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階級談二零二四

[左翼反共人士]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四年

中國農民工如此打工了三十年

“我睡不著，一直在看表看到四點，就起來來這里了，心里真累”這是一位57歲農民工婦女董桂蘭，在網易紀錄片《如此打工三十年》里的自述。她所在的城市是安徽合肥，在凜冬寒風中下的一處十字路口，離日出還有三個多小時，就已經有上百人聚集在該處，等待工作。

不出意外的，這紀錄片在推出後次日就在中國互聯網上被全面刪除。但隨後一天，中國媒體《第一財經》接力刊登文章《淩晨路邊等活的農民工》。文章以農民工張中（化名）為焦點，展示了河南鄭州市最大的勞務市場尋找零散工，卻又處處碰壁的困境。這些情況普遍出現在中國各大城市，作為當下中國廣大農民工的寫照，這篇文章在發表當天同樣被全面刪除。目前，這篇文章和紀錄片只能在中國境外網站上才能看到。

這兩篇報導在習近平一再吹噓“全面脫貧”之下，少有地公開唱反調。在這些報導中，我們看到這些農民工過去多從事建築工地的體力勞動工作，很多落下了長期傷病卻不願就醫，原因就如董桂蘭所說：檢查一次就要花七百到八百元人民幣甚至更多，對於像她們這樣從事零散工作，沒有參加城鎮醫療保險的農民工而言是個根本不可能承受的開支，因為這相當於她們兩三天的收入，而在采訪當天，她就一整天都找不到工作，沒有任何收入。而哪怕是農村醫保，一年380元人民幣的保費，他們當中也有人無力承擔，只能一直拖欠，失去了所有的醫療保障。

建築業清退令

而這些農民工們之所以不繼續從事相對穩定的建築工地工作，是由於中國大部分地區的規定，限制或禁止55歲以上的人從事建築工地的工作。所以哪怕他們能接到一些零散的工地工作，也只能偷偷摸摸地混進工地，工資也就自然的被雇主極度壓低。而近年房地產市場崩潰，各大地產商接連陷入危機，這些建築工地的工作崗位變得更少，工資也變得更低，令農民工的生活雪上加霜。

但即便如此，在這些媒體的報導中，我們也可以看見只要有工頭出現在這些十字路口集散地，數以百計正在等待工作的農民工就一湧而上，跟工頭討價還價。然而這些工作機會僧多粥少，紀錄片中也提到，一個工頭帶著一個需要十個人的工作來到農民工聚集的路口，馬上引來了二百人爭搶，因此也常常發生跟本來關系要好的夥伴為爭奪工作機會而引發沖突，甚至大打出手的情況。

這生動而真實的記錄，充分說明了工人在沒有獨立工會、沒有集體力量的保護下，只能互相撕咬吞噬，而資本家卻漁翁得利的殘酷現實。獨立工會力量的缺失，不僅使得這些農民工們只能任人漁肉，也使他們失去了最基本的勞動和工傷醫療保障。根據安徽師範大學對農民工的調查研究報告指，有63.4%的農民工一生中從未在務工地城市看病就醫，很多人只能都帶著一身傷病工作至死。

因此，我們也能在紀錄片和《第一財經》的報導中，親眼目睹了這些沒有任何集體力量保護的農民工如何被雇主和工頭再三戲弄。有農民工剛剛跟工頭談好了工資，立即打的前往工地。剛上車沒多久工頭就打來電話說在別處又找到了工人，所以原定給他們的工作就這樣取消了，原本承諾報銷的交通費自然也不會給了。結果他們連出租車車費也付不起，只能央求出租車司機不收他們的車費。好在司機也諒解他們的難處，沒有為難他們。

這活生生的一幕展現了在資本主義中國社會里，底層勞動者在無奈之下只能互相相害：工友之間為搶奪生計鬧了個不愉快，卻最終也沒有接到那份工作。的士司機本以為接到一個長路程的單，結果開出沒多遠卻竹籃打水一場空。

獨立工會的重要性

這些勇敢的媒體報導，正正深刻地證明了我們主張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國工人需要建立獨立的民主工會，以此為基礎建立強大的工人運動。工會不僅要長工或在職工人爭取權利，還要為因建築業不景氣而失業的工人爭取權利。應為失業者提供大規模福利，反對合同外包，並在不降低工資的情況下通過降低工時來分擔工作，而非裁員。否則，雇主將利用就業者和失業者之間的分歧，粉碎工人的鬥爭。

社會主義者要求大幅提高工人工資，全面實行8小時工作制；廢除戶籍限制，並通過工人民主管控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擺脫資本主義的持續危機，並為所有人提供充分、優質的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只有奪取億萬資本家獨裁政權的財富，才能實現這一目標。中共現時面臨著資本主義覆辟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民眾對體制的失望與日俱增。因此，我們必須建設一個強而有力的工人運動和群眾性工人政黨，作為一個必不可少的工具，以終結中共獨裁資本主義，建立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

誰應該為河南學校火災負責？

1月19日晚上，河南省一所學校宿舍突發火災，至少有13名小學生死亡。有網民質問：“為什麽面對火災，孩子們逃不出來？”一名遇難學生的家長表示，晚上宿舍樓門和樓道們都被鎖上，宿舍外窗被防盜網密封起來，因此學生們無法逃生。另一名自稱是該校畢業生的網民透露，為了加強管控，學生睡覺期間宿舍會被鎖起來。該事件發生後在網上短暫地上了熱搜，隨後遭到中共的“降溫”，網民的討論也遭到審查。隨後，中國官媒發文說，要“敲響校園火災防範的警鐘”。實際上，每一次災難發生後中共都是這樣表態，但類似的悲劇仍然頻頻發生，因為這背後的根源是整個資本主義和官僚主義制度，而不是某一兩個人的失職。

“上級命令”

中國學校僵化的制度一直為人所詬病。2023年12月，甘肅省發生地震，西安的一所學校學生感到強烈震感，於是下樓逃生。然而，當他們到了宿舍大門口，卻發現大門緊鎖，後面的學生不知道情況，一窩蜂堵在門口。宿舍管理員卻回應：“沒有接到上級通知，給你們導員打電話！”言下之意，即使關乎著幾十甚至幾百個學生的生命安全，宿舍管理員也要堅持等待“上級命令”。最後，其中一棟宿舍的學生動用板凳等物將大門砸開，才得以逃生，而其他的宿舍學生卻仍然被困，幸運的是，該宿舍並沒有因為地震而倒塌，所以並沒有任何學生傷亡。

基層的管理人員為免遭到責罰，面對突發事件時只能聽從上級指示、不敢及時作出反應，在過程中經常造成人命傷亡。作為被校方雇傭的勞動者，宿舍管理員經常面臨被克扣工資或超額勞動卻得不到報酬的情況。如果宿舍管理員違反了領導的意思，就會被校方找各種理由克扣工資。這樣一來，宿舍管理員只能謹慎地按照領導的意見來處理問題。一些基層公務員也報告說，如果平時工作的時候不聽從領導的意思，就會被“穿小鞋”。這些案例說明僵化的管理制度已經不是某個單位或者某個行業的“個別現象”，而是已經成為資本主義中國的普遍現象。在獨裁制度下沒有任何獨立工會，職場民主根本完全不存在。而中共通過各種“基層組織”無孔不入地統治社會方方面面，將中共統治模式覆制在學校和職場里。歸根結底，這與中共的專制有關，他們一味的盲從那個富豪黨的黨主席，這種態度催生了一個個“小習近平”。

河南的火災已經不是第一次因為僵化管理導致此類悲劇發生，有網民將本次事件和烏魯木齊火災聯系起來：“烏魯木齊大火不反思，悲劇只會一遍遍重現，最終落個受害人自救能力差，管理者無責的結果”。那場災難引發了了群眾對“清零政策”的不滿。在一些抗議活動中，以學生為主的抗議群眾意識迅速激進化，從一開始僅僅要求結束封城到後來部分抗議者反對獨裁政權。群眾把烏魯木齊火災中的受害者與本次河南學校火災的受害者和自己的經驗聯系到一起，感同身受地體會到受害者當時絕望的情緒。一名網友說：“我們學校宿舍晚上也上鎖，如果真的出現突發情況，誰也跑不了。”

意識覺醒

盡管所謂“白紙運動”並不是一場巨大的群眾運動，但是它標志著中國群眾意識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群眾越來越不再把這種人為災難視為個別單位或地方政府的問題，而是整個制度的崩壞所致。日後災難事件發生時皆會勾起群眾鬥爭的回憶。

中國勞工論壇認為，資本主義下僵化的官僚主義管理體制只能導致悲劇再一次上演，而災難的後果最終只會由廣大工人階級來承擔。中共獨裁政權面對危機的第一反應就是殘酷的封鎖，通過把整個國家變成監獄來鉗制鬥爭。要保證廣大勞動群眾的人身安全，避免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就必須要一個由工人階級民主得出的管理制度。工人也需要組織起獨立工會，民主地制定合理且安全的工作守則，定期選舉和更替單位的管理者。資本主義使學校領導可以通過權力獲取大量經濟利益，例如涉及校服商、膳食供應商以至工程領域的腐敗。所以，學校領導必然為牢握權力權力而進行高壓管理。因此，必須要由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性運動，不僅反對獨裁制度，也要推翻資本主義。

中國的內卷化經濟

隨著大規模的多重危機持續惡化，我們可以說中國經濟呈現出“內卷”的許多特征。迄今全球最大的房地產市場已經崩潰。在去年，房屋建造數量跌至2020年的40%。即使如此，房屋供應過剩的程度依然驚人。

日本化

從總建築面積減去所有已售住宅面積來計算過剩住房存量，可以算出，空置房屋足夠容納1.5億人居住（截止2023年底，空置房屋面積略低於50億平方米）。然而這數字只是冰山一角，未包含數十年的房地產泡沫期間，作為“投資”購買的所有第二、第三套住房。

在中國約3億戶城市家庭中，1/3擁有一套以上住房，10%擁有兩套以上住房。隨著房價暴跌（跌幅比官方數據顯示的要大得多），越來越多第二、第三套房屋被出售，進一步導致市場飽和，加劇通貨緊縮（價格下跌）。

因為中國的通貨緊縮，使得如今全球金融市場難以安寢，我們相信中南海也是如此。通貨緊縮被視為中國“四個D”——債務（debt）、通貨緊縮（deflation）、脫鉤（decoupling）和人口（demographics）——中最危險的問題。 中國官方並不承認存在通貨緊縮。去年政府警告經濟學家不要討論這個問題。但與其他資本主義經濟現象一樣，中共的鎮壓也無法掩蓋這些事實。

12月，中國居民消費價格出現14年來最大跌幅。經濟學家警告說，中國正面臨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最持久的通貨緊縮。這種風險恐怕將會固化——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房地產價格暴跌、工資下降、失業問題造成需求更加疲軟，迫使工廠進一步削減成本、調低薪水。對於中國這樣的高債務經濟體，通貨緊縮會帶來災難，因為隨著價格下跌，實際要花更多的錢來償還舊債務。中國的債務已從2001年的2.1萬億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47.5萬億美元。

馬克思主義網站chinaworker.info解釋道，中國經濟已進入“日本化”階段，但也指出，中國的危機在一些方面其實恐將比日本更嚴重。這是因為中國地域上更遼闊、經濟上更貧窮、社會上更脆弱。

重心轉向制造業

房地產市場的崩潰使國有銀行及地方政府從房地產行業轉向推動制造業投資，特別是“新三樣”——電動車、鋰離子電池和太陽能電池。

作為中“共”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一部分，這一策略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鼓勵。但正如在中國一向的情況，這是毫無協調、計劃的盲沖，而且國家各個部門彼此相互競爭。結果又造成了更多的供應過剩。房地產行業已然如是。如今，新能源領域的無序擴張，正重演這種產能過剩現象。盡管去年房地產行業的銀行貸款余額實際上有所收縮，但僅是第三季，銀行就向制造業投入近5萬億元貸款。

情況表面上看好，但這不過是另一個內卷案例罷了。銀行需要獲得新的貸款，來補償與房地產市場崩潰有關的不良貸款（永遠不會償還的貸款），因此為“新三樣”的擴張投入資金。房地產崩盤會導致地方經濟萎縮、消費者需求遭抑制，並加劇地方政府自身的債務危機，因此地方政府同樣需要替代項目來維持自己的經濟運轉。中國各地政府正像淘金熱一般湧入“新三樣”。中國中央政府官員在1月警告說，“盲目”投資會導致這些行業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新能源汽車相關企業超過60萬家，光是2022年就增加了40%（新成立23.94萬家公司）。這些公司大部分都會倒閉——中國的電動車銷量已經開始下降。當局即將出手遏制盲目擴張。債務推動的產能過剩怪圈現在也出現在“新三樣”上面。

中國制造業產出正在萎縮（已經連續收縮4個月）。產能過剩引發價格戰、造成通貨緊縮，而這問題已是非常嚴重。根據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23年12月的數據，中國太陽能總裝機容量（900GW）是全球預期需求（300GW）的3倍。預計到2027 年，中國電動車電池產能將達到全球總需求量的近4倍。

同時，中國的國內市場並沒有擴大。盡管太陽能發電量在全球範圍占據無可比擬的主導地位，但到2022年，太陽能發電僅占中國發電量的4.7%，而化石燃料則占據70%。

這些驚人的數字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之荒謬。作為一個全球體系，資本主義已走入死胡同。生產資料私有制和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的基礎，而這兩者起到的作用全然反動、窒礙經濟發展。資本主義無法運用中國日益增長的生產能力，以作為綠色轉型的一部分，而綠色轉型已經是迫在眉睫、關乎人類生死存亡。相反，全球資本主義正越來越多地以“國家安全”為由建立壁壘。習近平政權與美國正試著比誰更能打造壁壘。

中國國內市場需求不足，意味著制造業更依賴國外需求。去年，國外需求占制造業活動的57%。但出口正受到疲軟的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中美冷戰）所擠壓。2023年，以美元計算的中國出口額較前一年下降4.6%、降至3.38萬億美元。

今年，全球情勢看起來更加黯淡。中國經濟的一處亮點——電動車及汽車出口，恐將遇到外國政府越來越大的阻礙。去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國（中國向海外出口了414萬輛載客車，而日本則出口了398萬輛）。

但在10月，歐盟對中國電動車出口發起“反補貼”調查，擔心中國電動車出口將壓垮大眾汽車（Volkswagen）和雷諾（Renault）等歐洲本土汽車巨頭。這一調查會在2024年底作出裁決，並可能將觸發新一場重大的貿易戰。法國馬克龍政府被視為歐盟調查的主要推動者。因此在1月5日，中國政府對法國幹邑白蘭地發起“反傾銷”調查，以此警告法國。

同時，今年是美國的大選年。目前，前總統特朗普在大部分民調中領先拜登。即使特朗普沒有在11月勝選，隨著大選的升溫，民主、共和兩黨陣營的反中言論恐將激增。

在中美帝國主義權力爭鬥之前的時代，美國總統候選人攻擊中國的言行很大程度上只是作秀，不會成為認真的政策。但如今世界已經改變。針對中國的新制裁措施、金融管制和貿易保護主義不僅是可能，而且是極有機會出現的。不是只有美國、歐盟政府對中國出口建立貿易壁壘。印度已經針對中國太陽能模組征收關稅。而土耳其也對中國電動車征收額外的40%關稅。

工資下滑

對於中國經濟與習近平政權來說，2023是災難性的一年。但2024年的情況已逐漸變得更糟。自2022年底的短暫運動以來，尚未再有任何重大抗議震撼中國。當局的逮捕浪潮摧垮了這些抗議，但習近平殘酷的清零政策在此之前就已經土崩瓦解了。然而，如果就因此斷定中國政治“穩定”下來了，或群眾已經被“擺平”了，則大錯特錯。

在冰山之下，社會不滿的暗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強烈。在社會各階層中，中共政權的權威急劇下降。不僅是資產階級，可能大多數民眾都認為中共的官方數據和經濟宣傳是個拙劣的笑話。

根據官方數據，中國的GDP在去年增長了5.2%。這將是除了疫情爆發的兩年（2020、2022）外，自1976年以來的最低增長率，但即使這個數字也是假的。這是出於宣傳目的操弄數據的典型事例。由於缺乏可靠的經濟數據，準確的分析不可能實現。但面對樓市崩盤的事實，中共的數據如何自圓其說呢？該部門經濟總產值雖較3年前的30%低，但仍占23%。

相反，“新三樣”占經濟總量僅3.5%。正如《經濟學人》雜志於2023年12月7日所指出：“即使‘新三樣’每年增長20%，也無法彌補因房地產低迷而導致的GDP損失。”

這本全球資本家的喉舌刊物還指出：“新三樣也不如房地產部門的勞動密集。房地產產生了藍領工作（營建者）與白領職業（房屋仲介與銀行人員）的有用結合。”

換句話說，中國的失業危機將會變得更加嚴重。上述所作比較表明，中共政權聲稱經濟增長“5.2%”，但其說法存在根本性的自相矛盾。研究公司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估計中國2023年實際經濟增長率約為1.5%。該報告的論據很有說服力地指出官方GDP數據“與過去一整年的萎靡情況及相應的決策不相符”。

因此，就連國際資產階級機構也越來越多地批評中共作假數據。中國人早就意識到數據作假的問題。許多人會說經濟沒有增長，事實上經濟正在“衰退”。路透社於1月18日報導中，引述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朱天的話說：“我們正處於經濟衰退中。如果你和10個人交談，7個人會說我們今年過得很糟糕。”

各個經濟部門的工資水平都在下跌。即使在“蓬勃發展”的電動車和太陽能產業，也存在一些有關裁員和欠薪的糾紛。與此同時，傳統的燃油汽車行業已經開始大裁員。放棄在外地打工、返回家鄉的農民工人數創歷史新高。抑制中國消費需求的主要因素，正是實際收入下降，而非“信心”低迷這樣的模糊說法。

《南華早報》於1月20日的報導中，引述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前院長姚洋的話，指出需求不足的問題“嚴重”、“過去3年需求零增長”。他和許多其他中國經濟學家主張“需求面改革”，例如正如許多西方經濟體和香港那樣，向消費者提供直接補貼，而非中共目前即使市場已經飽和、但仍提高產能的刺激措施。在先前的文章中，我們已經解釋道，為何中共政權對這種“需求面”實施的刺激特別警惕。

去年，由於零售業衰退，家樂福和步步高等大型連鎖超市關閉了數百家分店。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也對大量公務員進行減薪、削減獎金。欠薪問題也引發了數十起抗議。

根據線上招聘平台“智聯招聘”的數據，2023年第四季度，38個核心城市的薪酬平均下降1.3%，這是薪資連續第三個季度下降。報告顯示，北京的薪酬較去年同期下降2.7%，廣州的薪酬較去年同期下降4.5%。年輕人和畢業生的薪酬下降幅度更大。

向“負面消息”宣戰

中共政權宣傳的經濟數據掩蓋現實。令人尷尬的經濟統計數據（例如青年失業率）被封殺。去年12月，經過6個月的審查後，政府恢覆發布16-24歲青年失業率的數據，報告稱失業率為14.9%。但官方更改了統計方式，將學生排除在外，然而許多學生之所以選擇繼續學業，就是因為他們找不到工作。

操弄經濟數據可謂中共長期的傳統。已經去世的李克強於2013年至2023年擔任中國總理，曾著名地表示：中國GDP數字是“人造”的，因此不可靠。英國牛津經濟研究院表示，中國的實質GDP可能比官方公布的數字低20%。

自2020年以來，官方GDP數據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愈加拉大。習近平政權需要展現有關經濟實力的另類敘述，以應對外部（加深的地緣政治爭端）及內部威脅（國家機器內部權鬥，可能爆發的群眾起義） 。正如經濟學家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所言，我們現在正遭到“不現實的正面言論”轟炸。

隨著過去3年危機的加深，國家對經濟相關信息的控制變得更加廣泛。12月，微博警告用戶不要發布有關經濟的負面內容。包括劉紀鵬、洪榕在內的幾位著名經濟評論員，都在社交媒體上被禁言。

如此的宣傳和審查，進一步削弱了中共政權在公眾當中的權威。網絡上的嘲諷迫使中共當局刪除了一些自己的宣傳文章。 2月2日，《人民日報》的人民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因引發眾多嘲諷，相關話題標簽被移除。該篇報導是對德國某毛派小黨的成員、來訪政客科佩（Renate Koppe）的采訪，她荒謬地聲稱“整個國家都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氛圍”。

同時刪除的還有一篇2016年的文章，該篇文章預測中國將從2024年開始進入“高收入”階段——《人民日報》抱怨該文章被一位微博用戶“惡意分享”，因為那名用戶說這篇文章將使他“找到一個開心過大年的理由”。

連鎖危機

中國房地產泡沫在3年前就開始日本式爆破。危機鏈條的下一個環節是地方政府，其巨額債務問題去年已眾所周知。到2023年下半年，危機已蔓延到影子銀行領域，該領域與房地產行業和政府表外投資工具有著密切聯系。1月5日，包括金融巨頭中植在內，多家信托公司向北京法院提交破產清算申請，就證明了這一點。

法庭文件顯示，中植的總資產僅2,000億元人民幣，負債高達4,600億元。影子金融是指以較高利率進行風險較高的貸款，並在傳統銀行業之外開展業務的公司。因此，它們受到的監管程度不及傳統銀行。來年，影子銀行部門恐將發生更多動蕩。

中國危機鏈條的下一環，恐怕是傳統銀行業。不排除下一時期可能發生全面性金融危機。去年，我們看到在中共的指令下，最大的國有銀行出手接管或拯救了數家地方銀行——特別是河南、內蒙古和遼寧，這些省份受房地產危機沖擊最為嚴重。有報道稱，大型國有銀行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已然承壓，因此越來越不願意接管或救助地方銀行。

此前，我們和許多其他評論人士一樣，曾認為2008年美國那樣的金融崩潰較低機會在中國發生。這是因為，中國政府對銀行系統的控制力要比美國大，這意味著當局可以通過不斷的金融伎倆，將這些財務損失從銀行體系的一方轉移到另一方，從而吸收更大的財務損失。但當前日本式的內爆持續越久、越深度，中國金融當局實施這種伎倆就越難。

近期事態發展表明，幕後的恐慌日益加劇。其中包括中國3家所謂的資產管理公司（這些“資產”實際上是先前救助所累積的債務）並入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中投公司），而中投公司旗下資產規模達1.35萬億美元。這一合並或將導致這些實體內部的損失不斷增加。這只是中央財政部門看起來正進行的其中一項重大改組，從而加強中央集權，而習近平正是在去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曾透露要加強中央控制。

“國家隊”歸來

最近為重振中國基本上死氣沈沈的股市而采取的政策，進一步表明存在嚴重的情況。 2月7日，易會滿被免去中國證監會主席職務，由吳清接任。易會滿是連續第三名被解職的證監會領導，所有這些被解職者都成為了股市巨虧的替罪羔羊。

在吳清上任的同時，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刺激措施，其中包括據報用來救市、即將設立的2萬億元人民幣基金。股市市值自2019 年以來已減少一半（損失達42萬億元人民幣）。因此，在2015-2016年市場與貨幣危機中聲名鵲起的“國家隊”再次被動員起來，為股市“護盤”。

但這次情況不同。股市下跌反映的是，房地產泡沫破裂引發的更廣泛的通貨緊縮危機。“投資者”對於習近平及其經濟團隊夠解決經濟危機的信心崩塌，也加劇了這一危機。2015年，在金融投機失控之後，股市更接近傳統意義上的的“調整”。

中共似乎不僅將暴跌的股市視為額外的經濟威脅、加劇通貨緊縮壓力的因素，還將其視為或將產生政治影響的“穩定”問題。《外國人看中國（Sinocism）》創辦人兼編輯畢曉普（Bill Bishop）談道：“調集如此多的資本帶有絕望的味道，這讓我想到政策制定者是否在擔心一些大型機構可能面臨巨大損失的風險。”

中共高層癱瘓的一個跡象是，本應在2023年底召開的三中全會被延後多時。迄今為止，尚未宣布任何開會日期。三中全會每五年召開一次，傳統上當局在會上公布新的重大經濟政策。三中全會的謎團顯現政權內部存在嚴重分歧，或可能是擔心如果會議上缺乏“新點子”的話，會進一步加劇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正在侵蝕中共政權的基礎。2022年的群眾抗議浪潮正是普遍不滿的第一個警號，此種不滿或將會在下一時期再次蔓延到街頭。在當今經濟狀況迅速惡化的情況下（包括年輕人真確陷入絕望境地），下一次抗議的爆發無論何時發生， 民眾對經濟狀況的不滿都有機會與政治變革的訴求相結合。

如果中共政權以鐵拳鎮壓抗議（這是其默認反應），有可能會引發更大規模的反擊。習近平的親信認為，習近平一人獨裁是拯救中共統治、避免其內部瓦解與革命威脅的唯一途徑，但他的個人獨裁統治也同樣可能 會引發這些後果。

由於所有抗議都不合法、工人罷工必遭鎮壓、不隸屬中共的任何政治組織都被取締，中共獨裁當局缺乏資產階級“民主”政權所有的彈性。這些“民主”國家的制度有許多“阻尼器”，比如更開放的媒體和社交媒體、至少在明面上有“反對派”的存在，而它們可以延後政治危機發展為全面革命挑戰——但即使這些手段也並不可能永遠奏效。

由於中共獨裁設下的巨大障礙，就像1989年那樣，一旦群眾關鍵地對警察鎮壓不再恐懼，任何一場新興的中國群眾鬥爭浪潮都可能具備革命性。

一項在柏林墻倒塌後不久的東德所進行的民調顯示，3/4的人們表示他們沒有預計到柏林墻轟然倒下。2022年“白紙”抗議的一個重大結果是，許多參與者表示，此前他們沒有意識到有這麽多人對現況同樣憤慨。在中國，隨著中共的統治越來越迷失方向，我們正進入一個新時期，將會充滿著震撼且不可預見的發展。

中國工人抗爭於去年翻倍

中國經濟正處在“改革開放”資本主義覆辟以來最深重的危機中。全球資本主義制度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危機，而中國經濟的危機正是其中一環。資產階級與中共這類政權迫使工人階級與貧民承擔大部分代價，因此不可避免地，各地危機都使階級對立變得更加尖銳。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新報導《2023年中國工人抗議縱覽：資本逃竄亂湧 工人集體行動較上年翻倍》，2023年有記錄的工人抗爭事件共1794宗，是2022年的831宗的216%。當中制造業工人罷工宗數增幅最高，從22年的37宗上升到了23年的438宗。這不僅表明了中國資本主義所國臨的經濟危機嚴重程度，也反映了中國正經歷的劇烈經濟結構改變。

中國勞工通訊的局限性

中國勞工通訊是總部位於香港的非政府組織（NGO），經常發布中國工人鬥爭及現況的有關報告。這些報告有其價值，但是，與許多NGO、以及受自由派影響的倡議團體一樣，其政治結論薄弱，並且沒有提供任何認真的解決方案。該團體與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主要區別在於，他們沒完沒了地在每一份報告都重覆道，中共官方的“工會”需要“履行其職責”（！）、並開始“代表”工人。盡管這份報告中包含的數據值得關注，中國勞工通訊至今仍不明白中華全國總工會其實已經是在“盡自己的職責”，他們的職責就是作為代表中共獨裁政權的假工會，阻撓、鎮壓工人抗議。

中國勞工通訊報告顯示，2023年占據工人抗爭的主要領域仍然是在建築業上。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危機不斷加深，房地產開發投資收縮去年較前年下跌了近10%，而新開工面積下跌了20%。這說明了房地產市場的崩塌，庫存積壓，工程項目日益減少。

爛尾項目的激增、欠薪、削減工作崗位，不單單發生在私人住宅的建築項目上，政府主導和投資的公共基礎設施的建築項目也在減少。由於地方債台高築，在1月份，中共國務院下令全國12個地區停止或延後基建項目。這些項目的停工都對中國建築工人的生計帶來破壞性影響。

目前，中國至少有5000萬建築工人。而去年建築業農民工討薪抗爭就至少有945宗，也是2022年的兩倍以上。那些早已陷入危機的房地產企業如恒大、融創、碧桂園等，抗爭特別激烈。但由於建築業工程往往層層外包，使得這些企業往往可以輕易推卸責任、歸咎“第三方”外包商。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失業的建築業農民工只能聚集在路口等待日結工作。這份報告所示，這些工人每天只能賺大概80元，只及過去建築業工資皮毛。

而制造業的罷工數相比前一年暴增10倍，原因之一在於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及新冷戰的格局下，外資大量外流，加上“脫鉤”趨勢令外貿訂單減少。工廠經營困難，外資與生產線外移，使工人失去生計。與美國的科技戰也使得去年被注銷或吊銷工商訊息的芯片企業達1.09萬家，平均每天有31家芯片公司倒閉。加上房地產市場崩塌、失業率節節升高、總體收入下滑，必然導致民眾紛紛減少消費支出。當中抗爭工人主要的訴求包括要求發放被拖欠的工資，以及發放搬遷倒閉的賠償金等。

抗爭仍在初級階段

在獨裁統治下的中國，真正的獨立工人組織並不存在。甚至連最基本的工會架構都極其缺乏，工人階級尚未累積起連貫的鬥爭傳統，因此存在著巨大的真空。鬥爭大多局限於單一職場或城市。在這種無組織的狀態下，如今抗議不可避免地自發並由憤怒情緒主導，但組織意識和期望尚且很低、很基礎。工人抗議並未挑戰資本家關廠、裁員的權利。他們覺得這些是“現實”、要接受，並將鬥爭集中在更“實際”的最低目標上（比如拿回被拖欠的薪水和補償）。

馬克思主義者全面聲援這些鬥爭，同時認知到中國工人階級缺乏組織，因此現階段意識水平仍然很有限。這使中國比國外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工人鬥爭的形勢更惡劣。因為在這些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工會領導同樣也官僚化甚至形成空殼部分工會，但很多工人階級擁有具規模的工會組織，以及基本的民主權利（這兩者總是相互關聯）。在這些國家，有一些眾所周知的大型工人鬥爭，反對裁員、搬遷及關廠，有時會要求將公司公有化、保證撤回裁員決定，並保證所有工作崗位不流失。這樣的鬥爭水平，比如今中國高很多。但這指明了前進的道路，並顯示最重要、核心的事務，正是工人需要建立獨立工會。

據中國勞工通訊報導，大量工廠用各種借口和理由拒絕發放補償金，或想方設法迫工人自動離職，更有工廠公然打出發放工折的“折扣”，深圳松崗運豐電路板廠更低至3折發薪，因此工人的抗爭接連不斷。可見沒有獨立工會的情況下，工人對抗資本家的剝削和愚弄的能力大減。

平台經濟的剝削

另一方面，隨著電子商貿銷售越多越多地擠占傳統零售業的市場，服務業工人的就業也面臨極大的壓力。傳統大型零售企業都不斷關閉旗下的店面，以家樂福為例，2023年上半年就已關閉了超過70%的門市店面，大批員工因而失業。他們也未能獲得合理補償。

電子商貿銷售與平台公司的興起，對於工人工作穩定度、工資水平施加額外壓力。由於入職門檻低，大量失業工人湧入物流運輸行業，在各種網絡平台下成為“自營者”。據中國勞工通訊報導，2023年全國比2022年新增了41家網約車平台及126萬駕駛員。這使得行業人力迅速飽和，造成司機們只好相互廝殺。

其中以貨拉拉為例，自2022年底爆了了大罷工後（可參見我們第69期《中國貨拉拉司機爆發多地區罷工抗爭》），2023年又多次爆發了罷工抗爭。部分抗爭的司機訴苦道現時他們接單平均每公里價格不到1.5元人民幣，同時要面對平台其他司機的激烈搶單競爭。特別是對於貸款購車入行的司機而言，現時的收入甚至無法支持他們償還購車的貸款。

這些情況不單發生在網約車司機身上，也發生在食品外賣騎手上。中共為了緩解失業問題，大肆吹捧制造“外賣員3年賺102萬”的神話，以試圖吸引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失業者進入幾乎沒有任何門檻的外賣騎手行業。

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下，即使是過去被視為相對較安穩的地方事業單位崗位也朝不保夕，當中包括公共部門如醫療和教育行業，甚至部分編制內的公務員。

南京市兩個區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工資在去年已拖欠3個月。廣東則大幅削減退休金，降幅超過三分一。更有消息指部分城市如天津早已財政破產，天津公交集團18000多名員工被欠薪數月。11月，河南汝州市公立的婦幼保健院拖欠五百多名醫務人員工資、醫保和公積金，部分更被拖欠長達一年，觸發了醫生們在醫院門口抗議，當地衛健委僅用兩個字回應：沒錢！同樣在河南，三門峽市34名教師公開發出絕食聲明，抗議入職4年來沒有落實編制，勞動合同、工資、社保醫保公積金一律欠奉。

在這一系列的事件中，難以想像工人們竟然要忍受數月甚至以年計的工資拖欠，這讓我們可以看到工人在沒有他們自己的獨立工會的力量下是何等無助。

中國勞工通訊這份報告涵蓋的事實，展現了一幅令人震驚的畫面，顯示習近平時期正發生的資本主義危機。但我們讀到中國勞工通訊報告末尾的結論部分時，我們感覺仿佛作者根本不知所雲。在其英文版，作者表示：“隨著工人正在爭取自己的權利……中國勞工通訊長期以來一直主張中國官方工會承擔起代表工人的職責”。他們還認為，這“將確保公共與私人權利受保護，從而支撐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目標，並且公民可以有公平的機會獲得體面的生計”。他們希望以這些說詞，來贏得資本家與中共當局的支持，並將其說成某種“雙贏”局面——他們的意思是，不要階級鬥爭，而是要階級合作！

對中共官方“工會”的幻想

自從他們放棄呼籲獨立工會、稱這在中國“不可能”後，中國勞工通訊將近20年都在死守前述路線。一直以來，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有曾以任何方式支持工人抗議嗎？中國勞工通訊只怕連一個例子都數不出來。但反而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佐證官方“工會”對工人緊閉大門，甚至參與破壞罷工、鎮壓工人罷工的行動。2018年的佳士鬥爭，正是中國官方“工會”反革命角色的生動案例。

隨著中共資本主義的危機加劇，工人階級除了抗爭別無選擇。工人階級和青年必須開展全面的群眾鬥爭，以建立新的戰鬥性工人運動，並以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綱領，實現建立廢除資本主義的願景。

中共再度打壓遊戲產業釀成鬧劇

近日，中共進一步收緊對遊戲產業的監管措施，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於12月22日公布《網絡遊戲管理辦法》草案征求意見稿，擬禁止網絡遊戲設置每日登錄、首次充值、連續充值等誘導性獎勵，並要求所有網絡遊戲設置用戶充值限額等。這一消息震驚了中國與全球股市，強化了對中國經濟和習近平政權無能解決危機的負面看法。

小股災

鑒於中國股市自2021年以來已經蒸發了2萬億美元市值、可謂全球表現最差的股市，當局對遊戲業的打擊對整個中國經濟產生了更廣泛影響。中國經濟陷入深度冷凍，面臨資本外逃加速、外國投資崩盤等許多嚴重問題。中共正嘗試給股市做“人工呼吸”，以此引誘資本家回歸。在此背景下，12月對遊戲業的打壓可謂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媒體《第一財經日報》分析，僅網易和騰訊兩家公司的港股市值蒸發就接近5000億港幣。遊戲業新規被廣泛解讀為習近平政權的另一個180度大轉彎。中共在2023年投入了大量時間與精力，向資產階級投資者表示，自2020年開始針對科技、私人教育、房地產和平台行業的監管打壓已經結束，從而讓他們放心。但遊戲業新規卻使人感到，更多的監管打擊即將到來。

在這場自制災難後，中共開始進行損害控制。央視宣布，新規將“修改完善”。中宣部出版局局長馮士新被免職，中共沒有明言免職的原因，但相信是為這一波股災而負責“背鍋”。此前，馮士新一直主管“規範”遊戲產業的各項政策，包括遊戲審批與推行玩家實名制等措施。事件發展來龍去脈：下級官員試圖揣摩上意，執行符合“皇帝”意願的政策，但卻錯判形勢。盡管官方沒有宣布撤回12月頒布的政策（中共典型保住面子的作風），但新規已在1月23日從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的網站移除。就像施了魔法一般，仿佛這從來沒有發生過！

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這一次的監管新規的出台和與中國歷次把遊戲當做“電子海洛因”進行一味地打擊有所不同。近年中國遊戲產業發展迅速，中共也想在遊戲行業中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根據12月15號發布的《中國遊戲產業報告》顯示2023年，國內遊戲市場用戶規模已達6.68億人，實際銷售收入3029.64億元。

“規範”遊戲行業

遊戲行業不僅和半數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也關乎著百萬人的工作崗位。中共調整了遊戲管理部門的組織架構——由國家新聞出版署統一管理，新的管理部門減少了之前“一刀切”等粗暴做法；新聞出版署又在23年年底批準了40款新網絡遊戲並批準了100款新遊戲的發行，想向剛遭受巨震遊戲行業釋放“積極信號”。這一次監管新規也是想以“規範”遊戲行業來推動其“高質量發展”，所以這一次網絡上的反應和21年嚴格限制未成年人遊戲時間政策出台後的一邊倒的批評聲不同，頗有一些人對該政策產生了幻想，認為政府大力的監管新規便能打擊誘導氪金等亂相，撥雲見日，帶來高質量的遊戲，還遊戲行業一片“清朗”。

事實上，這次監管新規積極意義很有限，出台的新規的具體條款描述相當模糊，很多條款遊戲廠商完全可以輕易進行規避。例如新規里面禁止遊戲設置“強制對戰”，廠商就可以通過“演習”中的“淘汰”來代替“大逃殺”的“擊殺”；新規禁止登陸、首充等“誘導性獎勵”，廠商便可以通過每日購買的低價禮包來代替登陸獎勵、用低價購買但僅能購買一次的豐厚禮包來代替首充獎勵；新規想通過要求遊戲明碼標價來防止廠商以覆雜數學模型來誘導玩家因為抽卡而產生的過度消費，但廠商也可以通過高價明碼標價的同時低價抽卡來規避新規，照樣賺的盆滿缽滿。而且此次新規第六條和第七條要求網遊需要提前審批一個以前不需要的額外的許可證，這很有可能會增加遊戲發行準入門檻，更難拿到許可證的小廠商想要發行只能依賴於掛靠大廠商，這既限制了創作自由又利於遊戲寡頭的壟斷。

況且指望一個監管辦法來使得遊戲精品化、遊戲行業合理化完全是癡人說夢。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激烈競爭壓力，難免令人熱衷尋求高強度娛樂。但中國當下的低迷的經濟、不合理的收入結構，不少人能投入遊戲的全部身家就一台手機，而且再加上996的工作，根本無錢無閒玩幾百元的買斷制精品主機遊戲，更遑論是需要更多時間投入的興趣，只有在工作之余忙里偷閒玩一些利用人性弱點才能不斷讓人投入到重覆機制的劣質手遊。

而對於廣大中國青少年來說，畸形的教育體系、過大的學習壓力和多元娛樂方式的缺乏往往令青少年學生沈迷於遊戲、更容易掉入誘導性獎勵的陷阱。

整體性問題

中共打擊遊戲業的目的不是為了解決青年問題，而只是加強家長式的社會控制，與打擊青年躺平等“反社會”行為一脈相承。同時，這做法也能爭取家長的民粹支持。

社會主義者認為電子遊戲的玩法機制、管理辦法、價格，應該由遊戲從業者和消費者共同民主決定，但這種民主決策顯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在中國的威權制度下。

因為這種娛樂手段被資本控制後，他們不會在乎娛樂的“質量”或“健康”與否，只求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戶瘋狂氪金，迅速大量地獲取利潤，這無可避免會令部分人迷失其中，而且就算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強行限制遊戲，這些玩家仍然會尋求其他不健康的方式消遣娛樂，這實際上是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性問題，涉及公共休息娛樂設施等公共服務、工人與學生的工作和學業壓力等等問題，不單是遊戲本身。而廣大工人階級應當也有能力把這種娛樂手段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這顯示需要將網遊和整個科技行業收歸民主公有，打破中共支持的資本家的控制。工人階級需要通過組成群眾性的工人組織以及獨立、民主的工會，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整個經濟。無可避免的是，這種社會主義改造不可能在如今的中共資本主義獨裁統治下實現。

中共獨裁在科技行業進退兩難：家長式統治抑制科技發展
中共出於迎合保守的家長思維，打壓遊戲產業已非一日之寒。在過去，我們亦曾探討過中共打擊娛樂產業的民粹政策背後的原因和動機（可參閱《社會主義者》2021年秋季刊第63期或中國勞工論壇網站的《“電子海洛因”與“精神鴉片”？中共污名化打壓電子遊戲的背後》）。但中共對遊戲產業的打壓，無意之中窒礙中國對人工智能的進一步發展。

ChatGPT問世標志著AI的發展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中共在人工智能發展過去一直側重在諸如人臉識別等可直接應用於加強政治控制、鎮壓和監控的方向上，但對於能夠促進生產力的方向上卻一直毫無突破。新冷戰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在軍事和經濟方面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中國正試圖在人工智能的發展上與美國較量，卻遭受到美國政府的高端GPU（圖形處理器）出口禁令所打擊。

這一輪鬥爭的主角──GPU，正是二三十年來在電子遊戲推動下的產物。在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間，GPU是只有娛樂功能的一件“玩具”，電子遊戲對畫面的更高追求不斷推動著GPU的算力提升。直到2012年左右，AI領域的研究者發現GPU的並行計算性能非常適合用於神經網絡運算，GPU才從一件“玩具”變成一個打開下一階段AI大門的金鑰匙。根據GPU廠商英偉達的報告指，在2023年，用於AI的GPU銷量已達遊戲GPU銷量的20倍。

而在2000年，中共官媒《光明日報》提出“電子海洛因”，把電子遊戲與毒品劃上等號。在這種思維下，GPU自然是“吸毒工具”了，當然得不到重視，也沒有了發展的動力。

事實上，中國的電子遊戲工業在九十年代初期起步階段的發展得並不比國外遜色，這一時期有相當多的優秀作品至今仍為人作津津樂道。但由於社會上大多數家庭根深蒂固的保守儒家教育思想，加上隨著中共一道道的打壓和禁令出台，以及社會工作和學業壓力日增，中國的電子遊戲工業轉向為制作低成本和短開發周期的網頁類遊戲，以迎合社會上大多數民眾零碎化的閒暇時間和提供“高濃度”的娛樂途徑。這是資本追求短周期高利潤的一個必然結果。中共專制資本主義體制下亦如是，並且還有另外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的家長式專制管理思維扼殺了關鍵技術的發展。

去留何計——危機下農村青年出路何在？

幾十年來，在中國資本主義狂飆突進的年代里，幾億農民選擇進入城市成為農民工，用血汗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鋪下了路基。但在當前危機之下，曾經吸收了大量農民工的城市無力再去提供充足的工作機會。如今人口流動實際上正在逆轉，更多的農民工返回農村。

無論是打工還是回鄉，農村青年的未來都極其艱難。

城市里

官媒熱衷於宣傳農民工進城勤勞致富的傳說，本月內就接連拋出了“裝修工人月入數萬元”、“某外賣小哥三年掙下百萬”等故事，仿佛在中國從事體力勞動是前途大好、收入頗高的——但這幅風景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它並不存在。與這種“勤勤懇懇就能得到高額回報”的宣傳相反，農民工在勞動關系中往往處於不利的一方，無論是對於可能長至十幾小時的工時、低廉的工價還是高負荷的工作量，都沒有什麽討價還價的空間；而在極辛苦的工作之後所獲得的也並不是數額驚人的報酬，反而常常是低至每天一兩百元的工資。

工資之外，農民工的福利也極度有限。

在巨大的生活壓力之下，打工並不能積累下足以養老、看病的積蓄。“那養老金呢？”——很不幸，對於農民工來說，工作單位、地點的不穩定與低收入決定了其在繳納養老保險、醫保時無法達到城鎮職工的水平，醫保繳費年限的提高更是使農民工在城市參保幾乎成為幻想。於是雖然他們在城市工作，卻幾乎完全不可能獲取與城鎮職工對等的醫療、養老待遇。

而資本主義危機的進一步發展使得農民工的境遇進一步惡化。基建、制造業的衰退使得農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機會不斷減少，由此導致了農民工大規模返鄉的現象。

這樣的城市無法給予青年農民工未來。相比於同齡人，教育資源匱乏、貧窮代際傳遞使得大部分農村青年在進入城市後即使有幸找到工作機會，也只能選擇低薪高強度的工作——而上一代農民工已經證明了這並不會給予與付出相應的回報。

那麽，“回到家鄉”是農村青年的出路嗎？

根據南華早報2024年1月4日報道，農民工返鄉導致了中國第一產業勞動力出現了二十年來的首次增長。2022年第一產業（農漁礦業）就業人口增長600萬。面對農民工返鄉的現象，農業農村部曾經宣稱政府部門“大力發展鄉村產業、落實就業幫扶政策”，有效解決了返鄉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各地政府也紛紛鼓勵“縣域就業”，推動農村青年前往三四線城市就業。

但這既不是農村的出路，也不是農村青年的出路。這進一步體現中國資本主義和中共統治走入死胡同、無法再推動經濟向前發展。中國發展模式的局限性決定了推動返鄉農民工在縣城打零工並不會促成什麽嶄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不會因為發明了“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一類的名詞而有所改變——更何況這種 “縣域就業”往往集中於零工領域，穩定性和工資幾乎一樣低，既不能拉動縣城經濟，又不能維持青年的生活。所謂幫助農民工返鄉發展、就業增收，大抵都是官方的套話。農村青年返鄉後所面臨的不是“專屬於青年人的創業、幹事機遇”，反而是在雕敝經濟下更嚴重的生計問題。

日本化？

中國與日本1990年以來長期的經濟不景氣的相似性使得“中國日本化”成為了一個廣為關注的話題；但中國的種種現狀決定了中國的“日本化”並不會簡單重演日本的發展路徑。

中國的工作穩定度、福利保障與泡沫破裂時仍有終身雇傭制度、更高福利的日本相比薄弱得多，這一現實在發展水平低得多的中國農村體現得更為明顯。以養老為例，在農村，每月100余元基礎養老金當然不足以作為養老的保障，所以到了退休年齡後不得不繼續工作成為了農村老人的常態；而中國速度更快、規模更大的勞動人口減少與老齡化更加深了這場危機的嚴重性。如此種種客觀差異決定了“日本化”的進程將更為殘酷、爆炸性，對中國經濟產生比對日本更大的影響，並對勞動人民的生活造成極大損害。

工作穩定性正在危機中消失，所以與其犧牲新年回家的機會在崗工作，很多農民工寧願直接“提桶跑路”（即離職）。在這種變本加厲的剝削壓迫中所醞釀的不滿、在危機中所遭受的苦難最終會成為勞苦大眾反抗的導火索，而受到更嚴重壓迫的農村青年必將在這場與資本主義的鬥爭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國人口再下跌

中國人口於2023年延續下跌趨勢。官方數據顯示，去年中國人口為14.1億，比2022年減少208萬、減少幅度是前一年兩倍多。當局近年廢除35年之久的獨生子女政策，推行各種“催生”政策，包括更便宜的住房、稅收優惠、各地方育兒現金補助等“甜頭”，並放開生育三胎、官方宣傳上鼓吹女性“回歸家庭”等；即使如此，去年出生人口為902萬，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來新低。

人口下跌與經濟下行顯著相關，當然也源於其他因素。中國經濟更為深陷危機，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青年勞動者收入情況下滑，因此結婚和生育計劃不斷拖延、乃至直接放棄。今年1月17日官方公布，不含在校生的16-24歲人口失業率為14.9%。中國16-24歲人口約為9600萬，其中在校生至少6200萬，因此如果加上在校生計算，失業率比去年6月（正是當時，該數據隨後停止發布）最後公布的21.3%肯定只高不低。

就業的年輕人收入狀況也普遍低於預期——重點大學畢業生起薪從疫情前上萬元人民幣降到如今六七千，大專畢業生起薪只有三四千元，對於大部分人來講入不敷出。即使中國多地有出台補貼措施（比如湖南長沙對於第三胎的1萬元一次性補貼），面對養育子女往往要投入十幾年甚至20年以上的時間與金錢這一現實，這些補貼也是杯水車薪，不可能真的提振年輕人的生育意願。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也意味著他們無力維持這些“甜頭”、因此將其中一部分收回。《河南日報》報導，鄭州去年9月推行生育獎勵，但兩個月後就食言了。

但經濟危機並非造成年輕人（尤其是女性）對婚姻、成家態度劇變的唯一因素。近兩年，越來越多年輕人談到生育問題時，直呼“不要濫生無辜”。不單是經濟前景黯淡，還有過去三年粗暴的疫情“清零政策”經歷，對於中共的獨裁專制以及無力提供出路愈發不滿，讓年輕一代更加認定自己是“最後一代”。

社會控制工具

這是對傳統家庭模式帶來的極端壓力愈加抵制的一部分表現。中共也有意識地利用傳統家庭作為社會控制的工具。越來越多女性更為拒絕“傳宗接代”、“相夫教子”等保守父權思想，不想因為婚姻、生育而犧牲自己的人生目標。

中共則加碼父權宣傳及法規限制。去年11月，習近平要求中共官員提倡其所謂“新型婚育文化”，影響年輕人的“婚戀觀、生育觀、家庭觀”，這其實就是要求女性去做“賢妻良母”，將生育下一代（勞動力）與為國家做貢獻相綁定。

但是，過去一系列暴力侵害女性的事件，比如廣為人知的徐州鐵鏈女、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引起社會震撼。在中國，即使有著女性遭家暴的證據，仍有40%的女性離婚申請被法官駁回。2021年起，民事離婚必須有30天“冷靜期”，這使離婚更為困難。更有傳出報導稱，廣州的一名女子在離婚冷靜期內被丈夫殺害；而甘肅一名受暴女子提請離婚，法官卻稱為了孩子而駁回離婚申請。種種父權社會現況以及法律，都造成女性倍感政府鼓勵結婚的政策就是個陷阱、生育政策從沒考慮到保護女性自身權益。最終，2022年中國全年結婚數跌破700萬，相比2013年的最高值近乎腰斬。

有研究顯示，到2050年，中國勞動力將減少逾2億，這不僅會使經濟停滯更嚴重，甚至會威脅中共政權的生存。官方宣傳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將化為泡影，反過來引起群眾的末日感。中共如今代表的是危機重重的威權資本主義制度，終究捍衛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以延續專制統治，無能也不願大幅改善青年勞動者薪資、公共服務或社會福利，而勢必會繼續操控女性身體、讓女性以及全體工人階級為當今體制的危機承擔代價。

在未來的動蕩危機中，越來越多的女性和工人階級將作為整體，竭力尋求另一種制度，來取代獨裁及父權資本主義。我們的替代方案是民主的、國際性的社會主義，實現全體勞動者都享有體面工作和富裕的生活水平、及高品質公共服務。面對光明的生活前景、享有掌控自己生活的自由之時，生育決定將不再受到經濟和社會壓力影響，同時真正的女權解放也將實現。

河南：中學生之死引發怒火

12月下旬，針對河南一名14歲少年疑點重重之慘死，約萬人示威爆發。2023年12月底，河南商丘寧陵縣育華園中學的14歲學生楊劉洋被發現在校內離奇身亡。起初，校方在24日早上6點通知楊的家長，聲稱該學生跳樓自殺，但這說法極其令人生疑：楊劉洋的遺體滿是瘀傷，外加手上有螺絲刀戳的洞、右腳脖子也被扭斷。因此極可能是被毆致死——有傳聞稱是遭校園暴力，還有說法稱楊因為目擊班主任外遇其他老師而被多名老師打死。此外，23日晚間，校方通知楊劉洋的隔壁班學生不得回宿舍睡覺。因此很多人推測，楊可能在前一日就被他人殺害。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校方可能在遮掩一些事情，才沒有第一時間通知楊的家長。

監視器“選擇性壞掉”

然而，即使存在種種疑點，當地官方仍強行把事件定性為“高空墜亡”。雖然官方的調查報告提及楊劉洋有寫“遺書”，但是從未透露其內容。中共官方以及“小粉紅”一貫吹噓中國有高密度監控、所以治安全球最佳，但在真的出人命的時候，關鍵時刻的監控錄像卻“選擇性壞掉”一般，官方刻意把該名學生之死弄成謎團。新浪微博“頭條新聞”上對於事件的報導，一條高讚評論稱“什麽時候能真正去解決問題，而不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道出群眾對於當局的憤怒。

接下來幾天，事態急劇升級。楊劉洋的家屬開始維權，訴求徹查真相。約萬人的示威行動則在28日爆發。憤怒的示威者與警方沖撞，推倒寧陵縣政府大廳的自動門，並占領了大廳，要求當局公開真相、追究相關責任；另一批示威民眾則沖往事發中學，占領了學校的辦公大樓，向該校領導討說法。同時，當局的鎮壓步伐接踵而至。部分商丘居民收到當地警方短信警告，要求不得前往育華園中學，否則“後果自負”；官方調動數千名特警和警車進城鎮壓抗議群眾，宣布該縣戒嚴，並且假借大霧為由封鎖全市高速公路，阻止寧陵縣外民眾前往支援抗議。由此可見，即使抗議很快被鎮壓，這一波抗議已經震撼當局。

今年1月2日，央視新聞報導了所謂“聯合調查組”的報告，堅持“墜亡”認定。報告宣稱，從走訪身亡學生家屬和所在學校的結果看，並未發現楊劉洋生前遭遇校園暴力。對於監控視頻，相比前一次官方通報，只是多了十分有限的文字敘述（而且距離發現楊劉洋死亡事件相差4個多小時，對於分析案情並無幫助）。從結尾處的“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重視不夠”看，官方仍一口咬定學生是自殺的。

官方如此的處置，使得很多群眾開始看到這問題與過去成都49中事件的相似之處。在2021年5月9日，成都49中也是一名學生高空墜亡，但校方同樣涉嫌掩蓋事實、拒絕讓家屬觀看監控錄像，最終觸發群眾抗議。而如今河南寧陵縣的事件則是故技重施。一個重要的發展是，相比以往，五毛水軍攻擊示威者的底氣似乎弱了很多。以寧陵事件為例，他們不敢再給示威者扣上“境外勢力”等帽子，至多陰陽怪氣說“（沒有談社會陰暗面，因此）通報不合格”或者“（批評者）人血饅頭吃得正歡”。官方想“維穩”但最後反而令群眾更加不信任當局、形勢更不穩定，進而不只是不敢讓孩子住校，乃至不敢生育下一代、生怕自己的孩子也遭遇這種不幸。

“校譽”和“穩定”

當今中國市場化的教育制度下，“校譽”和“穩定”永遠當先，因為這套邏輯正好迎合中共發展的需要——需要學生成為獨裁資本主義制度下老老實實幹活的螺絲釘。目前，事件真相仍不明朗，但清楚的一點是，群眾越來越明白學校和官方不可信任，仍然會在其他時機奮起反抗。若要不讓河南寧陵的悲劇再發生、將這些不公義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工人階級和受壓迫者就需要建立自己的獨立組織，比如真正的工會、學生會，並通過這些組織要求對寧陵事件和其他類似事件進行獨立調查，以找出真相。唯有教育工作者、學生和地方社區實施民主控制的新制度，才能克服中國教育制度內的深重危機。這必須連接到遵循社會主義路線徹底重組學校體系，讓學生和教職員民主監督校務，從而提供滿足人民需求的教育，而非服務威權資本主義政權的要求。

中國：群眾悼念流亡醫生高耀潔　不滿血禍至今未改

2023年12月10日，流亡美國的醫生高耀潔去世，她曾因致力於揭露河南“血禍”導致的大規模艾滋病遭到中共的迫害。這則新聞引起了群眾對資本主義覆辟之後中國這起人禍的追問，也聯系到新冠疫情和今天的中共政權。

80年代末，中共向地方政府下達了采血指標，以應對血庫短缺的問題。為了達成指標，地方官員和血販們合謀，到農村開設“血站”，並用經濟補貼鼓勵農民“賣血”。為了降低成本、提高采血效率，血站根本不對醫療器械進行消毒就給下一人采血。多人共用采血器械是艾滋病傳播的直接原因。1992年，為了政績和經濟利益，河南省衛生廳將采血指標一次性拔高到原來的兩倍。而超額采集的血液則被衛生廳和與政府有關的企業經營的血站賣給醫藥公司。

保護國家機密

王淑平、高耀潔等醫生發覺艾滋病等傳染病出現在河南農村，於是對賣血進行調查。此舉遭到地方政府的打壓。王淑平被迫停職，並在2001年流亡美國。在高耀潔走訪過程中，地方政府常以維護地方形象或保護國家機密為借口將她趕走。向政府報告高耀潔行蹤的人可以收到物質獎勵。她的文章和數據被政府禁止發布，女兒被迫離職。為了保護血禍資料，高耀潔被迫流亡美國。除了河南，其他省市也因為賣血引發了感染病大規模流行。高耀潔等人認為賣血導致的中國艾滋病疫情遠遠超過中共所宣稱的程度。

接任河南省以應對大規模艾滋病的省長正是於去年逝世的李克強。我們過去解釋，李克強在中共政權內部所代表的是經濟自由主義派的殘余、改革開放（資本主義覆辟）的支持者、以及對習近平的強硬民族主義“脫鉤”感到不滿的那部分資產階級，而不是廣大工人階級。在李克強主政河南期間，艾滋病疫情得到緩解，但他仍然對疫情消息進行封鎖和鎮壓，並迫害維權人士，包括高耀潔和王淑平。2010年，前衛生部官員陳秉中表示，李克強和他的前任李長春對“血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此後陳也遭到中共的訊問和警告。他說，中共當局根本無意對這起人禍和主要負責人問責。

這起二十年多年前的舊聞因為高耀潔的離世被群眾再次討論，許多年輕的網民表示，自己過去根本不知道血禍的事情。這是因為中共過去二十多年來一直都在打壓維權人士並封鎖信息。自習近平上台以來，這種審查和控制愈演愈烈，與經濟危機的加深和中共對工人階級的壓制日益加劇相呼應，中共更擔心群眾對政治的討論會威脅到它的獨裁統治。群眾對高耀潔的悼念實際上是表達對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不滿。

「散播謠言」

群眾也將高耀潔的事跡和中共最近的鎮壓聯系到一起。2018年，譚秦東醫生因為發文解釋“鴻茅藥酒”沒有保健功效，遭到警察的拘捕和關押。在看守所期間，他患上了創傷後應激障礙。2020年，李文亮醫生在新冠疫情被正式報告之前就在網絡上發布“新型肺炎”的消息。地方政府傳喚並強迫他在“散播謠言”的供詞上簽字。後來李文亮因為感染新冠病毒去世。群眾認為，如果能夠在新冠疫情最開始就對其進行妥善防控，那麽這場災難就不會至於造成全球700萬人死亡，其中中國可能有150萬至200萬人死亡。有網民說：“幾十年過去了（中共）還是一樣”。這再次說明中共決不會自發地改革自己的專政體制，因為這將意味著其統治的崩潰，也很可能意味著中國資本主義的崩潰。

高耀潔和其他拒絕沈默的人一樣，都是反抗中共專制資本主義的一部分。社會主義者認為，想要真正避免未來繼續出現河南血禍和新冠疫情這樣的大規模人禍，就必須要改變現有體制。這就需要為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而進行群眾鬥爭。

四川藏區群眾抗議水電站項目，數百人遭到鎮壓

2月14日，超過300名藏族群眾聚集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格縣政府大樓外，要求當局停止在金沙江上修建水電站。有消息稱，建設該項目將迫使至少兩個村莊和六個寺廟的居民搬遷。相關影像被發到網絡上，但很快就被封禁。視頻顯示，抗議者高喊停止繼續修建大壩，而當地官員則無視抗議，要求他們立即停止抗議。在鎮壓過程中，超過百名參加示威的居民被政府抓捕，有消息稱警察動用了水炮、胡椒噴霧和電擊槍等武器，有抗議群眾被送到醫院救治。事後，如同其他抗議事件一樣，政府封鎖了消息，並全力追查參與抗議的人員。

沒有民主權利

根據目前規劃，中國政府計劃在四川到西藏地區修建大規模的水電系統，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電力短缺，並為地方政府創收。這個水電系統包括在金沙江上興建25座水壩。這些項目並沒有經過任何與當地群眾的民主討論，而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進行規劃。如果這些項目建成，大量居民將被迫遷移到其他地區，文化、宗教等建築也會被淹沒在水下。當地居民還指出，政府向他們公布的遷移方案非常粗糙，在遷移之前他們只能住在未完工的營地里，並被嚴密控制，以防他們組織抗議活動。強烈的不安全感和缺乏民主權利迫使當地群眾站起來維護自己的家鄉。

這是中國政府一向的作風，即無視群眾的意見強行推動基礎設施的建設。在興建三峽大壩期間，數百萬居民被迫離開自己的故鄉，使當地群眾生計陷入困境。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貪污案件，政府官員將本應發放給群眾的遷移款收入自己囊中，以至於中共中央都不得不出面調查。但我們知道，被曝光出來的腐敗只是官僚系統的冰山一角。同時，有專家和環保人士指出，水電站項目很容易導致環境問題，例如破壞地質條件和地方生態。但中共從不會考慮這些訴求，一律用鎮壓手段讓異見人士閉嘴。

在中共獨裁資本主義制度下，群眾沒有任何民主權利。公共集會、抗議都不被政府容忍。參加抗議活動的人會被政府警告、甚至拘捕。例如，在反清零運動之後，中共調動警察系統追查參與抗議的群眾。有些群眾只是在網絡上表達對反清零運動的支持，也會被也遭到警察訊問。面對這種高壓統治，群眾只會越來越對中共不滿，逐漸意識到，缺乏民主權利是中共制度性壓迫的一部分。

我們的主張

社會主義者反對金沙江上修建水電站及迫遷行為。只有由當地居民組織民主委員會，民主決策規劃發展，並將與項目相關的企業都民主公有化，才能停止腐敗的利益勾結，並阻止利潤為目標的規則不斷破壞環境。 在中國獨裁資本主義的壓迫下，中國工人階級缺乏民主權利。我們支持中國群眾的公共集會、抗議和結社的權利，以及新聞和言論自由。中國政府絕不會主動去改革自己，讓群眾有一丁點表達意見的機會。因為一旦群眾獲得了哪怕最基礎的民主權利，就不會滿足於一些基本的訴求，而會將矛盾對準整個獨裁政權以至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中共不能允許發生的事情。尤其在今天民族主義猖獗的統治下，少數民族的反抗行動往往被打成“反華”和“境外勢力策劃”。因此，這場抗爭必然需要連系至推翻中共獨裁與資本主義。

多位年輕醫學生接連自殺，官方竭力掩蓋過勞真相

2024年2月23日晚23時許，湖南省人民醫院25歲的神經內科規培醫生曹麗萍，完成最後一份病例的撰寫後，在休息室用手術刀刎頸自殺。事發前不久，她曾在社交媒體上表示：“心跳不舒服，這一周內心跳都在120以上……快堅持不住了，熬不下去了。”她在定時發布的遺書中，談及身為規培生連續上30多小時的班、每天都要加班，即使申請休假、“明明心臟已經快要跳出來了，明明咳嗽咳得胸痛，明明胸悶得內衣都不敢穿”，卻仍然不被準許休息，還要面臨海量看病、寫病歷工作，以及扣工資威脅。面對身體上的折磨和精神上對生活的絕望，在這份充斥著血淚和控訴的遺書最後，她表示說：“怪我自己是不合格的牛馬，熬不下去了。”“再也不見，這個世界。再也不用六點半起床上班上到淩晨了。”最終，她用最堅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事發後，曹麗萍所在科室的帶教老師被安排“下鄉支援”，該院所有規培生被要求參加“心理健康講座”並簽署“保證書”。曹麗萍的家屬前往醫院討要說法，未能得到醫院的安撫，反而遭到保安的毆打，幾位家屬受傷。曹麗萍就讀的學校和規培醫院至今沒有對事件有任何的表示，到3月13日，湖南省人民醫院工作人員稱“此事醫院方面已經處理完畢”。

處理完畢了？

3月14日，南寧市第一人民醫院27歲林姓麻醉科規培醫生，在醫院衛生間割頸自殺；3月19日，同一所醫院，22歲的醫學實習生服用安眠藥燒炭自殺。同一醫院連續兩起自殺事件引發了網友的關注，但同樣地，醫院、校方、警方都對此“冷處理”，對外界表示“家屬對處理結果表示認可。好一個”表示認可“！面對喪親之痛，只有最冷酷的威脅才能令家屬“表示認可”，這正是面對工人階級流血時，中國各級政府及其關聯機構對家屬和社會唯一的交代。

規培制度，是中國各級醫院要求新參加工作的醫生、以及醫學研究生必須參加規範化培訓制度。其要求規培生在指定的科室進行工作，聲稱旨在工作中學習理論知識、開闊眼界思路、提升醫學生的技能水平。但是，規培生的待遇相較醫生差很多：規培生每月僅有幾百到一兩千元不等的補貼，但同時每年要交一萬元左右的研究生學費；規培生勞動不受（哪怕象征意義的）勞動法規的保障，往往被安排值夜班、做枯燥繁重的工作、強制加班。醫學研究生的規培期是三年，但也許並不代表研三的曹麗萍即將脫離這非人的折磨。

醫療私有化推行至今，中國哪怕公立醫院，絕大部分也要自負盈虧；許多醫院轉讓部分或全部所有權與私人資本進行經營。醫院更像集團企業，各科室相當於科室主任做老板的各個分公司；醫學生淪為廉價勞動力，往往會被要求和規培科室簽訂合同、規培結束後與該科室建立長期勞動關系，如有違約，則要支付高昂的違約金。網傳南寧林姓規培醫生就是因為考慮跳槽，受到醫院威脅而自殺。

筆者在搜集相關資料時，震驚地發現醫學規培生自殺、甚至過勞猝死的悲劇頻發，絕非個例，數不勝數；讀曹醫生的遺書時，淚水不止一次抑制不住流下。朋友們！同事們！同胞們！兄弟姐妹們！資本主義下，來自全方面的壓迫折磨讓我們工人階級的成員精疲力竭、甚至精神崩潰，忍受這些絕非易事；要記住，當我們無路可走的時候，也有最後一條道路，那就是反抗與鬥爭！一個人可能是渺小無力的，但只有大家團結起來，在醫院組織建立醫護工會，用集體鬥爭的方式要求同工同酬、保障休息和其它各項權利，才能避免更多過勞導致的悲劇發生；各行各業的勞動者要組織起來、聯合起來，向沾滿鮮血的資方和獨裁政權發起最無情的鬥爭。受壓迫的工人青年們，請加入我們，一起去對抗這畸形垂死的資本主義怪物！最後引用電影《列寧在1918》的一句話：死亡不屬於工人階級！

新報告清楚證實地方政府債務危機

“如今，種種‘無賴化’行為正在地方治理中呈現系統性蔓延之勢。一個可以稱之為『信用透支型治理』的生態系統似已廣泛形成。”上述文字出自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馮川發表調研報告。報告中他直言地方治理信用透支已成常態，政府成為了當地最大的“老賴”。中共獨裁正在竭力應對其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深重危機與筋疲力盡，而報告進一步說明了政權在地方治理上不僅債台高築無力償還，更疏遠了很大一部分民眾。

二月末，貴州六盤水市一名企業老板向市政府追討2.2億元工程欠款，卻被政府要求以1200萬元平賬，其後更反指其“尋釁滋事”將她逮捕拘留。事情爆出後被稱為“以刑化債”，同時也進一步曝露了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已開始引爆。

馬克思主義者/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過去一直指出，中國過剩的房地產建設使得出現了大量的空置房屋，造成了一個又一個的“鬼城”，現時房地產泡沫爆破已使中國經濟陷入長期停滯。而武大的報告同樣也指出了“各地政府普遍陷入遠超地方財政能力的‘造城運動’”也讓各級政府都陷入了信用透支的困境。

報告中稱，根據調研，眾多地方政府現時的債務水平已令其“只能還息不能還本”。以貴州S縣為例，在當地的調查揭露當地土地財政只有1億，但其負債已達80億，而每年償還的利息已達1-2億，而當地尚不至於拖欠公務員工資，這已經算是相對“較好”的情況。在山東省C縣，政府為開發新城，負債230多億，按10%利息計算，其每年須償還的利息已大幅超過當地財政收入。

這份報告罕有地直指造成這些嚴重負債的原因是由於搞了大量的大白象工程，同時縣長也直言搞那些工程是為了創造“政績”，至於下一任縣長還不還得起債，他們完全不會考慮。“我死以後哪怕洪水滔天”的資本主義專制邏輯在此得到了完美體現。

報告也揭發了地方政府過去一直通過虛增國有資產的方法，以獲得更大的融資。比如2022年貴州省榕江縣以1.27億的價格出讓了20年的殯儀特許經營權，但投得這特許經營權的實際上就是由縣財政局100%持股的公司，通過這種把錢從左口袋放進右口袋的把戲，提升了帳面上的國有資產和財政收入。而這些都並不是個別例子，而幾乎是全國流行的手段。這並非中國獨有。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類似的“金融魔法”造成美國銀行體系的崩潰。

因此，在中國的房地產和土地市場持續衰退的條件下，這類普遍的金融透支已令銀行的不良貸款顯著攀升，危及銀行體系的穩定。報告亦指出，現在已有不少中小銀行資金不足，需要依靠發行次級債“維生”來勉強維持。

同時，由於全國性的房地產崩盤，地方土地出讓收入暴跌，為了緩解財政壓力，出現了上級政府截留下級政府資金的情況。如在河南省Q縣，縣政府就以“整合資金”為名，截留了中央調撥予鄉鎮，用於補償農民退出宅基地的資金。這直接令得不到補償的農民不再信任政府，也引發了鄉鎮政府與縣政府之間的糾紛。在歷史上，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政糾紛，往往是政權統治開始崩潰的信號之一。

目前，全國有480多個地方政府（包括村一級的村委會）被法院列為“失信被執行人”，也就是所謂的“老賴”，當中不乏副省級城市、省會城市核心區等。這使得民眾得不到補償金，工程隊收不到工程款等事在全國無日無之。報告引述受訪的村民抱怨：“政府許諾過的，答應好好的，後來突然反悔呢？”“自從我家經歷過拆遷以後，鄉鎮幹部、村幹部的說的話我一個字都不會再信！”“是誰先誠信缺失、朝令夕改的？”

雖然武大的這份調研報告直白的揭露了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並坦言民眾已對政權失去信任，然而作為一份建制報告仍有其局限性。比如報告建議法院應依法拘留行政機關的主要負責人，以重建政府的信用。但馬克思主義者知道，這不僅是與虎謀皮，也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中共今天所面對的地方債務問題並不是個別官員的操守問題，而是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只有在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下重組社會與經濟，以及推翻資本主義，才能克服這場危機。

邯鄲初中生殺人埋屍　中國學生面臨的隱憂

3月10日，河北邯鄲13歲的初中生小光（化名）被三名同學殺害，其生前曾遭鐵鍬多次毆打，屍體在當地一個廢棄蔬菜大棚中被挖出時已不成人樣，據悉，三人在作案前一天就對埋屍坑進行提前挖掘，過程中分工有致，轉走小光微信中的余額後還不忘將證據丟入沼澤銷毀，顯然是有預謀的殺人，如此駭人聽聞的 案件究竟為什麽會發生？

校園欺淩

幾人就讀學校的校長對此稱“完全出乎意料”，好像全然不知小光在此之前就已經承受了長期的校園欺淩。但根據華中師範大學2019-2020年的調查，中小學校園霸淩的發生率大概為32.4%（這是可能被低估卻絕不容小覷的數據），在中國青年報2017年的調查中，更是有86%的受訪者認為身邊存在某種形式的校園“冷暴力”，可見校園霸淩是一個極其普遍的現象，但是大多數學校的管理者都選擇輕視。

但這終歸只不過是掩耳盜鈴，邯鄲殺人案這類事件過去數之不盡，之後還在重演，就在那不久之後，兩段分別拍攝於南充（3月14日）和陽泉（3月17日）的影片在網路上廣泛流傳（霸淩者在廁所中對同學進行拳打腳踢）、3月22日宿遷15歲少年被13歲少年捅死、3月24日晉江13歲少女留下無法忍受霸淩的遺言後跳樓身亡。 這些“極端個案”無情地重覆生長著，每一個“意外”逝去的生命，都從局部映射出整體的殘酷。

邯鄲悲劇反映很多嚴重問題。校園霸淩的災難相當普遍，並且正在增長。這與兒童和青年面對的高壓環境及貧富差距有關，而留守兒童使問題更覆雜。在這次邯鄲的事件中，留守兒童正是一個重要因素。

留守兒童是因為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在家鄉的孩子，他們往往缺乏父母的陪伴和適當的監護，而且容易出現心理問題。一篇《邯鄲留守兒童殺人事件，是這個社會成年人的悲劇》文章提到，中國外出務工人員子女人數（即留守兒童）達到1.3億，超過了全國兒童總數的40%。據中國教育統計資料，2023年，義務教育階段的農村留守兒童的數量是1550.56萬。

2019年度《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的研究報告，其中江西、安徽、雲南三省的調查數據顯示，樣本中兒童遭受精神暴力的發生率為91.3%，軀體暴力的發生率為65.1%，有3成和4成的兒童分別遭受過性暴力和忽視。

2019年2月，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黃悅勤教授等在醫學雜志《柳葉刀》發表研究文章，據當中數據計算，超過9500萬中國人一生當中得過抑郁癥。而《人民日報》曾報道，2020年中國青少年抑郁癥檢出率為24.6%，部分孩童長期處於情緒低谷。但精神科醫生在中國卻極為短缺。根據中國國家衛健委的數據統計，截至2021年年底，中國精神科醫生數量達6.4萬人，只占全國醫師數量的1.49%。這些都是學童社會問題背後的禍因。只有大幅增加醫療資源並由工人民主控制，讓人人免費享用，才能解決這些問題。

“中國式教育”

典型的“中國式教育”或資本主義式教育就是：鼓吹所謂“個人奮鬥”（而家境較好的學生可以透過家庭支持，輕易擁有好出路），對霸淩的默許，再加上對紀律的不斷強調，透過空間上的分班和座位安排（往往帶有羞辱性）、時間上的作息控制、肉體上的規訓（坐姿要求和跑操的步調）等手段不斷刺激學生的頭腦， 使他們服從資本主義的秩序。 資產階級的學校作為對生產關系進行再生產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而存在，其結果自然是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的不斷覆制，而副作用則是學生群體中預備役工人普遍的狂躁和抑郁。

未來需要改變，我們要求對如今的教育體系進行改造，需要由教職員、學生與家長民主制定課程與政策，從各方面廢除旨在奴化的校園秩序，並且大量增聘社工和心理輔導等公共資源來援助被欺淩者。學生應有權組織獨立學生會，監測和制衡霸淩現象，並有權通過民主程序懲罰霸淩者。

群眾意識的改變——從“躺平”到“45度人生”

繼躺平逐步成為中國青年勞動者、及更廣泛的青年群體的一種面對現實生存生活高壓下消極的反抗態度之後，所謂“45度躺平”的概念，近段時間在媒體中逐漸成為關注焦點。

官方媒體北京日報的社論《呵護“45度青年”的人生熱情》中稱，45度躺平，是一種追求工作與生活達到平衡的積極的生活態度，強調於追求個人的時間自由、精神富足和生活質量。

卷又卷不動，躺又躺不平

中共官方媒體的定義只是粉飾太平。實際上普通勞動者們的真實情況，是卷又卷不動，躺又躺不平，擺又擺不爛的絕望。是“我45度仰望天空，突然內牛滿面（淚流滿面）”。更是如青年勞動者諷刺媒體時所稱的：“應該是90度的努力，過著45度的人生”。

事實上這反映了大部分群眾實際沒有辦法真正躺平。大部分群眾還需為糊口、或者面臨婚嫁和家庭等壓力而進入勞動市場。要避免進入勞動市場被剝削、或者避免被房產商掠奪，就要面臨被社會完全孤立。

面對現實生存壓力下，無法躺平，只能呈45度這樣一種隨時可能“躺平”（這里的“躺平”實際指過勞猝死），被迫時刻準備起來90度工作、時刻可能因為過勞猝死最終“躺平”下的生活。

2023年，中國全國企業的就業人員每周平均工作時間高達48.8小時，達到20年來最高值。這意味著，如果按照每周5天工作制計算，中國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平均每天工作時間接近10小時。資本主義（包括中共自上而下的威權資本主義）的瘋狂之處，在於更長的工作時間以及越來越多的零工時群體：因為他們失業了。其中包括五分之一的年輕人。

過長的勞動時長，並不能給勞動者帶來富足的生活。深圳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達的城市之一。當地龍崗區政府2023年7月份在官方微信公眾號的一次投票結果統計顯示，近70%的受訪者表示月薪在一萬元以下，其中一半月薪不到5000元。

而當地住房租金均價為91.39元每平方米，其中以腦力勞動者居多的南山、福田區其租金價格高達144.55元和126.78元每平方米。以單人居住20平方米計算，單人住房租金每月為1827.8元，最高可以達到2891元每月（當地常住人口中近80%需租房居住）。但這僅僅只是租房成本，如另外附加當地房東以超出市政供水供電2倍的價格收取水費、電費計算，實際單人居住成本最低也要將近3000元每月。這實際上表明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實際僅僅只夠維持生活。

而另一方面，當地新房平均價格2024年4月份，約為5.8萬元每平方米。這表明當地普通勞動者終其一生不可能在當地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穩定居所。

因此，“45度人生”的背後，是“努力是沒有希望的，躺平是活不下去的”之下的絕望和進退失據。它同時表現了勞動者們承受著沈重的生存生活負擔、過長的勞動時長之下的社會現實。

但這事實上，也表明了群眾意識在“躺平”之外，產生了變化。當然，躺平從未是一種清晰、或有意識發展出來的哲學，而是對現有體制及其殘酷剝削的自發、憤怒的拒絕。雖然它不能成為群眾抵抗的方法，但社會主義者認識到，群眾不滿情緒開始發出聲音（即使這種聲音未臻成熟），因此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中國的群眾意識正在發生新的、甚至更徹底的轉變。由於歷史性的經濟和社會危機，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馬克思所解釋：“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群眾意識變化

群眾的意識，在隨著中國經濟危機的加深而不斷地變化著。在“躺平”成為青年勞動者面對高壓現狀下的反抗後，普通的青年勞動者們感受到的生存生活壓力，使他們認識到，自己根本無法躺平。而能夠躺平的，只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上流社會”的人們。

群眾的意識，發生了變化，但他們也並沒有找到一個替代的出路。他們在生活的高壓下意識上仍然處於絕望與困境之中，而這再次提醒了我們建設屬於普通勞動者們的工人階級革命政黨，並提出一個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的重要性。

醫院產科倒閉潮：出生率下降是資本主義與父權制的危機

2022年，中國的出生率迎來持續第六年的下跌。這一年，在繼60年代“大躍進”導致的大規模饑荒與死亡後，中國人口數量首次出現了負增長，即死亡人口（1041萬）高於出生人口（956萬）。盡管中共當局因2022年底遍布全國的反封控示威活動，被迫取消了對新冠的“清零”政策，並試圖采取了多種“催生”手段，仍沒能拯救斷崖式下跌的出生率：2023年全年出生人口僅902萬人。在人口萎縮的背景下，大量的醫院迎來了婦產科室的“倒閉”浪潮。自2023年下半年起，各地多家公立醫院陸續發布關停、調整產科的公告；其中不乏醫療等級最高的“三甲”醫院，如江西省贛州市第五人民醫院於2024年3月11日起停止婦產科服務。

性別壓迫與低結婚率

盡管中國的法律宣揚性別平等，甚至在2022年底新修訂了《婦女權益保障法》，聲稱保障婦女的人身自由、生育自由、消除性別歧視、阻止性騷擾和人口販賣等；但在中國的專制資本主義環境下，只能成為一紙空文。中共沒有任何實質上的行動促進性別平權（我們認為當局也無能采取這些行動），相反地，為促進生育率和保障獨裁政治的穩定，官方反而扮演著加劇父權制的推手。

長期以來，習近平一再提及女性要“回歸家庭中的傳統角色”，並將其定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婦女權益保障法》也規定女性應該“尊重家庭美德”；結合限制墮胎、放縱職場性騷擾、增設“離婚冷靜期”等一系列政策，政府有意推崇並強化父權社會氛圍，迫使女性落入傳統二元性別角色地位。

不僅如此，對女權運動的嚴厲鎮壓，更顯露出中共當局其反動本質。2015年，“女權五姐妹”遭到當局拘禁；2018年，#MeToo運動剛傳入中國就在各大網絡平台封禁，相關詞匯成為刪帖的敏感詞，大量關注並參與#MeToo話題的用戶遭 到封號；2022年，駭人聽聞的“鐵鏈女”事件引起全國女性的憤慨，官方反而在竭力掩蓋事實，透過網路平台的屏蔽封禁降低民眾對事件的關注，甚至拘捕了前往事發地聲援的女權 活動者，並以新冠為借口在當地進行長期戒嚴。

盡管女權運動長期被官方鎮壓，並抹黑為“境外勢力”挑動對女權的仇恨，女權主義運動的進步思想依舊透過網路社群廣泛傳播並造成影響。越來越多的青年女性受其日常條件推動，覺醒女權意識，開始質疑與反抗父權制的壓迫。她們不願淪為“家庭中的傳統角色”，即“性資源”、生育機器、和家務奴隸。因此，她們所做的直接行動就是拒絕結婚。連續7年的生育率降低前提之一，也即連續9年的結婚率降低：2022年中國結婚人數僅十年前的一半（排除2023年因清零政策的解除產生的短暫回升）。

勞動法規的失能與職場性別歧視

中國法律規定女性產假為98日，在女性勞工休產假期間，可以領取產假工資（由該工作單位發放的與原待遇相等的工資）和生育津貼（社保基金發放）。但與《婦女權益保障法》相同，在專制資本主義的中國，勞動相關法規更是可以明目張膽地違反。

中國絕大多數企業會將職工的工資拆分為“基本工資”、“績效工資”、“崗位工資”、“提成”等以規避法律風險，很多女性員工在產假期間只發放“基本工資”，而基本工 往往與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齊平，這絕對難以維持產期女性的生活水平。中國參與生育保險的人數約2.4億，而勞動人口為8.7億（2022年數據），代表大多數女性勞動者不能在產假期間拿到生育津貼（《勞動合同法》要求雇主為每名勞動者繳生育保險！）。更多的企業因違法成本極低，在得知女性員工懷孕後會進行勸退，而員工透過申訴奪回自身權益的法律流程十分繁雜。同時，雇主在招募和升職時，會對未婚、未孕的女性進行職場性別歧視，迫使女性職工透過簽訂保證書等方式，承諾入職後幾年內不會有生育計劃。

父權制下，職場性別歧視同樣也使男性勞工飽受其苦。與女性勞工往往被安排在單調枯燥的職位、工資收入較低對應，男性勞動者盡管在就業時更有優勢——但會被默認能夠忍受更惡劣的工作環境和更多的加班時長。勞動法規並未對男性勞動者陪產假作出明確規定，許多企業便放心大膽地拒絕男性職工的陪產請假申請，使得產婦在生產期間缺少配偶的關照，進而迫使更多的工人家庭推遲或放棄生育計劃。中國生育並撫養子女的成本世界第二，結合失能的勞動法規和隱藏的職場歧視，必然造成中國人口出生率隨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一同下滑。

2022年，在封鎖期間的上海，一名警察與一對年輕夫婦的對話影片在網路上爆火。影片中，警察威脅道“如果你拒絕被轉運，將會受到處罰，要影響你的三代”，拍攝男子則不卑不亢地回應：“這是我們最後一代，謝謝！”盡管視頻很快遭到屏蔽， 但不久後北京居委會商討抗議要拘留封控小區男子，聲稱“他的軟肋是他兒子”同樣再一次引發青年群體對拒絕生育的熱烈探討。

從“最後一代”到“軟肋”事件所引起的廣泛共鳴，反映了更多青年在資本主義和獨裁的壓迫下逐漸覺醒的政治意識：他們意識到，與其在傳統的受壓迫者身份中按部就班地 消費、結婚、生子，不如拒絕生育以減輕自身的壓力；況且將新生兒帶到世界上遭受和他們同樣的剝削與壓迫，是一種自私、殘忍的事情。因此，青年透過參與降低生育的行動表達對中共的專制獨裁和資本主義的反抗。

我們要什麽樣的願景？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全球女性的工作參與率提高，二戰結束後，全球各工業化的國家都出現了生育率降低的情況。而每個資本主義政權都對此束手無策。社會主義者認為，對工人階級來說，所謂的“傳統家庭”已經正在瓦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的起源》中提到，傳統以家庭為本位的制度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求。中共的獨裁政權透過“回歸傳統家庭”的手段，更是更為封建的反動而倒行。

只有社會生產不再以少數資本家和獨裁者的利益，而是以實現人民的福祉、解放人類的勞動為導向，人才能被視為人，而不是一種資源。在此基礎上，父權制所帶來的性別歧視、對女性的物化和壓迫，才能在得到解放的男性和女性之間透過溝通與鬥爭逐漸消融，最終得以在人類歷史上埋葬罪惡的父權制。只有在真正的社會主義下，才能實現這樣的願景。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並不是指蘇聯斯大林主義和中國毛主義的扭曲，而是真正的、由下而上的工人階級對社會和經濟的控制。

屆時，所有人都應該可以自由地享受新式的家庭形式；托洛茨基透過文章《從舊式家庭邁向新式家庭》表達其觀點：新的工人國家政府應該提供以下的物質條件，修築好人類走向新式家庭形式的道路：（一）提高工人階級及組成這個階級的個人的文化、教育標準；（二）由國家組織料理，改善工人階級的物質條件。擴大托兒、養老和照顧殘疾者的公共服務，提供優質的托兒服務，並包括清潔和洗衣等家務勞動，以及提供高質廉價的公共餐廳，讓所有人想外食的人免卻在家備餐。全面有薪產假和侍產假亦應大大增加。

廣東梅大公路坍塌 用鮮血換取利潤的“基建狂魔”再次吞噬生命

就在五一勞動節當日，廣東梅大高速公路發生坍塌事故，造成至少23輛汽車掉落山坡，現場消息指當時山坡中至少傳出18下爆炸聲，相信是電動車的鋰電池遭到猛烈撞擊下發生爆炸。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48人死亡，30多人受傷，據報大多死傷者都是趁五一假期返鄉或出行的農民工。

發生事故的梅大高速公路於2014年開通，通車至今不到10年，一條嶄新的高速公路發生如此駭人的意外，令人不得不懷疑起工程存在腐敗，是又一起“豆腐渣”基建工程。事故發生後，廣東當局雖未確認事故起因，但馬上指今年四月的降雨量比以往同期要高，似乎暗示這是“天災”而非人禍。在剛過去的四月，廣東極端天氣頻發，接連出現暴雨、冰雹、甚至在華南罕見的龍卷風等災害，這也是氣候危機的一部分，是中共資本主義體制以自然換取利潤的後果。再者，檢查路基的安全情況，特別是在雨量較高的日子加強巡查保養，排除安全隱患，難道不正是政府部門的責任？

梅大高速公路在去年4月已經發生過坍塌事故，所幸當時車流量少，因此沒有造成人命傷亡，但也使得該路段交通中斷，經一個多月的維修後才全線恢覆通行。這證明了這次事故絕非個別意外，而是早有預警，只不過政府掉以輕心，因而釀成慘劇。

吃人的“狂魔”

梅大高速公路的興建過程也體現了中共吹噓的所謂“基建狂魔”，實際上是一頭吞噬生命的“狂魔”。據資料顯示，在施工的過程其間，梅州市政府為了迫使梅大高速公路在2014年件底如期峻工通車，不斷層層施壓，要求加快工程進度。對比同一時期，同樣在梅州，施工難度更小的另一條公路──梅平高速公路，它的建設進度平均每年約10公里。而地質情況更覆雜、施工難度更大的梅大高速公路，當時平均建設速度達到每年18公里。因此，極有可能在施工期間很多地質問題根本沒有徹底處理，安全隱患也沒有被全部排除。這就突顯了中國基層工人獨立組織的必要性，假如在這種情況下，工人有自己民主選舉產生的獨立工會和安全委員會，他們早就可以通過集體行動，對抗施壓，確保工程質量。並以自己的安全委員會和安全監督人員，對從施工安全到啟用後的安全進行全程監管，確保工程能有足夠的時間徹底處理所有地質問題，並有著足夠的安全保障。

梅大高速公路坍塌路段的施工方到底是誰，至今居然仍然眾說紛紜，比較多人相信的是廣東省路橋建設集團，隨後集團將工程轉包予中鐵九局。這種層層轉包的情況極其普遍，2011年，中共官方媒體《法制晚報》就曾報道過中鐵九局違規分包造價達23億人民幣鐵路工程的消息，那些建設公司在接到分包工程後又繼續將其分包予其他規模更小、施工經驗和資格更差的公司。直到在工地上幹活的農民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坦言：這條鐵路通車後，我可不敢坐。

隱患陸續爆發

無論事發的公路路段到些是否由中鐵九局承建，顯然其中也必然存在著這讓的層層轉包的情況。特別是在08年金融危機後，中共通過大舉進行基建浪潮，以圖刺激經濟，除了造成驚人的債務問題外，腐敗官員對資金的雁過拔毛，再加上這樣的層層轉包，造成了真正實際投入在工程的資金可能十不存一。最後只能通過壓低工人工資，或采用不合規格的廉價材料，以偷工減料完成工程。這些存在質量問題的工程經不起時間考驗，陸續出現各種問題和事故。“基建狂魔”吞噬著工人和工程使用者的血肉，以養肥了中共的腐敗官僚和資本家。 面對這一系列的問題，建設集團需要置於工人民主控制下，而且需要由民主選舉的交通委員會民主監督。此外，獨立工會能夠自下而上地，從施工的個體上就開始監督整個工程的安全性，確保工人得到合理的報酬、安全的工作環境、以及合格的工程質量。但這再次表明，基層勞動人民的需求與持續的專制統治是水火不容的。

中國快遞新規施行，快遞員辭職抗爭

三月開始，中國正式開始實施新的《快遞市場管理辦法》，讓產業陷入混亂。這些措施大幅增加了快遞員的工作量並降低收入，引發了一波抗議浪潮。快遞員們集體離職。來表達他們的不滿。在某些地區，離職人數眾多。據報道，江西南昌已有五分之一的快遞員離職以示抗議。“無聲抗議”的話題、快遞員離職的訊息都成為社群媒體上的熱門內容。甚至有報道稱，有些城市沒人運送包裹，多個配送站因缺工只好關閉。2月27日，在新規實施前，廣東中山快遞員集體罷工，展現較高的組織度與意識。當然，由於審查制度，很難估計全國各地快遞員的抗議行動彼此有多少協調。

辭職抗爭

新規當中，對現有快遞業影響最大的一條是，不允許未經用戶同意將快遞投放到智能收件匣或代確認接收快遞。現在，如果快遞員未經過用戶的同意，自己將包裹投到智能快遞櫃或快遞站，將會遭到最高3萬元的罰款，相當於一般快遞員平均五個月的薪水。

中國快遞業一般使用的是計件工資制度，即快遞員的收入取決於他們派送總量，因此加班普遍存在。國家郵政局2023年調查顯示，71.4%的快遞員每天工作超過10小時。首先，為了盡可能獲得收入，快遞員為了賺得生活所需的工作，不得不“自願”超時勞動。同時，由於快遞員需要負責一個區域的所有快遞，而快遞公司和承包商為了節省成本又不願意增加快遞員，如果快遞員不想超時勞動，就可能因為不能按時派件遭到投訴。在有的地區，如果快遞不能準時配送，快遞員將遭到三倍單價甚至四倍單價的罰款。

在這種情況下，快遞員過去一般會選擇將包裹統一派發到智能快遞櫃或快遞站，以獲得更多收入。用戶可以到這些智能快遞櫃或快遞站憑密碼或手機號碼領取自己的快遞。在新規實施之後，快遞員必須向用戶征得同意才能將快遞投放到以上兩個地方，如果用戶不同意，就必須送貨到門。這直接導致快遞員效率大大降低，收入降低。如果放在快遞站，一天可以送300件，但如果都需要提前電話聯系或送貨上門，一天的送貨量及由此獲得的收入只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公司和承包商不願意支付更多成本，相當於新規之後每個快遞員要付出兩倍的勞動。

對快遞員的剝削也表現在其他方面。一名快遞員在網絡上發文，表示雇主並不會為他們提供電話補貼，因此他們必須自己支付聯系用戶的手機費，這對快遞員來說是一筆巨大的開支。

由於缺乏勞動保護法和民主權利，快遞員只能透過辭職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有工作了7年的快遞員表示，工作量太大正在考慮辭職，身邊已經有同行離開。一名快遞員說“我覺得幹不下去了，本身收入就不太穩定，經常被罰錢，新規出來之後，我感覺更難了，只好另謀出路”。他認為快遞員大規模辭職的直接原因是工作時間過長，而收入仍然十分低。

也有一些快遞員擔心遭到投訴或因未能即使配送導致罰款。“打電話被拒絕怎麽辦？（如果不放到快遞櫃或快遞站）快遞丟失了怎麽辦？”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出了任何問題責任最終都會落到基層快遞員頭上。在新規施行之後，快遞員的權利並沒有後續保障。很多快遞員面臨罰款只能辭職。去年，中國快遞從業人員約有490萬名。沒有公開數據顯示自3月1日以來的離職人數，但這個數字絕對不小。

我們的主張

資本主義中共政權並不會保障基層快遞員的權利，正如它不會保障其他勞工的權利一樣，是由它的階級性質決定的。快遞行業的亂局表明，中國工人需要組織起來。分散、個體、孤立的鬥爭不可能致勝。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建立獨立工會的原因——即使我們認識到，在早期階段，面對大規模的國家鎮壓，這樣的工會需要以小型籌備小組的形式秘密組織，從而準備進一步發展。這場危機也顯示，快遞公司需要公有化，由勞工進行民主控制與管理，並與廣大工人階級和基層群體協調，民主決定規定合理的規劃。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就必須要一個革命的群眾運動來推翻資本主義，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公有制。

為什麽中國的“基建狂魔”模式最終崩潰

中國80%的城投債已經無力還債。城投債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設立，並由地方政府擁有的融資方式，目的是將大量的債務融資投資引向基建項目，同時將這些投資保持在“賬外”。這樣，地方政府可以很大程度掩蓋不斷膨脹的債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城投債的總債務現在達到了66萬億元人民幣（約9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GDP的50%。這些債務最終將不得不被一筆勾銷，永遠不可能被償還。

“僵屍化”

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陷入“僵屍化”：它們被迫執行大規模的緊縮計劃，削減工資發放總額和服務，延遲支付工資和供應商款項，出售政府擁有的資產。債務償還現在消耗一半的地方政府收入。在受影響最嚴重的省份，這個比例要高得多。到2024年，北京已經命令12個省份砍掉數千個基建項目——僅雲南就被砍1500個項目。

隨著房地產部門和地方政府危機的加劇，下一個可能斷裂的薄弱環節是金融系統。美國的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估計，城投債貸款占中國銀行總貸款的20-25%。中共政權一如既往地進行大規模的掩蓋，隱藏這些數據，因為這些數據恐將觸發全面的金融恐慌。

我們已經看到幾家地方銀行陷入失敗，中共當局安排較大的銀行進行救助。隨著危機的加劇，最大的銀行——名義上由中共獨裁控制——正在抗拒這些命令，而是選擇減少對中、小型銀行的貸款披露。多米諾骨牌中較小的那張將首先倒下。

這種情況特別發生在河南、內蒙古和遼寧等問題嚴重的地區，那里的房地產危機最為嚴重，造成多家地方銀行倒閉。

中國經濟已進入長期的蕭條階段：蝸牛般的GDP增長、生產過剩和需求疲軟導致通縮，以及多重債務危機。這就是經濟“日本化”，是資本主義危機一種形式，成因在於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模式基於高水平信貸驅動、以及對於住房和基建的投機性投資，而這一模式正逐漸崩潰。

住房對普通人來說太貴，而主要成為金融投機的對象。從社會角度來看，許多基建完全沒有必要，而且更是財政上的浪費。資本主義開發商（恒大和碧桂園等）進行冒險投注，以滿足主要來自房地產“投資者”階層的需求，從而推動了全球最大的房地產泡沫的成長。在2021年房地產崩潰之前的高峰期，每三套房子中就有超過兩套不是買來住的。

為了消除與私人住房市場的競爭、避免抑制飛漲的房地產價格，地方政府故意限制社會住房部門的發展。大約3800萬人生活在公租房中，而這還不到中國人口的3%。與之相比，英國有17%的人住公租房。因此，而中國“共產”黨統治者在住房私有化上，做得比撒切爾夫人還要徹底（撒切爾夫人開創了英國公共住房股份私有化）。

大白象

用城投債債務建造的許多“耀眼”基礎設施都是面子工程，對大眾來說價值有限或毫無價值。貴州在滑雪勝地上投入了數十億元人民幣，而這些地方在一年中通常只能維持一個月的積雪。

70%的高速公路項目和90%的鐵路項目超出了預算。2016年的一項研究揭示，2/3的交通項目從未達到其預計的交通量。文明世界的高鐵系統只有極少數人使用，對農民或工廠工人來說幾乎沒有實際價值。

食品安全──懸在中國老百姓頭上的一把刀

2024年中國央視315晚會曝光了中國安徽阜陽地區個別企業在生產預制菜梅菜扣肉時使用未經嚴格處理的槽頭肉的問題。槽頭肉通常指的是不適合人類食用的豬肉部位，使用該部位有安全隱患。根據315記者暗訪得知，在生產車間，工人對劣質槽頭肉上的淋巴結和甲狀腺進行整修，然而整修後為了確保槽頭肉厚度，對人體有害腺體仍故意大量保留。該企業負責人聲稱，這種槽頭肉熟後制成的預制梅菜扣肉與使用優質五花肉熟後制成的產品根本看不出區別，該負責人表示他本人堅決不吃槽頭肉。

“科技與狠活”

槽頭肉事件再次引發中國國內對食品安全的焦慮。中國人民對於食品問題有嚴重的心理陰影，在中國提起“大頭娃娃”許多家長不寒而栗。那場發生在2008年的食品安全事件造成的影響至今仍未徹底消除。諸如此類因食品安全造成的健康問題層出不窮。從“老壇酸菜”到“梅菜扣肉”事件，中國網絡上頻繁熱議的“海克斯科技”與一系列“科技與狠活”的曝光，足以見得中國老百姓對於食品安全問題的重視 ，但讓人心寒的是中國政府並沒有能力和意願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因為中共資本主義體制下經濟結構決定了食品安全問題無法根除。中共資本主義體制之下的階級社會的性質，讓企業為了追逐利潤可以不擇手段，就拿預制菜“梅菜扣肉”來說企業采購五花肉的成本在15元人民幣一公斤左右，而槽頭肉市場價格只要3元一公斤 。這巨大的利潤差使得資本把食品安全問題置之度外。同時在資本主義體制之下無法真正對市場進行監管，對企業的監督也形同虛設，根本無法對於黑心企業形成約束。

由於中共資本主義是獨裁體制，使這問題惡化。媒體報道被嚴格控制，告密者（就如李文亮）無一不被懲罰。最重要的是，中共嚴厲禁止工會，阻止任何組織的嘗試。真正的工會（而不是中共的黑色工會）在其他國家多次在抵抗資本家削減成本和危害健康的措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在中國地方官商勾結的情況盛行，企業以腐敗的方式勾結官員使得企業可以獲得正規注冊的手續生產和使用有毒食品原料。中國資本主義體制沒有辦法打破食品安全背後的利益鏈因為它本身就是利益鏈的一部分。這也就導致食品安全問題在中國無法被根治。

根據中國央視315晚上曝光的視頻，許多食品工廠生產環境惡劣，衛生狀況堪憂，尤其是肉類生產的場地往往爛肉腐肉堆積如山並且無法快速得到清理和消毒。工人只帶著最簡單的防護工具在病菌細菌橫行的場地生產，工人長期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工作容易感染疾病。同時隨著央視315晚上曝光後大批風險企業迅速關廠跑路遣散工人，相當一大部分在工廠的員工面臨老板跑路無法追討薪水的情況，同時突然沒了工作後續生活保障的問題對工人來說十分頭痛。而中國資本主義獨裁政府也永遠不會為工人權益提供保障，只會層層推責不解決問題。

社會主義者的做法

工人階級（包括工人和消費者）民主控制管理生產，才能保障食品安全。社會主義者主張將生產公共化，使工人階級掌握生產資料，而不是讓生產資料受資本家控制。想要做到這些需要體制上的革命性改變，需要將大型農產業、食品處理企業和超市企業收歸公有，並置於工人民主監督和管理。這需要農產品生產和分配的計劃，以可持續的方式提供富營養的食品，而不是以短期利潤為目標。工人階級領導的獨立工會是工人權益的保障的基石。社會主義者主張建立獨立組織，不受政府或雇主控制，以維護自身權益。建立獨立工會將立即面對警察鎮壓和獨裁統治的問題。因為獨裁政權不會容忍任何獨立組織。但由於經濟和社會陷入困境，獨裁政權現時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所以我們可以期望未來幾年將見到為建設獨立工會的鬥爭將會更激烈。

2008年毒奶粉醜聞

2008年夏季，最少30萬嬰兒因奶粉受到工業用三聚氰胺污染而受害。6名嬰兒死亡，54萬名被送院，數千名嬰兒的腎永久受損。中共為了在零八奧運時粉飾太平，在幾星期內讓當局和官媒壓制相關消息。

網飛劇集《三體》引發爭議

中國著名科幻小說作家劉慈欣代表作《三體》分別被騰訊及網飛改編成電視劇搬上螢幕。而網飛版的《三體》卻引發了眾多爭議，當中主要是集中在對原著改編的討論，對文革這一重點場面和劇情的呈現手法，以及對角色的種族問題。這場爭論深受政治影響，最終也反映了中美帝國主義權力爭鬥的影響。

文革

騰訊版對小說中的文革場面基本都避而不談。原故事的這一重要部分已被刪減，因為執政的中共對於這部分感到非常不安。主角葉文潔父親葉哲泰在文革批鬥大會上被打死，以及文革結束後，葉文潔找到打死她父親的女學生，要求女學生懺悔道歉卻遭到拒絕。這些場面在騰訊版中通通都沒有拍攝。在描述葉文潔被下放兵團時，也用了“革命”來隱誨地代指文革。

相比之下，網飛版本的《三體》對文革的呈現效果則非常強烈而且直白，對於批鬥大會的場面，紅衛兵對葉哲泰莫明其妙且荒誕不經的指控，以及過程中的暴力都展現得非常仔細。然而正是這一部分引起了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反感，他們抗議道網飛是“為了一碟醋而煮一頓餃子”，意思是指網飛是為了借用文革場面來抹黑中國，才會去改編拍攝《三體》這部小說。盡管這些民族主義者會講出一切來支撐他們的帝國主義“大中華”敘事，但這種反對意見並非毫無根據。西方媒體與電影業改變甚大，從十年前因為想在龐大的中國市場賺更多錢、基本上傾向親中，到如今對中國更加批判。

《三體》原著小說在2006年出版，當時言論空間相比今天習近平治下寬松得多，且當時科幻小說在中國仍然是一個相對小眾的冷門文學類別，讀者群體很小。直到後來小說獲獎，英文版在歐美市場大受歡迎，這個主題才進入中國主流娛樂視野。

於是對中共而言，這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尷尬的情況：一方面，習近平非常渴望中國能夠“文化輸出”，在這場帝國主義沖突中提升中國在國際的地位和影響力，也增強中國的宣傳力量；但另一方面，受國際矚目的文學作品偏偏卻又包含了他們最不願意公開的“黑歷史”。中共曾嘗試力推劉慈欣另一部短編科幻小說《流浪地球》的兩部改編電影，電影中不但沒有任何“敏感”的議題，更全力刻畫中國人奮不顧身拯救世界的形象，可惜電影雖然在國內反應不俗，但在國際上對反應冷淡。事實上，這兩部電影對原著小說中明確的政治訊息進行了大幅重寫及刪除，原著中故事的主線在於政權面對末日危機時的專制政策和對民眾造成的苦難，最終民眾不堪忍受而推翻政權，這很容易令人聯想到中共對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但電影所講的則完全是另一個無關的故事。

有趣的是，飽受中國民族主義者批評的網飛版《三體》文革場面，其執導導演曾國祥，是香港著名演員曾志偉之子。曾志偉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立場親中共，在2019年香港抗爭運動其間曾表達支持警察鎮壓示威群眾。

種族

至於對角色的種族討論議題，則反映了中國國內令人憂慮的種族主義情緒。原著小說中第二部主角羅輯，在網飛版《三體》中改為由黑人演員賈方·艾德波(Jovan Adepo) 出演，也引起了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反彈。雖然網上的討論表面上都是在表達對角色情節改動過大的不滿，但在字里行間往往流露出對黑人的蔑稱和各種種族主義的低俗笑話。從黑人出演比歐美白人出演更激起憤慨這一點，就可見當今中國存在的種族主義。

這反映了中共政權長期以來大力壓制關於政治話題的討論，但又對網絡上的種族主義甚至仇恨言論大開綠燈，作為一個言論的“泄壓口”。以致於有人指“在中國，唯一比西方有著更多言論自由的地方，就是你可以自由地表達種族主義和仇恨言論”。這種長年累月的縱容令大多數中國人對此毫無敏感性，並潛移默化地烙上了（尤其是對非裔和南亞裔）的種族主義意識。從工人與受壓迫者鬥爭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危險的事實，馬克思主義者與左翼必須不懈地與之鬥爭。

消費降級持續反映經濟危機深化

與4年前相比，中國城市普通居民的消費支出劇減40%——這是中國如今消費降級大趨勢的其中一個重要表現。考慮到中國私人消費低於所有其他大型經濟體，如此減少預示著深重危機。

從廣大民眾的消費額和消費習慣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消費降級的局面仍未得以扭轉。今年中國電商“618購物節”期間，中國主要網絡平台的商品交易總額比去年同期減少7%，而在過去幾年，即使遇到新冠疫情，618購物節銷售額都是連年增長。今年“五一”假期，雖然出行旅遊的人數達到創紀錄的2.95億人次，但是人均消費額比2019年低一成多。

618購物節

雖然有一些評論人士提及，中國5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相比去年同期增長3.7%、高於市場預期，但是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618購物節”提前開賣，以及五一假期和家電以舊換新政策拉擡。

持續的經濟下行是消費降級的背後因素。官方數據顯示2023年經濟增長5.2%，但很多經濟學家估計實際增速至多2%；而且對於畢業即失業的年輕人、收入下降的工人以及遭遇房產貶值的業主來說，體感上就是經濟正在衰退，群眾的悲觀情緒加劇。個人所得稅在今年首四個月相比去年同期下降7%，考慮到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並未提高，這表示因為很多人士也面臨降薪，群眾整體收入水平下降。今年前5個月，中國住戶存款激增7.13萬億元人民幣，增長幅度相當驚人，足見廣大群眾都在持幣觀望。

對於消費降級的現狀，中共獨裁政權沒有任何措施應對。普遍民眾生活負擔增加、薪水停滯不前、失業率高企，加上醫療、教育和住房成本高漲，都是背後的原因。雖然仍自標榜“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但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建立更完善的退休金制度、醫療保險制度和擴展更普及的公共服務，以建立社會安全網，將資源重新分配給消費者，減少家庭的預防性儲蓄。2022年5月，習近平在中共刊物《求是》上明確反對“福利主義”，稱“高福利養了一批‘懶人’和不勞而獲者”，論調與西方右翼政客、自由市場經濟擁躉如出一轍——不單是因為中共如今親資、右翼的真實意識形態，中國資本主義走入的財政危機也是重大因素。

中國各地方政府的債務已經累積高達94萬億元人民幣，而土地出讓收入的下降也讓地方財政危機雪上加霜。但房地產崩盤之下，今年前5個月的土地出讓收入年減14%，而土地財政收入一向是中國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即使有中央政府的特別國債來“借新還舊”，其金額也遠不足填補地方債務，頂多是延長債券贖回的期限以避免地方債務爆雷。

中共政權側重於增加產出，在當今中、美為首的帝國主義霸權沖突中，在一些新興產業中爭奪領先地位，如電動汽車和光伏產業，而這兩個產業也與習近平提出的新術語“新質生產力”和“高質量發展”相呼應。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無序競爭，加上沒有足夠的國內外需求、遭遇劇增的關稅等因素，帶來的種種問題已經上演。例如，中國新能源汽車相關企業已經超過百萬家，然而產能過剩、利用率僅57%。各車企為了爭搶市場而打價格戰，絕大部分車企都在賠錢、走向倒閉。類似地，中國太陽能成品組件年產能為全球組件安裝量2倍多、行業價格也出現暴跌。這些情況最終是進一步打擊大眾就業和收入，再加上通縮（價格下跌）的加劇，消費的動力更加被澆熄。

三中全會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從去年秋季延遲至今年7月中旬，除了因為內部權鬥的加劇，更可能是因為中共沒有任何新的經濟政策可以推出。在財政拮據、官方不願推出大規模刺激方案之時，三中全會較可能涉及的經濟政策，包括延遲退休、財政改革、新稅制等，最終都是讓工人群眾付出最大代價，進一步抑制購買力和居民消費。工人階級需要為工資上漲、徹底改善社會福利而戰，這是阻止當前生活水平螺旋式下降的唯一途徑。但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組織獨立工會並發動工人鬥爭，而消費者亦需要建設控制物價的委員會。在中國，真正的獨立組織意味著挑戰中共獨裁和資本主義，而這個過程必須要有工人群眾的民主組織，以及戰鬥性、社會主義的綱領。

中國國安新規擴大警察搜索民眾手機權力

4月26日，中國國安部公布兩條將在7月生效的新規，大幅擴大了警方搜索電子設備的權力。新規中，在所謂“緊急情況”下，“執法人員”只需在市級以上國家安全負責人批準後，出示警察證或者偵察證即可當場檢查有關個人及組織的電子設備及相關應用程序、工具、內容等。新規並沒有界定何為“緊急情況”，這意味著警察可以利用“緊急情況”為借口合法搜查民眾的手機、電腦和其他電子設備。

5月28日，中共國安部發文回應這一新規引起的廣泛討論，稱“入境查手機”是“境外勢力”的抹黑造謠，“執法程序”有嚴格的限定，該新規只應用於“間諜行為”。但中國警察的執法往往是先實踐後立法，並且在實際執行時超出其擁有權限的幾倍。

《1984》中的電幕在過去幾年內全面鋪設

在中國，警察肆意檢視民眾手機的情況，在國安新規頒布前就已經普遍存在。長期以來，警察會在政治活動發生時，對出現在特定時間、地點的人群進行嚴密的信息搜查；另外，警察也通過技術手段對所有人的手機采取廣泛普遍的監控。

過去十余年來，中共以反恐為名義在新疆采取了嚴酷的種族壓迫政策，任何進入新疆的旅客都必須在邊界檢查站接受手機檢查，警察會使用警用設備與手機連接。2019年，一些外國遊客在接受邊境檢查後，發現手機被隱匿安裝一款名為“蜂采”的監控APP，能夠對手機通話記錄、簡訊、程式清單、相簿、位置等隱私信息進行掃描和上傳。

中共在新疆累積到的經驗很快就被推行至全國各地。這是馬克思主義者與chinaworker.info早在16年前就預測到會發生的事（請見2008年1月15日於chinaworker.info刊登的《新疆的民族問題》一文）。2021年3月，公共安全部開發的“國家反詐中心APP”手機軟件上線，聲稱“在偵測到詐騙相關可疑信息時提交給公安處理”。與新疆的監控軟件類似，該APP會要求手機大量的權限，並讀取用戶所有信息。推廣安裝“反詐APP”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指標下發到每一位派出所警員。警察會在地鐵、火車站巡邏檢查手機是否已安裝“反詐APP”，甚至會挨家挨戶敲門要求當場安裝。

消息指出，2023年時，所有中國手機廠商都會在出廠時系統層面植入“反詐APP”功能。至此，中國一般民眾的手機化為《1984》中的電幕，一切隱私都暴露在警察的監控之下：下載翻墻軟件和Twitter、Telegram等“境外軟件”的行為會招致當地警察傳喚，境外來電會被轉接給反詐中心。甚至輸入法、麥克風也會偵測政治關鍵字。

許多政治關心者和留學生通過購買非國產手機、刷機等手段規避監控以瀏覽墻外訊息，國安新規成為警察對這類群體行使監控鎮壓的補充。近年來，中國海關入境抽查手機已經很常見，可以預見的是，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升溫的情況下，國安新規難免會使“反間諜”的範圍擴大到更多出入境人員和翻墻用戶。正式立法會合理化警察隨意搜查民眾的電子設備的行徑，逼迫民眾更為審慎地自我審查，不敢和境外的人員聯系、不敢使用境外的平台。我們明確反對國安新規，這是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壓制手段，是侵犯人民隱私、制造白色恐怖的惡法。

信息安全必須置於民主控制

一些國內自媒體聲稱國安新規是針對美國海關搜查手機的反制措施。誠然，許多入境美國、加拿大和歐洲的旅客抱怨海關對他們的電子設備進行侵入式搜查，要求翻閱聊天記錄、相冊等隱私信息，並根據搜查結果主觀判斷是否要遣返旅客。中共喉舌攻擊西方“民主”雖並不能合理化自身鎮壓，但的確顯示了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虛偽。許多西方科技公司為國內外政權提供監控與鎮壓的技術支持，如蘋果公司、以色列數位鑒識公司Cellebrite；更暴露資本主義下的“民主”的虛偽不實本質。

因此，一方面，為了實現真正的民主權利，我們要打倒中共獨裁政權，同時只有將科技業公有化並將權力置於真正的民主控制，由科技人員及使用者進行由下而上的監督，才能使民眾的信息隱私安全得到保障。而這與中共資本主義制度和獨裁統治手段水火不容，必須在社會主義的全面鬥爭下才能實現。

中共的全球鎮壓

不斷惡化的經濟危機，頻繁發生的工人運動，使得中共正不斷地加強著對社會和民眾的管控。由於中國資本主義已發展成為全球第二超級帝國主義強國，針對海外潛在的政治反對勢力，中共必須不斷擴大對他們的鎮壓和監視。國際特赦組織5月13日發布的一份指中國海外留學生遭到監控的報告進一步佐證了這一點。他們在中國的家人經常受到當局的恐嚇，逼迫這些人停止一切反政府活動或言論。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顯示，四分之一的受訪者因為這種壓力而與中國的親人斷絕了聯系。過半受訪者表示，他們由於恐懼和壓力而出現了心理健康問題。

作為監控的方式之一，海外留學生的社交媒體受到了中共的監控。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中稱：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在微信等中國社交媒體平台上所遭受的審查與在中國大陸時相似。有些學生還會嘗試使用海外電話號碼注冊社交媒體賬戶，卻仍然受到審查。

這一手段，利用了海外留學生基於維系基本的國內人際關系的必要性而不得不使用中國社交媒體的特點，延續了它在國內所使用的數字監控措施。這是中國國內網絡監控手段的延續和側面證明。

網絡監控

中共利用網絡監控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中共利用網絡“關鍵詞”來識別公共社交媒體上它認為對其有威脅的言論是不能說出口的共識。而每一次重大事件，政府內部的通報中，始終會出現社交媒體上對於相關事件具體時間段的流量及言論統計數據。

這些監控的背後，是中共正在加強對國內意識形態控制的表現——這也是中共對社會管控措施的其中之一。通過全球監控網絡用來識別、跟蹤、騷擾甚至逮捕年輕活動人士。在每一座主要海外大學校園，中共都會安插線人，他們會被鼓勵甚至被迫監視其他學生，並報告對中共利益構成挑戰的政治事件。中共控制的各種學生組織就此互相協調，並且通常被認為向當地的中國大使館負責。在每次國外進行的、反對中共的示威中（例如六四紀念或聲援白紙抗議活動），都有中共間諜——學生或者青年——四處走動並拍照。近年來，在國外運作的法外（非官方）中國警察局的存在已經浮出水面。由於中美沖突加劇，這比以前吸引了更多媒體關注。一份報告稱，此類警察局在 39 個國家未經許可下運作。

海外留學生參加當地的抗議活動，會被中共在當地的拍照或錄像，從而能夠精確地找到個人，並對其在國內的家屬進行警告“騷擾”。留學生在海外課堂上發表的言論，會被寫成報告上交。這種種其實是為了確保海外留學生能夠“謹言慎行”，使之不敢隨意發表意見。猶如中共透過國安法，使香港留學生對發表學術論文產生恐懼一般。

海外留學生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中，難免會以各種方式受到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意識的影響。當然，與中共的威權宣傳相反，民主並非“西方”、“資本主義”或“反華”的理念。歷史上，爭取民主權利——如組織權、言論自由、罷工權和投票權——的鬥爭，一直是工人與社會主義運動綱領中的關鍵元素（如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出）。然而，一些中國留學生誤以為這些國家形式上的“民主”可以保護他們免受中共鎮壓，以為參與政治活動沒有風險。已有多名中國留學生回國時，因參與海外政治抗議而被警方拘留、審問。這種情況在2022年白紙抗議後尤其多。

中共正在對社會進行全方位的監控，這其中也包括了針對群眾思想意識形態的控制，無論他們所身處的是境外，還是境內。

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

某程度上，中共黨國的高度鎮壓可被視作用力過猛的反應：海外的抗議或活動還沒有很大規模。但中共“殺雞儆猴”作為威懾：警告年輕人遠離政治行動、認真的討論和組織。他們也明白，從馬克思（流亡英國）到孫中山（日本）再到列寧（瑞士），海外流亡團體在革命運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一切形式的剝削和壓迫，堅決捍衛勞動者的民主權利。同時，我們認識到，勞動者正日益緊迫地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為勞動者指明走向自由的解放之路。而這，也說明了一個屬於勞動大眾的成熟工人階級革命政黨的緊迫性。這個黨需要擁有在廣大勞動者中的理論經驗，以及明確的鬥爭綱領。

百度副總裁發表冷血言論：資本家的真面目

根據2024年中國國務院的假期安排，“五一”通過調休湊出五天小長假。由於挪用了前後周末，“五一”其實只放假一天。盡管如此，廣大的勞工仍無法保證能夠按照排班休息，網路上對此充斥著戲謔吐槽的民聲。此時，百度副總裁璩靜在“五一”前後發表一系列職場相關的短視頻，因“冷血”引發了廣大“打工人”的反感，成為了2024年“五一”期間網絡熱搜焦點。

低估青年反抗意識

璩靜發表的短片囊括“員工鬧分手提離職我秒批，不考慮員工家庭”“員工拒絕連續出差50天就不要想升職加薪”“敢寫投訴信就讓你在行業待不下去”“群組訊息半小時不回覆就要被罰”“公關人春節周末沒有假期”等勞資關系話題。璩靜一系列影片引起的廣泛輿論風波，使百度在資本市場上受到影響。 5月7日，百度港股下跌2.17%，相當於一夜蒸發60億港元。百度美股亦下跌2.47%。璩靜在其後幾日內被曝出離職，其帳號相關短片對外已不可見。

許多網友評論認為璩靜的言論“沒毛病”：實際的中國網絡產業、乃至中國所有產業的勞資關系中，勞動者所受到的壓迫與璩靜所述一致甚至更糟。2020年，拼多多年輕女員工在淩晨下班路上猝死街頭；2022年，B站審核組長在過年加班期間淩晨猝死；同年字節跳動一員工在健身房猝死。這些中國網絡大廠視員工如牛馬、視人命如草芥，早已人盡皆知；但作為百度公司公關總管的璩靜，率團隊毫不遮掩地發表這些刺痛勞動者生存需求的言論，絕非精神失常，而是有意通過短視頻平台，試圖將這種“降本增效”的企業文化（隨意裁員、壓榨在職員工）進一步合理化，在經濟衰退中為企業搏得生存的機會。但他們低估了中國廣大受壓迫青年的反抗意識，遭到出乎其意料的猛烈反擊，使得草草收場。

群眾意識的轉變使資本企業深感不安。中國經濟面臨其40年來最深重的危機（作為全球資本主義深重危機的一環），青年群體不得不“45度躺平”（卷也卷不動，躺也躺不平），絕望與反抗情緒在同時蔓延：大量民眾跳橋、跳樓自殺的同時，工人抗爭運動在全國興起。2023年，有記錄的工人集體鬥爭事件共1794宗，相較前一年數量翻倍；2023年全國辦理的勞動爭議案件為385萬件，相較2022年增長了21.8%，而2018年該數字為183萬，五年來已成長到原本的210%。在中共的高壓統治和勞動仲裁冗長覆雜的機制下，以上數字顯然僅為勞資鬥爭中的冰山一角。

而習近平政權對打壓抗爭和維權已顯得無力。地方政府債台高築，經常無力協助資方進行鎮壓。盡管鬥爭幾乎都處於很初階，但這個過程不可避免，尚未組織起來的廣大工人階級將從中重新學習反擊殘酷的資本主義統治所需的政治與組織手段。璩靜事件便是階級鬥爭一次交鋒中屬於工人階級的“勝利”，哪怕是通過嘲諷等網絡途徑進行。這種情緒通過傳播和積累，能使群眾意識更加清醒。

由於經濟加劇惡化、失業潮蔓延，中共對內的高壓統治將面臨失控的風險。

組織群眾鬥爭

工人階級要改變痛苦現狀，唯一方法是組織起來團結鬥爭，效仿歷史上的工人運動，爭取勞工權益；這就是為什麽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獨立工會的訴求，來聚焦於一個非常清晰的口號，並指出有組織群眾鬥爭的需要。而中共政權作為獨裁的資本主義政黨，中國一切資產階級全都都是中共的一部分或與其有利益聯系，任何集體鬥爭都會觸及中共的紅線，每次改良的嘗試都會被警察殘酷鎮壓（佳士運動、外賣盟主事件）。因此，為了組織起來、爭取自身權利，工人階級不能回避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議題，而這需要被社會主義和真正工人階級民主制度取代，從而伸張勞動者的權益，讓億萬受壓迫者從過勞血淚中解放出來。

司法要“為大局服務”？“大局”是誰？

五月初，最高檢察長應勇在《求是》雜志發文，不再提毛澤東時代傳承下來的“為人民服務”，只提“為大局服務”，其標題也把“為大局服務”放在在“為人民司法”和“為法治擔當”之前。接著多地司法部門緊接著把標語從“為人民服務”改為“為大局服務”。

其實社會主義者對於之前畸形工人國家和之後覆辟的官僚資本主義政權用於粉飾門面的口號並沒有任何幻想，“為人民”變為“為大局”並沒有實質上的區別，因為在中共獨裁統治下，“人民”其實也是指中共的整體和根本利益。當然，過去還會用“人民”一詞演一下。

“大局觀”

但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中共不會平白無故地變動其政治口號，更何況是變動一個從毛時代傳承下來並廣為所知的口號。從政治方面來看，最直接的原因便是習近平多次強調要“增強大局觀念”，官媒也曾吹捧習有“大局觀”，各級“看齊緊跟”的官員也要通過變更口號來表忠心、拍馬屁。而習近平也欣然接受，因為這里的“大局”實質上就是習個人的獨裁統治，口號的變更就是習的權力宣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政權想進一步收緊權力，用司法“為大局服務”來壓倒群眾以及維權律師用司法鬥爭來影響政權穩定的希望。司法領域的收緊在早幾年就已現端倪，最近幾年中國裁判文書網中上傳公開判決文書已越來越少，許多案例僅供內部參考，據律師黃俊濤統計，不再公布的案件中行政案件數量最多，2022年一審文書僅公布187份，公布率僅0.06%。這便是政權削弱群眾對於司法本就很有限的監察能力的其中一個手段。

習近平加強個人權力和社會控制也有其社會背景。如今中共更依賴儒家思想，強調個人權利與前景服從於國家和民族（即“大局”）。它正變更其傳遞的訊息，以合理化這一事實：對大部分人來說，收入增長的時代已經完結，未來將面臨無盡緊縮與更大困難。內憂加上中美新冷戰不斷升溫的外患，這不僅使得底層群眾對政權越來越不信任，連高層之中裂痕也不斷加深，從習李的“府院之爭”到火箭軍、政府高層的接連換人，這一樁樁一件件都讓習近平的危機感加劇，習不願又無力通過社會改良維系政權，那只能做出獨裁者唯一會做的事——加強個人專斷統治。

“為大局服務”口號提出後群眾立刻在網路上以辛辣地嘲諷予以回應：“主要還是怕你誤會，你有可能誤會自己是人民，但應該不會誤會自己是大局。”“當有人說要不惜代價的時候，你往往就是代價，當有人說要顧全大局的時候，你往往不在大局里面。”精心偽裝的話術在群眾面前已不再有用，群眾對於政權的不信任已經讓政權陷入“塔西佗陷阱”，使其政令出台動則得咎。不信任感也不限於底層，甚至有一些建制出身的律師也在質疑：“法院是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審判機關，怎麽變成‘為大局服務’的行政機關了？如果‘公平公正’的審判與‘大局’不一致，是不是要為了‘大局’放棄‘公平公正’的審判呢？”

意識激進化

當下群眾意識正在激進化並越來越反對整個體制，但他們還沒有找到一個替代的出路。社會主義者要求加強工人群眾對於司法的監督與控制，在司法領域落實巴黎公社原則：所有司法人員應該領取普通工人薪金，不能享有經濟特權；法官應該由民選產生並且可以隨時被罷免，任期不能過長，需要定期撤換。而這需要社會主義的群眾鬥爭，在工人和被壓迫的群眾的聯合下，反對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

北京同仁堂中成藥汞含量超標近十萬倍

四月中旬，北京同仁堂所售的“仁丹”被檢測出汞含量嚴重超標。其超出了歐盟標準近10萬倍，據報導指進行該項檢測的歐洲實驗室儀器因此被嚴重污染，清洗了近一星期才回覆正常。而即使按中國國內的中藥材重金屬及有害元素含量規定的標準，也超標了近5萬倍。

朱砂入藥

造成汞含量嚴重超標的是由於仁丹中包含了朱砂，即硫化汞。由於在服用汞後會迅速使人昏昏欲睡，因此在傳統中醫藥中被視為有“安神”的功效。這些認識上的謬誤，在古代人類科技水平低下的情況下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中共為了推動宣揚民族主義，卻大力宣傳傳統中醫。因此，揭發仁丹汞含量嚴重超標的文章和報導在中國國內互聯網平台上被全面刪除。隨後事件得到愈來愈多的媒體跟進報導，在無法再掩蓋後，同仁堂才將該成藥下架。

事實上這已並非中成藥有毒成份超標的事件。2006年，英國藥物安全機構發現一種名為“覆方蘆薈膠囊”的汞含量超出英國標準近12萬倍。2013年，同仁堂的“健體五補丸”亦在香港被發現汞含量超標5倍。同仁堂另一款著名成藥“牛黃千金散”朱砂含量達17%。北京有醫生統計過，同仁堂現時的兒童用藥物，當中有30%汞含量超標。這些毒藥對兒童正在發育中的神經系統和腦部發育都會構成嚴重損害。而同仁堂對這些問題的回應也不過是照本宣科地宣稱他們的產品質量符合國家標準雲雲。

由於中共推動這些中成藥的動機是出於宣傳民族主義及“中華文化”，而非治病救人，因此對於這些有毒的中成藥幾乎可以說是采取“縱容”的態度，特別是對同仁堂這類的所謂“百年老字號”更是如此，這無疑就是在草菅人命，用民眾的生命和健康堆砌出所謂的“民族自信”。

同仁堂以及一眾中成藥廠商在這種官方背書下，大肆牟取利潤。早在2013年，包括同仁堂在內的一眾藥品廠商，就被爆出所生產的口服膠原蛋白保健品根本沒有任何“美容”的功效。那些膠原蛋白原料成本只需每公斤80元，但這些藥廠的零售價卻高達每公斤1700元。這些中成藥企業利用、加劇中國資本主義父權社會下女性的容貌焦慮，販售無效保健品獲取暴利。2023年同仁堂的凈利潤高達6億元人民幣。

習近平自上任後，多次強調推廣傳統中醫的政策，稱“中醫藥學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鎖匙。”2020年6月，北京市衛建委發布《北京市中醫藥條例》草案，將“以任何方式或行為詆毀、污蔑中醫藥”列為罪名，違法者將被警方處罰，引發民眾強烈不滿，相關條文雖然最終在正式通過的版本中被刪除，但也能從中看到中共政權不惜動用法律大棒來讓質疑中醫藥的人閉嘴。因此，即使在2020年新冠疫情最危急的階段，中共仍鼓吹“中醫主導、西醫支持”。並同時大力吹捧中成藥“連花清瘟膠囊”，甚至在封城期間，住戶連日常食品都得不到供應時，“連花清瘟膠囊”卻能保證供應充足，每戶兩盒。然而，《社會主義者》當時就指出這種中成藥的效用成疑，更多的只是民族主義宣傳工具。（可參閱《社會主義者》第66期文章《連花清瘟膠囊──神藥還是神棍？》）

現代醫學是全人類的成果

現代醫學並不是“西方”的專利，世界上所有國家，包括中國的醫生和醫學家都參與到現代醫學的發展中，並為之所出貢獻。只不過中共為了支持其威權控制，操弄民族主義的話術，將現代醫學與傳統醫學的對立，扭曲為“西方”與“中華傳統”的對立。

中國的傳統醫學和西方以及全世界的傳統醫學一樣，都是人類在蒙昧時代對醫學的一種探索努力。在漫長的探索過程中，固然會能總結出一些有效的、合符科學的治療手段和藥方，但同樣也存在大量的謬誤。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這些都是古代社會的局限性，我們主張全面檢驗傳統藥材的有效成份，揚棄古老的錯誤醫療手段和有毒藥材。在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將所有有效的藥品納入全民免費的醫療系統中，並為所有人提供先進而有效的醫療服務。這些服務和所有的研發都需要由工人階級民主控制與計劃，而這與中共資本主義專制水火不容。

從農行繼承事件看中共的裙帶資本主義

4月3日，一段視頻引發熱議，男孩站在鏡頭前講述自己夢想，他說”我想當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的行長”，因為”我的爺爺/媽媽”是”行長/副行長”，所以”我想繼承我們的家產”。中國的權力世襲關系突然就這樣經由”童言無忌”肆無忌憚的暴露在公眾視野當中，刺痛著那些被教育通過競爭來獲取地位、相信還留有公平的大多數。

請回憶起2022年周劼（江西國控集團員工）的朋友圈，在長達九個月內，他多次炫耀權錢交易的過程（在酒桌上幫助其父升職，巴結市長兒子、省委書記孫子等），不僅聲稱自己喝的是二十萬一斤的茶葉、住的是價值千萬的別墅，講到自己家在交通系統的勢力時，更是直言”要想富，先修路”，將公共工程當作大發橫財的機會。

”家族傳承”

周劼敢叫囂”家族傳承吾輩責”，是因為國企長期存在著內部子弟優先錄用的情況，2016年中共自己對工商銀行總行的調查發現，691名幹部里有220名幹部的親屬（共240人）在系統中工作，已經形成了龐大的裙帶關系網絡。

2023年的”北極鮎魚”事件是周劼在中國資本主義官僚系統下的翻版，當時微博同名用戶自曝家中有9位數的存款，表示”我們家那麽多錢都是‘韭菜’供的”，多次使用”支那”這樣的種族主義術語來進行攻擊，字里行間都透露出其身為交通局局長的後代所特有的”驕傲”。

在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39218元的情況下，號稱”為人民服務”的官員能積聚起如此巨量的財富，只能證明腐敗是如何大行其道（2023年光是中共自己披露出來的因腐敗問題而遭受處分的人員就有61萬之多，這是一個被低估卻絕不可小覷的數字）。

從3月24日深圳交通運輸局回應開始，直到10月10日深圳市監察委員會對其局長祖父的處分通報發出，在如此巨大的輿情下（多個官號被追評、多個部門遭致電），長達半年的流程顯示出系統內部的阻力是如何巨大，不僅通報被指責披露的信息太少，避重就輕的處罰更是被人們戲稱為”罰酒三杯”，這樣輕描淡寫是普遍腐敗的官員給自己所留的後路。

不存在超階級的國族利益

種族主義的術語還暴露了馬克思主義者向來堅持的一個事實，那便是從來不存在什麽統一的、超階級的國族利益，腐敗官員通過攫取人民的血液來供應自己的後代出國留學，而後者在對於其階級利益有利時，不吝聯合國際資產階級來變本加厲的剝削本國人民，他們從不把”韭菜”無產階級視為自己同胞。

在上述事件（包括這次）之後，中共乘機高舉”打擊貪污”、”杜絕近親繁殖”等旗幟，幫助習近平維持反腐鬥士的形象，但無論習近平如何熱衷於這副假面，都不能掩蓋一個鐵的事實，那便是他自己就是畸形的權利世襲的產物，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太子黨”、”趙家人”（即與高層官員存在聯系）。

中共絕無意改變它自身的現狀，其裝模作樣的政策和口號不過是害怕愚蠢的二代將裙帶網絡暴露出來（由此將引發那些本就因階級固化而感到絕望的青年人奮起反抗，增加維穩成本和損害整個資產階級制度的利益），他們階級調和的意圖在人民網”對炫權又炫富的‘周劼們’一查到底”的熱評里就早已暴露，文中將周劼的行為稱作”愚蠢而又帶有挑釁意味”，埋怨式的說他令”‘權力家族’進入公共視野”、”制造了社會矛盾，讓很多人產生不公平感和被剝奪感”，害怕”無法平息眾怒”。

為此我們在這里提出工人階級的訴求：在經濟上，我們要求真正的獨立工會，讓工人可以有效組織起來，抵抗減薪、裁員、危機中的資本主義下的殘酷條件。由無產階級全面接管企業，建立起廣泛的民主監督，意味著踢走現時中共的群帶領導層，由工人由下而上選舉產生領導層。工人代表的領導層可以有重大決策權力，包括制訂企業規則、解雇和聘用員工等。他們應處於工人民主控制之下，只領取技術工人的薪金，而且可以隨時被罷免。

全面民主公有

此外，要將私人企業全面公有化和同樣收歸民主公有，才能避免資本積累導致腐敗和特權。所有這一切，不可避免和中共獨裁政權的根本利益相沖突，必須通過群眾鬥爭來推翻中共資本主義政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工人階級的訴求！

重慶天然氣價格醜聞：居民遭到欺騙

重慶市民發現，自2023年下半年換了新的燃氣表之後，即使燃氣使用量不變，家里的燃氣費用也會暴漲。而隨著燃氣表轉速的無故激增而暴漲的，是重慶燃氣2023年第四季單季營收、凈利——分別達到了31億元、2.19億元。

表面上來看，作為華潤燃氣控股的國企，重慶燃氣應該是“全民所有”的、“為人民服務”的；但在中國，國有企業也成為了資本主義掠奪人民的工具。這種現像或隱或顯地體現在多個方面，加快燃氣表轉速則是其中較為露骨的一種。

“市場化”的國企

國資委所推行的“國企改革”將國企定位為需要經過市場檢驗的、以市場化機制運作的企業。於是，雖然天然氣直接關乎民生，但對天然氣國企來說，利潤及為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籌集資金顯然比民生重要。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之下，營收、凈利、銷氣量成為了重慶燃氣集團真正關心的問題，而為民供氣的責任則被拋諸腦後，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對於利潤的渴望更是會推動他們去漲價、去調氣表轉速，進而將盈利的壓力轉移到人民的日常開支上，於是，重慶燃氣所炫耀的“戰果”是2023年全年營業收入同比增長16.8%、歸母凈利潤年增24.75%－但代價是居民的天然氣帳單飆升一倍甚至數倍。

同時，中國的能源儲量客觀上體現為“富煤、缺油、少氣”，天然氣儲量低，2023年產量為2297億立方米、只及消費量（2023年為3917億立方米）的近六成。在減碳過程當中，天然氣被視為向綠色能源轉變過程中的“過渡燃料”，因此天然氣需求連年增加，但中國高度依賴其進口，因而中國的能源危機突出體現在了天然氣這一短板上，缺氣時常發生，比如2023年初北方多個省份就因為天然氣不足，供暖時而中斷。此時，“市場化”的國企考慮的便不是百姓冷暖，而是繼續供氣可能帶來的虧損。於是，天然氣就時常出現了漲價或限購。雖然發改委時常責令稱“民生天然氣供應絕不能限購停供”，但能源危機的發展是不以行政命令而轉移的，經歷了市場化改革的國企更是難以不惜成本保證天然氣的供應；而對於天然氣的價格飆升，政府更是難辭其咎。

財政危機背後的政府

在央視網對重慶燃氣調查結果的報導中，“順價情況較好”成為了對其獲利的一個解釋。那麽這個“順價”又是什麽呢？

從2023年到2024年，在國家發改委發布了“指導意見”之後，大陸各地紛紛以“改善企業經營狀況”、“優化天然氣上下遊價格聯動機制”為由，解除了對燃氣漲價的限制，是為順價，由此產生的天然氣漲價潮波及全國。

順價的背後，是深陷財政危機的政府。在重慶，這種合乎上級意圖的漲價成了燃氣費飆升的一個原因，同時也自然被排除在了需清退的區區285萬元之外，搖身一變成為了正常的、合理的收費；發改委對“上下遊價格連動機制”、“天然氣市場化改革”等的冗長論述固然沒有隔空遙控燃氣表一樣離奇，但相比於隔空遙控燃氣表的“小動作”，這種由政府推動的順價卻合法且公開地推高了氣價。唯一的代價就是百姓暴漲的帳單。就這樣，各地政府成為了另一個推動燃氣費用暴漲的推手。

資本主義在中國已經陷入了嚴重的危機。這種危機是全面性的，並不侷限在一個或幾個領域里；重慶燃氣費的暴漲則生動地體現了這種危機所造成的代價將如何被轉移到無產階級身上。

當前，水、電、氣等領域的國企由資本主義政權掌控，水價、電價、氣價服從資本主義的、偽裝成“由市場公平決定”的需要。而我們主張這些企業應該由無產階級通過選舉產生的工人代表委員會民主地控制，而這些代表只領取熟練工人的薪水並可接受罷免。定價應該服從無產階級的需要，由工人、退休人士和消費者選舉產生的團體來監督與控制；更廣泛的經濟需要由工人階級控制以及民主計劃，而整個能源部門需要納入其中。這才是取代中共資本主義夢魘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中國新能源汽車——科技先鋒還是潛在殺手

4月26日，由華為公司與賽里斯車廠共同開發的電動車“鴻蒙智行問界M7”在山西省運城高速路段發生追尾灑水車後起火，車內三人當場死亡。由於剎車不及，這輛“鴻蒙智行問界M7”撞上了灑水車。事故瞬間，一名男子從右前座被彈出車外，當場死亡；她的弟弟和兒子則因車門被鎖死無法逃生，也當場死亡。

這名死者的妻子表示，這輛花費人民幣25萬元的“鴻蒙智行問界M7”號稱以安全性為賣點，但在事故中這些所謂的安全功能均未能啟動，導致車輛未能自動緊急剎車。此外，車輛在碰撞後電池起火，車內氣囊未能有效保護乘員。事故發生後，一段在網絡上流傳但後來被刪除的視頻顯示，一名路過的駕駛員曾試圖擊破車窗，表明當時車門無法打開。

袒護資本家的利益

死者家屬曾在網上發表維權圖片與視頻，但這些內容當然遭到嚴厲刪除，媒體也被禁止報道。死者家屬曾公開質疑華為的安全性，但遭到恐嚇。盡管有熱心網友接力傳播維權內容，最終家屬還是在壓力下刪除了所有維權內容，並發布聲明，希望網友們刪除網上的不實報道，不要再打擾他們和家人。

這些事件充分表明，在中共資本主義專制政府的統治下，中國的言論控制極其嚴厲，群眾沒有任何發聲渠道。在這樣的壓迫下，中國群眾的權益究竟由誰來保護？中共獨裁的審查機制，首要出於對“穩定”受威脅的極度恐懼。但這也意味著，當企業疏失、腐敗或非法行徑給人民帶來痛苦時，審查機制實際上也袒護資產階級利益、令其免受任何公眾監督。過去多次發生的食品及疫苗醜聞、及恒大倒閉等金融騙局等，都如出一轍。

2023年第一季度數據顯示，新能源汽車自燃率上漲了32%，平均每天有8輛發生火災，且事故造成的死亡率極高。由於電池特性，新能源汽車在碰撞後更易自燃，電池中的鋰在受到沖擊時會發生劇烈氧化反應，導致起火甚至爆炸。同時，起火後留給乘客的逃生時間極短，伴隨爆炸和毒氣等風險，進一步增加了危險性。在國家保護和政策推動下，中國電車企業為了爭奪市場份額，常將不成熟的技術投入市場，利用消費者進行試驗，導致事故率極高。這種將消費者當實驗白鼠的行為，反映出整個行業的普遍問題。

貿易戰

同時，中國新能源汽車也面臨著來自國際的巨大壓力。歐盟宣布對中國電動汽車展開反補貼調查，並將於7月4日公布決定。若證實有“非法”補貼（當然對於補貼的問題，雙方都是虛偽的），歐盟可能施加高於10%的反補貼關稅。同樣，美國在5月14日將中國電動汽車的進口關稅從25%提高到100%，進一步加大了對中國新能源汽車的打壓。西方國家在應對中國新能源汽車崛起方面顯示出共同立場，以保護自身資本家企業及其利潤不被更便宜的中國電車沖擊。

歐洲是中國最大的電動汽車出口市場，而中國正面臨著來自歐美雙重壓力的嚴峻挑戰。歐美的聯合打壓不僅嚴重打擊了中國新能源汽車的出口和中共將新能源汽車塑造成新經濟支柱的計劃，更是加速了全球新能源汽車產業供應鏈的改變。隨著中共經濟的持續低迷，外資和部分中共資本也在陸續撤離中國，一部分電池產業和汽車配件產業加速轉移至韓國、日本、墨西哥、泰國等地區，以求規避關稅繼續出口到歐美。在安全性差和國際市場打壓的雙重困境下，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的前景面臨許多嚴峻挑戰。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我們堅決反對中共對言論和信息的封鎖，要求受害者獲得公正的賠償，並主張組織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對華為公司的車輛安全進行徹底調查。需要有獨立工會來進行安全檢查，保護工人和消費者的健康與安全。中國電動車行業的混亂、瘋狂擴張，沒有考慮其更長期的發展，這個行業需要現民主公共化，由獨立組織在工會中的工人進行民主控制與管理。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可避免的惡性競爭和貿易戰，因為這些行為最終會損害工人的薪水和權益，並加劇地緣政治和軍事緊張局勢。我們都拒絕資本主義關稅和資本主義“自由貿易”兩者，因為這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我們的替代方案是由工人階級控制的經濟和民主計劃的貿易。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利潤是主要目標，工人和消費者的安全和福利被忽視。我們呼籲世界工人團結起來，反對貿易關稅和資本主義的惡性競爭，建立獨立工會保護工人的薪水和權益，推動真正的社會變革。

受污染的食用油——食品安全醜聞史的最新篇章

7月2日，新京報的一篇報道猶如平地起驚雷，在互聯網上炸響，該文記者經過暗訪調查，披露了罐車卸完煤制油後直接裝運食用大豆油的亂象，並指出混用不清洗已成常態，此舉屬於行業內公開的秘密。煤制油中含有多種毒害物質，攝入後可能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的損害（例如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誘導糖尿病這類代謝性疾病、出現致癌致畸等），這些殘留混合大豆油被送上餐桌無疑將引發巨大的食品安全危機，難怪有人評價此事為“投毒十萬人！”。

在輿論持續發酵的同時，涉事兩家企業（中儲糧、匯福糧油）並沒有第一時間站出來進行回應：前者直到7月6日才發出一篇不痛不癢的通告，里面既沒有道歉也沒有任何有效的挽救措施（相關商品短暫下架後又立刻上架），只是聲稱已“開展專項大排查”；後者更是直言“沒有任何質量問題”、“油罐車不是我們單位的”，企圖完全撇清關系。這兩家企業一個是由中央管理的糧油命脈，另一個則是民營的糧油龍頭企業，但此刻它們唯一擔憂和害怕的卻只是銷量下滑、地位不保，以及這些老板可能會因為他們的疏忽被曝光而遭受政治後果。相似的推脫責任向我們再次揭示，在中國無論國企還是民企，都是奉行資本主義邏輯，優先考慮或關心的不是人命，而只有利潤。

不僅如此，7月9日，自媒體人“高劍犁”公開發布視頻《誰在用“問題食油”》，追蹤報道中提及的兩輛油罐車去處，涉及河北省物流產業集團、勉縣新力油脂、金龍魚……從省、鄉鎮再到外資等多家企業，下遊鏈條遍布高校食堂、各大農貿市場、食品廠等，如此之大的覆蓋面說明食品安全問題不僅涉及全國，而且遠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深重。

可面對這些，中共獨裁采取虛偽的兩面派政策，一方面惺惺作態宣布成立聯合調查組，聲稱一定會徹查此案，但另一方面，又要求平台下架《誰在用“問題食油”》這類調查視頻，甚至還在一天之後的7月10日直接禁止了視頻中所使用的查詢貨車歷史軌跡的功能（只因為這個功能將暴露出過去更多的非法運輸），就連報道此案的新京報記者韓福濤的微博賬號也慘遭注銷，令很多網友更擔心該名記者的人身安全。在此之前，以“穩定”為名遭隱瞞的食品與公共衛生醜聞已層見疊出——從2008年毒害30萬嬰兒的毒奶粉醜聞（這則消息一直被壓制到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結束），到第一波新冠疫情爆發（沒人能忘卻李文亮醫生的遭遇）。

其實早在2005年，南國早報就曾報道過廣西南寧的運輸監管處於“真空狀態”，罐車存在交替拉貨的情況，往往是拉了危化品（燒堿、鹽酸等）後又去拉食品（糖蜜、食用酒精等）。所謂清洗大多只是草草了事、極易交叉污染，多家洗車行為了節省成本直接從污水溝抽水，而當地危化品監管處卻只表示“對此感到十分驚訝”。無獨有偶，2015年，湖南的電視節目也調查發現，衡陽、永州等地不少罐車裝載強腐蝕性化學品運送到目的地後，又裝載食用油運回，最後經過分裝上市，流向了市民的餐桌。

之所以會頻繁的發生這樣惡劣的事件：一方面是因為相關的法律並不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沒有規定食品運輸必須采取專用容器；另一方面還必須從資本主義本身中去尋找答案，在運輸公司不斷削減運費的情況下，運輸工人（個體車戶或小車隊也必須面臨大企業的競爭，降低運輸價格）不願意清洗罐體（清洗一次需要花費三百到九百元不等），上下遊企業要在競爭中幸存下來，就必須壓縮成本、削減支出。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屢屢傳出同類的惡性食品安全危機，這種情況中共是既不願管也絕無能為力的（05年和15年所涉及的兩家企業至今仍在營業就是最好的例證），這是中共專制制度的固有特點，因為它涉及資本主義下企業運行的根本邏輯，在威權資本主義下，潛在危害更大。至少在“民主”資本主義下，存在獨立工會，也有環保組織和其他施加公眾壓力的手段，而且媒體審查也少得多。中國缺乏最基本的民主權利，使得大企業和資產階級利益在中共體制下擁有了更大權力。只有社會主義、終結資本主義威權統治，才能夠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

同時，中共再一次利用民族主義敘事企圖轉移矛盾，縱容網絡視頻博主稱這是“境外陰謀”，目的是破壞中國的“糧食供應鏈安全”，呼籲大家要“為大局著想”而停止追究此事，然而他們中所謂的“大局”是中共和資產階級的大局？還是廣大中國無產階級的大局？

社會主義者要求工人群眾有權捍衛自己的糧食安全和大局，為此工人需要民主的獨立工會，能夠自己執行工作場所安全與環境控制措施，使得管理層可受問責。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的目標，必須是全面接管企業，從生產到運輸都建立起廣泛的民主監督，同時也意味著采用公有制的民主計劃經濟，消滅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所帶來的惡性競爭，從根本入手徹底杜絕此類“投毒”事件。所有這一切都將無可避免的遭受現存資本主義秩序的阻礙，這就是為何我們需要一個群眾性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基建狂魔後遺癥”──陜西暴雨丹寧高速公路橋梁垮塌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是中國在三個月內接連發生的第二宗高速公路垮塌事故。這兩個案例彼此有相似之處。7月19日，陜西省丹寧高速公路水陽段山陽方向嚴坪村二號橋垮塌，40米的橋面倒塌落河，垮塌期間正在車輛在通行，有車輛直接掉入橋下，搜救時至少發現7輛汽車落河，造成至少15人死亡，還有近18輛汽車和31人失蹤的慘劇。

事發當時，當地正連日暴雨，因此極端天氣可能是此次事故的其中一個原因。但翻查紀錄，丹寧高速公路山陽至柞水段，於2018年12月19日通車，至今不到6年，而出事的橋梁更是在更是在2023年2月才竣工驗收，令人疑惑一條新完工的橋梁何解會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轟然倒塌。

氣候災難

這次事故與早前梅大高速公路崩塌都有相似之處，都是在連日大雨下出事。近年，中國多地愈發頻繁遭遇極端天氣。今年中國南部、中部和北部遭到極端降雨襲擊，而河南及其他省份則遭受了嚴重旱災、創紀錄的高溫。這是氣候災難正在中國上演的又一次體現，7月21日，是地球有紀錄以來最炎熱的一天。今年早些時候，聯合國首席氣候科學家們警告，全球升溫已接近突破1.5度的災難門檻。全球各資產階級政權，包括中共，都向我們展現他們全然無能停止氣候災難。

陜西的這起橋梁垮塌也令人懷疑工程是否存在質量和設計問題。有分析指，事故極有可能是因為大降雨量引發的河流洪水，沖走了大橋腳下樁基的原有覆土，令大橋在洪水沖擊下垮塌。從現場照片來看，斷裂橋面下方的一根橋墩完全消失，導致橋面失去支撐後斷裂。

但民眾對此說法並不買帳，質疑這是又一起豆腐渣工程。按照中國高速公路橋梁的建設標準，這次斷裂的橋梁理應能抵擋100年一遇的洪水，但從目前報道的降雨量數字來看，當時的洪水遠遠未達百年一遇的程度。因此事故很大可能並非單純是天災，又是又一次的人禍。

也有民眾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基建狂魔”後遺癥。隨著中國經濟陷入資本主義在1980年代開始覆辟以來最大的困境，基建項目逐一下馬，但地方政府債台高築，對於很多基建項目的巡查維護有心無力。去年，中共允許地方政府發行1.5萬億元人民幣的特殊再融資債劵，以協助部分債務壓力較大的省市還債，當中就包括了陜西省。地方政府緊張的財政情況往往令他們減少對基建設施的日常維護和檢查，特別是使用率不高的大白象基建，令它們的使用壽命和安全性都大打折扣。

為政績“趕工”

而也和梅大高速公路的情況相似，兩者在施工過程中都充滿“趕工”的痕跡。去年2月28日陜西商洛日報報導，與這次出事路段相連接，仍在施工中的山陽段，為了趕及通車工期，工人在春節期間幾乎沒有休假，加班施工。這種情況很可能並不是孤例，工人過長的工作時間，加上地方政府為政績而施加的壓力，工人沒有獨立工會，去反抗不人道的過勞、老板的不當對待。如果工人階級擁有基本的權利、自己的組織，這將暴露並消除很多最惡劣的危險、非法建設行為。因此，這次橋梁垮塌發生後有不少網民就提及到了上次廣東的同類事故，為何最終不了了之，沒有任何的調查報告和結果。

隨著中國債務泡沫的破裂、地方政府進一步陷入違約，遺憾的是，我們可以預期還會出現更多此類災難。循著社會主義路線重組社會，實行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和公有制才是解答。隨著中國經濟、生態和社會危機的加劇，越來越多的人將得出這一結論。

無人駕駛網約出租車推廣危及司機生計

截至2024年，中國已有十數個城市開始運營無人網約出租車。近期，“蘿卜快跑”（百度旗下無人駕駛公司Appolo的網約車平台）因在武漢市訂單爆發式增長引起廣泛關注，“無人駕駛網約車”登上了網絡熱搜。

“蘿卜快跑”，司機下崗

武漢是中國無人駕駛測試和營運的重點城市，包括Apollo在內，多家無人駕駛企業在新冠疫情前就已在武漢街頭測試，包括無人駕駛的出租車、公交、地鐵等。以往，這些無人駕駛車輛以幾輛或十幾輛的規模，在測試階段向市民免費或超低價開放（正如大陸其他許多城市正在進行的），這些小規模投放的無人駕駛車輛在測試階段並未對市場造成影響。根據武漢市政府統計，截至2023年底，武漢市有出租車1.6萬輛、網約車日均營運2.94萬輛。2024年2月起，以“蘿卜快跑”為首的無人網約車平台得到了當地政府的批準，開始大批投入市場。6月時，“蘿卜快跑”已投入市場400余輛；到7月中旬，盡管沒有被百度公司或政府承認，但據武漢出租車司機稱，“蘿卜快跑”實際已經投放超過1500輛。

無人駕駛網約車除了充電，可以做到24小時不間斷地運營。目前“蘿卜快跑”已完成超過600萬訂單。通過暫時的優惠活動，甚至可達低至0.5元/公里的里程價，平時價格也僅約為普通網約車里程價的1/2-3/4。盡管無人駕駛網約車存在車速慢、AI算法“苕”（武漢方言，傻、笨，指應對覆雜路面情況反應慢）的問題，暫時無法取代有人駕駛車輛的靈活、高效率，沒有對傳統網約車單價造成劇烈沖擊；但仍引發了包括網約車司機在內許多“靈活就業者”（失業、半失業群體，如網約車司機、外賣員）的擔憂和質問：隨著AI技術在多個地區、各個領域推廣普及，被AI搶飯碗的700萬網約車司機、8400萬“依靠互聯網平台的靈活就業職工”怎麽辦？

過勞的數據標注員“淘汰”過勞的司機

自新冠疫情以來，房地產泡沫徹底破裂、經濟危機加劇，飆增的失業人口湧入網約車行業。2024年，中國已經有接近700萬網約車司機，而在2020年底，持網約車執照的人數還不足300萬人。平台隨即壓價內卷、提高抽成，網約車司機為了維持基本的生計，普遍超負荷工作，甚至吃住都在車上。據武漢市網約車司機稱，到2024年，工作十小時的收入僅為200元，相較三年前入行時的400元腰斬。入不敷出的情況下，調查顯示75%以上的網約車司機被迫日均工作10小時以上，很多甚至在12-16小時以上。未來無人駕駛擴大規模後，勢必有更多司機被迫退出網約車行業，貸款購車也將被低價收回、以負債者的身份再次失業。網約車和出租車司機急需建立獨立工會。面對無人駕駛技術的沖擊，團結的、有鬥爭意志的全國司機工會是唯一能夠為司機爭取合理補償和轉崗機會的武器。

中共政府力圖“彎道超車”發展新興行業來取代房地產的斷裂支柱，AI人工智能便是其選中的“賽道”之一。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背景下，中國的AI發展受到美國的掣肘，同時中共亦希望透過“領先的”無人駕駛技術打開出口市場。因此中國在技術尚不成熟的情況下就開始進行大規模商業運營，加上少數科技巨頭對數據的壟斷集中與不透明化，使得自動駕駛等行業在發展上需要付出更多血的代價，武漢已有多起無人駕駛車輛造成的車禍。

無人駕駛汽車最主要依賴的人工智能技術是圖像識別，背後是無數外包的數據標注員在進行著辛勤枯燥的簡單重覆勞動——在圖像上做標注、拉方框。其中不乏職業中學的學生，在學校的組織下出賣勞動力換取低廉的工資以補貼家用。人工智能行業內有句話叫“有多少智能，就有多少人工”，AI行業的確能夠吸納就業人口，但相較於被淘汰的失業人數，其成效杯水車薪。

AI給人類帶來福祉還是失業？

同工業革命以來的每一次生產力飛躍相同，AI人工智能的發展也意味著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加劇，無人駕駛技術的發展代表生產力的進步，但必然使得大量靠駕駛為生的工人階級面臨失業。這再次證實在資本主義下，生產力的進步不但沒有惠及全體勞動者，反而會加劇工人階級的苦難。只有在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政策下，工人民主國家承擔保障勞動者基本生活的責任，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供失業救濟、職業培訓和再就業的崗位，才能使科技全面造福廣大勞動群眾，每名勞動者工時減少而工資不減，群眾更加有時間休閒娛樂、提升自我。這與資本主義借由科技減少雇用勞動力、強化剝削的運行機制相違背，資產階級統治者在資本主義陷入深重危機的時刻，不想、也不能實現這一點，只會任憑勞動者在過勞和饑餓線上掙紮與內卷競爭。

在中國，AI技術的應用不僅在無人駕駛領域，AI+維穩鎮壓、AI+軍工科技更是中共政權熱衷於投資的領域，新技術進一步強化了獨裁政權對人類安全、隱私的控制。AI科技公司的公有化與民主監督勢在必行，確保技術進步的成果能夠解放人的勞動，而不是強化少數人的剝削壓迫。但這樣的改變必然觸碰中共資本主義獨裁的“紅線”。

中國的經濟夢魘

當美國總統拜登稱中國經濟為“定時炸彈”時，可以說是不經意地一語中的。如今危機影響著經濟，以及習近平的獨裁資本主義政權；而對於這場危機的深度與嚴重度，大部分西方資產階級“專家”的認識仍然遠遠落後於現況。許多評論人士或多或少被北京官方GDP數據所蒙蔽（官方數據顯著誇大了經濟增長），認為當前的危機是周期性的——3年痛苦的疫情加上習近平瘋狂的“清零”政策加劇了經濟覆蘇的乏力。

結構性萎靡

但中國的萎靡是結構性、而非周期性的。中共政權由債務驅動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已經崩潰。其結果是：(i) 債務危機，特別是地方政府層面的債務危機，而地方政府一直是中國投資的主要推動力；(ii) 失業、工資下跌、房地產行業不安加劇，在這些因素影響下消費下滑；(iii)習近平所熱衷的建設“新質生產力”工程帶來了歷史性的生產與產能過剩，觸發了殘酷的價格戰，並將經濟推入更深重的通貨緊縮。這些都是我們多年來一直警告的“日本化”的特征。

同時，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已經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帝國主義集團對抗、戰爭聯盟和經濟保護主義的新時代。作為全球權力爭霸的兩個中心，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沖突日益激烈，而這給習近平政權帶來了額外且嚴峻的外部壓力，並放大了前述內部壓力。美國牽頭的切斷中國獲得高端電腦芯片與制造設備的戰略，將在今年晚些時候再次收緊。供應鏈脫鉤正在加速。如今經濟保護主義正沿著地緣政治（帝國主義集團沖突）所塑造的方向進行，兩個集團之間的貿易和投資不斷減少，而各集團內部成員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則增多。

在此，我們絕對可以說習近平政權正處於“高壓鍋”態勢，這樣的態勢將不可避免地從經濟與地緣政治層面，蔓延到更具爆炸性的國內政治格局。獨裁政權通過加大壓制和審查力度來不惜一切代價“維穩”的企圖最終將注定失敗，就如其穩定經濟和恢覆“信心”的努力一樣。

《改革家習近平》被撤下

在中共7月召開的三中全會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系列跡象，說明這個看似無所不能的獨裁政權內出現新的緊張局勢。不同尋常的是，與先前的高層會議相比，這次全會的最後發言較少提及習近平及習近平“思想”。這看似是在群眾不滿日益高漲之際，嘗試弱化習近平的強橫形象，以此作為一種防衛機制。即使在中共黨國高層中，單一事件也可能揭示某種轉變，迄今為止，習近平已掃除了所有反對派。三中全會開始時，新華社發表了一篇評論《改革家習近平》，想必是在會議召開之際強化他的權威。該傳記文章虛構了習近平在鄧小平親資改革政策早年所扮演的歷史角色，而很快就在網上被刪除、撤下。《日經亞洲》資深中國記者中澤克二在8月29日表示，撤回這篇文章“極不尋常”，反映出習近平及其幕僚的誤判及過度發揮。中澤表示，這引發了巨大的反彈，“尤其是退休黨內元老和‘紅二代’的強烈批評”，隨後這些猛烈批評彌漫在三中全會的氣氛中。

下調增長預測

馬克思主義者持續更新的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展望，其中一部分便是我們於《社會主義者》雜志對於中國經濟與政治危機的廣泛分析。盡管全球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都受到經濟與政治危機的破壞，但在所有主要經濟體中，中國目前遭遇最嚴重的困境。

截至本文付梓時，包括高盛、瑞銀集團在內的外國銀行與資產階級分析機構正下調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許多機構表示，除非有重大刺激經濟措施，否則北京“5%左右”的GDP增長目標將無法實現。關於這點的呼聲越來越高。但資本家並沒有問自己，為什麽習近平政權如此頑固地拒絕采取鉅額的刺激計劃，拒絕重用溫家寶2008年“拯救全球”的刺激政策來提振經濟。

相反，北京的政策緩緩漸進——諸如針對房地產行業的政策等零碎的措施，但未能產生任何影響。如果像其他一些左翼組織的理論那樣，中共政權憑借對銀行體系更大的控制力，能夠籌集其他資產階級政權無法獲取的，如同奇蹟般的“儲備”，那麽他們今天為什麽不這樣做呢？答案是，當年及隨後幾次的鉅額刺激，造成了極為龐大的債務，而這些債務如今正在給經濟帶來壓力，並限制了中共政權的回旋余地。

3年來的房地產暴跌不僅在持續，而且在2024年還跌得更快，住宅投資、房屋銷售更大幅度下跌，需要“續命”的大型建商也增多。萬科集團是中國其中一間最大的國有房地產開發商，在今年8月首次錄得半年虧損，這是它20多年來的頭一次。

“國家隊”救市

在習近平直接幹預之後，國家金融機構組成的“國家隊”於2月受到動員、買入股票，使得不斷下跌的股市止跌，這看上去也是一次代價高昂的失敗。雖然我們可能永遠不知道在這件事情上糟蹋了多少億人民幣，但中國整體股市市值已經回到了幹預之前的水平。股市將出現自2020年以來的連續第4年下跌，總市值蒸發超過6萬億美元，而這一數字反映民眾對經濟的更廣泛悲觀情緒。

中國經濟情勢逆轉之突然令人震驚。用一名失業的金融業從業者的話講，這就像一列高速列車突然急煞，所有人都摔倒在地。去年，建築業裁員1000萬，占該行業從業人員總數的1/5。這些農民工大多沒有勞動合同、養老金或失業保險金。但就業危機影響到各個行業，越來越普遍的“35歲魔咒”籠罩著IT行業及其他白領工作。工人越來越害怕老板會在員工達到這個年齡時解雇他們，並從大量失業人口中招聘工資更低的年輕人來取代他們。

“零工經濟”是這一趨勢當中的一個例外，目前有超過2億人（中國23%的勞動力）正從事零工經濟。這一部門猶如“海綿”一樣，成為民眾就業的最後選擇，吸收了待業青年和其他行業的下崗工人，但他們的工作條件極其惡劣且高壓，絕少或根本沒有養老金和醫保。

據《南華早報》報道，這一部門已成為中國的“新常態”。隨著越來越多的工人被迫從事臨時且不穩定的“零工”崗位，工資及整體工作條件都面臨巨大的惡化壓力。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據顯示，2018至2021年，中國擁有正式勞動合同的外賣員減半，比例從43.3%降至20.7%，而完全沒簽訂勞動合同的工人比例在2021年達到41.6%。在北京、成都等城市，只有大約1/5的零工經濟從業者享有養老金。

根據官方數據，7月有1700萬未滿25歲年輕人失業，由於去年更改、推出了新的統計方法，這一數據嚴重低估了青年失業的實際情況。相較之下，歐盟25歲以下失業人口為280萬，僅為中國的1/6。用社交媒體上出現的一個新詞講，這造就了一代“爛尾娃”，將待業青年與百萬計未完工、遭廢棄、沒有窗戶、沒有水電、給城市帶來了災難的“爛尾樓”相提並論。

據《南華早報》報道，中國23家龍頭企業中有14家在過去一年中進行過裁員。該報調查了房地產、網絡、汽車、金融及電動車這5個行業的企業，發現它們“幾乎普遍裁員並削減工資”。阿里巴巴裁員12.8%，保利地產裁員16%。報導稱，“今年早些時候，字節跳動、京東、快手、滴滴出行、嗶哩嗶哩和微博也都啟動了裁員計劃。”在價格戰激烈的汽車行業，理想、小鵬、蔚來等中國最大的國產電動車制造商去年都進行了裁員。自5月以來，北京理想汽車已裁掉了18%的員工。總部位於廣州的小鵬汽車在2023年裁掉了14.4%員工。

《南華早報》的報道也突出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行為的差異，前者削減工資及其他與勞動力相關的成本，而後者則已經進行裁員。去年，中國1/3的白領工人遭減薪，有一份調查顯示近半表示他們擔心自己會失業。整個中國經濟中，工資和獎金的削減規模前所未有，在此之際，部分工人在過去一年內經歷了兩次減薪。當然，官方數據很大程度掩蓋了這一現實，並且壓制對此類話題的討論——這正是壓制“負面新聞”的其中一個做法。

“砸鍋賣鐵”工作專班

經濟危機深化的關鍵因素是地方政府的處境。在許多情況下，地方政府已經因債務負擔及房地產崩盤而實質破產。地方政府被逼得更加狗急跳墻，以求籌得資金。其中一個面向是，倒查並要求當地企業補繳幾年、甚至幾十年前的“未繳稅務”，這已經成為一個趨勢。無論這些公司是否真的有逃稅、還是只是被隨機抓到，這種情況之所以會發生，顯然只有一個原因：填補地方政府的財政窟窿。但在當前資本主義危機的背景下，負擔最終將落在普通工人身上，因為企業將會要麽裁更多員工、要麽減薪，從而抵銷這些額外開支。

服務業也遭遇裁減，政府資產的私有化正在加速。自2022年以來，已有20多個城市暫停了公交服務。去年4月，在40萬人口的黑龍江省嫩江市，全市公交站都貼著“暫停運營嫩江市市內公交所有線路”的告示。在重慶市璧山區，當地政府最近宣布成立一個以“砸鍋賣鐵”為使命的工作專班。這呼應了1950年代末“大躍進”的口號。這一政策意味著加快推動房屋、土地等國有資產清算。

在深圳，因為地方政府無力負擔失業保險，甚至失業者也被勒令退還失業金。今年6月，國務院審計發現，60多個地方政府挪用為貧困兒童提供免費營養餐的資金共20億元。他們用這些錢來償還債務。

在三中全會上，北京面臨壓力要救助地方政府。但就具體政策而言，結果大多很模糊。北京將考慮改革甚至擴大消費稅，轉移更多稅金給地方政府。但即使這落實成為政策，也只是杯水車薪。彭博社7月23日報道，2023年消費稅收入僅1.6萬億元人民幣，“而去年中國各省市及城鎮財政赤字累計15萬億元，這一數字創下紀錄、遠遠超出消費稅收入，預計2024年會有同樣大的預算缺口”。如果中共提高消費稅，在目前消費者支出已然低迷的情況下，這將等同又往自己身上捅一刀，加劇通貨緊縮。

就在幾年前，習近平政權還吹噓中國的崛起“勢不可擋”，但自7月以來，該政權堅決取締有關“歷史的垃圾時間”的討論。這個新短語表達網絡上的不滿情緒，將當今中國經濟的倒退與蘇聯末年相提並論。審查機器之所以立即認定這個短語比“躺平”或“潤”更加危險，是因為“垃圾時間”可被視作政權垮台的預兆。

姜萍事件背後的教育腐敗

一場由阿里巴巴企業所舉辦的全球數學競賽，由本來的寂寂無聞，一下子變成了新聞和討論的焦點。事件起因是在六月中，賽事舉辦方公布本年的初賽成績，除了一眾如北大清華、劍橋、麻省理工等著名高校學員外，名列第十二位，現時仍在江蘇漣水縣中專就讀的學生姜萍特別引人注目。

真真假假？

由於她的初賽成績比一眾名牌大學的學生甚至教職員參賽者更優秀，一時間令人驚呼“漣水中專的數學天才”。

然而隨著事件的發酵，有人發現姜萍在抄寫一些數學公式與符號時，出現一些匪夷所思的低級錯誤，愈多愈多的細節令人懷疑事件的真實性。但倘若有作假，為何一個中專學生要在一個與學校無關的競賽中這樣做？

在各種質疑的聲音中，較為受大眾接受的一種說法是，姜萍的數學老師王潤秋正在申讀博士學位，想獲取較好的競賽成績以增強自己獲錄取的機會，因此參與了合夥作弊。作弊團夥利用賽制漏洞，為了盡可能多地得到的決賽名額，冒用了王潤秋的學生姜萍名義參賽。卻沒想到用力過猛，讓本應在暗箱中低調操作的弊案一下子曝露在聚光燈下。而漣水中專和當地政府教育部門不明就里，大肆宣傳此事以冀獲得更多的利益。不幸地，姜萍成為了這一事件中被擺上台面的犧牲品。

不管說法屬實與否，校方和縣教育局已確實收獲了第一波紅利。在成績公布後兩天，當地企業隨即向縣教育基金捐款了3000萬元人民幣。當地的文旅部門連續發布十多道旅遊廣告，以“數學天才之鄉”為賣點，宣傳當地旅遊業，漣水中專校門前一下子成為了周邊旅遊“打卡”的熱門景點。

生源流失

而在中共教育私有化的政策下，對於像漣水縣這樣的小縣城學校而言，長期存在著嚴重的生源流失問題，大批生源流向“名牌”學校，為此學校之間甚至開展“獎學金價格戰”。據《中國教育在線》報導，有中學為了吸引當地中考第一名就讀，開出的獎學金價格是30萬元，再加上承包其父母的工作和一家的住宿。開出這樣高價的原因在於“中考第一名學生的學校”能帶來極大的“品牌效應”吸引更多的學生就讀。因此對於漣水中專而言，姜萍的“天才”光環帶給他們的利益遠不止區區3000萬元人民幣。

而教育系統內部腐敗也不是什麽稀罕之事， 2020年山東亦曾揭發過一名以為自己16年前高考落榜的婦女，實際上當時已被山東理工大學錄取，卻被另一名落榜生冒名頂替上大學的荒誕事件；被頂替者出身窮苦，而冒名頂替者的父親在當地政府機關工作、利用體制內關系舞弊。同年同樣在山東，亦有人舉報23年前參加高考，卻被班主任的女兒頂替。據統計，山東省至少有14所高校242人涉及高考舞弊冒名頂替入學。而這不非僅山東一地的個別現象。這表明了中國教育系統內部腐敗不堪，只要願意付錢，考試、學歷、學位通通可以用金錢和權力擺平。

民主管理教育資源

早前，中共大力打擊私人補習，稱這樣可以緩解教育壓力，實際上對減輕學業壓力或消除教育資源不公毫無幫助。真正的根源在於教育的私有化和市場化，令優質教育資源向富人集中，加上地區的資源不平等，小縣城和鄉村地區的教育資源極其稀缺。加上中共正深陷資本主義危機中，社會失業壓力巨大，缺乏較高的學歷意味著難以就業，因此教育成為了內卷工具。特別在這次事件中，網上很多對姜萍質疑的聲音也反映出社會對中專生的歧視。正是在這種條件下，滋生出教育系統的種種腐敗。

到目前為止，雖然仍然未有決定性的證據證明姜萍數學競賽成績的真偽。但需要指出的是，姜萍作為一個學生，在事件中都只是任人擺布的犧性品，卻遭受到了最多的質疑和攻擊。無論是老師冒用她的名字參賽，還是事後面對各方的質疑，其實她都無權拒絕。這也說明了教師和學生都應該成立自己的獨立工會和學生會，以維護他們的勞動和學生權利，並民主管理教育資源、實現全面免費優質公共教育、自下而上地制定課程與政策，更有效地發掘學生的潛能和專長，也可以監督校方和老師，以防濫權和腐敗。然而，這將會是中共專制的眼中釘，因此也必然要連系到終結中共專制及其捍衛的、制造不平等的資本主義。

人大女博士生遭性侵害：中共資本主義父權又一力證

7月21日，人民大學博士生王迪於微博上發聲，實名舉報其導師王貴元在過去兩年間對她強制實施猥褻、性騷擾及要求發生性關系，未遂後更是持續展開打擊報覆，通過辱罵、安排雜活、以卡畢業等手段相威脅。在曝光的錄音內容中，王貴元不僅用稀缺的學術資源來進行威逼利誘，更是直言這種權色交易實屬常態，反映在如今獨裁資本主義下，大學早已墮落成包庇父權迫害的魔窟。

“維穩”

在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人民大學迅速做出反應連發兩份通告，從啟動調查到宣布開除王貴元黨籍、職稱、職務等一系列處罰措施，僅用時十幾個小時。但這並非因為校方有多麽關注這方面問題，而是王迪所提供的證據實在太過完整和直接，容不得它們有半點狡辯。同時，它們極力將方向引導向“師德敗壞”方面，徬彿這只是個人問題，在追責到底的假象背後是原博文被刪除、廣泛的討論遭到禁止，校方和政權追求的只是“維穩”。

王貴元從來就不是個例，早在2018年 MeToo 運動席卷中國時，與王貴元同處人民大學文學院的副教授王以培就被指控存在性騷擾問題，除此之外該校遭披露的還有顧海兵、張康之、李炳海等人，他們雖遭到革職，卻仍然能夠借著人民大學這張虎皮逍遙快活，在其他地方繼續任職或舉辦講座（其中李炳海更是至今仍未得到處理）。甚至就連此次事件的矛頭王貴元，也有傳聞稱其早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任職期間就犯有前科，只是被力保才安然無恙。

不僅如此，根據名為《中國大學在校和畢業生遭遇性騷擾情況調查》的數據顯示，有69.3%的受訪者遭受過不同程度的性騷擾，其中75%為女性。事實上發生類似案件的高校屢見不鮮，包括北京航天航空大學（陳小武）、南京大學（沈陽）、南昌大學（周斌）、中山大學（張鵬）等。難怪有人會感嘆“究竟還有多少個王貴元！”可這種情況究竟是怎麽發生的呢？

具體來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大學本身就是一個鞏固、再生產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機關：即使導師也是為學校工作，學生和導師之間的關系仍然好比工人與老板，而且很多導師本身就在開公司。這些因素造成學生和導師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權力不對等，後者掌握著所有的生殺大權，以博士生為例，從錄取到日常事情都需要導師簽字，學生有時甚至不得不送禮賄賂討好導師，這些同時又關系到效績考核和能否順利畢業等問題，高校並沒有任何形式的民主監督機構來預防性侵害的發生，所謂專門的委員會形同虛設（王迪就曾試圖內部舉報而無果）。因為需要維護學科排名、核心期刊論文等硬指標，導師之間以及學校組成了學術共同體，向來是偏袒加害者一方。

而根本性的原因在於，中共政權就像它的所有資本主義同夥般，制度性捍衛父權性別壓迫。表現包括直接打壓女性在各行各業中的地位，以迫使她們無條件的奉獻所有來令下一代勞動力成長，並且分化不同性別工人、以此手段降低工人整體條件；為了鞏固整個體制，有權勢者無可避免不擇手段展示權威、恫嚇受壓迫者，包括極力將女性塑造為性欲對象，讓淩辱變得常態化。

如何杜絕性侵

事件的再三重演證明官方無論說辭、舉措、“處罰措施”為何，都是為了力保父權現行體制，而官方從中享受著特權，當然不願采取有效措施杜絕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若要杜絕導師濫權、性侵重演，我們要有獨立的學生會組織，將女學生、LGBTQ+和其他學生聯合起來爭取、捍衛自身權利；需要建立學生選舉的委員會，民主監督導師的行為（包括學生是否要更換導師）；要有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性侵害及其他不當行為。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實現公共服務全面民主公有，由社會來承擔無償家務勞動，解放女性的雙手。所有這一切將聯系到將整個經濟的所有重要部門民主公有、直接和整個資本主義與中共獨裁的基本制度發生沖突，為此必須將爭取學生和女性權利的運動聯結到群眾性的工人鬥爭，爭取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產能過剩和價格戰：中國接近通縮臨界點

產能過剩現象於中國各產業無所不在。這並非顯示經濟強勁、或者習近平產業政策成功，而是反映了經濟中極端的、自我毀滅的失衡，經濟學家將其描述為一種“內卷”或自殘式競爭。

“僵屍”企業

國家統計局對50萬家企業的研究顯示，2024年上半年，中國虧損企業數量激增44%。這一數字超過了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的最高紀錄。

這些“僵屍”企業目前占中國所有工業企業約30%，高於2019年的7%。與此同時，許多行業發生工廠倒閉與大規模裁員，包括電動車以及其他“新質生產力”行業——正如我們在中共近期三中全會上所見，這些都是習近平不斷炒作的領域。

《南華早報》5月14日報道：“2023年，中國77家車企中，只有20家報告產能利用率大於60%”。報道稱，去年汽車產能為5500萬輛，而產能使用率不足一半。今年一季度，情況進一步惡化。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在一眾產能利用率大幅下降的產業當中，便包括汽車和新能源裝備制造行業。

低產能利用率現在困擾著電子、制藥、建築材料以及食品、飲品等行業。太陽能板、燃油車、石化產品、晶片和鋰電池行業情況最為極端。《經濟學人》於8月8日報道指出，中國半導體行業出現持續的倒閉潮：“2023年，近1.1萬家芯片相關企業倒閉，每天倒閉約30家。”

另一案例便是機器人產業，中國目前在低端機器人制造方面存在大量過剩產能，但在更先進的機器人制造方面，仍然嚴重依賴進口技術和零件。

在中共黨國的引導下，中國資本主義從一個投機性金融泡沫迅猛轉向另一個泡沫。世界上最大的中國房地產泡沫，現在已變成一個吸走經濟活力的巨大黑洞。然而中國正在通過大量債務驅動的制造業投資，吹出一個新的巨型泡沫。

通貨緊縮

中國國家引導的資本主義架構依靠各省市之間的激烈競爭，讓各省市將自身打造成生產中心，以受益於北京訂下的經濟優先事項。這帶來了盲目、重覆與不協調的擴張，與社會主義者所主張公有制下的有計劃發展背道而馳。以《外交政策》專欄作家劉宗媛（Zongyuan Zoe Liu）的說法講，結果將是“難以逆轉的產能過剩陷阱”。

雖然這並不完全類似於西方金融化資本主義幾乎完全脫離生產的投機泡沫，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實體經濟的投資也可能有著很大的投機性質。1870年代美國鐵路投資泡沫的破滅引發了金融危機和產業蕭條。

中共蠻幹的“大躍進”式產業政策，受到經濟與地緣政治壓力推動，試圖抵消房地產崩潰的影響、並避免更嚴重的經濟低迷。這也是為了實現供應鏈與科技自給自足，以制衡美國主導的遏制與脫鉤戰略。

這些政策大大加劇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矛盾——造成通貨緊縮、更大的債務負擔以及與日俱增的銀行危機風險。中國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是最有可能的爆發點，它們在房地產崩潰中首當其沖，現在又過度暴露於產能過剩的危機。

中國的國內市場已經飽和，無法消化其工廠生產的產品。這迫使企業陷入惡性價格競爭。將過剩生產轉向出口的嘗試正在加劇帝國主義緊張局勢，並與保護主義政策正面相撞。4月在意大利舉行的七國集團（G7）會議上，西方冷戰集團實際領導人們將矛頭指向“中國的非市場政策和做法”以及“有害的產能過剩”。

這當然是把這個問題武器化，成為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一部分。美國、歐洲乃至亞洲的政府正醞釀新一輪貿易戰，這恐將超過1930年代以來的任一場貿易戰。保護主義的擡頭與“國家資本主義”幹預的大幅增加密切相關。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稱，去年全球有超過2500項產業政策幹預措施，其中大部分發生在美國、歐洲和中國。這一轉變的背後就是帝國主義集團沖突。

軍國主義的擡頭、為“戰爭經濟”作的準備（倘若尚未為了戰爭準備），促使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試圖重建其枯竭的工業基礎。同樣的邏輯推動著習近平對“新質生產力”自給自足的狂熱執著。

不再“去杠桿”

隨著其出口從西方市場轉向所謂“全球南方”，中國甚至在這些地方碰壁——這些“友好國家”政府的貿易限制暴增。越南、泰國和馬來西亞最近宣布對中國進行反傾銷調查，而印尼則威脅要對部分商品征收高達200%的關稅。

通貨緊縮正在消滅中國資本家的利潤、並制造出“僵屍”企業，這些“僵屍”企業自身難以產生足夠的收入來償還債務。因此，中國的債務危機正上升至新的層次。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統計局的數據，6月債務占GDP的比例為307%，而2023年底這一數字為299%。中共關於“去杠桿”的言辭就到此為止。

從表面上看，習近平政權斷然否認有產能過剩問題。盡管中共政權在與外國官員的會面中進行反駁，但它知道自己有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7月，政治局會議記錄稱，中國必須避免“內卷式惡性競爭”。

這些跡象都顯示中國正瀕臨通貨緊縮陷阱，這在日本導致了數十年的經濟停滯。中國居民消費價格基本持平，而出廠價格連續20個月持續下降。近期中共三中全會重申了這些政策（更多半運作工廠、更多“僵屍”企業、更多債務），這表明當然沒有根本上的改變。而正如我們在私補行業的“覆蘇”、和房地產行業許多管制被逆轉中所見，次要問題上投機式的退卻、及政策上的曲折都不可避免的發生。

對資本主義來說，通貨緊縮甚至比通貨膨脹是更嚴重的病癥。擺脫通貨緊縮更加困難。這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由於薪資被壓低，資本家的投資意願和消費者的消費能力都降低了。

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傳統的所謂宏觀經濟工具基本上失效了。為了消除經濟中的通貨膨脹，央行會提高利率，有時會達到像今天俄羅斯這樣的極端水準（18%）。但利率對抗通貨緊縮的效果差很多。日本於1999年采用零利率，然後轉向負利率，直到今年才將利率提高至0.1%。

以屍圖利　資本主義中共連死人也不放過

傳統文化上一向講究“死者為大”的中國社會，最近卻爆出駭人聽聞的大規模屍體盜賣交易案件，涉及多家私人醫療科技公司、全國各地的殯儀館火化場，甚至山東青島大學附屬醫院都參與在內。其中非法收購屍體的山西奧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為了利用遺體和殘肢作為原料，生產“同種異體骨植入性材料”產品，盜竊倒賣屍體至少4000具，單單被查封的人體原料和半成品就達18多噸，並從中獲取暴利。審查機器已經把這起醜聞從中國媒體上全面封殺，即使以以前的審查標準看，其行動速度之快、力度之大也引人關注。

主要涉事企業山西奧瑞通過盜竊倒賣屍體，在2015-2023年營業收入高達3.8億元，擔任總經理的大股東蘇成忠還控制了全國各地多家火化場，並同時是各地私人醫院和教育機構的股東。因此，遺體一旦落入這些機構的手中，很容易就會順著他的資產鏈條一路送到加工場成為“原料”。這一事件也證明了醫療產業私有化下，不僅活人要為其健康和生存而負擔高昂的醫療費用，連死人也會被他們榨出最後一滴油水。

另一方面，這樣的黑色產業鏈必然少不了各地政府的默許和配合。這次事件中被盜的遺體大多是當地無人認領、無法辨認的無名遺體，由於對此類遺體沒有明確的處理規定，往往無法火化而被大量積壓。據《鳳凰網》報導，部分地方的無名遺體甚至積壓了十多二十年，管理保存的費用成為了一大負擔。山西奧瑞安排員工偽造各項文件及冒充家屬簽字認領遺體。當地政府也樂於通過這樣的方式“清理”積壓的無名遺體，予以默許並大開方便之門。

“承受相應的代價”

然而，中共一如以往地全面封鎖消息。相關新聞在互聯網上迅速被下架或屏閉，揭發事件的北京律師易勝華遭到滅聲和打擊報覆，其律師事務所主任的原職務，被一位律師助理匆匆頂上。易勝華在揭發事件後遭到北京司法局問話，隨後在微博發文稱：“……我願意承受相應的代價。”“相應的代價”這五個字觸目驚心，再一次展示了在中共專制，揭發問題的人是要付出“代價”的，這無不令人聯想起李文亮醫生。中共如此堅決壓制這報導的原因可能有二。首先，因為他們擔心共謀犯罪的線索最終會指向政府官員和國企。其次，因為在當今社會經濟危機極度緊張的氣氛下，他們擔心這種可鄙的事件會觸發街頭抗議。

《社會主義者》要求立即停止壓制新聞，全面透明化醫療業和殯儀業的黑幕交易。我們要求徹查，但人們能信任誰，來完成這個任務呢？醫療和殯儀業工人需要組建獨立工會，監督他們的日常工作、防止管理人員的此類犯罪行為。同時，全國公有化醫療產業，確保活人和死人都不會成為圖利工具。一旦中國工人階級組織起來，資本主義和獨裁政權的葬禮就會被提上議程。

中信建投實習生炫富引發眾怒

7月26日，一則名為《985大一投行實習的一天》抖音Vlog視頻在中文互聯網成為頭條。視頻發布者名為王翹楚，是華中科技大學的體育生。視頻中，他炫耀地展示其作為一名大一學生，在位於北京國貿的國企金融機構“中信建投”進行暑期實習，不但開著保時捷豪車上下班，下班後又去打高爾夫球，奢靡的生活和輕松的職場環境與普通人痛苦的“打工求存”差異實在巨大。廣大公眾推測其身份背景可能類似周劼、存在裙帶關系。視頻內容亦暴露了中信建投客戶的IPO信息，被網友分析出存在“做一版收入”等財務造假。

中信建投回應稱，該實習生是被違規招入、已經開除，其父非公職人員。然而，這一回應未能平息公眾，反而引發網友對其身世背景和金融機構的進一步質疑。

權貴子弟：習近平校友

網上消息稱其父系中央金融紀委監察工作委員會書記王衛東，針對這一傳言，事件爆火當天（7月26日），王翹楚通過商業媒體“財聯社”向公眾聲明，網上消息系不實消息，其父為王超、已退休。 王超曾任中國證監會法律部處長主任、稽查局局長、太平洋證券公司（國企）總經理，今年66歲；根據王翹楚的年齡約18歲、06年生推算，在實行嚴格計劃生育政策的2006年前後，時年48歲的王超為其生父的可能性存疑；王翹楚通過媒體火速“認爹”，難免有金蟬脫殼之嫌。這令許多人猜測作為正部級實權官員的王衛東為其生父的傳言，可能並非空穴來風。

看起來很清楚的是，王翹楚都享受著權貴子弟的優待特權。王翹楚所畢業的北京八一學校，為中共開國元帥聶榮臻所創辦，學源大多數是軍隊高層子女，習近平就曾就讀於該學校。作為北京學籍的體育生，王翹楚憑借極低的高考分數就能考入“985”高校華中科技大學的公共管理學院，再次向廣大民眾表明中共宣傳的“高考公平論”破產。作為體育生、地方985大一學生，就可以因為其家庭背景以實習生身份參與進頂級投行的IPO項目。

中共作為中國最大的資本家集團，為了階級利益的延續，會盡力確保他們的後代終有一日能夠占據其父輩的位置。這種再生產不僅體現在經濟資源的繼承上，還包括社會關系的延續。中共金融資本家的後代通過關系網進入金融機構實習，可以為這些權貴子弟提供獲取實際經驗和提升社會地位的機會，進一步強化了中共內部的資本主義權力結構。而這樣的世襲在中共內部是司空見慣的傳統。與這些中共權貴受益者相對應的便是廣大普通民眾的絕望困境。

金融民工：高壓+過勞死

十點上班、悠閒泡咖啡、中午午休、翹班去打高爾夫，是公子哥王翹楚的日常，而金融行業的普通從業者對此想都不敢想。金融從業者被在外界視為高薪體面的“金領”，吸引許多學子報考金融相關專業，但畢業後他們卻自嘲成為“金融民工”。知名的高校專業報考咨詢師張雪峰幾年前一段視頻發言在王翹楚事件後得到關注和認同：“金融專業不需要專業技術學的好、有什麽資源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家里條件一般，學習成績一般，除非你孩子將來豁得出去，否則千萬別報金融學，不然就是往火坑里推。”

基層金融工作者們往往面臨著極端的高壓。基層的金融分析員的工作常態是一年有300天在出差應酬、每天從早工作到淩晨，導致不斷有猝死事件發生。

與基層公務員類似，平民學子擠破腦袋通過層層篩選後，絕望地意識到只能在出賣色相和極端過勞二選一，才能換取一份只能說像樣的薪水，而真正的高薪和體面是留給權貴、二代們的。通過擠進壟斷行業、考公務員“上岸”的美麗泡沫再次被權貴子弟的炫耀行為戳破。

馬克思主義者指出，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金融資本主導經濟的其余所有部分。金融資本家還通過組織高物價、經濟恐慌和失業，強化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必須打破金融機構的獨裁權力。要通過將其收歸公有與工人民主監管控制，使其為符合全民利益的經濟計劃服務，雇用與解雇員工的流程也需要工會民主控制，確保過程公平、杜絕“關系戶”現象。

女性入職孕檢：再次展現中共在女權上的虛偽

2024年1月，江蘇南通通州區某公益組織志願者向通州區檢察院反映，通州區某些用人單位在女性入職時要求進行妊娠測試。檢察院調查發現，有168人次在入職體檢中進行過妊娠測試，涉及南通某科技有限公司等16家用人單位。但根據中國普遍存在案例通報不足的實際情況，被勒令要求進行入職體檢的人次可能遠不止這些。此類事件不僅讓公眾看清了資本主義企業在追逐利潤時對女性勞工無遮攔的歧視和剝削，更揭示了中共政權所謂“保障女性權益”承諾的虛偽性。這種對女性的系統性壓迫不僅是資本主義剝削的直接結果，也是中共獨裁統治的本質體現。

女性職場歧視的多重困境

在中國，盡管《婦女權益保障法》明確規定，不得將婚育情況作為錄用條件，但現實中，企業對這一規定的公然違反卻是司空見慣。《中國日報》報導2023年調查顯示，61.1%的女性員工表示，她們在求職面試時被問及婚姻狀況或生育計劃，而男性員工中只有21.5%被問及同樣問題。同一項調查顯示，約23%的女性表示，她們因處於結婚生子的理想年齡而失去了晉升機會。女性一旦懷孕，企業就必須提供相關法定待遇和保護而不能以往常的形式剝削員工。因此，企業為了最大化利潤，盡可能逃避法律責任，例如在招聘時往往對女性求職者進行嚴格的審查，要求她們提供未婚證明或簽署幾年內不生育的承諾書。更有甚者，許多企業強制要求女性進行入職孕檢，這種做法不僅嚴重侵犯了女性的隱私權和生育權，更使得女性在職場中的處境愈發艱難。

這種性別歧視不僅僅表現在招聘環節。即便女性成功入職，一旦在職期間懷孕，她們往往會面臨來自雇主的各種打壓與逼迫。許多企業為了避免支付產假工資和生育津貼，通常會采取勸退、降職、甚至直接解雇的方式，將懷孕女性排擠出職場。甚至，在企業中，就連職位較高的女性都不敢懷孕，以免成為“優化”的對象，2016年流出一段京東內部聚會的視頻，京東老板劉強東身邊的女副總裁無意中說出自己已懷孕4個多月。劉強東問她：“那你怎麽不休息？為什麽不休息呢？”這位副總慌忙解釋並表示不影響工作。劉強東又說“你這體質，我倒希望你去多請下假。說實在的，你們休假也是給其他兄弟們一個機會，有時候不要認為自己一天不在了，整個部門就散了，不會的”。赤裸裸地暗示她可有可無，應該自行離職。最後，這名懷孕的女高管離開了京東。而對於更廣大的女性中層和基層勞動者而言，情況想必會更差。而對於女性受到歧視排擠的現狀，中共普遍的態度是只有當某些事件成為社會熱點後才裝模作樣地擺姿態。

維權成本高昂

據2022年數據顯示，中國參加生育保險的人數約為2.4億，而勞動力人口則為8.7億，這意味著大多數女性勞工在產假期間無法領取到應得的生育津貼。而對於那些決定維權的女性來說，她們所面臨的則是更加覆雜且漫長的法律流程，維權的成本高昂，而結果往往不盡如人意。

這種現象的背後，是企業對女性勞工權利的肆意剝削。資本主義認為女性價值比男性更低。在中國，即使政權不時以社會主義自居，但資本主義的性別壓迫更加殘酷，因為專制政權系統性地強化了老板對工人的權力、以及男人對女人的權力。

中共保護女權的假象

面對這種普遍存在的性別歧視和權利侵害，中共政府沒有實質作為，法律不過成為其捍衛的父權資本主義的遮羞布。中共政府所謂的“保障女性權益”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姿態，而非真正解決問題的措施。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這些法律往往流於形式，無法為女性提供實質性的幫助。

例如，為了應對日益嚴重的人口危機，中共延長了產假期限，試圖借此鼓勵女性生育。然而，在沒有獨立工會和民主監督的情況下，這一政策反而加劇了職場對女性的歧視。延長產假成為了企業排斥女性、壓制女性的又一個借口。 在此，我們看到資本主義殘酷的斂財邏輯如何不斷破壞中共提高生育率以擺脫人口危機的計劃。自2015年取消一胎政策以來，中國的出生人口減少了一半，從1883萬人減少到902萬。

此外，中共政府在推行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往往將其包裝為“家庭文明建設”的一部分，試圖通過塑造“新型婚育文化”來引導女性回歸家庭。而忽視限制、懲罰違法的性別歧視企業，則構成這樣做法的一部分。在中共的宣傳話語中，女性的社會角色被重新定義為“妻子”和“母親”，

而非獨立的社會個體。這種回歸家庭的主張，實際上是中共利用資本主義核心家庭制下的傳統性別觀念，對女性進行更深層次的控制和壓迫的一部分。

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已經帶來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社會資源分配的極度不均。資本主義也擴大了性別差距，中國男性工人的平均收入比女性工人高26.5%。這差距比美國、歐盟和英國更大。在這樣的背景下，女性不僅要面對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巨大的家庭壓力，還要承擔來自職場的性別歧視和權利剝削。高昂的房價、教育成本和不完善的生育環境，使得許多年輕女性在職場中陷入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她們需要工作來維持生計；另一方面，她們卻因為生育而被職場邊緣化。最終，女性傾向於流向那些沒有前途或最為受剝削的崗位。

社會主義，女性權利的唯一方案

在當前的社會危機中，女性的處境日益難以忍受，這將引發越來越多的抗議、爭取平等權利和結束性別壓迫的鬥爭。中共的反女權抹黑、鎮壓和虛假的“女權保護”顯示他們對這一趨勢的恐懼。我們需要的是有組織的女權與工人運動，旨在結束資本主義。一個重要的起點是女工與男同事一起組建自己的獨立工會，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選舉產生工會領導和發起鬥爭爭取平等薪資、加強就業保障並消除性別歧視和各種歧視做法，以集體的力量保障女性勞動者的工作條件和婚育權利。而這就連接到挑戰資本家和獨裁政權的更廣泛鬥爭當中。

中共搶劫養老金引發群眾反彈

中共三中全會在其公報中宣布其將“……按照自願、彈性原則，穩妥有序推進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改革……”。

早在去年，延遲退休的消息如同炸彈一般被拋向社會之後便曾掀起一波憤怒的公眾回應。雖然中共在公報原文中沒有明確推遲至65歲退休政策的落地，而只是社會民眾的推測，但有關模糊字眼和此前延遲退休風聲的傳播，無疑進一步引發了勞動者與青年的擔憂。

資本主義世界掀起了一股“養老金改革”浪潮。每個案例當中，這些“改革”都是從工人那里竊取財富、來獎賞資本家。實現方法是通過迫使工人工作更久，才能開始領取養老金（延遲退休年齡）以及減少國家為退休金提供資金的責任（私有化或局部私有化）。近年來，至少20個發達國家提高了退休年齡。如法國在2023年年初推出，並引發50年來最大規模抗議的養老制度改革方案。資產階級政府以預期壽命延長、所謂“子孫後代的負擔”等作為借口，而實際上是為了通過削減社會支出，來讓工人為資本主義危機買單。

耗盡養老金

中國亦如是。《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此前已經披露，2035年中國將最終耗盡養老金累計結余。這實際上已經表明中共當局延遲退休的方案已經是顯而易見的定局，落地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或許是看到了法國推遲退休政策改革引發的抗議，使得中共對自身退休制度改革尤其小心謹慎，即使延遲退休早已眾所周知，中共卻始終不敢輕易將其公布落地。因為當局擔心這會成為壓垮中共當局的最後一根稻草。中共可能通過分批次在不同省市開展延遲退休政策，以碎片化反對力量，為自己的鎮壓和必要時的後撤留下余地。

對於普通勞動者來說影響如何呢？

延遲退休實質指的是延遲領取養老保險金的年齡。按照民眾推測的65歲退休的延遲退休落地方案論，這並不意味著勞動者工作到這個年齡才能停止工作，而是指到了65歲才能領取養老保險金。

隨著中國經濟危機惡化，很多工人被排除在養老金覆蓋範圍外。統計數據顯示，中國靈活就業勞動者人數，已經超過2億人，這其中，被稱為失業後三大退路的外賣騎手、快遞配送員、網約車司機更出現了數量暴增的情形。這些工人大多沒有正式的勞動合同，因此社保和養老金覆蓋率也很低。一項針對北京、成都和杭州平台工人的研究顯示，當中只有20%享有國家支持的養老金。中國網約車平台注冊司機總數已經超過了1億——一名群眾在知乎平台上相關問題分享的小例子側面證實了這點：當日客流量達到十萬人次的深圳寶安國際機場，每天在那里等待著載客機會的網約車司機人數，超過1700人。

這實際上側面表明，在當前社會失業率不斷上升的大環境下，如果在65歲之前失業，則需要熬到65歲才有可能領取養老保險金。也正如有勞動者在互聯網評價延遲退休的方案時所指出的：“30歲以上都嫌棄你了，還65歲退休？”

中國現行《社會保險法》規定，退休領取養老保險金的前提是繳納養老保險累計達15年。以一個青年23歲大學畢業進入勞動市場為例，當他不曾失業連續工作到38歲時，他才有可能在退休時領取養老金。但倘若在35歲失業，被迫進入外賣騎手的靈活工作行列里——這批人實際上是鮮少繳納社保的，更無從談起養老保險，中斷繳納養老保險，則無法在退休時領取養老金。而35歲失業問題，也是中國勞動者面對的另一個關涉生存的重要議題。

在中國勞動環境中，唯一能夠確保有可能繳足養老保險繳費年限，在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正常領取養老保險金的人群，恐怕也只有政府體制內的公職人員群體。但中共提議的延遲退休改革，也意味著基層公務員的工時更長，這將導致傳統上的忠誠基礎瓦解，進一步侵蝕中共當局的社會基礎。

資本主義根本性問題

從法國養老制度改革，到中共延遲退休方案的陰霾，實際上都透露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資本主義無法為勞動者帶來實際上可靠的養老保障方案。大量公共資金被用在支撐資本主義——從產業補貼和稅收優惠到救助銀行和股市。更不用說花費在軍備和維持“老大哥”監控國家機器（“維穩”）上的數千億元資金了。中共顯然有無窮盡的資金用於這些事情，但沒有錢來補充迅速減少的養老金。社會主義政府會有完全不同的優先事項，會基於滿足公共需求、而非資本主義貪婪組織經濟。只有以工人民主控制的計劃經濟，向富人和大企業征重稅，籌集足夠資金建立社會主義的養老保障體系，才能為勞動者帶來穩定可靠的老年生活保障。

我們主張：

反對延遲退休年齡！
增加國家資金投入，以修補退休金資金的缺口——讓資本家付錢！
為零工經濟和不穩定就業行業的工人提供全額養老金和社會保險——我們要求所有工人簽訂正式勞動合同！
結束戶口歧視——大幅提高農民工的養老金和社保覆蓋率！
建立普遍且非歧視性的養老金制度，為所有人提供有保障的退休生活
對富人與大公司征重稅！
削減軍備和警察監控國家機器方面的浪費性支出
通過建立獨立工會，進行有組織的變革鬥爭

政府在私人補習問題上180度大轉彎

一所住宅樓7層的電梯間，兩位母親在輕聲交談。電梯門打開，一名外賣員匆匆從兩人中間擠過，循著一個不太顯眼的指示牌，走進一間在白天幾乎不會關門的住戶。進門後可以看到，整間房屋被半透明玻璃分隔成若幹隔音房間，可以容納2-10人不等。這些玻璃間里，有教師正在白板上作板書。門口的沙發上，一名負責人正熱情地對面前帶著14歲男孩的母親說，數學老師的暑期課表快要排滿了，需要抓緊機會報名一對一課程；而沙發上的牌匾上卻表明這是一所“藝術培訓”機構。2024年夏季，這樣的場景出現在中國各個城市的“地下”教培機構；時隔3年，官方對教培的打擊逐漸放松，教培從業者正在從地下轉為地上、再次活躍起來。

2024年2月8日，教育部官網發文《校外培訓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將對學科類教培的“禁止盈利”政策改為“應當依法實行政府指導價管理”。7月底，新東方、好未來等中國龍頭教培企業公布了2024年第二季度的財報：3月至5月的業務收入比上一財季增長近50%。8月3日，國務院發布了二十項促進服務消費的措施，其中教培作為11個重點領域之一，被提到要提供“高服務質量”釋放服務消費潛力，以提振疲軟的內需。新政策發布後，新東方港股大漲，最高漲幅近14%。這些都是明確的跡象，顯示由於政府態度的徹底轉變，這個曾經被取締的行業正強勁覆甦。問題是政府為何這樣做，以及誰會受益？

“雙減”到“促進”，過街老鼠到救命稻草

提到促進教培，我們必須回顧並對比三年前發布的“雙減”政策，即令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減輕作業負擔”、“減輕校外培訓負擔”政策（主要是第二條）。政策發布後，全國範圍內的教培公司被要求轉為非盈利機構，許多依舊進行文化課培訓的教培機構遭到查封。市值近萬億、吸納近千萬就業人口的教培行業在這一禁令下崩塌，數百萬從業者失業。剩下的從業者不得不換上“思維訓練”、“藝術培訓”、“公務員考試培訓”的牌匾，冒著高額罰金的風險偷偷組織文化課補習，而許多地方政府甚至利用公安掃黃打非隊伍對此進行查處；而大型教培上市公司在股價紛紛暴跌之下，則把主營業務轉向信息化科技產品（基於過去組織信息化遠程教育平台的經驗），新東方甚至組織前教師們直播帶貨。

2018年起，中國開始實行中考“五五分流”，這意味著一半的學生無法升入普通高中，只能進入教育資源匱乏的職業中學。中國存在嚴重的系統性職業歧視和對勞工權益的壓迫，致使中考（2018年之前是高考）成為大逃殺遊戲，每個家庭都不願讓自己的孩子“被淘汰”進入職高，因而紛紛將更多的錢投入子女教育。正是在這種恐懼的推動下，教培行業在中國迅速繁榮。2021年，中共當局面對連續4年的出生率降低，認為消除作為生育成本里第二高部分的教培支出可以提升出生率（當然，他們不想也不能大幅降低房價），不惜親手摧毀教培這一“朝陽”行業，堅決推出“雙減”政策。盡管中共中央從未公開將“雙減”與提高出生率直接掛鉤，但在內部文件中強調了“雙減”對提升生育率的重要性。例如平頂山市的一份政府報告《提升全市生育水平促進人口均衡發展》中就明確表示要“嚴格落實雙減政策”。然而三年過後，事實證明，出生降低根源在於更廣泛的資本主義危機和父權制壓迫，絕非通過“雙減”禁止教培就能挽救的，出生率依舊保持斷崖式下跌。

到2024年，教培行業的地位從被視同掃黃對象被嚴厲打擊、到被擡高為拯救經濟的重點項目，不由令人咋舌，仿佛2022年底在新冠封控政策上的180度逆轉再次上演。而這樣的逆轉對於好大喜功的習近平政權來說，一定是面臨緊迫危機的情況下不得不做出的改變。如果說2022年的群眾運動是「政治威脅」，那2024年當前的危機就是「經濟威脅」。房地產泡沫的破裂令地方政府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財政收入也因消費疲軟而下降。中國無力支持房地產市場，在新冷戰局勢下，出口也愈加艱難。因此即便這可能進一步導致出生率下跌，教培行業作為內需消費市場上曾經的大市值行業，成為中共為嘗試提振經濟病急亂投醫下的救命稻草。

市場化教育：教育不公與內卷制造機

20世紀90年代，資本主義在中國徹底覆辟。由於在教育事業上的經費投入嚴重不足，中國政府便在教育界推行“財政視角”改革。從此中國的教育逐漸走向市場化，而這個市場最核心的產品就是高考得分技巧。盡管高考存在諸多不公（如升學率低、對北京上海考生的優待政策），但它依舊是廣大學子接受高等教育、進而選擇更體面工作的唯一途徑。因此，應試技巧的培訓取代了發展現代化的教育，成為教培機構的賣點，甚至誕生了衡水中學、毛坦廠中學這樣“奧斯維辛集中營”式的高考工廠。盡管自2001年以來，中國一直試圖進行“素質教育”改革，但除了北京等少數地區，在中國成長的讀者一定對恐怖的課業壓力心有余悸。

教育市場化另一怪狀則是，教材亦越來越對自學者不友好：既富於冗雜無序與故作高深晦澀的內容，也缺少足以囊括考試範圍的概念和例題。因此中國的教育教學嚴重依賴校內外教師對教材的詮釋和補充，教培機構便借此提高自身價值。學生家庭在教培機構上的投資越多，學生越能在高考中拿到更多分數；富裕家庭學生與寒門子弟的分數差距再難以通過天分與刻苦彌補。許多研究者的調查顯示，高校學生中來自貧窮家庭的比例在逐年降低，“寒門再難出貴子”這一話題也對中國社會觀念產生強烈的沖擊，階級固化的概念首次通過教育機制傳達給中國民眾，成為許多青年覺醒政治意識的起點。

在中國施行“雙減”的三年間，教育不公現象反而加劇。北京大學7月份的一篇分析文章發現，“雙減”政策實施以來，收入分布前20%的家庭在教育上的經濟投入和學生的學習時間沒有發生顯著變化。這些富裕家庭有足夠的資源和渠道繼續為子女提供校外的優質教育，比如通過地下教培市場的一對一輔導。而另一篇調查則顯示，2008-2018年間推行“減負”以來，收入分布前10%家庭的學生平均高中升學率上升了5.3%，教育支出增加了67%，每周學習時間增加了10.37小時；反之，收入處於後10%家庭的學生平均高中升學率下降了9.3%，教育支出減少了21%，每周學習時間減少了9.19小時。這無疑說明“雙減”政策反而進一步集中教育資源於富裕階層，加劇了教育不公。社會主義者既反對虛偽的“雙減”政策，也反對促進教育市場化。

而2024年“雙減”政策被重啟教培市場的新政策取代後，學生的課業負擔和家庭教育支出負擔必然再次加重；隨著新一輪的內卷的開始，中等及以下收入家庭將再次面臨深重的困境。

教育公有化的替代方案

我們唯一能接受的方案是將教育行業公有化。我們要求將一切教培公司和學校、教育系統收歸公有並由工人階級進行民主管理。大型教培公司擁有經驗豐富的師資力量和先進的信息化教育平台，即使是傳授應試教育技巧，其教學成效與覆蓋面積也比學校系統高出許多；而僵化的學校教育系統里，年輕的教師即使在大學接觸到前沿的先進教學理念，也沒法在僵化的應試系統里發揮出來。因此，將現有的教育資源收歸公有並進行整合，交由教師、學生、家長、社區組成的委員會進行民主的管理和分配，可以讓學生公平地享受優質、科學的教育資源，從而減少課業壓力、自由全面地發展個人天賦。屆時，教師的工資待遇也將得到改善，壓力將減輕，能夠專注於提升教育能力並因材施教；免費的義務教育將延長到更長的學制，減輕學生家庭的負擔。

然而，教育公有化目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可能實現。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決定了包括教育在內的一切資源向富有的資產階級以及有很多人脈的群體集中，搖擺不定的改良政策只會加劇這一問題；腦體勞動職業之間巨大的待遇差異也是作為分化勞動階級、促進內卷的手段而人為創造出來。要真正實現教育公平，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束縛、實現社會主義，才能令教育體系以公共利益為導向，使教育不再是賺取暴利和篩選階級的工具，而是引領人類實現自我、發展社會與科技的基石。

延遲退休——中共正實行史上最大的退休金劫案

在9月13日中共官方正式出台了延遲退休年齡的決定。規定自2025年起，在未來15年內，逐步分批將男性職工法定退休年齡從60歲推遲到63歲，女性職工從50/55歲推遲到55/58歲。這是中國自1950年代以來首次提高退休年齡。這也是全球歷史上對於養老金最大規模的掠奪，印證了今年三中全會提出的所謂“自願、彈性”延遲退休政策。

同時，職工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的最低繳費年限自2030年起將從15年分批提高到20年，並“鼓勵”個人多繳養老保險。可見，正如我們在第77期《社會主義者》雜志文章中指出，中共正在搶劫民眾的養老金。

現在隨著具體規定的出台，民眾就能粗略估算了一下自己被搶劫了多少錢：每延遲退休一年，相當於多繳一年社保並少領一年養老金，此消彼長相當於每年損失4萬元人民幣（略高於2023年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延遲退休三年至五年，相當於至少被“劫”走12-20萬元。

在之前的文章里，我們曾預想過中共是否可能會采用分地區、分省市，步步推進的方式落實延遲退休的政策，以免激起全國性的反對。然而事實是中共采取了一刀切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推行，這反映了中共經濟危機、老齡化危機、養老金虧空以及財政壓力都大大的壓縮了中共的回旋空間。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共政策學教授吳木鑾對中共采取行動的速度表示“驚訝”，並認為是政府意識到已經沒有時間可以拖延。

在經濟上，2024年上半年的經濟表現遜於世界資產階級的預期，哪怕按官方本就注水的數字，第二季GDP增長也只有4.7%。加上全國各地的財政收入都在縮水，在人大公布延遲退休正式規定的前兩天，中國各省公布上半年收支，各地財赤總額高達5.7萬億元人民幣，全國只有上海錄得700億元的盈余，連經濟第一大省廣東亦陷入2,129億元的財政赤字，而赤字最嚴重的四川更是高達4,130多億。

早年中國社科院已指出，養老金將於2035年耗盡，而即使在2022年實現延遲退休5年，養老金亦只能支撐到2042年。而這次中共的決定中，只敢把退休時期延遲3-5年，顯然是擔心引發民眾的激烈反應，但另一方面對中共而言，這種只敢推行一半的政策對解決養老金危機沒有太大幫助。

盡管多年前早已放出風聲，民眾多多少少對此已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但相關消息仍然引發網絡上大量的不滿聲音。新規發布不到半小時內，相關新聞立即登上微博熱搜榜首。但在各個中國國內主要網站上，相關新聞的討論區和評論區都被迅速關閉，十多萬條的反對留言被刪除，只有官方媒體帳號（如新華社）的相關消息下保留了聊聊數百條表示“理解政府”的水軍留言。

對於民眾而言，最普遍擔心的四個問題是：自己能不能活到退休？哪怕活到退休了又是不是真的能領到養老金？公司會不會讓自己幹到退休？甚至公司能不能順順利利一直經營到自己退休？這些問題顯然更深層次的反映了民眾對經濟的焦慮。而延遲退休的決定更是進一步的打擊了他們的信心，因為他們知道這代表著形勢已經嚴峻到中共將推出更多對工人階級的直接攻擊。

這是一篇先導報道，對於中共所面對的困境，我們將會在接下來的時間內推出更多和更深入的分析，請繼續留意我們的網站新聞以及訂閱《社會主義者》。

中國資本主義如何摧毀地球

綠色能源領域世界第一？

中國在可再生能源的制造和安裝方面領先全球。它生產了全球80%的太陽能光伏模組，在電動汽車和電動汽車電池生產方面也處於領先地位（產量分別占全球62%和77%）。然而，由於資本主義的無序運作，中國領先世界的“綠色”行業正陷入產能過剩的困境。中國的整體消費需求低迷，2024年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面板的銷量都急劇下降。產能過剩導致價格下跌，許多虧損的太陽能和電動汽車制造商紛紛裁員，成千上萬的工人失業。地緣政治也意味著像歐洲這樣的主要出口市場對中國的電動汽車、太陽能和風能產品設置了關稅壁壘。

盡管中國新建太陽能和風能裝置的發電成本比化石燃料更低，但其電力生產中來自太陽能和風能的比例仍不足14%（分別為9.1%和3.3%）。對於中共政權而言，煤炭仍然為王（見下文）。在中國擁有世界第四大煤炭儲量的情況下，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加劇了北京不願放棄煤炭的態度。

創紀錄的熱浪和洪水

2024年夏季，中國多項氣候紀錄被打破，出現了熱浪、幹旱和提前到來的汛期。7月是中國有記錄以來最熱的月份。8月，東部城市包括上海和杭州的氣溫連續幾天超過40℃。這些情況在中國歷史上最熱的春天之後接踵而至。我們發稿時，盡管中國才剛過一半的汛期，官方已發布了25次洪水預警。次數達到自1998年有大規模洪水記錄以外最多。2024年，長江已經三次泛濫，造成大規模疏散和經濟損失。

中國是氣候危機的核心，“貢獻”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碳排放。去年，中國的碳排放量增加了5.65億噸（碳排總量達126億噸），相當於增加了一個印尼或沙特阿拉伯的碳排總量。根據風險分析機構XDI的數據，全球最易受氣候變化及其影響（如海平面上升）影響的20個地區中，16個就在中國。經濟大省江蘇被列為全球最受氣候變化沖擊的地區，山東位居第二。

煤炭用量更多

全球近60%的煤炭在中國燃燒，而煤炭是所有化石燃料中最臟的能源。它每單位能量排放的二氧化碳比任何其他燃料都多，而煤炭引起的空氣污染是一個重大的公共健康問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空氣污染每年在中國導致200萬人死亡。盡管中國在發展可再生能源方面遙遙領先，但它仍依賴煤炭提供59.6%的總電力輸出。2023年，中國的煤炭使用量再次增加，達到了歷史新高。導致這一瘋狂矛盾的因素有很多。中共內部和某些省份的既得利益集團與煤炭行業有著密切聯系，並竭力保護它。去年，全球95%的新建煤炭發電項目位於中國。

地緣政治和“綠色帝國主義”

由美國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正在采取針對中國經濟的“去風險化”政策，並對中國的電動汽車、電池、太陽能板和其他綠色科技設置關稅壁壘。這是全球帝國主義沖突中，披著“綠色”外衣的一個關鍵戰場。資本家這樣做的動機並不是要拯救地球，而是為了保護他們自己的工業基礎和經濟實力，最終能夠進行戰爭。面對歷史性的經濟衰退，習近平押注於“新質生產力”領域的制造業。結果帶來瘋狂的產能過剩和過度生產，而這些過剩產品隨後必須往海外疏解。7月份，歐盟對部分中國電動汽車征收了48%的關稅，效仿了美國政府在5月份實施的100%關稅。中國的電動汽車不僅價格更低，而且往往比競爭對手的產品更好。但西方資本家不會允許中國在這一領域的巨大優勢壓倒他們的市場並摧毀他們自己的汽車公司。電動汽車並不若資本家所言那樣“綠色”。生產一輛中國中型電動汽車，其碳排放量是同等燃油車碳排的兩倍。中國的電動汽車電池工廠主要依賴煤電，碳排放量巨大。

電網擁堵和棄風限電

中國已經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和風能裝機容量。但電網無法消納這些電力。棄風限電——由於這些能源不可預測的性質，而出現供應中斷——加劇了可再生能源的結構性低利用率，更偏向於煤炭。據央視報道，山東約50%-70%的太陽能發電被棄。河北和河南也有類似問題的報道。一位地方官員告訴《南華早報》稱：“電網再也無法消納新能源了。”中國的電力市場“準封建化”且碎片化，由地方政府控制，嚴重偏向煤炭而非綠色替代品。

氣候末日

全球氣溫連續12個月打破紀錄。從2023年6月至今年5月，全球平均氣溫比工業化前平均水平高出1.63攝氏度，越過了避免氣候災難的1.5攝氏度紅線。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主任警告說：“當下這一系列最熱的月份，在將來的記錄上卻已經是相對寒冷的了。”海洋不再充當“氣候緩沖器”——不再緩和世界上升的氣溫。《金融時報》報道說，在過去的15個月里，“全球海面溫度已經達到並保持在創紀錄的水平，加劇了熱浪和海冰融化”。報道稱，北大西洋的水溫“超出了極限”。其中一個後果是更為猛烈的大西洋颶風季。7月襲擊墨西哥和得克薩斯州的颶風貝里爾（Beryl）是有史以來最早的最高強度風暴。

聯合國的一份報告指出，由全球變暖引發的幹旱、糧食短缺和饑荒將影響數十億人。報告稱，本世紀內多達五分之一的中國人可能會受到嚴重幹旱的影響。資本主義制度將人類鎖死在一條災難性的道路上——政府和大公司除了空談和實行有利於富人的政策外，什麽也沒有做，這只會進一步破壞地球的未來。只有制度變革，按照社會主義環境可持續的方式重建整個生產體系，才能將人類從資本主義的災難道路上解救出來。

氣候戰爭就是階級戰爭

根據樂施會和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的研究，人類中最富有的1%（7700萬人）碳排放超過了最貧窮的66%（50億人）。這部分“污染精英”額外產生的碳排放將在未來幾年導致130萬人因熱浪死亡。這些超級富豪擁有巨大的碳足跡——擁有豪宅、超級遊艇和私人飛機。非洲，擁有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口，卻僅產生4%的全球排放量。

要理解氣候災難及其對策，我們必須認識到資本主義逐利制度是根本原因。氣候抗議和行動必須針對經濟制度：顯示出革命變革的緊迫性，剝奪“污染精英”資產階級的權力，並將整個經濟和所有大公司置於公有和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之下。只有這樣一種社會主義綠色計劃才能拯救地球。

“歷史的垃圾時間”在公眾討論中打臉中共

在中國經濟更為深陷危機之時，今年7月起，短語“歷史的垃圾時間”在中國網絡上流行起來。這就像一記政治耳光，顯然激怒了中共獨裁政權。其審查機器以創紀錄的速度封殺了這個話題。該短語衍生自體育術語“垃圾時間”，原指比賽接近尾聲、勝負已定，剩下的時間改變不了結果。“歷史的垃圾時間”則形容國家已經走入這樣一個時期：社會總體發展不可避免、不可逆轉地嚴重惡化，統治者做什麽都無可挽救局面。這個短語首先是對中共獨裁統治毫不留情的判決、指出其正導致毀滅性的經濟衰退，但在缺乏群眾抵抗和可以爭取替代方案的組織之時，這個短語也表達了無力感。

“歷史的垃圾時間”能夠流行，當然有著很強的現實基礎。今年第二季官方經濟增長率為4.7%、低於預期，而真實增長率恐怕要低得多。青年失業率因為畢業季而沖到17.1%、創下誤導性的新統計方法實施以來新高。已就業的民眾即使努力“內卷”“996”，也要隨時擔心被減薪、被裁員（包括35歲失業危機），以及未來拿不到養老金的狀況。對於經濟前景信心已經崩塌，房地產泡沫破裂正在拖累整個經濟，消費降級持續，這是個惡性循環，群眾越來越對現行體制失去希望。

毫無信心

過去3年來，對於“躺平”、“潤”和“人礦”等新概念的討論已經增多，反映社會上與日俱增的不滿、以及對中共威權資本主義制度及其主宰的生活方式的排斥。然而，“歷史的垃圾時間”這一個短語標志著意識的某種進展，不是單純講個人的處境與選擇，而是更直接地表達了對習近平的政策能取得成功並帶來經濟覆蘇毫無信心。該短語在中共眼里顯然是一種“異端”思想，這也是為何中共黨國宣傳機關鎮壓並痛斥“歷史的垃圾時間”，相比以往的“躺平”等“異端邪說”要緊迫得多。

中共對“歷史的垃圾時間”的流行感到不安，認為這短語無疑是一個破壞“穩定”的潛在威脅。《北京日報》等中共官媒稱，該短語只是“意圖否定中國的一切”、“是對國家發展的唱衰”，而一些評論員也在《觀察者網》等中國極端民族主義網站發文，指責該短語“不僅誤導公眾，還加劇了對經濟下行的悲觀情緒”。

不過，中共如此激烈的反應，反而又推動了輿論對於這個短語的關注，推動更多民眾認同當前制度破產。沒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認同不單是中共獨裁資本主義已經陷入“歷史的垃圾時間”，衰敗的全球資本主義這個整體亦然。這個制度帶來大規模失業、持續不斷的危機、軍國主義、民族主義仇恨及戰爭。然而，工人階級與受壓迫者沒有“垃圾時間”，而是有龐大的能量與潛力改變社會、仍然有辦法擺脫危機四伏的現狀，而這個辦法正是有組織的群眾鬥爭，一勞永逸地埋葬獨裁與資本主義，以民主社會主義取而代之。

解除夜騎禁令！在中國，青春當罪？

從青春狂歡到官方鎮壓

2024年11月2日晚，成千上萬的騎行者從鄭州出發，騎向開封，形成了一條長達數公里的自行車車流。參與者主要是鄭州的大學生，也有職場青年和退伍軍人。一輛輛共享單車是這場60公里夜騎的“主角”，盡管速度不快，但參與者的熱情格外高漲。一路上，陌生人之間無償分享食物和水，彼此鼓勵前行。對於大多數騎行者來說，這場行動並無明確的目標，“青春沒有售價”成為他們自發傳播的口號。享受這種“集體行動的奇妙體驗”成了最大的意義。

這一夜騎活動迅速成為熱點，甚至一度得到了官媒《人民日報》的稱讚，稱其為“青春的象征與分享的快樂”。隨後幾天，夜騎的熱潮以驚人的速度擴散：河南各地的學生湧入鄭州加入騎行，外省高校學生也開始效仿，甚至傳出“騎行到北京參觀天安門”的豪言。11月8日，鄭州參與夜騎的人數據說達到數萬。這一現象引起了官方的高度警惕，“夜騎風潮”旋即遭到強力鎮壓。

官方從鼓勵到壓制

11月9日起，當局以“安全”為由對夜騎進行全面封鎖：鄭州和開封的公安部門派出大批警力封鎖夜騎路線的自行車道；河南教育廳下令高校恢覆疫情期間的封校政策（如中國勞工論壇所預料，新冠疫情期間的封控手段日後將用於鎮壓群眾），限制學生外出，嚴查晚歸甚至威脅開除；共享單車公司被要求停止服務，11月15日起鄭州全市共享單車被下線。不僅線下行動被強力幹預，官方還在線上掀起輿論攻勢，稱夜騎者受到“境外勢力”或“港獨分子”的蠱惑，給當地居民交通造成了不便。社交平台上的夜騎相關內容被刪減或屏蔽，知乎、微博等平台充斥著對夜騎者的抹黑言論。甚至在其他省份，類似活動也遭到鎮壓：合肥的幾百名高校學生因為夜騎被校方和警方恐嚇，全校實施了封閉管理。

這一切與此前官方的“歡迎”形成鮮明對比。在夜騎熱潮初起時，開封市政府曾高調對騎行者表示支持，沿途提供早餐、免費開放景點，還派出交警護送隊伍；然而這種“熱情”不過是為了借助年輕人拉動消費、塑造網紅城市形象。然而，當當局意識到夜騎的核心吸引力不在組團來消費，而在參與自發、未經督導的大規模集體活動時，態度瞬間急轉直下，用鐵腕手段迅速撲滅了這場聲勢浩大的青年動員。

為何恐懼群眾運動？

這場夜騎活動中，許多參與者是第一次主動參與群體行動。騎行的過程讓他們感受到集體的力量、互助的感動、團結的精神，以及在完成共同目標時的喜悅。然而，這種非政治性的集體體驗本身，就讓中共當局倍感不安。中共擔心，任何獨立、自發動員的群眾集會，即使沒有明確與抗議連結，都有潛力成為培養群體意識的溫床，最終可能激發未來更大規模行動、轉向更政治性的方向。

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2023年上海的萬聖節由青年自發組織的變裝遊行成為焦點，因為吸引了大批年輕人參與，許多人利用這個機會，針對獨裁統治的一些方面進行諷刺與間接批評。但次年官方提前十天“戒備”，以防止再出現諷刺當局的裝扮，更是在萬聖節當天對街頭化裝者逮捕並要求卸妝。盡管如此，仍有青年扮演拆除“烏魯木齊中路”路牌工人造型出現在街頭，以此諷刺官方對“白紙抗議”的鎮壓，聚集人群中呼喊“自由”的口號得到熱烈響應。

青春的旗幟，覺醒的火種

當年輕人高舉國旗、聲嘶力竭地齊唱國歌；當退伍軍人喊出“收覆台灣”的口號並得到紛紛響應；中共忽視了這些簇擁者，轉而憂心忡忡地注視騎行隊伍中飄揚著“自由，我踏馬來啦”的旗幟，對中共當局來說，這是一個潛藏著危險的火種——高失業率、生活成本高企、沈悶社會壓力。當局明白這些危險火種隨時可能在曾經支持當局的青年群體中點燃抗議行動。因此，對中共來說，發動鎮壓並不僅僅是為了消除眼前的夜騎活動，而是為了讓各地各部門提高警惕、阻止任何形式的群眾覺醒，防止春的吶喊變成政治的吶喊，成為下一個“六四”、“香港運動”和“白紙抗爭”。

這樣的鎮壓注定徒勞無功，因為青年正在發現他們的困境與整個危機重重的獨裁資本主義息息相關。與中共獨裁一樣，我們社會主義者也清楚地看到，2024年的夜騎熱潮潛藏著一個幽靈——它指向中國未來強大的群眾運動，而年輕人將在其中起到先鋒的作用。讓獨裁政權顫抖吧！

未來群眾運動當然需要明確的目標和口號。它們需要真正的組織，而不僅僅是自發性。這樣才能真正挑戰中共的權力體系。

我們主張：

終結對夜騎的打壓！青春無罪！
爭取行動、思想與結社自由！
終結獨裁統治！中國青年和基層勞工需要言論自由和結社權。

日本學童之死　凸顯中共民族主義洪流帶來慘重代價

2024年9月18日上午，就讀於深圳日本人學校的10歲日籍男童在上學路上遭兇徒持刀襲擊身亡。不久前，6月25日，蘇州日本人學校校車遭襲，中國籍引導員胡友平為了保護孩子們而在搏鬥中重傷身亡。三個月內接連發生兩起針對日本學童的種族主義恐怖襲擊，中共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近年的民族主義宣傳政策、加上資本主義走入死胡同的危機，正是助長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暴力的溫床。

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時代背景下，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對抗進入關鍵階段。中國外交政策一改“韜光養晦”轉為“戰狼外交”，為了令中國民眾更能理解政府新“強硬立場”，環球時報等官媒將中美沖突與抗美援朝相提並論，煽動民眾對“外敵”的仇恨情緒。右翼民族主義得以進行煽動、慫恿，眾多民族主義者在社交媒體上狺狺狂吠，支持政府與美帝及其日本等盟友進行更激進的對抗。而這些勢力一直在譴責女性權利、女性主義、LGBTQ群體，以及反對要求民主權利的呼聲。

這些民族主義宣傳的成功令中共更加意識到，利用短視頻新媒體的龐大的受眾、“快速消費”性質和網絡防火墻可以令民族主義在中國呈病毒式傳播。隨後的鎮壓香港民主運動、新冠防控不力導致全球災難等重大事件中，共青團、環球時報等官媒都利用網絡宣傳對民眾進行民族主義轟炸、顛倒黑白：將一切公開的批評視為“西方陰謀”，把一切國內的質疑聲音污蔑為“收了錢的西方間諜”。不遺余力的民族主義宣傳成為如今中共維持統治不可或缺的遮羞布——所有試圖指出獨裁、剝削和遍地貧困，都是外國敵人在阻礙“民族覆興”！

極端民族主義——如弗蘭肯斯坦的怪物一樣失控

官媒的大肆宣傳和平台言論審查，令不受制約的右翼民族主義得以在中國互聯網上野蠻生長，時常“過火”給中共在國際上惹麻煩。蘇州校車襲擊案引起日本社會的震驚與恐慌，使中共的地緣政治平衡遊戲變得更覆雜，因此中共不得不對民族主義降溫、下架仇視日本人學校的視頻，並通過宣傳胡友平的英勇事跡試圖挽回負面形象。

由於網民長期浸淫於對日歧視甚至仇視的話語環境下，網絡上依舊大量存在對胡友平的嘲諷和質疑那些反對極端民族主義聲音是“歪屁股”的極右翼言論。9月18日，另一位模仿作案的兇徒實施了深圳的襲擊，這次卻再沒有英勇的胡友平擋在屠刀與學童之間。事件發生後，深圳警方在警情通報里進行自我政治審查，未明確提及襲擊對象是日本學童；外交部也冷漠回應稱兩起案件無關，“類似案件在任何國家都可能會發生”，國內媒體也不再像宣傳胡友平犧牲一般大幅報道。

襲擊發生後第三天，遇害男童父親小山純平的信件在網上流傳，感人至深地表達對兒子的追憶，並表示“不會憎恨中國也不會憎恨日本”、“不希望卑劣之人的罪行破壞兩國關系”，但這封信很快在中國網絡被禁。同日，外交部宣布恢覆日本水產進口，這種反轉表明此前的水產禁令首要是為了強化民族主義，並非出於保護環境與國民健康。這一事件也說明中共對民族主義的“壓制”只是防其“失控”，整體上仍鼓勵民族主義繼續升溫以維護統治。

工人階級團結對抗民族主義

中共的獨裁資產階級性質決定了右翼民族主義是其天然的盟友，因其可作為轉移國內矛盾、阻礙階級意識發展、分化國際工人階級的工具。馬克思主義者指出，民族主義使得本國（即中國）資本家可以隨心所欲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將這個制度的所有失敗歸咎於外籍工人。民族主義只能帶來更高的軍事預算，而犧牲養老金與更好的福利，同時增加毀滅性戰爭的風險。它只會為民眾編造“你也是祖國一分子”的美夢，並粗暴地將一切不公與痛苦歸咎於帝國間的對抗。而只有中、日、美、俄、中東以及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團結對抗資本主義民族主義，才是終結恐怖與戰爭的決定性力量。

這些事件的真正意義在於，即使極右翼在為襲擊歡呼，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也在網上表達對極端民族主義的反感、譴責暴力、向遇難者表達同情，即使是審查機器開足馬力也未能完全壓制。這標志著中共民族主義宣傳機器並非無所不能。在一段時期內，人們團結和悲痛情緒的急劇迸發，擊退了民族主義毒害。這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在經濟蕭條與社會動蕩中開始覺醒的極大可能。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下，從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到以色列，從中國到台灣，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普遍存在。但只要群眾性工人運動能提供明確社會主義、國際主義替代方案，那就可以克服、消滅這種反動、分化的毒害。

《好東西》：壓抑中綻放的女性之聲

令人瞠目結舌的是，11月上映的電影《好東西》以其對性別議題的大膽觸及和對女性困境的真實刻畫，在嚴厲的審查中至少開辟出一個表達女性主義聲音的微小空間。長期以來，女性主義面臨中共官方的打壓，尤其是在經歷過2015年關押女權五姐妹、2021年封禁女權小組的20年代，反女權的情緒被中共推廣，甚至在社交媒體上成為一種“政治正確”。而審查機制更是將女性主義視為一種“政治敏感”題材，少有相關作品能夠登上銀幕。 然而，《好東西》連續數周高居票房榜首，在豆瓣獲得9.1的高分，成為2024年最受好評的電影。《好東西》的票房與口碑的雙豐收並非首要在於其藝術表現，而在於其對女權議題的公開演繹，成為女性觀眾的情感出口，揭示了被壓抑已久的女性主義聲音正在中國社會重新悄然綻放。

登上銀幕的女性主義

自2023年電影《芭比》在中國大獲成功以來，多部探討女性困境的影片陸續上映，2024年湧現出《熱辣滾燙》、《出走的決心》、以及《好東西》等高分電影，從編導技巧來看，也許這些新人女導演的作品並不算出彩，但仍然得到女性觀眾的寬容與溢美評價。《好東西》能夠在觀眾評分上出類拔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與前述作品對女性主義的淺嘗輒止不同，電影通篇都在直接探討中國女性主義者所關注的話題，包括但不限於月經羞恥、蕩婦羞辱、家庭暴力、無償家務勞動、男性“女權表演藝術家”等，給觀眾帶來了直抒胸臆的爽感。

然而，影片對女性議題的探討是有限的。限於審查機制，《好東西》只能試圖用幽默的方式解構女性遭受的創傷，片中角色通過個性化的抗爭應對厭女社會氛圍。而現實生活中，女性面對影片里的跟蹤狂、爭風吃醋的前夫、校園暴力，或因女性身份遭受網暴，極難重現影片中戲劇化演繹的好結局。一個有力例證就是，《好東西》在男性用戶為主的虎撲上獲4.8的低分，不少男性僅因電影涉及女性議題便表達敵意。

《好東西》的現象級地位，也在於其“觸碰紅線”所帶來幾乎令人嘆為觀止的“刺激感”。例如至少三處鏡頭里，主角身後背景出現了男同性戀情侶，以及兩位主角被誤會為女同性戀且“將錯就錯”的情節——顯然，這種對於LGBTQ的正常化演繹，違反了2015年廣電總局禁止任何影視節目描述“非正常性關系” 的規定。其中一位主角家里囤積著大量衛生紙、罐頭、種植蔬菜，無疑隱喻上海封城期間食物與生活物資的短缺。如果這還不夠明顯，合唱《明天會更好》的鏡頭幾乎一比一覆制了2022年上海市民在警察注視下慶祝解封的街頭合唱。影片里談及的公眾號的審查制度、女教師在黑板上鄭重寫下“舉報”並舉行班會，所有關心政治的觀眾都對這類話題再熟悉不過。

這不代表中國審查制度的松動。審查者可以有限度地容忍女性議題的討論以吸引女性觀眾、挽救一蹶不振的消費市場，但絕不容忍任何對政府的嘲弄指責。導演在接受官媒采訪時，談到電影“不是為了挑起性別對立”（中共用這種不實敘述來攻擊女性主義者），許多角色極具政治臉譜化反而讓《人民日報》感到“幽默和荒誕”。事實上，正是因為審查機構對女性主義一知半解與遲鈍下，讓本來只計劃在幾座城市放映的、點映票房不高的《好東西》得以幸存並意外走紅。

通向女性解放之路

電影著重了許多議題，這些由日本女權主義者上野千鶴子及其他人普及。該電影公然播放月經羞恥、家庭暴力等話題，固然是進步的；但電影制片人對這些問題的去政治化、接受中共反動的“性別對立”敘事，這種做法嚴重折損了其所傳達的訊息。這些訊息與習近平政權全力發動的大規模國家施壓促婚促育行動、對女權群體和LGBTQ的污名化乃至政治迫害相對立。真正的女性解放必須指向徹底摧毀獨裁資本主義父權制的“結構性壓迫”，作為工人階級男女群眾鬥爭的一部分，團結全體被壓迫者。

這是女性解放的唯一道路，也是工人階級從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獨裁統治中解放出來的唯一道路。極權統治令社會成為一盤散沙，群眾鬥爭的想法被認為是“無望”、“不現實”，基於個人行動主義的各種策略受到歡迎。本質上，這些個人行動都是在循序漸進、有限的改革框架內進行的。但中共——特別是習近平時期的中共——堵死了有限改革的道路。即使是最“溫和”、限於體制內的人權活動者、食品安全吹哨人、勞工非政府組織（NGO）及女權份子也遭到無情迫害，並被指控為“反華”、“境外勢力”代理人。然而，中共龐大的鎮壓機器坐落在一座充斥著不滿情緒的火山上，而這座火山隨時可能爆發。

中國的女性主義者需要將最終目標轉向集體行動，這是實現有意義變革的唯一途徑，將性別議題與勞動、民主等更廣泛的社會鬥爭結合起來，並認識到需要掃走整個壓迫制度、並以民主社會主義取而代之。

中國刺激措施的困境

9月底，中國央行下調基準利率，並暗示將推出一系列新的重大經濟刺激政策。由於新財政支出的具體細節基本沒有曝光，最初的刺激狂潮被隨後的極度失落所取代。一些理論聲稱，中共正在為2025年或將爆發、與特朗普的新一輪貿易戰保留刺激彈藥。但是，盡管北京可能、甚至很可能采取更多刺激措施，但事實證明，北京的財政火力比許多觀察家意識到的更為有限⋯⋯

北京的火箭筒式刺激計劃？

9月，中國政府機構宣布了多項重大經濟刺激措施。但這與2008年推出的超大規模刺激計劃相去甚遠，更像是“雷聲大雨點小”的例證。起初，中國股市飆升，是因為人們預期習近平將拿出他的“火箭筒”，投入新一波資金刺激經濟。由於經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不景氣，包括史上最大規模的房地產行業崩潰，資本家們迫切需要一個與16年前規模相似的金融刺激計劃。但在這些引人注目的頭條新聞背後，新刺激措施的規模並不大，而且大多數都用於救助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隨著現實逐漸浮現，中國和全球資本家最初的欣喜已經被新的悲觀情緒所取代。

這說明了什麽？馬克思主義者解釋道，中共獨裁政權如今實施大規模經濟刺激措施的規模比2008 年要小得多。中國的債務占GDP的比例從2023年底的299%上升到2024年6月的307.7%（這一數字在2008年為139%，不到如今一半）。即使經濟已經停止增長，債務仍在無情增長。經濟學家高善文表示，中國過去3年的GDP增長被累計高估了10%。一個新現實由此體現：中國以債務驅動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已經達到了極限。

刺激還是救助？

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終於公布了中共計劃向經濟注入的確切金額。但這一期待已久的宣布卻令人大失所望。未來5年，中共將以特別債券和債務互換的形式，向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提供總計10萬億元人民幣資金。這不是刺激經濟增長的刺激措施，而是債務救助。其思路是，許多瀕臨破產的地方政府將以更優惠的利率將現有債務轉換為新債務。

經濟學家史宗瀚將此描述為“10萬億元的會計運作”。乍一看，這數字似乎很可觀，但其中並不包含任何新的資金——10萬億元是早已計劃好的，只是被“重新包裝”以支持北京的新刺激計劃。與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所需要的相比，這些錢也遠遠不夠。如分5年（到2028年）計算，10萬億元計劃將為地方政府節省6000億元的利息支出，即每年1200億元。這還不到同期中國預期GDP的0.1%。如此小的數額無法阻止全國各地地方政府正進行的減薪、服務暫停運營和私有化浪潮——即“砸鍋賣鐵”。習近平政權認為，經濟停滯的原因只是缺乏“信心”，而解決方法則是釋出更為樂觀的官方說辭。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唯心主義分析，而不是唯物主義分析。

股市“福利主義”

作為北京刺激計劃的一部分，中國人民銀行推出了價值8000億元人民幣的“非常規”新政策工具來刺激股市。這項政策是“股市福利”，而中國政府反對為工人階級建立更強大的社會保障網，因為這會“養懶漢”。券商等金融機構現在可以獲得價值5000億元人民幣的“債務互換”來投資股市。另外3000億元人民幣將補貼股票回購，這是公司用來擡高自身股價的手段。人行的聲明觸發了股市的瘋狂反彈，並得到媒體密集報道。在5個交易日內，滬深300指數上漲了 25%，創下歷史新高。許多30歲以下的年輕人被吸引進入股市，一些人拿自己的獎學金和儲蓄作為賭注參與其中。由於與深陷危機的實體經濟脫節，股市泡沫無法持續。滬深300指數再次下跌，自10月8日以來已下跌12%。盡管北京方面采取了“刺激措施”，但中國股市仍相比2021年跌了20%。

房地產崩盤

房地產危機已進入第四年，且沒有任何好轉的跡象。自2021年以來，房價已下跌30%。總住房銷售額（9.5萬億元）只有2021年水平的一半（18萬億元）。這場巨大崩盤由資本主義內在投機傾向造成，並且使整個經濟陷入長期低迷。中共為了應對這種情況采取了刺激措施，但完全無濟於事。迄今為止，房地產危機已使家庭財富蒸發了約131萬億元人民幣，而這數字已經高於中國的GDP。消費如此疲軟的原因，是財富和收入的急劇下降，而不是一些模糊的“信心”問題。

還記得2008年嗎？

為抵御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共於2008年11月推出規模龐大的刺激計劃，總額達4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當時中國GDP的13%。相比之下，如今的10萬億元刺激計劃僅相當於GDP的2.5%左右。事實上，2008年的刺激計劃規模要大得多，這是因為中共已經失去了對局勢的控制。地方政府設立了數千個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表外實體），並將數萬億元人民幣的額外貸款投入房地產和基礎設施項目。牛津經濟研究院估計，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實際總額高達20萬億元人民幣，是官方數字的5倍。201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年的GDP增長了10.6%。然而，這帶來了失控的債務激增，債務總額從2007年的51萬億元人民幣增至今天的387萬億元。如今，中國政府沒有推出類似的大規模刺激計劃，凸顯出由於擔心引發金融危機，其在金融方面的回旋余地已大幅收窄。

國有銀行體系又如何呢？

榮鼎集團2024年9月1日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銀行體系的深層問題正在掣肘經濟增長。這是中國經濟內部債務大量累積的結果，而債務累積很大程度上是源於之前的幾輪金融刺激。報告指出：“中國經歷了一個多世紀以來最大的單一國家信貸擴張，在2008年至2016年的8年間增加了24萬億美元的新資產，相當於全球GDP約1/3。”這些債務大部分已經惡化，需要展期（用新債取代舊債）。報告稱：“如此龐大且受損的金融體系，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產生同樣的信貸和投資增長速度。”隨著經濟陷入日本式的停滯，中共希望銀行加快放貸以刺激增長。但展期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現有債務需要巨額資金，而這些資金已經使整個銀行體系陷入癱瘓。

資本主義=日本化

馬克思主義者曾預言，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內部矛盾潛藏在其增長“奇蹟”之下，並將導致經濟日本化，即巨額債務導致的長期停滯。一些經濟學家仍在爭論這種情況是否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還是倘若北京采取“正確”的政策是否可以避免。同樣的這些經濟學家一直低估中國危機有多深入。他們誤以為新冠疫情是中國經濟放緩的主要原因，並預計經濟將在2023年強勁反彈。正如我們當時所言，那只是幻想。

中國的國家主導資本主義與傳統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之間存在重要區別，這意味著中國不太可能經歷2008年美國式的銀行業危機（盡管我們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更有可能出現的是“慢動作危機”。中共控制的銀行被下令無限期“延期貸款、假裝沒事”，通過發放新貸款來防止這些僵屍企業和地方政府實體破產——哪怕他們無力償債。這有點類似於1990年代初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後的情況。日本也避免了16年前華爾街那樣的金融危機。然而，到1990年代中期，靠紓困生存的僵屍企業占日本股市的25%。今年在中國，30%的公司是僵屍企業。無論是“西方”模式還是“亞洲”模式，資本主義都無法避免深重危機與動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