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中共成員的基本屬性

[左翼反共人士]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本卷集中共黨第壹代黨匪的主要人物，並通過每位些許的歷史事件來顯現其人的惡劣稟性，同時也將壹些被埋沒的歷史真相再次向世人公開。所有內容皆來自網絡。人們可以看到，但凡卷入了這似絞肉機的共產體制，如不盡早脫離，像陳獨秀、張國濤等，那麽其結果，不是為爭權奪利在傾軋互鬥中悲慘痛苦地被滅亡，能活下來的，就幾近魔鬼了。與前兩卷相同，每篇取大概要義，並附上鏈接網址；閱者欲知詳情，把文章題目或網址輸入互聯網即可。

－－整編者註



2003年7月29日 容忍與不容忍——陳獨秀、胡適、魯迅的幾件事

陳獨秀、胡適、魯迅這三個人，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界三顆光輝燦爛的巨星。論政治理念，陳獨秀、魯迅二人比較接近，兩人都反對胡適的自由主義，反對他的溫和路線，反對他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漸進改良觀。

然而在個人交往上，胡適與陳獨秀相知相交二十余年，中間壹度因主義不同而激烈對立，但兩人卻保持了終身的友誼，陳獨秀始終信任胡適，他的遺稿最後也由胡適為之作序，並交付出版。而魯迅則不同。陳獨秀被中共開除以後，深受共產國際影響的左派團體，視之為仇敵。1930年後逐步成為左聯精神領袖的魯迅，也對陳獨秀視同陌路，不再交往，甚至還壹度令得陳獨秀深受傷害。

壹、

胡適研究專家耿雲誌先生，寫了壹篇《中國現代史料的豐富寶藏—-胡適先生私人檔案介紹》，談到胡適為人時說：“我研究胡適近20年了，他寫的東西，無論已刊、未刊，可以說，大多我都看過，也看過不少別人所寫關於他的文字。我總得不出和魯迅相同的印象。……若撇開思想信仰、政治主張不論，作為壹個血肉性情的人來看，胡適應當可以說是壹個胸懷坦蕩、鞠誠待朋友的人。”(耿雲誌《胡適新論》。

與人打交道，陳獨秀為人劍拔弩張，胡適待人溫厚平和。但是這兩人私下交往時，有時候情形恰恰顛倒過來，倒是胡適主動與他爭吵，批評得很嚴厲，陳獨秀的聲音卻低了下去，象忠厚長者，常常只是微微地笑，靜靜地聽。

二、

1927年以後，陳獨秀倒黴了，被共產黨開除，被國民黨通緝，後來又於1932年10月被捕。胡適對於陳獨秀的被捕，向來盡力搭救。當年陳獨秀在上海租界被法捕房逮捕，胡適氣得直罵“法國人真不是東西！”這壹回，他協同壹批自由派朋友們，盡全力營救，最後也只能做到使陳獨秀免於軍法審判，交由普通法庭審理。

這壹年的10月底，胡適發表演說《陳獨秀與文學革命》，高度贊揚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巨大功勞和他壹往無前的精神，更對他結合文學革命從事政治革命的實績作出肯定評價。他說，陳獨秀在五四運動時就被逮捕過，而當時的報紙，也同現在的報紙壹樣，說陳是反動的。胡適問，“這是反動，那麽現在的革命不是反動？”

恰巧就在陳獨秀被捕後不久，魯迅參加了宋慶齡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以釋放壹切政治犯相號召。在此情形下，民權保障同盟中只有蔡元培、楊杏佛、林語堂諸人曾經聯名致電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要求釋放陳獨秀。魯迅先生和其他左翼人士，雖然打著“釋放壹切政治犯”旗號，並且非常熱心地參與營救蘇聯特工牛蘭夫婦和其他共產黨人，然而卻對陳的被捕，不置壹詞。

陳獨秀被捕約壹個月後，當胡適在北大發表演說高度評價陳獨秀對中國文學和中國革命貢獻的時候，魯迅到了北平，11月26日在北海後門西皇城根七十九號參加了壹個左翼人士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並在會上作了較長的發言。與會者回憶，發言中魯迅也拿陳獨秀做靶子展開批判，輕蔑地稱陳為“陳獨秀之流”，指控他“是不喜歡泥腿子的”，絲毫沒有顧及到陳獨秀壹向主張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政治立場。

但是魯迅早年畢竟與陳獨秀交情不淺。他在陳獨秀被捕五個月之後，寫了壹篇《我怎麽作起小說來》，文中特意插進這樣壹句話：

“這裏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壹個。”

三、

魯迅再與陳獨秀發生瓜葛，是在1936年。當時魯迅與周揚等人就“國防文學”口號發生爭執，壹個名叫陳其昌的，覺得魯迅的立場與他們托派很接近，就給魯迅寫了壹封私信，同時寄去他們辦的壹些刊物，希望得到魯迅的批評指教。

此舉招來了魯迅壹篇大大有名的文章，這就是標明由魯迅口授由ＯＶ筆錄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此信指控陳其昌們“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

這封信，連同陳其昌的私信，都在《現實文學》第壹期上公開發表，陳其昌壹下子被驚呆了。他和他的朋友們，既被國民黨追殺，又受到共產國際打壓，處境極為悲慘。

魯迅此文，最令這些愛國誌士飽受傷害的，莫過於影射他們拿日本人錢辦刊物。當時，陳其昌立即給魯迅寫了另壹封信，為自己辨誣：“妳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把我的信與妳的答復故意以那樣的標題公開發表，並且還不僅發表在壹個雜誌上。••••••這裏，我在熱烈的企待著魯迅先生的雅量。革命者向來不回避堂堂正正的淪戰，妳如願意再答，就請擺開明顯的陣勢，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謠誣蔑。”

魯迅的態度，跟二十年後毛澤東先生面對梁漱溟先生時很相象，始終沒有表現出半點陳其昌所企盼的“雅量”。

四、

陳其昌的辯誣信，被魯迅鎖進箱底。但魯迅文章中關於托派分子拿日本人錢的影射，卻不脛而走，如同壹顆重磅炸彈，引爆了壹場誣陷陳獨秀和托派為漢奸的運動。

壹些人認為，這封信連同另壹篇文章《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乃是筆名為OV的中共黨員馮雪峰代筆寫的。事實上，馮雪峰是魯迅最信任的朋友之壹，兩人的政治立場是相當壹致的。

五、

1937年，誣陷托陳為漢奸的運動進入高潮。毛澤東在延安陜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高度評價了魯迅先生在這場運動中的作用，稱他為中國“第壹等聖人”。

然而獄中的陳獨秀，得知魯迅的刻薄文章，勃然大怒：

“魯迅之於共產黨，無異吳稚暉之於國民黨，受捧之余，感恩圖報，決不能再有不計利害的是非心了。”

抗戰爆發後，日軍空襲南京，陳獨秀獄室被炸，險遭不測。胡適當時因參加廬山談話會，正好在南京，見狀大急，會同張伯苓等人多方奔走呼籲，終於使得陳獨秀獲釋出獄。然而中共報章卻聲稱陳獨秀是漢奸而不是政治犯，千方百計反對國民政府釋放他出獄；繼而又強烈要求國民政府，采取槍決韓復榘的毅然手段，以漢奸罪名槍斃陳獨秀！從此以後，扣在陳獨秀頭上的這個莫須有的漢奸罪名，竟然被他親手創建的政黨打成鐵案，壹背就是半個世紀！

不過陳獨秀畢竟是大度之人。他對魯迅的埋怨，僅僅是壹時激憤之詞。魯迅逝世後，陳獨秀、胡適對他的評價都挺高。

幾乎與毛澤東那篇《論魯迅》同時，陳獨秀也寫下壹篇《我對於魯迅之認識》，對魯迅作了中肯的評說：

“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

抗戰中，陳獨秀幾經碾轉，最後客居四川江津，晚景極為淒涼清苦。

1942年5月27日，壹代偉人病逝於四川江津，終年僅63歲。全國各界人士，包括許多曾經與陳獨秀政見相互敵對的人和團體，連同他的死敵蔣介石在內，紛紛以不同的方式對他的壹生表示了敬意。唯壹的例外，就是他早年為之獻身的那個集團，視陳為異己，表現得異常冷漠，不近人情。

六、

胡適在去國離鄉路上，孤獨地坐在太平洋上壹艘客輪裏，埋頭閱讀整理著陳獨秀的遺稿。陳獨秀，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這位中國革命史上光芒萬丈的大慧星，經過痛苦的迷惘與探索，終於認定蘇聯式集權政治必然走向專制，重新追回並且肯定了自由民主和政治寬容的價值：“科學，近代民主制，射穢主義，乃是近代人類社會三大天才的發明，至可寶貴；不幸十月革命以來輕率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壹同推翻，把獨裁制擡到天上，把民主罵得比狗屎不如。這種荒謬的觀點，隨著十月革命的權威，征服了全世界，第壹個采用這個觀點的便是墨索裏尼，第二個便是希特勒，首倡獨裁制本土——蘇聯，更是變本加厲，無惡不為……” 受盡磨難之後，陳獨秀已經決定不再隸屬任何壹個黨派，他說，“我只註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我要為中國人民說話”。

胡適再壹次感受到了與這位老朋友的心心相印、精神相通：

“在‘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這十三個字的短短壹句話裏，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yuner.htm



2010年3月15日 關於寬容：陳獨秀與胡適、毛澤東的故事

壹、從胡適的壹句話說起

魯迅臨死前說過壹句很有名的話：我壹個也不寬恕。胡適晚年也說過壹句很有名的話：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這句話並不是胡適的原創，是康乃爾大學歷史學家George Lincoln Burr在與胡適談話時所說。晚年的胡適經常想起這句話。他寫過壹篇《容忍與自由》的文章，他寫道：“我自己也有‘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感想。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壹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在胡適與陳獨秀通信中，二人可謂壹拍即合。但是，雖然相互贊賞、相互傾慕的成分居多，卻也未能“保持高度壹致”。他們最初的分歧即產生於對“容忍”與自由的不同態度上。

四十多年後，胡適仍忘不了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的話。他說：“這是很不容忍的態度，是最容易引起惡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對的。”

二、陳胡二人的分歧與友誼

陳獨秀與胡適都屬兔，陳比胡年長壹輪。胡適是比較單純的文化人，陳獨秀卻既是頗有心得的文字學家，又是老資格的革命黨人——留學日本時強剪別人辮子被驅逐出境，在國內組織過激進社團、辦過革命小報、還參加過暗殺團，辛亥革命後當過都督府秘書長，“二次革命”後是安徽省頭號通緝犯。這是兩個性格、經歷、興趣、誌向很不相同的人，能走到壹起純屬偶然，能成為終生朋友，則是壹件很奇特的事情。

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陳獨秀因嫖妓醜聞被北大校長蔡元培以文理科合並的名義免去文科學長之職。幾個月前還曾譴責十月革命“壓制中等社會，殘殺貴族及反對者”的陳獨秀，忽而轉為贊美俄國、信仰馬列。這壹變化也有李大釗那篇空洞無物的《Bolshevism的勝利》的影響在內。五四壹過，陳胡二人在思想上、政治上漸行漸遠，終至“道不同不相為謀”。但他們的友誼卻歷久彌堅，終生維持。

關於“容忍”的話題，在1925年的陳獨秀與胡適之間又發生了更大的分歧。那壹年底，發生了國共兩黨領導群眾遊行燒毀《晨報》的事件。胡適非常憤怒，當面斥責陳獨秀不能容忍異己。

1932年，被共產黨拋棄和唾罵、遭國民黨通緝和追殺的陳獨秀在上海東躲西藏期間終於落網，並押送南京，內定由軍法處判處死刑。與陳前兩次被捕時壹樣，“我的朋友胡適之”立即出頭營救，四處聯絡、八方求助，向這位虎落平陽的主義之敵、人生之友伸出了最寶貴的援手。

抗戰爆發之後，還是“我的朋友胡適之”托請汪精衛、轉達蔣介石，將“叛國”犯陳獨秀提前開釋。

三、共產黨、毛澤東容不下陳獨秀

在陳獨秀流浪、入獄、受難的全過程中，那個由他親手創建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那位曾視他為神明、寫過“陳君萬歲！陳君至高至堅的精神萬歲！”的五四憤青——毛澤東，又說了些、做了些什麽呢？讓我們也來看看共產主義者毛潤之與自由主義者胡適之在待友之道上的“根本區別”。

對毛影響至深且巨者，是陳獨秀和胡適。此二人不僅是毛澤東的老師，也是毛人生道路與終生事業不可或缺的指引者。結識陳獨秀與胡適，是毛“走上革命道路”的原點所在：毛回湖南辦“自修大學”是胡適的主意（“章程”原稿即為胡所撰），拒絕出洋是受胡《非留學篇》的影響且當面咨詢了胡適的意見，“驅張運動”則受到陳獨秀的熱情鼓勵，而成為共產黨的創黨成員，更直接得自於陳獨秀的慫恿和推動。毛澤東在延安對斯諾說過：“陳氏的堅決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腦中，成為我壹生轉變的原因。”

1937年，59歲的陳獨秀出獄。胡適、蔡元培、傅斯年等老朋友為他的生計和前程出謀，蔣介石也有意把他養起來，做個掛名的參議員、勞動部長或讓他再組織另壹個共產黨，均被陳堅拒。

此時，正在延安寫作煌煌大著《矛盾論》的毛澤東寫道：“我們……的正確思想和陳獨秀、張國燾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隨後就發展為對抗的了。”

陳獨秀想去延安，讓羅漢托林伯渠轉達毛澤東。毛提出“三項條件”：公開承認托派錯誤，公開擁護黨中央政策，以行動表示誠意，而且要有書面檢討。落草的鳳凰不如雞。對斯大林也沒有馴服過的陳獨秀又豈能被逼馴服於毛澤東？

在中共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大會上，毛澤東說：“陳獨秀不是也信仰過馬克屎主義嗎？他後來幹了什麽呢？他跑到反革命那裏去了。”

在回答友人對毛陳關系的問詢時，陳獨秀說：“以前毛和我私人無惡感，我認為他是壹個農運實際工作人員，政治水平則甚低。”這是陳對毛的真實看法。

1942年，貧病交加的陳獨秀逝世。他的學生何之瑜編了《陳獨秀最後論文與書信》壹書，回國後的胡適閱後大喜，將其改名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並為之寫序。胡適說：晚年陳獨秀的文章“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是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希有的重要文獻”。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380



2019年3月20日 晃唐：陳獨秀：歷史王八蛋，妳能奈我何？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蟄居武昌。在中共“八七”會議上，他被撤消了總書記職務。陳獨秀被撤職之後，回到上海，隱姓埋名，在熙華德路壹座貧民窟石庫門房子的前樓居住下來，結識了小自己29歲的單身鄰居、英美煙草公司女工潘蘭珍。

虎落平陽，分外淒涼。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相繼壯烈就義，自己受到了黨內批判，同時還遭到國民黨的通緝捉拿，無奈地東躲西藏。張寶明和劉雲飛在《飛揚與落寞：陳獨秀的曠代悲情》壹書中記載說： “在潘蘭珍的悉心照料護理下，陳獨秀的生活也逐漸地條理化。在吃上可口應時的熱菜、熱飯之後，他的身體與精神均有了很大的改觀。他換上西服，打上了領帶，染上秋霜的頭發也梳得油光閃亮。頦下的胡須也刮得精光。”

經鄰居許大姐出面作媒，這對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老夫少妻終於在1930年正式結婚了，後來還領養了壹個女兒，隨潘蘭珍姓，叫潘鳳仙。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家休養的陳獨秀第四次，也是最後壹次被上海國民黨當局逮捕，後送往南京老虎山模範監獄關押。經庭審，判處有期徒刑13年。

報紙登出後，潘蘭珍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大名鼎鼎的陳獨秀。潘蘭珍當即辭去了工作，把女兒送往南通娘家，來到南京，在老虎山附近租了壹間民房，靠做點女紅零活維持生計，照顧陳獨秀的牢獄生活。1937年8月，陳獨秀坐了5年監獄提前釋放，潘蘭珍為丈夫整整送了五年牢飯。

陳獨秀被捕後，國民黨各界要求“嚴懲”、“處極”、“明正典刑”、“迅予處決”。同時，“老家”這邊也指責他為資產階級走狗、反共先鋒。《紅色中華》發表標題為“取消派領袖亦跑不了，陳獨秀在上海被捕”的文章，《中央日報》亦發表社評，宣稱“反對並圖顛覆國民黨者，即為叛國”。

後人評價這也許是三十年代初國共兩黨擁有的唯壹共識吧。

1933 年4月14日， 國民黨江蘇高等法院開審陳獨秀，審判進行了三天，旁聽席上連過道裏都站滿了人。章士釗主動為陳獨秀辯護，十分賣力，陳獨秀卻不領情，說：“律師所雲惟其本人觀點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張，以吾本人之辯護狀為準。”法庭上壹片驚嘆：“革命家！”陳獨秀慷慨答問，“態度安閑，顧盼自若，有時且雋語哄堂”。其《辯護狀》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滬江大學、蘇州東吳大學均選為法學系教材。

陳獨秀將監獄變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裏擺了兩個大書架，上面堆滿了經史子集。他甚至與給自己送飯的老婆潘蘭珍在獄中公然做愛，且斥罵獄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卻沒有犯法。”成為千古彪悍之事，也被後人譽為真性情男人。

在監獄中，陳獨秀寫下了《獨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親自為這個在押犯人寫序。

《獨秀文存》被評為二十世紀中國最有魅力的文集之壹。

八壹三淞滬戰役後，日本戰機轟炸南京，老虎橋監獄被炸。陳獨秀幸臥桌下，沒有受傷。金女大中文系主任陳中凡（陳獨秀在北大時的學生）商請胡適等聯名保釋他。政府當局表示，本人寫悔過書，立即可辦。陳獨秀大怒：“我寧願炸死獄中，實無過可悔。”

1937 年南京淪陷前，陳獨秀被提前釋放。胡適、張伯苓、周佛海、傅斯年等名流為其接風洗塵。席上，周佛海請陳獨秀到國防參議會掛個名，陳獨秀的北大學生、時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驊也稟承蔣介石的旨意，動員陳獨秀出任國民政府勞動部部長，胡適讓他去美國寫自傳的邀請，譚平山要他出面組織第三黨的建議，均遭陳獨秀嚴詞拒絕。

同時也拒絕去延安。

幾經輾轉，陳獨秀帶著潘蘭珍來到重慶偏僻的江津縣五舉鄉石墻村隱居，生活清貧淒苦、窮困潦倒。期間葉青送的200元、朱家驊贈送的5000元、蔣介石等從銀行匯的錢他都壹壹拒絕，說“無功不受祿。”

晚年的陳獨秀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訓蒙的專著《小學識字教本》，但稿件送審時，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書名不妥，要陳獨秀改書名。陳獨秀堅決不同意，並說“壹字不能動”，把預支的8000稿費也退回去了。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貧病交加，在四川江津去世，消息絕少見於報端，機關報更是毫無登載。有報紙評論道：“如此壹代人傑之死，此時此地，實有不勝寂寞之感。”

－－hx.cnd.org/2019/03/20/晃唐 陳獨秀歷史王八蛋妳能奈我何



2013年4月12日 還原“四壹二事件”

“四壹二事件”的背景

1925年底孫中山先生逝世後，被視為國民黨內部的壹個右翼政治派別“西山會議派”，他們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反對與蘇俄聯合。

1926年3月的“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對蘇聯幹涉和中共擴張的直接反制，國共之間的決裂已經不可逆轉。

而恰恰在打軍閥的過程當中，中共在斯大林親自命令下壹次又壹次的破壞北伐，甚至於要用武裝暴動的辦法提出“南伐”，打回廣東去，以阻止中國國民黨打垮北洋軍閥和統壹全中國。

由陳獨秀、羅亦農等推動“武力進攻蔣軍”，並驅使工人糾察隊襲擊租界，意在激怒列強，挑起國際事端，並認為“此壹決鬥，實比對直魯軍閥還有更重要的意義”。再者，煽動工人罷工鬧市，無了無休，使滬上商人“自國軍臨滬以來即處於憔悴呻吟之下”，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級工會不僅自持武裝，並且擁有壹支兩千人的武裝力量，實際上已造成另有壹個上海政權的存在。

當“北伐”於1926年勝利到達南京時，共產黨竟提出“壹切權力歸農會”和“紅色恐怖”的口號。這些行為直接妨害著正在進行的“北伐”，連中共元老利瓦伊漢都承認，“土豪劣紳”是農村重要的納稅人。農民的殺豬出榖、分田分地、逮捕殘殺，就使得他們失去了納稅的能力，也失去了納稅的“權利”。這樣，各級政府都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

國民革命軍的將士在前方浴血作戰，農會卻在後方抄他們的家、燒他們的房、搶他們的地、沒收他們的財產、吃他們的大戶，連前線士兵們捎回家的極少量的津貼也被強行搶去。中共的這壹暴行，引起了國民黨軍官的不滿。

同時張作霖突襲了北京的蘇聯使館，抓捕了躲在內的李大釗等人。在前方愛國將領的呼籲下，張作霖下令將李大釗等十九名國民黨和共產黨人悉數執行死刑，就此點燃了“四壹二事件”的導火線。

“四壹二事件”的過程

《國聞周報》第4卷第13期中記載“下午（4月12日）壹時，閘北工人二千余結隊遊行，軍隊制止不服，（工人）手執鐵棍、炸彈，其勢洶洶，旋沖入舊俄教堂內，師司令部屋內現炸彈聲，軍隊始開槍，被擊斃十余……”此事件標誌著清黨的開始。

“四壹二事件”的意義

1928年夏，“北伐”成功，國家統壹，南京政府得到國際承認。戰事平息，國家結束軍政進入訓政，此期間由國民黨行使國家統治權。從1928到1949二十年間，國民黨兩次依法結束壹黨獨裁，讓國家進入憲政。第壹次是1936年，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準備召開制憲國民大會進入憲政，但是由於第二年的抗日戰爭爆發而擱置；第二次是1945年，抗日戰爭剛剛結束，國民黨政府即著手準備實施憲政，與最大的反對黨共產黨談判，展開政治協商，組織憲法起草。到1946年底，制憲國民大會召開通過《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國走入憲政時代，可惜因為共產黨的堅決抵制而斷送。

－－https://www.ntdtv.com/b5/2013/04/12/a875671.html



2017年9月23日 中東路事件與武裝保衛蘇聯——教科書上沒寫的歷史

1937年的《申報》上有這樣壹段話：“中國就是有這麽壹群人，為了幾個盧布，不惜出賣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在報紙上瘋狂叫賣自己的漢奸言論，武裝保衛蘇聯，支持外蒙人民自己當家做主，在動物世界裏找這樣的動物幾乎不可能。”這段話不壹定是林語堂說的，也可能是當時報紙的時事評論。但是其中提到“武裝保衛蘇聯”“支持外蒙獨立”確實兩段奇葩的歷史。中共黨創始人陳獨秀還因為反對此口號被開除黨籍，徹底被掃地出門。

壹、中東路事件

所謂“中東鐵路”是“中國東清鐵路”的簡稱，又稱東省鐵路，由沙俄政府修建，橫貫整個東北的鐵路幹線。1904年日俄戰爭沙俄戰敗，將中東鐵路長春至旅大壹段轉讓給日本。

1921年，蘇俄出兵侵占中國的唐努烏梁海，強占17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但北洋政府利用俄國內亂這壹有利時機，收回了中東鐵路沿線的駐軍、司法、行政等部分權利。

1922年8月，張作霖控制下的東北地方政府和蘇俄就中東路問題開始談判。並於1924年先後簽署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和《奉俄協定》。從1925年起，俄方獨吞鐵路盈利，導致張作霖極其不滿，拒不交鐵路使用的相關費用，雙方關系迅速惡化。張作霖甚至拘捕了俄方鐵路管理局局長伊萬諾夫，事實上控制了中東鐵路。

1928年7月4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軍炸死。張學良於1928年12月29日宣布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在國民政府的支持下，1929年初，東北當局開始驅逐蘇俄駐紮人員，強行收回中東鐵路各項權利。

1929年5月，張學良陸續關閉蘇俄駐東北各地的領事館，逮捕總領事。在裝備和人員素質上都占據絕對優勢的蘇俄軍隊1929年9月開始全線進攻，所向披靡。實力在當時的中國首屈壹指的東北軍則節節敗退。俄軍兵不血刃，以極小的代價相繼占領綏濱、滿洲裏、海拉爾等要地，東北軍兩個主力旅被全殲，海軍三艘艦艇全部被擊沈，徹底覆亡。1930年，在美國的調停下，張學良被迫在伯力簽訂了《中蘇伯力會議議定書》，承認恢復沖突之前的屈辱狀態。

二、武裝保衛蘇聯

國民政府發表聲明，明確宣布對“伯力會議記錄”不予承認，並將談判代表免職。從1930年12月至1931年10月，中蘇雙方先後就中東鐵路問題舉行過25次會議，但國民政府始終不承認和約。

中東路危機期間，斯大林通過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用武裝暴動和進攻中心城市的革命行動來牽制中國政府，以幫助蘇聯在東北的戰爭。李立三、惲代英等中共領導率先發表文章擁蘇反華。

“武裝保衛蘇聯”就此閃亮登場。

當時已經被剝奪領導職務的中共創黨人陳獨秀憂心忡忡，於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央，稱中共中央的做法會“使群眾誤會我們只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對此，中共組織對陳的批判，指控陳是“反蘇”份子。並很快通過決議，將陳獨秀開除黨籍，掃地出門。

三、事件影響

“中東路事件”東北軍的慘敗，帶來的不僅僅是壹個屈辱的和約。更為嚴重的是，壹直關註東北戰局的日軍，重新評估了蘇俄和中國的實力，“暫避蘇聯、先打中國”的“南進”主張急速擡頭。1931年“九壹八”事變以後，作為利益交換的壹部分，蘇俄宣布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采取“不幹涉政策”，甚至同意在中東鐵路以半價運費向“北滿”運輸進攻中國軍隊的日軍。後來因為歐洲局勢緊張，無暇顧及遠東地區， 1935年蘇俄以1.4億日元的價格將中東鐵路賣給了日本和偽“滿洲國”。

更無恥的還在於，日本戰敗後，蘇俄居然無視中國主權，又卷土重來，把中東路重新攫為己有。這條記錄著多災多難的中國近代史的血淚鐵路直到1952年，根據《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才徹底回歸中國。要說近代史上那個國家傷害中國最深，恐怕非蘇俄莫屬。

－－https://w1.mingjingnews.com/index.php/新 ... —教科書上沒寫的歷史



2018年5月24日 林輝：李大釗誤導北大學生同時也在賣國

誤導北大學生 罪孽深重

李大釗在北大的工作時間是從1917年底至1927年初。對於馬克屎主義在北大、在中國的傳播“功不可沒”，他也是把歷史唯物主義引進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的第壹人，對引入共產邪靈、毒害中國人、毒害傳統學術亦種下了天大的罪業。

在成為馬克屎主義者之後，受其影響後來加入中共的有毛澤東、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黃日葵、譚平山、譚植棠、許德珩、張申府、範鴻劼等。

利用北大保障從事革命活動

在誤人子弟的同時，李大釗還利用北大做掩護，秘密進行革命活動，以求實踐其“良策”。而他之所以在這十年中能壹直平安無事，壹是北大的保護，拒絕北洋政府通緝的壓力而將其解聘，二是北洋政府對學術、對北大的尊重，不以武力、權勢壓迫。試想，今天的北大能有這樣的勇氣嗎？今天的中共能容許治下的北大聘用壹個“反共”人士嗎？

1920年3月，共產國際派人來到中國，與李大釗見面，謀劃建立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李大釗將其介紹給了陳獨秀，並共商建黨之舉。

由於孫中山的錯誤判斷和“容共”政策，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中共黨員得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李大釗、周恩來等人在加入國民黨後，卻公然違背孫中山的政策，分化國民黨。

比如，在1924年蘇俄煽動外蒙古獨立時，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並支援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出賣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

因叛國罪被逮捕 後人被批鬥

1925年，李大釗因“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緝，他遂逃入東交民巷蘇聯兵營。1927年4月，奉系張作霖占領北京後，京師警察廳派出300余人突襲蘇聯大使館，將李大釗等35人和蘇聯使館工作人員16人逮捕。

不久，李大釗等20名國民黨和共產黨人員被以“和蘇俄裏通外國”的罪名絞刑處決，時年38歲。

文革爆發後，已死的李大釗被中共打成了“大叛徒”，其長子、時任安徽省委第壹書記的李葆華也成了全國第壹個在北京遊街的省委書記。其他幾個子女李光華、李欣華、李星華和李炎華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影響，而他們的遭遇甚少見於報端。

－－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23/n10420856.htm



2018年1 月 21日 歷史資料：李大釗供詞

1927年4月6日，京師警察廳派出三百余人，突襲了蘇俄使館軍營，李大釗等人顯然在沒有預防的情況下遭到逮捕。軍警共獲取七卡車文件檔案，裏面有大量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對中國各派別的聯系證據和指令。後張作霖找人翻譯編成《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主要是“軍事秘密之偵探”和“蘇俄在華所用經費”兩項。其中有：照譯1927年1月30日軍事會議案筆錄；照譯蘇俄利用馮玉祥計劃文報告；照譯1927年3月13日軍事會議案筆錄；北京蘇聯大使館會計處致廣東軍事顧問加倫函……

張作霖認為取得了殺李大釗的理由：壹、在南北戰爭期間，李參與了軍事諜報工作；二、李與蘇聯政府勾結參與中國內戰的證據；三、李和馮玉祥國民軍的秘密關系；四、李作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北方領導人進行的顛覆政府活動。

李大釗在被捕後，對很多實事也供認不諱，“李大釗供詞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檔案館中。供詞證實了李大釗勾結蘇俄、接受蘇俄資助，策劃中國內戰，後躲入蘇聯使館而被逮捕的事實；《顧維鈞回憶錄》及《晚清以來的外交與新的心態》，則證實了李大釗支持蘇俄侵占外蒙古、分裂中國的事實。

李大釗供詞之壹

問：特別市黨部共有幾處及其組織內容?

答：特別市黨部共有四個：廣州、上海、漢口、北京共四處。特別市黨部有事直接報告中央。在市黨部以下分組織部、宣傳部、工人部、農民部、青年部。各部以下分設之組織部是專管介紹黨員，宣傳部專管宣傳、各種印刷品類，如對於民眾方面、學校內學生、工人、農民均有宣傳的職任。各部以下有會務部，專管開會之事。黨人對於各地宣傳有調查軍隊及軍械的任務，政治委員有訓練黨員知識及黨內主義的責任，對中央黨部有介紹、傳達、接洽各項責任。

李大釗供詞之二

問：妳的姓名、年歲及何處人?現住何處?是何職業?

答：我名叫李大釗，現年三十九歲，直隸樂亭縣人，現住俄兵營內三十號房內。

問：妳對現政府是反對的了?

答：當然是反對的。

問：妳黨與蘇俄如何接洽妥協?

答：蘇聯為反帝國主義同盟幫，替我們訓練黨軍，軍中用俄教員。

問：妳被捕時，由妳屋內撿出之手槍是何處得來?

答：是俄國兵送給我自衛的，遇有必要時，俄館亦可借給我們武器自衛。

問：現有中央執行委員會帳壹冊，妳看是妳自己登記的不是?

答：不是。但是我確知道其中收支情形。

問：該帳冊壹月份、三月份均有收外友洋貳千元，又，三月份有收外友補助洋貳百五十元。〝外友〞二字名義太覺寬泛，究何所指?

答：此款想是李石曾在外間張羅來的。

問：妳素來光明磊落，不必說這不負責任的話，況此款系最近收入，妳那有不知道呢?

答：我細看帳冊上所登壹月份收借外友洋貳千元，三月份收借外友洋貳千元，又，外友補助費洋二百五十元，此三項均系由俄使館借來的，經俄使館管理財務之俄國人米尼闊夫與我負責交付及接收。至補助費也是借貸性質，將來由會開帳寄到武漢黨部與俄人鮑羅廷清結。在去年，我會也常向俄使館挪用款項，但只是零用數，不過壹二百元，系由俄使館前管財務之俄國人沙士闊與我交接。

問：俄代使借給妳黨會辦公費是如何情形?共數若幹?

答：因為黨會辦公費不足，向俄代使借二千多元。

－－http://hx.cnd.org/2018/01/21/歷史資料 李大釗供詞/



2016年9月21日 被教科書騙了！李大釗被處死的真相

張作霖殺李大釗，是因為李大釗秘密策反馮玉祥，而且更多地，李大釗是代表蘇聯和國民黨，勸馮玉祥嘩變，以策應蔣中正北伐。不錯，李大釗是共產黨，但他更是蘇聯控制下的共產國際的代言人，以此秘密身份，壹並指揮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北方黨務。在張作霖看來，他是漢奸，替洋人做事，搜集國家軍事情報，並勾結南方亂黨，企圖顛覆政府，罪當以死。

李大釗被處死，是1927年4月，那時，張作霖已平穩控制北方。查看北京檔案館的各種材料便會知道，李大釗並沒有遭受傳說中的嚴刑逼供，被揭掉指甲，用鐵絲捅尿道，相反得到了很好的優待，他的供述詳盡而完整，態度上十分配合和坦白。值得註意的是，李大釗認可死刑，但不願接受槍決，希望接受絞刑。張作霖得知，批示撥款，訂購了那臺著名的絞刑架。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 ... 18873.html



2017年3月28日 中共元老李立三壹家的生死劫難

1949年李立三壹家搬進壹號院。安定下來後，夫人李莎先後從莫斯科和湖南接來母親和婆婆。“為了照顧好兩位老人，家裏分別給她們做壹些不同口味的菜肴，給姥姥多吃些奶制品，給奶奶往菜裏放點辣椒。” “全家團聚，過了十幾年相對平靜的生活”。

李立三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壹，中共六大後為中央常委。他提出“城市暴動”計劃，被稱之“左傾冒險主義”，又稱“立三路線”。中共建政後，他曾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勞動部部長、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

1967年春起，對李立三的批鬥升級，二個月批鬥14次。他在高臺上壹站就是幾個小時，低頭彎腰、掛牌子、“坐噴氣式”，拳打腳踢。有幾次幾乎暈倒在臺上，被人拖著送回家來。

6月22日，李立三被造反派拉走兩天後死在他們私設的牢房裏。據說，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藥自殺，在送往北京醫院的路上死去的。

當時家人不知道他死了，更不知道他死前的情形。可謂“活不見人，死不見屍”，連骨灰都不知去向。有關他的死因至今疑團未解。

李立三離世的當天下午，夫人李莎就被看管起來，第二天被捕送公安部，之後關進秦城監獄單人牢房。幾天後，李莎被直接押送到山西運城，軟禁在當地棉科所的大院裏。

1914年生於俄羅斯壹個貴族家庭的李莎，1936年與李立三在莫斯科結婚。

1946年她隨李立三來中國定居。1964年她加入中國國籍，但始終沒有加入中共。

李莎的父親是被蘇聯契卡抓捕後自殺的。

李立三的父親是被湖南農會“幹掉的”。

李英男說，1967年父親離世的第二天，她和讀高中的妹妹李雅蘭也以“談話”為名，被騙到德勝門外功德林監獄軟禁起來，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轉入秦城監獄，1969年8月釋放，轉到農村。

李英男2009年65歲時退休。她曾是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中心主任，俄語學院前院長。

李雅蘭從哲學專業畢業後，不見她從事和哲學有關的職業，而是像母親、姐姐壹樣，選擇了語言教學和俄羅斯文史的研究。

－－www.epochtimes.com/gb/17/3/27/n8972824.htm



2004年7月18日 駱曉會：蘇聯背景與李立三的政治生涯

壹 代表全黨充當蘇聯共產國際的替罪羊

“立三路線”是從蘇聯、共產國際來的，也就是說隱在“左傾盲動主義者”李立三後面的實際責任者是蘇聯、共產國際，這壹隱性背景國際國內學術界已成共識。李立三代表全黨接受蘇聯共產國際的指導和指示，從而又代表全黨充當了蘇聯共產國際的替罪羊。

在中共中央推行“立三路線”的幾個月時間裏（1930年6-9月，若算上所謂的醞釀時期，即從李立三3月26日寫《準備建立革命政權》開始，到9月30日開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其錯誤為止，滿打滿算也只有6個月），當時黨內舉不出幾個持反對意見者，更拿不出壹件能證明存在有組織或有系統的持反對意見的派別或“路線”的第壹手歷史資料。當時敢於和真正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立三路線”的，還只有何孟雄和陳獨秀等少數幾個人。特別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是所謂“立三路線”的積極執行者和參與者。

“立三路線”的產生有重大的蘇聯這壹“隱性背景”，它與“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在時間上不是壹種並行關系，而是壹種有先有後的完全替代關系。在這個問題上的所謂兩條路線鬥爭，完全是後來人們杜撰的。

二 居留蘇聯十五年的工作與生活沈浮不定

李立三代表全黨接受了蘇聯、共產國際的指導和指示，犯了左傾盲動錯誤，從此鑄就了其政治生涯的“蘇聯背景”。1930年12月，它被召到蘇聯“匯報和檢查”，被扣蘇聯達15年之久。在這個直接的“蘇聯背景”下，李立三的工作與生活沈浮不定。

斯大林、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的憤怒，主要原因不是其左傾盲動錯誤；而是因為李立三曾公然蔑視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指責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情況”，甚至還提出要蘇聯放棄五年計劃準備戰爭，“命令蒙古加入中華蘇維埃聯邦”等。

1935年王明作為中國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到莫斯科後，貫於以打擊別人的手段來擡高自己，沒完沒了地召開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線”的會議，使李立三在王明手下過起了“小媳婦”的生活。

1937年8月，李立三不慎將自己壹只普通公文包丟失，不久又失而復得。這本是件小事，康生當時也承認裏面沒有機密文件，但事後王明、康生卻抓住不放，不斷批判李立三“玩忽職守”，“欺騙黨組織”等等，蘇聯內務部也開始盯上李立三。1938年2月，李立三被內務部的人帶走，並被宣布開除黨籍，將壹些雞毛蒜皮上綱上線,指控他為“托派”、“日本特務”、“華人反革命謀殺集團的頭頭”，試圖謀殺斯大林等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從而在蘇聯30年代“肅反”的最恐怖的日子裏過了21個月的鐵窗生活。終於在1939年11月走出冤獄，死裏逃生。但仍被當作“可疑分子”。

三 回國熱心報效祖國卻被汙“裏通外國”

李立三壹回到中國東北，立即帶著“補課”的心情，開始了解情況，學習毛澤東著作和中共中央的重要文獻。1946年3月，接替饒漱石擔任由美國、國民黨、共產黨三方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三人小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 1946年秋，李立三又擔任了東北軍區對外聯絡部部長，主要是負責同蘇聯的關系。後由於與之打交道的中長鐵路蘇方副局長就是原參與過迫害李立三的克格勃人員，雙方產生矛盾，李立三被迫調任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負責情報和敵軍策反工作。1948年，李立三又被任命為東北局工委書記，負責籌備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和全國總工會，並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副主席兼黨組書記。

1952年前，他的實職是主持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的工作。他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組織勞動競賽，親抓企業管理、勞動保護和工資福利，同時還進行工會方針和理論問題的探討。

1951年12月，幾次檢查批判會，就定下了李立三犯了“工團主義”、“狹隘經濟主義”等“極右”錯誤的調子，李立三為此被迫離開總工會；1954年9月第壹次人民代表大會又被免去勞動部長職務還鄉休假，後改任中共中央第三辦公室主任。

毛澤東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公然主張要區分所謂兩種個人崇拜，此說壹出，中共高層領導人中，就有人出來嚷嚷“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極大助長了個人崇拜。特別是，李立三自己對毛澤東也如同敬神壹樣：被免職還鄉竟然不敢去安源這個自己“很想念的地方”，因為“我去那裏會引起人們對我革命歷史的稱頌，這在政治上是不適宜的。我年輕時在安源搞工運的成功，是客觀形勢造成的，是毛主席正確領導的結果”。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當著李立三的面，將其列舉為“知識分子出壞人的例子”之壹，並將他與陳獨秀、張國燾、王明等人並提。李立三聽了報告後“很難過”，立即寫了壹封長信請求毛澤東將他與王明應有所區別；但毛在4月11日壹次談話中仍說：“中國革命開始時很困難，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等人跟著別人跑，使中國革命遭受到壹個又壹個的失敗。”

1966年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來臨，李立三這位“老機會主義分子”，由於當時雖還是華北局書記，卻早已沒管事沒實權，本不會引起什麽“特別關照”。但當無產階級司令部想起利用他這個“活檔案”，要從他口中掏出“反革命修正主義司令部”劉少奇的“罪證”時，就在劫難逃了。結果李莎重新被汙為“蘇修特務”，李立三則被戴上“老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托洛茨基分子”、“裏通外國分子”等帽子，並在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下，成立了壹個由各地58個造反派組織參加的“批鬥李立三反革命集團聯絡站”，用盡了文革中所有批鬥方法，甚至私設牢房，輪番批鬥、審訊。1967年6月22日，68歲且患有高血壓的李立三再也忍受不了精神和肉體的殘酷折磨，最後“自殺叛黨”，結束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歷程和政治生涯。但是在他寫給毛澤東的親筆遺書中，其稱呼仍用的是“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606.html



2015年6月14日 慣於逃避的瞿秋白

瞿秋白從小看到家境每況愈下，父親天天遊手好閑，母親徒勞無益地掙紮。他的感情明顯在母親壹方。母親懷著“再窮也不能耽誤孩子讀書”的心理，把壹切希望寄托在兒子鯉魚跳龍門身上，將他訓練成壹個除讀書以外什麽都不能做的半廢人。最後到1916年，他們連孩子讀書的錢都沒有了。母親喪失了最後的幻想或希望，自殺身亡。瞿秋白的絕望是雙重的，因為沒有畢業的中學生兩頭落空。身體已經因為苦讀而軟弱，做江湖好漢或勞動人民都沒有資格。

1917年，瞿秋白進京闖蕩。在此之前，他在常州老家已經受夠了親戚的白眼。他來到北京後，參加北大和公務員考試失敗，只得在門檻很低的俄文專修館混事。在留學生滿街走的北京城，這樣的出身就足以保證他沒有前途。他清楚自己的命運，變得越來越自卑和孤僻。五四運動對他這樣的人只有機會，沒有損失。他借助運動造成的社會情緒，加入了《晨報》和《時事新報》的臨時通訊員行列，前往莫斯科采訪，從此走上不歸路。

他的特征是勤勉而沒有創見。他三年內發了五十多篇通訊，寫了《餓鄉紀程》、《赤都心史》、《俄國議學史》、《俄國革命記》四本書，表現血汗工廠廉價勞動力的優秀素質，卻沒有壹點思想家的痕跡。他在此期間加入了俄國共產黨。共產國際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派他當翻譯。1923年，國際派他去中國指導工作。他迅速糾正了中國黨內反對加入國民黨的意見，主要因為他的指示代表了蘇聯的最新政策。1924年1月，國民黨仿照蘇聯召開第壹次代表大會。瞿秋白作為列寧主義改造的象征，出任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負責主編國民黨的機關報《民國日報》。此後幾年，他的理論建樹就是解釋蘇聯的特洛伊木馬政策。什麽是民權革命?什麽是射穢主義革命?為什麽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既不是顛覆國民黨的陰謀，又不是背叛馬列的機會主義行徑。

瞿秋白實際上是那種除了寫字以外，什麽都不會的角色，但《告全黨黨員書》的漢文本確是瞿秋白的傑作。1928年，他返回莫斯科為共產國際工作。

李立三失敗後，他最後壹次擔任罷黜失寵者的欽差大臣。然而，他的好運就此結束。1934年，他奉命前往贛南蘇區。這是壹次謀殺性的放逐，因為他的身體離不開上海的醫療條件。他在贛南結識了毛澤東。後者壹向具備在短時期內看透別人性格的能力，很快明白瞿秋白不是有野心有威脅的角色，迫害其實是愚蠢和多余的。瞿秋白自己都不再掙紮了，他的精神和身體同樣孱弱，慣於逃避。

－－m.aisixiang.com/data/89326.html



2017年9月28日 中共五大：瞿秋白、蔡和森向陳獨秀“開炮”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漢舉行。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82人，代表全國57967名黨員。

在代表張金保的回憶裏，五大中給她印象較深的有蔡和森和瞿秋白。“蔡和森同誌很嚴肅，平時沈默寡言。瞿秋白同誌和藹可親，很有學者風度。”而帶頭向陳獨秀開炮的，正是平素“和藹可親”的瞿秋白和“沈默寡言”的蔡和森。

在陳獨秀做完報告後的第二天會上，每個代表的座位上放著壹本小冊子，是瞿秋白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起義前後寫的。當時，隨著革命運動的發展，他與陳獨秀、彭述之在有關革命的領導權、農民問題等壹系列重大問題上有著原則性的分歧，他覺得有責任促使這些爭論得到正確的解決。

除瞿秋白外，大膽向陳獨秀“開炮”的還有蔡和森和任弼時等人。

任弼時是以團中央書記的身份出席黨的五大的。他對陳獨秀的報告同樣很有意見，他在大會上的發言很是引人註目。這位團中央書記，彼時年僅24歲，這麽勇敢而嚴厲地批評年長資深的48歲的“家長”陳獨秀，可以想象當時引起的轟動。

－－news.sohu.com/20170928/n514967137.shtml



2019年11月20日 內幕：周恩來借刀殺害自己前任領袖瞿秋白

1933年9月22日，博古中央(編者註：博古中央由博古和周恩來主持)突然發布《中共中央關於狄康?瞿秋白?同誌的錯誤的決定》，在全黨範圍內發動了對瞿秋白的批判，同時做出了令瞿秋白離滬赴贛的決定——這樣，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不得不走

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歲；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歲。盡管年齡相差並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際上，瞿秋白與他們卻實在是兩代人。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開完後，瞿秋白留下來當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這樣，米夫就成了他的頂頭上司，兩人就有了壹種日常性的接觸。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壹世。而瞿秋白也不會真心佩服這個中國問題上的“洋專家”，這當然會令米夫時有不快。有壹件事庶幾可證明瞿秋白的書生氣:在忍無可忍時，瞿秋白曾向共產國際提出撤換米夫的請求。

撤換米夫的請求，當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對瞿秋白的仇視。米夫除了直接打擊瞿秋白外，更要“以華制華”，而他選中的就是自己在中山大學的學生王明、博古等人。

不得不留

1934年10月，“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有壹部分中高級幹部必須留下，誰走誰留，成了十分敏感的問題。當時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成了最高決策機構，高級幹部的去留問題，由“三人團”決定。其時，國民黨大軍壓境，“蘇區”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延安整風”時期，張聞天有這樣的回憶:“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對。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lifeba ... 26818.html



2019年7月8日 瞿秋白的悲哀：參與共產黨的流氓政治但又不夠流氓

瞿秋白因寫下《多余的話》被毛澤東定性為“叛徒”，卻高唱“國際歌”和“紅軍歌”從容赴死，慷慨激昂包裹著深沈的個人悲哀，最終只能成為流氓政治的華麗裝飾。

1919年五四運動暴發，瞿秋白參加了李大釗張高年發起的馬克屎研究會。第二年，他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特約通訊員身份到莫斯科釆訪。到莫斯科以後，瞿秋白不久放棄了記者工作，在蘇聯政府辦的東方大學（以後改為中山大學）任教，講授俄文，馬克屎的唯物辯證法，政治經濟學，並在1921年參加蘇聯共產黨，從此“信仰”共產主義。

1922年，23歲的瞿秋白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回到中國，到上海大學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25歲當選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26歲起當選中共第四、五、六次全代會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時的瞿秋白，早已是中國的馬克屎列寧主義最高理論權威。

1927年4月，國民黨發動清黨，國共分裂。8月7日，瞿秋白在國際共產的安排下，取代陳獨秀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以後至少在名義上指導了南昌暴動、廣州暴動、湖南的秋收暴動等壹系列的對國民黨的武裝暴動。1928年至1929年，瞿秋白任國際共產中國代表團團長，從1927年8月7日起至1931年1月，瞿秋白都是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

1931年至1934年初，盡管瞿秋白在上海從事文藝和翻譯工作，但是他“還是黨的人”，在1934年初奉命去了根據地的江西瑞金，紅軍倉皇西去被留下，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長汀被國民黨逮捕，在獄中寫了參加革命心歷路程的《多余的話》，同年6月18日在長汀羅漢嶺被國民黨處死。

瞿秋白之死，是極為深沈的悲哀。首先，瞿秋白極可能真誠的信仰了共產主義，這符合瞿秋白陳獨秀李大釗這些以舊中國文化為底蘊的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的性格。但是馬克屎的共產主義只是壹種理論，而踐行這種理論的列寧主義，實踐中就是壹種不受道德和法律約束的流氓政治，暴力、血腥、恐怖、卑劣、無恥，內部的傾紮，整肅，無情鬥爭，等等，都是應有之義。

壹個相對純正的知識份子卷入流氓政治，必然是壹場悲劇。他既沒有廟堂的流氓素質，更沒有江湖的流氓素質，在殘酷激烈的暴力革命中，不可能成為流氓政治的同路人，不是被整肅，就是被拋棄，替罪羊的結局可想而之。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topima ... 54886.html



2019年2月3日 遭毛澤東嫁禍並趕盡殺絕 張國燾退黨始末

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

張國燾，1897年出生，江西萍鄉縣人。北京大學學生。是中國最早接受、傳播和投身共產主義運動的人之壹。在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者中，張國燾以為人厚道，有思想水平，極具組織能力和敢於堅持自己的觀點著稱。

中共壹大的三位發起人是：陳獨秀、李大釗和張國燾。由於種種原因，在三位發起人中，陳、李二人實際上未能參加這次會議。而壹力召集、組織、主持並當選中共壹大主席的就是時年24歲的張國燾。

1923年2月7日，張國燾主持和領導了震驚中外的京漢路礦工人大罷工。

1924年5月20日，張國燾被北洋軍閥政府逮捕入獄，經全國各界呼籲救助，於同年12月25日獲釋。

1927年8月1日，張國燾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裝起義，打響中共武裝鬥爭第壹槍。

1928年，中共奉共產國際之命在蘇召開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是唯壹在中國境外召開的大會。中共總書記陳獨秀拒絕出席在蘇聯召開的這次大會。他對共產國際將第壹次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歸於他的做法不勝憤慨，“我有什麽錯？我的錯就是不折不扣地執行了他們（指共產國際）的政策。”他是中共領袖中第壹個嘗到卸磨殺驢滋味的人。如果他去了蘇聯，沒準也就消失在西伯利亞了。1931年，張國燾返回中國。

張國燾是中共鄂豫皖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和指揮員

1931年，剛從蘇聯回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國燾受命擔任中央軍分會主席赴鄂豫皖根據地主持黨政軍全面工作。張國燾到鄂豫皖後，將紅軍遊擊隊加以整組，在湖北黃安建立了紅四方面軍。在張國燾的主持指揮下，紅四方面軍越戰越強，根據地日益擴大。成為三大根據地和三支主力紅軍中發展最快最強的壹支。紅四方面軍和鄂豫皖的老人們至今還記得“跟著張主席，天天打勝仗”的歌謠。

長征中的“密電”之謎與“另立中央”

當三支主力紅軍在長征途中會師之時，紅四方面軍尚有兵強馬壯的五萬精兵。相比之下，中央紅軍只剩不足萬人的殘部。

關於密電

據中共黨史說，張國燾自峙兵多將廣，想以武力將中央紅軍吃掉。那麽證據何在呢？據說中央派駐紅四方面軍左路軍任參謀長的葉劍英親眼看見了張國燾發給陳昌浩的壹封密電（葉能看見的也算密電？），上稱要對中央紅軍“武力解決”雲雲。此事之所以稱作“謎”，是因為除葉壹人堅稱確有此電之外，其它當事人（張國燾和陳昌浩）和在場者（朱德、劉伯承和徐向前）都不知道。連經手電筒文的機要局人員也沒見過。空口無憑，查無實據，這事原本也就結束了。可偏偏有壹個人要信它，而偏偏這個人又是中共主席毛澤東。驚恐之下，他帶著親信率領的壹、三軍團連夜遁去。不僅未通告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所謂兄弟紅軍），就連同屬紅壹方面軍的五軍團（起義投共的原國民黨軍趙博生、董振堂部）和十二軍都撇下了。分析此事真偽的壹個重要佐證是：據徐向前在回憶錄中透露，當天下午（也就是在葉劍英連夜飛馬給毛澤東送信的若幹小時之前），毛澤東就單獨找他詢問對紅軍分與合的看法。徐表明了宜合不宜分的態度。毛沒再說什麽就走了。當夜，毛澤東即分兵不告而去。爾後毛說：“呂端大事不糊塗。”葉劍英得以掛尾當上了元帥。今天客觀的評價所有相關史料，不難看出，這個所謂“密電”事件根本是壹起政治栽贓陷害。

關於另立中央

第二天發現毛中央不知去向，發電聯絡又不回答。隨即召開的高幹聯席會議上群情激忿，包括紅五軍團和紅十二軍（屬紅壹方面軍建制）的幹部都紛紛指責毛中央這樣做太不像話，是分裂行為，沒資格再領導……會議結果推選了張國燾、朱德等人組成了新臨時中央。這就是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另立中央”事件。此後在共產國際的調解下，毛的中央做了檢討，新中央亦宣告取消。暫時壓下了矛盾，重又合兵壹處，繼續長征。

關於南下逃跑

這個指責也是十分的牽強可笑。當時的局面是整個中共及其紅軍都在進行戰略轉移，換句話也就是逃跑的過程中。說向南是逃跑，向北就不是，豈不荒唐？

當張國燾最終放棄南下，回兵與毛合為壹股時，他的政治末日就不遠了。毛中央任命他為紅軍總政委，實際上剝奪了他的兵權。而後又將尾大不掉的紅四方面軍拆成東路軍和西路軍兩部分（註意：此舉不但犯兵家之大忌，而且與毛的尋常用兵之道相勃。）更將紅四方面軍的主力做為西路軍派過黃河，孤軍深入到敵優勢騎兵駐守的祁連山壹帶，以致全軍覆沒（號稱用兵如神的毛澤東居然幹這種自殺式的蠢事，不是十分奇怪嗎？）。有壹點不容質疑：紅四方面軍主力的喪師發生在毛澤東從張國燾手中取走指揮權從而號令全軍之後而非之前，自然不應該由張國燾來承擔責任。把這個責任強加給他是不公平和別有用心的。

延安整風和出走脫黨

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之後，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根據地改名叫陜甘寧邊區。此時的張國燾已無任何實權，只擔任壹個邊區政府主席的虛職。勝券在握的毛澤東，以“整風”名義組織了對張國燾的圍攻。大會批，小會鬥。無數的罪名和帽子扣在他頭上。張國燾先是痛苦不堪，繼而心灰意懶。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壹件迫使他最終下決心出走的事：在蘇聯就企圖排擠和取代張國燾等人的“28個布爾什維克”為首的王明從蘇回國。在新疆停留時便迫不及待地下令槍殺了張國燾手下的三位紅四方面軍的高級幹部，罪名是“反革命”。這是壓斷駱駝背的最後壹根草！

1938年4月5日，張國燾在赴陜西中部縣祭掃黃帝陵之後，掉頭而去。爾後在武漢發表了他的退黨聲明，言辭充滿了理想幻滅的沈痛：“這個共產黨已經不是我畢生向往和為之浴血奮鬥的那個黨了！”

張國燾的晚年在加拿大度過，夫妻融融。含飴弄孫，得以善終。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 ... 83403.html



2016年12月4日 張國燾是否給陳昌浩發過“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

1960年10月，與毛澤東闊別二十四年之久的記者埃德加•斯諾再次來到中國。這位最早向全世界報道“長征”的西方人，很快就以其職業的敏銳，感到中國經濟的運轉壹定是出了什麽問題。斯諾問了毛澤東這樣壹個問題：“妳壹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麽時候？”毛澤東顯然是聽懂了弦外之音，他幹脆直接將話鋒壹轉，讓對方跟著自己重回長征時代——他做出了壹個出人意料的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當時黨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蔔的內戰。”或許，對他個人而言，這次與張國燾的鬥爭，是自他掌握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領導權之後，面臨的第壹個“危機時刻”，令毛澤東如此刻骨銘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紅軍決定開始長征，這也是最先踏上長征之路的壹支紅軍隊伍。這支隊伍出發時人數有十萬之多，經過湘江壹戰，已損失過半，而當他們按照與紅四方面軍約定，於1935年6月到達位於川西北的懋功時，只剩下不到兩萬人了，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整個隊伍“拖得只剩下了壹幅骨頭架子”，而且個個衣衫襤褸，苦不堪言。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張國燾領導下的四方面軍，這支原先壹直轉戰於鄂豫皖根據地的部隊，每個人看起來都精神抖擻、穿著整潔。索爾茲伯裏後來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寫道：“張的面色豐滿紅潤，雖不肥胖，但身上肉滾滾的，臉上毫無饑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皺紋很深，舉止十分拘謹。張的灰色軍裝十分合身，而毛仍穿著他長征時的老軍服，又破又舊，綴滿了補丁。”或許，正是這種直觀的對比，讓毛首先在心理上產生了不快，當看到壹個戰士誇獎張國燾衛隊的高頭大馬時，毛澤東訓斥他說：“別羨慕那些馬！”晚上的聚餐會上，雙方領導人同樣話不投機。

經過反復磋商，中央軍委和紅軍領導做出決議，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張國燾的老部下陳昌浩等人也進入了中央軍委和紅軍的決策層。

突然有壹天，形勢急轉直下。據葉劍英回憶，此事的起因是，張國燾私下給陳昌浩發了壹封電報，被他偶然看見了，電報“語氣很強硬。我看到這個報告後，覺得這是大事情，應該馬上報告毛主席。”毛澤東“看完電報很緊張，從口袋裏拿出壹根很短的鉛筆和壹張卷煙紙，迅速把電報內容記了下來。”這天夜裏，中央機關就和壹方面軍三軍團壹起開拔，與四方面軍不辭而別了。

不過，多年來，雖然研究者壹直在尋找這份“密電”原件，而且長征期間所有的往來電報都完好地保存在了中央檔案館裏，其中尤其包括了事件發生時期的1935年9月間每天的往來電報，但卻唯獨沒有找到這封9月9日張國燾致陳昌浩的“密電”。

那麽，曾經在他指揮之下的四方面軍主力，又是怎麽會在剛剛會師、部隊未及休整的情況下，便匆匆向西北方向的黃河岸邊開進，秘密伐木造船，準備渡河西進的呢？根據《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相關辭條的介紹，此次渡河，卻是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部署實施的，目的是執行寧夏戰役計劃，開拓壹個背靠蘇聯的根據地，其中前期的具體做法是先消滅馬步芳部，再行推進。

此時，陳昌浩、徐向前率領的四方面軍主力早已渡過黃河，壹直在盼望著原定後續跟進的壹方面軍早日與自己會合，卻遲遲不見對方蹤影。同時，中央又壹再發電報，要求四方面軍堅持按原計劃行事。但其實，壹方面，由於兵力匱乏，這樣的命令乃是無法執行的；另壹方面，中央對四方面軍主力渡河後究竟應當作何長期打算也並未考慮成熟。

由於不斷失利，又想避開蔣介石的軍隊，西路軍只能壹路西進，於是自然環境就變得越來越荒涼，部隊人員和給養得不到補充，此時他們雖然壹直發電報給中央，希望援軍能夠到來，但由於中央不了解西路軍已經慘敗的情況，仍希望他們堅持到底，開展對馬家軍的鬥爭。西路軍遵照命令執行，最終，打光了幾乎所有的部隊，兵敗祁連山，少數幸存者只能分散活動，各奔前程，又壹次踏上了充滿艱險的生死未蔔之路。

1949年初，張國燾移居香港，1977年底終老於加拿大的壹家老人院。不過，與他留在大陸的“親密戰友”陳昌浩“文革”期間以安眠藥自盡相比，如此結局，已經算是得著善終了。－－www.bw40.net/9801.html



2015年7月11日 中共假抗日真相（4）：批判王明的內幕

第壹、王明回國的原因及其堅持的真抗日民族統壹戰線

壹、王明回國的原因

由於莫斯科需要中國的抗戰來解除日本對它的威脅，由於莫斯科不相信中共能夠在短時期內獲得抗戰的領導權，由於莫斯科認為蔣介石政府有了英、美、蘇的支持，即便不能打敗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斯大林才會擔心毛澤東以獨立自主為核心的陰謀擴張路線會惹怒蔣介石，從而造成中國抗日民族統壹戰線的破裂，內戰的爆發和中國抗戰的失敗，從而陷蘇聯於兩面作戰的境地。

所以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為使中共不破裂統壹戰線，為使中共服從蔣介石的統壹指揮，為加強中共對共產國際政策的貫徹，乃決定派遣王明回國。

二、王明真統戰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統壹戰線

王明真統戰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統壹戰線，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壹、在政治上和理論上認為“抗戰高於壹切”。

壹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當毛澤東所制定的陰謀“抗戰”策略已經得到強行貫徹，抗戰陣營就要面臨著公開分裂的危險之時，針對毛澤東在全會上壹再地批評他“壹切為了抗日、壹切經過統壹戰線”的“錯誤”，王明要求作了題為“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的長篇發言，仍然堅持“壹切為著抗日民族統壹戰線，壹切經過抗日民族統壹戰線”的路線，強調要“對友黨、友軍采取大公無私，仁至義盡，言行如壹，表裏壹致，互相幫助，互相尊重，互相友愛，共同工作，共同發展，同生死、共患難，禍福與共，相依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其二、在抗日民族統壹戰線的形式和內容上堅持兩個統壹的理論。

王明說：“全中國統壹之國防政府的建立，全中國統壹的國防軍隊的創造，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救國大團結的開始形成，這就是保障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最主要條件。”中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之後，王明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宣言提出：自蘆溝橋事變以來，“開始形成了我統壹的國家政權和統壹的國家軍隊”。而且要進壹步建立“有統壹指揮、統壹紀律、統壹武裝、統壹待遇、統壹作戰計劃的有足夠數量的有新式武裝的和政治堅定的國防軍隊”。

其三、王明承認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在努力堅持抗戰救國和民主建國。

壹九三八年三月，同樣是在中共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在他的先後兩次發言中曾壹再地指出：“應該承認國民黨現在政府和軍隊中均居於領導地位，為我國第壹大政黨，國民黨二百萬軍隊是抗戰的主力。”

中共黨史專家嗣後在按照毛澤東的調子批判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時，曾指責王明在自己的發言、報告和文章中，“極力美化蔣介石、國民黨、混淆抗日營壘的政治分野”。

第二、毛澤東和中共對王明“右傾投降路線”的讓步、抵制、批判和鬥爭

王明畢竟是斯大林派回來的人物，畢竟帶著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示而歸，畢竟在黨內有壹定的影響，而他的真抗日和真統戰的理念，又畢竟能夠與黨內壹些愛國良知尚未徹底泯滅的黨人，尤其是壹些有著抗日榮譽心的軍事將領，壹拍即合。

其壹、分歧的出現和性質。因為“面對日軍的猖狂進攻，有壹些軍事指揮員和中央負責人對毛澤東的這壹方針難以理解。他們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張把運動戰與遊擊戰結合起來，配合國民黨軍隊打幾個硬仗，來提高抗日軍隊的士氣和振奮全國民心。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恰好與黨內這些同誌的願望相結合，傾向於王明的主張”。

其二、毛澤東假讓步和王明缺少政治鬥爭經驗。“在實際上，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也只在局部發生影響，全黨執行的仍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由是，毛澤東表面上的讓步，卻換來了在實際上對王明路線進行抵制的勝利。

其三、毛澤東對王明路線開始反擊和王明路線的失敗。毛澤東假抗日真擴張之陰謀策略的貫徹和勝利，不僅大大增強了中共的“革命力量”，也大大地增強了毛澤東在黨內說話的資本。由是，毛澤東終於在六中全會上開始了對王明真統戰抗日路線的公開批判和反擊。毛澤東批判王明“只知道聯合國民黨，而他的正確主張是對國民黨壹面聯合，壹面鬥爭”。毛澤東總結他和王明的分歧說：“在統壹戰線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還是運動戰？”

其四、毛澤東和中共對王明真抗日和真統戰“罪行”的清算和鬥爭。四十年代伊始，毛澤東在延安開始了著名的整風運動。王明終於被毛澤東送上了被批判和被鬥爭的舞臺，終於變成了毛澤東最大的異己分子，他的真抗日和真統戰的路線亦終於被冠上了“右傾投降主義”的桂冠，王明本人更被鬥爭折磨得痛苦不堪。

－－www.epochtimes.com/gb/15/7/10/n4477674.htm



2019年4月28日 王明檔案徹底顛覆中共正史 王明在延安多次被下毒

王明（1904-1974陳紹禹）安徽金寨人。1925留蘇，任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翻譯，1931年為中共領袖，駐共產國際代表。八壹宣言起草人，主張聯合國民黨抗日，1937回延安，任統戰部長。是中共親蘇的國際派領袖，在延安整風中被毛派批判犯左傾、右傾錯誤。1949年負責法治工作，1956年赴蘇至1974年病逝，和夫人孟慶樹（1911-1983）均葬於莫斯科新聖母公墓。

這些檔案資料和回憶錄，提供了很多新的資料和看法。下面列舉幾例：

壹、關於1927年3月米夫率領聯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組到中國的任務。是作組織工農紅軍的打算，真正地武裝工農，並帶來五萬美元作開辦費。蔡和森、瞿秋白、張國燾等人都對此表示支持，但由於陳獨秀不同意，他們的任務沒有完成。

二、關於顧順章叛共反水的問題。過去很多論著都說顧順章被捕後，是李克農、錢壯飛最早報告中共中央的，但王明說不是他們，而是秘密黨員“老鮑”首先通知特科的。他說老鮑（老包、又叫王八蛋，都是他的黨內代號，他的真姓名，可能周恩來知道）是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的包探長，是秘密黨員。他接到國民黨特務總部陳立夫要他立即破獲顧順章供出的十二個機關的命令時，立即把顧順章被捕叛共反水等情況報告了中央特科。

三、關於向忠發的被捕。王明知道很多細節，他說向忠發被捕是由他家的女工小娘姨向敵人提供的線索。他被捕後，中共中央曾決定立即送五萬元銀行存折給楊度，讓他去找杜月笙設法營救。但是兩小時後，楊度就把五萬元存折退回來了，說杜月笙也沒辦法，因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來的。

四、關於王明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問題。過去很多著作都說是王明被白色恐怖嚇破了膽，自己提出到莫斯科去。但據王明說，他這次到莫斯科，主要是因為顧順章、向忠發被捕叛共反水後敵人加緊了對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搜捕，使中央無法開展工作。隨時可以發生危險。於是，共產國際遠東局報告國際，共產國際決定調周恩來和王明壹起去莫斯科，半年後再回上海。他們因工作無人負責，不願離開。但國際不同意，屢電催他們早日離開，並派人來布置到莫斯科去的交通。

五、關於臨時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博古負總責問題。過去很多著作都說，臨時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由博古負總責，都是由王明指定的。但據王明說，是由共產國際遠東局決定，請國際領導批準的，並不是他提議的。

六、周恩來與王明曾壹起編輯《南針》雜誌。

七、關於臨時中央政治局搬到蘇區的決策。請示後，“斯大林同意這麽辦”。

八、關於中央紅軍撤離蘇區的決策。為保存紅軍有生力量，1934年夏，根據蘇軍參謀部第四偵查局局長的提議，由這位局長和王明、康生等共同起草了壹個放棄中央蘇區，轉移到四川區建立新根據地的電報。後來中央紅軍的“長征”，就是根據這個電報進行的。

九、關於王稼祥帶回支持毛澤東做領袖的口信問題。據王明說：“季米特洛夫夫人——羅莎尤裏葉夫娜說這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見，而是曼努伊爾斯基的意見”。他還說：後來王稼祥臨走前又去見季米特洛夫時，曼努伊爾斯基當著王稼祥的面說：“要選毛澤東做總書記。”曼有意讓季米特洛夫點點頭。結果，季米特洛夫就點了壹下頭！

十、關於王明兩次中毒的問題。根據傅連暲等醫生1943年寫的《對於王明同誌病過去診斷與治療的總結》、《關於壹九四八年六月王明同誌中毒的證件》等材料可以看出，王明確實在1941年9月至1943年6月於延安嚴重汞中毒，並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1948年6月又因護士拿錯藥在河北省平山縣朱豪醫院再次中毒。雖然這兩次中毒是醫療事故，但中毒現象確實是存在的，並不是他的編造。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9/0428/1281599.html



2016年5月24日 何方:毛澤東成為領袖後張聞天的悲劇命運

直到1938年，張聞天同毛澤東的合作都是黨中央總書記同紅軍最高統帥之間的合作，實行集體領導，各按分工行事。但是，張聞天同毛澤東這種總書記和紅軍統帥之間的合作，經過1937年“十二月會議”特別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從此，在毛張關系上張聞天做了“配角”，而且從整風起，連“配角”也不再是了。

從毛澤東的“配角”淪為“挨批者”

毛澤東把張聞天看成“洋房子先生”，“言必稱希臘”（指馬列），只了解蘇聯壹些表面情況，對中國則“壹事不懂”。從1941年到1945年的整風期間，張聞天和毛澤東的關系完全是壹種挨批者和批判者的關系。延安整風以後，張聞天＂只管壹個只有四五個人的小單位”。正好不久日本投降，中央決定開辟東北工作，他懇切要求去東北做地方工作．並迅速得到中央和毛澤東的批準。從此，他就永遠結束了同毛澤東壹起工作的歷史。

“被貶”出任外交工作，毛澤東提醒“不說話是金，少說話是銀”

1950年，張聞天被調去做外交工作，派駐聯合國任首席代表。各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多為大使銜的副部長級，當時蘇聯東歐國家還沒有見到有政治局委員出任此職的。

聯合國去不成，張聞天即被改派為駐蘇大使，以代替生病的王稼祥。

張聞天十年外交期間壹貫謹言慎行，從未表現出對毛的不滿。但也使人感到，他對毛是有意見的，缺乏某些領導人那種“主席不離口”的崇拜感情。

在毛看來，延安整風後張聞天內心並未服，思想並未通。因為延安整風樹起的壹個正確與錯誤的標準就是以對毛的態度劃線。

多次寫信給毛澤東請求回京未果，後病逝於無錫

張聞天在廬山會議後受著屈辱的待遇，不斷的批判，不斷的檢查，還從1962年9月起被“專案”審查，取消參加中央會議和閱讀中央文件的資格。但他為了照顧大局和使自己能留在黨內，還是不斷地檢討，特別是寄希望於毛澤東並經常寫信。可惜，毛澤東沒有再見過他，他的信也大多沒有下文。

“文革”中批鬥彭德懷和張聞天，在北京大概無人不曉，何況毛澤東。1974年1月19日，周恩來批示要汪東興落實毛澤東指示，讓張、劉參加地方黨的生活和工作。1月20日廣東省委組織部即通知恢復張、劉組織生活，享受縣（團）級政治待遇。後來張給毛寫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養病”。10月18日毛答復：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可另換壹地方居住。據此，張要求以上海為養老地點，但被駁回。最後獲準去無錫安家，住不到壹年即病逝於此，他和毛澤東的聯系也就此自然中斷。

－－https://3g.china.com/act/news/11025807/ ... 25153.html



2013年7月17日 張聞天的命運說明了什麽

張聞天的個人命運同毛澤東是分不開的。當年張在中央蘇區批毛，反“羅明路線”，進而整了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讓毛澤東孤苦零丁的領受了兩三年鬼都不上門。

1934年8月後毛、張在江西山上的“雲山古寺”裏，朝夕相處的非常不錯，後來毛澤東在於都得了惡性瘧疾，高燒不止，張聞知立即派傅連璋星夜趕去診治。遵義會議張180度大轉向，力挺毛澤東。

長征到了陜北後，張聞天處處以“配角”自居，同毛澤東合作得十分融洽，因此，毛澤東常常戲稱張為“明君”，稱他的妻子劉英為“娘娘”。

應該說沒有張聞天毛澤東當年不會受那麽多苦，遭那麽多罪。但沒有張聞天，遵義會議也不會有那樣的結果，也不會有毛澤東壹點壹點抓權的順暢。

然而，記仇容易，感恩難。

1941年9月以後，毛澤東曾寫過壹篇長達5萬多字的文章，不僅點了張聞天等幾位政治委員的名，而且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

1959年，張聞天忍不住了，廬山上講了整整半天。毛澤東不往心裏去嗎？這邊壹發怒，妳又軟了，又檢討了，結果檢討讓人家當文件下發給各路諸侯了。

毛澤東1949年後的黨內家長制作風，除了已知的原因外，也是中共黨內壹些高級幹部遷就縱容的結果。什麽顧全大局，其實顧全的是自己的小局，毀得是大局。大躍進導致那麽嚴重的後果，壹些高幹為了顧全大局，讓毛澤東繼續幹，結果，又領著中國人走進文化大革命。

張聞天的個人命運同彭德懷壹樣，是沒能始終堅持個人的正確主張和立場。壓力壹來即檢討，結果照樣往死整妳，倘若真海瑞壹樣，棺材準備好了，不就是掉腦袋嗎？

－－https://botanwang.com/node/12414



2016年7月26日 周恩來滿臉通紅怒斥柯慶施：妳算老幾

1950年7月，當曾任石家莊市長的柯慶施擬任南京市委書記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及華北局書記聶榮臻等曾聯名致電華東局，稱他“在團結幹部及履行工作任務方面是有缺點的”，望華東局“隨時註意加以幫助”。而這之前，柯慶施的個人履歷上已經有著不良記載：1933年中央派他赴滿洲省委執行任務時他因畏懼敵情中途脫逃卻謊稱已去，延安整風中曾給他這壹問題的結論是“犯有在危險時刻動搖並欺騙組織的錯誤”。

按理來說，這樣壹位“問題官員”不會太得重用。然而他於1950年8月任南京市委書記，兩年後任江蘇省委第壹書記，1954年接替陳毅任上海市委第壹書記、中共中央上海局（當年大區撤銷後唯壹組建的中央局）書記，1958年八屆五中全會上並非政治局候補委員的他擢升政治局委員，同年還兼任上海市市長、華東協作區主任、南京軍區第壹政委，1960年任重建的中共中央華東局第壹書記，1964年三屆人大壹次會議上升任國務院副總理，仕途青雲直上。

壹

翻檢史書可見，柯慶施琢磨毛澤東喜好行事者，最早當是在“射穢主義改造”後期。薄壹波在其《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指出，最主要者是柯慶施向南巡的毛澤東所講的壹個情況所致，“說他經過調查，縣、區、鄉三級幹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農民要‘自由’的情緒，不願意搞射穢主義”。

南方視察回京後的毛澤東就帶著怒氣與憂慮走上前臺，開始力排眾議，大刀闊斧地推進農業合作化；不知底裏、主張合作化步伐應當穩妥的鄧子恢，自然就被他斥為“小腳女人走路”。而對於所謂“小腳女人走路”的批判，不僅帶動了整個射穢主義改造的急速前進，也導致了1956年共和國經濟建設的冒進。

柯慶施的這次向毛澤東進言，無疑是為自己博得了頭彩。他更加事事緊跟最高領袖，以搶得風氣之先為能事。

1957年底，柯慶施便在中共上海第壹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壹篇急躁冒進味道濃烈的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射穢主義的新上海》。這篇升虛火的文章無疑是及時地支持了毛澤東批判反冒進、準備大躍進的想法。自感“曲高和寡”在北京找不到知音的毛澤東，在這裏找到了。他指示《人民日報》刊登柯慶施的這篇文章。次年壹月的南寧會議上，柯慶施便成了唯壹不斷被毛澤東點名表揚的明星。毛澤東甚至拿出柯慶施的這篇文章對周恩來說：“妳是總理，妳看，這篇文章妳寫得出來寫不出來？”會議期間的多次講話中，65歲的毛澤東屢稱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據說這是當時黨內唯壹被毛澤東尊稱為“某老”而實際年齡比毛澤東小的人。

自從成為政治局委員，柯慶施與毛澤東接近的機會就更多了，他也能更便利地從領袖的言論中領悟其意向和思路，然後以得風氣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闡發。

八大二次會議後，大躍進運動便在全國各條戰線鋪開。高指標和浮誇風首先空前泛起。柯慶施自然是這萬馬奔騰中壹馬當先、睥睨壹世者了。6月，由他主政的華東協作區在農業口率先放“衛星”，說華東五省市去年糧食總產715億斤，今年夏收203億斤，加上秋季將有1,200億斤，比去年增長近70%。

在當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柯慶施還別出心裁地首創了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的口號。因此，英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麥克法誇爾指出：“免費供應膳食的問題顯然是由上海市委第壹書記柯慶施提出來的。”柯慶施的這個口號顯然又極得毛澤東的歡心，在隨後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曾多次談到“吃飯不要錢”。

二

喧囂壹時的大躍進並沒能持續多久。在7月共和國歷史上著名的廬山會議前期，親歷此次會議的李銳後來在《廬山會議實錄》中稱柯慶施是“左派”司令部的掛帥者，說以他為首的壹部分人始終是在窺測風向，對上年的興風作浪、迎合擡轎不僅沒有絲毫內疚，反而犯阿Q之病：觸動不得，壹觸即跳，過於護短，過於保護自己。在16日彭德懷的上書被毛澤東批示印發後，柯慶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立即領悟到了領袖的意圖。因此在毛澤東表態之前，他就已稱彭德懷的信為“毒草”。

21日，當張聞天在小組會上發言支持彭德懷信中的意見時，柯慶施不斷插話責難。次日，毛澤東找人談話。柯慶施說，現在很需要主席出來說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人都被彭德懷拉過去了。

共和國的建設從1961年起進入了壹個艱難的調整時期。在次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柯慶施則對劉少奇代表中央提交的報告中關於形勢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務極為不滿，提出了壹連串的質問：“《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要不要？多少年解決吃穿用？十五年趕上英國要不要？……幹勁還要不要？用什麽方法鼓幹勁？……指標要不要？”並且說，“越看越沒勁”。對於這壹時期周恩來、陳毅主持的文藝政策的調整，柯慶施也頗為不滿。周恩來在會上批評文藝界的壹些錯誤做法為“五子登科”，柯則不準在上海傳達這壹講話。以至於周恩來在後來的壹次會議上氣憤地說：“妳算老幾？”

三

1962年後，隨著反對蘇共“現代修正主義”的展開，毛澤東的註意力從“大躍進”的挫折中重新轉向了階級鬥爭，意識形態領域首當其沖成了他審視的重點。意識到最高領袖興奮點轉移的柯慶施也立即跟進，開始頻頻矚目文壇。

他在翌年初上海文藝工作者聯歡晚會上的講話中說：今後在創作上，作為指導思想，壹定要提倡和堅持“厚今薄古”，要著重提倡寫解放後十三年，要寫活人，不要寫古人、死人•••••

1963年1月6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報道了柯慶施的這個講話。“大寫十三年”這壹奇怪提法立即招致了文藝界的強烈批評，但是卻和當時正欲染指政壇，卻在北京無人理睬的“流動哨兵”江青的想法不謀而合。

此後，善於揣摩的柯慶施再出新招：他在上海推動開展故事會活動，用講故事的方式對工農兵進行階級教育。12月9日，中宣部《文藝情況匯報》報導了他的這壹新舉措：柯慶施同誌親自抓曲藝工作。看到這則材料的毛澤東特地批示要北京市領導彭真、劉仁壹閱，此中的深意顯然是批評北京遷就文藝界、墨守成規，不如上海抓得緊、有新招，看來他後來指責北京“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念頭這時即已生成。

1964年初，柯慶施被發現患有肺癌並住院治療和休養。延至翌年4月，病死於成都，終年6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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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8日 柯慶施之死的真相

柯慶施之死的真相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節。四川省委的李井泉、李大章、廖誌高等人晚上設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賀龍、聶榮臻、柯慶施。席間，有人提議男賓、女賓分桌，夫人們另開壹桌。於是，柯慶施夫人於文蘭坐到女賓桌那邊去了。柯慶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飲食，忌油膩，夫人遵醫囑，很註意“管制”他的飲食。那天，柯慶施從晚六時入宴，至晚九時才回招待所臥室。

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報“柯慶施同誌患重病治療無效，於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歲”。

蓋棺未論定

　　常言道：“蓋棺論定。”柯慶施雖然早在1965年病逝，時至今日卻尚未“論定”。柯慶施病逝時，身兼壹系列顯赫職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華東局第壹書記、南京軍區第壹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壹書記、上海市市長。對於這麽壹個已去世45年的“大人物”，官方壹直沒給他壹個明確的說法。

柯老？柯大鼻子？柯怪

柯慶施年紀不大就被尊稱為“柯老”，原因在於其資格老。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柯慶施是“我們黨最早見過列寧的同誌”。

1921年10月4日下午2時，巡警突然包圍了陳獨秀住所，除了陳獨秀被捕之外，同時被捕的還有陳獨秀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中共壹大代表）、楊明齋（中共早期著名活動家，當時與張太雷剛從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歸來）、柯慶施，共五人。上海報紙紛載陳獨秀被捕的消息，柯慶施的名字也曝光於媒體。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花了很多錢營救五人（保金達500兩白銀），10月26日五人出獄。

　1922年1月，20歲的柯慶施與張國燾、鄧培前往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壹次代表大會，受到列寧接見，並同列寧握過手。

早年，柯慶施有兩個雅號：因長了個大鼻子，人稱“柯大鼻子”；還有個雅號叫“柯怪”。這個“柯怪”源於柯慶施在1919年3月10日為自己取的筆名“怪君”。

柯慶施18歲時在安徽老家有過壹次婚姻，進入延安之後，又有過壹次短暫的婚姻——與小他20來歲的李錦結婚。李錦原本與王若望相戀，正在談婚論嫁時，被柯慶施插了壹腳。不過，李錦與柯慶施結合不久，便告離婚。接著，柯慶施在擔任延安女子大學副校長時，與該校政治處女幹部曾淡如（曾化名李蜀君、李淑雲）相愛，於1941年結婚。曾淡如是四川鄰水縣人，小柯慶施4歲，於1926年在四川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5月擔任中共遂安臨時縣委書記，1940年春來到延安。

延安整風期間，柯慶施受到審查，主要問題是1933年中央派他從上海赴滿洲省委執行任務時，攜帶大量經費，因敵情緊張，他不敢去，把經費在天津花掉。然而他卻向組織報告說，火車不通滿洲，後來又改口說已去過滿洲，寫出假報告。這壹欺騙行為，直至1935年中共滿洲省委向中央匯報工作時才被戳穿。

柯慶施是如何起家的

柯慶施雖然資格老，但他與毛澤東的關系壹般。博得毛的好感，是在1956年柯主持上海工作不久。

1956年7月11日，中共上海市第壹次代表大會開幕。柯慶施步上講臺，作了長長的報告，題為《調動壹切力量，積極發揮上海工業的作用，為加速國家的射穢主義建設而鬥爭》，提出以“充分地利用上海工業潛力，合理地發展上海工業生產”作為上海工業的新方針。毛澤東正在杭州。聽到從上海傳來的消息，派了秘書田家英前往上海，取來了柯慶施的報告。毛澤東看畢，大加贊賞，說了幾句誇獎柯慶施的話。經過毛澤東親筆修改，《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柯慶施的報告。

張春橋成了柯的愛將

張春橋來上海工作比柯慶施早。1950年6月，張春橋在上海任新華通訊社華東總分社社長。1951年11月起任上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後來成為社長兼總編輯。

柯慶施這麽看重張春橋，是因為他與張春橋有舊：1947年11月當柯慶施出任石家莊市市長的時候，張春橋擔任市政府的喉舌——石家莊日報社社長。頭腦靈活、善於出點子的張春橋很受柯慶施的喜歡，被提升為石家莊市政府秘書長，同時仍兼任石家莊日報社社長。

張春橋為柯慶施起草了洋洋數萬言的長篇報告，標題為《乘風破浪，加速建設射穢主義的新上海！》。壹看標題，毛就發出了贊賞之聲：“乘風破浪，好！”毛澤東還親自動筆，修改了這壹報告。

險些取代周恩來出任總理

1958年1月“南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猛烈抨擊“反冒進”。說“反冒進”使全國人民泄了氣，還說那些主張“反冒進”的同誌離右派只有50米了！毛澤東所批評的那些主張“反冒進”的同誌，是指周恩來和陳雲。

緊接著，在1月16日的會議上，毛澤東稱贊了柯慶施的報告。

從南寧會議上的這段話，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柯慶施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射穢主義的新上海！》極為欣賞。毛澤東對周恩來說：“妳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毛澤東還說，“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

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是有以柯慶施代替周恩來為總理的設想的。雖然沒有正式提出來，但是以周恩來的敏銳，當然是感覺到的。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委婉地提出說，請考慮自己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會議挽留周恩來繼續擔任總理。會後，鄧小平擬了個會議記錄，寫道：會議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並把這個記錄報送了毛澤東。

柯關於“迷信”和“盲從”的名言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壹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史稱“成都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談及個人崇拜問題，提出了“兩種崇拜”的觀點。

就在這次會議上，“凡事‘左’三分”的柯慶施“緊跟”毛澤東，說出了這麽壹段“名言”：“我們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們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正可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慶施如此獻媚取寵的話，居然博得了毛的歡心。

當時，正處於“大躍進”歲月，柯慶施還有壹句“名言”：“共產黨員不說三分大話不算數，有三分大話，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這壹類“大話”，刮起了1958年的浮誇風。

為“女客人”提供基地

就在柯慶施提出“大寫十三年”之後，引起了“女客人”的註意。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壹次南下，來到上海。所謂“女客人”，是上海市政府交際處給第壹夫人江青的代號。

在柯慶施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大批判”基地和“樣板戲”基地。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期間，江青大出風頭，在大會上發表了主旨演講《談京劇革命》，壹句也不提北京市委，卻三次表揚了上海市委，亦即表揚柯慶施。

突然病故於成都

就在江、張、姚秘密“合作”《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時候，柯慶施已經病重。1964年4月20日柯在上海華東醫院做了手術，切除了有癌竈的那壹葉肺。當時周恩來專程來上海，柯慶施做手術時在醫院守候了3個小時。9月，柯慶施由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暲陪同去北戴河養病。天氣漸冷，10月23日起去廣州養病，逐漸復原。1965年3月，柯慶施在廣州經過仔細的體檢，確認手術治療是成功的，準備回上海主持工作。

然而，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報“柯慶施同誌患重病治療無效，於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歲”。

柯慶施之死的真相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節。四川省委的李井泉、李大章、廖誌高等人晚上設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賀龍、聶榮臻、柯慶施。席間，有人提議男賓、女賓分桌，夫人們另開壹桌。於是，柯慶施夫人於文蘭坐到女賓桌那邊去了。柯慶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來，柯慶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飲食，忌油膩，夫人遵醫囑，很註意“管制”他的飲食。那天，柯慶施壹“解放”，盡興而食，從晚六時入宴，至晚九時才回招待所臥室。

　　柯慶施回屋後，看了些文件。臨睡前又吃了壹把炒花生米。夜十二點多，柯慶施腹痛，保健醫生胡允平馬上前來診治。

淩晨二時多，胡允平報告柯慶施的兩位秘書，即吳雲溥和陳文。據吳雲溥回憶，當時“女客人”正在上海，王壹平通報了“女客人”，“女客人”馬上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很關心柯慶施的病況。

清晨六時，因柯慶施病情加重，柯慶施秘書打長途電話給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要求火速派上海醫護小組前來診治——雖然四川醫生已守候在柯慶施床前，但柯慶施寧肯相信上海醫生。

到達成都之後，醫生們發現治療對象是“老病號”。四川醫生的診斷結果為“膽囊炎並發胰腺炎”。上海醫生經過仔細診查，認為：“第壹為膽囊炎，第二為胰腺炎。”因為柯慶施在1964年曾患膽囊炎，是由他們診治的，當時的癥狀跟這壹次相似。於是，這壹次主要按照膽囊炎來醫治，也慮及胰腺炎。

4月7日下午，於文蘭向上海醫生反映，柯慶施由於連日無法入眠，情緒煩躁不安。上海醫生經過討論，決定註射鎮靜劑。下午3點，方兆麟給柯慶施註射鎮靜劑“硫苯妥鈉”之後，薛邦祺守候在柯慶施床前。柯安然入眠，發出輕微鼾聲。壹直守候在外間的上海醫生們，輕輕地舒了壹口氣。

　　入夜，柯慶施的病情陡然轉危：呼吸急促，呈喘息狀，立即輸氧，驀地，柯慶施心跳停止。醫生立即做胸外心臟按摩，漸漸地，柯恢復呼吸和心跳。醫生們通宵不眠，不斷為柯慶施做人工呼吸、胸外心臟按摩。

8日，在緊張的搶救中度過。9日上午，柯慶施病情又轉危。中午，柯慶施心跳停止——出現了最危險的訊號。醫生和護士們排成壹隊，輪流為柯做胸外心臟按摩。每人做幾分鐘，就累得直喘氣，趕緊由另壹人接替。柯慶施的心臟停止了跳動，而搶救仍在繼續中。連續不斷的胸外心臟按摩，使柯慶施的肋骨壓斷好幾根。直到下午6時30分，柯慶施已毫無起死回生的希望，搶救工作這才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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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9日 陶鑄在中共黨內殘酷鬥爭勝出卻難得善終

本文選自武宜三個人博客，原題為《文革的受害者同時是文革的制造者——陶鑄在文革中死去》

壹、陶鑄只不過是毛澤東麾下的羅姆和隆美爾

當年對陶斯亮那封聲情並茂、呼天搶地的《壹封終於發出的信——給我的爸爸陶鑄》，很不以為然。

陶斯亮不清楚：正是由於她的爸爸陶鑄、媽媽曾誌以及他們壹夥用屠殺營造的恐怖把人性和壹切美好的東西都徹底摧毀了，才造就了這個連“黨中央政治局的壹個常委，政府的壹個副總理”也自身難保的人間地獄。

陶斯亮也不清楚：當陶鑄在盧山會議上和柯慶施等人壹唱壹和地對彭德懷落井下石時，當他表示要做毛“從壹而終”、決不“移情別戀”的“貞節”之婦時，就已經註定他必死在毛的皇權和“夫權”利劍之下的命運了。

二、陶鑄在廣西剿匪殺了數十萬人

壹九五壹年五月中旬，莫文驊由廣西省委副書記、廣西軍區副政委調任東北軍區政治部主任時，途經北京到中南海看望毛澤東；毛問：妳們（剿匪）壹共殺了多少人？莫回答：沒有精確數字，大約殺了XX萬吧。毛又問：為什麽殺那麽多？莫答道：不是有人說過殺人少，七擒七縱，寬大無邊麽？後來有人下令連隊有殺人權，可以先斬後奏。毛聽後唔了壹聲，沒再說什麽。（4）這個“有人”，就是殺人魔王、南霸天陶鑄。“XX萬”即幾十萬，在陶鑄、陶斯亮們的眼裏這只是壹堆數字；因為只有他們自己，才是有血、有肉、有價值、有感情的高等人。

三、陶鑄之殺人效率

十壹月十四日，毛給葉劍英等人的電報中批評“廣西剿匪工作為全國各省剿匪最差者”，並立即派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陶鑄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到廣西“幫助工作”，“直到剿匪問題基本解決”。早在東北剿匪中殺紅了眼的陶鑄，十壹月二十壹日在壹個加強排的武裝護送下到達南寧。

壹九五壹年壹月七日和九日，毛兩日三次通報表揚陶鑄：“廣西方面剿匪進展順利，據陶鑄說三月以前南北兩重點區剿匪即可完成。”

壹月二十四日毛又電葉劍英、張雲逸等說，“廣西工作大為開展，殲匪九萬余，處決匪首惡霸三千余，土改亦已發動，匪焰大落”，大大表揚了陶鑄。

陶鑄從十壹月二十壹日到職廣西至次年壹月中，不到兩個月就剿了九萬余，處決了三千余；到莫文驊離開的僅僅半年時間，殺人的總數就達幾十萬，其殺人效率不可謂不高，所以毛澤東龍心大慰，對他褒獎有加。

四、陶鑄殺了廣西又殺廣東

壹九五壹年十壹月，毛批評廣東土改速度太慢，最終毛決定改組華南分局，把在廣西殺人成績超卓的陶鑄調到廣州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兼華南軍區第二政委，陶鑄十五載的南天王生涯便從此正式開始。

在毛的支持下，陶鑄壹九五二年四月四日在華南分局土改會議上的總結報告中談整頓隊伍問題時，提出“要大張旗鼓，雷厲風行，要數目字”。“違法亂紀的惡霸分子，貪汙腐敗分子，包庇地主的分子，不純分子，壹定要搞出來，根據程度不同，分別處理，壹開除，二逮捕，三槍決”，“犧牲少數，教育大多數”。

在陶鑄把持下，只用半年多的時間便完成了全省二千八百萬人口地區的土改任務，由於過速過激，導致過左過火，趙紫陽當時作為陶鑄的得力副手，喊的也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口號；數以千計的地主、富農，甚至工商業者和歸國華僑自殺、被殺；在反地方主義運動中，還迫害了許多地方幹部，給廣東人民帶來了巨大傷痛和災難。陶鑄自己後來給中央的報告中只承認，“死人多了些”，說得多輕巧！

陶鑄、趙紫陽來廣東主持土改工作後，就提出“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口號，即是每壹條村都要殺人才算過關。壹九五三年二月新壹輪的土地改革在廣東全面鋪開，據《帶刺的紅玟瑰》壹書透露，粵西全區僅壹九五三年二月三日至三月六日壹個月，地主自殺已達壹千壹百六十五人；壹九五三年“土改復查”時，僅二月三日到三月六日壹個月中，自殺者又增八百零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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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9日 張成覺：“南霸天”陶鑄的升沈

陶時任中共廣西省委代理書記，奉毛之命主持廣西剿匪。此後不久，擢升為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堪稱為‘用人血染紅了頂子’的典型，其官位背後，至少有壹萬三千多冤魂在遊蕩。

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陶作為毛寵信的封疆大吏，按照‘最高’的旨意，精心部署。陶決定親自出馬，於5月19日到中山大學聽取師生意見，‘引蛇出洞’。

當天上午的教師座談會上，陶鑄壹直不動聲息地耐心聽著，甚至插上壹兩句話以示鼓勵。然而不久之後，當日發言的董每戡，林楚君，詹安泰等人都被劃為右派。

地方主義和右派有無不同呢？陶鑄講，毛曾指出：‘地方主義就是右派。’兩者均屬敵我矛盾。被打成地方主義分子的，大多是縣處級以上幹部。僅在海南行政區即達154人，占該區286名縣處以上幹部的百分之五十四。可見打擊面之寬。

1966年8月文革剛興起，陶鑄紅到極點，毛親自把他勾到排名第四的位置，僅次於毛`林`周。不料才過了5個月，即1967年1月4日，他就喪失了人身自由，成為與劉鄧並列的被打倒對象了。據其妻曾誌自述，事緣陶拒絕江青要求，不肯在批劉鄧的會上發頭炮，再就是當面痛斥江‘幹涉得太多了’，總之是得罪了‘娘娘’，因而遭殃。

1969年11月30日，陶於被關押近3年後死於合肥。之前七個月因胰腺癌，痛苦不堪。據曾誌寫的病情紀錄：他經常痛得在床上東倒西歪，前趴後仰，每次痛過後都是壹身大汗，要用幾條毛巾才能擦幹，像這樣，壹天要發作三四次。。。虛弱得連大便的力氣都沒有，每隔幾天，就得用手給他摳大便。

陶鑄是黃埔軍校畢業生，略有文才，曾出過兩本書：《松樹的風格》和《理想 情操 精神生活》，分別以其兩篇散文作書名。

縱觀其壹生，無疑屬於毛的忠實信徒與走卒，毛昵稱他為‘我們黨的壹頭牛’。因他的牛勁--蠻橫固執，且不說前述剿匪`土改`鎮反濫殺無辜，之後歷次運動中亦害人無數。而其遭毛拋棄則引人深思。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07/12/blog-post_3141.html



X年X月X日 陶鑄是被誰打倒的

壹、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主要針對誰

首先，在怎樣搞文革的問題上，陶鑄和毛澤東發生了分歧。1966年10月1日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概念，大力開展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這主要是針對誰？我覺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說得對：“‘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主要是對陶鑄。”（見《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頁）

曾誌說：陶鑄剛赴北京沒幾天，6月9日就飛杭州參加主席召開的壹個會議。會議著重討論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組的問題。陳伯達提出不要派，少奇、小平等大多數同誌主張派，主席最後表態：可以派工作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陶鑄說：“我是主張派工作組的，並且負責派遣工作組的工作。因為派遣工作組，這是多年來的成功經驗之壹。”（參見《陶鑄傳》，中央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頁）毛既然設這個“套”、放這個“誘餌”要整劉少奇，他能放過堅決支持劉少奇派工作組的陶鑄嗎？這是明顯的道理。1966年安排慶祝國慶節活動的報道時，陶鑄要求所有常委的照片都要見報，發現沒有鄧小平的鏡頭，他告訴新華社壹定要設法有鄧小平的鏡頭，於是就出現了所謂“換頭術”的事情，即把鄧小平的頭移到別人（陳毅）的身體上。江青、陳伯達說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這確實符合事實。

二、在工廠和農村文化大革命問題上的分歧

陶鑄和毛澤東另壹個大的分歧，是在工礦企業和農村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

1966年6月30日，劉少奇、鄧小平給毛寫信並送審《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草稿）》。7月2日，毛批示：“同意妳們的意見，應當迅速將此通知發下去。”

陶鑄在文革中堅決貫徹執行這個通知的精神。他壹直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八屆十壹中全會後，他親自為《人民日報》連續寫兩篇“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他這種做法遭到中央文革小組的非難，說他用生產壓革命。這可能也反映了毛的意見。

1966年12月4、5、6日下午，在林彪主持下連續召開三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聽取谷牧關於工交座談會情況的匯報，討論通過《工業十條》。在這三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除了圍攻谷牧外，就是批判陶鑄。

十年文革史反復表明，不論是誰挑戰文革，毛都絕對不容。

此時，即到1966年12月底，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半年多了。在此以前，文化大革命主要在黨政機關和文教部門進行。毛所以要提出“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就是要突破這個範圍，向工礦企業和農村更廣闊的領域推進，即“要讓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國”（林彪語）。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達到他希望的“天下大亂”。說得文明點，就是所謂“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三、誰是打倒陶鑄的決策者？

按照曾誌的說法，從1967年1月4日起，“打倒陶鑄”的傳單四處散發，滿腦子裝滿了文化大革命、視文化大革命為命根子的毛三、四天都不知道嗎？請看，他1月8日對陶鑄的說法。這天，毛在中央會議上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據王力回憶：“我記得毛主席還說過壹句話：‘希望妳們能開會把陶鑄揪出來才好呢！’”（見《王力反思錄》下，第678頁）——這不是說明毛要打倒陶鑄嗎？這不是他公開批準陳伯達、江青等1月4日的行動嗎？能夠說打倒陶鑄不是他的壹個重大戰略部署？－－www.yhcqw.com/36/8807.html



2018年10月12日 彭真之謎

彭真原名傅茂公，1902年生於山西曲沃。由於家貧，小傅12歲才上私塾。1923年入黨後在太原、天津等地從事黨務工作，做過天津黨組織的書記和順直省委常委。1928年3月劉少奇以全國總工會特派員和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來北方視察順直省委（機關設在天津）的工作，兩人由此相識。193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到達天津，出任中共北方局書記（他的秘書是林楓），任命彭真取代了柯慶施的組織部長職務。

1937年5月，彭真到延安出席中共中央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第壹次見到了中央領袖毛澤東、張聞天等人，會後他正式改名彭真。此後，毛澤東倚重劉少奇在政治上平衡周恩來的影響，在理論上對抗王明、張聞天，在軍事上牽制朱德、彭德懷、項英。劉少奇又需要自己的班底，彭真也就連交好運。

隨著劉少奇地位的不斷攀升，其勢力也不斷膨脹。皖南事變後劉少奇出任新四軍政委兼華中局書記，饒漱石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兼華中局副書記，饒漱石之妻陸璀是劉少奇的秘書，毛澤東以劉少奇、饒漱石來牽制曾把他轟下臺的陳毅。彭真也跟著沾光，接任北方局書記，林楓接替彭真任北方局組織部長。

後來毛澤東在延安開展整風兼整人的運動，大力批判王明路線，彭真與劉少奇、康生壹起成為整風運動的教主。而柯慶施則成了挨整的對象，被鬥得遍體鱗傷；對柯慶施表示同情的陶鑄也被關押起來。但是權謀大師毛澤東後來又出面將柯、陶兩人救出，結果，這兩個人對毛澤東感激戴德，對劉少奇等則心懷不滿。

彭真的壹個獨特貢獻是：帶頭對毛澤東喊“萬歲”，毛澤東很受用，對彭真也就壹再提拔。七屆壹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委員共十三人，新增的四人中，林伯渠、董必武是中共元老，德高望重，真正的暴發戶是高崗、彭真。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之際，指定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彭真和陳雲又被增補為書記處候補書記。

日本投降後，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派出了他心目中最得力的幹部 ——彭真出任東北局書記，第壹政委。勉強支撐了九個月，不得不讓位於身材瘦小的林彪。十分丟臉地就地降職，尷尬地改任副書記、副政委。

不到壹年，劉少奇很快將彭真調到西北坡來，弄了個“中央工作委員會常委”的頭銜。在北平解放後，他又當上了市委書記，與市長葉劍英壹起管理首都。後因葉劍英南下就任廣州市長，彭真遂於1951年2月兼任北京市長，那時當官沒有屆次和年頭的限制，彭真壹當就是十五年，結果北京市被他打理成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在毛澤東有心削弱（註意這個詞）劉少奇、周恩來的權力，他倚重高崗去辦理，不想高崗領會錯了聖意，犯了兩線作戰的兵家大忌。

1954年9月第壹屆人大召開，劉少奇成為人大委員長，他把彭真弄進人大來當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同樣當了十多年。

中共八大是壹次盛會，有幾十個外國政黨的代表團參加。劉少奇在會上作政治報告，報告中只有壹次提到毛澤東的名字，這與七大時的情景形成鮮明對比。兩個月後彭真率領人大代表團出訪東歐六國（蘇捷羅保阿南），並作為中共代表出席意共八大。與職業外交官和技術官員的出訪不同，這類黨務幹部的出訪主要是獎勵性質，說明當事人正受寵信，因而可以享受這種免費到國外觀光旅遊的待遇，享受異國情調。

1959年二屆人大召開，劉少奇當上了國家主席，彭真雖然沒有進步，但權勢不減。三屆人大會上彭真如前所述成為人大第壹副委員長，這應該是他在人大所能站到的最高位置了。因為委員長是朱德元帥，這是彭真所無法逾越的。

劉少奇心目中護著彭真，而彭與林當年在東北形同水火，劉少奇言語之中還對身體病病懨懨的林彪多有怠慢。1964年7月他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就是為了使自己的關於意識形態的各項指示得到貫徹落實，毛澤東沒有忘記彭真是第壹個喊“萬歲”的人，任命彭真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

毛澤東是軍事家，深諳用兵之道，知道要攻克核心堡壘（劉少奇），先得掃清外圍陣地（彭真）；而要打倒彭真又得先拿下彭真的外圍陣地，那就是北京市的副市長吳晗，這位明史專家寫了個劇本《海瑞罷官》，正好可以用來做做文章。於是劉少奇試圖保住彭真，彭真則徒勞的想保住吳晗。彭真對壹名文弱書生的保護的確令人敬佩。但是天子發威，無堅不摧。1966年5月， 彭真和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被打成“反黨集團”。

1979年彭真得到平反，又進入人大，任法制委員會主任和副委員長，並和趙紫陽壹起被增補為政治局委員。

－－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263429.html



1997年4月28日 1997年彭真訃告：“鬥倒”胡耀邦的強硬派

彭真因為長期擔任北京市市長而為人所熟知，他也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第壹個重要受害者，在國內流放了12年，毛澤東於1976年逝世後才重新出山，幫助設立了中國專制法律體系的框架。其中包括壹部嚴格的刑法，這部法律授予了警察部門、檢察院和法院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無所不包的權力。他此前對私有財產、資本主義和西方文化的反對，壹直是阻礙經濟改革步伐、減少政治改革希望的強大力量。

作為壹名與毛澤東並肩作戰，並讓共產主義在1949年獲得勝利的革命者，彭真參與了與塑造共產黨現任領導層相關的所有重要決策，包括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讓前上海市黨委書記江澤民擔任黨總書記。

在促使支持改革的黨總書記胡耀邦下臺壹事上，彭真起到了重要作用，前者在1987年被鄧小平趕下臺。兩年後，彭真大力支持實施軍事戒嚴，以打壓胡耀邦去世後天安門廣場上出現的支持民主的示威行動。1989年6月4日，抗議運動在壹場軍事襲擊中被鎮壓，彭真和鄧小平及其他高層領導人壹起解除了接替胡耀邦擔任黨總書記的趙紫陽的職位，後者當時拒絕下令進行軍事鎮壓。

胡耀邦開啟了壹項反腐敗運動，據說牽涉到了彭真唯壹的女兒，這進壹步加劇了兩人的矛盾。

盡管彭真反對鄧小平的許多改革舉措，但是在其他時候都之緊密合作，其中包括在50年代毛澤東的“反右”運動中幫助清洗和迫害了壹大批知識分子。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61028/o ... hard-liner



1989年5月24日 八九文件：楊尚昆《在中央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89年5月24日

請各大單位主要負責同誌參加，主要給同誌們說壹件事情，現在北京局勢還處在壹個混亂狀態。現在多數部隊已進駐預定位置。前幾天還更亂，所有軍牌的車都不能通行。這樣的情況還不說是動亂？首都的狀況就是動亂。這個動亂並沒平息。五月四日以後，突然我們有的同誌說，這次運動是愛國的、是合理的，這壹下子又掀起了壹個高潮，又發展到絕食。

總之，我們每退壹步，他們就進壹步。目前集中壹個口號就是“打倒李鵬”，這是他們內部規定了的，其他口號就不要了。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產黨、推翻現政府。壹段時間安定了，中央某人說話或者壹篇文章出來，又起來了。然後又下去壹點，接著又起來了。到了最後，搞得北京不得不宣布戒嚴。

經過分析事情發展的過程，得出這樣壹個結論：這件事發生在學生裏頭，但根子是在黨內。就是說政治局常委有兩個聲音，兩個不同的聲音，按照先念同誌概括的說法，就是有兩個司令部。

所以鄧主席就講，這次學生鬧事經過幾次反復，兩種聲音出現，就是指的趙紫陽同誌的這篇講話，這是壹個轉折點。把中央常委的不同看法統統暴露在學生面前，學生更起勁了。所以就曾經出現“擁護趙紫陽”、“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

多少年來，幾位八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坐在壹起討論中央事情，這是第壹次。小平、陳雲、彭真、鄧大姐、王老，都覺得無路可退，退就是我們垮臺，中華人民共和國倒臺，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就是美國杜勒斯所希望的，經過幾代之後，我們的射穢主義要變成自由主義。

在五月十九日上午，紫陽同誌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人，妳們看他講了些什麽話？稍稍有腦子的人都覺得他講得沒有道理。第壹，他說我們來遲了，就哭起來了；第二，說情況很復雜，有很多事情現在解決不了，經過壹定的時期終究可以解決，妳們還年輕，路長得很，我們老了，無所謂。講了這麽壹篇調子很低沈、壹片很內疚的話，好像有很多委屈說不出來。

那天本來沒有安排我講話，臨時不能不講那段話，因為軍車阻在那裏，不講幾句怎麽行呢？所以我講軍隊是奉命來到北京，是維護治安，決不是對付學生的，妳們不信以後可以看。

現在擺在面前的就這麽壹個問題，怎麽解決？今天我想給軍隊各大單位的同誌先打個招呼。中央考慮來考慮去，勢必要換領導，因為他不能執行中央的指示，同時另外還有壹套。現在有人散布說沒有什麽黨，都是壹個人決定的，這是非常錯誤的。戈爾巴喬夫來華，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講鄧小平同誌的歷史地位，說所有重大問題都是小平同誌決定的。稍有頭腦的都覺得這是壹篇推卸責任的話，把小平同誌擺在前面，說明壹切錯都是從他那裏得來的。

現在全黨必須團結起來，壹心壹意貫徹“四•二六”社論精神，只有進不能退，今天就是給妳們打個招呼，有個精神準備。今天已是戒嚴第五天了，五天來我們沒有開過壹槍，沒打壹個人，這壹點老百姓是清楚的，我們要有針對性的做好宣傳工作。

－－www.tiananmenduizhi.com/2015/05/blog-post_23.html



2009年8月11日 鄧小平利用和玩弄楊尚昆的故事

鄧小平同楊尚昆的關系至少可追溯到中共在1930年代的江西蘇區。楊尚昆利用他的中央辦公廳主任分配物資，有壹次，特意分配壹些奶粉（張學良用卡車送給中共的）給重病中的鄧小平，把處於死亡邊緣中的鄧小平救活了。可見，鄧楊關系之深。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1980年代，靠的是其軍權獨大。這個軍權獨大實際上是楊尚昆幫助的結果。1991年，1992年鄧小平南巡，與楊尚昆同行。壹方面是假借楊尚昆的軍權，宣示，支持改革開放，向保守派示威，贏得地方要員的支持改革開放。另壹方面，也可防止楊尚昆留在北京搞政變。

據說，楊尚昆在1991年左右，要把北戴河的保衛，由中央警衛團負責，轉交給河北省軍區負責。但是，遭到了鄧小平的拒絕。顯然，楊的親信在河北軍區。

鄧小平在1992年利用完楊尚昆後，在10月的中共14大上，拋棄了楊家，把楊家的軍權削去，只留了楊白冰當政治局委員。因為這時，江澤民已經拋棄了陳雲保守派。

楊尚昆1992年失去權力，從此，斷絕了同鄧家的來往。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908/zhouyahui/39_1.shtml



2013年1月17日 鎮壓六四主將、黨內鬥爭犧牲品楊白冰病逝

權傾壹時楊家將

終年93歲的楊白冰在1997年離休前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是權傾壹時的“楊家將”的主將之壹。

在他的胞兄楊尚昆1981年獲鄧小平任命為中央軍委常委兼秘書長後，楊白冰也隨之在軍內步步高升，擔任極為重要的北京軍區的政委。在1987年十三大後，楊尚昆出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白冰則升任總政治部主任，獲上將軍銜。

六四屠城掌軍權

據資料記載，6月3日下午4時，楊尚昆、李鵬、政治局常委喬石和姚依林緊急磋商，決定對天安門學生“平亂”時，楊白冰也在場，而在6月3日當晚在中南海坐鎮指揮的高層中，除李鵬、軍委副秘書長劉華清、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北京市長陳希同等人外，還有楊尚昆和楊白冰。

楊白冰被背黑鍋？

香港媒體在2004年報道說，當時的中宣部制作了壹個“六四風波的經過”的光盤，要求司局級以上黨政軍官員觀看，以便統壹思想，而且是“當場看，當場收回”。按照這個光盤的說法，當年在下達鎮壓命令上簽字的便是楊白冰。因此，有不少人相信楊白冰是當年戒嚴部隊的總指揮。

但是，有分析說，這個光盤顯然是為了撇請李鵬等人與六四的關系，因為當時楊白冰尚未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圈，在軍委9位成員中排名倒數第二，不可能輪到他簽署鎮壓命令。

旅居洛杉磯、專門研究六四的歷史文獻學者、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和見證人吳仁華說：“根據我所掌握的資料，楊白冰無疑是六四鎮壓當中的壹個主要人物。在戒嚴部隊方面也是壹個主要的人物。至於是不是他簽發的，到目前為止我沒有掌握具體證據。”

黨內鬥爭犧牲品

報道說，楊白冰的舉動讓江澤民感受到威脅，因此在曾慶紅的協助下，通過現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和鄧小平之子鄧樸方聯系，力陳“楊家將”奪權危險，又指楊尚昆想在鄧小平過世後“平反六四”。

在十四大上，楊白冰晉升為政治局委員，但卻被免去軍權。第二年，楊白冰正式退役，楊尚昆也在十四大後離休，“楊家將”從此消亡。

楊尚昆反悔六四

據已故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生前好友、前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姚監復說：“鮑彤也說，在5月17號鄧小平決策以前、戒嚴以前，楊尚昆和趙紫陽的觀點是壹樣的。宗鳳鳴那本書《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記錄的和他給我講的時候也是壹樣的。那我說為什麽他後來變了，他說我們共產黨的規矩就是上邊的領導變了，我們就得變。”

媒體報道，楊尚昆對“薩斯英雄”蔣彥永說，六四事件是中共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他已經無力去糾正，但將來是壹定會得到糾正的。正在病中的蔣彥永周四向美國之音證實了有關報道。

關註有無回憶錄

2010年，網上有消息說，楊白冰曾計劃讓壹位在中山大學講學的美國教授編寫他的回憶錄，講述楊家在當代歷史的作用，有意澄清自己在六四中的角色，結果在采訪和初步工作完成後被當局阻止。

－－https://www.voachinese.com/a/yangbaibin ... 85554.html



2011年02月03日 楊尚昆日記啟封：胡耀邦臨終懺悔

如果下面楊尚昆的日記是真的，鄧小平和胡耀邦都罪該萬死！

楊尚昆這個日記內容，有為自己辯護的意思。1989年的鎮壓，是妳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倆參與支持的結果。妳楊家兄弟是脫不了幹系的。

胡耀邦住院期間，鄧小平拒往探視

1989年4月8日上午9時，耀邦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7次會議時，突感胸悶難受，經過壹時搶救後住院，直至4月15日突然逝世。

1989年4月13日，鄧小平在家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李鵬和喬石提出："小平同誌能否安排到醫院探望壹下耀邦？"鄧小平遲疑壹下說："我可不是大夫。他的情況我了解，不是大病，住幾天醫院就好了。"

1989年4月14日，在醫院第二次發出胡耀邦病危通知後，江澤民，李鵬，喬石，楊尚昆等聯署上書鄧小平："盼小平能到醫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戰友。"鄧小平委托鄧林傳話："我從不勉強別人，也不希望別人來勉強自己。"

1988年7月13日—8月24日，楊尚昆去胡耀邦家六次，每次長談約五個小時。

以下是楊尚昆日記中，有關胡耀邦與楊尚昆談話的部分摘錄：

胡耀邦道出歷次歷史事件的真相

1988年7月14日："耀邦告訴我，西單民主墻就是在鄧小平的慫恿下搞起來的，目的就是搞臭華國鋒，讓鄧小平上臺。但沒想到，鄧小平上臺後便把民主墻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進了大牢。"

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訴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鄧小平慫恿他搞起來了的。他已經與作家師東兵在88年3月和4月兩次談過四五事件的來龍去脈。76年1月15日，鄧小平在周總理追悼會上致完悼詞後。找到我，說，我們不能坐以待斃，要搞點行動。3月中旬，鄧又找到我，說他的孩子聽人說，4月5日清明期間，有人決定去天安門給總理送花圈。這是個好機會，要想辦法把事情搞大，給主席壹個刺激，證明並不是人人都聽他的。耀邦又說，小平讓我找幾個幹部子女，讓他們去工人中間鼓動壹下，把矛頭對準江青和張春橋。

76年4月5日鄧小平專門坐車去了天安門壹趟，觀察廣場的動靜。回來後，透過家人對我說，廣場人很多，幹得好！”

1988年8月5日："又和耀邦見了壹面，耀邦說，這是他最見不得人的事件，不說出來對不起自己的良心。80年4月，我們當時以清理‘三種人’為理由，將北京市公安部門24名科級到處級的幹部騙到雲南大理秘密槍決，當時還派了王震去現場觀看。我問，為啥子秘密槍決他們，他們犯了啥子罪？耀邦說，他們當時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後指揮的證據。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鄧榕和其他的高幹聯動成員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兇手的證據。”

1988年8月6日：“耀邦說還有壹事很後悔，凡是群眾給他寫信攻擊鄧小平的，他壹律轉給公安機關，要求嚴厲查處，並將查處結果告訴他。結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殺。”

對64事件有自己的看法

1989年6月23日：“人民軍隊怎能向人民開槍？改革開放有十年了，可是物價飛漲，官倒橫行，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強烈不滿。64事件中學生是有錯，可也不能開槍呀。"

對楊白斌下臺不滿

1992 年11月15日：“我真想不通，白斌只是召開壹次權力賦予的軍委擴大會議，就是要篡黨奪權？妳小平連個政治局委員都不是，就可以在家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這又算什麽？”

楊尚昆為趙紫陽打抱不平

1997年12月11日：“今天聽紹明說，他聽紫陽的二兒子趙二軍說，他爸爸已經被完全軟禁。連他媽媽出去買菜回來時菜籃子必須經過警衛的檢查後才能進院子。紫陽非常憤怒，但在趙紫陽這件事上，我的話江澤民是聽不進去了的。看來只能希望李鵬能過問壹下了。”

試題為鄧小平子女說清

1998年1月20日：“鄧林今天來我住處，壹進門便放聲大哭，說江澤民要法辦鄧質方。原來鄧質方利用四方公司在北京王府井工程上行賄二千萬美元，被人揭發。江澤民不得不下令將鄧質方拘留。卓琳去了江澤民處大吵大鬧，揚言要自殺。鄧林要我找江澤民說說情。我只好給江澤民打了個電話，說手下留情。”

楊尚昆堅信64會平反

1998年3月25日：“今天北京301醫醫生蔣彥永來我住處，向我提出了壹個問題：我能否把自己真實的想法和經歷告訴您？我說當然可以，他便講述了64期間他搶救被子彈打傷的民眾情況，其中還包括壹名解放軍少校。也談了他對64的看法。他問我解放軍怎麽能夠向老百姓開槍？我聽了以後，說，我年紀大了，已經無力糾正，但只要共產黨是壹個堅持實事求是的政黨，就壹定會糾正這個錯誤，在適當的時期為64平反。”

－－https://blog.boxun.com/hero/201102/zhouyahui/23_1.shtml



2018年3月11日 毛澤東整死劉誌丹 習仲勛險遭活埋

據澳洲日報早前援引淳於雁的文章報導，延安是毛發跡的主要根據地，按他自己的說法， 叫做“偏安的小朝廷”。是他領導“延安整風運動”，用恐怖威懾手段整肅折服大批知識分子的地方。1935年間落荒到達陜北以後，為了奪取最初領導革命武裝在那個邊區打遊擊，創立了壹片根據地的劉誌丹等人的領導權蓄意謀害他們。

毛按照他的拿手好戲“先打後拉”的老辦法，以“中央”的名義把劉誌丹等人抓起來監禁，動用酷刑搞“逼供信”，冤殺了不少劉的部屬。

當時習仲勛是劉誌丹手下的主要幹部之壹，也被關在瓦窯堡的壹所監獄裏。他在回憶當年的恐怖情景時，提到活埋了許多陜北的軍官。他說：“埋人的土坑都已經挖好，我們隨時都有被活埋的危險。”

就在這個關頭，已經整服陜北人的毛澤東變換壹副面孔，下令制止抓人和殺人，把劉誌丹等人全部釋放歸隊，宣布“肅反”是嚴重的錯誤雲雲，他不但不必承擔濫殺無辜的責任，反而成為“救命恩人”。

但毛澤東對於陜北土生土長、甚得人心的劉誌丹等領導幹部，仍然不放心，陰險的毛便打發劉誌丹率部“東征”。結果與閻錫山的軍隊發生遭遇戰，報告說是敵人的機關槍在掃射進攻的紅軍時，打中了劉誌丹的心臟，使他 “壯烈犧牲”。

毛為了利用劉誌丹在陜北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把保安縣改名為“誌丹縣”以資永久紀念，並為他親筆題詞等，實際上是“煙霧彈”罷了。

劉誌丹死時年僅33歲。對於他的死因，當時就有許多疑點，要點是壹起參戰的戰友知道他既不在沖鋒隊伍之中，更不在交叉火力點之內，而是在離現場200公尺外的小山頭上觀察戰事。

劉誌丹死時，他的警衛員被支走找醫生，只有毛派去“保護”他的政治保衛局特派員；壹看其胸前傷口，明眼人都知道子彈不是從胸口打進去的，而是從背後打進去的。在劉誌丹死後，他所部的兩位指揮員楊琪和楊森，也同樣在戰鬥中離奇地“被擊斃”了。

與劉誌丹之死的案件相關還提到，60年代初，劉誌丹的弟弟劉景範的夫人李建彤，寫出壹部描述她丈夫的兄長劉誌丹英雄壹生的長篇小說。1962年脫稿後，尚未出版就被壹些報刊連載、轉載，好評如潮。

毛依據康、閻的報告，在全會上親自宣布把《劉誌丹》定性為“反黨小說”，點名看過小說原稿的習仲勛是“黑後臺”，揪出了壹個“習仲勛、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立即撤職查辦，“壹網打盡”。

－－https://www.ntdtv.com/gb/2018/03/28/a1366972.html



2018年8月6日 習仲勛兩次陷山頭牢獄之災 毛澤東玩這是高手

毛澤東是玩山頭政治的高手，既擅長拉山頭、樹山頭，更擅長削山頭、奪山頭，拉自己的山頭讓它壯大。井岡山本是袁文才、王佐的山頭，被毛澤東收編了；朱德、彭德懷兩部人馬其後上山，被毛澤東“會師”了。四方面軍本是張國燾的山頭，張與毛在長征途中尷尬會師，最終被毛打散了。

中共歷史上的山頭政治

中共憑暴力革命起家，而暴力革命又從占山為王起步。就政治高度而言，井岡山乃是中共第壹山頭，是取之不盡的政治富礦。毛壹輩子胡作非為，其壹切“偉大革命事業”無不以井岡山上所掘取的“第壹桶金”為基礎。

紅軍時期的各大根據地、三個方面軍，抗戰時期的八路軍、新四軍、各大敵後根據地、黨的白區組織，“解放戰爭”和建國初期的四個野戰軍、六個大區，在某種程度上，它們也都是有壹定份量的政治山頭。戰爭年代，山頭是中共組織體系的結構性因素，甚至可以說，中共的力量主要存在於各山頭之中——去掉了這些山頭，中共就只剩下壹副空殼，與“八個民主黨派”無異。每個山頭都為中共“打江山”立下了自己的功勞，於是乎，有了排座次、分交椅、“坐江山”的資格——老壹輩死了，“紅二代”、“紅三代”們還打算著世襲這壹資格。

毛澤東“五湖四海”用人術平衡各山頭勢力

中共建國以後，無論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的名額，部委、軍區和各省的權力分配，還是元帥、大將、上將的授銜與排位，都曾刻意在各個山頭之間尋找利益平衡點。

國統區的黨組織、中共長江局、新四軍本該是周恩來的山頭，毛對之心存疑忌、不冷不熱。皖南事變後，毛聯合劉少奇予以接收改組，再經延安整風，周系山頭大部被毛削除；以王明、博古、張聞天為代表的國際派更慘，雖曾長期以中共理論權威、意識形態正統自居，卻壹直未獲得拉山頭、建實力的機會。張聞天做了七年名義總書記，就是因為沒有自己的山頭作後盾，始終根基浮淺，腰桿子硬不起來，毛澤東“只需動壹動小手指頭”，就輕而易舉將他推倒下臺了。這說明，在中共的政治氣氛裏，雖有派系，若無山頭，也終究站不住。

山頭與正統：從井岡山到陜北

中共山頭不光有大小之分，還有正統、非正統之別。以壹方面軍壹軍團為正宗；其次是長征老革命（又以中央紅軍所謂“二萬五千裏長征”為正宗）；再次是陜北老革命。毛澤東從井岡山起家，在陜北發家——從地方割據走向統治全國，陜北堪稱中共福地。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陜甘邊根據地創始人之壹，壹九六二年因小說《劉誌丹》無辜蒙冤，被毛澤東誣以“利用小說反黨，是壹大發明”。當時向康生揭發習仲勛的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上將就是抓住了“正統”二字大做文章。

習仲勛兩次陷山頭牢獄之災

閻紅彥不是外人，而是土生土長的陜北老革命。陜北原本是個小山頭，又分成陜北與陜甘邊兩塊，形成了謝子長、閻紅彥壹派與劉誌丹、高崗、習仲勛壹派，兩派不和，內鬥很激烈。“三嘉原事件”兩派火拼，閻紅彥充當謝派打手，親手槍殺了劉部骨幹趙連璧，繳了劉誌丹的槍，還就地解散了劉好不容易拉起來的隊伍，從此兩派結下不解的仇怨。當毛澤東率中央紅軍到達陜北時，劉誌丹派幹部已有二百三十多人被殺，劉誌丹、高崗、習仲勛等陜甘邊根據地創始人均被嚴刑拷打、殘酷虐待，命在旦夕。此後高崗成為毛的親信，高又將習仲勛推薦給毛，延安整風時毛親自召集西北高幹會議，追究當年肅反責任，並將高崗樹為“陜北正確路線的代表”。但閻紅彥們不服輸，閻壹直認為劉誌丹派不過是打家劫舍搶女人的土匪。閻以此與高崗、習仲勛為敵，從不放過任何壹次落井下石的機會。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 ... 66206.html



2018年10月1日 高新：習仲勛居然是毛澤東反右“陽謀”部署的主要參與者之壹？

1978年初，齊心到中央組織部找新上任的部長胡耀邦申訴。

而事實上是當時的齊心在女兒的陪伴下在北京求告無門，是胡德平先在自己當時的工作單位中國歷史博物館與“冒昧求見”（習近平當時的原話）的當時還是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的習近平會面，然後才有了胡耀邦以自己家中秘密會見習仲勛家屬的故事。

胡耀邦提醒他們壹定要過了王震這壹關。

習仲勛及其家屬在胡耀邦的點撥下為先復出工作再爭取“徹底平反”自己“冤案”找到了切入點。齊心帶著習仲勛親筆信求見王震得到恩準。

說起中共政權的元首之父習仲勛“壹生未整過人”的故事，連境外“敵對勢力”的媒體都是贊許有嘉，殊不知中共黨內對此也有人表示質疑，比如因為當年給王震當過秘書而官運亨通，日後官至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李慎明（筆名王小石）就說過：“習仲勛當年在新疆把王（震）老整得好慘”。

五年前習近平左手牽著彭力媛，右手牽著習仲勛夫人齊心到人民大會堂為習仲勛百年冥誕默哀之後，筆者在中國內地壹家網站上讀到過壹篇文章，質疑習仲勛“壹生未整過人”並非事實。

1957年6月6日，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盛情邀請黨外人士舉行座談。習會前安排手下，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在會上突然指責儲安平，批判他的“黨天下”的提法屬嚴重錯誤……

當年由毛澤東親自發動，鄧小平親自督導和主持的“反右”鬥爭到1981年的“改正”工作結束，但是仍有極少的壹部分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包括儲安平在內的5名“右派分子”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這五大“右派”裏又屬儲安平的下場最慘，不但倍受淩辱、慘遭迫害，文革中怎麽死的至今都未被搞清楚。

1957年6月1日，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在統戰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發言，委婉地批評中共治下的政府已經成為“壹黨天下”，此文壹出石破天驚，動撼朝野。《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閱後欽佩不已，稱“儲安平是個勇士”。

習仲勛主持的座談會開過僅隔壹天，1957年6月8日，毛澤東起草《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指示。全國反右運動爆發。

六月六日習仲勛無疑是奉毛澤東之命召開，“邀請黨外人士舉行的座談會”上，習仲勛的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首先發言，他宣讀了他最近收到的壹封匿名恐嚇信，其中有指責他“為虎作倀”，是“無恥之尤”的內容，最嚴重的莫過於“共產黨如果只認妳這班人的話”，“總有壹天會走向滅亡”。

更令人驚奇的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勛也說，他也收到了匿名信！且匿名信警告他“隨時留意，全家留意”。

事隔壹天，平地壹聲炸雷，《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麽？》盧郁文和習仲勛的“匿名信事件”成了毛澤東社論中的中心議題，成了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運動”的突破口。

怎麽了？昨日的毛澤東還和顏悅色，今日怎麽變得青面獠牙？五百萬當年的知識分子們，和今天數千萬的中國知識分子還在憤怒地問天、問地、問鬼神：這是為什麽！？

毛澤東不屑地回答道：“這是陽謀”。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15840



2018年5月16日 網曝鄧小平整習近平父親習仲勛的內幕

中共高層權鬥自中共建黨以來就壹直持續不斷。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高新5月14日刊文，揭露鄧小平多次整肅習仲勛。文章說，鄧小平就是因為向毛澤東告發高崗才得到重用，如果沒有高崗事件的發生，鄧小平的上升是不可想像的。很顯然，鄧小平在取代高崗的前提下，當然就容不得習仲勛在中共高層繼續受到重用了。

另壹次是文革結束後，葉劍英、華國鋒和胡耀邦都堅決支持給習仲勛“徹底平反”，但是因為鄧小平和陳雲堅決抵制重新評價高崗的問題，牽連到習仲勛，中共中央關於為所謂“習仲勛反黨集團”平反的通知是1980年才發出的。

1952年，毛澤東為削減地方權力，調高崗、饒漱石、鄧子恢、鄧小平、習仲勛等地方軍政要員進京。鄧小平被調任副總理，而習仲勛被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1954年，毛澤東為平衡各派系從而讓自己壹人獨斷，慫恿高崗反對劉少奇，當高崗想與鄧小平聯合對付劉少奇時，鄧小平不明事理卻向毛澤東告高崗的密，使得毛不得不拋棄高崗。同時，鄧小平也因此受重用。

1955年，習仲勛受高崗事件牽連，被要求作檢查。習仲勛前兩次都未過關，第三次才過關。而不讓習仲勛過關的就是鄧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後，鄧小平擔任政治局常委，而習仲勛只是擔任中央委員。1962年，習仲勛變成反黨集團首犯，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是康生整習仲勛的幫手。

文革後，鄧、習兩人矛盾並沒有結束。鄧小平起先不同意習仲勛復出，要先讓習保證與鄧保持壹致才可復出。1978年4月，習仲勛復出，但不能進京，也沒有官復副總理原職，而是離京到廣東省擔任領導。習仲勛1990年“被中央批準到南方休養”，實際上是被貶出京，流放外地。

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有小道消息說，鄧小平與習仲勛當時同在深圳迎賓館的不同建築裏，兩人卻“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也有消息說，為了避免出現尷尬局面，廣東和深圳方面已經在鄧小平抵達之前安排習仲勛暫離深圳去廣州“視察”了幾天。

－－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15/n10396981.htm



2018年6月26日 陳雲：高崗事件中的關鍵人物

對高崗來說，陳雲是其特別信賴和倚重的密友。在東北時期，陳雲同高崗在工作上緊密合作，關系密切。

在高崗與劉少奇的對決中，陳雲選擇了站在劉少奇與鄧小平壹方。由於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黨內穩定力量全力拱衛劉少奇在歷史上已經形成的地位，毛澤東設計的劉少奇、高崗、周恩來三人相互制約的格局破產。1953年11月，在陳雲和鄧小平先後揭發高崗私下進行串連活動後，毛澤東決定犧牲高崗。

陳雲在1954年2月16日的會議上發言，同高崗劃清界限：我把高崗和我講的話向黨說出來，高崗可能覺得我不夠朋友。但我講出來，是黨的原則，不講出來，是哥老會的原則。高崗的個人主義野心是壹步步發展起來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沒有個人主義的根子，不會壹下子就爆發出這樣的問題。高崗現在應該脫掉自己華麗的外衣，重新做人。

－－https://www.dwnews.com/中國/60066780/陳雲高崗事件中的關鍵人物



2017年5月15日 時任中紀委第壹書記陳雲在位時竟如此腐敗(高新)

筆者當年在美國接待胡績偉先生，壹次請胡老先生和當時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講學的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王若水夫婦到家裏作客，曾任中紀委委員的王若水席間談起陳雲擔任中紀委第壹書記期間自己並不廉潔的例子，其中之壹就是在給汪東興羅列的罪狀之壹就是在中南海裏大興土木翻修自己官宅之後，自己的所做所為更為過份。

家在中南海深處的陳雲和李先念，無論是面積還是檔次陳雲比李先念都要高上好幾個數量級，擴建和裝修的開銷在當年都堪稱天文數字。

接著，胡績偉先生又說起了陳雲另壹項“搞特殊化”的例子。說的是項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誌高在任時期，即已經開始了福建省對陳雲的特殊供應，平時專門由公安部九局的壹位科長負責,定期從福州、廈門等地向北京空運當地出產的時令水果及幾種土特產。

至於廖誌高與陳雲之間是否還有更密切的關系,很少有人說得清楚,只能從廖誌高下臺後被調回北京,充當中組部顧問壹職看出壹點蛛絲馬跡。

項南到任後,福建省此項專為陳雲進行的“特殊任務”依“慣例”繼續進行。項南正式到任的時間是壹九八二年二月，大約過了壹年多時間，他才無意中知道了這件事情。當他意欲探聽個究竟時，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長居然虎著臉對他講:“項南同誌,這件事情妳不要過問。”

堂堂壹個省委第壹書記,居然在自己的轄區內對公安部壹個小小的科長所從事的“特殊任務”無權“過問”,項南怎麽可能不惱火?

當時的陳雲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還兼任著中紀委第壹書記。狀告中紀委第壹書記搞“生活特殊化”,豈不是“太歲頭上動土”?所以,深知此事份量輕重的項南,從來就沒有想過要把這件事情寫成書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沒有敢登中紀委的衙門。

有壹種說法是胡耀邦曾經向陳雲身邊的壹位工作人員暗示過“註意影響”之類的內容。沒想到陳雲領導的中紀委方面居然先下手為強，想方設法給項南的政治仕途設障。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y ... 24546.html



2007年5月17日 齊戈：從陳雲的胡言看《新聞法》的流產

在中國，真實的狀況則是，言論自由至今是我們被打壓、被恐嚇乃至被迫害的源由，這只是壹個淺顯的常識。對於官方來說，他們把持了出版、把持了報刊、把持了廣播電視還不夠，還把黑手伸向了網絡，那些冠冕堂皇的種種理由，目的只有壹個，就是要把網絡上那點可憐的自由，殺他個幹幹凈凈。

1979年，中國提出“新聞改革”，“新聞法”也開始醞釀。1983年，作為全國人大教科文委員會副主任的胡績偉，接受了彭真委員長交給他的壹項重要的任務，那就是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聞法》。這個任務當然是由通過最高決策部門（中共中央）決定，最高立法機構（全國人大）來實施的。然而，有個權威人士對此竟然說：“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定了壹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辮子，鉆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們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鉆我們的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胡績偉：《胡績偉自述》第四卷）這個所謂的權威就是陳雲。

陳雲關於《新聞法》的壹番謬論，不過是褻瀆政治文明的“臭屁”，是對人類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的公開挑戰。把陳雲這番謬論稱為“臭屁”，看似粗魯，其實稱他人的言論是“放臭屁，”發明權屬於我們這位陳雲先生。著名演員趙丹在臨終前說了壹段話：黨管文藝，管得太多，文藝沒有希望。直擊要害、痛快淋漓，趙丹憋在肚子裏這番諍言，直到臨死才敢說，因為已經無須害怕迫害了。陳雲看到趙丹遺言後，卻恨恨地說：“趙丹臨死前還放了個臭屁。”陳雲這種誤國誤民、褻瀆政治文明的胡言亂語，就是放了個大大的“臭屁，”真是繞梁三日不絕，其味至今難消。對中國不斷惡化的輿論環境所起的負面作用，怎麽估計也不過分。

－－https://www.aboluowang.com/2007/0517/40862.html



2010年4月10日 中南海三代核心內情：另壹“太上皇”陳雲贊軍隊六四鎮壓

中共黨頭、財頭陳雲，在毛澤東時代，經常因病休養（自稱身體差，卻活了90歲，1905-1995）遠離政局核心，躲過多次劫難。

中共歷史的新帳舊賬，毛澤東周恩來有份，鄧小平陳雲也有份。“六四”之後的1990年，陳雲說，“軍隊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對於黨的指示，軍隊壹定要堅決執行。去年解決北京天安門的事，沒有軍隊不行。壹定要把軍隊建設好。”這裏的“黨的指示”，基本上是鄧小平和陳雲兩人說了算，兩人之中若壹人不同意，事情就做不成。

八九年“六四”前，鄧、陳壹直有矛盾，表面上相互吹捧，實際上對著幹，鄧小平要商品經濟，陳雲堅持計劃經濟，最後變成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但在政治路線方面，鄧與陳壹直深度合作，從不馬虎。

1954年2月，陳雲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堅持毛澤東的黨主路線，批評他的同事高崗、饒漱石所謂反黨分裂活動，稱“保障黨的團結，防止黨的分裂，其責任主要在高級領導人員”。

1968年毛澤東搞倒劉少奇，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陳雲有份。

當時也有人提議鄧小平擔任中央主席，但陳雲公開說“小平同誌不願意幹”，鄧小平自己也知趣說“擔任中央主席不相宜”，最後挑了壹個當時並沒有多少政治級別的胡耀邦、趙紫陽，胡、趙實際是高級辦事員，只能遵從鄧小平、陳雲處處發號施令。如趙紫陽主張國庫券“允許到銀行貼現”，陳雲批評“不能搞”，否決了趙紫陽的意見；陳雲還批評胡耀邦這樣的“壹把手”“卻是常委不常開會”，批評胡耀邦不講民主，實際上胡耀邦、趙紫陽面對太上皇發號施令，什麽民主制度也沒有用。

1982年，中央黨校教員阮銘經常在報紙上發表稱贊西方制度的文章，被稱為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違背四項基本原則”，陳雲就批示給胡耀邦，“應該開除阮銘黨籍，調出黨校，並由中宣部通知各報，不讓阮銘再在報上發表文章”。

後來任總書記的江澤民，也不是所謂“第三代核心”，在陳雲眼裏不過是又壹傀儡。以前批示給趙紫陽的文件，現在又轉到江澤民頭上。

－－https://boxun.com/news/gb/china/2010/04 ... 0223.shtml



2015年10月31日 朱健國：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再曝“信陽事件”真相

迄今為止，真正作為“信陽事件”全局性核心機密或現場知情者的回憶錄，只有三篇文章，壹是1993年春天，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因身患直腸癌，抱病寫出近二萬字的《信陽事件：壹個沈痛的歷史教訓》（刪節稿載《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二是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在患賁門癌歷經八年的思索醞釀後，於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萬多字的《痛憶“信陽事件”全程》（載2002年卷《中國農村研究》，中國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三是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極少數人中流傳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

在壹系列“信陽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是壹個未能正式刊出的文稿（也許因為路憲文在“信陽事件”屬於反面角色而壹直難以公開發表），卻具有極其獨特甚至是唯壹的史料價值。其特征是：

“信陽事件”主要責任者是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毛、吳皆無關於“信陽事件”的全面回憶與反思，而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有諸多為自己推卸責任和自我表揚的非客觀敘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張樹藩、余德鴻等人所不知曉的重要史料，如毛澤東對“餓死人”只算“工作問題”輕描淡寫態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強行征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的餓死率，如鄧小平對“信陽事件”的無動於衷。

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是迫害者和責任者談“信陽事件”。在其問世之前，所有關於“信陽事件”的研究文章，都是出於受害者和研究者，而路憲文具有雙重性，他既是毛澤東、吳芝圃極權專制的受害者，也是積極主動甚至創造性地助紂為虐者，是致使信陽地區至少餓死150萬人的迫害者和罪魁禍首——路憲文在 “信陽事件”時身為信陽地區土皇帝（中共信陽地委第壹書記），在信陽地區有“壹言堂”之威，如果他對毛、吳的“大躍進”不是那麽創造性地呼應，如果他不在本區遂平嵖岈山創辦中國第壹個人民公社，由此創辦公共食堂，不在大量餓死人後還殘酷無情地“反瞞產”，“堵外逃”，“截信件”，讓農民失去在家做飯的自由、逃荒的自由、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說真話的自由，那麽“信陽事件”可能不會發生，至少不會死那麽多人。

張樹藩關於“信陽事件”的回憶文章的重要貢獻，是第壹次公開揭露“信陽事件”大量餓死人；余德鴻文章的獨到貢獻，是第壹次說出了“信陽事件”不僅至少餓死105萬人，而且有大面積人相食現象，“信陽幾乎村村人相食”；與張樹藩、余德鴻文章等人關於“信陽事件”的披露相比，路憲文的回憶則在揭露了毛澤東和中共高層明知“大躍進”造成大量餓死人，仍然要堅持“大躍進”專制，對大量餓死人無所謂。

路文說——

1959年2月，中央就知道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但並不調查也不追究責任。“1959年春（2月），在豫東商丘、豫北新鄉造成嚴重的餓死人現象。河南省委並沒吸取經驗教訓，卻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當時信陽就曾支援他們每個地區1億斤糧食。對餓死人的地區領導，只當工作問題輕描淡寫地作了批評。然而他們對反映餓死人和浮誇問題的領導幹部，則當右傾機會主義批判，說成是造謠、擴大化，是給三面紅旗抹黑。這樣顛倒是非，使整個河南的左傾思想愈演愈烈，在幹部中造成錯覺，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使大家失去了辯別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個個看領導意圖行事，說假話。從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範圍內餓死人的思想根源。”然而，1959年3月10日，毛主席來到河南，召集省、地委書記在火車上開座談會，沒有壹句話提及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此時毛澤東不可能不知道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河南省委雖然只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但餓死五千人也是驚天動地的，必然要報告毛。如若此時中央重處當地官員和吳芝圃，必不會有“信陽事件”，而沒有“信陽事件”，也就不會有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全國餓死三千七百五十四萬八千人。然而，以毛澤東為首的“英明黨中央”，偏偏對河南省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無所謂，繼續放任吳芝圃、路憲文以“大躍進”殺人。）

路文又說： “（1960年）5月，省委召開夏糧征購會議，這時災情已停止（其實仍在繼續）。中央派紀檢會處長李堅帶領壹個小組到信陽檢查。他找我談話說：‘死人不是8萬，10萬也不止，20萬也不止，推算有30萬人’‘妳為什麽不揭省委，妳有那麽大的本事，能頂得住嗎？’我把這些給省委（吳芝圃）匯報了。他們說：這些辦事人員就不了解中央意圖，毛主席說了，死了壹些人是工作問題，要總結經驗教訓，壹般不要處分人。”

李先念以前壹直作為正面形象出現在“信陽事件”中，但路文說，李先念提出“提前強行征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餓死率，也是“信陽事件”的責任者之壹。 “（1959年）9月初，省委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在傳達廬山會議精神之後，省財貿書記宋致和傳達中央糧食工作會議精神。他說：‘李先念同誌講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現在如果不抓征購糧食，廬山會議精神貫徹後群眾就把糧食吃光了。征不到糧食城市生活怎樣安排。要求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同時，兩手壹齊抓，壹手抓征糧食，壹手抓精神貫徹，早秋下來群眾邊收割邊征購。’宋致和要求各地委書記向回打電話，讓各縣匯報產量，分配征購任務（往年都是從省裏開會後回去再開會，動員，統計，最後分配任務）。”1960年夏天副總理李先念到光山縣調查，車被滿路的餓殍擋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強行征購糧食”逼死了信陽農民。

－－http://difangwenge.org/simple/?t12173.html



2015年11月1日 央視不敢報：信陽事件以慘烈之巨載入吉尼斯紀錄

中國人因糧食留下的吉尼斯世界紀錄進入人們的視線，即1959至1961年間空前絕後的大饑荒，其死亡人數約4000萬，已被列入2002年出版的《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見該書第114 頁）。而這場大饑荒的縮影即是“信陽事件”。

“信陽事件”指的是1959、1960冬春之間河南省信陽地區餓死壹百多萬人的災難。信陽市委離休幹部魯嘉賓撰寫的文章，原題為《以慘烈載入吉尼斯紀錄的信陽事件前因後果》。如今“信陽事件”已過去快半個世紀。作者寫道：“隨著時光的流逝，那段悲慘歷史的親歷者，多數已經離開了人世，他們記憶中那些珍貴的資料，隨著他們的逝去已永遠消失了。”

“信陽事件”的成因和發展過程

位於豫南的信陽地區，歷史上素有“魚米之鄉”“豫南糧倉”之稱。

信陽地區在“反右”之前強迫命令之風刮起。凡是反映真實情況、講了真話的人，幾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區大約劃了壹萬多個“右派”。

信陽地區不僅劃的“右派”多，對“右派”的懲罰也特別嚴酷。有數以千計的“右派”在絕境中喪生，拋骨荒野；更多的人妻離子散，家破身殘。以信陽地委改造“右派”的重點場所萬勝山林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餓死、打死、折磨死、自殺的有壹半之多。

“反右”之後，幹部們時時處處小心翼翼看領導臉色說話做事。此後信陽地區的“大躍進”迅速風起，出現了許多神話般的“奇跡”。遂平縣嵖岈山公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壹個畝產小麥3200斤的“大衛星”，鄰縣西平放出小麥畝產7320斤的“特大衛星”。

信陽地區左風越刮越猛，假話越說越玄，造假越造越離奇，強迫命令瞎指揮也越搞越驚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達到五尺、八尺、壹丈二，密植要求每畝下種壹百、二百、三百斤，調集幾十萬勞力上山砍樹劈柴煉鋼鐵，砸鍋賣鐵制農具投入小土爐中放“衛星”。信陽縣雞公山公社水稻畝產48925.7斤，息縣南瓜畝產202735斤，商城縣日產鐵29074.6噸，上蔡縣壹頭母豬壹次生下64只小豬仔，配種模範李桂英養的騾子竟然生下了小騾駒……

1959年糧食產量比上年減產壹半。這些“奇跡”“衛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貨，上自省委，下至社、隊的中共幹部們人人心中明白，但卻沒有壹個人說破。信陽地委9個常委中除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外，其余壹致認為形勢大好：“‘大躍進’創出‘大奇跡’，大災年奪得大豐收。”幹部群眾中誰稍有懷疑，就被指責為“搖頭派”“算賬派”而遭到批判鬥爭。

當年秋後在中共省委召開的三次幹部會議上，信陽地區各縣上報的產量竟高達350億斤，張樹藩憂心如焚，又不敢批評，只是壹再要求各縣、市壹定要冷靜，上報數字才逐次下降為250億斤、150億斤。時任中共地委書記路憲文對張樹藩的“潑冷水”大為惱火，在大會上指責張為“右傾機會主義”，自己定了個單位數，讓工作人員按總畝數推算產量，得出結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億斤。張樹藩還是不同意，當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後，地委決定上報72億斤。這樣，省委就按72億斤總產下達了征購任務。征購中不擇手段，強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庫16.8億斤後，就進行不下去了。因為，全年實際產量只有30億斤（這是落實的數字），交征購糧16.8億斤後，只剩下13.2億斤，農業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糧食只有160斤，扣除種子、飼料，人均口糧只有100斤。夏糧已吃了幾個月，所以征購未完成，許多社、隊就沒有糧食了。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斷糧停夥，民眾開始逃荒，餓死人事件相繼發生。

在廬山會議精神“鼓舞”下，社隊幹部不得不把種子、飼料和剩下的壹點口糧作為“余糧”交了征購。就這樣仍未完成征購任務。糧食上交了，食堂停夥了，谷糠、薯藤、野菜、樹皮、草根吃光了，農民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眾當作“階級敵人”和“流竄犯”對待，到處設卡攔截，當年冬季共攔截收容46萬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餓死在收容站內。

“大躍進”開始後，糧食連年大減產。把大減產說成大豐收，又來個反瞞產、高征購，擠光了農民活命的口糧和農業再生產的種子。可憐的百姓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餓死床頭，倒斃路邊。

此外還有壹種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陽地區在“反瞞產”追逼糧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於獄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於拘留所，死因不明。

“信陽事件”的曝光、定性、發展變化和處理結果

1960年2月路憲文找張樹藩談話說，從今天起妳可以工作了。對於把張劃為“右傾”連續批鬥幾十次，壹字不提。

在信陽地區的民間記憶中，“信陽事件”和大饑荒被叫做“過糧食關”。這有兩種含義：在“反瞞產”中被打死、逼死和死於監獄、拘留所中的中共基層幹部，沒有闖過“糧食關”；被餓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沒有闖過“糧食關”。

1960年，全國面臨嚴重的糧食危機，許多地區都出現了餓死人現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陽調查，目睹了許多村莊房倒屋塌、屍骨遍地、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等慘相，曾多次落淚。

“信陽事件”曝光後，毛澤東批示“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需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

耗時幾個月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沒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國許多地方都爆出同類問題，促使毛放棄了“反革命復辟”的定性和殺、關、管政策。

“信陽事件”造成的嚴重後果

（壹）在這壹系列運動中濫用“階級鬥爭”“法寶”。

（二）農業生產元氣大傷。

（三）森林資源大受破壞。

（四）“信陽事件”曝光後，共產黨民心大失。

張樹藩病危遺言中有壹段振聾發聵的話：“……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麽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民眾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壹個糧庫。”更催人淚下。－－https://www.aboluowang.com/2015/1101/637765.html



2016年1月18日 趙紫陽：是他反對鄧小平 將仇恨轉嫁我

在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中，趙的談話錄音提到，早在“六四事件”之前的1988年，中共內部就已出現幾位中共元老“倒趙”的跡象。

早在1988年舉行“全國工會代表大會”時，李先念就已經找鄧小平“談了趙紫陽的壹些問題”。至少在1989年前的1988、1987、1986年或更早，李先念同陳雲、李鵬就已經策劃過打倒現任總書記趙紫陽的宮廷政變，並提出江澤民繼任總書記、李鵬任總理的政變後的新班底。

那麽，李先念為會何仇恨趙紫陽呢？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李先念這個人，可以說是老人中反對改革開放最突出的壹個代表。他不便公開反對鄧，所以集中目標在我身上。”

據記錄，當年李先念記恨趙紫陽“只聽鄧小平的話，不聽他李先念的話”，他還曾經讓王任重傳話給趙紫陽說：“對幾個老人的話都要聽嘛！不能只聽壹個人的話！”

《改革歷程》中分析指出，由於文革期間及文革後三年這段時期，都是李先念在主持經濟工作，所以他對鄧小平否定或不肯定那段時期的經濟工作“非常不滿意”，因此李先念常說：‘經濟工作的成績不都是改革開放以後搞的，過去也有成績嘛！過去打下了基礎嘛！’”

本來他指望和鄧小平、陳雲壹起充當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婆婆”，但是鄧小平偏偏說“只有壹個婆婆”。所以，“氣不打壹處出”的李先念便把仇恨發泄在趙紫陽身上。

據李鵬的“六四日記”，當鄧小平決定罷免趙紫陽的總書記職務後，李先念和薄壹波更火上澆油地要求對趙要“壹抹到底”。

最終，“李先念成了‘八九風波’中達到預定目標的勝利者，學生付出了血的代價，鄧小平在道德上徹底輸了，只有李先念在暗笑，而且至今未受到輿論的嚴厲指責。”

－－https://www.ntdtv.com/gb/2016/01/18/a1247721.html



2014年1月24日 大將羅瑞卿以“莫須有”罪名捕殺了多少人？

1951年1月24日羅瑞卿到廣州，以“英國特務”罪名，逮捕了中共華南分局社會部長兼廣東省公安廳長陳泊（1909-1972）；同時以“暗藏的英國特務”、“中統特務集團的黑後臺”罪名，逮捕了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陳坤（1909-1972）。因二陳被捕株連而遭逮捕審查的廣東省公安廳就有700人，廣州市公安局又有300多人；二陳均屈死於冤獄。

1954年底，羅瑞卿將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楊帆（1912-1999）以“內 奸”、“反革命”罪名逮捕，楊後被關押共28年，楊案株連上海市公安局內部700人遭逮捕審查。

1955年5月，羅瑞卿奉命將文學家胡風（1902-1985）逮捕，株連逮捕、審查“胡風反革命集團“2700多人。

1957年反右運動中，羅瑞卿又在公安部內抓出右派64人，劃定“中右“（準右派）49人。

羅瑞卿自己，1965年被林彪.葉群.吳法憲.李作鵬等指斥為”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林彪“，遂被撤銷軍事職務；1966年3月18日不堪忍受批鬥，跳樓自殺未遂，雙腳跟骨傷殘。

1967年1-3月羅拖著傷腿不斷被批鬥。

1971年”九壹三“林彪墜機葬身荒漠後，毛澤東1973年12月21日接見中央軍委會議代表時輕描淡寫地說，他是聽了林彪的”壹面之詞“而”錯整了羅瑞卿“。

1966年5月23日，正是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以中央書記處總書記身份宣布“彭羅陸楊“四人為”反黨集團“，並主持批判。

1978年8月12日在羅瑞卿追悼大會上，鄧小平的悼詞中有“學習他…..對敵恨，對己和，不怕鬼不信邪“句。

－－https://www.backchina.com/blog/338518/a ... 94529.html



2018年2月21日 文革第壹件祭品：羅瑞卿

毛澤東發動文革首先要打倒誰？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常委兼秘書長、解放軍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副部長、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集黨政軍大權於壹身主持軍隊日常工作的羅瑞卿。毛澤東要發動文革，首先要獲得的槍桿子的支持。

眾所周知，羅瑞卿曾與林彪長期共事，據林彪的女兒林豆豆回憶，兩家的關系也很好，1959年正是在林彪的提名下，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才出任中央軍委秘書長、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主持軍隊日常工作，協助林彪執掌軍權。而羅瑞卿與毛澤東關系同樣親密，其出任公安部首任部長負責中央安全保衛工作正是出自毛澤東的點將，因此被稱為毛澤東的“大警衛員”。羅瑞卿與毛澤東、林彪如此親密的關系，為何最終卻被拋棄？

公開資料顯示，林彪與羅瑞卿的矛盾在於軍隊中“突出政治”與“抓軍事訓練”的矛盾，林彪強調“突出政治”，羅瑞卿強調“抓軍事訓練”。1962年林彪因身體原因修養後，由賀龍接替林彪主持軍委工作，羅瑞卿逐漸倒向賀龍，1964年舉行的全軍大比武，頗有些刻意強調軍事訓練以反對林彪“突出政治”的意味。

羅瑞卿反對林彪的”突出政治“，很難不讓毛澤東多想，更何況當時毛澤東名義上是退居二線，曾經的”大警衛員“在毛澤東退居二線後就不聽招呼了，極易被視為壹種背叛。

更加嚴重的是，賀龍通常被認為屬於劉少奇、鄧小平壹線，羅瑞卿的”背叛“更加被坐實。

據邱會作回憶，1965年5月、6月間葉劍英、聶榮臻兩位軍委副主席曾在京西賓館談話，葉劍英稱“他（羅瑞卿）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長、腳長、手也長！”聶榮臻答以“壞就壞在手長上！”“長子同他的‘同盟’（指賀龍）已經搞起了壹個圈子。”

據邱會作回憶，在正式向毛澤東提出羅瑞卿問題時前，元帥“除了賀龍壹個以外，對其他元帥，葉帥該‘打招呼’都打到了。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澤東突然在上海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前僅毛澤東、葉劍英、周恩來等極少數人知道會議主題是解決羅瑞卿的問題，羅瑞卿壹到上海就被軟禁，並未出席會議。羅瑞卿被解除壹切軍職，僅保留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職務。

1966年5月毛澤東將羅瑞卿、彭真、楊尚昆、陸定壹打成反黨集團。至此，文革的專政工具與輿論動員已經完成，壹切就緒只欠“五壹六通知”。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lifeba ... 03295.html



2016年4月14日 另類元帥葉劍英的另類歷史功績

說起來葉劍英應該算是林彪元帥（黃埔四期學生），徐向前元帥（黃埔壹期學生）的老師，但從軍功或戰績看，老師顯然比不過學生；就軍功或戰績而言，不說與其他元帥相比，即使與粟裕，徐海東等大將相比，他也顯得黯然失色，所以葉劍英在十大元帥之中敬陪末座，說起來也不算是失之公允的事吧。

但葉劍英最大的歷史功績據說還是在於從前在張國燾發密電給陳昌浩企圖裹挾並危害中央的時候，通風報信給毛澤東，使毛澤東得以率領中央和壹方面軍紅軍之壹部及時金蟬脫殼，化險為夷，從而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

然而對於這件大事的歷史真相，歷來質疑聲不斷。因為不僅當事人之壹的張國燾壹向斷然否定曾經有過那份密電，另壹位當事人陳昌浩也矢口否認曾經收到或見過那份神秘電報。即使在後來回到延安接受批判，再三檢討跟錯張國燾的錯誤路線的時候和由蘇聯返回中國，文革開始後遭受迫害，含冤而死之前也從來不曾改變過對那份電報存在的斷然否認的態度。

從常識上看，當時壹方面軍與四方面軍關系緊張，幾近對立，陳昌浩是四方面軍的二號人物，政治鬥爭經驗豐富老道，警惕性極高，他對於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都會嚴守黨內高層機密，對於壹方面軍派到他身邊擔任參謀長的葉劍英如何可能讓他得到四方面軍內部最高機密的神秘電報呢？

我以為即使上述神秘電報是並不曾存在過的，毛澤東說葉劍英“大事不糊塗”仍然可謂有識人之明且恰當無比。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壹個使得壹方面軍迫不得已而出走的正當理由或借口就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葉劍英雪裏送炭送來了那份神秘電報，即使那電報是子虛烏有的杜撰，那杜撰的電報也因為被需要而彌足珍貴。

葉劍英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扮演“大事不糊塗”的角色，並非長征時那僅有的壹次。

在南昌起義（或暴動）時，他也曾做過壹次類似的“大事”。當時的情形簡而言之大概是這樣的：對於是否舉行暴動有兩種意見，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等人主張不顧壹切發起暴動；但共產國際反對，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和當時的中央負責人瞿秋白派張國燾前往南昌試圖終止起義計劃，並爭取與共產黨關系良好的張發奎將軍壹起返回廣東重新北伐。張國燾和葉挺也覺得聯合張發奎的計劃更有成功希望，因而對於是否發起暴動有所猶豫。在此關鍵時刻，據說葉劍英獲悉了汪精衛，張發奎等國民黨“左”派密謀誘騙賀龍，葉挺上廬山加以逮捕的陰謀，並及時通報消息給賀，葉二人，從而最終促使領導者們統壹意見，舉行了暴動。

然而有意思的是張發奎將軍晚年有壹本口述自傳。在那本自傳的有關南昌起義的章節裏張將軍斷然否定他曾有逮捕加害共產黨人的念頭或計劃，用他原話說：“若要逮捕他們可以說不費吹灰之力”。張發奎說：“他們（指他部隊裏的共產黨）都很了解我，特別是葉挺”“我從不逮捕共產黨員個人”“此外，我從來不相信屠殺能解決問題。”

葉劍英相隔數年，在南昌暴動和紅軍內部鬥爭分裂的重要歷史關口，兩次截獲高度機密，兩次通風報信，兩次影響歷史走向。他因政治需要而獲取機密或者說“創造”機密的特殊才能委實讓人驚訝。

葉劍英還有壹件“大事”值得壹提。那是在他擔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時候的事情。當時他“發現”他的下屬廣州軍區第壹副司令員陳光有“嚴重政治問題”，然後命令原陳光部下的李作鵬利用陳光的信任，誘捕陳光，並宣布了陳光的四大罪狀：壹，通敵。與蔣介石在香港，澳門的特務混在壹起，以情報資敵。二，反對領導。對廣東現在的軍政領導人（即葉劍英本人）不滿。三，可能外逃，據說準備去香港，然後蔣介石特務可以將他帶去臺灣。四，家中私藏大量武器。

陳光從紅軍時期開始就是壹個能征慣戰的著名將領，曾經代理林彪擔任過紅壹軍團的代理軍團長，抗日戰爭時期的115師代理師長。立下過許多戰功。他性格倔強，也不服氣葉劍英，並因而對葉劍英有所得罪。他被拘禁後要求李作鵬通過老首長羅榮桓找毛澤東申訴，但被葉劍英阻止。雖然在陳光被拘捕後，搜查他的住所時，沒有發現武器，清理他的私人文件時也未發現通敵證據，但陳光仍然被開除黨籍，並被拘押，最後在獄中自殺身亡。

由當年同樣得罪過他的羅瑞卿文革中遭受沖擊，跳樓自殺而未死時，葉劍英賦詩慶賀的作為看，他應當不會為陳光之死感到遺憾和內疚的吧。

－－https://www.backchina.com/blog/358289/a ... 48875.html



2009年5月 毛澤東與葉劍英的特殊關系：壹次合夥陰謀，終身受用無窮

壹九三五年，當毛澤東的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的四方面軍會師後，毛澤東面對兵力是中央紅軍八倍的張國燾心中發怵，怕張以手中槍桿子指揮中共並坐上黨魁的位置。當毛澤東率右路軍走出草地後，毛澤東忽然率領右路軍中的林彪、彭德懷的壹、三軍團和中央機關約八千人悄悄地背著徐向前及左路軍的四方面軍兩個軍逃之夭夭。完全違背了中央會議上由張國燾、朱德的總司令部統壹指揮紅軍、統壹行動的決定。毛澤東死後，葉劍英多次在華國鋒面前如此這般地演義這壹事件，以表當年挽救黨中央的豐功偉績。

據說中共數年前曾對這壹歷史公案進行過調查，調查中有人竟說出了這種話：“我相信毛澤東、葉劍英的人格，他們不會杜撰此事。”但毛和葉的個人人格恰是最不能使人相信的。

毛澤東和葉劍英這次改變中共歷史的超級大陰謀，卻使二人終身受用：毛澤東度過了遵義會議以來的最大壹次權力危機，並進而順利實現了主宰中共，奪取天下的皇帝夢。葉劍英從此在毛澤東的庇護下，官運亨通。從未指揮過壹次戰鬥居然憑資歷就封了壹個元帥。（這讓無數從槍林彈雨中走過來的將軍們心生不平）且在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風浪中穩坐釣魚船，再大的雨點也落不到他的頭上。

毛澤東不整葉劍英除因葉本人謹言慎行，且無多少戰功、威望、野心外，還有壹個原因是怕葉劍英把當年合夥安張國燾罪名的真相抖出來。如果葉抖出了真相，那毛澤東的“偉、光、正”形象就全毀了。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905/qiug ... 50_1.shtml



2017年5月19日 葉劍英聯手華國鋒也鬥不過鄧小平

(葉說)“小平這個人哪，不甘寂寞，擅權，他壹出來就會喧賓奪主，就顯不出華主席來了。”葉有意全力扶持欽定接班人華國鋒，這符合葉的秉性和利益。挺鄧復出方面，陳雲、李先念、王震、鄧力群……都是鄧的盟友，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利益，指望重新分贓。壹旦分贓完畢，利益集團才開始重新排列組合……，此為後話。

華壹旦被廢，葉的攝政地位立馬失效。這壹點已被事實證明。1982年12大上，華被廢，汪被撤，胡接任黨魁，趙接任總理，鄧接任軍委主席。保留了葉的常委、軍委副主席的職位。

1985年，未等5年任期屆滿，“葉以健康為由辭去黨內外壹切職務”。

總而言之，華葉聯盟粉碎四人幫，客觀上為鄧復出清掃了障礙，但主觀上不可能是為了給鄧讓位。葉扶持華，多美的差事?於國於己，皆可名垂青史。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7/0519/931799.html



2016年2月10日 陳伯達和聶榮臻，誰說的才是真話？

陳伯達晚年做過壹個口述回憶，由他的兒子陳曉農記錄編纂為《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壹書。在這本書裏有壹個章節提到陳伯達曾經救過毛澤東。陳伯達回憶說：1948年毛澤東在河北省阜平縣時，有壹天國民黨飛機忽然飛到阜平上空，陳伯達聽到飛機轟鳴聲，感覺情況不對，趕緊跑到毛澤東居所對毛說：“飛機就在頭頂上，要趕快走！”毛澤東原本在那裏猶豫，聽陳伯達這樣壹說，就與警衛員走出了屋子。毛澤東離開屋子後，陳伯達為吸引飛機註意，故意站在院子當中不走。毛澤東註意到後回頭喊他：“妳怎麽還不走哇？”，他只喊：“主席快走！主席快走！”到確認毛澤東已安全時，陳伯達也趕緊跑出院外，此時飛機已經俯沖扔下炸彈。陳伯達在壹個低窪處臥倒，炸彈在院子當中爆炸。屋子的窗玻璃都被炸彈擊碎了。陳伯達說：“如果晚走壹步是很危險的。”

聶榮臻在回憶錄裏說他聽到飛機聲並看到轟炸機後跑到毛澤東房間裏，看到毛澤東“身穿藍條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就說：“‘主席，敵人飛機要來轟炸，請妳快到防空洞去！’毛澤東坐起來，若無其事，非常鎮靜，很風趣地對我說：‘不要緊，沒什麽了不起！無非是投下壹點鋼鐵，正好打幾把鋤頭開荒。’”聶榮臻的回憶錄裏接著這樣描述道：“我看毛澤東同誌不想去防空洞，心裏急了，壹連幾聲地說：‘主席，敵人的飛機來了，妳必須立刻離開這裏，我要對妳的安全負責。’可是毛澤東同誌坐在床上，還是不願意走。”於是，聶榮臻“就當機立斷，讓警衛人員去取擔架。”取來擔架以後，聶榮臻向邊上的“同誌遞了個眼色，便把毛澤東同誌扶上了擔架。-------在場的秘書和警衛人員，七手八腳地接過了擔架，壹溜小跑奔向房後的防空洞。江青害怕，壹聽到飛機聲，早就跑了，等我們擡著毛澤東同誌走到防空洞時，她已經在防空洞裏了。我和毛澤東同誌剛走到防空洞，敵人的飛機就投下了炸彈，只聽轟轟幾聲巨響，我們駐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壹團團濃煙。”

同壹時間，同壹地點發生的這同壹次歷險經歷，聲稱前去救毛澤東脫險的卻有兩個人。彼此在回憶錄裏都未提到對方，可見共同救駕的可能性是沒有的。那麽陳伯達與聶榮臻，到底誰才是當時在場的救駕者，或者說到底誰說的才是真話呢？

值得關註的是陳伯達原來壹直不曾提過這段往事，後來文革中他倒臺，被關到秦城監獄。在進監獄時，他萬念俱灰，忍不住喊叫到：妳們不能這樣對我，我救過毛主席。這樣他的這段往事才披露出來。當時毛澤東健在，已由中央第四號人物淪為反革命階下囚的陳伯達如果無中生有妄造救駕經歷是很容易被戳穿的。事實上不僅沒有人戳穿他是妄言杜撰，而且他在監獄的待遇還在他說出那段經歷後很快得到了改善。可見陳伯達造假的可能性是並不高的。－－https://www.backchina.com/blog/358289/a ... 43581.html



2018年3月19日 粟裕蒙冤離世真相：遭聶榮臻刁難

根據毛澤東衛士長李銀橋回憶，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上，強加在粟裕頭上種種莫須有的罪名，其中最關鍵、最重要的有兩條：壹說粟裕是“野心家”、“向黨要權”、“向國防部要權”、“爭奪軍隊領導權”。說粟裕是“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原因是“與陳毅、聶榮臻和彭德懷三位領導都搞不好”。

會議組織者稱粟裕是饒漱石的幫兇，1943年在淮南黃花塘批鬥陳毅。然而《粟裕蒙冤始末》辯稱：事實上，當時粟裕根本就不在黃花塘，但是，擴大會議的組織者仍不放過粟裕，認為粟在前方，屢打勝仗，給饒漱石提供了壹個“安全穩定”的“批鬥陳毅的環境”，“間接地支持”了饒漱石。

粟裕與聶榮臻共事時間甚短，惟壹出現的壹次誤會，是發生在聶任代總長期間。聶榮臻因上報毛澤東對軍隊系統的報告減少，在1952年夏提出了批評。為此聶榮臻不得不寫報告向毛澤東作了檢討。粟裕認為自己也有責任，因此也向毛澤東作了書面檢討。毛澤東不僅在他的檢討上作了批示，表示“檢討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聶榮臻的工作做了對比，肯定了粟裕半年來的工作，同時對聶榮臻又作了批評。他還特地把這個批示交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聶榮臻等傳閱，這就引起了聶榮臻的很大誤會。

彭任國防部長後，為了體現國防部的領導，許多原來由中央軍委和總部頒發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國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國防部的名義發布，哪些不用，又沒有明確的規定。於是，總參為中央軍委起草的和總參本身下發的命令、文電，就常因署名問題而受到指責。鑒於這種情況，粟裕要求明確國防部與總參謀部的職責，以便今後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軍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見，責成總參起草國防部與總參職責條例。但總參壹連五易其稿，均未能獲得通過。而且，彭德懷每審壹次稿子，都要把粟裕痛罵壹頓，使得粟裕不知所措。

即便平時，粟裕在上報文件寫上了“彭副主席並轉呈中央、主席”，彭就說：“我不是妳的通訊員！”如果不寫而直接上報，彭又說：“怎麽，又想越級告狀？！”

此後，粟裕不僅被扣上了“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的帽子，最後還上升到“裏通外國”與“軍隊的壞人”，嚴重影響了毛澤東對粟裕的看法與信任，使之撤銷了粟裕的總參謀長職務，降為新組建的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的閑職。

1980年春節，粟裕登門拜訪聶榮臻，匯報了自己已向中央寫了申訴報告，並請求他為這件事說說話，聶榮臻寬慰說：“這件事應該解決。那個時候說話上綱都是很高的。但總政寫的報告我還沒有看到，等送到我這裏，我會說話的。”

但他實際上並未真的準備“說話”，楊尚昆曾專門為此事同聶榮臻商量，問他怎樣處理？聶榮臻卻說：“我考慮考慮。”

其時，彭德懷、陳毅早已不在人世，聶這壹“考慮”，粟裕也就只能帶著遺憾直去見馬克屎了。

－－https://www.dwnews.com/中國/60046635/粟裕蒙冤離世真相遭聶榮臻刁難



2018年5月25日 六四回眸：七上將反對鎮壓 兩元帥力挺戒嚴

1989年“六四”期間，鄧小平於5月17日決定在北京實施戒嚴。

5月21日，葉飛等七名中共開國上將聯名致信戒嚴部隊指揮部及中央軍委，明確表態反對動用軍隊鎮壓，並要求軍隊不要進城。

促成此事件的主要人物是北京《經濟學周報》兩位副總編輯羅點點和高瑜，她們後來被捕。羅點點原名羅裕平，是中共開國大將羅瑞卿的女兒，曾任海軍總醫院門診部主任。她運用自己的人脈關系，聯絡當時健在的開國上將，得到七人簽名：葉飛、張愛萍、蕭克、楊得誌、陳再道、李聚奎、宋時輪七位老上將。

這封聯名信送到中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毫無疑問，立刻被扣了下來。第二天，北京爆發自戒嚴以來最大遊行，百萬民眾上街，七上將聯名信被印成傳單散發，內容變為上書中央軍委，反對戒嚴、反對李鵬、罷免鄧小平。七上將無人出來否認，表白自己，皆保持了沈默。

5月22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刊登徐向前、聶榮臻答復中國科技大學部分學生的講話稱：“戒嚴部隊絕不是針對學生來的，希望同學們不要聽信謠言盡快返校復課。”以元帥壓上將，消除七上將上書事件影響的用意，顯露無遺。

5月23日，《人民日報》又刊登壹封《鄧穎超致首都同學市民的信》，裏面寫道：“親愛的同學們、市民們，我懇切希望妳們要相信黨，相信人民政府，相信人民解放軍。這次解放軍奉命進駐北京是為了維護首都的社會秩序，保證大家有壹個正常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環境。我希望廣大同學和市民給予大力支持。”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5/25/7283502.html



2015年5月25日 徐向前被掩蓋的真相：緊跟文革誣賀龍政變

文革爆發後，徐向前成為全軍文革小組的組長，可謂“壹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

徐向前在會見北京軍區幾個革命組織時大發雄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多得很，劉、鄧路線，劉誌堅……。我勸妳們把廖漢生鬥鬥，楊勇是個什麽東西，鬥鬥去。我非常不同意妳們的做法，妳們不鬥楊勇、廖漢生，要去抓鄭維山，造鄭維山的反！方向錯了。妳們造反，對！造什麽反？要狠造楊勇、廖漢生的反……。

關於1月19日的大鬧京西賓館，中共官方的說法是在與中央文革的對抗中“徐帥壹掌拍在茶幾上，把茶杯蓋震落在地。葉劍英怒不可遏，用拳頭連連捶擊著桌子”。

然而實際情況是徐、葉兩人在是否要揪鬥蕭華的問題上拍茶幾、捶桌子，相互對抗。

《葉劍英傳》如此敘述：“過了壹會兒，蕭華來了，徐向前問他，昨晚到哪裏去了。蕭華躲躲閃閃。徐向前生氣地對蕭華說：‘妳是膽小鬼！妳怕什麽？他們能把妳吃掉嗎？’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蓋子和碟子都摔了。”

葉劍英“也大聲地說：‘他昨天半夜裏跑到我那裏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說話間接捺不住滿腔怒火，猛拍桌子，傷及右掌。散會回家以後，端茶杯覺得右手無力，秘書陪他到軍事科學院門診部拍了片子，才發現右手掌骨遠端骨折。”

1966年的10月開始，邱會作就被總後造反派批鬥“車輪戰”，被搞得暈厥。林彪下令邱會作到西山去，還特意批示到：沒有我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的命令，邱會作不許下西山。但是在1月份，徐向前無視林彪的批示，打電話給邱會作：我不是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名義，而是以軍委副主席的名義命令妳下西山，去見群眾。”邱會作無奈，從西山回到總後機關，遭到嚴刑拷打，致終身殘疾。後來又被林彪救出。

林彪曾經對趙爾陸問題的講話，“對趙爾陸的錯誤要狠狠地批，對他的工作要重重的用”。典型的林彪特色，雙關語，壹方面是保，另壹方面是批，重點是保。在趙被造反派沖擊後，林彪第壹個提出讓趙到北京的西山休息。毛澤東的女兒李敏在壹次回家見到毛澤東時，談到趙爾陸被整的事，毛澤東說：“趙爾陸是井岡山的人，為什麽要整他？”這句話在趙爾陸去世後才傳出，如果早點傳達下來，在當時毛澤東的話真可以說是壹句頂壹萬句，絕對權威，趙爾陸肯定會得到保護，對趙爾陸的攻擊將會減弱，他的生命將會延續。

下了西山的趙爾陸，終因遭受迫害導致的過大心理壓力和壓抑，最後引發心臟病、哮喘病致死（1967年2月2日），不可謂不是個悲劇。

但是在整個事件中，是誰下令趙爾陸下的西山？就是時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

徐向前針對賀龍說：蘇振華是賀龍政變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賀龍給蘇振華許的願，當軍委秘書長，許光達當總參謀長。羅斌（海軍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的根子是蘇振華。羅斌的大字報是蘇振華指使的，貼到什麽地方，哪時貼都有指示。

這是筆者目前看到在公開場合明確說賀龍政變的最早的材料。

－－https://bbs.wenxuecity.com/culturerevol ... 52352.html



2018年8月22日 徐向前對鄧小平有三大意見 壹大遺憾

六四事件發生後，中共黨內對於事件的定論從未停止過討論。1992年以來，歷屆的中央政治局對六四先後討論了十五次。雖然偶有不同意見，但最後都是回到原地。

1990年5月，徐向前以黨員、軍人、戰友的身份，給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致信，對八九政治事件的處理表示難以理解，有所保留；批評黨內腐敗、社會道德風氣、高級幹部特權；批評鄧小平用人不當，指：選用胡耀邦是正確的，對其批評、幫助也是必要的，“撤換”則是大錯……他（指鄧）個人說了算，排斥大多數同誌對趙的反對意見。徐向前特別提出：要寬容、諒解學生，采取措施恢復社會共同和諧、向前看的局面。

在徐向前病重臨終前，鄧小平與徐最後壹次見面時，徐向前對鄧小平說：我對妳有三大意見、壹大遺憾。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lifeba ... 88557.html



2018年3月13日 陳毅陰暗面：八面美人整起人來表現不俗

作家張雄文在《說說陳毅的另壹面》壹文中披露，“高饒事件”期間，陳毅經汪東興的指點，開始揭發饒漱石。嘗到甜頭後，陳毅有所心得，以後便在歷次運動中緊跟毛澤東。毛澤東的矛頭指向誰的時候，便挺身而出，多有“不俗”的表現。

1972年陳毅去世後，毛澤東說了句“陳毅是個好同誌”，其實並非是他對陳毅的唯壹看法。革命初創之時，他委婉但不客氣地說陳毅是八面美人。

1929年6月紅四軍七大前後，紅四軍軍政最高首長朱德與毛澤東在某些重大問題上發生爭論，焦點是紅四軍內是否設立前委。陳毅則持騎墻態度，給他們各打五十大板。不過，毛澤東似乎更“慘”壹點，被陳毅加了個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毛澤東被迫“下野”，郁悶地離開紅四軍，到蛟洋去養病。其紅四軍前委書記壹職，落到了陳毅頭上。

這壹階段，陳毅雖然曾與朱德、毛澤東並列，“在壹個鍋裏吃飯”，但其實朱德、毛澤東也只是壹方諸侯，上面還有不少“婆婆”，乃至最高當局中共中央;紅軍也不只這壹家，別無分店。

陳毅重入毛澤東的法眼，應該是“皖南事變”前後。毛澤東在劉少奇建議下，讓陳毅出任新四軍代軍長，使其獲得了壹個重要履歷，也就是資歷。

不久，新四軍軍部便發生了撲朔迷離的黃花塘事件。這壹事件，1944年毛澤東明顯偏袒饒漱石，不但調陳毅到延安整風，還不聽陳毅任何辯解，說：“舊事不要提了，他(指饒漱石)也是少奇推薦的，少奇說他組織思想強。”

10年後鬥轉星移，毛澤東將結論改為：“饒漱石是搗鬼，不僅是給妳搗鬼，也是給我搗鬼”。

1955年3月，陳毅借饒漱石當年提出過“以粟代陳”，在全國會議期間將粟裕往饒漱石身上靠;幾天後，又專門主持召開華東同誌座談會，對粟裕進行“批評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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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7日 粟裕遭陳毅痛批蒙冤 以德報怨施救陳小魯

毛澤東、鄧小平、彭德懷、陳毅、聶榮臻等人參加的壹個小型會議上，毛澤東叫大家談談對粟裕的看法。全場默然。半晌，毛澤東只得點名陳毅：“妳跟他在壹起時間最久，妳說說！”陳毅面無表情地回答：“只壹個字，陰！”然後再無別話，全場震驚。這個評價給毛、彭、鄧、聶印象極深。幾天後的軍委擴大會議，毛澤東總說要加溫；彭德懷、鄧小平、聶榮臻、陳毅、黃克誠等人於5月26日、28日以及6月4日在中南海懷仁堂批判粟裕，為軍委擴大會議定調子；粟裕解釋自己曾經謙讓陳毅當華野司令，陳毅不做聲，彭德懷沖口而出：“這正說明妳陰！”聶榮臻說：“作為總參謀長來講，有了個人主義，就是大盜，大盜盜國！”1948年豫東戰役時，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的中原野戰軍司令部不同意打（可見《粟裕年譜》），在毛澤東支持下取得了勝利，此時，其中壹人（鄧小平？）說：“只有大野心家、陰謀家才如此貪功，打豫東戰役那樣的大仗！”軍委擴大會議上，彭要求公開討論粟裕“陰”的問題，陳毅做了專題發言，彭大加贊賞：“陳毅同誌的發言對我們有很大教育意義，對我們反個人主義有很大作用！” 8月，毛澤東繼續受影響，稱粟裕為軍隊的“壞人”。

C老說：1972年陳毅去世後，粟裕主動參加追悼會。陳毅夫人張茜沒工作，處境也不好，粟裕將她安排在軍事科學院工作並時常照顧，壹直到1975年去世。陳毅次子陳小魯正關在監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粟裕設法將其領出，安排在軍事科學院工作。張茜去世後，粟裕幹脆將小魯接到家裏，包吃包住。以後還做主，將孤兒的他招為上門女婿。為此，小魯與大哥昊蘇關系很不好。

J老說：1948年11月，中野包圍黃維，見華野殲滅黃百韜兵團似乎容易，陳鄧便向中央發電並通報粟裕，保證：三天內解決黃維！粟裕不同意，悄悄作好防備，以應付萬壹。結果個把星期打不下來。眼見中野多年的老骨幹犧牲很多，劉伯承建議：可惜了，先停止攻擊，我們請粟裕同誌派些部隊來吧。鄧是中野前委書記，有最後決定權，為“三天解決黃維”的軍令狀在中央面前出洋相賭氣，堅決不同意，氣忿忿地說：就是中野打光了，也要打！這句話後來被轉移到別處，成為鄧堅決執行毛澤東指示的證明。

講述此事的前輩告訴我：“鄧1938年後才當129師政委，部隊是劉伯承壹手建起來的，他怎麽不心疼？彭德懷有句話，崽賣爺田不心疼。用來說鄧，也合適啊！”後來部隊實在頂不住了，才不得不報中央，請粟裕派兵前來支援。

S老說：粟裕主動第二次派華野參謀長陳士榘率3個縱隊去支援中野，臨行前交代：所有繳獲給中野。陳士榘於12月12日到中野司令部，見到鄧小平、陳毅，說：“我帶來了3個縱隊參加打黃維，請中野讓開壹個地段，給我們部隊進去。”鄧不想讓華野部隊擔負主攻，以免到手的繳獲丟了，只想叫他將部隊分散補充中野，便說：“他們都不願意讓啊！” 陳士榘很牛氣，說：“不願讓，我們就不參加了，我帶部隊去打阻擊。”（此事及原話可見《紀念粟裕大將百周年大會文件匯編》41頁）說完，掉頭就走。

此後，劉伯承、鄧小平、陳毅商量，決定讓出南集團作戰地段給陳士榘。陳士榘即布置3個縱隊，從南面向雙堆集方向攻擊，並於14日下達總攻黃維兵團的命令。戰後，陳士榘按粟裕命令，將所有繳獲交給中野。（此事《陳毅傳》轉移功勞，說陳毅命令陳士榘將繳獲交給中野，還說：“原定打掃戰場的陳士榘，只好空手而歸。”既這麽著，陳毅當時為何不能制止陳士榘停止前進？）

新中國成立後，斯大林交代首任駐華大使尤金：“妳到中國幫我辦壹件事，就是研究淮海戰役勝利的原因。”《紀念粟裕大將百周年大會文件匯編》34頁裏馬蘇政說：“尤金到中國後，向毛主席轉達了斯大林的要求，毛主席說：‘這個戰役是粟裕同誌在濟南戰役快結束時提出來的。’後來尤金又問過陳毅同誌，陳老總說：‘妳去問鄧小平就知道了。’鄧小平沒有講。”

S老說：鄧小平當時說，是兩個司令員指揮的。陳毅後來沒辦法，便打馬虎眼：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此話被傳誦壹時，被寫進《陳毅傳》和很多文本。

Z老幹副軍級十余年，壹直未能上去。文革中有壹回，機會來了。正要填報升職表格，粟裕當時兼任國防工業軍管小組組長，某重武器兵工廠發生內鬥，急點名調Z老前往，卻因那裏已有正軍職，如果去，只能依舊擔任副軍職。Z老卻覺得被常勝將軍粟裕賞識，是終生榮幸，於是毅然丟棄正軍職務，繼續屈就副軍職。

W老說：文革中，出現“打倒粟裕”的大字報，毛澤東知道後，連夜給林彪電話，說：“打臺灣，妳不行，我也不行，還得靠粟裕！”第二天，所有關於粟裕的大字報便不見了。

粟裕也很尊重饒漱石，壹如尊重陳毅壹樣，但兩人純粹屬正常的工作關系，沒有很深的私交。即便如此，1954年饒漱石倒臺後，還是有人（當然是高層）企圖將粟裕往饒漱石身邊靠。1955年4月1日，陳毅在北京飯店主持召開華東同誌座談會，就所謂饒漱石與粟裕的關系問題，對粟裕進行了集體“幫助”和“批評”（此事可見《粟裕年譜》）。

E老說：周恩來喜歡陳毅，劉少奇喜歡粟裕。1955年的授銜，陳粟兩人軍銜是周恩來的意見被毛澤東肯定，劉少奇的意見被否定的結果。

寫跟大將粟裕的如何親密，絕對沒有寫與元帥陳毅的親密感覺好。所以在回憶錄中，許世友公開虛構陳毅到濟南戰役前線動員。

－－https://www.backchina.com/blog/260533/a ... 70071.html



2018年9月6日 鄧小平披露不給劉伯承平反內幕 張震無言以對

劉伯承去世後，南京電影制片廠編導、電影《佩劍將軍》作者之壹石征先，曾專程采訪劉伯承之子劉太行，劉太行說：劉伯承1958年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遭到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的批判，幾十年不給平反，根子都是鄧小平，劉鄧之間的矛盾在進軍西南以後就公開化了。劉伯承老部下李達、中共開國上將蕭克在鄧小平再起後，寫報告給鄧小平要求平反，並讓劉伯承在報告上簽字。 劉太行表示，劉伯承對李達說：“我壹不簽字，二不指望活著得到平反，妳們是蚊子釘菩薩，找錯了人！”李達的報告並沒有使鄧小平同意平反。後來，開國上將楊得誌與開國中將張震二人去找鄧小平，給1958年擴大會議受批評的人平反，碰了大釘子。鄧小平說：“妳們找來找去都沒搞清楚，1958年是誰負責批劉粟蕭等幾個人的，那個會的組長、負責人是我！妳們不要再找別人了！”

打了勝仗，鄧小平說：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勝利。劉伯承不以為然，說：如果勝仗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勝利，那麽敗仗豈不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失敗嗎？在此情形下，劉伯承、鄧小平各帶壹部人馬，分開行動。

－－http://culture.dwnews.com/history/news/ ... 83081.html



2019年8月8日 彭德懷與劉伯承的勾心鬥角

1958年在彭德懷任國防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時，對劉伯承所謂“教條主義軍事理論”的批判，迫使劉最後辭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之職，並永遠淡出了軍界，使劉伯承成為了在中共奪得大陸政權後，高層軍事領導人中，第壹個在所謂意識形態鬥爭中，中箭落馬而“出局”的人。而射出這壹“箭”的人正是彭德懷“大將軍”。

彭，劉二人分別發動過平江叛亂和南昌暴動，在1946----1949年的國共三年內戰中，二人又分別執掌著壹、二野戰軍的軍權，後二人皆並列於所謂的“十大元帥”之中。

早在1933年中共的寧都會議上，對於是否應解除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壹事，便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林彪，彭德懷，朱德極力主張毛應留在前方指揮軍隊，而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第三國際派”人物則力主將毛解職，在“三對三”的僵持中，劉伯承投下了支持國際派的壹票，於是毛被解職。且劉伯承更得勢不饒人，接著又發表所謂理論文章，大肆批判毛澤東、彭德懷在軍事上只會遊擊戰術，不能打正規戰的“右傾”傾向。

1951年5月，彭德懷在韓戰的戰場上遭遇“滑鐵盧”，“誌願軍”三兵團六十軍180師，被聯合國軍分割包圍，壹敗塗地，幾乎被全部圍殲，真是無巧不成書，該師恰好就來自劉伯承的二野戰軍。打了敗仗惱羞成怒的彭德懷說話不僅失態、更變態，竟然把氣撒在劉伯承頭上。他在“誌願軍”總部批評三兵團司令王近山時說：“妳們不是劉伯承帶出來的部隊嗎？劉伯承是最講戰術的，怎麽也會打敗仗？”這話不久就傳進了劉伯承的耳中，劉便語帶雙關地對人說道：“彭總批評得對呀，部隊不講戰術素養，瞎打蠻幹，怎能不敗？”

而此時中國大陸著名的南京軍事學院，經過劉伯承幾年的辛苦經營，1956年該院已具壹定規模。已由最初的4個系發展到12個系。學員由750人增至3000多人，並受到毛的好評。只是劉伯承創建的南京軍事學院，卻是壹個全盤抄襲蘇聯經驗，全部照搬蘇聯的軍事理論而創建起來的學府，不但有蘇聯的軍事顧問，而且連課程設置與訓練安排都照搬了蘇聯那壹套。劉伯承本人也是師承蘇聯，科班出身而“海歸”的軍事理論家。因此彭德懷自然覺得批判劉伯承的軍事教條主義的時機已完全成熟。

於是彭德懷親到中南海，征得毛的同意後，於1957年2月以中央軍委的名義，派出以陳賡、黃克誠為首，包括甘泗淇，陳士榘等三個上將在內的十二人工作組，對南京軍事學院進行調查。調查組完成工作後，在給軍委的報告中稱：“他們在教學中存在壹個很大的缺點，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表現在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太適應”。而在該報告的最後，更特別強調：“學院中的許多同誌已經感到有反對教條主義必要之後，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不消多說，作為院長的劉伯承對此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於是彭德懷馬上壹錘定音：“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就在南京軍事學院，司令部就在我們訓練總監部”。當時擔任訓練總監部部長的是肖克。他對彭德懷的如此武斷，感到無法接受。於是就寫了壹封信與彭交換意見。可他萬萬沒想到，他的這封信，也像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抓住彭德懷的“萬言書”作罪證壹樣，被彭德懷當成把柄，罪證抓住，稱其為向國防部進攻，“挑刺挑到國防部”來了。

在彭德懷的親自指揮下，這場反教條主義的鬥爭，便迅速升溫，其殘酷，絲毫不亞於其他的政治運動。肖克連續被批鬥四個多月。有壹天患病的肖克大口吐血，醫生端了吐滿血的痰盂給有關人員看，不但無人表同情，醫生反被斥罵為“同情反黨份子，立場不穩”。

南京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中共所謂“紅軍時代”的幹部蔡鐵根大校，對於把五十年代軍內制定的《共同條令》也作為教條主義來批判，持有不同看法。他說“這個條令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當場摘掉領章、帽徽，關押起來，後被逐出軍隊，發配邊疆勞改。如此血雨腥風，如此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實在看不出彭大將軍壹手操作的反教條主義運動，與反右，文革有多大的區別！

自1957年8月後，劉伯承的身體便每下愈況，特別眼疾，幾至失明，因此已在當年辭掉院長之職。但彭德懷並未因此而放過他。在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召開時，在外地治病的劉伯承，接到軍委通知必須出席會議。1958年7月10日在懷仁堂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壹千多人座無虛席。當年近古稀，疾病纏身已近失明的劉伯承，被人扶到講臺前被迫作違心的，沈痛的檢討時，每說到委曲傷心處，幾乎哽咽不能成句。好在劉平日人緣尚好，故最後以壹致鼓掌通過了劉的檢討，使劉總算僥幸涉險過關，得以全身而退。

－－https://botanwang.com/node/133750



2011年8月11日 寒山評論：劉伯承的惡夢和狼奶的效果

據報道，劉伯承的子女曾問父親：“淮海戰役打得那麽漂亮，怎麽從未聽您在我們面前提起過呢？” “劉帥不堪回首地說，那場戰役結束後，他夢見千百萬年輕寡婦找他要丈夫，無數白發老人找他要孩子，他心裏不安，所以根本不願去想、更不會去談起那場戰役了。”

壹將功成萬骨枯。這是中國的古訓，看來劉伯承對此是深有感觸的。劉伯承是在民國初年的講武堂畢業的，接受的是舊式軍人的教育，喝的不是蘇區“紅小鬼”的狼奶。這和他對國共內戰骨肉相殘之本質的看法可能有壹定關系，畢竟比那些動不動就以“消滅了800萬蔣匪軍”自傲傲人的“開國”將帥們要強多了。

劉伯承也是所謂“老帥”中第壹個被毛澤東批判的。早在50年代初期，他就因為主張軍隊正規化和現代化而被說成是要擺脫中共“人民戰爭”和“黨領導槍”的傳統，在病中被迫前往批判會場做檢討。

今天人們都知道，毛澤東早在1958年就有過同樣豪邁的放言：準備打核戰爭，中國人死掉壹半還有3億，還能實現世界革命。這樣的視人命為草芥的氣概，看來壹直在狼奶的配方中，從來沒有被拿掉過。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 ... 14113.html



2016年6月17日 朱德批鬥會上的劉少奇：害別人保不了自己

1966年5月23日，“五壹六通知”通過後的第七天，朱德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受到中共高層的集體圍攻，當年並肩作戰的戰友、部下搖身壹變，紛紛欲置朱德於死地。然而，會議的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四人幫”，卻是文革黨內的最大受難者劉少奇。

在中共中央的檔案館裏，有壹份標號為“19660523”的會議紀錄。此份文件記錄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23日的會議，對朱德元帥的嚴厲批判，即發生在那壹天：

地點：人民大會堂河北廳

主持人：劉少奇

朱德：〔首先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而被責令作檢討〕我過去的錯誤已經作過兩次檢查，第壹次是在高饒問題發生以後，我在會上作了檢討。第二次是彭德懷問題發生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檢討，那次檢討比較長壹點。

林彪：朱德妳是有野心的，妳檢討得很不夠。有人當是他自己檢討的，不是的！是黨中央決定讓他脫褲子的，不檢討不行。妳們是不知道的，陳毅批評他的並不過份。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當領袖。高崗事情，他也主張輪流，想當主席，自己本事行嗎？

妳壹天都沒做過總司令，南昌起義後，是無政府，亂走，是陳毅指揮到井岡山的；遵義會議前是李德指揮；以後是毛主席指揮；抗戰時期在前方×指揮（按：也不是朱德指揮）。解放戰爭是主席指揮。妳是不行的，但自以為還行。妳脫離指揮，下井岡山向南打，三個營損失二個，打敗仗無辦法，還是主席接妳回來的。

陳毅：朱德我要問妳：妳是不是要搞政變？

朱德：搞政變我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個膽量。

陳毅：我看妳是要黃袍加身，當皇帝。妳還大力贊揚赫魯曉夫。妳野心非常大。

烏蘭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還說，人蓋棺了是不能定論的。我們講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是錯誤的，是修正主義的。他說，咱們同蘇聯還是要搞好，他也離不開我們。

薄壹波：朱老總經常講蘭花。他說，自古以來，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種蘭花。

朱德：說到現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

周恩來：反對毛主席我都領導過。寧都會議也是我領導的。雖然弼時同誌從後方來了，因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員代替了嘛。這是我壹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王明路線我也犯了，四中全會我也參加了。所以我最大的過錯是1931年到1935年遵義會議這四年之長。這是我壹生最痛心的事。

至於朱德同誌的賬那就更多了。從井岡山壹直打到梅縣，都是盲動主義，軍閥主義，流寇主義。然後是立三路線，妳也犯了。然後是王明路線四年，然後又是洛川會議。那時王明沒有回來，那還不是反對毛主席，妳沒有領導？然後王明回來。第二次王明路線壹直到六中全會，以後還有壹些“殘余”。幾十年歷史，朱德同誌跟張國燾鬥爭，前壹半應歸功於劉伯承同誌的推動。如果沒有劉伯承同誌在那裏，黃袍加身，妳頂得住嗎？後壹半是賀龍同誌，弼時同誌，關向應同誌的共同推動，才北上了。如果沒有這些，妳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後，那多了。毛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妳都沾過邊嘛。妳到處發表意見，是壹個危險的事。……我們不放心，常委中有這樣壹個定時炸彈，毛主席也擔心。毛主席說過，妳就是跑龍套，可是妳到處亂說話。妳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所以妳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最後鄧小平宣布了中央對彭、羅、陸、楊處理的決定，與會者壹致通過。

看完這個記錄稿，最令人心酸的是八十歲的朱德在林彪和陳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黃袍加身，當皇帝”的質問下的囁嚅自辯：“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這點淺顯的道理，難道所有這些政治局委員們都不懂嗎？無疑，他們都是有常識的人。

毛澤東用心良苦地在“五•壹六通知”中加上了這樣壹段話：“混進黨內、政府內、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壹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壹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緊接著，林彪在5月18日作了“防止政變”的長篇報告。“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誰呢？既然彭、陸、羅、楊都已經都揪了出來，還有誰呢？從記錄稿看來，不管他們是否知道毛澤東筆下所指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還有誰，他們壹定會即刻表現出對毛澤東指示的無條件的擁護，壹定會找出或制造出壹個“階級鬥爭”的目標來表達他們對最高領袖指示的堅決擁護、聞風而動的。其潛意識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別人、保自己。

從上述記錄稿的開卷說明中來看，批鬥的直接起因是朱德“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而被責令作檢討”。這說明兩個問題：壹是所有的與會者，包括後來被打成彭羅陸楊“黑後臺”的劉少奇和鄧小平，都對這壹冤案的態度要比朱德無情堅決的多。這正說明了中共黨內鬥爭的毫無人性人情的醜陋風氣：只要某人壹“出事”，不管他是誰，不管是自己的老部下還是老朋友，也不管他們之間有多大的情誼，這個人便會即刻成為眾矢之的，人人喊打、頃刻為人敝棄。二是如果有什麽人膽敢“持消極態度”（如朱德那樣）不肯助紂為虐，以鄰為壑、落石下井，那麽這個人也會立刻成為人人喊打的眾矢之的。

如果從中共黨內派系的角度對批判朱德的政治局成員作壹個分析，他們幾乎包括了所有的派系：林彪屬“毛系”，周恩來、陳毅屬“周系”，劉少奇、薄壹波、張鼎丞屬“劉系”，烏蘭夫大概算是獨立派系。而朱德也正是最沒有任何派系力量的獨立派系。從這壹點上來說，在朱德頭上開刀，是“柿子挑軟的捏”：既可以表達自己對最高領袖毛的忠心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的擁護，又沒有任何在未來派系鬥爭中受到報復的危險性。從這壹點上來看陳毅等人的醜惡表演，便不難理解個中奧秘了。另外，在井崗山和紅軍時期的所謂“反毛”錯誤，其實陳毅比朱德要卷得更深。陳毅對朱德所謂歷史問題的“很激烈很長”的發言，以及他多次對朱的極端反常的“黃袍加身”的責問，更包含著某種“先發制人”地歪曲歷史、推卸責任的卑下。從這點上來看，陳毅何止是被動地卷入文革，完全是主動地通過批判他的老戰友朱德，歪曲歷史事實來表達對毛的忠心，來支持文革的發動。

與陳毅相比，周恩來的政治演技要爐火純青得多了。他對朱德的批判從自己與“朱德同誌壹起”的“反對毛主席”的錯誤誠懇地檢討起，但兇狠的結論卻是“至於朱德同誌的賬那就更多了”。在列數朱德解放後的嚴重問題後，周竟把朱上綱上線為“妳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壹個定時炸彈”。值得壹提的還有，在林彪作了“政變經”報告的第三天，即5月21日，周便作了壹個堅決支持，“完全同意林彪同誌講話”的報告。除了在報告中積極鼓吹對毛的個人崇拜，他還用了整整壹章的篇幅來大談“保持晚節問題”，並主張把剛受到戚本禹批判的已故的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打成“叛徒”，提出非常極端的主張：掘掉瞿在八寶山的墓地。周說：“戚本禹同誌寫文章批判過瞿秋白，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由此，導致了紅衛兵的毀墓暴行。周對朱德的痛下針砭，正是他向毛又壹次表示了對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堅決支持。

與林彪、周恩來相比，劉少奇及其他壹系的幹部在朱德問題上的表演具有更大的悲喜劇性。文化大革命明明是毛要打倒他並清洗他壹系的幹部，卻要由劉來主持最終走向打倒他自己的會議。在同壹天裏，劉少奇和鄧小平毅然通過了斬掉作為自己的左臂右膀的“書記處”（彭、羅、陸、楊大都為書記處書記）的中央決定。劉的幹將薄壹波竟然還把朱德種蘭花都胡說成是政治問題。那麽，為什麽劉要這樣作，難道他壹點都看不出毛的真實意圖嗎？劉的政治經驗和權術水準決不在與會者之下，他決不會沒有壹點感覺。但縱觀歷史便不難明白，劉對毛的攻擊壹貫采取犧牲他人和以比毛更為極左的殘酷鬥爭去迎合的“禍水他引”的策略。六十年代年的“四清”運動，毛對他不滿，劉便立刻搞出“桃園經驗”，搞得比毛還要左的多。1966年7、8月份的派工作隊，也是想用整基層幹部和所謂的“地富反壞右”來換取他對運動的控制權。他和鄧小平拋出彭、羅、陸、楊，主持對朱德的批判，都是為了支持文革、犧牲別人去填飽毛澤東發動的的政治絞肉機。壹言以蔽之：害別人、保自己。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6/0617/756304.html



2012年7月4日 陳破空：中共不能說的秘密 朱德之死

沒有底線是毛成功的關鍵，毛既無道德底線，也無人性底線，更無行為底線，正如他在天安門城樓上，毫不汗顏地對美國記者斯諾說“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相比之下，彭德懷還想“為人民鼓與呼”，劉少奇還想搞點經濟建設，林彪還不願看到天下大亂，周恩來還顧及外交形象。換言之，他們都還存有壹絲半點的底線，或道德底線，或人性底線，或行為底線，於是他們就無法對毛完全設防，必然敗落在毛的辣手之下。對張國燾挖墻，對項英設陷，對王明下毒，折騰彭德懷，淩虐劉少奇，整治周恩來，逼走林彪……種種陰險與殘暴，都是毛的經典手筆。

話說1976年，毛澤東、周恩來、朱德3人，分任黨、政府和立法機構首腦，歷經無數次殘酷無情的權力鬥爭，毛早已集黨、政、軍大權於壹身，周、朱不過是附庸或花瓶，其命運由毛擺布。然而，權力似乎與健康成反比。就身體狀況而言，三巨頭中，朱最強，周次之，毛最弱。

自井岡山時代，毛澤東就拖著壹個多病之軀，常發瘧疾。到延安後，又被嚴重的植物神經功能紊亂和便秘所困擾。到1949年建政之後，健康更是每況愈下，罹患多種疾病。毛健康不支，也是他在50年代末被迫讓出國家主席壹職的原因之壹。到了70年代，毛健康更形惡化，林彪事件後，毛昏厥數次，幾乎喪命，又患白內障，失明近兩年。從1975年開始，嚴重的下支氣管炎，使毛呼吸困難，吐字不清，口水不斷外溢。

盡管已經打倒了壹個又壹個對手，毛還是對周、朱這兩個不倒翁不放心，不願意見到他們死在自己之後。經過壹系列密謀、策劃與操作，周、朱果然先毛而死。周死於1976年1月8日，朱死於年7月6日，其中深藏秘辛。身患膀胱癌的周恩來，能否獲得治療，均需遵照毛的“禦批”，周先是被拖延治療，後被連續施手術13次，被拖剩了壹具骨架，飲恨而死，遺囑撒盡骨灰。

1976年6月的壹天，中共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朱德，下午兩點半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澳大利亞總理。朱德依舊往日習慣，提前半小時到達並等候。時值炎夏，室內卻未開空調，酷熱難當，朱汗如雨下。良久，空調突然大開，溫度極低，而且越來越冷，外賓竟又遲遲沒有出現，在先熱後凍中，九十高齡的朱德壹等就是兩個多小時。查問之下，才被告知，會見時間改在四點半。

當晚，朱德突發重病，緊急送醫就診。按照慣例，當班醫生需從中央保健局調到朱德病歷，然而，情形如此緊迫，卻竟然調不到病歷。原來，兩天前，朱德的病歷已經被人神秘調走。醫生無奈，按照常規開藥。朱德病情日重壹日，十余天後不治身亡。事後，朱家覺得事有蹊蹺，要求查證，卻得知那位給朱德治病的當班醫生，已經突然死亡。

－－www.epochtimes.com/gb/12/7/4/n3627520.htm



2014年1月4日 內幕： 中共元老朱德遭政治暗殺，知情人皮定鈞中將被滅口

最近，定居香港的皮定鈞事件目擊證人陳老先生(此處暫隱其名)，打破沈默，在香港揭出三十多年前驚人的事實真相。

壹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晚，朱德身體健康，他並非死於感冒並發癥。他在家中離奇地〝觸電〞。警衛侍從急送醫院搶救，途中〝碰巧〞與壹輛十二噸載重卡車相撞，朱德和警衛皆亡。中共官方的解釋是七月六日下午朱德以人大委員長的身份接見澳大利亞總理馬爾梅.弗雷澤時被〝空調〞冷凍了壹個小時，引起感冒並發癥而突然病故。

以毛澤東偕四人幫為首的朱德治喪委員會規定，在舉行朱德的追悼會時，誰都不準瞻仰朱德的遺容。只有二個人不遵守〝紀律〞。壹位是從朝鮮專程趕來奔喪的金日成，另壹位便是福州軍區司令皮定鈞中將。

皮定鈞揭開朱德身上覆蓋的黨旗，在腥紅的黨旗下，朱德面容發黑，裸露的雙手也焦黑焦黑，皮定鈞心中有了數，次日不聲不響帶了秘書、警衛和陪送的八三四壹部隊警衛乘專機返回福州。飛臨福建上空時，座機撞向漳浦縣境內的竈山，機上人員無壹生還。

機上死的除皮定鈞外，還有皮定鈞的秘書和衛士三人，正副駕駛員以及八三四壹部隊二人。除正副駕駛員外，其余七人中有六個人的佩槍曾經駁火。

－－www.beyondfirewall.com/2014/01/blog-post_4.html



2017年12月5日 老戰友揭朱德黑歷史：嫖妓種鴉片鑄假幣

本文摘自《九十憶往》，作者楊森系國民革命軍中將，川軍高級將領。與朱德年齡相仿，早年相識，曾同在蔡鍔滇軍陣中效力。

滇軍因討袁來川，朱德時任旅長，駐防川南之納谿合江等縣，德即據地稱雄，以酋長自居。 在其戍區內，提倡種鴉片煙，滿山滿谷，罌花遍地。更將原行之當10當20銅元，改鑄為當50當100銅元，預征錢糧至民國三、四十年。並授意部屬，綁票勒贖富民，將川南窮鄉僻壤括至入土三尺。 本人又抽大煙、打麻雀、濫嫖娼妓，凡是腐化黑化之壹切行為，無不應有盡有。

－－http://culture.dwnews.com/history/news/ ... 27686.html



2009年7月2日 令賀龍慘死三件事

賀龍與劉少奇等人關系親密

文革前他與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關系過於親密，引起了毛的深深猜忌，尤其是賀龍1964年9月在解放軍政治學院說的壹番話，毛聽人密報後耿耿於懷，賀龍說：“妳們為什麽不請劉少奇、鄧小平、彭真作報告，王光美也可以嘛。”“要知道，現在射穢主義教育運動的總司令是劉少奇。”早在抗戰時期，賀龍就對彭真非常贊賞，他對作家沙丁說：“我們佩服的是邊區共產黨負責人之壹彭真，這個人了不得，對革命堅定得很，在華北青年中威信最高。”毛更沒有忘記，在八屆十壹中全會上，他半帶拉攏半帶威脅的要賀龍批劉少奇、鄧小平，賀龍竟不從命，拒絕道：“主席，我上不了綱。”

毛澤東懷疑賀龍隨身佩帶手槍

有人向毛密報，賀龍親自保管著壹支精致進口的小手槍，夜間睡覺時常壓在自己的枕頭底下外出帶上。在林彪打招呼後的十天，為了安撫賀龍的情緒，更為了偵測賀龍的思想、心態，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旁接見了賀龍，忐忑不安的賀龍頗為拘束的把壹只手放在口袋裏，引起了毛的心驚膽跳，他擔心賀龍口袋裏就藏有那支小手槍，壹言不合，拔槍相向，此時身邊又無警衛員，毛急中生智，忙對賀龍說：“妳的問題解決了，沒事了。”賀龍才壹塊石頭落地，從口袋中掏出眼鏡帶上。雖是壹場虛驚，但卻引起了毛澤東的深思，自己在任何將帥面前都是君主氣概，為何今天在賀龍面前有點心態失常，這說明賀龍身上確有壹股龍氣，在今後鬥、批走資派，掃蕩軍內壹小撮的日子裏，倘若他龍性復萌，騰雲駕霧，豈是我輩所能控制的。想到這裏，毛澤東不寒而栗，決定先讓紅衛兵對賀龍炮打、火燒壹番。

賀龍搬進周恩來家避難

江青秉承毛澤東的旨意，在66年12月找到賀龍之子賀鵬飛，對他嚴正警告：“妳爸爸犯了嚴重錯誤……妳媽媽也不是好人。”隨後，她又在壹次群眾大會上公開宣布：“賀龍有問題，妳們要造他的反。”紅衛兵奉旨出朝，地動山搖，旋風般的殺進賀龍家中，楸他的領章帽徽，抄他的文件書籍，揚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門廣場，舉行十萬人批鬥大會。錚錚鐵骨男子漢，豈肯受這窩囊氣，“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他急忙搬進中南海周恩來家政治避難，情急之中，未加深思熟慮，犯下了他的壹個致命錯誤。

早在延安時，毛澤東就對人講過，在黨內他最看重三人。他們是：周恩來、彭德懷、王明。前二人長期從事軍事工作，周從1926----1935領導中共中央軍委，是毛的頂頭上司，彭是繼朱德之後走上井岡山的工農紅軍創建人，出生入死，戰功卓著，秉性耿直，不怒自威。後者是共產國際的寵兒，壹切還需仰仗莫斯科的毛不能不優禮有加。現在，王明成了蘇修的吧兒狗，彭德懷成了我手下的死老虎，惟有周恩來還在號令百官，這次賀龍躲進周恩來家，倘若他倆暗中勾結，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什麽驚天動地的事情幹不出來？“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賀龍被殘酷迫害致死

1967 年1月10日至11日，紅衛兵抄了賀龍的家，砸開了賀的保險櫃，搶走了壹千多份機密文件。不久，賀龍被迫出席批鬥會。賀龍關押期間已是71歲高齡，又身患糖尿病，自毛澤東1967年9月13日批準成立賀龍專案組後，賀龍的待遇越來越差，賀龍、薛明夫婦在被監禁期間，受到百般折磨和摧殘。吃的是壹小碗摻沙子的米飯和清水煮白菜、蘿蔔，每天供應壹小壺水，連喝都不夠，更不要說洗臉，刷牙了。在關押期間，賀龍已有多年的糖尿病已十分嚴重，醫生非但停了胰島素，還給賀龍打葡萄糖針。真是殺人不見血! 賀龍和他的妻子被囚禁在壹座四合院內，不許外出。當時正是七八月份，天氣十分炎熱，院子裏斷了水，他口渴難忍，卻不給他壹杯水喝。只能在下雨時接壹點房檐上流下來的雨水。壹天下大雨，賀龍拿著壹個白色的搪瓷杯非常吃力伸出窗外去接雨水喝，還沒接滿，茶缸就被冷酷的看守打掉。賀龍自己帶來的藥物也被搜走，後來人們得知，醫院繼續給賀龍註射大量葡萄糖，未用胰島素。

－－https://www.aboluowang.com/2009/0702/135554.html



2018年11月14日 毛澤東和周恩來為什麽要害死賀龍？

賀龍在文革前是中央軍委主管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亦曾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排名第五的元帥，在軍內享有盛譽。1967年1月經毛澤東批準，在周恩來的親自操作下，賀龍被隔離審查，1969年6月9日不幸病逝。林彪事件發生三年後賀龍才被中共中央恢復名譽。

壹、賀龍倒臺的前奏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的主旨是揭發批判羅瑞卿。

羅瑞卿事件實際上是軍隊內部的壹場內鬥，以林彪、葉劍英、聶榮臻等壹眾老帥和軍內壹些將領們都認為羅瑞卿搞了小圈子，不尊重老帥，與軍內老帥們關系緊張、不睦。羅瑞卿時任中共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常委、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公辦主任、人大常委委員等，位高權重，不免滋生霸氣，頤指氣使。這些矛盾逐漸積累、尖銳，乃至惡化，軍內遂形成壹股強大的倒羅力量。

上海會議之後，羅瑞卿在軍事系統的所有職務皆被解除。

此次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解決羅瑞卿問題壹個重要的特點是，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軍委副主席賀龍完全被蒙在鼓裏，事前亳無所聞。而軍內其他老帥和將領都被葉劍英打了招呼，對上海會議的召開心中有數。

上海會議的召開打了賀龍壹個措手不及，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問題。

在邱會作和李作鵬看望林彪時，林彪說：＂主席定了，羅瑞卿的問題中央接手處理，對賀龍的問題，這次準備不提，和羅瑞卿分開。＂

羅瑞卿事件自始至終，賀龍雖然貴為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但是卻完全被排除在中央及軍委核心層之外，此時的賀龍已然失寵於毛澤東。

二、毛澤東對賀龍的戒心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倒劉少奇。然而，毛澤東在發動壹場針對劉少奇的鬥爭時，最關心的還是軍權是否牢牢在握，是否會被自己的對手抄了後路。1964年11月，應蘇共中央和政府的邀請，中國派出了周恩來為團長，賀龍為副團長的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的慶祝活動。11月7日，在蘇聯政府舉行的招待會上，蘇聯國防部長馬裏諾夫斯基當著眾人的面，向賀龍說＂我們的元帥服被斯大林玷汙了，妳們的元帥服被毛澤東玷汙了。＂＂我們已經把赦魯曉夫搞掉了，妳們也會把毛澤東搞掉的。＂雖然這僅僅是壹個孤立事件，蘇共中央事後也對中國代表團道了歉，但是中國代表團卻認為馬裏諾失斯基是酒後吐真言，是蘇聯人的真實想法。

蘇聯發生的＂宮廷政變＂和馬裏諾夫斯基事件引起了毛澤東的警惕，尤其是對軍權的高度警惕。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為了保證軍權絕對掌握在毛澤東自己的手中，軍隊中拿下羅瑞卿是第壹步，羅瑞卿背後的賀龍自然也就在劫難逃了。

三、賀龍不批劉少奇

毛澤東在1966年8月初召開的八屆十壹中全會上向劉少奇攤牌，《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不點名的指責、批判劉少奇。然而，賀龍的表現卻不能讓毛澤東滿意。在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黨內生活會上，賀龍壹直沒有表態。換句話說，賀龍未曾向毛澤東及時表忠，沒有與劉少奇劃清界限。毛澤東曾問賀龍：“妳發言了沒有？”賀龍說：“還沒有。”毛澤東說：“怎麽不講壹講？”賀龍說：“報告主席，我上不了綱噢。”毛澤東沒有再說話。會議期間，賀龍還向蕭華發牢騷說：“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麽壹回事？照現在這種搞法，好像是要在黨內重新清理階級隊伍。這些老幹部為革命工作幾十年，有的幾次都差點被敵人殺頭。他們是什麽階級，難道黨還不清楚？”賀龍不僅不批劉少奇，且認為黨內根本不存在壹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不認為劉少奇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更不相信這麽多領導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賀龍的這壹立場和態度決定了自己倒臺的命運。

四、賀龍與軍內的矛盾

賀龍是紅二方面的旗幟，雖然在羅瑞卿事件後不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但依然還是軍委副主席。原紅二方面軍的幾個幹部成鈞、黃立清、廖冠賢、傅傳作等人到賀龍處匯報空軍黨委會的情況。他們說空軍黨委正在開會，空軍的問題很多，到現在已經亂糟糟地開不下去了，吳法憲已經不能主持會議了。賀龍則說：“這個會，吳法憲、余立金他們不能開，妳們就組織起來開嘛。有話就說，有問題就揭嘛。”

林彪在聽取了葉劍英的匯報後也表態說：“空軍這個情況不正常。劉亞樓、吳法憲有缺點、有錯誤，應當批評，但是這種做法不對頭。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機，搞罷官奪權。” 劉少奇說：“空軍黨委全會的情況，按照共產黨員的組織原則和修養來看，都是不允許的。背著空軍黨委的主要負責人，背後搞非法的小組織活動，也可以叫地下活動。由幾個合夥搞罷官奪權，是絕對錯誤的，此例不能開，壹定要把問題搞清楚。”

針對賀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林彪要求吳法憲寫壹個材料。在林彪的要求下，吳法憲找了成鈞等人，要他們實事求是地把這些情況寫出來，吳法憲和余立金還附上壹封短信稱，空軍黨委會議有兩條線貫穿其中，壹條是林副主席的紅線，壹條是賀龍為首的黑線。

五、總參“八二五事件”與賀龍

8月25日，中共中央轉發了解放軍總政治部關於正確處理地方學生要求鬥爭部隊重點批判對象問題的意見。該指示的核心思想是拒絕學生和群眾組織在軍內造反，軍隊的問題由軍隊自己處理。這壹指示顯然與軍內機關造反派思想格格不入，自然引起他們的強烈反彈。

8月25日，總參作戰部和國防部外事局的壹些人貼大字報，敲鑼打鼓，高呼口號，拿著質問信、抗議書等，質問代總長楊成武和潘振武“壓制群眾罪責難逃”等等。當天晚上，外事局的大字報貼出來了，作戰部連夜開會，支持外事局群眾“革命行動”的大字報也貼出來了。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等帶頭簽了名。此時，解放軍測繪學院劉清明也貼出批判楊成武的大字報，賀龍元帥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亦貼出《炮打總參辦公廳黨委》的大字報。由此，楊成武壹時成為眾矢之的。

8月30日，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在軍委辦公廳三座門緊急召開軍委會議，蕭華、張愛萍和楊成武等都到會參加。葉劍英在會議作了指示。總政治部主任蕭華講了話，指出王尚榮與雷英夫的做法是錯誤的，及時制止了事態的擴大。林彪認為僅僅批評王尚榮、雷英夫是不夠的，堅持撤銷此二人的職務。在31日召開的軍委常委會上，林彪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並得到與會者的贊同，會上決定撤銷王、雷二人的職務，並命其交代問題。

由於在這次事件中，賀龍辦公室的人也卷入這場鬥爭，賀龍本人難免被牽扯進來。1967年2月3日，毛接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巴盧庫時說：“比如楊成武，他是代總參謀長，總參管好幾個部，其中壹個作戰部的部長、副部長寫大字報要打倒他。那是賀龍挑起來的。”

六、毛林周決定拿下賀龍

在拿下賀龍之前，毛澤東特意在9月5日將賀龍請到中南海以示關懷，毛對賀龍褒揚了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系群眾”。9月9日晚，毛又讓秘書徐業夫給賀龍打電話說：“經過和林彪還有幾位老同誌做工作，問題解決了，沒有事了。妳可以登門拜訪，征求壹下有關同誌的意見。”

然而，就在9月8日，林彪受毛澤東委托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開了軍委常委擴大會議，出席者有軍委副主席林彪、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其他與會者還有蕭華、楊成武、王新亭、劉誌堅、邱會作等人。根據會議記錄：

主持會議的林彪說：“今天談談賀龍同誌的問題。在主席那裏談過兩次，主席已看了空軍的材料，總參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只選看了壹些綜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級幹部中打個招呼。主席已找賀龍同誌談了，要他以後不要這樣搞，人家不滿意。賀龍同誌說，有些是事實，有些不是事實。主席找我、劍英、陶鑄同誌談，主席說賀同主席的關系不好。”

另據黃永勝回憶：“彭德懷專案組、賀龍專案組，都是周恩來總負責。”“打倒賀龍，我正在北京，那時我還是廣州的司令。蕭華來找我，說要帶我參加壹個重要會議，我不想去，認為北京的事與我沒什麽太大關系。蕭華說會議非常非常重要，妳去了就知道了。我跟蕭華壹起去了西山，會議是元帥葉劍英主持的，講打倒賀龍的事，元帥劉伯承作了長篇發言，講賀龍是大軍閥、大土匪，講了好幾個小時。這就給賀龍定了調子。”

毛澤東的態度實際上已將賀龍推到敵對勢力的壹方，點名賀龍應為“八二五事件”負責。

七、歷史問題置賀龍於死地

毛澤東打倒賀龍僅僅以現實材料似嫌不夠，那些畢竟還僅僅是黨內矛盾或軍內矛盾。要想真正在政治上打到賀龍還需要從歷史問題上尋找突破口。賀龍被毛澤東立案審查後，賀龍有下列幾個問題被突出出來：（1）晏章炎揭發賀龍通敵，（2）烈士段德昌遺孀揭發賀龍殺害段，（3）李仲公揭發賀龍通敵。

關於段德昌被害壹事，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湘鄂西蘇區肅反擴大化的結果，也是當年中共黨內執行極左路線造成的惡果。賀龍作為當時蘇區的主要負責人之壹負有相當的責任。惟所謂的賀龍“通敵”事件起到了中央專案組欲置賀龍於死地的重要作用，從李仲公的揭發壹事可以看出中共是如何從事專案工作，如何入人以罪的。

李仲公與賀龍的交往始於1927年的北伐戰爭。當時李仲公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長身份隨蔣介石出師北伐進駐長沙，賀龍由湘西遣派其部下毛景周到長沙面見李，請求收編，給予名義和款械，隨從北伐。李遂向蔣介石進言委任賀龍為國民革命軍師長。1927年寧漢分裂時，李曾被武漢國民黨中央下令拘捕，交由唐生智、賀龍完成，後李被保釋出來。這也是李與賀之間唯壹壹次個人之間的恩怨，在當時也是各為其主。1929年（或1930年）春夏間的壹天，擔任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的李仲公在南京交通部接待了壹名持有賀龍信件的“密使”，李看完來信後，將信留了下來，來人要求回信而被李拒絕。隨後，賀龍又兩次派人送信而要求回復，均遭到李的拒絕，將來信扣留下來，沒有轉報蔣介石。

1949年7月，李仲公與盧郁文等原國民黨立法委員聯名發表了起義宣言，通電擁護中國共產黨，脫離國民黨政權。1950年7月周安排李擔任政務院參事。

1967年初賀龍被軟禁於北京西山象鼻子溝國務院戰時指揮所，李仲公所在的國務院參事室也多次開會，要求參事們寫材料揭發賀龍的歷史問題。從1968年2月29日起，中央專案組就派人多次到李仲公家了解賀龍歷史上的問題，威逼李揭發賀龍的歷史問題，甚至公然威脅對李實行抄家。李仲公全家陷入恐慌。李仲公的女兒李幼華說：“父親壹直不清楚信到底還在不在，本來就沒想理睬這件事，所以也沒有去找。這時，我們也不得不找了，否則抄家找到就很被動了。於是我母親、姐姐和我三人翻箱倒櫃，把家中的各個角落都認真地翻了壹遍，在父親的壹堆舊文件書報中，終於翻出了署名‘賀雲卿’的兩封信，全家都呆了。”

李仲公夫婦經過幾天的思量，最後決定交由周恩來處理是最好的選擇，也認為周是很了解李的為人和賀龍的歷史的。

其實，中共中央很早就開始了對賀龍的審查。據邱會作回憶，大約在1966年秋天，在北京的各軍兵種負責人被通知到京西賓館，由蕭華、楊成武帶隊乘車去葉劍英家看有關賀龍的材料。周恩來還曾特別交代蕭華、楊成武重點是看賀龍通敵的材料。

八、周恩來主持賀龍專案組

據楊成武的回憶：“1959年廬山會議，發生了彭德懷的問題，會後設立了彭德懷、黃克誠專案組，當時由周恩來總理和賀龍副總理負總責，具體的專案組長是賀龍兼任的。‘文革’中，賀龍被列為專案後，組長仍由周總理接任。”

另據王力回憶：“中央還有壹個重要的機構是專案組。••••••專案組與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是平行的，都是直屬中央常委，也就是對毛主席直接負責。”

中央專案組的組成後來隨著形勢的改變有所變化，但是周恩來作為專案組的總負責卻壹直未變。

那麽周恩來是如何負責專案的呢？據邱會作回憶：“重要的專案周恩來直接管理。對受審查的人，有個不成文的劃分方法在實行，即按職務等級劃分。周恩來親自抓的是‘三副’以上的人，即原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以上和曾任過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幹部，由周親自管。還有些地位不在‘三副’以上、但在國內外影響大的人物，如廖承誌等，還有些重要的民主人士和統戰對象，如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等，有了問題也要報告總理辦公室處理。”“各專案組直接向周恩來負責，沒有任何中間環節。負責的包括關押、審查、外出提審、接受批判、生活起居、轉移、看病、可否有親屬探望等，非常細致周密。

吳法憲也有類似的回憶：“專案組具體工作人員和負責人，由軍委辦事組，根據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決定從部隊選派。專門抽掉了壹批軍、師壹級的幹部。每個專案組少則十幾人、多則幾十人。我記得前後壹共從部隊抽掉了三次，壹共大約是五百多人。所抽掉的人員在北京集合以後，就由周恩來帶領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召集他們開會，講話，說明任務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來每半個月就在人大會堂的東大廳，主持召開壹次專案組全體工作人員會議，四、五百人全部到會，然後由每個專案組依次匯報工作。會議常常壹開就是壹夜，從晚上的八、九點鐘壹直開到第二天的拂曉，大家累得不行就散會。”

賀龍專案組壹直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周的衛士長楊德中具體負責。如果說賀龍在此期間醫療、生活上受到了迫害，那麽最大的責任人就是周恩來。沒有證據證明當時的專案組是背著周恩來“蓄意陷害”賀龍。這些人有這個膽量嗎？

九、賀龍之死

1979年，中共中央指示中央健保委員會組織和邀請地方醫務專家對賀龍從被迫害到死亡期間的醫療經過情況進行分析，在專家簽名的《對賀龍同誌醫療經過的意見》結論部分如是說：

“1、賀龍同誌的糖尿病本來是輕的，穩定的，這種病在正常情況下愈後良好。1967－1968年的情況進壹步證明，即使存在其他不利因素，只要有壹般的藥物和飲食條件，病情仍能保持平衡。2、賀龍同誌的病情惡化是從1969年初開始的。這種惡化具有明顯的誘因，主要是失去了充分的藥物治療和必要的飲食治療，精神折磨也有重要關系。沒有這個量變的基礎，不致引起最後酮癥酸中毒的發生。3、酮癥酸中毒雖然是糖尿病的嚴重並發癥，但在通常的情況下，只要有恰當和及時的醫療措施，愈後仍屬良好。但是在賀龍同誌的酮癥酸中毒治療過程中，在某些方面存在著與壹般治療原則相反的、有重大錯誤的治療措施，以致不但起不了治療作用，反而促使病情壹步步趨於嚴重，直至造成死亡。”

－－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 ... 1032.shtml



2004年4月12日 賀龍後悔了

土匪出身

賀龍和姊姊賀英都是“哥老會”的頭目。賀英人稱“賀香太太”，嫁給谷績廷，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土匪頭。

賀龍早年在湘鄂邊境，打家劫舍。國民黨共五次圍剿，賀龍方才西撤，與任弼時合並為“紅三集團”，掩護毛澤東進入貴州召開“遵義會議”。後來流竄到延安附近，擔任１２０師師長，打著抗日的旗號，擴充自己的地盤。這正是典型的土匪行徑！

中共建政之後，賀龍吃香喝辣，曾任西南局書記，集黨、軍大權於壹身。官拜“國務院副總理”，１９５５年受“元帥”軍銜。賀龍本質上是梁山泊上的大老粗，生活上好比花和尚魯智深，置身中共權力中，活生生是樊噲之流的人物。

土匪的生活風格

中共的頭目裏，賀龍算是最傳奇的。他光是老婆就娶了九個，在街上看見年輕貌美的姑娘扛起來就走，有壹次舔不知恥地說：“我年輕的時候，壹次就背了三個老婆”。

還有傳言，賀龍當鎮守使時，有壹次到妓院看見壹名出來接應的妓女，就問老鴇賣不賣。結果老鴇說：“老總看著好，拿走就是了，賣甚麽？”

四人幫批鬥賀龍的生活是“資產階級”生活：愛看武俠小說、黃色小說；喜歡釣魚、打獵生活如封建王侯；吃山珍海味、打抗老血清與返老還童針；養的猴子吃香蕉、養的狼狗吃魚吃肉。還說他喜歡跳舞，抗美援朝時，組織慰問團到前線，賀龍卻在防空洞裏舉辦了三十壹場舞會。

為何冤枉我？

賀龍不脫土匪本色，說話直來直往，他曾經在公開場合怒罵江青是“壹個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婆娘”。這類言詞，給他自己帶來不少的麻煩。

１９６８年賀龍收到壹封以“中央軍委辦公廳”名義所發的信，要他交代當初他是如何與國民黨談判的、參加談判的有哪些人、最後又達成甚麽協議。

其實，當初的事件到底如何，恐怕只有當事人知曉。不過，賀龍當時確實是槍決了蔣介石派來的談判代表熊貢卿。

《中共文革實錄》裏記載著賀龍是如何和林彪結下梁子。他曾經當面對林彪說他老婆有問題。並問陶鑄“知不知道林彪在歷史上有問題”。其次，林彪對於賀龍對軍隊抓權的行為感到戒心，於是埋下了日後鬥倒賀龍的殺機！

事件壹起，賀龍根據毛澤東的建議，親自登門拜訪林彪。林彪說道：“妳的問題可大可小，今後要註意壹個問題，支持誰，反對誰。”可是賀龍竟忽略了此問蘊含的殺機，只是淡淡回答：“誰反對毛主席，我就反對誰。”於是不久後，康生就把賀龍與所謂“二月兵變”扯在壹塊了！

賀龍的女兒痛打落水狗

四人幫說賀龍對兒女嬌生慣養：“賀龍對小龍（其子賀鵬飛）除了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沒法給他搞到以外，小龍要甚麽有甚麽。”

他壹家人被“堅決揪鬥”時，女兒賀捷生跳出來鬥爭父親，他說：“賀龍這個土匪頭子，幹盡了壞事，對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像這樣壹個腐爛透頂的修正主義份子，我們非把他打倒不可！三反份子賀龍雖被揪出來，但賊心不死,我們要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窮追猛打，堅決把賀龍鬥倒！鬥臭！”

她是父親的掌上明珠，卻把當年賀龍疼愛她，交托“同匪”照料的關心行為說成是“指出賀龍反動的本質”、“相信封建的結義兄弟比共產黨可靠”。他大罵賀龍是“大土匪”、“賀賊”，這樣地對父親無情無義，只怕在歷史上罕見罕聞！

十余年後方才平反

賀龍自從１９６７年年初被拘捕以來，吃盡了苦頭。根據日後的平反文章指出，他被囚禁在北京附近的壹座監獄裏，受盡折磨，兩年半後才暴斃。不過，壹直到１９７８年七月間，這十壹年半中間，他的處境人民根本不曉得。有謠言說他逃到莫斯科，也有說他逃到歐洲。這段日子裏，賀龍莫知所終，竟過了十壹年中共才將這段歷史交代出來，還不知有多少內情被隱瞞！

賀龍的醒悟

“媽的！老子年紀要是小壹點，我壹定反共！”這是賀龍的醒悟之言，雖然不脫土匪本色，畢竟道出了事實。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0 ... 63745.html



2009年11月22日 1958年彭德懷、鄧小平等整粟裕內幕

粟裕是華東野戰軍、第三野戰軍實際的最高指揮員，三野將領長期在他的指揮下浴血沙場，早將粟裕看作是三野的壹面旗幟和自己的光榮。他們對突如其來的批粟很不理解，言行上就有抵觸。

三野將領不過關，批粟行動就卡殼，搞不下去了。

辦法總比困難多。彭德懷於是開始組織有力人物做三野幹部的思想工作，施加巨大壓力。他們輪番上陣，個別談話，要求人人過關，與粟裕劃清界限。

陳毅過去是三野名義最高負責人，現居外交部長，以口才著稱，又有領銜批華東局最高領導人饒漱石的經驗，自然成了出面做工作的首選。他除了找人個別耐心談話外，還在千人大會上做了長篇專題發言。

彭德懷很滿意陳毅的講話，但令彭德懷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壹年後的8月21日，又壹個軍委擴大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時，陳毅緊繼劉少奇之後，重炮出擊，第二個表態說：“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代表，在廬山公開跳出來反對毛主席，應當徹底批判。”

因為陳毅出面和彭德懷等人的巨大壓力，絕大多數三野將領不敢為粟裕說話，有人甚至跟風批起粟裕來。

－－http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 ... 0045.shtml



2014年11月08日 媒體揭秘：彭德懷毛澤東的恩怨情仇

壹九五○年，毛澤東要彭德懷帶毛岸英到朝鮮參戰，彭說：主席，子彈不長眼，我老彭死了不足惜，岸英還年輕，不能讓他到朝鮮去。毛主席說：老彭，我信任妳，妳是戰神，我毛潤之搞秋收起義，國民黨追著我打，把腳還崴傷了，妳老彭打了壹輩子仗毫發未損，把岸英交給妳我放心。

毛岸英在誌願軍司令部是俄文翻譯，他隱姓埋名，任務就是給蘇聯專家當翻譯。彭德懷生怕他出事，就放在身邊天天看著他，還從西安調來高瑞欣，要高二十四小時貼身保衞毛岸英。高是解放戰爭時期彭德懷的軍事參謀，非常精明能幹。

十壹月二十五日出事那天清晨，毛岸英想起作戰室有十幾個雞蛋，是朝鮮副司令樸壹禹送的。彭總說留給傷患吃。毛岸英怎麽吃？用小搪瓷杯煮，杯裏只能放壹個雞蛋。由於只有燒木炭的小手爐，火也不旺，高瑞欣也得守著他，好半天煮熟壹個，毛岸英說：彭叔叔，煮熟雞蛋妳吃嗎？彭德懷說：不吃不吃，妳吃吧。兩三個小時，毛岸英煮了第壹個又煮第二個。天快亮，副司令洪學智把彭德懷拉去防空洞，彭出門時還喊：“岸英，快跑出來！”毛岸英還和高瑞欣守著那個小爐子。結果美國轟炸機投下燃燒彈，高瑞欣撲在毛岸英身上，和他壹塊兒犧牲。

彭德懷把毛岸英犧牲的真相只告訴過周恩來和中央黨校楊獻珍校長，楊獻珍在文革後把這歷史真相留給後人。

廬山會議後，彭德懷同姪子彭啟超說：毛主席這次在廬山上打了我壹悶棍，打得我遍體鱗傷，好歹還沒有推出午門外斬首，黨籍還沒開除。毛澤東整人就往死裏整，不像史太林是拉出去槍斃，毛澤東說不要殺頭，關起來，其實是生不如死，慢慢折磨妳。

毛派彭德懷到四川任三線建設副總指揮。彭真找彭德懷談話，後者說：他把我搞得臭成這個樣子，我指揮誰能聽我的？不去！

文革時，毛澤東令黃永勝當彭德懷專案組長逼供。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在彭德懷的判決書作最後結論：“罪該萬死，死有余辜。”彭德懷去世前半年，在三○壹醫院痛罵毛澤東說：我的路線才正確呢，妳這個路線正確個屁，妳就是個封建皇帝、政治流氓、暴君、昏君、頑君，文革沒搞成，把黨搞成這個樣子。

－－http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 ... 0715.shtml



2018年4月29日 挨彭德懷整的人文革復仇整彭 林彪四字評價彭

李鐘奇中將毆打彭德懷是事出有因。他在1958年彭所領導的軍中的反教條主義運動吃了不少苦頭，被降級降職，文革中，他終於找到了機會報仇。

王紫峰中將則是因為在“抗美援朝”期間，由於部隊行動遲緩延誤戰機而遭到彭的嚴厲斥責。彭德懷當時就認出了這個王紫峰，罵道：

“我認得妳，妳在朝鮮戰場上是個怕死鬼，我是差點沒有槍斃妳，我當年應該斃了妳！”

“仇恨在心要發芽”，運動壹來就發芽了。即使這壹次不發芽，只要政治運動不死絕，也總有壹天要發芽的。

當年毛澤東要彭德懷註意蘇聯發生的朱可夫事件，彭德懷會錯了表情，發動了軍內的反教條主義運動，彭在運動中的主導與原創的成分也很不小。

李鐘奇在那次運動中挨處分、降級，也肯定是蒙冤受屈了。除了李外，遭受打擊迫害的也數以千計，軍隊高層中如劉伯承元帥、粟裕大將、蕭克上將、李達上將、郭天民上將等。特別壹提的是蔡鐵根大校，他才是挨整最慘的，李鐘奇遠不是最慘的。但李中將在文革中受到重用，而其它的人幾乎都沒有當過文革積極份子。

彭在得勢時，對上級不買賬，對同僚和下級都很兇。林彪曾給他四個字“傲上慢下”，可謂確評。

文革給無數“挾仇尋釁”的人創造了壹個尋釁鬧事、挾嫌報仇的機會。所謂“動員群眾”，壹部分“群眾”就是這樣被動員起來的。其實也不用動員，他們自己就起來了。所以這個文革才熱鬧、才詭異、才無道理，所以才是“浩劫”，才是“絞肉機”。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 ... 56724.html



2019年3月4日 醫生透露彭德懷的最後日子

彭德懷臨死前的住院醫生楊漢勤，撰寫了壹篇原題為《彭德懷最後的日子》的長文，回憶了彭德懷罹患癌癥晚期最後兩個月的情形。

據文章回憶，當年罹患癌癥晚期的彭德懷，被毛澤東安排在北京軍總醫院(301醫院)南樓14病室接受治療，中央專案組將他編為“145號”。

彭德懷被關在壹間門窗緊閉的十余平方米的病房裏，靠近床尾總是佇立著壹位面無表情地緊盯著他的軍人，壹個班的戰士壹天24小時三班倒地看守著他。

彭德懷想寫字，不給筆，他想聽廣播，沒有收音機，屋內冷清、死寂。

每當有新來的醫生，彭德懷便指著床頭病歷卡片強調說：“我不叫這個‘145號’，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沒有人敢搭腔。

有壹次，他暴跳如雷，對著士兵吼叫：“我要見毛澤東，不然妳們也把我拉出去槍決好了!”。士兵只沖他搖搖頭，顯得無能為力。

手術後1年零5個月的彭德懷，癌癥已擴散到肩部、肺部及腦部，受盡病痛折磨。周身疼痛難忍時，彭德懷常用牙咬破被子、床單扔在地上。

在醫生的要求下，病房窗口上糊的報紙撕下來壹半，彭德懷可以看到陽光了。經醫生要求，準許他曬太陽，但必須在指定的時間、指定的陽臺，進出還要回避其他病人，總之，要他與世隔絕。

1974年2月，彭德懷的右手又開始劇痛，接著手術過的刀口疼，右肩也疼。劇烈的疼痛折磨得他大汗淋漓，在床上翻騰。彭德懷拒絕輸液，把針拔掉，狂喊著：“我不用毛澤東的藥!”給他餵食物，他打落在地，喊著：“我不吃毛澤東的飯!”

1974年8月，彭德懷病勢垂危。

與往常壹樣，門口站著哨兵，窗上糊著半截報紙。彭德懷躺在病床上，面容幹癟，身軀瘦小，他已經熬盡了心和血。

9月16日以後，彭德懷失去了痛覺，進入深度昏迷狀態。1974年11月29日，彭德懷的臉上突然出現了壹陣紅暈，隨之鼻、口出血、呼吸停止，身旁沒有親人。

12月17日，彭德懷的遺體火化，骨灰存放在壹個用粗木板釘成、未上油漆的盒子裏，上面貼了壹張紙條，寫著“王川男”三個字。

按照毛澤東的意思，只要彭德懷壹死，自己在廬山會議上所犯的壹系列荒謬錯誤，以及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的滔天大罪，都會隨著彭德懷屍體火化而煙消雲散，再也無人追究了。－－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743



2014年8月16日 林彪人生最大汙點：策動指揮“長春餓殍之戰”

1948年“長春之戰”的全部戰略構思和決策均來自林彪。因此，“長春之戰”的軍事後果(奪取城池)及其附加代價(餓死饑民)理所當然的承擔者當首屬林彪。

(壹) 第壹次“長春之戰”及其《大公報》述評

第壹次“長春之戰”始於1946年4月14日，結束於5月23日，歷時40天。

史學界也總有些粗心人分別將爆發於1946年春天和1948年春天的兩次“長春之戰”混為壹談。因此，搞清楚兩次“長春之戰”的基本情況及其與《大公報》述評之關系是十分必要的。

4月14日晨時，蘇軍元帥馬林諾夫斯基率紅軍總部撤離長春。國軍國防司令陳家珍從蘇軍手中接管長春城防。

　但是，蘇軍撤離之前已和中共達成秘密協議：蘇軍撤離後，由中共軍隊接管長春。蘇軍撤離當日，林彪便令周保中指揮楊國夫部、羅華生部、曹裏懷部三萬余眾，兵分三路，直撲長春城。當日即奪得大房身機場，次日奪得火車站。4月18日，長春易手。國民黨城防司令陳家珍和市長趙君邁被俘。

4月18日長春易手當日，國民黨新六軍、新壹軍、七十壹軍，在四平街壹線發起反擊。

林彪率部從四平北撤至長春。 5月23日，毛澤東電令林彪守住長春。但林彪已無意堅守長春，徑直退向哈爾濱。

　至此，第壹次“長春之戰”宣告結束。

收復長春後，白崇禧力主國軍不顧壹切，乘勝追擊，壹並收復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等北滿城市。此時，孫立人所率新壹軍，也已越過松花江，兵至雙城，距哈爾濱已不足百公裏。林彪則已做好放棄哈爾濱，繼續北撤的準備。

　在此關鍵時刻，馬歇爾以調停國共內戰之名，逼迫蔣介石停戰。

第壹次“長春之戰”開戰的第二天，王蕓生先生撰寫著名社評《可恥的長春之戰》。此社評刊登在4月16日《大公報》上。王蕓生先生在社評中從戰爭意義和戰爭手段兩個方面，對“可恥”二字給出明確指認：

“我們的所謂軍事沖突，實已到了最傷天害理的程度。進攻的戰術，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以機槍迫擊炮在後面督戰。徒手的先鋒隊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對方的火力以後，才正式作戰。請問這是什麽戰術？殘忍到極點，也可恥到極點。”——這是王蕓生先生對林彪部隊使用非常戰爭手段的指責。

　關於“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以機槍迫擊炮在後面督戰”的情況，曾任中華民國立法院院長的梁肅戎在晚年的回憶錄中也有提及，但此等“可恥”之事不是發生在長春，而是發生在四平：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三月，共軍三度進攻四平，計有五波攻勢。這次共軍發動人海戰術，把老百姓組成隊伍，壹波波的往前趕，打得老百姓的屍體堆積如山。國軍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軍則踏著死屍，攻進四平”

4月18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由陸定壹撰寫的社論《可恥的大公報社論》。陸定壹在社論中沒有與王蕓生糾纏“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事實到底發生在長春，還是發生在法庫，或發生在盤山。而是直接否認了“可恥”事實之存在，並認定《大公報》指控的事實是從“專門造謠反共反人民的特務機關”那裏得到的。陸定壹認為，《大公報》才是“在反人民這壹點上，真正做到了家，真正‘殘忍到極點，可恥到極點’！”

(二) 第二次“長春之戰”及其《大公報》述評

第二次“長春之戰”始於1948年4月18日，結束於10月20日，歷時245天。

1948年4月18日，林彪致電中央軍委，否決了毛澤東關於“、、、、、、打阜新、義縣、錦西、興城、綏中、山海關、昌黎、灤縣等池之敵。、、、、、對我軍戰略利益來說，是以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減為有利”的建議，林彪向毛提出要攻打長春。

　不待毛澤東回復，林彪4月18日當天便下達命令，命獨立五師向長春西北的小合隆鎮運動，封鎖長春大房身機場。拉開了第二次“長春之戰”的序幕。

4月22日毛澤東方才復電同意東野攻打長春。

5月30日，林彪又將“攻打長春”的作戰計劃修改為“圍困長春”，並向部隊下達了嚴密封鎖長春，嚴禁糧食進城和百姓出城，“要使長春成為死城”的命令。

圍城期間，長春城內的所有木質結構，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標誌牌，乃至瀝青路面，或用於修築工事，或充做燃料，而壹切可以當做食物的東西，如樹皮、樹葉之類，都被盡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維系呼吸運動的熱量。

　圍城後期，城中斷糧，城內出現人吃人的現象。長春城有壹老太，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人後，老太也死去了。東野入城後，戰士們發現鍋裏還剩半條大腿。

據長春市市長尚傳道先生回憶：“市民因輾轉在哨卡內外中間地區的，日有增加。餓殍載道，白骨累累。洪熙街、二道訶子等卡哨內外，屍橫遍野，呻吟之聲不斷，儼似人間地獄”，“卡哨以內居民，幾乎每家都有親人死亡，這是亙古少有的對人民的浩劫。”

10月20日，長春守軍放下武器。第二次“長城之戰”宣告結束。

　面對林彪及東野在長春實施“餓殍戰術”致使數十萬市民被活活餓死的嚴酷現實，《大公報》再次發出聲音。1948年9月30日，上海《大公報》發表記者張高峰的長篇通訊稿《我們要活命——長春50萬人民的控訴》(後簡稱《活命》)。在《活命》中，張高峰寫道：

“天黑了，人心也黑了，長春被圍困半年，五十萬人民餓得全成半死狀態、、、、、、三個卡哨以外的真空地帶，有十幾萬難民睡在被共軍鏟光了農物的曠野上，風吹雨打，奄奄壹息，人吃人的慘劇就在真空地帶演出、、、、、、死屍遍野，疫癧流行，人民死得太慘了，長春還是人的世界嗎？”

林彪“餓殍戰術”之要點有二：其壹是圍城斷糧；其二是不許百姓出城，可簡稱為“糧禁入、人禁出”。“糧禁入”屬於戰爭的常用手段。而“人禁出”才是“餓殍戰術”之關鍵！

　林彪實施“餓殍戰術”之目的是要造成壹種民與兵爭食的局面，迫使長春全城斷糧的局面盡早出現，逼迫國民黨部隊在全軍人馬有可能被活活餓死的結局面前不得不放下武器。

1948年5月間，正是農作物的生長期。林彪下令在長春城郊外發動了大規模的“鏟苗運動”。為了不讓壹粒新糧進入市區，林彪部隊將長春城外方圓四十裏的農作物全部被鏟光。

那麽，在林彪對長春實施“餓殍戰術”期間，長春城究竟有多少人被餓死？下面例舉關於長春被餓死的饑民人數之九種說法。

1) 國民黨長春市市長尚傳道的說法

　原國民黨長春市市長尚傳道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人民政府進城後，在卡哨內外地區掩埋屍體約8萬具。”

2) 鄭洞國將軍的說法

當年長春守軍總指揮鄭洞國在回憶錄中寫道：

“長春之戰餓死太多人!長春究竟死了多少人，各方均有統計。但難有統壹的權威數據。無論按照哪壹方的估計，因饑餓而死的長春市民都不下十萬。”

3) 國民黨《中央日報》的說法

　1948年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壹篇《長春國防守經過》中寫道∶“據最低的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裏，從六月末到十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十五萬具。”

4) 國民黨戰犯段克文的說法

段克文生前留下《戰犯回憶》壹書。網上傳言段克文在《戰犯回憶》中說長春圍城期間餓死了65萬人。而署名“林同”的作者在段克文去世時寫的紀念文章《另壹版本的戰犯改造：牢底坐穿的段克文》文中說：

　“段克文所著卅萬言鉅著《戰犯自述》，給世人寫下了不少珍貴的史料。早在沈陽軍區張正隆中校撰寫“雪白血紅”前十四年，他就向外界揭露了長春圍城時的慘景：城內羅掘俱窮，饑民吃完了曲子面、樹葉子、米糠、番瓜藤後，更出現格殺兒童煮食的恐怖事件。難免群逃到城外尋食時，共軍卡哨開槍狙擊，死屍遍地，腐臭難聞，餓死民眾不少於十六萬。”

5)日本人的說法

當時日本新聞界估計，在長春被圍困期間餓死約二十到三十萬人。當時留在長春的日本人大部份也都被餓死了。

6)解放軍作家張震龍的說法

1989年8月，張震龍在《血紅雪白》中，自1949年後第壹次向世人公布了第二次“長春之戰”的真相。張震龍在書中發出質問：“對於草民百姓的遍地餓俘和白骨呢？瞬間的屠殺與慢慢地餓斃，其間有殘忍與人道之分嗎？”

　關於長春饑民的死亡人數，張震龍寫道“圍困戰前，居民為五十萬左右。、、、、、、戰後長春只剩下十七萬人、、、、、、長春和廣島死亡人數大致相等。廣島用九秒鐘，長春是五個月”。

7)解放軍作家劉統的說法

劉統先生認同尚傳道的說法，即“12萬人死亡!這個驚人的數字遠遠超過遼沈戰役中敵我雙方傷亡的總和。”

8)中科院院士王大珩的說法

“聽說後來連吃死人肉的都有。據說，那壹次長春城裏活活餓死了15萬人!”

9)龍應臺的說法

臺灣作家龍應臺在她的《大江大海1949》書中這樣估算在長春被餓死的饑民數：

　“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裏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壹百二十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妳說那麽多‘蒸發’的人，怎麽了？餓死的人數，從十萬到六十五萬，取其中，就是三十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

　很清楚，龍應臺的“30萬”不是統計值，是計算值，是兩個端點數字(10萬和65萬)的算數平均值。

　壹般而言，自然人在斷食且飲水的狀態下，生命之延續壹般不超過12天。

1948年4月19日，第二次“長春之戰”爆發第二天，蔣介石在南京的選舉中當選總統。

5月20日，蔣介石在總統就職儀式上發表演說，蔣說，今天的戡亂軍事，決不是黨派意氣之爭，更不是什麽得失利害之爭，乃是民主對極權、統壹對禍國、人道對殘暴、生存對毀滅的全民族救亡自救的戰爭。

－－http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 ... 1609.shtml



2014年7月27日 林彪的東北野戰軍 竟然有大批日本關東軍

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務省調查局局長加藤松平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向外界公布：日本前關東軍官兵及其家屬，壹共有14萬人或被迫留在東北中共軍中服役，或滯留在中共控制區內生活；加藤局長肯定地認為，據他們周密調查，起碼有6萬名日本軍人直接為中共軍於前線工作，有教授士兵開炮打槍的，有教授飛行技術的，有跟隨部隊做出戰術指導的，也有駕駛坦克和國軍直接交戰的。以上記錄見諸於1948年9月29日的《紐約時報》。

當林彪部隊最危急的時候，已經被國軍攆的快逃進蘇聯國境，蘇聯在聯合國和美國壹起通過壹項決議，讓國民黨部隊立即停戰，國共雙方搞談判。談判當然只是蘇聯壹時的緩兵之計，等國軍發現上當了再次發起進攻，發覺打不動了，林彪的部隊好像個個吃了蟻力神，大力丸之類的仙藥，戰鬥力不但大增，武器也煥然壹新。戰鬥力增強主要是蘇聯把關集中營裏勞動的日本關東軍改編了二十萬加入林彪的野戰軍，並威脅這些日本朋友如果在戰場上逃跑，就把剩下的四十萬皇軍集體死啦死啦地幹活！武器用的全是蘇聯紅軍的裝備，只有軍裝是共軍的。

在東北，中共的技術兵種幾乎都是外國人，因為培訓起來需要時間，而從山東帶過來的十萬土八路幾乎都是文盲，給他們掃盲都需要大量時間，不要說讓他們去開飛機駕駛坦克，操作野戰火炮。剛好日本關東軍的素質就相當高，於是改編了壹大批，其中還有幾萬中共最早的鐵道兵。但消滅東北國軍的主力，還有大批蘇聯紅軍的參與。

在1937年至1940年期間，莫斯科通過外蒙和新疆為中共秘密運送了數萬支槍械。蘇聯紅軍於1945、1947年又兩次將日本關東軍的70萬支槍械（其中20萬支來自駐朝日軍）交給了中共。據原抗聯領導人彭施魯回憶，蘇聯還曾將在歐洲繳獲的部份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給中共。從1942年至1949年，美國通過大規模美援、為國民黨壹共才武裝了45個步兵師；但從1945到1948年之間，中共依靠蘇援槍械卻組建了210個步兵師。

不過斯大林還是不放心基本是文盲組成的林彪東北野戰軍的戰鬥力，命令蘇聯紅軍直接參戰。遼沈戰役是蘇聯將領親自指揮，以蘇聯軍隊為主體的加中共軍隊的混合軍隊完成的戰爭。勝利的基本原因，就是蘇聯的精銳的步兵、空軍、裝甲、炮兵，甚至海軍的全面參戰，導致國民黨被完全擊敗。例如錦州之戰完全由蘇軍獨立完成，四野的部隊不過是戰鬥結束後幫忙打掃了壹下戰場。

以後蘇軍又混編進四野，壹路打進關去，被俘的國軍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的貼身衛士在牢中交待說他在被押到城墻上的壹路，從共軍攻城的屍體中驚訝地看到技術兵種中有很多穿著共軍軍服的黃頭發的蘇聯陣亡士兵。14萬日軍，10萬朝鮮軍，10余萬關內幹部，30萬偽滿軍。好壹只日俄聯軍哦。

毛1948年還在夢中，說要打垮國民黨起碼還要五年，沒多久改口說看起來用壹年就可實現，原因就是街坊軍在蘇聯專家的指揮下，又有日、朝、蘇軍的加入，壹路勢如破竹。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4/0727/421598.html



2013年12月27日 [轉帖分享] 林彪：毛澤東是中國的禍害 周恩來算好人

《林彪日記》編者李德、舒雲致力搜集林彪史料20余年，為讀者揭開林彪身上的歷史迷霧。在《林彪日記》中罕見曝光了壹段林彪與兒子林立果有關中共領袖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人的對話，在談話中，林彪認為周恩來“是個好人”，而毛澤東則是“中國的禍害”。以下為《林彪日記》部分摘錄。

壹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小冊子（按：指《毛主席語錄》）出版。毛審閱，對“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的提法很贊賞，說：“好！是唯物主義觀，立竿見影可以不提。”毛說：“我的小冊子在書記處就通不過。那本《修養》，東西南北，遍地開花！”毛對劉、鄧、彭很感冒了。

壹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好不尋常！我、伯達、康生，成了毛生日座上貴客，還有婆娘（林彪私下對江青的貶稱）。毛喝了壹瓶白沙液（按：湖南第壹酒），翻來覆去問：“中央有人要搶班奪權，怎麽辦？要搞修正主義，怎麽辦？”又問：“軍隊不會跟著搞修正主義吧！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中央書記處都要排斥姓毛的。毛還是黨的主席、軍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個天翻地亂。”

壹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風吹得很勁。毛提出，讓葉群多關心政治大事，創條件參加實際壹線面上工作。問了葉群行政級別，說：“十四級，太低、太低！”毛的辦公室主任是七級、八級。毛說：“不能再幹等著，國慶節後準備對各大區第壹書記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義造反，中央不正確的就可以不執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變，不要怕亂，不要怕造反。大亂才能大治，是我革命鬥爭實踐中的思想理論結晶。”毛要從輿論上、組織上發動進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壹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陽謀外出，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經劉除“彭、羅、陸、楊”作第壹步，再通過毛的政治鬥爭綱領文件，鏟除劉、周、鄧，這是毛的陰謀。

（按：壹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十六日，會議通過由陳伯達、康生起草，毛澤東作了七處修改的《五壹六通知》。通過時，朱德、陳雲、李富春三人棄權。）

毛在會上指：劉鄧主要還是五十天的問題，能認識、檢討就可以了。會後，和伯達、康生、謝富治說：劉鄧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特別是劉。

壹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B52”（林私下對毛的稱呼）下指令，要整壹批不服氣、不買賬的老帥，借此以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的權力。婆娘、謝（富治）、張（春橋）鋒芒畢露，執行“B52”部署不遺余力，黨心、軍心、民心會發自內心：“毛主席萬歲！”

“B52”說：“亂壹亂怕什麽？大亂才能大治。”上海十多萬人參加武鬥，全市癱瘓。伯達問我意見，我意見很簡單：“武鬥不行。誰下命令都不行。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戰爭。我反對武鬥、打人”。我問總理：“上海是不是那個眼鏡蛇（林私下對張春橋的稱呼）搞的？”總理告訴我：“壹、很反對武鬥；二、情況不怎麽了解，要等最高指示。”

壹九六七年壹月九日：壹月革命，上海奪權鬥爭，是“B52”授權眼鏡蛇、婆娘搞的。全國各處，從上至下、天南地北展開奪權鬥爭。誰奪誰的權？婆娘代“B52”到處放炮，到處打、砸、搶、抓、鬥，到處埋下仇恨種子。

謝富治來說，婆娘想在軍委辦、總政治部掛個職。我問：誰的主意？我不信主席有這樣安排。我問了總理：“怎麽回事？”總理說：“聽了也當作壹風吹。”（按：林彪對毛看的很透。據汪東興回憶錄檔案，毛授意謝富治向林彪提議，安排江青到軍委辦掛個副主任，或到總政掛個副主任職務。林彪強調“要有主席批示或指示，才能安排”。將了毛壹軍，毛對林彪怵壹頭，只好作罷。）

壹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又是壹大創舉！從工人、農民中選拔學生上“B52”命名的“七二壹大學”。用不了五年，國防、科技、工業、學校、文化，都要鬧人才荒。

壹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壹日：總理送來黨章草案定稿，把我列為毛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我心不安，向總理提出：“是否不妥？誰提出的？主席意見呢？”總理告知：“是主席親自提議的，有指示。既然定了黨的副主席，當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順。”我還是建議征求其他同誌的意見。

婆娘來電恭賀我是主席唯壹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況下捍衛我、保衛我的壹套！話的主題還是要求安排她在軍隊擔任高職。（按：林彪列為毛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黨綱，以往所有公開材料，都回避這個關鍵問題。事實是毛親自提議的，這就證明了“九壹三事件”後中共所傳達的毛在六六年給江青信中對林的不信任，完全是偽造的。）

林彪父子兩個，在黑暗的書房裏聊天。

林彪經過長期的靜觀默察，終於丟掉幻想，對毛澤東的態度變得明朗起來了。他對兒子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說：“我最近看了好幾遍屈原，壹點用處也沒有，徒增煩惱。我們是軍人，應當有自己的辦事風格。”

林立果說：“我建議，先消滅周，毛不得不承認既成事實。”

林彪微笑著說：“周那個人，不是中國的禍害，甚至可以說是個好人。為什麽？因為他基本是在保自己，並不主動害人。這無可厚非。誰不保護自己呢？生物都有這種本能。中國的禍害是毛。他是主要矛盾。他不掌權了，什麽都好說了。”

林立果說：“可是毛周圍有周這樣貌似大忠、實則大奸的大幫兇，事情就難辦。”

林彪搖頭：“那等於自殺。妳殺了周，毛不認可，周身後的軍隊就出來勤王。妳覺得周恩來手裏的軍隊力量很大嗎？沒有我，他就是軍隊中最有實力的人。難道他的實力比毛澤東的還大？本來沒有毛的大，可是毛胡來，很多力量就被周揀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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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文革”中

解放後，林彪就稱病不出，他親自手書座右銘：張良範蠡，急流勇退。另壹張條幅：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他不與任何壹位中央首長往來，包括毛澤東。

壹九五七年盧山會議上打倒彭德懷，沒有人敢唱反調，有人誣諂彭德懷在紅軍時期就想奪毛澤東權，林彪站出來澄清事實，替彭德懷承擔。批判彭德懷，每個人要發言表態，林彪比眾人講話更“絕”：“在中國，不要想逞英雄，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 反話正說。

“文革”初期，毛澤東數次指令林彪進京，林彪不肯進京，從哈爾濱躲到大連。

十壹中全會前，毛澤東開了個小型會議，到會者有毛澤東、周恩來、陶鑄、陳伯達 、康生。毛澤東要選壹個接替劉少奇的人，五人按照毛的提議，各寫壹條，展示開來上面都寫壹個“林”，與會者都摸到了毛的心思。

據林彪身邊人講，林彪去見毛澤東，進門就向毛作揖，托稱身體有病，不願接任新職。毛澤東大怒，罵林彪：“妳想當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問政事)嚴斥林彪：“妳不想介入運動是假的！”

毛澤東從組織上規範了軍隊在運動中的位置，指示成立“軍委文革小組”，江青出任顧問，穿上軍裝以後，又擔任副組長之職，就像“中央文革”小組壹樣，她雖是副職 ，卻起著中心主導作用。 　　

為防止軍隊動亂，林彪指示秘書起草《軍委命令》，實際上是針對江青的預防措施 ，保護軍隊。

毛澤東退回了原件，批示：“此令作廢。軍隊要介入。軍隊不能成為防空洞、避風港。”

凡是反對江青及其“文革小組”的人，都被毛澤東點名打倒，諸如譚震林、陶鑄等等。在壹次接見造反派領袖的談話中，毛突然不著邊際的冒出壹句：“那個賀龍，到哪都帶著槍嘛。”僅此壹句，軍隊最高的元帥陣營開了缺口，軍內外造反派氣焰更加囂張，捏造出“帶槍的劉鄧”、“二月兵變”。毛澤東親自下令逮捕賀龍，停職審查陳毅。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批件上寫了數百字的批語，據看過批件的人透露，“總理把賀龍罵得狗血淋頭，沒說壹句好話。在陳毅的批示上，也沒有說好話”。不跟江青配合的朱德、 陳雲、劉伯承，都在內部做了檢討，從此閑置在家。

國家功臣元老，不論地方或軍隊，打倒的打倒靠邊的靠邊，江青得意之余給葉群打電話，輕飄飄的竟在電話上唱小曲。

在對待總主任蕭華的問題上，林彪曾壹再叮嚀葉群：“蕭華不能輕易點名打倒，這樣大的事必須請示主席。” 最終蕭華還是被江青打倒了。

在打倒楊成武事件上，林彪也做了抵制。葉群也勸過林彪：“江青倒楊的決心大 ，妳擋著，她背後那人妳得罪得起嘛！” 　　

林彪發脾氣：“妳以後少去釣魚臺！總長壹個接壹個打倒，我這個國防部長還怎麽當！任命是我簽字，打倒他我怎麽說！任命幾天就打倒，那個婆還把我放眼裏嗎，不理她！”

最終楊成武還是被打倒了。在駐京機關萬人批判楊成武的大會上，林彪被騙到會場，在毫無準備情況下，林彪被周恩來勸上臺講話。據“林辦”秘書們說，“林彪氣得語無倫次，講完話不跟總理打招呼就回了毛家灣”。林彪走後，周恩來上臺講話，並喊出“江青同誌萬歲”的口號。

毛澤東死後，公審“四人幫”，江青在法庭上大叫：“我是毛主席的壹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江青的可悲可惡的壹句話泄盡天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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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4日 毛澤東逼林彪出走，陷他於死地

問：本周二，是9.13事件45周年，這是中國現代歷史上壹個重要的日子。9.13事件給毛的文革敲響了喪鐘。妳今天的題目來解析這個問題，我想聽眾們會有興趣。

答：關於林彪所乘飛機為什麽會掉在溫都爾汗沙漠中，有幾種說法。官方只說“墜毀”，而各方研究人士的說法，大致有幾種：1. 以導彈擊落；2. 油量不足迫降失敗；3.機上發生搏鬥，飛機失控墜毀。我們先說蒙古政府於1971年11月20日發布的調查報告中的事實。蒙古政府當時和中共黨內鬥爭毫無牽扯，所說應該是事實。首先，調查報告認定因駕駛員所犯駕駛錯誤導致飛機失事，而飛機完全正常，油量也足夠，更不涉及導彈擊落問題。當時駕駛這架飛機的潘景寅是個經驗極其豐富的老飛行員，曾經是毛本人的駕駛員，1967年7月，武漢百萬雄師事件，毛倉促回京，就是坐的潘駕駛的飛機。但是這次他的飛行卻犯了最低級的錯誤。蒙古政府的報告明確指出，他是以600公裏時速，在機翼右側油箱帶有2.5噸燃油的情況下，強行著陸，而且不是主動迫降，因為飛機減速的襟翼完全沒有打開，飛機著陸燈也沒有打開。飛機撞擊地面時，引擎仍在高速運轉。所以蒙古認為飛行員未進行安全迫降的準備。換句話說，飛行員是以自殺式的行為讓飛機墜毀的。這是日本神風特攻隊的飛行方式。

問：我們知道，潘在9.13日淩晨0點05分接了壹個電話。他是在接到這個電話後，才開始準備飛的。

答：對，這個電話是誰打的，誰命令他違反壹切規範帶林彪壹家飛走的，這是關鍵的關鍵。但林彪死後，在軍中查處了那麽多人，幾乎是像篦子壹樣梳了個遍，卻從未有人去查這個電話。顯然，打這個電話的人壹查清，通話內容壹公布，9.13事件就全清楚了。

後來李作鵬壹句話說明了：“如果命令八三四壹部隊攔截，壹百個林彪也走不成”。更何況在林豆豆報告了林立果要帶林彪走，飛機就在機場了，這時不過晚9點，離林彪上飛機還有四個多小時。周壹個命令封鎖機場，林彪是插翅難逃。這壹群人卻幹等著林彪上了飛機。這明擺著是要逼林彪走。周給葉群打電話，就是為了打草驚蛇，就算林彪身經百戰，深知兵不厭詐，那個神經兮兮的葉群和毛毛躁躁的林立果還不壹驚就炸。可我們知道，以周恩來的天性，這天大的事，他絕不會獨斷專行，自行處理，必定是每個細節向毛匯報，等毛的指示。奇怪的是在這個驚天動地的行動中，偏偏沒有毛的壹點影子，壹絲蹤跡。這全然不符合毛永遠料敵之先、運籌帷幄的形象。但正因此，反暴露了毛的心機。毛要算計林彪是蓄謀已久，壹直在找機會。

問：從許多材料看，特別是從林豆豆的揭發看，林立果只是想拉林彪去廣州，實在不行就去香港，從未見他們討論過去投蘇的材料。

答：確實，我們接著往下分析，可能有些新設想。接著上面的話題。葉群接了周的電話後， 決定馬上走。周的這個打草驚蛇之計明顯奏效。可林豆豆急了，去找張宏，說他們馬上要走，妳不是答應要保護首長的嗎？可這時張宏態度大變，壹副不理睬的樣子，就是不采取任何行動，明擺著是接到了命令，不許采取措施。林豆豆再逼他，他給北京掛了個電話，壹邊聽話，壹邊點頭，放下電話對林豆豆說，“中央指示妳們跟著上飛機，跟著走”。這就明明白白亮出了底牌，中央要讓林彪走，這個“中央”只能是毛。但毛要這麽寬宏大量地“捉放曹”，他就不是毛了。他讓林彪走，卻要讓他去赴死。這個任務要由潘景寅來完成。潘赤膽忠心地完成了這個任務，所以，受到林彪案牽連的那麽多人，鄧小平獨獨表揚他是個好人。

問：那麽讓潘景寅帶林彪飛，這個神秘電話可能是誰打的呢？

答：潘本來已接到空軍司令吳法憲的命令，“不管是什麽人下命令，飛機也不準起飛”。吳是潘的頂頭上司，他當然保證服從，所以讓他改變主意帶林彪飛的這個命令，只能來自比吳更高的人，那就是毛、周。可毛是不會直接給潘下命令的，他永遠是借刀殺人，要殺林彪只能借周的手。周可憐啊，有林在，在毛面前還有個擋頭兒。沒了林，他就是腹背受敵。

我們再來看周恩來知道飛機墜毀的消息後的表現。先是如釋重負，連連說“摔死了，摔死了”，我猜他這是因潘完成了任務而松了口氣，然後去找毛匯報。可在9月21日，周開完會後，當只剩下紀登奎和他兩人時，他突然大哭起來。紀登奎安慰他，他卻搖頭說：“妳不懂，妳不懂，事情還沒完”。我猜這大哭中就有對潘景寅的悔意。因為他實際上不能照料潘的家屬，否則就露了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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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9日 林彪專機的黑匣子找到了 內幕很驚悚

何仁義：“9.13事件”有三個重大的疑問。

第壹，林立衡在9月7號就知道了葉群和林立果有帶林彪去香港躲避的計劃。林立衡在9月7號就把這個計劃告訴了林彪的警衛劉吉純和李文普，並要求他們阻止這個計劃。所以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在飛機出事的5天前就知道了葉群和林立果會采取激烈的行動。問題是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對此做了什麽應對計劃？采取了什麽措施？”

何仁義：“第二，專機機長潘景寅在起飛前為什麽沒有叫醒兩位副駕駛，領航員，和通訊員這四個人？為什麽潘景寅要壹個人飛？”

何仁義：“第三，專機升空之後往南飛了壹陣子。然後專機轉了壹個非常大的彎才把方向轉成往北飛。為什麽專機起飛之後不馬上轉彎？為什麽專機要轉壹個那麽大的彎？是不是因為潘景寅不想讓飛機上的其他人覺察到他在轉彎？”

何仁義：“等會兒我會放飛機上談話的錄音。飛機上有機長潘景寅，三個機械師李平，邰起良，和張延奎。乘客有林彪，葉群，林立果，小艦隊成員劉沛豐，和林彪的司機楊振剛。劉沛豐把小艦隊的電臺帶上了專機。錄音的話筒在劉沛豐的衣服口袋裏。在北京的黃永奎把電臺裏傳過來的聲音都錄在錄音帶上了。由於在12號晚已經服了安眠藥，林彪在飛機上壹直都在他自己的艙裏睡覺。這段錄音從俄羅斯絕密檔案館解密，裏面記錄了飛機墜毀前最後5分鐘的事情。大家請聽吧。”

何仁義在桌子上的壹個電腦上點了壹下，當年的錄音就從講臺上的兩個音箱裏播出來了。

256號林彪專機，夜晚

林立果：“幾點了？”

劉沛豐：“兩點27分。”

林立果：“我們到哪兒了？”

劉沛豐：“我去問問。”

劉沛豐走進駕駛艙。

劉沛豐：“老潘，我們到哪兒了？”

潘景寅：“我們在湖南。”

劉沛豐：“還要飛多久才能到廣州？”

潘景寅：“再飛半個小時就可以到了。”

劉沛豐回到普通客艙。

劉沛豐：“老潘說在湖南。再過半個小時就到廣州了。”

林立果起身進林彪的貴賓艙，向葉群匯報。

突然壹聲爆炸聲，飛機劇烈地晃動了壹下。

林立果：“怎麽回事？”

劉沛豐：“好像起火了！”

林立果：“右機翼起火了，老潘！”

潘景寅：“是嗎？會不會是敵人導彈打過來了？”

林立果：“妳說什麽？什麽敵人？”

潘景寅沒有回答。這時葉群，楊振剛，李平也開始說話。潘景寅開始讓飛機轉彎。劉沛豐，林立果，葉群三個人走進了駕駛艙。

葉群：“怎麽回事？”

林立果：“老潘，妳怎麽轉彎了？為什麽要轉彎？”

潘景寅還是沒有回答。

葉群：“我們現在在哪裏？”

潘景寅還是沒有回答。

林立果：“妳說話呀，老潘！”

這時飛機又劇烈地晃動了壹下。

潘景寅拿起壹個話筒帶著哭腔喊話：“王主任！王主任！請回答！”

楊振剛在駕駛艙門口急了，大嗓門的吼起來：“機長，妳在跟誰講話？”

潘景寅還是不說話。

林立果突然說：“剛才的響聲是定時炸彈爆炸。有人要謀害首長。”

這時飛機開始往下沖。

潘景寅：“糟糕！糟糕！”

劉沛豐拿出手槍頂著潘景寅：“到底是怎麽回事？”

潘景寅：“我們在蒙古。現在在往國內飛。”

劉沛豐：“蒙古？”

林立果：“蒙古？”

潘景寅：“起飛前，王主任給我打了電話。要我把專機飛進蒙古。然後等他命令。可是他已經不和我聯絡了。”

劉沛豐：“妳為什麽不叫上兩個副駕駛？”

潘景寅：“王主任說這是特殊任務，不需要他們參加。”

林立果：“我們進蒙古多久了？”

潘景寅：“我不知道。大概有10分鐘了。”

葉群：“進了蒙古，我們就都成叛徒了。”

林立果：“我們死在這裏，叛徒的帽子就永遠地戴上了。”

潘景寅：“我真傻啊！葉主任，我對不起首長。”

（這時飛機還在繼續往下沖。）

潘景寅對著話筒說：“機務艙，把三個引擎全關了。”

潘景寅：“速度還是減不下來。減速板已經失靈。說不定已經脫落了。襟翼控制也失靈了。”

林立果：“趕緊迫降。”

潘景寅：“已經失控了。有人對飛機做了手腳。”

楊振剛：“機長，我不能死。我還有老婆孩子啊！”

潘景寅盡量壓制著心裏的悲痛，但還是哭了。

過了幾秒鐘，潘景寅對著全飛機廣播：“飛機馬上要著陸了。大家趕緊回座位坐好。扣上安全帶。把鞋子脫掉。是死是活就看老天的了！”

景寅泣不成聲地對著全飛機廣播：“林副主席，小潘對不起您哪！”

音箱裏傳出壹聲巨響。然後就沒聲音了。

三叉戟的空難是怎樣發生的？

飛機翅膀下外卷的大洞是微型炸彈炸的？是炮彈洞穿的？還是迫降後翅膀插地，油箱中的余油沖開輸油孔，爆炸成的？

很多蒙古人看到三叉戟在空中起火，孫壹先和沈慶沂也問過壹位蒙古老大娘，她證實是親眼所見。林彪座機為什麽會在空中起火？除了像克什米爾號壹樣安裝微型定時炸彈引爆發動機，是地對空打的？還是空對空打的？

四十年了，上述壹切至今仍是謎團。

空軍情報部9.13晚上對三叉戟航跡線進行了準確的追蹤，在地下指揮所坐鎮的李德生不禁破口大罵了壹句臟話：“空軍情報壹條條往上遞，總參情報上不來！”三叉戟飛過蒙古邊境，空軍的情報中斷了，但是空軍情報部仍舊截獲三條蘇聯情報：“大型目標不清”；“大型目標著火”；“大型目標墜毀”。空軍監測到墜毀地點。第壹條情報被王飛壓下。第二條李德生不相信，問在場的人：“飛機在空中能著火嗎？”第三條來了，李沒有說話。

第二天蒙古情報也到了：“發動機起火，墜毀。”墜毀地點與空軍監測到的壹樣。李德生才高興起來，表揚空軍情報部：“妳們這次做得不錯。”毛澤東則說：“這是最好的結果。”

壹個星期之後，空軍司令部，包括9月13日夜裏獲得李德生表揚的情報部，空軍政治部，空軍後勤部都垮了。抓的抓，關的關。各地飛行師都被陸軍接管。

“9.13”事件不但牽連了對“9.13”毫不知情的黃、吳、李、邱四名高級將領，還懲罰了軍內十幾萬人，連帶他們的家屬，使“9.13”變成株連幾十萬人的大災難。

－－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228702



2019年11月10日 令人瞠目！鄧小平怎麽可以如此卑鄙...

筆者從邱會作回憶錄中看到壹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話，是鄧小平曾經棄軍逃跑。

邱會作回憶道，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澤東談到對鄧小平的評價，說：“鄧作了許多壞事，壹條是棄軍逃跑；壹條是到北京後與劉少奇、彭真搞到壹起。”（《邱會作回憶錄》，頁628）鄧的這段經歷，在《紅七軍簡史》中有記載，軍內高層盡人皆知。

鄧自己也承認這回事，只是回避“棄軍逃跑”幾個字。文革開始兩年後的1968年6月至7月，鄧向中央寫了壹份《我的自述》，其中說：“現在我認識到，當時失去聯系的兩部分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作為主要負責人的我，在這種情形下離開部隊是絕對不應該的，是嚴重的政治錯誤。”1972年8月3日，鄧致信毛澤東，說道：“我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壹，是在1931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據知情人說這壹段歷史是這樣的：1929年底，鄧小平受中共派遣，與陳豪人、張雲逸等組織“百色起義”。“百色起義”前的關鍵時刻，鄧小平第壹次面臨危險拋卻部隊逃之夭夭。後來，組成紅七軍，李明瑞任紅七軍總指揮，張雲逸任軍長，鄧小平任政治委員和前委書記。1931年初軍長張雲逸與政委鄧小平各率壹部由廣東到江西與中央紅軍會合，進入江西不久被敵軍截斷，兩部失去聯系，鄧帶領壹部分部隊到了江西崇義。幾天後，鄧去傑壩找贛南特委接頭。此時，敵軍對崇義紅軍發起猛攻。由於敵我力量懸殊，情況緊急，部隊急切等待著最高首長鄧小平指揮部隊或抵抗，或突圍。這時，鄧就在崇義附近的山頭上，聽到前方槍聲緊急，嚇破了膽，立即決定棄隊逃走，並帶走了許多軍餉。非常明顯，鄧是為了保命臨陣脫逃，做出了這種無恥勾當。這是鄧第二次棄軍逃跑。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實實在在地當上了中國的“太上皇”。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鄧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是總書記。鄧為了自己當上“合法”的中央軍委主席，把中央軍委主席由中共中央主席擔任的規定，改為：“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產生”。這樣，他得以以壹個政治局常委的身份當上中央軍委主席，上演了壹出“削履適足”的醜劇——削中國共產黨黨章之“履”，適鄧小平想當軍委主席之“足”。

五年以後，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鄧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了，人也已經到了超高齡——八十三歲，但是，這位自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的人，還舍不得“軍委主席”這把椅子，還想坐幾年。可是，十二大的黨章剛剛為他規定軍委主席要由政治局常委擔任，怎麽辦？於是，共產黨的“代表大會”又壹次“聽黨的話”——“聽鄧的話”，再次“削履適足”，把十二大剛剛為他量身定做的黨章，又改為：“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從而，壹個黨員當起了中央軍委主席，掌握指揮號令三軍的大權，掌握按動核按鈕的大權！（中共中央總書記為軍委第壹副主席，是黨員鄧小平的下級）。

鄧小平還把中共中央總書記視為他的“大秘書”（趙紫陽語），把政治局常委視為掌中之物，他不是政治局常委，更不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但是，他卻壹個通知，就把政治局常委召到自己家裏，由他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國家命運；他可以超越政治局常委會，超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頤指氣使，下達命令，而且下達了壹個把中國共產黨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命令。

鄧小平壹旦掌握了實權，依照他的品質，可怕的後果就壹幕壹幕地演出了。鄧是什麽事都敢做的。看看鄧小平爬上“太上皇”寶座後的作為，即可壹目了然。僅舉數例：

1，所謂“對越自衛反擊戰”，完全不是什麽“自衛”，而是中共發動的壹場徹頭徹尾的侵略戰爭。

2，從1981年到1989年的短短八年時間裏，鄧悍然拿下三個中共中央壹把手——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其手段之流氓殘忍的程度可謂空前，最後竟然把總書記趙紫陽以“莫須有”的罪名軟禁了十幾年，壹直到死。

3，運用職權圖報復，泄私憤，悍然“審判”所謂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有“罪行”要審，沒有罪行捏造“罪行”也要審——這就是鄧的信條。

4，已經八十五歲的鄧小平，淩駕共產黨中央，淩駕人大和憲法，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韙，調動幾十萬最精銳的野戰軍，對和平請願、手無寸鐵的莘莘學子大開殺戒，並且狂妄叫囂“殺二十萬學生，換二十年穩定”；屠城後，全國大抓捕、大清查。鄧咬牙切齒地叫囂“連百分之壹的寬容也不給”！開創了中外現代史上最兇殘、最血腥的記錄，斷送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走向民主化的前程。

5，網絡上又揭露出驚人史實，據紀登奎的兒子紀坡民披露：1975年8月初，河南省南陽、駐馬店、許昌、周口等地區遭遇罕見的特大暴雨，引發洪河、潁河暴漲，眾多水庫面臨垮壩危險！河南省領導人立即向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李先念報告險情。紀、李認為只有動用部隊才能化險為夷。當時鄧小平任第壹副總理和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有權力和能力調集部隊參與搶險。8月7日22時45分，李先念給鄧家裏打電話。鄧榕（鄧小平的女兒）接到電話後說鄧不舒服，已經入睡。李說發生了非常危急的情況，必須叫醒。但鄧榕堅持說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說，並掛斷了電話。8日零時20分，情況十萬火急，河南省領導人直接向李先念要求動用空軍。李先念、紀登奎再次給鄧打電話，要求動用空軍，但電話再次被鄧榕掛斷。李先念和紀登奎急得跳腳也無可奈何。40分鐘後，水庫決口，高漲的洪水漫壩而過，洪水像脫韁的野馬沖出板橋水庫，以每秒6米的速度鋪天蓋地向下遊沖去。僅僅6個小時，板橋水庫就傾泄7億立方米洪水。沈睡在夢鄉中的人們，剎那間變成水底冤魂。幾天之內，河南省駐馬店等地區壹萬多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共計六十多個水庫相繼發生垮壩潰決，近六十億立方米的洪水，使東西壹百五十公裏，南北七十五公裏範圍內壹片汪洋。壹千多萬人受災，二十多萬群眾死亡。

其實，當晚鄧並沒有生病，也沒有入睡，而是在打牌，壹直打到8日清晨。非但如此，鄧小平對這壹災難長期禁錮封鎖，使民眾不知道真相。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commen ... 20601.html?



2018年3月19日 “西單民主墻”前後的鄧小平

當鄧在中共內部權鬥中立足未穩，需要利用民間力量打擊政敵的時候，他就打扮成開明、民主的形象，放任、鼓勵西單民主墻的發展。壹旦把華國鋒趕下臺，他立刻卸磨殺驢，對參與西單民主墻運動的民眾大開殺戒，關的關，判的判，將反對中共極權統治、爭取自由人權的聲音壓制下去。

毛澤東死後不久，文革結束，中國出現了壹個民間自由思想的短暫活躍期，史稱“北京之春”。它發端於西單民主墻。它位於北京城西單東北角，是壹道200米的灰色矮墻。

1978年9月，《中國青年》復刊號刊登了四五運動的報導和詩選，被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下令查封。有人將該雜誌壹頁頁撕開貼到西單墻上，吸引了很多人圍觀。此後，大字報、小字報不斷，幾百米的灰墻全被貼滿，層層覆蓋，圍觀者裏三層外三層，有時多達四五千人。站在裏面的人高聲念，外邊的人邊聽邊點頭附和、議論、記筆記、照相。外國記者夾雜在人群中，忙著攝像、與中國人隨意交談。

1978年11月26日鄧小平對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11月27日，在會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時，鄧小平明確表示：“民主墻”是好事，人民有這個權利。

社會上有人開始稱鄧小平“鄧大人”、“鄧青天”；他作為1978年度世界風雲人物，登上了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人們以為中國自由民主的春天真的來了。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召開，無論對於鄧個人還是中共來說，這次會議都是重要的轉折點。鄧扳倒了華國鋒，確立了他在中共的中心地位，他感到自己和中共已度過了危機。壹朝大權在握，立刻對爭取自由的民眾變臉，重新回到政治極權、定於壹尊的老路。

3月29日，北京市發布《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通告》，明令禁止言論自由。當日，魏京生等人因“反革命罪”被捕。

逮捕魏京生的第二天，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題的長篇講話。他指責爭取民主權利是“少數壞分子鬧事”，是“公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嚴重破壞工作秩序、生產秩序和社會秩序”。他斬釘截鐵地宣布“必須堅持射穢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思想”的四項基本原則。

不久前還被鄧大力支持的民主墻和“四大”，成了大開殺戒的目標。

1979年11月，中共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作出決議：取締西單墻。

1980年9月，根據鄧小平的提議，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取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5條中規定的公民擁有“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四大”權利。

有網民評論說：“民主是鄧手裏的武器。他要打倒華就拿起這個武器。等華倒臺了，他就又取締了這個武器，因為他發自內心地害怕別人或人民用這個武器把他打倒。”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8/3/16/n10223963.htm



八六學潮 －－維基百科

八六學潮是指中國大陸各地高校學生自1986年12月上旬至1987年初接連發起的“民主”學潮。

1985年12月，同濟大學陳破空等10名研究生上書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呼籲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進程。胡耀邦指派兩名中宣部官員到上海與陳破空等研究生對話。這被視為八六上海學潮的預兆之壹。胡耀邦被大學生視作中共高層開明派而受到尊崇。

1986年6月10日，時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與趙紫陽、余秋裏和萬裏等人開會時談到有關“政治改革”的話題。鄧小平說：“1980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

1986年11月初，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和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到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向學生作演講。同濟大學研究生陳破空等人為方勵之組織了規模空前的演講會。

1986年12月4日晚，方勵之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內競選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的演講會上說：“我認為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則得到了會被收回去的”。

1986年12月5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因不滿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問題，聯合安徽大學等高校4000余名學生走上街頭遊行，強調人們有權利提名自己的候選人，並在政治上擁有自身的發言權。此次遊行標誌著“八六學潮”的正式開始。同日，中共上海市委在部分高校負責人會議上要求“改進學校工作，澄清模糊觀念，不讓學生上當”。

1986年12月9日，由於政府方面封鎖消息，也不對學生的主張予以回應，合肥市的高等院校發生學潮。包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安徽農學院、安徽中醫學院、安徽教育學院等大中專院校5000多名學生，陸續上街遊行，抗議合肥市人大未按法定程序組織進行選舉工作。學生在遊行中高呼“爭取民主自由”、“打倒獨裁”、“不自由毋寧死”等口號。在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管惟炎、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和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系主任、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溫元凱等人公開支持學潮的情況下，引起了包括武漢大學在內的武漢市高校的共鳴。12月9日，武漢市兩所大學約兩千五百名學生走上街頭示威，指責政府方面幹預基層人大代表的選舉。

1986年12月18日，上海同濟大學1000多名學生以“民主、自由、人權”為口號舉行街頭遊行，部分學生更是自12月18日起連續5天上街遊行。

1986年12月19日，上海財經大學校園裏出現了六張“要人權、要自由”的大字報。當天下午，同濟大學聯合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幾所高校共約五千名學生，上街高舉“爭民主”、“爭自由”的標語遊行，並在人民廣場集會，希望面見時任上海市市長江澤民。當晚6點，上海財經大學派出壹輛大客車去人民廣場接學生，但未接到（事後知道學生已移到外灘）。傍晚7點多鐘，部分參加遊行的學生湧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門口，造成外灘壹帶交通阻塞。晚上8點，時任上海市副市長葉公琦與部分學生代表進行對話。深夜，時任上海市市長江澤民趕到市政府大樓，勸在場學生返校。

1986年12月20日，上海天氣嚴寒，卻成為學潮最高峰的壹天。淩晨，上海市公安局采取行動，強行驅散近千名靜坐示威的學生，用汽車把學生分別押送回學校。由於強行驅散的手段引起示威學生的不滿，隨後約有六、七萬名學生與上海市民集結在人民廣場，向市政府方面提出四點要求：1、要求民主；2、要求新聞自由；3、承認民主運動合法；4、保證學生人身安全。到早晨6時左右，上海財經大學仍有學生在外灘參加集會。下午5時以後，上海財經大學約有兩百名學生在外灘、人民廣場等地集會、遊行、演說。當晚，時任上海財經大學副校長陳和本帶領系總支書記、班主任等去人民廣場和外灘做學生工作，並派車押送學生。同日，廣州中山大學400名學生發起聲援合肥中國科大的遊行活動，聚集到廣州市人民政府門前示威，向政府代表提出多項訴求：1、要求實行競選制度；2、（學生）指責人大是“鳥籠”，要求三權分立；3、反對搞“第三梯隊”；4、要求新聞、出版自由；5、改善校園生活環境。

1986年12月22日，上海財經大學約有二十名學生打著校旗同上海外國語學院學生壹起在上海市百壹店附近遊行。校園內又貼出了約三十張大、小字報，標語。同日，江蘇省南京市的四所大學學生聚集在江蘇省人大常委會門前，高喊“還我民主與自由”。

1986年12月23日，在北京，清華大學近千名學生聯合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走上北京市街頭聲援合肥及上海的遊行。在安徽合肥，包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安徽工學院、合肥聯合大學在內共1000多名學生，打著“聲援上海學生”、“抗議暴行”等標語上街遊行，到合肥市人民政府廣場靜坐，並向市政府秘書長提出了10點要求，即《中國科大師生關於民主化進程的宣言》。此次學潮也陸續波及阜陽、徽州、安慶、蕪湖、銅陵等安徽省地市的大專、中專學生。

1986年12月27日，上海市的學潮開始平息。

1987年1月1日，清晨，當時的北京市海澱廣播站開始廣播“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即《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幹暫行規定》）”，廣播宣布未經批準的遊行是非法遊行，參加非法遊行者將被依法懲辦。當時許多高校幹部在各高校學生宿舍門口觀察學生出入情況，但仍然有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的部分各高校學生前往天安門廣場和東長安街集會遊行。傍晚，參與遊行的學生被抓的消息傳到北大校園。據估計，遊行學生中有83人被捕，其中北大學生有35人。北大學生立即在校內集會遊行，即為“元旦風波”。遊行學生向政府方面提出了包括釋放全部被捕學生，公正報道學潮等4條要求。隨後約5000余名學生遊行前往天安門廣場和公安部。最終政府方面於1月2日淩晨釋放了全部被捕學生。至此，北京的“元旦風波”被平息，標誌著前後歷時27天的“八六學潮”結束。

隨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正式開始，國內媒體紛紛載文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其中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的言論受到重點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被視為“八六學潮”的主要思想根源。

1987年1月10日~15日，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在黨中央壹級召集了黨的生活會。會上胡耀邦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辭去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要求。

198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改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領導班子。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管惟炎和副校長方勵之同時遭到撤職，管惟炎和方勵之調中國科學院有關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同日，中共中國科學院黨組決定：免去管惟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副書記和研究生院院長職務，管惟炎調北京物理所任研究員，方勵之調北京天文臺任研究員。

1987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為“主張思想解放”等“重大政治問題上的失誤”而辭去總書記的職務。該職務由趙紫陽代理。

1987年1月17日，中共安徽省紀委宣布開除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的黨籍。

1987年1月23日，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被中共《人民日報》機關紀律檢查委員會開除黨籍。

上海同濟大學研究生陳破空於1987年畢業後分配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開始在廣州傳播八六學潮爭民主的主題思想，與廣州當地的活躍人士壹道，策劃醞釀1989年的民主運動，並成為廣州八九民運的發起人和組織者。積極參與八六學潮的北京大學研究生劉剛、封從德等人後來也分別成為北京八九民運的發起人和組織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八六學潮



六四事件 －－維基百科

六四事件又被稱作六四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或是八九學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歐美國家則以天安門廣場抗議或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稱呼這次事件。

1989年4月15日，曾先後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因心臟病發作而逝世，隨後引起學生強烈回響與悼念，並成為群眾聚集的最初動力。4月15日以後，壹些悼念胡耀邦的民眾也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自發組織小規模集會。同壹天，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也在校園內設立胡耀邦的靈堂，北京當地學生陸陸續續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4月16日，位於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學生也開始組織類似的小規模學生聚會。

4月17日，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為了紀念胡耀邦而制做了大型花圈，在同壹天有更多群眾集結在天安門廣場上。下午5時，500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共同抵達靠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東門，表達哀悼胡耀邦之意。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學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學校學生的遊行活動，很快地近千名來自清華大學的大學學生也參加遊行。兩隊學生抵達天安門廣場後，很快就與先前聚集在廣場上的群眾會合。

4月18日上午，學生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4月20日，大部分學生已經被說服離開新華門；不過之後警方便以警棍強制驅散仍堅持繼續靜坐的200名學生，雙方之間隨即爆發小規模的暴力沖突。許多學生認為他們遭到警方虐待，有關警察采取暴力驅離的傳聞也迅速蔓延開來。

新華門事件激怒了許多校園裏的學生，許多過去沒有積極參與政治事務的學生也因為這次事件而決定加入抗議活動。在這段期間，壹群自稱“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到處發布兩份具挑戰中央領導集團統治的傳單。

在4月22日當天，有三名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的階梯上，表示要提交請願書，並要求獲得國務院總理李鵬的接見。然而沒有任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自人民大會堂出現，這使得絕大部分學生感到失望與不滿。

在4月23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並選舉當時就讀中國政法大學的周勇軍擔任主席，而北京大學學生王丹、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吾爾開希也被推舉為各自學校的學生代表。隨後北高聯呼籲北京市的所有大專院校全面並無限期的罷課，以表抗議訴求。另外壹方面，位於湘潭市的湘潭大學學生也發起抗議行動，並且獲得許多學校教授支持。同時武漢市當地的大學學生也組織起來，共同抗議湖北省人民政府。

4月25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前往鄧小平的住處會見鄧小平，鄧小平同意政府采取強硬立場。鄧小平還表示應該借由大眾媒體適當地發布“警告”，借此抑制示威活動不斷傳播而擴大。

4月26日時，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四二六社論），指責“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陰謀推翻中國共產黨和現行的政治制度。然而這項聲明激怒了學生，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故意要對付抗議活動。最後社論並沒有令學生放棄示威活動，反而促成更多學生願意團結，並共同表態支持學生活動。

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下，有五至十萬名來自北京市各大學的學生在4月27日集結遊行，經由街道前往天安門廣場。學生團體成功通過警方設立的封鎖線，並沿途接受以工廠工人團體為首的市民廣泛支持。

在5月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上，趙紫陽和李鵬再度針對這壹議題有所沖突。當中趙紫陽認為先前強硬派的作法已經證明並無實際的效力，因此政府特別允許這次活動才是唯壹的選擇。

對於李鵬認為國家的穩定發展應該優先於任何事項，趙紫陽則反駁說中國共產黨應該表態支持擴大民主和提升透明度的要求。最後在趙紫陽強力推行下，政府決定展開進壹步的對話。趙紫陽隨後開放新聞媒體積極報導抗議活動的發展，並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間發表了兩次同情示威群眾的演講。趙紫陽發言中提到學生關切政府官員貪腐的問題是正當的，同時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應該被視為壹種愛國表現。在5月4日當天，有十萬名學生在北京街頭遊行以紀念五四運動，同時再度重申先前示威遊行所提出的要求。趙紫陽的發言實際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內容，這讓很多大學生都滿意政府所做的讓步。5月4日結束時，除了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學皆宣布罷課行動結束，隨後大部分學生也逐漸失去參與抗議活動的興趣。

在面對學生團體內部不和以及參與群眾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包括王丹和吾爾開希等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學生領袖要求采取更激進的作法來恢復抗議聲勢。其中他們認為中國政府所提出的“對話”只不過是壹種誘騙學生就範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開始動員學生準備進行絕食，希望能夠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

自5月13日開始展開絕食抗議，促使其他城市的大學也陸續組織了抗議和罷課行動，同時有很多學生也紛紛前往北京市參加示威遊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約有3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時有關采訪六四事件抗議群眾的審查限制獲得明顯地開放，國家媒體開始播放包括絕食在內關於同情抗議群眾的影像。

絕食抗議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國各地對於學生的支持和同情，並且在5月17日至5月18日期間數百萬名居住於北京市的各行各業居民共同發起示威遊行；參與者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人、警察人員、中國共產黨黨員或者是低階的政府官員，同時許多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及政府資助的工會也鼓勵其成員公開參與遊行活動。

至此原本於四月底聲勢衰退的抗議行動重新獲得聲望，5月17日時來自中國各地的學生陸陸續續湧進首都北京市以參與學生運動；而在中國各地四百多個城市也爆發規模不壹的抗議活動，其中包括福建省、湖北省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當地的中國共產黨黨部甚至都遭到學生示威遊行的影響。由於絕食抗議的行動其本身便具有“犧牲特質”，這使得無論是權威性還是合法性都因此而逐漸喪失的中國政府感到十分棘手。在種種因素所形成龐大的壓力情況下，中國政府內部開始討論將戒嚴作為壹種應對示威活動的可行手段。

5月19日淩晨，趙紫陽則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陪同下前往天安門廣場，而聽聞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鵬則是抵達廣場後馬上離開。趙紫陽在淩晨4時50分時借由擴音器直接呼籲學生結束絕食，並且告訴學生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那壹天。這是他最後壹次公開露面。

隨著示威活動不斷升級並且擴大，最後作為軍方最高領導人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決定采取果斷行動。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的住所召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趙紫陽不斷讓步的處理方針遭到了其他成員的批評，其中李鵬和鄧小平宣稱趙紫陽於5月4日發表的和解談話使得學生不再懼怕中國政府。

同日傍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中南海制定有關戒嚴之計劃，期間趙紫陽表示由於無法實施戒嚴而準備辭去職務，同時他也不確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投票做出的戒嚴決定是否具有法律約束力。之後胡啟立亦表示他並不願意實施戒嚴。

5月20日，中國政府正式宣布實施戒嚴，並且從5個大軍區中動員了至少30個師的兵力，其中在中國人民解放軍24個集團軍中便至少有14個被要求部署軍隊。其中多達250,000名士兵借由最終被送往首都北京市進行部署，其中有壹部分軍隊則借由空運和鐵路運輸前往各自的目的地，而廣州民航當局甚至還事先安排普通機票以準備隨時運輸部隊。然而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部隊進入城市後隨即遭到大量集結的群眾攔阻，在受到大量群眾包圍軍車隊伍並且阻止其進退的情況下使得部隊在郊區無法繼續前進。抗議群眾也紛紛向士兵發表演講並且呼籲後者加入他們的行動，同時示威群眾還提供士兵食物、飲用水和相關用品。在部隊遲遲無法向城市內部推進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於5月24日下令所有軍隊撤退至各個城市外的基地駐紮著。

在5月27日時，香港將近三十萬人參與在跑馬地馬場舉辦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不少香港名人應歌唱邀並且表示對北京學生的支持。隔天，在李柱銘、司徒華和其他組織的領導人領導下，香港150萬名群眾聚集在於香港島發起了大規模的抗議遊行，而同壹天世界各地也發起了全球華人大遊行的活動。

6月2日晚間，壹輛警方吉普車在行進時不慎撞擊4名平民並且造成3人死亡，這件事造成示威群眾開始擔心軍隊和警察試圖進駐天安門廣場。對此學生領袖隨即發出緊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設置路障以防止部隊進入城市中心。6月3日上午，學生和居民則發現有身穿便衣的軍隊試圖攜帶武器進入城市，學生團體隨即將其抓住並且把武器交還給北京市警方。學生隨後於中南海的門口外進行抗議活動，但是遭到警方發射催淚瓦斯驅趕。

3日傍晚，中央電視臺的新聞廣播稱戒嚴部隊將會鎮壓動亂，並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門廣場。

6月3日晚間，解放軍部隊從北京市各個方位逐步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分別由第３８集團軍、第６３集團軍和第２８集團軍負責西面；空降兵第１５軍、第２０集團軍、第２６集團軍和第５４集團軍負責南面；第３９集團軍和衛戍第１師負責東面；以及第４０集團軍和第６４集團軍負責北面。大約晚上10時，第38集團軍在廣場西方約10公裏的長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開始向示威群眾開槍。當天晚上，32歲的航天技術人員宋曉明成為首位經證實的死者。之後軍隊遭指控使用射入人體會碎裂，進而造成嚴重創傷的達姆彈。

晚上8時30分時，由於軍隊的直升機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空使得示威學生在各個大學校園呼籲學生加入其行列。晚上10時，示威學生依照預定時間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舉辦天安門民主大學的成立儀式。但是10時16分時，由政府控制的擴音器警告說部隊可以在實施戒嚴期間采取任何強制執行的措施。晚上10時30分，隨著看見軍隊以實彈射擊的目擊者陸陸續續從北京市區西側和南側進入天安門廣場，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學生與群眾也了解到有關暴力事件的消息。在午夜時分，學生擴音器則宣布壹名學生在靠近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西長安街遭到殺害，這使得待在廣場上的群眾陷入憂郁情緒。學生指揮部副總指揮李錄隨即要求學生保持團結，並且堅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爭取繼續占領天安門廣場；淩晨0時30分，吾爾開希則指控壹名北京師範大學女學生在晚間離開校園後遭到殺害，之後吾爾開希便因為突發昏厥而被救護車帶離廣場。而在這時候，仍然有70,000人至80,000人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上。

淩晨約1時30分，第38集團軍和空降兵第15軍的隊伍前沿分別到達天安門廣場的南北兩側。他們開始封鎖天安門廣場四周並且將裏面的示威學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開隔離，而在過程中也殺死數名示威群眾。同時第27集團軍與第65集團軍從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出現，而第24集團軍也於東側的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始進行部署。在遭到軍隊包圍之後，數千名仍然留在廣場上的示威學生與群眾則開始往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聚集。淩晨2時後，部隊開始嘗試對人民英雄紀念碑旁的示威群眾施加壓力；而學生廣播則不斷呼籲軍隊放棄使用武力，並且提到：“我們是和平請願，是為了祖國的民主自由，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請妳們順從人民的意願，不要對和平請願的學生采取武力……”大約淩晨2時30分，幾名工人則開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架設其從裝甲運兵車上拆解的機槍，並且發誓要向殺害許多示威群眾的部隊報仇。之後在侯德健勸說下工人們選擇放棄武器，而劉曉波則在紀念碑的欄桿公開砸壞另外壹枝沒有子彈的步槍以重申非暴力運動的立場。

淩晨3時30分，在隸屬於中國紅十字會的兩名醫生建議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嘗試與士兵進行談判。他們隨即乘坐救護車抵達天安門廣場東北角並且與第38集團軍336軍團政治委員季新國會面，季新國隨即向戒嚴部隊指揮總部轉達請求並且獲得同意為學生開辟往東南方安全撤離的通路。淩晨4點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光突然熄滅，同時官方的擴音器宣布：“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不過此時學生們則是壹同唱起《國際歌》，並且認為軍隊準備執行最後壹項清場任務。

大約在4時40分時，穿著迷彩服的士兵沖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並且破壞學生的廣播設施；而其他部隊則毆打數十名在紀念碑旁的學生，並且扣押或者破壞他們的相機和錄音設備。隨後士兵開始強制驅散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的群眾，之後也有學生和教授嘗試說服仍然堅持坐在紀念碑底層的學生離開。

大約早晨5時10分學生們開始離開紀念碑，示威群眾們手牽著手往廣場東南角安排的通道撤離，不過由於當時坐在廣場北部的學生頗多，因此有相當壹部分學生是從廣場北側離去。據從北側撤離的學生所說，軍隊在紀念碑北面架起機槍向學生掃射。在確認所有示威群眾都離開廣場後，軍方派遣軍用直升機運送大型塑料袋並且命令士兵開始清理廣場。北京醫護人員對香港記者說，軍隊將廣場的屍體裝進塑料袋，由軍用直升機運走。而6月4日早上6時，已經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在沿著西長安街自行車車道上準備走回校園時，西單郵電局方向有3輛從天安門廣場出發的坦克發射催淚彈並且沖撞人群，造成11名學生受傷。6月4日上午數千名先前撤離的示威群眾、清場行動中傷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舉動激怒的工人嘗試從東長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門廣場，但是當人群靠近部隊時士兵則隨即往群眾處開槍射擊作為警告。然而由於有數人因而遭到部隊槍擊，之後暫時撤離該處的不滿群眾便又嘗試重新前往占領廣場空地。之後群眾多次嘗試進入天安門廣場內，但是軍隊則持續負責管理廣場並且持續兩周都不向大眾開放。

在6月5日時西方媒體所拍攝和錄制的王維林於長安街阻擋坦克行進的影像轟動世界各地，照片被視為整個六四事件標誌性的照片之壹。之後香港和澳門隨即發起大規模示威遊行以聲援北京的示威群眾，其中澳門有十多萬至二十萬人參與遊行抗議，占當時澳門人口的壹半，該次遊行亦是澳門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遊行，另外也有壹些國家對於軍隊清場壹事發起抗議活動。曾經加入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的學生返回原本校園以及部隊實施清場的消息傳開後，中國內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漢市、南京市、上海市和廣州市等城市都在爆發大規模的抗議行動並且持續數天。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在6月5日時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喪生。其中成都市當地部隊使用震撼手榴彈、警棍、刺刀和電擊棒攻擊平民，而當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醫院不能接受學生或者是提供救護車服務。

軍隊在6月4日鎮壓天安門廣場的示威群眾後，中國政府開始加強控制新聞媒體和公民言論等自由，同時因六四事件懲處國內外媒體工作者。盡管國家媒體在軍隊實施清場剛發生後大多報導同情學生的內容，但是之後所有負責人遭到撤離職位作為處分，或者接受檢討和人人過關。其中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國中央電視臺播出的《新聞聯播》上，個別負責報導此次事件因表現悲痛情緒的4名新聞主播分別是杜憲與張宏民、薛飛和李瑞英搭檔。但事件之後央視過關學習，杜和薛的態度不改（卻被調離處分三年後先後離職），而李張等人檢查符合要求，才有了日後的天壤之別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英語部節目副主任、同時也是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吳學謙兒子的吳曉鏞和英語播音員陳原能也因為其負責的節目對示威群眾表示同情之意，後來吳事後被捕，陳則被禁止出國。而《人民日報》由於發表同情示威群眾的報導，包括社長錢李仁與總編輯譚文瑞等編輯都因而撤職。而包括吳學燦等編輯人員則是因為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出版特別相關報導，紛紛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

所有國際新聞媒體在北京市實施軍事行動期間被勒令停止廣播，同時中共當局早在5月24日就關閉了衛星傳播的線路。

1989年6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官員召開新聞發表會，發言人袁木表示“初步統計”包括部隊士兵、大學學生、非法分子和誤殺群眾在內，有近300人死亡。2014年美國白宮解密文件顯示約有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傷（白宮的報告引述自戒嚴部隊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內部文件）。2017年底，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的文件顯示，有中國國務院的成員稱1989年天安門事件至少造成10000名平民死亡。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safe=s ... 2A4&q=六四事件



2014年8月22日 大家談中國：鄧小平歷史評價只會是屠夫

近日，共產黨大肆慶祝鄧小平110歲生日，官媒，甚至壹些海外文人都說他改革開放功績好大，但我只想問這些人壹個問題：經濟發展就殺人有理嗎？

先從大處駁斥壹下壹些所謂鄧小平改革開放好有功勞的謬論。

首先，改革開放系數以幾百萬計的廣東人冒死逃港，系用生命，用鮮血逼出來的，不是鄧小平恩賜。在大逃港事件依然是個敏感，甚至不能讓下壹代去了解的情況下，去分析鄧小平如何如何高瞻遠矚地搞改革開放，如果不是禦用文人，就是愚昧書生。

第二點是，有人說30年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好了，但我想問，如果1979年的民主墻運動能使中國走向民主的話，妳怎麽知道中國的成就不會大於鄧的改革開放？東歐國家民主化才20年，已經可以達致加入歐盟的標準了，憑什麽認為如果中國民主化30年不會比鄧改革30年要好？

第三，改革開放30年，中國人生活真的好了嗎？為什麽依然還有那麽多有錢人（也就是鄧說的先富起來的人）移民出國？要註意，這些能移民的還是少數，絕大部分收入也就壹個月1000元人民幣（大約100英鎊）左右，溫家寶自己在聯合國大會上說，中國還有1.5億人生活在聯合國制定的貧窮線以下。

聯合國的貧窮標準是多少呢？每天1.25美元的支出稱為貧窮。大家可以想壹想，這個30年的改革開放改成什麽樣子？

第四，壹定要提的就是六四事件。現在幾乎所有證據都指向鄧小平是六四事件最大的殺人兇手。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的改革開放，能值幾個錢？

鄧小平為了這個從1978年開始的所謂經濟改革開放，連續扼殺了兩次中國走向民主的機會，而且還有壹次是大開殺戒。這就註定了鄧小平只能以屠夫的身份寫入歷史，至於這個改革開放，連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都不如。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omme ... evaluation



2017年9月4日 鄧小平是不是比毛澤東更險惡？

鄧小平在毛時代三起三落，完全沒有政治安全感，當然人身安全、家庭安全也談不上，鄧小平因此特別看重槍桿子對政治安全的份量。毛用自己的個人影響力，最終顛覆了中國共產黨，將國家變成領袖主導的、革命委員會替代黨政的壹個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體系。也可以說，毛通過文革鬥爭，壹直將國家保持在準戰爭狀態。毛之所以可以終身制，因為革命、鬥爭仍然在繼續，戰爭仍然沒有結束。

毛澤東壹生顛覆了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成功顛覆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壹人之治，鄧小平在中共歷史上創造了第2個奇跡，就是壹將（相）廢了“三帝”，鄧壹直沒有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但他因為擁有控制槍桿子的實力或威權，連續廢掉了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3任中共總書記。

鄧小平反對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同時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些都是在形而下的層次反對，他反對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自己卻主張4個堅持，這4個堅持，實則是4個凡是，馬克屎主義、毛澤東思想、共產黨領導、射穢主義政制，都不允許改變。在維護中共的極權統治方面，看不出他與華國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

鄧的第1次政變，推翻了華國鋒，團結了老人，元老們整體獲得了最高政治權利，鄧小平甚至成立元老組成的中央顧問委員會，通過政治元老，既增加自己的威權，又通過元老們享有特權，體現集體政治分贓的特色，鄧的泛元老政治派系初步形成。由於恢復高考、平反右派等冤假錯案，收獲了民心民意，並通過土地承包等，使經濟得以恢復，整個社會都有“獲得感”。

鄧的第2次政變，讓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下臺，是為了穩定自己的政治派系，或者為了自己保守的政治派系，打擊自己的偏右翼合作者，而且，胡耀邦已開始威脅到自己個人的政治威權（胡動員鄧下臺），基於個人與派系政治安全的需要，鄧發動了壹次權變，廢黜了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

鄧小平不僅本人擁有軍隊的直接影響力，還有自己的盟友楊尚昆、王震等的協力，槍被鄧小平第2次用來指揮黨中央或改變中共權力版圖。

第1次政變靠的是元老派系，而胡耀邦是馬前足，主力還有萬裏、趙紫陽等形成改革開放的右翼派系，鄧的左翼則是陳雲、李鵬、王震等，為了政治安全，鄧小平玩轉了左右翼的政治平衡。

鄧小平南巡，要打破的是極左造成的新困局，通過新壹輪的市場經濟，讓每壹個人再次得到“獲得感”：極左的中顧委被解散，新的同盟元老們在洗牌過程中又壹次獲得權力或政治福利，更為重要的是，鄧確立了隔代指定領導人的權力，以保障黨國政權的安全時間，元老們不僅得到現有的權利，通過陳雲的提議，他們的子女分享了副部級的政治、經濟特權，權貴政治經濟聯盟，在高層以血親關系得以確立。

比隔代指定接班人影響更大的壹項不成文的制度確立，是“核心”制。核心制，就是威權加槍桿子控制中共的制度，誰控制槍桿子，並同時擁有黨內威權，那麽，他就是中共的政治核心，至於是不是中共總書記，不是關鍵，鄧小平確立核心制，甚至常委的七上八下制度，都完全是實用的政治方式。

毛澤東完全是禁絕了思想自由、市場自由、信仰自由，工作自由，甚至遷徙自由，鄧時代開始，有了下半身的解放或開放，思想與市場、信仰與遷徙的自由，均在黨的領導與控制下，有了進步，而個人工作與經營的自由，還有出國的相對自由，是質的進步。中國的菁英階層與中產階級、市民社會得以發展，但菁英沒有思想與傳播的自由、中產階級沒有參政的自由、市民沒有成為公民的自由，中國人的自由，無法突破中共意識形態的天花板，無論是反精神汙染，還是鎮壓八九學潮，都是中國菁英在爭思想自由與政治自由化民主化過程中，遭受鄧小平政治集團的暴力鎮壓。

在歷史最緊要關頭，鄧小平選擇了暴政邪惡，因為他選擇了與極左聯手，對新興的政治變革力量祭以殺手，中國歷史又壹次向惡發展。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9/鄧小平是不是比毛澤東更險惡



2017年6月15日 七千人大會：劉少奇為何公開叫板毛澤東？

劉與毛的最大的不同，也是最根本的不同在於：毛是原創者，劉是脅從者與執行者。所有這些“禍國殃民”的臭玩意兒都是毛發明的。但是，大凡與毛澤東的主張發生沖突時，劉少奇都會很快地放棄自己的主張，唯毛澤東的主張是從了。

唯獨在《七千人大會》上是壹個例外，劉少奇在會上會後壹再對抗毛澤東的主張，說了很多令毛澤東不高興的話。如：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個問題，現在不講，將來要講;活著不講，死後要講”;

“人相食，妳我是要上書的”。

劉少奇的這些話雖然擊中命門，卻為後來在文革中被打倒埋下了種因。人們不僅要問：《七千人大會》上的劉少奇為什麽壹反常態，他哪來的那個膽?

本文旨在回答這個“為什麽?”

大躍進，劉少奇不僅僅是壹個被動的執行者，甚至也是壹個“推手”。如：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劉在河北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劉即說：

“那麽作真有效果嗎?哈哈!妳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

徐水的那個叫張國忠的縣委書記告訴他，現在有些地方密植，壹畝地下的小麥種子達到700至1000斤。聽了這樣的高燒胡話，劉將信將疑，雖然沒有表揚，可也沒有批評，更沒有制止。

又如、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壹萬斤。劉居然說：

“壹萬斤，還能再多嗎?妳們這裏條件好，再搞壹搞深翻，還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

可見在那個歲月裏，“偉大領袖”腦子燒糊了，“少奇同誌”腦子也同樣被燒糊了。

1961年1月14日-18日，八屆九中全會召開，毛澤東在會議總結中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壹切從實際出發;希望1961年成為壹個調查年，實事求是年。

劉從4月2日至5月15日在湖南省進行農村調查。帶了老婆王光美、機要秘書劉振德，壹行三人，輕車簡從，壹桿子紮到底，壹下就下了44天。

劉是當年的七常委中，潛得最深、最基層、時間最長的唯壹人。

劉少奇農村調查的故事

1、輕車簡從

頭天電話通知湖南省委，第二天劉少奇就到了長沙。湖南省委討論接待工作，具體安排如下：

1).由省委書記李瑞山為總隊長，組成省委工作隊陪同劉少奇下鄉。

2).調配車輛：省委安排壹輛那時檔次最高的蘇制吉姆轎車，另有數輛小車供隨行人員使用。

3).夥食：專門從賓館抽調壹位技藝高超的名廚主理。

4).生活用具：另派壹輛卡車裝著席夢思、沙發、辦公桌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人到哪，家具和生活用具就帶到哪。

按國家主席的身份，這些安排實在都不過分，況劉已63歲，且有嚴重的雙肩肩周炎。

劉少奇壹概予以謝絕。劉說：“如果按妳們那樣安排，怎麽去和老百姓打成壹片呢?眼下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我們還窮講究，擺闊氣，高高在上，群眾心裏會怎麽想?哪個還敢向我們講真話啊!如果見不到群眾，我們不成了瞎子嗎?”

2、國家主席與夫人在豬場住了六天六夜

劉到寧鄉縣農村調查時，在東湖塘公社王家灣養豬場的飼料保管室裏住了六天六夜，睡的是飼養員用過的木板床。工作人員鋪床時竟壹時找不到鋪床的稻草。漁米之鄉的湖南連找幾捧稻草都費勁。

劉白天下鄉，晚上在蠟燭照明下辦公。

回到縣城，也是住在縣委會議室，睡的是壹張長方形的會議桌，就是不住縣委招待所。

後來到長沙縣天華大隊調查時，住在大隊部辦公地方的王家塘。這裏有兩間大屋，年久失修，破舊不堪，泥墻塊塊剝落，屋內陰暗潮濕。幹部們覺得讓國家主席住這樣的地方，十分不安，劉卻說：“這比延安時期好多了，恐怕現在多數農民還沒有這種房子住呢!”就是不住附近的只有20分鐘車程的省委賓館。

3、母豬不懷崽，婦女不懷孕

據後人回憶，當時劉到這個王家灣“萬頭豬場”時，這裏只有兩頭豬。劉隨後在這個名不副實的萬頭豬場裏，召開了下鄉後的第壹次座談會。

“母豬不懷崽，婦女不懷孕”!成為困難時期的生動描述。

4、挖野菜的婦女說起瞎話來訓練有素

當時的中國農村，到處都是吃不飽的農民，到處都是說瞎話的幹部。

有壹次，劉少奇看到幾個面黃肌瘦的婦女兒童，正在地裏挖野菜。

於是問壹位少婦：“家裏還有糧食吃嗎?”

少婦回答：“有，糧食多得吃不完。”

又問：“為什麽還挖野菜吃?”

答：“換換口味。”她訓練有素、撒謊老練、面不改色。

5、撥開小孩子拉的糞，看裏面有沒有糧食?

劉到天華大隊後的壹天早晨，到住的地方後面的山坡上到處轉壹轉，看見有壹堆糞。劉找了壹根樹棍子將糞挑了開來看了壹陣，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講：這堆糞，是小孩子的。壹般大人總將吃的東西，都讓小孩子吃。在糧食夠吃的時候，就可以從糞裏看到糧食，比如老玉米啊什麽的吃了的話，它可以從大便裏看得到。結果壹點都沒有，就是幾根粗纖維，所以曉得這個裏邊，糧食很缺。

6、到天華大隊後開的第壹次幹部會，聽不到壹句實話

劉少奇湖南農村調查的重點是長沙縣的天華大隊，他在天華壹共呆了18天。

這裏是當時湖南全省最先進、最好的地方，由省委和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辦的點。大隊總支書記彭梅秀，全國“三八紅旗手”，1961年第4期的《中國婦女》雜誌剛剛登了壹篇介紹彭梅秀及天華大隊的文章，吹噓這裏的農民已經過上了豐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但是，劉不久就發現即便是天華這樣最好的地方也沒有飯吃，也吃不飽，每壹頓飯只有二兩六錢三毫，三兩米都不到。

作為大隊黨總支書記、“全國三八紅旗手”，彭梅秀自以為是，瞞上壓下，是壹個絕對女強人。她事先早已召開了生產隊長和黨員會議，統壹匯報口徑，封鎖幹群嘴巴。

劉向幹部們作揖，懇切地說：“我給大家敬禮了。請大家給我講點真實情況，我在路上已經看到了，婦女小孩都在地裏挖野菜，連樹皮都剝光了。而妳們還在這裏吹牛，對得起老鄉嗎?”

7、劉少奇親自給農民點上煙，王光美親自給農民倒上茶，這才開了壹次成功的座談會

社員們開始都很緊張，有壹位老農民緊張得把香煙掉到了地上，劉去幫他撿起來，又用火柴重新給點上，並請他發言。社員們終於感動了，說出了久藏在心底的話：“公共食堂不好，吃不飽;肚子不飽，懶得積極;大個小個壹樣記分，壹樣吃飯，不願積極;技術高低不分，不願積極。平均主義，做事難得來勁，不能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大家壹起住不好，沖田、山邊、遠處田地荒蕪了。”“自留地取消了，家禽、家畜消失了。”“我們11戶人家的食堂餵壹年的豬，沒有以前壹戶餵的多，從前滿月豬仔可以長到40多斤，現在餵壹年還不到40斤，是啥道理?沒有米湯、沒有糠、沒有菜、沒有雜糧。”“從前好，從前分散住，私人可餵豬、養雞、種菜、種雜糧，吃得飽，現在住壹起，這些東西絕了種，餓肚皮。我看還是分散住，分散吃好……”

劉終於開了壹次成功的座談會。後來他開會就用這個辦法：脫帽，鞠躬、遞煙、端茶，這個主席當得真窩囊。

8、大隊總支書記隔窗漫罵：劉胡子，我不怕妳。

劉在天華的頭幾天都沒有聽到幹部們說實話，後來得知原黨總支副書記段樹成因為與彭有分歧，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4月18日，劉少奇將段樹成請來。段樹成向他談了許多情況，說天華大隊的糧食產量、養豬數、工分值等等都是虛報的，實際沒有那麽多。社員口糧壹天只有七、八兩，不夠吃。全大隊患浮腫病的超過100人。他還說：這裏是先進單位，對外開放參觀，上面給補貼;因為辦公共食堂，山上的樹已經砍得差不多了;大隊有壹個篾席廠，是大隊幹部的吃喝點，幹部經常晚上去吃喝，當然不得浮腫病。

彭梅秀聽說劉找了她的政治對立面談話，終於沈不住氣了。她站在路上罵人，稱劉少奇為“劉胡子”，說“劉胡子壹來把天華大隊搞亂了”。還隔著窗戶大聲奚落叫罵劉：“劉胡子，妳要扳倒天華的紅旗，我不怕妳……”

劉覺得彭是基層幹部，又是個女同誌，不過是壹時的氣話。劉沒有計較彭。

9、小學生寫標語：“我們餓肚皮，全怪劉少奇、打倒劉少奇”

寧鄉縣花明樓公社小學四年級10歲學生蕭伏良，爸爸被公社調去修水庫，兩三個月才回家壹次，媽媽又得了浮腫病，躺在床上走不動。為了吃頓飽飯，他到公共食堂打飯時就悄悄多拿了壹缽飯;還寫了壹張“我們餓肚皮，只怪劉少奇。打倒劉少奇!”的白紙條，貼在路邊電線桿上。

其實，劉少奇在炭子沖早晨散步時，已經親眼看到了這張紙條。案破了，他對工作人員說：寫這種東西，只是反映了群眾的壹種意見，壹種情緒，算不得是反動標語。

接著，劉少奇又派人把這個小學生找來，笑著拉到身邊問：“妳說說心裏話，為什麽要寫那張紙條呀?”

孩子講了媽媽的病情和自己的委屈。劉少奇又問：“妳說，公共食堂好不好?”孩子說：“好個屁!背時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腦殼的食堂!”

10、壹切從實際出發，可“實際”是假的

當時的天華大隊是省、縣樹立的壹面紅旗。調查前，劉看到材料上說，1960年天華大隊1324畝田，產糧120萬斤，除去國家征購32萬斤，按全大隊1186人計算，人均752斤(筆者註：應為742斤)，生產搞得好，群眾生活不錯。《中國婦女》刊登的文章更把天華大隊及總支書記彭梅秀說得花兒壹般。

經核實，1960年實際只有72萬斤，虛報了48萬斤。(筆者註：產量虛報了48萬斤，但國家征購的32萬斤這個數卻不會少，所以只剩下40萬斤，人均只有337斤了。這個數字很可能仍有假。)

4月22日，劉少奇在聽取中央調查組的匯報時，感慨地說：從實際出發，“實際”是什麽，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縣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隊也不清楚!從“實際”出發，那個“實際”若幹是假的。不講以前，壹直到現在，報紙上登的東西有些還是假的。

11、果斷解散公共食堂

在全國農村辦“公共食堂”實在是壹個豬腦子的主意。

當年毛將此看成是農村的共產主義因素，是農村必須堅守的共產主義陣地。解散食堂雖然是廣大群眾的共同呼聲，也是各級幹部的壹塊心病。可是礙於毛的權威，從中央到地方，誰也不敢提出解散食堂。誰要想解散農村食堂，就必須先過毛澤東這壹關;誰要解散食堂，就必須得冒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風險。

盡管如此，劉還是做了這件事。

劉少奇指出：現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求散，不散就脫離了百分之九十的群眾。共產黨員的義務是要經常了解群眾的要求，反映群眾的要求。

12、1961年，劉少奇為農民制定的小康目標

劉少奇在基本解決了天華大隊的迫切問題後，同時對農民群眾的要求和願望有了切實的感受。為此，他在天華大隊提出了農民興家立業的“十個壹”目標：

“壹棟好房屋;壹套好用具;壹欄好豬;壹群好家畜;壹園好蔬菜;壹塘好魚;壹塊好山;壹天三餐好飯菜;壹人有幾套好衣服;房前屋後有壹片好風景。”

13、當主席的弟弟給姐姐帶了五斤米

5月8日：劉少奇來到趙家沖，看望他那四、五十年沒見面的親姐姐(六姐)劉紹德。

主席弟弟帶的禮物是：五斤米，兩斤白糖，兩斤餅幹，九個鹹蛋。

主席弟弟說：姐姐：妳們現在在家生活非常苦，老弟就送來這點東西，妳每餐加壹把米吧。

主席的姐姐說：老弟啊，妳在國家工作，沒有解決國家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呢，妳要我加壹把米，我吃了這五斤米，我又到哪裏找妳呢?

主席弟弟也無語。

14、“三分成績、七分錯誤”的由來

5月4日，劉請來小時候的朋友黃端生，敘舊聊新。劉在大門口迎接，王光美扶著得了浮腫病的黃端生進來。他們聊得很親熱。黃端生把全村患浮腫病的人壹壹數出，而且斷定，幹部“五風”是根本病因。

5月5日，劉約小時候的放牛夥伴、小學同班同學李桂生聊家常。李桂生就陪著劉在田野裏走啊走啊，圍著這個田埂走到了安湖塘邊。

劉說：“李桂生啊，這個安湖塘現在還是半塘水呢。妳記得嗎，我們小時候還在安湖塘洗冷水澡呢，有壹年天旱，這個塘底幹了，全部幹了，可以曬谷。”

李桂生插話說：就“那樣大旱，每年還收兩三擔谷子。”

劉問：“去年塘水全幹了吧?”

“沒有幹，還有半塘水。”

李桂生說：“去年糧食減產，幹旱有點影響，不是主要原因。我講直話，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是‘五風’刮得咯樣!”

李還說：“妳們這麽幹，不怕農民打扁擔嗎……”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如醍醐灌頂，從此就紮根在了劉的腦子裏。

後來他又找了原黨支部書記王升平，了解他對食堂的看法，王的結論是：農村公共食堂再辦下去會人死路絕。

15、發了“扒我的祖墳”的毒誓

劉趕上了壹次農民集會。在集會上，劉先向大家壹鞠躬，說：“鄉親們，這兩年大家吃苦了，我們工作沒有做好，對妳們生活產生影響。工作中出現了嚴重的錯誤，有的老鄉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看說得很對。也不要全怪基層幹部，下面的錯誤，是上面逼出來的。上面說糧食過關了，下面就到處放衛星。上面說壹大二公好，下面就搞壹平二調，大刮‘共產風’。所以上面要負壹大部分責任。中央要負很大責任。大辦食堂、大辦水利都是中央提出來的。問題的根子在中央。我是黨中央副主席，考慮問題不周，我向大家賠禮道歉。”

會上，壹位老農談了當前生產問題和生活困難之後說：“我們相信共產黨會很快想出辦法來克服困難。不過，妳們得趕快想出辦法來，要是還這麽下去，再有兩年，人們可吃不住勁了。”

劉不禁落了淚，激動地說：“謝謝妳們說了真話!”

“我壹走40年，今天回來不是衣錦還鄉，而是給父老鄉親們賠禮來了。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讓父老鄉親吃苦了。我壹定想出辦法，盡快地扭轉這個困難局面。請父老們給我兩年時間。兩年以後，如果大家仍像今天壹樣餓肚子，妳們就扒我的祖墳。”

16、數字

劉少奇44天的調查，有33天吃住在農村。

在王家灣生產隊“萬頭豬場”的飼料房住了7天，在天華大隊陰冷潮濕的大隊部土磚房中住了18天;

開了20多個座談會，走訪了11個生產隊，和基層幹部群眾個別談話上百次。

17、結語

他帶著“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帶著“兩年內不改變，妳們就扒我的祖墳”的毒誓，離開了生他養他的故鄉山水。

從此，他再也沒有回來過。

但是，故鄉的山水已經將他的靈魂漂洗過了。所以，才有了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放膽壹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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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2日 劉少奇發言：七千人大會上的致命掌聲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全國縣委書記以上幹部有七千多人參加，史稱七千人大會。在會議進行中，或許是分組討論中黨員幹部的激烈的呼聲和壹些隨機性事情的因應，大會脫離了原有議程，有了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等內容議程，即所謂“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壹稀，大家滿意”這壹說。幹部們把大躍進以來的怨氣怒氣在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出了些氣，結果是中央和地方上下通了氣，最終大會開成了壹次發揚黨內民主的有史以來比較成功的會議。

壹 廣大黨員幹部認同劉少奇對大躍進的評價

劉少奇在講話中首先如實說出經濟形勢的嚴峻：據統計，1959，1960，1961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而是減產了，減產的數量不是很小，而是相當大，據統計減產了百分之四十，或者還多壹點。1962年的工農業生產也難於上升。

劉少奇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壹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妳不承認，人家就不服。

在重大挫折面前，人們自然要追問，既然是人禍，人禍的人是誰呢？

劉少奇說，首先要負責的是中央，包括中央各部門，包括國務院和國務院所屬各部門。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的講話，針對大躍進中的問題，講話實事求是，不遮醜，不粉飾，敢於正視現實，表現出劉少奇做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應有的責任和擔當。

二 毛澤東對劉少奇講話是不滿意的

毛澤東主持了大會，劉少奇講完話後，毛澤東就宣布了散會。按照貫例，壹般總要評說幾句，但毛澤東沒有對劉少奇的講話有任何評價，因為毛澤東對這講話實際是不滿意的。

劉少奇在得到餓死人的報告後，憂心重重地對毛澤東說：“人相食，妳我是要上書的，”後來到湖南調查回來，對真實情況了然於胸，對大躍進的看法與毛澤東有了更大的差距。

毛澤東曾在壹個材料上批示：“將來我擬寫文章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壹個百花齊放，壹個人民公社，壹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

毛澤東看了劉少奇的大會書面發言初稿就不滿意。而劉少奇的這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話剛壹說完，全場馬上爆發了持續五分鈡有人說有十分鐘的雷鳴般的掌聲。

這持續的鼓掌聲震動了毛澤東，他沒想到人們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句話反應如此熱烈，他也沒想到劉少奇在幹部群眾中有了如此高的威望。可以說，是這時間有點太長的掌聲使毛澤東對劉少奇有了新的評價或新的想法。

實際情況是，劉少奇在黨員群眾中威信並不是有多高。人們熱烈鼓掌，主要是劉少奇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個說法準確說出了工作中出現問題的原因。但劉少奇在大會上公開講“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話，無疑使大躍進的倡導者毛澤東感到傷了面子而有些惱火。

半年以後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就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提醒人們註意：“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毛澤東說：“1960年下半年，1961年，1962年上半年，都講黑暗，越講越沒有前途了。這不是在壓我？壓了我兩年了，難道講壹點光明都不行？”最終發動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長巴盧庫談話時曾說：“七千人大會的時侯，已經看出問題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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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1日 別忘了王光美作為迫害者的壹面

王光美無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就數以百萬計的文革受害者的級別而言，王光美作為當時的第壹夫人，還毫無疑問是他們中最大的受害者之壹。然而，歷史的真相卻往往是矛盾和吊詭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運動中，中共黨內的受害者並不只有單壹的身份，他們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壹，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識形態上，和迫害者並沒有任何不同。

“桃園經驗”開文革政治迫害的先河

如果我們今天再閱讀壹下王光美與夫婿攜手在全國大力推廣宣講“桃園經驗”，便會驚訝地發現：它們是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某種形式的預演，至少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難得的經驗。

首先，“桃園經驗”在中共的最高層開創了“夫人參政”的極壞的範例，使毛澤東隨後啟用江青作為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創立的“桃園經驗”采取“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的方式，主張另組“階級隊伍”，進行“奪權鬥爭”，又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體制外另組“階級隊伍”，進而“奪權鬥爭”的思路。最後，劉王合創的“桃園經驗”中，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現象比比皆是。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板。

據海外新聞單位的不完全的統計，在劉、王直接指導的“四清”中，共逼死幹部群眾七萬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鄉共整了五百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五十人。這些”四清“成績，在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後復查中被證明絕大多數是冤、錯、假案。

文革初期在清華大學迫害大批無辜師生

文革初期，劉少奇故伎重演，壹心想在清華大學再創壹個文化大革命的“桃園經驗”，再壹次派王光美作為“普通工作組組員”的名義去清華大學直接指揮運動，工作組壹進校，就責令全部“幹部”，包括教研組正副主任全部“靠邊站”、“上樓”批鬥。清華群眾形容當時的亂鬥場面是“遊街壹大串，鬥爭會壹大片，勞改壹大隊”。全校五百多名幹部中，被王光美指導的工作組打入“黑幫勞改隊”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對普通師生，只要是對中共有過壹點批評，抑或對工作組有過壹點非議，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團”。當時年僅２０歲左右的工化系學生蒯大富不過因為“革命”過頭，對工作組提了壹些意見，立刻被王光美和劉少奇打成“反革命學生”，就地監禁批鬥，也搞得他差壹點自殺。結果這壹事件被毛澤東利用作為打倒劉少奇的壹著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華大學造反派紅衛兵井岡山兵團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

壹個“出嫁從夫、夫喪從子”的封建女性

盡管王光美有不錯的學歷和現代化的打扮，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就是壹個“偉大的現代女性”。王光美在嫁給劉少奇以後，按她自己的自白：“壹心壹意地幫助少奇同誌的事業”——當然是中共在中國重建封建王朝的事業。

值得壹提的是：文革結束後，王光美和她的子女還基本上對毛作了壹定程度的揭露的。據說她在看歌頌周恩來保護劉少奇的電影時拂袖而去，因為周其實是迫害劉致死的罪魁禍首之壹——劉的專案組長。還據說在劉少奇的追悼會的悼詞中，她堅持刪去了“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好學生”等令人作嘔的字眼。

但從九十年代開始，隨著她的兒子劉源步入政壇，不久又在武警擔任了總政委，她的兩個女兒也紛紛成為經濟改革中的最大的特權階級——海外中資公司的老板，她竟然也壹反常態、開始肉麻地諂媚殺夫的毛澤東了。最惡心的例子便是她對評劇藝術家新鳳霞說：“鳳霞，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以至純樸真誠的新鳳霞都十分鄙視地說：“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還說這樣的話，妳說壞不壞？”

王光美無疑是壹個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她又同時是這壹罪惡歷史的制造者之壹。追究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為了埋葬壹個時代。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71898



2016年4月10日 劉少奇先整人周恩來最終報仇雪恨

在文化大革命前，夏衍是電影界的祖師爺，壹個在電影界說壹不二的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夏衍理所當然被打成電影界的頭號走資派，並關在獄中。在獄中，夏衍進行了深刻的反思：過去是自己去整人，現在卻被人整，由此覺悟。於是，仿清末的剃頭歌作整人歌壹曲。內容如下：聞道人須整，如今盡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試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姚文元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將鬥爭矛頭直指吳晗。隨著鬥爭的升級，吳晗身上的罪名越來越多，最後幾乎是十惡不赦，終於，吳晗壹家三口全都死於非命，用我們的廣東話來說，就叫合家鏟。在文化大革命這場運動中，吳晗的角色是被人鬥爭的受害者。但是在反右運動中，吳晗扮演的卻是整人者的角色。當時，吳晗的公開身份是民盟的副主席，其實他的真正身份是共產黨員，只是當時還不公開而已。於是，吳晗利用自己的民盟副主席身份，在反右運動正式開展之前，引蛇出洞，號召民盟中的民主人士、教授投入整風運動，向黨提意見。結果壹大批民盟成員中了陽謀，被打成右派，其中也有不少的人死於非命。

周揚是文化界的沙皇。從延安時期開始，周揚就參與整人的工作，胡風、丁玲都是周揚整人的犧牲品。單是胡風壹案，就先後有2,000多人受到株連，不少人因為是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而關進監獄。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劉少奇擔任整風領導小組的組長。延安整風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整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人，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內的指導思想，從而確立毛澤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在整風的後期，彭德懷、陳毅都被批鬥了幾十天。雖然後來人們將這些整人行動都推到康生的身上，但明眼人都知道，康生只是副組長而已，如果沒有上面的支持，康生那有這樣的能耐。

在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當時擔任劉少奇專案組組長的就是周恩來，正是世道輪流轉，廿年壹輪回。劉少奇壹案，不但劉少奇死於非命，而且受株連立案的有22,053件，並有28,000多人因此判刑。此案極有可能是盤古開天以來，株連人數最多的冤案。鄧小平後來講的壹句話極有道理：“在當時特殊的環境下，周恩來也做了壹些違心的事，講了壹些違心的話”。

－－http://culture.dwnews.com/history/news/ ... 31129.html



2019年5月29日 劉少奇：不值得同情的文革最大受害者

劉少奇極其壹家人，在那場狂風惡浪的十年動亂中，受盡了磨難，是全國範圍內受害最嚴重最厲害、被老毛整的最慘的壹家人，四人死亡，六人入獄，真是令人瞠目結舌啊！ 這種情況，在世界現代史中都是極其罕見的！

發明“毛澤東思想”的人，是什麽下場？

中國官場上，“二把手”從來是悲哀的。翻翻中國通史，丞相很少有好下場的。“伴君如伴虎”這個用鮮血換來的寶貴經驗，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丞相們總結出來的。 這是他們血淚的控訴。歷史發展到二十世紀，發展到中國共產黨手裏，這個規律變得更加顛撲不破。

就說劉少奇。 他是“二把手”裏的好榜樣。 張國燾躲在香港罵遍了共產黨的領袖們。 罵到劉少奇時，他說：“劉少奇是毛澤東的'功狗'。”他說得不錯。毛澤東之所以有今天，劉少奇的功勞最大。

劉少奇最偉大的功勞在於從事了壹項發明創造。他提出了“毛澤東思想”。

壹九四五年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七大”，劉少奇在會上熱辣辣地誇獎毛澤東。他做了幾次報告，次次都是嘴巴上盛開喇叭花。有壹次報告，他總共壹百零五次提到毛澤東的名字。

劉少奇作修改黨章的報告。毛澤東被他表揚了絕不下壹百次，如果加上“毛澤東思想”就更不計其數了。他壹次壹次地用手劈開胸前的空氣，他特別激動。當他最後壹次作解釋，說出了那句在以後被千萬次重復的名言時，他的聲音嘶啞了：“我們偉大領袖毛澤東已經用他的思想把我們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壹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掌聲雷動，幾乎要掀翻楊家嶺大禮堂的天靈蓋。“毛澤東思想”是劉少奇這個母親生出來的。

今天，毛澤東已無言，劉少奇亦無言，但毛澤東思想仍在喋喋不休地發言。我們用它鬥天，鬥地，鬥別人。別人也用它鬥我們。誰上臺誰就自己宣布掌握了它；誰下臺誰就被別人宣布背叛了它。上臺下臺，車輪咕轆轆轉，只有它巋然不動。

進入六十年代後，劉少奇愈發意氣昂揚。他當主席的第二天，我看到了套紅的《人民日報》。 他和毛澤東的照片並排聳立在第壹版上。他還和毛澤東露著壹樣的微笑。妳怎麽那麽快就學會了領袖式的笑呢？ 他被功勞沖昏了頭腦。“功高震主”，是歷代功臣們用腦漿寫的格言，被他忽略。於是他也只好像歷代功臣們壹樣，腦漿塗地了。

他被剝奪了壹切。死時他是裸體的，連褲頭都沒有。他的死亡卡片上這樣寫著：

姓名：劉衛煌，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793



2015年11月2日 周恩來下令銷毀三年大饑荒死亡數據真相

1961年底，有三個人曾經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的人數進行過調查，他們是糧食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

20世紀80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講課作報告時講了壹個事情，說他們三個人讓各省填壹個表，到底餓死多少人，說是幾千萬。周恩來總理看了這個統計報告後下令讓他們趕緊銷毀。過了壹個禮拜後，周恩來還不放心，再次致電詢問他們妳們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銷毀了，甚至連腦子裏的記憶都銷毀了。

中共黨史專家丁抒說，周恩來“大躍進”初期曾主張制止冒進，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後為了自保立即轉向支持“大躍進”。就在“廬山會議”期間，國務院內務部向中共中央報告，14個省發生夏荒，其中9個省夏荒缺糧人口達3億8,000多萬人。所以在批判彭德懷的時候，周恩來其實心裏知道彭德懷是有道理的，他其實頭腦是清醒的。但他就是心有余悸，小心翼翼，絕對不對‘大躍進’提出任何負面意見。

官方壹些史料說，作為周恩來的副手，李先念在“大饑荒”期間曾經提出減少糧食征購。但是，中共中央1959年3月底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把糧食征購率從1958年的29%猛升到40%。面對中央的決定，李先念也堅決執行，把毛澤東要全國學習河南省強行征購糧食的講話越級向全國傳達，加劇了各地的饑荒。

時任河南省信陽地委書記的路憲文1993年8月在回憶文章中透露：“1960年夏天副總理李先念到（信陽地區）光山縣調查，車被滿路的餓殍擋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強行征購糧食’逼死了信陽農民。”因為這個政策，信陽餓死100萬人，史稱“信陽事件”。

按說，李先念管這個事情，他就應該知道下面很困難了，糧食已經是不多了，已經收不上來了。但是，李先念為什麽還是堅持要強行進行糧食征購呢？這裏就涉及當時鄧小平的壹個討論：說在四川山村餓死壹個人，和在北京街頭餓死壹個人，影響哪個大？這個討論後來演變為“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的觀點。

－－culture.dwnews.com/history/news/2015-11-02/59692494.html



2018年4月26日 《新發現的周恩來》爆驚人黑幕！把災難推向極端的周毛

周恩來在中共的歷史上壹直被貼上道德模範的標簽，隨著中共政權日趨沒落，越來越多原本被掩蓋的真相被揭露出來。

“信陽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發生在河南省信陽地區的餓死壹百多萬人的慘痛事件。這是中共竊國初期，由於“反右派”“大躍進”“公社化”釀成的壹場人為的大災難，因其慘烈程度被收錄至《世界吉尼斯記錄大全》。

書中，宋任窮回憶：“1960年10月周恩來要求繼續從黑龍江、吉林調撥糧食，並詢問黑龍江省，糧食是不是緊張？並說，過去說保證不餓死壹個人，現在看壹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並沒有影響周恩來繼續征糧的決心。”

書中引述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數據提要》，幾千萬人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

書中還披露，“正當各地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周恩來決定要以糧食換黃金，而且就在死人最嚴重的1960年開始。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壹直買到1970年。這些黃金都是用專機運回國內的。當時10萬兩黃金就需要近1億公斤大米！”

作者認為，“從官場進退，政治沈浮、個人得失等角度來看，周恩來等順從毛澤東的意誌，明明知道問題的嚴重性，絲毫不敢進言，而是推波助瀾，落井下石，共同把災難推向極端。”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 ... 56264.html



2008年4月9日 首曝：周恩來發動5.16 整死10萬人打倒上千萬

所謂“五。壹六”，源自1967年“首都五。壹六紅衛兵團”貼出傳單，內容是“打倒周恩來，砸爛舊政府”，五月份外交部王海容、唐聞生向毛上書反映，謂外交部和社會上有壹股反周的空氣，毛批示指之為極左。並在批改姚文元文章中加寫“五壹六”是反動組織。68年中央成立陳伯達為組長的清查“五壹六”專案領導小組。上述紅衛兵團隨著其頭頭被捕而瓦解。

周恩來在起草的《關於建立“五壹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中，特別提出抓“五壹六”主要看罪行，查證據，不要專門追組織、查表格。所以，他和外交部領導談話時說，“姚登山參加‘五壹六’，難道還要填表嗎？”

這姚登山原是駐印尼使館代辦，曾在雅加達使館奮勇保護中共國旗，備受吹捧，回到北京時，除毛、林之外的高層領導人均在周和江青率領下前往機場迎接，後在壹次會議上姚站在中間，左挽江青，右攙毛照了壹張相。如此殊榮在中共歷史上堪稱空前絕後，此皆出於周之垂青。不料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將其捧上天（安門）的周，沒多久就把他打翻在地。在外交部召開的萬人批鬥大會上，姚成了頭號“五壹六”分子，罪名是反對周，要奪陳毅的權。批鬥完既未判刑，也無結論，就押送至秦城監獄關了九年。

70年3月，周又主持起草了《關於清查“五壹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經毛批閱“照辦”後頒布。文件壹方面提出“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但又說反革命組織很多，強調鬥爭的復雜性。非但如此，還把解放軍的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和原中央文革的王力、關鋒、戚本禹綁在壹起，列為“五壹六”的後臺和操縱者。

全國各地從城市到農村，機關到學校，到處是標語大字報，動員並不存在的“五壹六”分子坦白，同時實行引誘欺騙及刑訊逼供，結果清查出的“五壹六”分子，有的說壹千萬左右，也有說兩三千萬。被迫害致死的達數十萬人。

這場時間長，規模大，手段殘酷，害人無數的清查“五壹六”運動，最後不了了之。但被當作“五壹六”抓的上千萬人及受株連者，並無得到壹個說法。從中央到各級組織，從發動者到組織者，無壹人承擔責任，包括周。

－－https://www.aboluowang.com/2008/0409/82032.html



2018年4月20日 中共首任總理周恩來的真實鬼臉

人們知道劉少奇死的極慘，但都不知道劉少奇專案組的組長是周恩來。周曾在把劉少奇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的專案審查報告上批示：“此人該殺！”。

1955年春天的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事件就是個非常典型而慘烈的例子。周恩來原計劃4月11日率中共代表團到印尼參加萬隆亞非會議，乘坐印度航空公司包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起飛經印尼首都雅加達前往萬隆。後來周得知國民政府保密局香港情報站策動對他的暗殺，於是不動聲色的要中共代表團其他成員按照原計劃原飛機飛行，結果飛機爆炸無壹生還。而周自己坐另壹架飛機從昆明取道緬甸仰光安全到達雅加達。

據周後來說，這叫做“聲東擊西”、“丟車保帥”。

1966年夏，“文革”爆發後不久，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的群眾大會上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上，誣陷賀龍和彭真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同年12月，紅衛兵殺進賀龍家中，揪他的領章帽徽，抄他的文件書籍，揚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門廣場，舉行十萬人批鬥大會。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偽善的關心他，讓賀龍暫停工作，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來管”。

賀龍搬至新六所後，造反派立即追蹤而來，揚言要結隊前來揪鬥賀龍。為此，賀龍的妻子薛明曾三次向周恩來告急，但都沒有得到答復。在不得已之下，賀龍決心返回東交民巷的家中，坐等被揪。在路過中南海時，賀龍覺得應該向總理報告壹下，就臨時決定去了西花廳。不去還好，這壹去就送了命。

當時周不在家，他的秘書經請示後，賀龍夫婦便留在西花廳暫時住了下來。

賀龍在中南海周恩來家中暫避時，周恩來和李富春奉命於1967年1月19日正式與賀龍談了壹次話，周說本來“這次談話的還有江青同誌，但她臨時說有事不來了”。第二天淩晨四時，周恩來親自派人將賀龍夫婦送到京郊西山附近象鼻子溝的壹個地方。

中共原空軍司令吳法憲回憶說：“關於賀龍的問題是毛澤東親自決策的。據我所知，1967年1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在中南海專門研究賀龍的問題。後來周恩來告訴我，那天，毛決定對賀龍采取隔離措施，並要他親自去落實。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區找了壹所房子，要北京衛戍區預先作了安排。然後，他把賀龍找到中南海，先是問賀龍‘聽說妳身上帶了手槍？’賀龍說‘有壹枝’。於是，他要賀龍立即交出身上攜帶的手槍。待賀龍交出手槍後，他便要警衛部隊把賀龍夫婦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區。從此，賀龍夫婦便失去了自由。”

賀龍的厄運並沒有到此結束。在他被周恩來送到西山象鼻子溝軍委前線指揮所的所在地，名為“保護”實則失去人身自由。隨後，周逼迫當年派遣說客熊貢卿對賀龍勸降的國民黨南昌行營第二廳廳長晏勛甫的兒子晏章炎，寫假信給中央“文革”，誣指賀龍曾向蔣介石“乞降”，企圖“叛變投敵”。

當年熊貢卿勸降，立即被賀龍處決了，當年湘鄂西中央局為此事寫給中央的報告至今存放在中央檔案館裏，中共領導層很多人都知道這件事，周恩來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更清楚，那為什麽要迫害賀龍呢？因為賀龍曾躲到他家，周恩來怕沾包。

曾經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長的李仲公在中共中央專案組的要求下，偽造了壹封賀龍當時“通敵”的“親筆信”，而周恩來是中央專案組組長。

這封偽造的賀龍的信件日後成為賀龍投敵叛變的“鐵證”。誣陷賀龍的整個過程是由周恩來親自處理的。1974年，華國鋒主導復查賀龍案後，證實這封信是偽造的。

1931年，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後，供出中共地下黨的組織成員。消息立即通過隱藏在國民黨裏的中共特務通知出去。周恩來聞訊當夜帶了特科的十幾個殺手們去上海顧順章家滅口。為了不驚動鄰居，他們使用的是最原始的滅口方法勒死。那天剛巧去串門打牌的斯勵是周恩來的救命恩人。手下人問周怎麽辦，周沒有心軟。

斯勵是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的學生，他的哥哥是國民黨將領，1927年4月北伐途中，蘇聯顧問及中共在中國境內發動倒蔣，蔣介石（蔣中正）決定取締蘇聯顧問並逮捕、處決中共黨員。在4月12日“四壹二”清黨中，斯勵借著哥哥的特殊地位，曾將周從國民黨手裏救出。名符其實的是周恩來的救命恩人。

當晚在顧家的親屬，13個人都被勒死，其中包括顧妻張杏華、5歲的兒子、嶽父張阿桃、嶽母張陸氏、小姨子張家寶、小舅子、小姑子和保姆、司機、串門的朋友在內。顧順章的小姨子張家寶是鄉下來上海探親的農村婦女，根本與顧的叛變毫無關系，但也被活活勒死。

周恩來壹直被中共的宣傳機器塑造成所謂“道德楷模”，生活極端艱苦樸素。但根據中共前空軍司令吳法憲等人的回憶，歷史真相卻恰恰相反。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空軍司令吳法憲的回憶披露：有壹次，吳法憲半夜去找周恩來，結果發現壹個女服務員正在為周恩來“剪指甲”。

中共元老張聞天遺孀劉英回憶說，當年張聞天從事外交工作時曾對陳毅抱怨，說周恩來兼外交部部長時，經常到吃中午飯了才起床。那些分工等周批文件的秘書每天都需要排隊等候，對他的這種作風非常有意見。曾有秘書跟張聞天發牢騷說：“我忙得要死，壹個鐘頭還沒輪到我，他（指周恩來）不批我又不能走，我們得等他起床，吃飯。”

劉英說，張聞天反對大吃大喝，要求宴請要簡單，這就同周恩來有了矛盾。周恩來要講排場，吃得好，吃魚翅海參，每次宴會都要上茅臺。

1938年吳國楨任國民政府漢口市長時與南開中學時的同窗好友周恩來在漢口相遇，曾在家花了16元錢宴請周恩來。之後，周恩來在回請他時，身上穿的是緞子狐皮袍，叫了當時漢口最好的酒菜。36元壹桌，加上好的花雕，破費大約50元左右。當時有在場者不解地問周“妳的薪金是多少？”周恩來回復稱“5元錢”。在場人都吃驚：他怎麽能付得起如此昂貴的酒席？周笑著說，這頓飯錢由組織出，是組織提供他所需要的壹切。

而周恩來亂搞男女關系更是隱蔽，這個中共樹立的道德楷模，不但在德國有壹個混血私生子，在國內還有壹個出書聲明自己是周的私生女，這還是知道的，不知道的還不知有多少。－－https://m.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 ... 7180m.html



2016年6月25日 文革中的周恩來

問：對周恩來本人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文革研究界有很大爭論，今天想聽聽妳的看法。

答：對周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壹派認為，周是力挽狂瀾，阻止車掉下山崖，另壹派認為，周在文革中為了保全自己而助紂為虐。其實從歷史事實來看，這兩派都有評判的證據，關鍵是看具體事例。評價壹個歷史人物，最好是有詳細的檔案材料，本人的真實記錄，如日記、工作筆記、著作等。但周在中共那個絞肉機中，他是絕不會坦白道出他心中到底怎麽想的。共產體制就有這個本事，讓昨天發生的事，今天就成了謎。

問：但近幾年，畢竟流出壹些材料，更有大量當事人談出很多親身經歷，那還是有可能作壹些判斷吧？

答：我以為在打倒劉少奇的問題上，周用他超常的處理事務能力，幫助毛幹成了他想幹而幹不成的事。

問：周後來又任劉少奇專案組組長，給調查報告簽了字。

答：是啊，所以嚴格說，他是劉少奇這個假案的親手制造者。最可怕的是他完全知道這是個冤案。從周的行為，我們可以深刻地認知到列寧式政黨在道德上的徹底墮落。在這個組織系統內，不存在真理和個人內心道德沖突，只有盲從、殘忍、謊言。周這個人給人的外表形象可謂完美、儒雅，但在需要下狠手的時候，他也不怕手上沾血。

我們只要讀讀周在文革中的大量講話，就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跟毛走。只要毛想幹的事，無論多麽傷天害理，周都能找出辦法來讓它圓滿實現。就連賀龍、陳毅這些和他關系密切的人，只要毛想下手整治，他總是立即跟上。他最愛說的話就是“保持晚節”。仔細分析起來，這是極其自私的追求，置天下蒼生於不顧。同彭德懷所講“我為人民鼓與呼”相比，要自私、勢利得多。所以在廬山會議上，彭曾當面說周“老奸巨猾”。

問：但文革中周仍然救助過壹些人，文革結束後有人寫文章贊頌周是“大樹參天護英華”。

答：是有這樣壹種說法。但千萬不能忘了，周要解救誰，放棄誰全看毛的眼色行事。比如章士釗，他對毛有恩，所以他受沖擊，寫信給毛求救，毛批示“送總理斟處，應當予以保護”，這周才施援手。周心中很可能想救護更多的人，但伸手還是不伸手，周完全是揣摩毛的心思。對毛下決心嚴辦的那些人，他是不假顏色的。

其實我們不必幻想在列寧式政黨內會有正常的天理良心，是非曲直這類東西。

以周的稟賦，若在古代，也可能是個歐陽修、範仲淹式的人物，但在共產黨體制內，竟連個奴才都不如。

問：但盡管周對毛處處小心，事事服從，但毛仍然放不過他。

答：確實如此。文革中周是緊跟毛的，但毛從沒有真正信任過他。當然，毛是個偏執妄想狂人格，他壹輩子恐怕沒有信任過任何人。從心理學角度看文革，這場浩劫就是壹個擁有無限權力的偏執妄想狂患者發病。在心理學上，偏執妄想狂的主要癥候是永遠懷疑，極端自私，殘忍而且狡詐，而且會從設計殘忍行為的過程中得到樂趣。他會經常臆想受到別人的傷害而伺機報復。在權力場中的偏執妄想狂會極端熱衷於權力博弈，在這個過程中他才有安全感。古羅馬皇帝卡裏古拉、尼祿，當代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都是典型的偏執妄想狂人格。

－－www.rfi.fr/cn/中國/20160625-文革中的周恩來



2015年 1月 8日 “共產黨最後壹塊道德招牌”——周恩來

周恩來在去世39年後卻至今不能蓋棺定論，這位被景仰他的人稱為“壹代偉人”、“中國共產黨道德楷模”的“人民的總理”，近年來也被許多人斥為中國獨裁者毛澤東的“幫兇”和“偽君子”。

近些年越來越多被公開的史料，顯示了周恩來屈從甚至成為毛澤東“幫兇”的壹面，比如在打倒高崗、饒漱石集團，打倒彭德懷，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等事件上，周恩來沒有壹次不是堅定地站在毛澤東壹邊。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著名哲學家李慎之在跟朱學勤長談的最後感嘆說，周總理可是中國共產黨最後的壹塊道德招牌啊，如果這塊招牌垮了，那麽共產黨的神聖性也就沒有了。

朱學勤教授認為，毛澤東為什麽能壹步壹步走上神壇，最後成為大獨裁者，包括總理周恩來在內的中國高層官員和毛澤東的同僚們都是有責任的。

在好幾個歷史緊要關頭，如果周恩來和毛澤東的其他同僚們能齊心合力制止獨裁行為，那麽中國也許不會走過反右和文革那樣的馬鞍形彎路，國家和人民也不會經歷那麽多磨難。－－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 ... zhou_enlai



2013年11月24日 [轉載]對周恩來的負面評價妳知多少？

現在坊間對周恩來的評價大體有三種。

壹是以中共為代表的’光輝論’；二是民間流傳的周恩來富有人情味的各種故事；

三是罵周恩來是個奴才，在毛澤東面前搖尾乞憐，低頭哈腰。

試問持’光輝論’者，略微查查周恩來的歷史，建國之前，歷次的錯誤路線，除了第壹次陳獨秀的錯誤路線，他沒來得及參加之外，而後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錯誤路線，周恩來不但次次有份，而且是主要的執行者和領導人；再說建國之後，反右鬥爭、人民公社、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哪壹次的路線鬥爭沒有周恩來的份？他的光輝到底在哪兒？至於’人情味’，更不值壹駁。

我並不否認周恩來有人情味的壹面，可是同壹個周恩來，在關鍵場合卻不見他有過絲毫’人情味’，比如他曾親自批示，以通敵叛國罪名，逮捕他的幹女兒孫維世。

他還親自下令批捕了自己的親弟弟周同宇，他這時的人情味到哪裏去了？類似事例和周恩來富有人情的表現幾乎壹樣多，又該如何解釋？僅僅把周恩來看成壹味向毛澤東搖尾乞憐的卑鄙懦弱小人，也同樣與事實相抵觸。

周恩來是壹個毛澤東在被百姓當作神崇拜時都扳他不倒的人，這股力量豈是靠拍馬就能形成的？

毛澤東活著的時候無人敢懷疑他，死後不久，那神靈般的光環即刻消退，連普通百姓也逐漸認清了他的真面目；而周恩來在世時，民眾自以為了解他，可是隨著他離世的年份愈長，引人懷疑之處就愈多。

壹九二四年周恩來從法國途經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為剛成立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轉正）兼國民革命軍第壹軍政治部主任，軍銜是中將。時年二十六歲。周恩來到底何德何能，出國所謂留學數年，歸來便獲如此重任？翻查壹下歷史紀錄，就不免令人疑雲頓生：國民黨方面，他毫無功績，共產黨方面雖然有些功績，但也少得可憐：五四運動前夕，他在南開中學建立了壹個十來人的學生組織’覺悟社’，辦過壹份叫《向導》的雜誌，發表過壹二篇思想簡單幼稚的文章和幾首貌似詩的詩，參加過南開學生話劇團（當時稱文明戲），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運動中，組織過南開學生上街被捕，關押半年後釋放去法國勤工儉學。在法期間任少年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書記，1921年中共成立後轉為中共旅歐支部書記，僅此而已。

竟得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官職，地位僅次於蔣介石。他那來這麽大的的能量？

關健在周恩來歸國途中，懷裏揣著壹封推薦信。寫信人是共產國際執委書記、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諾夫。收信人是當時蘇聯派到中國協助孫中山訓練軍隊、建立黃埔軍校的鮑羅廷。鮑羅廷壹見此信，二話不說，便任命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任，並授中將軍銜給這位從未上過戰場的青年人。由此可見周恩來和季米特諾夫的關系。他在法國雖然有留學之名無留學之實，可是卻獲得政治晉升的最佳捷徑。季米特諾夫當時還是共產國情報局主席，周恩來恰恰是中共特務組織的創辦人，他在法國及德國留的什麽學，受的什麽訓，不就昭然若揭了嗎？他在黃埔軍校成立前夕回國，絕非偶然。事實上，鮑羅廷早就知道共產國際要派壹批受過訓的中國同誌回來，周恩來帶的推薦信，只是讓他驗明正身。

明白了這層關系，也就明白了鄧穎超飛速擢升的原因。周恩來旅歐期間，若與國內新成立的共產黨毫無聯系，對他今後的發展及在黨內的地位顯然不利，鄧穎超就擔任起這壹聯絡人角色，周恩來則通過共產國際關系使鄧穎超迅速上升，升職後的鄧穎超又能給周恩來進行更有效的活動。對共產國際來說，周恩來是操縱中國共產黨的工具，而對中共來說，周恩來是共產國際代表的代表。中共當時完全受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的控制和領導，他們賞識誰，誰就能在中共占據要津，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就連中共黨史也無法遮掩這壹事實。

現在我們可以歸納總結壹下周恩來旅歐期間的成就：他除了成為季米特諾夫親信之外，還利用旅歐支部，建立了以他為首的幫派體系，這壹幫派體系對他壹生的重要性，我們只須看看名單就知道：朱德、葉劍英、鄧小平、陳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維漢、聶榮臻、傅鐘、劉伯堅、蔡和森（歸國後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壹度任中央書記）、趙世炎(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王若飛(中共中央秘書長)、鄆代英（歸國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陳獨秀之子、廣州區委書記）、陳喬年(陳獨秀之子、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向警予（蔡和森之妻，歸國後任政治局委員）、蔡暢（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員）等。當時旅歐中國青年因政治見解不同，常為中國前途問題爭執不休，甚至揮拳動手打起來，周恩來常扮演壹個調停者、和事佬的角色，這就鍛煉了他周旋於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外交才能。

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在上海對共產黨大開殺戒，中共開始公開籌建自己的武裝力量。周恩來的背景和作用在黨內就變得異常重要起來。他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和朱德、賀龍、葉劍英等策動了南昌起義。不久，毛澤東也發動了秋收起義。毛澤東的草根性和自發性使他選擇了到偏避山區占山為王；周恩來遵循共產國際指令去攻打廣州，僅至半途，人馬已損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領去井岡山借毛澤東地盤躲避。周恩來仍去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策劃城市暴動搞暗殺活動等。按蘇聯的見解，射穢主義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發動城市起義。周恩來雖然屢戰屢敗，手下人馬十損其九，卻始終堅定不移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斯大林對毛澤東盤據山區的做法非常不滿，指責其是’富農路線’，周恩來奉命從上海趕去江西瑞金，親自坐鎮指揮，派陳毅去奪了毛澤東兵權，撤消其職務並逐出政治局。盲從斯大林的結果，連江西根據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退轉移，進行長征。由於連打敗仗，士氣低落，軍心渙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開小差。十萬人的隊伍跑到遵義，只剩下二萬人。這支隊伍面臨徹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現重大失誤都有人被拋出當替罪羊。第壹次是陳獨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傾路線的具體執行者都是周恩來，但他在黨內的地位絲毫未動搖。至於這第四次所謂王明、博古路線，周在軍事上的責任更大。但奇怪的是，毛澤東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發難時，矛頭直指博古，未傷及周恩來半句。兩天兩夜會議爭鬥的結果，博古被迫交權。博古失敗是因為周恩來轉而支持毛澤東。博古徹底垮臺了，連同他從莫斯科帶回來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是蘇共操控中共，在人事上規模最大的壹次，也是敗得最慘的壹次。此後，蘇共在政治軍事及組織人事上，都無法再完全操縱控制中共，軍事上的連連失利搞垮了’老大哥’的威信。

周恩來這次垮不了的原因，倒不全靠莫斯科的背景，查看壹下參加遵義會議成員的名單就知道，周恩來的勢力幾乎占了八九成。毛澤東如同時挑戰周恩來肯定贏不了，說不定自身還要遭遇厄運。

毛澤東接手指揮權後，以黨中央名義電令紅四方面軍，繼續按原定計劃北上，還裝模作樣約定了會合地點，讓紅四方面軍的行蹤完全暴露，吸引了蔣介石調軍圍追，他和周恩來卻悄悄溜向陜北延安，說得好聽壹些是金蟬脫殼，問題在於這殼太大，張國燾所率領的紅四方面軍當時在人數上比毛周的紅壹方面軍要多得多，充作誘餌的紅四方面軍幾乎全軍覆沒，這應是’金蟬脫身’，只是毛周在斬斷此’身’時，並不會疼痛。毛、周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過來倒打壹耙，說張國燾擅自率軍逃跑，另立中央，給張國燾安上個陰謀家的名號。

毛澤東到延安腳跟甫穩，喘息方定，做的第壹件事就是將王稼祥踢出局。他不相信來自莫斯科的人，但對兩虎共存的局面來說，又必須要有壹個能起緩沖作用的中間人物，這個人物既不能與莫斯科關系太深（毛澤東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勢力和組織系統（周恩來不放心），但黨內卻要有相當資歷。毛澤東挑選了劉少奇。

毛澤東把劉少奇扶植上來之後，經過數年經營，曾打算清洗壹批周恩來的勢力，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周恩來在整風時作過深刻的檢查，但看來他的實力並沒有受到重創，他的地位依然穩固如舊。

直到如今，海內外輿論仍把中國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權力鬥爭，或者是毛澤東路線與劉少奇路線的鬥爭。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開始半年，劉少奇就被打倒了，毛澤東已取得了權力鬥爭的勝利，為什麽遲遲不結束文化大革命，壹直持續到他去世，由別人來結束？

把文化大革命作毛劉之間的鬥爭，顯然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還有，頭號走資派劉少奇被交給紅衛兵狠鬥亂打，最後慘死獄中；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卻被保護起來，下放在江西農場養老；三號走資派陶鑄下場和劉少奇壹樣；四號走資派譚震林大鬧懷仁堂，當面拍桌罵江青，卻安然無事。這些現象又該如何解釋？

根據前文所述，免受紅衛兵瘋狂沖擊的都是周恩來的嫡系。毛澤東可把以劉少奇輕易置於死地，卻無把握能擊垮周恩來的勢力，故不能不有所忌諱，只能借打劉余風，順勢掃壹下周的陣營，不敢直接對陣開戰。

周恩來只在壹個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維護他那幫派體系的地位和權勢，這是他至高無上的原則，為了這壹原則，他可以迎合毛澤東，也可以抵抗毛澤東，為了這壹原則他可以犧牲任何社會正義與理想，至於這幫派體系之外的人，因他這壹原則遭受犧牲更是不在話下。

劉少奇雖然沒有明目張膽地反毛，但是架空毛澤東的舉動確實已有數年，毛澤東在文革前，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報》或《北京日報》發表，都被置之不理，表明劉少奇、彭真已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裏。大躍進失敗之後，毛澤東被迫在黨內七千人大會上作檢討，劉少奇雖然未點名，卻極為直截了當地在大會上說領袖不是神，也有犯錯誤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盲目跟隨，喊萬歲是封建主義等等。毛澤東被迫退居二線，不再過問經濟問題。

　　與光桿司令相差無幾的劉少奇哪來的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澤東收斂氣勢，處於半退隱狀態？結論很簡單，劉少奇脫離了毛澤東的陣營，和周恩來結成了聯盟（六零年後，鄧小平把中央書記處工作全部交給副手彭真處理，自己壹心玩橋牌，出席政治局會議時壹言不發，坐得離毛澤東遠遠的，這表明周派早就預謀讓劉派充當與毛直接沖突的馬前卒）。他們倆結成聯盟，中央高層權力就基本上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澤東就只剩下林彪唯壹的死黨了，而林彪自建國以後，幾乎從不過問政治，政治局會議極少參加。壹個原因是他脊髓神經受過槍傷，身體十分虛弱，怕風怕光怕冷怕熱，另壹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澤東成了孤家寡人。

在黨內高級幹部中，毛澤東的威信大挫之後，劉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已達到和毛澤東並駕齊驅地步。可惜他們設計的棋步中，走了壹步最大的錯著：他們為了麻痹毛澤東，為了遮蓋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時，卻在輿論方面開始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澤東。

毛澤東精心部署的反擊方式是他們完全沒有料想到的。他利用對手為了麻痹自己和民眾所搞的個人崇拜，借力打力，幹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過廣播電臺發動文化大革命（命令中央電臺廣播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煽動千百萬無知的民眾和狂熱的青年造反，讓全國迅速處於癱瘓狀態。毛澤東此時在民間已如同神，民眾只要知道有誰竟敢不敬、褻瀆這位神，非蜂擁而上，咬死他撕爛他不可。

為了以防萬壹，毛澤東在號召全國造反的前夕，密令林彪把三十八軍調入北京。毛澤東調兵入京與其說真的決心同周恩來作軍事決戰，還不如說是擺開壹個決戰的架勢。毛澤東深諳周恩來的性格。果然，周恩來在出乎意料的反擊和對手打算蠻幹的架勢面前，驚慌失措壹陣之後，退縮了，他選擇了拋棄劉少奇，以求自保，使毛澤東亂中求勝的險棋得逞。與此正面宣傳的是：周恩來當時這麽做是為了顧全大局，不得不忍辱負重，如果他不顧全大局，全國將更亂得不可收拾。中國那時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到處槍炮轟嗚打內戰，死了不知多少人，哪還有什麽大局可顧？民間尚有不少平頭百姓，為了捍衛劉少奇不惜浴血奮戰，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權的周恩來，何者更有社會正義、更關心民族的命運？周恩來背叛了劉少奇，也背叛了眾多敢於以生命作抗爭的民眾。

周恩來的懦弱，毫無政治理想，在危急關頭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澤東輕易獲了搞垮劉少奇的勝利，但他並不善罷幹休，毛澤東認為只有搞垮周恩來，絕對權威的地位才能真正鞏固。

就在劉少奇迅速垮臺的同時，毛澤東部署了對周恩來的攻擊：壹是利用紅衛兵聯動組織，在北京街頭貼大字報，拋出周恩來1927年’四．壹二’大屠殺期間被捕，隨後在報上刊登《伍豪（周當時代號）脫黨啟事》得以獲釋的材料，依共黨紀律，凡被捕後發表脫黨聲明求得獲釋，便是叛徒。但結果卻是聯動成員，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數逮捕；二是通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王力、關鋒、戚本禹提出揪軍內壹小撮走資派的囗號，結果遭到周恩來的軍中勢力激烈抵抗，大有決戰之勢（即著名的武漢兵變和大鬧懷仁堂事件），毛澤東見勢不妙，拋出王、關、戚作犧牲品，由於軍中分裂的跡象日趨嚴重，毛澤東最後只好拿林彪作替罪羊，以換取沖突平息；三是批孔批《水滸》同樣是以毛的退讓失敗而告終。四是反周，毛澤東已動用江青親自出馬，毛此時手中的大牌也已出盡了，而周恩來只是炮制了《紅都女皇》事件作為反擊，江青落得裏通外國，出賣黨和國家機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掃地、氣焰難再。最後毛澤東的取勝僅僅靠天相助，比周恩來多活了八個月，但他仍無力也無足夠的時間全掃周恩來的勢力，周恩來的勢力沒垮，最終取勝的仍是他。

不少人為周恩來辯解道，當時他若同毛澤東公開對抗，不但保不了別人，連他自己也要垮臺。可是至少從目前公開的事實來看，根本不應得出如此結論，暫且試舉二例：壹是1966年冬，毛澤東在杭州遙控，江青在京，背地裏唆使紅衛兵沖進中南海，包圍國務院，將周恩來圍困二十四小時之久。周勸說紅衛兵撤退無效，軍方大怒，某軍頭調軍入京，向包圍國務院的紅衛兵開槍掃射，用周恩來的原話來說’死了很多人’（此壹事件是周本人親口向文革後來訪的斯諾透露的）。毛澤東聞訊後，不敢有所動作，反稱紅衛兵受反革命挑動，把圍周事件的頭頭全部逮捕入獄；二是武漢兵變，更是著名，毛澤東要軍隊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漢軍區偏偏支右。毛澤東派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王力到武漢發動’揪軍內壹小撮走資派’，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政委鐘漢華幹脆把王力抓起來。他們聽說毛澤東本人也到了武漢督陣，就發動幾十萬市民包圍武漢機場，要把毛澤東攔截下來，毛見勢不妙，趕緊脫身。要周恩來出面去平息事態。周恩來把陳再道帶到北京，當時雖解除了職務，可卻是文革中最早平反解放的壹人。由此可見，連陳再道這樣壹個軍區司令公然對抗，毛澤東都奈何他不得，遑論周恩來！

壹九七零年夏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突然借故批判陳伯達，並株連林彪，向與會者傳遞了毛澤東對林彪不滿的信息。會議結束後，周恩來並沒有馬上返京處理事務，而是留了九十九名黨政軍高級幹部下來，名曰周恩來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報告。會上周恩來不談當前形勢，卻回顧歷史，披露了當年派陳毅去奪取毛澤東軍權的事實。

周恩來在這次講話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條信息：他在黨內地位曾高於毛澤東；他和毛澤東之間有過嚴重過節。好幾年之後，壹位在場的聽眾、某軍區頭頭回憶此事時說，’我當時非常震驚。壹是第壹次知道這段歷史的震驚，二是感到有點不對勁，好象毛主席和周恩來也不那麽友好。但當時不敢多想，這種事想多了，萬壹不慎說出囗來，會給自己惹大麻煩。後來到了批林批孔運動，江青明顯想把火引到周總理身上去，我對廬山會上的報告就恍然大悟，看來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類似的高姿態，表現在周恩來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義會議上他同樣也是以自我批評的方式達到了目的。當博古、蘇聯顧問李德和毛澤東、彭德懷壹直爭執不休，博古堅決不肯認錯讓步時，周恩來站起來發言了，說’軍事失利，作為軍事部長的我，得負主要責任，我請求黨中央解除我軍事部長的職務’。周恩來這壹高姿態表演，既使博古失去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贊揚，博古被迫讓步交權，博古交權就完蛋，周恩來依然穩坐中央核心。（另壹種說法是林彪派兵包圍遵義會議，說不開出個結果，不許散會。所謂開出個結果就是恢復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周恩來見勢不妙，才轉舵）。

周恩來’人情味’表現同樣如此。

試舉壹例，西安事變中，周恩來表達了中共的幾點主張，講完之後並非如同外界所想象，拿出協議書夥同張學良威逼蔣介石簽字，而是話鋒壹轉，聊起了家常，話題自然轉到孩子身上，蔣介石說已和經國斷了音訊很久，很想他，周恩來裝作不知情的樣子，說這件事我們可以通過蘇聯關系，壹定替蔣校長找到並送回令公子。談判關鍵時刻聊起了家常，無意中談到了孩子，難道是偶然的巧合？這分明是周恩來事先精心謀劃的結果，即使蔣介石也未必能當下識破他的用心，否則就不會接他的話題了。協議就是在這種表面上充滿人情味，實際上暗含威脅的氣氛下簽定的。

——這就是周恩來！他即使處在優勢地位，給妳下藥時也壹定裹著糖。

周恩來有時還以鐵面無私來掩蓋他的冷酷無情、沒有人性。長征剛開始時，紅軍把印刷機都拆下來帶走，可是偏偏要拋下早已無權無勢、又重病纏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於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來。被拋下長征隊伍的還有周恩來的密友陳毅。陳毅得罪了秦邦憲和蘇聯顧問，周恩來同樣沒替老友說壹句話。還有，為了不暴露長征行蹤，出發前，他們殺了上萬名被懷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這就是聞名中外的萬人坑事件。周恩來是當時主要領導人之壹。在利害攸關時刻，毫無道義，拋棄犧牲朋友，是恩來周的壹貫表現。

－－https://listentomoon.wordpress.com/2013 ... 來的負面評價妳知多少？



2020年1月14 日 鮮為人知的周恩來的又壹罪證

近年來，大量的有關周恩來在餓死人事件中的負面信息開始披露。他助紂為虐，鼓吹共產風，大刮浮誇風，對人民犯下了罄竹難書、擢發難數的滔天罪行。以周恩來署名1959年10月6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重量級文章——《偉大的十年》。這是壹篇通篇充滿謊言的“奇文”，更是周恩來的白紙黑字的壹大罪證。

這是壹篇迄今為止未曾被收錄進任何壹本官方出版的《選集》、《文選》、《文集》或傳記之類的文章。正因為如此，鮮為人知。

文中寫道：“大家知道，壹九五八年是我國工農業生產特大躍進的壹年，經過核實的工業總產值比壹九五七年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六。調整後的壹九五九年工業指標比特大躍進的壹九五八年工業總產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點六。顯然，這是在特大躍進的基礎上繼續大躍進。”周恩來繼續寫道：“壹九五九年，我國將要生產二千萬噸生鐵，其中約有壹半是小高爐生產的。我們多年來建設的大中型高爐的總容積約為二萬四千立方米，而兩年來新建的已經正常生產的小高爐的總容積就達到四萬三千立方米以上，至於小高爐的生產技術需要壹個發展過程，猶如大高爐壹樣，更是絲毫不用大驚小怪。經過今年上半年的努力，小高爐的利用系數和產品品質已經大大提高，成本已經大大降低，其中比較好的已經接近大高爐的水準……最近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批評了右傾保守思想，號召全國人民反右傾，鼓幹勁，開展轟轟烈烈的增產節約運動。”

周恩來繼續寫道：“我國的農業生產，今年雖然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災害，但是依靠我們在水利建設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別是依靠新誕生的人民公社領導千千萬萬農民同災害進行了緊張的鬥爭，許多地區的災情已經克服，可以希望在去年特大豐收的基礎上，獲得比去年更大的豐收。”什麽“特大豐收”？！什麽“更大的豐收”？！這是十足的信口胡說，這是為他的橫征暴斂制造理由。

值得指出的是，周恩來對當時全國糧食形勢的險惡，了如指掌。“1959年4月6日，國務院秘書廳給他送上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下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年8月第2版，第750頁）。就在總理辦公室當年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在仍然保存完好的三十二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就有九百九十四處之多（欲鳴《為林彪元帥鳴冤》第173頁）。更不能容忍的是，1958年上半年全國大饑荒的跡象已顯現。連當年激進得不能再激進的分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1959年1月都作出當月“會有五百萬人浮腫，七萬人餓死”的估計。周恩來則估計“會有十二萬人餓死”（電話會議，1959年1月20日，甘肅91-18-513，p.59)。周恩來明明知道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同胞在死亡線上掙紮，卻又公然在《人民日報》上大書特書1958年的“特大豐收”、1959年的“更大的豐收”。周恩來緣何置五億農民的死活於不顧，如此信口雌黃，實在百思不得其解啊！

周恩來在《偉大的十年》壹文中，荒唐離譜的贊歌尚未盡興，就在壹千多萬農民同胞慘遭餓死入土後的1960年1月26日，國務院竟下發文件宣布：“1958、1959年糧食獲得特大豐收，當前糧食形勢好得很。國家糧食庫存在1959年6月底343億斤的基礎上，1960年6月底將達到500億斤”（高華《在歷史的風陵渡口》，2005年版，第157頁）。看到這些罪惡的文字，實在欲哭無淚啊！周恩來罪惡滔天，就是判他壹萬次死刑，亦難解五億多農民同胞的心頭之恨。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2 ... 19456.html



2017年2月21日 惡謀(中)：誰背叛了中華民族？重慶轟炸與紅色間諜

情報原件

VOA記者東方：我看您在書裏面提到了1977年臺灣出版的梅良眉所作的《對日抗戰期間中共統治策略研究》第三章第四節，其中有毛澤東對八路軍的秘密指示。毛澤東在裏面提到：中日之戰對共產黨來說，是個絕好的機會。我們要實行這麽壹個政策，百分之七十發展自己，百分之二十妥協，百分之十對日對戰。這個百分比在互聯網上流傳很廣。據說您在臺北的國家圖書館，找到了這份文件的資料。壹本是《剿匪正史》，另壹本是《中共黨的策略、路線》。請您介紹壹下您怎麽在臺北圖書館找到這兩本書的？

東京福祉大學教授遠藤譽：謝幼田在《中共壯大之謎》裏面提到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有70%、20%、10%的數字。不過謝幼田只提到了壹份文件，但這份文件在什麽地方並不確定。而且這本書提到的這份文件也不在日本，在日本沒有找到。最後了解到在臺北的國家圖書館裏面有。所以，我就跑到臺北去， 在臺北的國家圖書館查到了這個材料。然後終於找到了這份原始資料。這個當時是秘密，是極密的毛澤東的密令，而現在基本大家都知道，現在（中國）大陸的人也都知道。

毛澤東和潘漢年

東方：現在有壹種說法，說毛澤東不可能親自派潘漢年去和日本的間諜機關聯絡，毛澤東的位置很高，是中共的第壹把手，潘漢年只是壹個很小的低級官員。您的看法呢？

遠藤：這個在《毛澤東年譜》裏明確有記載，多處有這樣的描繪。毛澤東有壹天叫潘漢年過來，然後給他壹個特別任務。他寫道“特別任務，”如果明確地寫“特務”，那就不好聽了嗎，所以用“特別任務”這四個字來表現。面對面的，毛澤東直接命令了潘漢年，（從事）“特別任務”這樣的工作。這個證據都在《毛澤東年譜》裏有。《毛澤東年譜》是中共中央的文獻研究室編的壹本書。非常可靠、非常有權威，是他們自己寫的。他們可能沒想到我找出來這個吧。（遠藤教授註：在《毛澤東年譜》裏還有很多毛澤東致電給潘漢年的記錄，共有30多處。）

東方：潘漢年向日本情報機關提供了中國戰區的情況，這個很重要。您是怎麽找到潘漢年當年向日本提供的資料？如何保證日方資料中潘漢年這本情報的真實性？能不能證實這個情報？

遠藤：關於潘漢年的這份報告，巖井英壹在《回想的上海》中寫到：壹天，巖井向潘漢年問，妳能不能提供壹下中共方面的內部情報？巖井英壹以為他會拒絕，但是潘漢年沒有拒絕，立刻答應，然後給他壹個比較長的中共內部的報告書。這個報告書裏到底寫的什麽，這個怎麽也找不到了，我寫日文版的《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這本書的時候，當時也沒有找到。後來這本書翻譯成中文出版的時候，我又有壹點時間了，所以我就每天跑到外交史料館，每頁都查，最後終於找到了這樣的信息。這是唯壹的關於中共的內部材料。這個確實是潘漢年提供的。因為從時間上、長度上、內容上判斷，完全和巖井的回憶錄裏寫的壹樣、壹致。所以這是唯壹的我能判斷的潘漢年提供的情報。

東方：巖井在回憶錄裏多次提到潘漢年提供國軍的戰略情報嗎?

遠藤：很多次地提到。對啊。

東方：從日本外務省史料館的史料中是否還能具體確定潘漢年提供的有關國軍動向的情報？另外，日方為何要潘漢年提供有關中共自己的情報呢？

遠藤：這個是不好判斷。不過我想了，為什麽他要提供中共內部材料呢？這個不是很奇怪嗎。如果是為了弱化國民黨的軍力，應該向日方提供國民黨的軍事材料。為什麽要向巖井英壹提供中共內部情報？這是很奇怪的。我仔細地分析了以後，我就知道了，明白了，是這麽回事。先交給巖井英壹中共內部的情報，從而使巖井英壹相信潘漢年。如果連自己的軍隊的內部資料也提供的話，巖井就可以相信潘漢年。隨後潘漢年就向巖井提了停戰問題，中共和日軍之間的停戰、停火問題，所以就是因為這個目的才提供了中共內部的材料。這麽理解的話就符合邏輯了。

歌舞升平的延安

延安是共產黨抗戰的政治和軍事中心，重要的軍政目標比比皆是。壹般說來，在戰爭環境下，這些目標需要隱蔽和保密，但延安卻反其道而行之，經常公開舉行各種大型活動。秧歌、腰鼓、戲劇、舞會，大白天高調舉行，壹片歌舞升平景象。

1939年4月13日。延安的抗戰演劇三隊和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樂隊，在陜北公學禮堂首演《黃河大合唱》。觀眾千余，盛況空前，光是合唱隊後來增加到500人之多。5月11日，毛澤東親自觀看魯迅藝術學院的黃河大合唱，不但連聲叫好，而且單獨接見洗星海，並特送他壹支美制的帕克金筆和壹瓶帕克墨水。

再婚潮

與此同時，很多文學女青年從敵後湧入延安。交際舞成為延安的壹道亮麗的風景線，壹個個感人的抗日愛情故事在延安上演，共產黨的老幹部紛紛掀起了離婚潮，軍隊師以上幹部離婚率高達 80%。40歲的陳毅娶了18歲的張茜。22歲的王定國被組織安排給了54的謝覺哉。19歲的朱明嫁給50多歲的林伯渠。44歲的劉伯承娶了18歲的汪榮華。46歲的賀龍娶了25的薛明。36歲的羅榮桓娶了23歲的林月琴……。毛澤東將長征時與他並肩戰鬥的妻子賀子珍送往蘇聯“長期養病”，並在1938年11月20日，毛澤東與來自上海的女電影明星，24歲的江青結婚。

慘絕人寰的重慶

而當時的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則是另外壹番慘絕人寰的景象。

中國抗戰史學者王康：“（日軍對重慶）用了很多（燃燒彈），這個是日本特別可惡的地方。當時重慶是壹個只有27萬人的城市，主要是個農業社會。所以它的建築主要不是什麽磚頭，更不是石頭，主要就是木材，竹木，特別容易燃燒。日本人根據這個情報，這個情況，就專門針對性地研制了燃燒彈。燃燒彈、爆炸彈、還有凝固汽油彈同時爆炸。整個重慶陷入普遍的恐慌之中。然後，按照日本的想法，重慶當局或者妥協，或者投降，沒有別的道路了。所以，重慶老百姓非常慘”。

據史料記載，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從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5年間日軍對重慶實施了218次戰略轟炸，出動飛機9513架次、空襲重慶及周邊兩百余次；造成重慶死於轟炸者壹萬人以上，超過17,600幢房屋被毀，市區大部份繁華地區被日軍炸成壹片廢墟。

王康：“重慶轟炸叫重慶大轟炸， 那比倫敦轟炸早的多了。1938年的春天到1943年的秋天，5年半的時間，日軍壹直在轟炸重慶。為什麽轟炸重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蔣介石在重慶，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國民黨政府在重慶，軍事委員會，國防最高委員會，就是中國的政治和戰略的中心在重慶。而日本人沒有去轟炸延安，當然不是說整個陜北地區、西北地區都沒轟炸過。像銀川、西安、西寧等大城市被日軍轟炸過，還有20幾個像寶安縣壹樣的縣級地區，都被轟炸過。就唯獨延安，基本沒被轟炸過。而日本要轟炸延安太容易了。太容易啦。跨過黃河就是延安。日本要轟炸重慶，以前在宜昌淪陷之前，要從武漢的W機場起飛，要飛很長的時間。而且重慶是個霧都，轟炸重慶的時候日本要冒很大的風險。”

日軍的“斬首行動”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當代中國研究》刊登楊天石的文章，《日機大轟炸及其對蔣介石的“斬首行動”》，敘述了日軍發動的針對蔣介石的斬首行動的經過：1941年8月間，日本第三飛行團團長遠藤三郎得到情報，蔣介石將在黃山寓所召開軍事會議，又從離任的意大利駐中國大使口中得知黃山山莊的房屋位置和屋瓦的顏色，立刻制訂轟炸計劃，命令第60戰鬥隊執行。8月30日上午11時，遠藤率機自漢口出發。下午3時，27架轟炸機入侵重慶黃山山莊上空。遠藤估計，蔣介石正在山莊，便從5500米的高空投彈。炸彈下落時，蔣介石正在召開各戰區司令長官及參謀長最高軍事會議，兩名衛兵當場身亡，四名負傷。

絕密情報從何而來？

有些史學家稱相關情報來源是意大利駐重慶的大使館，對此王康表示強烈質疑。

王康：我查了壹下，意大利大使館成立於40年的9月底10月初，9月27號，日本、意大利、德國簽署了三國合作條約，成立了三國軸心國集團。而10月初的時候，意大利駐華大使館已經撤離中國，回到了羅馬。他們根本不可能提供壹年以後，41年8月30號日本人要轟炸蔣介石在重慶官邸，那裏舉行中國最高軍事會議這樣壹個絕密的資料。意大利大使館不可能知道。其次，這個情報的來源，我表示懷疑，雖然我還沒有定論，我懷疑是周恩來他們提供的。1941年8月30號，皖南事件已經發生了8個多月。皖南事變發生的時候，毛澤東曾三次發電報給南方局周恩來他們，要求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火速撤離陪都，撤離重慶，並把所有的電報、密碼、人員名單全部銷毀掉，不惜以和國民黨決裂發動內戰。當時毛澤東真有這種想法。那麽如果這個時候，可以消滅掉蔣介石，也就是消滅掉毛澤東的頭號對手，那麽對毛澤東來說是個巨大的軍事上的勝利。“

“第二，周恩來和國民黨的上層從北伐開始關系就不壹般。周恩來本來就是中共特科的創辦人，周恩來在重慶獲得這個情報不太令人意外。”

“第三就是八路軍的辦事處。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秘密成立。成立秘密組織嚴格講來是違背國共兩黨的諒解備忘錄的，是不符合國共合作的。南方局是壹個秘密的機構，周恩來是書記。這些機構在重慶的成立，讓中共在重慶合法性進行情報搜集的來源大大地增加。所以獲得情況的很可能是周恩來。”

“第四就是潘漢年。遠藤譽教授已經提出來了，潘漢年已經奉中共之命，奉饒漱石的命令以及周恩來和毛澤東的命令，到上海跟這個巖井公館交涉，搭上線。潘漢年還兩次到了南京，拜見了汪精衛。而汪精衛跟毛澤東的關系不壹般。1924年，國民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他提議毛澤東替他做國民黨的代理中宣部長。雖然是國民黨的代理中宣部長，其實對毛的政治地位是很大的關鍵性壹步。更重要的是，汪偽政權南京成立之後，毛澤東已經有這麽壹個想法，聯日聯汪倒蔣。這個實際上是在37年8月份的陜北的洛川會議上邊，根據王明的回憶錄，毛澤東已經有這個想法。“

毛澤東接見執行斬首行動的日軍將領

王康說：“更重要的另壹方面，就是遠藤三郎少將退役之後，在57年居然被邀請到中國訪問，是周恩來出面邀請的。遠藤三郎不過是壹個陸軍退役的中將，雖然他參加了全部侵華的軍事行動，但是在戰後日本軍階地位比他高的大有人在，他不過是壹個中級軍官而已，毛澤東居然破例會見他，而且兩人有壹個特殊的交往儀式。遠藤三郎把他祖傳的日本軍刀獻給毛澤東，毛澤東則回贈給他壹幅齊白石的竹子國畫。這些對通曉外交禮儀和慣例的人來說都是很不尋常的。毛澤東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了，57年會見這麽壹個中級軍官的時候，毛澤東第壹次提出來，日本進攻中國這是好事情。壹直到72年他接見田中角榮，再壹次說，日本皇軍打進來，對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是個好事情，妳們不用道歉。我們要感謝妳們，感謝的方式就是不要妳們戰爭賠款。“

《蔣介石日記》中的記載

最近公布的蔣介石日記中，對這個事件也有記載：“余與軍事會報各同誌在黃山防空洞東口新樹下談軍事近狀，忽聞機聲，乃入洞內再談。時約十分鐘，聞炸彈愈近，仍不以為意。不意連續轟炸，洞門為崩土塞沒，乃覺其目標即在本洞。乃妻在北洞口茅屋前讀法文，未與我同在壹處，甚恐妻被炸，即向北口去尋。幸彼近來，此心始安。惟今日之危，甚於二十七年之武昌與去年柳州之羊角山矣。惟山巖甚堅，洞甚固耳。炸後出洞視察，洞頂山上樹木盡毀，巖土崩墮，衛士重傷者四人，死二人，即往慰問，血跡滿地，悲慘極矣”。

誰出賣了中華民族？

東方：轟炸重慶的目的很有可能是為了打擊中國居民的抗戰決心，讓他們盡快地放棄抵抗。那麽不轟炸延安，是不是因為延安的軍力根本不足以讓日軍去出兵，可以不考慮？

遠藤：這個沒有證據，所以不好說。也有可能吧。潘漢年和巖井公館有密切的聯系，在這樣的關系的情況下，他們當然不考慮打共產黨。

東方：您在書中提到了莫斯科駐延安的壹個特派員，也是塔斯社的記者叫彼得。他也曾經揭露過毛和日軍暗通的行為，而且他說這是比種植和販賣鴉片更嚴重的事件。妳是不是認為毛的這種行為實際上在出賣中國的利益？

遠藤：是啊，出賣中國，出賣中華民族嘛。他愛的是自己，沒有愛中國人民。如果是愛中國人民的話，建國之後為什麽要殺掉幾千萬的無辜老百姓和無辜的中國人民？我在長春被圍困的時候，也是好幾十萬的無辜的中國人被餓死。當時連這個都不承認嘛。所以對毛澤東來說，最重要的是他當中國的帝王。其他的就不考慮，讓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的無辜老百姓喪生他也不在乎。不擇手段。我是這麽想的。

潘漢年通日是個人行為嗎？

東方：“壹將功成萬骨枯”，個人的權力登到頂峰，而身下是數以百萬、千萬計的白骨鋪就，這個的確是非常的殘酷。妳認為潘漢年的行為，是他個人的行為，還是延安方面的行為？

遠藤：潘漢年不可能是個人行為，那時沒有毛澤東的命令，哪裏有人敢做那樣的事情？不可能有那樣的事。

《延安日記》

共產國際駐延安特派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壹本書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壹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毛等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系...... 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系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

－－https://www.voachinese.com/a/news-mao-c ... 32139.html



2019年11月07日 毛澤東策劃皖南事變內幕：害死項英 嫁禍蔣介石

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紅軍遊擊隊接受國民政府改編成為新四軍，並接受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最高軍事委員會統壹指揮。然而，新四軍拿著國民黨軍餉，卻聽命於延安的毛澤東和中共。

1940年7月17日，蔣介石正式發布命令，限新四軍軍部壹個月全部撤到江北。中共在拖延了不少時日後，於1941年1月4日下令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的支隊9000多人由雲嶺出發北移。

在行至皖南涇縣茂林時，遭到國民黨軍8萬多人的伏擊，新四軍除2000人突圍外大部分被俘或陣亡。軍長葉挺與國民黨軍隊談判時被扣押，項英、周子昆被中共內部叛徒殺害。這次事件被稱為皖南事變。

1940年12月10日，蔣介石下令項英撤到江北，規定其走皖東路。毛沒有向蔣表示異議，12月29日，他批準了這條路，對項英說：“同意直接移皖東、分批渡江。”

但是第二天，毛突然打電報要項英改走蔣介石特地否決的蘇南路線：“走蘇南為好。”這壹路線改變，毛沒有通知蔣介石。

張戎指出，毛澤東壓下項英1月4日關鍵電報的根據，是他在1月13日給重慶周恩來的電報。裏面說：“軍機前轉上葉、項支（4）日致蔣電，措詞不當，如未交請勿交。”這不僅說明毛不讓周轉項英的電報，而且說明毛是在13日或前壹兩天才把項英4日的電報發給周恩來，這時國民軍隊對項英部隊的攻擊，已經在持續壹星期後結束。

1月4日的夜晚，風雨交加，項英和壹萬新四軍進入了國民黨十幾萬大軍的駐紮區。這些軍隊沒有得到項英要過路的通知，以為是新四軍來挑釁，就開了火。早已因黃橋之戰而痛恨新四軍的顧祝同，6日下令把項英的部隊“徹底加以肅清”。皖南事變爆發了。

1月6日到9日，國民黨軍隊圍殲項英部的最激烈的4天，慌張的項英發了壹封又壹封電報給延安，要毛向國民黨交涉停火，但是毛毫無動靜。到了9日，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劉少奇電毛談起項英的情況，毛回電說他什麽情況也不知道。

在收到劉少奇1月9日發給毛的電報後，10日，新四軍總部報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衛戰鬥，今已瀕絕境，幹部全部均已準備犧牲。”“請以黨中央及恩來名義，速向蔣、顧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脅，要顧撤圍，或可挽救。”然而，毛仍舊沒有動靜。

10日那天，項英親自給蔣介石打了封電報，懇求蔣撤圍。這封電報他再次發給毛轉，毛又再次把它壓了下來。毛對周恩來說，項英的這封電報比前壹封“立場更壞”，“此電決不能交，故未轉妳處。”

直到13日，周恩來才在毛的指令下向國民黨提出抗議，要求撤軍，而蔣介石已在前壹天主動下令停止攻擊了。

1月15日，周恩來去見蘇聯大使潘友新，說中共急需蘇聯拯救。但潘潑了他壹頭冷水。

潘在他的只給蘇聯高層看的回憶錄裏指出，他當時就懷疑皖南事變是毛澤東有意讓項英去送死，而周恩來在向他撒謊。

毛又繞過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籲懇求，要斯大林出兵幫他打全面內戰。斯大林警告毛澤東“不要挑起破裂”。毛只好服從。

項英在蔣介石下令停火後逃了出來，3月14日深夜，他在壹個山洞裏睡覺時，被副官開槍打死。這名副官本來就對共產黨不滿，打死項英後，他拿走項英身上的金條財物，後來投向國民黨。

而毛澤東則給項英冠以種種罪名，把皖南事變說成是他“壹貫機會主義領導的結果”，甚至影射項英是內奸：“此次失敗是否有內奸陰謀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許多情節是令人懷疑的。”

直到今天，皖南事變的帳仍算在項英和蔣介石身上。

－－https://www.ntdtv.com/gb/2019/11/07/a102701834.html



2016年7月17日 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到底在幹什麽？（18）延安整風對當代中國的影響

延安整風的三年是抗日戰爭極為嚴重的困難時期，中共卻在此時把大批幹部調回延安搞政治學習去了。這也證明中共在八年抗戰中多麽“逍遙自在”。

而不抗戰的毛澤東通過這場運動，不僅確立了自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還為他建政以後控制國家、控制幹部和控制人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壹、控制傳媒，箝制民眾的思想。

1，“黨性第壹”原則。胡喬木說，黨報‘要在自己壹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也就是“黨性”要充斥在傳媒的每個細胞裏。

2，反對“虛假真實性”原則。陸定壹提出了壹個有名的口號：‘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考慮上面的第壹個原則，“事實”和“立場”哪壹個重要也顯而易見。

3，新聞的快慢必須以黨的利益為原則。他們說：‘該快的快’，‘該慢的慢’，‘有的壓壹下才發表，有的壓壹下不發表’，壹切必須聽命於黨的領導機關和最高領袖。

4，運用報紙指導運動的原則。在運動初期和達到高潮的壹段時間內，集中報導，形成宣傳規模，用以教育幹部和群眾，震懾和打擊敵人。

5，新聞保密和分層次的原則。供領導幹部閱讀的參考消息就是那時開始發行的，這也是領導人的特殊權利之壹。

二、控制幹部，使之服從領袖。

1，以政治學習來洗腦。

2，交代問題和相互揭發。

3，建立幹部檔案制度。面對來自五湖四海的幹部，要他們寫自傳，詳細填寫履歷表，存入檔案，而且要反復寫，看有沒有漏洞和矛盾。

4，等級制度逐步完善。王實味當時已經指出延安‘食分五等，衣著三色’。大、中、小竈制度1940年就在全黨推行。

黨是這樣解釋等級制度的：‘同誌們，並不是這些領導同誌自己要求享受得好壹點，而是黨的命令，黨因為這些同誌對黨的貢獻和現在所負的責任，就有權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壹點。比如，毛主席，黨可以要他每天吃壹只雞。’

三、建構完整的政治運動模式。

1，引蛇出洞，摸底排隊。1942年春寒料峭時，毛澤東發出整風動員報告，引出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結果他們都挨整，王實味最後還被殺。

2，另起爐竈向原來的權力機關奪權。在延安整風初期，1941年9月成立“中央高級學習組”，1942年6月幹脆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領導運動，取代了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大部分職能。

3，采取激烈手段，達到目地後再道歉。中共的政治運動方式向來是熱發動、冷處理。先用逼供的精神與肉體折磨的激烈手段獲得“成果”，然後據說是避免處理時傷害太多人而冷處理，甚至用道歉、平反等方式緩和矛盾。

整風運動造成超過壹萬人死亡。

1943年“整風”結束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才迅速傳遍延安。據李雪峰回憶，彭真說是他第壹個喊的。從彭真當時的地位和後來職務的升遷看，這是完全可能的。

在“延安整風”後期，中共黨內奉給毛澤東的“偉大”稱號比“文革”時期還要多。那時在延安，除了最普通的“偉大領袖”外，還有“偉大的革命舵手”，“不但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中國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來未曾有過的最偉大的領袖”，以及“毛澤東三個字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等等。

－－https://shujingsong.blogspot.com/2016/07/17.html



2010年03月11日 毛澤東稱贊美國的民主和天賦人權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毛澤東8月底赴重慶和蔣介石談判戰後和平和建國問題。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向毛提出問題，甘貝爾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

毛澤東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的壹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按：四大自由指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的“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壹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28頁）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華日報》也發表了多篇文章，贊頌美國的民主，如1943年7月4日，該報發表的社論《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1944年7月4日，該報又發表社論《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這篇社論的內容與《解放日報》發表的社論內容完全相同。可見這是黨中央、毛澤東發的統稿。

1944年夏，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時任中緬印戰區司令兼任蔣介石參謀長的美國將軍史迪威要求華萊士向蔣介石交涉，蔣被迫同意由美方派人到延安。史委任當時號稱“中國通”的美駐華大使館二秘謝偉思為“美國軍事觀察小組”（組長包瑞德上校）的政治顧問。謝偉思在延安住近三個月，多次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交談。

在交談中，毛澤東表示中共堅持國共合作和反對分裂的立場，同時，也談到對美國的民主的肯定和向往。毛澤東說：“每壹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壹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妳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

1949年10月，毛澤東取得了最高領導的地位。他大權獨攬，發動了多次的政治運動，在經濟上違反了他自己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中反復強調的允許包括個體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在內的多種經濟成分存在和發展的政策。政治上，他違反了當年主張並積極宣傳的民主自由的思想，造成千百萬冤假錯案堆積如山，連開國元勛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都被整死。當年許多人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為爭取民主自由奮力拼搏，但建國後卻被殘酷迫害，許多人被摧殘致死。

－－http://www.yhcqw.com/36/6930.html



轉載：《新華日報》《解放日報》言論選

筆者按：壹直想搜集40年代時共產黨機關報的言論，因為這些言論無疑是對某些人最大的耳光。以下為筆者從網絡搜集的內容，主要是轉載，由於出處多，不壹壹詳述，歡迎指正和補充－－

作統治者的喉舌，看起來像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於豪奴、惡仆應得的“自由“，超出範圍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說妳盡可以有吆喝奴隸–人民大眾的自由，但對主子則必需奉命唯謹的，畢恭畢敬，半點也不敢自由。

－－《新華日報》1946年9月1日

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壹黨專政”。這是壹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壹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壹黨專政”。

－－《新華日報》1940年12月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2-177頁

黨對政府的領導，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轄。黨和政府是兩種不同的組織系統，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選集》第54-55頁

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壹個黨、壹個領袖、壹個報紙”的主張。它們對於“異己”的進步報紙，采取各色各樣的限制、吞並和消滅的辦法，如檢查稿件、任意刪削，威脅讀者、阻礙推銷，派遣特務打入報館、逐漸攘奪管理權，最後則強迫收買，勒令封閉。

－－《解放日報》1943年9月1日

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占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但是，在這壹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壹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壹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

－－《新華日報》1943年7月4日

現在，官方豢養的論客們更公然地企圖恐嚇人民，說國民黨是希望中國安定的，而共產黨卻希望天下大亂…中國共產黨，不但“要變不要亂“，而且正是要“以變止亂“……（國民黨反動派）也是希望某壹種“ 安定”的，但那並不是全中國的安定，並不是全中國人民的安定，而僅僅是他們坐在壓迫人民的寶座上的“安定”。他們那個小集團可以統治全國、為所欲為的“安定“……他們的統治“安定“了，中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會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事做、沒有書讀、沒有說話的自由、沒有走路的自由、沒有住家的自由……廢止國民黨的壹黨專政!

－－《新華日報》1946年5月17日社論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壹黨治國。……因為此問題壹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壹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

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

－－《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須徹底廢除現行檢查辦法，

－－《新華日報》1945年6月26日

限制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壹脈真傳，無論如何貼金繪彩，也沒法讓吃過自由果實的人士，嘗出壹點民主的甜味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5日

壹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壹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

統制思想，以求安於壹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壹，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

－－《新華日報》1945年3月31日

維持壹黨專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饑餓和災荒上的，所以這些救災的治本辦法，只有國民黨確定的和各黨派壹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時，才能完滿解決。

－－《新華日報》社論1946年3月30日

－－http://franklc.com/archives/490



2019年11月13日 制造階級仇恨，毛澤東殘忍消滅數百萬地主

研究當代中國歷史、著有反映反右運動的《陽謀》壹書的丁抒對美國之音說：“在1957年毛發動反右鬥爭之前，毛澤東發動了壹系列的政治運動，比如從建政開始，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農業合作化、工商業射穢主義改造、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以及肅清反革命，這是比較大的，還有壹個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這些頻繁的運動充分顯示了毛“運動治國”特色，“運動是壹個接著壹個，有時壹個運動還沒有完，另壹個就開始了。幾乎沒有無運動的時候。有的是運動重疊。譬如土地改革運動是1950至1953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也是1950至1953，”丁抒說。

縱容暴力、殺人立威是毛澤東發動這些運動的普遍特點。文革歷史專家、加州州立大學河濱分校圖書館的研究員宋永毅說，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做出的推算，從1950至1954四年間，中國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70萬。“它應當是中共建政後所有政治運動中非正常死亡人數最高的壹次。這壹數字，和不少長期研究中共土改的學者的估計雷同。”

根據原重慶師範大學涉外商學院副教授譚松、原澳門大學社會科學系主任的退休教授郝誌東和原中國山西社科院學者智效民在川東、山西平定縣和晉綏地區的調查，當地的土改充滿暴力血腥。

譚松對美國之音說，激發他此後14年調查土改真相的壹件事是2003年在走訪中聽到的故事。“就是在土改的時候，在壹個大院裏面，四個民兵把壹個地主的小老婆輪奸之後，用壹個鐵桿從她下身穿進去，把她子宮戳破，她死了，流血而死，我了解這個現象以後感到非常悲憤，決定馬上調查。”

智效民的土改研討會論文說，山西“開明紳士”牛友蘭在抗戰中全力幫助中共，曾赴延安參觀並受毛澤東、朱德接見。但土改到來時，仍在劫難逃，61歲的他被反綁雙手，“鬥爭進入高潮後，他被兩人按住頭，將壹根鐵絲穿進鼻孔，並強迫主席臺上任晉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的兒子牛蔭冠牽‘老牛’遊街示眾。沒過幾天牛友蘭就死於關押他的窯洞裏。”

智效民說，被毛澤東稱為“開明紳士”的劉少白和他的弟弟劉象幹也被清算，“劉象幹被活活打死後還被自己的兒子補了兩刀”。原中共忻州市委宣傳部長白建華後來回憶說：“會還沒有開了壹半，劉象坤就被眾人妳壹拳我壹腳，妳壹棒子我壹石頭給活活打死了。貧農團都是些年輕後生，力氣大，下手狠，打人的聲音聽得清清楚楚，我當時在場，人多，等明白過來是怎麽回事，人早就躺在地上沒氣了。”

郝誌東在2015和2017年多次調查家鄉山西省平定縣地主被鬥情況，了解到當地在開完鬥爭會後慣用石頭砸死地主。山西平定縣“開明紳士”、民國教育家周克昌就是被砸死的；大石門地主賈秀寶雖然主動交出財產和耕地、並在鬥爭會上做坦白，但由於區、村幹部已做好處決他的安排，結果被五花大綁架著押到河灘上用石頭砸死。

2017年5月郝誌東記錄了王家莊10人被用鐮刀剮死的情況，“行刑前沒有宣布任何罪狀，行刑後也沒有宣布任何罪狀。”

郝誌東2015年8月22日和東回村的李先生訪談，李先生介紹了村裏壹家五口在土改中跳井自殺的慘況：“李全福有母親、老婆、孩子和妹妹。他的家都被分了，讓他們住在村裏最低等最壞的爛窯洞。有天晚上他和他母親、妻子和妹妹商量，父親都被害死了，恐怕咱們也活不成。壹家五口決定集體跳井，在窯洞外的壹口井中溺水死亡。”

譚松告訴美國之音，他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地主當初和農民的關系是非常融洽的，“根本不是共產黨所說的妳死我活的對立階級矛盾是階級敵人，像他們編造的《白毛女》、《收租院》、南霸天、楊白勞，全是謊言。”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吳國光認為，農民與地主的階級對立是中共通過暴力土改刻意制造出的。

“毛澤東最喜歡設定計劃數字，”《陽謀》的作者丁抒說，也就是在政治運動中按比率殺人、關人、管人。

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1950年10月在全國第二次公安會議上說：“毛主席說不殺反革命就不象個革命的樣子。”“殺反革命必須有計劃”。丁抒說，在鎮反中毛澤東給農村定的計劃是“人口的千分之壹”，“在城市中……以千分之零點五為適宜。”毛指示上海市委“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殺掉1500人左右。”丁抒說：“3000，正是當時上海約600萬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五’”。

在反對胡風分革命集團運動中毛澤東指示，“黨政軍民機關、團體、企業、學校中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均占5%。”

在肅清反革命運動中毛重申：“對於高級知識份子的重點對象，必須也同其他方面壹樣，壹般地控制在5%左右。”他為肅反定的指標是“反革命5年抓150萬，每年30萬。”

毛澤東1958年在中共的壹次會議上大笑著說：“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壹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妳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壹百倍。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壹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妳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https://club.6parkbbs.com/bolun/index.p ... d=15586830



誰喝掉了大饑荒年月生產的兩千多噸茅臺酒?

貴州省不是我的家鄉，但來貴州第二年發現的壹組中國名酒茅臺酒的數據，讓我產生了與山西省家鄉同等重量的記憶。這是我如此投入講述被掩埋真相的原因。

五年中，斷斷續續地發現、積累，壹組數據變成壹系列數據。

這組數據的起點是，1959、1960、1961三年，中國現代歷史上最饑餓的年代，茅臺酒合計產量為2079噸。其中，出口139.86噸。

按照茅臺酒糧酒生產5：1的比例計算，即生產壹斤酒，耗費糧食五斤，2079噸茅臺酒，耗去原糧約1.04萬噸。

也許有人會質疑：茅臺酒是窖藏生產，入庫窖藏時間為4年以上。按照這個邏輯，1959-1961年生產出的酒，應該是1955-1957年先行生產出來放在窖中的，沒占用饑餓年月的糧食。

那麽，饑荒蔓延全國的1959－1961年茅臺酒廠是否使用了當年的糧食？查閱茅臺酒廠歷年使用原糧統計,比文章第5段理論計算的耗糧量還多：這三年實際用糧1.13萬噸，其中高粱1085萬斤，小麥1175萬斤。

線索到了這裏，壹連串的疑問自然產生。壹是，這些糧食來源何處？二是，當時仁懷農民的生活狀況究竟怎樣？三是，全中國缺糧的年月，為什麽茅臺酒廠能有多余糧食生產奢侈性消費品？四是，國有企業為什麽沒有主動慈善救濟民間的自覺？五是，這些酒，哪裏去了？六是，茅臺的後來人，是否給饑餓受難、甚至死於饑餓的人們道歉了？

1960年，是現代歷史上國人口糧最為奇缺的年份。茅臺酒原料也"告急"，廠領導向上級呼籲，貴州從全省各地調集原糧支援。各地調糧數據為：

遵義地區11萬斤、畢節地區29萬斤、銅仁地區10萬斤、黔東南地區12萬斤、貴陽市7萬斤、湄潭縣1萬斤、習水縣10萬斤、銅梓縣10萬斤、正安縣1萬斤、赤水縣4萬斤、務川縣1萬斤、熄峰縣1萬斤、仁懷縣20萬斤，共計117萬斤。這樣還不夠，中央糧食部又從四川省江津縣調來70萬斤，才保證當年生產出912噸茅臺酒。饑荒年代的這個單年生產茅臺酒記錄，直到改革開放、"中國重新出發"的1978年才被超過。

"端午踩曲，重陽下沙"，是茅臺民間形容釀酒的過程的諺語。曲，是麥子，如同藥引子，在端午前後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帶殼的高粱磨碎蒸煮謂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過濾為熟沙之後，拌入谷殼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發酵過程的俗稱。也因此，有詩人說，茅臺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麥之"魂"。

但是，1959年的仁懷沒有詩意，只有"餓魂"。

從現有掌握的資料來看，仁懷的饑餓，爆發在1959年的"端午"至"重陽"之間的7月份。

當地文件記載：

截止1959年7月16日，仁懷有各種病人8384名，其中浮腫5335人占總人口1.49%。最嚴重的三元、大同生產隊害浮腫的為9%和9.8%。其中，大同如果加上其他病種，人數達到27.7%。調查者在調查途中，親眼看到4個青壯年在回家途中昏倒死去。

1959年年底，當年的茅臺酒產量為820噸，比“大躍進”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噸，是1953年產量的10倍以上。同年，國家投資茅臺酒廠120萬元搞擴建。

仁懷幹部楊代緒說：這個時候可以講餓死了人的話了，但災難鋪天蓋地般來了，人人都只想用什麽辦法填飽肚子。楊代緒列出當年農民的"代食品"清單的名字有：枇杷樹皮、幹胡豆葉、幹藤葉、芭蕉頭、棉花籽油、娃兒腸（壹種豬草）、酒糟、玉米芯、梧桐樹皮、幹牛皮等。

1961年縣委《大事記》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驚人。病人要，壹集中、二歸口、三休息、四治療。大抓代食品，以蕨巴為主。

1月18日：病情發展，死亡上升。15日統計，仁懷全縣有各種病人24342人，占總人口的7.4%。其中，浮腫6399人，幹瘦病4939人，婦女停經、子宮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統計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縣現在還有各種病人26744人。其中，最嚴重的有66個生產隊，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縣裏連續開會，大意為：分析嚴峻局勢；整頓工作作風；大搞代食品；檢討反瞞產中打人、把個別向中央寫信的人關押致死的錯誤；在10天內堵住不正常死亡現象。

4月4日：至今全縣每天死亡人數仍在30人左右。縣委指出全黨全民共同努力，將全縣病人由2.6萬多人下降到1.9萬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產任務為1131.6萬斤，不包括茅臺酒廠。培訓技術，取得經驗，全面交流。（原料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日：為了夏收到來，縣委決定，以生產隊為單位組織勞力集中收。口糧、種子、飼料由大隊統壹掌管。生產隊的口糧由大隊定期發給食堂。

5月5日："4月中旬後，病情和死亡人數猛然上升20%"。（據其它資料對比，換算出具體人數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縣裏決定，夏糧征購3543.05萬斤，生產隊集體入倉910.4萬斤。夏糧任務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止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腫病、疳病4890人。但情況依然嚴峻。通報要求，各級黨委要壹手抓生產、壹手抓治病，"兩手都要硬"。

可能很多人難以理解，民間如此饑餓，茅臺酒為什麽還在繼續生產、並且產量還在大躍進？

原因，壹時難以說清。茅臺酒廠集體署名的"紀念周林逝世壹周年"壹文，有如下壹個細節，也許可以從中看到某些關聯性。

壹九八九年秋天，《茅臺酒廠誌》的工作人員進京請老首長周林寫序時，七十八歲的周林向酒廠來人問道：“壹九五八年，中央召開成都會議，有天晚飯後，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臺酒搞成年產萬噸，要保證質量的事，妳們寫了沒有？”"

集體署名的文章接下來寫道："毛主席關心茅臺酒廠的事，當然要寫，要名垂青史"。

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1958年讓周林把茅臺酒年產搞上壹萬噸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兩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傳略》，敘述"上萬噸"這個事情的理由是，"茅臺酒產量太少，供不應求"。

人們可能還會疑問，這樣嚴重的饑荒，難道政府沒有救濟？有。在大饑荒中，仁懷來自政府的救助，包括四個方面：壹是"自然災害"名目下的救濟。1959-1961年合計發放132052元。受助人合計18557，三年平均每人7.1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2.3元救濟。二是"生活困難救濟"名目下，1960-1962年，共發257873元，受益人153930人，平均三年每人1.7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0.56元救濟。三是"困難費"名目下的救濟，1959--1961年三年合計164527元，受益人13695名，平均三年每人得到12元，在壹萬余名受助者中，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4元救濟。四、其他幫助，投入疾病專用款13萬元；1959年給麻風病院寒衣款1160元；1960年在全市發衣被款19177元；1961年發布票15000尺、棉花1200斤、衣被款17000元。

而大饑荒中仁懷糧食市場有價無市。1961年的黑市上，菜油32元/斤，豬油20元/斤，豬肉15元/斤，大米3元/斤，面條3.2元/斤。針對上述的救濟，我們可以換算如下：按單人得到的最高金額救濟種類計算，在大約占全縣農民總數5%的受救濟農民中，壹個人壹年得到的救濟款，還不夠買到壹公斤黑市大米。

誰喝掉了饑餓年月生產的兩千多噸茅臺酒？

誰想過給那些饑餓、貧窮、死亡的人們道歉？

－－http://edubridge.com/erxiantang/l2/maotai.htm



2014年8月15日 馮客教授談“中國大饑荒”：三個驚人的發現

前不久，香港大學教授、中國歷史學家馮克.（Frank Dikotter）以他的歷史著作《毛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壹書贏得英國塞繆爾R26;約翰遜文學獎。

日前馮客教授在美西世界著名學府斯坦福大學，就這段中國歷史進行專題演講。他說，在查閱研究當年的歷史檔案中，他有三個驚人的發現。

1、大躍進時頻繁濫用酷刑 其中包括兒童與孕婦

使他吃驚的第壹個發現是，大躍進時頻繁濫用酷刑，而受刑對像不光有成年人，也有兒童、婦女、更有孕婦。他說：“檔案局有非常詳細的報告，誰為什麽原因被打死，使用哪些酷刑。例如，在廣東，孩子們被捆綁後推下水塘，壹個12歲的小男孩被關進壹個吊起的籠子。開始時我以為這只是壹個個例，但當我在其它檔案館 (調查時)，暴力(的記載)壹次又壹次地出現――異常程度的酷刑和政治高壓。”

在研究中，他發現安徽阜陽有8百萬人，當地的歷史學家，非常詳細地記錄了大饑荒時的情況，數據顯示有240萬人死於非命。

檔案館有很多具體數據，多數來自於公安部，也有來自於統計局與省、縣62-64年的調查報告，通過這些數據，馮客估計“大饑荒”時代，中國至少有4仟5佰萬人死於非命。其中6-8%死於暴力。

2、很多在饑荒中死去的人不是餓死 而是因被禁止給予食物

他的第二個意外發現，是在大饑荒中死去的人，很多是因被禁止給予食物，而非無食

餓死。

馮客表示，因為人們的住房被拆，財產被沒收、不能自己燒飯，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餵養”，不能勞動的病、弱者被視為負擔，而為了滿足黨組織不斷下達的更高上交指標，許多地方對病者、弱者、反對者、開會睡覺著、所謂的壞因素和右派，采取了禁食的懲罰，這樣的例子在檔案中並不少見。例如，四川許多縣，80% 的人死於無食懲罰。

但大饑荒所造成的後果遠遠超過了死人，馮客表示，強硬的公社化手段導致了房屋、交通、土地和環境的破壞，也導致了人性的惡化與人們在道德上的妥協。

他舉例“在湖南省的壹個村莊裏，壹個人被迫活埋自己的孩子，因為這個孩子偷了壹把糧食，這個父親三周後傷感而死。”從檔案史料中他發現，活埋在全國壹次、壹次地出現。

3、壹切災難是由壹個可怕的執政系統發動 並導致人民的道德墮落

此外，1961年9月胡耀邦與壹隊人同行，在淮河與黃河流域進行了3個月的調查，期間發現裸體死去的婦女和孩子，經調查發現她們為了要口飯吃，把身上的衣服變賣了。

在馮客的書中，不僅記載了大饑荒時的災難，也記載了人們的生存方式。在對民眾的采訪檔案中，馮客發現，“偷”是壹個最決定性的生活策略，能否偷成為了能否存活的問題。“銷售員在店裏偷東西、協助人員開假發票、在賬本上做花樣……”

“壹個名為王字尤(音)的男子，此人被報到最高領導人，他的雙腿被鐵絲捆，有人用壹塊十公斤的石頭砸他的背，他的壹只耳朵被剁，最後壹個人用滾燙的工具烙他。為什麽?因為這個人偷了壹個土豆”他說，

據檔案記載，1961年1月甘肅省發生了500起農民成群搶劫貨車的事例，在1月底的壹次劫車中，4仟農民把貨車搶劫壹光，有壹次農民們從貨車上搶劫了軍服後，穿著軍服再搶劫了當地的糧庫。在湖南的壹個縣，兩個月中30個糧庫被搶或被燒。

在強大的政治高壓下，人們失去了壹切後開始墮落，社會也開始崩潰。馮客表示，為了生存，人們被迫只好被迫互相摧殘，鄰居之間互相盜竊，家庭中的弱者成為了被欺負的對象。有的為了孩子的未來，將孩子賣掉。被丈夫拋棄的女子，不知如何面對孩子的哭泣，在保全自己還是孩子的生命選擇中痛苦掙紮，被逼將孩子邦在背上跳河自殺。此時中國的自殺率急劇升高。

馮客表示，“真正的不幸是普通的人民、尤其是農村的貧民，為了生存必須在道德上做出多種妥協，所以大破壞與墮落同步進行”。而這壹切都是壹個可怕的執政系統中執行著。－－https://bbs.wenxuecity.com/dajihuang/1342449.html



2015年3月21日 隆重紀念人民日報畝產萬斤報道發表55周年

壹家報社，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把中國的糧食產量壹舉提高到畝產萬斤、畝產十萬斤，這是什麽精神？這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樂觀精神，這是“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創造精神，這是“不管妳們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自信精神。

錢學森認為：只要充分調動農民勞動積極性，加大栽種密度，多施化肥，夜晚點上電燈讓稻田繼續進行光合作用，畝產萬斤完全可以在射穢主義中國率先實現。有三個人對錢學森的觀點提出批評，壹個叫巴金的作家，壹個叫方勵之的學者，壹個叫袁隆平的農技員。爭論到了中南海，於是乎，巴金送進五七幹校，方勵之下放工廠，袁隆平發配到海南島的荒郊野外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人民日報自1948年創刊以來，堅持不說假話專說真話，這源於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誌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

現在大家紀念人民日報畝產萬斤報道發表55周年，可見當年報道的感人之深。壹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壹個高尚的人，壹個純粹的人，壹個有道德的人，壹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壹個有益於人民的人，壹個做過中國夢的人。

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 （舊文）

五十年前，樸實的中國農民突然說起夢話，他們興奮而自豪地向全國、全世界宣布：他們種植的水稻，已經達到畝產“十三萬斤”！

那麽，畝產十三萬斤是個什麽概念呢？

簡單地說，就是誇大了將近兩百倍！

形象地說，就是妳有六百五十元人民幣，報紙以及領導卻告訴妳說：同誌，妳現在有十三萬元人民幣了！

假如這六百五十元人民幣，真的跟買彩票中獎壹樣，變成了十三萬元人民幣，那麽，中獎的人就是跟範進中舉壹樣興奮地發瘋也值得。

可惜的是，範進中舉是真的，換言之，他瘋得也值。而我們畝產十三萬斤的衛星卻是假的，我們這個瘋，發得冤。

按說，像這樣連孩子都不會相信的謊言是騙不了人的。但悲哀的是，就有那麽壹大批人相信。其中，大多數還是我們的黨政領導。

因為偉大的領袖相信。 只要他老人家相信，大家就相信。

鄧拓用《偉大的空話》譏諷了壹下，代價是以死謝罪。彭德懷用《萬言書》指正了壹下，結果是憑空給他捏造壹頂“反黨集團”的帽子。

在這種專制專橫氛圍下，誰願意直抒胸臆？

於是，說謊與欺騙很快在全黨全國成燎原之勢。疾風勁草，只能被燒焦。

有史家言，他是用指鹿為馬的方式，來區分路線鬥爭中的敵我。

畝產萬斤可以和皇帝的新衣、指鹿為馬並列為三大自欺欺人之名作，皇帝的新衣是虛構的，所以還是中國人厲害！

－－blog.creaders.net/u/5661/201505/219717.html



2015年6月1日 安徽大饑荒大量人吃人事件 吃法多樣慘不忍睹

城關公社葛魚池生產隊（《安徽省亳縣地名錄》254頁，以下簡稱《地錄》）[註：《安徽省亳縣地名錄》是亳縣地名委辦公室通過地名普查編寫於1984年8月出版的歷史資料。從1958年公社化開始，至1983年9月政社合壹的體制全部解體，恢復了區（鎮）鄉體制。本文所用地名，均以原公社化時老公社和生產隊（村莊）名稱為準。]壹個名叫實話的農民，於1960年春吃了自己的侄女。因其哥嫂都餓死了，剩下壹個八九歲的女兒由他收養，不久也餓死了，被其煮吃後，實話本人精神緊張，曾患病多年。

雙溝公社王閣大隊大王莊生產隊（《地錄》273頁）王玉珍是我的親姐夫，他家七口人（其祖母1959年春餓死）1960年春第三個孩子餓死了，他與我姐把孩子煮吃了。在吃後腹瀉不止，於3月28日前後，他倆和母親先後死去。他們死後，剩下壹兒壹女兩個孤兒，被送進大隊孤兒院，後被我和妹妹分養成人。

大楊公社劉匠大隊朱寨生產隊（《地錄》241頁）1960年春朱李氏在全家四口人餓死三口的情況下，自己極度饑餓已奄奄壹息，她在已死未埋的女兒身上啃吃了幾塊生肉。當大楊煙酒專賣處主任任懷贊前去其家檢查時，她已處於半昏迷狀態，但還知道要饃、要飯。生產隊朱本善把其情況告訴任的同時，看到她在床前腹瀉拉下許多爛肉。事到如此地步，即使有饃、有飯、有醫、有藥也難得救，何況沒有搶救條件呢，最後生死不明。

十八裏公社候橋大隊孫何灘生產隊（《地錄》233頁）吳××，1960年春其父餓死後，身上被割掉幾塊肉，當生產隊長找人掩埋時，發現屍體肉被割的事實，於是隊長指屍訓吳，妳毫無良心，敢吃妳爹的肉。吳低頭不語，默認了之。從此，在當地傳開了“吳××吃爹”的慘劇！

魏崗公社逯樓大隊陳營生產隊（《地錄》69頁）1960年5月24日，縣委生活檢查組長孫振林（共產黨員、縣文化館副館長）帶領檢查組去該隊檢查生活，在檢查中除群眾反映餓死人等問題處，普遍強烈反映本村馬××，喪盡天良、毫無人性，在其父餓死後，不僅吃了父肉，並煮熟以每斤1.6元出賣。因當地領導回避，特向檢查組反映。孫聽匯報時亦表示管不了此事，我亦回避。

城父公社龍臺廟大隊韓老家生產隊（《地錄》256頁）壹個名叫韓三的16歲青年，1960年春父母餓死以後，即與其弟韓四在壹起生活。同年3月將其弟韓四打死吃肉。把頭和脊背放泥囤裏，正在煮肉時被幹部發現。經審問供認殺弟吃肉的事實。因其未滿18歲，經公社黨委研究決定，將韓三抓送公社火箭營（公社小農場，勞武結合經常隨意關押人的地方，下同）扣留關押，數日後在火箭營死亡。

觀堂公社集東壹裏張莊生產隊（《地錄》167頁）張韓氏壹家四口人，1960年春餓死二人之後，身邊只剩下壹個女兒，經常和她爭飯，又迫於饑餓人性喪失，打死了女兒煮吃。之後精神稍有失常，不斷叫喊女兒的名字，本人以後改嫁。

五馬公社泥店集西南王樓村（《地錄》114頁）王××的老婆王×氏（1922年生人）身邊壹個十來歲的女兒，經常與其爭飯，1960年春被其打死煮吃。

大楊公社丁固李集西南邵莊（《地錄》240頁）農民孫其龍壹家八口人，1960年春，在餓死幾人之後，對其中活著的壹個兒子（是禿子）打死吃肉。因吃人肉引起家人腹瀉，致使全家死亡。

古城公社洺北大隊西王莊（亦稱河西王，《地錄》293頁），1960年春全村有幾戶都吃人肉，大隊發現後，多次教育制止無效。大隊書記耿××下決心抓典型。有壹次抓到王××的母親吃人肉的事實，將其捆綁毆打後，送公社火箭營關押，不久死亡。該莊吃人肉的問題得到制止。

據縣委生活檢查組組長（中共黨員、縣法院副院長）陸美（女）1960年匯報，在魏崗公社張任大隊檢查生活，大隊幹部向她匯報，蒿莊生產隊（《地錄》67頁）40多戶的村莊，約有10多戶吃人肉，幾乎天天夜裏有人下地扒死人，弄得好多死人戶夜間下地看墳，防人扒吃。公社也知道情況，但也無法制止。

觀堂公社（集）東壹裏張莊（《地錄》167頁）1960年也是壹個多戶吃人肉的村莊，吃人肉基本是半公開的，誰都知道誰吃，就是不說罷了。孤兒張催糧近門的奶奶就不斷用人肉加入張的稀飯中養活了他。

還有亳州市譙城區壹位負責同誌曾告訴我說，在那個年代裏，吃人肉不算什麽秘密，他家村莊十裏河公社（集）東南港小廟（《地錄》215頁）1960年春吃人肉的不是壹戶而是幾戶。吃過人肉，把骨頭都拋在莊附近麥田裏，收麥以後，白花花的人骨頭，扔的東壹塊、西壹塊，是他親眼看到的。

據農業銀行離休幹部王××述說：我家住五馬公社泥店集西南王樓村（《地錄》114頁）。1960年春，農民有不少因餓而吃人肉。為了制止問題的蔓延，大隊下決心抓典型示眾。村裏王××的前妻多次吃了人肉，壹天剛把煮熟的人肉撈到大盆裏就被幹部抓獲。幹部把本人和煮的熟肉壹起送到大場裏，召開群眾大會準備批判鬥爭。會未開始，到場的人均聞到肉香，久餓難忍的農民，有人說我來嘗嘗，伸手拿壹塊就吃，接著壹哄而起，搶奪爭拿，亂成壹團。轉眼把壹盆人肉搶吃壹光。王××說：“我愛人在場也搶吃壹塊，並說很香。”幹部們尷尬驚呆，大會不宣而散，不了了之。

據李玉顯、李興勤父子回憶：在雙溝公社（原康莊後改為李營大隊）後李營（後湖）生產隊（《地錄》276頁），1960年春吃人肉事屢有發生。農民李春祥家剛煮好壹盆人肉，被村幹部逮了個正著。幹部認為人贓俱在，除大訓李春祥家人以外，喊人開鬥爭大會，肉剛端出，就被饑餓的農民壹哄而上、搶吃壹空。幹部驚呆了，再也沒有辦法，只能收場。

尚振華是從縣級亳州市公安局副局長崗位離休的。1990年代，我們經常見面談論大饑荒問題。他曾多次跟我說，他1960年在縣法院任秘書時審判的“特案”，大楊公社釣臺生產隊（《地錄》239頁）張秀英（女）由於當時饑餓把自己餓死的小孩吃了。不久又打死鄰居家的小孩。案發被捕，審訊供認不諱，判處死刑，正在辦理手續中監斃。

據老公安時振生的妻子李桂英述說：俺是農村人，1960年在本大隊（五馬公社李吉樓大隊）工作，分工到劉窪底生產隊（《地錄》114頁）檢查，發現兩個孤兒，男孩叫滿堂，15歲，女孩叫小卞，12歲，正在煮人肉吃。問其情況，他們說家裏大人餓死後，為不再餓死，就學別人吃人肉的辦法。他們準備了壹條繩、壹個扁擔、壹把鐝頭，白天看準新墳，夜晚前去扒屍。有時砍掉壹條腿，有時砍掉兩支胳膊，用繩子捆好，小扁擔壹挑，擡回家煮吃。雖經勸說，他們不聽還照吃不誤。由於多次吃沒事，最後壹回吃多了，滿堂腹瀉不止而死，其妹不敢再吃。

據後李營（後湖）李玉顯、李興勤父子等人回憶：雙溝公社康莊大隊中李營生產隊（《地錄》276頁）農民李學武的兒子李闖，1960年春趕店集（《地錄》279頁），在回家途中餓死在韓大莊北地路旁。天黑後被附近饑餓的農民用繩子系著脖子，扒光衣服，吊在韓大莊北地壹棵樹上，壹刀壹刀把肉割光，只剩下壹副骨頭架子。第二天當人們看到這具驚人的屍體後，消息迅速傳開。待李學武家人前去確認是李闖後，被運回家地裏埋葬。這壹令人毛骨悚然的骨架慘案，當地壹些65歲以上的人至今還記憶猶新。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6/01/4309545.html



2017年11月6日 從信陽事件看毛統治模式

中共黨內外，國內外對大饑荒的研究與記錄，無不以信陽事件為首選，因為它具有無可比擬的案例意義。大躍進運動的緣起，河南省對務實派潘復生班子的清算，兩次中央會議在鄭州召開，河南成為先進的“躍進省”，成為毛烏托邦盲動主義的基地和樣板。然後，發生在壹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整肅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高層勢力的非常事件，力挽狂瀾的最後預警被消音，饑饉神風的大襲擊終於挾著高征購、反瞞產的烈焰降臨不設防的神州大地，狂轟濫炸、屍橫遍野。首當其沖者，就是河南信陽。

信陽頓時變為鬼域。“老百姓餓到了靈魂出竅的地步”，把壹切能吃的東西統統吃光，家家死人，路口村邊到處是死屍，最後吃屍體、吃活人、吃親人。成村成戶地人死絕。光山縣解山公社六百多自然村，死絕人的村子達壹百七十五個；八千戶人家，死絕壹千六百戶；三萬六千人口，死掉壹萬三千人。有的生產大隊，人口餓死四成。同時因偷食而被幹部打死的、關押的不計其數。幹部如狼似虎，多吃多占、享受特權，而且嚴密封鎖災區，控制郵電，不準向外求援告狀，不準出外逃荒求生。制造壹個王任重承認的“恐怖世界”“黑暗世界”。中央來調查，稱信陽餓死七十萬人，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吳芝圃的檢討，稱信陽餓死人有壹百多萬。

本來，中共壹九五六年八大制定了壹個相對務實的發展經濟為主的路線，可是，毛澤東在反右運動後就擅自予以更改，提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射穢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是社會主要矛盾，號召超英趕美。五八年八大二次會議提出總路線，三面紅旗裹著大躍進、人民公社於焉出臺。從鄧小平宣稱八大路線正確，可惜沒有堅持下來，到極左路線占上風之說，中共理論界史學界至今不敢面對的是，極權制度下個人獨裁無法無天，壓倒壹切，取代壹切的事實。

毛澤東好大喜功，選擇中原大省河南作樣板，以號令天下。他實施的策略，壹如十年前的淮海大戰那樣，人海戰術，土法上馬。從中南海到縣市委，大批從國內戰爭中轉下來的大小土包子掌握了各級大權，外行領導內行。

毛澤東建國後文稿第九卷，記載毛收到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的報告後，只有冷冷的壹行字批示：“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壹下處理辦法。”如此嚴重事件，毛根據什麽作出“階級敵人報復”的判斷？事過五十年，大陸沒有人追究、研究。二○○六年，北京出版張素華著《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書中記載有對鄧力群（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訪問。張問鄧：“毛對信陽事件的反應”。鄧那時正陪毛讀書，鄧說了壹句潛臺詞豐富的話：“這些駭人聽聞的情況反映到毛主席那裏，簡直令人不可想象，惟壹的解釋是地主、富農趁機進行階級報復。”鄧說，劉少奇也有這樣的看法。

毛為信陽事件定性後，卻從未回頭，而且沿著階級鬥爭思路越走越遠，從反修、四清、直到文革，打倒黨內走資派，至死沒有對這條極端的階級路線有絲毫反省與改變。

今天，不妨說，正是信陽事件開辟了壹個毛澤東統治的標準模式：無法無天嫁禍於人。所謂“階級鬥爭，壹抓就靈”，實質上是用莫須有的階級鬥爭掩蓋決策的非理性、反人性與虛偽，轉移統治危機和個人責任。那是壹個壹黨專制下的暴君的必然命運——把知識份子打光、把曾是中共社會基礎的農民打光，最後壹場文革把自己的黨也打光，直打到自己死掉，這場犧牲數千萬人的鬧劇才告閉幕。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411/從信陽事件看毛統治模式.html



2019年7月29日 毛澤東是怎樣逼迫中共高幹們自我羞辱的

毛澤東整人有壹個特點，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須做檢查，實質上就是寫“悔過書”或“認罪書”。就是檢查者有文字稿本並在有許多人出席的場合，或是招認自己犯有嚴重錯誤，有時是無中生有地招認自己犯有嚴重錯誤；有時是無緣無故地痛罵自己糊塗、無德無能。這種“檢查”，通常還都要檢查到上綱上線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不做檢查是不行的，是不讓過關的。

壹個突出的例證，就是周恩來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所做的檢查。在這壹檢查中，周恩來痛責自己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即性質為“右傾保守”的錯誤；承認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錯誤地采取了機械和靜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著“脫離黨的領導的傾向”。

周恩來這壹檢查，不只是屈辱性的，還是荒誕性的。這壹檢查中所要否定的東西，即周恩來力主“反‘冒進’”的東西，卻有著驕人的成績：1956年國民經濟發展既快速又平穩；而這壹檢查中所要肯定的東西，即毛澤東決意“反‘反冒進’”或曰“大躍進”的東西，卻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國民經濟倒退十年，全國人口餓死數千萬。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有所謂“七大常委”。除毛澤東外，其余六人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這六人都無壹例外地對毛澤東抱著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茍容的態度，盡管各自逢迎茍容的程度不壹。

除晚年外，劉少奇常常是違心地昧著良知去做著助毛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運動中，在“反冒進”運動中，在“大躍進”運動中，他都曾壹度站在較為清醒的壹方，即毛澤東稱之為“右”的壹方；可壹旦獲悉毛澤東已下了反“右”的決心，便立刻轉變立場，變“右”為“左”，順從著毛澤東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實際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實事或講了實話的人，去批鄧子恢，去批周恩來，去批彭德懷……更有甚者，他竟能為附和毛澤東去整彭德懷而幹出那種栽贓陷害的事：壹是明知彭德懷“不會說壹句外國話”，卻偏偏指控彭德懷“裏通外國”；二是明知彭德懷壹向不愛搞拉拉扯扯，卻偏偏指控彭德懷組織“秘密反黨小集團”（軍事俱樂部）。

至於周恩來就離“剛直”更遠了。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本應該由他這位當總理的人向毛澤東進言“大躍進”搞得過火事，可他就是隱忍不說，結果讓那位當將軍的人替他壹吐為快。彭德懷為此氣得當面罵他：“老奸巨猾。”

事情到此還沒有結束，在彭德懷替周恩來說話而被打倒後，周恩來不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來指責這個代他受過的人。他壹是批彭德懷的現行罪過，即批彭德懷此時猖狂攻擊“大躍進”；二是揭彭德懷的歷史老底，即揭彭德懷過去就曾屢屢反對毛主席。

林彪雖在窮途末路時敢與毛澤東拔刀相向，作困獸之鬥，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數時間裏，尤其是在壹些關鍵性場合中，都是無原則地追隨著毛澤東、熱捧著毛澤東。比如，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和在同年8月“八屆十壹中全會”上，他都是不論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澤東擡轎子、吹喇叭。

至於鄧小平，則很善於向毛澤東做檢查，即很善於在毛澤東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對了的事硬說成是自己做錯了的事，並發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層，無論就向毛澤東做檢查的質量來說，還是就向毛澤東做檢查的數量來說，鄧小平都屬名列前茅者。

四十年代，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運動，整了許許多多人，既整了許多像王明、博古這類來自莫斯科的教條主義者，也整了許多像周恩來、陳毅這類富有實際鬥爭經驗的黨中元老和軍中元老。毛澤東將這些人整得灰頭土臉，無人敢親近，用陳毅的話說，“鬼都不上門”，最後不得不做出“深刻檢查”：向毛澤東承認自己曾有錯，有大錯，大錯在反對過毛、嘲諷過毛，至少是冷落過毛；並向毛澤東表示自己將洗心革面，將恭恭敬敬地俯首於毛，老老實實地聽命於毛。

－－http://history.creaders.net/2019/07/29/2118020.html



2017年1月13日 中共官方記載 毛澤東至少六次感謝日本侵華

壹、早在1956年，毛澤東與訪華的前日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便說過：

“妳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妳們。真是妳們打了這壹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壹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妳們。”

（以上是根據大陸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由王俊彥著的《大外交家周恩來》上，第210頁所披露。）

二、1960年6月21日，毛澤東接見日本文學代表團與左派文學家野間宏等人時說過：

“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講過這段事情，其中壹部分人說日本侵略中國不好，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壹面，另壹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壹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

（以上據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丶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38頁中提到。）

三、1961年1月24日，毛澤東與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黑田壽男會談。當時黑田壽男及淺沼稻次郎作為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訪華，毛澤東談及1956年時，接見日本日中輸出入組理事長南鄉三郎時談到：

“日本的南鄉三郎見我時，壹見面就說：日本侵略了中國，對不住妳們。我對他說：我們不這樣看，是日本軍閥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所以日本軍閥丶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

（以上據《毛澤東文集第八卷》“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壹文。）

四、1964年7月9日，毛澤東與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的亞洲丶非洲丶大洋洲訪華代表談話，又再談及南鄉三郎：

“有壹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壹次話，他說：‘很對不起妳們，日本侵略了妳們。’我說：‘不，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占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壹，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三十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壹百二十萬人。妳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這個忙不是日本共產黨幫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幫的。因為日本共產黨沒有侵略我們，而是日本壟斷資本和它的軍國主義政府侵略我們。”

（以上內容來自《從歷史來看亞非拉人民鬥爭的前途》壹文，根據中央文獻出版社丶世界知識出版社壹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刊印。）

五、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接見再度訪華的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丶黑田壽男丶細迫兼光等，其談話提到感謝日本侵華：（文中有三個部分提到感謝日本侵華，以下用a丶b丶c列出）

a）毛：“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妳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妳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

b）佐佐木：“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妳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們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毛：“沒有什麽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妳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

c）毛：“……蔣介石是第壹位教會我打仗的人，就是指這壹次。壹打就打了十年。我們從沒有軍隊，發展到三十萬人的軍隊，結果我自己犯錯，這不能怪蔣介石。把南方根據地統統失掉，只好進行二萬五千裏長征。在座的，有我，還有廖承誌同誌。剩下的軍隊有多少呢？從三十萬減至二萬五千人。我們為什麽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壹百二十萬軍隊，有壹億人口的根據地。妳們說要不要感謝啊？”

（以上內容來自《毛澤東思想萬歲》原文復刻，1969年（716頁版本） p.532—545。註：中國大陸當年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壹書有多個版本，但只有716頁的詳盡版本才有披露上述言論，估計當時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不同派別的中共官僚互鬥，對消息發放的標準不壹所致。）

六、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談話：

“……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個話我跟壹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妳們了。’我說：不，妳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妳們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妳們作鬥爭，我們搞了壹百萬軍隊，占領了壹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妳們幫的忙嗎？”

（以上內容來自《毛澤東卷》第六篇“與著名美國記者、《西行漫記》作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該書編者：姜義華，出版者：香港商務印書館，1994年2月第壹次出版內容）

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會見田中角榮等來訪日本客人時的談話摘要：

毛說：……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妳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妳們。

當田中角榮就“日本侵華給中國人們添了很大麻煩”的說法進行解釋的時候，毛說：“如果沒有日本侵華，也就沒有共產黨的勝利，更不會有今天的會談。”

－－www.epochtimes.com/gb/17/1/12/n8697723.htm



2019年6月23日 毛拒日賠款的18個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之壹，國家戰爭賠償是壹筆巨款。1946年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估計，日本賠款不下620億美元(按當時價格計算)，1972年為1200億美元，21世紀初約合6000億美元——也就是說，中國人均近500美元！

莫名其妙之二，戰後進行戰爭賠償是世界史慣例。請註意：二戰結束後，只有幾百萬人口的猶太人從德國獲得600億美元的賠償。

莫名其妙之三，有國際法作依據。

莫名其妙之四，亞洲各參戰國都得到了日本的戰爭賠償。緬甸1.4億美元，菲律賓5.5億美元，印度尼西亞2.23億美元，柬埔寨15億日元，老撾10億日元……越南先後要了兩次戰爭賠償：未統壹前南越要了3900萬美元，統壹後又要了85億日元。

莫名其妙之五，未參戰國也得到了日本的戰爭賠償。馬來西亞2500萬新元，韓國3億美元。

莫名其妙之六，中立國也得到了日本的戰爭賠償。瑞士11億日元，西班牙20億日元，瑞典5億日元，丹麥7億日元。

莫名其妙之七，日本的幫兇國——泰國也得到了150億日元戰爭賠償。

莫名其妙之八，外蒙古也得到了50億日元戰爭賠償。

莫名其妙之九，強找理由的新加坡也得到了戰爭賠償。

莫名其妙之十，最大的受害國——中國卻拒絕了賠償。第二次世界大戰壹共不足7年，而中國被日本侵略卻長達14年！

莫名其妙之十壹，1972年的日本非昔日可比，具備雄厚的賠償資本。應該說，中國的毛澤東時代極其幸運，1968年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到1972年中日建交談判時，已經具備了完全賠償的超強能力。

莫名其妙之十二，日本政府已經做好了理賠的準備。

莫名其妙之十三，難道中國對日本有什麽愧怍嗎？中日交往數千年，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中華民族壹直是大和民族的學習榜樣，只有恩德，沒有歉疚。

莫名其妙之十四，戰爭賠償不是強盜的恩賜，而是中國自己的損失。

莫名其妙之十五，戰爭賠償不是強盜的恩賜，而是中國人民的血肉代價。侵華14年，日本強盜殺死中國軍民2100萬！致傷致殘1400萬！還有難以數計的中國婦女被奸淫！——這是壹筆用金錢無法償還的血肉賬！

莫名其妙之十六，死於日本軍刀之下的2100萬中國人，只能得到壹句免費的“反省。”

莫名其妙之十七，對毛偉人的“英明”決策，連少數正直的日本人都感到匪夷所思。日本學者TOTSUKA指出，中國拒絕日本國家賠償不合情理，也不合法理。

還有最大的莫名其妙，如此重大國是，為什麽毛澤東壹人獨斷專行？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9/0623/1306128.html



2020年4月5日 毛和周壹生中的十次大交鋒

1、寧都會議

寧都會議前，1931年12月，周恩來從上海來到瑞金，取代毛澤東的蘇區中央局書記壹職。1932年10月，在寧都會議上，任弼時、項英等免去了毛的紅軍總政委壹職，由周接替。同壹個月，周任命自己派系的劉伯承為總參謀長。周派的另壹成員陳毅，之前已是江西軍區總指揮，1933年兼任西方軍總指揮。寧都會議後，毛的軍事指揮權先被朱德和周取代，後又被博古和李德接替。

2、遵義會議

1935年，遵義會議，毛成為軍隊的實際指揮者，周保留名義上的指揮權。

經過毛兒蓋時，周重病，昏迷不醒，毛自行宣布接替周的軍事指揮權。之後，周病愈，也沒有提出反對。

3、長江局

1938年，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周和王明在武漢主持長江局，堅持“壹切經過統壹戰線”，與蔣合作。後來，周在整風運動中作了檢討，“壹直考慮到我是否也如王明，敵我不分，這才使我猛醒。”

4、新四軍

1941年，皖南事變後，陳毅任新四軍軍長。自從在歐洲結識周之後，陳毅壹直都是周派的重要成員，於是毛又派了劉少奇任政委，鄧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劉少奇是毛培養的接班人，鄧子恢是毛在江西的嫡系。劉少奇後又兼任華中局書記，不僅是陳毅的上級，也取代了周的南方局的地位。

5、整風運動

1942年，整風運動，周作為“經驗主義”的代表受到批判。

6、高饒事件

1952年的“五馬進京”，壹是毛讓五人分周的權，二是為下壹步倒周作準備，可以說是先守後攻。

7、反冒進

在之前的失敗後，毛意識到，要倒周，先要翦除周在軍中的羽翼。劉伯承，擔任軍事學院院長，各級軍官都做過他的學生，儼然是新的“校長”，因此展開對他的批判。

8、文革

毛利用紅衛兵打倒了劉少奇。1967年，江青讓紅衛兵包圍了周的住處。後來，估計是陳毅帶人把周救了出來。周對斯諾說，“我的壹個朋友，把我救了出來。”

9、七･二〇事件

1967年武漢七･二〇事件之後，周讓陳再道跟他回北京，保他沒事。表面上是為了毛的安全，實際是鼓勵了那些反對毛在軍隊中文革的人。

10、右傾投降主義

九壹三事件後，周去見毛，說：“主席，大權還在妳手裏。”周的意思是說，他無意趁九壹三事件奪權，希望毛和解。但毛並不理會，先反擊“右傾回潮”，又批林批孔批周公。

－－www.dadi360.com/news/posts/list/396080.page



2017年6月14日 1945年後中國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所謂“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凍死、餓死、自殺、在戰爭中被殺、在鬥爭或刑訊中被打死、在監獄或勞改中被折磨死等情況。

1945～1949：國共內戰

根據大陸歷史教科書的記載，解放軍壹共“消滅”國民黨軍隊807萬人，平民估計死亡300萬人，合計1100萬人。另據近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野戰軍戰史資料》統計，解放軍“殲滅”國軍人數總計1065.8萬。

那麽，不計國民黨軍隊消滅解放軍的數量，就有1100萬至1400萬中國軍民在國共內戰中遇難。

1950～1951：鎮反運動

所謂“鎮反運動”就是“鎮壓反革命運動”。1950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動的指示》。在毛澤東的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壹的比例，先此數的壹半，看情形再作決定”。當時的中國人口是5億5千萬，千分之壹的壹半就是27萬5千人。

根據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數字，當時全國已經捕人150萬，已殺50萬，達到了毛澤東要殺掉全國人口千分之壹的目標。從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鎮反運動結束，又有20萬人被殺。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在1954年的壹份報告中說：鎮反運動中，全國共逮捕了262萬人，其中殺了71.2萬人。判刑勞改129萬人；管制120萬人；教育釋放38萬人。

1955～1957：肅反運動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毛澤東劃定了好人和壞人比例，他說，革命隊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幾”，反革命分子壹般“在百分之五左右”。

歷時壹年多的“肅反運動”成績如何？根據解密檔案：全國有140多萬知識份子和幹部在這場運動中遭受打擊，其中逮捕21.4萬人，槍決2.2萬人，非正常死亡5.3萬人。

1957～1958：整風反右運動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鼓勵知識份子們自由發表意見。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文《事情正在起變化》發給黨內同誌閱讀。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壹篇據說是毛澤東親筆寫的社論，指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祗有讓他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根據資料：1957年，全國317萬右派知識份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國55萬人摘掉右派帽子。這意味著，在“反右運動”過程中，全國有262萬人神秘消失。

1958～1962：中國大饑荒

令人驚詫的是，中國在所謂“自然災害”時期，不僅沒有接受外國援助，反而進行大量糧食輸出和對外援助。根據外交部解密檔案，1960年4月，外交部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除對幾內亞的援助外，1960年還有15000噸小麥支援阿爾巴尼亞。1961年8月，老撾來函要求支援稻種。中國也決定援助15噸。

中國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到底餓死了多少人？著名黨史研究專家金沖在《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壹書中，披露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民眾數量為3860萬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繼繩在接受騰訊燕山大講堂采訪時透露，中央領導人參閱的資料是5000～6000萬。

曾在國務院辦公廳任職的曹思源先生在壹次演講中說：大躍進期間（1958～1960年）全國餓死的人數已經解密了，是3756萬。

3756萬是壹個什麽概念呢？

“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為止，幹旱水災地震等各種自然災害加到壹塊死的中國人是2900萬。”

1966～1976：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民族菁華，付之壹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給出的文革資料則是：“420余萬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000余人死亡；13萬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處決；武鬥死亡23萬7000人；703萬人傷殘；7萬1200余家庭整個被毀。”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說：文革期間，全國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 ... 257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