不受任何制約。正如希特勒在納粹黨黨代會上明確宣布的那樣：“黨是指揮國家的。不是國家指揮我們，而是我們指揮國家。”到後來，這種一黨專政更是演變成了“黨國同體”。

什麽叫“黨國同體”？用希特勒的話說，就是“納粹黨對國家及其一切機構和組織有了絕對控制。”它首先體現在，作為納粹黨高級領導機構的“領袖代表辦公室”，有權幹預政府機關的國務活動，掌管政府官員的人事任免權，並參與起草法律法令。

“黨國同體”還體現在納粹黨人占據了各級政府機構中的大部分領導崗位。如在國家一級，作為納粹黨領袖的希特勒擔任政府總理，1934年8月起又成為國家元首，這就保證了納粹黨對全國政權的控制。納粹黨的中央機構是全國指導處，由18名領導成員組成，他們中許多人直接出任內閣部長，如全國宣傳領袖戈培爾，自1933年3 月13日起出任新設的內閣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還有些成員或通過出任內閣不管部長，或對相關部門進行幹預和滲透，也奪占了政府部門的職權。

直接控制政府官吏和公務員隊伍也是“黨國同體”的一大特征。1933年4月7日和1937年1 月25日，納粹當局先後頒布了《恢覆職業官吏法》和《文職人員法》，規定今後政府官員必須由納粹黨員擔任，而且在思想上還必須真正信奉民族社會主義，無條件地支持納粹的政治目標；政府官員必須同黨的幹部一樣宣誓效忠希特勒個人。在這兩項法令影響下，不但大批納粹黨員進入國家機關，文職官員也紛紛加入納粹黨，使得納粹黨員在文職人員中的比重越來越高。1933年德國文職人員中的納粹黨員比重僅為五分之一，1935年上升到五分之三。1937年普魯士邦官員中的納粹黨員比重達五分之四。1939年後，納粹黨黨籍更是成為進入官員階層的先決條件。

與納粹一樣，共產黨當政後，搞的也是一黨專政，而始作俑者則是“老大哥”蘇共。

1917年“十月革命”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奪得了政權。不久，他們即將資產階級黨派作為反革命宣布為非法，包括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孟什維克在內的其它社會主義黨派隨後也被取締。到了1921年，所有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黨派都被迫轉入地下，政權完全被蘇共一黨所壟斷。1920年10月11日，列寧在給布哈林的一張便條上直白地寫道：“只要以整個中央的名義聲明（並論證）以下幾點就夠了：------無產階級=俄國共產黨=蘇維埃政權”（注1）。在1922年俄共11大政治報告中，列寧更是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道，“當我們說到‘國家’的時候，這國家就是我們，就是無產階級，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國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分，就是先鋒隊，就是我們”(注2)。列寧還曾坦承說，“任何國家機關未經黨中央指示, 都不得解決任何重大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 我們的黨是一個執政黨, 黨的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定, 對於整個共和國都是必須遵守的。”（注3）

不過，一黨專政在列寧時代還只是一種雛形，直到斯大林時代，它才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日趨完備和鞏固。

斯大林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共產黨、蘇維埃、職工會、共青團、合作社以及其它社會組織組成了無產階級專政體系，共產黨是這個體系的“領導核心”，是無產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按他的說法，黨的指示和決議“具有法律效力”。“在我們蘇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里，我們的蘇維埃組織和其它群眾組織，沒有黨的指示，就不會決定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這個事實應當認為是黨的領導作用的最高體現。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專政’，是它的黨即無產階級的主要領導力量的‘專政’”（注4）。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蘇共不僅把黨的領導原則寫進了黨章，而且還寫進了蘇聯憲法。聯共(布)十七大通過的黨章聲稱：“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切機關”。1936年通過的蘇聯憲法更是明確規定，共產黨“是勞動群眾的所有團體及國家機關的領導核心”。

就具體內容而言，前蘇聯的一黨專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基本方面。首先，黨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按照蘇共二十七大通過的黨章的說法：“黨決定國家發展的總的前途，保證對人民創造性的活動實行科學的領導，使人民爭取實現最終目標——共產主義的鬥爭具有有組織的、有計劃的和目標明確的性質”。其次，黨負責選拔和任免幹部。這一原則其實早在列寧時期就定下來了，斯大林更把它看作是黨對政府領導的第一個表現。後來的蘇共領導人並強調“選拔，配置和教育幹部”是“黨的領導的實質及其決定性環節”。第三，黨還履行監督和檢查職能。列寧曾經說過，在組織方面，黨的領導主要是選拔幹部和對執行情況進行檢查和監督。列寧之後的蘇共領導人和黨政文件歷來都強調，對國家機關進行監督，是黨的領導作用表現的重要方面。

可見，蘇共對權力的壟斷囊括了政治決策權、人事任免權和監督權，既包括了政治領導，也包括了組織領導，可謂無所不在，無孔不入，以至於到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地步。

步蘇聯“老大哥”的後塵，中共當政後也依葫蘆畫瓢地搞起了一黨專政，通過各級黨委牢牢地控制住了整個國家的各級政權。儲安平先生當年曾形象地把這種情形概括為“黨天下”——“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單位大小，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注5）

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曾經作出《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該決定指出：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脫離黨中央領導的危險，今後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必須經過黨中央的討論和決定或批準。為此決定：第一，政府各部對於中共中央決議和指示的執行情況及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均須定期地和及時地向中央報告或請示，以便取得中央經常的直接的領導。第二，為了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的領導，以及便於政府各部門中的黨的領導人能夠有組織地、統一地領導其所在部門的黨員，貫徹中央的各項政策、決議和指示的執行，今後政府各部門的黨組工作必須加強，並應直接受中央的領導。第三，今後政務院各委和不屬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門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應分別向中央直接請示報告。如應向中央請示報告的事項竟未向中央提出，則最後經手的政府負責同志應付主要責任。顯然，“黨天下”黨權至上、以黨代政的特征在此可謂一目了然。

按照獨立作家楊銀波的分析，“黨天下”在中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大方面：“第一，中共各級黨委掌握著立法權。在中央由中共中央委員會控制國家法律和國家政策的制定，在地方由中共地方黨委控制地方法律和地方政策的制定。各級人大的立法權被剝奪。全國人大常委會只不過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一個下級國家機關，無法完全獨立地行使國家立法權；地方有權制定的法律和政策都由地方黨委來決定制定，地方人大也只不過是地方黨委的一個下級國家機關，無法完全獨立地行使地方立法權。第二，中共各級黨委掌握著行政權。中國的各級行政首腦由各級黨委書記來擔任便是最好的證明。第三，中共各級黨委掌握著司法權。公安、法院、檢察院等司法機關受到中共各級黨委不同程度的控制，就連監獄、看守所、戒毒所、海關等地也受到中共各級黨委不同程度的控制，監控、逮捕、關押、審判、監禁等程序都被或多或少地幹預。最為荒唐的是，各級行政官員、各級司法官員和各級人大常委會成員的任命、乃至其待遇的決定權實際上都掌握在中共各級黨委的手里。

“中共中央委員會是實際上的中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也是中央共產王朝的王權擁有者和操縱者。中共中央紀律委員會、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會等均屬於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下級國家機關。而地方共產王朝則由中共地方黨委充當老大。中共地方紀委、地方法院、地方檢察院、地方政府、地方人大常委會等均屬於中共地方黨委的下級地方機關。更為恐怖的是，中國政府並不實行文官制度，而是以黨領軍、以軍壓黨的武官制度，軍隊不受以國務院為首的國家機關統領，而由既有中共中央委員會資格、又有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資格的首領來調配，為嚴打異己而成立的秘密組織和國安機關實際上也受其指揮，成為國家恐怖主義的最大罪源。”（注6）

前東歐共產黨國家也都是“黨天下”。拿波蘭來說吧，據官方的《政治周刊》1988年5月14日透露，波蘭的120萬個管理職位中，有90萬個由黨員占據著。根據這家周刊的說法，這種情況表明，“成員總數僅為200萬的政黨有50%的黨員在領導著其它人。”據這家周刊報道，在1986年，有444人被任命到最高層的管理崗位上，其中94.3%是黨員。三分之二的波蘭大學校長，五分之四的中小學校長，以及四分之三的衛生系統負責人都是黨員。

允許不同政黨和政治團體存在，尊重和保障他們參與國家事務的合法權利，是現代政治文明的一項基本原則，而一黨專政——不論是納粹黨的還是共產黨的——則野蠻地剝奪了他們的這一基本權利。這種對現代政治文明的徹底顛覆，對公民權利的粗暴踐踏，勢必讓整個國家陷於全面的政治黑暗。那一幕幕已經發生過和依舊還在延續的歷史慘劇，不就是證明嗎！

注：

注1：《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卷，第583頁
注2：《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670頁
注3：見《俄共(布) 第十次代表大會文獻( 1921年) [M ] 》，人民出版社1975版
注4：：《論列寧主義底幾個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0年版，181頁
注5：見《“黨天下”》，1957年6月2日《光明日報》
注6：見楊銀波《共產王朝與一黨專政》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02：“希特勒就是德國”與斯大林獨攬大權

相比較而言，一黨專政是把一切權力都集中於一個黨，個人獨裁則是在這個基礎上更進一步，把一切權力都集中於黨的領袖個人，權力集中度更高。如果說一黨專政只是剝奪了黨外公民的合法政治權利，那麽個人獨裁就連黨內人士的這種權利也一塊剝奪了；如果說前者是對現代政治文明的粗暴踐踏，那麽後者則更有過之，危害更大。

——題記
1933年1月30日，對於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來說，是一個嘴都要笑歪的大喜之日。就在這天中午，希特勒通過“後門”交易，終於如願以償地登上了他夢寐以求的德國總理寶座。

不過，僅僅奪得總理權柄並不能滿足野心勃勃的希特勒的胃口，他的最終目標是要攫取更多更大的權力。為此，他不惜大耍手段，費盡了心機。

1933年3月23日，在納粹的操縱和威脅下，德國國會通過了《授權法》，將立法權從議會轉移到了希特勒任總理的內閣手中，實際上也就是轉移到了希特勒的手中。

希特勒剛當總理時，納粹尚未在內閣中占據多數。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希特勒通過排擠以至取締其他政黨，更替部長人選，設置新的部和增加任命不管部長，很快就把內閣變成了完全聽命於他的納粹黨的一統天下。與之相應，內閣部長的誓詞也從魏瑪時期的“忠於憲法和法律”，改為“忠於德意志民族和人民的領袖”（即希特勒個人）。就像希特勒在1933年7月13日對國會的演說中所宣布的：“如今的政府是領袖的顧問團”。

1934年8月2日，德國總統保羅?馮?興登堡病逝，希特勒抓住這個機會立即頒布了一項新法律，把總統和總理這兩個職務合二而一，由他一人兼任。作為元首和總理，如今希特勒成了國家政權的單獨執掌者。

幾年後的1938年2月4日，希特勒在成功地完成了對軍方高層的整肅之後，又正式宣布由自己親自“接掌整個武裝部隊的統帥權”，兼任德國武裝力量最高統帥。至此，所有國家最高權力全都如願以償地集中到了他一個人的手中，希特勒成了德國至高無上的大獨裁者。

眾所周知，西方民主國家政權結構的特點，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分立，互相制衡，但在納粹德國，這三項權力全都被作為納粹黨和國家領袖的希特勒一個人攫取了。大權獨攬的希特勒享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與無限的全權，他的意志以及他以任何方式表達的意圖，不僅可以取消或修改現行法律，而且必須不折不扣地貫徹到整個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傳達於全黨全國的每一級機構以至每一個人。早在1934年9月7日，納粹黨在紐倫堡黨代會上明確宣布：“希特勒就是德國，德國就是希特勒。”

為了操縱國家事務，希特勒特地設立了三個自己的辦公廳——總理辦公廳、總統辦公廳和領袖辦公廳。除了一些特許的納粹黨頭目之外，就是內閣部長們也很少能直接見到他。他們只能通過這些辦公廳和各類副官去同希特勒聯系，以致後來內閣部長們也常常是從報紙或廣播中才得悉“德國政府”作出的決定或頒布的法令。整個納粹德國，只有希特勒一人掌握著所有的統治機構，看到整個藍圖，行使著絕對的權力。

按照納粹頭目溫斯泰因對德國“政府”的解釋：“今天的全國政府（注：指納粹德國政府）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內閣，在那里所有的決議都必須以多數原則為基礎來制定，如今的政府是領袖（注：指希特勒）的顧問團，它向領袖兼全國總理提議並支持他作出的決定。”可見，納粹德國的一黨專政是以希特勒的個人獨裁為顯著特征的。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克勞斯?費舍爾所總結的那樣：“一切都開始於也終結於希特勒。”（注1）

無獨有偶，共產黨國家的一黨專政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采取的也是個人獨裁的形式。一國之內，無論大小事務，都由黨說了算，最終實際由領袖一人定奪。

在蘇聯，列寧去世後，斯大林通過陰謀手段逐步清除了黨內的各個反對派，將原本分歸3大巨頭掌管的黨、政、軍大權獨攬到自己一個人的手中。特別是通過1936—1938年的大清洗，斯大林完全確立了自己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建立了不受任何約束的個人獨裁。

1941年5月，斯大林以黨中央總書記兼人民委員會主席（即政府總理），6月衛國戰爭爆發後又兼國防委員會主席，戰後取消國防委員會，他又兼蘇聯武裝部隊總司令。與此同時，斯大林把政治局逐步變成了淩駕於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委員會及最高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中央政府）之上的黨和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和權力中心。當中央全會不按期召開時，決定一切的實際上變成了政治局。而高居於政治局之上的“太上皇”則是斯大林本人。他握有的權力是俄國任何沙皇都不具有的，不僅包括全部政治權力和軍事力量，而且斯大林還把全部經濟命脈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他能夠不受監督地，隨心所欲地支配全國的物質資源與財富。

據1971年出版的《赫魯曉夫回憶錄》透露：“無論是中央委員會、政治局還是主席團的常務委員會都沒有有規則地工作過。可是斯大林同他內圈的定期會議卻像鐘表裝置一樣，到時必定舉行。”一般情況下，每隔二三天或者更多天，斯大林就要召見他在政治局的親信赫魯曉夫、馬林科夫、貝利亞、卡岡諾維奇等幾個人到他的別墅共進晚餐。通常是邊吃邊談，主要是斯大林獨自高談闊論，發號施令，與會者洗耳恭聽，邊聽邊記，心領神會，唯唯諾諾，誰也不敢輕易發表什麽新見，也顧不上認真吃飯。正如曾訪問過蘇聯的法國左翼作家吉德所形容的那樣，當年的蘇聯完全就是斯大林“一個人的專政”。

毛澤東也熱衷於個人獨裁。中共當政後，他集黨政軍大權於一人之手，同時兼任黨的主席、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三職，成了淩駕於中央之上、黨之上、國之上、人民之上的地地道道的大獨裁者。

按照共產黨的理論，黨內應實行民主集中制，而民主集中制的一條基本原則就是少數服從多數。政治局完全可以依據這條原則以中央的名義下發文件。然而，當劉少奇、楊尚昆按照這條原則辦事時，卻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判。1953年5月15日，毛澤東發文批判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並且宣布：“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注2）中央依據“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作出的決定，必須要毛澤東同意才能發出，毛澤東將自己淩駕於政治局之上，毛澤東就是中央，中央就是毛澤東，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1953年8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強調，“在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中，強調要嚴格實行民主集中制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注3）要害在“全黨服從中央”。由於毛澤東就是中央，中央就是毛澤東，所以，民主集中制實質就是全黨服從毛澤東。在毛澤東看來，他就代表多數，服從他就是服從多數。以“民主集中制”這個愰子，毛澤東將他的個人專制獨裁強加給中共，黨變成了他獨裁的工具。毛澤東口口聲聲說要重視集體領導，反對分散主義，實質就是要服從他一個人，建立他的個人專制獨裁。

1966年3月，蘇共召開二十三大，向中共發出了邀請。當時，毛澤東在上海，他請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們討論決定是否派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三大。劉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出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三大，而且說明代表團去了蘇聯，要堅持原則，堅持鬥爭。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到上海，把政治局會議作出的決定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聽後說：“你們同意了，我可不同意。”只這一句話，就推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決定，可見其專橫到了何等程度。

到了文革中，毛的個人獨裁更是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時，發出的“致敬信”一開頭寫的是“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連“黨中央”都不提。後來，總算提“黨中央”了，但是寫成“毛主席、黨中央”。再後來，在黨內的請示報告中，則簡稱為“主席、中央”。這在文革時代，已經成了慣例。

“主席、中央”，決不只是一種在“禮節”上對毛的尊重，事實上它反映了“主席”淩駕於“中央”之上，主席可以指揮中央，否決中央，而中央卻不能指揮主席，否決主席！

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亦即《五一六通知》。這個文件是由毛澤東在杭州主持起草和親筆改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京召開時，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主持，毛澤東在杭州，沒出席會議。在會上，因為大家知道這一《通知》是毛主持起草的，誰都不敢提出原則性的否定意見，只好對個別字句、標點符號提了點修改意見。豈料陳伯達、康生卻說，這是主席改定的，一個標點都不能動！這時，就連劉少奇也不能不感嘆道：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結果提了意見不改，連幾個字都不能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

相比較而言，一黨專政是把一切權力都集中於一個黨，個人獨裁則是在這個基礎上更進一步，把一切權力都集中於黨的領袖個人，權力集中度更高。如果說一黨專政只是剝奪了黨外公民的合法政治權利，那麽個人獨裁就連黨內人士的這種權利也一塊剝奪了；如果說前者是對現代政治文明的粗暴踐踏，那麽後者則更有過之，危害更大。正如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在晚年所斷言的那樣：“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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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注1：譯林出版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359頁

注2：《毛澤東選集》第5卷，80頁

注3：《毛澤東選集》第5卷，95—96頁

注4：見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03：“傳聲筒”與“橡皮圖章”

若論以民主的外衣掩蓋獨裁，以民意的形式裝點專制，這世上恐怕沒有比共產黨和納粹更相似的同類。
——題記

柏林的克羅爾歌劇院一向以專門演出輕松歌劇著稱，然而1933年3月21日，這座歌劇院內的氣氛卻一點也不輕松。當天，第三帝國第一屆議會在這里開幕。劇院內的旁聽席上，坐滿了清一色身穿褐衫，滿臉橫肉和傷疤的納粹沖鋒隊員。他們坐在這里的目的當然不是真的為了旁聽，而是為了制造恐怖氛圍，以此警告出席議會的人民代表，絕不允許他們在這里“胡鬧”。而劇院外，此時也擠滿了瘋狂的沖鋒隊員，不時沖著劇院里的人民代表鼓噪著：“交出全部權力！”
兩天後的3月23日，希特勒通過耍弄恐怖手段和陰謀詭計，成功地迫使這屆議會通過了一項《授權法》（正式名稱叫《消除人民和國家痛苦法》），將全部立法權（包括國家預算的控制權，批準同外國締結條約權，憲法修正權）授予他的內閣，為期4年。此外，這項法律還規定，內閣制定的法律由總理起草，並且“可以不同於憲法”。由此，德國議會把憲法規定的原本屬於自己的立法權全都移交給了內閣，也就是移交給了時任內閣總理的希特勒。從這一天起，希特勒如願以償地成了德國的獨裁者，議會民主制度在德國終於被埋葬了。

然而，慣於玩弄政治手腕的希特勒並不想從此取消議會。在頒布了納粹黨為“德國唯一的政黨”的法令之後，希特勒於1933年10月14日解散了先前在存在著多黨制條件下選出的議會，並於11月12日，按照納粹黨統一提出的候選人名單，舉行了新的議會選舉，結果，選出來的議長是納粹黨“二當家”戈林，661個議席幾乎清一色由納粹黨徒占據（1936年3月和1938年4月，納粹還搞過兩次同樣的“議會選舉”鬧劇）。

從1933年3月通過《授權法》到1939年9月歐戰爆發的6年半時間里，新選出來的德國議會一共只舉行過12次會議，通過了4項“立法”。其中一項是1931年1月30日的《國家重建法》，另外是1935年9月15日的三項反猶《紐倫堡法》。這些“立法”都是按照希特勒的意旨起草制定的，議會根本沒有進行辯論或表決。在寥寥可數的12次會議上，每次都是希特勒先咆哮一陣，戈林再重覆一陣，不待討論，也用不著討論。議員的責任，就是在希特勒跟戈林唱過雙簧之後，緊接著喝一聲彩。“哪”的一叫之後，什麽都通過了，國會的責任也盡了。希特勒還是希特勒。但是，有一點很不同。走進國會後再走出來，希特勒要幹的壞事已經得到了“民意”的擁護，獨裁披上了“民主”的外衣。

事實上，納粹議會除了在1934年8月6日集合舉行興登堡總統追悼會之外，其余的集會都是聆聽希特勒發表聲明、演說。除了1934年7月13日那次是聽希特勒發表關於“羅姆暴動”的演說之外，其余的聲明、演說都是關於對外政策和行動的。1942年4月26日，納粹議會舉行了最後一次集會，同意希特勒關於“領袖不受現有法律規定約束”的聲明，確認希特勒為德國的最高法官。

可見，已交出立法權又由納粹黨徒組成的德國議會，純粹就是點綴“民眾意志”的裝飾品和希特勒發表演講聲明的講台。一如《第三帝國的興亡》中所形容的那樣，它就像一具“屍體”，“抹上了防腐的油膏，一直擺在那里，到第三帝國的未日為止，偶然拿來充當希特勒大聲咆哮的傳聲筒”。（注1）

在共產黨國家，與議會對等的權力機構有不同的名稱，在蘇聯叫最高蘇維埃，在中國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人大”。如果說納粹議會是“希特勒的傳聲筒”，那麽共產黨國家的“議會”——不論是蘇聯的最高蘇維埃還是中國的人大，則是黨的“橡皮圖章”和“表決機器”。

就說中國吧，在一黨專政黨權至上的體制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雖然是名義上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但實際上，真正的最高國家權力機構並不是它，而是黨中央。誰都知道，中國是共產黨的天下，黨的地位至高無上，它領導著中國的一切，不僅淩駕於政府之上，而且也高居於人大的頭頂。

黨和人大的這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首先體現在全國人大主任都是黨任命的，通常都由黨的二三把手擔任，並且是在黨的領袖和政治局的直接領導之下開展工作的。全國人大的副主任絕大多數不是黨的政治局委員就是中央委員。以這些人為主，全國人大還設有專門的黨組，以此具體體現黨對人大的領導。再者，全國人大雖然名義上是國家的立法和決策機構，但實際上，有關國計民生和百姓切身利益的大政方針與法律，都由黨一手制定，真正掌握立法權和決策權的不是人大，而是黨。黨確定好大政方針和法律之後，再把它們拿到人大會議上，讓代表們裝模作樣地討論討論，鼓鼓掌，唱唱讚歌，歌功頌德一番，然後再舉手表決通過。事後還一臉真誠地告訴人民，這些大政方針和法律都是由人大一手制定和通過的，充分反映了他們的意願。老百姓之所以把人大戲稱為“橡皮圖章”和“表決機器”，最重要的原因即在於此！

再來看人大代表的產生機制。當今世界各國議會的議員，都是遵循普遍、平等、直接、竟選的民主原則由老百姓選舉出來的，但中國的人大代表卻根本不是真正民選的。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在中國，人大代表的候選人都是由黨的組織部門事先圈定的，然後再交給民眾投票。作為一種政治頭銜，相當一部分人大代表實際上成了當局獎勵企業老板、進行權錢交易的獎品。這也就是說，中國的人大代表完全是在黨的一手操縱下產生的，說到底，其實就是黨變相任命的，只是在表面上走了一下選舉的形式而已。這樣產生的人大代表怎麽可能代表人民的意志呢？

至於人大代表的構成就更離譜了。僅以2010年的全國人大代表為例，在這一年的3000多名人大代表中，95%以上的人為各級黨政官員，其他的則是企業老板、學界名人、演藝明星。這些人的職業、生活和活動圈子，與民眾基本沒什麽關系。說到底，他們其實根本就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黨的代表、政府的代表、官員的代表。要這樣的代表去監督政府，為民眾代言，無異於緣木求魚。

那麽人大代表的作用究竟又如何呢？在現代代議制國家，民意代表除了必須普選、不得有官員身份之外，還必須專職。因為只有專職化、職業化，才能保證代表有充足的時間、精力、能力承擔民眾代言人的大量工作。反觀中國，除了人大常委常設機構工作人員外，人大代表都是業余或兼職，其履行代表職責的時間和活動，就是在每年一度的幾天人大會議期間，被召集在一起參加會議，議一些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事。以中央政府全年的工作審議為例，僅用幾天時間，將幾千名散居於全國各地的人大代表集中起來，審議大量的專業報告，這豈不是走過場？人大會議因此被民眾戲稱為官商和名人明星的聚會。不僅如此，人大代表的的履職能力及水平也相當差。對於部份企業老板、科技人員、演藝明星代表，其作為代表的榮譽象征遠大於議政能力。在一年一度幾天的全國人代會上，居然有代表提老公給老婆發工資的笑話提案，還有代表以從來不對政府工作提意見、“不給政府添亂”而自以為是。難怪老百姓譏諷說，人大代表無非就是“見面握握手，會上拍拍手，表決舉舉手，散會揮揮手”。如此“參政議政”，有何效果可言？！
　　
然而，在堅持黨的絕對領導的前提下，采取官方圈定代表候選人供民眾選舉的選舉方式，加上安排大量黨政官員及社會精英做代表，再來個代表業余化和兼職化，一個中國特色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就這樣建立起來了。試想，這樣的人大不是“橡皮圖章”和“表決機器”又是什麽呢？對於廣大民眾而言，它可以說毫無用處，但對於共產黨來說卻是一件不可缺少的政治道具。有了它，共產黨不僅能夠隨心所欲地將自己的意志變成法律，而且還巧妙地穿上了一件足以自傲的“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的外衣。“誰說我們共產黨獨裁？大家瞧瞧，中國的大政方針和法律不都是人大制定通過的麽！”

半個多世紀前，共產黨的《新華日報》曾發表文章，借納粹議會的例子譏諷國民黨政府獨裁。文章說，“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說話。真的民意出現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說話了。”（注2）其實，這段話最合適用來諷刺共產黨自己。幾十年來，在其控制下的人大上演的一幕幕民主鬧劇，正是納粹政治秀在中國的翻版和創新。

若論以民主的外衣掩蓋獨裁，以民意的形式裝點專制，滿世界看去，還能找出比納粹和共產黨更相似的同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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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注1：世界知識出版社《第三帝國的興亡》，285頁
注2：見《新華日報》1944年3月15日短評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04：“希特勒就是法律”與“黨比法大”

現代社會理應是法治社會，法律本該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任何黨派和個人都不能超越於其上。但獨裁者們是不信這一套，在他們眼里，法律充其量不過是自己的奴仆和玩偶，是用來掩蓋暴政的裝飾和鞏固權力的工具。共產黨和納粹的所作所為便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題記
1935年，時任德國司法部部長的弗蘭茨?居特納曾竭力主張對一個秘密警察高級官員和一批沖鋒隊員提出控告，因為他認為已有證據清楚地證明他們犯了對一個集中營的被拘禁者進行最駭人聽聞的酷刑虐待的罪行。但當他把證據送交給希特勒後，希特勒卻命令停止起訴。

象這樣的事情，倘若是在司法獨立的民主國家，當然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但在納粹德國卻不然。在這里，法律就像是希特勒的一名奴仆，必須百分之百地聽命於他的旨意。換句話講，希特勒說什麽，什麽就是法律。就像納粹“二把手”戈林所宣稱的那樣，“法律和元首的意志是一回事”。或者，按照納粹德國司法界名人更直白的說法：“希特勒就是法律！”既然如此，高居於法律之上的希特勒當然有權使刑事訴訟程序中止進行。希特勒自己甚至曾公開宣稱他就是德國人民的“最高法官”，有隨意處死任何人的權力。

希特勒當權後，在司法系統大力推行納粹一體化，首先對法官隊伍進行了整肅。

在納粹未當政時的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法官是獨立的，只受法律的管轄，不會被任意撤職。然而根據納粹當局1933年4月7日頒布的公務員法，不僅司法界中的猶太人很快被清除，而且那些被認為對納粹的信仰有問題的人，即“有跡象表明不再準備在一切時候為民族社會主義國家利益執言的人”也被清除了。有些不大聽話的法官雖然沒被清除，但卻受到了警告。到1937年1月26日，納粹當局又頒布了一項新的公務員法，規定要撤換一切“政治上不可靠”的官員，法官也包括在內。與此同時，所有法官都被迫加入了納粹當局控制下的德國民族社會主義法律工作者聯合會。

為了讓法官忠實執行希特勒的旨意，納粹司法專員兼全國法律工作領袖漢斯?弗朗克博士在1936年告誡他們說，“民族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像黨綱和元首的一些演說中所解釋的，是一切根本法律的基礎”。他還進一步解釋說：“沒有不合民族社會主義的法律的獨立。你們在作出每一次決定時要想一想：‘如果元首處在我的地位會怎樣決定？’對於每一項決定，都要自問一下：‘這個決定是否符合德國人民的民族社會主義良心？’然後你們就會有一種極為堅實的基礎，把這種基礎同民族社會主義人民國家的一致性和你們對阿道夫?希特勒意志的不朽性質的認識結合起來，就會使你們在作出決定時具有第三帝國的權威，而且這是永遠的。”

1942年4月26日，希特勒在納粹德國召開的最後一次國會會議上警告法官們說，如果他們在工作中表現出不理解當前的需要行為，那麽不管他們“既得的權利”如何，都將一概予以撤職。在這次會議上，希特勒正式獲得了德國最高法官的地位，有權“不受現行法律條文的任何約束”，有權把他認為不稱職的任何官員撤職。之後，納粹政府公布全體法官必須遵循的“普遍方針”。

同年7月，戈培爾聲稱：“法官是不能罷免的這種觀點……來自一個敵視德國人民的外國知識界”，在民族社會主義制度下，法官應在工作中“少依據法律，多依據這一基本觀點，即罪犯應從社會中清除出去”。同年8月22日，希特勒任命忠順執行其意旨的蒂拉克為司法部長，授權他“不受現行法律的約束”，同博爾曼和拉默斯一起“建立民族社會主義的司法制度”。

希特勒一面加緊控制司法人員和司法機關，一面不斷縮小傳統法院的管轄範圍。1933年12月1日頒布的《黨和國家統一法》規定，納粹黨、沖鋒隊和黨衛隊成員犯法不再由法院審理，而由納粹黨的特別機關審理。1935年又由布雷斯勞檢察院出面，規定各級法院無權裁決政府的行動是否合符憲法。

納粹當局還繞過普通司法機構，設立專門法院來審理政治事件。

特別法庭是專門法院之一。它根據1933年3月21日的法令設立，設置於各邦的高等法院之內，主要負責審理“陰險地攻擊政府”的政治案件。特別法庭由三名“必須是可靠的納粹黨員”的法官組成，不設陪審團，廢止預審制，限制被告提出申訴的權利。被告可以聘請辯護律師，但律師人選要得到納粹黨官員的認可。至於某一案件是由普通法院抑或特別法庭審理，由檢察官決定。根據1938年11月20日頒布的法令，特別法庭審理案件的範圍進一步擴大，除政治事件外還有權審理刑事案件。德國新教“明認信仰教會”領袖馬丁?涅穆勒牧師因為反對教會納粹化，曾於1938年3月在特別法庭受審。法庭指責他“濫用講壇”和在教堂里收集捐款，判處他7個月徒刑、2000馬克罰款。以後，他長期被關在集中營，直至納粹德國滅亡。

人民法庭也是一種專門法院。1934年4月24日，它在柏林法院內設立，主要任務是審理反對納粹政權和納粹思想的案件。從同年7月14日起，它又取代了審理政治刑事案件的最高機構德國國家法院。人民法庭由兩名職業法官和5名納粹黨、黨衛隊及武裝部隊官員組成。它基本上實行秘密審訊。審訊時，法官席背後放置的不是國徽和國旗，而是弗里德里希大王和希特勒的半身像及納粹黨黨旗。辯護律師都是“合格的”納粹黨人。審判過程類似於戰時的臨時軍法審判，被告大多判以死刑。著名的慕尼黑大學學生舒爾兄妹反納粹政權案和1944年7月20日謀刺希特勒案，都是由人民法庭審判的。

如果說在納粹德國，“希特勒就是法律”，那麽在共產黨掌權的國家，黨的意志就是法律。在中國，更形象的說法，叫“黨比法大”。

許多中國人都知道發生在文革中的這樣一個極富象征性的場景：

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內經受了又一次被打得鼻青臉腫的“坐噴氣式飛機”的殘酷批鬥之後，劉少奇手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抗議道：“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

劉少奇的抗議根本就沒人理睬，非但沒人理睬，而且此後對他的迫害還在不斷升級。兩年後，悲憤交加的他終於被迫害致死，火化時竟然連真名都不準用。

照理說，在中國，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沒有誰能夠淩駕於它之上。而國家主席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要罷免當然也得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劉少奇的抗議句句在理！然而事實上，在共產黨的統治下，憲法只是名義上的根本大法，真正的大法並不是它，而是黨的意志，在毛澤東時代就是毛澤東個人的意志。國家主席也不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而是黨任命的，在毛澤東時代則是毛澤東指定的，毛澤東想要誰當國家主席就讓誰當國家主席，毛澤東主意變了，隨時都可以叫他下台。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文革，就是看劉少奇不順眼了，要把他搞掉，為此，他根本不需要征求誰的同意，也根本無需經過什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批準。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憲法從來都是擺擺樣子的，哪個人的合法權利它都保護不了，即便是國家主席也不例外。而毛澤東，不管他怎麽破壞憲法，也都不會受到什麽法律的嚴厲制裁。因為這個憲法本身就是他欽定的。對此，劉少奇其實心知肚明，他之所以那麽說，不過是因為一時被逼急了，在宣泄對毛的憤懣而已。

劉少奇被迫害致死的遭遇，再典型不過地凸顯了法律在中國的卑微處境。

在共產黨的一黨專制下，中國的司法何曾獨立過？從來都是黨比法大，法要聽黨的話。不但大大小小的法律法規，都是黨一手制定的，都是黨的意志的直接體現，而且整個政法系統都牢牢地捏在黨的手里——一方面這個系統的掌權者歷來都由黨的領導幹部擔任，另一方面黨員還占據了它的絕大多數關鍵崗位。

黨比法大還表現在黨牢牢掌握著重大案件的拍板權，尤其是政治案件。

中共從早期開始，捕人、殺人一直都是由黨委說了算。原最高法院院長江華曾明確承認：“過去在人民軍隊和革命根據地里，捕人、殺人都是黨委審批的，已經形成制度。”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把這種黨委審批案件制度一直延續了下來，由附屬於黨委的政法委具體運作。而省、市、區、縣政法委書記，一般都由同級黨委常委兼任，有時也有同級黨委副書記兼任。

政法委是同級黨委在幕後領導政法的工作部門，是中共控制公、檢、法、司、國安工作的最高機構。它是半隱形的、淩駕在法律之上的特權機構，在重要或特殊個案的控訴與審理中，也是躲在背後的最高最後的“法官”。因為各級黨委或政法委在幕後操控，在司法程序外幹預案件，因此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由於“講政治不講法律”的黨委、政法委的黑箱操作，中國當然不可能有真正的司法獨立、公平和公正。許多人不知道的是，不僅政法委的運作不透明，法院本身的運作也不透明，對重要、特殊或覆雜案子的最終審判一般都由一個神秘的“審判委員會”黑箱操作作出最後決定。

到了文革，在毛澤東的授意下，幹脆把“公檢法”也砸爛了，連表面文章也不做了，全國下上，十億人民，只剩下一項法律，那就是“毛主席指示”。毛澤東成了比希特勒還殘忍的至高無上的“大法官”，他想定誰的罪就定誰的罪，想讓誰死誰就得死，想幹什麽就幹什麽，完全到了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的地步。

文革結束後，中共高高舉起了所謂“依法治國”的大旗，而且把這個口號寫入了憲法，也頒布了名目繁多的法律法規，但“黨比法大”的局面本質上沒有任何改變。

就拿取締法輪功來說，法輪功叫人做好人，不但沒有違反任何中國法律，而且對社會有百利而無一害，但就因為黨的總書記江澤民等一小撮人敵視這個功法，便公然置憲法規定的信仰自由於不顧，一意孤行，強行將其取締。就因為江澤民說了一句“法輪功是邪教”，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法輪功就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邪教。

2009年9月，四川省西昌市68歲的老太太高德玉，因為煉法輪功而被綁架和逮捕，家人為她請了律師。然而，律師在要求會見高德玉老人的過程中，卻遭到了執法部門得層層阻擾。西昌市政法委副書記劉某公然對律師稱：“不要跟我講法律，我們不講法律。”結果，2010年9月，西昌法院非法重判高德玉老人12年徒刑。

河北省遷安市法院於2009年12月6日非法判處法輪功學員梁秀蘭8年、張立芹和邵連榮7年半、李秀華、孫永生和楊占民7年徒刑。之後，審判長馮小林面對法輪功學員家屬的質疑不得不坦言：法輪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

法官對法輪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審判，那麽按照什麽審判呢？湖南省益陽市對法輪功學員張春秋進行判決的法官說：“現在是黨權代法要鎮壓法輪功，我們只能走過場，走形式，沒有辦法，這怨不得我們。”

2008年12月17日，江蘇省蘇州法院判法輪功學員路通4年徒刑，路通的女兒為父親申冤，要求法院依法重審，當地法院一位名叫顧迎慶的法官說：“你不要寄希望於法律是超脫政治之外的”、“你跟我講法律幹什麽，我跟你講政治”。吉林省農安縣“六一零”辦公室馬主任對被非法判刑的法輪功學員家屬說：“在這我們說了算，我們講政治不講法律，你們願上哪告就去上哪告。”

可見，在所謂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法律、法治依然不過是走過場的東西，真正管用的不是它們，還是政治，說到底，是江澤民們的意志。

眾所周知，現代社會理應是法治社會，法律本該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任何黨派和個人都不能超越於其上。但獨裁者們是不信這一套，在他們眼里，法律充其量不過是自己的奴仆和玩偶，是用來掩蓋暴政的裝飾和鞏固權力的工具，納粹和共產黨的所作所為不恰恰證明了這一點嗎？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05：蓋世太保與契卡

在共產黨和納粹掌權的國家，幾乎沒有人能逃脫秘密警察的監視，沒有人會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在毫無覺察之中，因為種種意想不到的原因，你可能已被貼上危險的政治標簽，列入了黑名單，不幸隨時都有可能降臨到你的頭上。如此陰森的人間地獄，生活在其中的人怎能不如履薄冰，噤若寒蟬；無時無刻不處於恐怖中的他們，又怎能有自由和尊嚴可言？！

——題記
第三帝國時期，為了反抗希特勒的獨裁統治，德國慕尼黑大學的一批反法西斯志士，曾組成了一個名為“白玫瑰”的地下抵抗小組。

19年初，這個小組冒著極大的風險把“打倒希特勒！”的大標語刷到了墻上，並向德國國防軍散發傳單，呼籲軍人喚醒自己的良心和自尊。不幸的是，嗅覺靈敏的秘密警察蓋世太保很快發現了他們的活動，並象狼狗一樣兇惡地撲向了他們。

2月19日，當“白玫瑰”小組的成員在慕尼黑領導大學生進行政治集會時，一個在現場監控的蓋世太保小頭目記下了正從一扇窗戶里向外散發傳單的一對年輕兄妹的名字。很快，這個小組中的三個大學生被抓捕。他們是二十四歲的克里斯朵夫?普勒布斯特、二十五歲的漢斯?舒爾和二十二歲的莎菲?舒爾，經過三天的嚴刑拷打後他們被處決。緊接這之後，醫科大學學生亞歷山大?施莫萊爾也被捕了。蓋世太保不但宣判他死刑，還用斧子砍掉了他的頭。

一個政權如何對待自己的反對者，是區分民主社會與專制社會的重要標志。希特勒在這個問題上的主張很明確，早在《我的奮鬥》中他就直言不諱地說過：“權力的武器是恐怖，是針對個體和群體的肉體的恐怖。只有當持不同政見的反對者遭受到這種恐怖打擊之後，被擊敗的反對者們，才會將對未來的任何抵抗喪失信心。”奪得政權後，希特勒立即將他的這一“恐怖政治論”付諸實施，依靠秘密警察充當自己的“鐵桿打手”，使用暴力和強制手段，對全體國民和整個社會實施全方位的監控、恐嚇，對一切懷疑、不滿、特別是敵視和反抗納粹統治的人與活動進行毫不留情的鎮壓，把納粹德國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警察國家，一個陰森恐怖的人間地獄。

除了蓋世太保，納粹德國的秘密警察還包括黨衛軍保安處，兩者各有分工。蓋世太保負責監控馬克思主義、叛國犯和流亡者，黨衛隊保安處負責監控科學、民族和民族學、藝術、教育、黨和國家、憲法和行政、國外、共濟會和社團。另外，在一些共同管轄的領域，如教會、教派、其他宗教和世界觀團體、和平主義、猶太教、右派運動、其他敵視國家的社團、經濟、新聞等領域內，蓋世太保主要抓“所有需要考慮由國家警察出面采取執行措施的具體案件”，黨衛隊保安處則負責“所有帶普遍性和原則性的問題”。蓋世太保的任務是打擊“敵視國家的現象”，保安處的任務是打擊“危害人民的現象”。按照納粹的解釋，“敵視國家是一種涉及法律的現象，凡一個人及其行為經查明違犯了保衛國家的基本法律時，即構成敵視國家的現象”；相反，“危害人民的現象的特點，在於往往根本無法看出它觸犯刑法，但它對人民從而也對國家有時卻具有遠比直接敵視國家的現象嚴重得多的危險”。

在民主國家，警察的權力再大也不可能超越法律。但在第三帝國，秘密警察卻被賦予了淩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殊權力，根本不受法律的約束。他們高高在上，可以任意逮捕、毆打和殺害自己的人民，橫行霸道為所欲為。他們擁有對任何人的控訴權，而被控訴的人卻沒有豁免權和申訴權，甚至律師也是不允許請的。納粹當局規定，蓋世太保的行動不必經過司法部門的批準和覆審，法院不得幹涉，只要警察是在執行領袖的意志，它的行動就是合法的。蓋世太保的權力來自“新的世界觀，不需要特別的法律根據”。1937年，德國司法部幹脆宣布放棄對蓋世太保虐待被審訊者和囚犯的行為進行起訴的權力。同年12月，內政部長弗里克又下令，將運用“預防性拘留”的權力授予蓋世太保。

為了消除一切可能威脅到納粹政權的隱患，秘密警察當年在德國構築了極其龐大和嚴密的監控網絡。他們為每一個可能的敵人都設置了專門的檔案案卷，里面記載著這些人從事過的政治和職業活動，以及家庭、朋友、住宅、社會關系，社交活動、個人弱點及愛好的詳情。所有記錄都存檔，以備適當的時候加以利用。在國境以外的德國政治流亡者也難以幸免。通過納粹情報組織對全世界每一份報紙的摘譯，秘密警察掌握著這些流亡者的活動細節。

秘密警察還通過納粹黨及其分支組織與附屬協會的基層組織，以及他們自身的志願情報員，對整個社會實行全方位的監控。各種小頭目會把自己管轄範圍內每個人的牢騷話、不滿的臉部表情，以及收聽“敵台”的動向，及時報告給自己的上司。如1938年有人向黨衛隊保安處報告，說在“歡樂產生力量”組織所舉辦的赴意大利旅遊活動中，有人“唱國歌時態度吊兒郎當，故作不感興趣的樣子”，還有人“違反外匯管制條例”。大學生中的志願情報員會定期上交聽課筆記，黨衛隊保安處和蓋世太保借此掌握著大部分大學教師的政治態度。就連德國經濟部長、軍事經濟全權總代表沙赫特家的電話，都曾遭到其女管家，一名蓋世太保志願情報人員的竊聽。當年的德國就像駐柏林的一位美國記者所說的那樣：“你的兒子、你的父親、你的妻子、你的表親、你的友好、你的上司、你的秘書，都可能是海德里希的組織（注：指黨衛軍保安處）的告密者。”

1935年5月26日，被稱為“元首的影子”的納粹黨秘書長馬丁.鮑曼規定：“為使黨的所有部門以及他們的支部同秘密警察保持更為密切的聯系，我代表元首邀請蓋世太保領導人在今後參加黨和他們支部的所有正式大型會議。”這樣，蓋世太保依靠上萬個鎮長和村長的耳目就能監視每一個德國人的日常生活和他們的思想動態。

國家公務員更要受到監視。1933年6月20日，戈林在一份傳閱文件中告誡那些幹部要監督國家公務人員的言行，並把那些對政權持批評態度的人通報上來。納粹用這種方法達到人人自危的目的。

德國工人也同樣受到監視。每家工廠企業都設有納粹黨的支部。“勞工防線”這個新的納粹組織已代替了昔日的工會，它負責把工人和職員中的不滿行為上報給蓋世太保。

除了偵察、警告，劫持、謀殺、“監護”之外，利用“預防性拘留”把政敵關進集中營是蓋世太保常用的一種恐嚇和鎮壓手段。納粹統治的頭一年，秘密警察就在德國建立了薩赫森豪森、達豪、布痕瓦爾德等50多個集中營，這些集中營設有禁閉、鞭笞、勒死等酷刑，並明文規定凡談論政治、舉行集會、發表“煽動言論”者“一律絞死”，不服從命令或襲擊守衛者“當場格殺”。在納粹德國時期，成千上萬的左派人士、知識分子、猶太人、工會運動者、過問政治的教士、抵抗戰士及猶太人等都未經法律程序被蓋世太保投入集中營。也許你只是在課堂上發表了一些對時下的不滿，也許只是在大街上對希特勒的畫像瞥了一眼，都有可能導致牢獄之災！據德國官方記載，僅1935—1936年的一年間，就有7000名“馬克思主義者”被關進集中營。

不僅如此。在納粹德國，秘密警察的足跡幾乎遍布歷次重大內政外交事件，簡直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每逢國會選舉，黨衛軍保安處都會傾巢出動，他們為所有可能投反對票的人都準備了用無色帶打字機編號的特殊選票，以便嚴厲懲處投廢票或反對票的人。蓋世太保和黨衛隊保安處還摧毀了以奧托.施特拉瑟為首的“黑色陣線”設在布拉格附近的廣播電台。在1935年薩爾地區舉行歸屬問題的公民投票前，他們在那里搜捕敵手，散布謠言，制造恐怖氣氛，以爭取更多的讚同票。在1938年希特勒打算奪取軍事指揮權前夕，他們制造了所謂的“勃洛姆貝格一弗立契事件”，為希特勒清洗高級將領提供借口。隨著德國一步一步向外擴張，他們既充當前鋒，制造事端，為軍隊的進攻行動提供理由，又在占領區穩定“秩序”。

在整個納粹統治期間，秘密警察不僅大肆屠殺猶太人、波蘭人和其它異族人，對本國的反法西斯人士也毫不手軟。特別是納粹政權崩潰前夕，他們開始象屠殺猶太人、波蘭人和其它異族人那樣大肆殺戮本民族的人，僅僅因為懷疑一些人具有反法西斯的想法就慘無人地道將其家庭成員全部殺絕。有資料說，1941年2月和3月，平均每月有750名反法西斯戰士被捕，而6月份則有1169人、9月份有1337人、10月份有1305人落入蓋世太保的魔掌。據納粹德國司法部的官方統計，被判處死刑並已執行的具體人數為：1940年，306人；1941年，1146人；1942年，3393人；1943年，5684人；1944年，5764人。這只是一個極為保守的數字，其中還不包括那些被秘密處死的人。在整個納粹統治期間，被司法和軍事機構判處死刑的德意志人至少有四萬五千名，這還不包括納粹失敗前期瘋狂的屠殺。總之，在納粹的獨裁統治下，誰敢公開跟納粹不一條心，就一定不會有好果子吃。

與希特勒一樣，共產黨的領袖也都是“恐怖政治論”的信奉和鼓吹者。早在希特勒之前馬克思就說過：“只有一種方法能縮短和減輕舊社會死亡的痙攣與新社會血腥出生的苦痛——革命的恐怖”。斯大林曾在這段話旁邊加了個批注：“恐怖是到達新社會的最快的途徑。”（見《列寧與紅色恐怖：“仇恨與覆仇的讚美詩”》）

正因為如此，共產黨政權個個也都是警察國家，只不過這些國家的秘密警察不叫蓋世太保和黨衛軍——在蘇聯他們叫“契卡”，後來改名叫“克格勃”，在東德叫“史塔西”，在中國叫“國保”和“國安”-----無論是契卡、克格勃，還是史塔西、國保和國安，以及其它共產黨國家的秘密警察，都是黨對全體公民和整個社會，尤其是對威脅到其獨裁統治的公民和團體進行監控、威脅和鎮壓的“劍與盾”。憑借著淩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他們隨心所欲地對公民進行監聽、監視、恐嚇、逮捕、暗殺、非法勞教和判刑，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權，使整個國家無時無地不處於無形的恐怖之中。

據《列寧與紅色恐怖：“仇恨與覆仇的讚美詩”》一文介紹，1917年12月20日，十月革命後不久，為維護布爾什維克政權，打擊反對陣營勢力，共產黨國家秘密警察的鼻祖——簡稱“契卡”的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設委員會即應運而生。在列寧的授權下，契卡被賦予了淩駕於法律之上的無邊權力，可以不經任何司法程序判處罪犯流放乃至槍斃，成了布爾什維克實施恐怖統治的元兇。契卡第一任主席捷爾任斯基對此也供認不諱。1918年7月14日他明白無誤地告訴記者：“我們本身就代表有組織的恐怖，這點必須說得非常清楚。在革命時代，恐怖是絕對必要的。我們的目標是與蘇維埃政府的敵人作鬥爭，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我們判案很快，在大多數情況下，在逮捕罪犯與作出判決之間只需一天。在幾乎所有的案件中，當罪犯面對證據時就坦白認罪了。還能有什麽爭辯比罪犯自己的坦白更有份量？”

1918年9月，以列寧和彼得格勒契卡頭子烏里茨基被刺為借口，布爾什維克公開聲稱要制造一場針對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紅色恐怖”。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以國家機器全面強力推行的有組織的恐怖活動。為此，《真理報》宣告：“如果我們不想讓資產階級毀滅我們，我們就必須毀滅他們，這個時刻已經到來。我們的城市必須無情地清除腐惡的資產階級。所有那些紳士們都是算帳的對象，任何對革命階級構成危險的人都要毀滅…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06：納粹集中營與“古拉格群島”

發生在納粹集中營和古拉格群島的慘劇，揭開了警察國家血腥恐怖的黑幕，是人類歷史上令人震驚的一頁！ ——題記

在德國南方距慕尼黑市20公里的地方，坐落著一個名叫達豪的美麗小城鎮。這里有一座文藝覆興時期的宮殿，來此參觀的遊客每年達幾十萬人。然而，達豪之所以聞名，最重要的並不是因為這個宮殿，而是因為納粹上台後在這里修建的第一個集中營——達豪集中營。
達豪集中營建於1933年，主要用來關押“政治犯、猶太人、宗教界人士”和所謂“政府不喜歡的人”。整個集中營為長方形，方圓有上百公頃土地，四周有通電的鐵絲網和壕溝環繞，每隔十幾米就有一座高高的炮樓，上面裝有探照燈和機關槍，日夜監視著全營每個角落。集中營分為三部分，中間是關押犯人的簡易棚式營房，一端是管理處，管理處與營房之間是操場，這是每天點名和集體處罰犯人的地方，另一端是行刑焚屍院。犯人居住的棚式營房，是一種用厚木板釘成的方框框，床鋪分為三層，第三層幾乎接近牢房頂的頂柱，空間十分狹小，只能爬著上床，床與床之間的距離僅可下腳，看上去就像一口口棺材擱在那里。架子床、馬桶間、飯兜、條紋囚服，這就是營房的所有元素。

集中營還擬訂了嚴厲的管理條例，給囚犯們套上了一條條無形的鎖鏈。其中第十一條規定，犯有下列罪行者以煽動者論處，一律絞死：凡談論政治，發表煽動言論，舉行煽動集會，組織小集團，與人廝混盤桓；為了將暴行傳聞供反對派宣傳而收集集中營真假情報；接受、隱藏、傳播、外遞此類情報給外國客人等等者。第十二條規定，犯有下列罪行者以聚眾鬧事者論處，當場格殺或以後絞死：凡襲擊守衛或黨衛隊人員，奉派值勤時拒絕服從或工作，或在途中或工作時大聲咆哮、囂叫、煽動或發表演說者。另外，“凡是在信函或其他文件中有毀謗民族社會主義領袖、國家和政府言論或者頌揚馬克思主義領袖或舊民主黨派自由主義領袖者”則予以隔離禁閉兩星期或鞭答25下。

被關押在這里的囚犯不但待遇十分惡劣，而且承擔著十分繁重的體力勞動。他們從早4點鐘起床，一直到晚8點半才能回營，個個被折磨得皮包骨頭，疲憊不堪。

達豪集中營還慘無人道地使用囚徒的身體作各種試驗，包括用犯人作“超低壓、超低溫”試驗，在犯人身上培植瘧疾病菌，甚至破開犯人的腦殼，作活體解剖。至於被關押在這里的老弱病殘與婦女兒童，結局則更為淒慘，等待他們的是毒氣室和焚屍爐。有時候，被拘禁者在這里遭殺害，純粹是出於納粹黨徒的虐待狂和殘忍。僅在紐倫堡審訊時就發現了4個這樣的案件，其中一個囚徒是被笞死的，另一個是被勒死的。據統計，從納粹上台的1933年到納粹滅亡的1945年間，達豪集中營登記在押的囚犯共有206,206名，其中有31951人被殺死。
　　
達豪集中營建成之後，納粹又在德國建立了大批集中營。到1933年年底，已達約50個。與二戰爆發後，納粹在波蘭設立的奧斯威辛等專門用來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的集中營不完全相同，建立這些集中營的目地主要是用來處罰納粹政權的敵人，並以此威嚇人民，使他們不敢反抗納粹的統治。

在這些集中營里，成千上萬無辜的人被殺害，另有成千上萬人受到了簡直令人無法想像的殘忍的折磨和酷刑。

如位於柏林附近的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從1936年到1945年，先後關押過22萬包括德國戰俘和猶太平民在內的囚犯，其中有10萬人慘遭殺害或死於勞累與疾病。

這座集中營占地400公頃，整個布局是個三角形。囚犯居住的木棚一圈圈呈扇形分布其間。集中營內有一個大操場，不論是狂風暴雨還是烈日嚴寒，囚犯們在每天做工前和收工後都必須在這里一動不動地站立幾個小時，等候清點或安排勞動。納粹士兵就將機槍架在周圍的塔樓上，居高臨下地監視著操場上囚犯們的一舉一動。另外，集中營四周還有高大的圍墻和帶電鐵絲網，所以被關押在這里的囚犯很難逃脫。那些因不堪折磨而冒險潛逃的人，不是被機槍當場射殺，就是被抓獲後處以絞刑。據介紹，1941年秋，這里一次就處決了1.2萬名蘇聯戰俘。

始建於１９３８年８月的毛特豪森集中營是納粹德國在奧地利迫害猶太人、反法西斯人士及無辜平民的主要場所。這座集中營及奧地利其它地區的４９座附屬集中營共囚禁過２０萬人，其中有１０萬人被迫害至死，至少包括５名中國人。２００３年５月11日，毛特豪森集中營舊址舉行了中國遇難同胞紀念碑揭幕儀式，深色的大理石紀念碑上鐫刻著：“紀念在此集中營遇難的中國同胞”。

大規模建立集中營以鎮壓和恐嚇民眾，是所有警察國家的共性。在共產黨當權的國家，這樣的集中營也比比皆是，一點不少於納粹德國。蘇聯的“古拉格群島”就是它們中最出名的。

1970年，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史詩性巨著——《古拉格群島》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三年後該書在西方發表。在這部巨著中，作者依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和大量第一手資料，生動翔實地揭露了蘇聯勞改集中營的駭人內幕。索爾仁尼琴雖然因此失去了蘇聯國籍並遭驅逐出境，但“古拉格”一詞卻由此成了蘇聯的象征，在世界上廣為人知。

“古拉格”由俄語中的ГУЛАГ音譯而來，是蘇聯“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的縮略語。當年，隸屬於蘇聯秘密警察的這個機構管轄著蘇聯境內數量眾多的勞改集中營，被關押在其中的犯人有相當一部分是形形色色的政治犯。而“古拉格群島”則是索爾仁尼琴的一種象征性說法，指古拉格下轄的象島嶼一樣散布在蘇聯各地的勞改集中營。可見，“古拉格”也好，“古拉格群島”也好，其基本含義都是蘇聯勞改集中營的別稱。

古拉格源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期。1923年，蘇聯在索洛維茨基群島上建立了第一個特別勞改集中營，用來關押那些反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與蘇維埃政權為敵的政治犯、不同政見者，其中包括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及宗教界人士。自此之後，這種集中營在蘇聯各地越建越多。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夜，古拉格的發展達到了頂峰，全蘇聯共有170所，遍布各個地區和角落，就像是綿延不絕的“群島”。

凡是讀過《古拉格群島》的人，對蘇聯勞改集中營中駭人聽聞的種種黑幕恐怕沒有不感到震驚的。

為了將無辜的人們投入勞改集中營，蘇聯秘密警察想出了各種各樣的折磨方法，逼迫“犯人”承認自己頭上莫須有的罪名。如呵癢。就是把“犯人”的手腳綁起來或按住，用羽毛往鼻子里呵癢。囚犯立馬便天旋地轉起來，感覺仿佛是在往腦子里鉆孔。還有臭蟲隔離室。在漆黑的木板釘的匣子里，繁殖成百成千只臭蟲，將“犯人”關進去並扒掉衣服，頓時間，饑餓的臭蟲紛紛爬到“犯人”身上。起初，“犯人”還猛烈地同臭蟲進行“戰鬥”，但過了幾小時以後，就精疲力竭了，只得乖乖地讓臭蟲吸血了。不過，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用下面的辦法來對付“犯人”：扒掉“犯人”下身的衣服，讓“犯人”仰臥在地上，兩腿叉開，幫手們坐在“犯人”的腿上、抓住“犯人”的手，“偵察員——女人也不嫌棄這種事——站到你叉開的兩腿中間用自己的皮鞋（自己的女便鞋）尖踩住那個某個時候曾經使你成為男人的東西，逐漸地、有節制地、但越來越用力地往地上壓，一面瞧著你的眼睛並一遍一遍重覆自己的問題或出賣人的建議。如果他沒有過早地踩得稍稍用力些，你還有十五秒鐘喊叫出來，說你一切都招認……”

在《古拉格群島》中，索爾仁尼琴一共列舉了31種刑訊方法，從心理上的折磨到肉體上的摧殘無所不包、無所不用其極。由於秘密警察往往數刑並用，在生理上耗盡犯人的體力，在精神上徹底摧垮其僥幸心理，其結果是需要什麽口供，就能得到什麽口供。

超強度的死亡勞改是古拉格群島的主要劇目，也是它的壓軸戲。被投入勞改集中營的人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在冰天雪地的北極圈內每天要進行十二到十六小時的體力勞動，工具極端簡陋，甚至索性就沒有。在這種一天五百克（多一點的話七百克）的黑面包加一勺爛菜湯（只是飄著一兩片爛菜葉）的夥食條件下，大批大批的勞動者死於非命。管理人員對於大量的死亡現象不僅熟視無睹，有些殺人成性的人甚至還逼迫被超強度勞動拖垮的人上工，如因病無法上工則就地槍決，罪名是怠工。殺人者不但不會因此受到懲處，往往還得到嘉獎。於是，一些毫無人性的監管人員便演出了一幕幕為獲獎而殺害犯人的醜劇。

許多人全家都被送進古拉格，有的丈夫服刑、妻子流放，即便是80歲高齡的老人也不放過。受害者上至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軍隊高級將領，下至普通百姓、工程師、技術員、醫生、學生、教授、工人、農民，囊括了所有的階層。

在古拉格，冤案比比皆是。一位廠長僅僅因為在大會上停止鼓掌就被判處十年勞改；一位裁縫僅僅因為把針插在印有國家領導人照片的報紙上就被判了刑。

蘇聯哲學副博士阿?恰利科娃於1988年提供的資料顯示：“1937-1950年，在集中營死亡的人數有1200萬人”。

如今，大半個世紀過去了，盡管就內容與情節而言，發生在納粹集中營和古拉格群島的慘劇並不完全雷同，但作為警察國家血腥恐怖的一頁，它們都已載入歷史，警醒著後人！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07：滅絕猶太人與消滅階級敵人

共產黨和納粹都是嗜血成性殺人如麻得儈子手，它們的“最高成就是一堆屍體，其歷史就是一個毀滅人類的目錄。”。 ——題記

在距波蘭首都華沙３００多公里處，有一座叫奧斯維辛的城市，二戰期間，納粹在這一帶修建了著名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它是納粹修建的１０００多座集中營中最大的一座，也是其中最惡名昭著的一座滅絕營（專門進行種族滅絕的集中營，又稱死亡營）
當年，被運到這里的猶太人都要經過一個挑選過程，可以做苦工的男性會被送到苦工營，剩下的則被送到毒氣室。一開始，被送去毒氣室的猶太人都以為自己是去浴室，但到了浴室里才發現，蓮蓬頭放出來的根本就不是淋浴的水，而是毒氣。

在納粹犯下的諸多罪行中，最駭人聽聞和臭名昭著的，莫過於對猶太人的這種種族滅絕性的大屠殺。

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國會的一次演說中公開聲稱，“在即將到來的戰爭中歐洲猶太種族將被消滅。”元首一聲令下，屠殺機器立刻開始啟動。

最早的大屠殺是從1939年9月1日德軍進攻波蘭後開始的。隨著德軍侵入蘇聯，屠殺進一步升級。在紐倫堡審訊中，德國軍隊攻入蘇聯後曾任蓋世太保特別行動隊Ｄ支隊隊長的奧侖道夫交待，他和他的手下在蘇聯的第一年里就殺害了９萬男子、婦女和兒童。每到一個市鎮或村莊，他們就以“重新安置”為名命令當地的猶太人集合起來，勒令他們交出貴重物品，脫掉外衣，然後將他們集體押往刑場槍殺，或送上“毒汽車”處死，上自白發老人下至周歲孩子均不能幸免，其狀慘不忍睹。僅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５日，蓋世太保在烏克蘭的杜布諾鎮一次就殺害了５０００名猶太人。

1942年1月20日，納粹頭目專門召開會議落實“猶太人問題的最後解決方法”，大規模的毒氣殺人由此拉開了帷幕。

一批又一批的猶太人，從各地被絡繹不絕地運到已建成毒氣室和焚屍爐的各個滅絕營，其中規模最大的就是奧斯威辛。二戰期間，共有２５０萬猶太人在這里被納粹殺害，曾創下一天毒死６０００人的記錄，因此被稱為“死亡工廠”。

除去德國，被大規模屠殺的還包括波蘭、蘇聯、東南歐、西歐等被德國占領的所有國家的猶太人。他們或在當地被殺害，或被驅趕到猶太人保留區，或被押送到死亡營，實施所謂“無痛而終”。據統計，整個二戰中有大約580萬歐裔猶太人被納粹殺死,是歐洲猶太人人口的三分之二。

除此之外，吉普賽人、黑人以及斯拉夫人也被納粹列入根除和滅絕之列。其中吉普賽人是納粹試圖滅絕的第二大群體，二戰結束前，約有21．9萬吉普賽人被他們殺害。

英國學者馬克?尼古拉斯在《法西斯主義》一書中曾十分精辟地指出：“法西斯主義的最高成就是一堆屍體，其歷史就是一個毀滅人類的目錄。”這個結論非但適用於納粹，用來評價共產黨也同樣合適。從列寧到斯大林，從斯大林到毛澤東和波爾布特，共產黨不僅導演了一次又一次血流成河的大屠殺，而且愈演愈烈。

在各國共產黨中，雙手最早沾滿鮮血的是列寧及其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

“十月革命”後，蘇俄遭遇了極為嚴重的經濟失敗，面對這種局面，列寧大開殺戒。左翼社會革命黨人埃薩克?斯坦因倍格曾一度在蘇維埃政府中擔任司法人民委員。他描述1918年2月間人民委員會開會時的情況，其中有這樣的一段情節：列寧提出一項法令草案，標題是“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殆中”，其中有一條，要求把一大批犯人不經過審判即“就地正法”。這批犯人範圍很廣，只是粗略地劃為“敵特，投機商，盜賊，流氓無賴，反革命煽動者，以及德國奸細等。”斯坦因倍格反對這項法令，他所持的理由是：此項法令的條文“過於苛酷，……勢必將造成全面性的恐怖統治。”斯坦因倍格寫道：“列寧對我的反對性意見大為惱火，他用革命司法的名義進行反駁。於是，我怒不可遏，喊道：‘那末，我們何必還要什麽司法人民委員部？讓我們幹脆把它叫做社會滅絕人民委員部，把社會上的人統統斬盡殺絕好了！’列寧頓時容光煥發，回答道:‘好罷，行啊，……這正是我們所要做的……不過我們卻不能把它說出來罷了。’”（注1)

由於蘇維埃政府對糧食購銷實行國家壟斷，農民不願以賤價出售糧食，城里出現糧荒，列寧便於1918年1月14日下令派出武裝搶糧隊到農村去搶奪糧食，不料這一舉措激起了農民的反抗。1918年8月5日，奔薩地區的農民不堪布爾什維克強搶谷物，起來武裝反抗，起義迅速蔓延到周邊地區。布黨派出部隊血腥鎮壓了起義。在此期間，列寧向奔薩地區領導發去一份秘密電令，命令他們對當地反抗蘇維埃政權的富農進行大規模的屠殺。蘇聯解體後，這些電報被公諸於世：

同志們！五個縣區的富農暴動必須毫不留情地予以鎮壓。整個革命事業的利益，要求我們必須這樣做，因為目前各地都在與富農進行著“最後的決戰”，我們必須樹立一個榜樣。辦法如下：

1.把那些臭名彰著的富農、財主、吸血鬼統統吊死，人數不得少於一百名。(吊死後就掛在那里示眾，讓民眾觀看。)
2.把死者的姓名公布出來。
3.把他們的全部谷物，統統沒收過來。
4.要指定一些人做人質——照昨天的電令辦理。要做到這樣的程度：使周圍數百俄里(公里)以內的民眾都能看到，都能知道，都會膽戰心驚，奔走相告，說我們正在絞殺那些富農吸血鬼，而且還要絞殺其他的吸血鬼。

電文收到之日，立即執行。（注2）

1920年底，布爾什維克誘騙被其擊敗的弗蘭德爾將軍殘部投降，保證說將赦免他們。但在誘降成功後，克里米亞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庫恩?貝拉經請示列寧批準，下令以槍斃或吊死方式，集體處決了5萬名白軍戰俘與平民。

處決通常在監獄里的地下室內執行，有時也在城郊。被處決者被扒光衣服，由劊子手們分享其衣物和財物。受害人或是成批地被機槍掃射打死，或是被個別地用左輪槍打死。被個別槍決者在進入地窖時，行刑者即用槍對準其頸後開槍。地下室里到處是屍體，浸透了血液。在城外處決者則被卡車拉到行刑的地點，有時被命令為自己挖墳墓。

據目擊者報告：“整個寬大的汽車間的地上都是血，血、顱骨和一綹綹頭發以及其他人的遺體混合堆積成了幾英寸深的可怕的物質……墻上有幾千個彈孔，濺滿血跡，沾著腦漿與頭皮……，一個長約十米，寬與深均為四分之一米的槽內盛滿了血……在這個恐怖的地方的附近，在同一房子的花園內，匆忙地掩埋了127個屍體，那是最近一次屠殺的產物……所有的屍體的頭顱都被砸碎了，許多屍體的頭顱甚至是扁平的。有的屍體完全沒有頭，但那頭不是砍掉，而是……扯掉的……。在花園的一角，我們見到了另外一個較早的墳墓，大約有80個屍體……肚子被劃開的屍體，其他則是殘缺的屍體，有的被徹底地糟踐過。有的眼睛被挖出了……頭，臉，脖子和軀幹都被刀傷覆蓋……有老人，男人，女人和兒童。一個女人和她八歲的女兒用繩子綁在一起，兩人身上都有槍傷。”

1922年，舒亞發生了僧侶反抗事件。3月19日，列寧就如何鎮壓這次事件專門給政治局寫了封信。考慮到信的內容見不得人，他特地在開頭說明只許政治局委員傳閱，不得以任何理由覆制。信中殺氣騰騰地說：“現在我們必須最決絕地、最無情地粉碎黑色僧侶百人團，必須以如此的殘暴鎮壓他們的一切抵抗，以致他們幾十年內都不會忘記。”“在這次事件中，我們槍斃的反動僧侶代表和反動資產階級分子的數量越多越好，因為以這種方式，我們將給這些‘聽眾’準確地上一堂課，使得他們在幾十年內都不敢夢想任何形式的抵抗。”（注3）

斯大林不但繼承了列寧的殺人衣缽，而且將其發揮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據學者王康介紹，“俄國的整個十九世紀因為政治原因被叛死刑的也就幾十個人，被在流放地死去的也就幾百人，不到一千人，但是到斯大林在1936年、1937年、1938年的這個大的肅反的時候，每一天在莫斯科的八個焚屍爐，每一天都要接到源源不斷地運來的那些血肉模糊的屍體，每一天在莫斯科處死的上千人。這個已經不是鮮血匯成的小溪了，這已經是白骨皚皚的荒原了。從來沒有歷史上哪個暴君這樣殘忍地、大規模地處死自己的同胞、自己的階級兄弟、黨國的精英和國家的棟梁。1991年的6月14號，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將軍公布向世界，從1920年到1953年，被政治鎮壓的蘇聯人是450萬。450萬，這個數字大大地被減小了。蘇聯的沃爾科戈諾夫教授，統計學家，他統計的是，從1928年到1953年，四分之一世紀里邊，斯大林大權在握，獨攬的時候，蘇聯人被政治鎮壓死於非命的是1950萬到2200萬之間。前蘇共宣傳部長雅科夫列夫，他是後來蘇聯平反委員會的主席，他統計的數字是，死於斯大林暴政的是四千萬左右。前美國的國務卿，蘇聯問題專家布熱津斯基的統計是五千萬左右。前蘇聯莫斯科大學教授庫爾幹諾夫教授統計的是6600萬。”（注4）

與蘇共相比，中共更是一個典型的靠殺人起家的黨。僅在1927年到1936年所謂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中共盤踞的江西一地人口就從二千多萬下降到一千多萬，死者中許多人便是中共的刀下鬼。

當年，中共廣東“農運大王”彭湃曾厲聲疾呼：“把反動派和土豪劣紳殺得幹幹凈凈，讓他們的鮮血染紅海港，染紅每一個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張獻忠發布“七殺令”，下達每一個蘇維埃代表殺20個人的指標。在他一手領導的海陸豐暴動中有一萬數千人被殺，甚至出現吃人肉、吃心肝的現象。燒殺之慘烈，令人心驚膽顫。

1951年，剛上台不久的中共又揮舞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如火如荼的所謂“鎮壓反革命分子”(史稱“鎮反”)運動。1951年4月30日，毛澤東在一則批語中明確指示說，“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以當時中國六億人口計算，毛一道“聖旨”就使至少六十萬人頭落地。

與如火如荼的“鎮反”運動同時並舉的，是同樣如火如荼的以“消滅地主階級”為目標的“土改運動”。“土改”中，殺地主是無須定罪的，“地主”二字就是“罪”。當時，殺人大權掌握在區委書記手中，他想殺誰，就可以殺誰，不要任何理由，也不要經過任何手續，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攔。如果碰到嗜殺的區委書記，朱筆不留情，興之所致，在名單上一個一個勾畫下去，那一方的地主便遭殃了

據中共自己公布的數據,到1952年底，全國共消滅“反革命分子”達240余萬人，實則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及地主最少在500萬人以上。

文革時期是中國“左傾”最瘋狂的時期，此時的殺人，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種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其野蠻和瘋狂可以說到了極至。如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縣人民武裝部的基層民兵屠殺“湘江風雷”組織成員及“黑五類”，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2778戶，共4519人。全地區10個縣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壞”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1968年初，內蒙古清查“內人黨”，制造了35萬余人被殺的血案。1968年在廣西，有數萬人參與了對“四?二二”群眾團體的武裝大屠殺，死人11萬。

文革結束後,中共搞起了“改革開放”，善良的中國民眾以為黨再不也會象以前那樣泛殺無辜了。誰知1989年的“六四”血案中，中共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使用國際上禁用的開花彈射殺愛國學生和市民,並用坦克將他們中的一些人壓成了肉醬,創下了掌權以來公開殺人的新紀錄.

十年之後，江澤民又一次大開殺戒,把屠刀揮向了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僅到2002年年底，大陸的內部消息即指有超過7000名法輪功學員在各地拘留所、勞教所、監獄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殺7個人。

坐落在沈陽市蘇家屯區雪松路49號的遼寧省血栓中西結合醫院，在治療血栓病方面頗有名氣，曾吸引了不少病人來此就診。但每天在這里進進出出的人，誰都不會想到，就在這家醫院的地下醫療設施里，曾經存在過一個集中關押法輪功學員的秘密集中營，大約有6000多位法輪功學員一度被囚禁在此。獄方將他們的內臟摘取後送至各個醫療單位買賣賺錢，被摘取內臟的人則送進焚屍爐焚毀。一名女士出面指證，她的丈夫就是活體器官摘除主刀醫生之一，由於承受不了這種經歷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壓力和難以描述的痛苦，他們後來只好離婚。

更令人震驚的是，摘取法輪功學員活體器官的並非蘇家屯秘密集中營一處。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資深國會議員大衛?喬高和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組成的獨立調查組，於2006年7月6日向加拿大媒體公開了“關於調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告”。該報告稱，經過兩個月的調查、取證，通過對18類證據的證明和反證，可以肯定，“大規模的、違背意願的、對法輪功修煉者的器官掠取一直存在，而且現在仍然在繼續著。”大量被處死的法輪功學員的“身體器官，包括心臟、腎臟、肝臟和眼角膜，幾乎同時都被掠摘，非自願的被摘取，然後被高價出售，有時被賣給外國人”。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麥塔斯將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行為稱為“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

奉毛澤東思想為師的紅色高棉（即柬埔寨共產黨）更是殺人如麻。“建設我們的國家，我們只需要不超過100萬優良的革命者，我們寧可殺掉10個朋友，也決不允許1個敵人生存！”紅色高棉不僅是這麽說的，也是這麽做的。據歷史學家估計，在它當政的短短4年里，柬埔寨大約有2００萬人非正常死亡，占當時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很多人便死於紅色高棉的屠殺，屠殺手段而且極其殘忍。依Sliwinski研究，死者中53%死於用砍刀、斧頭或農用工具砍頭，6%被絞死或用塑料袋窒息至死，5%遭割喉而死，僅29%的受害者死於槍決。

S21集中營和鐘屋殺人場是紅色高棉時代最著名和最恐怖的刑場。從1975年到1978年的4個年頭里，共有2萬多人在S21集中營里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這里，更多的人則被送往鐘屋殺人場有計劃地處決。

與S21相比，鐘屋是個毫無懸念的“此處無人生還”的地獄。囚犯們被塞進卡車，一路顛簸送到這個絕命營。這里沒有關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儈子手辦公室和DDT倉庫。人們首先聞到的是濃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聽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聾的歌聲。

因為處決每天都在按計劃批量進行，年輕的儈子手為了節省子彈，一般都是用棍棒將受難者打死，或者用鋤頭直接鏟斷頭顱。受害者的血腥和慘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發出的噪聲來掩蓋。有時押送來整車的女犯和兒童，儈子手們幹脆連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雙腿，活活摔死在大樹上，至今人們還能看見深深地鑲在樹幹上的小牙齒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襤褸破布。1980年，人們從這個原本美麗的龍眼種植園中挖出了8589具遺骸。

可見，不管是納粹還是共產黨，都是嗜血成性殺人如麻的儈子手。它們的區別僅僅在於，納粹屠殺的是以猶太人為主的“劣等民族”，而死於共產黨刀下的則是形形色色的所謂“階級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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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注1：埃薩克?斯坦因倍格《在革命司令部的日子里》，倫敦，1955年版，145頁
注2：理查德?派普斯編《列寧的真面目》，美國康州紐海文，1996年版，50頁
注3：見《列寧與紅色恐怖：“仇恨與覆仇的讚美詩”》
注4：見《蘇維埃的興亡》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08：殺人者的琴聲與施暴者的狂笑

古人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然而，納粹和共產黨在折磨和屠殺自己的敵人時，不但毫無惻隱之心，甚至還充滿了某種愉悅和榮耀。除了滅絕人性的殺人機器和施虐狂，還有誰會這樣呢？！ ——題記

在好萊塢著名導演斯蒂文?斯皮爾伯格拍攝的大片《辛德勒的名單》中，有一個令人難忘的細節：在克拉夫特大屠殺的晚上，納粹四處搜捕猶太人，為了找到躲藏在樓梯下和夾層里的老人和孩子，全副武裝的軍人居然用上了聽診器。最後，他們在鋼琴里面、床板下面、樓板夾層中找到了躲過白天大屠殺的殘存者。隨著一陣陣的槍聲，一批鮮活的生命消失了。就在這時，樓房中一個黑暗的房間里，響起了一名納粹軍官彈奏的鋼琴聲，樂曲流暢，旋律歡快、激揚。
兩名納粹士兵聽到琴聲，不由站在門口談論起來：“這是巴赫？”“不，這是莫紮特。”大屠殺的夜晚，到處響著淩亂的槍聲和被屠殺者淒厲的慘叫，這首鋼琴曲一直伴隨至這殺人現場切換成黑暗小鎮全景的結尾。

這是極其令人震撼的一筆！斯皮爾伯格用藝術的手法細膩逼真地描繪出了納粹軍人在殺人時那種極為坦然的心態。在滅絕種族的大屠殺中，他們根本就感覺不到這是令人發指的罪惡，內心非常平靜。在他們眼中，被自己槍殺的似乎並不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群可以隨意殺戮的動物。他們把血腥的暴力，當作日常的工作、普通的任務來完成，甚至可以用優雅的音樂來愉悅殺人的趣味，或者來沖淡一下殺人的煩悶。

一般人恐怕難以相信，當年的納粹集中營中居然還曾有過由囚犯組成的交響樂隊、弦樂四重奏、合唱團，而且經常舉辦鋼琴音樂晚會。據德國著名雜志《明鏡周刊》披露，集中營司令官克拉麥（1907-1945）經常聽“奧斯維辛集中營女子交響樂隊”的演奏，當演奏到舒曼的《夢幻曲》時，他竟然動情地落淚，哭了！

可就是這個為純潔、美好和至善的《夢幻曲》落淚的黨衛軍軍官，恰恰是一個殺人魔王，許多納粹集中營中都留下過他罪惡的足跡。克拉麥的主要任務是用毒氣殺害猶太人，他說：“門一關上，她們（指裸體女囚犯）就開始尖叫。我通過管子把一些鹽放進去，然後從一個小孔去窺視會發生什麽事情。這些女人只掙紮了一分鐘便倒在地上。”英國人審問他在窺視時的心境，克拉麥回答：“我當時什麽感覺也沒有，我只是執行命令。我受的訓練就是幹這行的。”

如此坦然和平靜，令人吃驚！

共產黨跟納粹一樣，也是一夥人面獸心、令人發指的惡魔。

在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中，許多法輪功學員都受到過邪黨惡人的酷刑折磨。這些施暴的惡人不但毫無惻隱之心，有些人甚至一邊施暴一邊開心大笑，以此為樂。前不久海外網絡刊發的《施暴者的叫聲、哭聲、笑聲與歌聲》一文，為我們再現了這罕見的一幕。

文章說：“河北平山縣大法弟子李壽我，是一個小學老師，今年都七十五歲了。2001年10月10日，在洗腦班內，李壽我被毒打了整整一天，全身都成了黑色。10月11日，他們把李壽我銬在院中一棵樹上。‘610’頭目張新剛說：‘今天用火攻。’於是惡人們人手一個打火機，一個人燒手，一個人燒眉毛、胡子，再一個人燒頭發，另外兩個人用煙頭燙。他們一邊施暴一邊叫嚷：‘你××的真便宜，不用掏錢叫××給你刮臉，叫××給你理發，叫××給你洗手……’同時又發出陣陣狂笑：‘哈哈哈……真好玩……’而此時的李壽我，其周身的神經完全失去了控制，全身不停地激烈抽搐著。

現年四十四歲的遷安市中醫院優秀護士梁秀蘭，於2008年5月被惡警綁架。惡警浦永來把她兩手一邊一只銬在兩把椅子上，浦永來和另一惡警每人拿一根電棍，還有一個惡警按著她不讓她動，兩惡人便不分地方地電擊她。梁秀蘭疼得頭撞在地上，當時頭上就起了比拳頭還大的包，眼睛看不見了。梁秀蘭的手腕被手銬勒進肉里，鮮血直流，手腕馬上腫了。第二天下午，惡警哈福龍又帶兩個人，把梁秀蘭帶到施刑地方繼續折磨，一惡徒拿電棍猛電梁秀蘭的下身，還電她的陰部、腳心等處；另一惡徒電她的脖子、乳房等處。梁秀蘭被折磨的遍體鱗傷，惡警哈福龍則魔鬼般地哈哈大笑。”

一位黑龍江法輪功學員在《我在黑龍江女子監獄的遭遇和見聞》中也描述了同樣的場景：

“鄭傑指著大法弟子樸英淑說：你們看她臉象不象個大熊貓。一幫刑事犯和獄警哈哈大笑，我看見那大法弟子兩眼被打的充血，眼瞼黢黑，白眼仁成血片狀，整個臉變形了。”

“刑事犯王鳳翠在獄警授意下推我跑，我不動，獄警就叫兩個刑事犯拽著我跑，然後用鐐銬把我吊在鐵欄桿上。防暴隊一個叫王兵的男警沖上來拿電棍朝我臉上身上，甚至乳房亂杵，拼命地扇我耳光，鼻子、嘴角的血都淌成線了也不停。我依然不同意跑，王鳳翠就兩手攥住鐵欄桿，面對我用膝蓋往下身猛頂，踢了一陣，渾身沒力氣了，氣喘籲籲地說，讓她徒弟黃鶴來教訓我。黃鶴拿著一根尺長鐵條，上來就往我下身、陰部亂捅，聽我發出淒慘的叫聲，獄警和脅從的刑事犯笑得直哈腰。張大隊（張春華）說你不腰疼嗎，讓黃鶴好好給你治治腰。”

“雖然我的肋骨斷了，獄警的迫害依然不歇氣，指揮王鳳翠加重迫害。看我翻身都困難，加上手被銬著，王就把我的腳綁上，然後坐在我腿上，開始用竹條抽打我腳面，只需兩、三分鐘，腳面就會象饅頭一樣眼看著就鼓起來了。再兩手拿著機器針輪番快速往腳面上紮，一會兒饅頭一樣的腳面就密密麻麻的全是血點往出滲血，痛癢的如百蟻鉆心。就這樣白天黑夜地變換方式折磨。最厲害的是還不讓睡覺，一次最厲害有十一天不讓睡覺，有四、五個同修連困帶刑罰開始說胡話，犯人說這有個名字叫鬼門關，打罵不停，笑聲不斷。監舍里陰森森的。每天都能聽到走廊里傳來一陣陣獄警迫害大法弟子的哈哈大笑聲，把大法弟子打的越痛苦，他們笑的越開心。”

“二零零四年正月開始，他們搞接見，一下樓獄警就指揮一幫犯人撲上來大打出手，搞各種花樣折磨。一些無畏的同修就高聲大喊，我們大家知道後，他們再上樓搞接見我們就抱成一團，獄警就帶領大批警犯混合的一幫人把我們強制分開，有的拽走就扔進小號，把棉衣棉褲扒光。小號陰暗潮濕，里面呆久了，慢慢就會變的不知道是在那里了，沒有時間，沒有食物。大法弟子於玉不會走了，張淑哲腦袋直晃。小號外面的就被搞大背吊，四、五十人吊上，到晚上能堅持下來的就兩個，獄警在走廊上誰過來看看都會哈哈大笑。”

充滿了魔性的笑聲，讓人不寒而栗。

文字的力量是有限的，千言萬語又怎能表達出法輪功學員在惡人們的這種狂笑中所承受的全部痛楚？！不要說他們是一群一心向善的好人，遭到如此虐待絕對不應該，即使是十惡不赦的壞人，用這樣的酷刑和態度對待他們，不也是人類的恥辱嗎？這哪里還有絲毫的人性？只有惡魔才會有如此張狂的大笑！

如果你以為這種人面獸心的事只發生在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中，或者以為只有一般的共產黨人才會如此慘無人道喪盡天良，那你就大錯特錯了。這樣的獸行獸性其實不僅普遍存在於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中，也廣泛存在於對所有被共產黨眼視為“敵人”的人的迫害之中；而且，如此毫無人性喪盡天良的也絕不只是一般的共產黨人，共產黨的高官直至領袖也都是一個樣！

文革中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殘酷迫害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嗎？

劉少奇，1898年出生於湖南寧鄉，1920年加入中共。他曾為中共打下紅色江山出生入死，特別是為奠定毛澤東在黨內的獨裁地位立下了無人可以取代的汗馬功勞。毛澤東因此投桃報李，讓劉坐上了中共“二當家”的交椅。

然而1949年後，劉的威望越來越高，對毛也漸漸不象以前那麽順從了，特別是“大饑荒”後，甚至對毛的大政方針頗有微詞。毛記恨在心，決定要除掉他，為此在１９６６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讓劉少奇沒有想到的是，一夜之間，他就從堂堂的國家主席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成了毛的階下囚。

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劉少奇一有空就在毛澤東住宅附近走來走去。他想見毛。毛一直不見他。後來劉終於見了毛一次，第一句話就說：“我辭去《毛澤東選集》編委主任這一職務……”毛澤東低著頭拼命抽煙，象啞巴了。

第二天，近萬名革命小將殺進中南海，將劉少奇揪去批鬥。他挨了打。批鬥會結束時，幾名大漢狂暴地按頭扭手，強迫他跪在黑壓壓的人群前。他被打翻在地。

不久，他又失去了自由。這段時間他只做一件事：學習《毛澤東選集》。他沒日沒夜地捧著那本書在讀。他以前讀它時，意得志滿，底氣十足。戴著老花鏡，慈祥得象奶奶，白發梳理得滑溜溜。現在讀它，情形截然不同。寧靜已死，心潮難平，白發象雞窩，胸部起伏劇烈。翻書時手顫抖得厲害。有好幾次，他讀著讀著，眼淚無聲無息地流出來，和鼻涕摻在一塊墜落，他竟不去擦，眼淚鼻涕塗在書上。

此後，批判升級。他被打得遍體鱗傷。革命小將把他拖進拖出，象拖死狗。但他還是不低頭。支撐他的是心中那股氣，他不服。他怎能服？他立了天大的功卻受了天大的苦，這豈非天大的冤？

得知妻子和孩子都已被迫離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後，劉少奇的精神近於崩潰。

他的手臂在戰爭年代受過傷，經過扭打，舊傷發作，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兩個小時；到飯廳吃飯，短短的30米距離竟要“走”上50分鐘，甚至兩個小時。前後跟著的看守戰士誰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後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員把飯打回來吃。年近七旬，他滿口只剩七顆殘存的牙齒，嚼不動窩頭、粗飯，又長期患有胃病，加上經常吃剩菜餿飯，常拉肚子，手顫抖得不聽使喚，飯送不到嘴里，弄得滿臉滿身都是。病得太厲害了，大夫、護士也不敢給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開一陣批鬥會，醫生一邊檢查病情一邊大罵：“中國的赫魯曉夫！”有的用聽診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勁亂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樣。由於長期不活動，雙腿的肌肉漸漸萎縮，胳膊和腿因為常打針被紮爛了。護士記錄上寫著：“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

劉少奇快要死了，毛澤東卻不想讓他一下死掉，那樣豈不是太便宜了這個敢於挑戰自己權威的對手？他下令搶救，要等黨代會通過決議，把叛徒特務工賊內奸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並選擇在他七十歲生日的那天當面宣讀給劉少奇聽，然後讓他慢慢在無助的痛苦中死去。

1968年11月24日，病重的劉少奇收到了一個來自中央的特別生日禮物：一個半導體收音機。讓他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反覆播放著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這個公報不但宣布他是“叛徒內奸工賊”，而且決定把他“永遠開除出黨”。毛利用媒體大肆宣傳和造謠，也利用威逼等手法制造出假證據，把“莫須有”的罪名變得看上去“鐵證如山”。

劉少奇得知這個消息後，當下氣得渾身顫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大口嘔吐起來，長期積郁在心頭的氣憤和非人折磨留給他的疾病，一起爆發了出來，血壓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體溫達40℃。但他一聲不吭，攥緊雙拳，那雙幹澀的、快要裂開的眼睛，噴射著怒火……寒風淒淒，枯木雕零，心已成灰……

從此，劉少奇沈默了，他一句話也不說，哪怕是治病和生活用語也一句不說，他用無言表示堅決的抗議。

在死前最後的六個月里，癱瘓的劉少奇仍然被綁在木板床上，沒有人幫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肌肉萎縮，枯瘦如柴。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奄奄一息他被秘密押送到河南開封繼續監禁，１１月１３日終於悄然去世。死時白發蓬亂有二尺長，嘴和鼻子都變了形，火葬按烈性傳染病處理。驗屍單上寫著：姓名－劉名黃；職業－無業。

正如茅於軾先生在《把毛澤東還原為人》中說的：“毛澤東和斯大林不同。斯大林的目的就是清除異黨，殺人就是目的。而毛澤東的目的不在把人殺掉，而是讓他遭受極大的侮辱和痛苦。首先讓他被孤立，誰也不敢同情他，把他搞成人民的敵人，繼而剝奪他的基本人權，任何一個人都能隨意侮辱他，可以隨便打他，叫他喝痰盂里的臟水-----毛澤東整劉少奇就是一個例子。”

無獨有偶。1989年，在新當選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等舉行的中外記者會上，當一個法國記者問及一個女大學生因“六四”被發配到四川農場搬磚，遭當地農民多次強奸一事時，在場的人誰也沒有料到，江竟回答說：“我不知道你說的事情是否是事實。她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應得。”按照源於人性的道德通則，強奸一個人，無論這個人是誰，哪怕是個罪犯，也是應該受到譴責的。但身為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卻居然對此無動於衷，而且公然聲稱如果是“暴徒”，遭人強奸就是“罪有應得”！

古人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然而，納粹和共產黨在折磨和屠殺自己的敵人時，不但毫無惻隱之心，甚至還充滿了某種愉悅和榮耀。除了毫無人性的殺人機器和施虐狂，還有誰會這樣呢？！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09：女納粹與女紅衛兵

與男性相比，女性無疑是溫柔和同情心的象征。但希特勒對德國女性的蠱惑，卻使她們中的許多人淪為了迫害和屠殺猶太人的納粹惡魔；而毛澤東對年青一代的唆使，則把一大批女學生“教導”成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政治打手。歷史表明，納粹和共產黨同是毒害女性的最大教唆犯。一旦被其洗腦，她們也會象男人一樣成為兇橫殘暴的冷血動物，無知地行惡。 ——題記

1945年9月17日，人稱納粹“頭號美女軍官”的伊爾瑪?格蕾澤被紐倫堡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死時才22歲。
在留存下來的伊爾瑪?格蕾澤的照片中，有一張半身像尤為引人矚目。照片上的這位妙齡女郎身穿帥氣十足的納粹軍服，皮膚白皙，鼻梁高挑，金發濃密，眼波蕩漾，特別是那一臉迷人的微笑，讓人為之傾倒。沒有人會想到，這位典型的德國美女卻是個人面獸心、十惡不赦的女魔頭。當年，成百上千的猶太女囚就死在她的手里。

伊爾瑪?格蕾澤生於1923年，小小年紀就成了一名狂熱的納粹黨徒。她原本學的是護士專業，後來卻選擇了集中營女看守的行當。憑著虐待、折磨、殺害猶太女囚的異乎尋常的熱情，十八九歲時她就獲得了令眾多女看守羨慕不已的鐵十字勳章，在20歲之前又被破格晉升為女囚集中營的看守長，掌管著3萬女俘的生殺大權。

在互動百科有關伊爾瑪?格蕾澤的詞條中，記載了一個令人發指的真實故事。

那是1943年4月5日的清晨，位於波蘭境內的奧斯維辛集中營處在大片濃霧的籠照之下。一輛滿載著戰俘和囚犯的卡車，沿途穿過霧氣和重重關卡，停在了集中營的大鐵門前。“新到的囚犯！”司機喊到。隨後，那扇沈重的大門緩緩打開。卡車駛進去後，大鐵門隨即“哐鐺”一聲再次關閉。上午8點整，所有的囚犯都從車上被帶了下來，站在集中營的院子里。這個院子很大，地上有綠草和野花，四周均是6米的高墻，上面布滿電網和鐵絲網，高墻的四角各有一個塔樓。院子對面是棟高大的波蘭式建築，看上去像辦公樓。它的旁邊是一所低矮的白磚建築。囚犯們剛從車上下來，立即被一群德國士兵團團圍住。一個穿著褐色黨衛軍制服的納粹軍官朝他們走來，他用標準的波蘭話對囚犯說話，意思是讓他們進到大樓里接受身體檢查。隨後，囚犯們在士兵的押解下進了大樓。囚犯里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也有小孩，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

湯姆是一個15歲的男孩，他來自英國，他爸爸是英國人，他媽媽卻是個猶太人，他們一家本來住在英國，後來他爸爸去波蘭作生意，他和媽媽也來到了波蘭。隨後，他們被蓋世太保盯上，媽媽慘遭殺害，他和爸爸也被抓進了奧斯維辛集中營，一同被抓去的還有他在波蘭的叔叔。他們也在人群中。上午10點半，一些囚犯再次站到了院子里，一些則被帶進了位於大樓旁邊的低矮建築里。湯姆和爸爸、叔叔則被帶到了大樓一間非常大的屋子里，納粹軍官說要對有家庭的犯人進行再審核。在那里，他們看到十來個赤身裸體的男女囚犯跪在地上，幾名身穿黨衛軍制服的納粹女看守正用皮鞭抽打著他們。皮鞭落在他們赤裸的身體上，立刻形成一道道血痕。有幾個女犯人和上了年紀的男囚犯經不住抽打，被打得躺在地上，那幾名納粹女看守就用皮靴在這些人身上來回地碾踩，直到犯人中有幾個斷了氣，她們才作罷。爸爸不想讓湯姆看到這種血腥的場面，他捂住了孩子的眼睛。這時，一名同樣穿著褐色黨衛軍制服的納粹女軍官朝他們走來。她看上去相當地年輕，準確地說應該是個少女，最多不超過20歲。

她對站在旁邊的士兵說：“經過審核，這兩個可以離開這里了。不過這個男孩有猶太血統，不可以讓他走。”她說這話時面無表情。湯姆的爸爸剛想說話，就聽女軍官大聲對士兵喊道：“把這兩個男人帶到卡車上去，把孩子帶到我面前！”湯姆的爸爸和叔叔還沒反應過來是怎麽回事，就被4個納粹士兵推著往門外走，同時他們看到一個納粹士兵把已經嚇得哆哆嗦嗦的湯姆拖到女軍官面前。

女軍官先命令士兵將男孩捆起來，然後她將男孩踢倒，隨後，便一腳接一腳地踢在男孩的胸上、背上、頭上，男孩瞬間頭破血流。女軍官金屬跟的靴子沈重地踹在他身體的每個致命部位，直到男孩再沒有站起來的力氣，扒在地上呻吟。女軍官走過去，再次用皮靴的靴尖狠狠地踢男孩的頭。當她發現奄奄一息的男孩竟然還沒死時，就用靴子又踩住男孩的脖子用力地碾踩，直到踩得那男孩的舌頭都從嘴里伸出來了為止。男孩就這樣一命嗚呼了。整個踩踏過程中，孩子的慘叫聲，以及女軍官那自始至終平靜無任何表情的臉孔，都給湯姆的父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了他一輩子都無法忘記的噩夢。

這個將猶太男孩湯姆活活踢死的納粹女軍官不是別人，就是伊爾瑪?格蕾澤。湯姆的父親後來僥幸活了下來，1945年審判納粹時，他成了重要的證人，上面這段故事就是他講述的。

伊爾瑪?格蕾澤的暴行絕非僅止於此！據幸存受害者回憶，這個女納粹就不把猶太人當人，最多時一天曾殺死過30名猶太人。在她任過職的三個集中營，俊俏的女子會被她害死，長相一般但擁有一雙豐滿乳房的囚犯也會被她毀掉。她甚至親自動手，把女囚的乳房抽爛。她一旦發現某個女囚有懷孕的跡象，馬上就會打發她進毒氣室，有時還要朝孕婦的腹部一陣猛踢，直到把她踢得流產或者折磨死。最令人頭皮發麻的是，個子不高的她喜歡穿著土黃色的納粹軍裝在集中營里走來走去，看到哪個囚徒不順眼，她就會手起槍落結束那個人的性命。因此每當聽到她的皮鞋聲響時，每個囚犯都是膽顫心驚，盡量把頭低得不能再低。

在希特勒統治時期，類似伊爾瑪?格蕾澤這樣心狠手辣的女納粹絕非個別。當時大約有230多萬名德國婦女曾加入納粹黨及其所屬的希特勒青年團、德國少女聯盟等各種各樣的法西斯團體，數萬多名中青年婦女穿上了黨衛軍制服，六千多名女青年充當了集中營和滅絕營的看守，曾經掄起皮鞭和棍子對無辜的猶太囚犯大打出手，直至把他們趕進毒氣室。數以百計的德國、奧地利女護士，直接投身於消滅“沒有生存價值”的精神病人和重殘病人的T—4行動，把注射器、灌腸器變成殺害重病人的兇器。還有近百名兇悍的德國、奧地利少女，直接開槍殺害無辜的猶太居民，成為臭名昭著的特別行動隊的一員。

正如歷史學家凱瑟琳?科姆佩斯在其所著《女性作惡者：納粹制度下的女人們》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德國女人原本同男人一樣殘酷無情，她們不僅充當了大屠殺的幫兇，有的集中營里的女看守甚至比男看守還兇殘。二戰期間，約3200名婦女效力於奧斯威辛集中營。其中一人名叫卡琳?馬格努森，她1908年生於不萊梅，是一名傑出的生物學家和物理學家。馬格努森因其所從事的高尚職業受人尊敬，但在納粹時代，她變得異常殘忍，竟然用約瑟夫?門格爾（綽號為“死亡天使”的納粹軍醫）從關押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活人身上取下的眼球進行人體虹膜的染色實驗。

通過分析歷史資料，科姆佩斯還發現，一旦涉及到鎮壓民眾對政府的反抗，女人同男人一樣盲目狂熱。大多數向希特勒政權報告反納粹活動的人都是女性。她們還向蓋世太保告發行蹤可疑的鄰居、猶太人以及納粹政權的其他敵人，告發的比率是男性的3倍。德國杜塞爾多夫市發現的蓋世太保遺留下的文件中寫道：“女性通過告發丈夫是間諜、共產黨或反納粹分子，來改變家庭權利平衡。”

女納粹固然是希特勒時代的特殊產物，但在共產黨國家，類似這樣的女打手女惡魔也大有人在。所不同者，女納粹信奉的是納粹主義，殘害的是猶太人，而後者追求的則是共產主義，折磨的是“階級敵人”。文革中那些殺氣騰騰的女紅衛兵不就是中國版的伊爾瑪?格蕾澤嗎！

當年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就是被這些“革命小將”活活打死的。

北師大女附中建於1917年，是北京歷史最悠久的中學之一。文革前的北師大女附中可以說是“皇家女子”學校，很多中共高級幹部的女兒都在這里就學，1965年秋季入學的學生中，高官子女占了一半。文革前毛澤東的兩個女兒便是從這所中學畢業的，文革開始時，劉少奇和鄧小平也各有一個女兒是該校學生。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獲毛澤東“讚揚”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除攻擊北京大學負責人之外，還號召“堅決徹底幹凈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北京師大女附中的三個學生也在校內貼出了該校第一張大字報，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並對該校領導作了類似的攻擊。緊接著，按照官方的統一部署，北師大女附中開始停課搞文革，校園里貼滿了攻擊學校領導人和教師的大字報。學生對老師，先是直呼其名，進而咒罵喝斥。

“要放手發動群眾，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應該以學生為主體，……尊重群眾自己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在這一系列最高指示的蠱惑下，文革的火焰在這所校園里越燒越旺。1966年7月31日，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正式成立。很快，更大的厄運就降臨到了卞仲耘等人的身上。

作家林莽是當年親見卞仲耘被毆致死的現場目擊人。他在《目擊卞仲耘校長殉難》一文中回憶說：“那是８月５日的下午，我在實驗樓底層圖書室，忽然聽見從窗外大操場上傳來亂嘈嘈的人群聲，還有一種金屬的敲擊聲，嘈雜聲中還夾雜著一種嚎叫聲，越來越響。顯然是人群從大操場走到小操場上來，離我們這實驗樓越來越近了。小操場就在這座樓的前面。我趕快跑到窗戶邊，打開紗窗，把頭伸出窗外。窗外的景象使你目瞪口呆，使你毛骨悚然。你簡直不敢相信，這種場面是怎樣精心策劃出來的：學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領頭走在前面，她的臉全被墨汁塗黑，兩個眼珠子的轉動就特別顯眼，像兩點明明滅滅的鬼火，叫人看了害怕。而她的嘴唇也染黑了，當她開口出聲時，可以看見雪白的牙齒，露出了一副門牙，這樣的醜化她是一種卑劣的行為。更為卑劣的是還強迫她遵從紅衛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是走資派！我有罪！我該鬥！我該死！’這幾句話喊完之後，又再重覆，來回喊。每喊一句，就用右手握著的短棍敲一下左手上拿著的鐵畚箕，發出破鑼的聲音。在她後面跟著的是副校長胡志濤，她的臉也被塗得漆黑。她和卞仲耘不同的地方，只是她拿的不是鐵畚箕，而是一個破臉盆，敲在上面的聲音要比鐵畚箕響得多。她嘴里喊出來的話，內容與卞仲耘喊的差不多，只是各人報自己的姓名和職位不同罷了。再後面是副校長、教導主任、副主任，除了一個副校長和一個副主任是男的，其他三人都是女的。男副校長的喊話，多了一句：‘我是走狗，應該砸爛我的狗頭。’在這一行被勒令遊鬥的走資派兩旁，都有紅衛兵押著，都是女學生，大多戴著‘紅衛兵’的袖箍，紅布黃字。她們手上大多握著短棍，有的還執著長槍，是木槍。一發現哪個‘走資派’喊得不夠響，就給他一棍，打在他們的頭上，像敲在木盒上一樣，發出乾裂的聲響。於是，那個挨了棍敲的或受了槍杵的立即放大嗓門拼命地喊。往往喊不了兩句，聲音又小了，於是又打，又大喊，實際上是在嚎叫。嚎到這時分，卞仲耘的嗓門已經沙啞了。越是喉嚨沙啞就越倒楣，棍子像雨點般打在她們的頭上，特別是那個患有高血壓癥的卞仲耘，喉嚨又早已沙啞，挨棍子就最多了。難道棍子的威力能叫一個沙啞的喉嚨發出響亮的喊聲來？女紅衛兵也對她們狂喊著。這個喊，那個也喊，一片嘈雜，聽不清喊些什麽，大抵也就是命令她們喊響些吧？‘走資派’實在無力遵從這種無法履行的要求，這便氣壞了紅衛兵，她們覺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擡起穿著翻牛皮軍靴的腳，照準走資派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著肚子，牛皮靴頭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喚。這種尖銳的叫喚聲，連我立在樓內也聽得刺耳，令人寒心。

卞仲耘終於倒了下來。那一倒下，許多紅衛兵就湧到她身邊，惡狠狠地喊：‘你別裝死！起來！再不起來，老子踢死你！’女紅衛兵居然自稱‘老子’了。我以為既然倒下，嚇唬嚇唬這個女書記就算了，沒想到紅衛兵，而且是女的會這麽狠！她們用穿著軍靴的腳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開的，只有任其踢。紅衛兵大概是踢累了，才收住腳。

雖然不踢了，她們還要創造性地喊出這樣的口號：‘砸爛她的狗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叫她永世不得翻身！’於是便出現這樣一個場面，有一個女將個子又高又大，腿又長，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著軍靴的大腳。那氣勢真夠雄偉。寫到這里，我忽然明白，好像識破天機，‘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的不就是這種精神嗎？這一場遊鬥的全部過程，都是傑出的、精心的首創制作，這不是首創是什麽？翻遍二十四史，你也找不到這樣的記載。紅衛兵對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才可稱得上是最深刻的體會。四十年過去，從來我都以為是紅衛兵過火；四十年過後的今天，歷史的久經琢磨終於讓我認識到，是誰教導紅衛兵這樣做。

這時，她們坐下來休息了，打人打累了，罵人罵渴了。有人買來整整一紙箱冰棍。不知她們在高談闊論些什麽，也聽不清。而她們嘻嘻哈哈，而這笑聲使我覺得她們已經不是女孩子。看那副殺氣騰騰的樣子，像個女孩子嗎？一道最高指示一下來，她們就變成了這樣，還要美其名曰，這是鬧‘文化大革命’。

校領導人飽受皮肉之苦後，紅衛兵又命令他們勞動改造。小操場左側，有一小堆磚，磚旁邊有一小堆沙。這叫什麽勞動改造？只是讓他們把磚和沙搬的搬，抱的抱，移到右側去，移完了，又讓他們再移到左邊來。這樣來回地搬著，這不是拿人來折騰嗎？躺在地上的卞仲耘，也慢慢爬了起來跟著搬。她哪邁得開步子？只是一踮一踮地蹭著走。

我也不敢久躲在窗後看，想起我打掃廁所的任務，便趕快離開實驗樓。剛打掃完一個女廁所，從里面走出來就碰見一個女紅衛兵，她對我厲聲說：‘跟我走！’我跟在她後面，心中忐忑，不知要我跟她去幹什麽？一直走到女生宿舍，進了東邊側門，剛進門，卻看見盥洗室外北墻邊，站著卞仲耘。她可能是支撐不住自己，一只手扶著過道的墻壁。這時，我看她的白色短袖襯衫上有血跡，後來，才從傳聞中聽說，原來打她們的棍子頭端是釘著鐵釘的。

紅衛兵命令我：‘拿把笤帚來，交給她。’我便明白，是要她打掃女廁所。當我從門背後拿出一把笤帚交給她，她也試圖來接，還沒來得及接住，手一離開墻壁，就暈倒在地上了。雙目緊閉，不住地呻吟。女紅衛兵對她大聲吼：‘你又裝死！起來！’

她起不來了！

另一個女衛兵從盥洗室端來一盆涼水，兜頭向她潑去，沖得她全身都是水。我實在不忍目睹，便立即匆匆離開。”

卞仲耘的死只是一個開端，在隨後掀起的席卷全國的文革造反狂潮中，不知又有多少女紅衛兵成了高喊革命口號的打人兇手，又有多少無辜的人死於她們的手中。而類似這樣的“女革命者”，在各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又何止成千上萬？！

與男性相比，女性無疑是溫柔和同情心的象征。但希特勒對德國女性的蠱惑，卻使她們中的許多人淪為了迫害和屠殺猶太人的納粹惡魔；而毛澤東對年青一代的唆使，則把一大批女學生“教導”成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政治打手。歷史表明，納粹和共產黨乃是毒害女性的不折不扣的最大教唆犯。一旦被其洗腦，她們也會象男人一樣成為獸性大發的冷血動物，肆虐作惡。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10：共產黨的歪理與納粹的邪說

面對共產黨和納粹種種喪盡天良的獸行，想必會有許多人感到不解：它們為何對自己的同類如此冷血變態毫無人性？說到底，那是因為共產黨和納粹信奉的都是一套反人性反人道的歪理邪說，它把人心深處被壓制的魔性全都釋放和激發出來了。

對比共產黨和納粹的歷史觀，不難發現兩者內在的思維模式極為相似，都是簡單的兩分法，都把人類社會劃分為截然不同和你死我活的兩大陣營——一方是社會的正面勢力，一方是社會的負面勢力。在共產黨和納粹看來，負面的一方不但是敗壞人類的毒瘤，阻擋歷史前進的絆腳石，甚至都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人”，連在這個世界上生存都不配。既然如此，為了純潔人類，為了推動人類的進步，正面的一方當然應該毫不留情地打擊、鎮壓甚至從肉體上消滅負面的一方。被打擊、鎮壓和消滅的敵人越多越徹底，正義事業向前邁進的步伐也就越大，距離人類最終的理想也就越近。
在這一點上，共產黨和納粹的區別僅僅在於，前者是用階級標準來劃分人群的，而納粹是以種族標準來劃分人群的，因而它們所要打擊、鎮壓和消滅的具體對象截然不同。在共產黨的眼里，唯有“被剝削階級”才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方向，而“剝削階級”則是阻擋歷史進步的障礙，因此，為了推動歷史前進，建立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就必須推翻、打倒甚至從肉體上消滅“剝削階級”。而在納粹看來，只有雅利安人和日耳曼人才有資格做人類，“猶太人不是人，只是一種墮落的形象”，是劣等民族，是瘟疫，應該被滅絕，要實現日耳曼人的理想，就必須屠殺猶太人。可見，不管是所謂的剝削階級還是猶太人，都被開除了“人籍”，被共產黨和納粹當成了可以任意虐殺的劣等生物，應當被無情掃除的垃圾廢物。

共產黨和納粹還給它們的這套歪理邪說披上了一件“科學”的美麗外衣。作為客觀規律的信奉者和崇拜者，共產黨和納粹都認定“鐵的客觀規律”是無情的、不可改變的、預先注定的，人不過是客觀規律行使其意志的工具。在它們看來，剝削階級也好，猶太人也好，都是被客觀規律決定了要被淘汰，因而不配在世間存在的社會集團，消滅他們就是在行使客觀規律的要求。換句話說，剝削階級或猶太人之所以應當被毫不留情地消滅，不僅是因為他們代表了社會的負面成份，還在於這本身就是“鐵的客觀規律”的要求。如此一來，借助“客觀規律”這一“科學理論”，消滅剝削階級或猶太人當然就具備了一種“科學合理性”。也正因為如此，在共產黨和納粹看來，它們的暴行不是犯罪，而是造福人類因而既合理正確又光榮偉大的正義之舉。反之，誰反對這樣做，誰要不這樣做，那倒是在犯罪！

不僅如此，在共產黨和納粹的字典里，也不存在什麽共同的人性和普遍的人道——共產黨認的是階級性和集中體現階級性的黨性，納粹講的是種族性。既然如此，對於不同的階級和種族當然也就沒有什麽普遍適用的道德和文明可言。事情甚至是翻轉過來的：對於敵人的仁慈就是對於人民的殘忍，對於人民的仁慈則必定意味著對於敵人的殘忍。在打擊、鎮壓和消滅敵人——不論是階級敵人還是猶太人時，當然就不該有人性講人道。而且，越沒有人性越不講人道，越說明你政治正確立場堅定，你的所作所為也越高尚越光榮；反之，誰要有人性講人道，心存憐憫，自責負罪，反倒是政治不正確的表現，是立場有問題。

在道德觀上共產黨和納粹也存在著高度的相似性，都明確主張只要目地正確手段可以在所不計。換句話說，也就是為了達到一個崇高的目標可以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不存在也不應該有任何道德禁忌，一切有助於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都是合乎道德的。對於共產黨和納粹來講，沒有什麽是“不可能”的，也沒有什麽是“不該做”的，這兩個字眼已經從它們的字典里被徹底刪除了。可見，共產黨和納粹的道德觀其實就是徹頭徹尾的反道德，就是對道德的肆無忌憚的顛覆和踐踏。如果說它們之間在這方面有什麽不同，那只在於各自所要達到的目的並不一致而已——共產黨自稱要實現所謂共產主義，而納粹則夢想建立日耳曼人的千年帝國。

所以希特勒會說：“人道是愚蠢、怯懦和自作聰明的混合物。”“憐憫是一種原罪。憐憫弱者是違背自然的事。”“強者必須統治弱者，只有天生的弱者才會認為這是殘酷的。”“對敵人來說沒有什麽地方比墳墓更好了。”“我們將要系統的，毫不留情的消滅敵人，連根帶葉。”“去征服、剝削、掠奪乃至消滅劣等民族，乃是我無可推卸的職責與特權。”所以黨衛軍頭頭希姆萊告訴手下說：“有一項原則黨衛隊員必須絕對遵守，我們對待自己血統中的成員必須誠實、正派、忠誠和友好，而對待其他人則不同。怎樣對待俄國人，怎樣對待捷克人，這對我來說完全是無關緊要的。”

所以毛澤東會教導他的子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所以“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主張：“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所以契卡的準則是：“那些為美好未來而奮鬥的人，必須對敵人毫不留情；那些竭力保護窮苦大眾的人，必須硬起心腸，放棄憐憫，冷酷無情。”所以紅色高棉秘密警察頭子康克由當年會這樣教育年輕的監警：“你一定要擺脫打囚犯是殘酷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仁慈就被錯用了。為了國家、階級和全世界，你一定要打他們”，要把囚犯當做“連垃圾都不如的”或者“人類以外的其他生物”。

歷史上的眾多先賢都曾告誡過我們，人性中有善也有惡，每個人心底的幽暗處其實都藏著一個魔鬼，只不過在正常的社會和環境里，它是被道德和文明的鎖鏈鎖著的。但共產黨和納粹奉行的那套反人性反人道的歪理邪說卻徹底解除了這道鎖鏈，把魔鬼從人心的幽暗深處驅趕了出來，還給了它為非作歹為所欲為的正當理由。

試想，用這套歪理邪說全副武裝起來，其人性中惡的成分全被釋放和激發出來的共產黨與納粹，在面對自己的敵人時，怎麽可能不肆無忌憚地揮舞皮鞭和屠刀呢？在揮舞皮鞭和屠刀時，又怎麽可能手下留情心存憐憫呢？更有甚者，當這一切不但被全盤肯定，而且被大力提倡時，當殘酷無情成了最革命的正義行動時，又有什麽傷天害理喪盡天良的事是它們做不出來的呢？！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11：計劃經濟與國家幹預

在共產黨和納粹的統治之下，不僅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而且整個國家的經濟生活，一概都被黨置於自己的嚴密控制之下。遭到扼殺的不獨是政治自由，還包括了經濟自由。 ——題記

1955年8月25日，中國政府下發了一份在此後幾十年里對中國居民的日常生活起了重大影響的文件，名字叫《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
這份文件規定，今後城鎮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實行定量分配和憑票供應。以重慶為例，1956年11月6日，該市宣布對食用植物油實行憑票證定量供應，農民每人每月定量為5兩，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定量為7兩，植物油零售價格每市斤0.48元。

毛時代買日用必需品大都要用證和票。比如買糧食要用糧證和糧票，買食用油要用糧證和油票，買布要用布票-----故而人們把那個時代稱為“票證時代”。當年的票證種類有數十種之多，常見的分為四類：關於吃喝的有細糧票、粗糧票、糕點票、豆腐票、奶粉票、鹽票、肉票等；關於穿戴的有布票、棉花票等；關於日用百貨的有肥皂票、火柴票、煙票、蜂窩煤票、煤氣票等；專用票證則有用於高幹、嬰兒、產婦和病人按規定之外的特需票證和多在春節額外供應的節日票等。

糧票的使用率最高。最初的糧票采用16兩制計量，1959年改為10兩制計量，1985年起改為公斤制。每逢過節政府還會發行特殊票證，比如糯米只有到春節才作為年貨憑證供應一次。全國有通用的全國糧票，有限用於各個省、市、縣的地方糧票，還有軍用糧票與個別單位發行的單位內使用糧票。需要到異地出差，就要通過手續把地方糧票兌換成全國糧票，所以全國糧票和地方糧票分別有個外號叫“滿天飛和團團轉”。

2005年10月9日的《重慶晚報》上曾刊登過一篇題為《關於“票證時代”的記憶》的報道。文中寫道：

“‘那個時代，票比錢管用，沒票寸步難行。’52歲的陳前榮是原九龍坡區蔬菜公司職工，這是他最初對票證的強烈印象。那時他還是個小毛孩，家中有父母兄妹五口，全家一個月憑票領100斤糧食，肉、油是每人每月半斤。‘那時正是娃兒長身體的時候，哪里夠吃嘛！你看我現在恁個瘦，都是那個時候虧了身體的結果。’他打趣說。

“孩提時的陳前榮最巴望的就是過年，因為政府會增供糧食、肉油，如此不僅可以打牙祭，父母也會用存了整整一年的布票給他做套新衣裳，‘這在當時是件很奢侈的事，因為小夥伴們大都穿著有補丁的衣服’”。

定量分配和憑票供應意味著居民的吃喝穿戴等日常消費全都被納入了國家嚴格的計劃管理之中。

不過，當時被納入國家計劃管理之中的遠不止是居民的日常消費，而是整個國家的所有經濟活動。因為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中共實施的一直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套體制源於蘇聯，後被推廣至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在這種體制下，國家控制了一切，全部國家經濟機構都變成了一架大機器，一架幾萬萬人遵照一個指令工作的大機器，直接生產者和管理者都不過是這架機器上的零件和部件。他們沒有自己的獨立利益，沒有自由活動的可能。工人和農民不能通過自己的加倍勞動增加收入，企業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經營得到發展，地方不能合理地利用資源求得繁榮。這種體制使每個經濟細胞都失去了自我發展、自我平衡和自我調節的能力。

以中國為例，這種計劃經濟體制的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生產資料公有制占絕對統治地位。

在農業方面，以集體經濟的人民公社和生產隊為主，還有全民所有制的國營農場。１９８０年，全國有農村人民公社５４０００個。參加人民公社有１.７億戶，８億人口，３億勞動力。農村私營經濟基本絕跡，一切土地都是集體種植。

在工業總產值中，１９７９年，全民所有制工業占８１．０％，集體所有制工業占１９．０％，沒有私營工業。（《中國統計年鑒－１９８４》第１９４頁）１９７８年，在社會零售商品總額中，全民所有制商業占９０．５％，集體所有制商業占７．４％，個體商業只占０.１％，農民對非農業居民零售額占２．０％。（同上，第３４７頁）１９７８年底，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人數７４５１萬人，占職工總數的７８．４％，城鎮集體所有制單位職工人數２０４８萬人，占職工總數的２１．６％，二者合計占職工總數的１００％。（同上，第１１１頁）

第二,一切經濟活動都被嚴格地納入了無所不包的國家計劃之中。

在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生產資料收歸集體，農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一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生產隊種什麽作物，種多大面積，怎麽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幹部沒有權力決定。農民吃多少糧食，吃什麽樣的品種，由縣以上的行政機關決定指標。農民都是集體勞動，每天早晨，農民都聚集在村頭大樹底下等候隊長派工。哪怕太陽已經落山，隊長不下收工命令誰也不能回家。

在工廠，生產資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買賣，全都由國家計劃調撥。國家統管的物資多達７００多種。生產什麽，生產多少，用什麽方式生產，都由國家決定。生產出來的產品全部交給國家，由國家統購包銷。賺的利潤全部上交國家財政，花錢由國家財政支出。一切技術改造，甚至連蓋一個廁所，也得報上級批準，蓋上幾十個圖章才能得到資金，這叫財政統收統支。此外，勞動力也由國家統招統配，外貿由國家統進統出。

納粹對經濟活動的控制雖然不及共產黨那樣全面和嚴厲，但也遠遠超出了其它西方國家。希特勒執政後，“通過部分的計劃和繼續利用價格機制，作為經濟幹預的手段”，把德國原先以自由市場經濟為主的體制改變成了“實行國家幹預市場經濟的體制”，也可以說是“總體戰爭經濟體制”，從而大大加強了對經濟生活的控制。

成立德國經濟總會是納粹為強化經濟幹預和控制而采取的一項重要措施。經濟總會是德國經濟的最高權力機關，按行業劃分又在全國成立七個經濟組，即工業、商業、銀行、保險、動力經濟、手工業和對外往來，在經濟組下面又設44個部門經濟組。德國經濟總會由納粹要人和壟斷資本家組成，有權對國家經濟進行改組，制訂經濟政策和頒布各種經濟法令，有權對各個企業進行原料分配、財政預算。

為了加強對經濟的幹預和控制，納粹還通過采取強制卡特爾化和康采恩專業化等手段竭力強化集中與壟斷。

1933年7月工5日，納粹當局頒布了強制卡特爾化的法令，以國家行政命令的手段，迫使大批局外的中小企加入所謂“義務共同體”（即原來由大企業掌握的卡特爾）；或組成新的卡特爾（一般是在原來沒有卡特爾或卡特爾力量薄弱的部門），由國家直接任命這些卡特爾的領導人（一般總是該部門的大企業主）。

康采恩專業化是與所謂工業生產的合理化和標準化同時進行的。納粹當局從準備戰爭的需要出發，以國家行政命令的手段，通過各種經濟組合、經濟組和專業組等經濟社團組織加以推行，實施生產的典型化（減少產品型號，增加每種產品的批量生產）、規格化（統一零部件的規格，以減少備件庫存和維修工作）、改進生產工藝和加強不同企業的配合。納粹當局還通過強制交換股票和限定產品範圍，使原來跨越不同部門的康采恩集中到某一專業部門，從而提高它們在該專業部門的壟斷能力。國家在分配軍事訂貨時，主要交由這些大的壟斷企業承包，並在分配原料、勞動力和信貸上給予他們種種優惠。

1937年10月，納粹當局又頒布法令，解散資本在10萬馬克以下的小股份公司，禁止創辦資本在50萬馬克以下的新公司，致使大批小企業破產。僅1936年4月至1938年4月，就有10．4萬戶小業主變成雇工。1939年3月，納粹當局進一步頒布法令，規定凡從事“不適應的”或“與其能力不相符的”經營者和營業額達不到某種最低限度的企業，必須改為從事其他工作。這種強化集中，使德國股份公司的數目，從1933年的9148家減少到1939年的5353家，減少了43%。

幹預投資是另一個重要方面。

納粹當局為了刺激生產，很早就促使企業將它們的盈利用於投入擴大再生產，實施所謂企業投資“自資機制”。1934年3月，當局頒布了《企業資本投資法令》，規定企業當年利潤超過上年的部分，或者利潤率高於6%的部分，要用於購買政府債券。隨後又公布了《企業利潤分配方法》，規定企業利潤超過6%的部分，要存入國家銀行所屬的金匯兌銀行，作為專門的“投資貸款儲備金”，私人不得隨意使用，4年之後歸還。這意味著企業積累下來的一部分利潤，已由一般的自由資本變成了具有特定方向的、資本所有權與資本使用權分離的“社會性資本”。

從擴軍備戰的需要出發，納粹當局還竭力促使投資擴大到與軍事生產有直接關系的重工業部門，即制造生產資料的部門。1939年與1952年相比，德國的重工業生產因此增加了近兩倍，軍火工業生產更猛增11．5倍。1939年德國直接從事軍工生產的工人達240萬人，約占整個工業部門就業人數的20%，軍工生產在整個工業生產中所占比重更高達25%。與此同時，為了限制私人資本投入政府所不希望的領域，納粹當局還規定，凡新辦企業和擴大原有企業的生產能力，均需得到國家批準；同時，通過管制原料分配和勞動力予以幹預。

納粹對經濟的控制還表現在對外匯與外貿的管制上。

為了制止大量外匯和黃金外流，納粹當局於1934年3—8月間，陸續拋出了一套嚴格控制外匯、外貿和外債的總體方案。其主要措施是，第一，根據優先原則分配有限的外匯，即首先分配給生產出口產品的部門用以進口原料和設備，其次滿足擴軍的需要，最後才考慮其他的進口（實際上全面縮減民用消費品的進口）。資本輸出只是在特殊情況下才能獲得外匯。政府還設立進口監督機構，負責監督與分配進口商品。第二，把外債與外貿結合起來，規定德國出口商所獲外匯必須交由國家銀行控制，用以支付進口或抵銷外債。外國債權人所獲得的，僅是以自己的名義在德國銀行存入馬克，用以在德國購買產品，或者轉售給購買德國產品的外國商人。第三，在德國同東南歐國家之間推行“物物清算”的貿易方式。

管制價格、工資和勞動力也體現了納粹對經濟的控制。

納粹德國的價格管制，經歷了從依靠卡特爾組織原有的監控機制，到由政府物價委員監控，最後國家頒布凍結法令的發展過程。1936年10月發布了《價格凍結法令》，規定各種商品以1933—1936年間的“最公正”價格為標準點加以固定。戰爭爆發後，批發價格上漲，納粹當局反倒於1940年12月頒布法令，規定每種商品的零售利潤均須減少10%，明令所有零售商品都必須張貼價格標簽，所有手工業、修理業、旅館業等也必須張貼完整的服務價目表，以便戰時物價專員署和警察部門監管。

相對於物價控制，納粹當局對工資的控制更加嚴格。國家幹預工資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盡可能地把工資保持在最低的水平上。希特勒當政後，於1933年5月摧毀德國工會，取消了由工會出面維護工人利益同資方談判簽訂有關工資集體合同的慣例，設立專門負責掌管確定工資與勞動時間的“勞動托事”制度。這些“托事”只對政府勞動部長負責。工資政策由經濟部長頒布，實行封頂式的最高工資率。1938年6月頒布了工資法令，授權各地勞動局長和勞動托事，“采取一切措施，阻止因提高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而損害國防能力和危害執行四年計劃”。納粹勞動部長公開聲稱：推行這種工資政策的目的在於確保發展軍備生產的四年計劃的執行，同時把德國的價格壓低到足以在國際市場上戰勝外國競爭者的程度。1939年納粹德國發動戰爭之後，又於同年10月16日發布法令，在“不許發戰爭財”的口號下全面禁止提高工資。1941年4月23日，勞動部甚至規定，禁止雇主向其新雇員支付高於原單位領取的工資，即使他們從事的新工作理應獲得更高的報酬。實際上，納粹黨執政後，德國工人的工資基本上凍結在經濟危機期間存在大量失業時的低水平上。

由此可見，在共產黨和納粹的統治之下，不僅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而且整個國家的經濟生活，一概都被黨置於自己的嚴密控制之下。遭到扼殺的不獨是政治自由，還包括了經濟自由。

注：本文引述了楊繼繩的《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結構》和朱庭光主編的《法西斯體制研究》中的有關內容。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12：納粹的社會團體與共產黨的群眾組織

通過把不同的人納入不同的社團組織，共產黨和納粹在他們各自統治的國家里，精心構建了一個極為相似的，以自身為核心，輻射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機構重叠、組織繁雜、管制嚴密的巨型社會控制網絡。它就像一個巨大無比的“黑洞”，把人們最基本的自由和尊嚴全都吞咽了。 ——題記

前進，前進！
喇叭嘹亮響徹。
前進，前進！
青年團無所畏懼。
德意志啊，即使我們倒下了，
你仍繼續閃耀。
前進，前進！
無論目標多麽高，
青年團奮鬥到底！

旗幟保護我們前進的方向。
每個人向未來前進。
為了希特勒，
超越黑暗與苦難，
在青年團的旗幟下，
為了自由和生活，我們前進。
新時代的象征。
悠久的旗幟引導我們。
正是這樣，這面旗幟永不滅！
青年團啊，青年團啊！
我們是未來的士兵。
青年團啊，青年團啊！
承擔即將到來的每天！
正是這樣，我們的拳頭
打碎阻礙前進的東西。

青年團啊，青年團啊！
我們是未來的士兵。
青年團啊，青年團啊！
承擔即將到來的每天！
我們服從元首，
我們是你們的同志！

這首著名的希特勒青年團團歌，在納粹時期的德國青年中曾十分流行。希特勒青年團是那個時代德國孩子唯一可以加入的社會團體，囊括了童年、少年和青年三個不同的年齡層次。按規定，男孩子6歲到10歲加入青年團當學齡團員，算是青年團的見習期。滿10歲後，在通過了體育、野營和納粹化歷史方面的適當測驗之後，升入少年隊。14到18歲，再正式加入青年團。與他們相似，10到14歲的女孩組成少女隊，14到18歲的則編進德意志少女聯合會。

1936年新年伊始，希特勒青年團領袖巴爾杜?馮?席拉赫宣布，這一年將是“德國少年隊年”，年滿10周歲的德國兒童，都必須“自願”加入少年隊。到4月19日，席拉赫通過電台興奮地宣布，90%的兒童遵從了他的命令，“自願加入少年隊”，“整個年輕的德國今天是一個由忠誠的誓言鏈接在一起的騎士團。”

1939年3月，納粹政府又發布了一項法令，按照青年被征入伍的同樣方式，強征全部青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不聽話的父母受到警告：除非讓他們的子女參加，否則將把他們的子女奪走，安置在孤兒院或其他收養所里。據資料記載，希特勒上台的頭兩年，就將400萬名青年納入了希特勒青年團，這幾乎占了10歲至18歲青少年的一半。到1938年初，希特勒青年團已有團員700萬人，而到了1939年初更是增加到了870萬人。

希特勒青年團是個準軍事化的組織，它的座右銘是：“下命令吧！我們服從。”孩子們在青年團里不僅要受到野營、體育和納粹思想方面的系統訓練，甚至還有當兵的系統訓練，女孩子也不例外。鍛煉身體，是因為日耳曼民族“只有成為最強者才能夠生存，才能統治其他劣等民族”；參加軍訓，是因為“需要德國青年掌握槍桿子就如同掌握筆桿子一樣熟練，在未來的戰爭中打敗一切敵人”；參加集體活動，是因為要教育青年“你是微不足道的，人民才是一切”，而代表人民的只有帝國元首。通過組織少年隊講故事、做集體遊戲、歌詠比賽；組織女孩子們進行“信仰與美麗”的團體操和健美表演；組織男孩子們開展野營軍訓，越野賽跑，十項全能運動；組織全體希特勒青年團員身穿制服拿著募捐箱，為需要“幫助與救助失業者及退休老人”進行募捐和收集衣服與舊物等項活動，納粹將民族主義的毒素一步步地注入到德國孩子的血液之中。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把他們培養成希特勒和民族社會主義的忠實信徒，牢牢地綁在納粹的政治戰車上。希特勒深知“掌握了青少年，就掌握了未來”，早在掌權之初他就說過：“當一個反對者說，‘我不會投向你那邊的’，我就平靜地說，‘你的子女已經屬於我們了------你算什麽？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後代現在站在新陣營里。在一個短時期後，他們就將不知道別的，而只知道這個新社會。”不能不承認，希特勒確實做到了這一點。

當然，納粹想要控制的絕不只是孩子，而是所有德國人。希特勒不能容忍民眾遊離於他的權力之外。在他看來，必須“把民眾帶入神聖的集體自我主義即國家中去”，無論是兒童、少年，青年和婦女，還是工人、農民、商人和企業家、知識分子和學生，都必須接受納粹黨的領導；而且，他們的工作勞動、文化教育、思想信仰，言論社交以至婚姻娛樂，也都應該受到國家的幹預和管理。因為沒有對群眾的嚴格領導，就不能進行任何重大的歷史決斷。在這種思想指導之下，形形色色的具有壟斷性的官方社會團體和協會紛紛應運。青少年有希特勒青年團，婦女有納粹主義婦女團，工人、企業主和管理人員有勞工陣線，文化工作者有德國文化協會，教師有德國民族社會主義教師協會，法官有德國民族社會主義法律工作者協會，公務員有德意志公務員聯盟、醫生有納粹主義德意志醫生聯盟，連紅十字會這個戰火都不得侵擾的機構都劃歸黨衛隊領導了。

1933年11月根據希特勒的意圖成立的德國文化協會，下轄文學、音樂、電影、戲劇、廣播、美術，新聞7個協會，各協會的會長統統由納粹政府的高官或親納粹的文化人擔任。按照德國文化協會章程規定，它的目的是“為了推行德意志文化政策，必須使各方面的創造性藝術家都集合在國家領導下的一個統一的組織中，不僅必須由國家決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發展路線，而且還必須由國家領導和組織各種專業”，以保證所有的文化活動都符合納粹主義思想，為納粹的黨文化服務。章程還規定，只有具備雅利安血統並在政治上同當局保持一致的人，才能參加德國文化協會所屬的協會，只有會員才能從事文化工作，包括“生產、覆制、在思想上或技術上加工、傳播、保護、推銷以及協助推銷文化財富”的工作。（英國J.M里奇《納粹德國文學史》，文匯出版社，第81頁）這就意味著德國境內的每一個文化人，無論是作家、記者、播音員，還是演員、導演、畫家，雕塑家，總之凡是與文化、文學、以及藝術沾邊的知識分子，如果不投靠或是被迫加入納粹的文化組織，成為體制內的一員，他（她）就根本無法進行上述文化活動，無法進行文學或是藝術創作。

學校也一樣，全國中小學教師中，97%都加入了民族社會主義教師聯盟。聯盟的章程規定它有“責任按照民族社會主義的理論對全體教師實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體化”。大學的自治地位被取消，各高校校長和系主任改由科學、教育和國民教育部部長任命，每個大學都成立了包括全體教師在內的大學教師協會，直接受民族社會主義大學教師聯盟的統一領導。大學教師的思想受到了嚴密的控制和同化，大學教育因而也變得死板而單調。

就這樣，通過組建各種官方社會團體和協會，充分發揮它們的作用，納粹政權成功地把具有不同年齡、職業和背景的德國人，通通都織進了一張無所不包的大網之中，個人自由因此被壓縮到了近乎於無的地步。誰想從這張網里逃出去，擺脫它的控制，簡直就比登天還難。

與納粹黨相仿，共產黨在其統治的國家里，也按照年齡、職業和社會背景等等，成立了眾多官方社團，少年有少先隊，青年有青年團，婦女有婦女聯合會，工人有工會，搞文化的有文聯，從事科技的有科協----在共產黨的詞典里，它們通常被稱為“群眾組織”。

就說中國吧，進了小學，就必須加入少先隊。雖然少先隊的隊章明確規定：“凡是七周歲到十四周歲的少年兒童，願意參加少年先鋒隊，願意遵守隊章，向中隊委員會提出申請，經中隊委員會批準，就成為隊員”，也就是說，加入少先隊應該是自願的，不應附加其它任何條件，但實際上，入隊時通常都是集體加入。誰要不入，就會被老師和同學另眼相看。在這種壓力下，有幾個孩子敢不“自願”呢？

入了少先隊，當然就要參加少先隊的活動。搞活動時，少先隊員經常要唱隊歌，歌名叫《我們是共產主義的接班人》。歌中唱到：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
愛祖國,愛人民,
鮮艷的紅領巾飄揚在前胸.
不怕困難,不怕敵人,
頑強學習,堅決鬥爭,
向著勝利勇敢前進,
向著勝利勇敢前進,前進!
向著勝利勇敢前進,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共產黨為什麽要把小學生通通拉入少先隊？就像這首歌唱的，目地就是要讓孩子們“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把他們從小就塑造成“共產主義的接班人”。

如果說少先隊是“少年兒童學習共產主義的學校”，那麽共青團就是“廣大青年在實踐中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校，是中國共產黨的助手和後備軍。”少年兒童畢竟年紀還小，雖說在少先隊里學了點共產主義，但印象不會太深，所以到了中學，就得讓他們加入共青團，繼續接受“共產主義的教育”，讓共產黨的思想在他們心里紮下跟，以便為黨提供足夠的後備力量和新鮮血液。

中共團中央組織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07年底，全國共有少先隊員約1.3億，共青團員7543.9萬名。入了少先隊和共青團，當然就在黨的直接掌控中了。

作為文學藝術工作者的官方社會團體，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簡稱“文聯”）的觸角涉及文學藝術的各個領域，其中包括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戲劇家協會、中國電影家協會、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曲藝家協會、中國舞蹈家協會、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中國攝影家協會、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國雜技家協會、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等幾十個協會。

中國文聯章程對文聯的性質和宗旨是這樣規定的：“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由全國性的文藝家協會，省、自治區、直轄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全國性的產業文學藝術聯合會組成的人民團體，是黨和政府聯系文藝界的橋梁和紐帶，是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力量。”“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宗旨是：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團結、動員文藝家和文藝工作者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遵守憲法和法律，積極投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弘揚、培育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致力於繁榮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事業，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諧文化，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覆興而努力奮鬥。”可見，文聯純粹就是共產黨控制文藝工作者和文學藝術創作的政治工具，文聯下屬的各個協會其實就是黨管理各個文藝領域及其工作者的專業管道。

事實也是如此。在中國，黨對各個文藝領域的旨意往往都是通過文聯下屬的各個協會傳達至文藝工作者的。尤其是在毛澤東時代，任何一個從事文學藝術創作的人，要想走紅，要想獲得黨和政府的好評和支持，加入文聯並自覺接受其領導是必不可少的。

與少先隊、共青團和文聯一樣，什麽工會啊，婦聯啊，科協啊，或者其它的什麽協會，說到底都是共產黨控制各行各業民眾的一種政治工具。成立工會是為了控制工人，成立婦聯是為了控制婦女，成立科協是為了控制科技工作者-----形形色色的“群眾組織”猶如一根根捆綁百姓的繩索，有了它們，“黨和政府”還怕草民們逃出自己的掌心嗎？

通過把不同的人分門別類地納入不同的社團組織，納粹和共產黨在他們各自統治的國家里，精心構建了一個極為相似的，以自身為核心，輻射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機構重叠、組織繁雜、管制嚴密的巨型社會控制網絡。這樣的怪物，翻遍古今中外的歷史，也找不出第二個。它就像一個巨大無比的“黑洞”，把人們最基本的自由和尊嚴全都吞咽了。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13：《我的奮鬥》與《毛主席語錄》

人人一本《毛主席語錄》，家家擺著《我的奮鬥》，從國家大事到私人小事，全國人民事事都要照黨的領袖的思想辦，處處都得以官方意識形態為指導，人們普遍喪失了獨立的精神空間卻毫無知覺，這樣的國家和時代是何等恐怖和荒誕！ ——題記

1924年夏天，是希特勒一生中的一段特殊日子。
那時，因啤酒館政變被判刑的他，雖身陷囹圄，卻享受著貴賓的待遇，在獄中獨處一室，隨時可以俯瞰窗外列赫河的動人景色。但他並沒有閒著。在婉辭了源源不斷前來向他問候致敬、饋送禮物的訪客之後，他召來了自己的忠實信徒魯道夫?赫斯，一章接著一章開始口授一本書。這就是被納粹黨奉為《聖經》，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災難，並因此而聞名世界的《我的奮鬥》。

在這本民族社會主義的奠基之作里，希特勒不但大肆宣揚種族優越論，聲稱雅利安－北歐日耳曼人是上蒼賦予了“主宰權力”的種族，猶太人是應予淘汰和滅絕的劣等民族，而且還極為詳盡地描繪了第三帝國的藍圖，特別是描繪了他在1939年到1945年的勝利年代里強加給被征服的歐洲的野蠻的新秩序的藍圖。

《我的奮鬥》剛出版時，買的人並不多，但到希特勒當上總理後，卻很快成了暢銷書，第一年就賣了150萬冊，比上年猛增10多倍。到1939年，發行量更增至545萬冊，1942年總計發行845萬冊，1943年的發行數字為984萬冊。截至到1945年，《我的奮鬥》被譯為16種語言，原作與譯本共計發行了1000萬冊，成了當時發行量最高與譯文文本最多的書籍。

《我的奮鬥》在納粹時期的熱銷，充分顯示了民族社會主義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至尊地位。照希特勒自己的說法，他之所以要寫這本書，是為了概括“我們共同的價值觀”，以此“作為運動的基石”，“作為我們日後行動的指南。”《我的奮鬥》出版後，確實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希特勒在書中販賣的那套歪理邪說，不但是納粹黨奪取政權的“指南”，更在其掌權後成了德國人民不容置疑和必須接受，用來指導自己言行的思想標準，被強制貫徹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起著統領一切的重大作用。

從宏觀上看，《我的奮鬥》的核心思想構成了納粹內外政策的基礎，是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綱領。正如《第三帝國的興亡》中所說：“並不是每一個買了一本《我的奮鬥》的德國人都一定讀過這本書。我聽到過不少納粹黨的忠實信徒表示，這本書讀起來太枯燥乏味了，也有不少人私下承認，他們從來沒有讀完這本臃腫冗長、共有782頁的厚書。但是可以這樣說，要是在1933年之前德國有更多的非納粹黨人讀了這本書，要是外國政治家在還不太晚的時候仔細讀了這本書，德國和全世界本來是可以免於一場災禍的。因為，不論你對阿道夫?希特勒可能提出什麽其他的譴責，你決不能譴責他沒有用書面精確地寫下，如果他一旦掌權的話他要把德國變成為怎樣的一個國家，他要用德國的武力征服把世界變成為怎樣的一個世界。”（注1）

不過，如果有人因此以為希特勒的思想僅僅只是指導德國政治生活的座右銘，那就太低估它的影響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納粹時代，它不僅主宰了整個德國的內外政策，而且滲透到了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造就了整整一代德國人。當年，每對德國新人結婚時，都會收到一本《我的奮鬥》作為贈品。從學校畢業的每個學生，也都會得到希特勒的這本書。如果你有幸去德國人家里做客，你會發現，差不多每戶人家的桌子上都擺著一本《我的奮鬥》，否則他們就會感到不安全。

從世界範圍來看，官方意識形態的這種獨尊地位和無所不在的巨大影響，並非僅存在於納粹德國，它也是共產黨國家共有的特征。而且，構成這些國家官方意識形態核心和主體的，除了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外，更重要的還有各國共產黨領袖自己的理論。比如在中國，就是所謂的“毛澤東思想”。

早在未奪取政權時舉行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思想就被中共確定為“指導思想”。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切工作的指針。這是黨總結中國近代特別是建黨以來經驗作出的一項極為重要的決策。中共奪取政權後，作為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毛澤東思想，從黨的指導思想進一步變成了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不但全中國人民的思想都要以此為標準，而且全中國的一切事情——不論是國家大事還是個人私事——都要以它為指南。

到了文革中，毛澤東思想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這種獨尊地位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化，不但它的作用被誇大到了荒誕的程度，成了“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和包治百病的濟世良方，而且它對整個社會的影響也確實到了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空前絕後的地步，以至於學習毛主席著作被擺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無論什麽人做什麽事，都必須用毛澤東思想來加以指導。總之，不但要用“毛澤東思想來統帥一切、推動一切和改造一切”，而且毛澤東思想也確實統帥、推動和改造了那個時代中國的一切。

因為毛澤東思想的要旨大都被濃縮進了《毛主席語錄》，所以毛澤東思想的這種“神奇”作用，在文革中主要又是通過“活學活用”《毛主席語錄》來體現的。

《毛主席語錄》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編輯出版、文化大革命期間風靡中國乃至世界的毛澤東名言警句的選編本，當年的發行量高達50億冊，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聖經》。文革中，許多單位都用公款購買它，免費分發給職工學習或作為獎品、禮品，有時也當做會議文件等分發，幾乎人手一冊，有的人甚至一個人就有十幾種版本。那時的中國人，飯可以不吃，覺可以不睡，但《毛主席語錄》不可不帶，連結婚送禮也必得有一本《毛主席語錄》。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小到杯子等日用品，大到學校教室和工廠車間里的字幅，處處可見語錄里的警句。

當然，人手一冊《毛主席語錄》並不是單純用來擺樣子的，而是用來學的，學了之後再拿來用的。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中共就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到了文革中，這場運動更是被推向了新的高潮。就象《人民日報》說的那樣：“一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偉大群眾運動，正以人類歷史上空前宏偉的巨大規模，在我國人民中廣泛深入地蓬勃發展。”“‘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這已經成為我國廣大工農兵和人民群眾共同的行動口號。”“現在，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已經在我國７億人民中深深地紮下了根，而且將千秋萬代地傳下去，不斷發揚光大。人們完全可以預料，經過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國人民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偉大群眾運動，必將一浪高過一浪，由一個高潮湧向又一個高潮。”（注2）

今天的中國人已無法想象，在那場“活學活用”的群眾運動中，許多人學習《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的其它著作真地到了如饑似渴廢寢忘食的程度，用它們指導自己的言行完全到了事事對照時時對照的地步。

以當時中國作家協會秘書長、著名詩人郭小川為例，他從1968年底開始幾乎天天背“老三篇”（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他的日記中處處可見這樣的話：“背了一天的老三篇，五組已有三人可以一字不錯地背下”；“早，學習時背了老三篇，錯了兩處，共三個字”；“一時去上班，先背誦老三篇”。他甚至做這樣的夢：“昨夜，夢自己被敵人打死，心中想到：‘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醒後猶有所感。”過了數月，又開始背《反對自由主義》、林彪為《毛主席語錄》寫的再版前言，還有毛的其他指示。比如1968年12月的一天：“八時，舉行了儀式，向毛主席致敬，向毛主席請罪。朗讀了《再版前言》。”第二天，“背誦《再版前言》和兩個批示，沒有錯。又向別人背誦了另外三個批示，仍有錯，還得大大努力。”1969年1月的一天：“早，背誦十五條最新指示，錯的很多。”

學過背過《毛主席語錄》等之後當然還要用。怎麽用？首先就是要用毛主席的教導來指導自己的工作，各行各業的人都要這樣做。下面這篇題為《用毛澤東思想指導殺豬》的“心得體會講用稿”，是“文革”中一個名叫楊美玲的普通屠宰女工寫的。

“我今年十八歲，一九六四年八月到屠宰場當徒工，剛進場幹的是洗下水、曬羊皮等零星雜活，正式開始殺豬到現在僅僅只有三個月，在這較短的時間里，我除初步地掌握了過命、挺豬、吹鼓、退毛、開膛、倒糞、下架、剔骨等有關殺豬的一整套技術外，還學會了宰羊、殺驢的技術。現在我已經能夠：三分鐘過命、挺豬、吹鼓；四分鐘開膛、下架；八分鐘剔完一頭豬的骨頭。鄉親們說：‘自古以來哪有女人能殺了豬的。’師傅們說：‘在舊社會我用三、四年學不到的本事，美玲不用一年的時候就學到了，真快啊！’我能用較快的時間學會了屠宰技術，我能把人們認為女人辦不到的事情辦到，這是因為什麽呢？是憑我天生的聰明嗎？不是的，完全不是，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威力，如果說我有點聰明的話，也是毛澤東思想給了我智慧，給了我聰明。如果說我勇敢的話，這完全是毛澤東思想給了我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膽略。”

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讀完這篇“心得體會”後一定會覺得匪夷所思。然而，在那個充滿黑色幽默的年代，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每天都在真實地發生著。試想，既然黨要求人民要用毛澤東思想指導讀書，用毛澤東思想指導生產，用毛澤東思想指導打仗，用毛澤東思想指導婦女工作，用毛澤東思想指導一切，那麽屠宰場的工人難道不該用毛澤東思想指導殺豬嗎？

除了指導工作，每個人還要用《毛主席語錄》等指導自己“鬥私批修”，改造世界觀。比如說我今天掃地時覺得累，想休息一下，這就是為自己著想的私心，就要把它暴露出來，加以批判和清除。這叫“鬥私”。另外，還得大膽揭發別人的言行，毫不留情，大義滅親。“批修”就是批判修正主義，比如蘇聯不想革命，想改良，這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就叫修正主義。好逸惡勞等等也是修正主義。

還有“早請示，晚匯報”。早上起床後，晚上臨睡前，到“忠字台”——就是供著毛主席像、擺著毛主席語錄的一個台子前去向毛“請示”和“匯報”，再加上“批評和自我批評”。比如這樣“匯報”：我今天路過一輛大糞車時捂了一下鼻子，這是非常錯誤的，這是一種看不起勞動的思想，是剝削階級的流毒。聽說還有人“匯報”完了以後還問一句：“毛主席您老人家有什麽指示?”恭敬地說完後，傾身靜聽；沒聲兒，就站一會，鞠個躬，假裝就算是得到指示了。

詩人屠岸“文革”中曾下放農村勞動，他回憶說，1970年“夏天，發大水，我和幾個同志一起乘坐拖拉機去抗洪，我站在拖鬥里。因為路滑坡陡，拖拉機翻倒到河里。那條河雖然不深，卻能淹死人。我掉到河里，幾度掙紮，不知道怎麽就爬上了岸。如果車鬥倒過來把我罩住，就麻煩了。回家換了衣服，繼續前去抗洪。晚上開會學習毛澤東思想，那是每天晚上的例行公事。有人問，你掉到水里，是不是想到毛主席的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我說沒有，我說當時什麽都沒有想，只是掙紮著往岸上爬。有人說，那你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還不夠。”（注3）連人掉到水里沒想到毛主席語錄都要挨批，可見《毛主席語錄》在那個年代的魔力之大！

納粹黨和共產黨，一個信奉民族社會主義，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各自的意識形態並不一樣，但它們對於意識形態的嗜好和熱衷卻高度一致。對它們來說，意識形態不僅是奪取政權不可或缺的政治工具，也是維護和強化自身統治必不可少的精神武器。然而，家家擺著《我的奮鬥》，人人一本《毛主席語錄》（或是別的什麽語錄），從國家大事到私人小事，全國人民事事都要照黨的領袖的思想辦，處處都得以官方意識形態為指導，人們普遍喪失了獨立的精神空間卻毫無知覺，這樣的國家和時代又是何等恐怖和荒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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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注1：世界知識出版社《第三帝國的興亡》，118-119頁
注2：見１９６６年７月３日《人民日報》述評《全國人民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群眾運動空前高漲》
注3：見2011年3月9日《北京晚報》所載《屠岸的幹校點滴:手里無書心中有詩》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14：“第三帝國的語言”與共產黨的“黨話”

共產黨和納粹的黨文化，盡管在具體內容上有許多細微的差異，但本質上都是反人性的邪惡文化，都強調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領袖的思想就是聖旨，都熱衷於煽動仇恨，鼓吹鬥爭，宣揚暴力，都是扼殺思想自由的枷鎖，禁錮獨立意志的牢籠。 ——題記

維克多?克萊普勒曾是德國德萊斯頓大學羅曼語言文學系的一位知名教授，一個語文學家。納粹當政後不久，因為猶太人的身份，他被迫離開了大學。不過，失去教職的克萊普勒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專業，在那段危機四伏，死亡隨時可能降臨的日子，他堅持運用自己的特長，對納粹語言做了長時間的深入細致的觀察和分析。二戰後，僥幸逃脫了大屠殺的他，根據這些內容寫成了《第三帝國的語言》一書。
按照克萊普勒的看法，納粹語言與傳統德語有著明顯的不同。例如,它在提到人的時候,用的總是沒有個人面孔的集體稱呼,如“人民”、“敵人”、“德國人”、“猶太人”、“猶太雜種”、“人民群眾”、“日耳曼民族”。以“人民”為例，按納粹的理解，“人民”不僅不包括“自我”，而且要消滅“自我”。借用戈培爾的話說：“在第三帝國，沒有哪一個德國人感到自己是屬於自己的公民。”

再者，納粹語言總是將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比如對於猶太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它總是鄙夷地稱之為“猶太害蟲”、“劣等民族”、“德意志的敵人”。日覆一日地受著這種語言的侵染，在絕大多數德國人的心目中，自然只有血統高貴的雅利安種族才是最勇敢、最發達的人種，才是人類文化的創造者，其他民族都是邪惡的，墮落的，都是寄生蟲，不應該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納粹語言還有一個特點，它總是表現出一種根深蒂固的狂熱,總是使用最高的極端語式，采取“口號+形容詞”的特別語法來吹捧領袖，宣揚納粹的成就，鼓吹狂熱的愛國主義，叫囂侵略戰爭。在納粹語言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往往是那些崇高而偉大的字眼，如“愛國主義”、“德意志民族振興”、“國家高於一切”、“德國人民事業的偉大勝利”……納粹語言還發展出了一整套能適用於各種場合的套話,包括報道時事、攻擊敵人、效忠領袖、熱愛祖國、表揚先進、檢討錯誤、開場白、祝賀詞,甚至連死人的悼詞也不例外。

納粹語言雖然源於納粹黨，並最早在該黨內部風行，但借助權力和宣傳的力量，很快便滲透到了普通人的日常語言和思維方式之中,成了不折不扣的大眾語言和大眾文化。讓克萊普勒深感憂慮的是，“納粹主義通過一些個別的、經由千百萬次重覆而強加的，並被機械地和無意識地接受的詞、短語、語言形式進入人們的血肉之中。”希特勒、戈培爾和納粹其他領導人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僅僅是呈現在意識層次上的詞匯、概念和說法,更是一種在下意識層次誘導和左右普通人思維的毒質話語。它就象是很小劑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覺中毒殺了人們自發的獨立思想能力。

納粹語言對德國人思想的毒害，不只是存在於一些官方文章、口號、演說和海報的詞語之中,而且滲透並潛伏在所有接觸過這種語言的人們的頭腦中，甚至包括那些反對納粹意識形態的人們也不能幸免。克萊普勒承認，“我自己不就是用‘德國人’、‘法國人’(這種有群無人的概念)來思想的嗎?我也忽視過這些人群中的內在差別。我自己不是也曾躲在學院里面,避免涉及政治,享受著一種奢侈而自我中心(的學問)嗎?”更可怕的是，即使納粹滅亡以後,它的那套語言依然陰魂不散。克萊普勒感嘆道,“我一次又一次地發現,天真爛漫的年青人,非常希望彌補自己教育的不足,但仍然擺脫不了納粹的思想方式。他們自己察覺不到這一點。來自過去的語言用法在迷障和誘導他們。”

語言與文化歷來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作為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記憶，語言凝攝著該民族的終極關懷、價值觀念、歷史智慧、思維方式、審美趣味、社會風俗，反映了該民族與宇宙的關系、在世界中的定位、整體的生存方式和發展的走向。因此，語言不僅是文化的載體，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還是文化大系統中最重要的子系統。所以說，納粹語言的出現和流行，不但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德國語言，而且標志著納粹黨文化的形成。

文化分為內在的價值觀和外顯的與內隱的行為與思維模式兩大部分。從本質上說，納粹黨文化乃是由種族社會主義的價值觀為基礎所支撐而成的思維方式、話語系統及行為模式。它既包含了納粹所強行建構和灌輸的納粹文化，也包含了在希特勒政權暴力與謊言統治下廣大民眾為了生存和自保而不得不接受和使用的變異文化，而其核心則是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所鼓吹和宣揚的種族社會主義，又稱納粹主義。

種族社會主義的主要內容包括：宣揚種族優秀論，認為“優等種族”有權奴役甚至消滅“劣等種族”；強調一切領域的“領袖”原則，宣稱“領袖”是國家整體意志的代表，國家權力應由其一人掌握；鼓吹社會達爾文主義，力主以戰爭為手段奪取生存空間，建立世界霸權。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納粹黨文化，是納粹對德國人民進行精神控制和奴役的主要工具。在暴力的威懾下，借助於新聞媒體、出版、文化藝術等各種手段，它被強制性地不間斷地灌輸進德國民眾的思想之中，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成為唯希特勒和納粹思想是從的精神奴隸。

說到當年的納粹語言和納粹黨文化，生活在共產黨國家的人並不陌生，因為共產黨也弄出了一套自己獨有的語言和文化，而且比納粹的那一套更系統更完整。

1949年以後的中國，時興一種說法，叫“聽黨的話”。所謂“黨的話”，又稱“黨話”，其實就是中共構建的一整套語言系統。當然，蘇共等其它共產黨也都構建了一整套自己的語言系統，都有他們的黨話

歷經大半個世紀的演變，中共的黨話積累了豐富的語匯，比如，常見的稱謂有同志，領導，上級，書記，支書，戰友，愛人；常見的歷史分期有解放，建國，解放前，解放後，舊社會，新中國，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解放戰爭，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荒唐歲月，改革開放，新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八九年春夏之交，一九九二年那個春天；常見的榮譽稱號有勞模，標兵，優秀黨員，優秀團員，紅旗單位，黨的好兒子，黨的好戰士，黨的好幹部，先進生產者，三八紅旗手，新長征突擊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說到到國內形勢，常用的說法是舊貌換新顏；到處鶯歌燕舞；大亂達到大治；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形勢一片大好，而且越來越好；說到國際關系，常用的說法是一邊倒，和平演變，主權高於人權，中美必有一戰，樹欲靜而風不止，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和平和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只有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常見的名詞是路線，方針，政策，方向，任務，制度，核心，領導，幹部，隊伍，人民，群眾，敵人，勢力，保證，豐碑，凱歌，覺悟，武器，戰線，組織性，紀律性，科學性，先鋒隊，戰鬥力；常見的動詞是宣傳，貫徹，執行，號召，動員，鬥爭，奮鬥，戰鬥，批判，總結，前進，推進，堅持，改善，發展，重視，加強，鞏固，高舉，喪失，危害，動搖，建立健全，進一步加強，進一步加大……力度；常見的形容詞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長期、艱鉅、覆雜（的鬥爭），光輝（的歷程），大無畏（的精神），光榮（入黨、犧牲），堅決（擁護），深刻（領會、認識），牢固（樹立），自覺（維護、抵制），嚴格（執行），高度（重視），重大（意義），親切（關懷、會見），意氣風發，鬥志昂揚，堅定不移，迅速果斷，轟轟烈烈，旗幟鮮明；常見的口號是“……站起來了”，“×××萬歲”，“保家衛國”，“人民公社好”，“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以……為綱”，“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打倒……”，“反對……主義”，“向×××同志學習”，“抓革命，促生產”，“停課鬧革命”，“覆課鬧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炮打……”，“備戰、備荒、為人民”，“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團結起來，打敗……”，“團結起來，爭取……”，“團結一致向前看”，“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三講”，“三步走”，“三個面向”，“三個代表”，“三個有利於”，“四有”，“四化”，“四項基本原則”，“五年計劃”，“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文明”，“社會主義……經濟”，“社會主義……階段”，“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將×××進行到底”，“×××壓倒一切”。

在共產黨國家，黨話不僅是正式場合使用的欽定語言，而且充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中國，形容一個人心緒煩躁，人們會說他“滿腦門子階級鬥爭”；說一個人德才兼備，人們會說他“又紅又專”；形容一個人勤儉持家，人們會說“艱苦奮鬥”，或者“艱苦樸素”。有人傷心欲絕，別人會安慰他，要“化悲痛為力量”；有人做出成績，別人會告誡他，要“戒驕戒躁”，“這才僅僅是萬里長征第一步”。

黨話的一大特點是喜歡使用兩極化的對立性表達，如革命/反動，進步/落後，造反/保守，紅/黑等等。

黨話的另一大特點是中性表意詞匯極度萎縮，偏愛“徹底”、“一切”、“根本”這類絕對化的形容詞，“文革”時尤為如此。當時使用頻率最高的形容詞是“永遠”，使用頻率最高的副詞是“最”。1968年3月28日，《烏蘭察布日報》發表了內蒙古自治區職工學習毛澤東思想代表大會寫給林副主席的決心書。此書不足一千字，用了13個“永遠”——“永遠向您學習”、“永遠永遠健康”等，45個“最”——“最理想的接班人”、“最好的副統帥”、“最全面、最正確、最科學地評價”、“最精辟、最系統地闡述”、“最靈活、最富於創造性地運用”等等。

粗鄙化和野蠻化也是黨話的特點之一。歷次政治運動中，污辱性的語言無處不在，諸如什麽“害人蟲”、“小爬蟲”、“砸爛狗頭”等等，不一而足。罵人成了革命的標志，“文革”時“滾他媽的蛋”甚至寫進了紅衛兵戰歌。

如同納粹語言不但是一種不同於傳統德語的語言系統，而且標志著納粹黨文化的形成一樣，中國的黨話也不僅僅是一種不同於傳統中國語言的語言系統，而且標志著具有鮮明中共特色的黨文化的形成。

按照《解體黨文化》一書的分析，這套具有鮮明中共特色的黨文化乃是由中共的價值觀為基礎所支撐而成的一整套思維方式、話語系統及行為模式。它包括了三種不同的類型：第一種為中共強行建構和灌輸的文化；第二種為民眾為了在中共暴力和謊言下生活和自保而產生的變異文化；第三種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進行理論包裝，並推廣普及和充分實踐的文化。構成黨文化核心的是所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其主要內容不外乎無神論、唯物論、辯證法、剩余價值學說和階級鬥爭理論。

中共當權後，憑借其掌握的國家暴力，采用各種手段對民眾進行不間斷的洗腦，日覆一日，被強行灌輸的黨文化無孔不入，象血液一樣滲透到每個人的大腦中，左右了中國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在它的主宰下，中國人以中共的善惡標準去分析對錯，用中共的思維方式去解釋人的行為，用中共規定的行為方式去表達意見，甚至用中共的話語系統去批判中共，人的心靈和思想以及行為均產生了深刻的變異，使得社會、家庭、教育、工作、人際關系等各個方面都偏離了正常的人類狀態。

相比較而言，納粹和共產黨的黨文化固然在具體內容上有許多細微的差異，但本質上它們都是反人性的邪惡文化，都強調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領袖的思想就是聖旨，都熱衷於煽動仇恨，鼓吹鬥爭，宣揚暴力，都是扼殺思想自由的枷鎖，禁錮獨立意志的牢籠。構建和灌輸這種文化的目地只有一個，就是讓全體國民都變成滿嘴納粹語言，張口就是黨話，只會按照獨裁者的意志思想，沒有一點獨立想法的政治炮灰。

——
注：本文引述了徐賁《被洗腦比無知更可怕》和《解體黨文化》中的有關內容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15：戈培爾的指示與中宣部的禁令

憑借嚴密的新聞控制，共產黨與納粹不但如願地剝奪了民眾的知情權，而且成功地構築了一個完全封閉的信息暗室。在這個暗室里，所有不利於當局的“負面信息”都被封鎖和過濾了，只有官方宣傳機器一家在王婆賣瓜，睜著眼睛說瞎話，再離奇的西洋鏡也不怕被人戳破。如此一來，輿論當然也就成了獨裁者手中的玩物，可以任由他們用來肆無忌憚隨心所欲地左右和愚弄民眾了。 ——題記

納粹時期當過美國駐德記者的夏伊勒，在他的名著《第三帝國的興亡》中，曾惟妙惟肖地為我們描畫過納粹宣傳部當年對報紙進行嚴格管制的現場鏡頭：
“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它地方的報紙駐柏林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里，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麽新聞該發布，什麽新聞要扣下，什麽新聞怎麽寫和怎麽擬標題，什麽運動該取消，什麽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麽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世界知識出版社《第三帝國的興亡》，347頁）

與民主社會截然不同，在第三帝國，新聞媒體一直都是納粹黨的宣傳工具和喉舌，而非不受政府控制，擁有充分自由的信息傳播平台，它唯一的任務就是向民眾宣傳和解釋黨的政策與措施，並用納粹思想改造德國人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納粹當局始終堅持對新聞媒體實行全方位的嚴密控制。

報紙是當時影響力最大的媒體。為此，上台伊始，納粹黨就立即著手消滅一切跟其對立的報刊，清除那些不是納粹黨的或者不願成為納粹黨的報刊和編輯記者。到二戰爆發前，納粹黨或黨內個人擁有和控制的報紙已占到德國全部報紙銷量2500萬份中的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盡管為私人創辦和所有，但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也均為納粹所操控。

與此同時，1933年10月4日頒布的德國報刊法使新聞事業成為一種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職業”。它規定，所有編輯都必須具有德國公民資格，屬於亞利安血統，配偶不是猶太人。這就是說，要在第三帝國當個編輯，首先得在政治上和種族上是“清白”的。報刊法第十四條還命令編輯們“要使報紙上不得有任何誤導群眾、假公濟私、可能削弱德國的外在或內在力量、德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國的國防及其文化和經濟-----或者有損德國的榮譽和尊嚴的東西”。總之，所有的報刊都得跟納粹黨保持一致，所有的編輯記者都得先當納粹黨的文奴，否則報刊就沒法存活，編輯記者就沒法在新聞出版這個行當幹下去。

不僅如此，戈培爾甚至直接插手報紙每天的采編業務，控制其內容的具體安排，本文開頭描述的場景，足以表明這種幹預已事無巨細到了何等地步。

下面這個例子也很很典型。1940年5月10日，丘吉爾出任英國首相後，戈培爾特意對如何報道此事做了極為詳細的指示：“在口頭上和圖畫中，應該把邱吉爾介紹成是英國人民的典型：一個品行不端、齜牙咧嘴的家夥，長著類人猿一樣的前額，是制造謊言的嗜酒狂，總是與有錢人、猶太人、布爾什維克人為伍，將工人踩在腳下”。

更搞笑的是，納粹宣傳部竟然把戈培爾對報紙的指令視同國家機密。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著手泄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泄露為目的，而著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當年，就有一位德國《波森日報》的記者，因為偶爾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過外國記者，被納粹當局判處了死刑，後來又被減為無期徒刑。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廣播是僅次於報紙的最有影響的媒體。戈培爾甚至一直認為，廣播（電視當時還沒有問世）是現代社會的主要宣傳工具。為此，納粹上台後僅僅幾個月，就將整個德國的廣播業有效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德國境內原有的各個廣播電台的領導人相繼被黨衛軍逮捕，並送進了柏林附近的集中營，10%以上的廣播工作人員，特別是編輯、共產黨員、社會民主黨員以及猶太人都被解雇，受控於宣傳部的官方帝國廣播協會控制了地方廣播協會所有的股份，地方電台成了帝國電台的分台。不僅如此，帝國廣播協會還對電台經理的工作進行監督。這些經理表面上擁有節目的制作權，但實際權力卻操在納粹黨的黨棍手里，至於電台的新聞業務則受制於宣傳部新聞局。如此一來，德國的廣播電台自然就成了納粹的傳聲筒，在蒙騙德國人民，使之適合希特勒的政治目標這一點上，它甚至比任何別的宣傳工具所起的作用都大。

為了獲得盡可能多的聽眾，納粹當局鼓勵生產便宜的收音機，其中最著名的是“人民收音機”，售價76馬克。還有一種小型收音機，被人們普遍稱為“戈培爾的大嘴巴”，售價僅35馬克。

第三帝國初期，德國的收音機普及率不高，一時間也沒法讓家家戶戶都很快擁有一台收音機。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廣播的宣傳功能，納粹當局創造性地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大夥在一起收聽廣播，誰也不能把耳朵塞起來。這樣一來，即使你沒有收音機，也能及時聽到元首的最新指示，了解到納粹黨和政府的最新方針政策。

一般成年人總得養家活口，要養家活口就得上班工作。納粹當局抓住這一點，把許多廣播節目安排在上班時間播出。節目播出時，人們必須放下手頭的工作收聽廣播。這樣一來，整個德國上班的人就都能收聽到廣播了。此外，納粹當局還規定，所有像餐廳、咖啡館之類的公共場所，也都必須配備收音機。對於行人來說，街頭的揚聲器，照樣會把納粹黨的聲音傳送到他們的耳朵里。

在利用本國廣播大肆宣揚納粹思想的同時，對於民主國家的廣播，納粹當局則一律予以封殺。

廣播跟報紙相比，有一個明顯不同的特點，如果一份外國報紙或雜志被禁止在德國發行，一般人是無法看到的，而廣播就不一樣了，如果不能進行有效的技術幹擾，一家英國電台的廣播，柏林人也可以收聽得到。為此，納粹當局明確規定收聽外國電台是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美國記者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記里曾記載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軍飛行員的母親接到通知，說她的兒子已失蹤並被認定為死亡。可是幾天後，英國廣播公司公布的德國戰俘名單里卻有她的兒子。第二天，有8個朋友和熟人來信告訴她這個信息。可是好心卻被這位母親當成了驢肝肺，她得知消息後竟向警察告發這些人收聽敵台，於是他們全都被捕了。

不難想象，在如此嚴密的控制之下，人們從報紙上讀到的和從廣播里聽到的當然全都是有利於納粹當局的“正面消息”，而與此相反的“負面新聞”則都一概被過濾和屏蔽了。對此，納粹當局自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比如，對於隱瞞和掩蓋真相，他們的一個理由就是，如果如實地公開披露，就會損害國家的威望，為英法等西方國家提供了攻擊德國的口實。哪家報紙要是公開披露第三帝國的陰暗面，那就是為反對德國的敵人提供宣傳資料。而來自境外的批評，則被納粹誣稱為“惡意宣傳”，是對德國人民的感情的“傷害”。

對於極少數敢於對官方的新聞管制說三道四的人，納粹當局則一律予以無情的鎮壓，讓他們吃不消兜著走。1934年，戈培爾和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緊跟的編輯們，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麽單調劃一。他們的意圖很明顯，那就是希望戴著納粹鐐銬的編輯記者們也能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一位魯莽的周刊編輯，《格魯恩郵報》的埃姆?韋爾克，把戈培爾和阿曼的話當了真。他指責說，報刊之所以變得那麽幹巴巴，是因為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這位老兄實在天真，居然不知道納粹黨魁的漂亮話，不過是說說而已。如果不要單調劃一，還要宣傳部幹嗎？媒體的存在，不就是為了讓納粹黨滿意麽？哪能各唱各的調？因為一不留神摸了老虎屁股，《格魯恩郵報》受到停刊三個月的處罰，而韋爾克自己不僅被戈培爾撤了職，還被送進了集中營。

直到第三帝國快要完蛋的前夕，納粹當局對新聞的嚴密控制仍在延續。1945年3月27日，忠於職守的戈培爾還在日記里寫道：“晚上放映每周新聞。電影里的西線情景真令人吃驚。我們根本不能讓公眾知道。”沒過幾天，明知許多人在準備將卐字旗換成白旗，戈培爾又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記里說，他“打算大大強化我們整個宣傳通訊政策。在目前的戰爭階段，調子最高的語言即是最好的語言”。

不過，納粹對新聞媒體管得再嚴，跟共產黨比起來，那也是小巫見大巫。

說來難以置信，上世紀七十年代，已在蘇共官場身居高位的戈爾巴喬夫曾赴意大利、法國、比利時、西德訪問，沿途的所見所聞竟讓他大吃一驚。他後來回憶說：“我們所遇到的人，他們都思想開朗，態度從容不迫，令人欽敬。最令我們讚賞的是：他們直言無忌地評論一切，批評他們政府的措施，批評他們國家的各級官員以及地方官。”有了這番經歷後，他“原先那種認為社會主義民主遠比資本主義制度來得優越的信念就動搖了”。

葉利欽當年也有同樣的感受。1989年，他到美國訪問，期間的見聞，使他“原先那一套陳舊的觀點和信條全都破滅了。”他在休士頓參觀一家超級市場，看完後不禁大聲感嘆：“我們的那些人，對我們那些可憐的老百姓又做了些什麽啊！”陪同他一起出訪的同僚認為，就是這一次的美國之行，使葉爾欽完全喪失了對共產主義的信心。

當年，連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樣的高官，對西方世界都如此無知，蘇聯普通老百姓就更可想而知了。僅根據這一點，我們也不難想知前蘇聯的新聞控制有多嚴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可以說沒有一家新聞出版單位不是“黨的喉舌”，沒有一家媒體不在嚴格按照黨的旨意發布新聞和信息。人們從它們那里讀到的聽到的看到的，無一例外，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如何欣欣向榮，蒸蒸日上，資本主義世界如何日落西山，奄奄一息。試想，長年生活在這種封閉的環境中，即便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樣的高官，對西方世界的了解也是扭曲的，有一天突然到了那里，見到了真實的情形，怎能不大吃一驚呢？！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前蘇聯一樣，黨牢牢地壟斷著整個新聞出版行業，人民沒有任何知情權，他們能夠知道什麽，完全取決於黨的意志和需要。而作為“黨的喉舌”，新聞媒體對於國內的情況從來都是報喜不報憂，而對於國外的情況則從來都是報憂不報喜。與此同時，中共嚴禁民眾接觸海外信息。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如果發現誰收聽“美國之音”等外台，就會給你扣上“收聽敵台”的罪名，並課以重刑。“文革”後，盡管中共控制新聞出版業的手段和方式在不斷翻新，但對於信息發布和傳播實行“嚴防死守”的方針卻絲毫沒有改變。

2011年1月4日，中共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在京舉行，主管宣傳的中共常委李長春在講話中繼續強調“牢牢把握正確導向”。隨後，各省宣傳部向各家媒體逐級傳達了2011年中宣部的宣傳口徑和禁令，要求地方媒體在2012年的十八大召開前嚴格限制時政民生報道版面,而網站一律不許上敏感社會新聞,一旦違規將嚴肅查處。

該文件共有以下十項內容：

其一，“為兩節、兩會營造良好輿論氛圍。做好收入分配、股市樓市、就業社保、教育衛生、安全生產等熱點問題的引導，解疑釋惑，化解矛盾。

其二，嚴格控制“災難事故和極端事件”報道，此類報道的數量不得進行異地采訪、監督，各地發生的重大災難事故，中央媒體做動態報道，不連線不直播。死亡10人以下的中央媒體不報道，由當地媒體報道，事發地以外媒體不搞跨區域采訪報道；一般事故中央媒體不報道，當地媒體適度報道，事發地以外媒體不報道。

其三，“穩妥把握”征地拆遷報道，對依法依規開展的正常拆遷“不要質疑”，對漫天要價不要給予輿論支持，對暴力拆遷及拆遷中發生的“自殺、自殘、群體性”事件不報道，對極端個案不炒作，不搞集納式和鏈接式報道。

其四，中宣部要求，各地新聞網站、商業網站一律不得開展各類全國性新聞評選和人物、事件評選活動。廣州的《南方周末》已經創辦八年的年度傳媒致敬評獎，就是根據這一禁令被叫停的。

其五，對一般群體性事件報道，中央和事發地以外媒體不報道，要加強對都市類媒體的“管理”，在群體性事件報道中防止把矛頭和焦點引向黨委和政府。

其六，反腐敗案件要防止“低俗化”傾向，不得討論、爭論、質疑有關政治體制改革內容，不用“公民社會”的提法，“絕不允許”站在政府對立面，不允許以媒體觀點“代替和幹擾”群眾意見。

其七，做好房地產市場的輿論引導。不要搞房價問卷、網絡調查，不要就“一時一地”的變化判斷房價走勢，不炒作極端案例。

其八，對用宅基地換戶口、用承包地換社保一律不報道。對一些內部討論的問題或專家學者的研究文章不報道。

其九，正面報道春運工作，不要宣傳“一票難求”等春運方面存在的問題。

最後，該通知稱，中宣部、中央政法委近日聯合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刑事案件報道工作的意見》，將案件分為重大惡性、惡性、常發和特殊案件，對各層案件如何報道和把握提出明確要求，解決都市類媒體案件報道“過多過濫”問題。

在嚴管報紙、廣播、電視和出版等傳統媒體的同時，中共近年來還不斷加大了對網絡的控制力度。

當今世界已跨入網絡時代。由於人們可以通過網絡了解到大量的海外信息，這對於一向以謊言蒙騙民眾的中共來說不啻是個致命的威脅。因此，江澤民上台後，就開始斥巨資建設網絡防火墻，即所謂的“金盾工程”，瘋狂屏蔽網絡，阻止海外信息的傳入。從2009年7月1日起，中共又下令所有在中國大陸銷售的個人電腦，都要安裝可以封鎖某些網站的監察軟件“綠壩”，實質上是將在國家網關的封鎖強行移植到每台個人電腦的終端，以圖更加有效地封鎖海外網絡信息。

2011年4月4日“美國之音”題為《中國網控無所不在》的報道，向我們介紹了中共進行網絡封鎖和壓制的新動態。

該報道說，“中國各地政府為實現維穩指標，加強對互聯網的監控打壓力度。當局隨時隨地對網絡異議人士實施行動，近期有多人被當局判刑，綁架或者失蹤。

2月20日茉莉花革命傳入中國以來，當局嚴加對網絡監控，網民在互聯網發表所謂有悖穩定基調的言論或文章受到的打壓力度持續加強。據人權團體說，2月以來，中國有將近60名異議和維權人士被拘押或者無故失蹤，這其中包括政府多年來容忍的著名博文作者。

四川成都作家、著名博客作者冉雲飛受到散播‘茉莉花革命信息’的指控，於2月21日被刑拘，3月25日又被當局正式逮捕，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人權網站維權網報道，四川維權人士丁矛也以同樣罪名被正式批捕。許多維權人士的電腦或硬盤被警方搜查，或被扣留。

中國網民的言談無時無刻不受到中國數萬名網警的監控，網民隨時因為‘觸犯’當局敏感神經遭到綁架和失蹤。中國人權觀察說，中國吉林一網名叫雁南飛的網民3月22日晚突然被一夥自稱警察的人從居所帶走，至今下落不明。當時，她正在跟網友聊天，討論為被拘押的北京異議人士李海聘請律師的事情。

著名網絡作家田奇莊對美國之音說，當下中國互聯網言論自由的空間越來越小。他說：‘有些文章在以前覺得比較正常，現在就發不出來。現在有些方面就說，這個不能寫，那類文章不能寫。朋友們也有這種反映，現在好像輿論控制得更嚴格了。不僅是報紙媒體控制得嚴，網絡上控制也嚴格。’

田奇莊在網上發表的文章最近有不少被網警刪除。他說，一個作家如果不能說出自己的心里話，他的作品也就失去了意義。田奇莊認為，當局對網絡言論過度敏感說明，它們對統治的不自信，而壓制言論自由的結果必然是邪惡在中國社會的盛行。

北京的歷史學家章立凡說，中國正在醞釀建立國域網，把所有的網絡總入口控制起來。這個現在還沒有完成，完成以後中國就徹底變成一個大局域網，這個意圖是很明顯的，反正就是不許說。

可見，實行嚴密的新聞控制乃是納粹與共產黨共同的統治手段。憑借這一招，它們不但如願地剝奪了民眾的知情權，而且成功地構築了一個完全封閉的信息暗室。在這個暗室里，所有不利於當局的“負面信息”都被封鎖和過濾了，只有官方宣傳機器一家在王婆賣瓜，睜著眼睛說瞎話，再離奇的西洋鏡也不怕被人戳破。如此一來，輿論當然也就成了獨裁者手中的玩物，可以任由他們用來肆無忌憚隨心所欲地左右和愚弄民眾了。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16：“波蘭是和平的敵人”與“法輪功天安門自焚”

按照共產黨和納粹的一致邏輯，黨的意志高於一切，只要有利於黨的利益，什麽謠都可以造，什麽謊都能說，造謠說謊不但不丟人，而且光榮無比。他們統治的國家之所以遍布謊言，根源即在於此。 ——題記

希特勒上台後，為實現其稱霸世界的野心，首先將緊鄰德國的波蘭選定為征服對象。
不過，要對波蘭開戰，當然得有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和借口。世人皆知，當時的波蘭不但根本沒有進攻德國的意圖和跡象，而且也沒有這樣的需要和實力。然而，這難不倒慣於信口雌黃的納粹。

為了制造進攻波蘭的借口，在戈培爾的直接指揮下，納粹宣傳媒體采用各種手段千方百計營造波蘭即將對德國發動進攻的虛假氛圍，甚至不惜進行賊喊捉賊，惡人先告狀的拙劣表演，以煽動德國人民行動起來保衛家園。

1938年8月上旬，納粹德國報紙炒作的中心議題只有一個，那就是波蘭是破壞歐洲和平的罪魁禍首，波蘭已武裝入侵威脅德國，波蘭是和平的敵人。《柏林日報》的頭版通欄大宇標題是“當心波蘭”，《領袖日報》的標題則是“華沙揚言轟炸但澤——極端瘋狂的波蘭人發動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挑釁!”

隨著希特勒發動戰爭日期的臨近，納粹德國的謊言宣傳攻勢更是達到了高峰。當時，波蘭要進攻德國的各種消息充斥著德國大小報刊的版面，而且似乎有根有據。如《柏林日報》上講“波蘭軍隊推進到德國國境邊緣”。《十二點鐘報》更是煞有介事地說，波蘭人對3架德國民用飛機進行了攻擊。8月27口，《人民觀察家報》使用了—條特大通欄標題：“波蘭全境均處於戰爭狂熱之中，上西里西亞陷入混亂!”而事實上，正是惡意進攻波蘭的納粹德國早已作好了戰爭準備。

為了把騙局搞得更像是真的，納粹媒體還精心制造了波蘭進攻德國的假現場，將數名被麻醉過的集中營囚徒扔到那里，充當被波蘭人打得奄奄一息的“傷亡”人員，以假亂真，煽動德國人民的戰爭情緒。

8月31日，當夜幕降臨歐洲的時候．150萬德國大軍開始悄悄地進入距波蘭邊境最近的陣地，靜等次日主帥出擊的將令。此時，希特勒不惜親自出馬，對德國人民和世界輿論進行最後的欺騙，在百萬大軍壓境的情況下仍假惺惺地發表了一份冗長的“和平建議”。當晚9點，戈培爾命令德國所有電台都播放了這份希特勒對波蘭的“和平建議”。甚至在華沙被攻陷的前一天，納粹還在報紙和電台上發動大規模的和平攻勢，繼續欺騙國內人民和世界輿論。

類似這種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謊言在第三帝國可謂數不勝數，納粹的宣傳機器就象一條龐大的流水線，每天都在源源不斷地生產這樣的瞎話。為此，英國駐柏林大使內維爾?安德森爵士曾譏諷戈培爾說：“對他來說，沒有什麽膽汁是太苦的，沒有什麽謊言是太過於明目張膽的。”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淩晨的“水晶之夜”是德國猶太人的噩夢，給他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約267間猶太教堂、超過7000間猶太商店、29間百貨公司遭到縱火或損毀。許多猶太人的窗戶在當晚被打破，僅砸毀的玻璃，損失就達600萬馬克，價值相當於比利時全國半年生產玻璃的總價值。事件中遇害的猶太人估計有91名，大約3萬名16歲至60歲的猶太男子在自己家里被捕，送往達豪、布痕瓦爾德和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可是事件過後，戈培爾卻信誓旦旦地聲稱：“關於所謂洗劫和搗毀猶太人財產的一切說法，都是令人厭惡的謊言，我們沒有動過猶太人的一根汗毛。”

更荒唐的是，納粹當局當年竟然胡謅食用外國檸檬是“一種罪孽”，因為它影響了“德意志民族的血液和靈魂”。

了解德國的人都知道，德國人偏愛肉食，尤其喜歡吃香腸，因此養成了飯後喝檸檬茶消食解膩的習慣。但德國本身不產檸檬，每年都要花費外匯從外國進口大量檸檬。1935年，納粹德國由於大量進口戰略物資而引起了外匯危機，為了繼續推行“要大炮，不要黃油”的軍國主義，便決定停止用外匯購買檸檬。這件事理所當然地引起了人民的不滿。為了平息群眾的怨氣，戈培爾便拉出一些科學家來詭論巧辯，聲稱進口檸檬不是德國土生土長的，不適合德國人的口味和腸胃，甚至還荒謬地將檸檬與種族理論聯系起來。刊登在1935年7月28日《法蘭克福日報》上的“血液與土壤”一文，就是這種謬論的代表作。這篇文章稱：“只有德國土壤（塊狀土壤）的出產物才能制造德意志人的血液。那種決定德意志人種型的微妙顫動，只有通過這種出產物才能傳送到血液中，再從血液傳送到身體和靈魂中去。德意志人種之所以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種型，是因為世界上只有一處有德國土壤。別了，檸檬，我們不需要你！我們德國的大黃葉梗將充分而完全地代替你。……我們幾乎不花錢就能得到它，……它味道辛辣，可以用來給色拉和青菜調味；略加點糖便可以成為可口的點心……讓我們用大黃葉梗來補償我們犯下的使用外國檸檬的罪孽吧！”

不用說，只要是理智正常的德國人，都分得清檸檬的清香與大黃葉梗的苦澀，可納粹當局竟然睜著眼睛說瞎話，把苦澀的藥材說成比清香的果品還要好吃，還更有滋味，可見其撒謊已到了何等荒唐無恥的程度。

戈培爾曾有言：謊言重覆一百次就會成為真理。從納粹宣傳部長嘴里吐出的這句名言再明白不過地表明，納粹宣傳的本質就是千方百計把謊言裝扮成真理，從而蒙騙民眾。戈培爾還說過，“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真理是無關緊要的，完全服從於策略”。“宣傳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斷重覆有效論點，謊言要一再傳播並裝扮得令人相信。”在納粹統治下，謊言的陷阱可謂無處不在，人們不掉進這個陷阱，也會掉進那個陷阱。

美國記者夏伊勒的親身經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他在《第三帝國的興亡》中告訴讀者：“我本人不久就有這種體會：在一個極權國家里，一個人是多麽容易聽信說假話的和受檢查的報刊和廣播啊。雖然我不像大多數德國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國報紙，特別是出版後第二天就到達的倫敦、巴黎和蘇黎世的報紙，我經常收聽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和其他外國廣播，但是由於職務關系，我每天必須花許多小時瀏覽德國報刊，收聽德國廣播，同納粹官員們談話，到黨的集會上去旁聽。我驚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驚地發現，盡管我有很多機會知道事實真相，盡管我根本就不信任從納粹方面來的消息，但是多年來一再聽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報道，自會使人留下一種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沒有在極權國家里住過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個政權的不斷的有用意的宣傳的可怕影響，有多麽困難，在一個德國家庭里，或者在辦公室里，或者有時候在一家飯館里、啤酒館里、咖啡館里，跟一個陌生人的偶然交談中，我常常會從看來是受過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里聽到最蠻橫武斷的主張。顯然，他們是在重覆他們從廣播中聽到的或者從報紙上看到的荒唐意見。有時候聽到這種胡說八道忍不住也照樣要說說自己的意見，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看到一種極為懷疑的眼色，一種默然震驚的神情，好像你褻讀了上帝一樣，於是你就會了解到，想要跟一個頭腦已經變了樣的人接觸，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他認為凡事就是像希特勒和戈培爾悍然不顧事實地所說的那樣。”

在1940年的日記里，夏伊勒還記下了一個生動的案例：1940年8月28日晚，英國轟炸機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國人。第二天，戈培爾命令報紙聲討英國飛機“攻擊手無寸鐵的柏林婦孺的‘野蠻暴行’”。他讓報紙向德國人灌輸，德國戰機只攻擊英國的軍事目標，可是“英國海盜”卻根據“丘吉爾本人的命令”，專挑德國的非軍事性目標攻擊。戈培爾的忽悠成功地蒙騙了許多德國人。1940年8月31日，一位護士就問在醫院就診的夏伊勒：“為什麽他們要這樣做？”夏伊勒告訴她：“因為你們轟炸了倫敦。”可這位護士小姐卻反駁說：“是的，但是我們攻擊的是軍事目標，而英國人卻轟炸我們的房子。”這位普通的柏林婦女，用夏伊勒的話來說，“簡直就是戈培爾宣傳有效性的活廣告”。

制造與散布謊言更是共產黨的拿手好戲！

拿“老大哥”蘇共來說，當年在蘇聯和中國曾經家喻戶曉，被捧為“空前絕後的蘇維埃藝術珍品”的《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就是兩部在斯大林直接插手下完成的“謊言傑作”。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斯大林通過血腥的大清洗運動，將“十月革命”的參與者、見證人，特別是自己的主要政敵基本消滅殆盡後，決定動用文藝特別是電影手段來重新書寫歷史，以突出他個人的貢獻，神化他個人的形象。蘇聯導演、劇作家米列克在回憶錄披露，拍攝《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一九一八年》時，斯大林指示導演羅姆，為了劇情需要，重塑列寧形象時可以大膽杜撰，必要時可以拋開歷史真實。在這種背景下出籠的《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一九一八年》，
之所以謊話連篇也就不難理解了。

眾所周知，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領袖之一，作為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委員會主席，正是他實際組織了這次武裝起義。可是在《列寧在十月》中，托洛茨基竟然連一個鏡頭都沒有，相反，倒是在“十月革命”中地位遠不如托洛茨基的斯大林，幾乎成了列寧的影子，貫穿著影片的始終。比如列寧讓“瓦西里同志”將《真理報》的稿件轉交斯大林，並且在“明天”就要約見他；列寧進人彼得格勒市作為蘇維埃政權大本營的斯摩爾尼官後，又趕忙提出請斯大林同志來見面。影片如此篡改歷史，正是為了顯示只有斯大林才是列寧合情合理的接班人。

根據蘇聯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南部戰場文件匯編》和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二年紅軍各戰場指揮部命令匯編》等史料記載，哥薩克白衛軍和蘇維埃紅軍，從一九一八年七月到一九一九年二月為爭奪連接俄羅斯中央地區、北高加索和中亞的戰略樞紐察里津展開了一場決戰，城市和周邊防禦在殘酷的戰鬥中多次易手，在整個戰役進程中，後加盟紅軍的帝俄將軍斯涅薩列夫和西金等人作為紅軍高級將領，實際領導和參與實施了察里津防禦的成功部署，為取得最終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可是《列寧在一九一八》在描寫這場戰役時，竟把勝利完全歸功於斯大林和他的愛將伏羅希洛夫將軍，斯大林成了這場戰役唯一的英雄。影片之所以如此篡改歷史，是因為早在這部電影出籠之前的一九三O年，斯涅薩列夫和西金兩人就在大清洗運動中作為“祖國的敵人”被槍斃了。

《列寧在一九一八》中還有場戲，描寫列寧中槍遭暗殺後，躺在病床上頗為神經質地對醫生喃喃地說：“假如這就是最後了，我要做出決定，讓斯大林同志來，讓斯大林同志快點來呀！”這個情節更是無中生有的捏造。

類似這樣的謊言在前蘇聯可謂俯拾即是。不過，要論說謊的本事，後起的中共比“老大哥”蘇共恐怕還要勝出一籌。

1989年12月，時任中國國防部長的遲浩田訪美,在國防大學演說時，面對聽眾關於“六四”的提問，遲浩田竟當眾表示：“天安門廣場上沒死一個人”

此言一出，群情嘩然。

事隔四年，2003年的春天，被瞞報許久的SARS已在中國大面積擴散，發展成為威脅到全世界七十億生命的可怕瘟疫。就在這種十分危急的情況下，4月3日，時任中國衛生部長的張文康竟然仍在新聞發布會上信誓旦旦的宣稱，SARS在中國已經得到了控制，“北京有12例SARS，死亡3例”。但幾天後的4月19日，北京301醫院蔣彥永大夫向媒體提供的證詞即爆出真情：到4月3號為止，單是北京309醫院就已經接收了60個感染SARS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大大超過了張文康公布的數字。

消息公開後，世界輿論為之震驚！張文康因此被輿論冠名為“謊言部長”。

在中共歷史上，如此說謊者遲浩田和張文康顯然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翻閱中共從起家到今天的八十多年歷史，可以說它是無時不撒謊，無事不撒謊，謊言多得俯拾即是,撒謊成性到了極至。中共的歷史就是一部徹頭徹尾的謊言史。

比如,抗日戰爭明明是在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領導下取勝的，中共卻編造謊言說是在它一手領導下取勝的；蔣介石和國民黨明明是抗戰的中流砥柱，中共卻造謠說蔣介石和國民黨“不抗日”；明明是金日成先發動戰爭打到李承晚那邊去的，毛澤東卻胡說“美帝野心狼妄圖吞滅我安東（現在的丹東）和東北三省，亡我之心不死，朝鮮金日成已受到李承晚的襲擊”；“大饑荒”明明是中共一手導致的人禍，中共卻蒙騙世人說是“自然災害”；“文革”明明是中共黨內的一場權力鬥爭，毛澤東卻謊稱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計”；“六四”明明是愛國民主運動，中共卻污蔑它是“反革命暴亂”。

中共自編自導、精心策劃的所謂“法輪功天安門自焚案”，更是其謊言史上的登峰造極之作！

2001年1月23日，一場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自焚之火，經過中央電視台等中國官方媒體的反覆渲染迅速傳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為法輪功學員。

中央電視台的自焚節目播出後,許多人信以為真。但海外專家通過慢鏡頭仔細觀察中央電視台播出的自焚節目，驚詫地發現這其實是一場蓄意陷害法輪功的偽案。

細心的觀眾只要把電視鏡頭放慢就可以看見，在被官方媒體稱為自焚而死的劉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滅時，有人突然用物體猛擊她的頭部，劉隨即倒地，一條狀物快速彈起，又以極快的速度從空中落下。那麽究竟誰是出手打擊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時刻鏡頭止住，會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擊的方位。

另外，天安門廣場沒有滅火器，警察也不會背著滅火器巡邏，怎麽可能在一、二分鐘內就有4個人立即拿出滅火器圍在劉春玲身邊?

官方媒體報道說：“被燒重傷12歲的小姑娘劉思影在醫院立即進行了氣管切開手術。”但是人們在電視節目中卻聽到劉思影聲音清脆地在與記者對白，難怪一位美國西醫大夫看完此報道後，笑著說：“氣管切開手術後，人是絕不可能在這麽短時間里恢覆講話能力的。”

官方媒體還報道說，自焚者王進東被嚴重燒傷，可他兩腿之間裝汽油的雪碧瓶卻完好無損，頭發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結印的姿式根本就不像法輪功學員。鏡頭前,王進東右邊拿著滅火毯的警察,沒有緊急撲火的運動感,他拿的滅火毯是靜止下垂的,好象是為了拍照而擺好的姿勢,這樣的鏡頭場面發生在整個突發事件的一、二分鐘內,而且攝影機處在最佳的拍攝角度……疑點重重。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台灣大學中文語音識別實驗室，對《焦點訪談》中三次出場的王進東作了語音鑒定：第一集中的王進東與其他兩集中的王進東不是同一人。

顯然，有人精心策劃導演了這場“自焚案”以栽贓法輪功。那麽導演者是誰呢？國際教育發展組織於2001年8月向聯合國提交的“天安門自焚”的報告中公布：“我們從錄像片中得出結論，天安門自焚是中國政府一手導演的。”

2003年11月，分析自焚案重重疑點的英文記錄片《偽火》，以其嚴謹求實的風格和對黑幕的曝光獲得第51屆哥倫布國際電影電視節榮譽獎。

按照納粹和共產黨的一致邏輯，黨的意志高於一切，只要有利於黨的利益，什麽謠都可以造，什麽謊都能說，造謠說謊不但不丟人，而且光榮無比。他們統治的國家之所以遍布謊言，根源即在於此。在這一點上，納粹和共產黨的本性完全一樣！

當然也有差異。著名學者陳奎德先生曾對同樣熱衷和擅長說謊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做過一番精辟透徹的對比，他在為《紅朝謊言錄》所做的序中說，“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謊言來維系（即毛澤東所說的‘槍桿子’和‘筆桿子’）。但仔細深究，共產主義那一套更精致、更偽善，甚至常常還‘敢於’訴諸道德情感。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有史以來虛偽到了頂峰的意識形態。換言之，共產主義所依賴的，是一套精雕細刻的謊言體系，而法西斯主義的話語脈絡，則粗糙得多，也不成體系。”“所以，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共產政權對謊言的依賴，甚至超過了其對暴力的依賴。”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17：納粹焚書與紅衛兵“破四舊”

陳伯達叫囂，“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可見共產黨對文化的敵意之大。德國戲劇協會主席漢斯?約斯特聲稱，凡是有人向他提到“文化”這個字，他就想掏出左輪手槍來。可見納粹對文化的仇恨之深。這樣的黨掌了權，不論哪個國家，文化都得玩完！ ——題記

1933年5月10日，在納粹德國的30多個大學城，同時上演了現代西方文化史上令人震驚的野蠻一幕：公開焚書。
最具代表性的是柏林。當晚午夜，在宣傳部長戈培爾的精心策劃和授意下，在納粹德國大學生聯盟的具體組織下，5千名狂熱的納粹學生們手持火把，把他們從書店、公共圖書館收繳來的兩萬多本“體現非德意志精神”的圖書，裝車運到了位於柏林歌劇院和柏林大學之間的廣場上，然後點火焚毀。其中不乏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他們中不僅包括了德國作家托馬斯?曼和海因里希?曼、里昂?孚希特汪格、雅可布?瓦塞曼、阿諾德?茨威格和斯蒂芬?茨威格、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瓦爾特?臘思瑙、艾伯特?愛因斯坦、阿爾弗雷德?凱爾和雨果?普魯斯等人，而且還有傑克?倫敦、厄普頓?辛克萊、海倫?凱勒、瑪格麗特?山額爾、Ｈ?Ｇ?威爾斯、哈夫洛克?艾利斯、阿瑟?施尼茨勒、弗洛伊德、紀德、佐拉、普勞斯特等歐美著名作家。一時間火光沖天，烈焰滾滾，氣流不斷卷起火堆中的灰燼，洋洋灑灑地飄向遠方。每當一些書被扔進火里，在場的學生們都會歡呼一番。

據《紐約時報》記者弗里德里克?K?伯查爾報道，在現場圍觀的有4萬人。為了煽起熱情，當一批又一批的書被扔進火里時，一個學生鼓動者開始點書的作者名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歪曲我們的歷史，詆毀歷史上的偉人。”人群歡呼著。“埃米爾?路德維希，進行文學欺騙和背叛德國！”更高的歡呼聲！接著是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她的罪名是“貶低德國文字和德意志的最高愛國理想”。已故的盧森堡《日報》戲劇評論家艾爾弗雷德?克爾被譴責為“不誠實的文學投機者”；《日報》的原編輯西奧多?澳爾夫和《沃思日報》原編輯喬治?伯恩哈特的罪名是反對德國。

在被焚的書籍化為灰燼之際，戈培爾向在場的學生講了話。他說，“猶太人的唯理智論已經死亡。國家社會主義開辟了新的道路。德意志民族再一次能用自己的思想表現自己。眼前這些熊熊大火不僅僅標志著舊時代的結束，它們也照亮了新的時代。年輕人們第一次有這樣的權力來清除舊時代的產物。如果老一輩的人無法理解所發生的這一切，那麽讓他們明白，我們年輕人已經這樣做了。舊的東西在烈火中消亡，新的事物將在我們心中的火焰里誕生。”

與此同時，在絕大多數德國城市的大學城里，也紛紛舉行了同樣的焚書儀式。用當時一份學生宣言中的話說，凡是“對我們的前途起著破壞作用的，或者打擊德國思想、德國家庭和我國人民的動力的根基的”任何書籍，都得付之一炬。

戈培爾說得一點沒錯，焚書的火光確實“照亮了新時代”，只不過並不是一個文化自由發展的“新時代”，而是一個精神暴行和文化專制登場的“新時代”。
　
焚書僅僅是一個象征性的標志。為了把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都納入自己的掌控之中，讓藝術、文學、報刊、廣播和電影忠實地為自己服務，納粹法律明確規定，“必須使各方面的創造性藝術家都集合在國家領導下的一個統一的組織里。不僅必須由國家決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發展路線，而且還必須由國家領導和組織各種專業。”為此，從1933年9月22日起，納粹當局就設立了全國性的德國文化協會。該協會下轄美術協會、音樂協會、戲劇協會、文學協會、新聞協會、廣播協會和電影協會共7個協會。凡是吃文化飯的德國人，不論你幹的是哪一行，也不管你情不情願，當年都必須加入這些協會。對於文化行業的從業者來說，它們的決定和指示就是法律，它們可以因“政治上不可靠”而開除或拒絕接受會員，從而剝奪那些不願死心塌地為納粹賣命的文化人的生計。

在這種令人窒息的氣氛中，幾乎所有在世的比較重要的德國作家，當年都在著名作家托馬斯?曼的帶頭下移居到了國外。極少數留在國內的作家不是自動就是被迫保持緘默。與之伴隨的，是上千種書籍被禁止在書店出售或在圖書館流通，許多新書被禁止出版。不僅如此，每一本書或者劇本的手稿，都必須先送宣傳部審查，經它認可後才能出版或者上演。

在音樂界，所有猶太作曲家的作品都遭到了禁止，其中包括德國浪漫樂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門德爾松，德國第一流的現代作曲家保羅?興德密特等。在戲劇界，包括著名導演馬克斯?萊因哈特在內的所有猶太籍的導演和演員都移居國外了。美術界的情況同樣糟糕。因為希特勒認為一切現代藝術都是退化的和無聊的，所以他當政後首先采取的行動之一就是“清除”德國的“頹廢”藝術，並企圖代之以新的“日耳曼”藝術。約有6500幅現代繪畫，不僅是像科科契加和格羅茲這類德國畫家的作品，還有塞尚、凡?高、高更、馬蒂斯、畢加索和許多別的畫家的作品，都從德國各博物館里拿掉了。電影仍在私人公司手中，但是宣傳部和德國電影協會控制了這個行業的每一個方面，因此，電影象其它藝術種類一樣，也成了宣傳納粹思想的工具。市場上充斥的是大量粗制濫造的納粹電影，除此之外，只有少數外國影片（多半是乙級好萊塢影片）被允許上映。
　
同樣的精神暴行和文化專制也在共產黨國家上演著。
　　　　
為了維護社會主義的“純潔性”，蘇共提出需要有一個無產階級的“真空”環境以避免人們遭到毒害。“清除環境”的第一步就是焚毀“政治上有害的圖書”，消除“人民敵人”的腐蝕和毒害，為此蘇共中央向各地的圖書館下發了清除和銷毀書籍的清單。在當時“焚書”中被銷毀的外國和過去的圖書資料是驚人的，1938年被宣布為政治反動的圖書達10375706種、宣傳畫223751種，同時還有55514種外文報刊被銷毀。從此“‘人民敵人’的成千上萬冊圖書從各個圖書館中取締，只有少數個人敢於在自己的私人藏書中保留這些書籍。”即使過期的報刊雜志也被停止使用和銷毀。

從1920年起，蘇聯開始實行嚴格的文化審查。國營出版社獲得政府授權，可以檢查“不潔”的書稿，以免漏網排印。1922年6月6日，國家文學與出版管理總局正式成立，擬定了一份禁書名單，起初只是列出不宜公開的禁書，後來則包含所有公眾不宜的出版物。1923年，國家劇目管理總局成立，負責審查所有上演的戲劇作品。1936年，以上兩局直接聽命於蘇共中央，蘇聯各地並設立相類的地區機構。截止1939年，蘇聯的文化審查機關已有六千多名雇員。
　　
“榮登”黑名單的禁書，無論本國還是外國作品，都一概沒收，交與NKVD（即人民內務委員會）封存。若禁書印數太多，就大量銷毀。1938與1939年間，就查禁了16453冊，超過2400萬本“有害書籍”化為紙漿。不獨如此，審查官還深入各個圖書館，仔細翻檢各類書籍，用墨水將被貶黜或失寵的人名抹去。
　　
領袖像是審查重點。印在紙上的斯大林像，必須對著光線詳察，免得背面重叠了褻瀆內容。1937年12月，有位審查官寫信到莫斯科，說某份小冊子的領袖像，其衣袖處有墨索里尼的影子，而希特勒的大名，竟然隱隱約約橫跨偉大領袖的胸膛。

文化界和學術界與國外的交往也被終止，只聘請個別為蘇聯唱讚歌的左翼作家來訪。在反對“世界主義”和抵制崇洋媚外的口號下，蘇聯科學家不再參加國際會議，也不再舉行國際科學家的會議，文獻資料的交流降低到沙俄時期的幾十分之一，而且陳舊得幾乎無法使用。直到1980年代末，蘇聯史學家幾乎接觸不到國外的書刊信息，完全生活在一個自說自話的封閉圈子里。蘇共中央組織局還更換了共產主義研究局和各意識形態機構的大批幹部，以剔除那些黨不信任的知識分子，解散了幾乎所有的民間團體和文藝派別，建立了由中央統管的權屬統一的學術團體。為形成命令暢通的組織領導系統，當時明確提出，人文社會科學的認知功能必須退居到第二位甚至第三位，它的第一位功能是歌功頌德的“宣傳”功能。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發生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中共給文化帶來的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



1966年6月1日，文革大幕剛拉開，中央文革小組長陳伯達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明確提出“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此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進一步肯定了破“四舊”（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提法，強調“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覆辟的目的。”

為了積極響應黨的號召，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擬就了《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宣布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緊接著，紅衛兵們以砸爛一切“四舊”物品為宗旨，把北京城內外一切外來和古代文化的象征與物品都砸了個遍。8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報道了北京紅衛兵的這一“偉大功勳”。次日，人民日報又專門發表社論，稱讚紅衛兵的這一行動《好得很！》。

這之後，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大力煽動與支持下，史無前例的“破四舊”運動猶如一場熊熊大火，迅速燃遍了全國城鄉。在這場來勢兇猛的紅色狂潮中，紅衛兵不僅肆無忌憚的批鬥打人，而且辱聖人，謗神佛，砸孔廟，焚古書，把中華5千年的優秀傳統文化、宗教信仰和習俗當作“四舊”予以無情地破除和毀滅。全國上下總共約有1000多萬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間的字畫、書刊、器皿、飾物、古籍，紛紛在火堆中消失，不管是莎士比亞還是托爾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馬遷還是王實甫的傳世之作，都在滾滾的濃煙中化為灰燼。

損失最慘重的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曲阜。在來勢兇猛的“破四舊”運動中，孔府被封，孔林蒼松古柏被伐，墳墓被扒掘。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當地共有6000余件文物被毀，古書2700余冊被燒，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余座被毀，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余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席卷和掃蕩，文化領域一片蕭瑟雕零，成千上萬的文學藝術家被迫害致死，到頭來，十億中國人只剩下八個樣板戲和幾本書可看。八個樣板戲就是被江青樹為樣板的八個現代題材的戲劇，即《紅燈記》、《沙家浜》、《奇襲白虎團》、《智取威虎山》、《海港》、《龍江頌》、《杜鵑山》、《紅色娘子軍》，幾本書主要指《金光大道》《艷陽天》等。

德國戲劇協會主席漢斯?約斯特聲稱，凡是有人向他提到“文化”這個字，他就想掏出左輪手槍來。可見納粹對文化的仇恨之深。陳伯達叫囂，“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可見共產黨對文化的敵意之大。這樣的黨掌了權，不論哪個國家，文化都得玩完！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18：迫害愛因斯坦與驅逐別爾嘉耶夫

古往今來，知識分子歷來都是理性與良知、獨立性與創造性的代表，而這恰恰是共產黨和納粹所敵視和仇恨的。正因為如此，在它們的獨裁統治下，知識分子的命運才會那麽的悲慘。　　——題記

希特勒深知“文學藝術作品對德國人的生活產生了極大影響”，因此，就任德國總理後，盡管當時需要著手解決和處理的政治、經濟、軍事、民族、外交等各類政務堆積如山，不勝其數，但他卻將此擱置其後，上任僅僅6個多星期，便將鎮壓文化精英的第一刀砍向了德國藝術家，急不可待地公布了第一批德國藝術家的黑名單，宣布他們是“被取消國籍”、“不受法律保護”的人。
被列在這份黑名單上的著名畫家G?格羅茨當時正在訪美，因其作品特別是漫畫對當時德國社會的腐敗做出過尖銳深刻的批判,他被納粹分子稱為“頭號文化布爾什維克”，馬上就被剝奪了公民權。世界上第一所真正為發展現代設計教育而建立的“國立包豪斯設計學院”也被查封關閉。“包豪斯”系德國著名設計師和建築學專家格羅庀烏斯所創建，包羅了所有藝術發展方向，並且造就了許多知名的藝術家。但納粹當局卻將其視為“布爾什維克的顛覆的細菌細胞”而予以取締。與此同時，著名畫家M?利伯曼（時年88歲）和K?珂勒惠支（時年66歲）、P?克利、M?貝克曼、O?迪克斯以及O?施萊默，均被剝奪了在藝術院校執教的權利。

不久，納粹當局又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黑名單------到1936年底，共公布了7批名單黑名單，共有300位文化名人被迫流亡海外，其中不乏像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小說家托馬斯?曼，被譽為戲劇創作之王的布萊希特，現代派藝術大師康定斯基等享譽世界的一流藝術家。與此同時，世界著名的演員和導演馬克斯?利伯爾曼、帕倫貝爾格、巴塞爾曼、莫伊西、考爾特乃爾等被趕下了舞台。世界聞名的畫家、普魯士藝術學院院長馬克斯?利伯爾曼被迫退職。據統計，從1933年至1944年，共有104，098位德國和奧地利人流亡美國，其中有1，500位藝術家，以及專門從事文化方面報道的知名新聞工作者，數百位世界一流的科學家。

在納粹統治時期，遭到迫害的不僅是德國藝術家，即便是物理、化學、數學和地質這類在一般人眼中不會受政治形勢影響的自然科學界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也未能幸免。納粹當局甚至查封了享譽世界的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的銀行賬號，並以“窩藏共產主義者的武器”為由搜查了他的住所，當眾焚毀了他寫的關於相對論的通俗讀物，還剝奪了他的德國公民權，並懸賞2萬馬克殺死他。

連愛因斯坦都受到如此野蠻粗暴的對待，其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弗立茨?哈伯爾、亞馬斯?弗蘭克和古斯塔夫?赫爾茨等一千多位學者、教授和教員被迫停止了在德國的教學和研究活動。從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約有13%的德國生物學家被解雇，他們中約有四分之三移民國外。要不是德國爆發了微粒子病（nosema），甚至連K.V弗里施也難逃一劫。K.V弗里施是世界上第一位發現“蜜蜂語言”的動物學家。由於納粹懷疑他的外祖母是非雅利安人，因此便在慕尼黑大學對他開展人身攻擊，進行迫害。由於1941年德國爆發了微粒子病，即由蜜蜂之間流傳的疾病，導致數十萬只蜜蜂群體死亡，嚴重影響了當年德國的水果產量，並使農業生態紊亂。第三帝國無計可施，為了自身的生存，只好停止對弗里施的迫害，讓他解決這個難題。

到了１９３７年，德國大學里有五分之二的教授被清洗。而後由一個研究委員會領導全德國的科學。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個所謂的科學機構里竟沒有一個科學家，擔任主席的是納粹黨的二把手戈林，成員包括希姆萊、鮑曼、凱特爾等納粹黨領袖。

在納粹的淫威下，絕大多數德國學者、教授為了自我保全，只得隨波逐流，折節屈從。1933年大選中，由海德格爾和藝術史專家平德爾牽頭，300名大學教授在支持納粹黨聲明上簽字，同年11月，又有700多名大學教授在“德國大學和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會主義國家聲明書”上簽字。

不過，實事求是地說，納粹並不是大規模迫害知識分子的始作俑者，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期，相同的一幕就已經在蘇聯上演了。

當時，正逢蘇共實施新經濟政策，國內各種社會思潮趨於活躍，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一些知識界人士紛紛要求在社會和政治生活方面實行比較寬松的政策，這引起了蘇共領導人的高度警覺。在他們看來，一定程度上恢覆市場經濟和私人所有制，有可能引發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資產階級在蘇聯的覆辟，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唯有加強對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的控制。

而另一方面，蘇聯國內各知識分子團體紛紛集會，反對政府官員對他們創作活動的幹預，要求允許思想自由交流，主張建立完善的法制來保證新經濟政策得以持續執行。1922年初，以反對蘇維埃高等教育改革和爭取學校自治為核心內容的教授罷工已持續了一年多，並且呈愈演愈烈之勢，這引起了蘇共領導人的強烈反感。1922年3月12日，列寧在《論戰鬥唯物主義的意義》一文中指出：“……俄國工人階級有本領奪取政權，但是還沒有學會利用這個政權，否則早就把這類教員和學術團體的成員客客氣氣地送到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去了。”5月19日，列寧給捷爾任斯基發去一封密信，指示國家政治保安局（即原先的全俄肅反委員會，1922年改名為“國家政治保安局”）著手準備驅逐“反革命”作家和教授的工作：“……責成政治局委員每周拿出2-3小時的時間來瀏覽圖書和出版物，作出書面的評價，將所有非共產主義思想的出版物送到莫斯科，不得有誤……系統地搜集教授、作家們的政治經歷、教學和文學創作方面的信息……系統地將所有反革命分子、協約國的幫兇、協約國的仆從和間諜組織以及毒害青年學生的壞分子驅逐出境。”

在給斯大林的信件中，列寧指責說，這些“資產階級及其幫兇，那些知識分子和資本家的走狗，他們自以為是國家的大腦，實際上，不是大腦而是臭狗屎。”

1922年5月，列寧收到衛生醫療人民委員Н?А?謝馬什科的報告，報告指出第二屆全俄醫生大會通過了不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保持醫生組織獨立的決議，謝馬什科認為“這是我們生活中很致命很危險的趨向”，並建議“對醫生的‘領袖們’實施隔離”。列寧對這封信作出批示，責成“謝馬什科協助捷爾任斯基在兩周內制訂出相應的措施報政治局審議”。

隨後《真理報》刊文指出，一些知識分子“錯誤地指望我們會由於新經濟政策的施行以及西方資本家的壓力而繼續退卻，試圖反對蘇維埃政權”。6月1日，捷爾任斯基向蘇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提交了一份《關於知識分子中反蘇集團的報告》，里面寫道：“反蘇知識分子選擇高校、各類社團、出版物……還有宗教團體等作為反蘇的主要舞台。在高等教育機構中，大學生與反蘇教授團體的反革命活動主要有兩個方向：爭取高校‘自治’；爭取改善教授和大學生的物質生活條件。爭取‘自治’的實質，是出於政治目的，抵制共產黨和階級原則在學校中的影響……至於要求改善物質條件，不過是高校的反蘇分子用作政治對抗的武器而已。不久前的高校罷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高校里的形勢要求我們采取一系列果斷措施，制止和預防教授們的反革命活動。”

6月8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作出了《關於知識分子中反蘇集團的決議》，責成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組建特別委員會，授予其實施行政流放或驅逐出境的權力。7月16日，正在養病的列寧給斯大林發來一封信，敦促盡快實施驅逐行動，並直接點了一批在他看來必須驅逐出境的知識分子的姓名。

8月10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米?加里寧簽發頒布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行政驅逐的決定》，該決定指出：“為了對參與反革命活動的人員實行隔離，凡是報送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批準隔離兩個月以上者，在無須逮捕的情況下，決定以行政方式驅逐出境或者流放到俄羅斯聯邦境內的指定地區。”

將大批知識分子驅逐出境，絕不是列寧個人的想法，而是當時蘇共領導人的共同意見。1922年8月30日，托洛茨基在《消息報》上發表文章為驅逐行動辯護說：“被驅逐和我們將要驅逐的那些人並沒有什麽政治影響力。但他們卻可能是我們的敵人的潛在武器。一旦出現新的軍事緊張局面……所有這些不可調和和不肯改正的分子就會成為敵人的軍事和政治間諜。而我們不得不根據戰時法令對他們處以極刑。這就是為什麽現在，在和平時期我們預先將他們驅逐出境的原因。”很顯然，在托洛茨基看來，將大批知識分子驅逐出境還是比較人道、溫情的舉措。布哈林也指出：“我們允許的是我們制度框架內的研究自由……當一位卓有建樹的教授說我們與世事無關，我們遠離政治，請讓我們自由地講授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這是無論如何都不行的。”同年，季諾維也夫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全會上發言時也指出：“正在對知識分子采取的行動的意義，可以用一句話簡單地加以概括：誰不跟我們站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在當時蘇共領導人“非此即彼”的邏輯看來，不是蘇維埃政權的忠誠擁護者，就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遠離政治是絕不容許的。

最終，第一批知識分子於9月23日乘坐開往里加和柏林的火車離開了蘇聯。9月29日和11月16日，來自莫斯科、喀山和彼得格勒的學者及其家屬約100多人分兩批由彼得格勒乘坐從德國租來的“哈肯船長號”和“普魯士號”輪船離開了蘇聯。由於離境的很多知識分子是著名的哲學社會科學大家，所以歷史上又將此次事件稱為“哲學船事件”或“列寧船事件”。據俄羅斯聯邦安全委員會注冊登記和檔案卷宗管理局局長赫里斯托福羅夫在俄《近現代史》2002年第5期《“哲學船”：1922年科學家和文化活動家被驅逐出蘇俄》中披露，當年共有“200多名俄國思想界精英被驅逐出境”，其中包括當時俄國最著名的哲學家和思想家，“自由”信仰的堅定捍衛者別爾嘉耶夫。

被驅逐出境的人員，一般都經過國家政治保安局的審查且都被下了結論，認定這些人積極從事了反蘇活動。比如，1922年8月19日給別爾嘉耶夫所作的定性結論是：“自十月革命以來的5年時間里，他不僅一直對蘇俄工農政權不滿，沒有停止過自己的反蘇活動，而且利用目前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外交困境，加緊反革命活動……”可根據前一天對別爾嘉耶夫進行審訊的材料看，又看不出他究竟從事過哪些“反革命活動”和“反蘇活動”。別爾嘉耶夫只是在受審時坦誠地表示“不能讚成階級觀點”，並且“一視同仁地認為，不論是貴族的意識形態，還是農民的意識形態、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都是狹隘、局限而自私的”，“俄國沒有什麽無產階級的國家，因為俄國人民的大多數是農民”，而且“認為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嚴厲判決是錯誤的”，表示“不讚同蘇維埃政權對高等學校采取的政策，因為它破壞了學術和教學的自由，壓制了先前的哲學自由”，“我以前從不屬於任何政黨，今後也將不屬於任何政黨。在現有的政黨中，沒有一個能引起我的同情”。這些言論表明，別爾嘉耶夫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崇尚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知識分子而已，遠談不上什麽“加緊反革命活動”。然而，他還是被驅逐出境了。有類似遭遇的知識分子大有人在。

與“老大哥”蘇共早期的做法相比，後起的大多數共產黨當政後並沒有繼續大規模驅逐本國的思想精英，但這並不是說它們放棄了對知識分子的迫害，而是迫害的方式有所改變，由大規模驅逐出國變為在本國就地鎮壓，迫害的程度非但沒有減輕，反而大大升級了。

僅僅一次“反右”，中共就打了“50”萬右派，其中大多數都是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的他們，要麽被勞改，要麽被開除公職，要麽受到其它形式的迫害，許多人甚至家破人亡。

到了文革中，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更是跌入了有史以來的最低點，被冠上了“臭老九”的頭銜，成為社會最卑賤的階層，不但尊嚴掃地以盡，還要忍受“批鬥”、“遊街”、“審查”和“蹲牛棚”等種種名目的侮辱、折磨和迫害。許多著名的作家、藝術家、演員甚至被活活迫害而死。僅上海音樂學院在文革中就有200名藝術家被迫害身亡。三、四十年代為共產黨打天下曾“功勳卓著”的共產派文化人幾乎被一網打盡。據1980年中共自己公布的數字，“十年浩劫”中全國有1,728,000人被逼自殺，其中好些都是中國文化知識界的精英。被共產黨封為“人民作家”的老舍、人民演員的舒秀文、上官雲珠等一大批作家和藝術家，紛紛含恨訣別人間。安徽著名黃梅戲演員嚴鳳英，雖已被逼自殺，屍體還要被軍代表和造反派勒令“脫光解剖”，說是要“尋找向台灣國民黨發報的發報機”。

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今天很難想象什麽是“批鬥”、“遊街”、“審查”和“蹲牛棚”。浙江大學教授張允若先生在“文革中自殺部份知識精英名錄”一文中曾對它們做了詳實準確的描述：

所謂批鬥，就是要當事人在群眾大會上雙膝跪地(不是地板，而是水泥地、沙石地、煤渣地、甚至是玻璃渣地!)，或是低頭彎腰、兩手向後翹起(所謂噴氣式!)，頸上懸掛著大塊紙板、木板、甚至幾十斤重的鐵板，上面寫著“xx份子xxx”的大字(前面的xx是給人加的惡名，如“反黨份子”、“反革命份子”、“右派份子”、“走資派”、“叛徒”等等，後面的xxx是當事人的名字)，在酷暑烈日之下、或是臘月寒風之中，一跪(或是一站)就是幾個鐘頭，周圍是震耳欲聾的“打倒”口號和呵斥之聲。身旁的暴徒隨著會場的氣氛，不斷地拳打腳踢，或是手執棍棒器械、或是揮舞銅頭皮帶鞭子繩索，劈頭蓋臉地抽打------

所謂遊街，就是給當事人套上紙糊的特大高帽子，上面書寫著“xx份子xxx”，頸上也是掛著大塊的紙板、木板或是鐵板，還要你邊走邊敲打面盆之類的響器，邊走邊喊“打倒xxx”(自己的名字)之類的口號;還會給你剃個陰陽頭(頭發剃一半留一半)，甚至用黑墨汁、藍墨水、紅墨水，滿頭滿臉澆灌一氣，弄得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然後像牲口一樣被架著遊街示眾，走遍大街小巷，“革命派”在後面又呵斥又喊口號，極盡侮辱之能事;還往往引來某些圍觀者的惡弄，吐唾沫、丟石子、潑臟水-----

所謂審查，就是日夜不停地無休止地逼供。往往把當事人關押在本單位的某個場所，同外界隔離，更不許與家屬聯系。審訊者吃飽睡夠了輪番上陣，被審者夜以繼日地、不讓吃不讓喝不讓睡地接受審問，通過疲勞轟炸、呵斥拷打、虐待折磨，直弄得你神志恍惚、體力衰竭，然後逼迫你、誘使你招供，交代“反黨罪行”、“反革命計劃”、“反革命同夥”，如有不從，照例又是拳打腳踢、鞭棍交加------

所謂蹲牛棚，就是把被批鬥的“牛鬼蛇神”，集中關押，白天做苦役，常見的是打掃廁所，在本單位的農場、車間、菜地、養豬場、養雞場做各種最臟最累的勞役;晚上接受種種“批鬥”，勒令寫交代寫檢查。在此期間，有專人看守，把“牛鬼蛇神”視同牛馬，動輒呵斥叫罵、拳打腳踢，隨時可能遭到種種侮辱，比如勒令下跪、勒令四肢爬行、把骯臟的紙簍套在你頭上、甚至逼你喝臟水、逼你舔屎舔尿------

敘述完這些場景後，張允若先生禁不住感嘆道：“以上敘述實在還不能寫盡當年人們所遭受的全部侮辱、折磨和迫害。這真是史無前例的兇殘和野蠻!”

然而，若與紅色高棉當政時期的知識分子相比，無論是被驅逐出國的蘇聯思想精英，還是中國的“右派”和“臭老九”，他們的命運都還算是幸運的了。據Sliwinski研究統計，在那個紅色恐怖肆虐猖獗的年代，短短幾年中，51.5%的柬埔寨知識分子都成了紅色高棉的刀下鬼。

古往今來，知識分子歷來都是理性與良知、獨立性與創造性的代表，而這恰恰是納粹和共產黨所敵視和仇恨的。正因為如此，在它們的獨裁統治下，知識分子的命運會才會那麽的相似。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19：迫害基督教會與“同宗教做鬥爭”

在共產黨和納粹的眼里，唯有自己才是這個世界的主宰，其他人都必須跪倒在自己面前，對自己俯首稱臣。但所有的宗教信仰——不論是傳統的還是新興的——都叫人信神，而不是信他們。這在他們看來，不僅是對自身權威的挑戰，而且還嚴重威脅到了自己的統治，是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的。出於這種陰暗的心理，他們怎能不把信仰自由踩在腳下呢？ ——題記

德國是個基督教具有重大影響的國家，92%的民眾信奉天主教或新教。但在納粹高層，對基督教持敵視和反對態度的人卻比比皆是。
希特勒的親信鮑曼曾明言，“民族社會主義和基督教信仰是不能調和的”。納粹黨理論家阿爾弗雷德?羅森堡曾說，在第三帝國不允許有任何形式的基督教存在。戈培爾常取笑基督教的道德觀。1937年2月，第三帝國宗教部長漢斯?克爾曾說：“耶穌基督的神性問題是荒謬的，也是無關緊要的。關於耶穌基督和基督教是什麽已有了新答案，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納粹黨衛軍頭目希姆萊蔑視基督教，他要求黨衛軍成員必須正式放棄他們的基督教信仰，成為一名不可知論者，以真正成為黨衛軍的一員。希特勒的秘書、納粹黨辦公廳主任馬丁?博爾曼比大多數納粹領導人更仇視基督教。

希特勒名義上雖說是個天主教徒，但早在《我的奮鬥》中，他就曾痛罵天主教過問政治，並且因為天主教和新教這兩個基督教會不能認識種族問題而對它們加以攻擊。在希特勒看來，基督教教義違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規律，“把它的邏輯推到極端，基督教就意味著系統地培養人類失敗的因素”。他曾明確表示，一旦他征服歐洲之後，就要清算基督教會的影響——這個“侵蝕我們重要器官的禍害”。

由此不難想見，對基督教而言納粹的上台必定是一場無法逃避的厄運。事實也確乎如此。只是這場風暴來得並不是那麽迅猛而已。

希特勒掌權之初，為了爭取更多的選票和改善納粹的國際形象，曾一度假惺惺地讚揚基督教信仰是“保障德國民族靈魂的要素”，答應尊重這些信仰的權利，宣稱他的政府的“志向是謀求教會和國家之間的融洽協調”，而且說“我們希望改善我們和羅馬教廷的友好關系”

在希特勒的授意下，1933年7月20日，納粹政府甚至和梵蒂岡簽訂了一個協定，保證天主教的自由和該教會“管理它自己事務”的權利。這一協定的簽署使希特勒獲得了他十分需要的國際聲望。但納粹政府並不準備認真執行這一協定，簽約後僅僅才5天，它就翻臉不認賬了，頒布了一個令天主教會感到憤怒的凈化法令。5天後，納粹政府又解散了天主教青年聯盟。在以後幾年里，數以千計的天主教教士、修女和教徒中的著名人士遭到逮捕，其中許多人是由於“不道德”或者“外幣走私”等等捏造出來的罪名而被捕的。1934年6月30日，天主教行動組織的領導人埃里希?克勞斯納在清洗中被殺害。與此同時，數十種天主教出版物被禁止發行，甚至懺悔室的神聖性也遭到秘密警察人員的破壞。

1937年3月14日，羅馬教皇庇護十一世發出了一個通諭，指責納粹政府“規避”和“破壞”契約，播種“懷疑、不睦、仇恨、中傷的莠草，播種公開和秘密的根本敵視基督和基督教會的莠草”。他說他在“德國的天際”看到了“摧殘性宗教戰爭的險惡烏雲-----這種戰爭除了-----滅絕人類以外沒有其它目的”。
　　
與天主教不同，德國的新教本來就包含了不同的派別。隨著納粹運動的興起，德國的新教徒進一步分裂，出現了一個擁護納粹主義、追求一種同猶太人分離的“本民族”基督教的教派組織——“德意志基督徒信仰運動”。他們把對德意志的信念和對基督教的信念溶為一體，提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上帝”的口號。跟“德國基督教徒信仰運動”對立的是“明認信仰教會”。這個教會不但反對使新教教會納粹化，不接受納粹的種族理論，指斥羅森堡和其他納粹領袖的反基督教主張，而且宣稱並堅持自己才是唯一的嫡派德國新教。

當納粹當局企圖強迫教會牧師貫徹公務員法令中關於“雅利安化”和宣誓效忠希特勒的規定時，明認教會的牧師馬丁?尼默勒號召建立牧師非常聯盟進行抵制。到1933年底，有6000名牧師參加了該聯盟。在這些牧師的領導下，不少教區和教會團體拒絕承認支持納粹反猶的“德意志基督徒信仰運動”頭頭米勒的權威。

1934年5月，德國福音教會在巴門舉行第一次教義會議，明認教會和一些路德派教會主教發表了一項神學聲明，拒絕承認這樣的概念，“即國家似乎應該並能夠超越其特殊使命而成為人類生活唯一的和全面的制度，也能夠完成教會的天職”。同年10月舉行的第二次教義會議，通過一項《教會非常法》，明確拒絕“違反聖經精神，把世俗的領袖原則引進教會並據以要求無條件服從”。一個月之後，明認教會兄弟會和漢諾威、符騰堡，巴伐利亞邦教會的主教，決定成立德國新教教會臨時管理處。這些行動無疑嚴重幹擾了希特勒對德國實行全面納粹化的打算。

1936年5月，明認教會向希特勒提出了一個彬彬有禮、然而態度卻非常堅定的備忘錄，直言不諱地抗議這個政權的反基督教傾向，指斥政府的反猶主義，並抨擊“在標榜為法治的德國一直還存在著集中營，國家秘密警察的措施不受任何司法審查”，要求當局停止幹預教會事務。這份備忘錄采取秘密呈文的方式遞交給了希特勒，但不久卻被泄露了出去，在國外發表了。結果，納粹當局立即報以殘酷的鎮壓。大批明認教會的牧師被蓋世太保逮捕和投入集中營，僅1937年就逮捕了807名，其中包括明認教會的領導人馬丁?尼默勒。隨後，大多數新教牧師在納粹當局的威迫利誘之下，被迫宣誓效忠希特勒。

與納粹比起來，共產黨對宗教信仰的迫害不但更為殘暴血腥，也更為赤裸裸。

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早就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列寧對這句話又做了創造性的發揮，加上了“麻醉”兩字，將它改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在《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一文中，他把“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歸結為“馬克思主義在宗教問題上全部世界觀的基石”，並由此引申說：“馬克思主義始終認為現代所有的宗教和教會、各種各樣的宗教團體，都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用來捍衛剝削制度、麻醉工人階級的機構，我們應當同宗教做鬥爭……這是馬克思主義起碼的原則”（見《列寧全集》第17卷）。正是依照這個原則，各國共產黨無一不將宗教視為“毒品”，視為“舊社會”的殘余，視為與先進階級、先進政黨、先進制度格格不入的異物，視為與馬克思主義對立的意識形態。

最早把這種反宗教理論付諸實踐的是蘇共。布爾什維克剛一掌權，就開始了對宗教的打壓。1918年，俄國東正教會正式與國家分離，宗教亦從學校課程中消失。教會雖然未亡，但資產被清算，教堂亦被一間間關閉，而這一關，就足足關了20年。信教沒有明令禁止，但有預設前提，即不得危害所謂公共秩序與幹預政治。

1922年，蘇聯當局以賑災為名，下令教會交出包括聖杯、法衣在內諸多珍寶。迫於壓力，牧首Tikhon勉強尊命，但拒絕交出與聖事有關的財物，結果惹惱當局，實行明火執仗，霸王硬上弓。征收期間，總共1400起沖突，8000教士被殺。牧首Tikhon亦以反革命罪鋃鐺入獄，被迫在《消息報》發表悔過書：“本人謹此聲明，從今以後，絕不再與蘇維埃政府為敵。”
　　
Tikhon牧首入獄期間，官方還支持激進教士自立門戶，成立愛國教會。1925年，愛國教會所轄教區12593個，共有192名主教。但愛國教會缺乏虔誠信徒擁戴，很快失寵於官方。Tikhon牧首1925年榮歸主懷。1927年，SergeiStragorodsky正式接掌俄國東正教會。同年7月29日，飽受當局監禁與逼供的Stragorodsky發表聲明，承認蘇維埃聯盟為教會之世俗祖國，祖國的榮耀，就是教會的榮耀。然而數百教士仍然不服，堅持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據估計，截至1930年代，在蘇聯北方某勞改營，大約五分之一的犯人，都是與社會主義祖國作對的教士。
　　
二十年代末，盡管俄國教會因當局打壓茍延殘喘，但俄羅斯民眾的宗教熱誠並未壽終。1930年，斯大林在蘇共十六大發言，指責宗教為社會主義建設絆腳石。其實蘇共中央年前已經決定，要發動更大規模的滅神運動。1929年開始，當局的滅神口號注入更多暴力語言，譬如要求民眾“日日痛擊宗教的腦瓜”。在斯大林治下，俄羅斯宗教的浩劫愈演愈烈，東正教堂、猶太教堂、修道院、清真寺等多被關閉或沒收，成千上萬的神職人員，要麽進了勞改營，要麽死於非命。1928年以降，當局關閉的宗教場所不過532所，到了1940年代，蘇聯大部分宗教場所要麽炸掉，要麽關閉，要麽改為他用。
　　
十月革命爆發時，俄國東正教會共有46457座教堂，1028所修院。1939年，估計只有一百或少於一千座還在運作。在莫斯科，1917年有600個各類宗教社團。1939年，只剩20個。就連上文提到的愛國教會亦難逃一劫。列寧格勒本是其根基紮實的據點，但1940年，愛國教會只餘一座教堂。二十與三十年代就職的東正教與革新派主教，分別為290與400位。1941年，在位的各剩10名。這些主教，有的死於勞改營，有的因為反革命罪被處決，其余不知所終。二十年代，教區牧師約40000人。1940年，還剩4000人。
　　
1929年8月8日，官方又立法限制宗教組織，明令宗教不得傳教，禁止宗教學社，禁止青年與女子宗教團體，禁止教會讀書會與圖書館，禁止所有形式的宗教教育。教士從此真正賦閒，只剩撞鐘做做法事。不過撞鐘亦沒那麽輕松，因為官方規定，教堂內除了禱文，不得陳列與收藏其他書籍，且做法事需在指定處所，而教士亦必須是該區居民之一。官方還對教士課以80%的所得重稅，另有20%，乃懲罰不當紅軍為國效力的教士。教士服務天主，以教堂為家，本來天經地義，但當局滅神苛令，卻使很多教士要靠教民施舍，才能借得一間屋子棲身，或是勉強求得三餐。1929年8月5日，蘇聯明令窮困教士不得成為國家包袱，一舉剝奪了他們的養老金、醫療保障等社會福利。

與蘇共一樣，中共一建政，就急不可待地拉開了鎮壓傳統宗教的大幕，全面取締會道門，毀寺焚經，強迫僧尼還俗，原有的各種宗教團體相繼被瓦解，宗教界真正的精英不是被鎮壓，就是還了俗。當然，礙於傳統宗教歷史悠久、影響廣大和信徒眾多的威勢，中共未敢將它們取締，而是一邊鎮壓一邊千方百計地加以控制和改造。所謂控制和改造，其實就是強迫所有宗教徹底放棄原有的獨立性，完全臣服於共產黨的統治。簡單地講，不管你信什麽，你都得承認共產黨是你的老大；不管你是什麽教，都得無條件地服從黨的領導。你信基督教，那共產黨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產黨就是佛祖的佛祖；講到回教，共產黨就是真主的真主；講到活佛，共產黨就是要批準誰來做活佛。說到底，黨需要你說什麽，你就得說什麽；黨需要你做什麽，你就得做什麽。誰敢不這麽做，中共就會將它列為專政對象。如此一來，傳統宗教雖然在經歷過政權更替的動蕩後看似被保存了下來，但卻一個個都變得面目全非，完全喪失了宗教原有的靈魂和真意，以至於最終都蛻化變質成了中共控制下的禦用工具。換句話說，盡管傳統宗教的名稱和形式還保留著，但它們的精神已經死去了。

這種名存實亡的禦用宗教理所當然遭到了一切正直的虔誠教徒的抵制，他們不願將自己的信仰出賣給中共，不願加入官方的宗教團體，轉而在家庭或其它非官方的場所聚會，進行獨立的宗教活動。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家庭教會”、“地下教會”。

在蠻橫霸道的中共看來，“家庭教會”、“地下教會”竟敢不臣服於自己的權威，獨立特行，自行其事，完全是在明目張膽的對自己進行公開挑戰，是不可饒恕的迷天大罪，決不能任其為所欲為。因此，中共對他們的政策從來就是八個字：無情鎮壓徹底取締。從1949年到今天，“家庭教會”、“地下教會”六十年的歷史，每一頁都浸透了教徒們被中共殘害和屠殺的鮮血。據中國宗教迫害真相調查委員會2001年公布的白皮書，上萬名家庭教會的信徒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對五十萬名左右信徒進行了一次調查取證，結果表明，在這五十萬信徒中有23,686人曾被拘捕過,4014人被判勞改勞教,129人被殘害致死,208人致殘,997人被監視,1545人至今被迫逃亡,兩萬多人挨過打,一萬多人被罰款(最少的是罰五角,最多的罰八十多萬),而終日惶恐不安,聚會像做小偷似的是全部的五十萬信徒。據悉，大陸目前約有數千萬家庭教會的信徒，這個調查收集到的數據，只不過是整個迫害黑幕的冰山一角。

中共一再宣稱中國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從表面上看，政府似乎也確實並不禁止人們信教。不管是佛教、道教還是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或其它的宗教，只要你想信，可以說任由你選，但不管你選誰，最終都只能是中共認可的禦用宗教，而不能是被官方禁止的地下宗教。說到底，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不準你信，準你信的卻都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所謂宗教信仰自由其實不過是徒有虛名。

在中國，不僅傳統宗教慘遭中共迫害，新興信仰也難逃厄運，其中最典型的便是中共於1999年7月在全國範圍內發動的對法輪功的大規模公開鎮壓。

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雖然不是宗教，但與傳統正教相似，也是一種建立在有神論基礎上的精神信仰。他教導修煉者按照“真善忍”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時時處處努力做一個好人，一個比好人更好的人。凡真心修煉法輪功者，不但身體越來越健康，而且道德水平不斷提高，精神風貌煥然一新。他們在社會上恪守公德，助人為樂；在單位里，兢兢業業，勤奮工作；在家庭中尊老愛幼，和睦相處。不僅如此，法輪功修煉者在做好本職工作外，對政治不感興趣，不但不參與政治，而且把對政治和權力的執著看作是橫在修煉道路上的一大障礙。大量事實表明，法輪功在大陸的迅速傳播，既使修煉者自身的道德水平得到了明顯提高，也有力的穩定了社會，帶動了整個民族精神文明的回升，完全稱得上是與國與民與己有百利而無一害。

然而，即使是這麽好的功法，小雞肚腸的獨裁者江澤民也容不得他的存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1999年，他公然逆天而行，顛倒黑白，捏造罪名，將法輪功打成所謂“X教”，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一場對“真善忍”大法的鎮壓和迫害，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動用的人力物力財力之巨、采用的手段之多之邪惡，都是空前的，堪稱中國乃至人類歷史上的信仰迫害之最！

讀到這里，你可能會想，為什麽納粹和共產黨都會如此窮兇極惡地踐踏信仰自由？那是因為在他們眼里，唯有自己才是這個世界的主宰，其他的人都必須跪倒在自己面前，對自己俯首稱臣，但所有宗教信仰——不論是傳統的還是新興的——都叫人信神，而不是信他們。這在他們看來，不僅是對自身權威的挑戰，而且還嚴重威脅到了自己的統治，是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的。出於這種陰暗的心理，他們怎能不把信仰自由踩在腳下呢？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20：“不思考”與“聽黨的話”

共產黨和納粹容不下任何人有不同於自己的想法，硬要強迫全體國民都按他們制定的統一標準思想，成為唯其旨意是從的精神奴隸和馴服工具。剝奪了人民的政治和經濟權利之後，他們還要剝奪人民獨立思考的權利，控制了人民的言行之後，他們還要控制人民的精神。 ——題記

凡是看過著名紀錄片《普通的法西斯》的人，無不對德國民眾當年對希特勒的狂熱崇拜印象至深。
影片把我們帶到了在紐倫堡舉行的納粹黨大會，只見莊嚴巍峨的主席台上方，懸掛著希特勒親自設計的德國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旗，黨旗為紅底白圓心，中間嵌著一個黑色“卐”字，十分醒目。一只巨型普魯士雄鷹雕像，高高地懸在納粹黨旗的上端，桀驁不馴，睥睨一切。廣場四周強烈的探照燈光柱，將整個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晝。數十萬群眾和軍隊聚集在廣場，舉旗列隊，高舉火炬，忘情地呼喊著，高唱著，向著主席台上那個大獨裁者歡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歇斯底里般的演講更是讓台下的群眾愈發熱血沸騰，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來要靠我們的人民！只能靠我們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聖的德意志人民，必須用自己的勤勞、智慧、冷靜、勇敢來克服一切困難！只有這樣，我們的國家才能前進，我們的民族才能振興！”這極富煽動性的語言，讓在場的幾乎每個德國人都激動得渾身顫抖，無一不為自己有幸是最優秀的民族中的一份子而感到萬分自豪，為擁有希特勒這樣最偉大的領袖而感到幸福無比，為德意志即將成為最強大的帝國而感到興奮不已。

這種對希特勒的盲目的瘋狂崇拜，堪稱是第三帝國時代德國民眾精神世界的縮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經過反覆不斷的洗腦，絕大多數的德國人那時已完全喪失了最基本的思考能力和獨立意識，完全認同了希特勒就是拯救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完全認同了納粹專政具有歷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完全接受了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興”，“為了日耳曼民族獲取更大的生存空間”，有理由將“不適合生存的個體、低劣的民族、墮落的階級，驅逐並消滅”；完全接受了納粹文化對於各種詞匯，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義”、“法律”、“善良”、“罪惡”等等所賦予的新的解釋。總之，他們的頭腦已經完全被希特勒宣揚的“民族社會主義”填滿，除了這種思想，幾乎再沒有別的任何思想。

這種精神上的高度納粹化，不僅是納粹對德國人民反覆進行洗腦，實施精神控制的結果，更是其目的所在。希特勒曾明言，“士兵不要思想，有領袖替他們思想。”“民眾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氣。”在他眼里，“群眾是守舊和懶惰的，他們不喜歡看書，也不喜歡思考”。人民群眾的觀念和想法，是需要被灌輸、被引導、被宣傳、被塑造，才能正確地加以表達。所以，封鎖信息管制文化也好，控制輿論打壓異見也好，編造謊言蒙騙民眾也好，最終都是為了讓民眾“不思考”，讓“領袖替他們思想”，從而控制他們的精神。

納粹政權對德國民眾的這種精神控制貫穿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體現在對青少年的教育中。

宣揚“雅利安人血統優良”與“猶太人血統低劣”，是希特勒種族主義的核心。為了將這種思想從小就灌輸到每個德國兒童的心中，達到“自然的、持久的、不矯揉造作的”宣傳效果，納粹教科書向孩子們講述說：在自然界中，同類物種與同類物種在一起，一群巖羚羊絕不會讓一頭鹿來領隊，一只公椋鳥只跟一只母椋鳥交配。同類物種相互吸引，繁育同一物種。只有人類違反自然規律，進行幹預，進行“人工雜交”。而雜種、混種、會把最壞的特征集於一體。接著，它們又將這樣的例證引述到“種族與猶太人問題”上。在當時的學校中，經常會出現老師借題發揮，侮辱猶太孩子的現象。一位名叫魯道夫?巴努什爾的猶太人回憶說，當年老師曾把他叫到全班同學的面前，然後問道：“知道什麽是雜種嗎？”班上無人說話，孩子們只是在生物課上聽說過這個詞。沈默片刻，老師指著魯道夫?巴努什爾說：“他就是雜種。他媽媽是猶太人，這就說明一切。”

1935年頒發的《教師手冊》中規定：數學教學要以“國家政治教育”為己任。在孩子們的書中，數學題是這樣表述的：“建設一個精神病醫院需要600萬馬克，建設一所居民住宅需要1.5萬馬克，請問，600萬馬克可以建設多少居民住宅？”還有，“一架夜間戰鬥機能運載1，800顆燃燒彈，若以時速250公里、每秒投擲一枚炸彈的速度飛行，請問，所投炸彈將覆蓋多長距離？”納粹主義就是要用這樣的數學題目向孩子們說明，那些“沒有生命價值的生命”會給國民經濟帶來多少損失；對那些阻礙第三帝國統治世界的國家應該如何嚴懲。

1932年，已經成為納粹黨首領的希特勒曾躊躇滿志地宣稱：“民族社會主義塑造了一個包括兒童和老人的群體，沒有人能夠使這部德國生活的龐大交響曲沈默”。納粹德國弗蘭哥尼爾省的頭目尤利烏斯?斯托萊切也曾洋洋自得地說：“如果在天平兩端，一端是所有大學教授的腦子，一端是我們元首的腦子，你們覺得天平會偏向那一邊？”不言而喻，在納粹當權的時代，天平自然是偏向希特勒。這就是精神控制的神效。

精神控制也是共產黨所看重和擅長的統治伎倆。為了讓民眾“聽黨的話，跟黨走”，他們一方面不遺余力地對民眾進行信息封鎖，禁止他們接觸不同的思想觀點和歷史真象；另一方面，從小起就長年累月地給民眾灌輸自己的“黨文化”。更為卑鄙和可怕的是，這種令人深惡痛絕的洗腦完全是憑借著暴力強制進行的。你順從它，你就能平安無事，加官晉爵，甚至包包二奶、收收賄賂，“黨媽媽”也可以眼開眼閉，因為你“政治正確”了。反之，如果你膽敢抵制它，堅持自己的觀點和立場，你的麻煩就大了，輕則整得你死去活來，重則讓你家破人亡、死於非命。

在共產黨陣營中，相比較而言，中共對洗腦的看重和洗腦的伎倆，顯然要高出他人一籌。

1949年建政後，中共為確立極權統治，取得在精神領域的控制權，馬不停蹄地開展了針對知識份子的“洗腦”運動，即思想改造運動。林輝先生的《中共建政初期對知識份子的“洗腦”》一文，對這場“洗腦”運動的來龍去脈，做了詳細的介紹。

文中寫道：“當時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從西方歸來的知識份子，身上不僅具有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更有著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而這些不僅與中共意識形態格格不入，而且是中共一黨專制所不能容忍的。

“‘思想改造’，顧名思義就是將不正確的思想‘歸正’，而其手段就是在不斷加強個人負罪感和羞恥感的同時把個人納入一系列恐怖的心理歷程，具體方式就是疲勞戰術，會議儀式和群體壓力等。中共的‘洗腦’不是簡單的洗澡，它不僅要在身體上達到控制的目的，更要達到對精神上的控制。

“在正式的思想改造運動啟動前，由周恩來親自示範，在北大向京津地區高校1700多名教師作了題為《關於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周恩來以自己思想改造的親身體驗，闡釋知識份子為什麽需要改造。身為總理的周恩來的循循善誘、公開解剖自己，讓知識份子深受感動，他們也學著向黨‘交心’。

“而經過延安整風運動的中共對於‘思想改造’的方法早已諳熟在心。他們將改造分成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思想，進行自由討論；第二階段是觸及靈魂深處的思想鬥爭。隨著‘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加強，個人面臨著集體的壓力並唯恐自己被運動拒之門外。不管參加者是否願意，都要努力挖掘自身缺點並接受別人的鬥爭，並很快會因為感到羞恥而低頭認罪。這時該人已經可以通過認罪悔過和自我批判來接受心靈凈化了。

“第三階段是服從和新生。經過凈化的這個人，覺得只有聽從黨的權威才可以獲得解脫，因此完全依靠了黨。而黨的目標正是改造這些人的奮鬥目標和思想觀念，讓黨在其思想中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

“改造從最初的‘和風細雨’也慢慢轉變為‘疾風暴雨’。在這場所謂的思想改造中，曾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知識份子或真心地、或不情不願地接受了改造，有些甚至寫出了情真意切的檢討書。

“從1951年12月開始，《人民日報》在顯要版面開設專欄：《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連續推出知識界知名人士的檢討文章。如金岳霖的《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朱光潛的《最近學習中幾點檢討》、梁思成的《我為誰服務了二十余年》等等。

“其它報章也紛紛跟進。曾獨具個性、敢於向毛澤東要‘雅量’的梁漱溟於1951年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其長文，題目即叫《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真心地悔過，並決定‘今後政治上講一切聽從中共領導’。還有潘光但、費孝通、吳宓等大知識份子都對自我進行了深刻的剖析。

“通過建政初期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許多知識份子接受了效忠的應該是中共和黨的領袖毛澤東，知識份子的人格尊嚴喪失殆盡，中共初步加強了對知識份子思想上的控制。一些秉承‘士可殺不可辱’的知識份子則選擇了自殺或者逃離大陸。因為朝鮮戰爭的爆發，這一改造運動暫時告一段落；但是此後的中共並沒有放過那些知識份子，隨後掀起了對知識份子更大的摧殘運動‘反右’。”

毛時代結束後，中共仍然沒有放松對國民的精神控制。1999年7月，由中共新一代黨魁江擇民發動的對法輪功的鎮壓和迫害，是共產黨在所謂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進行全民洗腦和精神控制的一個突出典型。

這場鎮壓和迫害的目地，就是要徹底扼殺法輪功學員的精神信仰，將江澤民的邪惡思想無條件地強加給全中國人民。在這場充滿恐怖的鎮壓和迫害中，不僅法輪功學員，包括全中國人民在內，都被剝奪了獨立思考和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人們只允許有一種選擇，那就是全盤接受它的思想。

凡真心修煉法輪功者，無一不身心受益，現在要叫他們放棄自己的信仰，他們當然不會答應。為了逼迫上億的法輪功學員就範，江氏集團獸性大發，瘋狂施暴，為此使盡了各種手段，堪稱是集古今中外一切邪惡之大成。

早在鎮壓前夜，江本人就叫囂“滅掉！滅掉！（注：指法輪功）”、“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在鎮壓中，惡警們更是狂喊“不轉化就叫你生不如死！”一時間，神州大地，充滿了白色恐怖，到處是血雨腥風。誰敢不聽他們的，輕則遭受這樣那樣的處分，斷送前程，重則坐牢受刑，家破人亡。強權暴行之下，完全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一位受害者說，“我是在勞教所里受過迫害的一名法輪功學員，親身經歷了被官方媒體美化為‘春風化雨’的所謂‘轉化’工作的黑幕。有關這方面的暴行海外媒體已做了廣泛的報道，我不想再做重覆。我只想告訴大家的是，在我呆過的那個勞教所，有位博士，某大學的一位教師，因為修煉法輪功後身心明顯受益，深知官方所說的一切都是造謠，堅決不肯‘轉化’，為了迫使他屈服，獄警強迫他一個人在盛夏的烈日下挑糞。但他仍不屈服，於是他們就不斷的加碼，直到把他腿都挑瘸了，還不放過他，繼續折磨。可是他仍不為所動。接著，獄警又換了更惡毒的一招，不讓他睡覺，用‘車輪戰’折磨他。可他還是不屈服。最後，獄警狗急跳墻，把他拖到屋里，兩只手臂各綁在一只椅子上，然後由七八個獄警按住他，領頭的獄警面對他而坐，兩條腿翹在辦公桌上，惡狠狠的說，‘今天我有的是時間，我就不信制不了你！轉不轉化？’眼見我們這位學員對他的話未予理睬，一個獄警拿著電警棍上來，對著他身上的敏感部位就是一陣亂捅。一陣撕心裂肺的慘叫聲隨之傳到了屋外，這慘叫聲至今仍烙印在我的心里。”

在瘋狂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同時，江氏集團還采用歷次政治運動慣用的手段，大搞什麽集體收看、全民表態、萬人簽字等，逼迫全國人民接受它們的思想，跟著她們共同犯罪。誰敢不支持它們的所作所為，誰敢對法輪功表示同情、支持，誰就會因此倒黴。

如果希特勒起死回生，想必也會翹起大拇指對江澤民說一聲：“佩服！”

紅色高棉也是踐踏和扼殺信仰自由的兇手。自1973年始，它便在自己占領的地區內鎮壓佛教，凡是未解除教職者，全部被殺。1979年，在Kandal省一個村莊，28名和尚僅一人幸存。全國原有6萬余名和尚，被殺得僅剩1,000余人。自1975年後，紅色高棉還禁止國人祈禱做禮拜，可蘭經被收繳並焚毀，清真寺改做他途或被摧毀。1975年6月，13名伊斯蘭顯貴被處決，其中有些人僅因公開祈禱，其他人是因為公開參與示威遊行要求宗教婚禮的權利。伊斯蘭教徒時常被強迫作出選擇：要麽養豬吃豬肉，要麽處決。每1,000名至伊斯蘭聖地麥加朝聖者，僅30名幸存。天主教的命運也很悲慘，48.6%的天主教徒被失蹤。

常言道世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何況人的頭腦呢？然而，納粹和共產黨卻容不下任何人有不同於自己的想法，硬要強迫全體國民都按他們制定的統一標準思想，成為唯其旨意是從的精神奴隸和馴服工具。剝奪了人民的政治和經濟權利之後，他們還要剝奪人民獨立思考的權利，控制了人民的言行之後，他們還要控制人民的信仰和精神，可見其胃口之大，霸道之至！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21：“Hi，希特勒!”與“三忠於”

個人崇拜是獨裁體制的必然產物，也是獨裁者鞏固自身權力的必備手段。不但希特勒需要它，共產黨的黨魁對它也偏愛有加。 ——題記

納粹當政時，德國的每個角落，無論是公共場合，還是最親密的私人交往空間，無論是機關大樓內，還是軍營、學校中，人們彼此見面時都要兩腿並攏，立正直立，左手掌向下，右臂傾斜高舉至眉梢，然後大喊一聲：“Hi,希特勒!”

這種問候示意禮是納粹從墨索里尼那里照搬來的，主要有三層意思：其一，表示希特勒擁有至高無尚的權威；其二，表示納粹黨黨員和民眾對希特勒的無限崇拜和絕對服從；其三，表示決心沿著希特勒指引的爭取雅利安人勝利鬥爭的方向前進！說來難以置信，在第三帝國，它不但遍布社會生活的各個空間，而且主宰了人與人之間的所有交往。

那時，人們在相互來往的信件中，以及領取工資的名單上，都會將“向您致以希特勒問候，希特勒萬歲”作為問候語，然後簽上自己的名字。當購物者走進商店，所聽到的服務問候語是：“Hi,希特勒！我能為您做點什麽？”回答也必須滿臉嚴肅，一絲不茍:“Hi,希特勒！我要購買襯衫。”在當時，烘烤面包的模子被做成納粹標志的形狀；上門做客時，客人會選擇印有“希特勒萬歲”字樣的花瓶作為禮物；連孩子們收到的彈力橡膠玩具人也伸開手臂向希特勒敬禮；家家戶戶的客廳里，到處懸掛著攝影師霍夫曼拍攝的希特勒肖像照；寫著“德國人問候希特勒萬歲”字樣的瓷釉標牌充斥德國各大城市的廣場、街道、電線桿以及路燈柱；所有的學校都明確規定，上課和下課學生都必須說“希特勒萬歲”；甚至就連幼兒園也成了演練希特勒問候禮的培訓中心。南巴登地區的一個幼兒園竟然讓孩子們將裝有早餐的袋子掛在女教師伸出的手臂上，以此來訓練孩子們掌握希特勒問候的姿勢。

在第三帝國曾流傳過這樣一則笑話，說是有一天，滕內斯和賽爾在田間散步。滕內斯一不留神踩著一堆豬糞，險些摔倒。未等站穩，他馬上高伸右手，大吼一聲：“Hi,希特勒！”賽爾關心地問：“你沒事吧？這里根本沒有其他人。”滕內斯一本正經地回答道：“我可是照規定辦事！規定不是說：如果進入一個店鋪，必須喊希特勒萬歲嗎？”可見這種問候語在當時的泛濫程度。

更為荒唐的是，在納粹德國，使用希特勒問候語不僅是一種必須的社交禮儀，而且更是一種強制性的問候命令，一種“忠於元首”的不可或缺的政治標志。納粹機關報《人民觀察家報》對此說得十分明白透徹：“我們的任務是把崇高的希特勒問候……變成德國民眾充滿信仰的一種問候…當我們對那些心志不堅定的人使用德意志問候語，並企圖以此來維護他們的良好品性時，我們一定要嚴格地監督他們，以免他們在使用德意志問候語時弄虛作假或當面撒謊。德意志問候語絕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它時時提醒著我們阿道夫?希特勒賦予我們的目標和任務。它是民族社會主義的一種實踐形式，我們每個人都應當踐行之。”

一種包含希特勒名字的問候語被強制推廣和強調到這種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足見對希特勒的個人崇拜在納粹德國已瘋狂到了何等地步。

希特勒本人就是這種崇拜的積極鼓吹者。希特勒政治思想的核心內容就是種族主義和建立在獨裁基礎之上的領袖原則。一方面,他將雅利安人擡高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又將金發碧眼的雅利安種族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是那種最優秀的有各種美德的上層入物；第二等級是既無英雄主義又無卑鄙行為的廣大中間階層；第三等級則是自私自利，驕奢淫逸的最下流分子。在希特勒看來，世界歷史就是由少數天才創造的，即第一等級的雅利安人創造的。他在《我的奮鬥》中直言不諱道:“我們所不應該忽視的，就是世間一切的豐功偉績，必須靠自己個人的勝利，決不是靠群力和結合所能產生的。”而這個“個人”就是超人，是高於一切人群之上的領袖，是民族和國家的中流砥柱。領袖統帥一切，號令一切，指揮一切，領袖的任何言論都是指導國家和民族的最高指示，是時代的最強音。群眾對領袖人物必須頂禮膜拜奉若神明，不僅要忠誠，而且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懷疑。

為了表忠心，納粹高官們更是爭先恐後地對希特勒大唱頌歌。納粹理論家恩斯特?休伯說：“元首不是必須按其要求辦事的某個特殊集團的代表，不是純粹行政機構意義上的國家器官。他本人就是人民集體意志的傳播者，人民的意志就實現在他的意志之中，他把人民單純的意志轉化為自覺的意志”。（注1）納粹司法部長弗蘭克吹捧說：“我們必須經常問自己，領袖是如何指示的?這種對待領袖的態度是絕對必要的，要知道，希特勒的權威來自上帝，他是上帝特殊的選民。”（注2）1933年希特勒44歲生日時，戈培爾更是專門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們的希特勒》的講話，文中肉麻地吹捧“希特勒是一個創造了歷史性成就並將繼續接受挑戰的偉人。他(也)是德國歷史上少有的政治家。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但幸運地被全德國人民所感激和熱愛，而且更重要的是，為他們所理解。”“他的人格魅力像魔術一樣抓住了每一個曾和他有所接觸之人的心……那就讓我對他說，對全德國說：我的元首！百萬最優秀的德國人向您送去他們最誠摯的祝福，向您奉上他們的心。以及我們，您最親密的戰友和兄弟，在您的榮耀和愛周圍團結起來。”

在納粹德國，把希特勒奉若神明的不僅是納粹黨徒和高官，還包括千千萬萬的普通人。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個極為普通的日子。第三帝國總理辦公廳的辦公桌上，擺著一封從德國農村寄給總理希特勒的來信。寫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農，名叫布魯諾?科赫。他在信中寫到：“我終於如願以償，成功地研制出一個全新的珍貴草莓品種。為了展現對帝國總理的敬仰和愛戴，我懇求將這個新品種命名為‘希特勒草莓’。”信寫得十分誠懇，情感也很真摯。看得出，這位農民非常實在，真心實意地希望帝國元首能夠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請求。

像這樣普通的人所寫的普通的來信，帝國總理辦公廳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萬。信來自德國各地，寫信的有工人、農民、國防軍士兵、知識分子、政府公務員、還有中小學生，男女老少，形形色色。多數來信表達的都是對帝國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們相信你，沒有你，我們就是一盤散沙；有了你，我們就是一個民族。”

在希特勒生日的時候，一位普通德國人曾寫了這樣一首詩獻給希特勒：
“你在哪里，哪里的人們心跳就更加有力。
你在哪里，哪里的德國人民工作就更加順利。
你在哪里，哪里的德國兒童就幸福甜蜜。
我們向你獻上我們的心，你是領袖，你是德國的救星。
你是希望，你是忠誠。
你是信仰，你是愛的化身。
我全心全意熱愛你，我願意屬於你。
我願意成為忠誠勇敢的士兵，每時每刻都為你服役。”

在納粹當局的煽動和支持下，對希特勒的瘋狂崇拜不但籠罩了整個德國，而且成了衡量人們是否政治正確的重要標桿。置身於這股狂熱的潮流之中，別說是逆流而動，哪怕是對至高無上的元首稍有不敬，其結果也是可怕的。下面這個故事就是個生動的例子。

一位名叫英格伯格?施奈德?魯喬夫的外國人回憶說：“那大概是1934年或1935年的事情了。我父親去夏洛騰堡辦事，走到了柏林大街即今天的奧托?蘇爾大道時，他同其他人站在人行道邊上準備過馬路。這時有一隊希特勒青年團的人列隊走了過來。那是一群也就十五歲到十七歲的小孩，為首的一個舉著一面旗子。我父親還沒有反應過來，臉上就挨了重重一掌。打他的那個十七歲的小夥子也扇了周圍男女路人幾個耳光，惡狠狠地說：‘一群豬’，看見旗幟竟然不及時行禮。”（注3）

個人崇拜是獨裁體制的必然產物，也是獨裁者鞏固自身權力的基本手段。因此，不但納粹需要它，共產黨也鐘情於它。特別是中共文革時的造神運動，比納粹時代對希特勒的個人崇拜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個神不是別人，就是毛澤東。

對毛的個人崇拜始自中共七大毛澤東在黨內的獨裁地位奠定之日，其後愈演愈烈。中共掌權後，毛被頌揚為“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和“東方紅，太陽升”的歌聲響遍了整個中國大地。到了“文革”中，對毛的個人崇拜更是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此時的他已不再被當作凡人，而是被塑造成了一個高無上無全知全能的神。他的每一句話都是“最高指示”，而且有著“一句頂一萬句”的神力。昔日的“毛主席萬歲！”也升級成了“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學者趙毅衡在《握過元首的手的手的手》一文中說到過這樣一件軼事：當年有希特勒的崇拜者曾一本正經地跟同他握手的人說：“恭喜你，你剛握了一只手，此手曾經握過一只手，該手曾經握過元首的手。”無獨有偶，文革時中國人想見“偉大領袖”都想瘋了，以至於常有人一看到有工作人員從天安門下來，就搶著跟他們握手，說是他們跟毛主席握過手，跟他們握手，也等於跟毛主席握過手了。在今天看來，這種表白充滿了矯揉造作，但在當時，卻是許多中國人真實的心聲。

那個特殊的年代曾一度流行過兩句政治口號，叫做“三忠於”、“四無限”。所謂“三忠於”就是“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所謂“四無限”就是指“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要無限崇拜、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忠誠。”這兩句口號把“文革”時人們對毛的個人崇拜的具體內涵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出來。

跳“忠字舞”也是表達對毛的赤膽忠心的一種時髦方式，“文革”中曾一度風靡全國，不管男女老少病殘,都得跳,不跳就是對毛不忠。一時間，在車間、操場、碼頭、街頭、田間……不分白天黑夜，隨處可見跳“忠字舞”的人群。

舞者以《毛主席語錄》（又稱“紅寶書”）或紅綢巾為道具，雙手高舉表示對紅太陽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遠追隨偉大導師毛主席，手指怒指地面表示徹底砸爛資產階級，緊握雙拳表示要將革命進行到底，整個身心都充溢著一種朝聖的莊嚴感。一邊跳同時還一邊唱著“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敬愛的毛主席敬愛的毛主席
您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你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我們有多少貼心的話要對你講
我們有多少熱情的歌兒要對您唱
千萬顆紅心向著北京
千萬張笑臉迎著紅太陽
敬祝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
敬祝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
敬愛的毛主席敬愛的毛主席
您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您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我們有多少貼心的話要對你講
我們有多少熱情的歌兒要對您唱
千萬顆紅心向著北京
千萬張笑臉迎著紅太陽
敬祝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
敬祝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

除了跳“忠字舞“外，還流行“早請示晚匯報”。

1967年11月13日，毛的衛隊8341部隊向毛報送《關於北京市針織總廠支工情況的報告》。《報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請示”、“下班後向毛主席匯報”等做法。15日，毛批示：“看過，很好”。17日，中共中央轉發。除港澳台地區之外，全國實行。此後，“早請示晚匯報”的熱潮迅速席卷全國。

所謂“早請示”，就是在機關上班、學校上課、商店開門、生產隊出工以前，全體參與者都站在毛的像前，站成一個方陣，鞠躬行禮，手握紅寶書舉過頭頂三呼：“敬祝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我們的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然後唱《東方紅》，朗讀毛主席語錄。“晚匯報”則是機關下班、學校放學、商店關門後、生產隊收工前，檢討自己一天有無缺點錯誤,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懺悔。歌曲改為《大海航行靠舵手》。不但在單位要“早請示晚匯報”，在家早飯、晚飯前也都要這麽做，連精神病院都不例外。不過，諸如“牛鬼蛇神”這樣的壞人是沒有“早請示晚匯報”的資格的，只能“早請罪，晚請罪”，即在毛澤東像前低頭彎著腰站著，保持著請罪的姿勢，用別人給自己定的罪行、罪名大聲詛咒自己。

另一種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時尚是佩戴毛的像章，在當年也曾風行一時，全國上下，從中央領導人到普遍百姓，人人胸前都戴有毛的像章。據周恩來1969年3月23日在全國計劃會議上披露，當時毛的像章已經做了22億枚，平均一人有好幾枚。

一位名叫李永軍的過來人回憶說，“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時人們競相佩戴毛主席像章，數目由少到多，型號由小至大。那時，生活比較艱苦，可人們寧願忍饑受餓，也要買上一個像章，春風滿面地別在胸上。那個年代，毛主席像章種類極多，大的、小的、銅的、瓷的……有些狂熱分子，為了集齊像章，竟至於傾家蕩產。戴像章成了億萬人追捧的時尚，有人把它別在裙擺上，有人把它扣在帽檐上……一些人為了表明對毛澤東最忠誠，竟將它別進了肉里，然後得意地把傷口展覽給他人看。

“那時流行這樣一句‘名言’：‘忠不忠，看行動’。這‘行動’一指跳‘忠字舞’，二指背‘紅寶書’，三指戴‘寶章’。據統計，當時全國有２萬多廠家生產過毛澤東像章，天津一家軍需廠最高日產量超過１０萬枚。有人統計，‘文革’時像章用鋁６０００噸以上，相當於幾千架米格２１戰鬥機的用鋁。”

下面這個故事就更荒唐了！1966年10月12日，《人民日報》登載了兩封邊防戰士希望得到毛澤東像章的來信，包頭鋼鐵公司一位青年看到信後，暗自下了決心：只要有一枚毛澤東像章，就寄給他們。10月16日，他果然得到了一枚毛澤東像章。年輕人在胸前戴了3個多小時後，依依不舍地把像章摘下來寄給人民日報社，請報社代為轉交。他在信中寫道：“編輯同志，請趕快把這枚紀念章轉給邊防戰士，快！快！”

同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報道了像章送達邊防哨卡的情形：

白雪皚皚的昆侖山中，某部戰士扛著語錄牌、毛澤東畫像，列隊迎候送像章的專列。這是一個神聖的禮儀。等呀等，一直等到天黑都沒有見到專列的影子。這時人們才恍然醒悟，原來是激動之余，把專列抵達的時間搞錯了，專列要到次日才能到達。第二天晚上9時，在風雪中點著松明子、打著燈籠盼了好久的戰士們終於看到了專列。山谷沸騰了，歡呼聲、跳躍聲、鑼鼓聲響成一片。戰士趙培田、王振亞、李書田是最先給《人民日報》寫信要求得到像章的3個人。趙培田為了接受像章，走了115公里路，翻山過河，一天半的時間只吃了兩餐，其他二位也是從百里外趕到的。當部隊領導把像章別在他們胸前，三名戰士竟然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瘋狂的個人崇拜伴必定伴隨著同樣瘋狂的政治恐怖。“文革”中不是曾風行過一句口號，叫做“誰敢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嗎？“思想解放的先驅”張志新當年就是因為“反對毛主席”而斷送了自己的性命。在那個瘋狂的年代，類似這樣的慘劇時有發生。更有甚者，有人僅僅因為不小心打碎了一尊毛的塑像，就被打成了反革命，關進了大牢。

如今，“Hi，希特勒！”和“三忠於”、“四無限”都已成為歷史，但個人崇拜並沒有在殘存的共產黨國家徹底絕跡，比如在北朝鮮，這種愚昧與狂熱不是依舊可悲地籠罩著人們的生活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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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注1：天津人民出版社《20世紀西方政治思潮》，260頁
注2：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當代西方政治思想評介》，232頁
注3：江蘇人民出版社《德意志問候——關於一個災難性姿勢的歷史》，84頁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22：“為元首誓死效忠”與“做黨的馴服工具”

共產黨和納粹從不把人當做人來對待，他們需要的只是惟命是從的奴隸，而不是具有獨立意識的公民。“為元首誓死效忠”也好，“做黨的馴服的工具”也好，都是要把人變成這樣的奴隸。 ——題記

1936年4月20日，恰逢希特勒48歲生日。希特勒青年團特意選擇這一天，組織全國新入隊的少年隊員舉行了規模盛大的宣誓活動，作為向希特勒生日的祝賀。孩子們鄭重地舉起右手，用天真稚嫩的嗓音高呼：“我宣誓，在希特勒青年團的領導下，恪守我的職責，熱愛並忠於元首和我們的旗幟。”

打這以後，每年的這一天，納粹當局都要在全國範圍內舉行這樣的活動，組織成千上萬的德國青少年，宣誓將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獻給帝國元首。直到1945年4月20日，德國的青少年還在為效忠希特勒宣誓，而這時候，離這個獨裁者在柏林廢墟下的地堡中自殺僅僅還有10天。

在納粹德國，不僅是少年隊，加入納粹黨、青年團和黨衛隊等所有納粹組織都必須宣誓。

納粹黨的入黨誓詞是：

我以上帝之名莊嚴宣誓：
我將無條件服從阿道夫?希特勒，
其為德意志帝國及人民的唯一統帥、海陸空三軍總司令。
我時刻準備著成為一名英勇的戰士，
為以上誓言付出我的生命。

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的誓詞是：

旗幟保護我們前進的方向。
每個人向未來前進。
為了Hitler，
超越黑暗與苦難，
在青年團的旗幟下，
為了自由和生活，我們前進。
新時代的象征。
悠久的旗幟引導我們。
正是這樣，這面旗幟永不滅！

加入黨衛軍的誓詞是：

我以身為一位勇敢忠誠的黨衛隊戰士為畢生榮耀。
每位戰友都是我的手足。
不論出身、地位，為元首誓死效忠。
為元首誓死效忠,元首的意志高於一切!
元首的命令,高於所有真理與法律!

比較以上各種誓詞，不難發現它們有一個共同的核心，就是對希特勒的絕對服從，或曰無條件服從。納粹宣傳車上有條標語說得更白：“只要元首下命令，我們就執行！我們全都只說'是’！”這種強調絕對服從的思想構成了納粹黨文化的一項基本內容，不但貫穿了納粹黨的整個歷史，而且體現在納粹德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納粹黨的法令宣布：元首永遠是對的。任何德國人都必須相信這一點。自上學那天起，德國兒童就要接受“元首永遠是對的”的教育。

為了向新隊員灌輸絕對服從的原則，納粹黨衛隊特意編印了問答課本，要求他們熟讀。課本中專門有這樣一段：

問：“我們為什麽相信德國和領袖？”

答：“因為我們相信上帝，所以我們相信上帝創造的德國和上帝給我們派來的領袖阿道夫?希特勒。”

問：“我們必須首先為誰效忠？”

答：“為我國人民和我們的領袖阿道夫?希特勒效忠。”

問：“為什麽會做到服從？”

答：“出於內心深處的信念，出於相信德國、相信領袖、相信黨衛隊和出於忠誠。”

通過反覆不斷的灌輸和洗腦，納粹黨讓效忠元首的服從意識在一代德國人特別是德國青年的心里深深紮下了根。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養成了放棄思考盲目服從的習慣，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機器人，只要是希特勒和納粹黨要求他們做的，無論是什麽事，他們都會不加思考不折不扣地去完成，甚至為此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成千上萬的德國人當年之所以心甘情願地充當納粹的炮灰，淪為了它的犧牲品和殉葬品，不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麽？

盡管我們都不曾在納粹德國生活過，但對於納粹的宣誓儀式並不陌生，因為這套東西在共產黨國家也很盛行。

據大陸媒體報道，2011年4月5日上午，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園”里，就有數百名來自不同單位的中共新黨員站立在紅色的黨旗前，舉起右手宣誓：

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
擁護黨的綱領，
遵守黨的章程，
履行黨員義務，
執行黨的決定，
嚴守黨的紀律，
保守黨的秘密，
對黨忠誠，積極工作，
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
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
永不叛黨。

在中國，這樣的儀式是每個加入中共的人都必須參加的。

入黨要宣誓，入團入隊同樣要宣誓。

共青團的誓詞是：

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遵守團的章程，執行團的決議，
履行團員義務，嚴守團的紀律，
勤奮學習，積極工作，吃苦在前，享受在後，
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加入少先隊要宣誓：

我是中國少年先鋒隊隊員，
我在隊旗下宣誓，
我決心遵守隊章，
在中國共產黨和共青團的領導下，
做個好隊員。
好好學習、好好工作、好好勞動，
準備著：為共產主義和祖國的偉大事業，
貢獻出一切力量！

顯而易見，這些誓詞的一大中心也是對服從的無條件承諾。這也是共產黨的黨文化一貫所宣揚的。

如今上了年紀的中國人想必都還記得，“文革”前中共二把手劉少奇在他那本著名的《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曾提出過一個廣為人知的“馴服工具論”，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共黨員。按劉少奇的主張：“一個共產黨員，能不能做黨的馴服的工具，是考驗他的黨性是否完全的一個標志。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他必然是黨的順手的馴服的工具，無條件地服從黨的決議，勤勤懇懇地為黨工作。”顯然，劉少奇的“馴服工具論”絕不是他個人的隨興發揮，它代表的完全是“黨的意思”。

到了“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了，他的“馴服工具論”自然也隨之成了“反動言論”。不過，這倒不是說黨員不要做“黨的順手的馴服的工具”了，而是因為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僅僅做“黨的順手的馴服的工具”已經遠遠不夠了，現在的關鍵是應該努力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用“林副主席”的話說，就是要“聽毛主席的話，讀毛主席的書，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用周恩來的話說，就是“毛主席的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總之，從要求黨員做黨的馴服工具變成了做毛的馴服工具，具體內容雖然有所變化，但本質一點沒變。

大家想想看，什麽叫“馴服工具”啊？那不就是沒有思想的機器人麽，不就是被人控制的木偶麽？但共產黨要的恰恰就是這種效果。蘇聯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們也好，中國的雷鋒也好，紅衛兵、紅小兵也好，他們的不同膚色的同志們也好，之所以一概都淪為了“黨指向哪里我們就打向哪里”的政治炮灰，成了共產黨獨裁暴政可悲的犧牲品和殉葬品，不正是被“馴服工具論”毒害，奴性十足一切唯上的結果麽！

與民主國家不同，納粹和共產黨從不把人當做人來對待，他們需要的只是惟命是從的奴隸，而不是具有獨立意識的公民。“為元首誓死效忠”也好，“做黨的馴服工具”也好，都是要把人變成這樣的奴隸。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23：納粹英雄赫斯特與共產主義戰士雷鋒

俗話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共產黨和納粹深知這一點。因此，他們都熱衷於塑造符合其政治標準的虛假英雄，以此來影響和左右民眾的人格，讓他們心甘情願地充當自己的政治炮灰，為其賣命。 ——題記

納粹時代的德國曾有一位婦孺皆知的英雄人物，名叫赫斯特。學者趙剛在《戈培爾的收音機》一文中，曾為我們生動地講述了他當年如何一夜成名的逸事。

故事發生在1930年1月14日。當夜，一聲淒厲的槍聲，從柏林弗里德里希海恩區一幢破舊的公寓中傳出，劃破了夜晚的寂靜。

這個街區被當時的上流社會稱之為“柏林最骯臟的地區”，是窮苦的工人、失業的流浪漢、落魄的酒鬼、蠻橫的流氓、淒慘的妓女這些社會底層的棲息地。無論是白天，還是夜晚，酗酒、辱罵、吵架、爭鬥、兇殺習以為常。因此，對於槍聲，周圍的鄰居似乎司空見慣，甚至沒有人推開窗戶張望一下。

在混亂的30年代，整個柏林幾乎成了血腥的戰場。為了能使納粹黨獲取國會議員中的多數席位，戈培爾為希特勒出謀劃策：“誰能征服街道，誰就能征服群眾，誰能征服群眾，誰就能征服國家”。於是，由失業者、退伍軍人、城市流浪漢、甚至是一些無賴、流氓組成的納粹沖鋒隊，便在街道上尋釁滋事，打砸、毀壞猶太人的商店、咖啡廳、百貨商場，與街區中的共產主義組織——“紅色陣線”辯論、吵罵、打架，甚至相互進行謀殺。一位美國記者曾經這樣描述道：柏林，“整個城市染上了流行性的恐怖癥。大家都在私下談論午夜抓人的事，談論沖鋒隊在兵營里拷打被捕者，脅迫人們向列寧的相片吐唾沫，吞蓖麻油或是吃過期食物。”“僅在短短的一個月中，就有99人被殺，1125人在街道爭鬥中受傷”（美國羅伯特?埃德溫?赫澤斯坦《納粹德國的興亡》上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第46頁）。

這次遭受槍擊的傷者，是一個年僅23歲的納粹沖鋒隊隊員，名叫赫斯特?威塞爾。他臉上中了致命的一槍，殷紅的鮮血，順著年輕、略顯稚氣的臉頰，汩汩地流淌在骯臟的地板上。

到底為什麽赫斯特中了這一槍，各種傳聞，撲朔迷離。

有人說，赫斯特欠下了女房東的房租，賴賬不還。這天晚上，恰巧被這位房東寡婦堵在家中。赫斯特惱羞成怒，不僅不還債，而且依仗自己是沖鋒隊，還聲色俱厲地威脅房東。結果，叫這位寡婦一槍擊中了面部。

另有人說，是共產黨策劃了這起槍擊案。因為赫斯特是弗里德里希海恩區納粹沖鋒隊第五突擊隊的頭目，而這個區是共產黨“紅色陣線”的地盤。赫到此後，憑借狂熱的法西斯精神，以及精明、果敢，組織沖鋒隊頻頻對該地區的共產黨支部進行偷襲，使這個地區的共產黨勢力元氣大傷。對此，“紅色陣線”對赫斯特恨之入骨，曾在德國共產黨報紙《共產主義紅旗》發表文章，宣稱要“打擊一切法西斯主義者”。

其實，真實情況，既不是寡婦開槍，也不是共產黨行刺，而是嫖客動手。原來，赫斯特到公寓中是去嫖妓，對這位風塵女子，他確實動了真感情，表示要“愛你一萬年”。不料，這位煙花女子水性楊花，另有所愛。結果，赫斯特在與其他嫖客的爭鬥中，中彈受傷。（英國 J.M.里奇《納粹德國文學史》文匯出版社，第94頁）赫斯特被擡到醫院，在病床上掙紮了一個多月，因傷勢過重，不治身亡。

赫斯特?威塞爾出生於德國西部的比勒費爾德,他的父親是一個牧師。當時魏瑪共和國政局動蕩,許多年輕人都紛紛加入各種政治團體。作為一名求學的知識青年赫斯特也不例外,他曾經先後加入了多個政治社團,最後成為了納粹黨的一員。赫斯特加入沖鋒隊之後，不得不暫時中止他所鐘愛的法律學習，如果在和平年代，他也許會成為一名出色的律師。

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像赫斯特這樣的沖鋒隊員死於政治鬥爭者何止成百上千，但這個年輕人卻沒有像其他人一樣默默無聞，與其說是命運之神，倒不如說是戈培爾，讓他的名字永遠地留在了德國歷史上。

為了能使希特勒在大選中獲得更多的選票，特別是能夠爭取到德國中下層人民的支持，納粹黨急需塑造一個英雄，一方面鼓舞沖鋒隊的士氣，繼續打擊民主進步勢力；一方面可以造成聲勢，擴大納粹影響，進而借機壯大沖鋒隊的力量。恰逢其時，出現了赫斯特?威塞爾的槍殺事件。戈培爾認為，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赫斯特的利用價值不僅在於他的出身（中產階級，背景良好）、年齡（23歲，對青年具有感召力）、相貌（英俊的美男子，容易獲得同情心和好感），更重要的是在於他對法西斯主義的狂熱，特別是他的詩歌影響。

赫斯特死前曾寫過一首《旗幟高揚》的短詩，幾個月前寄給戈培爾。戈培爾開始並未在意，此刻，他卻靈感大發，急中生智，忙命人將赫斯特的短詩改編成了一首歌曲。

在詩中，赫斯特寫到：

旗幟高揚！團結一心！
步伐整齊，平穩堅定，
沖鋒隊在前進！
紅色陣線和反對派槍殺了我們的戰友，
他們的靈魂仍和我們一同前進！
為褐衫軍團讓出街道，
為沖鋒隊讓出街道，
千百萬人充滿希望注視著卐字旗
擁有自由和面包的日子即將到來。
軍號最後一次吹響，
我們已經準備好戰鬥，
希特勒的旗幟將在所有街道飄揚，
被奴役的日子已到盡頭。
高舉旗幟！團結一心！
步伐整齊，平穩堅定，
沖鋒隊在前進！

這就是後來風靡整個納粹德國的“赫斯特?威塞爾之歌”，也叫《旗幟高揚》。這首歌在1931年被列為納粹黨的黨歌，是納粹德國重大場合必唱的歌曲，堪與德國國歌《德意志高於一切》並列。

盡管這首在文學意義上不值一提的歌曲被吹捧成了納粹至高無上的黨歌，但當時仍有不少人發出疑問：為什麽“軍號是最後一次吹響”？是不是“不加入納粹的隊伍就太晚了”？“民族社會主義肯定能帶來自由與面包”嗎？然而，甭管什麽質疑，也甭管什麽嘲諷，在戈培爾眼中，這些統統是扯淡！他打心眼兒里根本就不屑一顧。戈培爾認為宣傳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民眾”，所以，詩的功能不在於吸引人，而在於脅迫人。“我們的宣傳對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傳的論點須粗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無關緊要的，完全服從於策略”。政治是什麽？政治就是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藝術。因此，“宣傳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斷重覆有效論點，謊言要一再傳播並裝扮得令人相信。”

為了達到宣傳效果，能在工人隊伍內部引起反響，戈培爾認為最好能把“學生赫斯特”說成是“工人赫斯特”。戈培爾手下的嘍羅犯難了，總不能瞪著眼瞎說吧。再說了，即使是瞎編，也總得叫人相信。於是，這個燙手的山芋，又轉回到戈培爾手中。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戈培爾不愧為博士，他琢磨，要把假話說得跟真事似的，就不能憑空造假，這樣幹，容易露出破綻，造假也要有點技術含量，必須是假中有真，真里藏假，真真假假，叫人摸不著虛實。於是，他大筆一揮，在赫斯特的悼詞中妙筆生花，將赫斯特說成“是有著知識分子頭腦的工人”。這樣一來，誰也挑不出毛病。既不否認他是知識分子，又點明了他是工人。左右逢源，虛實難辨，戈培爾果然是謊言大師，騙中高手。

接著，戈培爾又將赫斯特捧為“有著民族主義的信仰的社會主義者”，如此一來，赫斯特就有了工人運動英雄的名號。由於赫斯特?威塞爾是在工人居住區被殺，戈培爾便以此大做文章，將赫斯特說成是在與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中遭受暗殺，以身殉職。

從造假開始，到說謊結束，環環相扣，雲山霧罩，指鹿為馬，以假亂真。戈培爾將一個嫖客改頭換面，包裝成了一個納粹的烈士，把一場爭風吃醋的流氓鬥毆，演變成了一場嚴肅的政治謀殺，謊言編排得滴水不漏。

折騰完死人，緊接著折騰活人。戈培爾不僅要“用死人騙活人”，而且還要用“死人壓活人”。為了使赫斯特的葬禮隆重而有影響，戈培爾對安葬儀式作了精心安排，在柏林的納粹黨黨員要全體參加，黨魁要舉行公開演講，同時，還在葬禮中安排了三萬名沖鋒隊員，身穿褐色制服，高舉卐黨旗，列隊穿過柏林主要街道進行葬禮遊行，最好還要誘使反對派，特別是共產黨出來搞對抗性示威，產生爆炸性的新聞效果，讓媒體有炒作的題材。

葬禮當天，納粹黨的主要黨魁戈林、戈培爾、沖鋒隊頭領普費弗、以及奧古斯特?威廉?馮?普羅森王子等社會名流都參加了葬禮。在墓地，戈培爾滿懷激情地宣讀了對這位英雄的悼詞，在儀式的高潮部分，一群由沖鋒隊員組成的合唱隊第一次演唱了《旗幟高揚》，氣氛渲染得十分強烈。

盡管赫斯特是戈培爾精心制造的一個納粹謊言，但在戈培爾的導演下，卻產生了極大的殺傷力。就在赫斯特的葬禮過後5個月，1930年9月14日，納粹在國會中的席位由12個一躍增至107個。在第二天出版的《種族觀察家》報上，記者用《旗幟高揚》中的“為褐衫軍團讓出街道”這句歌詞，作為希特勒大選獲勝的通欄標題。

戈培爾私下曾說，他看中赫斯特，其實就是想利用他詩中“希特勒的旗幟將在所有街道飄揚”這句話來做文章，僅此而已。赫斯特?威塞爾嫖妓身亡，沒有白死，他成了黨的烈士，納粹的英雄，沖鋒隊的楷模。希特勒當政後，對赫斯特的宣傳更是鋪天蓋地。赫斯特作為民族社會主義的光輝形象，不僅頻頻出現在宣傳畫、書籍和電影中，而且納粹當局還為他建立了紀念碑和雕像，許多城市的街道、廣場，甚至軍隊的番號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每年在他的忌日，納粹領導人都要到柏林的赫斯特?威塞爾墓祭奠，舉行隆重的紀念儀式。赫斯特生前領導的第五突擊隊活動所在的弗里德里希海恩區被改名為赫斯特?威塞爾城。1937年，納粹政府接管了德國共產黨總部 ，將“卡爾?李卜克內西之家”更名為“赫斯特?威塞爾之家”，變成了柏林——布蘭登堡沖鋒隊的據點。（以上內容見《隨筆》2008年第2期《當虛偽也成為虛偽時：納粹黨歌誕生記》）

納粹英雄赫斯特的成名故事，很容易讓中國人聯想到雷鋒。

在中國，提起雷鋒可謂家喻戶曉，無人不知，在中共塑造的眾多“英雄人物”中，他的知名度最高。不僅如此，雷鋒在大陸其實已不僅僅是一個具體的人，而是成了一個典型的政治概念——“雷鋒精神”，成了共產主義的人格樣本。隨著時間的推移，如今有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這個中國最具代表性的英雄人物與納粹英雄赫斯特一樣，也是黨的宣傳機器用造假手段精心打造出來的虛假典型。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大量的雷鋒照片是如何出籠的。

雷鋒給人們的印象是如此的親近生活，同時又是完美無瑕、形象照人，這與圖片的宣傳作用是分不開的。《雷鋒照片背後的故事》（見《三聯生活周刊》/王小峰）一文說，“1949年以來，通過影像傳播給中國公眾帶來影響的人物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可能就是雷鋒。”“在雷鋒短暫的22歲生命中，拍過的照片有六七百張。一個普普通通的解放軍戰士，在那個年代能拍這麽多照片是罕見的-----可以說，1949年以來，通過影像傳播給中國公眾帶來影響的人物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可能就是雷鋒。”

據報道，曾經有四位美聯社記者，專門到撫順雷鋒紀念館采訪，他們指著雷鋒給傷病員送月餅、扶送大娘的照片說：雷鋒做好事是自發的還是被迫的，為什麽雷鋒做好事還有照片，這是不是“導演”出來的？這個問題提的很有針對性。

大陸媒體披露，當年為雷鋒拍照的主要有兩個人，一位叫張峻，他給雷鋒拍過223張照片，很多有影響的照片都出自他手;另一位叫季增，他給雷鋒拍的照片也有200多張，在雷鋒入伍到犧牲的953天的時間，他平均每4天就給雷鋒拍攝一張照片。

據張峻和季增回憶，後來傳世的雷鋒照片，幾乎很少有抓拍的，絕大多數都是他們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和上級指示創作的。在這些照片中，有一部分是拍攝者根據當年流傳的經過加工的雷鋒事跡“補拍”的。姑且不論這些事跡的真實程度，即使它們全都是真實的，“補拍”這種方式也明顯有違照片的真實性原則，何況這些事跡的真實性還很令人懷疑呢？！

更多的照片則是拍攝者或冥思苦想，或靈機一動，“擺拍”與“導演”出來的。

在汽車駕駛室里讀《毛選》是雷鋒傳世照片中十分有名的一幅，它的導演兼拍攝者是張峻。當時，他想拍一張雷鋒把毛澤東思想當成精神食糧和前進方向的照片，構思了很久，一直沒有靈感。一次，他在看雷鋒修車，突然來了靈感，便對雷鋒說，趕緊坐到駕駛室里，讓雷鋒拿出《毛選》，就這樣，一張具深遠影響力的《糧食?武器?方向盤》就這樣誕生了，這張照片後來在“文革”期間被放大成忠於毛澤東的最直觀影像。張峻說:“照片洗出來之後，我一看，就非常遺憾，雷鋒左手拿書是從方向盤里套過來的，看上去很別扭。後來由於工作比較忙，也沒有再重新去拍這張。”

季增回憶當年他給雷鋒擺拍的經過時說，一次，“《解放軍畫報》記者吳加昌來采訪雷鋒，回去後他寫信說缺少一張破題的照片，讓我拍一張能表現雷鋒熱愛黨、熱愛毛主席和他職業特點的照片，我就反覆想怎麽拍。正好運輸連進來一輛‘解放牌’汽車，有天早上，我讓連長把車弄好，讓雷鋒用被地主婆砍了三刀的手去擦車，一共拍了七八張，很多人都是通過這張照片認識雷鋒的。”

有一張雷鋒握著沖鋒槍，戴著棉帽站在一排樹前面的照片十分出名，可以說是雷鋒形象的代表作，也是擺拍的，攝影者叫周軍。雷鋒是工程兵，根本就沒有沖鋒槍，很可能一輩子都沒有開過沖鋒槍。攝影師跟人借來了棉帽子和槍，一張虛假的照片就這樣產生了。更有甚者，雷鋒去世後，為了能把雷鋒的形象樹立得更高大完美，他背後的那排枯樹又被換成了黃山的迎客松。

據張峻和季增回憶，對於他們的導演和擺拍，雷鋒當年不僅積極配合，而且很擅長按別人的意圖去擺姿勢。

面對人們對這些照片的質疑，張峻說:“沒有辦法，當時的歷史條件就是那樣”。“領導這麽要求，我們必須那樣做。”

可見，絕大多數傳世的雷鋒照片都是程度不同的造假之作，都是當年政治需要的產物！

不僅照片，有關雷鋒的其它宣傳材料也帶有明顯的造假痕跡。如所謂的《雷鋒的故事》，就是在不同時期按不同需要而編造和修改的，可謂漏洞百出，其中疑點最大的是雷鋒的死亡經過。

1962 年的一天，雷鋒在指揮戰友倒車的時候，被電線桿子砸在頭部，傷勢過重，大腦溢血，停止了呼吸。雷鋒終於實現了他為“ 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理想。踏上了不歸路。這是大家熟悉的《雷鋒的故事》里的一段描寫。我們都相信了。然而這個故事卻欺騙了中國人民40 年。

最早聽到的異議發生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一個在軍隊管理汽車的人憤憤不平地講，雷鋒是找死，他是瀆職。一個指揮倒車的人應該站在最佳位置，應該站在看得最清楚的位置，怎麽讓自己指揮的汽車撞倒電線桿子，而且還把自己壓死了，可能嗎？他當時在幹什麽？他不是在開小差嗎？

在網上有另一個聲音：雷鋒真的是這樣的死的嗎？一輛在倒車的車的力應該不至於推倒電線桿，這麽大的力，司機在車觸到電線桿的時候肯定有感覺的。還有電線桿是倒下？不太可能的，電線桿埋得很深的。現在不是經常有車撞到電線桿，結果車毀了，電線桿還是無事，所以電線桿被撞倒幾乎不可能。這樣的話，要被壓死，只有電線桿被撞斷，可是學過力學的都知道，在有電線在上面拉住的情況下，雷鋒至少還有 5秒的時間反應，不可能就這樣被壓死。

更多的人開始清醒：雷鋒的職業是司機，事故發生的前一刻他正在指揮另一司機倒車，結果車撞在電線桿上，他自己也橫屍當場。在這起事故中，雷鋒對自己的失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沒有人去追究這個事情的細節，因為他很快成了人們的榜樣，榜樣又被強行規定必須是白玉無瑕的。雷鋒是一起交通事故的肇事者，是一個損壞國家財產的犯人。然而他卻搖身一變成了烈士，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為什麽會這樣哪？！因為共產黨喜歡 “造神”。

然而故事還沒有完，那些當年編造《雷鋒故事》的有心人又開始出來活動了，一本新版《雷鋒的故事》修改了這個結尾：1962年8月15日上午8點多鐘，細雨霏霏，雷鋒和他的助手喬安山駕車從工地回到駐地。他們把車開進連隊車場後，發現車身上濺了許多泥水，便不顧長途行車的疲勞，立即讓喬安山發動車到空地去洗車。經過營房前一段比較窄的過道，為安全起見，雷鋒站在過道邊上，揚著手臂指揮小喬倒車轉彎； “向左，向左…… 倒！倒！”汽車突然左後輪滑進了路邊水溝，車身猛一搖晃，驟然碰倒了一根平常曬衣服被子用的方木桿子，雷鋒不幸被倒下來的方木桿子砸在頭部，當場撲倒在地，昏過去……

雖然進行了改編，可是漏洞還是有，沒有辦法，一個參與過創作《雷鋒的故事》的軍隊攝影記者張峻又出來圓場，這回是親自現身在以造謠為己任的中央電視台，他說：“電影《雷鋒》、《離開雷鋒的日子》，以及《雷鋒的故事》等文學作品，在報導和解說雷鋒之死時都有錯誤： “8月15 日上午10點半（注意：時間改了），從外地運了服裝回來，回來以後，這車需要保養了，（注意：開始八股式的文藝創作了）那麽雷鋒就跟連長提出來，我們自己保養，這個時候雷鋒想鍛練一下喬安山，讓喬安山開著車到車廠去。我們那個營房，這個房子和這個房子中間有個道，門這塊兒有兩個桿子，實際也當門，是曬衣服的，不是電線桿子，現在外頭報導，雷鋒的故事也好，寫的也好，電影也好，《離開雷鋒的日子》也好，都是這麽粗的一個電線桿子，實際不是電線桿，就是這麽一個方木桿，很細的一個桿子，就這麽高，（喬安山）開上車以後，他告訴雷鋒這不行，這彎拐不了，你趕快過來，雷鋒說開呀，往前走，這時候就熄火了，他說走走，趕快走啊，不是往後退，現在傳了 40年都是倒車，不是倒車，是往前開車，那麽雷鋒就在這兒，在車底下指揮他，走啊走啊，喬安山一加大油門一下就走了，這個桿子打在雷鋒右太陽穴上，打完以後，喬安山開車走了（注意：車撞了東西，一個職業司機還不知道），到洗車廠了，班長哪兒去了，有個新兵就喊，雷鋒叫車軋了，實際不是軋了，是桿子打了，連長就出來了，喬安山趕快就回來了，就抱著雷鋒，這時候雷鋒不省人事了，也沒說話，血往下淌， ……”

一個人的死這麽大的一件事、這麽嚴肅的事情就這樣被改來改去，還在全國各地傳播，為什麽要改呢？因為這是一項政治任務，就是要編故事。這也就是《雷鋒的故事》的編寫過程，不斷完善，然而編造的就會有漏洞！

按理講，日記屬於比較私人的東西，不應該有什麽瞎編的可能性，但是這個規律在中共那里也是不適用的，所謂的《雷鋒日記》也是中共為了包裝雷鋒的需要而編造的，其中的漏洞和虛假的痕跡同樣隨處可見，下面便是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關於雷鋒如何 “艱苦樸素” 的。

在《雷鋒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錄：有一次我班的一個戰友買回一個新牙刷，他把那個舊的丟在地上，我看到那個舊的比我的還好，就從地上拾了起來，經過消毒，我就自己使用。當時那位戰友說我是小氣鬼，我說：“這個牙刷很好哇，還可以繼續使用，為了節約嘛！”同時我還到處撿牙膏皮子，因為牙膏皮子里面還有剩下的牙膏，把它擠出來裝在一個瓶子里自己使用----

大家都知道那年頭牙膏皮可以賣錢，人都窮成那分了，誰舍得丟牙膏皮。還有，在那個年代使用“消毒”這個詞顯然像是作報告時的用語，而不是一個文化不高的雷鋒的日記中應該出現的。

還有一個例子是關於雷鋒抓“反革命”的。

日記中提到，某天，從雷鋒所在部隊駐地的一座大山上，下來一個磨剪刀的人。他在部隊的屋前屋後轉來轉去，鬼鬼祟祟地像要找什麽東西似的，不一會又拿出本子記下什麽。

雷鋒發現他在一家門前磨剪刀，還一邊問老鄉：“此地駐有多少軍隊？”另外還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了……”於是雷鋒就認為他非常可疑，就上前盤問那個磨剪刀的人。

“你從哪里來？”
“河北。”
“幹什麽的？”
“磨剪刀的。”
“有什麽證明？”
“沒有。”
“你身上帶了些什麽東西？”
“五六十元錢，一個記帳本。”
“你把記帳本拿出來看看！”

雷鋒翻開記帳本，他認為發現了非常重要的軍事機密，並且，他認為那個人神色慌慌張張，言行可疑，就把這件事立刻報告了上級，上級派人把那人送到當地公安局。後來，公安局的同志打電話告訴雷鋒說：“那個磨剪刀的人是一個反革命分子……”

從這篇日記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許多疑點，第一，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部隊的駐地怎麽可能那麽輕松地讓陌生的人靠近部隊的營房，哨兵都幹什麽去了？！，咋就那麽巧被雷鋒發現了，如果事實如此的話，那個“反革命”是否也太大膽了，居然明目張膽地到處轉，還做記錄，還跟別人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了…, 這好像不符合常規。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問，雷鋒的日記是如何寫成的呢？大家都知道雷鋒小學都沒有讀幾年，因此有著非常樸素的無產階級感情，對地主有著深仇大恨（不像知識分子，書讀多了，對階級敵人恨不起來）。但仇恨並不能化為文字，好的文字需要一定的訓練才能產生。你看雷鋒日記，排比句那麽多，就是大學本科畢業生也未必能創作出來。現在也有文字透露了當初雷鋒日記是如何出爐的，原來是解放軍報的編輯記者在一個月內奉命集體創作的成果。難怪現在市面上不太見“雷鋒日記”這本書了，當年發行量可是僅次於毛選。

還有一件事更具諷刺意義！

中共的宣傳說，雷鋒出身貧寒，所以特別珍惜毛主席給他帶來的幸福生活。穿破了的襪子是補了又補，舍不得丟棄。他總結說：“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但在雷鋒的遺物中，人們卻發現了好些時髦高檔商品，其中有一塊梅花牌手表。梅花牌手表是什麽概念呢？雷鋒當時的工資是每月8元，而梅花表價為200元以上。換句話說，雷鋒把兩年多的工資全都積攢了下來買了這塊梅花表，這與現在的月光族女孩把錢都花在化妝品上有什麽區別呢？一個女孩天天吃酸菜，為的是省下錢來買高檔化妝品，你能說這女孩是艱苦樸素嗎？

總之，從各方面來看，中共宣傳的雷鋒與真實的雷鋒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以後者為原形，按照當年的政治需要，經過反覆改編、拔高、加工塑造出來的一個地地道道的假典型。

在中國，這樣的假典型還有許多，在蘇聯等其它共產黨國家也都一樣。

編造假典型是謊言宣傳和精神控制的重要一環。俗話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納粹和共產黨深知這一點。因此，他們都熱衷於塑造符合其政治標準的虛假英雄，以此來影響和左右民眾的人格，讓他們心甘情願地充當自己的政治炮灰，為其賣命。在今天的中國，這樣的鬧劇不是仍在上演麽？！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24：納粹的“妖術”與共產黨的“魔法”

共產黨和納粹之所以熱衷於對民眾行“妖術”和施“魔法”，無非是為了通過構建特殊的環境，營造特殊的氛圍，運用特殊的手段，采取特殊的方式，讓民眾象吸食了毒品一樣，完全放棄自己的理智和意志，從而被徹底洗腦，在神魂顛倒和不知不覺之中，聽任他們的擺布和愚弄。 ——題記

今天，如果你去德國紐倫堡旅遊，一定要去齊別林廣場看看，盡管那里可供參觀的遺跡並不多，但當年卻是希特勒舉行黨代會的會場，曾經見證過納粹歷史上瘋狂的一幕。

與今天的冷落空曠截然相反，1934年9月的齊別林廣場曾是整個德國的興奮點所在——一年一度的納粹黨代會就在這里舉行。從紀錄片《意志的勝利》保存下來的當年的影像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廣場上高高聳立著一座長四百五十米，高二十七米的主席台，從遠處望去，顯得格外莊嚴和巍峨。在這座主席台的上方，懸掛著希特勒親自設計的納粹黨黨旗，黨旗為紅底白圓心，中間嵌著一個黑色“卐”字，十分醒目。一只巨大的普魯士雄鷹雕像，高高地懸在納粹黨旗的上端，桀驁不馴，睥睨一切，展開的翅膀竟達三十二米。在它的周圍裝滿了空軍的探照燈。入夜，燈柱沖天而起，高度達八千米，不但將整個天空照射得如同白晝，而且把夜晚的廣場裝扮得宛如宗教的殿堂一般神聖。廣場內，成千上萬的納粹旗幟迎風招展，數十萬群眾和軍隊聚集在此，舉旗列隊，高舉火炬。震耳欲聾的口號聲、鼓樂聲以及瓦格納的雄渾樂曲交織在一起，匯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國交響樂。

在萬眾矚目中，兩眼發光的希特勒登上了高大如聖壇一般的檢閱台，只見他左手大拇指插進皮帶扣環里，右手僵直地伸向前方上空。這時，一盞探照燈射出的追光罩住了他，使他看上去就像降臨人世的上帝。緊接著，這位大獨裁者開始演講。“是上帝引導我們發動這場運動。這次運動不是哪一個凡人創造的。這是上帝的旨意，由我來領導執行。我每一天每一刻都想著德意志人民。我們要建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他那極富煽動性的語言，魔力十足的聲音，伴之以極度誇張的臉部表情和身體姿勢，讓在場的納粹信徒聽得如癡如醉。演講不時被暴風雨般的掌聲和歡呼聲所打斷，結束後歡呼聲更是經久不息。隨後，納粹副元首赫斯宣布：“從此以後，納粹黨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國，德國就是希特勒！萬歲希特勒！萬歲勝利！萬歲勝利希特勒！！”話音剛落，全部在場的人又一齊跟著他振臂高呼“萬歲希特勒！”，瘋狂地向主席台上那個大獨裁者致敬。

如果有誰以為這只是第三帝國歷史上的偶然一幕，那就大錯特錯了。在整個納粹時代，這樣盛大的群眾集會可以說是屢見不鮮。

了解那段歷史的人都知道，納粹當局對舉行有大眾參與的公共活動和儀式有著異乎尋常的興趣。這類活動不但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而且形式多樣，除了像黨代會這樣的大型群眾集會，還包括政治慶典、宣誓、遊行、閱兵和無處不在的納粹式敬禮等。

在納粹德國，重要的政治慶典有一長串。每逢這樣的日子，當局都要舉行各種各樣的慶祝活動和儀式。1月30日是一年之中第一個重大的政治性紀念日，希特勒在這一天被任命為總理。接下來的2月24日不僅是納粹黨的建黨紀念日，也是納粹黨二十四條章程的紀念日。3月，納粹當局設立了英雄紀念日，引導14歲的青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團或德國女子聯盟。4月20日，整個德國到處都充斥著對希特勒的一片溢美之詞，因為這一天是他的生日。5月的第一天是休假，這個假日是納粹當權後才實行的。每年的9月，納粹黨都要在紐倫堡舉行盛大的黨代會。在西方國家，聖誕節標志著一年的結束，但納粹德國卻是個例外，一年是以紀念1923年11月9日政變失敗而結束的，活動由當年的參與者組織。納粹元老們行軍到陸軍元帥會堂，在那里希特勒親自與死去的英雄亡靈對話。

宣誓是納粹公共儀式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參加納粹黨的人都要集體宣誓：“我宣誓忠於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也忠於他委任的上級，無條件地執行上級的一切命令。”除了入黨，納粹當局還經常組織不同職業的人群分門別類地舉辦各種集體宣誓活動，包括普通士兵、護士、學生、郵電職工、鐵路職工等等。宣誓的手勢與向《聖經》宣誓的手勢是一樣的，而且是全國統一的。

遊行和閱兵在納粹時代也很常見。遊行有火炬大遊行，有時甚至連續幾天。還有化妝大遊行，隊伍中充斥各種象征德國民族文化和納粹文化的彩車。在各種各樣的遊行中，有一個經常出現的場景就是，希特勒為旗手和旗幟“加持”、“開光”。在參加遊行的納粹信徒看來，被希特勒撫摸一下似乎便擁有了無限的力量。

舉凡納粹舉行的公共活動和儀式，不管是盛大的群眾集會，還是政治慶典、宣誓、遊行、閱兵、行納粹禮等等，通常都有一個特點，就是隊列整齊，場面宏大，氛圍熱烈，儀式莊嚴。每個參與者在其中都是微不足道的配角，而統領全體參與者和整個場面的則是高高在上的納粹黨魁。在這種活動和儀式中，最著名的當數群眾集會，其中又以黨代會最具代表性。它們有著各種各樣的政治主題，通常安排在晚上。集會期間，常常要舉行火把遊行，並由納粹領導人對參加者發表激情四溢的講話，聽眾會不時報以陣陣歡呼。

公共活動和儀式在納粹時代的風行絕非偶然。美國歷史學家克勞斯?費舍爾對此曾作過精辟的分析。他認為它們“使個體的差異融化到集體的和諧之中，”用“狂熱的集體陶醉剝奪了個體的理性和意志”，“將大眾卷入熱情的瘋狂爆發之中，卷入集體的、幾乎是宗教性的對一個人的崇拜當中”，“將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用神秘的領導關系連接起來”。不僅如此，這類活動和儀式還“具有相當的激情力度，以至參與其中的人將經歷‘從蠕蟲成為巨龍一部分的變形’，同時感受到重新充滿活力、獲得力量和得到拯救。”（注1）換句話說，通過置身這種活動和儀式之中，小人物得以有了參與和感受偉大事業的機會，從而獲得了個人歷史價值的肯定，擁有了創造歷史的神聖感和莊嚴感。最終，“在輝煌的場景中（如由埃伯特?施佩爾設計的主教之光，探照燈照亮夜空，產生了身處大教堂的感覺），或者在明亮的太陽下排列完美的沖鋒隊編隊中，納粹政權成功地覆制了自己的最高理想，即一個掠奪者的國家對弱者不會顯示出任何憐憫的理想。這是從古老的亞述帝國之後，世界再也沒有看到的邪惡之花。”（注2）

希特勒曾說：“對待群眾，要像對待女人一般，因為女人心甘情願屈從於力量，因此無需考慮群眾的理智，只要打動他們最原始的感情。”希特勒還說：“群眾是守舊和懶惰的，他們不喜歡看書，也不喜歡思考，他們應該看見自己前面有一個敵人，應該只知道一個上帝。”正如克勞斯?費舍爾指出的那樣，“希特勒了解德國人。進入他們心里最安全的道路，是喚起他們宗教的、浪漫的敏感性。”“轉變（筆者注：即洗腦）在最深的層次上需要感情而不是頭腦。”（注3）顯然，納粹的群眾集會、政治慶典、宣誓、閱兵和遊行等正是這樣一種進入民眾“心里”的“道路”。說白了，所謂“打動他們最原始的感情”,“喚起”德國民眾的“宗教的、浪漫的敏感性”，讓他們發生“轉變”，其實就是蠱惑德國民眾的人心，迷亂他們的心智，從而在精神上控制他們，群眾集會、政治慶典也好，宣誓、閱兵和遊行也好，都不過是用來達到這個目的伎倆。形象地說，也就是納粹耍弄的“妖術”。

既然是妖術，當然能叫人中邪。當納粹時代的瘋狂成為歷史，德意志民族重新恢覆了理性，從不受控制的激情中擺脫出來，能夠冷靜地反思歷史時，許多人都被過去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驚得目瞪口呆。就像著名德國思想家卡爾雅斯貝爾斯所總結的那樣，“在過去的十二年里，我們身上發生了一些事情，它們似乎重新鑄造了我們。我這樣形容這件事情：魔鬼暴風雨般地襲擊了我們，把我們和他們一道卷進了使我們看不見、聽不到的混亂之中，我們體驗了類似於中世紀後期巫術中邪的東西。”（注4）

與納粹一樣，共產黨也是蠱惑人心的行家里手，納粹的伎倆固然高超，共產黨的手段也很嫻熟。

自從《九評共產黨》橫空出世，許多人都明白了，共產黨在表面上雖是人世間的一種政治組織，但其本質其實是魔教，在背後支撐它的是一個反宇宙的巨魔。《聖經》中稱它為“撒旦”或“紅龍”，中國古代的預言則稱之為“火龍”或“赤”。既然是魔教，當然就有“魔法”。這魔法也就是它蠱惑人心，迷亂人心智的手段，其作用與納粹的妖術十分相似。

就形式而言，共產黨的“魔法”與納粹的“妖術”可謂大同小異。納粹熱衷於公共活動和儀式，共產黨也同樣樂此不疲。

比如搞宣誓，共產黨就跟納粹一樣起勁。凡是在共產黨國家生活過的人都知道，加入它的黨團隊組織是要發賣身毒誓的，入黨要宣誓，入團要宣誓，入少先隊同樣也要宣誓。盡管許多人從小到大參加過各種宣誓活動，但卻很少有人會去想一想，發誓是對諸天神佛的承諾，既然共產黨天天嚷嚷世上沒有神佛，為何總不厭其煩地拉人宣誓，而且從幼兒園就開始了呢？從修煉的角度來看，那是因為作為共產魔教的入教儀式，發生死毒誓能讓人自己主動地招引邪靈上身，其結果就是前額被打上獸印，共產邪靈也就能夠堂而皇之地附體人身了（民間稱之為“鬼上身”）。不管你認為是走形式也好，非真心也好，或根本就不相信也好，只要你發了毒誓，你就成了魔教的一員，你的身體里就潛入了一個世上最邪惡的靈體，在你根本沒有覺察的情況下，它就會深入你的微觀身體，影響你的思維、阻斷你與真實宇宙的連接。

象納粹一樣，共產黨國家的政治慶典也很多。什麽三八婦女節、五一勞動節、六一兒童節、建軍節、國慶節、黨的生日、黨魁的誕辰等等，不一而足。每逢這些節日，黨往往都會舉行各種名頭的大型慶祝活動，包括閱兵、遊行、煙火晚會等。

文藝演出也是一種公共活動，對於用它來蠱惑人，共產黨的熱情顯然比納粹高得多，技巧也高超得多。

用當下的流行語說，共產黨國家搞的帶有政治色彩的文藝演出，也就是所謂的唱紅歌奏紅曲演紅劇。關注中國的人想必都注意到了，大陸近年來興起了一股唱紅歌的熱潮。幾年前，這一熱潮在重慶發端，此後迅速升溫，愈演愈烈，很快就波及到了整個中國。尤其是最近一段時期，各地為了吸引眼球，出政治風頭，互相攀比成風，以致唱紅歌的規模越來越大，花樣越來越多。據大陸媒體報道，2011年6月29日上午，重慶奧體中心內紅旗飄飄，歌聲飛揚，一場規模空前的紅歌演唱會在此舉行。演唱會以一曲《跟著共產黨走》打頭，接下來全國108個合唱團的演員們輪番上陣，相繼演唱了《遵義會議放光輝》、《過雪山草地》、《延安頌》、《咱們的領袖毛澤東》、《保衛黃河》、《在太行山上》等經典紅歌。最後，演唱會在全場10萬人共同起立合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結束，創下了唱紅歌的新紀錄。在大張旗鼓唱紅歌的同時，為了迎接中共九十周年紀念日的到來，官方媒體還競相推出了一系列以所謂“歌頌黨成立九十周年”為主題的紅色文藝宣傳活動。一時間，中華大地上，紅歌刺耳，紅曲回蕩，紅劇熱播，人們仿佛又回到了幾十年前充斥著政治喧囂的毛時代。

象納粹一樣，共產黨國家的公共活動和儀式也少不了這幾樣基本要素：一是數量可觀的群眾。比如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一次就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人。二是大場地。天安門是中共經常搞大型活動的地方，號稱全球第一大廣場，而且自1949年以來一直在不斷擴建。三是精心營造的環境和氛圍。現場通常都要布置大量的紅旗、標語、畫像等，並伴之以激昂雄壯的音樂和歌聲。四是黨魁親臨現場。他們通常站在一個可以俯瞰全場的高處，比如天安門城樓、觀禮台等，操控著活動的進行。有了這幾樣東西，不管搞什麽活動，自然就形成了一個強大的邪惡的能量場，被包圍在這個場中的人，就更容易失去理智，更容易被共產邪靈影響和左右，變得猶如著魔一般，當年天安門廣場上手舞足蹈的紅衛兵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嗎？

除了公共活動和儀式，黨話也是共產黨慣於玩弄的“魔法”之一。與人類的正常語言不同，共產黨有一套自成一體的魔鬼語言，即所謂的“黨話”，其實也就是共產黨獨創的“紅色咒語”，里面充斥著謊言、邏輯陷阱和對人類正統文化的詛咒。大家知道，語言是一種能量，更是一種生態，不同的語言背後有著不同的信息。傳統巫術中的咒語能藉助語言的力量與自然界中的負面能量溝通，同樣，當人們念動黨話或用其進行思考時，其背後的邪惡因素也會對人發生影響，同時與自己身體內的共產邪靈相呼應，使其進一步得到強化。當人完全用黨話來思考問題、判斷是非時，他們就成了被共產黨隨意操控的完全喪失自我的無腦人。只要共產黨念一念它的咒語，他們就會想共產黨之讓其所想，做之讓其所做。為什麽毛澤東一句話就會讓紅衛兵像吃錯藥似地到處造反？為什麽現代糞青們只要一聽“封建迷信”、“幹涉內政”、“反華勢力”、“愛國主義”等等詞匯馬上就會群情激奮、潑糞罵街？就是因為他們被這套“紅色咒語”給迷住了心竅。

共產黨的“魔法”還包括了日常的政治儀式。比如政治學習、升國旗、播報黨新聞等等，尤以文革時的“早請示晚匯報”、背“老三篇”和跳“忠字舞”為最典型。大型活動畢竟不可能天天搞，日常的政治儀式則可以經常做，甚至可以天天重覆進行。通過這種方式，共產黨將各種邪惡信息反覆不斷地、強迫式地、鋪天蓋地地輸入民眾的頭腦之中，讓他們強迫記憶，最後以至於由麻木、爛熟到模仿、自覺使用。

從心理學的角度看，洗腦不僅需要訴諸頭腦，更需要訴諸感情；用謊言和歪理去說服人固然有效，在情感上打動和迷惑人或許更有效。人的心智一旦迷失了，無論多麽虛假的謊言和多麽離譜的歪理都可能信以為真，從精神上控制就容易多了。共產黨的“魔法”和納粹的“妖術”，正是看準了這一點，通過構建特殊的環境，營造特殊的氛圍，運用特殊的手段，采取特殊的方式，讓民眾象吸食了毒品一樣，神魂顛倒，集體抽風，完全放棄自己的理智和意志，從而被徹底洗腦，在魂不守舍和不知不覺之中，聽任他們的擺布和愚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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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注1、注3：譯林出版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見360-362頁
注2：譯林出版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361-362頁
注4：譯林出版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365頁

又：本文還引述了《解析共產黨邪教的紅色厭勝巫術》中的有關內容。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25：“與人奮鬥，其樂無窮”與“我總想戰鬥”

生命不息，鬥爭不止，是共產黨和納粹的共同本性。如果有一天他們宣布放棄鬥爭了，那也就不叫共產黨和納粹了。 ——題記

早在青年時代，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就立志要“投身鬥爭”。他曾在詩中充滿激情地宣稱：

我不能安安靜靜地生活，
假如整個心靈都熱氣騰騰；
我不能昏昏沈沈地生活，
既沒有風暴也沒有鬥爭。

讓別人享受到，
遠離戰鬥吶喊的歡欣，
讓溫雅的祝願與感恩的祈禱，
給別人帶來其甘如飴的感情。

我的命運就是投身鬥爭，
永恒的熱情在我胸中沸騰------（注1）

懷著這種沸騰的激情，馬克思與他眼中的敵人整整鬥爭了一生。晚年時，女兒問他：你對幸福的理解是什麽？馬克思從嘴里只吐出兩個字：鬥爭。

再看馬克思之後的共產黨領袖，個個也都好鬥，骨子里都繼承了老祖宗的鬥爭基因。毛澤東年輕時就說過：“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句經典的毛式格言準確地概括了共產黨領袖共同的人生志趣。

共產黨的理論也充滿了鬥爭的火藥味。

翻開《共產黨宣言》的正文，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注2）

36年後，恩格斯在為《共產黨宣言》德文版所寫的序言中再次重申：“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鬥爭的歷史-----”（注3）

毛澤東也說過：“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注4）

鼓吹階級鬥爭是共產黨理論的核心所在。在共產黨的領袖們看來，人類的歷史不但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而且是在階級鬥爭的推動下不斷向前發展的。馬克思說：“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為止，生產力就是由於這種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注5）

馬克思恩格斯在《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還說：“將近四十年來，我們都非常重視階級鬥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重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注6）

在斯大林看來，“一種社會制度被另一種社會制度所代替，是一個覆雜的長期的革命過程。這並不簡單地是自發的過程，這是鬥爭，這是與階級沖突相聯系的過程。資本主義已經腐朽了，但是不能把它簡單地跟一棵已經十分腐朽、自己一定會倒在地上的樹相比。不，革命，一種社會制度被另一種社會制度所代替，總是鬥爭，是痛苦的殘酷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注7）

毛澤東在談論封建社會時也持同樣觀點；“地主階級對於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注8）

在共產黨的領袖們看來，階級鬥爭不但貫穿於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而且到了共產黨掌權後的社會主義社會也仍然長期存在，甚至可能十分激烈。

列寧認為：“在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以後，在破壞資產階級國家以後，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階級鬥爭並不是消失（如舊社會主義和舊社會民主黨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樣），而只是改變它的形式，在許多方面變得更加殘酷。”（注9）

毛澤東說得更形象：“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注10）“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注11）

共產黨不但在理論上鼓吹階級鬥爭，而且在實踐中也最熱衷於進行階級鬥爭。沒有取得政權前，是為了奪權而鬥，取得政權後，是為了維持和強化政權而鬥。不但要跟黨外的敵人鬥，同時還要跟黨內的敵人鬥。

跟以馬克思為代表的共產黨領袖一樣，希特勒也特別好鬥。“人類中總有一部分願意挺身而出去戰鬥，他們比千百萬其他同志貢獻的更多。他們並不滿足於簡單的發誓‘我堅信！’，更是堅決地說‘我要戰鬥！’”希特勒在納粹黨代會上滿懷激情說出的這段話，充分表現了他的這種個性和志趣。

納粹黨的理論也深深地打上了希特勒好鬥的烙印。如果說鼓吹階級鬥爭是共產黨理論的核心，那麽鼓吹種族鬥爭則是納粹黨理論的宗旨。在後者看來，“歷史和人類未來的命運，都不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而是血統對血統、種族對種族的鬥爭”。歷史不過是“對一個民族生存鬥爭過程的描述”。希姆萊的副手貝斯特聲稱：“鬥爭是絕對的、永恒的，鬥爭的目標則由時間來決定。

希特勒不但把人類歷史看成是血統對血統、種族對種族的鬥爭歷史，而且用達爾文主義來詮釋這種鬥爭，充分肯定了它的正當性。他在《我的奮鬥》中寫道： “一切生命都是一場永恒的鬥爭，世界不過是個適者生存、強者統治的叢林，一個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世界”。“只有無生的弱種才會認為這是殘酷的……凡是想生存的，必然奮鬥，不想奮鬥的，就不配生存在這個永恒的鬥爭的世界里。即使殘酷，卻是客觀現實。”1928年2月5日，希特勒在庫姆巴赫的演講中還說：“鬥爭是一切事物的根源……人能夠生存或者能夠保存自己而戰勝動物界，不是靠人道主義，而只是靠最殘酷的鬥爭手段……如果你不為生存而鬥爭，那麽就決不能贏得生存”。“在這個鬥爭中，強者，能者，勝利了；而無能者，弱者，失敗了”。

希特勒還用種族鬥爭來解釋政治現象。在他的世界觀里，歷史是“靜態再現的政治”；而政治是“發展中的歷史”。既然歷史是“對一個民族生存鬥爭過程的描述”，那麽政治便是“民族生存鬥爭的實施”。因此他認為，政治的定義可確定為實施民族生存鬥爭的策略；外交政策就是一個民族為保證其所必須的生存空間的廣度和給養能力的策略，內政就是保存以種族價值和數量為表現形式的必要防衛實力的策略。

那麽，究竟又是什麽導致了種族之間的鬥爭呢？希特勒認為是各種族自我保存和自我繁衍的欲望。在《我的奮鬥》上卷“民族與種族”一章里，他把世界上各種人種明確劃分為文明的創造者、文明的承襲者和文明的破壞者三大類，鼓吹雅利安一北歐日耳曼人是一切高級人類的創始者，是文明的創造者和維護者，是上蒼賦予“主宰權力”的種族，而猶太人和吉普賽人則是劣等種族和文明的破壞者，應該被淘汰和滅絕。他認為，各個種族的等級區分是“自然賦予”的，然而卻不是一成不變的。如果優等種族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血統價值，不注意自保，就會因血統的混雜而導致人種水平下降，最終喪失強者的地位。希特勒強調，地球上人類能賴以生存的空間是有限的，而各個種族自我保存和自我繁衍的欲望卻是無限的，這樣就導致了激烈的生存競爭。

既然種族有優劣之分，自我保存和自我繁衍的欲望又必然導致他們之間激烈的生存競爭，那麽為爭奪生存空間而發動戰爭當然就是合理和必須的。希特勒宣稱說：“一個健康的民族為了獲得生存地盤，必然產生對土地生存空間的要求，推行掠奪土地的政策。奪取生存空間的鬥爭，只有通過戰爭手段來進行。”日耳曼人是上蒼賦予“主宰權力”的種族，是地球上最優秀的人種。德意志人是日耳曼人的種族核心，應該統治世界，“應該主宰世界！”他叫囂說：“一個民族的奮鬥目標就是統治世界，要準備用暴力和戰爭為德國解決‘生存空間’”。“沒有人可以奪走我們的榮譽。為了德國人民，我們必須戰鬥15-20年”。“時代呼喚戰爭而不是和平。”“政治的最終目的是戰爭。”“我們只能用武器來保衛和平。”

希特勒不但是這麽說的，也是這麽幹的。縱觀納粹黨的整個歷史——從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種族主義國家，再到發動戰爭，為德意志民族奪取更大的生存空間——不就是一部以種族鬥爭為主題的歷史嗎？

對比共產黨和納粹，盡管兩者的理論內容不同——前者強調階級鬥爭，後者則以種族鬥爭為主線，但他們對鬥爭的鼓吹，骨子里的那種好鬥本性，卻驚人的一致。生命不息，鬥爭不止，只要共產黨和納粹存在一天，就要跟自己的敵人鬥爭一天。如果有一天他們宣布放棄鬥爭了，那也就不叫共產黨和納粹了。至於這種鬥爭帶給人類的究竟是禍是福，歷史已經做出了明確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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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注1：人民出版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454-455頁
注2：人民出版社《共產黨宣言》，1964年版，第23頁
注3：人民出版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頁
注4：人民出版社《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91頁
注5：人民出版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頁
注6：人民出版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頁
注7：《斯大林選集》下卷第352-353頁
注8：人民出版社《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9頁
注9：人民出版社《列寧全集》，第29卷第352頁
注10：人民出版社《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28頁
注11：人民出版社《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2627頁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26：《有毒的蘑菇》與《收租院》

共產黨和納粹都好鬥。既然要鬥，就得先有仇恨，否則，哪來鬥爭的激情呢？因此，抹黑對手，煽動和灌輸仇恨，就成了他們格外起勁的一件大事。 ——題記

1936年聖誕節，許多德國兒童都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聖誕禮物——一本名為《不要相信綠草叢中的狐貍和發誓的猶太人》的書。這本書是德國出版商朱力斯?施特萊舍爾發行的。兩年後，他又出版了另一本兒童讀物《有毒的蘑菇》。兩本書共發行了幾十萬冊。它們擁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醜化猶太人，警告孩子們與猶太人交往的危險。

《有毒的蘑菇》講述的是，有位女孩的媽媽要她到牙科醫院看病。她與另外一位女同學一起到了診室，醫生先叫那個女同學進去看病。當然，這個醫生長著一張猶太人的臉，彎鉤鼻子，吊吊的嘴唇，大大的眼袋。這時候，坐在外邊的女孩，忽然聽到診室里剛進去的同伴發出尖叫：“不，醫生，請不要這樣！”然後，一點聲音都沒有了。後來，醫生出來，示意要她進去，她嚇得跑掉了。一位當年讀過這本書的德國女子曾回憶說，那時，作為孩子的她一直在想：“猶太人對那個女孩究竟幹些什麽？這個故事讓我整個青年時代都無法擺脫。”

為了從小就在孩子們的心田里種下仇恨猶太人的種子，納粹分子們當年出版了許多像《不要相信綠草叢中的狐貍和發誓的猶太人》、《有毒的蘑菇》這樣的反猶讀物。

當然，這種仇恨宣傳並不僅限於圖書，方式有許多種。它的對象也不僅僅是兒童，而是包括兒童在內的所有人。

為了給種族屠殺和滅絕制造借口，希特勒率先煽動對猶太人的種族仇恨。在《我的奮鬥》中，他把世界上的各種人種明確劃分為文明的創造者、文明的承襲者和文明的破壞者三大類，鼓吹雅利安一北歐日耳曼人是一切高級人類的創始者，是文明的創造者和維護者，是上蒼賦予“主宰權力”的種族，而猶太人和吉普賽人則是劣等種族和文明的破壞者，應該被淘汰和滅絕。他宣稱，人類文明的衰亡，不是因為經濟或物質的原因，而是統治民族的血液受到玷污的結果。雅利安人的血液遭到了劣等民族的玷污，因此逐漸喪失了統治地位，而導致雅利安人血液遭到玷污的罪魁禍首就是猶太人。猶太人是最邪惡卑劣的民族，是所有罪惡的化身。他們的目的是統治全世界，並通過污染雅利安人的血液來達到目的。為了恢覆雅利安人的統治種族地位，首先需要將所有日耳曼人都統一到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的首要任務就是消滅猶太人的威脅。

宣傳部長戈培爾更是反猶宣傳的主要操盤手，他不僅指揮新聞媒體起勁反猶，還親自動手寫文章，煽動對猶太人的仇恨。

1941年11月16日，戈培爾在《帝國周報》創刊號上發表了《猶太人是有罪的》一文，連篇累牘地惡毒攻擊和詛咒猶太人。他造謠說，“每一個猶太人都是我們的敵人，不管他是否寄生在波蘭猶太人區，或是在柏林或漢堡，或是在紐約和華盛頓。所有因出生和種族而成為猶太人的人，都是反對德國民族社會主義的世界陰謀的一部分。他們想打敗我們消滅我們，並且正在傾其全力這樣做。”“往往當我們采取反對猶太人的措施時，英國或美國的報紙第二天就會報道。即使在今天，猶太人仍在與我們國外的敵人秘密聯系，不僅在自己的事業上如此利用，在帝國的所有軍事方面也是這樣。敵人就在我們中間。

戈培爾還在文中叫囂道，“猶太人必須從德國社會中刪除，因為他們在危及我們的民族團結。”“如果他們能，他們會驅使一個接一個國家投入戰爭來反對我們。誰在意他們的困難，誰就是只想強迫世界來接受他們血腥的經濟控制。猶太人是一個寄生的種族，他們像細菌一樣侵犯著我們健康的文化而無視於我們的人民。只有一個有效的措施：斬斷他們!”

在這篇文章的結尾處，戈培爾特別強調說：“因此，我們必須要再說一遍，再說一遍：

1。猶太人要毀滅我們。他們開始這場戰爭，並指揮它。他們想破壞我們的人民和德意志帝國。這個計劃必須被阻止。

2。猶太人之間沒有任何區別。每個猶太人是德國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如果他沒有做到這一點，只是他們膽怯和狡猾，而不是因為他愛我們。

3。猶太人責怪每個參戰的德國士兵，用他們的所謂良知來衡量士兵。猶太人必須付出代價。

4。如果有誰戴著猶太星章，他就是人民的敵人。任何人跟他們交易，就和一個猶太人一樣，必須對他相應地懲罰，得到全國人民的蔑視，因為他是一個代表敵人的懦夫。

5。猶太人受到我們敵人的保護。這就是我們需要顯示的證據，說明他們對我們的人民是多麽有害。

6。猶太人是我們當中的敵人的代理人。站在他們一邊就是站在我們的敵人一邊。

7。猶太人無權要求與我們平等。如果他們想就在街頭，商店或公共場合說話，不要理會他們。這不僅因為他們是完全錯誤的，而是因為他們是猶太人，他們沒有在社會上發出聲音的權利。

8。如果猶太人打動你的情感，是因為他們希望你的健忘。讓我們看穿他們，蔑視他們，阻止他們。

9。當我們贏了，一個像樣的敵人將值得我們大度待之。但猶太人不是一個像樣的敵人，盡管他力圖顯得這樣。

10。猶太人要對戰爭負責。他們從我們得到的不是不公正。他們活該得到這一切。”

在第三帝國，類似這種充滿仇恨的言論籠罩了整個社會，彌漫在各個空間。試想，生活在這種精神氛圍中的人，不論是孩子還是成人，有幾個人能保持清醒，不對猶太人恨之入骨呢？！於是，當他們參加沖鋒隊或是黨衛軍屠殺猶太人時，自然也就感覺不到任何內疚，有的只是仇恨的發泄和崇高的歷史責任感。

與納粹黨相比，共產黨在煽動和灌輸仇恨這方面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老祖宗馬克思是共產黨家族中最早進行仇恨宣傳的第一人。

翻開他的著作，里面充斥著對私有財產、對有錢人、對商品交換、對傳統的所有制和傳統觀念的深仇大恨。在馬克思看來，千百年來無數民眾私人擁有財產都是有罪的。他的剩余價值論一筆抹殺了資本家管理、謀劃市場的功勞，抹殺了資本本身的功勞，把一切價值都歸於工人的勞動，由此認定資本家是“吸血鬼、毒蛇”，“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他把子虛烏有的剝削強加在作為決策勞動者的資本家的頭上，並以此為據把他們誣蔑為“剝奪者”階級，然後再去鼓動無產者階級去剝奪資本家。

馬克思的子孫們不但繼承而且發揚了這種仇恨宣傳的傳統。

就說中共吧，造反時它首先煽動的是對“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階級仇恨。

拿地主來說，中國農村原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地主養活農民，農民養活地主，他們之間的關系從來就不是絕對對立的關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關系。但中共為了推翻現存的社會制度，奪取國家政權，卻硬說地主是靠農民的血汗養活的，地主是剝削階級，農民是被剝削階級，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調和的關系。農民要過上好日子，就要跟著共產黨起來跟地主鬥，把他們的財產搶過來。

“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中共當權後，更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種宣傳機器，不遺余力地編造各種謊言，想方設法把“階級敵人”妖魔化，煽動和灌輸階級仇恨。《紅色娘子軍》《半夜雞叫》《收租院》等等，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籠的進行仇恨宣傳的經典之作。

“這個十八歲的女奴，一雙黑亮、火辣辣的大眼睛里燃燒著刻骨的仇恨！”這是電影劇本《紅色娘子軍》的開篇。在此劇本基礎上改編的舞劇劇本變本加厲，對仇恨的渲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她昂首挺胸，雙眼迸射著仇恨的烈火”，“她們緊握雙拳，傾訴著滿腔憤恨”，“心中燃起了強烈的階級仇恨”，“軍事操練在充滿階級仇恨的刺殺聲中結束”，“苦大仇深”，“血海深仇”，“報仇雪恨”……舞劇的主人公大多是二十歲不到的花季少女，就這樣被描寫成了毫無人性的殺人機器。

《收租院》的影響比《紅色娘子軍》更大。

１９６５年初，在四川省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四川美術學院的師生們用泥巴塑造了一組民國時農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這組以劉文彩為原型名為《收租院》的泥塑大大小小共１１４個，個個栩栩如生，無言地訴說著劉文彩當年所幹的種種壞事與罪惡——從小鬥放貸、大鬥收租、私設水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

不久，中央電視台以此為藍本，拍攝了紀錄片《收租院》。該片放映後產生了轟動效應，解說詞還被選入小學語文課本。此後，泥塑《收租院》甚至漂洋過海，到日本、加拿大等多國展出。“惡霸地主劉文彩”從此成了中國人家喻戶曉的反派明星。當年，全國上下到處都向劉文彩舉起憤怒聲討的拳頭，男女老少無不為劉文彩登峰造極的人間罪惡流下悲憤的眼淚。以劉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接待觀眾達５０００萬人次，相當於一個中等規模國家的全部人口。時至今日，一提起劉文彩，有人還會湧起滿腔的仇恨。

然而，這樣一個當年誰都沒有懷疑過其真實性的大惡霸地主，原來卻是中共出於政治需要蓄意塑造出來的一個虛假的反面教員。據《劉文彩真相》一書披露，《收租院》劉家豪宅里的那些酷刑用具，如水牢、老虎凳、辣椒水……完全都是當年按著階級鬥爭的政治模式集體編造出的虛構作品。真實的劉文彩根本不是惡霸，而是對當地教育做出過傑出貢獻的大好人。當年宣傳說劉在他的水牢內虐待長工，而事實上他家里根本沒有水牢。

幾十年間，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中共的仇恨宣傳也在不斷變換和增添內容。繼“地富反壞”之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黨集團”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相繼成了新一輪仇恨宣傳的對象。改革開放後，中共自身已成為最邪惡、腐敗和墮落的“有產階級”，此時再繼續煽動和灌輸階級仇恨無疑等於鼓動民眾起來推翻自己。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又把仇恨的方向轉向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形形色色的持異見者、民族分裂分子、邪教分子和所謂的“國外反華勢力”等等。但不管具體方向怎麽變，不斷抹黑對手，煽動和灌輸仇恨這一點卻始終沒變，也不會變！

眾所周知，“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奪權時，它要跟掌權者鬥；掌權後，它又要跟不滿和反對它統治的人鬥。總之，要跟形形色色的敵人鬥。納粹也一樣，只不過鬥爭的對象有所不同而已。既然要鬥，當然就得先有仇恨，否則，哪來的鬥爭激情呢？因此，抹黑對手，煽動和灌輸仇恨，就成了他們格外起勁的一件大事。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27：“毛主席的紅衛兵”與“希特勒時代的孩子”

借助完備的洗腦機制，共產黨和納粹成功地將成千上萬的青年人變成了“腦殘”，從而把他們牢牢地綁架在了自己的政治戰車上，徹底葬送了他們的大好青春。可悲的是，這些被洗過腦的青年人，明明是在助紂為虐，塗炭生靈，非但毫不自知，反而還以為自己是在追求理想，維護正義。 ——題記

熟悉“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中國人，當年恐怕都讀過《楓》。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這篇小說在《文匯報》亮相後，一度曾引發過巨大的社會反響。因為它真實地再現了文革時代兩派紅衛兵組織在武鬥中互相殘殺的悲慘一幕，觸痛了一代人的心靈敏感區。

《楓》講述的是這樣一個故事：

文革開始後，曾經相戀的青年學生李紅剛和盧丹楓分別加入了不同的紅衛兵組織——一派叫“井岡山”，一派叫“造總兵團”。這兩派組織都認為自己一方是左派，是革命造反派，是為維護毛主席革命路線而戰鬥的，而對方則是敵人，最後竟發展到了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地步。在北京的匯報會上，中央文革首長分別向雙方旗幟鮮明地表了態：“造反有理！你們是左派，我們是支持你們的！”並重申了江青“九?五講話”文攻武衛的原則：“當階級敵人向我們進攻的時候，我手無寸鐵，怎麽行呢？”“誰要對我武鬥，我一定要自衛，我一定還擊。”根據北京來電，兩派都編印了江青自七月底以來幾次關於文攻武衛的講話摘錄，廣為散發。就這樣，在中央文革的教唆和挑動下，已處於白熱化的兩派組織被進一步推向了相互殘殺的武鬥戰場，許多年輕的生命在這場殘殺中無辜喪生，還有許多年輕的生命雖然在這場殘殺中幸存下來了，但卻因為它而受盡磨難和屈辱。

小說中寫道，當李紅剛率領“造總兵團”的戰友經過一番“浴血奮戰”，攻占了“井岡山”盤踞的樓房，正要坐下來喘口氣時，忽然，從樓角里慢悠悠地站起一個人，右手高舉著兩顆手榴彈，東搖西晃地向他們走來。這個意外情況把在場的人都嚇慌了，大家不約而同刷地臥倒一片。最先清醒過來的是李紅鋼，他跳起來把槍一舉，厲聲叫道：

“放下武器！快——我開槍了！”

話音剛落，當他吃驚地發現，站在自己對面的敵人竟是盧丹楓時，他木雕泥塑似地呆住了。

盧丹楓緩緩走到李紅鋼面前，恨恨地責問道：

“你為什麽要來？為什麽要來？為什麽？……雙手沾滿井岡山人的鮮血——劊子手！劊子手！劊——子——手！……咱們這麽見最後一面，也是當初所想不到的吧！”

說完，她一把揪住李紅鋼的胸襟，熱切地說：“黔剛，你快清醒吧，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吧！你快點調轉槍口吧，黔剛！”

李紅鋼忍住淚水，背過了臉：

“不！……你，你……投降吧！”

盧丹楓憤然一掙，一把推開李紅鋼。她後退了幾步，整了整血跡斑斑的褪了色的舊軍衣，輕蔑地冷笑道：
“至死不做叛徒！——膽小鬼，開槍吧！”說完，她高呼“井岡山人是殺不絕的！共產主義是不可抗禦的！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然後毫無畏懼地縱身一躍，跳樓而亡。

盧丹楓生前，連手都沒和李紅鋼拉過，他們在一起總是談生活，理想，鬥爭……在他們最後一次談心時，盧丹楓曾摘了兩片楓葉，遞給李紅鋼說：‘喂，給你。’……分手時，她說：‘讓咱們勇敢地投身到這場偉大的革命鬥爭中去吧，一起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起為共產主義偉大真理而奮鬥！’

在盧丹楓托人帶給李紅鋼的信里，她說：“在你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之前，我們是沒有任何個人幸福可言的！你應當反戈一擊，盡快覺悟。否則，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你會在戰場上死在我的槍口下！丹楓”

盧丹楓和李紅鋼的故事雖說是虛構的，但小說《楓》卻是一代紅衛兵命運的真實縮影。在毛澤東和中共發動的那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類似盧丹楓和李紅鋼這樣的“紅衛兵小將”又何止千千萬萬？！

許多去過重慶沙坪壩公園的人，都知道那里有一座著名的紅衛兵墓。高約三至六公尺不等的塊石叠砌而成的灰墻，把墓園大致圍成船形；墓園西高東低，形成幾級梯形台地；墓園占地約3000平方米左右（約合4.5畝）。墓群坐西朝東，寄寓著墓主永遠“心向紅太陽”的拳拳之意。

墓園里共有１１３座墳墓，掩埋了４００余名當年武鬥的死難者。他們中有年僅１４歲的少女，有被稱為“校花”的女中學生。20歲的有69人，學生有104人。　　　　　　　　

碑文不但告訴了我們墓主的生平，而且間雜考績式的政治評語。如82號墓的碑文這樣寫道：“江丕嘉同志簡歷　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江丕嘉同志（男）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於重慶小龍坎　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學生紅衛兵　六七年三月加入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點五十分為保衛中央赴渝調查組的安全英勇獻身　年僅二十歲　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終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勇敢戰鬥在鬥爭的最前列　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他灑盡了最後一滴血　江丕嘉同志為革命而死　死得其所重於泰山”。

最讓人悲嘆的莫過於下面這篇碑文：“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吐嘉華。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我毛澤東主義戰鬥團最優秀的戰士張光耀、孫渝樓、歐家榮、余志強、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楊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熾的八月天，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輝照亮了後來人奮進的道路。不周山下紅旗亂，碧血催開英雄花。披肝瀝膽何所求，喜愛環宇火樣紅。你們殷紅的鮮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紅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們高高舉起你們用殷紅的鮮血染紅的旗幟。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絕不丟，你們鏗鏘的誓言啊，已匯成千軍萬馬、萬馬千軍驚天動地的呼吼。你們英雄的身軀，猶如那蒼松翠柏，巍然屹立紅巖嶺上，歌樂山巔。
　　
“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怕死就不革命了！”盧丹楓也好，李紅鋼也好，埋葬在沙坪壩公園的“紅衛兵烈士”也好，他們都是十足的理想主義者，都下定了要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毫無保留地獻給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決心，都認定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在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誓死保衛毛主席。這些可愛、善良、無辜的青年哪里知道，他們所為之獻身的並不是他們夢寐以求的解放全人類的崇高理想，而是中共骯臟血腥的權力鬥爭，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至死都不曾明白，他們只不過是這種鬥爭的炮灰和犧牲品。

其實，充當這種炮灰和犧牲品的又何止是“毛澤東的紅衛兵”，放眼全球，各國共產黨不都曾培養了並且還在繼續培養著千千萬萬“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麽，他們不都是共產黨奪取權力和實施獨裁暴政的炮灰與犧牲品嗎？！

這樣的炮灰和犧牲品當然不是天生的。在共產黨國家長大的人都知道，他們的愚忠和愚狂並非偶然，而是被官方意識形態反覆洗腦的必然結果。

《楓》里有一段也專門交代了盧丹楓的成長背景：“丹楓是團幹部，又是全校學毛選積極分子。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林彪發表《再版前言》，丹楓不但把它背熟，還在一次全校學毛選經驗交流會上，從那個紅本子上，把一條條語錄背出來，講她怎樣‘反覆學習，反覆運用’。為了解釋‘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原則，她蹬地站起來，走到講桌前，強烈的聚光燈，把她的影子投射在講台上……台下傳來會意的笑聲。丹楓看了看自己直挺挺地站在台前，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後來，在一次批判會上，同學們揭發批判校領導抵制學毛選的偉大群眾運動時，有人念了頁碼，叫他們背幾段語錄。可笑得很，書記、校長、教導主任，竟沒有一個象點樣，當場出醜。張校長還有點不服氣，嘟嚷了一聲：要這麽個檢查法，誰也不行！丹楓從人群中站起來走到台上，把語錄本往張校長手里一塞，說：來吧，隨使哪一段！張校長楞住了。大家你一條我一條地點了十來個頁碼，不管是常用的還是生僻的，丹楓一律背得滾瓜爛熟。這把大會主席也驚呆了，他翻了半天，點道：二百七十一頁第二段。大家刷刷地翻著，接著一片沈寂。丹楓想了想，答道：語錄本只有二百七十頁，沒有二百七十一頁，更沒有第二段……暴風雨般的掌聲淹沒了她的話尾。”

回顧自己的成長道路，早期紅衛兵運動的重要人物、北京市戲劇專科學校學生徐雅雅曾沈痛地總結道：“只要是毛澤東說過的，指示過的，甚至暗示過的，我們都會為之肝腦塗地。從我們一出生，父母、學校、社會、黨就是這樣教導我們的。不，從我們的父母一代就接受過這樣的教育，他們以遺傳基因的方式，將這些教育注入我們的血肉與生命。生活不容許我們有一絲一毫的懷疑，如果有一點這種念頭，那也可怕得如同叛逆。”

顯然，不論是盧丹楓還是徐雅雅，她們的故事都不是孤例，而是共產黨國家青年一代共同的成長經歷。

如果說要了解毛澤東時代的青年不可不讀《楓》，那麽要了解納粹德國時代的青年則不可不讀《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讀完這本書你就會不無驚奇地發現，這兩個國度的青年，他們的精神世界，他們的命運，竟是那麽的相似！

早在１９４４年，當希特勒看到西方盟軍打進德國本土已處於迫在眉睫之時，便在９月２５日下令正式組建國民軍，強令每個從１６歲到６０歲的德國男人都要應征並接受軍事訓練，並極其蠻橫地將所有反對使用兒童作為炮灰的異議加以否決。

到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已進入尾聲，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將對德國納粹發起最後的毀滅性的打擊。希特勒又喪心病狂地開始實施“狼人”計劃，鼓動全體德國人民組成遊擊隊，拿起武器，全民皆兵。“讓任何一個在德國領土上的英國人、美國人、或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者，都成為德國‘狼人’的‘野生獵物’。只要有機會，我們就將這些人置於死地。”

由於德國兵員缺乏，在“狼人”計劃的實施中，訓練青少年，讓他們攜帶砒霜和炸藥前往盟軍戰線的背後進行活動，就成為主要內容。

在《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這本書中，德國歷史學家古多?克諾普博士曾將書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兩個德國男孩，一個叫弗蘭茨，一個叫赫伯特。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１日，他們倆作為德國間諜和破壞份子被空投到艾弗爾山的敵軍後方。但由於空投的地方距離目標太遠，他們還沒來得及開展活動，就被美軍巡邏兵捕獲了。

經過審訊，美軍第九軍軍事法庭以間諜罪判處他們死刑。他們的辯護人，一位美國軍官，向法庭遞交了赦免申請書，說明他們只是未成年的孩子。幾個星期後，他們被告知，赦免申請遭到拒絕。

在給父母的遺書中，弗蘭茨寫道：“我這樣做是深切地希望為我親愛的德意志祖國和我的人民服務。”直到這個時候，他們還不清楚，他們為之獻身的第三帝國已經離最終的覆滅只剩下最後的３４天了。他們同樣不知道的是，他們所崇拜的帝國元首希特勒早已在一個月前就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罪惡的一生，逃避了歷史的最終審判。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日清晨，就在全世界少年兒童歡慶自己節日的那一天，德國布倫瑞克的采砂廠中，兩名德國少年被緊緊地綁在了柱子上。隨著淒厲的槍聲，他們默默地死去了，鮮血順著他們還未成年的軀體，慢慢地浸透了腳下的德國土地。不會有人再為他們祈禱，也不會有人再把他們歌頌為英雄，因為，他們為之獻身的第三帝國的歷史即將改寫。此時，弗蘭茨只有１６歲零５個月，他的朋友赫伯特也僅僅才１７歲。

像這樣悲慘的事件，絕非只發生在弗蘭茨與赫伯特身上，在納粹德國時期，何止成千上萬。

號稱黨衛軍“精銳之師”的裝甲師——“希特勒青年師”，全部是由１７歲左右的青年人而組建起來的。師長少將弗里特茲?維特只有３４歲，在１９３３年前他也曾經是希特勒青年團的團員。“希特勒青年師”是黨衛軍僅有的三個被用於西線防禦的裝甲師之一。在諾曼底戰役中，“希特勒青年師”那種駭人聽聞的狂熱和不計後果的勇猛，讓英國和加拿大士兵也大吃一驚。“這些勇敢的、殘忍的、傲慢的‘小希特勒’們，在戰場上歲數太小以至於完全藐視危險”，“他們像潮水般撲向敵人坦克，如果他們被包圍或被優勢兵力壓倒，他們就一直戰鬥到無人幸存。年輕的孩子們，連第一次刮胡子的歲數還沒到，就被老得有些都可以做他們爸爸的盟軍士兵射倒”。

1941年，一支德軍部隊被蘇聯軍隊強大的火力壓制在一座河堤後面，德軍頭頂是一片片被子彈打出的土霧，152毫米炮彈不時在河堤四周爆炸，一個年輕的德軍士兵正在沖出河堤掩體，目光異常堅定。他是一個純正的日爾曼人，一頭金發，眼睛如海一樣藍。他的目標是前方蘇軍的機槍陣地，只有炸毀它，被壓制的戰友才有可能突出重圍，但是他失敗了。這個年輕的日耳曼擲彈兵軍士倒在了蘇軍密集的機槍火力之下，他左手拿著SGT44突擊步槍，右手還緊握著一枚已擰開蓋的手雷，鮮血從他胸口流出，那枚掛在胸前的二級鐵十字勳章在陽光與硝煙的映襯下顯得莊嚴神聖。他給中尉留下了一份遺書：“告訴元首我已盡力，告訴父親我依然愛他。”

這些充滿朝氣、原本善良的德國青少年，到死都沒明白過來，他們懷著滿腔熱誠所為之獻身的並不是“我親愛的德意志祖國和我的人民”，而是“一個出賣了自己，欺騙了自己的政府”，他們所充當的也不是什麽為國捐軀的愛國勇士，而是愚昧瘋狂的法西斯炮灰，屠殺人民的無知兇手。

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曾設計了一個“理想的國度”：德國孩子出生後，並不能馬上成為公民，而只是“國家的臣民”。只有在接受了為他設計的學校教育和體能訓練，並在統一的軍事系統中參加軍事訓練之後，“這個年輕人，如果他健康而且檔案中沒有污點，才會被授予公民權”。換句話說，任何一個德國人，只要不接受希特勒的洗腦，不接受納粹的文化教育，即使是正常人，也不能算是公民，而只是“臣民”，是奴隸。

希特勒甚至還為“他的青年人”設計了具體的人生規劃：“這些年輕人什麽也不必學，他們只要按照德國人的樣子去學習，去行動。這些在十歲就加入我們組織的男孩第一次就呼吸到新鮮的空氣，四年後，他們將從德國少年團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在這里再待上四年。我們不準備把他們交還到那些制造我們的階級和地位障礙的人手中。們將立刻把他們送入黨，送入勞動陣線，送入到沖鋒隊或黨衛隊。假如他們在那里待上十八個月或者兩年還沒有成為真正的種族社會主義者，他們就會去參加勞動服務，在那里經受六千個月的德國鐵鏟的鍛煉。假如在六七個月之後依然存在著階級意識的殘余或者以自己的社會地位為榮，武裝部隊將接管兩年的進一步教育，當他們兩年或四年之後歸來的時候，為了防止他們再次回到舊習慣當中，我們會把他們立刻送到沖鋒隊或黨衛隊那里，他們在余生不會再有自由。”

希特勒不但是這麽想的，而且確實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通過納粹當局不厭其煩的反覆宣傳和洗腦，種族社會主義的種子不但從小就被潛移默化地種進了德國青少年的心里，而且在慢慢地發芽、開花、結果。於是，當他們長大成人時，幾乎個個都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毫無懷疑地接受了希特勒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興”，“為了日耳曼民族獲取更大的生存空間”，有理由將“不適合生存的個體、低劣的民族、墮落的階級，驅逐並消滅”的歪理邪說，成了他的忠實信徒。為了建設一個所謂“全新的、強大的德國”，為了成為所謂“人民的英雄”，幾乎所有的德國年輕人當年都是那麽的狂熱，都在為了實現這一理想而拼死努力著，他們從來都不會去想是否為人所利用、成為別人的工具，更不會認為這會是錯誤。正如希特勒自己所說：人們“常常是察覺不到堅決支持的是一種背棄人類社會價值的世界觀。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從我們的頭腦中完全排除了。”

試想，當這些吃著“狼奶”長大的孩子加入國防軍或沖鋒隊，被派去進行侵略戰爭或屠殺猶太人時，他們還會感到內疚和自責嗎？當然不會！恰恰相反，他們感到的絕不會是內疚和自責，只能是為國獻身的滿腔自豪感和崇高的責任感。這種自豪感和責任感甚至能讓他們象“英勇就義”的弗蘭茨與赫伯特那樣視死如歸，象“完全藐視危險”的“希特勒青年師”那樣在戰場上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按當下流行的說法，不論是“毛主席的紅衛兵”還是“希特勒青年師”，都是地地道道的“腦殘”。借助完備的洗腦機制，共產黨和納粹成功地將成千上萬的青年人變成了這樣的“腦殘”，從而把他們牢牢地綁架在了自己的政治戰車上，徹底葬送了他們的大好青春。可悲的是，這些被洗過腦的青年人，明明是在助紂為虐，塗炭生靈，非但毫不自知，反而還以為自己是在追求理想，維護正義。如今，在少數殘存的共產黨國家，這樣的慘劇不是仍在繼續上演著嗎。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28：種族主義教育與馬列政治課

共產黨和納粹一上台，就把教育大權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在它們控制下的學校，年輕一代徹底喪失了自由成長的空間，日覆一日地接受著官方意識形態的強制洗腦，正常的人性被嚴重扭曲和扼殺。說穿了，這樣的學校已完全淪為了生產政治炮灰的流水線，當年那一個個令世界為之驚駭的小毛澤東小希特勒，不就是從這條生產線上被源源不斷地打造出來的嗎！ ——題記

1933年4月20日，希特勒45歲生日那天，納粹教育部長伯恩哈德?盧斯特以官方名義獻給他一件不同尋常的禮物，它就是被稱為納粹精英學校的國家政治教育學院。到1943年，這樣的學校在德國已發展到39所。獲獎影片《希特勒的男孩》講述的就是發生在這一精英學校中的故事。

影片中的開學典禮上，納粹校長面對滿屋子一臉興奮的新生，激情洋溢地寄語道：“年輕人，同學們！我熱烈歡迎你們在1942年新學年來到我們學校，我想告訴新生們，他們將在塑造他們的未來，農場主的孩子和實業家的孩子是平等的，未來，你們將成為這個古老帝國的精英，歷史由人創造，而我們培養創造歷史的人。你們就像未經切割的鉆石，我們將雕琢你們直到你們光芒閃耀。當勝利來到之時，我黨需要大量地區領導人。我說的不是康藤，梅克倫堡（注：德國城市名），而是華盛頓、莫斯科、倫敦甚至開普敦。好好把握你們的時間，鍛煉你們的思想和身體成為忠實的夥伴。”

古往今來，所有的學校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培養人才，但不同學校所要培養的人才卻不完全一樣，甚至大相徑庭。從納粹校長飽含期望的致辭中不難看出，納粹學校要培養的絕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納粹事業的接班人，這是納粹德國所有學校共同的辦學目的。如果說有什麽區別的話，那就是一般學校培養的是普通的納粹接班人，而象國家政治教育學院這樣的精英學校培養的則是精英級的納粹接班人。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把學校變成培養納粹接班人的搖籃，納粹當局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教育體制。

首先是領導體制的納粹化。“在1933年以前，德國公立學校是由地方當局管轄的，大學則由所屬各邦管轄。現在所有學校都置於全國教育部長的鐵腕管轄下。大學里的校長和院長統統由他來任命，而以前是由全體教授選舉的。他還任命全體大學生都必須加入的大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人員，以及任命全體講師都參加的講師聯合會的領導人員。在老練的納粹分子嚴密控制下的種族社會主義大學講師聯合會，在選擇由誰來任教和務使所教的內容符合納粹理論方面起著決定性作用。”（注1）

與此同時，教師隊伍的納粹化也在快速推進著。納粹學校培養的既然是納粹事業的接班人，那麽培養這些接班人的人中當然就絕不能有被納粹視為頭號敵人的猶太人。正因為如此，所有的猶太教師都被納粹當局毫不留情地清洗出了學校的大門。被清洗的也不僅是猶太人，還包括那些不願效忠納粹的日耳曼教師。

既然要培養納粹接班人，培養者本身當然首先必須是納粹的擁護者。1937年的德國公務員法案規定，教師必須是“黨所支持的國家的意志的執行者”，並且準備“隨時無保留地保衛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盡管當時大多數教師在感情上或多或少都是納粹化的，但為了加強他們的思想，他們還是被當局送到特別的學校里去集中學習種族社會主義的原則，重點是希特勒的種族理論。“從幼稚園到大學的每一個擔任教職的人，都必須加入國家社會主義教師協會，這個協會根據法律有‘責任按照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對全體教師實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體化’。------所有教師都宣誓‘效忠和服從阿道夫?希特勒’。後來，凡是沒有在沖鋒隊、勞動服役隊或者希特勒青年團服務過的人都不能教書了。要想在大學里任教，必須先在觀察營里呆六個星期，在那里，他們的見解和性格由納粹專家加以研究並報告給教育部，教育部根據申請者的政治‘可靠性’發給教書憑證。”（注2）

要培養納粹事業的接班人，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也必須納粹化。

與普通公民不同，納粹事業的接班人當然必須是種族社會主義的忠實信徒。既然納粹事業是牢牢地建立在希特勒宣揚的這一世界觀的基礎之上的，要成為一個合格的納粹事業的接班人，當然就必須學好和掌握這套理論。正因為如此，向學生灌輸納粹思想自然也就成了第三帝國時期學校教育的重心所在。希特勒曾明言：“根據種族純潔的需要，男孩或者女孩在離開學校的時候必須接受全面的教育。這將為我們的國家地位的種族基礎創造先決條件，反之又為今後的文化發展提供安全的基礎。”（注3）按照希特勒的想法，從1933年9月開始，種族主義教育就成了德國學生的必修課。但煞風景的是，“幾乎沒有什麽德國教師明確地知道應該如何傳授這一神秘的東西。許多教師從納粹種族主義哲學家（如羅森貝格、古特納）那里做一些讀書筆記，將‘頭蓋骨的測量’引介到課堂上。”（注4）

希特勒歷來強調德國青年必須有一個強壯的身體，這是他眼中的納粹接班人理當具備的一項基本條件。他說：“我需要我的年輕人強壯和美麗。我將用所有的體育科學來訓練他們。我需要愛好運動的青年。這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將采取這樣的方法去消除兩千年來的馴化。我將獲得一個純粹的、高貴的自然材料，我將用它來創造一個新的德國。”（注5）為了貫徹帝國元首的這個想法，體育教育在納粹學校被擺放到了一個從未有過的突出位置。在課時安排方面，由1936年的每周兩到三個小時陡然增加到1938年的五個小時。與此同時，諸如越野賽跑、足球、拳擊這樣一些有助於提高攻擊精神和身體優越性的科目也被列入了體育教育的清單之中。按照當時德國學校的規定，所有學生在入學和畢業時，都必須達到嚴格的身體能力標準。如果一個學生在體育方面的表現一直不好，這將成為開除他的最有力的理由。隨著體育教育的升格，體育教師在學校中的地位也有了明顯的提高，他們對畢業生的評語往往比其它科目重要得多。

但凡正常的社會，對青年一代的文化素質都是有要求的，但納粹學校卻不重視知識的傳授。在希特勒的思想中有一種明顯的反知識傾向，他認為，“知識分子對大眾的影響是陰險的，因為它一直在顛覆著集體的統一性。知識分子毀滅了信仰，因此他們不能激勵社會產生偉大的行動或功績。”（注6）他強調，“一個人即使沒有受過好的教育，但是身體健康，具有完美和堅定的性格，充滿了快樂的決斷力和意志力，他就會比一個柔弱的天才對民族共同體產生更偉大的價值。”（注7）希特勒甚至這樣說，“我不需要知識教育。知識糟蹋了我的青春。我喜歡讓年輕人去學習他們自身的遊戲沖動自由選擇的東西。”（注8）試想，一國之首如此鄙夷知識，文化課程在學校中的地位自然可想而知了。事實也確乎如此。納粹當政後，一方面學校里的政治教育和軍事體育訓練比重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文化課程則遭到了大幅度的削減。不僅如此，“在可憐的文化課程中，也充滿著納粹的革命化氣味：歷史課不求歷史知識的系統，而著重種族鬥爭，宣揚德意志歷史上的民族英雄，著重激發愛國熱情；生物、地理、德語等課也向種族論(而德國總有數量可觀的知識分子在源源不絕地制造著這一類理論)嚴重傾斜；數學課時常用於學習計算炮彈飛行軌跡或槍炮瞄準的提前量；而物理、化學等，就更是可以注入戰爭實踐或軍工生產一類的內容。”（注9）

作為納粹政權推崇的美德，諸如服從、忠誠和為國家獻身這樣的品質當然也是納粹接班人不可缺少的。如果說在正常的民主國家，教育培養的是思想開放且具有包容性的現代公民，教師總是想方設法采取各種方式鼓勵學生主動提出問題和自主地分析問題，那麽在納粹的教育體制下，這種教育方式卻遭到了全盤否定。“納粹教育家對純粹的分析思考普遍地不信任。現在被作為首要特征接受下來的教育，是對意志的而非心靈的教育。”（注10）學生們被反覆灌輸的，不是如何去主動地提出問題和自主地進行思考，而是如何自覺地按照元首的思想去看待一切，如何無條件地忠誠於領袖和國家，服從他們對自己的所有要求；反之，一切與此相悖的思想都是不正確的，也都是沒有必要存在和必須清除的。可見，納粹教育實際上是一種教學生“聽話”的教育。

說完了納粹學校，我們再來對比一下共產黨國家的學校。

共產黨國家的學校當然也是培養人才的地方。那麽它要培養的是什麽人才呢？記得少先隊隊歌這樣唱道：“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愛祖國愛人民/鮮艷的紅領巾飄揚在前胸/不怕困難不怕敵人/頑強學習堅決鬥爭/向著勝利勇敢前進/向著勝利勇敢前進前進/向著勝利勇敢前進/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如果說納粹學校培養的是納粹事業的接班人，那麽共產黨學校培養的不就是這首歌里唱到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嗎？

為了把學校辦成培養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的搖籃，共產黨在徹底廢除原有教育體制的基礎之上，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無產階級教育體制”。

首先是黨的領導地位的確立。既然要培養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學校的領導權當然就必須掌握在黨的手中，教師的世界觀當然就必須統一到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上來。正因為如此，共產黨接管學校後，第一位的工作就是改變學校的領導體制，建立黨支部或黨委。從此，學校的一切事務都被置於黨的領導之下，即便是一校之長，也得由上級黨組織任命，也得服從所在學校黨支部或黨委的領導，在黨的領導之下開展工作。而且，絕大多數校長本人就是黨的隊伍中的一員。

黨對學校的絕對控制權建立之後，接踵而至的是對教師的大規模思想改造，實際上也就是對他們進行徹底洗腦。共產黨剛接管學校時，教師隊伍中的大多數人都是所謂“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人員，他們的思想無論從哪個方面看，距離共產黨的要求都有相當大的差距，黨當然不可能放心讓這些滿腦子所謂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思想的人去培養自己的接班人，但要把他們統統趕走又不現實，畢竟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還不得不用。為了用得放心，當然就要給他們洗腦，強迫他們放棄原有的世界觀，接受共產黨自己的那一套。

與此同時，一套革命化的全新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也逐漸建立了起來。既然要培養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當然就不能用所謂封建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文化去教育學生了，就必須將舊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全部推倒，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另起爐竈。

教學內容的革命化首先體現為政治課的開設。這門課講述的主要內容是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知識。但凡是共產黨國家的學校，可以說沒有一個不開政治課的，從小學直至大學甚至博士博士後，只要你是個學生，你就得上政治課，區別僅在於不同的學習階段學習的具體內容有所不同罷了。

在共產黨國家，政治課被稱為“德育課”，在“德智體”三者中，被置於首要的位置。不但所有的學生都必須學，而且還得學好。一旦政治課考試不及格，那就不是一般的成績不好的問題，而是思想覺悟差的大問題了，嚴重者甚至還會因此升不了學或畢不了業。

當然，共產黨的學校也保留了文化課。但即便是文化課也無一不充斥著大量的政治內容，甚至連數學課都不例外，這一點可以說跟納粹時代的學校完全相同。

就以大陸的小學課本為例吧。翻開1949年之後官方編印的第一套語文課本的第一篇課文，映入眼簾的是：“毛主席，像太陽，他比太陽更光亮。小兄弟，小姐妹，大家一齊來歌唱：太陽太陽永遠光亮，我們跟你永遠向上。”那時的小學語文課本大都如此，開篇通常都是歌頌毛澤東的溢美之詞，課本中更是充斥了大量美化毛的文章，如《八角樓上》、《毛主席在花山》、《毛主席尊敬老師》、《毛主席小時候是怎樣學習的》。50年代後期的課本選材多從政治角度考慮。如在大躍進期間，人教版小學課本一年級第一課是這樣的：“爺爺六歲去放羊，爸爸六歲去逃荒。今年我也六歲了，公社送我上學堂。”

到了60年代，隨著整個社會階級鬥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課本也變得滿紙都是階級鬥爭。“毛主席教導我們：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階級，屬於一定政治路線的。”這是60年代中期編寫的小學三年級數學課本第一課的課文開頭。不僅如此，這本課本的每一頁都在講階級鬥爭。一道數學練習題的標題是“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題目先要上一段政治課，然後用一段很大的背景材料：“在萬惡的舊社會，土地大多數被地主、富農霸占著，廣大的貧苦農民沒有土地……”足足一頁的政治課內容過去了，才切入到正式的數學問題：家里有多少地，每年收多少糧食，要給地主交多少租，借了多少高利貸，過了多久就翻了多少倍……

最荒唐的是70年代，所有課本幾乎都變成了政治工具書。打開文革期間出版的每一本課本，無論是語文還是數學，每一課的開頭都是“最高指示”，封面大多為毛澤東像，毛的語錄占了課本的大部分內容，完全像一本“紅寶書”，也被稱為“紅色課本”。到了文革後期，中國不再設統一的課程標準和教學計劃、教學大綱，也不使用統一的教材，組織了“革命委員會”的省、市，自定課程，自編教材，課本內容越來越“革命性”，片面地強調聯系實際。如上海、遼寧等地取消了物理、化學、生物課程，改成了“工業生產知識”和“農業生產知識”等；物理教材簡化為“三機一泵（拖拉機、柴油機、電動機、水泵）”，生物教材簡化為“三大作物”（稻、麥、棉）等。（注11）

與納粹一樣，共產黨國家的學校教育也是一種地地道道的“聽話”教育，盛行的是填鴨式、灌輸式的教育方式，不但學生的創造性和想象力遭到排斥，他們的質疑和批判精神更是備受壓制，因為所有的知識都有現場的標準答案擺在那里，文科教學更是如此。什麽是好老師？好老師就是教出來的學生能夠把黨的理論和書本上的標準答案背得滾瓜爛熟的人。顯而易見，這樣的教師培養出來的學生當然都是聽話的“好孩子”，黨的教導記在心，黨教幹啥就幹啥。黨需要的正是這樣的接班人。

在任何時代和國家，教育都是關乎未來的千秋大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還影響著政權的存亡興廢。共產黨和納粹顯然深知這一點，所以它們上台後始終把教育大權牢牢地抓在手中。在它們控制下的學校，年輕一代徹底喪失了自由成長的空間，日覆一日地遭受著官方意識形態的強制洗腦，正常的人性被嚴重扭曲乃至扼殺。說穿了，這樣的學校已完全淪為了生產政治炮灰的流水線，當年那一個個令世界為之驚駭的小毛澤東小希特勒，不就是從這條生產線上被源源不斷地打造出來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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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注1：世界知識出版社《第三帝國的興亡》354頁
注2：世界知識出版社《第三帝國的興亡》353-354頁
注3、注4：譯林出版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373頁
注：譯林出版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371-372頁
注6、注7、注10：譯林出版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371頁
注8：譯林出版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372頁
注9：見筱敏《這一代以及那那一代人的理想》
注11：見《60年小學課本進化史》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29：“雅利安化”與“公私合營”

一般的強盜搶了別人的東西通常都是不大願意聲張的，因為搶劫畢竟不是一樁名正言順的事。但共產黨和納粹顯然與這些人不同，他們不但明目張膽地搶，而且搶得理直氣壯，甚至搶出了正義感和光榮感。按照他們各自的理論，猶太人是“低等民族”，是“人民公敵”，地主富農資本家是剝削階級，總之，他們的財產都是骯臟的，既然如此，把它們搶過來當然既正義又光榮。試想，如此理直氣壯的強盜，古今中外有幾人？ ——題記

2008年9月18日，一個名為“掠奪與歸還”的特別展覽在柏林猶太博物館開幕，展出了1933年以來納粹分子從猶太人手中奪走的眾多藝術品，其中包括德國印象派畫家洛維斯?科林特的油畫作品《羅馬城周圍的小山》、《希爾波斯坦先生的肖像畫》，奧托?米勒的油畫《三女童前面的男童》等。

這些藝術品雖然數量可觀價值不菲，充其量不過是被納粹掠奪的猶太人龐大財富中的滄海一粟。

納粹上台後，實施了一系列反猶政策，其中一條重要政策叫“雅利安化”，就是把猶太人的私有財產國有化，變為德國人的財產，實即納粹政府的財產。

1938年4月26日，納粹政府出台了一項規定，強制猶太人向財政局詳細申報他們的所有財產，如果隱匿不報，將受到刑法的制裁，不但財產會被沒收，本人還會被處以十年以下的徒刑。

三天後，戈林主持召開了部長會議，決定“將猶太人的所有財產通過強制手段全部兌換成國家債券，從而轉變為國家所有，將猶太人從經濟生活中徹底清除出去。”

1938年5月，納粹經濟部又頒布公告，規定當政府官員得知猶太人有逃跑的企圖時，可以將他們的大部分財產運入國庫。

這年的11月9日，發生了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標志性事件“帝國水晶之夜”，在納粹當局的煽動和唆使下，德國全境出現了反猶浪潮，數千個猶太教堂遭破壞，大量猶太人機構和商店被搗毀，約400名猶太人被殺害。之後，此前確定的將猶太人財產國有化的方案被付諸實行，德國猶太人財產的相當大的部分通過強制公債轉化成了國家財產。這種方式後來更成為整個歐洲雅利安化的模式。

11月12日，納粹又推出了一個掠奪猶太人財產的新花招，要求他們通過向當局繳納錢款為自己贖罪，這筆錢叫做“猶太人贖罪金”。這筆資金高達10億帝國馬克。為了籌備這筆資金，猶太人被迫出賣房屋、證劵，甚至國家公債。11月21日的實施條例將猶太人的贖罪金擴大為所有財產的20%。最後，納粹從猶太人贖罪金中總計獲得了11億多帝國馬克的收入。據統計，在戰前幾年德國政府的財政預算中，由雅利安化獲得的收益至少占政府收入的9%。

2010年11月10日，英國《每日電訊報》發布消息稱，一項新的研究發現，二戰時德國人從猶太人那里掠奪和搶劫的財產共計近1200億帝國馬克。這些財產為納粹發動戰爭提供了三分之一的資金保證。

發布這份研究報告的科隆歷史學教授漢斯-彼得?烏爾曼稱，1933年到1945年間的納粹稅務機構積極致力於“消滅猶太人經濟”，並且掠奪、侵占猶太人在德國的財富。即使是在德國對猶太人展開大屠殺之前，那些想逃離的猶太人都不得不在逃跑之前留下部分財產，這部分錢被以一種所謂的“出口稅”的形式來征收。烏爾曼教授稱，當時政府利用戰爭的名義籌錢，其中多以借貸和直接盜竊的方式向猶太人“募款”，保守估計，德國發動的戰爭中至少30%的資金來源於從猶太人中搜刮而來的錢財。

同樣研究這個項目的慕尼黑大學教授克里斯汀娜也表示，當時的稅務機構是為了掏空猶太人的銀行賬戶而設立的。而納粹也從拋售搜刮來的猶太人的財產中獲得了巨大的利潤，那些被迫害的猶太人後來被驅逐到波蘭滅絕營並死於那里。例如，1941年開始，漢堡就舉行了數場猶太人家具拍賣會。

在掠奪民眾財產這一點上，共產黨跟納粹一樣，也是一夥明火執仗的強盜。

拿中共來說，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後期開始，它就打著“打土豪”的旗號公開搶奪地主、富農、大商家的財產。搶過他們之後，接著又搶農民、小商人、手工業者。

奪得江山後，中共又馬不停蹄地搞起了轟轟烈烈的“土改”。表面上看，“土改”是把地主富農的土地拿過來分給農民，但沒隔幾年，中共又發動了聲勢浩大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強迫農民把這些從地主富農那里分來的土地，乖乖交到了共產黨的手里。可見，分土地給農民不過是虛晃一槍，共產黨的最終目地還是自己當地主。

搶完了地主富農後，又接著搶資本家。1953年，毛澤東提出要“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和消滅資產階級”。很快，一場名為“公私合營”的強盜把戲又開場了。

1956年1月，北京市連續幾天日夜鑼鼓喧天，爆竹聲不斷，到處張燈結彩，都是慶祝公私合營的遊行隊伍；每天都有成百成千的私營工商業戶，被“批準”實行公私合營。1月15日，天安門廣場紅旗飄揚，鑼鼓喧天，各界群眾20萬人在這里慶祝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完成，百年老店同仁堂的老板樂松生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毛澤東遞上公私合營的喜報，喜報由毛澤東身邊的彭真雙手接過，毛澤東臉上全是笑容，毛澤東身旁的周恩來、劉少奇也個個滿面春風。至此，北京市成了全國第一個全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公私合營的城市。

1955年，公私合營正大步前進，但毛澤東還嫌不夠快。10月27日、29日，他兩次邀請全國工商界代表到中南海座談，廣發追命帖。11月1日，全國工商聯執委會召開一屆二次會議，主任委員陳叔通借毛澤東講話，催促工商業者進一步接受改造；並威脅對少數破壞改造的違法分子，展開嚴肅的批判和鬥爭。
　　
1956年1月，毛澤東親自到榮毅仁的申新九廠視察，榮毅仁只好把自己的產業無償交出。在聲勢浩大的政治攻勢的推動下，私營工商業改造出現了從個別合營邁向全行業合營的高潮。包括榮毅仁在內的一些不甘被掠奪的資本家，也只能“白天敲鑼打鼓，晚上痛哭流涕”。有人寫《祭廠文》，有人寫“多年心血，一旦付諸東流；幾聲鑼鼓，斷送萬貫家財”，以發泄怨恨。

公私合營，明明是對私人資本的豪取強奪，中共卻美其名曰“贖買”。所謂“贖買”，不是由國家另拿一筆錢收買資本家的企業，而是在每年生產獲得的利潤中，拿出一點分給原私營業主，即按照固定資產價值付給他們定額利息，叫做“定息”。定息息率1956年2月為1厘至6厘，1956年7月定為年息5%。定息期原定7年，到1963年止，後來又改到1966年止，即一共拿10年。

當年，中共對全國私營企業資產的評估結果為24.1864億元，這個結果不及實際資產的十分之一。即使以此為基數，從1956年到1966年，不計覆息，也不問年息5%是否合理，中共起碼侵吞了民族資本家3萬6千億元以上的利息，遑論本錢被剝奪的損失了。更重要的是它拿走了人家全副身家財產，給5%年息10年之後，就永遠霸占了這些財產，卻還美其名曰“贖買”，這與強盜何異？！

不過，如果有誰把納粹和共產黨視為一般的強盜，那就未免有些小瞧它們了。一般的強盜搶了別人的東西通常都是不大願意聲張的，因為搶劫畢竟不是一樁名正言順的事。但共產黨和納粹顯然與一般的強盜不同，他們不但明目張膽地搶，而且搶得理直氣壯，甚至搶出了正義感和光榮感。按照他們各自的理論，猶太人是“低等民族”，是“人民公敵”，地主富農資本家是剝削階級，總之，他們的財產都是骯臟的，既然如此，把它們搶過來當然既正義又光榮。試想，如此理直氣壯的強盜，古今中外有幾人？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30：猶太豬“和“黑五類”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渴望有尊嚴地活著，但在共產黨和納粹掌權的國家，面對權力，除了獨裁者，所有人的頭都是低著的，換句話說，沒有一個人有真正意義上的尊嚴。有權者尚且如此，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政治賤民，就更無尊嚴可言了。 ——題記

1933年7月底，德國猶太人運動員弗瑞茨?羅森菲爾德在被納粹當局開除出他組織建立並管理多年的體育俱樂部後自殺。8月1日，官方雜志《先鋒》發表文章歡呼雅利安人的這次勝利。文章說：“羅森菲爾德被排除出體育俱樂部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猶太人就是猶太人，在德國的體育運動中沒有他們的位置。”

1934年夏，《民族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的體育精神》一書出版。這本由柏林沖鋒隊體育領導人布魯諾?馬利茲寫的書被送到了德國所有的體育俱樂部。書中赤裸裸地寫道：“在我們德國的土地上沒有猶太人體育領導人和他們的朋友的活動之地。”

猶太人被排除出的何止是體育界！從希特勒掌權的那天起，他們的厄運就開始了。如果說在這之前德國對猶太人的敵視和迫害還只是一種零星現象的話，那麽希特勒的上台則標志著反猶在德國上升到了國家政策的高度。

1933年3月28日，納粹當局宣布了對猶太人商業的全國性抵制。4月7日頒布的《恢覆職業公務員法》規定：“非雅利安人血統的政府工作人員必須辦理退休手續。”4月17日在這項法律的第一號實施令中對“非雅利安人”的概念作了如下解釋：本人或其父母、祖父母一方為猶太人者即屬非雅利安人。這就是著名的“四分之一猶太血統即為猶太人”的命題，它立即導致了約2000多名猶太公職人員如律師和教師被開除。隨後，各個行業都制定了相關法令和條例，將從事法律、醫藥、新聞、教育、電影以及藝術等工作的“非雅利安人”清除了出去。日耳曼人最初被警告，然後被明確禁止在公共場所與猶太人在一起。

1935年9月15日，納粹國會通過了《紐倫堡法》(又稱《種族法》)，反猶運動被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該法規定“只有那些擁有日耳曼或雅利安血統的國民才是德國公民”，明確剝奪了猶太人和部分猶太血統的人的公民權，使他們淪為了“屬民”。這個法律還禁止猶太人和雅利安人通婚，禁止他們有婚姻以外的性關系，並且禁止猶太人雇用35歲以下的雅利安女仆。

此外，生活在第三帝國的猶太人不僅得不到大部分生活上的享受，而且常常連日用必需品也得不到。在許多地方，他們要買食物都感到困難，如果說不是不可能的話。在副食雜貨鋪、肉鋪、面包鋪和牛奶站的門上，掛著“猶太人不得入內”的牌子。在許多地方，猶太人甚至不能為他們的孩子購買牛奶。藥房不賣藥給他們。旅館不讓他們投宿。常常是，不論他們到哪里，總有“本市嚴禁猶太人入境”或者“猶太人進入此處安全自行負責”的侮辱性牌子。在路德維希港附近公路上的一個急轉彎處，有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小心駕駛！急轉彎！猶太人每小時75英里！”

可見，由於納粹當局推行的一系列種族主義政策，德國猶太人在慘遭大規模種族滅絕之前，就已被剝奪了最基本的公民權利，備受欺壓淩辱，毫無尊嚴可言，完全淪為了身處第三帝國最底層的政治賤民。他們甚至被罵作“猶太豬”。

共產黨當權後也人為制造了大量政治賤民，比如中國的“黑五類”。

如果說納粹看重的是人的種族屬性，那麽共產黨看重的則是人的階級成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階級鬥爭是第一位的大事。要搞階級鬥爭，就要先給人劃階級成分，定家庭出身，所謂“黑五類”，就是這麽搞出來的。

“黑五類”又叫五類分子，即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簡稱“地富反壞右”。1949年之後的最初幾年，中國大陸社會產生了四類政治賤民——四類分子，即五類分子中的前四類。1957年反右之後，右派分子晉升為政治賤民中的“新秀”，四類分子增至五類分子。文革初期，政治賤民的隊伍進一步擴大，又新增了四類，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叛徒和特務，合為“黑九類”，通通屬於被打倒和橫掃的“牛鬼蛇神”。實際上，“黑五類”和“黑九類”的子女也被稱為“黑五類”和“黑九類”。因為都帶一個“黑”字，“黑五類”跟“黑九類”有時又被統稱為“黑類”，

在毛澤東時代，不管你是“黑五類”還是“黑九類”，只要跟“黑”字沾了邊，你就和納粹時代的“猶太豬”一樣淪為最底層的“賤民”了，不但入黨、提幹、參軍、招工等等一切好事均與你無緣，而且誰都可以欺負你，把你踩在腳下。一如當年那首流傳甚廣的《牛鬼蛇神歌》所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念白）：我有罪！我有罪！/我對人民有罪，人民對我專政！/我要低頭認罪，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我要是亂說亂動，把我砸爛砸碎/（念白）：我要是亂說亂動，把我砸爛砸碎！/把我砸爛砸碎！”

就說現任中共常委習近平吧，在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時代，因為其父習仲勳被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和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他也曾是“黑五類”的子女，一度也當過賤民。

習近平在他所寫的一篇題為《我寫過十次入黨申請》的文章中告訴我們，1969年，他從北京到陜北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落戶。他剛下鄉的時候，那里大概有二三十個知識青年，都是軍隊幹部子弟。半年後，大部分都當兵走了。近一年時間里就剩他一人還繼續呆在當地。那段時間，他先後寫過十份入黨申請書，但由於“黑五類”子女的身份，九次都未獲批準。直到最後一次才好不容易被批準。

沒多久，清華去延安招生，想上大學的習近平又遇到了麻煩。他在文中回憶說：“那時候報大學，清華給延安地區兩個名額，一個分給延川縣。我三個志願都填清華大學。縣里將我報到地區，地區不敢做主，清華大學來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請示清華大學。這又是一個機遇。1975年7、8、9三個月，正是刮所謂的‘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遲群、謝靜宜當時顧不上清華大學的具體工作，工作由劉冰同志主持。當時我父親剛剛解除監護，下放到洛陽耐火材料廠。耐火材料廠開了個‘土證明’：‘習仲勳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於是我踏進了清華園。”顯然，要是沒好心人給開這個“土證明”，清華的門習近平肯定是進不去的！

當年有過類似遭遇的又何止習近平一人？！胡錦濤的父親不也曾是“壞分子”麽，以至於他去世後，胡從遙遠的青海回家奔喪，在縣城想請客吃飯都沒人理。前總理朱镕基是右派。劉少奇一家和鄧小平一家，更是“文革”中最黑最高的“黑五類”。還有民主黨派領袖、文化精英和學術大師，當年有幾個不是“黑五類”？

或許有人會問，毛澤東時代中國到底曾有過多少“黑五類”？官方資料稱，曾有2000多萬名四類分子，50多萬名五類分子（即右派分子）。有研究者推測，“黑五類”的子輩和孫輩是“黑五類”的5-6倍，因而受“黑五類”牽連的人數超過1億，占當時總人口的15%。其實受“黑五類”牽連的不止是他們的子輩和孫輩，近親也是受牽連者。焦國標先生就在一篇文章中說過：“我的家鄉（河南開封）那時有‘四大親屬’之說，具體指姥娘家、岳家、姑家和姐妹家。一個人，如果他的這四大親屬成分高（是黑五類），那麽他在升學、招工、招幹、尋（xin）媒、當兵、當鄉村教師和村幹部等等方面，都受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受黑五類牽連的絕不止超過1億，而可能一半以上的中國人都‘不幹凈’”。

伴隨著毛澤東時代的結束，“黑五類”已成為歷史，但政治賤民現象並沒有在中國徹底消失。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反革命暴亂分子”、“邪教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等等，不就是“黑五類”在今天的翻版麽？不就是改革開放時期新一代的政治賤民麽？

從根子上說，納粹和共產黨之所以熱衷制造政治賤民，其根源之一在於他們都奉行敵我分明的意識形態。納粹鼓吹種族主義，共產黨信奉階級理論，表面上看這兩種理論內容並不相同，但內在邏輯卻驚人的一致，都是敵我二元論，都認為社會是由敵我兩大陣營構成的，他們彼此之間是不平等的，作為敵對一方陣營的人，不但應該被打倒在地，毫不留情地剝奪其公民權利，甚至可以從肉體上加以消滅。這種邏輯必然導致一系列帶有明顯歧視性的法律和政策，從而把社會分割成界線森嚴的不同等級，“猶太豬”和“黑五類”就是這麽產生的。

本性都好鬥是納粹和共產黨熱衷於制造政治賤民的另一個重要原因。要不斷地進行鬥爭就得一直有敵人。既然如此，還有什麽比劃分敵我更便於進行鬥爭呢？！當年，有人問希特勒是否要將猶太人滅絕，他不就曾明確回答說：“不，要是沒有了他們，我倒還得把他們再制造出來，重要的是，必須始終存在一個看得見的反對對象，而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對象。”共產黨也一樣，要是沒有了階級敵人，他們也會把這樣的敵人再人為地制造出來。所以，只要納粹和共產黨掌權，必定就會有政治賤民。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渴望有尊嚴地活著，但在納粹和共產黨掌權的國家，面對權力，除了獨裁者，所有人的頭都是低著的，換句話說，沒有一個人有真正意義上的尊嚴。有權者尚且如此，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政治賤民，就更無尊嚴可言了。這樣一個人人沒有尊嚴，都在屈辱中活著的世界，與地獄又有何異！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31：剪除羅姆與打倒劉少奇

作為獨裁者，共產黨和納粹的領袖都是些心胸極其狹隘，而且特別容易記仇的人，他們不但容不下別人對自己的意見有不同的看法，更容忍不了別人對自己權力的挑戰，哪怕這些人是黨內的“同志”，哪怕這些人曾經是自己的“親密戰友”，哪怕這些人有恩過自己，也必定要置其於死地而後快。 ——題記

在納粹黨內，希特勒雖然位居老大，論黨齡卻不及恩斯特?羅姆。這個前德國陸軍上尉，不僅比希特勒更早就加入了納粹黨，是納粹黨黨齡最長的幾個元老之一，而且後來還幫助希特勒一手建立了沖鋒隊，並跟著他一起出生入死，可以說為納粹黨的崛起直至奪得德國的統治權，立下了汗馬功勞。更難得的是，他還是希特勒以親密的“你”而不是客氣的“您”相稱呼的唯一的一個人。

1934年元旦，希特勒曾寫過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給羅姆。他在信中承認，沖鋒隊的成績“主要應歸功”於羅姆。這封信最後說：“因此，在民族社會主義革命頭一年結束的時候，我覺得必須向你，我親愛的恩斯特?羅姆，對你為民族社會主義運動和德國人民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表示感謝，並且向你保證，能夠有你這樣的人做我的朋友和戰友，我對命運是多麽感激。你的懷著真誠友誼與感激之情的阿道夫?希特勒。”這封用親密的“你”來稱呼的信，刊登在1934年1月2日納粹黨的主要日報《人民觀察家報》上。

但僅僅時隔半年多，那年的6月30日，羅姆和他的沖鋒隊就遭到了希特勒的血腥清洗。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那之前，希特勒收到了蓋世太保提交的一份情報，稱沖鋒隊要在當天發動政變，這使他最後下定了剪除羅姆的決心。6月30日早晨7點，希特勒的車隊在一輛國防軍裝甲車的護送下沖進了羅姆等人下榻的療養院。接著，他手持一條馬鞭，後面跟著兩個荷槍實彈的秘密警察，沖進了羅姆的房間，對這位不知所措的納粹元老說：“你被捕了。”之後，希特勒又到了羅姆隔壁的房間，對羅姆的親信海因斯怒吼道：“海因斯！限你5分鐘之內穿好衣服，否則我當場斃了你！”與此同時，其它房間里的沖鋒隊成員都被揪出來集中，然後一個個從羅姆面前走過，被押解上外面準備好的大客車。到6月30日晚上，大約有200多沖鋒隊頭目被關押在慕尼黑監獄。希特勒起初給羅姆一個自殺的機會，羅姆不予理睬，於是黨衛隊頭目艾克將羅姆處決。從6月30日下午開始，希特勒衛隊頭目迪特里希手持黑名單，將監獄里的沖鋒隊囚犯分批提出來槍決。與此同時，戈林和希姆萊在柏林也開始動手，大批犯人被押到里施特費爾德軍營被行刑隊槍決，步槍齊射的聲音在軍營附近整日回蕩。

希特勒之所以要對他的親密戰友羅姆下如此毒手，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一向狂妄自大的羅姆對他的獨裁權威提出了公開挑戰，希特勒感到自己的權力受到了嚴重威脅。

兩人的爭端源於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意見分歧。首當其沖的是要不要進行“二次革命”。

為了爭取底層民眾的支持，壯大奪取國家政權的力量，納粹黨在黨綱中曾提出過一些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主張。比如：取締不勞而獲的收入,砸碎利息奴役制；對迄今已經組合起來的所有企業實行國有化；分享大企業的利潤；沒收大百貨公司,廉價租賃給小公商者，等等。

納粹上台後，一舉摧毀了以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為主的左派，但以大企業界和金融界、貴族和容克地主以及牢牢控制著陸軍的普魯士將軍為代表的右派仍舊存在。納粹黨中的“激進分子”不滿足於僅僅除掉左派，在此之後。他們的想法是要把右派也一起除掉，而主張“二次革命”的羅姆就是這些人的代表。此時，他手下的沖鋒隊已達200萬人左右，幾乎是陸軍的20倍。1933年6月間，羅姆發出警告說：“德國革命的道路上已經贏得了一個勝利-----對推動德國革命起了很大作用的沖鋒隊和黨衛隊決不允許革命在半途被出賣-----如果有市儈認為民族革命的時間已經太久了------那未現在的確是應該結束民族革命，轉而進行一場民族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了-----我們將繼續鬥爭——不論有沒有他們在一起。而且，如果必要的話，向他們鬥爭-----我們是完成德國革命的不可腐蝕的保證者。”在8月間，他又在一次演講時說：“今天仍有擔任官職的人對於革命的精神毫無了解。如果他們膽敢把他們的反動思想付諸實踐，我們將毫不留情地要把他們幹掉。”

但希特勒的想法卻與羅姆不同。在他看來，納粹黨的社會主義口號只不過是宣傳而已，只不過是在取得政權的道路上爭取群眾的一種手段。現在他既然已經取得了政權，對於這些口號就不再感到興趣了。他現在需要時間來鞏固他的地位和國家的地位。至少在當時，必須巴結右派——企業界、陸軍和總統。他並不打算使德國陷於破產的境地，從而危及他自己的政權的生存。因此，在他看來，絕不能有什麽第二次革命。希特勒在1933年7月1日對沖鋒隊和黨衛隊領袖的講話中說明了這一點。他說，德國現在需要的是秩序。“對於任何破壞現有秩序的企圖，我將同所謂第二次革命一樣加以無情的鎮壓，因為這只會造成混亂。”7月6日，他在總理府對各邦的納粹黨邦長重新提出了這個警告：“革命並不是一種永久不斷的事情，絕不能允許它成為這種事情。必須把革命的激流引導到逐步發展的安全的河道里去-----因此，我們絕不能排斥一個好企業家，即使他還不是一個民族社會黨員，特別是，如果要接替他的位置的民族社會黨員一點都不懂得他的業務。在企業中，唯一的標準必須是能力-----”

希特勒與羅姆的另一個重大分歧是沖鋒隊的地位和宗旨。據《第三帝國的興亡》介紹，納粹運動一開始的時候，希特勒就主張，沖鋒隊員應該是一支政治力量而不是軍事力量。他們應該提供納粹黨在取得政權的道路上所需要的暴力和恐怖。而在羅姆看來，沖鋒隊不僅是納粹革命的骨幹力量，而且是未來革命軍的核心，這支革命軍對希特勒的作用，正如法國大革命後法國義務軍對拿破侖的作用一樣。現在已是這樣的時候了，應該推開反動的普魯士將軍（他輕蔑地稱他們為“老傻瓜”），組織一支革命的軍隊，一支人民的軍隊，由他和他的那些征服了德國街道的強悍的助手們來領導。
這種想法同希特勒的觀點大相徑庭。他比羅姆或任何其他納粹黨人更加清楚，沒有陸軍將領的支持，或者至少說沒有他們的默許，他是不可能取得政權的；至少在當時，如果他要繼續執政，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取決於他們的繼續支持，因為他們仍舊有著如果高興的話可以攆走他的實際力量。而且希特勒也預見到，在不會很久的將來，當86歲的德軍總司令興登堡逝世的時候，他在這個關鍵時刻，將需要陸軍對他個人的忠誠。此外，這個納粹黨領袖還相信，只有軍官團才能幫助他實現他的在一個短時期內建立一支強大的紀律嚴明的軍隊的目標，因為軍官團有著它的軍事傳統和人才。而沖鋒隊只不過是一群烏合的暴徒，只能在街頭毆打鬧事，很少有現代軍隊的價值。況且，它的任務現在已經完成了，從今以後，就必須很有策略地使它退出舞台。因此，希特勒的看法和羅姆的看法是不可調和的。

意見的分歧勢必伴隨著兩人之間的權力爭鬥，從1933年夏天開始到次年6月30日，這種分歧和爭鬥可以說是愈演愈烈。最終，當希特勒得知，1934年4月間，羅姆因為自己明確拒絕了他改造國防軍的建議，異常惱火，開始主動和納粹黨內外的社會主義派別接觸，尋求他們的支持，準備在納粹黨代表大會上同自己攤牌；而反對納粹黨的前總理、軍人政客施萊切察覺到納粹黨即將分裂，也積極和羅姆接洽時，為了鞏固自己的獨裁權力，他終於決定跟羅姆撕破臉面，從而上演了6月30日的血腥一幕。

事後，當希特勒在7月13日的國會演講中提及他對羅姆的處置時，竟公開聲稱：“如果有人責備我，問我為什麽不通過正常的法庭，那麽我只能說：在這個時刻，我要對德國人民的命運負責，因此我就是德國人民的最高法官（ｏｂｅｒｓｔｅｒ　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ｈｅｒｒ）。”而且希特勒還另外補充了一句：“將來人人都必須知道，如果有人竟敢舉起手來打擊國家，那麽他的下場肯定是死路一條。”

在各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類似的內部清洗也屢見不鮮。

別的不提，就拿毛澤東跟劉少奇來說吧，論黨內的資歷，劉雖比毛要稍欠一籌，但也是屈指可數的中共元老之一。此外，他與毛還是湖南同鄉，很早就在一起共事。更重要的是，在延安時代，劉為奠定毛在黨內的獨裁地位，奔走呼號，竭盡全力，終於使毛如願以償。當然，毛對他也不薄，投李報桃，提拔他當上了中共的“二把手”。可以說，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前，毛劉兩人關系親密，合作無間。但在奪取政權之後，這段蜜月期很快便結束了。導致他們之間關系出現裂痕的主要原因，是兩人在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上產生了一系列越來越大的分歧。比如，在關於階級鬥爭與經濟建設誰是中心、誰是主要矛盾的問題上，毛劉的看法就十分相左。

關於奪取政權以後的主要任務、中心工作，毛澤東與劉少奇的觀點曾是完全一致的。但到中共“八大”以後，兩人的看法卻開始出現了分歧。1956年9月，劉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中說，隨著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還說：“現在，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這個報告，是由劉少奇主持起草，經毛澤東反覆審閱定稿的。大會結束前一致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決議》批準了劉少奇所作的政治報告，並對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作了明確概括。決議指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這個判斷與政治報告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也與劉少奇的觀點相吻合。然而，八大閉幕不久，毛澤東便對《決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表述產生了疑問。據王光美回憶，在八大結束後的第三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劉少奇說，黨的八大關於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劉少奇十分震驚，答道：“呦，《決議》已通過公布了，怎麽辦？”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特別是反右派運動開始後，毛澤東完全動搖了對中共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判斷的支持。1957年10月9日，他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講話時以十分肯定的語氣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類似這樣的分歧還有不少。然而，盡管1949年後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意見分歧有不斷增多的趨勢，但直到1961年9月，毛澤東在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時仍表示，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他說：“我死後，就是他。”然而，僅僅過了三個月，毛就對自己的選擇提出了質疑。事情源於劉少奇在中共“七千人大會”上對毛的“突然襲擊”。

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造成了中國有史以來一場最大的持續了三年的饑荒，三、四千萬人的無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高級官員怨聲載道。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共有七千多人，史稱“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向大會提交書面報告。這個報告是由劉少奇、鄧小平親自主持起草，毛澤東修改定稿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劉少奇在大會作報告時，沒有念事先起草好、並已印發大會討論的書面報告，而是對報告中涉及的一些問題作說明，實際上是另作了一個口頭報告。事情就出在口頭報告中。劉少奇的口頭報告提綱雖然經過毛澤東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但劉少奇在1月27日做口頭報告時有許多即興的臨場發揮，有些提法、判斷毛澤東事先並不知曉；有些話不無刺激，令毛澤東十分不快。

比如劉少奇說，在過去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這無疑是對大躍進的嚴厲批評。又比如劉少奇在談到錯誤和成績的比例時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系，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系。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劉少奇的這些話，在當時可以說是極為罕見的，很有刺激性。因為在中共黨內，首先拿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來比喻成績和缺點的關系的恰恰是毛澤東，而且是經常這樣講。現在劉少奇說“不能到處這樣套”，這在客觀上就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況且他是在那樣一個場合講的，可以說是在全黨面前。毛澤東的心情可想而知。再比如關於造成困難局面的原因，劉少奇說有天災，也有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即人禍。二者哪個是主要的呢？各地情況不一樣，應具體分析。他說，有些地方工農業減產，天災是主要的；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些話突破了毛澤東的估計，毛澤東聽了自然不會高興。還比如，劉少奇在講到“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時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麽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做出結論。”雖然從字面上看是講三面紅旗“現在都不取消”、“繼續保持”，但言外之意無疑是說這些東西有問題，只不過有些問題一時還看不清，等過5年、10年再“做出結論”。這些話，對於把“三面紅旗”看得很重很重的毛澤東來說，當然不順耳。

總之，在中高級幹部大會上，作為黨的“二把手”的劉少奇竟然公開間接批評毛，而且是在事先沒有向毛通報的情況下，采取了突然襲擊的方式，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對一向獨斷專橫的毛澤東的刺激之大之深自然不難想知。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去武漢了。１９６２年２月和５月，劉少奇先後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稱“西樓會議”）和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五月會議”），鑒於國民經濟處於非常時期，確定了經濟調整的方案，劉少奇同意陳雲、鄧小平、鄧子恢等的意見，主張“要退夠”，凡是超過現實可能性的都要退，分田單幹不好說，包產到戶還是可以的。

六月下旬，毛回到北京，很快即通知劉少奇見面。劉趕到中南海遊泳池，毛遊興正濃。劉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在池子里聲色俱厲地質問劉：“你急什麽？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麽不頂住？”劉一驚，似覺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起岸，坐到跟前，才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毛說：“不在組織原則，而是談的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麽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麽？”

雙方都顯得有些動感情，毛淤積在心的不滿傾瀉而出，劉也要一吐而快：“餓死這麽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麽辦！”據劉少奇的兒子劉源說，劉少奇以為在遊泳池的這番談話，已經化解了毛澤東的不滿，取得了毛對實行調整舉措的諒解，因而如釋重負。其實恰恰相反，這次談話非但沒有化解毛的心結，反而大大激化了矛盾。毛本來就是一個十分記仇的人，特別是“人相食，要上書的”那番話更是重重地剌中了毛的心病，他由此認定劉少奇居心叵測，就是要像赫魯曉夫那樣在他身後作秘密報告，從政治上清算他。

更讓毛澤東不安的是，劉少奇在黨內各級幹部中的威望大有超過他之勢，他本人講話已經不大靈了。像在蹲點的問題上，毛講了多次，但應者寥寥，而劉少奇一發話——“不下去不能當中央委員”，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級領導幹部紛紛下去了。這讓毛著實領教了劉的厲害，心里很不是滋味。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一個多月的工作會議，討論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23條》)。就是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驟然激化，發展到了公開爭論的地步。

會前，毛已經為劉在動員黨內領導幹部下去指導四清運動的問題上講話比他管用而憋了一肚子火，在小範圍的會議上大發了一通，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不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

出於照顧毛澤東身體的好意，會前，主管會務工作的鄧小平曾勸毛可以不必每天都參加會。這下又惹怒了毛。接下來，毛在會上講話中強調正在進行的“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對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在毛講話時插話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覆雜，還是從實際出發，有什麽矛盾就解決什麽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結果兩人當場頂了起來，會場上的氣氛相當緊張。

毛澤東對劉少奇竟敢當眾頂撞自己大為光火，在第二天的會議上，氣沖沖地進來，一手拿著《黨章》，一手拿著《憲法》，當場質問劉少奇、鄧小平二人：一個不叫我開會，一個不叫我講話。為什麽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毛甚至還對劉說：“你有什麽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1964年12月26日，恰逢毛澤東71歲生日。晚上，毛澤東用自己的稿費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請部分中共領導、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及一些勞模、科學家吃飯，過生日。名單是毛澤東親自定的。他讓錢學森、陳永貴、邢燕子、董加耕等人和他坐在一桌，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安排在別的桌子上。往常在這種場合，毛澤東總是談笑風生。這一次卻是一臉嚴肅。席間，毛澤東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他說，有些人一摸到一點東西就翹尾巴，這不好。摸到一點不要翹，摸到兩點三點也不要翹。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剛開始，有人翹了尾巴怎麽樣呢？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接著便十分嚴厲地指出：“說什麽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宴會的氣氛可想而知。據參加了這次宴請的薄一波回憶說：“席間鴉雀無聲。”

不僅如此，自覺顏面大失的毛還執意要讓劉少奇檢討認錯，示意陶鑄、謝富治等人前去“做工作”，施加壓力。但劉少奇一開始相當固執，拒絕低頭認錯，弄得毛一時下不了台。最後，還是由周恩來出面做工作，施展其擅長調解黨內矛盾的本事，從中和稀泥，才打破僵局。

周恩來的調解雖然暫時化解了這場風波，卻無法彌合毛、劉之間愈來愈深的裂痕與矛盾，而且這種明顯“拉偏架”的做法和黨內一邊倒的形勢，使得毛澤東更加無所顧忌，自認有“理”而不肯善罷甘休。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生活會上，當劉少奇檢討自己對“主席不夠尊重”時，毛非但沒有表示和解之意，反而當場頂了回去，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

果然，這之後沒多久，毛便一手策劃和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這場來勢兇猛的“大革命”中，與毛意見不和並敢於挑戰其獨裁權威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轉眼之間就被打成了“中國的赫魯曉夫”、“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叛徒、內奸、工賊”，不但被“永遠開除出黨”，而且落得了個“死有余辜”的下場。

希特勒也好，毛澤東也好，作為獨裁者，納粹和共產黨的領袖都是些權力欲極強，心胸狹隘，而且特別容易記仇的人，他們不但容不下別人對自己的意見有不同的看法，更容忍不了別人對自己權力的挑戰，哪怕這些人是黨內的“同志”，哪怕這些人曾經是自己的“親密戰友”，哪怕這些人有恩過自己，也必定要置其於死地而後快。這就決定了他們在黨內權力鬥爭中表現得同樣心狠手辣和冷酷無情。羅姆和劉少奇相似的命運不正證明了這一點麽？！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32：“我來自人民”與“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

以人民的名義幹著罪惡的勾當，是所有獨夫民賊的慣用伎倆。不是有句話叫做“人民、人民，多少罪惡假汝而行”麽，把它送給共產黨和納粹，實在是太合適了。 ——題記

1945年4月30日下午，希特勒偕新婚妻子愛娃?布勞恩在柏林地下元首府中飲彈服毒自盡。懼怕被俘受審的希特勒在此前一日寫下了自己的遺囑，分為“個人遺囑”和“政治遺囑”兩部分，並派多人分送給自己不久前選定的接班人鄧尼茨海軍上將及舒埃納爾陸軍元帥。

希特勒在個人遺囑中寫道：

“為避免失敗和被俘的恥辱，我和我的妻子選擇了死亡。我為我的人民服務達12年之久，在這里工作的時間最長，因此我願意在這個我為人民服務了12年的地方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政治遺囑與致凱特爾陸軍元帥最後的信中，希特勒寫道：

“在這三十多年中，指導我的全部思想、行動和生活的，只是我對人民的熱愛和忠誠。正是對人民的熱愛和忠誠給了我力量作出最困難的決定”。並且還宣告：“我的所有財物，不論其價值多少，都屬於黨，如果黨不存在了，就歸屬於國家。”

在這份僅僅只有13頁的遺囑中，把德國和幾乎整個歐洲人民全都無情地拖入了戰爭和殺戮的世紀魔王希特勒，居然一再不厭其煩地提到“人民”，儼然一位“愛民如子的賢主明君”。

這當然不是希特勒一時心血來潮的表白，聲稱自己熱愛人民代表人民服務人民其實是他和納粹黨一貫津津樂道的說法。

納粹黨聲稱要建立“真正的人民國家”，稱希特勒是“我們的人民總理”。

與封建皇帝強調自己的絕對權威來自於上天，或來自於王室家族的血統繼承不同，希特勒經常強調的一點是，自己的領袖權威來自於民眾之中。1934年8月，他曾公開宣稱“一切國家權力必須來自民眾並且由民眾通過自由和秘密選舉批準”。1936年，希特勒在重新武裝萊因區以後的公民投票活動中又公開聲稱：在德國，“政府受到全體民眾的信任。我關心民眾。15年來，我和這個運動一起逐步上升。我不是被任何人強加給德國人民的。我來自民眾，生活在民眾之中，並回到民眾中去。足以自豪的是，世上沒有任何政治家比我更有權利說他是本國民眾的代表。”

希特勒始終為他自以為的人民對自己的擁戴而癡醉，以至於臨死前，他仍深深地堅信：他就是德國，他就是德國人民。

在柏林總理府後花園地下避彈室的最後日子里，他竟對身邊的一個工作人員說道：“當我死了，民族社會主義衰亡以後，德國人民不可能生存。”

共產黨一向也熱衷於聲稱自己是熱愛人民代表人民服務人民的政黨。

如今上了年紀的中國人，恐怕沒有人不知道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的那段名言：“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類似的話毛還說過不少。比如：“我們的一切工作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再比如：“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還有：“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

1981年，鄧小平為《鄧小平文集》寫序言時曾這樣描述自己：“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

江澤民接著弄出了個“三個代表”，稱中共“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胡錦濤又搞了個“新三民主義”，說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可見，納粹和共產黨都喜歡把“人民”這兩個字掛在嘴上，都喜歡以人民的熱愛者代表者服務者自居。

但事實究竟如何呢？

先說納粹。德國人民明明是一個由包括猶太人在內的不同種族構成的共同體，納粹卻別有用心地誣蔑猶太人是“劣等民族”，不但把他們排除於“人民”之外，而且殘忍地殺害了600多萬猶太人，這能說是熱愛人民代表人民服務人民嗎？

固然，納粹上台後讓數百萬原本失業的德國人重新有了謀生的飯碗，但人畢竟不是只會吃飯睡覺的豬，除了物質生活，他們還要過精神生活，還要思想，還要維護自己的權利、自由和尊嚴，但在納粹的極權統治下，這一切全都被無情地剝奪了。這能說是熱愛人民代表人民服務人民嗎？

不僅如此，經過經年累月的洗腦，納粹還讓成千上萬的德國人完全喪失了一個現代公民應有的獨立思考的能力，變成了唯希特勒之命是從的政治炮灰。這能說是熱愛人民代表人民服務人民嗎？

更重要的是，當納粹讓饑腸轆轆的德國人民基本都能吃上飯了，把他們的民族主義激情都煽動起來了，把龐大的戰爭機器都發動起來了，它終於卸下偽裝，露出崢嶸，向歐洲乃至整個世界迅速張開了戰爭的血盆大口。這場戰爭不但讓數千萬別國人民死於非命，而且把希特勒整天掛在嘴上的德國人民也拖入了苦難的深淵，遭夠了本不該遭受的罪。這能說是熱愛人民代表人民服務人民嗎？

一個真正熱愛、代表和服務人民的政黨，在人民面前必定是謙恭的。然而，為了維護納粹的權威，戈培爾卻借用黑格爾的理論聲稱，政府權力的其他環節從來都是為國家著想，並獻身於普遍目的，絕不可以懷疑政府的善良目的。那種認為“政府好像是受邪惡的或不大善良的意志所支配的這一假設是出於賤民的見解。”（黑格爾：《歷史哲學》，商務出版社第230頁）這就是說，人民要絕對信任政府，納粹黨永遠是偉大的、正確的，納粹政府所做的一切是不準懷疑的。凡是對黨、政府的所作所為產生疑問，都是“賤民的見解。”試想，一個對人民如此傲慢無禮的政黨，怎麽可能熱愛人民代表人民服務人民？

再來說中共。從1949年到今天的六十多年中，幾乎每隔一段時期，它就要發動一次政治運動，盡管運動的目地聽起來無不冠冕堂皇，但其實質無一不是為了當權者的私利。毛澤東為了整劉少奇，不惜代價發動文革，把整個國家搞得民不聊生，雞犬不寧。鄧小平為了鎮壓民主浪潮，在北京城里悍然使用坦克和開花子彈槍殺愛國學生和群眾。江澤民為了滿足自己的妒忌心，竟然將宣揚真善忍的法輪功打成“邪教”。如此“運動”，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一場又一場的災難，能說是熱愛人民代表人民服務人民嗎？

據歷史學家研究統計，近六十多年中，中共的暴政直接造成了八千多萬人的非正常死亡。這個數字要比在此之前，將近一百年內各種各樣的外敵入侵、內戰的死亡人數還要多。無論是“國民黨反動派”還是日本侵略者，都不曾造成過這麽多人的死亡，即使他們兩個加起來也遠遠沒有這麽多。這個數字甚至超過了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合。

進一步的分析表明，在八千多萬非正常死亡的人中，有一半人死於政治迫害，另有三千萬到四千萬人死於從1959年到1961年那場由中共造成的大饑荒。統計學家發現，中國歷史上，即便是1949年之前的兩千年之間，由於自然災害而餓死的人數加在一起都沒有這三年餓死的人多。如此草菅人命能說是熱愛人民代表人民服務人民嗎？

中共聲稱，“新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官員無論大小，都是人民的仆人。所以，它把自己的國家叫做“人民共和國”。在這個國家中，無論最高權力機構、政治協商機構、政府、法院、檢察院、軍隊、警察，還是銀行、錢幣、郵政、國家電台等等，名字前都冠上了“人民”兩字。據說，當年毛澤東最滿意的銜稱是“人民領袖”，當人民歡呼“毛主席萬歲！”時，他脫帽彎腰回敬呼喊：“人民萬歲！”可事情一旦落到實處，卻全然不是這麽回事！

先說所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吧。中共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從表面上看，各級人大代表好像是民主選舉出來的，實際上這些代表個個都是各級黨委內定的。而且，除了少量擺擺樣子的群眾代表，大多數代表都是各行各業的共產黨官員，各省省委書記、省長、市委書記、市長等領導階層的人士成了他們中的主力軍。更重要的是，人大會議上討論的所有重大決策和政府首腦人選都是黨事先定好的，然後才被拿到人大會議上，讓人大代表們裝模作樣議論一番後再舉手通過，以示民主。正像人們所諷刺的那樣，這樣的人民代表大會充其量不過是一枚“橡皮圖章”，與真正的“人民”“民意”八桿子搭不上邊。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人民非但從來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選舉權，更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決定政府大政方針、政令法律的權力。

再來看所謂“人民政府”。既然自稱人民政府，不談如何為人民服務，至少不能隨便揮霍納稅人的血汗吧。可據中國官方媒體公布，近年來大陸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和公款出國旅遊的總額已達9000億元，居世界第一。而同期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在全世界才排100多位，中國人的平均消費才達到小康水平。如此腐敗的政府，與“人民”何幹？

接著說所謂“人民醫院”。大陸醫院里有高幹病房，但誰聽說過老百姓住的病房在醫院里屬高檔病房？病危，沒錢不管。吃錯了藥，No,No，不是醫生的責任。死了人，醫院里死個把人算什麽？如此“人民醫院”，其實已墮落為忽悠人民的醫院，為人民幣服務的醫院。

那麽“人民鐵道為人民”呢？口號喊得不能不說悅耳動聽，可現實中老百姓感受到的是：票價不斷往上浮動，服務卻沒明顯改進。而熱門線路和春運時節，車票簡直就成了某些人謀取私利的籌碼。在車廂里，乘務員不是服務員，倒像是呵斥孩子的黑臉父母。難怪有人嘆氣：“唉！好出門不如賴在家，誰讓咱出門了？”最近發生的7?23特大高鐵事故，更是拆穿了“人民鐵道”的西洋鏡。

至於所謂“人民警察”，那就更是個笑話了！按說“人民警察”理應保護人民，但在實際中，他們保護的卻是各級官府、權貴富豪，甚至是黑惡勢力，而普通民眾卻往往成了他們欺淩敲詐的對象，難怪老百姓要罵他們是“警匪一家”。

如此種種能說是熱愛人民代表人民服務人民嗎？

以人民的名義幹著罪惡的勾當，是所有獨夫民賊的慣用伎倆。不是有句話叫做“人民、人民，多少罪惡假汝而行”麽，把它送給納粹和共產黨，實在是太合適了。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33：“國會縱火案”與“卡廷慘案”

一個是納粹栽贓嫁禍共產黨，一個是共產黨栽贓嫁禍納粹，“國會縱火案”與“卡廷慘案”足以證明，在玩弄流氓手段這一點上，共產黨跟納粹完全稱得上是不分仲伯，旗鼓相當。 ——題記

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７日晚，德國首都柏林繁忙了一天的街道上開始漸漸安靜下來。

“國會起火了！”隨著一聲叫喊，只見座落在共和廣場旁的國會大廈濃煙滾滾，火焰頓起。一道紅光照亮夜空，很快火舌吞噬了大廈的中央圓頂，這座用１０年時間建成的巨大建築物籠罩在濃濃的煙霧和火光之中。

國會議長戈林迅速趕到現場。他滿臉通紅，兩眼放光，揮動著雙拳，大聲喊到：“這是共產黨幹的！這是共產黨反對新政府的罪證！我們一定不能再坐等！我們要毫不留情地對付他們，把他們抓起來殺掉！”

幾分鐘後，希特勒和戈培爾也來到了現場。希特勒對一旁的外國記者說道：“這是神的指示，我們要消滅共產黨人！”

當夜，納粹政府發表通告宣布是共產黨人放火燒了國會大廈，並聲稱納粹沖鋒隊在現場抓到的一個名叫盧勃的荷蘭“共產黨員”是“縱火犯”。

第二天，納粹按照早已擬定好的名單開始了大搜捕。希特勒又頒布了緊急法令，勒令解散除納粹黨以外的一切政黨，取締工會及一切結社、集會。

蓋世太保橫行無忌，到處抓人、殺人，德國共產黨領袖恩斯特、台爾曼和１．８萬名共產黨員被捕入獄。連正在德國的共產國際西歐局領導，保加利亞共產黨主席席格?季米特洛夫和另外兩名保共活動家也遭到逮捕。

這是一個蓄謀已久的陰謀，目的是栽贓陷害，嫁禍於人，為打壓共產黨掃平道路。

1933年1月30日，德國總統保羅?馮?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希特勒想實行魏瑪共和國憲法規定的特別授權法，該法律規定總理可以不通過議會自行制訂規章以代替法律，但授權法需議會三分之二的多數議員通過才能生效，但希特勒的納粹黨在議會中只占有32%的席位。當時德國共產黨是議會中第二大黨，占有17%的席位，並且反對啟動特別授權法。希特勒想占有議會的多數席位，就必須將共產黨打壓下去。“國會縱火案”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９月，納粹分子宣布在萊比錫法庭公開審理這個案件。開庭的前一天，由世界許多新聞工作者和律師組成的“國際調查委員會”公布了大量人證物證，證明被控告的共產黨人無罪，並提出有根據的懷疑：國會大廈是納粹黨領導人燒的，或是在他們指使下燒的。保加利亞、德國、法國、美國的２５名律師還自願為季米特洛夫辯護，但納粹帝國法庭不允許被告人自由選擇辯護人。於是，季米特洛夫決定自己為自己進行政治辯護，戳穿納粹的陰謀。開庭第三天，輪到季米特洛夫出庭。他說：“我不是一個恐怖主義冒險家，不是陰謀家，不是政變的組織者，也不是縱火者……”實際上國會著火那天，季米特洛夫根本不在柏林。

季米特洛夫慷慨陳辭，嚴正駁斥了納粹試圖嫁禍於共產黨的卑鄙手法。法庭庭長見狀慌忙打斷了季米特洛夫的演講，拉出了所謂的“縱火犯”盧勃，問道：“你跟縱火犯是什麽關系？你們是怎樣密謀的？”

這時，只見季米特洛夫轉過身，兩眼炯炯有神地盯著盧勃說：“你當眾說明，你什麽時候見過我？是什麽時候認識我的？”

“我不認識你，也沒見過你。”盧勃答道；

季米特洛夫對著整個法庭朗聲說：“問題無疑是很清楚的。在這場審判中，盧勃只不過是被操縱的木偶，可憐的木偶被送交法庭，而操縱者已逃之夭夭。作為一個無辜的被告，尤其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和共產國際的成員，我對立即徹底查清國會縱火案，捉拿真正的元兇，是很感興趣的。”

庭長眼看季米特洛夫要把審判引向追查幕後策劃者，又立即打斷他的話，對他進行威脅。季米特洛夫毫不畏懼，直截了當地提出了一個對納粹分子最可怕的問題：“縱火者不是通過通往國會的通道進去的嗎？”

庭長失去了自制，吼叫起來：“這個問題不準討論！”隨即宣布休庭。

法庭後來又進行了幾次審判，結果都以失敗告終。納粹頭目們發現他們的策劃正在失去控制，便決定由納粹頭子戈林到法庭“作證”。

戈林指手劃腳地胡說了半個鐘頭，季米特洛夫發言，開始反問戈林：“那個荷蘭人在起火之前正是在警察宿舍里過的夜，他是怎樣潛入國會的呢？應當先從警察和他們的頭頭中找出縱火犯來。”

戈林氣得高聲尖叫：“我不是來讓你像法官似地來審問我的，你是早該上斷頭台的罪犯”。

戈林的失態表現使法官都感到難為情了，他連忙結束了這場爭論。納粹分子的這一招又告“失靈”，萊比錫法庭終於被迫無罪釋放季米特洛夫等四人，但判處盧勃死刑。

“國會縱火案”的“謎底”後來也真相大白。原來，是納粹柏林沖鋒隊隊長帶領他的部下，經過通到國會大廈下的一條地下暖氣管通道，鉆到國會大廈，灑上汽油和易燃化學品，點了火，然後從原路回到戈林的議長府。同時，納粹沖鋒隊找到了對放火有癖好的荷蘭人盧勃，讓他再放了幾把火。

這種嫁禍於人的伎倆不但納粹愛玩，共產黨也很精通，二戰時蘇聯制造的“卡廷慘案”就是一個一點都不遜色於“國會縱火案”的例子。

看過著名電影《卡廷慘案》的觀眾恐怕都會記得影片開始時的一個鏡頭：

推土機推動，空軍上校皮歐特握著十字架的手指微微抖動了一下，就被泥土掩埋了，槍聲後的卡廷森林又恢覆了寧靜-------

由此開始，這部榮獲2008丹佛國際電影節人民選擇獎、盧布爾雅那國際電影節觀眾大獎以及波蘭電影節最佳劇本、最佳男配角、最佳電影、最佳配樂、最佳音效等7項大獎的著名影片，把我們帶回了二次大戰時期在卡廷森林發生的悲慘一幕。

據搜搜百科提供的資料，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7月，德軍占領了蘇聯境內的斯摩棱斯克州，這個州境內有一個叫卡廷森林的地區。

1943年春，德國作戰工兵師為修覆斯摩棱斯克及附近遭到炸毀的鐵路、公路以及其它工程，把強行招募來的羅、捷、匈、波、荷、法等國的勞工，驅趕到卡廷森林里幹活。4月13日，幾名勞工在掘地的時候，挖到一座埋著許多軍官和士兵的大墳。德軍發現這些官兵身上的軍服既不是蘇軍制服，又不是德軍制服，並且大都是在後頸處一槍致命，便找來一些納粹官員著手調查。德方組織的國際委員會經過驗屍後確定，這些穿著波蘭軍服的官兵死於1940年春，是被蘇聯人殺害的。卡廷慘案被柏林電台公布後，立刻震驚了世界，在反法西斯陣營內部，蘇、波、英三國的關系頓時蒙上一層陰影。　　

為了洗刷自己的罪行，兩天之後，蘇聯政府發表聲明說，這一暴行是德國人幹的，德國企圖嫁禍於人。4月16日，流亡倫敦的波蘭政府要求國際紅十字會前去實地調查，並要求蘇聯提出正式報告，說明流亡蘇聯的波蘭軍官的下落。波蘭政府的聲明指出：我們對德國宣傳機器的謊言已習以為常，我們也知道它張揚此事所隱藏的目的。然而，鑒於德國人大量而詳盡地報道了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發現數以萬計的波蘭軍官屍體，又斷言這些軍官系蘇聯當局在1940年春殺害，我們認為有必要由權威的國際機構對這些“萬人冢”進行調查，並對所傳的事件進行核實。　　

4月21日，斯大林通知丘吉爾和羅斯福，他準備與西科爾斯基總理的波蘭流亡政府絕交，因為這個政權聽信法西斯的誹謗。丘吉爾和羅斯福呼籲斯大林不要這樣，希望他維護盟國之間的團結，共同對敵。但4月25日，蘇聯還是宣布與波蘭政府斷交。　　

1943年10月初，蘇聯紅軍解放了斯摩棱斯克州。蘇聯政府成立了“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槍殺被俘波蘭軍官事件確認和調查特別委員會”，針對德國1943年4月13日的聲明，組織了一個“反調查”，邀請了西方記者數十人，由向導帶領對卡廷森林的大墓進行了一次參觀。此舉目的是要外國報刊相信，在那里挖掘出來的波蘭人屍體是德國人在1941年夏末秋初槍殺後掩埋的，並不象德國人先前控告的那樣，是俄國人在1940年春天幹的事。記者們被指點看了7座大墓，然後又看了蘇聯醫生正在進行的許多屍體解剖，醫生把一塊塊腦、肝、臟等放在餐碟里展示，並大聲說機體組織很新鮮，意思是說這些是兩年前的德國人所為而不是三年前的俄國人所為。美駐蘇大使哈里曼的女兒、戰時情報處工作人員凱思林是這個記者行列中的一員，她寫道：俄國人從波蘭死者的口袋里掏出來的文件中，發現一份日期是1941年夏的信件，這倒是個極好的證據，但是，也有許多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有些死者的口袋里有1940年3月和4月的報紙和信件，包括一份4月11日的《消息報》，這點點滴滴的證據正好與蘇聯論點相抵觸。西方記者不得對5個證人提出問題，許多證詞聽起來很流利，好象經過仔細排練似的。

1945－1946年，在紐倫堡審判德國戰犯時，爭論再起。只因雙方都拿不出強有力的證據，此案成為二戰以來懸而未決的謎。二戰後，西方的有關著述普遍認為，卡廷慘案是蘇聯幹的，蘇聯則堅決否認。蘇聯史著對此始終諱莫如深，竭力閃避。此後，波蘭方面和國際社會針對蘇聯政府的說法多次提出懷疑並展開激烈爭論，但蘇聯政府始終堅持既定的立場。

1985年戈爾巴喬夫成為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後，蘇聯和波蘭組成自由歷史學家參加的聯合委員會，對涉及此次事件的大量文件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1990年4月13日，在波蘭總統雅魯澤爾斯基訪問蘇聯之際，蘇聯正式承認對卡廷事件負全部責任。俄羅斯總理普京在卡廷紀念碑前單膝下跪。至此，卡廷慘案的真相終於大白於天下！

原來，二戰時蘇聯政府認為波蘭戰俘是一個大包袱，一方面，蘇聯在緊張的備戰中為其要消耗寶貴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波蘭戰俘可能隨時反抗蘇軍的監禁，遂決定先處理掉波蘭戰俘中的軍官。除掉了軍官，其余的士兵就會處於群龍無首的境地。蘇聯當局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從肉體上將他們消滅掉。1940年3月5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內務部長）貝利亞專門就對2萬余名以波蘭軍官為主的戰俘和犯人實施槍決一事寫出報告上交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審批，隨即獲得批準。　　

1940年4月初，處決波蘭戰俘的行動正式開始。數百名被俘的波蘭軍官被從上述三個戰俘營帶上汽車，秘密運往行刑地卡廷森林。行刑人員站在波蘭戰俘身後，用手槍對著他們的後腦開槍。掩埋之後，蘇方人員在上面鋪上了厚厚一層土。不久，第二批戰俘又被運到該地被同樣處理。直至當年５月中旬，蘇聯在卡廷森林共處決波蘭戰俘4421人。他們被分別埋入8個大坑，上面鋪滿松樹和白樺樹。除卡廷森林外，蘇聯還在斯塔羅別利斯克戰俘營槍決了3820人，奧斯塔什科夫集中營槍決了6311人，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其他戰俘營和監獄槍決了7305人。加上卡廷森林槍決的4421人，共計21857人，其中包括約1.5萬名波蘭官兵俘虜。

不料蘇德開戰後，卡廷森林里被蘇聯屠殺的波蘭軍官的屍體竟被德國人發現了，這無疑使蘇聯在國際反法西斯陣營中陷於十分被動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急於擺脫困境洗白自己的蘇聯便把納粹拉來當成了自己的替罪羊。雖說納粹嗜殺成性，但長眠在卡廷森林里的波蘭軍官卻並非喪命於他們的槍下。

一個是納粹栽贓嫁禍共產黨，一個是共產黨栽贓嫁禍納粹，“國會縱火案”與“卡廷慘案”足以證明，在玩弄流氓手段這一點上，共產黨跟納粹完全稱得上是不分仲伯，旗鼓相當。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34：希特勒的和平保證與毛澤東的民主承諾

毛澤東與希特勒，共產黨跟納粹，其政治道德有著驚人的相似。一個以民主承諾迷惑本國人民，一個以和平保證忽悠西方國家，詭計得逞後，又都翻臉不認賬。這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出而反爾背信棄義的事，除了政治流氓，還有誰做得出？！ ——題記

希特勒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慘烈的一頁，造成了9000千多萬人的傷亡。然而，戰前幾年，在暗中緊鑼密鼓進行戰爭準備的希特勒，卻大造和平輿論，拍著胸脯對英法等國保證說：德國不要戰爭！

1934年8月，希特勒在英國《每日郵報》發表的一篇訪問記中信誓旦旦地表示，“戰爭不會再來了”，德國“對戰爭造成的惡果比別的任何國家有更深刻的印象”，“德國的問題不能通過戰爭來獲得解決”。這年秋天，他又向法國覆員軍人領袖和眾議員讓?戈埃重述了這些動聽的話。

1935年5月21日晚上，希特勒在德國國會發表了一篇頗為動聽的“和平”演說。據《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回憶，他在國會里聽過希特勒的大部分演說，“這次大概是他所聽到的他的最動聽的，而且無疑是最巧妙的、最能迷惑人的演說之一。希特勒當時顯得心情舒暢，流露出一種不僅是自信的，而且是使他的聽眾感到意外的寬容與和解的精神。演說詞中沒有對譴責他廢棄凡爾賽和約軍事條款的國家表示不滿或蔑視。倒是有著許多保證，說他所要的只是在對大家都公正的基礎上的和平和諒解。他不要戰爭；說戰爭是沒有意義的，沒有用處的，而且是令人極端嫌惡的。”

希特勒還說，“過去300年中歐洲大陸上所流的血，跟這些事件對各國所產生的後果，頗不相稱。到頭來法國仍舊是法國，德國仍舊是德國，波蘭仍舊是波蘭，而意大利仍舊是意大利。帝王野心、政治欲望、愛國偏見，造成了大量流血，但在能夠看到的深遠政治變化方面所獲得的結果，就民族情緒方面來說，只不過做到觸及各國的皮毛而已，它並沒有在實際上改變它們的根本性格。如果這些國家僅僅把它們的犧牲的一小部分用在比較明智的目的上，成就無疑會更大而且更永久。”

希特勒並且宣稱，德國絲毫沒有要征服其他國家的念頭。“我們的種族理論認為，每一個企圖征服和統治一個外國民族的戰爭，是一種遲早要使勝利者內部發生變化和削弱，最後使他遭到失敗的事情-----由於歐洲已不再有未被占領的空間，所以每一個勝利-----充其量只能造成一個國家居民人數的增多。但是，如果各國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的話，它們可以用一種更簡單和更自然的方法不流一滴淚而做到這一點——[用]一種健全的社會政策，用使一國人民更願意增添子女的方法。
　　
不！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要和平，是由於它的基本信念。它要和平還由於它認識到這樣一個簡單而樸素的事實：沒有一個戰爭可能在本質上改變歐洲的苦惱？？每一次戰爭的主要後果是摧毀國家的精華？？
　　
德國需要和平，希望和平！”

在這篇演說的最後，希特勒甚至提出了維護和平的13點具體建議，這些建議看上去非常冠冕堂皇，因此不僅在德國，而且在整個歐洲都造成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在這些建議之前，希特勒還莊嚴地承認和保證“德國已和波蘭締結了一個互不侵犯協定-----我們將無條件地信守這個協定-----我們承認波蘭是一個偉大而具有民族意識的民族的國土。”

至於奧地利，“德國既不打算也不希望幹涉奧地利的內政，並吞奧地利，或者來一次合並。”

關於裁減軍備，希特勒更是準備無所不允的：德國政府願意同意能導致取消最重型武器的任何限制，特別是適用於侵略的武器，如像最重型的大炮和最重型的坦克的任何限制-----德國表明願意同意對大炮口徑、戰艦、巡洋艦和魚雷艇的任何限制。同樣，德國政府願意同意對潛水艇噸位的限制，或者完全取消潛水艇-----”

在晚上10點過後不久，希特勒的演說到了結束部分：“不論是誰，要是在歐洲點起戰火，除了混亂外不能希望得到別的任何東西。但是，我們堅決相信，在我們的時代里實現的將是西方的覆興，而不是西方的衰亡。德國可能對這項偉大的工作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是我們引以為豪的希望和不可動搖的信念。”

讓希特勒竊笑的是，西方民主國家竟把他的這番甜言蜜語全都當了真。他們哪里知道，希特勒一邊在給他們灌著迷魂湯，一邊卻在暗中加緊重整軍備。當一切準備都完成後，便立馬撕下和平的偽裝，迫不及待地挑起了新的世界大戰。直到這時，西方民主國家才醒悟過來，原來，希特勒早先的和平保證都是在忽悠他們。

中共當年在民主問題上的表演，完全可以跟希特勒的這種流氓行徑相提並論。

抗戰時期，針對社會上關於共產黨奪取政權後要搞一黨專制的說法，劉少奇曾義正辭嚴地反駁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注1）“共產黨作為民主的勢力，願意為大多數人民、為老百姓服務，為抗日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權而奮鬥……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否選舉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管理。共產黨並不願意包辦政府，也是包辦不了的。”（注2）

既然不搞一黨專政，那麽共產黨當政後打算建立怎樣的政體呢？1945年7月，毛澤東在與當時訪問延安的民主人士黃炎培進行談話時，對此做了十分明確的回答。黃炎培回憶說，“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致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覆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注3）毛澤東給出的答案很清楚，共產黨當政後將實行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除此之外，毛還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國民政府應全面實行民主，只有實行民主才能建設好中國。1944年6月12日，他在答中外記者團時就說過，“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系與對外關系，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為了打倒共同敵人以及為了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系，及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際關系，我們所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亦快要到來了，但是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有力量，這是蘇聯、美國、英國的經驗都證明了的，中國幾十年以來以及抗戰七年以來的經驗，也證明這一點。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系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毫無疑問，無論什麽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這個統一，應該建築在民主基礎上。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統一在軍事上尤為需要，但是軍事的統一，亦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在軍官與士兵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各部份軍隊互相之間，如果沒有一種民主生活、民主關系，這種軍隊是不能統一作戰的。經濟民主，就是經濟制度要不是妨礙廣大人民的生產、交換與消費的發展，而是促進其發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學術思想、報紙與藝術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進其發展。黨務民主，就是在政黨的內部關系上與各黨的相互關系上，都應該是一種民主的關系。在國際關系上，各國都應該是民主的國家，並發生民主的相互關系，我們希望外國及外國朋友以民主態度對待我們，我們也應該以民主態度對待外國及外國朋友。我重覆說一句，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將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注4）見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報》

與中共領袖的這番民主承諾相呼應，抗戰期間，共產黨的報紙把爭取民主自由反對獨裁專制的口號喊得比誰都響，給人的印象是共產黨似乎比任何人都更熱愛、向往和追求民主自由。

1946年5月4日，《解放日報》為慶祝“五四”發表了社論《民主和自由新論》，該文以充滿激情的筆調對民主進行了謳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新生，才能使青年獲得肉體與精神的解放。沒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發展為人民服務的科學。沒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沒有民主與科學，中國便絕對不可能由落後變為先進，絕對不可能由貧弱變為富強。”類似這般充滿激情的民主言論，在當年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上可以說是隨處可見，不勝枚舉。

1945年2月12日的《新華日報》在回答一位名叫吳中民的讀者的提問時曾這樣說過：“現在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實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沒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飾的花樣而已。”(注5)

1945年7月2日《解放日報》上一篇談民主的文章調子更高：

“民主能發揮無窮的偉力，唯有實行民主，事情才能辦好。”

“實踐證明了一切，誰還能絲毫懷疑嗎?

一切力量來自人民!

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按說，馬克思主義歷來強調的都是階級鬥爭，而不是什麽抽像的民主，更不會讚同西方“民主第一”的觀點。可當年為了鼓吹民主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中共甚至置老祖宗的理論於不顧，對西方國家“民主第一”的觀點也公開大唱讚歌。1943年9月15日，《新華日報》在顯著位置發表了題為《民主第一》的社論。文中說，“美副總統華萊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員會發表演說，曾強調‘民主第一’的口號。他認為不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經濟上也需要民主；不僅在一個國家內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也需要民主。他說：‘民主第一的口號，表示全世界在經濟與政治兩方面，都應獲得自由’。‘能巧妙遵循這樣的民主第一的口號，並予以有力實施，則必能獲得和平。’這見解是十分正確的。在法西斯侵略陣線秋風落葉般日趨崩潰之途的今天，為了實現和平繁榮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覆轍，強調這種‘民主第一’的口號，實在是必要的。”“然而僅僅強調這一正確口號還不夠，必須在事實上實現這口號。”

共產黨的報紙還煞有介事地警告說，“萬里長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經是人民的世紀、民主的時代了，一個國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於是中國必須而且必然要實現民主了。”（注6）“民主已經成了世界的潮流，誰要反抗這潮流，誰就要遭受滅頂之禍……”（注7）“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著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勝利的。”（注8）

不能不承認，共產黨在抗戰民主運動中的種種民主高調，成功地吸引了一批中國民眾特別是一批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的眼球，以至於他們中許多人都把共產黨當成了中國實現民主自由的希望所在，天真地以為共產黨取代國民黨領導中國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國人民真正邁向民主自由的那一天！

這些善良天真的人哪里知道，當共產黨大罵國民黨獨裁的時候，它在自己地盤里的統治卻比國民黨還要獨裁。他們更不會料到，當共產黨打著反獨裁爭民主的口號推翻了國民黨的政權後，帶給中國人民的並不是它當年信誓旦旦承諾過的民主自由，而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獨裁統治。這一點，就連毛澤東本人也曾供認不諱。1958年3月22日，他在“成都會議”上就曾大言不慚地說過：“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注9)

可見，希特勒與毛澤東，納粹跟共產黨，其政治道德有著驚人的相似。一個以和平保證忽悠西方國家，一個以民主承諾迷惑本國人民，詭計得逞後，又都翻臉不認賬。這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出而反爾背信棄義的事，除了政治流氓，還有誰做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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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注1、注2：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2—177頁
注3：見黃炎培《延安歸來》第二篇“延安五日記”
注4：見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報》
注5：1945年2月12日《新華日報》《答讀者問》
注6：1945年7月3日《新華日報》《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注7：1943年9月15日《新華日報》社論《民主第一》
注8：1944年3月30日《新華日報》《論英美的民主精神》
注9：見李銳《“大躍進”親歷記》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35：中共的民生優先與納粹的社會籠絡

別看共產黨和納粹總把人民的利益掛在嘴上，其實他們並不真心想為民眾造福，但有一點他們都很明白，那就是要奪取和鞏固政權，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就必須利用民眾的力量，讓他們心甘情願地供自己驅使。為此，他們不惜用小恩小惠收買民眾。中共的民生優先也好，納粹的社會籠絡也好，玩的正是這種把戲。 ——題記

2011年6月30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將個稅起征點由原來的每月2000元提高到每月3500元。官方媒體稱，這是中國政府2011年為增加百姓收入做的第一件民生實事。

中共當政後，以階級鬥爭為綱，發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政治運動，直至“文革”爆發，國民經濟被折騰得停滯不前，全國上下天怒人怨。毛時代之後，為了挽救自身的危機，中共不得不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搞起了所謂的改革開放，聲稱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讓全國人民都富起來。然而改革開放三十年後，富起來的並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中共這個世界頭號腐敗黨，是大大小小的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在改革開放走到盡頭的今天，為了減少民怨，“維護穩定”，中共又打出了一張新牌：民生優先。

為了吸引民眾的眼球，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官方媒體大造輿論說，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執政為民，高度重視民生問題，推出了一系列關注民生、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措施。十七大將把民生置於更加重要的位置，從科學發展觀的戰略思想和經濟民生的具體政策兩個層面，全面論述和回應廣受關注的民生問題，明確提出“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小康社會不是為了發展而發展，而是“以人為本”，實現全面可持續的發展。

“十二五”規劃綱要通過前後，中共又掀起了新一輪宣傳攻勢，進一步為所謂的民生優先造勢。溫家寶親自表態說：“我們發展經濟的目的就是為了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就是讓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好。這就是我們對今後五年的最主要的考慮。”

按照官方媒體的詮釋，與以往五年規劃注重增長不同，“十二五”規劃綱要從一開始編制就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整個規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民生的保障和改善擺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首次制定了改善民生的行動計劃，對社會關注的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療體制改革、住房保障等熱點、焦點問題全都給予了積極回應，並提出了解決方法和途徑。規劃２４個指標中有９個指標與民生相關，在12個約束性指標中有４個與民生相關。

翻看“十二五”規劃綱要，其中也確實不乏一些體現民生優先的具體內容。比如，該規劃首次提出要在中國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明確規定“十二五”期間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範圍和重點包括公共教育、就業服務、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人口計生、公共文化、基礎設施、住房保障、環境保護共九個方面，並對其中每個方面的具體內容做了規定。如在公共教育中，政府要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包括實現九年義務制免費教育，對農村的學生，對城鎮經濟困難家庭的學生和涉農專業的學生，中等職業教育免費等等。

“十二五”規劃還第一次提出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采取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千方百計地擴大就業和創業的規模，特別是要重點解決高校畢業生、農村轉移勞動力和城鎮困難人員的就業問題。提出五年年均新增城鎮就業900萬人，轉移農村勞動力800萬人。

針對目前城鎮低收入群體住房比較困難的現實，“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未來五年要建設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萬套，今年1000萬套，明年1000萬套，後面三年還有1600萬套，使保障性住房的覆蓋率達到20%。另外，對於城鎮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要提供廉租房，實行廉租房制度；對城鎮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難家庭，要提供公共租賃住房保障；而對於中高收入家庭，則將實行租賃和購買相結合的商品房制度。

不過，這種民生牌其實也算不上什麽新招，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德國，納粹就玩過了，而且玩得比中共還有成效。

希特勒曾說過，“用警察、機關槍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單獨維持統治。對此還需要另外一些東西”。其中之一就是社會籠絡，其實也就是今天中共掛在嘴上的“保障和改善民生”。

納粹實施社會籠絡的重點是花力氣解決德國人的飯碗問題。希特勒上台之初，德國失業人數高達600萬人，加上400萬臨時工及其家屬，全國幾乎有一半人在貧困、饑餓、死亡線邊緣掙紮。納粹當局通過大興急需勞動力的土木建築工程和國防工程，重建龐大的軍隊和實行勞動義務制度，獎勵婦女離職專營家務，迫害、打擊異己，並對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民主進步人士、猶太人等實行關押、流放或免除公職等有關措施，到1937年3年多的時間內，德國大體上消除了失業。

其次，納粹當局還出台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大力推進社會保險。1929—1932年經濟大危機時期，德國的保險金制化為烏有。1934年7月5日，納粹政府頒布了新的《社會保險建設法令》，將魏瑪時期的社會保險機構自治管理制度，改由政府官員掌管。1937年12月和翌年12月，又先後發布了《擴大保險範圍法令》和《關於德國手工業者養老金法令》，擴大了社會保險的範圍，規定40歲以下的工人和職員全部納入社會保險的範圍，個體經營者首次獲得了社會保險。1933年之後，德國各種失業保險、殘疾保險，職員保險等保險儲備基金明顯增加。1938年保險儲備基金達35．33億馬克。此外，納粹政府還確立了養老金計劃，“使老年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其他職業的同胞沒有明顯的差別”。

社會救濟也得到了強化。納粹德國的社會救濟事務由納粹黨的附屬協會民族社會主義人民福利會負責實施，主要項目有“冬賑服務”和“母子救濟”。冬賑服務的主要任務是緩解失業者在冬季所面臨的饑寒困境，在1933至1937年間，民族社會主義人民福利會向多子女家庭和貧困家庭發放了近1．5億馬克的救濟金，其中主要是食品和煤炭。母子救濟的主要內容是增加對孕婦和產婦的經濟資助，延長孤兒補助金和兒童補助金的領取期限，使兩者均至18周歲，同時補助多子女家庭以鼓勵生育，1935—1936年起，納粹當局又規定，多子女家庭自第五個孩子起可獲得一次性補助100馬克，從第六個孩子起可再獲得每月10馬克的定期補助。

面對世界市場和氣候的不確定性，納粹政府還確立和采取了許多保護農民的制度和措施。今天歐盟的農業制度、道路交通規則、強制保險制度、兒童補助制度、稅率等級制亦即自然保護的基礎都來自納粹時代。

再有，納粹當局還擴大了職工的帶薪休假。德國勞工陣線通過與企業主協商，把原來每年3天的帶薪休假日延長至6—12天，其中參加希特勒青年團組織的活動者休假18天。德國勞工陣線還在療養勝地魯根島等地，修建了一批療養院和旅館，建造“力量來自歡樂”旅遊船。1937年一年之內，全國約有1000萬人參加了“力量來自歡樂”的休假旅遊。一時間，法西斯報刊、電台和電影廣為宣傳過去只有資產階級才能享受的休假旅遊，現在法西斯德國的工人也擁有了這種權利。

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聲稱，要實現使“每個德國職工擁有一輛小轎車”的夢想。為此，他下令開發生產一款名為“大眾汽車”的小轎車，每輛售價僅990馬克，通過所謂“先付款、後得貨”的分期購買方式，每個職工每星期交付5—15馬克，達到750馬克後即可獲得一張汽車訂單號碼。

咋一看，中共打出的民生牌也好，納粹搞的社會籠絡也好，都是在為民謀利，民眾也確實得了點利，但明眼人哪個不清楚，今天，在百姓創造的財富蛋糕中，中共取得的份額並未因為所謂的民生優先而有絲毫減少，那些貪官污吏們從百姓口袋里撈錢的速度更是有增無減，人民的物質生活並沒有得到實質性的保障和改善。至於納粹，它在成功地籠絡了民眾之後所發動的那場戰爭，不但使成千上萬的德國人死於炮火，而且把整個國家和民族都拖進了一場毀滅性的災難，以致戰敗後的德國人民不得不勒緊褲帶過了好多年原本可以避免的苦日子。

除此之外，還有一點不能不提，那就是中共的民生優先和納粹的社會籠絡，都是建立在剝奪民眾基本人權的基礎之上的。“你想過日子嗎？那你就無條件地交出你的自由和尊嚴。”這就是中共和納粹共同的強權邏輯。

別看共產黨和納粹總把人民的利益掛在嘴上，其實他們並不真心想為民眾造福，但有一點他們都很明白，那就是要鞏固政權，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就必須利用民眾的力量，讓他們心甘情願地供自己驅使。希特勒不就說過麽：“如果她最貧困的人民是她最忠誠的人民，德國將是最強大的。”為此，他們不惜用小恩小惠收買民眾。中共的民生優先也好，納粹的社會籠絡也好，玩的正是這種把戲。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36：“中國奇跡”與“德國覆興”

“中國奇跡”和“德國覆興”都是一種畸形的繁榮，一種扭曲的發展，用專家的話講，都是建立在“低人權優勢”基礎之上的，因而最終都不可能真正地造福於民。 ——題記

2011年2月15日，中國各大媒體都在顯著位置刊發了一條消息：中國GDP總量超日本居世界第二。

消息稱，日本內閣14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日本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折合美元為5.4742萬億美元，而中國的這一數字為5.8786萬億美元，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日本。而日本則自1968年以來首次讓出“第二經濟大國”之位。

在報道這一消息的同時，眾多中國官方媒體還爭相引用了某些國外媒體熱捧中國的評論：“受老齡化及通貨緊縮等因素的影響，日本GDP增速緩慢，而中國則保持著高速增長，兩國間的差距今後勢必還將不斷拉大。”“中國經濟蓬勃發展，並且正在主導世界經濟”。“中國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市場，同時也是最大能源消耗國。如果中國保持目前的經濟增長率，那麽到2020年至2030年間，中國有望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

客觀地說，“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與毛時代相比，經濟上確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GDP持續增長，財富蛋糕急劇增大，經濟位次逐步前移，這回GDP總量超日本居世界第二就是一個突出的標志。與此同時，在經濟發達地區，特別是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一座座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一條條高速公路通向四面八方，一輛輛轎車川流不息-----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的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中國一線城市，其繁華程度與紐約巴黎倫敦等西方大都市已相差無幾。這就是中共津津樂道，同時被一些西方媒體和權威人士熱炒的所謂“中國奇跡”。

然而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很多熟知中國內情的專家都一致認為，所謂“中國奇跡”其實不過是一種櫥窗式的畸形繁榮。畸形就畸形在，這種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完全是建立在透支資源、污染環境、道德淪喪、財富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和公民權利橫遭踐踏的基礎之上的，換句話說，是以犧牲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犧牲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子孫後代的幸福為代價的。

就拿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來說，各國政府都非常眼紅中國銀行里的巨額居民存款，殊不知，這些存款中有80%以上的款項為不到20%的中國公民所有。還有一組數據，中共建政60周年經濟總量增加了77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32.4倍，國家財政收入卻增長了985倍。200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為300670億元，而財政收入卻高達61317億元，居然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0%以上。這還只是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包括省市縣鄉四級行政機構的地方財政收入總和就更無法計量了。也就是說，中國經濟一直在飛速發展，但所賺的錢主要揣在政府、企業和富人手里，老百姓的兜里所剩寥寥。再加上天文數字的醫療費用和高得離譜的房價，多數中國人都在朝“負翁”的深淵里滑落。於是，國家富了，少數人富了，人民卻窮了，就成了當前最大的中國特色！

再說對資源的透支。中國經濟增長是典型的粗放式增長，所消秏的能源比例遠遠高於中國GDP在全球GDP總量中的份額，2009年中國GDP占世界的8.6%，卻消秏了世界46.9%的煤炭和10.4%的石油，而同年美國GDP占世界的24.3%，煤炭和石油消費量分別占15.2%和21.7%。據中國國家環保總局透露，每生產價值為一萬美元的商品，中國現在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7倍、美國的6倍，甚至比印度還要高2倍。中央電視台2頻道曾報導中國每年產出的GDP當中，有18%的GDP是通過透支生態環境和資源取得的。

環境污染的程度更是駭人。據資料顯示，中國1/5耕地受到嚴重的重金屬污染，城市河段70%受到嚴重污染，中國人的飲水安全早已成為嚴重問題。世界銀行說，在世界上10個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國占了6個。國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東推進，全國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的38%，18個省（區）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處於沙漠化威脅之中。專家估計，中國未來將有1.5億人口淪為生態難民。2006年8月26日中國人大常委會在一份環境檢查報告中，以“有水皆污”、“逢雨必酸”、“污染之重，觸目驚心”、“不能再拖下去了”等字句來形容污染的嚴重性。有一幅衛星拍攝的地球照片，許多國家是綠色覆蓋，而中國是一片黃土。面對祖國母親被蹂躪如此，看到中共還在高喊“崛起”，許多同胞不覺“萬念俱灰”。顯然，如果環境問題不能得到改善，中國的經濟奇跡很快就要成為過去。

無獨有偶，類似的奇跡在納粹德國也曾發生過！

提到納粹，人們想到的幾乎無一例外都是二次大戰、集中營、焚屍爐、蓋世太保和黨衛軍，很少有人知道希特勒上台後短短幾年內，就使一度跌入經濟低谷的德國迅速覆興，這不僅在當時被納粹黨自己，而且被一些西方經濟學家都稱之為“奇跡”。

1929年至1939年之間，一場經濟大衰退席卷了全球。這次經濟大蕭條的影響比歷史上任何一次經濟衰退都要來得深遠。資本的短缺在所有工業化國家中都帶來了出口和國內消費的銳減，其中世界國際貿易從1929年的686億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億美元、1931年的397億美元、1932年的269億美元和1933年的242億美元，下降幅度超過以往國際貿易的最大下降數7%的很多倍。在所有國家中，經濟衰退的後果都是大規模失業：美國1370萬，德國560萬，英國280萬。據估計,大蕭條時間,全世界的錢財損失達2500億美元。

為了走出低谷，恢覆和發展經濟，西方各國紛紛尋思良策，而納粹德國則是大蕭條時期最早覆蘇的國家之一。希特勒上台後短短4年里，就一舉扭轉了瀕於崩潰的經濟形勢。從1932年到1937年,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102%,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德國的失業率從原來高於30%下降到幾乎為0，到1936年秋天，失業問題已基本解決，差不多人人都有了工作。同時，德國還完成了全國高速公路網的建設，重整了重工業基礎體系。一句話，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使得二十年前慘敗的德國，又重新崛起成為歐洲大國。

以高速公路為例，世界上第一條高速公路就誕生在當時的德國。到1939年，納粹德國已建成高速公路三千多公里，這些高速公路連接全國所有的州和重要城鎮，還通向周邊國家。到希特勒倒台時，納粹德國已修建了最初規劃總長7000公里中的4000公里。今天，德國的高速公路累計約長1.24萬公里，其中四分之一是希特勒時代修築的，人們至今仍把它門叫做“希特勒路”。

當年，希特勒還對高速公路的工程質量提出了極其嚴格的要求：一般四車道寬34米，中間有約5米的間隔帶，鋪草植樹；不設路燈，每隔約200米豎一金屬片鑲面的水泥柱，夜晚在車燈照射下反光，全路亮起一條“光帶”；路面經特殊處理，整齊排列著指頭大小的凹坑，雨天不打滑；坡度盡量小，要有足夠的視野，轉彎處的半徑要盡量大等等。連緊急停靠地帶、高架橋、立交橋，每隔一定距離設置加油站、連鎖餐廳等設施都想到了。希特勒甚至要求高速公路不僅可以讓軍車一天內橫貫德國的東西和南北，而且一些路段還要能起降飛機。高速公路修好後，沿途風光明媚，技術先進，希特勒廣邀各國媒體進行宣傳報道，連美國人看了都眼紅不已。

光有路還不行，還要有車開，希特勒的另一項重要計劃是為德國老百姓提供人人都能買得起的車。希特勒在競選總理綱領中就有一條：讓每個德國家庭都擁有一輛轎車。希特勒把這種車概括為：“最高時速100公里，百公里耗油應少於7升，可乘載一家兩名成人和三名兒童，售價不超過1000馬克，轎車可以停放在露天地，發動機冬季要防凍，容易起動”。1933年希特勒出任德國總理，上台僅11天，他便親自主持了柏林汽車展開幕式，很快一款售價僅990帝國馬克的小車誕生了，這就是世界汽車史上的一代名車——“甲殼蟲”的由來。為了能夠生產這種人人都買得起的轎車，著名的大眾汽車廠組建成立。希特勒在工廠的奠基儀式上說：“工廠要依靠全體德國人民大眾的力量來建設，生產的產品應該使德國人民都高興，因此，這個工廠就叫大眾汽車廠。”

納粹德國的這些經濟成無疑是巨大的，但同時它們又是十分畸形的，因為這些經濟成都是建立在全體德國人民的自由權利被野蠻剝奪，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嚴厲管制，他們祖祖輩輩創造的德國優秀文化橫遭摧殘的基礎之上的。

或許更重要的還在於，迅速恢覆的德國經濟並非是實現民眾福利的工具，而是直接為啟動瘋狂的戰爭機器作準備的。換句話說，納粹德國的經濟乃是名副其實的以軍事工業為基礎和支撐的戰爭經濟。德國軍事經濟參謀部長官格奧爾格?托馬斯少將當時就直言不諱地承認：“一個國家，象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被迫那麽做的那樣，即使在和平時期也已有意識地和有步驟地把它的全部經濟力量都用來準備適應戰爭的需要，在歷史上很少有這樣的情況。”他說的沒錯，只不過把經濟駛向戰爭的軌道並非是“被迫”，而是希特勒有意識做出的決定。除非發動戰爭，否則這種“要大炮不要黃油”的經濟是絕不可能支撐一個國家的長期經濟發展的，更不可能真正造福於民。

舉個例子說，因為“要大炮不要黃油”，納粹當局極力壓縮糧食和副食品進口。1929年，德國進口糧食182.9萬噸，動物油脂12.5萬噸，乳酪6.4萬噸，蛋16.8萬噸。到1939年，德國進口糧食126.8萬噸，動物油脂4.2萬噸，乳酪3.2萬噸，蛋10.2萬噸。由此造成的後果就是，1939年納粹當局對除蔬菜，土豆之外的一切食品都采用定量配給，並進一步壓縮原有的糧食和副食品的消費定量。結果，德國居民每人每天的糧食定量僅有343克，連矮小的日本人在半饑餓時的糧食定量（350－390克）都不如。

可見，“中國奇跡”和“德國覆興”都是一種畸形的繁榮，一種扭曲的發展，用專家的話講，都是建立在“低人權優勢”基礎之上的，因而最終都不可能真正地造福於民。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37：“北京奧運”與“柏林奧運”

熱衷塗脂抹粉，慣於欺世盜名，是共產黨和納粹共同的愛好和特長。對比“北京奧運”和“柏林奧運”，一個是中共最大的“面子工程”，一個是第三帝國的“化裝舞會”，翻遍整部奧運史，再也找不出比它們更相像的兩兄弟了。 ——題記

2008年8月8日晚，全世界的目光都對準了“鳥巢”造型的北京國家體育場。胡錦濤在此宣布：第29屆奧運會開幕。

隨著電視機的鏡頭，人們看見可容納９萬余人的“鳥巢”體育場內座無虛席，群情激動，流光溢彩，煙花漫天，歡聲鼎沸，歌舞升平，儼然一派盛世景象！

隨著李寧的出場，開幕式上出現了最煽情的一幕。作為最受矚目的最後一棒火炬手，只見這位赫赫有名的“體操王子”被吊到了高空，一幅祥雲圖案的背景畫軸徐徐展開。接著，他又高舉火炬淩空繞場一周，在他身後的畫軸中展現的是全球傳遞火炬的景象。這神奇的一幕贏得了觀眾熱烈的掌聲。最後，李寧點燃了主火炬塔，第29屆奧運會的聖火開始在“鳥巢”上空熊熊燃燒。

一向熱衷於在世界舞台上出風頭的中共當局，在本屆奧運會上可謂如願以償，著實風光了一回，過足了面子的癮！

試想，為期十七天的“北京奧運”不但牢牢地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１００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政要共赴北京同台觀看了開、閉幕式，４５億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觀眾和遊客光臨了中國，２０４個國家和地區的１萬多名運動員刷新了３８項世界紀錄、８５項奧運會紀錄，而且中國隊還憑借金牌總數第一的佳績，一舉登上了多年夢寐以求的奧運老大的寶座。一時間，“世界第一”、“漢唐盛世”的諛詞不絕於耳，中共能不樂壞了嗎？！

17天後，當奧運帷幕落下時，中共頭號宣傳喉舌新華社專門發表了題為《一座偉大的歷史豐碑》的述評，沾沾自喜地稱“北京奧運會，在中國發展的進程中樹起了新的界標。沒有３０年改革開放，就沒有北京奧運會的成功。今天，中國能夠把一屆精彩的奧運盛會奉獻給世界，能夠以成熟、包容、開放、自信的心態擁抱世界，得益於３０年改革開放積累的綜合國力，得益於３０年改革開放積澱的民族自信。被喻為‘改革開放成年禮’的北京奧運會，成為中國邁向現代化新征程的又一個新起點。”“無論是對中華民族還是對奧林匹克運動，無論是橫看世界還是縱觀歷史，北京奧運會都是一座偉大的豐碑。”

時隔不久，中共當局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了高規格的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總結表彰大會，胡錦濤在會上喜不自禁地自誇道，“百年奧運夢想成功實現，這是我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覆興征程上的又一次歷史性跨越，也是我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的又一個新的起跑線。”“北京奧運會、殘奧會成功舉辦的事實再次向世人昭示：中國人民有能力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更大貢獻。”

如此這般自吹自擂自我陶醉不禁讓人恍然大悟：原來“北京奧運”的真實目地，根本就不是為了實現“和平友誼進步”這一奧運宗旨，而是為了向世界展示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展示中共及其政府自以為無所不能的牛逼本事，展示它津津樂道的所謂正在崛起的大國形象，而這一切，最終又都是為了證明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說到底，“北京奧運”不過是中共表演的一場規模空前的政治秀，是中共實施的一項最大的面子工程罷了。

為了辦成歷史上規模最大最風光的奧運，讓全世界的政要都來捧場，中共不但“把奧運當作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而且置百姓的生活於不顧，不惜勞民傷財，大把大把地砸錢，投巨資用於改善北京的空氣和交通，修建宏大漂亮的比賽場館，打造奢華的開幕和閉幕儀式。據報道，北京奧運的總預算為雅典奧運的3.1倍，占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以來歷屆奧運會支出之和的43.6%。別的不說，僅一部奧運宣傳片當局就花了3500萬。伴隨著五花百門的宣傳，大把大把的銀子從中國一直撒到海外，讓大洋彼岸富甲天下的老美、殷實富裕的歐洲都看傻了眼。於此同時，中共為了把已經沙化的北京變成綠色，光綠化一項的支出就達一千二百億人民幣。而奧運前中國的人均GDP不過才一千七百美元，不要說和發達國家三、四萬美元的人均GDP相比差之甚遠，就是比上屆奧運舉辦國，歐盟最窮的國家希臘的一萬六千六百多美元，也差不多要少近一萬五。況且這一千七百美元的收入還只是一個平均值，在貧富懸殊十分巨大的中國，大多數國人還只有幾百美元的年收入。2006年中國小康發展報告顯示：還有十分之一，一點三五億的中國人處在一美元以下的貧困線中。這樣的經濟水平，卻要不惜一切代價地舉辦超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超級奧運，可見中共好面子好到了何等程度。

奧運期間，中共最怕的是外國媒體和來賓與國內異見人士接觸，因為那樣一來，其獨裁專制的黑幕勢必就會遭到曝光，它所竭力展示的開明形象就要徹底泡湯了。為此，中共在奧運前夕加大了對各類異見人士的打壓力度。首當其沖的當數法輪功修煉群體。僅從2007年12月至2008年3月中旬，全北京被抓捕的法輪功學員人數就達190多人。據不完全統計，僅在奧運水上項目賽艇、皮劃艇和馬術等比賽項目舉辦地的順義縣，在距奧運倒計時一年前後，就發生了20多起暴力抓捕法輪功學員事件，重點集中在建有奧運場館附近的馬坡、木林、北小營鎮，首都國際機場附近的天竺、後沙峪鄉和城區內。令人震驚的是，這種針對法輪功學員的大抓捕並不止於北京一地，而是全國性的。截至2008年3月11日，據不完全統計，從2007年底開始發生的非法抓捕法輪功學員案例已達1878宗，遍布中國大陸29個省、市、自治區。無一例外的是，這輪大抓捕都是以保證奧運順利進行的名義堂而皇之進行的。

在奧運前遭到抓捕迫害的並不止是法輪功學員，還有中共眼中的各種“危險分子”。2007年12月27日，著名維權人士胡佳在北京家中被公安部門逮捕，罪名是“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2008年4月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裁決，胡佳在網絡發表的五篇文章以及他在兩次接受外國記者采訪時的言論有罪，判處他三年半徒刑。2008年1月17日，中共當局判處黑龍江富錦失地農民維權代表於長武兩年勞動教養。勞教決定書稱他組織上訪，要人權不要奧運、要土地不要奧運，還接受海外媒體的采訪，特別是與有法輪功背景的媒體有聯系，因而認為他危害了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構成了勞教條件。

北京不僅是奧運會的主場地所在，更是中國的首都。為了讓北京給奧運來賓留下一個“無可挑剔”的美好印象，中共不僅將幾百萬農民工趕離北京，使他們失去了生活來源，而且還下令北京周圍五個省市上萬家工廠停工，使無數工人因此陷入困境。

同樣悲慘的還有幾十萬含冤赴京上訴的訪民，他們無一例外都遭到押解，被遣送回原籍。就拿位於北京豐台區的“上訪村”來說，由於聚集了大批來自各地因征地、拆遷及土地等糾紛而到北京的訪民，這里一向被中國當局視為不和諧、不穩定因素。由於“上訪村”因陋就簡，訪民衣衫襤褸，與“新北京，新奧運”形成強烈反差，自然成為北京市強力整頓的重點目標之一。2007年8月，北京當局對“上訪村”展開大清查，除勒令所有上訪者搬遷，並規定收留上訪者的旅店將被罰款2萬元人民幣。9月下旬，“上訪村”在逾百名北京警察、城管部門人員的強制下被拆除，大批公安並持續在“上訪村”附近驅趕尚未離開或新來的訪民。

保守封閉極權是中共留給西方世界的一貫印象，為了打破這一“成見”，展現所謂改革開放後嶄新的開明的中國形象，中共還挖空心思地大搞奧運攻關。2007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的《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采訪規定》，表面上放松了對外國媒體的限制，試圖營造出言論自由的假象。接著，奧運允許“公園里遊行”也應運而生。西方有民主自由，“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的新中國”當然也要有。一來“劃定豐台區的世界公園、海澱區的紫竹院公園和朝陽區的日壇公園等幾個公園作為外國和中國公民和平集會與遊行示威的場所，”可以向全世界展示中國不缺民主自由；二來，“同時，集會遊行示威活動跟其它國家一樣，需依法提出申請”，可以藉此讓那些“異端”的集會遊行示威名正言順地胎死腹中。與此同時，層層挑選、審察、培訓的工作人員、安保人員和志願者，包圍了所有的國際友人和外國媒體，到處遊走的都是化裝成民眾的密探和安全人員，四處可見的都是組織良好的歡呼的人群，在奧運來賓和外國媒體面前，除了微笑和讚美，一切“異議”和“雜音”都消失了。一時間，中國顯得空前的“開放”與“和諧”！

然而，正如一首題為《這不是人民的奧運！》的詩所寫到的那樣：

“這是一個暴虐的春天。
當良心犯們痛苦的呻吟，一如既往的
從牢門背後傳來，
拉薩街頭的槍聲，
竟重演了20年前恐怖的一幕。
在保障奧運的名義下，
又有多少向世人講述被迫害真相的法輪功學員，
多少堅守信仰的家庭教會信徒，
多少堅持獨立思考和言說的知識份子，
多少勇於保護弱勢群體的維權律師，
多少敢於維護自身權益的上訪民眾，
被戴上了冰涼的手銬。
而人民的嘴巴，
依舊被貼著發黃的封條。
所謂改善人權的承諾，
不過是一紙謊言。
這不是人民的奧運，
這不過是獨裁者的新一輪暴行！

這是一個瘋狂的春天。
為了吸引全世界的眼球，
大陸百姓的生活被置於不顧，
獨裁者正無度的揮霍著納稅人的血汗，
將大把大把的銀子，
從中國撒到海外，從天空撒向大地。
而當奧運到來之際，
等待底層人民的又將是什麽呢？
11類43種人被禁止參與同奧運有關的活動，
上百萬建設奧運場館的民工將被“勸返”回鄉，
流浪乞討人員將被強制“救助”，
廢品收購、小美容美發等低檔行業將被強制擠出北京，
進京人員須出具縣級以上證明----
如此“凈化”城市，連希特勒也自嘆不如。
這不是人民的奧運，
這不過是蒙騙世界的一場政治秀！”

頗耐人尋味的是，與“北京奧運”相比，上世紀三十年代納粹德國舉辦的“柏林奧運”簡直就是異曲同工。

1936年8月1日，在希特勒的主持下，第十一屆奧運會在柏林開幕。

這屆奧運采用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儀式——奧運聖火接力傳遞——由3000多人接力21天，在開幕當天傳遞到守在現場的希特勒面前。聖火點燃之後，巨大的信鴿群從體育場內飛起，標志著“和平的競賽”。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當英、法兩國體育代表團的官員和運動員們走進體育場時，竟然也伸直右臂，向主席台上的希特勒行納粹禮致敬。

1932年，國際奧委會將第十一屆奧運會會址選在柏林。希特勒上台前，曾十分仇視和反對奧運會，指責奧運會是“猶太人和和平主義者搞的花樣”，是“猶太人和共濟會信徒的一項發明……是產生於猶太教的一種遊戲，在民族社會主義者統治的德國是不可能舉辦的”，並斥責德國運動員在1932年奧運會上與黑人一起比賽，有損日耳曼民族的尊嚴。希特勒上台後，由於忙於鞏固自己的統治，起初對舉辦奧運會也並不熱心，但很快他就意識到了奧運會的巨大政治潛能，轉而決定把柏林奧運會打造成美化與宣傳納粹德國的大舞台，用奧運作宣傳工具來強化“雅利安人種優勢論”。為此，希特勒讓政府撥款兩千萬馬克（合當時八百萬美元）資助“柏林奧運”，要求在柏林修建能容納十萬人的體育場，把“柏林奧運”開成一次規模超過以往所有奧運會的政治盛宴。

奧林匹克體育場是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已規劃設計好的，但他親自視察場地之後，覺得還不夠大，吩咐設計師韋爾納?馬克擴大規模，並要求緊挨著體育場西側再建一塊更大的場地。這就是可容納25萬觀眾的五月廣場，主要用作大型集會與閱兵場地，也可進行體育活動。

占地131公頃的“帝國體育廣場”上，除了奧林匹克體育場和五月廣場，還有露天遊泳場、曲棍球場、德意志體育大樓、奧林匹克廣場和按古希臘風格設計的露天劇場等等。體育場和露天空間可以同時容納40萬人。從1934年4月，先後有500家公司2600名工人參與工程，27個月後完工，速度驚人。原本2700萬的預計成本到1936年完工時達到4000萬帝國馬克。

奧運村位於帝國體育廣場9英里之外。納粹政府原本打算把國防軍現成的兵營改裝一下直接用，但當他們了解到，運動員們還是希望住在象奧運村這樣的環境里是，“體育將軍”賴興瑙挑起了這個擔子，他選了一塊鳥語花香的地方，組織國防軍最好的隊伍建設。希特勒有令：造價不是問題。

140幢住宅，每幢以德國一個城市命名，相應地，內部裝飾就照這個城市的風格來。奧運村里有電影院、購物區、郵局、訓練場、桑拿房，運動醫院里設備和人員都配備到最好。消滅了蚊蠅孳生地，又專門運來松鼠天鵝諸般動物，美化氛圍。國際奧委會一位英國官員顯然很滿意，開玩笑說：再來幾只鸛，簡直就成明信片了。第二天，200只鸛鳥從柏林送到。

一家著名的海運公司負責奧運村膳食供應，因為他們為遠洋輪上的大量外國客人供餐，經驗最豐富。他們進口了大量食材，盡可能保證每個運動員的合理要求都能滿足。烹飪設備從5點到24點可以為24000人提供餐食，也就是說所有運動員每天吃5-6頓也夠了。

陸軍元帥勃洛姆堡下令為每支來訪代表隊配一名德國軍官，會講對方語言，負責接待、顧問以及奧運村與德國奧委會之間的聯絡。希特勒青年團成員為各代表隊當聽差，對任何奧運村訪客不論種族宗教，務必禮貌謙恭。

為了在世界輿論面前掩蓋其反猶的真實面目，“柏林奧運”期間，納粹當局甚至把“Ｊｕｄｅｎ　ｕｎｅｒｗｕｎｓｃｈｔ”（“猶太人恕不招待”）的牌子悄悄從店鋪、旅館、啤酒館和公共遊宴場所取了下來，對猶太人和兩個基督教會的迫害也暫時停止了，全國都裝出最規矩的態度。1936年元旦，若幹反猶法令也暫停施行了。這年冬奧會開幕前不久，希特勒下令清除南巴伐利亞地區一切反猶痕跡，納粹報紙《先鋒報》停止在加米施大區發行，自動售報箱從公共場所消失。該地區的旅館接到命令，對外國房客不論種族宗教，要給予極大的寬容。德國政府還通告德國新聞業，不要刊發任何可能引起不快的內容，不評論外國代表隊的種族和信仰。希特勒深知國際社會密切注視著他的德國和他的奧運會，他不想有任何負面報道。

精心籌劃的公關和不惜工本的款待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第三帝國的興亡》中這樣描述道：“戈林、里賓特洛甫和戈培爾為外國客人們舉行了豪華無比的宴會——這位宣傳部長在汪西湖附近福恩寧塞爾舉行了‘意大利之夜’的宴會，招待了1000多位賓客，場面之盛大簡直像《天方夜譚》中的故事。客人們，特別是從英國和美國來的那些客人們，對所看到的情況印象非常深刻：這顯然是在希特勒領導下團結一致的一個快樂、健康和友善的民族。他們說，這跟他們在報上讀到柏林電訊時所得到的印象截然不同。”

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黨由反對轉而大力支持舉辦奧運會，其政治目的是十分明顯的。

正如學者趙文亮在《納粹德國的反猶政策與1936年奧運會》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樣，首先，他們要利用奧運會作為對整個世界播揚納粹主義尤其是日耳曼種族優越的工具，煽動德國的民族主義情緒。美國駐柏林總領事喬治?邁塞史密斯向國務卿所做的匯報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對納粹黨和德國青年人來說，在柏林舉辦奧運會已經變成以納粹主義學說征服世界的象征。假如奧運會不在德國舉行，將會是一個最嚴重的打擊，納粹主義的威信將遭受重挫。”

其次，借舉辦奧運會報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和《凡爾賽條約》之仇，鞏固納粹黨的統治。《民族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的體育精神》一書直言不諱地指出：體育被認為是聯系各國的紐帶，“但世界所有的體育運動都不可能取消《凡爾賽條約》中與戰爭責任相關的那些段落”。“我們還想在德國舉辦奧運會嗎？是的，我們必須舉辦！我們認為由於國際方面的原因舉辦奧運會是十分重要的。對德國來說沒有比這更好的宣傳了”。換句話說，體育是第三帝國報覆所有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中從德國獲取了利益的敵人的手段，而且奧運會正是德國進行報覆所需要的特殊的機會。由於德國人民普遍反對《凡爾賽條約》，希特勒可以借助奧運會的報覆贏得德國廣大民眾的支持。

再次，欺騙世界人民，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繁榮、民主和愛好和平的形象。德國方面估計，在奧運會期間，有超過100萬的遊客要到柏林來(實際上有370萬遊客)，其中有15萬外國人。納粹黨徒們設想，當這些客人到達柏林的時候，他們所看到的是一個模範的城市——愉快、美麗、好客、運作高效，最重要的是沒有任何一直被其批評者指責的那種暴虐的表現。邁塞史密斯估計，大約有4到5個猶太人運動員被允許參加奧運會的訓練，“提供給世界以證明德國不存在歧視”。他指出：“十分明顯，納粹正在利用奧運會以服務其政治目的。”

最後，給法西斯德國蒙上一層和平的面紗，掩蓋其對外侵略的企圖和野心，混淆世界視聽，在外交上為對外擴張和戰爭服務。

果然，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空前的宣傳聲勢，希特勒的如願以償地將“柏林奧運”變成了向整個世界炫示納粹種族理論的有力的實驗場。無論從組織還是運動成績來看，這屆奧運會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體育場館建築的規模和格調是無可比擬的，組織工作是無可挑剔的，運動成績是巨大的，共打破了27項奧運會和世界記錄。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人們還認為從總體上說這是一場最好的奧運會。正如當時一份報紙所報道的：對德國來說，柏林奧運會已經是“一個無限制的政治上的、心理上的和體育上的成功”。在希特勒的“神助”之下，德國奧運代表隊更是大獲全勝，獲得最多金牌：33金26銀30銅；而稱雄多年的美國，只拿到24金20銀12銅。可見，在這屆奧運會上，希特勒和納粹可以說是出盡了風頭。

一九三六年八月，節日盛裝般的柏林，到處飄揚著奧林匹克旗幟和納粹標志。美國記者希爾在《希爾日記》中寫到，“那前所未有的宏大運動場面，讓運動員難以忘懷；那光鮮華麗的城市，讓來訪的客人們，特別是大商人們，興奮不已。”然而，絕大多數遊客並不知道，公共場合反對猶太人的標語剛剛被暫時撕下來；遊客們也不會知道，柏林的吉普賽人在內務部發起的一場“凈化”城市的運動中被趕出市區，關進了郊區的一個臨時集中營；遊客們更不會知道，戈培爾掌管的宣傳部下達了大量指示要求嚴格審查媒體的報導，絕不讓納粹的反人類罪讓世人看出端倪。就這樣，在聖火的“神聖”光環下，整個世界被麻痹了，納粹的反人類陰謀被世界淡忘，當希特勒把戰火燒到整個歐洲的時候，一切都晚了。

熱衷塗脂抹粉，慣於欺世盜名，是共產黨和納粹共同的愛好和特長。對比“柏林奧運”和“北京奧運”，一個是第三帝國的“化裝舞會”，一個是中共最大的“面子工程”，翻遍整部奧運史，再也找不出比它們更相像的兩兄弟了。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38：《我會作見證》與《竊聽風暴》

因為恐懼，人們不敢講真話，成了謊言的附和者乃至幫兇；因為恐懼，人們謹小慎微，戰戰兢兢，對獨裁暴政逆來順受；因為恐懼，人們人雲亦雲，喪失了應有的獨立人格。這就是共產黨和納粹之所以要拼命制造和強化恐懼的奧秘所在。 ——題記

二戰後，一批記錄納粹暴行的見證作品紛紛問世，德國猶太學者克萊普勒的《我會作見證》便是其中之一。與大多數同類作品不同，《我會作見證》提供的不是事後的回憶或反思，而是與時事同步進展的事實記錄和感受，堪稱是一份納粹暴政下德國猶太人日常生活的紀實報告。其中給人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它讓讀者通過一個在場證人的眼睛,身臨其境般地感受到了生活在那個黑暗時代的德國猶太人的強烈的內心恐懼，以及這種恐懼是如何隨著納粹暴政的愈演愈烈而逐步加劇的。

克萊普勒於1881年出生在一個德國猶太家庭，他父親是猶太教的拉比。1914年克萊普勒得到博士學位,在大學里獲得教職。一年後,他當兵服役,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軍隊。

1933年,《我要作見證》開始的時候,克萊普勒是德萊斯頓大學羅曼語言文學系的講座教授,他和妻子剛在德萊斯頓郊外的多爾茲肯買了一塊地,準備在那里蓋一處小房子。這個時候的日記充滿了各種日常生活的家庭瑣事和朋友往來，但政治的黑暗陰影已經從遠處漸漸逼近。

希特勒上台後,野蠻地剝奪了德國民眾的個人自由，恐怖和暴力闖進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反猶不但成了被全面推行的國家政策，而且在迅速升溫。在1933年3月22日的日記中,克萊普勒記錄了教授朋友布魯門費德家女仆辭去工作的事情。這位女仆說要找一個更有長久保障的工作。她覺得“這位教授肯定很快就會請不起女仆了。”同時，克萊普勒也遇到了越來越多的麻煩,先是遭到納粹市長的盤問,繼之教授職位被解除。隨著越來越多的朋友和熟人移居國外,他們夫婦倆的生活也變得越來越孤獨。1935年以後,納粹政治終於入侵到他們生活的全部領域,令他們隨時感覺到死亡的威脅,生活陷入持續的饑餓和無盡的恐懼之中。

盡管克萊普勒一家在一次大戰開始時就放棄猶太教,皈依了基督教，盡管克萊普勒一戰時為德國在前線作過戰,自認為是一個不容懷疑的“愛國者”，認同德國文化和德國語言的程度甚至遠遠超過一般的德國人，盡管他的妻子是雅利安人,他一直覺得自己不至於成為納粹排猶浪潮的犧牲者，盡管克萊普勒對德國的熱愛使得他在還有可能離開德國的時候,選擇了留在德國,但現實的發展讓克萊普勒逐漸明白,他與“德國”的所有聯系都改變不了他的“猶太血統”原罪，他注定不可能成為他所熱愛的德國的一分子。

在克萊普勒的日記中，一件一件地詳細記錄了納粹對猶太人不斷升級的迫害政策：1933年4月7日的“公務員法”,解雇一切“非雅利安”人公立學校教師和國家機構工作人員的職務。1935年9月15日的“紐倫堡法”,剝奪猶太人的德國公民身份,不承認他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1936年4月,禁止公務員與猶太人結伴或婚配。1937年10月,規定各種各樣只為雅利安人服務的商店。1938年8月,規定猶太人必須在一切生意或正式通訊中使用有猶太標記的名字。1938年12月,完全禁止猶太人使用圖書館。1939年6月,清查猶太人家產。1939年9月,禁止猶太人收聽外國電台。同年9月,限制猶太人銀行帳戶,強迫猶太人交出所有現金。1940年初,禁止猶太人進入公園。1941年9月19日起,猶太人一律必須佩戴標志身份的黃星胸章。

1940年5月,克萊普勒夫婦被強迫搬出了自己的家,住進了德萊斯頓的一處“猶太房”中。日益加劇的恐懼成為此後克萊普勒日記的基調,“恐懼,那種在法國雅各賓黨統治下的恐懼,”(1933年3月22日)“我們象生活在中世紀一樣,無助無力,”(1936年9月27日)隨時隨地都有被逮捕和槍殺的危險,“我睡下的時候在想,他們今天晚上會來抓我嗎?會槍斃我嗎?會把我抓到集中營去嗎?”(1939年9月3日)1942年6月23日至7月1日,克萊普勒因違反燈火管制而受8天單獨監禁的懲罰。沒有書,也沒有眼鏡,處在極度的恐懼和虛無,他努力調動自己的記憶,好不容易“從地獄……重新爬向人間。”(1941年7月6日)

1942年到1945年,是納粹最殘暴、最瘋狂的最後幾年,猶太人的處境也越來越危險、絕望，不斷有猶太人遭到屠殺的傳聞傳到克萊普勒的耳朵里，他在日記中詳細地記錄了這些消息。

“保羅?克賴德（一位朋友）告訴我們----據說,但非常可靠,且有多個來源----撤離的猶太人在一隊一隊離開火車時,就在里加被槍殺了。”(1942年1月13日)

“1942年3月,聽說奧茲維茲,4月,告訴妻子在巴比雅和基輔發生的屠殺。1942年10月,稱奧茲維茲為一個“快速的屠宰場”。1943年1月,“從奧茲維茲不斷傳來的可怕消息。”……大家一直在說許多(猶太)撤離者[押解出德國]甚至不能活著到達波蘭。在運牲口的擴車廂里就被毒殺了,車廂然後停在一排早已挖好的群埋坑旁邊。”(1943年2月20日)

“兩則關於猶太人的傳聞:在撤離去波蘭的途中有大規模殺害。另一方面,在匈亞利和美國的協定後,猶太人被允許離開匈亞利。我們覺得第一條很有可能。只有當匈亞利脫離德國時,第二條才有可能。判斷是否正確?茫然。”(1942年8月19日)

“我聽說,不久前許多猶太老人(三百?三千?)被從特瑞新集中營押解出去。後來英國廣播報道說,這些人已經全部被用毒氣殺死。是真的嗎?”(1944年８月10日)

這些傳聞和消息，讓克萊普勒日覆一日地感覺到有一種隨時隨地都可能被押送去集中營的恐怖，並滋生出一種末日臨頭的預感。1945年2月13日至14日，克萊普勒被派去送通知,被通知的許多人都是病人或有小小孩的母親,他們都是下一批押送集中營的對象。克萊普勒知道下一批就輪到他自己了。

1942年5月30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天,在吃早飯的時候,我們談到了人的承受和習慣事物的出色能力。我們生存在極端醜惡之中,為生命而恐懼,饑餓(真正的饑餓),不斷翻新的禁令,越來越殘忍的奴役,每天都在逼近的致命的危險,身邊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徹底的無助。-----我們就這麽茍延殘喘”。

克萊普勒盼望能活著看到希特勒完蛋的那一天。他有好多想要做的事情,但又總覺得怕是活不到那一天了。1942年10月24日他寫道，“當我想象希特勒主義末日的時候……我常常問自己,希特勒完蛋以後,我有什麽事情要做呢?我要從哪里開始呢?我很肯定我不會有多少剩下的時間了。我已經許久沒有關注18世紀(文學),得更新一下知識。……是不是在第三帝國(或第三帝國語言)研究中再加一章,不,也許是一卷?第三帝國語言,這個題目是不是太狹窄?是不是該把它擴充為第三帝國思想史?還是回到以前計劃的(希特勒主義)哲學詞典?我是不是該專心地重操舊業,更新自己的學問?我現在是不是該移居美國,學習英文呢?我的健康、精力、體力還能不能勝任這些事情呢?……想起做這些事情,我真的很害怕。無論如何,我常常覺得,我是活不到那一天了。”

生活在納粹的暴政下，恐懼不僅籠罩著千千萬萬象克萊普勒這樣的“猶太賤民”，而且也深植於成千上萬德國人的內心深處。

根據克萊普勒的觀察,對於陷於極度困境中的猶太人，絕大部分德國人的態度都是袖手旁觀，不聞不問，這固然是因為他們被納粹的仇猶思想洗了腦,但同時也是由於納粹對同情和幫助猶太人的德國人處罰嚴厲，他們自身也生活在巨大的恐懼之中,生怕與猶太人有所牽連,災禍便隨時會落到自己頭上。在1942年4月19日的日記中,克萊普勒記道,“這位教授因為對猶太人太友善被處以高額罰款,……亞里安人確實有害怕與猶太人交往的理由!蓋世太保痛恨一切人與人的關系。”1943年3月2日,他記道,“又發布了一道新的命令。任何人如果給將要押解的猶太人送東西,警察都可以將他槍斃。”果然，曾經冒險幫過克萊普勒的契特後來就被蓋世太保關進了集中營。

除了害怕和猶太人有牽連，德國人還害怕跟反納粹的言行沾上邊。

索菲?朔爾是德國著名的反納粹英雄，當年曾冒著生命危險參與制作和散發反納粹的傳單，並因此慷慨就義。但她並非從一開始就這麽勇敢。初到慕尼黑的索菲看到哥哥漢斯?朔爾書中“反抗暴政”的詞句時，曾滿懷憂慮地說：“我很害怕。”這種恐懼不但真實，而且也是生活在納粹陰影之下的德國人的普遍心態。正因為如此，許多人不敢拿反納粹的傳單，更不敢看傳單。一些學生碰到這種傳單時甚至如同觸電一般，迅速丟棄。“蓋世太保，這四個字使最大膽的人也膽戰心驚”。

象密布的陰雲，恐懼同樣也籠罩著共產黨當權的國家。曾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竊聽風暴》，逼真地向我們揭示了這一點。

影片中的故事發生在東德。這個共產黨國家雖說不大，但秘密警察“史塔西”卻擁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12萬諜報人員、1千多名電話竊聽人員和2千多名郵件檢查員，還有龐大的17萬5千線民。全國1800萬人口中，竟然有30多萬人從事間諜活動，堪稱是史上規模最空前的超密度間諜網。

因為到處都是線民，東德竟有600多萬人被建立了秘密檔案，占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東德，“你發出的每一個聲音，都是有人聽到的，你作的每一個動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細觀察的。”無論何時何地，人們都會感到背後有眼睛在盯著自己。除了秘密警察外，被監控者很可能同時是監控他人的線民，監控者也往往會被另一個線民所監控。因為害怕，或者是為了利益，同事、朋友，甚至親友和夫妻之間，互相監視告密的事也時有發生。在《竊聽風暴》中扮演秘密警察的男主角烏爾里希?穆埃的妻子，就曾經是一名“史塔西”的告密者。無怪有人說，當年的東德簡直就是《1984》的現實版。

影片一開始，是秘密警察魏斯樂在審訊在押犯。沒有慣見的嚴刑拷打，沒有淒厲的大哭喊叫。審訊者魏斯樂的語氣也出奇的平靜，不像是在對犯人審訊，而像是在對熟人問訊。

魏斯樂在劇作家德瑞曼家安裝竊聽器時，被對面的鄰家婦女窺見。魏斯樂對她說：“麥尼克太太，如果你向任何人透露半點，你就永遠再也見不到你的家人了。”語氣也絕不像恫嚇，像是在給這個婦女發個平常的通知。在以後多次出現的魏斯樂監聽的場面中，他總是面無表情地戴著一副耳機竊聽，或注視著錄像屏幕，那感覺就如同在實驗室里進行科學實驗。

還有一個場面也耐人尋味。在秘密警察的餐廳里，一個青年在說前東德最高領導人的政治笑話，在當時這絕對是件大逆不道的事，不巧又被魏斯樂的上司格魯比茨聽到了。為此這個青年非常緊張，但格魯比茨非但沒有制止他，反而鼓勵他說完，並且大笑，以致這個青年也只得跟著笑起來。這樣的氣氛雖然不是恐怖片，但比任何恐怖片還恐怖。

影片中的另一個人物是文化部長亨普，表面上看上去他彬彬有禮，和藹可親，實際上卻是個男盜女娼陰險無恥的家夥。在劇院為慶祝德瑞曼的新作首演成功舉行的酒會上，他一邊裝模作樣地跟德瑞曼說著場面上的套話，一邊卻偷偷摸他妻子克里西斯塔的屁股。過後，他又以職權威脅克里西斯塔，強迫她滿足自己的肉欲。

在課堂上，魏斯樂對他的特工學生們說：“你們做審訊工作是在和社會主義的敵人進行鬥爭，罪犯們知道他們面對的是我們的正義。”正因為如此，秘密警察無需對“主義”的敵人發威，無需聲色俱厲，無需暴跳如雷；他們清楚地知道，只要他們一出現，就足以令人喪膽；只要說出“斯塔西”這個名稱，就立即會讓人毛骨悚然。

影片中，恐懼無處不在，深入人心。它印刻在在押犯的臉上、埋藏在麥尼克太太的心窩，植根於說政治笑話的青年的神經末梢中，注滿在劇作家妻子克里斯塔的全身血液里……

“在一個極權體制里絕無任何私密。”這是《竊聽風暴》德文廣告上的一句話。影片中的東德便是鐵證！在這里，監控和告密不但是人們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甚至成為了一種潛在但又必需奉行的生活方式。生活在這樣一個密不透風，人人自危的監控網中，人們怎能不恐懼？！這是一種沒有任何私密、沒有任何自由、每天都在提心吊膽、誰都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恐懼。這種恐懼讓人窒息，讓人瓦解，讓人精神崩潰，讓人徹底絕望。難怪有人說，在德國上一世紀的歷史上，希特勒的集中營制造了人類最殘酷的恐懼，東德的“斯塔西”則制造了人類最深刻的恐懼。

這種恐懼同樣彌漫在共產黨當權的捷克。著名的捷克持不同政見者哈維爾曾對此做過極為精準的剖析。

一個蔬菜店的經理在他的櫥窗里貼了一個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在共產黨時代的捷克，城市的街道上隨處可見這樣的標語。與一般人不同的是，哈維爾用顯微鏡般的眼光，發現了隱藏在這一人們熟視無睹的景象背後的社會心理。

他提問道：蔬菜店經理“這樣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們傳達什麽信息？他是否對全世界無產者的大聯合真的十分熱衷？他當真覺得他的熱情強烈到非得讓公眾都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過，這個大聯合該怎麽實現，實現了又怎麽樣？”（注1）

哈維爾斷言：“大多數商店經理對於櫥窗上的標語的意義是從來不會過問的。標語是上面批發蔥頭和胡蘿卜時一起發下來的，經理只有照貼不誤，否則便會有麻煩。他這樣做不過是表示‘我，某某經理，懂得自己該作什麽，是個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應該過上平安日子。’如果這個經理奉命貼上另外一條標語：‘我膽小怕事，最守本分。’雖然意思是真的，但是經理倒不會無動於衷，因為這樣做就表示了他是一個怯懦的人，而這有辱他做人的尊嚴。因此這個經理貼‘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可以掩蓋他唯命是從的可鄙的心態，同樣也掩蓋了權力的可鄙的基礎。‘它用某種高等的東西掩蓋基本的現實。這個高等的東西就是意識形態’”。（注2）

為什麽一個蔬菜店的經理會被編織進意識形態的網中？哈維爾的答案是：因為恐懼。“恐懼並不是當前社會結構中僅有的建築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

在共產黨統治下得捷克，每個人都有東西可以失去，因此每個人都有理由恐懼：“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學老師講授他並不相信的東西；因為恐懼自己的前途，學生跟在老師後面重覆他；因為恐懼不被允許繼續自己的學業，青年人入團和參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動；在這種畸形的政治信譽的制度下，因為恐懼他的兒子或女兒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學總分，使得父親采用所有義務的和‘自願’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為恐懼拒絕的結果，導致人們參加選舉，給被推薦的候選人投票，並假裝他們認為這種形同虛設的走過場是真正的選舉；出於對生計、地位或前程的恐懼，他們不得不投票讚成每一項決議，或至少保持沈默；是恐懼使得他們經歷自我批評、贖罪、不光彩地填寫一大串丟臉問題的令人羞辱的行為。恐懼或許有人會告發他們，將他們驅逐出現存社會，他們通常在私下里表達他們真實的想法。在大多數情況下，使得勞動者以他們名義的所謂‘工作義務’，是那種恐懼忍受經濟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為了討好權勢者。實際上，同樣的動機也隱藏在建立‘社會主義勞動突擊隊’的背後，存在於這種清醒地意識到它們的主要功能是在給上級的合適的報告中被提及。恐懼導致人們出席各種官方的慶祝會、示威和遊行。因為恐懼被從正在進行的工作中驅趕出來，許多科學家和藝術家效忠於他們事實上並不接受的觀念，寫他們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虛假的東西，參加官方的組織和參與他們認為是幾無價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刪改他們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許多人甚至報告恰恰是他們自己對被報告人做的那種事情。”（注4）

哈維爾並進一步分析說，“當然，我所說的恐懼，並不是通常心理學意義的一種確切的情感。我們在周圍看到的大多數人並不像顫動的樹葉那樣發抖：他們的臉上呈現著堅定、自我滿足的公民的表情。我們涉及的恐懼是在更深的意義上，如果你願意，可以說它是在倫理學的意義上，即對於一種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機的集體意識或多或少的分享，憂慮什麽是或可能是受威脅的，並逐漸變得習慣於這種威脅，將其認作實用的方法，我們追隨各種外部適應的形式作為僅有的自我保護的有效手段。”（注5）

按照哈維爾的看法，捷克人的心中之所以彌漫著恐懼，歸根到底是因為他們都生活在一張“覆蓋整個社會”的巨大的網中，“雖然對於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間內，都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這張網，不能觸到它的細絲，但甚至頭腦最簡單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識到它的存在，承受它每時每刻沈默的在場”。這張巨大的網不是別的，就是“無處不在的，至高無上的國家警察”，它“可以在任何時候幹涉一個人的生活，沒有他反抗的任何機會，可以充分地剝奪一個人的生活中本來的和可靠的方面，將其轉變為一種沒完沒了的偽飾。”（注6）

在中國，恐懼同樣無處不在。前不久，著名導演馮小剛在微博上訴苦說，“說兩句實話，代價是很大，先是媳婦不讓睡覺，苦口婆心央求：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少說兩句實話行嗎？後是兄長如道明，聲色俱厲質問：你不說實話能死嗎？他戳痛我：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沒關系，你倒多大的黴跟我有關系！說兩句真話竟讓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認栽。收聲。往後我要嘴里沒實話，大家包容。”馮導究竟說了什麽“實話”讓老婆朋友如此擔驚生怕？原來，那是在這之前，他發過一條微博，說：“我耳朵饞，聽了幾嘴閒話。意思是說：不是戲子無情，是婊子無情。污蔑別的群體我也就算了，污蔑婊子，我還真得主持個公道。文革時沒婊子行業吧？住在北京西什庫的教友和修女們被逼著燒聖經神像，不從就用皮帶抽，修女們哭著親吻聖經投入火中。這種喪盡天良助紂為虐的事婊子是幹不出來的。是誰更無情呢？”僅僅曝光這麽一件文革時代的舊事，老婆朋友就緊張成那樣，可見他們心中的恐懼有多深。有錢有勢的明星大碗尚且如此，普通人更可想而知了。

不僅是東德人、捷克人和中國人，其實在所有共產黨國家，人們都生活在同樣的恐懼之中。

因為恐懼，人們不敢講真話，成了謊言的附和者乃至幫兇；因為恐懼，人們謹小慎微，戰戰兢兢，對獨裁暴政逆來順受；因為恐懼，人們人雲亦雲，喪失了應有的獨立人格。這正是納粹和共產黨之所以要拼命制造和強化恐懼的奧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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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注1：崔衛平譯《哈維爾文集》第2頁
注2：崔衛平譯《哈維爾文集》第3頁
注3：崔衛平譯《哈維爾文集》第9頁
注4：崔衛平譯《哈維爾文集》第8-9頁
注5：崔衛平譯《哈維爾文集》第9頁
注6：崔衛平譯《哈維爾文集》第10頁

又：本文上半部分大量引述了徐賁《見證極權統治下的日常生活》中的相關內容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39：《意志的勝利》與《東方紅》

在共產黨和納粹當道的時代，文學家也好，藝術家也好，創作什麽和怎樣創作都得聽命於官方的意志，毫無自由可言，整個國家的文學藝術都被政治強行綁架了，淪為黨的宣傳品是它們難以掙脫的可悲宿命。 ——題記


1933年10月30日，柏林烏發宮影院迎來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一部名為《意志的勝利》的德國紀錄片在此舉行首映，到場觀看這部電影的除了全體納粹高官，還包括帝國總理希特勒。

一部紀錄片的首映何以竟受到納粹政府的如此青睞？原來，授意拍攝這部影片的不是別人，恰恰就是希特勒本人。

1934年9月4日至10日，為慶賀上台一周年所取得的“勝利”，納粹黨決定在紐倫堡召開掌權後的第一次黨代會。希特勒特地邀請他最欣賞的德國女導演萊尼?里芬斯塔爾為這次黨代會攝制一部紀錄片。

為了把納粹黨變成銀幕上最完美和最有力量的形象，希特勒不惜血本，給里芬斯塔爾提供了空前的拍攝條件：無限制的經費，一百多人的攝制組，無數的聚光燈，16名一流攝影師、30台攝影機所組成的規模龐大的攝影隊同時開工，22輛配備司機的汽車和身著制服的機動警官，全部隨時聽命於里芬斯塔爾的調遣，紐倫堡甚至為拍攝還專門修建了特殊的橋梁、塔和斜坡路，使里芬斯塔爾的攝影機能夠上天入地，無所不能。

里芬斯塔爾是個狂熱的納粹信徒。為了取得最理想的銀幕效果，她在拍攝過程中調動了推拉搖移、近拍遠攝、俯瞰與仰角等一切電影手段。按照她的要求，電影中的所有畫面都要確保在最美的光線下、最美的角度下，以正確的曝光與拍攝角度來拍攝。為此她不惜動用幾十台攝影機從各種角度一起拍攝，然後從以這種方式拍攝到的大量膠片中選擇她所需要的畫面，最後再從17萬英尺的膠片中剪輯出這部電影。影片完成後，里芬斯塔爾又特意將希特勒為這次黨代會提出的口號——“意志的勝利”用作了片名。

《意志的勝利》上映後，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在影片中一幕幕壯觀畫面的演繹下，遊行、集會、吶喊、舉手被處理成了恢宏的史詩，希特勒成了先知摩西，納粹主義思想變成了令人陶醉的視覺幻想曲。戈倍爾對它讚不絕口，稱它“成功地擺脫了陷入簡單宣傳的危險”，將偉大時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這是一部紀念豐碑式的影片，它讓所有看過它的人，都無不為那些壯觀的遊行方隊激動萬分，從而堅定其信仰，同時亦為她洋溢著的藝術激情所感動……”1934年5月1日，為表彰里芬斯塔爾拍攝《意志的勝利》的“非凡功績”，納粹當局授予她“國家電影獎”。緊接著，這部影片又獲得了1935年威尼斯電影節和巴黎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

從專業的角度說，《意志的勝利》的藝術性確實堪稱世界一流，在電影語言和拍攝技術上不但多有創新，而且迄今影響猶在。但所有這一切，歸根結底都服務於一個目的，就是神化希特勒和納粹。正因為這個緣故，它才被公認為紀錄片史上“最具權威性的宣傳電影”，里芬斯塔爾本人也才被稱為“種族社會主義自我標榜最有想象力的宣傳員”。

那麽，在《意志的勝利》中，里芬斯塔爾究竟是如何天才地運用電影語言神化希特勒和納粹的呢？《納粹時期的電影天才》一文對此做了頗為詳盡準確的分析。

文章說，“伴隨於誇張得有些滑稽的姿勢，希特勒在集會中面向數十萬軍民激動地演講，他說，‘是上帝引導我們發動這場運動。這次運動不是哪一個凡人創造的。這是上帝的旨意，由我來領導執行。我每一天每一刻都想著德意志人民。我們要建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萊尼?里芬斯塔爾的影片完全就是針對希特勒的演講而做的推理、論證和闡釋，或者這一切都不需要，《意志的勝利》只是萊尼?里芬斯塔爾用電影語言對於希特勒的演講稿加以翻譯的成品。民族、國家、上帝與希特勒和他的國社黨被雷妮徹底地整合成了一個同構體。

“影片開始的第一個鏡頭是希特勒乘坐飛機前往紐倫堡參加集會。萊尼?里芬斯塔爾坐在另一架飛機上，拍攝了希特勒如何從雲端降臨到地上的過程。這只是第一個鏡頭，導演就用電影的手段將上帝從他的座位上挪開，代之以希特勒。在萊尼?里芬斯塔爾看來，希特勒就是上帝，他不僅是精神偶像，而且還將作為德國的救世主，帶著力量與光榮，如果可能的話，還有幸福的生活——從天而降，來拯救所謂民族和國家。在用遠景表現了希特勒走下飛機舷梯的場面之後，萊尼?里芬斯塔爾用了一組巧妙的正反打鏡頭。這種手法在1934年的時候已經成為非常普通的技巧了，但在《意志的勝利》中卻別具深意。希特勒和他的衛士們站在遙遠的停機坪那里，激動的人群站在馬路邊上。兩者之間的距離被導演用正反打鏡頭掩蓋了，看起來就好像元首正親密無間地與群眾站在一起。攝影機跟隨希特勒穿過黑暗的隧道，駛入開闊而明亮的馬路。這里的寓意再也明顯不過了——萊尼?里芬斯塔爾將希特勒定義為帶領黑暗德國走向光明的領路人。當希特勒的車隊經過人群時，多次出現的近景或特寫鏡頭都是從希特勒的背面拍攝的。這個奇怪的攝影角度實際上一點都不奇怪：德國人民將永遠跟隨在元首的身後前進。這個野蠻的邏輯貫穿了整部影片的始終。在接下來的鏡頭中，導演還將這個邏輯提升到了神話的高度。影片中出現了紐倫堡城里的雕塑，是將攝影機架在行駛的汽車上拍攝的。那些靜止的物體因此具有了動感，好像在向希特勒行注目禮，並且隨著車隊的遠去而扭轉了自己的身體。
　　
“這僅僅是萊尼?里芬斯塔爾在《意志的勝利》第一段落中布置的機關。在構成全片的十三個段落中，幾乎每一處都能看到她的‘苦心’。在第二段落‘夜晚集會’開始的第一幕中，萊尼記錄人們在希特勒下榻的旅館前集會的場景。無數的火把在小夜曲聲中亮起，畫面上叠印出納粹黨旗。這個簡單的技巧在這里傳達出同樣簡單的含義：希特勒和他的政黨就是德國唯一的光明與希望。攝影機緩緩搖起，離開地上的火把，將焦點對準旅館樓頂上的十字納粹標志。在徹底的黑暗的天空背景之上，只有那個罪惡的十字是唯一明亮的東西。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什麽能夠給德國帶來希望的曙光了，包括上帝和所有的星辰——如果影片要加上說明字幕的話，萊尼?里芬斯塔爾一定會將這句話印上去。

“在其他的段落中，萊尼習慣使用的第一個鏡頭總是十字或者鷹的標志，只有第三段落不同。這一段是以一個俯拍房頂的鏡頭開始的。所有淩亂的場面全部被那些大面積的灰色房頂掩蓋起來了，制造出一種安寧而幸福的假象。在這一段落中，還兩次出現了從窗口位置拍攝的鏡頭。第一次在窗外看到的是一面納粹旗幟，第二次在相同位置出現的東西卻被置換為一盆菊花。在這樣的置換當中，萊尼?里芬斯塔爾完成了對於納粹的比喻式。當然，對於這些類似於生活情趣的描繪並不是導演所偏好，她同她的元首一樣喜歡鋼鐵、鮮血、民族之類的詞匯，並且表現出宗教迷狂般的熱愛。
　　
“影片中曾多次出現尖頂的哥特式教堂並且與希特勒青年團的營地叠印在一起。在這種燥熱而激動的宗教氣氛中，萊尼將元首與士兵的關系解釋為上帝與子民的關系。她再一次將上帝辭退，代之以希特勒的形象。除了這種直接的置換之外，影片中還不乏詭辯式的納粹三段論。影片中有這樣一個場景：士兵們在向長官報告自己的家鄉，那些五花八門的地名組成了德國這一概念。當他們匯報完畢之後，鏡頭轉向了希特勒，隨即又轉向納粹旗幟。‘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元首’的瘋狂口號在這里成了萊尼唯一的電影語法。”

作為“最具權威性的宣傳電影”,《意志的勝利》不僅是納粹電影的象征，也是整個納粹德國文學藝術的象征。

希特勒上台後，在對“非日耳曼文化”發動“大掃蕩”的同時，對文學藝術進行全面的嚴格管制，把曾經誕生過歌德海涅的德國文化完全變成了宣傳納粹思想，對納粹當局進行歌功頌德的政治工具。

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克勞斯費舍爾所指出的那樣，“審視納粹的建築、藝術或繪畫，一個人可以很快得到這樣一種感覺：表情、形體和色彩都要服務於宣傳的目的；它們都是納粹的價值——權力、力量、堅強和北歐人的美貌——程式化的表示。”（注1）

文學更是被理所當然地定位為納粹意識形態的吹鼓手。希特勒上台後，一大群熱烈謳歌新社會的納粹“新詩人”爭相湧現，他們的作品成為獻給納粹黨的集體情詩，更成為“種族社會主義”的戰歌。納粹小說的典範是約瑟夫?戈培爾的《米歇爾》，其中“包含了所有相關的法西斯主義的主題：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壕里的同志之情、戰後的混亂、具有鋼鐵般意志的理想主義的德國青年、血液比大腦的優越性、種族和元首神秘的關系、共產主義者和猶太人腐蝕性的權力、母性和家庭的理想、用種族社會主義英雄式的生活方式抗擊資本主義墮落的生活方式。”（注2）

電影也不例外。以故事片為例，第三帝國一共拍了1363部故事片，不外乎宣傳和娛樂兩大類。前者自不必說，即便是後者，最終也是為納粹政治服務的。大多數娛樂片提供了在納粹當局保護下無憂無慮和毫無污點的生活景象，起到了麻醉人民，為納粹裝點門面的作用。

與納粹相比，共產黨國家不僅更看重文學藝術的作用，也更擅長發揮這種作用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在“黨的關心和培育下”，全新的“無產階級文學藝術”猶如雨後春筍，從“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腐朽沒落文化”的廢墟中迅速破土而出，很快占領和壟斷了文學藝術的各個領域，本應反映人類自由心聲的文學藝術完全淪為了共產黨的化妝師和吹鼓手。

在中國，共產黨明確規定文學藝術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毛時代的文學作品以歌頌“革命史”，讚揚“新社會”為基本的創作題材和主題。如長篇小說中屬於歌頌“革命史”的有孫犁的《風雲初記》、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吳強的《紅日》、梁斌的《紅旗譜》、楊沫的《青春之歌》、羅廣斌和楊益言的《紅巖》、瑪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等；屬於讚揚“新社會”的有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趙樹理的《三里灣》、艾蕪的《百煉成鋼》、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柳青的《創業史》、草明的《乘風破浪》等。當時的著名作家如郭沫若、冰心、巴金、老舍、艾青、田漢、曹禺以及詩人郭小川、賀敬之、聞捷、李季、李瑛、公劉，散文家劉白羽、吳伯簫、楊朔等的創作內容也不外乎對“革命史”的歌頌和對“新社會”的讚揚。用官方語言說，“上述作家優秀作品的共同特點都是洋溢革命的激情，著力塑造工農兵新英雄形象，突出反映社會生活中的階級鬥爭，譜寫新時代人民推倒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偉大歷史進程，字里行間充滿理想主義的色彩。”(注3)

歌頌領袖歌頌黨歌頌新社會，同樣是貫穿於毛時代一切藝術作品中的“主旋律”。在繪畫藝術方面，標志性的作品有董希文的《開國大典》、靳尚誼的《毛主席在十二月會議上》、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壯士》和陳逸飛、魏景山的《攻占總統府》等。在戲曲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文革時代風靡一時的“八個樣板戲”，即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海港》、《紅燈記》、《沙家浜》、《奇襲白虎團》、現代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及交響音樂《沙家浜》，它們精心塑造了一批“高大全”的“無產階級革命英雄形象”，被官方譽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戲曲改革、戲曲現代化的最高成就”。毛時代的電影主要有三大類，第一類是“塑造革命英雄形象，表現人民群眾在革命戰爭中奮鬥與犧牲的影片”，像《南征北戰》、《平原遊擊隊》、《林海雪原》、《渡江偵察記》、《英雄兒女》等。第二類是“表現舊中國現實人生，揭露與控訴舊中國的黑暗，描繪勞動人民奮起抗爭的影片”，如《白毛女》、《祝福》，這些電影多改編自現當代文學名著作品。第三類是“表現新中國成立後的變化，以及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湧現的新人新事的影片”，如《橋》第一次在銀幕上塑造了工人階級的形象，《李雙雙》生動體現了農村婦女的“嶄新風貌”。

在迄今為止的“新中國文學藝術”中，最具代表性也最為中共首肯的作品當屬大型音樂舞蹈劇《東方紅》。

1964年10月2日，《東方紅》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首次與觀眾見面。它以氣勢磅礴的《戰鼓舞》開場，威武的鼓手敲響了舞台正中的一面大鼓，眾多的莊稼漢以手中的鑼、鑔予以響應，震天的鑼鼓、矯健的舞姿展現了一個所謂“站起來了的民族”的巍巍雄姿。接下來以分場表演的形式，用不同題材、體裁、風格、樣式的藝術手段，從不同角度表現了所謂“人民勝利後的喜悅”。有載歌載舞的主題性敘事，有豐富的各民族舞匯萃，有精彩的個性化表演，有恢宏的大集體場面……百余個演員組成的龐大演出隊，井然有序組成了一幅看上去頗為壯美的大畫圖，具有相當高的觀賞性和強烈的感染力。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董必武等中共領導人同各國貴賓一起觀看了這次演出。首演後，《東方紅》又連續上演了14場，場場爆滿，盛況空前。10月6日，毛澤東親自觀看了演出。

《東方紅》的上演在當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譽為“新中國文藝演出的最大盛事之一”。中共宣傳媒體稱，這部作品聚集了30多名各個門類最傑出的藝術家，動用了3000多人的宏大陣容，采用歌、舞、詩三位一體的形式，以豪邁磅礴的氣勢和雄偉壯闊的場面，藝術地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打倒軍閥統治，趕走日本侵略者，埋葬蔣家王朝，解放全中國的壯麗輝煌、激動人心的光榮歷程，以其獨特的魅力成為中國革命史詩中的藝術瑰寶和革命英雄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時代經典，是建國後新中國文化藝術成就的集大成之作。

特別需要提及的是，《東方紅》不但是周恩來親自策劃的，而且從開始排練到上演，事無巨細他都詳細加以指導，以致被人稱作“周總導演”。這種指導有藝術方面的，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把關”。其中他最為關心的是如何在這部歌舞劇中表現中共的誕生、秋收起義、遵義會議這幾次大的歷史事件。“東方曙光”是一場反映中共誕生的大歌舞,當時尚沒有這方面的現成歌曲，周很是著急。時任文化部部長的周巍峙為此專門到音樂研究所找到了一首名為《北京吹來十月的風》的歌詞。周看了歌詞很高興,認為它很好地說明了馬列主義傳播和中國革命的關系,也表達了毛澤東所說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官方說法。而作曲家李煥之參考二十年代群眾歌曲的風格為這首歌詞譜的曲子也很受周的讚賞。最後，周還親自為這首歌設計了布景:天幕的左側是光芒四射的馬克思、列寧畫像,在畫像前同時升起兩面旗幟,一面是黨旗,一面是繪有毛澤東青年時代頭像的紅旗。在兩面旗幟的導引下,行進著中共的隊伍。周說,當時代表黨的正確路線的是毛澤東同志,所以決定在紅旗上加上他的頭像。按說，周是國家總理，並不是藝術家，可他竟然在百忙之中對一部音樂歌舞劇如此不厭其煩細致入微地進行指導，足以說明他要將《東方紅》打造成一部經典政治宣傳品的急迫心理。

1965年，《東方紅》又被拍攝成藝術影片，在國內外上映。從那以後，這台大型音樂舞蹈劇中的眾多經典曲目，如《井岡山》、《八月桂花遍地開》、《飛越大渡河》、《長征》、《遊擊隊歌》、《到敵人後方去》、《保衛黃河》、《團結就是力量》、《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歌唱祖國》《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等，很快風靡全國，甚至傳唱至今，影響了幾代中國人。

在納粹時代和共產黨國家，文學家也好，藝術家也好，創作什麽和怎樣創作都得聽命於官方的意志，毫無自由可言，整個國家的文學藝術都被政治強行綁架了，淪為黨的宣傳品是它們難以掙脫的可悲宿命。盡管在大量粗糙低劣的作品中有時也會冒出幾部精致優質的上乘之作，比如紀錄片《意志的勝利》和音樂舞蹈劇《東方紅》之類，但這並不能改變事情的本質。精致優質的宣傳品終究還是宣傳品，盡管與粗糙低劣的同類相比，它們的宣傳水平要高超得多。而社會為此付出的代價則是，文學藝術完全喪失了自己的自由本性，其生命力被徹底扼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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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注1：譯林出版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392頁
注2：譯林出版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394頁
注3:見張炯《新中國文學五十五年的成就和前瞻》，載《文藝報》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40：納粹黨徒的歡呼與紅衛兵的熱淚

狂熱，尤其是政治狂熱，意味著理智的喪失，意味著盲從、沖動和巨大的破壞性，甚至意味著為所欲為的暴力，對人的尊嚴乃至生命的肆無忌憚的踐踏和摧殘。凡是想要控制、利用民眾奪取和鞏固權力的政治勢力，無不熱衷於煽動這種畸形的精神亢奮，共產黨和納粹的歷史就是最好的例證。 ——題記

在德國東南部的巴伐利亞州，有一座富有中世紀情調的歷史名城，名叫紐倫堡。希特勒上台後，將它定為“帝國黨代會城市”，每年都有五十萬納粹黨員從德國各地來到這里，舉行為期一周的黨代會，並同時舉行閱兵和遊行。

納粹當政19個月後的1934年9月5日，是第三帝國歷史上一個非同尋常的日子。當天，希特勒蒞臨紐倫堡，特去主持他掌權後舉行的第一次納粹黨代會，檢閱他的忠實信徒。這屆黨代會規模空前，是納粹黨歷史上一次異常狂熱的慶典。

那天早晨，當希特勒乘坐的飛機飛臨紐倫堡上空，映入人們的眼簾時，機翼下方這座古老的城市開始沸騰了。期待的人群一望無際，紛紛翹首仰望天空。陽光下，飛機越飛越近，越來越大，轟鳴著盤旋在城市上空。很快，巨鷹降落地面，開始緩緩滑行，最終停了下來。此時，站在機場上翹盼已久的數千之眾，紛紛揮動著行納粹禮的右臂，歡呼跳躍著，其興奮喜悅之情達到了高潮。當飛機停穩後，希特勒走出機倉，出現在舷梯上時，人群中頓時爆發出一陣陣震天動地此起彼伏的“希特勒萬歲！希特勒萬歲！”的歡呼聲，人們的臉上無一不洋溢著無限敬仰與感激之情。隨後，希特勒在歡呼聲中登上敞篷汽車，駛進市區。紐倫堡幾乎傾城出動，市民們紛紛走出家門，興高采烈地夾道歡迎這位“德國人民偉大的元首”。入夜，人們又蜂擁著聚集在希特勒下榻的賓館前，不斷地呼喊“希特勒萬歲！”

9月7日夜，20萬名納粹黨員齊集卓別林體育場，他們打著２０多萬幅旗幟，排成密集的隊形，懷著難以抑制的激動在此聆聽希特勒的演講。在可怕的寂靜中，這位德國大獨裁者的聲音通過擴音器響徹全場，產生了可怖的效果。“我們是強大的，將會更加強大！”他說。希特勒演講結束後，赫斯宣布：“從此以後，納粹黨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國，德國就是希特勒！萬歲希特勒！萬歲勝利！萬歲勝利希特勒！！”狂熱的人群一齊跟著振臂高呼，他們無一被這樣一種頗具誘惑力的歡慶氣氛所陶醉、所激動。

最後，黨代會舉行了盛大的閉幕式。成千上萬的人們，在大會現場忘情地呼喊著，高唱著，向主席台上那個大獨裁者歡呼致敬，如醉如狂。閉幕式上，希特勒以他慣有的尖利刺耳的聲音，伴之以手舞足蹈的動作，歇斯底里大發作似地發表的演講，更是讓在場聽眾熱血沸騰，心潮澎湃。他說：

“黨代會的第六天就要結束。這六天就像是政治力量的宣示，對我們隊伍以外的千百萬德國民眾，對千百萬的戰士，它意味著更多。在大會上，鬥爭中成長起來的老戰士和同志們，互相見面，交流情感。也許你們之中的部分人不喜歡這種正式的，黨的同志之間的會面，而更懷念在勇敢的作為一名民族社會主義者在最困難的時候戰鬥（的時刻）。（鼓掌）

當我們最初只有七個成員時，她已經有了自己的兩個原則。第一，她將是一個純意識形態的政黨。第二，它將毫無商量余地地成為德國的一支，也是唯一的一支力量（鼓掌）。我們必須保持在少數人，因為那是要為國家做出最有價值的鬥爭和犧牲的人。要知道，真理永遠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鼓掌）。同時，由於這些人都是德國種族最優秀的人，他們可以自豪地宣稱，對國家和人民的領導權。德國的人民應該自覺服從這些人的領導！（鼓掌加致敬歡呼）德國人民很高興得知再也不用經歷政權更叠，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就是德國永遠的支柱！（全場起立致敬）任何自以為流著高貴的血的人、有目的地利用它去取得力量的人，將永遠不會放棄！（鼓掌）

人類中總有一部分願意挺身而出去戰鬥，他們比千百萬其他同志貢獻的更多。他們並不滿足於簡單的發誓“我堅信！”，更是堅決地說“我要戰鬥！”（熱烈鼓掌歡呼）

黨在任何時候都將是德國人民的領導。她將以其教導，更重要的是它鋼鐵般的組織、靈活的策略和組織形式：他將成為一所訓練學校，就像政治領導人的“上帝的命令”（鼓掌）。

將會看到，總有一天，所有能站立起來的德國人都成為民族社會主義的一員。其中的精英，就是你們，納粹黨員！（長時間致敬）

我們的敵人曾經一次又一次的迫害我們，使我們愁眉不展，（他們的迫害）剔除了我們中的貪生怕死者。我們必須檢查我們自己，從我們之中把壞分子剔出去（鼓掌）。他們不屬於我們的隊伍！（鼓掌）

我希望並祈禱，國家和帝國將千年不朽。我們將會很高興知道，未來都是我們的！（鼓掌）當老的一代撲倒在地，年輕的人們將成長起來（鼓掌致敬）。只有全身心都獻給黨，成為民族社會主義思想的化身，黨才能成為德意志帝國的堅不可摧的，永恒的脊梁。到那時，我們光榮，值得讚美的軍隊，古老而光榮，擔負著我們人民的人，同樣富於傳統的將會成為黨的政治領導的堅實擁護者，這兩個部分（納粹黨和德國軍隊）同樣擔負著教育德國人民的職責，加重了他們肩上的擔子，德意志國家，德意志帝國！（致敬）

此時此刻，成千上萬的同志們已經離開了城市。他們中的許多人將會記得這次大會，並等待著下一次的檢閱。來參加了此次會議的人們都會全神貫注於並且被人民中的那種生機和思想所感染，這就是我們運動永恒的象征！民族社會主義運動萬歲！德意志萬歲！”

演講中間，希特勒的話不斷被掌聲、歡呼聲和致敬所打斷。演講結束後，全場更是持久起立高喊“阿道夫?希特勒，萬歲！”在場的納粹信徒，可以說無一不為自己是最優秀民族中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萬分，為擁有希特勒這樣最偉大的領袖而感到幸福無比，為德意志即將成為最強大的帝國而感到興奮不已，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為此激動得渾身顫抖。

當年，正是這種狂熱驅使著成千上萬的德國民眾如希特勒所願，滿懷激情地跟隨著他走上了屠殺猶太人和侵略他國的血腥之路，把整個歐洲變成了一座屍骨壘壘的人間地獄，也讓自己的祖國陷入了一場空前絕後的浩劫之中。

如今五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對於大半個世紀前發生在德國的那一幕幕瘋狂場景恐怕沒有人會感到陌生，因為這一切與他們當年所經歷的幾乎毫無分別，文革中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情形不就是希特勒在黨代會上檢閱納粹黨徒的翻版麽？

距今將近半個世紀前，毛澤東一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中共掌權後的政治狂熱推向了史無前例的巔峰。

1966年8月18日，北京上百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借著這個特殊機會，別有用心的毛澤東第一次接見了紅衛兵。

那天早晨5點，天才蒙蒙亮，太陽剛露面，頭戴軍帽身穿軍裝的毛澤東，就在周恩來的陪同下，來到了天安門城樓下的金水橋，滿臉堆笑地和附近的紅衛兵頻頻握手。在場的人誰也沒有想到，他們的“偉大領袖”，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這一刻竟然意外地出現在自己眼前！消息傳開後，頓時，整個廣場沸騰了。《人民日報》次日發表的長篇通訊這樣寫道：“人人雙手高舉頭頂，向著毛主席跳躍著，歡呼著，拍著手。許多人把手掌都拍紅了，許多人流下了激動的眼淚。他們歡喜地說：‘毛主席來了!毛主席到我們中間來了!’廣場上萬眾放聲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歡呼聲浪一陣高過一陣，震蕩著首都的天空。”

最激動的是那些有幸與毛握了手的紅衛兵。“我們和毛主席握了手，我們是最幸福的人，敬愛的毛主席，你的手給了我們無限的溫暖，無限的力量。”他們中許多人興奮得又蹦又跳，淚流滿面，狂喜萬分，紛紛搶著與周圍的同伴握手相慶，周圍的同伴也紛紛搶著過來跟他們握手相慶。

握了一圈手之後，毛澤東轉身上了天安門城樓。站在城樓中央的他，居高臨下地俯瞰著廣場上連綿湧動的人群，不停地向他們揮手致意。此時的天安門廣場儼然已成為燃燒著的紅色海洋，不停舉起和揮動的手臂猶如大片大片的森林，此起彼落的革命口號響徹雲霄，幾乎所有在場的人都像打了嗎啡一樣興奮，手舞足蹈，狂呼不已。大型彩色紀錄片《毛澤東和百萬文化革命大軍在一起》中有段解說詞，如實地傳達了當天廣場上成千上萬人的心聲：“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穿上軍裝，我們感到無比堅定，毛主席永遠和我們戰鬥在一起，我們有偉大統帥毛主席，我們感到無限幸福，我們要當一輩子的好戰士，跟著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今天我們和我們偉大的領袖在一起，這是我們最幸福的一天，最難忘的一天。”

慶祝大會開始前，毛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紅衛兵代表，北京師大女附中革命造反委員會頭目之一的宋彬彬給毛獻上了紅衛兵袖標。當毛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彬彬”兩字後，對宋說“要武嘛”。接著，面對城樓下齊呼“萬歲”的百萬群眾，毛擡起帶著紅衛兵袖標的那只手臂，說“紅衛兵萬歲”。

7點30分，大會在《東方紅》樂曲聲中正式開始。毛澤東以及其他中共領導人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大會，林彪講話。雖說林彪平時是個病人，但那天講話時就像服了興奮劑似的，幾近聲嘶力竭。他的話極富煽動性：“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反對形形色色的壓制革命的行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搬掉一切絆腳石！”“這次是大戰役，是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思想的總攻擊。我們要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舊風俗、舊習慣勢力，展開猛烈的進攻！要把反革命修正義分子，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徹底打倒，打垮，使他們威風掃地，永世不得翻身！”。

大會結束後，舉行了百萬人參加的盛大群眾遊行。此後，毛澤東又分別於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8日、11月3日、10日、11日、11月25日和26日多次接見紅衛兵。到11月下旬為止，先後8次接見紅衛兵和學校師生達1100多萬人。

時隔多年，曾經作為一名紅衛兵和同伴們一起在天安門廣場接受過毛澤東接見的著名影星劉曉慶，在一篇文章中生動地回憶了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狂熱場景：

“淩晨6點鐘，我們全部從睡夢中驚醒……集合齊，坐上車，我們來到天安門廣場。我們一隊一隊排好坐下來，天安門廣場變成一片綠海。我們睜大眼睛等著、看著。天空中逐漸透出晨曦，天安門廣場顯現出它雄偉莊嚴的輪廓，太陽升起來了，我們開始熱了。我們等啊，等啊，眼睛望穿了……有的紅衛兵開始打瞌睡，他們把頭趴在膝蓋上，一會兒突然從膝蓋上滑到地上，馬上爬起來，睜開眼睛看一下周圍，然後又趴到膝蓋上，重覆著艱難的睡覺動作公式。有的紅衛兵幹脆躺在地上，枕著帽子和書包，進入了夢鄉。我站起來，看看天安門廣場，長達幾公里的廣場上蓋滿了東倒西歪的紅衛兵們，像激戰以後的戰場。我坐下來，也不由得上下眼皮打架，眼睛一眨一眨，被籠罩在困倦之中。

“突然，一陣從弱到強的鼓聲響起，天安門廣場上所有的喇叭在最強的鼓聲之後用極大的音量播放《東方紅》的前奏曲，緊接著浩瀚澎湃的《東方紅》交響樂驚天動地地奏響，所有的紅衛兵都從地上跳起來。我的心蹦到了嗓子眼，我清楚地感覺到了它在嘴唇邊、頭上、脖子上一起跳動，百萬紅衛兵眼巴巴地緊緊盯著天安門城樓。

“中央領導人出來了！在幾位首長之後是誰？我們突然看到了毛主席！成千上萬的聲音發出了一個共同的呼喊，我們扔下帽子、挎包、面包、水壺，拼命地奔向天安門城樓！幾公里的人海不見了，壓縮成一堆綠色的山坡，我們像橄欖球員一樣，一個摞一個拼命地呼喊：‘毛主席萬歲！’參差不齊的口號聲逐漸變成有節奏的呼喊，千千萬萬的紅衛兵對領袖的熱愛像維蘇威火山爆發，像巖漿在翻滾，像泥石流在崩裂，像鋼水在沸騰！我不由自主地跟著大家一起喊著，眼淚不知不覺間流下來、流下來。我恨它們不停地擋住我看毛主席的雙眼，我恨我為什麽是近視眼，我居然看不清楚毛主席，在這寶貴的時刻！我苦苦央求前面有望遠鏡的紅衛兵，他正拿著望遠鏡目不轉睛地盯著城樓上，他的淚水流到嘴邊、脖子上，滴在衣服上，滿臉是幸福的笑容。我不斷地央求他給我看一眼，就一小眼，一下，一分鐘，一秒鐘！拿過來一下就還你！我說話算話！向毛主席保證！向現在就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保證！他被我鬧暈了，居然把望遠鏡遞給了我，我接過來，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放在眼睛上。可是我找不到毛主席！我為什麽看不到毛主席？！毛主席不在天安門城樓！突然，滾滾的人海鋪天蓋地地朝我們這邊壓過來，我趴在了地上，背上是數不清的燃燒得近乎瘋狂的紅衛兵。我的雙手撐在地上，支撐著全身的重量，我感覺我透不過氣，我拼命掙紮，力氣在一點一點耗盡，我的手支不住了，我的臉貼在地上，我的顴骨被擠壓著，我聽見我的骨頭在響，我喊不出聲，我覺得窒息，我想我恐怕要死了。還沒有見到毛主席就要死去，太不值得了，太遺憾了！一股求生的本能使我奮力向外沖撞，不顧我將會遍體鱗傷。人群突然神奇地閃開了一個缺口，我的面前出現了一條寬闊的大道，在這瞬間，我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他坐在敞蓬車上，正徐徐向我們駛過來，他像一座雕像，和天一樣高，穿一身軍裝，頻頻向我們招手。隨著他手掌的揮舞，千萬道陽光向我們灑過來，灑在我們的臉上、身上，滲透進我們的心里。我全身癱軟，被架空在無數紅衛兵的身上，從頭到腳暖洋洋的，無限地幸福籠罩了全身，我的眼淚濕透了綠軍裝的前胸，我忘記了一切，什麽學習成績，什麽前途，什麽生命，都是那麽渺小，那麽無足輕重，那麽不值一提，一切都不能和這個瞬間相比，因為我們見到了毛主席！

“當然，我還有個深深的遺憾，我沒有同毛主席老人家握手。我雖然恨不得變成神仙和大俠，從人群中飛躍過去到毛主席的身邊，當然我不可能做到。那一天，同毛主席握過手的成了我們最高等的幸運兒，我們所在的二等、三等幸運兒都撲上去拉著他的手，久久不放，差一點把他撕得四分五裂！”

正如一些歷史學家所分析的那樣，1966年8月18日是紅衛兵走上瘋狂造反的一天，一個民族的十年狂熱從這一天聚集，一個民族十年的空前浩劫也從這一天匯集。受到“偉大領袖”的接見後，“奉旨”“要武”的宋彬彬們迅即掀起了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文革狂潮。風暴所到之處，許多無辜的生命死於非命。僅據北京市公安局統計：從8月20日到9月底40天里，被紅衛兵打死的有名有姓的北京市民和教師就有1,772人，平均每天多達44人。

對比納粹信徒的陣陣歡呼與紅衛兵的滿腔熱淚，兩者何其相似！更可悲的是，這種政治狂熱遠並非一時一地的現象，而是貫穿整個國家和時代的整體精神氛圍。只要是在納粹和共產黨政權下生活過，或是對他們的歷史有所了解的人，對此莫不感慨至深。

狂熱，尤其是政治狂熱，意味著理智的喪失，意味著盲從、沖動和巨大的破壞性，甚至意味著為所欲為的暴力，對人的尊嚴乃至生命的肆無忌憚的踐踏和摧殘。凡是想要控制、利用民眾奪取和鞏固權力的政治勢力，無不熱衷於煽動這種畸形的精神亢奮，納粹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就是最好的例證。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41：“制服國家”與“軍便服時代”

在共產黨和納粹的獨裁統治下，人們怎麽穿衣打扮，怎麽交友戀愛，怎麽娛樂休閒，怎麽過日子，都得聽從黨的意志，符合黨的標準，根本就沒有按自己意願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真正的私生活其實已不覆存在，或者說已變成了一種特殊的被政治操控並服務於政治的公共生活。 ——題記

一個國家居然有六分之一的人被要求穿上制服，而且大人和孩子都以穿制服為榮。如此離奇的國度就是當年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

談到納粹德國的社會風尚，有歷史學家曾形容說那是一個“制服國家”，一個“喜歡穿制服的年代”。事實確乎如此。當年，被納粹當局要求穿制服的德國人大約有1，250萬。他們當中有黨衛軍、國防軍、沖鋒隊、憲兵、郵差、教師、國家公務員等各種職業和年齡的人。

如今成為“惡魔”代名詞的第三帝國軍服，是那個時代最流行的制服。納粹當局對它的設計和制作極為重視，把它當成了彰顯日耳曼人人種優秀的一件重要道具。希特勒曾親自下令：德國士兵的穿戴必須是世界各國軍服中最漂亮、最威風的。

按照希特勒的這一要求設計生產出來的納粹軍服，不但延續了德國傳統軍服的基本特征，而且在這個基礎上又加以改進創造，加入了眾多裝飾物，顯得更加醒目美觀。日常服、禮服采用收腰修身的設計，充分凸顯了軍人的體態美。軍服的用料也很講究，夏季軍服采用混紡棉質材料，冬季則采用羊毛布料與人造纖維材料合織，穿在身上顯得挺括整齊。因為二戰戰事吃緊的原因，後期德國軍服在款式設計、剪裁要求與縫制工序上進行了簡化，降低了生產時間和對生產設備、人員素質的要求。不過這些僅限於普通的士兵階層，軍官制服基本沒有受到布料標準降低、剪裁縫制從簡的影響，而且一些上層軍官的制服，都是找高級裁縫定做的。德國軍方每年都會出版關於軍裝定制的書籍，其中將各種制服的基本樣式、板型尺寸、制作工藝、配件圖片等等詳細列出，以方便將官們按圖索驥，找自己心儀的裁縫制作出令人滿意的軍服。

本來，在以往的德國，穿著打扮是遊離於政治的，但希特勒掌權後，它卻跟政治和意識形態緊緊地綁在了一起，被當權者改造成了一種宣傳和強化納粹意識形態，對德國民眾進行精神控制的巧妙工具，同時也被人們當成了一種顯示自己種族和政治身份的特殊標志，一種表達自己緊跟和效忠納粹的特殊方式。

有人把納粹制服稱之為“被規範和利用的美”，形容它“就像一株妖艷的罌粟，魅力非凡卻含有劇毒”，這話說得一點也不誇張。不論是沖鋒隊的褐色制服，還是黨衛軍的黑色制服，或是其它類型的納粹制服，可以說樣樣看上去都很英武、帥氣、挺拔，以致對眾多德國人都產生了一種非同尋常的美感沖擊，構成了一種難以抵禦的“制服誘惑”。年輕時的黨衛軍頭目希姆萊，在對種族社會主義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就滿懷熱情地參加了納粹，據說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因為被納粹的那身制服給迷住了，可見其魅力之大。

不僅如此，在越來越強調組織、機構、思想、行為“一體化”的納粹社會中，能夠穿上制服，既表明自己已被當局和社會所接納，成了體制內的一員，還能夠喚起人的自我價值感，滿足人的虛榮心。非但大人如此，孩子也不例外。據《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一書介紹，當年參入德國少年隊的孩子都穿統一的制服：“褐色的褲子，褐色的襯衣，黑色的三角巾，上邊系著一個褐色的皮扣，皮肩帶。有皮帶扣子的武裝帶上，有一個表示'勝利’的魯內文（日耳曼最古老的文字）字母。腳上還穿著白色的中筒襪，褐色的皮鞋。”“制服是一種禮服”。當年的少年隊員克勞斯?毛爾斯哈根回憶說，“頭上還有一頂船型帽，我們把它歪戴在頭上，樣子十分調皮，我們非常驕傲。姑娘們十分羨慕我們。誰要是被批準穿上這套少年隊的制服，誰就感到被接納到了穿制服的人民團體中——為偉大的事業時刻準備著！”。

顯而易見，穿納粹制服的人越多，被綁架在納粹政治戰車上的人也就越多，迷戀納粹制服的人越多，被納粹的精神控制套牢的人也就越多。

與德國服裝的納粹化相類似的一幕是在共產黨國家上演的服裝的革命化，它們的實質完全相同，都是穿著的政治化。

就說中國吧。民國是中國服裝史上一個百花齊放、異彩紛呈的時代，呈現出傳統與現代、中式和西化鼎立的多元格局，不同社會階層、不同政治派別、不同地域的人們在穿著上的差異相當明顯,既有穿傳統長袍馬褂的，也有著西服、中山裝、學生裝、旗袍、西式時裝等近代服裝的。然而，到了1949年中共掌權之後，隨著一黨專政的確立和意識形態的定於一尊，這種多元化的局面立刻就一去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山裝為主打的單調格局。

說起中山裝，那倒不是共產黨的創造。據說，1919年，孫中山請上海亨利服裝店將一套陸軍制服改成便裝。這套便裝在保留軍服某些式樣的基礎上，吸取了中式服裝和西裝的優點，顯得精練、簡便、大方。由於孫中山先生的提倡以及他的名望，這種便裝式樣很快便流傳開來，並被人們稱之為“中山裝”。

早在民國時中山裝就開始流行，但那會著長袍馬褂和西服的人也不少，穿中山裝的更多是公務人員。到了毛時代就不同了，長袍馬褂和西服作為舊時代的象征和西方國家的舶來品，成了不受歡迎的對象，迅速退出了歷史舞台，而改良後的中山裝則因為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愛穿、常穿，共產黨的幹部紛紛群起效仿，迅速在全社會範圍內大規模流行開來，成了當時的標準男裝，被外國人稱之為“毛式制服”。

與長袍馬褂和西服一同退出歷史舞台的還有風行民國的旗袍，取而代之的則是從蘇聯傳進中國的“布拉吉”，即連衣裙。布拉吉原是蘇聯女性的日常服裝，寬松的短袖，褶皺裙，簡單的圓領，腰際系一條布帶。它寬松肥大，布料顏色、花樣比較單調（主要是碎花、格子和條紋），質地粗糙，對女性風采的體現有限。但上世紀五十年代，由於中共強調向“蘇聯老大哥”學習，身穿布拉吉的援華女專家一度成了中國中青年女性熱衷模仿的對象，甚至還發生過要求共青團員等青年中的先進分子帶頭穿的事兒。

1949年後的中國，不但服裝的式樣變得單調了，連顏色也變得單調了。五六十年代，因為藍色的卡其布深受男女老少的青睞，舉國上下成了一片“藍色的海洋”。最能夠體現這一點的莫過於中山裝的變化。民國時代的中山裝色彩很豐富，除常見的藍色、灰色外，還有駝色、黑色、白色、灰綠色、米黃色等。一般來說，南方地區偏愛淺色，而北方地區則偏愛深色。在不同場合穿用，對其顏色的選擇也不一樣，作禮服用的中山裝色彩要莊重、沈著，而作便服用時色彩可以鮮明活潑些。但1949年之後，藍色很快成了中山裝的主打色彩，穿其它顏色中山裝的人已極為少見。

進入文革後，隨著政治風潮的轉向，在一段時期內，以中山裝為代表的“藍海洋”又變成了以綠軍裝為標志的“綠海洋”。

中共的江山本來就是用槍桿子打下的。而文革則是在新形勢下的又一次造反奪權——造“劉鄧司令部”的反，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同樣需要依靠軍隊這張王牌。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之下，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首次接見紅衛兵時，為了顯示自己是中共軍隊當之無愧的最高統帥，並煽動紅衛兵的造反熱情，特意穿上了一身綠軍裝，還戴上了綠軍帽。據說，自中共當權以來，這是毛第一次身著軍裝在公開場合亮相。第二天，毛穿軍裝戴軍帽的大幅照片被刊登在各大報紙的顯著位置，迅速傳遍了全中國。這之後，毛又穿著軍裝連續多次接見紅衛兵，陪同接見的林彪、周恩來、陶鑄、康生、陳伯達等中共領導人和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心領神會，也都跟毛一樣穿上了軍裝。

在那個個人崇拜登峰造極的瘋狂年代，“偉大領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有著非凡的意義，甚至連同他的穿著裝束有時也成了政治變化的風向標。文革前，毛就號召國人“不愛紅裝愛武裝”，“全國學解放軍”。現在，“偉大領袖”親自穿上了軍裝，這身裝扮自然成了當時最革命最新潮的標志。

率先跟風的是“毛主席的紅衛兵”。為了表示對“偉大領袖”的忠心和跟著他革命到底的決心，當年的紅衛兵都想穿上一身他們心中無限向往的軍裝，沒有全套，半身也行，沒有新的，舊的也行。實在搞不到軍裝，有人就把中山裝染成綠色的當軍裝穿。如今五十歲以上的人恐怕都還記得當年典型的紅衛兵裝束：一身不帶領章、帽徽的草綠色舊軍裝，紮上棕色武裝帶，胸前佩戴毛澤東像章，斜挎草綠色帆布挎包，胳膊上佩戴著紅衛兵袖章，腳蹬一雙草綠色解放鞋。在原有的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的穿著風尚中，又增添了濃烈的革命化、軍事化色彩。不但男生這樣穿著，女學生也把長辮子剪成短發，梳成兩個“小刷子”，戴上軍帽，穿上軍裝，腰紮皮帶，足蹬解放鞋。

在紅衛兵的帶領下，全國上下迅疾掀起了一股軍裝熱，不但紅衛兵爭相穿上了軍裝，許多工人、農民、教師、幹部、知識分子也紛紛穿起了軍裝。有段時間，軍裝甚至成了許多年輕人的結婚禮服。隨著“全民著軍裝”成為風靡一時的潮流，中國邁入了一個“十億人民十億兵”的“軍便服時代”，人們的著裝更趨統一，性別、年齡和職業的差異大為淡化。

從中山裝到綠軍裝，盡管具體式樣有很大不同，但中國人的穿著打扮被政治所規範，並且為政治服務的本質卻是一以貫之的。換句話說，不管是中山裝還是綠軍裝，在毛時代都是一種革命的外在標志。當局借助這種政治符號宣傳自己的意識形態，強化對人民的精神控制，而人民則以此表達自己對政權和時代的迎合與追隨。

不用說，不論古今中外，私生活在正常社會里跟政治都是遊離的，而且一直都是最個性化的領域，因為它所關乎的主要是個人的品味、愛好、情趣等因素。然而納粹和共產黨當政的國家卻是個典型的例外。它們不但對以政治經濟為主體的社會公共空間進行全面控制，而且還將權力的觸角蠻橫地侵入到了人們的私生活中。在獨裁權力的強制改造和規範下，人們的個人生活變得越來越單調，越來越沒有個性，越來越政治化。他們怎麽穿衣打扮，怎麽交友戀愛，怎麽娛樂休閒，怎麽過日子，都得聽從黨的意志，符合黨的標準，根本就沒有按自己意願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真正的私生活其實已不覆存在，或者說已變成了一種特殊的被政治操控並服務於政治的公共生活。服裝的納粹化和革命化，不就是這種畸形變化的一面鏡子麽。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42：“我的意志決定一切”與“我是塵世生活的造物主”

歷史一再證明，領袖人物的個性對社會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無論是馬克思、毛澤東和波爾布特還是希特勒，他們的自大狂人格給他們創立和控制的黨及其統治下的社會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共產黨國家和納粹德國之所以不約而同地實行一黨專政與個人獨裁，把對社會的控制擴大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這是一個共同的重要原因。 ——題記

“我的意志決定一切。”

“我來完成耶穌基督未竟的事業。”

“我象一個夢遊者那樣有把握地在天意叫我走的道路上走著。”

“我要讓世界記住我一千年。”

“我決心登上人類歷史的巔峰，俯視前人。”

“給我五年的時間，你將會不認識德國了。”

“如果有人說：你做夢吧！我只能回答他說：你這個笨蛋，如果我不是一個夢想者的話，我們今天會在哪里呢？我一直相信德國，你說我是一個做夢者；我一直堅信帝國的崛起，你說我是個傻子；我一直相信我能重新奪回權利，你說我瘋了；我一直堅信貧窮會有盡頭，你說那是烏托邦。誰是對的？你還是我？！我是對的，我一直會是！”

顯然，這些牛皮哄哄的囈語只可能出自一個不可一世，目空一切，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的自大狂。如此吹噓自己的希特勒，正是這樣一個自大狂！

自大是希特勒的一貫心態，早在童年時就已露出了端倪。他的老師就說過他“剛愎自用、脾氣暴躁，缺乏自制力”。隨著年齡的增長，希特勒的這種性格越來越突出，後來簡直到了瘋狂的地步。

在《我的奮鬥》中，這位未來的納粹德國獨裁者曾經大言不慚地談到過自己對天才的認識。他說，天才是上帝挑選出來領導偉大國家的人民擺脫困難、取得進一步成就的人物，雖然在開始的時候他和他的價值並不一定被他人所了解、所認識。他強調，“那時世界上還不肯承認他，不願意相信這個表面上與世人並無二致的人物竟然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物；在人類的每一個傑出兒子身上，這種事情總是一再重演著……”他還進一步肯定說，天才的命運往往都是這樣，但是時代“總是需要一些刺激的因素才能使天才人物登場”。寫這本書時的希特勒正在坐牢，他對天才的這些看法，顯然出自於對自己一時落魄的感懷。潛台詞也是明擺著的：他希特勒就是這樣一個天才，只是目下還沒登場而已。

早在1918年，希特勒還曾自稱，他出現過幻象，命令他來拯救德國。二十年後，1938年，他再次宣稱自己，“一個來自（奧地利的）男孩被送到帝國並長大成為這個民族的領袖——這是上帝的意志”。還大言不慚地聲稱：“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我是不可代替的。沒有一個軍人或是文官能夠代替我。……從來還沒有一個人取得過像我這樣的成就。”1944年7月，在奇跡般地逃脫暗殺之後，他又聲稱：“這是我被上帝從其他人中造出來領導德國走向勝利的新證明。”。

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國的前半期曾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並多次親眼見到過希特勒。戰後，他翻閱了大量的有關材料，並結合自己的觀察和筆記，以厚重的內容和翔實的材料寫出一部一百四五十萬字的巨著《第三帝國的興亡》。他明確告訴讀者：“希特勒的自大狂是我們在本書幾百頁的記載中到處可以看得見的”。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納粹的歷史不就是希特勒自編自導的一場自大狂的表演嗎？只是，當他狂妄到不再滿足於把整個德國變成自己的秀場，進而還要把整個世界都變成自己的秀場時，他的末日也就到了。

說希特勒是自大狂，有異議的人肯定不多，但如果說共產黨的領袖跟希特勒一樣，個個也都是自大狂，想必有許多中國人就難以置信了，然而這卻是事實。

先說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他是共產黨歷史上當之無愧的第一位狂人。

早在青年時代的一首詩中，馬克思就以睥睨一切的口氣寫道：

面對著整個的奸詐世界，
我會毫不留情地把戰挑；
讓世界這龐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撲滅不了這火苗。

那時，我就會像上帝一樣，
在這宇宙的廢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話都是行動，
我是塵世生活的造物主……（注1）

常言道，詩言志。在這首詩中，青年時代的馬克思直言不諱的將自己等同為“塵世間的造物主”，視自己為人間的“上帝”。在他的眼里，自己不但有著挑戰和摧毀現實世界的超凡力量，而且還是至高無上的正義和真理的化身。試想，如果不是一個典型的自大狂，誰會發出這樣的囈語。

在一些熟悉馬克思的人的印象中，成年後的他也正是這樣一個傲慢的“上帝”。無政府主義者巴庫寧是馬克思的朋友。他曾這樣形容馬克思：“他儼然就是人們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還有什麽別的人是上帝。他要人們像神一樣崇拜他，把他作為偶像頂禮膜拜，否則就大加撻伐，或陰謀迫害。”

馬克思生前，總是不斷的與人爭吵，跟政敵，跟朋友加敵人，跟同志；有時候是因為大的政治問題，有時候視為一點無價值的雞毛蒜皮。每次爭吵，正確的永遠是他，實在萬不得已就是恩格斯。如果不是為了生存，不是為了錢克，他也不會讓恩格斯正確。可見其自大。

《共產黨宣言》不但是共產主義的第一份經典文獻，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有名的代表作，而馬克思更是它的第一作者。透過全書與眾不同的語氣、句式，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平和謙遜的思想家，而是一個自居為歷史規律化身，自以為真理在握，自命為代表了無產階級和絕大多數人利益，自信必將顛覆整個舊世界，建立起一個嶄新的新世界的人間上帝。這種形象與青年時代以“上帝”自居的馬克思可以說是完全一致的。

在共產黨的歷史上，自大狂可謂人才濟濟，深得馬克思衣缽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齊奧塞斯庫、金日成、波爾布特等後來的共產黨領袖，個個都不輸他們的老祖宗。毛澤東就是他們當中出類拔萃的一位。

“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從青年時代起，毛就極度自負。在他的世界觀里，“我”被擺放到了一個至高無上的中心位置。他曾在關於德國哲學家泡爾生《倫理學原理》一書的批注中寫道，“道德之價值，必以他人之利害為其行為之動機，吾不以為然。”“吾人欲自盡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貴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義務與責任毛概不承認，他說，“吾人惟有對於自己之義務，無對於他人之義務也。”“吾只對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負責，非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吾概不負責焉。既往吾不知，未來吾不知，以與吾個人之現實無關也。”“吾自欲逐行也，向誰負責任？”晚年時，毛澤東更曾對美國記者斯諾打過一個形象的比方，稱自己是禿子頭上打傘——無法無天。

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曾跟毛澤東有過多次面對面的接觸，早在毛的權威還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就一針見血的指出——毛澤東像斯大林一樣，狂妄自大，心狠手辣，無法無天！

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描述他印象中的毛澤東：“他講起話來那麽像斯大林……我相信毛的一生也像斯大林一樣，害著權迷心竅的自大狂”。（注2）

“毛也患了斯大林終生患的自大狂，他對別的人有同樣的病態的看法。”（注3）

“毛像斯大林一樣，從不承認他的同志們同他是平等的。他對他周圍的人象家具一樣，不過為了可供消費而暫時用一用。在他認為一件家具——或一個同志——用舊了，喪失了用處時，他把它扔掉並加以掉換。”（注4）

“我覺得他的談話多麽像斯大林啊，……但當毛談到中國政治局的其他成員時，我開始警覺起來。他在每一件事上都抹黑。他對任何人都沒有一點好話。”（注5）

“他的行動像是坐在寶座上的狂人，把他的國家弄的亂七八糟。”（注6）

“毛把自己看作是上帝派來執行上帝命令的人。事實上，毛可能認為上帝要執行毛自己的命令。”（注7）

林彪是毛的愛將，從青年時代即跟隨毛，對其知之甚深，他私下曾一針見血地說毛：“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不關心國民生計”，只關心自己的“名、位、權利”（注8）

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曾長期生活在毛身邊，對他有著近距離的觀察和思考，毛的自大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在回憶錄中說：“毛對自身的歷史定位十分肯定，他從未質疑過他的角色。他是最偉大的領袖，萬王之王——他統一中國，並將改造中國，使它恢覆過去的輝煌。毛從未跟我用過‘現代化’這個詞。毛不是現代人，他念茲在茲的是使中國恢覆昔日的繁盛風華。-------他要改造中國，重振大漢天威。毛將締造自己的萬里長城。他的不朽與中國的偉大交織在一起。整個中國都是他指下的試驗場，毛就是中國。”（注9）

論資排輩算，紅色高棉黨魁波爾布特顯然是共產主義狂人中的後起之秀。雖說是後起之秀，但與他的前輩相比，卻稱得上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與馬克思和毛澤東不同，據波爾布特的弟弟回憶，孩提時的波爾布特心地善良，“是大好人”，“他從不爭辯。看到有人爭論時，總是悄然離開。”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的話，那麽應該說波爾布特是在成為一名共產主義信徒和紅色高棉黨魁後才演變成一個十足狂人的，在這一點上，充分證明了具有自大狂稟賦的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黨獨裁體制對人的扭曲和異化。

作為紅色高棉“老大”的波爾布特出奇地自負，他視自己為這個世界上無所不知的天才，絕對真理的化身。用他的姐夫、紅色高棉第二號人物英沙利的話說，“波爾布特自認為是個無與倫比的天才，在軍事、經濟事務；保健學，作曲，音樂，舞蹈，廚藝，時裝，在任何事情上，甚至在撒謊的藝術等各方面。他認為在整個地球上他高明於任何人，他是地球之神”

自大狂都有超乎常人的權力欲，波爾布特就是個再好不過的例子。英沙利揭露說，“在1975至1978年的‘民主柬埔寨’時代，一切決定權集中在柬埔寨共產黨手中，而波爾布特既是黨的總書記，又是政府總理，又兼黨中央軍委主席，因此一切權力都由波爾布特掌握。政府每個部門的決定，不必通過政府審批，由波爾布特下令就行了。”

為了拼命鞏固、擴大到手的權力，波爾布特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迫害鎮壓異己，他不但打擊消滅黨外的異己力量，而且無情清除黨內的異己份子。他甚至認為在消滅敵人奪取全國政權後，黨內異己份子才是對他的最大威脅，必須更加殘酷無情地整肅。就連親中共的黨內高官波爾布特都要斬盡殺絕。毛澤東死後不到三個月，柬共第六號人物KeoMeas即遭逮捕，之後被酷刑拷打致死。他的檔案上寫著：“這條可憐蟲的死是罪有應得。你這個腐朽的雜種，竟膽敢說柬埔寨共產黨是在毛的影響之下。”據估計，先後被波爾布特殺死的紅色高棉人員超過十萬人。最後，連曾是他最親密的戰友之一的民柬國民軍總司令宋成夫婦及其8個子女也被他全部殺死。

不過，最能夠體現波爾布特自大狂的一點莫過於他妄想成為超越馬恩列斯毛的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人類導師。

相對於蘇共、中共和越共而言，紅色高棉只是世界共產主義陣營中的“小弟弟”，但波爾布特卻不滿足於這種現狀，想盡一切辦法後來居上，試圖在各個方面超越“老大哥”們，“在柬埔寨一舉建成共產主義”，以證明自己“勝過了列寧，超過了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波爾布特完全無視柬埔寨的現實，在奪取全國政權後施行了一整套比文革更激進更瘋狂的政策。他知道馬克思說過要進入共產主義必須消滅三大差別，於是他不要工業，全民務農，以此消滅工農差別；不要城市，人民都住在農村，以此消滅城鄉差別；消滅知識分子，不要文化教育，人人都從事體力勞動，以此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對於自己搞的這一套，波爾布特顯然頗為自負。紅色高棉的宣傳機器老臉皮厚地吹噓說，“我們正在進行一場獨特的革命，有任何國家敢於像我們一樣廢除金錢和市場嗎？我們比中國好得多，他們尊敬我們。他們正在模仿我們，但他們尚未成功。我們是全世界的好榜樣。”“高棉革命史無前例，我們正在試圖取得在歷史上任何時侯從未有過的成就”。即便是在被解職後，波爾布特仍相信1975年4月17日紅色高棉攻占金邊的這一天，是除了1871年巴黎公社之外，歷史上所有革命中最偉大的節日。

如此史無前例荒謬至極的“社會主義實踐”，使人類文明在柬埔寨降到了最低點。被紅色高棉重新改造過的柬埔寨，整個國家竟無階級差別、無城鄉差別、無貨幣、無商品交易、無正規學校、無郵政電信、無公共交通、無醫院、無宗教、無法律法規、無廣播電視、無出版物、無私有財產，甚至沒有家庭。人們的生活都被紅色高棉規定好了，每天12小時體力勞動，2小時吃飯，3小時休息和教育宣傳，7小時睡眠。何時可以吃飯，何時必須勞動，何時允許性交，都安排得“井井有條”。

從實際情況來看，波爾布特也確實成就了他一心想成就的在國際共運史上超越前人的所謂功勳。他一手掌控的高棉革命至少有兩點是空前的——在國際共運史上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共產黨象紅色高棉這樣在不到四年的時間中就將本國人口消滅了五分之一，也沒有一個國家的共產黨象紅色高棉這樣在不到四年的時間中實行過那麽多令人難以想象難以置信的荒謬絕倫的政策，把自己的國家和人民折騰得腥風血雨，哀鳴遍野，白骨累累，餓殍處處，以至於連目空一切的毛澤東都由衷地稱讚波爾布特說，“我們想做還沒有做的，你們卻在實踐了”。盡管給自己的國家造成了如此深重的災難，可當美國記者納特-賽耶采訪臨死前的波爾布特時，他竟還毫無愧疚地說：“我只是要鬥爭，不是要殺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可見他的道德自大到了何等程度！

紅色高棉當權前被中共派往柬埔寨從事間諜工作的前中共黨員黃時明，曾親身經歷了紅色高棉的暴行，後來根據自己的經歷寫成《逐浪湄河——紅色高棉實錄》一書，詳細記載了紅色高棉當年所犯下的種族滅絕罪行。他曾這樣評價紅色高棉領導人：“他們只是一群滿腦子浸透著極左思想、雙手沾滿著鮮血、以人民為芻狗的狂人。”而其中最自大的狂人，則又非波爾布特莫屬。瘋狂而變態的高棉革命，正是其自大狂人格導演的一場慘劇。

歷史一再證明，領袖人物的個性對社會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無論是希特勒還是馬克思、毛澤東和波爾布特，他們的自大狂人格給他們創立和控制的黨及其統治下的社會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納粹德國和共產黨國家之所以不約而同地實行一黨專政與個人獨裁，把對社會的控制擴大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這是一個共同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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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第668-669頁
注2、注3、注4、注5、注6、注7：見赫魯曉夫《最後的遺言》
注8：:見《二十一世紀》高華《革命政治的變異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
注9：見《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一篇1949年--1957年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43：極權主義的雙胞胎

狗和狗再怎麽不同，再怎麽咬來咬去，歸根到底它們都是狗，狗性都是一樣的，不會有本質的區別。同樣，共產黨和納粹再有什麽區別，再怎麽仇視敵對，都抹殺不了它們共同的極權主義本質。——題記

共產黨和納粹的相同之處不僅表現在上述各個具體方面，在內在本質上它們也是高度一致的。這個本質就是極權主義。

按照當代政治學的共識，極權主義是民主主義的對立面，它意味著政治權力深入到了社會的每個角落和每個人，控制了人類從公共空間到私人生活的一切領域，國家由此變成了一個吞噬整個社會的龐大政治兵營，社會秩序完全由政治權力來達成，個人不再有任何獨立空間和自由。在這種體制下，大權在握的執政黨不僅掌控著所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事務，還牢牢地控制了人民的思想、價值和信仰，甚至包括他們的私生活。

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評論家馬科斯?伊斯特曼曾精辟地歸納了極權主義的二十個特征，它們分別是：1、狹義的國家主義情緒，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2、由一個軍隊般嚴格約束的政黨，來執掌國家的政權；3、嚴厲取締一切反對政府的意見；4、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國家主義的宗教之下；5、“領袖”是—般信仰的中心，實際上，他也就等於一個神；6、提倡反理智反知識，諂媚無知的民眾，嚴懲誠實的思想；7、毀滅書籍，曲解歷史及科學上的真理；8、廢除純粹尋求真理的科學與學問；9、以武斷代替辯論，由政黨控制新聞；10、使人民陷於文化的孤立，對外界的真實情況，無從知曉；11、由政黨統制一切藝術文化；12、破壞政治上的信義，使用虛妄偽善的手段；13、政府計劃的罪惡；14、鼓勵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謂“公共敵人”；15、恢覆野蠻的家族連坐辦法，對待這種“公共敵人”；16、準備永久的戰爭，把人民軍事化；17、不擇手段的鼓勵人口增加。18、把“勞工階級對資本主義革命”的口號，到處用；19、禁止工人罷工和抗議，摧毀一切勞工運動；20、工業、農業、商業，皆受執政黨及領袖的統制。馬科斯?伊斯特曼去世後，無論是極權主義本身還是人類對極權主義的研究，都有了不少新的發展，與之對照，馬科斯?伊斯特曼先生當年歸納的極權主義的二十個特征，在某些方面雖然不無值得修正和補充之處，但就總體而言仍然是相當精準的。　　

1941年7月，胡適先生在美國密歇根大學所做的《民主與極權的沖突》的講演中曾十分恰當地指出，“這二十個特征準確地畫出了極權主義的猙獰面目。它們組成了一面照妖鏡，讓所有以人民的名義喬裝打扮的極權主義無所遁形。”共產黨和納粹不正是如此麽？別看它們都熱衷和擅長“以人民的名義喬裝打扮”，但只要用這面照妖鏡一照，其“極權主義的猙獰面目”就一下顯出原形了。其實，馬科斯?伊斯特曼先生早就說過，他所歸納的極權主義的二十個特點，“其中每一點在共產主義的蘇俄和法西斯主義的德意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則找不到。不管哪個政權只要具備這二十個特征中的任何一個特征，便具二十份之一的極權主義本質。”馬科斯?伊斯特曼說這話時，共產黨在中國還沒當權。其實，他的這個觀點也完全適合於中共掌權後的大陸，特別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正因為如此，許多學者都把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納粹德國明確看做是極權主義的範例。說得形象些，共產黨和納粹其實就是極權主義的雙胞胎。我們所對照的他們之間大量的相同點，就是這種極權本質的具體體現。

當然，共產黨鼓吹階級鬥爭，納粹宣揚種族主義，雙方在理論上不是沒有區別。而且，它們在歷史上也曾互相仇視敵對。大半個世紀以來，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是一直都在信誓旦旦地告訴他們的人民，共產黨與納粹是不共戴天的死敵，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是兩種完全對立的思想體系麽？但共產黨和納粹之間的這種區別與敵對，其實就像狗與狗之間的區別和敵對一樣。世界上沒有兩條狗是完全一樣的，狗跟狗打架的事更是經常發生，但狗和狗再怎麽不同，再怎麽咬來咬去，歸根到底它們都是狗，狗性都是一樣的，不會有本質的區別。同樣，共產黨和納粹再有什麽區別，再怎麽仇視敵對，它們之間的相同之處都要遠遠勝過它們的不同之處，它們的仇視敵對都抹殺不了它們共同的極權主義本質。

縱觀歷史和現實，人類對於自由、平等和尊嚴的向往與追求，既是他們永恒不變的共同本性，也是當今世界人們一致認可的維系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歷史一再證明，只有切實維護和保障這些價值，人類社會才能健康和諧地發展。然而，極權主義卻徹底否定和顛覆了這一切，把人變成了非人。它不但用自己的鐵蹄將人的自由、平等和尊嚴踩得粉碎，讓人淪為了喪失獨立意志的精神奴隸、被強行安裝在龐大國家機器上的零部件和心甘情願為獨裁者賣命的政治炮灰，而且打著正義和崇高的旗號，以民族覆興和人類解放為理由，明目張膽地毀滅傳統，塗炭生靈，草菅人命，將人類拖入了萬劫不覆的苦難深淵。從一黨專政個人獨裁到踐踏法律特務橫行，從控制經濟奪人財產到精神洗腦謊言構陷，從制造恐懼殺人如麻到背信棄義玩弄權術，共產黨和納粹的暴行與罪孽，哪一樁哪一件不是極權主義的惡果？！事實表明，極權主義不但是人類的噩夢，而且是人類歷史上最殘暴最血腥最恐怖的噩夢。

文章寫到這里，是可以做總結的時候了。

共產黨和納粹是什麽？那不就是禍國殃民壞事做絕的大災星嗎？！無論是它們的所作所為還是內在本質，都足以充分說明彼此間的這種共性。連曾經的共產主義忠實信徒、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晚年都醒悟道：“沒有事實使我們相信，在人類自由之命運上，斯大林黨徒好過希特勒黨徒。”因此，把共產黨和納粹視為同類絕不是什麽政治宣傳，也並非是對共產黨的妖魔化，而是依據客觀事實得出的結論。說到底，不是誰妖魔化了共產黨，而是共產黨本身就是妖魔！


結語

烏克蘭總統尤先科曾說過：“共產邪惡就只能稱為邪惡，不能叫別的，……共產主義極權需要的是絕對的權力。而對於這個絕對的權力，人就必須變成動物一樣，忘記道德，忘記靈魂，成為非人類。”事實確實如此。

共產黨的所作所為表明，它和納粹一樣都是人類文明最邪惡的死敵。只要它存在一天，就會象納粹一樣做惡一天。期盼共產黨會棄惡從善，就像幻想納粹會改邪歸正一樣幼稚可笑！一如曾經的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被譽為“早期持不同政見者反抗共產主義的旗幟”的吉拉斯早就說過的那樣，共產黨的邪惡本質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共產黨的唯一出路是退出歷史舞台，任何改革都無濟於事。

相比較而言，二戰結束後，全世界進步人類對納粹的罪行進行了持續不斷的揭露和清算，對它的邪惡本性也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剖析和研究，可以說，今天的人類對納粹的危害已經有了足夠的認識和警惕。但人們對共產黨——不論是它犯下的罪行還是它的邪惡本性、它所具有的巨大危害——至今仍缺乏足夠的認識。正因為如此，有些人盡管對今天的中共極度不滿，卻固執地認為歷史上的中共還是好的，還是代表人民利益，為他們服務的。至於把共產黨和納粹等同，認為前者和後者一樣邪惡，他們就更無法接受了。

我想，這些人之所以至今還被共產黨的謊言蒙在鼓里，對它抱有幻想，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他們不了解至少是不完全了解共產黨在歷史上的所作所為。也正因為如此，持續不斷地揭露和清算共產黨的罪行，深入細致地剖析和研究共產黨的本質，乃是擺在當今進步人類面前尚待完成的一項浩大工程。為了讓這項工程早日竣工，需要每個有心人為它添磚加瓦，貢獻自己的智慧。這也是作者編寫本文的立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