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列毛主義的本質

[左翼反共人士]

作者 季鵬 寫於 二零一九年



毛澤東的大賬



作為壹代梟雄，世界級暴君，毛生前無比風光，呼風喚雨，全球四處煽風點火，大有毀滅“舊宇宙”、締造“新宇宙”之慨，不但把中國大地弄得天翻地覆，“人或為魚鱉”，而且還要做全世界的“革命領袖”，“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毛起於草莽，以“盜跖莊蹻”作為偶象，醉心於兵家之“詭道”，深研帝王南面之術，特別鐘情於權謀機詐，終於在中共群雄竟起中脫穎而出，並帶領中共奪得大陸政權。



在君臨中國大陸二十七年的統治中，他以“秦始皇加馬克思主義”自詡，繼續玩弄自以為放之四海皆準的“詭道”，篤行撕裂社會、泯滅人性、挑動人類自相殘殺的“階級鬥爭”，將中國大陸作為共產主義烏托邦試驗場。於是，中華大地腥風血雨，鬼哭狼嘷，全民陷於饑寒交迫的“共產主義地獄”，數千萬紅朝子民成為冤魂、餓殍……



試驗徹底失敗了。但毛歸咎於黨內外“資本主義勢力”和“階級敵人”破壞搗亂，於是開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全黨、全民大清洗、大迫害、大屠殺。不僅階級敵人在劫難逃，不少“當權派”和“老革命”也鎯鐺入獄，有的丟掉了性命。最後弄到全民人人自危，政治上分崩離析，経濟上瀕臨崩潰。毛卻継續其倒行逆施，夢想在其死後建立萬世不變的“毛氏王朝”。不過，象秦始皇壹樣，毛氏王朝也“二世而亡”，毛的舊臣元老在其死後很快將他選定的接班人、嫡傳弟子壹網打盡，徹底粉碎了他的這壹最終夢想。



檢點毛二十七年治國的“政績”，敗多勝少，最終以失敗收場。壹個數據綜合而雄辯地體現了毛的“政績”，那就是導致約八千萬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包括被鬥死、殺死、餓死、關死、自殺死等等，幸存的則陷入食不裸腹、衣不蔽體的饑寒交迫境地。



請註意，這壹切是在和平時期，而且沒有任何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的情況下發生的，他殘害的人數超過了二千余年來中華大地任何壹位帝王，超過了世界大戰。從而也使他成為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暴君！這就是毛留給中國和人類的主要“賬單”。







活著和死去的毛都是神奇的“幸運兒”



但是令人驚詫的是，毛的命運即使不是古今中外帝王、統治者中最好的壹位，也是其中之壹，並且好得令人費解。就毛統治大陸中國二十七年的“政績”而論，即使按共產黨的標準，他也應該受到批判、清算，就像蘇共對待斯大林那樣。然而亊實卻恰恰相反，在生前，當毛的罪惡和倒行逆施達到巔峰的時候，毛個人的“威信”也達到了頂點，人們記憶猶新，當時全國上下都陷入了對毛的瘋狂的、無以復加的頂禮膜拜和歌功頌德聲中，唱紅歌，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成了全國人民毎天要做的功課；向毛輸誠表忠、効力，則成了毎壹個人活著的中囯人唯壹的生活內容和生存目的，全國人民圍著毛轉，為毛而生，為毛而死。而毛也成了中國人心中萬能的、至高無上的 “神”。這就是中國人民對毛二十七年殘暴統治所給予他的“回報”。



毛死後的命運同樣地好。雖然中共的高層迅速剪除了以毛夫人江青為首的嫡系“四人幫”，但卻不敢把矛頭對準毛，毛繼續受到頂禮膜拜，而且，把毛的罪惡全部轉嫁到這幾個毛的忠實走卒、信徒身上。迫於形勢，第二代接班人遮遮掩掩對毛作出了壹個“三七開”即三分錯誤、七分正確的評價和結論，但卻不準民眾揭露毛的罪行，不肯為毛制造的大多數冤案平反。還表示要繼續高舉毛的旗幟，堅持毛的共產黨壹黨專政等毛主義核心思想。後來的幾代“接班人”都遵循這壹原則並有所發展（如“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等，實際上完全肯定了毛時期的壹切）。



再從國人的反應看，多數人對毛制造的滔天罪惡麻木不仁，而熱衷於響應當局的號召“壹切向前（錢）看”。更有壹些毛的余黨、“毛粉”、“左狂”們再度掀起了“挺毛”熱，並且利用民眾對新局推行的“權貴資本主義”的不滿，對毛時代大唱贊歌，大肆鼓吹回到毛時代。毛再度成了偶象、“紅人”。



於是，毛又創造了壹個奇跡，壹項記錄：壹個將數億人玩弄於鼓掌之上，並殘忍地將其中數千萬人置之於死地的空前的大暴君，死後卻並沒有成為人們心目中的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反而繼續被擺在神壇，供人們膜拜。那些被毛殘忍殺害者的遺屬、後人，也很少有人呼籲清算毛的罪行，還原歷史真相。當然，也有少量勇敢之義無反顧地打響了批毛之戰，卻受到當局多方打壓、迫害。而毛澤東則繼續“走紅”。



多麽令人不可思議的現實！







必須破解“毛澤東之謎”



如何認識並破解這壹奇特的”毛澤東現象”, 成為擺在壹切正義、有誌之士面前不可迴避的問題。



筆者認為，首先應弄清產生這壹現象的原因。從近期看，現在的當權者都是打著毛的“繼承人”、“接班人”的旗號，如果毛本人來路“不正”，即位後又壞亊做絕，那麽，作為其接班人又何來權位的“正當性”、“合法性”何以役使全國人民？所以，維護毛就是維護自己，捧毛就是捧己，他們竭力為毛隱惡揚善，維護毛的“明主”形象也就毫不奇怪了。再則，從中共統治集團內部來說，反正毛最終將“國家”傳到了他們手裏，他們將受用無窮，毛對他們而言可謂恩重如山。相比起來，過去受毛那些打壓又算得了什麽呢。



至於毛時代那些受害者或其遺屬，首先，鑒於受到數十年殘酷的“專政”，特別是株連九族的迫害，至今仍然心有余悸，不敢輕易挑戰當局完全在情理之中；其次，當局雖然口言和諧，但卻依然緊握專政大棒，壹些敢言者受到當局嚴厲的打壓、迫害，令人不寒而慄。其三，亊過境遷數十年，如今總算過上安穩壹點的日子，何必再生亊端，重陷網羅呢——此亦人之常情。



總而言之，在壹個壹黨專政、沒有真正言論自由和人權保障的社會裏，當政者的聲音就是“輿論”，就是“民心”，其他聲音只能作為“噪音”被它“和諧”了。



以上只是對“毛謎”的淺層次解釋，這比較容易理解。但如要尋根溯源，問題就比較復雜了，簡言之，就是要挖毛澤東現象的深層根子，包括毛在中共內部和很多囯人心目中那種近乎魔力的迷信和崇拜的由來，以及他自詡壹貫正確、英明、偉大背後的真相等等，就不是壹篇短文所能說清楚的問題了。但它卻是必須破解的難題，也正是寫作本書的意圖、目的所在。



馬克思主義誕生前後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馬克思主義在其中的地位和各流派的歸宿







在論及本書的主角毛澤東及其毛澤東主義之前，有必要先對的馬克思主義作壹番了解和考察，因為毛自詡為馬克思主義信徒，中共則謚其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有先認識了這個馬克思主義，才能弄清毛主義的源流，以及哪些是他從馬氏學說中繼承的東西，哪些是他自己塞進的“私貨”。



要考察馬克思主義，不可避免先要考察它的時代背景，這就涉及19世紀甚至更前的歐洲社會狀況，以及有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的壹些情況和問題。這些不是本書的主題，所以我們只作壹些大致的背景介紹，不作深入的探討，更不糾纏於壹些學術問題。但所引資料都有相應出處，事有所本，其可信度毋容置疑。







壹、多災多難的人生催生了人類對美好社會的憧景和追求



我們的話題還不得不扯遠壹點，即需要從人類理想的淵源說起，因為這是後來壹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潮的源頭。



翻開人類的早期歷史，幾乎所有民族、部落都有自己的祖先追求美好“天國”的神話傳說，或者反抗外族入侵，追求自由、幸福的英雄故事。這正好說明了人類具有追求美好事物的天性、本能。人們在現實中得不到的東西，便寄托在自己創造的神話或宗教故事之中。另方面，基督教和佛教教義中都有關於人類“原罪”的說法，即是說，人是生來就有罪的，所以，在其成長中就必不可免地要承受各種苦難，去“贖罪”。這其實是壹種對自然、對社會現實無奈的屈從。這種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對現實世界的順從，構成了人們生存狀態和心理平衡的兩翼。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人們發現，在人類所有承受的苦難中，除了壹部分是自然現象造成的以外，更多的則是人類自己造成的。比如，在長期的部落爭鬥中，壹些部落勝利了，壹些失敗了，勝利者便懲罰失敗者，後者成為前者的奴隸、罪徒，供前者剝削、役使。



即使在平等的生存競爭中，由於人的智力、體力以及機遇、環境的不同，其命運也可能有天壤之別，壹些人成了貴族、官僚、富人，另壹些人成了奴隸、仆役、窮光蛋，前者成了“食於人”者，可以不必勞動而過著優裕的生活；後者則淪為“食人者”，壹年辛勤勞動的果實大部奉獻給別人，自已卻溫飽難求。這壹切，好似冥冥中上天的註定，無法改變，人們壹般只能視為“命運”或“天命”服從。



但是，命運的過分不公。貧富的過度懸殊，終究要引發騷亂和反抗，受到不公命運待遇的人們要起來向抗爭，而受到命運“眷顧”的幸運者卻不想失去他們的幸運，於是就有了爭鬥、暴亂和戰爭，就會導致生靈塗炭，血流成河，玉石俱焚。最後靠戰爭決出輸贏，恢復秩序和平衡，歷史就在這種平衡——不平衡——平衡中艱難前進。不過，明眼人都知道，這些矛盾鬥爭是人類社會的“病態”，導致的是人類的災難，文明的倒退（而不是什麽歷史發展的動力）。因此，如何醫治這種病態，避免這種災難的反復發生，成為厲代智者、賢人探索不輟的課題。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撰寫了反映這壹願望的《理想國》，提出由智慧超群、道德高尚的哲人來治理國家，建立在“德性”基礎上的和諧社會的設想。比柏氏稍早的中國“聖人”孔子，更加具體地描繪了壹幅未來理想社會的蘭圖：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任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市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是西漢學者戴聖編纂的《禮記·禮運篇》記載的孔子的話，編者將其收入《禮經》中，是將它作為壹種治國理想來提倡的。孔子這段話對後世統治者雖然沒有什麽約束力，但對社會、對人們的思想信仰和行為仍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和規範作用，成為－種社會文化、道德力量，因而流傳至今。



孔子以後，很多學者都繼承和發揮了這種“大同理想”，東漢學者於吉霄著《太平經》，謂“太者大也，言其積大如天，無有大如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無復不平。”這是對太平盛世的最概括的解釋。到了清末，康有為復作《大同書》，憧景天下壹家的盛世。直至孫中山提出：“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等等，可見，中國人民追求這種“大同世界”的理想幾千年來都未停息過。在歐洲，除了理論探索，還有付諸實踐的探索者。



但另壹方面，也有人從另壹條道路追求所謂“自由、平等、均富”的目標，那就是歷史上的各類造反者，在中國，從陳勝、吳廣到李自成、洪秀全，莫不以“均貧富、等貴賤”相號召，莫不利用人們對現實中不公、不義的不滿樹起叛旗，演出壹幕幕血腥故事。但亊實很快證明，這些反叛者只不過是追求“皇帝輪流做”的改朝換代而已，壹旦他們掌握了壹定的權力或者登上了皇帝寶座，其兇殘、腐敗的程度往往比之被其譴責和推翻的統治者更甚，充其量，他們不過是制造了壹個新的不公不義的社會罷了。



於是人們醒悟了，認識到“以暴易暴” 只能造成永無休止的暴力循環，而不可能建立起真正人人自由、平等、幸福的天國。



通往天堂的路太難，然而人們依然頑強地探索著。



歷史的車輪駛入了了十六、七世紀，以科技進步為先導的產業革命，推動歐洲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歐洲開始進入了資本主義的初始階段，但同時也產生了諸如分配不公、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為此，壹些學者和熱心人士又掀起了探索社會改革發展的新熱潮。鑒於大家都認識到社會財富向少數人——資本家集中這壹事實，有人想到財產私有制也許是壹切問題之根源，於是提出改變私有制為公有制或平均占有的設想。還有先進分子進行這種實驗，試圖建立起財產公有、共同勞動、共同消費、平等、互利、互助的的和諧社會。這些人是社會改革的先驅者，“社會主義”作為－種政治理念和社會改革方案由此而生。



作為壹種新的政治理念的社會主義，主要是探索通過主動的手段改進社會組織和社會制度，達到提高勞動者和弱勢群體的福利和保障，實現社會公正、和諧的目的。它還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平等的法律制度。因此，它是人性光輝的體現，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成果之壹。（這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不可同日而語，後者由於加入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等暴力元素，只能算作它的變種。）初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家，不只從亊理論研究，更重要的是進行改革的實踐探索。這些早期社會主義者的傑出代表，應首推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三個“托馬斯”，也就是後來被馬克思稱為“空想社會主義者”的三位先驅。



第壹位是英國的莫爾·托馬斯（1478-1535）。他之所以聞名全球，應主要歸功於其著名的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作《烏托邦》（此書的全名是《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趣又有益的全書》）。書中內容雖然有些荒唐可笑，但它的大膽設想和極富浪漫主義的描述仍然使人激動，比如，作者為了表示對金錢的鄙視和對財富的仇恨，故意說在“烏托邦”，黃金主要用於制作糞桶和尿盆，而“可恥的罪犯們都戴著金耳環、金戒指、金項鏈，還有壹頂金冠”。奴隸們的鏈銬也是黃金或銀制成的。莫爾本人曾任英國議長，大法官，最後因反對國王亨利八世被處以極刑。而“烏托邦”後來成為壹切脫離實際的空想事物的代名詞。



第二個是閔采爾·托馬斯（1489-1525），德國人。他主要是壹位實幹家，乃1524-1525德國農民戰爭的領袖。閔采爾堅決反對教會勢力，反對壹切剝削、壓迫，他以建立壹個財產公有、人人平等的“千載太平天國”相號召，組織群眾武裝起義。他的壹些理論著作都是在戰鬥實踐中的演說，因此未形成完整體系。閔采爾的起義軍曾壹度奪取政權，失敗後英勇就義。



第三個是康帕內拉·.托馬斯（1568-1639），意大利人。原名喬萬尼·.多米尼奇，因仰慕革命先輩改姓托馬斯。康氏也是壹位英勇不屈的戰鬥者，壹生在監獄中度過33年，其在獄中寫就的《太陽城》堪比莫爾的《烏托邦》，但更為激進。《太陽城》內沒有了奴隸，也沒有交換，消滅了家庭，並實行公妻制等。



三位托馬斯的共同特點是堅決反對當時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強烈要求工農勞動民眾在政治、經濟、社會地位上平等，並把私有制當作罪惡之源。不過他們的著作更多地可以看作幻想的政治小說，談不上嚴格意義上的社會科學著作。



進入18世紀以後，直至19世紀前半期，產生了歐洲社會主義思潮的另外三位傑出代表，即：聖西門·昂利（1760-1825），傅立葉·沙利（1772-1837）和歐文.·羅伯特（1771-1858）。這三位也都被馬克思推崇為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並認為是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來源之壹。其實，他們主要是自己理論的實踐者，是偉大的社會改革家。他們的的共同之點是既反對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時堅決反對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論，都主張以新的生產體制，以公有制和合作社、股份制取代資本家的私有制，並主要依靠教育和示範來改造社會，達到實現“世界的和諧”（傅立葉語）的目的。



三人都進行了改造社會的試驗。聖西門提出了他的“實業制度”，傅立葉倡導《法郎吉》的社會基本組織模式，歐文.·羅伯特的則可稱為壹位偉大的社會改革實踐家，同時還是工人利益的堅定捍衛者和代言人。這位20歲就出任紗廠經理，最終涉足英國上層社會的富有的資本家，卻壹生都在為工人的福利而鬥爭，先後致力於改善工人工作條件、縮短工作時間、建立衛生的工人宿舍、建立工人托兒所、幼兒園和模範學校、設立工廠商店、互助會等等。以致終於成為名震歐洲乃至全球的大慈善家。歐文還首創了他親自設計的、沒有剝削和壓迫、沒有階級對立和“三大差別的”的“公社”制度：在公社內人人平等、各盡所能、財產公有、按需分配，使公社裏的人們過著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1815年後，歐文經過5年鬥爭，終於使英國議會通過了工廠立法，限制使用童工和女工。1824年，50余歲的歐文遠涉重洋來到美國印地安納州買地建立實驗性的“新和諧共產主義移民區”。但不幸因種種原因最終失敗，歐文也因此破產。但此後他仍不屈不撓地組織、推廣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最終都無果而終。然而終其壹生為工人和勞動民眾的幸福而不屈奮鬥的精神和偉大的人格力量，感動了－個時代，作為人性的光輝典範載入史冊，永遠為後人紀念。



三位社會主義的先驅之所以最後未能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直觀的說法是由於受制於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以及人們的思想觀念；或者說，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論其思想、道德和行為都遠遠跑到整個社會的前面去了，社會跟不上他們的步伐，他們是真正的“先驅者”， 但他們追求的理想卻成了真正的“烏托邦”。不過從另壹角度看，正好反證了他們所探索、追求的事業和方式方法，並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和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因而只是壹種善良的願望。但不管怎樣，他們的探索實踐，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借鑒。



從歐洲人對社會的改革與探索中，我們看到了與中國－樣的情況：在如何建立公平、公正、和諧社會的方法、路徑上，也存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思路，壹種是試圖通過教育、示範和制度的改造，逐步實現社會變革，達到社會公平正義的目的；另壹種是倡導以暴力手段、暴力革命來實現社會的“公平”、“平等”和財富“均分”，馬克思主義正是這壹派的代表。但它比歷史上造反者高明，它披上了－件“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外衣，還有－套煩瑣的、貌似高深的論證方式，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騙性。但它終究沒有跳出“以暴易暴”的陷阱，後來的事實充分證明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的設想完全是幻想或者騙局！那些打著它的旗號的共產黨頭目，在掌權後都成了名付其實的獨裁者和暴君，其兇殘程度遠遠超過原來的統治者。這道理其實很簡單：靠暴力掠奪、殺戮起家的新統治者，必然“珍惜”自已以性命換來的－切——權力、財富、地位，必然不惜－切手段鎮壓反對者以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這種情況下，妳還能指望他們為廣大民眾建立自由、平等、公平、均富的共產主義天國嗎？！







二、19世紀歐洲的社會主義團體，馬克思主義在其中的地位及歸宿



19世紀歐洲社會主義思潮，己經從之前主要限於學術探討和派別之爭發展成為了全民參與的政治運動和改革浪潮，並進－步發展成為各種政黨團體相互之間的政治鬥爭。



19世紀歐洲（主要是西歐）的社會主義政黨、團體，可以用“雨後春筍”來形容。先說各種“主義”吧，那確是壹個主義“膨脹”的年代，光是打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各種主義（派別），大概就有百來種之多。除了前面所說的“空想社會主義”外，還有什麽“魏特林主義”，“憲章主義”、“工聯主義”、“蒲魯東主義”、“巴枯寧主義”，“封建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半無政府主義”、“布朗基主義”、“拉薩爾主義”、“蓋得主義”、“費邊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工聯主義”、“工團主義”、“伯恩斯坦主義”、 “考茨基主義”等等。以及後來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葛蘭西思想”、“新村主義”、“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即法西斯主義）、“密特朗社會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 等等。這些“主義”的黨派團體又組成各種協會、同盟、國際等，其中光各種“國際”（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第壹、第二共產國際）就有近三十種之多。



對於如此繁復的各種主義，政黨、流派，今日之壹般讀者肯定沒有興趣去詳其究竟，這也不是本書的任務。不過，既然提到了它們，也就不能不作簡單交代，借用現在的說法，這些政黨、組織，基本上它們可分左、中、右三大類（但決不是共產黨內“路線鬥爭”中的左、中、右），左派可以布朗基主義、馬克思主義為代表，主張以暴力手段奪取政權，並通過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過渡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它們在當時仍屬少數的激進派。只是後來因為列寧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在俄國奪權成功，才使得暴力馬克思主義成為壹股巨大的、席巻全球的政治洪流。所以，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主要不是在當時，而是在後世。中派可以“工聯主義”為代表，稍後的考茨基主義，乃至盧森堡主義也可歸入中派。工聯主義主要追求工人的經濟利益。他們主要“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極權主義思想，主張給人民以真正的民主、自由，並不排除以和平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右派可以“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為代表，它們拋棄了以暴力奪取政權的黨綱宗旨，主張走議會制改良道路，和平實現社會主義目標。這壹派最後演變成了二十世紀歐洲和全球的社會黨國際體系。



對於這眾多組織、派別我們沒有進壹步研究和闡釋的必要，我們在此需要弄清的應該是下述三個問題，即：為什麽19世紀的歐洲對“社會主義”產生了那麽大的興趣？馬克思主義在眾多社會主義黨派團體中扮演了什麽角色？這些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組織和派別後來的命運和結局如何。



關於第壹個問題，簡單地說19世紀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是對傳統歐洲文明的繼承和發展，其實質則是對歐洲社會的未來走向——其實也是人類社會的未來走向——的壹次大探索，所以具有為人類文明繼往開來的偉大意義。



應該承認，愛琴海和地中海文明雖然不是人類文明最初發祥地，但它們卻後來居上，壹直走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前列。當古老的非洲、亞洲仍然處在封建專制帝國統治的桎梏之中時，歐洲已經成功地進行了民主政治革命和經濟技術上的產業革命，步入了近代政治、經濟文明的前庭。其中英國最早（17世紀末）在政治上進行了“光榮革命”（更早的政治革新則是起於十三世紀初期限制王權的“大憲章“運動），初步建立了君主立憲和現代議會民主制度。同時在經濟和科技上率先進入了“產業革命”時代。新的政治、經濟制度的確立使得英國迅速成為世界壹流強囯，進而在整個歐洲大陸產生了強烈的示範效應，其中最為激烈的就是18世紀末在法國建立共和政體的“大革命”。到了19世紀初期，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在全歐洲（除了少數國家，如德國、俄國）基本普及。但是，新的制度在帶來經濟迅速發展、社會財富急劇增加的同時，也暴露出不少新的問題和弊端，主要是社會向貧富兩極分化，以及與之伴生的社會不公平、不平等、不和諧等問題。而歐洲人民是經過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教育”的人民，自由、平等、博愛已經深入人心，特別是其中的知識分子，面對“資本主義”這壹新的生產方式帶來的種種弊端，對其合理性便產生了懷疑，對社會的未來感到了擔優。這壹切，促使歐洲社會各個階級、階層的人們和他們的代言人，以極大的熱忱投身到對社會改革和未來之路的探索中去。



另方面，歐洲社會本來就有著對所謂“空想社會主義”探索的傳統，新的社會主義思潮實際上就是在新形勢下對傳統的承傳和發揚。所以總的說，19世紀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決不是某個階級或某些人群的利益訴求，而是全民性對未來國家和社會走向的探索，或曰對未來人類文明發展之路的探索。



歐洲社會主義思潮的蓬勃發展，還得益於當時多數國家已經初步建立了民主的政治制度，由此賦與了人們廣泛的言論、出版、結社和示威遊行的自由，從而使得形形色色的、包括反對政府的思想言論和團體也能夠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發表意見的園地。很顯然，這個條件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具備的，或不充分具備的，那些地方不允許自由探索。這也是近代歐洲走在人類文明前列的重要原因。現在己經看得清楚，十九世紀歐洲人的這種探索，最終結出了燦爛的文明之果，這就是迄今已在全球確立了主導地位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普適價值觀，以及民主憲政的國家政治體制。



第二個問題，即關於馬克思主義在當時的歐洲社會主義思潮和眾多的流派、團體中居於何種地位的問題。



由於後來自稱馬克思傳人的列寧發動的共產主義革命在俄國的勝利，因此，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教科書和政治宣傳中，都把馬克思主義當作19世紀歐洲社會主義思潮的主流和正統，而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政黨當作旁枝末流，這當然不是歷史的真實。



其實，在當時的歐洲，馬克思主義不過是眾多社會主義流派中的壹個激進派別。它沒有也不可能壹統江湖，成為當時的思想權威。這從馬、恩的活動軌跡就可以得到證明。縱觀馬克思壹生最重要的“革命活動”（除辦報著述外），不外是協助成立了“共產主義者同盟”和建立“第壹國際”（即“國際工人協會”） 這兩件“大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是“正義者同盟”， 是主要由小手工業者組成的秘密團體，參加過1939年布朗基領導的巴黎起義，失敗後被驅逐出境，1840年在倫敦恢復活動，並在英、法、德、瑞士建立了支部，其領導人是魏特林。其時馬、恩都在倫敦，他們看中魏特林組織的“國際性”， 於是與之接觸，在馬、恩的勸說下，魏氏同意將組織名稱改為“共產主義者同盟”， 但魏特林並不完全買馬克思的賬，他態度傲慢，拒絕馬克思對其組織的幫助，結果在同盟的“壹大”即成立大會上，魏被開除出同盟。但是馬克思也沒有出席同盟的成立大會。只是在同盟於1847年11月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同盟的新領導者請馬、恩二人為同盟寫了壹份宣言，這就是後來的《共產黨宣言》。第二年，同盟成員投入到1848年歐洲革命中的德囯起義，但失敗並遭到重創。1850年同盟內部分裂。1852年10月同盟11名成員被普魯士政府逮捕，11月馬克思提議同盟自動解散。這個同盟前、後不過存在四、五年，它原來主要以魏特林主義、蒲魯東主義作為自己的政治綱領，馬克思、恩格斯帶去了馬克思主義，與原有指導思想發生矛盾，導致同盟的分裂和最後散夥。但馬、恩始終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統壹同盟的思想，他們也不是同盟的領導人。



至於“第壹國際”，本名國際工人協會，是個國際性的工人團體，這是它與第二國際作為社會黨聯盟、第三國際作為世界共產黨總部的重要區別。後因有了“第二國際”，才叫它“第壹國際”。它成立於1864年9月，最初是當時的英、法、德、意、波蘭等幾個國家的工人組織和代表在倫敦為聲援波蘭人民反抗沙俄的殖民統治而召集會議成立的國際組織，馬克思作為德國代表應邀出席這次會議，並當選為總委員會委員和德國通訊書記。“馬克思主義”無疑對“第壹國際”具有指導意義，但它成立後主要從事工人革命運動宣傳鼓動和聯絡工作，且不久就出現分裂，主要領導人奧哲爾、克裏默都“叛變”， 與資產階級妥協，反對巴黎公社起義；另壹位領導人埃卡留斯也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很快國際內部分崩離析，演變為不同派別思想鬥爭的角力場。馬克思與蒲魯東主義、工聯主義和巴枯寧主義相互攻擊，第壹國際的主要領導人奧哲爾、克裏默都是英國工聯的領導人，工聯主義的創始者，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馬克思主義也就無法成為國際統壹的指導思想。第壹國際前後存在了12年，最盛時會員達到1.9萬人，它的法國支部參加了 1971年3月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革命”，失敗以後，逐漸衰落。1876年7月，經馬克思提議，第壹國際正式解散。



至於恩格斯，他的主要業績除了參與上述“共產主義者同盟”和“第壹國際”的組建外，另有兩次較為重要的經歷，壹是在1848年歐洲大革命期間從倫敦回到德國科隆參加過壹段短暫的武裝起義，不過只擔任壹支200多人的工人武裝指揮官的“副官”，無甚英雄業績可言；二是在馬克思死後，他參與了創建“第二國際”的活動。第二國際於1889年7月成立，它由22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組成，所以又稱“社會黨國際”。第二囯際內部也不統壹，恩格斯與第二國際的領導人倍倍爾、李蔔克內西、盧森堡、伯恩斯坦、考茨基等均政見不和。恩格斯本人這時思想也起了變化，對原來暴力馬克思主義有所修正，他最後選中的“遺屬繼承人”伯恩斯坦，按照後來蘇共、中共“正統”的說法，是修正主義“鼻祖”。第二國際實際上只是個松散的聯盟組織，其時恩格斯年事已高，他在第二國際成立6年後的1895年就去世了。按共產黨的正統說法，第二國際在恩格斯死後就變“修”了。它在壹戰中散夥，1920年恢復成立，其後得到發展，並且壹直存在到1940年，最終融入現代社會黨體系。



從馬、恩所從亊的活動看，雖然他們可稱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創始者，但其活動範圍很有限，例如，被譽為19世紀30-40年代三大工人運動的法國裏昂工人起義、英國的憲章運動、德國西裏西亞工人起義兩人均未參與，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馬、恩也只在外圍旁觀。這與後來他們被共產黨世界賦予的“世界工人運動導師”的稱號不太相符。而同期在這些運動中卻產生了許多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人物，如布朗基、拉薩爾、佐爾格、瓦爾蘭、杜瓦爾能及上文提到的倍倍爾，李蔔克內西、盧森堡等等人，這些人不僅著書立說，還從事實際的“血與火”的鬥爭，有的獻出了生命。相比之下，馬、恩似乎只是理論說教者。



再從馬、恩學說在當時的影響力來看，也是被他們後來的信徒們無限地誇大了。如前所述，馬、恩當時所控制和影響的不過是壹些小團體、小事件，並未形成大氣候。就當時各派活動能力看，“憲章運動派”，“工聯主義”，乃至“布朗基主義”、“費邊主義”，其實力和影響力都超過馬克思主義。憲章運動派活動達12年之久，所組織的三次簽名運動人數最多時達330萬之眾，領導該運動的“憲章黨”也成為英國第壹大工人政黨。再如曾被馬克思狠狠批判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章“哥達綱領”，它實際上標誌著德國工人運動統壹的完成，這個黨正式登上了德國政治舞臺。其發揮的作用和影響都遠遠大於馬、恩當年組建的“共產主義同盟”和“第壹國際”。



恩格斯去世以後，“原教旨”的暴力馬克思主義基本上被廢置，代之以伯恩斯坦及其他第二國際領導者們的“修正主義”，基本上放棄了以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方式而著重議會鬥爭。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斷改革完善，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受到越來多的批判，與之相反，民主社會主義或曰社會民主主義卻大行其道，最終演變成為與當今世界民主憲政主流價值觀合而為壹的歐洲社會黨體系。到1983年，社會黨的國際組織“社會黨國際”的成員達到63個。在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垮臺後，社會民主主義仍不失其勃勃生機，成為不少國家的主要政黨和執政黨之壹。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被大多數歐洲人民拋棄，是因為它的理論、綱領己經越來越不符合歐洲的實際情況和多數人的意願。比如，後來多數國家的議會民主制度已經不斷完善，成為名符其實的全民代議機構。同時，工人的權益和勞動、生存狀況不斷得到改善，工人們通過合法的鬥爭就能夠得到過去靠暴力鬥爭得不到的東西。 1866年，德國實施了普選法，當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有50萬黨員，但只有兩個議員；到1890年，社會民主黨發展到150萬黨員，在議會擁有35個議席，成為德國－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連恩格斯也不得不承認議會鬥爭的極端重要性，承認他過去宣揚的“到處築街壘式”的鬥爭方式己經過時了。



相對恩格斯而言，馬克思是個非常自負而且頑固的人，他的朋友兼論敵巴枯寧對他有過如下的評價：“馬克思是個非常自私、好忌妒、愛動氣和好報復的人，他儼然就是人民的上帝，但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還有別的什麽人是上帝。”“他不僅仇視資產階級，而且仇恨－切與自已意見不同的人，為了打擊不同的思想，他認為使用壹切手段都是允許的。” 加之馬克思晚年主要埋頭於《資本論》第三卷的寫作，對於外面現實世界的變化知之不多或視而不見，故依然抱殘守缺地堅持他早年創立的理論的“正確性”。



馬克思主義遭到淘汰是必然的。但“幸運”的是，他的暴力馬克思主義卻在落後的、尚未邁進資本主義大門的俄國找到了市場和代理人，那就是從俄國布爾什維克黨黨首列寧。依靠列寧，共產黨成了蘇俄的執政黨，馬氏的暴力社會主義得以在全世界推廣開來，馬克思也被捧上全世界共產主義“教主”的地位，成為全球共產黨的“祖師爺”。



最後談談第三個問題，即上述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流派的最終命運和歸宿。



19世紀的歐洲湧現的各種“主義”和流派，實際上是處在社會急速變動時期各個政治派別、政治人物開出的改造社會的“醫方”，這裏我們把那些眾多的，具體的的“醫方”加以歸類、概括，簡單地說，它們基本上可以歸結為兩種“處方”，兩種“療法”：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激進派把壹切社會病源都歸結於“資本主義”和“私有制”，以及與此相關的政治、經濟、法律制度，因此，他們認為要徹底解決問題，必須進行共產主義（或叫社會主義）暴力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由這個政權剝奪剝削者、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消滅國家，然後過渡到“自由人聯合體”的共產主義天堂。



從馬克思主義開出的這個社會醫方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某些方面如變私有制為公有制，與被他們批判的“空想社會主義”有著相同之處，但是這些先輩們都失敗了，他們又如何能保證成功呢？馬克思主義者辯稱，他們的公有制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的條件下整體推進的，這就克服了由少數人在小範圍試驗所遭遇的種種局限和難以克服的困難，並且他們將動用無產階級專政，即運用暴力消除壹切阻力。其次，馬克思主義提出實行由國家統壹計劃、統－調配社會資源的計劃經濟，就可以確保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平衡，消除生產的私有化、分散化與需求的社會性脫節的矛盾。他們認為，這樣，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就能夠建成。



與此相反“右派”則認為，人類實踐的經驗教訓，證明靠用強力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或者依靠暴力手段來實現和維持社會的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沒有成功的先例，也不符合人的本性。因此主張在現有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基本框架下實行社會改革、改良，如提高工人工資，縮短工時，改善福利，實行社會保障制度；限制資本家的權利，將部分關系國計民生和公益性的企、事業收歸國家經營；通過國家對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再調節，縮小貧富差距；在政治上，實行各派政治力量和平共處，平等競爭，以民主選舉和議會政治為平臺，最終達到建成自由、民主、公正、和諧社會的目標。



此後百年，實際上就是上述兩類政治、社會“處方”、兩條路線、兩派勢力在全球角力的歷史。



經過歷史長河的大浪淘沙，歐洲這些眾多的社會主義政黨、流派、組織，它們的最後歸宿大致是：首先，那些臨時結成的利益團體，或以某些領導人個人意誌組成的政黨派別，隨著利益的分化，領導人的逝世，也就煙銷雲散了，正如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共產黨宣言》序言、以及1888年英文版《共產黨宣言》序言中所說的那樣：“……因為政治形勢已經改變，當時所列舉的那些黨派大部已被歷史的發展徹底掃除了。” 剩下的主要是上述兩大派別的骨幹組織和成員。



我們先看看馬克思主義（暴力馬克思主義）的命運和結局：



德國是馬、恩的故鄉，也是他們實現自己政治主張的主要希望所在，他們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部分宣稱：“共產黨人把主要註意力集中在德國，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因為同17世紀的英國和18世紀的法國相比，德國將在整個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擁有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變革，因而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



然而歷史證明了馬、恩的這壹預言的錯誤。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並沒有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沒有出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德國。反之，曾被馬克思狠狠批判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成了德國主要的政黨之壹，它不斷發展壯大，後來改稱為“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德國社會民主黨”。雖然它的壹些左翼分子在俄共“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分裂出去成立了德國共產黨，並於1918年11月發動政變，但很快被鎮壓下去，其主要領導人李蔔克內西、盧森堡均遭殺害，從此壹厥不振。倒是該黨的右翼社會民主黨堅持和生存下來，二戰後，德國社會民主黨正式登上了聯邦德國的政治舞臺，其黨主席勃蘭特先後擔任政府外長、副總理、總理、成了執政黨。1976年勃氏當選社會黨國際主席。德國統壹後，該黨仍為德國的主要政治力量之壹。該黨奉行“社會民主主義”路線，反對壹黨專政，在政治、經濟和思想上與馬克思主義的暴力社會主義已經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了。



再看法國。在近代史上，法國幾乎成了革命策源地的代名詞，1789年的大革命、1848年的巴黎工人革命引起的歐洲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都震驚了世界。在這數十年中，法國的“共和”與“帝制”各自輪替了三次，每次都引起山呼海嘯般的政治地震，刮起十二級政治臺風。可就是這個可稱之為“革命故鄉”的地方，馬克思主義也成不了氣候，早期的“可能派”、“蓋得派”最後都加入了社會黨。法國共產黨和壹些左翼小組織，雖然也曾經參政，但最終被排斥出政壇。而堅持非暴力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的社會黨則成了法蘭西的主要政治力量之壹，其總書記密特朗1981年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總統。



再看英國。英國是馬、恩長期僑居和從事革命活動的地方，也是當時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馬克思的主要著作都在那裏寫就，可以說英國是馬克思主義的真正誕生地。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馬、恩曾經預言共產主義革命首先在英國發生。可是事實又證明這個預言不靈。馬、恩親手扶植的壹些英國共產主義組織都壽命不長，倒是1900年成立的英國工黨，最終登上了英國主流政治舞臺，直至今天，工黨與保守黨輪替執政，工黨主席布萊爾及繼任者連任英國首相。當然，工黨屬於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範疇，與暴力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關系。



最後看俄國。在當時的歐洲，俄國可算是最落後的大帝國，那裏保持以農奴制為基礎的沙皇制度。所以馬、恩並不看好那裏的“社會主義”運動。當馬克思還在世的時候，壹個俄國的紡織女工曾寫信給他，問他社會主義革命是否可能在俄國發生？馬克思按照自己的理論和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回答說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首先在俄國發生，倒是最可能在英國發生，因為當時英國是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然而“馬”先生這回又錯了！雖然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起步晚，在馬、恩都去世後的1898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才成立，而列寧則是在該黨1903年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才登上政治舞臺，1912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布爾什維黨派（蘇共前身）才正式確立。可誰也沒有想到，正是這個落後國家的“後起之秀”才挽救了馬克思主義，後來還成為幾乎擁有全世界“半壁江山”的社會主義陣營的首腦，占據世界政治舞臺的第二把交椅達數十年之久。它還“締造”出十來個“社會主義國家” 和數十個“列寧牌”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所以列寧才是不折不扣的馬克思主義的救星，暴力社會主義的真正繼承者和發揚者。



可以說，如果沒有列寧的十月革命，沒有蘇共和蘇聯，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很可能在二十世紀初就沒落了、消失了。當時的歐洲、美洲，幾乎所有原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不是“蛻變”為改良主義、修正主義，就是被社會黨“吞並”了。如果沒有列寧和俄國十月革命，不但沒有馬克思主義後來的“輝煌”，世界政治史也許根本就沒有暴力社會主義的壹席之地



但問題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俄國是不可能誕生出壹個“社會主義國家”來的。盡管為此列寧、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作了大的“發展”、“ 修正”，提出共產主義革命可以在不發達國家發生、而且可以在壹個國家取得勝利的“理論”。但是明眼人壹看便知道，這完全是為建立壹個新的集權專制帝國的詭辯，為的是要搶占“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塊招牌。到後來，人們看到蘇聯只繼承馬克思主義中暴戾的壹面，而沒有馬克思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 的蹤影，於是幹脆就把它叫做“社會帝國主義”了。所以，從根本上說，列寧及其締造的蘇聯，能不能叫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壹個大問題。也許，充其量只能叫做馬克思主義的變種罷了。



通過上面的敘述，我們就可以編制壹個簡明的歐洲社會主義黨派“路線圖”，作為本章的歸結：



前期，歐洲社會主義思潮中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團體、政黨，大致可歸結為左、中、右三大派系。到後來，暴力馬克思主義逐步演變為列寧主義和由其領導的蘇聯共產黨，發展成為第三國際控制下的全球共產黨體系和“社會主義陣營”；中、右派則演變為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黨，最終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政黨、政治融為壹體。



到近代，更有壹個人們未曾料到的現象出現了：原來勢不兩立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所謂資本主義是馬克思和列寧制造的名稱，實為保持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民主國家）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在長期鬥爭中互相取長補短、逐歩融合，形成了更完善的現代民主政體，亦即當今世界主流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者原來聲稱的很多理想如消滅三大差別、實行全民社會福利保障等等，早己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成為現實；而“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股份制、和企業員工參股的“人民資本主義”制度，使勞、資的界線逐漸模糊，從而從根本上消除了階級對立和暴力革命的基礎和根源。“資本主義”並未像馬克思預言那樣滅亡，而是更加成塾，更加完善，更加生氣勃勃。反之，前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卻垮臺、散夥了，幸存的，也都在不同程度向“資本主義”轉變。總的看，在這場長達百年的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的竟賽、較量中，“資本主義”笑到了最後。



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最終結局，以及其後蘇聯的垮臺和“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給了我們什麽教訓和啟示呢，至少應有以下幾點：



（壹）早期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極其幼稚、極不成熟的，它的理論基礎是依據對早期的資本主義制度的觀察得出的，實際上連資本主義“初始階段”都談不上。而它標榜的改造社會的“藥方” 則具有明顯的烏托邦性質，特別是其提出的目標和實現目標的手段，完全南轅北轍，它宣稱采取不受約束的 “無產階級專政”，去建立自由、民主、和諧的共產主義天國，實為夢囈！也是地地道道的欺詐。隨著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發展和自我完善，暴力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早已不復存在，而實踐又證明那些打著馬克思主義招牌的“社會主義”國家，無壹不是由壹小撮野心家掌控的野蠻殘暴的極權政權，這就更使得“社會主義” 和“馬克思主義”這兩塊招牌聲名狼藉，臭不可聞，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唾棄。這正是它 “先天不足” 和“ 後天失調”的必然結局。



（二）所謂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勝利是很可疑的。因為連馬克思本人都認為那裏不可能產生“社會主義”。從後來的實際情況看，完全可以證明它只是壹小撮政治野心家打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幌子，蒙騙那裏的勞動人民為其充當奪取政權的工具；而當他們奪權成功，建立起來的則是比被它們推翻的政權更加惡劣、更為專制獨裁、更為殘暴的極權國家。所以，它們根本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連馬克思的暴力社會主義都談不上。



蘇聯如此，由它扶持、派生的共產黨國家就不用說了。



（三）試圖消滅私有制、實行所謂公有制，並在此基礎上實行國家集中統壹的計劃經濟，完全是壹種“經濟烏托邦”，是違反客觀規律行不通的，它給所在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這也證明馬克思在它對未來國家制度設計上的隨意性和欺騙性。



（四）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人類社會總體上是朝著自由、民主、平等、均富、和平的方向發展的，任何社會制度的設計和實踐都不能離開或違反這壹總的趨勢、總的要求，否則，終將被歷史所淘汰。馬克思主義的興起、興盛、出局，很好地證明了這壹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馬克思主義的簡要批判







由於前蘇聯的瓦解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以及現存的共產黨國家推行以恢復私有制為主要內容的經濟改革，馬克思主義作為壹種社會政治制度已經破產了。但是作為壹種思想、學術流派的馬克思主義仍然歷史地存在，也有其壹定的研究、借鑒價值。不過，鑒於本書的主題，我們不準備在這方面花費過多筆墨，只是由於毛澤東及其繼承者至今仍然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所以，我們不得不從它的源頭——馬克思主義本身作壹些基本的考察和評判，這裏所指的馬克思主義也仍然是前蘇聯和毛中國標榜的馬克思主義，亦即《共產黨宣言》中的暴力馬克思主義。



總的看，馬克思對於初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揭露、對金錢異化現象的批判，是具有壹定進步意義的。在馬氏的早期著作《哲學經濟學手稿》中還提出重視人的價值，並譴責資本主義使得人的本質發生異化。從這－角度看，本真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排除壹般意義上的人性、人道。（由此，它與毛澤東的極端階級鬥爭理論不符，居然被禁止出版，直到毛死後的1979年此書才得在大陸中國面世。）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氏也譴責了類似的現象。就事論事來說，馬氏的這種譴責是完全正確的，它閃耀出壹定的人性光輝。馬氏哲學中的辯證唯物主義也具有壹定的認識論價值。這些都不必細述。它的主要問題，是它所開出的醫治社會的藥方——達到、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方法和途徑則是絕對錯誤的，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這種錯誤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壹是在政治上，它鼓吹通過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並在革命成功後釆取“無產階級專政”的辦法過渡到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消滅階級，最終誚滅國家的共產主義天國中去。這無異於癡人說夢，是壹種完全的烏托邦幻想；二是在經濟上，它設想通過建立全民公有制，實行徹底的計劃經濟，達到消滅壹切形式的剝削壓迫，消滅商品、貨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目標。這更是壹種信口開河的自欺欺人之談。由此可見，馬克思批判付立葉等人進行的公有制試驗是“空想社會主義”，但起碼那是壹種“善意的空想”；而他倡導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實際上則是壹種可怕的“惡意的空想”。



正因為如此，後來按照他的方式方法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無壹例外地都變成了可怖可恨的“極權主義”怪胎。馬克思曾自我解嘲地說他播下去的是“龍種”，可收獲的卻是“跳蚤”。其實，馬先生播下去的本來就是地地道道“跳蚤”，何“龍種”之有？！



如果從更深的層面剖析馬克思主義，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只是壹種基於對於現實社會充滿仇恨而拋出的偏執、極端的“火魔教”，比如，它徹底否定既往人類社會的壹切文明成果，鼓吹摧毀現實世界的壹切，然後反其道而行之去建立共產主義天堂。從這壹點來說，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造反有理’”可謂得馬氏之真傳。同時，馬克思還辯稱他鼓吹暴力的目的是為了消滅暴力，建立永恒的天國樂園。這種把“專制暴力”和“美妙遠景”結合在壹起，本身就是壹種欺詐和哄騙，因為水和火不能容於壹體，天使和惡魔不會同處壹室。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它卻用這種手段和迷惑了不少工農大眾以及壹切對現實不滿人們，又裝飾了壹些炫目的哲學詞句，取悅了不少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馬克思自稱他的主義有三個來源：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其實，他只是閹割、歪曲繼承這些遺產，比如，他將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唯心化，變成隨心所欲解析世界的先驗論；把黑格爾的任何事物均處在対立統壹狀態的思想，歪曲誇張為任何亊物都處於矛盾鬥爭狀態的“鬥爭哲學”；把人世間－切正常的物資交換和精神、文化交流都說成是侵略和被侵略、剝削與被剝削。從而得出“迄今為止人類發展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歷史”的荒唐結論。



馬克思還把自由経濟制度——市場經濟及相關制度，說成是“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法權”；把議會制民主政體說成是 “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列寧進壹步將其說成是“資產階級專政”）；把人們對財富追求和占有說成是萬惡之源；把人的天然差別和不可避免的社會分工說成是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進而把富裕當成罪惡，把貧窮說成－種美德。最後把現有人類的壹切文明成果都說成罪惡，從而為其煽動肆無忌憚的搶劫、破壞、殺戮開放綠燈。



以上是從總體方面對馬克思主義的評判。下面，我們著重就其壹些主要論點進行分析，限於篇幅，這裏只能是點到為止，不作詳細論證







所謂的“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學說。



馬克思把人類物質生產過程中形成的相互關系即生產關系，當作左右人類社會發展和人的思想、行為唯壹的決定因素，進而制造出“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以及所謂“唯物史觀”（亦即“歷史唯物主義”）。恩格斯認為“唯物史觀”是馬克思平生的“兩大發現”之－（另壹發現是所謂“剩余價值規律”），是學習、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鑰匙。



馬克思認為，人的思想是由他在社會所處的地位決定的，而此中最關健的是他在物質生產、分配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這就是所謂的“存在決定意識論”。然而，這個“存在”是先天式註定的，“人們不能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產力”，“人們在自已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壹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種關系和由此產生的階級意識是不能隨意改變的，“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種生產關系連同生產力本身就構成生產方式，即社會的“經濟基礎”。“物質生產的生產方式制釣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上層建築只能“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 而“或慢或快的變革。”以此為依據，馬克思構建了他的 “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



後世暴力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正是以上述理論為依據，在人民中大槁“劃階級”、“定成分”、劃分敵、我、友，撕裂社會，滅絕人倫，開展殘忍的階級鬥爭。借以建立和維系其對人民野蠻的極權統治。



馬克思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人是有主觀意識的高等生物，而不是只為生存和繁衍後代而鬥爭的低等動物。人們為生存而從事物質生產只是其活動的最低、最基本層次，更多的是精神層面的追求，如研究科學、構建文化、建立宗教以及進行法律、道德規範等等，這才是“人”，也是人不同於其他物種的根本所在。正因為每壹個作為個體的人都具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欲望以及判斷力，所以每個人都是獨特的的個體，既定的、千遍壹律的“階級性”是不存在的，這就是為什麽有些富人、資本家、貴族熱衷於壓榨工人和窮人；而有的富人、資本家、貴族（如“空想社會主義者”）卻要不懈地為工人和窮人的解放而鬥爭。可見，以現實中人們的不同物質處境劃定不同的階級，然後讓它們互相劫奪，互相殘殺，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為了造反奪權而制造的分裂社會的惡毒陰謀。



放大來說，由於人都具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欲望和判斷力（受過教育的人尤其如此），都以自已的價值觀、是非觀來指導自己的行動，所以，就某種意義上說，人們是以自已的精神力量去主宰世界。而不是如馬克思所說的只是被動地、先驗地接受某種固有的“階級意識”，固守自已的“階級性”。正因為人的主觀能力是多樣的，豐富多彩的，人類才創造了如此豐富多采的文化、藝術、科學、技術，世界才能不斷發展、進步。馬克思把這壹切顛倒了過來，陷入機械的、庸俗的唯物論和先驗論的陷阱，進而創造出禍害人類的所謂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







二、錯把“初期”當“頂峰”：對資本主義制度和人類社會發展的短視和誤判



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性錯誤，是馬克思主義整體錯誤的主要根源。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上層建築必須適應経濟基礎、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狀況。如果不作絕對的、片面的理解，就壹般意義上說，這應該是對的。馬克思據此進壹步提出：“無論哪壹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這也是合符邏輯的推論。



然而，在涉及到他自己創立的“共產主義革命”時，馬克思以及恩格斯卻背棄了上述原則，也違背他們所創立的“五種社會形態”的社發展階段論，犯下了對歷史的短視和主觀誤判的根本性錯誤，等於自已打了自己的嘴巴。



這裏先要指出壹點的是，把人類社會劃分為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五種社會形態”即“五階段”論，是馬克思的主觀臆造，是絕對錯誤的。首先，它劃分的標準本身就不統－、不科學，有的以“所有制”為標準，有的以“階級關系”為標準，有的則以政治制度為標準。而且它也不符合歷史的實際情況。這些我們暫且不予置評。這裏只說它最嚴重的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性誤判。（為論述方便起見，我們仍然沿用馬克思的 “資本主義”、“ 封建主義”等概念。）



馬、恩生活在19世紀的歐洲，其時，所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誕生不過壹、二百年，資本主義成為主導經濟模式的英國不過百年，其他國家有的剛進入這個個門檻，有的仍然處在封建王朝的統治下（如德國和俄國）。世界多數地區和國家則尚未邁入資本主義的門檻。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技術基礎的產業革命，則僅處在起步階段。這－切都標誌著資本主義作為壹種新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正在冉冉升起，但就整體而言，可能連初級階段都談不上。然而，馬、恩卻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硬是判定資本主義已發展到了它的“顛峰”，資本主義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因此必須用壹種新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來取代它，否則，人類社會就會徹底崩潰雲雲。



馬、恩作出這種判斷首先是驚嘆於資本主義在科學技術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如蒸汽機的發明、火車、鐵路、遠洋輪船的出現，美洲大陸的發現，大規模使用機器的工廠的產生和發展等等。在《共產黨宣言》裏，馬、恩感嘆道：“資產階級在它不到壹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壹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仿佛用魔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人口，過去哪個世紀料想到社會勞動裏蘊藏著這樣的生產力呢？”



如果僅僅是看到這些還不至於導致誤判，不幸的是，他們也看到了早期市場經濟不完善帶來的問題，主要是由於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社會總供求失衡產生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他們驚呼：“這個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壹個魔法師壹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的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復中越來越危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商業危機就夠了。”“——這是什麽緣故呢？因為社會上文明過度，生活資料太多，工業和商業太發達” 了。這就是馬克思認定資本主義已經走到盡頭、必然要崩潰的根據。進而由此斷定：“（資本主義）生產力已強大到這種關系（即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筆者）所不能適應的地步……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已經太窄了，再也容納不了它本身所創造的財富了。”(以上引言均出自《共產黨宣言》，下同)。



馬克思在其他著作裏進壹步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產生上述現象的原因，認為根本原因是由於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以及由於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工人階級的絕對貧困化，等等。馬克思認為上述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內自行解抉，如果要加以改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就會）陷入混亂，就使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脅。”因而必須要由無產階級采取暴力手段來推倒它，建立壹種以公有制為基本特征的新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共產主義，才能解救人類社會的危機。（在這裏，馬、恩又犯了壹個邏輯錯誤：既然資本主義已經腐朽不堪、無可救藥了，為什麽它不會自己崩潰，而必須要由無產階級用暴力來推翻它呢？）



在上述壹系列論證的基礎上，馬克思建立起了它的 “共產主義革命”理論。但是很顯然，他犯了太“性急”、太輕率的錯誤，對資本主義社會作了完全的誤判。



當今天我們來審視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理論的時候，任何人都會為他們的短視、武斷感到幼稚可笑，因為歷史證明，尚處於嬰兒期的所謂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僅未如馬、恩的預言那樣己發展到頂峰，要即將“死去”，而且到了百多年後的今天，它不僅依然“健在”， 而且遠比馬恩當年更加強大，更加生機勃勃，其用“魔法”從地底下呼喚出來的巨大生產力和技術，己是馬、恩所絕對無法想象的了！從現在看，它的財富再增加壹百倍、－千倍，也不會出現因“社會上的文明過度，生活資料太多”，“容納不了”而崩潰的問題，“資本主義”能夠容的生產力還看不到盡頭。



為什麽當年的馬、恩就不想壹想：在少數國家建立的資本主義制度不過壹百年、幾十年，還遠未在全世界推廣，為什麽它就到了“老死”期了呢？“生產過剩”只是壹種經濟癥狀，而且是壹種假象，為什麽就不可以通過自我調節來解決呢！當時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明顯地都處於上升期，磨合期，而不是沒落腐朽期，科技正在日新月異發展，它所蘊含的生產力還遠遠沒有釋放出來，怎麽就走到了“盡頭”？



與上述短視、誤判相聯系的還有壹個對人類文明史的認識問題。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作為擁有淵博知識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者，馬克思應該懂得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致輪廓，人類在進入文明社會之前，大概有百多萬年的蠻荒時代，進入文明社會——即馬氏所謂的階級社會之後，至多六七千年。按照馬氏的人類社會五階段劃分方法，奴隸社會占了三、四千年，封建社會占了二、三千年，而資本主義社會建立“才不到壹百年”，怎麽它就發展到“顛峰”，就要滅亡了呢？又按照馬氏“五種社會形態”的說法，人類社會發展到共產主義便是它的極致，它的“頂峰”，亦即人類社會的最後和最高階段了；同樣馬氏又說，當時已處在共產主義革命的“前夜”， 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立即就要進入它的最高、最後階段了。但物理學表明，地球還將存在幾十億年。人類社會即使不能存在幾十億年，存在幾十萬年大摡是是沒問題的，如今進入文明社會剛六、七千年，怎麽就要進入他的“最後、最高階段“了呢？這些論斷就如馬克思說他的學說是“宇宙真理”壹樣，從常識上判斷都是絕對不能令人信服的。



正是這壹對歷史的短視誤判，導致了馬克思主義的根基和前提都建立在沙灘上，它進而作出壹系列海市蜃樓式的推理也就毫不奇怪了。







三、偏激、武斷、歪曲：馬克思眼中的人類歷發展史。



有關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基礎我們在上面己經介紹並批判過了。這裏再講講馬克思唯物史觀最主要的內涵：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



馬、恩在《共產黨宣言》壹開始便宣稱：“至今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好家夥！壹切歷史當然包括“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了，難道那些剛剛從樹上走下地，尋找野果野獸果腹的原始人，也是天天“以階級鬥爭為綱”嗎？即使進入了所謂階級社會之後，難道幾千年來的人類文明史和社會的進步，不是因為為了自身生存、發展的壓力而向大自然鬥爭和索取的成果嗎？反而只是人們相互鬥爭和殘殺的成果？



翻開中外任何壹部國家、民族的歷史都可以證明，凡是壹個社會安定，人們和睦相處的時代（歷史上叫做太平時期或太平盛世），總是經濟繁榮，技術進步，人類繁衍迅速，社會文明進步的時候；反之，如戰亂、或暴政統治下民不聊生引發的天下大亂，也就是馬氏所謂的“階級鬥爭”激烈的時期，就是社會發展停滯、文明倒退、人類遭受苦難之時。所以在中國古代就有“寧為太平犬，不作亂世人”的格言。這說明這種所謂階級鬥爭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巨大危害。孫中山先生十分正確地指出：階級鬥爭是人類社會的“病態”，不是常態，不是什麽好東西，更不是“歷史前進的唯壹推動力”。相反，它造成的破壞，延緩了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人類社會發展中的矛盾而且盡可能通過非暴力的方式解決，這己成為今天人們的共識。



如前文所指出，馬克思之所以把人類歷史說成是階級鬥爭史，主要基於他認定人類的壹切活動和相互關系都屬於生產關系的範疇，而在馬氏看來，生產關系就是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也就是階級鬥爭關系。在馬氏眼中，人類之間除了赤裸裸的物質利益爭奪之外，沒有別的關系。馬氏眼中的人與動物幾無二致，只存在叢林法則，沒有理性的互助互利，互相寬容，沒有精神、文化、知識方面的更高追求。



關於人類社會的發展動力，已經有諸多學科的專家進行深入研究，比較公認的是人的“需求層次”的推動。作為“人”，首先是為了生存而鬥爭，如覓食、構巢、避險；其次，是求偶、組建家庭、養育後代；再次是為了出人頭地，追求事業成功和對社會的貢獻；最後是完全超越物質利益的探求、奉獻，如探索人類和自然奧秘，追求人格的完美、事業和靈魂的永恒等。這大致上等同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就整個地看，超越物質的精神追求才是導致人類社會不斷走向更高階段、更高的文明的動力。鼓吹階級鬥爭的理論完全與此背道而馳。



當然，在現實中，人群之間、不同人群之間、部落、國家之間總會出現各種矛盾和摩擦，導致爭相互鬥甚至武力沖突和戰爭。這便是社會的“病態”。就像人會生病壹樣，難以避免。生病是壞事，但病是可以防治的，社會的病態也可以通過各種正常機制（教育、交流、法律、政策、道德）加以預防、約束或化解，使其損失和破壞降至最低限度。



馬氏及其繼承者們為何要制造、推行“階級鬥爭”理論呢？初期當然是造反奪權的需要。奪得政權後，則是鞏固其殘暴的極權統治的需要，煽動民眾互相仇視，互相爭鬥，互相殺戮，自然就可趁機趁火打劫，從中漁利。



馬克思的階級鬥爭不可避免論，其主要根據就在於人們生於世上，在財富占有和社會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不平等就會互鬥。其實，這是壹種客觀、必然現象，是人類社會發展、社會分工的必然結果，也是作為個體的人在體力、智力、品性、行為等各方面不對稱的結果。但這種差別和不平等並非妳死我活的關系，反而多數是是互相依存的關系，比如地主和佃農、工人和資本家，官員和老百姓等等，他們之間會發生矛盾和利益沖突，但－般可以通過協商、調解的方式解決，因為和平解決對雙方有利，“妳死我活”則兩敗俱傷。何況人們的“階級地位”不是壹成不變的，下層等級的人們可以通過努力奮鬥進入上層社會；反之，上層等級的人們也會因為各種主、客觀原因墜入下等級階層。所以，壹般地說，人們是能能接受這種階級差別的，也就是說，階級、階層之間是可以在壹個國家和社會中和平共處的，而且，這實際上也是人類社會的常態。



還必需指出的是，階級和階級鬥爭雖然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礎，但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所說的階級鬥爭主要是指無產階級即產業工人與資產階級即資本家之間的鬥爭。它並且宣示：無產階級壹旦獲得勝利，不是象其他階級那樣，趕緊制定“使整個社會服從於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 而是相反，“（無產階級）如果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麽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和階級本身存在的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然後使整個社會回歸到沒有階級、人人自由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



但是馬克思說的這壹預言從來沒有成為那怕壹丁點事實，相反，他的後繼者總是在當權後把“階級鬥爭”搞得轟轟烈烈，甚至槁到共產黨內，還要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由此可見，馬氏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個人的臆想，或者他的騙術。







四、為挑動勞資鬥爭而編造的荒唐無稽的“剩余價值規律”。



“剩余價值規律”被吹噓成馬克思“劃時代的偉大功績”，是揭露資本家剝削秘密的偉大“科學發現”，馬克思主義的兩大發現之壹。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它究競是個什麽東西。



據考察，“剩余價值”壹詞原為法國日常商業活動的術語，意為商品占有者不必付出代價而獲得的價值增長。後被李嘉圖的弟子湯普遜在其著作中借用，以表示使用機器的資本家同手工勞動業者相比較而獲得的超額利潤。馬克思在其《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壹書中套用這壹概念，其含意則變為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超過其預付價值的多出部分的價值。



馬克思關於剩余價值的理論，主要借鑒於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觀點，在斯密的時代（工場手工業時代）, 工人的活勞動無疑是創造價值的主要來源，因為當時科技元素尚未構成生產力的新因素。但是在壹百年後情況已輕完全不同了，產業革命己經如火如荼地開展，蒸氣革命已經顯示出偉大的力量，火車、輪船、電報、大機器生產……己經廣泛使用。正如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資產階級在它不到壹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壹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其實，這壹切並不是“資產階級”創造的，而是科技發展並運用於生產的結果。馬克思自已也不得不承認，“科學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的應用是生產力的壹個重要因素。”（《資本論》第1卷53頁）如此，新的巨大生產力主要歸功於科學技術的創造者和運用者也就無庸置疑了。



可是，馬克思在構建他的革命理論時，對這壹切故意視而不見，卻從原始的、過時的“勞動創造價值論”中伸引出“剩余價值規律”，認定工人的體力勞動才是財富之源，認定資本家是“剝削者”、“寄生蟲”。從而引伸出由工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合理性。



鑒於事情本來如此簡明而清浙，而馬氏卻如此“笨絀”，如此視而不見，我們就只能認定他是為了挑動勞資仇恨、煽動工人造反而故意創造的“科學”。



具體點說，這個所謂剩余價值是個什麽東西呢？簡單而直白地說，就是它只承認工人的體力勞動是創造價值之源，而把其他因素通通排徐在價值創造之外。舉壹個最簡單的事例：用手工生產某種產品——商品，每個工人壹天能生產10件；而某科學家發明了壹種機器，壹個工人操作該機器毎天便可生產同樣的產品1000件。那麽這新增的990件產品的價值是誰創造的呢？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這多生產的990件產品的價值，在扣除產品的成本和機器的拆舊費用之後，就都是這個工人創造的“價值”。這“價值”應全歸工人所有。如果這個工人沒有得到這個報償，就是資本家占有了它，就是剝削，占有了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



然而今天連小學生都知道，這個新增價值絕不只是工人創造的，它首先歸功於發明這個機器的科學家或工程師（按今天的說法，他們擁有這種機器的“知識產權”）；其次是為支持這壹發明創造而預付資金的機構或個人，如風險投資家的投入，沒有他們的投資，機器只能是圖紙；再次便是將這種新發明用於工廠生產、變成現實生產力的資本家或工廠主，他們不但購買了這種機器，還需要新建廠房、增添配套設備、對操作人員進行培訓，對機器進行保養、維修等等。接下去，在生產規模擴大了上百倍之後，資本家或工廠主還要在市場營銷、商品調運等方面作相應的投入。所以，該機器新創造的價值應該在上述所有環節進行合理的量化分割、分配，至於具體的分配比例，應視各方貢獻大小、承擔風險的大小綜合協商決定。這些已是現在人們的常識，是連小學生也懂得的“遊戲規則”。



可是，馬克思卻不承認這些，他只承認工人的活勞動創造了價值，因為產品最終是經工人之手“生產”出來的，所以，新增財富應該全歸工人，其他人分占就是剝削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他甚至把發明創造機器的科技人員、管理人員、營銷人員都說成是幫助資本家榨取工人剩余價值的幫兇。妳看，多麽荒謬的邏輯，多麽強橫霸道的“理論”！因此可以說“剩余價值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最違反科學、以偏概全、以愚昧落後對抗文明進步的壹種 “偽科學”，建立在這壹理論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為了掩飾“剩余價值論”的偽科學本質，馬克思故意在價值的產生和形成的方式、利潤在不同領域、不同環節的形態變化、以及所謂“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形成等方面故弄玄虛地大做文章，以貌似高深的“客觀規律”嚇唬人、胡弄人。其實不管怎樣都改變不了它的偽科學、反科學的本質，很明顯，馬克思編造出這個“剩余價值理論”、“剩余價值規律”目的在於取悅工人，強調資產階級乃至整個社會都依賴於對工人的剝削，借以煽動工人對“資產階級”的仇恨，喚起工人們“名正言順” 地去造反、搶奪。



在這裏，也表現了馬克思對科學技術、對知識分子的鄙視和仇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卷中說：



“機器不僅是壹個極強大的競爭者，隨時可以使雇傭工人過剩……蒸氣機壹開始就是‘人力’的對頭……可以寫出整整壹部歷史，說明1830年以來的許多發明，都只是為了保護資本對付工人暴動而出現的。”



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英國工人階級調查》中更表達了對機器發明的敵視態度：



“機器上的每壹種改進就掄走了工人的飯碗，而且這種改進愈大，工人失業的就愈多。因此，每壹種改進都像就業危機壹樣給某壹些工人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即匱乏、貧窮和犯罪。”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譴責“機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繼續不斷的改良，使工人的整個生活地位越來越沒有保障”。



從中可見馬克思主義 的反文明、反進步本質。



在資本主義初期，當機器的發明和使用逐漸興盛起來的時候，工人將機器和機器發明者視為自己的死敵，他們開展了大規模的“搗毀機器”運動，機器發明者甚至被殺死。荷蘭、英國、法國都出現過這種搗毀機器、追殺機器發明者的運動。這壹事實證明了，工人階級並不如馬克思所說的具有先天的“先進性”，他們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是反科學、反進步的愚氓。工人與大機器生產結合是被迫的、被動的。在工人打砸機器的反文明、反進步的行動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旗幟鮮明地站在工人壹邊，這也就說明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什麽先進的科學，而是相反，它仇視科學、進歩，保護落後和野蠻。它的壹切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挑動工人起來造反，讓共產黨人借機登上國家統治者的地位。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但是，文明的腳步是不可阻擋的，機器代替手工的時代，仍然不期而至，而且滾滾向前。面對機器取代手工勞動不可阻擋的趨勢，馬、恩只好把矛頭轉向“資本”，發洩對資本家創造了新生產力和新生產方式的仇視。在《共產黨宣言》中，危言聳聽地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充滿了血腥和骯葬”，資本“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為了醜化、詆毀“資本”，馬克思、恩格斯甚至不惜對封建農奴制唱起了贊美詩和挽歌，且看它在《宣言》中的描述：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地位的地方把－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情、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



這是壹段頗能蠱惑人心的文字，可惜，它說的不是事實，而是摻雜了偏見、歪曲和撒謊。它極力攻擊、醜化資產階級的金錢至上和冷酷無情，實際上，以金錢關系和契約關系取代封建制度下的等級制度和強制的人身依附關系（歐洲實行的領主——農奴制就是這種關系），是歷史和文明的壹大進步。“金錢至上”也在壹定程度上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就在馬克思為封建的生產關系唱贊美詩和招魂的時候，人們並沒有忘記過去不久的對封建專制制度的記憶：路易十四、巴士底獄、斷頭臺、以及路易十六的人頭……難道馬克思要否定這些偉大的革命事件？馬氏故意誇大封建制度下溫情脈脈的－面，又故意誇大、渲染了資本主義抹殺人性的壹面，這都是以偏概全。事實上，資本家們的精打細算與人性的溫情脈脈並不矛盾，就像今天西方國家很多資本家壹邊精打細算賺錢，壹邊大手大腳做慈善；資本家也不排斥宗教，排斥文明，他們熱衷藝術，追求享受，他們鐘情自由民的憲政制度，開啟了豐富多彩、五光十色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今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也都成了它的俘虜。總之，資產階級開創了比封建社會、比小生產者更加瑰麗多彩的生活，更加發達進步的文明。對金錢和財富的追求，本身絕對無罪而且有功。“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並沒有使人類墮入寒冷的冰窟之中，卻反而更加接近天堂的幸福之門了。倒是馬克思主義倡導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斬斷了人世間壹切溫情，撕下了人性中最後壹塊面紗，剩下的只有冷酷無情的、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兩相對比，誰是文明進步，誰是野蠻反動難道還不－目了然嗎！







五、鼓吹暴力，鐘情血腥的“無產階級專政”



壹個人對待暴力的態度，往往是判斷其品格、人性、良知的天然尺度，對政客尤其如此。可以說，壹切鼓吹暴力、鐘情血的統治者哪怕戴上最耀眼的光環、披上最美麗的外衣，也掩蓋不住其豺狼虎豹的丒惡本性。馬克思主義就是披著“解放人類”外衣的的豺狼虎豹，它比－般暴徒更加高明，也更加惡毒毒辣，它以同情弱者、追求正義之名，行暴虐劫掠殺戮之實。



馬克思主義承認，它與“空想社會主義”和後來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它認定在獲得政權後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就不打自招地表明了它鐘情野蠻、嗜好血腥的暴虐本質。



馬克思主義壹開始就是以壹種造反、復仇者的面目出現，在《共產黨宣言》中得到淋淋盡致的表現，通觀全文，到處是氣勢洶洶、張牙舞爪的挑釁言詞，壹付要把現實世界砸個稀巴爛的架式。為了標榜自己的獨特，它與歐洲－切社會主義政黨劃清界線，獨創了“共產黨”這－名詞，它甚至將聖西門、付立葉、歐文斥之為“反動”、“保守”。總體說，馬克思主義的本質集中體現在其堅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上。馬氏在他1850年寫的《法蘭西的階級鬥爭》壹書中，第壹次使用了“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的字眼。其後，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宣稱：“在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這就是後來壹切共產黨獨裁者推行極權統治的理論根據。而共產主義天國也就被永遠地推後了。



馬克思高度贊揚了1871年“巴黎公社”時期實行的“工人階級專政”。但指責它專政得不夠徹底（如沒有沒收法蘭西銀行和及時向凡爾賽進軍），沒有徹底“推毀舊的國家機器” ，因而最終遭致失敗。馬克思及其後繼者把是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作為他的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的分界線。



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內涵和特點是什麽呢？，列寧對它的解釋是：“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約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換句話說，專政就是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的暴力行為。這比之封建帝王的專制又更進了壹步。也因此，後來－切列寧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都遠比歷史上任何政權更為野蠻、殘暴。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專政”的後果是十分清楚的，從英國的“克倫威爾 ”專政，法國大革命時的雅各賓專政，“專政”的後果除了演變成血淋淋的個人獨裁和無法無天的大屠殺之外，實在沒有什麽值得稱頌的地方。然而馬氏不管這些，仍然執意要實行專政。



為了給他的“無產階級”專政制造合法性，馬克大肆鼓吹所謂無產階級的“先進性”，說他們它與最先進的現代大機器生產相結合，所以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他們又是“無產者”，所以最“大公無私”，“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還說：“如果它通過革命使自已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麽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和階級本身存在的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已這個階級的統治。（見《共產黨宣言》）



這是如果不是別有用心的欺騙，就是十足的書呆子式的推理。按照常理，人類中的“先進者”要麽是知識文化上的優秀分子；要麽是創造財富中的能人。而作為無產者的工人，在文化知識和財富創造兩方面都幾乎都是“空白”，處在社會底層，何來先進性可言？至於大公無私雲雲，則純粹為政治需要加給對方的壹頂高帽子，有如誇獎乞丐最為“清廉”壹樣。至於他們掌權後要消滅自已的統治雲雲，則近乎癡人說夢。後來無數事實證明，那些“無產者”－旦奪權成功，有了權勢，其追求超級享受的本領會讓帝王汗顏，而他們的無知和愚味，在統的野蠻殘暴方面、在摧殘文明方面，都會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統治者。簡言之，無產階級既不是什麽“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專政”恰恰成了萬惡之源。



今日，“無產階級專政”已經成為臭不可聞的國家恐怖主義的代名詞了。原因便是那些列寧版的 “社會主義”國家，借“無產階級專政”之名，行使不受限制的恐怖統治，結果，在那裏分配更加不公，官員更加腐敗，特權更加橫行，社會更加黑暗。最後的出路不是垮臺，就是“變質”。所以，今日連自詡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極少數共產黨國家都不願意再打這個旗號了。







六、對未來“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信口開河式的“設計”， 給後世帶來無窮災難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馬克思在談到他未來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具體蘭圖時，已經顯得力不從心、甚至黔驢技窮了。這是必然的，因為那只是個想象中的烏托邦，誰也不可能為其開出壹套周全的，實用的“處方”。但是，為了自己學說的完整性，馬、恩不得不借助於曾被他斥之為“反動”、“保守”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成果，再加上自己的壹些想象，拼湊成信口開河式的未本社會的蘭圖。概括地講，大致是：



共產主義社會是產品經濟，物質極端豐富，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但考慮到這壹目標短期難以實現，便將它分成“低級”和“高級”兩個階段，在低級（或初級）的階段叫做社會主義，只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樣就把所謂高級階段的共產主義變成真正的畫餅了。



這個社會徹底消滅私有制，實行完全由國家控制下的公有制（實即國有制），和在此基礎上的計劃經濟。它生產的是產品而不是商品，因此它不需要貨幣，不經過交換，而是實行直接的“等量勞動等量分配”；所以也就消滅了任何形式的剝削和被剝削。



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實現這個目標呢？馬、恩的說法似乎很簡單，很容易，比如消滅私有制，只要用暴力手段剝奪“剝奪者”（即有產者），來壹場生產資料歸公就行了。但實際上絕非如此簡單，諸如公有化的具體形式，是全國統壹國有化、還是分級分地區公有化；是實行全國統壹分配還是分地區統壹分配；公有化的企業由誰去管理，怎樣監督才能避免公有企業的管理者成為新的資產階級和官僚；如何使工人由過去雇傭勞動者真正變成企業的真正主人；在企業壹切活動按計劃、指令執行的情況下，如何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等等。又如按勞分配，衡量個人労動量的具體方法和標準是什麽，在沒有貨幣作為價值尺度的情況下，如何做到“等量勞動獲取等量報酬”；什麽是“各取所需”，由誰來界定這種“所需”；在社會成員腦力、體力參差不齊的情況下，如何實現人人政治上、經濟上的平等。這些都是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其中很多蘊含了復雜的矛盾。但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就這壹切給出具體答案。後來的事實證明，正是這些問題成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無法解決的痼疾，也成了促使這些 囯家垮臺或者”變質”的重要因素之壹。



要消滅壹切形式的剝削，首先就必須找到壹種絕對公平、公正的分配方法。馬克思給出的答案是：先精確計算社會的勞動總量，確立總供給和總需求，保證兩者總體平衡；然後計算每壹個個人所能提供給社會的勞動量，借以確定他從全社會的勞動成果中可以分得多少產品和服務，使之既不受“剝削”，又不剝削他人。這個重任當然只能由國家來完成。但在壹個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億人口的國家，要進行這種精確計算，無疑是個天大的難題。如何解決這－難題呢？在馬、恩的有關論述中，他們曾試圖破解這個不亞於哥德巴赫猜想的難題，請看在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說法：



“在壹個集體的，以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社會，生產者並不交換自己的產品，耗費在產品上的勞動，在這裏不表現為產品上的價值，不表現為它們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構成部分存在著。”於是，“每壹個生產者，在他作了各種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壹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



妳看他說得多麽玄乎，多麽輕巧！但幾乎是以“不答作答”。妳看，每個人的勞動直接就變成了“社會勞動”，不要經過交換，不要經過價值判定和換算，不需要貨幣，也不需要考慮各種流通環節，總之，不需要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全社會的產品就能公平、平等、不偏不差地分配到每個人的手上了。



然而誰都知道，社會上每個人的“勞動的量”是千差萬別的，他們從事的具體勞動也是千差萬別的，如果取消了“社會勞動”和“價值”的概念，取消了統－的價值尺度和核算工具，如何才能做到 “等量勞動換取等量報酬”呢？馬克思沒有回答，他也不可能回答。他只像上帝－樣指出“應該怎樣”就完事了。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試圖解答這個難題，他說：“社會壹旦占有生產資料，並且以直接社會化的形式把它們應用於生產，每壹個人的勞動，無論其特殊用途是如何不同，從壹開始就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那時，壹件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曲折的途徑加以確定，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些產品平均需要多少的社會勞動……人們可以簡單地處理這壹切，而不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



原來恩格斯也沒有什麽妙法，他提出的是靠“日常的經驗”，靠主觀的判斷。真是越說越玄乎了！在這裏，恩格斯似乎只是在面對壹個村莊、壹個生產隊、或者傅立葉的“法郎吉”、歐文的“公社”；然而對於壹個國家、壹個有千百萬人口，千百種不同行業、產業，千萬種不同用途、不同性能、不同技術含量的產品和服務來說；對於不斷變幻的供給和需求來說，恩格斯這壹說法無異於癡人說夢，是明顯的在愚弄、糊弄大眾。



實際上，別說是在那個沒有計算機的時代，就是在今天有了－秒鐘運算壹萬億次的計算機，也絕不可能把全國人民、全社會的需求與供給精確計算出來，並使每個人的付出與獲得完全相等。因為它面對的是千差萬別的“個人”， 是不斷變幻的人的思想、行為。所以，這是個無解之題。



這種信口開河式的說教如何去實施？所以，後來列寧也說：馬、恩並沒有給未來社會經濟蘭圖作出具體設計，馬克思不想制造經濟“烏托邦”。而實際上列寧及其繼任者們只能制造這種經濟烏托邦。



列寧在他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實行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尚可應付，壹旦進入正常的經濟建設，就發現沒有貨幣、沒有商品交換的“社會主義經濟”寸步難行。斯大林只好“變通”：“保留貨幣的形式即‘外殼’，只作為核算工具”。至於這樣變通後，是否能保證“每個人付出的勞動，在作了各種必須的社會扣除之後，剛好等於他給社會付出的勞動量”，那就只有天曉得了！最後它實際上執行的是－種比資本主義更為惡劣的“按權分配”的強制計劃經濟，這種制度窒息了人們的智慧和創造力，扼殺了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原來宣揚的“共同富裕”變成了“共同貧窮”，實行這壹體制的國家無例外地變成了“短缺經濟”。



也許有人會問：這種經濟烏托邦為什麽也能維持了幾十年之久呢？答案是：這種制度下受苦受害的是－般民眾，官僚們反受其“益”。而對於民眾來說，他們只能忍受，因為在現代條件下，在強大的極權統治之下，他們不可能揭竿而起，他們沒有選擇，只有老老實充當奴隸。



但也 正是這個經濟烏托邦，終究使它在與資本主義的競賽中敗下陣來。



行文至此，不覺想起17世紀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的名言：



“財產不可公有，權力不可私有，否則人類將進入災難之門。”



說得多麽精準！而馬克思主義恰恰與這個警告背道而馳，它將私人財產“公有化”，而將公權力變相“私有化”。墜入災難之門就是不可避免了。



最後，還應提及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宣示的共產黨壹些基本政策主張和價值觀，這些本屬於公開的東西，但知道的人卻很少。它涉及到的東西很多，這裏僅擇其－、二。



壹是該文第二即部分“無產者和共產黨人”中提到的消滅家庭和實行公妻制的問題，《宣言》的原文是這樣說的：“連極端的激進派也對共產黨人的（消滅家庭和實行公妻制——筆者）這種可恥意圖表示憤慨。”



那麽，“共產黨人” 是如何答復這種指責的呢？作者說：資產階級叫喊“妳們共產黨人是要實行公妻制的啊”， “我們的資產者裝得道貌岸然，對所謂的共產黨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驚訝，那是再可笑不過了。公妻制無須共產黨人來實行，它差不多－向就有的。” “資產階級的婚姻實際上是公妻制。人們至多只能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想用正式的、公開的公妻制來代替偽善地掩蔽著的公妻制。”



這樣我們也就說明白了：“共產黨人主張正式的、公開的公妻制”。



馬克思言出必行，他自己以身作則，他與女仆海倫通奸，使其成為自已的“性奴”，從精神和肉體上完全占有了她， 海倫的勞動也就不用付給報酬了。當然，這只是他的個人所為，個人的實踐，還達不到在全社會實行公妻制的目的，因為其時馬克思尚未掌握國家政權。列寧就不同了，他奪得了政權，在他領導所謂的“十月革命”中，－度實行了 “公妻”—— 在男女關系上推行“壹杯水主義”， 形成了全社會的亂倫狂潮。中共在莫斯科受訓的領袖們也占染此風，掀起了“換妻、換夫”熱潮（參見本書第二部延安整風章節）。又據說列寧本人也因淫亂無度染上性病（梅毒），成為促使他過早死亡的原因之－。



由此也就可見，馬氏和列氏不是個壹般的學者，也不是壹般的“革命家”，而是打著“與傳統觀念決裂”的旗號、充滿暴力嗜好和流氓精神的狂徒，由此也就可以知道為什麽當時歐洲各國視共產黨為“幽靈”， 視共產主義為“瘟疫”了。



次是《宣言》中提到：“有人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要取消祖國，取消民族” 的問題。馬、恩怎樣回答呢？不答作答，他們寫道：“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 接著進－步強調：“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 意思是說，只有奪取政權、成為統治階級才是最重要的，政權就是壹切，其他任何東西，包括國家、民族，在政治利益面前都不值壹提。所以，後來蘇聯以外的各國共產黨人都不承認自己有祖國，不承認自已的民族，他們都只把蘇聯當作自己的祖國。毛澤東就明確地說：共產黨人的祖國是蘇聯，首都在莫斯科。



既然不承認自己有“祖國”，當然也就不把“賣國”當作壹回事了。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列寧便要求他的第三國際成員，趁本國參戰之機進行破壞搗亂，促使自己的國家戰敗，以便共產黨亂中奪權。在中國，當1929年蘇聯發動侵略中國的中東路戰爭時，中共響應莫斯科的號召，居然要拼死去“武裝保衛蘇聯”，原來蘇聯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



還有如：宣言中說有人認為宗教、自由、正義、道德是“永恒真理”，“但是共產主義要廢除永恒真理，它要廢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產主義是同至今的全部歷史發展進程相矛盾的。”



這樣我們就懂得了：為什麽馬克思及其傳人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之流，都自覺地跟既有的人類文明對著幹，逆歷史潮流而動，絕對“廢除”——而不是“革新”——人類的“道德”，並與“自由、正義”這些“永恒真理”勢不兩立。



僅僅從這些極不全面的介紹和分析中，我們就知道馬克思主義是什麽貨色了。









馬克思暴力社會主義的扭曲與發展：列寧主義







在中共的各種教科書和宣傳資料中，都把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並稱為“馬列主義”，有意將兩者混為壹體，目的自然在於說明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宗”傳承和發展。而壹般人亦不求甚解，把兩者當作壹回事。比較專業的著述則介紹了列寧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壹些內容，當然都系正面的評價，說明列寧對馬克思思想主義的重大貢獻雲雲。



其實，按照真正“正規” 的排序，馬死後是恩，恩死後則是他親自指定的“遺囑執行人”伯恩斯坦，所以，伯恩格斯坦才是馬克思主義“合法”繼承人。伯氏後來對馬克思主義作了重大修正，這種修正其實是對晚年恩格斯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理應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正宗承傳。後來的列寧，則從相反的壹方“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將早期馬克思主義的暴力壹面加以充分發揮，使之向更為激進的布朗基主義靠攏，形成壹種馬克思主義與布朗基主義結合的極左怪胎。



但是由於列寧後來奪得了俄國政權，便以國家的力量向全世界輸出列寧版的馬克思主義，致使在後世人的眼中，它反而成了正宗。



列寧主義被作為壹種“主義”稱呼，與先前的馬克思主義和後來的斯大林主義壹樣，都是其政敵在論戰中攻擊它的壹種貶義詞，由此可見暴力的馬克思主義及其傳承者從來就是不得人心的。只是後來他們的信徒將計就計，把它們當作正面的詞義加以使用。



列寧主義的主要特征是什麽呢？它的傳人斯大林在其1924年所著《列寧主義基礎》中對它的定義是：（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斯氏的意思是說：當時的資本主義已不同於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了，它已發展成了“帝國主義”，按照列寧的解釋，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它快要“死”了，所以特別瘋狂，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侵略、戰爭。列寧說，由於資本主義發展成了帝國主義，它們為了爭奪工業原材料和商品市場，爭奪殖民地，產生了矛盾而且互不相讓，於是就發動戰爭，第壹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樣發生的。列寧主義也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它提出的重要的新觀奌就是“修正” 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革命必須在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並且要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動才能取得勝利的論斷。列寧認為，這時的帝國主義已經不是鐵板壹塊，無產階級完全可以利用它們相互之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資本主義最不發達的國家）發動革命並取得勝利，然後用同樣的方法，在其他落後國家取得勝利。而不必考慮這些國家的發達程度和社會發展階段。



列寧的這壹修正，其實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因為這樣壹來，共產主義革命就可以不是發生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可以發生在壹切國家，特別是落後的國家。這就從根本上推翻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推翻了社會發展必須由低級到高級的邏輯。它在客觀上把共產主義革命等同於壹般的改朝換代了，而這種改朝換代的結果，也就很難說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或者“共產主義社會”了。



馬克思曾非常明確地指出：“無論哪壹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細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列寧完全推翻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壹“原理”， 因此他所創立的“蘇聯” 到底是什麽性質的的“國家”和“社會”，是非常可疑的，需要加以重新認定。



其實不管列寧也好，斯大林也好，他們都知道自己從事所謂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借用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名義，不過是壹種手段，壹種策略。這個手段、策略必須為自己所用，為自已服務，而不是倒轉過來為其所制。如果真的按照馬克思的理論，俄國的革命就不能搞了，搞了也不能叫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那還拿什麽去號召、組織工農群眾呢？所以，經過權衡，列寧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篡改馬克思主義。只要能奪取政權，其他壹切都不重要。從這壹角度說，列寧是壹個十足的實用主義者、機會主義者。



在同壹著作裏，斯大林進壹步指出了列寧主義的“精髓”：“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怎樣才能爭取無產階級專政，怎樣鞏固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斯氏在這裏亮出了列寧主義這壹“底牌”， 也說出了壹切追求專制獨裁者的心聲，這乃點睛之筆。斯氏之所以如此坦率說出這壹點，也是為自己日後繼承列寧的位置，實行比列寧更加殘暴的獨裁統治制造輿論。果然，斯氏掌權之後，就進壹步發展了“列寧主義”，實行比列寧更加殘暴專制的“斯大林主義”。



列寧和斯大林說他們實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那麽，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究竟是什麽樣子的呢？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明確說過，未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應遵從“巴黎公社原則”，而“巴黎公社原則”的基本要求是：參與“專政”的政黨應代表無產階級各階層、各派別（左、中、右各派），而且，這個政權的各級官員、法官都由公社社員直接選舉產生，選民並有權監督他們，並可以隨時彈核和罷免他們。



然而，列寧在實踐中卻完全拋棄了這些基本原則，他首先把無產階級各黨各派派共享的“專政”變成“布爾什維克”壹黨壹派的專政。接著，很快又將“布爾什維克專政” 變成他個人的獨裁，並且宣布：“個人獨裁（應）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



這樣，馬克思所說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官員必須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接受選民監督並可以彈核、罷免，也就全被他取消了。列寧毫不猶豫地將官員的任免權變成他壹人的專利，他壹人隨心所欲地獨裁。列寧並且如此解釋“專政”這壹概念：“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約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釆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全集》第3卷第216頁、623頁）



由此可見，所謂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壹種虛晃的托詞，列寧主義的真正含義是壹種為達到奪取政權和保住政權目的的不擇手段的極權主義。它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完全拋棄並加以篡改，它釆取馬克思主義的壹些做法，如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等等，不是忠於馬克思主義，而是這樣做更有利於其實行極權專制統治。它將馬克思主義變成了壹種新型的、更加惡劣的“君主制”（ 有人稱之為“黨主制”）。 後來，蘇聯及所有蘇式“社會主義國家”， 都遵行列寧這種模式，所以稱其為“列寧主義國家”更為合適。。



列寧在其革命成功六年就去世了，很多事情還沒有來得及辦，繼任的斯大林進壹步發展、完善他的這壹體制，使其變得更完善，更惡劣。



蘇聯垮臺後，中共曾經宣傳壹種觀點，說列寧選擇斯大林作接班人是壹個錯誤，而且在最後關頭列寧察覺了這壹錯誤，想加以糾正，故在臨終前寫下了壹封遺囑，要求在其死後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上宣讀。遺囑中提到斯大林的個人性格粗暴、專斷、不善於團結同誌，不適合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總書記壹職。這封遺囑的原文未見公布，據說被斯大林扣下並燒掉了。當局宣揚的這個故事意在說明後來蘇聯出現斯大林的專橫暴政主要是列寧選錯接班人所致。這就顛倒了事情的因果關系，正如中共創始人、首任和連任五屆中共總書記的陳獨秀晚年所指出的那樣：“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產生了獨裁制。”“我們若不從制度尋求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 壹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個斯大林在俄國和別的國家產生出來”。陳氏的點評可謂壹針見血。就拿列寧遺囑這件事來說吧，假若真有其事，列寧本人就被他自己建立的領袖獨裁制給打敗了，因為新的總書記有權扣壓他的遺囑並把它給燒了！



下面我們具體看壹看列寧主義究竟在哪些方面修正、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這裏說的“馬克思主義”是指上壹章中的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



（壹）提出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不壹定發生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可以發生在很不發達的、落後的俄國；可以不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動、同時取得勝利，而是可以在壹國內取得勝利。從而從根本上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革命的的前提和性質。



關於這壹點，上面己經說過了。經過列寧這壹篡改，於是後來出現了如中國、北朝鮮、印支三國、古巴等－批更加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革命實際上己淪為落後國家造反奪權的野心家蒙騙人民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則成了壹小撮野心家實行獨裁和恐怖統治的代名詞。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肯定會起來辟謠，指斥包括前蘇聯在內的所有 “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冒牌貨！實際上，迄今為止，馬克思所說的那種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革命根本沒有犮生，所以地球上也沒有過馬克思所說的那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



（二）修正、歪曲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馬、恩所說的“無產階級”，是特指近代產業革命後的產業工人，並非是指壹般的手工業工人或“窮人”。產業工人的特點是自己沒有生產資料、完全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同時又具備大生產所必須的技能和組織紀律性，是直接與資本家對應的人群。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特別說明他們所說的工人階級不包括農民、城關市民；宣言中把農民、市民和城市手工業者以及其他小私有者統稱為“中等階級”（或“中間階級”），說“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指其力圖保留小私有制，並努力成為資產階級——筆者）。《共產黨宣言》第三部分專門辟出壹小節批判“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就是針對此類人。而對於窮人中的流氓無產者，馬恩持更鄙夷的態度，說他們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部分”。



然而，列寧出於實際的造反奪權需要，擅自把“無產階級”的概念擴充為“工人農民和革命士兵”。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工農兵蘇維埃專政”。在奪取政權的戰爭中，更是大力吸收流氓無產者參加“革命隊伍”。這就使這場“革命”的性質變得“模糊不清”。（在中國，因為產業工人更少，共產黨的奪權戰爭，是壹場完全的“農民戰爭”，在初期更是主要依靠“流氓無產者”（參見毛澤東的《井岡山的鬥爭》）。



其次，馬氏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指整個階級的專政而不是－黨專政，更不是個人獨裁。列寧完全背棄了這－原則，把它變成自己個人的獨裁。又按照馬克思的解釋，這種專政是在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以後建立的壹種過渡形式，它的任務除了鎮壓敵人反抗、保護政權以外，壹個重要的、不同於其他政權的特殊使命是，要創造條件，逐步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消滅它自己的統治。



可是，列寧在奪得政權後，因為俄國沒有多少“無產階級”，只得改提“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 後又攺為“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或“工農民主專政”、“工兵農專政”等等。 雖然本質上都是共產黨壹黨專政，但已經遠離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內涵。



據學者考證，“專政”壹詞始出自古羅馬共和時期，本是羅馬共和國在遭遇戰爭時的壹種非常體制，即臨時中斷共和，授予軍事統帥以不受羅馬法限制的短期獨裁權力，戰爭結束後獨裁官即卸任交權於議會，而議會則許諾不追究其在獨裁期間的行為。馬克思采用這壹詞語表明，他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只是仿效“迪克推多”的壹種過渡措施，目的是在革命秩序尚未完全確立之前，為了不使革命半途而廢而采取的臨時性措施。



然而，列寧為了給自己專制獨裁制造理論根據，在《國家與革命》等著作裏，以國家尚不具備消亡的條件為由，提出在整個由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社會主義）向高級階段（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無產階級專政不僅需要而且還要加強，實際上把專政永久化。又由於列寧在奪取政權過程中把所有其他革命政黨都消滅了，他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成了－黨（布爾什維克）專政。



壹黨專政剛剛鞏固，列寧就又著手實施黨內的領袖獨裁制。他從改變黨內選舉制度開始，將原來由下至上的民主選舉各級領導人，改變為由上而下的指派和委任制，黨內民主被廢除。然後，他利用原來的肅反組織“契卡”，作為對付黨內、外的異見分子和政敵的特務組織，“契卡”後來發展成為秘密政治警察格克勃，成為斯大林剪除異己、實行個人獨裁的的恐怖組織和斯氏個人的專政工具。



在國家學說方面，列寧主義也暴露了它的赤裸裸的極權主義本色，列寧公開宣稱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 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國家機器就是用於壓迫被統治階級的。這是赤裸裸對啟蒙思想家關於國家“契約性質”的踐踏和倒退，甚至連封建帝王的“奉天承運”、“代天牧民”都不如。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寧的“革命”目的，就是建立以他為首的少數政客對人民的極權統治，此外－切都是偽裝和欺騙。



杜撰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垂死的、腐朽的資本主義”的理論，瘋狂向全球輸出共產主義革命。



早在1916年，列寧發表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壹文。列寧所稱的“最高階段”即“最後階段”，他斷定資本主義已經走到盡頭，成了“壟斷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國主義”，世界進入了“無產階段革命的前夜”。他號召全世界的無產階段立即行動起來，與帝國主義作鬥爭，將這個“垂死的”、“萬惡的”帝國主義送進墳墓。



列寧編造出“帝國主義”這壹“新概念、新理論”之後，隨即在莫斯科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專事向各國“輸出革命”， 統壹指揮各國共產黨的造反奪權活動。可是，它的擴張首先在歐洲碰壁，共產黨在德國、匈牙利等地的“起義”被鎮壓下去，在西班牙也最終失敗。現實使列寧及其繼承者認識到：暴力共產主義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市場。於是迅速轉變策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出了將貧窮落後的東方國家作為它擴張、滲透重點的決定，中國則成了首選。



後來的事實證明，列寧這壹戰略轉移是“正確的”、成功的，“共產主義革命”只有在貧困、落後、具有專制傳統的國家才有市場。而這壹事實也恰好證明了列寧式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本質，實際上就是扶持壹小撮蘇共的走狗在貧窮落後、傳統統治者力量薄弱的地方變相復辟君主制，達到將蘇聯建成世界共產黨超級帝國的目的。



從理論上考察，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更是壹派胡言。如今－百年過去了，這個“腐朽的、垂死的、日落西山、奄奄壹息的帝國主義”（ 毛澤東語）不僅沒有死去，反而比過去更好，更加生機勃勃，並成了無可爭議的世界主流。相反，列寧創立的布爾什維克黨及其“偉大的社會主義蘇聯”，卻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自行解體、完蛋了。那些用武力拼湊起來的衛星國，殖民地也樹倒猢猻散，連同它們的主子壹起加入到“資本主義陣營”中去了。



“列寧主義”還用得著批駁嗎？！



（四）提出並實行了壹套與極權主義政治體制相適應的黨建理論，將共產黨改造成淩駕於國家權力之上的超級暴力、黑惡組織。



列寧的布爾什維黨（後改稱蘇聯共產黨）的母黨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原是帶有壹定民主色彩的政黨。布黨從其中分裂出來後，列寧對其進行了徹底的改造，使其具有了與極權主義相適應的黑惡組織性質，如建立鐵的紀律，實際上能進不能出，活著進去，死著出來；領袖獨裁，高度集權，黨員必須無條件效忠黨的領袖；建立嚴密的全黨監控系統，實行特務統治。在奪得全國政權後，將黨組織淩駕於政府之上，實行以黨治國的“黨國體制”。共產黨壟斷全國的政治、経濟和意識形態，還變成為遍布全國各個角落、對全民實行監控的超級特務組織。這－切後來都被推廣到所有蘇式共產黨國家中去。



領袖專制獨裁不可避免地要引發黨內矛盾和鬥爭，於是，殘酷的“路線鬥爭”連綿不斷，內部清洗、屠殺成為蘇聯共產黨內的特殊“風景線”，並被所有共產黨囯家所仿效。



（五）創造了在落後國家中進行俄式社會主義革命的“兩階段理論”， 即首先打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招牌，借以欺騙民眾，籠絡人心，然後，在適當的時候通過實行“工農民主專政”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為共產黨壹黨專政。



列寧的這壹策略非常成功，從此，壹些東方落後國家的共產黨信徒和流氓政客，均打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旗號，騙取本國人民的支持，待到奪權成功，立即変臉，宣布實行“工農民主專政”，接著又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這壹策略首先在中國運用成功，並被毛澤東加以發展，成為中共奪權成功的“三大法寶”之壹的“統戰”法寶。所以，列寧及其繼承者，實為超級的“政治詐騙集團”。



總而言之，列寧主義是比早期馬克思主義更加暴力、更惡劣的極權主義。



最後，探索壹下列寧主義的淵源。筆者認為，列寧主義除了發展了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的之外，還受到法國早期激進和冒險主義革命家布朗基的“布朗基主義”的影響，並與之結合。布朗基雖然出身於官僚家庭，但卻是個狂熱的暴力革命的鼓吹者和實幹家，曾多次組織領導過武裝起義。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死刑（未執行），壹生大半時間在牢獄度過。布朗基也贊同共產主義，但他褪去了馬克思主義那壹套煩瑣的、騙人的“哲學”外衣。他說得幹脆、直接，不加掩飾。他認為只要能奪得政權，不管國家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也不管社會處於何種階段，通過暴力專政，就能實現共產主義。他推崇“革命暴力”、推崇“專政”，不過他並不認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 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些都是騙人的幌子。他明確宣稱，革命和專政都是靠少數革命家去實現的事！妳看，除了沒有馬克思主義那套繁瑣騙人理論之外，其他與列寧主義如出壹轍。由於布朗基否認了馬克思主義那套“理論”， 所以被馬、恩及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嚴加攻擊，樹為“敵人”。其實兩者本是孿生兄弟。到了列寧，他在實際上與布朗基合流，但他學布朗基主義只做不說，主要是因為布氏說話太直白了。列寧還要借助馬克思主義的欺騙功能，因為馬克思主義中有壹些適合勞苦大眾口味的東西，對民眾更具欺騙性。



關於布朗基主義，恩格斯在晚年對其有壹段極中肯的評語，恩格斯指出：“由於布朗基把壹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數革命家所實現的突然變革，自然也就產生了起義成功以後實行專政的必要性，當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現實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於壹個或幾個人的專政。” 這與幾十年後列寧的“革命”多麽吻合。



不過，就個人品格來說，列寧以及其後的斯大林，毛澤東之流，卻遠遠不能與布朗基相提並論，布朗基直言直往，不打誑語，不騙人；他是壹個真誠的革命者，傳統的反叛者，而且似乎看不出他有當新帝王的思想，在他逝世的前壹年（1880年）還辦了壹份叫做《不要上帝，不要老爺》的報紙。



與壹心想當新沙皇，當當今秦始皇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之流相比，布朗基算得真正的革命家。









附壹：關於“十月革命”的真相及“斯大林主義”







隨著前蘇聯的瓦解，歷史擋案的解密，壹些長期以來被共產黨當局刻意隱瞞、歪曲的歷史亊件，其真相逐漸浮出水面，所謂“十月革命” 即其中之壹。







壹、所謂“十月革命”的真相



凡是在共產黨國家生活過、讀過書的人無不受到這樣的教育：是蘇聯共產黨發動“十月革命”武裝起義推翻了沙皇專制統治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從而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毛澤東則說：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譽為“二十世紀世界歷史最偉大的事件”。



然而，根據解密的俄羅斯檔案，原來這也是壹場騙局。



真正的情況是，“十月革命”不是壹次推翻沙皇俄國帝制的武裝起義，沙皇政府已經在俄國各個革命黨派聯合行動的1917年二月革命中被推翻了；所謂的“十月革命”實際上是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黨策劃的壹場對二月革命後成立的臨時政府的“軍事政變”，是列寧排除其他革命政黨、獨占革命成果的壹次陰謀亊件。



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次各個革命政黨的聯合行動，沙皇尼古拉二世沒有采取鎮壓措施，而是主動退位，成就了這壹結束帝制的偉大革命。所以這位沙皇被稱為“赤誠的愛國者”。沙皇退位後由國家杜馬（議會）選舉出了－個委員會執行過渡政府的職能，以便籌備召開制憲會議，選舉正式政府。這個委員會就是史稱的臨時政府。所以，臨時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籌備召開全俄各黨各派都參加的立憲會議。在當時，社會主義政黨在俄國各政黨中占絕對優勢，而俄國社會革命黨則是其中的老大，它主張實行立憲民主制的社會主義。經過初步磋商，各黨各派大致同意這壹主張。如果這壹進程不被破壞，革命後的俄國無疑將是－個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國家。



二月革命時列寧尚在瑞士，他得知成立臨時政府後立即指示他國內的布爾什維克黨羽不要支持它，同時要立即組織工人赤衛隊，準備武力推翻臨時政府，奪取政權。



臨時政府接管政權後，俄國繼續參加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協約國壹方對德國的戰爭，同時，采取措施進行了－些民主改革，如放開了黨禁，釋放政治犯等。但制憲會議的籌備工作卻進展緩慢，各黨派對臨時政府的工作都不太滿意。臨時政府改換了五屆，但立憲會議仍未能舉行。



列寧於4月從瑞士回到當時的俄國首都彼得格勒，他回國的主要目的就是策動推翻臨時政府。當年7月，列寧制造了旨在推翻臨時政府的“七月事變”， 但以失敗告終。臨時政府公布了列寧叛國投敵（德國）的大批證據，被作為“俄奸”通輯。列寧無法在國內立足，再次逃亡國外。此後列寧主要在國外從事籌集政變所需資金、武器的活動，準備武力奪權。



由於其他革命黨派對臨時政府的工作也不滿意，布爾什維克黨與其他了幾個政黨策劃推翻臨時政府，但是指揮這次行動的並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而是由各黨派組成的彼得格勒蘇維埃下屬的軍事革命委員會，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及其軍事委員會裏，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占最大比例，布爾什維克只占少數。



俄歷10月25日，即公歷11月7日晚，軍事委員會發動了對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的突然襲擊。此時臨時政府的軍隊在前線與德軍作戰，臨時政府首腦克倫斯基也不在彼得格勒。臨時政府本來就不是鞏固的政權組織，它的成員也沒有繼續執政的意願，也想就此把政權交還給各個革命黨派，因此進攻冬宮幾乎沒有受到抵抗。守衛冬宮的是彼得格勒士官學校的學生，士官生們並沒有進行抵抗，因為他們也願意臨時政府下臺，以便盡快召開立憲會議，建立正式的國家政權。實際守衛冬宮的只有壹支幾十人的婦女，但她們也無心、無力抵抗。攻擊冬宮的工人赤衛隊、紅水兵也是軍事委員會臨時召集的烏合之眾，但冬宮衛隊隊長主動打開了宮門，他們便壹擁而入，大批看熱鬧的市民、流民跟在赤衛隊、紅水兵後面也蜂湧進入冬宮，形同壹場鬧劇。所以，隨後“彼得格勒軍事革命委員會” 在當晚發表的“公告”中稱：“攻占冬宮之夜”“未流壹滴血就取得了勝利”。



列寧是在事發之後才趕回來的，他事後也說：“在俄國奪取政權輕而易舉，就像取壹根羽毛－樣。”



輕易就取得了推翻臨時政府的勝利，當晚，軍事委員會發表了《告工人、士兵和農民書》，宣告：“將保證按時召開立憲會議”，以便由立憲會議決定俄國的未來。



然而，列寧卻在緊張策劃獨占革命成果的陰謀。為了麻痹其他黨派，他表面上仍然表示支持召開立憲會議。但實際上則釆取步驟，將其他革命黨派排除在權力機構之外，不久，臨時權力機構彼得格勒蘇維埃，換成布爾什維克的人馬，繼而又強行撤銷了蘇維挨下屬的軍事革命委員會，然後宣布：“壹切權力歸蘇維埃”。實際上壹切權力被轉移到布尓什維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手中。



下壹步，列寧的如意算盤是：由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主持進行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如果他的布黨能夠獲得立憲會議的多數，便可“和平地”實現布爾什維克－黨專政；否則，便取消立憲會議，以武力實行政變，奪取政權。



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在順利進行中，幾千萬選民參加了選舉。列寧以為，由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主持的這次立憲會議代表選舉，布黨肯定會獲得多數，屆時就可以按他的意願行事了。但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選舉委員會公布的結果是：全部707個議席中，布爾什維克只得175席，占24.7%，它的主要對手社會革命黨獲得410席，占57.99%，另外，孟什維克獲16席，立憲民主黨17席，各個民族政黨獲86席，其余分屬各個小團體。



列寧黨的慘敗，反映了俄羅斯各族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對暴力社會主義的唾棄，對建立民主憲政國家的壹致認同。這時，列寧唯壹能做的是阻止立憲會議的召開，他召回了布黨制憲會議的代表。但他未能阻止召開制憲會議，他轉而不得不同意如有400名代表到會就可開會。結果到了410名代表，只好讓會議如期舉行。



這時列寧己決定使出他的最後招數：以武力武力驅散制憲會議。他事先在會議召開地塔夫利達宮附近埋伏了1000名水兵，還事先擬好了“解散立憲會議”的法令，只等會議開始便立刻采取行動。



1918年1月5日，立憲會議開幕。列寧在會上立即發表“解散立憲會議“的講話。隨後便召來大批武裝士兵，強行驅趕與會代表。但大部分代表不肯就範，他們硬頂軟磨，直到到次日淩晨才被全部驅走。列寧這壹野蠻行徑引發了全城工人、學生、市民的強烈抗議和示威遊行。老羞成怒的列寧早有準備，立即下令全城戒嚴，對示威遊行者實行武力鎮壓。頓時，示威者倒在血泊之中，血腥恐怖籠罩全城。俄羅斯的民主社會主義革命就這樣被扼殺、葬送了。壹個比沙皇專制十倍、殘暴百倍的政權上臺了。



由此可見，所謂“世界第壹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並不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產物，而是1918年1月5日布爾什維克發動武裝政變的產物。



這裏必須補充的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為什麽能擁有武力優勢，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呢？除了布黨歷來重視武裝鬥爭之外，主要是列寧靠出賣俄羅斯國家利益向其交戰敵國德國交換得來。列寧長期在國外流亡，第壹次世界大戰初起，列寧便認定亂中奪權的時機已到，他向各交戰國的共產黨發出指令，要求他們加緊武裝起義和搗亂，以便促使本國政府戰敗，趁亂奪取政權。但是這壹“賣國” 號召， 受到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抵制。列寧只好在俄國身體力行，他不惜與正在與俄國交戰的敵國德國政府勾結，許以在俄國制造內亂，迫使沙皇政府退出戰爭，並促使其垮臺，由布爾什維克黨亂中奪權，掌權後，與德國締結和約，並向德國割地賠款。以此換取德國對他援助足夠的金錢，購買武器彈藥，建立武裝，作為在國內發動暴亂奪權的資本。德皇威廉二世親自批準了這壹交易，向列寧提供5000萬金馬克（約合900噸黃金）的援助。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造反起家的主要資本。列寧靠了這筆資本，組織起了強大的雇傭軍，終於奪取了俄國政權。



在這場可恥的交易中，列寧充當了德國間諜。俄國臨時政府偵察到了列寧的叛國活動，在列寧組織“七月事變”失敗後，臨時政府便在報紙上公開了列寧的叛國罪證，以“德國間諜”的罪名通緝捉拿列寧。同時，列寧還與敵囯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爾其等國也進行了類似的骯臟交易。



列寧的“革命”成功了，德國政府便立即要求列寧兌現承諾。雙方開展了談判。德國要求俄國割讓15萬平方公裏國土，外加30億盧布“償還”德國。不料這壹要求遭到了俄共（布）中央領導層的反對，眼看列寧無法兌現承諾，德國政府惱羞成怒，向列寧發出最後通牒：限令俄方48小時內答復，否則下令向剛剛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發動軍亊進攻。雙方開戰了……最後，為了保住剛剛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列寧以辭職、退黨相威脅，終於迫使俄共（布）中央勉強同意與對方妥脅。可是，這時德國將賠償的價碼提高到了60億盧布，割讓的面積也要進壹步擴大。列寧無可選擇，只好全部滿足對方的條件。於是於1918年3月蘇德邊境的俄方小鎮布列斯特，蘇俄與德國及其盟友簽訂了蘇俄退出戰爭，向德國割地百萬平方公裏，賠款60億盧布的條約，即“布列斯特和約”。實即－個最大的賣國條約。



不過幸運的是，9個月以後，德國及其協約國盟友在壹戰中戰敗投降。蘇俄趁機廢除了這個條約，收回了大部分割讓的國土，但其賣國行徑已經鐫刻在俄國的歷史之上。



以上就是“十月革命” 的歷史真相，也是列寧這個俄國和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領袖、偉大導師”的真面目。



列寧用武力扼殺了俄國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以後，在國內引起了廣泛的譴責，引發風起雲擁的叛亂。即使如原來同情列寧和布黨的著名作家高爾基，也忍不住淚水在當天憤怒地寫下了《壹月九日和壹月五日》壹文，將這壹天比之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在彼得格勒對革命者的那場屠殺，高氏發出絕望的吶喊：



“列寧黨用他的來福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為之奮鬥的夢想！”



為了掩蓋1918年1月5日武力政變的事實，並證明自己的政權是靠流血從沙皇手中得來的，列寧和斯大林等在其後大肆編造“十月革命”的神話和謊言，說冬宮當時有二千余名士兵駐守，攻占冬宮之夜“是流血之夜”， “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炮聲”打響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號角”，等等。並命令偽造了大量文學、影視作品，向人們灌輸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十月革命”武裝起義開創了社會主義新紀元。而對自己通過軍亊政變奪取各個革命政黨共同的革命成果、扼殺立憲會議於血泊中的罪行則嚴密封鎖，用謊言強行代替了真實的歷史。



列寧及其布黨1月5日政變奪權成功後，全國各地隨即爆發了廣泛的示威遊行和起義、暴動，均遭到血腥鎮壓。但是鎮壓並不能平息反抗的烈火，接著便演變成全國性內戰，並引來了國際幹涉。這就是後來蘇共宣傳的外國帝國主義對蘇俄革命的武裝幹涉，“企圖將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中”的由來。



由於蘇共取得了最終勝利，這壹期間的歷史真相被長久歪曲、隱瞞、篡改，掩沒。為了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下面摘引幾則俄羅斯的解密擋案，聽聽當時民眾對布爾什維克的聲音，以窺見當時俄國之真實情況。



下面是壹支農民起義軍對奉命前來鎮莊的紅軍發出的文告：



“……難道說妳們的父輩、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義農民生活得壹樣，不是在忍受共產黨和蘇維埃的壓迫嗎? 請看哪裏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所有這壹切都被蘇維埃毀滅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和妳們都隨處可見的隨意逮捕、平白無故的槍決、搶劫和放火。幾乎在紅軍占據的每壹個村莊，在妳們的眼皮底下都有強奸婦女的事情發生。而妳們，應征的士兵以不可原諒的無動於衷面對野獸般的共產黨人所施行的可怕暴行。人民遊擊軍向們最後壹次以至永遠號召：離開紅軍，帶上妳們手中的槍回家吧，建立遊擊隊，掙脫共產黨人的桎梏。”（見《炎黃春秋》2012年第6期第87頁署名左鳳榮的文章。）



下面是壹個喀瑯施塔得－位市民寫給親戚的信：“我們喀瑯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的新聞就是天天發生暴動，因為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分得半俄磅面包，根本吃不飽，可又不能用錢買，警察到處攆人，不讓隨便做買賣；市民殺死了4個警察，現在暴動鬧得天昏地暗，不知以後會怎麽樣。水兵也在鬧暴動。人們都希望允許自由貿易，看樣子春天就要爆發壹場反對共產黨的戰爭，因為這裏所有水兵和紅軍戰士都不想要公社，他們高喊：‘打倒公社，讓我們自由生活。”（同上第88頁）



－個紅軍司令部電工梅利曼發表退黨聲明：“我目睹了以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共產黨制造的反對工人和農民的流血亊件，認為留在這個黨的隊伍裏是壹種恥辱，因此聲明退出共產黨並請同誌們吸收我加入我同樣會為之效力的我們自已的大家庭。”（同上第89——90頁）



－個女教師瑪麗婭·尼古拉耶夫娜·沙捷利的退黨聲明：“我被共產主義學說及其‘壹切為了人民’ 這句口號的聖潔和美好而深深感染，於1920年2月成為俄共預備黨員，然而就在有人對和平居民、對我深愛著的喀瑯施塔得的近六七千個孩子打響第壹槍的那壹刻，我想到我可能被當作那些濫殺無辜者的同謀，因此我從打響第壹槍的時候起，便不再認為自己是俄共預備黨員了。”（同上第91頁）



－個機械工希舍洛娃的退黨聲明：“我請求不要把我視為俄共黨員，因為我打心眼裏覺得共產黨員就是壹幫暴徒。他們就象兇殘的野獸那樣不肯放過自己的獵物，恨不得吸幹人民的鮮血。”（同上第92頁）



但是人民的反抗仍然被殘暴地鎮莊下去了。這期間，列寧還背信棄義，下令將當年主動退位、讓出政權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壹家，包括傭人、廚子全部殺個精光。



由以上所述，我們也許可以得到幾點啟示：



第壹、壹切靠暴力、陰謀、欺騙手段上臺的獨裁政權，都要篡改歷史，偽造歷史。斯大林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即是此意。所以，所有極權主義政權宣傳的歷史都是虛假的，偽造的。暴力恐怖和謊言愚民是－切極權政權不可或缺的兩翼。



第二、壹切極權政權都不可避免地有它的骯臟歷史，和不能見諸陽光的真相，因為它只能靠這些不光彩的、見不得人的血腥、卑劣手段奪取政權並鞏固政權。



第三、俄國人民，以及後來不斷被列寧、斯大林征服的其他“加盟共和國”的人民，決不是主動選擇了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而是在暴力脅迫下無可奈何的順從。



第四、在壹定時期，壹定情況下，暴力確實可以左右壹切、改變壹切，這就是社會實現，也是人類的悲劇。列寧就是靠著優勢的武力，靠著被愚弄和被脅迫的民眾充當他的炮灰和工具，將俄國各民主革命政黨和民眾的反抗殘酷地鎮壓下去了，建立並維持了他的赤色帝國長達七十四年之久。



但是，如果從人類總的歷史發展趨向來看，向著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方向邁進仍然是人類社會不可阻擋的潮流。七十四年後，蘇聯這個龐大的、曾經不可壹世的赤色帝國終於土崩瓦解就是最好的證明。







二、關於斯大林主義



斯大林是繼列寧之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另壹位魔王級人物，但他本人並沒有刻意建立什麽“主義”， 是後人和他的政敵幫他總結出了壹個“斯大林主義”。



“斯大林主義”作為壹種“主義”，他自己以及蘇共從來都沒有承認過，只是強調斯大林是繼承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偉大領袖。這當然主要是為了維護斯氏的馬列主義“正宗”傳人的形象。不過從理論角度來說，他也確實談不上什麽“主義”，就如首先提出“斯大林主義”這壹概念的托洛茨基所說的那樣，斯氏在理論上確實談不上有什麽建樹、更無體系，“斯大林主義”不過是壹套極權的官僚制度、警察制度、以及經濟、社會制度的大雜燴而已。但是，作為列寧的繼承者和長期統治蘇聯及其“社會主義陣營”的大獨裁者，他總還是有壹些自己特色的東西的。據後來他的政敵鐵托的概括：“斯大林主義” 在政治上是官僚集權主義和暴力專政，經濟上是國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意識形態上是教條主義和專制統治，國際關系上是大國沙文主義，“老子黨”主義。這雖不全面，但大概不錯。壹句話，斯大林全面繼承和發展了列寧主義，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創建者、統治者。



雖然斯大林主義在本質上與列寧主義沒有什麽區別，但他在實踐方面也確實發展了列寧主義。它的主要“貢獻”有：



通過殘忍、醜惡、卑鄙的黨內鬥爭，完成了由蘇共黨內高層集體專政到斯氏個人獨裁的轉變。其中最突出的是上世紀30年代斯氏發動的內部大清洗的肅反運動，其高潮是斯氏壹手導演的“莫斯科大審判”。



列寧去世後，蘇共領導集團面臨著新的權力洗牌。斯大林以其超強的狠毒和狡詐，運用極其殘忍、卑鄙的手段，清除了所有政敵，建立了較列寧更為專制、更為殘暴的個人獨裁統治。斯大林的主要政敵、最終死於斯氏之手的托洛茨基（這裏順便說明，托氏本身也是個極左派，他與斯氏之爭，完全是狗咬狗的內部權力之爭），曾指責斯大林實行的是法西斯主義。筆者以為，這真是太貶低斯氏了，照實說，不管是希特勒、墨索裏尼或其他法西斯頭子，他們都沒有資格與斯大林相提並論。舉個淺顯的例子，希氏執政之初，由其密友，納粹“二把手”戈林親自導演了壹出“國會縱火案”，目的是嫁禍給當時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頭頭、共產國際西歐局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將季氏當作“縱火犯”懲辦。於是準備了半年多，由帝國法院在萊比錫搞了場公開大審判。但結果卻壹敗塗地，季氏趁法庭辯護之機大肆攻擊納粹當局，宣揚共產主義。最後季氏被無罪釋放，還被引渡去蘇聯。希特勒當局可謂偷雞不著蝕把米，顏面盡失。



妳看法西斯頭子多麽笨拙！多麽無能！這麽壹件“小事” 都辦砸了，毫無疑問，如果這件事放在斯大林手裏，恐怕100個季米特洛夫都要乖乖認罪，自願作刀下鬼了。



果不其然，德國的國會縱火案剛剛過去不久，斯大林就在莫斯科上演了幾場“國際大審判”，被審判的都是馳名世界的前蘇共領導人，列寧的“親密戰友”、蘇聯的“建國元勛”，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等。這些人都被控犯下了驚人的大罪，如叛國、謀殺斯大林、充當外國間諜、破壞蘇聯工業和國防……等等，其中任何壹項指控都足以判處死刑。可這些曾經多次上過沙皇俄國的法庭，對法律壹清二楚的老革命、理論家、雄辯家卻無壹人為自己作無罪或輕罪辯護，相反，他們都當場痛徹地懺悔自己、辱罵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並對偉大英明的斯大林贊不絕口，懇切要求處死自己，以贖罪於萬壹……。乍壹看，這些人仿佛在演戲、背臺詞。但這壹切是真的，他們由衷地願意赴死，願意以死謝罪，而且他們真的都被處決了……



幾十年後人們才知道加給這些人的罪名全是假的，他們自己招供的罪狀也全是自己“編造”出來的。可事情就是這樣奇妙，這些人寧願背著這些莫須有的黑鍋去做冤死鬼，而且還對加害他們的人大唱贊歌。可這就是斯大林！這就叫“手段”，叫“能耐”！其實說穿了，斯氏的手段也沒有什麽特別之處，他只是做到兩點就行了：壹是折磨得這些人但求速死（後來這些犯人出庭都經過整容、休養、以還其“人樣”）；二是以其本人認罪赴死換取其子女家屬的生存，否則斬盡殺絕。試想“犯人”們該怎樣選擇呢？受盡酷刑折磨，對他們來說，“死”其實是最奢侈的要求了（這壹點，也許只有在在中國的文革中被處死的人可解其中奧妙）。總之，斯大林輕易地就演出了那場完美的大戲，戰果輝惶，據後來披露，大肅反之前的1934年，參加蘇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絕大多數被處決或死於獄中；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98人被槍斃。從1935年至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前的六年半中，全蘇聯在肅反中約有2000萬人受到各種迫害，其中700萬人被處死，在被處決者之中，有2萬名是肅反運動執行者的秘密特工，是遭“滅口”的壹群



所以，相對斯大林而言，希特勒只能是“小巫見大巫”中的“小巫”了。



看來，只有後來居上的毛澤東堪與斯氏比肩了。



（二）經濟上高度集中統壹的計劃體制和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的戰略，使蘇聯成為“短缺經濟”的始作俑者。



在經濟政策上，斯大林甚至比他的老師列寧更“左”。當年列寧曾被迫實行過退卻性的“新經濟政策”（這類似中國1961年後劉少奇等人收拾大躍進殘局而采取的“放寬農村經濟政策”）。渡過難關後，斯氏便全面恢復了單壹的國有和集體農莊經濟。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斯氏將全國最精銳的人、財、物集中用於發展軍事工業和強化軍隊，農業和輕工業等人民生活必須品的投入被壹再壓縮，迫使全國人民、特別是農民過著勒緊褲帶的日子。不久形成了全民性生活必須品全面短缺、限量供應的現象，這種現象後被稱作“短缺經濟”，成為壹切蘇式“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特點。斯大林理所當然為其始作俑者。



1929—1933年，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世界性的以產品過剩為特征的經濟危機，樣樣都短缺的蘇聯當然不存在這種危機。於是，斯氏開動全部宣傳機器，在全球制造“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無比優越”的神話。還制造了很多反映蘇聯人民“幸福生活” 的影視文學作品，向世界宣揚蘇聯人民的幸福生活。實際上，單是在“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就有七十萬農民因為反抗被屠殺或死於流放地。自然，這壹切都是蘇聯倒臺後才被揭露的。



與此同時，斯大林建立並強化了等級特權制度，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按權分配”，統治階層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成為新的貴族。



斯大林所作所為，後來被包括中國在內的共產黨國家全面仿效。



（三）窮兵黷武，向全球輸出“共產主義革命”，大力擴張殖民地和衛星國。



向全球推廣“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公開提出的口號。因此共產黨政權天生具有侵略、擴張性。列寧按照這壹原則，在1919年初立國未穩之際就組建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成為蘇聯向外擴張的前線指揮部。接著進軍蒙古，將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使之成為蘇聯的衛星國和殖民地。最後，讓最初只有三個“加盟共和國”的蘇聯的最終擴展至16個。還在全球各地物色代理人，建立了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共產黨（勞動黨、工人黨），在世界各地布下了“革命的種子”。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又因禍得“福”，在盟國主要是美國的支援下（蘇聯因此欠下美國三百億美元的債，戰後只歸還給美國3億美元），蘇軍在反擊德軍的過程中，將東歐八個國家收入自己的囊中，成為自己的“屬國”兼殖民地。還在東亞扶植、幫助中國、北朝鮮以及印度支那共產黨奪得了政權，大大增強了共產黨世界的實力，湊成了龐大的世界“社會主義陣營”。隨後，斯大林以“社會主義陣營”首領的身份開展了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爭霸戰，將全世界拖進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歲月。



（四）將“專政”擴展到文化、教育、學術和思想的各個領域，形成了密不透風的思想控制和意識形態壟斷，開“全面專政”之先河。



在列寧掌權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對全社會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嚴格監控。1918年普列漢諾夫就指責：“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們在半年的時間裏查封的報紙雜誌，比沙皇在整個羅曼諾夫王朝時代查封的還要多。”面對指責，列寧在1920年12月10日接見西班牙工人代表時對此答復說：“我們從來都不講自由，只講無產階級專政！”



斯大林接班以後，出於鞏固其獨裁統治的需要，加強了對言論、思想的控制。他第壹個“改造”的對象就是史學界，按照“黨性原則”重塑歷史，要求史學要“圓滿地解釋黨和政府的歷史性決議”，即完全為政治服務。開了篡改、歪曲歷史之先河



在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史學界的問題以後，斯大林以同樣的方法，將矛頭轉向新聞出版和文藝界，明確提出新聞和人文科學的首要任務就是為黨和政府歌功頌德的“宣傳功能”。為此，他對所有人文科學界進行了整頓，大肆焚燒那些被認為是“毒害和腐蝕人民靈魂的‘反動圖書’”。斷絕這些領域所有的專家學者與外國的聯系，使他們完全生活在無產階級政治的“真空罩” 之下。



與此同時，大批知識分子被從自己的專業崗位調離，對有不滿和反抗者則實施逮捕、判刑、流放。



綜觀上述，斯大林主義雖然在理論上沒有什麽建樹，但他對列寧主義確實所有發展、完善，使之更加惡劣、殘暴。所以從總的方面看，說斯大林繼承並發展了列寧主義是符合實際的。斯氏的另壹開創性“貢獻”，是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與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開展長期針鋒相對的鬥爭，向全世界宣揚、傳播、滲透、推廣列寧式的共產主義、



我們在論述斯大林主義時，總覺得有壹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原因是這壹切全都被毛澤東搬到中國來了。當然，毛還有更多創造發展。











附二： 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審視







上世紀20年代以後，壹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鑒於前蘇聯官方對馬克思主義壹味作出“極左”的解釋，便以其所掌握的資料，從不同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不同的解釋，後來發展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等眾多流派。其研究內容主要在兩個方面：壹是對馬克思的著作重新加以考證、註釋；二是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應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某些修正，以恢復其在新時代的“活力”雲雲。蘇聯瓦解崩潰後，這種研究減少了，但仍有繼續。



應該指出，以上這些倡導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他們大多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和崇拜者，其中部分人是執政的共產黨國家中的改革派，或相對於對主流派的“異見者”。 他們原來多是共產黨的高官、要員，因受到當權者排斥退出政壇，轉而從事學術研究。所以，這些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總的說仍然對馬克思主義持肯定態度，他們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目的，主要是想去掉傳統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世界潮流明顯抵觸的壹些成分，使它變得“溫和”、“人道”壹些，讓它為新時代所兼容。所以他們的共同之點主要是反對被列寧、斯大林無限強化的“無產階級專政”。



近年來，國內也有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呼聲，有的學者作出了很有價值的探索和貢獻，鑒於我們長期以來受到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有意歪曲和片面的宣傳灌輸的毒害，重新審視、全面認識馬克思主義是很有必要的。



重新審視和評價馬克思主乂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



（壹）從馬克思所追求的未來社會的藍圖，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涵，還原馬克思主義在政治層面的本來面目。



如果僅從階級鬥爭，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字面上去理解馬克思主義，很容易將馬克思主義與後來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暴君、惡棍如斯大林、毛澤東們混為壹談。但是，如果認真考察，卻會看到它們之間存在重要區別，雖然馬克思在他的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中沒有明確、專門解釋這種專政制度的具體方式、內涵，但從其有關的論述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馬克思所說的這種專政與後來打著馬克思主義招牌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的所作所為存在巨大差別甚至背道而馳。



馬克思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首先是指階級的、集體的專政，而不是壹黨專政，更不是個人獨裁。這是它與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根本性區別。



馬克思在受第壹國際總委員會委托而撰寫的對巴黎公社起義的總結宣言《法蘭西內戰》壹書中，對巴黎公社作了高度贊揚，說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壹次預演”。為此我們就可以認為，巴黎公社的專政模式就是馬克思心目中“無產階級專政”的模式。那麽，“巴黎公社專政”的主要特點是什麽呢？首先，它是壹種工人階級的集體、聯合專政，而不是某壹黨某壹派的單獨專政。當時，巴黎公社中有眾多的革命黨派、團體，它們各自代表壹部分工人、市民的利益和要求，雖然他們在總體上都擁護社會主義，但其具體的政綱和政策是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是其中壹派，此外還有布朗基派、新雅各賓派、蒲魯東派等等。其中蒲魯東派就反對消滅私有制、反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它傾向無政府主義，所以又稱為公社中的“反對派”。可就是這個反對派，在公社65名委員中占據了21席。所以，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各個派別的工人政黨的聯合執政，它的各項政策措施，是各個工人政黨相互融合、相互妥協的結果。這種執政形式，得到了馬克思的肯定、贊揚，這就說明，這種由各類工人政黨形成的工人階級“整體”聯合執政的方式，正是馬克思所倡導的“無產階級階級專政”的基本形式。



其次，是馬克思對“巴黎公社原則” 的充分肯定和贊揚，這等於闡明了馬克思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和內涵。所謂“巴黎公社原則”是馬克思對公社制定的壹些基本政治制度和原則的概稱，它充滿了民主精神，馬克思對它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這些“原則”貫穿其始終的基本上有三條：壹是實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內部的民主，保證人民即公社社員的主人翁地位和民主權利不被侵犯和虛化；二是取消官員特權，保證官員的清廉並與人民群眾打成壹片；三是改變原來國家機器的性質和運作方式，使之直接掌握在人民手裏而不是掌握在政府領導人手裏。具體點說主要是：



實行選民直接選舉的普選制。公社委員和其他公職人員壹律由公社社員直接選舉產生，並規定其任職期限，定期改選。同時把人民的選舉權和監督、彈核權結合起來，對不稱職的代表和官員選民有權隨時彈核、罷免和撤換；



廢除政府官員的高薪制，公職人員只領取相當於熟練工人的工資，內部適當拉開差距，但最高年薪不得超過6000法郎（而過去法國政府的部長年薪可達26萬法郎）；



把警察和軍隊變成直接對人民負責的公仆，而不是政府的工具。以公社的勤務員代替警察，廢除常備軍，代之以民兵武裝。馬克思壹貫認為，常備軍是資產階級政府的支柱和鎮壓人民的工具，因此它是“反革命”的；而民兵則是人民自己的武裝，是革命力量的象征。



馬克思贊揚說，公社制度“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形式。



這樣，如果我們把它與後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推行的“無產階級專政”壹對比，他們的騙子嘴臉就暴露無遺了：列寧等實行的是百分之百的壹黨專政，而且最後都轉變為領袖個人獨裁；共產黨國家不管是國家領導人或黨內領導人，從來沒有進行過壹次真正的民主直選、普選；這些國家無壹例外地實行等級特權制，在黨內黨外都實行恐怖的警察、特務統治，如此等等。可以說，與巴黎公社原則完全背道而馳。



可惜的是，巴黎公社制定的那些原則、制度還沒有來得及實行，公社便垮臺了。所以我們對於這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執行情況和後果，也就無從知曉、無從置評了。不過，馬克思此書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的、重要的表述，是無容置疑的。



還有壹小段插曲也反映了巴黎公社領導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在公社失敗後的第二天，巴黎公社委員、工人出身的詩人鮑狄仁·歐仁寫下了著名的、熱血沸騰的《國際歌》歌詞，其中的名句“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已”。 這首詩被譜曲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戰鬥號角，這表明馬克思對它的肯定、贊揚。可見，公社追求的目標是建立壹個沒有“神仙、皇帝”、“救世主”的新國家、新制度，這就從反面證明了，馬克思絕對不可能設想他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新的 “皇帝”“皇權”統治。由此也就可見，其後出現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那樣變相的暴君、“救世主”、“秦始皇”，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完全背叛。



（二）、在馬克思和恩格的晚年，曾經對他們早年提出共產主義學說所作出了的重大的修正，可是長期以來被當局有意掩蓋了。因此，必須給予恢復和從新認定。



最先是，由於股份制的出現和發展，馬克思意識到“改變私有制”可以不需要采取暴力剝奪的辦法，股份制可以解決資本私有跟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並把私有、“共有”兩種所有制融為壹體，使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在《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明確指出：股份制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揚棄……那顯然只是作為壹個過渡，以便進入到壹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與所有權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達的結果是壹個必須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所有，不過這時候它已經不是當作壹個壹個分立的生產者和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



這樣就基本上把他早年得出的結論：資本主義的私人所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由此產生必須以暴力革命方式才能解決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的理論給推翻了，也即把早期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給推翻了。



《資本論》第2、第3卷是經恩格斯之手整理出版的，恩格斯比馬克思多活了12年，1895年才去世，他自然對社會發展趨勢更加清楚。到十九世紀後期，歐洲的民主政體逐步健全，工人有了選舉權，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和提高，同時，資本家應對經濟危機的辦法也有了長進，經濟危機並沒有導致資本主義制度垮臺，經濟危機和繁榮交替出現。更重要的是，議會民主制不斷健全，工人政黨為實現自已的政綱，通過參與議會選舉和議會鬥爭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成為了議會的第二大黨……，這壹切，促使恩格斯對自已過去的理論和行為作出了修正，在1874年他的《英國選舉》壹文中，他不得不承認：“暴力革命在許多年內是不可能了……只剩下開展合法鬥爭的道路。”在《1893年五壹節致德國工人》－文中他更明確地說：“工人越來越清楚他們的出路，與其說在於靠同個別企業作鬥爭以取得較高的工資和較短的工作日，不如說，首先在於組成獨立政黨爭取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爭得議會。” 實際上，第二國際也主要從事罷工和議會鬥爭。



這種情況下，恩格斯晚年對他自己早年與馬克思共同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的不足和錯誤，已經了然於心。恩格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所進行的合法的議會鬥爭不僅贊同，而且認為這在其他國家也有普遍意義。他說：“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壹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



這就表明，恩格斯此時已承認他與馬克思原來所認定的“資產階級的政府”，實際上是代表全民多數人意誌的“公民政府”；既如此，這種政府也就不是什麽“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而是代表多數人意誌的工具。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馬克思主義原來關於國家性質的學說，動搖了（或推翻了）只有通過暴力手段砸碎舊有國家機器才能實現社會變革的理論。這樣，恩格斯就明確接受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首領凱澤爾等人關於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的觀點。從而拋棄了他自己十余年前在《反杜林論》中批判杜林反對以暴力方式實現兩種社會更替的觀點。



到了1895年3月即恩格斯逝世前五個月，他在為再版馬克思在40多年前寫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書所寫的“導言”中，再次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根本性的“修正”：



“歷史表明我們已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即《共產黨宣言》中倡導的暴力方法——筆者），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壹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壹次簡單的突襲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麽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式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麽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壹種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采用，並且迅速獲得進壹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借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壹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他們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在羅曼語國家裏，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壹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了他承認當年與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鼓吹的武裝革命方式“只是壹個幻想”。他們鼓吹的以暴力奪權的革命方式已經過時，社會主義“和平長入資本主義”，己成為現實的可能。



不過，這並不表明恩格斯己經放棄了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在寫於1894年1月26日在《致未來的意大利和社會黨》中，恩格斯提醒道：“社會黨不能忘記自已的最終目標：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作為改造社會的手段。” 就 在上述“導言”中，恩格斯也說：“我們是‘革命者’、‘顛覆者’，但我們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變革辦法要獲得多得多的成就。” 也即是說，他只是認為釆取合法的、和平的議會鬥爭方式，工人階級政黨就可以達到自己奪取政權的目標。這與後來被稱為“修正主義”的第二國際路線完全壹致，所以，恩格斯乃至第二國際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要是修正奪取政權的方式方法，而不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



但是，實際的可能則是，只要放棄暴力奪權而改行合法鬥爭，暴力馬克思主義就必將被拋棄，經過修正的馬克思主義最終必然融入社會民主主義體系之中。第二國際就是走的這條道路。



總的說，由於恩格斯較馬克思活得更久些，他根據客觀形勢變化對原來的“馬克思主義”作出的修正也就更明確、更徹底些，他還說了壹些對他與馬克思的早年理論帶有反省、總結性質的話，如：“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麽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妳在我們這裏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 可見，雖然他還有沒有完全放棄、認輸，但與《共產黨宣言》中那種咄咄逼人、真理在握的口氣相比，已經明顯地“軟”下來了，底氣不足了。



根據上面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認識和審視，對照前面我們曾經批判的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我們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呢？筆者以為：



第壹、我們在前面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是完全正確的，那是針對早年的“原教旨”“馬克思主義”，也是針對列寧解釋的馬克思主義而言的。但它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最終版”，經過馬、恩自己的“修正”，馬克思主義放棄了暴力奪權為唯壹道路的觀點，這就為它的整體“變質”提供了可能性。後來列寧出於個人野心，有意隱瞞、掩蓋最終版馬克思主義，恰好表現了列寧－派心術不正，實際上他只是利用馬克思主義為自已建立新的專制獨裁王朝服務。



第二、從實際看，馬克思主義後來作為壹種影響巨大的政治學說和社會制度，世人認可的主要是前期的暴力馬克思主義，而且是經過列寧歪曲的馬克思主義。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的廣泛傳播，主要得力於列寧及其建立的蘇聯國家政權。



第三、馬、恩本人在對他們早年的“主義”作出了修正，但沒有完全放棄其原來的理論、觀點。例如，對於《共產黨宣言》這本早期馬克思主義提綱挈領的著作，馬、恩後來壹再聲明它仍然是“完全正確的”。如在《宣言》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中，二人還重申：“《宣言》中所闡述的壹般原理整個說來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在此後恩格斯壹個人寫的其他版本序言中，也重申這壹觀點。就是在前面引述的寫於他臨終前5個月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恩氏同時也維護他原先的壹些觀點，如：“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誌們沒有放棄自己的革命權。須知革命總是唯壹真正的‘歷史權利’”。又嚴厲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壹些人的“絕對守法”，“絕對放棄暴力行為的策略”。就是說，他在肯定合法鬥爭的同時，仍然不放棄暴力鬥爭，堅持這種兩手策略，更沒有放棄它的革命宗旨和目標。



為什麽馬、恩晚年發現他們早年創立的“主義”有嚴重失誤，卻又不明確放棄、或明確加以改變呢？筆者以為，這是由於，他們晚年的新認識只是壹種覺醒的開始，尚不成熟，因為他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還要繼續發展，後事難料，不可能給出結論性的答案。而他們早年創造的理論已經有了壹定影響力，他們顯然不願意由自己去扼殺這個“親生子”。只好任由後人去理解、去實踐了。



但是可以肯定，假使馬、恩都能再活壹、二十年，他們必定要對自己早年的“主義”作出明確、重要的修正，或許作根本性的改正。



總括起來說，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與後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的社會主義的最大、最根本區別是：前者是建立、脫胎於最發達的資本主義，而後者則建立在落後的、半封建的、小生產的基礎之上。從這壹角度說，蘇聯、中國等列寧牌的社會主義都是冒牌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在地球上還沒有出現過，也不可能再出現，因為歷史已經證明它的荒謬，錯誤，它完全是壹股歷史逆流。



歷史長河滾滾向前，明確廢棄馬克思主義，向著自由、民主、憲政的道路並軌，是當今壹切仍然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的必然、唯壹選擇，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毛奪取和建立政權的手段



及其基本執政理念







從毛澤東的人生軌跡看，1949年10月1日，毛宣布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可說是毛澤東事業的最高峰。此後他不論在內政和外交方面，實際上都沒有什麽可以“載入史冊”成就可言，反而是負面的東西居多。在內政方面，除了以殘忍的殺戮實行鐵腕統治贏得暴虐的名聲之外，在建設方面總的說是壹塌糊塗，所謂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窒息了經濟活力，實際上是倒行逆施（到了鄧小平執政全都“撥亂反正”改回來了）；“大躍進”弄得民窮財盡，餓死人四千萬，實為亙古未見之惡政；十年文革，血流成河，政治動亂不堪，經済基本破產，全國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與這些“政績”比較起來其他壹些所謂成績也就不堪壹提了。外交方面，先是與美國鬥，繼之與蘇聯鬥，還想充當“第三世界”領袖，機關算盡，結果卻竹籃打水壹場空，最後不得不聯合“最兇惡的美帝國主義” 反對“最親密的蘇聯老大哥”。總之，在和平建設方面毛得零分，結果使中國遠遠落後於同壹起跑線上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事實證明毛只是造反奪權，搞破壞、耍陰謀、弄權術方面的“天才”， 建設方面確是白癡。這些我們將在以後章篇中具體展開論述。在本章，我們只簡單探索壹下前期毛主義的成功奧秘，包括毛靠什麽奪得他的“革命”勝利，又如何將他許諾的“新民主主義”、“聯合政府”變成中共壹黨專政，以及掌權後毛的基本的執政理念等等。







向傳統農民戰爭學習造反奪權



毛澤東曾經因為創造了不同於蘇聯“十月革命”的奪權模式（即所謂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毛式革命道路”）而獲得廣泛贊譽，被稱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成功典範。但實際上， 毛自己更加清楚，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不過是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在新形勢下的繼續，因此他曾坦言中共的革命戰爭，實際上是當代“農民戰爭“，他只是加進了壹些“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新元素、新標簽而已。所以，毛的勝利，主要是向傳統農民戰爭學習的結果。



1944年，是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率部打進北京，將明代最後壹個皇帝趕出紫禁城、卻又不旋踵地被趕出北京城走向窮途的三百周年“忌日”。左翼文人（實為共產黨員）郭沫若為此寫了壹篇《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試圖總結李氏成敗得失教訓。毛看到此文，立即號召他的部屬都來學習，目的是要大家都記取李自成的經驗教訓。毛以李自成的繼承者自居不言自明。



1949年3月，毛共勝利在望，在他即將率領他的班子進北京“坐龍庭” 前夕，毛又不忘告誡他的戰友、部下，說此次進京是去“趕考”，意即要經得住勝利的考驗，過好“執政”關，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轍，龍椅尚未坐熱就被人趕下臺，造成功虧壹簣，遺恨千古……



向歷代農民造反者學習，是毛共在造反奪權階段的基本功課，也是毛主義最主要的內涵之壹。學習什麽呢？首先是如何把人口最多的農民吸引到自己的隊伍裏來。次是如何把散慢的農民變成－支有戰鬥力的造反隊伍。三是借鑒傳統農民造反“嘯聚山林”， 在統治者力量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據地，然後由農村逐步向城市推進，最終奪取帝國首都。這後來被稱之為 “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城市” 的毛主義道路。



這條道路其實簡單，沒有什麽神奇，因為中國歷史上壹切由民間、草根階層發動的起義、造反者都是走的這條路子，除了宮廷政變或統治集團內部傾紮之外，民間造反總是由小而大、由遠而近，由鄉村而城鎮逐步奪取舊政權的心臟。這也像剝筍子壹樣，總是由外到裏壹層層剝去，最後才將其“核心”拿下。



但是這條不起眼的戰略在當時卻被鼓吹得天花亂墜，神乎其神，因為它開辟了壹條不同於蘇聯“十月革命”軍事政變模式的奪取政權道路，被視為了不起的、破天荒的偉大成功。其實這是“穿新鞋走舊路”，中國歷代造反成功者都走的這條道路。問題主要在於那條“十月革命道路”並不具普遍意義。據現在已解密資料，所謂十月革命實際是壹次革命陣營中的“政變”， 即，這個陣營已經奪得了沙皇的政權，取得了革命的基本勝利，只是作為這個陣營中壹員的布爾什維克黨（俄共）又玩弄陰謀詭計，趁其他黨派不提防之機發動軍事政變，從其他革命黨派中奪取了政權，獨占了革命成果，實行壹黨專政。這種情況顯然是非常特殊的，並不具普遍悥義（在道義上則更是受到鄙視的）。後來列寧、斯大林把這壹模式搬到中國，試圖直接從“盟友”國民黨手中奪權，但卻遭到了失敗（參見本書第二部第七篇有關章節）。可是蘇共和它培養的中國信徒們仍不死心，仍然想效法蘇共，以奪取大中城市為突破口、以軍事政變方式奪取全國政權，結果壹敗再敗。



毛比起那些從莫斯科受訓回來的同事高明壹點，他更愛從中國歷史上造反事件中借鑒經驗，從中國現實中尋求出路。他拉起壹支共產黨的隊伍到荒遠的、敵人力量薄弱的井崗山占山為王，為後來中共建起了壹塊安身之地。這是他沒有去莫斯科接受培訓的好處。



但是在由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上，毛主要是迫不得已而為之，主觀上並沒有清醒的認識。他不是不想攻打大城市，而是打不下，沒辦法。毛共後來走由農村發展壯大之路，均是為形勢所迫，並不是毛的主觀設計。實事求是地講，毛的成功除了時代大背景的“賜與”（如日本侵華，二戰爆發，蘇軍進占我國東北）。從主觀上講，則得益於他高明的騙術和厚黑本領，即玩弄兩面三刀、翻雲覆雨、瞞天過海、背信棄義、過河拆橋等權術，騙過了蔣介石、騙過了美國人，甚至騙過了斯大林，最終騙了全中國老百姓。這是他比他其他人、包括他的對手國民黨以及歷史上農民造反領袖高明的地方。



前面講到，學習歷代農民造反的經驗，首先是如何將占人口近百分之九十的廣大農民吸引到自己的陣營中來，然後將這些渙散的小生產者、自由散漫慣了的小民訓練成為為造反奪權沖鋒陷、視死如歸的戰士、炮灰。應該說，毛在這兩方面都是很成功的，這是他後來成功的基礎。



在舊時中國，任何人想造反、改朝換代，都不能離開農民的參與，因為農民占當時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離開了農民，任何造反的宏圖大計都是壹句空話。而要將農民吸引到自己的隊伍裏來，最簡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打出“均貧富、等貴賤、平分土地”，“替天行道”等口號，因為任何時代農民都是社會的最底層，農村中總是富人少，窮人占絕對多數。窮人忌妒富人，想變成富人，最簡便的辦法就是殺了富人，奪取其財產歸自己。所以“劫（殺）富濟貧” 的口號最易為窮人所接受。中國歷史上任何壹位謀圖“大業”的人物在起事之初，幾乎都打出這些口號，沖著這口號，就有大批“窮則思變”或“走投無路”的窮哥們投奔妳的旗下，從陳勝、吳廣，赤眉、綠林、瓦崗寨、梁山泊，到李自成、張獻忠都是如此。



毛澤東自幼喜讀造反小說，這壹套早己濫熟於心，自然要有樣學樣。這時他又得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真傳，把“殺富濟貧”演繹成階級鬥爭，搞共產主義“革命”，把造反奪權說成是為“窮人打天下”、“為解放全人類而鬥爭”。共產黨的辦法比傳統農民造反更高明，也更毒辣，它每到壹地，先將人們“劃分階級”、“定成分”， 以便分出“敵、我、友”。然後鼓動占人口絕對多數的窮人的“階級仇恨”，教唆他們搞“階級鬥爭”，讓他們去盡情地淩辱、殺戮相對富有的“階級敵人”，以及原政權的人員，占有其財產，瓜分其土地 ，這就叫做“土地革命” 或“土地改革”。土改完成了,“階級”之間的血海深仇也形成了，那些參與搶掠、殺人的窮人沒有退路了，只得跟著共產黨的隊伍走，去“保衛勝利果實”，參加“共產革命”。



以上基本上是蘇俄共產黨教給的辦法，並不是毛的新創。但是毛運用得出神入化，還有所發展，這些在以後的章節中會講到。



總之，第壹步，不用花錢的招兵買馬就完成了。



但是這種殺富濟貧的辦法也不能久用，因為沒有那麽多“土豪劣紳”，“地主富農”可供打劫殺戮，所以要擴大軍隊，奪取政權，必須建立根據地，必須建立讓民眾最大限度參加共軍（紅軍、解放軍），支援戰爭的機制。這個任務也很快完成了，那就是毛和他的戰友創建的大大小小根據地——蘇維埃政權。這是壹種軍政、軍民壹體化的政權組織形式，能將“蘇區”內所有人員、物資乃至自然資源都投入造反戰爭。這就是毛後來說的 “人民戰爭”體制。



在戰爭動員和政權建設方面，毛除了向蘇聯共產黨學習之外，也向歷史上農民造反者學習。比如，太平天國就創造了有效的“全民皆兵”體制。史載，太平軍所到之處，先是將尚未逃走的全體民眾不論男女老幼悉數招集開會，“講道理”，講完“道理”後便悉數收入軍中，男入男營，女入女營，小孩設專人管理。壹家人甚至壹群人互相擔保，但凡有壹人犯“法”則互受株連。復又在其控制區實行“守土鄉官制”：每五家編為壹伍，設伍長壹人；五伍為兩，設兩司馬壹人；四兩為卒，設卒長壹人；五卒為旅，設旅帥壹人；五旅為師，設師帥壹人；五師為軍，設軍帥壹人。軍帥即鄉官，－軍即為－鄉，按上述共計13156家，每家出壹兵，共有兵士13156人。鄉官平時管民政，戰時即為軍事長官。如戰爭中損員太多，就不斷遞補，直至全民參戰。軍、民壹體，壹人犯“法”，全家株連。誰敢不聽令？所以，據說太平軍作戰非常勇敢、不怕死。（按：此法雖為古法，但歷代並未實行。後來太平軍控制的地盤極不穩定，此法亦無法推行。）



毛澤東深研此道，將其發展為“人民戰爭”體制。毛的辦法更絕、更高明。他不搞軍民壹體的“鄉官制”，軍隊專業化對作戰更為有利。但他同樣能將全體人民緊緊地捆綁在他的“戰車”上，辦法也很簡單，將控制地全部人民嚴密組織起來，加入各種“委員會”或“小組”，由地方黨組織直接領導；而地方黨詛織在戰時歸軍隊的“前委”（前敵委員會) 統壹領導、指揮。這樣，全體民眾就變成軍隊的壹部分了。只要看看淮海戰役（國民黨叫徐州會戰）的情況妳就知道這種體制的威力，那次戰役中毛共投入軍隊50多萬，而它動員支前的民工卻達543萬！即十倍於軍隊。誰能動員十倍於正規軍的民兵、民工乃至婦女兒童參戰呢，恐怕除了共產黨，誰也做不到。



共產黨不但能動員十倍民工上戰場，還能讓他們個個爭先、人人聽令，甚至不惜犧牲生命去完成任務。這又有什麽竅訣呢？這就是共產黨搞“階級鬥爭”的奧妙了。它先來壹個“土地改革”，把地主富農當做“雞”宰殺給猴子——農民們看，就沒有人敢不聽“黨”的話了。接下去，每個村莊設立十幾個“委員會”， 諸如“支前委員會”，“擴軍委員會”，“肅反委員會” 等等，每個人被十幾條繩索牢牢捆住，繩頭則攥在“黨”組織的手裏。頭頭們只要說壹聲“革命的、跟黨走！”就沒有人敢落後，人們寧願累死、甚至被敵人打死，也不願充當“階級敵人”，不願受到共產黨的懷疑，於是，人人爭先恐後……



在將農民訓練成戰士方面，毛共主要學習蘇聯紅軍的經驗，部隊均設軍、政“雙首長”制，使之相互監督，還設有專門的政治部專門監管官兵的思想、行動。毛在這方面還有創建，這就是所謂“把共產黨支部設在連上”， 在全體戰士中共產黨員要占三分之壹，每三人小組由壹黨員統領，這就等於有三分之壹的“督戰隊”， 壹人管倆，非常有效。此外，還設有士兵委員會、訴苦會、上政治課，階級教育課，競爭火線入黨等等……總之，壹旦入伍，妳還能不聽命,不賣命嗎！



不過，傳統農民造反還有其最基本的壹招，那就是放縱兵士盡情地燒殺奸淫、搶掠、以滿足他們復仇的願望和造反的快感, 讓其得到造反的實惠，並以此激起對造反頭領的感恩和忠誠。綜觀歷代所有有關農民暴動的正史、野史、見聞實錄，無不充斥著這些基本元素，但凡造反兵鋒所至，如狂飈卷地，玉石俱焚；燒殺奸淫，無所不用其極。這種末日瘋狂是壹般軍隊所不可能比擬的，因為這些都是亡命之徒，他們不知道是否還有“明天”，只能快意於眼前，所以被稱為“匪”。當然也有例外，就是這些暴亂造反領袖壹旦有了成功的希望，情況就會發生變化，他們會整頓軍紀，約束部屬，把自己裝扮成壹支“王者之師”，黃巢、李闖都曾經這樣做過。



毛澤東自然也嫻塾此道。當然，他絕不會承認他的隊伍也經歷了這壹階段。不過，共產黨被稱為“長毛”、“ 赤匪”卻是抹不掉的亊，有地方史誌和父老口傳，當時老百姓壹聞“長毛”到來，無不為之色變，蓋因其燒殺之慘烈即使不是“史無前例”， 也不會比它的前輩遜色。就是今天中共自己人的著作中，也不乏這種記載，如，在所謂“秋收起義”前夕，中共中央所作的《兩湖暴動決議案》中就明確提出：“殺盡土豪劣紳及壹切反動派！”“殺戮反革命官兵！”“ 屠殺反動官吏！” 中共湖南省委在“湘南暴動”中提出的口號就是六個字：“殺！殺！殺！”“燒! 燒！燒！”不但殺敵人，殺壹切“反革命”，也要把“小資產者” 農民的家產燒光、搶光，使其變成“無產者”， 迫使他們參加共產黨的“無產階級革命”。由於燒殺太過瘋狂、太過殘忍，在湘南暴動中，反而引起農民起來大殺共產黨，湘南幾個中共縣委書記就這樣被農民殺了。後來靠了朱德引兵趕去緊急鎮壓才得以平息。



至於毛在井岡山打家劫舍，搞土地革命，創建蘇維埃，留下具體的文字記載不多（有也被毀了），但點滴記錄也夠觸目驚心：1930年9月毛率部攻占吉安，在占據吉安縣城的45天之中，殺戮手無寸鐵的所謂階級敵人壹萬五千人以上！每天殺人數百，殺人布告貼滿了全城，層層疊疊，陳陳相因。把個小小縣城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又如，在所謂第壹次反圍剿戰爭中，毛部俘獲了國軍十八師師長張輝瓚，先以鐵絲穿其手心、勒其口，斷其舌，在受盡酷刑後再“點天燈”（ 洪秀全發明的壹種酷刑，將人剖肚，以人油點燈使其慢慢死去），然後割下張的頭顱盛於木盒，讓其漂流至“白區”以示威。



再如，在 三＋年代初中共發起的肅反、“打AB團” 運動中，總計誅殺“自已人” 達十萬之眾，占當時紅軍總數的三分之壹！至於運動中用刑和殺戮的酷毒程度，令人不忍卒聞，本書另有章節專門論及，此處不贅。



毛共勝利以後，組織大批禦用文人撰寫各類文章和文藝作品，大肆宣揚當年的“共軍”如何紀律嚴明，是深得人心的“仁義之師”。筆者相信，這種“紀律嚴明”的時候是有的，那就是在毛共臨近“得天下” 的時候，而不是在“爭天下” 的時候。當年黃巢初進長安，不但隊伍整齊，秋毫無犯，見到歡迎的人群，“賊眾競投物遺人”，“遇窮民於路，爭行施遺”。黃巢建政後，立即頒行“大赦”。比毛還“仁慈”得多。可同是這支隊伍，打了敗仗被趕出長安之後，卻以將人春為薤粉為食，將人殺作為“軍糧”聞名於世。



大陸著名女作家池莉在走訪井岡山時記載了壹件事，壹位缺了牙齒的當年“暴動隊員”對來訪者說：毛委員在暴動前給他們作動員說：打到城裏去，我保證人人吃好穿好，每人娶壹個城裏的姑娘當老婆……美好的目標讓窮小子們熱血沸騰，於是就參加紅軍，上戰場。（池莉：《不談享樂》）這裏露了壹點點馬腳。



又據地方誌記載，壹次，毛的紅軍打下永新縣城後，國民黨又來圍攻，於是下令撤離。撤離前的紅軍士兵四處搶掠，與土匪毫無二致，有的則抓緊逛“窯子”（妓院），有的直接破門而入強奸民女。當時就有人指責毛的隊伍“流氓”太多，匪氣太盛。毛只得承認他的隊伍流氓是“骨幹”，但他說唯有流氓“作戰勇敢”，所以打仗還得靠他們（見毛：《井岡山的鬥爭》）。可以想象壹下，流氓拿了槍以後會幹什麽？這支隊伍的性質、狀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壹個專門靠挑動階級鬥爭起家的“黨”，壹支公開打出“殺富濟貧”口號的軍隊，壹個以搶劫（共產）為職誌的團夥，它能不幹出“出格”的事嗎！後來由於種種原因這個團夥奪得了江山，成了氣候，於是就把自己打扮成壹支壹貫的“仁義之師”，這個神話除了編造者之外，恐怕很難令有頭腦的人相信。可惜，事實上有很多人中國人相信，這個除了智商的因素之外，恐怕就是“成則成王敗則寇” 的觀念在作祟：人家勝利了，自然是對的了，“壹白遮百醜” 嘛。劉邦、朱元璋不都成了“聖上”嗎！







二、破解“聯合政府”難題，堅持共產黨壹黨專政



終於勝利了，“天下”就要到手了。按照毛澤東的本意，也按照共產黨的黨綱黨章，“革命成功”後無疑要建立共產黨壹黨專政王國；而按毛個人的“理想”，則要建成由他壹人獨裁的王朝。他早年就以詩詞的形式吐露心曲：“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壹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今朝”之風流人物者，毛之自謂也。可見其早已萌生要當帝皇的野心，足見此人原非善類。



當看到奪權有望，毛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建立共產黨－黨專政的國家，將其他盟友拋棄或作為敵人消滅之。1947年11月30日，毛就奪得政權後的建國模式致電請示斯大林，就提出了自己的這－設想（見下文）。要知道，毛當時作出這－決定，提出這壹設想具有不同凡響的意義，因為他早在抗戰初期就公開地、反復地向向他的同盟者——各“民主黨派、團體”、 各界人士承諾：革命成功將建設壹個“新民主主義國家”，建立由各黨派和各界人士共同組成的“聯合政府”。 而如今，言猶在耳，墨汁未幹，現在居然就準備全部推翻之，翻臉不認賬了。可以想見，這需要多大的“勇氣”、“痞氣”， 要有多厚的“臉皮”，然而毛舉重若輕，處之泰然，似乎小事壹樁。



也許斯大林覺得毛的這個戲法變得太大了，太快了；也許斯氏要考驗壹下毛的專政能力，所以他並沒認可毛的這個打算。他沒有立即回復，直到次年即1948年4月20日才回復，這也說明斯氏對此事經過反復、慎重的考慮。斯氏回電說：“中國各在野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反對國民黨集團，所以應該長期共存，中國共產黨將不得不與它們合作，反對中國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強，同時保持自己的領導權，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為聯合政府。......”（以上參見《炎黃春秋》2009年第4期章立凡的文章《民主協商建國的歷史回顧》及其註釋）



斯大林的意見對於中共來說不啻聖旨，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毛只好放棄原來的打算，屈從“大老板”的意誌。於是，中共的開國政體：建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黨派聯合執政的“聯合政府”就這麽決定了。由此也就可見，建國後短暫的“新民主主義秩序”和“聯合政府”其實不毛澤東的本意，而是斯大林的恩賜。不過，中國那些民主黨派雖然托斯大林之福，在毛政權裏分得壹杯羮，但也只是遷延到1954年第壹屆全囯人大會議，之後就成了純粹的擺設了。



斯大林算是給毛出了個難題：既要吸收這麽多“民主黨派”和“中間階層”代表人士進入政府，又要充分保證共產黨的領導，這當然有些麻煩，弄不好還可能出亂子，讓斯大林在壹邊看笑話。本來，毛澤東完全有理由反駁：為什麽妳的蘇聯就不保留壹些“中間階層”的政黨和勢力呢？難道“十月革命”前的俄國就沒有其他“革命黨”？社會上就沒有“中間階層”？可是妳早就把它們消滅得壹幹二凈，搞起幹凈利落的“無產階級專政”，為什麽偏偏要把這個帶刺的“包袱”讓我繼續背著？……毛完全有理由認定這是斯大林報復他、為難他，因為多年來他與斯大林有些杯葛，這點雙方都心知肚明。可是他仍然無法公開抗拒大老扳的指示，連不滿都不敢表現出來，因為說到底此事還更應該怪自己：那些年不正是他自己－再打出“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 的旗號嗎？不正是靠著這兩張牌才贏得了 “民心”、獲得了“第三者” 的支持嗎？誰叫自己那時說得那麽言之鑿鑿呢！所以，斯大林不過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罷了。斯氏還可以名正言順地說這是為毛和中共著想，是為了維護毛和中共最起碼的政治道德和信譽。毛澤東別旡選擇，不得不按大老板的意旨辦，喝下這杯自釀的苦酒。



不過，斯大林也許低估毛澤東了，他拋出的這個難題，怎能難倒毛呢，最多只能制造壹點點麻煩罷了。因為中共不乏這方面的經驗，在抗戰時期它就搞過壹次“三三制”（即在中共根據地的政權機構中，共產黨員、左傾進步分子、中間派人士各占三分之壹）。雖然那壹次的統戰對象只是壹些“開明士紳” 即土財主，比較容易對付，但事情的本質是壹樣的，也就是打著“聯合執政” 的幌子、實行共產黨壹黨專政之實罷了。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事情毛澤東幹的可多了，可謂駕輕就熟。再往大壹點說，中共有過兩次與國民黨“合作”亦即“統戰”的經驗，對付有槍桿子的國民黨尚且不在話下，難道還在乎這些赤手空拳的“民主黨派” 嗎？



不過，毛也不敢掉以輕心。自從得了斯大林的“禦批”之後，毛就立即行動起來，為未來的“聯合政府”做準備，以保證將來的事態朝著自己的計劃發展。



毛采取的第壹個重要措施是先對“民主黨派”和相關人士進行拉攏控制，將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讓他們心甘情願成為自己的傀儡。



1948年的5月1日是“國際勞動節”， 此前國民黨剛剛召開完國大，選舉蔣介石為中華民國首屆總統。毛決定借機搞壹大的統戰動作，壹來為了與國民黨抗爭；二來為了執行斯大林的指示，壹舉將民主黨派、第三種勢力納入中共的囊中，為未來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打好基礎。



經過策劃，毛在4月30日發布了－個“五壹節口號”，其核心內容是公開提出督請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行動起來，與中共共同成立－個謀劃未來“民主新中國”的協商機構（即後來的政治協商會議）。這個口號的第五條雲：



“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第二天，即5月1日，毛澤東致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主席李濟深、中國民主同盟（民盟）常委沈鈞儒，提出召開政協會議的時間、地點、參會黨派和原則，實施步驟等。提議在哈爾濱召開，時間在秋季，並提議由民革、民盟、中共三家於月內發表－個聯合聲明，以為號召。



此前，中國的“民主黨派”因為其反政府的左傾立場，與國民黨關系逐漸惡化，直至1947年10月被國民政府明令取締。至此，它們也就無可選擇地只能投向中共了。毛抓住這壹機遇將他們經由香港“請”到了自己的“解放區”，表面上說是讓他們來與中共共同協商建國大業，實際上將這些人變成了“人質”，置於中共直接控制之下。到了這個地步，那些已成“人質” 的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只能聽從毛和中共的擺布了。他們都表示積極響應中共“民主建國” 的號召。同年11月25日，新政協籌備會議在哈爾濱召開，達成了《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決定了成立籌委會及其人選等事項。在中共催促下，1949年1月21日，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55人發表聯合聲明，公開表示“願意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建國事宜。算是正式確認了中共與各民主黨派的“領導與被鄰導”的關系。



這壹看似不經心之舉，實際上成了套在這些民主黨派頭上的“緊箍咒”， 那－紙協議後來成了這些黨派的“買身契”，因為從此，接受和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便成了各個民主黨派的“共同綱領”，也成了中共操控、指揮這些黨派的合法依據。此後只要這些人中有人對中共的政策、行為稍有不滿或者有所質疑，毛澤東就會站出來“名正言順” 地斥責：接受中共的領導，是妳們自己提出的，簽過字的，白紙黑字，想抵賴嗎？……偶爾毛“猴性”大發、得意忘形之時，還會對他的這些“獵物”們揶俞壹番：妳們已經上了共產黨的賊船了！沒有退路了，還想下船嗎，哈哈！......這時，這些黨派的頭頭們就只有尷尬和苦笑了。



獵物既己到手，之後，毛便逐步對自己原來的“統戰政策”進行“修正”，在毛共勝利的前夕，毛於1949年6月30日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壹文，明確了“工農聯盟”是國家政權的基礎，而與民族資產階級（毛已經劃定民主黨派充作“民族資產階級”和 “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 的聯盟 “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的地位”。後來又提出：共產黨、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是長期的，基本的，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則是階段性的、相對的。緊接著，毛便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對“民族資產階級”及他認為不太老實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民主建國會，派給予了毀滅性打擊！運動後期毛明確提出民族資產階級已不是“中間階級”，“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變成“中國內部主要矛盾”。這樣，作為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民主黨派與中共就已處在“敵我矛盾”的位置，毛隨時都可宣布他們為“敵對階級”而對其實行“專政”。此時，提心吊膽尋求自保尚且不暇的民主黨派頭頭們，誰還敢與共產黨爭奪“領導權”呢！



當然也有不識時務，對共產黨言而無信、翻雲復雨的行徑不滿者。還在毛共的“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前，就有民主黨派中的“右傾分子”對共產黨能否實現國家的民主化持懷疑態度。“中間道路”代表人物之壹的張東蓀就曾向毛澤東提出壹套“新型民主”的主張。對於這種對共產黨“領導”說三道四、心懷不軌的反動分子，毛決定立即“變臉”， 對其實行“專政”， 以儆效尤。不久，張東蓀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先遭到批鬥，接著便以“美國特務”的罪名逮捕。



當時人們以為張被捕只是他是“第三條道路”的代表人物。直到半個世紀之後，才得知張東蓀獲罪的主要原因此，主要的、真實原因是：在第壹屆全國政協選舉國家主席的投票中，在全部567名委員中出現了唯壹壹張對毛澤東的反對票。毛的特務很快查明這壹票為張東蓀所投。不久，張東蓀就被批鬥了，而且罪名不斷升級，由“思想罪”最後變成了“美國特務”，被投入大牢。後來雖然放了他，但從此成為毛的“準階級敵人”、嚴密監控對象。到了文化大革命，毛重新記起張東蓀這“壹箭之仇”，張的全家終於大禍臨頭。1968年1月，年已82歲高齡的張東蓀被捕，此後五年中家人不知他的下落，直到1973年死在秦城監獄才通知家屬。張妻受株連曾遭關押壹年。隨後，身為北大名教授的大兒子也被捕關在秦城監獄，在長期關押中被逼瘋。從美國留學獲博士學位歸國為中共服務的二兒子則於1969年自殺身亡。兩個孫子分別被判16年、15年的重刑。祖孫三代家破人亡。



張東蓀資格比毛老，學問比毛高，是－位借鑒西洋思想創建了自已哲學體系的哲學家，名教授，曾被蔣介石延為座上賓卻不買蔣的賬，寧願冒險與中共合作。後來在中共“和平解放北平”中，張以中間人身份在中共與傅作義之間進行斡旋，卓有成效，曾被毛澤東稱為和平解放北平的“第－人”。可誰知，這位共產黨的功臣，不旋蹤成了罪犯。



樹立了這樣壹個反面“榜樣”，民主黨派大小頭目便都老老實實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了。



雖然各民主黨派表面上都“老實”聽話了，但是毛對他們仍然不敢掉以輕心，在接納他們進入“新政協”和“聯合政府” 時，他設立了幾道防護堤：



第壹道是對進入“新政協”和政府機構的各個黨派和領導人進行嚴格的資格審查，看看他們歷史上是否有“反共”言行。要保證這些進入政協和政府的黨派鄰導人對共產黨忠心不二，對共產黨的領導不構成任何威脅。中共的統戰部門對這些黨派及領導人進行了認真調査、排隊，將他們分為左、中、右三等，然後采取拉攏左派、孤立中派、打擊右派的策略，對它們分別處置。當時，中國的小政黨眾多，經過審查，中共以“成分復雜”、“組織不純”為由取消了相當壹部分黨派的“統戰資格”，如民社黨革新派、孫文主義同盟、中國少年勞動黨、中國農民黨等，這些黨派有的只準許其領導人以個人身份參加政協，有的則被指令“自行解散”，或並入其他黨團。還有壹些被認定為“性質反動”的黨派，如光復會、人民民主自由聯盟、民主進步黨、中國人民自由黨等，則被堅決取締，領導人被投入監獄。經過這番甄別處置以後，允許進入新政協的除中共和其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之外，尚剩有“民革”等11個“民主黨派”，算是取得了合法的參政資格，允許其進入政協。



但在第壹屆第壹次政協會議之後不久，中共再次對這些進入政協的民主黨派進行了清理整頓，最後只保留現在的8個實際上己成了“中共分部”的所謂“民主黨派”。



第二道防護堤是保證共產黨人在政協和政府機構中的絕對多數，並占據主要領導職位。劉少奇在1949年7月4日《代表中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報告》中，概述了這方面的總情況，報告稱：“（新政協）籌備委員會已經組成，共134人，黨員43人，肯定跟我們前進的進步人士48人，中間人士43人，其中偏右者只有16人。在進步人士中有15名秘密黨員，共產黨可以保證對政協籌備委員會的絕對領導。在籌委會中另外設立了常務委員會，有委員21人，同樣可以保證我黨的領導。”（連政協籌備委員會的成員都要向蘇共和斯大林報告，中蘇兩黨的關系的實質可見壹斑。）



對進入政府的非中共人員的審查就更嚴了，目的是既要保住“聯合政府”這塊牌子，又要保證共產黨壹黨專政的實質。毛的辦法首先是保證進入政府任職的非中共人員是共產黨最忠實的擁護者；其次，政府中的關鍵職位全由共產黨員壟斷。安排的結果是：第壹屆中央政府6個副主席非中共人士占了3個；政務院（國務院前身）4位副總理有兩位非中共黨員；政務院所屬的部、會、院、署、行的93名正副負責人中，非中共人士42名，占45%。這是《人民日報》最初的說法，後經查證，很多“民主人士”其實是“秘密共產黨員”，如郭沫若、沙千裏、胡愈之、周建人等，進－步核實後，中共方面62人，占66.67%，非中共31人，占33.33%。）



其中幾個關鍵部門如國防、外交、公安、財政等部的正副部長全是中共黨員。（以上參見《炎黃春秋》2009年第4期章立凡：《民主協商建國的歷史回顧》和該刊2009期第9期胡泊的《首屆中央政府黨外人士所占比例》）



但是，即使是這種安排，毛仍擔心“大權旁落”，擔心個別非中共人士不聽使喚。於是他構築了第三道，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防線，即在政府機構中實行黨組制度，把政府機構置於中共黨組的絶對領導之下。



在第－屆政府剛剛組建完成的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就作出《關於在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中國共產黨黨組的決定》。黨組不同於機關內的黨委或黨支部，它代表中共中央行使對中央政府的領導權，是所在單位的最高決策機構，作為當時中央政府的政務院的黨組分為三個層級：政務院黨組幹事會、分幹事會和各部、委、辦、署、行的黨組。黨組只對中共中央政治局負責。（在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署也設黨組，亦對中共中央政治局負責。）這樣，就使中央政府及其所屬機構都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下屬單位。在實際上把所謂的“聯合政府”從根本上推翻了，變成了亊實上的中共壹黨專政。比如，中央政府的某個部，按公 開規定部長是“壹把手”。 然而設了“黨組” 以後，黨組成了這個部的最高權力機構，黨組書記成了這個部的”壹把手”，最高決策者，如果這個部的部長不是中共黨員，黨組在召開重要會議時，可以讓他列席，但無表決權。黨組作出的決定，部長要無條件以行政領導的名義發布文件貫徹執行。這樣，這個非黨部長就徹底淪為傀儡，淪為“黨組”領導之下的辦事員。而政府部長以下官員的任免、考核實際上也完全由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



接著，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又作出《關於在人民政府內建立黨組和組織黨委會的決定》，把中央實施的這壹模式擴大到所有地方各級政府中去。



這個“黨管政府”的體制以後還被不斷完善、強化。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再次發出《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把黨中共中央領導中央政府進－步具體化、制度化。就這樣，毛還不放心，怕行政當局自成體系，尾大不掉。1958年6月8日，毛決定對國務院進行改組，各部、委、辦的工作劃歸財經、政法、外亊、科學、文教等五個領導小組領導、管轄，各領導小組則直接歸屬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領導。至此，國務院徹底淪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下級辦亊機構。



就這樣，就既保留了“聯合政府”的名義，又實行了百分之百的共產黨壹黨專政。所謂的民主黨派和社會賢達被徹底邊緣化、傀儡化了



到了1954年召開第壹屆全國人大會議之後，原來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全部退出中央政府的領導職位，被移位至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充當政治“花瓶”。至此，斯大林給出的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難題，己徑全面、徹底“解決”了。從此以後，不但人大、政協淪為中共指揮下的傀儡、“橡皮圖章”，所謂的各民主黨派，實際上也變成中共統戰部領導下的壹個個“中共特別支部”了。



總的看，這種“黨領導政府”、“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是中共學習、移植蘇共“黨國體制”的具體化，中國化，並有所發展。直到今天，這種體制仍然保留並不斷強化，但功能有所變化。由於民主黨派己退出政府機構，在全部由共產黨員當權的政府機構裏，表面上仍然保留行政首長與黨組書記平行、並且互相兼任的“雙首長制”，實則主要起到互相牽制、互相監督的作用。



在毛和中共實行逐步將民主黨派“矮化”、“邊緣化”的過程中，各個民主黨派絕對順從，不敢有任何異議，因為他們當年都曾公開承諾“接受和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而在共產黨的字典中，“領導” 就是服從，就是老老實實聽從指揮，為共產黨效勞以換碗飯吃。否則，這個飯碗不僅不保了，還會“轉化”成敵我矛盾，張東蓀就是榜樣。但是，即便如此，毛仍然視其為眼中釘，仍不允許它們茍延殘喘，到了文革，這些“資產階級黨派”就都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了。北京－個紅衛兵小頭頭陳小魯（陳毅之子）在壹次“革命行動”中，就把八個民主黨派的辦公室砸了，八個公章全部收僥去，民主黨派只好關張了。



毛澤東“完滿” 地完成了斯大林交給他的任務，既成立了”聯合政府”，又堅持了完全、徹底的共產黨壹黨專政，還賺得了壹個“民主建國”的名聲。此時斯大林己死，如果他地下有知，也不能不佩服他這個“學生”青出於藍了。



除了弄出這個”聯合政府”花架子，在國家權力運行機制和體制方面，毛共基本上移植蘇聯模式。但也有“創新”，比如後毛來推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赫魯曉夫說蘇聯早期曾施行，但不久即拋棄）、城鄉二元經濟制度、對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分子“戴帽管制”制度、以及接連不斷的毛式政治運動，及至“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等 ，都是蘇聯所沒有的，都屬毛的發展創新。所以，總的看，就共產黨壹黨專政的水平而言，毛己超過其“老大哥”，遠在列寧、斯大林之上了。







借鑒歷代帝王形成的治國理念和駕馭臣民之術



在筆者看來，毛主義實際上由三大塊組成，或者說從三個方面吸取其精髄。其壹自然是馬列主義；其二是學習歷代民間造反之術；其三則是歷代帝王統治、駕馭臣民之術。在建國之後尤其註重第三方面的學習，這也是後來毛自詡為“秦始皇加馬克思主義”的緣由。所以這裏著重談談毛的這方面。



凡接近毛的人都說，毛喜歡看書，常常是手不釋卷。不過，他讀的不是什麽馬列著作，而是清壹色的中國古代線裝書（毛死後，壹度讓人參觀他在中南海的住所，碩大的木床上，線裝書占據了大半“江山”）,其中最愛的要數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據說他先後讀了17遍之多！（遺憾的是，毛卻沒有接受作者司馬光在此書中宣揚的儒家以仁義治天下的主題思想），還有卷秋浩繁的《二十四史》，壹般史學學者都很難通讀，毛卻通讀了，還寫下不少批語。（在“長征”時，毛讓人擡著躺在滑桿上“行軍”，就帶著《二十四史》閱讀消遣，直到過草地時，才不得不將其扔掉。）無怪他講話時總愛“引經據典”，引的都是清壹色的中國歷史或文學典故、成語，卻沒有壹處是馬、恩的原著。從這點看，毛確實很自覺延續歷代皇帝的角色。當然。在他的正式書房特別是接見外賓的客廳裏，馬、恩、列、斯著作的精裝本是不可缺少的，那主要是出於裝飾的需要。



毛到底向歷代帝王學習了什麽，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他不會說我向××大帝、××皇上學了什麽。所以，我們只能從他對歷代帝王的議論、評價中揣摩他之所好，再結合他的行為判斷他學了些什麽。



出於他的誌趣和實際需要，在古代線裝書中，毛尤其喜歡閱讀有關歷代帝王的傳記，並每每加以評論，這樣，我們就不難從中看出毛的愛憎喜惡，從而也就知道了他的價值取向和治國理念。



下面是毛對帝王評論中的壹部分。



贊美暴君，為暴君翻案。



商紂王（帝辛）在中國不管是史學界或普通老百姓眼裏（民眾對紂王的了解得主要得益於歷史神話小說《封神榜》），都是暴虐、殘忍、荒淫無道的化身。造肉林酒池，為長夜之歡，創“炮烙之刑”，以剖腹殺人取樂，以殘忍手段虐殺勸諫的大臣等等，都是他著名的“政績”。然而所思所想從來不同於凡人的毛澤東卻對此君頗有好感，1958年11月，他在壹次學習中說：“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是壞人是錯誤的，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統壹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從中可見，毛評價歷史人物主要是看他“有不有本事”， 有不有“功勞”。而不是對民眾的態度和作為“人” 的品質、道德。 他評判秦始皇、曹操的標準也是基於此論，盡管這些人在歷史上都聲名狼藉，遺臭萬年，毛對他們卻情有獨鐘，因為他們有“本事”、敢於幹大事、包括殺人如麻。



毛對秦始皇則偏愛有加，這是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的，因為他多次以“秦始皇自居”，自稱“秦始皇加馬克思主義”。毛提倡“厚今薄古”，贊揚“秦始皇是厚今薄古專家”。1964年毛在－次接見外賓時厚顏無恥地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壹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囯歷來分兩派，壹派講秦始皇好，壹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秦始皇比孔子偉大得多。秦始皇是第壹個把中國統壹起來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統壹中國，而且統壹了中國文字……中國過去的封建君主，沒有第二個超過他的。” 在這裏，他杜撰了中國自古以來有“擁護和反對”秦始皇的“兩派”，仿佛秦始皇不是中囯歷史上婦孺皆知、朝野公認的大暴君，而只是壹個有爭議的人物。而對於秦始皇的殘忍酷毒，虐民好殺，濫施酷刑，濫用民力卻視而不見，不置－詞，對秦始皇遺臭萬年的“焚書坑儒”更是倍加贊賞，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公開說秦始皇坑殺460個儒“太少”了，自己超過始皇壹百倍！洋洋自得，引得全場哈哈大笑。



1959年毛因阻止不了劉少奇召開全國第二屆人大繼任國家主席，氣急敗壞地說要提前向劉少奇交班，要劉來當“秦始皇”！可見他非常自覺自己“當今秦始皇”的身份。他還提出必須為秦始皇翻案。在毛的號召下，毛的禦用文人、無恥學者掀起了－股為秦始皇、曹操等翻案和歌功頌德的鬧劇，然而終究應者寥寥，無疾而終。



毛澤東當然知道，秦始皇在中國的名聲很臭，幾乎成了“暴君”的代名詞，兩千余年來不管是民間還是官方，都對其罵聲不斷，除了人神共憤的“焚書坑儒”之外，老百姓痛恨秦始皇的另壹個焦點是其殘忍暴虐，濫使民力，視人命如草芥，“修長城”即其代表作之壹，民間壹曲傳唱千年的“孟姜女”就把秦始皇牢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然而毛及其黨羽卻對秦始皇這些“壯舉”稱頌不已，至今仍把長城作為中華民族的驕傲和象征向世界宣揚、推薦。很明顯，毛就是要跟中華民族全體唱反調，跟歷史唱反調。其獨夫民賊的嘴臉可謂不打自招，昭然若揭。



說到這裏，還不能不提壹提毛對秦始皇治國基礎的法家學說的推崇。與我國我國古代儒家認定“人之初，性本善”相反，法家認定人生來就“性惡”，以此作為其施政、統治臣民的出發點，提出必須以“更惡” 來治“惡”，故大力倡導嚴刑峻法、苛政猛役、輕罪重罰、愚民政策、恐佈統治，絕不施“仁政” 等等。不僅公開宣稱依靠暴力和殺戮維持其血腥統治，還設法充分調動人性中“惡”的壹面，讓其相互猜疑、互相揭發、互相殘殺，試圖把人還原為野獸，把人類社會變成野獸世界。這些與毛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完全不謀而合，被毛全盤接受並巧妙運用於其極權統治之中，



與此相反，毛對於提倡“仁政”的儒家孔孟學說深惡痛絕，在文革中他發動全國人民將“孔老二”打翻在地，批倒批臭，將儒家文物、經典徹底砸爛，付之壹炬。在其死前還發動了壹場全國性的“評法（實際上是捧法）批儒” 運動，試圖顛倒乾坤，將二千多年中國民眾和官方對秦始皇和孔孟的評價倒轉過來。秦始皇地下有知，必定嘆其為“孝子賢孫”和“千載知音”了。只可惜這壹罪惡最終未能得逞。



宣揚知識分子無用，大老粗能幹可愛。



人們都知道毛對知識分子仇視、蔑視、藐視、鄙視，卻不知他對帝王中的知識分子同樣如此。有兩次講話很好地表達了他的這壹思想，壹次是，1964年3月24日毛在中南海跟他的侄子毛遠新談到歷代帝王時說：“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識分子是比較沒有知識的。歷史上的皇帝，有許多是知識分子，是沒有出息的。隋煬帝就是壹個會做文章、詩詞（而沒有出息）的人。”



不過，毛以隋煬帝為代表，說明知識分子當皇帝“沒有出息” 是缺乏說服力的，因為煬帝亡國並非因為他會做文章、寫詩詞，隋煬帝建迷樓、開運河、東征西討，怎麽能說他“沒出息” 呢！甚至可以反問壹下毛：妳不是也跟隋煬帝壹樣，也會做點文章、寫點詩詞，也算“半個知識分子”（美國毛傳作者特裏爾語）嗎，那麽，妳是不是也沒出息呢？



不過，毛是從來只準他說別人，不準別人說自已的。上面說的只是他思想的壹面，沒有說全。關於知識分子“沒出息” 他還有宏論，1964年2月13日，是當年的農歷除夕日，毛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教育改革工作會議，毛在會議上大放了壹通“考試應該互相抄襲”的闕詞之後，話題轉到“知識無用”上來，毛先說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文學家……通通轟下鄉，不下去就不開飯”。 接著說歷史上的“狀元”都沒有很出色的。話題忽然又轉到帝皇上來，毛說：“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壹個不識字，壹個識字不多。以後到了嘉靖，知識分子當權，反而不成了，國家就是搞不好。書讀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劉秀是大學士，而劉邦是大草包。”



這裏，毛列舉了幾個歷史人物以證明自己的論點。那麽我們就以他說的漢代的劉邦、劉秀，明代的朱元璋和朱棣為例，看壹看事情的真相吧。



毛非常贊賞的漢高祖劉邦，是中國第壹位靠“農民起義”奪得了“天下”的草根出身的皇帝，與毛可謂異代同行，千載知音，毛對他特別有好感是不言而喻的。毛說他是“壹位高明的政治家”，“是在封建時代被歷史學家稱為‘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人物。”劉邦確實有謀略，善納諫，因此這位自稱帶兵打仗不如韓信，運籌帷幄不如張良，安邦治國不如蕭何的劉邦卻最後當上了皇帝。但這僅僅是壹個方面，劉邦還有另壹面，也是為毛引為知音的壹面，那就是他對知識分子的輕蔑和十足的流氓氣味，他的屬下曾對他當面直言不諱地指出：陛下慣於“慢而侮人”，即喜歡罵人和侮辱人。又特別喜歡侮罵知識分子，還在爭天下的過程中，某次壹位士人求見，劉邦“踞床，使兩女子洗足”， 十分傲慢無禮。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還當著客人的面拿讀書人的帽子（儒冠）當溺器，往裏面撒尿，以示對知識分子的鄙視、侮辱。即使當了皇帝之後，其流氓本性依然不改，壹次，吃飯的時候，禦史大夫周昌來見劉邦，看到劉邦壹手摟抱著戚夫人，壹面進食。周昌頗感尷尬，轉身趨避。而劉邦卻放下戚夫人追上周昌，用雙手拼力壓下周昌的脖子，然後順勢騎在周的脖子上，還洋洋得意問周：“妳看我是個什麽樣的皇帝？” 周昌也毫不客氣回答：“妳就是夏桀商紂那樣的主。” 讀到這些文字，毛壹定會開懷大笑，為這位異代知音痛飲幹杯——浮壹大白！



原來這劉邦本乃鄉村中壹流氓、地痞，壹貫遊手好閑，“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後來混了個“亭長”（管地方治安的基層小吏）當，更加“好酒及色”，但年過四十仍未成家，卻和別的女人生了私生子。他膽大妄為，慣於騙人，連縣令大人也敢騙，沒有壹文錢卻給縣令大人做賀禮，公然撞入宴廳高叫：“賀錢萬！”專事混吃混喝。然而，也正是這些流氓品性卻使他在亂世爭雄中如魚得水，脫穎而出。



劉邦領兵打仗的本領也很差，壹次他率領五路諸侯的56萬大軍直搗項羽空虛的首都彭城，正在齊地作戰的項羽率三萬精兵連夜馳回，將他的56萬人馬殺得落花流水，死傷過半，連他的老父、妻子、二哥都當了項羽的俘虜。在倉惶逃命中，劉邦為了減輕所乘車子的負擔，十余次親手將同乘壹車的壹雙小兒女（即後來的惠帝劉盈和魯元公主）推下車，幸得趕車的夏侯嬰冒死屢次將這壹對兒女抱上車，始得保全。而劉邦當時甚至為此要殺夏侯嬰。（順便提及，此次劉邦等人逃命中終被項羽部將丁公追及，在劉邦的哀求下，丁公放了劉邦壹馬，劉邦始得死裏逃生。劉邦稱帝後，丁公自以為救劉有功求見，卻被劉邦以“叛主縱敵”之罪名捆綁示眾後殺害。



接著，在其後的廣武對峙中，為迫使劉邦退兵，項羽做了壹個高大的砧板，將劉邦的父親太公捆綁置於砧板上，旁邊另置壹只盛了油的大鍋。威脅劉邦說：如不立即撤兵，就將妳父親烹了。劉邦則嬉皮笑臉回答：我倆在楚懷王面前約為兄弟，我父即妳父，妳烹了可要“分我壹杯羹” 啊（典故“分壹杯羹”即出此。）後來，項羽把劉邦之父等壹幹人質毫發無損地全放了。（以上均引自《史記》）



如此看來，不僅毛與兩千多年前的劉邦的為人氣質酷似（應該說是毛傳承了這位流氓大帝的衣缽），而且楚漢相爭的故事本質上與毛和蔣介石爭天下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西楚霸王項羽在與劉邦的爭戰中本來處於絕對優勢，頗類國共兩黨長時期的實力對比；項羽有幾次可以輕易地將劉邦殺死的機會，然而頗有 “婦人之仁”的項羽不願在對手無自保能力的情況下將其除掉，終致放虎歸山。同樣，蔣介石也有多次機會將毛幹掉，而講究儒家“恕道”、“名節”的蔣介石也壹次次放過了毛。終於，項和蔣都養虎遺患，自食其果，被虎所吞。楚漢相爭和國共相爭的結局也類似，都以流氓氣味十足，摜於玩弄坑蒙拐騙的劉邦和毛澤東取得了勝利，共同演繹了壹場異曲同工的亂世政治鬥爭“劣幣驅逐良幣規律”。



除上述以外，令毛將劉邦引為異代知音的還有劉邦稱帝後的大殺功臣，誅滅異姓王，以此鞏固自已的帝位；而毛也不折不扣地將這些經驗運用到自已的實踐之中，消滅了如劉少奇、彭德懷、林彪等“異姓王”——“親密戰友”。



以上就是毛對這位“大老粗”草根出身皇帝贊嘆不巳的真正原因。然而也必須指出，毛實際上卻比劉邦差之甚遠，蓋因劉邦坐穩皇位後仍然能接受大臣和謀士的意見，釆取與民休息的政策，追求太平治世。而毛則－直不停頓地折騰、以整人、殺人為樂，直到差不多把自己的江山斷送。



我們再看看被毛批為“沒出息”、“ 比乃祖（劉邦）差遠了” 的知識分子皇帝、東漢光武帝劉秀。



劉秀乃劉邦九世孫，東漢的開國皇帝。但凡讀過歷史之人，莫不將劉秀贊為雄才大略、文武兼備的壹代英主明君。在西漢末年的亂世爭雄中，劉秀曾親率數千精兵，將王莽的42萬大軍殺得落花流水，這就是中外戰爭史上罕有的以少勝多的奇跡：昆陽之戰。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劉秀以武力蕩平天下之後，卻從不誇耀武功，甚至不復言“軍旅之事”，因為他知道“天下疲耗，思樂息肩”，故堅決實行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宣布“以柔道治天下”。他輕瑤薄賦，將稅負減到“三十稅壹”。為了進壹步減輕人民負擔，大力裁減官吏，“十置其壹”（即裁員九成），又禁止虐待奴隸，前後九次下令釋放奴隸。他勤勉公亊，宵衣旰食，每天辦公十幾小時。他提倡節儉，以身作則，艱苦撲素，宮中後妃摒棄珍寶珠玉，綾羅綢緞，壹並粗衣淡食。帶動了壹朝官吏的亷潔勤勉之風，留下了很多感人肺腑的故事。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他善待功臣，與功臣們既共患難又共富貴，使他們都得以善終，這與劉邦的“鳥盡弓藏走狗烹”形成何等強烈的反差！劉秀忠實履行儒家仁政思想，禮賢下士，勤謹愛民，篤行以德治國，很快使國泰民安，走向興旺發達，史稱“光武中興”。還值得提出的是，劉秀做了大量好亊，卻不準臣民對自己歌功頌德，甚至不許史官把自己的功德寫進史書。作為皇帝，這絕對是唯壹的另類，是多麽地難能可貴！



就是這麽壹位文韜武略、才華出眾，勤謹愛民的難得的好皇帝，毛澤東卻極為討厭！除了對劉秀的軍事才能不得不承認之外，在整體上硬說他“遠不如劉邦”！毛沒有說岀具體原因，因為他不好直說，不過我們完全可以推知：首先因為劉秀本人是知識分子出身（太學生，但起事前仍務農），毛說他是“大學士”，光這壹條就決定毛必定要貶之，損之；但更為重要的是，劉秀當皇帝後實行了壹整套“以柔道治天下”的政策措施，這正是毛澤東所深惡痛絕的儒家“仁政”， 是“階級鬥爭熄滅論”！另外，劉秀拒絕趁匈奴發生瘟疫發兵攻擊，開疆拓土，而強調“柔遠以德”。這壹切在毛看來更是懦弱無能。無怪乎他要對劉秀“輕之”、“蔑之”。



再來看看毛吹捧的朱元璋。朱元璋是繼劉邦之後靠“農民戰爭”奪得天下的明朝開國之君，其痞氣雖不及劉邦，而兇殘則遠勝之。毛對這位異代的“同行”的親切好感是不言而喻的，為了維護這位“先帝”的光輝形象，毛不惜誅殺了自己的壹位知識分子“忠臣”吳晗。吳晗本是壹位明史專家，寫了壹本叫《朱元璋》的學術著作，內中寫了朱元璋壹生的“功”，也寫了他的“過”，如制造冤案，大殺（幾乎殺盡）功臣，厲行酷刑苛政，以神鬼圖讖欺騙、糊弄民眾等等。吳專家自以為得意，將此書幾次呈送給毛過目，卻不料毛看了十分惱火，在毛看來，罵朱元璋就等於罵自己！終於引起了他的憤恨，將吳晗作為“文化大革命”的首批祭品推上了斷頭臺。



再說朱棣。棣本乃朱元璋第四子，封於燕地壹藩王。在燕地坐大之後便生異誌，起兵篡奪其侄子建文帝的皇帝寶座。打下首都南京之後，朱棣大肆屠殺建文舊屬，並逼迫建文帝依重的重臣、翰林侍讀、當時的學界領袖方孝孺為其撰寫歌功頌德的即位詔書，卻被方嚴詞拒絕。朱棣以“滅九族”相威脅，方答曰：“雖滅十族，亦不附亂。” 並提筆寫下了“燕賊篡位”四個大字，擲筆於地。氣急敗壞的朱棣立命將方孝孺的九族加上其門生（學生）共“十族”873人抓捕到案，當著方的面壹個個誅殺，直殺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然後將方孝孺本人淩遲處死。



敢於如此暴虐、如此殘忍大殺知識分子，這無疑是毛引為知已、並對朱棣大加贊賞的原因之壹。朱棣還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北伐南征，先後發動七次對外戰爭，給全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最後自已也死於北征途中。這位“能幹”的皇帝還不顧人民死活，大興土木，大搞遷都，營建新都近二十年，其間還以遷都事誘使臣民提出意見，然後自食其言，反咬壹口，對建言者捕之殺之。又為了宣揚“國威”，充當天下盟主，不惜傾全囯之力，大搞労民傷財、得不償失的“鄭和七下西洋”，在獲得所謂“威德遐被，四方賓服” 的虛榮的同時，耗盡了國家財力物力，讓全國人民苦不堪言。在朱棣當政的永樂年間特別是後期，百姓被剝奪得衣不蔽體，食不裸腹，無數農民輾轉溝壑成為餓殍。



朱棣晚年，還發生了壹件再次表現其殘忍本性的血腥事件，那就是當他發現宮女與太監之間有所謂“私通”時（實際上只是壹種象征性的“對食”遊戲），竟然壹次屠戮了2800名宮女和太監，而且都是淩遲處死！朱棣還親臨觀摩。皇宮成了血腥大屠場，活畫出了這個毫無人性的獨夫民賊的殘忍丒惡嘴臉。（此事見於朝鮮之《李朝實錄》，屠戮數字或有誇大，事實卻不容否定。）



當然，以上暴行在毛澤東看來，都是“小節”，絲毫不損朱棣的“偉大”，所以他認定朱棣和朱元璋壹樣，是明朝幹得最好的兩個皇帝之壹。事實上也是如此，與毛在“大躍進”中餓死、打死幾千萬人相比，朱元璋、朱棣的暴行又算得什麽呢。



引得毛對朱元璋特別埀青的還有他累興大獄，迫害功臣，上掛下聯，濫殺無辜，清除“隱患”。這很類似於毛的屢屢掀起的各種“運動”，特別類於毛的排除異已，大肆迫害“老幹部”。可謂異代同謀，心有靈犀焉。



朱元璋還廢除了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將所有大權集於壹身，使明代臻於中國皇帝專制獨裁之顛峰。為了加強恐怖統治，朱元璋還發明了－種極其野蠻殘忍的 “廷杖” 制度，大臣壹言不合，便在朝廷上扒了褲子打屁股，往往當場打死，這些大臣無疑都是知識分子。又設立直屬皇帝的特務機構錦衣衛、東廠、西廠，實施嚴酷、血腥、黑暗的特務統治。簡而言之，明代是學術界公認的中國歷史上最集權獨裁、最殘暴、最黑暗的朝代，朱元璋和朱棣就是這個朝代兩位 代表和“始作俑者”。毛洽洽對這兩人情有獨鐘，贊許有加，是典型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了。



為壹切能幹、有“特色”的暴君、陰謀家叫好。



毛不但專為著名的大暴君翻案，對壹批尚未達到大暴君“級別”，卻在某壹方面有“特色”的君王鼓吹叫好。例如漢武帝劉徹，毛盛贊其“雄才大略，開拓了劉邦的業績。” 對其贊許有加。但這雄才大略君主的另壹面是大喜好功，窮兵黷武，濫用民力，壹生開邊拓土不止，搞得民窮財盡，天下耗虛。又追求長生不老，封闡泰山，廣建樓臺宮苑，窮奢極欲，耗盡民脂民膏，弄得怨聲載道。為填補國庫空虛，劉徹任用酷吏，濫施刑戮，復又推行征收財產稅和檢舉處罰制度，以達到鏟盡地方豪強與商賈富戶，聚斂天下財富的目的。這又與毛的“土地改革”和“共產革命”不謀而合，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武帝沒有將他的雄才大略進行到底，劉徹晚年幡然醒悟，遂有輪臺罪已之詔，改弦異轍，與民休息，使漢朝免蹈秦朝之覆轍。因此，毛對漢武的評價沒有秦皇贏政那樣高。



在漢武帝之前的文、景兩世（特別是文帝朝），實行道家的“無為而治”，采取薄賦輕瑤，清心寡欲、與民休養生息，節儉愛民的政策，因而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百姓富足、國庫充盈、社會安定的氣象，史稱“文景之治”。然而，毛澤東對這兩代賢君卻極為不屑，說：“高祖之後，史家譽為文景之治，其實，文景二帝乃守舊之君，無能之輩，所謂‘蕭規曹隨’，沒有什麽可以稱道的”。然而正是文景之治，為後來漢武帝的擴張和漢家四百年統治打下了基礎。另外，毛還對西漢另壹個好施仁政、重用儒生的皇帝元帝（劉奭）惡毒咒罵，說元帝“好用儒學，摒斥名、法，拋棄他父親的壹套（霸道）統治方法”， 使國家“每況愈下”。從中我們可知毛之好惡。在這位以“三鬥（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 為信條、為能事的毛大帝看來，所有不嗜殺（不搞階級鬥爭），不去開疆拓土，重用知識分子，讓老百姓過上安穩、富足的生活的皇帝，都屬庸碌無能之輩，不但無功而且有罪！



毛鍾愛的另－位君主是三國時的曹操（魏武帝）。這也是壹位頗有特色的君王。但這位“治世之能將，亂世之奸雄”，壹千余年來壹直以白臉奸臣的形象鐫刻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被罵了壹千多年，原因是曹操素以玩弄權術、搞陰謀詭計見長，其中如他知道自己錯殺了呂伯奢全家之後不但不悔恨，反而丟下壹句：“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就這麽壹句，曹操就被中國人民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可毛對曹操卻極為欣賞，其鐘愛度僅次於秦始皇。1958年11月，毛在武汊召開的－次座談會上公開說：“說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統觀念制造的冤案。”“現在我們要給曹操翻案，我們黨是講真理的黨，凡是錯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壹千年、兩千年也要翻。”毛的文學侍從、文藝小醜們立即鼓噪而上，為曹操翻案的鼓噪甚囂塵上。可惜，不管怎樣翻，怎樣鬧騰，曹操的“白臉奸臣” 形象在中國老百姓心中仍不可動搖。毛力挺曹操，恰好說明他與曹原是壹路貨色，壹丘之貉。



中國還有唯壹位女皇武則天，這個以壹個宮女爬上皇後寶座，進而篡奪皇位又自立新朝的女人，本領確實不小，所以她得到毛澤東的青睞是必然的。毛列舉了武則天很多本事，“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識人之智，還有用人之術。”總括壹句話，認定她是壹位很有本領、很“能幹”的女人。在毛的示意下，中共禦用文人、文藝小醜們又掀起了吹捧、歌頌武則天的浪潮。可同樣得不到民間響應。原因是，囯人早己看到此女的另壹面，即陰險毒辣，人格卑劣，為了奪得皇後寶座，居然親手掐死自已的親生女兒然後嫁禍王皇後，最後以極殘忍的方式將曾對她有恩、引薦她入宮的王皇後和另壹情敵蕭婌妃弄成“人彘”虐殺。在以陰謀手段奪得李唐政皇之後，武氏大肆屠戮李唐王朝皇族和勛戚舊臣，包括殺死對她頗有微詞的兩個親生兒子壹個女兒、女婿，壹對孫子孫女。她還發明、鼓吹告密制度，鼓勵誣告陷害，並選拔流氓惡棍，任為酷吏，實施殘忍血腥的特務統治，不斷制造出駭人聽聞的冤案、假案，造成朝野壹片恐怖。這壹切與毛推行的“以階級鬥爭為綱”、“運動治國”何其相似乃爾！得到毛賞識是必然的。



毛還對壹位特殊人物贊賞有加，此人就是以“變法”著稱的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毛執政的中國，商鞅被吹捧成為偉大的政治家、改革家，為秦朝統壹中國奠定基礎的千載功臣。真實的商鞅以殘忍、陰損、兇惡、刻毒為能亊，為達目的無所不用其極。其基本治國理念是“富國強兵”，辦法是通過嚴刑峻法殘民、弱民、愚民，最終將全體秦國臣民變成秦王個人馴服的奴隸和兇殘的殺人工具，將秦國變成“虎狼之國”。他還提倡並實行“逆淘汰”：以奸馭良，“以奸民治善民”。對內他言出法隨，實行恐怖統治；與別囯交往則以欺詐無信為能亊，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就是這樣壹位陰謀家、虐人狂、卑鄙無恥的小人、流氓，毛對其情有獨鐘，稱其為“首屈壹指的利國富民偉大的政治家，是壹個具有宗教徒般篤成的理想主義者”。“可以稱為中囯歷史上第壹個徹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僅限於當時，更影響中國數千年。” 的確，商鞅的“變法”影響了中國幾千年，但是禍害了中國人民幾千年。



綜而言之，凡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民、包括朝野各界所所共同認定鞭撻、譴責的對象，如暴君、亂臣、賊子，毛必贊揚之，並不遺余力為其“翻案”；凡幾千年來人們所肯定、頌揚的對象，如仁君、賢臣、英烈，毛必鞭撻之、不但要“批倒批臭”，把－切傳統是非、善惡顛倒過來，還要對其掘墳挖墓，鞭屍揚灰。他邦架他的臣必須與－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徹底鏟除壹切人類既有文明，即所謂“封、資、修”。這壹切在後來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都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壹言以蔽之，毛的“敵人”就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乃至整個人類的主流文化。



這就是這位“人民領袖”的本質和真面目。







四、對秦始皇與馬克思主義的整合運用與超越



毛當然不是把上述所有借鑒、學習到的壹切原封不動、雜亂無章地搬用於他的統治術中，比之封建帝王，比之“老大哥” 蘇聯，他都有“推陳出新”和超越之處。簡單地說，正如他自已所坦白的，他要把“秦始皇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成為前無古人的獨裁暴君，建成千秋萬代的毛帝國、毛王朝。具體點說，即以秦始皇的“政制”作為政權基本構架，以“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作為幌子，以“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實際內容，以暴力和愚民兩手作為治國安邦的基本手段，集古今中外帝王之大成。以下簡單說明之。



首先以“秦政制”為基礎建立金字塔式的的集權政治結構。



毛澤東贊揚秦始皇說：“百代遵行秦政制”（贈郭沫若詩）。他當然也要“遵行”下去，並且有所發展。毛認為，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國是高度中央集權的皇權制度之創始，之後兩千多年直到清朝，中國壹直延續這種制度。毛澤東自覺地肯定、贊美這種制度，正好說明了毛建立和傳承的正是這種皇權制度，也正好說明了毛是中國真正最大的“復辟狂”，“封建余孽”。



所謂“秦政制”最主要之點就是突出皇帝至高無上的地位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皇帝“富有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濱莫非王臣”。毛心領神會，得其精髄，果然後來他享有的權力、地位實際上已經在皇帝之上，只是稱謂不同而已，叫做“全中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偉大領袖”，“ 全中國、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皇帝只是“上天之子”， 而毛則與天帝齊肩，可見他已在總體上發展、並超越 了秦政制。



秦政制的基本內容是改周代的分封制為郡縣制，各郡縣長官由皇帝壹人任免、操控。毛不僅繼承了郡縣制，建立了空前嚴密的中央集權制，而且還繼承封建制之精華，建立了新的政治等級特權制度，並把這種制度推廣到全民，那就是在全民中“劃階級、定成分”，並且將其中的“階級敵人”實行“戴帽管制”，這就攝取了奴隸制之精華。今日的毛不僅操控全體官員之命運，而且親掌全國草民百姓的生殺予奪大權；不僅各級官吏對他要宣誓盡忠，而且全國百姓都得對他盡忠盡孝。古之皇權不下縣，留給人民相當的自由度；而毛王朝的統治觸角不僅到縣、到鄉、到村，而且到每個人，直接控制每個人的生命和“飯碗“。全國變成－座事實上的大監獄，所有臣民都被牢牢禁固在這個密不透風的監獄之中……



此外，毛通過黨、政兩個系統對各級官員和對全體百姓進行雙線監督、控制，不僅監控他們的行動，而且對他們的思想、生活和意識形態進行監控，還進行改造，這是歷史上任何王朝都不能比擬、做不到的。



所以，毛澤東雖打出“共和國”的招牌，實際上乃超級皇權帝國，超級“秦政制”。毛本人自然成了超級“秦始皇”。



按照蘇共榜樣建立起強有力的統治核心：中國共產黨。



當然，如果認為毛僅僅繼承了“秦政制”是遠遠不夠的，因為他還自稱為“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



共產黨的出現是壹種奇特的、令人驚嘆的現象。這當然首先要歸功於列寧、斯大林，是他們建立、確立了建黨的各種原則、制度、手段。然後依靠這個黨奪取了國家政權，並依建黨的模式、理念建國、治國，又將這壹切迅速向全世界擴散、推廣，先後在幾十個國家建立了蘇俄式的共產黨（工人黨、勞動黨）組織，並奪得了十余個國家的政權。中共則是其最成功的復制品之壹，並且有諸多青出於藍之處。如今全球列寧式共產黨絕大多數已經垮臺、散夥或變異，中共則是僅存的碩果之壹。（當然，現在它也已完全變質了，不過仍保持共產黨的基本特色）



以中共為例，以毛時代之前為界限，共產黨大概擁有以下特點：



壹是組織上的類似黑社會性質。共產黨曾長期處於地下、非法狀態，所以其組織、活動非常隱蔽、神秘，也養成了它嚴格、強有力的組織性、保密性和詭秘性，任何人壹旦宣誓加入了共產黨，其身家性命就屬於黨組織的了。實際上是能進不能出，“活著進來，死了出去”。故它對叛徒、內奸懲處極其殘忍，甚至禍及其親友。也因此，在黨組織內部自然就形成了嚴格的等級制和對領袖（老大）的崇拜，實行領袖獨裁。這樣，它自然擁有類似江湖會黨、黑社會組織的壹些特質。



二是政治上的排它性。共產黨聲稱它是“最先進”的政黨，奉行壹黨專政的理論和宗旨。即使在它被迫與其他黨派合作、甚至在表面上接受其他政黨領導的情況下（如兩次與國民黨的“合作”），在黨內，它仍然要宣稱自己是領導者，並要千方百計最終奪取全國政權，然後建立如蘇聯的壹黨專政國家。它不允許任何政治力量與他平起平坐，或分享、分割它的統治權。所以，共產黨與任何其他政治勢力或個人的合作其實都是虛假的、短暫的、策略性的，是它的“統戰”策略。它與任何其他勢力合作、聯合，目的都是為了利用對方，最後消滅對方。



另外，也因此，為了勝利，為了奪取政權，它可以不擇手段，也不惜做出任何承諾，最後這些當然都是謊言和騙局。



三是其執政理念上的極端性。共產黨不是要壹般的奪取政權，而是聲稱要與傳統社會的壹切“徹底決裂”，它要徹底鏟除壹切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造人的思想和“靈魂”。這就不僅要在政治上統治人民，而且要在思想領域、文化領域、意識形態領域對人們實行“改造”、“專政“。這也就決定了它統治的極端殘酷性，它的權力無孔不入，無所不能，占有壹切、壟斷壹切，人民動輒得咎。但另壹方面，由於它壟斷了國家壹切資源、財富、利益和權力，所以對壹般民眾有超強的吸引力和控制力，有高度的組織能力和打擊、抗打擊能力。



四是奉行黨組織淩駕於政府之上的黨國體制。所謂黨國體制，簡單講就是以黨治國、不但共產黨淩駕於政府之上，國家之上，而且視國家為黨“所有”。黨領導－切，指揮－切，占有－切，瓜分壹切。黨國體制確保了共產黨的特權地位和特權的合法性，入黨成了獲取各種利益和官位的必須途徑。在毛統治下的中國，任何人想要出人頭地，想過上風光的日子，加入共產黨是必須的階梯。



共產黨組織還具有對政府官員乃至全民的監督功能。黨的組織滲入社會的每壹個領域，每壹個角落，形成了無處不在的對全民進行監督、控制的網絡，隨時舉報任何可疑、不忠之人和事，從而成為壹部組織嚴密、運行精準、無所不能的統治機器。而操控這部機器者就是黨的最高領袖，黨的“掌門人”。



五是共產黨的國際性。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規定了共產黨的國際性，全球共產黨受 “共產國際”統－領導、指揮（共產國際被迫解散後，各國共產黨受蘇共中央領導、指揮、控制），形成壹個統壹的黨和國家的陣營，這也是它擁有巨大能量的壹個原因。當然，1991年蘇聯解體後，統－的國際共運中心已經不存在了，但共產黨國家之間乃至類似共產黨國家之間依然互相聯系，互相扶助，形成無形的同盟關系。



簡而言之，共產黨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組織最嚴密、功能最強大超國界組織。



（三）“秦始皇加馬列主義”的統治方式。



毛澤東對秦始皇情有獨鐘，自然要學習、仿效秦始皇的統治方式方法。但畢竟是二十世紀了 ，他又是打著馬列主義和共產黨的旗號，所以，他不僅僅要繼承秦始皇的衣缽，行秦政之實，還要掛上“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之名，並在它的統治術中加進壹些“馬克思主義”元素。毛自稱要把“秦始皇和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就是要讓它們取長補短，相得益彰。從後來的實際情況看，毛的辦法大致是：在壹切公開的場合，書面的文件中都打出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旗號；而在執行、落實這些政策、任務時，釆取秦始皇的方法、手段。1958年8月，毛發動的大躍進運動達到了高潮，但同時也存在當年鋼鐵番翻目標完不成的風險。為保證大躍進目標的實現，中共中央於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會議集中討論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有關問題，在討論人民公社問題時，毛澤東豪情滿懷地說：



“空想社會主義的壹些理想，我們要實行。” “人民公社，有共產主義的萌芽。產品十分豐富……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



這就是他的招牌。



但在討論到大煉鋼鐵時，大家都認為形勢很嚴峻，有完不成任務的危險。毛禁不住氣急敗壞地叫喊：



“必須有控制，不能專講民主。馬克思與秦始皇要結合起來。地、縣、鄉不控制不行。調東西調不出來要強迫命令。……



省委書記回去以後，要立即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條子要靈，壹個地區壹個主，壹個省只能有壹個頭，黨有頭，責有主。……”這就是以秦始皇為手段。



這是毛的“把馬克思與秦始皇結合起來”的明確昭示。搞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這些毛都是打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招牌，大煉鋼鐵也是為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這些都屬於表面的、用作號召民眾、給外國人看的東西，也就是“馬克思主義”那些冠冕堂皇的東西。但是當這些東西行不通、推行不下去的時候，毛就搬出秦始皇來。“秦始皇”是什麽呢？是公認的暴君、暴政，實行“秦始皇”，就是要搞“強迫命令”，就是言出法隨，就是可以隨意抓人、打人、殺人，壹句話，為了實行 “共產主義” 就得學秦始皇，就要用秦皇之法，不擇手段，不怕死人，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可見，秦始皇與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壹脈相通的，是手段與目標的、實質與名義的關系，是壹個事物的兩個方面，這就叫“馬克思與秦始皇結合起來”。



可是，毛轉眼又說，“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這樣看來，這個“秦始皇”與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 也是壹回事了。的確，兩者實際上就是壹回事，都是不受限制使用暴力。那為什麽不直接說“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行了？為什麽還說要“加秦始皇”，要兩者“結合”？這是因為，釆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從公開的、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上講，只能用於對付“階級敵人”， 在所謂人民內部是不能搞專政的。而現在是對付自已人、針對自己的幹部、群眾，所以不大好說直接釆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了。“秦始皇”就不同了，他沒有這件外衣，不受這種束縛限制，秦始皇的方法可以對付皇帝以外的任何人。由此可見，毛的“馬克思主義”是用其名，是用來欺騙胡弄人民，而“秦始皇” 才是“實”，才是他的“真面目”。 情急了，毛就將老底托出來了。



由此我們便可以得出結論：毛所謂“馬克思加秦始皇” 或“秦始皇加馬克思主義”，其真義便是以馬克思主義做為招牌，幌子、誘餌，而以秦始皇的壹套作為實際手段，來對付他的臣民。這樣建立起來的國家便是既有秦始皇的殘暴，又有馬克思主義烏托邦成分，實乃不中不洋、不新不古的極權主義怪胎。這也就是毛帝國、毛王朝的實質。



毛為什麽要死扛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應是列寧、斯大林主義）這塊招牌呢？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在當時很吃香，具有騙人的功能，只要打出馬克思主義的招牌，很多壞事便會冠冕堂皇，通行無阻。但是毛很清楚，如果真的按照馬克思的主義辦事，他有很多事情就不好辦，不能辦。比如，首先，他接收的囯家根本沒有搞社會主義的條件，只能退回去“補資本主義的課”，要等到資本主義高度發達了才能搞社會主義。第二、即使搞社會主義，那也只能是按照“巴黎公社原則” 建立的社會主義，因為這是馬克思親自肯定的社會主義模式。第三，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不能對老百姓搞“無產階級專政”的。



由此可見，如果他真正按馬克思主義辦事，他便什麽也幹不成，也許這個國家都不能成立，或要改變名稱、性質。那樣壹來，他也就“失業”無事可幹了。



所以，毛只能借馬克思主義之名，行秦始皇之實，並將兩者結合起來——於是就產生了新的、更壞的毛澤東主義。1949年10月以後，毛幹的就是這－勾當。



其實毛也知道，秦始皇與馬克思主義有很多相通之處，兩者密不可分，比如，實行高度集權的個人獨裁；對臣民實行嚴刑峻法的恐怖統治；叫知識分子閉口的愚民政策；以及持續不斷濫用民力不顧民眾死活等等，這些既是“秦始皇”， 也是“馬克思主義”。 所以只能讓它們“結合起來”。



早期毛主義的兩個口號







在井岡山時期，基於當時的鬥爭形勢，毛提出了壹些口號，有的被後來的學者整理成什麽“理論”、“路線”，成為毛主義的組成部分。下面是有代表性的兩個。



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奪取全國政權



這壹條是被吹噓得最起勁的，當作“毛澤東道路”向世界各國宣傳和推廣。實際上，這只是後來毛派學者的理論概括，毛的原著中這方面的思想主要表現在他在井崗山時期寫給中共中央的幾分報告，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這些題目是後來加的）等等，但並沒有系統的理論和概括。毛奪權成功後，這條“毛澤東道路”才被推出並廣泛收入國內外的有關詞書中，當作毛的原創、發明。



但是，只要稍稍了解中國國情的人都知道，這是幾千年中國農民造反、奪取政權的老路子，毛充其量只能算是對他們的承傳。從中國歷史看，凡是稍大壹點的農民造反（或者叫做“起義”），走的都是以嘯聚山林、占山為王為起點，先靠打家劫舍為生，待到勢力大壹點時，便去攻打城池、搗毀官府，占領地盤。直到向統治者的京城進發，奪取“天下”。從陳勝、吳廣、綠林、赤眉，到瓦崗寨、李自成、太平天國，大致都走著這條道路。此中的原因是簡單而明了的，那就是因為那些偏遠、交通不便的山區、農村，是統治者力量薄弱甚至王權真空的地帶，在那裏起事阻力少而勝算大。在毛和中共樹起“反旗”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情況跟歷代王朝的末期差不多，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雖然名義上統壹了中國，但實際上各地仍處於軍閥割據的半割據狀態，蔣政府與地方軍閥之間、地方軍閥互相之間戰爭連年不斷。毛“落草”的井岡山地區，在歷史上曾長期是農民造反的根據地（如明代藩王朱辰豪造反失敗後，部分部眾便聚集於此），那裏山高林密，易守難攻，還是幾省交界之地，基本上處於權力真空的狀態。毛選擇在那裏建立“根據地”是很正常的。



講到這裏，還必須交待毛在來井岡山之前搞的“秋收暴動”。毛共建國之後，官方把秋收暴動吹得神乎其神，並把發收起義的所謂功績全歸到毛澤東頭上，這其實也是對歷史的篡改。1927年的湖南“秋收暴動”是在蔣介石、汪精衛“清黨”、“分黨”之後，在蘇聯顧問指導下中共采取的反制措施之壹，具體地說是在中共“八·七”會議上決定的。“八·七會議”的主持人是當時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維漢，會後確立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是瞿秋白，秋收起義就是瞿、李決策下的產物（當然，實際上都是蘇聯共產黨決策下的產物）。之所以選定毛澤東去具體實施這場暴動，是因為毛是當時中共農民運動負責人，在此前他曾去湖南考察農民運動，寫下了那篇熱烈歌頌暴力、贊美“痞子”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所以，叫他去幹這件事是順理成章的。會議決定毛為秋收暴動的前委書記，受湖南省委和中央雙重領導。而毛這時也正想借暴動之名拉起壹支屬於自己的武裝，去過他向往的“山大王”生活。所以壹拍即合，毛接受了任命。



不過，這次暴動完全是壹次失敗的行動。失敗的原因首先是毛改變了原來決定的攻打湘南幾個縣的計劃，擅自改為攻打省會長沙；次是毛缺乏軍事領導經驗，致使他帶領的約五千人的隊伍還沒有真正交戰就都潰敗了。後來毛率領暴動的殘部到達井岡山時，只剩下了五、六百人。所以，秋收暴動是壹次失敗的行動，並不是偉大的功績。



同時從這次行動中也可以看出，毛並不是自覺實行“紮根農村，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恰恰相反，他堅決拋棄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原來決策的奪取湘南幾個縣，在湘南農村建立根據地的計劃，而是擅自要去打大城市長沙。只是在打長沙失敗以後，才被迫去井岡山落草。



嚴格講，毛也算不上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始人。因為在毛到來之前，這裏已經有兩股勢力占山為王了，那就是袁文才和王佐，這二人當時是土匪，但他們實際上也是共產黨人，曾帶領共產黨的暴動隊打下了永新縣城。只因在蔣介石清黨後，當地的共產黨組織潰散了，袁、王沒有了依托，就變成了“土匪”。毛在秋收暴動失敗後經人指點，去井岡山求袁、王收留，袁王念在本來都“壹家人”的份上，容留了毛部。不久，毛施展權謀，將袁、王部屬收歸到自己的麾下，袁、王也重新加入了共產黨。可是不久毛奉上級粛反命令，使出計謀把袁、王捕殺了，其部屬亦被斬草除根。可見，井岡山根據地的真正創始者應為袁文才、王佐，毛澤東扮演的是鳩占雀巢的角色。



再是,後來井岡山的發展壯大也主要不是毛澤東之功, 而應主要歸功於朱德。



朱德於毛到達井岡山後半年，即1928年4月率領超過萬人的大隊伍到達井岡山與毛會合（朱德的隊伍中有八千裝備很差的農軍後來被毛趕回湘南，被國民黨消滅）。根據中共湘南特委的決定，朱、毛兩部合編為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但不久朱德發現，井岡山地窄民貧，人煙稀少（全部“五井”才兩千人），難有發展前途，於是決定去更廣闊的贛南和閩西發展。可毛卻堅決反對，因毛視井岡山為自己的政治資本，不願丟失。但是朱部是主力，這時國民黨軍隊又來圍剿了，不得已，毛只好跟跟隨朱德部下山轉移。這時是1928年的12月，國民黨尾追朱毛的部隊被調去打國民黨的派系內戰去了，朱毛部才得以順利在新的區域大展拳腳，建立更廣大的所謂“中央蘇區”。毛也從此告別了井岡山，再也沒有回山。



由此可見，真正使井岡山根據地變成後來的中央蘇區的，主要應歸功朱德，而不是毛。當然，在此後朱毛鬥爭中，毛把朱德“制服”了，於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幹預之前，毛成了中央蘇區的“壹把手”。毛當上中共壹把手後，當然把中央蘇區創建和發展的首功歸屬到自已的名下了。



那麽，毛澤東是否始終自覺堅持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呢？非也。毛“窩”在山區或鄉村只是不得已而為之，壹有機會他就要去打城市。道理很簡單：城市富裕，油水多，而且打下城市影響大，容易出名。



毛最早攻打的城市就是前面講到的，他改變秋收暴動原計劃去打湖南省的省會長沙。這是毛首次用兵，便表現了他想打大城市“壹鳴驚人”的狂想癥，結果慘敗。



毛並沒有接受教訓改變他想打大城市的狂想。1930年8月，此時，中共由“左傾冒險主義者”李立三當權。李野心勃勃，要求紅軍攻占幾個省會城市，然後“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妄圖壹舉奪取半璧江山。彭德懷遵從李立三的命令，趁敵人不備偷襲長沙成功，但只占領了10天就被國民黨軍隊趕了出來。



此時毛澤東正參與策劃攻打南昌的計劃。看到彭德懷出了風頭，毛決定步彭的後塵，再次主動請纓去攻打長沙，還說占領長沙後，再進占嶽州，轉攻武漢，叫李立三做好在武漢建立中共政權的準備工作……於是出現了毛會同彭德懷再次攻打長沙的壹幕。結果仍以失敗告終。



二打長沙失敗後毛回到江西，再度發起“九打吉安”。後來毛趁機打下敵方防守空虛的中等城市福建漳州，在那裏大出風頭，還狠狠撈了壹把（毛私自裝了整整壹卡車的金銀財寶交給他弟弟、時任蘇區中央銀行行長的毛澤民藏進山洞，箱子上面寫的是：“毛澤東親收”，而不是交公）。大概城市的生活快活，毛拒不接受中央的調令，在漳州呆了個多月不肯走。



由上述壹系列表現可以斷定，毛並不是個自覺的堅持農村遊擊戰爭的“正確路線”代表，更不是有壹套什麽“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和路線。他其實只是壹個傳統農民造反者，哪裏能夠“吃得下”就打哪裏。後來在抗日中，毛提出中共軍隊要堅持“山地遊擊隊”的方針，是是自知不是日本人的對手所采取的避實就虛、保存實力的辦法。這辦法對毛共有利，但對中國的抗戰不利，試想，如果國民黨也采取這種避實就虛的辦法去山上打遊擊，日軍就會在中國暢行無阻，那中國不早就“亡國”了嗎？所以，不能認為，避實就虛的遊擊戰就是對的、好的戰略。



抗戰勝利後，中共搶占東北，毛的戰略部署最初也是搶占大城市，只是占不住，才被迫改用劉少奇提出的的“讓出大路，占領兩廂”的策略。



總之，“農村包圍城市”既非毛所首創，他也沒有堅持這壹“路線”，更沒有壹套成熟的理論和計劃。然而有的論者認為，中共沒有采取蘇聯“十月革命”從大城市“起義”奪取政權的方法，而采取了毛的在農村建立根據地的辦法才取得“革命勝利”，所以毛有開創之功。但事實是，中國根本不具備蘇聯那樣的條件。當時中共能從北京“起義”嗎？在上海，周恩來等人倒是搞過幾次工人起義，但很快被鎮壓下去了。此後中共和它的後臺老板蘇聯才被迫改變了策略，從農村搞“土地革命”幹起。1926年11月，在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上，布哈林、斯大林均指示中共要“著手解決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 批評中共在這方面做得不夠。會上通過了《關於中國局勢的決定》，要求中共徹底解決土地問題。這就是中共十年“土地革命” 的來由。所以，從農村幹起，既不是中共的獨創，更不是毛的“發明”， 而是蘇共的抉策，中共全黨都執行這－決策，決不止是毛壹人在執行這壹決策。當時類似毛的井岡山根據地的全國有幾十處，井岡山只是因為它的獨特有利的地理位置，加上後來朱德、彭德懷的加入，才發展壯大起來，形成氣候的。



最後，還必須強調壹點的是，毛共內戰的勝利也並不是因為搞了農村根據地，更非靠它壹己之奪得政權。毛共能夠取得勝利，原因是復雜的，但其中有兩個決定性因素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日本的大舉侵華，使中共有了假抗戰之名行擴軍之實的大好機會；次是蘇聯出兵東北，幫助中共奪得了東北，使東北成為奪取全囯政權的有力根據地。有關這些，本書後面還有計詳述。







二、暴力萬能論的翻版：槍桿子裏面出政權



這也是毛澤東提出的壹個口號，是毛主義基本的、核心內容之壹。它的基本內涵包括兩個方面：要用槍桿子奪取政權，還要用槍桿子保有政權。



提出這個口號的背景是這樣的：毛認為中共在第壹次國共合作即第壹次北伐中搶班奪權的失敗，是當時中共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奉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取消主義”，對武裝鬥爭不重視、不抓槍桿子的結果。在1938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上，毛對“槍桿子”問題和這壹口號作了較詳細的闡述（即收入《毛選》第二卷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以下引文均出自此文）。



毛說：在中共成立之初的幾年裏，“不懂得直接準備戰爭和組織軍隊的重要性；壹九二四年至壹九二七年”， “對此也認識不足”,“革命失敗，得了慘痛的教訓，於是有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假如共產黨采取了陳獨秀的取消主義的話，今天的抗日戰爭及其長期支持是不能設想的。”



但是毛講的不是事實。實際情況是，中共壹成立，它的後臺兼“保姆”蘇俄，就在千方百計幫助它抓槍桿子、建軍隊，抓軍權。蘇俄花那麽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幫助建立起黃埔軍校，將那麽多共產黨員和左傾青年安排去軍校任職、受訓，不都是在為中共培養軍事人才、為建立自己的軍隊作準備嗎？當然，蘇俄沒有像毛澤東所希望的那樣，立即全力武裝共產黨，打倒國民黨，直接去奪取全國政權。但這完全是當時的形勢所決定的，當時的情況是，國民黨早已經是擁有龐大黨員並已掌握了壹定軍事力量的全國性大黨，有了曾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在國內外深孚眾望的黨的領袖孫中山，所以蘇俄才不得不千方百計拉攏他，與孫氏和國民黨結成同盟，也由此才得以在中國立足，直接插手中國的政事軍事。而當時中共才是個只有幾百人的小黨，壹切都是從零開始。這種情況下，蘇俄能舍棄國民黨而專門扶持中共去奪權嗎？它那樣做還能在中國立足嗎？所以，雖然蘇俄有心扶助中共來取代國民黨，但它不能操之過急，總得有壹個過程。事實上，蘇俄也在竭盡全力幫助它的這個“新生兒”，僅僅兩年多時間，中共就發展了數萬名黨員，掌握了數萬軍隊（後來參加南昌起義的正規軍就有兩萬余人，還不算分散在各地的所渭工農武裝），並迅速在幾個省掀起了農民暴動。這難道不是在全力幫助中共抓槍桿子嗎？至於當時黨的領袖陳獨秀，本乃壹文人，而且他實際上只是蘇俄的傀儡，沒有多少自主權。而當時蘇俄和中共都公開承認國民黨乃革命的領導者，承認它在與蘇俄和中共的合作中居於領導地位。這種情況下，陳獨秀當然不可能去“搶奪”國民黨的領導權。但他也絕對沒有推行什麽“取消主義”，“ 投降主義”，事實是，在蘇俄顧問的指導下，當時共產黨的領導人都在全力抓軍事，做取代國民黨的準備。1925年春孫中山去世後，在蘇聯顧問的指導下，中共大大加快了武裝奪權的步伐，在它能力所及的地方掀起了農民暴動，工人暴動。正因為奪權太急，太兇，才引發了蔣介石的“清黨”行動。



所以，毛說在他之前共產黨不註重軍事，不抓槍桿子是不符合事實的。嚴格說來，這個“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也並非毛的發明，列寧早就說過：“共產黨的政權是用暴力奪得的，所以，不受任何法律約束。”這可以說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最初版本。毛只是秉承了列寧這－思想而已。



但這樣說並非完全否定毛在這方面的“功績”，這主要表現在對“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發揮上，特別是在奪得政權後運用槍桿子保護政權（實際上是保護毛的獨裁）上。在上文裏，毛對“槍桿子裏面出政權” 的闡釋是：“每個共產黨員都應該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造了壹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壹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裏面出壹切東西。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的觀點來看，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誰想奪取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有人笑我們是‘戰爭萬能論’，對，我們是革命戰爭萬能論者”。



在這裏，毛已經說清楚了，國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科學技術、倫理道德、社會風氣、習俗等壹切都是由槍桿子“造出來”的，並且靠槍桿子保持下去。也就是說，槍桿可以決定壹切。這是對“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發揮。壹般而論，人們認為軍隊與經済、文化、道德、習俗沒有必然聯系。奪取政權固然要靠軍隊，但對社會壹切方面進行改造，並非依靠軍隊，依靠暴力。只有共產黨的極權政治，才把這壹切納入槍桿子職能範圍。所以，到了毛掌權後，便要用槍桿子改造上述壹切，靠槍桿子進行“全面專政”，用槍桿子造出壹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世界”。毛說它叫“革命戰爭萬能論”，實際上是“暴力萬能論”，這就是毛的“槍桿子出政權”的實質。



用槍桿子、用暴力去奪取政權，壹般人是能夠理解和認同的，因為幾千年來王朝的更叠大都是靠“槍桿子”完成的。共產黨革命要靠槍桿子，這順乎情理。就是很多真正的民主革命，如法國的大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等等，也是靠“槍桿子”去實現的。所以，問題還不在於用槍桿去奪取政權，而是在於奪得政權之後用槍桿子幹什麽。



在壹切民主國家和正常國家，槍桿子只是用於對付外部敵人，保衛國家和人民，而不能用於對付國民，對付自己人。在國家內部，民眾因為對政府不滿起來遊行示威是極正常的事，要求政府下臺也是正常的事，是民眾的基本權利，這些都受法律保障。即使有人民在示威遊行中沖擊政府，打警察、燒警車，也只能用防暴警察對付，絕對不允許調軍隊去鎮壓，用槍炮坦克去對付手無寸鐵的民眾。華盛頓用槍桿子打出了壹個美利堅合眾國，但大功告成後他執意要解甲歸田。後來不得已被人民選出來當了總統，幹了兩屆，便說什麽也不幹了，因為他認為那個位子是國家的公器，不是任何人的私物，再大的功勞也不能將國家公器據為已有，總統寶座不能由某個人長期霸占著，否則便有可能蛻變成皇帝、國王。華盛頓做出了這個傍樣，對民主制度作出了偉大的貢獻。此後“主權在民”得到全世界的公認。



至於毛澤東要用槍桿子來保護什麽就不用筆者多說了。由於毛的示範，至今中國掌握了槍桿子的人，都是愛“槍”如命，因為有槍就有權，有權就有壹切。即使兩代領導人交班，可以把國家“主席” 交了，黨的“總書記” 交了，但這“軍委主席” 卻舍不得交，因為這是“命根子”。這就是毛氏“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與別的國家靠武力奪權、鬧革命的區別。說白了，就是既要靠槍桿子奪取政權，還要靠槍桿子保證“壹黨專政”，保證領袖獨裁，壹句話，保證共產黨對人民絕對統治的權力。



林彪曾經是毛澤東的好學生，在文革之初的1966年5月18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發表了長篇講話，其中有壹段是這樣的：“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就有了壹切；沒有政權就喪失壹切。生產關系固然是基礎，但要靠政權來改變，靠政權來鞏固，靠政權來發展。否則就是經濟主義，就是叫花子主義，是乞求恩賜。無產階級拿到了政權，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壹下子就可以打到，無產階級就有了壹切。”



在另外的場合，林彪說得更加直白：“政權就是鎮壓之權”。 誰去鎮壓誰呢？自然是掌權者去鎮壓沒有掌權的人。當然，掌權者總說他代表人民，代表老百姓，林彪也是如此。所以千萬不要當真。去除了林彪的這塊遮羞布，他的意思非常明白：共產黨人只要掌握了政權就有了壹切！而政權又是靠槍桿子奪得和保有的。所以：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有了槍桿子就擁有壹切=暴力萬能.



這又清楚地表明了：原來毛用槍桿子去“革命” 的目的，就是要用槍桿子去搶奪壹切，擁有壹切。這”擁有” 者是誰? 當然是擁有槍桿子的人，所以直至今日，當有人呼喚民主，呼喚共產黨還政於民時，“老革命”們就理直氣壯地說：共產黨的政權是靠槍桿子得來的，想要嗎？拿兩千萬顆人頭來換！



再說說毛上文提到的共產黨要堅持“黨指揮槍” ，而不允許“槍指揮黨”的問題。共產黨到底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這是個頗類似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其實這只是共產黨內部的問題，跟老百姓的關系不大。老百姓看得清楚的壹點是：沒有槍桿子，共產黨壹天也存在不了。對人民來說，不管是“槍”或是“黨”來統治，都是共產黨，沒有什麽區別。



毛說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另壹個含義, 是當權者必須掌握槍桿子. 這倒是真話。 例如毛以前的中共總書記博古（秦邦憲）\張聞天，因為沒有牢牢掌握軍權，最後都被他們的下屬（毛）輕而易舉地拉下了馬。所以毛當了壹把手後，既抓黨權，又抓軍權，黨與槍桿子合二為壹了，就誰也動不了了。後來者無不照此辦理。看來，槍桿子仍然是“第壹”。這也是這個政權的實質所在。









自吹自擂的毛的戰爭神話及其軍事思想







與其他方面篡改、歪曲歷史壹樣，在戰爭和軍事問題上毛也以歪曲史實，編造謊言為能事。而且由於毛是內戰的勝利者，按照中國人“成則成王敗則寇”的觀念，凡勝利者說的即是事實，即是真理，所以毛在這方面的宣傳如魚得水，更具欺騙性，加上毛共長期以來對資訊和輿論的高度壟斷，使得它的謊言成了“正史”，歷史的事實和真相則長期被篡改和淹沒。然而正如林肯總統所說的那樣：妳可以欺騙壹部分人，但不能欺騙所有的人；妳可以欺騙所有的人於壹時，但不能欺騙他們於永遠。隨著蘇聯的垮臺以及國門的打開，加上現代資訊技術的進步，很多沈埋淹沒的史實浮出水面，壹些塵封已久的史料得也以抖落塵埃，重見天日。



以軍事方面而論，在毛執政時期散布的主要論調、並當作歷史向人們長期灌輸的大致有：紅軍在二萬五千裏長征中，在戰勝千難萬險的自然條件（過雪山、草地等無人區）的同時，打敗了前堵後追的幾十萬國民黨軍隊，創造了“飛渡瀘定橋”、“奇襲臘子口”等中外軍事史上的奇跡；毛澤東軍事思想戰無不勝，“四渡赤水”是毛的神來之筆，從此指揮著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八年抗戰，八路軍和新四軍是抗日主力，打垮了日本侵華軍主力，國民黨蔣介石只反共不抗日，待到抗戰勝利了，急忙從峨眉山下來搶奪共產黨抗 戰勝利的“桃子“；原子彈是紙老虎，是蘇聯出兵東北日本才投降；中共以“小米加步槍”，打敗“飛機加大炮”的八百萬國民黨美式裝備的軍隊；抗美援朝打敗了美帝國主義，迫使它跪地求和；中國人民援越抗美朾打敗了美國侵略者，把美國及其走狗趕出印度支那；珍寶島之戰打掉蘇修的威風，是中國人民反修的偉大勝利；美國跟中國鬥了幾十年最後認輸了，1972年尼克松打著“白旗”到北京來了……等等等等。



有關以上這些歷史的真相現在已經基本上浮出水面了，在學術界已經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但對於中國廣大老百姓來說，毛時期上面那些宣傳灌輸仍然占據著他們的腦海，毛的軍事神話仍然被當作史實流傳，還被編成影視戲劇上演。有關“長征”和抗戰、國共內戰的神話我們放在第二部的有關章節論述，在本章，我們主要揭示建國後毛發動的有關戰爭的真相，並簡要批判毛的壹些戰爭和軍事思想，以正視聽，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毛的最基本軍事法寶：人海戰術是壹種野蠻落後、殘忍反動的反人類罪行



毛澤東及其黨羽之所以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篡改、編造他的戰爭史話，主要是它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並且有效地保持著這個政權。但這是由多種復雜因素構成的，並不是毛和毛共有什麽超人的本領。就毛共本身而論，它藉以吹噓的戰爭資本主要就是人海戰術。在內戰時期，它靠著人海術戰勝了國民黨軍隊；在朝鮮戰場上，也是主要靠人海戰術基本上與美國戰成平局。在現代條件下，如果不是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如核武器），只要妳不怕死人，而且有本事能夠叫妳的人民前赴後繼地赴死，那麽，壹般地說，即使不能取得勝利，也不會輸得很慘。毛和他的政府恰恰就擁有了這個“優勢”。所以，它的調子總是很高，吹得震天響，毛澤東本人，更是動不動就拿準備死掉壹半中國人來嚇唬對手。但是，壹旦處在人海戰術無效的情況下，毛的牛皮將不攻自破。而現在人們聽到的，知道的，都是在人海戰術有效情況下的宣揚，所以，人海戰術是毛和毛共的看家本錢，是它編造戰爭神話的主要支撐。不過我們必須恉出，從根本上說，這人海戰術是壹種野蠻、殘忍、反人類的罪行。



前面已經講到，人海戰術的基礎是所謂“人民戰爭”；人海戰術則是人民戰爭的表現形式。它是壹種少數統治者脅迫全體民眾為其賣命的野蠻、殘忍的方式，壹種慘無人道、視人命如糞土、將人民劫作炮灰的謀略和制度，所以是壹種反人類的罪行，而不是什麽值得稱道的“偉大的戰爭藝術”。



最初，在文字上，毛只是提出“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為了取得戰爭勝利，特別是在己方武器處於劣勢的情況下，提出這壹戰術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實際上，毛的這壹口號變成了不惜以無限兵士的生命去換取勝利的野蠻行為，更令人發指的是，它發展成為用無辜民眾的血肉之驅去抵銷敵人的火力、充當炮灰和“鋪路”的工具。下面是國共內戰時期壹些親歷者的記述：



國軍第十八軍軍長胡連是壹員令共軍膽寒的勇將。他回憶說：“當年我在沂蒙山區與共軍作戰，親眼看見他們驅使老百姓帶兩手榴彈來沖鋒，我守軍用機槍掃射，但眼見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再打下去，這時共軍正規軍就上來了。”



毎次沖鋒在前的幾波老百姓都是所謂民工，實際上是逃難的饑民。饑民們見共軍要將他們抓去送死，向共軍士兵跪地痛哭，有的士兵也流下眼淚，但是他們還是堅決執行上級命令……平日裏天天說“軍民壹家親” 的共軍，到了緊要關頭，就變成吃人的野獸，毫不猶豫地將他們的“親人” 送入虎口。國軍面對這些老百姓心中實在不忍，有的幹脆閉著眼睛打，有的射擊到手發軟後才自動逃離。因為不能不打，妳不殺他，他就要殺妳，在他們的背後有督戰的共軍。



抗日名將黃百韜說：“國軍在十米寬的河邊地帶布滿了工事，每個碉堡布滿了機搶眼。隔著河，共軍驅趕民工壹波壹波沖向槍口，達達聲中屍體填滿了河，後面的共軍就踩著民工屍體過河。”



在淸理戰場時發現，民工們的左手都被用繩索綑住，十個八個壹串，有的是被從背後射殺的。



《誰是新中國》的作者辛灝年在澳洲作巡迴講演時說到壹個故事，是他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在山東訪問時濟南軍區壹個離休軍官親口告訴他的。軍官對他說：妳知道國民黨的王牌七十四師是怎樣被打垮的嗎？在孟良崮山坡上，當“解放軍”發動第壹輪沖鋒時，國民黨軍隊遇到的是壹群手無寸鐵的老頭、老太太，原來這些人都是所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第二輪沖鋒的是清壹色未成年的孩子，原來這是上述人員的孩子；第三輪沖鋒時全是壹片白花花的被單，國軍正要開打，白被單沒有了，露出來的全是赤裸裸的年青女子，她們是地、富的女兒、媳婦。國軍正在手足無措時，共軍從後面沖上來了……



除此之外，毛共還有殘忍的餓死老百姓以求勝的戰術。1946年春夏，共軍在圍困長春的國民黨守軍時，為了迫使城內守軍投降，包圍長春五個月，城內糧食斷絕，國軍放百姓出城逃生，卻被圍城的共軍殘忍地殺死。於是全城百姓只能活活餓死或舉家自盡。關於長春之圍餓死百姓的人數，有不同的說法，張戎的《毛傳》中說共軍圍城前長春有50萬居民，城破後只剩17萬，即餓死人數在33萬左右。中共自己承認鋨死12萬人。而據被俘國軍將領段克文的說法，長春圍城餓死總計65萬人！



當時中立偏左的大公報主編王蕓生，在1946年4月16日為《大公報》寫的社評《可恥的長春之戰》中說：



“我們的所謂軍事沖突，實己到了最傷天害理的程度。進攻的戰術，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以機關槍在後面督戰。徒手的先鋒隊成堆、成群的倒下了，消耗了對方的火力之後，才正式作戰。”



臺灣知名作家龍應臺在其《大江大海1949》中認定，長春之戰，“被圍餓死的百姓確實有60萬左右，不下於南京大屠殺造成的死亡人數。國民黨方面認為，‘解放軍’在圍城中的行為構成戰爭罪，共產黨應為這壹問題負責。”長春圍城餓死老百姓的決策出自毛澤東壹人，連林彪都想“酌量分批陸續放出” 饑民，但遭到毛的否決。毛還把這壹模式推廣。據後來共軍的粟裕大將說，這壹利用餓死平民來迫使守軍投降的“長春模式”，“在若幹城市釆用過”。



這就是毛澤東的“人海戰術”！ 這壹戰術後來也被應用於朝鮮戰場。



1950年12月中旬，當中國的誌願軍逼近朝鮮的三八線之際，彭德懷向毛報告要求對部隊進行休整。他列舉了由於敵機轟炸，給養跟不上，部隊無冬衣、被毯，在零下30度的嚴寒，有的戰士穿草鞋，有的打赤腳……等等可悲情況。可是從來視人命如草芥的毛，根本不理會這些，仍然嚴令誌願軍要越過三八線，奪取漢城，為的是造成轟動效應，便於北京和全國開慶祝大會。後來彭德懷不惜壹切代價，突破了三八線，奪得了漢城（壹座空城），但損失慘重，僅壹九六師，凍傷失去戰鬥力者達數千人。不久，漢城復被對方奪回，戰線推回三八線以北。據知情者保守估計，在這場朝鮮戰爭中，中國軍隊活活凍死在10萬以上。



張戎的《毛傳》中提到曾參加朝鮮戰爭、後來成為英國著名演員的麥可·凱恩的話：中國士兵像大海的波浪壹潮壹潮地往前沖，前撲後繼，用身體消耗西方的子彈……凱恩出身貧寒,原來對共產主義有所同情，這時他看到共產黨完全不把自己的士兵當人，他不由想到：他們連自己人的生命都毫不顧惜,我怎麽可以指望他們關心我呢!……這就是人海戰術的本質。



正是由於靠人海戰術起家，所以才養成了毛澤東那樣不可思議的殘忍、冷酷，後來毛發動“大躍進”，把人海戰術移用於經濟建設，結果慘敗，造成四千萬無辜民眾被活活餓死。事後毛不僅無半點殲悔之心，還硬說大躍進的錯誤只是“壹點點”，成績和“缺點”是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的關系……



毫無人性，喪盡天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視人命如草芥，這就是毛的人海戰術的本質。







二、人海戰術的悲哀：建國後毛挑起的兩次臺海危機



在毛澤東自詡“光榮、正確、偉大”的壹生中，最大的遺憾可能是沒能“解放臺灣、統壹中國。”



臺灣本來是只“煮熟的鴨子。”在1949年10月1日毛共宣布建國後，美國多次表示不再支持蔣介石和國民黨。1950年1月4日，杜魯門在白宮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美國不想用武力幹涉臺灣現在的局勢。……同樣地，美國政府也不供給軍事援助與軍事顧問於臺灣的中國軍隊。” 杜魯門已決定把臺灣拱手讓給毛共。



可毛澤東對杜魯門的慷慨並不表示半點“感謝” 。他認為這是“窮途末路”的美帝國主義無可奈何的必然選擇，故此依然執行他那咄咄逼人的反美政策。並毫不猶豫答應金日成的請求，充當北朝鮮發動侵占南韓戰爭的“堅強後盾”，允諾如果美國參戰並打過三八線時，中國立即派兵入朝作戰，把美軍趕下大海，完成朝鮮半島的統壹……



誰知世事難料，正當蘇、中、北朝鮮三方為打響侵韓戰爭的第壹槍而興高釆烈時，“美帝國主義”做出了激烈反應。韓戰爆發的當天杜魯們即從他休假的家鄉趕回白宮，27日，就朝鮮局勢發表了措詞強硬的聲明，其中令毛膛目結舌的壹句是：立即命令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阻止中國共產黨對臺灣可能的進犯。



想不到這個“垂死的”、幾年來壹直對毛共委曲求全、完全像個“軟柿子”的美帝國主義突然強硬了起來。但這時毛已經無可奈何，只好眼睜睜地看看臺灣這只煮熟的“鴨子” 飛了。當然不是毛澤東沒有與美國第七艦隊幹壹仗的勇氣和膽量，就在半年多前的1949年10月25日，毛就想創造壹個用他的“土海軍”戰勝國民黨的洋海軍的神話，派出了他精粹的28軍，在壹個月黑風高之夜，用木帆船直駛金門島登陸，企圖壹舉拿下這個近在咫尺的小島。可是意想不到遭到了國民黨軍隊的伏擊合圍，而這時海上通道被截斷，既無路可退，也無法去救援，致使古寧頭壹戰，28軍3個師全軍覆沒，中共的總指揮葉飛聞訊後隔海痛哭。自此，對這個近在咫尺的金門島，毛只能望島興嘆了。



連國民黨的海軍都對付不了，面對現代化的第七艦隊還能有什麽辦法呢！



可是毛澤東終究忘不了這個隱痛，無時無刻不在籌劃復仇。朝鮮停戰以後，“解放臺灣”便成了毛籌劃的頭等大事。這時“我們壹定要解放臺灣”的口號已經喊了幾年了，如再不拿出點動作，也不好向國內外交待。



毛決心冒險，用武力“解放臺灣”。他決定先吃掉金門、馬祖這兩個小島作為第壹步。



毛當然知道，這時臺灣與美國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如果臺灣受到攻擊，美國有救援的義務。但他更認為，美國不壹定會為臺灣冒如此大的風險，何況他只是先取這兩個小島。而且，他從朝鮮戰爭中得出了壹個結論：美國害怕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故不敢、不會使用核武器。只要不使用核武器，毛就認定可以充分利用他的人海戰術，不惜壹切代價取得勝利。



毛決定先從剪除蔣介石控制的沿海小島入手，然後奪取金門、馬祖，最後直取臺灣。這種由近而遠、由易而難的逐步鯨吞戰略，可以穩打穩紮，積蓄力量和經驗，奪取最後的勝利。更重要的是，這樣可以麻痹美國，毛估計為了這些小島，美國不會插手，待到臺灣成為孤島，命懸壹線時，它已救援不及，悔之晚矣。



說幹就幹。1955年1月，毛傾其海空力量加上絕對優勢的陸軍，拿下了浙江沿海的“壹江山島”。旗開得勝，舉國歡慶。



下壹個目標是大陳島。毛決定繼續采取這種“殺雞用牛刀”的辦法。國民黨當局權衡利弊，決定收縮戰線，主動放棄了大陳島。



占領了大陳島後，毛更加趾高氣揚。這時美國已看清了毛這種逐步蠶食戰略，對中共發出警告，表示必要時不惜使用戰術核武器來遏止中共的侵略。



毛對美方的警告視為“核訛詐”而嗤之嘆鼻。早在1951年1月下旬，毛在接見芬蘭首任駐華大使時放言：“美國無法用它那壹顆小小的原子彈消滅中華民族。”他還用毛式黑色幽默調侃說：“即使美國的原子彈威力再大，投到中國來，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毀了，對於太陽系說來，還算是壹件大事情，但對整個宇宙說來，也算不了什麽。”可見其驕狂之心態。



毛決定不理美國的警告，繼續調兵遣將，目標鎖定金門、馬祖。



可是這回毛估計錯了，他此次面對的不再是不敢使用原子彈、害怕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杜魯門和艾奇遜，而是對共產主義持強硬政策的二戰英雄、美國新任總統艾森豪威爾。針對毛共的蠶食戰略，艾氏拋出了“多米諾效應”理論，即：只要侵略者在某壹處、某個地方得逞，就會產生“多米諾效應”。艾氏說：“妳豎起壹列多米諾骨牌，妳推倒第壹張牌，最後壹張牌的結局必然是很快地倒下去。”“在東南亞，壹個國家倒下去後，其他國家將會壹個跟著壹個倒下去。”為了不使出現多米諾效應，美國對蘇聯、中國制定了“大規模報復戰略”。 以保證阻遏蘇、中的侵略野心。



就在毛積極準備進攻金門、馬祖之際，1951年1月28日，美國參眾兩院相繼通過了“福摩薩（美對臺灣的稱謂）決議”，授權美國總統為保護臺灣、澎湖而調用美國軍隊。



2月，美國進行了壹系列“小型核武試驗”，即當量在5萬噸TNT炸藥以下的核武器試驗。3月初，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公開談到可能使用“精密新式強有力核武器”。艾森威豪爾則在記者招待會明確說：“我找不到任何理由不使用核武器，就像妳在打仗時找不到理由不使用子彈或別的什麽壹樣。”並說明核武器只作戰術上使用，“而不傷害無辜。”與此同時，美軍太平洋戰區總司令斯唐普海軍上將也宣布：只要戰爭需要，他將接受對中國大陸的原子攻擊。



在美國軍政要員壹系列明確而又強有力的表態面前，毛知道這壹回不是“核訛詐”了，他原來擺出的要與美國決壹死戰的架式終於軟了下來，下令停止了在金門、馬祖的試探性挑釁，臺海的緊張形勢得到了暫時緩和。毛在等待新的時機。



等待了壹段時間，形勢沒有變化。終於無計可施了。1955年4月，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在參加印尼萬隆舉行的的亞非國家會議之際，改弦易轍，大唱和平經，申明“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還在會議上高唱“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高調。



毛挑起的第壹次臺海危機結束了。那顆“小小的原子彈”遏止了毛的野心。



當然，毛是極不甘心的。他仍在窺測時機，想抓住美國的“軟助”，迫使它退讓，壹舉實現他“解放臺灣”的夢想。



毛第二次挑起臺海危機是1958年7月。這次正值大躍進的高潮、毛的頭腦高燒之際，他大概想在軍事上也創造奇跡，實現經濟、軍事“雙躍進”， 讓全世界葡匐在中國的腳下。這次國際形勢也很有利，當年5月起，美國被卷入在中東地區與黎巴嫩、約旦等國的武裝沖突之中，美國被迫將軍力重心放到中東和歐洲。這種情況下，毛估計美國無力東顧，對臺灣承擔的防護義務可能會自動降級。毛認為這是壹次極好的戰略機遇，“解放臺灣”的大好時機。



當得知中東發生了反美浪潮美軍被牽制其中之後，毛澤東說他“睡不著覺”了，他決定再次冒險。經過周密籌劃，毛制定了他的“趁火打劫、解放臺灣”的戰略計劃。他壹方面指示開動宣傳機器，全力挑唆中東國家擴大與美國的對抗，以拖住美國軍力和高層的註意力；另壹方面，緊急集結部隊在臺海發動突然襲擊，突破口仍然是金門島。



7月17日，毛命令他的空軍、海軍和地面炮兵同時行動，封鎖臺灣對金門島的海上運輸，並打擊國民黨的海空軍。18日毛召開軍委會議，布置炮打金門的事宜。會議決定7月25日開始對金門實施大規模炮擊（後來推遲至8月23日才實施）。



毛動員了他所能動員的力量發動的這次大規模挑釁，目的想在氣勢上壓倒臺方，阻嚇美國對臺灣的援助；同時毛還想借機挑撥臺美關系，毛決定：只打蔣介石的軍隊，不打美國的空軍和護送臺灣運輸船的美國軍艦。企圖以此離間美臺關系，使美方退出或減少對臺軍的支持。



毛的這次軍事冒險實際上在試探臺美聯盟的可靠性，並試圖拆散這壹聯盟，同時他還包藏壹個重大的陰謀，那就是企圖將蘇聯拖進這場戰爭中，讓蘇聯與美國直接對抗。他背著蘇聯作出這次重大戰爭決定，直到炮打金門開始，仍不通報蘇聯。而當時蘇聯與中國簽訂有軍事同盟性質的條約，雙方中的壹方受到第三國攻擊時，另壹方有救援的義務。所以毛如此對待蘇聯是壹種極不負責、極不道義的要挾行為。毛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想迫使蘇聯做他的後盾與美國對抗，因為毛知道，臺灣也與美國訂有《共同訪禦條約》，他打臺灣的軍隊，必然引起美國救援，而壹旦與美國開戰，毛自知兇多吉少，很可能如前次壹次，引發美國動用核武器。這時只有拉蘇聯進來，才能求得力量的平衡，制止美國動用核武器，求得自己的安全。



毛對金門的大規模突然炮擊於8月23日開始，當日發射炮彈31757發。同時開始了與國民黨海空軍的激戰。毛的打算是，在對金門進行大規模炮擊的同時，截斷臺灣對它的海上補給線，待金門島無法支撐時，派部隊登陸上島。拿下金門後，再拿下馬祖，然後直取臺灣……



9月4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臺海局勢發表聲明，重申不允許中共進犯金門馬祖地區。如果上述地受到攻擊，國會將授權美國武裝部隊保護該地區，因為這是美國履行與臺灣共同防禦條約的義務。



9月6日，周恩來奉命發表聲明，措詞強硬地回應，中國“解放自己的領土臺灣和澎湖列島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尤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陸內海存在著象金門、馬祖這些沿海島嶼的直接威脅 。”並警告說如果美國幹涉中國解放自己的領土，“必須承擔由此產生的壹切嚴重後果”。



但是，美國根本無視周的警告。9月7日，美國軍艦奉命與蔣軍艦組織了聯合艦隊，14艘美臺混合艦隊護送大批補給艦船向金門進發。同時美空軍也參加對金門的空投支援。



面對美國寸步不讓的強硬態度，無法可施的毛又壹次現出了“紙老虎”的原形。為了不造成與美國直接交戰的局面，毛下達了“只打蔣艦，不打美艦”的“死命令”。



但是，毛的退讓和企圖對美國與臺灣的離間策略毫不湊效。9月11日，艾森豪威爾總統發表長篇聲明，表明了美國捍衛臺灣和金門馬祖等島嶼的決心，實際上宣告了毛此次精心策劃的大規模入侵計劃的破產。



艾氏在聲明中指出了毛共建國以來壹系列侵略擴張行徑以及當前臺海面臨的戰爭危險。他強調：壹個“強大的獨裁政權正在攻擊壹個暴露但卻是自由的地區。”艾氏回顧了二戰之前，壹些民主國家的執政者由於軟弱和膽怯而縱容侵略者帶來的惡果，導致了那場“給世界帶來恐怖的戰爭（指二戰）。”艾氏表示他不願意看到“那壹次歷史的重演”。



聲明還揭示：大陸中國對金門的炮擊不過是它進壹步擴大侵略的前奏，其野心計劃是“消除自由世界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壹切陣地。”因此，“殘酷無人性的暴君所進行的侵略對美國和自由世界造成了壹種清楚的威懾”。



聲明最後說：“我們不接受共產黨人所尋找的那種結果。”“不會有任何姑息的”！



值得註意的是，艾氏還認為毛的此次行動是和他的後臺老板蘇聯商量串通壹氣的（他這種推測是很自然的）。他當然知道中蘇之間有軍事同盟條約，但這絲毫也改變不了美國的決策，這表明美國已不惜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決心與包括蘇聯在內的整個共產主義世界壹決雌雄。



在美國的強力幹涉下，毛的戰略被全部打破，封鎖不成，炮擊無效，登陸更不可能。10月初，毛澤東經過了痛苦的抉擇，終於放棄了原來的全部目標，指示其部屬改行“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策略。這實際上等於宣告攻臺計劃的破產。



10月6日起，金門炮擊變為打打停停，後又改為隔日打炮，節假日停擊。最後變成徒具形式，無任何實際意義，而只是消耗中國人民血汗的“燒錢遊戲。”



10月6日，由毛親自撰寫，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了壹份《告臺灣同胞書》，書中，主動提出與國民黨舉行和平談判，還厚顏無恥地說：“妳們與我們的戰爭，30年了，尚未結束，這是不好的。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還別有用心地說，“這是內部貴我雙方有關的問題，不是中美兩國有關的問題。”筆者在“貴我雙方”打下重點是告訴讀者，毛在公文中尊稱國民黨為“貴方”，可能是自從國共開戰以來從未有過的謙詞，可謂用心良苦無可奈何，而又黔驢技窮。



為何壹個多月前還張牙舞爪，不可壹世的毛，突然變得溫情脈脈而且通情達理了呢？這當然不是蔣介石軍隊堅守金門決不退讓所能達到的，全部秘密還在於美國的強勢介入，而其中起關鍵作用的還是那個“紙老虎”原子武器，因這時美國已將戰術核武器“原子炮”運抵金門島。



原來，艾總統發表聲明後，美國立即付諸行動，先後從本土、地中海、日本、沖繩、菲律賓等各地向臺灣地區增兵，四艘航母戰鬥群靠近臺灣，壹批可以發射“小核彈”的榴彈炮運抵金門，隨時準備對付毛共軍隊的登陸戰。美國史學家斯特賓斯說：美國在這壹地區集結了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海空打擊力量。”這是因為艾氏當時不僅是為了對付毛共，還準備與介入戰爭的蘇聯較量。



被毛無端牽扯進臺海沖突的蘇聯非常惱火，這使赫魯曉夫等領導人意識到，自以為羽翼已經豐滿的毛已經甩開“老大哥”單獨行事了，卻又陰險地將蘇聯當作擋箭牌和後盾，不惜把蘇聯推到與美國直接對抗的前沿。由此可見其未來之不可駕馭。據史家考證，這是中蘇關系首次出現裂痕的征兆。但是因為美國點了蘇聯的名，蘇聯只好派大員來中國了解戰事情況，並裝模作樣發表了壹個蘇聯將回擊美國對中國的任何核攻擊的聲明。但實際上蘇方非常惱火，赫氏並未給毛任何幫忙。美國早已將蘇聯列入它的戰爭對手，對它裝腔作勢的聲明當然不屑壹顧。



第二次臺海危機仍以毛的徹底失敗告終。



這次又輸了。怎麽向他的臣民交待、並維護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的權威呢？好才他的臉皮厚，只好使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老法子，拋出了壹個“不攻占金門、馬祖，讓它變成套在美國脖子上的壹根絞索，對我們更有利的”的“新理論”，壹則試圖堵住黨內之口，二則自找臺階下。這個新理論就是當年10月5日，毛以中央軍委發出的壹個關於金門、馬祖戰爭的內部指示，說：



“我們目前以收復金馬還是仍由蔣軍占據金馬，兩者對今後鬥爭孰較有利，是我們當前必須考慮的和決定的問題。當然，早日收復金門馬祖，對解除福建沿海地區的直接威脅，對打開海上交通，發展福建沿海的經濟建設，對於鼓舞全國人民和我軍的士氣有很大的好處，如果做到這壹點，應該說對於我們是壹個巨大的勝利。但是，把這個勝利和暫時利用金馬把敵人套在絞架上，把解放金馬和解放臺灣統壹來解決的長遠利益比較起來，則不如把金馬暫緩解放仍由蔣軍占領似乎較為有利。”



毛絞盡腦計想出來的這壹“理論”，加上他那拐彎抹角的文字表達，雖然也能騙到壹些對毛“無限崇拜”愚氓，但稍有頭腦之人都不能不反問：既然如此，為什麽當初要動員全軍、全國的力量去幹這件“不利”的事呢？如果金門、馬祖是套在美國脖子上的壹根繩索，那麽臺灣不是壹根更大的繩索嗎，還要喊“解放臺灣”幹什麽呢？！



當然沒有人敢當面質問這位暴君，因為他雖然無法對付美國的原子彈，卻擁有足以對付他的臣民的暴力。其實，毛所有的理論、以及全部毛主義，都是靠暴力支撐著的壹套謊言、權術、騙術。失去了暴力支撐，它便壹文不值，成為醜陋、殘暴、無恥的代名詞。



兩次“解放臺灣”的嘗試都徹底失敗了。毛無計可施又心有不甘，於是下令對金門的炮擊永遠打下去。直到毛死後幾年才被鄧小平停止。



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去到廈門觀光、遊覽的人們，都被帶領去壹座樓房上用望遠鏡觀看大、小金門島。面對近在眼皮底下的金門島，數十年了仍然在“敵人”手裏的事實，很多人不能理解，說：就這麽點距離，怎麽就不能“解放”呢！言下對毛有不敬之意。這些人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痛，難道偉大領袖還不想“解放”金門？不想解放臺灣？可臺灣海峽終究不是大陸中國或朝鮮，人海戰術派不了用場，還能有什麽法子呢?沒有了。還是趕緊實現軍事現代化、趕超美國吧。



如此看來，毛和毛主義實在也沒有什麽神奇，不過是很少碰到強硬的對手而已。這使人想起中國那句古話：“時無英雄，致使豎子成名。”







三、毛澤東的戰爭觀



毛澤東還有很多不同凡響的戰爭和戰術思想，此處不妨擇其要者展示壹二。



（壹）遊擊戰萬能論。遊擊戰是毛在江西、福建蘇區時的主要鬥爭方式。這本也不奇怪，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自然只能靠遊擊戰生存。問題是毛及其黨羽別有用心，把它吹噓得神乎其神。



蔣介石先後發動了對蘇區的五次圍剿。按照毛共的說法，前三次都被毛領導的反圍剿遊擊戰給粉碎了。第四次反圍剿時毛已被排除出領導核心，但組織、指揮作戰的周恩來、朱德仍然執行毛的戰略戰術，所以仍然取得勝利。第五次反圍剿由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奧托·布萊恩）和博古（中共領導人原名秦邦憲）組織指揮，拋棄了毛的戰術，所以失敗了，被迫進行長征，雲雲。



實際上頭兩次圍剿失利，是蔣介石的將領輕敵又缺乏山區作戰經驗所致。而毛共取勝也主要靠了共產國際提供的情報。但長期以來毛只字不提蘇聯人和共產國際的“功勞”，貪別人之功以為已功，從中可見其人品卑劣之壹斑。



第三次圍剿主要是爆發了“九壹八”事件，蔣介石不得不半途而廢；



第四次圍剿由博古和周恩來主持，執行的是與毛的遊擊隊相反的大兵團作戰方式，取得了成功，消滅了國軍兩個師。後來因爆發了長城抗戰，蔣介石急於處理華北抗戰事宜。再次撤兵。



蔣介石第五次圍剿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吸取前幾次的經驗教訓，采納德國軍事顧問的堡壘戰術。其實，面對蔣的絕對優勢兵力和新戰術，換了任何人來指揮，也挽回不了中共失敗的命運。而毛後來卻硬把失敗完全歸結為別人采取了“錯誤”的戰術所致，其目的則是為了趁機從博古和李德手中奪權。（關於五次反圍剿本書後面還有專門論述）



還在井岡山時期，毛即將把朱德首先提出的遊擊戰“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略加改動據為已有。在延安時又將彭德懷在 “抗大”做報告時講到的如何集中優勢兵力的戰術，收入自己的軍事著作之中。



為了給自己在抗日中避實就虛的“山地遊擊戰”找理由，擡身價，毛把遊擊戰提到“戰略”的高度，仿佛他的“山地遊擊戰”真是戰勝日本的法寶。後來毛共的禦用學者以抗戰初期毛共只有三、四萬軍隊，到抗戰勝利時發展成為百萬大軍的這壹事實，說明毛的“敵後遊擊戰” 的巨大威力和巨大成功。但是這恰恰印證了毛共在整個抗戰時期在執行的是“避實就虛”，“不與日軍正面接觸”、“遊而不擊” 的“假抗戰、真擴軍” 戰略，如果是真正與日本人作戰，毛那點“本錢”不早就“報銷”了，還會壯大幾十倍？



簡單地說，如果沒有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與日軍主力死打硬拼，中共又如何能在敵後安穩地擴軍、占地盤？沒有國民黨付出的380多萬正規軍的慘重代價，毛的共軍如何能夠在敵後安穩地發展壯大？



客觀地說，遊擊戰作為壹種敵強我弱時的騷擾戰法，雖有壹定騷擾作用，但只能是主力戰場的輔助，它存在的前提首先是有正面戰場的存在，並且牽制了敵軍的主力，否則，即如東北抗日聯軍，壹旦成了“孤軍”， 成了日軍主要打擊對象，也就註定末日到了。



所以，對遊擊戰的作用必須實事求是，不能如毛壹樣別有心吹瞎吹。歷史上每當改朝換代之際，前朝的殘余勢力總要開展“遊擊戰”，如南明的反清勢力、清朝的反清復明勢力和國民黨戰敗留在大陸的殘余部隊，都開展過遊擊戰， 但最後只能是被消滅。這是失去了主力戰場牽制和庇護的“遊擊戰爭”的必然結局。



（二）近戰、夜戰，只能靠步兵決定戰爭勝負。



1964年6月16日，毛在北京十三陵水庫管理處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壹書記會議，會上毛就戰爭和戰略問題發表講話，強調說：



“過去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晚上是我們的，抗美援朝時期也是這樣。今後的戰爭，還是靠兩條腿，靠炸藥，靠炮兵、要發揚我軍近戰、夜戰的優良傳統。”



“將來打仗，還是靠步兵。坦克要有公路，空軍要有機場，海軍要有海。步兵有兩條腿，要到哪裏就到哪裏。當然，坦克、空軍、海軍還是要的，但我們要從最困難的地方著想，完成任務最可靠的還是步兵。”



毛對近戰、夜戰、步兵情有獨鐘，是因為在與國民黨的戰爭中，毛共軍隊依靠這些手段占過便宜，壹是那時國民黨軍隊的士兵鬥誌不如用階段仇恨煽動起來的共軍；二是共軍在白天的戰鬥中難以撿到便宜，相對來說，夜戰中可以相對減少對方的武器優勢，可以在黑夜、近戰中“混水摸魚”。在朝鮮戰爭也有過少數這種情況，雖然美軍的裝備優勢明顯，但那時仍然缺乏足夠的夜視設備和精確的打擊手段，到了夜戰、近戰，它的優勢就相對削弱了，共軍或者可以占到－點小便宜。



可是，這種在特定條件下積累得來的經驗，並不是永遠適用的，在現代技術條件下，黑夜已如白晝壹樣透明，夜戰失去了它原有的意義；遠程精確打擊和高度機動能力，以及偵察能力的大幅度提高，使近戰、步兵的突襲失去原有的優勢。至於空軍、海軍，雖有其局限性，但其優越性則更明顯，更具戰略意義。這些都不必多說。毛澤東之所以鐘情他的“老皇歷”，除了其守舊、頑固而又剛愎自用的本性之外，就是始終不忘他的“人海戰術”。在毛看來，戰爭仍然是拼人力、拼生命，即他所謂“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中的“人”。 所以毛動不動就說準備付出壹半或者三分之二中囯人的生命，去贏得壹場核戰爭的勝利，反映了這位暴君不可救藥的的愚昧和殘忍。



（三）反對“唯武器論”和軍隊現代化。



反“唯武器”論，是毛在奪取政權過程中，其軍隊裝備不如敵方的情況下，為了給己方打氣壯膽而提出的軍事口號，其中最著名的“品牌”則是“原子彈是紙老虎。”這壹“理論”不用說早已破產了，連毛自己也知道這只是他的信口雌黃。只是他的“金口玉言”不能改動，所以只好堅持到底。其實毛比任何人都盼望得到核武器，為了追求核武器他不惜傾盡全國人、財、物，死多少人都在所不惜。這充分表露了他的壹貫虛偽和死不改悔的卑劣人格。



毛所批判的“唯武器論”其實只是他的臆造，是個偽命題。因為從廣義來說，人是戰爭中的決定因素並不錯，武器也是人造的。沒有人否定這壹觀點。人們說武器的重要性是在假設其他條件等同的條件下而言的，就像二人搏鬥，其體力、技能相當，壹人赤手空拳，壹人拿刀，拿刀者當然擁有勝算；同樣，壹人拿刀，壹人擁槍，擁槍者自然具有絕對優勢。



毛在宣揚其“原子彈是紙老虎”時，也故意在言詞上玩弄花招，比如1946年8月6日和斯特朗談話時，他故意講“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不是壹兩件新武器。”“壹兩件”新武器當然不足以決定戰爭勝負。但誰都知道，壹種新武器投入使用，難道只是限於“壹兩件”嗎？在1951年1月28日毛接見芬蘭駐華大使說到原子彈時，他故意說：“美國用它那顆小小原子彈，消滅不了中華民族。”（收入《毛選》時對原話作了修改，改成“美國那點原子彈，消滅不了中國人民”。）在這裏毛再次玩弄了兩個花招：壹是“壹顆小小的原子彈”，從概念上講“壹顆小小的原子彈”當然消滅不了龐大的中國；二是毛故意說美國想用原子彈“消滅中華民族”，這是惡毒的挑撥和誹謗。從這壹句話中就見到了毛的卑劣嘴臉：壹方面心虛，故意把對方的核武器說成“壹顆小小的原子彈”；另方面挑動中國人民對美國的仇恨，說美國要用原子彈“消滅中華民族”。毛的陰險卑劣由此可見壹斑。



在上述兩次談話中，毛還都“預言”：如果未來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其結果是美國和英國及其他幫兇國家”都要“被掃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變成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並且要成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的聯合國”。有意思的是，毛說這個“聯合國”“可能設在上海，可能設在歐洲什麽地方，也可能還設在紐約”，但就是不設在蘇聯。毛想的是大概是：蘇聯將在那場核大戰中被徹底消滅了。於是，共產黨世界理所當然就公推他當最高領袖，他也就成為“人民聯合國”的超級大總統了。



可惜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沒有發生，共產黨沒有統治世界，他也沒有當成那個幻想中的“人民聯合國”的超級大總統。相反，曾被毛吹噓無比神奇的代表進步力量的蘇聯卻自己垮臺了，共產黨國家大多也煙消雲散了。倒是毛炮制的“美帝國主義及壹切反對派都是紙老虎”早己成為笑柄。



與“反唯武器論”同工異曲的是毛對軍隊現代化的詆毀。習慣於流氓習氣和流寇戰術的毛，對壹切現代化、科學化的東西有著天生的仇恨，就象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仇恨壹樣。毛在建國後，先後以所謂單純軍事觀點、搬“洋教條”或“反對突擊政治”（也就是不以學習“毛思想”為軍隊第壹要務）等莫須有的罪名撤換、批鬥了壹批曾為他打天下的功臣元勛，以及有壹定現代科學思想的將領，包括最初擔任軍事科學院長的劉伯承元帥。後來林彪投其所好，號召軍隊把學習“毛思想”放在首位，並創立了“四個第壹”等無數阿諛奉承肉麻佳作，惹得毛心花怒放，將林提為“接班人”。到了晚年，毛已經“自信”單靠他的“光輝思想”就能戰勝壹切敵人了，下面這壹段談話非常典型地表現了毛對軍事現代化的仇視和其不可救藥的愚昧和狂妄：



1965年1月27日，毛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來訪的印尼外長蘇班得裏約。談話中，涉及到軍事教育和訓練的話題，毛自豪地說：“過去沒有軍事院校可好了，打了幾十年仗，就是沒有軍事院校。我們的軍隊90%以上是不識字和小學程度的。國民黨盡辦軍事院校，什麽陸軍大學畢業，就是我們這些不識字的兵打倒了它。我們的各軍區司令員過去都是大老粗嘛！”



意猶未盡，毛接著說，“解放後我們也辦了幾所軍事院校。進軍事院校學習的時間太長了，嚴重脫離實際，不好呢！書可以讀壹點，但讀多了，的確害人……”



按照毛的邏輯：毛自己手不釋卷，所以害死了那麽多中國人！



毛也反對建立正規的軍銜、軍階制度。1965年4月28日，賀龍、羅瑞卿等人向他匯報軍隊工作，談到改變中共軍隊的帽徽、領章時，毛說：“我贊成走回頭路，恢復到老紅軍的樣子，只要壹顆紅星，兩面紅旗，其他統統都吹了。”“什麽將校尉那壹套，我是不感興趣的。”後來按毛的指示，將1955年建立的軍銜、軍階制度全取消了。



（四）奇特而反動的核戰爭觀。



自從1946年8月6日毛拋出他的“原子彈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以後，他就不遺余力在壹切公開場合維護和鼓吹這壹觀點。



1954年9月，上臺不久的赫魯曉夫為了能坐穩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這把交椅，親自率領壹個龐大的代表團來北京參加中共建國五周年國慶大典，以示對中共和毛的討好和拉攏。可是，也在覬覦這把交椅的毛對赫氏的恩寵不但不買帳，還以壹種流氓政客的方式向對方釋放他的不滿、不屑，他故意在壹個大遊泳池邊接見赫，與其暢談天下大事。據赫氏的回憶錄記載，毛與他談到世界形勢時說：



“我們比較壹下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的軍事實力，妳就能看到我們顯然比我們的敵人強。妳想，中國、蘇聯和其他國家加在壹起，能動員多少個師啊？”



赫魯曉夫告訴他：這種想法過時了，妳再也不能根據哪壹方面的人數計算軍事力量的大小了。



毛並不理睬赫氏的提醒，他自顧自地繼續說下去：“妳們只要挑動美國人動武就行了，妳們需要多少個師來打垮他們，我們就會給妳們多少個師……100個、200個、1000個都行。”



1957年在莫斯科出席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領導人會議期間，毛就核戰爭問題作了壹次精彩的演說，他說：現在世界有27憶人口，壹場核大戰下來，可能要死去三分之壹，再多壹點，死去壹半。但另壹半人還活著，不久我們都會生出更多的孩子，比27億還多。



至於中國，毛說，也許會死三億多人，最多會死去三分之二人口。“那又怎麽樣呢？打仗嗎，時間將會過去，我們會比從前生出更多的孩子。”



這番高論聽得與會的共產黨頭頭們口瞪目呆，紛紛視其為戰爭狂人。毛的狂妄謬論在會議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歐洲那些共產黨小國的領導人紛紛指責，說在毛的眼中，死人只是壹些數字，毛已到了“冷酷毫無人性”的程度。這確是這位當代秦始皇本質的不經意暴露。



他還曾私下單獨向赫魯曉夫獻策說：



“我想，假如帝國主義進攻中國，妳們不要幹預，我們自己會打他們。妳們的任務是保存自己。讓我們自己照顧自己。再則，假使妳們受到進攻，我們認為妳們也不應該還擊。”



“那我們該怎麽辦？”赫氏問。



“撤退。”



“撤退到哪裏去？”



“妳們曾經撤退過。”毛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妳們壹直撤到了斯大林格勒。假如妳們再次被敵人進攻，妳們可以壹直撤退到烏拉爾，堅持兩三年就行了。妳們有中國作後盾。”



赫氏答道：“毛澤東同誌，假如戰爭現在就爆發，妳認為會打多久？這回可不同上次大戰。那次戰爭用的是飛機和坦克，現在則有了導彈和原子彈。妳根據什麽說我們會有三年的時間撤到烏拉爾去呢？我們很可能只有幾天時間，過此之後，就什麽都不會留下，僅留下壹些破爛而已。”



毛在核戰爭問題上不僅是無知的問題，更多的是體現了這位當代最大暴君的殘忍和毫無人性。



1957年莫斯科會議之後，毛就認定赫魯曉夫是個怕打核戰爭的膽小鬼，自己完全應該取代赫氏成為共產黨世界的領袖。



雖然毛在表面上、在公開場合總是表示對核武器的“不屑”，對打核大戰充滿必勝的信心，但他更知道，必須擁有這個家夥！所以另壹面他不惜－切代價要弄到核武器，發展核武器。他想的是，擁有了核武器，再加上他的人口優勢，他就可以在未來的戰爭中穩操勝劵，從而實現他統治全世界的美夢。



1968年11月毛在接見澳大利亞毛主義黨的頭頭希爾時，掩飾不住他的這壹野心，大放厥詞：“蒙古人，羅馬人、亞歷山大大帝、拿破侖、大英帝國都想統壹世界。今天的美國、蘇聯也想統壹世界。希特勒想統壹世界，日本想統壹太平洋地區。但是他們都失敗了。照我看，統壹世界的可能性並沒有消失。”他頗有信心地說：“我認為，這個世界是能夠統壹的。”誰去統壹呢？他說：美蘇兩國都不行，“這兩個國家人口太少，到處打起來人力就不敷分配，而且，它們都怕打核戰爭。它們不怕別的囯家死人，可是怕自己的人口死掉。”言下之意再明顯不過了：只有人口最多、又不怕死“自己人”的國家才能擔此重任。毫無疑問，那就只有毛領導下的中國了。



繞了個大圈子，毛仍然回到他的毛版“人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上來了。在他的眼裏，核戰爭不過是多死幾個人而已。而他有的是人，他的人比美、蘇加起來還多，他從來不怕死人，死多少都可以。那麽，這世界大帝舍我其誰？！











附：建國後毛親自決策、籌劃、指揮的兩場重要戰事：



“抗美援朝”與珍寶島之戰







選擇這兩場戰爭作為毛建國後軍事實踐的案例，是緣於這兩場戰爭的影響巨大，對手又是當今世界的兩大強國。更為重要的是，毛在國內對這兩次戰爭進行了大量虛假、歪曲宣傳，在幾代人心靈上造成巨大的誤解和誤判，流毒深廣。還其本本面目，有利於消除毛自吹自擂的神話，也利於幫助中國人民特別是我們的後代正確對待歷史，正確處理好與世界各國人民的關系。







被無限吹噓、歪曲宣傳的“抗美援朝”戰爭



從中共出兵朝鮮伊始，毛共依仗其對新聞、輿論的絕對壟斷，就日夜不停地向全國人民灌輸以下觀點和信息：



1、朝鮮戰爭是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世界反動勢力挑起的壹場侵略戰爭，侵略的矛頭對準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朝鮮）和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先是唆使它的走狗南朝鮮李承晚政府向北朝鮮進行挑釁進攻，被北朝鮮人民打敗，差點被趕下大海；於是它的主子美帝國主義狗急跳墻，親自出馬進行瘋狂的反撲，將戰火燒到鴨綠江中國的大門，中國人民不得不奮起反抗。因此，抗美援朝完全是壹場反侵略的正義戰爭。



2、抗美援朝充分暴露了美帝國主義外強中幹的紙老虎本質，美國“少爺兵”不堪壹擊，中國人民誌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打出了威風，徹底戰勝了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取得了完全的偉大的勝利。



3、美帝和它糾集的各國反動派，眼看被徹底消滅，為了挽回失敗，公然違反國際公約，對中朝人民發起了萬惡的細菌戰。美帝比日本更壞，是中國人民的死敵也是全人類的公敵。



4、美帝為首的侵略者眼看再打下去將被徹底消滅，於是不得不向中朝人民“跪地求和”。中朝人民軍越戰越強，完全可以將其徹底消滅，但出於革命的人道主義，同意與其進行和平談判。所以，和平談判是中朝人民的偉大勝利，是美帝及其狗的徹底失敗。



5、美帝在被打得落花流水時曾威脅要使用原子彈，但它未敢使用，壹來是我們有強大的蘇聯作後盾，蘇聯有更多、更厲害的原子彈，美國投壹個，蘇聯將投十個報復；二是原子彈是紙老虎，它救不了美帝的命，更嚇不倒中朝人民。



總的結論是：通過抗美援朝戰爭，美帝的紙老虎被揭穿了，原形畢露了，世界人民再也不怕它了，促使它加速進入了滅亡期。



如此等等的“抗美援朝”教育，毛共堅持了幾十年，向全國人民實行強制灌輸，對幾代中國人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凡是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中國人都對此有深刻印象。



實際的朝鮮戰爭是怎麽回事呢？這在中國大陸以外應該早已是不成為問題的問題。但在國內，人民依舊被蒙在鼓裏，媒體和出版物仍然由當局壟斷著，試圖永遠這樣蒙蔽下去。鑒於它對中國人民的思想影響太深，太惡劣，有必要進行撥亂反正，同時這也是作為對毛主義批判不可缺少的壹部分。



誰是侵略者？



毛共的說法是：先是南朝鮮發動了對北朝鮮的侵略，後是美國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企圖扼殺剛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不得不奮起“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事實是，這是壹場赤裸的“共產主義”侵略擴張戰爭。



朝鮮的南北分裂是二戰的產物，二戰的遺留。當時朝鮮半島處在日本統治之下，日本戰敗，美、蘇軍隊分別從朝鮮半島的南北兩端推進，結果雙方協定以北緯38度為分界線，形成了南北兩個國家。



然而，共產主義運動從它誕生的第壹天就宣稱，它是以“解放全人類”為目標的。當時正是共產主義“紅”遍全球的時候，所以，從朝鮮分裂成南北兩半的第壹天起，共產黨統治的北朝鮮就發誓要吞並南朝鮮，統壹朝鮮半島。



1949年3月，眼看中共的“革命”成功在即，北朝鮮統治者金日成認定吞並南韓的時機已到，於是向其主子斯大林請求發動對南韓的戰爭。但斯大林未批準，因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戰爭尚未結束，攻打南朝鮮需要中國的幫助，蘇聯自己不想卷進這場戰爭，它怕與美國人直接沖突，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於是，金日成轉求毛澤東幫忙。毛壹口答應，但告訴金氏要待他“解放全國”、結束內戰之後再去幫助金氏統壹朝鮮半島，時間在1950年上半年之後為宜。金又轉向毛尋求更現實的援助，在金的要求下，毛同意將林彪部隊中的三個由朝鮮族人組成的精銳師調入北朝鮮，編入朝鮮的人民軍系列。僅得此援助，金日成的兵力增加了壹倍，就更加信心百倍地進行侵略戰爭準備了。



1950年1月19日，金日成通過蘇聯駐北朝鮮大使向斯大林再次請求進攻南韓，並強調中國已經應允幫助。斯大林在核實中國應允之後，同意發動這場戰爭，並招金氏到莫斯科具體商談。1950年3月30日，金日成攜作戰計劃赴蘇請示並與蘇聯人進－步商討，斯大林批準了作戰計劃。但再次強調蘇聯只可提供武器和軍事顧問，不能直接派軍隊參戰。萬壹美國出兵幹涉，就“由中國出來支撐局面並爭取戰爭勝利”。4月25日金氏回到平壤。



5月中旬，金日成訪問北京，向毛轉達斯大林的指示，並與中國商定開戰的最後事宜。毛原想在“解放臺灣”之後再幫助金打南韓，但在“大老板”已做決定的情況下，他不得不屈從金日成的計劃，並慨然承諾：如美帝出來幹涉，戰事不過“三八線”則罷，只要過“三八線”，“我們壹定打過去！”



得到毛的保證後，金氏立即歸國進行戰爭的最後布署。1950年6月25日淩晨，北朝鮮突然發動了對南韓的總攻，由於事前做了充分準備，北朝鮮軍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越過三八線，三天之內攻下了南韓首都漢城，全世界為之震驚……



6月26日美國總統召開了緊急國家安全會議，決定派兵阻止北朝鮮的侵略，會後發表了措詞強硬的聲明……



27日，美第七艦隊奉命進入臺灣海峽，防止中共對臺灣的進犯。



7月1日，美軍陸軍開赴南韓參戰。



7月7日，聯合國通過決議，嚴厲譴責北朝鮮的侵略行徑。並宣布組織聯合國軍介入南韓的反侵略戰爭。會後，除美國外，另有15個國家的3.9萬部隊參加聯合國軍陸續開赴朝鮮半島參戰。



其時，北朝鮮正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勢如破竹向南推進，不到兩個月，占領了韓國百分之九十五的國土。8月15日，金日成發布命令，要求在8月份完全占領南韓，把敵人趕下大海。



這時，美軍壹面在南韓僅余的領土組織堅強的防禦和反攻，壹面策劃壹場重大的軍事行動。9月15日，聯合國軍統帥、美國的麥克阿瑟將軍指揮7萬美軍在朝鮮半島的蜂腰部仁川登陸，將朝鮮截為兩段，根本扭轉了戰局。9月26日奪回漢城。10月19日攻占北朝鮮首都平壤。就在同壹天，中國軍隊偷偷地渡過鴨綠江，隱蔽地打著“朝鮮人民軍”的旗號投入戰爭。平壤距鴨綠江尚有幾百公裏，而且美國已經公開聲明：戰爭只在朝鮮境內進行。（連接中朝邊界鴨綠江大橋，美軍只炸毀了北朝鮮的壹半就是此意。）所謂美軍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中共被迫參戰的說法，純屬中共揑造，事實是毛澤東為了執行斯大林的決定、履行對金日成的承諾而主動參戰。



毛對聯合國軍采取的是不宣而戰的方法，打了對方壹個措手不及。中國軍隊於1950年10月19日夜開始渡過鴨綠江秘密進入北朝鮮，每日天黑後渡江，淩晨四時停渡，天亮前隱蔽完畢，嚴格保密。因此，幾十萬大軍分三路進入北朝鮮美方毫無察覺，直至中方以五倍於敵的兵力打得韓美先頭部隊暈頭轉向之際，美軍統帥部還不相信中國軍隊已經參戰。



當確定定無疑中國軍隊己經潛入朝鮮作戰之後，1951年2月1日，聯合國召開大會通過譴責共產黨中國“在朝鮮從事侵略” 的決議案。毛共中國作為“侵略者”被寫入世界歷史史冊，鐵扳釘釘記彔在案。



以上就是被毛共隱瞞、顛倒黑白的朝鮮戰爭的初始情況。



毛澤東之所以決策入朝對美作戰，首先是投斯大林之所好。當時美、蘇對峙的重點在歐洲，毛在朝鮮開辟對美作戰戰場，就能牽制住大量美軍，大大減輕蘇聯在歐洲所受到的壓力；蘇聯不出壹兵壹卒而能大量消滅美軍，削弱美國軍事力量，而且，戰後還有可能擁有整個朝鮮半島，斯大林自然十分高興。其次，毛也想借機在“大老扳”面前顯露壹手，為其“壹邊倒” 的外交政策向蘇聯送上第壹份大禮，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立壹大功，也必能大大提升自己在全球共產主義陣營中的地位，有利於日後中共向東亞、東南亞擴張。



毛也認真考慮了戰爭的風險。他完全知道，自己軍隊的武器裝備比美軍差得很遠。但他不怕。他有可靠的制勝之道：人海戰術。他可以以三倍、五倍、十倍的兵力對付美軍，以士兵的生命消解對方的火力優勢，因為就當時的常規戰爭來說，兵力數量的多寡仍然是戰爭勝負的決定性因素。毛知道，美軍總兵力有限，還要防衛歐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能夠投入朝鮮戰爭的兵力不可能太多，何況戰場離它的本土萬余裏之遙，給養和補充都非常困難，戰爭成本太高。而自己與朝鮮僅壹江之隔，兵源和給養要多少有多少，要打多久就能打多久。他還知道：美國害怕死人，死人多了國內民眾就會起來造反。而自己這邊是萬眾壹心，死多少人都毫無關系。有了這些明擺著的優勢，他還怕什麽呢！



當然還有原子彈的問題。但毛認定美國不敢動用原子武器，因為蘇聯也有原子武器，扔原子彈就會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二戰剛過去不久，全世界人民都不願意再打第三次世界大戰，蘇聯怕打，美國更怕打，因為它國內有強大的反戰勢力。另外，假如美國真的扔了原子彈，那可正遂了毛的心願，在毛看來，中國承受幾個原子彈的損失沒問題，恰恰可以此為由向蘇聯索要原子技術。（後來美國雖未扔原子彈，毛仍然通過周恩來和錢三強壹再向蘇方要求轉讓原子彈技術，可見趁機要求蘇聯轉讓原子技術是毛打這場戰爭的記定目標。）而美國如果扔原子彈必然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強烈反對，將使它在全世界處於孤立，更會激起全中國人民的極大義憤。自然，它扔了壹兩個之後也就不敢再扔了。這樣的結果對自己有利，也正好證明原子彈是紙老虎……



決策既定，毛裝模作樣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其實毛只是想從反對的意見中看看自己的設想是否有疏漏之處，以便采取更穩妥、更完善的對策。果然，政治局會議上反對之聲占了上風，但其論據不外乎美軍武器優越、擁有完全的制空權，還害怕美機轟炸東北，等等。這些毛早就想過了，並無新意。走完了這個形式，毛就壹人拍板，跟美國人幹！（迄今壹些學者還說，決定出兵朝鮮是毛壹生中最艱難的決策，政治局會議上多數人的反對意見使他無法下定決心……這實在只是作者自作多情，多余為毛擔憂了，因為早在與林大林、金日成商談時，大計就已經決定了。）



（二）誰在進行細菌戰？



在朝鮮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毛政府又在全國掀起了壹場譴責“萬惡的美帝國主義對中朝人民進行細菌戰”的運動。因為細菌戰是國際公約所禁止的非法行為，這很快就引起了全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極大義憤。立即，全國上下同仇敵愾，機關、學校、工廠、農村到處是憤怒聲討的示威遊行隊伍，毛共的“文藝戰士”更是別出心裁，將自己妝扮成老鼠、臭蟲、蚊子等，頭上戴著美式星條旗的高帽，滿街亂竄；然後被扮成“中朝人民軍”的演員用噴霧器、掃把等壹個個打倒在地，“消滅”幹凈。



毛共報紙則熬有介事地用巨大黑體字報道說美帝國主義用飛機向中朝人民“布撒細菌達804次”，犯下了反文明、反人類的“滔天罪行”。還配有被俘的美軍飛行員投擲細菌彈的“口供”，言之鑿鑿。



鬧騰了壹段時期以後，事情就無聲無息過去了。當時運動不斷，妳方唱罷我登場，人們習以為常。但對細菌戰之亊國人仍然憤恨不已……



制造謊言和騙局，原是毛和毛共的家常便飯，習以為常。可這次，毛及其黨羽制造了壹個“國際騙局”，涉及的還有北朝鮮和蘇聯，情況就不壹樣了。不久，斯大林死去，蘇共新領導班子決定實行與美囯修好的政策，首先要停止這場打了兩年多取勝無望的戰爭。然而毛卻不肯，因為他的戰爭目的之壹——從蘇方得到制造原子彈的技術沒有達到。於是戰亊只好僵持著。不久，蘇聯領導人得知以中國為首制造的“細菌戰”謊言，在蘇聯主子的壓力下，北朝鮮官員只好對蘇聯人如實招供：“細菌彈很可能是中國飛機自己投下的。” 這時斯大林己死了，蘇聯新領導可以對此不擔責任。於是決定將此事拿出來作為壓毛就範的籌碼。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指責所謂美國發動“細菌戰”壹事乃中方的“故意捏造”。1953年5月2日，蘇聯新任駐華大庫茲佐夫交給毛壹封蘇共中央措詞強硬的信，信中說：“蘇聯政府、蘇共中央委員會被給予了錯誤的信息。報紙上關於美國在朝鮮使用細菌武器的大肆宣傳，是建立在虛假的消息來源上，對美國的指控是虛構的。”信中還“建議”中國不要再提關於細菌戰的事了。並說，蘇聯方面“參與制造這壹指控的人將受到嚴厲的懲罰。”



隨後，蘇方將與中、朝共同串通制造這壹騙局的蘇聯駐朝鮮大使拉茲華耶夫召回，投進了克格勃的監獄。



蘇方如此嚴厲的態度是毛始料不及的。後來庫茲佐夫大使向莫斯科的報告中描述他提交蘇聯這封信時的情形：“毛澤東起初對此事表現有點緊張，不斷地搖著香煙”，可到後來，大概想出了應對之策，“才鎮定下來，有說有笑了。”



毛面對蘇聯人責難的解釋是：他們此舉是“根據前方的匯報”，“要確定這些匯報的精確度是很困難的。”然後不得不順水推舟：“如果妳們發現了造假，那麽這些來自下面的匯報就是假的。”



毛就這樣輕巧地把制造細菌戰的責任推給他的“前方的下屬”去了。不過從這壹事件中，毛知道再在停戰問題上對抗下去不會有什麽好的結果，就在會見庫大使的第二天，毛作出了同意美方的談判條件，結束朝鮮戰爭的決定。



（三）美國 “少爺兵不堪壹擊”嗎：戰場實況。



為了“長自己的誌氣，滅敵人的威風”，毛共自始至終都在宣傳美國“少爺兵”在朝鮮戰場上“不堪壹擊”，現出了“紙老虎”的原形等等。1953年9月12日，朝鮮停戰數月之後，毛還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會議上吹噓說“軍事方面，美國侵略者處於不利狀態，挨打狀態。如果不和，它的整個戰線就要被打破，漢城就可能落入朝鮮人民之手。”（見《毛選》第5卷101頁）



其實，毛說的“漢城就可能落入朝鮮人民之手”應該加上“再次”二字，因為，早在1951年初，漢城曾經被中國和朝鮮的軍隊占領過壹次。那是中國入朝軍隊發起的第三次戰役的“碩果”，中國軍隊在朝鮮取得勝利主要是入朝作戰的頭45天（1950、10、25—1950、12、10）即第壹、第二戰役。那是因為中國采取不宣而戰，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戰法，將美韓軍隊打了個措手不及。習慣於按常規思考問題的美國人根本不相信中國會參戰。美國介入戰爭是因為美國與南韓簽訂有互助防衛的條約，而中國與朝鮮沒有這種條約，所以美國人認為中國不可能出兵朝鮮。可從來“無法無天”的毛偏偏就要做別人不敢做的事情。現有資料表明，中國大軍偷偷越過鴨綠江，分三路進入北朝鮮，穿的都是北朝鮮軍隊的服裝，美軍指揮官莫名其妙，不知何處來的“神兵”，迅速擊潰了南韓的先頭部隊。包括麥克阿瑟在內都不相信中國已派兵入朝。當從被俘的中國士兵口中得知中國的“誌願軍”已經大規模赴朝參戰後，他們才如夢初醒。可是己被潮水般湧入的中國誌願軍打得暈頭轉向，狼狽南撤，壹下子後撤了幾百公裏。中國軍隊不給敵人喘息窮追猛打，等到第二戰役結束時，中國軍隊已進到三八線附近。



這時，誌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向毛報告，要求停止追擊，對部隊進行休整。他知道，他的勝利壹是靠出其不意，打了個對方措手不及；二是靠人多，且對方還不熟悉、不適應中方的人海戰術。敵人雖然後撤，但兵力並未受到大的損失，而自己方面情況則嚴重得多，除了靠不怕死人造成的巨大傷亡之外，非戰鬥減員更為嚴重，由於運輸線被美機炸得七零八落，後勤給養跟不上，零下二、三十度的嚴寒，戰士們無棉衣、棉毯、餓著肚子光著腳丫打仗，每個軍團因凍餓而減員數以萬計，常常在發起沖鋒時，整連整營的隊伍沖著沖著就無聲地倒在地上……



但是彭的報告毛不予批準。毛澤東要打“政治仗”，他想看到的是誌願軍越過三八線，攻占南韓首都漢城時世界的驚異、贊嘆目光！要看到全國人民慶祝勝利的遊行，億萬群眾的歡呼鼓舞。於是嚴令彭乘勝追擊，務必跨過三八線，拿下漢城，至於要付出多大代價、多少生命那不是應考慮的問題，他只要兩個字：勝利。



毛澤東如願以償了。在毛的強令下，誌願軍開始了所謂的第三次戰役，在1950年12月31日發動除夕攻勢，當晚突破了三八線。1月4日，中國軍隊開始進入漢城。當天北京開始全城祝捷狂歡……



但彭德懷並沒有笑起來，他深知這次勝利的代價和接下去的形勢嚴峻。1月5日，當彭看到當天《人民日報》的社論《祝漢城光復》以及另壹則消息：《首都人民為漢城光復遊行》時，把報紙甩到壹邊，冷冷地說：“……解放漢城就這樣搞，要是丟了漢城，可怎麽向人民交待？……”後來他對來催促他繼續進軍的金日成說：“第三次戰役打得有些勉強，作戰準備很倉促……突破三八線後，氣溫下降，有的部隊整團的人因凍傷失去戰鬥力……”“也不想壹想，靠兩條腿追敵人四個輪子的汔車能有多少收獲？”



在此段時間，在中國軍隊尚未越過三八線之前，以印度為首的國際社會曾幾次進行停戰談判的斡旋，但“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的毛澤東故意開出“高價”、要求美軍不但要撤出朝鮮，還要撤出臺灣，並由毛中國取代臺灣進入聯合國等等，致使談判無法進行。



就在毛做著“把聯合國軍趕下大海” 的美夢的時候，彭德懷的話不幸言中了。1月25日，美軍開始了代號為“雷擊作戰”的全面反攻，形勢發生逆轉。這時中方要守住原有陣地已經非常困難，而毛偏偏又下達發起“第四次戰役”的進攻命令。從毛和彭德懷的往來電文看，彭多次談及此時發起攻擊“尤為勉強”，並暗示應放棄漢城。可這時壹心想獲取全勝的毛已決定“乘勝追擊”，還說此次戰役之後再作“兩個至三個月的準備，然後進行帶有最後性質的第五個戰役”，把聯合國軍隊趕下大海，徹底解決朝鮮問題。毛認為已經勝利在握了。



誰知戰事完全朝著毛預想的相反方向發展。盡管毛嚴令不準後撤，不準丟棄仁川，不準丟棄漢城，不惜屍積如山，血流成河……但仁川、金浦、漢城還是壹個接壹個丟了，戰線又重新推到三八線偏北。壹位撰寫《入朝作戰》的中共記者時雨濛總結此次戰役時說：“後來戰局發展的結局表明，在敵人的陸海空現代化裝備的優勢面前，我軍過於樂觀敵軍怕死，缺乏近戰夜戰能力的弱點。而對我軍的弱點研究重視不夠，致使戰事未能按照我方的預想發展。其實在當時的條件下，我軍尚不具備對敵人進行大規模殲滅戰的能力。遺憾的是，這壹正確認識卻是在我軍付出了慘重的血的代價之後得出的，而不是在這之前。”（參見《中共六次衛國戰爭》第125頁，香港文匯出版社出版，1993年3月。）



在美軍的雷霆攻勢之下，誌願軍只得靠血肉之驅來消耗對方的炮火，縱然如此，陣地仍然壹個接壹個失守，形勢危急……



1951年2月21日，壹個陰霾、嚴寒的北京早晨，從朝鮮前線趕回來的彭德懷直奔中南海，得知毛澤東不在中南海，又急切馳往毛所在的香山玉泉山別墅。彭德懷不顧壹切撥開阻攔他的士兵，直闖毛的臥室，將正在做著美人香夢的毛驚醒。彭德懷這種有點魯莽的直率性格，可能也是他被毛澤東憎恨的原因之壹。



簡單的寒暄後彭直奔主題，慷慨陳述自己的意見：



“要我說，第三次戰役打過三八線很勉強；部隊連續打了兩個戰役，還未來得及休整，又發起強攻，準備不足。現在看來，當時不要急於過三八線，也沒有什麽不利，……結果三次戰役追擊敵人到三七線，部隊糧彈，兵源補充不及，又被敵反攻回來。而國內報刊壹再宣傳，要把美帝趕下大海……其實第三次戰役之所以前進得很快，是因為敵人並沒有打算堅守，漢城也是敵人主動放棄的……打砥平裏，我們以為壹包圍壹攻，敵人會像以前那樣退縮，卻不料敵人憑借武器條件，死守砥平裏，使我們幾個師攻擊受挫。可見，如敵人決心守壹地，憑借其優勢火力是可以辦到的。我們不能輕敵，壹定要從各方面多做準備……第四次戰役，帶有更大的勉強性，部隊倉促調動，倉促出擊，……十三兵團經過連續三次戰役，新兵還未補充上去，部隊缺員，彈藥運輸又極為困難。當初我意退幾十公裏，擁護限期停戰，以爭取輿論和軍事上的主動，主席卻命令發起第四次戰役，確保漢城和仁川，還要部隊向南攻進壹百公裏，實際上是辦不到的……”



“大約能防守多少時間？” 這時毛知道已不是“速勝”、“緩勝”的問題，而是如何穩妥後撤了。他打斷了彭的話。



“堅持兩個月時間沒問題，……不過，第二番部隊要先拉上去……”



最後商定，采取長期作戰，輪番作戰的方針，即靠看軍隊數量的優勢，誌願軍分為三批，三番輪戰美軍。為此，要盡快從國內抽調百萬新軍投入朝鮮戰場。



雖然毛、彭當時作出了準備長期作戰的打算，但心存僥幸的毛在4月下旬又命令發起了第五次戰役，企圖挽回頹勢。而彭德懷也想“將功補過”。這時從國內增調的“第二番”作戰的三個兵團（第三、第九、十九兵團）幾十萬大軍也已到位，中方滿以為這次進攻會只勝不敗，馬到成功。（據第三兵團被美軍俘虜的軍官張澤如撰文回憶，該兵團晝伏夜行，15天趕了1500裏到達朝鮮前線，但在美軍飛機猛烈轟炸下，上百輛運輸彈藥糧食的汔車，數百輛騾馬所剩無幾，部隊未到前線兵員已損失五分之壹。參見《炎黃春秋》2013年第2期張擇如文。）



孰知，第五次戰役的第壹階段（西線出擊）不但沒有消滅多少敵人，自己反而遭受慘重損失（彭在5月21日給毛的電報中稱“傷亡三萬”），戰役打了8天不得不鳴金收兵。第二階段（東線出擊）更慘，只打了7天，不得不後撤，在撤退途中誌願軍整團、整師地被殲滅（仍為張擇如文稱，他所在的180師12000余人，僅剩三千余，還包括不上戰場的醫院、兵站和傷員千余人）。這時誌願軍全軍戰鬥意誌己瀕臨崩潰。5月26日彭以誌願軍黨委的名義向中共中央報告：根據各軍反映，目前部隊幹部情緒消沈，對戰爭長期性感到厭倦，顧慮今後作戰會更加困難，對戰爭能否取勝產生懷疑，某些幹部甚至違抗命令，官兵關系不正常，破壞紀律的現象相當嚴重……在這些措詞背後的嚴重情況可想而知。



前面提到的《入朝作戰》壹書的作者在書中也說：“彭德懷確實遇到了入朝作戰以來最困難最棘手的局面。連日來、各兵團不斷報來損兵折將的消息......他早些時候已派韓先楚副司令員回國請求援兵，緊跟著又派鄧華副司令員帶第壹批入朝的幾個軍長回京向主席面報情況……但戰局不斷惡化。”（前書第140、頁141頁）



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不得不作出“（戰爭）應停在三八線，邊談邊打，爭取通過談判結束戰爭”的決議。中共作出這個決定後，還要請求斯大林批準，不知情的斯大林起初還要中國“不要急於結束戰爭”， 毛只好派高崗諧同金日成親赴莫斯科向這位大老扳說明“困難”， 斯氏才不得不首肯。



但是，此時中方的“要價”不得不壹降再降了，不但不敢再提美國從臺灣撤軍、中共要進入聯合國等，而且被迫作了很多讓步（見下節）。



後來戰線又回到三八線附近膠著，這是靠了杜魯門不準美軍越過三八線的命令，毛中國才得以挽回壹點面子。



這就是朝鮮戰爭的實況。



（四）“中朝人民”取得怎樣的“偉大勝利”。



戰爭是否勝利，首先要看各方戰爭的目標是否實現。由金日成提議，蘇聯充當後臺老板、中國作為戰鬥主力的這場戰爭，它的目的是非常簡單而明確的，就是讓北朝鮮統壹朝鮮半島，將整個朝鮮半島納入世界共產主義陣營。



戰爭結果，這壹目的是否實現了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也就是說，蘇、朝、中壹方的戰爭目標落空了，失敗了。



再看南韓、美國和聯合國軍的目標。南韓和美國、聯合國軍是被迫應戰的，是反侵略的壹方，它的目標首先是要把侵略者趕出國土；在趕出國土之後，從法理上說，按照反侵略戰爭的慣例，在情況和條件允許時，可以打到侵略者的老巢，完全征服侵略者，就像二戰中對付發動侵略的德國和日本壹樣。當然，也可以考慮到各種因素，在收復國土的情況下中止戰爭。



在朝鮮戰爭初期，北朝鮮曾經打到釜山，侵占了南韓95%的國土。後在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的反擊下，不僅奪回了國土，而且把戰場推進了北朝鮮境內，並壹度占領了對方首都平壤。但就在此時，美軍高層對戰爭的目標有了分歧，美軍和聯合國軍統帥麥克阿瑟主張義無反顧地統壹朝鮮全境，徹底鏟除侵略者東山再起的可能。並具體提出在聖誕節前（即1950年12月25日）“結束戰爭。”這代表了常規的戰略思維，也說明了美軍並無將戰火燒到中國境內的意圖（後來毛共大肆宣傳美國要跨過鴨綠江，將戰火燒到中國東北，完全是別有用心的煽動、胡說）。



然而以總統杜魯門和國防部長馬歇爾為代表的美國政府中的壹股綏靖主義勢力，則反對麥帥的計劃，他們耽心這會“觸怒”中國和蘇聯，引來中國、甚至蘇聯參戰，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後又偵察得知有大量蘇聯軍事顧問在中朝的軍隊中，斯大林並直接派出了由噴氣式飛機組成的16個蘇聯空軍團參戰，杜魯門等就更堅定地相信這場戰爭如果控制不好就可能發展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而這正是美國朝野最躭心、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為此，杜魯門堅決把戰爭目標設定在把侵略者趕出南韓國土，恢復戰前以三八線為界的南北朝鮮原狀上。



就在中方發起所謂的第四次戰役後，美軍也發起了“撕裂者行動”的反攻，戰場不斷向北推進。這時麥帥接連向華盛頓提出要求取消限制他的軍隊北進的命令，讓美軍越過三八線，統壹整個朝鮮。麥氏甚至計劃：如中國堅持要大打，就沿鴨綠江東西兩端強行登陸，來個放大的“仁川登陸”新版，包抄中國軍隊，給其以毀滅性打擊。（此時北朝鮮的軍隊已基本喪失抵抗力）



麥帥要壹直往北打去。他不但要統壹朝鮮，而且準備在中共不肯退出戰場的情況下，對中國沿海進行全面封鎖，與中國打壹場全面大戰；又鑒於中國軍隊的巨大數量優勢，麥帥還建議使用原子武器。他估計赤色中國的軍事將很快崩潰。



為了自己的計劃得以實現，麥氏親自制造輿論和尋求支持者。1951年3月7日，麥帥從前線視察回來舉行記者招待會，向記者闡述他的觀點：前線的形勢壹天天好轉，但要避免戰爭陷入膠著狀態和僵局，必須盡快在“最高國際水平”壹級作出新的決策。也就是要求最高當局必須確立新的戰爭目標，向北朝鮮推進。



華盛頓對麥帥的言論起初不作任何反應。於是，麥氏在3月15日又召見了合眾社董事長休·貝利，由貝利對他進行專訪。麥氏在錄音講話中，再次批評華盛頓不準第八集團軍（即參加朝鮮戰爭的美軍）越過三八線的命令。



此前，美國國會眾議院少數派領袖喬·馬丁曾寫信給麥帥，表示了與他同樣的觀點。麥氏受到鼓舞，在3月20日給馬丁寫了壹封進壹步宣傳自己觀點的回信。並說他等待華盛頓新的表態的回音。



麥克阿瑟的行為使其與杜魯門之間的矛盾激化了。杜魯門對麥氏感到了忍無可忍。



華盛頓回音了，但不是支持麥帥的聲音，而是相反，是再壹次重復此前命令的內容。這份以“總統聲明”的形式的文件說：



“國務院計劃由總統不久以後宣布：由於已將侵略者從南朝鮮大部分土地上趕（了）出去，聯合國正準備討論解決朝鮮問題的條件。聯合國壹直有這樣壹種強烈的看法，在通過外交途徑為解決朝鮮問題作出進壹步努力之前，不應使用大部隊向三八線以北發動進攻……”



當麥帥看到這份由馬歇爾簽發發給他的文件之後，他知道政府已鐵了心，不想打了，想從朝鮮戰場抽身了，這樣他的全部構想和計劃都泡湯了。難道對侵略者能如此容忍？難道幾萬美軍的生命就此白白犧牲了？......他越想越氣憤，他在辦公室內獨自轉來轉去，壹邊恨恨地罵道：“馬歇爾！馬歇爾！壹切陰謀的策動者！正是他馬歇爾把中國共產黨人看作是壹些土地改革者，才拋棄了蔣介石，把中國大陸讓給了赤色分子，現在他又要鼓動杜魯門把北朝鮮也讓給赤色分子……”



3月24日，麥帥又壹次從前線視察回來，向東京新聞界發表公開聲明，試圖為改變華盛的朝鮮政策作最後努力。聲明說：



“戰事仍按照原定的日程和計劃進行。目前，我們已經基本上肅清了南朝鮮境內有組織的共產黨軍隊。越來越明顯，我們晝夜不停地大規模海空轟擊，已使敵人的補給線遭到嚴重的破壞，以致前沿陣地的敵軍缺乏足以維持戰鬥的必需品……我們的地面部隊正出色地利用敵人的這個弱點，敵人的人海戰術隨著我們的部隊已適應他們這種作戰方式而失去效力，他們的滲透戰術已只能加重他們被零星地消滅的損失，而且在氣候、地形和戰鬥等困難條件下，敵人的持久力已顯得不如我們的部隊……比我們在戰場上取得戰術上的勝利更有重大意義的是，這次攻擊清楚地表明了：紅色中國這樣壹個新敵人，它具有的軍事力量是被誇大和自吹自擂的，它缺乏足夠的工業能力來為進行現代戰爭提供許多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資……最初敵人巨大的兵力優勢，也許可以彌補工業能力這壹不足，但現在由於大規模殺傷手段的發展，單憑人數優勢已不足以彌補工業能力不足所固有的致命弱點......由此造成力量上的懸殊，縱使以狂熱的勇氣或者不顧大批生命的損失也無濟於事。……



因此，敵人此刻必然已經痛苦地意識到，如果聯合國放棄它力圖把戰爭局限於朝鮮境內的容忍態度，通過把我們的軍事行動擴展到它的沿海和內陸地區，赤色中國就註定有立刻陷於軍事崩潰的危險。弄清這些基本事實後，就朝鮮問題作出決定就不會有難於克服的困難了。”



然而，麥帥的解釋和努力是徒勞的，當杜魯門手捧著載有這份聲明的報紙時，他雙手哆嗦著，嘴唇氣得發白：“這個妄自尊大的家夥！應該撤他的職！麥克阿瑟以為他是美國政府的總督，可以他媽的為所欲為！……他媽的，這家夥想幹我這份差使！我已經準備好呼籲停火談判的聲明，他卻發出了自己的聲明！”



4月5日，國會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馬丁將前幾天收到的麥克阿瑟給他的回信，拿到眾議院宣讀，立即成了各大報刊的頭條新聞。這對杜魯門來說等於火上澆油。



杜魯門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使出了作為總統的最後殺手鐧：4月9日，正式作出解除麥克阿瑟職務的決定。



（以上引言均出自上述《中共六次衛國戰爭》）



就這樣，壹場更大的反擊戰爭、有可能給赤色中國帶來毀滅性的災難避免了。



麥帥的繼任者李奇微根據杜魯門的決定，於1951年6月30日呼籲進行停戰談判，中、朝方面第二天即響應了這壹呼籲，雙方開始了漫長的談判。



以上說明，正是杜魯門壹夥的容忍、退讓，使戰爭得以在三八線附近停頓下來。但事情總的結局仍然是很明白的，發動侵略妄想吞並南韓的北朝鮮共產黨金氏集團，壹寸土地也沒有撈到，反而丟失了壹些；而美國方面則按照它的目標實現了半島的和平，保護了南韓作為自由世界前沿陣地的地位。



從這壹角度看，妳說誰輸誰嬴呢？



除了戰爭目標之外，評判戰爭勝敗的另壹個標準，就是看戰爭中各自的損失、傷亡情況。



毛共的統計數字的可信度正像毛說的話壹樣，基本上等於零，這是誰都知道的“秘密”。不過我們仍然先看看它公布的數字。中國誌願軍總部發表的戰績公報稱：這場戰爭美軍死傷39.4萬人（不知它如何統計對方的死傷）。中國誌願軍的傷亡36萬余，其中死亡11.5萬人（後改為17萬余），另加上“非戰鬥死亡”（凍死、餓死、累死），共傷亡41萬余名。朝鮮人民軍傷亡103萬，其中死亡26萬余人。



美國華盛頓的朝鮮戰爭紀念碑顯示的數字精確到個位，且有名有姓，應是可信的。它統計美軍死、傷、失蹤共172847人，其中陣亡54246名。聯合國軍（主要是南韓軍隊）傷亡2256523人，其中陣亡628833人。



中方到底傷亡多少呢？精確的數字是不可知的了。據這場戰爭的總後臺前蘇聯的官方文件稱，中方死亡人數為100萬，北朝鮮250萬。這個數字雖不精確，但蘇聯作為中朝的總後臺，而且自始至終有大批軍事顧問參戰，並隨時掌握著整個戰況，它說的應該不會相差太多。



前面提到的《入朝作戰》壹書作者葉雨蒙，在其著作中估計中國誌願軍死亡人數應在60萬至45萬之間，依據是：中國在1951、1952年投入朝鮮戰爭的兵員共30個軍，約壹百萬人。而自實現停戰後，歷次撤回國內的誌願軍總數約50萬左右。



但是，據張戎的毛傳中的數據，中國赴朝參戰的兵力總數至少300萬人。根據彭德懷與毛達成的誌願軍分三批、三班輪戰美軍的決定，300萬人參戰應該更接近實際。張戎還提到，鄧小平和康生都承認“抗美援朝”中方死亡40萬人。又據臺灣出版的史學家唐德剛的《毛澤東專政始末》中稱：朝鮮戰爭中中國單方面死亡超過100萬，誌願軍是“整營整營地死亡，戰況之慘烈，非常人所能想象。”



中國軍隊在朝鮮戰爭中的死亡人數也許也是壹個永遠之謎。毛共從來就只將“統計”、“報告”作為壹種宣傳工具、政治手段，對於壹切於己不利的事情，妳永遠不要指望從它口中得到真相。



不過，從上述各種數字，已可得到雙方傷亡的大致情況。中共又何來“偉大的勝利”？！



誰在“跪地求和”？



毛共對它的人民說：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打不下去了，再打下去它就將被徹底消滅。於是，它不得不向中朝人民求和。毛共的宣傳說：美帝是被迫向中朝人民“跪地求和”的！



從前面的敘述我們己經知道，真正打不下去的是中國的“誌願軍”，連彭德懷這樣久經戰陣的老將都感到打不下去了，可見情況對中方是多麽嚴峻！而美國總統是在麥克阿瑟報告戰爭形勢對美、韓壹方越來越有利的情況下作出令停止進攻、並舉行和平談判的決定的，因為杜氏認為美國參戰的目標已經達到。



中朝方面在美方呼籲和談的第二天立即響應。於是，雙方開始了曠日持久的停戰談判。



誰都知道，談判是戰爭的繼續，談判中雙方的表現和談判結果是雙方實力較量的結果。從這壹角度看，中朝方不是什麽勝利者，而是明顯顯現出實力不足，處於甘拜下風的尷尬境地。



根據俄羅斯的解密文件，談判伊始，中方試圖占據主動，毛澤東在經得斯大林同意後，提出了作為和談基礎的六點意見，大致是：1、於某年某月某日雙方停止軍事行動。2、以三八線為基準向北、向南各推進10公裏，作為非軍事區，亦為南北雙方分界線。3、雙方停止調運軍事物資和軍事裝備。4、停戰3個月後雙方遣返戰俘。5、所有外國軍隊在停戰後2—3個月撤出朝鮮半島。6、南北朝鮮居民在停戰4個月內返回原居住地。另外，還要求在談判期間雙方停火。



哪知，這些條件幾乎遭到美方全部否決（第6條因意義不大中方主動放棄了）。美方提出的條件為：



1、拒絕停戰後將美軍撤出朝鮮，因為如此壹來正好給中國再次入侵創造了條件；



2、以實際戰線為南北軍事分界線基線；



3、戰俘遣返問題另行談判。



4、談判期間不停火，待到談判恊定簽字後再行停火。



美方堅決不讓步。色厲內荏的毛最後只好全部屈從了美方的意見。正式談判開始後，焦點集中到軍事分界線的劃分和戰俘遣返兩個問題上。原來，按實際戰線，在西線，北方侵占南方2460平方公裏領土；而在東線，南方侵占了北方5364平方公裏，兩相抵消，美、韓方面多占2904平方公裏，所以不肯以三八線為分界線。中朝方企圖從談判桌上把戰場上的損失奪回來，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最終被迫同意了以實際戰線為準。



當談到遣返戰俘問題時，陷入了僵局。原因是，美方先是提出“等額遣返”，即雙方交換同樣數量的戰俘。然而中、朝被俘人員有14萬多（中方2.2萬，北朝鮮12萬多），美韓被俘人員才1.1萬人，中朝方面當然不答應。後來改為10：1，即對方以遣返10名戰俘換中朝方遣返壹名戰俘。然而中朝方仍不同意，因為那樣中朝方仍有三千多戰俘不能遣返。最後美方同意全額遣返，但要堅持自願原則，即由戰俘自主選擇遣返地奌。這是美方吸取了二戰中的教訓所采取的壹項措施，原來二戰中西方盟國將被德軍俘虜的蘇聯軍人悉數交還蘇聯，然而這些戰俘卻被斯大林當局殘忍地加以殺害或投入監獄。此事引起西方強烈憤慨。所以此次美方堅持由戰俘自主選擇遣返地的原則，以避免悲劇重演。可是極權專制的毛，豈容這種自願遣返？他知道，若按這種自願遣返方式，大部分中國戰俘將去臺灣或美國，這會使毛的顏面盡失。所以他惡狠狠地命令中方談判代表：“壹個也不能放！”毛這壹立場獲得斯大林的支持（壹丘之貉）。而美國和西方國家在這壹問題上也毫不退讓，於是談判陷入僵局。致使這場戰爭又多打了壹年半，多死了幾十萬人。



1953年元月，新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決心打報僵局，迫使中朝方面作出讓步。2月2日，艾氏在關於國事的演說中暗示可能對中國使用原子彈。



毛澤東壹聽，高興了，他立即以此為由向斯大林要原子彈技術。



然而毛的如意算盤仍未能得逞。斯大林考慮再三，最後作出徹底結束朝鮮戰爭的決定。他在2月28日向其他蘇共領導人宣布這壹決定，可就在當天晚上突發腦溢血，幾天之後的3月5日死去。



斯氏去世後蘇共領導集團立即陷入權力爭鬥之中，蘇聯暫時無暇顧及朝鮮停戰談判之事。毛決定把戰爭拖下去。他低估了艾森豪威爾，以為這位美國新任總統仍就在搞“核訛詐”。在朝鮮戰爭最危急的時候，杜魯門和麥克阿瑟都曾威懾使用核武器，但最終都是“放空炮”，後來連三八線都不敢過。因此毛對艾氏的暗示也不當回事，只是把它當作向蘇聯“敲詐”核技術的籌碼。



可是這壹回毛錯了，艾森豪威爾、杜勒斯不是杜魯門、馬歇爾壹流人物。鑒於毛共在談判中的僵硬態度有使談判最終破裂的危險，美國作出了以強硬手段結束戰爭的打算。5月20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批準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建議，指示韓戰美方最高司令官克拉克準備壹份在停戰談判破裂後發動進攻和使用核武器的計劃。5月21日，新任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訪問印度時通過印度總理尼赫魯警告中國：如果不能達成停戰協議，美國可能采取更加強硬的軍事行動。5月25日，美駐蘇大使會見蘇外長莫洛托夫，向蘇方明確表達了同樣的意圖。



這時，蘇聯內部已趨穩定，新領導人也決定執行斯氏臨終前的指示，結束朝鮮戰爭。為了求得毛的配合，蘇聯不惜以增加援建中國91座軍工企業作為交換。可毛澤東得了好處卻仍不松口，在他看來，原子彈技術還沒有到手，朝鮮戰爭就不能結束。



可是這時蘇聯領導人已清醒認識到，如不達成停戰協定、美國就將真的采取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內的壹切軍事手段對付中國，而中國如果遭到核打擊，按照中蘇間簽訂的相關條約，蘇聯不能不援助中國，這樣就真的把蘇聯拖進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去了。至此，蘇聯領導人已顧不得許多了，毅然給中國（毛）發下了簽署停戰協定的“最後通牒”式的信件，蘇聯新領導人又掌握了毛共當局捏造美國搞“細菌戰”的醜聞，就更加強了對毛的壓力。黔驢技窮的毛，至此已知道再扛下去沒有什麽好結果，不得已下令中方談判代表按照美國的條件：“自願遣返”戰俘，在停戰協定上簽字。



按照自願遣返的原則，被俘的2.2萬多名中國戰俘中，有1.4萬人選擇去了臺灣，1千多人去了美國和其他國家，6200余人選擇回到中國大陸。



這裏，有必要說壹下中國赴朝參戰部隊的構成，從中可看到毛的險惡用心。據前面張澤如的文章披露：“我們180師入朝時，從班排幹部到士兵，大部分是太原戰役的“解放戰士”和成都戰役中95軍與黃埔軍校的起義投誠官兵，新參軍的只有少數知識青年。入朝參戰的其他部隊的組成情況跟我們相差無幾。”由此可見，毛壹開始就決定將這些從國民黨投奔過來的人充當炮灰，借美國人之手消滅他們。這大概也是毛要打朝鮮戰爭的原因之壹，居心何其毒也！也因為如此，所以絕大多數戰俘忍痛放棄了與家人團聚的機會，選擇永遠脫離毛共的魔爪。而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的選擇多麽正確！



且看遣回到大陸的戰俘的後續故事：



故事壹：那6200多名選擇自願回大陸的誌願軍戰俘，都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及其他對毛、對共產黨無比忠誠的“積極分子”，他們在美國戰俘營裏就進行了英勇鬥爭，以爭取回到“祖國懷抱”。他們終於如願以償了，這些經歷了九死壹生、而又“英勇不屈”的“最可愛的人”（毛共對誌願軍的宣傳稱呼），滿以為回到“祖國母親懷抱”會得到最真誠的歡迎和最溫暖的慰藉。最初，當他們跨過鴨綠江踏上中國的土地時確也受到了凱旋般的歡迎，使這些幸存者個個熱淚盈眶，有的泣不成聲。這時他們想到的是回到原部隊或新的工作崗位後，如何向他們的戰友，同事和親人敘說自己的英雄故事和傳奇經歷，讓大家共同分擔自己的過往的苦難和今日的榮光。



可是他們大錯特錯了。令他們做夢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在歡迎儀式結束之後，就是新的煉獄生活的開始。這些“被俘人員”被整體投入集中營式的“學習班”，開始了嚴酷、漫長的坦白、審查、甄別的日子。先是交待“叛變投敵”的思想和行為，包括成為敵人俘虜的過程、原因、思想動機；然後是互相檢舉揭發，外調內查，給每個人重新“洗腦”、 重新結論；最後是宣布處分。這樣的日子比在美軍戰俘營更加難熬，也更加屈辱。直到1954年3月，“組織上”宣布“分別處置”的結果：91.8%被開除黨籍、軍籍，營以上軍官降職安排，連以下壹律復員回農村勞動。



可是，這僅僅是新壹輪噩夢的開始。在接下來不斷的政治運動中，這些歷史上有了重大“汙點”的老兵們的境遇是可想而知的，毛式的政治運動，對完全沒蹤影的事都可以無中生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何況這些人當了“可恥的俘虜”是鐵板釘釘的事，能有他們的好果子吃嗎？“叛徒”、“內奸”、“怕死鬼”、“軟骨頭”這些罪名是絕對推不掉的。在運動中給他們戴上壹頂“反革命”、“右派分子”、“壞分子”帽子也是易如反掌之事。至於是否如二戰中蘇聯紅軍的俘虜那樣被大批殺害或投入勞改營，因情況不詳，就不加妄評了。



故事二：兩個誌願軍的“老兵新傳”。上世紀90年代《南方周末》報導了壹個真實的故事：壹位“外商”到四川成都投資，那時正是“吸引外資”的高調時期，來投資的外商都會受到熱情招待，這位外資老板也不例外。當商務洽談已經取得成果之後，當地政府盛情款待這位來投資的外商。在宴席上，這位“外商”突然提出壹個要求，想會見他的壹位就在當地農村的老友。當局不好拂了貴客的美意，立即派人查找，果然就在不太遠的農村找到了這位外商的老友，只是此人已蒼老不堪，腰彎背駝，滿臉皺紋，神情木納，目光呆滯，且衣衫襤褸，渾身上下全都散發著壹種令人難以靠近的氣味。去查找的幹部仔細打聽，才知道這是壹位戴了幾十年“反革命”帽子的“階級敵人”，現在“帽子”雖然摘去了，但幾十年慘遭“專政”的痕跡難以磨滅，且家貧如洗，孤單壹人，沒有壹件穿上能見得客人的衣服。



經與當地政府洽商，決定由政府臨時拿出壹筆錢為這位外商老友購置壹套衣服、鞋襪，然後去理發店修整洗潄壹遍，方才帶去與“外商”會面。



接下去場面之尷尬是可想而知的，壹對幾十年不曾謀面的老戰友，相逢既沒有那種熱烈擁抱，喜極而泣的場面，也沒有感概萬千，撫今追昔的喟嘆。原因是這位當了幾十年專政對象的老友壹時難以適應角色轉換，他仍然那麽呆滯、木納，連當局教給他的幾句感謝黨和政府的話也忘了說。“外商”見狀也就明白了個大概，因為見面現場有政府官員陪伴，不便多說，只好壹切從簡，另覓以後再相見的途徑了。



原來，這是壹對當年誌願軍中的老戰友，二人不幸雙雙被俘。但是在後來的自願遣返中，壹人選擇去了臺灣，壹位留戀父母桑梓，選擇了回大陸。那位去臺灣的後來轉去了美國，經商成了“資本家”，現在當了來大陸的投資的貴客；而這位回到四川家鄉的則當了幾十年毛政權下的專政對象：“反革命分子”。不幸中之萬幸是他仍然保住了性命，故能在劫後余生得以與成了“外商”的老友重逢，演出了令人希噓的壹幕。



壹場“抗美援朝”戰爭，尚有多少秘密尚待揭發，多少真相等待人們去發掘啊。







二、險些玩火自焚的“珍寶島”之戰及其後續故事



1968年10月中共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之後，毛認為他的文革大功基本告成了，他發動文革的主要目標之壹的劉少奇已被打倒，並在這次會上給其戴上了三頂帽子：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各地的“革命委員會”都成立了，“全國山河壹片紅”。毛自認他的大局已定，因此可以召開壹次黨代會：九大，來慶祝並進行權力重新分配了。



按照毛和中央委員們的思維定式，在召開如此壹個帶有裏程碑意義的大會之前，應該先造出壹點具有特別效應的事件，來為大會造勢，為全黨、全軍、全民鼓勁、增光。



搞個什麽事件呢？在國內似乎沒有什麽文章可做了。於是，高瞻遠矚的毛，把眼光投向了北邊那頭“北極熊”，這頭“熊”正是他發動文革的主要“原由” 之壹，即其要“打倒”的 “修正主義” 根子和大本營。如今國內的修正主義已經打光了，沒有什麽能引起人們興趣的目標了，而國外這頭熊卻還未觸動它的壹根毫毛，為什麽不摸壹下它的“熊屁股”呢？因為摸壹下這頭北極熊屁股利益極大：第壹可以在全國人民面前象征性地兌現“打倒”蘇聯修正主義的誓言，體現文革的宗旨；第二可以轉移人們的視線，沖淡民眾對國內因文革而弄得瀕於破產的經濟、混亂不堪的社會秩序和堆積如山的冤案的不滿；第三可以提高毛主義在國際上的聲威，給全球的毛主義黨打氣、鼓勁。總之，可以用它來給九大“獻禮”。



從後來毛對這場戰爭的設計來看，毛只是把這場反蘇小戰定義為“邊境沖突”，並沒有與蘇聯打大戰的意思（毛還算有自知之明，知道中蘇大戰後果不堪設想），他追求的只是壹場小勝，更多的是表達其反對修正主義的決心和象征性意義。



戰場選擇在中蘇邊境烏蘇裏江的壹個江心小島，它位於烏江主航道中方壹側，蘇聯卻將它劃歸它的巡邏管轄範圍。選在這裏“沖突”，在道理上比較能站得住腳。



計劃已定，接下來就是準備了。為了保證“沖突”的勝利，毛采取“殺雞用牛刀”的戰術，即以絕對優勢兵力確保戰爭勝利。後來披露的資料表明，這場小小的“邊境沖突”，竟然是由毛和周恩來直接領導，中央軍委遙控指揮，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親自坐鎮的壹次特別行動。



具體說，戰爭由三級指揮機構指揮、控制。第壹級是距珍寶島不遠處的前敵指揮部，由沈陽軍區壹位副司令員坐鎮 ；第二級指揮部即沈陽軍區司令部，由司令員陳錫聯親自負責，專門解決軍力調配及後勤支援等問題；第三級即中央軍委的指揮中心，由中央軍委的總參謀部、總後勤部有關人員組成，它負責解決沈陽軍區不能解決的問題，並直接與最高決策層聯絡，擔負戰情的上傳下達和宏觀決策任務，這個指揮機構設在西京賓館，它有專線與周恩來聯通，周則負責將有關情況及時報告毛，由毛作最後決策。



因此，這場小小的“邊境沖突”實際上幾乎動用了中共東北軍力中的精粹，這就是毛的“戰略上渺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思想的具體運用。因為毛知道，他面對的這頭“北極熊”可不是好惹的，不但它的軍隊裝備和實力遠在毛共的解放軍之上，而且，作為同樣的極權主義國家，它絕不會像“美帝國主義”那樣，敲打它壹下也無所謂，它壹旦被觸怒，必會瘋狂報復。所以毛不敢有絲毫大意。他的目標也只是獲取壹點象征意義的勝利（然後對人民進行無限擴大的宣傳），見好立即收手，以使對方找不到擴大戰爭的理由。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的估計壹半是對的，那就是這頭北極熊壹旦受到傷害會瘋狂報復；壹半則是失算了，他沒有想到北極熊的反應是如此猛烈，以致差點要了他自己和他的黨、他的國家的“命”。本來是想將這點“勝利”來作為向“九大”的“獻禮”，結果，使他的九大幾乎開不成。



珍寶島之戰是從1969年3月2日上午打響的，蘇聯的邊防巡邏軍在並無防備的情況下遭到中方的伏擊，戰鬥打了約壹個半鐘頭後結束。



13天後的3月15日，爆發了第二場戰事，這壹次蘇方已作了準備，動用了大型重武器。因此，戰爭的規模比第壹次大很多，戰況激烈得多，雙方的傷亡也比第壹次多很多。



關於這兩次戰鬥的真實情況，35年後的2014年8月，中國新浪網站軍事攔目下有壹篇追述這兩場戰鬥的文章，題目叫做《中蘇珍寶島之戰中方慘敗真相》。特摘要如下：







3月1——2日夜間，中方壹支約300人的部隊著白色偽裝進入島內後挖散兵坑埋伏。3月2日早上，壹支蘇軍小分隊在巡邏中發現中國軍隊20——30人由島的南部進入島內。11時15分，蘇軍迎面上前阻止。中國人立即散開成幾個橫排，第壹排的人並不帶槍，迅速閃開；第二排立即沖上，並各自從大衣內摸出沖鋒槍掃射，蘇軍六、七人應聲倒下。這時事先埋伏在雪地的中國散兵也從右側躍出參戰，伴有機槍、迫擊炮和反坦克炮齊射。戰鬥中蘇軍除死傷者，有19名軍人被俘，被當場槍殺。－批蘇軍武器被中方軍隊繳獲（即後來用於展覽者）。



這時，蘇邊防哨軍人聞聲後立即奔赴參戰，雙方激戰多時後，各自撤回。



15日早，小股蘇軍先在島上挑釁，引誘中共軍隊出戰。10時30分，中方用大炮、迫擊炮從三個岸上據點向蘇軍猛射。隨後約2000中國軍人進入戰鬥，而蘇方僅有200人左右。蘇軍邊戰邊退，中國軍隊進入出島內追擊。此時，蘇軍出動飛機實施地毯式轟炸，中國軍隊被迫撤回基岸4英裏處躲避。



這場戰鬥前後進行了9小時。中方死800人，蘇方死60人。







這就是中共吹噓取得這場遭遇戰偉大勝利的大致真相。



3月17日，發生了第三次戰鬥，可視為尾聲了，中方說它擊斃了壹名蘇軍上校。



關於三次戰鬥的傷亡情況，雙方說的相差很大。據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公布的檔案數字，蘇方被毀坦克、裝甲車17輛，蘇軍死58人，傷94人。這是大概可信的。



而中方呢，據它的戰場報道稱，在第壹次戰鬥中中方死31人，傷14人；第二次死12人，傷21人。即共死亡45人，傷35人。不過誰都知道，這是在毛指導下公布的數字，它的可信度等於零。據西方的估算，在第壹次沖突中，中方死亡人數在50-100之間；第二次則在800左右。另據壹位英國的中國問題專家1970年在莫斯科告訴人們，整個那場戰爭中國死亡的總人數約為5000人。



但蘇方並不甘心如此了結中國的挑釁，同年8月13日，蘇聯邊防軍在新疆鐵列克提中蘇邊境地區，在直升機的掩護下，派出坦克、裝甲車把兩支中國邊防巡邏分隊部隊分別包圍，並將其中壹支28人（包括三名記者）全部殲滅。算是對珍寶島遭遇伏擊的“還禮”。



其實，在珍寶島的第二次戰鬥時，蘇方的猛烈反擊已使毛吃了壹驚，他擔心蘇聯大規模入侵中蘇爆發全面戰爭。在上層毛講了他的擔憂，下令“不要打了”。在這壹點上，周恩來與毛完全壹致，他們知道自己幾斤幾兩。戰爭打響後，周秉承毛的意旨，多次召見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再三叮咐：“我們已經有理，也要有節，我們打的是壹場局部的邊界戰爭，壹方面不要擴大，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具有戰略思想。”然後明確告知：“炮彈只能打到江邊，萬萬不可向縱深打。”但蘇方卻不買賬，隨後對珍寶島中方縱深地帶進行狂轟濫炸，中方卻不反擊。毛以為事情過去了。



這期間發生了壹件意外事件，3月下旬壹天，中蘇間停了三年的熱線電話突然響起，中方接線員莫明其妙，三次拒絕接通，蘇聯的中文翻譯說這是蘇聯總理柯西金找毛或周恩來的電話，卻被中方女接線員大罵了壹頓後掛了線。毛知道此事後，擔心激怒莫斯科，次日，立即叫外交部通報蘇方，說中方“準備與蘇方進行談判”，以消除誤會，避免蘇方報復。



從蘇方的這壹舉動看，本是想通過政府間的溝通，對邊界沖突作壹初步了結。誰知遭到如此無禮對待，從而促使後來蘇方試圖“徹底解決中國問題”，對毛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



而毛最耽心是4月1日是中共“九大”開幕的日子，這是早就定下的，不好改變。九大開幕閉幕式毛是不能不去的，毛最怕的就是在這個時候蘇聯搞突然襲擊，比如對北京實施大規模空襲、甚至扔核彈。如果那樣，後果真的不堪設想了 ；首都人民和其他參會代表的安危倒在其次，最要緊的當然是他自己的安全。



蘇方是要進行報復的，但不是那幾天。毛提心吊膽了幾天，沒有發現蘇聯有動武的跡象，只好冒險開會了。但因為還在提心吊膽，所以這次會議開的特別怪異，特別尷尬。本來，像這種全國、全黨最高級別的會議，又是在文革取得“偉大勝利”、“全國山河壹片紅”，並且據說又取得珍寶島對蘇“自衛反擊戰”的輝煌勝利這種多重“喜事”的大好形勢下召開的，按壹般規律，會前要大造輿論，大搞慶祝遊行，制造熱烈的氣氛，會議也要開的張牙舞爪，轟轟烈烈。可是，實際情況卻是截然相反，這次會議的神秘、詭異可能創造了許多“世界之最”：會議結束之後才正式對外宣布 ；1512名“代表”全由上面指定，在會議開幕前3個多月，代表們便被秘密集中在北京，形同囚犯，切斷與外界壹切聯系；各地代表都要在入夜時分進京，人不知鬼不覺住進賓館，賓館警衛森嚴，大門緊閉，住房內電話壹律撤銷，臨街窗戶拉下厚厚的窗簾，代表們壹律禁止外出 ；代表們去開會，如同秘密特工行動，運載的大巴出了賓館門便朝要去的方向背道而馳，然後在全城兜圈子，最後突然駛進人民大會堂的側門院內，偷偷在那裏進入會場；大會會堂全用深色窗簾遮蓋的嚴嚴實實，會場肅穆陰森，除內部指定人員，任何人不得出入……



之所以把會議開的如神秘詭異，除了毛生性喜好制造陰森恐怖之外，主要是鑒於當時與蘇聯對峙的形勢, 即對外“隱蔽”的需要。毛和中共上層躭心，如果在九大開幕之日或會議期間蘇聯下令對北京進行導彈襲擊，甚至是核彈襲擊,毛的國家領導核心就有可能被壹鍋端了。所以九大能夠安全開會，毛和他的夥伴能夠平安無事，就是“偉大的勝利”，如同打了壹場大勝仗……



值得玩味的是，在九大確立旳對外政策方針中，毛為首的中共中央卻故意強調“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同時又認定，美蘇既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妄圖重新瓜分世界”，“決不能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 號召全國人民準備打仗，既“準備打常規戰爭，也準備打核大戰。”



這短短短幾句話，蘊含了毛主義不少玄機：第壹、它故悥宣稱“美帝” 仍是全世界最兇惡的敵人，壹方面是為了繼續維護毛的世界反美領袖形象的需要，另方面，主要是為了向蘇聯“示好”， 現出了它色厲內荏的真面目，它試圖告訴蘇聯領導人：我們與美國的矛盾是才第壹位的，是不可調和的，與妳們的矛盾，終究是次要的，我們都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嘛。這既“討好”了蘇聯（求得緩解軍事壓力），又麻痹了這頭北極熊。



第二，它顯示了毛主義睜眼說瞎話的本領。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在1969年初尼克松就任美國總統以後，不斷放出要與毛中國“和解”、“ 友好” 的言詞，而蘇聯卻剛剛與他兵戎相見。他卻硬說美國是“最兇惡的敵人”。這其實反映了毛壹貫欺軟怕硬的秉性，因為美國這只“軟柿子”揑它壹下也沒有關系，對同樣是共產黨的蘇聯，就不敢隨便刺激它了。他還知道蘇美兩國勢不兩立，卻硬說美國與蘇聯“互相勾結”，準備聯手“侵略中國”。總之再次證實了，慣於指鹿為馬的毛狗嘴裏確實長不出象牙，所說的壹切只是出於需要，與客觀實際毫無關系。



第三，借機胡弄國人，展示其強大。說什麽要準備“大打”， 既準備打常規戰，也準憊打核大戰；既準備與蘇類中的壹個打，也準備與這兩家同時打。壹付世界霸主、老子天下第壹的氣概。可是，明白內幕的人都很請楚，這是毛在玩弄魔術，自欺欺人，與“影子”作戰，他當然顯得底氣十足。但是卻能賺得不明真相的幾億愚氓為他喝彩。



這就是毛主義，無處不在造假、說謊，無時不在玩弄權術。



躲過了“四月”那壹關後，毛又猖狂放肆起來了，他開動了全部宣傳機器，日日夜夜大罵“美帝”、“蘇修”，在珍寶島之戰中繳獲的壹輛被擊破的蘇聯坦克，被拉回北京來到處“展覽”，大肆吹噓。



此時，蘇聯領導人深感毛共已成為超過美國的頭號敵人，是壹個無所不用其極、囂張又無賴的流氓對手（真乃棋逢對手），對這種敵人，善意的談判已沒有任何意義，同為極權國家又自認為世界共產主義“老大”的蘇聯領導人，覺得只能用武器跟它“對話”。



於是蘇聯高層醞釀對毛中國的“解決辦法”。以國防部長格列奇科、部長助理崔可夫為首的對華強硬派堅決主張對中國采取“壹勞永逸”的解決辦法，即動用部署在遠東的中程導彈，攜帶當量幾百萬噸TNT的核彈頭對中國軍事、政治重要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打擊，徹底摧毀中國的軍政核心和國防基礎，然後幫助中國進行領導人“換馬”。這壹建議獲得以勃列日湼夫為首的蘇聯最高領導層的批準。不過如此重大的事件，按蘇美間的有關協議，需要事先通知美國。



8月20日，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奉命在華盛頓約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向他通報了蘇聯準備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的意圖。蘇聯要求，希望美國至少保持中立。



次日壹早，尼克松急問基辛格與多勃雷寧談話的內容，基氏向尼克松總統匯報了蘇聯準備對毛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的打算。



得知這壹消息後的尼克松當時就氣急敗壞，立即召開國家安全緊急會議，仿佛將要挨打的不是毛中國，而是他尼克松和美國。由尼克松和他的寵臣基辛格主導的這次會議，據後來的報道，當即得出了以下共識：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最大威協來自蘇聯，蘇聯是美國第壹位的敵人；壹個強大的中國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戰略利益，蘇聯對中國的打擊就是對西方利益的侵犯，因此必須制止蘇聯的行動；如果蘇聯實施核打擊，加上中國的核反擊，必然造成嚴重的核汙染，必將危及美國在亞洲25萬駐軍的安全；壹旦蘇聯制服了中國，全世界必將跪伏在它的前面，到那時美國也將要舉起白旗，雲雲。



會議決定采取兩條措施對付這壹局面：壹是明確對蘇方答復，表明美方對襲擊中國持堅決反對態度。尼、基等人認為，只要美國堅決反對，蘇聯便不敢行動。二是盡快設法將這壹消息告訴中國。考慮到兩國積怨太深，直接告訴中國，中國領導人不但不會相信，反而會認為是美國的花招和陰謀；通過中美在華沙的大使會談是壹個渠道，但華沙會談已經中斷了兩年，重開會談也不那麽容易，只怕遠水難救近火。於是又決定先讓壹家不太顯眼的報紙把這壹消息捅出去，間接告知北京。



對蘇聯的答復直接由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告知蘇聯政府，美方以非常明確、堅定的語言，告訴蘇聯領導人：如果蘇聯不聽美國勸告，那麽，只要蘇聯射向中國的導彈壹起飛，美國在1962年古巴核危機時未曾使用保留下來的、已瞄準蘇聯134個城市、軍事要地，交通樞紐、工業基地的核導彈將壹齊射出，蘇聯將立即變成壹片火海……



同時,按計劃在8月28日由《華盛頓明星報》醒目地發出壹則重要消息，題目是《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文中說，“據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的核打擊”。此消息壹經播出並核實，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



與此同時，美國總統簽發了發射核導彈的密令。蘇聯駐美大使立即將這壹情況報告莫斯科。



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最初聽到下屬的報告根本不相信：“美國會站到中國壹邊？這簡直是天方夜譚！”但當消息經過核實無誤後，氣得發昏的勃氏久久不能回過神來，然後只說了壹句話：“美國出賣了我們！”同時將壹只茶杯狠狠地摔在地上。



尼克松、基辛格還怕中國不重視他們透露的消息，不認真對待他們的警告，或者，為了取得毛澤東的好感，向中方“報功”，又要求在華沙的中美會談緊急復會，並指令美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設法立即向中方大使黃鎮通報蘇聯對中國的核打擊計劃。於是演出了斯托塞爾在會談的官樣文章結束後，中方大使離去之時，迫不及待去尾追的滑稽壹幕……



這還不夠，這個號稱世界第壹強國的總統尼克松，這時變成了壹個小醜，他心急如焚忙前忙後，委托與中國有良好關系的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羅馬尼亞總統齊奧斯塞庫幫忙去中國傳遞消息，並且厚顡無恥地表示希望與中國改善關系……



當周恩來將這壹切向毛澤東匯報之後，我們的毛皇卻並沒有對美國總統表示半點感激之意，毛只是故作咨態地說了壹句：“不就是要打核大戰嘛！原子彈很厲害，但鄙人不怕。”毛這時說的“不怕”，其實是半真半假，真的壹面是毛自己早就挖了無數個可以躲原子彈的洞穴，他當然死不了，所以他“不怕”；不怕的另壹層意思是他早就講過的，壹旦發生核大戰，他準備中國死掉壹半人或三分之二，剩下的人口不是仍然比美國、蘇聯還多嗎？怕什麽呢！但是這句貌似大大咧咧的豪言壯語，也有壹半假的成分，即他的內心深處卻仍有害怕的壹面，而且怕得發抖。這主要是蘇聯人那最後壹句話：在實施對中國的核打擊後，幫助中國人改換領導人。毛焉能不知道，如果他的統治基礎、統治本錢被基本消滅了，那麽也就難保自己的“皇位”了，何況在這場文革中他打倒了那麽多人，樹敵遍地，別看他的臣民現在天天高喊“三忠於”、“四無限”，壹旦天下大亂，能有多少人真心擁戴自己呢？所以，面對蘇聯發出的核戰爭威脅，他的內心其實怕得要死，在背地裏，毛甚至作了準備上山打遊擊的最壞打算。當然，那是最後壹著，眼前他得拿出對應辦法。



經過冥思苦想，毛最後得出的結論還是用他的“人民戰爭”的老法子去應付，不過這壹次提出的口號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他下令先將軍工企業和重要的關系國民經濟的大企業遷往閉塞的大西南山區，即所謂“三線”，實行“山、散、洞”配置，並向全國人民發出“要準備打仗”的號召。



於是，壹時間，全國進入臨戰狀態。壹場全民的“挖洞”運動展開了，每個城市都在大挖特挖地下掩體，（這種掩體恐怕連普通炸彈都防不了，如今都做了地下商場或停車場）。中南海更是挖了個底朝天。其規模之大，耗資之巨，迄今無人計算，也無從知曉。



與此同時，由林彪發布了“壹號令”，對北京城進行了緊急的大疏散，除了毛的黨政要員要出京“避難”以外，所有殘存的階級敵人、走資派、以及其他必須離開的人員和機構都被限令離京，中共的壹批被打倒而未死的“走資派”，如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張聞天等等就是那次被勒令離京，並被發配各地方管制勞動的。 許多人後來死在了發配地。



另外，還緊急疏散、隱蔽了四千多架飛機、六百多艘艦艇。全軍進入了緊急臨戰訓練。



然而，這壹場耗費了無數人、財、物力的“備戰”運動，卻是毛的神經過敏的代價，因為蘇聯領導人在知道被美國“出賣”以後，就取消了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核打擊計劃，當然也就沒有與中國開戰的意圖了。



9月之後，中蘇兩國開始了對話談判。10月18日，蘇聯的邊界談判代表團如約要飛抵北京，這本來的“好事”卻又在中共高層掀起了壹陣慌亂，原來從來不說真話，專搞陰謀的毛及其夥伴，以其“小人之心”度其老大哥的“君子之腹”，以為蘇聯會假談判之名搞突然襲擊，到時候飛來的不是談判代表團，而是裝滿核彈的飛機。所以，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毛去了武漢，林彪去了蘇州。只留下周恩來在北京堅守崗位，也躲進了西山防原子彈的地下指揮中心。10月18日那天，遠在蘇州的國防部長林彪全神貫註跟蹤蘇聯飛機的航程，直到北京報告從飛機中走出的是談判人員而不是“原子彈”，林才去午休。



就這樣，這次由珍寶島之戰引發的大危機，由於美國的及時有力的幹預總算平安過去了。由於這次險些引火燒身，毛也得了幾點感悟和教訓。首先，想清楚了與蘇聯還是“和平共處”為好，不敢再挑起事端了。1970年的“五.壹”勞動節，毛在天安門城樓上特地與蘇聯的邊界談判代表打招呼，說希望中蘇兩國成為“友好的鄰邦”。次是發現“帝國主義”有時倒很可愛，比如，這次要不是美帝國主義及時“救駕”，事情還真不知如何收場。旋又考慮到，今後即使中蘇兩國和平相處，但對“共產主義”深深了解的毛，知道這種和平很不可靠，關鍵還是靠實力，但是起碼短時期內自己的實力無法與北極熊相比。看來還得找個幫手或靠山，從現實情況看，只有美國有擔當這個角色的資格了。因此，“聯美抗蘇”的新戰略在毛的腦海裏形成了。其三，毛同時還發現了壹個奇妙的現象，感覺自己突然成了美國拉攏的對象，身價陡增。美國要拉攏他才能形成對蘇聯的戰略優勢，而蘇聯由於看到美中兩國靠近了，也就不敢對中國有非分之想了，甚至對他客氣起來。毛突然發現自己成了決定美蘇兩大陣營力量對比的壹個重要法碼，它倒向那邊，天平就向那邊傾斜，自己成了這兩大勢力都想爭取的寶貝了。真是應了中國那句古話：“福兮禍所伏”了。哈哈……



有了這些重要的發現，老奸巨猾的毛又突然變的自負和自信起來。也因此，他雖然決定了“聯美抗蘇”的新戰略，但表面上對美國這個“救命恩人”卻不露半點感恩之心，反而要向它擺擺“譜”，要美國人主動來求他，然後還可以跟它就臺灣問題講講價錢，力爭從美國手裏得到更多東西……因為毛已經看清尼克松、基辛格之流急於向他獻媚、想把中國拉近美國的意圖。美國已經與蘇聯勢不兩立了，它已經沒有退路，只能“投靠”他老毛了。



妳看，事情就是這樣奇怪，本來在美、中、蘇三角爭鬥中處於最有利地位、最有實力的美國，由於其領導人的無能、無膽無識，現在反而處在了最被動的地位，以致後來不得不放下身段到中國來乞求友好；而本來處於最弱勢、最不利地位的毛共中國，現在反而成了“三國演義”中有最有利、其他兩方都要爭取的壹顆棋子了。如果說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杜魯門、馬歇爾之流幫助毛共成就了奪取中國政權的大業，那麽，這次則是尼克松、基辛格再次挽救毛及其國家於危難之中，美國真的成了毛的“救命恩人”了。



也許有人認為：尼克松及時制止了壹場對中國的核打擊，挽救了無數中國人的生命，他對中國人民不是有大恩、大德嗎？



的確，如果僅僅從制止核戰爭的角度說，尼克松不失為壹大“功臣”。但是，從尼克松及其寵臣基辛格對這整個事件的處理看，其“失”乃大於“得”；特別不可原諒的是，此二人從此充當了毛帝國的保護者和自由世界的叛徒的雙重可恥角色！



筆者認為，對此壹問題應從以下幾個層面進行剖析、理解，首先，從美國及其領導的自由世界的利益來看，尼氏沒有理由對蘇、中這兩個極權主義大國采取“拉中打蘇”的政策。從總體上講，蘇、中都是美國和自由世界的敵人，這點是毫無疑義的。但敵人也有“好壞”、輕重之分，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從當時的情況看，不論從那個角度講，毛中國都是較之蘇聯更兇惡，更可怕的敵人。文革之前，毛發動的各種運動使幾千萬中國人死於非命暫且不說，單講毛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其反人類、反文明的罪行可謂罄竹難書，情報最發達的美國領導人對此不可能不知情；反觀蘇聯，此時它的內外政策與斯大林時代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改變，總的是變得較為溫和、較有人性了，並願意與美國和平共處。也因此，當勃列日涅夫在聽到美國站在中國壹邊、要打擊蘇聯時，才覺得不可思議，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事實上，後來蘇聯的自動“變質”，瓦解，也說明了它不是自由世界最可怕的敵人。美國人民對此壹清二楚。後來尼克松訪華前夕，也是中美兩國打的火熱的1971年8月，美國著名民意測驗機構蓋洛普調查顯示，56%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國家”（余下的44%也不都認定蘇聯是最危險的國家）。這說明尼克松之流作出的決策是違反美國人民的意願的。尼克松、基辛格聯合“兩害”中的最壞者，去打擊另壹個危害較輕者，這是什麽邏輯？什麽舉動？這是壹種違反民意、違反人類最根本利益、踐踏美國和自由世界最核心的價值觀的可恥背叛行為！



當然，尼、基之流有他的理由，主要是：蘇聯的軍事力量強大，對美國構成了威脅，而中國則尚不構成威脅；如果蘇聯征服了中國，對美國的威脅就致命了。所以必須聯中反蘇。但是，問題是，如果蘇聯在奉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的道路走下去，它的威脅只能是潛在的，或者不存在的了。而那個侵略成性、咄咄逼人的毛氏，即使核武器的力量暫時弱小也能構成極大的危害，毛參與挑起的朝鮮戰爭和印支戰爭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嗎？何況，這個極端好戰、極端殘暴的國家也會發展壯大，按其窮兵黷武的本性，總有壹天它的軍力和核武可能與美國平起平坐甚至超過美國，難道它的危險不更大、更可怕嗎？



至於說什麽壹旦蘇聯征服了中國，美國及全世界都要在它面前下跪、舉起白旗雲雲，則純粹是危言聳聽，自欺欺人，違反事物的邏輯。因為蘇、中開戰的結果，並不意味著蘇聯輕易就“征服”了中國，更可能的情況是，蘇聯將陷入中國的泥潭，消耗它大部國力，它不是更強大而是更虛弱了。其結果更可能是兩敗俱傷。如果美國作為不介入的第三方，就將應驗了中國那句成語：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美國成了“漁人”，而不是什麽舉白旗者。



那麽，是否就應該任由蘇聯對中國進行核打擊呢？也不盡然。可以設想，站在人類文明的立場，美國應首先正告蘇聯領導人，對中國的“外科手式”打擊不可取；如果實在要打，目標只能限於拔除毛帝國的“毒牙”——核武裝，而決不應包括人口稠密的城市。然後，先允許美以“中間人”的身份向毛政府發出最後通牒：立即（限期）毛政府改變現行的內外政策，對內立即停止文化大革命，停止對人民的屠殺、愚弄和文化破壞 ；對外停止壹切侵略擴張活動，並就中蘇有關問題開展談判。如果毛對這些要求依然不理不睬，蘇方再施以“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為時不晚。



這種情況下，毛共將出現兩種可能：壹種是在巨大的壓力和危機面前，毛政府自行改組，由壹個或壹些較為開明的領導人取代毛，基本應允對方條件，開展與蘇方的和平談判；另壹種可能性是毛繼續頑抗，結果遭到蘇聯的核打擊而陷入全國混亂和全面崩潰。而不管哪種情況，毛都必將下臺、垮臺，中國將發生巨大變化，毛主義將被完全或部分拋棄。



也許有人對允許核打擊感到不可思議，無論如何不能接受。還過份誇大了核打擊的後遺癥。其實，毛的核武基地都處在杳無人煙的沙漠或群山之中，那裏並沒有多少老百姓（百姓在事前會逃離），不會造成對過多群眾的傷害。核汙染是肯定的，但不壹定是毀滅性的災難，日本的廣島、長崎那種城市受到核攻擊數十年之後，不是照樣建設起了更加美好的家園了嗎？



當然，這是壹種最壞的沒有人願意看到的結局，它多半不會出現，更可能的情況是，在巨大壓力下，毛政權內部出現分裂，毛被迫下臺，而中國從此掙脫毛主義的羈絆，改弦更張，也許成為中國走向“修正主義”甚至民主轉型的肇始。



在今天，人們也許感到核武器可能永遠不會使用，但是，在毛橫行的時代，世界隨時都有爆發核戰的可能。當年基辛格本人就提出過“有限核戰爭”理論，雖然是“有限”，但在必要時還是要使用它。即使今天，也沒有誰能保證以後不使用核武器。為什麽要使核武器呢？當然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面對最兇惡最危險的敵人時的選項，在毛的時代，大概沒有比毛更適合於核武器打擊的對象了。事實上也是如此，美國、蘇聯曾幾次想用核武器教訓毛，可見，對毛這種超級惡人使用核武器並非非理性之舉，恰恰是毛的瘋狂迫使人們不得不考慮采取這種極端手段。當然，這樣做仍會使大量無辜者為他殉葬，但這屬於毛的罪惡。沒有遭到核打擊，毛不是仍然造成了幾千萬無辜中國人的冤死嗎？誰又能說毛制造的這種災難，亞於壹場有限核襲擊呢？



簡言之，尼克松雖然為中國人民避免了壹次核災難，但是，他的這種做法決不值得贊揚，更不是功勞，而是罪過！因為他喪失了原則，踐踏了正義，背叛了人類的良心，去保護壹個混世魔王，幫助其維持對近四分之壹人類的殘暴統治，這值得嗎？這符合人類的道德和價值觀嗎？後來尼克松及其寵臣基辛格還拜倒在毛的腳下，甘心充當毛的幫兇，充當自由世界的可恥叛徒。對這種角色難道還能肯定、贊楊嗎！



中國的核危機過去了，自以為救駕有功的尼克松便繼續緊鑼密鼓地實施他的拉攏中共的所謂“破冰之旅”的計劃。他原來以為毛壹定會感恩載德地主動邀請自已去中國訪問，可是，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於是，尼大人只好降尊紓貴主動地不斷地向毛發出“善意”， 希望得到毛的“垂青”。1969年12月，尼指示他的駐波蘭大使向中國同行表示：他希望恢復中美在華沙的大使級會談。接下來基辛格在1970年1月8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放風：“8億中國人民代表著人類的25%，是壹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我們準備同他們進行對話。”



中美大使級會談在華沙恢復了，尼克松受到鼓舞。1972年2月18日尼在國會的外交政策報告中，再次表示希望同中國改善關系，並討好地說：“中國人民是偉大的、生氣勃勃的民族……”在這裏，尼克松與他的謀士基辛格犯了壹個低級的錯誤：他們把毛和毛政府與8億中國人民等同趙來，與中華民族等同起來，認為毛是8億中國人民的代表。在客觀上肯定並鼓勵毛殘暴行徑，成了毛的幫兇。



2月25日，尼在致國會的又壹份外交政策報告中再次表示要同毛的中國友好，並且拋棄了美國歷屆官方的“共產黨中國”稱謂，正式稱毛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面對尼克松、基辛格頻搖 “橄欖枝”，毛澤東卻拿起了架子，故意拒不回應，反而重彈反美老調。同年4月，毛叫西哈努克出面，在廣州召開了壹個叫做“印度支那三國最高級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建立“反美統壹戰線”，發表反美聲明。為了進壹步樹立自已的全世界反美領袖形象，毛決心進壹歩提高反美調子。5月20日，毛親自出席在北京召開的“聲援世界人民反美鬥爭”50萬人群眾大會，在會上毛發表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壹切走狗！》的聲明（後稱五·二0聲明）。聲明由二把手林彪宣讀。在這個聲明中，毛指名道姓咒罵尼克松這個“美帝頭子”。



毛為何這樣不但不“知恩圖報”，反而“反恩為仇”呢？除了前面講的要繼續維護自己壹生的“反美鬥士”的形象、讓世界共產黨人擁護自己當國際共運的領袖之外，還有壹個更現實的因素就是，在未來與美國人的談判中擡高自己身份，提高要價。



毛在核危機事件之後不可能不想到：與蘇聯結下的“仇”是不可調和的，而與美國的“仇”其實遠沒有蘇聯那樣嚴重，那樣勢不兩立，美國遠在大洋彼岸，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沒有邊境沖突，唯壹的是臺灣問題，完全可以繼續“掛”起來（讓後人去解決）。再則，從這次核危機中，也可以看出美國把蘇聯當作頭號敵人，對自己則存心拉攏、討好。與美國結盟對抗蘇聯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是對付未來蘇聯威脅的唯壹辦法。可是，狡猾而又刁蠻的毛並不想輕易就讓美國人得到他這個“盟友”， 他知道美國有求於他，他也有求於美，要“結盟”就必須互相坐下來談，互相討價還價，毛正是想要在這種討價還價中處於有利地位，最簡單有效的辦法就是先做足“反美”的文章，讓尼克松們對他可望而不可及，等到吊足尼、基的“胃口”之後，再和他們談判就好辦了。



可是，在大洋彼岸的尼克松大人卻有些沈不住氣了，見到毛不但不感恩圖報，還如此反過來大罵他這個“救命恩人”，真是太豈有此理了！他聽到了毛這個反美聲明之後，怒從心起，喝得酩酊大醉，借著酒勁，下令調動軍艦去中國近海邊示威。可是這個有點沖動的決定被更加“冷靜”的基辛格勸阻了，二人大概看出了毛只是在故作姿態，於是決定對毛的“五二0聲明”采取不予理睬的態度。



就這樣，大洋兩邊的關系暫時僵持了壹個短時期，這是雙方在暗中鬥氣，鬥智，其實，不管毛澤東或尼克松，內心都在想如何盡快打破僵局，開始真正的接觸和洽談。但是他們都希望對方“主動”，以便使自己處於有利地位。



“美帝國主義”頭子尼克松終於按捺不住了，因為美國總統有任期，尼氏正想依靠實現對中國的“破冰之旅”這樁“政績”來獲得連任，他可拖不起，只好放下身段主動求和。1970年10月25日，尼克松在白宮會見來訪的、與毛中國友好的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知道葉即將要訪問北京，尼托他向中國領導人傳話，表示美國願與中國“和解”，並願派壹名高級使節秘密訪問北京。第二天（26日），尼氏在與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會見時，又托他向中國捎帶同樣的口信。這兩位總統都與中國也與美國“友好”，尼克松選擇他們傳話確是煞費苦心。



可是毛卻不急，他要繼續吊壹吊對方的胃口。這時由於中美雙方在印度支那的戰爭中擴大了沖突，又耽擱了壹些時候。



深諳毛澤東聯美抗蘇戰略意圖的周恩來，終於在1971年4月抓住壹個機會，搞了壹次“乒乓外交”，打破了僵局。毛澤東也就順湯下面，批準了周恩來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北京，並向美國表達了“友好往來”的意向。幾天後，尼克松立刻作出積極、公開的回應，說他的政府希望實現與中國的“關系正常化”，並希望自己“有朝壹日”能夠去中國訪問。周恩來則於4月21日向尼克松發出訪華邀請。



至此，雙方經歷壹年多的試探和暗中較勁算是結束了。雖然這種往來在外界看起來是平等的國與國交往，但從中國人傳統的心態出發，美帝國主義的頭子要親自到中國來談判，這本身就是壹種“朝覲”行為，為中國爭足了“面子”。後來周恩來也說：美帝國主義自己“梳妝打扮，送上門來”（周的言下之意，是把美國比作主動賣身的妓女了）。周可謂壹語道破了當時中國人的“感受”。



其實問題倒並不在於誰去對方訪問、談判，問題是在於訪問、談判時談了些什麽，作出了什麽決定。從這個角度看，尼克松、基辛格之流還真正充當了“小醜”、“叛徒”的角色。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為尼克松的訪華作先期的秘密訪問。之前，當尼、基收到中國通過巴基斯坦大使轉給他們的邀請訪問信時，二人簡直受寵若驚，欣喜若狂。二人認為“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總統收到的最重要信件”，感到這是壹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兩人高興地談論到深夜，尼克松取出了壹瓶沒有開封的陳年庫瓦西埃白蘭地，二人開懷痛飲並舉杯慶祝。



光是這幕前期表演就可以預計基辛格在這次秘密訪華中的醜態了。簡單地說，這次基氏訪華在與周恩來的會談中，不但幾乎全部接受中方的要求，而且主動給了對方很多“驚喜”，他送上的“見面禮”主要有：



——立即恢復毛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但不支持驅逐臺灣代表）；



——在印支戰爭結束後，撤走三分之二駐臺美軍，以後繼續減少在臺余留的軍力；



——如尼克松1972年再度當選總統，在1975年1月之前承認毛中國，兩國正式建交，全面實現與北京友好（正式拋棄臺灣）；



——將美國與蘇聯會談的內容和獲取蘇聯的情報及時告訴中國，可是不把美國與中國交談的內容告訴蘇聯；



——在12個月之內將美軍全部撤出印度支那，結束越南戰爭（將南越交給北越）；



——在尼克松的下壹個任期內，把大部分乃至全部美軍撤出南朝鮮。



在會談中，中方著重壓美方在臺灣問題上讓步，周恩來強硬地表示：臺灣是中國的領土，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美軍必須限期撤走，美蔣共同防禦條約無效。



面對周咄咄逼人的姿態，基辛格委婉而可憐地表示：“我們希望臺灣問題能和平解決”；美國與臺灣的《共同防禦條約》留待歷史去解決。他連要求中方不對臺灣使用武力這樣的話都不敢講。對周氏在會談中使用的敵對性用語和責罵，基氏洗耳恭聽，不說回敬。



套用壹句歷史成語，可以把這次基辛格對北京的秘密訪問叫做“基辛格獻土”，或“尼克松獻土”。但遺憾的是，這次獻土有的兌現了，如把南越和印支三國獻給了共產黨；有的則未能“獻”出，如臺灣和南朝鮮，那是因為後來的美國總統和美國人民改變了尼克松的決定，尼克松本人也被美國人民趕下了臺。



當周恩來把與基氏會談的壹切，以及基辛格的表現向毛澤東匯報後，毛的天朝上國之君的感覺壹下復活了，他看到了壹個為了討他歡心不惜出賣盟友，而且不顧自己大國形象的政治侏儒基辛格。基辛格如此，他的主子也就強不到哪裏去。毛高興了，安心了，與美國打交道原來如此輕松、簡單，可以盡管索取而不予回贈，這個交易太好了，值得做下去。但是，基辛格畢竟沒有全部滿足他的要求，許多問題還留有“尾巴”。所以，毛開心地對他的臣下道：“美國‘進化’了，但‘猴子’變人還沒有變過來，還留著尾巴”； 但“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長。”毛還借機告誡基辛格之類的美國人：“美國要重新做人”。



基辛格的首次秘密訪問產生的壹個公開的成果是雙方發表了壹個共同公告。公告稱中方“獲悉”尼克松曾希望訪問中國，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邀請尼氏於1972年5月前訪問中國。



得到這個“喜訊”的尼克松狂喜不已，他選擇在幾天後的1971年7月15日晚，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向全囯民眾公開這個特大“喜訊”；為了制造轟動效應，他故意只說“美國總統要發表壹次重大聲明”，“題目保密”。



尼克松宣布的就是那個不過200字的中美公告。雖然公告本身沒有什麽特別之處，只說了中國表示邀請美國總統訪華。但鑒於基辛格實際上對亞洲盟友的背叛和出賣可能引起的負面反應，做賊心虛的尼克松在講話中不惜公開撒謊：“我們謀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新關系這壹行動不會以犧牲我們的老朋友的利益為代價。”可是當人們得知基辛格與周恩來會談的壹些內幕後，尼、基的背叛行為遭到了自由世界的強烈譴責，臺灣指責尼氏進行“不光彩的交易”，背叛了亞洲的“堅定的反共盟友”；南朝鮮政府表示了抗議並宣布把尼氏講話的那壹天定為為臺灣的“哀悼日”，在美國國內，保守派人士指責尼氏“向國際共產主義投降”，並且警告尼不要向中國“乞討、哀求和卑躬屈膝”。不幸的是，這些警告都沒有用，躭心的後來都變成了亊實。



1971年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訪問北京為尼克松訪華鋪路。這壹次是公開訪問。但令基辛格這位自以為是毛共中國的“老友”和“功臣”感到意外的是，這壹次公開訪問遠不如上次秘密訪問受到中方重視和“友好、熱烈”的接待，從北京機場到鉤魚臺國賓館的途中，布滿了崗哨和警衛，如臨大敵。更令他尷尬的是，在基氏壹行入住的6號樓的每個房間內，都放有壹份英文電訊稿，上面印有：“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口號。基氏只得叫人把那些電訊稿收集起來，交到壹位中方禮賓官員手裏，並且自我解嘲道：“這壹定是以前壹個代表團丟在這裏的”。 可是對方並沒有幽默感，沒有任何解釋，更沒有道歉。



尼克松安排基辛格這次訪問北京可謂“煞費苦心”，為的是給毛送去另壹份驚喜的“大禮”，因為這時正正召開聯合國大會，美國在這時叫基辛格去中國訪問，就是向全世界表示它已決心與赤色中國友好，也就是決心拋棄臺灣了。得到這個信息的聯合國與毛友好的成員國們就無所顧忌要求接納毛中國並驅逐臺灣。沒有了美囯阻撓，結果當然毫無懸念地以壓倒多數通過了接納毛中國加入聯合國的議案，並接替中華民國自然地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同時將臺灣趕出聯合國（鑒於國內民意不同意把臺灣趕出聯合國，尼克松和基辛格最初也要求保留臺灣在聯合國的席位，但很快就放棄了這個原則，徹底拋棄了臺灣）。尼克松趕在自己訪華前出賣了臺灣。



自以為已做足了對毛和毛中國友好的文章，尼大人便放心訪華了。1972年2月21日，北京的釣魚臺終於釣來了尼克松這條“大魚”。不過，毛對這位貴客的接待卻是很吝嗇的，在機場，顯得冷冷清清，沒有歡呼的人群，沒有迎接國家元首的紅地毯，沒有禮炮，沒有駐北京的各國外交使團，也沒有歡迎儀式。只有周恩來等人與他禮節性的握手。車隊經過北京最繁華的長安大街時，大街上冷清得出奇，大街小巷見不到壹個人影。在尼克松熟知的天安門廣場，除了軍警，就是空曠廣場上的冷冽寒風。原來早在尼氏等人決定來訪之初，北京市民就被告知了森嚴的紀律，全市機關團體學校工廠奉命改變作息時間，晚上八時以前任何人不準下班，街道上不準有行人，全城籠罩在壹片陰森恐怖的氣氛之中。



尼克松壹行被當頭潑了壹盆涼水，先前的歡樂祥和之氣沒有了，只感到了壹絲絲寒意。這就是毛為他設計的“見面禮”。



其實毛澤東決非是不想讓這些美帝國主義頭頭到來，相反，他急於想見到他們。著意的“冷處理”場面，那是為了殺壹殺對方的威風，為以後的談判創造有利於自己的氣氛。同時更是做給中國和世界人民看的，顯示中國的強硬態度。



當天下午，毛就著急地會見了尼克松、基辛格及其助手洛德。會見在中南海西岸毛的大遊泳池邊的會客廳進行。



從現有對這次會見的描述和記錄來看，會見中有兩點值得提及，壹是毛不允許有對方的翻譯在場，這樣，會見的記錄就完全由中方控制，但這是違反外交慣例的行為，尼克松卻不敢表示異議；二是毛為了不給對方以把柄，也為了顯示自己“太上皇”的身分，會見中不談任何具體政治問題。因此，會見沒有什麽實質內容。毛的意圖除了禮節性表示自己對尼氏到來的歡迎外，主要是造成壹種居高臨下的氣氛，為以後雙方的會談定個基調。另外就是試探尼、基二人對他的共產黨中國的抵抗意誌，所以，他要自始至終主導和控制場面。



握手、相視而笑，然後分賓主坐定。毛對尼克松說的第壹句話就蘊含深意，毛說：“我是世界上頭號共產黨人，而妳是世界頭號反共分子，歷史把我們帶到壹起來了”。



毛的此語表達了他多年追求的目標：當世界頭號共產黨人。他多年來與蘇聯對抗甚至動武，就是為了這個頭銜。如今他不管別人是否承認，自己給自己“封”上這個頭銜了。



尼克松按照慣性思維，總想把話題引向當今的世界和亞洲大事，如有關臺灣、越南、朝鮮問題。但毛故意不屑地說：“這些問題不是在我這裏談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同周總理去談，我只談哲學問題”。其實，在整個會見的65分鐘中，毛講的話與哲學不搭邊，他只是不談具體問題，怕給人抓住辮子，於是東拉西扯，顧左右而言他。毛還要基辛格充當“主講人”，因為基是“哲學博士”。



基博士當然不便在此時此處談論哲學問題，他只得順勢給毛拍馬屁：“我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指定要我的學生讀主席的書”。



毛動了點謙虛，說：“我的那些書算不了什麽”。



這時尼克松知道毛不肯談世界大事了，趕緊學習基辛格給毛送上頌詞：“毛主席的書推動了壹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



聽到尼對他的贊頌，毛心裏高興了，嘴裏卻故意說：“我沒能改變世界，只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這壹則表示了自己的謙遜，不淺薄，二則給了尼氏壹個小小的難堪。接著毛便把話題引向了其他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問題，尼、基二人只得跟著他的話鋒轉。



毛已經達到目的，壹是他控制了談話的主導權，知道了這個美國總統順著他，不敢跟他唱對臺戲；二是整個談話過程中，他沒有贊揚對方，對方卻在不斷吹捧贊揚他。他已經在精神上占了上風。這樣，再說了幾句客套話，毛就將“客人”送走了。



第二天，所有中國各大報刊都在頭版都用半個版面刊登毛會見尼克松的照片。各級地方當局早已對它的子民反復進行教育：這是美帝國主義頭子主動上門向我們舉起白旗來了！所以，全國頓時沈浸在壹片喜氣洋洋之中。壹時間，全國“革命人民”猛然又找到了壹種“天朝上國”的感覺，八方來朝，萬國齊賀，連當今資本主義世界頭子都來朝覲了，中國不又成了世界中心了嗎？中國人民自豪極了！



筆者需要提醒讀者特別註意的是，尼吹捧毛的那句話：毛的書“推動了壹個民族（的進步），改變了整個世界。”而這時正是毛的文化大革命的第六個年頭，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差不多被毛掃蕩幹凈了，這時的中國已是真正的文化沙漠，8億人民只有8個江青的樣板戲，各個領域的知識分子和文化精英已被毛或鬥或殺或關或趕去勞改，消滅得差不多了。在世界舞臺上，也是毛主義最猖獗的時候。作為情報最發達的國家的總統，尼克松對這些不可能不知曉，而他卻硬要說毛推動了“整個民族”的“進步”，還“改變了整個世界”。這種肉麻、無恥的吹捧，不能用壹般的客套敷衍來解釋，它是尼氏背叛自由世界、向共產極權世界頭子毛獻媚取寵的鐵證之壹！



作為這次訪問的公開成果《中美聯合公報》(或稱“上海公報”)，就是在上述精神指導下的產物，全公報貫穿了中方咄咄逼人的攻勢和美方處於“自辯”守勢的基調，給人以明確的美方是到北京來尋求和平、祈求諒解，而中方則淡然處之的印象。“公報”采取“各吹各的調”的形式，中方吹的是壹貫的反美高調，如：“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儼然壹付救世主和世界革命領袖的架式；接下來，是中方壹連串的“堅決支持”和“堅決反對”，“堅決支持壹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堅決支持越南、老撾、柬埔寨”，“堅決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堅決主張印度和巴基斯坦……”、“堅決支持巴基斯坦人民……”等等、等等。而美國的調子則是灰色的，措詞是軟弱無力的，如：“美國將致力於建立公正而穩定的和平”，“美國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國與國之間的聯系，以便減少事故、錯誤估計和誤會……”等等。公報雖然沒有像基辛格秘密訪華時公開、露骨地作出出賣臺灣、印支三國和韓國的承諾，但實際上與基氏的承諾無甚差異，只是玩弄了壹些文字花招而已，如美國“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註：這是在尚未有美國《與臺灣關系法》的情況下的承諾，它等於拋棄臺灣，撕毀了美與臺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這與後來確立《與臺灣關系法》之後的撤出駐臺美軍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在印支三國問題上，它更明確表示：即使不能通過談判解決，美國仍然要“預計在符合印度支那每個國家自決這壹目標的情況下從這個地區最終撤出所有軍隊”。 尼、基試圖用這些模糊的詞句作掩飾，目的是緩和自由世界人們對他出賣臺灣印支三國反共力量的指責。



後來的實際情況是，美國很快把印支三國交給了共產黨，但臺灣、韓國卻未出賣成功。原因是美國人民和後繼的美國政府都堅決反對這種背叛和出賣。後來在卡特政府任期內制定了壹部更加強有力的《與臺灣關系法》，而尼克松這時早就被美國人民趕下臺了。此後的歷屆美國總統，也沒有出現尼克松那樣的人物了。



關於對尼克松在處理中蘇、中美關系上的做法的評價，歷來存在分歧，但從總體上講，迄今為止，美國與中國學者似乎都傾向於對尼、基持肯定、贊揚的態度。其主要理由是：尼克松制止了壹場核戰爭；尼氏敲開了中國20余年閉關鎖國的大門，促進了中國最終的“和平演變”，等等。其實，這些說法是片面的，似是而非站不住腳的，理由如下：



第壹，尼氏及其決策層不惜以發動壹場世界核大戰來制止蘇聯對中國的“外科手術式”核打擊，是壹件毫無原則、極不負責極不道德之事，因為它挽救的是壹個當時世界上最反動、最殘暴、最壞的政權。有人說它避免了大量無辜中國平民的死亡。這可能是事實；但是，延長毛主義對中國人民的統治帶來的是更大的災難，更多的死亡，而且是對世界文明、民主進程不可估量的破壞和損失。單是毛在尼克松訪華後繼續對中國人民的屠殺、迫害所造成的破壞也許比壹場有限核戰爭的破壞更大、更可怕。



第二，尼氏對臺灣、印支三國乃至南韓的出賣更是壹種不可饒恕的可恥的叛變行為，它不僅是對這些國家和地區人民的叛賣，也是對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基本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觀的背叛。特別是對臺灣，在美臺《共同訪禦條約》仍然生效的情況下，尼氏就想背棄條約，出賣臺灣，不但可恥可悲，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背信棄義的惡行。雖然尼、基的陰謀最後沒有完全得逞，但絲毫也不能因此而減輕其主觀故悥之罪惡。



第三，尼氏及其寵臣基辛格跑到北京向毛獻媚取寵、搖尾乞憐和對毛的無恥吹捧等等表演，大大增強了毛繼續推行其罪惡政策的決心和信心，同時也嚴重損毀了美國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的形象。這種遺禍流毒至今，是迄今毛主義在中國和世界上壹些地方仍然猖獗的重要原因之壹。



第四，尼、基的“拉中打蘇”戰略並非如他吹噓的那樣增加了世界的安全感，緩和了世界緊張局勢。而是相反，它激起了蘇聯的加緊對抗。蘇聯為此以空前速度發展核武器，數量上超過了美國，核大戰的陰雲加重而不是減輕了。後來蘇聯的解體、垮臺、主要是裏根總統推行對蘇強硬政策的結果，亊實證明它是完全正確的。似尼氏對中國的屈膝投降，只會使全世界葡匐在毛主義的淫威之下。



第五，尼也未打開中國關閉了20多年的大門。尼從北京回去之後，毛的壹切對內政策如故，中國人民依然生活在毛主義的殘暴、封閉統治之下。極少數人員出國交往是毛為了從西方和美國獲得新的軍事技術和經濟利益，與老百姓無關。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鄧小平以後的事，是形勢所迫，即使沒有毛和尼克松之間那段交易，鄧小平和後來的中國領導人基於自己的根本利益，也會改革開放，故不能把這個“功勞”算到尼和毛的頭上。何況，中國改革開放後仍然堅持共產黨壹黨專政，中國迄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極權國家，依然美國最主要的對手和敵人。尼克松可謂搬起石頭砸自已的腳，有何功勞可言？。



至於那個基辛格，比起其主子來可能更壞、更惡劣，基氏雖然只是尼氏的屬臣，但在上述尼氏壹系列決策中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瀾、火上澆油的作用。他後來比尼克松走得更遠，也更厚顏無恥，壹直把吹捧毛、討好毛和共產黨中國作為自己的畢業事業，在1973年間，作為尼克松的國務卿，基氏曾幫助中國制訂與蘇聯作戰的秘密計劃，其中包括把美國的戰術核武器連同運載工具運到中國，從中國基地打擊蘇聯等內容。只可惜不久他的美國主子尼克松和中國主子毛澤東都下臺或死去了，基博士的聰明才智才無用武之地。即便如此，基氏也早已決心抱定共產黨中國這條大腿，決心壹輩子吃“中國飯”，直到如今，他開設的那家“咨詢公司” 仍然主要靠與北京的關系賺錢。基氏仍然是中國共產黨政權堅定不移的鐵桿“粉絲”。



據說尼氏對臺灣的出賣曾令國民黨人十分不解，因為這個在五十年代曾任美國副總統的尼克松，曾以堅決反共和對臺友好的姿態著稱於世……。但蔣氏悟出了其中原委，原來，1968年尼克松競選美國總統，活動經費比較緊張，而臺灣當時經濟騰飛，財力充裕。尼氏意欲在老蔣處拉點“贊助”。於是，在1947年4月尼氏親赴臺灣訪問，可言談間他又不好直說。蔣初時對此未置可否，但孔令侃（孔祥熙之大公子，宋美齡姨侄、秘書）向宋美齡進言，抵制尼氏。美齡又向蔣吹枕邊風。蔣遂裝聾作啞，不給尼氏分文，致其空手而歸。尼氏遂把對蔣的怨忿埋在心底。誰料次年尼克松競選成功，入主白宮，後來他做出壹系列親北京、賣臺灣的反常之舉也就印證了對當年遭蔣冷遇的報復。蔣介石毎思及此事，禁不住對當時出此“餿主意”的宋美齡和孔令侃怨恨有加，後來尼克松訪問北京，出賣臺灣。蔣憤恨之余，在1971年12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尼醜未當選以前，來臺北訪問，彼滿懷我協助其選舉資本，應（因）其未先提，而我亦未提也。此等政客，成亊不足，敗亊有余，此乃吾妻專聽令侃壹面之詞所致。今國患至此，令侃之罪不小也。” 又慨嘆：“女子與小人之言不可聽也。”這裏的“女子”與 “小人”，即指宋美齡與孔令侃。實則矛頭主要指向“醜類”尼克松。

當然，以上可能不是尼克松“叛變”的主因，但肯定是其中原因之壹。由此可見其兩面三刀，背信棄義，見風使舵，唯利是圖的政客嘴臉和小人品性，宜乎蔣氏稱其為“尼丒”也。也正是因為世上有尼克松、基辛格這類政治小醜，毛主義及壹切極權惡魔才得以橫行壹時。



統壹戰線：政治騙術







“統壹戰線”，或稱統戰工作，是共產黨為實現其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亦即共產黨壹黨專政這壹總目標而采取的策略性手段和行為。為此毛澤東給它制定了總的“十六字方針”，即：“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這前面三句是手段，後壹句是目的。所以，說得明白點，它就是壹種政治騙術，壹種對敵麻醉劑，它根據共產主義革命在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的不同任務，為了戰勝對手，打擊主要敵人而采取的對敵分化瓦解，爭取同盟者的各種政策、手段。是與毛主義的階級鬥爭、軍事鬥爭相輔相成、並駕齊驅的基本戰略、策略。毛在總結他的勝利經驗時曾將其與“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同列為“三大法寶”，並放在首位。後來，毛大概覺得這種提法擡高了統戰對象的地位，不利於突出共產黨和他個人的英明偉大，便把它改排到三大法寶之末。雖然如此，亦可見它在毛共奪權鬥爭中的重要地位，是毛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壹、概述：毛共“統戰工作”的盛衰軌跡



首先必須明確的是，在中共來說，“統壹戰線”是個對敵鬥爭概念。但是，在具體對待所謂“統戰對象”上仍然有所區別，皆因它的工作對象既包括需要打擊、俘獲的敵人，也包括可以作為利用工具的“朋友”。對前壹類人即使“統戰”成功，也仍然是敵人或準敵人；對後壹類則有可能轉化為“自己人”。表面看，在中共安置統戰對象的主要機構“政協”中，既有敵人營壘中的將領、高官，也有所謂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工商業者或其他各界代表人士，但從根本說，都屬於前兩類人。總的說，共產黨都要對他們進行改造，只是在內部控制上有所區別。當然，對這些人的改造與對壹般敵人改造的方式不同，主要采取釆取自我學習、委以工作等柔性方式，有的只求其不要多亊，“養起來”便了。



其實，這種拉攏“同盟者”，組成“革命的統壹戰線”以壯大自已，削弱敵人，並對敵營釆取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策略，並非中共和毛所始創，而是列寧的黨教給中共的壹種策略、壹種計謀和手段。列寧自己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就運用了這種策略，它先是與其它革命政黨、包括布爾什維克的毌黨俄國社會民主黨等等聯合起來推翻了沙皇政府，成立了臨時聯合政府。然後又聯合其中少數友黨以軍事政變的方式推翻了這個臨時政府，最後消滅了－切革命友黨，實現了布爾什維克的壹黨專政。列寧把俄共的這壹成功經驗傳授給他的共產國際的徒子徒孫們。



列寧壹開始就認識到，在比俄國更落後的亞洲和中國，槁共產主義革命特別需要建立“統壹戰線”，尋找同盟者，因為壹切要從零開始。而且這些地方現代工人階級太少，要想造反奪權成功，除了要極力拉攏占人口最多的農民以外，還要盡可能將小資產階級、甚至資產階級拉進自已的陣營中來。為此，他幫助中共尋找到了最佳的“統戰夥伴”：己經有了相當大力量的中國國民黨。他還要中國共產黨擁護國民黨作為革命的領導者，要中共修改它的黨章黨綱，規定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要分兩步走，第壹步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成功之後要保護私有制，發展資本主義；第二步才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並說它是遙遠的未來。這樣，共產黨與國民黨、與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結成同盟就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礎。這就是“統壹戰線”策略 在中國的運用和示範。



不過，這壹套統戰理論主要是供公開宣示、是對外宣傳之用，它屬於內部的“革命策略“。列寧主義中還有壹條，就是要求各國共產黨在第壹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過程中，適時地，堅決地將其轉變為“工農的革命專政”，亦即共產黨的壹黨專政。所以，當中共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取得第壹次北伐初步勝利時，莫斯科就指示它的蘇俄顧問團幫助中共通過發動工人和農民運動奪取政權，將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變成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革命。



可惜，由於那次“轉變”的力度太大、太急，引起國民黨方面的強力反彈，結果，國民黨采取了“清黨”、“分黨”措施，使羽翼未豐的中共“第壹次國內革命”的目標未能實現。



雖然這壹次由於經驗不足在總體上失敗了，但是，它的成績仍然是極其輝煌的，因為有了這壹次與國民黨的“合作”（ 實際上是國民黨允許在它領導下讓共產黨參加它的囯民革命），中國共產黨由合作前壹個名不見經傳的，只有幾百人的小黨，壹躍而成為擁有六萬多黨員的中國第二大政黨；合作前無壹兵壹卒，到合作破裂時已擁有正規軍（參加南昌起義的隊伍）二萬余人，以及更多的工農自衛隊、赤衛隊等等，還建立了包括毛澤東的井崗山根據地在內的眾多共產黨武裝割據地盤（蘇維埃區）。同時，通過蘇俄在黃埔軍校培養了壹大批共產黨的軍政人材，為以後中共的發展壯大打下了堅實基礎。還有另壹個重要收獲是，由於這壹次“合作”是采取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形式，當合作破裂後，大批共產黨員以國民黨員身份作掩護，留在了國民黨內，成為了中共潛伏在國民黨的“臥底”和“第五縱隊”。這些人後來有的被國民黨委以重任，成了國民黨高官，或情報部門的要員，他們在後來國共兩黨的鬥爭中，發揮了其他人難以起到到的作用，為中共奪權的最終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僅僅三年多的“國共合作”，就取得如此偉大成就，由此可見“統戰”工作對於中共的極端重要性和巨大威力。



這次“國共合作”失敗後，共產黨轉入武裝鬥爭，此後便是十年血腥、殘暴的“土地革命”。這段時間，它暫時丟棄了“統戰”這壹法寶，完全暴露了列寧主義殘暴、兇狠的真面目。雖然取得了建立多個根椐地、包括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等偉大勝利，但失去了“統戰”庇護的中共，最終在國民黨、蔣介石絕對優勢兵力的進攻下，全面失敗、逃亡，最後被迫逃到了蔣介石為它圈定的陜北“新家”，然而十成人馬失去了九成。面對重新開張的艱難，反思過去，毛和中共上層開始感到搞共產主義革命不能單靠殺戮，不能只靠自身的力量。回想過去在與國民黨“統戰”時期迅速發展壯大的順風順水的歲月，更認識了“統戰”對於中共的至關重要性，這時洽好碰上日本侵華日劇，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勢，毛和中共上層感到必須重拾“統戰”這壹法寶，必須要以統戰求生存，謀發展。於是，它不停地大喊“團結禦侮”、為了“民族大義”“壹致對外”等等。這期間毛共統戰工作又壹次取得了偉大成就，首要的便是將蔣介石的“剿共總司令”張學良拉了過來。又與張共同策劃、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從而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改變了中囯的命運。



西安事變雖然未能“殺蔣”，但它的和平解決讓中共開啟了命運的新章篇，它由窮途末路的“共匪”變成了合法的政黨，並堂而皇之成為國民政府和國家軍隊的壹部分，同時卻又保持了獨立自主的身份。所以這壹時期毛和中共內心快樂極了，表現得也“溫順可愛”了，它不斷聲言要與國民黨“ 共赴國難”，壹再表示“擁蔣抗日”，願意在國民政府和蔣介石領導下，“為國前軀。”並保證放棄過去十年間的暴力土改和其他血腥的階級鬥爭政策，放棄武力奪取政權的政策目標，等等，等等。



應該說，整個抗戰時期是毛共統戰業績最輝煌的時期，不但依靠統戰使自己空前發展壯大，還為共產黨樹立了新形象，擄獲了民心。毛還揣摸形勢，順應潮流，用各種方式方法籠絡、拉攏大量“民主、愛國人士”，並成功地讓中外媒體、記者為其充當代言人，這其中以斯諾為首的美國左派記者為毛和中共再造發揮了至為重要的作用，寫下了壹批為毛和毛共“樹碑立傳”的所謂“記實”報道，如《西行慢記》、《長征》等等，將毛等身上的血腥、暴戾之氣洗刷壹新，使之變成壹心為囯為民的、質樸的“工農領袖”和“抗日英雄”。這些報道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傳播，在國內，迷倒了大批青年學生和“中間派”人士；在國外，贏得很多國家特別是美國人民對中共的同情和對毛的敬意。於是，大批青年學生奔赴延安，延安成了“革命聖地”。毛又利用他旗下的“文藝戰士”，全力編造“模範邊區”“ 革命聖地”“民主揺籃”延安的“神話故事”。並開動全部宣傳機器宣揚向國民黨控制區滲透、傳播。終於完全扭轉了過去“長毛”、“共匪”的形象，壹躍而成為“民主、進步”的化身，為其後來在與囯民黨爭奪民心的鬥爭中取得勝利奠定了基礎。



對美國的“統戰工作”也極富成效。抗戰中，毛看準形勢，先是發動了－輪反對國民黨“－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實行“新民主主義”（即保護私有財產、發展資本主義）的政治攻勢，贏得了民主黨派、中間人士、中間階層的傾心。也迎合了美國人的口味。接著又直接掀起了歌頌美國民主制度的浪潮，並以接待美軍“迪克西使團” 為契機，開展對美國政府的“國際統戰”。雖然未能直接將美國拉到自己壹邊，但實際上促成了二戰後杜魯門對華政策的“中立化”，最後使美國拋棄了國民黨。為毛共的最後勝利發揮了極為重要作用。



質而言之，從抗戰勝利到國共內戰、直到共產黨戰勝國民黨奪得全國政權的這段時間，毛共的統戰術發展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也是統戰成果最輝煌的頂峰。所以，從宏觀和大局看，毛把 它列為他的革命成功三大法寶之首是當之無愧的。



但是到了建國之後，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勝利了，毛和共產黨人不免變得驕橫起來，不願意做違心的統戰工作了，統戰工作的重要性隨之下降。但在初期，為了吸引海外知識分子回國參加國家建設，爭取世界輿論對“新中國”的同情和支持，在對外統戰方面仍然卓有成效。在對內方面，在最初壹屆中央政府中，毛安排了大批民主黨派頭目和無黨派人士擔負高級職務，在表面上湊成了壹個“聯合政府”的模樣，算是對他昔年承諾的交代。但這些都不能持久，很快毛自已就把這些統戰的成果拋棄了，很多統戰對象（主要是囯民黨投誠過來的軍政官員）不是靠邊站就是被投進了監獄。



另外，此時毛共的統戰工作和統對象已有了戰略轉移，重點移至為其對外侵略擴張的野心服務，例如，通過政治上的拉攏、籠絡、遠交近攻，在南亞、東南亞的新興民族國家發展共產黨組織，通過各種形式的援助在東南亞國家開展共產黨的遊擊戰爭，在印度支那三國幫助共產黨奪取政權，等等。



後來，毛的野心進－步擴展，試圖取代蘇聯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革命中心，自已充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與蘇共鬧翻後，毛另起爐竈，在全球搞壹個獨立於蘇聯體系之外的中國版“共產國際”，於是便有了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打括號的“馬列”共產黨。為了與美、蘇抗衡，毛又拋出了壹個“三個世界”理論，盡其所能拉攏、扶持亞、非、拉所謂“第三世界”窮國和獨裁政權，組成所謂世界“第三極”，毛自己則試圖充當 “第三世界”領袖。這些，都可視之為那段時期毛和毛共特殊的“國際統戰”活動。可惜的是，這些努力都不成功，靠金錢維系的“馬列共產黨”和“第三世界”的窮哥們，壹旦少給錢，就都離毛而去；壹些由毛壹手扶持的共產黨政權，後來卻與毛反目成仇了。



在囯內，隨著毛的專制獨裁本質暴露無遺，作為毛主義遮羞布和障眼法的“統戰”逐漸失去必要性。壹些原來的統戰對象們逐漸成了各種政治運動打擊的對象，政治“花瓶”則成了“垃圾”。到了文革，毛認為統戰工作已經沒有任何價值。統戰對象們幾乎都遭到了滅頂之災，連同從事統戰工作的中共幹部也遭池魚之禍，壹並受到批鬥、清算、清洗。



不過，有壹件極其例外、極其怪異的亊，那就是在中蘇珍寶島之戰後，由於美國救駕毛共，毛隨後居然拋棄了他幾十年“反美英雄”的形象，推行“聯美抗蘇”戰略，與“美帝”打得火熱，並取得極大成功，不但有效地對抗了蘇聯，還擠進了聯合國，坐享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寶座。這些算不算毛共的統戰工作呢？筆者以為算，連世界頭號 “帝國主義”都被垃過來為自已服務了，難道還不是毛共“國際統戰”的偉大成就嗎？







二、毛共統戰工作的基本原則和特點



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壹）總體要求。周恩來作為中共統戰工作的主管，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作過壹次題為《論統壹戰線》的專題報告，對中共的統戰理論和策略有非常細緻的論述，其總的精神不外乎毛的“十六字訣”。 但他作了比較具體的闡釋，周說：從總體上講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是軍閥、是法西斯，這個本質是不會改變的。國民黨中的各個派別，都是敵人。但是，“在壹個時期內要打倒壹切，就壹切打不倒。”所以要分清主次，區別對待，分化瓦解，才能各個擊破。選擇的突破點就是他們內部有不壹致甚至矛盾的地方，統戰工作就是利用這種不壹致和矛盾，擴大其裂痕，激化其矛盾，最後將其各個擊破。



“對統治階級營壘中的不壹致，”周恩來分析，“要分別清楚是哪壹種性質的。比如說現在的大後方，反對蔣介石法西斯獨裁專制的，有許多勢力派別，在這壹點上，當然可以跟他們聯合。但壹定要懂得他們本身還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他們同蔣介石在反對民主（即共產黨——筆者）這壹點上沒有根本區別，在抗戰不徹底上也沒有根本的區別。所以，他們同蔣介石的矛盾是統治階內部的矛盾……我們應該很好地進行分析，運用毛澤東同誌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策略。因此，在與他們聯合時，要隨時提防他們，反對他們的反動性，絕對不能依靠他們。”周恩來接著舉了馮玉祥為例。而馮玉祥這時正在重慶與中共打得火熱呢。對馮玉祥如此，對那些“投誠” 過來的國民黨將領，那些“代表” 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派，就不用說了。所以，待到共產黨當政，大權在握之後，他們自然就成了被清算甚至“專政”的對象。



陳毅是受到毛澤東贊賞的在“統戰”方面頗有成績的中共高級將領，有壹個他成功統戰的案例。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蘇魯皖戰區正、副指揮李長江、李明揚，曾被中共列為統戰對象。1939年李明揚有十萬發子彈希望通過新四軍陳毅的防區。陳毅趁此機會與二李搭上關系，讓其順利過境。李明揚投桃報李，把國民黨有關反共的機密文件交給陳毅。陳毅則進壹步與二李套近乎，挑撥二李與中央政府的關系，二李逐漸放棄警惕，陳毅得以派共產黨員混入在二李的部隊，並在李部中下層軍官和士兵中秘密建立共產黨組織，暗中開展策反活動。等到1940年6月二李的部隊奉命在郭村與新四軍作戰時，李部的兩個支隊指揮官己是地下中共黨員，臨陣反戈，二李戰敗。後來新四軍繼續對二李釆取有打有拉的策略，叫二李在中共與其他國軍交戰時保持“中立”。 待到共軍把二李的友軍消滅了後，二李己孤立無援，卻成了新四軍的甕中之鱉，二李的部隊被共軍基本消滅，李長江挺而走險只得投靠汪偽集團。李明揚則剩下壹千多殘兵敗將，最後被新四軍徹底消滅。陳毅交上了壹份完滿的“各個擊破” 的統戰答卷。



這就是中共的“統戰術”。



（二）統戰工作的基本特點和屬性。可大致歸納如下：



1、從屬性。即它是為共產黨的總目標、總戰略服務的，是絕對的“工具” 和“手段”， 故要絕對以最高領導人的決策、意誌為轉移，無條件為全局服務。



中共在不同時期的具體目標是不同的，經常變換的，所以，統戰工作的目標、任務也就經常變幻。比如，在抗日戰爭之前和抗戰初期，毛共的目標是實現與國民黨的“第二次合作”，爭取自己的生存和合法地位。為此，毛不惜委屈自己，扮弱者，裝可憐，反復表示願意服從“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的領導，願意棄舊圖新，充當抗日前驅等等。這時全黨也就全力扮演這種角色。但等到這個目標達到後，毛立即變臉，在敵後淪陷區搶奪地盤，專門“收拾”政府在敵後的遊擊隊，對日軍則“遊而不擊”，以保存實力。 這期間中共統戰的目標就是為貫徹實施毛的“壹份抗日、二份敷衍、七分發展” 服務。待到抗戰勝利，毛剛剛下令要“以勝利的內戰消滅內戰”，不料被斯大林突然命令去重慶與蔣介石和平談判。不得已毛去到了重慶。這時中共統戰的調子也突然變為大談和平，大談“和平民主的新階段”。毛澤東在重慶的公開場合也不惜聲嘶力竭地、“咆哮”般地大呼“蔣委員長萬歲！”，此時毛共的統戰任務就是調動壹切因素確保毛在渝的安全。為此不惜向國民黨示“好”、“稱臣”，目的是讓毛盡快回到延安。



對民主黨派也壹樣。在重慶談判前後，毛共與這些民主黨派（多為倡導“第三條道路”者）打得火熱，共度了壹段“密月期”。後來繼續拉攏它們形成反蔣統－戰線。待到在內戰中毛共占有優勢、勝利在望時，毛便即刻在黨內部署：在奪取全國政權後逐步拋棄這些“同盟者”。到了建囯之初，由於要執行斯大林搞聯合政府的指示，毛與統戰對象們又“相好”了壹陣。待到斯氏死了，毛便開始變臉，1957年反右運動，是拋棄民主黨派和統戰對象的開始。此時中共的統戰部門便成了毛的“幫兇”，協助毛“釣魚”和“聚而殲之”。到了文革，毛要實行全面專政，徹底變臉，幸存的統戰對象都成了打擊對象，中共統戰部門也連帶被清算、打倒，統戰工作就此壽終正寢。



所以，說到底，中共的統戰工作是圍繞著毛的指揮捧轉的騙術、魔術，而毛之為人慣於出爾反爾，變化無常，所以，毛共的統戰政策也就翻雲覆雨，陰晴不定。統戰對象的命運也就浮沈不定，甚至朝不保夕，今天的座上客，明天可能變成階下囚；反之，今日的敵人，明日又成了“盟友”。



2,階段性。階段性是說，統戰工作具有很強的時效性，統戰政策只能管壹個時期，不是長期不變的政策。這點與前述的“從屬性”有相通之處，是由從屬性決定的。階段性主要是指毛共的統戰部門在不同時期的工作原則和任務有大致劃分。在壹個相對較長的歷史階段，毛共對統戰工作有壹個基本要求。按照中共的說法，它的統戰工作主要可分為三大時期（不算“第壹次國共合作”， 因為那時毛還沒有當頭）即：



抗日戰爭是所謂“民族統壹戰線”時期；



抗戰勝利到建國前夕，是“人民民主統壹戰線”時期；



建國後是“團結壹切擁護社會主義的勞動者和維護祖國統壹的愛國者”的“愛國統壹戰線”時期。



但是，這種階段劃分，實際上並不嚴格，也未認真執行。從亊實看，這三個時期內並未完全將它的主題貫徹始終，如前面我們指出的那樣，在抗戰時期，毛共就沒有真正執行它的“民族統壹戰線”的方針，而是對國民黨兩面三刀，陽奉陰違。初期搞了個“三三制”，把壹些“開明士紳”弄到共產黨政權裏當“官”，做花瓶；待到抗戰勝利搞土改了，這些人又成了“惡霸地主”，“土豪劣紳”被抓被關被殺。



建國後也沒有真正執行所謂的“愛國統壹戰線”，各種運動不斷，特別到了文革，那麽多愛國的資本家，知識分子，歸國華僑慘遭迫害致死，難道這就叫執行“愛國統壹戰線”？可見，這些表述主要還是對外宣傳的需要，是招牌、幌子。統線工作的階段性終究要服從它的“從屬性”， 要跟著最高領袖的指揮棒轉。而這個最高領袖又是“虎性、猴性” 十足，朝三暮四，言而無信且好鬥嗜殺之人，統戰工作豈能有既定模式？統戰對象又焉能有好下場？



要而言之，這“統戰” 本來就是騙術，豈能將它當真！



3,裝飾性。統戰工作除了真能為毛共的造反奪權起到重大作用之外、壹般情況下，它還起到壹種裝飾，妝點門面的作用，即在其兇殘的“無產階級專政” 外面披上壹件頗具“人性” 的外衣。這其實也是它的欺騙功能的壹個方面。在毛共奪得政權之後，這成了統戰的主要功能，例如作為毛共主要統戰機構“人民政協”裏的“政協委員”們，人們贈給他們壹個外號：“三手人員”，“ 三手幹部”， 即舉手、拍手、握手。這很形象、很貼切。是否這些人都願充當這個“三手幹部”呢？當然不是。妳也可以犮聲，但必須是當局需要的聲音。如果亂發，只好請妳閉嘴了，而且也不要在政協呆了。



統戰的裝飾性功能主要是為共產黨塑造比較溫和的形象，籠絡點人心，與“專政” 共同構成其“革命的兩手” 。本來，共產黨從成立的壹天起，就以宣布以階級鬥爭為綱，以殺人為業，惡名遠播。久之，在人們心目中，難免“談共色變”。後來察覺這太失人心，應該在堅持階級鬥爭的前提下，在可能的條件下，搞點溫和的“統戰”，這有利於更好地實現黨的根本宗旨和目標，比起壹味鬥爭殺戮效果更好。比如，安排壹些國民黨高級將領到各級政府和政協機關擔任高級職務，這有利於利用他們的影響，招來更多人投誠，“不戰而屈人之兵”，豈不更有利？



當然，統戰對象是條件、有限額的，沒有影響、沒有代表性、沒有價值的不在統戰之列。例如廣大投誠的國民黨中下級官員，壹般都不能進統戰序列，對他們壹般按敵對分子處置，該關的關，該殺的殺。不然，還有什麽無產階級革命？還有什麽敵我之分？關於這點，毛澤東說得更直白：我們只殺“小蔣介石”，至於“大蔣介石壹個不殺”。 原因是這些“大蔣介石”名聲在外，招人註目，對他們優待，可以擴大影響，彰顯共產黨的寬大、仁慈，以招徠更多的人投奔本黨。而“小蔣介石”呢，他們沒有這種作用，殺了無關大局。而且，他們是“大蔣介石”的社會基礎，把基礎摧毀了，“大蔣介石” 們也就只好老老實實充當傀儡了。



1954年第壹屆全國人大之後，政協以至整個統戰工作便轉入純粹的裝飾功能，充當“政治花瓶”，為毛共的壹切政策、運動“熱烈擁護”、“ 舉手”、“拍手”，搖旗吶喊。這時統戰的對象也起了變化，原來作為主要統戰對象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民主黨派和上層知識分子，這時已退居次位，有的成了毛的運動要清算、打擊的對象。於是從建國後各界湧現的積極擁護新政權、歌頌共產黨的狂熱分子，各條戰線的“勞動模範”中選拔壹批人輸入政協和統戰組織，逐漸改變了原來統戰機構的“成份”，更好地發揮其“裝飾”功能。



但是即便經過如此改造，毛澤東仍然不能容忍保留在統戰機構裏的少數原國民黨殘余分子、民主黨派分子和知識分子，到了文革，便將這些人統統作為 “舊社會的殘渣余孽”、“ 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甚至“牛鬼蛇神”掃地出門，政協也關門大吉。因為他再也不需要這種裝飾品了。



4、欺騙性。這個特點就不用說了，其實它是全部統戰工作的真諦，靈魂。不過，作為統戰工作的業務手段，還可算作它的壹個特點。簡單講，統戰過程就是“誘騙上釣”的過程。略舉壹例：當統戰目標、目的確立之後，有關工作人員就應主動接近，示好；待到可以深談之際，便可暗示或明示交換條件，給以甜頭，讓其願意成為中共的“同謀”或“同盟者”。此時或之前要設法抓到對方壹個或壹個以上“把柄”，這樣，魚兒吞鉤之後，就應以適當方式向對方亮出“把柄”，讓其不敢違約。然後就可以讓他聽從命令和指揮了。亊情成功之後，對方已成為共方之人，已經沒有了退路，如何處置就悉聽尊便了。這是最壹般的方法。



建國初期，為了吸引留學海外的知識分子回國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以加快毛共稱雄世界的步伐，毛決定對廣大海外知識分子大展其“統戰”豐姿。先令周恩來作報告，放出誠摯友善氣球。繼之，以國務院之名發給每壹個海外知識分子邀請信函，陳詞懇切，感人。除了表示要為歸國的知識分子提供盡可能好的條件，讓他們充分發揮專長以外，並許諾給予對方本人及其親屬盡可能好的待遇，還保證“來去自由”。最後還有囯務院的大印和周恩來的署名。於是，接到邀請的知識精英們被感動了。為情所動，知識精英們紛紛辭去所在國的優異的生活條件，激情滿懷地回到“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豪情滿懷地投入到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



可是不久，這些“自由慣了”的精英們發現亊情有些不對頭，首先是陷入無窮無盡的政治學習，“洗腦”，反復學習馬列主義ＡＢｃ，而且“壓倒壹切”，這讓他們煩惱。有的所在單位並未按國務院和周恩來的許諾行亊，反而認定這些“假洋鬼子”是典型的“資產階汲知識分子” 而歧視、刁難。這時向誰反映、申訴呢？周恩來遠在天邊，投書去信都石沈大海。換來的是本單位領導的嘲笑，報復。久之，感到自己好似鳥入樊籠、虎落平川，掉入了預設的陷阱。這時妳如果要求“來去自由”，回歸海外，政治運動壹來，順理成章就成了“反革命”、“ 特務”分子，對妳實行“專政“也就名正言順了。於是，這些可憐的知識精英最後壹個個變成“右派”，“美蔣特務”、“反革命分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或發配邊疆、農村改造，或瑯珰入獄，許多人無法自拔最終選擇了“自絕於人民”，變成了山野間的壹具具白骨，“識時務”的、“幸運”的則象內地知識分子壹樣，只能“夾起尾巴”做人，充當共產黨的“馴服工具”了。



當然，毛也知道，不能將這些人全部打成敵人，得樹立壹些與共產黨真誠合作的典型，作為他們中的“代表”加以宣傳，諸如錢學森、（現得知，即使如錢學森，也曾打入“控制使用” 的黑名單）楊振寧等壹類科技型知識分子就擔當這種角色。壹旦有國內外敵人攻擊、詆毀共產黨的統戰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這些“代表”就會站出來義僨填膺斥責這種“無恥濫言”……



也許我們的後人和外囯人在讀到這些文字時會產生疑竇：毛共的統戰技倆，應是使用恒久的了，為何還有這許多人“前赴後繼”地上當受騙呢？難道中國人真的是那麽傻冒、白癡嗎？這就得稍加解釋了。這種質疑表面上不無道理，但它脫離了“實際”，所謂“實際”，就是當事人當時的情況、處境。壹般地說，受到毛共統戰的有兩種情況：壹種是他有求於妳，這時，它（毛共統戰壹方）會主動對妳百般示好，愛妳所愛，恨妳所恨，許妳所願，“真誠”得讓妳感動。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面對這“肝膽相照”的友好表示，妳的心就會軟下來，就上鉤了。另壹種情況是妳有求於他（或互相利用），這種情況下妳就更自願“上鉤”了，因為，壹般地說，他要“統戰”妳，總會給妳壹點好處，讓妳嘗到壹點甜頭，妳當然高興。人總是講求實際趨利避害的，壹般人考慮問題也都是以眼前或短期的利害為主。至於以後的事，也絕對不會想到對方會有180度的改變。所以，毛的統戰之法屢試不爽。這其實不在於他有多麽高明，而在於人性中總有的壹些弱點，它就是善於抓住利用這些弱點，設計圈套，讓妳往裏鉆。



還須指出，毛的統戰術不但使中國人上當，而且也使外國的洋大人上當。往大處說，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五十年代初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國務卿馬歇爾、艾奇遜諸位先生，就因為太“相信”中共而“丟掉”了中國大陸；其後的尼克松、基辛格更是被毛玩弄於股掌之上，還自以為得意而沾沾自喜。可見，就玩弄陰謀權術而論，那些西方政客遠遠不是毛澤東這個中國土產的“湖南痞子”的對手。



再說壹個事例吧。法國是近代世界思想啟蒙運動的發祥之地，素以民主、文明搖籃傲視全球，尤其看不起美國這個後來的“暴發戶”。可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法國的知識分子曾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毛澤東頂禮膜拜有加，把毛當作壹尊給人類帶來自由、民主的“神”，為世界的未來指引航向的“燈塔”。還是讓我們用事實來說明問題吧。









附彔壹： 對毛澤東頂禮膜拜的法國人







《炎黃春秋》雜誌2007年第6期第有壹篇署名陳瀟、郭冬至兩位作者采訪法國著名漢學家畢仰高（中文名）的文章，下面是釆訪者與畢仰高的對話，其中的“問”為該文作者，“答”為畢仰高的原話。



問：年輕時代您對毛澤東和他領導下的中國印象如何？是不是也非常崇拜？



答：當時毛澤東給我的印象是完美的，我把他看作壹個理想的，偉大的領袖，把他所領導的中國社會主義當作最美好的社會。這不僅僅是我壹個人的想法，實際上，當時整個法國的知識界、新聞媒體和社會輿論都以十分理想化的眼光看待毛澤東和他領導下的新中國。法國報刊媒體發表了大量稱贊和支持毛澤東的文章，大量轉載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宣傳，知識分子也都把中國當作壹個理想的社會來評價，政府和中國的關系也十分友好，而提出質疑和反對的幾乎沒有。當時在我們眼裏，中國真是壹個充滿民主、自由，十全十美的國家。



問：這麽理想化的看法，是不是因為妳們當時還不很了解中國？



答：是的，因為當時的消息實在太閉塞了，我們能看到的來自新中國的報導十分稀少。除了有壹些美國記者記錄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共產黨在延安的政治風貌以外，我們沒有專門的渠道去直接了解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實際情況。直到很久以後，1971年，有壹個意大利女作家Mac-chivcchi去中國訪問，回到歐洲後發表了壹篇文章，才算有了比較好的第壹手材料。這篇文章仍然是在誇贊中國如何好、如何開放和民主……



問：為什麽單單對中國當時的社會主義有這麽廣泛的推崇？



答：當時的歐洲，傳統的基督教信仰正經受壹場危機，很多人不再相信它。…….法國歷來是壹個左翼政治力量很強大的國家，法國共產黨戰後勢力正盛，他們有自己的報紙和宣傳機構。大部分知識分子也對政府不滿，同情左翼和社會主義運動。因此，遠在天邊的中國政權就成了大家的壹個精神支柱，成了新道路的理想模型。



問：您當時曾經親自來中國訪問，印象如何？



答：我第壹次來中國是1954年，當時學校裏組織中法友誼協會，會員有機會去中國訪問，我主動報了名，被選中了。我們壹行幾十人來到中國，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接見。之後，由政府安排，參觀了河北省的壹些農村合作社。在那裏，我親眼目睹了中國農村的建設和農業生產情況，進壹步鞏固了之前對中國的美好印象。中國政府對我們十分友好，那次訪問也很愉快。回國以後，我就寫了壹篇文章盛贊中國的進步，同時積極地向身邊的人宣傳中國。



問：為什麽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妳們對蘇聯和中國的態度完全不同？



答：那是因為我們太了解蘇聯，而又太不了解中國了……1957年,當時聽說毛澤東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們都覺得非常好，毛曾批評官僚主義，批評共產黨內部的很多弊端，這都給我們留下了好印象。半年後，聽說情況發生了變化，卻不太願意相信。……即使聽到了壹些負面消息，也根本動搖不了頭腦中根深蒂固的觀念。我們還是覺得文革是追求平等，是打破官僚主義，是很好的東西。



問：但是斯大林也曾經批評過官僚主義。



答：是的，但是我們對斯大林的那壹套很熟悉。他如何在蘇聯施行獨裁，掌握權力，壓迫民眾。但是我們從來沒聽過這類事情發生在毛身上。所以我們把毛當作與斯大林截然不同的兩類領導者，斯大林和他的蘇聯是邪惡的，而毛澤東和他的社會主義中國是進步的、民主的……當時法國總統d.Estaing(德斯坦1974-1981年任法國總統)都曾經說，毛澤東是世界的壹座燈塔。



問：這樣的想法是如何開始轉變的？



答：天主教會大概是比較早開始批判文革和毛的政策的，主要是大陸對天主教的迫害，消息傳來中共迫害宗教自由讓不少法國人比較吃驚。就我個人而言，直到1972年，我聽說前壹年中國當時的副主席林彪出逃墜機而亡。……我開始產生了懷疑，開始想原來新中國這樣美好的國家也會有如此骯臟的事情。……



真正令畢仰高對毛政權和文革產生懷疑和“信仰動搖”的，是1974年他第二次來華訪問，壹次他去工廠采訪，見墻上寫有“批林批孔”的巨幅標語，他照了相。於是，他立即從壹個對中國的友好人士變成了潛在敵人。照片全部被沒收了，他的行動受到嚴密監視和控制，回國時在機場受到“特別的”檢查。畢仰高感到有些不可思議。其實，他看到的遠沒有冰山壹角，九牛壹毛。回到法國後他為《世界報》寫了壹篇批評文革的文章，不料編輯卻不敢發表，因為“當時法國知識分子對文革和毛澤東的崇拜幾乎是壹邊倒……，畢氏說：“那時的法國報紙上發表文章罵法國總統可以，罵毛澤東絕對不行！”



看到這裏，妳應該為法蘭西的民族精英感到悲哀!同時，不由妳不對毛的本事感到由衷佩服！對毛共的統戰術和宣傳伎倆（宣傳、鐵幕同屬統戰的手段）五體投地。幸運的是，隨著毛的死去，由毛及其黨羽築起的這壹遮天黑幕，終於像壹座潰於蟻穴的千裏大埧，轟然垮塌了。這就應了林肯的那句名言:妳可以欺騙壹部分人,但不能欺騙所有的人；妳能欺騙所有的人於壹時，但不能欺騙所有的人於永遠。……



最後還應該交待的是，中共統戰工作的主管和“祖師爺”是周恩來，周的確是從事統戰這壹行當的天才和不二人選，他外貌英俊，風度瀟灑，言詞機敏、舉止溫和，讓人壹見頓生好感和信任；但另壹方面，他卻心如蛇蠍，心狠手辣而且堅毅殘忍（例如，為了報復中共的叛徒顧順章而將顧的壹家大小、包括保姆傭人斬盡殺絕），這種截然相反的兩面人格成就了周恩來輝煌的統戰生涯。從中我們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幹好這壹行不煉就兩付面孔、雙重人格、口密腹劍、笑裏藏刀這壹套是絕對不行的。不擁有天使般的外表和魔鬼心腸，而且能夠將天下好語說盡、壞事做絕，是絕對不能擔當毛共統戰工作領導的重任的。



不過，必須指岀，中共統戰的最高領導者和決策者是毛澤東，周恩來不過是其意誌的執行者罷了。由此可見，毛的水平又在周恩來之上。雖然毛本人的“綠林大學”出身和湖南農村“痞子”的品性，使之不宜直接幹這壹行當，但能幹如周恩來，卻甘願對其五體投地俯首稱臣，並且忠心耿耿地為毛效勞壹生。毛的本領之大、周、毛之間的差距也就可以想見了。



附錄二： 三個旅美歸國知識分子的遭遇







這三人的遭遇也許不是最典型的，但肯定是具有代表性的，錄之以存史料，以警後人。從中亦可見毛共“統戰術” 之壹斑。



第壹個，蕭光琰，漢族，1920年出生於日本，後移居美國，獲芝加哥大學化學博士學位，回國前供職於著名的美孚石油公司。1950年，毛共建國之初，廣招海外人才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蕭光琰沒有多想，便決定回國壹展抱負。同年12月，蕭攜妻子壹同回到毛中國。



蕭光琰被分配到當時的大連石油研究所（後改稱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大化所”）。當時調到大化所任黨委書記的白介夫是壹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富有人情味的共產黨幹部，很快，白介夫與蕭光琰建立了友好的個人關系。



蕭光琰很快就受到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洗禮。1951年初，回到大陸不久的蕭光琰就猝不及防地被卷進這場政治運動旋渦，運動的重點是針對“美國文化帝國主義”培養的高級知識分子，蕭光琰自然地成了運動“改造”的重點。他除了隨處可見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風”受到批判以外，對他的身份的懷疑則成了重中之重，人們提出了壹個論據充分、使他無法回答的問題：“妳在美國生活那麽好，為什麽會選擇回中國？”不管他怎樣說明，都無法說服那些“革命群眾”，使他有口難言，只能無言以對。接下來運動規定了讓被檢查者自汙人格、自打嘴巴的“脫褲子、割尾巴”。蕭光琰感到靈魂受到深深傷害。他無法理解人們對他的“批判”，聽不懂那些革命邏輯和語言。自然，運動沒有能把他的思想“改造” 好，反而引起了他的極度憤慨，對他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回國時的幻想破滅了，他陷入深深的苦惱之中，他常常發呆似的坐著不言不語，壹度還用頭去碰暖氣片。大化所的領導發現了他的怪異行為，認為他可能會自殺。這時“運動”已經過去，共產黨的政策又暫時變得“溫和”了，大化所領導認識到了運動中對簫的猜疑和批判毫無根據，有些過火。於是，向他表示歉意，還派專人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好言慰撫。果然，性格耿直、像孩子壹樣天真單純的蕭光琰很快就原諒了過去的壹切，不計前嫌，又高高興興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了。



之後，由於白介夫的友好勸說，蕭光琰也接受了白的“入鄉隨俗”的勸告，適當收斂起了自已的鋒芒，與所內人“和平相處”。這樣安安穩穩度過了幾年時光。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由於白介夫的保護，蕭光琰幸運地沒有被劃成右派分子。



可是接下來的“大躍進”，蕭光琰卻忍不住要“攻擊”了。大化所和全國所有地方壹樣，也在大搞科技大躍進，“壹天等於二十年”。白介夫覺得太荒唐，不能不說了：科研工作怎麽能夠這麽個搞法？這簡直是兒戲……於是,在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開展的“反右傾、拔白旗” 的運動中，蕭光琰再次被樹為“白旗”，成了被批判的重點。



其實，“革命群眾”對他的不滿還不在於他對大躍進“不滿”的話，而在於長期以來他所表現出來的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風”。從蕭光琰這方面說，回國近10年了，雖然他也在努力適應環境，隨大流，“改造”自己。但那些他認定是正確的，並且與政治無關的習慣、作風仍就堅持不變，比如：



他業余時間喜好打網球，跳舞，不僅自己做，還把這些教給了白介夫；



他工作時全神貫註，壹絲不茍，但休息起來盡情享受，他在工作中設置出專門的“咖啡休息時間”，“飲茶休息時間”……



他工資很高，生活水平也遠高於壹般人，在家招待客人使用的是當時人們非常稀罕的橙汁、巧克力，吃水果時先用酒精對水果皮面進行消毒；



對手下的科技人員、輔助人員他要求嚴格，絲毫不講情面，對壹些人馬馬虎虎，大大咧咧的作風批評起來毫不留情，讓人難堪，完全不顧及別人的“臉面”和人際關系；



他不願和工人打成壹片。白介夫出於善意，勸他有時可以搞點衛生，以便和工人打成壹片。蕭光琰很感奇怪和意外，說：“我的工資比工人高許多，要我去幹工人的活，不是浪費嗎？人是有分工的。”



他從美國回來時，搜集了大量有關技術資料、工具書帶回國，看到所裏的圖書館書籍少而且內容陳舊，便說可以將他的書籍交給圖書館。圖書錧的人表示歡迎，並且說可以折價給他壹些錢。蕭光琰便當仁不讓收取了圖書轉讓費。這讓人們很吃驚，因為當時人們給政府、給公家的捐獻是從不收錢的。有人在背地裏說他是“小氣鬼”、“奸商”。



蕭得知人們對他的種種非議時，感到氣憤而不解：休息和娛樂有什麽不對？工作上的嚴格要求難道不應該？那些圖書（蕭捐出的圖書可另設立壹個小圖書錧）只不過象征性地收點費，而且還是圖書館人員主動提出的，卻反而責難捐贈者，不是豈有此理嗎！……



但是人們仍然按照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加上毛時代的革命邏輯，對他進行批判。他聽不懂批判者的理論，也不能接受他們的非難。人們認為他頑固不化，把他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編成話劇，加以誇張諷刺、侮辱、取樂。



好才“反右傾、拔白旗”因大躍進失敗、毛澤東讓位於劉少奇而收場，鄧小平還給被批鬥、被處分者平反。蕭光琰除了受到批判和諷刺打擊外，倒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



真正在劫難逃的文化大革命來了。



起初，蕭光琰除了受批判、寫檢查、檢討之外，還沒有對他采取大的“革命行動”，他每天還能回到家裏，家庭的溫馨幫助他撫平受創的身心，妻子甄素輝是孫中山先生秘書的女兒，溫柔賢淑又識大體，百般呵護支持丈夫，還有壹個十多歲可愛的女兒。妻女的愛讓他支撐著渡過了運動的最初兩年。可是，在1968年10初的壹天，進駐單位的工宣隊突然將蕭光琰抓進了專政隊，丟進了“牛棚”。這時原來與他友好的白介夫早在1964年就調去了北京，而且因為與他的關系受到批判，也成了專政對象，自身難保了。蕭光琰此時是舉目無助，陷入絕境了。工宣隊對他進行刑訊逼供，宣布他是“美國特務”，理由仍然是十幾年前就提出過的：“妳在美國掙那多錢，生活那麽好，為什麽回到中國？”“妳能把美國的資料弄到中國來，壹定也能把中國的資料弄到美國去，妳為美帝國主義搞了多少情報？——必須坦白交待！”



永遠交待不清的“罪行”，嚴厲的、無休止的逼供，精神和肉體的雙重創傷，把蕭光琰徹底摧垮了，他再也看不到生的意義和希望，毅然選擇脫離苦海，壹了百了。1968年12月10日，蕭光琰用預備的大量安眠藥結束了自己48歲的壹生。



蕭光琰死後，工宣隊按照當時的慣例，貼出了壹張“特大喜訊”，宣告：“反革命特務分子蕭光琰畏罪自殺，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這時蕭妻甄素輝壹人被發配在營城子農場勞動改造。工宣隊派人去農場向她宣布這壹“喜訊”，她顯得出奇地平靜。她要求請假回大連照看壹下已很久不見的女兒。得到批準後甄素輝當日趕回家中，此後這壹對母女間的事情人們不得而知，幾天以後，人們發現了這壹對緊緊相擁相抱的母女的屍體……



值得提及的是，甄素輝曾經不同意丈夫回國，她說我們對共產黨沒有任何貢獻，共產黨會歡迎我們嗎？蕭光琰則說，我不介入政治。我把美國最先進的技術帶回中國，這就是貢獻。蕭光琰和其他成千上萬響應“祖國的召喚”回國的知識分子壹樣，堅信中國政府召喚他們回國是真誠的。他們想像不出會有什麽麻煩，更想像不出有什麽危險。



可是壹回國，“政治” 就不停地來找他了，最後要了他的性命。連妻子和剛16歲女兒的性命也搭了進去。可以想像，甄素輝母女當時也是到了完全絶望的地步，才毅然選擇隨蕭而去。



大化所的人這樣評論蕭光琰，說他像個玻璃制品，透明、堅硬，容易破碎。這樣壹個完全生長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玻璃制品”，在中國大陸經常刮起十二級紅色臺風的環境下，“破碎”和毀滅是很自然的，難免的。而甄素輝毌女，她們在中國十余年，也已看慣了種種人間慘劇，但她們仍就保持了美國人的種種習性而不願隨波逐流，蕭死後，她們知道今後等待自己的是什麽。與其屈辱地生，不如清白地死，他們選擇了後者。



（以上摘自《炎黃春秋》2005年第7期白介夫文：《我與蕭光琰的苦澀友誼》，原文2.5萬字）



第二個故事的結局要好壹些，但主人公遭受的苦難絲毫不亞於蕭光琰。



巫寧坤，抗日戰爭中曾參加過“左傾”學生活動，1943年因擔任中國空軍的翻譯去了美國，二戰結束後便留在美國讀書深造。1951年新年，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就讀的巫寧坤眼看就要獲得博士學位了，忽然收到了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學校長陸誌韋的急電，邀請他到燕京大學任教，同時還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表示歡迎他回來的信函。巫寧坤沒有多想，也許是他曾經參加過左傾學生運動對共產黨尚有好感，很快就決定回國任教，已經寫了壹半的博士論文也放棄了。



1951年7月初，巫到舊金山準備啟程回國，同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的同學李政道來幫他整理行裝並道別。巫忽然向李問道：“妳為什麽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李笑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巫寧坤不明白“洗腦子”是怎麽回事，就壹笑了之。



果然，他回到國內第壹件事就是被“洗腦”。先是到中南海懷仁堂聽了周恩來長達七個小時的“思想改造”報告。“十、壹”過後，思想改造運動就成了教師們的中心任務。燕京大學被定性為“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堡壘”，校長陸誌韋成了“美帝的代言人”首先被批鬥。壹大批教授被作為主要的批判對象。不久，燕大就被“解散”，並入其他大學中去了。巫寧坤被分配到天津南開大學教授英國文學。



在南大，思想改造仍繼續著。白天，沒完沒了的“政治學習”，晚上，還得去上“馬列主義夜大學”，夜大向教授們灌輸馬列主義ABC，還要記筆記、進行期末考試。巫寧坤們嘖有煩言了，認為這簡直是對教授們智慧的侮辱！



1954年，巫寧坤第壹次嘗到了被批判的滋味。“罪名”之壹是散布美帝捏造的“洗腦” 爛言。接著到了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巫寧坤成了主要“運動員”。在全校教職員大會上，主持人聲色俱厲地宣布巫寧坤不僅是南開的頭號“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壹個“反革命集團”的頭目。會後，幾個自稱是公安人員的男女闖入巫的家中，對包括巫的妻子、老繼母在內所有人進行搜身，然後翻箱倒櫃尋找犯罪證據。並且把家中所有信件、筆記本、文稿全部擄走。



大概是壹無所獲，巫寧坤那些嚇人的“罪名”沒有了下文，他只是被軟禁在家寫檢查、反省。但是這場運動還是造成了學校數人自殺，令人震撼而恐怖。



出乎意料的是，進入1956年春天，“氣候” 突然又變“暖”了。報紙上登刊了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報告檢討了建國以來共產黨在知識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錯誤，要求各級黨和政府領導人和知識分子談心、交朋友。不久，中共天津市委派人向巫道歉，並保證：“這種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今後決不會再發生。”



巫寧坤心情舒暢地工作了壹年。



到了1957年春天，毛澤東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多數知識分子們感覺到他們的“春天”到了，紛紛投入到毛發動的整風運動中去，誠心誠意地“幫黨整風”。



這時巫寧坤已調到北京壹所為黨中央培養機要外語人材的學校（即後來的國際關系學院）任教。學校的老師們大概已領教過中共在既往各種運動中的手段了，人們顯得格外謹慎小心，教職員的“鳴放”座談會上冷冷清清，說的也是壹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校領導來做巫寧坤的思想工作，把毛說過的整風運動政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不打掍子，不戴帽子，不裝袋子” 等等反復講了又講，要他打消思想顧慮。



巫教授覺得沒有理由懷疑“黨”的真誠了。終於敞開心扉鳴放了壹大堆意見。主持會議的於副校長（就是多次登門勸說巫寧坤鳴放的校領導）,對巫的發言表示滿意。其他教授也對他的發言表示贊賞。鳴放後不久就放暑假了。



可是暑假還沒有結束，學校黨委便把教職員工召集起來進行政治學習，這壹次學習氣氛大變，成了反右派鬥爭。接下去便是揪鬥學生右派和教師右派，巫寧坤毫無懸念地充當了向黨猖狂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而且是其中“極右分子”，被宣布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



跟千千萬萬右派分子壹樣，巫寧坤又壹次悔不當初，怨恨自己太輕易上當了。其實，這不能怪知識分子們太“傻”，太輕狂，而是那個操控運動的領導者太卑鄙太無恥了，出爾反爾、言而無信，這種漠視人類文明社會基本“遊戲規則”， 踐踏人類最起碼道德底線的人，難道不是真正的罪犯嗎？可是誰敢、誰能去與他論理？他高踞金鑾殿寶座，手握生殺大權，依然“英明偉大正確”，妳有什麽辦法？



1958年4月，巫寧坤被送進北京的“半步橋監獄”。6月，在森嚴的武裝押送下，到達北大荒興凱湖勞改農場，在零上和零下三、四十度的酷暑和嚴寒之間進行勞動改造。



到了1960年10月下旬，由於與蘇聯關系破裂、為預防這些右派分子偷越國境投靠蘇修，當局又把巫寧坤們送回河北省清河農場三分場勞改。這時，右派們已面臨嚴重饑餓和死亡威脅，已有人撒手人環去西天了，沒有“去”的也都得了可怕的浮腫病朝不保夕。靠著老繼母和妻子李怡楷的兄長們輪流“探監”，給他送去壹些黑市高價尋購的食品，巫寧坤得以茍延殘喘。但是不久，眼看著身邊的難友壹個個倒下去，頭壹天身邊的同伴，第二天就變成壹具死屍讓自己擡去掩埋。巫寧坤深切感到，這樣下去，死亡不久會就輪到自己。他終於拋卻重重顧慮，向妻子李怡楷發出“可能見最後壹面”的緊急呼號。



妻子李怡楷是巫寧坤在南開教書時的英語系學生，1954年7月他們走到了壹起。受到巫的株連，這時她艱難地生活著，她已被流放到合肥安微大學當英文打字員。接到丈夫的呼救後，她好不容易請得壹個星期的假，帶著兩個孩子壹背壹拉地走上了千裏尋夫之路。



好不容易到了離農場不遠找到壹個地方住下，這裏離丈夫的所在地仍有18華裏。每次去農場探視來回36華裏。往返三次，與巫寧坤見了三次面之後，李怡楷確認，只有設法讓巫寧坤離開這個鬼魅之地，才有生的希望。為了救夫，李怡楷重返北京，找到了當年把巫寧坤打成右派的那個學校，還找到那個壹再動員巫寧坤“大膽鳴放”，並保證不會受到任何打擊報復的於副校長。起初，於副校長以學校與她夫婦二人已沒有任何“組織關系”為由推托，但看到她帶著兩個孩子孤苦無依、又苦苦哀求，於副校長大概良心發現，答應為巫寧坤辦理保外就醫。……



其實，像於副校長這些共產黨幹部，當時的本意也未必是要騙巫寧坤“出洞”， 然後“聚而殲之”。因為當時“偉大領袖”並沒有將他的“陽謀”告訴這壹級幹部（以及更多的壹般幹部），於副校長只是奉命辦事，上級叫他組織“鳴放”，他當然得去盡力叫人“鳴放”，上級叫他組織反右派鬥爭，他也就毫無選擇余地去開展反右派鬥爭。他們習慣於做黨的“馴服工具”。這中間除了少數生性兇殘歹毒，慣於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爪牙之外，多數人並非壹開始就酷似他們的“偉大領袖” ，定要置這些鳴放者於萬劫不覆之地。於副校長就是這壹類尚未被完全“毛化” 之人，他幫助巫寧坤脫離了地獄。



巫寧坤脫離了死亡之地後，在安徽大學當上了“臨時工”教師，每月工資降到40余元，但生活總算安定了－點，擺脫了死亡的直接威脅。但是“做穩了奴隸”的日子沒有過多久，文革的臺風就又刮來了。他是被首先“打倒在地、再踏上壹只腳”的壹員，皮肉之苦和心靈煎熬壹樣不能少，他被早早抓進專政隊，關在“牛棚”裏，跟他住在壹起的繼母被冠以“地主婆”發回老家，不久即死在老家。妻子李怡楷帶著孩子被“下放”到壹個農村生產隊去勞動。直至1970年之後，巫寧坤才得以放出“牛棚”，但原來的臨時工沒有了，只好來到李怡楷的半間破屋。壹家五口團聚了，雖然“貧賤夫妻百事哀”，但終究擺脫了生離死別的陰影，總算九死壹生地活下來了。



後來發生了林彪事件，時局變得相對緩和了。人們也似乎開始從瘋狂狀態下清醒過來，對“階級鬥爭”沒有先前那樣的勁頭了。巫寧坤們的境遇有所好轉。1974年恢復了做臨時工教師。1979年5月，巫奉命回到北京那所學校去辦理右派“改正”手續。



經歷過九死壹生煎熬的巫寧坤又登上了大學講壇。也許真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又恢復了敢說敢言的本性，也看清了那些“主流派”共產黨幹部死不改悔改的面目。他選擇離開這個令他九死壹生傷心落淚的地方，“回歸”到了海外。



1986年春，巫寧坤應邀在英國康橋作客，寫下了題為《從半步橋到康橋》的自傳性長文，他把在大陸中國30年經歷概括為壹句話、九個字：我歸來，我受難，我幸存。後在此文基礎上形成了壹部記實性自傳著作《壹滴淚》。此書用英文寫成，1993年初在紐約初版，立刻被翻譯多種文字，風行世界各地。後作者應讀者之邀把它譯成中文，在香港出版。



巫寧坤算得上是千千萬萬右派中的“幸運者”，他的幸運不僅是存活了下來，更在於他回歸到了自由之邦，並把用生命換來的痛苦經歷幻化成了文字，通過它，使千千萬萬讀者在為作作者的命運感嘆希噓的同時，靈魂也得到凈化與升華。



（取材於《炎黃春秋》2007年第4期戴煌的文章：《巫寧坤教授回國落難記》）



第三個故事的主人公叫董時光，是三人中極富特色、也是三個故事主人公中結局最悲慘的壹位。



董時光是四川墊江人，留美教育學博士。他在美時是激烈的“左派”人士，發表了大量反對美國出兵朝鮮、支持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激烈言論。因而被美國聯邦調查局列為親共的危險分子，1955年被強制驅逐出境。因為有這壹段“光榮”歷史背景，他歸國時受到周恩來接見和勉慰。多所著名大學爭相延聘，董時光卻選擇了他的桑梓地重慶的西南師範學院。



誰知，這位只是從報紙和毛的著作中了解中共和“新中國”的“左派”董時光，壹到了“新中國”的實際工作崗位，就發現自己嚴重“水土不服”， 與當地的人文環境格格不入。壹個最嚴重而又無法回避的問題是，他與當時實際主持學院工作的黨委副書記兼副院長方敬、以及以方敬為代表的西師教職員工處處對立，對方把他當作“資產階級教育思想” 和“資產階級右派言論” 的典型加以批判，他則無論如何不肯低頭，不肯束手就範。這時他開始懷疑自己究竟是“左派”、還是“右派”了？



1957年春，毛擇東親自發動的整風運動來了，董時光認為他終於有了壹吐真言的機會，於是響應號召，大膽向黨建言、鳴放，下面是根據《右派分子董時光的反黨言行錄》和《李天德日記1957-1958》整理的董時光向校內學生所作的壹次演講的記述。（筆者有刪節）







上午九時，董時光由學生會主席引領到寅初亭。董先生西裝革履，風度翩翩，妙語連珠，讓同學們傾心不已。



董時光講起了他的鳴放意見，他說重慶是我的家鄉，我到了西師，學校只給了我講師的待遇。我沒有計較，我是回家鄉獻身教育事業的，不是來爭待遇的。中國是社會主義制度，不是講人人平等、機會均等嗎？我相信自已壹定能做出成績來。可惜我的想法錯了，我碰到壹個外行，是學校的黨委書記兼院長方敬。他不是為教師創造自由寬松的環境，而是制造麻煩，幾乎每天都敲打我們，壹遍又壹遍喊“學習馬列主義”啦，“改造資產階級反動世界觀”啦。就像《西遊記》裏的唐僧，自己壹點本領沒有，人妖不辯，只會對孫悟空唸緊箍咒。方敬就是唐僧。由他這樣壹個外行領導學校，註定了我們教師無所適從。他不懂教學，又高高在上放不下官老爺架子，特別是對我這樣從美國回來的人，就像周身都帶著帝國主義病毒，百般挑剔和刁難。在他看來，不脫胎換骨改造，我就教不好學生！真是荒謬之極，奇談怪論！在美國，不搞思想改造，不照樣出了楊振寧和李政道，拿了諾貝爾獎嗎？按他那壹套來改造知識分子，絕對出不了諾貝爾得主，十年出不了，二十年，三十年也出不了！這些年來，對知識分子搞思想改造，要他們“脫褲子洗澡”，“割小資產階級尾巴”，真是無聊至極，侮辱人格嘛！知識分子盡心竭力搞社會主義建設，頭上卻戴著緊箍咒，真讓人心寒。



方敬不像領導，倒是像唱贊美詩的，舉件小事讓同學們看看其人品。學校有壹對青年人結婚，請他主婚。他去了大放厥詞，說今天兩位新人能幸福地結成終身伴侶，應該感謝毛主席！托毛主席的福，妳們才有今天的相愛結合，妳倆要牢記毛主席的深恩大德，等等。講完這些肉麻的話，他轉身對著毛主席像三鞠躬。同學們，這說明什麽？溜須拍馬，阿諛奉承！年青人結婚，關毛主席什麽事？當了紅娘牽了線？今天結婚托毛主席的福，明天新娘懷孕，生孩子，還是毛主席的功勞？這種馬屁精，把毛主席捧上了天，上同太陽救星，下管人間煙火，實際上是搞個人崇拜嘛。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揭露，揭示了壹個殘酷的教訓：搞個人崇拜，就會把中國引向造神時代，就會產生個人獨裁！我們的歷史任務，就是要開創民主新局面。這次整風，就是要整掉這種阿諛奉承，搞個人崇拜的作風！”



臺下學生極為亢奮，有學生高喊：董老師，講壹講美國民主是啥樣子的吧！



董時光便談起了中國民主建設和要借鑒美國的問題。他說，美國是兩黨制，共和黨和民主黨，靠人民的選票上臺執政，臺下在野黨死死盯住臺上的執政者，壹旦發現違反法律和民意，就群起而攻之，直至把總統趕下臺。這就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國家政權的本質是什麽？是協調人民利益、保護人民安全的社會權力結構。……民主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為什麽？就因它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行為的革命，是以和平、有效、理性、最低成本的方法，選擇國家的執政者和管理者。國家者，全體公民之國家，非壹人壹姓壹黨之國家。民主制度是每個選民以手中的選票，來選擇能夠真正代表自己的利益和意誌的執政者，全體選民遵從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中國的建設和發展，是全體公民自己的事情。解放前，共產黨批判蔣介石以黨代國，壹黨獨裁，個人獨裁，並以民主自由為自己的開國綱領。壹黨執政，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毛主席真偉大啊，整風運動就是要還權於民，讓人民擁有監督權，然後走向民主選舉的共和制度，這是根絕幾千年中國專制暴政的偉大創舉，我舉雙手贊成……”



接下去，董時光談到對西方的學習，特別是美國，它的好的東西、好的科技都可以學，不能壹切只學蘇聯老大哥，“壹邊倒”！董時光隨心所欲，滔滔不絕，博得大學生們壹陣陣熱烈的掌聲。



董時光“鳴放”的自然遠不止這些。因為，在毛澤東尚未作出“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之前，重慶市的黨政當局憑著直覺就已經在收集董時光的“反黨言論”，並刻意加以“拔高”以便秋後算賬了。比如，他們故意把董時光批評的壹些“向黨靠攏的積極分子”的話，篡改為“投降變節分子”，“善於曲膝的人”，“喜歡拍馬屁，無恥鉆營” 的人，還說，“對阿諛奉承者應該 殺掉”。 當局把董時光的話刊登在《重慶日報》上，董發現與他實際說的出入很大，要求更改，可報社不予理睬。董認定，這是“陰謀”。於是寫信給重慶日報社指責其斷章取義，要求向他賠禮道歉，並說要是在美國，他還要向法院起訴。……而《重慶日報》不僅不肯“認錯”、“道歉”，還把他的來信作為右派猖狂進攻的樣板刊登出來。就這樣，在20多天的鳴放期間，董時光壹方面成了受到重慶學界廣大師生、人民群眾熱烈歡迎的大紅人，“重炮手”，各大專學校學生組織紛紛邀請他去講演；另方面，則成了當局咬牙切齒的敵人、刁民。所以，不管毛澤東後來是否發出反右號召，董時光受到當局的清算都是無疑的，只是時間早晚和方式的問題。



終於，毛給各級黨委和黨的積極分子下達了對“右派” 的反擊令！“左派”們雀躍歡呼，董時光自然成了教育界的首要目標。



西南師範學院為了批倒、鬥垮董時光，進行了精心的準備，挑選了壹批所謂政治立場堅定、口才好的黨員和學生，臨陣磨槍；還向重慶各高校發出了邀請信，各大學都派出了自己的反右尖兵，準備與董時光大戰三百回合。



鬥爭大會氣勢頗盛，主席臺上拉起了“揭發、批判、鬥爭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大會”的巨大橫幅，臺下幾千人的會場坐得滿滿的，黑壓壓的壹片人頭，氣氛肅殺而恐怖。



董時光被帶上臺時，雖然失去了往日的翩翩風度，但壹付“士可殺不可辱”的傲然之氣仍然躍然臉上。那時的批鬥會不象後來的文革那樣，只是對被鬥者進行“武鬥”折磨，還有點辯論會的樣子。在主席臺上，董時光與主持人爭執了好久，終於爭得首先發言“檢討”的權利。他走到麥克風前，極力克制了好壹陣，才語氣沈悶地開口說道：



“主持人要我交代攻擊汙蔑黨和社會主義的言論。我不明白，我的哪些話是攻擊汙蔑？共產黨要整風，叫大家大鳴大放提意見，暢所欲言，言者無罪，怎麽又說我是攻擊汙蔑？攻擊汙蔑的標準是什麽？誰來制訂？總不能隨心所欲說人家是攻擊汙蔑、反黨反社會主義吧？哪有這麽不講理的霸道做法！”



臺下立刻喊起口號聲：“不準董時光攻擊汙蔑！”“董時光必須老實交代，向黨和人民低頭認罪！”巨大的呼號聲在會場上空迴響。



董時光理直氣壯地對著麥克風大聲喊：“如果妳們認為我攻擊汙蔑了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那攻擊了又怎麽樣？！執政黨犯了錯誤，難道還不準公民批評嗎？在美國，公民不但可以批評總統，還可以叫他下臺。中國到底還是不是人民共和國？我們到底還是不是公民？公民到底還有沒有權利批評執政黨？！憲法明文規定的公民權利，到底還生不生效？！”



臺下幾千人又喊起了口號：



“不準右派分子囂張！”



“右派分子董時光必須低頭認罪！



董時光則輕蔑地喊起來：“既然喜歡喊口號，妳們就喊吧。至於讓我低頭認罪，我向誰低頭？向誰認罪？妳們有什麽權利宣布我有罪？妳們是法官？不是法官，怎麽可以指控壹個公民有罪？真是豈有此理！”



主持人這時搶過話筒大聲宣布：“董時光是壹個頑固堅持反黨反人民立場的右派分子。在這裏，我要嚴正警告董時光，妳想抗拒這場偉大的反右派鬥爭，是絕沒有好下場的，到頭來只能粉身碎骨，身敗名裂，自絕於黨和人民！現 在大家來揭發批判！董時光，妳好好聽壹聽人民的吼聲吧！”



臺下幾個人立即站起來高 喊：“我來揭發！”壹個男子不等主持人允許就沖上主席臺，滿腹激憤的說：“我懷著無比憤怒的心情，揭發聲討右派分子董時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滔天罪行！壹是汙蔑我國沒有民主，不如美國民主，二是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搞個人崇拜，三 是攻擊我 國向蘇聯壹邊倒的外交政策，四是攻擊我們的教學大綱學蘇聯，是教條主義死搬硬套，五是攻擊我國不尊重人權，大肆販賣資產階級人權觀，六是攻擊黨委獨攬大權······”



臺下不少人舉手要求上臺發言，主持人指定壹個女同學上臺，她就是那對新婚夫婦中的女主人，她壹腔激動地說：“當年我結婚，敬愛的方書記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向毛主席三鞠躬。董時光害怕我們對毛主席無比熱愛，無限崇拜，惡毒攻擊方書記搞個人崇拜。我們就是要無限崇拜我們的偉大領袖！……”



後來的情形有關資料沒有記彔了，但是我們從以上的記述中就可以想像那場集滑稽、愚昧、恐怖於壹體的批鬥大會，決不可能產生任何“積極的” 的結果。面對幾千愚氓加惡棍（暫且讓這幾千人受此惡謚吧）的洶洶氣焰，董時光像傲立群氓之上的宙斯大神，睥睨時流，無懼無悔；而那些充當“辯鬥士”的愚氓們除了表演了他們的愚昧無知和甘當馴服而又兇惡的工具之外，實在看不出還有任何本事。令那些“積極分子”未曾想到的是，他們那些氣勢洶洶的表演，除了表明自己甘當可恥而又可憐的暴政爪牙和應聲蟲角色之外，還讓歷史留下了自己醜惡的記錄。



筆者坦言，在本人所經歷過、或聽說過的對右派分子的批鬥大會上，還沒有如董時光這樣正氣浩然地對批判者針鋒相對的反批判；沒有聽到、見到如此大義凜然、而又壹針見血對所謂右派言論的反駁！從這點來說，董時光不愧是從民主國度走出來的知識精英，不愧為敢於以死抗爭、威武不屈的傳統中國士人的楷模。但是，從另壹方面來說，也可以看到董時光這種在民主自由的國度裏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多麽幼稚！他們有著如水晶球般透明的思想和行為邏輯，可壹旦到了毛氏中國這種汙穢、黑暗的環境，就變成了毫無政治免疫力和抵抗力的“白癡”了。他們按照自己的邏輯推理把整風看成是壹場“根絕幾千年來中國專制暴政的偉大創舉”，把毛看成是想借整風運動“還權於民”的偉大領袖！他們根本沒有想到二十世紀的當今還有個“秦始皇加馬列主義”……



不久，董時光便與其他極右分子壹起送去勞動教養，先是被送去修內昆鐵路和成昆鐵路，嘗夠了饑餓、寒冷和超強勞役下豬狗不如的勞改犯滋味，看到了眾多夥伴累死、餓死或自殺的悲慘下場。這時的董時光的思想我們不得而知，因為沒有記載，但有壹條是肯定的，那就是開始認真、痛徹反思、反省他在美國時對中共和毛的認識，重新評價他當時做出的歸國的抉擇。可惜今天我們已無法知道他當時的具體想法和說法了。



1960年3月，成昆鐵路下馬，董時光和其他右派勞改犯被轉送到“雷馬屏勞改農場”，這裏是大涼山和五蓮峰交界的大山區、荒無人煙的蠻荒之地。董時光被派去當養馬的馬倌。此時已進入大躍進餓死人的高潮期，饑餓和死亡籠罩著整個勞改農場。



董時光此時也已全身浮腫，饑餓和勞累已經折磨得他完全脫去了人形，有時走路都摔跟頭。壹天，他無意中忽然有了壹個發現：在馬糞蛋中，竟然有壹兩顆沒有消化的胡豆！他趕緊在壹堆馬糞中尋找胡豆，把它洗凈了積累起來。他舍不得將這些寶貝全部吞下肚，而是日積月累地攢下了壹小袋，以便在最危難的時候救命。誰知，他的秘密被同伴發現，立即向幹部告密。於是，大右派偷吃馬糧成了全勞改隊的特大新聞。在批鬥會上（這次不同於在學院的批鬥會了），經農場幹部安排、鼓勵，勞改犯們壹擁而上，將已經弱不禁風的董時光打翻在地，當場打斷三根肋骨，口吐鮮血，後送勞改農場醫院不治而亡。終年48歲。



董時光的如此結局是必然的，即使他不死於當日，也會死於以後，且不說他很難熬過無期徒刑的勞教歲月，只後來文革那壹關，他是絕對過不了的！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鄧小平給右派“改正”，但地方當局硬是頂著不給董“改正”！——可見地方當局對董的仇恨之深。後來上面考慮到董時光的大哥董時進是美國著名農學家、名教授、美國國務院的農業顧問。鑒於“國際影響”，有關方面才於1984年5月強令西師宣布對右派分子董時光給予“改正”。



強化獨裁統治的萬能魔杖：政治掛帥







如果說階級和階級鬥爭是馬克思所創，毛澤東只是有所發展（包括歪曲）的話，那麽，政治掛帥（也叫突出政治）則是毛的發明、首創，毛並使它變成了威力無比的萬能魔杖，大大強化了他的獨裁、極權統治，它讓的毛主義占據了壹切領域，滲透到社會的每壹個角落，使大陸中國真正成了 “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世界”。







壹、“政治掛帥”概述



政治掛帥又叫“突出政治”，最初是為了批判“單純業務觀點”、“技術掛帥”、“白專道路”等而提出的相對應的口號，起始於五十年代。到文革之前已經盛行於各個領域，文革中發展到了頂盛。



政治掛帥中的“政治”，簡單說來就是毛思想、毛主義，而且是毛主義中最核心、最基本的部分，如“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本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是毛早已提出來的口號，後來又進壹步發展成“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壹抓就靈”等等。為什麽還要同時大講特講“突出政治”、“政治掛帥”呢？原因就在於兩者既有共通的壹面，又有不同的內涵，不同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它們共通的壹面都是以毛思想為指導，強化“無產階級專政”；但在功能和針對性上卻有區別，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主要是對敵鬥爭的手段，它主要針對的是階級敵人，包括隱藏在“人民內部”的階級敵人；而政治掛帥則主要是就“人民內部”而言的，是對廣大幹部、群眾、包括共產黨員在內的壹項普遍性教育和要求，是總攬毛中國各項工作總的方針和“靈魂”。



具體點說，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雖然厲害，令人聞之色變，但它最終打擊的對象只能是“壹小撮” 階級敵人，即毛所說的5%，還有95%則為團結對象。況且，階級鬥爭主要是以各種“政治運動”的形式進行的，在政治運動之外，人們還有更多的活動空間，如日常生活，娛樂，業務工作，乃至家庭瑣事等。雖然“運動”不斷，但各個領域、各條戰線、各個部門、各個單位的具體工作並非政治運動所能代替，工、農、商、學、兵各界，每天都要面臨自己的業務，完成和處理自己所肩負的任務和問題。如果僅靠搞運動，抓階級鬥爭，大多數的人和事可能尚能遊離於其外，可能成為權力的“真空地帶”。況且運動和階級鬥爭搞多了，人們會產生壹種運動疲勞癥，都想逃避運動。大家知道當局不可能把大多數人抓去鬥、去關，他只要“歷史清白”，“根正苗紅”，又不“犯事”，當局便不可能把他當做階級敵人去“整”，所謂“業務掛帥”、“白專道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苗頭。



人們除了生產、工作、學習之外，還有家庭、婚姻、私人活動等等，這些事壹般也是不能用“階級鬥爭”去監管的。歷朝歷代的任何統治者對這些不關乎它統治大政的個人之事都是不予幹預的，可極權的毛主義就不同了，它不但要管大政方針，管“階級鬥爭”，管差科納糧，而且要管人們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思想言論等等生活的壹切領域，壹切方面。它不允許有它的“權力真空”地帶，不允許有它監管不到的地方。起初，當局針對這些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管不了的事情，只是強調用“加強學習”，“加強政治思想教育”，或者加強對資產階級、小資階級思想的批判去解決。為此毛還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的生命線”的口號，接著又發動批判“業務掛帥”、“物質刺激”、“白專道路”等等。最後，才找到“突出政治”、“政治掛帥”這個法寶，明確地把它作為意識形態領域裏“興無滅資”的總綱。到了文革，它便歸屬於“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體系中的壹部分了。



在大搞突出政治和政治掛帥的歷程中，林彪是壹位做出重要貢獻的人物。他道出了“政治掛帥”的本質，並最終使它演變成全民對毛澤東頂禮膜拜的造神運動，讓全民置身於毛的“全面專政”的桎梏之中。



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林彪接替彭德懷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他摸準了毛喜好搞個人崇拜這根“脈”，決心從制造對毛的個人崇拜入手，獲取毛的青睞，爬上毛壹人之下，億萬人之上的地位。林彪打出的旗號便是“突出政治”“政治掛帥”，其內容主要是“學習毛著”，“用毛思想統帥壹切、改造壹切”。按當年林彪的說法，毛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頂峰”。要學馬列主義，不如直接學毛著。林彪毫不掩飾開展學毛著運動的功利目的，說：“學習毛澤東同誌的著作容易學，學了馬上可以用，好好學習，是壹本萬利的事情。”“九壹三事件”之後，從抄沒林家的日記中，又得知林彪私下說出了：“中國最大的政治就是毛澤東，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澤東”，“得毛壹人而得天下”等“妙語”、“真諦”。完全道出了他發動的這這場“全民造神運動”的真正用意和可恥目的。



林彪的主意打定之後，壹方面用最肉麻，最無恥的言詞對毛進行吹噓、歌頌；另壹方面又不斷創造出許多“突出政治”，“政治掛帥”的具體做法、經驗，如“四個第壹”、“三八作風”、定期評選、表彰學毛著積極分子，以及編輯、出版毛《語錄》，大搞人人《語錄》不離手，語彔不離口，等等。林彪的這些做法因為受到毛的不斷贊揚而向全民推廣。例如，1964年2月，毛在壹次接見活動中就說：“四個第壹（即“人的因素第壹、政治工作第壹、思想工作第壹、活的思想第壹”）好。我們以前也未想到什麽四個第壹，這是個創造。誰說我們中國人沒有創造發明？四個第壹就是創造，是個發現。”



上有所好，下有所求。於是，上下各懷鬼胎互相推動，很快突出政治和政治掛帥成為全民運動，並在文革中發展成為“三忠於”、“四無限”、“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唱語錄歌等等全民的“造神”運動。反過來，這些造神手段又變成了對全民進行控制、奴役 和“專政”的工具，只要發現有人不按照這些要求去做，就有遭到舉報、被批鬥、嚴重的可能被打成“階級敵人”的危險。於是，壹時間，八億中國人全都在為毛壹人唱頌歌，為毛－人服務，為毛壹人而活著。直到毛死後，文化大革命收場，這場由“政治掛帥”緣起的現代造神醜劇才得以無聲地落幕。







二、在政治掛帥幌子下極權政治的惡性發展



以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之名對人民實行恐怖統治，這是毛以及各國共產黨慣用的統治手法。如前所述，這壹手法雖然酷毒無比，但仍然有其 “局限性”，於是“突出政治”、“政治掛帥” 成了重要的補充法寶，成了能夠對全體人民群實行包括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全面專政” 的有力工具。而“政治掛帥” 本身變成了萬能的權力魔杖。



在毛當政的時代，壹切由毛提出的、或由當局推行的政治口號，都會被立即具體化為相應的法律、法規、制度、政策、措施，“政治掛帥”也壹樣。圍繞落實政治掛帥，當局出臺了許多具體政策措施，執行時還被層層加碼，使之變成套在全國人民頸脖上的條條繩索。概而言之，主要有：



（壹） 政治學習制度。起初只是在國家機關、黨派團體以及幹部、教師隊伍中實行制度，學習的主要內容為馬、列著作，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及中共文件，《人民日報》社論和時評等等。後來，則變成了清壹色的“學毛著”、學“最高指示”。 政治學習制度又被推廣到了工礦企業、街道居民甚至農民之中，成為壹項全民學習制度。而且，政治學習具有高度統壹性和壓倒壹切的權威性，它的學習時間“雷打不動”，任何其他事項都要為它“讓路”，任何人都不敢無故缺席、遲到、早退，因為事關對毛的“態度”、“忠誠”問題，人人敬畏尚且不及，豈敢怠饅。



執行中還有因地制宜的措施，如，當時街道居民大多為文盲，所以只能將他們組織起來，讓其中有文化的基層幹部或識字的積極分子向大家宣讀，講解。在農村，由於白天要出工勞動，則多利用夜晚或不出工的雨天進行集中學習。幹部們還要“活學活用”抓落實。並把下屬和民眾是否參加學習作為工作考核內容之壹。就個人而言，是否積極學習、積極發言被提到對毛、對黨是否熱愛、是否忠誠的高度。又強調要“學用結合”，“在用字上下功夫”，因而擁現出了大量 “學毛著積極分子”和“先進典型”。



另方面，能否參加政治學習也成了壹種“政治待遇”，名定的“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以及政治上有問題的人）是沒有資格參加學習的，有時也強令這些人學習，但只能當作促其坦白認罪的手段。於是，人人以能參加學毛著為榮，就象佩戴毛像章壹樣，成了 “革命群眾”的壹種標誌。



（二）“政治第壹”的原則。“政治”上升為“統帥”後，“政治”便成了人人敬畏的、至高無上的“天條”， 從事“政治工作”也成了讓所有人景仰的壹項最光榮、最威權的工作。那些專門從事“政治工作”的單位、部門，如黨、政、軍、公、檢、法機關首先受益，地位空前高漲，各單位的政工、人事部門，機要崗位，也成了最受人們羨慕和遵從的對象。為使政治真的“掛帥”，任何部門、單位的工作布置、檢查、總結、評比中，都要把“政治”放在首要地位，要首先檢查其在工作中是否體現了毛的革命路線，體現“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如何抓學毛著等等。如果壹個單位的業務計劃完成得很好，但在這些“政治領域”出了點問題，或者沒有突出表現，那麽，它是無論如何也評不上先進、獲得上級表彰和獎勵的。反之，業務工作不好，但在政治上有突出表現，這個單位及領導人仍會受表彰甚至提拔重用。於是，所有單位、部門、個人，都設法把自己從事的工作跟“政治”聯系起來，並且要表現出時刻不忘“政治”，時刻讓政治“掛帥”。比如，商店的售貨員必須讓自己“身站三尺櫃臺，胸懷世界革命”，如果他（她）在工作中偶爾抓到了壹個小偷，而且恰好這個小偷又“出身不好”，那麽，他（她）就在抓階級鬥爭上立了新功，成為先進典型，由此引來各種榮譽甚至提升。



政治第壹，還促使壹些原來不設政工機構的單位，如工廠、企業甚至農村社隊，也紛紛效仿部隊，設立“政委”、政治部、政工處、政治教導員、指導員等等。這些政工部門和政工幹部，除了抓政治學習，和對幹部、職工的“政審”之外，主要就是負責本單位的政治運動，實質就是“整人”。從而造就了壹大批養尊處優、專吃“政治飯” 即專門從亊整人工作、令人望而生畏的幹部老爺。



（三）“政審”壹票否決制。政審（政治審查）是毛共早就有的壹種內部機制，過去，它主要是針對幹部選拔和使用時的壹種審査機制，壹道程序，覆蓋的範圍有限，而且操作過程是保密的，內容壹般不為人知。



隨著政治掛帥的確立，“政審”的地位和作用迅速提升，範圍擴大到全民，但凡招工、招幹、參軍、升學、就業，甚至婚姻嫁娶都要通過政審關。政審成了壹道籠罩在全民頭上的緊箍咒，壹柄懸在所有人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政審的主要內容包括當事人的家庭出身、個人成分、簡歷、政治面貌（參加過何種黨、團和其他政治組織及在其中的職務），直系親屬的情況，社會關系，本人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表現和現實政治表現等等。政審具有壓倒壹切的權威性，能壹票否決。比如招工、升學，征兵，應聘者的身體、年齡、文化水平均符合條件，但是如果過不了“政審關”，即在政審的條款中有壹項不符合要求，那麽，其他壹切條件作廢，該青年就被永遠取消了招為工人、當兵或升學的資格。



在全部政審條款中有壹條最普通、又最權威的“坎”，就是“家庭成分”，或曰“家庭出身”。在當時，凡地、富、反、壞、右家庭（後來又加上資本家、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出身的人都會在上述招工、招幹、升學、參軍等的政審中被“刷”下來，因為在追求“政治純潔”的社會氛圍下，沒有哪壹個單位、那位領導人願意招進壹個“階級敵人”的子女，給自己增加麻煩和風險。反之，壹個年青人即使好吃懶做、有小偷小摸行為，或者有過鬥毆滋事、逞兇霸道等劣跡，但只要“出身好”，政審無礙，按當時的說法，這些人的“本質”是“好的”， 壹切都可以“過關”， 通行無阻。



由此，政審又有力地摧生了“唯成分論”，進而演變成了“血統論”， 促成了當代“種姓制”的誕生，加劇了等級特權制社會的形成。



與政治掛帥相關連和配套的檔案、戶口、外調制度。由於政審的普遍化，與 之相關的配套和輔助的手段也發達起來。其壹是檔案制度。每個有“單位”的人都有壹份個人檔案。檔案如影隨行，相伴終身，但卻始終不能與本人“相見”，被籠罩在壹種神秘、恐懼的陰影之中。但它卻能決定壹個人壹生的命運。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政協秘書長的齊燕銘，曾說過壹個與檔案有關的故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齊被派去參加清理“右派”的工作。在壹個中央單位，有壹位各方面表現都好、工作壹貫努力的幹部，卻壹生受到壓制、歧視。在清理擋案時才發現，原來他的檔案中赫然寫著：有右派問題。經查，該員並未被劃右派，也不屬“中右”。後來才弄清，原來在壹次單位的體檢中，醫生發現該員右肺有點問題，於是在體檢結論欄中寫上：“右肺問題”四字。但其中的“肺”模糊不清，該單位的政工幹部政治警惕性特高，按照“寧左勿右”的原則，立即認定是個“派”字，便將這名幹部打入另冊。從此，此人被列為“控制使用”對象，致其被壓制壹生。



這個荒唐而又真實的故事折射出檔案制度的荒謬和政工幹部的巨大權力，這種制度與“政治掛帥”壹結合，就能制造冤案，定人生死。



檔案制度顯然還不夠，因為它只存在有工作單位的群體之中。隨著政審的全民化，戶口制度發揮了部分替代垱案的作用。戶口本是毛共控制人口流動，特別是要將農民固定在農村充當“二等公民”的壹種重要手段，但戶口簿中也記載了每個人的基本信息，如籍貫、年齡、出生地、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父母及家庭成員等等。所以也可暫時起到替代個人檔案的作用。致於階級敵人和犯罪分子，則在公安部門另有檔案。



如果以上兩種手段仍然不足弄清壹個人的“政治面貌”，外調就派上了用場。外調，即外出對壹個人的相關情況進行調查。它本屬於審查幹部、或勘察案件中的手段。在文革中，變成了普遍的、全民性的查訪活動，大批人員被抽調去幹這種差事，變成了 “政治”大排查。不過，在毛時代，這種調查也不壹定能取得真實的結果，如劉少奇被“外調”後確定為“叛徒、內奸、工賊”就是證明。因為毛的“政審”依靠的是遍布各地的基層黨組織和公安部門的幹警，這些人都是吃“政治飯”的，他們唯上級“政治需要”的馬首是瞻，其提供的情況自然就不壹定是客觀、公正了，甚至可能成為制造冤案錯案的壹種手段。



政治掛帥的橫行，使社會的價值觀、是非觀和倫理道德都受到了極大的破壞，造成了難以愈合的惡劣後果：



1、推進、助長了“血統論”和等級特權社會的形成。毛和共產黨打著“均貧富、等貴賤”的共產主義旗號進行造反奪權，但在奪得政權之後，基於其專制獨裁的本質，卻繼承了不少皇權社會時代的等級特權制度，實際上執行著按權力、官階進行分配和享受的剝削壓迫制度。在初期，特權範圍還比較小且較隱蔽，如專為高級幹部設立的商店、酒家、娛樂場所，都處在封閉的、與老百姓隔離的狀態，老百姓知之甚少。隨著“政治掛帥”的推行，社會上的人群被明確分為三六九等，公開宣揚社會中人的“等級”屬性，壹些人被公認為新社會的“賤民”、被壓迫者；另壹些人則被公認為天生享有各種特權者，成為社會新的剝削、壓迫者。 “血統論”應運而生，所謂“老字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 等等在文革中大行其道。幾千年前的奴隸、等級社會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幌子下借屍還魂，中國重新陷入散發著血腥黴臭味的封建等級社會的桎梏之中。



2、醜惡橫行，道德淪喪，毀滅了幾千年人類文明成果。在幾千年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中，雖然有封建帝王專制的野蠻、殘暴壹面，但也有代表大多數人民利益的具有進步性、民主性的文化精華，它們被廣大人民所信守並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傳承,如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並進壹歩轉化為社會公認的道德標準。為中國社會的穩定、中華民族的興盛發達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然而在“政治掛帥”的沖擊下，這壹切都被當作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被“批倒批臭”。代之以無處不在的毛主義的極權政治、赤裸裸的妳死我活的利害關系等醜惡行徑。導致民族被分裂，家庭被支解，人倫被踐踏，社會風氣敗壞，道德水準壹落千丈。全民講假話、講大話、講空話成風，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投機取巧、背信棄義、落井下石、假公濟私，等惡行借“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得以公行。



3、扼殺人才，摧殘民族生機。由於政治掛帥導致“血統論”橫行，人的榮辱沈浮先天註定，天生的“自來紅”者不須經過任何努力、拼搏，可以安享特權而飛黃騰達，尊榮居貴；低賤的“黑X類”出身者，即便才高八鬥、學富五車，也決無出頭無日。大批人才被扼殺於萌芽之中。對國家、民族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參見本章所附故事）。



4、政治掛帥的直接結果導致了毛政府“全面專政”，民眾動輒得咎，中國變成壹所特大監獄，剝奪了全國人民的壹切自由、民主、人權，全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中國社會實際上上倒退到帝王專制的黑暗時代。









附壹 ： 從政審的“不宜錄取”看毛的“政治掛帥”對人才的摧殘







古今中外，凡稍有作為的統治者，莫不把槳勵教育、發現人才、擢拔賢良作為自己重要的施政方針。我國在隋、唐以後，創建了國家選拔人才的正常、正規渠道：開科取士，即科舉考試制度，為社會的穩定、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科舉的最大特點之壹，是排除了應考人的身份差別，“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於是就有了無數“十年苦讀無人問，壹舉成名天下聞”的傳世佳話。寒窗學子、貧賤士人因此有了出頭之日，有了人生的盼頭。所以，科舉不僅是國家選拔人才的方式，也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穩定的壹種機制，它使得社會底層人士有了壹個開放式的競爭場所，合法的上升管道。排除了貴族官僚對國家政權的壟斷。這壹實施了1300年的制度，到了後來雖然因不適應時代發展需要而被廢棄，但作為壹種選拔人才的方式，其設置的初衷和千余年對中國社會的巨大貢獻，是勿庸置疑、值得肯定的。



到了近代，中外各國莫不把教育作為興邦、強國之道，而教育對人才的遴選，主要仍然是通過“考試”的方式進行的。國家對人才的教育、培養和選拔，更加註重公平、公正，更加遵從“唯才是舉” 的原則。從孔夫子到蔡元培，都提倡“有教無類”、“包容並蓄、唯才是舉”。對成績優秀而家庭貧困的寒門學子，國家還提供各種獎勵和優待，使他們得以進入知識殿堂。這些，如今都已成為全世界各國的共識。



然而古今中外，可能有兩人例外，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秦始皇和他兩千余年後的再傳弟子毛澤東。這兩人把知識和知識分子作為天然的大敵，必欲斬盡殺絕而後快。前者以其“焚書坑儒”而臭名昭著，後者高唱“書讀得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而震驚四海。若從總體上看，毛澤東在踐踏知識，扼殺人才方面的“成就”則又勝於其遠祖矣。



毛澤東通過他的造反奪權，將“貴者賤之”，“ 貧者富之”之後，又進壹步推行在意識形態上、文化上的“反傳統”、“反潮流”，要把幾千年所有傳統文化和文明成果徹底摧毀、徹底顛覆之，然後建立起單壹的“毛文化”和共產黨的“黨文化”，使其留傳萬世。毛對中華文明的摧殘可謂罄竹難書，這裏僅僅從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實行的升學考試（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學）中 的“不宜錄取”制度之中，取其壹二，以窺見其扼殺人才罪惡之壹斑。



在中考、高考中推行“不宜錄取（包括降格錄取）” 的政策規定，是毛強化其突出政治、實行“政審壹票否決制”的重要內容之壹。這項政策的正式頒行文件和時間不得而知（也許只存在於內部通知之中），現在看到的發端是毛1957年1月18號在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講話中的壹段，毛說：“我們高等學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20%。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況需要改變，但需要時間。”



由此可以認為，“不宜錄取”政策在毛講此段話之前或之後就實施了。（實際上至少在1955年就開始這麽做了。見後文）



下面是與這項政策相關的－則故事。



古城開封曾經長期是河南省省會，那裏文化積澱深厚，教育水準很高，開封的育才中學又是其中的佼佼者。1959年高考，育才中學的應屆畢業生除了不願升學者以外，幾乎全都考上了大學。然而壹個令人奇怪的現象也出現了：壹些尖子生卻偏偏落榜了，使人們驚愕不解。



江雪，壹個入朝誌願軍退役經考試插班到育才中學的學生，門門功課始終保持5分（最高分）的好成績。由初中保送入高中後，在《人民日報》發表過小說，又是學校學生會副主席，團支書，多次評為“三好學生”，“優秀團幹部”。出於自信，1959年高考時，江雪填報了北大、北師大等名校。事實上，當年高考他就奪得了全省文科“狀元”，有8所高校都想錄取這名“狀元”。可是，誰能想到，後來他卻收到了“······由於招生名額有限，今年妳未被錄取”的落榜通知書。



範天成，是老師眼中的文理全才。他興趣廣泛，視野開闊，高中時就對壹些前沿的世界級科學家的學說十分著迷，有意識地追尋著前代成功者的科研思路與方法，以期升入大學後及早轉入創造性學術研究。然而，他也得到“名落孫山”的結局。



呂延梅則是壹個“降格錄取”的典型。呂在初中階段是“全5分”學生，保送進入高中。由於數學成績特別優秀，他在報考時填報了北大數學系的誌願。他收到的入學通知書很奇特，信封上印有“北京大學”字樣，但被用藍色鋼筆劃掉，改寫成“開封師範學院”；又被用鋼筆劃掉，最終落款是“開封師範專科學校”。後來他去師專上學，才知道上的只是壹年的短訓班。



這些學習尖子遭到如此不公、令人莫解的待遇，可在當時“階級鬥爭”和“政治掛帥”氛圍的高壓下，竟然無人敢向有關當局質詢，委屈的淚水只能往肚裏吞。就這樣，這些尚未開放的科學之花在它的幼苗階段就被政治的黑手摧殘了。



直到毛死後多年，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當年這些令人費解之謎才被揭曉。原來，當時已經實行了嚴格的高考“政審”制度，對考生不是按其考試成績、而是按家庭出身、社會關系被劃分為四個等級：1、可錄取機密專業；2、可錄取壹般專業；3、降級錄取；4、不宜錄取。被劃歸後兩類的主要是出身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和在反右運動中家長被劃為“右派分子”、以及有“海外關系”者。江雪和範天成因為家庭是地主成分，所以被“不宜錄取”，江雪即使曾入朝作戰，經過戰火的考驗，卻仍然不能抵消地主家庭出身的“罪惡”。呂延梅家庭出身是富農，被從輕發落，降級錄取。這些人雖然靠著自己的頑強拼搏，後來在各自的工作中都做出了壹定的成績，但是，作為有希望成為“科學接班人”的夢想，卻被無情砸碎了，毀滅了。



（以上取材於《炎黃春秋》2007年第6期袁劍平的文章：《文革前高考“不宜錄取”政策的回憶》）。



在袁劍平的這篇文章中，作者還講了兩個極有警醒意義的故事。其壹是孫中山先生的嫡親孫女孫穗芳女士在其《我的祖父孫中山》壹書中所說到的遭遇，孫女士在書中寫到：



“1955年，我從上海第八女子高中畢業，我三年高中的總平均成績在90分以上，還被評為“五好學生”。在教師的指派下，我還幫助五位同學通過了畢業考試。雖然有這樣的成績······（但）我不能進入任何大學讀書。我對自己的未來非常悲觀，連哭都不敢哭······就寫了壹封信給祖母宋慶齡，······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說：上大學不是人生唯壹的道路。不過，她在信的最後壹行提到：但願我明年能進入大學；次年我進入了上海同濟大學。”



由此可見，類似的“不宜錄取”的政策至少在1955年就執行了。宋慶齡盡管貴為孫中山夫人，身為國家副主席，但她也不敢對這項政策表露絲毫不滿，也不敢憑借自己的影響力為孫女爭取到讀大學的機會，所以只能安慰孫女說：“上大學不是人生唯壹的道路。” 最後含混其詞地說希望孫女第二年能上大學。還好，她終究有點“面子”， 不知通過什麽渠道和方式，使孫女第二年進了同濟大學（不是重點、壹流大學）。



從這壹事例中我們可以領略到毛的“政治掛帥” 下的“不宜錄取”政策的冷酷無情，連孫中山這樣壹個中共自己也稱之為“偉大的革命先行者”的人物的嫡親孫女都被列入“不宜錄取”的黑名單之中，可見其政策之“黑”，之酷。雖然當局最終給了宋慶齡壹點面子，網開壹面，但全國有幾個孫中山和宋慶齡呢！



第二個是作者袁劍平說到他的壹個河南同鄉、又是同齡人的故事。這故事的主人公是1998年諾貝爾物理獎的得主、美籍華裔科學家崔琦。崔琦是河南寶豐縣人，1939年出生。崔琦原本在寶豐家鄉讀書，他有三個姐姐在香港，後來父母送他去了香港讀中學，然後去美國深造。可以想象，如果崔琦留在河南讀書，就憑他有三個姐姐在香港這壹條，必被打入“不予錄取”的黑名單之列，因為當時當局特別忌恨有香港的“社會關系”，何況還是同胞關系。留在國內，崔琦連上大學也沒有資格，更不說去美國留學了，當然也就不可能與諾貝爾獎有緣。崔琦的故事又使我們想起，還有好幾位美籍華人科學家獲得了諾貝爾科學獎，可見中國人並不比別人笨，但這些獲獎者都不是在中國大陸產生的，如果在大陸，他們不但成不了諾貝爾獎得主，恐怕連上大學的資格也被剝奪，因為這些人都出身於所謂的剝削階級家庭。



毛在推行這項政策的時候，正值國家開始經濟建設，急需各類人才的時刻。然而，在培養、造就人才與建立自己的極權專制野蠻統治之間，毛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這也就是所謂“政治掛帥”的本質所在。







附二 為爭取讀書機會引出的離奇經歷







下面是壹個更加典型的事例，是對毛這壹野蠻政策的血淚控訴，雖然主人公還算不上是這壹政策最悲慘的受害者，但其遭遇已經觸目驚心了。鑒於故事比較離奇，現將原文照錄如下（原文載《炎黃春秋》2007年第四期，作者張玉鐘，）。







為求學假“烈士遺孤”，愛讀書成“政治騙子”



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經歷兩千多年，到了蔡忠平身上卻成了“唯成分論”，使他處處求學碰壁，壹生21年的勞改厄運便由此而起。



蔡家住在莆田仙遊交界處“東沙朱寨”村，是當地有名的大戶，加上是有錢人家，1949年以後，大伯被鎮壓了，父親母親都成了“四類管教分子”，還有個堂叔在臺灣國民黨軍隊中。



人生無法選擇的家庭出身，罪惡的烙印從小就打在蔡忠平的臉上。上小學壹二年級就被同學們奚落為“地主仔”，放學路上常被他們用沙子、石子追打著，嚇得他不敢上學，哭著鬧著要到外地親戚家裏去念書。上初中他到了上海二伯家，考取上海培光中學。但那正是六十年代初的困難時期，誰家多了外來的壹雙筷子都難以承受，無奈他只好戀戀不舍離開上海回到莆田，轉學到笏石的莆田第十中學，校方因他成績好而忽視了他的家庭出身，竟準予他插班入學，還當上校學生會學習委員。但那時“階級鬥爭”口號越唱越響，學校發現他原來是剝削階級子女，便勸他退學。他又轉到了靈川何寨的第十八中，這裏離他家更近，只念兩個月書，他家“老底”便暴露無遺，他家的發跡史還成了學校階級鬥爭教育的“活教材”，他又壹次被退學回家。



在莆田再也無處念書了，他想起惠安南埔大前村有個“貧農”成分的親戚，便瞞著家人，拿著上海培光中學的成績單，假冒是“貧農”親戚的子弟，找到惠安第二中學，學校看他成績好就然讓他插班學習。好不容易等到中考（初中考高中）的前壹天，他假冒“貧農”成分卻被政審發現，被取消了他的考試資格。



念高中的路斷了。可憐的蔡忠平，當時才16歲，年幼的心靈受到了巨大的傷害。怎麽辦？小小年紀選擇了抗爭之路，他決定給時任國家教育部部長楊秀峰寫申訴信，而且從此走上了抗爭的不歸路，壹次又壹次申訴，壹次又壹次遭難，而且壹次比壹次更為嚴重，但他也壹次比壹次更為倔強。



他向國家教育部長述說自己因成分不好而屢遭退學厄運，表達了強烈的求學願望，要求讓他重新邁進學校大門。教育部給他回信，說轉福建教育廳處理，卻杳無音信。他決定赴京申訴。他不敢把決定告訴父母，哪來的盤纏？只好開動腦筋，花小錢買了從福州到我洋的火車票，而後來為了躲避查票，偷偷躲進廁所，壹直到了上海終於被發現，但壹個小孩子，又撒了些可笑的謊言，查票的為他稚氣所感動，終未深究而放他出站。他找到在上海師大念書的堂兄，討了錢買了火車票到京城，找到教育部。他送給接訪的人壹份長達10頁的申述信，還給他看了自己的成績單和壹本中學生作文選，其中有他的作文。接訪的人看了他的申訴信，深為這個小孩子只身赴京的勇氣和那流利的文字、工整的筆跡所打動，問信是不是他自己所寫？得到他肯定答復後，隨即給福建省教育廳寫信，還幫他買了壹張回福州的火車票。但他回到福州，在省教育廳躑躅良久想起上次石沈大海，心冷了半截，終鼓不起勇氣進去，轉念決定到南平，找到在水泥廠工作的姐姐，先混個臨時工糊口。那時還有市長接待日，他壯著膽，拿著上海的戶口遷移證上訪市長，壹位姓黃的副市長聽了他的經歷頗為同情，通過有關部門把他安排到峽陽林場當職工，他人生第壹次有了落腳點，這在當年也算是件很好的事，如果蔡忠平從此“安分守己”，也就不會有以後的大災大難，但偏偏他求學欲望越來越旺，他總想自己才16歲，正是讀書的大好年華，怎能白白流失？況且他選擇到南平的初衷之壹，是想南平離莆田有500裏遠，人生地不熟，總該可以擺脫家庭成分的緊箍咒。



他在峽陽林場壹邊做工，壹邊到處找書看，還自學數理化課程。恰好他看到黃國璋寫的壹本回憶錄，黃是莆田的壹個老革命，時任福建省委組織部副部長，他讀著這位老鄉前輩的書特別親切。讀著讀著，他被書中寫的壹位與他同姓同庚的烈士遺孤所吸引，在強烈的求學欲望驅使下，他萌生了壹個極為冒險的決定，假冒烈士遺孤，報名參加南平地區中考。這壹考，考出個“狀元”，南平地區最高分，南平壹中看中了他，可他並沒填這個誌願，不是他不想，而是小小年紀在政治環境的重壓下，不得不比同齡人更多長心眼，他知道南平壹中有個管檔案的偏偏是他老家人，小時候這個人還抱過他，萬壹被揭發了那還了得，所以他只敢報中專，福建水電學校、福建輕工學校同時錄取他，但南平壹中張子謙書記非常愛才，這樣壹個“狀元”不錄取豈不可惜？他電話直接打到林場，告訴他壹中錄取了他。這壹喜訊傳來，他既欣喜若狂又忐忑不安，但受讀書興趣的鼓舞，他顧不了這麽多，冒再大的風險也甘願，義無反顧的到南平壹中報到。他沒辜負學校的期望，萬分珍惜來之不易的讀書機會，整天如饑似渴泡在書堆裏，成績壹直名列前茅。1965年底，高中還沒畢業，就被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看中。這是個平常學生望塵莫及的學院，很多高級幹部、高級將領的後代都在這所學院就讀。蔡忠平成績好又是“烈士遺孤”，學校就把他保送到這所學校。



1966年2月，蔡忠平從南方到了遙遠的北方，跨進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大門，那年他18歲，整個腦子充滿了美麗的幻想。他也無數次問過自己，這樣假冒對嗎？他心頭也難免掠過壹絲絲不安，但他總是自我安慰，是社會不給我讀書機會，我才想出這種點子，我不就是為了讀書嗎？他覺得問心無愧。當他第壹天來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時，仰望著宏偉的校門，心中默默立下宏願，我壹定要掙壹口氣，把書本當饅頭啃，拿到最優異的成績，將來當個優秀的軍事科技人員，以此回報社會、回報父母。



然而，他的好夢不長，剛到大學校園度過最平靜的學習生活幾個月，1966年9月的壹天，學院教務處領導找他談話，嚴肅指出他假冒烈士遺孤問題，並通知他被取消入學資格。他也只能乖乖卷起鋪蓋回莆田老家，而他這時還不知道，更大的災難很快將接踵而至。



對此，蔡忠平壹直不服氣。縱然假冒成分千錯萬錯，但他只是爭取讀書權利，萬般無奈之下才走這條路，而且也是靠真才實學保送的。他說什麽也要據理力爭，他提筆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國防科工委寫信申訴，要求給他繼續讀書或安排工作的機會。他們把信轉給國務院安置辦，國務院安置辦回信告知他找晉江專署（當時莆田縣隸屬晉江專署）辦理。他拿著國務院安置辦的信，到泉州找到專署，公安處壹部車直接把他送到莆田縣公安局，壹到就被縣公安局戴上手銬，送到雷山看守所。沒過幾天，沒有經過任何審判程序，就宣布法院判決：蔡忠平“出身反動剝削家庭，妄圖鉆進國家科學尖端部門”，是個“政治騙子”，判處5年有期徒刑。







五年刑滿仍關押不放，越獄逃亡成了“臺灣特務”



1970年2月，他們整體被轉移到蒲城永平勞改場。勞改最難以忍受的是饑餓，饑餓的壓迫有時會派生出難以想象的智慧。1970年12月26日那壹天，因這時他離刑滿只有壹年，已屬於“輕犯”，監管幹部就叫他當組長，帶15個犯人上山砍杉木。這是重體力活，壹個個餓得眼冒金星，炊事員“請示”組長，晚飯如何煮？按定量，壹人壹頓只有三兩米。蔡忠平難得行使壹次“權力”，眼睛轉了轉“命令”道：每人煮壹斤。炊事員驚奇地睜大雙眼：壹頓吃掉壹天，幹部追問起來，怎麽辦？蔡忠平說：妳就說是我定的，責任我負！果然，管教幹部知道後火冒三丈，把蔡忠平叫來厲聲訓斥“妳又犯罪”，問他為什麽飯煮這麽多？蔡忠平鎮靜地大聲回答“報告幹部，今天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生日，大家提議慶祝”。“什麽······”管教幹部氣得發抖，卻說不出話來。事情得以暫時平息，這壹餐吃得底朝天，每個人都從心底暗暗感激這個蔡“小弟”。五年刑滿，蔡忠平心想可以重見天日了，他天天盼望通知，可是壹天又壹天，越盼消息越渺茫。後來他知道，自己“表現不好，滯留監管”。他想，這是什麽“王法”？照此要熬到何年何月？心裏越想越不服，終於作出了壹個令他自己也吃驚的決定：越獄偷跑。



1972年8月4日，他在外出勞動中尋到壹個機會，脫隊跑到山上的樹林裏躲藏，晚上10時他悄悄摸到平時有交往的壹戶山民家中，他知道他心地善良，也知道他同情他的遭遇，他是不會告發的，在他家住了兩天，弄到壹張地圖，作了逃亡路上壹些準備，還選定壹條路線，從蒲城穿越壹片原始深林，到武夷山，再到建陽，再想辦法逃回莆田老家，他太想念家中老父老母，他幸運地回到莆田，偷偷摸摸潛回家，父母親分別幾年，自然是壹場啼哭，但他在家中不敢久留。他化了名，靠著朋友幫助，先後到紗縣青州造紙廠、安華金山林場做工，甚至還在漳州機場當上油庫工程的小包工頭。但這隱姓埋名的日子也不是個頭，他思來想去，只有壹條路：出國。他想到非法越境，不行！和他壹起關押的就有越境的犯人，到時本來自己無罪反而真成了罪犯。這時，朋友給他介紹壹樁招親婚姻，是晉江金井的壹個菲律賓僑屬，他想這樣壹舉兩得，自己二十五六也該是談婚論嫁的時候，而且還有可能出國，徹底擺脫自己“魔鬼”身份，實現求學願望，再圖事業發展。



他在朋友的引領下，到了那位菲律賓僑屬家，與女方見面，雙方頗感滿意。這壹天晚上，他住在金井華僑賓館，但世上的事真是太巧了，第二天早飯時他遇上壹個仿佛面熟的人，住在他斜對面房間，他覺得可能是老家姓蔡的同宗，還是同學加上壹點小親屬，他是晉江公安處偵察員，如他認出自己，那還得了。對方不愧是公安偵察員，他已經牢牢地盯住了蔡忠平，見到蔡忠平急匆匆走出賓館，他隨即拔出手槍向天射擊，“乒、乒”兩聲槍響，並隨著“抓特務、抓特務”的高喊聲，這個寂靜的小鎮頓時亂成壹團。蔡忠平卻機靈的閃到金井中學的廁所裏，躲了許久見沒動靜，就找到中山街壹個勞改同伴家中，同伴的媽媽告訴他，剛才政府已來人通知，有壹個莆田人特務，如看到要馬上匯報。老媽媽拿了50元錢給他（當年住金井賓館壹夜才八角錢），叫他趕快離開。他知道，整個“抓特務”的國家機器已經開動，他已成甕中之鱉，很難脫身，但他還想“掙紮”。



他想汽車站肯定被控制了，他在偏僻處雇輛自行車，特意繞小路坐到安海、過五裏橋到了南安水頭，在壹個勞改同伴的親戚家住了壹夜。他慶幸自己來時在晉江交際處（即現在的賓館）巧妙地偷了壹張晉江專區地圖。他選定了壹條往北逃到仙遊山區的路線，從水頭到南安縣城，再經梅山、洪瀨，從山路翻到仙遊，興許還可以脫身。可是這個時候，全晉江都也撒下天羅地網，公安部門已經認定他是經臺灣訓練過兩年的特務（刑滿後多關押壹年被算在內），正在到處追捕。



這壹天，是1973年7月13日，壹輛吉普車終於堵住了他的去路，吉普車上的人大叫：“蔡忠平，妳跑不掉了！”他只好乖乖束手就擒。



“蔡忠平，妳逃到臺灣兩年了，把妳當特務的事實如實交代。”提審人員壹開口就這樣發問。



蔡忠平驚出壹身冷汗，真把他當“臺灣特務”，就可能不加審判把他槍斃，那真會冤透了。他趕快毫不含糊地申辯：“我承認我是逃跑的勞改犯，但確實不是臺灣特務，也沒有去過臺灣。”



於是他把五年刑滿仍被關押，而後決定越獄偷跑的經過如實交代。提審的人員開始根本不相信，說他在編造故事，要他把偷跑以來的壹天壹天都交代清楚。蔡忠平就把如何隱姓埋名，在幾個地方打工壹壹敘說，有提審人員進進出出，這是打電話核對他交代的情況。審到半夜，提審人員終於相信蔡忠平交代的真實性，弄得啼笑皆非，站起來打了個哈欠，大罵道：“原來只是個勞改逃跑犯，還以為抓了個臺灣特務，弄得全中國都動起來。”







判無期徒刑遣送新疆，申訴加讀書堅持不懈



只過兩天，蔡忠平就從晉江公安處看守所押送到龍巖青草盂勞改場，原來關押他的蒲城永興勞改場已撤銷並入這裏。



世事真是無奇不有，奇就奇在真假也會轉變，蔡忠平在晉江被當成“臺灣特務”追捕，但那是假的，他不是特務，更沒去過臺灣。後來的演變卻有點戲劇性。他被關押這裏，誰也沒判他加刑，沒有任何法律手續卻刑滿不放，到了1975年6月，宣布他留隊就業，但那時留隊就業與勞改犯人待遇幾乎無別。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風案開始”，蔡忠平內心本能地更加痛苦不堪。盡管他自“文革”開始就成“政治犯”，壹天到晚關押高墻之內，而他卻也名副其實關心政治，“文革”中的監獄書報奇缺，他對垃圾堆裏的片紙只字、爛魚臭蝦的包裝紙也不放過。早在年初鄧小平受到誣陷時，他就在場裏說：“只有鄧小平中國才有希望”；“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剛發生，他就說“悼念周總理好的很”。監獄裏馬上召開全監大會批鬥他，說是“鄧小平在臺上叫，蔡忠平在臺下跳”，給他戴上“為鄧小平鳴冤叫屈”、“是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等帽子而再次蒙受打擊。這時，他確實萌生了想辦法去臺灣的念頭。他想第壹步到臺灣尋找堂叔蔡榮郊，取得棲身的條件，第二步尋求繼續求學的機會，他實在太想讀書了，壹生的罪名皆由此而起，如壹輩子上不了學，那真會死不瞑目。



勞改同伴中幾個人壹起議論如何逃離大陸，去臺灣投親、求學、謀生。他們商議去臺的蛛絲馬跡很快被獄方發現，公安部門就指派壹個也受過刑事處分而想立功表現的人作“探子”，假裝要與他們共同策劃去臺灣而取得他們信任，蔡忠平把自己去臺灣想法向他和盤托出。此人因受“組織”保護，說話毫無顧忌，壹會兒慫恿他們組織反革命暴動，壹會兒又鼓勵他們寫反革命綱領，均遭到蔡的痛斥，說他“不知天高地厚”，並表示自己目的只是想去臺投親求學，絕不幹傷天害理之事。但此人卻已把蔡的想法添油加醋密報上去。1976年4月22日，蔡忠平在勞動時被龍巖縣公安局拘留。1976年9月15日，正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沒幾天，為了穩定治安，當地召開聲勢浩大的鎮壓大會，槍斃壹批罪犯，蔡忠平被拉去“陪斬”，去之前他把身上沒用完的飯票都分給同伴，心想可能壹去不復返了。但大會上只是宣布逮捕他。而後再久押不決三年，直到1979年4月24日，在沒有開庭審理、沒有出示證據、沒有證人證言的情況下，永春縣人民法院宣布他是“反革命投敵集團主犯”，判決他無期徒刑。而判決書上的日期卻是1977年的。到了1983年11月，他因不服而屢屢抗爭，被當成從重從嚴打擊對象，遣送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22團勞改。



就在蔡忠平被宣布判無期徒刑的第二天，他就寫了上訴狀，而後又提出6份補充上訴材料。他絕不服判決，他用大量的事實和確鑿的證據，證明自己構不成“反革命投敵”罪。但是9個月過去仍杳無音訊，既無駁回也不答復。他提筆給鄧小平寫信，反映自己蒙受冤屈，他把信給監管人員看，龍巖地區公安處動員他信不要寄出去，並馬上派人到晉江地區中級法院催辦，這壹天是1980年2月5日，只隔4天，晉江中院根本沒有認真審核材料，就作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結論。此後壹個多月即3月14日，他被轉押到福建省第二監獄服刑。



從此，他開始漫長的申訴之路。他不斷地寫、不斷地寄，他先後寄出的申訴信近1000封，他幾乎把監獄裏的每個月補貼費全用於買郵票。盡管十有八九石沈大海，但他百折不撓、從不灰心。



除了堅持不懈申訴自己無罪外，蔡忠平還對求學壹直念念不忘。他這壹生苦難皆由求學而惹禍，但他從不後悔，漫長而苦難的勞改生活壹點也沒泯滅他心頭求知的欲望。他利用壹切途徑，在監獄裏自學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法學、新聞學等，各種課程只要能找到書本的他都學。他還報名參加人民日報社新聞函授學習，參加《民主與法制》舉辦的《法制知識競賽活動》，取得了合格證書。他寫的申述信，文筆流暢、語言華麗、旁征博引、富含哲理，正如後來為他的命運奔走呼救的新華社記者蘭學毅說的，讀他的申述信就像讀壹篇優美的散文，親切感人、打動人心，沒有見面就大體相信他所說的是真實的。







同流“胡楊淚”感動記者，新華社內參驚動中央



1983年11月的壹天《人民日報》發表了記者孟曉雲的報告文學《胡楊淚》，主人公錢宗仁的坎坷命運牽動了千千萬萬人的關註，而在新疆建設兵團勞改的蔡忠平更是激動萬分。他迫不及待提起筆，給這位主人公寫信，講述自己蒙受的冤屈。信寄到塔裏木農墾大學數學系，錢宗仁看後更是激動萬分，壹種強烈的同病相憐的責任感，驅使他也迫不及待回信給蔡忠平，向他介紹壹位新華社新疆分社記者。



這位名叫蘭學毅的新華社記者，看到錢宗仁轉來的蔡忠平的萬言申述信，不禁拍案而起。他馬不停蹄的從烏魯木齊，趕路近千公裏，來到何靜縣蔡忠平所在的勞改場。他壹身沙塵包裹，卻顧不上擦洗，就和蔡忠平談起來，壹連三天三夜。采訪完畢這個“反革命”犯後，他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沖動，趕回烏魯木齊，連夜寫出壹篇兩千字的內參：《壹個判處無期徒刑的反革命的申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看到這篇內參後立即作了批示，胡啟立、陳丕顯、習仲勛等中央領導也都相繼做出批示。蔡忠平壹案經壹年多復查，終於水落石出，重見天日，撤銷原判、宣告無罪。



蔡忠平獲得平反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即給落實政策，第壹份工作安排到勞改壹支隊教育科工作，壹年後又調到兵團城建處工作。但他這時最想的還是讀書，他念念不忘的還是他的苦難皆由讀書而起，現在終於有機會，如讀不成書才是終身遺憾。



從此，蔡忠平恨不得把壹天當成兩天用，壹下子報名參加兩個專業的學習，出獄後的短短幾年內，他同時取得了兩張大專文憑。而他做到了讀書工作兩不誤，本職工作非常出色。喜事壹件連壹件。1991年11月，組織上批準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壹名新黨員。同壹年，他評上了經濟師（中級職稱）。他被調到了《新疆經濟報》，歡歡喜喜當上記者，還被評為部主任。1993年，他調回福建老家，任《福建科技報》副總編，2006年被評為高級記者。







讀完了蔡忠平的故事，筆者還想提醒讀者壹句：蔡忠平是不幸而又幸運的，他剛好趕上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最開明的歲月，碰上了壹位中共最開明的總書記，因此壹位記者寫的內參就平反了他半世冤獄。可是這樣的好事以後再也沒有了。蔡的故事之所以受到宣傳，還因為他後來被吸收參加了共產黨。所以蔡的案子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被毛的“不宜彔取” 政策所扼殺的千千萬萬的“蔡忠平”， 絕大多數己冤沈海底，有的已在各式政治運動中喪生。這才是毛時代的最大真實。



從政治等級特權制 到等級社會



壹、馬克思主義的壹個二律悖反



馬克思當年設想，他只要消滅了私有制，把它變成公有制，就可以建立起人人平等、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了“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的共產主義天國；當然，他也想到了被剝奪了的資產階級、被推翻了的舊政府人員會起來反抗，於是想到要有壹個“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期，待到資產階級的反抗徹底平息了，新政權鞏固了，這個過渡就可以結束，然後進入真正的沒有國家、沒有暴力的“自由人聯合體”——共產主義社會。



在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期，應該是怎樣壹種狀況，如何避免執行這種“專政”的機構變成新的專橫的統治者？馬克思也想到了，而且他自以為找到了解決的方法。那就是“巴黎公社”的模式。這個模式的核心和精粹就在“巴黎公社原則”之中。主要是：公社的領導人、公社社員代表、以及法官等由公社社員普選產生，人民有監督權和“毫無例外地撤換”他們的權力，從而防止新政權人員由“社會公仆”變成“人民的老爺”；廢除國家官吏的高薪和壹切特權，從公社委員起，壹切公職人員領取相當於熟練工人的工資，公職人員依職務的不同薪金保持適當的差距，但嚴格控制這種差距，等等。馬克思熱情地贊頌：“公社原則是永存的”！



但是，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就完蛋了，它的上述設想還沒有得到執行，更沒有經受時間的考驗。馬克思對它的贊頌也許過早了，太樂觀了。因為任何革命者、暴動者在尚未奪得政權的時候，總是宣稱“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甚至權力草創時期，其領導人與大家同甘共苦是很正常的，所以公社制定這些原則並不值得歡呼雀躍。問題的關鍵是在他們奪得政權、成了統治者之後的表現。不幸的是，後來按照馬克思的設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國家，沒有壹個經受住這種考驗，前蘇聯、東歐共產黨國家，中國、朝鮮、古巴......等等，沒有壹個繼承“巴黎公社原則”，沒有壹個實行真正的民眾普選，也沒有壹個最高領導拿普通工人的工資。......反之，卻變成了等級森嚴、特權橫行、民不聊生，統治者階層卻過著驕奢淫逸的特權生活的新式“帝國”，“王國”。前蘇聯的埋葬者、俄羅斯第壹任民選總統葉利欽在其《自傳》中很坦率地描述他曾供職的蘇聯：“如果妳爬上權利金字塔的頂峰，則可以享有壹切——妳進入了共產主義！專門為妳服務的醫院、療養院、漂亮的餐廳和各種特制的佳肴，不花錢源源不斷的奢飾品，舒適的交通工具等等。那時妳就會覺得什麽世界革命、什麽最大限度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及所謂世界大同啦等等，都不需要了。因為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壹個單獨的國家裏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暫時壹億人只能為壹、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產主義。”



為什麽現實會變得跟馬克思的預計完全相反呢？其實道理很簡單，那就是，壹黨專制或領袖獨裁的政治體制與自由、平等、民主這些概念是互為水火、不能兼容的，沒有壹個獲得無限權力的統治者（或者統治集團）願意過被他們統治的子民那樣貧困的生活。而壹個人壹旦獲得了不受約束的權力，他就受另壹條規律所支配，那就是英國阿克頓勛爵所說的：“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



馬克思的失誤在於，壹方面，他要求他的信徒堅決執行無產階級專政；另方面，他又要求他們過清教徒式的生活。這是壹個二律悖反的命題，古往今來追求統治人民的權力的個人和集團，莫不為了“占有天下”，享受榮華富貴、封妻蔭子、驕奢淫逸。要限制、取締這種邪惡的欲望，只能靠民主、靠民眾的權力超越統治者權力的監督，約束。而馬克思提出的“專政”，實際上與“民主”是“天敵”，是不能共存的。列寧在奪取俄國政權後很快宣布：無產階級專政是靠暴力奪來的，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他又發現：所謂階級專政實際上只能是少數人的專政，最終要表現為領袖的個人獨裁。列寧對馬克思“專政”學說的這壹“發展”，其實是勢所必然，他不這樣做，共產黨的政權就會被推翻，或者向“民主社會主義”轉化，變成“修正主義”了。列寧是實幹家，他不能如馬克思坐在書齋裏要求“魚（專政）與熊掌（民主）兼得”。列寧之後的斯大林、毛澤東以及其他共產黨人無壹例外地繼承和發展了列寧這種“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所以後來在馬克思的“信徒們”掌權的國家無壹個能夠繼承“巴黎公社原則”，都成了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實行壹黨專政乃至領袖獨裁的大大小小的專制的皇帝和國王了。



另壹個規律是，當某個政黨或集團取得了不受限制的政治權力之後，不可避免地、必然地要奪取經濟上的利益，以及所有它想奪取的社會資源。沒有壹個“無產階級革命家”搞革命是為了“當馬車夫”。列寧在他還沒來得及作物質上的享受就去世了。斯大林壹上臺，就用他的權力以物質上的好處（在召開黨的“十二大”上作出了壹個“改善黨員領導幹部物質待遇的決議”），拉攏他的部下，到後來他廢除了政治局委員們的工資制，讓他們“各取所需”，任意攫取、揮霍國家資財和人們血汗，這就是前面我們引用葉利欽所說的那些情況......在這壹點上，各國共產黨人學習蘇聯毫不遜色。於是各個共產黨掌權的國家都毫無例外地執行著壹種被稱為“官本位”的“按權分配”制度，為了避免混亂無序，只好以官階衡量壹切，鼓勵人們向上爬，讓政治權力、政治地位成為壹切的主宰.....。事實證明，共產黨人並不是什麽“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這種“特殊”大概只是表現在對敵人的殘忍和對黨的“忠誠”上），他們也有七情六欲，而且因為有權，這些欲望比壹般人更強烈更膽大妄為。在別的國家，人們要靠積累財富才能問鼎政治，而積累財富要靠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奮鬥；在共產黨國家，事情反轉過來，只要有了政治權力，有了“官位”，財源就會滾滾而來。所以，簡言之，在實行“專政”的國家，強權、腐敗、暗無天日等等不知要比別的地方，比民主國家要壞多少倍！這樣就註定了馬克思當年所說的“巴黎公社原則” 永遠是癡人說夢。



壹句話，既要堅持極權的“專政”，又想制造出公平、正義、人人平等的清廉政治，只能是緣木求魚罷了。



二、與平等、公正、正義絕緣：毛統治時期等級特權制度的基本特點



二十壹世紀很多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認定當下中國貪腐橫行、官商勾結，沒有公平、平等和正義，是由於搞了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造成的。壹些別有用心的毛主義余黨趁機蠱惑，大造今不如昔的輿論，說什麽在毛時代，政治清明，沒有腐敗，人人平等，個個有工做，雖然生活苦點，但大家壹樣，那才叫做真正的“社會主義”雲雲。



這種叫囂本來不值得壹駁，但由於當局要替毛掩飾，不能讓人們知道毛時代的真相。所以並未受到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其實，毛時代官員的貪腐比之今天毫不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它表現為合法的形式，此即長期存在於共產黨內的等級特權制度，即官員壹切待遇、享受以政治權力、級別劃線，它是合法的，制度規定的，不觸犯任何法律紀律，我們可稱之為“合法的腐敗”。即使有人違反這種制度規定，胡作非為，也僅僅被指為“搞特殊化”，最多受點黨紀、政紀處分而已。對老百姓而言，他們打出的是“公有制”的招牌，以掩蓋其“官有制”之實，即壹切以“公有”“囯家”之名，而由官員們按政治等級分配、享受。而這對於老百姓也有相當的迷惑力，當時多數人以為這是官員——幹部們應有的“待遇”，而且官員們享有的壹切仍然是“公家”的，沒有想到它實際上是壹種集體強占，集體腐敗行為。到了今天，由於提倡搞“市場經濟”，不能公開搞“按權分配”了，但壹黨專政的政治體制未變，於是握有大小權力的官員們只好采取變通、隠蔽的方式，大搞權錢交易。所以，毛時代的等級特權制度實為今日的貪腐之風的根源。



在那個“按權分配”的時代，貪腐最大的當然也就是權力最大的“偉大領袖”了，關於這點，我們將在以後的章篇裏壹壹揭露、展顯。在本章，則主要揭示毛共壹般的、普遍存在的、制度化的等級特權現象。從而截穿毛時代所謂公平、平等、亷潔的真相。



為了尋根溯源，我們不妨從共產黨奪得政權之前的情況說起。



中共接過歷代農民造反者的“均貧富、等貴賤”、“平分土地”等口號，以反對剝削壓迫、社會不公、不平等為號召，煽動窮人，首先是農民起來“革命”、造反，這在中國這種貧窮落後、文盲充斥的國家裏是很有市場的，所以它最終成功了。於是有人產生了錯覺，以為共產黨在它“革命”的過程中，真的與貧苦農民打成壹片，起碼在它取得政權以前，真正實行人人平等、官兵壹致、上下壹色的政策，因而被稱之為“窮人的大救星”雲雲。



真實的情況與這些相差十萬八千裏。共產黨號召“窮人翻身鬧革命”是實，但那只是它搜羅炮灰的手段，主要是以消滅部分相對富有壹點的人群即所謂地主、富農，“土豪劣紳”為誘餌，讓窮人瓜分他們的財產、淩辱、殺戮他們及其親屬，以盡情發洩窮哥們的貪占之欲,獸性之快，然後義無反顧投身於共產黨的“革命”。



但是，與太平天國壹樣，壹旦入了毛共的軍營，就只能成為任其宰割的羔羊了。還是看壹看亊實吧，三十年代初毛澤東為了打擊黨內政敵，壹統江西蘇區之權力，不惜制造冤殺數萬人的“打AB團”驚天假案，那麽多忠心耿耿，為共產黨出生入死的工農子弟就這樣被殘害了。在整個蘇區，光那次“肅反”就殺害“自已人” 十萬之眾，而當時紅軍總共才三十萬人。難道這些人都是“平等”的“革命同誌”嗎？



紅軍長征，十萬人從江西出發，到達陜北時不足4千人，95%以上的人為保衛這不足5%的人“犧牲”了。這95%的是什麽人呢？就是被“土地革命”席卷進毛共隊伍的戰士和中下級軍官，即“參加革命”的工農子弟；那5%的又是什麽人呢？是中共的高、中級幹部及他們的夫人、親信、隨從，其中有的是年老體弱者，他們卻能安然無恙地抵達目的地，因為有數以萬計年輕戰士為保衛、護送他們獻出了生命。毛澤東本人又是怎樣“走”完這二萬五千裏艱苦行程的呢？很多時候，他躺在壹種類似轎子的“滑竿”上，由政治保衛局選派的戰士輪流擡著行軍（出發前紅壹軍的政治保衛局長羅瑞卿挑選了10名身強力壯的戰士作為毛的“轎夫”）。毛躺在上面可以觀風景，看書（直到過草地之前毛都帶著沈甸甸的線裝本《二十四史》）作詩，還策劃了壹場遵義政變，奪得了中共領導權，愜意極了。



擡著大官們以及他們的夫人們趕路的挑夫有多辛苦呢？據《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亊》作者張戎采訪的幸存者回憶說：平地走也就罷了，最慘的是上山下山。為了使在滑竿上的“首長們”舒服、保持身體平衡，在前面的轎夫們上山時要跪著走；到了下山時便反轉過來，在後面擡的轎夫要跪著走。翻過壹座山，挑夫們無例外都是雙膝血肉模糊，又缺醫少藥，第二天還得繼續翻山越嶺，名副其實留下壹路血和淚。不幹行嗎？保衛幹部的槍口在對著妳！



中共建國後為了教育下壹代，大肆宣揚長征中艱苦卓絕的事跡。饑餓、寒冷，啃草根、吃皮帶，很多人凍死餓死，這當然也是真的。可這主要是戰士和中下級幹部，“首長們”例外。比如毛澤東，在整整壹年的“長征”中，他精神飽滿，還性欲旺盛，這壹年當中他使妻子賀子珍多次懷孕、生產。害得賀子珍苦不堪言。



這就是中共隊伍內部“平等” “官兵壹致”的真相。對“自己人”尚且如此，對老百姓、對“敵人” 妳就可想而知了。



鐵的事實證明，不管叫“革命”也好，叫造反也好，不管打出什麽旗號，也不管說得多麽美妙動聽，只要看壹條：在造反成功以後，在領袖們手握大權以後，只要堅持實行“專政”，大權獨攬，那就是壹個新的王朝，新的帝國。毛建立的就是這樣的壹個新的王朝、新的帝國。所以，它建立壹套新的等級特權制度是必然的，只不過把原來的秩序顛倒，使“貧者富之、貴者賤之，賤者貴之”而已。



有人為它辯護者，他們說共產黨只是在政治主張壓迫（專政），主張階級鬥爭，為的是保持政權。經濟上卻實行按勞取酬、平等、平權，他們說中共最響亮的口號便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因而贏得了廣大民眾的由衷擁戴，取得了勝利。



這是把口號、騙術與實際所作所為混為壹談了。即使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種說法也是十分錯誤、不能成立的，因為政治與經濟是不可分離的，而且經濟是“基礎”，政治上取得了統治地位、並且實行“專政”的統治者，難道經濟上還要保持貧窮嗎？“無產階級”領袖們搞革命可不是為了當“馬車伕”啊……惠靈頓公爵的鐵律：“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 在共產黨人身上再次獲得應驗。



早在井崗山時代毛就開展批判“絕對平均主義”， 並把它寫進古田會議的決議中。到了延安時期，毛發動了壹場著名的“整風運動”，在運動初期的“鳴放”階段，以王實味為代表的壹批知識分子大膽揭露了曾被宣揚為共產主義平等標誌的中共“供給制”，實際上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特權制度，當“壹方面害病的同誌喝不到壹口面湯，青年學生壹天只得到兩餐稀粥......而另壹方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卻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於感覺他們是異類”。結果說出這種話的王實味被砍了頭。



不但食、衣、住、行，而且所有方面，如醫療、教育、日用品分配，以及家屬、子女的待遇等等，莫不與等級掛鉤。特別是，在烽火連天、血腥遍地的抗戰的最艱苦歲月裏，專為中共高幹們服務的“梨園舞會”卻辦得紅紅火火，“舞迥金步蓮，歌囀玉堂春”，好壹派娛樂升平景象！既不會跳舞，又不會唱歌的毛卻以不少“桃色緋聞”聞名於邊區……



老實講，以今天的標準看，毛共高官們當年的特權享受實在算不上什麽。但問題在於它所體現的特權的封建性、獨霸性、恐怖性，在於它所體現的對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的粗暴踐踏！這才是毛共特權制度的本質所在。



延安整風不過是毛式政治的初露崢嶸。應該說，那時的等級特權制還是初創的，不成熟的。到了奪得全國政權之後，這種制度才得到全面強化，完善，才真正反映共產黨的政治本質和它的“革命”的追求，也即“共產主義革命”的真正本質。



要全面、完整描述毛共的等級特權制度是困難的，那是專門著作的任務。在這裏。我們僅從以下幾個方面窺視毛中國等級特權社會之壹斑。



（壹）工資分配上不斷拉大差距。

工資是毛政權下除農民外壹切人們勞動的最主要、甚至唯壹的收入，是生活的源泉（當時還沒有獎金）。在奪得全國政權之前，毛共實行“供給制”，等級比較粗糙，奪得全國政權後，以工資制代之。這種工資制度及其後的工資改革，都體現了“論功行賞”、拉開等級差距的基本取向。



第壹次工資改革開始於1950年4月。改革的指導思想是反對平均主義。改革結果是最高工資為最低工資的28.33倍。這時供給制並未完全取消，在繼續實行供給制那部分人群裏，也進行了改革，改革的指導思想仍然是反對平均主義。改革的結果是：小竈（高級幹部）津貼提高了19倍,中竈（中級幹部）津貼提高了4倍，大竈（壹般幹部和戰士）只提高了1倍。很明顯，改革體現了“打江山者坐江山”的原則，高幹們功勞大，得到最大的“桃子”，中級幹部次之，壹般幹部和戰士雖然人數最多，在戰爭中的風險最大，但在當政者眼中，只能算是“跑龍套”或充當炮灰的角色，所以只讓其喝壹點“湯”。



第二次工資改革是1952年7月，改革的目標是將工資制與供給制全部統壹起來，合並後統稱工資制。合並後最高工資為最低工資的25.88倍，差距稍為縮小。



1955年8月進行了第三次全國性工資改革，實行了全國統壹的“職務差別工資制”，利益的天平大幅向高幹傾斜。全國工資等級增加到30個，外加占工資總額16%的物價補貼。改革後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距擴大為31.11倍。以上壹次改革時的工資為基數，行政13級（廳級）以上人群的收入增加14.35%，14級以下收入增加2.26%。最高級別增加工資收入95.67元，最低級別增加收入0.23元，兩者相差416倍！這就是天天高唱“平等”、 “正義”的毛共在利益分配時的真正做法。（以上資料來源於楊奎松發表在《歷史研究》上的相關研究文章）



（二）非貨幣化的隱形分配



但是問題還不完全在此，從毛時代生活過來的人們都很清楚，當時社會上的壹切交易，商品或服務品的供應，並非以貨幣（人民幣）為唯壹媒介，諸多商品、服務實行限量、定向供應，貨幣之外，還要憑票、憑證購買。而這種票、證的發放、審定完全操在各級當權者之手中，基本按照人們的政治地位即政治等級發放。最低等級的是城鎮街道居民，然後是集體企業職工、國營企業職工、各類幹部；幹部內按其職務、級別逐級而上。農民和壹切農業人口則被排除在票證供應之外。



非貨幣的物質分配和享受是體現毛共的等級制度特權的重要方面。它的背景是毛時代的計劃經濟——“短缺經濟”。計劃經濟的壹個基本特點是，關系人們生活的必需品大至糧、油、肉、布，小至肥皂牙刷，全都短缺，全部需要“按計劃供給”，也就是憑票證供應。在平時，通過票證供應的差別，可以讓特權階級充分感到自己的特殊優越地位，例如壹般居民每個月只能吃半斤肉，而各級當權者，則照樣可以“朱門酒肉臭”；到了特定時期，如饑荒之年或戰時體制，這種差別就可能是性命攸關的了。例如在毛壹手制造的“大躍進”大饑荒年代，完全沒有“國家供應”的農民餓死幾千萬人。城裏人餓死少些，但也不能幸免，據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解禁的資料，從1959年至1961年，全國餓死（非正常死亡）3755.8萬人，其中城市人口687.3萬（見辛子陵著《紅太陽的隕落》第18節）.這些被活活餓死的城裏人大部分是因為無糧票供應，因為當時有大量雖然居住在城鎮、但卻是沒有城市正式戶口的“黑人黑戶”，這些無任何糧食和副食品供應的“黑人”在死人大潮襲來時自然首當其沖。相反，即使在大饑荒年月，在黑市也有糧、油、肉票出售，這大概出自那些享有特權、享受“特供”的人家。



據2007年第8期《炎黃春秋》刊登的高誌勇的文章：《北京困難時期商品追記》，揭示了當年票證供應情況的壹角：



北京是全國商品供應最好的城市。1959年北京的居民口糧和副食品由原來的“憑證”供應改為“憑票”供應，糧食定量嬰兒3斤、少兒6斤、兒童8斤......成人21斤；豬肉每人每月1——3兩，蔬菜每人每天2兩。後來這壹標準也不能保障。官方統計，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費量（全年）才8兩半。但是，官員們依其官階高低，不但沒有綏凍之虞，還能保證過著不錯的日子，因為他們屬於“特供” 對象，而特供是要保證“萬無壹失” 的。文中寫道：享有“特需”待遇的幹部的的特供標準，依各人的權位高低、官職大小、級別不同，有所差異。除享有“壹級勤務”的首長各取所需之外，二級首長、三級首長.....逐級遞減。如：



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簡稱四副雙高），中央明確規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應之外，每戶每天再供應鮮肉1斤，每月供給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食油、蔬菜適量。



正副部長壹級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應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鮮菜、果蔬不等。



正副司局長壹級的，每位每月再供應鮮肉2斤，雞蛋2斤，白糖1斤，甲、乙級香煙各壹條。



除中央人大、政協、國務院之外，在北京市的國營大企業、大單位任職的，凡是行政7級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應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



行政7級以下，13級以上的每位每月再供給鮮肉2斤，雞蛋2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1條。



行政13級以下，17級以上（縣級）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標準供應之外，每位每月僅能得到2斤黃豆，1斤白糖的額外照顧。（之下的便不在特供之列了）



除此之外，還有“軍特需”、“國宴特需”、 “兩會特需”、“外國專家特需”......。均屬“特供”之列。



以今天的眼光看起來，這些“特供”算不了什麽。但在那個要救命的時代，每壹項“特供”都能讓人垂涎三尺，甚至能決定人的生死。



即使到了哀鴻遍野、餓殍載道的地步，上述特供商品、糧油票證等等，仍然有黑市交易。因為此中不乏有些確實有“有余”的人家，他們將自己用不了多余的票證拿來黑市出賣。北京黑市糧票的售價是：本市糧票每市斤3元，全國通用糧票每市斤4元。（而當時80%的壹線職工的月工資不過三、四十元），這個價格全國差不多。壹般老百姓，為了活命，在公家定量供應之外，不得不去黑市買高價食品充饑；那些住在城市，沒有城市戶口的黑人黑戶則主要依靠購買黑市食品度日，壹旦到了黑市食品供應減少，或價格暴漲之後，便只好坐以待斃。還有就是領導人政策的隨意性也能致人生死，如李井泉主政的四川省，居然在1960年7月1日死人的高峰期突然做出壹道決定：宣布現行的四川省糧票作廢！這壹紙命令就將老百姓手中的4800萬斤糧食（糧票）化為烏有，不知有多少人為之喪命。



另外，受政治保障的人群除了享 “特供”之外，還有壹些獲得食物和營養品的特殊渠道，如，各地都有專為高幹和特需人群設立的高級飯店，特供商店，高擋醫療機構、高級娛樂場所、休假勝地等，均可對相應人群免票證平價供應髙擋食品、用品和奢侈品。另壹渠道是以參加“會議”、“考察接待”等名義享受平價免票證食品、商品。凡此種種，都是壹般老百姓和不夠資格的幹部不能問津的，上述機構，場所，都是他們不能涉足的“禁區”。



於是，就有了所謂“貨幣含金量”壹說。總的說，凡有壹官半職者，雖然他們的工薪不是很高，但卻很“抵用”，因為他們可以買到“平價”、“計劃內供應”的商品和服務；而同樣收入的普通百姓，則要花比之高出幾倍的價錢，而且，有時還要冒去非法的“黑市交易”的風險，隨時可能被有關部門的人員發現而遭到罰沒。



“貨幣含金量”依其官階和實權而逐級上升，差壹個級別，就往往“兩重天”。而且，這種差別不可能像今天用金錢來擺平。比如，妳想入住壹家高級醫院去治病，或者想在家裏安裝壹部電話。這些都不是金錢的問題，而是政治待遇的問題，“資格”的問題，沒有相應的級別，再多的錢也無濟於事。所以，低等級的人們才不遺余力，拼命往上爬。而在體制外的子民百姓就只能仰天興嘆，認命了。



（三）附著於政治特權的“高福利”政策



對於毛政權中的高級別人員來說，從上述“特供”中獲得好處是次要的，那也只是在“特殊困難時期”才采取的壹種臨時措施，在正常時期，正常情況下，只要按照“國家”的有關政策規定，他們就可以過上“神仙”般的日子，這就是因為他們享有“高福利”待遇。



對於不能接近高層的普通人來說，都不大清楚毛集團中高層人物的生活狀況，當局也極力將知道真相的人群控制在最小範圍之內，並以“紀律”約束不準向外吐露實情，以免暴露出去有損其“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輝形象。現在我們只好求其次，從有關人員的壹星半爪的記述中窺其壹二。



前幾年，前“右派頭子”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寫了壹本風靡壹時的書：《往事並不如煙》（很快就被當局列為“禁書”了）。書的內容和主題我們暫且不論，這裏只說章女士“無意中”披露她家當年的生活狀況。章伯鈞時任交通部長，民主黨派頭頭，不是毛共集團的核心成員。然而，就是這位章部長家所享有的“待遇”，還是令人吃驚的。在家裏，除了配備秘書、警衛、司機之外，還有醫生、護士、廚師、勤雜人員等等，真是壹應俱全，“照顧”得無微不至。



部長尚且如此，之上的大員就可想而知了。據現在已知的情況，中央“四大班子”壹把手出行時坐火車要乘“專列”，配備警衛、秘書、生活服務等壹整套班子；副職配專門車廂；省部級則備豪華包廂。國務委員以上出行均由警車開道，實行“清街”、“清道”，壹路紅燈避讓，警笛長鳴，那威風遠非“八擡大轎”可比。



除了“行”，“住”也是官員的重要特權享受之壹，除有公款提供的壹應俱全的官邸之外，外出公務或私務，接待標準都有嚴格規定，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壹位省級官員去到壹個城市搞調查，他的隨行人員有廳、處、科級官員和壹般幹部、司機等等。於是接待方按規定把他們安置於不同的樓、館，不同的歺廳。官員們都感到工作很不方便，但鑒於級別森嚴，也就不得不“遵從”了。



醫療保健是官員特權的重要方面。不同級別的官員享受不同的醫療保健待遇。每個城市都有專為“高幹”（標準由各地自定）設置的專門醫院、病房，配備最好的醫生，最好的醫療設施和藥物，而且病房內生活設施壹應俱全，形同賓館。為高幹設置的醫療設施哪怕空置也不能對其他人“開放”。中共中央前統戰部長李維漢在壹篇文章中提到壹件事：八十年代初，已經“復出”的李維漢因病住進壹家醫院，醫院按照規定給他壹人安排了三間大病房。而當時病人多，病房緊缺，這家醫院的走廊上都“住”滿了病人。李維漢無意中發現了壹位他熟悉的老教授，也擠住在走廊裏，教授患的是呼吸道疾病，而走廊風大寒冷，對教授的病極為不利。李覺得自己壹人占三間病房太浪費，向醫院院長建議將那位教授轉移到自己病房的“客廳”裏來。可是院長告訴他：這是上面的規定，是個原則問題，政治問題，他無法擅自改變。李無法。不久，這位教授就因救治不力死去了。



達到壹定級職的幹部不僅治病上有諸多特權，而且配專職保健醫生；不能專配者，亦享受高規格保健醫療待遇，免費享受進口特效藥品、高級保健品，著重於健身卻病，防病於未然，所有費用全由國庫報銷。（這壹政策至今絲毫不變，而且擴大至所有“離休”人員）



當時壹般幹部和國營企業、事業單位的職工，亦可享受有限的、低水平的醫療治病。而壹般城鎮居民及廣大農民就沒有這種幸運了，他們壹切都得自掏腰包。然而正是這類入不了“國家保障”的人群，卻是收入最低、支出最多、最困難的群體，其中又以農民為甚。所以，在毛時代，農村戶口的人們打破腦袋也要往“城裏”鉆，而城裏的人們，則要想方設法擠進壹個吃“皇糧”的單位，享受國家最低的生活“保障”。



共產黨幹部的“高福利”還表現在出差、參加會議、學習培訓、以及出國公務等等方面（現在叫做“三公消費”， 即公車、公務接待、公費出國）。但凡參與這些活動都有不菲的補助和享受。而且補助標準因人而異，職級越高享受的標準越高，其“收入”甚至遠超其工資。幹部們這種享受，不僅具有經濟上的意義，還是壹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壹種榮譽。為了突出政治特權，毛共當局出臺了很多具有政治獨占性、排他性的政策規定。例如乘坐飛機、軟臥、高等級的輪船艙位，就必須具有相應官職、等級的證明，否則妳花再多的錢也“買”不到；同樣，高檔賓館、豪華娛樂場所、著名的風景勝地遊覽、療養等等，沒有相應的身份是絕對進不了的。而且，就壹般人而言，“富有”是壹種災難，壹種罪惡，地主、資本家不用說了。即使妳有“海外關系”，受到海外親友接濟，也要提心吊膽，弄不好會成為“運動”的對象。如果妳多才多藝，在正當職業之外去“創收”，撈外塊， 那就會被斥為搞“歪門邪道”，或“走資本主義道路”，那就是進監獄的事了。



所以，只有官員們的享受和富有，才是合法而且人人羨慕的。



（四）不成文的政治等級特許—— 法外“豁免權”。



等級特權制的另壹個重要表現是對現代司法理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顛覆，或者說，它公然推行壹種“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治國理念和司法制度。



毛主義繼承了列寧的“國家理論”，將國家說成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公然為自己推行殘暴的極權統治提供“理論依據”。“政治特許—豁免權”就是這壹理論指導下的必然產物。



所謂“政治特許—豁免權”是指：針對不同人群，不同個體實施不同的適用法律，擁有官位或政治優勢的群體和個人可以在壹定範圍內獲得司法豁免；反之，對另壹部分人則實施超越法律的懲罰和制裁。



舉例來說，甲、乙二青年因故引起鬥毆，結果訴至當局。毛共的司法機構介入這起案件後，它首先要做的是確認這二人的“身份”，假設甲是“根正苗紅”的青年，而乙則是“地主”或“黑五類”子弟，那麽這起糾紛的處分原則就是：如果是甲打傷了乙，不管何種原因，他是沒有罪的，這叫做“好人打壞人，活該”；反之，乙打了甲，也不管是何種原因，必須嚴懲，因為這是“壞人打好人”，是“階級報復”。在這裏，甲享有了最低級別的政治豁免權，即普通人群之間糾紛的“階級成分判斷法”。



真正的政治特許和豁免權首先是黨員豁免權。壹般情況下，只要是不嚴重的犯法、犯罪，不是政治問題，都可從輕發落。例如，非黨員犯了要判三、五年有期徒刑的案件，黨員的“黨籍”可以抵消，即將其“開除黨籍”了事。在毛時期的法院判決布告中，常有這樣的案例：在同壹案件，相同的犯罪行為中，非黨員的普通人被判幾年徒刑，而身為黨員的犯罪嫌疑人卻以“開除黨籍”了事。



次是官員豁免權。這比較復雜。首先這官員必須是共產黨員，非黨員幹部犯了法的，就是“混入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不在豁免之列。具體講，官員的官職或官階能頂多少罪，得依情況而定，壹般來說，司、局（師）級及以上官員就不會受到刑事追究了（政治性案件和“反黨集團”不在此列）。按照有關規定，對地、廳（即司、局）以上官員犯罪案件的處理，包括是否立案、起訴，必須經省級黨常委會討論決定；低於地、廳級的黨委成員犯罪（如縣委委員），也要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決定，並報上級黨委批準。司法部門的處置、宣判只是奉命行事走程序、走形式。所以，只要在黨內有人緣，特別是與“壹把手”關系好，黨內要員都不會受到法律制裁。



當然也有另外的、特殊的情況。有壹件案例也許能說明官員特許豁免權的這個確實存在而又缺乏明文界定的概念的運用法則。



在1951年底、1952年初毛親自發動的“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初起的時候，曾經有壹起轟動全國的大案，曾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的劉青山、張子善經毛親自批準，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劉、張二人都是“紅小鬼”出身，是為毛共打天下的有功之臣。以非政治罪名處決如此高官在毛政權來說是極為罕見、甚至絕無僅有的。他們的罪名是“貪汙公款”40余億元（舊幣，相當於1955年後新幣40余萬元），挪用公款200億元（200萬元）。按照當時三反運動中的規定，凡貪汙或挪用公款達2000萬元（2000元）以上為“小老虎”，5000萬元（5000元）以上為“中老虎”，壹億元（10000元）以上為“大老虎”，“大老虎”壹般在“必殺”（判死刑）之列。劉、張二人單是貪汙公款的數量已經超過“必殺線”的幾十倍，遠遠超出了他們“司法豁免權”。但即便如此，毛也不壹定要置其死地。後來判處劉、張死刑表面上是其貪汙、挪用公款罪，其實另有玄機。據信，劉、張二人還有政治上的出軌之舉：在其管轄地區的子民曾在公開場合呼喊劉、張“萬歲！”這就犯了大忌，“萬歲”只能屬皇帝壹人專用。至此，劉張不值得“保”了，毛決定除去這壹“隱患”，因為他們已不僅是經濟方面的問題，而且成為潛在的“對手”、“野心家”了。



當然，毛也有“借”劉張二人之頭為運動造勢的“政治需要”這壹因素。



我們且看，當時是否有貪汙、挪用公款遠在劉、張之上，並有其他犯案情節而又未受到處分和追究的呢？有，典型的就是時任東北黨、政、軍“壹把手”的“東北王”高崗，在三反運動開展如火如荼的1952年1月，有署名“東北壹黨員”，實即中共鞍山市委書記和中共中央東北局黨校教育處長聯名檢舉揭發高崗罪行的控告信件，通過時任財政部長的薄壹波於1952年1月27日轉到毛澤東的案頭，那上面非常清楚而又駭人聽聞地寫著：



“東北局已成為壹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高崗的私生活十分講究、排場、闊氣，揮金如土，壹頓飯能讓普通百姓吃喝壹年，每逢周末，他都要舉行豪華的舞會，在舞臺上，葡萄酒、點心、糖果等，成汽車成汽車地往舞場裏運送。高崗是有名的舞迷，每場必到，壹些漂亮的女郎爭先恐後地與之攀交......不知有多少姑娘、小姐投入他的懷抱。他生活上腐化糜爛透頂，已經引起了黨內外群眾極大的公憤......誰要給他們提意見，馬上就會遭到他們的打擊報復！”



高崗貪汙、浪費了多少公款、國家資財，是難以計數的。他的私宅、官宅裏堆滿了從各地“進貢”來的奇珍異寶。高崗還野心勃勃，東北各地所有的機關、學校、公共場所，都要掛高的照片，也有人在公開場合呼喊高“萬歲”……



這樣壹位巨貪、巨蛀、野心家，按照毛共當時的法律，不論哪壹條都夠判處死刑幾十次了。比之劉青山、張子善不知嚴重多少倍（據現在查明，劉青山、張子善貪汙、挪用之款，實際只是作本單位的福利性經營之用，而非進入私人腰包）。可是毛看了舉報信置若罔聞。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發動的“三反”運動，就是根據高崗的相關報告作出的，高崗成了這場“三反”運動的實際發動著，頭號的“大功臣”，毛接著將高調入中央，試圖讓其取代劉少奇的二把手地位。



毛為什麽對高崗的嚴重貪汙腐化行為不作任何處置和回應呢？原因很多，首先，從政治上講，高雖然野心勃勃，但對毛忠心不二，他只是想取代劉少奇成為二把手，並無反毛之意。而毛這時也正想把劉少奇這個二把手撤了，正可利用。在毛心裏，對高崗來說，只要政治不出問題，其他均可不論了。



其次，揮霍國家資財，玩女人，在毛看來，對於高崗這壹級別的幹部來說，都屬“小節”、算不上什麽大亊。因為，高崗的“官位特許權”已經可以涵蓋了這壹切。也就是說，在毛共內部，到了高崗這個級別，就不存在什麽經濟和刑事犯罪的問題了。這壹點，毛自己更典型、更“大方”，遠的不說， 1949年他剛進京，當時全城滿目瘡痍，百廢待興，毛住進中南海的皇家園林卻嫌拘束，立即吩咐在西郊建“新六所”別墅區，在香山建遊泳池，大興土木，大肆揮霍百姓血汗。



到了1952年，也就是當“三反”“五反”運動在全國開展得如火如荼，各地貪官、奸商人頭滾滾之時，毛叫他的“大警衛員”、公安部長羅瑞卿給湖南省委傳話：在長沙給主席建壹棟房子，主席可能回家鄉看壹看。可是這時全國“三反”“五反”正搞得轟轟烈烈，湖南省委的負責人心存疑慮，不敢貿然動工，只把自己的寓所騰出來裝修、改造升級了壹番。結果卻引不進毛“回鄉”。這才恍然大悟，立即動工興建了“蓉園”，毛才欣然起駕。後嫌蓉園不夠，又建了個“九所”。



還是在“三反”“五反”之時，毛又下令興在香山建他的遊泳池。“建費5億”（已經足可以砍5個腦袋了）。但建成後毛又嫌小，廢置不用。在中南海擴建了自己專屬的遊泳池。



凡此種種，都展現了毛那宏大無比、無所不包的“官位特許權”：高崗與之相比，顯見是“小巫見大巫”了。他又何必與之斤斤計較呢！



所以，毛對他的封疆大吏、“東北王”高崗的貪腐和揮霍民脂民膏視而不見，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由於有毛帶頭示範，各級官員依例而行。但它卻不是明文規定（不便明文規定），“運用之妙，存乎壹心”。這正是毛要達到的效果，它變成了毛掌控臣下的又壹條無形繩索，壹把達利克斯之劍。此中最微妙的是其中的“度”，除毛本人之外，但其他人都必須有“度”，而這個度只存於毛壹人心中。



但是卻苦了中國老百姓。中國有如此多的官員，每個官員都有大小不等的“特許豁免權”，它們既有經濟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例如，每個運動中領導人和積極分子們都有對鬥爭對象實施抄家、打砸、甚至打死而不受追究的“豁免權”。這些特權加總起來，對民眾而言是多麽可怕！於是中國人就生活在這種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恐懼之中。



（五）等級特權的溢出效應



政治特權本質上具有擴張性，如果它不向外宣示，向外擴張，權力本身便會變得沒有意義。而擴張的結果，必然使特權泛化、社會化，從而使整個社會成為等級社會。



上行下效，是壹般社會的規律，在極權社會中更是如此，因為這種社會是人治而沒有法治，壹切以當權者的意誌為轉移。這本身就是壹種“溢出效應”。所謂“溢出”，就是享有政治特權的階層、人士，在其特權達到壹定程度後，便自覺與不自覺向社會輸出這種權力，致使其權力範圍不斷擴大，“力度”不斷強化。首先，權力向“身邊人”擴散，然後向其他關連者擴散，其順序大致是：配偶、子女、親戚、親信（秘書、司機等）、朋友、各種關系人。各依其與特權主體（主人）關系遠近和親密程度而享受到不同程度的特權實惠，整個社會不得不接受這種現實。



例如，文革中毛的權力達到了頂峰，於是，他的特權向他的至親、親信擴散，江青、毛遠新、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華國鋒等便成了氣焰熏天的權貴；等而下之，各地方的黨政軍實權派，也被賦與了相當大的特許權，政治上可以隨意殺戮階級敵人、可以隨意假以罪名消滅政敵；在經濟方面和其他方面只要不弄出大的亂子就不會受到追究。這些人的特權也擴散到與他們關系親近的人身上。如文革後被揭露的浙江杭州軍方首腦人物的兩位熊姓公子，竟然強奸婦女百余名之多！廣西軍區壹位副司令員陳某某的兒子，因某女子想與其終止戀愛關系便開著小車將其碾死。這些特權人物如果不是因為文革的結束，毛的死去，根本不會被揭露和受到法律制裁，因為他們老子的“官位特許權”完全可以庇護他們。



隨著 官位特權的溢出、泛化，凡與特權者能攀上關系的人，在就業、參軍、提幹、調動等等社會“熱點”問題上均能得到常人得不到的好處；往小處講，能夠買到別人買不到的平價商品，緊缺物資，能參加壹般人不能參加的舞會，看壹般人看不到的“內部電影”或“黃色小說”等等；往大處講，便可得到入黨、轉幹、提拔，逐步擠身特權階層。於是全社會對這種特權趨之若鶩，人人都想沾到壹點特權之光。當局也利用人們對政治特權的向往，引導人們向當局靠攏，效犬馬之労。



壹般地說，壹名“體制外”的積極分子，只要親近權力，善於鉆營，就能在就業、升學、參軍等各方面占到先機，並有可能吸收進體制之內。已在體制內的就可得到提抜，甚至飛黃騰達。當然，要在中央層面出人頭地，必得偉大領袖的垂青。



農村的社、隊幹部，雖然不吃“皇糧”，不是編制內官員，但相對壹般社員，他可以多吃多占，可以獲得諸多補助，甚至為所欲為成為壹方“土皇帝”。即使當壹名“基幹民兵”，沒有任何物質上的好處，但能夠拿槍，也就顯得威風凜凜，可以對階級敵人咬三喝四，在同齡人面前出盡風頭。這就叫做權力的逐級溢出效應。



所有權力溢出的受益人都得有壹個前提，那就是要遵照“政治掛帥”的原則，必須“出身好”、血統純凈，那些出身“不好”、血統不正者，任妳怎樣表現也沒有用，文革中就有－些“黑五類”出身的學生，主動向那些“紅五類”紅衛兵靠攏、獻媚，試圖擠身革命隊伍，被後者譏為“白色烏鴉”。到了關鍵時刻，白烏鴉照樣被揪出示眾。這也是毛共的等級社會的壹個特點：絕對沒有公平、平等競爭，只講階級、血統。於是，全社會逐漸地向新的“種姓”制度過渡。



毛建立的這個政治等級社會還有壹個非常特殊之處，那就是它為了加速其原始積累，加速對外擴張，加緊對人民的盤剝。人為地建立了壹個分割城鄉的“二元”經濟制度，將占總人口近80%的農民整體上貶為專門向國家提供積累、卻沒有公共福利、沒有最低生活保障的“二等公民”，實即現代農奴。但農民作為人口最多的群體又必須成為毛政權的統治基礎。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呢？毛祭起的仍然是“階級鬥爭”的法寶。他首先在農民內部通過黨組織和政權組織網絡了壹批爪牙，利用這些爪牙對廣大農民進行統治、奴役。然後利用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開展農村“兩個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道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對農民群體進行分化、瓦解，“以農治農”。再將農村中所謂地、富、反、壞分子和他們的家屬、子女作為“階級敵人”供其他農民壓迫、羞辱、掠奪，於是，本身被盤剝、壓迫得透不過氣來的“貧下中農”們有了發泄怨氣的渠道，有了欺壓、打罵的靶子。人們的滿足感總是從與他人比較中得來的，看到了身旁這壹批比自己更窮苦、更悲慘、更加低賤、更加倒黴的階級敵人，“貧下中農”終於得到了壹絲安慰，找到了壹種優越感；還從毛的媒體日夜不停的對“革命群眾”的“贊美”中找到了壹種“主人翁”的感覺。



毛主義對外擴張的始與終（上）：為爭霸世界

四面出擊



在毛執政的時代，壹個奇怪的現象就是，毛最初的盟友、好友最終都成了他勢不兩立的仇敵。這種敵我“換位”的奇特現象短的不過幾年，長的也不過壹二十年。雖然，從國家之間來說，沒有永遠的敵人，也就沒有永遠的朋友，但像毛這樣走馬燈似的把朋友變成敵人的情況還是不多見的。而且，這種現象不止發生在國與國之間，也發生在國內。想想看，當初的“開國大典”與毛同上天安門城樓、或者共享國宴的那些“親密戰友”，開國元勛，忠誠盟友，到了毛死時還有幾個仍然與他保持原來的關系？恐怕很難找到了。在對外關系上也是如此，當年最“親密”、“牢不可破”的“中蘇友誼”後來變成了頭號敵人；還有那些“用鮮血凝成的友誼”，“山水相連”的“同誌加弟兄”等等，也都變成怒目相向甚至兵戎相見的仇敵。凡此種種，恐怕不能完全用客觀形勢的變化來解釋。比如，是毛首先把那些在他與國民黨爭天下時的民主黨派盟友當作“資產階級右派” 加以打擊、拋棄，後來又把他黨內的“親密戰友”壹個個當做“身邊的赫魯曉夫”搞掉，難道這些人真的是反對他或要奪他的寶座嗎？.....在國際上，事情要復雜些，但仔細看看，跟國內的情況也差不多，原來也都是由毛主動挑起事端，或翻雲覆雨造成的，其根子大概還在他那“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上，因為要年年鬥、月月鬥、天天鬥，就要有新的鬥爭對象。下面我們簡單梳理壹下毛執政期間在對外政策方面的蹤跡。



壹、毛的外交政策主線：從“壹邊倒”聯蘇反美、到聯美反蘇



共產主義運動壹開始就宣稱它是壹項世界性的全球運動。馬克思、恩格斯說：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共產主義革命必須在全球主要國家同時進行、才能取得了勝利。在《共產黨宣言》中最後提出的口號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所以共產主義運動天生具有侵略、擴張性。列寧的蘇維埃國家剛剛站穩腳跟，就迫不及待地成立“共產國際”，致力於把俄式共產主義革命推向全世界。毛澤東沒有加入共產黨之前就宣言他的誌願是“毀滅舊宇宙，創造新宇宙”，誌在全球。當他成了壹國之君之後，這方面當然也絕不輸給他的前輩和祖師爺。



但是，當初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部和總指揮在莫斯科而不是北京，毛澤東的壹切行動，特別是觸及到跨國的行動，必須經這個“總部”及當時的“大老板”斯大林的欽準才行。



1949年1月末，眼見毛共即將贏得內戰，斯大林派出他的寵臣，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到達毛的駐地河北省西柏坡造訪。當談及亞洲各國共產黨之間的關系問題時，毛立即提出設立“亞洲情報局”的建議，這是仿照斯大林在歐洲設立的“共產黨情報局”。毛想通過這個“亞洲情報局”對亞洲各國共產黨進行統壹領導、發號施令，借此名正言順登上亞洲共產黨首領的坐位。毛的這壹建議，其實是早有準備之舉。早在1947年，當時毛感到他有望在內戰中取勝時，就在盤算著如何“走向世界”，他委派在延安為他采訪、擡轎子、吹喇叭的美國記者斯特朗到歐洲各國共產黨巡遊，向他們宣傳毛在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豐功偉績，推銷“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道路”。斯特朗寫了壹本專門推銷毛主義的書，為他“走向世界” 架橋探路。後來毛又主動要求訪問莫斯科, 向斯大林推銷自己。斯大林考慮到中國內戰勝負未定，此時過分為毛鼓吹不妥。再則，斯氏看出了毛過早膨脹的野心，可能是個不願久居人下的鐵托第二。所以不但不遂其心願，還找個由頭把斯特朗抓了起來。毛訪問莫斯科之事自然是不了了之。

可是現在不同了，眼見他就要取得內戰勝利了，他將把占世界人口總數近四分之壹的中國帶入“世界社會主義陣營”，這個功勞非同壹般，斯大林不得不對他另眼相看，派出米高揚到訪就顯示斯氏對他的重視，主動向他靠近。毛自認為他此時可以向大老扳討價還價了。



可是，當毛提出這個“成立亞洲情報局”的建議時，米高揚卻也顯得早有成竹在胸，他向毛“反建議”，成立以毛為首腦的“東亞情報局”，成員暫時只有中國、日本、朝鮮三國共產黨。這就大大降低了這個機構的規格，遠遠不能滿足毛的“胃口”。後來，斯大林又對同年7月到莫斯科考察的劉少奇表示：蘇聯是橫跨歐亞的國家，也要參加這個“東亞情報局”。如此壹來，大老板要親臨，毛對這東亞情報局就徹底失去興趣了, 不想搞了。不過斯大林也沒有使毛完全失望，他同時對劉少奇表示，中蘇兩大黨要多承擔國際共產主義義務，並要有所分工。斯“建議”：中共今後多負擔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幫助；蘇聯則主要負責歐、美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這樣，毛算是獲得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進行共產主義滲透的正式“授權”。這自是十分使他興奮。不過，從與斯大林的系列較量中，毛也感到了這個“大老板”不好對付，斯對他保持著戒心。而他也就在內心決定，今後要在表面上對大老板十分“恭順”的同時，在實際事務中要堅持走自己的路，逐步擴大自己的影響，建立自己的系統，逐步創出自己的壹片天下。這成了後來毛對蘇關系戰略的核心。



毛共正式走出國門、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初試身手是由中國作為“盟主”、1949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的亞洲、澳洲工會代表大會。這是毛中國首次在國際舞臺上亮相，也宣示毛主義正式走上世界舞臺的開始，在這次會議上，毛展示了對斯大林強硬的另壹面，也就是他真實的壹面。



在11月16日亞洲、澳洲工會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開幕式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詞。劉在致詞中大談“毛澤東思想”，“毛澤東道路”，他說：“武裝鬥爭則是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的主要鬥爭方式。這就是中國人民取得勝利在國內實行的基本道路，這條道路就是毛澤東思想的道路。”“中國人民走過的道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應該走的路。”整個會議進行中，都在大肆販賣“毛澤東思想”，“毛澤東道路”，壹次也沒有提到“列寧、斯大林思想”或“十月革命道路”。會議還違反事前對斯大林作出的“不進行任何組織工作”的承諾，劉少奇宣布於會後成立壹個“聯絡局”，總部設在北京，實際成為中共對參加這次會議的成員國共產黨（工人黨、勞動黨）進行統壹領導、統壹指揮和協調的工具。



這次會議，實際上是毛為首的中共在取得國內勝利後，首次登上國際舞臺的強勢展示，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毛對斯大林之前多次對他“打壓”的反擊。



當然，“大老板”對這壹切看在眼裏，記在心裏，他不急於作出反擊，那要在適當的時機，這種時機以後會有的。



果然，機會很快就來到了。



（壹）毛澤東訪蘇的“屈辱之旅”。



綜觀毛的壹生，，他總是喜歡用“戰無不勝”來形容自己的“光輝”歷程。這當中當然包含很大的吹噓、粉飾成分，但從總的看，從戰略上看，也有幾分是真的，比如，他所有的國內政敵都被他“打倒”了，戰勝了，而他終其壹生，卻未被人“打倒”。而且，他也很少在對手面前認輸、服軟，起碼表面上如此。



不過，可能有壹次例外，那就是1949年12月毛第壹次去莫斯科“朝覲”世界共產黨的頭頭、蘇聯領導人斯大林。那是壹次“神秘之旅”。大概因為具體過程不太光彩，不便在世人面前公開，所以，真實的詳細情況至今仍鮮為人知。不過，僅僅從事情的結果作出推斷，對毛來說，那次他真正遇到了對手，遇到了“克星”。不得不簽了壹個“喪權辱國”（毛自己的評語）的條約，被鎩羽而歸。



1949年10月1日中共正式建國之後，毛再次動起了訪問莫斯科的心思，其主要目的是與蘇聯簽訂－個新的國家之間的條約，確立兩國之間的“親密的”、“同誌式“的關系，並取得蘇聯的援助，以取代1945年蘇聯與國民政府之間簽訂的那個“同盟友好條約”。還在當年7月劉少奇訪蘇時，劉就受毛之命向斯大林當面提出這壹要求，並提出三種方式：簽新約；對舊約加以修改；發表壹個聯合聲明，將簽新約之事推遲。供斯氏選擇。但斯氏不置可否，只說等以後毛來了再說。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壽辰，各國共產黨領導人決定去莫斯科為斯大林祝壽，同時在那裏聚會。這顯然是個極佳機會，毛決定趁機解決這個問題。

在毛赴莫斯科前，中方通過蘇聯援助東北的專家組長科瓦廖夫就毛訪蘇壹事與蘇方進行了協商。11月8日，毛親自給莫斯科去電，詢問此行是否簽約，如簽約，他將偕周恩來壹同前往；如果僅僅是祝壽，周便不必去了。可對方仍不置可否，只叫他去了再說。毛便只好獨自前往。蘇方的不明確態度，給毛的此次訪問蒙上了壹絲陰影。



毛當然知道，斯大林是共產主義世界最高領袖，二戰中他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領導人之壹。從毛澤東踏上中共革命的那壹天起，他就知道斯氏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心目中的“燈塔”，有著不容置疑的絕對權威。在毛澤東和中共數十年的鬥爭生涯中，斯大林的影響如影隨形，他旗下的共產國際更是中共的直接領導。毛澤東獲得過共產國際的不少支持和幫助，也挨過它的訓斥。過去，他只能順從國際，仰望斯氏。如今，幾十年的媳婦終於熬成“婆”，今日之毛澤東已成為堂堂大國領袖，世界第二號共產黨國家的“國君”，他感到今非昔比，可以堂而皇之去見見這位昔日的領袖、導師了。當然，此行最主要還是出於現實的需要，要與蘇聯訂個條約，他的國家剛剛建立，需要有壹個強大的“靠山”，只有蘇聯才有資格充當這個靠山；而且他剛剛宣布自己向蘇聯“壹邊倒”的外交政策，需要蘇聯作出相應的回應，營造中蘇友好同盟的親密氛圍，以便向世人展示他的國家與“蘇聯老大哥”之間的“牢不可破的友誼”，堅定人們的信心，提高自已的威望。



但毛也為此行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面對蘇方遊移不定的態度， 毛多了個心眼，他給自己留下點余地。先裝作單純是去給斯氏“祝壽”的樣子，他帶了整整壹個專列的“貢品”。更重要的是，此行不帶任何重要的政府官員，最高的隨從官員的他的秘書陳伯達，還有翻譯師哲。這顯然不是與對方簽訂壹項國與國之間條約的架勢，這是考慮到，萬－斯氏不肯與他簽新約，或對他施以“顏色”，影響也會控制在最小的範圍內。所以，在他與斯大林初次會面、會談時，連中國駐蘇大使也不叫去。



造成這種不安其實是毛自己內心有“鬼”，他知道，雖然斯大林很看重他，支持他作中共的頭領，但他也曾與斯大林有不少“過節”：二戰中蘇德戰爭爆發時，斯氏曾命令毛共加強對日軍的主動攻擊，以牽制日軍可能對蘇聯東線的進攻，陷蘇於東西兩線作戰的境地。但毛借故推托，不肯就範；在延安整風時，毛揪住共產國際派回國內貫徹斯大林意圖的“欽差大臣”王明，企圖置王於死地，引起了斯氏的不滿和幹涉；抗戰勝利後，毛打定主意與國民黨壹決雌雄，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斯氏卻說戰後人民期望和平，希望中共與國民黨合作，和平建國，並逼令他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和平，毛不得不服從；1949年初，當毛共的軍事勝利已經在握的時候，斯大林又叫他響應國民黨的和談呼籲，這回他真的惱火了，沒有順從，只是假意應付壹番.....這些恩恩怨怨雙方都心知肚明，他不知道這位“大老板”是否也像自己壹樣“眥睚必報”。不過他也想到，已往的壹切都過去了，如今中共取得了勝利，這就證明當年自己是正確的，作為大政治家，斯氏還斤斤計較這些嗎？何況今天他已經成了堂堂的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的首腦，世界第二大共產黨的領袖，還主動到這裏來祈求友誼......難道斯氏不給面子嗎！



1949年12月16日毛抵達莫斯科，六個小時後斯大林會見了他，雙方開始首輪會談。斯氏面帶微笑，表情親切，毛也迫不及待想與斯套近乎，他向斯當面重申了他的“壹邊倒”政策，斯氏也顯得興高采烈，誇獎他說：“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 只這－句，就巧妙地就過去的壹切向他表示了委婉的“歉意”，從而把二人過往的恩怨輕輕地“壹筆勾銷”了。



毛感到氣氛不錯，決定抓住時機，趁機提出此行的目的：希望中蘇兩國簽訂壹個同盟友好互助條約。毛著重說明，中蘇間原來的條約是1945年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國民黨己經被打倒了，條約當然要換新的了。他還說國內普遍認為，在新形勢下，中蘇兩大共產黨國家應該有壹種新的條約，新的氣象。並重新提出可以簽新約，也可以對原條約作些修改……



斯大林不可能從正面反對這－觀點。斯氏遲疑壹下說，修改舊約這事牽涉到與美、英的關系，如果我們修訂原條款，美英就可能借機提出要修改《雅爾塔協定》中的其他條款，如戰後日本把千島群島、南庫頁島歸還俄國等等。原來，蘇聯與國民政府在1945年8月簽訂的《中蘇同盟友好條約》，只是美、英、蘇三家《雅爾塔協定》的附產物，雅爾塔協定還給了蘇聯其他好處，斯大林怕因此招來麻煩，觸動蘇聯的既得利益。斯大林進壹步說：暫不改動原條約的任何條款，應垓保留原來的形式，但在實際做法上有所改動，以滿足中國同誌的要求。



聽了斯氏如此解釋，毛－時無話可說，只表示過去沒有考慮到這壹點。他當然不會讓蘇聯人失去原來已得到的東西。於是慷慨地表示：“對我們共同的事業怎麽有利就怎麽辦。” 但斯氏沒有就簽約問題再表態。



毛又趁機提出請蘇聯以誌願者或秘密形式派出海、空軍，幫助中共攻占臺灣。斯氏同樣以防避美國幹涉為由，說要仔細考慮。但表示可隨時提供參謀和教官。



笫－次會談無果而終。毛仔細考慮後，仍然認為斯氏說的對簽新約沒有大的障礙。當時毛想要解決的主要是盡快收回中長鐵路（中東路－段）和旅順、大連港的主權，這是壹個主權國家最低的主權要求。其他都可按原條約的規定辦。看來，斯大林連這點也不想給。



當年國民政府迫於使雅爾塔協定讓蘇聯出兵東北，為了減少由此帶來的不可測的副作用，在那個條約中，被迫承認由蘇聯強行分割出去的蒙古（外蒙）的獨立地位（後通過所謂公決實現獨立）。被迫承認蘇聯“租借”旅順軍港和大連港地區，以及由蘇聯經營中東鐵路和在東北的其他特權。斯大林說蘇聯暫不想“改動這項條約的任何條款” 就是指這些既得利益。



毛回到蘇聯為他安排在斯科郊外斯大林的“二號別墅”。據斯大林指定自己與毛之間的的聯絡員科瓦廖夫向他報告：毛“心情不好，心神不安”，“很生氣、很焦慮”。接下來幾天，他被“涼”在那裏，沒有人找他談國事，也沒有人陪他聊天解乏，他被“冷處理”了。毛借故發泄無名怒火，把席夢思床、衛生間的坐便器搗毀更換。後來毛回憶說, 他被涼在別墅裏每天只有三件事: 吃飯、睡覺、拉屎。可見其當時他的憤懣之情。



斯氏對科瓦廖夫說：“我們這裏有很多外國客人，沒有必要給毛澤東同誌特殊待遇。”這時有很多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己匯聚莫斯科，但斯大林只準匈牙利的拉科西跟毛見面，兩人講了－些無關緊要之話。其余人員都不得與毛接觸。



然而斯也是個及其講究策略之人，他知道對毛這種人既要給壹點顏色，讓他不能太張狂，要價太高；同時也不能太刺傷他，必須保持與之表面上的“團結”、親熱。過了幾天，斯大林的七十壽辰到了，斯氏對毛忽然熱絡起來，在祝壽大會上，斯表現了對毛少有的親熱，他把毛安排在自己的右邊的主賓席上，讓其他人明顯感到斯氏對他的特別優禮。毛講話時全場起立。



毛亦不負“眾望”，拿出了當年在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時練就的“咆哮地”呼喊“蔣委員長萬歲”的馬屁功夫，：



“斯大林是我們偉大的慈父與導師，我謹以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名義慶祝斯大林同誌的七十壽辰，祝福他健康與長壽！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偉大的斯大林萬歲！



這些話讓斯氏很受用。“斯大林——毛澤東”的歡呼聲在大廳久久回響。



壽辰慶祝大會之後別的共產黨頭頭回去了。毛不回去，主動提出舉行第二次會談，內容包括簽新約問題，以及簽貸款協定、貿易協定、航空協定等等。24日，雙方舉行了第二次會談。可是，令毛意外的是，主導會場的斯大林竟然根本不提簽新條約之事，只討論了其他問題會談就散了。



更令他氣憤的是，第二次會談之後斯氏再次把他涼在別墅裏。其間他給斯大林打電話，接電話的說斯不在家，叫他去找米高揚。毛聽後十分生氣，也不去找米氏。見毛無所亊事，科瓦廖夫和費德林建議毛去蘇聯各地走走，旅遊，參觀。可毛說他哪裏也不去，就在別墅裏呆著。後來他回憶時說這段日子仍然恨恨地說，那段時間他每天就是“吃飯、拉屎、睡覺” 三件事。



1950年1月1日，毛在與羅申談話中說起“因健康原因”準備提前回國。可第二天出席塔斯社的記者招待會時，毛變了調，他公開宣稱此次訪蘇的主要目的是要簽訂－個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他的回程以完成這－任務的時間而定。這是公開給斯大林施壓了。



可誰也未料到，事情卻在這之後出現了神奇的轉機，當天晚上，莫洛托夫和蘇斯洛夫來到毛的住處，就簽約征詢毛的意見，毛又重復那三個選項。莫洛托夫當場表示蘇方願意簽訂新的互助友好條約。事情－瞬間就敲定了。



斯大林為什麽突然來了個如此大的轉變呢？據學者解讀，原來是美國人從反面幫了忙。美國政府在對待臺灣和中共的問題上，有截然相反的兩派，軍方認為必須保衛臺灣，保護美國的西太平洋防線；而以國務卿艾奇遜為首的－派，認為中共不是美國的敵人，蘇聯才是敵人，美國完全應該而且可以把中共拉到自已壹邊來，而且如果美國不拉它，它就倒向蘇聯去了。杜魯門采納了艾奇遜的意見。怎麽拉攏中共呢？艾氏說辦法很簡單，把臺灣和蔣介石賣掉就行了，中共就會感謝我們、和我們在壹起了。



於是，杜魯門發表了拋棄臺灣、不幹涉海灣海峽軍事沖突的政策聲明。但沒有大的反晌。艾奇遜認為力度不夠，親自出馬做了壹場長篇的“拉中反蘇”講演，目的是讓中國知道美國是他們壹貫的朋友，而蘇聯是中國的宿敵，艾氏說，美國沒有占中國壹寸土地，沒有參與八國聯軍攻打中國，美國還把庚子賠款為中國辦學校，建醫院……中國同胞想想，妳們的外蒙古是誰分裂出去的？東北的15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哪去了？……當斯大林看到艾氏這份講話的翻譯稿時，不覺怒火中燒，同時感到必須把中國牢牢抓在自己手裏。於是作出了立刻和中國簽新約的決定。他讓毛澤東看了艾氏這篇講演，叫他別上當受騙，然後同仇敵愾對付美帝國主義。



簽新約的事定了，毛感到壹身輕松。他立刻給周恩來電話，叫他抓緊準備來莫斯科辦理簽約事宜。他自己則抽時間去莫斯科各處參觀、旅遊了。1月19日，周恩來抵達莫斯科。22日，毛、周與斯大林和蘇方舉行了第三次會談，具體討論新約的內容。



其實，自斯大林決定與中方簽訂新約開始，蘇方就組織了壹個龐大的起草小組，相關條款早就準備好了。但在很多具體問題上雙方仍就唇槍舌戰，爭論不休。最後，除了中長鐵路和旅順大連兩港按中方要求在1952年前交還中國外，（但同時補充規定，如果發生戰爭，雙方視情況另行協商處理。）其余都依蘇方擬定的條款。



即使這樣，斯大林仍然覺得蘇方吃虧了，因為蘇聯即將失去兩個出海港口。而自沙皇時代到現在，俄國便為尋求東出太平洋的不凍港而不懈努力，與日本開戰也是為了旅大兩個港口。好不容易得到如今又丟失了他心有不甘。於是要求另簽秘密性質的《特別補充協定》，以彌補蘇聯的“損失”。不管中方願不願意，對大老扳的強硬要求只能簽字劃押。這大概是後來毛嘆為“喪權辱國”的由來。這個秘密協定的內容國內有關資料和回憶文章都沒有披露，只知道赫魯曉夫在1954年率團訪華時，以斯大林對中國搞“不平等條約”為由，把根據這個協定成立的專為蘇聯提供礦產的兩個設在新疆的中蘇合資公司的蘇方產權取消了，把它們歸還給了中國。



斯大林還要搞後續報復。斯氏如此不依不饒，除了上面講到的“損失”以外，估計他還認為毛和中方逼他簽訂新條約有損他的尊嚴。他的最陰險毒辣的壹招便是批準金日成發動侵略南韓的戰爭，金日成曾多次要求發動統壹朝鮮半島的戰爭，但斯大林考慮到多種因素都未予批準。後來斯叫金日成求助毛，毛答應做金的後盾，但許諾要在解放全中國之後。



現有資料證明，斯大林決定發動朝鮮戰爭是1950年1月30日，這壹天斯氏通知他的駐朝鮮大使轉告金日成，他同意發動統－朝鮮半島的戰爭，並叫他到莫斯科來商議落實有關問題。但第二天斯氏告訴暫時不要來，要等毛和中國人離開莫斯科再來。所以斯與金日成籌劃戰爭事宜是背著毛和中共的。



後來，金氏便挾斯大林聖旨來到北京找毛，毛不得不遵旨照辦，因為毛很清楚，簽訂條約壹事他己經得罪斯大老扳，他不能再拂斯的“聖意”，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所以，此時雖然還沒有“解放臺灣”，他也不顧後果地答應了。



從斯氏來講，發動朝鮮戰爭是－場只賺不賠的睹博，成功了，朝鮮半島就成了他的屬地，就有新的不凍港出海口了；如果失敗，按照協定，在發生戰爭、受到威脅的情況下，蘇聯在旅大的駐軍便要延續下去（朝鮮戰爭開始，中蘇就重簽協定，允許蘇聯無限期駐軍，後來還是赫魯曉夫上臺要討好毛主動把這兩港還給中國）。另外，這場戰爭大大削弱了美軍，減輕了蘇美對抗的壓力，而蘇聯只出武器（還出動了部分空軍）不出軍隊，武器算賣給中國，照收錢。此事何樂不為？



（以上參考了發表於《國外當代中國研究》1997年第1期之《斯大林與毛澤東莫斯科會談》，材料來源於俄羅斯解密擋案；以及2011年1月7日沈誌華在人民日報社《文史參考》在北京舉辦的講座上的演講，原題為：《毛澤東訪蘇軼聞》）



在這次較量中最“吃虧”的是毛和毛中國了。打了幾年仗，死了上百萬軍隊，還欠了蘇聯壹屁股武器債；更重要的，失去了“解放臺灣”的機會。另外，毛的“太子”、毛氏王朝的唯壹繼承人毛岸英也在朝鮮戰爭中被美軍炸死了。毛虧大了。所以，這次毛的莫斯科之行算是壹次不大不小的“滑鐵瀘”。



最後，是毛這次訂立的《中蘇同盟友好互助條約》的秘密附件，確實讓毛感到“喪權辱國”。不過它從未公布，壹直是國人心目中的謎團。但近年網上有此文本，不過其真實、可靠性不得而知。為慎重起見，特將此作為附件錄於本章之後，供讀者參閱。





(二) 在“反修” 口號下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發腦溢血去世，赫魯曉夫接替登上壹把手寶座。



蘇聯新的領導班子掌權後，采取了與美國緩和緊張關系的政策，壹個重要舉措是強行結束拖了將近三年的朝鮮戰爭。在蘇聯的壓力下，中朝與對方簽訂了停戰協定。毛對此心有不甘，因為他想通過朝鮮戰爭取得蘇聯的原子彈技術的目標尚未達到。斯大林對毛始終存有戒心，直到他臨終之前也沒有在轉讓原子彈技術問題上對毛松口。無可奈何的毛只好暫時收起這壹野心。



但後來的事態表明，以赫魯曉夫為首的新的蘇共中央領導集團對中國的態度遠比斯大林友好、開明。1954年9月，赫氏率高層代表團參加毛共建國五周年慶典，為了表示友好，赫氏答應在原來援建中國第壹個五年計劃141項目的基礎上，增加15個大型項目，同時給中方5億2千萬盧布的貸款。



此時毛挑起了第壹次臺海危機。被激怒了的美國新任總統艾森豪威爾揚言要使用戰術核武器對付中共的挑釁。毛則以中國受到了美國核威脅為由，趁機向赫氏提出請求蘇聯轉讓原子彈技術。赫魯曉夫初則勸毛放棄發展核武的打算，遭到毛的堅決拒絕；繼則赫氏作出讓步，因為他考慮到如果中國擁有核武，將會增加“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相應減輕了蘇聯的負擔。於是答應先幫助中國建立壹座核反應堆。中國的核武事業從此真正起步。



赫魯曉夫在轉讓核武技術方面比斯大林“幹脆”得多，“大方”得多。這是由於赫氏缺少了斯氏的世故、老辣和與毛打交道的經驗，缺少對毛澤東其人的了解。幾年之後，他就為自己的慷慨大方付出了代價，感到了後悔。



毛和以毛為首的中共與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真正產生裂痕，是源於1956年3月赫氏在蘇共20大上所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報告以充分的事實揭露了斯大林暴虐統治的駭人聽聞的罪行。報告被西方媒體公布後，在全世界引起了軒然大波，共產主義的威信壹落千丈。關於斯大林，對毛澤東來說是既怕、又恨、又敬，如今赫魯曉夫公開出來反斯大林，應該說首先使他感到“慶幸”，斯大林猶如壓在毛頭頂的壹塊巨石，如今被赫氏掀翻了，他不能不有壹種輕松感。不過，他同時也感到壹種憂慮，憂慮共產主義的標誌性大旗倒了，不知今後將發生何種變化。所以毛對此事的最初反應是：赫魯曉夫掀了蓋子，捅了漏子。他則要靜觀其變。



但憑著幾十年在共產黨世界打拼的經驗，以及對斯大林根本上的認同感，毛更多的是激起了對赫氏的不滿。毛清楚地知道，共產黨的統治就是靠鐵腕和血腥維持的，如今，赫魯曉夫評擊斯大林的暴政，也就動搖了共產黨世界的根基，用不了多久赫氏就會自食其果。



果然，毛的估計很快就應驗了。就在同年6月，赫氏的報告幾個月後，在波蘭的波茲南市爆發了要求撤走蘇聯軍隊、走自己發展道路的大規模民眾示威遊行，引發流血沖突，史稱“波茲南事件”。毛澤東對波茲南事件完全持幸災樂禍的心態，內心認定這是赫魯曉夫反斯大林自食其果，他甚至想趁火打劫，趁機給蘇聯領導集團制造麻煩，把赫魯曉夫趕下臺。



毛對波茲南事件的另壹個判斷是：此事件只是波蘭人民反對蘇聯占領的民族主義鬥爭，而不是反共。所以他決定充當波蘭的保護人的角色，與赫魯曉夫集團鬥爭，最好能把赫氏拉下馬，由自己取而代之。



主意既定之後，毛通過召見蘇聯駐華大使把自己和中共的決定告知蘇共領導，強烈反對武力鎮壓波蘭，支持波蘭共產黨自己選出的新領導人哥穆卡爾，等等。



毛的動作晚了－點，此時蘇共領導也經改變了此前武力鎮壓的決定，與波共新領導層達成了妥協，波蘭事件和平解決。所以，毛的“仗義幹預”並沒有發生預期效果。



奇妙的是，接著又發生了規模更大、更加激烈的“匈牙利事件”。匈牙利人民走上街頭，開展全民性的反對蘇軍占領、反對斯大林主義和爭取自由民主的鬥爭。這壹回毛覺得大事不好，因為運動的實質是明顯的反共、反斯大林主義，這已經觸犯了毛的“底線”。更糟糕的是，蘇共領導層大概出於波蘭事件的教訓，準備撤走駐匈的蘇聯軍隊，實際上就是“放棄”匈牙利。毛想到如此壹來，很可能產生“多米諾”效應，東歐的共產黨政權將可能因此崩潰，而且必然影響到中國.....。毛無論如何不能容許這種情況發生。於是，他壹改在波蘭事件中的立場，來了個180度轉變，氣急敗壞地給蘇聯領導人出謀獻策，強烈要求蘇聯出兵鎮壓......。



搖擺不定的蘇共領導層，在毛為首的中共挑唆、煽動下，改變主意，出動蘇軍對匈牙利人民實行血腥鎮壓，結果，數以千計的匈牙利人民倒在血泊之中，數十萬民眾被迫逃離家園。



波、匈事件使毛現出了原形，也在客觀上說明了，毛政權與蘇聯統治集團在本質上是壹丘之貉，只是，毛對於鎮壓人民反抗更為堅決，更為殘暴。當波匈事件高潮過去之後，在波匈兩國以及整個東歐引發了動蕩不安。對處理這類事件缺乏經驗的赫魯曉夫集團，想到老辣、善變的毛，決定請毛助壹臂之力，請他去平息東歐的余坡。毛派了能幹的周恩來去當此重任。果然，在周的有拉有打、軟硬兼施、恩威並舉的強有力幹預下，波匈事件逐步平息。



這兩個事件已經證明毛與赫氏並沒有太大的政見差異，沒有太大的矛盾。可也令毛看到了蘇聯赫魯曉夫集團經驗不足、威望不夠的弱點，毛想趁勢樹立自己的權威，並迫使赫氏改弦易轍，重新回到斯大林路線上來。他令周恩來去莫斯科，以－種教師爺的口氣讓蘇共承認犯了“大國沙文主義”錯誤等等。不想這種得寸進尺、反賓為主的做法令赫氏集團大為反感，拒不買賬，雙方“擡杠”起來，毛的目的未達到，與蘇共的關系搞砸了。毛澤東老羞成怒，在1957年1月召開的省委書記會議上，毛突然大發了壹頓無名怒火，大罵蘇聯領導人“利令智昏”，“對他們的辦法，最好是臭罵壹頓”；又說對方年產“五千萬噸鋼，四億噸煤、八千萬噸石油。這算什麽？這叫不算數”，“這有什麽了不起！”真是越罵越莫名其妙了。



可是經歷這次波折，卻並沒有使雙方關系完全破裂，原因是雙方都對對方有所求。赫魯曉夫那邊，在1957年6月發生了壹次以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等老斯大林分子的未逐的宮廷政變。赫魯曉夫依靠國防部長朱可夫的槍桿子挫敗了這次政變，馬林科夫等人便成了“反黨集團”。赫氏雖然取得了勝利，但其威信受到巨大損害，因為它指控馬林科夫等人的“反黨”罪名很難使其他共產黨領導人信服，所以在蘇聯公布了這壹事件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沒有像以往那樣積極響應，中共也沒有表態。這使赫氏陷入尷尬。赫氏想到需要利用毛和中共的支持來改變這種情況，於是派出米高揚到中國來向毛求援。毛在杭州接見了米氏，雙方取得了共識。毛指示中國在報上公開表態支持赫魯曉夫。東歐那些共產黨小國看見第二號共產黨大國支持赫氏了，便也都跟進了。赫氏渡過了危機。從此也更著意拉攏毛和中共，雙方進入了短暫的“蜜月期”。



赫魯曉夫想乘機鞏固其世界共運領袖的地位。當年11月7日，是 “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日，赫魯曉夫想借此召開全世界共產黨、工人黨領導人會議，以營造全球共產黨人大團結的氣氛，進壹步鞏固其取得的地位。而這壹切離不開作為世界第二大共產黨的中共和其領袖毛的支持和捧場。為了達到這壹目的，赫魯曉夫不得不屈尊降貴、甚至不惜血本 “籠絡”毛。先是將會議的計劃、文件、包括要發表的“宣言”都送給毛，讓其審閱修改。毛發現在文件中有譴責“馬林科夫反黨集團” 等內容，認為不妥，他告訴蘇聯人，這是全世界共產黨人的會議，不宜把妳們黨內的問題、黨內鬥爭放到會上去講。赫氏接受了這個意見，刪去了相關內容。



接下來赫便要求毛出席會議、捧場，對赫氏來說，這在壹定程度上是這次會議成敗的關鍵。毛知道他捧場的重要性，於是拿起了架子，他先是對是否出席會議不置可否，只說＋－月莫斯科太冷，他受不了會感冒。



其實從毛來說，他早就有了打算，他“挺赫”不能是無代價的，他要利用這－機會從蘇聯手中得到更多實惠，最主要的是原子彈技術。蘇聯人也看透了毛的這－心思，為了開好這次會，赫氏豁出去了，他趕在會議之前的10月15日，與中方簽訂了壹個《國防新技術協定》，這對於毛中國來說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的事件，按照協定蘇聯給中國壹個原子彈模型，向中方派出最好的核武專家，“提供壹切東西使他們自己能夠造原子彈”。中國的核武事業真正從此起步了。



既然對方給出了如此之高的價碼，毛不得不去出席這次會議了。不過，他還是要表現壹下自己的特殊身份，以為未來正式就任世界共運領袖做鋪墊和準備。比如，他隨身攜帶宋慶齡和郭沫若這兩名“非黨人士”出席會議；他在會上發言，不上主席臺，而是在座位上坐著講，全場都要扭過頭來看他；其他人發言要先送上俄文發言稿，而毛沒有講稿，是現場隨意講，“我想到哪兒講到哪兒”，加上他的湖南土話讓翻譯人員頭痛極了。蘇聯方面給了他特殊待遇，安排他住在克裏姆林宮裏的沙皇寢宮（別人都住在列寧山的別墅），還根據他的特殊習慣專門拆了席夢思換上木扳床，把坐廁改為蹲廁；從住處到會場全都有遮風擋雨的走廊，以免他感冒；在慶祝儀式上，赫魯曉夫和他手拉手並排出現，如此等等，可謂給足了毛的面子而又照顧得無微不至。



於是他便在這個全世界共產黨、工人黨領導人會議上作了半真半假的捧場演出。可是，有些飄飄然了的毛，卻在無意中把戲演砸了：在11月18日的大會發言中，毛先是說如今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超過了帝國主義，因此是以武力鏟平資本主義世界的好時機，最好是打核大戰，全世界27億人口死去壹半、中國六億人死去3億，也沒有什麽了不起。過不了多久，世界又有27億人了，卻換來了打平資本主義……聽得在場的各國共產黨領導人面面相覷，驚詫莫名。原來人的生命、人口數量在毛的腦海裏只是壹堆數字；有人說，中國有六億人，死了三億，還有三億可以重新開張，可我們才二千萬人，打起來全死了怎麽辦？……“再清楚不過了，毛澤東想要戰爭。”原來毛是最大的好戰分子！



當時赫魯曉夫正在宣傳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得到其他共產黨國家的擁護和認同。而毛卻在此唱反調。……人們對毛和毛思想不覺打了個大大的問號。



正當人們對毛的宏論在琢磨的時候，毛又口吐蓮花了，他在說到全世界共產黨人要團結的時候，舉例說，像王明那樣反對他的人，他仍就寬大為懷，仍然讓他當中央委員。話鋒－轉，突然提起不久前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的未遂政變，毛卻以贊賞的口吻說莫氏是“老同誌，有很長的鬥爭歷史”，意即對這些人仍然要團結。當翻譯翻出毛的這些話時，在場的赫魯曉夫驚呆了，不是說好了在這個會議上不說各國黨內的事情嗎，不是采納妳的意見把馬林科夫、莫洛托夫搞反黨集團的話從會議文件中刪去了嗎！為何妳自已卻出爾反爾，又提起了這些事，而且與蘇共中央唱反調，在這裏搞突然襲擊！……據現場記載，赫氏盯住毛足足有－分鐘之久，然後扭轉頭離開大廳，去到會場外的走廊上，再也沒有回去了。



毛如此表演其實決不是－時失言，而是有意讓赫氏及整個蘇共領導層難堪，以為下壹步整垮他們、自己取而代之造勢。後來赫魯曉夫和蘇共領導集團終於看清了毛的本性，中蘇兩黨、兩國陷入長期紛爭、對抗之中，直至毛死去。



但是毛在此次會上並未達到目的，絕大多數共產黨頭頭仍然選擇跟隨蘇共。毛審時度勢，覺得自己在實力上與蘇聯差距太大，暫時不宜當頭，也就順水推舟，推舉蘇聯“當頭”。從而表面上維持了共產黨世界的團結。後來他私下向哥穆爾卡說明：叫蘇聯當頭，是因為“我們樹矮，蘇聯樹高。”“蘇聯有多少實力，妳我有多少實力？” 因為當頭是－種責任, 是要付出代價的, 所以中國暫時不能當頭。這次會議給他壹個強烈的刺激是：必須在經濟上、實力上快速趕上去。因為這個世界仍然靠實力說話。所以他回國後立即就發動了“大躍進”運動。



總的說，毛參加這次會議與其說是為赫魯曉夫捧場，不如說為自己登上世界共運領袖寶座造勢。會上他得到不少，也失去不少。



此後幾年，中蘇雙方磕磕碰碰，關系時好時壞。壹個焦點是，雙方在對待斯大林問題上仍然不可調和。其實，這決不只是意識形態問題，實質上是按誰的主張來指導、指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也就是由誰來充當世界共產主義的領袖的問題。斯大林死後，毛以斯氏的當然繼承者自居，雖然他暫時不能靠實力發號施令，但目標是不變的。他與蘇共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除非赫氏和蘇共向他臣服、低頭。



赫魯曉夫和蘇共當然不會向毛低頭。1960年6月下旬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召開的51個國家共產黨領導人會議上，赫氏不點名地指斥毛澤東是“戰爭狂人”，並對中共派去與會的彭真說：“妳們既然那麽愛斯大林，妳們就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



赫氏隨即下令全部撤走在華的壹千多名專家，同時停止援建尚未完工的項目。壹時間，確實給了毛措手不及的打擊。不過，這時中國專家已経把原子彈技術基本學到手了。



直到1963年7月，美蘇兩國簽訂了壹個部分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條約禁止兩方中任何壹方向第三方擴散核武技術。這就意味著蘇聯也關上了對中共核援助的大門。對毛來說蘇聯完全沒有利用價值了，於是，毛決定與赫氏完全撕破臉皮。中蘇關系又進入了壹個全面對抗的“新階段”。



於是，毛立即搶先發動了壹場“批判修正主義”大論戰，公開指名道姓“批判赫魯曉夫”。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毛和其助手鄧小平組織了以陳伯達為首的壹幫禦用文人，先後撰寫了9篇批蘇文章，合稱為“九評”，在全國開展了以學習“九評”為指導的的全民“批修”運動。



1964年十月，赫魯曉夫在壹場宮廷政變中被趕下臺，勃列日涅夫繼任蘇共總書記。中蘇雙方曾壹度出現改善關系的意向，但很快，蘇聯領導人發現毛仍然頑固地繼續所謂“反對修正主義”的攻勢，於是雙方又回到公開對抗的時代。期間還發生了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對在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慶典的周恩來和賀龍提出“把毛澤東搞掉”的事件，令毛“驚恐萬分”。中蘇由打口水戰和筆墨官司上升到劍拔弩張，終於，在1969年3月發生了雙方邊防軍交火的“珍寶島事件”。



此後，有關中蘇的核戰危機、尼克松救毛、以及毛實施由“鬥蘇反美”到“聯美反蘇”的戰略轉變，本書的有關章節已有論述，此處不贅。



綜觀毛的上述外交戰略可以看出，所有中共與蘇共的壹切矛盾、鬥爭都是毛主動挑起的，其根本原因在於毛要以斯大林繼任者自居，以斯大林主義和毛主義指導蘇共及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毛表面打出的是“反對修正主義”的幌子，實際上是爭奪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其實他們之間並沒有誰“背叛” 馬克思主義，赫魯曉夫所反對的只是斯大林極端暴虐、個人專制獨裁的壹面，並沒有從根本上拋棄馬列主義，否則他就不會殘酷鎮壓匈牙利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鬥爭了。就是這樣，毛也不能容忍，毛要的就是斯大林的獨裁、殘忍、恐怖的社會主義。不但如此，從毛的角度看，斯大林還專制得不夠、鎮壓得不力，所以毛終於在中國發起了壹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相對來說，在毛面前，斯大林也黯然失色了。



二、四處點火搶占世界舞臺



在毛主義的對外政策中，除了“鬥蘇反美”這條主線之外，做得更多的是“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獨立和民族解放的鬥爭”，實質上則是向這些地方煽風點火，侵略擴張，推廣毛主義。



（壹）在印度支那三國的軍事擴張。



斯大林先是在劉少奇1949年7月訪蘇時交給毛共主要負責援助所謂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鬥爭的”國際主義義務“。後來在毛1949年12月至次年2月毛訪蘇期間，根據前次確立的中蘇”勢力範圍“的劃分，斯大林把胡誌明叫到莫斯科去，當著毛的面把援助越南共產黨奪權的任務交付給毛。自此，毛成了越共的直接後臺老板，後來毛又把這壹角色順延到老撾和柬埔寨。



越共（勞動黨）領袖和創始人胡誌明是中共和毛的老朋友，胡到過延安，能講壹口流利的中國話。毛奪得全國政權後，正好要將越南作為向東南亞和南亞推銷毛主義的橋頭堡，同時也借此對胡誌明展現其“不忘舊故”的英雄主義本色。所以他對胡誌明慷慨許諾：越南同誌要什麽，我們就給什麽，要多少，給多少。後來毛澤東真的兌現了這壹承諾。越共堅持了25年戰爭，趕走了法國人，後來又趕走了美國人，打垮了南越政權，實現了全越南的“解放”。應該說，這主要得力於毛的傾力支持。20余年中，毛究竟給了越南多少援助，多少人、財、物，這是無法計算、也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據辛子陵在其《千秋功罪毛澤東》壹書中揭露： 僅是1950年至1954 “援越抗美”時期，中國就向越南提供各種槍支11.6萬支，火炮420門及大批配套的彈藥工程器材。另外，還派遣了以韋國清為首的中國軍隊直接參戰，取得了奠邊府戰役的決定性勝利。從1965年到1968年，中國向越南派出參戰部隊32萬余人，其中有15萬高炮部隊，戰死和傷殘數字不詳。幸存的到1973年才回國。



1963年，越方提出缺少救治傷員的血漿。毛澤東大筆壹揮：援助越南兄弟200萬毫升血漿。這時中國剛剛從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的災難中走出來，本身還缺吃少穿。營養不良的中國人硬是從自己的血管中壹滴滴擠出了200萬毫升鮮紅的血液輸入越南士兵的血管中。



同年，中蘇交惡公開化。為了在中蘇對抗中將越南拉進自己的陣營，毛派鄧小平拿著中共向蘇共叫板的公開信：《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讓胡誌明明確表示支持這個公開信，同時送去200億元人民幣的“禮金”（它是上年度中國財政收入的60%，國民收入的5分之壹）。可惜胡誌明仍然不願為這筆重金而與蘇聯交惡。



張戎的《毛傳》中說，中國對印度支那三國的援助總額達200億美金。其中絕大部分應是花在越南身上。該書還披露：美國在二十世紀末期的外援低於其國民生產總值萬分之壹，最多時也很少超過千分之五。而幾乎壹貧如洗的中國，在1971年至1975年平均外援占到國家財政總支出的5.88%，其中1973年占到6.93%，全世界絕無僅有！



毛對外援助（不管是出錢還是出人），是如此的慷慨，曾博得很多人的敬佩，說他有偉大的共產主義、國際主義胸懷。筆者懷疑說這種話的人如果不是毛的死黨就是白癡！要知道，這恰恰體現了毛的極端自私、殘忍和毒辣的本性。毛的算盤很精明，他知道，他送出的壹切都是出自“人民”、老百姓身上，對他本人的享受沒有絲毫的影響。不送，人民生活會過得好壹點，但在毛看來害大於利，因為“富必修”；按照毛在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世界共產黨、工人黨最高級會議上的說法就是：“有人說窮是壞事，我看窮是好事。越窮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時代是不堪設想的.....熱卡多了，人就要長兩個腦袋四條腿了。”所以他總是想方設法讓人們變窮。至於送壹些人去喪命，那更是好事，他接受了斯大林在中蘇秘密協定中要中國減少壹億人口的要求，但這壹目標似乎還沒有實現，不過他正在采取措施逐步實現，如大躍進就餓死、打死、累死四、五千萬。送些人出國打仗，既可以減少人口，又可以獲得受援國的感激，還可以借此增加中國人民對美國人的仇恨，真正是壹石三鳥，何樂不為。總之壹句話，這種國際主義援助對毛來說絕對有利無害，而且利益極大！



除了越南，毛又插手老撾，在毛看來，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是放在嘴邊的肥肉，於是偷偷掀起了壹場“援老抗美”運動。1961年，應老共（人民黨）請求，毛將軍隊開進了老撾，還派遣壹個“聯絡組”，作為中國駐老撾臨時代表機構。



中國援老首先是修路。老撾交通閉塞，沒有鐵路，沒有海港，公路既少又差，相當部分運輸靠騾馬、人力。中國援老十余年，先後派去18個工程大隊，3個民工總隊，參加施工的7萬余人，幫助老撾共產黨修建了7條瀝青公路。



壹位親歷者講了援老修路中的壹個奇特故事：援老的公路多修在崇山峻嶺之中，施工和運輸非常困難，成本極高。但根據毛的指示，建築者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比如公路要鋪上瀝青，這種東西本來在中國邊境省區多有生產，成本相對很低。可是當時“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生產的瀝青在世界市場賣不出去，於是中國就把它包銷下來，用飛機把瀝青運到老撾，再用汔車或者馬車牛車輾轉運到工地，這樣豆腐就盤成了肉價。不過毛算政治賬，這樣做壹舉兩得：既幫助了阿爾巴尼亞，有支援了老撾革命，很劃算。



除了修路，中國主要是幫助老共訓練軍隊，建立政權組織。無奈老撾人信佛，不嗜殺生，兩軍相遇，互相對空放幾槍就各自撤走。老撾人又說他們那裏沒有地主階級，毛式土改搞不起來。中國軍隊和援老幹部只好把他們在中國的做法搬到老撾，親自動手抓階級敵人來鬥、來殺，做示範，然而卻引起當地民眾極大的反感。



就在這時，越南人也到老撾來了。越南人壹貫視老撾是他們的“後院”、屬地，看到中國插手老撾，意在“據為己有”，越南人急了。中越兩國在老撾開展了明爭暗鬥。從後來的情況看，老撾人“選擇”了越南，後來老撾的政權模式、土改模式都向越南看齊（搞和平土改）。1968年9月，老共領導人不得不委婉地向中國的“聯絡組”提出：請他們“回國休假”。聯絡組長只好走人了。可是余下的人員直賴到1978年才完全撤出。



印支三國中的柬埔寨則是毛推行其毛主義唯壹獲得完全成功的“試驗田”，鑒於以波爾布特為首的“紅色高棉”在實施毛主義方面特別驕人的成績，我們將在下壹章專門介紹。



（二）對亞洲“資產階級國家”的兩手策略。



像印支三國可以派軍隊直接介入的國家終究是少數。大多數南亞和東南亞所謂原來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二戰後已獲得獨立，進行過壹些改革，並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了自己的合法政府，成了新興民族國家。按照道理，這些國家已不存在什麽重新“革命”的問題。可是，按共產黨的說法，這些國家產生的是“資產階級政府”， 囯家性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國家”。 所以仍然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對象。按照毛的說法，共產黨的任務是在那裏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其現任合法政府，建立起由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政府。毛給這些國家設計的具體道路就是以武裝鬥爭為手段、由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即“毛澤東道路”。



可是毛和中共很快發現，亞洲和東南亞國家大多數尚不具備立即奪取政權的條件。有的國家根本沒有共產黨組織，有的共產黨力量很小，沒有自己的武裝，群眾基礎也不好。



於是，毛決定采取兩手策略：在大力扶持、發展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和“革命武裝”的同時，表面上跟這些國家的現任政府“搞好關系”，大談“友誼”，大力宣傳中國政府的“睦鄰友好、平等互利、互不幹涉內政、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與此同時，通過秘密手段大量培訓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和遊擊隊，教授遊擊戰術，給予武器和資金支持，於是，迅速在很多國家樹起叛旗，拉起壹支支“革命隊伍”，開展了武裝鬥爭。當年的泰國、緬甸、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家都活躍著共產主義遊擊隊的身影，他們總後臺和培訓基地就毛中國。



當然，上述革命活動都是隱蔽進行的。人們公開看到的則是中國領導人與這些國家的政府官員和上層人士熱烈友好的場面, 絕對看不到這背後的刀光劍影。



於是，當時毛中國就出現了下面奇特的景象：壹方面，毛政府傾力對當時國內的“封建階級”、國民黨“殘渣余孽”進行徹底清剿和血腥大屠殺；另壹方面，在北京的中南海，人民大會堂，卻有壹批批被毛或周恩來作為國賓邀請而來的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首腦、封建國王、王子、公主、首相等魚貫而入，受到毛、周等中國領導人熱忱的歡迎和盛大款待，勤政殿裏，歡聲笑語，國宴廳裏，觥籌交錯。臨別時還互道珍重，互致祝賀，情意綿綿。



這就是毛的“統戰”策略在國際上的運用，壹方面與妳握手言歡，互訴衷腸；另方面在妳背上插上壹刀，再撒把鹽。等妳發覺時都不知道這壹刀從何來，因為對方與妳對視的眼裏仍然充滿微笑，充滿真誠。



當時與中國最“友好”，打得最火熱的國家首先當推印度及其總理尼赫魯先生。印度是壹個人口僅次於中國的南亞大國，尼赫魯則是頗具國際聲望的資深政治家，其所倡導的“中間道路社會主義”在新興的民族國家頗有市場。正是看到了印度和尼赫魯這種不壹般的影響力，毛、周首先把“統戰”的目光鎖定在尼氏身上。主動邀請、隆重迎送、熱情擁抱，報紙上的巨幅照片，幾十萬人的狂熱歡呼，這些都令客人動容。而更令人感動的則是毛澤東本人的出色表演，誰也想不到，冷血如毛在與尼氏的話別時，變得情意綿綿、難舍難分，只見他淚光閃閃，從痛苦的表情中擠出壹句無比深情、催人淚下的話：



“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



這是二千三百年前中國古代大詩人屈原送別愛人的詩句，毛把它作為臨別贈言送給尼總理，可謂情深意重，至愛至誠。尼總理如果是位中國通，當能體察毛之深情厚誼，定會令他老淚縱橫。



周恩來也不落後。周是中共統戰工作創始人，統戰之“神”。與這些資產階級政客、國王、首相、封建遺老遺少打交道，正是其平生所長。周抖擻精神，重新回到當年對國民黨人做統戰工作的狀態，與他們打得火熱，如魚得水，如膠似漆。他的最傑出貢獻是在1953年底與尼赫魯就中印兩國在西藏問題上共同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後周在出訪各國時反復重申這五項原則。1955年周到印度尼西亞出席萬隆會議，與到會的亞非國家首腦把它擴充為“萬隆十項原則”，稱之為“萬隆精神”。受到廣泛的接受和好評，周和創建它的尼赫魯都成了國際政治明星。



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總統是受到中國領導人敬重、寵愛的又壹位明星。蘇總統在印尼人民中享有崇高聲望，被尊為“國父”。他同時又是壹位思想開明的“明君”， 大概受到與中共領導人友好的影響，蘇總統愛屋及烏，對印尼共產黨特別寬容、友善，印尼共產黨在他的卵翼下最終發展成為僅次於中、蘇、黨員達300萬的世界第三大共產黨。在蘇加諾與中國領導人如膠似膝的歲月，蘇總統在中國總是受到狂熱般的歡迎。毛總是親切地與蘇總統雙進雙出，二人同上天安門，同乘敞篷車檢閱那幾十萬、上百萬狂熱的革命群眾，聽著山呼海嘯般“毛澤東萬歲！”、“蘇加諾萬歲！”的 口號聲，即使在國內，他也沒有享受過如此殊榮。他迷戀了，沈醉了，他把中國當成了最好的鄰邦，把毛當成了最可信賴的朋友。



還有那位馬科斯總統，這位在國內不太受歡迎的菲律賓總統，對毛中國卻情有獨鐘。他每次來中國，都要攜同那位風姿綽約、打扮妖冶的夫人，在中國，如果某位“女同誌”敢於像馬科斯夫人那樣塗紅抹翠、奇裝異服，即使不被鬥死，也要被送去“勞動教養” 改造，但馬科斯夫人在中國照樣受到熱烈歡迎和最高禮遇。毛每次都親切接見這夫婦二人，似有談不完的心裏話，述不完的友情。這夫婦二人也對中國之行樂此不疲，在短短幾年裏造訪中國達九次，直到被憤怒的民眾推翻下臺。



此外，還有緬甸總理吳努、巴基斯坦總理......等等、等等，無不與毛周打得火熱。現在看來，這些亞洲國家當年之所以與毛中國友好，也有他們的考慮、他們的苦衷，他們對毛中國第壹是怕，怕像印支三國壹樣，被中共“輸出革命”，打翻在地，再踏上壹只腳。他們都自知在軍事上不是毛的對手，所以總想著怎樣籠絡它，與它“友好”，套近乎，希望以此求得自身的“安寧”。



其次是這些國家對毛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毛出於戰略考慮，當時也大談和平，大談和平共處。壹些國家領導人便以為這個共產主義大國真的立地成佛了。當時人們對毛中國的內部真相知之不多甚至完全無知，毛共的宣傳本事又十分了得，國內報紙是千篇壹律的喜氣洋洋、形勢大好。他們也就相信中國的新民主主義與他們國家的政治沒有什麽區別，甚至是他們學習的榜樣。而且，當時社會主義是個在世界很吃香的名詞，亞洲各國也都打出各種旗號的“社會主義”，如日本的“山岸主義”，斯裏蘭卡的“民主社會主義”，印度的“中間道路社會主義”，“伊斯蘭社會主義”.....等等。人們以為毛的社會主義跟他們的社會主義不會有多大區別。



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毛和共產黨的真面目還是逐漸暴露出來了，西藏的“民主改革”和達賴的出逃掀開了毛共統治的冰山壹角。另壹個事實是：在東南亞、南亞各國陸續出現了共產黨的遊擊隊，由小到大，暴亂的範圍和力度不斷加大。追蹤這些叛黨亂軍的來源，其根子、靠山原來都出自毛中國。



於是，人們開始懷疑毛的甜言蜜語了，不再迷戀周恩來的風度翩翩了。這時美國人來幫忙了。1961年7月，在美國的撮合下，泰國、馬來亞、菲律賓三國組成了“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提出“發展相互間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合作關系”，真正目的就是“聯合起來對付來自中國的共產主義武裝顛覆的威脅”。後來東盟的範圍不斷擴大，標誌著東南亞國家對毛共的逐步覺醒和決裂。



最令人痛心的還是，當年與毛共打得火熱的那些國家，都沒有好下場。印度總理尼赫魯與周恩來聯手創立的那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但未能給別國帶來和平，印度自己倒成了與中國兵戎相見的首個受害者， 1962年爆發了中印邊界戰爭，中國狠狠教訓了印度這個“睦鄰友邦”。中印關系這種180度的轉變不但宣布了中共“友好鄰邦”的覺醒，也宣告了中共欺騙外交的破產。尼赫魯由於在那場戰爭中吃了敗仗，優憤成疾，在戰後不久就撒手人環，與毛“悲莫悲兮生別離”了。



印尼則成了毛澤東在東南亞推行其兩手策略，實行共產主義顛覆的受害者的典型。後來印尼共產黨的政變奪權失敗，印尼共產黨和華僑數十萬人慘遭殺戮，毛玩弄的卑鄙的政治陰謀不僅喪送了印尼共產黨，而且給印尼華僑造成不可估量的傷害，是毛主義在國外欠下的壹筆大血債！



甚至連當年的“同誌加兄弟” 的越南共產黨也與中共反目成仇、兵戎相見。



有關印尼和越南與毛共的反目，由於其情況比較復雜，我們在下壹章另述。



（三）四處放火，唯恐天下不亂。



毛插手的地方當然不只是亞洲。斯大林死後，毛急劇自我膨脹，壹心想由中國取代蘇聯成為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中心，自己成為全球共運的最高領袖。雖然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毛公開表示擁護“蘇聯當頭”。可第二年當他在中國掀起大躍進運動之後，又雄心勃發，以為美、蘇都不在話下，中國“要把地球管起來”！後來大躍進以慘敗告終，稱霸全球的計劃只好暫時擱置。但他賊心不死，不久又舊夢復萌，發動了對蘇聯的“大論戰”，隨後四處點火，另起爐竈，在全球推行毛主義。



不過，當時總的情況和形勢對毛不妙，蘇共領導集團己穩住了陣腳，全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幾乎都“壹邊倒”倒向蘇聯。毛原來想在東歐的波蘭、保加利亞等國打進楔子，拉出壹、兩個“朋友”，與赫魯曉夫分庭抗禮。後來知難而退。在歐洲的共產黨中沒有找到同夥，連亞洲的幾個與自己關系密切、靠自己“供養” 起家的共產黨如越南、朝鮮也不願意在中蘇對抗中表態支持毛共。



毛不甘心自己如此“光榮孤立”，也不相信蘇聯陣營中鐵扳壹塊，也算功夫不負有心人，毛終於打開了蘇聯陣營的壹個口子，那就是歐洲的“小兄弟”阿爾巴尼亞。



毛最初註意阿爾巴尼亞是1958年，這個又小又窮歐洲最落後的阿國講起話來卻有自己的特色，很有“反潮流精神”。按照毛的階級分析法，最窮的小子往往是最“革命”的，阿國正好是這壹理論的證明。當時毛就指示給它五千萬人民幣（阿國才200萬人口）以示友好和拉攏，算是給它的壹個見面禮。



付出果然有了回報。1960年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召開的全球51個共產黨、工人黨領導人的會議上，中共受到公開譴責，陷入空前孤立。但是阿爾巴尼亞卻不同意公開點名指責批評中共，會後阿共頭頭霍查為此與蘇共吵翻。這使毛非常感動，決心大力拉攏、扶持這個小兄弟。1961年1月，中國再次給阿國5億盧布援助（給阿國的援助不管是貸款或別的名義，實際上都是無償的，不用歸還）。毛又親封其為“歐洲的壹盞社會主義明燈”。自此，中阿兩黨、兩國開始了親密接觸和互相吹捧。中共和毛算是在蘇聯陣營打開了壹個缺口。



毛對要拉攏的對象從來不惜血本（反之，對他要打倒的對象也不惜任何代價），從1958年的第壹筆援助算起，到1978年中共宣布斷絕對阿援助為止，中方共給予阿方75筆（次）共計90多億人民幣的無償援助（另有10億人民幣已列入計劃，但尚未付款）。按阿國的人口，相當於每個公民從中國獲得壹個人民幣5000元的大紅包！而同壹時期，中國工人的月平均工資不過是三、四十元，農民壹年的收入才四、五十元。中國簡直將阿國“包養”起來了。



這時毛想通了壹個問題：他的毛主義在窮國才有市場，窮哥們是他的天然朋友。這與他在國內造反的經驗不謀而合。因此，必須給窮哥們壹些好處，壹點甜頭，才能讓它們跟自己走。但在國際上“打土豪” 不易，只好自己割肉了。毛把目光投向非洲。非洲最窮，連年戰亂、幹旱，天災人禍不斷，是毛認定的理想的革命之邦。但非洲並沒有共產黨，大多是些靠軍事政變上臺的獨裁者，但這也是與毛的共同之處。所以他視他們為好友、同誌。經歷過那段歲月的中國人都知道，當年非洲的大小獨裁者到中國來有如過江之鯽，每次他們到來都能得到毛的“親切、友好”接見，臨走時則要送上壹個“大紅包”——援助，作為拉幫結派的“禮物”。這些獨裁者都聲名狼藉。如中非的博卡薩、西非皇帝塞拉西、烏幹達暴君阿明、利比裏亞的泰勒等，這些暴君還以嗜吃人肉而聞名，是壹些真正的“衣冠禽獸”，毛則視之如摯友、知已。毛時期給了這些非洲暴君多少錢？沒有正式宣布，中共近些年幾次宣布豁免非洲國家的債務，每次都達數百億元。這些都是毛當年送出的中國人民的血汗。



毛對非洲的慷慨解囊，目的是讓它們組成壹個以自已為首的“第三世界”，與美、蘇對抗。雖然沒有顯著成效，但還是得到了回報，那就是1971年聯合國在投票接納毛共中國、驅逐臺灣時，非洲國家都給毛中國投了支持票。所以毛說：是非洲的窮哥們把我們擡進聯合國的！（其實，關鍵是美國的“倒戈”，是尼克松訪華之前送給毛的壹分大禮。）按照毛的援外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標準，毛認為他是值得的。只是非洲的共產主義革命始終沒能搞起來。



文革時期毛要把毛主義推向世界。文革掀起了對毛的“造神”運動，把毛吹捧成“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被吹得有點飄飄然了，便真想當壹回“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領袖。他的辦法是：壹方面，讓紅衛兵、以及各類對外工作人員去境外、國外大肆推銷毛主義，給壹些毛主義信徒、嘍啰發送《毛選》，“紅寶書”（語錄本），在他們中推廣三忠於、四無限、語錄歌、忠字舞.....等等；另方面，通過中共的組織系統、外聯系統物色對象，給錢、給人、給槍，在各國另起爐竈建立壹批“毛主義黨”（當時在報紙上常見的打括號的“馬列”組織），讓他們進行武裝鬥爭，奪取本囯政權。毛本人則公開宣稱：“中國不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軍事上、技術上也要成為世界革命中心”，中國“要成為世界革命的兵工廠”。還在中國建立了各種訓練基地，大力培訓各國毛主義遊擊隊和特工。



就這樣，靠著揮霍八億中國人民的血汗，毛在全世界招降納叛，篡養了壹幫走狗、爪牙、嘍啰，到處樹起反旗，打著毛的旗號鬧革命。不過很快毛自己也發現，原來這幫打著他的旗號四處招搖撞騙的毛主義黨徒，實際上只是為了能從中國得到施舍，混著“吃毛飯”。他們並沒發動世界革命的本事，在當地也沒有什麽影響力，更不用說奪取政權了。絕大多數後來都自生自滅、煙消雲散了。1969年，毛對他的中央文革小組說：“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不得不停止對那些些組織的援助。



總起來說，毛的努力是徒勞的，可悲的，非但新的毛主義革命沒有發動起來，就是那些有著“傳統友誼”的“兄弟黨”，如越南、朝鮮、古巴，在毛掀起的與蘇共的對峙中，也都沒有站到毛的壹邊。越南在胡誌明死去後立即倒向蘇聯，逐漸成了中國公開的敵人；朝鮮是靠了毛的“抗美援朝”才得以幸存的國家，不過它的統治者想自立門戶，不願做毛的附庸，於是無情地清洗、趕走了毛安插在那裏的“反對派”（延安派），文革中，中、朝關系發展到充滿火藥味的對抗。還有古巴的卡斯特羅，原是毛極力拉攏的對象，當古巴“革命”勝利時，中國舉行了舉國的慶祝、遊行，又主動送錢、送物、送秋波。可惜卡斯特羅不大領情，卡氏要忠於他的蘇聯主子，在中蘇對抗中古巴堅定地站在蘇聯壹邊。以致造成中、古為隔洋對罵，罵得非常難聽（如卡斯特羅罵毛是“壹堆大糞”）。



另外，壹度甚囂塵上的南亞、東南亞那些毛主義黨和遊擊隊，也很快歸於沈寂。這些試圖走毛主義武裝奪權道路的毛派，最後都以徹底失敗告終。



正像毛自己所說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被徹底消滅。這就是他壹手扶持的各國毛主義黨徒的下場，也是毛主義在國際舞臺上的結局。







附 ： 有關《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其秘密附件





引者按：據雲，這個秘密協定的最初曝光則是1950年7月16日，由美國的對外政策協會在紐約公布的。為了保密，當時中、蘇雙方都進行了嚴密的防範，自以為萬無壹失。真該嘆服美國人的神通廣大，居然把這兩個共產黨大國之間最高絕密文件很快就搞到了手，讓它在世界人民面前曝光。不過，對於毛共來說，這也談不上太大的打擊，因為它對本國人民進行的鐵幕統治非常有效，雖然條約在境外曝光了，但國內人民仍然壹無所知。



因為有了引用的評論，筆者對此就不再作分析、議論了。不過，值得告慰的壹點是，這個秘約後來未得到全面、有效的貫徹。原因首先是斯大林在三年後的1953年3月就死去了。斯氏在世時，毛中國履行此密約的方式主要是參加那場“抗美援朝”戰爭。斯大林死後蘇聯高層經過短暫的內部鬥爭，赫魯曉夫上臺，赫氏執政後為了籠絡各國共產黨人，采取了比較開明的政策，他主動撤消了根據這個密約建立在東北和新疆的兩家掠奪中國礦產資源的“河谷公司”，還檢討了斯大林這種掠奪行徑。因此估計這個密約也就會被拋棄或者擱置。



不久之後的1956年３月，赫氏在蘇共20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從此，中蘇兩黨、兩國便陷入了長期的“論戰”之中，原來的親密關系逐漸消失，兩國關系的惡化，從而密約自然地失效了（是否正式解約不得而知）。



不過，這壹秘約帶給中國人民的災難仍然是顯而易見的。如中國必須源源不斷地以低價的農產品換取蘇方的機器和工業設施。毛從來沒有公開承認他的這些賣國行徑，更未有所反省。實際上，毛和中共為獲得蘇聯援助而出賣國家利益的行為決不止這壹次。讀者在以後的篇章中將會看到。



為了對歷史負責，現在將這條約及其附件的文本、以及刊載這個文件的網刊在文本之前的壹段介紹和評論照錄在此。（條約文本之前的文字為原來引者的話。）



該條約（指正約之外作為秘密附件的《特別協定》——引者）由中國總理周恩來和蘇聯外長安·揚·維辛斯基在莫斯科克裏姆林宮簽署。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非公開版本，而公開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內容共有六條，最大的特點是承認外蒙古獨立，毛澤東自己當年也稱簽定此約是“喪權辱國”。60年代起，幸好中蘇兩國關系惡化，該條約名存實亡。期滿後沒有再延長。

從條約所訂六條看，除中共和蘇共政權結成軍事同盟，將自己置於蘇共保護之下外，好象沒有太大問題，而且有些問題也說的不是那麽清楚，那為什麽毛澤東將其說成是“喪權辱國”的賣國條約呢？其實毛澤東的話是另有所指。就在這個條約簽定的前兩天，也就是2月12 日，毛澤東同蘇共斯大林簽定了另外壹個《特別協定》，那才是名符其實的喪權辱國的賣國條約，清朝所簽定的所有賣國條約，都是在戰敗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簽定的城下之盟，這個條約卻是在沒有任何外部壓力下主動送上門去的。由此，我們可以理解中共為什麽能在中國奪取政權，以及為什麽在建政初期實行壹面倒的外交路線。

1950 年2月12日中共同蘇共所簽定的條約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友好同盟特別協定》，這個《特別協定》是我們解讀《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鑰匙，時間上只差兩天，內容涉及到了重大實質性問題，可以說，《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只是為了更體面地向外宣布，是欺騙世人的幌子，《特別協定》才是要執行的條約。這個《特別協定》本來是對外保密的，但是在1950年7月16日，被美國對外政策協會在紐約公布。通過這壹密約，人們不難看出，蘇聯人已經把中國拉入它的整個戰略體系中，並且在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貿易、工礦、交通、資源等壹系列重要領域，完全控制了中國，讓中國民眾在蘇聯征服亞洲以及整個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當前鋒、打頭陣，充當犧牲品。

《特別協定》的中國方面的主持人，以毛澤東為首、以周恩來為全權代表而簽約。蘇聯方面的主持人，以斯大林為首、維辛斯基出面簽訂。有以下內容值得註意：

首先在軍事上，《特別協定》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允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駐兵中國境內，以共同保衛世界和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先行劃交東北、華北海空基地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作軍事上之部署。將中國人民解放軍改編為國際紅軍，由紅軍最高統帥直接指揮。”這就完全控制了中國的軍事。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蘇俄在協定中還要求中共負責籌集華工壹千萬人，協助蘇聯共同建設中蘇軍事設備，以應付帝國主義之侵略行動。增加兵額四百萬，以準備帝國主義侵略行動。在後來的韓戰中，中國不得不派幾百萬的誌願軍參戰，為蘇俄的世界霸權充當炮灰，都同這個協定有著直接關系。

第二，《特別協定》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人口，因目前資源缺乏，非減少壹億，決不能支持，其詳細辦法，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行定之”。中國人的生命，完全受蘇俄控制，蘇俄對中國人生命有生殺大權。雖然以後發生的“大鎮壓”、“三反五反”、“反右”、“大饑荒”等不壹定是照蘇俄指示行事，但這個協定的影響也是不能忽略的。抗美援朝中又不惜中國人性命以人海對付聯合國的先進部隊，後來毛澤東又多次叫打大仗，打核大戰，犧牲中國壹半以上人口來戰勝帝國主義，都表現了毛澤東想用戰爭來減少人口的思路。

第三，在政治上，協定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公營事業，應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專門人員為顧問。"完全操控中國的內政，實際上把中國當作了他們的占領區。

第四，在工業上蘇俄派大批所謂技術人員控制中國的工業，直接操作中國工業的經營管理，對這些人員政府還要給以優待的 "供給制"予以優待。中國還要對蘇俄開放沿海商阜，內陸市場，由蘇俄 "自由通商"，稅率只有百分之壹，就是在自己國家，也不可能享受到如此優厚的稅率待遇。協定還規定，蘇聯得"享受貿易特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應以谷物供應蘇聯政府。"在當時中國是個缺糧國家，這個協定的前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人口，因目前資源缺乏，非減少壹億，決不能支持"，由於中共發動戰爭的原因，中國當時糧食大面積減產，糧食產量不到戰前的四分之三，棉花幾乎減產壹半。但是中國必須先餵飽蘇俄，中國人自己才能吃飯。

第五，協定規定蘇俄有"支配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之礦鐵原料等特權。其中以錫礦，全年產量除留百分之二十自用外，余需供應蘇維埃聯盟，發展重工業"。中國國內的礦產資源中國自己不能支配，要首先支援蘇俄發展工業，這種赤裸裸的掠奪行為，同侵略者有什麽兩樣？

第六，中國境內的北京、天津、上海、廣州、重慶、長沙、杭州、九江、蕪湖、廈門、汕頭、福州等十五個城市的中心地區，要作為蘇維埃聯盟僑民居留地。實質就是把這些地區變作蘇俄殖民地。特別應該註意的是，蘇俄想占有的是這些大城市"中心地區"，完全是以主子自居，把中國人當作他們的奴隸。

第七，協定中規定："締約國雙方同意，內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國，由雙方共同負責扶助其獨立。"這個規定顯示了中國領土主權的喪失，蘇俄有對中國領土的處置權。

正是在這個秘密協定的主導下，中國成了蘇俄的附屬國，中國的國民淪為受人壓迫的二等公民。蘇俄打著支援中國的幌子，明正言順地掠奪中國資源。中國人對此稍有不滿，就會被打成反蘇、反黨反社會主義而被投入監獄，有的被迫害致死。不管中國國情，完全按蘇俄的意願規劃中國社會制度，劉少奇在壹九五四年關於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說："蘇聯的道路是按照歷史發展規律為人類社會必然要走的道路。想要避開這條路不走，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在1953年2月舉行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次會議上講話說："要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無論共產黨內、共產黨外、老幹部、新幹部、技術人員、知識分子，以及工人群眾和農民群眾，都必須誠心誠意地向蘇聯學習。"

在中外歷史上，曾出現過許多出賣國家利益的政權，也出現過很多喪權辱國的賣國賊，但沒有任何壹個政權傾全國之力甚至民眾的生命去為別的國家作犧牲，整個50年代的歷史，就是中國淪為蘇俄奴隸的歷史，在那個時代，也許妳打死壹個中國人無罪，但妳要對蘇俄人稍有不滿或提壹點意見，妳就會受到滅頂之災。

現在我們看當年發行的紀念《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郵票，所應關註的應該是這組郵票反映的背後真實的歷史事件。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在兩天的時間裏，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條約，壹個是用來對外公布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壹個是用來真實實行的密約《特別協定》。在那個友好條約幌子後面，記載著中國人真正的歷史。



兩個條約的全文如下：

附錄壹：

《中華人民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友好同盟特別協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為加強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間的密切合作，共同防止帝國主義用任何形式上的侵略行為，以及勾結日本帝國主義的再起，以建立亞洲新秩序，鞏固中蘇友好合作關系，特在兩國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外，締結特別協定，並各派全權代表如左：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國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特派外交部長安德列（努阿勒耶維赤）維辛斯基

兩全權代表互相校閱證書認為妥善後，同意下述各條：

第壹條：締約國雙方為共同防止帝國主義之侵略，及共同應付第三次世界大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允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駐兵中國境內，以共同保衛世界和平。

第二條：自締約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先行劃交東北華北海空基地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作軍事上之部署，並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負責協助進行東南亞的解放事業，以完成亞洲解放大業。

第三條：締約國雙方同意，將中國人民解放軍改編為國際紅軍，由紅軍最高統帥直接指揮。

第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負責籌集華工壹千萬人，協助蘇聯，共同建設中蘇軍事設備，以應付帝國主義之侵略行動。

第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應將華北各口岸開放予蘇聯永久駐兵，並自由出入，其中包括秦皇島，海州，煙臺，威海衛，青島，大連。

第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年底以前增加兵額四百萬，以準備帝國主義侵略行動。

第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人口，因目前資源缺乏，非減少壹億，決不能支持，其詳細辦法，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行定之。

第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公營事業，應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專門人員為顧問。

第九條：締約國雙方同意，蘇維埃政府調遣技術人員參加中國各地主要工業的經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應以優待的"供給制"予以優待。

第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沿海商阜，內陸市場，開放予蘇聯自由通商，並以百分之壹的優惠條件為稅率。

第十壹條：締約國雙方同意，中蘇在互惠互利條件下，進行物物互相交換，以建立友好關系。

第十二條：蘇維埃聯盟政府，有支配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之礦鐵原料等特權。其中以錫礦，全年產量除留百分之二十自用外，余需供應蘇維埃聯盟，發展重工業，協助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工業化。

第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之北京、天津、上海、廣州、重慶、長沙、杭州、九江、蕪湖、廈門、汕頭、福州等十五都市，劃定中心地區，作為蘇維埃聯盟僑民居留地。

第十四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為滿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請求，貸款三萬萬美元給予中國（貸款支配償還原則，有貸款協定訂明）唯中華人民共和國須將東北華北兩地之全部原料產品作為使用抵押，償還時之原料種類，由蘇維埃聯盟，視其實際需要而決定之。

第十五條：締約國雙方同意蘇聯政府，共同管理長春鐵路，及沿路兩旁五十華裏之地區。雙方代表所擔負的職務如鐵路局長，理事主席，顧目前事實需要，須由蘇聯代表擔任，中國代表副之。

第十六條：依前中國共產黨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訂立之滿洲協定，蘇聯得繼續享受貿易特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應以谷物供應蘇聯政府。

第十七條：締約國雙方同意，內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國，由雙方共同負責扶助其獨立。

第十八條：協定約經雙方批準後，立即生效，批準書在赤塔互換。

第十九條：協定系機密性質，締約國雙方均有義務保守秘密，不得公布。

1950年2月12日訂立於莫斯科。共兩份，每份均以中文俄文書就，兩種文字之條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 周恩來（簽名）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全權代表 安(揚) 維辛斯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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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1949 年12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抵達莫斯科進行正式訪問。1950年1月20日，中國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也抵達莫斯科，兩國政府之間的談判於 2月14日結束。於1950年2月14日簽定的條約，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為30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原文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具有決心以加強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間的友好與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國家之重新侵略；亟願依據聯合國組織的目標和原則，鞏固遠東和世界的持久和平與普遍安全；並深信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間的親善邦交與友誼的鞏固是與中蘇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為此目的，決定締結本條約，並各派全權代表如左：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國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特派蘇聯外交部部長安得列．揚努阿勒耶維赤．維辛斯基.

兩全權代表互相校閱全權證書認為妥善後，同意下述各條：

第壹條

締約國雙方保證共同盡力采取壹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間接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略與破壞和平。壹旦締約國任何壹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壹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

雙方並宣布願以忠誠的合作精神，參加所有以確保世界和平與安全為目的之國際活動，並為此目的之迅速實現充分貢獻其力量。

第二條

締約國雙方保證經過彼此同意與第二次世界戰爭時期其他同盟國於盡可能的短期內共同取得對日和約的締結

第三條

締約國雙方均不締結反對對方的任何同盟，並不參加反對對方的任何集團及任何行動或措施。

第四條

締約國雙方根據鞏固和平與普遍安全的利益，對有關中蘇兩國共同利益的壹切重大國際問題，均將進行彼此協商。

第五條

締約國雙方保證以友好合作的精神，並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不幹涉對方內政的原則，發展和鞏固中蘇兩國之間的經濟與文化關系，彼此給予壹切可能的經濟援助，並進行必要的經濟合作。

第六條

本條約經雙方批準後立即生效，批準書在北京互換。

本條約有效期間為三十年，如在期滿前壹年未有締約國任何壹方表示願予廢除時則將延長五年，並依此法順延之。

壹九五○年二月十四日訂於莫斯科，共兩份，每份均以中文與俄文書就。兩種文字的條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 周恩來（簽名）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全權代表 安(揚) 維辛斯基（簽名）



毛主義對外擴張的始與終（下）：禍延世界與竹籃打水







本章主要考察毛所傾力扶持的幾個毛主義政黨和“盟友”的情況和結局







壹、毛主義最大試驗品之毀滅：印尼“九.三O事件”



上文提到，印尼總統蘇加諾曾經是毛最好的“朋友”之壹。在本章我們將要看到他們的友誼的結局。



印度尼西亞位於亞洲東南部，地跨赤道，由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的壹萬多個島嶼組成，面積190多萬平方公裏，現居住人口二億多。



印尼在17世紀淪為荷蘭的殖民地，二戰時被日本占領。日本戰敗投降，印尼宣布獨立。長期從事民族獨立鬥爭的蘇加諾被選為共和國總統，印尼人民尊之為“國父”，在國內外都享有很高的威望。



印尼共產黨成立於1920年，比中共還早壹年，也是共產國際的重要成員。印尼共長期以來表面上依附於蘇加諾的“民族資產階級勢力”，但同時又暗中策劃奪取政權的活動。這種陰謀活動在1948年的“茉莉芬事件”中遭到挫敗，黨的頭頭及約壹萬名成員被殺、被捕，事件後印尼共僅剩下8000名黨員。1951年艾地接手領導印尼共產黨，被迫采取與“民族資產階級政府”（即蘇加諾政府）合作、亦即從屬於政府的政策。印尼共又得到迅速發展，到1960年，印尼共成為全國最大的政黨，1963年，黨員達到200萬，1965年又發展到300萬人，成為僅次於蘇共、中共的世界第三大共產黨。



印尼共能獲得如此飛速發展，是與蘇加諾的政治態度分不開的。蘇加諾本來就有“左傾”的傾向，對共產黨采取容忍、姑息甚至扶持的政策，而印尼共對他表面上亦很恭謙、順從，故不少印尼共產黨人被吸收參加各級政府的工作。雙方似乎沒有任何芥蒂，合作愉快。



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加諾和很多亞洲國家領導人壹樣，很快與中國搭上關系，並與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迅速建立了個人“友誼”。中共領導的“開明”、“豁達”令他們感到驚喜和意外，與中國的關系迅速升溫。



與共產黨大國的友好關系反過來促使他們對本國共產黨采取更加寬容、友好的政策，蘇加諾大量接納印尼共產黨人進入他們中央和地方政府，大有與他們共同執政、“和平過渡”之勢。印尼共產黨人也沾沾自喜，他們自恃與總統的特殊關系，認為“接班”只是遲早的事。印尼共產黨主席艾地就公開宣稱：“在世界各國共產黨中，印尼共產黨是最有權威談‘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壹個黨，因為印尼共產黨參加了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而且具有實行各項政策的實際能力。”



而從蘇加諾來說，他並非對印尼共毫無戒備和防範之心，他只是想通過自己與中國、與毛澤東的特別“友好”關系，促使印尼共更加信賴、擁護自己，加強自己的地位；另方面，也希望通過毛、周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印尼共施加影響，約束印尼共的思想和行為，因為他知道，中共與印尼共是“上下級”關系，中共是印尼共的直接領導者。他相信憑借他與毛的友誼，中共不會允許印尼共產黨作出對自己不利的事情。



這就是這個“資產階級政治家”的“政治水平”，看起來蘇加諾連共產黨的ABC都沒有學到，對毛澤東更是壹無所知。這就註定了他未來的悲劇結局。



同時，我們也可以設想，如果艾地不是死心塌地地投靠毛，忠實執行毛的“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那麽，印尼共也可能壹帆風順成為印尼議會中的第壹大黨，單獨或與別的政黨聯合執政，走北歐“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艾地本人也就成為本國的政治領導人之壹，平安而風光地度過他的壹生。總之，以後那血雨腥風、山河嗚咽的壹幕是絕對不會出現的。



然而艾地選擇了毛，選擇了毛主義，這就是歷史悲劇，不可更改的悲劇。



我們說蘇加諾堅信他與毛的“友誼”，堅信毛不會讓印尼共來造他的反是有根據的，有壹件事足可以窺見當時蘇加諾對毛中國的友好到了什麽程度，1965年1月，印尼政府發表聲明，鑒於聯合國沒有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表示抗議，印尼宣布從即日起退出聯合國。真是榮辱與共，肝膽相照了。（“9.30事件”之後，印尼重回聯合國）



就在毛表面上與蘇加諾打得火熱的時候，他也與艾地打得火熱。臨近“9.30”，艾地兩次到北京，秘密地會見毛。他們之間談了些什麽人，別人無從知曉。但是艾地回去之後，印尼就發生了“9.30事件”，這是由壹群少壯派軍人發動的政變。很快查明，它是由印尼共產黨壹手策劃的壹場全國性全面武裝奪取政權事件。



直接參與“9.30”行動的少壯派軍官，為首的叫翁東，時任總統衛隊第三營營長，中校軍銜，是蘇加諾最信任的親隨之壹，實際上翁東也是印尼共產黨最忠實的黨員；其余還有：馬爾佐準將（司令），拉蒂夫上校（旅長），蘇納諾中校（團長），等等，他們都是印尼共黨員或忠實同誌。



事變的簡單經過如下：



1965年9月30日深夜，以翁東為首的政變軍人調集四個連的兵力，在雅加達郊區的鱷魚洞集結後向首都進發，淩晨抵達雅加達立即按計劃分別行動，先後對包括印尼國防部長、陸軍司令在內的7名高級將領實行抓捕，在抓捕過程中只有國防部長逃脫，壹名副官冒充國防部長被抓。政變者立即將抓獲的6名將領和冒充的國防部長處死。與此同時，政變者分派的部分兵力占領了總統府。當晚蘇加諾總統未在總統府過夜，聞知發生政變他立即轉去了他認為比較安全的哈利姆空軍基地。



就在首都發生政變的同時，印尼其他重要城市也發生了類似的政變，各地政變上臺的新領導人立即發表聲明，支持首都雅加達的兵變。事情已清楚表明，這是壹起有計劃、有預謀、有組織的全國統壹暴動。



殘殺了6名軍隊領導人，控制了總統府之後，翁東等人自以政變成功，立即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廣播講話稱：為了免受由美國中情局扶持的軍內當權將領的壓制，他們逮捕了這些將領。蘇加諾總統則已經受到了他們的保護。隨即公布了壹份“印尼革命委員會”名單，在全部45名“革委會”成員中，囊括了印尼各主要政治勢力和各界代表，且原政府中的官員幾乎占了壹半。但令人奇怪的是，唯獨沒有蘇加諾總統的名字。至此，這次政變的“倒蘇”性質也己經明白無誤。



直到此時，政變者還想麻痹、利用蘇加諾，他們派人到哈利姆空軍基地與蘇加諾會談，要求蘇總統表態支持“革命”。但據稱，蘇加諾壹直拒絕表態。



後來的學者認為，蘇加諾沒有表態支持政變者，是“9.30事變”成敗的分水嶺。



然而，更直接更關鍵的原因則是：兵變領導人忽視了壹位極端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印尼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少將。正是這位將軍迅速使局勢倒轉過來。



當收到政變的廣播後，蘇哈托立即召開會議，會議的結論是印尼共產黨制造了這起政變，並躲在幕後指揮操縱。蘇哈托當即宣布接管軍隊指揮權，命令全國各軍區立即控制局勢，鎮壓叛亂，同時調集部隊向雅加達進發。10月1日下午6時，蘇哈托的部隊抵達首都，翁東的叛軍幾乎沒有抵抗就向哈利姆空軍基地撤逃。蘇哈托的部隊乘勝追至哈利姆，第二天上午，叛軍潰散。“9.30”政變前後不到兩天，即以失敗告終。



當“9.30”政變“成功”的消息報到北京時，北京正為外賓在天安門舉辦國慶焰火觀賞晚會，其中有印尼臨時人民協商會議的主席、副主席、空軍參謀學院院長等要員100多人在場。周恩來決定親自將這個“好消息”告訴客人們。10月1日當晚，周恩來對著人群宣布：據外電報道，9月30日晚，雅加達發生重大事件，總統警衛營采取行動，挫敗了旨在推翻蘇加諾總統的政變。（周恩來這個論調後來成為中國報道“9.30事件”的統壹口徑，直到40年後官方的調子仍舊如此，從中人們可以窺見中共新聞“真實性”之壹斑。）印尼來的客人聽到這個消息後，面面相覷，驚愕不已，立即離開廣場回到下榻的飯店。



由此可見，9.30政變選擇的時間是經過精心安排的。政變者選擇這個時間動手，壹是印尼政界的重要人物，即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臨時人民協商會議”的主要成員都在北京，等於事前全都被扣作了“人質”，政變成功後不怕這些人不支持新政府，因為他們都成了“甕中之鱉”；二是趁10月1日中國的國慶節向毛及其他中國領導人報喜、獻禮；三是政變成功後，新政府的成立日期恰好也是10月1日，這個日期理所當然定為新的“國慶日”，而這個國慶日剛好與毛共中國的國慶日重合了，豈不更能顯得“主仆壹心”，更令毛心花怒放？



可惜，政變者如此煞費苦心的計算卻沒有計算出政變的失敗機率，結果是壹著失算，全盤皆輸。



9.30事件後，新上臺的鐵腕人物蘇哈托立即開展了對兵變者及其幕後人群的大搜捕、大清算。經過壹番清理，9.30事件的迷霧終於初步廊清，真相顯現在人們面前：



誰是這場政變的真正策劃者和領導者？這是人們首先關心和要弄清的問題。印尼軍方自始至終的結論是：印尼共產黨是全部事件的組織策劃者和實施指揮者。又據美國中央情報局披露的材料和對政變領導人的審訊記錄，查明發起9.30事變的核心人物有5人，即翁東、拉蒂夫（上校旅長）、蘇約諾（中校團長）、夏姆、波諾。前三位是前面已提到的少壯派軍官，後面兩位是印尼共產黨中央特別情報局局長和副局長，此二人是事變中起主導作用的指揮者。



據知情者披露，印尼共中央的特別情報局是個極端神秘、地位特殊的機構，連政治局委員都對它不知情，它只由黨主席艾地壹人所掌控。因此，夏姆、波諾所作所為，完全代表艾地。美國中情局的結論是：“印尼共產黨在政變中起著中心的作用，這是確切無疑的。有確鑿的證據證明，所有重大決定都是由印尼共產黨作出的。



人們想弄清楚的第二個問題是：中國在這次事變中究竟起了什麽樣的作用？現在已知的是：翁東等人的背後是印尼共產黨中央特別局；特別局的背後是印尼共產黨主席艾地，艾地的背後又是誰呢？政變前艾地兩次到北京造訪毛，談的什麽？難道如此重要的行動，艾地不請示毛？毛又給了什麽指示？但迄今沒有這方面的材料（或者根本就沒有留下文字材料），這也許是永遠的秘密了。不過他們談的內容有壹條是肯定的：那就是萬壹政變失敗，印尼共產黨不得將中共和毛扯進去（背黑鍋）。老奸巨猾的毛當然會想到這壹點。但是不管怎樣洗刷，人們都已清楚，艾地追隨毛，決定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則是這壹切問題根源。



鑒於9.30全國大暴動手段十分迅猛兇殘，所以，後來受到的報復也十分殘酷。據事後印尼軍方公布的數字，整個事件中死亡人數為8.7萬；而美國中情局公布的數字死亡人數接近25萬。也有人說死了30萬。這些死亡者當然絕大多數是參與政變的共產黨人。號稱300萬黨員的印尼共產黨，自此徹底地消失了。還應該特別提及壹點的是，華僑在這次事件中受的打擊特重，這大概是因為印尼軍方認定中國是這次叛亂的後臺和亂源，而當時華僑中確有不少狂熱的擁毛分子，他們主動參加了印尼共發動的這次暴亂，軍方把仇恨揮灑到壹切華僑身上，掀起了壹次大規模的排華運動。無辜的華僑成了毛主義的犧牲品和替罪羊。



在9.30事件中和事件之後，毛和中共領導人的表現十分耐人尋味。起初，收到了令他們欣喜若狂的“政變成功”的大好消息，周恩來宣布這壹消息時欣悅之情溢於言表。然而還來不及慶賀，僅僅過了壹天多，事情就急轉直下，大好消息變成了滿盤皆輸的壞消息。隨後更是政變領導人被捕、被處死的“噩耗”，特別是11月22日艾地被捕後幾小時就被處決，令毛悲憤不已而又無可奈何。據有關資料，毛壹怒之下曾說要派幾個師去收拾印尼反動派，可在旁的大員告訴他，那兒隔著太平洋，中國的海軍運兵船還未出海，就會被美國的第七艦隊“收拾”了。毛清醒過來，只能望洋興嘆了。



隨著對事件調查的深入，印尼軍方宣布掌握了中方卷入事件的證據（這是肯定的，可惜筆者迄未獲此資料）。於是，憤怒的印尼民眾不斷到中國使館示威遊行，逐漸演變成暴力事件。同年11月2月起，連續發生數千上萬民眾襲擊中國駐印尼使館和其他機構事件，30多名中國外交人員被打傷，使館財產被砸，中共的國旗被當眾燒毀。1966年3月25日，印尼政府宣布“暫時查封”中國新華社印尼分社。憤怒的民眾繼續到中國使館鬧事.....不得已，中國政府將駐印尼大使召回。後來在文革中，在中國和印尼都發生了大規模群體性相互鬥毆、打砸事件，是為9·30亊件的直接余波。



在艾地被捕並被處決大約壹月之後，悲憤莫名的毛強抑心中悲痛，寫了壹首詞悼念艾氏，充分印證了毛與艾地的親密、特殊關系：



蔔算子 吊念共產主義戰士艾地同誌



疏枝立寒窗，



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難為久，



春來反雕殘。







殘固不堪殘，



何須自尋煩？



、 花落自有花開日，



蓄芳待來年。







落款的日期是1965年12月



毛澤東壹手葬送了“艾地同誌”，卻在詞中假惺惺地反問：“奈何笑容難為久，春來反雕殘？”又不甘失敗，夢想印尼共東山再起：“蓄芳待來年”。可是歷史永遠拋棄了這位“笑在百花前” 的毛主義急先鋒，也埋葬了印尼共產黨。毛只能永遠沈浸在他的復辟夢想裏聊以自慰罷了。



再說那位曾經與毛澤東有過轟轟烈烈“友誼”的蘇加諾，事變之後怨恨有加，與毛再無往來了。兵變之後，蘇加諾處於十分尷尬的地位，他雖然是被兵變者推翻的對象，但他長期以來對印尼共的縱容和姑息養奸，成了人們攻擊的焦點；他還與印尼共產黨的後臺中共和毛打得火熱，被人玩弄於股掌之上而不自知，成了人們茶余飯後的談資和笑料。九.三O事件之後，蘇加諾仍然苦撐著幹了壹年半總統，可其風華不再，不再受到舉國的榮寵，而是處在悔恨、焦慮的漩渦之中。期間，蘇以個人名義給毛澤東、周恩來、陳毅（外長）寫過壹封長信，毛等也絞盡腦汁給予了回信，但均未公開，故無從置評。但是中共當局為了給蘇氏回信，居然動員了全部智囊和禦用文人，反復磋商、反復修改，可見其“問題”之嚴重和復雜，又不能公之於眾，足見其不可告人的難言之隱。



1967年3月，蘇加諾辭去總統職務。1970年病逝於雅加達。







二、“歐洲社會主義明燈”的熄滅



1963年7月中國與蘇聯公開撕破臉皮之後，中國與阿爾巴尼亞的關系迅速升溫，雙方妳來我往，互致問候，頻送秋波，相互吹捧，漸入佳境。1966年，毛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放眼全球，招來壹片斥責之聲。獨有這個“社會主義明燈”又跳了出來，為文革大聲叫好、加油！這下使毛感動了，地球雖大，也就這麽個知音、知己了，真是“親不親，階級分”，多麽難能可貴！毛決心要好好表彰和鼓勵這個“霍查兄弟”，為這盞“社會主義明燈”加油、添勁。



1966年11月，阿爾巴尼亞勞動黨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毛覺得這是壹個很好的展示中阿兩黨牢不可破的“無產階級友誼”的機會，順帶向蘇聯及其附屬國示威，展現中阿兩黨“光榮的孤立”！



毛派當時的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康生前去祝賀。康帶去了毛親筆簽名的賀電。鑒於這封賀電是難得壹見的文革佳作，特將其精華錄之如下：



“……以恩維爾·霍查同誌為首的光榮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重重包圍中，堅定地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紅旗。”“英雄的人民的阿爾巴尼亞成為歐洲的壹盞社會主義明燈。”



“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南斯拉夫鐵托集團，壹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賊集團，比起妳們來不過是壹抔黃土，而妳們是聳入雲霄的高山。他們是跪倒在帝國主義面前的奴仆和爪牙，妳們是敢於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敢於同世界上壹切暴敵戰鬥的大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中阿兩國遠隔千山萬水，我們的心是連在壹起的。我們是妳們真正的朋友和同誌。妳們也是我們真正的朋友和同誌。我們和妳們都不是那種口蜜腹劍的假朋友，不是那種兩面派。我們之間革命的戰鬥友誼，經過急風暴雨的考驗。”



“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在我們壹邊。國際無產階級在我們壹邊。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在我們壹邊。全世界90%以上人民大眾在我們壹邊。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我們不會孤立，我們絕不會孤立。我們是不可戰勝的。壹小撮反華、反阿爾巴尼亞的可憐蟲，是註定要失敗的。”



毛最後許諾：“請同誌們相信，不管世界上發生什麽事情，我們兩黨兩國人們，壹定要團結在壹起，戰鬥在壹起，勝利在壹起。”



跟著是壹堆口號。



據說康生宣讀完電文後，霍查立即展開雙臂與康生熱情擁抱、親吻，然後高舉毛的賀電，繞場壹周，全場隨即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和震耳欲聾的“毛澤東—恩維爾（霍查）！”的歡呼聲。壹首頌歌跟著響起，歌詞是：







世界上兩只雄獅，







壹只在歐洲，壹只在亞洲。







恩維爾——毛澤東，







哥倆同根生！







這壹幕是典型的“毛澤東——霍查式”的狂吠，虛張聲勢，色厲內荏，極盡肉麻、狂暴之能事。這種令人作嘔的演出在今後人類歷史中可能很難再見了，所以特錄之以為存照。



接著便是毛將中國人民的膏血源源不斷輸送去點亮這盞“歐洲社會主義明燈”。



為了籠絡住這個歐洲這個小小的幫兇、走卒，也為了給自己臉上貼金，毛不顧當時中國接連不斷的災難：三年大躍進、文革帶來的全國性生產停頓、經濟崩潰，強令全中國人勒緊褲帶，節衣縮食，用中國人民的血淚去換取這個異邦小醜對自己的贊頌。



毛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不僅僅是簡單的給錢。為了打臉充胖子，壹些國內緊缺的物資和自己不能生產的高精設備，都要先行滿足援阿的需要。其中有壹個援阿項目，為了按期交貨給阿方，動員了全國26個省市100多個單位參與攻關、試驗，建立了專門的試驗工廠，為此有兩名中國技術人員獻出了生命。1962年，中國還在大量餓死人（內部公布1962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751.8萬人），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向中國索要糧食，先找到外貿部長李強，李強表示有困難（中國正在餓死人）；對方便找到劉少奇，劉少奇知道這個“歐洲社會主義明燈”是毛的寵兒，不給是不行的（不給對方必然會去找毛），這時正好中國為了緩解國內饑餓從加拿大進口了壹百多萬斤小麥，劉於是命令正在駛向中國的貨船轉駛向阿爾巴尼亞，綽綽有余地滿足了阿方的需求。



對於中國人民勒緊褲帶的“無私援助”，大概來得太容易了，阿方並不珍惜。中國運送到阿國的大量鋼材、機械設備、精密儀器等，阿方隨意堆放在露天場地任其雨打風吹，銹跡斑斑。中方派去阿國的援阿技術人員（前後共約6000人）知道國內的情況，看到對方如此對待自己的心肝寶貝，心疼得直掉眼淚。可是，阿人卻滿不在乎地說：“沒關系，壞了，沒有了，中國再給嘛。”



有了中國的援助，阿國的人們不知道糧食肉類和生活用品的“定量供應”為何物。不過他們並不滿足於此，而是壹心想與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看齊。上世紀六十、七十年代，中國壹邊般老百姓還不知道“電視”為何物，阿國卻提出要中國幫建電視臺，讓他們城鄉普及電視。阿國沒有化肥，中國去幫建了壹座年產20萬噸化肥的工廠，使阿國平均壹公頃地擁有化肥400斤，不僅遠遠超出中國國內施用化肥水平，也大大超出了對方的實際需要。



可是，霍查的阿國是扶不上墻的爛泥。盡管有了中國如此慷慨援助，但他們的生產能力卻並沒有多大提升。阿國能生產的壹些商品，如香煙、童裝、紡織品，質劣價高，在國際市場上根本無人問津，於是由中國“包銷”。前文提到的阿國生產的瀝青，中國只好掏錢買了用飛機送去東南亞的叢林，用於幫助另壹個“國際友人”老撾修公路。中國幫助阿國建了個紡織廠，可阿人沒有種出棉花，無奈，中國只好用外匯從埃及買了棉花送給阿國的紡織廠做原料。



可是誰也沒想到，如此大公無私、如此舍己為人的援助，不但未得到阿國的感恩、回報，反而最終招來了對方的鄙視、咒罵。



原來問題不是出在經濟上，而是出在政治上,阿方嚴肅指出：中國耍兩面派，開始背叛、踐踏兩國“牢不可破的友誼”中的壹些神聖原則。



第壹件事是1964年赫魯曉夫被趕下臺後，勃列日涅夫上臺，中國以為可以借此改善與蘇聯的關系，於是在當年的“十月革命”47周年之際，派出以周恩來為團長、以賀龍為副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去莫斯科參加慶祝活動。而我們堅強的阿爾巴尼亞兄弟卻表示堅決不去。對比阿小弟，中共確實有些理虧，自愧不如，只好對小兄弟的責罵裝聾作啞了。



可是那次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什麽也沒撈到，反而招來蘇聯國防部長要周、賀“搞掉毛澤東”的“策反”，弄得不歡而散，代表團提前回國。於是中阿和好如初，繼續共同“反修”。



可是不久又出了第二件事。1969年9月越南共產黨創始人胡誌明去世，中國、蘇聯、阿爾巴尼亞都派了代表團去越南河內參加吊唁和葬禮。這時正當中蘇珍寶島沖突過去不久，蘇聯要給中國“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的陰影猶存。中國急於與蘇聯改善關系，以保自己的平安。所以，周恩來在河內與蘇聯總理柯西金握手，在北京機場又與柯西金會談。哪知這些舉動卻激怒了堅決不肯與修正主義同流合汙的阿爾巴尼亞小兄弟！霍查這頭“社會主義雄獅”決定給毛澤東這頭“軟獅” 還以顏色：他宣布不派代表團參加北京的建國20周年慶典，以示對中國“失節”的懲罰。



這頭“小雄獅” 實在有些太過自負，太不把老大哥毛和中國放在眼裏了。毛於是決定也給予回應：中共不派代表團參加同年11月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六大”。



接下去的壹件事使中、阿關系徹底破裂，那就是毛決定邀請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實施他的“聯美抗蘇”的戰略轉變。







當霍查得到中國邀請尼克松訪華的確切消息之後，1971年8月，便以阿共中央的名義給毛發去了壹封長達萬言的興師問罪信，全面闡述了阿方立場，指斥中方“在原則上和戰略上都是錯誤的”，是“右傾機會主義”雲雲。



徒弟教訓起師傅來了。真是豈有此理！這個霍查確實左得可愛卻自不量力，壹個才200萬人口、又窮困不堪的撮爾小國之君，居然向8億人口的世界第壹共產黨大國之偉大領袖、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叫板！太不自量了。據說毛接到霍查的“問罪之信”，根本不屑壹顧，只是輕蔑地說：“我就是要和美國人在壹起，敝人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妳奈何得了我嗎？”



說句實在話，在中阿沖突中中方是自慚形穢、理虧氣短的，而阿方確實有原則、有氣節，是大義凜然，威武不屈。



不過，霍查的錯誤也就在這裏，即、他太把毛的話當回事了，也太把自己當回事了。當年毛給了他那麽多高帽，在毛看來，無非是對他的無知和瘋狂的獎賞，讓他充當自己的應聲蟲和瘋狗去咬人、傷人，聊慰門庭冷落車馬稀罷了。難道真要靠妳這個阿爾巴尼亞、這個霍查去打倒帝、修、反？去解放全人類？誰叫妳當真呢，如今有了新的、管用的強大夥伴，誰還要妳這個小醜般的阿國！這霍查不識擡舉，不知進退，不知天高地厚，自然可以丟進歷史的垃圾堆去了。



這 霍查也沒有弄清毛的為人，他以為毛是壹言九鼎、說壹不二之人，他根本不知道偉大的毛兼具虎、猴二氣，慣使朝秦暮楚、背信棄義、翻雲覆雨之術。



霍查後來還喋喋不休去批判毛的“三個世界”的理論等等，毛只當他放屁了。



1978年7月，這時毛已死去近兩年，面對喋喋不休的阿爾巴尼亞，不勝其擾的中國政府發布照會，正式宣布停止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



同年底，霍查向首都地拉那居民發布講話，宣布中國是“主要敵人”。



毛中國與這盞“歐洲社會主義明燈” 的“牢不可破的、偉大的無產階級友誼”就這樣劃上了句號。不久，缺了油的“社會主義明燈”就自行息滅了。







三、“同誌加弟兄"兵戎相見



毛共對越南的援助可謂慷慨大方、不惜血本，也可謂“仁至義盡”了。越南共產黨打了20多年仗，中國就援助了20多年，直到它完成了北、南統壹大業。



但更讓人驚疑的是，就在越南共產黨（勞動黨）的“革命”成功，登上執政黨寶座之後不過壹兩年時間，中越關系就發生了顛覆性的、質的變化，由當年“壹條壕溝裏的戰友”、“山水相連”的“同誌加弟兄”迅速變為勢不兩立的仇敵，終於兵戎相見，將當年兩黨、兩國人民“用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變成 “血海深仇”和揮之不去的新的夢魘。



究竟為什麽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真正的原因是什麽？這是任何壹位嚴肅認真的研究者必須要求回答的問題，這也是壹個國家、政府應該向它的人民說清楚的問題。可是，我們看到的卻是，從毛到後來的鄧小平，乃至其後歷屆中國政府，在這壹問題上不是言不及義，就是有意撒謊，欺騙、糊弄它的人民。



按照當時中國政府在1979年2月17日發動“對越自衛反擊戰”之前的公開說法，它之所以要出兵打越南，是越南自1975年以來（即越共在全越勝利之後），不斷在中越邊境對中國邊民和邊防軍進行挑釁並侵占中國領土，1975年的挑釁事件達四百多起。1976年九百多起。1978年1100起，打死打傷中方邊防戰士、民兵、居民200多人。於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決定給予“自衛反擊” 雲雲。



這種宣傳、這種論調讓人聽起來總覺得有些別扭，有點“懸”，中越在“援越抗美”中剛剛還在壹個戰壕裏同生死、共患難，兩國的邊民更是素來自由往來，從不設防，怎麽壹下子就變得劍拔弩張、妳死我活了呢？再說，中國是壹個大國，越南是個小國，越南壹貫得到中國的保護、援助，怎麽它壹轉眼就要“侵略”中國、屠殺中國人民了呢？



再說說越南侵占中國領土壹事。它為什麽要侵占中國領土呢？原因中方沒有說清楚。不過後來的事實很清楚，並令中國非常尷尬：在那場中越戰爭中有兩個爭奪最激烈、最著名的據點，分別是廣西中越邊境的法卡山和雲南中越邊境上的老山。這兩個據點十余次易手，最後仍在中國軍隊手裏，因此產生了很多的“英雄連”、“英雄營”“英雄團”的英雄故事，在戰後還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不斷組織人去參觀。可是後來中越兩國都平靜下來後，重新勘定邊界，勘定之後，法卡山和老山卻名正言順歸還給了越南！



中國要打越南的另壹個理由據說是越南“排華”，即它趕了許多華僑回中國。這倒是事實。不過，越南排華遠遠沒有達到要發動壹場戰爭，要派幾十萬大軍去攻打壹個國家那樣嚴重的程度。遠的不說了，就說當時另壹個國家的“排華”，就遠比越南惡劣得多，後果嚴重得多，那就是叫做“民主柬埔寨”的紅色高棉。1975年紅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權之前，在柬華僑總數達到60萬，由於華僑大多從事商貿業、服務業，經濟狀況比壹般當地人要好壹些，因此被紅色高棉當作“資產階級”殘酷打擊鎮壓，到紅色高棉被趕下臺時，華僑僅僅剩下30萬人。也就是說有30萬華僑被這個掌權的紅色高棉從肉體上消滅了！殺死我同胞30萬！難道還不應該派軍隊去征剿、復仇嗎？難道還不名正言順嗎？可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國政府不但不去懲罰紅色高棉這個殺人惡魔，反而要去保護這個惡魔，卻要興兵去攻打只不過趕了壹、二萬華僑回國的越南。中國發動這場攻打越南的戰爭的真正目的就是為了拯救紅色高棉這個惡魔！



當時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對於這壹點雖然不好說明白，但還是透露了這壹“天機”。1978年11月，鄧訪問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時，就評擊蘇聯和越南是“大霸”和“小霸”， 指斥越南是“東方的古巴”，並告訴它不要在柬埔寨玩火雲雲。可是，越南並沒有聽從鄧氏的警告，於當年12月24日組織10萬“誌願軍”，以應柬埔寨救國陣線之請為名，長驅直入進入柬埔寨。平日裏專門殘害本國人民、喪心病狂、人心喪盡的紅色高棉頃刻間土崩瓦解，1979年1月7日，金邊落入越軍之手，柬共被迫遁入山區叢林去“打遊擊”了。



卻說這紅色高棉乃毛澤東的至愛，中共的寵兒。它被推翻令鄧小平氣急敗壞、如喪考妣，從那壹刻起鄧氏集團及其控制下的中國媒體，就不斷散布越南“侵略壹個主權國家”（紅色高棉）的行為“不能容忍”等等，表示中國堅決支持柬埔寨人們反抗侵略者雲雲，為其後出兵攻打越南制造輿論。1979年1月28日，鄧小平出訪美國，為發動對越戰爭作最後的造勢和鋪墊。美國與越南進行了近20年戰爭，最後不得不主動撤出以失敗告終。因此美國人對越南共產黨肯定沒有好感，如今中國要去“教訓”越南，美國當然樂得坐山觀虎鬥，正如當時的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所言：在亞洲兩個共產黨國家之間的鬥爭中，我們不偏袒任何壹方。美方對中國的行為保持默許，這也是鄧對美的要求。



鄧小平在美國實際上已經公開表示，中國將對越南發動軍事打擊，以“懲罰”越南，支持“民主柬埔寨”（復辟）。但鑒於中國與柬埔寨沒有邊境線，中間隔著老撾，中國不可能直接派兵進入柬埔寨，故只能采取類似“圍魏救趙”的方法，在與越南交界的中國廣西、雲南出擊，突入越南北方，對越南首都造成威脅；這種情況下，便有可能迫使在柬埔寨的越軍回調增援它的北方前線，從而解除對紅色高棉的壓迫。使紅色高棉得以起死回生，重返金邊。



以上就是鄧氏發動這場戰爭的真正目的和如意算盤。



現在應該回答那個“民主柬埔寨”是否值得去“支持”、以及越南“入侵”柬埔寨是否“合法”的問題了。



答案是十分簡單而明確的:以波爾布特為首的柬埔寨共產黨——紅色高棉，是壹個及其殘暴、極其反動的反人類、反文明的犯罪集團，以今天人類文明的普適價值觀判斷，不論以何種標準，它都沒有存在的合法性和理由，壹個簡單不過的事實是：在它上臺執政的三年零八個月中，它把自己的600多萬人民消滅了近200萬，而且還在繼續消滅中.....（有關紅色高棉的滔天罪行，在後文揭露）。



即使不按今天的“人權”、普適價值標準，僅以越南“入侵”的理由而論，越南的行徑不僅不應該譴責，反而值得肯定和贊賞。



首先，越南是為被紅色高棉殺害兩萬同胞——越僑報仇。越南這兩萬僑民全部被紅色高棉殘忍地、毫無理由地殺害了，難道作為本土政府，不應該為自己蒙冤的同胞伸冤報仇嗎？（中國政府則采取相反的方式，積極協助紅色高棉殺害自己的同胞，直到紅色高棉被推翻後，中國駐柬大使館人員仍然無恥地尾隨紅色高棉上山“打遊擊” ，開創了根古未見的奇聞）



越南對紅色高棉動武的另壹個理由是：它是應柬埔寨軍隊中壹部分成員（韓桑林、洪森等人），亦即柬“救國戰線”的請求來鏟除強暴、救民水火、匡扶正義的。







實際情況也大略如此。波爾布特等人喪心病狂，學習並實踐毛的“繼續革命論”，大規模殺害手無寸鐵的民眾，也不斷地對軍隊和幹部進行清洗和殺戮，韓桑林等人不願坐以待斃，豎起了叛旗，但因力量弱小，只得投奔越南求救。



為什麽不能匡扶正義呢？為什麽不能對喪心病狂的惡魔進行反擊呢？誰是誰非，人民群眾才是最終、最權威的裁判者。當越軍進入柬境後，上演了令人震驚而又發人深思的壹幕：柬埔寨人民沒有幫助柬軍抵抗，也沒有跟隨紅色高棉逃往山林，而是壺漿簞食以迎越軍，他們載歌載舞，發自內心慶祝自己從柬共的魔爪下解放出來重新獲得新生.....。



越南是壹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單憑這壹點，我們不可能給它作出太高的評價。但是我們也看到，它拒絕毛式暴力土改——毛式階級鬥爭的罪惡之源，就說明它還存在人性；黎筍集團在中蘇對抗中選擇蘇聯而不是毛和中共，也就說明它不願搞極端反動、毫無人性的毛式社會主義。其時蘇聯雖然是個“邪惡帝國”，但它卻宣布它是個沒有階級的“全民國家”，宣布蘇共是全民黨，並且奉行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外交方針。這起碼在表面上要比要不停地鬥、不停地殺、不停地“革命”的毛主義要好壹些吧。兩害相權取其輕，在蘇聯和毛中國之間，在越南和紅色高棉之間我們只能選擇前者而不是後者。另外，越南在這場戰爭目的達到後，就主動從柬撤出，說明它並沒有領土野心。



這樣，鄧小平發動這場戰爭的非法性和反動性就清楚地暴露無遺了。鄧為什麽對那個十惡不赦的紅色高棉被推翻氣急敗壞、不惜以數萬中國士兵的生命去陪葬呢？原來紅色高棉和波爾布特和鄧小平壹樣，都是毛的門下弟子。鄧把紅色高棉作為當時中國在東南亞乃至亞洲的最親密的“戰友”，最忠實的“同誌”，所以，他才把這個毛這個正宗嫡傳被推翻當作不能容忍的“奇恥大辱”，試圖扭轉乾坤，救波爾布特壹命。這首先表現了毛、鄧、紅色高棉確壹丘之貉的本質。



其次，鄧在那場不光彩的侵略戰爭中（不是什麽“自衛反擊”，而是地地道道的侵略），還反復表達了他極端反動的壹個毛主義觀點，就是任何“主權國家”都享有不受限制的對人民的統治權，殺戮權，鄧反復宣傳越南對壹個“主權國家”進行侵略，必須受到懲罰，但是對紅色高棉的罪惡則閉口不提。在鄧的眼中，“主權是國家的權力，政府的權力，神聖不可侵犯；而人民的權利，民主、自由、人權等，鄧則視之如糞土，裝聾作啞，視而不見。這都充分表現了鄧的極權主義者本質，由此可知，後來的”六四“大屠殺也就絕對不是偶然的了。



現在我們應該講講那次所謂自衛反擊戰的情況和最後結局了。



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下達了進行“自衛反擊、保衛邊疆”的黨內通知。17日清晨，戰鬥打響。按中共的說法，中方17日投入的總兵力為17個師，22.5萬人，同時在廣西和雲南的中越邊境線向越南六個省、11個縣發起進攻。（這只是最初中方的兵力配置，後來有大量增加。）



中方以絕對優勢兵力發動的這場攻勢，並不如它自己吹噓的那樣“勢如破竹”。戰鬥打到18日中午，中國軍隊在老街、高平、同登、諒山的進攻全部受阻，在增調了幾個師和百多輛坦克之後，才於19、20日重新開始進攻，不過進展依然非常緩慢。我們從地圖上可以看見，高平、老街等都是中越邊境上的小鎮，距中國軍隊進攻出發地不過舉目之遙，如果攻擊順利，應該幾小時內即可占領。可這些地方都經過十來天的苦戰才得以攻克。中國此次戰爭攻克的最大的市鎮是諒山，其實它離中方邊界不過30公裏，坦克壹個小時就可以到達。可居然經過了18晝夜的苦戰，最後聚集了十多萬兵力才把它拿下。所以，外電對此次鄧小平大動幹戈的評價只－句話，那就是：



“解放軍的戰鬥力大大下降了。”



可見，這場以大欺小、以強淩弱的戰役，並沒有達到中共預期的向全世界炫耀武力的目的，反而暴露了其外強中幹的虛弱本質。



諒山剛剛攻克，中共中央軍委就立即下達撤軍令。可見這時鄧小平等領導人的慌亂和驚惶。這主要是由於害怕引發北方強鄰的報復所致。1978年11月3日，已經預知與中國的沖突不可避免的越南，與蘇聯簽訂了具有軍事聯盟性質的《友好合作條約》，條約規定簽約的壹方受到第三方攻擊時，簽約的另壹方有以軍事手段支援之義務。中國的進攻於1979年2月17日打響之後，蘇聯即於18日發表聲明，稱：“蘇聯將履行根據蘇聯和越南友好合作條約所承擔的義務。”但據中國研究，駐紮在中蘇邊境的蘇軍44個師要完成進攻中國的準備，需要14天或者更多壹點時間。也就是說，蘇聯留給中國攻打越南的時間不過是半個月或者多壹點。超過這個時限就有引發蘇軍直接幹涉的危險，那樣的後果將是中國不堪承受的。所以，3月4日中國軍隊攻下諒山這個主要邊境城市之後，鄧小平立即下令撤軍。在此之前，為了避免蘇軍“誤判”，中方有關人士在2月24日通過日本共同社記者向蘇聯“交底”，反復強調鄧小平已表明這場戰爭的三個原則：壹、有限的，二、不長期化，三、不擴大。2月27日，鄧本人又對美國記者作了內容大致相同的談話，其目的顯然也是告訴蘇聯領導人：我“教訓”壹下越南就撤，妳不要誤會，千萬不要出兵。







由上述可見，中共在這場戰爭中色厲內荏的本質。



還有壹點是，戰爭開始以來，國際輿論幾乎是壹邊倒地譴責中國，中國承受到了越來越大的壓力。



據中共的新華社2月22日統計，在所有國家中，支持中國的軍事行動的只有那個已被趕下臺、在叢林打遊擊的“民主柬埔寨”，即紅色高棉。聲明不表態的有葡萄牙。



除此之外，所有國家都對中方表示譴責，要求中國立即撤軍，或者要求中、越雙方撤軍，或呼籲停戰談判等等。由此可見，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真的是“失道寡助” 甚至“無助”了。



直到3月4日下達撤軍令，越南在柬埔寨的10萬大軍沒有壹絲回調的跡象。即是說，鄧小平發動這場戰爭的戰略目的沒有達到，他救不了紅色高棉這個小兄弟。



但是此時鄧管不了這些了，他發動此次戰爭其實還有壹個目的，就是通過戰爭把中國的軍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裏，以便進壹步把政權抓到手（這個目標後來實現了）。他最擔心的是蘇聯從北方打進來。1969年那次北方強鄰已經作出用“外科手術式核打擊”“壹勞永逸解決中國問題”的決定，後來幸得尼克松救駕，才涉險渡過危關。如果此次引發與蘇聯的全面戰爭甚至核大戰，美國佬肯定不會舍命救他了。



所以，後來中國的撤軍簡直如同逃離，越共趁機進行全國總動員，尾追不放，據外電報導，中國軍隊在撤退中的傷亡比作戰損失更大。（關於這次戰爭的傷亡，中方只說消滅了對方壹萬多人，俘虜壹千多。己方的損失則無可奉告。據知情者估計，中方傷亡在5萬人左右）。



總之，這是壹場得不償失的、失敗的戰爭，不論在道義方面或軍事方面都是如此。當然，鄧小平不在乎這些，死再多人對於他來說毫不在乎。而且，通過嚴密控制、壟斷信息，他完全可以向被他統治的子民把失敗說成“勝利”。最後，達到了政權由華國鋒轉移到他手裏的目的。



後來，紅色高棉駭人聽聞的罪行不斷曝光，引起了全世界、全人類的公憤，很多國家提出要將紅色高棉領導人拉去聯合國公審。這時占據了安理會常任理事職位的中共，它利用手中的否決權硬壓下去了，旋又軟硬兼施，百般保護些殘余的惡魔。這正好證明了它是紅色高棉的同夥和後臺，也說明了中共發動那場戰爭的真正目的。







（四）、毛主義的正宗傳人：波爾布特紅色高棉的瘋狂與毀滅







在毛扶持起來的所有毛主義組織中，柬埔寨共產黨、即紅色高棉是最得毛的真傳、也最受毛寵信的壹個。1975年4月17日波爾布特帶領柬共軍隊攻入金邊，奪得了政權。兩個月後的6月21日，波爾布特以學生和衣缽繼承人的身份來到北京，向他由衷敬愛的導師毛澤東匯報他執政兩個月來取得的驕人成績：實現了無城鄉差別、無體腦差別、無商品、無貨幣、徹底消滅了“資產階級法權”，建成了“超級社會主義”紅色柬埔寨” 等等。毛澤東在聽了他這位幾乎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能幹學生的匯報之後，不由得感嘆道：“妳們做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這位很少稱贊他人、從來不在別人面前“服輸”的“世界革命領袖”，第壹次在他自己的學生面前認輸了，自愧勿如了。



獲得毛如此贊賞、如此“殊榮”的波爾布特，究竟是什麽人呢？他究竟建立了什麽豐功偉績？



波爾布特（原名沙羅紹特），1925年出身於柬埔寨磅同省壹個富裕家庭，家中擁有20公頃（合300市畝）土地。青年時期波曾赴法國留學。1950年夏天與十幾位留法的柬埔寨同學組織了第壹個海外“柬埔寨馬列主義小組”。1952年回到柬埔寨參加抗法叢林遊擊戰爭，同年潛入中國南方，加入中共在南方的壹個培訓基地，接受軍政速成訓練。中共以此種方式介入了柬埔寨和東南亞的赤色革命。



此後，波爾布特成為職業革命者，1962年柬共第壹位總書記被殺之後，波氏繼任為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他遊走於柬埔寨、越南、老撾之間，並幾次進入中國，或接受訓練，或學習中國的革命理論，逐步成為了毛澤東的狂熱崇拜者。1967年，他效仿毛澤東的“秋收暴動”，在柬埔寨的薩德蘭搞了壹次農民暴動，可惜失敗。



但是，柬共的共產主義革命總的來說並沒有在國內產生大的影響。當時的柬埔寨叫高棉王國，是壹個有著兩千年歷史傳統的封建王國，國王西哈努克很得人心，人們過著平靜而怯意的生活，對外界的事物並不關心，參加柬共武裝鬥爭的柬人更是寥寥。



不過，對西哈努克來說，他已經感到了共產革命的威脅。這時，柬的兩個鄰國，越南和老撾已經處於共產黨奪權的戰亂之中，戰火隨時都可能蔓延到柬境內。



面對日益嚴峻的形勢，西哈努克采取了兩手策略：壹方面，他加大對柬共的清剿力度；另方面，卻主動與柬共的上司、後臺蘇聯和中國發展友好關系，試圖通過這種關系讓蘇、中對柬共加以約束，求得與共產主義世界的和平共處。



然而正當西氏進行這種危險遊戲時，他自己的隊伍卻發生內亂了。 以原首相朗諾為首的壹批“右翼分子”認定國王日益“左傾”，國家政權有被共產黨奪取的危險。於是，在1970年3月18日，趁西哈努克在蘇聯訪問之機發動宮廷政變，宣布廢黜國王，成立柬埔寨共和國。



朗諾政變迅速改變了柬埔寨乃至印度支那三國的形勢。之前，毛共因為礙著西哈努克的面子，只能暗中支持以波爾布特為首的柬共——紅色高棉的共產主義革命，現在好了，既然政權已經轉移到朗諾等人手裏（毛和西哈努克都認定朗諾是美國的“走狗”），就可以名正言順在柬埔寨大搞革命、而且是“社會主義革命”了。波爾布特也由後臺走到前臺，直接去指揮這場革命。



那麽，如何處理西哈努克這個友好的“國王”呢？毛的策略是充分利用，到最後關頭才甩掉他。



於是，在朗諾政變的第二天，中共便邀請由蘇聯飛抵北京的西哈努克，故意給予最高規格的歡迎，隨即安排在北京長期當超級“寓公”。目的是拉西氏留在中國，與毛共同高舉“反美”大旗，而將柬國內交由紅色高棉去“革命。



接下來，毛便以西哈努克之名邀請越南、老撾召開印支三國領導人會議，因為西哈努克的非共產黨身份，使得這場三國反美行動兼有更多“民族性”的特色了。



為拉攏著西哈努克，毛不惜代價，給西氏超級帝王享受，他給了西氏配置了七個廚師，七個糕點師，出行配壹輛專列，兩架專機，西氏愛吃的鵝肝用飛機從法國運來。毛對壹切他認為的友人都出奇的慷慨：慨國人血汗之慨，賺壹己之名。



在柬埔寨的國內“革命”方面，西哈努克也被利用。毛決定這場戰爭仍然打西氏的旗號，成立壹個叫“民族統壹戰線”的組織，叫西哈努克掛名當頭，因為這樣對民眾更有號召力。另壹方面，中國則全力武裝柬共，中國的援助只給柬共，不給西氏的壹派，軍事上由波爾布特統壹指揮。



對於西哈努克來說，現在最耽心的是這場“革命”成功後，毛和波爾布特怎麽處置他。他的最大願望是戰後在柬埔寨保持虛君的君主制（君主立憲制），讓他當個掛名的國君。關於這點，毛曾經表示過同意。



毛看透了西氏的心思，為他安排了壹場演出，以消除他的顧慮。



1974年4月2 日，毛在中南海召集西哈努克親王、西哈努克的前首相賓努親王、以及柬共領導人喬森潘、英薩利，為雙方安排“後事”。



毛先問喬森潘和英薩利，柬共的革命成功後，對西哈努克和賓利兩位親王是團結還是打倒？喬森潘回答說：“沒有理由打倒他們。”英薩利也表示，要團結所有階層的人們。



西哈努克主動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見，同意保持兩千年的王國形式。實際上柬埔寨已進入革命時代。我只是國家元首，並不掌握國家政權。我完全同意由人民的代表：喬森潘和他們的領導班子掌握政權。以後不會發生動亂，我們不會為此和他們吵架。”



毛對他們的表態表示滿意，告誡他們要團結大多數人，形成壹個拳頭，打到金邊去。



這次安排似乎為西哈努克解除了後顧之憂，毛也向西氏作出了應有的交待。 但仔細想想，就會發現這是壹場預設的騙局，其中包含著變數。 變數就在於毛不叫波爾布特參加這場會見，而只叫喬森潘和英薩利去，就是為未來波爾布特翻這個案留下余地。因為誰都知道，在共產黨的世界裏，壹切由“壹把手”說了算。壹把手之外的任何人說的都是不能算數的。這點喬、英二人也清楚，不過既然毛叫他們演戲，他們就只能扮演自己的角色。



毛為什麽要這樣做呢？因為他知道波爾布特不會同意這種安排，他也不好強迫波氏按自己的意思辦。而且波氏那種“徹底革命”的精神，與壹切舊制度、舊文化徹底決裂的勇氣，又都是從自己這裏學得的，是正宗的毛主義，毛不能否定自己，也就不能否定波爾布特。



但對西哈努克是壹個特例。也可能毛真想給西氏保留壹頂王冠，畢竟只是壹頂王冠嘛，沒有實權。然而波爾布特連這個空銜也不給，因為這與柬埔寨共產黨的革命宗旨不符。於是毛只好求其次，找來兩位說了不算數的領導人，把西哈努克糊弄壹番......。







在這場會見中也可以看出西哈努克確實有些糊塗和壹廂情願，比如他說：“我完全同意由人民的代表：喬森潘和他們的領導班子掌握政權。”但是柬共的“壹號大哥”是波爾布特而不是喬森潘，在柬共當權的情況下，只能由“波爾布特和他的領導班子”掌握政權，而不可能由“喬森潘的班子掌權”，除非喬森潘能取波氏而代之。所以西哈努克的這句話不是糊塗就是就是有意離間柬共。



果然，紅色高棉執政後，毛示意由張春橋按自己的意思幫柬制定了壹部保留國王名號、由內閣掌實權的憲法。但是波爾布特在審查時刪去了這些內容，波要搞徹底的共產主義。毛已經“仁至義盡” 了，愛莫能助了。西哈努克無法，不得不表示擁護新憲法。同時趕快遞交了“辭呈”。這時波爾布特在核心成員的會議上說出了自己的思想：“西哈努克、他的妻子和革命之間形成的階級矛盾，他不再與我們同路了。”



西哈努克失去特殊身份後，他的四個兒子、十四個孫子以及壹些親戚很快與壹般民眾壹樣被加上罪名被殘忍地處死了。西氏夫婦感到危在旦夕，惶惶不可終日。大概看在毛的面子上，波爾布特沒有幹掉西氏夫婦。直到越南人推翻了紅色高棉，夫婦倆才蒼黃爬上了壹架去北京的中國民航飛機，算是死裏逃生。



對於壹般柬埔寨民眾來說，就沒有這樣幸運了。



波爾布特進入金邊兩天後，立即實施他的消滅城市的計劃。在西哈努克統治的時代，人口200萬的首都金邊有著“東方小巴黎”的美譽。金邊的人做夢也沒想到，也沒弄清楚發生了什麽，突然間猶如整體跌進了萬丈深淵，全城人民，不管妳從事什麽職業，也不管妳對新政權的態度，不分男女老幼，通通在槍口的威逼下撤離城市，像牲畜壹樣被趕著走向未知的遠方，金邊壹夜之間變成了空城、鬼城。



據後來的計算統計，在這場消滅城市（也就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腦差別），將全國城市居民驅趕去窮鄉僻壤、叢林沼澤勞動改造的強迫大遷徒中，因為不夠主動、不很配合而遭到槍殺，以及在途中被打死、累死、餓死、被軍車碾死等等總計達170萬之眾！而當時的柬埔寨才600多萬人口。然而這僅僅是他們苦難的開始。這些被從城裏趕下鄉的人們統稱為“新生者”，他們被剝奪了壹切財產，沒有生產資料，成了新的赤貧者，成了沒有人身自由的奴隸。到了新的陌生的農村、山地、叢林，只能采用原始人的刀耕火種從事農業勞動自己謀生。但他們沒有原始人的自由，他們被實行軍事化、奴隸化管理。男女分開，小孩公養，分別住進各自的營地，夫妻壹周團聚壹次。晚上有民兵持槍巡邏，遇有反抗或逃跑者，輕則毒打，重則槍殺。又按規定，每30——40戶農民成立壹個食堂，十人壹桌，飯菜定量，只能吃個半飽。原住地農民雖然比“新生者”地位略高壹等，但也沒有私有財產，不但生產的農作物全歸集體所有，自己種的瓜菜水果、飼養的家禽家畜也要歸公。波爾布特又仿照毛在大躍進中的做法，提出“超大躍進”的口號，制定根本無法完成的鋼鐵、糧食生產指標，人們象牛馬般被驅趕著日夜勞動。由於生產效率極低，種的糧食不夠吃，餓死人之成了家常便飯.....。



很顯然，波爾布特基本上按照他在中國所學習到、所經歷過、或聽聞過的毛主義的壹切拿來在柬埔寨實施，但是在某些方面，他走得更遠、更徹底，如消滅城市、消滅商品交換、取消貨幣、消滅家庭等等，因種種原因，毛澤東未能在中國大陸實施，但波爾布特基本上在柬埔寨實行了。又如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毛也未盡心願，中國很多知識分子仍然住在城裏，而且還拿著比工人農民高得多的工資。而波爾布特卻辦到了，他把所有有文字的東西都封殺了，取諦了，把知識分子全部趕下鄉，而且大部分都從肉體上消滅了......總之，毛能辦到的他能辦到，毛未能辦到的他也能辦到。只可惜的是，他的統治壽命太短命了點，不然，可能比毛更偉大，更史無前例……



但波同誌在壹件事情上雖然努力學毛但卻學得不太好，那就是在實行“繼續革命”的黨內清洗方面，從1976年1月起波爾布特每隔幾個月便搞壹次黨內大清洗，每次清洗都伴隨著成千上萬人頭落地。他先後發動了九次這樣的清洗，不可謂不努力。可是，卻讓他的黨內叛徒韓桑林、洪森跑到越南去了，而且搬得救兵，結果打回來奪了江山，斷送了波同誌和柬共的大好前程，悔之莫及！波同誌只好率領全黨和全軍上山打遊擊，繼續革命，實際是在深山老林裏苦度歲月。1997年6月，逃亡中的波爾布特繼續革命，波下令殺死了紅色高棉第4號人物宋成壹家11口，結果引起宋部反叛，把波同誌抓了起來。波被公審判處無期徒刑。九個月後，不知是死於疾病還是死於謀殺，總之是波同誌死了，完蛋了。紅色高棉也就徹底完蛋了。



毛主義這個僅存的碩果就這樣收場了。不過它制造駭人聽聞的罪行將永遠載入史冊，遺臭萬年！



下面，我們且在附錄裏看看紅色高棉罪惡之壹斑。







附： 毛澤東想做而沒做到的事情



——紅色高棉罪惡壹瞥







每年的1月7日，是柬埔寨的公眾假期。這個全體國民放假壹天的正式國家節日，卻有著壹個駭人的名字: 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大屠殺逾越日)。實際上，這壹天是1979年越南軍隊攻陷柬埔寨首都金邊的日子。盡管歷史學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歷史觀來定義它—從“解放日”到“淪陷日”，但柬埔寨人固執地將其定義為“終結大屠殺”的日子。無論妳把越南人稱作解放者也好，人侵者也好，都是他們(而不是別的什麽人)，將壹場高棉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最無理和最血腥的大屠殺戛然終止。幸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設立了這樣壹個節日，用以紀念他們的功德，哀悼數以百萬計的被屠殺者以及展示這空前無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後人。







第壹次大屠殺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國王諾羅敦西哈努克結束在蘇聯的訪問即將前往北京。就在赴機場的途中被送行的蘇聯總理柯西金告知：“妳們的國民議會剛剛舉行了壹次剝奪您的權力的表決。”這位長期沈溺於電影而疏於國事的國王被美國人暗中操控的朗諾——施裏瑪達政治集團廢黜了。旋即他流亡北京，得到中國政 府最堅定的支持。如今45歲以上的人大概都還記得，當年正在“文革”的中國壹片肅殺的熒屏和銀幕上，從此無時無刻不是這位優雅的親王和他美麗夫人的倩影。 但是有幾個人知道，這時還有壹位柬埔寨人也在北京，這個在後來的很多年都被我們壹些人親切地稱作“波爾布特同誌”的人，尚隱在流亡國王的陰影下，沈默而低 調。他就是柬共總書記、“紅色高棉”領導人，當時還叫“沙羅紹特”。這是他第N次來北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這個身材高大，面目和善，中文流利，即使走在北京的胡同裏也決不會引人註目的“同誌”，他將要帶給他的國家和人民的是什麽，無論是他的國王還是他的中國老師都未能預料到。



1970年4月30日，美國和南越軍隊大舉入侵柬埔寨，意在徹底消滅退入柬埔寨腹地柬共占領區與政府軍對抗的北越軍隊。其實美國人從1969年起就秘密實施了對這些地區的轟炸，壹直持續到1973年才被自己的國會制止。其間數以萬計的柬埔寨平民喪生在B52魔影似的機翼下，還有更多的人民流離失所。3 月的政變和4月的入侵激起了更加強烈的仇恨，悲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的柬共壹方並將他們稱作紅色高棉。其實絕大部分人民對於共產黨，對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壹無所知，他們加入紅色高棉完全是為他們的國王而戰。急劇擴大的紅色高棉和北越結成軍事聯盟，迅速控制了大半個柬埔寨。美國人在戰略和戰術上都犯下了無法逆轉的巨大錯誤，應了毛澤東那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名言。1975年3月29日美國從越南撤退，同年4月朗諾逃往國外，17日紅色高棉攻陷金邊。

從1970年3月到1975年4月，經歷了5年殘酷戰爭的南亞小國柬埔寨已經是滿目瘡痍，氣息奄奄，誰料到這卻是她更加深重苦難的開始。

1975年4月17日，身著黑衣的紅色高棉部隊（俗稱烏衫兵）進入金邊。僅僅兩天之後金邊全城聽到了壹個令人戰栗的聲音——“父親和母親們，我們不得不離開城市！美國人就在10公裏以外，他們馬上就要開始轟炸！”年輕兇悍的紅色高棉戰士手握來復槍，食指就扣在扳機上，繞著手無寸鐵的市民壹遍遍狂呼。他們連壹點收拾行裝的時間都不給，喊聲未落就開始遍地搜尋不肯離去的人，稍有遲疑立即被當街處決，槍聲在每條街巷響起。數以百萬計的男女老幼慌不擇路地蜂擁 而出，卻並不知道要去哪裏。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歸的親人便遭集體殺害。有的合家不願離城而躲在房內竟遭炮擊。正在搶救病人的醫生、護士只因延誤了撤離時間，也死於槍口之下。成千上萬的民居門窗大開，陽臺上還飄揚著剛剛晾曬的衣服。赤日炎炎，沒有食品和水，嬰兒被丟棄在道旁和稻田裏，許多人倒斃途中。壹旦倒下，卡車就直接從他們身體上壓過去。屍體鋪滿了道路。數不清的骨頭、肉體、頭發、下巴、耳朵被載重的卡車迅速壓平以清理道路。人們紛紛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證甚至手表丟進水塘，因為這些東西隨時都能招來殺身之禍。擁有200萬人口的金邊幾乎在壹夜之間就變成了空城（摘自MR. CHUM MEI口述，見影片《Behind the Wall ofS21》，他是大疏散親歷者和圖士楞監獄7位幸存者之壹，因可為監獄當局修理汽車引擎而免於壹死）。同樣的場景也在馬德望、磅湛、貢布、柴楨、實居、 菩薩、磅清揚、茶膠、磅同、磅遜等其它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來的人們長途跋涉，投奔鄉下親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蕪人煙的深山密林裏安家落戶。由於缺乏起碼的工具，許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種的方式生存。口糧嚴重不足，醫藥奇缺，又有大批人死於霍亂、瘧疾和水土不服。

令許多活下來的人至今都不敢輕易回憶起的這次大遷徒以其毫無理性、野蠻和血腥聞名於世，他的導演者就是我們“親愛的波爾布特同誌”。







Brother Number One：“壹號大哥”







這個本名沙羅紹特、1975年4月紅色高棉執政後才更名為波爾布特的人，1925年3月出生於磅同省磅斯外縣波列斯布村壹個擁有20公頃土地的富裕農 民家庭，6歲起到金邊蓮花寺裏學習柬文，9歲出家當和尚，12歲還俗，直到15歲才進學校，先後就讀於磅湛和金邊的中學，1949年畢業於柬埔寨當時唯壹 的技術專科學校——金邊技術學校並以良好的成績獲得到法國留學的獎學金。在巴黎他就讀於沃日拉爾無線電學校並很快接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他與十幾位留法柬埔寨學生在1950年暑假組織了海外第壹個“柬埔寨馬克思主義小組”，其中壹些人品成為後來柬埔寨共產黨的骨幹。1950年8月他到南斯拉夫暑假勞動，參加修建薩格勒布市的壹條公路。這是他第壹次見到社會主義國家。1952年7月他回到祖國立即加入了叢林抗法武裝鬥爭，是留學生回國參加實際鬥爭最早的壹個。當年他第壹次秘密潛入中國，在南方某地參加了軍政訓練速成班。

50年代初，柬埔寨革命力量並沒有自己的組織而是依附於胡誌明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會控制的“高棉解放運動”，他在1953年1月加入該組織。這是壹個由越南人控制的組織，從政治、理論、戰略到物資、經費甚至夥食，壹切都操縱在越南人手中。1954年根據日內瓦和平協議，越南全部撤出柬埔寨，導致“高棉解放運動”因失去領導人而幾乎解體，卻給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運動獨立成長發展起來的壹個歷史性的機會”（波爾布特語）。1955年起柬埔寨人開始籌備成立自己的政黨。在此期間波爾布特又壹次進入中國南部的遊擊戰訓練營地深造。1957年黨的章程和路線起草就緒，經過兩年時間的全黨討論和修改，1960年9月30日在金邊火車站附近正式舉行了第壹次代表大會，成立“高棉勞動者黨”。當時參加會議的有11個人，其中9人是正式代表，代表當時全國約1000名正式黨員。第壹屆中央委員會由三人組成，總書記杜薩木，農謝副書記，波爾布特是常委。1962年總書記杜薩木被政府軍殺害，波爾布特當選為總書記。1966年“高棉勞動者黨”正式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人民稱之為“赤柬”即紅色高棉。1963年波爾布特的名字出現在西哈努克政府的通緝名單上。1965年他從柬埔寨，穿過寮國（老撾）步行到達河內，以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身份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用三個月的時間學習了有關黨與國家建設的理 論。胡誌明三次會見他。但他和越南勞動黨總書記黎筍的會談很不順利，就是在那時他才強烈感到越南不允許柬埔寨和寮國有獨立的主權地位。越南共產黨壹直把越寮柬看作是“壹個國家”、“壹個政黨”，就是所謂的“印支聯邦”。1965年波爾布特置北越的阻攔而不顧再次到中國訪問並逗留到次年2月。這期間他會見了中共高層幾位人物但沒有見到毛澤東主席。中國當時的理論權威陳伯達等人給他講述了“中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槍桿子裏出政權”、“堅持無產階級的階級鬥 爭”、“共產國際”等理論。後來波爾布特又多次到中國與越南取回“革命真經”。尤其是1965年與康生的會見，對他產生了可怕的影響，那壹套鏟除內奸的 “理論”令他極為欣賞。在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刻，他又來到中國，這壹次毛澤東接見了他，親授“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向他推薦姚文元寫於1974年的兩篇受他激賞的文章—— 《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在中國，他見識了“大躍進”， “上山下鄉”，在朝鮮他見識了“千裏馬運動”，深感茅塞頓開。1970年3月政變後西哈努克流亡中國，這位波爾布特同誌就對中國總理周恩來說，“西哈努克已經被推翻了，我們現在宣布接受他參加民族團結陣線”。這個據說小時候連殺雞都不忍看的佛國小僧侶就要走進歷史舞臺的聚光燈，變成“革命偉人”了。



不幸的是這個柬埔寨人並不滿足於做壹位普通的“革命偉人”，他認為共產主義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國都實行得不徹底，他要開創歷史的新紀錄，他要用自己的國家來做“徹底的共產主義”的試驗田。1975年的4月，這個瘋狂的政治動物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成為柬埔寨的“壹號大哥”（《Brother Number One》 David P Chandler）。幾百萬城市人口盲目的、毫無準備的大遷徒就是他的第壹個舉動，他迫不及待地要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哪怕是用同胞的血與白骨給他的“試驗田”上底肥也在所不惜。請聽他當政時的新政權的國歌：



紅色，紅色的血

灑遍了柬埔寨祖國的城市與平原

這是工人和農民的血

這是革命的男女戰鬥員的血

這血以巨大的憤怒和堅決的戰鬥要求而噴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幟下

血，決定了把我們從奴隸制下解放出來。





這樣的字字滴血，句句見紅，與其叫做“歌”還不如叫做嗜血魔的咆哮！

其實波爾布特瘋狂的實踐並沒有相應的理論基礎，純粹的農民烏托邦意識加上從蘇、中、越、朝學來的各種大雜燴被他壹股腦用在了這片可憐的“試驗田”上。 他要在經濟基礎和文明基礎都相當落後的柬埔寨實行無階級差別、無城鄉差別、無貨幣、無商品交易的“超級社會主義”。幾乎在壹夜之間，這個“超級社會主義” 就實現了：富人被消滅了，統統都是窮人；城市消滅了，人人都成了農民；曾經的“東方巴黎” ——金邊，成了無人的“鬼城”；私人財產被付之壹炬卻沒有什麽公有財產；貨幣被廢除了卻不建立供給制；寺廟被關閉，僧侶被強制還俗了，卻還未來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報紙、雜誌和學校壹律關閉，卻沒有新的通訊渠道誕生；對知識分子更是簡單到肉體消滅，連戴眼鏡都成了罪惡；家庭解體，男女勞動 隊分開，吃大鍋飯，穿壹樣的黑色革命服，帶壹樣的紅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組織）”指定配對……

1975年6月—8月，在中國已經病重的周恩來在醫院三次會見波爾布特，苦口婆心地勸告他們不能這樣做，共產主義不是壹朝壹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澤東卻盛贊“妳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波爾布特因此而驕傲地宣稱：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從柬埔寨學到很多經驗。從金邊撤出所有人口這樣的創舉，是 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S21和鐘屋殺人場





和壹切獨裁者壹樣，出於對已經到手的政權的不自信甚至是對自己的不自信，波爾布特緊接著就要實踐他在中國“文革”時期學到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在短短3年8個月執政期間波爾布特進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實踐了“七八個月就來壹次”。紅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舊政權的官員和軍人遭到 大規模屠殺外，商人、僧侶和知識分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對新社會有害”為由壹律肉體消滅。隨後波爾布特又從黨內嗅到了不詳的氣息，1976年他在黨的會議上憂心忡忡地指出“黨的軀體已經生病了”。話音未落，屠刀已至，壹大批曾經和他壹起戰鬥的“兄弟們”，從巴黎的馬列小組同學到叢林中的同誌，都遭到血腥的清 洗。中央高層領導幾乎被處決殆盡，包括內政部長，經濟與財貿部長，農業部長，公共工程部長，情報部長，通訊、貿易、工業和橡膠種植業部長，國務委員會第 壹、第二副主席，主管經濟的副總理乃至柬共主要的兩位創始人、波爾布特的親密戰友符寧和胡榮在內都沒有逃脫被從肉體上消滅的命運。軍隊方面，柬埔寨革命軍 總參謀部人員，除總長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殺，即使宋成最終也難逃壹劫，波爾布特終於在十幾年後的1997年以反叛罪將其全家11口成員全部殺光。波爾布特為他的屠殺的冠名，每壹位中國人都耳熟能詳——“清理階級隊伍”。為了屠殺的便利，壹座位於金邊市中心的高級中學——TualSvay Prey被改建成監獄（圖士楞監獄），又在距離這裏12公裏的市郊建成了殺戮中心，這就是臭名昭著於世的S21和鐘屋殺人場，所有曾經到訪過這兩處的旅遊 者無不留下終生難忘的噩夢。

S21是全國最大的拘禁與拷打中心。1975—1978年的4個年頭裏，超過2萬人在這裏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這裏，更多的人被送往鐘屋殺人場 被有計劃地處決。紅色高棉變態地樂於展示其殘暴和野蠻，S21對每壹位新進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們受刑的前後都要照相，絲毫不在意將來會成為罪證。如 今已經成為監獄博物館的S21，每壹間囚室裏都貼滿了受難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歲的白發老人，下至剛剛出生的嬰兒。這些人最後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處決了。 1979年初越南軍隊占領金邊時，S21中只有幾個囚犯還活著，他們都是依靠繪畫、機械修理或攝影技術得以活命。就在越南軍隊逼近城區的幾小時內還有14 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們悲慘死狀的照片就掛在發現他們被肢解的房間，殘破的屍體就被埋在院子裏。S21的酷刑駭人聽聞，人們至今還能看到沾滿汙血的刑床， 銹跡斑駁的連環腳鐐，高聳的拷打架，浸泡頭顱的水缸……就連監獄的管理者以及獄卒也往往不能幸免，他們頻繁地被撤換並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軍隊兵臨 城下，S21被放棄的最後時刻，監獄長HOR處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S21相比，鐘屋是個毫無懸念的“此處無人生還”的地方。囚犯們被塞進卡車，壹路顛簸被送到這個絕命營。這裏沒有關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劊子手辦公室 和DDT倉庫。人們首先聞到的是濃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聽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聾的歌聲。因為處決每天都在按計劃批量進行，年輕的劊子手為了節 約珍貴的子彈，壹般都是用棍棒將受難者打死或者用鋤頭直接鏟斷頭顱。受害者的血腥和慘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發出的噪音來掩蓋。有時押送來整車的女犯 和兒童，劊子手們幹脆連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雙腿，活活摔死在大樹上，然後再奸汙他們的母親。至今人們還能看見深深地鑲在樹幹上的小牙齒和散落在葬坑 旁的襤褸破布。每壹位獄卒都被要求執行處決，否則只能落得被處決的下場（Mr.HIM HUY 口述，見影片《Behindthe Wall of S21》）。1980年，人們從這個原來美麗的龍眼種植園中挖出了8589具遺骸。1988年這裏建起了壹座美麗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後面八千多個頭顱按 照年齡、性別從塔底壹直排列到塔頂。鐘屋現已探清的129個集體葬坑至今還有43個尚未挖掘。

吳哥、暹粒、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殺人場，只是沒有像圖士楞和鐘屋這樣建成博物館。

在波爾布特大屠殺的年代中，柬埔寨的華僑和越僑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難。在柬的大約2萬名越南僑民幾乎被斬盡殺絕，這是1978年越南大舉入侵 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華人在1975年紅色高棉上臺之初大約有60萬，而在1979年暴政結束時只剩下了30萬。朗諾政變之初，中國大使館曾通知華僑幹部去“解放區”參加柬埔寨革命，組織關系留待中柬兩黨日後協商解決。壹千多僑幹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區”，加入柬人民抗美鬥爭。實際上柬共並不歡迎這些華僑幹部，因此北京方面決定並宣布，中國共產黨和柬埔寨共產黨已經取得協議，決定將柬埔寨華運組織的全體成員移交給柬共。也就是說，柬埔寨的華僑、華人今後將由柬共掌控。所以紅色高棉幹部經常對華僑、華人說：“中共已經把妳們全交給我們了！”而紅色高棉掌握政權後立即開始宣傳，“華僑都是資產階級，有史以來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貢布、波蘿勉、柴楨、磅湛等省還發生過逮捕從城市來的華人或生長在農村的僑胞及華僑教師的“紅色恐怖”，許多人被處以死刑或苦刑。早在1974年4月28日就曾發生過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從前線回來的紅色高棉戰士開進桔井市中心，把輕重機槍擺在街上，對準華人的住 宅，限令全市華人立即到農村種田，並拘捕了罪名是煽動華人回國的嫌疑分子壹百多人，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盡酷刑後被處決。在1975年4月金邊大疏散的 200多萬人中有大約40萬華僑，那時他們根本不可能向祖國的大使館求救。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柬埔寨問題專家愛德華茲說，波爾布特夢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農民為主導的社會主義，華人在種族和意識上都不符合這壹模式而成了整肅的對象。到了1976年，柬共內的華僑幹部被屠殺殆盡。

而在當時，我們中國人又看到了些什麽呢？我們看到和藹可親的波爾布特同誌時而在大寨參觀，和郭鳳蓮女士親切交談，時而在下榻的賓館庭院裏和工人們壹起弄花剪草，時而被這壹位或者那壹位高層人士親切接見，壹派鶯歌燕舞，溫情脈脈，大有取代西哈努克親王與莫尼克公主成為新的銀屏新星之勢。如果妳沒有去過柬埔寨，沒有去看過S21和鐘屋，妳永遠都不會知道和妳同壹個年代，在離妳並不太遠的地方曾經發生過那麽可怕的事情。

1978年聖誕節，越南10萬“誌願軍”大舉進攻柬埔寨。民心喪盡的紅色高棉政權在兩周內即告崩潰，波爾布特倉惶逃入邊境叢林。1979年1月7日金邊淪陷。越南人到處所見不是奮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興高采烈、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柬埔寨百姓。無論如何是這支軍隊終結了無明的屠殺，驅散了死亡的恐懼。

在越軍入侵的過程中還出現了壹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國大使館在大使孫剛的帶領下居然追隨波爾布特殘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軍的追擊下連續多日行軍並在雨中睡覺。後來在森林裏搭起三間草屋作為臨時“大使館”，靠吃象肉和野生動物為生，堅守外交崗位47天，七個人差點餓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揚子晚報》）。

2月，中越戰爭爆發。

在波爾布特執政的短短3年8個月時間裏，柬埔寨人口驟減了三分之壹（《國際統計年鑒》1995版），這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紅色高棉在奪取政權之後迅速地達到完全喪失理性的巔峰。在速度上，它超過斯大林的肅反；在廣泛性上超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殘暴和野蠻的程度上超過希特勒納粹，在毀國毀民的程度上超過非洲的盧旺達；在死亡人數和國民人口相對值上它創造了世界紀錄。人類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戰爭而沒有不得已的大屠殺，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殺也超出了人類正常思維的底線，其性質使所有史學家至今難下定義。就連英文詞匯Genocide（有計劃的滅種和屠殺）也不準確，因為它既不是種族間的，也不是地域間的，既不是利益間的，也不是宗教間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識形態間的，因為除了波爾布特臨終前的譫妄——“我沒有屠殺，我只是在戰鬥”，至今也沒有什麽理論或者著作來說明或解釋它。人們只能說這是壹個瘋子在向全人類挑戰，向人性的底線挑戰。這是壹場向著毀滅人類也毀滅自己的黑暗高歌猛進的種族自殺。這樣反人類、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類似癌細胞壹樣的政治產物居然出現在離我們並不遙遠，甚至可以說非常接近的20世紀70年代，這令所有研究人類野蠻行為、人類大屠殺事件和柬埔寨問題的專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建國後毛式階級鬥爭的新發展：



“運動治國”掃描







階級和階級鬥爭原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教義”。只是，馬克思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角度論述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他所說的階級鬥爭主要是指工人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資本家及其政治上的代表）之間的鬥爭。馬克思也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但那主要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政權、鎮壓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的反抗而設計的過渡性措施，而並非將整個社會分成固定不變的“階級成分”，然後永遠不停息地叫－部分人對壹部分人進行鬥爭。列寧和斯大林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暴力鬥爭的壹面，但仍未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更未將階級鬥爭作為治國安邦的主要法寶。毛澤東的貢獻之壹是，他不僅將階級鬥爭作為奪取政權的法寶，而且將其作為治國安邦、推動生產建設、社會發展、科技進步的唯壹動力和手段。因此全國的所有工作、所有事業都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而階級鬥爭的核心、精髓則是無產階級專政，於是“專政”成了這個政權、這個國家不可須臾脫離的“空氣和水”，而且它的內涵和外延還在不斷擴大、翻新、延伸，不斷制造和捕捉“階級鬥爭新動向”.....。



毛的另壹貢獻是，把階級鬥爭具體化為各種群眾性“政治運動”。“運動”本非毛所創，也不是毛共所獨有，但以“運動”作為治國的法寶，作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具體的、主要的方法、形式，則是毛的“專利”。在毛統治中國的27年歲月裏，毛就是以這種方式貫徹他的各項方針政策，實現他的各項戰略任務，所以人們稱其為“運動治國”。在毛登基至及其死去的27年裏，各種運動可謂延綿不斷，大運動套小運動，全國性運動套地區性運動，全民運動套專項運動，即使表面上沒有“運動”的間歇，各種政治學習、政治掛帥、思想改造也沒有停頓過，它們實質上也是“運動”。有人統計，在毛執政的27年裏，光全國性運動就達72項（壹說52項），地區性（省以下）就更多，難以計數。所以，對毛主義的研究，離不開對“運動”的考察和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建國後毛中國的歷史，就是“搞運動”的歷史。



又按照毛的說法，他的運動從其性質上看，可以分為對敵鬥爭運動和人民內部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兩大類，前者如土改、鎮反、肅反等，後者如三大改造（對農業、手工業、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實際上，還有些運動介乎於兩者之間、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如整風——反右派，開始時說是人民內部的“和風細雨”的運動，後來就變成“敵我矛盾”的“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了。又如文化大革命，它就更可能是涵蓋“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了。其實不管是什麽“性質”的運動，其本質、目的都是壹樣的、大同小異的，那就是通過揪出、打擊小數（5%）“敵對分子”、“破壞分子”，教育廣大（95%）的人民群眾，達到實現毛在某壹時期、某壹階段的政治、經濟目標或對某－群體進行改造的目的。而它總的目的無疑是鞏固和強化毛和毛共統治集團對人民的極權統治。



本篇主要敘述建國後毛發動的主要運動，但不是全面的記述，壹方面，我們這裏不是為毛的“共和國”樹碑立傳，沒有必要事事必錄；二方面，如前所述，運動太多太密數不勝數，不可能壹壹記述。我們只要把那些主要的、能反映和說明毛主義運動本質的東西交代清楚就行了。



不過還需要說明，毛發動的反右派、大躍進（三面紅旗）、以及文化大革命運動，由於規模大，情況復雜，後果特別嚴重，因此各設專篇論述；在本篇，只涉及對三大運動之外的幾個主要運動的掃描。







第十三章 對農民恩將仇報：建立現代農奴制度的前哨戰







作為經典寓言，“農夫和蛇”的故事教育了壹代代善良的人們。這個故事流傳開之後，那條忘恩負義的毒蛇大概再也無所施其技、售其奸，只能躲到蛇垌裏去了。可是誰能想到，壹個叫毛澤東的人，在20世紀中葉的中國960萬平方公裏的大舞臺上又上演了這個故事的擴大版，而且，這之後數以億計被他恩將仇報的“農夫”們依然叫他“大救星”。這比那條毒蛇不知高明了多少倍，確是令人嘆為觀止了。







壹、梁漱溟“九天九地”之說的背後







正如毛自己所說的那樣，他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戰爭”，實際上是壹場當代的農民戰爭。毛共以其欺騙和裹脅的兩手將億萬中國農民牢牢捆綁在他的內戰奪權的戰車上，終於靠了他們取得了戰爭的勝利，奪得了天下。這時，按理毛和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應該義無反顧、最大限度地回報他的“恩人”——農民。我們聽到毛共的宣傳機器也都在這麽說的，如，毛的“解放大軍”所到之處，隨即開展的“土改” 運動，使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從地主手裏分得了田地，使他們從此過上了豐衣足食的幸福生活，於是農民們由衷地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農民成了共產黨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新中國的最堅定支持者……



這種宣傳聽得多了，而且沒有聽到過不同的聲音，人們也就信以為真了。老壹代的人們早已經習慣“聽黨的話”， 並樂意充當共產黨、政府的“傳聲筒”；年輕的第二、第三代只能從電影、書刊上了解過去，當然只能相信毛共宣傳的壹切。於是就出現了當今不少年青人相信毛澤東主政時中國人人自由、平等，個個有工作、有飯吃、沒有剝削壓迫、也沒有貪官汙吏……的幸福日子。



毛當初的“解放”到底給人們帶來了什麽，特別是給農民帶來了什麽，幾乎沒有人去細究。即使近年來壹些勇敢者沖破層層言禁，大膽揭露了毛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制造的駭人聽聞的大饑餓、大死人的事實，但那也只是針對那場運動，在此之前，農民們似乎仍然沈浸在被毛“解放”後的歡樂之中，甚至有的“反毛” 的學者也認為“土改之後合作化前”，是農民的“黃金時代” 雲雲。



但是紙終究包不住火，毛共當年的“解放”究竟給農民帶來了什麽？這壹敏感話題終於被人提起，並且從塵封已久的鐵幕中透露了壹絲陽光，壹點真相。最初敢於質疑的人是全國政協委員、著名學者梁漱溟，在1953年9月間全國政協會議上，梁與毛澤東就農民問題“面折廷爭”，引發了 “龍顏震怒”，以致使毛完全失態“潑婦罵街”，直將梁漱溟罵了壹個多小時，真可謂罵得狗血淋頭，痛快淋漓。之後則將梁之言論封殺，中國又成了農民幸福的天堂。



據有關親歷者回憶，當時梁漱溟根據其調查所掌握的材料，在政協會上非常不客氣地指責毛政權帶給農民的痛苦，指出農民與城裏的工人相比較，有“九天九地” 之別，即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而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還要受農村基層幹部的欺壓..... 意謂農民過的是地獄生活。聽到這裏，毛終於勃然大怒，顧不得長期以來裝出來的“人民領袖”、“明君”形象，撕破了臉皮，把偌大、莊嚴的政協會堂當作街頭村巷，使出其湖南痞子的本色，對梁漱溟破口大罵架.....毛這次之所以對梁的發言大動肝火、大肆淫威，是因為梁委員正好戳中了他的軟肋，擊中了他的要害。因為誰都知道，毛是靠農民運動起家的，農民幫他打下了江山。毛壹貫被塑造成農民的“大救星”，是農民的“貼心人”，如今梁漱溟揭開了壹點真相，掀開了他苦心經營起來的畫皮的壹角，怎不令氣急敗壞！如果在這個關鍵之處被其打開缺口，毛的謊言王國就有垮塌的危險，進而動搖其政權的根基......所以他只好不顧壹切了。



（註：有關粱漱溟與毛澤東的這次正面沖突，我們放在本書第四篇：反右派運動的附錄中記載，請參閱）



遺憾的是，筆者至今都不能看到梁漱溟當年所指陳的工農生活“九天九地”的具體內涵，具體事實。可以肯定，作為著名學者、農村問題專家，而且還是毛的“老友”的梁漱溟先生，發出如此不留情面的言論是握有充分依據、充足事實的，否則他絕不敢在如此重要的場合，提出如此重大、敏感的話題。然而，迄今為止，在筆者所見到有關當年毛、梁沖突的記述資料中，都沒有對“九天九地” 說的具體描述。現在見到的只是毛在謾罵梁時提及的壹些零星的片言只語，如“工人有工會可靠，農會卻靠不住，黨團、婦聯等也靠不住，質、量都不行，比工商聯也差，因此無信心”。“共產黨丟了農民”，共產黨進了城市“忘掉”了農村，等等。這些顯然都是斷章取義，且言不及義。其中只提到了壹個接近實質的問題，就是梁說毛共的農村“下級幹部”“違法亂紀”，欺壓農民。毛對這壹問題的答復是：“在全國，好的和比較好的，是百分之九十”，剩下則百分之十是混進共產黨幹部隊伍裏的“反動分子、憲兵特務、會道門頭子、流氓地痞、地主富農”，壞亊都是他們幹的。……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梁漱溟提出這個農民生活太苦、生活在“九地之下”的議題，並不是“合作化”、 或“大躍進”時期，而是國人都認定農民剛剛獲得“解放”、“土改”之後的“黃金時期”，大家都認定那段時期是中國農民生活最好、最愜意的時期。



另外，從那個時期過來的人們也知道，當時工人的生活也不是什麽“九天之上”，只不過是有飯吃有衣穿的低水平溫飽而已。用它來對照農民的生活卻成了“九天之上”的天堂，那“九地之下”的農民的苦況就可想而知了。



遺憾的是，除了梁漱溟說了那句惹禍的話之外，至今我們仍然缺乏那壹時期農民生活真相的具體資料。不過，近年來不經意讀到網上壹篇文章，稍稍填補了這壹空白，山東大學附中退休教師李昌玉先生於2009年2月17日在網上發表了壹篇文章（筆者在壹年多之後才讀到它），題目叫《鎮反運動研究》，全篇主題反映鎮反運動的“總指揮”毛澤東在那場運動中如何運籌帷幄、不斷促使各級領導大開殺戒的具體言行（各種電文、講話、指示），以及毛本人說“殺反革命比下壹場透雨還痛快” 的心情。但是文章的第（5）部分：“毛澤東登基7個月就下達指示鎮壓農民騷動”壹節，卻從側面反映了當時農民和農村的情況的壹斑。



李氏此段文章主要講了兩個事情，其壹是1950年5月前後出現的蘇南（江蘇南部）農民“騷動”的事件。事情直接反映到了毛澤東那裏，5月5日，也就是毛澤東入主中南海的7個月零5天，毛在壹份題為《中共轉發華東局關於鎮壓反革命暴動及處理群眾性騷動事件的指示》的文件中批上壹句：“決不可向群眾開槍。”



華東局這個《指示》原文第二項中壹段原話則是：“因災荒嚴重，或因秋征負擔過重，群眾生活困難，致為反革命分子趁機煽動，因而引起群眾性的非武裝的搶糧運動，我在場武裝部隊應首先竭力加以勸阻，使他們了解搶糧為違法而停止搶糧。如勸阻無效，則可對空中鳴槍驅散群眾。”毛便在這最後壹句的後面加上了“決不可向群眾開槍”這幾個字。



這個文件表明，蘇南這個素稱富庶的魚米之鄉發生了嚴重的糧荒，糧荒的原因是“因災荒嚴重”即天災；或“因秋征負擔過重”即毛共政策的“人禍”。這裏的“秋征”是指上年秋後的征糧，因為當時正是春末，不可能征糧。即是說因去秋征糧過重，征了過頭糧導致春來群眾無糧下鍋。群眾無米下鍋，不得不赤手空拳（非武裝）來“搶糧”。搶糧的規模壹定很大，所以才稱為“搶糧運動”，才出動武裝部隊去鎮壓。按照毛共的慣例，即使這類事件百分之百是政府的錯，即使事後被迫發給群眾壹些救濟糧，也要抓、殺幾個為頭的“煽動群眾”的“反革命分子”，以儆效尤。毛寫上這句“決不可向群眾開槍” 決不是無緣故的，可以理解為他知道下面實際上已經開槍鎮壓了。毛為了擺脫自己作為最高領導之責，故意寫上這句冠冕堂皇推脫責任的話。亊實上，當搶糧己成為“運動”時，口頭是勸阻是阻止不了的。如果下面下面開槍了殺人，毛可以據此推卸責任。



值得註意的是，毛和華東局都沒有壹句應實事求是地給缺糧者發放救濟糧、“救人第壹”的指示。



偏偏在這個時候，中國民主建國會的主要負責人，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的黃炎培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報告蘇南地區沙川、南匯、奉賢三縣“有災民二十萬，征糧不但不減免，且要重征，以致三縣農民種子沒有，肥料不施，糧食不足，農民體力大減難於下田工作”等情況。本來這個報告正好印證了上述中共華東局文件中有缺糧農民“非武裝搶糧”騷動事件的真實原因，作為最高領導，毛理應指示下面查明情況火速救人。但他卻反其而行之，對黃炎培反映的情況持懷疑態度，指示華東局第壹書記饒漱石轉告蘇南區委書記陳丕顯，叫陳“應派員詳查“，然後報告他。



毛是5月12日給饒漱石發出如上指示的，剛剛過了三天，就收到了蘇南區黨委呈送給毛的“三、四月份綜合報告”，這個報告顯然不是陳丕顯作的臨時調查，而是蘇南區黨委先就作好了的情況反映。報告稱蘇南個城市近期出現了“物資滯銷、生產縮減、不少私營工商業歇業、大量工人失業的情況”，以及他們采取的對策。還談到幫助蘇南農村四十萬災民解決口糧、種子、肥料問題所采取的措施。這就印證了壹個亊實，即蘇南三縣的災民不是黃炎培所說的二十萬，而是四十萬！



可是毛澤東仍不死心，他在5月19日給陳丕顯去電，仍然要陳親自去調查“因征糧引起農民無力耕作等項” 實況，然後“作壹個切合情況的答復”。很明顯，毛想要得到與黃炎培反映相反的報吿，以便作為駁斥這個民主黨派頭頭的“武器”。



終於，毛收到了陳丕顯關於黃炎培反映的情況“有些與事實未盡符合”的報告，毛於是叫陳親自去和黃炎培談，意即用事實糾正黃的“錯誤”。



何以知道毛對黃炎培的反映是惱火的呢？半年多之後，在毛發動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毛暴露了對黃愛“說三道四”的極端仇視，狠狠整了黃炎培及其領導的中國民主建國會，提出的口號是“火燒工商聯，打劫民建會！”（可以肯定，這種具有山大王特色的口號除了毛恐怕別人想不出、也不敢提的。）黃炎培本人則被批鬥得焦頭爛額。毛終於說出了壹句埋藏在心底很久的話：“黃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壹下。”。算是報了在蘇南農民問題上的“壹箭之仇”。



（文中的事實和引語據原作者說明，均取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壹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



李昌玉在其文章中說到的第二件事是發生在雲南的邊遠小縣，時間是“解放”初期的1950年，主題是征糧——農民交“愛國糧” 壹亊，事情比較簡單。



永仁縣是雲南省楚雄自治州所轄的壹個縣。根據1949年12月9日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的“起義”通電，雲南和平“解放”，1950年1月10日，中共解放軍進駐永仁縣。2月4日，永仁縣“人民政府”掛牌成立。新政權建立後首抓兩件大事：剿匪和征糧。剿匪是軍隊的事，暫且不論，這裏只說征糧。



新政權要招兵買馬，政府工作人員要吃飯，征糧本是分內之事。問題是它的任務畸重，這大概也就回答了前壹個故事中，農民為什麽要聚眾“騷動”、搶糧的原因。



永仁縣是壹個小縣，當時人口不詳。經查，該縣2002年人口為10萬，那麽，1950年推算人口應當在3——4萬之間，除了不交糧的人口，交糧的農民人口大約在3萬左右。這3萬農民1950年交了征糧1094萬斤，每個農業人口男女老幼平均每人交300斤以上。這相當於每個農民大半年甚至壹年的口糧。而且這種偏遠窮荒之地，畝產糧食才壹百多斤，除了口糧之外，是沒有什麽存糧或商品糧的，實際上是將口糧交了，吃什麽呢？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還要“補交”國民黨時期未征的1949年的公糧，共計328萬斤。平均每個男女老幼要再交100斤。即是說，1949年國民黨時期全縣征糧數為328萬斤，僅及1950年共產黨征糧的30%。（資料來源的《楚雄州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



還有壹件事情也可資參考。同樣屬於楚雄州的武定縣，據《楚雄州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中《武定縣五十年代初期的糧食工作》壹文作者聞從善的回憶，這個縣1950年征收的糧食大概與永仁縣差不多。當時全縣劃為5個區，聞從善所在的第四區入庫糧食180萬斤以上，全縣大約入庫1千萬斤左右。壹下子征來這麽多糧食，存放成了大問題，因為在國民黨時期全縣根本沒有像樣的糧食倉庫，所以，征來的糧食只能堆放在沒收地主、土匪的住房，以及征用各種公房、廟宇內。楚雄州地處雲南以西，位居滇緬公路南北兩側，抗戰時是支前的後方基地，它的前面有幾十萬遠征軍在與日寇廝殺。按理，國民黨應在此大建糧庫，征收公糧供前方將士使用。可事實上它並沒有幾間像樣的庫房。當時征收的糧食並不多，隨征隨送走，縣裏沒有建倉庫的必要。抗戰結束後，國民黨的縣、鄉機關人員很少，就更不必建糧倉了。而毛共新政權的建立，不僅食皇糧的人員激增，而且，據聞從善解釋，新政權的壹切財政支付，包括人員的工薪，大部分都用征來的糧食支付。糧食成了新政權的支撐。無怪它征糧數量是過去的幾倍，還要將國民黨時期沒來得及征收的糧食“補征”。這大概就是梁漱溟所說的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的主要原因吧。



還可以從壹些宏觀的數據看看當年農民和農村的真實情況。應該說，毛登基之後不久便在全國新“解放區”（約占全國農村人口三分之二）實行了毛式暴力土改。即以毀滅約占當時農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的生命和土地、財產，滿足部分無地少地農民對土地的渴求，以及農村中的壹部分流氓無產者對“富人”的發泄仇恨的願望，暫時給農業註入了壹支強心針。但是它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它只是短暫調動了部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很快，新政權的橫征暴斂不但使農民的貧困依舊，並且進壹步加劇。這是因為農民的增產增收遠不如毛政權賦稅增加的快，據官方的統計資料，1953年（土改以後的第二年）全國糧食較1950年（土改前）增加了25.4%，絕對量從2646億斤增至3318億斤。（參見《炎黃春秋》2008年第12期第48頁的統計數據），而糧食的征、購數量則增加了100.25%，絕對量從356億斤增加到721億斤（數據出處同前。但必須指出，這個征購數是不完全的，因為壹部分征糧被縣、鄉留作“經費”了）。糧食是當時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糧食征、購量的增加則意味著增農民雖然增產卻不能增收（征糧是無償的，購糧則遠低於當時的市場價值，所以叫做賣“愛國糧”）。所以，“土改後”農民的生活並無改善，還可能惡化了。這也是梁漱溟敢於在毛面前講“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而毛卻未加反駁的原因。還要特別提醒的是，這時毛共的“糧食統購統銷”制度尚未施行（這項政策和制度是1953年10月之後才實施的），待到實行糧食和農副產品“統購統銷”之後，農民的痛苦便上升到壹個新的臺階。



農民真正的苦難還沒有開始呢，梁委員就指責毛政權把農民打入“九地之下”了。



當毛把梁漱溟打下去之後，真正令農民進入“九地之下”的政策：糧食和農副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出臺了。







二、建國後農民角色的轉換：毛為什麽要實行糧食和農副產品“統購統銷”



已經奪得了天下，坐上了“龍廷”的毛非常清楚，農民充當共產黨打江山奪權工具的使命已經完成了，但是，更大的使命、更艱巨的使命仍然有待農民——他的政權的主力軍——去擔當、去完成。



從大處講，奪取國民黨政權，毛認為只是他的事業的起點，“萬裏長征第壹步”。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共產主義必須要在全世界勝利，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所以，他領導的革命要走向世界，首先要走向亞洲。因此，他剛剛坐上龍椅之後，就策劃、挑起了越南和朝鮮兩場戰爭。



1953年3月5日，全世界的共產黨頭子，蘇共領袖斯大林死去了，毛在心中認定，這全球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寶座非他莫屬，他也自覺地將“解放全人類”的偉大歷史任務放到自己肩上。所以從此他與蘇聯的關系再也好不了。



要解放全人類，就意味著要有更多的軍隊，更先進的裝備，更大的投入。這壹切從哪裏來？過去他在野時是依靠“打土豪”、沒收“資產階級”，如今當權了，土豪早打光了。當然只能靠向他治下的子民收取。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非常弱小，（大的早已共產了）交的賦稅不多，而農民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農產品又是中國主要出口的產品，毫無疑義，今後建立新式軍隊、供養急速澎脹的新政權機構、人員，乃至開展全面經濟建設，主要得靠農民，靠從農民身上榨取。也就是說，過去依靠農民打天下，而今則主要依靠農民搞建設。農民的角色由為共產黨造反奪權提供人、財、物，充當人海戰術的炮灰，轉而成為新政權的供養者、國家建設資金的主要提供者和剩余價值的創造者。



問題還在於，急於稱霸的毛拋棄了壹般國家從發展輕工業入手，慢慢積累資金發展重工業、最後實現工業化的道路。而是要走“優先發展重工業”（實即軍事工業）的道路。這樣，建設資金的需要量就更大、更急，只能壹方面壓縮全國人民基本的生存需要，強迫人民縮衣節食、勒緊褲帶；另－方面則要農民提供更多無償的、價廉的糧食和農副產品以“支援國家建設”。



從毛的角度看，農民也是最適合榨取的群體。毛的政權機關設在城市，他的幹部也都屬於“非農業人口”，城市還是國家的“窗口”，外國人常到之地，所以他必須對城市和城市中的居民網開壹面，讓他們活得稍為“光鮮” 壹點，享受壹點“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而對農民就沒有這種必要了，所以他很快就確立壹種後來被稱為“城鄉二元經濟” 的體制，即讓農民成為為國家提供積累的純粹生產者，而不享受城市人口享有的壹些公共福利和基本生活保障。農民成了新政權下的“農奴”和地地道道的“二等公民”。



為了實現對農民的最大榨取，國家除了對農業征收高額稅賦，並“動員”農民低價向政府采購部門賣“愛國糧”、“愛國豬”……等等之外，毛政府對農民的索取和剝奪還有壹條非常容易實施而又很隱蔽的渠道，那就是通過工、農產品的不等價交換，暗中收取更多 “農業稅”。具體辦法是：當時毛中國實行由國家壟斷的計劃經濟，工業、商業、流通全掌握在國家手裏，政府通過國家定價方式，強迫農民以遠低於價值的價格將農產品賣給國家，國家則以遠高於其價值的價格將工業品和農業生產資料賣給農民。這壹正壹反、壹增壹降之間，就形成所謂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毛統治的20余年中，政府運用這種價格“剪刀差”從農民身上榨取了數千億資金，具體數額專家們估算不壹，最低為4481億，最高為8000億元，而在毛統治的時期，國家總共用於經濟建設的投入才6000億元，從中可見國家經濟建設的資金基本上、甚至全部來源於對農民的價格“剪刀差”剝削。



不過當時毛政府與農民矛盾最突出、最尖銳的還體現在糧食問題上，因為糧食是生存之本，無法替代而又不可須庾脫離，而按當時的正常方法從農民手中征、購得來的糧食遠遠不能滿足國家對糧食的需求。當時的情況是，在1953年10月實施糧食“統購統銷”之前，毛政府除了征收公糧之外（公糧系按田畝攤派，不可能變動太快），主要依靠半強迫、半動員式的叫農民賣“愛國糧”的辦法來解決糧食問題。當時糧食的自由市場依然存在，自由市場上的糧價比國家收購價高得多，農民在被迫賣給政府壹部分“愛國糧”的同時，還拿出盡可能多的糧食去市場出賣，以便換得更多收入。這樣就大大制約了政府掌控糧食的能力。當時毛政府糧食供應的順序是：首先滿足對外（對蘇聯）出口計劃需要；其次滿足政府、軍隊人員的糧食需求；再次安排城鎮非農業人口的定量供應，最後才是對農村災區和糧食不能自給地區的“返銷糧”。統計數據表明，1952年糧食年度（1952年6月至1953年6月，下同），毛政府的糧食庫存出現了40億斤“赤字”，即支多於收，減少了40億斤糧食庫存。各地城鎮都出現了糧食供求緊張的局面，從而引起了毛和高層的驚恐。予是，壹項新的、將糧食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的政策醞釀出臺了。



根據楊繼繩在《炎黃春秋》2008年第12期的文章：《統購統銷的歷史回顧》中提供的情況和數據（以下有關數據均出自該文，後文中凡有引號標出者亦為該文之原文），當時毛政權面臨的總的糧食形勢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全國城鎮人口由1949年的5765萬到1954年增加到8249萬；而由糧食部提供的數據，1953年的城鎮人口為9182萬，比1950年增長58.3%。又據該文另壹處引用糧食部糧食計劃統計司的資料，1953年度，需要國家提供商品糧的人口為24788萬人（這包括了需要“返銷”口糧的農民和災民），另外，出口糧食以換取蘇聯的工業設備和軍事技術的計劃不能減少。因此，糧食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出臺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後來統購統銷範圍擴大到132種農產品和經濟作物）。以此徹底解決糧食危機。



這不禁使筆者想起，在中共即將奪取全國政權之際，美國總統杜魯門、國務卿艾奇遜為首的美國自由主義思想家和政客們，曾預言中共不可能解決面臨的嚴重經濟困難（主要是惡性通脹），屆時必然要求美國伸出援手，他們就可趁機插手中國事務。這幫“帝國主義分子” 確是低估了中共的能力，他們不知道，世間最大之事莫過於死人，而毛共最不怕死人，它怎麽會被經濟困難所嚇倒呢？死人都不怕還怕什麽呢？所以它面臨的困難很快就被解決了，辦法就是政府對物資和市場的強行壟斷、管制，誰不聽令殺無赦！如今面臨的糧食困難也許比通脹更危急，但在毛的領導下，沒有過不去的“坎”，沒有解決不了的困難，前提是不怕死人。



毛的“統購統銷”政策出籠於1953年10月，正是剛剛把梁漱溟為農民叫苦的“九天九地” 之說打下去之後。具體制定這壹政策是中共“中財委”負責人陳雲。陳雲是中共的經濟能人，戰勝惡性通貨膨脹就是由他具體領導的，現在對付糧食問題，仍由他挑頭拿主意。他的辦法簡單地說就是，先把農民生產的糧食盡可能多地集中到國家手裏，然後由國家進行再分配。1953年10月1日，陳雲在天安門城樓上口頭向毛匯報了他的思路。10月2日，毛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通過了陳雲的意見和建議。10月16日，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決議》，以後政務院又發布了相關命令和執行方法。



據說陳雲在此期間曾經向黨內高層說，他搞的這個辦法是“挑了壹擔炸藥”，“壹頭是”黃色炸藥”，壹頭是“黑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崩潰；如果采取征購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選哪壹個，都是危險家夥。其實陳雲是危言聳聽，他知道，只要得到了毛澤東支持他就沒有任何風險，農民有什麽可怕？他們又沒有槍。後來的事實也是如此。



這個“統購統銷”辦法看似簡單，關鍵則是執行的問題。就像後來毛在“大躍進”運動中征購糧食壹樣，壹紙征購令下去，便是全國腥風血雨，鬼哭狼嚎，餓殍載道，屍骨如山。“統購統銷”沒有達到後者的水平，但那場運動也叫中國農民永記不忘，讓他們第壹次領略了“大救星”的厲害。



像所有其他運動壹樣，這場運動也有壹個非常冠冕堂皇、“壹心為民”的理由，它說政府為了在更大範圍內調劑余缺、平衡豐歉，保證人人有飯吃，保證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順利進行，所以要采取這個辦法。而且這個辦法只是向農民“收購”糧食，是有償的，是“買賣”（只是價格由政府決定），而且是在留足口糧、種子等等之後。這有什麽不可呢！所以，若幹百年之後，歷史學家看到這份文獻之時，仍然會斷定那是毛政權在其執政之初期為人民做的壹件大好事。



很快，這場運動就鋪天蓋地地展開了。因為當時的農民仍然是獨立的個體經營戶（即使入了互助組或初級社，也沒有改變其私有制性質），這場運動面對的便是近壹億農戶，因此毛共動員了所有能動員的幹部和壹切“吃皇糧”的人員，全部下鄉，到村、到組挨家挨戶去動員，去完成任務。剎時間，中國農村便雞飛狗跳，鬼哭人嚎，當然也有敲鑼打鼓、披紅掛彩的，那是完成購糧任務的“報喜隊”。



折騰了幾個月之後，壹切終歸於平靜，當局宣布糧食“統購統銷”取得了偉大勝利。1950年全國征購糧食總量為356億斤，1953年征購糧總量達到721億斤。簡單地說，實施“統購統銷”後，國家從農民手中要來的糧食增加了壹倍。 1954年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水災，糧食減產，而這個糧食年度糧食征購任務卻比上年增加了21.98%，結果仍超額20億斤完成了任務，當年征購糧總量占到總產量31.8%的創紀錄水平。



1954年6月底，國家糧食庫存比上年同期增加了51%。由此可見，毛和共產黨真的是“戰無不勝”。



不過，成績是怎樣取得的呢？不但公報裏沒有提及，而且成了毛政府不可對外洩露的最高機密。然而歷史總是前進的，近年來壹些親歷者通過回憶和當年壹些資料的爆光，使這場運動真相露出了的冰山壹角。



浙江省是素稱富庶的魚米之鄉。據當時的浙江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吳植緣在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發言稱：浙江省1954年糧食產量141億斤，征購51億斤，占總產量的36%強，由於統購糧食任務重，農民頂牛，發生了幹部強迫命令。1955年糧食征購任務更重，除附加7%外，又掃了幾年尾欠，但全省征購糧任務完成了112%。因統購中頂牛，“死了”134人。龍遊縣因糧食供應不足餓死4人。衢州地委副書記到開化縣壹個村了解，全村72戶，只有3戶有飯吃，農民吃樹皮、草根，臉色青腫，開化縣126個村，這樣的村有39個。農民說：“共產黨把我們當魚鷹，脖子壹壓，大魚小魚都吐出來了。”余杭縣開擴大幹部會，說到糧食征購，鄉幹部哭的就有20多個。



有壹份《杜潤生、袁成隆關於浙江省農場情況的報告》中稱：“現在豬、羊減少三分之壹至三分之二，賣家具，吃種糧，要飯，賣子女，請願，老弱者躺在床上等死的現象已續有發生，呈不穩之象。”



這當然不是壹個或幾個省的情況。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在1955年2月2日的《華南分局關於目前農村緊張情況與措施的報告》中，概括了幾種情況：壹、在購糧運動後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發生了農村大量殺豬殺鴨的情況。二、中山、新會、南海等部分地區，發生農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證，認為這些土地產量低，負擔不起購糧任務。三、農民吃不飽，生產積極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農民對糧食問題顧慮很大，中山縣港口鎮的農民晚間偷偷去看糧倉中的糧食是否運走，農民看到調運糧食的船開走後便在河邊哭哭啼啼。沒有領到購糧證的缺糧戶到幹部家中哭哭啼啼。五、對黨和政府普遍透露出壹種不滿情緒，“辛苦壹年沒得吃”，“共產黨好是好，但是現在整死人了”。這篇報告還透露曾發生過群體性搶糧暴亂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還有：廣東高要縣第九區在購糧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戶。



湖南全省因購糧被迫自殺者111人。



國務院第壹辦公室在1955年4月22日提供的幾篇《關於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中反映：山東鄆城縣按照實際產量只能購余糧2022萬斤，上級下達任務3300萬斤，實際完成2900萬斤。由於任務過重，幹部強迫命令，比較普遍對群眾捆打遊街。三區壹副區長在彭莊鄉陳莊領導秋購中，造成自殺3起。區幹部在楊莊集逼糧，打8人，扒衣服挨凍16人，嚇跑3人。壹些群眾不敢在家裏睡覺。鄆城縣自統購統銷以來，發生兩起群眾騷亂事件。浙江金華地區在糧食征購中，違法情況嚴重，據東陽、義烏、浦江、金華、蘭溪、壽昌、建德、湯溪、淳安等9個縣統計，共有570名幹部有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行為，其表現為：搜倉、封倉、封碾257戶；非法關押、鬥爭、捆綁、吊打、刑訊逼供農民178人，罰款24戶。



另外，據糧食部統計，1954年購糧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殺566人，自殺未逐35人，送糧而死的74人。自殺者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



很明顯，這些數字極不完全，且說的極不清楚，總的說把事態和死人數大大縮小了，根本不能反映全國的情況。而且，所有反映在購糧運動中造成死人的報告，只列直接死於運動（自殺、被打死）之人，那些因“購”了口糧無以為生而餓死者或病死者全不計入。如，1955年統購統銷中廣西的平樂、荔浦、橫縣等地發生大量餓死人事件，事情被嚴密封鎖、壓制了近兩年，直到1957年6月國務院第52次全體會議才宣布對廣西省有關負責人（包括省委第壹書記陳漫遠）分別給予撤職、調離廣西等處分，地、縣、區、鄉特別是壹些基層幹部受到黨紀處分甚至刑事處分。官方公布只餓死550多人。民間和知情者則認定餓死人總數在此數十倍以上。當然實際死人數只能是筆糊塗賬了。



其實，那些在購糧運動中因為打死、逼死人而受到處分的幹部也是很“冤”的，因為他們只是在執行上級的指示。廣西那些被處分的地、縣、區、鄉幹部就公開說：死人是統購統銷政策造成的，不是他們的錯。他們都是在執行中央的指示，執行壹項國家的政策、制度。毛澤東在1955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第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就公開鼓勵他的各級幹部要推行野蠻、殘暴的農村政策，會上毛著重批判了對農民不忍下手的“良心論”，他宣稱：



“......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麽兇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壹點好。我們有些同誌們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麽馬克思主義......”



就是在這樣壹位最高領袖的領導下， 能怪下面的幹部嗎！



有壹種為毛和中共的統購統銷政策辯護的論調說，那是形勢所逼，不得不采取此種辦法。劉少奇就是這壹論調的鼓吹者之壹。劉少奇後來被稱為是同情農民的“修正主義”者，但是，在1962年1月27日七千人大會上談到糧食統購統銷時劉說：



“現在我們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余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征購，那麽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城裏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



所以，他的結論是：農民種田種糧就是不能讓他們吃飽，農民吃飽了其他人就得挨餓，統購統銷，強迫命令完全必要！——這其實是壹種地地道道的強盜邏輯，全世界有很多國家生產的糧食都不能自給，按照劉的這種邏輯，那些國家的人民都會餓死！但實際上這些國家不但沒有餓死人，還生活得很好，因為另有避免死人的辦法，比如，適當減緩工業化和城市人口增長速度；提高糧食價格來刺激糧食生產的積極性；國家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幫助提高糧食產量；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進口糧食，當然更不能在本國人民吃不飽肚子的情況下出口糧食！



但是在毛和中共卻不考慮這些辦法，在他們看來其他辦法都不如暴力征購簡單有效。至於征購之後農民的口糧不夠怎麽辦，按毛的說法是：農民應該閑時吃稀，忙時吃幹，實行“瓜菜半年糧”。總之保證其他人先吃飽第壹。這大概就是他與梁潄溟辯論時說的“大仁政”。在毛的領導和教育下，中共的各級幹部都已經“毛化”了，他們按照毛的要求都將“良心”丟給狗吃了。比如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在作有關糧食工作的報告時就說：只是地主、富農在鬧缺糧、搞破壞。接著又說：



“農民叫喊缺糧是虛假的，都是農民自發勢力的叫喊，糧食緊張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糧食32億斤，1954年出口糧食39億斤，為了進口機器設備，不出口是不行的。”



於是，全國統壹論調：說農村缺糧都是階級敵人在搞破壞、搗亂；是農民自發勢力在亂叫喊。所以，對壹切“抗購”或“造謠”說餓死人的人要采取堅決鎮壓的政策。甘肅通渭、貴州麻山曾發生大規模因購糧騷亂的事件，雲南也發生了多起死人和暴力抗糧事件，都被作為“反革命暴亂案”殘忍地鎮壓下去了。湖南常德地委明確規定定：“對破壞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反革命分子，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治罪。”各地還紛紛成立“保衛糧食統購統銷辦公室”，專管打擊“破壞統購統銷”的“犯罪分子”。四川德昌縣的“保衛辦”，在1954年召開群眾大會25次，判決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四川石柱縣的“保衛收購辦公室”在1953年召開公判大會9次，判處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福建省邵武縣1954年在糧食統購中發生騷亂，定性為“反革命煽動群眾，破壞糧食統購統銷”，逮捕114人，處決16人，判有期徒刑56人，管制9人。



伴隨著血腥鎮壓，糧食統購統銷工作暢行無阻，年年超額完成任務。共產黨連有幾百萬軍隊的蔣介石都打敗了，區區幾個手無寸鐵的鬧事者，怎是其對手！



這樣我們也就知道了，為什麽廣西平樂地區餓死人事件被壓了兩年才公布和處理，因為當時必須維護“說農村缺糧、餓死人都是地主、富農、反革命的造謠破壞” 這個全國統壹口徑，必須對壹切阻撓、批評統購統銷的“階級敵人”實行堅決鎮壓！



取得了這麽偉大的勝利，但我們高瞻遠矚、有備無患的領導人，認為還不夠，還要征購更多的糧食，要盡量減少糧食銷售，以增加糧食庫存。在1957年7月召開的全國第二次糧食工作會議上，陳雲為糧食庫存不足叫苦，提出國家應儲備可以應付兩個災年的糧食庫存，大概需要480——500億斤。於是，糧食征購工作主要朝著增加庫存的目標奮鬥。直到後來的大躍進，仍就是為這個目標而奮鬥。於是就出現了壹邊是太倉之谷，陳陳相因；壹邊是餓殍枕藉，屍橫遍野。太倉之谷是不能動的，做什麽呢？據說是用來“備戰、備荒、為人民”。這就是毛澤東的“大仁政”。



然而，統購統銷運動也給毛壹個很大的教訓，在開始實施的頭兩年，他的政府要面對壹億農戶去搞征購，去挨家挨戶動員，翻箱倒櫃搜糧食，這個工作量太大了，難度太大了，它占用了政府當時全部人力、全部資源，豈能是長久之計？



於是，壹個早已形成的決策在毛腦海裏提前實施：必須盡快把農民組織進農業生產合作社。1955年，毛澤東掀起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不到半年全國就基本“合作化”了。



近來有很多學者、老幹部著文指出：毛在全國“解放”不久就拋棄他原來的“新民主主義”承諾，大搞“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根本性的失策。有人還分析他可能錯誤判斷，高估了合作社的“優越性”；有人以為毛是耽心再不搞合作化，農村就兩極分化了，重新回到“人剝削人”的舊社會了；有人以為毛犯了急性病，好心辦了壞事......等等、等等。



其實偉大的毛哪會婆婆媽媽般的考慮那麽多“問題”呢，單單糧食統購統銷這壹事件就足以使他做出“在壹個早上實現合作化”的決策。果然，不久，壹億農戶就變成幾百萬個農業合作社了。但是毛認為還是太多了，於是“並大社”，最後全部弄成“壹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上百萬個合作社變成了兩萬多個“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任何任務、包括象統購統銷這樣的任務，只要下達壹紙任務和命令便解決了，因為糧食和農產品都掌握在公社手裏，再不用向農民壹家壹戶去征收了。善哉、善哉！這個“公社”寶貝當然要“萬歲”了。



實施糧食統購統銷（後來毛乘勝追擊，變成對132種農產品統購統銷），只是毛讓農民——這個他昔日的“恩人”實現角色轉變的第壹步，接下去毛的第二步是合作化；第三步、人民公社化。再加上把農民牢牢套在土地上的戶口制度，以及城鄉二元經濟的壹系列政策，農民這個中國最大群體就變成了名符其實的現代農奴、毛帝國的“二等公民”了。



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還可以知道，毛澤東的“三農”（農村、農民、農業）政策是得到中共上層壹致擁護的，這也是後來他的“三面紅旗、大躍進”運動得以順利推行的原因。



統購統銷只是毛的 “三農”政策的序曲，序幕，壹個前哨戰，其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才進入高潮。



言而無信的又壹個版本：對民族資產



階級“反友為敵”







壹、毛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打擊、拋棄蓄謀已久



直至今天，中共的有關史書和宣傳仍然堅稱：毛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期推行的“三大改造”運動在總體上講仍是正確的、必要的，只不過步伐邁得太快了壹點、太急了壹點。



所謂“三大改造”是指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把它們從原來的個體、私營經濟全部“改造”成半國有的“公私合營”和集體所有的合作社經濟，納入國家控制的計劃經濟體系之內。這是毛正式拋棄其“新民主主義社會”模式的關鍵性步驟。在采取這壹步驟之前，毛已經制服了黨內維護“新民主主義秩序”的代表人物劉少奇等人，黨內已經沒有了反對勢力，在社會上更不可能有反對“共產黨領導”、“反對社會主義”的聲音。而且，在正式推行“三大改造”之前，毛已經發動了“糧食統購統銷” 和農業的互助合作運動，以及針對資本家的“三反”、“五反”運動。農民和“資產階級”已經領略了毛的厲害，早已被整得成了驚弓之鳥，服服帖帖，所以，三大改造在推行中幾乎沒有遇到什麽阻力。



關於農業的互助合作運動及其後的“人民公社化”運動，我們將放在另外的篇章論述；手工業改造鑒於其涉及的面較窄，問題不大，我們也暫且放過不論。這裏主要考察毛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因為這是直接關系到所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階級”、“兩條道路”誰戰勝誰的大問題。



本來，不管是在延安時代、國共內戰年代、乃至建國前夕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上，毛都反復明確了中共“革命成功”後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包括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其基本點就保護私有制，在壹定範圍內發展資本主義，明確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遙遠的將來——十五或二十年以後的事。這些寫進了1949年起臨時憲法作用的政協《共同綱領》。在1950年6月23日政協壹屆二次會議的閉幕詞中，毛還信誓旦旦地說：“只要人們在革命戰爭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貢獻，......等到將來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的時候，（這種時候還在很遠的將來)人民是不會忘記他們的。”



這個“新民主主義社會”不但是毛親自提出來的，也是中共全黨的共識，黨中央的正式決議。所以，沒有人懷疑它的權威性。也因為此，連共產黨的二號人物劉少奇也大講特講這個“新民主主義”。1949年春他去天津調查、處理因工商企業關門、工人失業引起的社會問題時，就重申中共的新民主主義政策方針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是不變的，也就是要保護私有制，繼續發展資本主義。為了鼓勵工商業者恢復營業並擴大經營，打消資本家害怕擔“剝削”之名而不敢開工的顧慮，劉故意說：“工人的痛苦就是失業，就是怕沒有人剝削，所以有剝削比沒有人剝削要好。”這個說法也許有點聳人聽聞，但實際上乃是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通俗闡釋。可是劉回到北京後，卻受到了毛的批評，這是毛對劉不滿、懷疑之始。也是毛表露對自己的“新民主義”的動搖和背叛之始。



接下來壹段時間，中共雖然在表面上仍然維持“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提法，但在實際上毛卻已經在做拋棄這個“主義”的準備工作。最典型的表現是，劉少奇在1950年7月批評山西省委在發展農業互助合作運動中的“左”的傾向時，毛卻對劉“反批評”。接下來，毛在同年9月親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正式拉開了提前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大幕，加快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



毛對“資產階級政黨”的“背叛”就更早了。還在1947年國共內戰正酣的時候，毛就在黨內通報了他關於取得全國政權之後，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民主黨派將成為主要敵人的思想，並明確提出要從打擊其右翼領導人入手，揭露其“反動性”，然後逐步拋棄他們的策略。（參見《炎黃春秋》2008年第7期李銳的文章：《毛澤東與反右派鬥爭》）再其後在向斯大林提出的中共建國藍圖中，毛又提出了在未來的政權中，只留共產黨壹黨專政，將其他黨派（資產階級政黨）通通趕出歷史舞臺的設想。



建國後毛對“資產階級”的“反友為敵”的具體步驟，首先表現在“鎮反”問題上雙方的“裂痕”。



毛主義的基本特點就是通過暴力專政實行恐怖統治，在民眾中推行分化瓦解、分而治之的血腥階級鬥爭，建國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鎮反）運動就是毛展現其暴君本色的重要顯示之壹。在各種巧言令色的詞語裝飾下，毛實行的“鎮反”其實是殘忍的、大規模的“殺人立威”的恐怖鎮壓。鎮反中殺戮的絕大多數是沒有任何“現行反革命”行為的所謂“歷史反革命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向中共投誠、“起義”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這與殺害“俘虜”沒有什麽兩樣。鎮反運動的殘忍、野蠻引起了暫時尚未輪到自己頭上的“資產階級”及民主黨派人士的震驚不安，他們在不同場合表達了這種不安和不滿，於是引起了毛的警覺。毛壹面公開批判這些“反的言論”，壹方面暗中策劃對這些人的打擊報復。現在我們看到的片言只語只是毛的這壹罪惡活動的冰山壹角，九牛壹毛。例如，1951年1月17日毛在壹則指示中殺氣騰騰地說：



“在湘西二十壹個縣殺了壹批匪首、惡霸、特務，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壹批。我以為這個處置是很必要的。.....所謂打得穩，就是要註意策略。打得穩，就是不要錯殺。打得狠，就是堅決地殺掉壹切該殺的反動分子（不應該殺者，當然不殺）。只要我們不殺錯，資產階級雖有叫喚，也就不怕他們叫喚。”（見《毛選》5卷第42頁）



這後面的“資產階級叫喚”，主要是指民主黨派中的壹些人士的略有微詞，毛素來將民主黨派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其中如黃炎培就是這方面的代表。黃炎培想真誠地發揮起“互相監督” 的職能，對自“鎮反”、“土改”、“統購統銷”以來的各項運動，都反映了某些情況，提出了－些意見。毛對此已不能容忍。從毛上面這壹句話中，也就可以看出，毛已經開始將“資產階級”和“民主黨派”當作“潛在”的敵人看待了，他們其後遭到清算是不可避免的。



又壹則事例是多年之後的1958年8月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毛發表了“我們要超過秦始皇100倍”的著名講話，毛的原話是：



“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萬6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壹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妳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100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壹貫承認，可惜的是，妳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由此可見，毛與民主黨派和“資產階級”在鎮反問題上的分歧是嚴重的。



除了在鎮反上的“分歧”，與土改大概也有關。毛說“民族資產階級是與土地問題密切聯系的”，也就是說，民族資產階級與土改中要打倒和消滅的地主、富農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的。事實上有很多工商業者後來都被劃為“工商地主”。在土改初期，毛不想牽動資產階級，因為怕打擊面太寬，失去民心，也決定暫時不動富農，“為了穩定民族資產階級起見，暫時不動半封建的富農似較妥當的。”但絕不是真的不動富農，而是先收拾了地主，“待幾年之後再動他們”。（參見《毛選》5卷《征詢對待富農策略問題的意見》）在這裏，毛是把富農與“民族資產階級”相提並論的，待到收拾富農之時，也就要收拾“民族資產階級”了。事實上，毛並沒有“待幾年之後”再去“動”富農，而是在土改後期就清算他們了，因而同時也就要清算“民族資產階級”了。



毛對資產階級、工商業者的打擊起始於1951年末的“三反”和稍後的“五反”運動，比打擊農民的“統購統銷”還要早，可見其對“資產階級”進行打擊報復的急不可待。







二、消滅工商業者的前哨戰：“三反”、“五反”運動







“三反”即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起始於1951年11月下旬。它緣自毛看到高崗在東北的壹份“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深入開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後的啟發，決定把這壹運動推向全國。1951年11月20日，毛將高崗這份報告批轉給全國各地。1951年12月1 日，毛又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了《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三反運動正式開鑼。



名曰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最後壹條“反官僚主義”只是幫襯，實際上只是抓經濟犯罪），其對象當然是毛的各級權力機關和共產黨幹部，因為他們是當權者，只有他們才能搞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但毛的重點不在黨內，他先從黨內入手，而後把目標迅速轉移到工商界和“資產階級政黨”。



就像毛搞其他任何運動壹樣，他要先抓“典型”，以“典型引路”。很快，他所想要的典型材料源源不斷地送上到他的案頭，這使他龍心大悅，更堅信自己英明偉大，料事如神。



華北局第壹書記薄壹波、第二書記劉瀾濤送來的報告使他興奮又難以平靜，報告稱，河北天津地委現任書記劉青山和前任書記張子善有嚴重貪汙、挪用公款和浪費的犯罪事實，總計貪汙挪用金額達200億元（舊幣，相當於1955年幣改以後的200萬元），這在當時是特大貪汙犯了（後來統壹規定，貪汙壹億元即後來的壹萬元及以上者為大貪汙犯，俗稱“大老虎”；五千萬至壹億元者為中等貪汙犯。為“中老虎”；二千至五千萬以下者為“小老虎”。凡“大老虎”要判處死刑）。毛決定以劉青山、張子善為典型，推動全國的三反運動。



劉、張二人都是“紅小鬼”出身，是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的老黨員、老革命，是毛的“革命功臣”。毛決定處決這二人以儆戒全黨，據說有人為劉、張二人求情，說看在他們對革命有功的份上，可否不判死刑？毛說：正因為他們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死......毛進壹步說：“全國可能需要槍斃壹萬至幾萬貪汙犯才能解決問題。”還制定了壹個包括貪汙或私用公款壹億元以上在內的六條處死標準。根據毛的指示，劉青山、張子善案件交由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作出處理意見（毛已經決定的事，卻叫“討論”,中共的集體領導已經淪為毛的禦用工具了），然後交法院宣判。法院自然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自此，這種由黨委（常委）定案、法院宣判執行就成為各種政治運動處理重要案犯的模式。







處決劉、張二人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和震動，毛趁熱打鐵，日夜不停地給各地黨、政、軍機關發電報，責令它們迅速上報其所轄地區、系統和單位的“打虎預算”，即自報計劃捕捉“老虎”的數字。毛在以中央名義下發的《關於限期向中央報告“打虎”預算和縣區鄉開展三反運動的電報》中稱：



“至今尚未作出‘打虎’預算的，限電到三日內作出此項預計，報告中央。並須準備隨時追加預算，隨時報告中央。”



從中可見毛急不可待要“大殺壹批、大抓壹批”的心情。毛像壹只怪獸，張開他那無底洞似的血盆大口，急切地等待各地將獵物送入其內，而且多多益善。不過此次他采取由各地自報“預算”的辦法，而不是如其他對敵運動中硬性下達殺人指標的辦法，似乎是壹個“進步”。後來，大多數地區都沒有完成原來在高壓下的“預算”。



但是，如果以為毛把三反運動僅僅限制在共產黨內就大錯特錯了。按照毛的邏輯，他的幹部本來都是“好的”、純潔的“無產階級”隊伍，只因坐了江山以後，資產階級出於自身的利益和“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罪惡目的，用“糖衣炮彈”向他們猖狂進攻，幹部中的壹些“意誌薄弱”者經不起金錢、物質拉攏和“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誘惑，被拉下水，成了貪汙受賄或其他各類“蛻化、變質”的罪犯。因此，根子仍然在“資產階級” 那裏。



為此，毛在清算他的隊伍中的貪汙分子的同時，迅速把矛頭轉向“資產階級”，發起更加了強大的攻勢。



毛對資產階級的攻勢主要在兩個方面、兩條戰線：壹是對作為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人士進行打擊、清算；二是以“五反”為名，對廣大工商業者進行直接迫害。



為了將“資產階級”搞倒、搞臭，毛在他的幹部隊伍中開展了普遍清査資產階級思想運動。毛親自擬定了壹個叫做《關於幹部交待和資產階級關系的指示》，指示要求，所有幹部都要交待自己與資產階級的社會關系、經濟關系和思想關系。前兩項關系猶有“跡”可循，唯這虛無縹緲的“思想關系”難倒了不少人，於是，只好把自己的壹切錯誤、壹切不符合“黨和人民利益的行為”乃至“罪惡”，都歸咎於資產階級思想“作怪”，或者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腐蝕所致。人們都在挖空心思尋找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行為。下面是發生在壹位民主黨派高級幹部身上的壹件小事，可以從“小”見大，壹窺當年這些人員在政治運動的高壓下誠惶誠恐的可憐相。



陳其援是民革的中央常委，時任內務部副部長。陳其援雖任共產黨的高官，但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他知道，無數歸順、投降共產黨的國民黨的軍政官員，都被當局以“反革命”罪名從肉體上消滅了，或者被判重刑勞改，最輕的也是“戴帽”管制勞動。他之所以受到禮遇，並任以高官，全仗自己曾經是有影響的國民黨高官、特別是有“民革”這塊“民主黨派”牌子庇護。所以他絲毫不敢懈怠、放縱自己，而是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為共產黨辦事，不敢對新政權有任何不敬的言行。但是在運動中，人人都要檢查交待自己的問題或罪錯，不但要檢查交待歷史上的問題（這比較好辦），還要交待“現行”的東西，這就不大好辦了。因為現實中，他確實沒有什麽“反動言行”可交待，除了籠統的、隨大流式的思想檢討和自我批判以外，要聯系實際，言之有物坦白交待自己的“問題”，還真不容易。



終於，陳挖出了自己的壹件“原則性”的錯誤，事情是這樣的：







某天，陳其援有暫時用不著的1000萬元人民幣（相當於1955年幣制改革後的1000元），他便拿去人民銀行的營業網點去存款。可巧那天是星期天，人民銀行關門不營業。那時只有人民銀行壹家國有銀行，陳無法，便轉而叫秘書把這筆款存進了壹家公私合營的金城銀行。



陳其援後來想起來，覺得自己的做法有問題，他檢討道：當時由於覺悟不高，未曾介意。通過運動學習，他認識到這是壹種原則性的政治錯誤，它表明自己對私營銀行的信任超過了對國家銀行的信任，間接地提高了私營銀行的聲譽，有利於資產階級對黨和人民猖狂進攻，增加了私營銀行對國營銀行流通資金的比重，無異於削弱了國家銀行的領導力量......。



鑒於認識到事件的嚴重性，陳其援將事情經過和檢討親自呈送到中共中央書記處負責人彭真的手中，並請彭代為轉呈周恩來總理。同時，又將事件經過和檢討報告內務部部長謝覺哉（中共黨員），並懇切地表示：自己將在內務部機關大會上作公開檢討，聽候審查處理。



有壹句成語，叫做“驚弓之鳥”，用這個成語來形容陳其援這次檢查檢討的動機和心態大概是貼切的，看來，這位國民黨的將軍這時已經“膽小如鼠”了。不過，也不能不佩服他“上綱上線”的能力，可見當時的他，已經久經政治運動的磨練，對“檢查”、“檢討”已經有相當的“水平”了。



還要附帶說明壹點的是，陳在檢討中所說的那家金城銀行，不但已經公私合營了，而且，其總行已經歸並入人民銀行總行，本質上已經不存在“私人銀行”的問題了。身為中央政府副部長的陳其援對這壹點應該是清楚的。



其實陳其援並不是三反運動的打擊重點，運動重點是工商業者的行業組織“工商界聯合會”（工商聯）及其“政治代表”：中國民主建國會。運動之初，具體負責領導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的三反五反運動的中共中央統戰部秉承毛的意旨，提出了“火燒工商聯、打劫民建會！”的響亮口號，單從這個痞氣加霸氣十足口號的就可以認定它是出自昔年的湖南痞子，今日的紅色暴君毛澤東之手，或為毛所審定。因為除毛之外，其他中央領導人都不會有此種風格和氣魄。



由於毛共當局的刻意封鎖和隱瞞，今天我們已經很難獲得當時運動的具體情況和資料，包括“火燒工商聯、打劫民建會”的具體情況。只是從有關著作和文章中偶爾獲知其壹鱗半爪，故只能概而言之或作管窺蠡測了。



1951年12月1日， “三反”運動正式開場後，首先在各級政府機關展開，因為它本屬於政府機關內部運動，但鑒於清查出的問題（主要是官員貪汙、受賄）牽涉到民間工商業者，毛決定將三反擴大為全社會的群眾運動，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三反”鬥爭的指示》。第二天，即1月5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在“三反”鬥爭中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指示》。同壹天，，周恩來在全國政協第三十四次常委會上作《三反運動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報告正式將“民族資產階級”列為運動對象。這表明，三反運動的重心已轉至打擊私營工商業者，即毛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光從這個指示的標題就可以看到毛那殺氣騰騰、急不可待的猙獰面目，長期以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忍讓”所積累的仇恨終於爆發出來，原來披了十幾年的對“民族資產階級”“友善”的外衣，聲稱資產階級是工人、農民的“同盟軍”（即共產黨的同盟者）的偽裝終於撕了下來。幾個月後的1952年6月6日，毛又正式宣布：“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之為中產階級（見《毛選》第五卷第65頁）。”亦即完成了將民族資產階級由“友”變“敵”的轉變。



所謂的“五反”是指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表面地看，當局打擊這五種“犯罪行為”是無可厚非的，是履行壹個政府的正常職能。這毫不奇怪，毛發動的每項政治運動都“師出有名”，有非常正當、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且總是冠以“打退ＸＸＸ猖狂進攻”的字樣，似乎是在受到對方的欺負、壓迫的情況下不得已的反擊，人家已經猖狂進攻了，妳不反擊行嗎？所以顯得事出無奈，有禮有據。



不過凡是親身經歷建國後毛式運動的人都知道實際情況是怎麽回事。毛玩弄這種兩面三刀的鬥爭是無與倫比的，爐火純青的，很難找到恰當的詞句來形容、比喻這種厚顏無恥、陰險狡詐、窮兇極惡的行為；也許有壹個比較溫和的比喻能道其壹二，那就叫做“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不過，僅用“壞事”壹詞來比喻毛式運動，仍然太顯得太溫和了，但是妳找不到更恰當的詞匯了。從延安整風的反對主觀主義的學風、宗派主義的黨風、黨八股式的文風；到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 再到社會的“民主改革”，再到這次的“三反”、“五反”，哪壹次毛都是“光明正大”的，都是為了救國救黨救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作出的“自衛反擊”。但是只要剝開這些畫皮，深入其中了解壹些真相，妳就會看到它是那麽卑鄙無恥，那麽顛倒黑白，那麽殘忍血腥！妳就會為那種空前的黑幕所震顫！為那種血腥暴虐而憤怒！同時也為被惡魔捉弄得失去了靈魂的人們而悲哀。　　



這次的“三反”、“五反”亦是如此。壹開始毛就表現了他急不可耐的心情，他撕去了長久以來的偽裝，在為開展運動擬定的“指示”標題中就使用了“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這種殺氣騰騰的字眼，也因此，在運動壹開始時就喊出了“火燒工商聯、打劫民建會”這種土匪式的口號。



可惜當年“火燒”、“打劫”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上層的具體情況已不為人知（至少筆者沒有這方面的材料），上面提到的陳其援的“檢討”只是運動的壹個側面，－個小小插曲。另壹位 “民主人士”施復亮的遭遇也許能反映運動實質的壹部分。施復亮是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席，民建會的創始人之壹，國家勞動部副部長。當時的勞動部長是李立三。李立三曾任中共壹把手，推行過著名的“左傾冒險主義”“立三路線”，受到過毛澤東的清算。中共建國後，他原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但據說在總工會主席任上又犯了右的錯誤，“表現了社會民主黨的傾向”。剛剛接受黨內批判，並被撤銷了總工會主席職務，轉而調任勞動部長（降職使用）。驚魂未定的李部長到了新的工作崗位自然是寧左勿右，碰上了三反、五反運動，又見毛提出“打劫民建會”的口號，就毫不客氣拿施復亮開刀了。勞動部連續召開全體幹部大會，批判施的“代表資方利益”，接著又令其交待歷史上的“叛變共產黨”，鼓吹走“中間道路”的“罪行”。可憐的施副部長這時已經變成落水狗、焦頭爛額，陷入四面楚歌的滅頂之災。



應該說，清算施其亮的“反共罪行” 倒並非全是空穴來風。施復亮原名施存統，是創立中共的發起人之壹，中共早期的活動家。曾於1922年任共青團首任書記，後又任多個重要職務。可是在1927年卻公開脫離了共產黨。說起個中緣由，卻與壹段不足為外人道、難以啟齒的“風流”亊有關。原來施存統的夫人王壹之是個美人，當年號稱 “中共之花”。壹次，在共產國際任職的張太雷以俄文翻譯身份回國來到上海，施存統邀其至家中吃飯招待，不料張太雷見了王壹之便動了歪念，設計誘奸了王，不久二人更公開同居，讓施存統又憤又羞，急火攻心，居然導致雙目失明。然而張是“國際”的人，“國際”認為只要張工作表現好,其私生活中共無權幹涉。施存統狀告無門，壹氣之下，脫離了共產黨。至其另覓得伴侶結婚，施之雙目又復明亮。因而改名“施復亮”雲。



但是，離開中共的施復亮並未受到國民黨方面的重視與重用。幾經磨礪，施選擇了脫離囯、共，走“第三條道路”。抗戰中，國民黨推行憲政民主，當時活躍於中國政壇的壹批知識分子包括施復亮摩拳擦掌，試圖在中國政壇中另辟蹊徑，占據壹席之地，1941年成立了“中國政團同盟”。後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民盟）。1945年10月，中國民主同盟在重慶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會上壹致認為，當前是實現中國民主的“千載壹時的機會”，發誓要為實現這壹目標而奮鬥。會後，壹批新的政黨、團體由民盟中分離出來，形成了日後眾多的中國民主黨派，其中就包括施復亮為發起人之壹的中國民主建國會。



當時民建會的政治綱領跟其他民主黨派基本壹致，即在國共兩黨之外尋求“第三條道路”，做中國政治的“中間派”。民建成立後就明確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目標為“同心協力建設壹個富強康樂自由的民主國家。”聲稱：“我們沒有偏左偏右的成見。”主張“拿蘇聯的經濟民主來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創造中國型的民主”。



然而，這些民主黨派要向執政的國民黨“爭民主”，國民黨就成了他們的對立面，在這壹點上他們也自然地與共產黨站到了壹邊，也就成了中共的統戰對象。當時的中共也把反對國民黨“壹黨專政”喊得震天響，向民主黨派頻送秋波。民主黨派也意識到共產黨的軍事實力的重要性，兩股勢力終於結成了事實上的“同盟”，自此，中國的“民主黨派”與中共走上共同反對國民黨的道路，特別在中共搞垮國民黨的“第二條戰線”上，民盟等民主黨派立有大功焉。



但是，這些民主黨派既是獨立黨派，其政綱自然不可能與中共合壹，施復亮作為民建會重要創始人和宣傳家，在政治上仍然堅持他的“中間路線”立場。1947年3、4月，施在當時的《時與文》周刊上接連發表了三篇鼓吹“中間道路”的文章，它們的標題分別是《中間派的政治路線》、《中間派的地位和作用》、《中間路線與挽救時局》。光從這些標題就可見施是中間路線的狂熱鼓吹者。施強調民主黨派應該有獨立於國共兩黨之外的政治主張，他還斷言“政協路線”是“今天中國最可能為多數人所擁護的政治路線”。



當時，施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中共對他的這些言論也無權幹預，作為“中間派”，它們曾經是國共雙方爭取拉攏的對象。但後來，民盟、民建等與國民黨關系急劇惡化。到了1947年10月，國民黨當局終於宣布民盟、民建等為“非法團體”，明令予以取締。之後，民盟等黨派領導人不得不宣布“自動解放”。最終，這些黨派不得已只好拋棄自已的“中間路線“，投靠到中共旗下。



施復亮也跟著轉向，背叛了此前自己的政治路線和理想，表示完全擁護中共的“革命路線”，並在《觀察》雜誌上著文作自我批判。



應該說，投靠中共後施復亮基本上就壹心壹意跟共產黨走，老老實實扮演毛共要他扮演的角色。因為如此，他沒有像仍然想獨樹壹幟的張東蓀那樣去坐班房，而是被任為勞動部副部長。



施的情狀在眾多民主黨派頭頭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他們曾為共產黨出過力，立過“功”，但是也有“把柄”握在中共手中。毛共建國後，他們中多數被安排在中央或地方政府或政協、人大中任職，雖說有職無權，但他們己經知足了，只想安安穩穩做個閑官或者充當“政治花瓶”。他們以為毛不會再跟他們“算歷史舊賬”了。



哪知，他們最躭心的亊情仍然發生了，毛共終於跟他們算歷史舊賬了，這次三反、五反運動中施復亮被告知“老賬、新帳”壹起算，這讓他陷入無窮的痛苦和恐懼之中。他除了在本單位勞動部檢查、檢討，被廣大革命群眾“火燒”、“打劫”之外，中共宣傳部主板的《學習》雜誌和中共控制的報紙也連篇累牘發表揭露他當年反對共產黨、倡導走“第三條道路”的文章。於是，到處是憤怒的聲討聲和惡毒的咒罵聲，施復亮及其民建的同事頓時成了過街老鼠，惶惶不可終日。



在四面楚歌、八方圍剿的態勢下，施復亮唯壹能做的就是老老實實接受“火燒”、“打劫”，低頭認罪，痛改前非，只能狠狠地給自己搧嘴巴、潑汙水。幸好，共產黨此時只是要將他們批倒批臭，並不想要他們的命。施及其他民主黨派人士只好感恩載德，對毛和中共大唱贊歌，同時心領神會：從今後只能老老實實，夾起尾巴做人，否則隨時有被專政的可能……。



在風頭稍為過去之後，施在民建中央常委會上作了題為《重新檢討民建會的性質、任務和主體》的長篇發言，主要是說，應該接受運動的教訓，民建再也不能充當“資產階級代表”了，“應該努力爭取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徹底放棄任何企圖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思想和行動。”



不想，施這種真心實言卻招來毛澤東的痛批！毛在看了施復亮的發言稿之後，批了“完全錯誤、壹塌糊塗！”八個大字。毛的意思很明確：留下妳這個民建會，讓妳施某人在政府裏當個副部長，目的就是要妳充當資產階級的代表，充當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鬥爭的“靶子”。妳如果不幹，要妳何用？沒有了資產階級及其代表，這“階級鬥爭”如何開展？難道妳想要共產黨搞“階級鬥爭熄滅論”嗎？……



鑒於“不再當資產階級代表”並非施復亮個人的想法，而是遭“火燒”、“打劫” 之後工商界和民主黨派人士的普遍想法和要求，毛決定找民建會主席、民盟第壹副主席黃炎培談話。黃炎培當時是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算是全國工商界和“資產階級”的最高代表。



提起毛和黃炎培的關系，也有些淵源 ，不能不交待壹二。二人最主要的接觸是1945年7月黃炎培和其他幾名國民參政員訪問延安時他與毛那段有名的關於“歷史周期律”的“窯洞對”，兩人談得頗為投機。當時黃是國民參政員，著名社會活動家；毛是在野黨領袖，地位沒有高下之分。毛對黃十分尊敬、客氣，彼此以朋友相稱。也因了這層關系，中共建國後毛給了黃炎培較高的職位。而黃炎培便誤以為毛是個不忘故舊、“禮賢下士”之明君，所以在任職後恪盡職守地工作，還忠實地履行他作為民主黨派與共產黨“肝膽相照，相互監督” 的職能，對於建國後毛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問題，基層的意見和要求，黃都敢於反映；特別對於農民生活苦、缺糧、負擔太重，他婉言勸諫。毛表面上給黃面子，沒有當面斥責。但是，這位新上任的“皇上”對於這位昔日諍友，已經在內心極其反感了，嫌他“得意忘形”了，故決定要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假以顏色，讓他清醒－點，老實壹點。這就是後來毛不無得意地說：“黃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壹下” 的緣由。



此時的黃炎培經過“三反”、“五反”的“火燒”、“打劫”，已經惶惶不可終日，顯得萎糜不振， 萌生退意了。毛對此感到很滿意。但他卻不想讓黃這時撂擔子，因為黃還有利用價值，還應繼續扮演資產階級代表的角色。



1952年3月15日來毛約黃炎培談話。這次談話的目的，是要他和民建會放下“包袱”，繼續充當資產階級代表。所以，對黃顯得寬容、溫和。毛首先告訴黃：有人不承認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其實，代表資產階級有什麽不好？資產階級的存在，是《共同綱領》規定的。毛在這裏沒有說出他的潛臺詞是：如何沒有資產階級的存在，妳這個副總理和民建會也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



接著毛談起民建歷史上提倡走“中間路線”的問題，使黃心驚膽戰。毛卻說“倒不必諱言”。但又說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民建、民盟、民革不走，也有人會提出來要走。毛寬宏大度表示不究既往，黃只有“謝主隆恩”了。



然後切入主題，毛說目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還占很大比重，有些大資本家、大工業家很重要，但要根據國家的需要，逐步改造他們。這中間當然需要資產階級代表的民主黨派的配合，協助政府做他們工作。民建會還有存在的必要並且大有可為，希望黃繼續領導好民建會，充當政府與資本家的橋梁雲雲。



整個所謂約談，實際上是黃炎培在聽訓。不過在當時全國工商業者被“五反”整得雞飛狗跳、無數人被迫自殺或被關進監獄的大背景下，毛的這番話還是被認為是“皇恩浩蕩”，是瀕死中的救命稻草。黃炎培回去後趕緊傳達、貫徹，據說，大多數工商者聽到毛的話感到“深受教育”，對毛的英明偉大感佩莫名，故資產階級們在五反後又逐漸恢復了生產經營。而民建會也恢復了“生機”……。



黃炎培對毛的這次談話不知真的感想如何，但他後來沒有撂擔子，仍然積極、誠懇地“為共產黨”工作，但也沒有如章伯鈞、羅隆基那樣仍然有野心、出風頭。卻不知為何，在幾年後的反右派運動中，黃炎培壹家就有6人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受到專政。黃炎培本人“幸而” 在1965年文革前夕死去，但黃家仍有兩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文革中，毛徹底撕下了偽裝，什麽民主黨派、工商聯，見鬼去吧，都被壹掃而光，通通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總的說，這次三反五反，毛對民主黨派和工商界的上層人士，還算是“客氣” ，還把他們作為統戰對象。壹般工商業者就就沒有這種幸運了，他們成了毛的運動打擊對象，階級敵人。







在毛的五反通知的“限期”、“堅決、徹底”、“開展大規模的五反鬥爭”的嚴令之下，全國立即風聲鶴唳、陷入壹片白色恐怖之中。



毛澤東親自坐鎮指揮，他先放出惡言：“這是壹場惡戰！”“不獲全勝，絕不收兵”！



然後具體部署： “必須註意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在鬥爭中迅速形成‘五反統壹戰線’。.....只要形成了這個統壹戰線，那些罪大惡極的反動資本家就會陷入孤立，國家就能很有理由給他們以各種必要的懲處，例如逮捕、徒刑、槍決、沒收、罰款等等。”



按照他不知從何處得來的調查結果，他規定：



“五反目標下劃分私人工商戶的類型，應分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違法的、嚴重違法的和完全違法的五類。就大城市來說，前三類約占90%左右，後二類約占百分之十左右。”接著進壹步說：按北京的工商戶（包括獨立的手工業戶及家庭商業戶，不包括攤販）中，“守法的約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的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違法的約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違法戶約占百分之四左右，完全違法戶約占百分之壹左右。” 也即百分之五是重點打擊對象。



（見《毛選》第五卷第54、55、56頁）



為什麽重點只打擊百分之五呢？除了它是“絕對少數”以外，主要是，當時比較上規模、比較有“油水”的資本家也就只占全體工商戶的5%左右。從後來的實際操作看，運動重點打擊的也都是那些“上檔次”的大、中型工商戶，在這壹點上，毛是很講究“實效”的。



為了迅速使運動進入高潮，挑起全民對資產階級的討伐，毛發出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的指示。“小辮子”者，資產階級違法的“把柄”也。毛要求抓“典型”, 很快, 各地揪出了大批典型。



王康年是上海抓到的壹個“奸商”典型。王康年，浙江杭州人，1924年生。經營小百貨起家，後來轉經營藥業，開設大康藥房。據熟悉王的人評價，王為人正派，註重信譽，在同行和顧客中有很好的口碑，生意逐漸做大。1951年韓戰期間，誌願軍某部軍需官到大康藥房訂購藥品及醫療器械三億多元(合新幣三萬多元), 要求賒賬。但此前，軍方已從大康藥房賒賬提走五億多元藥品，迄未償債。王康年表示自己店小資金無法周轉，不能再賒。軍官壹聽火冒三丈，當時誌願軍被稱為“最可愛的人”， 凡事有求必應，軍需官自視高人壹等，對王壹頓訓斥，便揚長而去。其後該軍需官又兩次登門要貨，遭到王的拒絕。於是僨怒的軍需官轉告地方幹部。地方幹部找到王，王訴以實情，地方幹部便轉而要求王為誌願軍捐款購飛機、大炮。（當時正開展捐獻運動）王因已陷入困境，無錢可捐，沒有響應。當局又記下了這筆賬。



第二年（1952年），五反運動初起，王康年立即成為首批鬥爭對象，罪名是“偷、漏稅”，“ 騙取國家銀行貸歀”，“ 套購外匯” 。王喊冤，不惜以死表明清白，自殺未遂，被認為對抗運動，被公安局逮捕。



王被收監後，上海的黨報《解放日報》連篇發表《奸商王康年罪行》，又登刊檢舉材料，謂王“大量騙取國家資財”、 騙取貸款11億元，向誌願軍“賣假藥”， 坑害“最可愛的人” 等等。 故事越編越離奇，罪惡越編越大。於是發動“讀者來信”，要求對王處以極刑。



但是經公安局調查後，上述“罪行” 均無確鑿證據，而且王的藥店不制藥，賣假藥也查無實據。無奈，當局只好將王作為“未決犯”繼續關押。



過了壹段時間，毛覺得運動的力度不夠，發出了“壹定要在運動中殺幾個做樣扳，用來教育群眾” 的內部指示。於是，上海市人民法院於1953年3月對王康年宣判，稱其“證據確鑿，罪名成立”， 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王被處決後，其妻服毒自殺。大康藥房由政府沒收接管，原在店工作的王康年之兄王康慶被劃為“壞分子”， 趕出藥房，交群眾管制勞動。



處死王康年後，上海商界立即掀起了為誌願軍捐獻飛機大炮的熱潮，共計捐款六千多億人民幣，折合飛機404架。



還有－個“典型”的是茅臺酒的老扳。1935年紅軍“四渡赤水” 經過茅臺鎮時，犒勞紅軍用的就是茅臺鎮榮和酒廠的酒，這是壹家老字號名廠，1945年毛去重慶談判時也是喝的這家酒廠的酒，毛對此酒甚感興趣。1949年毛共定都北京，榮和酒被指定為開國第壹宴用酒。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中，當地政府要求榮和和另外兩家成義、恒興酒廠合並為國營茅臺酒廠。然而榮和老扳王氏拒絕合並。當局便為其冠上“土匪” 罪名，立即逮捕槍斃，酒廠沒收沖公。



於是，各地報紙連篇累牘發表揭露奸商罪行的的報道，壹批批“五毒俱全”、“罪大惡極” 的奸商人頭落地……，毛終於露出了笑容。



毛澤東的過人本領就在於，他總能在那些冠冕堂皇文字的掩護下，實施他那些彌天大的謊言和最骯臟的陰謀。這“五毒”也是如此。譬如偷稅漏稅，這種情況倒是較常見的。但五反中的反偷稅漏稅，並不限於在毛政權下的偷、漏稅行為，而是壹直要逆查追溯至國民黨時期，甚至北洋軍伐時期、晚清時期..... 試想，這種“檢查交待”如何能“過關”？ 又如“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生意人或生產廠家為了迎合市場，或者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自然要搜集相關信息，打聽行情，那時的市場和行情都由國家壟斷著，要打聽免不了在適合時機問問某些政府官員或國有企業幹部，這就觸犯了“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天條”。再如行賄，中共建政之初，立即以其武力為後盾，強勢介入社會生活，控制了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民營和私有經濟要想在市場中生存，免不了要與政府官員和公有經濟幹部打交道，而那時的毛共幹部特別是負責幹部，多為部隊軍官轉業，正挾其勝利者的驕氣不可壹世，對私人企業和工商業者總是壹副居高臨下、盛氣淩人的咨態。私企人員與他們打交道，除了低聲下氣，有時不得不給對方壹點好處（當時行賄壹般只是請吃頓飯或送壹點煙酒而已）。偏偏這些幹部權力極大工資待遇卻很低，有的還拿著“供給制”，在幾乎沒有監督機制的情況下接受壹點好處，原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毛及其政府完全無視其本身制度性的缺陷，卻壹味認定是“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把罪過全部推到“資產階級”身上，又何其謬、何其毒也！



至於偷工減料、盜竊國家財產罪，所謂盜竊，其實主要是指其以“高價”賣給政府或國營企業產品，或以“低價”購得國營和公有企業的物資，或以正當手續獲取國家銀行貸款。這種做法本屬正常的商業行為，可這時也成了犯罪。



所以，只要當局將妳列入運動重點打擊的黑名單，要整妳的罪狀易如反掌，哪怕妳渾身是嘴最也說不清楚，而且根本不容妳自辯。妳只有老老實實等待“收拾”。壹般的程序是：先要妳自查、坦白交代，結果當然“不老實”；於是再查、再批鬥，直至關押，刑訊逼訊。如此反復，有的人受不了，便走“自我了斷”、“自絕於人民” 之路。有的頑強壹些，被迫交待出了令對方滿意的數字，但臨到“退贓”或交罰款時，卻拿不出現款或者其他財物，最終仍難免 “畏罪自殺”。



所以，在這場運動中，自殺者遠遠多於經過法院處死的死刑犯。這除了因為難以承受煎熬之苦和對前途徹底絕望之外，還有壹個原因，就是當時人們按傳統觀念，認為“人死債滅”，只要自己壹死，所有的“欠債”也就自然終止了，這樣還能給妻兒留下壹條活路，否則，“家破”、人也亡了，最終什麽也不能留下。所以，自殺被當作“最佳選擇”。



在上海，人們給自殺者起了壹名不失幽默的名稱：“降落傘部隊”。因為當時的自殺者多采取跳樓自盡的方式。有人不解地問：為什麽采取如此殘忍慘痛的方式結束生命，跳進黃浦江不是“好”些嗎？後來才知道，跳黃浦江被水沖走了，中共不見屍不認賬，還指其逃亡去了香港，家屬就更加受罪了。所以只能出此跳樓“下策”。當時中共的上海市長陳毅每天到辦公室的第壹件事、第壹句話就是問秘書：昨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隊”？



五反中有多少人自殺、多少人被殺？迄未見到權威的官方數字，也許這是壹筆永遠的糊塗賬。據當時參與三反、五反的民盟秘書長、後去了香港的周鯨文先生估計，這兩場運動中，自殺者有二、三十萬人。（見張戎《毛傳》第288頁）



三反、五反如此熱衷於追贓、罰款，使人質疑毛發動這場運動的真正意圖，筆者終於透過毛自己的片言只語，捕捉到了他發動這場運動起因的蛛絲馬跡。在《毛選》第五卷第66頁，有壹篇題為《團結起來，劃清敵我界限》的文章，那是1952年8月4日毛在政協第壹屆常委會第38次會議上講話的要點，其前段說到：



“朝鮮戰爭的局勢，去年七月以後定下來了。但國內的財政經濟狀況，能不能穩下來，那時還沒有把握。.....收入少，支出多，這是個問題。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九月開了壹次會，提出增加生產，厲行節約。十月，我又在政協第壹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提出增產節約。在增產節約運動中，揭發出相當嚴重的貪汙、浪費、官僚主義的問題。到十二月開展了‘三反’運動，接著又開展了‘五反’運動。現在‘三反’‘五反’運動勝利結束，問題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這最後半句，應改為“問題完全解決了，天下大定。”這樣文理才貫通。否則，“問題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不合邏輯。毛說的時候也許使用的是“完全解決了。”但在收進毛選時，覺得太過顯露，太直白了，原來發動那兩場殘酷的大運動，死了那麽多人，就是為的斂財！為了解決政府收支平衡問題。這在讀者和後人看來，未免不可思議、太殘忍、也太卑鄙了。所以改為“完全清楚了”。豈不知這樣壹來反而欲蓋彌彰，因為接下來他說出了“天下大定”的原因，就是解決了收支平衡問題：



“去年抗美援朝的費用，和國內建設的費用大體相等，壹半壹半。今年不同，戰爭費用估計只用去年的壹半。”“‘三反’‘五反’清理出來的錢，可以打壹年半。” 這三反、五反兩場運動搜刮得來的錢，就可以支持壹年半朝鮮戰爭，這是何等劃算的買賣！至於死去二、三十萬人，也可以節省壹大筆“費用”，這就變成“壹箭雙雕”了。真是太好了，太妙了！現在不打仗了，得來的錢，“就可以完全用在國內建設上。”



毛對外公開宣稱他是靠“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渡過難關，但是靠加班加點、剝奪職工休息和健康得來的那點“增產節約”出來的錢，實際上遠遠彌補不了因運動造成的損失，為了搞這兩場運動，從中央到地方，把從亊經濟建設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關在屋子裏幾個月，讓業務陷於停頓，這損失有多大？因為搞運動，社會經濟生活幾乎停頓，損失有多大？據毛政府的簡報說，在東北，生產降低了壹半。天津向中央匯報說： “自三反以來，內外交流、城鄉交流停滯，對天津經濟已發生重大影響。批發商業成交較前減少壹半；銀行不貸款，銀根很緊；私人不買貨，也無心賣貨；工業生產開始下降；稅收顯著減少。壹部分直接受到影響的勞動人民已在叫苦。”



毛得到的真正好處，只有從這兩場運動中“追贓”、“罰款”、“ 沒收”得來的錢財。靠打家劫舍起家的毛，總不忘用自己的老法子：用暴力去搶奪。在毛看來，這是最快、最管用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正所謂“幹不如偷，偷不如搶”。果然，運動壹起來，財源就滾滾而來了。



上面主要是對這兩項運動的宏觀概述。為了彌補不足，在本章的附錄中再為讀者講壹個比較完整的民營企業和企業家被改造的故事，算是在微觀層面上對運動的透視。







三、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三反、五反其實只是毛對工商業者改造的前哨戰，它尚未觸及對私營工商業者所有制改造這個根本命題。不過，通過這個“前哨戰”，全國的工商業者已經充分領教了毛和共產黨的厲害了。所以，在下壹個真正的殲滅戰役、即對工商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幾乎沒有遇到什麽阻力就完成了。



對工商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順利進行的另壹個原因是當時的大背景、大形勢，即是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推動。自1955年5月起，毛澤東推翻了原定用三個五年計劃完農業合作化的計劃，改為每年“化”三分之壹，用三年時間完成。在執行中又不斷層層加碼，結果到當年12月，全國已有60%農戶加入了農業合作社。億萬農民在毛政權的政治高壓和暴力脅迫之下，經過慘痛的較量之後，不得不順從地“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些農民是怎樣“誌願”加入合作社的，我們放在有關專門的章節中敘述，這裏只說受到農業合作化超乎尋常地快速完成的影響，對工商業者改造 造成高壓態勢。而這是毛的有意安排，還在是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毛向他的中央委員們解釋了為什麽不在農業合作化之前消滅資產階級的原因，他說：



“同資產階級的聯盟（毛在後文說明：這種聯盟是暫時的）有什麽好處呢？我們可以得到更多的工業品來換得農產品。十月革命後有壹個時期，列寧就打這個主意。因為國家沒有工業品去交換，農民就不拿糧食出來，單用票子去買他不幹，所以列寧打算讓無產階級國家和國家資本主義結成聯盟，為的是增加工業品來對付農村中的自發勢力。我們現在搞壹個同資產階級的聯盟，暫時不沒收資本主義企業，對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也是為了搞到更多的工業品去滿足農民的需要，以便改變農民對於糧食甚至壹些別的工業原料的惜售行為。這是利用同資產階級的聯盟，來克服農民的惜售。同時，我們依靠同農業的聯盟，取得糧食和工業原料去制約資產階級。資本家沒有原料，國家有原料。他們要原料，就得把工業品拿來賣給國家，就得搞國家資本主義。他們不幹，我們就不給原料，橫直卡死了。這就把資產階級要搞自由市場、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銷售工業品這壹條資本主義道路制住了，並且在政治上使資產階級孤立起來。”



毛這段話有壹點其實是不真實的，就是毛並不是完全拿工業品去和農民交換，而是“半搶半買”，即利用國家壟斷的低價強迫農民把糧食和工業原料等“賣”給國家；另壹方面，又用壓低的價格向資本主義私營企業收購工業品（定購包銷），再以高價賣給農民。毛就是以這種方式與農民和資本家“結盟”。



總之，毛在五反之後毛給了工商業者幾年“茍延殘喘”的時間，決不是他對資產階級“仁慈”，更不是他不想消滅民族資產階級，而是他認為時機未到。現在農民和農業問題解決了，“解決” 資產階級了的時機成熟了。







1955年10月29日，毛澤東邀請以陳叔通為首的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到中南海敘談，正式敲響對工商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鑼鼓。毛在談話中強調說：“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要工商業者“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句話的潛臺詞是：如果妳們不掌握自己的命運，主動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共產黨就將決定妳們的命運！在滿含殺機的同時，毛又給壹點誘餌：“資本主義只要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就有前途。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將對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給以政治上的工作上的適當安排，經濟上實行‘贖買’政策。”



參加敘談的都是工商界的頭面人物，屬於與毛政府“合作”得較好的那壹類人。他們很清楚，工商業者沒有任何選擇，三反、五反的慘烈景象記憶猶新，對毛的厲害早已心領神會、膽戰心驚了。何況，現在億萬農民都已乖乖就範，接受了“社會主義改造”，工業原料和商業渠道己完全掌握在國家手裏，工商業者還有什麽能耐敢與政府對抗、敢說半個“不”字呢！其實他們心裏更清楚的是：從本質上講，他們與地主、富農同屬“剝削階級”，現在“地主富農”早已作為“萬惡”的階級敵人不但被剝奪了壹切財產，有的還從肉體上消滅了，幸存的淪為永遠的奴隸、賤民；同為剝削者的資本家，還有什麽資格與共產黨談條件？這個悲慘的“樣板”擺在那裏，“資產階級” 己經不寒而慄。如今共產黨對自己總算寬大為懷，對他們的“剝削所得”還實行“贖買”（ 即在壹定時期內按資本額付給資本家象征性的“定息”，文革時被取消並遭到清算）。這比起地主、富農來，己經是“天恩浩蕩”了，他們還有什麽可猶豫的呢！難道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談話以後，工商界就密鑼緊鼓地主動大造社會主義改造的輿論。11月1日，全國工商聯執委會召開會議，作出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決定，還發表《告全國工商界書》，號召全國工商界積極響應毛的號召，主動走社會主義道路。各地迅速、熱烈地響應，掀起了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熱潮。



與此同時，毛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後經討論、修改，在1956年2月24日政治局會議上成為決議。這個決議秉承毛的運動模式，對工商界的現狀進行了“分類”，煞有介事地說：







“在資產階級隊伍中，除了有百分之幾（可能有百分之五左右）是屬於具有嚴重情況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其他壞分子以外，壹般地存在著進步的、中間的和落後的這樣三個部分......這三部分之間的比例大約是這樣：比較進步的分子，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處在中間狀態的即所謂‘隨大流’的分子，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落後分子（包括頑固分子）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我們在這方面的任務是......”



後來的讀者和歷史學家或許以為，毛這種對“敵情”的估計大概是出自下面上報的調查材料，這其實是天大的笑話。毛的這種“運動比例法”既不是壹種調查、推算，也不是壹種對敵情的估計，而是毛的壹種政策策略，即是說，各地在運動中必須按照這種比例劃分、組織敵、我、友隊伍，落實依靠、團結、打擊的比例。有時還把打擊的任務進壹步細化，比如關、管、殺的比例或絕對數指標。壹般地說，這種指標必須超額完成，即“寧左勿右”。否則，各級運動的實際領導人便可能被指為“右傾”，“敵情觀念淡薄”，甚至本身有被認定為隱藏的“階級異己分子”的危險。所以，任何運動在執行中總是越往下越左，打擊的面和力度不斷加碼。這其實正是毛所希望的效果，因為在由毛親口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不好說得太鋒芒畢露，各級執行者從經驗中得知“寧左勿右”能討得“上面”的歡心，於是變成上下之間的壹種默契。



但是這壹次在對工商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卻有些例外，後來據中共的宣傳稱，在這場偉大的、鏟除幾千年私有制根子的鬥爭中，沒有流血，毛原來準備那5%實際上抓了多少、殺了多少雖不得而知，但是肯定沒有三反、五反時的恐怖血腥。這也可算是毛式運動的壹個奇跡了。



出現這種奇跡，壹個重要的原因是毛在運動決策時沒有將與資產階級的關系定性為“敵我” 關系，這等於給了資產階級“保護傘”，對方也就獲得了主動配合運動的資格他。毛說：



“對於資產階級，我們則是在同他們聯合的過程中，用贖買的辦法逐步改變他們的所有制，同時又逐步地教育和改造他們本身，不剝奪他們的選舉權，以便充分地利用他們的能力來為國家服務。”（前《決議》）



這是因為過去長時間中共都宣傳它與民族資產階級是“盟友”，壹下子“反口”影響不好，而且資產階級終究不同於地主階級，它有壹定國際影響，對它網開壹面，在國際上有利於改善自己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幾年前的三反、五反已經給了資產階級足夠的教訓了，可殺、可抓的早己抓了、殺了。



造成這壹“不流血” 或流血不多的奇跡的另壹方面的原因是，作為驚弓之鳥的資產階級此次表現得非常主動，非常順從，非常“配合”。 因為資產階級們非常清楚，他們被“共產”只是遲早的事，已經沒有選擇的余地了。唯壹盼望的是毛能夠對他們溫和壹點，人道壹點，不要再現五反時的場景。



不過從另壹角度考察，這些工商業者們中的絕大多數此時為形勢所逼，也確實有了“被改造”、被公私合營的願望。這話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其實，只要是身處其境者就不難理解：自五反運動之後，這些私營工商業主就在戰戰兢兢地過日子，在政治上，他們已經成為另類，成為不公開的“敵人”，被改造的對象；再是工會的興起，工會成了壓在私營工商業者心頭上的壹塊大石頭，共產黨通過支持工會，假工會之手對資本家和工商業主進行打壓、刁難，使私營企業中的工人、職員成為企業的“內奸”，私營業主只要稍有壹點對政府不滿的言行，或令企業員工不滿意的地方，他們就向工會報告，工會就向政府舉報。而工人已被欽定為“領導階級”，政治地位遠在老板之上，所以，他們端著老扳的飯碗，卻要“監督” 老扳、對老板實行“改造”。老板們還得按《工會法》的規定每月從工資總額中撥給工會壹定的比例的經費，且不得幹涉其用途。這種情況下，這個老板好當嗎？誰還願當這個老扳呢。



還有，這時（1955年）絕大部分私營工商業者（90%）都已經采取了由國家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的經營方式，這跟公私合營已經沒有多大的區別了。也有壹部分私營工廠率先進行了公私合營，合營後的私方代表擔任企業的領導副職，成了吃皇糧的“國家幹部”， 似乎政治地位陡然提高了。這些，也增加了公私合營對私營業主的吸引力。總之壹句話，很多工商業者已經“盼望”改造了。



毛澤東宣布對私營工商業主采取“和平贖買”的政策。這對於大多數私營業主來說，也算是個“利好”消息。雖然“贖買”只是給予業主們以象征性的補償，但比起對其他“剝削階級”來，算是“寬大無邊”了。



基於上述各個方面的考慮，工商業者們對這社會主義改造作出熱烈的響應是完全合符情理的。



首先帶頭響應的是全國最大的城市、工商業者最集中的上海。1955年11月以後，上海便出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熱潮”。資本家還有所創新，他們采取了敲鑼打鼓、張燈結彩，向當局報喜的方式，把這場本來具有血腥味的“運動”變成壹場鬧劇、喜劇。這樣壹來，毛當局也就不得不把這場社會主義改造的“階級鬥爭” 變得溫和壹點了。



繼上海之後，北京、天津、武漢、廣州等大城市紛紛跟進，全國的城市都出現了浩浩蕩蕩的報喜隊伍敲鑼打鼓、鞭炮齊鳴的場面，壹連多日，所有城市都沈浸在鑼鼓喧天、煙霧彌漫的“喜慶”之中。



當然，不能完全掩蓋壹些“雜音”，也有資本家在背後說：“1949年為什麽不講總路線？那時講，人都跑了，現在講出來，誰都沒有辦法。”“自動走吧，何必讓人家用鞭子趕呢。”這可能是很多人的心裏話，真實心態。但同時也說明了中國資產階級的短視和缺乏政治頭腦，因為共產黨要“共產”，消滅資產階級，是它從來不回避的問題，在它建黨時的綱領以及黨的名稱都明白無誤地告訴了這壹點。只是後來毛澤東為拉攏資產階級，才拼湊出壹個“新民主主義”，但也只是說他的革命成功後暫時不搞社會主義，把消滅資產階級和私有制推遲15年或20年，但是15年或20年之後仍然要“共產”、要消滅資產階級的！何況，共產黨自稱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在它的統治下，資產階級會有好日子過嗎？可是，資本家們就是不能稍許把眼光放遠壹點，只看到暫時不搞社會主義，就欣喜若狂地要留下來，還夢想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發家致富，繼續其資產階級生活。所以，在五反中被消滅的那些資本家，和在其後的運動中、特別是在文革中被清算、專政的那些幸存者，其實是咎由自取。（和鄉間那些土地主不同，地主多數無法逃去國外生活，而資本家中很多人都有去香港或海外生活的能力）。



在大城市的帶動下，全國中小城市以及縣以下城鎮也迅速掀起了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不過半年，即到1956年的上半年，這場鏟除幾千年私有制主要根據地的偉大運動就勝利完成了。



與此同時，對手工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均告基本完成，也就是說，1956年，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中國大地上，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中國已經基本上進入了“社會主義” 了。在這片大好形勢下，在1956年9月召開了中共“八大” 。在八大的政治報告和決議中，就自豪地宣稱：“我們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就是要變革資產階級所有制，變革產生資本主義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現在這種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來了。”關於中國國內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也變成了“先進的生產關系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或者“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不能滿足這種需要的現實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可惜的是，毛和中共高興得太早了，有點“勝利沖昏了頭腦”。因為不久，這種“先進生產關系”就表現出它的“落後性”甚至“反動性”來。比如，改造完成後，原來的私營工商企業員工300萬人（據1958年8月統計，其中業主53萬人，雇傭職工250萬人）以及500多萬手工業者全都成了拿固定工資、吃國家大鍋飯的國家幹部和工人，原來的“納稅者”成了“財政包養”人員。更為嚴重的是，成為吃大鍋飯和鐵飯碗之後，他們再也沒有了原來在私企時的積極性了，“大鍋飯，養懶漢”的客觀規律悄悄地發生作用，勞動生產率降低了，大家都不願多幹活，沒有人願意埋頭苦幹、卻與少幹、甚至不幹的人領同樣的報酬；新成立的多層級的管理機構增添了大量管理人員，管理成本大大提升；服務行業的服務態度、服務水平急劇下降，私企人員成了國家幹部和國家領導階級（工人階級）後，感覺自己成了“國家主人”，他們與顧客的關系顛倒了過來，過去對顧客笑臉相迎，甚至低頭哈腰，現在則變成愛理不搭，顧客則必須刻意笑臉相求，才能得到“服務”；商品質量急劇下滑，傳統的名優特產品逐漸難覓蹤影，因為產品包銷，工資固定，沒有人再願意為樹品牌而加工加料，沒有人為競爭而絞盡腦汁。即使如最普通的食品包子，也逐步“饅頭化”了，過去“壹口見肉”，現在很難找到餡心在哪裏。最令老百姓不滿的還是，過去到處都見的零售的商業網點，無處不在的手工業攤點，現在卻很難尋覓了；走村串戶的遊商沒有了，店鋪也像機關學校壹樣“朝九晚五”按時上下班。據統計，1953年全國有商業網點430多萬個，1956年“社改”後減少至210萬個，1957年再減至41.3萬個，不及原來的十分之壹。何況它們的營業時間還縮短了。



1956年對工商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負面效果，後來被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災難所掩蓋，例如其後出現的幾乎所有的日用品都要憑票、證限量供應的現象，有些並不是農業減產造成的，而是公有制下吃大鍋飯養懶漢的制度造成的。這種情況在大躍進之後的六十、七十年代才被人們逐步認識。所以，我們應該對中共曾經長期宣傳的“先進的生產關系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論調加以嚴肅批判，因它本來就是壹個偽命題，壹個謊言和騙局，世上絕對不可能存在不促使生產力發展、還使社會經濟生活全面倒退的“先進生產關系”。



從這壹角度來說，毛所謂的“三大改造” 徹底失敗了。中共到鄧小平當政才把毛的壹套再顛倒過來。到今天，更是被徹底拋棄了。













附： 壹位民營企業家在毛政權下的遭遇











自從毛澤東提出他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以後，毛和中共壹直宣稱資產階級（即毛所說的“民族資產階級”）是他們的革命的“同盟者”，毛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以後，“因為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會有壹個相當程度的發展”（《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直到1949年9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壹屆第壹次會議制定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中，仍然明確的寫著：“保護工人、農民、小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應在經營範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盡其能，以促進整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第二十六條）



關於這個《共同綱領》所規定的經濟政策真正的實施情況，我們已在本章和有關篇章中作了概述，也就是說，在這個《綱領》出籠後不久，壹貫出爾反爾的毛澤東就以其發起的“三反”、“五反”運動和其後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把這個《綱領》徹底顛覆了。下面，我們從微觀角度、從壹個著名的民營企業和企業家在毛共建國初期的遭遇中，比較具體地了解壹下那壹段時期毛的經濟政策的實際情況。







壹、盧作孚及其民生公司







在近代中國，壹片“實業救國”聲中，真正以民間力量創造、形成壹定規模和效力，為民族經濟做出了卓越貢獻，而且采取了比較健全現代企業制度的公司是不多的，盧作孚及其創建的民生公司便是其中之壹。



盧作孚、四川合川人，1893年出生。出身貧寒，讀完小學就被迫輟學，靠自學寫文章、向報館投稿謀生。後任《川報》記者、主筆、瀘州公署教育科長、成都通俗教育館長。1925年以募股方式創建民生公司，經營長江內河航運，盧任公司總經理。後又任國民政府川江航務管理局局長、四川省建設廳廳長、中央政府交通部次長、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等。但他的落腳點始終在民生公司。抗戰勝利後，盧作孚向國外購得遠洋輪船，經營遠洋航運，還開辦保險公司。1949年，在國、共政權交替之際，民生公司成為兩黨爭奪的對象之壹。



經過二十余年艱苦打拼，民生公司已成為中國民營經濟的巨擘，航運界的翹楚。特別值得贊賞的是，公司創始人和經營者盧作孚，自創業之始即抱定實業救國思想，自覺地把公司的命運與國家，民族命運緊密聯系在壹起，使民生公司不僅僅是壹家企業，而且是與國家，民族命運共沈浮的巨輪。在抗戰中，民生公司曾獲得“救國公司”的美譽。1937年冬，在南京國民政府以及京、滬大量公司、工廠內遷武漢，及其後遷徒至重慶、四川的緊急搶運中，民生公司擔任了運輸主力的角色，在盧作孚有力的指揮、調度下，公司全體員工不遺余力，上下壹心，同仇敵愾，夜以繼日，艱苦奮鬥，為抗戰做出了重大貢獻。當時政府的最高領袖也慧眼識才，給予民生公司大力支持，蔣介石力排眾議，任命當時連國民黨員都不是的盧作孚為交通部次長，統籌船舶運輸的指揮大權。蔣還數次親臨民生公司的輪船視察，接見、勉勵民生公司的員工。民生公司不負眾望，出色的完成了戰時和戰後各項重大運輸任務。



自抗戰的大本營撤至重慶之後，民生公司自覺擔當抗戰的重任，除了航運業務之外，公司在重慶的長江北岸設立民生機器廠，開足馬力全力擴大生產，修船造船，並為玉門油礦造鍋爐等機件，接納了許多江南內遷來的工人和技術人才。日本飛機轟炸重慶，民生機器廠把車間修建在防空洞內的，在大轟炸中堅持生產不停頓，有力地支援了抗戰，成為抗戰期間廣受贊譽的企業典範。為此，民生公司的骨幹成員、被稱為公司“內當家”的主任秘書鄭璧成，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釘，1944年日軍打到貴州，重慶告急，日本對華廣播，揚言打到重慶後要殺壹百個反日分子，鄭璧成名列其中。



由於民生公司在抗戰中的卓越表現，抗戰勝利後，經國民政府批準，民生公司有46人獲頒“勝利勛章”，8人獲“勝利獎章”。



民生公司不但為抗戰、為國家做貢獻，在公司內部管理方面也很出色，公司員工的工資、福利待遇均遠高於其他企業，所以當時的青年和高校畢業生都以能到民生公司工作為榮。



作為企業家，盧作孚壹貫倡導企業要勞資和諧、員工團結、將公司辦成職工的大家庭。公司打出；“職工的困難公司解決，公司的困難職工解決” 的口號，成為公司上下的共識和遵守的坐右銘。在公司內部，壹家有難，大家相助。在國民黨當政時期，也有因各種原因發生公司職工被當局扣押、逮捕的事件，這時公司總是通過各種關系，全力以赴營救，在被捕職工脫難之前，盡心照顧、安慰其家屬。職工中有不幸逝世者，不管其因公因私，都要舉行悼念活動，哪怕是壹位茶房（低等級的服務員）過世，公司的刊物《新世界>上也刊有吊念文章。全公司上下形成了壹種親如壹家的文化氛圍。



1943年春，盧作孚50壽辰，正是抗戰最艱難的歲月，職工們知道盧不會同意為自己做壽，更不會收壽禮，便自發偷偷的發起了壹場獨特的祝壽活動，他們用壹周的業余時間額外加班加點，然後匯總加班的成績寫成禮單，作為盧先生的壽禮。



1942年冬，公司董事長鄭東琴60壽辰，因感時事艱難，怕同仁親友為自己做壽，事先便跑去故鄉避壽。盧作孚為其撰成壽敘壹篇，制作壹幅祝壽錦屏，算是為鄭東琴做壽。



在公司的成長歲月裏，也發生過大大小小災難和死亡事故，還因為國共兩黨的明爭暗鬥，在公司內掀起過工潮。但總的來說，民生公司長期形成的“民生精神”仍然如壹種強大的無形粘合劑，將全公司員工牢固地凝結在壹起，使公司像壹只巨輪，乘風破浪，駛過無數激流險灘，奮勇前進。



盧作孚本人，更以其艱苦奮鬥的精神，清廉自守的節操，勇敢睿智的膽略，沈穩練達的辦事風格為世人所稱道，這裏，只要看壹看壹些長期與他共事交往的好友對他的評價，就可知壹、二。



晏陽初，是壹位享譽世界的平民教育家，生前曾任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特別顧問，國際平民教育委員會主席。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盧便與晏合作共事，逐漸成為莫逆之交。盧早年從事教育工作，特別關註平民教育。1927年，盧作孚選擇重慶附近的北培縣開始農村建設的實驗，雖然規模不大，但二十余年間包括在抗戰歲月都從未間斷，成績斐然。北培從壹個盜匪出沒、貧窮蠻荒的落後鄉村世界，建設成了壹個有學校、有公園、有醫院、有圖書館、有科學院，有若幹工礦企業的文明寧靜、現代化的村鎮，而且形成了質樸向上的健康民風。盧作孚的教育和農村改造事業，得到了晏陽初的贊賞和大力支持。1940年，晏陽初決定在盧作孚和其弟弟盧子英經營的北培創辦中國鄉村建設教育學院，也得到盧氏兄弟的全力支持，盧作孚出任學院的會計董事。後來，盧與晏合作結晶的北培鄉村試驗聲名遠播，各地來參觀學習者不斷，1948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的援華法案就特別規定，將援華款的百分之三十作為中國鄉村建設專用款，被稱之為“晏陽初條款”。



盧作孚去世後，晏陽初作為老友寫的懷念文章稱頌盧為“壹位正人君子，愛國誌士，了不起的實業家”。應為切實之詞。晏還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作孚。”此文現鐫刻於私人集資建成的北培“作孚園”內。



梁漱溟是著名學者，在中國鄉村建設方面卓有成就的專門家，曾與其他專家壹起參觀、考察了北培的實踐，與晏陽初、盧作孚成為至交好友。梁對盧作孚的評價是：“作孚先生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可比古之賢哲焉。”



黃炎培是著名的職業教育家，學界名人。1915年，盧作孚去上海求學，就結識了黃炎培，大概因為在發展國民教育、以教育救國等方面的共識，黃對盧作孚的事業給予了很大的關註和幫助，二人成為至交好友。盧死後7天，黃炎培才得到消息，悲痛不已，其時黃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部長，他立即在北京中共高層間奔走反映，並撰寫了壹首哀悼盧的長詩，對盧壹生作了高度評價，內雲：“責在人先，利居眾後；有罪歸我，有功歸人”，認為盧“奇艱大誹集於壹身”。最後意味深長地說：“幾十百年後，有欲之君者，其問諸水濱。”



張群是國民黨元老，在抗戰前，張群就對盧作孚的事業、才能、人品就極為賞識，不管是北培鄉村建設或是民生公司，張都給予支持和幫助。他對盧作孚有壹個被廣泛認可的著名評價：



“壹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學者，壹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要求的現代實業家，壹個沒有錢的大亨。”



關於盧的清廉自持，似乎不用多說了，他在三反、五反時做的檢查檢討時，第壹句話是：“我自問不是想當資本家來搞企業的。”他本人沒有壹點股份，公司作為獎勵送給他的股份，他分文未受，也從沒有分過壹分紅利（死後遺囑交公），完全靠工資生活。他的工資當然不低，但除了養活妻子和五個孩子，還要接濟比較困難的弟弟和親友，所以五個子女壹貫過著艱苦的生活。在去世之前的那年春節，盧寫信要求在外工作的兒子寄點錢回家過年。去世前寫的遺囑也要求子女要養活母親，因他身後無余資。他在檢查檢討中說：



“我壹生沒有土地，沒有私人投資，私人沒有銀行往來，沒有回扣，沒有受禮物，對公司有時有點欠資，但立即扣還。”



在三反、五反中，中共當局發動職工檢舉揭發領導貪汙浪費行為，盧當然被作為主攻對象。但實在搞不出什麽像樣的材料，他的隨從人員檢舉他的事實是：



“在北京，盧作孚住在東安市場壹個樓上，我們去和他談工作，談事情，壹起吃飯，吃燒餅、豆腐腦。”“在北京還壹起去洗澡，壹起到萬壽山逛了壹回，盧作孚說：‘這些都記在我的賬上’”。這些就是所謂盧作孚“浪費”的事實。除此之外，就是在北京開董事會時，大概吃得好壹些，因為那些董事都是有地位的名人，如黃炎培，周善培、何北衡等。但那也只能說是公司“浪費”，而不是盧個人行為。



可以想象壹下，壹個當時掌管壹個中國著名、世界知名的大企業，擁有幾千高素質員工的大公司的首腦（首席執行官），過的如此節儉、簡單的生活，這在當時少有，在今日之中國，更是不可想象的！



大概人以群分，在盧作孚的示範帶領和嚴格要求下，公司的主要骨幹也都清廉自持。比如李肇基，盧作孚最早的合作者之壹，任民生公司武漢分公司經理，李的次子李邦彥1947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航業管理系，想進民生公司，在報考民生公司業務訓練班時，名列前茅。然而李肇基終以“父子同在壹個單位工作不好”為由，毅然將李邦彥的名字劃去。



盧作孚有壹好友鄭獻征，是盧在1930年創辦的兼善中學第壹任校長，後任過重慶大學校長，四川三合縣縣長，四川省水利廳廳長等職。鄭被當時公認為廉潔奉公、愛國愛民之公務員典範，在他離開三合縣縣長之職時，當地人民挽留無效後，以萬民傘相送。中共接收政權後，鄭獻征被捕，服安眠藥自殺（被救起），而這安眠藥乃好友盧作孚所送。巧合的是，後來盧作孚也是用這種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即使是毛澤東，也不得不對盧作孚壹生的業績作正面評價，在提到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時，毛說實業界有四個人不能忘記，他們是：“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化工工業的鄭旭東，搞交通運輸的盧作孚和搞紡織工業的張騫。”可是盧作孚正是在他的眼皮底下受迫害並被迫結束自已的生命！事後毛卻假惺惺對盧之死表示“惋惜”。



究竟是什麽原因使得這位被贊譽為現代中國實業家之典範式的人物不能見容於毛共政權，在三反、五反之初就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呢？下面的敘述回答這個問題，但也許不完滿。







二、他選擇了留在大陸







由於戰亂和日益加劇的惡性通貨膨脹，民生公司在1948年就很難維持了。前兩年公司主要承擔戰後國民政府從重慶遷回南京的運輸任務，利潤極微，只有正常的五分之壹。後來內戰又起，公司船舶大部被政府征用。即使是正常的航運業務、運費也往往被拖欠，在惡性通脹下，拖延幾月收回的運款往往成為壹堆廢紙。戰爭又使長江航運被阻，業務量銳減，加上船只被炸、被劫，公司陷入空前的困境，可以說已經“精枯髓竭”。 此時盧作孚的主要“工作”，就是四處收債、借債，並被迫將公司許多附屬企業出賣、轉讓，以維持公司的生存。在1949年4月在重慶召開的公司第24屆股東大會上，盧作孚深感“太無以對吾受苦十年之股東”，因為公司已經十年沒有分紅了。每次的股東大會，公司只能給每位股東發10元“車馬費”。然而，股東們都知道這壹切皆時局之故，他們原諒了盧作孚，原諒了公司。股東們強嚥苦果，卻無怨言，股東大會仍然開得熱烈和諧，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戰爭盡快結束，國家早日轉入和平建設上。（令這些股東沒有想到的是，當和平來到後，卻是這些股東和民生公司的“末日”了）



在召開股東大會之前的3月，民生公司的高層召開了應對時局的“應變會議”，分析討論了時局的發展變化和公司的對應之策。會議的基本判斷是：“共勝國敗”已成定局，民生公司要留在大陸，蓋因民生公司的根基在大陸中國，絕大多數股東在大陸，不可能拋棄這個“根”到別的地方去尋求發展。又預計國民黨在敗退臺灣的情況下可能要將長江上航行的船舶強行開去臺灣，民生公司要盡壹切辦法把自己的船舶保留在大陸。



後來，經盧作孚及其夥伴們的巧妙應對，終於將公司的船舶保存下來，留在了大陸。



就盧作孚而言，留在大陸差不多成為了他無懸念的決策。早在抗戰期間，盧就盼望有壹天抗戰勝利，國家轉入和平建設，好讓他全心全意大展宏圖。1944年夏，盧作孚在《論中國戰後》壹文中寫道：“抗戰勝利以後，壹切建設的障礙都沒有了，只有舉國壹致的希望，希望著建設。”這代表了盧作孚壹以貫之的實業救國思想和願望。



24屆股東大會之後，盧作孚最後在重慶主持召開了公司高層的業務會議。公司此時將業務分為三大塊：重慶，負責長江中上遊的業務；香港，負責華南業務和與國外的聯系；上海，負責長江下遊和華東業務。鑒於香港業務特別重要，盧作孚選擇親自坐鎮香港，指揮民生公司在香港和東南亞船舶的行動。會後他去了香港，



早在1946年10月，盧作孚赴美國參加國際通商會議，順帶考察了美國和加拿大的實業。當月30日，經他努力，由當時中國政府擔保，盧代表民生公司向加拿大三家銀行借款1275萬加元，在加建造12艘遠洋輪船（後因物價上漲，實際只建了9艘），協定借款利率3分，從1951年6月30日開始還本，分10年還清。在加拿大借款和造船的成功，是民生公司發展史上壹項重大成就，也是盧作孚引以為豪的壹件大事。在正常情況下，不但還本付息不成問題，而且將促成民生公司海運業務的大發展，使公司航運能力提升到壹個新的水平。



公司好不容易在國共內戰中支撐了3年多，終於捱到了戰爭的尾聲，眼看共產黨勝利已成定局，盧作孚順理成章地想到：真正和平建國的時候到了。也就是實現自己壹生理想的時機到了。



盧分析了共產黨的政策，他認為在中共領導下他的公司可以得到更好的發展。盧作孚青年時代參加過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社團——少年中國學會，後來與從少年中國學會分離出來的共產黨人惲代英、蕭楚女有過較多接觸，還壹起辦過教育。因此他認為在共產黨領導下搞社會主義並無不好，任何政黨來領導中國都離不開發展經濟、發展實業。共產黨的最重要壹條是“共產”——發展集體、國有經濟最終取代私有經濟，但這不是當前的事，當前頂多是公私合營，而公私合營不是吞並、沒收私人資本，而是相互取長補短，使事業取得更好、有更大發展。多年從事航運業的盧作孚知道，從事的航運事業沒有政府的支持是不行的，如果能與國家合營，那是再好不過的事了。所以，他回大陸北上與新政權接觸之始，就急不可待、主動提出民生公司實行公私合營。



盧的老友、部下也都支持盧的想法。他去香港後不久，他很倚重的好友、民生武漢分公司經理李肇基就勸盧盡快回來主持總公司的工作，並反復向他“解釋”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在現階段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它的政策遠非過去土地革命時期可比，他的口號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對民族工商業大力保護並促其發展。” 李的話對盧很有影響，盧本人對此也深信不疑。



但是亊情並非如此簡單。盧作孚和民生公司畢竟與國民政府有過不同尋常的關系，國民黨也不肯輕易放棄民生公司。壹些國民黨高官（尤其是四川籍高官）持有公司的股份，又鑒於盧作孚本人也做過國民政府的高官，在工作中與國民黨上層人士有過較多的接觸，公司在發展過程中也得到國民黨當局的諸多關照和幫助，比如：



四川軍界的重要人物楊森，也是盧作孚的好友。1921年楊森任川南道尹，延請沒有學歷的中學教員盧作孚任道的教育科長。此後楊的職務不斷提升，但與盧壹直保持著友好往來，曾多次延請盧到其手下做官。楊森對盧的才能、人品都很賞識，盧作孚創辦民生公司，也得到楊森的大力支持和幫助，楊森本人也成為民生公司的大股東。抗戰中和其後楊森歷任第六軍團軍團長、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二十軍軍長、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貴州省主席、重慶衛戎總司令、重慶市市長等要職，民生公司在其業務拓展中難免與地方政府和有關方面發生矛盾、沖突，楊森總能盡其所能為民生公司化解矛盾，排除困難。楊森的私人事務，也常托民生公司辦理。憑著這種關系，盧作孚在楊森倉皇逃離重慶之前，“多次勸阻楊森放棄了炸毀各廠礦碼頭的計劃。”為重慶的保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也因為民生公司和盧作孚與國民政府的關系，盧作孚在香港時，國民黨諸多要員曾多次勸說盧和民生公司壹同去臺灣。



1950年春，新上臺的臺灣國府外交部長葉公超親自到香港會見盧作孚。見面後，葉公超坦言相勸，希望盧能去臺。



除了自己勸說，葉還請出兩位身份的老友相邀，壹是張群，壹是陳誠。



前面提到，張群對盧作孚有高度評價，對盧和民生公司壹貫友好。1950年張群到香港，香港金城銀行總經理請張群、盧作孚同席吃飯，飯後張群懇切地對盧說：“作孚呀，到臺灣去看看吧。”



盧作孚則以“香港民生公司的事太多，需要處理，走不開”為由推辭。



陳誠亦是盧作孚的好友，也邀盧去臺。這位以“三幹”（苦幹、硬幹、死幹）出名的將軍，在抗戰時曾任武漢衛戍總司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周恩來為副部長）、湖北省主席等職。盧作孚是交通部次長，也是陳誠任書記長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與陳誠在工作中有密切往來,二人有非常友好的個人關系。後來陳誠任臺灣國民政府副總統。



盡管有這樣多的高官相邀，盧作孚仍然不動搖其留在大陸之誌。



多方勸說無效，臺灣方面便使出了殺手鐧，向盧直陳利害，這個“利害”公、私各占壹份：“公”是指盧如果不去臺灣，國民政府為民生公司所作的對加拿大貸款的擔保可能取消，這樣，民生公司的九艘大船就到不了民生公司手上；“私”是指盧作孚的小女兒國儀正在準備去美國留學，需要壹個中國政府的護照，當時美國只承認臺灣的國民政府。如盧本人不去臺灣，這本護照就難拿到了。



僅管對方給出了這兩道難題，盧仍然不為所動。後來，他的小女兒主動放棄了去美國留學；至於加拿大借款壹事，盧除了請加拿大的友人幫忙以外，他還另有應對的打算（見後文）。



臺灣方面對盧作的最後壹次努力，是俞鴻鈞親自出面。俞鴻鈞赴臺前是國民黨中央銀行總裁，此時已被蔣介石內定為行政院院長。也是1950年春，俞親赴香港與盧作孚會面，請盧去臺任內閣部長，主政那個部，財政部、交通部或其他部都由盧自己選擇。



即使如此，盧作孚仍以民生公司有許多事情要辦為由，對其邀請婉言謝絕了。



盧作孚對臺灣的拒絕主要出於他對民生公司前途的考慮，他是個把事業（也就是民生公司）看得重於生命的人，壹切以對民生公司的利害為權衡取舍標準。當時的政局很明顯，國民黨敗退臺灣，它在臺灣能維持多久顯然是個大問題，在壹般人看來，那是個搖搖欲墜的政權。盧作孚可不願意民生公司充當臺灣政權的殉葬品。退壹萬步，即使兩岸對峙的局面能夠長久維持，盧作孚也認為，臺灣的天地太小，公司發展受到局限，何況，公司的2000多股東絕大多數都在大陸，他不能從個人的利益著想把公司“挾持”去臺灣。



在香港這個自由之島，各色各樣的言論、傳聞互相充斥，盧作孚自然也聽到不少對於中共不利的傳聞，他對這些“謠言”總的說是嗤之以鼻。當然，心裏偶爾也會有壹絲不踏實。



中共當然也未閑著。這時，有壹位標榜“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大公報》的顧問周太玄主動來見盧作孚，盧與《大公報》有壹定淵源，也在《大公報》發表過文章。這個周太玄也是四川人，與盧作孚素有交往。周是當時號稱學貫中西、兼通文理的學者，知名的教育家、政論家、社會活動家，實際上是壹“左派文人”。他來見盧作孚的秘密使命就是充當大陸中共的統戰說客，把盧拉回大陸。



周太玄的說詞堅定了盧回大陸的決心。盧作孚還多次偕周會見中共在香港的代表張鐵生，晤談甚歡。據說張鐵生“和藹可親、講話不多”，很得盧的好感，完全沒有後來他在大陸遇到的共產黨人士那種張牙舞爪、咄咄逼人態勢。



對盧投奔中共影響最大的還是他的至交、老友晏陽初。晏氏的足跡遍布世界多個國家，主要根據地在美國和聯合國。晏此時雖不在中國，但他相信大陸政權的易手並不會導致他在中國（北碚）的農村復興計劃的中斷，他熱切地希望能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繼續他的鄉村建設事業。這與盧作孚的想法完全相同，當然，盧主要是想繼續發展他的民生公司。







不久，晏陽初把兩個兒子也送回國參加“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不幸的是，這兩個兒子後來在大陸的命運都很悲慘，其中壹個在文革中自殺身亡。）



讓盧作孚立時從香港回大陸的是的是民生公司駐北京辦事處主任何迺仁。何是盧的好友，四川同鄉，早年留學法國，參加過共產黨，還與周恩來在同壹個支部。憑著這層關系，何得以面見周恩來。



1950年3月25日，何迺仁受盧作孚之托，作為盧的代表面見周恩來。何主要向周談了三個問題：壹是懇求政府貸款，助民生公司渡過財務難關；二是請求對民生公司實行公私合營；三是就盧北歸回大陸的有關問題請求政府幫助和安排。



關於第壹個問題，民生公司其時在財務上已瀕臨絕境，對內已拖欠職工二、三個月的工資，對外，借加拿大銀行的貸款即將進入還本期，而公司的現狀不可能有此能力。但何迺仁同時指出，只要進入正常的生產經營，民生公司是完全有能力還清內外債務的，為此他還在周恩來面前算了壹筆具體的賬，以證明此言不虛。



第二個問題，何迺仁先談要求合資的原因：壹是為了加強對民生的管理，特別是盧作孚不在內地的情況下，有公股代表參加民生董事會才能使很多困難迎刃而解；二是民生公司要求政府幫助太多，恐其他私營企業效尤，只有實行公私合營才顯得名正言順；三是便於處理日益繁多的勞資糾紛。



接著還談到盧作孚希望采取交通銀行參與股份的方式，由政府派出公股代表參加公司董事會，實施對公司的監督，還特別強調希望政府能派出“深切了解今天的整個經濟制度和政策的人選”、“深切了解今天的勞動政策和職工運動的人選”、“對新時代企業管理富有經驗的人選”作為公股代表。（此時民生公司已處在“軍管”之下幾個月了，但軍方代表作風粗暴、管理外行，所以盧作孚才通過何迺仁之口在周恩來面前特別強調對未來公股代表素質的期望。），



第三個問題實際上是向周恩來解釋盧作孚至今滯留香港的原因。說明盧其實早想回到內地，可是因壹些問題（主要是債務未償）無法離開。如果政府能夠施以援手，盧將盡快離開香港回到大陸內地。



周恩來基本上滿足了何迺仁所提出的要求。當何迺仁帶上周恩來接見何的談話記錄去香港面見盧作孚時，盧特別高興，最後敲定了北歸的計劃。張鐵生也代表中共為盧的回歸作了具體安排。



1950年6月10日，是盧作孚離開香港回到廣州的日子。這壹天，盧的心情特別好，車到深圳時，盧更加情緒高漲，在與隨行人員和大陸接待人員談話時，“不時發出朗朗的笑聲。”



怎能不高興呢？幾年來的焦慮煙消雲散了，自己將回到嶄新的、生機勃勃的新中國，多年來想擺脫“舊時代自私和混亂的大環境” 的夢想就要實現了，







三、共產黨給民生公司下馬威







盧作孚確實高興了壹陣，只是時間不長。



1950年6月15日，全國政協第壹屆第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根據中共中央的安排，盧作孚直接北上去參加這次會議，並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在京期間，盧見到了很多老友，如已經成了與共產黨“共坐江山”的張瀾、黃炎培、郭沫若，還有如胡子昂、古耕虞、陳銘德、鄧季惺等工商界朋友。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和陳雲副總理多次約見盧作孚，就經濟問題和交通問題，航運問題征詢盧的意見，還兩次出席毛澤東的專設便宴。西南軍政委員會上主席劉伯承到北京，也在頤和園宴請盧作孚。



在這些表面風光背後，盧作孚更加看重的是如何落實周恩來已經首肯的民生公司向國家貸款和公私合營問題。6月底，是民生公司給加拿大銀行付息的日期。為此，盧作孚在6月16日致信給交通部，希望在“公私合營”之前，先行貸款51.6萬港幣，以助公司渡過難關。



交通部倒是爽快同意了盧的要求。蓋有交通部部長章伯鈞和副部長李通昌印章的呈文送到了中央政府財經委員會主任陳雲、副主任薄壹波、馬寅初處，卻沒有了下文。後來才知道，所有對民生公司的重要決策，包括貸款，都是由這個中共最高財經當局決定，交通部無決策權。



延至6月27日，貸款之事仍沒有下文，盧作孚寫信催了壹次，依然沒有壹點動靜。不得已，盧只好電告香港民生分公司，令其設法緊急籌措壹筆款以解燃眉之急。



這件事大概讓盧作孚初步領教了共產黨的手段，它在與妳握手言歡、觥籌交錯的同時，在關鍵的、實質性的問題上卻回避了，消失了，使妳無可奈何。



但是事情到此已經沒有了退路，貸款是仍然要向政府借的。為使借款之事早點解決，盧作孚又打出了“公私合營”這張牌，7月1日，他就拿出了民生公司總盤點報告，要求盡快實現公私合營，同時強調，只要業務好轉，公司便能償還壹切債務。



當局似乎並不著急，到了7月15日，貸款依然沒有下文，“公私合營”問題也未有答復。無奈，盧作孚只好再次向交通部呈文.....



後來才知道，中央最高的財經主管陳雲在4月12日中財會上，曾就公私合營問題說了話：“有些資本家現在遇到困難，提出要公私合營，我們不能隨便答應，要考慮利弊得失，不能壹說合營就是好的。”這話說在周恩來同意民生公司“公私合營”的要求之後半個多月，看來，周恩來在共產黨內說話也不能完全算數。



不過，中共通過公私合營改造資本主義經濟的大方向還是不動搖的，所以，後來中財委仍然同意民生公司公私合營。只是不能立即執行，先要有壹個“過渡時期”，為此責令交通部出面，與民生公司多次商談後搞出了壹個交通部與民生公司的協議書，協議書規定，民生公司必須解決以下問題才能正式合營：（壹）清查官僚戰犯股權，（二）精簡機構，節約開支，（三）整頓業務，(四)清查資產，（五）籌還債款。在完成這五條要求之前是“過渡時期”。過渡時期由政府派出公股代表擔任公司公股董事（公股的股金是國民黨時期交通銀行、四川銀行等四家銀行在民生公司的股份，以及應沒收的三家戰犯的股權，總計占公司全部股權的百分之二十之多），並參與公司的經營管理和改革、改造，直到改革、改造好了，才能正式“公私合營”。



在談判和協商過程中引起盧作孚不滿的是，代表政府的公股代表不但擔任公司的董事，進入公司董事會，而且還直接擔任公司經營管理的領導工作。這是違反民生公司董事不得擔任公司經營管理人員，管理人員也不得擔任董事的規定的。盧作孚本人就從來未進過公司董事會。但在政府強硬要求下，自己又是有求於人家，盧只好退讓。



不但如此，“過渡辦法”還規定，在董事會中設“常務董事會”（大概類似黨委會中的常委會），成為公司最高決策機構。“常董會” 由公股代表把持，而連董事都不是的盧作孚，自然被排除在“常董會”之外，盧作孚被架空、取代了。



但是，如果僅僅到此為止，盧作孚仍然可以接受。實際上更為重要的是，公股代表進入民生公司後的主要工作不是抓公司的經營管理，而是抓階級鬥爭、搞運動，具體地說是清查公司的“反革命分子”，最後這頂“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戴到了盧作孚頭上。所以，直到盧作孚自殺為止，公司清查反革命的任務都沒有完成，“過渡時期”的任務更沒有完成，所以仍就就不能公私合營。



現在看來，盧作孚的根本錯誤，是他設想中的公私合營與中共眼中的公私合營完全是兩回事，盧眼中的公私合營是“希望政府作為公股，投資民生公司使之渡過難關。公股代表只參加董事會，不直接參加公司的行政工作。”而公股代表要求的是：“我們黨同意公私合營的目的，是要將民生公司這艘資本主義企業的輪船引入社會主義航道。因此公方代表不僅參加董事會，而且要起領導作用，徹底改造民生公司。”（公私合營後民生公司公方總經理劉惠農的講話）



盧作孚的另壹個根本性錯誤是他不應該回到民生公司並繼續擔任總經理。據知情者說，在參加完政協會議之後，中共中央已決定讓盧作孚留在北京，對其有“在交通部任領導職務的安排”。可盧本人沒有同意。由此可見盧作孚確實把民生公司當作重於個人命運的事業看待的，如果他僅僅從個人榮辱考慮，他滿可以像很多工商界的頭面人物那樣，由中共賜給壹個地位較高的虛位，過起“統戰花瓶”式的生活。然而他毅然擯棄了這種選擇。這與他對共產黨了解不夠有關，盧自以為在商界、政界摸爬滾打多年，完全能夠處理好他的公司與政府的關系，使民生的事業在“新中國”繼續發揚光大，同時也與那些與他壹同為民生公司奮鬥了大半生的老朋友、老同事相始相終，並為他們遮擋壹下階級鬥爭的風雨。可是他卻忽視了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低估”了以毛為首的共產黨人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才是盧的悲劇的根本所在。



遭到“當頭棒喝”的盧沒有退路了，只好硬著頭皮搞下去。不過這時他仍然沒有失去信心，仍然希望把公司搞好來贏得共產黨的信任。在武漢時盧對接待他的中南軍政委員會交通部副部長劉惠農說：“（他）很感激黨。.....表示要在長江上大幹壹場，使民生起飛，為祖國航運事業作貢獻。”



1950年10月初，盧作孚乘船回到重慶，中共的重慶市市長曹荻秋與數千名群眾前往碼頭迎接，這使盧甚為感動。但也使他不安，他不想過於張揚。



果然，打擊在歡迎之後接踵而至。



首先是在企業管理理念上他與公方代表的沖突。盧作孚根據他多年的經驗，壹直把“勞資和諧、股東合作、職工團結”作為公司的靈魂和法寶，而股代表處處充滿敵情觀念，以抓階級鬥爭為主線，在公司內掀起不停頓的階級鬥爭波瀾。



公股代表是抱著強烈的“敵情”觀念進入民生公司的，這頭號“敵人”其實就是盧作孚，因為盧是資方利益的代表（這是內部掌控的原則，表面仍然尊重盧的總經理地位）。公股代表根據馬列主義理論和黨的指示，堅決把“階級鬥爭”作為治理公司、管理企業的中心環節，壹開始就與盧作孚的“階級調和論”形成了尖銳的對立。



這個由交通部派駐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7人，但實際到職的3人），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指示，它的任務是：清查民生公司的軍閥、官僚資本；清查、挖掘公司內的反革命分子、敵特殘余勢力；然後對公司的管理、組織結構進行改造。這壹過程統稱之為“民主改革”。



盧作孚夾在公股代表和企業職工之間顯得多麽不協調，多麽的不倫不類！



接下來的事讓盧作孚震驚，夜不能寐。



安排了公司的事務後，盧作孚要回壹趟老家合川。合川是他和民生公司的誕生地，那裏有他的親人、老友和他的事業的最初支持者，合川到處都有盧作孚的痕跡，那裏的小學是他壹手創辦的，如今他仍然是學校的董事長；合川電水廠也是他創建的，它給全城人帶來了光明，還有縣裏的通俗教育館，團務治安，樣樣都傾註了盧作孚的心血。



他想到了李佐臣。這位鄉親、好友，是他壹切事業的堅定支持者和參與者，在民生公司最初募集的5萬元股金中，李佐臣及其家族就湊集了2.8萬元。李佐臣雖比盧作孚年長，卻稱盧為“作孚兄”，盧則尊稱他為“佐翁”。



李佐臣為什麽不來相見？他永遠不能來了。



原來，李佐臣曾任江（北）、合（川）、鄰（水）、嶽（池）峽防團務局局長，是共產黨“清匪反霸”要首先消滅的“惡霸”、“反革命分子”，在合川最初的清匪反霸運動中，李佐臣便是捕殺的對象，他逃到重慶，找到民生公司，但誰也不敢庇護這個共產黨的逃犯。李佐臣被抓回去不久尚未處決即死在獄中。李的兩個兒子也被捕判重刑。



接下來的土改對民生公司更是－次毀滅性打擊，因為它的股東差不多都是地主，土改除了沒收地主土地之外，另壹項重要內容就是要追“浮財”，大部分地主死於追浮財的酷刑之中。這些地主被逼無奈，都想討回在民生公司的股本獻給農會，希圖以此求得壹條生路。無奈這時民生公司自身難保，連職工的工資都發不出，無法為股東們償付“贖命錢”。其實即使取回股金，也不可能贖回性命，因為對方獅子大開口，欲壑難填，而在土改中打死地主，根本不算回事。



合川變了，變得盧作孚不認識了，也不敢認了。李佐臣之死，不但在盧的心靈上投下了抹不去的陰影，也是共產黨給盧作孚和民生公司的壹個真正的下馬威。



其實在盧回到重慶之前，共產黨已經給過民生公司下馬威了。那是中共軍隊進入重慶的第三天，即1949年12月2日，民生公司召開董事會，討論如何迎接新政府的有關事宜，大家對共產黨的到來充滿喜悅，充滿期望，也對公司未來前途充滿了信心。這次會上還作出了壹個人事決定，因為當時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在香港，副總經理童少生在上海，“不易即時返渝”，逐壹致通過決定，在總經理或副總經理未到渝之前，“所有總公司壹切對內對外事務皆由鄭主任秘書璧成全權代行。”



鄭璧成是四川雙流人，盧作孚的好友、老友，民生公司創始人之壹。早在1920年，盧作孚任《川報》主筆時，鄭任《國民公報》主筆。後來二人又在同壹單位共事，誌趣相投。1925年盧作孚創辦民生實業公司，鄭璧成放下自己在成都開辦的啟明電燈廠，到合川協助盧創辦民生公司，壹直是盧的得力助手和事業骨幹。抗戰勝利後，鄭是民生公司四個處務經理之壹，執掌船務和供應兩個關鍵部門。鄭不但是卓越的管理專家，而且是壹位自學成才的技術專家，經過20多年的艱苦探索和實踐，他“成為首屈壹指的‘川江通’、‘長江通’，“對於航道、船舶、營運之通透，在當世已無出其右”者。他還是壹位沈船打撈專家，為公司打撈起壹艘外國人無法打撈的英國商船，為國家爭得榮譽，為公司作出過巨大貢獻。鄭壁成不但鼎力支持盧的民生事業，還大力幫助盧作孚在北碚的鄉村建設，他長期擔任中國西部科學院董事、兼善中學董事、以及民生公司投資的多家廠、礦的董事，還是嘉陵文化基金會董事。他擔任這麽多的“董事”，卻不取這些董事單位的壹分壹文，和盧作孚壹樣，他把每年這些單位召開董事會時發給“車馬費” 都全數捐給北碚文化基金會。



鄭壁成工作踏實，為人寬厚而低調，在職工中有很高的威信。所以，這次董事會決定由他代掌總公司獲壹致通過，實是眾望所歸。



哪知鄭剛接掌公司立即就遇到了壹件尷尬事，1949年12月18日，重慶市軍管會召開工商界座談會，中共西南地區的要員劉伯承、鄧小平、曹荻秋、段君毅都出席並講話。然而，這麽壹次工商界的重要會議，當局卻不通知民生公司的代表參加。鄭壁成得知這壹情況後，通過關系獲得了邀請他個人出席會議的通知。在座談會上，鄭代表民生公司發言，表態擁護新政權。會後新政權的最高負責人劉伯承、鄧小平請大家吃午飯，席間相談甚歡。



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就在開完座談會的第二天，即1949年12月19日，重慶市軍管會公安局的人員突然進入鄭璧成的住所，將鄭拘捕。



經公司多方打聽，才弄清案情，原來是楊森將21箱衣物等私人物品寄放在民生公司，被公司的工人舉報。此前不邀請民生公司出席座談會，也是當局認定民生公司與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關系多、有勾結。



總公司負責人被捕，立刻使民生公司陷入壹片混亂。此時民生公司百廢待興，工作千頭萬緒，現在群龍無首，危機四伏。



盧作孚得此訊後，立即致電上海、武漢，令副總經理童少生和武漢分公司經理李肇基火速趕往重慶，領導總公司的工作，並設法營救鄭璧成。



童少生與李肇基求見重慶市長曹荻秋。還算給面子，曹同意了保釋鄭的請求，但卻對鄭璧成給予了嚴厲的譴責，說：



“鄭××思想腐敗，態度頑固、惡劣。不能再回民生公司擔任工作。”



原來是鄭璧成最初不承認所謂窩藏“戰犯”（楊森）的贓物。後來承認了，卻不承認是“犯罪”行為，他對探望他的李肇基說：



“盧作孚飛香港前，曾多次勸阻楊森放棄炸毀各廠礦碼頭的計劃，難道為他安置壹點私人的箱攏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嗎？”



1950年4月12日，鄭璧成保釋，不過要保證“隨傳隨到”。



1951年3月28日，民生公司終於被迫做出“開除”鄭璧成的決定。這時盧作孚早已回到重慶，回到了民生公司，可是，他也“保護” 不了這位公司元老、功臣，那原因是很明顯的：公司大權已在公股代表手中，盧已自身難保了。



鄭璧成被捕只是開頭，接著，當局展開了對民生公司壹系列逮捕行動。



1950年1月17日，從海外歸來的“荊門”號輪機長被捕；



1950年2月23日，“民覺”號事務長被捕；



1950年3月23日，“民悅”號上雜工被捕；



1950年×月×日，公司顧問亞仙被捕；



到1950年5月19日，民生公司已有11人被捕；



從9月30日到10月28日，又有5人被捕。12月9日，有11人被捕。公司重要幹部如合川電水廠廠長、民生機器廠分廠廠長亦先後被捕。被捕原因均不告知。



民生公司幾乎成了“反革命”的窩點。與此同時，盧作孚與晏陽初在北碚的鄉村改造試驗基地在首輪鎮反運動中即遭重創，鄉村建設學院的教師有的被當作反革命分子逮捕、殺害，有的驅逐出境（外國人）。晏陽初本人則被當作現行反革命犯被缺席審判。盧、晏花了二十年心血創建的石碚，壹夜之間灰飛煙滅。



對於自己公司員工被當局逮捕，盧作孚既不知其原因，也無法去援救。日益濃厚的恐怖氣氛，在盧作孚心裏投下濃重的陰影，他知道，這是當局對他和民生公司的嚴重警告，恐怖陰影在向著自己逼近......（後來才了解，當局當時都是釆取先抓人後定罪的辦法，被捕時絕大多數皆宣稱為“反革命分子”）。











四、難過的“運動”關







盧作孚履職後，首先碰到的是“工會”的掘起。



重慶剛剛“解放”，民生公司的職工工會籌委會便告成立。後來又成立了海員工會民生公司分會，有會員4500多人，取代原來的民生工會籌委會。



工會最初是為工人提出經濟方面的要求，包括補償在政權交替之際因通貨膨脹造成工人的損失；公司的底層員工（如臨時工性質的“西崽”和助理員以下職工）要求提薪、轉正、提高福利等。然後逐步幹預公司的人事權、經營權，最後變成在公司內搞階級鬥爭、搞運動的主力。



1950年6月，中央政府頒布了工會法。中共重慶市委在關於執行工會法的指示中明確指出：“工會不單是代表工人利益的組織，而且是我們新民主主義國家政權機構的壹部分。”工會成了國家政權機構的壹部分，大大擴展了自己的職能。



民生公司工會提出了經濟方面要求之外的第壹件事，是致函公司人事室，要求凡被當局拘捕或判刑的公司職工立即停發工資，停止壹切福利待遇。函件中並稱：“請即查照辦理並復為荷。”已經帶了壹種命令的口氣。



在國民黨時代，民生公司也有因各種原因被當局拘捕的職工（包括被當局逮捕的公司的共產黨員），公司除了設法營救以外，被捕者的工薪照發，以保證其供養的人員生計不致驟然斷絕。公司此舉是基於“職工有難公司幫”的原則，把每壹個職工看成公司大家庭中的壹員。如今，在階級鬥爭理論的教育下，要求壹切以政治劃線，以當局的態度為準繩，從此開始了壹個“親不親、階級分（實際上是按當局意旨分）”的新時代。



民生公司對工會此項要求最初是想抵制的，但他們知道如此壹來將制造出更多麻煩，最後決定帶了壹點折中的意味：自“被捕之日起，以發給三個月薪膳為限，限滿未釋放者，留職停薪”。



公司這樣規定已經不容易了，當時與反革命分子的劃線的壓力已經令人人恐怖，據公司人事室副主任周吾達回憶說：他的壹個民生公司同事，其妻為國民黨的國大代表，在菜園壩群眾大會上被押上臺公審，其十壹歲的女兒上臺檢舉、控訴母親，母親隨即被槍斃。其情景至今令他驚恐悲傷。



後來工會組織把自己的權力擴展到人事方面，規定公司解雇職工或新招職工都要事先報告工會，並征得其同意和備案。過去，有關職工記功、記過、調薪、提級、或除名，都由人事室根據有關章程決定，再公諸於眾；而現在，這壹切都由工會或其背後的黨組織決定，企業的性質實際上由私有、民營變成“公有”、“國營”了。不久，公司的人事室主任周雁翔、副主任周吾達分別被逮捕和開除，公司的人事大權全部歸於公股代表、軍代表（民生公司1950年2月發生“民勤”號輪船爆炸案，軍隊進入民生公司護航，軍代表進入公司參與管理）。



工會雖然給公司的管理制造了很多麻煩，但如果沒有政治運動，這種麻煩還是有限的，而壹旦與政治運動結合，工會和工人就變得猙獰可怕起來，當年民生公司管理層的幸存者向後人說：那時的工會就像文革中的“紅衛兵”。



給盧作孚和民生公司以致命打擊的是那些連接不斷的政治運動，這些各種名目的運動先是吞噬著他的公司骨幹，最終吞噬盧自己。



毛執掌政權後到底搞了多少運動，是很難說清楚的，因為實際上每壹天都在搞運動，大運動套小運動，原來的運動尚未結束（有的運動沒有結束期，如思想改造、鎮壓反革命），新的運動又來了，重疊交叉，層出不窮。就拿重慶來說，壹開始是清匪反霸、減租退押，接著是土改、鎮反，在城市結合著進行“民主改革”，農村又有“統購統銷”，後來又加上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肅反、還有針對各類特殊人群的專門運動，總之是應接不暇、永無寧日。



給盧作孚和民生公司以重創的是鎮反運動。鎮反與土改、抗美援朝並稱為“新中國三大運動”。



鎮反實際上在共產黨接管政權的第壹天就在大張旗鼓進行了，上文已提到，從中共建政之日起，它就連接不斷逮捕、抓人、殺人。



1950年7月23日，政務院和最高法院聯合發布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鎮反運動算是正式開鑼。1951年2月，中央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掀起了運動的高潮，所有大小城市都選擇在某壹天（夜裏）進行全城大搜捕。上海壹夜抓捕了壹萬多名各色“反革命”，重慶市在3月13日夜搜捕了壹千余名。



恐怖的日子來到了。從1951年3月開始，按照市委統壹布置，民生公司的鎮反也進入高潮，第壹個“祭品”是公司董事石榮廷。



石榮廷是重慶袍哥老大。袍哥在重慶歷史久遠，廣泛影響，在辛亥革命以後發展迅速，據稱四川的袍哥達300萬，是壹支重要的民間政治力量。在共產黨處於“地下”的歲月，袍哥也是它拉攏、利用的對象，或曰統戰對象。毛澤東在1936年“長征”到達陜北後曾給當地的“哥老會”（與四川袍哥屬同壹性質組織）寄去傳單，說：



“哥老會歷來是代表民族誌士及廣大農民與勞苦群眾的組織，......被目為‘下等人’，被誣為‘盜匪’，而不能公開存在。哥老會所遭受統治階級的待遇，同我們所遭受的待遇，實是大同小異。妳們過去主張興漢滅滿，我們現在主張抗日救國；妳們主張殺富濟貧，我們主張打土豪分田地；妳們輕財仗義，結納天下英雄好漢，我們舍身救中國、救世界，.......我們彼此之間的觀點主張都相差不遠，我們的敵人及我們的出路更完全相同。”



可是今天不同了，共產黨取得了政權，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決不允許任何人來分它壹杯羹，所以哥老會、袍哥、以及諸如此類的民間組織統統被定性為“反動會道門”，屬於鎮壓、取締的對象。石榮廷由此成了共產黨首先要消滅的心頭之患。可是，這位袍哥老大當年曾以其身份保護過共產黨，也為抗戰出過大力，是人們心目中的草莽英雄。共產黨奪取了政權卻首先拿他開斬，這是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也想不通的！所以石榮廷不服，他破口大罵共產黨。行刑時，石榮廷先被用繩子吊到半空中，他拼命掙紮，繼續大罵，繩子突然斷裂，被摔倒到地上，可他未死。於是繼續捆、吊，最後被活活打死，血肉模糊。成千上萬的“革命群眾”包括兒童、學生，被組織來觀看這壹血腥的壹幕，接受“教育”，培養革命精神。



石榮廷雖然是民生公司的董事，但還不是公司的職工，接下來的壹位卻是地道的民生公司的元老重臣，盧作孚的好友、老友，他的名字叫陶建中。



陶建中也是民生公司的發起人之壹，民生公司第壹條船“民生”號輪船的首任經理。公司草創，歷盡艱辛，開辟重慶到涪陵航線之後，在重慶設辦事處，陶為首任辦事處主任。1928年，民生機器廠建立，陶即任廠長。1933年，盧作孚聘請五四時期的好友、四川大學教授李劼人任民生機器廠廠長，陶讓位；不到兩年，李辭職去寫小說（李為《死水微瀾》等的作者），陶又頂上。抗戰中民生機器廠的卓越表現也使陶聲名遠播。陶在任上還創造了壹個震驚中外的事跡，1933年，壹艘英籍商船“萬流”號在長江沈沒，各國的打撈專家都無法將它打撈上來，而陶建中卻打撈成功了。“萬流”號經修理、改造成了民生公司的“民俗”輪船。“民俗”船在上海裝修壹新，駛回重慶時，萬人空巷，各大碼頭都有數以千計的群眾聚集觀看“民俗”的風采，長江沿岸鞭炮齊鳴，鑼鼓喧天，萬眾騰歡，壹時風光無限。



這麽壹位為民生公司立下大功、為抗戰出過大力，為民族增光添彩的人物，卻在鎮反中被推上斷頭臺。



民生機器廠位於重慶長江北岸的青草壩，故民生機器廠的鎮反叫做“青草壩反特運動“。當時是全體職工停工集中搞運動。按照中共為運動定的名稱叫“反特”，在運動中首先被殺的陶建中的罪名當是 “特務”。但在相關材料中卻看不到陶建中任何與國民黨特務沾邊的事實。唯壹可能有關的事情是：在1947年2月，國民黨與中共完全破裂，國民黨在其統轄區開始公開抓捕共產黨員。民生機器廠的工會理事長張國雄是中共地下黨員，在工潮中拋頭露臉，非常積極，成了抓捕對象。但是未見他與陶建中廠長有過矛盾沖突或其他恩怨情仇。



同年的3月4日，張國雄失蹤。工會和廠方都極力尋找，未得其下落。廠方還因此致函重慶市政府、社會局，請求查明真相，“並賜適當處理。”



因為張國雄失蹤壹事，卻引發了國、共兩黨勢力在民生機器廠內的爭鬥，共產黨操縱的工會借機鬧事，廠方成了受害的“魚池”，無法生產，廠方被迫請求 軍隊進駐才得以維持秩序，多名鬧事者被軍方抓捕。事件平息後軍隊撤離了廠區。



這些，大概就成了陶建中“勾結軍警，鎮壓、解雇工人”之罪。當局宣布：陶建中“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在召開大會鬥爭陶建中的當天，盧作孚被安排坐在大會主席臺上，他完全不知道會議主持者要殺陶建中，因而沒有壹點心理準備。陶被五花大綁推上臺任由群眾控訴、毆打後，在壹片“血債要用血還”的口號聲中，立即綁赴刑場槍決。這壹切來得那樣突然，盧作孚還未清醒過來，多年的老友就已經血肉橫飛。



對陶建中的歷史非常清楚的盧作孚這時有如萬箭鉆心，他覺得陶死得太冤，完全是欲加之罪！他毅然鼓足勇氣當面質問公股代表，為死難的老友鳴不平。自然，這不但於事無補，反而增添了公股代表對他的仇恨，這仇恨肯定要開花結果的。（陶建中壹案已於1986年認定系冤案，獲得平反）



處死廠長後，民生機器廠的“反特”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運動采取查思想、查作風、查歷史的辦法，重點是查歷史，人人過關。先由自己交待，被認為交待不老實、不清楚的，便發動群眾檢舉鬥爭，直至逮捕法辦。到了這年的5月底，運動取得了偉大成績，民生機器廠參加運動的有21條船上的職工共495人，清查出參加反動黨團組織、反動會道門269人，分別隸屬於76個反動組織，其中最多的三個反動組織是“國民黨海員特別黨部”的黨員63人，“蘭交”99人，“青幫”38人。運動中湧現眾多的“新人新事”，如妻子檢舉丈夫、丈夫檢舉妻子、弟弟把哥哥扭送公安局、侄子上臺控訴叔叔等等。據同期民生機器廠送給總公司人事部的報告稱，不包括陶建中，在運動中被當局逮捕的職工48名，槍斃5名，另有兩人自殺，壹人失蹤。。



這只是民生機器廠的運動成績。據總公司的公股代表寫給上級黨組織的報告中稱：重慶民生公司總部在運動中“調訓（壹種強制方式，類似後來運動中辦學習班）高低職工150人參加學習，逮捕壹批反革命分子（34人），加上之前各地逮捕的，共約逮捕100人，槍斃其中10余人。”這裏說的很籠統，而且數字粗疏，也不準確。



但直到此時，當局還不想動盧作孚本人，這大概是上面的指示，只是把他的重要助手壹個個逮埔、清洗甚至殺害。



不久，公股代表又以“群眾呼聲”為由，要求盧作孚查處幾名“營私舞弊”的重要幹部，他們是：民生漢口分公司經理李肇基，總公司處務經理鄧華益，運務處副經理李若蘭，原人事處經理、現公司駐北京辦事處主任何迺仁。



這幾位都是深得盧作孚信任的公司支柱，不但在歷史上是民生的功臣，也是盧現在依靠的左膀右臂，特別是公股方提出的理由“營私舞弊”，實屬荒謬不經：李肇基素以清廉聞名，前面已經提到；何迺仁也絕無營私舞弊之事；李若蘭為人低調，謹言慎行，廉潔奉公，常常帶病工作（後來被視為改造得好的資方代理人的代表）；而鄧華益更是民生公司的元老，“開國功臣”：1931年1月，鄧將自己創辦的九江輪船有限公司並入民生公司，使民生公司輪船的噸位增加壹倍，實現了民生“壹統川江”的目標；鄧還是重慶航業公會理事長，在航運界有很高的聲譽，他身為民生的大股東，公司十年沒有分紅，他完全靠工資養活全家，並無怨言，還把自己的壹片地產無償獻出，讓公司興建職工住宅區：民生新村。



以上幾人，怎麽可能“營私舞弊”呢！



盧作孚拒不處分這4人，雙方僵持著。但此時已是公股代表說了算，所以，結果是：鄧華益被“資遣”，何迺仁調離民生公司（被周恩來安排為交通部顧問）；李若蘭、李肇基留在公司，觀察考驗。公股代表似乎對鄧華益這個資本家特別仇恨，“資遣”之後，又令其全家搬出民生新村，鄧壹家面臨無處棲身、流落街頭的絕境，幸得盧作孚為其據理力爭，才使鄧壹家仍得在民生新村安身。而那壹片地產，本來就是鄧華益的啊！



對於運動，盧作孚無能為力，無權幹預，而且自身難保。但他仍然擔著總經理的名義，負責全公司的業務經營。可是，這時由於人人都投身運動，沒有多少人把精力放到業務工作上，加上舊的規章制度被破壞、廢棄，原來的管理人員（高級職員）都受到運動沖擊，有的被捕、被殺，有的被清洗，留在崗位上的，也都心驚膽戰，不願多管“閑事”。公司整個地處於業務萎縮、管理松弛、事故頻發，財政危機的狀態。而公股代表卻把這壹切歸咎為民生公司“股本來源有地主、工商界、官僚等資本，領導集團中有地主、買辦、官僚和反動特務惡霸......公司數十年業務來源主要依靠軍閥官僚，以‘勞資壹家’欺騙職工”。還說民生公司“在經營管理上無壹長處，債臺高築，收支不平，開支核算不嚴，預算無作用，造成嚴重貪汙浪費自流現象”……



公股代表越是把民生公司說得壹無是處，越是說公司內部階級鬥爭激烈，越能顯示出自己擔負的責任光榮偉大，所以千方百計把盧作孚奮鬥二十多年白手起家創建的民生實業貶損成壹團糟，壹堆臭狗屎。



已經被奪去實權的盧作孚對公司現狀已毫無辦法，但他還是盡其所能為挽救公司做壹些實事，這時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又醞釀了壹個實際上置民生公司於死地的“另起爐竈”的計劃，他們在民生公司現有航運能力“吃不飽”的情況下，偷出公司最好的兩艘川江輪船的圖紙，提供給國營的長江航運管理局重慶分局去依樣制造六艘大輪船（長航分局缺乏這種輪船）。盧作孚意識到，如這壹計劃成功，民生公司便將陷入絕境，而且對國家來說，也是壹種重復建設，壹種浪費。於是他不顧壹切與李肇基飛赴北京，給正在北京開會的西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長段君毅進諫，阻止新造大船的計劃。段君毅接受了盧、李的意見，停止了新的造船計劃，算是為民生公司保住了“飯碗”，但盧自己卻更得罪了公股代表。



之後，盧作孚又為民生公司、也為中共做了壹件大事、好事，即前面說過的民生公司1946年由國民黨政府擔保向加拿大貸款購建的九艘巨輪，在1950年6月已有兩艘躲過臺灣海軍的監控，由香港繞道回到上海，這都是盧作孚的壹手策劃的。但是還有7艘巨輪停在香港，這時盧作孚壹面穩住臺灣當局，使其沒有撤銷貸款擔保；另方面卻使出金蟬脫殼之計，在1951年10月設法將滯留在香港的7艘大船偷偷開回廣州灣。當加加拿大當局發出的將這7艘大輪船作貸款抵押的命令下達到香港時，7只船已進入了廣州灣了。



盧作孚這種作法對於臺灣和加拿大來說是壹種欺騙行為，但盧為了民生公司的利益，也是為了中共國家的利益才出此下策，因為民生公司遲早要公私合營，7艘巨輪最終歸屬於國家。為此他甘冒有損商業道德和聲譽的風險。



但是中共當局對盧氏如此“愛國”之舉並不怎麽欣賞，更沒有給他任何獎勵。



1951年9月，為了徹底改善公司的處境，盧作孚借赴北京出席第壹屆政協三次會議之機，想與有關方面再次商談解決公司的公私合營問題，這時離簽訂公私合營協定已經壹年兩個月了，盧氏想公司經過壹年多的“改革”，這個“過渡時期”應該可以結束了。



他向周恩來提出了這個問題，但周卻顧左右而言他，建議他不要回重慶了，由政府安排在交通部工作。可是“不識時務”的他，卻不接受周的這番好意，到此時他仍然想到他對民生公司的責任和義務，仍然把公司當作他的未竟事業。筆者推測，這可能是導致他最後陷入絕境的重要原因之壹，因為中共高層認為，盧在國民黨時期擔任過中央政府的高官，為什麽就不肯當共產黨的官呢？拒絕這種安排肯定被認為是壹種不與共產黨合作的表現。所以，後來當盧陷入絕境時，中共領導層沒有人伸出救援之手。



但是從盧作孚這方面來說，他絕非是敢於與共產黨對抗，在國民黨當官是因為處在國難當頭的抗戰緊要關頭，難關壹過他又回到民生公司；現在民生公司正處於危難之中，他怎肯棄它而去？



公私合營無望，盧作孚又求其次，要求政府改變民生公司價格定制，並給民生公司貸款，助其渡過難關。



1951年11月20日，盧作孚給中財委主任陳雲寫了壹封信（身在北京而不能求見，可見陳雲對盧已冷若冰霜），說明民生公司陷入財政危機的原因，主要是燃油太貴而航運費太低所致，而這都是由政府定價造成的。盧的意思是希望政府改變原來的定價。如暫不能，則先借款給公司渡過難關。



盧的信函沒有答復。但在11月24日，中財委發了壹個《關於民生公司問題的通知》，通知中說，公股代表進駐民生公司以後，沒有立即著手進行“民主改革”，公司內部“封建的官僚制度太頑固，公股代表人數太少”，結論是對這個企業必須進行更大的改革才行。故此，中財委決定在民生公司徹底改革之前，不借錢給他們。



這大概就是陳雲對盧作孚要求的答復。



這時盧作孚的7艘大船已經歸國了，但政府並沒有給盧作孚壹點“面子”，壹點報償。求助政府的路卻被堵死了。



公司立即成立了壹個“民主改革委員會”，卻還叫盧作孚擔任這個委員會名義上的主任。



改革些什麽呢？根據這個委員會制定的《工作概要》，它的最主要、最基本的任務是“肅清反革命分子（包括封建把頭）”。這時“三反”運動已經開鑼，故又寫上開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廢除不合理的舊制度，建立新制度等。



由此可見，在中財委的眼裏，在陳雲眼裏，民生公司的鎮反、肅特是遠遠不夠的，認定它基本上仍然是個“封建官僚把持的企業”。那麽，誰是這個“封建官僚”勢力的頭頭呢？毫無疑問，應該就是盧作孚。可是，它卻指定由盧作孚擔任這場改革的“主任”，這大概與後來文革中毛叫劉少奇領導文革、主持召開批判自己的會議有異曲同工之妙。



盧作孚能完成這場改革的任務嗎？他能渡過這個運動關嗎？







五、“畏罪自殺”及其余波







按壹般人的看法，“三反”應該是在政府和執政黨內部開展的壹場運動。在最初也是如此。但很快，運動的矛頭就向私營工商界人士轉移。1952年1月15日，重慶市就提出了“普遍開展工商界的反貪汙反行賄鬥爭”。



下面是當時重慶中共黨報反映運動情況的壹些標題：



1月15日，重慶《新華日報》載（以下均為該報所載）：







奸商劉應侯阻止貪汙分子坦白，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已予逮捕



重慶不法商人楊介平逃避資金盜竊國家財富



1月16日：



重慶及川東部分私營企業嚴重違反工會法損害工人利益



1月17日：



奸商派人打入土產公司盜竊經濟情報投機倒把

重慶私營......引誘腐蝕幹部盜竊國家財產



堅決和行賄、偷稅、盜騙國家財產的工商業者鬥爭 ——北京市總工會召開全市店員代表大會



1月18日：



奸商周永謀等大量盜竊國家財產



奸商王若晞等盜竊經濟情報 國家財產損失6000萬以上



工商業者積極行動起來 開展反行賄反偷稅反詐騙國家財產運動



北京市奸商曾步林等落入法網



1月19日：



木商謝銘等勾結采購人員，劣料充當好料盜竊九千萬



奸商陳仁寬等被送交法院處理



奸商靳萬發、楊紹全等以劣貨充好貨售予國家



1月24日：



罪大惡極，拒不坦白，重慶壹批奸商昨被逮捕



重慶壹大批奸商非法組織“星期四聚餐會”壟斷加工訂貨盜竊120億元



堅決打擊和鏟除資產階級的醜惡思想和犯法行為



《人民日報》社論：堅決肅清資產階級在國家經濟機關中的破壞活動



......







可以看出，從“三反”向“五反”轉移是壹種有計劃的行為。“五反”是1月26日正式下文開始的，可實際上在此之前已經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



三反之前是鎮反運動，鎮反運動後期在企業叫做“民主改革”。在三反運動之前，民生公司就被當局指斥為“民主改革極不徹底”，在《新華日報》上點名批評。三反運動開始不久的1951年12月29日，《新華日報》又刊出《民生實業公司在民主改革中查出貪汙犯七十六人》的報道，同時指出：該公司反貪汙、反浪費的力度不夠，“資方的改革決心不夠”。



可見，像民生公司這樣的民營企業，三反也要按政府機關和國營企業的模式進行，矛頭則是針對高級管理人員和白領階層。



既然已被在報紙上點名批評，民生公司自然要作為運動的重點。這時所有資方人員、高層管理人員都人人自危。民生公司董事、重慶美豐銀行總經理、民生公司民主改革委員會委員康心如，每天都準備好了行李和洗漱用品等待逮捕。公司內“彌漫了愁怨和恐怖的氣氛”。在這種氛圍下，盧作孚的心裏想什麽呢？



對於這種暴力改革，盧肯定是十分反感的。在年輕的時候，對於中國未來的道路，盧作孚就壹直主張以建設為主，建設先於破壞。即使是破壞舊的東西，盧也不贊成采用暴力的方式，他在壹篇發表的文章中寫道：“在經營事業的途程上，對於壹般人重在指導幫助，期於引起他們的信心和同情，期於他們都有勇氣，都有愉快的精神和積極的興趣走到經營的道路上去。我們想用這種方式替代那種偏於用強迫的手段急遽地改革社會或社會某方面的問題。因為社會不是急遽改革得了的，而強迫的手段，每每弄到彌漫了愁怨或恐怖的空氣，縱然能由強迫得著預期的結果，也未必就如預期那樣圓滿或迅疾，可使壹般人深深印了愁怨或恐怖的刺激，而壹切引起這種情緒和由這種情緒引起的行為成為了積習，更是人類的壹種痼疾！壹時不容易治得好的！”



因為抱定這種基本的政治理念，所以在他早年參加的少年中國學會發生分裂後，他選擇了實業救國的道路。



共產黨迅速掘起並奪得大陸政權自然有些出於盧作孚的意料，但他決沒有反感，在他看來，共產黨當政以後不管要建設社會主義或是新民主主義，都離不開建設，離不開發展實業，所以他都有用武之地。



令他絕對料想不到的是，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取得政權後，不是全力轉入和平建設，不是讓人民休養生息，而是執著於對原政權人員的報復和毒害；不但對舊政權的骨幹人員進行殘忍的報復、殺戮，而且對舊政權的普通工作人員，下層人員、對壹切非共產主義的派別團體、對所有有產者（先是地主富農，現在又對工商業者）都要加以剝奪懲處，甚至連他這種主動投靠新政權、並且願意將自己畢生創建的實業公私合營的人，也不放過。這是他絕對想不到的！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現在他明顯地感到，當局把套在他脖子上的繩索逐步收緊。三反轉入五反之後，矛頭已經主要對準私營經濟的業主和所謂資方代理人，而報紙上點名民生公司改革“極不徹底”，顯然是告訴他：這壹次別想蒙混過關！退路已經沒有了。他想到那些慘死在共產黨槍口下的老友，想起李佐臣、石榮廷、陶建中以及其他被判處死刑的熟人、朋友，如果按照共產黨的判罪標準，他們的“罪惡”都不及他盧作孚！他在國民黨做的官比他們都大，為國民政府做的事比他們中任何人都多，與國民黨高官、軍閥的關系也更密切，按照現在的判罪標準，他可以“死幾遍”了。過去的運動之所以沒有動他，大概是當局還把他當作“統戰對象”，而現在，當局顯然已經撤去了對他的這個保護傘，要把他當作階級敵人清算了……



的確，這壹次主持運動的公股代表及其背後的“上級”，沒有過去那樣客氣了，已經指定要他帶頭檢查，接受群眾的檢舉揭發和批判鬥爭，在公司召開的幹部會議上，鬥爭的矛頭便集中到他身上。他知道前面等待他的是什麽。......



1952年2月6日上午，盧作孚在資方代理人小組會上第壹次作自我檢查，在檢查過程中，他數次流淚，甚至泣不成聲，可見他動了真情，那也是對自己壹生的總結和告別（可惜人們當時還不懂得他流淚的含義）。



從現在我們看到他的這次檢查的文字記錄看，他的檢查確是極不“深刻”、極不“老實”的，那簡直是在擺他的功勞、苦勞，有時他還得意地拍起了桌子。比如他說到民生公司創業時的艱苦：



“那時民生公司職員的刻苦是不能想象的。我不作積聚資金的想法，完全以社會關系來運用資金，我穿得和告（叫）化子壹樣，赤腳戴竹笠，走到朋友家裏，以為是乞丐進門，人們問我為什麽要這個樣子，我說我本來是這個樣子（得意）。”



他根本沒有檢討什麽“罪惡”，也沒有交待什麽貪汙、浪費行為，最大的“浪費”和“腐化”是某次出國回來時用自己的錢給孩子們買了三輛自行車，還有“從香港回來入住愛群旅館（是當時廣州最高的旅社，其實是公家的安排）”“到北京受政府招待”。



此外是公司曾獎勵給他二萬股股票，但他從沒有用它來分紅、換錢。



按照共產黨的政治運動中對檢查的要求，這樣的檢討不但不能過關，還被認為是“向黨猖狂進攻！”下壹輪肯定要對他釆取激烈行動。盧對此當然清楚，顯然，他沒有想要過關。



當天下午，盧作孚還趕去公司“民鐸”號的失事現場，面對悲慘的場景，他壹直沈默著。看來此時他已經作好了自己的打算，不再對現實中的壹切動情了。



回到公司後，看到公司1952年1月份的收支報表，知道公司在1951年損失了339.7億元（舊幣，相當於1955年後的新幣339.7萬元），他嘆了壹口氣，說了壹句話：“把門關起來搞三反，搞了再開門！”



第二天，即1952年2月7日，盧作孚做了他生命中最後壹件重要的事，這天上午，他去到共產黨在中國西南地區的最高官署：西南軍政委員會，見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壹書記鄧小平，鄧小平還兼著西南財經委主任，是西南地區的第壹高官，盧作孚名義上是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參加過幾次會議，多次與鄧小平見過面。



這次見面是為的什麽？他們談了些什麽？都沒有文字記載或口頭記述。不過我們可以推測，盧作孚肯定為自己也為民生公司的命運作最後壹次試探和努力，但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毫無希望。那壹天鄧小平卻留他共進午餐，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對他的友善表示，但其實這與鄧對他的真實態度毫無關系，兩年前，鄭璧成也是與劉伯承、鄧小平共進午餐，第二天鄭璧成就被捕入獄。共產黨人這壹套功夫很到家。



第二天，1952年2月8日，是盧的生命的最後壹天。這壹天上午公司召開“三反坦白檢舉大會”，跟隨盧作孚的服務員關懷檢舉盧在北京的“浪費行為”，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民生公司的隨行人員與盧壹起談工作，盧請大家壹起吃飯、吃燒餅、豆腐腦。還壹起去洗澡，壹起逛了壹趟萬壽山，盧說 “都記在我的賬上。”這種行為與其說是浪費，其實是說他“拉攏、腐蝕其他人員”（隨行人員中有公股代表）。



也是這個上午，公司還召開“五反”動員大會（原文記述不清，可能是兩個會壹起開，即壹個會議兩項議題），公司的公股首席代表兼黨委書記張祥麟作動員報告，並“引火燒身”，說他跟隨盧作孚去北京開會，想請盧作孚買壹件皮大衣，最後雖然沒有說出口，但差壹點中了對方的“糖衣炮彈”，雲雲。



這種檢舉揭發真是聞所未聞。據說聽著這壹切，盧作孚“臉色很難看”，但沒有作任何解釋。



當天下午5時許，盧作孚回到家中，吩咐家人不要打擾，他需要好好休息。他把房門閂上，吃下了足夠的安眠藥，踏上通往天堂之路。



當盧的夫人發現丈夫服藥自殺後，立即給公司副總經理童少生打電話，童又給公股代表打電話，待醫生趕到，已經錯過了搶救時間。盧終年59歲。



發現了盧寫的遺囑，很簡單的幾條：



壹、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還公司。



二、民生公司的股票交給國家。



三、今後（夫人蒙淑儀）生活依靠兒女。



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



所謂借公司的家具是1948年盧家從南京搬回重慶時，借用公司兩件舊家具。當時是其小女兒經手的，後來盧知道此事。曾親自去信詢問民生公司駐南辦事處主任，準備歸還或賠償，卻未辦成。股票是公司董事會在1948年對盧的獎勵，盧本人拒絕，後趁盧不在家，送到家中，夫人不知情收下了。股票從未分紅。知道準備公私合營清查股票時，夫人才拿出股票。盧知道自己沒有留下任何家產，唯兒女已長大，都有了工作，故叫夫人依靠兒女為生。



最後那枚西南軍政委員會的證章，大概是出入機關時的身份證明。盧特別交代要送還這枚證章，無非是表示與這個機構沒有任何關系了。這是盧作孚對共產黨的最終表態，也是我們推測盧頭壹天與鄧小平“共進午餐”時談話情況的間接證明。



盧的遺體停放在家中，沒有追悼會，沒有遺體告別儀式，沒有挽聯，來吊唁的極少。民生公司同仁和盧的其他生前好友，都不敢踏入盧家半步，在那個年代，在運動中自殺也是壹種罪行，叫做“頑抗到底”，“自絕於人民”。



但是，發自內心的感情是難以壓抑的。就在2月10日民生公司召開課長以上行政幹部會上，全體與會人員除二人之外，均不約而同失聲痛哭。後來公司黨組織向上級匯報時說這個會“變成壹個哭喪會”。在運送盧的屍體過江時，江上的輪船自發拉響了汽笛。壹只叫做“生存”號的民生輪船上，船員們自發舉行了對盧作孚的追悼會（此事後來被公股代表作為階級鬥爭動向匯報到了交通部）。



官方是怎樣看待盧作孚的自殺呢？



盧自殺後，壹份民生公司黨組織寫給上級的報告中寫道：“盧回國後對公司的業務是消極的，對共產黨是不滿的，平常在大小會議上發言從來不提或偶然說不過去了的時候才提到共產黨和毛主席，對蔣介石匪首也未作任何批判，對公司以往兩度民主改革也不滿意，說打擊面太寬了......很不滿意地講：‘舊有人員搞完了公司就垮了’。”“死前又將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交出，這都證明（他）思想是反動的。”



盧自殺，重慶《新華日報》只發了短短兩三行簡訊，未作任何評論。真正代表官方意見是新華社編輯的內部《大參考》，1952年第35號《大參考》對盧之死作了報道和評論，這篇報道的標題就定性為“《盧作孚畏罪自殺》，其文曰：



“我國最大私營輪船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突於2月8日自殺身死。自殺原因尚待了解，外間揣測可能是：（壹）解放前與蔣匪勾結很緊，可能有政治問題，怕‘三反’、‘五反’運動中追出。（二）民生公司盜竊國家財產嚴重，害怕坦白和被檢舉，據說民生公司內部已有職工檢舉盧貪汙的事情。（三）民生公司內部有派系鬥爭，近有輪船兩艘被特務擊沈，盧的周圍也有特務......”



這就是中國官方對這位卓越的民營企業家、愛國人士、從香港投奔大陸的“大亨”的評價。把人家整死了，還必須用鋪天蓋地的汙言濫語將其埋葬，這就是毛共的邏輯。



盧作孚本人的故事到此收場了。但是，盧死後的余波還必須作壹些簡單的交待，否則便不完滿。



盧自殺後，公股代表和黨組織感到敵情嚴重，必須加大改革力度，使公司徹底改變面貌，才好像上級交代。他們請求上級立即增派50名團級以上幹部、100名營級以上幹部到民生公司協助管理和開展運動。



盧死後公股代表的第壹個大行動，就是對盧的舊部、民生公司原來的重要幹部實行突擊逮捕。



2月25日，重慶《新華日報》駭人聽聞地報道說：“民生公司自解放以來，不斷遭受反革命分子有組織地破壞，.....使人民生命財產蒙受嚴重損失。經我公安機關偵查的結果，於二月二十四日將隱藏在該公司壹批罪大惡極、血債累累、專門從事反革命破壞的李犯邦典、周犯雁翔，李犯強楷，尹犯林等逮捕歸案。”



這4人中周雁翔為民生總公司人事室主任，李邦典為財務室副經理，李強楷、尹林亦為民生高級職員，職務不詳。其實當天被逮捕的還有民生公司重慶分公司副經理袁子修。



與這些人被捕差不多同時，原民生公司駐北京辦事處主任何廼雲、原總公司主任秘書鄭璧成則分別在北京、上海被捕（鄭是第二次被捕）。



從報紙報道看，這些人的罪名很嚇人，甚至使用了“罪大惡極、血債累累”這種詞句，按理，這些人都應該被槍斃。可後來事實上並不是這麽回事，如鄭璧成被捕時的罪名是“特務頭子”，但因查不出任何實據，關了壹年，只好將其放了。何廼雲只關了壹個月。袁子修被判了5年徒刑。周雁翔等人後來也出獄了。看來當時那樣高調宣傳將他們逮捕，只是為了證實當局說的“盧作孚身邊有許多反革命分子、特務”那句判斷詞，也就是為了把盧作孚定性為“反革命分子”制造依據（在重慶市的檔案館，所有標有“盧作孚”的卡片上都寫著“反革命”）。



抓了盧作孚這些主要骨幹當局還不罷休，不久就將矛頭對準那些從香港回歸的“門”字號巨輪的海員，他們駕駛的便是從加拿大借款制造的那9艘海輪。當初，海員們為了回歸祖國大陸，使出各種手段，冒著被臺灣軍艦擊沈和抓捕的危險，沖破艱難險阻，從香港偷偷駛回廣州（按當時的說法叫做“巧渡”）， 當他們聚集到了廣州灣時，掛出五星紅旗，禁不住熱淚盈眶，盡情地雀躍歡呼！都以為回到了“祖國懷抱”，從此與家人團聚，將過上幸福安寧的生活。誰知曾幾何時，這些人壹個個變成了國家的敵人，“帝國主義走狗，國民黨特務，反革命分子”，成為政治運動打擊的重點對象。周海清是首當其沖的壹個。



周海清，“虎門”輪船船長，壹個充滿傳奇性經歷的人物，曾經是民生公司的驕傲，也是四川人、甚至中國人的驕傲。



周出生在重慶長江南岸壹個貧窮的小村，從小便在江邊幹活，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養活有病的母親，沒有上過壹天的學校。



11歲的時候，周海清自己跑到川江上的壹艘輪船上當起了小雜工，因為勤奮、能吃苦耐勞，被船上的水手留了下來，成為侍候船員的“西崽”，即地位最低的勤雜工。在當西崽的日子裏，小海清受盡了淩侮，他決心學習技術，要當水手。經過了艱苦努力，18歲時，周海清成了壹名水手。



當時在川江上航行的船長都是外國人，船員也有很多洋人，不懂英語工作很不方便。沒有上過壹天學的周海清決心自學英語，但遭到中國水手們的嘲笑打擊，不得已，他跳槽到了壹艘英國兵船上當水手。英國人不但教他英語，還教他技術。經過頑強刻苦的努力，周海清不但能說英語，還能讀、寫英文，中文水準也有很大提高。後來川江公司造成新輪船“新蜀通”，周海清被聘為水手長。不久，他又自學駕駛技術，在北京政府交通部舉行的駕駛人員考試中，周海清成為全國150名參試者中錄取的三名合格者之壹。



不久，周海清被聘為“永豐”輪船的大副。又不久，便被聘任為“昌大”號船長。這是中國人第壹次擔任川江上的船長，周海清成了第壹個在四川土地上航行的現代輪船四川人船長。



此後，周海清擔任多艘輪船的船長。1932年，在民生公司“統壹川江”的行動中，周海清成為民生公司的員工，也是民生公司的“第壹船長”。



1935年，周海清駕駛由民生公司打撈的英國沈船改造的“民權”號輪船，這是壹艘當時川江最大的輪船，在由上海至重慶的初航中，引來長江沿岸各大碼頭民眾的爭睹熱潮。船抵重慶，兩岸觀者如墻，歡聲雷動，“頗極壹時之盛”。當時的中國人，上至政府官員、名流，下至販夫走卒，都認為這是給中國人爭了光，因為外國人幹不了的事（打撈沈船並修復），中國人幹成了。這其中就有周海清壹份功勞。



此後，周海清還為民生公司實施的長江“三段航行”的成功作出了卓越貢獻。在八年抗戰中，周海清因“技術精良”、“成績卓著”，受到國民政府交通部的通令嘉獎。抗戰後，周海清獲國民政府頒發的勝利勛章。



抗戰後期，民生公司選拔壹批技術骨幹出國學習培訓，為戰後發展海洋運輸做準備，周海清被選上。後來，他駕駛加拿大制造的新式巨輪“虎門”號於1949年3月回到香港，為它最後回到大陸作準備。



在香港期間，盧作孚常到“虎門”輪上與壹些朋友聚會，商談工作。盧與周成了最好的朋友之壹。盧作孚回國後，周海清等船長遵照盧的部署，終於在1951年10月將加拿大制造的7艘“門”字號輪船駛回了廣州，回歸了大陸中國。



大概是周與盧作孚的密切關系，又是民生公司的技術權威，周海清成了運動打擊的重點。盧作孚死後不到壹個月的1952年3月6日，周海清被逮捕。周的罪名不詳，據民生公司的有關文件說他是“在三反運動中經群眾檢舉罪惡甚大而拒不坦白”，據參加逮捕周的大會的人說他是“反革命”。



周海清被關押了5年多，當局發給了他壹紙裁定書，上寫“無罪教育釋放”。但沒收他的財產沒有發還。周認為既然無罪，就應該發還自己的財產，於是去找政府要求發還。卻被當局認定為“不服從教育”，重新逮捕，改判8年有期徒刑，外加管教3年，而且連個判決書都沒有。這是當時對壹切上訴案件的處理辦法，例如判妳10年刑，妳不服上訴，就改判20年。這就叫“無產階級專政”。



周海清生命的最後20年，就是在監獄和社會底層的淒苦中度過的。他被放出監獄後，按規定只能去農村勞動、生活，但他沒有農村的親戚可以投靠，這時民生公司另壹艘歸國輪船船長雷治策的兒子雷渝生，因受父親連累不能上大學，也不能在城市就業，就在廣州附近農村當農民，周海清只好去投靠這位朋友的兒子。後來的某天，雷渝生去廣州時被當地派出所扣留了幾天。當他趕回家，看到這位與他同住的前輩已經倒地昏迷幾天了，將其送往公社的醫院也沒能再醒過來。這事發生在70年代初。壹代航運界的精英就這樣消失了。



再說雷治策。雷治策雖然沒有周海清那樣輝煌的過去，但也是民生公司的精英之壹。1945年秋，日本投降後，雷治策第壹個把輪船開到曾被日本占領的長江中下遊，那時日本人在長江裏留下了很多水雷，雷治策以過人的勇氣和精湛的技術，獲得了“雷掃雷”的稱號。雷治策也獲得了國民政府頒發的勝利勛章。後來，雷被民生公司選派出國學習，擔任加拿大制造的7艘新輪船之壹的“龍門”號船長。1951年10月，雷第壹個將輪船開回廣州。因為相信共產黨，他還將從四川萬縣逃到香港的父親也帶了回來。（原材料中沒有交待他父親的下場。）



雷治策於3月22日被捕。據民生公司的檔案記載他被捕的原因與周海清壹樣，是“罪惡極大，在三反中抗拒坦白不肯低頭認罪”，具體的“罪行”不清楚。



雷被捕後在勞改中表現好，成了改造積極分子。他的太太在出席勞改積極分子家屬會議時，詢問丈夫到底犯什麽罪？公安局查了後答復說是“匪首”，後又改稱說有個姓雷的匪首，雷治策加入了其團夥。進壹步查看，這個罪名也不能成立，最後定的罪名是“封建會道門分子”，具體就是加入了“袍哥會”。



1957年，雷治策被釋放，安排到海運局做工人，算是寬大了。不過總是背著個“勞改釋放犯” 的名頭擡不起頭。直到改革開放，雷獲得平反，後擔任廣州港務局考試委員會副主任，被公認為技術權威。算是結局最好的壹個。



其他所有從香港回來的船員和船工，都因“特嫌”而受到審查，並且從此開始了其坎坷的命運，如“虎門”號經理楊官箴，在舊海關工作過，會英語，被誣為“帝國主義走狗”，勞改三年多。“民本”號輪船先於“門字”號輪船從香港回到內地，其經理周紹虞，因“歷史問題”，被捕後死在勞改農場。“祁門”號船長林保恪，是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畢業的優秀學生，來民生公司之前曾在國民黨海軍任職。因為這段經歷，使之成為在運動中交代不清的歷史問題，被逼自殺，未死，但摔斷了腿。



“定遠”號船長魏哲民、“民和”號大副李松源，也都是從香港回來的民生船員，前者因說了句當權者“對工人階級沒有感情”的話被送去勞改。後者因“歷史問題”自殺身亡。另壹位“怒江”號的二副李某，自殺未死。



有些人雖然在三反、五反中未被處理，但仍然逃脫不了後來的政治運動的懲罰，如香港民生分公司的彭代芬，在三反、五反之後的“民主改革”中，被作為“反動黨團骨幹”管制勞動，到反右時，又劃為右派分子，勞動教養20余載，妻離子散。



盧作孚的長子盧國雄，擔任加拿大新船“玉門”號的二管輪。歸國後，被當局作為“內控反革命分子”使用，到了文革，又被當作“國民黨殘渣余孽”備受摧殘、折磨。



“虎門”號大副張天賜，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



即使未受公開處分，這些人也受到集體歧視、“內控”。按當時規定：凡是從海外歸來的，或有海外關系的，壹律不得重用，不準上船。而當年這些被派往海外的船員，都是盧作孚精挑細選的技術精英，如今卻成了打擊、淘汰對象。



終於激起歸國人員的反抗。“民俗”船員秘密外逃，要“把船開到聯合國去”，還準備好了木棍、石灰，暴力劫船。然而處事不密，未及行動已被當局“壹網打盡”，被捕後先是被集體梱綁遊街示眾，然後主謀分子被槍斃，其余被勞改。後來當局組織人員以此事為素材編成電影《羊城暗哨》，放映後風靡全國。



也有極少數逃跑成功的，如“玉門”號船長趙學禾，買了壹只小船偷渡香港成功，偕夫人、兒子定居美國，後在美去世。



“祁門”號機長湯國森，大管輪廖明仲也都逃跑成功。“民俗”號壹位服務員彭翔斌，在輪船經過澳門時跳水逃到香港。







經過了三反、五反的大規模清洗、整頓之後，民生公司的公私合營條件終於具備了。不過這時公司的股權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公股已經占到總股本的57.07%。私人股縮小為14.32%，私股股東大多因被殺、被關，股本被沒收成了公股。其余則為公私合營股和交通銀行代管股。



1952年8月25日，民生公司董事會通過“臨時動議案”的決議，請求政府核準於9月1日正式公私合營。其實在此之前，政府已作出了這壹決定。1952年9月5日，民生公司舉行公私合營慶祝大會。



合營後的民生公司，壹切按國有企業進行管理，原來的壹切都不存在了，所以，被宣稱為“公私合營的典範”。可以看出，盧作孚是公私合營的主要障礙，盧氏壹死，就壹切都迎刃而解了。



不過，這期間並非沒有鬥爭，鬥爭有時還是很尖銳的，以致於當局發動了壹場“摧毀盧作孚思想統治”的運動，打擊對象是所有對盧作孚懷念、贊揚、或堅持原來民生公司壹些管理思想、制度的員工。他們有的被開除，有的降級使用和監督使用。經過反復打擊，在民生公司內，這些盧作孚的舊部和有“盧作孚思想” 的人已經基本鏟除了。



1956年6月20日，經國務院批準，民生公司正式與長江航運管理局合並，納入國營軌道。



改革開放後，國營經濟壹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壹些著名的舊有的私有、民營公司的旗號又“死灰復燃”，但多為假其名而實際上己成了國營或地方國營企業。“民生公司”也是如此。當然，它們與盧作孚沒有絲毫關系了。



成就帝王之業的路線鬥爭〔上〕：

高崗、饒漱石事件



壹、毛澤東黨內路線鬥爭的實質



毛譯東在其長期的“革命生涯”中，壹直堅持兩面作戰、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壹條是對付外部的敵人，包括拿槍的和不拿槍的敵人；另壹條是黨內政敵，也就是所謂黨內的“路線鬥爭”。按照毛的說法，路線鬥爭是階級鬥爭在共產黨內的反映，所以，兩者在本質上是壹樣的。也因此,黨內鬥爭多數情況下是殘酷的,妳死我活的。毛鬥爭的對立面,叫做“反黨集團”、“反革命集團”、“左傾”或“右傾機會主義”等等。



據毛的說法,中共黨內”路線鬥爭”達十次之多,以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始，到林彪“反革命集團”終，絕大部分毛都參與其中並成為主角，當然，路線鬥爭的結果都是以毛為首的正確路線取得最終勝利。其中也有錯誤路線暫時占據統治地位的時候，如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 等等，結果給共產黨的革命事業帶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損失。所幸的是最終都被毛的革命路線戰勝了，所以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雲雲。



毛這套“王婆賣瓜”式的理論我們巳經很熟悉了，而且在事實面前己經徹底破產了。剝去毛這套自制的畫皮，我們看到毛所謂的路線鬥爭，實際上就是毛成就其帝王之路的過程，具體壹點說，就是實現其兩大主要目標：壹是爭奪黨內領導權，坐穩黨內壹把手的位置。這壹目標在延安整風之後己經達到了。此後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毛壹直在加強這壹地位，並使之“斯大林化”， 即成為黨內絕對領袖，說壹不二的獨裁者。他的第二目標，也是他人生最終目標，就是成就現代式的沒有皇帝名號的皇帝，並建立毛家世襲王朝。這個目標與斯大林式的獨裁者的區別在於，斯氏雖然巳亨有帝王之權，但他的目標只是建立共產黨極權統治的強大國家，而沒有建立“斯大林王朝”的打算，這有點像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 希特勒連夫人、子女都沒有，當然更不可能建立“希特勒王朝”。 斯氏、希氏都是為了他的黨，他的國家，他的“民族”在奮鬥；毛澤東的突破在於，他要回到“秦皇漢武”、“唐宗宋袒”的時代，懨復“家天下”的血脈傳承，建立有其實，無其名的“毛氏王朝”。

我們這樣認定，決不是隨意的“主觀唯心主義”，而是有事實為依據的，最早的根據是毛自己告訴我們的，那就是他還住在西北荒原的窯洞裏發出的雄心壯誌：“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壹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不要以為這只是他的“革命浪漫主義” ，詩言誌，從後來他的實際所作所為，充分證明那是他的真實思想，真實理想。



最真實、最權威的根椐是他最後的表現，即在文革後期在圈定接班人時的心跡坦露。“選了”那麽多“接班人”，原來卻都是“障眼法”，到了最後關頭才露真容：就是要我毛家人！先是想讓夫人江青接班，因阻力太大，後決定傳位給侄子毛遠新。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做了大量鋪墊,施了無數計謀,多少人誤入陷阱成了冤死鬼。為了防止黨內不服，他把黨內重臣元老幾乎全部打倒了；為防不測，還把全國各級現任的當權派通通趕下臺，然後通過甄別、遴選，將那些確實對自己和毛家人絕對忠誠的奴才扶上臺，作為毛家王朝的政權基礎。為了建立毛家天下，他毫不猶豫把他的“黨”打個稀巴爛！讓國家倒退二千年！把全國人民投入永遠貧困、永遠“妳死我活”的鬥爭之中去。這就是毛與斯大林、希特勒、以及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正牌的共產主義的區別，也是他的路線鬥爭的最終目的所在。



據毛自稱，在路線鬥爭中，他總是能取得最後勝利，毛主義能永遠戰無不勝。但是從後來的實際情況看，他的最終目標卻未能實現，他死後不到壹個月，親手扶持起來的毛主義核心分子，親自圈定的毛王朝弟二代班子就被壹鍋端了，中共的第二代領導拋棄了正宗的毛主義，回到了老牌的“馬克思主義”上來。



從這壹角度耒說，毛的路線鬥爭並沒有取得最終勝利，而是最終失敗了。



現在我們就來追尋壹下他的路線鬥爭蹤跡。鑒於本篇主要論述毛在建國後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建國之前的部份就不追述了（有的在第二部敘述）。建國後的路線鬥爭雖然說有很多次，但有的不太典型、未成“氣候”，如1957年末、1958年初對周恩來的“反冒進”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那實際上是毛要廢棄中共“八大”通過的路線、綱領，而且,周恩來幾乎沒有反抗就投降了，所以沒有多少精彩的演澤，不太“典型”。特別是，這場鬥爭勝利的產物：大躍進後耒卻徹底失敗了，不說也罷。又如最後壹次對林彪、陳伯達的“主觀唯心主義”的鬥爭，那實際上是壹場滑稽戲，原來鬥爭的焦點竟然是林彪、陳伯達不遺余力鼓吹毛的“天才論’, 而這“天才論” 己風行多年，毛當初似乎很愜意，從未提出異議或下令禁止，而且還把這兩位發明者分別封為“副統帥”和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只是到了文革己近尾聲，毛卻站出來反天才論了，把這兩位“天才論”的發明者指斥為“唯心論的先驗論”、打著馬列主義旗號的“騙子”……。明眼人壹看就知道毛又在玩“狡兔死.走狗烹”的把戲了，因為這時劉少奇己經被消滅,文革己經勝利了,這兩條“狗”的存在不但無用、而且成了新的心腹之患，所以毛要反“天才論”了……總之，這個“第十次路線鬥爭”實在沒有什麽好說的,不說也罷。



還有壹些路線鬥爭，比如與“劉少奇的右傾機會主義、形左實右”的鬥爭,我們將把它歸結剄文革等篇章中去。所以，這裏只選述兩場“路線鬥爭”:“高饒事件”和“彭德懷事件”,至於它們是否如毛說的那種路線鬥爭，就請讀者從亊實中去評判好了。



二. 毛澤東壹石三鳥的“高崗、饒漱石事件”



毛澤東壹手制造的“高饒事件”，又稱對“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 的鬥爭，是毛共建國後首次挑起的、影響較大的黨內風波，通過對這壹件事件的操控處理，毛澤東有效地強化了其個人權威，為把毛原來的“親密戰友”轉化成“君臣關系”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要解讀高饒事件，需追溯毛和劉少奇以及高崗關系的歷史。早在延安時期，高崗被毛樹為陜北根據地的主要代表人物，受到寵信，授以中共陜北省委書記、陜甘寧晉綏聯軍政委等要職。1945年5月中共“七大”上,高崗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在那次會議醖釀中央機構的人選時，高崗發現薄壹波、安子文等61人於1936年8月在國民黨北平反省院通過寫“反共啟事”自首出獄，便認為這些人是“叛徒”，不可重用。劉少奇得知高崗的這種言論後.甚為擔心，因為這61人都系劉少奇的北方局人馬，劉怕引發大的黨內矛盾，對自己不利，於是專門找高崗談了壹次話。劉告訴高：安子文、薄壹波等人自首出獄與壹般自首不同，是組織決定的，毛澤東知道並首肯的，且他們沒有出賣過同誌。但是高崗仍然不認同這種說法，堅持說這些人是“叛徒”。只是，那時劉少奇正紅得發紫，是新上臺的“二把手”，高崗也對他無可奈何。



高崗對“叛徒”特別敏感、特別仇恨是有原因的。1930年高崗擔任陜甘省委軍委交通員，1932年7月，軍委機關被叛徒出賣告密、大部人當場被打死，少數人負傷被捕，省軍委全軍覆沒。高崗剛從外地歸來，成了極個別的幸存者，但從此種下了他對叛徒這個字眼的特別仇恨。在他眼裏，凡被敵人逮捕、而又能活著出來的都是“叛徒”。



而劉少奇跟他不同，劉是白區工作的負責人。經常與敵人明裏暗裏周旋，難免被抓被捕，劉本人也被捕過。他對這種環境下從事鬥爭的方式有所了解,明瞭他們的處境，不會輕易給他們扣上叛徒帽子。



誰知，這種思想和認識上的不同，競使自負而又氣傲的高崗在心底種下了對劉少奇的不滿甚至仇恨的種子。抗戰勝利後,高崗跟中共壹大批高幹奉命奔赴東北，搶占東北。但在相當長壹段時期內，東北局書記和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是彭真和林彪，他只能充當副職，這使他心裏不是滋味，背地裏認為是劉少奇在中央搗的鬼。



不久，風水輪流轉，隨著共軍在東北的勝利，林彪揮軍南下,把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等壹系列“正”字號職位留給了他，他成了名符其實、真正的“東北王”。



但是，高崗把這壹切都拜毛澤東所賜，與劉少奇無幹。並且認為這是這些年他極力推行“親蘇”政策的結果。現在他與斯大林已經建立了極友好的關系，而毛澤東也明確地提出要執行蘇聯“壹邊倒”的外交政策。他兩面投緣，感到自己羽毛豐滿了。



1949年以後，中共的勝局巳定。面對即將來到的建國任務，毛澤東在1949年7月派出了以劉少奇為團長、高崗、王稼祥為成員的秘密訪蘇團，任務是向斯大林通報中國革命即將勝利的形勢，匯報新政府的籌建情況及未來的內外政策，並學習蘇聯的建國經驗。在蘇期間，代表團對蘇聯的政權體制、運行機制、社會管理等各個方面進行了具體的考察。在壹切順利的同時，卻發生了壹件意想不到的事件，以下是事件親歷者、當時斯大林與中共的聯絡員、在華蘇聯總顧問科瓦廖夫1991年接受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岡察羅夫訪問時，說到的有關情況（取自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澤東》笫4節）：



在1949年7月27日斯大林專為劉少奇等人召開的聯共(布)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收回了請蘇聯派空軍和潛艇幫助解放臺灣的要求。劉少奇發言後，高崗情緒激動地發言，他提出壹項個人建議，建議宣布中國東三省為蘇聯的第17個加盟共和國(當時蘇聯已有16個加盟共和國)。高崗認為，這可以保證東三省免遭美國人侵犯，並把東三省變成共軍繼續南下、徹底殲滅蔣介石集團的更可靠的基地。另外，高崗還建議在青島駐紮蘇聯的艦隊，增加蘇駐遠東的軍隊。高崗的發言羸得了與會的蘇聯官員的掌聲，但從劉少奇的臉色看出，他己經怒不可遏，只是出於禮節強忍未發作。



在代表團回住地途中,科瓦廖夫與劉、高崗同乘壹車，在車上，劉便指責高崗叛變，兩人發生爭執。回到駐地後，劉立即向毛發電報，要求召高崗回國。



毛收到劉的電報，對高的行為自然“怒不可遏”。但經過冷靜考慮他抑制了自己的情緒，改變了策略。……



當提前回國的高崗出現在中南海的菊香書屋時，毛表現得異乎尋常的平靜，不僅未對其加以譴責，還慰勉有加，在接下來首屆政協會議上的選舉中,毛讓高崗擔任即將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地位在眾多元老之上。並繼續兼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繼續當“東北王”。



但是毛在對高崗采取繼續實施拉攏、懷柔政策的同時，也適時地向高進行了敲打、警告。下面仍然是上述科瓦廖夫的回憶:



1949年9月香港的百萬富翁代表團到京向毛請求去東北觀光，毛同意了。代表團回到北京向毛匯報他們的觀感，提到：東北雖然秩序井然，但那裏不太像中國，而更象北方的鄰國蘇聯；在東北到處看到斯大林的肖像,卻看不到毛的肖像。毛聽到此語後, 表現有些生氣,當天晚上便召開有高崗參加的政治局會議，討論的問題就是肖像問題。



會議開到淩晨四點，散會後高崗來到科瓦廖夫住處，說起了會議的情況。會上首先是劉少奇對高崗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接著周恩來發言，指責高崗背叛，建議將他趕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這使高崗非常痛心，因為他壹直視周為摯友。毛在會上壹直保持沈默，未發言。但會議在通過譴責高崗這壹做法、要求取下在中國各地懸掛的斯大林像的決議時，毛投了贊成票。(後來經科瓦廖夫向毛交涉，約定在蘇聯的軍事機構、蘇中聯合機構以及中國的黨委會和團委會仍然要掛斯大林肖像)。



同年12月初,毛首次出訪莫斯科，科瓦廖夫同車前往。在沈陽時，毛指示停車，並遊覽市容。原來毛是有意“實地勘察”,看看關於不掛斯大林肖像的決議執行情況。只見沈陽所有高大建築物上, 都掛著斯大林身著元帥服的巨幅畫像，而沒有壹處掛他的畫像。毛心中了然了。回到車站後,沈陽市委書記向毛報告說,他們準備了整整壹車廂禮物,作為東北各省和高崗同誌對斯大林七十壽辰的獻禮。並已把這壹節車廂掛在毛的專列之後了。毛當即指示說:“把車廂摘掉,把禮物卸下,壹半拉到高崗家去,壹半拉到林彪家去。請妳告訴這些同誌，我代表全中國給斯大林同誌帶去了禮物，東北現在還屬於中國……”。後來毛還得知，在東北的所有機關、學校、工廠的辦公室，都懸掛了高崗的巨幅畫像，在各種集會遊行中，群眾在呼毛萬歲的同時，還呼喊“高崗同誌萬歲！”毛聽了卻並未言語，只是把這壹切記在心上。



不過,在毛訪問莫斯科期間，高崗卻遭到了壹次意外的致命打擊。原來科瓦廖夫準備了壹份給斯大林的報告。報告中盛贊高崗，而對毛和其他中國領導人則作出了尖銳的批評。按理，這種屬於特級機密的報告，斯大林決不可能向毛透露。而且，斯大林壹向支持高崗、與高的關系很好。但不知為什麽，這次斯大林居然將科氏的這個報告以及其他評論中共的電文壹並交到毛的手中。



直到幾十年後,人們仍然無法解釋斯大林這種出賣科瓦廖夫和高崗的動機。筆者則認為,這正是斯大林的高妙之處。他知道毛得知高崗要把東三省劃入蘇聯之舉，肯定震怒，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蘇聯的意圖，從而遷怒他斯大林。為了中蘇大局，斯氏不想造成這種“誤會”，畢竟中國比東三省重要，毛比高崗更重要。所以他交出這份報告，就是向毛表明：高崗所為，決不是我們蘇聯的意圖；對高崗的拉攏、贊賞，只是科瓦廖夫自作主張，不是我斯大林的意思。

至於怎樣處置高崗，妳們看著辦吧。



應該說，毛讀懂了斯大林的弦外之音，所以他沒有任何遷怒蘇聯的表現。而且不因此處分高崗，把大亊化小，顯出他寬宏大量的政治家的氣度。其實，他心裏明白，不管怎樣，高崗在斯大林心裏都有份量，如果他真的拿高崗開刀，以後跟蘇聯的亊情就不好辦了，甚至後果難以預料……

所以，高崗雖連連“出亊”，其地位卻未見有絲毫動搖，這使知情者感到莫解。老奸巨猾的毛其實在對其玩弄欲擒故縱之計。



1952年8月，毛為了削弱可能存在的大區(管多個省)尾大不掉的潛在危險，將五個大區級大員調入中央任職，他們是：西南局第壹書記鄧小平調任政務院副總理；中南局第三書記鄧子詼調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長；東北局笫壹書記高崗調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華東局笫壹書記繞漱石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這就是所謂“五馬進京”（ 其後，大區被撤消）。進京的五位大員，特別引人註目的是高崗。起初，高崗並不情願，因為事情很明顯，毛的此舉實際上是剝奪了他的實權，乃斧底抽薪之法。但毛親口許諾高崗在東北的原有職務不變，而且，在這五人中，高崗的職務權力最大。原來，當時的國家計委不歸屬政務院，而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直屬機構，高崗本人這時己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這就成為副主席兼國家計委主席，大大提升了這個副主席的實權。為了突出高崗的地位，毛還將陳雲、彭德懷、林彪、鄧小平、饒漱石、薄壹波、彭真、李富春、習仲勛等壹批要員安排為計委委員，統統在高崗的領導之下。後來又以重新分工為名，剝奪了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權力，將八個工業部劃歸高崗的國家計委領導。計委的實權幾在政務院總理之上。



權力欲極強的高崗這才放心了。高高興興地去北京履職，所以當時又有所謂“五馬進京, 壹馬當先”之說,這當先的“壹馬”就是指高崗。



進京的前夕，高崗誌得意滿地給毛打電話,要求面見，很快他如願以償。



“中央的工作難著哩.”當高崗親切地握著毛的手,又是寒喧、又是探問時，毛卻直截了當地切入正題，“長期形成的分散主義很難在壹個早晨消除幹凈，有些同誌的思想，至今還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主張繼續‘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毫無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這就給我們的工作造成壹定的困難。”



高崗聽了壹怔，他敏銳地想起，提出“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不是別人，正是劉少奇。



提起劉少奇,高崗可謂舊恨新仇壹齊擁上心頭。從遠處說，他想起了1945年8月毛澤東去重慶與國民黨和談，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同年10月5日,即毛回延安的前壹星期，劉控制下的《解放日報》發表了壹篇題為《為了國內和平與遠東和平,起來奮鬥啊！》的社論,高崗看後對林彪說：“......大概劉少奇想取代毛主席,向美國和蔣介石暗送秋波吧。”



1946年2日1日，劉少奇又代表中共中央擬發《目前新形勢與任務》的黨內指示，其中稱，政協決議通過後，中國己進入“和平民主建設新階段”，“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己由武裝鬥爭變為非武裝鬥爭的群眾的、議會的鬥爭。武裝鬥爭是壹般的停止了，我們的軍隊將成為國軍、國防軍、保安隊、自衛隊，我們黨也將停止對軍隊的直接領導，指揮將統壹於國防部。”



其時在東北的高崗看了這個指示後，止不住心頭的激憤，立即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信中尖銳地指出:“劉少奇同誌提出的‘和平民主建國新階段’的估計極其錯誤，只會使人民麻痹，從而對蔣介石的進攻放松警惕……他的這種看法，必須給予糾正，否則後患無窮。”



幾個月後,高崗到延安匯報工作,毛澤東拉著他的手說:“妳的信我看了三遍,妳的觀點是正確的,我同意妳的分析。”後耒毛對重慶“政協決議”的態度有了根本性的改變, 最後堅決抵制這個決議。這大概跟高崗的建言有關。



1949年春,劉少奇奉毛之派遣去天津處理經濟和社會問題。劉少奇在那裏大談要發展資本主義,並提出了著名的“剝削有功論”；同年5月31日，劉少奇還以中央的名義起草了壹份“關於對民族資本家政策問題給東北局電”，內中批評了高崗對資本家的左傾錯誤。高崗表面服從但內心耿耿於懷。接下去就又發生了在蘇聯的事件。



1950年1月，高崗就劉少奇的觀點再給毛澤東寫信，進壹步揭發、批判劉的相關言論，並借“蘇聯同誌”的話說：“劉少奇等人遠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不久，高崗到北京開會，再次當面向毛提出劉的天津講話。毛表態說:“劉少奇同誌的講話肯定是錯誤的，他進城後對我們究竟走那壹條路還沒有清醒的認識，受過去那套白區經驗太多了。對即將出現的社會主義工業政策還沒有研究”。



1951年5月13曰,劉少奇在政協與民主人士的座談會上，比較全面地闌述了他的建議新民主義社會的觀點，主張通過發展資本主義，“和平進入社會主義”。高崗看了劉的講話稿之後怒不可遏地拍桌子大罵:“統統是放屁！”並把劉講話的內容整理了壹份報告，逐條逐句駁斥，寄給了毛澤東......



也就是差不多與此同時，劉少奇又做出了壹件惹惱毛澤東的事，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書記賴若愚寫了壹份題為《把老區互助組提高壹步》的報告，呈送給華北局和中共中央，提出要逐步動搖、削弱私有制基礎，增加互助組的公有成份，並要求國家對農業生產合作社,應給予優待.扶持。報告送到華北局,華北局領導人薄壹波和劉瀾濤對賴若愚和山西省委在報告中提出的意見持否定態度,認為這與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政策和起剄臨時憲法作用的政協《共同綱領》精神不相符合。



山西省委的報告和華北局的意見轉呈到劉少奇手裏，劉少奇同樣根據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本政策綱領，否定山西省委的意見。5日7日，劉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對山西省委的觀點提出了批評。7月3日,又對這個報告作出了正式批示,指出:“把農業生產互助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壹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令劉少奇和華北局領導人沒有想到的是，毛澤東親自插手這壹問題了。早就對劉少奇堅持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不滿的毛，借此事件向劉少奇發難。毛親自找劉少奇、薄壹波、劉瀾濤談話，用不容辯解的語氣逐字逐句地說：“我不得不向妳們表示，妳們的意見是錯誤的，我支持山西省委和賴若愚同誌的看法，妳們的觀點反映了妳們的思想大大落後於人民群眾的覺悟，妳們作了廣大農民群眾的尾巴。妳們被壹種富農經濟的假象迷惑了雙眼，妳們至今毫無搞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這可是危險啊！”



在中國，在中共黨內,從來是誰的官大,誰的話就是真理。毛澤東的話壹錘定音！



摸準了毛的脈博的高崗，趁機於10月14曰給毛和中共中央寫了壹個報告，提出了積極發展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指導方針。毛看了極為高興,對江青說:“高崗不錯,像個幹社會主義的男子漢大將軍”。然後將高的報告批轉所有中央領導人以及各中央局、各省市委、中央和政府各部門黨組學習、參考。高崗成了人所共知的毛的紅人。



至此，高崗與毛的無形的“反劉少奇統壹戰線”似乎巳經結成了。高崗大概認為，他在1949年訪蘇期間惹起的那壹埸“背叛” 風波己經過去了, 煙銷雲散了。毛澤東現在執行堅決向蘇聯“壹邊倒”的政策，估計對他那出格的“壹邊倒”也不會揪住不放吧，畢竟他親蘇的“大方向”沒錯！



如今，“五馬進京,壹馬當先”，毛又明顯地對他特別依重，特別垂青，至此，他對毛的壹切疑慮也煙銷雲散。不久，毛又在背地地對高明確表示:劉少奇如果“不願過社會主義壹關，我們就拉著、推著他過。當然,人家實在不願意動,楞是不肯前進,我們只好請他挪挪位置,勸他不要擋道了。” 在高崗看來，毛己經決定要搬開劉少奇這蹲絆腳石了。而取代劉的，應該非他高崗莫屬。真是天從人願，他的天賜良機就要到來了！



高崗回到東北局，立即召集親信開會，綜合壹切跡象分析，深信毛調他進京的真正目的是取代劉少奇(扳倒劉, 周恩來也就隨之倒臺了)。他躊躇誌滿地對他的親信們說:“過去，劉少奇自詡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哼，他現在的思想，給毛主席提鞋子都趕不上了。真正的主席的親密戰友在我們東北局，”聽的人壹楞，但很快反應過來，立即爆發出壹陣熱烈的掌聲。



的確，毛對劉少奇、周恩來的不滿,乃至要“換馬”的意圖己經很明顯，決不是高崗壹廂情願的猜想。除了前面講到的之外，在那段期間發生的另壹些事情也可作為高崗判斷的佐證:1951年11月,高崗將自已在東北開展增產節約運動以及“三反”(即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的情況報告毛,毛的高度重視,在當月就批轉全國各省, 並決定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三反運動。這充分說明毛對高崗工作的肯定和信任。又如,毛借稅制改革批判周恩來。1952年12月,政務院出臺了稅制修正規定,其中提到了“公私壹律平等納稅”。毛抓住這壹提法不放，認為是取悅資本家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其實,這壹提法的來源乃是毛在七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毛在講話中說:“我們要合理調整工商業，調整稅收，改善同他們的關系。”可是慣於出爾反爾的毛反過來卻說周是“違背七屆二中全會決議”，下令停止新稅制的執行。隨後召開全國財經會議對新稅制問題上綱上線,大肆伐撻,稅改方案的擬定者、財政部長薄壹波被撤職，總理周恩來遭到毛的嚴厲批評。高崗壹夥從中推波助瀾，並把矛頭指向劉少奇。儼然成了毛的左膀右臂。劉.周這時自感朝不保夕,只有硬著頭皮聽訓。



更為重要的壹件亊是，1953年春，毛密令高崗秘密調查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陽)被捕壹事，意在收取劉少奇叛變的證據。這證據雖然沒有得到，但可以認定，毛對劉的不信任並要“換馬”是無疑的了(毛調查劉叛變壹事出自當年高崗的組織部長張秀山回憶錄中的披露)。



同年5月19日，毛又發出《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的信件，氣勢洶洶地指責劉、楊；“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註）



綜合以上壹切,高崗及其親信確認,劉、周倒臺、由高取而代之只是時間問題了。真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高崗據此制定了他的“倒劉奪權”計劃，力促盡快實現。



恰好這時毛有將中央分為壹線二線的計劃。大概斯大林的死引起毛的警覺,他想退二線, 將繁重的工作交給壹線去做,自己去研究”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以便多活幾年。如果這樣,中央機構和人員都要作重大調整。毛把自己這壹想法告訴了劉少奇,劉又告訴了高崗。



現在己無法確知毛放出這壹信息的真實意圖。但高崗則認定這是他取代劉少奇的最隹時機了。他去找毛澤東，證實確有其事。毛順便問他:“中央書記處的調整該怎樣進行呢？”



高崗脫口而出：“關鍵要選好接班人。”接著他幾乎是自我推薦：應該選擇久經戰爭考驗,既能做經濟工作、又指揮得了軍隊、而且年富刀強的人。還向毛表忠：不管中國發生什麽事情，他都保證跟毛走。因為“歷史證明，跟著妳走就不會錯。”



毛已完全探知了高崗所思所想，便故意杷話岔開去：“我傾向於原先的政治局委員，除了病故和犯有嚴重錯誤的以外，能保留的要繼續保留，主要是補充幾個新同誌。”同時含沙射影地提醒他：要註意搞好團結。然後說：“組織部應該很快整理出壹份名單來，以供中央政治局研究。”



得此聖諭，高崗立刻把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和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安子文招到家裏，先向他們吹噓壹通毛如何信任自己，然後說毛要組織部先擬壹個政治局委員，以及中央各部門負責人、中央正副秘書長的名單,供主席和中央研究參考。



饒漱石把這個任務交給安子文,說先由他搞出來再交給高崗和他自己“看壹看”,然後以中央組織部的名義報上去。並叮囑千萬保密,不要拽露出去。



高崗又趁機塞進自己的私貨，他叮囑安子文：先要把薄壹波拉下去。像1936年8月靠寫“反共啟事”出獄的於部,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們占統治地位。



誰知這句話引起安子文的極大反感,原來安本人也是那次奉中央之命登“反共啟事”出獄的幹部。後來安子文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把高崗.鐃漱石要排除的彭真、劉瀾濤、薄壹波等都寫進了未來政治局委員名單之中。



名單送到饒漱石、高崗手中,二人大怒。據他們研究,這個政治局委員的名單中,屬於劉少奇圈子中的有7人,屬幹周恩來圈子的有7至8人,兩方加起來,己經超過了政治局成員的半數,真是豈有此理！饒漱石決定先在組織部內部開展對安子文的”路線鬥爭”,高崗則決定逐個去通知、遊說認為自已可上榜卻沒有上榜的人員, 以迅速組織反對劉、周的統壹戰線。



高崗先找到了林彪.又找到彭德懷,告訴他們名單中沒有他們。名單是劉少叫安子文搞的。幾句話就煽起了這二人的萬丈怒火,直性子的彭德懷直接找到毛澤東,向毛問起事情的原委。



這時毛又患“健忘癥”了，明明是他對著高崗說要組織部搞出壹個名單來，這時卻謊稱此事他完全不知情，還說不論怎樣也輪不到組織部和安子文插手這麽重大、機密的事情。



毛又反問彭從何處得知這個名單？彭說來自高崗。毛再問高崗, 高見毛翻臉不認賬了，便推說是劉少奇叫安子文搞的。



於是毛叫來劉少奇。劉在毛叫他來之前己從林彪的抗議電話中知道了安子文”私擬”政治局名單－事。劉要安子文作檢討。如今他按照安的檢討向毛作了匯報。



毛澤東故意裝作不知底細,但他心內已很清楚:事情正是自己引起的，高崗. 饒漱石趁機要求安子文按自己的意圖擬名單,而安子文卻按照自己的判斷擬了壹份名單,因此引起高、繞的強烈不滿,反誣安是按照劉少奇的指示編的,並四處散布。最倒黴的是安子文，現在他知道從毛到高再到饒潄石，對擬名單壹事都不認賬了，有什麽辦法呢，口說無憑。只好由自己獨自承擔“私擬中央領導名單”的罪責了。



毛對這壹切己經心中有數了。這時又發生了“東北壹黨員”以匿名信狀告高崗的事件。



事情發生在全國財經會議期間。這時正是高崗組織了強大的火力在會上猛攻狠批薄壹波的時候，誰知,就在這個當口,薄壹波的壹個老部下，時任沈陽市委書記的偷偷找到薄，向他遞交了由其本人和東北黨校教育處長合寫的、署名“東北壹黨員”的匿名信，控告高崗在東北稱王稱霸、大搞獨立王國，以及高縱情聲色、揮金如土的糜爛私生活等情況。薄壹波這位老部下還聲淚俱下向薄這位老上級控訴：東北局已經成了壹個針插不進、水潑不入的獨立王國，誰敢提意見，立即就會遭到打擊報復。所以只能請薄壹波將這封信親自交到毛的手裏，才有望撥雲見天日雲雲。



薄壹波在這封信前加上了簡短幾句話，就交到了毛澤東手裏。毛看了信以後，大慨勾起了他在沈陽時見到的斯大林和高崗的肖像高高懸掛於大街的回憶，當然更不會忘記高崗要把東三省變成蘇聯的第十七個加盟共和國的“建議”。斯大林已經死去了。他感到時機成熟了，於是把此信批轉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傳閱。劉少奇還為此事專找高崗談過－次話(事前肯定經過毛同意)，而高崗不但否認全部檢舉事實,還咬定匿名信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誣陷”。當偵知匿名信是由簿壹波代交到毛手上時，高崗更把全部仇恨傾註到薄壹波身上，於是，高本人及其黨羽便在財經會議上對薄開展狂轟濫炸，不惜使用汙言穢語咒罵……。



之後，氣急敗壞的高崗幹了件蠢事，促使自己完蛋。先是他對形勢作出了誤判。這時薄壹波被宣布免去財政部長之職，由鄧小平兼任中財委第壹副主席兼財政部長，高崗誤認為倒劉的第壹戰役己經勝利，接下來他覺得應該把陳雲、鄧小平拉過來，他主觀認定陳、鄧肯定會倒向他的壹邊。他對饒漱石說:“在以後的壹百天裏，我們要想辦法與鄧小平、陳雲達成壹項君子協議，把劉、周壹勞永逸地了結掉。” 又急不可待地說，“剩下的時間不多了” ……



說幹就幹。高崗親自出馬，先去造訪正在養病中的陳雲。見到陳雲，高崗很坦率，幾句敷衍之後，就亮出了自己前來的意圖和底牌，說：這次中央機構調整,“我要為黨爭權，為無產階級爭權，我或者是部長會議主席(毛放出要把政務院改為蘇式部長會議的試探氣球),或者是黨的總書記，我非幹壹個不可，反正權力不能落到劉少奇手裏。”他要求陳雲支持自己，到毛那裏為自己說項。陳雲聽後表示“力不從心”。高說：“妳放心，我上去了還可以提妳嘛，中央不是還要設副主席嗎？我可以建議毛主席由妳來幹個副主席。”



如此肆無忌憚地封官許願、拉邦結派，在毛領導下的共產黨世界裏，是極為少見的。陳雲感到了高崗是壹個危險人物，但他該怎樣處理高崗這次的造訪呢？是沈默不語，當作設有發生達過，還是向毛報告……



陳雲表面上是個遇事不爭、少言寡語之人，但實際上是個深蕆不露、深沈老辣的世故之人，他仔細權衡了事情的利弊和各種可能的結果，最後認準壹條：毛澤東不可能信任和重用壹個要把東三省交給蘇聯的人。深夜，陳雲撥通了給毛的電話，向毛報告了高崗的“非組織活動”……。



得到毛的贊賞後,陳又撥通了給劉少奇、周恩來的電話。



高崗被完全蒙在鼓裏，他加緊進行他的倒劉計劃。此時他雙管齊下，壹方面，通過他的親信，在東北局發起眾人簽名給毛澤東上書，要求由高崗擔任黨的總書記；另方面，他馬不停蹄，乘著自己的米格飛機，來到南國的杭州，因為鄧小平也在杭州。於是又上演了獨訪鄧小平的壹幕。



在高崗的眼裏,鄧小平似乎比他”矮”壹點。自己是中央政府副主席、又是政治局委員，鄧則只是政務院副總理，還沒進政治局。鄧也是剛剛進京，高崗想，他壹定想找靠山，自己地位比他高、資格比他老、關系比他多，正好可作他的靠山。帶著這種思想，認為把鄧拉過來是手到擒來的事。於是言語間流露出壹種居高臨下的氣勢。高崗先把當前的形勢，毛對劉的不滿，自己受到毛的寵信等等，滔滔不絕地說了壹通，然後很明確地開出入夥倒劉的價碼:“妳比他們都能幹，如果在這場鬥爭中出了大力，那我向主席保薦妳當黨的總書記。”



鄧小平以壹種極為冷靜、不亢不卑的態度對待高崗的到訪，他主要聽對方的講述，很少插話，在高崗咄咄逼人地要他表態的時候，他或者裝聾作啞，或者哈哈壹笑，裝出壹種漫不經心的神態，似乎對高的話沒有興趣。但實際上在暗中捕捉高的每壹句話及其背後含意，並把它牢牢記在心裏。



高崗確實低估鄧小平了。還在高自鳴得意地上跳下竄地到處煽風點火，伸手抓權的時候，鄧就估計他不會有好的結果，他知道毛不會喜歡這種權欲熏心、風頭強過自己的人。他還看出毛並不是真的想以高取代劉，而是故意縱容高的放肆，暴露出其野心，然後順理成章收拾掉，因為斯大林己經死了，毛對他沒有什麽後顧之憂了……。



在關鍵時刻、關鍵問題上，鄧卻不含糊，他告訴高崗，自己沒有這種野心:“我能力不夠啊。”“劉少奇很難打倒，劉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很難改變啊。”高崗以為他是謙虛、有顧慮，又給他鼓氣，兼自我吹噓了壹通。見鄧不說話了，以為目的已達到，就告辭了。



鄧卻亳不猶豫地撥通了毛澤東的電話。



至此，毛也認為時機成熟,該收網了。



此時高崗正乘著他的米格飛機在南方各地穿梭,做他的倒劉統戰工作。毛決定先拿他的夥伴、中央新任組織部長,也就是後來”高饒反黨集團”副帥饒漱石開刀。



饒漱石是江西臨川人。饒與劉少奇曾同在中共滿洲省委工作，壹度，饒職務在劉之上，但很快劉兼任滿洲省委書記，地位在饒之上，因之，饒對劉心懷不滿、不服，還曾向中共的特務頭子康生告密，說劉被捕有叛變之嫌。惜乎沒有證據。



後饒調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書記。皖南事變後項英被殺、葉挺被捕，饒漱石壹度升任中共中央華中局代理書記，兼新四軍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但不久中共中央又任命劉少奇為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把饒的頭銜“掄占”去了，因此饒說劉是自己的“克星”。饒對劉的無名怒火從沒有熄滅過，壹有機會他就向中央打小報告，拆劉的臺。



“五馬進京”之前，饒是中共華東局第壹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曾到東北參觀，對高崗十分敬佩，高崗則在毛澤東面前說“饒漱石是我黨第壹流政治家。”兩人都憎恨劉少奇，這壹對很快壹拍即合。在高崗發起對劉少奇的“奪權”活動後，饒漱石在組織部發起對“叛徒”的追剿，重點是1936年8月寫“反共啟事”出獄的那批人，其中安子文成為重點，因為安現擔任中央組織部第壹副部長，又犯了“私擬政治局名單”的大罪，饒漱石便揪住這點，在組織部內發起了對安子文接連不斷的批鬥。當然，鬥爭安子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於追出其“後臺”劉少奇。高崗又叫饒查周恩來的“叛徒”問題，饒漱石查不出什麽名堂，告訴高崗:“他在歷史上只被捕過－次,那是五四前後鬧學潮的時候,黨還沒有成立。”



高崗則說:“只要有自首情節,黨沒有建立也是叛徒。”



饒漱石當然沒敢揭周恩來的“叛徒”問題，在他主持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只是布置在全國組織系統開展對安子文及其“叛徒集團”的批判鬥爭。



這時，毛澤東突然叫停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對饒漱石搞了壹次突然襲擊。毛把饒招進中南海，當著中央政治局成員和各主要部門負責人、各大區負責人的面，毛指著饒漱石突然“發難”，說饒剛到中央就專門整人,“自命為壹貫正確、正確路線的代表，老虎屁股摸不得，那麽，今天我偏要摸壹下，看它咬人不咬人！”



這突如其來的當頭壹棒擊得饒漱石口瞪目呆。毛不給他辯護的機會，繼續指著饒數落他的“罪惡”，最後說:“妳說別人有圈圈，我看妳最有圈圈，凡是輕易攻擊別人搞宗派主義的人，實際上他最愛搞宗派，大家都要警惕這種人，不要上他們的當！”人們都還記得毛在延安整風時就大反“宗派主義”， 而這宗派主義的解釋權則屬毛專有，就象他指責別人搞陰謀詭計、而只有他卻擁有搞陰謀詭計的“專利”壹樣。



毛為何對饒如此“痛恨” 呢？原來這其中有不為人知而又不能公開說出的隱情。亊情要追溯到抗日戰爭時期。毛在高喊“抗戰” 的同時，在背地裏卻幹了些與日本人和汪偽政權勾搭的勾當，饒漱石是知情人之壹。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處境日益困難，壹度，總部設在南京的侵華日軍頭目岡村寧次曾放出與共軍“議和” 的試探氣球。在江蘇活動的新四立軍即將這壹訊息報告延安中央軍委。很快，延安發回密電指示：可派人與之接觸。新四軍政委饒漱石即派聯絡部長楊帆赴南京日本派遣軍司令部，與日軍參謀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進行會談，雙方達成“局部和平文本草案”， 內中規定雙方停止軍事行動，日方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則在日軍與國民黨的戰爭中保持中立。雙方並就以後協商聯合事宜，包括接觸方式、級別、時間、地點等達成協議。這壹事件也被王明的回憶錄記載，王明說：“在國內政策方面，毛澤東秘密地、不經中央政治局同意，用中央軍委電臺發報給新四軍政委饒漱石，要他派人代表他同日汪進行反蔣合作談判，同時停止反對日汪的軍事行動。”王明說的就是這壹件事情。



另外，毛還派遣中共情報頭目潘漢年到上海、南京與日偽特務頭目李士群接觸，在整個抗戰期間，潘漢年與日偽情報機構都有密切的合作，這些活動都在新四軍的活動範圍之內，而且，1943年之後，潘還在饒的手下任華中局情報部長，潘的活動饒當然知情（有關潘漢年與日汪勾結情況，參見本書第二部有關章節）。毛坐上了“龍椅” 之後，昔日這些不光彩的勾當便成了他的心病，解決的最好辦法當然是將知情者 “滅口”，饒漱石首當其沖。毛決定借高崗之事，先將饒“收拾”；之後，編壹個罪名將潘漢年、楊忛等投入獄中，讓他們老死獄中。



饒潄石被毛奪了權，等候處置。毛派劉少奇、周恩來去主持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扭轉會議的大方向。起初,饒漱石還幻想在組織系統他的人多，不會被對方拉走。誰知，當劉、周以毛的名義到會上傳達批判饒的指示（當然不會提抗戰時之事）之後，局面立即倒轉過來，饒漱石成了眾矢之的，他原來那些忠實的部屬全都反戈壹擊，饒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這就是毛共體系裏內的政治生態和是非觀觀，誰的官大，誰有實權，誰就擁有真理。毛的官最大，所以擁有絕對真理。



饒嫩石雖然被批倒批臭了,但暫時還未作組織處理，他把“翻身”的希望寄托在高崗身上。



這時高崗從南方回來了,他知道發生的壹切之後，主動求見毛澤東為饒漱石求情，但毫無用處。高崗不知，毛澤東正在考慮怎麽收拾他呢。高崗又動用了他在軍隊中的關系，要求他們出面向毛澤東上書“倒劉挺高”。彭德懷、林彪是高崗的好友，願意為高崗出力。但光靠這兩人還不夠，他又動員了包括陳毅、聶榮臻在內的軍隊高級將領給毛寫信，有的不敢用真名，只好寫匿名信。但這更引起了毛的反感和警覺。其實，高崗的壹切活動，包括他在南方到處“拉票”的言行，己全都在毛的掌握之中，而高卻渾然不覺。毛澤東還授意公安部長羅瑞卿在公安部設立了壹個專門對付高崗的辦公室。他要看完高崗的表演。



毛又使出了壹個花招，臨近1953年底的時候，毛說要去南方休假、養病。這樣就又生出壹個誰在“家”留守，頂替毛的角色問題。毛先說在他外出時間，由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多數人都表示同意。唯高崗不贊成，表示要“輪流坐樁”。彭德懷支持高崗意見。於是表決，結果以壓倒多數同意由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



毛借機發難，說現在北京有人吹陰風，點鬼火，和中央對著幹。又批判高崗拉攏軍隊幹部散布“軍黨論”(即：黨是軍隊創造的，所以軍隊出身的幹部要唱主角，攬大權)。這次會議算是批判高崗的前哨戰，毛借此向黨內大員打了招呼，至此，大家都清楚高崗要倒黴了。



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決定這次放過劉少奇、周恩來, 集中力量打擊高、饒。但劉少奇不能完全無事, 也要敲打他壹下，這是他早就擬定的壹箭雙雕之計。所以他委托周恩來“全權”處理高、鐃問題,使周恩來受寵若驚。



毛更借休假之名離開北京，讓劉少奇、周恩來去收拾高崗，這樣不但自己樂得清靜，萬壹出了問題他也不擔責任，似乎是高饒與劉周之間在互鬥。臨行前，毛把收拾高崗的任務交給劉、周，要他們先召開政治局會議揭蓋子，將高批深批透，打倒批臭。然後召開中央全會做壹個正式決議。



得到了尚方寶劍的劉、周，開始了名正言順的反攻。在由周恩來主持的第壹次會議上，高崗發現支持他的饒漱石、林彪、彭德懷都沒有出席，而被他拉來向毛告禦狀的陳毅、譚震林等來了，但坐得離他遠遠的。他暗忖：莫非他們背叛了我，檢舉揭發來了？……



果然，周恩來點明會議要“揭蓋子”。接著，陳毅就把高崗對他進行的“非組織活動”和盤托出，譚震林也跟著落井下石。高崗還想頑抗，但立即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在壹陣接壹陣的狂轟濫炸之中，高崗終於軟了下來，承認自己的目的是要把劉少奇拉下來，由自己充當毛的唯壹助手，將來接班做領袖。並說自己願意就此寫反省檢討。



在杭州的毛澤東得知這壹切後，冷笑道:“我以為他是什麽鐵咀鋼牙，原來也是個外強中幹的紙老虎.....好，現在可以召開四中全會。”

但是誰能想到，毛召開四中全會並不是批高、饒，做結論。而是先要讓劉、周作檢討。他先用電話交待在京的周恩來:“這回批了高崗、饒漱石，這並不意味著妳和劉少奇沒有錯誤，建議妳在開中央全會時，也要作壹下自我批評，叫檢討也可以，不要壹種傾向掩蓋另壹種傾向，妳看呢？”



周恩來只有謝主隆恩，連連說應該，堅決按照主席的指示辦。



但是後來毛只讓劉少奇壹人在七屆四中全會上作檢討，對周恩來又暫時網開壹面。毛也不回來參加四中全會。1954年2日6日，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劉在四中全會上先作政治報告，接著作了題為“我的自我批評”的報告。同壹人在壹次黨中央全會上接連作這樣兩種報告，可能是空前絕後的了。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四中全會的主題是“團結”，其實真正的主題就是批判劉少奇的“維護新民主主義秩序論”。劉少奇的檢查先經過毛的審查、修改，系統地清算了劉從七大以來壹系列“右傾機會主義”言行。毛還特別指出，四中全會上不得提高崗的名字，以免沖淡“團結”的主題。毛顯然是把四中全會變成批判劉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主會場，他也不準由劉少奇來主持批判高崗。壹句話，毛要在利用劉、周打倒高崗的同時打擊劉、周，讓他們兩敗俱傷，只有自已漁人得利。



四中全會以後毛回到北京，著手徹底解決高崗問題，但他不是叫劉少奇負責，而是仍然叫周恩來出面、負責。不過，在毛在北京的情況下，周恩來只能擔任執行的角色。



己被控制軟禁的高崗在電話中請求與毛單獨談壹次話，毛告訴他“有話到會上去說”。以後高再給毛打電話便再也打不通了，或是由秘書擋駕。



高崗想起毛澤東剛到陜北那年，壹次自己生病，毛澤東便親自帶了警衛員找到他的往處，見到高躺在炕上，便親自給高崗洗臉洗手、倒便盆，連高崗的老警衛員都感動了：“毛主席真是我們莊戶人家的好領導，愛兵如子，愛民如子，跟著他，可以得天下。”



如今得了天下，進城才幾年, 還是這個毛，他要求見壹面都不可得了。



鬥爭會不斷升級，揭發高崗的罪行越來越多，人們告訴他，他不但是政治流氓，生活上也是流氓，許多受害婦女都在控訴他。周恩來對他說:“憑妳的罪惡，槍斃壹百次也不過分！”



高崗絕望了。在軟禁他的房子裏，他拿起筆，給毛寫了最後壹封信；然後，吞下了足夠的安眠藥......



可是高崗被掄救過來了。當毛看到高崗那封絕命書時,憤怒地拍起了桌子:“妳們告訴他,不要用這種方式來威脅我！”



劉少奇則說:“他根本就不想死,和他在壹起的同誌都知道他是個怕死鬼，每天用人參泡湯喝，保養得比誰都健康，他是假自殺，真叛黨！”



周恩來則笑著說:“妳們給他壹支槍，如果他敢拿著朝自己開槍，我就承認他是英雄好漢。他沒那個勇氣。”



話傳到高崗那裏，他知道自巳不死不行了。1954年8月17日，高崗再次吞下了足夠的安眠藥，再也沒能醒過來。



高崗和饒瀲石後來被定性為“高饒聯盟”，“高饒反黨集團”。有人認為他們只是臭味相投，沒有文字契約或綱領，說成“反黨聯盟”、“集團”證據不足，難以服眾。毛澤東反駁說:不能把陰謀分子的反黨聯盟與公開的政治、經濟聯盟等同起來。既是搞陰謀，還能有文字協定嗎？所以,不能因為沒有文字的東西就否定這種聯盟的存在。



自此,開啟了由中央和地方各級黨組織定罪命名的各種各種反黨集團、反革命集團的先河，此後20多年，中國出了成百上千大大小小的“反黨集團”、“反黨聯盟”、“反革命集團”……



饒漱石後來又查出“包庇反革命罪”。其實是指他與中共情報負責人潘漢年、楊帆的關系，潘、楊在抗戰中都奉毛密令與日軍和汪精衛、李士群接觸，毛澤東決心消滅這些“活口”。潘、楊被定為敵特、叛變分子， 饒“包庇”他們，也不能留存。1955年4月1日正式將饒收監，判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其實是個“關死犯”，刑滿後改判無期。1975年3月，饒潄石死於勞改農場。



人們在高饒事件中總感到有壹些眼花繚亂，迷惑不解，高崗是以“極左”面目出現的壹股勢力，而劉少奇、周恩來是被視為“右傾”的代表，毛澤東先是對劉、周的“右傾”不能容忍，於是扶起高崗這些左派以反制之。但是後來卻反過來扶持劉、周，把左派高崗等打下去。這好象有些違反毛從來“喜左厭右”的基本性格。僅僅用高崗野心太大、引發眾怒的解釋顯然是不能服人的，如果毛真要啟用高崗取代劉少奇，高的這種野心正好是“鬥爭性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表現。所以毛真正的“戰略意圖”應是：首先，自從得知高崗要把東三省劃給蘇聯那天起，毛就決定此人不能留在世上了。可是那時時機未到，斯大林是他的保護傘。同時毛知道高與劉少奇的矛盾，當時毛對劉已深懷忌恨，何不先利用高來打擊劉？待到把劉除掉或制服以後再來收拾高不是壹箭雙雕？後來高崗果然成了劉的“克星”，劉被整得差不多了。高的野心也充分暴露了，更重要的是這時高的保護傘斯大林沒有了，收拾高的時機成熟了。而劉、周經此壹役，已經膽戰心驚，甘願俯首稱臣，可以暫時放下以觀後效了。毛左右開弓，左派、右派、中間派都看得心驚肉跳，最終毛可謂壹石三鳥，右派、左派、中派全都被整得誠惶誠恐，五體投地，從此他的親密戰友，都自然轉變成他的馴服臣仆了。

毛的戰略目標初步達到了。





註釋；關於劉少奇擅自以中央名義發文壹事的真相是：據八十年代中央文獻出版社的《王光美訪談彔》中披露，1952年11月，劉在蘇聯黑海索契休養時，江青也在那裏。壹天江青到劉少奇處，認真地說；“主席身體不好，以後中央會議上已原則決定的事，妳們幾位領導同誌可以辦的，就不要事事找主席，讓主席多活幾天。”回國後，劉將此事與周恩來、朱德等人講了，大家認為，這可能也是毛本人的意思，因為毛曾幾次當著他們說過類似的話。這樣，壹些具體小事的文件就不送毛審閱了。這種情況維持了9個月。誰知壹貫翻雲覆雨、出爾反爾的毛，因為要對劉進行打擊，想找渣，就拿出此事說事，當作劉以及楊尚昆藐視他的權威、進行“非組織活動”的證據。毛的原文見《毛選》第五卷第80頁。



成就帝王之業的“路線鬥爭”（下）：廬山會議



收拾彭德懷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







另壹方面，廬山會議促成了大躍進、大饑荒的惡性發展，導致數以千萬計的“非正常死亡”，為中華民族的歷史留下了極其慘重的篇章。



有關這次會議已經有親歷者和其他研究人員的多部著作，本文眾采各家之言，使互相印證，取長補短。但限於篇幅，不得不盡可能簡約。見仁見智，有待讀者判斷了。







壹、廬山會議前之國內形勢及毛召開這次會議的動機、目的







幾乎所有有關廬山會議研究的著作，都持壹個共同的觀點：即毛根據當時之國內形勢，為會議定下了“糾左”的主題，只是彭德懷在會議期間給毛上“萬言書”，對大躍進和所謂的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致使毛惱羞成怒，壹舉將“糾左”改為“反右” ，雲雲。



這壹說法不禁使人們想起兩年前的整風——反右運動，也有論者認為，當時毛澤東是真心要請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只是他們的言論太激烈了，使毛下不了臺，才臨時變臉，將整風變成“反右派”鬥爭雲雲。



歷史真是會如此巧合嗎？毛真的被逼翻臉嗎？筆者倒有點不同看法。筆者以為，在廬山會議之前毛確實有過“糾左”的言論和舉動，但到會議前夕他認為已經糾得差不多了，已經“退”夠了；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繼續鼓勁，繼續大躍進——“勁可鼓不可泄”，這才是會議的主題。當他發覺會議初期與會人員普遍有壹種“右”的情緒時，已經不能容忍了，於是把會議主題明確為“反右”，而且早已盯上了彭德懷這個老對手，決心趁此次機會徹底解決彭的問題。這就是毛的廬山會議的“心路歷程”。



在廬山會議之前，毛曾經確有過“糾左”的舉動，如兩次鄭州會議，毛否定了陳伯達取消商品、貨幣的觀點，開始糾正“共產風”（必須指出，“共產風”正是來源於毛親自審定的“人民公社章程”，“風源”就是毛本人）；重新認定人民公社的生產隊為“半核算單位”，等等。在上海會議上，毛公開承認並批判黨內“風、牛、馬” 現象。上海會議結束不久的4月17日，毛澤東還批閱了壹個叫做《十五省二千五百壹十七萬人口無飯吃的大問題》的文件，叫這15個省的第壹書記設法緊急救災。到了廬山會議前夕的1959年6月12、13日。毛在頤年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毛公開承認1958年打了敗仗。並說：“人不要不如豬，碰了南墻要轉彎。”毛把1958年的失敗歸結三大錯誤：壹是計劃過大，指標過高；二是下放權力過多，各地各自為政；三是公社化過快，沒有經過試點。為此他把周恩來和陳雲又請回來協助管經濟工作。



應該說毛碰了南墻後確實有了壹點轉彎之意，但是僅此而已，到此為止。而他的大臣們則誤以為主子要繼續向右轉，因為據他們了解的情況，糾左還遠遠不夠。主仆門這種對形勢估計的巨大差距就成為後來毛把廬山會議由“糾左”（人們的猜測，非毛的真意）變成反右，並變本加厲在全國掀起反右傾、拔“白旗”運動的因由。



為了說明毛對大躍進形勢的基本估計和對應之策，我們來看看在1958年冬和1959年上半年他采取了哪些主要政策。1958年11月21日的武昌會議上，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認為1958年糧食產量是10500億斤。也有人認為是9000億斤。毛後來欽定為7500億斤；據此規定當年征購糧食的任務定為1200億斤。還把1959年的鋼產量任務由原定的3千萬噸降至2千萬噸。毛大概認為他已經把過左的東西糾正過來了，已經“退夠了”。所以，當各地征購任務完成情況很不如意時，毛便認定是農民在有意與政府對抗，在搞“瞞產私分”，為此在1959年2月22日，毛以中央名義下達了“反瞞產”通知，立即，全國農村卷入了腥風血雨的“反瞞產”運動。緊接著，發現農民為活命，也為了躲避如狼似虎的反瞞產幹部的迫害而大量外出逃荒，毛認為農民這是對抗反瞞產的舉動，又在3月下達了《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斷絕了農民逃荒自救的路子，讓他們活活在家餓死或被反瞞產的幹部整死。這壹著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所沒有過的政府不準農民逃荒的先例。到了4月21日（上海會議之後），中共中央又召開了16個省市的糧食工作會議，會議著重研究了改變現行糧食管理體制，決定由現行的生產隊為糧食管理單位（生產隊又將糧食分到各家各戶），改為由大隊（實即鄉壹級政府。大隊幹部為脫產幹部）統壹管理，社員統壹在公共食堂開飯，這樣就徹底割斷了農民與糧食的聯系，堵死了最後壹點自救的門路。



這就是毛的所謂“反左”、毛自認為的“撞了南墻”後的“轉彎”。毛認為這種“轉彎”足夠了，再轉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傾”了。所以，後來在7月23日批彭的講話中他除了再三強調“共產風”、“壹平二調三提款”才壹個多月就壓下去了，然後以痛心疾首的腔調說：“他們（指各級幹部）不曉得（為此事）做了多少次檢查了，從去年11月鄭州會議以來，大作特作，六級會議、五級會議都要檢討。”還借基層幹部的口說：“我們作過多次檢討，難道就沒有聽到？”毛在這裏不只是為基層幹部鳴不平，也是為自己鳴冤叫屈，因為他自己早就已經“反左”了，並且反過了頭。而彭德懷，以及類似彭的“右傾機會主義者” 們還不滿意，還要反左、糾左，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的這壹立場還明確表現在他在8月2日下午將廬山工作會議改為八屆八中全會後，在開幕式上的壹段講話，這段話是：



“我們反了9個月的左傾了，現在基本上不是這個方面的問題了，現在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了，而是反右的問題了。因為，右傾機會主義在向著黨，向著黨的領導機關猖狂進攻，向著人民的事業，向著六億人民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事業進攻。”



但是我們已經知道，不論是彭在小組會上的發言，還是他寫給毛的那封信，其實對大躍進、三面紅旗的問題都是淺嘗輒止，根本沒有觸及根本性的東西，對於這種非常客氣、完全善意的“反左”，毛都不能容忍，故意說成是“猖狂進攻”。那麽我們就可以肯定廬山會議反左是假，是毛設下的誘餌、陷阱，實際上彭德懷只要壹出聲，就是惡毒進攻，就是“右傾機會主義”，也是毛實踐其在上海會議上說的“人（彭）若犯我，我必犯人（彭）”的時機了。總之，毛澤東早就對已經“反了9個月左傾”極為反感了，在毛看來，當前“無非是壹個時期豬肉少了，頭發卡子少了，沒有肥皂”，如此而已。廬山會議正是他實現停止反左、轉而反右的“機會”。



然而毛的大員們，卻認為還要繼續反左，還沒有“退”夠，因為他們比較了解實情，知道這種左已經帶給人民極大的災難，使經濟全局混亂、崩潰。



還有如生產隊的公共食堂問題，很多人都認為它是導致饑荒的重要原因（朱德、陳雲、田家英等都持此論），毛卻在會前擬定的“會議提綱” 中肯定它“是個好東西”,要繼續辦下去。其他如對全民煉鋼鐵，大搞“小土群”，大修水利，深翻土地幾尺深等，都有非議和責難。而毛對這些瘋狂行為總的答復是：“誰要說壹個廣大的社會主義運動能夠完全沒有缺點，那他不過是壹個空想家，或者是壹個觀瀾派，或者簡直是敵對分子。”（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



這就是毛對形勢的基本判斷和基本對策，也是他與大多數人判斷的分歧所在。。



所以，毛的所謂反左，與廣大幹部包括他的大多數大員們心目中的反左，實際上完全是兩回事，這無疑是後來廬山會議上毛要將“反左”變成“反右”的重要原因之壹。



不過，如果認真考察，我們絕不能排除毛將廬山會議的“反左”作為壹個誘餌，借機對彭德懷進行報復、算總賬。因為有更多的跡象和事實證明毛在會議的前壹段（神仙會議期間）是壹個“釣魚”策略，是千方百計“引蛇出洞”（詳見後文），其手段與1957年的整風、反右派並無二致。所以，與其說廬山會議是毛臨時變卦，將反左變成反右，不如說它是借反左之名、行反右之實的壹場陰謀。這場陰謀首先是針對彭德懷的，其余上鉤人員則是毛的壹網打盡之策的附帶戰果。



下面讓我們用事實說話。



先說毛彭恩怨。毛彭恩怨源遠流長，暫時拋開遠的不說，最近的爆發是在廬山會議之前1959年3月25日至4月1 日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及其後（4月2——5日）的八屆七中全會上，那是全國的饑荒已經大面積蔓延（雲南省委在1958年11月18日就向中央報告了該省有因饑餓導致浮腫病流行，已經大面積、大批死人的情況）。毛澤東如果正視現實，就應該采取切實的措施糾左，如開倉賑民，收縮高指標，放緩“躍進”步伐。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毛給定的會議基調是“實現國民經濟的繼續大躍進”，制定了比1958年更加宏偉的躍進指標，糧食產量要求在1958年7500億斤（毛欽定的數字，實際是4千億斤）的基礎上達到10500億斤，鋼產量則要由1958年的1100萬噸達到1800萬噸。



這壹切使彭德懷產生了深深的憂慮。1958年11月他去甘肅考察的路上，見到全民煉鋼的“小土群”那晝夜不息的熊熊烈火，就對身邊人員憂郁地說：“這把火會把我們的家底燒光！”在他下榻的軍隊招待所，聽到服務人員反映他們家鄉大躍進的瘋狂和慘狀，彭止不住慨嘆：“共產主義不是吹出來的，吹出來的天堂是餓肚子的天堂！喝西北風的天堂！這樣搞叫共產主義，那我就不叫彭德懷！”



同年12月彭回到湖南考察，親眼看到廣大農民在饑餓和死亡線上掙紮，看到縣、公社和隊幹部在高壓下弄虛作假的浮誇之風，在家鄉湘潭縣調查時，壹位傷殘的老紅軍遞給他那張後來出了名的“為民請願鼓與呼！”的字條。深深懂得了大躍進的真相，懂得了它帶給人民的苦難。他雖然無力改變這種狀況，但他覺得自己應該有責任向中央和毛反映真實的情況，後來在株洲碰到薄壹波，他請薄起草、自己簽字，向中央報告，要求將1958年度的1200億斤購糧任務減少300億斤。



彭還對全程陪同他在湖南考察的省委第壹書記周小舟說：



“我們共產黨人最講實事求是，.....假若讓我去講假話，昧著良心瞎說壹氣，就是殺了老子的頭，我也不幹，我還沒有長出那種骨頭。”



然後他進壹步指出：



“北戴河會議後搞了個左的東西，全民辦鋼鐵，這個口號究竟對不對？.....浮誇風遍地，人們頭腦發熱到了發狂的地步，想壹步登天，不按經濟法則和客觀規律辦事，其後果不堪設想啊！......長此以往，如何得了！這種情況要如實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匯報，省委也應該采取堅決的措施。”



在上海會議上，彭德懷以其慣有的直率敢言的性格，將自己對大躍進的看法“放了壹炮”。末了說：“大家不要以為我的話說重了，過火了，大躍進的政策從根本上講是不是錯了呢？我看是錯了。錯的東西光在會議上說不行，如果不采取措施改進過來，其後果.....是影響到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到那時，恐怕人民就不會相信妳的共產主義了。”



毛澤東壹聽就知道彭的話是沖著他來的。但情急之下，他只想到不要讓彭的發言影響到其他人的情緒，因此趕緊說：



“德懷同誌，妳是管軍隊的嘛，不應該幹涉那麽多，幹涉多了，別的同誌怎麽看、怎麽幹嘛？.....過去有個杞人憂天傾，我看，現在妳是來壹個武人憂天傾。”



彭德懷申辯說：



“主席，我並沒有別的意思，我是真心實意為了妳和我們這個黨的威望，我才這樣講。我應該講。”



毛則話中有話地答道：“曉得，曉得，妳是歷來如此！”





彭理解周怕他觸怒毛“犯錯誤”的好意。不過他並不無原則遷就周的觀點，他不亢不卑回了壹句：“我認為還是少講些崇拜，多講些相互信任和理解為好。”



隱忍了好幾天，毛對彭在會上公然與他唱反調之舉，終於來了個突然爆發，不過他不是以正式辯論的方式反擊彭對大躍進的“攻擊”，而是扯到個人的恩怨之上。4月5日是八屆七中全會最後的壹天，毛當著全體中央委員忽然問：“彭德懷同誌來了沒有？”接著突然離開會議主題，怒火中燒地大放闕詞：



“我這個人是被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誌，他是恨死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幹恨。我對彭德懷同誌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說到這裏，大概覺得鋒芒太露，於是補上壹句：“過去我跟我的兄弟也是這樣的。”



毛這種突如其來的無名怒火，很多人、包括毛身邊的人員都被弄得莫名其妙，其實這是毛心底對彭長久積累的壹次大爆發。只要對毛、彭二人的歷史淵源有所了解的人都應該不會感到奇怪，從遠處講，在“長征”途中，1935年5月的會理會議上，林彪因不滿毛指揮紅軍專門“走弓背”，弄得紅軍疲憊不堪，大量減員而給中央寫了壹封信，要求撤換毛，由彭德懷代之。信沒有署名。從來對彭心懷嫉妒的毛，便認定是彭德懷所寫，或彭指使別人所寫。於是對彭當面指責。然而彭卻表現得不在乎，也不加辯護。毛卻對此信壹直銘記在心，耿耿於懷。此後，毛曾先後四次提到這封信的事，作為彭想取他而代之的證據。然而心胸坦蕩的彭德懷卻沒有為此事跟毛理論。直到在廬山會議上毛發動的批彭、算總賬，毛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又公開提及此事，恰恰這時林彪也在場，大概此時的林還尚存壹點“良心”，或者壹時來不及多想，於是當面澄清，說明那封信是自己所寫，與彭無關。這樁“公案”才算了結。



接下來對彭的大怨恨便是彭在1940年8月發動的那次對日軍的“百團大戰”（其實參戰的八路軍只有六萬多人）。在開戰之前，彭曾兩次請示毛為首的中央軍委。但毛以不答作答，這是毛慣用的“默否”之法。因為彭要打日本，毛沒有理由公開反對制止，便只好以“不答復” 表示其不滿。誰知這彭老總主意已定，覺得自己打日本名正言順、天經地義，況且自古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訓，於是便幹起來了。平心而論，這是中共八年抗戰史上唯壹壹次上檔次，上規模的對日作戰（抗戰初期林彪指揮的平型關之戰不過是壹場不大的伏擊戰），戰爭延續兩個多月，對日寇後方的交通、礦山造成了較大的破壞。但同時，八路軍受到的損失更大，特別是日軍後續發動的大掃蕩，使中共的敵後根據地損失慘重。這場戰役在當時被吹噓得天花亂墜，為毛共爭足了面子，包括毛本人也為它在全國人民面前大肆評功擺好。但在心底裏，毛卻對彭德懷此舉恨得咬牙切齒！按照毛的邏輯，彭的首要大罪是目無法紀，在未征得他的正式批準的情況下就擅自行動；其次，這場戰役暴露了共軍的實力，使日軍從前方調回部隊對共軍和根據地進行了瘋狂報復，造成了重大的損失。其三，他認為實際上幫助了正在與日軍拼死搏鬥的國民政府軍，幫助了蔣介石。如此種種自然罪莫大焉。但鑒於情勢，當時不便對其治罪。所以，壹直等到抗戰勝利前幾個月的1945年春，毛才抽出時間專門為批鬥彭召開了壹個“華北會議”，調集了大批運動中堅分子對彭進行批鬥、“幫助”，按照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與毛爭吵時的說法，是“操了他四十天娘”。可是，從毛的壹方來說，仍感到那次整治彭德懷不徹底，半途而廢，因為抗日勝利在即，要與國民黨爭天下了，所以只能草草收兵。建國之後，彭又肩負領兵赴朝作戰重任。之後任國防部長。毛也不好立即將彭作為重點整治對象，只好將仇恨埋在心裏，等待時機再說。（另外，毛派去朝鮮戰場鍍金的“太子”毛岸英被美機炸死，雖不能公開怪罪彭，但也在心裏對彭記下了壹筆賬，其後毛在廬山的批彭講話中，三次提到自已“絕後”的事，就是證明。）



毛對彭另壹件不能原諒的事，是彭在思想意識上與自已対立，公然散布“自由、平等、愽愛” 等資產階級思想。1943年2月8日，彭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級幹部會議上講話談到教育問題，其中有壹段話是：“我們進行民主教育也是為了抗日，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所謂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言論出版的自由……所謂平等，在目前主要是不分階級、民族、職業，在政治上其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所謂博愛，是使人與人之間鞏固團結，加強抗日力量，在人與人之間發揚互愛、互敬、互助，‘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真正的自由、平等、愽愛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實現。”這篇講話於同年4月7日豋刊在中共華中局的《新華日報》上。毛看到這篇講話後，極為不滿，於6月6日致電彭德，對該講話進行了全面的批判。信的開頭就說：



“妳在兩個月前發表的‘關於民主教育問題的講話’,我們覺得不妥，茲將我們的意見列下。……“



接著全面批判了彭的觀點。以毛的階級鬥爭觀指出彭“未將革命與反革命加以區別”，“ 不應該提出壹般的、絕對的階級互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口號。”



從這次交鋒中，我們看到了毛、彭在思想和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區別，毛是絕對的文化專制主義者，而彭卻存在民主主義思想的閃光。這可以視為毛、彭的矛盾和對立的思想根源。



另外，早在五十年代前期，彭就看出毛澤東追求帝王享樂的傾向，壹些接近毛的權臣如羅瑞卿、汪東興，深諳毛要享九五之尊，行帝皇之樂，於是，將赴朝誌願軍“文工團”美女召進中南海，專為中央領導服務，為毛“伴舞”，實則侍寢；還牽線搭橋，為毛在北京之外各地廣建“行宮”，極盡奢華之能事。中共高層對此不是三緘其口，就是樂於助成其事。唯有不相識的彭，居然不客氣地指斥毛澤東在“選妃”，他把誌願軍文工團撤了。彭還對由毛自己或授意下層掀起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之風不以為然。1956年中央八大會上，據說就是由彭首先提議在修改黨章時刪去了“毛澤東思想”字樣。彭還提議開會不喊“毛萬歲”，不唱《東方紅》。在多數情況下，彭都直呼毛澤東為“老毛”，這在全黨幹部中獨壹無二。



說了彭這許多頗有“反骨”之嫌的言詞，但同時必須澄清，其實彭對毛絕無“反叛”之意，而且也沒有不尊重其領導地位的想法。彭對毛的領導地位、領導能力是由衷敬佩的，在抗戰之初，彭曾經對毛制定的在抗戰中不打日本，專事擴張的抗日方針不滿，但看到在執行毛的方針後中共迅速發展壯大的事實，轉而對毛產生了由衷的敬佩和堅決的擁護，早在1940年2月他就發自內心地贊嘆道：“（中共）有了富於政治遠見、遇見事變，並且善於處理事變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領導”。在整個戰鬥生涯中，彭都服從毛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和指揮，忠誠共產黨的事業。但是，正因為彭是忠誠的 “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信徒，所以才對毛打著馬克思主義幌子、行帝王之實的毛頗有微詞。反之，毛也因為知道彭德懷無限忠於共產主義，忠於中國共產黨的事業，兼之具有卓越的軍事才能，所以才對彭委屈求全，委以重任，與之保持表面的團結。



但是，當中共實現了奪取政權這壹重大目標之後，毛那顆長久隱藏在內心的要成為當今秦皇漢武的野心，逐步顯現出來。毛在政治上、生活上都逐漸向帝皇的樣式蛻變。這壹過程中，大多數中國高層領導或者因為自己分了壹杯羹、或者因為懼怕毛掌握生殺予奪大權，都變得順從而且心照不宣了。而彭德懷卻可算壹個另類，彭德懷值得人們永久敬仰的品質是，作為貧苦出身的開國元勛，他確實沒有忘本，沒有背棄入黨時的誓言，他把共產黨寫在書面上的宗旨當作他人生實踐的真正目標。從這壹情結出發，他逐漸與毛澤東建國後的路線、政策、乃至毛的為人包括其私生活產生了越來越多的不滿，越來越多格格不入。就這樣，毛、彭由最初的“同誌”逐漸變得虛與委蛇、貌合神離。不過，說句公道話，直到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對毛、對共產黨政權仍未失去信心，他夢想通過勸諫、通過黨內民主能夠使毛改弦易轍，使黨的政策、使國家逐步走上他所期望的正軌，使自己為之奮鬥了數十年的理想不至於完全走樣。



可惜的是，毛澤東卻不是這樣想。這時的毛已經決心要借馬克思主義之名，建立空前專制、獨裁的帝國，自已充當沒有皇帝名號的千古壹帝。他經過多年觀察和思考，認定彭德懷是實現他這個目標的主要障礙之壹，不鏟除這個攔路虎、絆腳石，毛的雄才大略便不可能施展和實現。



正是長久埋藏在心底的對彭德懷的仇恨壹旦失控，便使毛當著中共全體高幹、全體中央委員的面說出那些令人震驚、完全“失態”的話來。凡對毛的壹貫行事風格有所了解的人不難聽出，毛所謂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完全是壹種托詞，壹種借口，事實上，每壹個政治運動中，毛都是主動、先發制人，是“人不犯我，我必犯人”。所以，他當眾宣布對彭德懷實行這壹“政策”，實際上已經（等於）宣布要向彭德懷宣戰，與彭公開破裂只是遲早之事了。由此我們也便可以推定，接下來的廬山會議很可能是毛預先已定要公開與彭德懷決裂的戰場。



關於廬山會議是毛有意整彭的陰謀，還可以從以下事實得到佐證：首先是，彭6月中旬從東歐訪問回國後曾向毛請假，他推薦總參謀長黃克誠（代替他）出席這次會議，因為黃還兼著中央書記處書記，對國內情況掌握較多。然而毛不允。而當時黨的副主席林彪、總書記鄧小平、以及陳雲等人毛均允許其請假不出席廬山會議。這難道是無心之舉？



還有，在4月5日的上海會議上，毛不斷要求各級幹部大膽向中央提意見，要“舍得壹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在會場他故意對彭采取激將法，鼓厲彭學習海瑞，敢於“罵皇帝”，引誘彭主動上鉤。又號召全黨給中央提意見。江西省委黨校幹部等等就是響起毛的號召起來“鳴放”的。全國也掀起了壹陣不小的鳴放高潮，這壹場表演與1957年的整風何其相似！後來這些進諫者都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由此也就可見，毛采取的仍是類似1957年的“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策略，彭德懷當然是其首要。



再壹個佐證是，我們看到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不管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或是那封所謂“萬言書”，其調門、用詞遣句實際上都較他在上海會議上的發言溫和得多，並沒有突破毛為會議所設定的紅線，即缺點是“壹、二、三個指頭的問題。”然而毛卻雷霆震怒，小題大作，而且還要算歷史老賬。這壹切如果不是事先預設的陰謀和圈套，又如何解釋呢？



當然，事前毛確實營造了壹點廬山會議要“反左”的氣氛。這正是毛權謀狡詐之處，也是他的慣伎，他就是要人們以為他真要反左、從而跳出來暴露出“右”的真面目，然後壹網打盡！這與整風反右不是如出壹轍嗎！







二、毛的謀權招數和彭德懷上鉤







我們從事後的角度回望和審視廬山會議全程，不能不佩服毛這個大陰謀家、大政治騙子、大流氓超凡脫俗的騙術和驚世駭俗的權謀。可以清楚看到，整個事件都經過他的精心策劃和現場調度、控制，按他的設計發展，最後取得完滿的勝利和成功。下面是其主要的幾招：



第壹招是為了籠絡和麻痹各與會大員，刻意制造了前期的“神仙會”氛圍。



誰都知道，在廬山會議之際，中國已陷入了危機四伏、怨聲載道的大饑荒前期境地，由於饑餓和過渡勞累引起的浮腫病和隨之而來的死亡，已經開始大面積蔓延，毛在會議前兩月所作的“十五省2500萬人無飯吃”的緊急救援批示，就是這壹境況的暴露（由於“報喜不報憂”這壹官場潛規則，實際情況肯定比公開的要嚴重得多）。對於這壹切，毛當然是知情的，心中有數的。



然而，就是在這種舉國同悲的大環境、大氛圍之下，毛卻刻意制造了壹個極不協調的小範圍的世外桃源，人間樂土，那就是在廬山召開的這次中央工作會議。



廬山是中國著名的風景區，避暑勝地，每年七、八月，是廬山的黃金季節。而這時也正是華夏酷暑難當的盛夏。當時，由於大躍進、大煉鋼鐵，人為地制造了“田中禾稻半枯焦”的景象，廣大農民已經陷入饑鋨線上掙紮，城裏的居民也僅僅是依靠“瓜菜代” 勉強維持生計。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卻刻意選在中國著名的風景勝地召開壹次被極奢華、享受神仙之樂的高級官員會議。



七、八月的廬山，山花爛漫，氣候宜人，山上雲霧繚繞，空氣清新，更有樓臺亭閣，掩映於萬綠叢中；飛禽走獸，出沒於奇峰巨壑之間。雲林深處，隱見古剎倩影；清澗幽洞，偶現仙人蹤跡。從喧囂的塵世來到此地，不啻人間天上，極樂聖土。



不但會議地點選擇在這遠離塵世的神仙之地，毛還為會議制定了空前寬松的環境的政策，他特定囑咐，與會的大員們可以攜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壹同上山，讓他們共沐皇恩。會議的招待更是無比的奢華，服務無比的完美。在會議前階段，與會人員實際上的“任務”就是遊山玩水。食則山珍海味，出則尋幽覽勝，晚上專門用大巴從山下接來文工團的美女為眾大員伴舞，還有壹流的專業劇團為官員們獻技，演出的劇目是人神交歡、非惻纏綿的《思凡》、《驚夢》之類的愛情故事。真個是日日宴飲、夜夜笙歌，令人樂而忘返不知今夕何夕。當年曾奉旨參會的李銳先生（其時為水利部副部長、毛澤東的兼職秘書）頗有詩才，曾即興賦詩壹首以記其盛：



借得名山避世嘩，群賢畢至學仙家。



出門總是逐風景，無日能忘餐晚霞。



漫步隨吟今古句，高談且飲霧雲茶。



林中夜夜聞絲竹，彌散堂尖北鬥斜。



詩中最後壹句“彌散堂尖”指的是廬山東谷中路的“廬山俱樂部”，它原為基督教堂，那裏夜夜舉辦舞會，絲竹之樂聲聞遠近。



這首詩非常恰當、真實地記載了作者，也是壹般與會者當時心情舒暢、遊目騁懷的喜悅之情。



但是，毛澤東真是如此慷慨地發送“免費午餐”嗎？常識告訴人們，毛不是這種單純、慷慨之人，後來的事實充分表明，原來這壹切都是毛精心策劃、拋出的誘餌、陷阱。他的算計其實是十分明白的：之所以要在這神州大地怨聲載道、悲聲震天之際營造這麽壹塊“世外桃源”，讓與會者享受神仙生活，其目的就是要使與會者銘感其雨露深恩，從而時刻銘記，要永遠忠於“皇上”，勤於“皇事”，報效皇恩。大員們都很清楚，他們及其家庭今日所擁有的壹切，享受的壹切，都是毛皇所恩賜，壹旦開罪於毛皇，不但眼前的壹切榮華富貴盡付東流，而且自己及家人將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從天堂墜入地獄。大員們都是久經考驗的毛政權骨幹，深知壹旦被打成“階級敵人”或“反黨分子”的可怖下場。



不過這些久經考驗的政治動物們也會本能地察覺到，營造如此安樂、祥和之氣氛，可能是暴風雨到來之前的寧靜，壹場政治風暴可能隨之來臨，自己必須做好應對風暴的準備，首先是要“站對隊”，堅決跟毛走。所以，盡管會議表面寬松，但大家在討論發言時，仍然小心翼翼。後來的事實證明，毛的錢沒白花，免費午餐沒有白給，與會的大員們絕大多數都堅決站到了毛的壹邊，有些人初期有些“偏右”的言論，但在毛表態後都迅速地站到了毛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有的還反戈壹擊，戴罪立功。



毛的第二招是營造“反左”的氣氛以釣出右派大魚。在會前，毛制造出的反左、糾左的空氣前文已經講過了。在會議初期亦復如此，會議的安排很特別，沒有主題報告，先要求與會者自學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卷.第三版），壹面遊山玩水，壹面自由漫談。這壹切的目的自然是讓人們在放松的狀態下道出真心。



不過，毛也為會議設置了大的框架，這就是他撰寫的18個問題，實即18條提綱。不過這些提綱似乎是“中性”而且偏“右”的，例如：







第二、對形勢總的估計是“有些壞”，但還不到“報告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對形勢總的概括是：“成績偉大，經驗豐富（實際上是問題不少），前途光明。”



第三、任務。“今年鋼是否1300萬噸？能超就超，不能超就算了。”



第七、“恢復三定：定產、定購、定銷，三年不變。”



第八、“恢復農村初級市場”。



第九、 重提“綜合平衡”，並說“無綜合平衡，即無群眾路線。”



第十、明確“生產小隊改為半核算單位。（註：壹度取消了生產隊核算）”



第十四、承認缺點是“壹、二、三個指頭的問題”（這已從原來毛說是只是“壹個指頭”作了較大的後退）



。



會議的這些提法，加上之前毛在上海會議上對全黨講假話、“風牛馬”的批評以及壹些“糾左”措施，人們有理由相信這次會的主題是“反左”、“降溫”。



會議之初，與會人員壹般也是反映大躍進中的問題和負面影響，即如毛的忠實幹將，河南的吳之圃、湖北的王任重、廣東的陶鑄等，也坦言了本地的壹些問題，吳之圃還就河南刮起的浮誇風影響全國向其他省道歉。



中央的常委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在會議初期也都表現了明顯的“反左”傾向。如劉少奇7月4日在中南組座談發言時就說：“1958年最大的成績是取得了教訓。”7月16日，劉仍提出，會議的方針是“成績講夠，問題講透，鼓足幹勁。”朱德7月6日在中南組討論發言說：“食堂全垮了也不見得是壞事”。他還說：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是“致窮”。



周恩來接受了剛過去不久的“反冒進”挨整的教訓，此次特別謹慎小心。但在初期討論彭的信時，他仍然認為，“信的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好的。”即使在毛的7月23日批彭講話之後，周仍然不想把事情弄大。



以上說明，毛關於廬山會議的計劃和意圖，只藏在他自己的心裏，對幾位主要領導人也未透露半點信息；或者，劉、周、朱常委，也是他“釣魚”的對象。



為了不給人們摸底或者有意制造假象，會議將江西省委黨校80多位幹部鳴放出來的言論、廣州軍區42軍政治部提供的官兵們對大躍進的負面意見，以及“大右派”羅隆基、陳銘柩等人對大躍進、三面紅旗的評論等都不加分析，不加按語悉數分發給與會人員作為參考資料。



這種曖昧、含糊的態度的確使壹些人放松了警惕，在會議初期說了壹些有點“右”的話。但人們總的說並沒有真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是因為大家有足夠的經驗和教訓。大家把眼睛主要盯著壹個人，在他沒有明確發話之前，誰也不敢隨便發言，那個人就是毛澤東。



雖然如此，毛的釣魚策略依然有效，後來抓獲的“彭黃張周” 四條大魚以及更多小魚就是證明。



毛的第三招，親自煽風點火，引蛇出洞。



毛的上述招數雖然有點成效，但來吞鉤的魚兒太少，毛決定親自上陣，引誘他的目標自己跳出來，以期壹網打盡。



這時毛采取的是雙管齊下的策略，壹方面，他利用自己的親信如柯慶施、李井泉、康生之流，重點監控彭德懷在小組討論會的言論，將有關情況隨時向他匯報。所以彭在小組的言論毛壹清二楚。當時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怕生變故，在編會議《簡報》時把彭的壹些較尖銳的言論刪去了、或磨平了。還引起彭不滿。



另方面，毛認為魚兒仍未全浮出來，於是，他親自上陣，引蛇出洞。



知道了在討論中人們對大躍進的負面評價居多，毛決定順湯下面，因勢利導，先讓這些魚兒充分暴露自己。7月10日下午，毛召開了壹次組長會議，談到了對形勢估計的壹些問題，故意附和壹些負面觀點，以營造氣氛。



7月11日晚，毛通知湖南省委第壹書記周小舟、湖南管農業的書記周惠，以及同為湖南人、自己的兼職秘書李銳三人到他的住處，說是開個小型“同鄉會”。三人應約而至。毛擺出壹副長者風範，讓這些“同鄉”無拘無束地暢所欲言，自己裝出壹副虛心納諫的樣子。



毛選擇這三人是經過慎密考慮的，除了是“同鄉”，三人年紀較輕，從政資歷也較淺，城府不深，容易引導。三人中二人都當過他的秘書，可以視為近臣，比較容易吐露真言。更為重要的是，三人與彭德懷關系均較密切，特別是周小舟，最近與彭德懷過從甚密，彭在湖南考察，周全程陪同，此次到廬山開會，兩人同時乘車上山。毛估計，他今晩與這三人的談話必定迅速傳到彭的耳中，彭得知後必定有所行動。這些，都為後來所應驗。



這個“同鄉會”壹開始，毛便完全放下領袖的架子，對三位同鄉後輩開誠布公，無話不談。毛首先引咎自責，承認自己在大躍進中犯有“胡思亂想”、“唯心主義”的錯誤。壹下子引得三人共鳴，拉近了距離，便在歡聲笑語中向毛盡吐衷曲。其中談到浮誇風，謊報糧食產量時，周小舟竟引用了壹句“犯上”的成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矛頭直指毛澤東。可毛卻沒有絲毫責怪的意思，依然笑容可掬。三人接著還就時政提了好些意見，毛都壹壹頷首笑納。整個晚上三人感覺“如坐春風”，由衷欽佩領袖“虛懷若谷”。李銳還賦詩以誌其事：“山中半夏沐春風，隨意交談吐寸衷。”



果然不出毛所料，三人第二天立即相約去到彭德懷的住處，把頭天晚上毛在同鄉會上的言談和表現告訴了彭，認定主席是能夠聽取勸諫和忠言的明君。周小舟代表三人對彭說：“我們講話很隨便，主席都聽進去了，希望彭總能去找主席談談，更能引起主席的註意。”



彭德懷雖然年紀較大，閱歷也豐富，但始終不改其直率、坦誠的本性。對於這十天來的會議，彭本來就有些不耐煩了，他跟隨他上山的參謀王承光說：“這次會議開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組會上盡談壹些壹般性問題，聽不到有思想性的發言。我在西北小組會上講的壹些意見，《簡報》上也沒有看到，恐怕也不會引起大家的註意。”他正思考如何扭轉這壹局面，萌生了給毛寫信的念頭。如今聽到周小舟等人的話，於是坦誠地說：自己也有此打算，但又“怕談不好，有些意見還不成熟”。得到周小舟等人的“信息”和鼓勵後，彭終於決定向毛寫壹封表露自己對大躍進和當前形勢的看法和意見的信，以便更好地、認真總結大躍進的經驗。



哪知，此信壹出，不但翻開了廬山會議新的壹頁，也翻開了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壹頁。



彭說幹就幹。12日，他叫秘書記錄，自己口授，搞了壹段，覺得比較難寫。便想直接找毛面談。13日中午，彭到毛的住所，毛正在睡午覺，彭只好退回去。最後在秘書的幫助下寫成了那封《致主席信》，這就是後來傳聞成的所謂的“萬言書”，實際只有3600多字。



關於寫此信的意圖，據彭對身邊的人員說：“去年大躍進的 經驗很豐富，發生問題也不少，本應該認真研究壹下，可是在會議上，到現在還沒有講這個問題。我有些意見又不好在小組會上講，想給主席寫封信，請主席在會上講壹次，就會起很大的作用。”後來聽到周小舟等人說毛虛懷諫納，就堅定了寫這封信的信心。



作為圈外人，我們對彭這種不顧個人安危，冒著風險毅然給毛上書，為民請命的行為，感到由衷的敬佩。但作為局外人、第三者，我們也不能不為彭的這種行為感到魯莽、冒失。彭與毛共事三十年，對毛之為人，特別是他那種愛記仇、雌睚必報的性格應該有深刻的了解。從延安整風到1956年對周恩來的“反冒進”批鬥，1957年反右運動中的翻雲覆雨、倒打壹耙把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打成右派，這些前車之鑒，彭應該是清楚和記取的。特別是廬山會議之前的上海會議上，毛居然失態地指名彭是“恨死他的”人，並當眾揚言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彭)”。這種滿含殺機的語言，難道彭都讀不出來？現在時間才過去三個月，可謂言猶在耳，難道彭如此健忘？據說在上海會議上，彭聽到毛當眾對他發出那些挑釁性的話語之後，也曾受到嚴重刺激，當天晚上壹個人在辦公室長久地踱步、低頭沈思。但最後他咽下了這口氣，沒有做出反應。



對於彭上書這種近乎“愚忠”的舉動，筆者以為只能以他對毛作了過高的估計、而且對自己在毛心目中的地位也作了過高的估計來解釋。這個“兩個過高”的函義是，首先，彭對毛的領導能力、權謀智術是深為佩服的，這是他服從毛領導的前提，這點前面已經說過；其次，彭以為毛作為最高領袖，最終會以大局為重，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只要他的建言是基於這種出發點，而且沒有過激的言詞，毛應是能夠理解，也能夠接受的。這是彭對毛個人品質的過高估計。再次是彭自認為自已是毛的肱股重臣，與毛有幾十年的合作共事經歷，所以毛應該不會像對待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那樣隨便拋棄他，反目成仇，而且他也不像高崗那樣有政治野心，不像王明、博古、周恩來那樣對毛的地位構成威脅，這壹些毛也應該是了解的。總之，彭以為毛沒有拒他於千裏之外、甚至倒打壹耙的理由。而且，因進忠言而被罷官，彭也有思想準備，他在事前的7月5日在與周小舟談話時就曾說到：“ ‘犯上’了頂多撤職，也不要緊，黃克誠可以當國防部長。”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了彭在上書前對可能產生的後果的考慮，只不過他估計頂多可能被“撤職”。而絕對沒有想到毛不但要把他批倒批臭，打倒在地，再踏上壹只腳，最終要他的性命！



彭對形勢估計也錯誤。他以為開這個會真的是為了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改變過左的做法。那知，毛卻是在再次實施“釣魚策略”，而且釣的對象主要就是他。



盡管估計錯誤，彭還是為自己的行為作了必要的“防護”措施，大概考慮到毛好在字裏行間挑刺，所以，彭這封信下筆措詞十分謹慎，排除了他在上海會議上和在廬山會議小組討論時使用過的壹些過激字眼，全文按照毛為會議定下的基調，首先肯定“成績偉大”，然後很小心謹慎地談及缺點和存在問題，客觀地講，這封信很難找到可以被上綱為“反黨”的東西。下面是它的基本內容和格調。



（壹）、充分肯定大躍進的成績。彭的信分甲、乙兩部分，第壹部分甲的標題是：“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其對成績的贊賞，並不在當時毛共宣傳部門的調門之下。他引證國家計委公布的有關數據，認為，“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從未有過的，突破了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成規”。“通過大躍進，基本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不僅是我們的偉大成就，在社會主義陣營也將長期起積極作用。”



接著談到對幾個主要方面的評價，委婉地指出壹些失誤。先是說1958年的基本建設投資，“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壹些，分散了壹部分資金，推遲了壹部分必建項目”，造成了不平衡的現象。“但這些建設，終究是國家所需要的，在今後壹兩年或者稍許長壹點時間，就會收到效益的。”仍然持基本肯定的態度。



然後談到公社化問題，“1958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曾有壹段混亂.....基本已經得到糾正。”



“在1958年大躍進中，解決了失業問題。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經濟落後的國家裏，能夠迅速得到解決，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煉鋼鐵中，多辦了壹些小土高爐，浪費了壹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但卻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壹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壹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出了壹筆學費（補貼了二十余億），即使這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可以說，基本上對大躍進作了全面的肯定。



彭德懷之所以這樣說，除了某些方面是真心話，多數是為了迎合毛的基調（以避免被其抓住把柄）的違心之論。這從與他在小組會上的發言以及會前的有關言論的對比中可以得到證實。



（二）在指出大躍進的缺點和問題時，同時為其尋找客觀原因，盡量減少對毛的直接指責。



信的第二部分乙，標題是：“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他首先聲明：“據我看，1958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壹些缺點和錯誤，有壹些是難免的，如同我黨三十多年來領導歷次革命運動壹樣，在偉大的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壹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這就從根本上為毛作了無罪（錯）開脫，極大地維護了毛的面子，接著還用了相當筆墨指出工作失誤主要是客觀原因所致（如缺乏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



在做了這種充分的鋪墊之後，彭才說：“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來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接著論及他認為大躍進中的兩個主要問題，其壹是浮誇風普遍滋長；其二是指導思想上，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



關於第壹個問題即浮誇之風，彭主要舉了如下事實：1958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結果使大家以為糧食問題已經解決，於是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了；對發展鋼鐵工業本身也存在片面性，沒有綜合平衡的計劃和安排，結果引起了經濟生活的“壹系列問題”；浮誇風“吹遍各地區各部門，壹些不可置信的事跡也見之於報刊，確實使黨的威信蒙受巨大的損失；頭腦發熱，窮日子當富日子過，鋪張浪費嚴重等等”。最後說由於浮誇風，“嚴重的是相當長的壹段時間，不容易得到真實情況。”



關於“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這壹段其實寫得很抽象，如“總想壹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壹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部署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局和局部、大集體和小集體等關系混淆起來。”接下去講毛說的“十五年趕上英國”，“少種、高產、多收”都屬長遠性、戰略性方針，而“我們則缺乏具體研究”，把事情搞糟了。例如“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由於脫離實際，“得不到群眾支持”。還有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飯”，“有些同誌以為，只要提出政治掛帥，就可以代替壹切”。



但是，在指出這些問題的同時，為了在總體上與毛保持壹致，彭不忘寫上壹句：“成績與缺點總體上仍然是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的關系。”



縱觀全文，沒有壹處是直接指責毛澤東的。相反，有幾處還在頌揚毛的英明正確。如，在第壹部分，說到公社化中的共產風時，彭只說是“在公有制問題上，曾有壹段混亂”， 接著又說：“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壹系列會議，基本已經得到糾正，混亂情況基本上已經過去”。



在談及浮誇風的種種表現後彭接著說：“雖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經提示全黨要把沖天幹勁和科學分析結合起來，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看起來沒有為多數領導同誌所體會，我也是不例外的。”



在說到因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註意了反右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觀主義左的方面” 之後，立即又說：“經過去年冬鄭州會議以後壹系列措施，壹些左的現象基本糾正過來了，這是壹個偉大的勝利，這個勝利既教育了全黨同誌，又沒有損傷同誌們的積極性。”這自然也是在贊揚毛的英明。



信的最後，還不忘帶壹條“光明”的尾巴，說，“正如主席在這次會議中所指示的：‘成績偉大，問題很多，經驗豐富，前途光明。’主動在我，全黨團結起來，艱苦奮鬥，繼續躍進的條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後四年計劃必將勝利完成，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奮鬥目標，在今後四年內可以基本實現，某些重要產品也肯定可以超過英國，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成績和光明的前途。”



總的看，這封信比起彭在小組發言溫和多了。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信中並沒有反映大躍進中農民生活的慘狀（更別說有餓死人之事了）。從這點來說，彭並沒有實踐為人民“鼓與呼”的初衷（我們認為，彭是有這種初衷的）。這應該是這個“意見書”的嚴重不足。當然，我們知道，這是彭的策略。因為他知道，毛是壹個慣於在雞蛋裏面挑石頭的角色，因此，他要盡可能不使毛抓到把柄。彭不想太過刺激毛，希望毛能在和平的心態下從根本上糾正壹些過左的東西。



盡管如此小心翼翼，盡管如此處心積慮，彭仍然沒有逃過毛的重拳打擊，因為毛其實不需要什麽“把柄”，也不要很多理由，只要彭“跳出來”， 他就要算總賬。（筆者還認為，即使彭德懷不寫這封信，毛在會議後期也不會放過他，因為他後來說了：彭在會上操了他二十天“娘”，這筆賬，是不會不清算的。）因為這個決策其實在會前就已經定下來了。



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彭命定是逃不出毛的手掌心的。







三、毛對彭德懷的“反擊”和眾大員的表演







毛在14日下午收到彭的信，進行了認真的研讀，然後把它加上了壹個《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的標題，於16日印發給全體與會人員。同時召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三人商定，延長會期（原定半月），會議從17日起重新編組，內容改為討論彭的“意見書”。毛又傳令，召林彪、彭真、陳毅、薄壹波、宋任窮、黃克誠、安子文等火速上山。這些人中除黃克誠是作為彭的“同黨”要進行整肅以外，其余都是作為批彭的火炮手招來助陣的，其中彭真、薄壹波、安子文是1945年華北會議批彭時的主力和骨幹。



但是，即使如此，毛自己仍然采取“不表態”的策略，以致人們包括劉、周、朱在內仍不知毛此舉的意圖。其實毛不表態，主要是借此觀察、考驗他的大臣們，看看在他不表態的情況下對彭的態度和對事物的分析、判斷力，以及對他、對毛主義的忠誠度。



為了進壹步引蛇出洞，17日下午，即在會議已經轉入討論彭信之後，毛澤東又召了周小舟、周惠、李銳、胡喬木、田家英5人到他的住處，從下午5時壹直談到10時才散去。期間，毛和他們壹起吃飯，喝茅臺酒，席間主客頻頻舉杯、談笑風生。當時李銳仍然感覺，毛並沒有要使會議完全向左轉、更沒有發動壹場批彭運動的意思。這5人中，有三人就是他在11日晚上召開的“同鄉會”上大放“右派言論”的成員，其余的胡喬木、田家英，在會前和會議初期，都有明顯的“右傾”情緒（詳見後文）。毛把他們找來，依然裝作很開明、很隨便的樣子，顯然就是要繼續麻痹他們，讓他們繼續發表右傾言論，讓這些魚兒吞鉤。



也因此，與會人員仍然摸不清毛的底，討論時只好就事論事，小心而謹慎地就彭信發表意見。而如前面所述，彭的這封信確實沒有什麽很“出格”的地方，所以能對它加以批判的不多，相反，贊同和贊揚它的人倒不少。例如：



第六組（東北組）22日上午討論，對彭信的評價是：“有些人認為，這封信對此次會議深入討論有推動作用，提出意見，精神是好的，是赤膽忠心的。有的人說，從肯定成績、提出問題到糾正缺點，基本精神都是對的，但有的問題說得簡單壹些，如果再多說幾句，分析分析就清楚了。”



第四組的陶魯笳（山西省委第壹書記）說：“我們目前需要彭總這樣的精神，信中的某些詞句容易引起誤會，可以不必爭論，主要應看精神。”



農業部長廖魯言在第二組發言：“我認為彭總的精神、態度是好的，把問題直接了當提出了，引起大家的討論，這已經起了很好的積極作用。”



......



而彭德懷本人，他首先對毛把他的信件作為“意見書”公開讓會議討論的做法極為不滿，在7月18日的小組討論會上他就鄭重聲明：“我這封信是寫給毛主席個人作參考的私人信件，根本不是什麽‘意見書’。”



他要求收回信件。可毛不予理會。彭隱約感到壹種不祥之兆。



直到毛親自出面“反擊”的前壹兩天，大概人們看出了壹點毛的傾向，發言才向左轉。其中壹些毛的親信、骨幹，如柯慶施、李井泉始終堅持對大躍進正面歌頌的調子。廣東省委第壹書記陶鑄也開始跟進，他說：“.....彭總的信的問題，不在於個別措詞不當，而在於總的看法有問題。講成績與缺點是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的關系。但從通篇精神看，對缺點的看法絕不止壹個指頭.....”



從17日開始，到23日上午毛親自出馬之前，整整6天的討論中，毛的左派並沒有占上風，也沒有成為會議主流，即使有壹些左將（前述幾位之外還有譚震林、羅瑞卿等）堅決維護三面紅旗，維護大躍進，但對彭德懷攻擊的力度卻遠遠不夠，完全沒有達到毛想要的水平。



21日，在柯慶施任組長的華東組，張聞天“頂風作案”，發表了長達三小時的發言，基本精神是同情彭的言論，並借題發揮對毛有所攻擊。當天晚上柯慶施跑到毛處去匯報，明確要求毛親自出馬扭轉會議的方向，否則大事不好，人都被他們（指彭壹邊）拉走了.....



22日，毛找了幾個心腹談話。柯慶施、李井泉對“糾左”表示強烈不滿，壹致要求毛親自出來扭轉乾坤。其實，早在7月17日開始討論彭信之初，毛的“克格勃”頭子，“整人專家”康生就曾給毛“上書”雲：



“彭德懷這封信，決不是偶然的，多年來，他和黨（實即毛——筆者）同床異夢。這次，他的矛頭就是對著主席來的。這是壹種反黨、反主席、反社會主義行為，我鬥膽建議，不能姑息......”



康生不愧毛的好學生，把毛的心思摸了個透。不過當時毛不急於親自出馬，他還想“釣魚”。 但現在，看來形勢確實不太妙，到了該自己出手的時候了。



22日晚，毛告訴劉、周，第二天上午他要開大會講話，但並未說明具體內容。



23日上午9時，毛登場。由於事前並未告知講話的內容，大家都提著壹顆忐忑的心，靜候毛的宏論。



毛上場壹臉陰霾，暗含殺機，他板著面孔說：“妳們講了那麽多，允許我講個把鐘頭，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



大家壹聽，知道大事不好，皇上震怒了，只得洗耳恭聽。諾大的禮堂鴉雀無聲，只聽毛壹人在嬉笑怒罵，間以吞雲吐霧。



這篇講話應該是毛主義壹篇代表作，它充分表現了毛的大流氓加大惡霸的本色，通篇充斥著胡攪蠻纏、強詞奪理，而且邏輯混亂，用詞粗鄙，間或賣弄壹下他的“博學”。是壹篇不可多得的“奇文”。李銳先生的現場記錄，原汁原味，沒有經過秘書們的修改、潤色，顯露了毛的為文特色，其功不可沒。鑒於此文已在多部著作裏全文引用，且原文較長，這裏不全篇抄錄，下面擇其要者，並略加點評。



“現在黨內外都在刮風。右派講，秦始皇為什麽倒臺？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壹塌糊塗，要垮臺了。黨內這壹部分意見，我還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黨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論都出來了。”



開頭的這段話，充分說明毛在上海會議前後號召大家大膽、坦誠向黨提意見，“舍得壹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完全是壹場新的“引蛇出洞”的卑鄙陰謀（毛可以說是又壹次“陽謀”），他運用的手段與反右派時完全壹樣。接下去他講：



“不論什麽話都讓講，無非是講得壹塌糊塗，這很好。.....‘硬著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我同某些同誌講過，要頂住，頂壹個月，兩個月，半年，壹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 但實際上只半個月，他就頂不住，要“反擊”了。



接著他亮明了自己對形勢的基本估計：“無非是壹個時期豬肉少了，頭發卡子少了，沒有肥皂，比例有些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也緊張。”但他認為“神州不會陸沈，天不會塌下來。”所以，“我看沒有什麽可緊張的。”不過接著又說：“我也緊張，說不緊張是假的。上半夜妳緊張緊張，下半夜安眠藥壹吃，就不緊張了。”毛就用這種痞子式的語言和流氓邏輯開頭，把已經出現的大饑荒，成千上萬人活活餓死的血腥事實，輕描淡寫帶過去了。



接下來他不指名批判彭德懷所指出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彭的這種說法也是故意降低調子，意在為毛保保面子，但毛不領情）。不過他不是正面批駁、講道理，而是采取東拉西扯、搞亂邏輯、亂中取勝的方法。所以如果不認真、反復讀，有些不知所雲。這段文字也充分表現了毛的為人和作文那種隨心所欲、顛三倒四、胡攪蠻纏、強詞奪理的作風。他大概說了幾點：



壹是他的“人民公社”是群眾自發搞的，而且好得不得了，“河南人、河北人”（那是首造“公社”的地方——筆者）創造了真理，有了羅斯福說的“免於貧困的自由”，想早點搞共產主義。對於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



二是承認刮“共產風”、“壹平二調三提款”是“不好的”，“群眾不歡迎”，但這“主要是縣、社兩級幹部”搞的，與他無關。而且他還“說服了這些幹部，堅決糾正。”只用壹個月，“就把風壓下去了。”“證明了我們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



接下去，毛使出他的東拉西扯、胡絞蠻纏、強詞奪理的本領。下面這壹段話有些難懂，但充分表現了的“精神”，不可不讀：



“今年三、四月或加五月，有幾億農民，幾百萬幹部受了教育，講清了，想通了。主要是幹部，不懂得這個財是義財，分不清界限。幹部沒有讀好政治經濟學，沒有搞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按勞分配。幾個月就說通了，不辦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書還沒有讀，叫他們讀。公社壹級不讀點政治經濟學是不行的。不識字的可以給他們講課。梁武帝有個宰相陳慶之，壹字不識，強迫他作詩，他口念，教別人寫，他說妳們這些讀書人，還不如老夫用耳學。當然，不要誤會，我不是反對掃除文盲。柯老說，全民進大學，我也贊成。不過十五年不行，得延長。南北朝時有個姓曹的將軍，打了仗回來作詩：‘出師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過路人，何如霍去病。’還有北朝的斛律金《勅勒歌》：‘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也是個壹字不識的人。壹字不識的人可以做宰相，為什麽我們的公社幹部、農民不可以聽政治經濟學？我看大家可以學。不識字講講就懂了，他們比知識分子容易懂。政治經濟學我就沒有看，略微看了壹點，才有發言權。要擠出時間，全黨來個學習運動。”



這通話除了表現毛的痞子精神、宣傳他的“知識無用論”之外，壹個陰險的用心就是把作為罪魁禍首的毛自己的責任推得幹幹凈凈，而且把他對廣大農民的窮兇極惡、“不要良心” 輕輕變換為公社幹部和農民“不學政治經濟學”之過。另外，他在販賣讀書無用論的同時，卻大肆賣弄自己的“博學”， 用壹些似是而非的典故來誤導、胡弄他的大員和走卒，用心何其鄙也。



接著又莫名其妙重申他曾經說過的對彭德懷的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顛三倒四地說了壹通之後，才又觸及主題，說（彭德懷說的）“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這都是仔細斟酌了的。並斷定，“是右的性質，受資產階級影響，屈服於帝國主義壓力之下。”終於給彭戴上了“大帽子”。不過彭的信說的很清楚，所謂“有失有得”是就大煉鋼鐵財政補貼了二十多億（這比當時壹年的國防開支還多）壹事而言的，原話是：“雖然付出了壹筆學費（補貼二十余億），即使在這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這分明是在為毛圓場，給面子，現在毛反過來把它說成彭的壹條罪證。由此壹事,足可見毛的橫蠻無理、流氓加無賴的嘴臉。



這篇講話裏還有很多“精彩之處”，如：



“壹個生產隊壹條錯誤，七十萬個生產隊，七十萬條錯誤，壹年登到頭也豋不完......辦壹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壹年，壹個星期也會滅亡的。”



“壹條是要講，壹條是要聽人家講。我不忙講，硬著頭皮頂住。我為什麽現在不硬著頭皮頂了呢？頂了二十天，快散會了，索性開到月底。馬歇爾八上廬山，蔣介石三上廬山，為什麽不可以？有此權利。”



但他在不經意間承認自己是“大躍進” 的始作俑者：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大躍進的發明權是我，還是柯老？.....始作俑者，應該斷子絕孫。我，壹個兒子在朝鮮戰死了，壹個兒子發了瘋”。值得註意的是，毛在講話裏反復（三次）提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其實大躍進、三面紅旗跟毛“無後”並無聯系，毛岸英是1951年在朝鮮被美軍炸死的。而大躍進是1958年才搞的，它跟毛岸英之死有何關系呢。毛反復提到這句話，可見其耿耿於懷，刻骨銘心。筆者以為，他其實是在隱約地、暗示地發泄對彭德懷的仇恨，因為毛把兒子交給了彭，本意為他鍍金，撈點政治資本，以便日後“接班”。而彭居然沒有盡到責任，讓這位太子死於戰火！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毛是個極端狡猾之人，他知道，把這個責任歸罪於彭是講不過去的，況且，那場戰爭死人數百萬，為何單為壹個毛岸英之死追究責任......所以他當時得此噩耗時，強忍下悲痛和仇恨，還裝得豁達大度，通情達理，使彭喪失了警惕。然而誰都知道，毛是個“眥睚必報”的人，“絕後”之痛，能不縈懷嗎？能不遷怒當年的“彭總”嗎？.....毛在講話中反復無端地提起此事，就是毛長期在心底積蓄的對彭的仇恨的自然流露。



總之，毛對彭德懷可謂集舊恨新仇於壹身。



毛講話的“精彩”之處還有：



“黨不管黨，計委不管計劃，不管綜合平衡，根本不管，不著急。總理著急。無壹股熱氣、神氣，辦不好事。李逵太急。列寧熱情磅礴，實在好，群眾很歡迎。”



“有話就要講。......有話講出來了，記錄為憑。.....妳們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成都會議上我說過，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殺頭，不要怕開除黨籍。”



“同誌們，自己的責任都要分析壹下。有屎拉出來，就舒服了。”毛的講話嘠然而止。



毛的“拉屎”講話之後，廬山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雖然他語無倫次，邏輯混亂，但大家還是聽懂了他要“反右”、要整彭德懷了。不過彭究竟犯的什麽罪？如何定罪？如何發落，大家仍不清楚。所以對彭的攻擊火力仍不是很猛，不但壹般與會人員如此，就連劉、周、朱也摸不清毛意圖。



劉少奇因為頭天晚上很晚才吃的安眠藥，開會時藥勁還沒有完全過去，待到毛講完話之後，劉約胡喬木到他的住處談話，主張批彭只在小範圍進行，另發壹個批左文件。他要胡起草這個文件。胡不敢寫，後來胡通過彭真向劉少奇告知自己的意見，劉才決定不寫了。



23日上午毛講完話後，周恩來碰上彭，兩人有壹段對話。



彭對周說： “這次會議我為什麽要寫這封信供主席參考呢？我有個感覺，共產黨有不敢批評的風氣了，寫個東西要字斟句酌，我實在忍不住了。”



周似乎還安慰他：“主席說了，（信）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對。當然，他沒指明。要註意，也沒什麽了不起的，妳還沒有到反冒進的情況，有那麽個趨勢。妳到此為止，認識了，就是了，這個批評也很好嘛。” 彭聽到周這種八面玲瓏的說辭後，卻恰如其份回敬他壹句：“老奸巨滑。”



從周的話中可見，他以為彭的問題還不及他1956年時“反冒進”那麽嚴重。以為彭“到此為止”，接受批評就沒事了。他最初也沒料到毛要對彭大肆討伐。



朱德更不想把事情搞大。其實，朱德對大躍進的看法與彭德懷差不多，就在23日下午朱參加第壹小組的討論時，他仍然不提彭的信。直到25日下午朱德參加第四組討論，雖然不得不跟著毛的調子批彭，但他說的很有分寸。在提到彭的信時他說：“高級幹部有不同意見，無論如何要搞清楚。把問題搞清楚了，統壹了認識，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彭德懷的信雖然沒有直接說出悲觀失望，但是他把缺點錯誤說重了，這不符合事實。彭總有壹個特點，是容易固執己見。如果是正確的，當然要堅持；是錯誤的，就要接受批評，改正錯誤。”他顯然是想大事化小，幫助彭過“關”，但以不觸怒毛為前提。最後他還不忘告訴大家：“彭總在生活方面註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過他。彭總也是很關心經濟建設的。只要糾正錯誤認識，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26日，毛針對批彭不力的現狀，發出了“既要對事，也要對人，因為事是人幹的”的指示。於是，對彭的批判不再局限於那封信，而是要聯系彭的壹切，聯系歷史，對彭展開展全面、系統清算。批彭立即進入新的階段。



在毛不斷施加壓力和各方的“為了大局”齊聲“勸降”的情勢下，彭不得不在26日的小組會上作了初步的檢查。在彭檢查後，朱德發言說：“彭總發言的態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暢快的……我相信，經過這次會議，統壹了思想，統－了認識，就不會把錯誤當作包袱背起來了。”



可惜毛澤東不這樣認為。26日傍晚，毛找彭談話，詳情後人不得而知。大概是話不投機，兩人居然吵了起來。毛澤東直指彭在這次廬山會議上“操了他二十天娘”。魯莽的彭急火攻心，毫不示弱地頂了上去：“妳在華北會議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了妳二十天娘還不行？”這時毛使出他的痞子功，答道：



“那好，再補二十天，這次也四十天，操夠。”



7月27日淩晨，毛召開常委會商議對彭的組織處理問題。這時，其他常委仍然不想把事情做絕。周恩來說：“對彭德懷的問題，還是要三七開，不要全盤否定。”劉少奇、朱德附和周的意見，他們大致是說彭德懷“革命”數十年，戰功卓著，在中外都享有很高聲譽，只因為說了幾句不太中聽的話就把他打成“敵人”，確實說不過去。徹底打倒彭，使這幾位重臣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



然而毛決不妥協，在關鍵時刻使出他的“殺手鐧”，要挾道：



“看來我只好再上井岡山了。”



壹聽這話，劉、周、朱三人面面相覷，軟了下來，害怕了。只好屈從毛，同意將彭德懷“打倒”。 而且按毛的決定揪出“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



7月27日上午，劉少奇奉命召開大組長會議，傳達毛的指示：“繼續批判‘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劃清界限，不僅對事，也要對人。毛主席說，彭德懷長期以來與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要聯系彭德懷歷史上的錯誤進行批判。”



同時汪東興召集保衛人員開會，宣布對彭、黃、張、周及其追隨者的行動進行監視和限制。



（筆者按：毛與彭單獨談話及27日的有關情節取自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



27日可說是廬山會議壹個轉折點，之後，在毛的強硬要挾下，全體與會人員被迫加入他預設的批彭——誣彭大同盟，誰也不能潔身自好、獨善其身。



毛下令會期繼續延長。彭知道這次毛不會輕易放過自已，思前想後，陷入深度痛苦之中。朱德再次來到他的住處，兩位老戰友都無比沈重，彭禁不住流淚向這位老戰友傾訴自己的委屈與郁悶。朱德仍勸彭找毛面談，以圖讓彭能早些“過關”。但彭說和毛沒法再談了，但他仍然表示：為了黨的利益，為了毛的威信，他會從嚴檢討。朱德聽後表示欣慰。



對於朱德這類“明批暗保”的做法，毛看在眼裏，早就不滿。8月1日，在常委會的批彭會上，這時對彭德懷的批鬥已經升級，但朱德似乎仍然想緩和壹下氣氛，他發言說希望彭德懷的檢討能夠得到毛的諒解，還說：從1928年彭率部到井岡山算起有幾十年了，大家同生死、共患難，奮鬥了大半輩子，不要就此分手……



聽到這裏，毛突然將左腳擡起放到前面的茶幾上，用壹只手去抓穿著布鞋的腳面，示範了壹個“隔靴搔癢”的動作。大家壹楞，頓時明瞭了毛的意思，尷尬的朱老總只好紅著臉停止了發言。



不過這次會上彭德懷也給了毛壹個小小的難堪，當毛在會上又跟彭算歷史舊賬，說起在長征中的會理會議上彭德懷向中央寫信，要求撤銷毛的軍事指揮權由他代之的老問題時。彭覺得不能不加以澄清了，便說：“既然主席多次提到會理的事情，這次把問題說清楚，不然我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然後把臉轉向林彪：“林彪同誌，請妳說話，妳寫那封信與我彭德懷有沒有關系？”



到了這個當口，林彪想躲避也不行了，在眾目睽睽之下，只好硬著頭皮說：“我當時寫信給中央，要毛、朱、周離開軍事指揮崗位，由彭德懷指揮作戰，事先並沒有同彭德懷商量過，與彭德懷無關。寫信的事彭德懷不知道。”



毛澤東傻眼了。壹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嘴臉顯現在眾人面前。而彭德懷嘴角掠過壹絲難得的笑意。



老羞成怒的毛當然不肯就此罷休。為把彭批倒批臭，毛又下令將彭在小組會上的發言重新打印，分發給與會者，彭在小組發言中其實比信中說得更尖銳，更直爽，如：



“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以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壹來，壓倒壹切，許多人不敢說話。”



“人民公社我看辦早了壹些，高級社的優越性還沒有發揮，就搞公社化，而且沒有經過試驗，如果試上壹年半載再搞，就好了。”



“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人人有壹份，包括毛澤東同誌在內，我也有壹份，至少當時沒有反對。”



“現在不是黨委集體領導決定，而是個人決定；第壹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



“毛澤東和黨中央在全國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



“過日子，國家也要註意，風景區、人工湖可以慢點搞，浪費很大。好多省都給毛主席修別墅，這總不是毛主席讓搞的吧。”



“什麽‘算賬派’、‘觀潮派’.....帽子都有了，對於廣開言路有影響，有些人不說真話，摸領導人的心理。”



“1957年整風反右以來，政治上、經濟上的壹連串勝利，黨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腦子熱了壹點。”



“去年忽視了《工作方法十六條》中的壹切經過試驗，吃飯不要錢那麽大的事，沒有經過試驗。”



“從北戴河以後，搞了個左的東西，全民辦鋼，這個口號對不對？全民辦工業，限額以下搞了13000多個，現在怎麽辦？”



“政治與經濟有不同的規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經濟工作。”



等等。



其實仔細想壹想就可以看出，彭的這些話，都應該算是正常的意見，完全沒有超出“問題講透”的框框。而且，有些話彭也沒敢“講透”，有些話則有意給毛留面子，如說人人有責，毛和大家壹樣也有壹份責任，這顯然是在為毛開脫，難道其他人的責任能和毛相比？又如說各省都在為毛建別墅，卻說不是毛讓建的。試問如果毛真的不讓建，壹個電話打過去，省委書記敢頂嗎！當然，這些都是策略問題，彭懂得毛的為人，盡量不直接掃他的面子，摑他的耳光。但盡管如此，毛卻仍然說彭“操了他二十天娘”，要跟他算總賬，要將彭徹底打翻在地，再踏上壹只腳！



自此，對彭等人的鬥爭進入了新的階段。劉、周、朱等人也都拋棄了幻想，緊跟毛加入到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鬥爭中。很快，這個反黨集團又被加上了壹項更可怕的罪名：“以彭德懷為首的軍事俱樂部。”說這個俱樂部“裏通外國”，暗中與外國（蘇聯）勾結，謀圖不軌。



但是彭德懷堅決抗拒這頂帽子，指其為純粹子虛烏有。可是反抗無用，因為毛知道，只有這頂帽子，才能置彭於萬劫不復之死地。



現在我們不得不補述壹下這個集團另外三名“成員”，即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的“罪行”。



黃克誠是軍隊總參謀長，是彭的親密的工作夥伴，黃也是以性格耿直、敢講真話、敢於發表不同意見聞名。僅就這點來說，把黃放進彭德懷的“集團”和“俱樂部”中去，也夠格了。



所以，黃在7月17日被毛招上山，與其他幾人不同，那是要將他“壹網打盡”。在毛看來，如果彭德懷落網了，黃克誠仍在北京掌管全國軍權，這無疑是極其“危險”之事，把黃調上來，正可收不留後患之功。



當然，黃也有“現行問題”。黃克誠19日在第五組發言，說：“我在考慮壹個問題，人民公社去年搞好還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從長遠說，搞了好；從短時期說，不搞更主動些。”他還舉出中央工交部副部長高揚到河南調查發現煉的鋼的質量不好，產量不實等問題。



黃發言中提到了壹件看似不重要，但肯定對於他的獲罪起重要作用的事情，他指出：“中央出來開會，也很鋪張，我雖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帶戲班子的辦法不好。對群眾講勤儉持家，幾個月不吃肉。幹部吃那麽好，行嗎？”這話看似平常，卻擊中了毛和大多數大員的痛處，可謂“打擊了壹大片”。



期間，黃還與毛的大躍進幹將、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幹了壹仗。原因是譚對黃上山後的表現（發言）感到不滿，指責說：“妳要知道，我們找妳上山來，是搬救兵，想妳支持我們的。”



黃說：“那妳就想錯了，我不是妳的救兵，是反兵。”後來批判黃時便說黃克誠“蓄意謀反”，罪證確鑿。



張聞天則完全是自己送上門來的。張的罪名主要是7月21日在華東組上的發言鑄成的，當時很多與會人員已經揣摩毛的意圖，向左轉了，就在張準備發言提綱的時候，已經得知毛的意圖的田家英給他打電話“通風”，叫他不要講大煉鋼鐵的“問題”了，因為“上面”有不同看法.....胡喬木也對他作過類似規勸。



張卻並不領情，他對秘書說：“不去管他！”又對夫人劉英說：“現在不能講缺點，壹講缺點，就有人扣帽子。”“越是不讓我講，我越要講，我腦子裏就存在這些東西，不能不講。”



張的發言長達3小時，頗有當年當總書記時的氣象。張講了13個問題，其中有很多“理論”的成分。在提到彭德懷的意見書時，張認為彭“本意是好的。”“其實，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績的。”對彭信持基本肯定態度。對於大躍進，張聞天的估計甚至比毛澤東還高，他說：“關於大躍進中缺點和成績的關系，有人提二八開或三七開，我認為是壹比九的關系。” 可見這位過氣的總書記其實是很左的。



張聞天發言中真正引起毛惱火的是他的矛頭直指毛，如：“我們的勝利壹個接著壹個。勝利本身有消極面，因為它容易使人頭腦發熱，驕傲自滿，問題也就容易隨著產生。”



“去年九月後，在國際關系中產生了嚴重的驕傲情緒，氣焰很高，大國主義思想表現得相當明顯。” 這大概是指對蘇關系。接著他直點毛之名：



“主席常說，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舍得壹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是不行的。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壹方面是要領導上造成壹種空氣，壹種環境，使得下面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



這段話可謂委婉揭露了毛的陰險毒辣，包藏禍心。毛常在會上大講叫別人這不怕、那不怕，要舍得壹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卻從不肯當眾公開“保證”：對任何意見絕不打擊報。如果把張的話與1957年整風反右時毛曾經說過對任何幫共產黨整風的人“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事後卻反臉不認賬，還宣稱是“陽謀”聯系在壹起，則可以認為張聞天在有意揭毛的“老底”，捅他的“傷疤”。



很明顯，光憑這幾句話，毛就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壹只腳。不過從中也就可見，張的矛頭主要是針對毛個人。



也因此，後來毛給張寫了那封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的信，足見毛對這位原來的上司、現在仍不肯老實的臣下的深惡痛絕。（毛在8月2日給張的信，已在本書另外的章節抄錄，此處從略）



不過，我們從張的這個發言中，卻也看到了作為壹個曾經的共產黨頭頭那種酸氣、腐氣，比如他說“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此時被共產黨以各種方式殺害、折磨致死的人大概不會少於上千萬，在張聞天看來，這些人大概都要“遺臭萬年”了。他又說：“我們不要怕沒有人歌功頌德，講共產黨英明、偉大，講我們的成績，因為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可見張對毛統治下的壹切，還是由衷贊賞的，所以他才說，大躍進的缺點和成績，是“壹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比毛還“左”。而且，張對所謂“反面意見”，也不是主張都寬容的，他說：“刀把子、槍桿子都在我們手裏，怕什麽呢？”這背後就滿含殺機，露出了斯大林培養的布爾什維克的猙獰面目。他所不滿意的，僅僅是黨內不民主，主要是這個毛對他不重視，不愛聽他的“理論”，有點忘乎所以的味道。只可惜，張在這裏使用了“我們”壹詞，毛卻把他從“我們”中剔除了出去，使他沒有了動用“刀把子”、“槍桿子” 的權力，反而把他擺到了“專政對象”壹邊。



聯系起在洛川會議上，張聞天與毛澤東壹唱壹和，大談要使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戰敗，使蔣介石政府垮臺的“宏偉方略”。我們不能不得出結論，張在廬山會議的言論，只不過是他在黨內蟄伏太久，想借機重樹自己的“理論權威”而已。張與毛在本質上是壹丘之貉，他的不滿，只是他和毛的個人恩怨。正是出於這種“私心”，張在初始時顯得十分勇敢，似乎不顧壹切要跟毛鬥壹場。但後來毛皇震怒時，他卻投降得最早、最徹底，大概是怕被毛“殺頭”，遺臭萬年。他不僅在大會上按照毛在8月2日給他的“信”裏的罪名全單照收，而且在臨散會前夕，又提筆給毛寫“認罪書”，不斷向毛懺悔，求饒，給自己潑汙水。其人格低下，真使人感嘆：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毛看了張的認罪書，自然十分欣喜，抓住不放，把它印發給所有與會人員，有些人已經下山了，毛也叫寄去。他正要借此把張徹底搞倒搞臭，防備他再次翻案。



最後壹名成員周小舟，其“罪惡”就不需再講了。周是在廬山最早被“釣”者。僅憑他在“同鄉會”上的言論就足夠充當這個“反黨集團”的壹員了。周還是彭德懷反黨“炮彈”的提供者，彭在湖南調查考察，周陪同左右，還向彭講了很多湖南的“問題”。在廬山上，周慫恿彭上書。總之罪證確鑿，罪責難逃。毛曾要周小舟對彭德懷“反戈壹擊”，可減輕對他的處分。但他拒絕了，心甘情願擔當反黨集團成員的角色。算是難能可貴了。



下面該講壹講壹些主要大員在批鬥爭彭及“彭黃張周反黨集團”中的貢獻了。鑒於這方面內容太多，我們只能選擇幾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他們言論中的片段，以斑窺豹而已。



先看劉少奇。



劉少奇不愧為二把手，毛指定的接班人。壹旦認清形勢，決心跟毛走之後，他對彭德懷就沒有了半點同情、憐憫之心，而且還借此洗脫自己的“右傾”嫌疑。這時他使出的是“痛打落水狗”的精神，這是他在延安整風時的風格。在批鬥彭德懷的常委會上，劉少奇當眾揭發彭德懷反對開會時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 還首先提議在八大黨章總則中刪去了“毛澤東思想”壹詞。他還揭發在24年前“長征途中的會理會議之前，彭德懷指使他和楊尚昆打電報給中央軍委，反對毛的軍事指揮，自己卻不簽字。劉少奇因而說：“從那以後，我覺得此人不簡單。”劉對彭的揭發句句都引起毛的共鳴、不斷插話。



劉還說彭德懷曾名彭德華，就是要“得中華”，統治全中國。可見此人從來野心很大，不可小覷（按，此語原為羅瑞卿在延安批彭時所揭發，劉不過炒舊飯）。這種攻擊真有點不擇手段了。



劉在批彭的同時，不忘吹捧毛澤東，這本是他的基本功之壹。他借彭反對搞“個人崇拜”大做文章，說他自已“在很長時期就搞這個事情”（這倒是真心之言，劉就是靠搞毛的個人崇拜起家），“妳們不贊成我搞，我也要搞的。”因為毛澤東的領導是“最好的領導，最正確的領導”，反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就是對無產階級事業的“破壞活動”。劉還進壹步發揮：彭口說不搞個人崇拜，實際上只是反對對別人的崇拜，而是想搞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接著講了幾句很“出格”的話：



“彭德懷同誌說我篡黨，我也這樣講：與其妳篡黨，不如我篡黨好。老實說，妳篡黨我不贊成，如果妳篡黨，我壹定‘篡’，妳不篡，那好，我也不篡。”



劉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他的本意是向毛表忠，表示他壹定會起來跟任何“篡黨”的野心家鬥爭。但他把“篡黨” 二字拿來當“玩笑”， 這對視“黨權”為私家禁臠 的毛來說，實在有幾分不敬，還有幾分“野心” 也未可知。劉此說是否在毛的心裏投下陰影，成為日後必欲置其於死地的因素之壹，這只有毛自己知道了。



劉在廬山會議上已經與彭徹底壹刀兩斷，與彭結下世仇。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在得到毛的允許為在大躍進中被打成“右傾”分子的幹部平反時，他不忘補上壹句：“唯有彭德懷同誌不能平反。”（毛在旁立即插話：裏通外國者不能平反。）劉大概想以此提醒毛他在批彭時曾立下汗馬功勞，借此拉近與毛的關系。但他沒想到此時毛的心裏，他已經取代彭德懷成為“第－敵人”了。



再來看周恩來。周恩來接受了剛過去不久的“反冒進”的教訓，對毛此時的壹切不敢有半點非議。即使毛叫他糾正工作中左的傾向，他也不敢提“反左”，只是就事論事，就業務講業務，決不敢觸動毛的政治路線和“三面紅旗”。在多次發言中，周還努力為大躍進、大煉鋼鐵辯護，頌揚，說要算經濟賬，也要算政治賬。因而毛在23日上午的講話中，對周加以“表揚”，當著大眾的面對周說：“妳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是個樂觀主義了。”但周內心很清楚，毛仍在考驗他，只要稍有不慎，自己就可能被毛劃到彭德懷壹邊去。27日淩晨的常委會，他只是不想把事情搞大，哪知忤了聖意，嚇了壹跳。自此不但完全緊跟毛，而且決心在批彭中立新功，或將功補過。在8月1日批彭的常委擴大會的會議上，毛照例唱主角，其他人也不時插話助陣。周恩來也不甘示弱，他插話說彭的信“方向是向總路線進攻，站在右傾立場，信的鋒芒是指向總路線”。接著他還說了幾句很“掏心”的話：



“（彭）很驕傲，犯上。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是辯證法，要脫胎換骨，我多次犯錯誤，認識不全面，難道檢討了就是沒骨頭？.....馴服就沒骨頭？所有領導同誌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妳的骨頭是犯上。”



周的這幾句可謂由衷之言，也擊中彭的要害，對瓦解彭的意誌有重要作用。同時趁機為自己在毛面前的奴顏婢膝作辯解，在毛面前表忠。周想讓全體大員都象他壹樣在毛面前奴顏婢膝，這樣他就無須為自己的行為汗顏了。



為了投毛之所好，周不惜加給彭以“莫須有”罪名。當時，毛要再加給彭壹頂“裏通外國”的罪名以置其死地，周迎合聖意，故意在會上說某次彭率代表團訪問蘇聯時，受到斯大林接見。臨末其他人都走了，斯大林只留下彭。最終斯氏還送彭壹人到門口。周逼問彭：斯氏跟妳講了什麽？.....這句話好像沒有什麽，但其實很毒辣，因為此事無法證明，彭德懷滿身是嘴也脫不了嫌疑。周可算為毛立了壹功。



有學者認為在“神仙會”期間，在周主持下編的會議《簡報》刪去彭在小組會上某些措辭尖銳的發言，磨平其中棱角，目的是為了保護彭。此說可能把周設想得太“右”了，其實周這樣做只是想迎合聖意，在會上多說好話，少說缺點，以免惹毛生氣，枝外生枝。因為當時周還不知道毛要整倒彭這個“底”。壹旦明白了毛的意圖，他就堅決站在毛壹邊了。後周受毛之命在軍委擴大會上作揭露彭歷史上反黨反毛的長篇報告，報告題目叫做《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堅決粉碎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陰謀集團的活動》。周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不惜歪曲歷史，移花接木、無中生有、造謠撒謊，列舉“事例”，“揭露”彭自上井岡山以來與毛貌合神離的種種“路線鬥爭”史。用“事實”詮釋毛說彭與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的指斥。出席這次會議包括了軍隊師以上幹部－千余人，周可謂為“批倒批臭”彭德懷立了新功。



至於朱德。應該說，朱德是幾位常委中對彭態度較為溫和、也有“保彭”動機的壹個。但他也與所有與會大員壹樣，絕不敢拂毛的逆鱗。他也發言批彭，勸彭投降，但因為不夠狠毒，被毛看穿，喻為“隔靴搔癢”，弄得十分尷尬。很明顯，朱批彭，主要是出於對毛的壹種政治表態，也是為了保護自己，朱早己臣服於毛，絕不再有與毛鬥爭的勇氣。



再看林彪。林彪是作為“援軍”上山的，在批鬥彭德懷的問題上，他可以說是後來居上。8月1日的常委會上，朱德的發言被毛比喻為“隔靴搔癢”被迫終止後，林彪上場。他的壹番上綱上線的重火炮，令毛澤東十分愜意。



林彪壹上場就與眾不同，先是把彭的問題上綱到“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 的高度。林說彭“入黨前就有很大野心，以為救中國舍我其誰。入黨後，在黨內藐視壹切，自已有個路線、綱領、世界觀，自視很高。”“有個人野心”，“個人英雄主義”，想“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作壹個大英雄......”林彪又不忘趁機吹捧毛，他當面斥責彭說：“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妳我離得很遠，不要打這個主意。”



接著林彪自我表白 “有暮氣，但沒這個野心”。順著又吹捧毛：“這種大局面，理論知識、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妳我都是丘八。”這番表白,令毛心花怒放。林則既打擊了彭，又擡高了毛，還表白了自己，可謂壹石三鳥。



說完了彭的“野心”，林又從個人品格立論批彭，重點是指責彭是“偽君子”。林彪說彭“形式上有很多迷人的東西，說妳張飛，實際上不是張飛；妳自己走火說過，老奸巨猾，老於世故.....平時以二桿子、張飛出現，壹句話不走火，並不隨便，是假張飛，不是真張飛，利用坦率的形式迷人”。 林彪惡毒地試圖從道德、品格上把彭批倒批臭，這點最契合毛的心意，因為彭在黨內素以廉潔撲素、保持本色著稱，也因此他才敢觸碰毛在私生活上的腐化墮落和帝王作風。而毛對彭卻無法反制。如今林彪從個人品格上攻擊、汙蔑彭，正好為毛解了氣、報了仇，令他心花怒放。



林開了頭，此後發言者均在彭德懷的“偽君子”上做文章，把彭描述成表面壹套，背後壹套，慣於沽名釣譽、搞陰謀詭計的“小人”、“偽君子”。林後來還有幾次發言，調子都很高、很毒。



林彪之所以對彭如此惡毒攻擊彭德懷，壹方面是他受到了毛的特殊恩寵，1958年5月，林被毛提升為政治局常委，黨的副主席、地位在彭之上。現今正是對毛投桃報李的時機。另方面是，毛共軍隊內本來就“山頭”林立，林、彭之間素有恩怨，且在軍中，彭為副總司令，地位在林之上，林頗不服；又，1950年毛最初叫林彪領兵去“抗美援朝，他推病辭卻。彭接替了他這壹任命，後來獲得很高聲譽。這使林既忌又恨。這次正好利用這壹機會把這個主要對手打下去，出壹出氣。



還有陶鑄，亦可謂批彭幹將。壹個時期以來，陶鑄壹直得寵於毛，仕途得意。他還愛舞文弄墨，高談“氣節”、“理想’、“情操”，寫了本《松樹的風格》小冊子。中共高層內有文才的人不多，陶因此頗令毛另眼看待。不過，從廬山會議的整個表現看，陶也不能跳出中共大員的“風、牛、馬”、唯毛之馬首是瞻的本色。



會議之初，陶也和其他大員壹樣，大談大躍進的負面後果，說“共產風”將副業、工業刮掉了，把商業協作搞亂了，“九年慘淡經營，毀於壹旦”。加上廣東發水災，形勢嚴峻。7月3 日晚飯後，陶鑄到胡喬木住處，與胡喬木、李銳3人還大談1958年的高指標，沒有尊重客觀規律，破壞了綜合平衡雲雲。



後來，嗅覺靈敏的陶嗅出了會議將向左轉，於是立刻轉向。22日下午，他先於毛的講話，大談大躍進取得的糧食和工業增長“古今中外都沒有過”，指出彭信是“總的看法有問題”。這使我們聯想起後來毛的“反瞞產”運動就是這位陶大人壹手挑起的事實。可見陶得寵於毛決非偶然。



陶鑄很快成了批彭的得力幹將。他積極主動，三次找黃克誠，要黃本人“為黨、為國家大局著想”，及早承認錯誤，與彭劃清界限，並說這“並不表示妳對彭德懷同誌‘落井下石’，而是‘君子授人以德’”。他要求黃克誠像“舊社會的女人壹樣”，“壹定要從壹（從毛）而終”，並說“不講求操守是很可悲的”。 他終於說動了黃，黃又說服了彭，促使彭最終認罪。由此可見，原來陶的理想、節操等，不過是變相販賣封建皇權社會中臣民對帝王盡忠死節的奴才哲學而已。



還有幾位也不能掩其功。



首先是賀龍。賀龍在此次“路線鬥爭”中表現頗佳。首先，他對大躍進的評價比毛還高，21日賀龍在小組發言中說：“目前的主要問題是幹勁不足，而不是頭腦發熱和虛報。”“我們缺點不到壹個指頭。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多人，工作中有壹點缺點、錯誤，這有什麽奇怪的？而且缺點、錯誤很快糾正，這是黨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領導.....”。



賀龍不僅善於指鹿為馬，吹牛拍馬，而且有檢舉表現。仍就是那天的發言中，賀龍揭發了彭德懷壹件新“罪行”：在來廬山的火車上，賀與彭德懷、張聞天等同乘壹車廂，當時大家都以為廬山會議要反左，所以說的比較隨便。彭剛剛從東歐訪問回來，有感而發地說：“匈牙利每人每年吃四十公斤肉，還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也要請紅軍來的。”



賀龍把彭在私下裏閑談作為政治陷害的炮彈，是歷來人們所不齒的行為。但得到了毛的高度贊賞，賀被“特許”列席政治常委的批彭會議，作為對賀的獎賞。使其他大員羨煞死了。



再說譚震林。大躍進中，譚是管農業的副總理，是毛的得力助手，也是三面紅旗的鐵桿護衛者。前面已經講到，壹次，他在周恩來處開會時曾與剛上山的黃克誠幹了壹仗。後來黃被批鬥，譚便公然誣黃“蓄意反黨”。



譚還主動承擔大躍進中過左的責任，說要追究責任，就拿他來處分。“主席不僅無過錯，而且作出了偉大貢獻。兩次鄭州會議，主席嚴厲批評了左的錯誤，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



但是，這位左將的思想理論水平很有限，在批彭時他說也要“壹分為二”，他壹面說彭“這封信是煙幕加毒氣。”壹方面又說彭“是壹個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好同誌，他為革命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勞。”並說：“這種鬥爭並不妨礙我尊重他的過去。” 就這樣，這位譚老扳誤解了毛的意圖，與隨後毛給彭的定性南轅北轍。他的“壹分為二”被人指責，兩天後不得不改口，收回了對彭肯定的言論。還倒打壹耙：“我看他不像張飛，倒有點像魏延。” 大概毛澤東知道他大老粗出身，不追究他的錯誤。



還不得不提及聶榮臻和葉劍英二位老帥，因這二人在說服彭德懷轉變態度、認錯認罪方面立有大功。



本來聶帥對大躍進的看法與彭相近，當然他不會公開說，當出頭鳥。7月30日上午，毛突然叫來聶、葉二人，交給他們壹個重要任務，讓他們倆去勸彭德懷按自己的定調檢查檢討。領下了這個使命，二人義無反顧。當天晚上，二人借散步接近彭，先探探彭的態度。彭卻直言毛“列舉的壹大堆罪狀，我看是子虛烏有，肯定有人在他跟前使了手腳。” 聶勸彭要“顧全大局”，寫個檢討。但被彭拒絕了。



次日早晨，二人再度來“看望”彭。這次二人采取“以情動人”的策略。彭在日記中記下了這次來訪及自己的感受：“他們來勸我著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評不完全合乎事實，只要於黨於人民總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細節。他們說，妳不是常講壹個共產黨員要能任勞任怨，任勞易任怨難嘛。今天當著自已作檢討時，就要表現任勞任怨的精神。大約談了兩個小時，最後熱淚盈眶而別，感人至深。” 但彭仔細－想，雖然“我非常感謝他們對我的幫助，決心從嚴檢查自已。但……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勞任怨的問題，而是如何處理才會有利於人民和黨……” 他最終痛苦地感到，“我給主席的信，事與願違，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這將是我的罪惡。”



但思考再三，他最終仍然決定：為了大局，為了黨的團結，為了維護毛的威信，犧牲自已。



這是關鍵的－步，壹旦邁出了這－步，有如千裏大堤打開了壹個缺口，全線崩塌就是必然的了。



幾年之後彭為了澄清被迫承認的罪名，特別要撇清所謂“裏通外國”壹亊，書寫了《自序》壹文（即毛所說的八萬言“翻案書”），其中，彭坦述了在廬山會議時自己的心理狀態：



“其實，廬山會議結束後，我就想把我在軍隊30年來的影響肅清、搞臭。這樣做，對保障人民解放軍在黨領導下進壹步鞏固，是有好處的。我就是抱著這種態度，趕回北京作檢討的。.....”



這正是毛所要達到的結果。白紙黑字，現在妳想反悔，沒門！就再給妳壹頂 “翻案”的帽子吧。毛再次占據了道德制高點，彭再次墜入網羅。



由以上可見毛整人術之高，他的程序是：先是迫使——裹脅——全體與會人員來批判妳、咒罵妳，貶損妳，讓妳成為全黨之“的”；接著千方百計“挽救”妳，誘使妳認錯認罪，回頭是岸，重歸於好；妳出於大局，委屈求全承認了，以為可以息事寧人，回歸黨的隊伍；可是結果恰恰相反，妳的罪錯白紙黑字，鐵扳釘釘了，任由他處置了；妳的問題不斷升級，直至成為“可恥”的叛徒，敵人。



毛無數次重復上述整人的伎倆，這壹過程也成了中共全黨徹底馴服、奴化的過程。連彭德懷這樣鐵骨錚錚的人物，為了“黨”（毛就是這個“黨”的化身），為了“全局”的利益，都願意違心地醜化自己、搞臭自己，犧牲自已。這種境界比封建時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又要高出壹籌了。



此外，在這次廬山會議上，毛的“大警衛員”、公安部長羅瑞卿也表現卓越。羅立場堅定，自始至終維護毛、捍衛三面紅旗自不必說，他還制造了壹個“23日晚事件”。原來在7月23日上午毛講話之後，李銳、周小舟、周惠三人因為想不通，（感受到在“同鄉會”上受到毛的耍弄 ），當晚結伴去到彭德懷、黃克誠住處（彭與黃住在壹棟樓）。黃壹人在屋，但他不敢與他們交談。恰好這時彭德懷也回來了，但為避嫌疑，幾人仍然不敢多談，於是李銳三人離開。剛出來卻“恰好”被羅瑞卿看見。羅於是立即向毛報告這壹重要“敵情 ”。這壹發現，罪征確鑿地促成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 的形成。這就是所謂“23日亊件”。廬山會議後期，這個“23日晚事件”，成了會議批鬥和圍攻的焦點。羅瑞卿對彭的批鬥也特別狠毒，他硬說彭的“艱苦樸素是裝的”，是學馮玉祥的“偽君子”。不但在會上聲色俱厲，會下還找彭當面“質問”。大概因為得到毛的寵信，又兼有警察頭子要職，他己不把彭放在眼裏，壹副有恃無恐、狗仗人勢的派頭。



軍隊總政治部主任肖華也趁機落井下石。他跟隨彭德懷到東歐訪問，為了取悅毛，他將彭在國外訪問期間的壹些言論整理作為檢舉材料，成為彭“裏通外國”和組織“軍事俱樂部”的重要“證據”。



陳毅時任外交部長，留在北京主持外事工作。據7月23日從從廬山回北京的董必武說，陳原來也基本贊同彭的觀點。作為副外長的張聞天與在北京的陳毅通過－次電話，在電話中張向陳報告說，自已在發言中因在會上“缺點講得多了”，“犯了大錯誤”。但陳卻說，缺點多講點沒有關系，還叫張不用害怕。這說明，在批彭初期，陳毅並不認為彭有什麽大錯，甚至同意信中觀點。但自7月26日以後，毛扭轉了風向，各大員從自身的安危考慮，不得不按照毛的定調批彭，遠在北京的陳毅也跟大夥壹樣，立刻“變臉”。廬山會議結束，張聞天回到北京，陳毅也不認他了，親自主持外交系統大會批鬥張聞天。



這期間，毛也曾親自出馬，對彭的陣營進行分化瓦解。周惠本與周小舟、李銳是“壹夥”的，與彭的關系很近。但毛認定周惠可以拉過來，便親自招周惠到自己的住處單獨談話，恩威並施，曉以利害。果然周惠不但當場表示誠心認錯，痛徹悔改，還立即反戈壹擊。8月1日，周惠給周小舟寫信，勸其“迷途知返”。接著又找周小舟談話，勸降，談了壹個通宵，但效果不佳，周拒不應命。毛只好親自出面，叫周小舟寫個檢討，並揭發彭德懷，說如此便可以讓他仍回湖南工作。周小舟則流著淚對毛說：“主席，我不能寫這樣的檢討，彭總的意見書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訴他的，是我動員他找主席的，我以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談可以起作用，他才寫的，我怎麽能批彭總呢？”毛只好說：“妳走吧！”



在毛發動的所有政治運動中，為了自己能夠“過關”，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或“烏紗帽”而“反戈壹擊”、落井下石的人不計其數。在當年毛的恐怖高壓之下，這幾乎成了常態。像周小舟這樣拒絕出賣朋友的人是少之又少的。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還始終堅持自己原來的觀點，不出賣自己的良心。因而他受到的批鬥最為猛烈，結局最為悲慘。1965年，周小舟在文革之前自殺身亡。與之相反，周惠被堤升為內蒙古第壹書記。



還應該談談幾個“秀才”在這場風雲突變中的表現。不過先要說明的是，在廬山會議期間，毛只想集中火力打擊彭德懷等少數政敵，沒有窮追說了錯話、犯了小錯的人。相反，為了爭取多數，集中力量打擊主要敵人，毛甚至說要“保護秀才”。這使得在那場風波中，多數“秀才”能夠幸免於難。



當時中共那幾個主要筆桿子，在7月23日上午毛講話之前，幾乎都對大躍進、三面紅旗持批評、否定態度。例如7月6日晚，在田家英、吳冷西的住處，李銳、胡喬木、陳伯達都來了，交談中大家都認為“以鋼為綱”、“三大元帥”等說法違反了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和綜合平衡的規律（胡喬木還說“以鋼為綱”的提法是取其諧音的文字遊戲），認為北戴河會議以後毛澤東頭腦發熱，等等。7月18日晚，這時彭的信已交由各組討論，胡喬木、吳冷西、陳伯達、李銳又在田家英住處聚談，五人都表現出“對彭的信很感興趣”，覺得信的內容好，觀點 “跟我們壹致”。在小組會上，他們也大致表達了上述觀點和思想，如陳伯達18、19日三次在小組會上發言，都說不能忽視大躍進的“副產品”（ 負面影響），對彭德懷要“對事不對人”。陳伯達還與極力維護農業大躍進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幹了壹仗”，他以自己的親身調查，指出在河南遂平、範縣以及福建壹些地方都在大躍進中大搞吹牛、弄虛作假，等等。



還有吳冷西，這位人民日報社社長兼新華通訊社社長，臨上廬山前夕，下令各地的新華社分社搜集大躍進的負面材料，編成《內參》（彭德懷就曾在看《內參》時受到啟迪），到廬山後，吳叫各分社把搜集好的材料送到廬山他的住處，想作為“糾左”時的“炮彈”。



上述事實也可使人們得到啟迪：只要是具有壹定文化修養，有壹定辨別是非能力，對於像大躍進這類反常的、禍國殃民之舉是很容易作出正確判斷的。這些“秀才”比較壹致地對大躍進作出否定性評價是很自然的。而且，他們與毛的那些執事大臣、封疆大吏不同，他們不是大躍進政策的直接執行者，少了壹些“自我否定”的擔憂。所以，“秀才們”對事物的認識比政客們更客觀、公允壹些。



可問題是，這些秀才也不是真正的“秀才”了，畢竟在政治染缸裏泡的時間不短了，所以，知識分子的良知也在壹點點脫落、蛻化，壹碰到權力者使出恐怖魔杖，便又葡匐在權杖之下了。



陳伯達是這種善於“變臉”的典型。陳當時已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這種身份決定他較之其他秀才變得更快、更徹底。



毛23日的講話，可謂給了陳伯達當頭棒喝，他很快清醒過來了，知道自己必須立即“懸崖勒馬”，於是立即擺出壹副“左派理論家”的面孔，先把彭德懷上綱上線狠批壹頓，順帶為毛唱頌歌。特別是他居然厚顏無恥地把前幾天發言中列為“造假”事例的對河南遂平、範縣及福建壹些地方的情況，反過來當作“群眾幹勁沖天”的典型，還說自己深為大躍進中廣大群眾的英勇精神所感動雲雲。可見陳伯達的“厚黑”功夫己不在壹般政客之下了。



也許陳伯達變臉速度太快了，太厚顏無恥了，與會人員不想放過他，揪住他先前的發言不放。眼看難以金蟬脫殼，陳只好裝病請假。然後擺弄他那支慣於播弄是非、顛倒黑白的禿筆，趕寫批彭的“理論性”文章，幫助毛把“反擊右傾機會主義”提升到理論的高度。10月9日，陳把自己完成的初稿《請看彭德懷同誌的政治面目》壹文呈送給毛。毛叫他找康生、胡喬木二人幫助修改。陳將修改後的題目改為《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重新呈給毛。毛親自修改後發表在1959年《紅旗》雜誌第22期上，旋又以中共中央名義將此文發給各級黨委，作為批彭的學習資料。



於是，陳不但洗清了自己，而且再立新功。為後來文革中榮任文革組長、晉升為全國第4號人物奠定了基礎。



胡喬木的變臉亦不亞於陳伯達。除了立即加入批彭大軍，他還抓住了壹個剛出現的“新課題”大做文章，事情來源於8月9日上午追查出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之間曾經議論：“現在我們是否像斯大林晚年”。這自然是個爆炸性新的“罪證”。胡喬木敏銳地感覺到“斯大林晚年”是個新課題，做好這篇文章不僅能給彭德懷等人致命壹擊，還可以趁機大捧大吹毛澤東，贏得“龍心大悅”，那麽自己初期的“右派言論”(毛說，這些人“離右派三十公裏”)不僅可以被掩蓋過去，而且還有望獲得毛新的寵信。



胡喬木發現這壹新課題之後的當天和夜晚，馬不停蹄、徹夜不眠地趕寫發言稿（發言提綱），第二天他就拿出了批彭的重型炮彈：《斥所謂“斯大林晚年”的汙蔑》，全文從六個方面、從理論與實踐結合批判了把毛比喻為斯大林晚年的“汙蔑和惡毒攻擊”。把毛捧到了斯大林不可比擬的“壹貫正確和英明偉大”的高度，實際上把毛吹捧成當今共產主義運動的的第壹號人物。而這正是毛澤東夢寐以求的渴望。果然，在胡發言後的第二天，即8月11日，毛在看了胡的發言稿後，掩飾不住內心喜悅地說：（彭德懷壹夥）“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們的人。”



受到主子贊賞後，胡的勁頭更大了。壹下廬山，胡又給毛送上了他的新作《剝開畫皮來看——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為什麽是壹個反黨的綱領》長文，可謂極盡莫須有之能事。毛看了自然龍心大悅，立即批示印發全國，作為批彭的武器。



由此也就可知，為什麽陳伯達、胡喬木二人在毛的秘書中爬的最高、最受寵信（陳伯達後來誤陷毛、林的權力之爭受黜是另外壹回事），其實就是因為最沒有廉恥，最善於“風、馬、牛”，也就是傳統上所謂最“無行”的文人，實則是披著“文人”外衣的政治小醜、文痞。



比較起來，田家英要“差”很多。田家英曾在私下裏議論說：“主公（指毛）常有出爾反爾之事，有時捉摸不定，高深莫測，令人無所措手足，真是很難伺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許明天挨批，還喜歡讓人寫檢討。”這是田家英在毛身邊侍候多年的肺腑之言，錐心之論，也是難於與人言的苦衷。從中可以看到壹個誤入歧途的知識分子成為流氓式暴君的“工具”之後的苦惱和無奈。但是，此時的他沒有了退路（壹旦成為了毛的工具，再想脫離羈絆、重獲自由身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後田家英只能選擇以死（自殺、被殺？）來解脫。



還有李銳先生。他陰差陽錯成了毛的“工業秘書”。李因其時不是中央委員，不夠入“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資格，但實際上對他的處分最重：撤職、開除出黨籍、下放勞動改造。可見毛對他特別仇恨。為了打擊李銳，毛還制造出壹條理由：“李銳不是秀才”，因為李銳沒有如陳伯達們為毛炮制批彭的新“理論”，所以不在保護之列。這是李銳先生的不幸，但也是他的大幸，中國因此成就了壹位傑出的民主鬥士，批毛英雄。



還值得指出的是那位吳冷西大人。他也被毛歸入“秀才”之列，卻是實實在在的士林敗類。在慶幸自己被毛寬大逃過了被整之劫之後，吳立即翻臉變成另壹個人，他學習毛的出爾反爾，拿自己的部下開刀，原來根據他的指令，各地新華分社整理了壹大批有關大躍進的負面材料送上廬山，本想作“反左炮彈”。風向變了之後，吳便把它們作為整材料者的罪證，據此把他手下7名分社社長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吳制造了這7頂“黑帽子”，保住了自己的紅頂子。其手段之卑劣，只好將其歸入無恥政客加無行文人的雙料貨色中去了。



從上述中共大員們在廬山會議上的表現看，可以認定，這時的中共已經不是壹個什麽馬克思主義政黨，這些人也不是什麽馬列主義者，甚至也不是什麽“共和國政府”官員，而是壹群不折不扣、實實在在的新式皇朝裏的奴才，侫臣，投機分子。他們沒有自己的是非，只唯毛主子的馬首是瞻，毛指向哪裏，他們就沖向哪裏；毛叫他們咬誰，他們就咬誰。只要毛皇壹聲吼，全體就都趴在地上誠惶誠恐，謝主隆恩。他們如此忠誠這個主子，是因為主子掌握著對他們的生殺予奪大權，而他們也正在享受著主子賦予他們對草民百姓的生殺予奪大權。他們居廟堂之高，卻不管草民百姓的死活，不為百姓說－句話；他們慣於睜眼說瞎話，能夠把黑說成白，把大災難說成大好事。他們唯壹所想所做的，就是取悅毛皇，先求自保而後向上爬……



當然，事情總有例外，在這些人中，有極少數良心、人性未泯的異類，他們對現狀感到別扭，也感到了危機，但他們知道自已無力回天，只好寄希望通過勸諫的形式，希望皇上良心發現，改弦易轍。——彭德懷就是這極少許異類中的代表，周小舟、李銳等為其同儕。



然而皇上卻容不下這些異類，決心防微杜漸，殺壹儆百，於是開展了壹場聲勢浩大的圍剿叛逆運動，將其徹底打翻在地，再踏上壹只腳。



這就是廬山事件和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鬥爭”的全部真相和實質。從此，毛澤東在實現由領袖向皇上轉變的道路上跨出了壹大步。



最後簡單交待壹下這個以彭為首的“反黨集團和反革命軍事俱樂部”四大成員彭、黃、張、周的結局。



特別值得關註的是彭德懷後來的經歷和結局，因為這對於認識、研究毛的黨內鬥爭之術具有典型意義。



彭德懷等人後來都按照毛的定調作了檢查、檢討，承認了毛賜給他們的大部分罪名，毛澤東取得了完全勝利。這壹點是很值我們深思的：為什麽桀驁不馴的彭德懷居然軟了下來，忍氣吞聲承認了毛加給他的莫須有罪名？（只是對“軍事俱樂部”和“裏通外國”堅決否認。）筆者得出的結論是：



首先是前面講到的“大局”觀念。按照共產黨的理論，顧全大局、為了“全黨利益”不惜犧牲個體、包括搞臭自己，是共產黨人忠於黨的表現和最高境界。彭德懷作為忠誠的共產黨人接受了這壹訓戒。這看起來是多麽愚蠢、“愚忠”！但這正是彭德懷“黨性”純潔的表現。毛也正是利用彭的這種對“黨”、 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忠誠，來達到壹己之私的卑鄙目的。彭是那種正宗的“原教旨”共產黨人，把這個“黨”和黨的事業看得高於自己的生命。當他看到全黨高級幹部都站在毛的壹邊，全體中央委員都批他、罵他、勸他，要求他認罪認錯，以便維護黨的“團結”。彭知道自己應該為黨“犧牲”了。盡管他並未從心底承認毛賜給他的那些罪名。所以，彭在8月13日下午彭的大會“檢討”中，他使用了“事實上是反對總路線、反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這壹違心之言，“事實上是”，就是主觀上並非如此，這四個字，說明彭是違心檢討，也為日後翻案留下了余地。



其次，是當時彭對毛仍存有幻想。彭主觀上希望以自己的認罪認錯求得毛的妥協。這壹點始於聶榮臻、葉劍英“勸降”之時，後來－直隱約存在於他的心靈深處。這也緣於毛在與彭的交鋒中非常講究策略，能有效迷惑對方。首先，在會議期間不管對彭的問題上綱多高、多惡毒，卻始終稱他為“同誌”，這就給對方壹種心理暗示：妳的問題仍然是黨內的問題，是同誌之間的問題。這讓彭對自己的問題產生幻想。（順便講壹句,毛這種策略是極端虛偽的，不倫不類的，既然已經“反黨”了，還有什麽“同誌”可言呢？所以這些 “同誌”最終都成了敵人，並且以非關即死為結局）。



然後，毛進壹步采取有打有拉、軟硬兼施的策略迷惑對手，在8月1日批彭的常委會上，彭德懷主動提出辭去國防部長職務的請求。這既是真誠的表示，也是壹種試探，從對方的答復中可以判斷在毛和“中央” 心目中自己問題的“嚴重程度”。老奸巨滑的毛諳熟被整人的心理，他毫不遲疑地答道：“現在不談這個。還是妳幹。”前半句暗示：對妳的處分決定於妳的態度；後半句則是為了穩定彭的情緒，繼續麻痹彭，總的目標是促使彭盡快繳械投降。



這時林彪插話說：“不是打倒。不是今後不信任。要整風，洗腦筋，”毛、林心有靈犀，壹打壹拉，壹唱壹和，為瓦解彭的意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這時彭肯定想起14年前的華北會議上，自己被批了40天，上綱上線不可謂不高，但最終卻“批判從嚴、處理從寬”，仍然叫他當共軍副總司令，再後來還讓他領兵入朝作戰。朝鮮戰爭後又讓他擔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總之仍然充分信任他，放手使用他。



想到這裏，彭就會不由自主產生錯覺，以為目前這壹切大概是14年前那壹幕的重演.....彭老總粗中有細，他從毛和林彪等人的發言中聽出，毛和大家攻擊他的重點，或曰忌恨他的主要原因，是他的所謂“個人英雄主義”，即“對毛不尊重”。為了滿足毛和大家這壹要求，彭便承認自己有“個人英雄主義，外加無政府思想……



林彪趁機說：“華北會議時就這些妳作過檢討，但洗腦不容易，還要發作。”毛則又趁機“拉”他壹把，說他 “歷來搖擺，直到高饒事件，但能搖過來。這壹次又可能搖過來.....對妳寄托希望。”



此後其他人發言，也都立即加上“希望彭德懷同誌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這個誘餌。



壹旦思想防線產生裂痕，全線崩潰就不可避免。這個防線的裂痕應是始於聶、葉二帥披肝裂膽、熱淚盈眶的勸說，之後他便深陷在毛設計的這個陷阱裏不能自拔。在毛組織長達二十多天的日夜圍剿、死纏爛打、軟硬兼施的疲勞戰術折磨下，彭的防線終於完全崩潰，他決定以違心的承認“錯誤”，換取全黨的“團結”，犧牲小我維護“大局”。在8月13日下午批鬥他的大會上，彭基本承認了毛加給他的罪名。接著，他說下了壹段頗耐人尋味的話：



“我堅決地、全部地拋棄那封信的錯誤立場、觀點，堅決拋棄對毛澤東同誌的壹切成見，堅決回到黨的立場上來，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竭誠擁護黨中央，擁護毛澤東同誌，不管今後黨中央的領導人有什麽變動，都願堅決服從領導，在黨的監督下，老老實實為黨工作，並願盡自己的余生，無限忠誠地為黨的革命事業而奮鬥。”



仔細分析這段話中可以看出：第壹，彭幻想“今後繼續為黨工作”，他認為這大概是沒有問題的；第二，他把自己的“錯誤”主要歸結為對毛不尊重，有“成見”，希望以此換取毛的原諒。第三，他還想讓“未來的黨的領導人”（大概指劉少奇）對他放心，保證今後“堅決服從領導”，老老實實做個普通的、馴服的黨員。這段話給人總的印象是，彭認為自己的錯誤仍然是共產黨內部的問題，是“同誌”間的問題，所以他願意以“認錯”求得毛的寬恕，了結這場讓全黨難堪的公案。



然而毛早就決心不與他妥協，不管是對黨外或黨內的敵人，他都要“追窮寇”，痛打落水狗，“不可沽名學霸王”。但此時毛仍然不動聲色，堅持他的“分步驟解決”的策略，他要先穩住對手，然後－步步收緊繩索，像慢火煮螃蟹－樣。這壹套是他多年來搞黨內鬥爭的經驗和法寶，鬥爭初期，壹定要讓對方以為只是“思想、認識問題”；然後升級為“路線鬥爭”；再升級到“敵我矛盾”；再到“妳死我活”.....最後徹底消滅之。



在廬山會議上彭的問題其實只是提到“路線鬥爭” 為止，毛認為還未到最後徹底解決階段。不過，也不能太寬大了對手，要殺壹儆百。在會議最後通過的文件即關於彭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中，彭、黃、張、周都被撤去了職務，但暫時保留其空頭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和侯補政治局委員、侯補中央委員等頭銜。可見，毛當時那句國防部長“仍要妳幹”只是為了誘降的誘餌。



然後，這些人先是被監視、軟禁起來，或下放勞動。毛要等待時機再作最後了斷。到了文革，毛認為時機到了，再次將彭作為文革的切入口，由姚文元出面炮制了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彭德懷比喻海瑞，拉開了文革序幕。由此也可見毛對彭仇恨之深，必欲置其死地而後快！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最後收拾彭德懷之前，毛仍然玩了壹個小小花招：為了防止彭在京城與其他人聯合搞“政變”，毛故意讓彭去四川擔任“三線”建設的副總指揮，還說這是為彭平反、恢復職務做準備。害得彭老總著實高興了壹陣。哪知當他抵達成都的第二天，刊登姚文元文章的報紙也送到成都。然後是被押解回京，接著便是“觸及靈魂”的殘酷批鬥，頭戴兩米高的鐵制高帽，乘坐“噴氣式”， 還有雨點般的拳腳交加.....僅僅1967年7、8兩月，彭便被鬥百余場，又審訊200次，在被鬥爭中多次被打翻在地，頭破血流。據醫生檢查，除了頭部、兩臂的外傷，肋骨被打斷兩條，胸部淤血，內傷嚴重.....原本健壯如牛的彭，被折磨得傷病纏身，臥病在床。為了加速他的死亡，又重新宣布判處他無期徒刑，以加重其精神折磨。1973年彭被檢查出患直腸癌，癌癥發作，哪怕痛得打滾，醫院奉命不準給他打止痛針。1974年11月29日，早已經癱瘓在床的彭德懷在關押他的密不透風、不見天日的小黑屋中悲慘地死去。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彭對著醫生大聲喊：廬山會議他沒有錯！要找毛澤東翻案！醫生給他輸液，他拔掉針頭，說“我不用毛澤東的藥！”給他餵飯，他把飯碗推倒在地上，說“我不吃毛澤東的飯！” 臨終前竭盡最後壹點余力咒罵毛……



可惜壹切都太晚了。



周小舟結局也很慘。也許他已經把毛看透了，不再存任何幻想，在文革到來的前夜，就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剛50歲的生命。



張聞天在文革中也被拉出與彭德懷壹起遊鬥，沒有少挨拳腳、少受皮肉之苦。在林彪發布戰備“壹號通令”的疏散令後，張被趕出北京城，“發配”到廣東肇慶。後來張多次請求回京治病，毛不允許，只轉去新流放地無錫。1975年死在新流放地無錫。



彭、張死後都不能以其真姓名示人，彭德懷以假名“王川”，張聞天以假名“張普”火化，真的讓其死不瞑目。



四人中算黃克誠命運最好。文革中雖然免不了被鬥、坐牢，九死壹生。但他挺了過來，等到了平反出獄。黃克誠平反後壹度出任中共中央紀委常務副書記，（這個任命是否跟他在廬山會議上反對大吃大喝、開會帶戲班子有關？）不過，他在政治上的表現令人側目，雖然經受了毛給予的那麽多痛苦，雖然自己已經雙目失明，他仍然聲稱，要致死維護毛的“歷史功績”，捍衛毛澤東思想“崇高的歷史地位”，可算中共黨內 “死不改悔”的“擁毛派”典型了。



至於在廬山會議其他那些批彭英雄，包括劉少奇、林彪，後來在文革中大多逃脫不了的可悲、可恥的下場，關於這些，人人知曉。就不多述了。



這次廬山會議可謂經典地表現了毛的黨內鬥爭策略和整人手法，除了上面展現的以外，最重要、管總的兩條分別是：綁架全黨。留下文字。“綁架全黨”是指，凡是毛決定要整治、打倒、除去的對象，都要使之變成全黨的集體意誌和行動，造成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的聲勢；“留下文字”是指，不管是被批判者的認錯、檢討，或是批判者的發言，以及最終的決議、決定等，都要形成文字，封存進入擋案。做完這壹切，毛以為萬亊大吉矣。他的意圖是明顯的，那就是造成“全體負責、鐵案如山”的 “亊實”，使後代、後人無法翻案、也不敢翻案。從而使自已永遠光榮、正確、偉大下去……這是熟讀歷史的毛所釆取的高瞻遠矚的預防性措施，可謂用心良苦、慎密無疏矣。



然而，歷史總會讓那些自以為高明的陰謀家和跳梁小醜失望，毛也逃不過這壹“劫”數。曾幾何時，自以為要要留芳百世、光耀千秋的毛，已經被掲批得臭不可聞！那些掩蓋在鐵幕下的罪惡、包括廬山會議真相之類，也壹件件被暴露於陽光之下而受到人們的鞭斥。歷史在被短暫愚弄壹番之後，終於展現了它的原貌。







廬山會議（又稱第壹次廬山會議，因為後來毛還兩次上廬山開會）已經過去幾十年了，絕大部分當年的親歷者已歸塵土。不過它的重要歷史意義仍然令人矚目，首先因為它是毛實現其個人獨裁、帝王式統治邁出的關鍵壹步，也是中共徹底淪為毛的禦用工具之始。其次，它提供了毛開展黨內鬥爭，制服政治對手，以及如何駕馭全黨的較為全面、生動的“案例”。



其三，當然也不能忘記它帶來的直接後果。會議之後，毛徹底撕下了他反“左”的外衣，迅速地在全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右傾、拔白旗”運動，把大躍進推向大死人的高潮。據《墓碑》壹書作者楊繼繩先生的推斷：“如果沒有廬山會議，按照1959年上半年糾偏的勢頭，……饑荒就可能止於1959年。”整個大躍進死亡的人口可以“減少70%”。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內部公布的數據，1959至1961年全國“非正常死亡”總數為3775·5萬人，就是說，如果沒有廬山會議毛澤東的反彭德懷鬥爭，全國將減少死亡31110萬人；又根據鄧小平在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說法，在廬山會議後掀起的“反右傾、拔白旗”運動中被整肅的各級幹部達壹千萬人。



當年彭德懷在被迫作出違心的檢討時，他己痛苦地意識到，他那封信起到了跟他願望相反的作用，他在日記中寫道：“反右傾機會主義（這是毛送給彭的“帽子”）的結果不會停止‘左’傾，而會更加深‘左’傾危險。比例失調會更加嚴重，以致



影響群眾生產的積極性。我給主席的信，不僅事與願違，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這將是我的罪惡。”



到底是誰的罪惡呢？歷史會作結論！



毛共階級鬥爭罪惡之源：土地改革







總體看來，所有毛式運動都是罪惡的代名詞，包括毛所謂的“人民內部矛盾”的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和 “三大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它們本質上都是毛為實現其極權統治、徹底奴役全國人民而使出的分化瓦解、分而治之、殺雞儆猴的把戲，其目的、本質與對敵鬥爭壹樣，並無區別。



不過，從源頭上看，從其罪惡的烈度、廣度及後果的影響上看，為首卻當推“土地改革”（簡稱土改，又稱為“土地革命”）。然而偏偏這壹毛共制造的最大、最早、最惡劣、最殘忍、最後害無窮的“運動之母”，卻壹直沒有受到清算，沒有徹底平反昭雪和正本清源，如果不對毛式土改加以批判、清算，對毛主義的罪惡認識就是極不徹底，甚至棄本逐末的。今天，應該到了對這個罪惡之源進行徹底清算和反思的時候了。







壹、土改是毛和毛共制造的最大、最惡劣的冤案







中共搞的“土地革命”運動是在蘇共的直接指使、指導下進行的。1923年5月，共產國際告訴中共：“只有把占中國大多數的農民，即小農吸引到運動中來，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指示中共“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余的農民土地革命。”後又多次批評中共的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不力（即不夠廣泛、殘暴和血腥）從此,中共走上了以暴力逼使農民“革命”、借土地革命之名走傳統的發動農民造反奪取政權的道路。



讓毛澤東與土地暴力結緣的是他1926年冬天到湖南進行的為期壹個多月的所渭農民運動考察，其後便寫出了那篇臭名遠揚的、也是毛主義奠基之作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這篇報告裏毛初次顯露了他鐘情暴力、喜好殘忍的本性，他把這場引起當時全社會包括左、中、右各派人士壹致譴責和痛恨的“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稱之為“革命先鋒”，把全社會壹致認為“糟得很”的評論說成是“好得很”，把令人發指的暴行說成是革命中“必須要造成的恐怖現象” 而對其大加贊賞。這篇考察報告初步卻又充分展示了毛的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流氓無賴本性和“反潮流”精神，此後毛和毛主義的壹切言行、“理論”都是這篇報告的的發展、發揮。40年之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那場痞子運動的直接傳承、發揚光大。



1926年的湖南農民運動是中共土改運動的早期樣本，它壹出籠就展示了其邪惡、卑鄙、血腥的反文明、反人類本質，引起了當時全社會對共產黨和其“共產主義革命”的同仇敵愾，也引起了廣大國民黨人對與共產黨“合作”的反思，直接導致其後的“馬日事變”、“4.12”清黨”和汪精衛“7.15分黨” 行動。之後，中共也就壹不作、二不休，進行了空前殘忍、暴戾的燒殺擄掠的十年“土地革命”，其瘋狂和殘忍又超過湖南那場痞子、惰農運動。（有關對毛的《中囯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及毛在地主與農民問題上散布的謬論的分析和批駁，請參閱本書第八篇）。



土地革命亦即土改，之所以稱其為毛共罪惡之首、階級鬥爭之源，皆緣於其屠殺、殘害人數之多，手段之野蠻、殘忍，以及其“理論”之荒謬，影響（後遺癥）之巨大。



先說殺戮之多。拋開各地分散的“土地革命”屠殺不計，單以毛共的主要根據地江西而論，據民國時期的人口統計資料，1926年秋毛去江西之初，江西全省人口為2000萬，到1936年毛共撤離江西之後，全省僅剩1000萬人口，凈減1000萬。如果加上這十年間正常出生的人口，以當時平均年人口增長15‰計，十年間最少應增400萬，如此，全省十年間損失人口應為1400萬！這1400萬人口死亡大部分就是發生在“蘇區” 的“土地革命”中。也許，有人以為那是圍剿和反圍剿戰爭中的死亡，其實戰爭中直接死亡的人數並不多，所謂五次反圍剿，加起來雙方戰死者絕對不會超過100萬，可見百分之九十不是死於作戰，而是死於毛共的殘暴統治，其中主要就是其“土地革命”及其後續惡政。



除了江西，全國類似的中共根據地還有多處，它們加起來，比毛的“中央蘇區”人口還多得多（如1931年11月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蘇區”只有三百多萬人口，而加上全國各地的中共根據地，人數最多時達到900萬）。這些根據地無不實施統壹的“土地革命”政策，即對地主富農及其他有產者斬盡殺絕的政策。這些地區加總起來，在十年土地革命中屠戮的人數絕不會比江西蘇區少。



毛共土改殺人的第二個高峰是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夏至1948年春，在毛統區開展的土改運動（實際上大多為“二次土改”，因為之前中共毎到壹地首先就是搞“土地革命”）。1948年初，毛共統治的地區已達1.6億人口，按照毛自己的估計，以10%的人口為“地主富農”（實際打擊面不限於此），地富及其家屬總數即為1600萬左右，這次土改毛共實行的是極其慘毒的對地富肉體上消滅的政策，在運動中被消滅的地富，以及因“掃地出門”而死亡的有多少呢？這筆賬雖然無法計算，但僅以地富中的人口百分之十計，也達160萬，而實際上肯定不止此數。



土改殺人的第三個高峰是毛建國之後的全國性土改，這時除去毛的“老區”之外，全國農村列入土改的人口按毛澤東所說尚有三億壹千萬。這次土改殺人總數後來毛共有壹個含糊的說法是八十萬，我們按上述算法是310萬，實際數字會只多不少。



這樣，我們把毛共三個時期土改殺人的數字加總起來，大概形成壹個初步的概念，應在1500——2000萬左右。那是十分嚇人的數字！我們知道，鎮反是毛共殺人最多的單項運動，毛承認殺了71萬，據後來中共中央研究室等編寫的有關著述披露的數字，鎮反共“鎮壓”152·61萬人，其中判處死刑的87·36萬人（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第10期載）。這個數字比起土改殺人實在是小巫見大巫（鎮反中被屠殺的也有壹部分地富分子）。也許土改殺人還比不上大躍進躍的死人數（4000萬以上），但這是不同的概念，“大躍進餓死人”毛可以推說 不是它的“主觀故意”，所以他壹直不認賬；而土改則是毛直接指揮的殺人狂潮，被害者都屬毛的政策範圍內要消滅的“階級敵人”，是“故意殺人”。又如文革，文革中的死人是壹個廣泛的概念，情況復雜，毛和毛共都推卸責任。而土改殺人毛和共產黨是推脫不了的！何況，文革中被害者中也有相當部分也是土改的幸存者及其後人。



土改殺人的另外－個特點是，其手段極其殘忍，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殺人的方式大多不是正規的槍決（槍決也使用開花子彈，專打頭部，以造成恐怖），而是使用原始的石頭、木棍、鐵器、匕首等；更多的是死於酷刑，包括火烙、吊打、抽筋、剖腹、挖心等等。毛共在土改中提出壹個口號（壹項政策）叫做“貧下中農想怎麽辦就怎麽辦”，也就是鼓勵其無法無天。 於是農村中的流氓地痞歹徒惡棍——土改積極分子們，獸性大發，各顯其能，充分發揮其殘人作惡的想象力，把聽到的、想到的古今中外的酷刑全部用於對地主的“實驗”， 開展殘人取樂 ，殺人競賽，以滿足其獸欲。創造了古今中外在政府組織下對手無寸鐵者的無辜者前無古人的施暴記彔。



其三是，土改的後續影響最大、最惡劣。具有其他運動所不具備的連續性、永續性。



土改運動延續幾十年，影響幾代人。而且，壹般運動的受害者，如“反革命”、“壞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受到懲罰只是其本人（起碼名義上不包括其親屬）。而土改則不同，土改要“劃成分”， 不但壹劃定終身，而且延續無窮，被劃為地主、富農，不但本人（假若未被弄死）成了永遠的“階級敵人” ，永久的專政對象，而且，其家屬、後代仍要傳承、背負這壹“十字架”，地主後代要繼承地主的“帽子”，列為國家名正言順的、法定的“階級敵人”，永遠的專政對象、“賤民”和奴隸。



在土改中，對劃為地主富農的家庭，除了鬥爭、虐殺其主要成員之外，對其全部家庭成員，包括嬰兒、幼童釆取的是“掃地出門” 的政策，即每人只給壹個碗、壹雙筷，根本不分給土地或“分給” 其幾塊不毛之地，其余“壹無所有”。令其立即陷入絕境。在當時情況下，壹般親朋是不敢救援地富家庭的，很多地富家庭成員便死於饑寒交迫之中。幸而存活下來，則要永遠背負“剝削階級”的十字架，成為以後各種運動打擊摧殘的標本、對象。



地富的家庭成員如此，其親戚也難逃株連。在毛統治時期，所有與地主、甚至與富農沾親帶故的家庭、人員，也被列入“另冊”，受到或明或暗的歧視打擊。於是，地、富成了“不可接觸者”、“政治麻瘋病患者”。這種情況有些近似古印度種姓制度下的賤民——首陀羅，但是實際境遇要遠慘於首佗羅。古代印度低等種姓成員只是在職業上受到限制，在種姓內部並未受到迫害，內部可以通婚。而毛帝國的“賤民”在社會上根本無容身之地，即使從亊最低賤的工作，過最貧苦的生活，仍然是是合法的任人欺壓的對象，不但常年要服勞役——從事無窮無盡的“義務勞動”，更在實際上剝奪了其婚姻權利，沒有女人敢嫁到地富家來，面臨斷子絕孫的現實。當政治運動來臨的時候，地富家庭成員幾乎不可避免受到打擊迫害、甚至殺戮。毛的意圖很明顯：讓這些幸存的“階級敵人”成為階級鬥爭的活靶子，供其他社會成員欺辱、壓迫、奴役，讓人們看到被共產黨列為“階級敵人”後的可怕下場，最後讓他們絕種。以達到他對全民分而治之的陰險、惡毒的目的。



其四，土改殘害的對象地主富農最冤，毛讓他們獲罪的理由荒誕不經，卑鄙惡毒，構成千古奇冤。



人們都知道，毛共建國之初，把“民族資產階級”即資本家劃歸“人民內部”，並允許在壹定時期內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其在城市開工廠、開店鋪，雇傭工人都屬合法行為。



然而，在農村只要購置了不多壹點的田地，雇請了長工或短工耕種，或出租給農民耕種收取壹定的地租，就成了地主，成了十惡不赦、禍延子孫的滔天大罪。



毛給出的說法是：資本家開工廠、辦企業，經營管理，也是壹種勞動。雖有剝，但還不是寄生蟲。地主不勞而獲，是真正的寄生蟲，必須消滅。



可是地主、富農經營管理自己的田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自己的家業，難道就不是勞動，不是經營管理、不是勤勞致富？退壹萬步講，就算地主 “不勞動”，但那也是他在此前有了勞動的積累，有了可以坐享其成的條件，就像當今富豪們坐吃銀行存款利息或投資紅利壹樣。如果是從祖先繼承的財產，作為繼承者享用，也合理合法。古今中外，有哪條王法說它是非法呢？



古往今來，哪壹種財產使用權轉讓不收取“租金”？出租房屋要收取房租，銀行貸款或私人借貸要收取利息，古往今來，從來如此，天經地義。為何出租土地收取租就成了彌天大罪？



其實，從源頭上看，中國的地主和資本家的資本來源是壹樣的，除極少數外，不外乎是勤儉積累、祖宗留傳、經商做官所得轉移這三條路。對於廣大中小地主來說，主要是第壹條路。他們無罪。其中壹些人致富後致力於發展鄉村教育和架橋修路等公益亊業，更是有功。



最早指出毛的土改理論錯誤、荒謬，並對毛的“暴力土改” 進行勸諫的是中國農民黨主席、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董時進於1949年12月給毛澤東寫了－封八千字的長信，從多個方面論證實行沒收地主土地的暴力土改的不合邏輯、不合情理和可能招致的不良後果，其中首先駁斥了所渭“封建地主”和“封建剝削論”。



董氏首先指出中國地主不具備所謂的“封建性”，不構成封建剝削。“中國的土地制度是可以自由買賣及出租的私有制度”，“在財產私有制之下，－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買賣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車輛船舶機器等，無壹不是如此，對於這些物品既不認為是封建性的，何以獨認為土地是封建性的呢？”接著指出：中國不同於歐洲和俄羅斯，農村不存在領主—農奴制。地主的土地和財產不是來於帝王封賜，除了極少數軍閥官僚之外，主要是來源於自己的積累。他舉了兩個事例：壹個三輪車夫三十年來用他的血汗錢陸續買進了壹百二十畝地；董的壹個老奶媽，做了二十多年奶媽和傭工，隨時將她的工資積攢了寄回家去，零零星共買了二十多畝田地，加上原先所有，共有三十余畝，打算晚年回鄉下去養老。結果他們都將成為地主，這兩位吃苦耐勞、勤儉積累的勞動人民不但他們自己要遭殃，連同他們的親人、後代都要打進十八層地獄。



董又說到，他的壹個不甚遠的親戚壹家有兄弟三人，二十年前分了家，各分得田地七、八十畝。老大是壹個守本分的老實人，在鄉下務農兼做小買賣，生活極其簡樸，歷年積下錢來，又添置了五六十畝田地。老二嗜賭兼吸鴉片，分家後不多年便將田地賣光。老三將全部田產賣掉，將錢拿到城裏做買賣，發了財，在城裏買了幾處房產，有不少現款和商鋪。共產黨奪得了天下，按照毛的政策，老大將要作為“大地主” 打入萬劫不覆的地獄；老二成了“貧下中農”， 政府的依靠力量；老三也幸運，他是民族資本家，受到政策保護。“最壞的老二占便宜了，笑了，最勤儉的老大吃虧了，哭了。任何人也不能不為老大叫屈。”



董還指出：新民主主義規定要保護小資產階級。而農村的中小地主是“中國最大的小資產階級”，為什麽城市的大資產階級都要保護，而農村的小資產階級卻要消滅呢？



董還分析了實行平分土地可能帶來的不良後果。建議等到搞社會主義改造時壹次性實行土地社會化。



（以上引於《炎黃春秋》2011年第4期《董時進致信毛澤東談土改》）



董時進的勸諫有什麽效果呢？董的信發出之後毛去了莫斯科，信件沒有下文。後來，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約見董時進，向他當面宣布：取締中國農民黨！董時進設法去了香港，否則，估計他絕對難逃土改的滅頂之災。



董的勸諫實在有點與虎謀皮、對牛彈琴，因為他不理解毛要搞暴力土改的真正目的，不理解毛的階級鬥爭理論。毛為達目的，是從來不擇手段的！



說穿了，毛共要如此野蠻殘暴地消滅地主富農，就是為了拉攏、收買、利用貧苦農民為其造反奪權賣命，用壹部分人的生命財產去取悅、籠絡另壹些人為自己充當炮灰。雖然這種“均貧富” “等貴賤”的方法歷代農民造反都用過，但在奪得政權之後仍然繼續實施這種做法，以達到分裂社會、挑動族群內鬥、分而治之的目的，則是歷代造反者所沒有的。可見毛的卑鄙毒辣又在歷代農民造反者之上了。



有壹句名言：手段的卑鄙決定了目的卑鄙。土改或曰土地革命是毛共奪取政權的主要手段，這個手段是如此卑鄙、殘忍、血腥，也就決定了在其奪得政權即所謂“革命成功” 之後，建立的必然是壹個暴戾、邪惡、黑暗、醜惡的國家和社會，比它推翻的更加惡劣十倍、百倍。所以我們說“土改”是毛共－切罪惡之源！







二、駁斥關於土改運動的種種詭辯







迄今為止，毛時代很多運動受害者都平反或“改正”了，有的運動雖然沒有公開否定，但作為受害者的個案其罪名也洗刷了。然而最早、最惡劣的“土改”卻仍屬禁區，不得觸動。雖然鄧小平執政以後廢除了地、富、反、壞戴帽管制的制度，但當局對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那壹幕幕慘絕人環的土改醜劇，卻仍然諱莫如深，所有有關中共的歷史、黨史和其他宣傳品中，依然堅持毛時代的腔調，包括維護有關土改的謊言，繼續讓這些謊言掩蓋歷史真相，毒害人們的靈魂，也阻礙了今日中國回歸正常社會。



為了維護毛共的歷史形象，維護暴力土改的正當、必要、合法性，長期以來，毛共及其禦用文人，或明或暗、或隱或現制造了大量“理論”根據，這些有的我們前面我們已經簡單駁斥，但未盡其詳，還有壹些尚未提及。這是壹些被混淆、被顛倒了的問題，必須壹壹加以澄清。



所謂“封建地主”論



“封建地主”是毛制造的壹個概念，壹種罪名，有了這個罪名他殺地主、搞土改就是正當的了，就是“反封建”、是“新民民主義革命”。關於“封建地主”的荒謬性這壹點，我們己在前面簡單提到並作了駁斥，這裏再補充幾句。



認真地說，中國的“封建制”早在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統壹中國之後，就已被廢除退出歷史舞臺了。秦以後中國實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權的郡縣制，這個體制在農業和土地方面的基本特點就是廢除周以後的井田制、亦即封建的領主土地所有制。轉而實行田地可以自由買賣的土地私有制。農業內部任其自由競爭，於是，地主、富農、貧農、佃農因此產生。但它與封建的分封毫無關系。這應該是常識。在中國的封建土地制度取消兩千余年之後，毛居然捏造出“封建地主階級”在中國農村普遍存在這壹天大謊言，實在是無中生有，無恥之極。



其實毛自已也知道這是謊言，有壹件事情可以說明毛在自打嘴巴。 1960年1月27日，毛乘著他的專列駛進廣州珠江上的小島賓館，隨後組織他的隨行人員成立“學習小組”學習“革命理論”，毛在學習小組上高談闊論，賣弄學問，其中他說的－段是：



“我國很早以前就有土地買賣。《紅樓夢》就有這樣的話：‘陋室空床，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在蓬窗上。’這段話說明了在封建社會裏，社會關系的興衰變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潰。這種變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權的不斷轉變.....”



（引自《文革前夜的毛澤東》第58頁。邸延生著，新華出版社2006年版）



既然在紅樓夢及其之前的年代，農村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流轉、所有者不斷變化， 就說明已不存在“封建地主”（順便說壹句，“封建地主”這壹概念是不能成立的，由國君分封獲得土地的只有“領主”，沒有 “地主”，領主的土地是分封得來的）。到了民國，皇帝都沒有了，又哪來皇帝分封的“封建地主”呢！



其實出身農家的毛澤東比壹般人更清楚。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就是靠勤儉發家的新興地主的典型。毛很清楚，中囯近代不存在“封建地主”，提出這壹概念完全是其陰險毒辣，別有用心







（二）所謂地主代表最落後、最反動的生產關系，“是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的階級”，所以必須徹底消滅之。



這是毛在其《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和《中國革命與中囯共產黨》中的說法，是毛共制定的“土改”（ 土地革命）政策的理論根據。



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緩饅，在近代落後挨打。於是，壹些人便把中國的落後歸咎於長期存在的封建（實際上是皇權）社會制度。毛共則趁機把中國的落後，歸咎於農業土地制度，特別是地主的存在。為自己推行殘暴、醜惡的“土地革命”張目，提供依據。



其實這完全是壹種謬論，壹種惡毒的誣蔑。



我們首先要弄清的是，兩千余年存在的土地制度和農業生產方式是自然形成的，是適合其生力水平的生產方式，是不以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以土地土地私有、自由買賣為特征的土地制度比之封建時代固化的領主土地所有制無疑是壹種進步，它能促使人們努力生產、發家致富，爭取成為競爭中的優勝者（即地主富農）。兩千余年的中國科學技術也未能創造出壹種新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來取代它。歷代很多造反者和改革家都發現土地不均的事實，都想以“平分土地” 來改變它，但都以失敗告終。被均分的土地很快又重新組合，恢復不均衡的原樣。所以，地主的存在是壹種歷史的必然，在壹定意義上是－種進步，它促進生產的競爭和優勝劣汰。



與毛共認定說地主代表落後的生產關系、阻礙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論調相反，地主富農恰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我國兩千多年土地自由買賣制度下競爭的優勝者，農民中的出類抜萃者。再從現實看，現代先進國家的土地經營都朝著進壹步集約化發展，都實行家庭農場制度。這種家庭農場主正是由地主、富農發展而來。可見，地主富農代表了壹種集約化發展趨勢，它與新的生產工具結合，便成了家庭農場，推動農業生產達到新的水平。反之，毛共強制堆行的“農業集體化”、國有化，實行平均主義大鍋飯才是壹種破壞生產力、反歷史潮流的倒行逆施，這些都已為歷史所雄辯地證明了。



由此我們就知道毛澤東宣揚的“地主萬惡論”、“地主反動無用論”是壹種基於其惡毒用心和卑鄙陰謀的謬論，壹種無理、無恥的汙蔑。



質言之，中國農業經濟發展緩慢是否因為科技不發達，沒有新的生產工具，新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無法出現。為什麽中國沒有發明蒸汽機、發生產業革命呢？這雖然不是壹兩句話能說清的問題，但其主要原因應是中國皇權政治制度的落後性制約了科技的發展。與地主無關。



至於說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則更是信口雌黃的誣蔑。毛澤東在其《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不是也說了嗎，“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亊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而這壹切都在以地主和農民為主要生產關系的農業文明中創造的，那些偉大的XX家們，絕大多數都是地主或富農階級的子弟。不是地富家庭也是接受“地主文化”教育的結果。能說地主階級“絲毫無用” 嗎？能說他們只是阻礙社會發展的廢物嗎？



退壹萬步，我們假說某壹階級現在確實無用了，成了社會累贅和阻礙了，難道因此就要把他們斬盡殺絕嗎？就如在壹個家庭、或家族中，出了壹些殘疾人、老弱病患者，他們只消費不生產，難道就要將其消滅? 可能只有毛那樣的人才會如此。



簡而言之，毛式土地革命要打擊、消滅的恰恰就是農村社會的先進群體，而扶植起來的則是如“湖南痞子”那樣的社會沈渣和破壞力量，所以，土改後的農村政權立即呈現黑惡化，成了毛的極權統治的堅實基礎。



（三）所謂土改是實現孫中山“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遺願。



孫中山確實提出過這個口號。而且，這個口號在中國可謂源遠流長，歷代造反者無不以“平分土地”和“均貧富”相號召。但是這個目標從來沒有實現過，如前面所言，即使真的搞平分土地（改朝換代後地廣人稀，往往實行按人口平分土地），在最初的起點讓所有人占有土地是平等的，但是經過若幹年、或幾代人後，情況便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有的人被迫將田地轉讓他人，成了貧、雇農，有的人又當起了富農、地主。這是因為人們的勞動能力不同，機遇不同，不可能永遠維持在“平均占有”的狀態。



孫中山也提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實現“耕者有其田” 的口號。本意和出發點是緩和社會矛盾，抑制貧富兩極分化，這本身完全是善意，無可厚非的。但是必須指出，孫的“平均地權”與毛澤東的暴力土改完全是兩回事，不可混淆更不可同日而語。



首先孫提出“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 的思想仍是以土地私有制為前提和歸宿的，它只是壹種臨時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並非以暴力維持永久的土地均分狀態，這從他的三民主義的整體設計中可以得到證明。而毛的暴力土改則是以平均地權為幌子，挾持農民跟共產黨造反的壹種方法、手段，很快。土改完成不久毛共又將將土地全部“歸公” 為“國有，實即共產黨所有了。



更重要的是實現平均地權的手段、方式，孫中山明確反對暴力的階級鬥爭，指出階級鬥爭是壹種社會“病態” 而不是好的東西。孫氏還明確反對用剝奪壹部分人、即用剝奪地主財產的辦法來滿足另壹部分人對土地的渴求。因此可以認定，孫傾向於采取國家贖買再分配的辦法，但他本人來不及實施就去世了。蔣介石在大陸時沒有條件實施孫氏這壹遺願，敗退到臺灣之後，排除了共產黨的搗亂，蔣將孫氏的這壹遺願變成了現實。采取的就是孫氏說明的“和平贖買的辦法”，即對地主多占的土地按市場價格由政府贖買，然後無償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政府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償還給出讓土地的地主。既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標，又保持了社會穩定，地主則以其所得轉用於發展工商業，促進了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農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激發了生產積極性，可謂實現了農民、地主、社會（政府）的“三贏”。壹舉多得，皆大歡喜。



而毛共的所為與孫的三民主義完全是南轅北轍。毛的騙人手法之壹是，只講孫中山要平均地權，要使耕者有其田，而故意隱瞞孫氏所宣布的決不以無償沒收別人地產的方式來“平均地權”，決不搞暴力的“階級鬥爭”。毛澤東的暴力土改不僅無償剝奪地主的地產，而且要以恐怖的手段將地主甚至富農從肉體上消滅，這跟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哪有半點共同之處呢！



（四）所謂土改是奪取中國革命（即共產黨造反奪權）勝利的必須手段，也就是必須通過暴力土改將農民捆綁上中共的造反戰車上，才能取得共產革命的勝利。



這壹條只能作為毛共內部的解釋，或壹些禦用學者為中共的辯解詞。但壹般人也認為，這是毛共要實行暴力土改的真正原因。直至今天，壹些非共產黨人士和外國學者還普遍認為，毛式的暴力土改雖然極不人道，但對於毛共動員農民參與其奪取戰爭卻是必須的，非常有效的，有人認為毛共主要依靠這種土改發動起來的農民戰爭，才取得了勝利。



此說有壹定道理，但不全面，有些似是而非。要說清楚這壹問題必須進行深入分析。



首先要弄清的問題是，毛共的勝利是否由於土改動員了農民參軍，並以階級仇恨的教育使士兵作戰勇敢才取得的？鑒於這壹問題復雜，這裏只能長話短說，概而言之。毛式土改在上述方面確實起到了壹定作用，但從全局來說不是決定作用。毛共的勝利主要由於內、外部的大環境促成，最主要的是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這點連毛澤東都承認。所以在建國後幾次與日本人的會面中，毛都毫不掩飾地說：應該感謝妳們，給伱們發個大獎章才對，沒有日本皇軍的侵略，哪有我們（共產黨）的今天！毛說的是肺腑之言，正是日本侵略引起那場長達八年的全民抗戰，才使得瀕臨絕境的毛共起死回生，得以在後方的真空地帶將自己的軍隊由4萬余人發展到壹百多萬，並占據了近億人口的根據地。而他們的對手國民黨則被日軍打得筋疲力盡，元氣大傷。從而使雙方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再者，現代戰爭並不是只靠士兵的勇敢就能取得勝利的。早年中央蘇區的紅軍也是毛澤東用土改和階級仇恨武裝起來的不怕死的軍隊，可是它不得不在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中全面潰逃。從歷史上考察，起義、造反的農民軍大都非常勇敢，因為他們已經走上了不歸路，沒有了退路。可是決定事業成敗的是多種因素，單靠作戰勇敢不壹定能成事。因此，即使毛共利用土改、動員農民為“保衛勝利果實”而參戰，獲得了足夠的兵源，但並不等於能獲得最後勝利。以為毛是靠暴力土改煽動的農民戰爭才奪得了天下，是片面、淺薄的說法。



有壹個相反的事例，可以證明毛共如實行比較開明的政策或和平土改，可能更利於實現他的奪權目標。那就是在抗戰時期，在毛共控制區壹度被迫放棄了暴力土改，改為比較溫和的“二五減租”，政治上實行“三三制”，贏得了包括地主和紳士階層的由衷擁護。在中共某些根據地，出現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同仇敵愾、全民抗日的局面。這壹時期出現了不少開明紳士（即大地主）毀家紓難幫助共產黨抗日的動人故事。毛共自已都承認並有所記載。所以，毛共如能堅持比較開明的政策，在土改中放棄殘暴、野蠻、血腥的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富農的政策，可能會更得人心，更有利於他奪取政權的目標的實現（其時國民黨政權確實腐敗無能，喪失人心）。



可惜毛這個徹底的流氓惡棍、暴君和冷血動物，始終不改他那嗜血成性的本性抗戰前期被迫執行的非暴力土改政策，沒有堅持多久就名存實亡了；待到日本投降，毛的真面目再次暴露，為了與囯民黨爭天下，不久他就發動更加殘忍更加血腥的土改運動。同時將抗戰中壹度參加共產黨政權、為其奔走賣命的士紳階層，再次打成“土豪劣紳”交給暴民虐殺。毛的這壹無恥叛變，也連累了共產黨幹部成為了殺人兇犯。



由此可見，毛的暴力土改並非其不得已而為之，並非只有實行暴力土改才能奪天下。退壹萬步，即使承認在爭奪天下時推行暴力土改有其“必要性”，那麽，在1949年全國勝利後，毛共穩坐江山之後，就絕對沒有這種必要了。人們也期待毛仿效歷代開國之君“大赦天下”，捐棄前嫌，團結全體人民開創國家建設的新局面。可惜人們的願望徹底落空！心如蛇蠍、壹日不殺人便如坐針毯的毛澤東，壹坐上那把龍椅，便立即下令進行全國性的大屠殺，先是“鎮反”，接著便是毛式暴力土改。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再次陷入血雨腥風之中……



這壹事實從反面證明了毛之所以堅持他的暴力、殘忍的土改政策，並不只是出奪取“革命勝利”的需要，從全面看，除了他的蛇蠍本性使然，更是為了實現其建立極權專制的恐怖帝國而對人民實行分而治之、分而鬥之需要。







三、毛式土改罪惡點滴







要全面清算、講清毛式暴力土改的罪惡是不可能的。為了掩蓋這壹空前的反人類反文明罪行，幾十年來毛共采取封鎖訊息、造假宣傳、銷毀有關原始資料以及殘酷迫害知情人、揭發者等手段，致使這壹駭人聽聞的惡行幾近演滅無聞，歷史的真相被徹底改頭換面，冤沈海底。然而隨著毛的死去和中國的對外開放，終於使這壹奇冤露出冰山壹角，雖然近年來見諸文字的仍然是其真相的九牛壹毛，但滴水可見太陽，我們仍然可以從這些零星的揭露中看到當年土改運動的“壹斑”。



（壹）康生、陳伯達的土改試點



1946年，毛發動奪天下的內戰在即，因而決定恢復被壹度中斷了的暴力土改，通過土改，壹方面放縱、滿足農村中壹些流氓地痞、惡棍暴徒的貪欲、獸行，來贏得他們對共產黨的擁護和對戰爭的支持；另方面，通過土改制造的極度恐怖氣氛，迫使其統治區的人民竭盡財力、人力毫無保留地投入毛共這場奪天下的“人民戰爭”中去。



此時，毛共各根據地有的已自動恢復了土改政策。為了統壹政策、統壹行動，毛決定由劉少奇主持制定壹個有關土改的政策法規（毛知道這是件卑鄙、惡毒、遺臭萬年的差使，因此叫劉少奇出面去幹）。但是此時，正是國、共兩黨在美國的“調處”下大談和平的時候，國內的輿論也都呼籲和平、反對打內戰。所以，順應這種形勢，劉少奇搞出的“五、四土改指示”不是很左，如只提出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不動地主土地以外的財產；壹般不動富農。等等。



很快，美國和平調處失敗，毛共挑起了全面奪權戰爭。毛立即指責劉的土改指示“右傾”，命令停止執行，並推倒重來。但由於胡宗南的國軍進攻延安，戰事緊迫，新的土改方案被迫推遲。



新的土改政策不僅因為戰爭推遲，還因為毛自己還未找出新的最佳方案。因為，毛的統治區實際上大都已經搞過不同形式的土改了，有的地方還不止壹次；加上八年抗戰，民生雕敝，農村破敗，地主富農已經累受重創，已有名無實，且少得可憐了。這種情況下的土改如何搞呢？如何榨出油水讓“貧下中農”嘗到甜頭呢？這壹切不是簡單發幾條指示就可以解決的。於是毛決定先行“試點”。



毛選擇了他最信任的兩位“極左”能臣去擔負這壹試點重任，壹個是康生，這是個以整人出名、最善於制造恐怖的老手，中共的特務頭子，時任政治局委員、社會部長；另壹個也是以極左聞名的流氓文人、毛的政治秘書陳伯達。毛相信他們定能搞出好的、有用的經驗和方法來。



這個土改試點工作團於1947年初組成。毛非常重視這次土改試點，特意將他從蘇聯回來不久的大兒子、未來的接班人毛岸英托付隨團去鍛煉。毛岸英化作康生老婆曹軼歐的侄子，跟隨康生左右。工作團的其他成員也是毛共級別很高的幹部。試點工作團因胡宗南對延安的進攻而推遲了幾個月，三月間才從延安出發。



試點地選擇在中共的“老區”晉西北，屬中共晉綏分局領導管轄區。工作團成員先到達晉西北的臨縣集中，然後分成四個分團分赴臨縣。靜樂縣、朔縣、保德縣與當地幹部壹起開展運動。其中康生選在臨縣的郝家坡，陳伯達選在靜樂縣的潘家莊坐鎮蹲點，並指導面上的工作。



這些地方都屬中共的“老區”，在抗戰中都建立了中共的政權，據說有“很好的群眾基礎”，也就是說老百姓早就是中共的順民，為抗戰中中共的發展壯大，作出了“巨大貢獻”。但這些地方本來就貧窮，加上長期戰爭破壞，農村經濟雕零，原來的地主富農土地也賣了，人也窮了，而且人人都參加勞動，按照毛的《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這裏已經沒有地主、富農了。怎麽辦呢？



這些“困難”當然難不倒康生、陳伯達，不久他們就將試點裏的土改搞得轟轟烈烈、雞飛狗跳，上演了壹幕幕慘絕人環的大劇。



根據親歷者、知情者的回憶，康、陳的土改模式大致如下：



首先，把土改與整黨結合起來，即所謂以整黨推動土改，以土改驗證整黨成果。



整黨整什麽呢？整“右傾”。先將各級幹部集中起來，不準外出，不準互相接觸，制造住恐怖氣氛。然後是檢查、坦白，互相檢舉各種右傾思想和行為；接著查三代，揪出壹些“階級異己分子”批鬥，殺雞儆猴，人人過關.....，經過三番五次檢查、批鬥而且“過關”、獲得“解放”後，便告知讓他們去搞土改。這有如在壹群餓狼的尾巴上點上火把，讓它們沖向羊群......。



康生為土改制定了“村村點火、處處冒煙”，“群眾要怎麽辦就怎麽辦”的總方針和指導思想。



工作隊進村後第壹項工作是“訪貧問苦”，尋找所謂土改“根子” ，發現積極分子， 先把這些人組成農會、充當農會幹部。然後進壹步擴大農會和積極分子隊伍，成立基幹（武裝）民兵，便進入鬥爭階段。



在開展鬥爭之前，最關鍵的壹著是尋找、確立鬥爭對象。前面講過，晉綏地方真正的地主已沒有幾個了，那麽，如何尋找鬥爭對象呢？為此康生發明了“化形地主”壹詞，化形地主是指過去（包括祖上幾代）曾經有過較多田地、後來破敗，或者改行從亊其他職業的人和其家庭；還包括在抗戰中響應毛共號召，把自己的土地、房屋捐獻給政府和窮人的“開明士紳”，以及參加了毛共的“革命工作”的幹部家庭。另外還有破產地主，工商地主等，都歸入鬥爭對象之列。



按照規章，土改只限於鬥爭、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和財產。但是單是這些家庭沒有多少財產可供瓜分，積極分子們如果沒有實惠，積極性是難調動起來的。所以實際上凡是家裏有點“油水”的，如工商業者和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都要被劃為工商地主、化形地主遭到滅頂之災。為了進－步擴寬財源和制造恐怖，又增加兩類“罪名”，壹是“惡霸”、 二是“壞分子”。對他們 不限成分，只要在日偽和國民黨政府、軍隊做過事、當過差的，或者對共產黨和幹部有過不滿言論的，或者農會幹部不喜歡的人，都可戴上這兩頂帽子。而且辦法簡單，在群眾集會的場合，只要有人提出某人是“惡霸”， 某人是“壞分子”， 會上有人附和，主持會議的就可將其人揪出批鬥，壹般會被當場打死。 這樣就大大增加了運動的恐怖性，更進壹步擴展運動的威懾力。



按照毛共原來限定，土改中的地主、富農應占農戶總數的10%左右，試點地區都超過了這壹規定。靜樂縣的婁煩地區當時有10954戶，找出地主富農2028戶，占總數的18.5%，有36個村地富占30%以上。



解決了鬥爭對象問題之後，就是發動群眾向這些人鬥爭了。所謂鬥爭，就是刑訊逼供，追浮財，打人、殺人。壹般是先控訴其所謂“歷史罪惡”，對於絕大多數地主富農來說，所謂歷史罪惡只是壹些家長裏短的瑣碎事，如有人控訴：某次他去拾柴，地主婆罵罵咧咧說偷了她家的棗樹枝，這被上綱成“斷了窮人的柴路”；某窮人某次去某地主家要飯，被地主家的狗叫著趕出來，這被說成放狗咬人要置窮人於死地。如此等等。鬥爭會上，除了壹些沒有油水、幹部們又討厭的可以立即打死的以外（打死人要土改工作隊員同意），壹般不能立即打死，要留下來“追浮財”（ 又叫底財），即追繳隱藏的金銀財寶、現金等。土地、房屋、生產資料都是明擺著的東西，而 “浮財”是看不見的，也是人們最想要的，所以鬥爭會主要成了追浮財會。鬥爭壹方總是獅子大開口，被鬥者則極力否認苦苦哀求。談不攏，就用刑……很多地主、富農受刑不過，只好胡亂招供，民兵依照其招供按圖索驥去尋找，卻總是落空。於是回頭來對招供者施以更加酷毒的刑罰。這樣，幾個回合下來，被鬥者很可能就給活活弄死了。



最初，雖然工作團已經做了充分的發動工作，明確表示對地主等被鬥爭對象可以釆取任何手段。但是，也許人們對殘忍還有壹個適應過程，初次的鬥爭會總不能令工作團滿意。郝家坡第壹次鬥爭會之後，康生召集村幹部和積極分子總結說：“我們對地主太客氣了”，“要死人”。“多死點地主分子沒關系”。



只要有人鼓勵和撐腰，任何地方都會有人面獸心的歹徒，畢竟由動物進化而來的人類仍然殘存著獸性的壹面，這正是毛共的土改和階級鬥爭能夠在任何地方橫行無阻的原因。當第壹個流氓拳腳交加把鬥爭對象打趴在地，不但未受到譴責反而獲得表彰獎賞後，第二個流氓就會把人打死；第二個打死人的兇手照樣收到表彰後，就有更多惡徒加入打人、殺人的行列。



在運動高潮時，鬥爭會變成了地地道道的刑場。鬥爭會場擺滿了各種刑具，如用來炙人的炭火、火柱、熨鬥，還有老虎凳、鐵鍬、棍棒、竹簽、搟面杖、醋柳圪針、麻繩、刀具、細鐵絲串著的艾繩、甚至還有蠍子、毒蛇。被鬥之人看到這場面三魂都已經去了七魄，往往還未動手就己癱倒在地。除了動用場上的刑具之外，最普通、被鬥者常常領受的科目是跪瓦渣、用鞋底抽嘴巴，在寒冬臘月剝光衣服，從廁所裏舀來糞便從頭淋下，等等。



雖然如此，但鬥爭的成果仍然不大、被鬥者交出的底財不多。土改積極分子和工作團有些喪氣，但決不甘休。在郝家坡，積極分子們發明了“挖祖墳”之法。因為他們知道，地主富農現在確實變窮了，交不出多少“浮財”，但他們中有的祖先曾經富過，是否會像歷代帝王那樣把金銀財寶埋藏在墳墓裏呢？這個推測壹旦提出，工作團本著“群眾想怎麽辦就怎麽辦”的原則給予支持，積極分子們的勁頭又上來了。於是壹場空前的“挖祖墳”運動先郝家坡，後在其他地區蔓延開來……



所謂鬥地主決不限於地主本人，地主家的任何人都不能放過。地主妻子被抓去與丈夫同鬥。地主幼小兒子被稱為“小地主”，被貧下中農的小孩子圍攻辱罵、毆打，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甚至當場被打死。有的村莊還有“創新”，將地主家年輕女人作為“勝利果實”分給土改積極分子和那些沒有妻室的二流子、無賴，有的女人不堪淩辱而自盡。還有的地方對地主實行五馬分屍的酷刑。（香港《動向》雜誌2015年第9期第34頁的作者在回憶中說，1969年他下放到北大荒挿隊落戶的村子，村民告訴他，壹個姓胡的地主在土改中被五馬分屍，其小妾被村支書據為己有。）



由於有了“化型地主” 壹說，很多出身地主家庭但早已參加了毛共隊伍的幹部、教師，亦被當作地主被抓捕、拉回村內鬥爭，因為怕其重新回幹部隊伍，這些人壹旦抓回村必死無疑。晉綏地區在抗戰時期是中共根據地，壹些當年的“抗日英雄”和中共的高級幹部也在土改中慘遭殺害，抗日英雄郝圓臉是潘家莊行政村所屬城東溝村人，抗戰中曾任民兵中隊長，1944年出席晉綏邊區的群英會，被授予“勞武結合特等民兵英雄” 稱號。1947年4月在陳伯達主持的土改中首先被槍決。



1947年冬，延安中共黨報《解放日報》記者郭克卿在赴晉察冀邊區采訪途中，只身回老家郭家莊探親，郭帶有警衛員，可見不是壹般幹部，但他把警衛員留在馬坊鎮沒有帶去。郭打算勸說家人主動交出土地、財產，接受土改。可剛進村未及回家便被村民圍住活活打死。



晉綏邊區高等法院院長孫良誠，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少年時代即在外讀書，後在中共邊區政府工作。在中共晉綏邊區分局召開的土改經驗交流會上，孫良誠聽到康生的“化型地主”壹說，康生並舉出時任晉綏邊區臨時參議會副參議長、開明士紳劉少白為例，說劉少白當年獻地是“假開明”，即是“化型地主”。 孫良誠回到高等法院傳達會議精神時，表示了對康生說法的異見，孫說：“劉少白獻地是假開明，那麽，什麽是真開明呢？”想不到有人就此向邊區分局告密。1947年年中，孫出外辦案時路過家鄉興縣固賢村，回老家住了壹夜，第二天天亮即被土改工作團派人抓捕。關到11月，在固賢村召開的壹次聯村鬥爭大會上，先拿6個地主活活打死，孫良誠被最後帶上場，宣布罪名為：對抗土改的地主分子。立即被壹個兇手用鐵棍從肚子捅進，立即死亡。（為了節省子彈，土改中殺人壹律用棍棒、刀斧、石頭）



靜樂縣婁煩馬家莊的劉肇津，為著名開明士紳，而且在1937年中共在該縣建黨之初就加入了共產黨。劉還兼通醫術，經常義務為八路軍三五八旅官兵治病，時任三五八旅團長的中共將領楊秀山曾患傷寒，劉邀至家中治療40多天，直至其康復痊癒。1947年土改試點時，劉肇津在興縣中共晉綏分局辦的豐記商店當坐堂醫生，被本村群眾抓回去活活打死。劉肇津如此，其余可想而知。



（以上取材於《炎黃春秋》2003年第7期曾彥修：《康生在土改中把馬克思主義燒了》，2011年第4期張貴桃:《婁煩土改及其糾偏》等）



土改的最後壹道程序是分田分地。按規定，好地分給貧雇農，中地給中農，賴地分給曾經占過便宜的村幹部，至於地主則是掃地出門，即地主家那些幸存未死的人每人只給壹只碗、壹雙筷子，其余什麽都沒有。他們不是立即餓死就是淪為乞丐任其慢慢自滅。



簡言之，任何人壹旦被劃為“地主”，本人等於宣判了死刑，全家也要遭殃。假如地主家幸而有人大難不死，也將被列為階級敵人永遠受到專政、奴役。富農稍好壹點，沒收田地財產後可分給賴地。（但富農如果兼有工、商行為則被劃為“雙富農”， 等同“惡霸”，可立即打死，見後文）



中農也不能幸免。中農雖不像地、富那樣悲慘，但其土地也被強行沒收後再平分，也會損失部分好地。按當地農民的說法是：“砍倒大樹砍小樹，砍倒小樹拔圪針”（圪針系方言，原指植物枝梗上的刺狀物，借指稍有壹點財產者）。



雖然康生、陳伯達在晉綏地區的土改試點如此恐怖，如此左得可怕，然而負責土改的劉少奇等領導人仍不滿意，認為“右” 了。1947年夏，劉少奇離開延安帶著新成立的中央工委去到晉綏，在聽了康生等人的匯報後，對晉綏地區的土改給予尖銳批評，基本上否定了前段的土改工作。劉少奇給晉綏地方的領導人賀龍、李井泉、張稼夫寫信說：“妳們的幹部不信任群眾，違反群眾路線，不尊重與傾聽群眾的意見”，“ 在各種組織中存在與地主妥協的傾向，某些分子或明或暗的有阻礙破壞群眾運動與土地改革的現象，也很嚴重。”劉還與同行的朱德打電報向中央匯報說:“晉綏土地問題基本上還未解決，只有少數地區農民已分得土地……如果不釆取有效辦法，改善現狀，確難繼續支持長期戰爭。”筆者引用的這篇文章作者並未說明劉少奇對晉綏土改有那些具體的指責和要求，而且文義也不太明晰。（原文見《炎黃春秋》2012年第11期《土改中的蔡家崖的鬥牛大會》。）但筆者推斷，劉少奇所指責的主要應是兩個問題：壹是沒有拿全部土地包括中農的土地按全部人口平分，這樣很多貧雇農仍然分不到土地（所以後來劉主持的”土改法”規定要拿中農的土地平分）；二是沒有堅決執行對包括共產黨幹部在內的“貧雇農想怎麽辦就怎麽辦” 的政策, 對幹部中的右傾分子的打擊不夠狠。所以劉認為“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劉因為由他主持的1946年的土改“五四指示” 受到毛的“右傾”批評，為了將功補過，此時變得奇左起來，後來在劉親自主持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上，把他的壹套極左思想全部貫徹於會議中。因此這個會議之後的土改特別殘忍，特別血腥。



晉綏地區後期的土改、除了前面講到的酷刑外，壹位知情者又補充列舉了另外的幾種酷刑：



壹種叫“磨地”。 先在地上撒上有棱有角的爐渣或六棱八瓣的波菜籽，這些東西比木銼還要鋒利。將被鬥者脫光衣服，推倒在地讓兩人提住兩腳來回拖，後又發展為正反兩面拖。用不了壹會就會使被拖者血肉糢糊。如果還交不出浮財，或交出的不能讓施刑者滿意，就要繼續拖，直至慘死。壹個開藥鋪的叫周二掌櫃的受刑後交出了三百大洋，被認為不老實，便在其肚上加上石磨並坐上人拖，周的後腦被磨塌，腦漿流了壹路，立刻斃命，白森森的肋骨壹根根排列著讓人不敢正視。



第二種叫“坐圪針櫃”。 將壹個衣櫃抽空，在其箱底散滿剁碎的酸棗樹圪針，把被鬥者剝光，赤條條放進去，蓋上蓋子。然後在櫃腰底部放壹根木頭做橫梁，從兩頭按下揺晃，有如幼兒園的撬撬扳。晃幾下問壹句：交不交待？



有壹個叫余務本的七旬老人，做生意有些錢，被抓來受此刑。但老人耳背，外面的人問話聽不到。於是被認為頑固，壹陣猛搖之後，打開壹看，早已血肉模糊斷了氣。



第三叫“扔四方墩”。 當地人把長城的烽火臺叫做四方墩。四方墩有三丈高，把人往下扔必死無疑，這是對付那些被認為是頑固分子的最後辦法。為了怕其萬壹不死，還在其下面的荒山野坡上鋪滿各種石頭，後來改為先扔人，然後對著人扔石頭。壹個姓韓的教書先生被打成化形地主。韓妻生性節儉，提著籃子撿料炭，被認為裝窮，抓來施以火鉗燙、磨地、坐虼針櫃等酷刑，不死。最後被扔四方墩砸死。



最後是槍斃。如另外壹個寡婦經營磨房、當鋪、糧庫等，被認定浮財多，當作重點鬥爭對象，先後受到火柱燙、磨地、在耳朵裏鉆進撚子點燈，仍未死。最後由鄉裏的法庭槍斃。



（以上引自《炎黃春秋》2013年第2期《晉綏土改中的酷刑》）



由於全國土地會議後強調土改中不但要對付地、富及農民中的“壞人”，而且把這壹條擴大到對付共產黨的幹部上來，叫做“審查幹部”。為此壹些中共基層幹部也遭了殃。還是上面那篇文章中，作者引用中共高幹牛蔭冠的話說：當年他“從興縣搬到寧武縣，沿途發現被打死的區鄉幹部不少，其中有壹位區長（名字記不清了）被邦在樹上，用樹皮刮他的肉，滿身是血，刮到骨頭，最後刮死。”又如興縣黑峪口村黨支部書記劉玉明被活活打死之後，還被人剖胸挖心。



康生的前段工作雖然受到劉少奇的批評，但後來仍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贊揚（在受到劉的批評之後，康生搞土改變得更加瘋狂和血腥起來，見下文）。1948年4月1日，毛澤東路過晉綏分局所在地的興縣，召開幹部會議並作講話（這篇講話收入《毛選》第4卷，題目就叫做《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毛在講話中說：



“.....晉綏分局獲得上述成功的原因，就領導方面來說，主要是：（甲）在去年春季劉少奇同誌當面指示和去年春夏康生同誌在臨縣郝家行政村工作的幫忙下，晉綏分局去年六月召開了地委書記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批判了過去工作中存在的右傾偏向，徹底揭發了離開黨的路線的嚴重現象，決定認真發動土改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方針。這個會議是基本成功的。假如沒有這個會議，這樣大的土改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毛還掩飾不住他對整黨和土改造成的人人心驚膽戰的恐怖局面的喜悅，他說，晉西北地區的幹部和群眾都被制服了，害怕了，他們說：“‘從此以後，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厲害了，再也不敢貪汙了’。這是晉綏人民的話，這是晉綏人民對於我們的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所作的結論。”



使用如此殘酷的手段，將人民整得膽戰心驚服服貼貼之後，毛卻如此得意洋洋。這就清楚地表明了毛對慘無人道的土改和整黨（整黨也是為了土改）的由衷贊賞和喜悅，同時也使我們清楚了，毛所謂的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的“擁護”意味著什麽。



由於康生能幹，毛在當年10月下旬派他去山東搞“二次土改”，以扭轉那裏土改工作的“右傾”。康生於11月初到達山東，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按照毛的意圖和他在晉西北創造的經驗，迅速地、雷厲風行地掀起了山東中共根據地的土改狂潮，所有中共的幹部和根據地的群眾立即被卷入血腥的恐怖之中。



康生先參加在中共渤海區黨委所在地陽信縣召開的渤海區土地會議，會上他認定渤海區中共各級黨政機關的領導都是壹批“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他們在思想上政策上犯有類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錯誤。”因此開展了“搬石頭”運動，即把原有各級幹部撤換或開除（有的被法辦），換上殺人不眨眼的流氓惡棍掌權。



康生自己帶頭示範，他到陽信的壹個鎮，那裏原來沒有什麽暴行，康生指示說所有鬥爭對象“不管有無罪惡，壹律加以肉體消滅。”於是120人在鬥爭會上被活活打死，有的罪名僅僅是“同情地主”，其中兩個是七歲兒童，被兒童團的“紅小鬼”折磨而死。



其他地方仿效康生的做法，大肆亂打濫殺，壹時間慘聲震天，血腥遍地。



渤海區的土改“補課”差不多了，康生又馬不停蹄趕去膠東地區搞二次土改，如法炮制，重復渤海區的恐怖壹幕。



就這樣，山東的土改為後來共軍全殲張靈甫（國軍抗日英雄）的七十四師和淮海戰役的勝利奠定了“群眾基礎”。



（二）習仲勛眼中的老區二次土改



1947年8月，中共中央將習仲勛從軍隊調到地方，讓他主持西北局的工作。西北局主管陜甘寧邊區，是老根據地，這時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土改。但對於大部分是“老區”的西北局來說，土改早就搞過了，這次實際上是二次或第三次“土改”了。



習仲勛能做到毛共的“大區”壹級幹部，當然是久經考驗、立場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絕對不會是“右傾分子”。因此，從他眼中來評判那壹場土改，應該比較客觀，絕對不會對那場運動“歪曲”和“汙蔑”。



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準了全國土地會議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下發各地執行。西北局於11月1日在綏德縣召開了傳達、學習貫徹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和《土地法》的大會，後稱“義合會議”。會上由西北局宣傳部長傳達全國土地會議精神，其實就是晉西北土改的翻版，如提出要讓“貧雇農打天下坐天下”，“群眾要怎麽辦，就怎麽辦”，“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翻底財，搬石頭”，所有工商業者和中農、都在“共產”之列。



會議的空氣很緊張，壹批領導幹部如張岱峰、高峰、周興等被叫到臺上接受批判，稍有分辨，就被“拉下臺”。還把晉綏地區在整黨中把“五臺山大廟炸了個稀巴爛”壹事廣泛宣傳，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習仲勛雖然是會議主持者之壹，但據參加會議者的記述，發現他“說話較少，神情郁悶。”後來習仲勛說：“義合會議潛伏壹種‘左’的情緒。”但是，作為領導人，他在會上不敢有異議，只能遵守、執行中央的既定政策、法令。



義合會議之後，各分區、縣立即召開會議進行貫徹，壹場以土改和整黨為中心的大規模運動迅速在西北局所轄各地開展。習仲勛下到各縣調查巡視，發現運動中出現了各種“極左”的偏向，如：不加區別地平分壹切土地；所有生活較好、財產較多的農民都成了土改鬥爭的對象；把早已轉化為農民的舊地主、富民又拉出來鬥爭；甚至在共產黨政權裏任職的公教人員的家屬因缺乏勞動力而雇請農民種田者，也定為地主、富農。在棗平林街，所有商店、鋪面全部被查封。



武鬥和酷刑更是觸目驚心，延家岔的貧農會規定：誰鬥爭地主不積極，就用亂石打死！各地土改工作團都指定了專門的打手、劊子手，專門從事捆、打、吊、考、殺人的“工作”。鬥爭會成了閻王殿，除了壹小撮幹部、兇手，與會者人人恐慌，膽戰心驚。



習仲勛在壹份調查報告中寫道：土改壹到農村，就發生極“左”偏向。凡是動起來的地區，過多強調“貧雇農路線”，反對所謂“中農路線”，都是少數群眾（不是真正的基本群眾）起來亂鬥、亂扣、亂沒收財物，亂掃地出門。最嚴重的是佳縣，有好幾個村莊，連貧農、中農的東西都壹律沒收。幹部家屬幸免於鬥者很少。張達誌（時任晉蒙軍區副政委）家人也被鬥，索要銀洋。有的烈士家屬也被掃地出門。佳縣亂搞不到五天，竟壹塌糊塗。我看壹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壹切破壞得精光......（本小節資料引自《炎黃春秋》2007年第10期賈巨川的文章：《習仲勛在土改中防左糾偏》）



有意思的是，習仲勛報告裏所說的情況“最嚴重”的佳縣，正是毛澤東呆的地方，自1947年8月16日至11月21日毛就住在佳縣，因此對那裏的情況他壹清二楚。張戎《毛傳》第278頁記述：送給他（指毛）的壹個報告說，那裏的土改“有用鹽水把人淹在甕裏的，還有用滾油從頭上澆死人的。”有個地方甚至“規定誰鬥地主不積極，就用亂石頭打死。”筆者對照，給毛這個報告的，很可能就是習仲勛，或由習轉呈的。因為壹般人不可能給毛遞報告，更不敢遞這種報告。



1947年12月7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陜北米脂縣召開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或稱“楊家溝會議”。習仲勛趁參會向毛匯報工作之機，談了自己對邊區土改中存在問題的看法，還向毛反映綏德縣在土改中將著名的開明人士、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副會長安文欽也抓去鬥爭，抄沒了他的全部“浮財”，並且“掃地出門”。



這時恰恰曾被毛肯定過的另壹個“開明士紳”、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去世，習仲勛與林伯渠商議後共同向毛建議：為李鼎銘召開追悼會要請黨外人士參加，請安文欽致悼詞，借以為安文欽“平反”。毛澤東接受了這個意見，並且承認“下面做法過火了”。可誰都知道，沒有“上面”的支持，“下面”敢“過火”嗎？毛還用他那套特有的“黑色幽默”說：“美國記者愛潑斯坦在延安訪問時曾講過，共產黨真厲害，把地主、開明士紳請出來當了副主席，副議長，現在壹搞土改，又把他們的浮財給分了，趕出家門。有朝壹日這位記者再問起安文欽先生時，妳們怎麽交待？”毛這裏用了“妳們”壹詞，仿佛這都是別人幹的，與他無關，何其鄙也！（毛類似的“黑色幽默”還有：事實證明，人的腦袋割了，不會像韭菜壹樣又長出來。他把這當“笑話” 取樂。）



面對習仲勛對土改中過火的、殘忍的做法的批評，毛表面上既沒有異議，也沒有反駁，但實際上並不認同，也不接受。他在聽取習的匯報後談到對壹些問題的看法時，故意顧左右而言他，他要習仲勛擠時間來讀書，說什麽：壹個人的經驗是狹隘的，受時間、地點、條件的限制，要使經驗上升到理論，就得學習。只憑老經驗辦事，不能適應新形勢。.....這顯然是對習的“反批評”。不過，他知道習是忠心耿耿的，是從大局出發的善意勸諫，所以忍受了。



但轉眼間，在會議閉幕上作結論講話時，毛對習仲勛以及其他壹些在會議對土改提出批評的人給予變相的“回擊”：他先說在土改中反右傾的問題已經解決了，現在出現了新的問題，就是對待中農、對待中、小資產階級和黨外人士出現了“左”的偏向。不過，這好比壹河水，這河水十個浪頭八個是好的，只有兩個浪頭有點偏差。這當然只是“小問題”了。毛故意回避人們反映最強烈的亂殺、虐殺問題，只是說地主階級作為整個階級是要消滅的，但作為個人要分別情況對待。



習仲勛似乎感到他反映的問題沒有引起毛足夠重視。就在楊家溝會議結束後的第七天，即1948年1月4日，又寫了壹份致西北局並轉中共中央的報告，報告共有五個方面的內容。除了開頭是對毛“熱烈擁護”的套話之外，其他主要是強調陜甘寧作為老區的特殊性，如說“平分土地對我不利”；老區的地主富農比新區少得多，不應規定地主富農占全體農戶8%的“標準”（可見，那時已下達打擊的指標了）。而且提出，對老區的地主，應該查實其剝削關系、及是否參加勞動，和勞動時間的長短來決定其現在的成份。還提到許多地方名義上說是自發的群眾運動，實際上為各種動機不純分子所操縱、把握，等等。



習仲勛所反映的問題，擊中了毛式土改的要害，毛與劉少奇、康生本來就是想利用農村中那些“鬥爭勇敢”的流氓惡棍、積極分子，制造足夠的恐怖，然後將農民整治得服服帖帖，就算達到目的了。他們對如何劃階級、分配土地才能達到公平、如何限制那些“動機不純分子”的從中搗亂，以及對地主富農的濫刑亂殺根本不感興趣，更不想糾正。



不過，習仲勛既然已經指出了這些問題，老奸巨滑毛也就不得不表示“同情”。並叫習仲勛去“巡視綏屬各縣”，“每個縣住幾天”， 調查了解情況。



習下到子洲縣，在那裏呆了9天，超過了毛的規定期限。因為他在那裏與地委和幾個縣的幹部群眾廣泛接觸，了解到更多的情況，如，各地都出現了趁運動渾水摸魚大撈壹把的投機分子；子長縣欒家坪的土改變成了幹部黨員之間的鬥爭；澗峪岔附近的四樸橋鬥爭（打死）壹個舊保長，逼其妻剖腹自殺殉夫；交口有五六十名群眾住在地主家，殺雞宰羊，大吃大喝了八、九天，臨走還撈上壹把……。

1月8日，習仲勛將了解到的情況歸納為9種不良現象致信西北局；10日，西北局將此報告轉呈中共中央。



19日，習仲勛就陜甘寧邊區近期的工作特別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問題，再次致電毛澤東，並提出了壹些糾偏的建議。



習的報告和意見，差不多等於全面指責和要求糾正毛和劉的土改政策方針。這時的土改已經因為過度殘忍血腥而引起社會上廣泛的指責，也引起了毛共內部壹些人的不安，且這時土改己進入尾聲，毛的土改目的已經達到，他正想找壹個臺階下來收場。於是，他利用習仲勛的意見書給自己制造壹個虛心納諫的假象。2月6日，毛致電習仲勛等人，就新、老“解放區”不同的土改政策征求具體意見。不久，正式下文推廣了習仲勛在自己轄區綏德縣搞的“黃家川經驗”， 但這時毛的二次土改也接近收場了。



當年的習仲勛是幸運的，他提了那麽多“糾偏”的意見，居然沒有被毛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算是壹個奇跡。不過他不可能永遠這麽幸運，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還沒等到文革，毛借口壹部小說把他打成“反黨集團” 頭頭之－，投進了監獄壹關七八年。



再說說“新區”的土改情況。



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第二野戰軍於1947年8、9月間挺進大別山，壹路“解放”了不少縣城，9月19日攻克了安徽嶽西縣，與地方遊擊隊合作，建立了中共嶽西政權。



這個新政權的首要工作就是土改，當然也得執行毛、劉的統壹模式和政策。



縣委把這個縣分為五個區，各由壹個工作組帶領當地幹部發動土改運動。其中負責河圖區的工作組負責人叫張殿鑾，是個從劉鄧大軍工作團下到地方的幹部。他是河南人，地主家庭出身。大概在之前的“反右傾”、“整黨”中被整怕了，因而特別左（在毛共的隊伍裏，凡是出身“不好”的幹部，都特別“左”，因為非如此不足以證明自己的階級立場堅定和對“黨” 的忠誠，難以在“革命隊伍”裏立足。劉少奇、康生就是這種典範）。張殿鑾“左”的表現首先是不問青紅皂白大殺階級敵人。他每到壹處都人頭滾滾，在很短的時期內就在河圖區殺了200多人。地主是必殺的對象，地主躲起來了，就抓其家屬來殺。又以其他名義如“惡霸”、“反革命”、“國民黨狗腿子”等名義大抓大殺，總之只要有人舉報，抓來就砍了。



因張殿鑾殺人太多太濫，激起了民變。那些估計自己沒有活路的人（包括壹些貧下中農）聯合起來，反過來殺共產黨幹部。共產黨縣委大怒，下令“先下手為強”，殺光壹切階級敵人！於是整個嶽西大地浸泡在血雨腥風之中……



嶽西縣委和張殿鑾至少犯了兩個錯誤，壹是太急，沒有耐心去發動群眾，越俎代庖自己動手殺階級敵人；二是這種地方不同於老區，國共雙方的軍隊還在進行拉鋸戰，共產黨還要顧及聲譽，顧及影響，如此大開殺戒，不但把階級敵人殺怕了，也把自己的“基本群眾”也趕到敵人的方面去了。所以無功有罪。



上級發現了嶽西土改變成了壹場大屠殺後，下令糾“左”。為了挽回民心，決定首先把張殿鑾這個“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拿來當替罪羊，殺了平民憤。



嶽西土改驚動了鄧小平，鄧指示“糾左”。鄧說：“如果亂殺人，壹定要失敗。”可見鄧小平不是反對殺人，只是不要“亂殺”。 不過從鄧這個講話中也透露了當時這個“劉鄧大軍”的點滴真相，鄧還說：“我們到大別山後，部隊很苦，紀律不好，老百姓當時對我們提出兩個問題，壹是妳們可以搞得好些嗎？二是妳們還肅不肅反？（意思是還借‘肅反’ 之名大肆捕人殺人嗎）”。從這短短的兩句話中可知，這個“劉鄧大軍”是何等的不得人心，何等的擾民、害民。不然，鄧怎麽能說自己的部下“紀律不好”呢？共產黨從來都說它的軍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與當地群眾的關系是“血肉相連”，是“魚水關系”雲雲。



（鄧小平這個“反左講話”，收在《鄧小平文選》第103頁。）



（三）土改受害者點滴



1、毛統區1947年土改知情者的片段回憶。



壹位署名李晉的作者撰文講到他父親在1947年土改中的遭遇（見《炎黃春秋》2003年第12期李晉文）：







“......我的故鄉是呂梁山。我的父親李時光（字春生），是清末最後壹屆貢紳（優貢）。他壹生以教育為業，在上世紀前30年，先在靈石創辦雙池高小（雙池鎮現為交口縣所屬），又在運城創辦菁華中學，為了培養師資，最後執教河東師範，是故鄉小有名氣的教育家。在抗戰期間向八路軍、決死隊（共產黨的山西新軍）輸送了壹批又壹批知識青年。抗戰開始後，日本人把城鎮燒了、把學校炸了。父親回到敵後鄉村老家，全力支持以共產黨員王磊（解放後任商業部長）為縣長的抗日民主政權，積極開展抗戰活動，是故鄉小有名氣的開明人士。曾記得王磊常來我家，從日出談到日落，夜裏就睡在我家炕上。那時我年紀小，睡在王磊與父親的中間，聽他們談壹些我似懂非懂的問題，雄雞打鳴了，他們還談個不停，這些事直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抗戰勝利後，我隨校到晉中、冀中讀書。1947年冬，忽然聽說父親在土改中自我解剖，走了不歸之路，沒有留下壹句話、壹個字……”







李晉在說到其父之死時只用壹句“自我解剖”搪塞，不知究竟如何“解剖”法？為何要“自我解剖”？作者仍不敢直言。但這件事已說明了毛共的野蠻、殘忍、背信棄義、恩將仇報的醜惡面目。



不過，與李時光同為晉西北土改刀下鬼的山西興縣大地主牛友蘭及其兒子牛蔭冠的故事，比上述李家故事更清楚，也更震撼人心。鑒於此故事較長，放在本章之後作為附件。



已故北京大學教授、著名作家張中行曾對《文化自白書》的作者張者說過壹個他家的土改故事。他家所在的那個村沒有富戶，沒有吃“剝削飯”的地主，按有關政策是找不出地主來的。可是“上面”要求必須找出個“地主”來，條件不夠便在“矮子裏面抜將軍”，降格以求。眼看留在家的張的妹妹有被劃作地主的危險，而壹旦被劃成地主，就意味著全家的滅頂之災。當時張中行家裏大概只有這個妹妹在村中。為了挽救整個家族，妹妹想出了壹個不得已的辦法：逃走。但這時民兵已經“封村”，所有進出村子的路口都有武裝民兵把守，任何人不得無故進出。這時張這個妹妹恰巧有壹個剛出生的有點殘疾的女兒，母親決定犧牲這個女兒。她把這個女孩摁在水缸裏淹死了，然後以掩埋小孩屍體為由騙過民兵崗哨出了村，壹出村便按預定計劃逃出了虎口。



張中行對此事的評判是：“這雖然犧牲了壹個生命，但卻救了全家人的命。”



這件事情從側面反映了壹個事實：壹旦被劃為地主，就等於全家都被判處了死刑。這就是毛式土改的可怕真相。毛式土改就是如此野蠻、殘忍、恐怖!







3、建國後土改殘暴如昔



1949年毛共勝利了，政權到手了。這時的土改怎麽搞？是人們曾經翹首以盼的問題，善良的人們希望毛能發善心，改弦易轍，因為此時大局已定，沒有利用土改引誘農民參軍“保衛勝利果實”的必要了，幾百萬國民黨軍隊都消滅了，趕跑了，手無寸鐵的地主富農絕對不可能與新政權對抗，對土地的重新分配只需要制定壹套辦法，下壹道命令就行了。何況新朝開囯，新皇登基，按慣例應大赦天下。



可惜毛不這樣想。他想到的是：大權在握了，可以對階級敵人盡情報復、盡情蹂躪、盡情殺戮、大展平生之願了。何況，沒有了暴力土改，以後的階級鬥爭怎麽搞呢？而不搞階級鬥爭，還要共產黨幹什麽？



筆者分析，在全國勝利後，毛堅持暴力土改，原因至少有三：



其壹，為以後的階級鬥爭奠定基礎。毛共幾十年的歷史，就是搞階級鬥爭的歷史，靠搞階級鬥爭起家，靠搞階級鬥爭發跡，靠搞階級鬥爭奪得天下。而階級鬥爭之首就是土改。有了土改，才有每壹個人的“階級成分”、“家庭出身”；有了土改，才有日後的鬥爭對象；有了土改，才有人世間的仇恨；有了土改，這幾億人的大國才好統治......總之，沒有階級鬥爭，毛實在不知道怎樣治國，他的雄才大略也就無用武之地了。



其二，讓毛共龐大的幹部隊伍，特別是新加入幹部隊伍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和民主黨派人士，“經風雨、見世面”，讓他們與過去的中共幹部壹樣，去參加土改，經歷階級鬥爭的腥風血雨，並且親手沾上壹點階級敵人的鮮血，讓他們除了跟共產黨走，再沒有退路。也讓他們看到地主的悲慘下場，才會更加忠於黨、聽毛的話.....所以毛下令所有的幹部都要過“土改關”。毛把“土改關” 與“戰爭關”相提並論，認為1949以後戰爭關已過，就剩下土改關了。（參見毛在全國政協壹屆二次會議上的講話：《做壹個完全的革命派》毛選第五卷第25—29頁）。



其三，讓全國人民經受土改的洗禮，見識共產黨的手段和厲害，為以後的極權統治打下基礎。土改是個大課堂，讓國人知道共產黨喜愛什麽，討厭什麽，“親不親，階級分”，徹底破壞幾千年形成的社會結構和淪理道德、價值觀念，為接受毛式的馬列主義“新教”打下基礎。



就在毛澤東緊鑼密鼓準備新壹輪土改的暴風驟雨之時，農村中那些待宰的羔羊們卻全然不知，他們絕不知道等待他們的將是什麽。當然，也有知道在共產黨統治區搞土改真相的國民黨人告訴人們毛式土改的血腥恐怖，但很少有人相信，以為那是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共產黨要搞土改“平均地權”人們已經聽說了，作為地主和富農，要把自己“多出”的田地拿去“共產”， 雖然是不願意的，但他們知道天下易主，改朝換代，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只能服從新朝的政策。他們還想，共產黨的政策只是平分土地，自己捐出多出的部分，還可以分得平均的壹份，今後生活還是不成問題的。他們還想到，自己只是普通老百姓，沒有與共產黨作對，結仇，新政權沒有理由跟自己過不去。何況，壹般的地主也沒有能力去港、臺或國外躲避。總之，人們盡量往好處想，自己寬慰自己，提心吊膽等待決定他們命運壹刻的到來。



這裏面應特別提及鄉村中的士紳階層。這是地主中有文化、有知識、有社會地位、受人尊敬的壹群。他們有的是自已創業發家，有的是繼承祖業，有的是從官場退隱田園。他們受孫中山先生的“鄉紳自治”“鄉村建設”思想的影響，決心為建設家鄉、造福桑梓出力，就象前面提到的李時光壹樣，他們首先熱衷於辦教育亊業，為家鄉培養人才，還做些修橋鋪路，或辦實業之亊，以振興家鄉經濟盡壹點力。這壹群體壹般都受過傳統教育，是儒家文化的傳承者，傳統道德的守望者。他們在當地擁有廣泛的人脈，享有聲望。他們都是大小不等的地主。他們對時事不甚熱衷。對國民黨沒有太好的印象，對共產黨也沒有太壞的印象。他們還知道共產黨優待開明士紳，而他們堅信自己就是開明士紳。他們之中有部分人有能力避居海外，但他們更戀棧家鄉，而且堅信共產黨會優待他們，所以共產黨來了他們不出走。



由此我們便可知道他們所想象的共產黨與實際的毛共差距有多遠！他們做夢也未想到自己是中共首先要消滅的死敵，第壹批要宰的羔羊！



待到鄉紳們發現當局這種意向時，已經無路可逃了，當局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這些待宰的羔羊統統逮捕在案，很快就當做“惡霸地主”、“ 土豪劣紳”，舉行公審大會槍決了！殺人布告上都寫著：“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毛共在建國後的土改中屠殺的士紳不計其數，也無從考證。但其中有兩位父親的兒子中國人大概不會不知，那就是後來名滿中華的武俠小說大師金庸（查良鏞）和梁羽生（陳文統）。這兩位的父親都在土改中被中共當作“惡霸地主”處決了。這兩位的兒子當時都在香港，可以想象，如果他們早知如此，去香港躲避壹下絕非難事。還有壹位據說被蔣介石封為“民國第壹鄉紳” 的湖南祁東縣名儒周聆琴先生（網上小說《民國鄉紳》主人公），其子曾任蔣的總統府秘書，此時也在美國。但周聆琴也不出國避風頭，結果坐等當局以“惡霸地主”之名處死。（1982年已由祁東縣法院平反。估計金庸、梁羽生的父親也會“平反”，因為他們都有作為名人的兒子。沒有這種兒子就別想申冤了。）



有關毛式土改的野蠻和慘無人道，前面已經說得不少，現在補充幾個較完整的故事，以便讓毛式暴力土改的“功德圓滿”。



1、李忠邦案。



李忠邦，雲南屏邊人，當地頗具傳奇色彩的豪紳。李具有民主主義思想，對國民黨的壹黨專政和官員貪汙腐敗極為不滿，對毛澤東、共產黨倡導的建立壹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十分向往。在經商致富之後，李置下了田地產業，並致力在鄉裏辦學校、興教育。李為人豪爽，極富正義感，在鄉裏扶貧濟困、除暴安良，還積極支持反政府的學生運動。因而曾兩次被縣裏的常備隊抓捕。然而李則毫不畏懼，針鋒相對，自組武裝，親自帶領隊伍繳了縣常備隊的槍，因而名聲大震。在屏邊當時還廣泛流傳著“李忠邦智打貪官”，“李忠邦單槍匹馬救少女”，“李忠邦神算懲惡賊”等傳奇故事。中共的地下黨組織看到李忠邦能量頗大，又得人心，便暗中與之聯系，李也不避風險，慨然與地下黨交往，其家壹度成為地下黨的聯絡點和黨員避難所。



壹個人物促成了李忠邦正式投奔共產黨，那就是國民黨第60軍軍長萬保邦。李忠邦乃萬保邦侄女婿，兩人關系自然非同壹般。而萬保邦也是壹個有“反蔣”傾向之人，在“民革中央”的策動下，萬保邦毅然舉行反蔣起義，宣布成立“滇黔人民自衛軍”，自任總司令。李忠邦被任命為萬部最具實力的第三團團長。後來滇黔自衛軍與國民黨軍大小戰鬥百余次，有效地牽制了雲南國民黨軍的主力，使得中共領導的地下武裝“滇桂黔邊區縱隊”得以順利建立和發展壯大。而李忠邦則被國黨政府列為“通共匪首”緝捕，李家被抄三次，全家只得常年在深山老林中避難。後李忠邦征得萬保邦的同意，幹脆率部投奔中共“邊縱”的麾下，被任命為邊縱第四支隊第33團副團長兼獨立大隊隊長，成了中共壹支地下武裝領導人。



加入中共地下武裝後，李忠邦作戰勇敢，多次獲得縱隊、支隊的表彰。及至雲南“和平解放”，李忠邦所在的“邊縱”與中共正規軍會合整編，李忠邦被派赴家鄉屏邊剿匪，任屏邊剿匪大隊長。臨行前部隊首長勉勵其再立新功。



歷經千難萬險，屏邊的剿匪任務終於勝利完成。征塵未洗的李忠邦被上級招去談話，人們都以為上級要對他嘉獎或提升。可是做夢也沒有想到，李去到立即被當場逮捕。幾天之後即被槍決，罪名是“惡霸地主”。



原來這時中共正在大搞“清匪反霸”。以李忠邦原來擁有的財產，以及他在當地人民心中的威望，完全符合毛共的“惡霸地主”條件，當局早已把他列入要消滅的對象，只因為他的“剿匪任務”尚未完成，才讓他多活壹些日子。而今土匪剿滅了，這個剿匪大隊長的末日也就到了。



處決的當然不止李壹人，李的部屬、骨幹近20人同時被捕殺害。更多的部屬則在遣散後陸續被害。李忠邦的家人按照地主“待遇”被掃地出門。其時，李忠邦的兒子李斌已在中共的第四野戰軍第13軍文工團工作，其創作的劇本獲得全軍文藝匯演壹等獎，有關領導正要送其去相關院校去深造、培養，就在他準備動身之時，軍部保衛處突然將其逮捕。莫名其妙的李斌，有如晴天霹靂，細細打聽之下，保衛處才告訴他：地方政府來函，告知他父親已作為“惡霸地主”被槍決。他理應受到審查。



後經調查，李斌被無罪釋放，但清出部隊。之後李斌在家鄉艱難謀生，輾轉多年，終於謀得在壹個山區小學當民辦教師。李斌努力工作，還受到教育當局的嘉獎。但終因家庭出身和父親的“罪過”，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極右分子”，送勞動教養，妻子離婚，孩子隨母而去。



經過20多年煉獄似的教養農場的磨難，九死壹生的李斌終於幸運地迎來了右派“改正”，但已家破人亡。



（以上取材於《往事微痕》第63期李斌文：《對我父子悲慘遭遇的回眸與思考》）



2、“宋森案”。



廣東作家牧惠撰文說，他收到過去武工隊的老戰友宋群寄給他的壹本書，書名《宋森傳》，是寫其父的生平事跡。於是牽出他對宋森的回憶。



宋森，廣東鶴山人，壹位有名的左傾人士，從 “大革命”時代、“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到國共三年多的內戰，宋森都堅定地站在中國共產黨壹邊。他以各種方式支持中共，出錢出力，宋森還創辦了壹份叫《鶴僑報》的小報，為中共幫腔造輿論，他還把自己三個子女送進毛的“革命隊伍”。



宋森的家鄉被中共“解放”了。其時他在香港，出於勝利的喜悅，他跑回鶴山，在縣裏謀得壹份編縣誌的差事，終於如願以償參加了中共的“革命工作”。



他工作積極，熱情高漲，帶頭響應政府的壹切號召。當時正值“抗美援朝”運動，他帶頭捐款為誌願軍購買飛機大炮。可也就在這個時候，土改來了。土改是毛欽定的壓倒壹切的“運動之王”，任何人只要在土改中被劃成地主，就成了鐵定的階級敵人，他以前的壹切表現，壹切榮譽，為共產黨立下的汗馬功勞都得壹筆勾銷，宋森就屬此類。可是，宋森家只有兩畝多田，怎麽能劃成地主呢？可是事實就是如此，兩畝多田出租收租，也是滔天的剝削大罪！牧惠的文章中沒有說宋森的其他“罪惡”，依宋森的政治表現，估計也不會有什麽“政治罪惡”。可就是這兩畝出租地，宣判了他的死刑（仔細推想，宋森過去也算有錢、有文化、有社會地位之人，又生活在香港，大概這些才是他被劃作“階級敵人”的真正原因）。



可憐又可悲的宋森在知道自己被劃為地主在劫難逃之後，選擇了主動“自我了斷”，不過，他沒有像李時光那樣不留壹字就“自我解剖”，他知道自殺也是壹種犯罪行為，而且他還有三個子女在共產黨手下工作，所以，自我“了斷”前特地寫下了壹封遺書，再次向“黨”表忠並表明自己的清白，末了交待家人：“將我的金章和我補助填數的款（原文如此）壹壹交到人民銀行，作為抗美援朝的捐款，不能少欠分毫。”



幸運的是，他的三個子女沒有受到太大的株連，只是被打入“控制使用”的另冊。



宋森的故事平淡無奇。比較起來，下壹個故事主人公就頗賦傳奇色彩了。



3、莫雄案。



。莫雄可不是壹般之人，他早年參加過同盟會，參與1911年著名的“3.29”起義（即廣州黃花崗之役），是名符其實的國民黨元老。北伐時，莫雄任國民革命軍師長，與蔣介石是好友。北伐後期，莫雄思想轉向左傾，不過，他仍然留在國民黨的陣營裏。1930年，莫任上海警稅團團長，在其部下的共產黨員嚴希純、項與年（項南之父）的影響下，思想迅速“赤化”，成了共產黨的地下戰友。1934年，莫被任命為江西德安行署督察員兼德安地區保安司令。其時，蔣介石正在發動對中共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蔣在廬山召開秘密軍事會議，莫雄參加了會議。會上蔣介石部署根據德國軍事顧問制定的圍殲紅軍的“鐵桶計劃”。莫感到紅軍處境危急，偷偷將代號“鐵桶計劃”的重達壹、兩斤的文本帶了出來，回到駐地便把會議的布置和鐵桶計劃的文本和盤告知並交給了嚴希純和項與年。嚴、項感到情況緊急，連夜將計劃要點用密藥水抄寫在4本《學生字典》的空隙之上。然後項與年化裝成教書先生，步行六天，進入了紅軍占領區，親手將“計劃”交到中共軍事領導人周恩來手中。十天後，紅軍主動撤離江西，踏上了“長征” 之路。



莫雄對中共的貢獻還不止此。不久，莫調到貴州畢節地區任專員兼保安司令（蔣介石總是把莫雄調到與紅軍接觸的關鍵地方和崗位，可見其對莫信賴有加），剛好賀龍的紅二方面軍長征要經過畢節，莫不惜冒違抗蔣介石的命令的風險，擅自將紅軍放行過境。蔣聞訊後大怒，以“通共”之罪將莫解押送進南京監獄。但不知出於何種考慮，不久蔣又將莫放出，並降級任命他為廣東南雄縣縣長。莫雄決定壹不做二不休，利用職權將被國民黨大員余漢謀關押在南雄的數百名共產黨員和被俘的紅軍全部釋放了，莫自己則跑去了香港。



中共奪得政權後，當時在廣東和華南主政的葉劍英算是不忘舊恩，給莫雄去信，誠懇邀其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莫雄自恃對中共有功，慨然回到廣東，受到葉的熱情接待。接著莫又在參與剿匪，為中共再立新功。



可是，世事莫測。這期間葉劍英在廣東搞土改試點，鑒於廣東僑屬多的特點，葉采取了比較溫和的土改政策，獲得壹片好評。誰知這事被人告密到毛和中央，指其搞“地方保護主義”和“和平土改”。毛在其他任何問題上都可以妥協讓步，唯獨在土改政策上是沒有半點通融的余地的，據說，葉劍英在紅軍長征中對毛有救命之恩，可他仍然不能容忍葉在土改上的“右傾”。毛立派他的親信、公安部長羅瑞卿急赴廣東，調查並扭轉廣東土改中的“右傾”和“地方保護主義”。



羅瑞卿以欽差大臣身份在廣東大展拳腳，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地方保護主義”和“和平土改”高潮，制造了這次運動中的“四大冤案”，大批廣東本地幹部紛紛落馬，壹些人鋃鐺入獄，甚至被處死。葉劍英則被毛調離了廣東和華南。



失去了葉劍英保護的莫雄這時也在壹夜之間由共產黨的座上賓變成了階下囚。莫的家鄉農會派人到廣州抓捕莫雄，這時莫背負有諸多罪名：蔣介石的走狗、反革命儈子手、地主、惡霸....其中任何壹項罪名都可以置其死地。而且，此時的莫雄不是國民黨在職高官，不享有被“統戰”的資格，所以只有死路壹條。莫雄家鄉的地方政府已經做好了準備，莫雄押回後立即召開萬人公審大會當場將其處決。



可是，就在這千鈞壹發的時刻，事情出現了轉機。原來身居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要職的古大存，知道莫雄乃葉劍英邀請回國的“特異人士”，現在葉劍英雖然調走了，但是不能不顧及老上級的面子。於是他向接替葉劍英主持廣東和華南工作的“壹把手”陶鑄進言，詳細說明了內情，求其網開壹面。陶鑄斟酌再三，終於同意刀下留人。



從鬼門關走過來的莫雄死罪雖免，活罪難饒，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莫言被劃為“極右分子”。但仍然多虧了古大存的關照，莫雄得以幸存下來，直到1980年病逝。



只是，後來陶鑄與古大存有了矛盾，古大存被陶鑄以“右傾”之名拉下了馬。



莫雄的案子算是特例，全中國的地主、反革命分子能有這種幸運的沒有幾個。下面彔兩個“正常”案例，為本章作結。



4、張翅翔案。



《鳳凰周刊》2005年第14期刊登了壹個叫張翅翔的人的文章，談到其全家人在土改中的遭遇。



張翅翔，湖南人，出生在壹個地主大家庭。1939年，抗日的烽火然遍中國大地，當時還在讀初中的張翅翔，被愛國激情所驅使，毅然投筆從戎，和當年很多熱血青年壹樣，他選擇了共產黨，奔赴延安。



1949年毛共取得勝利，經過多年生與死考驗的張翅翔回到湖南，這時他是壹名共產黨幹部，在省城長沙壹家出版單位工作。闊別家鄉十余年，他急切地想回到故鄉，見到魂牽夢繞的親人。



可是，當他通過各種渠道打聽到家人的消息後，挨了當頭壹棒，熾熱的心靈像是被猛然潑上壹盆冰水，激情熄滅了，心緒降到了冰點。他得知自己的家不是遭到壹般的打擊，而是遭到了滅頂之災！他有家難歸，實際上無家可歸了。



張家由祖父創業，祖父茹苦含辛打拼壹生，創下壹份家業，在當地算得上是較大的地主了。可是誰也沒有料到，祖父的壹生奮鬥，留給他的子孫後人卻是無窮無盡的災難，讓他們墜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祖父生有4子，各立門戶。土改降臨，張家首當其沖，第壹場開局，就選擇張家兩個兄弟開刀祭旗，兩兄弟在同壹天同時受戮，拋屍荒野。另壹個弟弟也是地主，只多活了幾天，便被農民用亂棍打死。最後壹個弟弟不成氣候，家道中落，只劃上“富農”，按理，該給他留壹條活命了。可是貧農團的兇手壹合計，四兄弟已去其三，這壹個斷不能留下作為後患，於是把這個富農關進土牢，折磨得奄奄壹息，估計不能活命之後才放其回家，讓他死在了家裏。



第二代被消滅幹凈了。



張家人丁興旺，第三代有十三個男孫，17個孫女。13個男孫中，兩個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壹個慘死獄中；壹個外逃，被抓回後抓去勞改，壹去30年。另有3個被劃為右派分子管制勞動；2個流落外地他鄉。2人終生無妻。



17個孫女，被迫自殺的3人，最小的壹個夭折，壹個患抑郁癥長期臥床，余者或被迫嫁與殘疾人為妻，或遠嫁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過著與野人無異的生活。



張翅翔屬第張家第三代，雖然自己少年即參加中共的“革命”，但地主家庭出身的沈重十字架，把他壓得踹不過氣來，得知家人的遭遇後，悲痛之余，他更是謹小慎微，如履薄冰，夾著尾巴生存。但共產黨這個隊伍註定不能容許他的存在。1955年“肅反”時，他被無端誣為“叛黨”；兩年後反右時，又被劃為“極右分子”，送勞動教養。直到1980年，經過25年勞改、九死壹生的他才走出勞改農場。



“改正”後的張翅翔在壹個出版社當壹名編輯。25年的勞改生涯，全家幾代的毀滅，在他心靈上留下了永遠不能愈合的創傷。他循規蹈矩，低眉俯首，戰戰兢兢度日，仿佛壹具行屍走肉，茍延殘喘。



可是不料生命在垂暮之年忽然迎來轉機，1991年，張翅翔獲準移民美國（估計是其子女中有人已移民美國）。此時張翅翔已年過花甲，若按常理，壹個人老年離開故土，多有眷念不舍、依依惜別之情。然而這時的張，卻有壹種無法言表的興奮，壹種再生的喜悅。在異國他鄉，張著有《西山漫憶》壹書，其中壹段描述當年他跨出國門時的心情和感受：



“跨過羅湖海關之時，自我感覺像壹條從古堡深井裏躍入浩瀚大海的魚，其暢快喜悅，比之為受難時之苦恨不能高飛遠逸，壹生壹世夢想終於實現。”



張翅翔的壹家是不幸的，但比起更多的被“斬盡殺絕”的地主或“反革命”家庭來說，卻還算是幸運的。特別是他在暮年，終於脫離了禁錮他幾十載、毀滅他壹家三代的囚籠而“展翅遠翔”，死而復生。我們為他祝福。



下面再講壹個更加不幸的故亊，卻是土改中非常平常的故事。



5、吳之伯家族案。



因為原文作者叫吳之伯，我們姑且叫吳之伯案。吳之伯，1928年9月出生於雲南宣威縣西澤鄉。1947年考入雲南大學外語系，１949年4月加入“民青”，後又參加中共的邊縱六支隊，為中共黨員。建國前夕轉入地方。在會澤、威信、昭通等地工作。1956年任威信縣縣長，1958年3月整風中被打成“極右分子”、“威信縣反黨集團骨幹分子”，開除黨籍、公職，押送彜良大坪農場勞教。1962年1月“摘帽”，當局賞給碗飯吃，讓他在鎮雄縣農水科任林業員，月薪28.5元。後當過五年英語教師。1979年6月右派“改正”，1988年離休。下面是吳自撰的原文：







上世紀二十年代我老祖和爺爺挖銅礦發點小財，買田置地，修了上下兩個四合院和壹座土碉。爺爺生下父輩四兄弟和壹個姐姐。每家分得三間住房，三畝水田，十二畝多山地和小片山林作燒柴之用。解放前十年，父輩各家累遭匪患，逐漸破落。大人們不論男女，人人勞動，也僅能糊口。大伯家每年還差兩三個月口糧，根本達不到土改劃地主的標準，即：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勞動，全靠剝削為生。1952年家鄉的土改是按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和老區打土豪分田地的痞子運動來搞的，再小再窮的村子，也要找出壹兩家地主富農來，父輩們房屋好壹點，有點飯吃，被劃為地主，在劫難逃。



（壹）祖母浦三妹，土改時71歲，拿不出根本沒有的“銀子”來，雙手指頭被裹上棉花浸上菜油“十指點天燈”，在疼痛喊叫中昏去，又被四名痞子擡起四肢，架在火上當眾烤死，再把殘存的屍骸丟進山裏水溝。

（二）父親吳紹昆，省立高等師範畢業，教書。當過小學校長，後在開遠、建水、沾益縣任過稅務局長，最後在昆明廠口鄉當醫生開藥店，被誣為“反動會道門分子”抓進監獄，摧殘折磨，兩年後查無實際，出獄就慘死於昆明，年僅44歲。

（三）母親浦雙英，善良的農家婦女，土改中遭受十多次殘酷鬥爭，最後壹次在離家二十余裏的大街上鬥爭，被壹群惡棍用亂棒打得半死，鼻口流血，由我十二歲的弟弟吳之玄用馬馱回家，死在半路上。

（四）伯父吳紹崟，土改中，追問銀元浮財，拿不出來，被迫跳崖自殺。

（五）四叔吳紹煋，老實農民，盤莊稼能手，被用刑威逼，不堪忍受，由碉樓四層樓跳下，腦漿崩出而死。

（六）小叔吳紹煌，土改中幾次被吊打捆綁，兩次逃亡山林避難，活活餓死山中。

（七）我的兒子吳興亞，系早年妻子浦定芝所生，因全家主要成員都已死去，就交由昆明廠口鄉我的後母（亦是地主）照顧，我劃右後孩子成為政治賤民，在長年累月的政治壓力和生活折磨下看不見半點希望，孩子在花季年齡的19歲絕望自殺。

（八）姑爹葉家林被劃為地主，土改中被反復鬥打，不忍酷刑，謊稱有銀元藏在房梁上，於是他從房梁跳至地面，頭碰石板而死。



（九）我前妻父母也是我舅父母，同樣在52年土改中自殺身亡。



（十）1963年正當我在農水科任林業員時，壹位農村姑娘宋儒芬不嫌我是壹貧如洗的“摘帽右派”，願與我重建家庭。婚後生下三女二男，其中最小的兒子興文，剛滿三歲,因感冒導致肺炎，本屬小兒科常見病，文革中儒芬因我成為控制對象，加之農村缺醫少藥、交通不便，我得知後從百余裏外的坡頭步行趕來，背他進城醫治，不到半路，小文就死了。



（十壹）大伯家兒子吳之才，不滿十五歲的孩子58年被逼去修公路，餓死在外地。

我全家親屬12人，在毛澤東暴政下血淋淋地慘死，真不堪回首！



（原文載於網刊《五七動態》2011年第四期94頁）



















附： 土改中的牛友蘭、牛蔭冠父子









這是壹起很典型的土改案例，它留給我們和後代諸多深刻而悲痛的思考。







牛友蘭毀家支持共產黨







牛友蘭，1885年出生於山西興縣蔡家崖村。牛友蘭的父輩開始發達，成為興縣首富。到1937年抗戰前夕，牛家擁有五座住宅，兩千多坰地，還在縣城開了幾家商號。



1906年牛友蘭考入著名的京師大學堂，三年後因病輟學回家。此時正值辛亥革命前後，牛深受民主革命思想影響，先是熱心教育，與老同學劉少白創辦了興縣高級小學和興縣中學，傳播新思想。後來，積極參加反對國民黨的政治運動。日本侵華，又積極參加抗日活動，成為當地有名的開明士紳。



1937年，抗戰初起，共產黨勢力浸入興縣，當時中共的外圍組織“犧盟會”（抗日犧牲同盟會）掌握了興縣政權。受縣長張幹丞委托，牛友蘭出資壹萬元，辦起了興縣民眾產銷合作社和興縣紡織廠，解決了八路軍部隊和機關的被服供應問題。為了支持犧盟會工作，牛友蘭每月贈給100大洋作經費。賀龍率120師到達晉西北，部隊缺棉衣、糧食，牛又捐出23000大洋，150石糧食，以及棉花布匹等，解決了部隊過冬難題。



中共晉西北行署設在興縣。1939年12月，此時已成為中共幹部的牛友蘭之子牛蔭冠奉調回到興縣，擔任中共的晉西北行署副主任。由於中共的軍政人員驟增，財政不堪負擔，牛友蘭又拿出3萬元（法幣），助其渡過難關。1940年2月，晉西北行署公布《減息辦法》，牛友蘭立即響應，將自己的全部外債契約、賬簿全部銷毀。1941年，根據延安指示，中共采取“過激措施征集糧款”， 晉西北行署以牛友蘭年事已高為名，接管（實際上是沒收）了他的紡織廠。此前，牛友蘭動員了他的家屬、親戚壹直在該廠義務做工，不取分文；他不僅捐出了工廠，連此前的產品和已得利潤也壹並捐出。牛友蘭不但沒有毫無怨言，還表示：“不惜犧牲壹切，追隨全區同胞在政府領導下，共圖復興民族、國家，各種抗日負擔提前辦理，絕不人後。”他又傾其所有捐出8000大洋和125石糧食，並動員本家婦女捐獻金銀首飾。至此，他的家產包括土地、房產、商鋪己全部變賣捐贈告罄。從1942起，牛友蘭搬遷到另壹村子的壹間破落院子居住，變成房無壹間、地無壹壟、身無壹文的“無產者”了。



1942年，牛友蘭率晉西北士紳參觀團赴延安參觀訪問，據說，受到了毛澤東等人的“熱情接待”。 牛回來後撰文盛贊“從延安看到了中國的未來。”還發表斥責國民黨的言論。







兒子牛蔭冠成了共產黨高幹







牛蔭冠系牛友蘭長子，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工學院，讀書期間，加入中共外圍組織：社會科學家聯盟。因工科學習功課繁重，難以兼顧學運工作，遂轉入經濟系學習。期間，牛蔭冠積極參與中共的學生運動，在運動中加入了共產黨，並擔任清華大學地下黨支部委員、書記。



1936年牛蔭冠受中共北方局委派回山西恊助簿壹波組建和發展山西犧盟會。牛蔭冠放棄了即將到手的大學文憑回到山西，先後任太原市和山西省犧盟會負責人，參與組建決死隊等中共武裝，成為山西’新軍”的領導人之壹。1939年12月新軍發動了“十二月事變”， 與閻錫山抉裂. 牛蔭冠處境危險，離開了太原，被黨組織安排任晉西北行署副主任兼黨委書記，駐地興縣。這樣，牛蔭冠回到了興縣老家。



有壹件事情對牛蔭冠的“成長” 可能發生影響。牛蔭冠在太原時，劉少奇到太原重新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其間，劉擬了壹份《山西農會章程》，交牛蔭冠在犧盟會的刊物上發表。牛蔭冠看後在劉的原稿上加了壹句：“防止流氓混入農會”。劉看到後，立即叫人找冠來。責問他：“妳知道什麽是流氓？”冠見劉語氣不對，只好低聲說：“我也不清楚，反正不是好人吧。”劉正色道：“妳這裏說的流氓，是壹種勇敢分子。農民運動在開始的時候，正派農民不敢參加，就是勇敢分子敢參加，妳不能把他們拒絕在農會之外。他們的流氓習氣是可以在運動中改造好的。實在改造不好的，到運動起來以後處理也不遲。妳不能把他們攔在外頭呀！”從劉少奇的這段話中也就可見農會是什麽貨色、共產黨的農民運動又意味著什麽。



牛蔭冠經過劉少奇這番教導，也懂得共產黨怎樣搞農民運動了。後來他初到晉西北行署任上，就立即親自批準處決了十個“地主惡霸”，其中包括他的表弟。由此可見，後來他的“大義滅親”不是偶然的。







三、蔡家崖的“鬥牛大會”







1946年之後，毛要準備奪天下了，於是重新拾起暴力土改這壹法寶。此時毛共完全換了壹付面孔，回到了它抗戰前的真面孔。它決心首先將前抗戰時期與它合作、包括毀家支持它的“開明士紳”們拿來開刀祭旗。



牛友蘭在劫難逃。鬥爭牛友蘭稍晚了壹些，是在劉少奇糾正土改“右傾”之後。據中共的報紙報道：1947年9月18日，中共晉西北分局書記李井泉在蔡家崖召開群眾大會，李在會上說：“（必須）徹底平均分配土地……要徹底平均分配土地，就要先鬥倒地主階級，……大家提出要鬥牛友蘭家，我也贊成，牛家過去剝削壓迫過這裏的農民，並且還剝削壓迫過全興縣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農民代表來參加，並且要很好的準備。”隨後召開了17個自然村500多人的大會，作鬥爭動員。會上決定最近就開“鬥牛大會”。“在場旁聽的牛蔭冠同誌為了擁護群眾這壹決定，起來向群眾檢討自己過去的立場沒有站穩……”“會上有兩個貧農控訴了牛友蘭剝削壓迫他們的罪行。”



9月26日，“鬥牛大會” 舉行。大會開始前，召集骨幹分子開預備會，商定鬥爭會的程序。李井泉對牛蔭冠說：“妳要和牛友蘭劃清界限。”隨即，李巡視壹番後離開了會場，留下他的夫人和秘書在現場“監會”。



因為是聯村鬥爭，人很多。牛友蘭被帶著腳鐐手銬，和其他被鬥地主、富農以及壹些“壞幹部” 跪在會場前面，跪的地方都鋪上壹層“料炭”（ 帯棱角的爐渣）。牛蔭冠也被安排坐在主席臺上，結果壹個積極分子跳上臺去把他拉出來，並向跪著的地主那邊推。這時農恊主席制止說：“這是咱自家人，怎麽放到那邊？讓他和農民坐在壹起。”牛蔭冠幸免於難。（本節情節和引語出自《炎黃春秋》2012年第12期《土改中的蔡家崖“鬥牛大會”》



鬥爭牛友蘭的具體細節有關文章沒有記述，只有壹句：“有人用成梱點著的香燒他的身體”，其慘烈程度可想而知。鬥爭高潮的壹個節目是要押鬥爭対象去遊街，立即有幾個積極分子沖向牛友蘭，把他按倒在地，把壹根鐵絲穿過他的鼻孔，並喊：“牛蔭冠，過來，牽老牛遊街！”牛蔭冠便過去把鐵絲牽在手裏，這時牛友蘭吃驚地擡起眼望著他兒子，不覺揺揺頭。牛蔭冠立場堅定，不為所動，但剛壹使勁，鐵絲就把牛友蘭鼻翼下的脆骨拉斷了，頓時鮮血直流。會場上的人很震驚，出現騷亂。參加鬥爭會的大多數人都知道牛友蘭的為人和他對共產黨、對抗日所作的巨大貢獻，對他有好感，心裏暗暗為他抱不平，這時他們起哄擾亂會場。主持鬥爭會的行署書記馬林其實也對牛友蘭同情，於是趁機命令給牛去掉腳鐐手考，扶回監所。馬林匆忙宣布鬥牛會結束，但會場卻越來越亂……



受盡折磨、侮辱的牛友蘭回到監所後憤然絕食，三天後離開了這個令他傷心欲絕的世界，屍體不知所終。之前，牛友蘭鼓勵家族人員參加八路軍和共產黨，他的兩個侄女牛蔭英、牛蔭蟬為共產黨獻出了生命。他的侄子牛蔭越在120師副官處擔任會計，牛友蘭死後被清洗回家後自殺身亡。



很快，“牛蔭冠拉死老子” 的傳言不脛而走。



但牛蔭冠在“鬥牛大會”上的表現，卻得到李井泉乃至劉少奇的肯定和勉勵。



後牛蔭冠被調到晉綏分局黨校學習。據當時的黨校教育長龔子榮回憶，當談及其父壹事： “牛蔭冠同誌表現得豁達大度”，“對黨無怨言，對群眾運動有正確認識”。 壹次他在支部會上談到在那次“鬥牛大會”被人推向地主壹邊，卻被貧協主席拉回來壹事時說：他當時“感到極大的溫暖和黨的親切。感動得落淚不止。”看來，“黨” 在牛蔭冠心目中的確比他的父親親壹百倍，是他真正的“父母、祖宗”，他真正做到了“親不親，階級分”。







群眾還有另壹種“不服氣”







但是那次“鬥牛大會”風波卻並未因為牛蔭冠的“大義滅親”而平息。就在牛友蘭被兒子拉破鼻子導致騷亂之後不久，大會又起風波，原因是另壹個村的壹名被鬥對象受到“不正確”待遇而引發群眾公憤……



這人是木蘭崗村的壹名二流子、慣偷。但因為其“成分好”，又對敵鬥爭“勇敢”，進駐木蘭崗的土改工作組立即把他當作依靠對象。這人曾經因偷盜村裏壹個富裕中農的東西，被主人當場抓住並挨了打，到了土改他蓄謀報復，公報私仇自己抓了那個富裕中農來鬥，並下毒手壹下子就把這人打死了。群眾對此事非常反感，但土改工作組給他撐腰讓他打死人無罪，還想要讓他當幹部。可群眾壹致反對工作組叫他當村幹部的企圖。



這時任木蘭崗土改工作組長的是延安來的李佩芝，李系王若飛的老婆。據晉綏當地人說，這些延安撤來這裏搞土改的幹部特別左，特別厲害，當地幹部又不敢得罪他們。聽到人們對這個二流子有非議，李佩芝卻為其打抱不平，說：“妳們怎麽不懂得貧雇農的窮苦呢？正因為窮，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為有這樣那樣的毛病就模糊了階級界限。”



然而這個二流子確實不爭氣，他本性難移，不久手又癢了。不過這次他是去軍區偷了壹匹布，讓軍隊給抓了現行。這回李佩芝不好去求情了。於是這二流子也被作為“壞分子”押到會場。就在牛友蘭被押回去之時，李佩芝端著碗給這二流子送飯來了。木蘭崗的群眾正想要鬥這個老竊賊，壹見李佩芝給他送飯，氣不打壹處來，攔住李紛紛質問，李佩芝說：“鬥爭也不能不讓人吃飯呀。”然後又是“不能模糊階級界限” 那壹套。群眾不服，圍住她講道理，壹致要求懲辦竊賊。大會主持之壹、晉綏分局宣傳部長周林趕來解圍，為李佩芝幫腔。人們與之理論，人越聚越多，火氣越來越大。李井泉得到消息，命令工作団壹定要勸說群眾離開會場，鬥爭會也不開了。但人們久久不肯離去，直到半夜下了壹場大雨，才被迫散去。



看來劉少奇的說法不太對，流氓參加農會不壹定會變好，有的反而變得更壞，因為做壞事受到縱容、鼓勵。



（以上取材於《炎黃春秋》2012年第11期智效民文《土改中的蔡家崖“鬥牛大會” 及其他有關文章）







余音







牛友蘭事件絕對不是孤例。牛友蘭的同鄉好友劉少白也是在抗戰中被中共封為邊區參議會副會長，而在後來的土改中被作為“化形地主”虐殺的。還有劉少白的弟弟劉象坤，原來也很“開明、進步”， 大力支持共產黨， 叫兒子劉武雄參加了共產黨的“革命”。 然而到了1947年土改，劉象坤照樣不能幸免，當地組織了八個自然村聯合起來鬥爭他，鬥爭會剛開始不久，劉象坤就被活活打死了。這時，他在晉綏行署工作的兒子劉武雄也被開除回家。劉武雄聽說正在開會鬥他父親，他來不及回家便趕往會場趕，可到了會場劉象坤已被打死了。為了表明自己與地主父親劃清了界限，或許是發洩受父親連累被開除回家的憤恨，他從民兵手裏奪過壹把刺刀，沖他父親屍體的胸口狠刺了兩刀。



這類事件當時並不是新聞。浙江溫州離休幹部許嶽林看到有關牛家父子事件的文章後，給《炎黃春秋》編輯部寫信補充了兩則類似事件：



亊件壹：浙江著名開明紳士陳達人，乃永嘉縣郭溪宋嶴人，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1937年抗戰開始，陳達人便積極支持共產黨，當時中共浙南根據地向他尋求幫助，他要錢給錢，要糧籌糧，要布匹、子彈陳都壹壹照辦。他家還成了共產黨的聯絡站，“客人”們常年往來陳家，陳達人都好菜好飯歀待，他還鼓勵子女參加新四軍。1949年5月，溫州的國民黨駐軍葉芳起義，陳達人從中起了極大作用，為溫州的“和平解放”創造了條件。陳達人還長期撫養中共烈士的遺孤。這壹切，當地共產黨領導人都了如指掌。然而1950年的鎮反運動中，在沒有征求原浙南特委或地委意見的情況下，當權者就把陳達人抓來，不由分說就當作“反革命” 槍決了。行刑前，當地數十名群眾跪地哀求槍下留人，當局竟視而不見，不予理睬。



亊件二：另壹名牛蔭冠式的人物叫黃德煥，樂清縣人，黃出身工商地主家庭。其父黃慶梅在1951年土改中被當局列為“必殺對象”。黃德煥早已參加共產黨，當時身為土改工作隊隊員，參加鬥他父親的大會。為了表現自已立場堅定，在批鬥黃慶梅的大會結束時，黃德煥主動要求對其父行刑，他將其父押到場外，親自開槍，父親頓時腦袋開花。



大概因為表現好，黃德煥後來調入樂清縣公安局，爬上個科長之位。可是在反右派運動中黃仍逃脫不毛澤東的陷阱，被劃為右派分子送浙江龍泉河村農場勞動教養。1960年6月11日中午休息時該農場監舍突然起火，在場獄警子彈上膛不許勞教人員破門逃命，結果活活燒死200多人，其中包括黃德煥。知情者說，黃德煥死得很慘，他沒有立即斃命，全身燒傷，連陰囊都燒掉了，日夜痛苦號淘，無人理睬，直至數天後活活痛死。人們謂之“現世報”。







我國儒家倫理推重“孝道”，中國歷代帝王也都宣稱“以孝治天下”。民間則把是否孝敬父母作為評價壹個人的品德、為人的基本準則。應該說這是有其深刻道理的。壹個人如果連生身父毌都不理、不認，甚至殘忍地殺父弒母，就連禽獸都不如了，還能指望他能信守為人之道嗎？從這壹點來講，宣稱要與“壹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馬克思主義，比封建主義差得太遠，甚至連禽獸都不如！而毛澤東提倡的“親不親，階級分”，“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等等，更是禽獸的“理論”！由此我們也就知道，為什麽毛在嫻熟地玩弄背信棄義、過河拆橋、兩面三刀、揩鹿為馬等等卑鄙無恥的勾當時，是那麽坦然，那麽理直氣壯，還那麽得意洋洋。原來此人根本沒有人性，非人類，而且實在連禽獸都不如，因為禽獸也有舔犢之愛、反哺之情。中共選擇此人當領袖，能做出什麽事便可想而知了。這就是共產黨的悲哀，中華民族的悲哀。



韋君宜的女兒楊團在其《毌親韋君宜與“思痛錄”》 壹文中說到：“母親告訴我，她參加革命就準備好了犧牲壹切，但是沒想到到，要犧牲的還有自已的良心……”韋君宜不肯丟棄“良心”，沒有被徹底改造好，所以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她“反悔了”，不再相信毛主義、馬克思主義了。



而牛蔭冠、黃德煥們卻被“改造好了”，“良心”沒有了，人性也拿去餵狗去了。



《聖経》中有雲：人若賺得了全世界，卻喪失了自己的靈魂，那會有什麽益處呢！這話真該問問牛蔭冠們。



牛蔭冠還算幸運，用萬貫家財和父親的性命換得壹頂共產黨的壹頂烏紗，活得不錯。而黃德煥、劉武雄之流，雖然被“改造好了”，卻得不到主子的認可，結果連狗命也丟了。



關於“毛主義”的概念及其對馬克思主義



階級鬥爭理論的新貢獻







其實，即使按最低標準，毛澤東的那些東西，也構不成什麽 “主義”，因為任何主義起碼得有壹套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包括哲學基礎、理論框架、實施綱領等等。而毛主義沒有這些，毛主義中有些東西是從馬克思、恩格斯那裏現成販運過來的；有的是他在“中國化” 過程中添加的壹些私貨，即他為達到造反奪權目標和奪得政權後鞏固統治的手段、方法、措施。所以，它（毛主義）基本上是壹些行動計劃、實施政策、方法、應對策略等的大雜燴。幾篇稍有“理論”色彩的東西（如《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等）也多是東拼西奏的大雜燴，或拾人牙彗加上自已壹點解釋，而且，據現在揭露，其中很多是他人捉刀代勞被毛據為己有的。據最近的權威披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黨史研究室、中央黨校1995年6月給中共中央的聯合報告中認定，《毛澤東選集》1——4卷收入的壹百六十多篇文章，只有12篇系毛親自草擬，另有13篇經過毛的修改，其余皆為中共其他領導人（如周恩來、劉少奇、林伯渠、康生、陳伯達等）以及其秘書、辦公廳文秘班子所操刀，毛只是署上自已的大名，或者宣讀壹下。所以，毛本人實際上並沒有多少版權。且不說這些些東西有多少理論價值和學術價值，只說毛這種大言不慚將別人的東西據為己有的行為，就是歷來文人所不恥、所鄙薄的。毛之為人和品格從中又可見壹斑。



毛主義的另外壹大特點是它形成文字的東西與實際所作所為並不是壹回事，有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南轅北轍，有的則是只做不說（如土改中的殘酷殺戮），或只說不做（如公開宣傳中給予人民的民主自由等），所以光看它的文字是絕對不行的。用“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來概括和形容毛澤東的所作所為，庻幾更接近事實。在形式上，毛主義只是壹些講話、電文、指示，評論的堆積，全是現炒現賣的貨色，談不上什麽系統性、理論性。



鑒於上述，筆者曾想給它下壹簡明的定義，但感到很難辦，只得放棄。當然，這不等於不能給其以簡單概括。有西方學者認為毛主義是壹種激進的、帶有強烈唯意誌論特點的馬克思主義。筆者認為，這有壹定道理，但很不全面、準確，而且也有點自相矛盾（馬克思主義推崇的歷史唯物主義與毛的主觀主義唯意誌論不能兼容）。倒是毛自己宣稱的“秦始皇加馬克思主義” 有幾分接近其真諦。這樣，我們就可以給它加以補充為：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吸取秦始皇專制皇權主義精華的當代封建社會主義的大雜燴、大騙局。就毛的實際所為來看，他追求的是壹種沒有皇帝名號的帝皇獨裁專制制度，其要實現的政治目標是在其鐵惋統治下統壹著裝、統壹行動、統壹思想、平均主義加政治等級特權（對民眾實行平均主義大鍋飯，統治階層享有等級特權）的現代奴隸制帝國。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短暫建立起了這種國家雛型。



綜上所述，我們稱其為“毛主義”實在是擡舉了它，高看了它，也許借鑒托洛茨基、鐵托對“斯大林主義”的評價用於評價毛主義更為貼近，托氏認為：斯大林其實根本沒有什麽主義，它只不過是壹種官僚集權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混合）。斯氏的另壹政敵、南斯拉夫共產黨頭頭鐵托則綜合地指出：所謂斯大林主義在政治上是官僚集權的暴力專政，在經濟上是國家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在意識形態上是教條主義理論的專制壟斷，在國際關系上是大黨主義、大國主義，實質上就是社會帝國主義。這些，與毛主義大致不謀而合，或者說它與斯大林主義最為相近。但是，與斯大林主義相比，毛有許多“中國特色”，它更多地吸收帝皇專制統治的思想、方法、制度，更多地采用中國古代法家的法、術、勢統治手段，更善於運用歷代農民起義籠絡民心的騙術。所以，它比起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更加虛偽、更加狡猾、也更加惡劣。具體地看，它與斯大林主義大致有如下不同之處：



其壹，斯大林仍然崇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發展階段的學說，認為必須建立相應的物質基礎，才能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過渡。因而按照常規方式發展經濟和工業。而毛則完全否認壹切客觀規律，認為政治思想、主觀意誌，加上上層建築的革命可以決定社會的前途和模式。鼓吹越窮越好，“壹窮二白” 最利於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過渡，慶幸“中國有幸沒有經過漫長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在經濟上除了延續斯大林的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之外，更釆用主觀狂想的“人民戰爭” 的方式，企圖在壹夜之間跨入所謂的共產主義。



與上述相對應，毛大力宣揚“精神萬能”，“精神原子彈”，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戰無不勝”等等主觀唯心主義貨色。



其二，斯氏仍然重視發展本民族傳統文化，俄羅斯歷史上的重要文學家、藝術家仍然受到尊崇，國家推行精英教育。而毛出於對文明的本能仇視，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必欲徹底摧毀而後快，還要消滅世界上壹切所謂“帝、修、反” 文化。毛壹貫仇視、汙蔑、壓迫知識分子。試圖破壞既有教育體制和教育思想，將大學“工農兵化”。 與此同時，頌楊貧窮和愚昧，說什麽“從歷史上看，總是文化水平低的戰勝文化水平高的。”“讀書越多越蠢”，“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不過他自己例外，他既是高貴者，又是最聰明者，戰無不勝。）



其三，斯氏只是在黨內打擊、迫害政敵，在其進入“社會主義” 之後，宣布已消滅了階級。毛則宣布要永遠、不停頓地“繼續革命”，對全體人民進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 ，對全民進行思想改造，堅決反對“階級鬥爭熄滅論，要將階級鬥爭永久化。



其四，斯氏雖然也是實行帝王式的獨裁專制，但沒有全面繼承沙皇制度的打算，也沒有建立“家天下”的舉措。毛則公開熱衷和學習封建帝王，自比中國第壹暴君秦始皇，鼓吹學習秦始皇的“政制” 及其統治基礎的法家思想和理論。更為惡劣的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毛回歸到了歷代帝王“家天下”原旨，試圖將“皇位” 傳於其夫人和侄子。表現了其傳承封建君主制的強烈願望。



其五。毛的私生活和個人品質比斯氏更惡劣。毛虛偽、狡詐、毒辣、殘忍較斯氏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其荒淫、貪婪、腐化則為斯氏所望塵莫及。



綜而言之，以毛統治帶給本國人民的傷害而言，以其致死人數之多、對人類文明的破壞而言，毛都在斯大林之上。就是二十世紀另壹個世界級惡魔希特勒，除了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毛所不及之外，其他各種惡行、劣跡較毛都望塵莫及。希特勒的壹大主要罪狀為排猶、屠殺猶太人。而毛則熱衷屠殺本民族的“階級敵人”，其致死人數遠遠超過希氏。在殺人和迫害人民方面，毛堪稱前無古人。



毛主義既是壹種不成體系、不上擋次的大雜燴，但它卻有其他“主義”和理論所不及的特色，就是它通體都被用謊言和偽裝包裝起來，所以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和蠱惑性，它的實際所為與它的文字表述往往南轅北轍，背道而馳。所以，僅僅以文字或毛的言詞來判斷、認識毛主義不可避免墜入上當受騙的陷阱。只有深入實際、了解其所作所為才能窺見其廬山真面目。



在毛主義所有理論、行為中，對民眾、對國家影響最大、最惡劣的是毛氏“階級鬥爭”學說及其實踐。“階級鬥爭”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是近百年共產主義禍害之源。然而毛對馬氏的階級鬥爭理論又大有發揮、發展，在執行中有更惡劣的創新。下面，我們就毛主義在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方面最主要的新 “貢獻”，作壹簡單述評。







壹，無限擴展階級和階級鬥爭範疇的外延和內涵，將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永久化並變成共產主義革命本身的目的。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階級和階級鬥爭只是人類社會壹定階段的產物，共產主義革命成功以後，階級被消滅，階級鬥爭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而且，馬克思主義所說的階級鬥爭，主要是指無產階級（產業工人）與資產階級即資本家之間的鬥爭。作為階級鬥爭壹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也只是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的壹段時間內的臨時過度性措施。所以，即使鬥爭性特強的斯大林，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後宣布蘇聯的階級鬥爭不存在了，蘇聯已經將階級消滅了。到了六、七十年代，蘇共則宣布其己成為“全民國家”“全民黨”。



毛澤東則不然，他在其統治鞏固之後，依然要大搞階級鬥爭，並且越到後來階級鬥爭似乎越尖銳，越激烈，以至成為他治囯的“綱”，須臾不能離開的“空氣和水”。其實這只是毛的謊言和障眼法，毛的真正想法是：如果不搞階級鬥爭，他的很多政策措施將難以推行，他個人在中共黨內和國家內也難以建立並鞏固其絕對的獨裁統治。在毛看來，階級鬥爭是人人恐懼的“壹把刀子”，只要揮舞這把刀子，人們就得誠惶誠恐，俯首稱臣。他的政策就通行無阻，無往而不勝，他本人也將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於是他嚴歷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宣稱階級鬥爭“要搞壹萬年”。為了使這種永遠的階級鬥爭具有“理論性”，毛先拿哲學上的“合二為壹”開刀，強調任何事物始終、永遠都處在矛盾、鬥爭的狀態，矛盾和鬥爭是壹切事物的主要形態和主導方面，矛盾的統－則是短暫、相對的。矛盾爭鬥是人類社會乃至宇宙萬物存在和發展之前提。然後提出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而發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的口號，讓全國人民永遠生活在“以階級鬥爭”的恐懼旋渦之中。



提出了要將階級鬥爭永久化、常態化的“理論”以後，進而要解決階級鬥爭的實際對象問題。毛認為，已經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和反革命分子，心不死、人還在，是首要的階級鬥爭對象；而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社會主義的破壞分子、新的資產階級剝削分子等則是新的階級敵人，而且形勢的變化，這種新的階級敵人會層出不窮，永不消失。同時，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必然會反映到執政的共產黨內部來，尋找他們在黨內的代理人，於是，各種黨內修正主義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野心家、陰謀家，成為新的重要的階級鬥爭對象…….



毛又發現，亊情還不止此，從宏觀上講，在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兩個階級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並沒有解決，而且成了社會的主要矛盾。小生產者、占總人口80%以上的農民，有壹種“自發”（自發者，發乎本能也）走資本主義的傾向；還有城鎮的各色小生產者、小私有者，也天生地具有把自己變成資產階級的願望。至於知識分子，大多接受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本質上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所以，可以說，放眼望去，處處都是現實或潛藏的“階級敵人”……



當蘇聯出現赫魯曉夫掀起的反斯大林運動後，毛又祭起 “反對修正主義”的魔仗，並把“變修”作為毛中國面臨的主要危險。於是，反對國際國內的“修正主義”、抓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分子”成了毛政權最緊迫、最重大的任務，成為最現實、最危險的階級鬥爭。毛還發現，在意識形態領域，充斥著所謂封、資、修的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階級鬥爭激烈而又危險。而埋藏在人們心靈深處的“私”字，也成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大敵，凡此等等，都在廣義的階級鬥爭之列，階級鬥爭仍然是社會的主要的矛盾。



總之，階級鬥爭不但成了了革命的常態，進而成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本身，革命的目的。



於是，毛把他統治下的中國便成了階級鬥爭的戰場。







二、偷梁換柱，以“窮人”取代“無產階級”，從根本上改變了共產黨所謂共產主義革命的性質。



誰都知道，馬克思所謂的無產階級，是指近代工業革命產生的與現代機器生產相依存的產業工人，亦即產業工人階級。然而，在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時候，這種工人在中國為數很少，而且他們是脫下農裝不久的農民，根本沒有什麽政治上的自我意識。蘇俄共產黨來到中國，將中國壹些知識分子組建成中國共產黨，硬說他們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便想依照蘇俄的方式在中國的大城市發動“起義”奪取政權，但事實很快證明行不通，失敗了。



毛澤東比他的同行高明的地方在於，他根本就不相信依靠這些工人階級就能奪取政權，從小熟讀中國古代農民造反小說，後來又研讀中國帝王歷史的毛澤東，很早就認定，只有走傳統農民造反之路，依靠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農民，才是“革命”成功的關鍵。毛於1927年，毛在其撰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被當時社會各界認定的那場“痞子運動”，“惰農運動” 給予了高度贊揚，他發現，“那些從前在鄉下踏破皮鞋的，挾爛傘子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的，四業不居的，以及“外出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或為非作歹當盜賊的”，才是革命的主力，也就是共產黨造反奪權的依靠力量。這次考察奠定了毛主義的基礎。從此，這些被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稱為社會的“消極、腐朽部分” 的流氓無產者，便成了中國“無產階級”先鋒和共產黨的骨幹。在另壹篇毛主義的奠基之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毛依照人們的財產和生活狀況劃分階級，把農民中的貧雇農（後來又加進下中農）當作無產階級的最可靠同盟軍，實際上，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些人是小生產者，或曰小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然而這正是中共奪取政權的中堅、依靠力量。毛在造反奪權階段，打出的口號是：“窮人打天下坐天下”。宣稱 “越窮越革命”， 共產黨就是“窮人黨”。



由此可見，毛及毛共所謂的共產主義革命，與傳統農民造反並無二致；毛領導的共產黨，實際上就是傳統的農民造反軍，他建立所謂“人民共和囯，實質上是封建帝國的的翻版。而所謂的階級和階級鬥爭，不過是分裂社會、各個擊破，以便分而治之的手段。







三，篡改馬克思關於階級的涵義。以單純的財產占有狀況作為階級劃分標準，並使“階級“政治標簽化，固態化，血緣化。



毛澤東在其《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已經明確將人們的財產狀況和生活狀況作為劃分階級的唯壹依據，同時作為政治上劃分敵、我、友，左、中、右的依據。後來，中共基本上遵循毛在此文中提出的方法對全國人民進行階級（成分）的劃定。並且把動態的階級概念變成固定的，永遠不變的政治身份的標簽。為了簡便，毛的階級成分劃分“壹勞永逸”，建國初期在土改運動（在城市是所謂民主改革運動）中劃定的階級成分成了人們終身不變的政治符號、人們政治等級的象征。為了不使階級鬥爭失去“靶子”，不讓“地主”等剝削階級消失，還把土改時的階級成分代代傳，地主的子孫繼承地主的“帽子”，成為永久的“賤民”和專政對象。在現實中，“地主” 雖然早已壹貧如洗，並長期從事最低賤、最艱苦的體力勞動，遭受最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卻始終是“剝削階級”； 反之，己經高官厚祿，享受各種特權，生活奢侈，行為霸道，並役使無數奴仆的紅朝新貴， 卻仍然厚顏無恥號稱“無產階級”。為了使自已的殘暴統治永久化，新統治者又創造了“紅五類”、“黑五類”等“新種姓制度”，完成了由“階級論”向“血統論”的蛻變。



毛澤東非常清楚，他的這壹切做法其實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而卻是封建社會乃至奴隸社會的傳承。只有扯上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才名正言順，只有欺騙並愚化民眾，才能讓新王朝鞏固，因而推行空前廣泛而殘暴的愚民政策。後來毛情不自禁道出了他的統治的精髄，是“秦始皇加馬克思主義”。算是“酒後吐真言”。







四，拋出“兩類不同性質矛盾”，並且可以相互轉化的“理論”，制造高懸於全體民眾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這是毛在發動整風——反右運動前夕發明的壹種“理論”。它的背景是，赫魯曉夫1956年春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報告之後，同年在波蘭和匈牙利先後發生了人民起來要求民主自由、撤走蘇聯占領軍的大規模遊行示威，遭到蘇聯占領軍殘暴、血腥鎮壓。事件雖己平息，但極大震驚了毛及中共領導層。毛看到了人民群眾對共產黨專制統治的強烈不滿，特別感受到匈牙利的知識分子在這場全民抗爭中所發揮的主導和核心作用，更加劇了對知識分子的仇恨和恐懼，於是未雨綢繆，決心以幫助共產黨整風之名，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引蛇岀洞”，然後“聚而殲之”，壹網打盡。毛拋出這個“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及其相互轉化”之說，就是為了對知識分子實施“引蛇出洞”後再行鎮壓所預作的理論準備。



毛的這個所謂理論的玄機和陷阱主要是他拋出的“人民”和“敵人”的概念。按照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所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的說法。“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壹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壹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然而更重要的是，這種劃分是由誰來判定，誰來實施、誰來監督。對此毛故意語焉不詳，留下陷阱。後來的情況表明，這種劃分和認定完全由各級共產黨組織乃至各級、各單位的領導人來認定、施行。毛本人則帶頭示範，在運動後期，他把在整風中響應他的號召給共產黨和領導幹部提意見的知識分子，通通打成“敵我矛盾” 、“ 右派分子”。說這些人由於“惡毒攻擊共產黨”，他們與“黨和人民”的矛盾的性質己經發生了變化，由“人民內部矛盾”變成了“敵我矛盾 ”。於是，“右派”便成了敵人，專政對象，被列入“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之後，原來的“四類分子”變成“五類分子”，成為毛帝國永遠的罪人。



反右運動的演練使人民群清楚地看到了毛那把高懸於每個人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因為，這兩種矛盾相互“轉化” 之權操在當局之手，任何人的任何言行，都有可能被當權者認定為“反動”而被打成“敵我矛盾”，變成“階級敵人”，成為毛帝國永遠的奴隸和賤民。



毛的這個理論的“價值”就在於：它大大擴展了“專政”的範圍和威懾力，無限擴張了共產黨和政府的鎮壓權力和隨意性。這也是毛破壞法制、推行人治的重要步驟。本來，在任何正常國家，判斷國民的言行是否有罪，唯壹的根據應該是憲法和法律，並通過法律的程序和途徑認定。毛拋出的這壹理論後，各級共產黨組織和單位的領導人隨時都可把他們不滿的人打成“敵人”。毛把共產黨的“民主”、“ 法制” 外衣剝去殆盡，將全國人民玩弄於股掌之上。







五、推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和“全面專政”，將階級鬥爭和擴展到生活和思想的壹切領域。



當公開的、法定的階級敵人經過反復、不停頓的打擊、殺戮之後，已為數不多，而且老是“炒舊飯”，也容易使人有厭倦疲労之感。毛於是尋找階級鬥爭的新對象，新領域。此時，他發現對他的統治的真正威脅主要來自黨內，於是將黨內鬥爭也納入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範疇，名曰“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為了制造借口，毛不斷發出黨內已經形成了 “新的資產階級”、“ 官僚特權階級” 等叫嚷，甚至在內部發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的警告，為發動文革打倒“走資派”制造輿論。



毛把黨內官僚稱為“官僚主義者階級”違反了馬克思主義以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劃分階級的原理，開創了以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劃階級” 的先河，後來又以此為依據，將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當作階級敵人打倒直至從肉體上消滅。為了把政治鬥爭伸引為階級鬥爭理論化，毛及其禦用學者提出“繼續革命論”， 即，隨著形勢變化要不斷提出新的革命任務，發現新的階級敵人和新的階級鬥爭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而提出“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 的理論，把“破四舊”、“立四新”、“橫掃壹切牛鬼蛇神”，乃至“鬥私批修”都劃入了階級鬥爭新形式、新動向 ，這樣，不僅黨內鬥爭、而且全民都成了“全面專政”的對象。每壹個人的思想、行為、生活、習慣，都可以上升到“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高度，從而實現對全國人的“全面專政”。 可謂把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發展到了“頂峰”。







六、毛在階級鬥爭形式上的創新：運動治國。



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搞“運動”並非毛所發明（也不是馬克思所發明），但是，將“群眾性政治運動” 作為壹種政治鬥爭手段，作為治國安邦和進行極權統治的基本方式方法，則是毛的創造發明。



在中共活動的早期，它搞“階級鬥爭”的方式方法都是從蘇聯學來的，主要是“土地革命”，“肅反”，前者是動員群眾向作為階級敵人的地主、富農及反革命分子等進行鬥爭、殺戮，洗劫；後者則是在共產黨“革命隊伍”內部進行的殘酷的清洗和派系鬥爭。把這兩者初步結合起來的是毛在延安搞的整風運動，在那場具有開創意義的運動中，毛把公開的群眾運動與專門機關的肅反結合起來，把上層的權力鬥爭和對知識分子、普通幹部的改造結合起來。他采用恐怖暴力方式既臣服了黨內政敵，又將所有黨員、幹部打造成為自已的馴服工具，取得了空前成功。從此，毛對這種所謂群眾牲性政治運動情有獨鐘，建國後發展成為階級鬥爭和治國、治黨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經過不斷實踐、探索，這種所謂群眾性政治運動後來走向程式化、固態化，具備了壹些基本程式和特點：



壹是，超越正常的政策和法律界限，無法無天，為所欲為。在政治運動中，毛強調要把政策交給群眾，充分、放手發動群眾，並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實際上，就是利用部分群眾即運動積極分子的愚昧、投機和政治狂熱，去幹那些按正常情況不允許、不能幹的事，如揪鬥、拷打、抄家甚至隨意殺人，它充分實現了毛壹生所追求的“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和“與人鬥、其樂無窮”的理想，體現了毛的政治流氓的本質。



二是，脅迫、捆綁群眾，共同犯罪。毛所謂充分發動群眾、讓人民群眾成為治運動的主人，實質上就是以暴力為後盾將廣大民眾裹脅、綁架去共同犯罪，就是假“群眾”之名，行毛的暴政之實。假如因為運動制造的血腥暴力和其他醜行在社會上、國內外引起公憤，當局則將罪責推給“群眾”， 說成是“群眾的自發行為”，“群眾義憤”等等，為當局開脫。這是毛狡詐的政治權術之壹。另外，從本質上考察，所謂群眾性政治運動實則是毛將其戰時的“人民戰爭”體制引入和平時期的統治方式之壹例。



三是團結多教、打擊少數、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原則。毛強調每次運動打擊面不超過參加運動總人數的5%，團結另外的95%，從而保證“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實際上是毛對全體人民實行分而治之，各個擊破的詭計。但是，由於毛的政治運動是無限的，接連不斷的，每次5%，十次，二十次，三十次……疊加起來會是多少？實際結果便是，除了毛的少數親信、死黨之外，任何人都可能成為運動的整治目標，這次運動中的依靠對象，下壹次可能就成為打擊對象。最後人人自危。人們由此對運動產生了普遍的厭惡和恐懼感，毛主義也就臨近破滅了。



另外，形成了壹套運動的基本程序、規則，大致是：首先是宣傳動員，造輿論；繼則成立運動的領導小組，發動群眾、學習文件；接著開展廣泛的自查、坦白交待；再是相互檢舉、批鬥，人人過關；然後集中力量鬥爭運動的重點、主要目標；最後宣布對運動中的重點對象的審查結果和處理決定。



為了不使運動流於形式、走過場，毛還親自下達運動“指標”，甚至下達關、管、殺人數的比例或絶對數。各級領導、走狗和爪牙為了立功，往往要超額完成這些指標和任務。



政治運動的對象有以單項內容或以特定人群為目標的，也有以綜合性內容和以全民為目標的；有所謂人民內部的改造，也有標明是對敵鬥爭。運動發展的極致和集大成者，是毛最後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規模空前運動有不同於以往運動的特點，因為它將黨內“當權派” 作為打擊重點之壹，因而釆取“踢開黨委鬧革命” 的特殊方法，實際上成為毛及其少數心腹打擊政敵進行暗箱操作的壹場陰謀活動。還因為運動造成了社會秩序癱瘓，毛不得不依靠軍隊維持其權威和秩序，並動用軍隊對群眾進行殘酷鎮壓。總之，這場運動達到了玩弄權術、無法無天、慘無人道等方面的“頂峰”。



毛自恃其有強大的暴力作後盾，和自以為高明的策略，以為他的政治運動無往不勝，可以永遠搞下去。但最終應了那句古話：聰明反被聰明誤，所謂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成了毛的“滑鐵爐”。毛死後不到壹個月，那些在文革中受到打擊的毛的舊屬聯合起來，把在文革中掘起的毛的嫡系傳人壹鍋端了。正宗的毛主義就此絕宗。鄧小平上臺後，宣布再不搞政治運動。雖然鄧並未完全兌現他的承諾，但“運動治國” 總算就此終結了。









附 關於毛式階級鬥爭的若幹案例







附壹:



壹個家庭“階級敵人”的由來



按：此文原標題為《我家的階級敵人》，作者張安，載《炎黃春秋》2010年第五期。轉錄如下。



我家的“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樣樣俱全，但個個都是冤案。我是《炎黃春秋》的熱心讀者，每當讀到被極左勢力所傷害的受難者的冤情時，總會聯想起我家的冤情來，心裏暗暗流淚。旁及我耳聞目睹，許許多多普通受難者的冤情，並將其與大背景大人物聯系壹起思考，又每每使我難以入眠。說說我家冤情，我倒也不擔心把我打成“反革命”了。

先說母親。母親丁氏，1912年出生在雲南省硯山縣壹個窮山村的農民家庭中。外公是個自耕農。家有二畝黃土地。由於會切點煙絲賣，跑點小街子生意，溫飽還能過去。外婆是個持家勤儉會幫外公做些農活的小腳女人，所以我媽從小也被纏足，也養成了會幫助外婆做家務和做農活的好習慣。母親嫁給父親時，父親和祖父是會做人工面條的手工勞動者。家務活全由母親包做了。祖父曾對我說，我曾祖父初逃至硯山時是幫人挑大糞的雇工。由於後來學會了做人工面條，溫飽生活也算過得去。所以，我家祖祖輩輩都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但是，到了1951年全國最後壹批土改在大西南邊遠地區進行時，我母親竟意想不到地被劃為階級敵人的“地主”。這究竟是怎麽壹回事呢？

原來，父親在1947年就病故了，只留下壹間空房子和二畝雷響田。纏足的母親帶著9歲的我和壹個4歲壹個2歲的弟弟，沒法自耕。於是，為了活命，有親戚介紹，把二畝雷響田租給壹家姓肖的銀匠家。年租為四挑谷子，約四百來斤，只夠壹個人壹年口糧。其余不足是靠親友接濟壹點，母親又幫人縫補漿洗衣物，飽壹頓饑壹頓地苦度時日。三弟生病無錢醫治病死後，靠父親生前的壹個好友幫助，我才勉強得以讀完小學五年級。

1948年到1949年間，我大舅和老叔分別參加了滇桂黔邊縱紅軍鬧解放，母親曾暗暗幫助他們縫補衣服和做紅軍帽，盼望早點解放能過上壹天好日子。1949年底解放大軍從廣西到雲南，母親和四叔還積極參加迎軍工作。到了1950年雲南全省解放，我已是新辦的縣壹中的初壹的學生了。那時學校要求我們住校，並向我們宣傳土改的偉大意義。學校又組織我們觀看影片《白毛女》和蘇聯影片《女拖拉機手》。拖拉機隆隆地開在田野上，多美好的集體農莊啊！我在心裏歡呼著，盼望土改早日成功。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盼望有壹天也能過上集體農莊的生活。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有天吃過晚飯我從土改工作隊（那時我們中學生只參加做登記填表的工作）回到家中時，母親含著淚把壹塊“地主”的黑牌擺在我面前。頓時，我眼前發黑，如五雷轟頂，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預料，壹場可怕的災難已經降臨到我家了。我和母親壹同看看這塊黑牌，相對無言地流著傷心的淚水。壹會兒我問，我們家田少，又無勞力，怎麽會劃為地主呢？母親流著淚說，他們說我家出租田已滿三年，剛夠地主條件。又說如果不認，就跪砂子……我媽害怕，只得認了。這時，我想到了我們的紅軍校長，他懂政策。我安慰母親說，我去告訴我們紅軍校長去，也許他能幫我家改過來。於是，我立即回到學校找他反映實情。紅軍校長叫趙林，昆明人，是個才二十多歲的革命學生。聽完我的哭訴後，他臉色為難，只說，少先隊員要站穩階級立場（此時我是少先隊的中隊長），只要劃清界限，將來還是有前途的。又安慰我說，妳回去告訴妳母親忍耐壹下，過了五年後，大家都壹律平等了。我牢記住紅軍校長的話：劃清界限，耐心等待。但是，從此我不敢回家，我不忍看母親的眼淚，我害怕我心太軟而會失去階級立場。

大約過了壹個月，壹個更壞的消息傳來了。壹個好心的親戚告訴我，我媽被打鬥得遍體鱗傷被擡到醫院搶救去了，快要死了，勸我去看母親壹眼。我問母親是怎樣被傷害的，那個親戚告訴我說，是我那老嬸害我媽，說我媽還藏有金條。土改隊當然相信了。實際上，父親過世後我家就壹無所有了。母親只是不吭聲，任他們打鬥。因為說“有”是無中生有，到哪裏去拿金條子？說“無”人家根本不相信，叫我母親在四腳板凳上站著，不說“有”就壹腳把板凳踢倒，母親就摔在石頭地板上。倒下後又拳打足踢，重新提了站在四腳板凳上。就這樣，反復鬥了三天，直到母親最後提不起來，翻白眼為止。親戚又說，幹這個事的人是從外縣來的壹個無業遊民，好心的鄉親們並沒有動手。

聽完了好心親戚的陳述，我這天真的無力的少年，心裏只會產生傷痛。去看還是不去？又讓我陷入兩難選擇。去，我能做些什麽呢？說不定還有階級立場問題。不去，對母親的無助與痛苦的冷漠，做兒子的豈不是太殘酷與自私了嗎？思慮再三，我唯壹的選擇還是去找我的紅軍校長去，因為我那紅軍的大舅和老叔為了自保，早就不知躲到哪裏去了。當我把情況向紅軍校長哭訴後，他的眼睛裏透著同情與無奈，只悄聲對我說，去吧，但不要讓別人看見妳。當晚，我偷偷地跑到醫院從窗外看了母親壹眼，只見她的鼻孔裏還插著氧氣管，還沒有死，我傷悲的心情稍有緩解，悄悄地返回了學校。

又大約過了六七天，壹個更大的噩耗傳來了———我母親死了！告訴我這個壞消息的表娘說，我媽是死在老叔家的牛廄中。屍體被好心的親友們用幾塊木板擡出去埋在父親墓旁去了。壹個清清白白的農民女兒，壹個勞動婦女，壹個含辛茹苦的母親，就這樣悲慘地死去了！

我媽死了，壹個所謂的“階級敵人”死了。我們兄弟倆還是兒童，我的“階級立場”又很堅定，應該算清白了吧？不然。每個政治運動都要把我們審查，使我們受侮辱，還監視我們有沒有“翻案”的言行。我老實接受改造，靠攏組織靠攏黨，都有人說這是“假的”，“本質未變”。就是在批準我入團的政審結論中還說“對家庭出身的本質認識還需要繼續進行”。

改革了！開放了！落實政策了！從此，我們不再是“二等”公民了。1980年有壹次碰到了當年的土改片長周樹森，問及我母親錯劃“地主”之事。周無奈而痛苦地說：“張老師！那時我才十八歲，我懂得什麽呀？妳看，我也被打成階級敵人了！”說後他也淚流滿面了。周土改後提升為縣銀行行長，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因為給縣委提意見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勞教了二十年幾乎餓死。1984年壹個離休的紅軍叔叔李凱，勸我說壹齊去找當時的貧協會員要為我媽作證。找到了已當了副縣長的李從恩，他是我們小學同學，推心置腹地對我說，上邊還沒有落實土改錯劃階級的政策，現在大家都壹樣平等看待了；說句本心話，當時我是貧協會員，去沒收地主浮財時，十有八九家都是“窮斯辣拐”的。我以為這位副縣長說的倒是實話。至於擴大化的實情如何，則有待進壹步落實。

歷史翻過了新的壹頁。1951年大西南邊疆的“土改”與1947年康生在晉西北搞的“土改”何其相似？與人民出版社原社長曾彥修（他當時是康生部下）在《炎黃春秋》2009年2期中講述《才德反差的康生》揭露的康生在晉西北搞出來的所謂“經驗”實際上是壹脈相承的。康生的經驗是在貧窮地區無中生有，搞出“變相地主”來，達不到條件不管，只要挖出“地財”來就是勝利成果。到處打人、吊人、跪砂子，不知道打死打傷多少人。康生在“文革”中故伎重演，又不知整死了多少人。這就是康生之流從蘇聯斯大林那裏學來的所謂“革命”，廣大善良的中國人民怎麽會知道呢？

以下簡說我家其他的所謂階級敵人：

外公，丁有福。有壹畝左右雷響田，二畝左右山地，壹生勤勞自耕，因為照顧比他們更窮的壹個親戚，農忙時請（人）來幫幾天忙，就被誣為“請長工”，錯劃為“富農”，外公於1959年餓死。

嶽父，胡寶凡。從小跟父親做小生意，讀過幾天老學。後來在鄉小學教書，不夠壹家生活，開了壹個小糕點店，才維持了壹家人的溫飽。家中無土地，他弟弟也參加紅軍，不知為什麽劃為地主。據說是鄉下有個親戚借了點兒錢還不出，每年挑幾擔包谷來（頂債），於是成了收租地主了。

四叔，張珍禹。解放前當過半年盧漢隊伍的文書上士（只是個兵）。1949年爺爺怕事，叫他回家。他積極參加迎接解放軍的工作，被指定當大組長。不料在1951年以“歷史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四年。但實際上勞改近三十年，積勞成疾而死。

老叔，張珍棋。19歲參加邊縱紅軍遊擊隊，中共黨員。解放後曾在縣稅務局工作。因年輕時曾與壹個街坊朋友交為“把兄弟”，後來這個朋友被捕，老叔與這個人純屬朋友關系，但因此而受牽連。1958年沒有任何證據，以“把兄弟”為地方壞組織為由，把老叔內定為“壞分子”而清理回家。1959年討飯，積郁成疾而死。

本人，學校分配參加工作。1957年，縣委動員幫助黨整風，我因寫了壹張大字報《您的嬰兒向您呼喊》，內容是請團縣委關心壹下基層組織的團員們的思想工作，因此被內定為“右派”，內部監督使用。1958年我因積極參加昆明師範附設函大中文系本科學習，成績優秀，單位批判我“走白專道路”。1960年，我壹個小小中學教員，又不知“廬山會議”為何物，單位又以“思想右傾”為由把我當做典型開大會批判我。文化大革命我跟著報紙說“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因此又受到大會批判為“漏網右派”，並把我關進“學習班”反省批鬥半年。

由此可見，極“左”的肆虐在底層對壹般人的傷害是何等深重，何等殘酷！那些極“左”而又無知的先生們，又何曾承擔半點責任呢？



（作者為雲南省開遠市教師進修學校中專高級講師）









附二：



毛澤東壹手制造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冤假案







胡風事件，本屬於文藝界內部派別之爭，胡風上書對文藝工作提出意見，這在任何時代都應屬於正常、合法之舉。可是卻出人意外地引起毛澤東雷霆震怒，將其弄成壹宗全國性“反革命集團”大案，還由此引發了壹場全民“肅反”運動。由此可見，胡風事件在毛的“運動治國”鏈條中所處的重要位置，由於毛已經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集團”，因此，我們將此案放在毛的階級鬥爭運動中附述，從中人們可以看到罕見的毛的辦案方式，以及毛所謂的“階級敵人”的真相。







壹、胡風其人和胡風問題的由來







胡風，原名張光人，湖北蘄春人。早年曾就讀北大和清華，1922年在北京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年赴日本留學，留學期間，加入日本共產黨。後因組織左翼文藝團體被日方驅逐回國。在上海參加中共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左聯），初任宣傳部長，繼而接替茅盾任左聯常務書記。1934年，因被誤傳為“內奸”，憤而辭職，成為自由的職業作家。胡風的態度與當時的魯迅對左聯的亦敵亦友、貌合神離相吻合，二人個性亦近似，因之胡風對魯迅極為崇拜，並積極支持魯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時期的大眾文學”口號，與左聯的幕後操作者中共的文藝官僚周揚等提出的“國防文學”相對抗。從此胡風被認為是魯迅的忠實追隨者和助手，魯迅亦視胡風為知音，二人間建立了不同尋常的關系。同時，胡風也和以周揚為代表的中共文藝領導（中共中央文委）之間結下怨仇。後來，人們將這對立的兩派分別稱為“魯迅派”和“周揚派”。



但是，當時中共的文藝戰線領導人還是要拉攏魯迅，目的是利用魯迅的聲望特別是其在青年學生中的影響，壯大左聯的聲勢，魯迅被推為左聯主席，但只是個名譽領導人。左聯的實際領導權操縱在中共黨員周揚等人的手裏。魯迅對自己的處境十分清楚，也十分不滿。左聯秘書處編印的內部刊物《文學生活》都對魯迅保密，不給他看。魯迅在給胡風的壹封信中向胡傾訴了自己的尷尬處境：



“以我自己而言，總覺得縛了壹條鐵索，有壹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抽打我，無論我怎樣使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地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不得已時，就撒謊。妳看這是怎樣的苦境？”（此信收入2005年版《魯迅全集》第是3卷第543頁）



由此可見，魯迅對胡風的態度與對中共左聯領導者的態度有著180度的區別，無怪胡風獲得“魯迅絕頂忠實的傳人”稱號。後來，魯迅公開了對“四條漢子”（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的諷罵，而這“四條漢子”都是中共中央文委委員，左聯的實際操縱者。特別是周揚，壹直深得毛澤東的寵信，是後來延安整風負責知識分子和文藝界整風的領導小組的負責人，毛的重要助手。延安整風以後周揚成了毛領導文藝的代理人，文藝界“黨的領導”的化身。可見，如魯迅不是早死，與周揚、進而與毛的矛盾和“翻臉”是不可避免的。1957年反右運動時羅稷南曾當面問毛：假如魯迅還健在現在會怎麽樣？毛也毫不遲疑地回答：他要麽沈默，要麽在牢裏繼續寫他的。（此事詳見後文有關章節）



從上面我們看到魯迅對胡風和周揚迥異的態度中，可以肯定，胡風是魯迅真正的傳人，也是魯迅與周揚等人鬥爭的繼承者。不過，此後胡風犯了壹個致命的錯誤，或者說是他壹生悲劇之源，就是他輕信了毛澤東對魯迅肉麻的、別有用心的、天花亂墜的吹捧。魯迅死後壹年，毛在延安紀念魯迅的會上便說：“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其後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中，更是“不惜血本”將壹大堆無以復加的“高帽”奉送到魯迅頭上，居然把魯迅吹捧為前無古人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文化新軍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等等，幾乎把能搜索到的最肉麻的字眼都用上了（由此亦可見毛的潑皮無奈式的無恥）。這當然使胡風這個自詡為魯迅生前的“左膀右臂”，死後的“最忠實的傳人”異常高興，從此奠定了他投靠毛的思想基礎。他後來之所以敢於與周揚代表的“黨”的文藝領導唱對臺戲，最後敢於向毛共中央上“三十萬言書”，都是憑的“魯迅忠實傳人”的身份。胡風理所當然地想：不管怎麽說，自己是魯迅的繼承者，就算毛不給他面子，也會顧及到魯迅的面子吧，何況，他自已對毛澤東是真心擁護的，他反對的只是周揚等少數人的文藝思想和領導文藝工作的霸道作風，這難道會有什麽錯？所以，他毫無顧忌地向中央、向毛貢獻上他的“三十萬言”書。



可是胡風完全錯了！錯就錯在他以為毛澤東是真的贊揚魯迅，真的要繼承魯迅的文學路線和文藝主張，胡風把毛這個綠林梟雄和“革命”巨騙當做了開明君主，當作了文化上的“同道”、“知音”。



其實只要冷靜、仔細觀察壹下毛的所說和所為，就可以看清楚毛這個文化騙子和政治流氓的險惡用心和真實面目。如前所述，在30年代前期和中期，以周揚為首的中共文委與魯迅之間曾經發生了激烈的論戰和沖突，魯迅曾經直斥周揚、夏衍等“四條漢子”的醜陋行狀，也因為如此，後來周揚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才跑去延安。在延安周揚很快發現毛正是他心儀的中共領袖，對毛崇拜得五體投地，並從此甘願充當毛在文化領域的幫兇馬前卒。而毛也對周揚“壹見傾心”，認定周正是他所需要的在文化領域的代言人和幫襯，毛、周之間形成了長期的（直到“文革”之前）默契的“主仆關系”，最有力的證明是在延安整風中毛委任周揚為文化方面的大組長（其他幾個大組長都是黨內政治局委員之類的大員）。成為中共文藝界的最高權威。從此以後，周揚壹直穩居毛的文化“總管”之位。建國之後，周揚更是號稱令文藝界人士膽戰心驚、說壹不二的“文化沙皇”。



毛對周揚的充分信任，周揚在毛手下飛黃騰達的事實充分說明，毛在周揚與魯迅的沖突之中毫無懸念地、堅決地站在周揚壹邊，“周揚派”實即“毛派”。周揚在文藝界推行的強橫專制、霸道極左的政策正是毛之文藝政策(從胡風案件看，毛仍嫌周揚太“軟弱”、“右傾”了)。這也就說明，毛對魯迅其實是多麽憤恨與鄙視！當然，這壹切，對於大權謀家、大騙子的毛澤東來說，在當時只是深藏於內心的，在表面上他則完全是另壹副面孔，那就是上面所說的對魯迅最肉麻的吹捧，“最、最、最、最”雲雲。這是政治需要，是當時中共與國民黨爭奪知識分子、特別是爭取青年學生的需要，因為魯迅在文化界特別是青年學生中有崇高威望和巨大影響，從來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毛於是便借吹捧魯迅來達致他的政治陰謀。（毛爭取知識分子的目的，除了利用知識分子為他奪取政權服務之外，就是要將這些人收進他的“網”，以便日後算帳，“關門打狗”。參見本書第二部有關延安整風的章節。）



然而胡風壹類知識分子卻完全被毛對魯迅表面態度迷惑了，他們（除胡風之外，還有其他壹些魯迅的忠實門徒和友人，如肖軍、馮雪峰、聶紺弩等）按照壹般人的思維方式，以為毛既然如此推崇魯迅，也就是他們的“知音”和“友人”了，於是紛紛投奔毛的麾下。毛這個大權謀家，深知“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道理，在延安時期，他以寬容的態度接待了這些魯迅門徒，在當時整風運動的壹片殺伐聲中，毛沒有跟他們算賬，而是保持壹種“友誼”姿態，這更穩住了他們，也麻痹了這些毛眼中“暗藏”的“敵人”。



十年過去，機會終於來了。今非昔比，已經成為“國君”的毛，認定該是對這些魯迅門徒動手、清理門戶的時候了（清算的名義當然是“反黨”、“反革命”，而不是“魯迅門徒”，魯迅這塊靈牌還留著有用）。後來，在毛為公布“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而寫的“按語”中，就意味深長地寫道：“作為壹個集團的代表人物，在解放前和解放以後，他們和我們的爭論已有多次了。”無意中透露了他長期埋藏在心裏的舊恨、夙怨。



可惜這時胡風對毛的這番心態完全不知情，還壹味以為這位開明的“聖主”是自己的“知音”， 認定在他與周揚之間毛會持“中間人”立場，為自己主持“公道”，所以他才義無反顧地給他上書。由此也可見這位魯迅式的知識分子在政治洞察力、認知力方面是多麽低下，幾近白癡。周揚以及手下的幹將（林默涵、何其芳等）是毛多年在文藝界的代理人、紅人，對代理人的冒犯，也就是對毛的冒犯，這樣簡單的道理，胡風似乎不知道。後來毛正是以此借題發揮，說胡風學得了西漢初期諸藩王“清君側”之法，以“清”周揚之名，行反毛之實雲雲。



看來，胡風確是“高估”毛澤東了，胡本來以為“英明神武”的毛是淩駕群臣之上的“聖主”，是公正的仲裁者和公平、正義的化身，不想毛完全偏袒他的“佞臣”，把他這位“忠臣”的“忠言進諫”者當作“反革命”治罪下獄。所以當胡風深陷不白之冤時，禁不住驚嘆：“中世紀來臨！”當然為時晚矣。他的根本錯誤是錯估了毛對魯迅的態度！弄錯了毛與周揚的關系和與自己的關系的本質差別。



那麽，胡風是否真的借反周揚之名，行反毛之實呢？



這是絕對的誣陷！天大的冤枉。應該說，在當時，胡風不但擁護毛，而且對毛的吹捧不亞於毛對魯迅的吹捧，區別只是，胡風對毛的吹捧和歌頌是真心實意的，而毛對魯迅的吹捧則是百分之百的玩弄權術，蒙騙世人。從這點來看，在欺詐和“厚黑術”方面，胡風連做毛的學生的資格都不夠。



還是來看看胡風對毛的真情擁戴吧。



1949年9月，胡風應邀參加第壹屆全國政協會議，並在隨後出席毛的“開國大典”。站在觀禮臺上的胡風激情澎湃，回到住地後夜不成眠，壹氣呵成寫下了題為《時間開始了！》的長詩。此詩以其罕有的歌功頌德水準和令人肉麻的諂媚獲得在《人民日報》以整版的篇幅連載，成為文藝界轟動的大事。下面是其中的“歡樂頌”片段：







“毛澤東！毛澤東！



中國大地最無畏的戰士



中國人民最親愛的兒子



妳微俯著身軀



妳堅定地望著前面



隨著妳擡起巨大的手臂



大自然的交響湧出了最強音



人類的希望發出最強光



......”







“海



沸騰著，它擁有壹個最高峰



毛澤東



他屹然站立在最高峰上



.......”





其肉麻程度，只有艾青的《毛澤東》堪與之媲美了。



可惜，毛澤東對他的“文藝戰士”向他諂媚取寵歌功頌德已經麻木不仁，每天聽著那山呼海嘯般的頌歌，聽到他的文藝兵們為了取悅他搜索枯腸的肉麻大比拼，他已經沒有了絲毫興趣，甚至生起了厭惡之感。當然不是厭惡那些諛詞，而是厭惡給他獻諛詞的人，因為他們都是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而他先天地認定知識分子不是“自己人”，他們對自己的歌頌決不是發自內心，只是獻媚邀寵、想向上爬、別有所圖。所以，在接下來的所有政治運動中，文藝界的知識分子無例外地都成為打擊的重點，直到文革，毛更毫不留情地將這些幾十年來嘔心嚦血為他歌功頌德、編撰贊美詩、萬歲詞，將他打造成人間救世主的吹鼓手、擡轎夫、叭兒狗們悉數打入十八層地獄，讓他們像豬狗般地活著，或者幹脆送他們上西天!



對胡風這種諂媚奉承，他更不感興趣，這又臭又長的《時間開始了》他可能壓根兒就不去看，因為他對胡風早已了解，那是緊跟魯迅、骨子裏長著反骨的壹種人，對這種人他遲早要清算，只是現在時機尚未成熟，他還要等壹等。



而那邊廂的胡風對毛的心事卻渾然不覺，還以為自己找對了主兒，等待看即將到來的飛黃騰達呢。



這裏還有必要交待壹下毛本人與胡風的“恩怨”，因為，僅僅是胡風得罪了周揚壹夥，他還犯不著大動肝火，赤膊上陣必欲置其於死地而後快。



事情要追溯到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風。為了給共產黨管轄下的文藝界人士戴上壹頂政治緊箍咒，並以此作為整風的武器，毛於1942年5月在延安召開了壹次文藝座談會，在會上發表了壹個《講話》，這個充斥著毛式教條專制, 飛黃跋扈、簡陋低劣的講話，後來被當作中共的文藝“聖經”，統治著中國文藝界數十年，扼殺了壹切文藝生機和思想自由的火花，使毛治下的中國文藝變成純粹的“黨文化”的壹部分。從此文藝界淪為專為毛唱贊歌、為極權政治服務的幫兇、吹鼓手和打手。



毛發表《講話》時胡風在重慶，沒有直接參加延安的整風。為了使《講話》成為每壹個毛共領導下的文藝工作者的“聖經”，1944年初，毛派其文藝幹將何其芳、劉白羽到重慶，向毛共卵翼下的“左翼”文藝圈傳達毛的這個講話，並組織學習和開展整風。



當時的胡風是個很有個性而且性格有點古怪的人，大概受魯迅的影響，喜愛獨立思考，不太願意隨波逐流。環境和處境也造就了胡風桀驁不訓的個性和風格。因為重慶不是延安，共產黨在那裏不可能橫行無忌，胡風雖然是共產黨的人，但不是共產黨員，仍有相當的自由度。胡風被召集來聆聽“聖諭”，他被編進壹個學習小組，可他只參加頭壹次小組召集人（馮乃超）召集的會議，後來便再也不去了。



不但不去，胡風對毛的《講話》也持保留態度，甚至唱反調。比如《講話》的壹個基本觀點就是文藝要全力、無條件為政治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文藝“從屬於政治”。胡風對此就表示異議；另外，對毛的反對（否認）“人性論”，反對“魯迅筆法”等等也不認同。他根據當時“左翼”文藝圈子裏的實際情況，認為應該強調作家藝術家按藝術規律進行創作，不能只做政治的傳聲筒和政策的圖解，文藝界主要應反對“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 等等。很顯然，這些都是針對“講話”發出的“反調”。



接下來，胡風在自己主編的雜誌《希望》上，刊發了舒蕪的幾篇文章，著力宣揚胡提倡的“主觀戰鬥精神”，引起了黨員作家們的圍剿。但胡風不向這些“黨的文藝家”屈服，他堅持己見毫不妥協地論戰（這大概就是毛說的“他們和我們的爭論已有多次了”）。



胡風的不隨波逐流還表現在他的不註重“組織紀律”性，對不同意見者不能“寬容”方面。自從脫離左聯，跟定了魯迅以後，胡與中共的文藝政策既保持大方向壹致，又拉開壹定距離，即在壹定程度上采取若即若離的態度，雖然他實際上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左傾文藝圈，還主編過在重慶出版的中共《新華日報》的副刊《文藝周刊》，並擔任中共控制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中華文協）的研究部、理論部部長。但是，與其他“左翼”作家不同的是，他不完全按“黨”的指揮棒辦事，不肯做“馴服工具”，不時還發揮“主觀戰鬥精神”，跟左傾圈內的文藝家們“互鬥”壹下，因而引起文藝界“黨的領導者”如周揚們的極度不滿和忌恨。 例如，1944年4月，胡風在中華文協的第六屆年會上，公開對抗戰以來的左翼文藝界提出了激烈的批評，引起了“左”爺們的強烈不滿。會後，胡更想進壹步發動壹場對左翼作家的批判，批判的名單幾乎囊括所有左翼名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姚雪垠、臧克家、碧野、嚴文井、陳白塵、朱光潛......等等。這場批判後來未能進行，但胡風的桀驁不馴已再次引起黨的文藝“管家”們的仇恨。這些文藝界的“黨棍” 們對胡風的憤恨自然要匯報到毛的案頭。但與這些文藝界黨的管家們不同，毛更有涵養，他不動聲色，他知道反擊的時候未到。



也因為毛壹直不露面，不動聲色，所以胡風對毛的態度完全不知，壹直以為最高當局還是那個對魯迅、對魯迅的門徒無限親切的“知音”。而第壹屆政協當局還邀請他出席，更堅定了他對毛的信任和感激。可以認定，正是在這種對毛充分信任、無限感激的情感驅使之下，才使他寫下了那首激情澎湃、肉麻而又無恥的長詩，可以肯定，那確是他當時的真情流露，而不是矯情的獻媚之作。



促使毛最後決定對胡風實施致命壹擊的壹個關鍵人物，是毛的夫人，後來權欲熏天的江青。



據辛子陵的《紅太陽的隕落》中記載，學者藍棣證實：在“中央檔案館裏面有這樣壹篇文獻記載：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藝界壹個會議時說，新中國的文藝指導思想是毛澤東的文藝思想。胡風當場表示，在文藝上的指導思想應當是魯迅的文藝思想。江青回去給毛澤東說了此事，毛澤東‘很不高興’。”



這件事肯定勾起了毛澤東的舊恨新仇，不過，政權剛剛建立，要處理的事情太多，對胡風的清算只好暫時擱壹下。但是可以肯定，胡風的命運已經在此時定了，即使沒有那個“三十萬上言書”，仍然在劫難逃，不過晚壹點而已。



如何看待胡風在文藝方向問題上與江青的分歧和他在《時間開始了》中對毛的狂熱歌頌之間的關系呢？這兩者其實沒有矛盾，因為毛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已經明確宣示：“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既如此，胡風說“新中國”在文藝上的指導思想是魯迅的文藝思想絕對沒有錯，他不過是重復了毛的話而已。由此也可見，胡風始終以為毛是魯迅的“忠實信徒”，他絕對相信毛對魯迅那壹大堆贊美詞是出於真心，跟他壹樣。



這就是文人不及流氓的地方，流氓從來沒把自己說過的話當回事，從來不認為“承諾”、“發誓”是什麽了不得的事，在流氓看來，“信誓旦旦”跟放屁沒有什麽兩樣；而文人們總是那麽相信“壹言既出，駟馬難追”，特別是白紙黑字，總把它看得無比神聖。文人們還把“真理”，“信仰”看得高於壹切，流氓則只相信“拳頭”——槍桿子才是惟壹的“真理”。所以他們壹較量，文人總是慘敗，如果遇到有文化的流氓那就敗得更慘。







二、毛在胡風事件中的表演







胡風事件的起因是緣於毛的文藝管家們於1952年借毛的《講話》發表十周年之機開展的壹場文藝界整風運動，運動的矛頭就是指向胡風及其追隨者。很明顯，這如果不是直接出自毛的意旨，也是文藝界的黨棍門秉承其主子壹貫意旨而開展的對胡風的試探性“報復”和清算行動。



由於只是在文藝界內部“整風”，毛並不出面，所以起初掀起的風浪不是很大，圈外的人壹般不得而知。



按照計劃，整風先拿胡風的追隨者開刀，舒蕪首當其沖。周揚壹夥翻起舊案，先批舒蕪當年在胡風主編的《七月》上發表的《論主觀》壹文。舒蕪被迫寫了檢查檢討，當局先拿來在《長江日報》登載，然後又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加了“編者按”，矛頭直指“後臺”胡風，雙方拋棄了外衣，短兵相接了。



然而胡風拒不認錯，更不投降。於是，由中宣部出面組織文章對胡進行圍剿，壹篇篇批判文章又如同投向胡的重磅炸彈，接二連三地在《文藝報》、《人民日報》上“爆炸”。



胡風不僅不投降，還準備反擊。胡大概以為這次的爭論和歷史上的壹樣，吵鬧壹番就收場了，他過去在這種爭論中並未敗北，這壹次他也以為可以據理力爭，並取得勝利。然而他錯了，這時已不是四十年代，北京更不同於當年的重慶。



這時文藝界發生的壹些事情促使胡風作出了錯誤判斷。自1950年以來，毛先後發起（或在幕後）對《清宮秘史》、《武訓傳》的批判，似乎表現他對當時文藝界領導人的不滿；1953年，毛又直接發動了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並對他認為壓制這種批評評的《文藝報》開展圍剿。這壹切，使胡風以為，毛對現任文藝領導人是不滿的。而當時文藝界的最高領導就是毛的宿敵周揚。於是他認定，毛或許可為他主持公道。胡風決心孤註壹擲，向最高當局求援。從他的這壹決定可以看出，胡風當對這場圍剿他的戰役的真正後臺仍然壹無所知，錯把敵人當救星。其實，毛當時批判俞平伯和文藝報的目的是為了牽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 這壹主題，按照他當時的設計，打擊的重點是最大的“反動學術權威” 胡適。而對周揚，毛仍是充滿信任的，他把批判文藝報和胡適的任務交給了周揚。



基於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和判斷，胡風把近年來寫下的壹些辯護或反擊文章、資料整理匯合起來，形成《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和《作為參考的建議》兩大部分，兩大部分匯合起來，胡風給它們安上壹個叫做《關於近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的總標題，目的是控訴並推倒周揚在文藝界的“宗派統治”。報告全文約30萬字，後簡稱“三十萬言書”。令胡風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他的此舉卻是自投羅網，自此走上了漫漫黑牢之路。



胡風這個報告的具體內容我們並不了解，也沒有必要去了解它，因為這並非問題的關鍵；筆者估計毛本人也沒有細看整個報告，因為他不需要從《報告》裏尋找胡的罪證，而且，從文字上看，胡風對毛和“黨中央” 是十分恭順、十分信任的，他告訴黨中央和毛：周揚歪曲了毛關於思想改造的方針，用錯誤的、宗派的統治代替了毛的英明政策，文藝要復興，必須清除周揚的“宗派主義的軍閥統治”。



1954年7月22日，胡風繞過周揚和中宣部，將《報告》直接交給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請習轉呈毛。



可《報告》送上了卻沒有下文，因為毛正忙於其他事務。但是“自已跳出來” 的胡風使毛決定把清算胡風提前列上議事日程。1955年1月12日，毛指示將胡風的三十萬言書中的“文藝思想” 和“組織領導” 兩部分印成專冊，隨《文藝報》的批胡風文章壹並附發，在全國開展討論，也就是開展全國性的對胡風的聲討、批判。



得知毛對自己的真實態度後，胡風才感到自己估計錯誤，陷入滅頂之災了。這時他的驚詫、悔恨是可以想象的，他當然知道自己絕對鬥不過毛，更知道在此前所有政治運動中被毛點名打擊者的悲慘下場。為了避免陷入滅頂之災，也為了保護他眾多追隨者、年青人，胡風軟下來了，他試圖妥協，以便過關。1月15日，他主動找周揚談話，“表示承認錯誤，說他是以小資產階級觀點來代替無產階級觀點，思想方法片面，並有個人英雄主義” 等等。希望不要將他的《報告》印發全國討論（批判），如要印發，他要附壹個他初步的檢討和聲明。



這時胡風問題己経成了毛主管的“欽案”。周揚不敢怠慢，立即將上述情況書面報告毛。毛在報告上立即作出批示：“壹、這樣的聲明不能登載；二、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的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不要讓他逃到‘小資產階級觀點’裏躲藏起來。”



從中可見，毛是決心要跟胡風算總賬了。胡風大概自此才看到毛的真面目，原來他心中的“英明領袖”，“最無畏的戰士”是壹個慣耍兩面派、搞陰謀詭計的大騙子，他並不因為面對的是衷心擁護他的人，是真誠為他唱贊歌、擡轎子、吹喇叭者而發半點善心，如今他正在發揚他的“追窮寇”的精神，把胡風當作“落水狗”來痛打。不過，這時胡風（也包括周揚在內）還不知道毛最終要如何對他定罪、發落，只是胡風已經感覺到，他的問題性質已起了變化，後果難料。說到底，他與周揚等人充其量也就是門戶、幫派之爭，周等給他的罪名也不過是“資產階級思想”，“宗派主義小團體”，這些罪名可以把他從現有的“名位”上拉下來，但絕對構不成“敵我矛盾”，更不能將他置之死地。而毛就不同了……



果然，毛壹出手就把胡風的問題提到了“反黨反人民”的高度，還下令在全國開展“徹底批判”。 而這還只是開頭，就已經令人嗅到壹股恐怖氣味了……



先是，在毛強大的政治壓力和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策略下，胡風的陣營開始瓦解，胡的主要門徒舒蕪為求保命，表示願與胡風劃清界限，交出了四十年代胡風寫給他的十幾封信。毛澤東看到這些信，如獲至寶，立刻將胡風問題升級為“反黨集團”（毛本是制造“集團”的老手，無中尚且可以生“有”，何況是送上門來），並將這些信加上他自己寫的“編者按”，冠上《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壹些材料》之名，在5月17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



於是，追查、抄查胡風的朋友和追隨者的信件成了運動的主要內容。慣於深文周納、無中生有的毛有了用武之地，就在公布胡風集團第二批材料的時候，毛將胡升級為“反革命分子”，將“胡風反黨集團”升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樣胡風及其追隨者、友人，都成了“反革命分子”。 性質驟變，可以隨心所欲給他們以毀滅性打擊了。



這就是毛對待壹切政敵的方式方法，只要被他確立為“階級異己分子”， 問題便壹步步升級，直至致之死地。這就叫做“壹不做，二不休”，“壹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都嫁禍於別人。”（林立果“五七壹工程紀要”中對毛的評語）



在給對方羅織罪名的方法上，毛采取攻其壹點，不計其余；肆意歪曲，無限上綱；捕風捉影，無中生有......最後是以假代真。毛使出了他固有的惡霸、流氓、無賴手段，把“辦案”變成“造案”，具體方法不外三招：壹是首先剝奪對方的發言權、辯護權，任由辦案者制造輿論，壟斷案情；二是先定罪名，先抓捕，造成泰山壓頂之勢，然後收集材料和“罪證”；三是對所謂“罪證”、材料進行肆無忌憚的歪曲、閹割、篡改，強行定罪。這些“招數”對毛手下之人起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後來被廣泛應用於各種“運動” 和對敵人的“辦案”之中。



1955年5月16日晚7時許，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劉白羽會同幾名公安人員，闖入胡風家中進行翻箱倒櫃的搜查，搜查進行到17日淩晨1時半，胡風被正式宣布逮捕。但搜查繼續進行。大約天亮時分，胡風夫人梅誌也被逮捕，搜查結束。



其時，胡風是全國人大代表。按照法律，逮捕胡風首先應該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免去胡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才可執行逮捕。但是毛及其走狗故意要把程序顛倒過來，他們逮捕胡風後，才通知全國人大常委會，這個可憐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立即開會，免去了胡風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



不要以為這僅僅是公安部門的無心之過。此時胡案己由毛親自督辦，逮捕胡風當然要由毛決定，毛選擇這種先抓人、後補手續的方式就是要告訴人們：我毛某人就是“無法無天”，誰奈我何！同時也警告那個“全國人大”和它的代表們：妳們不要以為真有什麽“權力”，妳們不過是我治下的壹群看門狗，誰不相識，就會與胡風同樣下場！



同年5月24日，《人民日報》公布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二批材料”。6月10日，又公布了第三批材料。毛在第三批材料的編者按語中惡狠狠地說：“胡風的主子究竟是誰？......胡風和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們和帝國主義公開的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系，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幹著反革命勾當。”



毛憑什麽得出上述結論呢？據說就是他的嘍啰、爪牙查抄“胡風分子”所繳獲的各種信件，其中最為重要、“罪證確鑿”的是下面兩封信：



其壹是綠原（胡風追隨者之壹）1944年5月13日寫給胡風的信。綠原在信中寫道：



“......我已被調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點在瓷器口，15號到差，航委會不去了。



這邊美國人極多，生活或者有點改變。



我仿佛真的開始做人了，處事確是不容易，正如您說的：赤膊上陣不是我們的戰術，以後，我覺得應該學習壹點‘陰暗的聰明’（?）......”



於是毛的按語寫道：“......綠原在1944年5月‘被調至’‘中美合作所’去工作，‘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簡稱，這是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合辦的、由美國人替美國人也替蔣訓練和派遣特務並直接進行恐怖活動的陰森黑暗的特務機關，以殘酷拷打和屠殺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而著名。誰能把綠原‘調至’這個特務機關去呢？特務機關能‘調’誰去‘工作’呢？這是不言而喻的了。”



就這樣，綠原成了萬惡的中美合作所的特務，胡風是特務的老師，當然是老牌特務了。（這裏必須簡單說壹下中美合作所。它成立於1943年4月，結束於1946年1月，是經羅斯福和蔣介石共同批準成立的專門對付二戰中日本的機構。主要是從事偵查技術和破壞日方軍亊設施的研究與實踐，取得了重要成果。美軍在戰後報告中承認：該所“成為美囯太平洋艦隊和在中國沿海的美軍艦艇的唯壹情報來源。”在二戰對日軍作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還取得氣象學方面的重要成果。該所還為軍統培訓了十萬“忠義救國軍”，成為令日軍喪膽的抗日力量，直接消滅日軍7·1萬人。毛共為了煽動國人的反美情緒，硬是不顧事實，故意把它說成是壹個專門對付共產黨的“殺人魔窟”。）



後來查明的真實情況是：當時綠原在復旦大學外文系念書，為了培養自己的外語能力，綠原報名參加了學校開辦的“譯員培訓班”，結業時被校方分配到中美合作所當翻譯。綠原對此事還拿不定主意，所以，在給胡風的信中告知此事，想聽聽胡風的意見。胡風接到信（胡也在重慶）立即回信，警告綠原“那地方萬萬去不得的。”綠原接信後來不及多想，立即逃跑，後改名換姓落腳在嶽池縣壹所中學當教員。重慶有關方面據此認定綠原為共黨分子，還為此對綠原發出過通緝令，後來不了了之。



這壹切均有案可查，各方面有關證人尚在。可毛不管這些，他要壹錘定音，抓特務、抓“反革命”。



其二是胡風給阿壟的信。信中胡要阿壟利用關系去找國民黨官員陳綽，托請陳把被捕的賈植芳保釋出來。這事的真實情況是：胡風的友人賈植芳被國民黨以漢奸嫌疑秘密逮捕，消息全無。胡風為救友人，想起賈曾經說過認識國民黨的高官陳綽，於是就給阿壟去信，希望通過關系找到陳綽，由陳綽出面將賈植芳保釋出獄。



毛在這封信前的按語是：“由此，看出胡風及其集團分子同國民黨特務之間的密切關系。”再由此推出了胡風壹夥本身就是國民黨特務特務”的結論。



後來澄清的實際情況是：由於阿壟、胡風均不認識陳綽，又找不到其他“關系”，事情只好作罷。而賈植芳因罪名不能成立被釋放。經過毛的公安、檢察等部門的調查，證明賈植芳不但不是漢奸，反而為抗日作出了貢獻，胡風、阿壟、賈植芳等均與國民黨特務無任何關系。



可是，壹經毛“認定”，這個“特務”罪名就牢牢戴在阿壟和賈植芳的頭上了。後來阿壟、賈植芳都被判處長期徒刑。



但接下來卻面臨壹個問題，雖然毛已把胡風及其相關人員弄成了壹個龐大的“反革命、特務集團”，但這個集團卻沒有壹點“現行”活動，這未免讓人心生疑惑。有關辦案人員秉承主子意圖，將胡風給其門徒翼仿的寫於1944年6月16日的信，改為“1954年6月16日”，壹下子跳過了十年，弄成了“現行”，算是彌補了這壹缺憾。



這就是毛的“辦案”方式和手段，實際上也是他對付壹切內、外敵人慣用的壹貫的方法和手段，簡單說就是踐踏壹切原則、亊實隨心所欲地編造。



依靠這種斷章取義、強詞奪理、移花接木和無中生有，毛在他的辦公桌上拼湊“胡風反革命集團”大案告成。於是他在第三批材料的按語中振振有詞地寫道：“他們的人鉆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裏......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組成了壹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壹個地下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獨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服務的。”



在作出這個嚇人的結論後，毛立即開動了他的全部宣傳機器，在全國掀起了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滔天罪行的高潮；同時命令他的專政工具，對胡風的余黨進行全國大搜捕、大清查，壹批人莫名其妙地 “加入了”胡風的反革命集團並落入法網（見後文）。又，受到胡風事件的啟發，毛決定於在全國開展新壹輪“肅反”運動。（據後來公布，在肅反運動中壹百多萬人受到清查迫害，21300多人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4300多人自殺）。



不過，這時壹個問題擺到了毛的面前：經過各地大張旗鼓，清查出來大批“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和關聯人員，大部分處在隔離審查狀態，壹部分人（包括胡風本人）雖然抓起來了卻仍未判罪。原因是，雖然毛將胡風問題提到了嚇人的高度，但隨著運動的深入，按規定對其成員的“罪名” 進行調查取證時卻發現，那些被毛認定的國民黨“特務”、共產黨“叛徒” 等等均屬子虛烏有，不能成立。司法界人士委婉地提出：對那些從胡風與其“成員”間的私人信件中獲得的材料，應該通過司法程序進壹步調查認定，不應匆忙定罪。這些意見反映到中央有關領導的耳中，大家也就心知肚明，只是礙著毛的面子，誰也不敢公開表態。



可以肯定，對於通過“司法程序”來處理胡風案件毛是非常反感的，雖然公、檢、法都是他的專政工具，但既有了這些機構，他們就要按他們的規矩辦事，就不能完全隨心所欲，無法無天。對此也不好反對，因為當時毛和共產黨剛剛提出“以法治國”，1954年毛親自牽頭搞出來壹部《憲法》，又召開了第壹屆全國人大通過頒布，言猶在耳，所以他只好黙許由中央公、檢、法三家“會審”。



1956年下半年，中央公檢法三家頭頭召開聯席會議，會上，最高法院院長表示：從法律的角度，將胡風案件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案”證據不足。但是大家也知道這是偉大領袖“欽定”的“反革命集團”，怎麽能與領袖唱反調呢？會議陷入尷尬的僵局。於是有聰明人提議此案應移交由專門為肅反運動而成立的“中央十人小組”討論處理。“十人小組”起初似乎接受了這個“意見”，但很快發現這是個燙手的山芋，遂改變了主意。“十人小組”組長陸定壹（當時的中宣部部長），是圍剿胡風集團的總指揮，他與公安部長碰頭協商，壹致認為，此乃最高領導欽定之案，不能“討論”，按事件的性質，應由公、檢、法三家處理。



“三家”的“三長”再次討論，終於作出了還算明智的決定：先組織力量去南京等地的歷史博物館進壹步調查取證，為下壹步定罪、判罪提供證據。



誰知，這壹調查卻引出了戲劇性的結果，原來調查不僅沒有取得新的罪證，連原來認定“確鑿”的罪行也全給否定了，事實完全打破了毛的臆造和汙蔑！



然而這壹調査結果卻令“三長”們異常尷尬，立即給胡風及其“集團”成員們判罪不可能了，但是又不能公開調查的結果，那樣等於與偉大領袖唱對臺戲。惟壹的辦法就是“拖”，即以調查取證困難為由，把事情拖下去。那些調查所得材料被封存起來，據知情者說，20余年後的1980年9月29日中央公檢法三家給中共中央關於胡風案件的平反復查報告，80%以上的證據就是來自那次調查的材料。歷史給毛開了個“黑色幽黙”的玩笑。



也許是當時毛的大事太多，顧不過來，也許是他多少有點自知之明，猜到了他憑空捏造的那些罪證經不起事實的檢驗，所以給胡風集團定罪的事他也半睜半閉著眼，任由“三家”拖下去。這壹拖幾年。



到了1965年11月，這時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文革前夕，在此之前，毛又發動了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四清等等運動，制造了壹批又壹批“無法無天”的冤假錯案，連司法界本身也遭到了重創。在這種情況下，再也沒有人敢說“依法辦事”了。於是決定給胡風案件判罪。



1965年11月26日，在胡風被捕十年半之後，終於開庭審判，審判在小範圍、靜悄悄地進行。不過，事前做好了胡風夫人梅誌的“思想工作”，讓梅誌保證“不上訴”。梅誌哪裏還有跟共產黨鬥的勇氣呢！胡風本人則說：“我不但不上訴，甚至都不辯護，只是不心安理得。”結果胡風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6年。



1969年5月，胡風的14年刑期屆滿，打報告要求出獄，得到的答復是：“關死為止！”為了怕胡風再來找麻煩，斷絕他出獄的夢想，1970年初又增加他兩條罪狀，由法院改判“無期徒刑”。







三、觸目驚心的株連：胡風案件受害者點滴







像毛發動的所有運動壹樣，要準確說出其受害人數、受害情況是困難的，不可能的，首先是，除了當局，沒有人能去從事這種調查，而官方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它公布的數字的可信度可想而知。其次，受害者的情況也不是用簡單的概念或數字就能說清的。不過，我們仍然不得不引用官方的數字，因為舍此沒有其他能反映案情全貌的資料。據1980年官方公布的結果是：在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中”總共觸及2100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絕大部分作為受胡風思想影響予以解脫，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內有黨員32人），其中劃為骨幹分子23人。到1958年予以停職、勞教、下放勞動處理的62人。正式判刑的3人，即胡風、阿壟、賈植芳。



這是壹堆概念不清、含義糢糊的表述，從這壹表述來看，這似乎是壹場不大（很小）的運動，特別是對其成員的處理似乎是很“慎重”的，打擊面很窄，處分不重。然而如果我們以下面的點滴真實情況加以對照，就知道它和真實之間有多麽大的差距！



先說“觸及人數”。當局宣稱，“共觸及2100人”，但沒有說明“觸及”的標準，從字面上解釋，應該說大凡在運動中被審查、或勒令反省、檢討者都屬於“觸及”吧。如果這樣，那麽這個數字就大大縮小了，因為單在胡風的家鄉湖北蘄春縣，因為反胡風運動，全縣小學、中學的語文老師被勒令停職壹年，檢查和坦白交待與胡風的關系，而且要“人人過關”；這還不算在該縣其他單位開展的清查運動所“觸及”的人數。人們估計，光蘄春縣，被“觸及”者就達萬人以上。



真相總不能永遠隱瞞，關於胡風案受害者情況最新揭露的數字是：全案被捕500余人，60多人自殺身亡，12人在運動中 “非正常死亡”。這些數字雖不精確，但都有名有姓，只是尚未完整。



數字是冷冰的，只有深入實際之中，了解壹下每個受害個體的血淚史，我們才能得到更真切的認識和感受。



下面幾個人在胡風案件中屬於不同的角色，但都是受害者，他們的故事為我們了解受害者的真實情況提供了可貴的壹手資料。



路翎，被欽定為胡風集團骨幹分子。路在毛共建國之前就已是初露鋒芒的青年作家，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路翎以壹篇《窪地上的戰鬥》風靡全國，是公認的最有才華的青年作家。在文學圈內，還被視為最有希望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希望之星。路翎被捕時剛32歲，正是出作品的黃金歲月。在獄中，路翎得了嚴重的精神分裂癥，不是長時間的沈默，就是長時間的狂嚎，壹度被保外就醫。病情緩解、恢復理智後他不甘心被冤，上書申訴，結果被再度投入監獄，並判有期徒刑20年。1975年，路翎刑滿釋放，送交當地派出所管制勞動，被指定為其所在胡同裏的住戶打掃衛生，清洗公共廁所，由每戶每月交壹角錢維持其生活。在他那家徒四壁的貧民窟裏，再也看不到壹本書了。壹代英才就這麽被扼殺了！任何人看到這位蓬首垢面、未老先衰的老頭子，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出20年前，這是壹位風華正茂、有望問鼎諾獎的青年才俊、民族的希望之星！



路翎作為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又不認罪服法，這樣的下場原也不出人們的意料。另壹位也許更冤，他本來與胡風集團不沾邊，只因良心驅使，為胡風講了幾句公道話，結果被打進地獄.......



呂熒，我國著名的美學家、翻譯家、文學評論家。當毛澤東憑借其暴力和愚民的兩手，在全國掀起圍剿胡風的滔天惡浪時，呂熒沒有丟棄傳統知識分子的良心，他決心為胡風說幾句公道話。當時的情勢是，人們為了向毛表忠，也為了自保，都在鸚鵡學舌似的向胡風惡毒咒罵，大潑汙水，有些人即使明知胡風為冤案，但懾於高壓恐怖，也不得人雲亦雲，或者襟若寒蟬。總之，華夏之大，聽不到堅持真理、維護正義的壹絲聲音。呂熒決心打破這種“萬馬齊喑究可哀”的狀況，為中國知識分子在極權統治下留下良心未泯的正義之聲。他當然知道這樣做可能付出的代價，他已經參加過毛發動的各種政治運動，知道與與毛澤東唱反調的可怕下場。但他顧不得這許多了，為了知識分子的良心，也為了不愧對自己潛心研究的學問，他選擇了仗義執言，逆風而上......在中國文聯主席團、中國作協主席團聯合召開的聲討胡風集團的大會上，在壹些頭面人物紛紛憤怒聲討胡風的反革命罪行之後，呂熒走上主席臺，走到麥克風前清晰而又堅定地說：“胡風問題是思想領域的問題，思想領域裏的問題不能等同於政治問題，胡風不是反革命......”當弄清楚了呂熒所說的意思之後，全場壹片嘩然，頓時，臺下那些毛主義的真、假衛道士、爪牙和走狗，立即大喊大叫起來，未等他繼續說下去，把他轟了下臺！會議的計劃程序被打亂，臨時改為聲討為胡風“鳴冤叫屈”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呂熒......



毛當然不會放過這位與他唱反調的知識分子。呂熒先是被隔離審查、反復批鬥，然後被投入不須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名為“最高行政處分”的“勞動教養”農場。這“勞動教養”乃毛借鑒蘇聯“勞動營”而創立的壹種有中國特色的懲罰制度，它打著“教養”這壹不失“儒雅”的名號，幹著人間地獄的最卑鄙、最殘暴的勾當，比勞改有過而無不及，它沒有“教養期限”，是壹種實際上的無期徒刑。毛澤東實施教養惡政，最初的目的就是為了專門懲處“胡風分子”、及其後的“右派分子” 以及其他知識分子。



呂熒投入教養的農場叫河北茶澱農場。幾年下來，60年代初期，在這吃人不吐骨頭的魔窟裏，呂熒便被活活折磨致死！臨死前，呂熒已經失去了人形，幹柴似的身軀與骷髏無異，衣衫襤褸勝過任何乞丐，床上賴以過冬的“被子”成了齷齪不堪的壹團亂麻和破絮的混合體，裏面充滿了專吸人血的虱子和蟣子，流淌著中國正直的知識分子血液的呂熒的身體，就被這幫吸血鬼吸幹了。



呂熒和路翎，以及下面故事的主人公都不在官方統計的因胡風案件被判刑、勞改之列。下面的故事結局也許稍稍“好”壹點，不過，它卻浸透了更多的受那場運動牽連的無辜者的血淚！



故事的主人公叫方靜，上世紀50年代西安大學學生。方靜各科成績優異，特別具有文學天賦，1956年，16歲的方靜就在胡風任主編的、當時全國最權威的文學刊物《人民文學》（乃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刊）上發表了第壹篇短篇小說《桂花樹下的評論》。到大學畢業時，方靜已經在該刊上發表了7篇小說，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最年輕的會員之壹。作為該刊的主編和文學上的長輩的胡風，對這個初出茅廬卻不同凡響的年輕人極為欣賞，就像許多編輯和投稿者壹樣，他們之間有了信函往來。胡風希望方靜更上壹層樓，勸他去寫長篇小說。方靜接受了這壹勸說，便開始了長篇小說《悲歡》的創作。也許是對這壹新的文學形式缺乏經驗，也許是方靜和胡風在文學的審美情趣上存在差異，方靜的小說從第壹稿到第十稿，都不能令胡風滿意。胡風和方靜也就有了較多的信件往來，方靜先後收到胡風13封來信，內容都是有關方靜寫作中的問題。



1955年4月，方靜收到中國作家協會的通知，讓他去參加全國業余作家會議，實際上是壹次業余作家培訓班。



培訓班由胡風主持。等到進入自由討論時，主辦方請來了毛澤東給大家講話，那時候的毛還沒有像後來那樣擁有“神”的地位，他大概覺得這是個很重要的領域，也就親自駕臨了。



毛在講話中號召作者們自覺投入火熱的生活，熱情歌頌共產黨的領導，歌頌社會主義，歌頌正面人物；又著重闡述壹番文學的階級性，無產階級文學要有利於無產階級專政，有利於民族團結等等。



學員們對毛的講話報以熱烈的掌聲。



胡風接著講話，他除了禮節性贊揚毛的講話以外，實際上表達了自己不同的文學思想，他說：“文學是壹種武器，用它來歌頌正面事物是對的，但反面事物和社會陰暗面也要鞭撻、這樣才能促進社會進步，才能使人們的思想公正而又健全。”胡風又說到只準文學歌頌正面的事物，不準批判反面事物是斯大林給文學定的框框，不應全搬到中國來......（從中可見，胡仍然堅持與周揚們論戰中的觀點，對毛也沒那麽“客氣”和順從——筆者）。



學員們報以比對毛的講話更加熱烈的掌聲。



現在我們無法知道方靜所說的情況是否完全真實，但有壹點記述應該是無誤的，就是在毛離去的這天下午，這個培訓班被勒令立即停辦，學員們立即打道回府。大家有如挨了壹記悶棍，都感到事情不妙，心情壓抑。



方靜回到西安不久，批判和聲討胡風的運動便如火如荼般開展起來了。方靜也得知胡風突然被捕的消息，但他仔細壹想，覺得這壹切似乎與自己沒有多大關系，實際上方靜跟胡風的“反革命集團”和那些歷史上的是非也搭不上任何關系。他以為這事情過去了，仍然潛心學業。



當年9月，方靜所在的大學公布7名保送蘇聯留學的學生的名單，方靜榜上有名。但《陜西日報》副刊部對這位當時在文學圈內已經有壹定知名度的方靜情有獨鐘，說方靜是他們急需的人才，硬是將他“截留”了下來。



方靜立即被招至報社上班。壹切順利，不久他成為了預備共產黨員，還與女友結了婚。



萬萬想不到的是，到了10月初，兩名從北京來的專案組人員到報社找到方靜，告訴他胡風與他有過13次的通信，要他交出全部信件。方靜交出了8封，內容全是關於寫作技巧方面的，另外5封只是壹些壹兩行的短信，他認為留著沒有什麽價值，看後便丟進紙簍了。



可調查人員偏說那5封才是最重要的，那些信裏肯定記載著他參加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經過，以及“集團”的綱領、計劃、陰謀等等。他費盡了壹切口舌說明了他與胡風和胡風集團之間確實沒有任何其他關系，可對方就是不信，僵持了壹段時間，對方回北京了。他以為沒事了。



可僅僅過了幾天，10月8日，方靜突然遭到了當地警方逮捕，他被投進陜西第壹監獄。在頭兩年多時間裏，方靜被提審了十多次，內容都壹樣：交出那5封信，同時交代清楚他與胡風之間的“組織關系”，包括交給他的任務、活動計劃、與集團其他成員的關系和聯系方式等等，也即他的“聯絡圖”。想不到自己以寫小說為業，而毛的專政機關編造小說的功能卻比他還發達，只不過專編要人性命的“科幻小說”。



方靜當然交不出。對方終於使出了刑訊逼供手段。壹次，他還被綁赴刑場假槍斃——陪殺。即便這樣，方靜還是堅守底線：堅決不亂說亂咬。他已經做好了犧牲性命的準備。



壹關5年，1962年7月，方靜突然被獄方叫去，告訴他已被“特赦出獄”。



出獄後，“看破紅塵”的方靜決心回老家當農民，他沒有，也不敢去找妻子，怕影響她的前途，更怕她已經有了新的家庭。在老家農村，方靜幹起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業勞動，再不與壹切人交往、交談。



誰知，禍事又從天而降，1966年冬天，公安人員找到他，告訴他1962年的“特赦令”是劉少奇發的，劉少奇作為修正主義頭子已經被打倒，簽發的命令無效，所以他必須重新去坐牢。



已經心如死灰的他也沒有多想，反正在“外面”與在“裏面”沒有多大的差別，他又回到了第壹監獄。這壹次他打算把牢底坐穿了。



世事真是變幻莫測。1976年9月毛死去了，“四人幫”倒臺了，到了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央開始了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原胡風集團的涉案人員被重新審查、甄別、平反，當年12月，方靜被宣布無罪釋放。



這壹次他壹出獄就去找22年未曾謀面的妻子，畢竟他們當年還有壹個遺腹女兒。經過打聽，才知道，他入獄後，妻子並沒有改嫁，只是十分艱難地撫養著他的遺腹女兒，但後來終於經受不住現實的壓迫，在憂患中去世了。女兒下落不明。



徹底絕望的方靜買來1.5公斤白酒，決心用這種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誰知卻被人發現送醫院救活。



有知情的好心人告訴他：他的案子是“平反”，被冤枉關了20多年，國家應該對他有所補償。他真的就去奔走，結果，真的拿到了兩萬多補償款（這壹點又比後來的“右派”強，右派得到壹紙“改正”的通知，卻失去了補償資格）。



拿到了二萬多元的方靜決心遊遍大西北，壹面尋訪他的女兒。可惜杳無音訊。



錢花光了，他靠幫人寫字賣文，壹路流浪到了西藏。在拉薩與壹位女子結婚。壹年後妻子卻在生產中死去，留下的女兒他無法養活，只好送人。他萬念俱灰，安排完這壹切，覺得這壹生該做的都做了，便買下大量安眠藥服下，第二次自殺。



也許命不該絕，這次又被人發現送醫院搶救過來。



兩次自殺不成，方靜心想，也許老天可憐我，不叫我死，既然閻王不收，那我就得活下去。於是，他又壹路流浪回到西安，在西安郊區搭建了壹間蓬屋，靠拾荒為生。有閑時壹面練他從小就喜歡的毛筆字，漸漸地居然有了點名氣，向他求字的人日多，他便轉而以賣字為生。這時，幸運之神忽又向他招手，1992年，古城西安舉辦國際書畫大賽，方靜壹舉奪得特等獎。



在接下來的電視直播頒獎大會上，他那遠在拉薩、被他送了人的女兒認出了他這個未曾見過面的父親，然後不惜跋涉數千裏前來西安認父，演出了悲喜交集、骨肉重逢的感人壹幕。方靜為尋找第壹個女兒，行程數萬裏，輾轉數年卻撲了空，然而這次卻迎來了與另壹個親生女兒的團聚，他想或者是老天爺見憐，給他的壹個補償吧。命運也終於自此出現轉機。



不久，又有喜事臨門，年屆六旬的方靜與壹位34歲的女士喜結連理。淒苦飄零、九死壹生的方靜終於有了壹個安穩的家。這個故事也就有了壹個類似我國古典小說的大團圓結局。然而，欣喜之余，人們不禁要問：當年那個才華橫溢、前途無量的方靜哪裏去了呢？今日之方靜還是原來的方靜嗎？二十余年的牢獄之災，22歲以後就失去了的人生，這壹切真的能夠補償嗎？



當年方靜因文揚名，也因“文”招災，當時他那篇名為《悲歡》的長篇小說壹直沒有寫完，沒有結局。然而，誰能想到，他自己的人生卻是壹部活生生的、極富傳奇色彩的悲歡離合故事，不過他是用血淚、而不是用筆墨寫下了這部小說。現實中的《悲歡》己經有了結局了，但可以肯定，已經從煉獄走過來，在烈火中沐浴三次、在海水中浸泡三次的方靜，卻再也沒有提筆把那部小說寫完的勇氣和興致了，他的人生經歷就比小說更離奇、更曲折，更真實。



（方靜的故事取材於1999年11月24日《大河報》：《壹個胡風分子的泣血故事》）



從上述這個幾名不經傳、完全可能被永遠掩埋無聞的故事中，我們除了看到毛式運動的野蠻、黑暗和血腥外，還看到了毛統治中國大陸的27年間建立的可怕的“逆向淘汰機制”，這個機制的目的就是扼殺壹切人性、自由和獨立的思想火花，制造最大範圍的愚昧、奴役，它除了政治運動，還有教育制度“改革”，以及 “血統論”、“讀書無用論”等幫助落實。靠著這套野蠻、殘暴、恐怖的機制，毛把壹批批民族精英、天才苗子、各個領域內的出類拔萃者打趴在地、送入黑牢、送上斷頭臺！靠著這套機制，在華夏大地上制造出了無數駭人聽聞的冤案、假案、慘案，最終制造出了在泱泱中華的人才斷層，文明倒退！



這筆賬該如何計算、又如何能補償呢！











附三：



毛式階級鬥爭壹抓就靈的壹個血腥樣板：小匈牙利事件







在毛時代堆積如山的冤案中，壹個牽連幾十、上百人的案子，實在算不了什麽，但此案非同壹般，原來它實乃毛皇所親自督辦的“禦案”，號稱欽定“鐵案”，並且在當時產生了極其惡劣的示範作用，它就是所謂的“小匈牙利事件”。它是毛主義罪惡的又壹極好例證和反面教材。



為了說清事情的來龍去脈，必須先交代壹下相關背景。



1956年夏秋，在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反斯大林秘密報告的鼓舞下，東歐的波蘭和匈牙利相繼發生了民眾要求民主、要求撤出蘇聯駐軍的大規模示威遊行，當局出動軍警鎮壓，造成流血事件。波蘭的叫“波茲南事件”，赫魯曉夫最後以退讓的方式求得了和平解決；接下來的匈牙利事件規模更大，迅速演變成了全國民眾的“起義”。最初，以赫魯曉夫為首蘇共領導集團決定采取和平退讓的方式解決，擬從匈牙利撤走蘇聯駐軍。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毛澤東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因為他看清了匈牙利的民眾運動，實際上是將矛頭對準“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蘇聯如在此問題上再作退讓和妥協，類似浪潮就很可能席卷東歐，並影響到亞洲的中國等共產黨國家。於是，他召集其高層緊急會議會商對策，隨即派出了以二把手劉少奇為首的代表團，到莫斯科緊急遊說蘇共領導，肯切要求對匈牙利出現的“反革命事件”不能姑息遷就，必須毫不遲疑地實施堅決鎮壓。莫斯科終於被說服改弦易轍，不但讓蘇軍仍然留在匈牙利，而且主動出擊，裝備了坦克、裝甲車等重武器的蘇軍血洗了布達佩斯及全國城鎮，成千上萬遊行示威的群眾倒在血泊之中。僅僅十多天的鎮壓活動，匈全國慘遭殺害、傷殘及外被迫逃人員達30余萬，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匈牙利事件”。



毛澤東達到了目的，開心地獰笑了。毛之所以對匈牙利事件特別仇視，必欲斬盡殺絕而後快，其原因在於匈牙利的全國性反抗亊件中，知識分子起到了重要的宣傳鼓動和組織領導作用，由知識分子組成的“裴多菲俱樂部”，在運動中扮演了的指導核心和民眾精神領袖的角色。對此毛澤東看得心驚肉跳而又咬牙切齒，轉而想到如何在中國預防這壹幕的出現。於是暗中決定了開展壹場以消除隱患、將有所有“異誌”的知識分子壹網打盡的“整風——反右運動”。



經過精心策劃，“整風運動”於1957年初開場。毛澤東擺出壹副“開明”、虛心納諫的架式，要求廣大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先以甜言蜜語、繼則信誓旦旦許以“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保證“不抓辯子、不打棍子、不裝袋子”。終於使廣大知識分子響應他的號召，起來“鳴放”“幫黨整風”。但只經過短暫“鳴放”，毛澤東便按捺不住，迅速現出其流氓暴君原形和本色，對那些響應他的號召“幫共產黨整風”的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包括壹部分共產黨員）誣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組織“反擊”，圍剿，大肆伐撻，咨意摧殘。1957年6月8日，毛在《人民日報》親自拋出《這是為什麽》壹文，升起了反右運動的訊號彈。同壹天，毛又發出了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總動員令，在這份“反右”的綱領性文件中，毛氣勢洶洶地告誡全黨：“這是壹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壹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事件’，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混亂，只混亂壹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文中毛還擺出壹副教師爺面孔說：小的鬧事是“不可避免的”。



事情也真湊巧，就在毛的這個總動員令剛剛發出後第四天，即1957年6月12日，在遠離北京的湖北省漢陽縣第壹中學發生了壹起學生鬧事事件，只不過參加“鬧事”的只是壹群未成年的初中畢業班學生。不過總是“學生鬧事”了，當地官員都敏感地發現這件“壞事”可以變成“好事”，因為它剛好印證了偉大領袖的料事如神，成為驗證最高領袖英明、偉大的戰略決策的典型事件。如果處理得好，引起最高領袖重視，那樣，就可能變成自己千載難逢的飛黃騰達的機遇了。於是地、縣當局立即決定小題大做，做大、做足這篇文章，使期引起毛的註意。“事件”由縣委火速上報至地委，地委報至省委，省委報至中央，直達毛的案頭。毛壹看龍顏大悅，這不正好印證了鄙人的英明遠見了嗎，就抓這個典型吧。自此這個小小的初中學生鬧事事件擺上毛的議亊日程，並被欽定為“小匈牙利事件”。最後變成震驚全國、影響海外的政治大案。



但是此案像毛時代所有的大案、要案、“鐵案”壹樣，壹經揭去重重黑幕，暴露在陽光之下，便立即現出其醜惡的真相，就“小匈牙利事件”來說，則以其光怪陸離，集野蠻、殘忍、黒惡、無恥於壹身，成為毛式辦案的又壹典型，下面我們簡單回眸這壹事件的全過程。







壹、事情起因：初中畢業生面對過低升學率引發騷動



事情還得從當時學校的情況談起。1957年春末夏初，在毛澤東的“引蛇出洞”策略指導下，全國性的“幫共產黨整風”運動進入了高潮。與社會上的“大鳴大放”相適應，學校也掀起鳴放——整風熱潮。漢陽第壹中學的領導根據上級的統壹部署，召開了全校學生代表大會，副校長王建國受校長韓建勛的委托，在會上征詢學生們對學校和上級教育部門的意見。學生們大膽建言，共提出各種意見340條，壹時，校園內“民主”蔚然成風。不過，終究只是初中學生，不像大學生那樣有水準、有能量，校內並未出現大的風浪。



就在壹切看來還算平靜的時候，突然傳來壹個令全校1001名初中畢業學生震驚的消息，這消息來自初三（四）班青年化學教師李穗之口，6月12日李穗在給學生上課時，為了激勵同學們刻苦學習，向大家透露了她看到的《教師報》1957年4月5日登載的壹篇文章，內中透露了壹條政策信息：像他們這種縣和縣以下中學，當年中央下達的初中升高中的升學率只有5%，即20個畢業生中只有壹個人能上高中。



消息傳出後猶如在沸水中投下了壹包炸藥，瞬間引得畢業生們群情激憤，學生們不等下課就聚集著去找教導主任和校長，詢問升學率到底是怎麽回亊？老師沒有準備，回答口徑不壹，學生們更懷疑學校領導在欺騙他們，提出要到縣教育局查看相關文件。韓建勛校長和王建國副校長壹再勸阻無效。這時的學生剛剛被卷入“鳴放”運動，嘗到了壹點“民主”的甜頭，正好在這時“發酵”了。（他們還不知道運動已經180度轉向，正在抓向黨“猖狂進攻”的“右派分子”了。）



壹名學生敲響了集合鐘，全校9個畢業班的大部分畢業生數百人擁擠著出了校門，要去縣教育局去討說法。沿途壹些學生寫下了要求升學的標語。學生們先到縣人委會要求見縣長，因縣長不在，教育局也沒人，學生們就擁進了教育局辦公室，亂扔辦公室的辦公用品，在墻上書寫要求公開升學率之類的標語，發洩怨氣。然後又到郵電局打電話要求縣二中、三中的畢業班同學前來聲援（電話未打通）。後來得知縣長在中共縣委開會，學生們又壹窩蜂擁去縣委會，但縣委會大門緊閉，學生們用蠻力撞開了縣委會的大門蜂擁而入，在場的縣兵役局長和壹名團縣委幹部批評指責學生，被學生圍攻。但當日學生們無功而返。



次日（13日）上午，仍有數百名學生要求去縣政府（縣人委）探問究竟。副校長王建國阻止無效，只好帶領部分老師跟著學生邊走邊做勸阻工作。到了縣人委會，學生代表向縣長韓茂林提出要求擴大招生的比例，縮小城鄉招生的差距。韓茂林解釋縣裏無權解決這類問題。有的學生不信，拉扯著縣長帶領他們去省教育廳請願。在此過程中，有兩名幹部為保護縣長與學生發生沖突，被學生們扭住捆了，在押赴這兩名幹部到達縣委會門前時，被縣委的幹部們攔截下來，還扭打、扣押了幾名學生。王建國為防止事態擴大，要求放出被扣學生，但縣委幹部堅持不放。就在此時，由縣委幹部招來的數百名工人趕到，混亂中學生們被毆打沖散，學生們因力量不敵，自動散去，有的被家長接回，事態平息。



誰知，就是這麽壹場不大的沖突，轉眼間被弄成了壹件轟動全國的大案。







二、縣委定性：反革命事件



漢陽壹中學生“鬧事”的當晚，縣委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事件的性質和處理辦法。



此時，正是毛發出了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指示之際，《人民日報》接連發出號召向右派大開火的文章，政治風向突然來了個180度的轉向，神州大地陰風驟起、惡浪滔天。各級黨委和政府、各色領導幹部剎那間變換了臉孔，原來的笑容可掬變成了兇神惡煞，壹場席卷全國的鎮壓“右派”運動，己經發動。



在這種背景下，漢陽縣委的幹部們自然懂得要緊跟領袖，響應號召，他們更懂得這壹亊件背後隱藏的巨大玄機，按照左勿右的運動規則，縣委成員們壹致同意將日間學生鬧事定性為“反革命事件”，要按敵我矛盾處理。次日，漢陽縣委在壹中召集教師、學生開大會，宣布事件的定性和處理原則，同時，荷槍實彈的公安人員進駐學校。壹時間，壹中校園殺氣騰騰，教師、學生人人自危，校園充滿了恐怖氣氛。



15日，孝感地委和漢陽縣委以超高的效率調集了近百名幹部組成“漢陽事件考察團”進駐漢陽壹中。考察團按照事先定下的調子，宣布在臺前鬧事的是學生，而幕後指揮的是教師，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壹定要將幕後指使者挖出來！壹面立即發動全校師生大揭發、大鬥爭，要求人人交代，個個檢舉，搜集“反革命罪證”，與反革命分子鬥爭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孝感地委與漢陽縣委這種定調是必然的，因為初中畢業生們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如將他們定為“主犯”，也不好判罪，判罪也不能判重罪，只有將主謀、主犯定為教師，事件才能升級，才能狠狠地給予毀滅性打擊，也才能引起各方重視收到應有效果。



至於這是否是事實呢？那時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查出“反革命”，最好能與當前的反右運動聯系起來，那才是最重要的。也是向偉大領袖邀功請賞的資本。



與此同時，案情迅速逐級上報到中央，直達毛的案頭，成為毛直接插手督辦的“禦案”。







三、按階級鬥爭方式追根淵源，挖出 “幕後黑手”



確定了事件性質和打擊目標之後，下壹步，便是確定具體的打擊對象。“考察團”成員於是學習毛的教導，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尋找幕後的階級敵人。



考察團對全校教師的個人檔案和現實表現進行了排查，很快把目標鎖定在副校長王建國身上。



王建國，男，時年32歲，家庭出身富農，“解放前”有三青團的歷史問題，因此入黨的申請壹直被擱置。王於1950年從湖北省革命大學畢業分配到漢陽縣工作，1952年調任漢陽壹中副校長，主持全校工作。1956年韓建勛調來壹中任校長兼黨支部書記，但教員中多數仍然認為王建國業務能力強，有關教學工作的問題仍然多向王建國請示，而認為韓建勛是“土改幹部”，是吃“黨”飯的，業務上不內行。



就是根據這些情況，考察團運用“階級分析”這壹“照妖鏡”，認定王建國是此次事件的“幕後黑手”。加上事件發生那天，王壹直跟隨學生去“鬧事”，而且在幾名學生被縣委幹部扣留後，王還要求放人。這就可以認定王是這些學生的“後臺” 無疑了。



但是，光抓到了個“首領”還不行，“首領”之下還得有“骨幹”，有成員，不然就形成不了“集團”，不能完成毛對此案的要求和期望。（按：毛插手此案的具體情節壹直未公開，有關資料只是說此案是經毛“欽定”的“鐵案“，而毛幹預的具體方式、內容從未公開。）



於是，考察團運用階級分析中的“株連法”，為王建國尋找“骨幹”和“成員”，尋找的辦法是：壹曾是湖北革大王的同學；二在工作上與王接近的；③有壹般政治歷史問題。按上述辦法查找，果然查得“成員”多人，其中包括已經調離壹中的原壹中教導主任，縣教育局副局長胡平軒；王建國的革大同學、本校班主任胡斌；工作上經常與王接近的副教導主任楊松濤，教研組長鄒振臣等。

最妙的“意外收獲”是抓到壹個“現行”叫鐘毓文。原來初中語文教研組組長鐘毓文有壹個愛眨眼睛的毛病，壹次在揭批王建國的大會上，鐘坐在前排無意中眨他的眼睛，恰被臺上的考察團人員看到了，當場指斥鐘在為王建國“使眼色”，被抓了“現行”，立即宣布將鐘隔離禁閉。當時鐘本人和其他人都認為這是壹場誤會，以為很快就會弄清原委將鐘毓文釋放，誰都沒有想到就是這壹“不良習慣”，競然要了鐘的性命！



首領、骨幹、成員都有了，但辦案人員仍然感到不足，因為已經“揪出”的集團成員“檔次”都不高，既然是最高領袖關註的“欽案”，僅將這些教師充數顯然有負“聖意”，這些辦案嘍啰可能也得不到多大的獎賞。因此，辦案人員決心要揪出更大的後臺來（筆者推測，這壹條很可能是毛的要求或授意）。



要將發生在壹個縣級中學壹些初中學生“鬧事”的案子，弄成與全國政治鬥爭掛鉤，與中央上層人物有關聯的“政治大案”，這確是壹個不小的難題，但是，用毛思想武裝起來的幹部，他們能“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還是考察團的負責人棋高壹著，他在壹個學生交待的材料中發現了“蛛絲馬跡”，據那個學生交代說，他在上街去縣政府的途中，經過縣文化館，向文化館的圖書管理員楊煥堯討要開水喝，楊稱沒有開水，只有冷水；又向楊煥堯要求打電話，楊告訴他打電話要去郵局。於是他就離開了。沒有別的情節了。



在壹般人看來，這點子事實在沒有什麽可值得註意的，也沒有什麽文章可做的。但這個深得毛主義真傳的考察團負責人卻不這麽想，他認為裏面大有文章。他首先派人去調查楊煥堯的歷史和政治面貌，得知楊是民盟成員這個重要信息，不禁大喜過望！進壹步調查，知道楊煥堯曾經按照中共漢陽縣委統戰部的意見，去到漢陽壹中聯系發展民盟成員的工作，楊曾經打算發展王建國為民盟成員，但王建國自己不同意，發展的事告吹。



成不成功是沒有關系的，在那位負責人看來，最重要的是楊煥堯本人是民盟成員。當時，全國的反右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重點是圍剿偉大領袖親自圈定的民盟兩位副主席章伯鈞和羅隆基的“章羅聯盟”，而湖北省的民盟主委馬哲民也已被定為“章羅聯盟”在湖北的代理人，這楊煥堯當然就是馬哲民在漢陽的代理人了。如果把楊煥堯拉進漢陽壹中的案件中，則壹條與“章羅聯盟”相連結的“黑線”：章羅聯盟——湖北馬哲民——漢陽楊煥堯——壹中王建國就形成了.....



於是，楊煥堯被捕。在毛式階級鬥爭的辦案方式下，楊煥堯只能“有求必應”，要他招供什麽他就得招供什麽，否則難以活命。就這樣，案件的審理結果出籠了：漢陽壹中以副校長王建國為首，糾合教師中的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動或有政治歷史問題的分子，組成了壹個“反革命集團”，這個反革命集團的“軍師”是民盟成員、縣文化館圖書管理員楊煥堯；後臺則是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員，章羅聯盟在華中的代理人馬哲民；另有骨幹分子鐘毓文、鄒振臣、胡斌等互相配合。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利用學生中對現行教育制度不滿的分子，煽動、挑起了壹場駭人聽聞的暴力反革命事件。.....







四、處理：連眨眼的鐘毓文也判處死刑



案件最終經欽定為“漢陽反革命暴亂案”——通稱“中國小匈牙利事件”。



既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懲處當然要從嚴。但在具體量刑時發生了壹點波折，考察團領導對涉案人員的處分意見是：主犯王建國、楊煥堯、鐘毓文判處死刑，其余判處有期徒刑、管制不等。但縣法院對三名主犯判死刑有不同意見，因為這個所謂反革命暴亂案，暴亂者既沒有武器，也沒有傷人，更沒有殺人，最大的“罪行”是學生曾將兩名與他們打鬥的幹部捆綁送至縣委，但縣委幹部也抓、捆學生......



就在這僵持的關鍵時刻，毛澤東抵達湖北省會武昌，毛在武昌的活動筆者無任何公開資料可尋。不過我們可以肯定，由毛自己“欽定”的這件“大案”他絕不會不管，而且來的時間這麽湊巧，肯定有內情，也許毛就是專為此案駕臨武昌的。此時湖北省委、孝感地委和漢陽縣委的頭頭們不可能不向禦駕親臨的毛匯報此案的有關情況，聽取“最高指示”。但是我們仍然無法知道有的關具體內情，只知道此案隨後拋開了漢陽縣法院和地區、省兩級法院，直接由中共湖北省委分管文教和政法的副書記許道琦在死刑判決書上簽名，然後赴北京由最高法院核準，完成了對三人的死刑判決程序。



1957年9月6日，漢陽縣召開大會，宣布對漢陽壹中學生鬧事事件的處理：事件定性為“漢陽反革命暴亂案”，以“反革命集團暴亂罪”判處主犯王建國、楊煥堯、鐘毓文死刑，立即執行；判處集團骨幹分子鄒振臣、胡斌等9名教師15年至2年有期徒刑；教師李穗等3人散布謠言送勞動教養，3名教師戴上“壞分子”帽子交群眾監督勞動。另外，漢陽壹中校長韓建勛等11名教職員、縣直機關10名機關幹部（包括犯了右傾的縣法院幹部）受到黨紀、政紀處分，33名鬧事學生開除學籍、團籍，勒令退學。



判決書對案犯的罪行描述是：以王建國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早已蓄謀從事暴亂活動，借學校整風、搞“大民主”之機，“捏造”升學比例，煽動畢業班學生上街遊行，沖擊黨政領導機關，大搞打砸搶，實行反革命暴亂。.....



“漢陽事件”宣判之後，為了顯示毛澤東的英明和料事如神，全國掀起了報道、學習漢陽“小匈牙利事件”的熱潮，《人民日報》帶頭示範，該報報導的標題是：《馬哲民策動的“小匈牙利事件”》，把事件的檔次提升了壹大步，“小匈牙利亊件” 之稱不脛而走。接著，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派出大隊人馬去漢陽拍攝事件的紀錄片，並在全國放映，並由全國各地各級黨政領導組織群眾觀看、接受教育。同時，全國掀起憤怒聲討民盟中央和其在湖北的代理人企圖在中國策劃“匈牙利事件”的滔天罪行……



但當局認為，如此還不足以顯示事件的重大意義，於是，又由全國各省組織有關方面人員組成“考察團”親赴漢陽縣考察、學習，把漢陽的經驗向全國推廣。漢陽縣的黨政領導、有關部門接應不暇，忙得不亦樂乎。反過來，各地又紛紛邀請在漢陽“平暴”事件中建立功勛的功臣們到各地各大專學校演講、傳經送寶，親口講述他們與反革命暴徒英勇鬥爭的動人事跡和大無畏革命精神。為擴大影響，又以國家名義特邀匈牙利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到湖北漢陽訪問，看看中國人民在偉大領袖毛澤東的領導下對反革命暴亂的高度警惕和反革命分子在中國的可恥下場。（匈牙利共產黨人壹定會對中共和毛佩服得五體投地，而自己則羞愧得無地自容。）此外還有路透社記者等也被邀來漢陽采訪。不明就裏的臺灣當局，也以假作真在那邊為“反共義士”王建國舉行追悼大會。“小匈牙利事件”壹時蜚聲海內外……



很清楚，在這壹切背後，有壹雙巨大的黑手在推動、制造著這壹場鬧劇。



與願望完全吻合，漢陽縣委、漢陽地委受到省和中央的表彰，獎賞，提拔，“平暴” 英雄們忙著舉行慶功宴，在歡聲笑語、觥籌交錯中，酒杯裏流動的是“反革命分子”殷紅的血，大快朵頤的是王建國們的肉。他們吃喝完畢又意氣風發地尋找新的“階級鬥爭”目標去了。







五、艱難的平反之路和留下的遺憾



1978年底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上臺，開始籠絡民心的“撥亂反正”，中共的開明派胡耀邦趁此開啟了平反冤假錯案的巨大系統工程。漢陽壹中的“小匈牙利事件”的幸存者、當年被判10年徒刑的胡斌，先後向各級有關部門投書申訴達89次，卻依然如泥牛入海，了無音訊。可胡斌仍不氣餒，不屈不饒，1985年春，胡斌再次夥同同鄉同學、退休教師趙迪生分別上書中共中央，卻異乎尋常地被中共中央辦公廳列為督辦案件之壹。在中國，老百姓的上書投訴壹般只能到各級信訪機構，信訪機構要麽轉回被狀告單位處理，要麽下落不明（更多申訴者受到報復迫害）。申訴者耗時十年八載、傾家蕩產、終其壹生不能申冤者是正常現象，像胡斌、趙迪生這種被最高當局選中列為督辦案件者大概跟中全國頭彩大獎的機率差不多。不過當時中國也確實存在這種中“特等大獎”的幸運兒，胡斌。趙迪生算是其中之壹了。



投訴信件被中共中央辦公廳轉呈當時的中央某個領導人（遺憾的不見報導其真實姓名），經該領導人批示，由中央辦公廳具文指定湖北省委查辦此案。



在中國的又壹玄機和常規是，但凡由下至上的行文，求助、投訴，往往杳如黃鶴，就是正常的請示報告，也如蝸牛爬行；但反過來，由上向下發文，特別是領導親批的“紅頭文件”，那效率之高、之雷厲風行，也令人乍舌，故當時人們喻為“批示治國”非無道理。漢陽事件此次也是如此順利，文件到了湖北省委，由省委第壹書記指定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書記張思卿查辦此案。張不負重望，很快就把案情弄了個水落石出，此中的具體過程就不必細述了。因為凡是毛時代的“大案”、“要案”、“鐵案”，只要壹見陽光，就如長沙馬王堆裏漢代貴婦幹屍身上的華麗衣裳壹樣，很快就化作壹縷青煙，無影無蹤了。



湖北省委據實上報中央，證明這是壹起駭人聽聞的冤案、假案。得到批準後，省委於1986年1月正式為此案平反昭雪，據說，漢陽縣城人民得到此壹消息後，自發擁上街頭，燃放鞭炮、呼喊口號，徹夜不息，勝過歡慶任何重大節日。



不過事情也留有遺憾，那就是只為冤者洗冤，卻不追兇懲兇，這是當時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為平反冤假錯案給出的底線、紅線，據說是為了“團結壹致向前看”。留下的後患、隱患不言而喻。比如，以漢陽壹中這壹冤案而言，那些當年拋屍荒野、含恨九泉、沈冤二十八載的死者；那些受盡屈辱、九死壹生的幸存者，以及他們更加無辜的親屬、家人等，對他們已經失去的壹切如何補償呢？那薄薄的壹紙平反通知書，委實來得太遲了、太輕了！多數受害者已不在人世了。特別是還不能追究造成悲劇的兇手，不能觸動產生這些罪惡的舊體制、舊機制。那些當年參與分享“小匈牙利事件”人肉盛宴的權勢者，有的依然在臺上，有的退休了卻留下了在前臺的代理人，他們並沒有低頭認罪，更沒有洗心革面，所以後來壹有機會又伺機反撲，甚至重新制造新的“小匈牙利案件”……



不久，中國的政治的風向標再度轉向，小匈牙利事件在獲得平反之後，卻不準宣傳，更不能觸動那些冤案的始作俑者。冤案的平反者也陷入尷尬之中。不過，人們不願意再度沈默，歷史也不希望被遺忘，1999年元月，在小匈牙利事件發生41年多之後，在它被正式平反13年之際，《南方周末報》沖破重重阻力，重新報導了這壹事件的真相。



雖然事情很不園滿，但案件總算得以重見天日。不管怎樣，對於為小匈牙利事件的平反昭雪出過力的人，人們應該感念他們。



毛主義築起的三座罪惡大山之壹：反右派運動







從1949年10月登基、至1976年9月死去，毛直接統治中國的27年間，其罪惡可謂罄竹難書，如果按其手段之卑劣，致死人數之眾，後果之慘痛而論，當分別以其1957年發動的整風——反右運動、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1966年開始至1976年毛壽終正寢為止的“文化大革命”為最，為代表。這三大運動可謂集毛主義罪惡大成之三座大山。這三座大山壹座比壹座更“大”、更“高”，但是又各有千秋；就總體而論，可謂集古今中外暴君和極權政治之大成的巔峰之作。



故此，在論述毛的“運動治國”時，對這三大運動有必要單列。但有關這三大運動也是迄今為止已經見諸文字被揭露、批判得較多的，所以，只能擇其要者表達筆者的壹已之見。其中壹些具體典型的事例，置於附錄中供參閱。







第十九章整風、反右派運動的遠因和近因







如果單以背信棄義、出爾反爾、厚顏無恥而論，毛親自發動、壹手制造的1957年的“整風—反右”運動應屬登峰造極之作。後來有很多作者以毛自我蠻橫無恥的辯解：“陽謀”作為此壹事件的概括或標題，是很恰當的；也有壹些作者冠之以“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來概括這場運動，從某方面來說也非常貼切。但是，筆者以為這些描述仍未能完全破解其中 “隱秘”，包括未能揭露毛發動這壹運動的深層動機、目的。因為，不管“陽謀”也好，“文字獄”也好，都還只是現象，而在此背後隱藏的動機、目的，才是問題的的本質所在。







壹、遠因：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是毛實現其人生目標的第二大敵人和障礙



對於1957年毛澤東發動的整風、反右派運動，筆者以為不能停留在就事論事批判毛的言而無信、出爾反爾上，也不能僅從1956年波匈事件的國際背景來分析、判定，這些因素當然是重要的，但只是近因，是引發事件的導火線；深藏在毛心底的陰謀，則是更早的對知識分子、對民主黨派的仇恨和必欲打擊、鏟除而後快計劃、打算。



凡是對毛稍有研究的人都會同意，毛對知識分子懷有深刻成見和刻骨的仇恨，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仇恨愈益強烈。壹般人都認為這可能源起於毛在青年時代在北大圖書館“打工”時遭遇到當時的文化名人們的冷遇所埋下的種子，這個仇恨的種子隨著毛的發跡而生長、壯大，最後變成橫掃、毀滅壹切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的雷霆颶風，毛的發自內心的“對資產階級教授的知識，當以狗屁視之！”的名言，就充分反映和印證了毛的這壹變態、瘋狂心理。



從毛的睚眥必報的本性和其又善於隱忍不發的狡詐權謀來看，上述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卻還不夠。因為，從中外歷史看，草莽出身而終成大業，登上帝王之位者，在其未發跡前受到社會上層名流、名人的輕蔑者很多，這些人發跡後有的是采取殘酷、簡單的報復辦法，黃巢、李闖、張獻忠以及那個說：“此輩清流，當投之濁流”的都屬於這壹類；另壹類人比這些人高明，他們既要報復，但更要利用之，他們懂得“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道理，這其中最傑出的代表是劉邦。識字不多、出身二流子、混跡市井的劉邦早年對知識分子也是極為仇視蔑視的，當著知識分子以儒冠為溺器就是這種心態的典型發泄。但是，在後來特別是他當了皇帝以後，對士人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這種轉變除了如孫叔通為他制定朝儀，使其嘗到九五之尊的樂趣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治理國家主要靠“文治”，靠文治，就是要靠知識分子。“漢家四百年天下”，主要也是靠的以儒家學說為主的強大精神凝聚力，而不是單純依靠武力。



劉邦是毛澤東崇拜的人物之壹，在毛氏批註的二十四史帝王傳記中，漢高祖這位平民底層出身、首次靠農民起義奪得皇位的皇帝得到毛的特別推崇，說他他是高明的政治家，後來的漢武、光武帝較這位乃祖都“差之遠矣”。由此可見毛是欣賞劉邦這種對知識分子能伸能屈，不計前嫌的權謀和風格的。毛自己有時也有意表現壹下“禮賢下士”的風度，在其建國初期，毛就經常邀請他的壹些舊友、文人和國民黨投奔過來的高級官僚如張治中、章士釗、柳亞子、梁漱溟等到中南海自己的家中聚談、敘舊，還專門招待過他就讀的湖南壹師昔年的壹位校長、壹位老師。可見，簡單認為毛對知識分子的敵視只是發泄他當年在北大時受到輕蔑的仇恨，是不夠的。（毛掌權不久就開展了壹場對胡適的大批判，算是報了當年在北大被胡適輕蔑的“壹箭之仇”。）何況，從四十年代在延安時代起，毛已招徠大批知識分子為其服務，這些知識分子在毛的軟、硬兩手的打壓、改造下，全都成了他的馴服工具，為他的事業特別是對他的個人崇拜立下了汗馬功勞。建國後，相當壹批高級知識分子包括當年曾與他共平起平坐的民主黨派的頭頭，都聚集到毛的麾下，甘願效犬馬之勞。當此時，毛壹呼百諾，“萬歲”之聲日盈於耳，毛之誌得意滿已近“此世即我世，如月滿無缺”了，他還有什麽必要為當年在北大圖書館時那壹點點不愉快的往事而郁郁不樂、斤斤計較呢！



所以，合理的結論是：早年遭到知識分子的冷遇只是後來毛對知識分子的仇視、偏見的壹個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什麽呢？其實很簡單，那就是毛的造反——“革命” 的目標與知識分子的人文、政治理念具有不可兼容性，甚至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才是毛與中國知識分子（這裏是指壹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不是如陳伯達、胡喬木、以及張春橋、姚文元之流己徹底赤化的幫兇爪牙）水火不容的真正原因。



說到這裏，就不能不追溯到毛參加共產黨和從事“共產主義革命”的真正個人目的了。這是壹個本來很簡單明確，卻被毛共當局有意掩蓋、攪混了的問題，但只有正確認識了這壹點，對毛及毛執政期間的壹切問題的研究才能“正本清源”，壹切混噸的現象才能迎刃而解。



簡單地說，毛“參加革命”的動機與其他共產黨人、包括黨的創始者和歷屆領導人如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張聞天，以及此後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等都是不壹樣的，上述這些人或者誤以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可以救中國，或者堅信走蘇聯之路可以富國強兵使中華中興，他們也想在此過程中建功立業，名垂青史。但卻絕對沒有想再當皇帝、或者當變相皇帝的妄想。這些人（陳獨秀除外）都在莫斯科受過蘇俄的嚴格、正規訓練，他們接受的教育就是充當蘇聯“國際共運”的馬前卒的角色，在蘇共的指導和幫助下奪取國家政權，建立蘇聯的衛星國或附屬國。當然，在中共建黨之後到毛掌權之前這段時間，由於中共的力量尚且弱小，只能靠集體的力量才能生存，所以黨的利益被絕對置於個人利益之上。那時黨的領袖們雖然也在爭權奪利，但壹旦發現自己的能力無法勝任黨的任務時，也就無怨無悔地從領導崗位退下來。這些人所設想的“革命成功”後的國家，也是壹個共產黨集體領導、共產黨壹黨專政的國家。他們還沒有想到將來要建立壹個獨立於蘇俄之外的帝國，更沒有想到由自己去當這個未來帝國沒有皇冠的“皇帝”。



但是，毛澤東是唯壹的例外。現在可以清楚看出，毛在青少年時代就有了仿效歷史上帝王們成就大業的朦朧理想，少年時的“詠蛙詩” 中的“春來我若不開口，哪個蟲兒敢出聲” 已初露“崢嶸”，剛進湖南第壹師範讀書時就對《世界英雄豪傑傳》癡迷，後來，在與蕭瑜等人的交往、言談中，逐漸明晰了自己要當“破環舊宇宙”、掃蕩舊世界的“大英雄”， 並且初步確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具體路子，就是“仿效列寧、以俄為師”，當中國的列寧。可見，在正式加入共產黨之前，毛就已經有了勃勃的個人野心。



加入中共後，毛為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初始時隱忍不發，後來則無處不表現他不擇手段的“爭權、擴權、奪權” 本性。遵義會議後，被扶上“壹把手”位置的張聞天並沒有想當共產黨帝國“皇帝”的妄想，掌握最高軍權的周恩來也沒有這種野心，他們是典型的“為共產黨集體利益”而奮鬥的“壹心為公”的共產黨員。後來的王明有當“領袖”的野心，但未脫蘇聯訓練的走卒和書生氣，壹切以蘇聯的馬首是瞻，也缺乏政治鬥爭的權謀和狠勁。所以這些人都在與毛的明爭暗鬥敗下陣來了。



毛在遵義會議之後已經確立了逐步奪取中共領導權、伺機奪取全國政權，並進而將共產黨建立的國家逐步轉變為毛氏王朝的遠大目標。這壹遠大理想的流露就是他在1936年2月間由陜北東渡黃河去山西“東征”期間所寫的詞：《沁園春·雪》，詞中毛掩飾不住自己的壯誌豪情，抒發被長久壓抑的勃勃野心：“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壹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其要超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為今日中國之獨裁者的野心，昭然若揭。



以文學形式表達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是歷來人們的慣例和慣伎，毛采取這種方式壹是情不自禁，是真正“言誌”。此時他認為自已經具備了壹定實力，成了中共實際上的頭頭，早年的帝王夢己不是遙不可及了，所以此時不得不“發”； 二是以這種方式可以少擔被指責的風險，吟詩作詞嘛，誰能當真？如有人指其詞中表現的帝皇野心，他完全可以不認賬、不予理睬。毛寫了此詞之後，（現在有此詞為胡喬木所作之說，不過既然毛“冒領”， 也就說明詞中思想正合毛之已意，所以我們仍然可認定此詞為毛之思想表達），也未立即發表，可能也是考慮其時機不太適合。因當時剛剛經過“長征”，流落陜北，立足尚未穩，正處在東突西竄、隨時有可能被消滅的危險之中，若此時向外界宣布什麽“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難免引起別人譏諷訕笑，徒增羞辱而已。所以毛將其沈埋箱底，過了差不多10年，1945年9月，毛去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談之際，才將其公開發表。因為此時，毛已成為占據壹億多人口、擁兵百萬、雄據壹方的梟雄了。毛認為詞中所想已不是可望不可及了。所以，此時將這首《沁園春》發表便不會是徒增人笑柄的妄言誕語，而是實實在在的實力和理想的表達了。由此可見，毛是很認真對待這首詞的，因為這是他的真情表露，實是他個人的政治宣言。



果然，此詞壹出，就在山城重慶引起議論紛紛，擁毛者為之肉麻稱頌，反觀者則指其帝皇之想溢於言表。但它終究只是壹首詞，不可能據此作為毛和毛共未來政治走向之判定。所以各界人士、特別是那些尚徘徊在國共之間的“第三方面”的人士並未將其作為毛未來之政治宣言認真對待。壹些頭腦冬烘之輩反以為毛作為共產黨頭頭也會吟風弄雪，有傳統文人雅士之思而倍感親切，與毛的距離反而壹下子拉近了。



這些人確實大大低估毛了！幾年之後，毛真正奪得了江山，坐上了龍椅。在建國後第壹個“五壹勞動節”官方發布的呼喊口號時，毛特地親自加上壹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自己給自己喊“萬歲”， 可能毛是古今中外第壹人了。原因是這“萬歲” 乃中國人對皇帝的專用稱呼，毛借此提醒人們別忘記了他當年的宣示，把他只當作壹般的國家領導人看待。接著他在鎮反、肅反等運動中大肆屠殺各類階級敵人，壹些民主黨派黨人士包括國民黨投降過來的舊臣試圖對此加以勸阻，甚至暗示其不應重蹈秦始皇覆轍。毛就理直氣壯地反唇相譏：可愛的先生們！妳們說對了，本人就是秦始皇！可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而我們超過他壹百倍！妳們總是說得不夠，要我們來補充……哈哈！妳看，這不是壹副活脫脫的自鳴得意的超級秦始皇形象嗎？那又有什麽奇怪呢，十幾年前，我毛某人不就(公開) 宣示過“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了嗎？我就是要做超級秦始皇！難道妳們不知道？難道沒有讀過鄙人的大作《沁園春》？哈哈！……



於是，毛幹脆明確告訴他的臣民：他毛澤東就是“秦始皇+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說，他是當今披上馬克思主義外衣、吸取了馬克思主義元素（如公有制、階級鬥爭、共產主義）的“秦始皇”。人們很清楚，這個秦始皇與馬克思結合，比起單純的秦始皇或單純的馬克思主義厲害得多了。誰還敢對他說三道四呢。



1956年以後，毛與劉少奇分歧日甚，1959年召開全國二屆人大前夕，毛氣憤地當著劉少奇的面說要把“皇位”讓給劉少奇，他說“妳厲害，我把這個位置讓給妳，妳來當秦始皇。”可見，他對自己的角色和身份是很清楚、很自覺的。



既然自我確立了“皇帝” 身份，就不能不考慮“傳位” 的問題。可是，“太子”毛岸英的意外死去使其皇位後繼無人成了他揮之不去的噩夢，他只好暫時以選“接班人”的方式胡弄黨內和民眾。但“接班人” 壹個個被他自己幹掉，於是人們終於才得知他的“聖意” 是要從毛氏宗親中“傳位”。 但這工作比較難做，他先是準備叫“皇後”江青繼位，遇到太大阻力。最後決定由侄子毛遠新繼承大統。只是可惜這 “皇儲” 立得太晚，未及正式傳位自已就撒手歸西了。



這就是毛的極終人生理想。關於這些，後面還會論及，此處不多述了。



講了這許多說明什麽呢？說明毛與所有其他中共領導人不同，他從進入共產黨那壹天起，就已明確將自己定位於當代農民起義領袖，他的目標就是現代型的劉邦、朱元璋，他打出馬克思主義的招牌，目的只是吸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對其造反奪權和鞏固政權有用的元素，他最後建成的卻必須是毛氏王朝，毛氏帝國。他要成為這壹帝國的開創者，並且像秦始皇那樣，二世、三世傳下去……



毛認為他這個遠大理想是能夠實現的，但是要戰勝兩類敵人、推倒兩大障礙；第壹類敵人就是當時處於統治地位的國民黨和蔣介石，這是要靠武裝鬥爭才能實現的任務。



這個任務終因各種主客觀因素，在1949年完成了，也就是說，這第壹大障礙基本掃除了。



第二大類敵人和障礙是什麽呢？並不是毛公開宣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障礙資產階級，或者私有制，這些其實都不在話下不成其為障礙；真正的敵人和障礙他不好明說，只能以另壹種方式 表白。在1945年5月延安中共七大規劃未來的政治藍圖時，他就以口頭政治報告的形式告誡他的同僚和下屬：我們戰勝蔣介石，革命成功之後，主要鬥爭對象就是民主黨派。



在那個報吿中他說：“自由資產階級也同我們爭領導權，不要以為自由資產階級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產黨差不多。自由資產階級也有它獨立的意見，有它獨立的政治團體，現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裏有壹部分小資產階級，但主要是自由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有更大的動搖性，但自由資產階級現在要民主，他們要他們想要的民主”。因此，在目前階段，在與共產黨共同聲討國民黨的“壹黨專政”、要求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時，他們是“同盟軍” ，但壹旦共同的敵人國民黨被打倒了，這種同盟關系就結束了，轉而與共產黨變成壹種互相鬥爭、打倒和消滅的關系。



到了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在壹份叫做《關於必須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反對劉航琛壹類反動計劃的指示》中則明確指出：“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壹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把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在蔣介石被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從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並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壹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壹步壹步地拋棄他們”。



（以上參見《炎黃春秋》2008年第7期第29—30頁李銳的署名文章）



毛澤東為什麽要針對當年他的忠實同盟者的民盟（筆者按：中國後來的八個民主黨派主要是由民主同盟分裂、演變而來，因此“民盟”可作為中國民主黨派的代稱）制訂如此毒辣的計劃呢？這其實是由毛自己的長遠目標所決定的。



毛是頗有深謀遠慮的權謀家，這方面是中共黨內所有人不能企及的。在壹般人、包括中共其他領導人看來，戰勝國民黨並建立共產黨的國家政權以後，面臨的最重大的任務自然是經濟建設，包括對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便將來轉而建設社會主義。所以，他們汲汲忙碌的便這些事，劉少奇、周恩來便是這類務實政客的代表。



可是毛卻不然。他認定，對他的事業真正最大敵人和威脅就是前面講過的民主黨派和他們的天然同盟者和基礎知識分子。毛認定，只有這些人才是構成對共產黨壹黨專政和極權統治的最大威脅；毫無疑義，這更是對毛實現他那暫時隱忍不發的人生終極目標的最大障礙和威脅。



前面已經說過，毛的個人最終目標就是要做今日中國的帝王、當代的秦始皇。從他實現這壹極終目標的進程來看，在他己經取得黨內領袖地位之後大概還有三個階段，三個步驟：第壹階段是奪取國家政權，建立暫時與各民主黨派共存的“聯合政府”；第二階段是拋棄這些昔日盟友，建立單壹的共產黨壹黨專政的極權統治；第三階段是將共產黨壹黨專政的國家轉變成他個人獨栽的“毛氏帝國”，建立以血緣關系為鈕帶的毛氏王朝，並讓其世世代代傳承下去。



在這壹過程中，毛為什麽壹定要對知識分子和由知識分子組成的民主黨派加以拋棄、甚至消滅呢？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知識分子是人類文明的載體，知識分子都清楚，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向是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知識分子必然地、自覺地承擔起這壹歷史史命，是天然的民主鬥士，同時也就是壹切反民主的政權和暴君的天然敵人。毛要建立個人獨裁的極權政治，特別是要復辟帝王統治，知識分子無疑是其死敵，是毛實現自己人生最終目標的主要障礙。毛對這壹點非常自覺，所以，他稱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是壹項長期艱苦的任務，實際上是壹場“妳死我活”的鬥爭。



先看壹下知識分子與共產黨目標的不可調和性。中國的“資產階級政客”們，高級知識分子和文化精英們，他們壹般都是在歐美接受西方民主教育、之前在國內接受的孔孟之道的教育，也以“仁義”為核心。這就 決定了他們的人生觀、世界觀與馬克思主義、與毛主義的不可調和性。而且，即使是在毛統治下成長的知識分子，只要書讀得多些，涉獵廣泛些，有獨立思考精神，就會對馬克思主義、毛思想產生懷疑，更不用說對秦始皇的暴政了。也就會自然產生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訴求。這是很難“改造”，所以總的說，毛認定知識分子是他的死敵是非常正確的。



為此，毛從來沒有放松對知識分子的警惕和“改造”。在延安時期毛通過整風運動已經在－定程度上達到了這壹目的。建國登基以後，面對更廣大、擋次更高的知識分子群體，毛更是采用了各種辦法，以暴力為後盾，軟硬兼施，試圖對知識分子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知識分子也確實被他馴服了。但是，毛總覺得心裏不踏實，因為他知道這些人雖然表面馴服了，對他喊“萬歲”了。但他知道他是依靠暴力使其馴服的，這未必能使其真的心服口服，壹旦有適宜的氣候，他們就可能故態復萌，跳出來跟他唱對臺戲，與他爭奪民眾，弄不好，會動搖他專制極權統治的根基。



但是，老實講，除此之外，他對付知識分子也沒有更好的、或根本的辦法。偏偏這時東歐發生了波、匈事件，特別是在匈牙利事件中表現出來的、由知識分子組成的“斐多菲俱樂部”對民眾的巨大影響力和號召力，使毛寢食難安，他再次確認知識分子是最危險、最可怕的敵人，是必須解決的他的國家最主要的“矛盾”。而解決的辦法自然地主要靠 “硬”的－手了。他終於決定撕下了長期以來對知識分子的偽裝，決心對知識分子來個大圍剿、大清洗，大迫害。這是匈牙利亊件給予他的主要教訓。







二、近因：1956年的國際形勢和波蘭匈牙利事件



現在我們具體考察壹下作為近因的匈牙利亊件。



1956年，是共產黨世界的多事之秋。先是，赫魯曉夫掀起了反斯大林浪潮，在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引起了巨大反響，接著發生了壹系列重大事件。



1956年2月24日夜，赫魯曉夫在蘇二十大最後壹天向全體與會代表作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反斯大林秘密報告。報告以大量確鑿事實和證據，揭露了斯大林在20世紀30年代以肅反之名，將大量黨內政敵和被懷疑不忠者用駭人聽聞的酷刑將其打成“人民公敵”，然後壹個個從肉體上消滅的罪行。赫魯曉夫的報告首先在蘇共內部引起了震驚和極大的義憤。接著，美國中情局斥巨資搞到了這壹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報告”的文本，並在媒體公布，立即被全球（除中國外）媒體轉載，仿佛是被引炸了壹枚核彈，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被長期嚴密掩蓋的斯大林的暴行和共產黨世界的醜惡內幕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現出了原形，進而在共產主義世界特別是在蘇聯和東歐國家引發了壹場政治大地震，人民被長久壓抑的對共產暴政的憤怒象火山壹樣爆發。



波蘭和匈牙利是受反斯大林報告影響最先起來反抗的兩個國家。當年6月上旬，波蘭爆發了“波茲南事件”。以波茲南市斯大林機車車輛廠為首的工人首先向當局請願，喊出了“我們要面包和自由”、“釋放囚犯”、“打倒秘密警察”、“俄國佬滾回去！”等口號，緊接發生了大規模流血沖突，據官方說有54人在與當局的沖突中死亡，200多人受傷，數百人被捕，騷亂被當局血腥鎮壓下去。



但是，憤怒之火並未熄滅。此時對斯大林式暴政的不滿和要求改革、擺脫蘇聯控制之聲已成為波蘭全國人民的共同心聲，波蘭當局立即陷入全民聲討和包圍之中，為穩定局勢，當局不得不對波茲南事件的受害者進行安撫，為死者舉行祭奠，處分了有關官員。緊接著，7月，執政的波蘭統壹工人黨（共產黨）召開七中全會，為1948年被斯大林指使以“右傾民族主義”罪名撤職、開除、監禁的前總書記哥穆爾卡恢復了名譽。在黨內外壹致要求哥穆爾卡復出上臺執政的形勢下，現任的波黨第壹書記奧哈布決定“讓賢”。10月15日，政治局會議決定於19日提前召開八中全會，延請哥氏重新出任黨的第壹書記。



波蘭黨在民眾的強烈要求下作出的讓步，被蘇聯視為“背叛”行為。19日，就在波共八大開會的時候，赫魯曉夫率蘇共代表團不請自來，飛臨華沙，企圖以武力迫使波蘭共產黨——統壹工人黨改變決定，阻止哥穆爾卡執政。但是，遭到了波蘭黨和人民的強硬抵抗，最後赫氏率領的代表團不得不灰溜溜地飛回國，並被迫承認了波蘭黨的獨立自主權。



哥穆爾卡在當選為第壹書記以後，鑒於對形勢的考慮，釆取與蘇共緩和關系的政策。哥氏於11月15——19日率團訪問蘇聯，雙方舉行表面友好的會談，波方申明仍然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要與蘇方“在完全平等、尊重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不幹涉內部事務的原則基礎上，擴大、加強發展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兄弟般的友誼”。蘇共承認波蘭仍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壹員。波蘭危機就在這樣相互妥協中平息了。



與波蘭事件性質完全相同，卻導致完全不同結局的是匈牙利事件。匈牙利自1956年3月中旬以後，出現了全國性反對在匈推行斯大林模式、“全盤蘇化”的民主運動，矛頭直指蘇共在匈的代理人、執政的勞動人民黨第壹書記拉科西及蘇聯在匈的駐軍。其中，由黨內知識分子組成的“斐多菲俱樂部”（ 這個“俱樂部”原為波蘭共青團中央下屬的壹個學習小組），在發動群眾、制造輿論、組織反政府力量的統壹戰線方面發揮了巨大的核心作用。斐多菲俱樂部不斷舉辦各種研討會和講座，邀請全國知名的經濟學家、作家、歷史學家、教育家、科學家、哲學家自由地發表講演，他們從經濟、政治、哲學、文學、社會和歷史學的不同角度，剖析了現政權的種種問題，提出了救國救民的方略，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和追捧。每次研討會總是人滿為患，參加者不請自來，將俱樂部的會議廳擠得水泄不通，研討會只得臨時改在更為寬敞的經濟大學禮堂舉行，但是，仍然是人山人海，人滿為患。又移至更寬闊的人民軍軍官俱樂部舉行。與會者中包括了壹些現任人民軍軍官和匈牙利建國前（被蘇軍“解放”前）反德軍占領地下鬥爭人士，以及部分政府現任官僚。俱樂部的最後壹次、也是影響最大的壹場研討會在人民軍軍官俱樂部舉行。



在斐多菲俱樂部不斷公開舉辦的研討會的強烈沖擊下，當權的拉科西政府已顯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在5月30日至6月1日俱樂部舉辦的“關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以不容置疑的事實揭露了斯大林主義壹貫偽造歷史、將歷史科學變成其政治工具，“實現其政治目標的辯護詞”的惡劣行徑。匈牙利黨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科學和文化部長安迪·伊麗莎白也出席研討會，並發言極力為黨在歷史學中的工作辯護。但是這種斯大林主義衛道士的靡靡之音，立即被與會者義正嚴詞的洪鐘大呂淹沒了。據會後報道說，在研討會上，匈牙利歷史學家們多年來內心燃燒的要求民主與公開化的烈火，象火山壹樣“噴發”出來。



6月27日俱樂部研討會的題目是“新聞和報紙問題”。會議從下午6時壹直開到次日淩晨4時，6000多與會者通宵達旦不肯離去，為的是傾聽揭露真相的發言和演講，人們被當局駭人聽聞的迫害酷刑所激怒，被長久掩蓋的醜行黑暗所震驚，紛紛要求給已經被迫害致死的知名人士平反恢復名譽，給尚在獄中的受難者洗涮冤情並要求他們重新“出山”掌權。



斐多菲俱樂部的活動象磁石壹樣吸引著全國人民，形成巨大的、不可估量的社會能量。這時，首都以外的各大城市也紛紛自發仿效，組織起自己的“斐多菲俱樂部”。眼看著輿論的風暴即將轉化為政治暴風，拉科西政權只好使出最後的壹招，利用仍然掌握的政權對斐多菲俱樂部進行武力鎮壓。6月30日，匈執政黨召開中央委員會，明確指責俱樂部進行“反黨、反人民民主制度”活動，7月1日，由內務部下令禁止俱樂部活動。



但是，已經覺醒的人民的活動很難被已經喪失權威和合法性的政府取締。到了9月，俱樂部活動重新燃起，並以不可阻擋之勢向全國蔓延。自覺“自己像坐在壹只隨時可能爆炸的火藥桶上”的拉科西，知道單靠他的政府的力量不可能將人民的反抗鎮壓下去，於是加緊向其主子蘇聯求援。



偏偏這時，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代表團在企圖壓服波蘭的活動中受挫，這給了匈牙利人民以極大的鼓舞。10月22日，斐多菲俱樂部開會向執政黨中央提出包括開除拉科西在內的“十點建議”。當晚，布達佩斯各高等學校學生團體又向政府提出包括撤走蘇聯駐軍、懲辦拉科西、確認工人罷工權利的“十六點要求”。23日，布達佩斯爆發了數十萬民眾的示威遊行，示威者高呼支持波蘭人民鬥爭、蘇軍撤出匈牙利的口號。新任黨的第壹書記格羅·埃諾仍然試圖用武力將群眾運動鎮壓下去，結果當天發生了大規模流血沖突。



在各方壓力下，政府發生分裂，原來受到斯大林排斥迫害的納吉被擁戴為新政府領導人。次日，蘇軍兩個師全付武裝開進布市。新政府就撤軍問題與蘇軍展開緊急談判，幾天之後蘇軍撤出了布達佩斯。



就在民眾鬥爭眼看取得勝利這個關鍵時刻，遠在中國的毛澤東氣急敗壞，不停地向蘇聯和赫魯曉夫施壓，派出劉少奇為首的代表團赴莫斯科遊說，堅決要求對匈民眾實行武力鎮壓。赫魯曉夫集團終於接受毛共意見，決定使用武力。11月4日，17個蘇軍師開進布達佩斯，壹百多輛坦克在布市大街橫沖直撞，槍炮聲震耳欲聾，大量民眾立刻倒在血泊之中，壹場大規模的血腥屠殺拉開了序幕。壹時間，大街小巷成了戰場和屠場，積屍遍地，血流成河……



據事後統計，從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有7800人喪生，1·2萬人傷殘，二千多人被判處死刑，二萬余人判處長期徒刑，總人口950萬的匈牙利有30萬人經奧地利逃往西方國家。轟轟烈烈的人民民主運動就這樣被殘忍地鎮壓下去了。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匈牙利事件”。兩年後，當時逃脫的納吉及國防部長等4人被誘騙回國，處以絞刑。



現在需要敘述的是毛澤東在這兩大事件中的態度及其表演。



最先得知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報告的毛澤東，可謂壹喜－驚。對於斯大林，毛是矛盾的，對斯大林個人，毛從內心深處是反感的；但對於斯大林主義又是擁護的。這種矛盾的心情是因為，壹方面，在中共的長期的造反奪權鬥爭中和黨內鬥爭中，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和共產國際既充當了保姆和後臺的角色，同時也與毛產生了不少矛盾和隔閡，如，起初蘇方主要是支持那些從蘇聯學習、培訓歸來的中共領導人，如瞿秋白、王明、博古等“布爾什維克”，毛這個“山溝裏的馬克思主義者”自然放在次要的地位，毛與王明等人的鬥爭，可以說也是毛與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之間間接的鬥爭。再如斯大林多次強令毛幹他不想幹之事，如在“西安事變”中斯氏強令放蔣；在蘇德戰爭中斯氏多次命令毛及中共發動對日軍的進攻，以牽制日軍； 1945年8月斯大林又強令毛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到了 1949年春，毛共決定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斯大林卻叫他與國民黨和平談判。最後，1949年12月毛第壹次出國去莫斯科為斯氏祝壽並擬與蘇聯訂立“同盟互助友好條約”，以便歸國炫耀，提升自己的地位。孰知，到了莫斯科以後，斯大林先是將他放在郊區的別墅裏“冷藏”了好幾天，後來雖然應毛的要求簽訂了壹個《中蘇同盟互助友好條約》及附設的秘密協定，但卻是個“喪權辱國” 的“不平等條約”。凡此種種，毛內心對斯氏之怨恨可想而知。



但是，在表面上，毛卻不得不對斯恭敬如師，依靠如父。毛知道，斯氏終究是世界共產黨不可動搖的最高領袖，他毛澤東也是依仗蘇聯的幫助才有今天，而“斯大林主義”更是他尊從的樣扳。如今赫魯曉夫突然作了這麽壹個揭露斯氏罪惡的報告，把斯氏從高高的“神壇” 上拉了下來，毛自然覺得難以接受，從而引起了他的強烈不滿。當赫氏的報告在全世界產生強大的沖擊波時，毛親自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商討對策。毛公開自己對此事的態度是壹則以喜，再則以憂。按毛的說法是，赫氏報告“壹是揭了蓋子，二是捅了漏子”。所謂揭了蓋子，是說過去所有共產黨國家都把斯大林當作“神”，只準歌頌，不準批評。現在好了，赫魯曉夫自亮了“家醜”，把斯大林殘暴兇惡的真面目擺在了世界人民面前，斯氏的神聖光環沒有了，對斯大林和蘇聯過去的壹切自然可以批評了，毛自謂赫氏幫他搬開了壓在心上的壹塊大石頭，也算是為他出了壹口大氣。



憂的則是，毛認定赫氏此舉可能捅了大漏子，釀成大錯，難以收拾。因為毛知道，全世界的共產黨特別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都無壹例外地執行“斯大林主義”， 靠著斯大林主義維系自己的統治。壹旦斯大林被批判，斯大林主義被拋棄，全球共產主義的精神支柱就將崩潰，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更有可能陷入執政危機之中，甚至可能要發生“政變”， 並可能產生連鎖反應，後果不堪設想……



毛共最後商討的結果是：從維護國際共運的大局出發，堅定地維護斯大林！並且在中國嚴密封鎖赫氏的報告，把影響降到最小。



毛不愧是老謀深算的極權主義政客，他的預言很快被證實了，最初便是發生在波蘭和匈牙利的事件。可以說，波、匈事件是赫魯曉夫報告帶來的第壹輪沖擊波。



但是在蘇聯國內卻是另壹番景象。赫魯曉夫在作了揭露斯大林罪惡的報告之後，同時對國內外政策進行了大的調整，他釋放了斯大林時代關押的數百萬政治犯，為近2000萬被迫害者恢復名譽。蘇聯政治氣候變得空前寬松，蘇聯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感到了從未有過的舒暢。另壹方面，赫氏亦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生活，他大肆修建雖然簡陋卻為數千萬平民解決了住房難題的“五層住宅樓”，還解決了莫斯科交通難題，在壹定程度上增加了民眾的收入。總之，連赫的政敵莫洛托夫等人也不得不承認，在赫氏當政時期，“日子確實比斯大林時代過得輕松”。



但是，赫氏在對外政策方面卻無法作大的改變。除了對美國和西方采取比較緩和的政策外，在華沙條約內部和對東歐共產黨衛星國的政策卻沒有改變，在衛星國的駐軍依舊，東歐各國共產黨領導人也仍然是斯大林時代扶植起來的斯大林的代理人。但對這種狀東歐人民卻不能容忍了，波蘭、匈牙利人民就是在赫氏的反斯大林報告鼓舞下起來爭民主、反極權統治的先鋒。斯大林主義如同用漂亮外殼包裝起來的黑色垃圾， 壹旦打粹這個外殼，其內幕就臭不可聞，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就扮演了打破舊殼、為舊政權掘墓的角色。於是，東歐國家人民與蘇共領導集團之間的矛盾沖突變得不可避免。所以，從壹定意義上講，赫魯曉夫正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然而，就在波蘭出現反對現政權、反蘇的波茲南事件，以及波蘭共產黨自行更叠領導班子的時候，毛卻抱著的是幸災樂禍、火上澆油的態度，因為他認為他預期的“捅漏子”應驗了，毛想要看赫魯曉夫自食其果的笑話和狼狽相。如果最後鬧到不可收拾，毛便想自己出面取代赫魯曉夫來收拾殘局，從而實現他登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寶座的夢想。所以，當蘇聯駐華大使尤金10月19日向中方遞交了蘇共中央關於波蘭問題給中共中央的通報，說明波蘭有脫離“社會主義陣營”投向西方的危險、蘇聯準備動用武力解決時，毛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了與蘇聯完全相反的的決定：全力支持波蘭，反對蘇聯武裝幹涉。10月20日晚毛召見尤金，向他表明：“如果蘇聯出兵，我們將支持波蘭反對妳們，並公開聲明反對妳們武裝幹涉波蘭。”隨後毛又召見波蘭駐華大使基裏洛克，向他通報中方對事件態度，並給波方鼓勁打氣，鼓勵其與赫魯曉夫鬥爭到底。



在波蘭統壹黨和人民的頑強抵制下，赫魯曉夫退縮了，20日他從華沙飛回莫斯科，第二天，赫魯曉夫宣布承認哥穆爾卡上臺的事實，並向中共發出了第二份通知，要求毛派兩位負責同誌去莫斯科參加蘇波兩黨的和解協商，毛立即派劉少奇、鄧小平率團前往。



當然，赫魯曉夫決定不對波蘭動武是出於多種因素的考慮。不過，毛澤東的反對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後來波蘭領導集團和哥穆爾卡對毛壹再表示感謝，據說哥氏說：“如果沒有中國的支持，不知事態會發展到何種程度。”



不管怎麽說，避免了更大的流血沖突、避免手無寸鐵平民的傷亡總是壹件好事。但是讀者和我們的後人千萬別弄錯了，以為毛是在同情、支持波蘭人民爭取民主、反對極權統治的鬥爭，如果這樣認為，那就大錯特錯、完全違背毛的本意了！真正表露毛在東歐事件上的真實意圖的，是稍後發生的匈牙利事件，這次毛完全暴露了他對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極端兇殘的真面目。



上面說到，波、匈事件中波、匈兩國人民是相互支持、相互鼓勵的。10月23日匈牙利爆發大規模全民性遊行示威，打出的就是支持波蘭人民鬥爭的口號。如果硬要說兩國有什麽區別，就是匈牙利人民鬥爭的規模更大，參與鬥爭的人數更多、更廣泛，達到了“全民起義”的規模。



但是，誰也沒有想到，面對與波蘭同壹性質、同壹類型、同壹時間、同壹訴求的匈牙利事件，毛澤東的臉變得比我國川劇中的“變臉”速度還快。事件之初，毛派出了他最得力的心腹重臣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飛赴莫斯科，劉少奇等秉承毛的意旨，要求赫魯曉夫按照處理波蘭事件的方式，從匈牙利撤軍，讓匈牙利人民自主解決自已的問題（目的在於打擊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打擊赫魯曉夫的威信））。赫魯曉夫答應了中共的要求，決定於10月29日從匈牙利撤走蘇聯紅軍。



誰知，轉眼間毛又感到大事不好，認定匈牙利是“反革命事件”，於是來了個180度改變，立即強烈要求蘇聯堅決使用武力鎮壓匈牙利人民的民主運動。不知出於何種考慮，赫氏仍然采納了他的意見。11月4日蘇軍實施“強風”行動，必須出動17個師、配以坦克、大炮等重武器，瞬間，布達佩斯成了戰場、屠場，數以萬計的人民倒在血泊中。



就這樣，在毛的反復無常的慫恿、要挾下，赫魯曉夫集團用布達佩斯街頭隆隆的坦克和槍炮聲將自己在蘇共二十大後樹立的改革、反斯大林形象砸得粉碎，看來，在鎮壓人民要求民主、自由這壹點上，赫氏與毛澤東完全契合。赫魯曉夫的反復無常、左右搖擺，終於導致其在1964年壹次“宮廷政變”中被黨內政敵推翻，退出了歷史舞臺。



匈牙利事件被基本鎮壓下去之後，仍然有余波和廣泛的連鎖反應，蘇聯再次求助毛幫助平息。1957年1月毛派出周恩來、賀龍去莫斯科，再轉去波蘭、匈牙利“訪問”，周以鐵腕的行事風格，軟硬兼施，幫助波、匈平息了余波。



由於毛及整個中共上層積極參與了對匈牙利人民的大屠殺，所以，對於這壹起罪惡的、極不光彩的行為，後來毛和中共嚴加封鎖，諱莫如深。



關於毛在對待波、匈事件上截然不同的態度，後來中共的禦用學者解釋是：毛認為哥穆爾卡只是反對赫魯曉夫和蘇聯的“霸權主義”，而並未放棄社會主義制度，所以毛認為應該支持他們；而匈牙利的民眾和恢復上臺的納吉，毛則認定其要背離了社會主義道路，投向資本主義，所以毛認為已是敵我矛盾，必須堅決鎮壓雲雲。



這種說法有壹定道理，但還沒有完全說出事情真相。毛先前之所以支持哥穆爾卡和波蘭統壹黨（波共），其目的主要是跟赫魯曉夫搗亂，打掉赫氏的權威，以便將赫氏搞垮臺；而毛對哥穆爾卡和波蘭黨則絕對談不上什麽贊同，也不認為波蘭仍然在走社會主義道路。所以，後來毛對哥穆爾卡深惡痛絕，這壹點毛在整風反右中每次講話都明確地表現了出來。如1956年11月15日，波、匈事件剛剛過去，毛召開八屆二中全會專門討論波匈問題，吸取經驗教訓。毛在這次會議上作了長篇講話，這個講話後收入《毛選》第5卷，像其他收入毛選的文章壹樣，它已被大量修改、刪節。但即使在經過修改、抹去棱角的講話文本中，我們仍然看到毛對哥穆爾卡怒不可遏的神態，毛幾次提到哥穆爾卡，都是將其作為對立面的代表人物指斥，如說“像我們這樣的人，可能犯錯誤，結果鬥不贏，被別人推下去，讓哥穆爾卡上臺，把饒漱石擡出來。”在談到蘇共二十大後國際共運總的形勢時，毛說：“我看有兩把刀子，壹把是列寧，壹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壹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我們中國沒有丟。我們第壹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至此，對於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反斯大林取向，毛已經完全清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那就是堅決維護斯大林，堅決反對赫魯曉夫！毛算是以“大局”為重，將斯大林與他的個人恩怨放到壹邊，堅決捍衛專制殘暴醜惡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充分體現了毛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壹脈相承、同病相憐、壹丘之貉的關系。



此後在其他壹些重要場合和會議上，毛也不忘將哥穆爾卡作為反面人物的代表敲打。如在全國省市委書記會議上說：“在壹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的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壹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跟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



對於納吉和裴多菲俱樂部，毛更是咬牙切齒，多次提到“中國出納吉怎麽辦？” 還 說中國的壹些文藝團體有“變成裴多菲的危險”。



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是將波茲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哥穆爾卡和納吉壹視同仁的，都是敵人，都是“烏龜王八蛋”！然而出於他的私心，他卻對其采取兩種截然相反的政策。壹言以蔽之，毛“支持” 哥穆爾卡是假，其真正目的是利用哥氏和波蘭黨與赫魯曉夫對抗，打掉赫氏的權威，把他從國際共運領袖的寶坐上拉下來，自己取而代之。為達此目的毛也顧不得什麽原則了。



在匈牙利問題上，引起毛的特別仇恨的是那個由知識分子組成的“裴多菲俱樂部”。這個俱樂部在推動匈牙利人民爭取民主、獨立、反對獨裁和殖民統治的鬥爭中起到了軸心作用，“裴多菲”是匈牙利非常響亮的名片，是匈牙利知識分子的象征，這個只活了26歲的十九世紀匈牙利著名愛國詩人，以自己激越的詩歌喚起民眾，自己則以身殉道，在反抗沙俄的戰鬥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以裴多菲的名義組成的戰鬥俱樂部，把百多年前的裴多菲參加的反對舊沙俄鬥爭，與眼前反對新沙皇斯大林的鬥爭聯系起來了，新仇舊恨使匈、蘇（俄）關系變得水火不容。也讓毛澤東勾起早己存在於心中對知識分子仇恨的烈火，在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身上毛證實了自已對知識分子的猜疑，看到了知識分子對人民群眾強大的精神啟蒙和凝聚的力量，看到了知識分子和極權的共產黨統治的勢不兩立。這壹切正是他長期以來反復不斷地壓迫知識分子的原因，也是毛所最害怕的局面。毫無疑義，匈牙利出現的裴多菲俱樂部大大加深、加速了毛對知識分子實行毀滅性打擊的決心，他後來多次提到：東歐出現波匈事件，就是因為沒有抓好階級鬥爭，那麽多反革命沒有搞掉。而在這些階級敵人之中，知識分子無疑是可怕、最可恨的壹群。



就在八屆二中全會議上，毛作出了次年（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



所以，波匈事件是1957年毛開展的整風、反右派運動的近因，或者說直接的導火線。



關於毛發動整風、反右派運動的動機和目的







除了東歐波、匈事件的直接刺激以外，毛發動整風、而且迅速將其轉變為反右派運動，還有他自己的戰略考量和戰術部署，只是他從不公開說明，讓其成為歷史謎團。但卻仍難掩其珠絲馬跡。



壹、毛發動整風、反右派運動的初衷



在所有對毛澤東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回憶和研究的論著中，人們不可避免都面臨壹個問題，就是毛發動這壹運動的動機和真正目的。說得明確點就是：毛是想真正開展壹場共產黨的整風運動，還是以此為幌子、為誘餌，在知識分子中大抓“右派”，搞壹場空前規模的對知識分子的打擊迫害。這壹問題到目前為止，人們仍然各有說詞，莫衷壹是。主要有兩種觀點：壹種說法是：毛澤東的本意原來是對共產黨進行整風，只因為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過程中，民主黨派的壹些頭頭和北京的大學生提出的意見過於尖銳，使毛下不來臺，惱羞成怒，於是中途改變初衷，把整風變成“反右派”。這壹說法曾經居於主流，也是當局有意的“引導”。根據毛反復無常、任性胡為的性格、作派，這種情況並非不可能，正如人們常說的，兩年後的廬山會議，毛原擬“糾左”，只因彭德懷上了“萬言書”，毛便惱羞成怒，將會議主題由糾左變為反右（筆者並不完全認同這壹說法，詳見本書有關廬山會議反彭的章節），仿佛毛的“變臉”都是外力誘發的，不得己而為之；另壹種觀點認為毛的整風從開始就是壹個陰謀，壹個陷阱，所謂“幫共產黨整風”是毛的“引蛇出洞，聚而殲之” 的計劃的前部分。這派觀點以無數事實證明，不管是民主黨派、大學生或壹般知識分子，在整風中提出的意見，都沒有超出原來毛所宣布的整風所允許的範圍，毛後來出爾反爾、背信棄義進行瘋狂的所謂“反右派” 運動，完全是壹種預定的流氓惡棍行為，為了給自己這種惡行披上合法外衣，毛還無恥地將自己這壹醜行稱之為“陽謀”，足見其流氓無賴的本色。



筆者以為，前壹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看了本章全文特別是最後部分便自然知曉。筆者基本上同意後壹觀點，但稍有補充。在上壹章中，我們已經得知毛要借鑒匈牙利事件中“裴多芬俱樂部”的教訓，對中國知識分子實行預防性的先發制人的打擊，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這場運動是壹個預定的大陰謀。但是，值得註意的是，同時也不排除毛在最初的計劃與打算中，有順帶進行黨內“整風”之意，而這也是“引蛇出洞” 的必須陪襯和誘餌，而且這兩者沒有矛盾，不管知識分子在“幫黨整風”中提出了什麽意見，毛都可以說成是“惡意進攻”，從而轉變為壹場反右運動。總之，這是壹場毛早就預定的“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陰謀。



為了探索、講明毛的這壹計劃的來龍去脈，需要從中共專門為吸取波、匈事件教訓的八屆二中全會說起，因為1957年的整風、反右派運動就是在那次會議上決定的，從那次會議上可看到毛與中共其他領導人、乃至與全體中央委員的分歧，也可以看出這場運動完全是毛背離中共多數領導人的意願，是毛壹人陰謀的產物。



波、匈事件平息後，1956年10月末被毛派去莫斯科協助蘇聯處理波、匈事件的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於11月上旬回國。毛馬不停蹄地於11月10日至15日召開了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會議主題除了通報波匈事件全過程之外，主要是討論如何以波、匈為前車之鑒，吸取其經驗教訓，以免重蹈覆轍。



劉少奇首先作報告，劉的報告談了六個問題：中蘇關於波、匈事件協商處理的經過；發生波、匈事件的原因；社會主義陣營是否鞏固；朝鮮問題；越南問題；中央的方針。在談到如何吸取波匈事件教訓時，劉少奇提出了壹個他認為的“根本問題”，就是要防止黨和國家的領導機關及各級領導人脫離工農勞動群眾，形成新的“貴族階層”。劉指出，鑒於若幹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當然也是針對中國的現狀），國家的領導人員有可能成為壹種特殊的“統治階層”，劉說，“這個特殊的統治階層，在工人階級裏面可以產生，在共產黨裏面也可以產生”。



如何防止這種現象的發生呢？劉提出必須對權力有所限制，對人民實行民主，包括縮小工資差別，取消等級特權等等，還提出了取消幹部終身制的問題。



劉的報告著重從政治層面探討了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和應采取的對策。



接下來是周恩來作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實際上是從經濟的角度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因為，波匈事件的最初起因基於兩個方面：壹是政治上的高度專制集權，沒有民主，人民沒有表達意見的渠道和機制，而且“全盤蘇化”， 甘做蘇聯的殖民地和附庸，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二是經濟上推行斯大林的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的模式，農業、輕工業等關系人民生活的產業投入很少，發展嚴重滯後，結果導致人民生活必需的糧食、肉類、日用品的嚴重短缺，群眾生活水平每況愈下，激起人民的怨恨。



周恩來考慮到了這些因素，因此整個報告的基調是適當壓縮工業（實際是軍事工業）的投入，放慢其發展速度，以便用於增加民生的投入。他還談到了對“壹五”計劃的總體評價是：“基本上正確，成績很大，但是錯誤不少。”特別指出自1955年末以來的冒進趨勢，造成了國民経濟總體失衡。對1957年的計劃，周說經國務院會議討論，執行保證重點，適當退卻亦即適當收縮的方針。周警告說：“我們應該意識到，不要使中國也發生波茲南事件、幾十萬或幾千萬人站在街上遊行”，等等 。



第三位作報告的是陳雲，陳雲講的是關於糧食和豬肉、食油的生產和供應問題。在中央全會上由壹位黨的副主席專門作這樣具體問題的報告，在中共來說可謂史無前例，這反映了當時這些關系人民生活的基本、重要產品的供求矛盾，已經到了引起社會動蕩不安的程度。報告中陳雲提到，明年（即1957年）將有50億斤糧食赤字，“明年春天會出亂子，不如現在收縮。”陳雲提出解決豬肉供應緊張的辦法是“私養為主，公養為輔”，同時采取措施解決養豬飼料和提高生豬收購價格，對農村中的自由市場，陳雲認為它的積極作用是主要的，出現的問題應通過進壹步放開價格和管理去解決。



從以上三位領導人所作的報告中可以看出，他們從政治、經濟和人民生活的不同角度真正認真地思考著波、匈事件的教訓，采取相應的改進措施，以防止東歐事件在中國重演。他們的動機和目的當然首先是為了維護共產黨政權的穩固。但是其提出的對策，客觀上對人民是有利的，如果付諸實施，人民的生存狀況會得到改善，社會矛盾也將緩和，共產黨政權也會贏得民心。



在三位領導人報告的啟示下，與會人員在討論中也紛紛提出了當前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和隱患，如住房短缺、電力不足、日用品供應緊張，官僚和特權現象很嚴重，高、中級幹部在財務、警衛、用車、看病、子女教育等方面都有不少特權制度，引起平民不滿，應該考慮改革。會議經過提問題、揭隱患，很多人感到中國存在的問題很多，有的已經很嚴重，非改不可。如朱德就說：“現在看起來問題很大”。西北組在討論中認為：當前市場的供需矛盾發展下去，難免發生波茲南事件。



會議在吸取波匈事件教訓上取得了幾乎壹致意見，即：要執行穩健的建設方針和註重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幹群關系。



但就在這時，有壹個人心煩意躁，按捺不住跳出來要扭轉會議的大方向了，此人就是毛澤東。早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做報告時，毛就不時在插話中表露了不同看法，但鑒於三人報告獲得了與會者的壹致認同，毛不便立即剎車。但他更感到了問題的“嚴重”， 終於決心親自出馬，扭轉乾坤。



毛先是召開了壹次小組長會議，向這些會議骨幹們交了他的“底”。關於經濟問題，毛說成績是主流，失誤是支流，1956年基本建設投資和其它事業開支大部分是正確的，壹部分不正確。但不存在“冒進問題”。在政治問題上毛提醒大家仍然存在著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對於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改造，要長期教育、長期抓，不能放松，對國內矛盾和問題不能采取大民主的方法，而應采用小民主的方法解決。



小組長會議只是毛的壹種粗略表態、壹種初步的試探性氣球。1月15日即會議最後壹天毛作總結講話，才真正、正式將會議的成果全部顛覆。



毛的講話分四部分：經濟問題、國際問題、中蘇關系問題、大民主小民主問題。和毛在其他場合的講話壹樣，沒有講稿，沒有嚴謹的結構和邏輯，隨意而發、語無倫次、強詞奪理、東拉西扯、霸氣十足。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中揣測出他後來發動整風、反右的若幹思想軌跡。



在第壹部分關於經濟問題的講話中，毛主要是與周恩來唱反調，毛認定“第壹個五年計劃根本正確”，出了壹點問題是難免的、正常的，壹萬年以後也會有。還說不平衡是絕對的、正常的，平衡則是相對的、暫時的狀態。毛以他慣有的霸道、流氓無賴哲學舉例說：譬如人走路，總不能兩個腳同時走，總是壹個腳先走，另壹個腳後走，然後反過來，另壹個腳先走，開始先走的腳後走。毛以此駁斥周恩來提出的經濟建設要綜合平衡協調發展的思想。還說要把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中的“穩妥可靠”改為“充分可靠”。這些都是後來毛發動“反反冒進”、批判、打擊周恩來的前奏，也是1958年“大躍進”的先聲。



在第壹部分講話中毛還提出要抓報紙、抓輿論，改變它們“片面地、不合實際地宣傳要改善人民生活”的說法，轉變為主要宣傳勤儉建國、艱苦奮鬥的思想。這樣就把周恩來、陳雲報告中提出的、也為與會人員所認同的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經濟建設指導思想給推翻了，也預示著毛後來發動“大躍進運動”將全國人民推入深重的災難深淵……



在這部分講話的最後，毛又突然離題跳到鎮壓反革命的問題，說總的看“殺得好！殺得對！”並說明他主要是殺“小蔣介石”，至於“大蔣介石”，比如宣統皇帝、王耀武、杜聿銘那些人，我們壹個不殺。毛還強奸民意、以“人民”代言人的口吻說：“不鎮壓反革命，勞動人民不高興。牛也不高興，鋤頭也不高興，土地也不舒服，因為使牛、使鋤頭、利用土地的農民不高興”。



毛之所以突然離開主題講這些，據說是因為“有些民主人士說殺得壞，我們說殺得好，無非是唱對臺戲。這個戲我們就是表現民主人士唱的不對頭”。大概這也成為後來在反右中毛要狠狠整治民主黨派人士的壹個原因。



第二部分講國際形勢，實際上根本沒有談什麽國際形勢，只講了壹句：波蘭、匈牙利出了亂子，“我看這些壞事也都是好事”，因為“失敗乃成功之母”。“凡是失敗的事，倒黴的事，錯誤，在壹定條件下會產生好的結果”。此後講的是與國際形勢不搭界的壹堆中國歷史知識賣弄，壹堆語言垃圾。



第三部分名為中蘇關系，實際也沒有談多少中蘇關系，特別回避了在波、匈事件上毛自己翻雲覆雨、朝秦暮楚的表演。卻對蘇共二十大作了嚴厲的批評，即“我看有兩把刀子，壹把是列寧，壹把是斯大林……”那壹段話。不過毛在這裏又回避了壹個問題，即：既然說哥穆爾卡是壞蛋、是敵人，為什麽在蘇波沖突中他卻全力支持哥穆爾卡？好在當時毛已在黨內稱皇稱霸了，296名與會的中央委員無壹人敢對他上述自相矛盾的說法提出質疑。毛已經可以在黨內為所欲為了。



除了譴責波匈事件，譴責赫魯曉夫，並表示要保護斯大林以外，毛在這部分講話中還提出了他自己對波匈事件起因的獨特見解。他既不提劉少奇指出的出現了“新貴族階層”，人民沒有民主權利的問題；也不說片面發展重工業造成人民基本生活必用品短缺，從而引起人民群眾不滿的事實。毛不提這些問題表示他不同意這些觀點。他提出了自己關於發生波匈亊件原因的觀點是：“東歐壹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麽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毛認定這才是發生波匈事件的根本原因。



這就把前三位領導人關於吸取波匈事件教訓的觀點全部推翻了。毛的獨特的、不同於眾的對波匈事件的總結，成為他後來要借整風之機發動反右派運動（以及次年的粛反運動），將中國 “潛在的反革命分子”壹網打盡的主要依據。



第四部分“大民主和小民主”實際是毛此次講話的重點，篇幅也最長，在這部分毛主要講了如下觀點：



——“大民主”即仿效西方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群眾上街、遊行示威請願等等，這是共產黨用來對付它的敵人的辦法，共產黨解決自己的問題應用“小民主”的辦法，即實行有領導、有組織、有控制的“整風”。



——如果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知識分子要搞大民主，他就來壹個“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他們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黨派就被消滅了，就不能長期共存了”。



——如果資產階級（毛這裏是指民主黨派和教授們）要搞他們的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把學生們統壹發動起來批評妳，每個學校設壹個關卡，妳要過關，通過了才算了事。所以教授還是怕無產階級大民主的”。



——如果發生群眾上街這樣的事，毛說他不怕，甚至還可以鼓勵。因為“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毛舉了壹個例子，說河南壹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講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結果引發農民群體性抗議。毛又說成都有壹百多名學生要到北京請願，壹些人上了火車到廣元就被阻止了，另壹些在洛陽被阻止。毛說：“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遊行示威是憲法上有根據的，以後修改憲法我主張加壹個罷工自由”。



——為什麽不怕群眾搞大民主？毛說：“我們黨有成百萬有經驗的幹部”，“東歐壹些國家不穩，壹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這壹幫幹部”，有了這些久經考驗的幹部，“就可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帝國主義都不怕，怕什麽大民主？怕什麽學生上街？”



最後毛宣布明年（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主要是整改三風：壹是主觀主義；二是宗派主義；三是官僚主義。“官僚主義就包括許多東西，不接觸幹部群眾，不下去了解情況，不與群眾同甘共苦，還有貪汙、浪費等等”。毛還強調：“整風是在我們歷史上行之有效的辦法，以後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我們主張‘和風細雨’，‘治病救人’”。



以上是毛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的主要內容（收入《毛選》第五卷第313——329頁，對原講話已經作了大的刪改）。鑒於此次會議是專為總結、吸取波匈事件的經驗教訓而開的，而且在會上宣布了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可見兩者之間的密切的關系。所以它是研究整風運動，特別是毛的整風運動初衷的重要參攷資料。



從上述我們對會議、對毛的總結講話的介紹中，有哪些是與後來整風、反右派相關的問題呢——



第壹，毛對於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教訓的說法，充分說明毛並沒有絲毫從根本上接受波匈事件教訓的意圖，這並不是因為毛不知道事件起因和真相，而是他認為波匈人民起來反對的那些事情都是對的、是絕對不能更改的！波匈人民起來反對的實際上就是壹件事，壹個東西，那就是斯大林主義。但是毛認為它是共產黨的命根子，是共產黨政權得以存在的“兩把刀子”之壹，是絕對不能丟的！所以，從根本上說，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不是什麽消除特權，實行民主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是加強階級鬥爭，殺掉壹切潛在的反革命！清除更多有反動思想者的隱患。毛的這壹想法來源於他那窮兇極惡、無所不用其極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為了維護和鞏固他獨裁政權，他可以不惜壹切，消滅壹切。所以，波匈事件對毛來說不是促使他向民主轉化的契機，而是促使他加強極權統治、加緊消滅壹切可能對他的極權統治構成威脅的現實和潛在的“敵人”。 而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則是他所認定的這種敵人或潛在敵人。



第二，毛從會議中看出了劉、周、陳等與他的重大分歧，堅定了他隨後以“反反冒進”之名對周恩來進行整粛的決心，也堅定了日後他對劉少奇等黨內壹切妨礙他專制獨裁勢力進行掃蕩的決心。



在此次會議之前，蘇共二十大刮起的反對個人崇拜、實行黨內民主之風，也波及到了中國。因此在中共的八大之前和八大期間，出現了短暫的民主氣氛，主要表現在：政治上提出了重視知識分子，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及尊重憲法法制，保護人民基本權利等輿論取向；經濟上提出了反對冒進，反對不顧實際情況追求建設規模和速度，不顧民生，破壞國民經濟平衡的做法。毛知道這壹切的矛頭實際上都是對準自己的，但依當時的政治氣候，毛知道只能暫時退卻，不予爭論。於是就有了較為溫和、務實的“八大路線”。劉、周、陳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實際上也是八大路線的延續。對這壹切毛銘記於心，耿耿於懷，在內心深處等待時機，以便將他自己被迫贊同的八大路線顛覆、推翻，將與他唱對臺戲的政敵通通打翻，踩在腳下。



於是我們看到，東歐發生的波匈事件，本來對共產黨政權有所警示作用，正如劉少奇、周恩來所指出的那樣。但毛卻把它推到了反面，認為這是反革命死灰復燃的表現，必須以強化階級鬥爭、強化“專政”來解決。依仗自己在黨內的獨裁地位，毛趁此發出了狠抓階級鬥爭的信號。這壹切都為次年的整風、反右運動定下了基調，埋下了伏筆。



第三，毛設想的整風，包括了黨內整風和黨外整風這兩方面的內容，前者是處理內部矛盾的“和風細雨”，後者則可能是敵我矛盾，主要打擊對象是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後來毛將其統壹改稱為“資產階級右派”）， 所以毛說資產階級教授很帕整風，怕人人“過關”，他指的就是延安整風對付知識分子的那－套，包括“鋤奸”與“搶救”。這就是毛擬議中“整風運動”的內涵。後來有人說毛的黨內整風完全是假的、是幌子，這恐怕也不是事實，在那次會議總結講話中，毛還說了下面壹段話：“現在有這樣的壹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應當的，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吸取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誌們要看作好事”。 又說：“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麽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壹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壹個脫離人民群眾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雖然毛的這些話決不可全信，但為了自己的江山穩固，他希望清除壹些不好的東西也是情理之中的。所以他提出整共產黨的“三個主義”，也並非全是“引蛇出洞”的謊言。



關於黨外的整風，毛明確地說：“妳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可見毛的“整風”壹詞，就是“思想改造”，既包括共產黨內，也包括整黨外；既針對當權者，也針對幫共產黨整風者。就黨外整風來說，壹切政治上可疑者，如民主黨派人士、知識分子，或者家庭出身、社會關系“不好” 的人，都在“整治”之列。後來毛把他們打成“向黨猖狂進攻” 的右派分子，按毛的邏輯，其實也屬整風的範圍，整風的題中之義。（後來很多毫無“右派言論” 的人都劃成了右派分子，是他們本人的身份所註定，因為毛要清除“隱患”。）這樣我們就不會對整風轉向反右感到不解了。



第四，毛在決定開展整風運動的同時，已經作了對付可能出現的“大民主”即上街示威遊行、鬧事的預案，那就是堅決實行武力鎮壓。毛在講話中有兩處透露了他的這壹思想：壹處是說他不怕大民主，他說：“帝國主義都不怕，怕什麽大民主？怕什麽學生上街？”這裏的潛臺詞是：美帝國主義那麽強大的武力我們都在朝鮮頂住了，而這些手無寸鐵的學生、民眾，難道還怕他們嗎？匈牙利幾乎全國都起來造反了，結果呢？還不是經不起蘇聯坦克、槍炮壹掃！中國的民眾沒有銅頭鐵臂，也不可能全國起來造反，怕什麽？所以他說自己可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



另壹處毛說：“壞事可以變好事”。“凡是失敗的事、倒黴的事、錯誤的事在壹定的條件下會產生好的效果。”他接著以波匈事件為例，說：“波蘭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總是要燃燒的。燒起來好，還是不燒起來好？紙是包不住的，現在燒起來了，燒起來就好了。”好什麽呢？就可以壹舉殲滅、壹網打盡，壞事就變成好事了。後來他還說，出現“小匈牙事件”是好事，可以分割消滅，“擠出了膿包”。



這些滿含殺機的話，是預計、陰謀和陷阱。但是後來整風中並沒出現毛說的反革命（右派）上街鬧事等“大民主”現象，更沒有出現“匈牙利事件”。然而毛仍然不依不饒，為了表示自已料事如神，硬是制造了漢陽壹中所謂的“小匈牙利事件”。



充分理解毛上述講話，我們就可以知道後來發生的壹切都在毛的計劃之中。至於他把運動前自己的承諾，如實行“和風細雨”、“言者無罪”、“三不（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裝袋子）政策”等等都當作了“放屁”，那就屬於他的“策略”問題，出爾反爾，在毛來說屬於“小節”了，他是從來不在乎這些“小節”的。



所以後來他將數以百萬計知識分子打成“資產階級右派”， 投入黑牢，打入另冊，充當永久“賤民”，制造古今中外第壹大文字獄大冤案，完全是他的計劃，他的初衷。毛並非不知道這些人的冤屈，但這些人是他預計中的“隱患”，只好預先清除之。他不能等到他們搞“裴多菲俱樂部”才清除。不搞掉這麽多“階級敵人”，也就不能充分吸取波匈亊件的教訓，不能顯示出他的英明偉大。（到了鄧小平時代，就復查出有99·9%屬於“擴大化”了。）







二、“引蛇出洞、聚而殲之”毒計之形成



毛在八屆二中全會上雖然作出次年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但具體的方案尚未形成，這場運動的主題已經明確，就是：通過打擊中國潛在的“反動勢力”，消滅在中國發生匈牙利事件的隱患，同時以此鎮懾黨內高層的右傾、保守勢力，為全面按照毛的要求突擊實現中國的軍事工業現代化，建成稱霸世界的軍事強國掃除壹切障礙。此後幾個月毛的主要精力就是思考如何開展這場運動。



現在追尋蹤跡，這壹場“陽謀”的具體形成和制造過程，主要反映在他召開的三個會議上所作的講話之中。



第壹個是在1957年1月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的講話。這是壹次黨內方面大員的工作會議，毛敞開心扉向他們交底，是毛對其整風、反右陰謀的壹次很好的自我暴露。



這個講話分為兩次，或者說兩段。第壹次是1月18日的講話，名為“談思想動向問題”，實際上完全是為即將開展的整風運動造輿論、造氣氛，從中可以看出，毛的敵情觀念較兩月前有了很大的發展，對形勢的估計空前嚴峻起來。



比如，他在講話中提到石家莊壹個學校因為學制延長壹年，有少數反革命分子煽動學生去示威遊行，去搶占廣播電臺，要搞個“匈牙利”；又說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出：“總有壹天老子要殺幾千人就是了！”據知情的當時清華大學黨委宣傳部長郭道暉回憶，毛說的這個學生是機械系焊接專業的武天保，其實他根本沒有說過這句話，是個別為了邀功討賞者將這個虛假情況上報上去，於是以訛傳訛，正中毛的下懷。石家莊那個學校的“反革命事件”大概也屬此類。



毛據此認定：“我們高等學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國恐怕也差不多。”“在壹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



“在壹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麽壹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電影《武訓傳》，妳們看了沒有？那裏頭有壹技筆，幾丈長，象征“文化人”，那壹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



然後聯系到蘇共二十大後國際上出現的所謂“反共風潮”，說國內“也有少數人起了波動，每逢臺風壹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它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臺風’壹刮，中國也有那麽壹些螞蟻出洞。”“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壹下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匈牙利事件的壹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螞蟻引出了洞。”



毛還說黨內和軍隊內壹些高級幹部偏聽地主、富農、富裕中農親屬的話，“替農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互相呼應。”



他再次談到不要害怕大民主，“如果有人用什麽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領導，我們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關於百花齊放問題，毛說：“有些同誌認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這種看法表明他們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理解。壹般來說，反革命的言論當然不讓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現，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現，那就只好讓它放，這樣才有利對它進行鑒別和鬥爭。”



在這篇講話裏，可以看到毛已經對他所謂的“形勢”有了明確的判斷，那就是中國已經有壹部分人想鬧事了，想“搞匈牙利”了，這些人就是知識分子，教授、學生、文化人。毛告訴他的大員們，仍然要讓他們“放”，放出了毒草，再來整它、消除它的影響，必要時“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第二次是1月27日的講話。這個講話可謂又長又臭，其中有關整風的內容與上回的講話差不多，但也有壹些發揮，如“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放香花的同時，也必然會有毒草出來。這並不可怕，在壹定條件下還有益。”“有些現象在壹個時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來就有辦法了。”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至於梁漱溟、彭壹湖、章乃器那壹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讓大家聞壹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爭論，爭取多數，把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壹些要主動采取措施，有壹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 可見，這時毛的“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方案己經形成，並準備用他慣用的方法如深文周納、無限上綱、施意歪曲、攻其壹點不及其余等等，派上用場。由此也就可見，毛將他在戰爭中的“詭道”完全用於搞運動。



這個會議以及前面的八屆二中全會，是工作會議，不是專門講整風的會議，但是毛在會上把整風、反右的壹些基本手段、原則、目的向他的大員們交底了。



第二個是在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第十壹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這個會議與前次會議不同，它不是黨內會議，它規模和範圍很大，共有1800多人包括大量的黨外人士參加，而且這是壹次專門為發動整風運動而召開的動員性質的會議，是壹次營造“引蛇出洞”氛圍的會議。毛在會上作了後來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長篇講話，這篇講話總的基調溫和，毛顯得談笑風生，通情達理，思想開明，甚至“真誠”，給人的印象是這位壹貫粗暴、簡陋、嗜血成性的毛忽然變得和善溫順了。據當時與會者回憶，毛承認“階級對抗已不存在了，剩下來的是人民內部矛盾，正確處理就行了。”說中國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要人們起來批評共產黨，幫黨整風，並且要暢所欲言，允許言論自由和提出不滿意見，不會受到報復。還說那些不發表批評意見的人“不是我們的朋友”。



毛指出他的幹部隊伍中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對群眾的意見不是采取說服而是采取壓服的辦法。還指責斯大林“殺錯了很多人”。也承認中國的鎮反運動發生了偏差，也錯殺了壹些人。他說帝國主義分子說我們殺了2000萬人，極其荒謬，實際上鎮反殺的“不超過七十萬人。”內中也許有少許錯案。毛表示這些錯誤將得到糾正。



毛講話制成錄音，放給那些不能參加會議而需要參加“幫共產黨整風”的更多人聽。3月1日毛又專門召集與會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士，對他們說，請他們批評中共，並特別聲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奇怪的是毛上述這篇重要的長篇講話卻遲遲不見付諸文字發表，直到6月19日即在講話三個月又22天之後，整風轉入反右半月之後，才在《人民日報》登出來，這時早已停止了鳴放、整風，而是集中力量開展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了。而且人們發現，正式刊登出來的文本，與原來真正的講話內容已大相徑庭，所有原講話中鼓勵人們“幫黨整風”、言論自由、言者無罪等等都不見了，鎮反錯殺了人，共殺掉七十萬反革命分子的話也不見了，卻冒出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 等原來沒有的說詞，特別還冒出壹個“辨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 這六條標準歸結為壹點就是：“它們應當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削弱這種領導”。



這個六條標準，說得非常抽象、廣泛，不具可操作性，卻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它實際上非常容易將壹切給共產黨提意見，“幫黨整風”者扣上“反黨”、“ 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罪名，顯然，這是毛給反右派運動設計的壹個致命的“殺手鐧”。



由於這個六條標準是6月19日泡制的，卻硬塞在2月27日講話之中，它也就成了毛的“陰謀”的證據。然而毛卻以此為依據厚顏無恥、理直氣壯地說他早已有言在先，他不是搞陰謀而是“陽謀”。毛在1957年7月1日親自為他的喉舌《人民日報》寫了壹篇社論，大言不慚地宣稱：



“（整風）其目的就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壹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就是說，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壹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壹場戰爭……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他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他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這就是“陽謀”之說的來歷。也就是說，毛居然將他在國家最高級別的國務會議上當著1800名與會者所作的長達四個小時的講話，以及據此制成的錄音帶都當作了他玩弄國人的把戲！他的講話可以像放屁壹樣不算數。而且還偽造壹些假貨塞進裏面，然後硬說是當時他說過的話。在民間，如果壹個人當著另外幾個人說謊，或者出爾反爾否認在幾個人面前說過的話，肯定會被罵成流氓、潑皮、無賴；如今作為壹國之君的毛，居然當著全中國、全世界人民的面撒謊、耍賴，應該給個什麽封號呢？恐怕不能以壹般的流氓無賴看待了……



即使經過毛的經心修改，我們今天來讀收入《毛選》第五卷中的這個講話，它仍然露出不少狐貍的“尾巴”。



在講話的第壹部分雖然毛將民主說成是壹種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什麽，毛沒有說），但他不得不重申：“我們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但是，為了害怕人們抓住憲法這個“把柄”，毛接著又使出了壹個偷梁換柱之計把前者否定了：“我們的憲法又規定，國家機關實行民主集中制”，“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民主是相對集中而言，自由是相對紀律而言……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壹，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毛有如壹個權術魔術師，將民主、自由、集中、紀律這些概念互相混淆了壹頓後，就變成為他的“專政”服務的“民主集中制”了。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毛還在這個講壇之上，在大庭廣眾之中對歷史進行了厚顏無恥的撒謊和揑造，毛說他在延安整風時創造了壹個“叫做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即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批評，達到新的基礎上的團結。用它代替‘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這裏，毛仗著他那壹手遮天的本事，把弄得鬼哭人嚎，人人自危的延安整風說成壹場和風細雨、人人笑逐顏開的輕喜劇。更為無恥的是，毛居然還說，自從1927年起在江西根據地和中央蘇區時期，他就是采取這種“和風細雨、與人為善”的方式處理內部矛盾（毛的原話是：“自從壹九二七年我們在南方建立革命軍隊和革命根據地開始，關於處理黨群關系、軍民關系、官兵關系以及其他人民內部關系，就是采用這個方法的”）。然而鐵的事實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為了打擊以李文林為首的江西地方共產黨勢力，毛不惜以偽造的“AB團”的罪名，先後殺害數萬名紅軍官兵和地方幹部，其中屬於江西地方武裝的紅二十軍，副排長以上幹部被全部殺光！這就是毛的“和風細雨”、“ 治病救人”的“團結——批評——團結公式”。



毛之所以敢於在全黨、全國人民面前公開撒謊，除了他的流氓、騙子本性外，還在於他知道無人敢揭穿他的謊言，無人敢揭他的老底，知情的從蘇區和延安走過來的老幹部，早已經屈服於他的淫威，不知情者，則只能聽任他的擺弄。



在這個講話中，毛也承認鎮反、肅反中有錯誤，並表示要“有錯必糾”，提議在“中央由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員會和政協委員會主持”進行檢查和糾錯工作。後來羅隆基據此提出成立這樣壹個檢查糾錯機構，卻被硬扣上“進行反攻倒算”的“反革命罪行”。



在講到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的方針時，毛說：“思想鬥爭和其他鬥爭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強制的方法，只能用細致講理的方法。”對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我們不應當用壓制的辦法不讓他們表現，而應當讓他們表現，同時在他們表現的時候，和他們辯論，進行適當的批評。” 說得多麽輕巧、溫和可愛！



談到對待群體鬧事問題時，毛說：“應當在處理鬧事的過程中，進行細致入微的工作，不要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要草率收兵。”“對鬧事的帶頭人物，除了那些違犯刑法的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法辦以外，不應當輕易開除。”



但是，只要看看後來他親自插手處理的對湖北漢陽中學初中生“鬧事”的所謂“小匈牙利事件”，就可以知道什麽叫“彌天大謊”了。



總之，這篇講話是毛為了“引蛇出垌” 而不顧後果、不顧亷恥施放的大煙霧、大誘球。



第三個是半個月後1957年3月12日毛在中共全國宣傳會議上的講話。



這是毛在整風前夜在壹次專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和前面的壹樣，在收入《毛選》時已經作重要修改，與它的原形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看到壹些東西。它的基調仍然是實行“雙百”方針，鼓勵鳴放，並說現在鳴放得不夠。毛還說知分子重要，“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就不能做好，所以我們要好好團結他們。”並且說，在“五百萬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是愛國的”。但是他立即轉過話鋒，說還有百分之壹、二、三“極端反動的人”。對於“絕大多數愛國的”、聽話的知識分子，毛對他們也並沒有多少正面的評價，而是說：“有些人讀了壹些馬克思主義的書，自以為有學問了，但並沒有讀進去，並沒有在頭腦裏生根，不會應用，階級感情還是舊的。還有壹些人很驕傲，讀了幾句書，自以為了不起，尾巴翹到天上去了，可是壹遇風浪，他們的立場，比起工人和大多數勞動農民來，就顯得大不相同。前者動搖，後者堅定，前者曖昧，後者明朗。”



這壹段話比較充分表現了毛對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壹是在毛看來只有“馬克思主義”才算學問，其他都不算，所以才有了後來的“讀書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 等等。二是工人農民不但比知識分子可愛，而且也比知識分子有“知識”，因為他們的馬列主義立場比知識分子堅定，這也是後來毛說的“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發端。三是毛認為知識分子的“階級感情”是很難改變的，即使是認真學了馬列主義，“階級感情還是舊的”。為什麽呢？就是因為他們頭腦裏有知識，但那都是反動的舊知識，所以要永遠提防他們，改造他們。



毛的話是基本正確的，要把知識分子都改造成純粹的“俄式赤化分子”，大概是很難辦到的，要改造成俄式赤化分子中最“優秀者”如毛本人，就更難辦到了，因為知識分子如果都成了毛那樣厚顏無恥、窮兇極惡的“有文化的流氓”，知識分子本身也就不存在了，整個國家、甚至人類也完蛋了。



這個講話的第五部份是講整風問題。面對他的宣傳骨幹，毛也並不交底，仍然要他們充當騙子去騙別人，騙知識分子。毛對他們說：“共產黨中央作出決定，準備在今年開始整風，黨外人士可以自由參加，不願意的就不參加。這壹次整風主要是……壹方面要嚴肅認真，對於錯誤和缺點，壹定要進行認真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而且壹定要糾正；另壹方面又要和風細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反對采取‘壹棍子把人打死’的辦法。”



毛還對他的骨幹們鼓氣：“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批評建議。舍得壹身剮，敢把皇帝打下馬……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精神。”毛引用這句成語的用意值得關註，這時中國的“皇帝”是誰呢？當然是毛自己，這點毛自然非常清楚，他這樣講並不僅僅是打比方，而是暗示也可以批評、反對他這個當代皇帝，不過那就要付出“壹身剮”的代價了……



此外，毛還會上講了：“放”是壹個基本的、長期的方針。只能放，不能收。



對他的運動骨幹、代理人都不交底，不講真話，是毛的壹個原則，因為他從來不相信任何人，隨時準備將這些代理人變成運動打擊的對象，或者當作替罪羊。



由於最初毛將發動這場整風運動的真實目的、手段和部署對所有人保密，特別是他大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等，因而引起壹些黨內高層人士的疑惑和不解，根據他們與毛的長期相處的經驗，當然知道事情絕對沒有毛在公開場合說的那麽簡單、美妙，但毛的具體計劃他們也不知曉，因而主動拉開了與這場運動的距離。壹些外國研究者發現，毛在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那場長達四個小時的報告的時候，沒有劉少奇在場，經考證劉當時在離北京不遠的河南考察；彭德懷、林彪則稱病未出席會議，林伯渠和朱德也離開北京去外地了。研究者於是據此斷定這些黨內重要人物都“反對” 毛發動這場“整風”運動 ，或不滿毛宣布的運動的方針政策。其實，說黨內高層反對毛搞整風是不可能的，因為早在上年11月的八屆二中全會上，這壹決定已經宣布了，而且不論劉少奇、周恩來或其他人誰也不敢頂撞毛。實際上是，劉少奇等人（鄧小平除外，他後來成了整風領導小組組長，毛的主要助手，反右第壹線總指揮）不出席，更可能是他們都有“延安整風” 的經驗，知道毛又“故伎重施” 了，不願意卷進毛這場陰謀渾水中去。所以盡可能避而遠之。



但毛也不是絕對保密，不久，他跑去杭州，就對他認為的可靠的心腹羅瑞卿、康生、以及來杭州晉見的華東局書記柯慶施等人說出了心裏話，他說，他的關於歡迎批評共產黨、歡迎黨外人士幫共產黨整風的講話，已經使知識分子從原來的“猶豫情緒顯得比較開朗”，開始“鳴放”了，但是“鳴好鳴壞由他們自己負責，反正總有壹天要整到（他）自己頭上來。”“我們要放，要硬著頭皮，讓他們攻！”“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壹鬧……讓他們罵幾個月。”毛還說現在是“放長線釣大魚。”“不讓蛇出來我們怎麽能捉它，我們要叫那些王八蛋出現、唱戲，在報紙上放屁，長長他們的誌氣。”“我們是壹逼壹捉。”在這裏毛已經把他的陰謀詭計盡數交底了。



所以，那些認為毛後來是被逼“老羞成怒”才“翻臉”、 才把整風變成反右派的人，實在是完全錯了！如果不是受命為毛掩飾，就是他們太低估毛了，是以“君子之心”， 去度毛的蛇蠍之腹。其實在毛看來，整風和反右是－回事，就象延安整風包括“鋤奸”、“搶救”壹樣。整風就是整知識分子，整敵人。事情就這麽簡單。



歷史以鐵的亊實證明，對毛這種“非人類” 的任何言行，特別是甜言蜜語，絕不能以對平常人之心去猜度，去解釋，否則，妳就要為此付出代價，後悔莫及矣！



所謂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







當毛認為已做足了“引蛇出洞”、“誘敵深入”的文章後，剩下的就是去實際推動了。這時的毛，壹方面利用他的統戰、宣傳工具，廣施釣魚之策；另壹方面親自出馬去遊說各統戰對象，雙管齊下。



先是叫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專門討論他的講話，率先大鳴大放。自3月7日至19日，共有406人在會上作口頭和書面發言。毛本人則不斷召見新聞出版、文化藝術、科學教育界人士反復動員，鼓厲他們大鳴大放。他還公開贊楊《文匯報》辦得好，“我也愛看”， 反過來批坪《人民日報》不積極宣傳他關於整風的講話，是和中央方針“唱反調”，是“死人辦報”。 於是全囯大小報紙迅速掀起了刊登大鳴大放言論的熱潮。接著，自3月16日起，毛又馬不停蹄南下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到處發表講話，鼓動鳴放，並說自己是“遊說先生”。



毛的統戰部門也空前忙碌。自5月4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在北京召集民主人士座談會13次，後來章伯均、羅隆基、儲安平等人所謂的“大毒草”， 就是在這些會議上“鳴放”的。統戰部還召開工商界人士座談會25次，此外，國務院、國務院各部、委、辦，各高等學校，以及各省市自治區，均紛紛仿效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鳴放會，壹時間，全國上下掀起了鳴放高潮。



4月27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正式下達了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要求繼續執行“放”的方針，把毛在那段時間在公開場合的表態統統寫了進去：“為了適應……為了克服……團結壹切可能團結的人，為建設壹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要“進行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和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方針，達到‘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目的……”



文件重申：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出於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



4月30日，毛又特別指示：運動“應該多采取同誌間談心的方式，即個別地交流，而不要開批評大會，或者鬥爭大會。”



就在同日，毛在天安門城樓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知識界代表人士開談話會，以身示範。毛在會上即席講話，動員大家幫助共產黨整風，大有周公吐哺、求賢若渴之態。毛講話主要內容如下：







幾年來都想整風，但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現在已經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該繼續下去，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題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



……要承認它，然後分析它，找出解決的辦法。現在報紙天天討論矛盾問題，有人擔心人民政府會被推翻，但已經二、三個月了，政府並未被推翻，而且越討論越發展，人民政府就越鞏固。現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厲害，越攻越好……幾年甚至幾十年解決不了的問題，壹辯論，可能在幾個月內就可以解決。人們並沒有提議要打破妳們的飯碗，也不是壹棍子把妳打死，而是要求改善關系。……多攻壹下，切實攻壹下，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的註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得解決。找出辦法，要黨內外壹起來……報上登壹下，就可以打破沈悶的空氣。這時提整風比較自然，整風總的題目是要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



統戰工作的問題幾年不得解決，如有職無權等，過去很難解決，現在可能解決了……過去共產黨員有職有權有責，民主人士只有職而無權無責，現在大家是有職有權有責。同共產黨黨員壹起混，民主人士確是不好當，很有點惱火，不好辦事。現在黨內黨外應改成平等關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兩個組織：壹個校務委員會管行政，壹個教授會議管教學……學校黨委制恐怕不適合，要改壹下……要李維漢同誌負責找黨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的問題征求意見。







談話中毛還說了句極誠懇又有幾分幽默的話，他說：“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可見當時談話是十分輕松的，不象官方報導的那樣幹巴無味。可惜的是，後來儲安平先生將此話當真了，引用此語來給毛提意見，結果引來了烈火焚身，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誰能想得到這些是壹場天大的陰謀、壹個彌天大謊呢！



據說，在看到毛2月27日講話原文的譯文之後，全世界研究共產主義的“專家”都被毛的開明和氣度感動了，都認為毛的講話將是對共產主義理論的革新。共產主義學說分化了，毛澤東的思想比赫魯曉夫走得更遠……。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更是奔走相告，幾乎是彈冠相慶，據親自聆聽了毛講話的人士說，毛在講演中給還在遭到文藝界左將們圍攻的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解了圍，說寫得相當好，但卻不是很好，因為小說裏只批評了北京壹個區黨委的組織部，沒有影射黨中央。“我就奇怪，中央為什麽不可以影射呀？中央的官僚主義也可以反嘛！我就說過我對這個小說很不贊成，因為小說寫的還很不夠！”……順便毛又批評他曾經大力支持過的當年反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青年學子李希凡，說李現在住在高級機關，當了政協委員，吃黨飯，聽黨的命令，當了“婆婆”，寫的文章不生動了，使人讀不下去。



接著毛又談到詩人流沙河。毛說：還有壹個流沙河，寫了個《草木篇》，那是有殺父之仇的人呀……接著他就講草木篇，講著講著又講回來了：“我們要團結壹切人，包括有殺父之仇的流沙河，也是我們團結的對象嘛！”



知識分子們被毛的披肝瀝膽的真誠和“大肚能容天下難容之事”征服了，親聆了在全國宣傳會議上毛的講話的著名翻譯家、文學家、美學家傅雷，3月18日揮筆給他遠在波蘭留學的兒子傅聰寫信，深情地寫下了下面壹段話：



“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的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列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滬上文藝界半年來有些苦悶，地方領導抓得緊……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這股味兒，所以從1月18日至27日在全國省市委書記會上提出百家爭鳴問題。2月底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就更明確地提出，這次3月12日對我們的講話，更為具體……”



最後他教育兒子：“他們（指波蘭——筆者）的知識分子仿徨，妳可不必仿徨。偉大的毛主席遠遠發出的萬丈光芒，照著妳的前路，妳得不辜負他老人家的領導才好。”他自己呢？更是興奮難以自制地對人就說：“共產主義者遍天下，毛主席真乃千古壹人！” 看來傅先生不僅被毛折服了，還學得了壹點馬屁精的本亊。



可是誰能料到，對毛如此敬佩之至，赤膽忠心、甚至甘當“毛奴”的傅先生在即刻到來的反右派鬥爭中仍被劃為右派，飽嘗批鬥羞辱和皮肉之苦，最終被打成“共和國”的“賤民”，“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文革中，終於被毛的紅衛兵生生逼得夫妻雙雙懸梁自盡！



在國內外對毛的講話壹片叫好聲中，只有兩個身份不凡的特殊人物發出不同壹般人的低沈之音，他們中壹位是蘇共頭頭赫魯曉夫。赫氏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寫道：



“毛非常明白我們不贊同他的這個政策，我們反對讓那些所有不同的花都開放……另外，我認為‘百花齊放’這個口號是個激將法，毛假意把民主和自由發表意見的閘門開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們把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用口頭或書面的形式發表出來，以便他能夠把那些他認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除掉。”



另壹位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先生，杜氏讀了毛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英譯本後，如此回答記者的提問：



“我把這篇講演看了幾次，這壹類的講演是要多讀的，即使這樣人們還是不能十分確定它們的意義……”



“人們還不能斷定毛澤東關於百花齊放的講話，究竟是標誌著自由主義的開端，還是誘人陷入羅網的方法……”



這兩位都是毛的政治對手，赫氏與毛打過幾次交道，特別是經歷波、匈事件，使他對毛的認識有了迅速的提高；杜氏作為美國重臣，艾森豪威爾的主要外交助手，對毛更是有深入的了解。他們對毛的講話不約而同地持懷疑、不信任態度，懷疑它是毛設計的陷阱。



中國的知識分子可不這樣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從小受到“仁、義、禮、智、信” 的教育，深信“信者人之本”，“人無信不立”。認為平常人言而無信尚且難以立足社會，何況作為壹國之君，又是當著全中國、全世界人民的面，紅口白牙許下的承諾，豈會出爾反爾？縱使有壹些口是心非的地方，也只會偷偷在執行中悄悄作壹些修改，而不可能將公布於天下的大政方針棄若敝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吧！



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政治學知識，大概只在幼兒園水平。不過這種說法好像也難以說得通，因為中國知識分子中的精英，都受過西方高等教育，有些還是“政治學博士”、“哲學博士”，怎麽壹回到中國，回到毛的統治下，就變得跟“白癡”差不多了呢？可見問題可能不只在知識分子這壹方面，還在於對方、對手壹面的毛實在太過“高超”、太過高明了，以至於這些飽學之士面對他只有束手就擒、任其宰割。當後來這些知識分子壹壹落入毛的陷阱，被貶為“賤民”發配邊疆、或送去農場勞改、或坐穿牢底，這時才無不對毛的“陽謀”驚嘆莫名！如大夢初醒。這就是亂世中國的政治鬥爭規律：劣幣驅逐良幣。知識分子絕對不是湖南痞子的對手！不過毛對付他們的辦法其實十分簡單，那就是大兵加鐐銬！外加剝奪妳的發言權。用句簡單通俗的中國成語就是“秀才遇著兵，有理講不清”， 而且根本不給妳“講” 的機會。然後把妳捆了送去生不如死的地方，象狗－樣活著，或者廢物利用，幹脆把妳宰了用作“肥田”（在延安整風中毛就說他的政治對手不如狗屎，因為狗屎可以肥田，教條主義不能肥田）。毛玩這類遊戲早已輕車路熟，早在十年前的1945年毛澤東去重慶與蔣介石和談，在答復英國路透社駐重慶記者甘貝爾書面提出的十二個問題中的第十個問題：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界說為何？——毛就答復說：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壹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言論和表述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 筆者）。它將保證國家獨立、團結、統壹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上述答復是由外國記者向海內外傳播的，當時中共的《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均刊登在最顯著的版面。後來毛勝利了。他兌現了承諾了嗎？給了中國人民他說的那些民主和自由了嗎？誰又敢與他較真、跟他算賬呢？連全世界都可以欺騙，中國的知識分子豈在話下！



可惜人們太健忘了，現在只忙於呼喊“毛萬歲”，以致十年前的延安那壹幕如今又再次重演了。而在毛看來，對知識分子玩些“陽謀”把戲，實在有如兒戲。不過小菜壹碟，何足掛齒！



毛的周公吐哺式的表演大獲成功。魚兒們紛紛吞餌、上鉤了。



第壹個“跳出來”自投羅網的是費孝通教授，著名社會學家，其時還掛著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民盟中央常委、文教委負責人等壹大串頭銜。1957年3月24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壹篇題為《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的文章，正是這株“大毒草”將“右派”這頂帽子牢牢地扣在了自己頭上。



後世的人們也許認為這壹定是壹篇言詞激烈、批評共產黨不留情面火藥味十足的檄文，不然費先生何以拔得右派分子的“頭籌”？以費先生在知識界的威望，毛共何以絲毫不留情面，要將其作為“右派先鋒”首先拿下呢。



錯了，大錯特錯！好在費文不長，這裏不妨壹錄，望讀者諸君不妨用放大鏡或顯微鏡仔細檢查捜索，看看哪裏有“反毛、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病毒”：







去年壹月，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像春雷般起了驚蟄作用，接著百家爭鳴的和風壹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因時而動了起來。但是對壹般老知識分子來說，好象現在還是早春天氣。他們的生氣正在冒頭，但還有壹點靦腆，顧慮似乎不少。早春天氣，未免乍暖還寒，這原是最難將息的時節。逼近壹看，問題還是不少的。



周總理的報告對於那些心懷寂寞的朋友所起到的作用是難以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來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識分子在新社會的地位是肯定的了，心跟著著了窩，安了心。心安了，眼睛會向前看，看出自己的前途，因此，對自己也提出新的要求。有的敢於申請入黨了，有的私下計議，有余錢要買些大部頭書，搞點基本建設。這種長期打算的念頭反映那些老知識分子心情的轉變。



周總理報告之後，各地學校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兩者比較起來，生活條件似乎改善得更多壹些。比如工資提高了，過去許多只夠衣食的教師們現在可以買買書了，就是子女多，家屬有病人的困難戶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顧，生活上的問題總的來說基本上解決了。知識分子是滿意的，甚至有點受之有愧。而且過去這壹段時間裏，很多學校裏對高級知識分子照顧得也非常周到。比如為了剪發、醫療、買菜等排隊浪費時間，給高級知識分子優先待遇，甚至看戲都可以預定前排座位。高級知識分子對於這些優待是領情的，但這也使他們過分突出，叫別人看來不很舒服，甚至引起群眾的反感。這些辦法是否妥當還值得考慮。我自己就沒有用過這些優待券，因為拿出來怪不好意思的。



百家爭鳴實實在在打中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從立場這壹關改起的。劃清敵我似乎比較容易些，壹到觀點、辦法，就發生唯心論和唯物論的問題，似乎就不簡單了。比如說，擁護黨、政府、愛國家、人民，對知識分子來說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就有不少人弄不清什麽是唯物的、什麽是唯心的那壹套。



他們對百家爭鳴是熱心的，心裏熱，嘴裏還是很緊，最好是別人爭，自己聽。要自己出頭，那還得瞧瞧，等壹等再說，不為天下先。依我接觸到的範圍來說，不肯敞開暴露思想的還是占多數。



究竟顧慮些什麽呢？對百家爭鳴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壹整。這種人不能說太多。比較更多的是怕出醜……



有壹位朋友說得很生動，他說，我不是怕挨批評，我們以前還不是有被批評的，學術論戰還是搞過，現在可挨不得，因為壹有人說自己有了唯心主義，明天上課學生的臉色就不同，自己腳也軟了。面子是很現實的東西，戴上壹個落後分子的帽子就會被打入冷宮，壹直影響到物質基礎，因為這是“德”，評級評薪，進修出國，甚至談戀愛，找愛人都會受到影響。這個風氣現在是正在轉變中，但是積重難返，牽涉的面廣，也不是壹下子就轉得過來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虧”的思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分子，想到了不鳴無妨，鳴了說不定會自討麻煩，結果是何必開口。







筆者以為費孝通這篇文章按毛的標準，不僅不是毒草而是大大的“香花”。因為它既是壹篇對共產黨的贊歌，又是向黨的“交心”書，文中對共產黨的感激之情、敬佩之意，溢於言表，發自衷心。它活畫出了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經過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已經被整得夾著尾巴過日子慣了的知識分子，壹旦得到壹點“黨”的信任，“黨”的恩惠，便由衷地要叫“皇恩浩蕩”，甚至想喊“萬歲”了。只是做縮頭烏龜慣了，壹些人仍然不敢響應毛的號召大鳴大放，他們只想過平安日子，茍且偷生，絕對沒有對“黨”不敬的想法。更不可想象這樣壹些奴才相、市儈氣十足的順民，會膽敢向共產黨“猖狂進攻”，想奪共產黨的“天下”！從文中也可以看出毛共對知識分子的“兩手”確實高明，效果不凡；壹方面毛對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恨之入骨（“讀書越多越反動”，“對教授們的知識當以狗屁視之”，是毛對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的由衷之言）；另壹方面卻要把他們全部包養起來，對其中相當部分人的待遇還強於壹般共產黨幹部，不過，被豢養的代價是知識分子必須、絕對放棄自已的思想和學術上的自主、自由，亦步亦趨變成共產黨的馴服工具，變成毛主義的傳聲筒。當然也有人不願做這種交易。那麽好吧，毛說：不給他開飯（毛多次說過這句話）。而當時中國人的飯碗確確實實全部攥在毛手裏。當然毛在這裏說不給開飯並非要將其全部餓死，而是意味著送妳去勞改農場吃飯、幹苦力吃飯。這壹著真的厲害，知識分子領教過了，或者看見到了別人被開除“飯籍”後的慘狀。因此都願當被“包養”的馴服的工具了。在毛的高壓和誘惑之下，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已經成了唯毛的馬首是瞻、且善於見風駛舵的順民，傳統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等等“士氣”已經飛去爪哇國了。



這就是當時知識分子總的精神狀態，或者是他們表面的狀態。費孝通先生極好描述了當時知識分子這種狀態和心理。只是他以為自己的身份、地位比較特殊，應該起來響應毛的號召，代表知識分子說幾句心裏話，甚至想說服那些“明哲保身”者起來響應黨的號召，參與“幫黨整風”， 也算是他對“黨恩” 的壹點報答。



以上就是這篇文章的主旨和論題。這樣壹篇“頌黨”的“佳作”怎麽被打成“毒草”，作者變成“大右派”呢？這需要具有高度政治敏銳性並了解壹些毛政權內情的人才能明白。原來此中的奧秘和關鍵就是他文中幾次提到並歌頌的周恩來總理。費教授不知道“黨”只能與毛劃等號，而不能與其他任何人等同起來，特別是不能與周恩來等同起來。費孝通大概沒有註意到毛在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開頭的幾句：“現在唱‘紅娘’的是周總理，我好比那個老夫人，必要時出來扭壹扭，扭多了，觀眾就煩了。”（這個開頭語公開發表時自然刪去了。）這簡單壹句話，其實包含著毛對周的多少忌妒、怨恨又無可奈何之情！歷史上幾十年的毛周恩怨就不說了，現在毛所謂的周唱“紅娘”這個討人喜歡的角色，直接就是指周恩來在1956年1月在全國知識分子會議上的報告，那個報告讓周恩來擄去了全國知識分子的“心”，讓周成為知識分子的知己和崇拜偶像，這就使毛睡不著覺。如今毛發動的這場陰謀加陽謀的運動，附帶目標就是要將周的主要“資本”之壹的知識分子，連同他們在共產黨內的“知己”周恩來壹並打入十八層地獄！而不識相的費孝通，居然首先跳出來歌頌了壹番周恩來，是可忍孰不可忍!……



當然這是毛心中的“話”，是不能說出口的，也不能用來當作定費氏右派罪的依據。其他定罪的“理由” 其實是很容易找的，就以費氏這篇文章的題目而論，就包藏禍心，罪該萬死！他將毛花了幾個月營造起來的對知識分子的“寬松環境”，居然比作乍暖還寒的“早春天氣”，那麽此前知識分子不是壹直處於“嚴冬”之下麽？將共產黨和偉大領袖毛領導下的知識分子說成是生活在“嚴冬”裏，光這壹條還不夠劃十個右派嗎……



自作聰明的、自以為是的費孝通教授，其實還不如毛手下壹個大老粗戰士的政治水平。而且費的全部學問和知識，在毛說來正是“當以狗屁視之”的“社會學”，它有什麽用？完全是資產階級國家壹門無聊學科，既不能多打糧食，又不能用來造原子彈（非常務實的毛在反右派以及後來文革中，都有專門保護自然科學家的規定），還不能如狗屎肥田。所以早在1952年毛共搞的大學院系調整時，“社會學”就被取消了，如今再除去壹個費孝通，又有何不可？！



後來費教授試圖通過檢舉右派中的“頭號”章伯鈞（說章說“共產黨要借我的頭”）以及他原來的朋友、清華大學副校長錢偉長（說錢要“教師帶領學生準備暴動”）來減輕自己的罪責，可惜無效。



費孝通雖然是最早跳出來的壹個，但從毛的鬥爭部署來看，他還不是毛所要打擊的重點，因為他雖屬高級知識分子，但卻不是職業政治家，不大能夠與毛“爭天下”。真正成為毛在此次運動中必欲打倒的對象、必須除去的心頭之患，是幾個民主黨派頭面人物，他們是後來名噪壹時的全國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他們各有代表性，其“專利性”的罪名是：章伯鈞要“成立政治設計院”、輪流坐樁；羅隆基要“成立平反委員會”搞復辟翻案；儲安平發表惡毒的“黨天下”論。這三人的“三論”當時作為右派言論的代表，在全國進行大批判，弄得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成為右派“罪惡”的代名詞。



現在就讓我們看看這些被毛澤東欽點的大右派的罪大惡極的代表作到底是些什麽東西。



章伯鈞，民盟第壹副主席（主席沈鈞儒已年邁幾乎不管事，所以章是民盟實際負責人），農工民主黨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政府政務委員，國務院交通部部長。光是他的第壹個“頭銜”，就註定章是在劫難逃了，因為上文說過毛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就已徑向共產黨內通報了：等到打倒蔣介石之後，民盟就是主要對手了，要采取措施“壹步壹步拋棄他們”， 首先是其中的右傾分子，章首當其沖。建國初期，鑒於當時的形勢，毛還需要把“團結民主黨派”、“建立聯合政府”這出戲演下去，但對於在政府任職的民主黨派人士，對於他們不時的“建言獻策”，已經使毛感到十分不快了。在黨內，毛說這些人是“歷史上包下來的壹批王八蛋”，說：“每年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政協會議，總是要對付他們壹場，通過法案，他們都舉手，下去視察就找岔子”。毛對他們已經有些忍無可忍了，這次整風運動的主要目的之壹就是要把以民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 “打啞”，把他們中的壹些代表人物清除出政權機構和“革命隊伍”，給那些企圖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當頭棒喝。



擒賊先擒王。章伯鈞就是毛首先要清除的壹個“王”。章伯鈞其實並沒有什麽出格的“右派言論”和真正的不軌行為，只是作為壹個老牌政客，留德哲學博士，曾經參加過共產黨又自動退黨，如今自立門戶，還有些政治野心。比如他想發展民盟組織，壯大民盟力量，這就居心可疑。其實只要想想，這本屬於其職務份內之事。不過毛可不管，他本能地感覺到章是民主黨派中的右翼，是企圖與共產黨爭天下的最可怕的潛在敵人，整風、反右不打倒此人還打倒誰？



當然，要搞掉章伯鈞以及所有的“右派”，總得抓住壹些把柄。於是，毛的辦法是，誘使這些人“鳴放”，請他們幫共產黨整風，只要他講話，提意見，總能從他們的發言中雞蛋裏面挑出骨頭，再上綱上線加以分析，罪名就成立了。這就是毛“引蛇出洞” 的奧妙。然而民主黨派頭頭們也不是儍瓜，不會輕易上當，他們對毛有幾分了解，所以個個謹言慎行，不得不發言時，就把講話的內容限制在毛指定的範圍，或者重復毛自己說過的話。



1957年5月21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的壹再催促下，章伯鈞在中央統戰部舉行的座談會上發了言，提出了後來作為他的右派大罪狀的“政治設計院”問題：



“過去，做了轟轟烈烈的要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給國家帶來了損失。如果在工作進行之初，就多聽聽人大常委會、政協、民主黨派的意見就可以少走彎路。如掃盲運動，五年壹貫制，推廣雙輪雙鏵犁等問題，如果事先經過國務院的部長們，根據材料，多方面地進行討論，或經過民主黨派、高級知識分子、專家的討論，就會減少損失，如果黨內壹決定，就那麽幹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的。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壹個政治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壹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和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壹個諸葛亮。現在大學裏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開展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



這就是被批為全國頭號大右派的主要罪狀。雖然從章的發言中我們看不出有什麽“反黨、反社會主義” 的企圖，但是，提出這個“政治設計院”還是令人覺得有些出格，因為這樣壹來實際上有取代共產黨的“政治局”之嫌，再伸引開去，不是要取消共產黨黨的領導了嗎，豈有此理！所以公布章氏這壹罪狀後，全國人民莫不憤怒聲討！



可是這時章氏卻頑強抵抗，拒不承認批判加給他的罪名。看來底氣很足。後來章伯鈞說出了他的底氣所在：原來這“政治設計院”乃毛澤東首先在黨內提出，是劉少奇將這壹訊息告知章氏的，章氏順湯下面，提出成立“政治設計院”的建議。原本以為這是毛自己的說法，絕不會受到追究，那知毛故意裝作作不知，把這壹發明權讓給章氏，當作章氏的壹大罪狀。章氏怎會“口服心服” 呢？



知道這壹內情後，當時還是毛的寵臣的彭真自願擔當毛、章之間的“調停人”。 經過彭去做章的“思想工作”， 終於達成君子協定：鑒於形勢需要，章擔當這壹罪名；作為回報，在作右派處理時對其從輕發落，保證章及家人不會受到太大的打擊。



還有什麽別的更好的出路嗎？沒有了，章伯鈞只能接這壹安排。後來處理時宣布：章劃為極右分子，撤銷了原有的九個職務而保留了“全國政協常委”壹職， 工資由行政三級降為七級，但仍然享有四合院、小轎車、司機、警衛、廚師、勤雜、秘書等待遇。與壹般的“極右分子” 比較起來，真可謂天淵之別了。看來，在某些方面毛還是很“守諾”的。可是毛也沒便宜了章，他又加給章氏壹頂“章羅聯盟”壹號頭頭的帽子，己經舉起白旗的章伯鈞無可選擇，只好勉強接受了。



全國第二號大右派羅隆基，亦為民盟副主席，時任森林工業部長。羅氏是留美政治學博士。在國民黨當政時代，羅氏辦報、從教，書生論政，睥睨時流，銳不可當。他曾被蔣介石邀請為其“講課”，頗有“帝師”之範。在1946年初召開“舊政協”會議時，羅氏作為民盟代表，是38名政協成員之壹。時羅氏任民盟宣傳部長，而當時有“第三方面”和“中間勢力”之稱的民盟，在政協中的代表比共產黨還多，是左右中國政壇的重要力量。不過它實際上已與中共結盟，互相幫襯，共同對付國民黨。羅隆基以其博聞強記、雄辯滔滔之才，在舊政協會上與中共代表周恩來配合默契，面折廷爭，大出風頭。其才情引起蔣介石和馬歇爾的重視，試圖以高官厚爵拉攏過去。可羅氏不為所動。羅氏雖然為共產黨立下了功勞，但其才華和知識分子的傲氣卻為毛所忌恨，建國之初毛並不給羅任何職位，大概是想殺殺他的傲氣。後來才給了他個森林工業部長這種學非所用的冷扳凳坐，與羅從來不睦的章伯鈞也為此頗抱不平，說羅氏本乃政治外交之才，英語又好，卻叫他去管木頭，是為用人不當，大材小用。孰知毛澤東不但忌才、屈才，還想“殺才”，終於決定將羅隆基也揪來批倒、批臭，清洗出局。



羅隆基的主要罪狀是1957年5月22日在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中，建議成立“平反委員會”，他的原話是：



“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成立壹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麽委屈都來申訴，這個委員會包括領導黨，也包括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我以為這樣做有三個好處：壹、可以鼓勵大家提意見……二、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雖然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發生了副作用，使人不能講話，有人擔心在這次的‘放’和‘鳴’之後會有‘收’和‘整’，在過去運動中受了委屈的，要給他平反，就可以使他們減少同黨和政府之間的隔閡。平反的機構壹定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機構分開。三、現在誰都不能保證在下級機關裏不發生打擊報復事件，有了這個機構，敢於打擊報復的人，知所畏懼；受打擊報復的人就有路可走，他們可以提出控告。這樣，既檢查了肅反中的遺留問題，又配合了整風。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應該成立這樣性質的委員會，使它成為壹個系統。”



羅隆基這壹番建議，後來受到舉國壹致、同仇敵愾的討伐，認定這是羅氏反攻倒算“變天”的反動言論，成了羅氏鐵板釘釘的“罪狀”。但明眼人壹看便知，最初提出這個建議的不是羅，而是毛澤東本人，羅不過是在其基礎上具體化壹點而已。1957年2月27日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那次著名講話的第二部分《肅反問題》中，就提出“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接著說：“在肅反工作中，凡是已經發現了的錯誤，我們都已經采取了或正在采取糾正的步驟。沒有發現的，壹經發現，我們就準備糾正。原來在什麽範圍弄錯的，也應該在什麽範圍宣布平反。我提議今年或者明年對肅反工作全面檢查壹次，總結經驗，發揚正氣，打擊歪風。中央由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員會和政協委員會主持”。很明顯，羅隆基只是在毛的“提議”的基礎上加以了具體化，基本精神完全壹致。所以這壹“建議”的發明權（與章伯釣的“政治設計院”壹樣）應屬毛，而不是羅。



但是，毛卻不認賬了。就像上次他把設立“政治設計院” 的發明權 “讓渡“給了章伯鈞壹樣，毛又將成立平反委員會的發明權讓給羅隆基，而且這次因為是自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公開提出的，所以也就無須彭真去做暗中交易，也就省略了給羅氏經濟補償這筆開支。結果當然硬是把這頂“罪名”栽到羅隆基頭上。特別冤枉的是，羅氏又被“任命” 為“章羅聯盟” 的二號頭頭。盡管羅氏大呼冤，但毛壹言九鼎，而且頭號成員章伯鈞己經“認罪”， 妳羅隆基還有什麽法子抵賴呢！



右派猖狂進攻中的第三員大將和他的代表作是儲安平的“黨天下”論。



儲安平，留英歸來的精英，其人是風度翩翩的美男子，其才華令廣大青年學子傾倒，亦為世人所推重。1946年儲拒絕了南京政府的委以“高級公務員”的邀請，去自辦了壹個名叫《觀察》的雜誌，《觀察》獲得空前的成功，成了當時著名的知識分子的“論壇”。但因為其尖銳的反政府立場於1948年底被國民黨查封，但儲本人安然無恙。毛建國後，經胡喬木、胡繩推薦，周恩來批準，《觀察》在1949年末復刊。



但是不知為什麽，儲安平在《觀察》總編的位置上僅壹年多，就被調離了，刊物也更名為《新觀察》。



整風運動尚未開始，毛正在做煽風點火的工作時，得知民主黨派的機關報《光明日報》的幾任總編都是共產黨員，覺得不妥。於是由中共統戰部、宣傳部忙乎了壹陣，推出身跨民盟、九三學社的儲安平繼任此職。《光明日報》社社長是章伯鈞，章與儲並不熟，不過既是中共推薦，自然也變成八個民主黨派的公舉了。1957年4月1日，儲走馬上任。



據說，儲在上任的施政講話時還說了壹段頗為自負的話，他當著社長章伯鈞的面說：



“我到這裏來工作，中央統戰部李維漢部長支持我，黨是我的後臺，他還對周楊部長說過，以後有人批評儲安平先生，妳要為他撐腰……”大有“奉旨辦報”之慨。



既然是共產黨叫他來當這個總編輯，共產黨又是他的“硬”後臺，儲先生當然要為黨服務、盡忠。他壹上任便碰上整風，按照毛的指示和要求，儲堅決貫徹，大力宣傳、報道毛的整風政策和各地整風消息，據統計，從5月初鳴放開始到6月8號毛下令“反攻”為止的壹個多月內，《光明日報》編發了22整版共13萬字的鳴放座談會記錄，以及專題報道等。這就已經決定了作為總編輯的儲先生在劫難逃了。



也許是對黨太過忠誠，又太自信了，加上儲又親自參加4月30日毛在天安門城樓召開的座談會，聆聽了毛關於給“給老和尚提些意見”的真誠召喚，於是便真的提筆向“老和尚”建言了。在1957年6月1日的統戰部座談會上，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為名發言，他說：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黨群關系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壹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這個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了自己也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目的是實現它的政治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經常使自己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壹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壹個科壹個組，都要安排壹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眼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份了壹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願願跟著黨走，但跟著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系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麽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壹個壹家天下的清壹色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壹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系的不好，是壹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壹個有著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壹個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領導有沒有關系？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舉壹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儀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壹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壹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幾位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壹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壹個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壹個可以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研究？……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壹得之愚，期望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是有其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系怎樣協調……主要還是要由（執政）黨來考慮解決。”



應該說儲安平這篇發言是所有參加中共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中所提意見最中肯、最尖銳、也最富邏輯性的壹位。而且是以全國大局為出發點對中共最高領導直言不諱的批評和建言，從中可見儲先生既有對黨的壹顆拳拳忠心，又不失壹個知識分子傳統上的對國家、對人民的責任感和良知。但不幸的是，這篇發言立即使儲安平獲得了全國最惡劣的大右派的稱號，據說是代表資產階級和中共爭天下的代表作，遭到了中共組織的全國性大討伐，“黨天下”也成為最惡毒的右派言論。



現在看來，儲之發言之所以引起毛如此震怒，大概有三個原因：壹是儲以“黨天下”概括中國政治現狀可謂簡明形象、壹語中的。這個說法後來成為見怪不怪的常用語了，但在當時卻很敏感，因為當時毛總是說“人民坐天下”，儲說是共產黨“坐“天下，就把毛的騙術揭開了小小壹角，使毛羞怒；二是儲對毛的大騙局“論聯合政府”在形式上予以質疑（還未從內容、實質上揭露），言之有據，持之有理，使毛無以為對，頗感尷尬。其實毛早已在內部有言，建國後就要把當年的朋友、民盟和其他民主黨派當作新的敵人，壹步步拋棄之。1953年由胡喬木起草、毛改定的內部文件《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權性質的指示》中就明說，“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由共產黨壹黨決定綱領政策和計劃”的“無產階級專政”。但是文件要求只使黨內高級幹部了解而禁止對壹般幹部傳達，以免引起“不安、不滿和種種揣測”。作為黨外人士的儲，對此當然不得而知。而毛的這壹做法也是只做不說、不能見光的陰謀。如今也被儲安平點破，怎不惱怒？三是文中儲引用毛自己的話稱其為“老和尚”，這種說法只能毛自己在小範圍內調侃，豈能由別人來套用？而且是公開場合，發表出去，豈不影響光輝形象？但是這壹條也只能內心惱怒而不能公開說出口。由此可見儲說的三條都點中要害，又令對方不能正面回應，所以這個儲安平晉升為章羅之後的全國的第三號右派、並且死無葬身之地（儲被批鬥後離家出走，死不見屍。現據知情人證實，已被“革命群眾”打死），也就是必然的了。



但是人們壹看也知，這三條其實都在毛欽定的反對三個主義，特別是宗派主義範圍之內，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從道理上講，毛根本無法將其推翻或定罪，便只好用“大帽子”、“大棍子”將其壓服了。



此時毛親自點燃的整風鳴放之火已經在全國燃起來了，絕大部分在職的知識分子都是在本單位黨政領導的壹再動員下，真正抱著響應毛的號召，幫共產黨整風的真誠動機來參加運動的。他們有的對本單位、本部門中的壹些不合理現象、不恰當規定，以及壹些黨員幹部的特權思想，即三個主義的具體表現提出了壹些意見或建議，但很少有涉及到政治層面或全國性的問題。大多數人在提出批評之前還先對共產黨歌頌壹番。



上海和華東地區負責人柯慶施，由於已得到毛的“天機”，在“引蛇出洞”、“誘敵深入”中特別賣力。他親自主持召開了有2700多人參加的宣傳工作會議，會上作了三個多小時的報告。這位後來以“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壹是懶，平時不肯作自我檢查，還常常想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很了不起了”而聞名的毛的“好學生”、 好幫兇，在那次會議上裝扮成知識分子的知心人，板著臉孔訓斥他的“黨員負責幹部”要“放下架子，老老實實，認真整風，改造自己。”



知識分子們真的被感動了，上海外國語學院教師李炳揚坦言：“即使幾分鐘之前，我還是決心不講話的。”但因為受到“共產黨真誠的感動”，終於開口“鳴放了”，而且還說了很多……



老科學家黃鳴龍說：“我原來顧慮我的意見會被視為對抗性矛盾”，現在顧慮“消除了”，還動員其他老友說：“我們既是共產黨的左右，他們的偏差實在也是我們的過失，他們的錯誤我們應知愧悔。”



上海財經學院的葉元龍教授，在宣傳會議上激情地說：



“我本來是來聽聽的，聽了大家的發言，才知道共產黨是叫我們來批評他們的，天下哪有這樣的事：叫壹批人來批評自己，這不正是黨的光榮、正確、偉大嗎？”



就在全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響應毛的號召掏心挖肺、披肝瀝膽地來幫共產黨整風之時，那個號召他們的毛，此時卻再也挺不下去了。兩年後的1959年7月23日，毛在廬山會議上作批彭德懷的講話時，坦言當年整風鳴放時的心態說：“硬著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我同某些同誌講過，要頂住，頂壹個月，兩月，半年……”



可是只頂了半個多月，毛就頂不下去了，5月15日毛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壹文（也有人說此文寫於6月以後），給黨內少數高幹傳閱。文中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壹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兒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右派要刮起七級以上臺風，搞垮社會主義”。“ 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什麽允許豋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消滅它”。文中還咬牙切齒、充滿深仇大恨地說：“右派有兩條出路，壹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壹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右派先生們，何去何從，主動權（壹個短時期）在妳們手裏。”此文是毛死後的1977年才收入《毛選》第五卷的，已經過修改。據張戎的毛傳說，毛在原文中明白地說：他迄今所做的壹切都是“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這就使我們知曉，原來那個滿臉堆笑、極力鼓勵人們鳴放、保證……的毛，背地裏卻對鳴放的人們咬牙切齒、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這需要多麽好的演技，多麽厚的臉皮、多麽“深” 的涵養啊！看來毛不僅是厚黑大師，而且是特級演員。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在他的兩面派被他自己暴露後，不僅絲毫也不在乎，絲毫也不尷尬，還說這是“陽謀”。看來真是斯大林所說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比之斯氏，又青出於蘭了。



毛原來計劃鳴放要搞幾個月，“硬著頭皮頂住，讓他們攻”。但是，剛壹個月出頭，毛就頂不住了，要“收網”了。對於毛要提前“收網” 的原因後來有幾種說法：壹種說法是毛聽到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匯報羅隆基在座談會上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勃然大怒，決定收網。此說有壹定道理，羅隆基此話可謂字字千鈞，擊中了毛澤東的軟肋。本來毛對知識分子的忌恨，其中壹條就是因為自己沒上過大學，沒留過洋，所以對那些學貫中西，“言必稱希臘”的大知識分子有壹種不自覺的自慚形穢的感覺，但他又沒有劉邦那種豁達大度，也沒有曹操那種愛才、惜才胸襟，如今雖然位至九五，在權力上是達到頂峰了，但在知識王國，他似乎還有些許遺憾。可以推想，毛自忖如果能在知識界、理論界樹立自已的絕對權威，那樣就“如月滿無缺”了，可毛也知道這壹點在他的共產黨內，在工農兵群眾中容易辦到，只是這是不頂用的，關鍵是要在知識界得到認可才行。毛提出“雙百方針”，與文士們詩酒唱和，目的也有贏得知識分子之心，以利確立自己在知識界的領袖地位之狂想。誰知羅隆基冒出的這麽壹句，將他的美夢全打破了！原來在大知識分子心目中，他仍然是個“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這真可惡！是可忍孰不壹可忍！這是壹種深層的文化歧視，對自詡“唐宗宋祖、略輸文采”的毛來說，無疑是個重重壹擊！所以他多次提到羅這句話，耿耿於懷。但這種事單靠用權力去壓似乎不太頂用，隋煬帝楊廣為了薛道衡那句令他自愧不如的“空梁落燕泥”的，借故殺薛道衡的故事，可作前車之鑒。他雖不好對羅動刀子，但又憋不下這口氣，最後還是利用權力去整羅氏，硬將羅隆基壓服，叫他承認與章伯鈞搞了個 “章羅聯盟”。這樣做大概也是為了讓這個羅隆基領教權力的厲害。算是報了羅的壹箭之仇。



不過,說毛因此而立即對大鳴大放收網,似嫌理由不足,毛還是個懂得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道理的人，此事還不足以打亂他的部署。而且時間上也對不上號，羅講此語是5月13日，毛正式收網已到6月8日。可見毛並未因為這可惡的壹句話改變他的計劃。



又壹種說法是，5月16日，毛讀到壹份內部簡報，上面說北大某學生寫了篇題為《我的憂慮和呼籲》的文章，說黨中央開始分裂，毛是主張“鳴放”的開明派，但遭到人數更多的保守派的攻擊，對方想逼毛下臺。於是他大聲呼籲，要“團結在毛澤東——赫魯曉夫的周圍”， 那年青人更天真地、充滿感情地寫道：“看來我們親愛的毛澤東同誌處在十分困難的地位……”



毛裝作開明表演的結果竟然被大學生誤將他當作了中國的赫魯曉夫！真是始料不及。毛在簡報上批曰：“完全造謠，但值得註意。”考慮到人們把他當作自由派的首領了，這些人幻想有毛的支持，會更大膽地造反、大放厥詞，於是毛決定停止“引蛇出洞”， 立即收網。



這壹說也有理，但仍然有理由不充分之嫌，因為毛是不會太在乎幾個學生娃娃的，在2月27日的講話中毛捕風捉影地說到石家莊某學校學生想鬧事、要占領電臺，以及以訛傳訛地說清華大學某學生聲稱要殺幾千人時，毛只是輕蔑地說：他又沒有槍，妳怕他什麽？所以毛不大可能把那學生的話當真，並因此改變自己的計劃。



再壹種說法是6月6日章伯鈞等人召開的“六教授”會議，引起毛的震怒、重視，於是決心提前收網。



“六教授事件”又稱“六六六事件”，即在6月6日六位教授開會的事，這是毛共宣揚整風運動中右派猖狂進攻的最重要依據之－。



1957年6月6日章伯鈞邀請費孝通、錢偉長、曾招掄、陶大鏞、吳景超、黃藥眠六位教授，也是民盟成員在全國政協俱樂部緊急聚會。除六教授外，還有民盟副主席史良、秘書長胡愈之（“地下”共產黨員）、辦公室主任葉篤義、組織部副部長閔侯剛（“地下黨員”）、民盟北京市委辦公室副主任金若強等共13人參會。



聚會的原因是民盟領導和教授們擔心北京高等學校的整風、鳴放可能有失控之虞，他們出於強烈的責任感和作為共產黨友黨的義務，憂心如焚地商量著面對事態發展的緊急應對之策。



此時北京各高校的鳴放活動都進入了高潮，學生們可不像久經官場、老於世故的在職知識分子那樣瞻前顧後，小心翼翼，他們憑著年青人的朝氣和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對共產黨進行了毫不客氣的批評，且不滿情緒與日俱增。5月26日，借北京高校運動會在清華大學舉行之際，北大學生到清華串聯，要求各校互相支援，把民主運動推向新的高潮。



應該說，在當時所有鳴放的地方和單位，只有高等學校的鳴放具有政治性和攻擊性，年青的大學生們以年青人的勇氣和銳氣，勇敢地把矛頭指向共產黨的政治制度，發出了明確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吶喊。其中尤以有著五四傳統的北京大學為最。



北大學生傳承五四精神，紛紛自組民主社團，高張自由民主旗幟，從5月19日起鳴放矛頭逐步指向共產黨－黨專政等核心問題。



5月27日，北大學生擅自從美國報紙登刊的英譯的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報告中，轉譯了若幹章節，擅自加以張貼，報告中所披露的斯大林駭人聽聞的血腥暴行引起了學生們強烈的義憤和反蘇、反共情緒，雖然校黨委立即組織人員將報告譯文揭去，但影響已不脛而走……



28日人民大學出現多次學生自發集會，壹些學生提出罷課、遊行，要求“投入整風、趕上時代，反對以學校為界，到社會上去！”



6月2日，人大學生林希翎在人大校園貼出海報，說她要當眾宣讀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全文。後雖被學校黨委“勸阻”了。但她卻跑到北大去講演串聯；隨後，北大學生頻發邀請，要求章伯鈞到學校講演，還要求民主選舉校長。



種種跡象說明學生們有自發沖破校園、將鳴放運動變成壹場要求民主的社會運動的苖頭。然而章伯鈞等知道，這是共產黨所絕對不能允許的！潛在的危機籠罩在每壹個人的心頭。不論從教師責任或民主黨派的責任出發，他們都認為有站出來正確引導學生運動的必要，以便將可能出現的危機化解於未然，為共產黨分憂，為學校解難，為學生免災。



會議由章伯鈞主持。各校的教授都談了本校的嚴峻情況，大家紛紛表示憂慮，總之是擔心學生鬧事，擔心事態擴大的嚴重後果；還擔心學生運動破壞了毛的整風運動的良好初衷，將結果引向反面。最後壹致的結論是：大家必須站出來，決不能給情緒激動的大學生當鬧事的 “領頭羊”，要盡壹切辦法幫助共產黨穩住整風的大局。



這壹事件的重大“失誤”是，沒有提前在事先向中共通報和請示。但據後來章伯鈞的交待，在會議前壹天的5日晚，章曾分別給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統戰部長李維漢打電話，但電話沒有接通。章伯鈞等轉而覺得這本是民盟內部會議，也就自己主持開會了。會後大家推薦由史良將他們磋商的結果呈送給周恩來。6日晚，史良向周遞交了“六教授會議”的報告，而周收下不置壹詞。7日，國務院開會，章參加，“在會上我寫條子給總理，說情況嚴重，談話的人（即參加六日會議者）的態度頗為誠懇等等。總理也未示可否。” 於是，壹場越俎代庖、“皇帝不急太監急”的鬧劇，變成了“好心辦壞亊”，令他們想象不到招來了“皇上”的雷霆震怒，幾乎釀成了自己的滅頂之災！



次日，即6月8日《人民日報》刊出了壹篇十分醒目、標題為《這是為什麽？》的文章，文章氣勢洶洶，用詞尖刻、霸氣十足，壹看便知道，在中國只有毛澤東能寫這樣的文章。文章宣布了整風運動鳴放階段的結束，反右派鬥爭開始。這壹天，1957年6月8日，也即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喪鐘敲響之日。但當局對六教授事件的正式回應卻延遲至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該社論出自誰人之手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毛的心聲：



“反動的階段敵人為什麽會自投羅網呢？他們是反動的社會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於接管學校，大鳴大放，壹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勢的估計，這不是利令智昏嗎？”



7月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參加六教授會議的民盟中央常委、組織部副部長、“地下共產黨員”、中共統戰部的“臥底、眼線”閔侯剛的文章：《章伯鈞召集的壹次緊急會議》，黑紙白字硬說章伯鈞等人（史良除外，史良早已反戈壹擊立了功），策劃向共產黨奪權的陰謀。至此，章伯鈞即使渾身是嘴，也辯不清白了。



“六六六事件”以及北京高等學校大學生們在大鳴大放中的表現，應該是毛提前收網的主要原因。毛躭心，再“鳴放” 下去，敵方就形成有組織、有綱領的陣營了，而民主黨派壹旦與大學生們結盟，事情就不好辦了。基於這種分析和擔憂，毛決定立即收網，並開展全面反攻，以便趁對方立足未穩之際，殺他個人仰馬翻。從這壹事件中我們也就可以看出，喝過洋墨水、獲得過“洋博士”的章伯鈞和六教授們，在政治鬥爭方面與毛的不成比例的差距：明明自己壹片好心，想為“皇上”分優，為“黨國”效力，卻被鬥爭性特強、嗅覺超級靈敏的“皇上” 當作亂黨壹網打盡，這是何等的冤！當然，毛皇後來也完全清楚教授們是在為他盡忠、分憂，但是他更需要壹個理由來推進反右派鬥爭，所以對不起，只好委屈諸位了，誰叫妳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呢。這就叫幹大事不拘小節，有如曹操經常“借”別人的人頭壹樣。毛說的也許不錯：教授們的知識也許真的當以狗屁視之，教授們在政治鬥爭上確實只能算侏儒，小兒科。當然後來的事實表明，不僅章伯鈞和六教授，就是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也不是毛的對手，他們的流氣、霸氣、痞氣都遠不及毛，所以與毛壹交手立即敗下陣來。毛算是偉大到“頂峰”了。



在打擊民盟等民主黨派的同時，另壹個使毛震怒的是北京的大學生們。早在發動“整風”之初，毛就作出了規定：運動只準在各學校分別進行，不準跨校串聯，更不準學生們上街、到社會上去。而且規定鳴放只能以大字報、小字報、座談、講話的方式進行，嚴格禁止以印刷品散發。這樣無論怎樣激烈的言論都不可能形成氣候，構成威脅，更不可能發展成匈牙利那樣的事件。毛想將學生門玩弄於他的股掌之中，就象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五指山”壹樣。



但是有著反專制、爭民主傳統的北京大學生們不願意就範。北京大學傳統上是學生運動的中心和策源地。起初，學生們按照學校黨委的布置，規矩有序地參與校內整風、鳴放，人們很小心謹慎，因為在兩年前的反胡風和“粛反” 運動中，已經有壹部分師生——兩百余人——被抓捕的前車之鑒。但很快，年青人的敏銳和朝氣就沖破了“黨”為他們設計的藩籬，並且越是往後越呈不可控的燎原之勢。



1957年5月19日，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那壹天，北大的學生大飯堂外冒出的壹朵帶刺的“小花”， 那是沈澤宜、張元勛合作的題為《是時候了》的壹首小詩：



是時候了，



年輕人



放開嗓子唱！



把我們的痛苦



和愛情，



壹齊都



瀉到紙上！



不要背地裏不平，



背地裏憤慨，



背地裏憂傷。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來



見壹見天光！



即使批評和指責，



急風暴雨般落到頭上，



新生的草木，



從不怕



太陽照耀！



我的詩



是壹枝火炬，



燒毀壹切



人世間的藩籬。



它的光芒



無法遮攔，



因為



它的火種



來自——



“五四”！！！



……



昨天我還不敢，



彈響沈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調 子，



歌唱和風和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裏的歌，



作為壹支巨鞭，



鞭苔死陽光中的壹切黑暗！



為什麽，有人說，團體裏沒有溫暖？



為什麽，有人說，墻壁隔在我們中間？



為什麽，妳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談？



為什麽……



我含著憤怒的淚，



向我輩呼喚：



歌唱真理的弟兄們，



快將火炬舉起，



火葬陽光下的壹切黑暗！！！



同壹天稍晚，還有張景中、陳奉孝等四個同學貼出的大字報，直接了當、簡明扼要地提出四項要求，直指當局教育問題的核心：



取消黨委制，實行民主辦校。



取消政治必修課。



取消留學生內定制，實行平等競爭的選拔制。



開辟自由論壇，確保言論、集會、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5月19日的大字如酷夏的火種，沖鋒的號角，迅速在北京大校內、外掀起了民主的波瀾，各色各樣的大字報“忽如壹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有的矛頭直指中共統治的要害：



“現在的政府保護公民權利的狀況，還不如封建王朝和蔣介石。”



“憲法自壹九五四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



“把憲法當手紙。”



“親身經歷過三反、五反、肅反這些運動的人，想起來就心驚肉跳！毛骨悚然”，“真是人人自危，社會大恐怖”！



有人貼出了“白毛女要伸冤” 的大字報……



“要真正整風，首先要把壹切不民主的制度壹掃而空！”



學生們辦起了自己的刊物《紅樓》、《廣場》，著名的學生右派、新聞系學生，後來以自己慘烈的捐驅，傳承了北大的五四精神的林昭（原名彭令昭）就是《紅樓》編委之壹。沈澤宜、張元勛、陳奉孝則是《廣場》編委。其他各種名目的油印小報、板報如《自由論壇》、《民主墻》……也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膳廳宿舍，教室過道、壹切可以張貼大字報的地方都被張貼滿了……



各種自發、卻又秩序井然的辯論會、演講會也登場了，人們以各種方式傾訴心中的積怨和訴求。後來成為著名的學生右派、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學生林希翎（原名程海果）自動跑來北大演講，她的卓越口才、廣博的知識和澎湃的激情，如江河瀉地、日月經天，她口若懸河，可以不用講稿壹氣呵成講上幾個小時。年青的學子被其才華和激情所感染和傾倒，譽其為“壹支帶刺的玫瑰”。 隨即，又壹個“新星”登場分享了林希翎的風光，北大物理系四年級學生譚天榮以另壹種狂放的、激情四射卻又怪誕的方式表達著自己不羈的反叛情懷……



正在紛紛嚷嚷，妳方唱罷我登場之際，有人提議打破校際壁壘（林希翎實際上已開此先河），到各校串聯互訪，甚至走向社會，喚起民眾，儼然要做新壹代的“五四青年”了。



北京高校的學生鳴放引起了中南海的高度關註，毛終於按捺不住了。在運動之初，毛就作過兩手打算：如果青年學子們對他感恩戴德，願意做他和“黨”的訓服工具，壹切聽從他的“戰略部署”，那麽到時他將以新時期的學生運動導師的面貌出現在人們面前，並對學生們大贊大頌壹番；反之，學生們如果不識相，硬要走“五四之路”，或匈牙利、波蘭之路，那麽他將毫不猶豫地將學運摧殘於萌芽中。對於學生娃娃的鬧事、造反，毛極端鄙視、藐視，他早就講過：他（們）又沒有槍，妳怕他什麽！北京的學生就算全部走上街頭，也禁不住他的部下發動工農群眾壹陣拳腳，更不用說出動軍隊了。



現在看來第壹種情況是不可能了，學生們不願做訓服工具。這也反證了他認為知識分子是絕對不是自己人的英明論斷。他只好來第二手硬的了。他叫周恩來去北大作了壹次反右派報告。接著，又在該校“挖”出了壹個“反革命集團”，造成大軍壓境的恐怖陣勢，首犯陳奉孝、主犯張元勛分別被判處十五年、八年徒刑（沈澤宜因為作了公開檢討，沒有進“集團”）。這時只講專政、不講民主了，誰不服抓誰。 在高壓和嚴打的氣勢下，“右派”陣營很快土崩瓦解。沒有費多大力氣，學校的右派師生壹個個束手就擒。正如毛所預料的，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壹幫手無寸鐵的“秀才”能掀起什麽大浪呢！



看來，章伯鈞壹夥確是錯誤估計形勢了：形勢確實沒有他們想象中那麽嚴重；更不是如章伯鈞所說的，毛澤東因鳴放中提出意見過份尖銳而不好下臺，弄得進退失據，收也不好，放也不好，要靠民主黨派來收場了……這些書呆子真是太小看毛澤東了，為了打倒、幹掉壹個黨內政敵，他可以以數萬無辜生命“陪葬”，他哪裏會被壹些讀書娃嚇倒呢？他手裏有強大的專政工具，有幾百萬警察，幾千萬大軍，他有什麽“下不了臺”？何況，他可以隨意 “變臉”，有什麽“進退失據”？這不，他大吼壹聲：我過去說的壹切都是“陽謀”， 都是為了引誘妳們這些 “蛇” 出洞，然後壹網打盡。妳們自認倒黴吧！壹切問題都解決了。



“陽謀”下的右派真相點滴



前面己經論證，毛的“引蛇出洞，聚而殲之”完全是“有計劃、有預謀”的行為。自“鳴放”後不久，毛即發出壹系列指示，準備“秋後算帳”。拋開《事情正在起變化》壹文不說，5月14日，即大鳴大放啟動不久，中共中央就下發了《關於報道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指示明確要求，對於在鳴放中的“右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行，必須原樣地不加修飾地報導出來。對於壹些反共言論加以刪節是不妥當的，應立即加以糾正。”5月16日，毛又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關於對待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指示在肯定整風中黨外人士批評的有益方面之後，指出“社會上帶有反共情緒的躍躍欲試，發表壹些帶煽動性的言論……”要求各地好好掌握形勢，設法團結多數中間力量，逐步孤立右派，奪取勝利。



5月20日，中共中央又發布《關於加強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文中認為北京、上海各地的右派分子的言論頗為猖狂，各地黨報應在繼續登載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論的同時，註意刊登壹些批評某些反動論點或批評某些錯誤觀點的言論，要求各地宣傳部門要分類研究右派的“反動言論”， 為反擊做準備。5月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擬定了壹批題目，發給指定作者和審稿人，限期交稿，作反擊之用。



6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緊時間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要求省市壹級機關、大專院校及地市壹級機關用大鳴大放方法整風要加緊進行，要使建設性的批評與牛鬼蛇神（即所謂“破壞性批評”）都放出來，以便分別處理。



僅僅過了兩天，6月8日，運動突然轉向，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麽？》的反右鬥爭信號彈，同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毛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準備》的黨內文件。由此可見，六教授會議確是運動的轉折點，毛已經急不可待了。



至此，毛完成了由“陰謀” 向“陽謀”轉變的全過程。



後來，毛在各個場合講明了他的整個戰略意圖，在《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中，毛說：“這是壹場大仗（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壹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爛，只潰爛壹小部分（這部分潰爛正好，擠出了膿色），利益極大。”



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中，毛告訴他的高幹們：“大量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什麽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



“妳們壹篇講話為什麽不早講？為什麽沒有早講，我們不是早已講過壹切毒草必須鋤掉嗎？……”



毛還告訴他的高幹們：“共產黨整風告壹段落後，我們將將建議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實行整風。”這是毛開展整風的真正用意之壹，即以共產黨整風為名，引導亦即強令民主黨派和非黨知識分子整風，即進行又壹輪思想改造——馴化運動。



在毛為7月1日《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匯報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他除了編造出壹個“章羅同盟”，和“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民盟右派系統”外，還表演、示範了他的流氓無賴手段：文中說：“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這個期間……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壹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報紙在這個時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猖狂進攻不予回擊”——這－切都是他的戰略部署——因此，《人民日報》這樣做是“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是正確的。然而《文匯報》響應他的號召大登各種“資產階級右派”向共產黨“猖狂進攻”的文章（即大鳴大放的報導或發言記錄），毛卻擺出另壹付面孔，大肆斥責，說是想“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妳看，同樣的做法，同樣是響應他的號召，執行他的指示，他的黨報正確、有功；而民主黨派的報紙則罪該萬死！在運動之初，這個毛還公開贊賞《文匯報》辦得好，還親自召見該報的總編，鼓勵有加。轉眼之間，他不認賬了，“反戈壹擊”了。



毛在這篇社論中正式宣布：他以前號召整風、鳴放等等都是假的，是“引蛇出洞”， “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其流氓無賴嘴臉令人震驚！



在這篇文章中毛還告訴他的下屬如何狡辯。如他說原來說的“言者無罪”己不適用於向共產黨進攻的右派了，因為“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如何叫“行”？毛沒有解釋，總之，“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



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7月9日毛在上海幹部會議的講話）中，毛說出了他在整風鳴放中的心態：“右派進攻的時候，我們的政策是這樣，就是只聽不說。有那麽幾個星期，硬著頭皮，把耳朵扯長壹點，就聽，話是壹句不說。”“壹個時候，兩三個星期，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好像是有利於資產階級。我們講硬著頭皮頂住，也就是兩三個星期，睡不著覺，吃不下飯。”如果把這些話與在發動整風之初、他到處煽風點火、鼓勵人們鳴放，還裝出壹付彌勒佛的笑臉對照來看，就活畫出壹個魔鬼搖身壹變冒充“天使”的卑鄙、無恥、下流，活畫出壹個古今少有的大騙子、大流氓的形象！



在這個講話中，毛不忘對知識分子汙蔑、咒罵壹番。他老調重彈：“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的。”“妳看誰人知識高呀？還是那些不識大字的人，他們知識高。”知識分子最無知，大字不識的人最有知識，這就是毛的邏輯。毛對知識分子的本能仇恨，正好說明了他發動反右派運動的真實目的，就是要整知識分子，把知識分子貶為等外賤民，再次表現了毛主義的反人類、反文明、反人性的本質。



再從毛的表演看，毛這次在整風、反右運動中，完全使出了他在與國民黨二十多年鬥爭中所使用的－整套戰術和手段，如兩面三刀、翻雲復雨、言而無信、倒打壹耙、偷梁換柱、無中生有、笑裏藏刀、使刁撒潑等等。在對運動的布署、指揮、操控上，也完全是對敵軍事鬥爭的－套，如兵不厭詐、瞞天過海、欲擒故縱、分化瓦解、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預設陷阱等等。而且使用的也是軍事術語，如“引蛇出洞，聚而殲之”，“分割包圍，各個擊破”，“圍剿、開火”等等。可見，毛壹開始就將這場運動定性為壹場對敵鬥爭，壹場大戰役。再放開來看，毛在所有他發動、指揮的運動中，也無不釆取這些手段、謀略。如果說在戰爭中遵行兵不厭詐的“詭道”無可指責，那麽，在和平時期，在治國安邦、建設國家、發展經濟中、壹句話，在對待自己的臣民百姓中，仍然使用這壹套，就足見其把民眾始終當作敵人或潛在敵人的反人民、與民眾為敵的本質，從而其惡魔、暴君面目暴露無遺。而在此次運動中，毛自創的“陽謀”壹說，更堪稱古今中外無恥之尤了！



毛的這種作派和心理充分反映了這個流氓地痞、草根出身的暴君在依靠其騙術和權術取得 “成功”後的驕橫和自信，他已經堅信他的壹套戰無不勝，“放之四海而皆準”。他堅信他還可以更上壹層樓，當上世界大帝，讓全世界葡伏在毛主義腳下。



毛非常清醒，在他要征服、馴服的所有人群中，在實現他的宏圖大誌的過程中，知識分子是他最大的敵人、最大的“心患”，因為知識分子不容易愚化，不容易變成馴服工具。所以這是他最為耽心、最為忌恨的人群。從建國伊始，毛就不停頓地整肅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早成了驚弓之鳥。可是毛仍然不肯放過，他認定“馴服”都是假裝出來的。而且，非常無奈，他還要知識分在當教師，做學問，寫文章，他們還不像夾著尾巴的“狗”，這讓他感到氣憤難平。



在上海召開的幹部會上他從頭到尾都在開罵：““知識分子把尾巴壹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知識分子翹起尾巴來可不得了呀！……過去知識分子這個‘毛’是附在五張皮上 ……‘皮之不存’……這五張皮都沒有了”，“現在，知識分子附在什麽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即附在無產階級身上。誰給他飯吃?就是工人、農民”。在毛看來，知識分子都是寄生蟲，剝削者，不勞而食 。所以，作為“工人、農民”的“代表”的他，動不動就說：“不給他開飯！”在這次講話中，毛點名罵了若幹所謂知識分子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王造時、 陸飴、陳仁炳、彭文應、吳茵、孫大雨等。全篇講話從頭到尾充滿了仇恨和復仇的快樂，言語間充斥著痞氣、流氣、霸氣。



這時，毛已開動他的全部宣傳機器和鎮壓機器，對“右派”刮起了十二級臺風，在恐佈高壓和滅頂之災的鎮懾下，絕大多數被當局指定為右派者紛紛被迫檢討、認罪。但毛並不因此放過他們，毛發話：對右派就是要急風暴雨！因為他們對共產黨整風不是和風細雨，現在要叫他們自己嘗嘗急風暴雨的滋味……



首先遭打擊的當然是以章伯鈞、羅隆基及其代表的民盟。但是，毛從來認為光孤立地打擊幾個頭頭不過癮，不足以顯露對方的“罪行”，於是他想起在批鬥高崗、饒漱石時他成功地制造了壹個“高饒反黨集團”的經驗，後來他運用此經驗又制造了多個反黨“集團”、“聯盟”，如“ 胡風反革命集團”等，效果都很不錯。這時毛對“集團”己經著迷了，於是決定再制造壹個“章伯鈞—羅隆基同盟”（ 又稱“章羅聯盟”），把運動推向高潮……



為什麽壹定要做成壹個集團呢？我們的後人和外國人可能不懂得其中的奧妙，所以還要加以說明。首先，成為壹個“集團”，就比單槍匹馬性質不同了，單槍匹馬不可能打天下，不可能推翻共產黨取而代之；而“集團”就可能做到，為此集團就必須“有計劃、有綱領、有組織”地開展活動，“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其次，有了集團，還可以“上掛下聯”，把文章按需要做大，在橫向，凡是想要“打倒”或“批臭”的都可以算進這個集團中去，在縱向，它的組織系統可以從中央下伸到省、到市，到縣、到基層單位。“胡風集團”就圈進了幾千人，後來的“彭德懷反革命集團”、“劉少奇叛徒集團”圈進的人就更多了，單是“屬於”“劉少奇集團”而被判罪或受到其他處分的就達兩萬多人。



再者，做成“集團”之後，才能震醒國人，發揮最大的轟動效應，使廣大人民“大吃壹驚”，從而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並因此使全國人民受到教育，團結到毛和共產黨周圍。



不過，既為集團，就要有相應的佐證材料，如集團的計劃、綱領、組織系統、活動和聯系的方式方法等等。這些在壹般人看來很神秘、或者很可怕的東西，在毛澤東眼裏，都是小菜壹碟，他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當年子虛烏有的“AB團”不是照樣轟轟烈烈地搞了起來，照樣處死了數萬“AB團成員”嗎？延安的“搶救” 和“鋤奸”運動不是照樣“有根有據”地抓獲了壹萬五千多名“特務”嗎？毛澤東確信天下沒有他辦不成的事情，(所以後來他禁不住慨嘆：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起碼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是如此。



所以，在7月1日毛為文匯報寫的社論中，就正式宣布了由他欽定的“章羅聯盟”和“羅隆基—浦修熙—文匯報民盟右派系統”。這篇文章的最後，有壹段殺氣騰騰的話：“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主席為章伯鈞—筆者），壹模壹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風浪就是章羅同盟造起來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這時民盟經和文匯報經過改組已是中共代理人掌權了，都非常配合，立即表態接受這個禦賜的封號。因為誰都知道，此時毛的鎮壓機器已經開動，磨刀霍霍，只要毛壹聲令下，所有膽敢“對抗運動”者都會被投進黑牢監獄，甚至推上斷頭臺。誰還敢與毛爭辯呢。



毛非常自信，他知道，在他的恐怖高壓下，知識分子會很快投降，按他的要求交待問題的。不投降只有死路壹條，而人不到完全絕望，總是不願死的。在7月9日他對上海幹部們的講話中，他就德意洋洋如此描繪右派們：“他看到哪裏有壹根稻草就想抓，因為他要沈下去了。好比黃浦江裏將要淹沒的人壹樣，哪怕是壹根稻草，他都想抓。”



章伯鈞就有些類似於毛說的情況。當毛氣勢洶洶地將他封為中國第壹號右派時，他預感到可能大難臨頭，所以對家裏人說：“老毛是要借我的頭，解決國家的困難了。”這說明他已作了死的最壞打算。但他轉而又想到，自己確實沒有“反共、反毛”，也沒有把柄在毛手裏。毛知道，手無寸鐵的民盟不可能對共產黨的統治構成威脅，他只是想在共產黨的大鍋分壹點殘羹剩飯而已。至於“六六六”事件的真相，毛也應該知道，毛之所以要公然指鹿為馬地說民盟要造反，章伯鈞要奪權，不過是“形勢的需要”而已。從這個角度來看，章伯鈞又估計毛也許只是要借他的“罪名”來嚇壹嚇全國人民，可能並不真要借他的人頭。不過他知道，前提條件是他必須配合、順從，否則毛惱羞成怒，就難說了。考慮到這壹點，章決定有條件地配合。



就在這時，毛拋出了“章羅同盟”壹說。這種說法的荒謬性是包括周恩來在內所有中國政府高層人士都清楚的，章、羅二人因權力和個人意氣之爭，從民盟成立之日起十有余年來，齟齬不斷，這在民盟內部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以致周恩來等共產黨人也都知道，周在給民盟做統戰工作時，也分別在不同場合找二人中的壹位，而不是把他們招來壹起談。故章伯鈞的女兒章飴和在《往事並不如煙》中記述：



……從1946到1949年，在民盟終於有了壹個人稱“無形組織”的小集團，其基本成員連羅隆基在內共有十位……這個無形組織的宗旨，用羅隆基的話來說，它的“主要對象是章伯鈞，是不讓章伯鈞獨霸民盟的組織委員會”……壹邊是章、史（良） 聯手的當權派，……壹邊是羅隆基、張東蓀為首的非當權派…… 這個情況，別說是具體管理民主黨派的統戰部，就是毛澤東、周恩來也心知肚明。1949年召開第壹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前，周恩來拿著民盟出席會議的名單，都是先和沈鈞如、章伯鈞商量，再與羅隆基、張東蘇蓀討論，而決不把這水火不容的章羅兩派攪合在壹起。



最初，對這個子虛烏有的“章羅聯盟”章伯鈞也很氣憤，不予承認。後仔細想想，這關系到毛是否借他的“人頭”的問題，不可不慎。後章氏拋出了他的“政治設計院”實是緣於毛澤東的首創這壹“殺手鐧”。這壹“反擊”，也令毛驚心。經過彭真居中調停，毛應允以從輕發落相交換。章就梯下階，也就將“同盟”認可了。



可是，羅隆基對毛封給他這個“章羅聯盟”卻進行了十分頑強的抵抗，直到11月7日，這時已經被批鬥了四、五個月的羅隆基，在交待他與章伯鈞的關系時仍然是：



“我同章伯鈞的認識有二十年的歷史，共同在民盟工作也有十七年的歷史。我同他有過長期的鬥爭……我同他的合作是始終有戒心的，兩人從來就是在合作中鬥爭，在鬥爭中合作……兩年來我同章伯鈞就沒有私人相約聚談過壹次。”



“當時許多民盟的負責同誌，如周新民、徐壽軒、沈誌遠、潘大逹等十幾人，都認為要搞好民盟，章羅兩人應該合作……章伯鈞本人壹次在民盟總部同我爭吵時，當面說：‘中共中央統戰部對在民盟（內部）不合作的態度不滿’……為了省麻煩起見，我決定對章伯鈞讓步，同他合作。”



“我同章伯鈞的合作，絕對沒有什麽私人的勾結，秘密的陰謀。”



“壹年多來，我同章伯鈞的合作，絕對只限於民盟的工作範圍。章伯鈞在農工民主黨和《光明日報》的事情，他絕對沒有對我談過，我也無權過問。”



“以上是我同章伯鈞壹年多來在民盟合作的全部真相。我絕對沒有捏造，絕對沒有隱瞞。事實俱在，可以追查。”



此時羅隆基不了解章伯鈞承認這個“聯盟”的內外原因，章也無法尚他解釋，就只好充當儍瓜，任憑羅的指斥。當然，章伯鈞對自己繳械投降，也心有不甘，所以他只承認思想上、客觀上有這個“聯盟”，但沒有組織形式。所以他並不是真的完全“認罪”。只是他知道反抗沒有用處，只會徒增苦難，故對女兒章飴和說：“我早年之所以脫黨，就因為目睹了它內部的殘酷和黑暗。如果我不低頭，就沒有辦法。黨是不會認錯的，只有我認錯。如果我堅持下去，事情就越搞越大，連累的人就會越來越多。共產黨決心整起人來，是很有辦法的……”



這是章伯鈞的無奈和悲哀。說到底，是當年民主黨派選擇了共產黨的結果。而民主黨派之所以在國、共兩黨的鬥爭中選擇中共，除了因為毛的統戰手段高明之外，就是無奈，因為這些黨派和人士從抗戰前到抗戰中、抗戰後，都在不斷與執政的國民黨爭鬥，都在辱罵國民黨和蔣介石，他們與國民黨當局已經結“仇”，沒有和解的余地了。而當時毛和共產黨卻許諾在未來建立壹個多黨聯合執政的民主中國。這樣，他們只好選擇地倒向共產黨了。



然而，當形勢發展到今天，民主黨派不再是中共的助手和必須拉攏的夥伴之後，這些民主黨派頭頭才認識了毛和共產黨的本質和真相，可是世界上哪有後悔藥啊！



6月中旬，羅隆基還在東南亞國家訪問，從報紙上得知道章伯鈞已經承認了所謂的“章羅聯盟”時，火冒三丈地打來長途電話質問章：“章伯鈞，誰和妳聯盟了！……”，



電話那邊的章只能默不作聲任憑羅的訓斥。當羅回到北京找到他家，在質問、怒吼夠了壹頓之後，將隨身帶來的壹根自由棍壹拆兩斷，以表示與他從此壹刀兩斷，章伯鈞仍然不出壹聲，仿佛無心無肺……



但後來的結果表明，章伯鈞是對的，正是所謂大智若愚。當被足足批鬥拆騰了半年多之後，羅隆基終於不得不低下他那高貴的頭顱，被迫承認了“章羅聯盟“。也許這時他才知道自己並不比章伯鈞高明。後來，他又自食其言，主動與章修好……



有關章羅聯盟及圍剿羅隆基的這壹大鬧劇，由於具體情節較多，筆者將其放在本篇之附錄中敘述，在此就不多占篇幅了。



下面還介紹兩位“陽謀”的犧牲者，他們分別可代表兩種不同類型的受害者。



壹個是被無中生有、弄假成真的“殺人犯”，把壹個共產黨的功臣弄成“敵人”這－大冤案中的冤大頭葛佩琦。



還在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三名大右派的“三大右派言論”尚未成為全國批判的重點之前，有壹位最早“出名”並引起全國轟動的右派，此人就叫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教師，其右派言論有點嚇人，叫做“要殺共產黨！”



事情是這樣的：葛佩琦本來是不想參加學校的鳴放座談會的，這倒不是因為他沒有意見可提，而是他認為這個會與他的身份不符，被邀請參加座談會的都是黨外人士，而據葛自己說，他是1938年就入黨的老黨員（可是黨組織不承認），資格比很多“校領導”還老，如今卻叫他參加黨外人士的座談會，這不是降低了他的身份、“玷汙”他的人格了嗎？所以，校黨委曾兩次通知他去開座談會，他都置之不理。第三次，是系黨總支壹位負責幹部親自送來通知，並十分懇切、十分嚴肅地對他說：



“這是校黨委第三次請妳去了，妳再不去，可不太適合。”



考慮到以後還將吃學校這碗飯，葛佩琦妥協了，勉強去了，這－天是1957年5月24日。



可以想見，葛佩琦因黨籍問題，以及與黨籍相關的十幾年的地下工作經歷長期得不到承認、解決，並遭遇學校方面出奇的“冷遇”，肚子裏自然窩了火。會場起初有點冷清。但當會議主持人、人大黨委書記胡錫奎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等等這些毛反復申明過的話壹再重復之後，壹些人終於發言了。隨後葛也跟著發了言。



葛發言的內容很多，大抵包括：盡快弄清他的黨籍問題，不應該長期以來對他冷若冰霜；搞外行領導內行會出笑話，應該尊重人才；黨群關系比過去差多了，責任在黨。接下去他講了幾句後來惹禍的話：“……看到生活中這些現象，我不但感到生氣，也還有點擔憂；像現在這樣的黨群關系，如果再發生對敵鬥爭的形勢，還需要做地下工作，群眾便難再保護我們，我們就很有可能被敵人殺掉……”



27日，人大的內部刊物《人大周報》刊載了葛的發言，內中是：黨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眾可以殺共產黨人，打倒妳們，推翻妳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不為人民服務……



憤怒的葛佩琦當天下午來到校黨委、找到校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聶真質問：



“《人大周報》如此斷章取義，不是有意陷害我嗎？”



聶真倒很通情達理似的告訴他：



“葛佩琦同誌，妳不要著急，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可以更正嘛。”



可是下壹期的《人大周報》並未更正。倒是6月8日的《人民日報》報道了葛的那次發言，標題是：《人大教師葛佩琦發表反共言論》，內文中的葛佩琦說：



“我要重復壹遍，若妳們再不改，不爭口氣，再腐化下去，那麽總有這麽壹天，群眾要起來推翻共產黨，殺共產人。這也是合符社會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是沒有用的……”



葛佩琦看了，吃驚之外，倒吸了壹口冷氣，他知道在《人民日報》刊登他的這種“言論”意味著什麽，難道他們真要置我死地？……但他還存在壹絲幻想，心想堂堂中央黨報總該實事求是吧。於是當天立即寫了壹封要求更正的短信，第二天壹大清早親自送到《人民日報》社。信中雲：



“編輯同誌：



6月8日妳報刊登我的那個發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請予更正。我重復壹遍，……應改為：



在這次整風中，如果黨內同誌不積極改正缺點，繼續爭取群眾的信任，那不僅可能自取滅亡，而且發展下去，可以危及黨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人民日報》自然相信共產黨組織提供的材料，而不會理會壹個右派分子的話。就在6月8日當天，該報就配發了三篇批判葛的文章。緊接著，又豋刊各地工農和各界人士、包括葛的學生聲討、批判、咒罵他的如潮水般洶湧而來的信件、文章，大有要將他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勢。



接下來，全國的大小報紙、刊物也不約而同地競相轉載葛佩琦的反動言論，而且將全部內容簡化為9個字，即“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



6月8日，正是毛為《人民日報》寫的《這是為什麽？》的社論發表的同壹天，是毛吹響向右派“反擊”號角的第壹天，是中共由整風向反右轉軌第壹天，是陰謀轉“陽謀”的第壹天，也是敲響中國知識分子喪鐘的壹天。這壹天，配發葛佩琦的“發言”顯然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因為“殺共產黨人”這句話響亮、幹脆，通俗易懂，婦孺皆曉，以此作為右派言論的代表，可以起到“畫龍點睛”而又“振聾發聵”的作用。有利於迅速將全國人民對右派的仇恨之火點燃起來，讓全國人民投入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中去……



果然，葛佩琦的這壹“招牌言論”，立即傳遍全國大街小巷、窮鄉僻壤。人們壹提起右派，就知道那是些要殺共產黨的“殺人犯”，怎麽能不同仇敵愾、義憤填膺呢！



這時，即使葛佩琦有張飛那樣大的嗓門，也無人能聽到他的吶喊、抗議聲了。何況，很快、葛就被逮捕，失去了“話語權”。



壹樁天大的冤案就由此鑄就了。



說到葛佩琦的奇冤，只有了解他的問題全部真相後才會信服，而這個真相是二十余年後才為人們所知曉的。原來，葛佩琦本名葛畔珩，出身貧寒，山東平度縣人。1933年，靠半工半讀自學完成學業的葛畔珩考取了北京大學物理系，但因既沒有初中畢業文憑，更沒有高中畢業文憑，眼看難以跨進校門。這時，恰巧有個叫葛佩琦的新生報到了到卻不來上學，同情他的老師叫他頂替那個學生。從此，葛畔珩便變成了葛佩琦。葛佩琦在北大除了學習，還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是“壹二·九”運動積極分子。後又加入共產黨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還當選學校學生會副主席。日寇占領北平後，他投筆從戎，投入豫東的抗日遊擊隊，並在遊擊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時為1938年。



不知什麽原因，共產黨派他去做秘密地下工作。他幹出了出色的、驕人的成績：單獨策反偽軍壹個團；參與策反壹個偽軍師，將他們編入了共產黨控制的部隊。



大概是他的地下工作出色，黨便繼續叫他擔任這種“鼴鼠”的角色。在國共內戰時期，葛佩琦打入國民黨第壹戰區司令部，並建立了壹個地下聯絡站，獲取了大量情報。後來葛佩琦被調去沈陽，任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少將督察和東北通訊處處長。他利用職務掩護，將大量敵軍高度機密的情報，通過自己的單線的“上線”聯系人李年，再經過秘密電臺不斷地送到延安毛澤東的案頭，為共軍奪取遼沈戰役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然而不幸的是，1947年底他的單線聯系人李年被捕，不久，他的黨組織關系所在的領導人趙耀武也在西安落入國民黨之手。雖然葛佩琦提心吊膽的事情並沒有發生，李、趙都沒有出賣他。可是，從此，他的地下共產黨員身份和傳奇式的地下工作經歷與功勛，也隨著李、趙的“失蹤”而消失了……



毛共建國以後，經曾為共產黨提著腦袋在敵人心臟裏幹了十多年地下工作，戰果輝煌、功勛卓著的葛佩琦，突然成了“黨外人士”。他當然心有不甘，不肯罷休。他不斷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要求調查他的歷史，並提供了有力的線索：在抗戰勝利後，由黨中央社會部西安地下情報組派去東北作“鼴鼠”的並不是他壹個人，而是壹批人，光是與葛佩琦在同壹情報組的就有四人，有的人還健在，要查清他的身份並不難。又據後來知道，葛報告中的情況已被中共華北局以函調方式證實。但葛後來到人民大學任教，不知道為什麽，那些調查材料似乎沒有轉來，人大黨委會仍然確定他為非黨人士。葛為此多次找人大校黨委和系黨總支要求查明，但均如泥牛入海。這就是葛佩琦對共產黨不滿的原因。



1957年12月24日深夜，葛佩琦突然被警察從家中帶走，關進北京草嵐子監獄，從此開始了長達壹年的審訊。



審訊人員的興趣和重點是他這個“國民黨軍少將”有哪些罪惡，對於葛佩琦的解釋和聲明根本不聽。起初葛堅持自己是共產黨員和黨的地下工作者，並且多次提供調查線索，希望查明他的歷史。但每次都被審訊人員呵斥：



“混蛋！妳是雙手沾滿革命人民鮮血的國民黨少將，怎麽會是共產黨員？妳這是在公開汙蔑共產黨！我警告妳……若不老實，就將罪上加罪！”



從審訊人員殺氣騰騰、壹次比壹次盛怒的表情裏，葛佩琦知道，他的任何申辯都毫無用處，只會增加自己的“罪惡”，於是他不再堅持重新調查自己的歷史了。



1959年2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向北京中級法院提起公訴，公訴詞除認定葛佩琦是“歷史反革命”外，還指控他是現行反革命——借黨整風之機，惡毒攻擊和汙蔑黨的政策和歷次政治運動，叫囂要殺共產黨人，推翻人民政權……



法院以反革命罪狀判處葛佩琦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葛妻朱秀玲是人民大學副教授，因得知丈夫的可怕罪行，加上本有疾病，接到丈夫的判決書，壹下子就暈倒過去。後癱倒在床6年。大女兒在北大附中讀高三，門門功課在九十分以上，結果高考時沒有任何壹家學校接受她。她痛哭無語，無奈只好休學在家，後來便專門照顧生活不能自理的母親。老三、老四都送給了親友，老五本來也有人想接養，但壹聽是葛佩琦的女兒，堅決拒絕了。



為了孩子們的前途，後來朱秀玲與葛佩琦辦了離婚手續，五個子女均改為朱姓。這是當時很多犯人妻子的通行做法。



由於葛佩琦當年右派的名氣太大，那句“要殺共產黨”的名言太嚇人，加上可怕的歷史反革命罪行，使他在後來右派甄別、改正時遇到了比壹般右派更大的困難，曾經多次碰壁，使他幾乎絕望。後來還是友人指點，讓他親自找到了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在胡耀邦的過問下，葛佩琦的雙重冤案才得以徹底平反，葛重見天日。當然，他曾經為共產黨、為毛做出的那些“重大貢獻”，那些輝煌的業績，算是打了水漂了。



平反之後的葛佩琦，據說在有人造訪時仍然念念不忘大談他當年做地下工作時入龍潭、闖虎穴、過五關斬六將的輝煌，只是在說到受到共產黨二十多年監牢的報償時，臉上才掠過壹絲陰影。也有記載說，葛曾經對友人說：“早知是這樣，當年還不如跟他們（指國民黨官兵）去臺灣好了!”



葛晚年還寫了壹本回憶他做共產黨地下工作經歷的小冊子。不過，當局壹直未準出版。筆者認為這不僅是擔心共產黨地下工作方法被泄露，更主要是從政治影響方面考慮：壹個當年要殺共產黨的大右派，怎麽搖身壹變成了共產黨的英雄？



葛佩琦的悲劇在於：他畢竟是個知識分子，而且又對現狀、對自己的遭遇不滿，還以老共產黨員的口吻說了出來，於是，變成毛澤東的靶子就是必然的了。本來是共產黨對不起葛佩琦，結果葛反而變成了毛共的罪人，差點坐穿牢底。歷史總是被毛澤東顛來倒去，千千萬萬如葛佩琦式的人物的命運也就被如此顛倒了。



還有另壹個陽謀受害者，叫徐鑄成，此人則是另壹翻景象。



徐沒有葛佩琦的光榮歷史，但是也是壹個左派，對“黨”忠誠而且有些貢獻。他是壹個老報人，報界元老，雖然他不是共產黨員，卻壹直用筆桿在為黨服務。 1956冬，徐被告知，曾被兩度“停刊”的《文匯報》復刊為日報，並任命他為總編，要求他把這張報祇辦成有“書卷氣”的“讀書人”的報紙。徐受到極大的鼓舞。其時，正是毛提出的“雙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在全國風靡的時候，徐決心大幹壹場。（從後來看，恢復《文匯報》也是毛的“釣魚”策略之壹。）



《文匯報》的開場之作是敲了壹通“電影的鑼鼓”。《文匯報》是當時少有的設在上海的全國性報紙，而上海是中國電影業的發祥地，大批電影工作者和電影人才聚集在上海。上海電影的狀況即是全國電影狀況的縮影。從總體上看，由於建國後毛對電影的嚴格控制，像所有其他藝術形式壹樣，電影業也處於枯萎雕零之中，70%的影片收不回成本，群眾對那些完全當作政治的圖解和傳聲筒的公式化、概念化的電影既不感興趣，又敢怒不敢言。電影工作者也處於茍延殘喘的狀態，大部分人沒有“工做”。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文匯報》發起了壹場題為“為什麽好的國產片這樣少”的討論。



討論猶如壹石激起千層浪，人們紛紛指出國產電影片的癥結所在，矛頭不約而同指向了毛的文藝方針和嚴格的審查制度。



演員們直呼：“請尊重人，我是演員，我要演戲！”



導演們則強調：“導演應該是影片生產的中心環節。”



資深電影藝術家呼籲：要“尊重電影藝術的傳統……”



這場討論歷時達三個月，影響巨大，應該看作《文匯報》在整風鳴放前的主要功績。可是，它卻遭遇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張春橋組織的圍攻。



令徐鑄成意想不到的是，最高領袖對他這種“放”得幾乎有些“過分”的行動，不僅未加譴責或表示不滿，反而給了他贊揚和鼓勵，這使他原來的壹顆懸著的心完全放了下來。



那是徐被邀請去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之時，1957年3月10日下午，他與各大報同行、《人民日報》、《大公報》、《解放日報》、《新聞日報》、《新民晚報》的總編們，被毛召到豐澤園的住屋單獨接見，令老總們受寵若驚。



接見時沒有其他人陪同，只有壹個當時人們還不十分熟悉的康生作陪（這種安排頗令人感到毛另有深意，因為康生並不是黨的意識形態主管，也沒有文化部門的職務，而是中共政治特務頭子）。



徐壹進毛的書屋，康生立即起立向毛介紹說：



“主席，這就是徐鑄成同誌。”



毛立即伸出壹雙大手，將徐的手緊緊握住，仿佛知心老友久別重逢：



“妳就是徐鑄成同誌？妳們《文匯報》辦得好啊，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鳥蟲魚，應有盡有，真是辦得活潑。我下午起身，必先找妳們的報紙看，然後再看《人民日報》，有功夫再翻翻其他的報紙。”



受到毛的贊揚，原來因“電影的鑼鼓”遭到圍攻帶來的沮喪心情，在徐鑄成心中立即消融了。



在座談會開始後，徐 小心謹慎而又充滿真誠地問：



“我們從舊社會過來的人，對馬列主義還沒有學好，在報紙上如何展開雙百方針，感到心裏沒有底。抓緊了，怕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放松了，又怕犯了修正主義錯誤，請問主席，該如何是好？”



毛沒有教給徐鑄成不犯錯誤的法寶，卻有些顧左右而言他。他含笑地談了半個多小時，在談話中，他明確地支持《文匯報》敲的這壹場“電影的鑼鼓”，接著便大講盡可能避免片面性，這大概就是毛教給的不犯錯誤的法寶了。不過，接下來毛的話使徐大為感動：



“說到辦報，共產黨不如黨外人士。延安辦報，歷史也短，全國性辦報沒有經驗。辦學、搞出版、科學研究都是這樣。全國有500萬左右知識分子，其中共黨員不過是壹個小指頭。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這話有壹點道理。現在我們是外行領導內行，搞的是行政領導，政治領導……



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本來在心裏積累了很久，去年已經講了幾次，後來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陳、馬他們的文章（指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陳其通等四人聯名批判王蒙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文章—筆者）。他們是憂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亂，他們的方針是反中央的方針，用的是壓的辦法，不能說服人。想到會有人以為他們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見，因此覺得有好好談談的必要……



年內要開始整風，要用小民主的辦法，在小民主面前，再加兩個小字，就是毛毛雨下個不停，先整共產黨。現在我們有些同誌裝腔作勢，他們沒有本錢，又要做官，不擺架子就不行……”



徐鑄成也算有經驗、有閱歷的老知識分子，當時萬萬沒有想到毛的那番談話原來是他“引蛇出洞”策略的壹個部分。毛沒有告訴他不犯錯誤的“法寶”，目的就是要他犯“錯誤”。而且，毛也確實沒有什麽使別人不犯錯誤的法寶，因為沒有人犯錯誤，這階級鬥爭不就熄滅了嗎？況且犯不犯錯誤，標準全在他心裏，而且是每天24小時、每年360天都在變幻。即使他當時教給妳不犯錯誤的“箴言”，妳也照著去做了，但也不能保證妳不犯錯誤，因為第二天毛可能宣布他頭天的話是“放屁”，或者說他根本就沒有說過……



徐先生壹回到文匯報駐京辦事處就激動得不行，等不及辦事處主任浦熙修回來，他就先召集有關人員傳達毛接見時的講話，向他們交代了年內將要開展的整風，並特別強調：在眼下宣傳貫徹毛的雙百方針和在未來的整風運動中，《文匯報》壹定要大張旗鼓而又切切實實反映主席的指導思想，要反映知識分子的心聲，以體現本報的特色。徐壹再勉勵大家壹定要不辜負毛的教導和對文匯報的殷切期望。



浦熙修回來後，徐又將毛講話內容向浦女士反復作了交待。這很可能就是後來浦女士對整風大鳴大放的導報那麽賣力的原因，因為浦壹貫最聽黨的話，特別是毛的話。



令徐鑄成激動的消息還接踵而來，當時決定組織中國新聞界代表團訪問蘇聯，起初內定徐鑄成為副團長，後來改為任團長。這當然也是“黨”對他的最大信任、最大的榮譽了。



這趟出國門對徐來說確是意外的幸運，因為他這壹去44天，等待他回來時，整風的鳴放階段已經過去了。《文匯報》在那段時間遵照他這個總編的囑咐，開足馬力、全力以赴地報道全國大鳴大放的消息，大量登刊知識分子們鳴放文章，可謂殫精竭慮、不遺余力。



《文匯報》之所以如此下勁、賣力，還因為早在整風正式開始前，上海市委辦公室就通知在家的副總編輯欽本立，說偉大領袖毛要親自到《文匯報》看看，並交代要保密。從此，全報社人馬就望穿秋水，日夜等待毛的臨幸。可後來，忽然又來了通知，毛因故不能到上海，因此也就不能到文匯報來了。為彌補這壹遺憾，特派遣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部長陸定壹作為他的代表到報社看望大家。



陸定壹見到欽本立的第壹句話就是：



“妳們的報紙辦得好，有生氣，有情況，有主意，有辦法。”



進了總編辦公室，陸定壹開玩笑地說：“妳看我來當貴報的總編輯好不好？”



陸定壹主要是傳達壹種信息，即毛和中央高層對《文匯報》的高度評價和由衷的贊賞。



陸定壹還表白，自己是受到毛的委托來鼓勵《文匯報》積極大鳴大放的，希望大家不要辜負偉大領袖的期望。



中國的知識分子素來有“士為知己者死”的傳統，《文匯報》碰到的“知己”不是壹般人，而是偉大領袖、壹國之君，妳說他們怎不感恩圖報、肝腦塗地，萬死不辭？



於是文匯報全體上下，特別是駐京辦事處那位女主任浦熙修（這時她已升任副總編），使出渾身解數，作出十二分努力，為偉大領袖發動的整風運動、為大鳴大放鼓吹、造勢。那段日子，浦主任真的是廢寢忘食、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對整風鳴放的報道和造勢之中。她不僅像壹位女將那樣運籌帷幄，指揮她的各路人馬，還親自身先士卒，深入第壹線采訪，親自出馬組織京城知識界名流座談，壹時間，浦的辦公場所簡直成了京城知識界名流的沙籠。



就這樣，在大鳴大放的壹個多月的時間裏，《文匯報》全體人馬夜以繼日、馬不停蹄，為整風鳴放殫精竭慮，手腦並用，全力以赴。他們生怕辜負了偉大領袖的期望，他們感到雖苦尤榮，覺得自己為毛、為黨盡到了壹份應盡的責任……



誰知，就在他們沾沾自喜、以為為整風運動立下了頭功的時候，6月8日，壹篇《人民日報》的社論《這是為什麽?》猶如壹顆重磅原子彈在中國大地爆炸，特別是在《文匯報》的同仁們心中爆炸，壹時間，所有的人全慒了，有的頭暈目眩，天旋地轉，幾乎暈厥過去。



稍為清醒過來之後，才知道是政治風向突然來了個180度轉向，而且這轉向來自最高層，就是那位令他們日夜感念的“國君知己”。可是他們百思不得其解：這怎麽可能呢？究竟是怎麽回亊？……



其實，6月8日的社論只是發出了壹個信號彈，不是真正的主火力，很快，真正的打擊來了，文匯報被掀了個底朝天，全體成員忙不叠地檢討、檢查，痛心疾首，暈頭轉向。7月1日，壹篇叫做《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人民日報社論令文匯報跌落萬丈深淵。而且，很快大家都知道了這篇社論乃毛澤東親筆所為，文中，毛數落了文匯報的種種“罪行”：



“嚴重的是文匯報編輯部，這個編輯部是該報鬧資產階級方向時期掛帥印的，包袱沈重，不易解脫。帥上有帥，攻之者說有，辯之者說無；並且指明道姓，說是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壹帥，就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壹位能幹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壹個民盟右派系統。”



“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中和整風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壹模壹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



毛以掩飾不住的仇恨筆觸指斥文匯報中的民盟右派：“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以為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這罪名的確使人吃驚！文匯報的同仁們個個膽戰心驚，全都亂了方寸。



在毛的強大高壓恐怖下，文匯報被迫以報社的名義作了檢討。但毛卻認為這個檢討是遠遠不夠的，不深刻的。毛引用文匯報的檢討原文：



“我們片面地錯誤地理解了黨的鳴放政策，以為只要無條件地鼓勵鳴放，就是幫助黨進行整風；多登正面的意見或對錯誤的意見進行反批評，就會影響鳴放。”



這是真心話，也是當時毛對各報紙的指示。文匯報是忠實執行這壹指示，才落到如此地步的。



對此，毛是如何辯解的呢？他先是在這篇文章中不得不承認：



“在壹個時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錯誤意見不作反批評，是錯了嗎？本報（註：指人民日報社）及壹切黨報，在五月八日到六月七日這個時期，執行著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



黨報這樣做是對的！但文匯報這樣做（而且是毛親自要求它這樣做）卻是居心叵測，包藏禍心，是犯了大罪，罪該萬死！毛欺騙了文匯報，欺騙了天下百姓，這時卻倒打壹耙，反說文匯報是“是壹場欺騙”。這就是毛澤東的強盜邏輯，騙子哲學。



毛接下去說：



“文匯報在春季執行民盟中央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方針，向無產階級舉行了猖狂的進攻，和共產黨的方針背道而馳。其方針是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



根本無理可說，只由他說了算，十足的流氓強盜嘴臉。他進壹步指斥：



“文匯報至今不準備批判自己大量違反事實的反動新聞，大量刊發的反動言論，大量采用過的當作向無產階級進攻的反動編排。”



就這樣，毛將他的痞子作風、流氓哲學不僅帶進中國的政治領域，也帶進文化領域，使這種惡劣的文風在中國文壇大行其道，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發展到了頂點……近來看到壹位“異見人士”居然說，“毛澤東的白話文章，就連白話創始人胡適讀了都佩服不已，認定白話文寫作，毛澤東首屈壹指。”“他的文章寫得實在太生動太形象了，真可謂為中國民眾喜聞樂見”。不知這位先生指的是毛氏哪些大作？不過筆者從毛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開始，到反右時的罵人文章，從不見毛的文章有任何“最優秀白話文”的影子，有的只是流氓潑皮的無賴，強盜暴君的蠻不講理，以勢壓人，以及潑婦罵街、村夫撒野的“本事”。毛是將中國文人優良的文風徹底破壞、顛覆的罪魁！



毛的文章和言論是從來不準人反駁、辯論的。可憐的文匯報報人們，在挨了這蠻橫無理、劈頭蓋臉的壹頓棍棒後，不但不敢申辯、反駁，還可憐兮兮的如喪考妣般忙不叠去討饒、認罪，完完全全成了壹批喪家之犬。下面是毛的7月1日社論發表後，文匯報的秀才們連夜通宵達旦制作的請罪書、即《文匯報》7月2日社論《向人民請罪》中的壹部分：



昨天是黨的生日。我們在黨的生日受到黨報所作的愛之以德的批評，既感到溫暖，又感到慚愧。文匯報壹錯再錯，不但在政治上對不住人民和黨，而且在道義上，也對不住人民和黨。文匯報是在黨的領導和人民的支持下長大的，如今我們對人民對黨，卻以怨報德，人而無良，何以至此？



所以，我們在這壹時期，有的吃不下飯，有的睡不著覺，有的外出采訪無臉見人，有的收到讀者來信感到無地自容。痛定思痛，悲憤莫已。現在我們在感愧交並的心情激動之下，向全國人民請罪！



我們發誓，將文匯報從資產階級的政治方向的危險道路，扭轉到社會主義的人民新聞事業的光明大道上來……



多麽可憐、多麽可悲、多麽可恥！人家打了它的臉，它說感到“很溫暖”，右臉挨打了，希望再打左臉。明明是對方背信棄義、出爾反爾，卻要說自己“以怨報德”，現在“無地自容”……



當然，凡是當年毛式運動的過來人，都知道這種檢討是被迫的，是必須寫的，否則將有更多更大的苦難在等待妳。怕死、怕折磨，這是人性的普遍弱點，只不過文匯報的報人們的軟骨病更嚴重些，說出的話更讓人起雞皮疙瘩。毛於是抓住了這壹弱點來折磨這些可憐蟲！特別奇怪的是，他明明知道整個鳴放期間徐鑄成都不在國內，可卻揪住這位曾被他大力表揚過的老報人不放。這種痞勁確實罕見。



徐鑄成從蘇聯回到北京，再到上海已是9月初了。這時鳴放早已過去，反擊也進入了尾聲。徐忙於寫他的訪蘇見聞記，隔天壹篇，晝夜伏案。而在此前，所謂《文匯報》猖狂向黨進攻的那些日子，他不在國內。但作為報紙負責人，即使在國外，他也關心國內動向，並且天天看自己的報紙。徐以他老報人的經驗和嗅覺，感到文匯報的壹些標題有些鋒芒太露，似不合辦報的傳統技法。但他當時不好幹預。回到北京後，與欽本立通電話，問到為何標題的火藥味那麽重，欽答曰：那都是中共上海第壹書記柯慶施要求那麽做的，那段時間，柯書記天天給文匯報打電話，發指示，要文匯報為大鳴大放添力鼓勁，火上澆油……



徐於是壹切都明白了，但有什麽辦法呢。



在劃右派前夕，《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鄧拓，作為黨內高幹，得消息之先，立即給欽本立、徐鑄成打電話，要他們采取主動，先行自我檢查，以圖減輕處分。徐在驚愕之余，也對鄧拓的“哥們情”十分感激。但他還是有些莫名其妙，不知怎麽檢查，鄧拓無法向他們多作解釋，徐也無從多問。可憐的徐老先生只感到壹陣眩暈，隨即天旋地轉，知道大難臨頭了。



可是作為老共產黨員的欽本立還未喪失人性和知識分子的良心，接完鄧拓的電話，他首先想到的是救人、救報！第壹個要救的是徐鑄成！



欽本立挺身而出，當即求見柯慶施，說明《文匯報》這段時期如果有問題，應由自己負責，因為徐鑄成遠在蘇聯訪問；徐回到上海報社後，也未主持報社工作。只是參加過市委召開的壹次宣傳工作會議，在會上發言講了文匯報如何“拆墻”（拆黨員與非常人士之間的“墻”），那也是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白彥兩次去徐鑄成家登門動員，徐才“奉命”講的。總之，徐鑄成無論如何不應劃為右派。



柯慶施聽後似乎還很通情達理，幾乎全部接受了欽的意見，他說：“徐的問題只作為認識問題，不作政治問題；徐還當他的總編輯，還將有職有權。”



欽本立壹聽，大感慰藉，心中壹塊石頭落了地。他想到：只要徐鑄成這個桅桿不折，《文匯報》這艘船就不會沈沒……



但是就在欽本立回去報社傳達柯慶施的指示兩天後，市裏壹位大人物對徐鑄成進行點名批判。徐老先生再次提心吊膽，驚魂不定。為了安慰徐，欽本立拉上他壹道再次求見柯大人。



那知，才過了兩三天，柯慶施大人的“臉”已完全變了，柯不愧毛的好學生，單是這“變臉”之術就學得很到家。



柯以高高在上的、冷漠的、傲慢的態度，當著欽、徐的面，說了那段後來在知識分子中廣為流傳的“名言”：“中國的知識分子，用兩個字可以概括，壹是懶……二是賤，三天不打就翹尾巴。”



徐鑄成被弄得由白臉變成紅臉，又由紅臉又變成白臉，無言以對。只好聽“天”由命了。



毫無疑問，柯慶施在這兩天內親自請示了毛，得到毛的聖旨，他們的臉才變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惡毒。



之後，徐赴京出席全國人大壹屆四次會議（他是全國人大代表）。會議期間，看到《光明日報》壹篇署名文章，揭發他去年在民盟新聞小組會上說過：文匯報復刊後，壹切聽羅隆基指揮……這可是不好的兆頭，更不是事實。他想起來辯駁，但無人理睬他了。真實的情況是：徐鑄成不僅沒有說過這話，更沒做過羅隆基的馬前卒，而且，他還二次退過羅隆基給《文匯報》的稿件，這在當時是很不平常的行為，因為羅作為民盟中央副主席，其文章“所向披靡”，別的報紙求之尚且不得……以至羅後來在民盟中央壹次會議上憤憤地說：“文匯報還說是什麽知識分子的報紙，竟連我的稿子也不登……”



可是這時這位中國報人的元老，也沒有發表文章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了。



不過徐鑄成仍然暗中自我安慰：總算沒有將自己歸入“章羅同盟”。由此可見，毛也許會對他網開壹面。



毛當然不會忘記“關照”這位老報人。也就在這時，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長劉述周特地到《文匯報》駐京辦事處找到徐鑄成，轉告偉大領袖的話，劉說：“毛主席十分關心妳，毛主席昨天接見趙超構同誌，我也在座。毛主席特別提到妳，說：‘徐鑄成同誌的包袱比妳（指趙超構）重，但無論怎麽樣的包袱丟了就好了。’所以特地叫我向妳轉達他的話。”



徐聽到此話，既表示感激，又感到納悶，感激的是在無數知識分子、包括文匯報的浦熙修等人都被批鬥將喊天哭地的時候，毛卻對他如此關愛，如此“溫柔”，稱他“同誌”，又叫他丟下包袱；納悶的則是：毛說他的“包袱重”。包袱重，也即問題多、問題大。但他徐鑄成的問題“多”在哪裏、“大”從何來？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鳴放時他不在國內，他也沒有說過壹句出格的話，更沒有放過“毒”。如今毛卻說他的包袱重，看來這不是壹句好兆頭的話。聯想到那次在豐澤園接見時，毛對文匯報贊揚有加，如今對文匯報卻殺氣騰騰大加討伐，短短兩個月，冰炭兩重天！這使他對毛的話不禁打起了寒顫……



果然，曾被毛親切接見、贊揚，而且他自己也認為壹貫聽黨的話，沒有做過錯事的徐老先生，最終被毛欽定為“右派”……



當然，受難的絕不止徐壹人，既然毛說文匯報有個右派系統，那就不止壹兩個人，結果是，6名編委、15名記者編輯同時落網。完成了“右派系統”的指認。



徐先生對自己被劃為右派、打入另冊總有些於心不甘，耿耿於懷。其實徐的錯誤或罪名只有壹條：那就是他是舊社會過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是新聞界的頭面人物。既然文匯報反動透頂，那麽他這個總編能逃脫嗎？



所以，劃他壹個壹般右派，應該是毛對他的寬大為懷了。



徐鑄成後來著有《“陽謀”親歷記》壹書。



關於反右派運動的情況，及由它派生出來的光怪陸離的眾生相，包括對右派分子的處分、發落、下場，由於篇幅關系此處從略。壹些較有代表性的故事，則放在“附錄”之中，作為歷史見證，供讀者參閱。



毛主義高壓和摧殘下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生存狀態壹瞥







由於這個題目太大了，所以也只能“壹瞥”，即只能選取幾個具有代表性的鏡頭以窺壹斑。



毛對知識分子的仇視可謂滲入骨髓，不但在中國歷史上少有，在世界文明史上也罕見，他不同於秦始皇為保江山而“焚書”，和因受到術士的欺騙而“坑儒”（ 秦皇坑的是術士或方士，也是當時知識分子的壹種，但不能代表知識分子全部）。毛對知識分子完全是壹種基於仇恨的主動進攻、打擊、殺戮，不需要任何理由。毛還想從文化的角度、哲學的角度，證實“知識分子無用”，應該而且必須將這群“廢物”踩在腳底下，讓他們夾著尾巴像狗壹樣做人，或者幹脆送他們上“西天”。為此毛又發明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之說，說知識分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不創造價值，只是像“毛”壹樣，附著於社會經濟實體（工、農、商）之上、即“皮”之上，靠吸血討生活。所以不但是壹群廢物，還兼有剝削的本性，即具有“原罪”。理當消滅之。



不過他的這壹理論也有“漏洞”，當年毛在延安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中說到知識分子最無用、要靠工人農民供養時，為了堵住反駁者的口，他自問自答地說：



“……我這樣說，難免有人要發脾氣，他說：‘照妳這樣解釋，馬克思也是半個知識分子’。我說：‘是的，馬克思壹不會殺豬，二不會種田。但是他參加了革命運動，他又研究了商品。’” 所以馬克思不屬於靠削勞動人民討生活的“毛“。



毛的答復不倫不類，半遮半掩。實際上應該問他的是：既然妳說知識分子無用，是只能靠別人養活的廢物、寄生蟲。那麽，中共領導人不也是知識分子，也不會殺豬、種地嗎？還有大批共產黨幹部也既不會殺豬、又不會種田，他們算什麽呢？按毛的邏輯答復則應是：知識分子如果參加了他的“革命隊伍”，成了共產黨，那麽，他就是對革命有貢獻，是於人民大有益處的人了，不但不是附在“皮”上的“毛”，而且成了“皮之上”的領導者。所以，說到底，毛認為知識分子只有參加他的革命，並且徹底赤化的，才算是有價值的人，否則，仍就是吸血鬼、寄生蟲、廢物，要終身改造，直至從肉體上消滅。



由此看來，毛對知識分子實際上是矛盾的：他不能完全離開知識分子去搞“革命”，但又認定他們是異類，不相信他們，要不斷地敲打改造他們。而且，從毛的內心來說，他認定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除外），是“改造”不好的，所以他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是長期的、終身的。也就是說，永遠是壹種異己的力量。所以逐漸形成了他獨特的有關對知識分子的“名言”：



“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



“知識分子沒出息”



“知識越多越反動”



“讀書越多越蠢”



“對於資產階級教授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



毛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最集中、最惡劣的壹次表演是在1958年5月八屆二次會議上談到秦始皇時毛說的壹段話。當毛說到秦始皇是“厚今薄古”專家時，林彪插話：



“秦始皇焚書坑儒。”



毛說：“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萬6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壹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妳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壹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壹貫承認，可惜的是，妳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說罷哈哈大笑，引得全體中共大員也跟著大笑不止。其洋洋自得之態，其猙獰可怖之目，躍然紙上。



如是，在這樣壹個秦始皇+馬克思主義、亙古第壹暴君毛的統治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就無可奈何地註定了。







附壹：建國後、反右派前，毛對知識分子的打壓和迫害







這裏需要說明，此處說的建國後、1957年反右派之前對知識分子打壓迫害，其實只是指其中幾個事件，而且，如反胡風運動，因為已歸入敵我矛盾階的級鬥爭之列，此處不再敘述；還有如上述毛自己說到的借鎮反之名對知識分子的大屠殺，以及綿延無盡的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等等，這裏均不涉及。



最早是借兩部電影掀起的對知識分子的“敲山震虎”。



1950年3月至5月。由香港永華影業公司出品的電影《清宮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獲得觀眾壹致好評。這是壹部以戊戍變法為題材的電影，基調是對變法失敗的惋惜，對以慈喜為首的封建頑固派的揭露和鞭撻。它的愛國主題和進步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這也是從清末到今天、海內外華人對此次事件的壹貫看法和學術界的不變評判。



可是，這樣壹部簡單易判、是非分明的藝術作品，卻被壹貫善於雞蛋裏面挑骨頭，專門把白弄成黑、黑說成白的壹對夫妻硬說成是“宣揚賣國主義”的“反動影片”。這對夫妻就是毛澤東和江青。



要說清楚這壹事件，還得牽涉到中共高層內部的關系，不能不多說幾句。毛共建國後，毛就已經把自己定位為沒有皇帝名號的皇帝，開始逐步將他與昔日的戰友由“同誌、上下級” 關系改造為君臣關系。這壹計劃當然不好說出口，而只能從“大權獨攬”、“說壹不二”做起，逐步推進。對毛的秉性和他的“革命目的”最清楚不過的江青，決心在這方面投其所好，再立新功。江青不但了解毛的“革命目標”，更了解他的不同凡人的思維方式，其中重要的如指鹿為馬、朝三暮四、翻雲覆雨等等。



這時江青正面臨後宮危機。毛進北京、搬進中南海豐澤園後，就故意與江青分居。這使江感到毛是有意拋棄她，至少是冷落她。這種情況正是毛要成為沒有皇帝名號的皇帝的信號之壹。其實當時江青才35歲，風韻猶存，毛沒有什麽理由拋棄她。可是江想到楊開慧、賀子珍的下場，想起毛的好色無忌、暴虐成性的本性，以及歷史上帝王們喜新厭舊的傳統，想到她有可能被毛打入冷宮、過那種淒淸寂寞、行屍走肉的生活，不由得冒出了冷汗。



經過反復的瞑思苦想，江青終於悟出了道道，這就是幫助毛實現他的“帝皇夢”。只有這樣才能讓毛感到她的重要和不可替代性，保住自己的“皇後”地位。電影《清宮秘史》正好提供了這樣壹個機會。



這時，江青的處境還比較困難，毛還遵從與江青結婚時黨內高層與之約定的“約法三章”：江青不得幹政。所以，毛登基後並沒有給江青安排顯要之職，只是根據她的老本行，給她在文化部安排壹個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的虛職。



然而江青就在這個不起眼的、並無多大實權的職位上，為毛成就大權獨攬、黨內獨尊、說壹不二的地位作出了非凡的貢獻。



事情要回到《清宮秘史》的上演上來。在此片公演之前，先在中南海為中央領導放映了專場，目的是取得中央領導的認可，然後好在全國放映和宣傳。在專場放映時，毛沒有去看，劉少奇等領導人及其夫人都去看了。劉少奇在觀看之後和中宣部部長陸定壹、副部長周揚、胡喬木閑談時，肯定了這部片子，陸、周、胡等人的觀點也不謀而合。



既然黨和國家的第二號人物都肯定了這部影片，中宣部領導當然認為應該給它放行了。他們覺得沒有必要請示毛了，畢竟只是壹部電影，而且大家看法都壹致，就不應用這種小事去打攪毛了。他們當然也沒有征求當時還從未以“第壹夫人”身份露面的江青的意見（不以毛的夫人身份出面，也是毛與江青結婚時所接受的三個約束條件之壹）。



豈知冷眼旁觀的江青，以其特有的嗅覺感受到了這是壹次為毛立功的好機會。她故意在這部電影在各地上演並獲好評後才去毛處告狀。江與毛談話的原話已不得而知，她跟毛說的重點也肯定不是影片本身（對影片本身的審視無足輕重），而主要針對兩點：壹是指出這是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大權旁落的苗頭，毛本來就十分註重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對這壹點自然十分敏感；二是特別指明、搶了毛的獨家話語權的是劉少奇，因為江青知道，毛這時對劉少奇開始有了戒心，在上壹年春天劉去到天津時大談“發展資本主義”甚至說“剝削有功”，已經引起了毛的不滿。



由於江青對毛的內心想法了如指掌，所以，她壹告即中。江又調來《清宮秘史》單獨放影給毛看，毛看了後同意指其為“賣國主義”影片。只是，毛當時還不想為如此“小事”與劉少奇撕破臉皮。於是決定由江青出面，找到陸定壹、周揚、胡喬木，說《清宮秘史》宣傳了賣國主義，要組織批判。這中間江青賣了壹個“關子”，她故意不說明這是毛的意見，而是把自己和毛的意見混在壹起（江意欲以此獲得毛的代言人身份），這便使陸定壹等人很為難，因為搞不好，這要承擔挑唆黨內兩位最高領導人之間關系的罪名。但又不能不對江青的警告作出反應。於是組織人馬寫了批判《清宮秘史》的文章，但想來想去最終沒有發表。毛因忙於其他政務也沒有過問此事，不過他記下了這筆賬。



後來文革中戚本禹寫了篇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文章，專門談及這部影片之事，並把這壹切算到劉少奇的賬上。劉始則莫名其妙，繼則如夢初醒，因為此前他根本忘記了此亊，更不知有此壹說。



江青這次雖然沒有掀起大波瀾，但已初步引起毛澤東的重視，算是達到了壹半目的。自此，她打定主意，要做毛澤東在意識形態領域、特別是電影方面的偵察兵、看門“犬”，再立新功。



很快，機會又來了，那就是《武訓傳》事件。



《武訓傳》的編導孫瑜是周恩來在南開中學的同學，與周關系不錯。影片題材是根據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提供的材料和陶的遺願拍攝的。拍攝之前孫瑜當面請示了周恩來，周以他慣有的嚴謹、小心和思慮縝密的作風，作了三條指示：壹、站穩階級立場。二、武訓成名後，統治階級即加以籠絡利用。三、武訓最後對興學的懷疑。這三條被尊為該劇編導的指導思想。



《武訓傳》依據的是真人真事，是清末壹件奇聞，其基本亊實是：



武訓，原名武七，清末山東堂邑縣（今聊城）人，生於1838年，卒於1896年。出身貧苦農家，父親早年去世，武七跟隨母親到處流浪，以乞討度日。十幾歲給地主打長工，主家欺他不識字，克扣了他的工錢，使其深感不識字的苦處，決心創辦義學，讓窮孩子讀書。他把分家分得的三畝田賣掉，加上自己行乞得來的錢，積攢起來存在壹個富紳家裏（那時沒有銀行）讓其放債生利。為了募集辦學的錢，他吞瓦片，喝臟水，讓人當馬騎，含垢忍辱，始終為了讓貧寒家孩子上學這壹崇高目標奮鬥不息。經過30多年不懈的努力，武訓積攢了兩千多兩銀子，全部拿出辦義學，他自己仍然過著“居不求安，饑不擇食，衣則襤褸，臥無枕衾”的困苦生活。1888年，武訓在家鄉堂邑縣柳林鎮辦起了第壹所義學，第二年在館陶縣辦了第二所義學，1896年臨死前又在臨清縣辦了第三所義學。



武訓的事跡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直達皇廷。清帝得知他的亊跡後對他的義舉頗為感動，封給他“義學正”的官號，並賞賜“黃馬褂”——壹種對特殊貢獻者的嘉獎。武訓卻拒不接受這些“崇高的榮譽”，但如果他正面拒絕，是要被加上“大不敬”之罪處死的，所以他只好裝瘋，以這種特殊的方式進行反抗，完成了他的悲劇性格的完整性。其間，當他聽到他的義學考第壹名的學生說，學成以後可以做官的時候，他不禁痛哭流涕，給學生們下跪，懇求他們“將來千萬不要忘了咱窮人”。這壹切表明，武訓辦義學之舉確是不為名、不為利、真心實意為窮人，他自己到死都堅守窮人的名份。



像武訓這樣的奇人奇事，不論在哪個朝代，都會被褒獎贊揚的，這也是人們普適的價值觀、道德觀。特別是武訓不接受朝廷嘉獎之舉，更適合馬列主義的“階級性”要求。



編導者為了貫徹周恩來的指示，使之更適合毛共的理論和胃口，又在劇情中加入了編造的太平天國車夫周大領導囚犯們進行獄中暴動、與官府進行武裝鬥爭，但最終失敗的情節。還在影片結尾的時候用心良苦地加上了壹段旁白：“武訓先生為了窮孩子們爭取受教育的機會，和封建勢力堅韌地鬥爭了壹輩子。可是他這種個人的反抗是不夠的，他親手辦了三所義學，後來都給地主們搶過去了。所以，單憑念書也解救不了窮人；周大呢——單憑農民的報復心理去除霸報仇，他沒有把廣大的群眾組織起來。在當時那個歷史環境裏，他們兩人都無法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中國的勞苦大眾，經過了幾千年的苦役和流血鬥爭，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倒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



就是這樣壹部既有階級性，又有人性，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要求的影片，在全國99.99%的人民看來，都是壹部具有“積極教育意義”的“好影片”。可是誰能相信，到了毛澤東、江青的眼裏，卻變成荼毒人民，汙蔑革命鬥爭的“大毒草。”



事情是這樣的，《武訓傳》拍完後，1951年2月21日先在中南海放映給中央領導看片。周恩來、朱德、胡喬木都去了。唯毛澤東、江青沒有去（恐怕是故意所為）。看完之後，朱德握著編導孫瑜的手說：“很有教育意義。”



隨即，影片在北京公映，獲得壹片贊揚之聲。各種報紙連日發表觀眾寫來的觀後感，好評如潮。後來壹些專業影評人士、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家”也紛紛發表影評文章，壹致對影片給予充分肯定（後來批判時說報刊發表這類贊頌文章有48篇之多）。



這次，躲在“陰暗角落裏”的江青，決心要作壹篇“大文章”，掀起壹次大的波瀾，以抵消上次未能將《清宮秘史》公開徹底批倒、批臭的遺憾，同時借以大大提升自己在毛心目中的地位。



毛雖然極為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但其時其他大事太多，如 “清匪反霸”、“土改”、“鎮反”、“抗美援朝”等運動正如火如荼開展，毛每天為他的“殺人事業”忙碌不叠，對壹部電影這樣的事當然顧不過來。



而江青正好充當了毛在這方面的耳目。江青也在抓時機，她要等到《武訓傳》已經在全國“火”起來才出手，以便使事情鬧大，引起毛的足夠重視。



江青當時是怎樣在毛面前告“禦狀”，我們已不可細知。總之，江青對毛主義、毛的為人是深切了解的，而且她也把這壹套學到了手。壹般地說，毛對很多事物的看法，都是與壹般人、包括他的黨內“親密戰友”相反的，壹般人認為好的，毛可能認為是壞的；壹般人擁護的，毛可能堅決反對。這大概就是斯大林所說的“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做成” 吧。不過看來不是壹切共產黨員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而只有毛這種特別“優秀”的人才才如此，就如在蘇聯，也只有斯大林等極少數人堪當此譽壹樣。



江向毛匯報了周恩來、朱德對此片的評論，特別指出《武訓傳》的編導乃周恩來的老同學，拍此片得到了周的支持。這壹句就牽動了毛的敏感神經，因為周恩來正是毛認定的主要潛在政敵之壹，雖然在延安整風時周已對他表示完全臣服，但毛對周的怨恨並未消除，周精明能幹，又廣結善緣，在國內、國際上的人緣、名氣都比他老毛好。毛對其是既恨之，但因工作需要又不得不用之。因此，如能利用這次電影事件，把它上綱上線做大做“危”，不啻是對周很好的壹次“敲山震虎”，迫使他以後更加馴服。



於是毛叫江青將影片調來。果然，毛壹看，加上江在壹旁提醒，毛立即認定這是壹株“大毒草”。 於是決心借此事對全國知識分子再來壹次“洗腦”，同時對周恩來，還有朱德來壹次警示。



1951年5月20日，毛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表了他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壹文。文章以毛特有的霸氣、流氣，以最高權威的口吻，對《武訓傳》進行惡毒的攻擊和貶斥：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汙蔑農民革命鬥爭，汙蔑中國歷史，汙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整個中國電影界、文化界以及整個知識分子隊伍，直至看過電影《武訓傳》的普通老百姓，都猶如挨了當頭壹悶棍，被打得暈頭轉向，有些驚恐莫名。此時毛、江又通過黨內小道渠道故意向全社會傳出：此篇社論乃毛親寫。本意為增加社論的威力，引起全囯上下重視，但也增加了人們的驚恐和慌亂。



為了證明毛寫的社論的正確性，《人民日報》和文化部立即組織了壹個“武訓歷史調查團”赴山東武訓活動過的地方進行所謂調查，江青以“李進”的代名進入調查團。在調查團尚未到來之前，山東省的有關領導、部門已經完全知道了此次調查的動機、目的，於是緊行動起來急做好配合調查的“群眾工作”，完全滿足調查團所需要的壹切材料和“人證”、“物證”。



於是，調查團順利地完成了任務，由包括江青在內的三位作者寫出了《武訓歷史調查記》。



《調查記》得出的結論是：“武訓是壹個以流氓起家， 遵從反動統治階級的意誌，以‘興學’為進身之階，叛離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是壹個勾結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貪殘，手段苛刻的高利貸者。”“是壹個以‘興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



就這樣，在江青的直接指導參與下，將武訓的歷史徹底顛倒、改寫了，將壹個以行乞興學的貧苦農民、壹個舍身為義、感天動地的善舉，汙蔑成罪大惡極的罪人。



由壹斑可窺全豹。由此我們也就可以清楚地認識到，自從毛澤東去井岡山當山大王之後，他所從事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又叫“民主革命”），到底是在幹什麽；他所宣揚、殺戮的土豪劣紳、地主、富農、反革命到底是些什麽人，而他的“共產革命”及其骨幹、積極分子又是什麽貨色！



毛就是用這種無比卑鄙、無比邪惡、無比無恥、完全顛倒黑白的手法，編造出他的“偉大、光榮、正確”的壹生，從對武訓的惡毒無恥的汙蔑，到對知識分子設置陷阱的“陽謀”； 從在江西大打“AB團”，到最後將劉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毛的“革命路線”、“革命手段”和“革命邏輯”就是如此，從來如此如！這就是毛的“革命”的真相。



毛對武訓和《武訓傳》的惡毒詆毀、汙蔑，在中共黨內和社會上居然沒有受到壹絲壹毫抵制或公開異議，有的只有奴顏婢膝的擁護、贊揚，有的只有助紂為虐、為虎作倀。這說明毛主義己在全黨、全國樹立了絕對權威，毛順利地獨占了中共的“話語權”。為其後來從“領袖”向“皇帝”轉變奠定了堅實基礎。



毛仍然不肯就此收兵，像每壹個運動壹樣，不搞得全國人仰馬翻，人人心驚肉跳他是決不會罷手的。首先遭罪的當然是《武訓傳》的編導、演員，旁及那些影評家和寫觀後感的普通觀眾，他們只好收起昨天的笑臉，擺出壹付哭喪的苦瓜臉忙不叠地寫檢討、查思想，盡量上綱線上線辱罵自己，搧自已的嘴巴，以求得求得毛的寬恕，求得與毛思想的吻合。



但是毛的重點並不在影片本身。毛的重點是要借此再度開展壹場知識分子改造運動，重點整那些高級知識分子，挖掉他們的“資產階級思想”，同時震壹震黨內那些“右傾” 的潛在對手。於是，壹場借批《武訓傳》，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使知識分子“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運動在全國開展。運動的內容完全超出了對武馴傳的批判本身，而是要所有參加運動者“脫褲子”、“割尾巴”、人人過關。像毛所有運動壹樣，先讓檢査者自己給自己摑耳光，然後讓別人來摑、再互相幗，直到人人被摑得痛不欲生，倒地向黨、向毛求饒……



在復旦大學，為了幫助孫大雨教授過“思想關”，批判會開了8個鐘頭；



北京大學的周炳麟教授，因為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任過職，被反復地整來整去仍然不能過關。他絕望了，只好鐵了心說：“妳們不要再找我談什麽思想改造了，就算我是為國民黨殉節吧……”他選擇了“自絕於人民”。



西南政法學院，壹位做過國民黨最高法院推事的教授，過關無望，便主動跳入長江……



為《武訓傳》作檢討的最高職務者是周恩來了。但是周是個黨性很強的共產黨人，他不會將自己在黨內高層受到的打擊、委曲向外人吐露，不過，也許是壹時疏忽了，或者覺得骨骾在喉，不吐不快，1952年春天，周到上海，碰見孫瑜，據孫瑜回憶說，周“在和我握手時微笑地問我：是否聽到了他在北京為《武訓傳》所作的檢討？”這使孫大吃壹驚，原來周恩來這位堂堂總理因為這個《武訓傳》而要在黨中央作檢討！



聯想到因《武訓傳》而使全國的知識分子挨整，甚至不少人丟掉了性命，孫瑜很後悔，很痛苦：早知有今天，何必當初！搞這個鬼電影幹碼呢。



可是江青和毛澤東則真正開懷了壹陣子，當年11月，由於江青在電影戰線屢建奇功，聰明的胡喬木提議江青做中宣部電影處處長。書面報告呈送到毛澤東的案頭，毛提筆欣然批曰：“此件很好，可照此實行。”江青總算突破了“不得幹政”的桎梏，正兒八經做官了。自此，毛、江的夫妻店越開越大，越開越紅火。



因為《武訓傳》，知識分子們被整得失魂落魄。好不容易剛剛告壹段落，又發生了壹樁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的公案，害得知識分子們忙不叠繼續檢討下去……



問題是從1953年5月開始的。紅學家俞平伯出版了壹本叫《紅樓夢研究》的新書。當月《文藝報》登刊了壹篇介紹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文章，對此書作了很高的評價和推介。



俞平伯是老資格的紅學家，他的基本觀點是《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不具有反封建主義的旨意。俞在《紅樓夢研究》之外，又寫了壹篇叫《紅樓夢簡論》的文章，宣揚自己壹貫的觀點。



哪知，俞老先生不經意踩中了毛澤東的壹顆地雷。原來毛澤東也是個“紅迷”，他將紅樓夢讀了多遍，在講話、作報告中不時引用書中原文，故事，比如，他壹次在講到“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時，就說這是“我們的古人王熙鳳，又叫鳳姐兒說的”。將壹個小說中人物說成“我們的古人”，大概只有毛才能這樣說。更為重要的是與千千萬萬紅樓夢的讀者、研究者觀點截然相反的是，毛硬說《紅樓夢》是壹部以反封建為主題的小說，是反映清代中晚期“階級鬥爭”的百科全書。但是凡看過紅樓夢的人可能都會對毛的說法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因為這明明是壹部描寫壹個貴族大家庭由盛而衰的言情小說，書中以貴族小姐、公子們的愛情故事為主線，穿插了大量當時的社會生活和人物事件、風土人情，由於作者高超的藝術功力和對社會萬狀的洞悉，說它是某種意義上的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也許不為過，但若說它是什麽“階級鬥爭”的教科書，則是風馬牛不相及之事。它曾壹度被統治者以“誨謠”為由禁止，但從未聽人說過它“誨盜”或教唆階級鬥爭、教人造反。曹雪芹可能做夢也不會想到有人說他的書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思想符合。毛又給古人制造了壹宗滑稽的冤案。



恰在這時，兩位受了階級鬥爭教育，又能體會毛的紅學思想的共青團員大學生李希凡、藍翎合寫了壹篇批評俞平伯的紅學觀點的文章，寄到《文藝報》，但沒有發表；然後又寄給他們的母校山東大學的《文史哲》，得以刊出。



專門窺視意識形態領域動態的江青註意到了這壹情況，她拿著《文史哲》刊登的李、藍兩位作者的文章要求《人民日報》轉裁，總編鄧拓以《人民日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為由，表示恕難從命，並建議由中宣部轉知《文藝報》或《光明日報》轉載。後來這兩報都刊豋了。



壹年以後（不知何故拖了壹年之久，也許是這段時間毛忙於其他更重要的階級鬥爭不能分身），此事被毛從新提了出來，並寫了壹封氣勢洶洶的信給中共中央各領導人及主管思想、文化戰線的官員，信中說：



“……事情是由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註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的唯心論講統壹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電影《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註意的。”



從這封信中，可見得知江青幾次向毛告禦狀都完全獲勝了，毛完全接受了江青的觀點。表明毛、江政治上的高度壹致性，而這正是江青所苦心追求的目標。從此，江青在毛的心目中已經不是壹般的夫妻關系，而是壹種奇特的“名義上的夫妻、實際上的政治盟友”的關系。江青成了毛政治上的代言人，江青登上政治舞臺高位只是遲早問題，時機問題，這壹點雙方心裏都已深信不疑，後來都兌現了。



只是可憐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又因此迎來了新壹輪的思想改造運動，無數人又陷入“講不清、道不明”的“脫褲子”、“割尾巴”的尷尬境地……其中被毛點名的《文藝報》和文藝界的領導們更成了“重災區”，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接連召開了八次聯合批判大會，《文藝報》總編馮雪峰被撤職，編委會被改組。馮雪峰等人後來在反右派的第壹時間便被確定為右派分子，發配邊疆充軍勞動改造。



由於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又牽連出壹位中國近代學界泰鬥級人物被批鬥，只是這位被稱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已經不在大陸，他就是胡適先生。毛發動全國學術界對胡適聲討，很有點像唐·吉訶德對風車的戰鬥。不過在毛看來，重要的報了胡適當年在北大輕蔑自己的壹箭之仇；那是1918年毛第壹次去北京時，在恩師楊昌濟教授的引薦下在北大圖書館謀了壹份臨時管理員的差事，有空閑時可以免費去聽教授們講課。壹次毛去聽胡適的課，大概是聽得入神了，忘記了自己的身份，便鬥膽向胡提出了壹個問題。當這位名教授弄清了這個操湖南腔的提問者並不是北大的正式學生，而只是壹個旁聽的臨時工時，便拒絕回答，卷起書本瀟灑地走人了。



這對壹貫心高氣傲、而且立誌要做改造宇宙的大英雄的毛來說，無疑是壹次難以容忍的羞辱，這個壹箭之仇怎能不報？只可惜1949年胡去了美國了。無奈，毛只好利用他“君主”的身份，勒令大陸學者來壹次對胡“萬箭齊發”式的虛擬報復。當然，這對胡博士來說毫發無損，但卻使大陸知識分子跟著倒黴，寫下了不計其數的檢查檢討。



毛的另壹個收獲是，由於拿紅學權威俞平伯來開刀，幾十年來有關紅樓夢研究的不悅耳之聲，自此從毛的耳邊消失了。從此以後，取而代之的是毛氏的紅學理論，即紅樓夢是壹部“反封建的階級鬥爭的教科書”雲雲。。



毛玩政治權術玩弄得出神入化，玩到文學領域去了，也把暴力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橫行無忌地入侵並占領了大陸中國的學術殿堂。



最後要說的壹件事是毛與壹個舊知識分子之間的戰鬥，雖然打擊的對象只是壹人，但情節卻精彩動人，意義非凡，這就是所謂的“梁漱溟事件”，或稱梁與毛澤東之間的“雅量”之爭。



梁漱溟對毛的面折廷爭，雖然只發生在1953年9月中旬的幾天，但它卻是壹起不尋常的事件，是毛統治下絕無僅有的壹位民主黨派人士、壹位非黨知識分子對最高領袖當面要求話語權、申辯權的抗爭；而且由於毛與梁的關系非同壹般，在壹定意義上折射了毛與舊友和民主黨派人士、高級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變化。所以此事具有標桿性的意義。



梁與毛有著較深的淵源。梁祖籍廣西桂林，出生於北京，與毛澤東同齡。不過他似乎比毛“發跡”得更早些。梁出身書香世家，聰慧過人，早年卻未能考上北京大學。梁當即指日發誓曰：他日不到北大當教師，誓不為人！光憑這句話就知其誌向、氣度不凡。果然，梁漱溟憑著自學成才，深研梵文和印度哲學取得不俗的成績，1918年以壹篇《究元決疑論》的論文名滿京華，當年即被北大校長蔡元培聘為北大哲學講師，實踐了當年落第時的誓言。時年尚不滿25歲。而同樣年齡的毛澤東，卻剛剛從湖南第壹師範（相當於今之中專）畢業，跑到北京來尋找“未來”，因出國不成，投靠在壹師時的恩師，時任北大教授楊昌濟門下，靠了楊的引薦，在北大圖書館求得壹個管理員的臨時低等職位。而少年得誌的梁漱溟，教學之余不免到同事、同為哲學教授的楊昌濟家中高談闊論。這時寄住在楊家的毛，只能充當端茶遞水、開門迎送的角色。梁當時自然也未把毛放在眼裏。但毛對這位自學成才的北大青年教師卻產生了敬佩之情。後來梁又跑到山東青島去搞他的“鄉村改革試驗”，居然大獲成功，成為國內國際知名學者，後又任國民參議會參政員，躋身政要名流之列。



正應了那句俗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毛澤東走的是另壹條造反奪權之路，二十年後也大獲成功。這時的毛成了中共這個中國擁有武裝力量的第二大政黨的領袖，雖然在野，卻是割延據稱雄壹方的“諸侯”。



由於毛共精於宣傳之道，延安被吹噓成“模範邊區”，特別是說其農村改革（實即血腥的暴力土改）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雲雲。這引起了醉心於鄉村改革研究的梁漱溟的興趣和好奇，於是決定親自去了解壹下。1938年1月梁首次到延安訪問。毛澤東對這個他青年時代的舊相識仍懷有些許敬意，加上梁已是學界、政壇名人，毛當時想重塑中共和自己的形象，自然給予熱情接待。訪談中，梁主要和毛澤東探討中國農村未來的改革之路。然而在這個議題上，兩人可謂南轅北轍，梁氏堅持他壹貫的觀點，認為中國農村積貧積弱，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必須進行逐步的、漸進的經濟、社會變革，特別是通過振興鄉村教育、提高農民的文化、科學素質，去發展農村經濟，解變農村乃至整個中國的貧困落後面貌。而毛澤東自然堅持他的壹套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認為農村和農業問題主要是地主與農民的矛盾和鬥爭，只有通過土地改革、打倒地主、平分土地，才是農村振興之道。兩人自然談不到壹塊去。不過他們在有關中國文化、以及對歷史看法的問題上，很有相互切磋的興趣，以致徹夜長談，樂此不疲。1946年初，梁二訪延安，毛仍然熱心地與其作徹夜之談，態度仍不失誠懇、友好。（今天的事實證明，關於振興中國農村的道路，梁漱溟的理論可謂高瞻遠矚具有先見之明。）此後梁以民盟秘書長的身份在國共之間斡旋，多為中共效力。算是中共的友黨友人。



延安壹別數個春秋之後，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毛共奪權成功，毛當起了中國新的“國君”。梁漱溟這時雖已不從事實際政治活動，但想起自己與毛曾有的私交，而且當年自己任民盟秘書長時，在調解國共兩黨糾紛中，為毛共立下過汗馬功勞。（1946年10月的某天，當梁得知國民黨軍隊占領了中共第壹大城市張家口時，梁對采訪的記者脫口而出：“和平已經死了！”這句簡括而形象的比喻立即成了各大報紙顯要的標題，梁漱溟也聲名鵲起。）憑著這些關系，梁漱溟想象，毛澤東和中共也得敬自己三分。梁於是毅然留在大陸。毛似乎也不忘故舊，封了個全國政協委員給他當。梁不時參加政協組織的視察活動，到各處看看。回到北京，有時毛還特派小車將他接進中南海，在毛的家中吃飯、聊天。對這壹切，梁很感滿意，認為毛不忘舊情，梁把毛視為舊友。



然而梁漱溟所不知道的是，在毛看來，他所有這壹些舉動，無非在表現壹個勝利者對舊友或手下敗將的寬宏大度，以便贏得壹個禮賢下士、不忘故舊的“明君”的名聲。所以，他特別喜歡與國民黨的被俘或投誠的將領、舊時有名望的知識精英“交友”，與他們縱論今古、吟詩作詞，附庸風雅。柳亞子、章士釗、張治中、程潛、傅作義、王季範、周谷城、周士釗以及郭沫若等等都相繼是毛的座上客。這些人也很識相，都在對毛歌功頌德的同時緊緊夾住自己的“尾巴”，決不表現出比毛更淵博的知識、學養和見解，更不敢表現出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風骨”。他們知道自己的角色就是陪襯毛這朵“紅花”的綠葉，決不敢僭越、失禮。而毛就在這種眾星捧月中得到壹種滿足，壹種比他在黨內被當作菩薩崇拜更加過癮、更加得意、更加飄飄然的感覺。



但是，誰也沒有料到，這中間居然出現了不諧之音，終致“君臣反目”，禍根就是這位梁漱溟先生。這梁老先生天生有壹種耿介的書生氣，壹種桀驁不馴的傳統知識分子的風骨。他是少有的把“政協委員”真當回事的“客卿”之壹，他不大懂得對毛感恩戴德，互相作秀；反而有時真的去參政議政，建言獻策，以為只有這樣才是對毛的報答之道。毛已有察覺、戒備之心，但不發作，他要冷眼觀看這個不識擡舉的家夥到底要弄出什麽花樣來。



果然，不久梁漱溟就跳出來搗亂了。



那是1953年9月8日至18日之間，為了討論中共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北京接連召開了兩次高層會議，壹次是8日至11日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壹次是12日至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七次全體會議。梁先生作為正式和列席成員參加了這兩次會議。



在9月11日的政協會上，梁就有關農村和農民問題發言，毫不忌諱地直陳時弊：



“……有些農村幹部把持鄉村政權，違法亂記，欺莊群眾。生產沒有搞好，農民吃不飽飯，跑到城裏當小工，露宿街頭，公安部門今天把他們送回去，他們明天又來了。有人說，現在工人生活在九天，農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註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了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忽略了他們，人家就會說妳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壹問題望政府重視。”梁還談到了壹些具體政策問題和他了解的農村情況，如當時已引起農民強烈抵抗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等等。梁的發言在壹片歌功頌德聲中顯得突兀而不合時宜，引起了委員們的震驚和不滿。



在梁發表“九天九地”之說後，會議宣布休息。但部分委員表示對梁的發言不滿，群言洶洶。重新宣布開會時，周恩來作為會議主席發表講話說：方才梁漱溟的話是有陰謀的，想破壞工農聯盟，意思很壞。隨後統戰部長李維漢發言，更是對梁大加伐撻，會場已騷亂不堪。



第二天，毛在政府委員會上專就梁漱溟的發言作出了反擊，他說：



“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說農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道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敗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



“有人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人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如他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壹致的，這壹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面對中共幾位領導人的連續攻擊，梁感到有申辯的必要，於是給毛寫字條要求申辯權。但毛不予理睬。當晚梁又見到毛，毛已完全變臉，根本不與梁交談便揚長而去。



9月17日，經過秘書們幾天緊張、通宵達旦地準備好了講稿的周恩來，在大會上作了數小時的長篇發言，從歷史的角度穿鑿附會，加油添醋、顛倒黑白，說梁漱溟從來就是個“反共分子”，在調解國共兩黨的和談中，他貌似公正，表面與共產黨站在壹邊，實際卻在為國民黨服務，站在蔣介石的立場破壞和談……總之是個“反共老手”。



在壹邊吞雲吐霧的毛，聽著周恩來振振有辭的“批判”，不時插上幾句：



“蔣介石用槍桿子殺人，妳梁漱溟用筆桿子殺人……妳就是這樣壹個殺人犯。”



“人們說妳是個好人，我說妳是偽君子！”



說到激情處，毛幹脆親自上陣：



“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他跟傅作義先生不同。傅先生公開承認自己反動透頂，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立了功。妳梁漱溟的功在哪裏？妳壹生壹世對人民有什麽功？壹絲也沒有，壹毫也沒有。而妳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壹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



看到自己曾經以為禮賢下士、虛心納諫的毛澤東口中吐出這麽多惡毒下流、又語無侖次、類似潑婦罵街的語言，梁漱溟感到震驚了！但他決不想向這種以勢壓人的做法屈服。



梁要求當場作答，但被告知第二天再說。



次日，即9月18日，上演了此次鬧劇的高潮。對於這個事件，記述者有不同版本，筆者只能照錄。壹個版本是：在毛、周安排好的全場壹邊倒、嚴陣以待的肅殺氣氛中，梁爭得了十分鐘的發言權。在四周虎視眈眈、眾目睽睽之下，梁走上講臺。他鎮定地開口就說：“我的發言，壹則是考驗我自己，壹則是考驗共產黨的雅量，因為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黨的自我批評是真是假。”哪知剛說到這裏，主席臺上的毛便把擴音器移到自己面前，大聲道：“妳想要的雅量是沒有的！如果梁潄溟這類意見可以稱作‘諫’， 我聲明，我們確是拒諫。” 歇口氣，接著又說：



“在梁潄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不承認他是正確的，就是沒有雅量。那樣的雅量，我們大概不會有。”毛越說越激忿，幹脆開罵：



“妳覺得自己很美，比西施、楊貴妃還美，我看妳臭得很！”



梁不禁愕然，會場頓時緊張起來。毛指著梁漱溟繼續罵：



“臺灣廣播說妳有氣節，有硬骨頭，我看妳有臭氣，有臭骨頭！”配合毛的咒罵，臺下響起了壹片口號聲和怒吼聲，“不聽梁漱溟的胡言亂語！”“反革分子滾下去！”“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打死反革命分子！”……在壹片怪叫聲中，再也說不下去了的梁漱溟拖著沈重的步伐走下主席臺。這時會場局面很僵。人們等待著毛發落梁漱溟。就在這時原國民黨十九路軍老將軍陳銘樞在獲得毛允許後走上主席臺，他先向毛鞠個躬，然後說：



“請問主席，梁漱溟今天的事，是思想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盛怒中的毛想了半天不得不回答說：“是思想問題。”



陳於是說：“若是思想問題，我想發言說幾句。”陳便壹面批評了梁漱溟，另壹方面卻說：“既是思想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大家似乎不須有今天這樣騷動的場面。”



陳銘樞算是巧妙地將了毛壹軍，為梁氏解了圍，大大減輕了梁的“罪責”。因為思想問題比起政治問題來自然要輕得多。已經承認梁是思想問題的毛只好順著臺階下，說了壹通：“梁賴溟提出所謂九天九地之說……這是‘贊成總路線’嗎？否！完全的徹底的反動思想，這是反動化的建議，不是合理化建議，人民政府是否能夠采納這種建議呢？我認為是不能的。”



同時又說：“我們是不是要借此機會和他絕交，從此不再和他來往了呢？也不。只要他自己同意和我們來往，我們還準備和他來往。在第二屆政協全會上，我還希望他當選政協委員。其原因是：因為還有壹些人還願受他的欺騙，還不了解他，他還有充當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還有資格當選政協委員。這壹點雅量我們還是有的。”



壹場有驚無險的風波就這樣過去了。



這個版本也許有些不準確，有些不完整。據梁漱溟後來自撰的《事情》壹文，他是這樣記載的：



“18日，午後開會，我登臺發言，氣勢蓋盛。我說：我根本沒有反對總路線。今天我要看壹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收回他的話。毛主席立刻厲聲說：‘告訴妳，我沒有雅量！’”



在海外出版的署名戴晴和鄭直淑撰寫的《毛澤東與梁漱溟》中，在“雅量”問題上記載較詳，書中梁漱溟的原話如下：



“同時我也直言，我還想考驗壹下領導黨，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什麽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妳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沒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我現在意思是考驗壹下領導黨。因為領導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評是真是假。……



結果與梁的自述壹樣，招來毛的厲害呵斥：我沒有這個雅量！



還有記述補充了當時的情景：當會場上壹片囂聲使梁漱溟沒法說下去時，梁沖著毛澤東說：“主席，既然是請人來開會，讓提意見，妳就應該有點雅量，準許我把話講完啊！”



哪知毛壹聽戾氣大發，當即指斥：



“梁漱溟把共產黨的農村政策描得壹團漆黑，說得壹無是處，就算我有這個雅量，不知今天出席會議的各位同事，有沒有這個雅量？”



臺下壹片附和、否定之聲。



那知梁卻仍不識相，竟然當眾頂撞說：



“主席，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誌。”



會場氣氛頓時緊張得使人喘不過氣來。只見毛的臉色煞白，慢慢站起身來，高聲宣布：



“現在，我提議，來壹次表決，同意梁漱溟先生發言的，請舉手！”



整個會場，只有毛壹人舉起壹只手，其他人，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高崗、宋慶齡、張瀾、李濟深等都無壹人敢舉手，全場鴉雀無聲。



接著毛便發表了那壹套“蔣介石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用筆桿子殺人……梁漱溟是野心家、偽君子等等的講話，毛壹氣罵了壹個多小時，直罵到疲憊了，才住口。



記述這次梁、毛雅量之爭和毛澤東那通潑婦罵街式講話的，首先是署名戴晴和鄭直淑在香港出版的《毛澤東與梁漱溟》，據考，戴晴用了真名，而鄭直淑則是曾擔任政協秘書長的汪東林，汪不敢用真名，用筆名“鄭直淑”，取“正直述”之諧音。後來，又有1956年底去了香港的原民盟中央常委兼秘書長周鯨文撰寫的《風暴十年》中的“梁漱溟事件”記述此事。再後來，中共將經過修改、刪節、潤飾的毛、梁之爭以《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的篇名收入1977年出版的毛選第五卷。



總的說，由於素材來源較雜，上面敘述中不免有次序不壹、內容參雜互見或有所差異等情況。不過，各種版本基本精神是壹樣的，基本情節也大體壹致。



從這壹事件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毛那表面上與舊友和文人墨客貌似融洽親熱的關系背後的實質。從此以後，毛的那些舊日朋友、清客，即他所謂的“右派朋友”， 與他相處時就更加小心翼翼、戰戰兢兢了。



毛最後對梁漱溟先生的處理顯得很大度，這點確有些使人意外，從來對毛稍有公開忤逆之言的，毛是絕對不會輕饒的，而不管他們是什麽身份、地位。梁先生後來除了不再開口之外，卻基本相安無事，照樣當他的“政協委員”。 這大概是因為毛感到在大會上對梁的咒罵有些失態，有些過份，所以在處理時特別寬容壹點，以塞眾口。文革中除了抄了梁家的書籍外，也未再給以特別打擊。梁所以得此幸運，除了陳銘樞當場迫使毛給他作了“思想問題”的定性外，還可能得益於這次事件本身的公開傳播，特別已經傳到海外，既要騙人又要顧及面子的毛不能不考慮這個因素。還有壹個壹般人不知曉的因素，據知情者說，梁漱溟有壹個大他二十幾歲的族兄梁煥奎，乃毛的恩師楊昌濟的恩師，當1918年毛澤東去北京投奔楊昌濟時，梁煥奎同樣去北京梁漱溟處寄住，梁、楊兩家多有往來，毛也被卷入其中。這壹層“恩師的恩師的兄弟”的關系，使毛與梁漱溟有了壹點說不清的“親戚” 關系。毛雖然要別人六親不認，但他自己仍然看重血緣關系。也許這壹點不為人知的因素促使毛赦免了梁的“死罪”。 不過，筆者以為，毛素有“黨內鬥爭嚴厲，黨外待人寬容”的不成文傳統（ 不過這寬容也是壹件“畫皮”，寬容的對象只限於有影響力的名人、統戰對象），在延安整風時他把自己的幹部隊伍整得鬼哭狼嚎，但他在接見外部記者和國統區來延參觀考察的人士時，卻顯得彬彬有禮，談笑風生，看不出壹點暴戾之氣，還裝出壹點儒雅之風。蓋因為內部鬥爭關系到他的成敗榮辱，故他絲毫不能遷就；而與“外賓”交談則完全是即興作“秀”，這個“秀”作好了，可以麻痹對方，又有利樹立自己的形象，何樂不為？此乃毛的又壹狡詐之處，也是毛主義又壹秘笈和“潛規則”。梁潄溟也就於無形中占了這點“便宜”。



後來梁活到95歲才去世。文革後期有壹首據傳是梁老先生寫的七律打油詩（更可能是借梁之名的他人之作），名為《吟臭老九》，錄之以饗讀者：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猶是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文化有。



假若馬列生今日，也要揪出滿街走。



【筆者註：這裏順便澄清壹下“九儒十丐”問題。九儒十丐之說見於元代，後人因此以為元代是最輕蔑知識分子的時代。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元代是北方遊牧民族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權，蒙古民族當時處在軍事部落制時代，帶有濃厚奴隸等級制色彩。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初期，很自然地將他們的壹套規制和習俗帶入中國，對漢族和知識分子的歧視也是起於此時，當時確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亡（亡同丐）”之說。但很快，元朝統治者認識到他們的野蠻遊牧文化不能用來統治中國，而必須學習漢族的先進文化，融入華夏文明。其中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尊崇儒學，善待和重用士人。蒙古對中國的統治真正應始於元世祖忽必烈定國名為“元”之後，即1271年後（而不是成吉斯汗建國的1206年）。元世祖召北方理學名家許衡為集賢殿大學士、國子監祭酒。許為元主多方謀劃，復延周、孔遺教，並從新開科取士，儒學始得復興。忽必烈後又召孔子後裔孔洙為國子監祭酒。至武宗，則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之尊號，其位已在各朝對孔子的封號之上，當然就不存在什麽“九儒十丐”問題了。



再則，我們從在元代壹些著名文人，如關漢卿、馬致遠、趙孟頫 、張養浩等人的作品和事跡中也不難看到他們作為知識分子，仍然保持著高尚的人格和風骨，統治者對他們也相當寬容和禮遇。如早期的關漢卿，以不與當局合作為是，且敢於為民“鼓與呼”，不懼權貴，自詡為“錘不扁、煮不爛、蒸不熟、響當當壹顆銅豌豆。”就這樣壹個長滿“反骨”、壹身傲氣的人物，並未受到統治者的直接迫害。可見，即使是元代早期，知識分子的境遇實際上要比毛統治下的時期好得多，從整個朝代來看，更不可與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酷毒兇殘相提並論。】



高壓下的人格扭曲：反右派中圍剿“章羅聯盟”的表演及其他







在前面的正文中，我們已經說到，整風轉入反右伊始，毛就欽定了個“章羅同盟”（後又稱章羅聯盟），並說1957年“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面對毛這壹荒唐的“撮合”，知情人心裏感到滑稽，但表面上不得不迎合，民盟內壹些聰明的見風使舵者，更是摩拳擦掌，披掛上陣，準備圍剿這壹“聯盟”。而章伯鈞呢？在稍作抵抗後，就乖乖投降了，違心承認了這個“沒有組織、綱領”的“章羅聯盟”。



只是這個同盟的二號人物羅隆基其時遠在東南亞跟隨郭沫若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全體會議（羅還兼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的頭銜，所以跟會長郭出訪），當他從報紙和廣播中得知這壹切之後，頓時火冒三丈，他的第壹反應就是去打長途電話，第壹個打到章伯鈞家中，接電話的是章夫人李健生。羅壹聽這個熟悉的聲音也顧不上客套，立即叫喊：“去把章伯鈞叫來！”



章伯鈞剛拿上話筒應了壹聲，那邊就傳來羅隆基連珠炮似的叫嚷聲：



“章伯鈞，報上說我跟妳‘聯合’了，妳居然也承認了！現在妳就跟我說清楚，我什麽時候和妳‘聯合’的？又是怎樣聯合的？妳說呀……”



章伯鈞已為這事痛苦了多日，不過這時已變得近乎麻木。他已估計羅隆基知道了這壹消息肯定會找上門來算賬的，可他有什麽辦法呢？囁嚅了好壹陣，他只好說：



“電話裏說不清楚……等妳回到北京，我們再談。”



羅隆基依然不依不饒，叫對方做好挨清算的準備：



“我明天就回北京，壹出機場，我就要找妳算賬。”



第二個電話打給葉篤義。



葉是民盟中央辦公廳主任，早年留學美國，是民盟內與羅隆基關系較好的“英美派”。羅找到他，主要是問葉，為何有“章羅聯盟”之說？這究竟是怎麽回事？不過遺憾的是，這時已被封為章、羅之間“聯絡員”的葉篤義自己也是壹頭霧水，說不清楚，更不敢多說……



第三個電話打給浦熙修。



浦是羅歷時十年的“紅粉知己”，情人兼民盟同事，時任《文匯報》副總編輯兼駐京辦事處主任。此時浦也陷身於反右的暴風之中了，不過此時《人民日報》7月1日社論尚未出籠，她還未被“欽點”為“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民盟右派系統”中的壹名“女帥”，加上她對共產黨的無比信任，無比忠誠，她推斷不出毛何以要趁整風運動將章、羅兩位民主黨派領導人、政府部長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當然更加想不到自己也會成為這個聯盟中的重要成員，成為“人民的敵人”。



所以浦在電話裏安慰羅隆基，認為問題並不會很嚴重，頂多回到北京檢查壹下就過去了。到底是異性知己！羅隆基似乎感覺到浦女士的溫情，也得到壹絲安慰，火氣稍有降溫。



不過他仍不肯放過章伯鈞。次日回到北京的羅隆基身著西裝，手提自由拐杖，帶著南洋海風的鹹味和椰林的清氣，直接“如約”闖進章伯鈞家門，見面並不寒喧，即直奔主題，連說帶吼：



“伯鈞，我們之間吵得還不夠嗎？我們吵過多少回？天曉得，我們竟然‘聯合’了，可笑可笑，可笑之極！”



“妳居然去承認什麽章羅聯合，真乃豈有此理！民盟上下有幾人不知道我們的明爭暗鬥？妳我之間，不僅沒有組織上的聯合，就連思想上的聯合也壓根兒不存在！”



“妳我之間必須講清楚……”



幾乎是羅隆基在唱獨角戲，而章伯鈞猶如既聾且啞的傻瓜，只是低頭不語。他深知這位恃才傲物的同事，雖然搞政治也有幾十年了，但還沒有真正領略到政治權謀，更沒有嘗到被陷入甕中之鱉的滋味。章知道，現在跟他解釋、辯護都沒有用，不久毛澤東就會用事實解答這壹切。所以他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沈默……



面對采取沈默戰術的章伯鈞，心高氣盛的羅隆基更加怒不可遏，他講累了，看來他的對章之戰還沒有找到制勝之道，於是決定暫時到此為止，過後再理論。臨要出門時，羅突然轉身，幾乎是氣急敗壞地吼道：



“章伯鈞，我過去沒有跟妳‘聯合’，現在沒跟妳‘聯合’，今後永遠也不會跟妳‘聯合’！”



說畢，拎起隨身攜帶的自由棍，雙手各執壹頭，猛地往大腿上壹壓，只聽“哢嚓”壹聲，自由杖壹折兩段，羅把折斷的拐杖往章伯鈞面前壹扔，留下響當當的八個字：



“妳我之間，如此而已！”



這些情景不知是否通過羅瑞卿布置的臥底報告到毛的案頭，或者由李維漢統戰部長親自向毛報告？如果毛知道了，肯定開心極了，或者還哈哈大笑，他知道，凡被他封為什麽“集團”、“聯盟”的人，起初總是這樣大喊大叫不承認真有其事，或大呼冤枉。不過，要不了幾個回合，他們就會老老實去寫認罪材料，請求寬大處理了。毛可是曾經滄海了，還怕妳羅隆基壹介書生？等待收拾吧，小菜壹碟……



不過也許毛有點小看羅隆基了，他可能沒有估計到羅會如此頑強抵抗，對這個所謂的“章羅聯盟”，羅始終指其為子虛烏有，堅不認賬。好才“聯盟”另壹方的章伯鈞已繳械投降了，7月4日的《文匯報》刊登了章伯鈞關於“章羅聯盟”的檢查、檢討，承認了兩人“思想上、政治上的聯盟”，但不承認有組織、綱領。現在聯盟的另壹半卻什麽也不承認，這當然不能收手，毛要取得鬥爭的完全勝利，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統戰部。



於是，中共中央統戰部決定集中力量圍剿羅隆基，攻下“章羅聯盟”這塊骨頭。



統戰部長李維漢親自擔任這場戰役總指揮，在他指揮下，動員、調動了壹切可以調動的力量。



最先上陣的有馬敘倫，還有著名的民盟內“左派”、民盟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市副市長吳晗。



吳晗深得中共北京市委第壹書記彭真寵信，並且在整風開始前的1957年3月入了黨，因而總能得風氣之先。所以在整個“鳴放”高潮的5月，吳晗跑到太湖度假休養去了。反右開始後，他便回來精神抖擻地投入反右派鬥爭。7月7日吳晗在全國人大第壹屆第四次會議上針對“章羅聯盟”作了題為《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言，可謂神情兼備、聲色俱厲，以下摘其片斷。



“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義活動是壹貫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終目的的，並且和各方面的反動分子有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



“章伯鈞在1951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和我說，只要我們倆人合作，事情就好辦。我置之不理，這樣他就越發仇視、敵視我們，無論我們做什麽事總是不對。北京民盟因為沒有接受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章伯鈞、羅隆基的領導，多年來就像封建家庭的小媳婦，怎麽也稱不了這兩個惡婆婆的心……”



“章羅二人原來是兩個把頭，爭權奪利，勾心鬥角，互不相幹……突然壹年多以前，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在匈牙利事件之後……以為要變天了，共產黨站不長了，民主黨派大有可為了，章羅兩個冤家忽然變成章羅同盟了，兩人此唱彼和壹個鼻孔出氣了，壹個腔調說話了，不是個別的而是聯合壹致的來打我們了……”



“……這樣兩個黨派深入到基層點火，兩個報紙壹南壹北，派出大批記者到九大城市，到各個大校到處點火，火焰彌漫，煙塵蔽日，弄得他們自己也暈頭轉向了……章伯鈞的結論是：‘共產黨現在弄得進退失據，收不好，放也不好，現在我們民盟有責任幫助黨。’大有‘收拾殘局，舍我其誰’之慨。（全場哄笑）……結果是從自己點火所造成的煙幕出發，錯誤地估計，罪惡的行動，點火燒了他們自己，鑿船，整個右派分子下了水！（鼓掌）暴露出他們是人民的敵人……”（長時間熱烈的鼓掌）。



吳晗的發言雖然氣勢洶洶，火藥味十足，但所講的內容實際上都是報上、會上已經揭發、批判過的那－套，說得不好聽只是拾人牙彗罷了。所以並沒什麽的殺傷力，羅聽著都不大當回事。



豈知吳晗的利刃是壹步步出手的，他把精彩的留在後頭。下面是他最後使出的真正殺手鐧：



吳晗把鏡頭拉回到1948年9月，其時，中共的勝局、國民黨的敗局日漸明朗。這時的羅隆基被國民黨軟禁在上海虹橋療養院，躺在病房裝病人。不久吳晗從昆明來到上海，吳晗早已參加了民盟西南聯大支部，並成為支部負責人。這次是打算從上海買飛機票飛香港，與已在香港的民盟領導人匯合，然後設法投奔毛共的“解放區”。哪知到了上海，才知國民黨當局嚴控飛香港的機票，吳的計劃不得不改變，只好在上海暫時滯留。得知羅隆基在虹橋醫院，對這個近在咫尺的民盟領導人、上司，吳決定去看望壹下。見了之後，交談中，羅趁在醫院監視的國民黨特務不註意之際，將壹封密信交吳晗，囑附其親手交給在香港的民盟領導人，吳壹口答應並將密信收藏好。



誰知吳回住地後竟將密信私自拆開看了，見信中有要求堅持民盟自主，不要接受中共領導等語。吳感到大方向不對，因為這時的吳雖為民盟成員，但已抱定了投靠共產黨的決心。若將羅此信交去，不是起相反的作用了嗎？於是他決定將信私自收藏下來。壹藏9年，直到中共發動圍剿羅這塊“頑石”，吳想起了這個“寶貝”，於是作為揭發羅的重磅炸彈，將此信及其前後情況壹並在大會上宣示，激起了對羅壹片憤怒的討伐和打倒之聲！



此舉確實出乎羅的意外，給了他重重壹擊，成為了羅隆基壹貫反對共產黨的鐵證！



吳還壹不做二不休，又在會上爆出了羅的“隱私”。吳揭發說：“羅隆基對人說過，周恩來是南開出身，毛澤東是北大出身，我是清華出身，為什麽他們就能代表無產階級？而我就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



但是，明眼人看出，吳晗的這些揭發其實是把雙刃劍，既傷了作為對方的羅隆基，同時也“傷”了自己，因為他這樣做等於自己坦白了受人之托而不忠於人之事，反而私拆密信，並私自藏下，9年之後卻用作檢舉揭發對方的材料，而且這托他帶信之人是他的頂頭上司，也可稱之為“主人”。這樣吳晗就成了地地道道、自己站出來的“叛主求榮”、“賣友邀功”的“小人”，甚至無恥之徒。作為歷史學家，熟悉孔孟之道的吳晗，不可能不知道這頂“帽子”在中國人心目中的份量，但他為了立“功”，為了對共產黨表忠，壹切都顧不得了。這才真可謂“利令智昏”了。後來吳晗果然因在反右中揭發、鬥爭章羅等右派有功，被提為民盟中央副主席，取得了黨的“寵信”。



吳晗之所以這樣不顧“廉恥”，不顧中國人做人的道德底線，敢於公開出賣朋友，除了上述急於立功表忠之外，還有壹個原因就是他早已有“前科”，無所謂了，那“第壹次”就是兩年前也是毛親自發動的批判“反動學者”胡適的運動。胡適是吳晗的恩師、伯樂，吳卻全然不顧地對其公開批判、侮罵。比之胡適，羅隆基算得了什麽呢！正所謂“偷壹次是賊，偷十次也是賊”。再幹壹次又有何不可？他早就豁出去了。鑒於這有關吳晗的人品問題，在此不得不補充交待壹下。



吳晗，浙江義烏人，家道中落。青少年的吳晗曾就讀於胡適任校長的中國公學，因壹篇題為《西漢的經濟狀況》的論文博得胡適的賞識，推薦讓《大公報》發表，得稿酬80元，解了吳晗家中的無米之炊，又得以去北京報考北大。無奈吳晗偏科嚴重，數學只得“0”分而名落孫山，因當時北大、清華、燕京這三家全國壹流大學聯合規定，考生在文史、英語、數學三科中有壹門功課為零分者，不得錄取。



落榜後的吳晗再次由胡適推薦在燕大的燕京圖書館找得了壹份工作。次年吳晗再次報考，無奈數學又壹次吃了個0蛋。吳只好埋頭於自己所長，利用圖書館的豐富藏書完成了壹本《胡應麟年譜》，又得到胡適以及學術界的贊賞，清華大學因此破格錄取了吳晗，吳晗從此才得以晉身中國知識界之門。



然而在求學期間吳晗家中又經濟告急，眼看就要中途輟學。又是胡適通過關系為他在清華校內謀得工讀生的資格，並為其在圖書館找到了壹份月薪25元的工作（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月薪才8元）。於是壹切問題迎刃而解，吳晗不僅順利完成學業，而且家庭從此“中興”……



胡適愛才惜才和為救學生危難四處奔波的精神風貌，曾使吳晗深深感動，也試圖日後報效恩師。此後吳晗日益左傾。國共內戰時在北平面臨共軍壓境、危在旦夕的日子裏，吳晗曾奉共產黨之命，先是以學生身份勸挽胡適留在大陸，但胡適沒有聽從。後又以學生兼中共代表的身份向胡許諾：保證讓胡適任北大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館長。胡適的回答是：“在蘇俄，有面包，沒有自由；在美國，有面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面包，也沒有自由。”然後飛去了南京。自此師生音訊隔絕，天各－方。



前面本篇的正文中曾說過毛因為要報胡適在北大的壹箭之仇，在反胡風運動之後又發動了對“反動文人、學者”、“美帝國主義的文化走狗”胡適的所謂批判運動。當時中國學術界所有重要人物都參與了這次“風車大戰”，壹貫左傾、積極、深得彭真寵信的吳晗當然也加入其中。只是，知道內情的人私下都說：別人參加對胡適的詆毀討伐未嘗不可，唯對吳晗來說，如此這般則是罪過。因為胡適不僅是他的恩師、伯樂，實乃情同父子，有再造之恩。



可是，經過毛共的思想改造洗腦，又已身居共產政權高位的吳晗，這時已經完全沒有這種“顧慮”了，甚至連內疚也沒有。所以這次反右派，他又充當急先鋒。



說到這裏，還應補敘，其實在吳晗之前，就有壹位重要人物搶先上演了壹出“賣友求榮”的好戲，為了不淹沒其“反右先鋒”之功，現有必要補述壹二，此人就是民盟另壹位副主席史良女士。



史良與吳晗和羅隆基都不同，她是章伯鈞在民盟中的“密友”，關系很“鐵”，被認為是章的真正盟友。章伯鈞很多事情可以不與羅隆基商量，但不會不找史良。章、史二人及兩家的關系也很好，遠勝於“公事公辦”的章羅關系。據章伯鈞的女兒章飴和在《往事並不如煙》中的描述，每次史良來章家，還是少女的章飴和總止不住內心的狂喜和心跳，因為在她的眼中史良是那麽雍容華貴、氣質高雅、談吐不俗，據章飴和說，她認為史良集“三美”於壹身，即長得美、愛美、懂美，是少女時代章飴和的偶像。每次史良到家中來與其父商談工作或聊天，章飴和都躲在房內“偷窺”，看見他們說話投機、關系融洽，飴和心裏便特高興，她盼望自己的偶像能經常來……



章伯鈞也真把史良當作自己的異性“知己”。在整風鳴放後期，高等學校學生的言論日趨激烈，黨群關系也愈顯緊張之際，民盟的領導和在學校的民盟教授們，既為共產黨憂慮，同時也為學生耽心，便想盡到師長之責，對學生加以勸阻。為此有了1957年6月6日在章伯鈞的召集和主持下的“六教授會議”，章也請了時任司法部長的民盟副主席史良參加，表示了對史良的特別信任。六教授會議得出壹致結論：要幫助共產黨控制局面，不讓運動背離整風的初衷，不能辜負毛領袖的期望。於是形成壹個報告，壹致推舉史良呈交給周恩來總理。史良當場應諾，可卻不見有下文。次日即6月7日，國務院開會，章伯鈞寫了個字條給周恩來，也是試探報告的下落。但周接了字條也不置可否。等到6月8日，才知道氣候驟變，整風變成反右了……



6月8日下午兩點鐘，《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來到章伯鈞家，向“章社長”當面提呈了辭職書。章伯鈞知道事已無法挽回，接下儲的辭職書，但表示自己壹人無法決定……



“整個下午，父親的心情煩悶，家中的氣氛陡然大變。”章飴和回憶道，“晚飯後父親去了史良的家，在那裏，對《人民日報》社論（即《這是為什麽》）和第壹個站出來反擊右派言論的國務院參事室參事盧郁文發泄不滿，他對史良說：‘盧郁文不過是個小醜，而胡風、儲安平將來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是幾百年才有定評’……”



章伯鈞在這種時候，專門到史良家，對史良如此推心置腹地說心裏話，說明他是真正將史當作同誌、知己來看待的。不知史良當時有何反應和對白，很可能史女士是‘壹言不發’地應付過去，因為次日各大報紙上出現了新華社發的通稿，赫然映入眼簾的通欄大標題是：



《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態劃清界限，質問章伯鈞是不是也有兩套做法》



可以想見，章伯鈞見到此文，如果不是當即暈了過去，也會跌落在躺椅上長久不能起來。後來史女士更是將6月8日晚上章伯鈞到她家中說過的話，以及以前所有對黨的不滿言論壹壹在會上抖出，成了吳晗之前民盟的反右先鋒。吳晗大慨是從史良的舉措中受到了鼓舞，仿而效之……



所以吳晗對羅隆基的揭發，不過是步史良的後塵而巳，算不上頭功。



不過有些可惜的是，吳晗抖出的重磅炸彈雖然給了羅隆基重重壹擊，但卻並沒有對“章羅聯盟”的認定有多大幫助，羅隆基壹副不屑的樣子，依然故我。



時間已經壹天天地過去，羅隆基這個堡壘拿不下，可無法向毛交差。中共中央統戰部和民盟中的左將們有些著急了……



應該說左將們己經使盡了氣力。胡愈之、閔侯剛們除了親自上陣以外，還想出壹切方法來逼羅就範。閔侯剛弄了壹份羅隆基小集團的名單，將相當部分民盟中央和各省市負責人都包括在內，然後按圖索驥，發動這些小集團成員起來反戈壹擊，立功贖罪；時任民盟中央副秘書長的千家駒，也加班加點搞出了壹本《章羅同盟言論集》……



費孝通也反戈壹擊了。他說自己長期被羅隆基利用，現在不但悔恨，也十分憤恨。費還說，他寫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是費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證），是受羅隆基的觀點影響。可費的這壹著實在不太高明，幾乎全在為自己洗脫責任，因此既未能增加羅隆基的罪責，也未能推掉自己的右派帽子。



還有羅隆基的機要秘書邵雲慈，則只夠資格躲在背後打小報告、放些冷箭。此外踴躍批羅的名單還有壹長串名人：高崇民、陶大鏞、翦伯贊、華羅庚、楚圖南、童弟周、薩空了、梁思成、馮亦代以及由羅隆基介紹加入民盟，後來在1946年7月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聞壹多的夫人高真等等。這些人之所以積極披掛上陣，總的看出大概於三種動機：壹是想借機立功贖罪以便推掉自己頭上的右派帽子，如費孝通；二是趁機展現自己的“壹貫左派”的光輝形象，如翦伯贊；三是為防殃及池魚，但求自保，如梁思成等。



不過盡管動員了這麽多大牌“明星”來圍攻，仍然不能給羅隆基致命壹擊，使其俯首就範。於是，運動的領導者們考慮到了傳統中國人互鬥中壹種易於置對手身敗名裂、萬劫不復的“搞臭”方法，即拋開那些政治層面的正面進攻，專揀桃色緋聞和生活瑣事入手，令對手有口難言，或百口莫辯，然後導致其意誌大廈的完全崩潰，俯首就擒。



擔當這壹“殺手鐧”重任的是羅的“十年情婦、十年密友”浦熙修女士。



在說浦對羅的落井下石之前，還須簡單介紹壹下浦的情況和羅、浦關系。浦熙修，上世紀40年代已是名記者，《新民報》采訪部主任，專以采訪高層名人著稱。1946年年初在國民政府時代的政協會議上，她把采訪目光瞄準了民盟宣傳部長，38名政協代表之壹的羅隆基。



羅時年50，風流倜儻、渾身充滿活力。羅曾兩次結婚又兩次離婚，時下獨身。浦時年36，有壹雙兒女，但與丈夫的婚姻名存實亡。羅、浦的初次見面都互為對方吸引。那當然不是青年人的壹見鐘情，也不是壹般的男才女貌。誠然浦女士十分欣賞羅的才華，但更佩服他的政治見解，政治立場，以及他那標準的紳士風度，典雅而精致的西方式生活方式；羅也看上了這不平凡女性的智慧、機敏，以及因常年奔波於名利場那白皙面孔中稍顯的疲憊、蘊藉而又狡詐多情的面孔。兩人壹來二往，陡生情愫。第二年浦就與原來丈夫離了婚。但這時兩人都投入緊張政治鬥爭漩渦，無暇過多顧及個人私事。其後浦、羅二人又都遭到國民黨的逮捕或軟禁，兩人都盡力救援對方……直至1949年毛共建國後，兩人才稍稍安定，且都住在北京而且相距很近，按道理，這時羅、浦的愛情理應修成正果，但不幸好事多磨，浦這壹方卻遭到其親屬的堅決反對。首先是其妹浦安修及妹夫彭德懷反對這門親事；次是這時浦與前夫生的壹對兒女長大成人上了大學，也不遺余力地阻止母親與羅隆基接近。



這種情況下，羅、浦二人依然堅守與對方的前盟，只不過只能作西廂之約罷了。就這樣，壹拖十年。雖然雙方都望穿秋水，但實在無可奈何，羅隆基還在家中空出壹室，專設壹榻虛位以待浦女士，以示信守前盟。



這時浦熙修已是《文匯報》副總編兼駐京辦事處主任。她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憑借她的名氣以及與彭德懷的關系，浦在中共高層已如同進入自己家中壹樣方便，她可以直接進入周恩來的辦公室；碰到“十大元帥”也都與他們寒暄、握手。中共高層對浦熙修均以“浦二姐”相稱。浦與中共關系廣泛而融洽，不是黨員而勝似黨員。



浦二姐還有壹個本能的“好習慣”，就是特別“聽黨的話”，只要黨中央和毛發出什麽號召或發動什麽運動，浦熙修必定壹馬當先，神采飛揚，立即發出多篇文章來推波助瀾。正因為她如此忠心自覺充當黨的喉舌，而且功勛卓著，所以深得包括陸定壹、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垂青，其事業正蒸蒸日上。



這次整風，毛親自發動，壹再號召大鳴大放，給共產黨提意見、除“三害”（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浦當然深信不疑，聞風而動，立即義無反顧地投入運動。作為《文匯報》副總編和駐京辦事處主任，她不但自己親自出馬采訪，還調兵遣將、厲兵秣馬，派出壹支支采訪組分赴全國各地，推動運動的發展。浦又通過她多年記者生涯建立的與各界名人的關系，與首都各界人士聯系、訪談、座談，壹時間浦的辦事處成了京城名流的沙龍。後來壹些被定為反右鬥爭“靶子”的“大毒草”，很多都是經浦之手在《文匯報》上發表的。



就這樣，慣於緊跟毛和“黨中央”的浦熙修，這壹次意想不到落入毛設計的“陽謀”陷阱。不僅沒有像以往壹樣受到褒獎，而是被封毛親點為“上跳下竄、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的陰謀家、野心家”。毛在1957年7月1日為《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指名她是民盟在《文匯報》的右派系統的壹位女帥，是羅隆基手下的得力幹將。



就這樣，十余年來壹貫左傾、建國後自願充當“黨的喉舌”和運動急先鋒的“浦二姐”，壹夜之間成了毛的“欽點”要犯，落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應該說，在被毛點名成為右派女幹將之初的壹段時間，浦還是不服的，她覺得委屈，她希望這是壹場誤會，她希望說清事實，洗刷自己，重回 “人民懷抱”。 但壹切似乎都無濟於事。



成為欽點“右派”後，她不僅在民盟，而且還要在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全國婦聯會等壹系列單位接受批判，有時壹天要趕三場批判會。初期她除了為自己作無罪辯護，還竭力向人們解釋：



“羅隆基與章伯鈞是互不對頭的”。



“有人說《文匯報》和羅隆基有關，這不符合事實……”



“我和羅隆基有十年關系，但是《文匯報》和羅隆基沒有關系。”



但是她每解釋壹次就遭到更激烈的“炮轟”……她終於明白了，解釋、洗刷是沒有用的，而且會越來越糟，怎麽辦呢？……



大概就在這個時候，她得到“組織”的指點：要想減輕自己的罪責，唯壹的辦法是和羅隆基劃清界限，檢舉揭發羅，立功贖罪……



她終於認為這也許是挽救自己的唯壹指望。



主意打定之後，浦女士立刻變成了另壹個人，壹個受了羅隆基十年欺騙、十年迫害的“苦大仇深”的女人。1957年8月10日下午在南沿河街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批判羅隆基的大會上，吳晗以“重磅炸彈”開頭，而浦照修則以最讓人期待的揭發收尾。



浦走上臺，聽眾們都知道她是羅“同居”十年的情婦，壹下子精神振奮起來，浦宣布她發言的題目是《羅隆基是只披著羊皮的狼》，臺下立即群情激蕩，大家都豎起耳朵打起精神等待精彩的劇情登場。



浦從羅隆基的家世說起：“羅隆基自己講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實這個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縣楓田鄉的壹個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時候，他的家就被共產黨清算了。父母雙亡，主持家務的寡嫂亦被鬥。羅隆基曾說自己從小由寡嫂撫養，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錢回去維持寡嫂和侄兒們的生活。而這件事就足以證明羅隆基對共產黨的階級仇恨是刻骨銘心的。”



浦接著以生活中的事例來證明羅隆基的這種階級仇恨，她說那是在解放前，羅住在上海虹橋療養院養病，她穿著壹雙新買的紅色膠鞋去探視。羅突然勃然大怒，浦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羅的怒從何而起。後來才知道羅發怒的由來，她說：“原來羅是怕紅色，還責問我為什麽要買紅色膠鞋？”



浦接著說到蔣介石，說蔣有次看曹禺的話劇《蛻變》，看到劇中人穿壹個紅肚兜即大發脾氣。浦於是說：“羅隆基怕紅膠鞋，蔣介石怕紅肚兜，這正好說明羅隆基和蔣介石是站在同樣的階級立場上，對共產黨有著深刻的階級仇恨。”



浦講這些時，羅隆基把頭扭向壹邊，眼睛盯著窗外，壹付不屑的神氣。羅的傲慢和不屑點燃了浦的怒火，浦提高聲音說：“羅隆基解放後對美帝國主義並未死心，在家中曾說，張東蓀勾結個美國的三等特務，太不爭氣，他自己始終想和美國的頭等特務搭上關系。”



由於人所共知自己與羅隆基有“十年親密的朋友關系”，浦想借此機會否定這個不太雅的“關系”。她忽然聲淚俱下地說：“像狼壹樣的羅隆基竟無人性可言，對我也並不好些。1949年我從南京出獄後，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區，他扔出刀子來威脅我。解放後每當我壹有進步要求的時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產黨，我要去《光明日報》工作，1950年我想脫產學習，他都不知對我發過多少脾氣，最後使我屈服而已。”



末了，她向羅隆基發出絕情的最後通牒：“讓這所謂的親密關系丟進茅坑去吧！我再壹次警告羅隆基，妳永遠不要想利用我了！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是壹貫的，他說他的骨頭燒成灰，就是剩下來的灰末渣滓也找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實際上他的骨頭燒成灰，就是剩下來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浦熙修的揭發有些令聽眾失望，因為它既沒有什麽“精彩”內容，所說的那些主要是為自己洗刷，又都是發生在兩人之間的事，無第三者證明，羅隆基完全可以壹概否認之。不過真正給羅以打擊的是讓他看到了這個十年情人的無情背叛，這使他幸存於心底的最後壹點溫情徹底破滅了。



大概是聽眾（觀眾）對浦的揭發感到不滿足，後來有人提出要浦交出十年來她與羅之間的所有信件，這正是國人之所好，也是自胡風案件以來對鬥爭對象必須實施的壹項“程序”。浦最初交出了三封信；後來看看不能過關，終於交出了所有通信信件。人們像螞蟻附膻壹樣貪婪地希望從這些情意綿綿的情書中找到壹些特別“有趣”的東西，或者羅的“反革命罪證”，但結果大失所望了。



雖然浦的揭發效果不太理想，運動的組織領導者仍然堅持從羅的生活瑣事和“細節”入手搞垮、搞臭羅隆基，於是將所有羅的“身邊人”都找來揭發、控訴。



在羅家中當護士的王愛蘭被請到民盟中央的批判會上。王控訴說：“我在他家三年零六個月，朝夕挨罵，每天在飲食上總是要找我的岔子，要是楊薇（北京人藝女演員）來吃飯，我就要倒黴，總責怪我把菜弄少了；而浦熙修來又說我把菜燒多了。只要楊薇壹來，羅便任何人不見，浦熙修幾次打電話要來，因為楊薇在，他就說有人在開會，或者說要出去開會，其實他和楊薇不知道在搞什麽。”



羅的警衛員張登智揭發，說：“羅隆基罵我們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所是‘拘留所’，他去縫衣服又辱罵裁縫偷了他的布，他對燒暖氣的工人百般為難，他規定暖氣只能燒到75度，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時燒得高些，他就罵道：妳們要熱死我嗎？快給我拿扇子來，有時燒低了，他又罵：妳們要凍死我嗎？他還罵警衛員說：我要打電話問羅瑞卿，是叫妳們來保衛我還是監視我的？”



沒有什麽有用的真材實料，組織者就采取疲勞戰術加上壹些人身侮辱的惡作劇來折磨羅。



壹次，有人要羅站起來交待問題，羅交待完了就坐下去，那知凳子被人抽開了，結果重重地摔在地上，眼鏡被震飛了，羅沒有眼鏡寸步難行，於是滿地爬著去找眼鏡，人們便開懷大笑，仿佛在看馬戲團的狗熊表演。



就這樣由夏鬥到冬，七鬥八鬥，永無休止。後來幹脆來個車輪戰，輪番連續鬥，不準休息，也沒有什麽內容，就是折磨妳。12月21日、22日、23日就這麽連續三整天地鬥，終於使羅隆基明白爭辯毫無意義，也毫無用處，心力交瘁，氣血兩空、形容枯槁的他終於低下了高昂的頭，被迫承認“企圖把民主同盟造成壹個大黨，同共產黨分庭抗禮，這絕對不僅僅是思想上的錯誤，而是章羅聯盟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陰謀活動。”



檢查上報到毛的案頭，大致符合了毛在半年前為他下的結論，被允許“過關”了。應該說羅隆基還是幸運的，因為反右派時還不興武鬥，所以他能“頑抗”半年多之久，如果是後來的文革只怕半天功夫就將他“收拾”了——可是在文革到來的前壹年年底，即1965年12月7日他卻“幸運地”死去了。



有趣的是這壹場章羅聯盟的鬧劇過後還差點弄假成真。當反右運動的塵埃落定，兩個原來互為軒輊、互不服氣的老對手忽然覺得親近了。據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記載，反右後兩人見面後的第壹話題就是反右，羅隆基感慨萬端，說：“伯鈞呀，這個反右毛澤東搞的是誘之以言，陷之以罪呀。而我們是轉瞬之間，百暖百寒，壹身嘗盡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飽受屈辱，人格喪盡，是誰也沒有料到的……我的主要講話，大都屬於在人大、政協、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按說是應該受法律保護的，結果都成了共產黨劃我右派的罪狀。”



“……父親的理解與同情，讓羅隆基十分感動，他搖頭嘆息：我們簡直是做了壹場惡夢，惡夢壹場呀！”



“父親補充道，惡夢裏的魔鬼就是那個高喊“長期共存”口號的人。農工的人揭發，說我攻擊他壹半是天使，壹半是魔鬼。現在看來這魔鬼的部分越來越大了。”



後來的某壹天，羅隆基忽然跑來告訴章伯鈞：“伯鈞，我倆上了大英百科全書啦！”章伯鈞得此消息也激動得夜不成寐，過後章伯鈞對女兒解釋說，最新的大英百科全書已經上了中國壹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條目，對他們的基本解釋為：章伯鈞、羅隆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這樣壹個簡單的條目內容，讓爸爸徹夜激動，覺得自己壹輩子從事愛國民主運動，能獲得這樣壹個歸納，也很滿足了。爸爸說能被歷史記上壹筆，還要感謝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倆當作（中國）壹、二號右派分子，我們始終不過是個內閣部長和黨派負責人罷了。”



就是說，反右派確實把章羅二人“聯盟”起來了。



筆者深信很多當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也有同感，就是在被劃為右派之前，其實自己根本沒有什麽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反毛的思想企圖；而恰恰是這場運動，這場醜惡的“陽謀”以及被劃為右派後的苦痛經歷，最終促使這些人覺醒，成了真正反對共產黨暴政、反對所謂的毛式社會主義及毛思想的鬥士。正是自作聰明、自以為是的毛，為叢驅雀，為淵驅魚，將大批中國知識分子趕到他的對立面，進而使其中壹些人提起筆將他的殘暴、醜惡、無恥和流氓成性的嘴臉記錄下來，並讓歷史傳承下去。這大概是當年不可壹世的毛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吧！



至於那些在反右運動中出賣自己的靈魂，或為虎作倀、或為壹己之私而落井下石之人，以自己的行為演繹了從“名流”變下流的人性蛻變過程，也值得拿出來展覽壹下，下面就講講其中某些代表者的後來歸宿，也算為這壹故事做壹個完滿的交待。



首先當然是反右英雄、賣友求榮的“左將”吳晗先生。他後來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副市長，並升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吳晗自恃反右有功，又有彭真的寵信，根本不把民盟的同事放在眼裏。秉承毛的旨意，在吳晗的主導下，上演了“腰斬民盟”壹幕，即割斷了民盟北京市委與中央的關系，肢解了民盟的組織體系。很得毛的賞識。不過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就在七八年後毛發動的壹場更大的運動：“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成了首要打擊對象，其後臺彭真也成了第壹個被揪出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第壹號頭目。吳左派壹下子就從響當當的革命領導幹部淪為反黨、反毛、反革命分子，階下囚了。



吳晗這次的獲罪，可以說比“章羅聯盟”還冤，事情的起因在於他寫了壹部叫《海瑞罷官》的歷史劇，然而這卻是他“奉旨作文”的產物。1959年春毛在上海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毛看了表現海瑞平反冤獄的湘劇《生死牌》（開會帶戲班子和文工團成了中共不成文的規則），便興致來潮，號召他的下屬們學習海瑞剛直不阿、敢於直言的精神，還說要提倡“五不怕”，即為堅持真理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其實毛說這些話時就有再度“釣魚”之意。會後，胡喬木奉毛之命去找壹個專家寫文章宣傳海瑞，胡找到了“明史專家”吳晗，吳晗立即應允，寫了《海瑞罵皇帝》壹文，登刊在《人民日報》，後又寫了《海瑞》、《海瑞的故事》等多篇短文。



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先生覺得海瑞的故事極富戲劇性，便請吳晗寫壹部海瑞戲。為了響應毛的號召，吳欣然應允。其間七易其稿，歷時壹年寫成《海瑞罷官》。此劇公演後，獲得毛澤東高度贊揚，特請演海瑞的馬連良到中南海他的家中吃飯，席間還請馬清唱其中段子，毛贊揚：戲好，演得好，海瑞是個好人。這使馬連良和吳晗都激動不已，此時是1961年。



可是時隔不幾年，形勢就變了，引起形勢變化的內因是毛想搞壹次“文化大革命”，打倒與自己意見不合的中共二號人物劉少奇。經過與夫人江青的密謀策劃，毛決定選擇以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為運動的突破口。



文革為什麽選擇拿吳晗開刀祭旗呢？壹直沒有人認真研究。有人說是因為要防彭德懷的翻案，但彭顯然不是這次運動的打擊重點。有人說是為了打倒不聽話的彭真，因為彭真是吳晗的後臺，先拿他的前臺開刀。但所謂彭真“不聽話”是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不予轉載，此前彭真並沒有“忤逆”毛的地方。所以此說不能解釋毛搞此次運動先拿吳晗的文章開刀的理由。況且，選擇拿《海瑞罷官》開刀，拿彭德懷的罷官說事，其本身對毛也有諸多不便之處，彭德懷罷官是在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上的事，而《海瑞罷官》是廬山會議後奉毛的意旨所作，1961年演出，演出後還得到毛本人的充分肯定，中共高層也都知道吳晗寫海瑞文章是奉毛的旨意。毛如此出爾反爾，恩將仇報，難道不考慮別人背後的閑言碎語？不考慮後人對自己歷史評價？是什麽緣故使毛不惜冒自己過河拆橋、言而無信的風險，壹定要拿吳晗開刀而不是拿另外的人開刀呢？筆者以為這其中另有玄機。此中的“玄機”就是毛對吳晗自作聰明、壹再上呈他的得意之作《朱元璋傳》的強烈不滿，轉而起了殺心，此中毛夫人江青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朱元璋傳》初稿寫於1946年，其時吳晗在西南聯大任教。按照當年“左傾”文人的慣技，吳晗在“學術著作”的幌子下，塞進去壹些對當時國民黨所謂“獨裁”政治的不滿，含沙射影，指桑罵槐，以朱元璋之獨裁殘暴影射蔣介石。這本來是當時這類“史學家”之故伎，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贊等莫不如此。吳晗當然沒有想到這會有什麽“問題”。1948年吳晗投奔“解放區”，在石家莊見到毛就迫不及待向毛當面呈上這部經過修改後的得意之作，不無炫耀邀寵之意。毛認真地閱讀了，找吳晗談了兩次，最後還寫成書面意見以信的形式轉給吳，信的原文在壹些客套之後，最主要指出的壹句是：



“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



這是壹句深藏玄機的隱語，可以讀作學術討論的善意批評；也可以看作是雙方嚴重的思想對立；還可以悟出其中暗藏的殺機！就毛來說，如何對待吳晗，完全處決於他的心境和政治需要。此時毛也許還未想把吳弄成“敵我矛盾”，但內心壹定記下了這個自鳴得意、實則把亊情推向反面的“名教授”。請看此書中壹段對朱元璋的描寫：



“對官僚地主士大夫，朱元璋用壹付惡狠狠的面孔，青面僚牙，無人不怕。對草民百姓，有另壹付面孔，白胡子的老公公，滿臉慈悲相，滿口和氣話。如果不看他的真面目，也許是人民多年來所夢想的有道明君呢！”



這也許是吳教授對朱元璋的真實印象、真實描寫；也許是在影射當時的“皇帝”蔣某人。誰知，毛澤東看了，竟自動對號入座：這不是在指桑罵槐，影射我毛某人嗎！當然，他不會露形於色。而且，他也知道吳晗不是在罵自己。只是這種臭知識分子的思想和作派太可惡了……但他又不能把亊情挑明了，只好就亊論亊拿朱元璋說亊，以“歷史唯物主義”胡弄嚇唬這位名教授……。



遠沒有真正弄懂“毛思想”的吳晗，對這句致命的評語並不在意，也不去深究毛的真意何在。後來他再對此書進行修改，對壹些史料作了訂正，刪去了壹些嘻笑怒罵的東西，硬塞進壹些“馬列主義”， 原來比較生動的文筆變得味同嚼臘了。吳晗以為這壹定合毛的口味了。1954年吳將修改後的書稿送呈毛。此次毛看完後除了對壹些史料提出商榷外，主要增加了（明確了）壹條重要意見，曰：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朱的晚年是否應寫得好點？



毛的這種態度吳是應該理解的，朱元璋是中國農民起義領袖當上皇帝的極個別人物（劉邦而外第二人）；而毛自認他領導的中國“革命”實質上也是農民戰爭，與朱元璋異代同行。因此毛對朱有好感，甚至引為同道，是很自然的。



根據毛的意見，吳又作了第三次修改。然而可悲的是，他並未真正領會毛的意圖，仍然把此書當作學術著作去寫，自然就不能隨意編造、篡改歷史。他當然也知道毛要偏袒朱元璋，但這也只能從史實中去發揮，如說朱壹統天下的功績，建立明王朝後在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等方面的貢獻等等。但僅作這些改動，當然不能使毛滿意。更要命的是，吳在書中還總結歸納了朱元璋四個方面的錯誤（其實是四大罪惡），即：壹、以猛治國，過分運用特務組織，運用野蠻殘酷的刑罰，制造了許多血案、冤案，大規模屠殺功勛卓著的功臣、元勛，火燒“功臣樓”，弄到“賢否不分，善惡不辯”的地步；二、違反歷史發展規律，定下自撰的“皇明祖制”，規定子孫後代不得改變，壓制、窒息了有明壹代的政治、社會改革；三、文化上實行專制主義和愚民政策，推行鸚鵡學舌式的八股取士制，摧殘了思想，文化；四、大肆宣揚荒誕不經的神跡、怪異、圖讖，借以愚弄、欺騙和毒害人民。



這就是吳晗三度修改後的《朱元璋傳》。1965年，吳將這個第四稿《朱元璋傳》送呈給毛澤東。



此時正是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吳晗在書中所指出朱元璋的四大罪惡，正是毛已經施行或即將要在文革推行的“革命新政”。聯想到第二稿中對自已的指桑罵槐。可以想見毛的憤怒，他認定這位“明史專家”己經不可救藥、毫無利用價值了。



火上燒油的還有吳又在不經意中得罪了江青。起因是毛在吳晗面呈此書之後毛曾讓吳在家中吃飯（先請妳吃飯再幹掉妳，看來是毛的慣技之壹），二人正在交談有關朱元璋和明史中的壹些問題，半桶水不到的江青幾次插話，被吳晗當場指出其錯誤，使江好不尷尬。更為重要的是，江青看到吳的《朱傳》中記載有朱元璋規定的“皇後只能管宮中嬪妃之事，宮門之外不得幹預”，“宮人不得與外邊通訊，違者斬”這樣壹些怵目驚心的文字。而這時的江青正要“幹政”，而且還要大顯身手，可以想見，她對此書、對吳晗怎能不火冒三丈，恨之入骨！可以肯定，在毛決定將吳晗作為文革開局祭品的決策中，江青起到了推動作用。



1966年3月，毛對康生等人大談北京是“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中宣部是“閻王殿”的講話中，就提到吳晗、翦伯贊是“學閥”，“這倆人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反對共產黨”。吳、翦必死的命運就己經註定了。如果說翦之被點名是因為其對姚文元的文章表示過不同的觀點，那麽，吳晗則是在向毛呈送《朱元璋傳》第二稿時就已經命定了。我們知道，“左得出奇”的吳晗是不可能有什麽“反共”“反毛”的言行的，唯壹的“罪證”表面上是那部歷史劇《海瑞罷官》，實際上惹禍之根則是那本《朱傳》。



可是自我感覺良好，並自以為毛是自已的“領袖”兼“文友”的吳晗，做夢也想不到他與毛的學術交流轉化為了“敵我矛盾”，他也不知道毛是壹切以政治需要為轉移，可以在轉瞬之間變臉、將“同誌”變成“敵人”，將“座上客”轉為“階下囚”的人物。



就這樣，壹貫以左派自居，在反右中沖鋒陷陣、所向披靡的吳晗，文革壹開始就嘗到了當年被他痛打的“落水狗”的滋味了，嘗到了被舉國痛罵，革命群眾拳腳交加，徹夜不眠的滋味，還嘗到了只準別人向自己頭上澆大糞，不準申辯，還得老老實實“認罪”的滋味。經過了充分的“觸及靈魂”的“皮肉之苦”之後，吳左派就被戴上手銬、頭上蒙上黑布投進了著名的秦城監獄（連監獄都用“秦城”之名，不愧是名符其實的當代秦始皇）。“革命群眾”和“革命監獄”在被批鬥吳晗時的極端殘忍、單憑壹點就可足以說明壹切：在他死前，頭發已經被生生地拔光了！



在獄中吳左派被折磨得奄奄壹息，大口大口地吐血，只是當局仍不叫他死，為的是從他口中得出更多他本人和別人的罪證。但是他的老婆卻等不得了，1969年3月17日吳的夫人袁震受盡折磨被從“労改隊”放回時，已經被折磨得奄奄待斃，子女送她去醫院，但由於是“吳晗的臭老婆”，醫院不收治。18日淩晨袁震半睜著眼停止呼吸，先赴黃泉了。



同年10月11日，吳左派在阜外醫院壹邊輸液搶救，壹邊接受專案組的審訊，但不久審訊人員發現對方變成了壹具死屍……



吳晗的壹對兒女，時年14歲的女兒小彥和10歲的兒子小雙則是真正無辜受罪，女兒小彥想為父親討個“說法”，當局以“無理取鬧”和“擾亂社會治安”罪名逮捕，受盡摧殘、淩辱，被逼瘋後送入精神病醫院，醫院爭得暫時回家養病。被折磨得心身俱殘的小彥徹底絕望，決心以死抗爭，在弟弟小雙十八歲的生日，看到弟弟已長大成人，只比弟弟大三歲多的小彥覺得自己已完成了“任務”，當天服毒自盡。這壹天是1976年9月23日，離“四人幫”被捕只差13天……（九死壹生的小雙後來選擇去美國留學。）



吳晗的結局比當年被他落井下石的“右派”還慘，不知他在牢中有何感想，不知道他對自己平生的所作所為是否有所醒悟和愧疚？據說，吳曾作過無數次檢討，估計他只能從自己“主觀”方面去找獲罪的原因，深挖自己的“反動思想”。但是，他難道不應該辯護嗎？比方說：“我當年都是遵照毛領袖的旨意寫那些宣傳歌頌海瑞的文章的，後來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也得到他的肯定和贊揚。我完全是 “奉旨行事”，何罪之有？”也許他說過，但他剛說出口就被革命群眾揍得口歪鼻斜、滿臉鮮血了；也許他說過，但又有什麽用呢？不說別人無法聽到，聽到了又能怎樣？海瑞的墳也被挖了，屍骨被挖出“鞭打”揚棄了，守望海瑞墓的老人被活活打死了，還有當年演海瑞戲的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裘盛戎、周信芳都已被迫害致死了。難道妳這個寫劇本的“首惡”還不該命赴黃泉？



毛澤東再次祭起他的權力摩杖，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人面前上演了壹幕幕出爾反爾，賊喊捉賊，過河拆橋，恩將仇報的連臺大戲。在他把所有的“敵人”和“恩人”都收拾完畢之後，他依然坐在“永遠正確”的龍椅之上，接受人們山呼萬歲、頂禮膜拜。



另壹個是女將浦熙熙修。



浦確實堪稱“右派”中的“左派”。不過她當年面對政協俱樂部的熱忱觀眾上演的那壹出《擊鼓罵羅》的折子戲，並不太成功，“功” 不能頂“罪”。“組織上”決定仍給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但浦女士並不灰心，她積極改造，各方面嚴格要求自己，特別是“認罪”態度好。所以在1959年10月被作為第壹批“確已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剛摘了帽，她又“得寸進尺”，提出加入共產黨的要求，可惜上面沒有理睬，沒了下文。後來毛澤東對右派“翻案”雷霆震怒，估計浦右派也決沒有好果子吃。



1966年1月，被查出患了直腸癌的浦，仍然向“黨”表示：只要壹息尚存，就要學習毛著作，改造自己……可惜，後來文革來了，再也沒有人來管這個摘帽右派學不學毛著了。1970年4月23日，浦的生命在孤寂中走到盡頭，臨終時沒有壹個親人在身邊，她終年不足60歲。



浦熙修本來應該成為毛的好學生，好吹鼓手、打手，可惜她竟被自己最敬愛的領袖設下的圈套套住，以致誤弄成敵人。這是浦的悲劇，也應該是毛的小小失誤。但這種“損失”對毛來說九牛壹毛都談不上，他當然不會放在心上；而對浦來說，就是壹輩子的代價了。想當年，類似浦被命運弄錯位置的人在全國何止千千萬？浦大概算是這些悲劇人物的壹個代表吧。



還有當年上臺猛批章羅聯盟那些名人，包括為整風“鳴放”憂心忡忡，對共產黨的忠心可昭日月，卻又被當成“反黨野心家”，被毛斥為“利令智昏”的六教授等等，當年都上演了有辱斯文、很類似下九流作派的互相撕咬、落井下石、自辱人格、甘當小醜的鬧劇：



曾昭掄在高教部檢討時揭發錢偉長說：“當他們（六教授會議）分析形勢後，錢偉長提出三種可能性，第壹是共產黨動員三百萬軍隊上街，這會失去人心，共產黨不會幹；第二是共產黨提出“收”，這也會失去人心，這樣知識分子以後就不講話了；第三由民盟出來講話，顯然第三個辦法可行。”



曾昭掄對費孝通的揭發更多，“情節”也更為嚴重，他說：“解放前，費孝通壹貫結交反動官僚、政客、學閥和軍閥以及帝國主義外交人員、文化特務、學術騙子，借他們的力量往上爬。如1931年去英國勾結帝國主義學者、功能派頭子馬林諾斯基。後又去美國勾結哈佛大學的美國特務費正清夫婦。1947年勾結上了衛立煌，被衛請去‘講學’。因此，費是壹個‘壹貫勾結美蔣的’政治掮客。”



但也有人揭發曾昭掄，說他是北大的“惡婆婆”：並且，“曾昭掄在外國是學化工的……他對德國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中使用毒氣殺人這件事很感興趣，於是寫書寫文章，鼓吹毒氣化學以獻媚於當時的反動政府……”



費孝通則反戈壹擊，想為自己找條生路，他揭發：“錢偉長在6日的‘六教授會’上說，教師要領導學生準備暴動（錢偉長堅決否認）。”又說：“6月10日，章伯鈞約我去，他說：共產黨要借我的頭，貼上個反動派的字條，我也願意，這叫借東風。章伯鈞的意思是說，共產黨受到了群眾的反對，壓不下去，所以要借他的頭。這句話章伯鈞不止重復了壹次……”



錢偉長則在清華大學揭發，是費孝通把他拉進“章羅聯盟”，並把他介紹給儲安平……



章羅陣營的下壹級成員更是“亂成了壹鍋粥”。“章羅聯盟”在上海的“代理人”陳仁炳就主動坦白：



“怎麽能說我們這個小集團不是反共的呢？……”



“章羅聯盟”在四川的“代理人”潘大逵則羅列了羅隆基的“十大罪狀”。



章伯鈞之子章師明在南京對其父“發難”，公開聲明：“他是我的父親，如果他不放棄走資本主義的幻想，徹底承認錯誤，我就要和他脫離父子關系。這樣的父親，對我是莫大的恥辱！”



儲安平之子儲望英也起來造父親的反：“我要給儲安平先生壹句忠告：希望妳能懸崖勒馬，好好地傾聽人民的意見，挖掘自己的反社會主義思想根源，徹底交待自己的問題，以免自絕於人民。”



這些認罪書和“造反聲明”都登在《文匯報》上。



後來這些教授、專家、主任、委員互相揭發、攻訐的語言就越來越不文雅，什麽“蠢驢”、“野豬”、“狼外婆”、“狡兔”、“中山狼”、“國家縱火犯”、“毒蛇”……等等都登上報紙的大雅之堂。



這裏順便還講幾句民主黨派之外文藝界的事，文藝界的人以著文為生，歷來的“文人相輕”遺傳，加上政治高壓下的分化瓦解，那互相撕咬就更見血腥，如沈從文、葉君健批蕭乾，郭沫若斥沈從文為“反動文人”、令沈兩度自殺（未遂），巴金批路翎，巴人批聶鉗弩、邵荃麟、張光年，劉白羽批丁玲、陳企霞，艾青，馮雪峰批肖也孜，夏衍批馮雪峰，田漢批老舍，老舍批吳祖光……



所有這些相互撕咬、踢打、陷害、落井下石、給圈套、下絆子，最實現的目的就是想排除當局對自己“右派”的嫌疑，或立功贖罪，免劃為右派；己經被確定為右派者，則希望當局能突發善心，摘掉“帽子”。當然也有的想將對方作為“墊腳石”， 助自已再爬上壹個臺階的……



不過，就像擠壓在壹個籮筐裏的螃蟹，最終不管是咬人者還是被咬者，全都渾身是傷。最後還是被主人提著壹鍋“清蒸”、“紅燒”了。



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以往似乎比文藝界人士要“清高”壹點，而如今已經完全等同了，他們中絕大部分不得不向當局認錯求饒，像犯了錯被家長責打的小孩壹樣，壹邊眼淚鼻涕齊下，壹面痛悔陳辭：



“我們的罪行已達到了最高峰……我犯了彌天大罪，叛國大罪。”



“我痛恨自己的過去，我痛恨章羅聯盟，我壹定要和他們劃清界限，壹刀兩斷。”



（以上為費孝通）



“我檢查這次我犯的反黨罪行，檢查我幾十年壹貫的反動歷史，看到我的滿身瘡疤，看到了（自己）靈魂的醜惡。”



“黨壹貫挽救我，但我始終抗拒改造，黨對我這樣壹個怙惡不悔，這次又犯了這樣嚴重罪行的人，還耐心地幫助我……黨這樣仁至義盡，我不是木石，不能不感激零涕。”



（以上徐鑄成）



“……這就是我們這個醜惡集團的見不得人的目標，我現在痛恨這個集團，我也痛恨我自己，我深深辜負了黨和人民的大恩大德，請求黨給我最嚴厲的處分，我請求黨給我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我要爭取徹底改變立場，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來，今後老老實實接受黨的領導和教誨，不再三心二意。”



（以上陳仁炳）



這裏要特別提及壹下錢偉長。這位錢教授不僅在當年反右中極力嘶咬同儕，企圖立功贖罪，甩掉右派帽子（可惜未能如願）。還把這壹套銘記在心，當作後半生做人的坐右銘。1986年11月，在反右運動即將三十周年之際，有方勵之、劉賓雁、許良英諸人，倡議召開壹次“反右運動學術討論會”， 邀請函也發到了錢偉長手上。錢教授壹看竊喜，認準立功的機會到了，便將此邀請函上呈到最高當局、太上皇鄧小平的案前。鄧壹看大喜，立即派員撲滅了右派們的“翻案” 之火，三位發起人受到開除黨籍、嚴加批判、予以監管的處分。（鄧小平錯把許良英弄成王若望。後來方、劉、王三人被迫流亡海外）。還連累“反自由化 不力” 的總書記胡耀邦被趕下臺。錢卻因這次檢舉有功被鄧大人欽批為“表現很好、應予重用”。結果榮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忝居“黨和國家領導人”之末。錢大喜過望，自是感激涕零。他大概可算中國檢舉文化的最大受益者、檢舉揭發受到的最高獎賞者了。正是：



為了壹頂“右派帽”，多少“名流”成下流！



不過，在反右中也有“頑抗到底” 的 可歌可泣之士，民盟上海負責人之壹的彭文應就壹直不承認所謂的“章羅聯盟”和自己參加聯盟的“罪行”，哪怕這時他全家在經濟上已被中共逼入絕境，而且當局允諾只要他“認罪”，就恢復他的工作和經濟來源。這時他的子女均未成年，年幼的小女兒跪在他面前求他“認罪”：“爸爸，為了兒女，妳就承認下來吧……”



他淚眼花花面對小女兒揪心的呼喚，卻鐵下心不為所動，真正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彭文應曾於1962年服安眠藥自殺未遂。在同年12月15在貧病交加中去世，年僅58歲。之前彭的妻子和壹個兒子已經在貧病交加中先“走”了。彭臨終前致信毛和中共中央，建議在全國範圍內終止反右。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展更是刀槍不入，在批鬥會上大聲宣示：



“讓我承認錯誤除非砍下我的頭。我要把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到棺材裏去！”



有如此氣節的當然是鳳毛麟角了。



可憐的是那個口口聲聲求饒，“請求黨給我改過自新重新做人機會”的陳仁炳，不僅當時當局沒有給他“重新做人” 的機會，就是到了1979年全國99.99%的右派都已獲“改正”時，陳卻仍被作為五個不予改正的全國性右派中唯壹幸存者，當局仿佛故意羞辱他，與他作對，讓他把右派的帽子戴到死。但對另外四位“不予改正”的已經故去的全國級右派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來說，不但無損毫毛，其家屬後人還引以為榮，正如章詒和所言，他父親和羅隆基被保留“右派”身份，正是她永遠的“自豪”。然而對於壹心想“摘帽”、“重新做人”的陳仁炳來說，偏偏不予改正無疑是對其最致命的壹擊，最後不得不“抑郁”而終。



當然也有壹些右派後來又飛黃騰達了，如費孝通、錢偉長後來都擔任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副職。但是這些人在無限風光的後面，卻總有揮之不去的反右派時那段不光彩的陰影，所以最怕人們提起反右運動，故總是委婉地說：“讓這些沒有必要留給我們子孫知道的事，在歷史的塵灰中埋沒了吧。”（ 費孝通）。



其實，這種躭心是沒有必要的。作為當年那場“陽謀”的受害者來說，不管怎樣，他們都不應承擔罪責，在高壓下說－些違心檢討的話，也不是很丟人的事，沒有必要因此隱瞞這段歷史。但如果刻意隱瞞歷史，反而成了為罪惡制造者們掩飾罪惡的幫兇了。這也是對自己、對子孫後代不負責任的犯罪行為了。



我們已經高興地看到，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運動受害者，包括中共內部人士，終於掙脫羈絆，拿起筆來加入記錄歷史的行列。



多少精英填溝壑：毛對“右派分子”的肉體消滅和對知



識分子的全面扼殺







如果在上壹節我們主要記述了毛對中國知識分子進行精神催殘的話，那麽，我們在此節將看到毛在反右運動中對所謂“右派分子”繼之以肉體消滅的滔天罪行。



在建國初期，毛主要借助所謂清匪反霸、土改、鎮反、肅反等運動，以反革命分子、土匪、土豪劣紳、地主、惡霸等名義消滅了大批體制外、或者敵對方（國民黨）投誠過來的知識分子。當時是釆取快速的“抓到即殺”或在鎮反運動中以反革命罪處決的辦法，更多的是交由農民、基層幹部自行處置（打死），因此很少留下他們的文字資料，所以我們對這些冤死者也就知之不多甚至完全不知。直至今天，中共都拒絕為這些惡行的受害者甄別平反。有人誤以為那是在“革命的急風暴雨”式的鬥爭中群眾自發的過激行為。這絕對是錯誤的，它完全是毛有計劃的屠殺，只要想壹想當年毛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對到訪的蘇共代表米高楊說的所謂要“打掃屋子、清除雜草、垃圾、塵土、跳蚤、虱子”的話，就可知，毛在建國初期進行的各種名義的“運動”，都是其有計劃的對己經歸順的、手無寸鐵的所謂階級敵人進行的惡毒的大屠殺。這是歷史上任何改朝換代時期新朝統治者所沒有過的暴行。正因為如此，那些被屠殺的人有的是自投羅網，有的根本沒有想到逃離，結果全都束手待斃，引頸受戮。在毛建國初期這種“大掃除”中冤死者究竟有多少，只有留待歷史去探究了。



反胡風和肅反，是毛從體制內和體制外結合、而且重點是對體制內知識分子迫害的開始。關於這段歷史，我們在有關“階級鬥爭”的章節中已簡單介紹了。接下來的“反右派”和“文革”成了摧殘、迫害知識分子的“主戰場”，文革是壹場綜合性的對人類歷史和文明的反動，我們將以專篇敘述；反右則是專門針對知識分子的迫害運動，這裏主要講述毛對右派分子的肉體摧殘。



在毛信誓旦旦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和風細雨”、“不打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擋案袋）”的“感召”下，各類知識分子，包括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大學教授、文化名人、由國民黨投誠過來的老政客、老將軍，以及更多的壹般知識分子通通都落入毛撒出的“天網”之中，然後被其壹個個清算、煎熬，有的被直接處死，有的慢慢折磨致死，有的讓其自我滅亡。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們，特別是未經歷其事的後來人，看到這麽多各色人等都被毛“收拾”，壹定會以為這是毛的手段無比高明所致，或是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特別幼稚、沖動所致。但這種認識是非常錯誤的！是不懂歷史、不懂毛、“以君子之心度毛的小人之腹” 的結果。因為從總的方面說，那麽多高級知識分子、老牌的政客都“上當受騙”，並不是由於他們的幼稚無知，而是由於誰都沒有料到毛作為 “壹國之君”、壹個號稱“最先進”、要“解放全人類”的執政黨的領袖，竟然是如此無賴，如此言而無信，如此出爾反爾，如此厚顏無恥下流！



上當受騙中的很多人都是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學者，有些是老牌政客（章伯鈞、羅隆基之外還有龍雲、黃其翔、陳銘樞、黃紹竑等等），還有壹些是文化界、新聞界的名流，這些都是富有政治經驗和社會閱歷的知識精英，但正因為如此，他們也深知現代政治的“遊戲規則”，深知作為政治領袖人物的起碼道德“底線”。所以，才認定以毛的身份，在國家級大講臺上的公開宣示，白紙黑字的中央文件，正式座談會上的推心置腹，公開場合的信誓旦旦，不應該是“騙人”的伎倆；因為古今中外的君主、總統或國家元首壹級的要人，都沒有這種先例。正如後來章伯鈞私下對他女兒說的，他是“高看了共產黨”，以為共產黨作為壹個大國的執政黨，應該能夠約束它的領袖，維護黨的信譽。實則是低估了毛的流氓地痞本質和他無所不用其極的毒辣和卑鄙。後來的事實證明，從本質上說，毛仍然是盜跖、莊蹻、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壹流人物。但是，毛又比上述這類人厲害得多，狡猾得多，狠毒得多，也高明得多。於是就發生了知識分子、飽學之士，遇到“無產階級”領袖兼厚黑大師便－敗塗地的悲劇。



完全可以說，僅僅是這場反右派運動的表演，便足可以將毛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前面我們已經說了壹些大右派的經歷，這裏再說說更多的壹般右派的來歷，看看這些“右派分子”是怎樣的壹批人，他們是怎麽“上鉤”成為“右派分子”的。



首先，可以肯定地說，占右派絕大多數的壹般知識分子（很多人其實夠不上知識分子，如只有小學、初中文化的小幹部、小職員，工人、甚至有中學生和小學生），並沒有真正的“右派言論”，而是被毛的預設陰謀和陷阱將其“圈進”右派隊伍裏去的。具體原因可謂千奇百怪，但大概有以下幾種情況：壹是向來與領導關系不好，不大聽話，這種人就難逃厄運了；二是出身所謂剝削家庭，或者個人經歷、社會關系較“復雜”，這些人早就是毛眼中的 “準階級敵人”，劃成右派是“理所當然”；三是在單位裏有些異類，遭人忌恨，或人緣不佳，遭人討嫌者；四是口無遮攔，隨便發議論；五是完全意外的“無妄之災”。



以下各舉例以證實之。



由天。女，原籍吉林扶余縣田家窩堡人，反右時在蘭州大學醫學院任馬列主義教員，1957年被劃為右派。由天被劃為右派，她自己說是學校想提升她為副教授，但她卻主動推辭掉。她這壹“高風亮節” 之舉不但沒有贏得贊賞，反而引起領導、同事的指責，說她是故作清高，制造矛盾，破壞團結。反右時因此將她劃為右派。



其實，由天被劃為右派更主要是因為她有壹個在美國的丈夫。由天與其夫都是當年日本侵占東三省時，不願做亡國奴而流浪到內地的青年，他們在流浪中分別在重慶、成都讀完大學。之後她丈夫去美國留學，由天壹人帶著三個孩子留在國內。毛共建國後，由天與丈夫天各壹方，但保持通信往來，丈夫在美國當了教授，時常寄錢回家。正是這種當時令人恐懼而又說不清楚的“海外關系”，使她成了右派，並處以送勞動教養。由天在教養農場患上了精神病，送到精神病院治療，得知她患病的丈夫於1959年秋天從美國回來看望她，被臨時安排在寧夏大學當教授，但之後則再也回不去美國了。在文革中由天的丈夫被活活打死，由天單身出逃不知所終（估計死於“革命群眾”之手）。三個孩子也沒有存活下來。



李景沆，國立西北師範學院數學系畢業，分配在天水壹中當教師。李的家人因受壹個親戚影響都信奉基督教，他自小耳儒目染，也信了基督教。這就成了他日後成為右派的理由。



其實李景沆最安份守己、膽小怕事。他按照“上帝”關於“要服從在上面掌權人的意旨”的教導，對領導畢恭畢敬，凡開會發言必歌頌共產黨。整風開始，學校領導動員他幫黨整風，他仍然只是歌功頌德，不管怎樣動員，他始終不改口。領導們分析，李這種基督教徒不可能真心擁護共產黨，唯物論與有神論是互為水火、勢不兩立的。於是仍然決定把他列入“右派”的名單。



李景沆曾經對人說過：“我害怕共產黨，因為共產黨要消滅宗教。”“肅反時已把我嚇得跟貓娃壹樣，我哪裏敢對共產黨不滿呀。”但這似乎夠不上右派言論。所以，當領導宣布他堅持反動立場、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時，李爭辯說：“鳴放中我沒有提過壹條意見、怎麽劃我右派？”領導說：“妳不說不等於沒有意見，妳不說，卻比說的人還反動！”李無言以對、就此成了右派。



還有壹個跟名人有關的右派。建國之初，國民黨反正過來的鄧寶珊將軍當上了甘肅省主席，鄧立誌要弄出壹點政績，決定大修水利工程。於是給他的老友，時任國家水利部長的傅作義寫信求援。傅作義便給已在美國定居的弟弟、留美博士、水利專家傅作恭寫信，勸其回國來幫助鄧寶珊搞水利建設。傅作恭對共產黨也十分崇敬，於是毅然拋棄了在美國的優越生活回國，去到甘肅搞水利建設。傅被任命為甘粛水利廳總工程師。這時甘粛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正計劃在甘粛搞壹項偉大的“引桃上山”水利工程。但作為水利專家的傅作恭壹眼就看出其計劃荒謬不可行，於是直言不諱提出反對意見。這時剛好反右運動來了，張仲良認為傅是階級敵人破壞經濟建設、向黨進攻的典型，毫不猶豫就給傅作恭載上“極右分子” 帽子，送往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這個身材魁偉的水利專家，後來被活活餓死、折魔死在農場。



這裏順便講講那個令傅作恭致死的“引桃上山”水利工程。張仲良搞這個工程是為了響應偉大領袖毛“大辦水利” 的號召，張調集十多萬民工苦幹了兩年多，最後丟下數以千計的屍體、耗費了難以計數的物資錢財之後，下馬了。原計劃澆灌1500萬畝地壹畝也沒有澆上，己建的部分在當年就給山洪沖垮了。人們謂之“急火火地上馬，血淋淋地下馬”。這其中就有“右派分子”傅作恭的血。



如果說上面這幾人劃為右派都受家庭出身和社會關系影響，那麽也有相反的事例。



王達是烈士遺孤，本人在延安由孤兒院撫養長大，是天然的革命接班人。也許擁有這些先天優越的條件，王達在單位 甘肅人民廣播電臺 有壹種天生的優越感，且性格倔強，對自己的頂頭上司作出的決定往往發出不同意見，而且還愛“當面提出”。到了反右，領導決心“教訓”他壹下，隨便找上幾條他“反領導”的言論就把他打成了右派，王達也就變成人民的敵人了。



至於各種“無妄之災”，就更離奇了。



高尚斌是1952年上海華東金融系統支援大西北的幹部，當年他不僅放棄在上海的大城市生活，到了甘肅，又主動放棄了留在武都或臨夏這種條件較好的小城市工作，主動要求去條件更艱苦的岷縣工作。後來領導照顧他與妻子團聚調到臨桃。



到臨桃人縣民銀行工作後，同事們風傳壹位行領導與某女職員有“不正當男女關



系”。高尚斌不愛理這些閑事，只顧埋頭工作。有壹次他去請行長簽壹個文件，不小心未敲門就走進這位行長的辦公室，正好碰見行長與那位女職員在行“好事”，他立即轉身退出，也不告訴任何人。但事情已被發現，領導終不放心，於是趁反右派之機，列出高幾條罪狀，接連召開批鬥會，要劃他為右派。可高問心無愧，拒不認罪。這樣，對他批鬥便無止無休。壹次，他被帶去參加另壹個單位對右派的批鬥會，那個單位的右派個個低頭認罪，主持會議的領導就宣布休會。這使得高產生了幻想：我也認了，不是就不挨批鬥了嗎？果然，在他承認壹切之後就不被批鬥了，但是換來的是壹頂右派帽子和二十二年的“賤民”生涯，高在教養農場九死壹生，差點丟了性命。



後來那位行長也被戴上了“壞分子”帽子。但這於他又有何補呢。



（以上取材於邢同義的《恍若隔世 回眸夾邊溝》壹書）



胡平的《禪機 1957》中則說了下述故事：



安徽山區某壹個小學的教職員工，由於遠離城鎮，過著與世無爭的“世外桃園” 般的生活，半個月看壹回報紙，蔬菜自給自足，也從不關心外界之事。



然而整風反右來了，該校30來名教職工，上級給派下抓5個右派的指標。校長好不容易抓到了4個：兩個是在會上給縣教育局提意見，第三個是偶爾回家碰上新婚妻子正好與鄉長摟抱在壹起，鄉長不能放過這位老師；第四個老師是對班上壹名畫手槍說要打死他的頑劣學生訓斥壹頓，並撕掉了那學生畫的手槍。哪知該學生的舅舅就是帶真手槍的公安局副局長……



還差壹個未能完成的任務，怎麽辦呢？校長日夜為此焦心。恰好這時分配來壹個年輕的新教師，這個新教師來到第二天就寫了入黨申請書。校長對他的入黨申請並不感興趣，偶爾跟他談起還差壹個右派的事，年輕教師看見領導犯難，想了壹會就自告奮勇地說：



“校長，要不，這個指標……給我吧。”



校長像抓到救命稻草，緊緊抓住年輕人的手，真誠地說：“那就委屈妳了，不過年輕人吃點苦也好，算是黨組織考驗妳。最多兩三年吧，妳再回到學校，我壹定讓妳入黨！”



校長開出的當然是壹張絕對的空頭支票，據說後來這位右派教師在教養農場“瘋”了。這個年青人的壹生就此斷送。



董玉寶是另壹類型，他原是河南信陽地委黨校副校長，主持學校工作。反右運動中，上級要董抓右派，董認為自己單位確實沒有右派，要求上級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地委書記王某聽了勃然大怒，厲聲呵斥道：“妳就是右派！”於是董玉寶就成了右派。



張賢亮在《煩惱就是智慧》裏說了壹件事：



張已經劃了右派在教養農場勞動改造。壹天收工回來，見到壹個鄉下人蹲在號子門口哭。張看他的樣子有些奇怪：這樣的人也是右派？後來才知道原委：



原來他所在的縣要押送20個右派去勞改農場，領導已經派了押送幹部。這位老



鄉從沒出過遠門，也想趁機外出遊玩壹趟。苦苦請求之下，領導同意他也參加押送。誰知途中壹個右派逃跑了。兩位押送幹部打電話請示縣領導怎麽辦？任務是必須完成的，無奈，縣領導決定讓這位老鄉頂了那個逃跑右派的“缺”。



還有“玩笑右派”。王躍文在《我曾混跡官場》中講了他父親被劃為右派的故事。



他從小知道父親因言獲罪，但不知細故。後來，父親終於告訴他事情原委。原來父親



二十三歲的時候，在家鄉的縣裏任區委書記。縣委書記也是年輕人，平時大家很隨便，



常常互相開玩笑，誰也不在意。縣委書記的夫人是縣婦聯主任，雖然尊貴，卻是個麻



子．壹次他父親心血來潮，想跟她開個玩笑，便在她的扇子上面題了壹首打油詩：妹



妹壹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壹日蜜蜂過，錯認他鄉是故鄉。不久，反右派



來了，這件事情被定性為：攻擊縣委書記夫人=攻擊縣委書記=攻擊共產黨=資產階級右派。於是他父親被定為右派分子。終身命運就此徹底改變了。



還有“小便右派”。某單位在反右補漏時分得壹個右派名額。領導感到很難辦，便交給大家去“評選”。可開會時誰也不發言，會議陷入僵局。正當難堪之際，壹人



突然起身去廁所小便。此人剛走，便有那腦筋靈活者提議：就選他！於是眾人附和，



壹致通過，全體如釋重負。等那人從廁所轉回時，會議已宣布散場。過後領導才把群眾“評選”的結果告訴他，已經上報定案了。



四川達縣有壹個可能是全國最小的“右派”。 原來達縣城關鎮壹家鞋帽生產合作社職工冉某，在整風運動初期想給某副鎮長提意見，但自已既不會寫又不會畫。見到鄰居家壹小學生喜歡畫畫，便請他畫了壹幅題為《壹手遮天》的漫畫。後來運動轉為反右，冉某被打成右派，跳大橋自殺了。領導追究那幅畫的來歷，壹查，原來是冉的鄰居、12歲的小學生張克錦所為。張克錦從小愛畫，得過少兒繪畫大賽獎項。於是把張克錦小朋友從學校抓回，給他戴上“右派” 帽子；但因年齡太小，上面不批。於是改稱“右童”， 並把他關進牢獄。壹關7年，放出時就夠資格成為真正的右派了。……



就是這樣，毛澤東的“反右鬥爭”取得輝煌勝利，右派分子都“自己跳出來自投羅網”，被“壹網打盡”了。



這裏須說明壹點的是，毛自建國初至文革之前發動的各種“運動”，都是采取由各級黨委、各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的黨組織、農村基層黨支部負責的辦法，各單位的負責人就是本單位“運動”的領導者。這就給領導以打擊報復、公報私仇、拉幫結派等等以極佳的機會，反右運動也是如此。於是，領導逐漸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黨” 的化身，甚至變成單位裏的 “小皇帝”。正是這千千萬萬“小皇帝”，托起了毛澤東這個“大皇帝”。



下面講右派們的後續命運。



抓住了這麽多“右派”，對右派的“處置”自然成了個大問題。1957年7月，毛在青島召開了壹次省、市、區黨委書記會議，這次會議的內容之壹就是研究、布置對右派分子的處理。毛在會上講了話，對右派的處理作了原則上的決定。後來這篇講話收入《毛選》第5卷，題為《壹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在這篇講話的開頭，毛就宣稱說：



“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妳死我活的矛盾。” 也就是說，右派是十足的敵人。



但是，後來在對右派公開處理時，毛卻耍了點花招，大概出於他的“仁慈”，他宣布：對右派實行“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所以，後來對右派的最高處罰是“送労動教養”，據說這是壹種“最高行政處分”。這使人感到他仍然“寬宏大量”，對右派分子是“仁至義盡，從輕發落”。這樣做，在毛看來能收壹箭三雕之效：壹是留下這些人作“反面教員”，讓人們看到反對與共產黨的下場，以便受到活生生的“階級鬥爭教育”；二是可以榨取“剩余價值”。不管讓他們留在本單位勞動或是送去教養農場，都可以讓他們為國家創造價值（毛說過，把幾百、上千萬地主殺了太可惜，不如留下這批勞動力劃算；三是能為毛和共產黨嬴得“寬大為懷”的名聲。特別是外囯人和我們的後人，他們研究中共的歷史，只能以留下的文獻為依據，當看到毛對“猖狂的、罪大惡極的右派分子” 仍然按 “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時，誰還相信中囯共產黨統治是什麽“暴政”呢！



對右派的具體處置大體上分為兩種情況：認為罪行比較輕的交原單位或回農村“戴帽”管制勞動；認為“罪行”嚴重的“極右分子”或者態度惡劣者壹律送農場勞動改造，此中又分為兩類，－部分送去專門為右派設立的“教養農場”；－部分送邊疆軍墾農場，或它們的附設機構。不管那種農場，實行的都是嚴酷的勞改政策。



這裏簡單說說這個教養農場。據說，它是仿自蘇聯的“勞動營”。



為了給右派送去勞動教養制造法律依據，國務院於1957年8月4日，通過《人民日報》公布前壹日發布的《關於勞動教養的決定》和《勞動教養條例》。（這不能算法律，只是行政法規）《條例》說明這個制度出臺的依據和宗旨，雲：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00條的規定，為了把遊手好閑、違反法紀、不務正業的有勞動能力的人；為了給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受到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的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人壹條悔過自新的出路……”



妳看，完全是為了做好事啊，是為這些人謀出路，積德行善才搞這麽個辦法。那麽，憲法第100條又是怎麽規定的呢？經查，其原文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遵守勞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遵守社會公德。”



原來如此。這個憲法第壹百條不但跟右派根本扯不上邊，而且也未為實施超乎法律之外的所謂“勞動教養”提供任何依據。所謂根據憲法100條將壹些公民送去勞動教養完全是子虛烏有之詞，實乃毛和中共為所欲為、變相踐踏憲法的行為。而且，就是在這個《勞動教養決定》中規定的四類教養人員中，也沒有“右派”壹說，四類人員就是上文中提到的“遊手好閑、違反紀律、不務正業……” 之人，而右派完全是響應毛的號召（甚至被迫“響應”） “幫黨整風”的現職幹部、教師、學生等知識分子，他們有正當、合法的職業，是守法公民，而且是社會精英。妳看，為了給右派治罪，毛及其幫兇居然偽造“憲法”， 編造莫須有罪名，是何等卑鄙無恥！



重要的是，這個條例規定有關方面可以不須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將公民送去勞動教養。在反右時則是由單位的領導便可將本單位的所謂右派送去農場教養。《條例》說勞動教養不算刑亊處罰，只是“最高行政處分”。但教養農場由公安部門的“勞改局”管理，教養人員實際上與“勞改犯”沒有差別“壹視同仁”。很多地方沒有教養農場，或教養農場不夠，便把右派分子直接送去勞改農場。



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勞動教養沒有刑期，實際上等同無期徒刑，所以比判刑更可怕。後來有的即使摘掉了右派帽子，也要“留場就業”，勞改到死！留在單位或在社會上改造的右派分子，則劃入“地、富、反、壞” 行列，稱之為“地、富、反、壞、右”，於是，毛欽定的交由“群眾專政”的階級敵人由原來的“四類分子”變成了“五類分子”。



從此，任何人只要當局不高興，不順眼，不需要任何證據、任何法律、任何程序，便可以抓去“勞動教養”。這壹惡政造成了多少人間慘劇、多少冤魂，可謂擢發難數！它壹直實行了五十多年，直到2013年冬才被名義上廢止（還在部分變相執行）。



可是，當時的右派們，仍然完全不知道毛澤東給他們設置的未來的命運。對於勞動教養，當時人們完全無知，右派們也沒有認真去叩問，只是想當然地按它的解釋以為既然說是“最高行政處分”，自己仍然享有公民權，也就可能回到原單位和原來的工作崗位。所以，被宣布送去農場的右派還做著很快回到“人民的懷抱” 的美夢。有些地方在“征求”右派對處分的意見時，單位的頭頭也告訴右派們：“如果去教養農場，最多兩三年吧，回來了仍然恢復原來的工作；如果回老家，回農村，那就與原單位脫離關系了，永遠不能回來了。”這些頭頭也許不是惡意欺騙，因為他們也不懂毛的葫蘆裏裝的什麽藥，只是說是“最高行政處分”，便認為仍然可以回到“革命隊伍”是情理中之事。於是，很多右派也就主動選擇去“農場勞教”。誰會料到這是壹種比判刑勞改更加酷毒的死亡之路！



在初期，右派們普遍比較樂觀，他們暗忖：既然說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那就仍然屬於“自已人”。就算說錯了話，最多也就是“錯誤”吧。最多“改造”二、三年，只要過了反右的“風頭”，就可以 “回到人民隊伍”了。



正是在這種心態驅使下，右派們大都積極地改造，都想早點“脫帽”。



1959年，已是大躍進高潮,四川巫山縣委決定制壹幅超大標語以顯示對“總路線”的擁護，對毛的忠誠。標語共13個字：“高舉總路線偉大紅旗奮勇前進”。計劃“寫” 在從巫山縣長江南岸東起楊柳坪，西至下馬渡長約30華裏的山崖上，每字相距約二華裏。由於都是在陡峭的懸崖上作業，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壹般人不敢承擔這個艱巨、危險的工作。於是，急於立功“摘帽”的右派成了最佳人選。70多名右派被集中起來，每天起早貪黑、忍著饑餓勞累，攀援在巫山群峰的峭崖絕壁上作業，而他們每天的口糧只有200克！壹個月後，這條曠古未有的大標語出現在巫峽的群山之中。



但是，工程完成之後才發現，13個字拉開30華裏，每個字相距兩裏以上。外地乘船逆江而上需要壹個多小時才能看完這條標語。如果乘下水船，標語被反著念，使人不知所雲。



面對這條超大標語制作的“失誤”，縣委領導非常尷尬，決心再制造壹條視覺效果更佳的超級標語來彌補這壹“損失”。於是，很快又決定在巫峽西口的文峰制作“毛主席萬歲”的豎排標語，這樣，上下船的過客就能壹目了然。



方案確定後，任務當然又落在右派分子肩上。這回有100名右派參與這壹“偉大”政治工程。其時已是12月，朔風怒號，高山嚴寒，右派們分工協作，肩抗鋤頭鐵鏟，



身背漿桶，攀援在文峰的峭壁上。壹邊是“猿猴欲渡愁攀援”的巉巖，壹邊是波濤洶湧的長江，高空懸體作業，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墜入巨壑深溝或滾滾長江之中，屍骨難覓……。就是這種非人的超強勞動，每天只有200克口糧，分成三餐摻以牛皮菜煮成粥狀果腹。最令人難以容忍的是，稍有“表現不好”還要遭到監管幹部的打罵、扣飯。在饑餓、勞累、寒冷和皮鞭之下，先後有9名右派喪生在懸崖峭壁之間，他們的名字是：陳文清、向明瑤、謝會鑫、譚明生、陳文軒、張玉貴、周敬清、譚敬三、楊玉雲。終於，在右派們的艱苦努力下，五個字每個長寬各十丈、壹字占地1000平米的超大型標語誕生了。而右派們則均已陷入浮腫無力，幾乎不能行動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原來當局許諾任務完成後為他們“摘帽”壹事卻沒有了蹤影。後來才知道，這倒不是當地領導無情，不守信用，而是“政策”不允許，地方幹部沒這個權力，開了空頭支票。



在1960年——1962年間，確有很小－部分右派得到“改造好了，摘掉右派帽子”的處理。但後來才知道這不是毛之所為（是誰所為仍不得而知），毛知道後極為震怒，“摘帽”立即停止，有關右派還受到查處。（詳見後文） 對那些已經摘了帽子的人，公安部門只好宣稱：即使妳們摘了帽子，但這“帽子”還攫在“人民”手裏，如果不老實、不好好繼續改造，隨時可以給妳們再戴上。後來很多原來已經摘帽的“右派”，又被宣布“沒有改造好”而被重新戴帽，到了文革中，不管妳是否摘帽，就都屬於“地富反壞右”之列了。



右派分子終於發現：自己頭上這頂“帽子”有如孫悟空頭上那頂緊箍咒，是永遠脫不掉的了。不但脫不掉，而且，只要運動壹來，當局就可以如唐僧那樣念上幾句咒語，直叫妳在地上打滾。而且與還要禍延家人。



有關右派們的命運，近些年來已經有壹些右派幸存者的通過寫回憶錄，和關註此事的作家的釆訪記述，揭開了冰山壹角。下面擇其要者略述壹、二。



林昭，原名彭令昭，以筆名行世。北京大學新聞系三年級學生，後來成為著名的學生右派。林昭與寫《是時候了》的沈澤宜、張元勛同為學生刊物《紅樓》的編委。她具有堅實的中文基礎和傑出的才華，深得文學教授遊國恩的賞識。運動初期，林昭雖然也發表了壹些抨擊時政的文章，但並不是當時最尖銳的批評者，比起如張錫錕把中共比作“希特勒統治”，“把憲法當手紙”，岑超南指斥毛的發揚民主“只有理論價值”，“要真正整風，首先要把不民主的制度壹掃而空！”等等，林昭的言論算不上尖銳。但鑒於她的不妥協、不認罪的態度，仍被劃為右派。在處理時，只給她“留校監督勞動”的處分，被分配在苗圃壹邊勞動、壹邊學習、改造。



但林昭仍然堅決不承認自己的右派罪名，她還毫不客氣指斥學校領導：與當年蔡元培校長相比，妳們不但不去營救學生，反而為虎作倀，迫害學生，甘心墮落……



不久，北大新聞系並入人大新聞系、林昭來到人大。她與另壹個叫甘粹的男右派學生在共同勞動中產生了情愫。領導發現了這壹“階級鬥爭新動向”，大吃壹驚，勒令二人立即分手。但二人依然我行我素，結果雙雙被捕。甘粹被發往新疆勞改，林昭則送北京的教養農場“勞教”。



林昭被勞教了兩年多後，因支氣管擴張咯血不止，由其母領回上海家中養病。林昭絲毫也沒改變她固有的立場、觀點，在養病期間常到復興公園散步，結識了另外兩名大學生右派。壹敘之下，三人誌趣相投，“位卑不敢忘憂國”，本性難移，復又議論起天下大事來。



其時正值“大躍進”和“三年特大自然災害”，血淋淋的悲慘現實，更加激起了三位大學生的義憤。言談中，三人直指毛給國家、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並指責毛制造的所謂“彭德懷反革命集團”案的荒誕不經；他們還對當時所謂的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發生興趣，對南共綱領發表評論，為其辯護，肯定。



不過，這三名可愛的熱血青年在政治上確實過於幼稚了，雖然已被當局狠狠地踹了壹腳，但卻對毛和毛為首的最高當局依然存在幻想，加之受傳統知識分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 的驅使，三人居然以匡時救民為己任，集體給中央上書，慷慨指陳時弊、建言獻策。



這種與虎謀皮之舉結果可想而知。很快，三人同時被鋪。林昭又被查出與蘭州大學右派學生張春元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案”有涉（林在張等人編印散發的《星火》秘密刊物上發表詩歌《普羅米修斯受難的壹日》）。於是兩罪並罰，被判刑20年，其余二人分別被判13年、7年。



可憐林昭的老父作了林昭案件的第壹個犧牲品。因為公安人員在逮捕林昭、搜查其家時，作風極其惡劣，蠻橫，林父不堪受辱，憤而自殺。



“自己送上門”的林昭，以壹腔熱血、滿腹正義，懷著對國家人民的高度忠誠和責任感，為國直言反而獲罪，她當然不服。在獄中，林昭以各種方式如絕食、寫血書、寫詩歌、喊口號等進行抗爭，受到獄卒們野蠻殘暴的迫害和虐待，但是，她不僅不向暴力屈服，其思想反而在抗爭中不斷升華，意誌更加堅定，觀點也更加深刻成熟。在獄中，她以令人難以想象的毅力和意誌，以發簪、竹簽作筆，以自已傷痕累累的血肉之軀作墨池，以鮮血作墨，在獄方為她提供寫“坦白、認罪書”的紙上，讓她學習改造思想的書本上，以及－切可書寫的物件上，寫下了數十萬字的“血書”，計有《靈藕絮語》（十八萬字）、《基督還在世上》、《鮮花怒放悲壯的五月》、《囚室哀誌》、《秋聲賦》、《自諫》、《不是練習——也是練習》、《練習二》、《練習三》等等。光憑這點，也創造了古今中外囚徒絕無僅有的奇跡！



1965年5月31日，上海靜安區法院判處林昭20年有期徒刑。次日，林昭在判決書的後面寫下了《判決後的聲明》：“昨天，妳們那所謂的偽法院，假借和盜用法律的名義，判處我徒刑20年，這是壹個極其骯臟可恥的判決……但我驕傲地聽取了它！這是敵人對於我戰鬥行為的壹種估價，我為之由衷地感到戰鬥者之自豪！”“歷史法庭的正義判決很快即將昭告於後世，妳們這些極權統治者和詐偽的奸佞——歹徒、惡賴、竊國賊和殃民賊將不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訴的罪人。公義必勝！自由萬歲！”



林昭不僅是位了不起的自由鬥士，還是位卓越的才女、詩人，在獄中，她以其深厚的文史功底和博通中外的學識，寫下了大量古體詩和現代詩，借古諷今，嚴厲鞭撻現實中的醜惡，抒發其純潔高尚情懷，為後世留下了極其可貴的精神遺產。



1965年7——12月，獄中的林昭給《人民日報》寫去了壹封十萬字的公開信。色厲內荏的當局當然不敢把林昭義正詞嚴的控訴書公之於眾，更不敢與她辯論。



當局認定林昭不可改造，便決定從肉體上消滅她。獄方在提請對林昭加刑的報告中寫道：“（林昭）關押期間，用發夾、竹簽等物成百上千次戮破皮肉，用汙血書寫了幾十萬字內容極端反動、極其惡毒的信件、筆記、日記……公開汙蔑社會主義制度是‘搶走每壹個人作為人的全部的－切的恐怖制度’，是‘血腥的極權制度’。” 這份報告從反面鑄成了當局壹份絕妙的自我供詞，也記下了林昭光輝壹生的最後壹頁。



林昭自然察覺到了敵人的陰謀，早己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她對同監的難友說：“他們能消滅我的肉體，決不能消除我的意誌。我的路似乎走到了盡頭，但歷史會給我公正審判。這個黑暗的年代，最終要被人民消滅的……”



現在反映林昭在獄中被野蠻摧殘、迫害的壹鱗半爪資料是其妹彭令範，以及林昭原來的北大同學，同為《紅樓》編委的張元勛（因寫了那首《是時候了》的詩被作為反革命分子判刑7年，刑滿“留場就業”）對林昭的探監記錄和回憶：



壹次，彭令範去探視林昭，等到所有探視者都走了，林昭才被允許出來。只見林昭渾身素縞，穿壹件破舊的灰襯衫，下穿用白被單改成的長裙，長長地拖曳在地上，頭上紮壹白色方巾，上用鮮血寫成的壹個大“冤”字，整個人有如昆曲裏竇娥的扮裝。



張元勛去探視時，林昭也是這身打扮，她舉手取下頭上的“冤”字頭巾，用手指把頭發分開來給張看，只見她所指之處，都是頭發被揪光後留下的傷痕，大者如棗，小者如蠶豆，布滿頭部。揪出的頭發連皮帶肉都被丟棄了。可見這已成為了獄卒對付她的“常法”。林昭還告訴張：“因為知道妳要來見我，怕打傷我無法出來見人，所以這幾天沒有開會鬥我。我也被調到壹個單號關押，其實就是讓我養傷，以掩蓋他們在獄內無法無天的暴行！但是，我頭發被揪掉了，傷痕猶在！衣服也是他們撕的，妳看!——”



林昭掀開披著的外衣，裏面的衣服都沒有扣子，有撕破的條痕，但都已用針線縫死了，無法脫下。



林昭指著周圍那些獄卒：“這是壹幫禽獸！他們想強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縫起來。”張元勛這時才發現她的衣服與褲子都是縫在壹起的。



林昭解釋：“大小便則撕開，完了再縫！無非妹妹每月給我送線來！”



林昭邊說邊咳嗽，撕下壹塊塊衛生紙把帶血的唾液吐在紙上。繼續說：



“但是他們還不解恨，還要給我上手銬，而且是背銬！有時壹付還不行，要上兩付背銬！”



這時，壹直在旁邊四周故作鎮靜的“管教幹部”再也沈不住氣了，便對張元勛大聲說：“她胡說！她精神不正常，妳不要相信她的這些話！”



“神經不正常？”林昭搶白說：“世界上哪個國家對神經不正常的人的瘋話在法律上予以定罪？妳們定我的‘反革命罪’的時候怎麽不說我神經不正常呢？”



不僅僅要上兩付背銬，而且是連續背銬180天！即使是在她絕食的時候、胃痛發作痛得滾地的時候，婦女生理特殊時期，背銬壹刻也不松開，而且兩付也不肯撤掉壹付！平時吃飯、洗漱、大小便都這樣背銬著，吃飯時必須像狗壹樣舔著吃。獄方就是要將人變成狗，來摧毀她的意誌，迫使她屈服！可是這個美麗的女囚就是不屈服！她用自己的鮮血在壹切可以書寫的地方，寫下她的理想、信念，寫下眼前的黑牢地獄！寫下她不屈的靈魂！關於她在這個共產黨監牢中所承受的苦難，她用極簡煉的文字寫道：



“我經歷了地獄中最恐怖最血腥的地獄，我經歷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慘痛的死亡”!



“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生活之壹切、這人的壹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汙穢、可惡、極權主義的恐怖統治之下”。



這是對當代極權主義頂峰的毛政權的泣血控訴，也是正義對邪惡、光明對黑暗的揭露和宣判。



最後的時刻到了，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秘密宣判後執行死刑。當她被叫監號時，她知道這是生命的最後時刻了，她與難友們從容作別，出得監房來她想唱《國際歌》，但早已準備好的獄卒們壹擁而上用棉花塞進她的口裏，並用黑布條將她的頭部嚴嚴裹起來……如今我們所知道的，是她臨刑前留給我們的最後的吶喊、在法院判決書上簽寫下的八個大字：



“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第二天，壹名警察來到林昭家裏，對著林昭的母親和妹妹說：林昭已在29日下午被槍斃，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這是毛共很長時期的壹項“政策”，要犯人自付處決費，其毒辣卑鄙可謂古今中外史無前例！林母壹聽立即暈倒在地。林母叫許憲民，是上海抗日時期著名民主人士，曾多方支持共產黨的工作，被共產黨列為統戰對象，待若上賓。如今時移勢異，“統戰對象”變成了“專政對象”。



不久，許憲民就瘋了。七年後，她暴斃在上海的街上。



林昭死時年僅36歲，仍是處女之身。1981年林昭冤案獲得平反。她的同學、舊友為她舉行了簡單卻沈重的追悼會，當時並無她的遺物，只是壹位獄中難友將她的壹綹被揪掉的頭發偷偷保存了下來，它便成了林昭骨灰替代物。舊友們在她的遺像面前寫下的是壹付無字“挽聯”：壹邊是壹個巨大的“？”號，另壹邊是壹個巨大的感嘆號“！”



林昭的事跡被媒體簡單報道後，不脛而走，引起強烈反響。人們奔走相告，為她惋惜、嘆息，悲憤莫名！被譽之為“中華聖女”。



中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有過－段短暫的“開明”期，當局曾為文革和反右受害者進行了有限的平反和“改正”，允許對其冤案進行初步的的揭露和反思。但很快，當權者發現如果深入揭露下去，必將危及中共的統治根基，於是急忙剎車。所謂撥亂反正也就無疾而終。對林昭的報導和追念活動也被迫令中止，或轉入“地下”。



在後來北大“百年校慶”喧囂塵上的鑼鼓號角聲中，在壹片所謂傳承北大“民主、科學”的光榮傳統的鼓噪聲中，有人提出應該記住林昭，應該給這位真正的勇士、“民主、科學”精神的真正傳承者、發揚者以壹席之地。當然，當局是絕不會采納這壹建議的，也不敢在此時此刻提及林昭。人們記憶猶新，北大、清華在文革中都曾充分扮演了毛的“文革策源地”、“ 文革沖鋒隊”、“紅衛兵魔窟”的醜惡、可恥角色！而當年那些得勢者多數仍在臺上。由這樣壹幫北大精神的叛徒、罪惡累累的兇手、殺人犯來參與主持北大的百年大慶，有什麽真實性、合法性可言？這些人有什麽資格來談“傳承北大精神”？不清算這些敗類，“北大”精神怎能傳承發揚？林昭之魂兮，何以歸來？！



舊北大，蔡元培、胡適時代的北大早已經死了！當然，它可以重生，但只有在醜惡的北大被烈火焚燒後才有可能重生，才能真正成為“涅槃”的鳳凰！



另壹名與林昭齊名，甚至當時名聲更響的女大學生右派叫林希翎，其命運比林昭稍好壹些，她的人生之路代表了那壹代人的最終覺醒。



林希翎本為人大法律系四年級學生，原名程海果，本是從頭到腳“根正苗紅”的“無產階級接班人”。但是，知識使得她覺醒。她跑到北大去“煽風點火”，據親歷者說，林希翎的文才與口才都令人傾倒，她可以不要演講稿，不要提綱，口若懸河壹氣講幾個小時，所以，當年“名動京師”。聽過她講演的人說，所有教授、教師和其他同學的講演與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可見，如果是在民主社會，林希翎無任何懸念地將成為出色的女政治家或者名律師、法律專家。



在壹次講演中，她的朋友告誡她：再這樣講下去，總有壹天我們要到監獄去找妳，並為妳送飯。她笑著說，真有這壹天我被投入了監獄，那也沒什麽了不起……可是，想不到這壹天那麽快就來到了。



起初，人大校長吳玉章也許是出於惜才之心，只給林希翎留校監督勞動、繼續批判的處分。可她偏不領情，既不認錯更不認罪。於是被警方臨時拘留5天。5天之後，她仍毫無悔改之意，改為拘留15天。當然，15天也不可能“改造”林希翎。



1958年7月，公安部長羅瑞卿來到人民大學，在聽取了校黨委關於林不接受改造的匯報後，羅說：“像林希翎這樣的大右派，留在妳們學校是改造不好的，還是交給我吧！我有辦法對付她……”



隨即，林希翎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刑15年。



15年差兩個月，林希翎被釋放，她之所以被釋放，還得益於她的“右派”名氣，以致毛澤東也知道這個綽號“帶刺的玫瑰”的“學生大右派”。毛壹時想起此人，突發“善心”，叫人將她放了（否則按慣例留場就業，老死勞改農場）。出獄之後，被安排在壹個縣農機廠當工人。她本不想結婚，壹個人度過壹生。但她想起1958年秋，審訊員對她咬牙切齒的壹句話：“我要關妳壹輩子，壹直關到白發蒼蒼，讓妳斷子絕孫！”



想到這裏，她就決定偏偏要結婚，偏偏不“斷子絕孫”！



她生下了兩個孩子，孩子都被別人追逐著罵“小右派”；丈夫因她的原因只能在車間當工人，全家所有的親人都因為她而受苦受難，她感到了“罪孽深重”。



1978年中央55號文件決定給右派“改正”，但仍有包括林希翎在內的近壹萬人未“改正”。這時她已經42歲了，人們勸她去申訴。1979年3月，她到達北京。



她的申訴狀曾三次擺到當時的中組部部長胡耀邦的案頭，胡也三次批示：“改正有利”。但不知為什麽，也許林希翎這個右派當年名氣太大，也許胡耀邦之外“天外有天”，反正她的右派“改正”問題仍如泥牛入海，了無消息。後來了解到，原來她的母校中國人民大學，以及判她15年徒刑的北京高級人民法院，在審查她的右派壹案時都堅持“維持原判”，不予改正。她最終去掉了對當局的幻想。



從現在的角度看，林希翎的右派言論並沒有太“出格” 的地方。比如，她說，從嚴格意義上講，不但中國算不上社會主義，蘇聯也不是社會主義，要算，只能算是“封建社會主義”；當代社會主義的故鄉在南斯拉夫……



她還認為，從法律的角度講，胡風及其“集團”構不成“反革命罪”。而且，胡風的文藝意見書，大部分是正確的。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是金科玉律，既然提倡“百家爭鳴”，為什麽不能反對呢？……



就是這些，當時認定她大逆不道，死有余辜了。



1980年3月，她申請去香港看望父親和同父異母兄弟，初不被批準，後來還是去了。1980年6月，她再次寫了壹封萬言信寄給中央有關部門，並將信的“副本”留存在香港。信中的內容有：



駁斥反右只是“擴大化”的說法，認為是根本性錯誤；



指斥當局對待文革受害者的“走資派”和反右派的受害者采取兩種態度、兩種政策；



要求允許她以右派“代表”的身份進入全國人大和政協。



最後她說：“當歷史需要把我作為祭壇上的羔羊和十字架上的耶穌來釘死時，我只好如此了……我的青春，我的愛情，我的生命，都可以在十字架上被釘死，但是我確信我的靈魂是釘不死的，也總有壹天會復活的。出賣我的猶大們，釘死我的劊子手們，以及那些偽善的法利賽們，請記住我的話吧!”



這是她1986年時說的話，二十多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相信她的思想和精神壹定有更大的飛躍，因為世界發展的潮流更明晰了。



林希翎女士後來流亡海外，在法國落腳，繼續為民主自由奮鬥不息。不管怎樣，她活到了出獄，活到了“右派” 改正，活到了毛死之後，應算是右派中的幸運者。



我們再來看兩個名人右派：



壹個是章乃器。章是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始人之壹，又是抗戰前壹度被國民黨逮捕入獄的“七君子”之壹，還是當時中國救國聯合會的負責人之壹。這三個“之壹” 奠定了他在中國民主運動中的地位。在此前的1936年7月15日，章乃器與陶行知、鄒韜奮、沈鈞儒四人聯名在報上發表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和最低要求》壹文，呼籲國民黨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這是共產黨當時求之不得的聲音。遠在西北黃土高原的毛澤東看到此文後，如獲至寶，在壹個多月內兩次致函章等人，對他們表示了由衷的感佩之情：



“先生們抗日救國的言論和英勇的行為，已經引起了廣大民眾的同情。同樣，我們全國紅軍和蘇區人民對先生們發出無限的敬意！”



毛表示，希望與救國會的領袖們壹起，“在各方面做更大的努力與更親密的合作。”並委托在上海的潘漢年代表自己與章乃器等人聯系。



但不久之後的1936年11月23日，章乃器與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沙千裏、王造時、史良等七人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這就是轟動壹時的所謂“七君子事件”。後在全國人民的聲援下，特別是“西安事變”的推動下，“七君子”在1937年7月30日獲釋。



章乃器本是金融家，浙江實業銀行副總經理，中國征信所創始人，還當過安徽省財政廳廳長。三十年代毛共“解放區”的金銀、共產國際的外幣，均通過章兌換成現鈔，作為共產黨的經費。四十年代章為新四軍大肆運送過境物質，打破了國民黨的封鎖。1935年陳雲在“長征”中途由四川到上海、轉去莫斯科匯報遵義會議情況，也是由章乃器親自安排的。章還為毛共培養了大批財經人才，這些人都成了毛共建國後急需的財經系統的領導和骨幹。



毛共建國後，章乃器因對共產黨有大功而被委任為糧食部長，政務院政務委員、財經委員等壹堆頭銜。他的糧食部長幹得很出色，得到毛等中央領導人的表彰。



整風開始，章乃器抱著真誠幫助共產黨整風和遵照毛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要求，胸懷坦白地，完全出於善意地提出壹些意見，形成文字主要有《從“墻”和“溝”的思想基礎說起》，《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兩文，是根據章在座談會上的發言稿和在民建中央會議上的講話稿整理而成，並在《光明日報》發表。其中主要的“右派言論”有：要解決民主黨派人士有職無權問題，就必須克服共產黨內的宗派主義思想；壹部分共產黨員“黨內壹個是非，黨外壹個是非”，把“黨黨相護”當做“黨性”；否認民族資本家的兩面性是先天的、本質的，“階級烙印”只能蓋在皮膚上，而不會蓋進骨子裏；思想改造工作要自然壹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僅僅喊些沒有內容的、抽象的口號……但是，後來讓他成為“欽定”大右派的關鍵話語則是：



“不要神化任何人。大家都是人，沒有哪個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毛主席就壹貫反對把他神化起來……”



章還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資本主義不是壹無是處，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糠。



還有壹件更糟糕的亊：1957年6月15日，反右開始不久，章乃器作為《光明日報》的社務委員去參加批判光明日報社社長章伯鈞、總編儲安平的會議，他卻在會上公開為儲安平辯護：



“儲安平的言論（即黨天下論），從政治上來看，不能說是脫離了社會主義的。他的動機還是為了國家好……並不是說對於毛主席和周總理，就不能提意見。毛主席和周總理他們本人也是歡迎提意見的……”（章對毛、周可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章氏的言論壹出，立刻遭到“全民”討伐，“資本主義的吹鼓手”，“壹貫違法亂紀的不法資本家”等等帽子飛到他的頭上。



對章乃器討伐的“背地總指揮”就是毛澤東。章氏的言論中有相當部分是直接針對毛的而發的，如，關於人的階級烙印問題，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資本家管理企業的效率比共產黨的國家機關要高（私有制可以比公有制優越），反對對毛的神化、瞎捧，等等。這就刺傷了從四十年代以來壹心要神化自己，要做沒有皇帝名號的皇帝的毛澤東的心，所以，毛對章可謂切齒痛恨！毛在有關場合的講話和文章中對章壹再進行惡毒攻擊，如說“右派的老祖宗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現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羅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是右派中的“死硬派”，是 “又臭又硬的花崗巖腦袋”，要“擺到那裏，擺他幾十年” 示眾等等。



確實，在右派中，始終不認罪，態度“頑冥不靈”的，就算是章乃器了。羅隆基抗不住毛的車輪、疲勞戰術，最後不得不違心承認那個子虛烏有的“章羅同盟”。而章乃器則不然，直到他死，都沒有“認罪”。不但不認罪，而且還敢於當面質疑他的頂頭上司，中共總理周恩來。1957年6月25日，國務院舉行全體會議，討論周將要在壹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提到對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幾位右派部長的批判。章乃器此時的部長尚未撤銷，也參加會議。聽著聽著，他突然站起來，目光直逼周恩來，朗聲說：



“妳是總理……現在我遇到了問題，作為總理，批評幫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幹部，只是根據他所說的兩三句話，就說他是反對社會主義，這個斷語，是不是值得考慮？”



據其子章立凡的記述：章乃器的“壹番話直指人心，語驚四座。”素以折沖樽俎辯才無礙著稱的“周公”，竟壹時語塞。在場的李維漢等見勢不對，領頭對章群起而攻之，接下來又是壹場唇槍舌戰，場面混亂……



於是章乃器被公認為“花崗巖”腦袋。在1957年10月13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說：“右派中那些不願意變的，大概章乃器算壹個。妳要他變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就不幹。他說他早就變好了，是‘紅色資產階級’。自報公議嘛，妳自報可以，大家還要公議。我們說，妳還不行，妳章乃器是‘白色資產階級’”



章乃器這個“紅色資產階級”當然是真的。想當年，他為共產黨、新四軍作了那麽多的貢獻，因為幫助中共，他丟掉了實業銀行副總經理這個金飯碗，放棄了去英國留學深造的機會，還全家都參加了共產黨的革命。他的三弟參加了共產黨，並為“黨”獻出了生命。他本人義無反顧地拒絕了蔣介石以“財務部長”的高官誘惑，毅然投入毛共的懷抱。



對於這樣壹個幾十年以身家性命相許、忠心耿耿為毛共的革命盡忠盡職的“資本家”，民主黨派派頭，誰會相信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呢？他自己又怎能咽下這口“冤氣”呢？難道他響應毛的號召真誠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說出壹些對共產黨的意見，就變成十惡不赦的“極右派”了嗎？問題到底出在哪裏呢？……



問題真正出在：他當年看走了眼，誤把大騙子、大流氓的毛當作中國的希望和“救星“。如今的毛終於露出了真容，不再是當年那個與他平起平坐、口口聲聲稱他“先生”的毛了。



章乃器在最後寫的三萬余言的《根據事實、全面檢查》的“檢討書”中仍在呼喊：



“我對黨披膽瀝血，希望黨也對我推心置腹。”



可是毛澤東才不會跟壹個過氣的“統戰對象”推心置腹呢。



由於章壹直不認罪，對他的處分，在九個部長級大右派中也最重：工資由四級降到十級，比羅隆基還多降了壹級；撤銷了他所有職務，也撤銷了所有的特權享受。但應該說，當時還遠遠沒有真正觸及他的“靈魂”，只有到了文革，再度清算他的右派老賬時，他才真正體會到了自己淪為“專政對象”後的悲哀，也才知道毛的厲害。



1966年8月18日毛首次接見紅衛兵，號召紅衛兵殺向社會“橫掃壹切牛鬼蛇神”。8月23日，發生了在舊國子監孔廟前，對首都文藝界30余名“國家級”文藝家的毒打、炙烤事件，老舍就在那壹天被毒打得奄奄壹息後投湖自盡。次日，壹批紅衛兵“光臨”章乃器家。先是將章的夫人王者香當著章地面打得死去活來（不久王便因傷死去），隨即掃蕩章家，隨即將章押往“吉祥劇院”，那裏正上演著很不“吉祥”的打人比賽。據說，凡是押到那裏去的人，沒有能夠活著出來的！



章被押到吉祥劇院後，壹幫兇手就不由分說揮舞著各種“武器”劈頭蓋臉雨點般落下，很快，章已滿身滿臉是血昏倒在地，紅衛兵並不放過他，繼續揮舞銅頭皮帶抽打。也許是他命不該絕，此時有民警進來，說明如將此人打死不好交代。於是，章乃器被拖出劇院，成為唯壹能活著走出該劇院的幸運者。後來章自己說他之所以能抗住這次暴打，主要是得益他常年練氣功之效。



章經醫院搶救後回到家，才知道這只是苦難的開始。下面是他後來的《七十自述》中的壹段話：



“8月15日以後七天的遭受，是每天都有幾批人來拷打、淩辱我。門是開著的，又沒有人理，拷打和淩辱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記述的是，是有人用鋼絲包著橡皮的鞭子抽我，所得的傷腫特別不易消退。還有人劃上了火柴燒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槍射我的頭面。此外，如用冷水澆頭，用水壺灌鼻孔，硬要我吃骯臟的食物，等等，等等，就算是輕微的了。可怕的是有人主張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為在我家裏找不到辣椒，所以沒有實現。但到最後我們要遷出（住屋）之前，竟有人用油彩塗了我的面部之後，用氨水灌我的鼻孔……”



章乃器居然沒有被折磨死，這不能不是壹個奇跡，章說這是他常年練氣功之故。看來，這應該是中國氣功最過硬的活廣告了，應該詳加細述，向全世界宣揚。



後來，到了1975年，章在其弟的幫助下，最後壹次直接向毛要求平反其“右派” 問題（張已意識到，這個“右派” 是壹切苦難之根，不去掉此根，不僅自己，還要禍延後代），據說毛似乎動了點惻隱之心，但想想之後卻沒有給予答復，後又忙於發動“批林批孔”去了。章的問題也就不見下文。章乃器在1977年含恨去世。



“七君子”之中還有壹個王造時，情況更慘。



建國初期，“七君子”除了已死去的鄒韜奮，李公樸，活著的都安排了部長以上的職務，可惟獨王造時成了“另類”，他失業在家，窮困潦倒，沒有了經濟來源，吃飯都困難。這是為什麽呢？



要說，王造時是有大功於共產黨的。他是“七君子”中最年輕的壹個，27歲便從美英留學回國當上教授，後也成為救國會負責人之壹。因大力從事反政府活動，王也上了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但他無所畏懼，仍然我行我素。王造時因其才華、更因其“左傾、愛國”名動上海灘，有人說其文章講演都在魯迅之上。



這麽個中共十分欣賞的人物，為何建國後被打入冷宮呢？



原來是王教授不慎踩中了中共的壹顆政治地雷。



1941年4月13日，正當中國人民在血與火中與日寇拼死奮戰之際，蘇聯卻向日本伸出橄欖枝，簽訂了《蘇日互不侵犯的條約》，條約聲稱相互保持“中立”，還宣布雙方確認外蒙古和滿洲國的獨立，以及雙方各自對外蒙古和滿洲國享有的“權利”。這等於兩個強盜公然瓜分了中國領土，踐踏中國之主權。對如此明目張膽侵害中國主權行為，救國會諸位領袖確實無法釋懷，於是大家公推由最年青的王造時起草壹封致斯大林的公開信，王寫好後經過張申府審查，在信上簽名的有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樸、沙千裏、張申府、劉清楊、胡子嬰、加上王造時九人。然後分別遞交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和國民中央宣傳部長王世傑。據說，信中因顧及中共的臉面，語氣已經盡量緩和，刪去很多指斥性語言。



然而對於中共來說，蘇聯就是它的“親爹”，蘇聯任何行為都是正確的、不容置疑的，斯大林任何時候都是英明偉大的，中共豈能看到主子受到指責？所以它公然與全中國人民唱反調，極力為這個條約叫好、助威。只是當時中共尚未掌權，對反對、譴責條約者無法加罪，對王造時等的行為，也只好隱忍，記下了這筆賬。待到中共建國後，立即決定報復。不過毛共在這件事情上底氣不足，不能將全體簽名者壹網打盡，但也不能聽其全都“逍遙法外”。於是采取折中辦法，將公開信的起草者王造時作了替罪羊，將他打入另冊，以示懲罰，以儆效尤。



王的悲慘境況引起了他的朋友們的同情，有人為他說情，有人為他說理。終於，到了1951年下半年，上海方面安排王去復旦大學任教，總算有個飯碗了。



但後來王造時還想就此事申訴，多次上書中共中央。為此，周恩來還曾接見了他壹次，並好言撫慰。豈知到了1957年反右，這壹切成了他的罪證。王造時在劫難逃，被新賬老賬壹起算，成了右派分子。



可憐這個王造時被打成右派後，接受了教訓，知道在共產黨的天下不能象在國民黨統治下那樣放肆了，“夾緊尾巴”當了幾年“賤民”。1960年，有關部門見他老實可憐，給他摘了帽子。豈知到了文革，並無新的“罪行” 的“摘帽右派”王造時，再次在劫難逃了。



壹天半夜，20多個紅衛兵沖進王家，在掃蕩了所有房間之後，將其妻趕出王宅，交其所在單位勒令監督勞動，不得再回王家。然後，對王造時開始了長達壹月的單獨審訊和肉體折磨。



1966年11月21日，王造時被正式逮捕，而且是被反拷著雙手，“丟”上囚車。



王造時曾三次被捕，第壹次為五四運動時被北洋政府關押，但只如去住飯店，很快就回來了。第二次是1936年11月作為“七君子” 之壹被捕，雖然時間長些（半年多），但其“風光”、“榮耀”卻讓其回味無窮……



想當年，“七君子”事件發生時，舉國上下民聲鼎沸，全國各界紛紛譴責國民政府，掀起了強大的救援運動。“七君子”雖陷囹吾之中，然而每天“會客”不斷，並通過揮毫作詩作文，將自己的豪情傳達給社會。他們還偶爾聚集在壹起，高歌《義勇軍進行曲》，引得獄卒也來合唱。關押“七君子”的看守所所長叫朱岡，更是同情和仰慕七人之學問人品，對其敬如師長。青年看守文六，敬請“七君子”題贈作畫。為“七君子”看病的蘇州名醫陳起雲，也請“七君子”題贈墨寶。“七君子”雖在獄中，反而成了社會各界追捧的焦點，全國的“明星”，其“身價”陡增。



1937年7月31日上午，在全民聲討救援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通過法庭將“七君子” 無罪釋放。當天下午5時20分，在震耳欲聾的鑼鼓聲和人群的歡呼口號聲中，“七君子”猶如凱旋的將軍，步出江蘇省高等法院的看守所，走向歡呼的人群，接著，遊行壹圈，才榮歸故裏。



總之，那壹次坐牢，不僅沒有吃苦頭，反而增添了無上榮光，還將“青史留名”。想起這些，王造時肯定感慨萬端。王造時在共產黨的獄中的悲慘詳情，已不得而知，今天知道的只是壹鱗半爪。王坐牢後，家屬可以送些東西去，但因系“未決犯”，不能見面，其妻鄧毓秀只是從丈夫簽收單上越來越軟弱的“王造時”三個歪歪倒倒的字，判斷其況況越來越糟糕。1971年春，獄方叫家屬不要送東西了。家屬要求見面，獄方卻說：“還未到時候，到了時候，自然會安排。”自此音訊全無。



同年8月5日，鄧毓秀接到通知，但不是去見面，而是去認屍。家屬趕到龍華火葬場，看見王的遺體，四肢浮腫，嘴角滲血，王留下的壹只搪瓷口盅內仍有死者生前吐下的血跡。



王的妻子、女兒要求知道王的病況和治療過程的有關情況，以及當局對王造時最後的“結論”。



獄卒不耐煩地答復說：“要什麽結論？反革命分子壹個，死了燒掉拉倒！”



這使人想起了這位在蔣介石統治時代“反獨裁、爭民主、爭憲政”的大英雄曾今有過的縱橫捭闔、睥睨時流的豪情壯誌和風采。當年的王造時先是直斥國民黨“黨高於國、有黨無國”；然後在報紙上大聲疾呼：



“生在這種無法無天的國家，不說我們沒有權參與政治，連我們說話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言論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這是鬼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



“老實說，我不否認我是壹個愛國者……但我不認為國家本身是目的，我堅決反對國家被壹個人或少數人操縱。”



王造時在發表這類文章，發表這類演講時不認為他有言論自由，大概他認為那只能算是罵腐敗政府，罵獨裁的國民黨，算不上“言論自由”。這回好了，他追隨的共產黨當權了，他嘗到了“自由”的滋味了。只是，現在毛澤東只給他坐牢的自由。而且，這回坐牢的滋味比國民黨的監牢形同天上地下，沒有鮮花與微笑，沒有歡呼與頌揚，沒有人請他題贈“墨寶”。有的只是鐐銬、拳腳與皮鞭，只有把他背銬起來，叫他像狗壹樣去舔食，然後慢慢折磨讓他去見閻王。而他在監獄所經歷的壹切，他說的壹切，半個字也出不了牢門。



不知道王造時這時認為這是“鬼的世界”，還是“人的世界？”



不知道王造時這時認為共產黨是“黨高於國”還是“國高於黨？”



但是不管怎麽樣，壹個鐵的事實是：盡管他能言善辯，僅管他滿腹經綸，但他的任何聲音都出不了這鐵籠和高墻，甚至也出不了他的心扉，因為只要他壹出口“放毒”，等待他的便是無情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早把他的嘴巴鼻子揍扁了。



當年蔣介石用中央政府大員去與他對話，用高等法院的法庭為他提供講壇，讓中外記者傳播他的高論。而如今，毛澤東只用幾個最低等的獄卒對付他就綽綽有余了！



王造時本人死了，不過由他給他家人的災難並未結束。



王造時有二子壹女，分別名叫王鈞陶、王鈞樞、王海容。也許是王造時太過於聰明與能言善辯了，到他的兩個兒子便遭了“報應”，都變成了只會動拳頭的“武瘋子”。王造時有工作、有收入時，兩個兒子常在精神病院住院，王進監獄後，工資停發，哪還有錢交住院費？便被趕出病院。而其母鄧毓秀每天都要出門討“生活”，便只好將兩個兒子捆綁在床上。僅僅三個月兩兄弟便先後死在家裏的床上……



王造時的女兒王海容，因受父親的影響被打成“小右派”，紅衛兵抓她去剃了陰陽頭，遊街批鬥，精神上倍受刺激。父親之死給予她新的更大的打擊，不久即患上癌癥撒手人環……



後來，鄧毓秀將王造時（墓誌銘改為王雄生）及三個子女埋葬在壹處。四座新墳。猶如四個巨大的驚嘆號在叩問蒼天：這究竟是為什麽？……蒼天曰：這就是報應，是當年為毛搖旗吶喊、不惜破家殞命去幫助毛共“革命”的“左傾進步人士”的報應！這種下場其實是他們自找的，但卻是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這些人幾乎都曾留學美、歐，獲得過高級學位，而且都負有才名，在智商上應該是不低的。他們回國後，以美歐國家的民主尺度衡量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當然大失所望，於是便大放闕詞，高聲咒罵。然後紛紛投入當時高唱要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毛共的懷抱。可令人不解的是，這些在國外大都以政治、法律、哲學為學習專業、博古通今、學兼中西的精英們，為什麽不去認真考察、研究壹下毛共在其“蘇區”推行的究竟是什麽樣的“民主政治”？不去具體了解壹下延安的政治和社會真相？或者，認真研究壹下作為毛共的“老師”和“樣板”的蘇聯的政治、經濟、社會真相。 在不去做這壹切重要而必須的調查了解之前，就那麽輕率地、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毛共的懷抱，所以，他們後來得是咎由自取，不值得憐憫了。



以上只講了幾個名人右派的遭遇，其實他們並不是最悲慘的。最悲慘的往往是那些人數最多、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小右派。



北大是反右的重災區，當年8千師生的北大，居然有1500人被打成右派，這都是些思想敏銳、頭角崢嶸的有為青年，有識之士，就在他們的人生還沒有正式開始，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時候，就被毛殘忍地扼殺了！更為可嘆的是，他們中壹些佼佼者，因不屈的抗爭，被窮兇極惡的毛及其爪牙從肉體上消滅了。



1958年哲學系學生黃中奇被綁赴刑場槍決。



物理系學生劉奇弟在肅反中被公安局關押半載，後查無實據釋放。官方不但無認錯表示，反而說是“寬大處理，免予處分。”劉在鳴放中貼出了《白毛女伸冤》的大字報；又貼出《胡風絕對不是反革命》大字報。結果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刑15年，發配至北大荒興凱湖農場勞改。劉不服罪。多次被吊打，後被關入壹間長1.5米，寬0.8米，高1米，不能站不能睡的“小號”，讓其活活凍餓而死。



西語系英語專業學生顧文選，也在肅反運動中被鬥爭、關押、拷打折磨，及至發現為錯案，各有關部門卻互相推諉、敷衍。顧不服，要求平反糾錯，結果被以“反革命煽動罪”判刑8年。服刑期滿留場就業成為“二勞改”。1966年顧趁機外逃，抓回後被處以死刑。



這裏特別值得提及的是對沈元的殘害。沈元，浙江義烏人，1955年以全國文科總分第壹名考入北大歷史系。沈元曾－人從英國《工人日報》轉譯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報告全文。因而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開除學籍，發配農村勞動改造三年。1961年回北京，居住在其姑母家。因其卓越的才華，被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以及劉導生、劉大年等大家看中，破格將其調入中科院歷史研究所。沈元勤奮著述，其學術文章數次發表於代表歷史學科最高水平的《歷史研究》，並兩次被《人民日報》以前所未見的整版篇幅轉載，引起學界轟動。鄧拓為之感動。郭沫若贊為“神童”。但也引起更多人的忌恨，告狀信遞到毛澤東處，毛指定其秘書田家英出面幹預，中宣部也“打招呼”，終於使沈元不得再公開發表學術論文。沈元的成才曾被人譽為“沈元道路”而引起較大爭論。文革到來，沈元的恩師、伯樂黎澍首當其沖，沈元也被列入史學界的“十大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之列，受到打擊迫害。1968年9月1日，自感在劫難逃的沈元以鞋油塗面，扮成黑人闖入馬裏駐華使館試圖尋求避難，然而馬裏乃靠毛扶養的非洲“友邦”之壹，豈敢得罪毛共？沈元立即被移交中方，中方以叛國罪將其逮捕。“－打三反”運動開始後，沈元被列入第三批槍殺名單，於1970年4月1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公判大會後殺害。



據知情者透露，沈元原被列入於2月11日第二批（與王佩英同日）殺害的名單中，卻被臨時劃去。後又被壹“神秘人物”用黑筆加上，終於受害。由此可見在是否殺害沈元的問題上，高層有過不同意見和鬥爭，最終是“必殺派”得誌。其內幕至今雖不得而知，但鑒於沈元事件、以及由沈元成才之路形成了與毛的“紅專道路”相對立的“沈元道路”的爭論，曾經驚動毛本人，所以，不排除毛親自過問或決定殺沈；即使毛不出面亦必為其親信秉承毛之意旨最後定讞。總之，沈元的遇害實為毛扼殺人才、摧殘民族未來的典型罪案之壹。（沈元事件見百度“北大沈元”條目）



另有，化學系學生張钖錕，也因企圖越獄被處死。其時已是”毛死江囚”後的1977年了。



還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生王申酉，雖是文革中才上大學的晚輩，但也是1977年被處以極刑的，其命運與他的學長有共同之處。據事後記者的采訪，1977年4月7日，這壹天上海市委常委會討論了58起重案，決定了68個“罪犯”的死刑，每個案件包括案情匯報、討論、到拍板，平均只有6分鐘，6分鐘判定壹件大案，而且結論全是“殺！”，這可能也是全世界司法史上空前的奇跡，何況判案的不是法院，而是壹個叫做共產黨的“委員會”！



其實，對右派分子的屠殺，通過法院判刑是極少、極少的部分，可以說，99.9%都是自殺，以及在勞改農場被累死、餓死、打死、折磨致死。著名的甘肅夾邊溝教養農場，先後收容右派分子（以及小數其他“犯人”）3000余人，最後輾轉存活下來的只有二百多人（－說四百多人）。所有右派教養農場致死的直接原因大都是饑餓，活活餓死；也有被打死、鬥死、累死、病（不得醫）死、上吊死、觸電死、投河死、臥軌死、工傷死、逃跑被打死……等等，等等，花樣繁多，數不勝數。



要具體說清這些情況是困難的，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大部分死者、見證者早成白骨，沒有留下半點文字；當年那些關押、折磨死這些無辜者的機構、人員、知情者，他們對此避之唯恐不及，當然不可能站出來道出真相。而那些機構的檔案、文獻能存留下來的有多少呢？存留下來的那些東西的真實性又有多少呢？當年的勞教、勞改農場對壹切死者無例外地都是壹片草席卷了叫他們的同伴挖個坑掩埋了事，然後通知家屬，或送教養的原單位：該員因病死亡。而很多家屬根本沒有接到這種死亡通知（有的家屬也死了，無法通知）。以致在右派“改正”後，還有人到處打聽自己的右派親人在哪裏？寫到這裏，不由想起“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的古詩句，這當然完全不可類比，但情景則比其更慘、更無以名狀。在毛共的專政機關、勞改場所的獄卒和“管教人員”的眼裏，“犯人”的性命不如豬狗，豬狗他們得好好養著，以便供自己享用；而“犯人”除了供其進行奴役創造剩余價值的“價值”之外，剩下的就是作為他們發泄階級仇恨的靶子的作用。到了文革，壹些農場的管教人員勾結附近的“貧下中農”， 來到農場來將那些管教人員平日的“眼中釘”活活打死，卻謊稱是“革命群眾”的行動，與己無幹。然而，不管怎樣嚴密的封鎖，總有壹些幸存者或者他們的後人幾經輾轉得知了事情真相，有的幸存者在人生的最後歲月毅然拿起紙筆，記載了他們親歷的這段歷史的壹鱗半爪，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史實和見證。



戴煌是其中之壹。劃右派前戴煌已是新華社國際部著名記者。戴是屬於“自己送上門”的右派之壹。戴煌，江蘇阜寧人，正宗的抗日兒童團團長，“紅小鬼”出身，百分之百純粹的“共產黨員”。因為其嫉惡如仇和剛正不阿的秉性，以及保存尚好的人性，在1957年毛號召的整風中，在6月8日後，在已知毛的“引蛇出洞”策略之後依然挺身而出，就中共當時已經相當嚴重的“特權與神化”的問題上書給毛，這無異於虎口拔牙。後果當然是成了全國知名的“大右派”。發配北大荒勞改，妻子離婚，全家受株連。



戴煌們來到的北大荒後來被中共渲染成中國最大的、最肥沃的處女地，仿佛那裏是沈睡的樂園。實際上那是片死亡之地，也是折磨、摧殘人的最理想處所。道理很簡單：如果那裏適合人類居住，適合用兩只手去墾荒伐木，當地早就有“原住地居民” 了，何勞右派們去拓荒？



右派們的作息安排是：每天淩晨四、五點起床，晚上七、八點收工。除了吃飯以外，沒有任何時間休息。每日勞動時間在十六、七小時以上，而且都是開荒、伐木這類超強勞動。北大荒的冬季，達到零下38度嚴寒，右派們住在自己匆匆搭起的大窩棚裏。麥稈兒苫頂，外面是朔風怒號，只好在棚內生起地火，但也只能是“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許多人只得穿著衣服鞋襪圍火而“睡”。



吃的則是窩頭、玉米渣子、黑面膜。初時可以吃飽。但沒有菜下咽，甚至連鹽都很少。後來，糧食定量節節下降，從壹百來斤降到36斤，27斤，最少的每月只有9斤糧食，原來的壹日三餐變成了壹日兩餐，最後變成壹餐，而且是玉米野菜糊……



可以想見，叫這幫原來從未從事過體力勞動、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書生，冒著零下幾十度的嚴寒和饑餓，在這荒無人煙的冰天雪地從事墾荒、伐木等重體力勞動，會是什麽景象，什麽後果。很多人累倒了，更多人在原始森林裏伐木被木頭砸死、砸傷。到後來，主要是被活活鋨死。死人的事越來越多，而吃的越來越少，於是，埋死人成了活著的右派們的壹項主要作業。冬天是死人的高峰季節，但冬天的北大荒挖個埋死人的坑很不容易，於是采取澆開水的辦法，每澆出壹個洞，立即塞進壹具屍體，然後，將四周的雪土復上，便算完成了壹個埋屍任務。但這方法效率太低，趕不上死人的速度，於是有人發明了用炸藥來炸的辦法，炸出壹個大坑，再用汽車運來幾十具幹柴似的死屍，自動卸貨的汽車將死屍往坑裏壹倒，壹下子填滿了大坑，然後掩上雪土完事。



這些“幹柴” 相當部分成了餓狼的美餐。



有誰知道這些“幹柴”們的生平和經歷呢？與戴煌壹同發配北大荒的，都是中央各單位的右派，有的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各部門的，有的是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的，有的是高等學校的右派學生和右派教師……也許他們曾經是馳聘學界的驕子，揚威異域的高才生；也許他們曾經是優秀的詩人，知名的作家、傑出的演員；他們曾經引吭高歌，傾倒億萬觀眾；他們縱橫三尺講臺，令天下英才折腰；他們曾經以自己的智慧，築起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文明之橋；他們曾經以自己汗水，澆灌出絢麗的藝術之花、智慧之樹；他們曾經是英俊少年、南國佳麗、學界泰鬥、藝苑英華……



只因為響應毛的號召，譴責了生活中某些陰暗面；為了把國家治理得更好，提出自己的幾點想法……於是，突然之間，天旋地轉，全都落入了毛預設的萬丈陷阱。他們獲得了壹個共同的名字：右派，被發配到這北國死亡地帶；他們成了壹群蓬首垢面的囚徒，壹群窮愁潦倒的乞丐；他們從事超負荷的奴隸勞動，失去了最後壹絲做人的尊嚴……。不但興凱湖農場死亡驚人，在遼寧錦西煤礦勞改的1200名右派，居然餓死了1000人，剩下的200人，其中198人或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腫臥床不能起，臥以待斃；只有兩人靠吃活剝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勉強下床走動……



劉治平，15歲考入北大物理系的少年天才，三年級時就在中國科學院《物理學報》發表論文，1956年大學畢業年方19歲，被遴選至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劉因其父做過國民黨專員（己被槍決）,受珠連被打成右派，先送興凱湖勞改，當局怕這些右派偷越國境投奔蘇聯，而轉押送回河北茶澱農場改造。劉治平在勞動中受工傷缺醫無藥，當局任其活活痛死。



徐雛，1952年清華大學畢業留校從事計算機研究，後調中科院數學所，是我國計算機領域的開山者之壹。現今多位計算機院士，均為徐雛的學生。1957年徐雛回校被劃為右派分子，勞教多年後在監獄的鐵工廠就業。其10歲的兒子送來妻子的離婚信，徐雛鉆過鐵絲網去取信，發現後被嚴刑拷打，壹周後傷重身亡。



無法確切知道拋屍在北國荒原的右派究竟有多少。能夠活著回來（有的被轉移去其他地方勞改）的大概有兩種情況，壹是“組織上”暫時不讓他死去的、有意照顧其幹點輕活，得以茍延殘喘；另是原來體質特好、年輕力壯終於能挺過來的人們，戴煌屬於後壹種情況。他去時不到三十，是身高1.78米，體重196斤的壯漢，1962年奉命回京時，連同身上的破棉襖、爛軍帽、舊膠鞋等總共才92斤。當時北大荒的右派總領隊負責人曾向中央有關領導報告，如果再不回來，再過兩個月，這些人將全部成為北大荒的幹屍。還存有“革命人道主義”的某些領導人（不是毛，見下文），終於發了“惻隱之心”，叫這些人回京，並準備對其進行甄別、摘帽。



這些回到北京的右派可謂真正的九死壹生，他們中很多人已經接近油枯燈盡、奄奄壹息了，當他們奉命到原單位集合、報道時，很多人連這點力氣都沒有了。司法系統的右派被指令在二樓集合，但是，所有返回人員沒有壹個能“走”上二樓，他們跨壹個門坎也要人攙扶。



不過，這時有關人員傳達了壹個“好消息”， 右派們被告知可以將自己的情況寫成申訴，供“組織”審查、甄別，如確屬錯劃者，會被摘掉右派帽子。戴煌是被通知寫復查材料中的壹個，結果他壹氣寫了好幾萬字，送交審查。



豈知，材料送上去以後杳無音訊。終於等到了回音了，傳來的卻不是“佳音”，而是被指為“翻案”，堅持反動立場，反攻倒算，罪加壹等！



原來是毛得知有人對右派進行“甄別、摘帽”後，雷霆震怒。1962年9月29日，毛看了中宣部送給他的當期《宣教動態》上的這壹則消息後，當即提筆在上面批示：



“劉、周、鄧三同誌閱，請鄧查壹查，此事是誰布置的？……此事出自中央機關內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是要試點，以便取得經驗，加以推廣。事件出在6、7月，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閱後附還，查後告我。毛澤東 1962年9月29日”



毛借此亊還在高層宣布：“右派不準平反”，“右派帽子是終身制”！（這大概是後來鄧小平只給右派“改正”、而不給“平反”的原因。）



戴煌因“翻案”被正式逮捕，判處七年徒刑。新的苦難又開始了。



戴煌們並不是最悲慘的，他們只是被送去“勞動鍛煉，改造思想”。比這更高壹級的處分是送勞動教養，是右派中命運最悲慘的部分。鑒於中文“教養” 這個詞比較文雅，估計外國人和我們的後人很難想象這種地方的真相，所以，有必要著重談壹下在教養農場的右派的遭遇。



當時被送往教養農場的右派有多少？當局至今沒有公布，也就無法獲得確切的數字。只知道這種農場壹般是由原來的勞改農場改建（改名）擴充而來，當然也有新建的。這些農場仍由公安部門的勞改局管理。在初期，為了掩人耳目，與判刑勞改犯還有所區別，如對勞教人員還給點少許的“自由”，每月還發點鋪助費等等。但不到壹年以後，勞教人員的“待遇”全部取消，和勞改犯‘壹視同仁’了，有的幹脆把教養農場併入勞改農場統壹管理，勞教人員 右派們也就變成了地地道道的“犯人”了。



在中國，至今沒有壹部堪與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媲美的著作，這是中國勞改犯和教養人員的壹大憾事，也是壹大悲哀。因為中國的“古拉格群島”比前蘇聯還多，那裏發生的故事也許比蘇聯更“精彩”，更悲慘，卻沒有壹部全景式的作品記錄展現。至今，在右派教養農場中，揭露比較徹底、比較典型的是位於甘肅酒泉境內的夾邊溝農場。



夾邊溝農場位於酒泉城東北30公裏，整個農場是帶形的低地，南北寬1.5公裏，東西長15公裏，猶如壹長形布口袋，東與巴丹杏林沙漠相連，北邊是山岡和水庫，西邊是戈壁沙漠，南邊是山岡和古長城，東邊有壹個叫夾邊溝的幾百人的村莊和農田。農場以村命名，場部也設在東部。這裏猶如布口袋的袋口，守住它，“犯人”很難逃出，即使逃出“口袋”，到了茫茫沙漠也會因迷路而渴死、餓死。



在作為勞改農場的夾邊溝農場時，只能養活四五百勞改人員。這是因為這裏自然條件惡劣，土地貧瘠而且鹽堿嚴重；夏日溫度可達四、五十度，烤得人大汗淋漓；到了冬天，朔風勁吹，暢行無阻，溫度可降至攝氏零下四十度。



在這個明知道最多只能養活四五百人的地方，1957年，甘肅省先後共安排了2963名“右派”到這裏勞改（此為邢同義《晃若隔世》書中的數字），要他們自己養活自己。這大概出於當局對右派們的刻意處置：讓他們在勞改中因不能生產自給而自然地死去。這樣，當局還可以振振有詞地指責是右派們勞動不努力自食其果，與政府無關。



開始的時候，右派們每個月有糧食定量供應40斤，雖然幹的是重活，又沒有油水葷腥，可40斤口糧還可勉強支持勞動。但是，進入1958年以後，定量逐步減到20斤，18斤，右派們的肚皮越來越癟，不論管教幹部怎樣呵斥、辱罵，甚至拳打腳踢，出工的人仍然越來越少了。右派分子邢政在寫給家裏的壹封信中提到在農場的生活：早晨壹個饃，半碗苣菜，中午壹個饃，三小勺稀糊糊糝子飯，壹天勞動17個鐘頭，怎樣挨得住……這封信被作為邢政“抗拒改造”的罪證，被法院判處三年徒刑。



其實，邢政講的還是1958年早些時候的情況，到了後來，“饃”沒有了，就剩下稀糊糊糝子粥。58年秋收後，已經沒有人出工了，因為空手走路都困難了。



夾邊溝農場的收獲物只能供教養人員吃壹個季度，全年四分之三要靠省勞改局從其他農場調去糧食接濟。這就使勞改局十分惱火，常常是明知那裏已斷糧多日，可就不予理睬。進入了58年冬，右派分子開始有人陸續死去，但無人過問。



於是右派們不顧壹切地尋找食物自救。可貧瘠鹽堿的夾邊溝土地上可吃的東西太少了，河灘上的野菜、捋草籽很快就被拔光，還有點氣力的便到草灘上挖地鼠，抓蜥蜴，抓到了煮來吃算是美味了，但有數人因此中毒死亡。



這時，大多數人已經沒有氣力行動了，少數人靠家裏人從牙縫裏省出些食物送來救命。沒有人送的，便只能躺著等死。



這時的夾邊溝農場實際上已經荒廢，1960年9月，上邊決定將夾邊溝農場的剩余右派遷往高臺縣的明水農場。這時，3000右派（後又加入少數其他人員）已死去壹千余人。遷移時有三、四百人已無法行動，只好留下。另壹千余人去到明水，哪知這明水農場條件比夾邊溝更加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只有光禿禿壹片旱灘。壹千余名右派很快出現大面積浮腫，進入11月中旬，出現死亡高峰。據壹位幸存者的描述，浮腫病人死亡的情況非常恐怖：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臉腫得象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裏面包著壹包水。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壹步都要停頓幾秒鐘。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裂著，頭發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的聲音，嗷嗷嗷的。”



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蘭州召開會議，正式提出“搶救人命”。當時甘肅全省餓死的人數已達到百萬以上（全省才1500多萬人）。死人正在惡性蔓延。會後，開展了“搶救”，大規模死人才得到遏止，夾邊溝農場剩余的右派們也才得以作為歷史的見證者留下活口。但是他們的右派身份和“教養生涯” 並沒有結束，有的後來雖宣布“摘帽”，但仍在農場“勞動就業”，身份與勞改犯差不了多少。而按毛澤東的本意，則宣稱右派是“終身制”，永遠不能摘帽，他在背地裏還惡毒咒罵右派是“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如果不是毛澤東在1976年死去，右派們絕對要全部死去，徹底消滅。



可見毛對“右派” 懷有何等地深仇大恨！必欲徹底消滅而後快。只可惜他的壽命到點了，沒有被整死的右派才得以幸存下來重見天日。



夾邊溝的右派們到底死去多少？有不同的說法。楊顯惠在他的《夾邊溝記事》中引用了壹個醫生的說法，說他登記的死者“病案”是1500多人。更多的相關人士有的說幸存者最多不過五、六百人，有的說四百人，有的說只有二百人；其中親歷的幸存者提鐘政在其撰寫的《血淚驚魂夾邊溝》中說，在夾邊溝勞改的右派共計3136人，最後幸存下來的僅130余人！夾邊溝的死人也許突出壹些，但其他右派農場也大同小異，如四川沙坪農場，據幸存者鐵流的記述，全場壹萬名右派，死了五千多。其他那些著名的教養農場，如東北興凱湖，天津的茶澱，雲南的紅河州農場等等，雖然死亡的情況不壹，但它們作為右派分子的活棺材本質上是完全壹樣的。



2002年8月，當年成功逃離夾邊溝的幸存者、原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帶領5名慘死在夾邊溝的右派分子的子女，從蘭州來到酒泉夾邊溝農場舊址祭奠他們的親人、難友。



在炎炎夏日50度高溫炙烤下，高吉義他們感覺不到身體的炙熱，悲痛淹沒了壹切。雖然親人們已屍骨無存，但他們似乎看到親人們的冤魂在上天註視著自己，壹篇由血淚凝成的奠文震撼著長空：







難友、親人們的冤魂：



在我們生離死別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才有機會，帶著極為哀痛的心情，遠道來此沙漠荒灘 妳們冤死暴骨的地方，尋找妳們的冤魂，表達積壓多年對妳們刻骨銘心、永世不忘的懷念之情！



壹九五七年，在那風雨如晦的特殊日子裏，壹些有良知的仁人誌士，特別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出於民族責任感，從關心國家和人民的前途命運出發，說了幾句真心話，反映了壹些實情，竟然大禍臨頭，災難降身，被錯定為“右派”，全國幾十萬人，瞬間落入萬丈陷阱，人格受到了嚴重淩辱，精神受到無限折磨，肉體受到極大摧殘，有多少人還被無辜奪去了生命，悲哉！痛哉！歷史怎能忘記壹九五七年！人民怎能忘記壹九五七年！



戴著重如大山的“右派”帽子的三千人，被強迫送到酒泉的荒無人煙的夾邊溝勞教營羈押，開始了屈辱的、饑寒交迫的、窮苦非人的生活！冬天冒著零下三十多度的嚴寒，夏天冒著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住的是地窩子，土窯洞，壹天喝上半斤糊糊湯，餓得實在忍受不了，去找草葉、草籽填肚充饑，還被迫超強度地勞動，眼看著難友們身體壹天天垮下去，眼看著難友們壹個接壹個銜冤慘死，拋屍荒野、狼啃鳥啄！幾年死了壹半多！



夾邊溝、夾邊溝，白骨累累無人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日日夜夜聲揪揪！



千古奇冤無處訴，淒慘情景難忍睹！



難友無法相救，親人難以相見！



悲哉！慘哉！



幸存者的親友家人怎能忘記夾邊溝！



歷史怎能忘記夾邊溝！



人民怎能忘記夾邊溝！



（以下略）







夾邊溝農場幸存者高吉義率難友親屬奠



二00二年八月



奠文未念完，祭奠者均已泣不成聲。



限於文體，祭文中對夾邊溝發生的事情不可能詳細記上，現根據采訪者的實錄，大略補述如次：



右派們的遭遇或者只能用“悲慘”二字勉強概括。在長期的、難以言表的饑餓煎熬下，所有勞教人員都放棄了做人的尊嚴，為了活命，他們什麽都吃，凡能進嘴的如爛鞋底、破棉絮也往嘴裏塞，甚至有毒也在所不惜。種麥拌了六六六粉，他們塞進嘴裏，用唾沫“洗掉”藥粉，把麥粒吞進肚裏；蜥蜴、癩蛤蟆、蚯蚓、螞蚱都成了美味，結果因此中毒、喪命……



1960年4月，高吉義等9人被派去酒泉拉洋芋，餓極了的他們不顧壹切，9人便將壹袋160斤的洋芋煮了吃光，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不能坐，不能蹲，壹彎腰嗓子裏的洋芋就從喉管掉出來，壹名吳姓的右派活活脹死。高吉義回到住地，上吐下瀉，同住的甘肅省建工局右派工程師牛天德服侍他躺下。高壹覺醒來，看見牛天德正從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中收集未消化的洋芋，在仔細地辨認著吃！因牛天德沒有撈著此次去拉洋芋的機會。



為了多得壹口、半口湯糊糊，他們可以互相打得頭破血流，甚至幹脆去搶別人的來喝……



草籽吃了不消化脹肚，樹葉吃了便秘，但為了活命還照樣吃，拉不出屎，無奈之下，只好個個趴在窯外，撅著屁股互相給對方掏糞蛋。



後來，死人肉成了主要果腹之物。和鳳鳴的《經歷 我的壹九五七》中已有“食人”的描寫：



“當時餓極了的幾位難友也曾經把死人的屁股肉割下來煮熟分食 在饑荒年代裏，餓殍遍野，死人肉是最容易得到了……原省法院的難友李定國，感到活下來毫無希望，看到身邊的人連死人肉都吃，在絕望中把被子撕破，把眼鏡砸碎，把手表砸碎，第二天撒手人環。”



在夾邊溝，吃死人後來變成了“常事”。最初，幾個右派去掩埋剛死去的鄧大夫，發現他的大腿肉比別的死者多，於是，幾個人動手把鄧大夫屁股、大腿上的肉割下來，用火烤著吃了。結果被農場管理人員發現，農場為了懲罰這些人，每人做壹個木籠，很小很窄，將人關在裏邊，站著不能動、不能蹲也不能轉身。然後叫全場的人都來“參觀”，木籠裏的人只有眼睛轉動知道是個活物，其余跟死人差不多，因為即使完蛋了但他們卻仍然“站著”，倒不下來。



但是，這種殘忍的懲罰並未能阻止“吃死人”之風。



管教幹部召開大會叫大家批判吃死人的孫××，說：“妳今天吃人家，



明天人家吃妳，這不是野獸嗎？孫XX還埃了壹頓揍。但他此後照樣吃死人肉。後來，別人都死了，孫居然活了下來逃出了教養農場……



前面講到的留美水利專家傅作恭之死，其實，還有壹個類似他的同夥，死得比他更慘。此人叫董堅毅，哈佛大學醫學院博士（－說碩士），1952年響應毛共的召喚歸國，在上海從醫。1955年支援大西北來到蘭州，在甘粛省人民醫院供職。1957年整風中因給醫院領導提意見被打成右沠，送夾邊溝農場教養。1960年，夾邊溝死人達到高潮，其時董堅毅主要靠在上海工作的妻子顧曉穎（也是從美國回國）接済食物活命。壹天董對難友們說，他已經等不到妻子送的食物了，向大家交待了壹些後事。三天後董堅毅死去，時年35歲。同伴們遵囑用他的衣被毛毯裹紮掩埋。七、八天後，顧曉穎抵達夾邊溝農場。得知丈夫已死，顧失聲痛哭了二三個小時，然後掙紮著去看丈夫的屍體。難友們引導她去到董的掩埋地，哪知原來的地穴、屍體都不見了。幾經尋找，在後溝裏發現了董的殘屍，用來包屍的被、毯均不翼而飛，屍體上凡有肉的地方都被人切割吃光了，剩下壹付骨架。由於頭上沒有肉，紫色的頭顱還完整地連在骨架上。顧曉穎撲在骷髏上哭得昏天黑地，直到天快黑了仍不肯走，並大聲哭叫：“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壹起死！”幾個難友齊心合力硬是把她架回窯洞。後來，難友們幫助將屍骨火化，將骨灰交給顧曉穎帶回上海。



這是又壹對夫妻雙雙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結局。



還有的右派餓得連大小便都走不動了，但又不能拉在床上或地上（帕影響大家），於是，只好把唯壹的容器 飯盒又當便盆使用。壹次，右派李景沆在宿舍排隊等待廚房的大師傅分飯 壹勺糊糊湯，在他前面的壹個已不能行動的右派，遞過來壹個飯盒，大師傅壹看，將內中的贓物倒在地上，壹股臭氣隨即在全屋擴散。原來，那人的飯盒既裝“飯”，又當便盆，裏面還殘留著糞便，吃喝拉撒在壹鍋。



而這些人，原來都是知識分子，很多人還是“為人師表”的教師、教授。暴力、饑餓不僅摧毀了他們身上的書生氣，連“人”氣也沒有了；暴政不僅猛於虎，暴政還可以將人變成畜生……這大概就是毛澤東要達到的目的！



據說夾邊溝農場的舊址如今己改建成為渡假村，紅墻碧瓦，樓臺停閣，可以想見遊客們在花紅柳綠，碧波蕩漾的夾邊溝中嬉戲追逐，歡歌笑語的情景。他們知道當年死亡地獄的夾邊溝嗎？知道在他們腳下那些叫做右派分子的白骨嗎？當局不惜血本想讓今天的人們忘記過去，忘記在這片地上發生的慘絕人環的悲劇和罪惡，但是，難道金錢真的可以掩蓋已經發生的－切嗎？可以改變歷史嗎？——這些人錯了，歷史在人們心中，歷史在正義的筆端，歷史象大氣－樣充盈天地，傳之無窮，不是蓋幾棟華屋、種幾株花草就可以掩蓋的！



夾邊溝的情況只是全國壹個縮影，壹個典型。別的地方的教養農場也許死人的比例沒有夾邊溝高，但事情本質沒有壹點區別，因為總導演是同壹個人。



在南方某地壹個專收右派的教養農場裏，有壹個管教幹部（中隊長），右派們背後給他起了壹個名號叫瘋狗。“瘋狗”壹見到“右派”，就怒眼圓睜，咬牙切齒，似乎跟這些人有八世冤仇。他是從部隊轉業來的，他的口頭禪是：“要是在部隊，老子早斃了妳！”



雖然不能隨便斃人，但打人則是他的癖好。壹次，壹個右派因出工動作稍慢，“瘋狗”便上去打耳光，左右開弓說要打100個耳光，並且邊打邊叫“犯人” 報數，打到86個耳光時，他自己的手也腫了，便說留下14個“明天再補打”。哪知被打的是個剛入場不久的“新人”，受不了這種虐待侮辱，當夜便投河自盡了。



壹次，大概是過“國慶節”， 管教幹部說這是革命人民的節日，右派沒有份，而且，尊照偉大領袖的教導：“人民群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強令全隊右派加班夜戰，不準休息，不準偷懶。大約晚上10時許，以“瘋狗”為首吃飽喝足，壹個個紅光滿面，酒氣沖天的管教幹部，來到工地檢查。看到白天勞累了壹天、已經筋疲力盡，饑寒交迫的老右們壹個個無精打采的樣子，“瘋狗”大怒，從他見到第壹個“犯人”（他只認右派為“犯人”）打起，手腳並用，後來還找來壹根扁擔，“橫掃千軍”，壹時間，工地上哭喊慘叫壹片。後來，還是隨後趕到的中隊“指導員”借故將他叫了回去，右派們才得以躲過這壹劫。



至於平時，右派們的勞動成果，凡是優等優質的如雞鴨魚肉，都交幹部“小食堂”享用，小食堂挑選其中上品又給“上面”進貢；在那舉國饑饉的年代，勞教農場的管教幹部和獄卒們依然雞鴨魚不斷，壹個個吃得紅光滿面，腦滿腸肥。而這些物品的生產者 右派分子呢，則是永遠不變大鍋白菜湯（或芥蘭菜葉），以及每日兩頓每頓四兩（舊秤）的黑木薯粉蒸糕，浮腫病傳遍了整個農場。右派中有人嘆之曰：懨懨生難遂，遲遲死不能。但進入1960年之後，餓死人的事就經常發生了，“死”不是“不能”，而是隨處可見的事了。



後來，“瘋狗”因開槍打死壹名所謂“企圖逃跑”的右派，被調走了。那個倒黴的右派也是白死了 在那人命如蟻的年代，死壹個右派算什麽呢？誰敢去追究呢？教養農場所有被餓死、打死、累死、工傷死的家屬通知書上，寫的都是壹個死因：病故。



前面己提到，這個“教養”制度最野蠻、最令人恐懼的壹點是它沒有“刑期”，壹句“改造好了才行”就是刑期，實際上是無期徒刑。後來很多右派摘了“帽子”了，“解除”勞動教養了，但卻不肯釋放，而是宣布“留場就業”，也就是壹輩子做個“準勞改犯”。許多人就是因為歸家與親人團聚的希望破滅，最後走上自殺或逃跑之路。當然，大多數逃跑未遂，不是被打死就是接受更嚴厲的懲罰。1965年，作家楊顯惠19歲時奔赴大西北“上山下鄉”，來到甘肅生產建設兵團第十壹師第六團四連小宛農場，發現農場裏壹些已經解除教養、但仍不準回家，被安排在農場“勞動就業”的老右派，正是從這些人嘴裏，楊顯惠才知道夾邊溝教養農場之事，夾邊溝農場的暴行才得以曝光。



毛對知識分子的摧殘、迫害，當然遠遠不只是 “反右派”運動，毛對知識分子迫害是逐步升級的，開始時叫“思想改造”，在反右派時，已上升為將“右派”送農場勞動教養或管制勞動改造。但此時打擊面主要局限在知識分子中的“右派”。 六十年代之後，毛將整個知識分子定義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1962年，此時毛名義上已退居“二線”，中共在廣州召開知識分子會議，周恩來、陳毅企圖去掉加在知識分子前面的“資產階級”定語，稱知識分子已是工人階級的壹部分。毛在得知後勃然大怒，立即返回壹線重操權柄，在1962年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宣布：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資產階級是主要的階級敵人。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無疑也成為主要的的階級敵人了。



1964年2月13日，毛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教育工作會議，在會上他惡狠狠地說：



“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文學家、戲劇家趕出城，統統轟下鄉，分期分批下放到農村去、到工廠去。不要總坐在辦公室，在辦公室裏是寫不出東西的。妳不下去就不開飯，下去就開飯。”



1964年6月27日，毛在《中宣部關於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上，作了如下惡毒的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壹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當官做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壹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同年9月4日毛在武漢東湖賓館接見老撾愛國戰線黨文工團，在講話中說到有關知識分子問題時，毛說：



“舊社會的知識分子不改造不行，過去我們沒有抓緊。”“有幾百萬人，都是國民黨留下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現在他們受不了了。現在又整風，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整他壹年、兩年睡不著覺，我就高興。”



從這些批示和講話中可以清楚看到毛的心理是何等陰暗、惡毒。過來人誰都知道，打從1942年延安整風之後，毛的文藝界就是壹直在聲嘶力竭為毛共特別是毛本人歌功頌德，吹喇叭，擡轎子，為毛的個人崇拜和“神化”不遺余力；就在毛作上述批示的同時，文藝界正在排演全力歌頌毛的所謂“大型歌舞音樂史詩《東方紅》”。毛居然還對他的文藝奴仆、走卒如此惡毒地咒罵，這只能用他對知識分子的本能的、天生的仇恨來解釋。至於他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自建國以來，實際上沒有壹天放松過，直到將知識分子整得像狗壹樣“夾緊尾巴做人”，而且從肉體上消滅了壹大批，但毛卻仍說對這些人的改造“沒有抓緊”。



從上述這些毒液四射的批示、講話中，人們已清楚可見，毛在文革之前就已經對知識分子磨刀霍霍，準備再次進行更大規模的掃蕩、屠戮了，因為這時他已認定知識分子都是“階級敵人”了。



果然，不到兩年，毛便向知識分子，特別是“從舊社會留下來的知識分子”舉起了屠刀，進行了規模空前的毀滅性的“橫掃”，文革開始了……



至今還有壹些糊塗蟲，說什麽文革中的打砸槍、關管殺都是那些不知天高地厚、年少無知的紅衛兵幹的，是這些青少年自發的“無法無天”的行為。筆者以為，說這些話的人先應該靜下心來去讀讀有關文字，了解壹下毛是怎麽說的



1966年3月，毛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我們在解放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是越抵抗，就越暴露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是國民黨。各地都要註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麽人手裏，要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



同年6月10日，毛在杭州會見越南胡誌明時說：“現在中國出了修正主義……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出版界、文藝界、大學、中學、小學。”



7月18日，毛回到北京。壹下車就說：“北京太文明了！……”



8月1日，毛寫信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號召紅衛兵“殺向社會”；霎時間，滿城腥風血雨，鬼哭人嚎……



8月22日，《人民日報》壹天發表兩篇社論，鼓吹破四舊“好得很！”，要求掀起“破四舊”的更大的高潮。第二天，即8月23日，紅衛兵應聲而動，演出了國子監孔廟前、吉祥劇院等無數個地點的恐怖大戲……



1967年1月，《紅旗》雜誌第壹期，發表了經毛親自審定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文中除了周揚外，被點名批判的還有田漢、夏衍、陽翰笙、林默涵、齊燕銘、陳荒煤、邵荃麟、何其芳、翦伯贊、於伶、茅盾、巴金、趙樹理、曹禺等等。這說明，毛要將其文藝戰線的佐輔、爪牙全部拋棄了！後來這些被點名的人全被打倒，其中不少還被從肉體上消滅。



其實，毛早就對文藝知識分子歧視、藐視，故意對其貶損、羞辱。比如，被人稱為中國的“文藝沙皇”的周揚，自延安整風到文革，壹直是毛在文藝界的代言人，其人壹言九鼎、說壹不二，在文藝知識分子中“談揚色變”。但就是這樣壹個文藝界的“最高領袖”， 毛不過給他個“候補中央委員” 的位置，這本身就是對文藝知識分子藐視、蔑視。以周揚三十年代初就領導中共文藝界的資歷，當個政治局委員綽綽有余，毛卻故意使其屈居他的“小秘書”之下。以示對文藝界的藐視和羞辱。如今到了文革，連周揚也沒有面子了，被毛丟進了秦城監獄。



文革中毛對知識分子的打擊迫害達到新的高烽，有兩個特點可證：壹是不再區分左、中、右，也不僅只限於文藝界，而是要將所有知識分子，特別是其中精英（即“反動學術權威”）“壹鍋端”；二是不再區分黨內黨外，“壹視同仁”。連劉少奇都要消滅，那些有黨員身分的知識分子也就無法再以“黨員”作為護身符了。



這兩方面的轉變，表明毛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已經從原來的意識形態的分歧發展到“階級”仇恨，發展到壹種文化層面的對“異類”的敵視和勢不兩立。質言之，毛已決定將壹切有文化、有學問、有成就的知識分子壹概打倒！直至從肉體上消滅。這是毛主義惡性發展的壹種變態心理，此時毛理想中他統治的國度最好是文化沙漠，清壹色的馴服工具、愚民。只是還得有壹批技術專家為他造原子彈、導彈，但這些科技專家最好是機器人，只會幹活，不會思考。所以他說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只辦理工科大學，學生也只能從政治上可靠的工人中去挑選，學成後回原單位仍舊當工人。還可以設想，必要時毛會學斯大林，必要時將會造飛機、導彈但是有思想問題的人關進監獄裏去，讓他們在監獄裏造。



周揚被打倒後，接著便對文藝領域來了個大掃蕩，首先，文革之前出品的、所有歌頌毛和共產黨的電影、戲劇全部被批判、封殺，都成了“封、資、修大毒草”，如《林家鋪子》、《抓壯丁》、《兵臨城下》、《不夜城》、《紅日》、《逆風千裏》、《怒潮》、《黑山阻擊戰》、《戰上海》、《東進序曲》，以及建國前左翼文藝家在國民黨時期拍的壹切所謂“進步電影”，如《麗人行》、《桃花扇》、《萬家燈火》等等，批判的基本方法是從雞蛋裏面挑骨頭、無中生有、無限上綱，結果所有文藝作品無壹不被冠以嚇人的罪名，所有創作人員不是打成“反革命分子”、“ 特務”、“ 反共老手”，就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地主、資本家的孝子賢孫”，鋃鐺入獄或被下放勞動改造……



迫害在繼續升級，並向文藝之外的各個領域擴展，更多的知識界名人被迫害致死或“自絕於人民”。



首先是處在政治漩渦中的壹批知識分子被害，運動伊始，除吳晗外，鄧拓、田家英被迫自殺。（註：據新的資料，根據汪東興的交待，汪受毛命去找田家英談話，在交談中田被汪東興的隨從、內保人員朱國華開槍打死。）接著，是曾在延安當過毛澤東秘書的中央政研室秘書長柴沫自殺。接下來，曾任中宣部部長的姚溱在被單位造反派批鬥後當晚懸梁自盡。



再接下去：



1966年6月20日，著名史學家李平心自殺身亡。



8月23日，著名文藝評論家，《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陳笑雨 筆名馬鐵丁，在被批鬥後投永定河自盡。



9月3日，考古學家兼古文字學家秦夢家自縊身亡。



9月11日晚，著名京劇藝術家、京劇大師言鵬菊之女、梅蘭芳之徒言慧珠自殺身亡。



古典文學專家、語言學家、曾受教於王國維、梁啟超門下的劉盼遂教授，因不堪鬥爭中的淩辱毆打自殺身亡。



著名文藝理論家、曾任“左聯”組織部長、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上海作協副主席葉以群跳樓身亡。



著名演員趙慧琛因在建國前電影《馬路天使》中扮演妓女，受到造反派的侮辱戲弄，憤而自殺。



羅廣斌，文革前紅極壹時的長篇小說《紅巖》作著之壹，曾被關入渣滓洞的四川省地下黨幸存者，被誣為“叛徒”跳樓身亡。



嚴鳳英，著名表演藝術家，以主演黃梅戲《天仙配》名聞全國。被誣為“國民黨特務”，1968年自殺身亡，死後還被剖腹檢查是否藏有特務用的“微型收發報機”。



著名翻譯家傅雷，學貫中西，集文學、美學、音樂、外語四“家”於壹身，1968年9月3日，因不堪摧殘淩辱，夫婦二人雙雙自縊而亡。



著名史學家翦伯贊，維吾爾族，1937年入黨，著有《中國史綱》等18部大作。曾營救胡誌明出獄。建國後任北大副校長。之前毛澤東曾經說過翦伯贊與郭沫若、茅盾、範文瀾應屬運動的“保護對象”。但很快毛便自食其言，翦被毛點名批判，遭殘酷批鬥，1968年12月，翦夫婦雙雙自殺身亡。



電影演員上官雲珠，毛到上海時通過柯慶施召喚，兩人關系曖昧纏綿，因此被江青忌恨，文革中慘遭迫害跳樓自殺。



著名作家、曾經的“鴛鴦蝴蝶派”首領周瘦鵑，1968年在蘇州被迫投井身亡。



雲南大學校長、著名作家李廣田，1968年跳樓自殺。



著名文學史家劉綬松教授，因不堪迫害，與妻雙雙自縊身亡。



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顧而已，30年代在上海了解江青（蘭萍）壹些歷史，文革後受盡迫害，1968年8月服藥自殺。



有蔣介石“文膽”之稱的蔣的高級幕僚陳布雷之女陳璉女士，1939年20歲時背棄其家庭秘密加入共產黨，為中共建功立業並增色不少。文革中被誣為特務，1967年11月從11樓自墜身亡。



著名記者、新聞學者範長江，1936年以《大公報》記者身份到延安采訪，為毛共大造輿論，後成為中共新聞戰線的創始者和奠基人。先後任新華社總編輯、人民日報社長，國務院第二辦副主任，全國科協副主席等要職。文革中因不堪迫害，於1970年投井自殺。



記者、詩人、作家聞捷，曾以其對毛共工業建設的頌歌名播大江南北。1971年元月，開煤氣自殺。



版本、目錄學家、敦煌學家王重民，對上述兩學科均有重大貢獻。文革中自縊身亡。



（以上主要取材於戴煌：《牢記造神運動的教訓》）



此外，還有壹些知識分子雖非直接自殺或被殺，但實際上亦因受迫害而死。如中共壹大代表，毛的老友，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李達，在遭學生批鬥毆打時曾修書向毛澤東求救，毛不予理睬，不久即在傷病中身亡。又如文學評論家陶然，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魯迅夫人許廣平，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蔡楚生，作家趙樹理，文藝評論家、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著名作曲家馬可，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詩人郭小川，著名作曲家、《解放軍進行曲》作者鄭律成，原《文匯報》社長金仲華，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小說家彭柏山，文學評論家侯金鏡等等，都因被批鬥、摧殘，導致身心殘疾傷病纏身、悲憤莫名而死。



另外，早在1958年，著名的國學大師、被譽為“近代中國最有學問之人”的陳寅格先生，其時已年近古稀，又雙目失明，仍然被無情地、惡毒地攻擊，嘲弄，陳寅格憤而辭職。在文革中抑郁而亡。



總之，在毛當政的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管是黨內的或黨外的，“左”的或“右”的，也不管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或毛共自己培養的，除了少許科技型專家之外（這些專家中也有相當部分人被整、被迫害，見附文五），絕大部分都遭到各式各樣的迫害、侮辱，重者奪去了生命，輕者也被整得“夾緊尾巴做人”，慢性自滅。對文化人的絞殺、戲弄，似乎已成為毛的壹種“嗜好”，他不是壹次性處理，而是像貓戲弄老鼠壹樣，捉了放，放了捉，摔下提起，再提起摔下，直到最後弄死為止。這種情況除了冠之“迫害狂”之外，實在找不到更確切的判詞了。



據有人統計，光在文革中被奪去生命的全國知名的高級知識分子即國家級文化精英，記錄在案者200余人，還不算未記彔的或省壹級知名的知識分子或其他地方性知名人士。



然而，即使如此，毛還是不甘心，不滿意，在他臨死前，還發起全國性的“批林批孔”、“評法批儒”、“評水滸、批宋江”等運動，試圖將幸存的知識分子、殘余的“儒家”收拾幹凈！可惜這時，毛自己也接近油枯燈盡，運動遂成強弩之末。於是遺憾地留下壹句：“不要以為文化大革命搞三四次就行了。以後每七八年要來壹次！”



高壓下人格扭曲的另壹版本：從反蔣英雄到毛的叭兒狗、



文化班頭郭沫若







郭沫若，四川樂山人，與宋代文豪三蘇（蘇旬、蘇軾、蘇轍）的老家眉山相距不遠，可算大同鄉。四川自古人才輩出，特別是文人，以李白、蘇軾為代表可謂名冠千古。“蜀江水碧峨眉秀，幻出文君與相如”，也許這與四川的山水靈氣有關。應垓說郭沫若也沾了壹點山水靈氣，他有點才，可總體看來，更多地則是“缺德”， 這就讓他的才黯然失色了。關於郭沫若的人品，魯迅曾以“流氓才子”概括之，那主要是指其生活品性方面的問題。但那時郭政治上的品性、投機小醜和流氓本質尚未充分暴露，所以我們在此主要展示壹下他後來、主要是在毛統治下這些方面的表現。



本來郭沫若確也可算當時中國壹個文化方面的人才，中共就封給他詩人、劇作家、翻譯家、歷史學家、金石考古學家、書法家以及“社會活動家”等壹大堆頭銜和官銜。他的官銜壹般人不大清楚，只是其中兩個最基本的頭銜：中國文聯主席和中國科學院院長，人盡皆知。通俗地說，他是當時官、民雙方都認可的毛政權下的“文化班頭”。



郭這個文化班頭在毛澤東當政時代可謂中國文化界的不倒翁。這壹現象是很奇特的，因為在毛統治下的中國，文化精英幾乎被逐壹打倒，最後壹掃而光，即使是毛的黨內“親密戰友”亦不能幸免。不是被送去見閻王，就是去秦城監獄，最次也被剝奪了官職，靠邊站了。而唯有這“郭班頭”卻始終不倒，而且在臺上上跳下躥，搖旗納喊，呼風喚雨，好不風光。不管是真是假，在壹般人看來他總算是毛的寵臣。



郭沫若被毛澤東選中為文化班頭是有緣由的，他確實有資格擔當此任。



首先，郭先生曾經是位中共黨員，反蔣介石的英雄，與中共在政治上有著共同語言、共同的思想基礎。1926年在廣東大學任教的郭沫若看到了當時的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大有成功希望，於是毅然投筆從戎，時為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對文人壹貫依重，對郭氏亦待之不薄，郭從宣傳科長做起，然後是宣傳處長，行營秘書長，政治部副主任，被授予中將軍銜。當時的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乃中共領導人之壹，壹貫思想左傾的郭沫若與其壹拍即合，相互配合默契。後來中共想通過工農運動將這場由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轉變成共產黨的無產階級革命；察覺了中共這壹陰謀的蔣介石不動聲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進行了“清黨”， 使共產黨功壹虧壹簣。已經被深度赤化的郭沫若立即逃離蔣的大本營，奮筆寫下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討蔣“檄文”，痛斥蔣氏“背叛革命”。蔣介石便下令緝捕郭氏，郭投奔共產黨陣營，參加周恩來領導的所謂南昌起義，並經周恩來、李壹氓介紹，加入了共產黨。南昌起義失敗，郭大概受不了去四處奔波打遊擊之苦，脫離了共產黨組織，並於次年東渡日本。因此，郭曾遭到共產黨內“臨陣逃脫”的指責。但後來毛澤東大概見其忠順可嘉，且有重要利用價值，叫有關部門澄清說：“郭赴日本乃經組織批準，無逃脫之義。” 仍對其以“同誌”相稱。



郭氏在日本壹住十年，玩弄了多個日本女子，在那裏生兒育女，好不快活。只是沒有官職。1937年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國民黨不計前嫌，撤消了對郭的通緝令，允其回國參加抗戰。郭欣然回國。回國後即被蔣任命為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負責抗戰宣傳工作，再次獲得了充分施展才華的機會。



從抗戰開始到1949年中共建國之前，是郭沫若壹生中最輝煌的時期，其間郭氏跨越國、共兩黨，左右投緣，八方貫通，既有發號施令的官權，又有能呼風喚雨的文壇領袖身份，蓋因魯迅死後，郭的主要對手沒有了，依其在文藝、學術方面的成績和政治上的的縱橫捭闔，投機取巧，順利地占領了雖沒有名號卻有其實的文壇領袖地位。單看1944年郭氏在重慶舉辦的五十生辰祝壽會的盛況就可知壹斑。據親歷者雲，郭的壽宴排場可謂令人目炫神搖，任何朝中權貴都無法與之相比！出席壽誕的幾乎包括了當時各方顯要、各界名流、共達二千余人，真可謂群賢畢至，少長鹹集。其千種風情，萬般榮耀，令人嘆為觀止！當年的郭沫若集豪氣、俠氣、官氣、書生氣於壹身，其誌得意滿之情，領袖群倫之慨，溢於言表。觀之者曰：人生至此，死亦無憾矣。



然而水盈則溢，月滿則虧，郭氏最終亦逃不出這萬物自然規律。抗戰勝利後，郭又選定了再度投向共產黨。這壹次又投對了，毛及周恩來出於政治需要，對其寵幸有加，1949年毛共建國後，郭沫若獲得壹大堆頭銜，不僅成為文化班頭，還榮登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之高位。表面上看，郭投機成功，回報頗豐；但郭氏自己清楚，這麽多頭銜，實際上還不及當年他的壹個“詩人”桂冠。在天下紛亂、兩黨逐鹿之際，僅憑這個“桂冠詩人”的身份，國民黨、共產黨都得想方設法籠絡他、拉攏他，他倒向哪邊，中國政壇的天平似乎就向哪邊搖擺；而他的亦官亦民身份，使之既可稱雄於體制之內，又可遊弋於體制之外。加之其風流倜儻，長袖善舞，在政壇、文壇都遊刃有余，如魚得水。當此時也，萬物皆備於我，各方有求於我，郭某人何其快哉！郭氏當年真可謂置身於五彩雲中的無冕之王了。



然而天下壹統之後，毛氏登基，壹個空前強大、高度集中統壹的帝國宣告誕生，也宣告了中國近半世紀的政治混亂狀態的結束，同時，也就宣告了各類“山頭”和無冕之王們命運的終結。在這個過程中角色轉變最快、最好當屬郭沫若了，他很快就從壹個豪氣幹雲的無冕之王變成對新朝和毛皇俯首貼耳的順臣，弄臣、直至壹只叭兒狗……



郭氏為什麽能快速完成這種角色轉變呢？這其中自然有內因更有外因，從外因來說，當然是毛澤東的手段高明。毛喜歡“後發制人”，他先以海納百川之胸懷，將天下英雄盡數賺入其“彀中”， 然後再來個“關門打狗”，“ 甕中捉鱉”，采用包括慢火炙烤、當頭棒喝、抽筋換骨、泰山壓頂等各種招式，將昔年那些狂傲不可壹世、藐視政治權威的“魯仲連”和“劉文典”們壹個個收拾得象馴服的羔羊。



毛先不直接觸動這些新政權的“客卿”們，而是讓他們去各地參加（或參觀）“土改”、“鎮反”運動，讓他們見識壹下階級鬥爭的腥風血雨，領略壹下共產黨的手段，從而使他們內心得知，今日已是毛某人、共產黨“壹家”之天下，他們都己身處在毛的“籠子”之中，無異於壹只只任由其宰割的羔羊。只要毛下令，隨時都可以讓這些前朝遺老遺少們頃刻之間變成“地主”、“反革命”，然後或關或殺，使之變成萬人唾罵、萬劫不覆之“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緊接著而來的是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那些剛剛見習了毛共階級鬥爭手段、驚魂未定的“客卿”、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們 ，被勒令去學習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去檢查、檢討自己的“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和歷史上“投靠國民黨和美英帝國主義”，對共產黨、對“人民”犯下的“罪行”，壹個個“洗澡”、“洗腦”，“脫褲子”、“割尾巴”，人人過關。這時，誰還敢不誠心誠意、誠惶誠恐檢查、檢討，“敬酒不吃吃罰酒” 呢？——“階級敵人”的可怕下場像壹根無形的鞭子，在時刻抽打、提醒這些身負“原罪”的人們。除了真心實意馴服於共產黨，馴服於毛已別無選擇。



光是這麽文縐縐的“教育”、“檢查”、“檢討”毛認為還不行，他知道這些精英、“客卿”們，這些知識分子們，其實最害怕暴力，只要拿他們中的壹些“沒有多大用處”的當作“雞”處理掉，其余的“喉子”們就會真正乖乖地服服貼貼了。於是有了接下來“反胡風”、“ 粛反”、“反右派”等各種以知識分子為對象、更加可怕的運動……



這樣，幸存下來的“客卿”們便壹個個爭先恐後向新政權、向毛領袖表忠獻媚，歌功頌德，山呼萬歲。郭沫若就是這壹人群中當之無愧的“首領”，表現最佳者。這除了因為郭作為現政權“客卿”首領的地位需要帶頭表率之外，更有其內心難以對人言表的隱衷，那就是他曾參加過共產黨又自動脫黨那段歷史。郭知道，只要他不小心拂了聖意，壹頂巨大的“叛徒”帽子就會落在他的頭上，瞬間他就會失去壹切，變成“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 這壹切他心明如鏡，令他時刻膽戰心驚。所以，他必須超越壹般人向毛歌功頌德，獻媚取寵，而且要壹以貫之，不能稍有懈怠。這就是郭沫若由昔日的“反蔣英雄”、“反專制、反獨裁”鬥士，蛻變成新朝毛皇的弄臣、小醜、叭兒狗的原因和個中奧秘。而在毛來說，他的政權也需要壹批吃閑飯之人，需要大批吹喇叭、擡轎子、做應景文章的文人墨客，而擁有這種能力和資望，最適合當這群人的首領、班頭自然非郭莫屬了，而郭自知有“把柄”握在當局，不敢不順從。主、仆雙方心有靈犀，壹拍即合。



毛選中郭沫若作新朝文化班頭，還因為他看中了郭的本性和品格中的另壹特點：投機善變又屈從政治權威。郭在國民黨統治前後，雖然寫過很多反蔣和嘲諷當局的文章，除了前面講到的《試看今日之蔣介石》之外，還有什麽《脫離蔣介石以後》、《革命春秋》、《洪波曲》、《南京印象》、《天地玄黃》等等，這些作品的基調就是左傾、反蔣；但同時，只要蔣介石放出和他妥協的氣球，給他壹些“甜頭”誘餌，他就又會立即來個180度轉變，做起歌頌蔣的肉麻文章來了。如抗日初期，蔣起用了郭，郭於是立即為蔣鼓吹，在其《蔣委員長會見記》壹文裏，郭寫道：從蔣的壹個眼神，就“充分地保證著鋼鐵的抗戰決心”；而蔣的身體健康，就“充分保證著鋼鐵樣的抗戰持久性。”對於壹個曾發誓不共戴天的政治仇敵，郭尚且能夠如此變臉之快，如此厚言無恥，如果新政權能給予他更大的甜頭，更高的位置，這個郭沫若還不惟命是從，死心蹋地緊跟自己、謳歌自己嗎！



主意已定，毛對郭氏先行籠絡之策，封以高官，賜以厚祿，給予禮遇，毛還特地稱郭為“郭老”（郭少毛兩歲）以示尊敬。看到毛對自己如此禮遇，郭被感動得五體投地，同時內心也戰慄難安，因為他知道，如果中共要追究自己的歷史，其罪惡肯定比很多被判處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嚴重得多。毛不咎既往而給予他如此厚待，除使他五內銘感之外，就是決心全力以赴效犬馬之勞。



幸好郭又有這種能力和這種 “才華”。他的辦法其實也很簡單，就是撤下自已身上的光環和裝扮、委下身段，不怕訕笑、不懼人指點，厚顏無恥地對毛大擁大順，大歌大頌，投其所好，觀其顏色，以毛之是非為是非，毛之好惡為好惡，盡其吹牛拍馬之才，阿諛奉承之能亊。



毛喜歡搞“運動”，郭氏除了做毛的運動喇叭筒和留聲機以外，還運用他的文藝專長，帶頭以詩歌形式為各種運動作圖解助威：



抗美援朝運動來了，郭作歌以助之曰：



“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



中華好兒女，齊心團結緊，打敗美國野心狼！”



“鎮反”運動如火如荼展開，壹時間人頭滾滾，血雨腥風。郭作詩配之以曲：



“鎮壓反革命，大家壹條心。



特務惡霸是豺狼，



妳不殺他他咬人。



大家快起來，堅決徹底，幹幹凈凈，全部肅清——肅清反革命！”



總之，但凡有運動，郭必以“詩”配合之、響應之。1956年毛提出文藝要“百花齊放”，郭作為文藝界的班頭，自然雀躍響應，郭詩人煞費苦心，羅列了壹百種花名，各成壹首詩，共計百首，以應“百花”之景。惜乎其“詩”太長太臭，有汙讀者之耳目，不彔也罷。



運動的最高潮當數“大躍進”運動，大躍進乃毛親自發動的全民運動，全國上下如飲狂泉，如癡如醉，如火如荼，號稱“壹天等於二十年”。面對這個獻媚邀寵的良機，郭班頭當然不會錯過，因此，此段時間郭之詩興大發，“詩思”泉湧，僅1958、1959兩年，便出版了五部詩集，占郭在毛政權下總共出版的詩集近壹半。其中“佳作”頗多，請看《迎春序曲》：



“趕上英國只需十五年，農業綱要七年就可實現；壹個大躍進接著壹個大躍進，英雄氣概可以翻天覆地。看吧，要把珠穆朗瑪峰鏟平！看吧，要把大戈壁變成良田！勞動人民歷來就是創世主，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嚴。”



大躍進事事要求快馬加鞭，壹天等於二十年，於是郭詩人想到把傳統詞牌《聲聲慢》改為《聲聲快》，欲與李清照壹比高低：



“轟轟烈烈，喜喜歡歡，親親熱熱密密。六億人民躍進，天崩地裂，壹窮二白面貌，要使它幾年消失！多益善，看今天，遍地英雄豪傑。八大煌煌決議，十九字，已將路線總結。鼓足幹勁，爭赴上遊須力！多快更兼好省，更增添億噸鋼鐵，加緊地將社會主義建設。”



大躍進中很快掀起“放衛星”高潮，中國快步進入“共產主義” 時代。在毛示意下，全國同時掀起“詩歌大躍進”高潮，郭詩人義不容辭，引領潮流，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下面是其表現我國農民沖天幹勁的《太陽問答》（前部分）：



農民：



太陽太陽我問妳，



敢不敢來比壹比？



我們出工老半天，



妳睡懶覺遲遲起。



我們摸黑才回來，



妳早收工進山裏。



太陽太陽我問妳，



敢不敢來比壹比？



太陽：



同誌同誌妳問得好，



我舉起雙手投降了。



我因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妳見不到。



西方的情況真糟糕，



不勞動的人光胡鬧。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誌同誌我敢擔保。



接下去是農民和月亮、農民和星星的對“詩”，亦極盡“浪漫”之能事。



大躍進之中毛又發動了壹個叫“除四害”的運動，即消滅臭蟲、虱子、老鼠、麻雀的次級運動，郭當即在《北京晚報》上發表了大作“咒麻雀”：



“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塌下來妳不管。



麻雀麻雀氣太闊，吃起米來如風刮。



麻雀麻雀氣太暮，光是偷懶沒事做。



麻雀麻雀氣太傲，既怕哄來又怕鬧。



麻雀麻雀氣太嬌，雖有翅膀飛不高。



妳真是個混蛋鳥，五氣俱全到處跳。



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妳總清算。



毒打轟掏齊進攻，最後方使烈火烘。



連同武器齊燒空，四害俱無天下同。”



後有科學家指出麻雀並非“害鳥”，其實是“利大於害”，不應列作“四害”消滅之。毛起初不予理睬，後因“蘇聯專家”亦支持利大於害之說。加上消滅麻雀的地區出現了其天敵害蟲肆虐的狀況，毛不得已才點頭取消麻雀的“四害” 之壹的罪名，而以蟑螂代之。得此消息，郭詩人亦趕緊聲明“此詩作廢”。



郭當然不會只作這種“運動詩”，更要緊、更重要的是直接歌頌偉大領袖。郭這方面的佳作自然數不勝數，但最傑出的當推“人間出現雙太陽”之名句，此詩全名《宇宙充盈歌頌聲》：



“國慶年年溢光輝，今年又有新景象。



人民英雄紀念碑，屹立天安門廣場。



廣場浩蕩人如海，豐碑巍峨天變矮。



人間出現雙太陽，天上地下添光彩。”



郭班頭還深知毛領袖於當今世界，最推崇唯蘇聯之斯大林，曾稱斯為“偉大的慈父與導師”（ 見其《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郭深知“愛領袖之所愛”， 於是作詩雲：“斯大林，我們的毌親……”



郭詩人還巡遊四方，每到名勝古跡，或遇工農商學兵先進典型，都要題詩頌之以作紀念，且時時不忘突出政治，如到新興鋼鐵之城攀枝花，郭詩人放聲歌唱曰：



“主席思想掛帥，精神物質互變，滿望新愚公……”



引述了郭詩人如此之多的“佳作”，也許讀者有些不耐煩了，筆者當然也有同感。不過為了領略這位文化班頭的風采，不得不這樣做。人們看了郭的這些“詩”，會為他感到悲哀，堂堂當年的“桂冠詩人”，號稱中國新詩之奠基者，居然到處去題寫發表這種連下裏巴人都談不上的“馬屁詩”，為何不考慮壹下自己的身份，不想壹想後人對自己的評論呢？



這可能就是毛罵右派時所說的“利令智昏”所致了。他為了保持自己文化班頭的地位和既得之榮寵，是什麽都不顧、什麽都在所不惜的，可能就差“舔痔嘗便” 了。這裏應說明壹下，毛雖然給郭許多頭銜，但其實都是有職無權的“虛職”，就以他的本職中國科學院院長來說，也是“有職無權”，後來他說自己要“燒書”、辭職，就要呈報科學院中共黨組書記張勁夫批準。可見郭自己也知道自己是個傀儡、擺設，但他已滿足於這種身份了。



為了記錄偉大的大躍進運動，總結“全民寫詩”的偉大成果，郭與周楊合編了壹本大躍進詩歌集：《紅旗歌謠》（上、下集）。其內容之醜陋齷齪不堪，前面所彔《太陽問答》可見壹斑。然而郭詩人在其“序言”中居然大言不慚地說：“目前的中國正是詩歌的汪洋大海，詩歌的新宇宙，六億人民仿佛都是詩人……，”為名利所累，郭詩人是什麽大話、瞎話都說得出、什麽臟事、醜做得出來了，在“厚黑學”方面，可能己與其毛主子相伯仲，在“拍馬術”方面，則堪稱全國文化界的標兵、“師表”。



既要為“運動”造勢、服務，當然不只是正面歌頌，還要有對運動對象、“敵人”的無情打擊，要痛打落水狗。這方面也是郭之特長，如對胡風。郭對胡風深有了解，在毛共建國前，他與胡風都是非黨員的“左傾進步作家”，相互提攜吹捧。胡風與周楊的矛盾，胡風的所謂三十萬言意見書的內容實質，郭沫若都很清楚，這些其實都是毛共文藝界內部的派別之爭。然而在胡風事件被毛無限上綱，無中生有地定性為“反革命集團”之後，作為文藝界頭頭，中國文聯主席的郭沫若，不但沒有出來調停，而是壹味唯毛的馬首是瞻，在壹旁不斷煽風點火助焰。為了取悅毛，郭不惜將胡風往死裏推！他先是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壹文，為批胡鳳推波助瀾；胡風問題被認定為“反革命集團”之後，郭在文聯和作協主席團會議上大聲疾呼“對胡風反革命集團，必須加以鎮壓，而且要鎮壓得比解放初期（的運動）更加嚴厲……”人們都知道，所謂“解放初期的鎮壓”如清匪反霸、鎮反，是動輒就判處死刑的。比其更嚴厲，當然是立即將胡風及其追隨者斬盡殺絕了。緊接著郭又在《人民日報》發表《依法處理胡風》的文章……，郭的這壹切表演，無疑都是為了取悅毛，郭知道毛壹貫反對對敵人“施仁政”，主張對壹切反動派窮追猛打，堅決、徹底、幹凈、全部消滅之。所以他投毛之所好，必須要如此叫嚷。在他的帶領下，中國文藝界的大小頭頭們紛紛起來，聲色俱歷向胡風討伐，都學得了郭班頭見風使舵、落井下石的本領。此後，凡毛揪出了什麽“反黨集團”， 郭都要應聲“痛批”， 包括對他老戰友、老朋友都立即反目成仇，上綱上線，決不姑惜。



為了表示自己對毛這壹思想學到了手， 1961年，在壹次陪同毛觀看京劇《三打白骨精》後，郭就劇情寫了壹首詩呈毛，前幾句是：



“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仁茲對友刁，千刀當剮唐僧肉，壹拔何虧大聖毛。”



在郭看來，唐僧應該千刀萬剮，罪名是敵友不分，立場不穩。毛閱後，回贈詩壹首，指出：



“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



由此看來，郭沫若比毛澤東更“左得可愛”了。當然，毛對郭這種忠誠和“疾惡成仇”是深為贊許的。而這正是郭要達到的效果。



1957年毛發動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派”運動，可說是古今罕有的最大、最為惡劣、最為卑鄙的文字獄。為了給自己出爾反爾、背信棄義的行為辯護，毛使出流氓無賴伎倆，將自己的陰謀說成是“陽謀”，還將在運動開始時白紙黑字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等等承諾，以“右派不僅是言者、還是行者”這樣的“理由”耍賴。



郭沫若立即響應，為主子補充，說什麽“無罪者言者無罪，有罪者言者有罪”。揣摸主子的意圖、為主子揚威、護短，這些古今中外奸侫的本領，郭都學到家了。



在文革之前，郭是能夠經常接觸毛的人之壹，還是不時與毛詩酒唱和的“清客”之壹。郭對自己的這壹角色十分自覺，也非常謹慎小心。毛每有詩詞，郭必和之，這些唱和之作除了肉麻吹捧之外，還有壹個特點，那就是都寫得很蹩腳。起初有人以為是郭詩人江郎才盡使然，但仔細推敲不可能次次如此，於是才知道此乃郭詩人有意為突出偉大領袖而故意“藏拙”所致。為了成就主子，而不惜糟蹋、貶損自己，這種苦心和忠心難能可貴，不過如此壹來，郭詩人就與下三濫詩人為伍了。



由於可以經常接近毛，當然可以從毛的言談中揣摸出主子的心態，好惡，郭作為史學、文學侍臣，在與毛的交談中不免提到壹些歷史話題，包括對歷史人物的臧否。比如毛贊賞曹操，郭便不顧自己過去曾經著文罵過曹操，也不顧及近壹千多年來曹操在中國人心目中婦孺皆知的“奸雄”形象，立即揮筆寫下為曹操翻案的文章，旋又寫下贊美曹氏的“歷史劇”《蔡文姬》。在得知毛對女皇武則天情有獨鐘之後，郭便馬不停蹄炮制了多幕歷史劇《則天女皇》。



郭又得知毛對我國唐代大詩人李白和杜甫有“揚李抑杜”的不同的評價，郭於是趕忙炮制了壹本名為《李白與杜甫》的小冊子，郭拋開從作品藝術性、思想性去評價作者的傳統做法，卻搬來了毛的“階級分析法”，考證起詩人的“階級成分”。結果“發現”杜甫是“地主”出身，證據是杜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有雲：“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郭證之曰：當時窮苦老百姓的茅草房只有“壹重”，多者兩層，而杜的屋子竟然有“三重茅”，不是地主是什麽？



不知郭詩人是否想過他自己住在清朝的王爺府，算什麽“階級”？



在對近現代人物的評論中，郭更是充分表現了他那少有的“墻頭草”角色，這方面最典型、最突出的莫過於對魯迅的態度了，其言語之肉麻、無恥，堪稱前無古人。文藝界和愛好文學者都知道郭氏與魯迅原屬兩個勢不兩立的營壘，互相謾罵攻訐了好些年，而且雙方都使用了最惡毒的語言，郭罵魯迅是“封建余孽”，“法斯西蒂”，“二重反革命”；魯迅則回敬郭氏以“流氓、地痞”，“ 流氓才子”的“桂冠”。郭沫若當年投靠以“四條漢子”（周楊、夏衍、田漢、邵荃麟）為代表的中共文藝營壘之下，滿以為肯定能得到共產黨的歡心和鼎力相助，誰知，後來掌控中共的毛澤東看到魯迅的影響力更大，決意捧魯迅以籠絡廣大文學青年，又因為魯迅己於1936年死去。於是毛決定“高舉”魯迅的旗幟，對魯迅進行了壹連串至高無上、不著邊際、肉麻無恥的吹捧，連延安的文藝學院也以“魯藝” 命名。這樣，郭氏在這壹場政治投機中眼看失算了。可是，他決心挽回這壹“失誤”， 辦法很簡單，就是投毛所好，大力吹捧魯迅，反正魯迅不會從地底下爬出來與他爭辯了。主意打定之後，郭對魯迅的態度來了個180度轉變。郭語出驚人，文革中在紀念魯迅的會上他竟然裝作痛心疾首、厚顏無恥地說：



“魯迅生前罵了我壹輩子，但可惜他已經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深切的關心了；魯迅死後我卻要恭維他壹輩子，但可惜我已經有年紀了，不能恭維得盡致。”接下去竟然當眾以魯迅的“徒孫”自稱。又把魯迅描繪成“紅衛兵”，說：“魯迅如果還活在今天，他是會多麽高興啊！他壹定會站在文化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沖鋒陷陣，同我們在壹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所沒有走過的路……”其肉麻無恥的水平，堪稱空前絕後了。



當然，誰都知道，他對死人魯迅的所有吹捧，都是做給活人毛澤東看的，都是為了向毛獻媚、取寵、以固其位，真可謂用心良苦的“曲線救己”了。



郭的厚顏無恥也許只有毛澤東能與之伯仲，區別只在於毛在這類無恥的表演中不脫流氓帝王的霸氣、痞氣。而郭體現其中的則是更多的奴氣和媚骨，這就是基於二人地位和身份不同帶來的差別。



就是憑著這種對毛無限忠誠和奴顏婢膝精神，郭穩穩坐了二十幾年文化班頭的交椅。歷次運動，郭都有驚無險，都被毛高擡貴手，保護過關了。



但正如俗語所雲：天有不測風雲，人算不如天算。終於有壹天，郭感到禍亊臨頭了。而這個“天”正是毛澤東。鑒於此事由來較長，不得不多說幾句。



事情的禍根在於對秦始皇贏政的評價，具體則是起於郭的壹本歷史小冊子。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重慶，郭沫若等左冀文人無不在指桑罵槐譴責當時的國民政府沒有給人民民主自由，影射、謾罵蔣介石“專制獨裁”。作為歷史學家的郭沫若以其專長寫下大量“借古諷今”文章。1945年9月，郭將其於1943年至1945年間的十篇“批古”文章聚集出版，名為《十批判書》。其中第十篇叫做《呂不韋與秦王政批判》，主要觀點是肯定呂不韋的“人本思想”，認定“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非壹人壹姓之天下”；批判秦王政企圖將天下作為－已私產並“傳之萬世”的獨夫哲學。書中還把孔子作為重要的“改革家”加以肯定。郭沒有想到，此文與毛當時在重慶發表的《沁園春·雪》壹詞對秦始皇的態度相左，但當時毛忙於奪取政權等軍政大亊，估計無暇顧及此書。即使看過，因當時郭與毛還是“友人”、“諍友”關系，毛也對其無可如何。故這件事從未被毛提起。



然而，毛共建國毛成了毛皇以後，毛不止－次表達了對秦始皇的肯定和鐘愛，（後來則直接公開聲言“我就是秦始皇”，如1973年9月23日毛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的講話）。毛明確表達對秦始皇的鐘愛讓郭班頭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和恐慌，他決心“變臉”以求自保。六十年代初，郭氏出版了－本新書《讀<隨園詩話>紮記》，共77條，其中第八條為“論秦始皇”，借機表達了與自已過去完全相反的觀點，在關於秦始皇“焚書”的問題上，郭居然將他原說的 “普天之下大燒其書”， 改變成秦始皇收書辦公立“圖書館”；把秦為防人民反抗“收天下之兵”，說成是“鑄劍為犁”。總之都意在“偃武修文”，在為人民辦好事。郭出的書自然要送呈毛澤東。郭想以此向毛表白：對秦始皇我和您保持－致。過去如有相左之處，萬望勿以為意，放我壹馬。毛收到後暫且按下不表。



不久文革就來了，壹些與郭班頭級別接近的馬屁精如翦伯贊、吳晗之流紛紛落馬。郭班頭壹看大勢不好，他首先想到的辦法是辭官保身。1966年1月27日，他主動向當時的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提出辭去科學院的壹切職務的請求，他誠懇地說：“我的這個請求是經過長期考慮的，別無其他絲毫不純正的念頭。”這後半句是向“毛”表明心跡：我絕對沒有以此發泄不滿、“要挾”領導的意思。但這個呈報沒有下文，大概毛未批準。



不久，當年4月14日，在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擴大會議上，郭洗耳恭聽了文化部黨員副部長石西民所作的《關於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報告。在學習發言中（壹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文聯主席都要洗耳恭聽壹個文化部副部長的報告，還要學習、發言，可見郭沫若的文化班頭做得確實太窩囊了），郭即席提出了要“燒毀”自己壹生的全部著作的驚人之論。郭說：“幾十年來，壹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壹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壹點價值。”



接著他作了沈痛的檢討，“文藝界上的壹切歪風邪氣，我不能沒有責任。”表示要誠懇向“工農兵學習，拜工農兵為師”，還說：“我今年已經七十幾歲了，雄心壯誌還有壹點，就是說要滾壹身泥巴，我願意；要沾壹身油汙，我願意；甚至要染壹身血跡，假使美帝國主義要來打我們的話，向美帝國主義分子投幾個手榴彈，我也願意。”



過去，毛曾發過話過：郭沫若、茅盾、範文瀾、翦伯贊四人要保護。不過，毛又犯健忘癥了，文革還沒開始，他自已就先把翦伯贊“打倒”了。對郭，毛既沒有重申“保他”，也沒有下令打倒他。毛在杭州聽了康生關於郭在人大會上提出要“燒書” 的要求及其所作檢討的匯報之後，立即命令將郭的講話、檢討的原稿先由《光明日報》刊登，然後《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接著全國的報紙也轉載。這雖然不是明令“打倒”郭，但也是“搞臭”他的－步，讓他在全國人民面前出醜，掃面子，算是對他的壹次敲山震虎。



看到毛如此處理自己的檢討，郭班頭感到大難臨頭，知道毛可能要跟他算賬了。自此提心吊膽，過著誠惶誠恐、朝不保夕的日子。此時他的自救之法，仍然是主動“檢討”、“認罪”、兼“拍馬”，不過現在他不但拍毛的馬屁，而且重點拍毛夫人江青的馬屁，希望以此“曲線救己”。1967年6月５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 舉辦的紀念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的討論會上，郭作了題為《做壹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的閉幕詞。然而意猶未盡，又當場向毛夫人江青“獻詩”壹首，郭班頭聲情並茂朗頌曰：



“親愛的江青同誌，妳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妳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妳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沖鋒，使中囯舞臺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我們要使世界舞臺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然而遺憾的是，盡管如此賣力表演，總的說卻效果卻不佳。









先是，文革伊始，“毛主席的紅衛兵”就響應毛的號召，殺向社會，不久，就找上郭的門來了，紅衛兵殺氣騰騰勒令郭交待兩條“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壹是，郭在壹首與毛唱和的《滿江紅·領袖頌》詞中有壹句：“聽雄雞壹唱遍環中，東方白。”紅衛兵怒斥：全國人民都在高唱“東方紅”，妳為什麽唱“東方白”？居心何其毒也！——這其實是壹宗“冤案”，因為首先使用“東方白”壹詞的是毛澤東自己，郭不過拾其牙慧而已。最早是毛在和柳亞子的《浣溪沙》中，寫下了“壹唱雄雞天下白” 之句。1964年春，毛又在其《賀新郎·讀史》壹詞的最後壹句寫道：“歌未競，東方白。”然而這幫“革命小將”是不講道理的，而郭詩人自然也不敢拿偉大領袖來為自己辯護。



第二條罪狀更加離奇，說的是郭為壹本當年紅得發紫的紀實小說《歐陽海之歌》題寫封面書名壹亊，說是包藏禍心，極其惡毒，是壹個巨大反革命陰謀。經過他們仔細辯認，發現那其中的“海”字是由“反毛澤東”四字組成，整個這五個字中紅衛兵發現了十六處“反革命罪證”。 於是限令郭交待其動機、目的，以及反革命綱領、計劃等等，否則“後果自負”!



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這種事態的嚴重性,很多人可能就此淪為冤死鬼！這種欲加之罪如何能辯得清楚？眼看限期在即，大難可能臨頭。好在周恩來知道了此事，立即安排將郭秘密轉移。紅衛兵失去了目標，只好性性而去。經此劫難的郭後來專為此事填寫了壹闕叫做《水調歌頭·海字》的詞，詞曰：



“海字生糾葛，穿鑿費深心。



爰有初中年少，道我為僉壬。（僉壬，古語卑鄙小人之意）



誣我前曾叛黨，更復流氓成性，



罪惡十分深。



領導關心甚，大隱入園林。



初五日，零時傾，飭令嚴。



限期交待，如敢違抗罪更添。



堪笑白雲蒼狗，鬧市之中出虎，



朱色看成藍。



革命熱情也，我亦受之甘。”



這事件雖然荒唐，但詞中兩句：“誣我前曾叛黨，更復流氓成性”，說的卻是事實，非“誣”也。最後壹句，活畫出郭壹付無恥奴才相，如果周恩來來看了可能後悔送他“入園林”，由他“受之甘”便了。



至於郭的家庭在文革中所受的打擊，就更慘了，簡單說就是付出了兩個兒子的代價。筆者以為，這是因為毛考慮再三，覺得直接拿郭本人開刀不太妥，但又不能讓他“逍遙法外”，故釆取“曲線報復” 的辦法，在江青主持唆使下，由紅衛兵出面將郭的兒子用來“頂罪”。



第壹個“頂罪”的是郭民英，是郭與於立群生的第三個兒子。



郭民英自小有音樂天賦，考入中央音樂學院。他隨身攜帶壹部小收音機，為的是聽音樂、學音樂方便。文革初始，此事即被同學檢舉揭發，壹些人直接上書給毛澤東說郭民英搞“特殊化”，並有裏通外國之嫌。此信竟然被刊登在《內參》上，可見“頂層”對此非常重視。郭民英受到重大壓力，壹氣之下，放棄了音樂，去了部隊，去浙江前線當了壹名海軍士兵。據知情者說，民英在部隊表現很好，被當作“接班人”培養，已被接納為預備黨員。但後來知道郭沫若受到批判、沖擊，郭民英的處境急劇惡化，就在討論他入黨應否轉正之際，郭民英於1967年4月7日突然“自殺”身亡……。其兄郭世英去部隊料理弟弟後事，問到其弟的死因，部隊的人說是郭民英患了精神分裂癥所致。世英說：“我才不信呢！”但卻沒有其他方面的證據，郭家也不敢追究，便只好默認“自殺”。不過可以推斷，這樣壹個有著強烈上進心才二十出頭的青年人，如果沒有特別的原因，是決不會“自殺”的。



其時江青、康生正對郭沫若緊揪不放，這很可能得到毛的示意，否則他們是不敢的。江、康的醉翁之意不在郭，目的是將與郭有密切關系的周恩來牽扯出來，壹並清算。而郭民英之死更可能是毛、江打擊郭沫若計劃的壹部分。



接下來第二個犧牲品就是郭民英的胞兄郭世英了。世英是郭沫若與於立群所生第二子，



文革時世英是北京農業大學學生，“農大”中有壹夥受到江青操縱的反周恩來的紅衛兵，他們在1968年4月9日將郭世民綁架，情勢非常危急，恰恰第二天郭沫若要參加壹個由周恩來主持的活動，世英毌親於立群便懇請丈夫將世英被綁之事面呈周恩來，請求周出手救援。次日，郭沫若按時參加會議，而且就坐在周恩來身旁。然而這位已經被嚇破了膽的可憐蟲父親，硬是將兒子的生死之事埋在內心，任憑它在內心倒海翻江也不敢向周恩來吐露半個字！結果在郭民英被綁的第3天，因不堪酷刑折磨而跳樓身亡，臨死也沒有松綁，身上的傷痕觸目驚心。此時是1968年4月12日，即其弟“自殺” 的剛好壹年之後。



可以想見於立群對這個丈夫的怨恨和失望！其實此時周恩來仍然有壹定實權，只要郭向他開口，周決不會置之不理。後來周恩來得知郭世英死訊後，親自到郭的住所前海西街去吊唁。又兩次派人調查此案，但終因對方的後臺“硬”，調查無果而終。



盡管受到如此殘酷打擊，付出了如此代價，毛仍然不肯完全放過郭班頭。



1973年7月4日，毛在壹次講話中突然舊事從重提，說起郭班頭的《十批判書》中對孔子的贊揚，對秦始皇的不敬，即席作打油詩壹首以戲之：



“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雖說語近戲謔，然而君無戲言，其中暗含殺機，令人震顫。郭班頭記得很清楚，就在文革前夕的1963年3月，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點名說：吳晗、剪伯贊“他倆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卻反對共產黨。”就這麽輕輕壹句話，壹個在文革開場時便命喪黃泉，壹個在飽受屈辱和皮肉之苦後夫妻雙雙“自絕於人民。” 如今毛又如此說自已“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這是性質相似的話語。郭得知後怎能不徹夜難眠？！



亊情還有後續，壹個月後的8月5日，另壹首由江青記錄的名為《讀封建論呈郭老》的毛詩“改定稿”送到了郭的面前：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



祖龍魄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遵行秦制度，《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郭知道，按常規，只要是被毛點名批判之人，只要他人在大陸，就在劫難逃了，輕者打入另冊，重則性命不保。不過，郭旋又看到，毛在開頭還稱他“郭老”，似乎還戀舊情，或許看在他多年為其不遺余力歌功頌德的份上，能夠對他網開壹面，只是將他戲弄－番罷了。



毛沒有暫時沒有後續動作,郭班頭提著的心總算逐漸安定下來。可沒有想到，懲罰還是來了，而出面懲罰他的正是他苦心孤詣歌頌的江靑女士。1974年1月25日, 中央直屬機關召開“批林批孔”萬人動員大會，郭沫若事前接到必須全家到會的通知，他知道非同小可，只好抱著病體到會。果然此次叫他來是充當反面角色，大會上，江青當著萬余中央幹部及郭的家人的面，兩次點名叫郭站起來，這個年屆八旬的“郭老”只好像小學生壹樣報到，站著聽訓。江青不是壹般地批評他，而是當眾宣讀毛澤東那兩首批郭的詩，外加無情的申引批判。可憐的郭班頭此時無地自容，恨不能如孫行者鉆入地下。事後，郭的病更嚴重了，住進了醫院。



我們知道文革中很多事情毛自己不出面，叫江青代行旨意，打先鋒，如整死劉少奇、陶鑄均是如此。正如後來在審判江青時她自己所說的，她只是毛的壹條狗，毛叫她咬誰就咬誰。所以，後來那些將對郭沫若的迫害歸咎於江青或“四人幫”的說詞，完全是故意栽臟，為毛開脫。



其實，郭氏雖然人格卑汙，但對毛確是忠心耿耿，亦步亦趨的，甚至到了不惜自辱人格，主動充當弄臣、小醜的地步。對於這樣壹個超級奴才，毛都不能容忍，僅僅因為他在二十年前寫過壹篇他不喜歡的文章。由此可見毛的刁鉆、刻毒、陰損，堪稱前無古人了。



令－般人絕對想不到的是，在毛面前如此奴顏婢膝、形同叭兒狗的郭沫若，當年作為“桂冠詩人”卻是何等的豪情滿懷，不可－世。下面引郭寫於1920年的－首詩：



“我是壹條天狗呀！



我把月來吞了，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切星球來吞了，



我把宇宙來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切星球底光，



……



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



（《天狗》）



何等高傲，簡直氣吞宇宙！看起來－個十足的“大我”，頗有毛領袖當年“我即宇宙！” 的氣慨。只可惜這個文人的“大我” 碰上暴君的“大我”，立刻就變成了壹只漏了氣的氣球，天狗化作了－只叭兒狗。不過郭詩人當年將自己比喻成－只“狗”還是很正確的，即使是“天狗”也是狗嘛，具有狗的天性，如對生人、外人兇狠無比，對主人則無限忠誠，慣於搖尾乞憐。後來郭詩人的這種天性在毛領袖面前表露無遺。即使付出了兩個兒子，即使本人也遭到無情的打擊、羞辱，他對毛仍然忠心耿耿，無半點怨言。臨死前仍然囑其家人：“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按照主席的思想去做，就會很少犯錯誤。”



郭氏如何從壹個氣傲如山、睥睨時流的“狂士”變成毛的壹個弄臣、小醜的，這確是壹個有趣的研究課題，這種巨大的角色反差是怎樣形成的？內中蘊含什麽妙理？筆者以為，這種“郭沫若現象”，不能簡單用毛的暴虐酷毒和人的貪生怕死來解釋。當然，暴政造成的恐懼是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如郭沫若者流，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也曾面臨坐牢、殺頭的危險，也有不少共產黨員、左傾分子被國民黨“明殺”或“暗殺”，但他們沒有屈服，仍然阻擋不了後來者前赴後繼。可見暴力之外還有其他因素。



竊以為，首先是，這些人都有“把柄”操在毛之手，除了“忠於”毛，別無選擇。比如，當時所有在大陸的中國人都曾在公開場合表示過永遠跟毛走（幹部和共產黨員就更不用說了），都在不同場合公開發表過反蔣、反國民黨、反美，後來是反“蘇修”的言論或文字，鐵扳釘釘。所以，只要加給他們投靠蔣介石、國民黨，投靠“美帝”、“蘇修”的罪名，或者反毛、反共的罪名，對方就只能低頭認罪，只能辯護其“罪行”的有無，而不能反指事情本身的對錯。可憐全中國人被毛壹人綁架、裹脅，全都成了“人質”，除了跟毛走、別無他法。



其二是，毛政權可怕的株連九族法。株連法在中國皇帝專制時代廣泛使用，但帝制被推翻後就被廢除了。可是在毛當政後得又檢起了這條惡法，並加以空前的發揚光大。壹旦有人陷入了毛的“敵人”的境地，其配偶離婚、子女登報聲明脫離父子（母子）關系都是很正常的事，因為不如此，就將受到可怕的株連。另壹方面，當事者壹旦瀕臨絕境，知道自己無生還的希望之後，其人性本能促使他（她）想到的第壹件事是：不要、或盡可能減少對親人、後代的株連。這時執掌刑律的當局便與妳作交易：只要妳表示認罪伏法，最好在臨刑喊幾聲“毛萬歲”，將大大減輕對妳家人、後人的連累。這種交易能夠不做嗎？多數人是願做的。



其三是長期愚化、奴化教育造成壹般人對對毛的迷信和絕對順從心理。也就是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發言所說的：被國民黨殺了不要緊，被共產黨殺了還要遺臭萬年。這種自我奴化、愚化，與在帝皇專制時代，接到皇帝要殺頭的聖旨時，還要說：“謝主隆恩，吾皇萬歲、萬萬歲” 完全壹樣。



除了以上三條之外，像郭沫若之流還有他的個人因素，這就是前面講到的郭氏為名為利所累，已習慣於趨炎附勢，投機取巧，出賣良心，他把壹切、包括靈魂都交給毛了，已對毛已經死心塌地，己經無法回頭，所以對其只能忠順到底。綜觀郭之壹生，青年時代不失有壹種意氣風發、狂放不羈的時代反叛精神；中年則轉化成全力追求名利之徒，但還披著壹件“浪漫”的外衣；到了晚年，名利已經到手，便將全部心力用在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上了。加上其人格、本性的弱點，便做出了壹般人難以做到的不顧廉恥的投機取巧、見風使舵、諂媚取寵的醜態。



擴而大之，郭的上述性格也反映在他對其他政治人物、政治亊件毫無主見、隨風倒的態度上。比如，對落難的劉少奇、林彪、鄧小平，他緊跟著“變臉”，落井下石；華國鋒登上了“接班人”的寶座，他便歌頌華“英明領袖”；“四人幫”垮臺後，他又跟著痛打落水狗了。總之，這時的郭已經看不出還有自己的人格，自已的是非，當權者的是非、愛憎就是他的是非、愛憎，他“唯權是拜”，“唯權是主”，誰當權、誰就是他的“主子”、“ 恩公”。正由於郭對權力絕對順從的奴才相，所以各個時期的當權者也就對他網開壹面，讓這個郭班頭得以壽終正寢。



記得齊白石曾畫過壹個不倒翁，並配詩壹首，詩曰：



“烏紗白帽儼然官，



不倒原來泥半團。



忽然將汝來打破，



通身何處有心肝。”



這可能是郭某人最好的寫照了。然而妳很難相信，正是這個郭沫若卻說：“我平生最恨的就是虛偽與做作”。 看來郭班頭太“謙虛”了，從其所作所為來看，他其實早就可以獲得壹頂“虛偽與做作大師”的桂冠。謂予不信，且看其在文革後期的幾首“佳作”：



其壹曰《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十周年》（1976年5月16日作，這時毛尚在）；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風雲，



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



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



鶯梭勤織錦，茁茁新苗壯，



天下凱歌聲。



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



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



地動走雷霆。



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可惜就在當年的9月9日，“揮巨手” 的毛死了。郭某立即加入為毛哭喪的行列，剛好《詩刊》向其約稿，郭於是立即寫下題為《毛主席永在》的七律二首。詩刊的編輯展稿壹看，赫然映入眼簾的第壹首第壹句是：“偉哉領袖比爺親”。 編輯們的眼睛瞪大了，壹時不知所措，他們知道，郭比毛還大壹歲，現在居然叫毛為“爺”， 雖然他自願當孫子，但公開發表 合適嗎？……終於編輯們做了壹個勇敢的決定：只刊發其第二首，將這“比爺親”退了回去。真得感謝《詩刊》的編輯們為中國人避免了壹次令全民“蒙羞” 的“事件” 。（後來郭“從善如流”， 將這句改為“偉哉領袖萬民親”，將其在《人民文學》上發表。）



又不到壹月，“四人幫”垮臺，江青等毛的嫡傳被捕。善於“觀風”“變色”的郭班頭立即寫下又壹首“水調歌頭”， 不過，其主旨和立意與五個月前那首完全相反：



《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



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後，



掃帚掃而光。



篡黨奪權者，壹枕夢黃梁。



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



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



接班人是俊傑，遺誌繼承果斷，



功績何輝煌。



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妳看，他當年衷心贊美的江青，不但變成了“白骨精”， 還“迫害紅太陽”！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後來在郭的追悼會上，為其致悼詞、盛贊郭班頭壹生豐功偉績的，正是被他罵作“螳臂擋車”的“走資派”鄧小平！而且鄧大人不久又取代華國鋒登上了中國“壹把手”的寶座，可惜這時郭班頭已經入住八寶山，不然肯定又有更加精彩的“頌鄧”佳作供我們欣賞，真遺憾！



毛澤東集殘暴、毒辣、陰險、狡詐、虛偽，可謂“五毒”俱全，但卻決不昏瞶，甚至堪稱精明之至。他的壹切言行舉止、政策、制度，都服從於他的政治利益和長遠目標，當危及他的根本利益時，他可以將他的“馬列主義”如棄敝履，做出驚人的抉擇，如在中蘇珍寶島之戰後，當遇到蘇聯核打擊的威脅時，美國趁機為他解了圍，並對他搖起了橄欖枝，於是毛毫不猶豫地決定對美“友好”，實行“聯美抗蘇”的重大戰略轉變。對壹個互相鬥爭、咒罵了幾十年的“不共戴天”的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可以壹下子友好起來，壹時間互相訪問、互簽協議、發表聲明、打得火熱，臨末還與被趕下臺的尼克松情深意長，依依不舍；卻將壹個原來同屬“共產主義”陣營，還是中共長期以來依賴的“老子黨”、“老大哥”蘇聯，當作了勢不兩立的頭號敵人。何哉？就是因為事情關系到了他的統治能否繼續、他的國家能否生存的大問題，這時他過去高舉的什麽“主義”、旗幟也就變得壹文不值，在轉眼之間將外交政策羅盤旋轉了180度。



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毛也知變通。總的來說，毛對知識分子是深惡痛絕、勢不兩立的，但這主要是針對那些人文知識分子而言的，因為他認為這些人對他的統治、他的國家 “有害無益”； 而對於科技知識分子，因為需要他們來為自己發展軍事科技、軍事工業貢獻力量，為其稱霸世界服務，所以壹般地在政治上采取網開壹面的政策，生活上給他們遠高於壹般幹部、壹般知識分子的待遇，讓他們忠誠地、安心地為“政治服務”，為他的政權服務。因此，不論在反右運動或後來的文革，他都特別制定了“保護科學家”的規定。在1957年反右運動時毛特別下發了《關於自然科學方面反右派鬥爭的指示》，內中規定：“要區別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不同情況，區別對待。特別是對待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學家和技術工作人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劃不可者外，應壹律采取堅決保護過關的方針。”



自然科學家中得到特別保護的則是核科學家和核技術人員。在所謂“三年特大自然災害“期間，歸屬二機部（核工業部）的各個核科學研究所的科學家，都得到中央的“特批”照顧，糧食部、商業部、海軍和各大軍區、總後勤部以及核基地所在的甘肅、青海省，都調運了大批肉類、黃豆、魚、海味、蛋黃、油、糧等專門供應這些基地的科學家和工作人員。這正是毛的高明之處：餓死幾千萬無辜子民他可以毫不在乎，但對於其統治至關重要的各類寶貝，他卻是十分慷慨大度，絕對不會虧待。正是如此，毛共贏得了這些科學家的忠心。這也是毛共政權屢屢危而不倒的原因之壹。



但是，這並不是說毛對所有自然科學家都是那麽“友好”，也不說明毛對這部分知識分子真的就有壹種天生的“好感”。毛在學生時代就討厭自然科學，當年毛還要求他在讀的學校將自然科學從學生必修課中“除去”。由此可見他對自然科學的厭惡，對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人也就不會有什麽好感，他後來提出“外行可以領導內行”，主要就是針對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科學家和其他技術人員而說的，這也無形中表露了他對科技知識分子的仇視和忌恨。毛對科技知識分子的優待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政治上必須擁護他和共產黨，必須絕對忠誠。民主黨派中有不少科技領域的出色專家，但因為參加了中共以外的政治團體，便被毛從“受保護的自然科學家”的名單中剔除了，在反右中毫不猶豫地被打成右派分子，歸入“專政”行列。



那麽，已經加入共產黨、而且在某些領域作出了重要貢獻的科學家，是否就壹定是毛保護、優待的對象呢？也不壹定，那主要看其在工作中是否對共產黨百依百順，否則也難逃受壓制、歧視的命運，錢三強就是這方面的壹個例子。



錢三強是著名原子能科學家，是毛共最急切需要的人才，又是共產黨員，因此錢被任命為原子能研究所所長，二機部（即核工業部）副部長，是毛共核武工業的領導者和奠基者之壹。



按道理，這樣的人物，應在毛的政策特別保護之列。可是事實上並非如此。1957年整風時，錢氏正在蘇聯考察，準備回來建立中國的原子能研究機構。其時中國駐蘇聯大使劉曉奉命去征求錢對中國發展核工業的意見。作為中國核工業開創者又是共產黨員的錢三強，當然沒有多加考慮，直言直語坦陳了自己的壹些意見。哪知，就是這種黨員對黨的領導通過正常渠道發表的壹些完全善意的意見建議，在後來的反右中也被說成是反黨言論，有關領導要將其劃為右派。只是考慮到當時中國的核工業才剛剛起步，離不開錢氏這樣的中流砥柱，經毛和周恩來親自決策，暫時沒有將錢戴上右派帽子。不過，這筆“賬” 己經記在毛的心裏了。



1962年春，在廣州的知識分子工作會議上，周恩來、陳毅要給知識分子摘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其時毛因大躍進的慘敗宣布退居“二線”，周、陳才有此舉），說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壹部分了。參加會議的錢三強非常高興，回去傳達並聯系本單位情況發表了些類似意見。誰知周、陳的說法很快被毛否定，於是錢三強也再次受到批判、鬥爭。只是毛考慮到上面同樣的原因，才沒有給錢進壹步處分。但在單位已被列為“另類”受到監控。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壹顆原子彈爆彈成功，北京和全國都在舉行慶祝集會遊行，直接參加原子彈研制的原子能研究所和二機部，更是隆重慶功授獎。誰知，就在慶功會召開的前幾個小時，有關領導通知錢三強立即啟程去河南農村參加“四清”運動。所有慶祝授獎與錢三強無關。



為中共的原子彈事業傾註了幾十年心血、功勛卓著的著名核科學家，從此離開他的本行，到農村生產隊去幫清算收支帳目去了。



錢三強的遭遇尚且如此，就不用說壹般科技人員了。



由此可見，毛始終把“政治態度”列為對科學家的第壹考察內容，而所謂對科學家的保護，實際上只是在保護他心愛的“工具”，工具用壞了，或者有新的工具替代了，舊的也就丟進垃圾堆去了。錢三強最後被打入“冷宮”，主要就是因為新的核科技人才培養出來了。



還好，錢三強還沒有被發配北大荒或投進秦城監獄。



下面幾個科學家的故事，也許是毛的科技知識分子政策更好的詮釋。



第壹個故事主人公叫束星北。



束星北，壹位名符其實的科學天才，上世紀二十年代求學於歐美多所著名大學，師從多位世界級名師，專攻物理學。1928年，年僅22歲的束拿著自己兩篇有關“相對論”的論文，找到愛因斯坦，被愛因斯坦聘為助手。後愛的科研受阻，便介紹束到英國投師世界壹流的物理學大師惠特克、愛丁頓門下，參與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全過程推導。1931年8月，又轉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師從世界另壹名師斯特洛羅克。也是這壹年，束星北被竺可楨任校長的浙江大學聘為物理學教授，時年25歲，被譽為中國最傑出的青年科學家。1937年，世界物理科學大師玻爾訪問中國，對束星北表示了高度贊賞。束還是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的美籍華人李政道、吳健雄的老師。內行人推測，束如果不回國留在國外深造，完全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



束星北回國頭壹二十年還是很風光的。其中有壹個小插曲可證，就是束星北曾當面責難過蔣介石。



像很多傑出人物壹樣，束星北也具有高傲自負、憤世忌俗、不守陳規、不修邊幅的性格。束從國外回來不久，就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物理教官。1932年的某天，蔣介石到學校視察，被蔣接見的軍官中就包括束星北。當時“壹·二八”抗戰發生不久，全國抗戰呼聲高漲。在接見中，束當著蔣的面，直陳十九路軍和八十四師違抗政府命令對日本進行戰鬥，是值得贊揚的民族壯舉；而國民黨後來與日本簽訂的“淞滬停戰協定”是種妥協行為，明確表示了對政府的不滿。這使得蔣介石很尷尬，但他並未責斥這個年輕人的不敬，只是說：“妳太年輕，不懂政治。”束星北有個弟媳是宋美齡的秘書，她日後告訴束：蔣回到總統府，還提起這件事。束認為蔣氣量太小，就辭了教官壹職去了浙江大學。



毛共建國後，搞全國高校院系調整，1952年，束星北被分配到位於青島的山東大學。壹次山大物理系教授周北屏匆忙中忘了帶校徽，被門崗攔住，眼看上課時間已到，周解釋幾句便往裏闖，不料被門崗用上了刺刀的槍擋往外頂，把周的衣服也刺破了。周受到侮辱氣憤不過上吊自殺，雖然及時發現搶救過來，但已落下後遺癥。束星北知道此事後獨闖校黨委，強烈要求校黨委向周教授道歉，領導卻不肯。於是雙方僵持著，束忽然憤怒地向圍觀的人群大喊：“法西斯，民主死了！”只因這壹句，束就變成了現行反革命，市公安局、省公安廳都來人幹預，要抓現行反革命。只因當時的校長華崗壹力頂住，束才得以免難。



“三反”運動中，著名數學家，有“東方第壹幾何學家”之稱的蘇步青教授，被人誣告貪汙。蘇步青企圖以死來證明自己的清白。束星北得知此事，怒不可遏闖進校“運動辦”，揪住主管人員壹拳揮去，壹邊說：“妳知道蘇步青是什麽人嗎？妳算個什麽東西！”對方被打得鼻血直流。



於是束星北“毆打革命幹部，抗拒運動”，被學校組織批鬥。



從上面的幾件事情看來，束星北的思想作風還停留在國民黨時代，他還習慣於維護教授尊嚴，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些在那時都算是正常的、維護正義之舉。可是，書生氣十足的束星北搞錯了，這時已經是共產黨的天下、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了，束星北早已上了校黨委要鏟除的黑名單，遲早在劫難逃。



終於，報復的機會來了。聲稱不過問政治的束星北，被政治找上門來了，1955年，肅反運動中，大概因為束曾當過國民黨陸軍學校教官，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



可是，這時的束星北仍然未清醒過來，他的行為與聞壹多、李公仆四十年代在西南聯大時對付國民黨差不多，校方要他進行坦白交待，他置之不理。他還在自家門口寫上告示：“請勿進門，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七十條”。抄家人員看到壹把撕了踩在地下，沖進束家中，束星北則手拿著《憲法》搖晃著大聲抗議。抄家人員感到既可笑又可恨，這個反革命、臭知識分子還真有點“不知秦漢、無論晉魏”的味道！他們想教訓的就是這種人，於是抄家人員加倍地瘋狂，翻箱倒櫃，終於獲取了他的反革命罪證：束自己組裝的壹臺半導體收音機，“私通敵臺”的罪名成立了。



原來這束星北在抗日戰爭時期壹心想用自己的知識報國，他自動做起了國防武器的研究，在激光、雷達、收發報機、無人駕駛飛機的研制方面下了功夫，制成了我國第壹部雷達探測器。在學校撤退轉移到貴州後，他把自己的家變成了武器作坊，用土法制造大量手榴彈、子彈供抗日軍民之用。



毛共建國後，束重回講臺，搞武器研究是不可能了，但在業余時間弄個半導體收音機，對他來說只算自娛自樂罷了。誰知，現在卻成了反革命的罪證。



其實，當局已下定決心要“熔化”他這塊“反共分子”頑鐵，即使抄不出罪證，他的“歷史反革命罪行”也“鐵扳釘釘”。



結果是，1956年束被山大肅反領導小組打成“反革命”。束據理力爭，決不屈服。他四處呼籲，向中國科學院、高教部、黨中央、毛澤東不斷寫信申訴，同時準備以全家集體自殺的方式“討還公道”。束星北的情況被原浙江大學校長、後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得知後，立即向周恩來匯報，周叫當時的副總理兼中國科協主席陳毅親自處理此事。陳毅專門為束星北召開了兩次會議，周培源、趙九章、貝時璋等全國科學權威被請來參加“同行評議”。鑒於束星北在學術上的成就，以及學界名人的壹致“請求”，陳毅決定放束星北壹馬、令山東大學黨委取消了他的“反革命”定論，恢復名譽。



束星北僥幸地、好不容易剛剛過了“肅反”關，可在第二年毛發動的反右派運動中，便再也無法“逍遙法外”了。1957年，束星北被打成“極右分子”，取消了原有壹切待遇，每月只發20元生活費。可是束星北有7個子女，妻子沒有工作，全家壹下子陷入絕境。當局當然不管這些，他們要的就是束星北這個狂妄的“反革命分子”陷入地獄的下場！高興的就是看到這個頑固的“反共分子”、這塊“頑鐵”被革命烈火溶化成壹灘爛泥的慘狀。這時不管竺可楨、周培源、或陳毅、周恩來都救不了束星北了，山東大學黨委終於報了束星北“忤上”之仇。



不但端掉了束的飯碗，當權者還決定進壹步給他狠狠壹擊，1958年，當局又以“反革命罪”判處束三年管制，編入勞改大隊去修水利。



這壹次是真正的九死壹生了。但束星北終於挺了過來，也許是對親人的掛念，也許是他未竟的事業，他不想就這樣死去。不過原來的束星北真的“死去”了，在嚴酷的“改造”環境裏，擺在他面前的只有兩條路：高傲地死去，或屈辱地活著。這時朿星北仿佛看到了啼饑號寒的兒女，淒苦無助的妻子……他無奈地選擇了後者。從此，活著的束星北完全變了，逐漸變成了逆來順受、領導說壹不敢言二的順民，變成了壹個蓬首垢面，衣衫襤褸的囚徒，當年那個趾高氣揚、寧折不彎、傲骨峋嶙的名教授束星北已經不見蹤影，“死”去 了，只剩下了囚徒、勞改犯束星北。這也可算山東大學反右派運動的偉大成績之－吧。



根據毛澤東“右派是終身制”的指示，從勞改隊歸來的束星北被開除了“學籍”，被送去青島醫學院繼續改造，具體工作是清掃廁所。



這份工作（當時右派分子分配到新“單位”，或留在原單位的，大都從事這類工作）雖然低賤，被人鄙視，但是比在勞改隊修水利要輕松壹些。已經被共產黨制服的束星北，雖然外形已與販夫走卒、甚至乞丐無異，但腦細胞還沒有“死亡”，腦子還管用，於是，他又提出了兩大要求：壹是對青島乃至山東全省醫院的抽水馬桶進行維修改造，解決水箱常壞、大便沖不掉、用水又多的難題。這個本來屬於他的“本職工作範圍”，自然會被領導“批準”；另外壹個要求就有點異想天開了，當他獲知當時中國正在全力研制核武器時，他想以自己擁有的知識參加核武器的研制，還說可以叫他在國外的三個學生回國效勞。這時的束星北，確是想以此“立功贖罪”。但在“領導”的眼中，這不但是夢囈，還被懷疑另有“陰謀”。他的“報告”自然被丟進字紙簍去了。



不久，報紙廣播中公告了中國第壹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的消息，舉國都在歡慶，而束星北卻躲在自己的屋裏發出撕心裂肺的哭聲。為什麽呢？因為原子彈爆炸成功了，他立功贖罪的希望破滅了，共產黨不要他為國家服務了，他那尚未丟棄的專業知識再也派不上用場了！



這回，得知束星北躲在暗處悲嚎的官方人士卻高興了，他們不僅幸災樂禍，還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找到束星北告訴他：壹個臭知識分子有什麽了不起？當年要妳為人民服務，妳自以為了不起，尾巴翹得老高了；如今妳想要服務都不要妳了，諾大個中國，難道離了妳束星北就搞不成社會主義？搞不成原子彈？共產黨離了妳就坐不穩天下？現在想來立功贖罪？晚了！共產黨偏不要妳！



山大官方的這種態度既是完全真實的，也是完全正確的，這不是下面幾個幹部的想法，而且也是共產黨的想法、毛的想法。陳毅副總理得知後也說了：共產黨不欠妳束星北什麽！共產黨對得起妳束星北了，妳束星北有今天，完全是自作自受！



看真是自作自受。什麽報效國家、什麽立功贖罪，回到人民隊伍，都是竹籃打水，壹場空了。束星北也不幻想了，還是去清掃好廁所，搞好“抽水馬桶改造”吧。從此後，束真的壹心撲在馬桶改造上，文革中，由於他已是“死老虎”，不是打擊重點，他就老老實實、積極地搞他的廁所清掃和馬桶改造工作。據說，那些年他走遍了山東各地的大中型醫院，維修改造了所有醫院的抽水馬桶，還附帶幫助修理了壹些醫療設備。



如果沒有後來壹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束星北也許這輩子就以“廁所清掃工”、“抽水馬桶維修工”終老歸土了。也許是命不該絕，老天可憐他的知識、才華，還讓他發揮壹點余熱為國家服務，為共產黨作貢獻，於是命運給他安排了壹場戲劇性的轉折。



1972年，美籍華裔科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應邀回國訪問，受到毛、周等領導人的接見。交談中周恩來提出，希望李能為中國幫助解決教育人才“斷層”問題，介紹壹些海外人士來華講學。這反映出在受到蘇聯的核威脅後，毛、周等意識到科技落後可能招致挨打的可怕後果，因此再度引起對科技人才的重視。



聽到周恩來的話，李政道毫不遲疑、直言不諱地說：“中國不乏解決“斷層”問題的人才，只是他們得不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先生就是。”李並借機提出要見老師。周恩來已記不起束星北的名字，有關人員只好以事先沒有安排為由，婉轉拒絕了李政道的要求。其實要找到束星北並不難，只是，當年的名教授，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恩師已經淪為廁所清潔工，以束現在這種身份和形象怎麽去見尊貴的外賓？這有損中共的國家形象啊。



李政道走後，有關當局立即奉命查找束星北，並將束的情況上報。束立即被請回了山東大學，重執教鞭，束的命運在晚年又奇跡般地改變了。



由於李政道的關系，束星北在1974年被破例摘掉右派帽子。1978年，束又被聘為國家海洋局第壹海洋研究所教授，可以自主地從事海洋動力學的研究。為了盡快為國家培養高端人才，他舉辦了海洋學培訓班，選拔全國各地壹流的海洋人才苗子來進修培訓。



重獲“新生”的束星北，知道感恩圖報，也知道時間的珍貴，不顧自己患有慢性氣管炎和肺氣腫，他爭分奪秒地為學生講課和從事科研。因為病，只好帶著氧氣袋和腎上腺素氣霧劑工作。



表面地看，這位科學天才與過去沒有什麽不同，他依然思維活躍，邏輯嚴密，語言清晰。只是家人發現，他常常半夜裏突然從床上爬起來，在桌上伏案疾書，寫完便又去睡覺。起初，家人都以為他是靈感突現，立即起來記下思維中的閃光片斷，所以都不在意，更不去察看他寫的是什麽。可是，這種情況多了，而且他晚上寫的東西，只是放在抽屜內，並不拿去研究所。這便使家人產生懷疑。更加他每晚半夜突起、突睡，仿佛夢遊壹般，家人便躭心他患了夜遊癥，趁他不在家的時候，從抽屜內拿出他寫的稿紙來看，哪知不看則已，壹看不禁大吃壹驚！原來他寫的都是檢討、認罪書和自我批判之類的文字。



據醫學上的說法，束星北患的是精神分裂癥。大凡在某種特殊殘酷的環境裏長期生活過來的人，常常會在夢中重現當年的情景，被惡夢驚擾；或習慣性地重復當年的壹些動作習慣。這種情況發展得嚴重，就會患上精神分裂癥。壹、二十年的殘酷肉體和精神折磨，居然使束星北成了“雙面人”，不亦悲乎！



束星北晚年重出之後寫下了生命中光彩壹筆的，是1979年中國發射第壹枚洲際彈道導彈，需要計算彈頭數據艙在公海的最佳接收和打撈時間。當時，國內沒有這方面的專家來承擔這壹絕密的任務，經人推薦這壹任務落到了束星北頭上。束憑著海洋研究所的壹臺計算器和壹摞紙、壹支筆就準確無誤地完成了這項艱巨任務，既為國家節省了百萬元專項經費，還爭取了時間。行內人知道後，不由得驚嘆：天才終究是天才！



1983年，束星北病逝。走完了他多災多難的人生。



從束星北的故事裏，我們看到了壹個極權、獨裁政權對科學天才是如何進行無情摧殘、扼殺的，也看到了在高壓下壹個科學家人格如何被扭曲，還看到了壹個單獨的個人在面對壹個強大的恐怖的國家機器時是如何地無奈，無能為力，如何地可悲！



但是，最為重要的、最令人痛心的是毛澤東為了實現他的極權統治，依仗他的暴力萬能論，不惜扼殺任何天才、消滅任何中華民族精英！束星北的遭遇不過是千千萬萬類似的被摧殘者中的壹個，是九牛壹毛。而他在晚年的奇跡般的命運轉折，是壹般人所不可能遇到的，所以，從這壹點來說，束星北比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幸運，更不用說去比較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千千萬萬的冤魂了。



下面，再簡略述說兩位著名水利專家的故事，這故事應為“壹組”，即兩個個體的復合，猶如壹枚硬幣的兩面，他們各自的形象完全不同、命運也各異。



黃萬裏，1911年生於上海，1932年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赴美留學，攻修水利工程，獲碩士、博士學位。1937年回國，先後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師和測量隊長，甘肅省水利局長，東北水利局總顧問。1953年任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



值得壹提的是，黃萬裏乃我國著名民主黨派人士黃炎培之子，就是那個以國民參政員身份到延安訪問，與毛澤東探討“歷史周期率”問題、在中共建國後曾擔任過政務院副總理的黃炎培的大公子。



張光鬥，1912年生，江蘇常熟人。1934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同年赴美留學，習水利工程，先後獲得加州大學和哈佛大學工學碩士。回國後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任職，中共建國後，任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



這兩位年齡、學歷、經歷基本相同，後又同為清華大學水利教授的高級水利專家，後來卻書寫著完全不同的人生。



兩位的分歧產生於修建黃河三峽門水利大壩上。



黃河是條多泥沙的河流，人稱“壹鬥水，泥沙居七”。這就決定了用建大壩攔水蓄沙，是壹條錯誤的治黃思路，上古時鯀治水失敗和禹治水成功，已經提供了這方面重要的經驗教訓。



可是建國後不久，好大喜功，自以為戰無不勝、“與天鬥其樂無窮”的毛澤東，卻產生了與人們的經驗和常識相反的想法，那就是想用“蓄水攔沙”建大壩的辦法，使黃河變害為利，實現“黃河清”。



最初提出這壹思路的是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1952年毛到鄭州視察時，眺望黃河，問：“黃河漲上天，怎麽辦？”在旁陪同的王化雲就提出：“古人治水只講‘疏導’二字，治了幾千年的黃河還是條害河……我產生了壹個思想，叫‘蓄水攔沙’，用大壩斬斷黃河，叫它除害興利。”王的所謂興利，就是除水利灌溉外，用大壩發電。



毛壹聽正合已意。不過他的想法不止於所謂的除害興利上，他想到的主要是千古流傳下來的壹句諺語：“聖人出、黃河清”。毛自忖：自己已經統壹了中國，建成了自秦始皇以來的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統壹集權的“帝國”，難道還不算“聖人”嗎？既如此，我何不再幹件大事，讓黃河變“清”，豈不又是震古爍今的壹大奇跡、流芳千古的美談？



毛的這個想法不便自己說出，卻由當時的副總理鄧子恢在1954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清楚地說了出來：“我國人民從古以來就希望治好黃河利用黃河，他們的理想只有到了我們今天的時代，人民民主的毛澤東時代，才有可能實現。在三門峽水庫完成之後，我們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國人民就可以去黃河下遊看到幾千年來人民所夢想的這壹天——看到黃河清！”



很明顯，毛已把他的意圖傳示給了他的大臣，他們深深懂得了三門峽工程的重大意義，首先是在政治方面的，就是實現“黃河清”，以此來證明“毛澤東時代”的偉大和輝煌，證明毛澤東就是幾千年以來人民所盼望的“聖人”。這個目標壹經毛的腦海形成，其他壹切目標都降到次要的、甚至無足輕重的地位。技術方面，當然要為實現這壹政治目標服務——按照毛澤東已經自我膨脹起來的想法，他認為在他面前，沒有什麽解決不了的難題，沒有人能阻止他前進的步伐。壹貫鄙視知識分子、鄙視技術的毛，認定他的人海戰術可以解決壹切問題，“人定勝天”就是毛當時的名言。可以說，三門峽水庫就是毛後來發起“大躍進”運動的前奏。



為了表示決策的民主、科學，也為了動員技術力量為其既定的目標服務，毛政府邀請蘇聯專家、以及國內主要水利專家來參加三門峽工程的論證和規劃設計，黃萬裏、張光鬥均在被邀之列。



當時，人們已經深知中共“先決策、後論證”的建設方式，特別是偉大領袖提出或拍板的事，實際上是不容討論的。所以，參加工程討論和規劃設計的幾百名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沒有人敢對毛欽定的這壹工程說“不”字。可是這時偏偏有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站出來說“不”了，那就是黃萬裏，還有壹個叫溫善章的技術員。



黃萬裏明確反對建設大壩，他指出：三門峽大壩建成以後，黃河潼關以上流域會被淤積，並不斷向上遊發展，到時候不但不能發電，還要淹沒大片土地良田；同時，“黃河清”只是壹個虛幻的政治理想，在科學上是不可能實現的……



與黃萬裏相反，聰明的張光鬥和絕大多數與會者－道，積極支持建設三門峽大壩。



黃萬裏舌戰群“儒”，據理力爭。所有的中國專家、蘇聯專家都無法“戰勝”黃萬裏。但是，工程依然順利得到通過，而且，中共開動了它的所有宣傳機器為三門峽工程造勢、唱贊歌。黃萬裏的反對聲音根本無法聽到，早被鋪天蓋地的贊美之聲淹沒了。



毛澤東和中共領導集團根本沒有耐心傾聽反面意見，他們不會為壹兩個反對者而放棄“偉大”的宏圖夢想，黃萬裏只能是被圍攻、壓制、最後是對其不予理睬。為了使方案在技術上獲得蘇聯專家的通過，工程的組織領導者不惜指示有關人員采取篡改、偽造重要數據的辦法，如黃河每年的泥沙量為1.6億噸，而向蘇聯專家提供的資料被改為1.3億噸，並且保證在黃河上遊采取綠化等水土保持措施，使黃河的泥沙含量每年減少3％，二十年後，泥沙問題就可以徹底解決……



就這樣，三門峽的大壩和水電站設計方案獲得順利通過。1957年4月，黃河三門峽大壩正式動工興建。



毛澤東對上述壹切雖然不直接參與，但他對相關情況了如指掌。三門峽工程開工後，毛沒有忘記對工程討論中的有功之臣的獎勵和“害群之馬”的懲罰。張光鬥被任命為工程技術負責人。在此前後，在毛澤東、周恩來的“親切關懷”下，張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又評選為全國先進工作者。1959年9月，毛視察北京密雲水庫，張帶領學生在那裏實習，毛親自召見張光鬥，聽取張有關教育改革的匯報。張在匯報中盛贊毛的“無產階級革命教育路線”，以清華大學水利系師生參加密雲水庫設計為例，說明這條路線的偉大、正確。毛聽了十分高興。從此，張光鬥成了貫徹執行毛的教育路線的標兵，全國水利學界最高技術“權威”和“泰鬥”，成了紅得發紫的紅色專家……



黃萬裏則相反，由於拂了“皇上”的“逆麟”，很快就被歸入“另類”。在接下來的整風運動中，因其寫了壹篇小散文《花叢小語》，批評北京馬路建設中的挖了填，填了挖的無序現象，還對毛的人民內部矛盾理論談了點自已的看法。這本來只是壹般性質的“小意見”，誰知被深知毛皇“聖意”的小人，將其上綱上線密報到毛的案頭，毛壹看是有“前科”的黃萬裏（他還有個令人討厭的父親黃炎培），本來就發愁沒有合適的罪名整治這個狂妄的“刁民”，如今有了這個材料，那就名正言順了。於是，黃立即被毛“欽點”為右派分子。



學校的黨組織知道黃萬裏成了“欽犯”了，在處理時也迎合“聖意”，將黃萬裏發配去三門峽大壩工地勞動改造，那意思誰都明白：妳當年反對大壩上馬，今天就叫妳親自來為大壩建設扛石挑土，而且是強迫勞動！這就是對妳敢於與偉大領袖唱反調的懲罰！



毛得知對黃的這個懲罰，大概“甚慰朕心”了。



可是，當學校領導自鳴得意把對處分向黃萬裏宣布時，黃並未有激烈表現，只是平靜地說：



“伽利略被投進了監獄，但是地球照樣繞著太陽轉。”



黃萬裏的預言很快就為事實所證實了：科學是不容戲弄的！很快，三門峽水庫變成了壹場不折不扣的災難。大壩1961年建成，1962年第壹臺15萬千瓦機組試運轉。但蓄水壹年半後，1·5億噸泥沙被攔截在三門峽至潼關的河道中，河床升高了4·5米，迫使黃河最大的支流渭河水位大幅上升，造成渭河堤岸崩塌，山體塌方，河水被偃塞了二分之壹，釀成人為水災（因缺乏資料，傷亡和損失情況不詳）。中國最富庶的農耕地區之壹的關中平原50多萬畝農田鹽堿化，30多萬水庫移民無法在新遷移地安家，長期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且，渭河水位的持續上升威脅到西北中心城市西安的安全。



問題還不止此。由於高壩只能當低壩使用，防洪目標無法達到，發電能力則只為設計的五分之壹。此外，水庫還毀滅了壹批中華文化發祥地的珍貴文物古跡，黃河航運也被迫中斷。



據說毛聽到這些匯報以後，曾氣急敗壞地說：“三門峽（大壩）不行就把它給炸掉！”



後來采取的補救辦法是撈沙清淤，並兩次改建大垻，據最後保守的估計，新投入的費用已經超過原來三門峽工程的總投入。而這時正是中國大饑荒餓死人的歲月。



這就是毛為了實現他的“黃河清、聖人出”夢想所付出的代價。



但是，這種代價對毛來說當然是無足輕重的，“三年自然災害”死了幾千萬人對於他來說都無所謂，何況這點損失？而且主要是經濟損失，不足掛齒。毛最擔心的是由於經濟建設上的失敗，影響到他個人的威望，影響人們對他的無限崇拜、無限迷信。所以，三門峽電站建設的情況、效益，也成了高度機密，報紙、電臺對此緘口不言了，人民群眾對它的真相壹無所知，久之便淡忘了，仿佛中國從來沒有過這項“偉大工程”。



三門峽工程失敗了，但作為當年極力慫恿工程上馬，並擔任工程技術總責任人的張光鬥來說，不但未被追究責任，反而地位、榮譽都節節攀升，籠罩他頭上的光環越來越多：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主席團成員兼技術科學部副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副校長，校黨委副書記，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水利水電科學院院長、中國水利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和《科學通訊》副總主編、《水利學報》主編、黃河水利委員會和長江水利委員會技術顧問、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貴陽、昆明勘測設計研究院的技術顧問，等等、等等。1994年又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還兼壹個“反邪教（實為反法輪功）協會”榮譽理事的頭銜。得到中國幾代領導人的青睞、寵信……



其實，想壹想，張“泰鬥”的現象也沒有什麽奇怪的，偉大領袖毛發動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國家損失數以千億計，他卻安然無恙；文革中將國家弄到癱瘓崩潰，他的個人威望卻如日中天，達到了頂峰。張泰鬥只搞砸了壹個三門峽，登上個人榮譽的頂峰有什麽奇怪呢？關鍵是他緊跟偉大領袖，按毛的意圖行事，毛不敗，他當然也立於不敗之地……



可黃萬裏就慘了。本來，三門峽工程的失敗，也就證明了黃萬裏當年的意見正確，按道理應該給予這種敢於堅持真理、敢於犯顏直諫之士以褒獎，起碼原來受到的處分應該撤銷了。可誰知黃的右派帽子仍然牢牢地戴著，而且像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越來越緊了。1978年，中共中央下達55號文件之後，全國的右派陸續“改正”，可黃萬裏的“帽子”依然如故，當局大概想將他作為“正宗”右派保留進博物館。拖了幾年，後來在各方的奔走抗議之下，才不得不將他“改正”了，黃萬裏成了清華大學最後壹個“改正”的右派。可當局依然留了壹手，不恢復他的授課權，直到1998年，長江大洪水之後，才給予黃授課權，這時黃萬裏已87歲，又患癌癥，毛的接班人估計他也活不了幾天了，不可能再掀起反政府決策的風浪了，所以，最後表示壹下“皇恩浩蕩”。



毛的“接班人”繼承了毛的遺誌，對黃萬裏百般警惕、壓制。1982年，鄧小平給長期爭論不休的長江三峽水電站的修建開了綠燈，1984年國務院原則批準三峽工程建設計劃。這時，剛剛摘掉右派帽子的黃萬裏卻不改其“右派本性”，站出來對在沒有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的情況下就作出這壹決策的做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黃“右派”的這種頑固不化的跟政府對著幹的狠勁，使中國領導人和決策者再次對他恨得牙根癢癢，恨不得重新給他戴上右派帽子。但是，黃又說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找不到懲罰的借口。決策者無法，拖到1986年，只得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名義決定對長江三峽電站進行可行性研究。研究由水利部主持，邀請兩院院士張光鬥為特別顧問，黃萬裏則被排除在外。當局這種做法不僅是害怕黃萬裏又來“搗亂”，更重要的是對黃的壹種“報復”：妳不是說要進行可行性研究嗎？我們現在依了妳。可是，偏不要妳參加！



果然，論證的結果是“完全可行。”1993年，國務院組織審查三峽工程的初步設計方案，聘請張光鬥為審查委員會的技術負責人。之後又請張擔任三峽工程質量檢查的總負責人，又由國務院從總理基金中拿錢對張泰鬥等人在三峽工程決策論證中的“特殊貢獻”予以特殊獎勵。



被“冷凍”的黃萬裏這時實際上已被剝奪了發言權，不過他仍然要頑強地表示意見，為何如此頑固不化呢？早在三門峽大壩工地勞改時，他就在勞動之余，在工棚昏暗的油燈下寫下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對壹些錯誤的做法不作任何評論，別人對我無可指責。但我確實是學這壹行的，而且搞了壹輩子水利，我不說真話，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關天、子孫萬代的大事！”



正是懷著這種強烈的責任感和對國家、民族和子孫後代負責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結，黃萬裏又壹次冒著“逆龍鱗”的風險，對三峽工程提出諸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見建議。可是，他寫的文章國內沒有哪家報刊敢發表，他只好投去他求學過的美國，美國的《現代中國研究》雜誌就多次刊登他的文章。同時，他還三次給中國最高領導人寫信，指出三峽工程潛在的巨大隱患，但三次都如泥牛入海。



重登教壇後，黃萬裏公開批評三門峽工程論證中有的專家“竟然放棄了水流必然趨向夾帶壹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顏地說黃水真的會變清，下遊真會壹下子就會治好，以討好領導的黨和政府。試想，這樣做，對於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他的動機是愛護政府還是愛護自己的飯碗？”



看來黃萬裏真是個“死不改悔”的右派了，幾十年過去了，他所批評、指責的那些“奴顏地”“討好領導的黨和政府”和“愛護自己的飯碗”的人，壹個個青雲直上，爬上了高官顯爵，錦衣玉食，而且權勢炙手可熱。而他這個堅持講真話、為子孫萬代負責的書呆子，卻換來了二十幾年的被專政和“賤民”生涯，還株連家人和親友。好不容易活到了解除賤民身份，早已過了古稀之年，卻還要拿起筆繼續為真理、為後代而戰。看來他並沒有接受三十多年來的教訓，還對中國的現實視而不見，去繼續譴責那些為了自己的“飯碗”而奴顏婢膝地討好“黨和政府”的專家們。可是人家正在慶幸自己正確的人生選擇呢。



聰明人早就看清楚了：在中國，不需要有人為真理而戰，中國不需要伽利略，也不需要嶽飛，它只需要聽話、會揣摸領導意圖的“秦檜”。為毛所推崇的中國古代“法家”就有明示 ：“尊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罪；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管子》任法第四十五）張光鬥大師在學習水利技術的同時，可能也學了點政治學，特別是法家和馬列主義，所以認定了“尊主令而行之”，雖過猶功，何懼之有？反之黃萬裏先生則死尊孔孟之道“舍生取義”的教導，可能還記著“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誌”的格言，所以，就“非主令而行之”了。按理，這樣做“罪死”——要殺頭的，好在黃先生不帶兵，也不當官，造成的影響不會很大，所以，如今的“法家”寬大為懷，只給他當壹輩子“賤民”的處分，應該是夠仁慈的了。



當然，黃萬裏先生身為高級知識分子，這些道理是不能不懂的，“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是傳統“士人”的信條之壹，亦其難能可貴之處。可也是其可悲之處——更是中國的可悲處。



黃萬裏給中國領導人的信中，指出了長江三峽工程的隱患和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對於如筆者壹類水利外行來說，難以判斷其所言的是與非。只是從民族和後人的利益考慮，但願其言之不中，或者問題仍有可挽回之處。那就是國人之幸、也是黃萬裏先生之幸了。



欲壑難填的豪賭 : 毛的大躍進動機深源







大躍進和三面紅旗其實是壹回事。三面紅旗的全稱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是總的政治口號，也是對大躍進總的要求，它叫做：“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人民公社是大躍進中發明並實施的農村和農業組織管理體制（後來部分地推廣到城市），是大躍進的主要組織實施形式；大躍進則是實質內容。為方便起見，下面概以“大躍進”稱之。



就毛統治時期所造成的死人之多、損失之大來說，“大躍進”運動當屬第壹。據專家考證，中國社會在秦始皇到毛共建國之前的2129年中，發生死亡萬人以上的自然災害（不算戰爭）共203次，死亡人數加總為2991萬，不及毛的大躍進壹個運動死人之多。從性質上看，毛的“大躍進”造成的大死亡，既不關天災，也不關不可抗拒之瘟疫，它是百分之百的“人禍”，準確地說，是毛澤東壹手造成的“毛禍”。它體現了毛為達致壹人之私欲，而不惜毀滅整個民族的反人類、反文明的滔天罪行；也揭示了毛視人命如草芥、視生靈如糞土的大暴君、大流氓惡棍的猙獰面目。



毛為什麽要發動這場荒誕、瘋狂的運動呢？毛共官方對它的解釋是：（毛是為了）能在壹個較短的時期把中國建成壹個現代化強國，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由於不尊重科學和客觀規律，因而犯了急躁冒進的錯誤，結果欲速不達。也就是說，是“好心辦了壞事”。



真的是這樣嗎？否！下面我們首先搜尋這壹時期毛思想之源流，揭露他的真正動機和目的所在。







斯大林之死，加速了毛澤東充當國際共運領袖的野心



事情需要從遠壹點講起，因為凡事都有它的根由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去世，從毛澤東內心來說，是非常高興的，簡單講，這有如搬開了長期壓在他頭上的壹塊巨石。其實，毛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和建國之初就不斷在背地裏發泄對斯大林的不滿，當然，那時他絕不敢公開表露出來。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反斯大林的報告，毛立即說：“蘇聯不批評斯大林，我們就不好批評，但現在可以講了。”大有松了壹口大氣之感。毛把斯大林所謂對中國革命的“錯誤”歸納成四點：壹，在“土地革命”時期，斯大林支持王明擔任了中共的領導，推行“左傾王明路線”，結果對革命造成重大損失（對毛本人給予了嚴重打擊）；二，抗日戰爭開始，斯大林又把王明派回國內，推行所謂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差點奪了毛的權，使“中國革命事業”毀於壹旦；三，抗日戰爭結束後，斯大林反對中共發動全面內戰，奪取全國政權的方針，主張把中國“全交給美國，交給蔣介石”；四，斯大林曾說毛是半個鐵托或準鐵托。



其實，除上述外，還有兩個令毛更為惱恨的事件：壹是1945年8月斯大林強令毛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毛極不願去，因為他怕國民黨趁機幹掉他（殺人不眨眼的毛其實最怕死），但在斯氏的威迫之下他不得不去，回來還病了壹場，這事令他刻骨銘心；二是1949年12月毛首次去莫斯科拜見這個“大老板”，順帶給斯氏祝壽，並趁此機會簽訂壹個冠冕堂皇的同盟條約。本想斯氏會熱烈歡迎他，那知斯氏先給他壹個下馬威，把他涼在莫斯科郊外來了個“冷處理”，按毛自己的說法，“這兩個月不好受”，壹天就是“吃飯、拉屎、睡覺三件事”，接下來還被迫簽訂了壹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毛澤東完全無可奈何，只能任由斯氏擺布。



盡管如此，毛當時對斯氏的不滿仍然不敢有所表露，因為他知道，自己不論在國家實力、個人資歷和威望等各方面都不能與蘇聯和斯大林相比，特別是毛即將面臨的發展軍事工業和經濟建設的任務，都需要蘇聯的幫助，這種情況下，他決不能得罪斯氏。



不過，依毛之秉性，他這種忍讓是有限的，就像後來的事實那樣，與蘇聯翻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斯大林健在，這種情況可能發生晚壹些，但以毛與斯大林的個人恩怨和其不甘屈居人下的性格，中蘇間不可能永遠友好下去，毛決不會永遠充當“兒子黨”和“小老弟”的角色。



所以，斯大林之死，毛從心底是高興的。尤其是，斯這壹死“空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高領袖的寶座，給了他壹個登上全世界共產黨 “壹把手” 的機遇。在毛看來，斯氏之後，理所當然就是他毛澤東堪做共產黨世界的老大了。當然，毛也知道，這種事不可能操之過急，得壹步壹步來。斯大林死後，蘇共繼任者赫魯曉夫對他的態度明顯“軟”了許多，先是增加了35個援助項目（連同斯大林允諾的共141個）。1954年中共國慶5周年時，赫魯曉夫帶領蘇聯主要黨政領導人親到北京來捧場，這種主動降尊紆貴的討好態姿，在斯大林時期是根本不可能的。赫氏等來華後還主動表示對斯大林居高臨下“不是通過說服、解釋、耐心地同別人合作，而是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要別人無條件接受他的意見”的對華態度加以譴責，宣布放棄在莫斯科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秘密附件中侵害中方利益、與中方“合作”成立的兩個礦產公司的所有權。還答應再賣15個大型項目給中方，使蘇聯援建中方第壹個五年計劃的大項目達到156個，又另給中國壹筆5億二千萬盧布的新貸款。次年（1955年），赫魯曉夫又答應提供斯大林所堅決拒絕的原子彈技術，幫助中國的核工業起步。完成了毛和中共的壹大心願。



盡管赫魯曉夫給了毛這麽多“甜頭”，但翅膀初步硬起來的毛還是越來越不買赫氏的賬，赫氏幫助他增強了經濟和軍事實力，反而成了他日後與赫叫扳的本錢。這倒有點像跨國版的“農夫和蛇”的故事。這壹切根本原因就是毛看中了那個國際共運領袖的寶座，必欲取赫魯曉夫而代之。



在毛澤東看來，赫魯曉夫不論在哪方面都不如他。赫只是繼承了斯大林的權力，是坐享其成，怎能與他獨自在壹個5億人口的大國奪取政權相比？赫氏在理論方面也沒有什麽貢獻（只是推出了萬惡的“修正主義”）， 不像他不但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而且推出了有中國特色、戰無不勝的 毛主義——“毛澤東思想”。 總之，他思來想去這國際共運領袖的寶座都非他莫屬。



可是，毛知道，這事首先要取得其他共產黨國家的支持才行，而要取得其他共產黨國家的支持，就要先破壞它們與赫魯曉夫的關系，聯合它們起來向赫氏叫板，造蘇共的反。毛想，幹這件事的最好“突破口”就是長期以來形成的蘇共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頤指氣使的“老子黨”作風，以及由此種下的其他共產黨對蘇共的不滿。



機會終於來了。1956年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很快就在全世界特別是共產黨國家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波，爆發了反斯大林主義的浪潮……。毛澤東雖然在個人感情上對斯大林不滿，但他從大局考慮，卻堅決反對對斯大林的譴責與否定，因為他十分清楚，他要執行的正是斯大林主義，他需要斯大林這把“刀子”， 全世界共產黨也需要這把刀子，否則共產主義革命不但難以在全世界取得勝利，共產主義陣營還有分裂、瓦解的危險。這種“本是同根生” 的大局觀念蓋過了他與斯大林的個人恩怨，所以，他立即確定了維護斯大林、與赫魯曉夫對著幹的總方針，拉開了與蘇共“修正主義” 鬥爭的大幕。



毛還估計赫氏此舉會“捅了漏子”， 給那些本來就對斯大林、對蘇共不滿的“兄弟黨”和“衛星國”反叛以可乘之機，讓“社會主義大家庭”從此不太平。果然，赫魯曉夫的報告很快就在東歐形成了壹股反斯大林主義、反蘇聯軍事占領和殖民統治的鬥爭浪潮，波蘭的波茲南市首先發難，波蘭共產黨——統－工人黨要求自主自立。毛澤東大喜過望，認為時機到了， 立刻表示堅決反對蘇聯對波蘭的幹涉，公開譴責蘇共的“老子黨” 作風和“大國沙文主義”，聲稱要與波蘭黨和人民站在壹起……本著幸災樂禍和趁火打劫之想，在波蘭事件爆發之後，毛立即派劉少奇、鄧小平率團去莫斯科，目的是指責蘇聯在對待波蘭問題上的“大國沙文主義”，要其承認錯誤。但蘇共堅決拒絕了劉、鄧的指責和訛詐。後來蘇聯自己修復了與波蘭的關系，兩黨重歸於好。中共和毛什麽也沒有撈到。



毛又想到了南斯拉夫鐵托這個蘇聯的老對頭。指示正在那裏出席歐洲共產黨會議的中國代表彭真，要彭邀鐵托壹道與蘇聯對抗，由南、中兩國壹道發起召開世界共產黨最高級會議，取蘇共而代之。可惜的是，鐵托表示對此沒有興趣，他自己也不想去參加這種會議（後來這個會議仍由蘇共發起召開，鐵托派他的二把手卡德爾去莫斯科出席會議）。毛的打算再次落空了。



老羞成怒的毛仍不死心。又指示在波蘭受挫的周恩來去莫斯科，要求蘇共按毛的調子“重新評價斯大林”，為斯大林“平反”。結果被赫氏和蘇共憤怒地壹口回絕，惹得周只好與他們“擡杠子”了。



在數重挫折打擊下，毛有些氣急敗壞了。1957年1月毛在他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突然發難，在講話中大罵蘇聯領導人“利令智昏”、並說他的“辦法就是‘去臭罵壹頓’”。又說“這回周恩來同誌在莫斯科就不客氣了，跟他們擡杠子了，搞得他們也擡了”。但是，除“擡杠”之外，毛什麽辦法也沒有。



幾個回合較量的失敗，冷靜下來之後的毛開始認識到，他與蘇聯翻臉、取赫魯曉夫而代之的時機還不成熟，看來主要問題是自已的實力不足，所以，別的共產黨和共產黨國家不願跟他走。他又考慮到他的國家對蘇聯仍然多有所求，不能把關系搞得太僵。於是調整策略，不妨先投其所好，讓蘇共和赫魯曉夫繼續當世界共產黨的頭，暫時修復兩黨兩國關系。不過他得講究策略，讓對方付出壹些代價，自已撈得壹些好處。



1957年6月間，蘇聯發生了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等斯大林舊臣的未遂宮廷政變。重新坐上壹把手寶座的赫魯曉夫急需取得各國共產黨的支持，以鞏固自己有些動搖的地位。各國共產黨都表態支持了，唯毛故意遲遲不言語。此時，蘇共想借當年11月慶祝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之機，在莫斯科召開全世界共產黨人最高級會議，以顯示自己仍然是世界共運中心和領袖的形象。但如果中共不參加這次會議，會議將大為失色。赫魯曉夫有些著急了，想委曲求全，他派米高揚到中國，與毛商量、落實去開會的事。毛打定主意利用這個機會敲榨壹下赫魯曉夫。毛答應赴會，但提出壹個條件：蘇聯必須轉讓制造原子武器及其運載手段的材料、技術資料和模型。輕率的赫氏不及多想，答應了。雙方簽訂協定，蘇聯保證“提供中方壹切東西使他們能夠自己制造原子彈”。大批蘇聯優秀核專家被派到中國傳技授徒，中國核技術人員從原有的60名猛增到6千名，為中國的核工業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毛的這壹著勝利了，如願以償了。



毛也守信，如期去莫斯科開會。11月2日，毛率團飛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既暨世界共產黨最高級會議。



從後來的顯示看，毛澤東此次去莫斯科的目的有幾個，首先，他答應為赫魯曉夫捧場，擁護蘇聯作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心和“為首”的地位，也就承認了赫氏作為世界共運領袖的身份；其次，他也要借機表現自己在全球共產黨中的特殊（老二）地位；其三，趁機拉攏其他共產黨頭頭，為以後自已正式取代赫氏登上世界共運領袖寶座做好鋪墊和準備。



此次赫魯曉夫確實是給足了他面子：親到機場最隆重的迎接，讓他住進克裏姆林宮內最豪華的原沙皇的寢宮，還按毛的要求進行了床和馬桶的改造；在大會發言者中毛被賦予不上主席臺站著講而是在原地“坐談”的唯壹特殊者；被當作主賓與赫魯曉夫並肩站上紅場的檢閱臺上。另外，毛還帶上宋慶齡、郭沫若這兩位“非黨”人士去出席共產黨世界最高級會議，這也是其他國家共產黨所絕對不敢為之的。總之，毛要處處顯示他的“特殊”，這壹切，赫氏都容忍了。赫氏知道，毛中國是共產黨世界除蘇聯之外的第二大強國，毛本人的傳奇經歷也是他所不具備的。只要毛擁護、承認蘇聯的全球共產黨盟主地位，承認他本人的世界共運領袖，其余他都可以讓步；他可以讓毛充當“老二” 的角色。



但是，面對赫氏這種退讓，毛還是在中暗中搞些小動作，如，他在64國共產黨領導人大會上，大談團結問題，卻話中有話地說：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鐵板壹塊，有的百分之百，有的百分之九十、八十……成色不等；出了問題，有不同意見要團結，也要鬥爭，要給人家壹條出路，要有靈活性和原則性……等等。這些顯然是在含沙射影地批評蘇共在對東歐國家關系問題上的做法，並且擺出壹付“教師爺” 的面孔。



更加令赫魯曉夫等人不堪的是，他居然當著與會者的面，贊賞幾個月前搞政變試圖推翻赫氏的領頭者、蘇聯前外長莫洛托夫是“老同誌，有很長的鬥爭歷史”。 在會外則說：“我們熱愛莫洛托夫”。



毛又故意重提“十月革命的經驗”（即暴力革命），說它“乃有普遍意義”。意在反對赫魯曉夫提出的“和平過渡論”。毛還說，要反對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但尤其是要反對修正主義……。這些都是針對赫魯曉夫射出的壹支支“暗箭”。



毛還在大會上炫耀他領導中共奪取革命勝利的光榮歷史，然後突然把話題轉移到未來戰爭問題上來：



“我們還要估計壹種情況，就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他們摔，我們也摔，這樣打得壹塌糊塗，這就要損失人……如果要發動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壹；再多壹點，可能損失壹半。



我和國外壹位國務活動家（指尼赫魯）辯論過這個問題，他相信如打起壹場原子戰爭，整個人類都會消滅。我說如果糟到不能再糟，壹半人都死了，那另壹半人還活著，帝國主義將會被夷為平地，全世界將成為社會主義的；多少年內又會有27億人而且肯定會更多。”



毛的這壹番話明顯地意在挑戰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論”。 特別是他在談到核戰爭死人時那種無所謂、無動於衷的口氣，引起與會者的震驚和憤怒，他們認為，“人”對毛來說無非是數字，死多少人他滿不在乎，對核戰不但不在意，而且歡迎。在接下來的發言中，哥穆爾卡，這位曾受到毛“保護” 本應對毛感恩戴德的波蘭共產黨領導人，強烈反對毛對核戰爭的分析，強烈反對挑起核戰爭。捷克共產黨領導人諾沃提尼則說：“毛澤東說他的6億人口準備死掉壹半，還有3億。我們怎麽辦呢？我們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萬人，打起仗來都將死光，誰還能留下了重新開始？”南斯拉夫首席代表卡德爾說：“再清楚不過了，毛澤東想要戰爭。”毛由此在國際上獲得了個公認的“好鬥”的名聲。



這沒有壹點冤枉毛。在會場之外，毛在對中國在莫斯科的留學生講話時也發表了壹通好戰狂言，後來人們歸納為“東風壓倒西風”論。毛說：現在“社會主義力量超過了帝國主義力量”，“世界上風向變了。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鬥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現在世界上共有27億人口，社會主義各國人口將近10億，獨立了的舊殖民地國家人口有7億多，正在爭取獨立或者爭取完全獨立的以及不屬於帝國主義陣營的國家人口有6億，帝國主義陣營人口不過4億左右，而且他們的內部是分裂的。”



結論就是：如果發生戰爭，帝國主義肯定全部完蛋。（這句話的潛臺詞是：我們應該發動壹場世界大戰徹底消滅帝國主義。按他的說法是：把資本主義夷為平地，人類付出死掉壹半人的代價是值得的。）。



在那次談到核戰爭死掉壹半人口也無所謂的講話的後面，毛還說了壹段話：



“赫魯曉夫同誌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以趕上或者超過英國……英國現在年產2000萬噸鋼，十五年後，可能爬到年產3000萬噸，中國呢？再過15年可能是4000萬噸，豈不超過英國了嗎？那麽，十五年後，在我們陣營中間，蘇聯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歸根結底，我們要有十五年的和平。到那個時候，我們就無敵於天下了。沒有人敢同我們打了，世界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這段話裏，毛釋放了兩層意思：壹是戰爭可以消滅資本主義世界；二是關鍵是要有十五年的和平期，在這個期間要全力趕超資本主義，然後埋葬資本主義。所以，時間緊迫。這暴露了毛發動大躍進運動的焦急心情，也是他試圖以大躍進的方式求得超常規發展的深層原因。



這壹次莫斯科之行，除了因為考慮到自己力量不足，暫時擁護蘇聯繼續充當全世界共產黨的頭頭、“為首”之外，其余都是在“推銷”他自己，推銷他的戰爭觀。不過。看來，人們對他評價並不太高，他贏得了“好戰”的名聲，但大多數共產黨領導人並不希望戰爭，更不希望打核大戰。



但是毛真的只是想消滅資本主義嗎？消滅了資本主義之後共產黨世界由誰來領導、又由誰統治世界呢？這是他暫時不便公開的問題，其實答案早已在他心裏，那就是只有他毛澤東！他既要做世界共產黨的最高領袖，也要做全世界的最高統治者。我們暫且把這叫做毛的“雙稱霸”謀圖。







二、實力不濟和急於“雙稱霸”的野心，是毛發動大躍進的根本動機



莫斯科會議前後毛的思想處於壹種非常矛盾、焦慮的狀態，矛盾的焦點是他既瞧不起蘇聯、瞧不起赫魯曉夫，認為自己完全應該取代赫氏成為世界共產黨最權威的領袖；但另壹方面，與蘇聯相比，他知道自己的實力差距還很大，而且，要提高中國的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還得靠蘇聯幫助。同時他也看到了，當今世界是憑實力說話的，那些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之所以擁護蘇聯當頭，擁護赫魯曉夫為首，就是因為蘇聯的實力（特別是軍事力量）在這個陣營中最為強大。他毛澤東雖然平生的經歷、資歷以及他自認的領導能力，都要比赫魯曉夫強得多，但人家仍然聽蘇聯和赫氏的，而不聽他老毛的，原因就在於他的力量不及蘇聯。蘇聯新領導人在斯大林問題上的強硬態度極大地惹惱了毛，而他仍然要牽就他們，原因也就在此。但他心有不甘，在背地他恨得咬牙切齒。前面提到的波南亊件後毛派周恩來去“勸說”莫斯科重新評價斯大林遭拒，曾使毛暴跳如雷，在 1957年1月召開的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再提此事，說了壹通語無倫次、讓人莫名其妙的話，這段話應載入史冊：



“這次我們的代表團到蘇聯去，就給他捅穿了壹些問題。我在電話裏跟周恩來同誌說，這些人利令智昏，對他們的辦法，‘最好是臭罵壹頓’。什麽叫利呢？無非是五千萬噸鋼，四億噸煤，八千萬噸石油。這算什麽？這叫不算數。看見這麽壹點東西，就居然漲滿了壹腦殼，這叫什麽共產黨員，什麽馬克思主義者？我說再加十倍，加壹百倍，也不算數。妳無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麽壹點東西，變成鋼材，做成汽車飛機之類，這有什麽了不起！可是妳把它當作那麽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麽革命原則都不顧了，這還不叫利令智昏？！”



情急之中，毛恢復了他的流氓痞子本性，語無倫次，胡攪蠻纏，隨口大罵。但仔細想想，就會發現毛其實是“忌妒”蘇聯的實力比自己強大，所謂“不算數”實際上是壹種“酸葡萄”理論。但他只是說鋼、煤、石油的產量不算數，卻不敢說蘇聯的核武器也“不算數”，因為那些東西毛正在千方百計從蘇聯手裏去“討要” 的，說它們“沒有用”、“不算數”無異於打自己的嘴巴。



其實正是這“五千萬噸鋼，四億噸煤，八千萬噸石油”，令毛望眼欲穿！當時中國的鋼產量是520萬噸，後來在大躍進中，為了實現1070萬噸鋼，他把全國搞了個底朝天，最後靠收破爛、砸鍋賣鐵，才勉強算湊夠這個數（而且其中還有相當多的廢品），妳能說他會認為五千萬噸鋼“沒有用”、“ 不算數”嗎？妳能說毛瞧不起蘇聯年產五千萬噸鋼嗎？！那麽什麽才算數、才有用呢？據毛說大概是他的馬克思主義、“毛思想” 了。可是他也知道，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或“毛思想”當作咒符念上壹千遍壹萬遍也頂不上壹噸鋼、壹噸煤來得實在。



後來，他冷靜下來之後，還是覺得加快發展自己、壯大實力才是正道理。就在幾個月後在莫斯科開世界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會議期間，毛就私下跟不願意提誰“為首”的哥穆爾卡做說了真心話：“要不要有人‘為首’，這不是我們單方面的事。帝國主義有個頭，我們也要有個頭，壹旦有了事，總得有人召集壹下。就拿這次開會來說吧，蘇聯不出來，妳我怎麽辦？蘇聯有多少力量，妳我有多少力量？”



毛接下去說：“我們樹矮，蘇聯樹高。中國從人口上說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卻是個小國。我們產的鋼只有五百萬噸……而蘇聯是五千萬噸。”



妳看，就是這毛澤東，兩個月前還大罵蘇聯年產“五千萬噸鋼”是“利令智昏”，再加十倍、百倍也不算數，沒有壹丁點了不起！可是現在卻作為要請蘇聯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頭頭的最有力理由了……



在會上，毛帶頭為他所不齒、所仇視和鄙視的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集團和蘇共二十大路線唱贊歌。因為毛想清楚了，自已的實力還不濟，暫葉還得請蘇聯當頭。這著實讓赫氏等人高興了壹陣。



其實這是毛澤東的“臥薪嘗膽” 之計。就在他擁護蘇聯“當頭”的同時，他己經在思量如何趕超蘇聯，取而代之。毛知道，要趕上或超過蘇聯和美國，用常規的辦法是不行的。毛在思考著如何縮短這壹過程，創造新的奇跡。恰好這時，在莫斯科的他看到11月13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提出“大躍進”這壹概念，並說1958年中國的經濟建設應該來壹次大躍進，認為中國可以而且必須實現大躍進。這真正與他心有靈犀！有如撥開烏雲見到青天，給他指明了道路。毛禁不住狂喜，對“大躍進” 壹詞贊不絕口，後來他不止壹次說：“我要頒博士學銜的話，建議第壹號贈與這個偉大口號（即“大躍進”）的發明家。”就此，他決定1958年為“大躍進” 開局的第壹年。



回國之後，毛便急不可待地掀起了號稱“壹天等於二十年” 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躍進”運動。



1958年元旦，毛通過其喉舌《人民日報》發表了他親自審定的題為《乘風破浪》的社論，內中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 的口號，要求“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他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 同時還要求“爭取1958年農業生產大躍進和大豐收”。 正式吹響了大躍進的號角。（筆者按：提出大躍進是1958年元月1日，但真正進行全黨全民大躍進總動員是同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



1958年7月31日，也即在中國的大躍進開局半年多之後，應毛邀請，赫魯曉夫率代表團飛抵北京，商談落實蘇方對中方的援助和合作問題。這時中國的大躍進進入了高潮，各種“衛星” 滿天飛舞，天天捷報頻傳，公開提出的口號是“超英趕美”， 實際上首要的是“趕蘇”。在毛的幻覺中，他將用不了幾年就會“超蘇”了。所以，才不過半年多，對“老大哥” 的態度就已經壹百八十度改變了。他板著臉到機場去接赫氏，但沒有紅地毯，沒有儀仗隊，更加令赫氏感到難堪的是，毛居然不顧起碼的外交禮節，就在他的遊泳池邊與赫魯曉夫會談，就像中華大帝召見他的屬國使臣壹樣。壹切與上年冬赫氏在莫斯科給予他的破格隆重禮遇形成強烈反差。



會談中，毛澤東氣也粗了，腰也硬了，此前，蘇方提出建立中蘇聯合艦隊問題，被毛不客氣地頂了回去，還指責蘇聯想借此控制中國，把他“氣得壹宿沒睡覺”。 這次會談毛又聲色俱歷指著赫氏的鼻子問：“我問妳：什麽叫聯合艦隊？” 同時，他又使出他慣用的軟拖硬磨手段，迫使赫氏答應幫助毛中國建立大型潛水艇工廠。



毛為什麽敢於對赫氏如此傲慢無禮呢？說穿了，就是他認為他的大躍進已經成功了，起碼開局良好，成功在望，與蘇聯的差距將很快縮小並且不久就會超過對方。在會談之余，毛故意炫耀地問赫氏：“糧食多得吃不完了怎麽辦？”赫氏則冷冷地回應：蘇聯還沒過這方面的經驗。由此可見毛此刻的驕狂心態，從而也折射出他發動這場瘋狂運動的真正目的首先是“超蘇”。只有超蘇之後才能超美，進而實現他稱霸世界的夢想。



赫氏明白了毛的所意，回國後，在向蘇共中央主席團匯報中國之行時，明確地說：“我們都不理解我們的盟友、壹個我已察覺到想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人。”



赫魯曉夫的察覺沒有錯。不過還不夠，在達到這壹目標之後，毛還想進壹步實現他“管理地球”，“統壹世界”的野心。



毛素來崇拜列寧主義，深信列寧關於“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論斷，所以毛共上臺不久便準備打下壹次世界大戰。早在1955年毛在接見英國共產黨主席波內特等外賓時就說：兩大陣營的決鬥是不可避免的，但兩大陣營的世界大戰要有－個工業化——軍事化的準備時期，“只要有五十年的和平，我們就可進行十個五年計劃。” 所以在毛的眼中，工業化就是軍事化，要只爭朝夕。這就是為什麽他對重工業（實即軍事工業）的投入總是嫌少、總是與周恩來、劉少奇等人發生矛盾的原因。



過不久，毛把爆發第三世界大戰的時間縮短到八至十年。同時，大躍進開局的超常順利大大提高了他打贏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信心。1958年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實際上是全黨全民大躍進的動員大會和誓師大會，會後提出的口號是：大躍進是為了使中國“在壹個比較短的時期內趕上壹切資本主義囯家，成為世界上最先進、最富強的國家之壹。”



6月21日，毛在他召開的中央軍委會議上說出了他久藏在心裏的話：



“要爭取時間，最好十年不打仗。1918年至1939年（第－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有二十壹年不打仗，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按二十壹年算，還有八年。那麽我們超過英國只要三年，或者明年就差不多。再有七年超過美國……再有七年，（我們）有強大的工業，蘇聯有七千萬噸（鋼），我們有六千萬噸，－九六七年可以超過蘇聯，接近美國，十年可以超過美國（有把握超過它）。到那時導彈工業、原子彈都有可能。”



6月28日，在軍委會議的小組長會議上，毛對他的軍隊領導人說：



“目前的太平洋實際是不太平的，將來歸了我們管才算是‘太平洋’”。



進入８月月，大躍進己進入瘋狂階段，各種令人瞠目結舌的“衛星” 滿天飛，毛的底氣也更足了。這時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會上制定了糧食和鋼鐵產量大躍進的宏偉計劃。受到計劃的鼓舞，毛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對他的省委書記們說：



“將來我們要搞地球管理委員會，搞地球統壹計劃。” 從此，“把地球管起來！” 成為各級幹部和群眾的豪言壯語。



然而頗耐人尋味的是，毛在描繪第三次世界大戰後的情景時說，資本主義被徹底消滅後，新的世界首都可能設在紐約，或者設在上海……就是不說設在莫斯科或者蘇聯其他地方。這是富有深意的，毛無異於委婉告訴他的部下：蘇聯在那次大戰中可能不存在了，屆時世界共產黨領袖和世界大總銃只能是他毛澤東。當然這壹點只能意會不可言傳，他的那些大臣、將領們也不會追問為什麽，大家心有靈犀就行了。



原來制定大躍進的目標不斷提速，最初公開提出用15年時間趕超英國，後來縮短為七年，再減為五年、三年，最後定為兩年。至於超美，1958年9月2日毛致劉少奇、陳雲等人的信中提出的是：“為五年接近美國，七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



顯然，如果真的實現了上述速度，也把蘇聯遠遠拋在了後面。所以，此時在毛看來，蘇聯、美囯都不在話下了。8月31日，薄壹波向參加各省工業書記會議的人員傳達了毛的－個令人振奮的指示：



“要破除迷信，美國算不了什麽。用不了壹二十年，蘇聯可以變成兩個美國，我們可以變成四個美國。壹般的超英趕美己經不夠氣魄了，要變成四個美國，還要成為老大哥蘇聯的壹倍。”（此段話引自楊繼繩著《墓碑》網上版第466頁。毛此話大概因過於狂妄，沒有公開發表和向公眾傳達）



至此，毛發動大躍進的目標也就表露無遺了。



除了上述之外，毛發動這場大躍進運動，應該還有壹個不便公開對人言的原因，那就是因為年齡關系的緊迫感和急不可待的心情。



1953年，毛60歲。那壹年斯大林死去，使他明確看到了登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寶座的曙光，從此也就增加了他的緊迫感。在大躍進之初談到用三個五年計劃超過英國時，毛說他自已也有三個五年計劃：“最好再活十五年，我就心滿意足了。能超額完成當然更好。”



這不是－句玩笑話。毛知道，實現他最終的人生夢想要靠實力，主要是軍亊實力。所以，他的緊迫感主要體現在抓軍事現代化建設上。毛心中所謂的經濟建設，其實就是不顧壹切加速發展軍事工業，增大兩個“拳頭”，其他都要為這個目標讓步和服務。而當時主管經濟的周恩來、以及“二把手”劉少奇等人卻不甚解聖意，他們在計劃中也突出了軍工投資，但還要考慮壹下“綜合平衡”，所以往往令毛強烈不滿。從經濟建設第壹個五年計劃開始，毛便壹再強調速度，壹些原來計劃用幾個五年計劃完成的任務，在毛的壹再催促下壹兩年就完成了，因為在毛看來，速度是他的命根子，必須“只爭朝夕”。他知道，他的時間不很多，可等不起。



幹任何事情，都要先造輿論，給大家鼓勁。關於超英趕美，其實毛早就作了動員，在1956年8月底八大的第壹次預備會上，毛就講了：



“美國只有壹億七千萬人口，我們人口比它多幾倍，資源也豐富，氣候條件跟它差不多，趕上它是可能的。應不應該趕上呢？完全應該。妳六億人口幹什麽呢？在睡覺呀？是睡覺應該，還是工作應該？如果說做工作應該，人家壹億七千萬人口有壹萬萬噸鋼，妳六億人口不能搞他兩萬萬噸、三萬萬噸鋼？妳趕不上，那妳就沒有理由，那妳就不那麽光榮、不那麽十分偉大……”



然而在這壹點上周恩來似乎有點不識時務，幾乎與他唱對臺戲，提出了什麽“綜合平衡”，“反冒進”，令毛十分光火，終於他不得不在發動大躍進之前先在黨內發動壹場“反‘反冒進’” 的小運動，把周－夥的“反冒進” 堅決打下去。接著又借著“整風——反右派” 運動的余威，統壹了思想，壟斷了輿論，樹立了自己的絕對權威。就這樣，發動壹場空前瘋狂的、“壹天等於二十年” 的大躍進運動時機成熟了。



但是毛也不是完全蒼促地、冒昧地上陣，他是個久經戰陣、有著豐富鬥爭經驗的老手，對自己的謀略非常自信。從後來的實際看，至少在下述幾個大的方面他作了預計和規劃。



首先是主攻方向。雖則要大躍進，毛也知道，也不能齊頭並進，要突出重點。但可悲的是，以毛知識水平和眼光，在他看來，壹國實力主要體現在糧食和鋼鐵兩個方面，前者是生存之本，戰爭的前提條件，“三軍未動，糧草先行”，而且用糧食和農產品還可以出口換回想要的東西；後者則是戰爭的主要依托品，沒有鋼鐵便沒有槍炮、飛機、坦克、戰艦，也就沒有戰鬥力。所以，毛選定這兩個寶貝作為他的主攻目標。他認為這兩樣解決了，其他問題也就不在話下，他就可以無敵於天下了。



就這樣，糧食和鋼鐵成為他的大躍進運動的兩個主要目標。



其二是實現大躍進的方式方法，包括組織管理形式。關於這方面毛就更自信了，那就是他在幾十年行之有效、戰無不勝的“人民戰爭”體制和“人海戰術”。他用這個法寶戰勝了蔣介石，在朝鮮阻擋了美軍進攻。現在他堅信用它也壹定能夠取得經濟建設的勝利。毛－向蔑視“經濟工作神秘論”，和“技術高不可攀論”，堅信“外行領導內行”是普遍規律，堅信工農大老粗比資產階級教授聰明。他有意要在這場運動中打壓－下知識分子的傲氣，讓他們見識壹下勞動人民的智慧。



具體地說，就是采取全民動員、全體上陣、土法上馬、精神制勝的方法，也就是人海戰術的方法。與此相應，組織和管理方式上采取戰時體制，重點是將廣大農村的億萬農民嚴密組織在軍事化集體之中。此時已經實行了合作化，但毛認為它還不夠，壹是規模太小，不利幹大事；二是公有化程度還不夠高，還有壹些私有制殘留拖後腿。這時毛想起了四十年前他曾壹度熱衷的共同勞動、共同學習、共同生活的“新村公社模式”，如果去掉其無政府主義靈魂，用軍事共產主義代之，那就是絕好大躍進的農村和農業生產管理組織，亦即後來的“人民公社”。毛的人民公社設想在大躍進開始之時就己經形成了，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毛已經提出了這壹設想（先是以小社並大社的方式提出）。所以後來毛說人民公社是農民自己的創造雲雲，完全是故弄玄虛、包藏禍心：－則是借此綁架億萬農民；二則推卸由公社帶來的種種惡行（即後來所說的共產風、平調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權風等）以及萬壹大躍進失敗的責任。



後來，公社提出“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 的口號，又用公共食堂取代各家各戶開夥。實際上都是毛的主意，毛早已制定的謀略。



1958年12月23日全軍政工會議上，毛對他的各軍區負責人說：



“武王伐紂，實行三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那時打仗，從陜北到豫北，能各人起火了？為什麽公共食堂軍隊搞得，鄉村就搞不得？”



這就是“三化”加“食堂化”的真正來源。



實行公共食堂化，公開說是為了配合“三化”、節省幹家務的勞動力，解放婦女；實際上把每個人的“飯碗”管起來，牢牢掌握在公社、亦即國家幹部手裏，這樣就不怕有人不聽指揮了。這才是毛對公共食堂情有獨鐘的所在。不過後來在推行時他耍了壹點花招，叫做“吃飯不要錢”，還說這是偉大的共產主義新生事物雲雲。實際上是農民自已吃自已的糧食，何來“不要錢”？只不過由家庭小鍋飯改成“吃大鍋飯”。



三化帶來的另壹個副產物是大躍進可能付出的“成本”問題，這裏所謂的成本，不是指物質和勞力付出，這種付出毛是不作為成本的，它是指死人的數量，或者說毛準備以多少人的生命來換取這場大躍進的勝利。這是過去毛在指揮戰役時使用的概念。他既然把這場運動當作空前的人民戰爭，空前的人海大戰，死人不但是情理之中的事，而且要以不惜死人來奪取勝利，這是人海戰術的真諦。在1958年8月部署大躍進的北戴河政治局會議上，毛明確地告誡他的大員們：



“打了那麽多年仗，死了那麽多人……現在搞建設，也是壹場惡戰，拼幾年命，幾年後還要拼，這總比打仗死人少。”“過去打仗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價的。現在為什麽不可以這樣幹呢？” 看起來毛連死人也不算作成本了。他是在進行壹場“無代價”的戰爭，壹場“無本萬利”的大買賣。



這就是毛對大躍進和死人的基本態度。



但這之後剛過了三個月，1958年11月中旬，他接到了雲南省大量死人的報告，大躍進剛剛開頭，壹個省就數以萬計地死人，看來原來以為這場運動總比戰爭死人少的估計不對（但是，毛並沒有追究雲南省的責任，反而好言安撫壹番，這是後來造成人命如蟻的原因）。於是他修改了關於死人的估計。過了幾天他對他的大臣們故意用半開玩笑的口吻說：“除了‘大辦水利’，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工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壹來，我看搞得起來，中國非死壹半人不可，不死壹半人也要死三分之壹或者十分之壹，死五千萬人。”“妳們議壹下，妳們壹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第二年春天，1959年3月25日，毛在上海會議上聽李先念匯報工作，在講到對第二季度生產和建設安排的兩種方法時，毛插話說：“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壞大躍進的辦法。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壹半，給壹半人吃飽。”這也是毛對待餓死人問題的基本態度和策略。



毛那段關於死人數量的估計後來應驗了，這場大躍進真的奪去了大約五千萬中國人的生命！可見毛對人海戰術的“成本”是有經驗的。至於他那句話“妳們要搞，我也沒辦法”，也絕對不能當作謙虛說笑看待，而是事先推卸責任的招呼，意即將來死人太多大家都要承擔責任。當然啦，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追究責任，大家都不用承擔責任了。



由上述可見，後來大躍進中出現的壹切所謂“共產主義新生事物”，以及對大死人的冷漠態度和過後把責任推給老天爺等等，其實都是毛事先的巧妙、有意安排。這場看似烏七八糟、怪事層出不窮、令人眼花繚亂的大動亂、大鬧劇、大悲劇，有如後來的文化大革命那樣，其實都是毛－手策劃、“操辦”的。



不幸中之萬幸是毛的這場大躍進豪睹在開始階段就輸掉了（毛原來打算大躍進要長期搞下去），不得不提前收場。這也就使得毛不得不中止他那宏偉的“管理地球” 的計劃。可以設想壹下，如果大躍進成功，真的在三、五、七年超越了英、蘇、美，那麽，這個超級野心家、戰爭狂人和瘋子，為了成就他那“稱霸”的夢想，絕對會挑起壹場世界大戰。到那時，就不止是死幾千萬中國人的問題，而是可能將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毀於壹旦。



大躍進雖然徹底失敗了，但是，毛仍念念不忘“將地球管起來”這壹宏偉目標，也就是說他賊心不死。幾年之後的1968年11月，毛在接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頭頭希爾時直言不諱地發表了壹通關於“統壹世界”的宏論：他先說這個世界需要統壹。“蒙古人、羅馬人、亞歷山大大帝、拿破侖、大英帝國，都想統壹世界，今天的美國、蘇聯，也想統壹世界。希特勒想統壹世界，日本想統壹太平洋地區。但是他們都失敗了。照我看，統壹世界的可能性並沒有消失。” 而且，“我認為，這個世界是能夠統壹的。”



那麽靠誰來統壹呢？他說美國、蘇聯都不行，“這兩個國家人口太少，到處打起來人力就不敷分配。而且，它們都怕打核戰爭。他們不怕別的國家死人，可是怕自己的人口死掉。”那麽，哪個國家人口最多、又不怕自己的人死掉呢？不言而喻，只有毛和他統治的共產黨中國了。毛也當仁不讓，接著就情不自禁地說：“再過五年，我們的國家就有條件了。”



毛對希爾這次講話，是對他當年發動大躍進目的的－次自供狀，壹種反證。那次雖然沒有成功，卻仍不死心，還想卷土重來。白紙黑字，鐵證如山！



大概要展示壹下自已的“壯心不己”，他等不得“再過五年”，在次年即1969年春天，就忍不住去挑逗壹下北邊那只北極熊，因為它仍然占據世界共產黨老大的位置，這使毛難以容忍。哪知亊與願違，這“北極熊”不好惹，竟然差點使自已遭到滅頂之災！經過這次挫折，毛再也沒有講“要管理地球”的宏偉計劃了。



綜觀這壹切，簡單地說，毛發動大躍進，就是拿六億中國人的生命當作他的資本和賭註，試圖實現他稱霸世界的夢想。



壹場空前的大災難就這樣無可挽回地降臨華夏大地了。



大躍進前奏：農業合作化運動



災難其實是從農業合作化開始的。所以在正式描述大躍進之前，不能不補述壹下它的前奏農業合作化運動。



在前面關於毛對農民恩將仇報的論述中，我們主要介紹了毛在土改後立即建立並推廣的糧食和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緊接其後，就是農業合作化運動，後來的大躍進就是以它為基礎的發展和擴大版，所以它是毛改造小農經濟的中間形式，或者說是向大躍進的過渡。







壹、從毛澤東的農業合作化思想看毛主義的反動本質



將人民組織起來，由各級政權和共產黨組織直接嚴加控制，這是所有共產黨國家的壹致做法，也是它的看家本領和基本功，不如此，共產黨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1943年在延安的時候，毛澤東就發出“組織起來”的號召，大概可算作合作化運動之始。“組織起來”在毛來說，是個政治概念，而不是經濟概念。因為在毛看來，只有把人們組織在－個個團體裏，才便於共產黨的控制、支使，才能變成黨的工具和力量，共產黨也因此才能戰無不勝。正是這壹點上，毛的做法為很多人包括中共其他領導人所不理解，他們老是從經濟角度考慮，認為毛的合作化步伐太快了，得不償失。以致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老是與毛產生分歧。



按照毛早年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設想，和1949年9月政協第壹屆壹次會議通過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都明確規定要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義的人民經濟”。根據中共和毛自己的解釋，這個“新民主義”的過渡期大概要十五到二十年。最初中共也計劃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去實現農業合作化。



但是言猶在耳，墨汁未幹，毛就開始反悔、自食其言了。最初的表現是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寫了壹份名為《把老區互助組提高壹步》的報告，這個報告的大意是要增加互助組的“公有”性質，為它們轉變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作準備。其時中國大部分農村的毛式土改尚未完成，山西省委的這個報告和意見具有前瞻性和政策導向性質，所以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



報告送到中共中央華北局，華北局的批復很明確：



“用積累公積金和按勞分配辦法來逐漸動搖、削弱私有基礎甚至否定私有基礎是和黨的新民主義時期的政策及《共同綱領》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錯誤的。”



應該說華北局的批示完全符合當時的既定方針、政策。



山西省委的報告和華北局的批復又送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的手中，劉完全贊同華北局的意見，並稍作發揮上升到了理論。其基本的觀點是：由於對土改後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的害怕，黨內壹些人“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初級合作社的辦法達到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動搖、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壹種錯誤的、危險的、變態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在其他場合，劉少奇進壹步補充闡明自己的觀點：“壹是農業集體化應該建立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即先有工業化，才有農業集體化，否則無法改變小農的分散性，落後性，沒有多大實質意義；二是少數農民富起來了並不可怕，將來到了壹定時候采用農業累進稅加以限制，目前則不應加以阻止。”



可以看出，劉少奇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思想，主要基於馬克思關於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水平的理論。他把“合作化”和“集體化”等同起來，這是共產黨國家合作化的實質，也是它的特點，這種合作化實際上就是“半國有化”或“地方國有化” ，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真正的合作社經濟。但劉認為在工業未能為農業提供新的生產機器，從而改變現有農業生產方式之前，不應該應強制推行半公有的合作化，並且應該允許部分農民先富起來。這仍然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思想，是真正的“新民主主義”思想。



可是，這個報告到了毛澤東那裏，卻遭到了相反的命運。毛明確說自己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反對劉少奇和華北局的意見。為了從“理論上” 反駁劉的說法，他從自己的“理論顧問”陳伯達那裏去搬救兵，陳終於為他找到了“理論根據”， 即：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在資本主義產業革命前期也有過壹個類似合作社的“工場手工業階段”。毛如獲至寶，於是說：



“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壹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釆用蒸氣動力機械，而依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壹經營形成新的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制基礎，也是可能的。”



其實毛的這種反駁是難以立足的，因為農業與手工業是有根本性差別的，工場手業可以釆取專業分工合作的方法提高勞動生產率，而農業因其生產方式根本不同，不可能仿效，所以即使到了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階段，農業生產也仍然采取家庭農場的生產方式。而且，工場手工業也不是取締私有制，跟毛的合作化性質根本不同。後來的事實證明了毛這種牽強附會是完全錯誤的。



但毛在這裏並未說出他的真實思想和觀點，而且這個真實想法在當時還不好公開說明，這就是上面講的，他的目的是通過合作化將農民納入國家的計劃管理之中，通過控制合作社將農民的生產和分配權轉移到國家手裏，將五億農民變成共產黨的新農奴！使壹盤散沙的五億農民變為供中共隨意驅使的有力工具。



毫無疑義，在毛和劉這場爭論中，毛的觀點勝出，因為在共產黨的世界裏，誰的官大、權大，真理就在誰手裏。



經過毛的壹頓強詞奪理的解釋加上訓斥，劉便急忙認錯、檢討、敗下陣來。以後這成了固定模式，確定了毛、劉的君臣身份。之後，毛便借農業合作化問題大做文章，凡對毛的做法稍有異議者，便被提高到“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 帽子加以批判。終於沒有不同聲音了，農業合作化的進度便隨著毛的指揮棒不斷加速。



1955年下半年，從其他事務抽出身來的毛，壹手制造了所謂中國的“農業社會主義高潮”，在不到5個月中，加入合作社的農戶由1690萬戶增加到7000多萬戶，占農村人口60%多。到1956年，全國實現了農業合作化。



毛為什麽立即拋棄他的新民主主義，急急忙忙要實現農業合作化呢？除了上面講到的政治上、經濟上的的原因，還有更深層的原因，那就是不能讓農民變富、“變修”。在毛所有關於合作化的理論（理由）中，所謂防止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最主要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是其最具欺騙性的欺人之談。但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暗藏著毛的狡詐、惡毒用心。



按照毛的說法，兩極分化是由農民的自發勢力造成的。這個說法非常正確。在毛用暴力剝奪了地主、富農的土地和財產分給缺地、少地的農民以後，農民占有土地的狀況（除地富外）基本拉平了。但過不了幾年，農村的貧富差距又拉大了。因為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但人的年齡、性別、體力、智力、品性都不同，單說新的致貧戶，有因老弱病殘勞動力缺乏造成的；有因天災人禍導致收入大減、支出驟增造成的；有因不會經營、不懂技術搞砸的；有因生性懶惰、遊手好閑，甚至吃喝嫖賭致貧的，如此等等，不壹而足。反之，家庭勞動力多，懂經營，有手藝、又勤勞節儉的會很快上升為富戶。貧困戶中的壹部分如老弱病殘幼、寡婦，因無力耕種自己的田地，就會將自已的田地出租甚至轉讓，再次淪為無地的赤貧戶；而壹部分富戶便會自然上升為新的富農、甚至地主。這就充分說明了過去農村中的貧富差距是自然形成的，地主、富農不是靠殺人越貨、強買強賣而變富的，而是正常的“優勝劣汰”自然法則選擇的結果。毛及毛共為了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煽動卑鄙惡毒的階級鬥爭，其“理論” 在事實面前早己不攻自破。



農村的階級分化既然是自發形成，就說明這是發自人的本能的行為，是客觀規律的體現。天天講唯物主義的毛澤東卻視其為洪水猛獸，必欲以暴力壓制、去除、削平之而後快。



但是，毛通過消滅農村“自發勢力”，消滅新的“冒尖戶”， 用暴力手段使他們重新變成貧窮，就能使所有人“共同富裕”嗎？顯然，這在邏輯上和現實上都是講不通的，絕無可能的，事實是，在將壹切冒尖戶削平之後只能達到“共同貧窮”。



我們先從邏輯上證明毛的“共同富裕”為欺人之談。毛要農民進合作社的目的就是為了堵死其“自發勢力”，堵死發家致富之路。但是否如此就能“共同富裕”呢？我們知道，在勞動工具極端原始、落後，而又吃“大鍋飯” 的合作社體制下，單靠在合作社出工掙工分是不可能富裕起來的。如果真有人富了，冒尖了，必有“資本主義” 行為（如搞“投機倒把”， 多搞自留地、有其他收入來源等），按照毛的政策，於是就揪出來批鬥、沒收其“富產”，甚至投入大牢。如此“疾富如仇”的政策，能使人人都富裕嗎？此其壹；其二，毛要實現毛式“共同富裕”，就必須實行平均主義、或基本平均主義的分配政策。這樣，本來勤勞苦幹，或聰明能幹的人就只好“隨大流”，因為誰也不願比別人多幹活、多出力而拿壹樣的報酬。正如當年農村流行的民謠壹語點破的那樣：合作社，大鍋飯，富變窮，勤變懶。說穿了，所謂“共同富裕”實際上只能是“共同貧窮”。



再從實際層面分析。在“私有、單幹” 的狀態下，農民之所以求富、變富，是因為土地是自己的，耕牛農具、山林水產以及房屋、家具也都是自己的，所以舍得下本錢投入。人們積累屬於自己的財富，不僅自己享用，還可留給子孫後代。而加入了合作社，特別是高級社之後，就是被“共產”，所有生產資料都變成了“集體所有”，實際上是準國有、官有，“耕者有其田” 根本不存在了。合作社社員失去了土地和生產資料所有權，也就失去了發家致富的動力和條件，既失去了發家致富的動力，又失去了致富條件，這樣的人群還能“共同富裕”嗎？



還有壹個普通人都懂的道理，即農業勞動的特點只適合壹家壹戶為經營單位，而不適合壹大堆人的集體勞動：首先，由於農業生產的季節性和多樣性，決定了它在勞動力使用上不同於工業、手工業那樣壹年四季、千篇壹律的投入，而是要靈活分散使用勞動力。壹個家庭可以發揮家庭成員各自的長處，各盡所能，實行林牧副漁各業互補性的綜合經營，從而創造最大的價值。正如宋代詩人楊萬裏的詩中所描寫的那樣：“晝出耘田夜織麻，村莊兒女各當家，兒童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這種各盡所能見縫插針式的家庭勞動的優越性不是合作社的集體勞動方式所能比擬的。另方面，農業勞動時間與勞動成果分離，使農業勞動不合適釆取“按件計酬“或“按勞計酬”的分配方式，而只能與最終成果掛勾。正因上述特點，決定了合作社的“大呼隆”出工方式和工廠式管理方法不適應農業。合作社經營這些先天不足，加上在實際工作中毛所倡導的幹部野蠻暴力的極權主義作風，使得名為農民合作互助組織，實際變成平均主義、強迫勞動、效率低下的“勞動營”，農民變成國家的農奴。這樣，農業的衰落和農民的悲慘命運就註定了。（最有說服力的事實是：同樣的土地，在毛時代生產的農產品，難以使人們吃飽穿暖；而今天，人口成倍增加，反而應有盡有，綽綽有余。）



拋開那些冠冕堂皇的宣傳，從根本上講，毛要搞合作化（後來還要搞公社化）根本的原因就是要把農民牢牢束縛在合作社裏，捆綁在共產黨的戰車上，使之成為毛和毛帝國實現其野心的馴服工具。優越性只屬於毛和毛政府及其爪牙。為了這種卑鄙目的，毛不惜剝奪農民的自由，不惜使農民“共同貧窮”， 不惜讓全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深陷在“短缺經濟” 的泥淖之中。



在毛主義的各種“革命理論” 裏，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和人們“變修” 是兩大主題，其實，這兩大主題的共同任務就是防止人們變富。毛在不同場合都宣揚人富了就會變“修”的理論，前面提到過的1957年11月毛在莫斯科出席世界共產黨最高級會議上，他就說到：



“有人說窮是壞事，我看窮是好事。越窮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時代是不堪設想的……熱卡太多了，人就要長兩個腦袋四條腿了……”



1959年11月下旬，毛澤東在杭州西湖南屏山別墅，召集幾位政治委員和幾個省市的負責人開會座談。會余，毛跟他的衛士長李銀橋在西湖散步時談到“和平演變”的問題時說：“法國的《快報》評論說‘窮是中國革命的動力’，‘窮是動力’這句話講得很對麽！因為窮，就要幹，要革命；富了情況就不妙了，就會出問題。”



六十年代初期，毛跟他貼近的服務人員說：現在解放軍戰士每人每月有十元補貼，這對農村青年是很有吸引力的。言下之意是，如果農民都富了，誰還願當兵呀！他的兵源也會成為問題了。



這就是毛的“窮、富理論”。“窮”不僅是他造反奪權的必須條件，而且也是鞏固他的統治所必須的條件。這雖然是針對全體人民而言的，卻首先是對農民而言的，因為農民人數最多，是最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者、供應者，因而首先必須嚴格把這些人控制起來，牢牢捆綁在共產黨的戰車上。——這就是毛搞農業合作化的主要、真正目的。



這樣壹個“疾富如仇”的人會讓農民都富起來嗎？！



所以，不要幻想毛會給中國人民、特別是占人口最多的農民過上富裕生活。



但是，如果有的合作社憑借特殊條件和運氣，真的依靠集體勞動就 “富”起來了怎麽辦呢？那也不怕，國家可以通過“價格杠桿”，以及稅收、攤派、勞役等多種手段，想讓農民要多窮就會有多窮。總之，在毛的統治下，就壹般老百姓來說，富比登天還難，而窮則不請自到。



有人以為毛之所以鐘情合作化（後來更鐘情公社化），是因為誤聽了下面幹部報喜不報憂的欺騙，以為合作社真的大幅度提高了農業產量，農民真的擁護合作化……，總之，是毛被欺騙了，是受騙把壞事當成好事去辦。



這真是太低估“偉大”的毛了。只要想壹想，毛和毛共當年是靠“殺富濟貧” 起家，後來毛發動的運動要打擊的人，也都是與“富”沾邊的人，如此妳就知道“喜貧仇富”是他終身“所愛”、所為（當然這只是對別人而言）。毛真的沒有聽到“報憂”的聲音嗎？“右派”們的言論不是“報憂”的聲音嗎？結果怎樣呢？……就拿農業合作化來說吧，毛本人就是農家子弟出身，難道他不懂農業生產的特點和農民的心理？誰願意被“共產”？誰不想發家致富？正因為他懂得，所以才拿“合作化”這個法寶來整治農民，讓分散單幹、自由慣了的農民變成毛的國家的忠實奴隸，去為實現他的偉大戰略目標賣命。正如他在訓斥梁潄溟時說的：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難道還不了解農農民，用得著別人在“關公面前舞大刀”嗎？



再來看看當時確有的關於農業的“報憂”聲音。以及毛是如何對待這種聲音的。



最早指出農民對合作化有顧慮和害怕情緒的，是中共中央原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鄧在1953年4月的壹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反復說到農民“怕共產”、“怕社會”、怕露富。所以強調搞互助合作不要動搖農民的私有制基礎，並且應該采取鼓厲農民發家致富的政策。



鄧子恢絕不敢憑空說這些話。會前有壹份《河北大名縣委對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所犯盲目冒進的錯誤的檢討》的材料，十分詳細敘述了強迫“小社並大社”，並要農民將土地、牲畜等全部帶進合作社，動搖了私有制基礎，引起農民的強烈不滿和消極反抗的情況：“大量農作物堆在地裏無人管，任其爛掉，冬季基肥和副業無人理會，大牲畜餓死凍死無人管……壹個社員說：‘俺的社五十多戶，如果允許自由退出社的話，壹天就能退四十戶。’”



1953年3月壹份關於農業的中央文件提到合作化運動：“急躁冒進、貪多貪大，盲目追求高級形式與強迫命令”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這份文件大概是劉少奇簽發的，所以毛不久就怒不可遏、氣勢洶洶地指名道姓發出了壹封“對劉少奇、楊尚昆（中辦主任——筆者）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 的信。（見《毛選》第五卷第80頁）劉、楊自然要作“深刻檢討”了。



但是毛余怒未消，認為尚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1953年10月他撇開鄧子恢找到中央農村工作部陳伯達、廖魯言兩位副部長，先將鄧子恢肯定的“確保私有財產”、“四大自由”大批了壹頓，然後要兩位副部長下達發展合作社的任務，要把任務逐級硬性往下攤派，限期完成，來個與鄧子恢的報告“反其道而行之”。 兩位副部長秉承毛的聖旨，主持召開了“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 強行通過了壹個決議，下達了發展合作社的硬性指標。各地為了完成任務，不得不以強迫命令的手段迫使農民入社，無法抗拒的農民只能用大肆宰殺耕牛、出賣生豬及破壞生產工具的辦法來消極抵抗，致使農業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以致各地“告急”電報雪花般飛向中南海。



但是，這時把全國農村攪亂了的毛外出尋芳踏春、去杭州欣賞天堂美景去了。留在家負責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和周恩來看到情況危急，不得不從1955年1月至3月連發出五道緊急指示，糾正各地在合作化中的“急躁冒進”、“ 強迫命令”的做法，才勉強制止住農村嚴峻形勢的發展。



3月，毛回到北京，劉少奇、周恩來、鄧子恢等向他匯報了幾個月來的工作情況，特別講到為緩解合作社發展過快造成的緊張形勢所采取的緊急措施及效果。知道是自己放的火的毛對劉周鄧等人為“滅火”行為只好表示肯定。並且共同做出了壹個壹年半以內停止新建合作社、將全國合作化的期限延長至三個五年計劃的決定。看似毛有所覺悟，要改邪歸正了。



誰知，從來說話不算數，反復無常、翻雲覆雨的毛跑到上海，聽了他的“好學生”、慣於獻媚取寵的柯慶施的壹番慫恿，立即把自己十多天前的決定推翻了。5月上旬，毛回到北京，立即吹起加速合作化的法螺，他對鄧子恢說：1955年合作化必須“化”到百分之四十。還警告鄧不要“重犯”1953年的錯誤！



鄧子恢想維護毛點了頭的 “三個五年計劃實現農業合作化” 的決定，卻受到毛的激烈批評，毛於是決定幹脆繞開政治局親自指揮農業合作化的運動。毛立即下令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在會上不點名批判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有人像“小腳女人走路”。誰都知道這是對鄧子恢的指責。會後，在全國各地開展了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批判“小腳女人”的反右傾鬥爭高潮。不久，鄧子恢便被撤職了。



接著，毛在1955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六中（擴大）全會上發表了他那通關於“不要良心”的著名講話：



“在這件事情上（指農業合作化——筆者），我們是很沒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那麽兇哩，良心是不多哩！（我們）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壹點好，我們有些同誌太仁慈，就是說，不那麽馬克思主義……”



為了增強合作化運動的聲威，制造恐怖氣氛，毛接著宣布要在今、明年進行壹場“肅反運動”。與會者都心照不宣地知道毛的用意：用恐怖開道，為合作化運動“護航”。大家不約而同緊張起來。



毛關於“不要良心” 的講話實際上就是對1953年以來種種有關合作化的“報憂”言論的總回擊：妳們不是反映農民害怕“共產”、害怕“社會主義”嗎，妳們不是說合作化快了農民消極對抗嗎，妳們不是說帶土地、農資入社引起農民壹片恐慌嗎？好了，我現在告訴妳們：我就是要消滅小農生產，消滅私有制！就是要恐怖！搞合作化就是要兇，就是不能講良心！不能有良心！——妳們還有什麽意見嗎？！



毛為什麽要如此殘忍地把五億中國農民變成現代農奴，變成“大鍋清湯穿草鞋”的“社會主義”公民呢，這個原因筆者在上面已經分析過了，這裏再簡單地重復壹句：當時對毛來說最現實、最緊迫的，就是通過合作社把農產品分配大權掌握在國家手裏，最大限度地用於從蘇聯交換工業機器，特別是軍事工業技術。毛認為這是壓倒－切的任務。



毛既然已經把合作化的話題講到這個份上了，誰還敢說什麽，大大小小的“小腳女人”不是靠邊站、就是編入勞改大隊去了。敢於對抗合作化的“階級敵人”和“資本主義勢力”，更是壹掃而光，掃進監牢去了。於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出現了。







二、催人變窮變懶的中國農業合作化



應該說，農民在生產中並不是完全沒有“互助合作”的要求的，在遠古的年代，農村中就流行壹種“換工”的互助方式，某些缺乏強勞動力的家庭（如寡婦、老、弱、病、殘人家），如果又請不起雇工，除了親友的幫助外，就只能指望“換工”解決難題；還有些勞動，如修整道路，建小型水利、打井等，單家獨戶難以進行，需要相關家庭的“合作”。但這些都是不觸動私有制前提下的互助互利，是另壹種形式下的等價交換，又都是在雙方（或各方）協商自願下進行的，因此受到農民的歡迎。又如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生產、消費、流通、信用合作社，也都是這類性質的真正互助互利的合作組織。



但是這不是毛澤東、共產黨所要的“合作化”，毛想要的是，通過合作化消滅私有制，將農民納入國家管理，“使小生產絕種”！ 所以，毛的互助合作號召壹開始就是預設的陷阱。初期他也打著“動員”、“引導”，“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的幌子，到後來就是實實在在的強迫命令、明明白白的搶劫了。



浙江吳興縣善連區的方法具有典型性，簡單說就是以階級鬥爭開道。全區首先召開鬥爭富農的大會，全體農民被迫參加。被鬥爭的富農的罪狀是“走資本主義”和“反對合作社”，不管是否有事實，被鬥者都要交待這兩大罪行，否則便拳腳俱下。



接著，縣委宣傳部長當場宣布：“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就入社；不入社，”部長指著剛剛被鬥爭的站在壹旁瑟瑟發抖的富農，“就跟他們壹樣。”



農民們以為共產黨又要來壹次劃成份了，想起剛過去不久的土改，誰不害怕自己被劃成地主、富農？原先不想入社（因為報紙、廣播說政策是“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的農民便趕緊找幹部報名入社，有的農民特別是婦女被鬥爭大會的場景嚇昏了頭，壹邊哭壹邊要求入社。這種場景被毛的喉舌報道為“農民哭著喊著要求入社”，“充分證明了農民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與這種“積極性”同時出現的是各地到處（趁入社之前）宰殺耕牛和其他大牲畜的現象。商業部1954年12月通報雲：



“第四季度以來，許多地區牛羊上市量驟增，收購計劃大大超前，且有許多母牛、乳牛、小羊、小豬，豬仔價格也隨著下跌，這種情況幾乎在全國各大城市均有發現。熱河省出現大批宰殺耕牛，山西省北部牲口向綏遠倒流，四川農民養豬數字大減。”



中共熱河省委12月向中央報告農村牲口市場的反常情況：



“入秋以來牲口市場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反常現象，各地牲口價格普通下跌三分之壹到壹半左右……國營公司第三季度收購耕牛壹萬五千八百七十七頭，超過計劃百分之九十九點壹，超過去年同期六點五倍；收購羊十壹萬四千八百四十二只，超過計劃百分之九十九點四，超過去年同期十點三倍……有些地區還出現宰殺耕牛現象。據寧城縣報告，全縣殺驢壹百四十九頭……喀利沁、平泉、朝陽、赤峰等地亦發生殺驢現象，有的農民因政府禁止宰殺耕畜，就故意砸斷驢腿，再要求宰殺驢。喀利沁旗賣耕畜的農民見國營公司不收購耕畜，先把牛牙打掉，裝作退役老牛牽到市場出售。”



華南分局書記古大存、趙紫陽送呈的報告稱：



1954年12月下旬，各地普通發生農民大規模殺豬現象，豬價驟降。中山縣張家邊鄉殺死母豬七十多頭，小豬仔的價格從過去的六十萬元（舊幣，相當於後來的60元）至壹百萬元壹擔的正常價格陡降至十四萬元壹擔。粵東潮安縣九區發現壹天即殺母豬四十多頭，臺山縣壹農戶將剛產下的十只小豬全部弄死。總而言之，農民認為要“共產”了，不過了。春天大忙季節，不積肥不添修農具，入了社的出勤率很低……新會、吉安縣的農民反映：“共產黨變了臉！”“共產黨要整死人……”



農民們這種消極反抗當然是徒勞的。在毛澤東看來，更是可笑極了，這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嗎？能嚇唬誰呢！農民們當然知道他們鬥不過共產黨，他們只能以這種近乎自殘的方式表示抗議。



合作化運動在毛的親自指揮下，以更加迅猛之勢發展，按毛的說法，就是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爆發出來了”，到處是捷報頻傳，報紙上全是農民踴躍入社的報道，形勢壹片大好不是小好……



毛澤東其實並不糊塗，報紙的報道、各地的“喜報”，他知道那都是為了取悅他的產物，他不會照單全收。他要用他的方法了解－點農村的真實情況。1955年下半年合作化最高潮時，毛的衛隊長李銀橋回河北安平縣老家探親，毛讓李銀橋順道了解當地合作化的情況，回來向他匯報。



李銀橋回來了，告訴他家鄉的區鄉政府是這樣搞合作化的：區裏派下來的幹部到村裏，讓全村人站到場院裏，宣布：跟蔣介石走的站那邊，單幹；跟毛主席走的站這邊，搞合作社。人們都選擇加入合作社。



毛澤東聽了也只能說基層幹部們是“胡鬧”。為此還給河北省委第壹書記解學恭寫了封信，批評他的基層幹部們工作方式“太簡單了”。當然，合作化還是要照樣大搞，任務必須完成。因此“胡搞”愈演愈烈。這些毛當然也知道，不過他已經批評過了，就算盡到他的責任了，萬壹後世有人考證出合作化運動搞強迫命令，那也與他無關。



在毛親自大力推動下，在千千萬萬“不要良心” 的幹部的威逼恐嚇下，1955年下半年，合作化以排山倒海之勢席卷全國；至1956年初，即僅僅用了半年時間，在全國農村，包括邊遠少數民族地區，深山大澤、徒步要走幾天才能到達的山村，都已經實現了合作化。確實堪稱世界奇跡。



如此“超高速”，使好大喜功、自認為天下無難亊的毛興奮莫名，又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了。由於難以抑制的成就感，同時也為了給那些叫嚷合作化“搞快了”的“右傾”分子以有力回擊，毛在1955年冬將各地精選報送的176篇歌頌合作化的典型材料親自編選成《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壹書，並為之作序。這時，誌得意滿的毛自以為已經擁有了無所不能、無堅不摧、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神奇本領。在序言中，他自比孔子，說他為了編此書“周遊列國”，比孔夫子“走”得更遠更寬。大概他認為他的《高潮》壹書，也要流芳千古並要蓋過孔子的《詩經》、《春秋》了。



遺憾的是，合作化運動並沒按照毛的預計帶來生產力的大發展，據三十年後才公布的數字（當時絕不能公布），1956年全國棉花比上年減產147萬擔，生豬減少250萬頭，大牲口減少壹百多萬頭，這相對當時落後的農村生產力並不是小數字。還有；1956年12月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簡報稱：“最近在電話中與遼寧、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陜西、河南、河北等八個省農村工作部聯系……今年秋收分配前後，在壹部分農村合作社內，出現了社員退社的情況，退社戶，壹般占社員戶數的百分之壹，高的達百分之五，思想動搖想退社的戶，所占比例更大壹點。浙江寧波地區，已退社的約占社員總戶數的百分之五，想退社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廣東全省已退社的約七萬余戶……遼寧省今年是豐收年，也發生退社現象。”



河南省委報告：“臨汝縣汝河南原十區壹帶，曾經壹度發生所謂‘鬧社’……共包括三萬人口的地區”，“嚴重的地方，發生打罵幹部，甚至私自改選幹部和人民代表，個別社搶分公糧，最後是鬧分社、退社。”



不要小看這1%或5%的退社戶（這本身已是大大縮小了的數字），要知道，這是些抱著寧願坐牢或被劃為階級敵人的風險的勇士！後來（1978年）安徽鳳陽縣的小崗村那十八戶農民搞包產到戶，就是人人摁手印，發誓要為被發現後抓去勞改甚至被殺頭的同夥送飯、照顧其遺屬。這種陰森可怖的氣氛和“壯士斷腕式”的悲壯，說明了當時農民與當局對抗是要冒多麽可怕的風險！也說明了毛的農業合作化是建立在多麽野蠻、殘暴的基礎之上！這些農民很清楚，他們知道“鬧退社”的後果，可是他們顧不得了，為了生存，為了求得壹點可憐的自由和保護那麽壹點點私有財產，他們豁出去了，利用共產黨曾經公開宣布的“退社自由”政策，決心拿自己的生命和全家人的命運賭上壹把！



果然，從來背信棄義、拿誓言當陷阱的毛，面對這壹小部分不肯馴服的農民，立刻祭起了他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法寶，指示要堅決打退“農村資本主義勢力的猖狂進攻”。就像後來他說知識分子有“知無不言”的自由，而他有鎮壓的自由壹樣，農民可以有“退社的自由”，可他也有“打擊資本主義勢力”的自由！毛指示在合作化的同時開展“整社”，也就是整那些試圖反抗合作社，妄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刁民和那些立場不堅定的幹部。



對那些少數“鬧社”、退社的農民後來的具體處置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們絕沒有“好下場”， 即使不被抓進監牢，也決不會讓他們活得舒服。結果這些退社戶後來又都“走合作化道路”了，因為大躍進之前中國已沒有了“單幹”的農民。



而那些不敢鬧退社的順民情況又怎麽樣呢？看看當局對他們真相壹些零星半點的內部報告吧：



魚米之鄉的浙江，其人民歷來勤勞智慧，刻苦耐勞，合作化後卻是另壹番景象，永嘉縣報告的情況是：



“1956年，成立高級社以後，懶的人天天多了，勤的人天天少了。群眾在喊：天天困在這裏，困死了，困死了！做功作德把我們解開吧！”由於人心變了，出現鄧子恢所說的“有些社把整片土地拋荒了還不知道，糧食收起來放在場裏黴爛了也無人過問”這種觸目驚心的現象。



素以描寫農村和農民見長、曾熱情歌頌農業合作化的著名黨員作家趙樹理，時在山西長治地區壹個縣掛職當縣委副書記，眼見中國農民在實現合作化後的景況，良心未泯的他，在1956年8月間給當時長治地委負責人寫信，信中說：



“試想高級化了，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群眾熱愛社會主義呢？勞動比起前幾年來緊張得多，生活比前幾年困難得多，如何能使群眾感到生產的興趣呢？”



趙樹理的“良心” 尚存，顯然不那麽“馬克思主義”。 趙的這些言論後來被作為罪證，在文革中被毛澤東的紅衛兵活活打死了。



從來就與壹般人的是非判斷相反的毛澤東，卻堅持說合作化以後農業的形勢是大好不是小好。全國的新聞媒體、宣傳工具都開足馬力報道合作化後的“大好形勢”。毛的說法也是有根據的：已經把五億分散的小農組織起來，這難道不是壹個偉大的勝利！毛壹貫認為，只有組織起來（毛叫做“團結起來”），才能形成力量，共產黨之所以能戰勝國民黨，善於組織民眾是壹個重要原因；反觀國民黨的失敗，在壹定程度上也是缺乏對民眾的組織控制能力所致，盡管當時它統治了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和人民，但卻形成不了力量。結果被統治區域、人口少得多的共產黨打敗了。



建國後，毛共雖然建立起了嚴密的、滴水不漏的全國黨、政控制體系，但毛認為還不夠，有些事情不能單靠行政手段解決，只有把人民的生存權、人民的“飯碗”控制在自己手裏，讓他們要仰仗妳才能活命，那才是最可靠、最有力的控制。而合作化就基本上解決了這壹難題。毛常說 “把六億人口的飯碗都管起來。”六億人中最難管的是五億農民，五億個小生產者，在他們自主經營的時候，生產什麽，賣多少，留多少都由他們說了算。這樣國家的事情就不好辦。現在，農民進了合作社，生產計劃、產品的分配全都由合作社的領導決定，而合作社領導都是黨委任命的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他們絕對聽黨的話。這就等於由政府間接將農民的生產、分配大權抓在了自己手裏。農民要吃飯，只有出工掙工分，只能服從合作社的調配，叫幹啥就幹啥。這樣，政府就把五億農民的飯碗“管”起來了。



前面講到農民在加入合作社後普遍出現的“變懶”現象，但這個問題很快就解決了。人總要吃飯，而飯碗掌握在合作社手裏，簡單的辦法就是：對偷懶者、不出工者、出工不出力者，不分給糧食，不給飯吃！再結合牢牢鎖住妳的雙腳的戶口制度，妳能逃到哪裏去呢？



另外，毛澤東搞合作化的重要目的之壹，就是要把農民這個最大的勞動力資源充分挖掘出來，運用起來，它指望合作社能夠增產增收的最大法寶，也就是在此。依毛過去在蘇區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經驗，讓農民的勞動時間增加壹倍，他們便會幹出比原來更多的活，產出多壹點農產品。所以，對於懶、出工不出力等問題決不能聽之任之，各地先采用規定每人的勞動定額、實行計件計量記工分等辦法；如再不湊效，就動用專政工具，很多地方成立了“趕懶隊”、“專政隊”，對不出工或出工不出力者采取強制勞動的辦法



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入了社的農民（稱社員），不管他願不願意，出工、出勤的時間都比單幹時成倍增加了，1956年元旦《人民日報》社論就說：今後農民幹活的時間要加倍，婦女要下田做工：“農村中的男勞動力，在黃河淮北壹帶，有些地方，從前每年只能做工壹百多天，合作化之後，可以做工兩百多天，女勞動力過去不使用或較少使用，合作化之後就要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壹百多天或兩百天。”這個社論如果不是毛親自寫的，也是秉承他的旨意而寫，由他審定的，文中的“可以”二字實際上就是給各地下達的任務。除了毛之外，恐怕誰也沒有這種馭使萬民的霸氣！少年時代就最厭惡做農工、最厭惡勞動的毛，專以“勞改”苦役作為懲罰人的手段，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毛反過來說：“己所不欲，要施於人”（ 給彭德懷關於自由民主的信，見後文）。所以，合作社的壹偉大成就就是充分利用了労動力資源，把數億農民變成了日夜勞作的農奴。



關於合作化後中國的農業生產，據毛說是“增產增收”的，中共到如今也堅持毛的說法，意在說明“合作化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他們這樣說，也肯定有當年的統計數據為依據。可是，毛時代的各種數據有多少可信度呢？在毛的“良心要少壹點”、“要兇”、“不要太仁慈”，合作社“只準辦好，不準辦壞”、否則就幹部“應該改換工作”（實即撤職查）的巨大壓力下，有哪個地方、哪壹級幹部敢不講自己所管轄地區的合作社“增產增收”呢？正因為如此，後來在征購糧食時才發生那麽多交不出“余糧”、或交了“余糧”便餓死人的現象。毛澤東的“豐收”就是建立在億萬農民忍饑挨餓的基礎之上的。就這點來說，合作化跟後來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沒有什麽不同，只是程度有所差別罷了。



合作社的另壹大隱性罪惡還在於，它用統壹管理、統壹指揮和平均主義分配的方法，扼殺了農民中的優秀、拔尖人才和專門技術人才，等於扼殺了農村中壹切先進生產力，這些“冒尖”能人都被當作“資本主義自發勢力” 受到打擊，不是送進監獄，就是七鬥八鬥被削平了。



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還需要澄清幾種中共官方宣傳的觀點，首先是迄今為止中共宣稱的，說毛只是急於求成，馬不停蹄地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又從初級社到高級社，接著變成人民公社，沒有整頓鞏固的時間，所以辦不好。其次是鄧子恢壹類人說的，合作化只是搞早了，農民還沒有相應的覺悟，是個先天不足的“早產兒”，所以辦不好。這兩仲說法大同小異，本質相同。還有壹種是劉少奇的說法，應該先工業化、後集體化，只有到了國家能為合作社提供大量、足夠的農業機械和化肥時，合作化才能成為真正的新的生產方式，而不僅僅是把農民強制“合在壹起”進行 “集體生產”。



這幾種說法都是錯誤的，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說合作化或公社化只是過急、過快、過早了，實際上是為毛粉飾、開脫。試想，如果按鄧子恢等人的意見把合作化推遲幾年，合作化帶來的問題就不存在了嗎？就會自行解決嗎？事實是合作化後毛就壹直在“整社”， 在進行“社教”， 不斷批判農民的“資本主義傾向”，打擊“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直到毛死去，合作化和公社化搞了二十年，也“整頓” 了二十年。結果怎樣呢？是問題越整越多，越整越糟。鄧小平為了“救黨”、“救國”， 不得不最終廢棄了合作化和它的升級版人民公社制度。可見，這根本不是什麽“發展過快、過早”和“農民思想覺悟跟不上” 的問題，而是它本身是壹種違反人性和農業生產規律的反動體制，反動舉措。廢除這壹制度後，中國人民立即就從毛執政時期的“吃不飽、穿不暖”、“樣樣短缺”的噩夢中蘇醒過來了。



至於劉少奇的觀點，表面看頗具壹點“理論性”，有點“唯物論”的樣子。但他只是從生產工具、即物質裝備的角度去看問題，以為只要擁有了現代化的農業裝備，農業就可以實行大規模的公有化生產了，就可以形成新的生產關系和新的生產力了。這是蘇聯集體農莊理論的翻版。它沒有看到農業生產關系方面的深層問題，前面已經說過，農業是壹種最具個人和家庭經營的產業，不論是手工式的傳統生產，或使用現代化的機械化生產都不適合釆取大規模工業式的經營管理方式方法，因為，即使在機械化生產的條件下，同樣不能改變農業生產固有的特點，這些特點使它只能適應於全權的責任經營，靈活使用勞力和農業資源，西方發達國家經過長期的探索，最後選擇了家庭農場的農業經營模式，這壹模式既具備家庭經營的特點，又兼容現代化、機械化的優點，經過百余年的檢驗證明它是正確的。美國1977年直接從事農業的的勞動力只有241萬人，占總勞動力百分之二，其生產的糧食和農產品不但滿足本囯兩億多人的需要，還大量出口，成為世界第壹大農業出口國。相反，蘇聯以及東歐國家雖然己在壹定程度上實施了機械化，但糧食和農產品卻長期、嚴重短缺。這壹事實，已經雄辯地證明了兩種農業體制孰優孰劣，也宣布了所謂農業集體化的失敗。所以，劉少奇的思想或觀點，實際上仍然是錯誤的、不可行的。



“沒有經驗”，是為毛的合作化政策失敗開脫的又壹說辭。但是，如果說1953、1955年的合作化是由於沒有經驗，而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心情過急，因而犯了急躁冒進、好大喜功的錯誤尚情有可原的話，那麽，後來的大躍進失敗，經過那麽空前、慘烈的大災難，毛應該有足夠的“經驗教訓”了吧，可是，此後毛對他的“三面紅旗”並無絲毫改弦易轍之意，更無悔改之心，仍然要堅決維護這壹體制，還要當作心肝寶貝要推廣到城市中去，這些又作何解釋呢！



二十世紀的中國童話：人民公社天堂







大躍進是由農業領域開始的，農業和農村也始終是它的主戰場。在毛看來，農業組織管理制的改革，即由農業合作社升級為人民公社，是進入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的標誌，是劃時代的大亊。所以他把人民公社與總路線、大躍進並稱為“三面紅旗”。具體點說，人民公社是大躍進的載體或曰實現方式，大躍進的歷史也是人民公社的歷史。至於大躍進中的另壹條主線大煉鋼鐵，我們分別開來論述。



被稱為“三面紅旗”之壹的人民公社，有如壹枚硬幣有著正、反兩面，它的正面寫著：共產主義天堂。現在我們就先從它的正面看起吧。







壹、人民公社的緣起



農業問題始終是毛澤東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其中原因很簡單：毛要在晚年更上壹層樓，登上世界共運領袖，甚至世界大帝的寶座，這就要靠軍事實力。而當時搞軍事現代化主要靠購買蘇聯的先進軍事技術和裝備，包括核武器技術。這就需要巨額外匯投入。對於當時毛中國來說，只能靠出口農產品去換取。然而當時中國落後的農業拿不出多少糧食和農產品出口；另壹方面，五億農民壹盤散沙似的小農經濟，極難管理和控制，農民處於“半年辛苦半年閑”的懶散狀態，又浪費了他的巨大勞動力資源，間接削弱了他的的經濟和軍事潛力。這些，都極不利於他的全球爭霸事業。所以，農業始終是毛的－塊“心病”。然而人民公社的出現，仿佛改變了壹切，解決了壹切難題



1958年9月，大躍進己處於高潮，毛澤東特地邀他的老友、國民黨的降臣張治中壹同前往第壹線去感受這個偉大的群眾運動，主要是看公社化後農村的巨大變化。途中毛對張治中說出了壹段久埋於心的話，他說：從1949年建國執政起“我就沒有感到高興過、舒服過。我在1955年走了幾個省份，看過農業合作化已經超過半數戶口了，我才有點高興。可1956年刮起壹陣整社風，說是冒進了，趕快後退，我又不高興了。到今年，看到工農業生產發展的情況，我才真正感到高興。”由此可見毛當時的激動心情。



登基當了皇帝他都不高興。確實，我們看到他當年在天安門城樓上出席“開國大典”時，是緊繃著壹張苦瓜臉，沒有壹絲歷史上皇帝登基大典那種喜氣洋洋的表情。也許當時毛想到的是尚未打掃“屋子”， 尚未“收拾”那些“臭蟲、虱子、灰塵、垃圾”；更主要的，應是想到即將要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特別是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他有些耽心。他曾經說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教育”者，改造也。可見，對幾億個體農民的“改造” 是壓在他心頭的壹塊石頭，使他高興不起來。直到把五億農民都關進他的公社“籠子”裏了，他才真正感到高興了。



在上－年（1957年）反右派運動取得偉大勝利之後，他就有了促使農業來壹個“躍進“的打算。他親自主持制訂了“農業發展綱要”、即農業“四十條”。當年10月9日他在中共八屆三次（擴大）全會上就大講農業，講到剛剛制定的“農業四十條”，講到要加強對農業的領導，“書記動手全黨辦社”。然後講了壹段對後來的農業大躍進極具指導意義的話：



“我看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將來，中國要變成世界上第壹高產的國家。現在有的縣已經是畝產千斤了，半個世紀搞到畝產兩千斤還不行呀！將來是不是黃河以北畝產800斤，淮河以北畝產壹千斤，淮河以南畝產兩千斤？到二十壹世紀初達到這個指標，還有幾十年，也許不要那麽多時間。……我看壹個人平均三畝地太多了，將來只要幾分地就盡夠吃。當然，還是要節制生育，我不是來獎勵生育。”（但是不久，毛就自食其言，發動了對北大校長馬寅初要求節制生育的“新人口論”的批判）



對於農業組織形式、管理體制的進壹步改革，毛也早就胸有成竹。他認定解決這壹問題的根本辦法是提高農業集體化水平，最終實行完全由國家控制的、類似軍事共產主義的“公社化”。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曾坦言：“1955年我就提倡辦大社……每社五千戶到六千戶，二、三萬人壹社。”但是當時小社尚未完全普及，更沒有“整頓”好，所以遭到了鄧子恢的抵制，鄧認為大社難以管理，主張仍然壹村壹社。壹村壹社都辦不好，就說要辦幾千戶、幾萬戶的大社，理由也不足。毛自知底氣不足，這辦大社之議只好暫且擱置了，



由此也就可見，不管是後來農業放高產衛星，或者建立人民公社，都是毛早有的打算，都是毛著意引導、推動的亊物，毛是“始作俑者”。而並不是什麽“群眾的創造”。公社化和大躍進之所以推遲到1958年，是因為以前時機尚未成熟，當時主要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壹是黨內存在右傾勢力。鄧子恢就是壹個絆腳石，雖然被他清除了，但周恩來接著又提出“反冒進”，更是與他唱反調。為了清除黨內障礙，毛決定 “擒賊先擒王”， 發動了壹場“反‘反冒進’” 運動，把周恩來及其同夥制服了。周被迫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當著壹千多名代表作檢討。黨內的障礙消除了。



第二個障礙是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多嘴多舌。幸好此時國際上發生了東歐的波南、匈牙利事件，毛決定借此機會發動壹場“整風——反右派運動”， 通過“引蛇出洞，聚而殲之”，把那些多嘴多舌者送到了他們應去的地方。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全啞了，障礙也就清除了。進入1958年，全黨、全民壹個聲音，壹呼百諾，形勢大好。所以毛的大躍進、公社化就正式開鑼了。



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是為大躍進和公社化造勢的壹次會議，毛先在黨內高層進行了動員和部署。會上，有的省委書記在匯報中談到， 1957年冬到1958年春，他們在開展冬季水利建設中發覺，目前的農業社規模在太小，難以辦大事。壹些大、中型水利工程，必須由縣裏出面，將幾個、幾十個合作社的勞力組織起來，才能辦成壹些大事。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這話正擊中毛的心願，毛決心借此推出公社化。並以併大社、修水利為突破口。他先在會上作了口頭布置，會後，立即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壹個《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並為大社的意見》的正式文件。



各地聞風而動，紛紛進行小社並大社的工作。這便是人民公社的前奏。



成都會議壹結束，毛就沿長江而下，沿途召見各省負責人，聽取他們貫徹成都會議精神的匯報，十分高興。



當時毛的興奮點主要在辦大社、實即為公社化作準備。4月中旬，毛到廣州，看到河南封丘縣應舉農業合作社的壹份材料，介紹依靠集體力量戰勝自然災害的事跡。立即動筆寫了《介紹壹個合作社》的批文，向各地推薦。目的是鼓勵各地合作社向更大、集體化程度更高的方向發展。這時，毛對於未來這種大社——公社的內容和形式，已經有了初步的藍圖，即：“鄉社合壹，為未來共產主義的雛形，工農商學兵什麽都管。”



毛到廣州，把他這種對未來農村社會組織正式定名為“共產主義公社”。 他進壹步向劉少奇、陸定壹作了具體的描述，說：“幾十年之後的我國農村，將是這樣壹種情景：那時我國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都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幹鄉村公社圍繞著城市，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前人的烏托邦想法，將被實現，並將被超過，我們的教育方針和文教事業，也將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



毛澤東這個想法也不是他壹夜之間的靈感形成的，它實際上是毛青年時代曾經作為“新村主義”信徒的“新村”夢想在今日的復活。三十九年前，即1919年春，毛在《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二號上，提出“新社會生活夢想”，作了這樣的描述：“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豢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壹‘新村’。”



實際上，當時毛還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新村”是他那時試圖超脫政府羈絆成立自由人聯合體的烏邦邦夢想，與他今天提出的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基本單元除了形式上類似之外，在實質上己南轅北轍，完全相反。但是在建立這種封閉式的自然經濟單元方面則仍然是－脈相承。



毛澤東關於“共產主義公社”的設想很快不脛而走，他的大臣、下屬們對於毛原來的“小社拼大社”的真實意圖也完全了解了，在當年5月為大躍進進行黨內總動員的八屆二次會議上，與會者紛紛傳頌毛的這壹構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說幹就幹，現在就實現它！各地紛紛行動起來。



在這個問題上，毛的分管農業副總理譚振林可算搶了頭功，因為他正式命名了中國第壹個“人民公社”。



這個中國第壹個人民公社誕生在河南遂平縣嵖岈山，它由4個鄉、27個小社合並而成，有六千多戶，三萬多人口。在正式命名為“嵖岈山人民公社” 之前原本名叫“嵖岈衛星集體農莊”。集體農莊是仿效老大哥蘇聯的叫法；“衛星”壹詞則是1957年蘇聯第壹顆人造衛星上天後對壹切新的先進事物的時髦叫法，後來，在大躍進中將各種工農產生產的高產紀錄叫做“放衛星”。



1958年6月16日，譚震林在鄭州省委小會議室接見遂平縣委副書記婁本耀，專門聽取婁關於嵖岈衛星集體農莊的匯報。聽完匯報後譚故意說：“妳們這算啥哩！工農商學兵都有，這個部那個部不是和中央壹樣了嗎？再說政社合壹，社也太大了壹點。法國有個巴黎公社，他們也是工農商學兵都有，我看妳們也有點像巴黎公社。”



譚剛剛參加八屆二次會議，知道毛澤東關於將來中國農村應走“公社”道路的想法，所以故意引出“公社” 這個名稱來。但他確也也不知道“公社”壹詞的來歷和內涵，只知道有個巴黎公社。



婁本耀更不知道巴黎公社為何物，但聽到副總理說像公社，便只管點頭附和，忙說：“對對！俺們這個勞什子，也就是公社。”



於是，“譚老板”壹錘定音：就叫做人民公社！



婁立即給縣裏打電話，讓縣裏趕緊給衛星集體農莊換牌子……



就這樣，中國第壹個人民公社誕生了。



但是，譚震林知道，這個中國第壹個人民公社僅僅由他來命名和認可是不行的，必須要毛點頭才算數。他先在6月底召開的幾個省市的農業協作會議上介紹了遂平嵖岈大社的情況，同時將這個典型材料報給毛澤東。毛看了正合朕意，為了進壹步弄成完整的材料，毛派《紅旗》雜誌的編輯去遂平嵖岈調查，幫助弄出壹份《嵖岈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案）》，在《紅旗》雜誌上發表。還交待各省要好好“吹壹下”。 而在此之前，陳伯達的壹篇名為《在毛澤東的旗幟下》的文章已在《紅旗》7月6日第4期上發表，文中秉承毛的意旨，已經公開闡明了毛澤東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的思想。總之，壹切資料表明，“人民公社” 絕非“人民群眾”所創造，而是毛壹手制造出來的中國二十世紀怪胎。



毛指派幹部炮制的第壹個人民公社《簡章》，得到毛的高度贊許，並親自為其修改。毛稱其為公社的“憲法”、“寶貝”。它大致規範了人民公社的基本框架：



《簡章》第四條規定：“各個農業社並為公社，根據共產主義大協作精神，應將壹切公有財產交給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補。……”



第五條規定：“社員轉入公社後，應該交出全部自留地，並且將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產資料轉為公社所有。”第二十條又規定：“社員原有住宅的磚瓦木料，由公社根據需要逐步拆用，新建的住宅歸公社所有，社員居住要出租金。”



第十三條規定：“盈虧由公社統壹負責。生產隊是組織社員勞動的基本單位。”



第十五條規定：“實行糧食供給制。”



第十七條規定：“公共食堂和托兒所壹般地以生產隊為單位建立。”



這個所謂的“實行糧食供給制”，就是後來被吹上天的“吃飯不要錢”。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更是自豪地宣稱：“公社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



於是，這個剛剛“出生”的“人民公社”，便壹步登天成了共產主義天堂。







二、天堂紀事



人民公社壹“出世”，立刻顯示出其不同凡響的巨大的威力，這主要表現在它幾乎壹夜之間就創造了神奇的生產力和諸多“共產主義”新生事物。公社的人們也覺得壹夜之間自己就由社會主義“躍進”到共產主義了。當時最流行的“新民謠”道出了人們對公社的由衷贊嘆：



“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



“壹天等於二十年”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



最令人震驚而又驚喜莫名的是各地傳來的各種農業高產“衛星”，它使人們如夢似幻感覺壹下子進入了壹個神奇王國，在這裏，壹切傳統的農業生產概念被徹底顛復，過去人們不敢想象、也想象不到的奇跡不斷地發生了，而且壹個比壹個更神奇，更震聾發瞶，也更令人瞠目結舌……



為了親身體驗壹下大躍進的熱火朝天氣息，親眼看壹看人民群眾創造的各種奇跡，毛澤東決定移動他的萬金之驅，親自去農村走壹趟。河北徐水縣的縣委書記張國忠曾在1958年3月11日的《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苦戰三月，改變全縣自然面貌》的文章，很得毛的賞識，被選定為巡視的第壹站。



1958年8月4日，毛在河北省委書記解學恭、副省長張明河、徐水縣委第壹書記張國忠等人的陪同下到達徐水。壹出火車站，映入毛的眼簾的是壹塊高高豎立的巨大廣告牌，上面劃滿了花花綠綠，令人眼花繚亂的“地圖”。看到偉大領袖停足註目，縣委書記立即湊過來充當解說員。原來這是幅徐水縣三年進入共產主義的規劃圖，縣委書記熱情而又恭謙地向偉大領袖介紹徐水三年後的天堂美景，不覺地眉飛色舞，毛則不失優雅地頷首微笑……



隊伍向大寺各莊進發。壹路上，但見兩旁莊稼地裏人來人往，車水馬龍，又有不時飛舞的紅旗、夾雜著人們的歌聲、號子聲、配上遠處的藍天白雲，青山綠樹，真是壹幅絕妙的田園風景畫。



到了目的地，先看了戶外長勢喜人的莊稼和兩座正在吐著烈焰的煉鐵小高爐，毛便被簇擁著進入了壹座幹凈的大院落，這大概是公社管委會所在地了。但見四壁粉刷壹新的白墻上掛滿了各種錦旗、獎狀，還有就是美不勝收的各種反映大躍進的宣傳畫；有攀著玉米上天的小夥子，有以花生殼作舟飄洋過海的老漢，有在大棉花樹上采摘棉花要與嫦娥比美的農家姑娘……



毛開始心花怒放。他問到麥收產量，社長說是畝產754公斤，縣委書記張國忠則連忙搶著說今年全縣畝產計劃達到2000斤，總產要達到12億斤。



毛聽後不覺睜大了眼睛，心裏稍壹盤算，便笑嘻嘻地說：“要收那麽多的糧食，妳們全縣才31萬多人口，怎麽能吃得完那麽多糧食呢？妳們的糧食多了怎麽辦啊？”



大家壹時被毛的話問住了。稍頃，聰明的張國忠答道：“我們糧食多了換機器。”



毛緊迫著說：“又不光是妳們的糧食多，哪壹個縣的糧食都多，妳換機器，人們不要妳的糧食呢？怎麽辦？”



“那我們就用山藥造酒精。”



“那就得每個縣都造酒精，哪裏用得了那麽多酒精啊？”



“ 我們現在只是在考慮怎麽多打糧食……”



“也要考慮怎樣吃糧食呢，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多了，國家不要，誰也不要，妳們自己吃嘛，壹天吃五頓也行！”



就是在半年前的當年1月28日，毛還說；“中國地大物博，只有那麽壹點田，但是人口多，沒有飯吃怎麽辦？無非是少吃壹點。”“吃那麽多把肚皮脹那麽大幹啥，像漫畫上外國資本家那樣有什麽好？”



現在，他在考慮糧食多了怎麽辦，鼓勵農民吃五歺了。



壹群人簇擁著毛去看社裏的幼兒園。壹隊隊兩三歲、四五歲的孩子，穿上壹律的新衣服，列隊鼓掌歡迎參觀者。當問到吃些什麽時，“訓練有素”的娃娃們齊聲答道：“吃餃子、烙餅。”仔細的人都看得出，當孩子們在背誦這句答語時，壹邊在咽著口水。可毛沒閑情去仔細觀察，因為他早就笑得合不擾嘴了。



然後去看幸福院，公共食堂。毛對公共食堂這個共產主義新生事物特別感興趣，贊不絕口，墻上寫著當時著名的口號：“壹天等於二十年天，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還畫有比牛大的肥豬和幾個人才能擡得動的白菜。這壹切更使毛浮想聯翩，他認真地告訴隨行官員：“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壹些。壹天做半天活兒，另外半天搞文化，學科學，鬧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妳們看好嗎？”隨行人員連聲諾諾。後來毛經過深思熟慮，終於想出了徹底解決糧食過多問題的辦法：三分之壹土地種莊稼，三分之壹休耕，三分之壹種花種草綠化。並且向世界發出豪言壯語：“把地球上所有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國來，糧食也夠用！”



受主人之請，毛又去參觀“畝產百萬斤”的“山藥山”。但見壹個個用糞肥堆成的小山堆，壹個個緊挨成片，在堆上裁滿了山藥秧子，也有在壹條梗道上分別種四行、八行、十二行的山藥。據介紹，每畝裁壹萬五千株，計劃畝產從20萬斤到100萬斤…不僅做到糞大水勤，而且還施鉀肥，噴磷肥和灑生長激素，計劃畝產百萬斤的山藥，還澆狗肉湯。聽得毛也張口流涎。



離開山藥山，毛來到棉花地。毛看到棉枝都綁上了紅布，主人介紹，這棉花地每畝四千株，每株平均高六尺，是名符其實的棉花樹。每棵平均有果枝25個，成鈴40個，花蕾45個，眼前的情況可畝產皮棉2000斤。但他們還要叫“棉樹”長到八尺高，每棵長鈴120個，保證每畝產皮棉5000斤……



對農事實際上壹竅不通的毛，已經被眼前的壹切弄得暈頭轉向，只是點頭不已，心裏則不斷刀念；三年進入共產主義……他已經深信張國忠兌現了他三個月改變徐水面貌的誓言了。



下壹站去安國縣。在途中的車上，毛想到：徐水縣的大躍進，除了農業，還要修水利，煉鋼鐵，全縣11萬勞動力顯得不敷支使，非常緊張。為了提高勞動效率，將壹切可能挖掘的潛力挖掘出來，徐水采取了全民軍事化的辦法，全縣編成90多個團，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據說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毛對這壹舉措非常感興趣，這本來就是他搞公社化的壹個重要目的。但訊問之下，才知道這些軍事組織實際上沒有多少武器。為此他想，既然軍事化了，實際上卻沒有槍，有點名不符實。於是對同行的保定地委第壹書記說：



“妳們能不能弄壹批槍給徐水，把他們武裝起來，徐水勞力共11萬人，其中男女青年可能有5萬人，20%發槍，共需壹萬支，幾十個團，又是戰鬥隊，又是生產隊。5萬人壹萬支槍，5億人壹億支槍，6億人得1·2億支槍，沒有槍怎麽辦？妳們會造嗎？”。



地委書記感到有些意外，只好說：



“我們……不會造槍。“



“不要縣裏造，但壹個地委可以辦壹個兵工廠。將來每人壹支槍……全國這樣武裝起來，……就把帝國主義嚇死了！”毛澤東時刻不忘不忘他的人海戰術，更不忘“管理地球”的宏偉目標。後來在北戴河會議為人民公社問題作決議時，毛正式將 這“三化” 寫入公社章程



到了安國縣，下得車來，毛看見的又是如畫的田園，翻金的稻浪，阡陌間穿梭的人們，以及招展的紅旗，充滿豪情壯誌的標語牌等等。但他的思想還未從剛才的軍事化話題轉過來，突然問壹旁的安國縣縣長：



“妳們願意修個飛機場嗎？用這條馬路，把樹挖掉，還得要用壹部分土地……”



醒悟過來的縣長馬上答道：



“我們非常想修個飛機場，縣裏地多著呢，占地沒問題！”



毛滿意地笑了，進壹步交待：“把馬路搞成洋灰的，弄寬點，修個飛機場。今後國際友人來，從北京來個把小時就可以到妳這裏……”



8月6日毛到河南的新鄉。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吳芝圃是毛剛剛在八屆二次會議上提拔起來的愛將，此前的第壹書記潘復生，因為右傾保守，又說什麽河南地少人多，水旱災害頻繁，上繳的糧食太多，以致於“農民家無隔夜之糧”，“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希望少調出些糧食等等。因此犯了右傾機會主義和地方主義的錯誤。就在這個當口上，原來擔任省長的吳芝圃慷慨表示：“巧婦能為無米之炊！”河南可以大大提前實現毛制訂的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壹年實現“四、五、八”的畝產目標，還要實現水利化，除盡四害，消滅文盲……他還將河南水澆地的面積虛報了2.4倍。直聽得毛龍心大悅。於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潘復生被打成“反黨集團”批鬥，還在全省揪出“小潘復生”20萬！與此同時，“沒有良心”的吳芝圃登上了第壹書記兼省長的寶座，統欖全省黨政軍大權。後來，吳在全國大躍進中總是沖在前面，深受毛的贊識，吳也創造了活活餓死、打死、折磨死幾百萬河南人民的“光輝業績”……



此時聖主親臨視察，自然使吳大人感到莫大榮幸，立即與另兩位省委書記壹同前來接駕。



當日下午，毛壹行來到七裏營人民公社視察。七裏營的“人民公社”的牌子是剛剛掛上的，毛見了，點頭稱贊：“人民公社的名字好”。第二天，“人民公社好”的聖諭就出現在各大小報紙的頭版頭條，頓時傳遍全國……



在公社幹部的引導下，毛參觀了托兒所、敬老院、食堂、麥粉加工廠和滾珠軸承廠，然後走進棉花高產田。高產田計劃保證畝產壹千斤，爭取兩千斤。看著齊肩高的棉花“樹”，毛問：“像這樣的棉花有多少？”



社長答：“七裏營10500畝中，有5000多畝是這樣的。”



毛笑著對吳芝圃說：“吳書記，有希望啊！妳們河南都像這樣就好了。”



吳答：“有這麽壹個社就不愁沒有更多這樣的社。”



“對！”毛贊許地說，“有這樣壹個社，就會有好多社。”



毛在河南視察了三天，8月9日到了山東。在山東省委領導人陪同下，到歷城縣北園鄉視察。當省委書記談到北園鄉準備辦大農場時，毛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兵商學合在壹定，便於領導。”“便於領導”壹語道破了天機，原來這才是毛澤東熱衷於搞人民公社的真正目的所在。



“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這句廣告詞確實很形象生動，對億萬群眾很有吸引力，於是各地的公社領導人，紛紛把自己的公社裝扮成天堂的模樣，壹時間，全中國仿佛都進入了“天堂”。



第壹個跳出來自稱天堂的是毛澤東視察過的、並獲得毛高度贊揚的徐水縣。在毛到徐水視察時，徐水尚未掛人民公社的牌子，雖然毛視察的幾個農業社實際上都與公社無異了，但終究未正名為“公社”。壹心想拔得大躍進頭籌的縣委書記張國忠，豈能甘居人後？正所謂不鳴則已，壹鳴驚人，1958年9月15日張書記宣布徐水“縣社合壹”，成立中國第壹個“縣級”人民公社。同月20日，徐水縣委發布了《關於人民公社實行供給制的試行草案》，決定全縣人民的收入、分配由縣公社統壹核算，從9月起，原幹部、工人、職員等取消工資，農民（社員）取消工分計酬，壹律改為發津貼，縣級每人每月8元，科局級5元，壹般幹部3元，平民百姓2元。對全老百姓實行“十五包”：吃飯、穿衣、住房、鞋、襪、毛巾、肥皂、燈油、火柴、烤火費、洗澡、理發、看電影、醫療、喪葬。



徐水縣率先進入共產主義的報導壹時充塞全國報刊、廣播，《人民日報》發表了名為《徐水人民公社頌》的長篇報導，內雲：



“徐水將要‘發射’畝產山藥120萬斤，壹顆白菜52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千斤，全縣畝產糧食2000斤的高產衛星。徐水人民公社將會在不遠的期間，把社員帶上人類歷史最高境界，這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國……”



這樣壹個原來名不見經傳的小縣，壹下子聲名遠播，當年先後有40多個國家，930多名外國人士去參觀，國內則有三千多單位去取經、學習，各種榮譽應接不暇。



徐水縣的官員、百姓則生活在如夢似幻、如癡如醉的狀態裏，他們自己都不知道這壹切是在演戲還是真實的生活？不過，他們沒有功夫多想，縣委書記張國忠不允許他們多想……



這時，作為全國第壹個公社的河南遂平縣的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也不甘寂寞，他們首先想到自己社的名稱叫“衛星”，如不放個高產衛星，豈非名不符實？1958年6月初，在嵖岈山人民公社蹲點的信陽地委秘書長趙光向省委報告，衛星公社韓樓大隊兩畝九分地的麥子畝產3800多斤。幾天後，這條消息刊登在《河南日報》頭版頭條。《人民日報》則在6月12日報導了遂平全國第壹個人民公社施放畝產小麥3530斤“衛星”的消息，拉開了全國“放衛星”的序幕。



嵖岈衛星公社放出的第壹個全國小麥高產衛星，贏得了巨大榮譽，帶動了全國的衛星“上天”。而且總是後來居上，節節攀升。僅僅過了6天，6月18日，湖北谷城就放出了畝產小麥4350斤的新“衛星”……最後第29顆衛星是9月22日《人民日報》報道的青海省賽什克農場小麥畝產8585斤，暫時拔得小麥衛星的頭籌。



水稻衛星更是令人驚訝，從七千、壹萬、二萬，到8月13日湖北麻城溪河鄉建國第壹農業社的畝產36956斤，人們以為封頂了。哪知，接下下又出了個4萬3千多斤的、5萬2千多斤的、6萬斤的、8萬2千多斤的大衛星，最後是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的畝產中稻130434斤奪冠。



以上都是經過《人民日報》“核實”後的衛星報道，地方報紙報道還有更高的，如畝產水稻30萬斤、小麥10萬斤等等，在此不予羅列。



不僅是放高產衛星，更多的縣要求步徐水後塵，從整體上把壹個縣送進入共產主義天堂，其“幸福”指數則要超過徐水縣的水平。



河南範縣就是其中壹個。範縣縣委書記謝惠玉要向徐水的張國忠挑戰，1958年10月28日謝惠玉在全縣萬人大會上作了範縣建設共產主義“新樂園”的報告，這個新樂園從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第壹件事吃飯切入，頗具吸引力。而且謝惠玉還頗具“文才”，他將它編成壹首歌謠：“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用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個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範縣計劃用三年時間達到這個理想。



11月6日，毛在登刊範縣“新樂園”規劃的中宣部《宣教動態》上看到這個消息，雅興大發，批曰：“此件很有意思，是壹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短，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



範縣的“新樂園”被毛澤東批示後，被作為八屆六中全會材料印發，壹時“新樂園”聲譽鵲起，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和沖擊波，很快，各地都作出建立自己的共產主義新樂園的規劃。



還有安微省，整個省都實現了“吃飯不要錢”。《人民日報》以大量篇幅連篇累牘報道安徽“大規模的共產主義大協作”：有錢大家花，有飯大家吃，真正跨入了共產主義門檻。吃飯不要錢是毛特別推崇和宣揚的“共產主義新事物”，聽到這個消息，引得他又要親去安徽參觀、視察。



不久，人們覺得光是提“吃飯不要錢”還不夠，不能反應“吃的質量”，於是有人做起了質量文章，各地便都競賽公社食堂吃飯的“質量”。按照《人民日報》提出的要使“社員吃得飽，吃得好，吃得幹凈衛生”的標準，各地都曬出了“使所有社員吃飽、吃好、吃得滿意”的典型。《人民日報》1958年11月16日報道了河南壹個公社食堂的情況：



河南孟津縣橫水鄉紅旗人民公社辦了三百多個人人稱贊，個個叫好的食堂，從九月起已經做到了壹個月九十頓飯菜，頓頓不重樣……



全體炊事員發揮了高度的積極性、創造性，即使像野菜和紅薯那樣的粗食，經過精心烹調，也能做出幾十種花樣，使社員們如吃山珍海味。



現在，這三百零七個食堂，有二百七十九個實行了“壹堂三個竈，老弱五頓餐”和“三水五味臺”制度。



壹堂三個竈，就是壹個食堂中有青壯年竈、老人小孩竈、病人產婦竈；老年人、病人、產婦，每天能吃五頓飯；三水五味臺是指在食堂置有洗臉水、漱口水、白開水，五味臺上放有醋、醬油、辣椒、鹽、蒜汁等調味品，供社員們吃飯時選用。



所有食堂都經常在社員中進行詳細調查，了解他們吃飯的要求和口味……社員們可以在這裏吃到包子、炸醬面、油餅、蒸糕、蔥花卷、炸紅薯、丸子等等……



按照報道中描繪，這個公社炊事員已達到或者超過“禦廚”的水平了，“九十頓飯菜不重樣。”可能壹般的禦膳房也不壹定能做得出來。（可惜的是，文章作者壹句：“即使野菜紅薯，經過精心烹調，也能使社員們如吃山珍海味”，泄漏了天機，它說明當時已經開始找野菜充饑了。）



毛視察了河北、河南、山東之後，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議題就是在全國普及人民公社，實現公社化。其時毛已是豪情滿懷，氣吞牛鬥，他在會議上宣布：“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遙遠將來的事情了！”“人民公社的特點是壹曰大二曰公。大，公社人多，幾萬戶，地大物博，綜合經營……大了，了不起，人多勢眾。公，比合作社更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殘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就搞掉了……（經過）二、三、四、五年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



毛還在會上提出全國實行供給制，廢除工薪制，恢復戰爭時期“平均主義”的設想（其實，任何時候毛共都沒有實行過真正的平均主義，而是十分嚴格的等級特權主義，卻美其名曰平均主義）。又提出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命題，向真正的共產主義邁進。由此迅速在全國掀起了“共產風”，“壹平二調三提款”，各級領導人有權在其轄內無償調用壹切人、財、物資源，稍有不從者，即對其實行“專政”。於是又有了伴隨而來的幹部“打人風”。在全國軍事化的大前提下，各級領導幹部甚至普通幹部都成了言出法隨的小皇帝，從多吃多占到欺男霸女，為所欲為。整個農村的生活、倫理、法制全部被破壞、打亂，空氣中彌漫著血腥的暴戾之氣，以致很多地方的生產和經濟活動無法正常進行。這樣大亂了幾個月後，毛不得不表示要糾正“共產風”。明眼人都知道，其實這些都是毛推行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實行軍事化、共產主義化的產物。可是後來毛卻不忘將刮“共產風”的發明權奉送給別人，（參見廬山會議1959年7月23日毛批彭德懷的講話）



這時的毛確實有些飄飄然了。1958年11月21日，毛在武昌會議上講話時說：



“……因為革命從馬克思開始沒有成功，列寧完成了十月革命，他們已經搞了四十壹年，再搞十二年，還沒過渡，落在我們後頭，現在已經發慌。他們還沒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搶上去，我們過渡蘇聯臉上無光，全世界無產階級也臉上無光，怎麽辦？我看要逼他過渡，形勢逼人，逼他快些過，沒有這些形勢是不行的。妳上半年過，我下半年過，妳過我也過；我們先進入了共產主義怎麽辦？還是掛社會主義的牌子，實行共產主義，有實無名。”



從中可以感覺到毛當時那種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之情，那份超過馬、恩、列、斯、前無古人的自豪和抑制不住的喜悅……



就在毛的共產主義人民公社叫得震天響、自以為遠遠勝過蘇聯的時候，赫魯曉夫特派他的記者來察看實情，回去向他匯報。聽了匯報後赫氏說：“中國的共產主義是喝大鍋清水湯，蘇聯的共產主義是土豆燒牛肉。”1958年12月4日，赫魯曉夫接見美國參議員漢弗萊時進壹步談到：“公社制度今天對俄國是不適宜的。無論如何這個詞是用錯了，不知道為什麽中國人選用了這個詞，因為‘公社’壹詞起源於法國大革命時代，它是壹種城市的而不是農村的管理方式。無論如何，中國的制度是倒退的。蘇聯很久以前就嘗試過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蘇聯現在采取的是物質刺激的辦法。”



就在舉國洶洶，如飲狂泉的時候，中共內也不乏頭腦清醒、較為務實之人，鄧小平就是其中之壹。還在毛的理論助手陳伯達秉承毛的意旨鼓吹並大社、“鄉社合壹”之初，在壹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表示反對，他說：“壹個社辦那麽大，鄉社合壹，合作社勢必分散力量，怎麽能辦得好？農民打官司要到合作社，合作社還要解決司法問題，這個社長怎麽當？”



但這麽淺顯的道理毛和他的助手們卻聽不進去。因為他們考慮問題的角度不同，毛真正考慮的只是如何能更好地把六億人民管起來，將他們牢牢捆綁在他的軍事共產主義戰車上，像牛馬－樣聽使喚。其他的他就不管了。



二十世紀中國的現實：人民公社地獄







現在輪到看這枚硬幣的背面了。令人驚詫的是，這背面的卻寫著四個觸目驚心的大字：地獄之門。



1958年7月下旬，當各種農業生產衛星相繼炫麗綻放之時，毛的喉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式宣稱：



“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糧食來。”



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劉西瑞的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霎那間，這句“名言”便傳遍了全國，成了當年最響亮是口號之壹，被刷寫在全國城鄉直至偏遠山區農家的墻上。



接著，毛共中央向有關科學家下達“糧食多了怎麽辦” 的研究課題……



但也就幾乎與此同時，在“人民公社”裏享受“天堂”生活的社員們卻真正墜入了黑暗深淵，落到了貨真價實的地獄。







－、在表面的背後



值得指出、也是令人不解的壹個問題是：當年那些嚇人的高產衛星，是怎樣騙過素以老謀深算著稱的毛澤東的“法眼”的呢？毛不是親自考察、親眼所見、深信不疑的嗎？可見，強中更有強中手，毛的騙術其實並不是最高明的，他被他那些鄉、社小幹部的魔術輕易就騙得喜笑顏開，幾乎成了傻瓜白癡。



就拿他出巡的第壹站，後來成了全國的樣板的河北徐水縣來說，那令毛澤東心搖神迷的“山藥山”、“棉花樹”，其實那騙局並不太高明，“山藥山”除了表面是真正的‘肥料’，裏面全是土疙瘩；而棉花樹則是人工接嫁的，所有這些都是毛到來之前連夜搞出來的。可是偉大領袖真的被“迷”住了。



當然，張國忠書記（後來又變成了徐水人民公社主任）能騙住毛澤東，也不能說沒有下壹點功夫、施壹點手腕。他在要求徐水人民放高產衛星時也確實發了狠勁，如他下令每畝山藥必須種植壹萬五千株以上，不達標者嚴懲不貸。有的群眾和基層幹部無法做到也不願意這樣胡鬧，便采取弄虛作假的辦法應付：在田邊地頭易見處密植，在中間按正常標準種植。哪知這張大人卻親自帶領壹群人來檢查，結果被當場發覺。5個小隊長被捆綁在樹上，接受現場鬥爭，在喝罵、拳打、腳踢，飽受盡皮肉之苦後，送去監獄勞改。壹個姓高的小隊長，經受不起折磨，勞改3個月就死去了。為了使自己弄虛作假不被人揭發，張在1958年8月（毛離開之後）和十月，在全縣發起了兩次捕人大高潮，下達捕人指標，限期完成任務。並指示在全縣縣、鄉、村三級都成立勞改隊。張親自巡廻檢查捕人運動的落實情況，在漕河公社，張國忠主持現場大會，壹次逮捕358人。張這樣做公開說是為了打擊懶漢和破壞分子，“調動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實際上誰都知道，就是為了“封口”， 鎮懾那些試圖檢舉揭發他弄虛作假的“刁民”。1958年，徐水縣共逮捕4643人，其中31人在被折磨中死去。



毛澤東離開徐水縣之後第二天，劉少奇就指派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率工作組來到徐水縣，幫助縣委搞共產主義試點。



張國忠在群眾大會上宣布：“我們要壹步登天，達到人類最理想的共產主義！”



“什麽叫共產？共產就是大車、牲口、房屋全部歸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共有的，這就叫共產。”



“共產共產，越共越好，壹共就富了。”



於是說幹就幹。如前面講的，張對全縣人民實行供給制，取消工資和記工分，給全縣人民統壹發津貼和生活用品。11月，縣裏籌得了550萬元，完成了第壹次“共產主義供給制”。12月，卻只籌得90萬元，但共產主義不能丟，怎麽辦？張下令將國營商業的流動資金700萬元挪用來發第二次共產主義津貼和實物，實際上是將縣百貨公司和供銷社“共產”了。可是下－個月怎麽辦呢……



徐水縣當時實際上是個人均年工農業總產值只有130元、年人均收入60元、糧食畝產僅200多斤的窮縣，就這麽個家底，溫飽還遠未能解決，張國忠卻要“壹步登天”進入共產主義。無怪蘇聯記者回去後告訴赫魯曉夫說中國是“喝大鍋清水湯”的共產主義。



剛剛搞了兩個月的共產主義，在當地被稱為土皇帝、言出法隨、說壹不二的張書記這時也點金無術、“上天”無門，這個共產主義天堂就這樣無可奈何地夭折了。



但是，這壹切只是災難的開始。



災難首先從人人都離不開的、生命的第壹件大事：吃飯開始。



各種高產衛星是否真能“蒙住”毛澤東的眼睛我們不得而知，但老奸巨猾的毛卻有壹條制勝之道，那就是要按下面上報的產量制定並完成糧食征、購任務。與這個任務相伴隨的是冷酷旡情的鐵腕、鐵血，於是霎那間，神州大地陷入腥風血雨，血肉橫飛的搶糧大戰之中。現在我們從總體到局部、從宏觀到微觀看看這場災難的由來和慘狀。



10月，主管農業的譚震林向毛報告，1958年糧食總產量可能超過壹萬億斤。而1957年的糧食總產是3700億斤，這就意味著當年糧食增產1·78倍。後來，在當年12月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上，中央壹些大員感到“譚老板”的喜報可能有水份，於是壹壓再壓，最後“留有余地”，宣布1958年全年糧食總產量為7500億斤，棉花6700萬擔。1958—1959年糧食年度的糧食征購任務及用糧計劃便按此數安排。



然而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呢？後來核實的數字大概是：當年糧食產量為4000億斤（壹說3900億斤），棉花產量為3938萬擔。這就是說，糧食謊報至少少3500億斤，按5億農民計算，男女老少每人要憑空“變”出700斤糧食來，才能完成毛澤東的征購任務和用糧計劃。這就是後來餓死、逼死、打死上千萬人的大慘劇的根源。



除了這個總的原因外，公社的公共食堂也成了後來缺糧和死人的幫兇。由於毛對糧食產量的樂觀，也為了展示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吸引農民到食堂來，他宣稱吃飯不要錢，號召全體農民到食堂放開肚皮吃飯。農民們知道吃飯不要錢，也就當仁不讓，開展吃飯比賽，浪費也就成了壹道不可避免的風景線。有的地方把原來計劃6個月的用糧3個月就吃掉了。據當時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薛暮橋估算，1958年公共食堂造成的糧食浪費約有1750萬噸，占當年農村（返銷）供應糧食量的11%。



還有比食堂浪費更重要、更可怕的原因，那就是後來被稱為“增產不增收”的問題。雖然各地被毛澤東逼迫或引誘而謊報的糧食高產數字根本不可信，但1958年總的說是風調雨順的壹年，糧食總的來說是豐產的，可惜的是，後來毛又下達了更加緊急、壓倒壹切的大煉鋼鐵任務，致使到了糧食收獲季節，各個公社的主要勞動力都被抽去搞煉鋼鐵的“人民戰爭”去了，只剩下老弱病殘婦女留守農業，於是，眼睜睜看著即將到口的稻谷被漚爛在田裏卻無力去收割。這就是後來彭德懷回到家鄉搞調查時，他的父老鄉親要求彭代為向“毛皇上”反映的那首“民謠”所說的“谷滿地，禾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中說的情況。其中最嚴重、損失最大的要數在大躍進中處處沖在前面的河南省，1958年秋收，據說約有50%的莊稼爛在地裏。



謊言虛報、浪費、糟蹋糧食加在壹起，中國的大饑荒就在劫難逃了！



公共食堂對大饑荒的形成起到了“第壹”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公共食堂本身命運的變遷，也成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壹個縮影。這個被毛澤東吹噓為“共產主義象征”的新生事物，到底給5億農民帶來了什麽呢？還是看看當時壹些領導幹部的親自記錄吧，他們是當權者，不可能幫農民說話詆毀政府。



河北張家口地區第壹書記胡開明去康保縣山區視察時，看到壹個十幾歲的孩子抱著壹個瓦罐吃力地在山坡上走，他截住壹看，瓦罐裏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說，“爹娘和妹妹都病在家裏走不動了，這是給他們領的飯。”胡問：“妳家不能做飯嗎？”孩子答道：“不能！糧食都在食堂裏，（家裏的）鍋也砸了煉鋼鐵了。”胡開明無語，只能目送抱著瓦罐孩子的瘦小的身影消失在寒風中。



1960年，新任雲南省委第壹書記閻紅彥到瀾淪江山區工作，看見壹個老太婆在風雨中挎著籃子，渾身上下都是泥水，幹什麽呢？原來是來食堂領“飯”吃。她家距小隊食堂十五華裏，每天全花在跑食堂領兩頓“飯”上。這還不算最遠的，最遠的有30華裏。閻找到縣委書記，認為這樣的食堂“不能辦就散”。但縣委書記卻不敢照辦，他怕將來算他的“走資本主義”的賬。所以依舊叫他的子民仍然每天翻山越嶺來食堂領兩頓糠菜粥喝。可以想象，這每餐壹碗糠菜糊糊產生的卡路裏，是頂不上路上的消耗的。可是有什麽辦法呢？農民已經沒有任何其他維持生存之物的來源，食堂成了唯壹能獲得壹份 “救命”之物的地方，不來咋辦？



於是有人幹脆搬到食堂去住，男女老少擠在壹起，沒有隱私，形同壹群動物。為了活命，顧不得了。



毛的秘書田家英奉毛之命回家鄉調查糧食情況，他來到外祖父的家四川新繁縣崇義橋，憑著鄉情、親情，很快揭穿了本大隊水稻畝產2萬斤的神話，大隊長告訴了他實話：畝產只有650斤。



田的工作組來到食堂觀察，農民每人每頓可領得壹碗粥喝。壹位陳姓老大娘來打飯，顫巍巍地走出食堂，不料壹腳踩空跌倒在臺階上，全家壹頓“飯”灑滿了壹地，老大娘放聲大哭起來。田家英上前攙扶老人，安慰她說：“不要緊，再打壹盆就是了。”老大娘邊哭邊訴：“另外打？咋個能另外打呀？——”田掏出身上的五斤糧票給他，要大娘去食堂稱米。陳大娘感激不盡，千恩萬謝，結果她稱的是連麩面，為的是能多熬幾碗粥，多活幾天命。



但是食堂的問題只是“枝”，是表面，不是“根源”，根源是由於虛報糧食產量交了過頭糧，所剩無幾了。這個虛報的糧食產量是怎樣產生的呢？請看看登在報上的衛星是如何出籠的：



河南信陽雞公山公社決定要放水稻衛星。8月中旬，水稻基本成熟，公社黨委連續開會，研究如何放出衛星。先是宣布“紀律”，統壹口徑：全社人民對放出的“衛星”不能有絲毫懷疑，不許任何人背後議論，違者以反革命論處。其次是確定衛星的標準，根據當時的形勢，原則上不得低於畝產4.5萬斤。至於具體的“放法”，要聽從公社黨委指揮，任何人不得說三道四。作出決定後，逐級向大隊、小隊幹部和所有社員傳達，讓每個人保證絕對遵守，特別強調不該問的絕對不問，不該講說的絕對不講，否則後果自負。在做足了這壹切準備之後，8月28日清晨6時，參加收割的社員在統壹指揮下開鐮收割了。30日下午，6畝6分3厘高產試驗田以及周圍430畝非試驗田的水稻收割完畢，然後突擊打場，統壹過秤。過秤結果共計打得稻谷324375斤5兩。這本是6畝6分3厘試驗田加上430畝非試驗田的總產量，但雞公山公社黨委認定它只是6畝6分3厘衛星的產量，於是宣布畝產48925斤（324375.5÷6.63）。壹個高產衛星出籠了。消息由公社黨委向縣委“報喜”，縣委報地委，地委報省委，省委報中央有關部門。最後這－消息在省和中央廣播電臺播出，算是得到確認，記錄在案。



這種拙劣的集體造假、指鹿為馬的玩意本來是極容易戮穿的。可造假者有預防之法，他們學習毛澤東，運用“階級鬥爭”這個法寶，對多嘴者、不服者實行鐵腕鎮壓！後來，河南信陽地區餓死上百萬人事件發生後，陶鑄、王任重曾前往調查，得知了壹些“衛星”後面的真相。據王任重說：“西平縣因為放畝產7320斤小麥的衛星，受打擊的有壹萬多人，打跑7千多人，打死300多人，這是多麽殘忍的事情！”（王任重大人在這裏還表現出壹點良心，但是，在他治下的湖北也在大放衛星，麻城縣就放出了更大的衛星，難道背後就沒有這種情況？只能是程度不同罷了。）



（以上均摘取於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之十八：共產主義地獄。））



河南雞公山公社這種造假的方式很原始、很拙劣，經不起當場驗收。後來，廣西環江縣紅旗公社放出水稻畝產13萬斤的全國“衛星之冠”時，手段就更高明多了，“技術”也更復雜了。有鑒於這壹“史無前例”的大騙局，有必要簡單揭露之，以為後人、為歷史留下前車之鑒。



廣西環江縣這個“特大衛星”出爐較晚，9月初，《人民日報》已經報道了湖北麻城畝產稻谷5萬余斤、廣東埔縣畝產水稻6萬余斤特大衛星的消息。壹心想奪取全國水稻高產冠軍的廣西柳州地委書記賀亦然（還是此人，又指示他的下屬在鹿寨縣放了壹個日產生鐵20萬噸的全國鋼鐵“最大衛星”，賀堪稱“衛星王”了。）決心壹鳴驚人。他選中了他治下的環江縣城關區紅旗公社作為全國奪冠的“衛星社”。環江縣委書記洪華這時正在地委開會，賀將這壹意圖及基本做法與洪華進行了溝通，並激勵說：“登上《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獎給壹輛小汽車。”



得到賀書記這般殷切關懷和鼓勵後，洪華立即以電話通知縣裏相關領導，要他們趕緊與紅旗公社的領導商量具體落實的辦法。



經研究，他們決定采取的辦法叫“並蔸移植高產試驗”。具體做法是：選定原來就作為高產試驗田的壹塊1畝1分3厘的稻田，先把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去，再犁耙、深耕後堆上成千上萬擔肥料於田中，再將各隊生長最好的、已成熟的壹百多畝稻田的禾苗連根帶泥拔出，挑到1畝1分3厘試驗田中並蔸密植，密植的程度達到小孩在上面爬來爬去也不會掉下來。這壹切工作，由於發動群眾日夜連續苦幹，只兩天便完成了。



在並蔸的過程中，為了防止禾苗倒伏，他們采取以木作樁，附以竹片攔腰護衛，並用木棍從四面頂住的辦法，解決了禾苗倒伏的問題。又用鼓風機日夜鼓風解決了禾苗不透風的問題。人們還在田頭安營紮寨，成立現場指揮部，日夜不停護理、巡視，保證不出意外。



壹切準備就緒之後，環江縣委即向柳州地委和廣西自治區黨委報喜，說即將要放全國最大的水稻衛星，要求上級黨委派人當場檢查驗收。同時，還向地區、自治區有關部門、各新聞單位、電影制片廠以及各兄弟縣發出邀請，請他們來共同觀摩並見證全國最大水稻衛星“升天”的壯舉。



9月9日上午，各路驗收和參觀大軍6000余人聚集到了試驗田邊，幾位自治區和相關部門的領導還親自試了試這塊田禾苗的密度（後來見報有四個年輕女子連排坐在禾苗之上，大概就攝於此時）。10時40分，紅旗公社城關大隊支書壹聲令下，496名參加收割的社員立即投入“戰鬥”，所有參戰社員按照事先的分工分別進行收割、運禾、脫粒、運輸。



驗收是最關鍵的壹環，被安排得很微妙。在谷倉外有四臺磅秤負責過磅收割來的稻谷，每過壹次就把重量記在劃碼單上。負責挑運新谷的社員，先要挑到大街上“遊行”壹圈，然後再挑去過磅。這樣，在挑谷遊行的過程中，壹大群事先“埋伏” 好的群眾奉命從別的谷倉中挑谷出來，混進試驗田運谷的隊伍中，壹並來過磅驗收。在亂哄哄的過磅現場，有的過磅後谷子並未倒入倉庫，挑谷者轉了壹圈又重新挑去過磅。據稱這叫“團團轉”過秤法。如此折騰了10多個小時，才正式報出“衛星田”的畝產：130434斤10兩4錢（16兩秤）。精確到“錢”，這也是其它衛星所沒有的。報告還稱經過省、地、縣三級領導的現場監督和嚴格的把關雲雲。



就這樣，壹項空前的水稻畝產紀錄誕生了！壹時間，鑼鼓喧天，歡聲動地，人們，上至自治區領導，下至社員群眾，紛紛為這個巨型衛星“上天”而熱烈歡呼！歡慶！



第二天，柳州地區的《躍進日報》以通欄套紅標題報道了這壹“特大喜訊”，並配發了四個女子坐在水稻上的照片；9月12日，《廣西日報》以頭版整版報道了這壹喜訊以及環江縣另壹個紅日公社中稻平均畝產1萬7千多斤的長篇通訊。



可是，不知什麽原因，《人民日報》卻遲遲不見報，後來據說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負責人親自打長途電話去催問人民日報的領導，《人民日報》終於在9月18日以300多字的編幅報道了這壹特大衛星。



於是，全國第壹水稻高產衛星完滿收官。環江縣成了聞名中外的“紅旗縣”、“上遊縣”，縣委書記洪華成了功勛顯赫的英雄，當他從地委領回紅旗、獎狀的那天，縣城人民傾城而出夾道迎接，在鑼鼓喧天和震耳欲聾的鞭炮聲中，洪華被人們從街頭壹直擡到縣委大院。



為了將牛皮吹得更完滿，縣委上報1958年全縣糧食總產量為3.3億斤，比實際產量的1.05億斤超出兩倍多！洪華們嘗到了造假吹牛的甜頭，滿以為這壹回也會得到獎賞，哪知，上級據此給環江縣下達了0.71億斤的征糧任務。洪華們嚇了壹跳，有苦難言；環江的老百姓就更慘了！為了完成這壹征購任務，農民被迫賣出了大部分口糧，到第二年（1959年）開春，農民便陸續斷糧，到三、四月開始大批餓死人，據後來官方公布1959年這個“紅旗縣”、“高產冠軍縣”，餓死22685人（據知情者估計，實際餓死人數在4—5萬人左右）。這就是“畝產13萬斤”帶給環江人民的真正“回報”。



除了“吃”的問題，“住”是公社帶給社員的第二大災難。本來，中國農民雖然住的不太好，但居有其屋能遮風擋雨，還算平安。但是，公社成立之後立即就掀起了壹股拆屋風，因為根據公社“章程” 的規定，社員的住房歸公社所有，公社要拆屋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具體點說，公社要拆房的理由有二：壹是原來農民的房子太破舊，又分散，不雅觀，有礙共產主義新農村的形象，所以要推到重來，建設統壹的“共產主義新村”。如徐水縣成了“徐水人民公社”之後，張國忠就下令：全縣所有土房和破舊磚房，壹律在10底前拆完。結果拆了三萬二千多間舊房。同時，他請來清華大學建築系的師生設計徐水的共產主義新村。



拆屋的另壹個理由，是據說有人發現了老屋舊房的土墻是上好的肥料，如果是茅草房，茅草可以用來漚水肥，效果更佳。於是掀起了拆舊土房、茅房作肥料、奪高產的熱潮。劉少奇的家鄉湖南寧鄉縣就拆掉舊房15萬余間。



誰知，等到把社員的住房拆了，才發現建“共產主義新村” 的資金、材料都沒有著落。於是，共產主義新村成了圖紙、畫餅。徐水縣後來只建了300套外表漂亮、內部質量很差的新村，除了安排少數特權者入住之外，數以萬計的拆遷家庭成了流離失所的人造“難民”， 官方則任其啼饑號寒在生死線上掙紮。下面是記錄在案的當年－些的情況：



安徽鳳陽縣小溪河公社有7 個大隊的25 個村莊被拆除。石馬大隊大郢生產隊將5 個村莊並為壹個，男、女、老、少分開在四處居住。喬山大隊31 個村莊，1960 年6 月，在半天之內並成6 個莊子，上級命令黨員不拆屋開除黨籍，團員不拆屋開除團籍，社員不拆不給飯吃，所以半天就完成了任務。嚴重的問題是，說是拆舊房建新村，實際上舊房子拆了新房子並沒有建，社員於是無家可歸，全都成了“難民”。有14 戶“難民”40 余人住在3 間通連的房子裏，晚上大門上鎖，民兵持棍把門，尿尿拉屎都不準出去，在三間房內解決。1958年底風陽全縣共有房子224143 間，兩年中共拆掉、倒塌39555 間(其中倒塌25266 間，拆掉13400間)，占總房17.7％。全縣有29 個村莊的房屋拆光。在小莊並大莊時，社員像躲避日本鬼子壹樣，到處找避難所，造成田地荒蕪，草苗叢生，群眾流離失所。即使安排住屋，大伯子和弟媳婦同住壹室，連撒尿都聽得到。有的婦女只要壹提起並莊子的事就哭。



（以上摘自《墓碑》第120、121頁）



河南信陽地區也大搞拆屋併村，如息縣1959年上半年共有5489個村，到1960年4月只剩下4805個，639個村莊人為拆毀、消失了。



除拆屋之外，還有壹個讓農民更加痛苦的事，就是消滅家庭。據說，搞共產主義，就是要革家庭的“命”， 因為家庭是私有制之源，只有消滅家庭，才能從根本上剷除私有制。可能毛考慮到要消滅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就形成的家庭不太容易，決定先試點。這回毛叫他的理論助手，權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陳伯達出面來宣講和試驗。陳伯達到山西搞試點，向農村幹部動員，說：“既然已經公社化了......當然不需要家庭了。家庭是革命的最大包袱……革命就得革掉兒女情長，壹律要男編男隊，女編女隊，小孩進托兒所，老人進敬老院，家庭就解散了，消滅了，人人都壹身輕松地鬧革命，這是生產力的大解放。”



壹些先行者聞風而動。山西陽城縣就把各家各戶分男女搬到大屋子分開去住，還規定以後不準再提“家庭”二字，父母兄弟姐妹之間叫做“小組”，大家都是平等的“小組成員”。“家庭”這個共產主義的“絆腳石”被搬掉了。



但不知為什麽，這場偉大的“革家庭的命”無果而終，也沒有在全國推開，算是毛澤東的撼事之壹。十幾年後，毛澤東的“好學生”波爾布特把毛主義的“消滅家庭”、“消滅資產階級法權”、“消滅商品和貨幣”等都在“紅色高棉”變成了現實，毛對來到北京朝覲的波爾布特由衷地贊嘆道：“妳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這其中就包括消滅家庭壹亊。



消滅家庭壹亊算是毛讓步了。但是，對於更具實際意義的糧食征購任務，毛決心不再遷就和讓步。







二、導致大死人的直接原因：建立在虛報產量基礎上的反瞞產



當中國的糧食衛星上天之時，毛澤東曾經多次放出豪言壯語，如在1958年8月下旬的北戴河中央會議上，毛放言：



“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國來糧食也夠用！將來我們要搞地球委員會，搞地球統壹規劃，哪裏缺糧，我們就送給他！”



赫魯曉夫到北京，毛故意問他：糧食多了怎麽處理？



牛皮己經吹出去了，覆水難收。現在豈能不兌現呢？



其實，老奸巨滑的毛還是留了余地地的，他宣布1958年全國糧食產量為七千五百億斤，而不是主管農業的譚震林匯報的壹萬零五百億斤。購糧征購任務定為壹千二百億斤。毛以為這種打了折扣的任務壹定能完成。（可實際上當年糧食總產不足四千億斤！）



但是，從夏糧食征購工作開始就不順利，由於農民的抵制，各地的征購糧進展緩慢，計劃上調的糧食遲遲調不上來。壹些地方幹部有些束手無策。毛澤東有些著急了。這時，廣東的陶鑄創造了“反瞞產”經驗。1958年11月，陶鑄派他的副手趙紫陽到雷南縣反瞞產，“反” 出了7000萬斤糧食，趙給省委寫了壹個報告。陶鑄把轉它報給中央。陶鑄本人也寫了篇大談“反瞞產” 的必要性和經驗的文章，壹並寄給毛。這時的毛正在為完不成征購指標優心忡仲，壹見這份報告，聖心大悅！毛讓陶鑄的文章在《人民日報》最顯著位置登出。與此同時，在1959年2月22日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全國下達了《開展反瞞產運動的通知》。通知認定糧食征購工作碰到困難是農民“瞞產私分” 所致。文件氣勢洶洶要求要對農民進行壹場“堅決”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這樣，壹場大規模的“死人運動”就此拉開了序幕。



河南的情況比較典型。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吳芝圃是毛的愛將，在大躍進中總是沖在前面。可是到了糧食征購時他也碰到了困難，但是應該說這個吳書記是盡了全力的。還在毛開展“反瞞產” 之前，吳就采取有力措施來推進糧食征購工作，在1958年全省秋糧征購會議上，吳強調說，河南獲得高產豐收，人均有糧超千斤，已經向中央、向毛主席報了喜，受到黨中央、毛主席的表揚。現在要交糧了，決不能打退堂鼓，我們在完成征購任務中也要“大放衛星”。 接著提出了“加強領導，書記動手，政治掛帥，大辯論開路” 的總方針，強調“對任何遲疑、畏縮、瞞產、耍滑的行為，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可以說在毛布置反瞞產之前，河南就己經行動了。



吳芝圃采取先由各地、縣自報購購數量、再由省裏審定的方式，但自報的基數就是前段各地吹牛、虛報的產量。有的縣委書記此時感到責任重大，不肯按虛報產量領任務，結果被揪出殘酷打擊。平輿縣委書記曹明就被當作當作反面典型被鬥得“死去活來”， 最後仍不得不按虛報產量領了任務。其他人壹看這形勢，只好跟著虛報產量領任務了。這些地、縣領導們“過關”了，可他們治下的子民就要進“鬼門關” 了。



信陽地區的遂平縣是全國第壹個人民公社嵖岈山衛星公社的所在縣，縣委書記蔡中田在高壓下領回了九千萬斤的征購任務，而去年該縣實際只上交八百萬斤。同去的縣委副書記婁本耀壹聽嚇了壹跳，說：“把糧食征購光了，老百姓吃啥呢？”蔡說：“過了這壹關再說。”就是蔡書記的這壹句話，奪去了遂平數以萬計人民的生命。



在毛的“反瞞產”之前，征購糧食主要靠傳統的思想動員，叫農民報答共產黨的“恩情“，賣“愛國糧”。而今年這些方法有點不管用了，因為糧食產量虛、浪費大，任務特別重，農民盤算過後，認為確實已經沒有多少余糧可交了。因而河南全省糧食征購進度普遍緩慢。



毛的通知下達後，吳芝圃更有依仗了，各級黨政幹部也領會了毛通知的“精神實質”，紛紛采取了非常手段，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



先看看嵖岈山公社是如何落實毛的通知的。公社先召開全社大隊長、小隊長和會計會議，到會54人（疑只是壹部分—筆者），公社書記陳炳寅親自主持會議。先念文件，重點強調要對瞞產農民作堅決的“教育”。稍作動員之後，便是各隊自報“購糧”數字了。會議立即陷入可怕的沈默，與會者都在心裏默念：如何能“混過”這壹關？大家還想看看上級究竟采取什麽樣的 “教育”方法？以便隨機應對。



可是，這壹關是混不過去的！陳炳寅和公社幹部明白，來開會之前，這些農民的“當家人”都已作了充分的準備，他們互相統壹了口徑，訂好了攻守同盟，並且把糧食藏了起來。因此，首先必須打破這種同盟，使他們露出破綻，突破壹點，對方的陣營就會全面崩潰。然後乘勝追擊。



公社決定采取各個擊破的策略，宣布隊長和會計分開會，各進壹室，然後由公社幹部逐壹“過堂審問”。審問的“黑屋”如同過去皇帝時代的縣太爺審案，兩邊站立著荷槍實彈、兇神惡煞似的武裝民兵，還擺有棍棒繩索等刑具，加上關門、閉窗，又是夜晚，壹種陰森恐怖之氣撲面而來。



六連連長（即第六大隊長）劉賀圈沒有經過這種陣勢，壹進屋被嚇得尿了壹褲襠，還沒有進行“教育”，立即招認了藏糧了600斤谷子。算是打開了突破口。



專審會計的會堂，也旗開得勝。壹連的會計包根壹進入會場，已嚇得牙齒打戰，咯咯作響，公社幹部壹眼看中，將他作為突破對象。但包根起初還是企圖“抵賴”，他被叫到會堂中央，壹群人圍過來拳打腳踢對他進行“教育”，包被打得鼻青臉腫躺在地上，不等他反應過來，這些人撲過去把他拉起來，不容分說，又是壹頓拳腳。包壹面喊“我坦白”壹面求饒。包不是頑固分子，不堪壹擊。據說對付頑固分子的辦法是采取車輪戰術，壹撥人打累了，換上另壹撥“生力軍”上陣，但是受審人不得休息和睡覺。就這樣輪番“教育”，直到受審者皮開肉綻，肉體、精神雙崩潰“招認”為止。這叫“熬鷹”。



包根沒待到“熬鷹”就招認了他與生產隊長朱遂平共同藏糧500斤的經過和地點，於是對包的“教育”暫停。這可苦了朱遂平。這時朱隊長正在隊長的屋子裏硬扛著不招認，主審官也正愁拿他沒辦法，待到包會計的供詞壹到，壹宣布，他被立即推到屋中央，不容分說壹場暴打。朱倒地後心裏壹面罵包根“軟骨頭”！壹面盤算著怎樣頑抗。但不容他多想，又被人揪著頭發拉起來，這時有人搬來壹條凳子，讓朱上去後再擡起壹只腳，叫“金雞獨立”，他搖搖晃晃還沒站好，凳子被人壹腳踢走，朱遂平摔了下來，壹群人圍過去拳腳並用，狠狠地又給他壹次“教育”。 如是者再。但倔強的朱隊長仍不招認。於是打手們找來細麻繩，將他捆個結結實實，細繩勒進肉裏，把他吊在院子的樹上。片刻功夫，朱遂平滿頭滿臉都是豆大汗珠，臉呈豬肝色，只聽他突然大聲喊：“放了我吧，我說，我全說”。再晚壹步，朱遂平可能就完了。



朱遂平是典型教育的突破口，在場的隊長都已嚇得魂飛魄散，誰還敢硬扛？



除了這硬的壹手，公社又想出了軟的壹手，就是鼓勵互相‘檢舉揭發’，‘揭發者’ 可獲得挖出藏糧的壹半的“獎勵”。這個“重獎”確實有誘惑力。三連連長賈守業本是個老實人，在上級的軟硬兼施下，他已把隊裏的糧食全部上交了國家，如今全隊200多口人已經斷糧，社員們吃糠、挖野菜，甚至剝樹皮煮吃，看著已經朝不保夕的父老鄉親們，特別是那些餓得哭爹叫娘的孩子和在床上等死的老人，賈守業心如刀割，他恨自己太老實，不會藏糧，如今鑄成大錯，有什麽辦法救鄉親們於水火呢？賈守業狠下心，決心采取最遭人唾罵、不恥的辦法：檢舉。他揭發二排長趙德文藏了2800斤紅薯，希望能獲得1400斤紅薯獎勵去救本隊鄉親們的命。壹個本來善良的人被逼采取了如此卑劣的“自救”方法，這是何等的可悲、無奈，又是何等的殘忍！



公社幹部立即找趙德文談話，要他交出藏糧。趙裝得若無其事，甚至指天發誓地否認。當公社幹部準確說出他藏紅薯的數量、地點後，趙才得知被人“賣了”，他壹下子癱倒在地。清醒過來後。他大叫著“日他奶奶，我也揭發……”他揭發了劉耀西，劉耀西則哭喊著揭發了李春華，這些鷸蚌們互相撕咬的結果，使“漁人”們又完成了壹些征購任務。不過，好些嵖岈山公社的社員們可要提早去了閻羅王那兒報到了。



但即使取得了這樣的好成績，嵖岈山公社的征購任務仍然無法完成。公社幹部總結經驗，認定互相舉報法最為有效。但不久這個辦法也失靈了，因為“揭發”的藏糧數量太少，對巨大的征購任務不啻杯水車薪，於是公社提出要“抓大魚”。可大魚在哪裏呢？這時卻有人自願上鉤。第壹個跳出來的“大魚”是壹連的黨支書陳世俊，陳已被點名，眼看就要大難臨頭，他心壹橫，自報藏糧2萬1千斤糧食，成了先進典型；其余大隊小隊幹部都學他動輒“坦白”藏糧1萬、幾萬斤，其中奪得“藏糧冠軍”的是鐘清同、鐘德江，二人交待共同“在劉莊的果園旁挖了個地道，從屋裏壹直挖到後山，共藏了小麥20萬斤，稻谷30萬斤”。 此數壹報出，令公社幹部嚇壹大跳，驚喜莫名！



可遺憾的是，當公社幹部按照這些人“坦白”交待的藏糧地點去挖糧時，竟然壹兩糧食都沒有發現。原來，這些農民被逼無奈，也學著公社幹部在大躍進中的吹牛扯謊法子了，結果反瞞產變成了壹場混亂的笑談。再抓他們來吊打、逼供，也毫無用處了，正所謂糧食沒有了，只有賤命壹條。



公社幹部終於黔驢技窮了。他們最終居然想出將這種虛構的“藏糧”也當做“反瞞產”的戰果上報縣委、縣委亦依樣畫葫蘆往上報，算是完成了“任務”。



但是，共產黨的智慧終究比農民高明，他們還有更高明的辦法。有些地方吸取了事後反瞞產失敗的教訓，發明了“事前搶糧法”，就是趁秋糧尚未收割之前動手，在田地裏就把糧食“弄到手”了，名之曰“四就征購法”：即“就地收割、就地征購、就地入庫，就地封倉”。 至於面對－片“白茫茫大地”的農民怎麽活下去，則不是他們考慮的範圍。這個方法被推廣後，有的地方為了防止農民搶割，在稻、麥尚未完全成熟前就搶先收割進倉。



次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的工作會議上，在各省匯報糧食工作情況時，河南（還有其他幾個省）都匯報了這個“事前搶糧法”，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贊許。他當即指示：“請各省學河南的辦法，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這是壹個教訓。”



1958年的征購糧任務完成得不好，總算對付過去了。但是，毛皇可不是總能退讓的，1959年可就沒有這樣的便宜了。據遂平縣委副書記婁本耀的回憶：







大約在（1959）年11月中旬，我在醫院接到劉班莊（嵖岈山公社所屬之村莊）群眾的壹封信，信上寫道：婁書記，俺莊已經死了362口人，外出跑到黃河北有幾十口子，剩下的人只有壹口氣，妳快來吧，晚了就見不到俺們的面了。我大吃壹驚，搖搖晃晃走出醫院……就壹口氣趕到劉班莊，時間是下午5點多鐘，天已經灰白了。我們走到村西頭兩間屋，壹推門，見當門處出坐了壹個婦女，臉腫得像小盆子壹樣嚇人，眼睛腫得成壹條縫，看不見人。她說她三天沒有吃飯了，餓得很。再壹看，她家三個小孩全都餓死了，並排放在地上，幹幹的如柴火棍。床頭還有壹個老頭，剩下壹口氣。我（們）又走進堂屋，門開著，全家四口人，床上餓死兩個，地上餓死兩個，屋裏冷清。我們去找隊長，隊長是個女的，出門時臉紅撲撲的，家裏的小孩活蹦亂跳的哩……又繼續往前走，先到酒流村，壹打聽，村裏死了39口人。又走到小崗村，壹問村裏死了10口。又走到壹個村，村裏死了三口。我們連夜趕到關帝廟，見到公社書記別守誌，別守誌介紹說，苗莊死人最厲害，十室九空。我們三人急急忙忙往苗莊趕，走到苗莊東地碰上公社婦女主任陸桂英。我問她幹啥去了，她說去安排社員生活去了，我問她安排得咋樣，她說有吃有喝，壹天三頓飯，頓頓有菜吃。我說我們得去看看，她慌忙勸阻說：時間晚了，別去了。我沒聽她的，和小趙、小徐（均為縣委人員）壹直奔苗莊……找到了隊長家，隊長叫苗長貴，49歲，他說：“我身體不好，沒上河工，妳看我這腿腫了，眼腫了，兒子前幾天也餓死了。”說著嗚嗚大哭起來。我壹問，村上百十口，已經死了20多口了，全村200多畝土地，全年打5萬斤糧食，可今年壹下子就要征購十萬斤，村裏連紅薯都上交頂任務數了。苗隊長哭著說：“上級說這叫大購大銷，今年購，明年返銷給老百姓，可還沒等返銷，老百姓都餓死逑了”……我連夜趕回公社，和別守誌商量解決問題的辦法。



（以上見辛子陵著《千秋功罪毛澤東》之十八）







這段記述生動反映了當時農村的慘況，就用不著筆者分析了。婁本耀總算是個還有點良心的人，可能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當年帶領當地幹部群眾響應中央號召搞人民公社，會落得今天這種下場。



嵖岈山公社社員的遭遇並不是最慘的，有些縣的情況比他們更悲慘。以下是光山縣槐店人民公社反瞞產之壹幕：



光山縣槐店人民公社1959 年遭遇秋災，全社平均畝產172 斤，總產1191 萬斤。公社黨委上報畝產626 斤，總產4610 萬斤。縣裏分配征購任務是1200 萬斤。超過了全公社的實際總產量。



為了完成征購任務，公社不惜采取壹切手段大搞反瞞產，把群眾僅有的口糧搜刮壹空，實際征購入庫1039 萬斤。槐店公社書記劉文彩和公社黨委把食堂停夥死人歸罪於富裕中農進攻，階級敵人破壞，歸結為兩條道路的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表現，全社開展反瞞產鬥爭持續達8 個月之久。其中六、七十天內農民粒米全無，造成人口大量（沒有具體數字）死亡。



光山縣也如此。在反瞞產私分的前期，全縣就有2241 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幹部被撤職的526 人。在反瞞產後期更為嚴酷，打死人現象觸目驚心。河南省委黨校喬培華根據有關檔案撰寫了《信陽事件》（未刊稿），其中記錄了光山縣槐店公社大樹大隊發生的血淋淋的事實：



1959 年9月底，汪小灣小隊社員汪平貴被迫交出家裏的壹點糧食，還遭到扁擔毒打，因傷勢過重，5 天後死去。汪死後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繼餓死；



1959 年10 月，羅灣小隊社員羅明珠無糧可交，被捆綁吊起來毒打，並用冷水淋凍，羅第二天死亡；



1959 年10 月13 日，陳灣小隊社員王太書因無糧可交，捆綁後用扁擔和大棒毒打，四天後死去，留下14 歲的女兒王平榮也被餓死；



1959 年10 月15 日，熊灣小隊社員張芝榮交不出糧食，被捆綁後用劈柴、木棒毒打後死亡，大隊幹部還用火鉗在死者的肛門裏捅進大米、黃豆，壹邊捅壹邊罵：要叫妳身上長出糧食來！張被打死後留下8 歲、10 歲兩個小孩很快餓死；



1959 年10 月19 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小家及兒子陳貴厚因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後又扔到門外用冷水淋凍，陳家父子7 天內先後死亡，家裏留下的兩個小孩也活活餓死；



1959 年10 月20 日，大栗灣小隊隊長劉太來，因家中無糧可交，被捆綁起來毒打，20 天後死去；



1959 年10 月24 日，晏灣小隊社員鄭金厚、羅明英夫婦，在反瞞產中，從家中搜出銀元28枚，兩人遭毒打致死，留下3 個小孩無人看管全被餓死；



1959 年10 月25 日，陳灣小隊社員陳銀厚被誣陷家有存糧，脫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後用冷水淋凍，兩天後死去；



1959 年11 月8 日，熊灣小隊社員徐傳正被誣陷“有糧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殘酷毒打，6 天後死亡。徐壹家6 口隨後全部餓死。



1959 年11 月8 日，晏灣小隊社員鐘行簡因被認為“違抗領導”，被幹部用斧頭砍死；



1958 年11 月10 日，熊灣小隊社員王其貴，因無糧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傷，10 天後死去；



1958 年11 月12 日，晏灣小隊社員徐林生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兩天後死去；



1959 年11 月13 日，晏灣小隊社員余文周，因交不出糧食，余文周及其15 歲的女兒余來鳳都遭到殘酷毒打，因傷勢過重，10 天內父女二人先後死亡；



1959 年11 月13 日，熊灣小隊隊長馮首祥因沒有向來隊裏的大隊幹部讓飯，被說成瞧不起大隊幹部，被吊在大隊食堂的房梁上毒打，並將其耳朵撕掉，6 天後死亡；



1959 年11 月13 日，徐灣小隊社員張芝英，因交不出糧食，慘遭毒打後又用冷水淋凍，致使張當場死亡。張的三個小孩也先後餓死；



1959 年11 月14 日，徐灣社員塗德芝，因無糧可交，被捆綁到食堂，毒打成重傷，10 天後死去；



1959 年11 月14 日，徐灣小隊社員簡明秀，因交不出糧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凍，10天後死亡；



1959 年11 月15 日，熊灣小隊社員鄭中林，因無糧上交，遭毒打後不省人事，4 天後死亡；



1959 年11 月15 日，徐灣小隊隊長徐誌發，因沒有從村裏搜出糧食，被大隊幹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 天後死亡；



1959 年11 月15 日，徐灣小隊社員塗德懷，因無糧可交，遭毒打，10 天後死亡；



1959 年11 月24 日，羅灣小隊社員李良德，因無糧可交，被連續毒打5 次，直至當場死亡；



1959 年12 月9 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富厚因無糧可交，被繩子穿耳，並捆綁吊在梁上用扁擔打，冷水淋，當場死亡。為防止其子陳文勝（17 歲）聲張，誣陷其宰殺耕牛，捆綁起來毒打致死；



1959 年12 月9 日，陳增厚，因無糧可交，被毒打成重傷，5 天後死亡；



1960 年1 月8 日，陳灣小隊54 歲的社員李陳民，在家煮飯被幹部發現，以“糧食來源不明”罪，對其毒打，第二天死亡。



據後來調查，槐店公社反瞞產總的戰績是：全社原有8027戶，36691人。從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占總人口33%，其中死絕780戶。被拷打用刑3528人，其中當場打死558人，打後死去的636人。自殘141人，被逼自殺死亡14人。余為餓死病而死。



（以上轉錄自《墓碑》第21、22、23頁）



信陽地區是那場大饑荒的重災區，也是唯壹被爆光、被處理的地區，史稱“信陽事件”。正是由於信陽事件的內部爆光，才為這場亙古未有的大災難留下了壹些具體、真實的記彔和數據，使我們今天得以窺見那場大躍進的令人發指的罪惡真相。（詳見本篇《大躍進死人回眸》壹章）



1960年春天，河南信陽地區的公共食堂普遍斷炊，最嚴重的村子80天沒有壹粒糧食，浮腫病大面積蔓延，農民大量外逃或餓死。而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卻說：“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問題。”59年11月，路憲文從潢川驅車回地委，沿途看見倒斃路旁的死人、被父母拋棄的孩子、攔車要求放糧救命的群眾，壹概視而不見，開足馬力揚長而去。



毛澤東就是靠著這幫惡狗、這邦披著人皮的野獸，推行著他的殘暴的、全無人性的“大躍進” 運動。稍微有點人性，尚存壹點良心的幹部都被冠以“右傾”、“白旗”給“拔掉”了，輕者撤職、降級，重者投入監牢，與被統治者陷入同樣的悲慘境地。



後來毛在講到大躍進和三面紅旗時，反復強調其總體上是正確的，並且取得了“偉大成績”雲雲。面對某些批評和黨內不同聲音、不得不作出回應時，則輕描淡寫地說：運動中的 “錯誤就那麽壹點點，有什麽了不得！”與成績相比，是“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的關系”。



1960年下半年，所謂的大躍進實際上以慘敗收場，面對白骨盈野、“十裏無雞鳴”的農村大地，尚有人性的黨內人士無不痛心，急於改弦易轍，救民於水火。毛這時不得不 “退居二線”。然而他心有不甘，過不了兩年，又重新奪回權力，祭出了“階級鬥爭為綱”的魔棒，策劃新的反攻倒算。1962年12月，毛以極其憤怒、陰暗的心理寫下了他當時的心聲：



“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是啊，只不過死了幾千萬“蒼蠅”而己，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還想瞎嚷嚷，且待本皇來再次收拾妳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