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談中共造就的大饑荒

[左翼反共人士]

作者 丁抒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壹九六二年初，那場兩千萬人餓死的慘劇已經過去，生命力似乎無限的中華民族又遂漸挺直脊梁的時候，中共第壹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對即將赴安徽就任中共省委第壹書記的李葆華說：「回去以後，把前三年的歷史寫本書。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編劇演。再勇敢些，就立碑傳給後代。」多少年過去了，在輿論壹律的中國，書沒有問世，劇沒有登臺，碑更沒有能豎起。由於接著而來的文革浩劫為害更烈，那場人禍反被淡化了。文革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但同樣應當永誌不忘的是導致無數同胞在絕望中餓死的那場「大躍進」、「大煉鋼鐵」以及禍害二十餘年的「人民公社」運動。如果想到那死亡的數目相當於、甚至大於日本侵華殺害的我國同胞的人數，我們便會同意劉少奇「立碑傳給後代」的意見了。



　　壹九八七年趙紫陽就任中共中央總記之後的幾天內，對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裏說：「毛不知道或不相信在他的所謂壹九五八年大躍進之後的可怕的年份中有無數的農民餓死。他拒絕批準進口糧食，因為那是『修正主義』，是向資本主義送秋波。」（見壹九八七年十壹月十四日《紐約時報》）



　　本書也許算不得是劉少奇希望李葆華寫的那種書，但作者深信，這是對趙紫陽上述講話的壹份翔實而詳盡的註釋。索爾茲伯裏的《長征》壹書的副標題是「前所未聞的故事」，本書所敘述的正是另壹些前所未聞的故事——至少對現在三十歲以下的人是這樣。



前言



　　壹九六○年初，當中國大陸各地大大小小的報刊無壹例外地謳歌「六十年代第壹春」的時候，整個國家實際上有如壹個巨大的冰窖。從興安嶺到海南島，千千萬萬個村莊裏，每天都有數萬農民在饑餓中死去。在前後大約三年的時間裏，總共餓死了約兩千萬人。兩千萬是個保守的數字，由於中共官方忌諱、回避此壹數字，研究者只能根據各種資料分析估計，得出壹個大概的數字——兩千萬至四千萬。筆者采用兩千萬這個數字，並且將在書中論證，這是壹個下限。到歷史真相完全大白的時候，舍棄這個保守的數字就是了。



　　在人類歷史上，任何壹場人為的戰禍或天降的災害、瘟疫，都不曾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奪去這麽多人的生命。這完全是人為制造的災禍。本書將向讀者證明，這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把中國大陸拖入「文化革命」的浩劫之前制造的中華民族空前（但願也是絕後）的災難。幾億曾經身歷那場災難的中國人至今創痛在心，本書作者便是其中壹個。



　　把這件人類歷史上的大事盡可能完整、如實地記載下來，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責任。感謝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自壹九八八年秋起前後用了壹年的時間分節刊登本文。



合作化引發災難



　　民國初年，中華民族在尋找出路，千萬知識分子更是走在前頭。作為其中壹員，二十五歲之前的毛澤東曾經信奉「觀念創造文明」的學說。他認為這個世界需要聖賢作為「傳教之人」，率領眾多辦事的「豪傑之人」去抓「大本大源」，「從根本上變換全國的思想」，「國家因此得到改造，百姓因此得到幸福」。（註１：《＜倫理學原理＞批註》，轉引自《遼寧師大學報》壹九八六年第壹期。）以後，他接觸了馬克思主義，覺得自己作了脫胎換骨改造，成了「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幸的是，經過三十年革命的洗禮，他那聖賢傳教、豪傑辦事的壹套思想並未死亡，只是被擠到腦子的壹角「冬眠」而已。革命成功，執政之後，站在天安門城頭，面對千萬人響徹雲霄的「萬歲」聲，他年輕時的思想逐漸復蘇，決定了他執政二十七年間的種種作為。



　　毛澤東的思想的第壹個特征，是他認為他的思想總是代表人民的，或者說他總是在替人民思想。即使他知道他的想法與人民不壹致，他也認為他的思想是人民中的先進份子的思想，真理是在他手 裏。他至死也沒有放棄「從根本上變換全國的思想」這壹宏願。作為壹個「傳教之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將中國引向壹個最新最美的畫境。六十年代被認作毛的接 班人的林彪曾大力鼓吹中國「有七億人口，需要有壹個統壹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確的思想，這就是毛澤東的思想。」（註２：壹九六七年壹月十日《人民日報》。）林彪固然是為了博取毛的信任，而這也的的確確是毛本人夢寐以求的。



　　毛的思想的第二個特征是迷信「精神變物質」，而這不過是他早年「觀念創造文明」的現代翻版而已。這個思想始終主宰著他。在文化革命前夕去世的中共哲學家、當時闡述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艾思奇在《學習毛主席哲學著作的輔導報告》中曾說：「思想上有革命就有革命，思想上有社會主義就有社會主義，這話壹點也不錯。」這兩句話正好可拿來做註腳，看看如何因為毛澤東的思想裏有「社會主義」，我們中國大地上就有了「社會主義」，看看毛澤東模式的社會主義如何給中國人民帶來空前的災禍。



　　中國農民是幫助共產黨打天下的主力，陜北的農民對於靠那塊根據地發展壯大的共產黨來說更是頭號功臣。在那塊中國最貧瘠的黃土地上，人們長久以來就在盼望有人能去搭救他們脫離 苦海。三百多年前，他們這樣傳頌陜北的農民英雄李自成：「迎闖王，盼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五十多年前，他們又唱道：「陜北出了個劉誌丹。劉誌丹來是清官．．．．壹心要共產。」數年後，劉誌丹戰死，陜北老鄉又編了壹首《東方紅》歌唱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陜北人民對於「共產」和「幸福」的認識是朦朧的。他們歌唱毛澤東「是我們的帶路人」時，對於毛澤東究竟會將他們帶往何方知之甚 少，只是相信那是壹個新社會，壹個美好的境界而已。他們當時不知道毛主席實施社會主義之後，大家就只能在大田裏壹字排開參加集體生產，以至在社會主義裏生 活了二十多年，日子反而更加艱難，大家比共產黨坐天下之前還要貧困。（這是千真萬確的。壹九七○年前後周恩來談到此事，說對不起陜北的農民，並為此流下了眼淚。）



　　其實，不僅農民們對「共產」、「社會主義」知之甚少，就是共產黨的領導人對此也不甚了了。說起來，大家都是馬克思的信徒，都宣誓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獻身，但對於取得政權後該如何做，他們從未討論過。至於社會主義的定義、標準，就更缺乏共識了。由於共產黨並無真正的選舉制度，官司在中央 政治局裏打，誰控制了中央政治局，哪怕在中央委員會是少數（如壹九六六年時的毛澤東），也就控制了整個黨。所以中共於壹九四九年取得政權以後，何時搞和怎樣搞社會主義，就看其主要領導之間的官司怎麽打了。



　　剛開始時，大家似乎是壹致的。



　　中共的兩位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和劉少奇所說的話幾乎相同。毛澤東說：「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這種時候還在很遠的將來。」（註３：壹九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壹屆二之會議閉幕詞。）「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註４：壹九五○年六月六日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的報告。）劉少奇則說：「要在中國采取相當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還是相當長久的將來的事情。」（註５：壹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壹日在中國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壹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當時全黨（黨中央）都贊成毛的主張：「在各種條作具備以後，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並在大家同意了以後，就可以從 容地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新時期。」（註６：同註３）



　　主持政務的總理周恩來甫壹建國就在政務院設立了中央私營企業局，並請了黨外人士千家駒主持工作。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雲特地請著名的鉛筆廠老板、民主建國會的吳羹梅任副局長，以示中共鼓勵發展私人經濟的方針，並非兒戲。



　　別人都是表裏如壹，心口壹致的。譬如劉少奇，當壹九五壹年上半年有的地方為了削弱乃至鏟除私有經濟，急於將農民組織進生產合作社以便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候，他立即以中央第壹副主席的身份加以制止，指責說：「這是壹種錯誤的、危險、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他的根據是中國農村生產力尚欠發達，不具備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他主張鞏固公有與私營經濟共存的「新民主主義秩序」。周恩來是贊成這壹主張的。周恩來和陳雲還指示並領導起草了旨在保護私營企業的《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當華東人民政府和私營企業局的千家駒就是否應將山東兩座煤礦交還原擁有者的問題發生爭執時，陳雲支持千家駒的意見，將礦山還給了資方。



　　但毛澤東就不同了。上述他所說的話不過是為了壹時安撫與共產黨合作的政協（政治協商會議的簡稱）人士而拋出的定心丸。壹九四九年九 月首屆政協會議期間，黨外人士問他何時過渡到社會主義時，他的回答是「大概二、三十年吧」。（註７：見《中共黨史研究》壹九八年第壹期第二十壹頁。）但他 從未想過說了的話應當算數。所以到了壹九五三年，中國尚未完全從國內戰爭和韓戰中恢復，「各種條件」尚不知在何方，他不征得「大家同意」，就迫不急待地要搞社會主義了。他在六月間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不指名地批判劉少奇等「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註８：壹 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因為是共產黨，搞社會主義是黨的本份，劉少奇暫緩實施社會主義的意見在毛澤東立即「走進」社會主義的主張面前理不直氣不壯，其他同誌也無壹敢用毛本人的話提醒他：條件尚未具備，人民尚未成熟，大家也未同意。以劉少奇為首的政治局成員逆來順受，默默地、消極地挨他的訓，接受了他的左傾主張。



　　這是毛執政後首次向所謂「右傾」發難。此後他便以反右為己任，在這條路上壹直走下去，直到制造了壹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五八年的「大躍進運動」、五九年的「反右傾運動」和長達十年的文化革命，直至他死去，仍沒有改變。



　　至於與共產黨合作的幾個小黨（習慣稱為「民主黨派」），在國民黨時代，他們還有幾份報紙宣傳自己的主張，即使文章被新聞檢查官刪去，以至在報上開扇「天窗」，也無妨其作為壹個獨立的政黨活躍在政壇。到了共產黨時代就不同了，他們個人在政府中得到了高位，可是他們的黨卻失去了輿論工 具。共產黨說要搞社會主義，他們只有擁護、拍掌的份。毛澤東屢次對他們說：「妳們是上了賊船了。」毫不掩飾其得意之情，因為他知道他們沒法子也沒有膽量下船。而他們的確無壹人敢拿毛幾年前說的「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這句話來戳穿他的言而無信。



　　要搞社會主義，中央的私營企業局改由共產黨員主事，千家駒只剩下了管理商標的工作，吳羹梅則被趕出大門，連自己辦公桌上的文件也不得拿走。該局又改名為工商行政管理局，標誌著私營經濟的末路。《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壹天也沒有實行就成了廢紙。



　　壹九五三年，中國約五億人口，四億從事農業。按照斯大林下的定義，社會主義就是農業生產集體化、合作化。作為斯大林的學生，毛決定著手「通過農業合作化，逐步建立農業中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限制和消滅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註９：同註８。）農業生產合作社便普遍地組織起來了。



　　靠了無遠弗屆的共產黨組織，合作化運動搞得聲勢浩大、迅猛異常，毛的同事們只能在他咄咄逼人地催趕合作化進度時在旁稍稍灑點冷水而 已。本來，農民們只願實行田間勞作的互相合作，而不願將自己的土地、農具入到合作社裏去，因此對辦社壹舉並不熱心。中共頒布的政策很漂亮，說農民有不入社的自由，但到了下面卻到處都在強迫農民入社。譬如有的縣召開鬥爭富農大會，縣委書記在會上指著正挨鬥的富農對農民們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們壹樣。」結果原先不願入社的農民趕緊找幹部表示願意入社，有的甚至痛哭流涕要求馬上入社。



　　壹九五五年，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河北省安平縣老家去探親，毛讓他順便了解鄉村合作化的情形。李銀橋了解到鄉裏是這樣辦的：區裏派下來的幹部命令全村人站到場院裏，宣布：跟蔣介石走的站那邊，單幹；跟毛主席走的站這邊，搞合作化。這樣自然無人敢不入合作社了。毛聽了李的匯報，認為農村幹部「胡鬧」，為此還給河北省委第壹書記寫了信。但他只是覺得幹部們的做法「太簡單了」，合作化還是非搞不可，因此那「胡鬧」根本無法制止。



　　自從搞合作社開始，中共就在那裏搞「共產」了。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壹九五五年四月在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就批評了下邊用「連續三天三夜開會」的辦法強迫農民入社的做法。鄧又指出，大耕畜折價入社，折價偏低，「歸還時間有的三年，有的五年，甚至個別有壹百年。名之謂『借』，實際不還。」這是中國農民第壹次親身體驗「共產」的含 義。由於果樹入社是不付報酬的，農民不願被共產，寧可砍樹。豬羊不願送運到社裏去，只有宰殺壹途。而歸到社裏去的大牲口，由於管理不善，死亡極多，全國壹下子減少了二百萬頭以上。當時全國已建成的六十七萬個合作社，有四分之壹在壹九五四年減了產。



　　到了壹九五五年，問題已經很嚴重了。有的合作社，「船漂出三十多裏沒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裏沒人找，社內耕牛死亡占百分之六十」。（註１０：引自《農村未來》壹九八八年第二期中鄧子恢的秘書 劉蓬勃的文章。）那些毫無基礎、壹哄而上成立的合作社急需予以整頓，這是黨內高層人物的共識，毛澤東亦贊同在部份地區實行「收縮」。經政治局批準，鄧子恢及其副手廖魯言簽署了解散大約兩萬個合作社的報告。中共中央為此下了文件。



　　但是，到了五月下旬，毛與鄧子恢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壹九五六年應當發展多少合作社，鄧主張翻半番，毛主張翻壹番，即總數達到壹 百三十萬個。鄧堅持自己的主張，理由是這個數字已經由政治局批準，毛本人當初也曾同意過。毛澤東自己改變了主張，卻反咬鄧壹口，說鄧「右傾」，對合作社不 積極，專替資產階級、富農打主意。他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責「高級幹部中資本主義空氣，不準備搞社會主義」。他不指名道姓，卻說「妳們五三年為什麽不講社會主義？．．．．．證明腦子裏壹點社會主義沒有，滿腦子資本主義」。（註１１：壹九五五年在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和插話。）



　　劉少奇本是鄧子恢的支持者，他如果是個堅持原則的人，這時理應站出來抵制毛的翻番的主張，堅持按政治局的決議行事，並批評毛澤東的蠻橫霸道的作風。然而，他為毛的霸氣所懾，毫無鬥誌，壹味退讓。他在十月間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作了檢討。不過，他還是說了幾句實話：「我以為在土地改革後．．．．．大約還要壹些時候，再來普遍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因而對於．．．．合作社沒有認真地加以提倡和研究。」



　　毛澤東是個高明的戰術家，他對劉少奇只是旁敲側擊，把他比作「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打擊則集中在鄧子恢壹人身上。這樣，中央其他人便脫了幹系，不必背「右傾」包袱了，大家都跟著批判鄧子恢，宣布擁護毛澤東的主張。堅持按早先政治局決議行事的鄧子恢成了罪人，而任意踐踏黨的決議的毛澤東反倒頤指氣使，肆意訓人。從這時起，直到二十壹年後政治局壹致通過二度打倒鄧小平，中共高層的大多數領導人每到關鍵時刻就放棄自己的觀點，附和毛澤東，向被批判鬥爭的對象扔石子。這樣，他們客觀上也就助長了毛的左傾錯誤和專橫作風。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本是老話，現在又加上共產黨這個以革命為宗旨，以反右為己任的組織，合作化的旋風自然越刮越猛。毛澤東在壹九五五年七月底時要求全國到五 七年冬和五八年春，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入社。於是各省開會，紛紛檢查「右傾保守情緒」，修訂計劃，向中央報告。如雲南報的是百分之五十五，河南是百分之六 十，浙江是百分之七十，山西是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遼寧更革命：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註１２：《黨史研究》壹九八四年第四期。）



　　各省的幹勁反過來又影響了毛澤東。他見自己的主張被全黨接受，思想便又躍進了壹步。七月間他的設想是五年完成合作化，十月間改為 「三個冬春」，到了年底就宣布「只需壹九五六年壹個年頭」就可以合作化了。而實際上，在這種壹味向前趕的浪潮中，各省的幹部各自鞭打快牛，日夜催趕合作化 的推度。譬如四川的省委第壹書記李井泉，本計劃到年底將全省百分之二十七的農戶組織進合作社，壹挨批評，只好將計劃翻壹番。他每天催下邊報數字。為趕進度，只得下令「先搭架子，先掛牌子，具體問題以後處理」，等於強制農民入社，而將土地、耕畜、農具、種子等壹大堆問題搞成壹堆爛賬，受害的只能是千百萬農民。



　　由於毛澤東在壹九五五年九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宣布「使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我們要使資本主義在地球上絕 種」，於是全黨快馬加鞭，比毛澤東設想的「壹個年頭」還要快，壹九五六年初全國農村就基本合作化了。社會主義是來了，生產力卻受到了破壞：壹九五六年棉花比壹九五五年減產壹百四十七萬擔，豬減少了三百五十萬頭，大牲口減少七十萬頭。（註１３：《新華半月刊》壹九五七年壹月號。）（另壹說法是大牲畜減少壹百多萬頭）（註１４：《黨史研究》壹九八七年第壹期第三十七頁。）這在當時貧窮落後的中國，不是小數字。



　　此時，只有集體生產才是社會主義，農民（現在是社員了）個人從事副業便是資本主義，應加以限制或禁止的觀點開始流行。結果是災難性的：譬如福建省壹九五六年豬比五五年減少百分之二十，磚瓦減 少百分之二十七，雞、鴨、蛋也大量減少，而茶葉生產竟不及戰前（三十年代）的壹半。黑龍江省委當年七月向中央報告，全省農村的副業生產下降了壹半。其他各省大致也是如此。（註１５：《黨史研究》壹九八三年第四期。）



　　社會主義了，農村經濟卻萎縮了。這還不夠，這時的合作社還只是「初級」的，土地、農具可以入股，與社員的勞動壹起參與分紅。按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憑藉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以分享他人的勞動便是剝削，因此土地或農具牲畜多、勞動少的便剝削了土地農具少而勞動多的，這就不是社會主義。所以這種初級社被稱為「半社會主義」，於是毛澤東下令辦全社會主義的「高級合作社」。所謂「高 級」，就是取消土地、生產資料的分紅，全共產歸了合作社。農民成了單憑勞動吃飯的無產階級，這時他們的心情同唱「劉誌丹來是清官．．．．壹心要共產」的歌曲時全然不同了。



　　這個產如何共法，不讀史料的人是無法想像的：



　　全國第壹個完成「社會主義合作化」的山西省，「有的地方．．．采取熬夜、大話威脅、大會點名等強迫命令農民入社。有的地方把社員的零星樹木、羊只、蜜蜂等都轉為公有。有的把社員的存款也歸公」，謂 之「刨私有根」。「有的強制山莊窩鋪的農民遷移下山入社。」有的社幹認為「合作化了，壹家人了，哪還分妳的我的．．．．」（註１６：山西《黨史文匯》壹九八六年第二期。）



　　農民們沒有力量同來自執政者的強制行為對抗，老實巴交的聽候擺弄，稍有反抗意識的就趕緊殺豬宰羊、砍樹。本不發達的農村生產力受到了壹次大破壞。



　　成立初級社時，農民們雖有種種猶豫，但終於相信，合作自有壹定的好處，何況土地、農具還在自己名下，可由此得到收益，而且共產黨又 保證他們隨時有退社的權利，所以終於報名入了社。事隔僅壹兩年，有的才幾個月，上面指示辦高級社了，他們才太遲地發現，執政者說話是不算數的。他們不僅沒 有不參加高級社的權利，連退出初級社的自由也沒有了。



　　當眾威脅，大會點名，三天三夜不得休息，再硬的漢子也撐不下去。農民屈服了，他們放棄了對自己的土地、農具、耕牛的擁有權，換得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



　　除了土地、農具公有之外，中共又實行了壹個類似蘇共「餘糧征集制」的「統購統銷」政策。糧、油、棉、麻等主要農產品，除了政府規定 的可以留給農民自己食用的份額之外的部份，全部由國家統壹收購、統壹經銷。名曰「賣餘糧」，其實是國家先預訂壹個全國的收購總指標，分配到各省各地，這是 「國家任務」，必須完成的。這樣所謂給農民「留足口糧」便成了壹句漂亮的空話。農民糧食不夠吃，到了來年青黃不接之時，國家再將糧食調撥壹些回來，謂之「返 銷」。所以各地寧可讓農民今天將糧食繳上來，明天再「返銷」回去，甚至當天就扛回去，也要讓糧食在國倉裏走過壹遍。這樣做盡管國庫糧沒增加，國家任務卻完成了。往返運輸，勞民傷財。如河南省新蔡縣從壹九五三到壹九八四年的三十壹年間，國家共征購了十七億斤糧食，又先後返銷了十四億斤，即將七十萬噸糧運走又運來，浪費了不知多少錢財。除個別獲豁免的災區之外，那返銷糧只是借給農民，第二年須先還返銷，再繳當年的征購。當年的征購任務是死的，農民的口糧卻是活的，反正肚皮可松可緊。



　　這種統購統銷制度，唯壹的好處是政府調動糧食方便，應急救災可朝令夕至。壞處是成惡性循環，反正收了糧食也是政府的，即使是豐收年景，上面規定的口糧數也不會高到使農民吃得十分飽。到了荒年則不必太愁，反正沒吃的了國家不會看著餓死。這樣，農民的主人翁感便消磨殆盡了。統購統銷政策使農民失去了多打糧吃飽飯的指望，生產積極性便壹落千丈，再熱愛社會主義這個漂亮名詞的人也泄氣了。



　　這個政策，按毛澤東的說法，叫做「把六億人口的飯都管起來」，（註１７：壹九五七年壹月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這是從壹九 五三年辦被級合作社時開如實行的，毛澤東稱它為「實現社會主義的重要步驟」，（註１８：同註１７。）不僅農民，全國有很多體恤農民的幹部也反對這項政策。 毛說「壹九五五年縣、區、鄉三級幹部中百分 之三十鬧得很兇，替農民叫苦，說統購統銷『統』多了．．．．．想搞資本主義，就大叫農民苦。」（註１９：壹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中共八大 二次會議。）這壹來很多人因此被指為「反革命」，進了牢房。高級幹部如河北省委副書記薛迅就被指為「過不了社會主義關」而被撤了職。所以到壹九五六年搞高級合作社時，反對的呼聲已經微乎其微了。



　　毛澤東並非高高在上，不曉民情。他後來壹九五八年十壹月的鄭州會議上說：「老（革命）根據地（的農民對合作化）就不起勁，『不想 前，不想後，只想高級化前土改後』，那是黃金時代。」（括號內為引者所加）可見對於農民不想加入高級社這壹點，他是很清楚的。



　　「高級化前土改後」，也即是毛澤東執政的最初幾年，的確是中國農民的黃金時代。自從壹九五六年中國農村納入毛式社會主義軌道，農民就 沒有好日子過了。連幫助中共奪取政權出了大力的老革命根據地的農民尚且對搞高級社不感興趣，中共執政後才同它打交道的大片「新解放區」的農民的態度也就不 問自明了。但毛澤東認為「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高級社代表著社會主義的方向，是五億農民根本利益的所在，只是農民們目光短淺，自己看不見罷了。



　　黨內也不是都贊成這樣急匆匆地向社會主義趕的。當時不僅農業馬不停蹄地往社會主義奔，工業建設也壹味求快，在「反右傾保守」的口號 下，不顧國力，不計民生，大量地開工搞新項目，結果國家財政緊張，鋼材、水泥、木林嚴重不足，很多工程難以為繼，周恩來在壹九五六年四月間的壹次國務院會 議上下定決心說：「反右傾保守從去年八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了，不能壹直反下去。」他指示起草國家預算報告，指出「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增加生產，而只能 招致損失。」（註２０：《黨史研究與教學》壹九八八年第二期四十六頁。）周這麽說，有實例可以佐證。當時強制在全國推廣使用對多數農田不適宜的新式農具雙 輪鏵犁，壹九五五年九月本計劃生產五十二萬部，到五六年上半年就加到三百五十萬部。其實生產能力只有壹百八十萬部。即使那壹百八十萬也有壹半從未賣出去。賣出去的那壹半也多是合作社為應付上級而買的，買去後也是扔著閑置，直到風吹雨淋後成為廢鐵。（註２１：《黨史研究》壹九八年○第六期三十六頁。）



　　同年六月四日，劉少奇主持黨中央會議，討論周恩來的報告，決定制止急躁冒進。劉、周及副總理陳雲都認為有必要在全國範圍內給黨的幹 部降壹降溫，便提議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布壹篇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此文並非為批毛而發，黨內實在也無人有批毛的膽量。但 由於毛澤東在壹九五六年四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表示建設應加速，主張追加基本建設的預算投資，因此他認為這篇社論是批他的。社論稿經由政治局常委審定，傳到毛那裏時，他僅批了「不看了」。社論於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發表，毛澤東即給予當頭棒喝：「有原則性錯誤」，「是反馬列主義的」，「形式上兩面反，實為反左」。 直到壹九五八年壹月，毛在廣西南寧的會議上還忿忿地說：「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為什麽看？」



　　從執政開始到他死去的二十多年間，毛澤東始終專橫地不許別人反他的「左」，反他的「冒進」。他的作風使他的同事無法與他正面理論， 只能遷就、退讓。他壹吼，劉、周、陳就都啞了。他們並不認為自己錯了，只是無法與毛正常討論，只好充啞而已。這樣，本來就十分微弱的抵制急躁冒進的呼聲被 壓制下去了，中共也因此失去了壹個阻止毛在極左道路上愈滑愈遠的機會。



　　壹九五六年九月間召開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在他的政治報告中特別加了幾句迎合毛澤東的話：「由於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糾正了黨內的右傾保守思想，農業生產合作化開始了特別迅速的發展。」他不僅自己認了錯，而且也封住了所有黨內同誌的口。



　　不管情願不情願，進入了高級社的幾億農民過上了社會主義的新生活。這個社會主義給他們帶來了什麽呢？我們不妨來看看兩段文字：



　　浙江省永嘉縣「壹九五六年，成立高級社以後．．．．．懶的人壹天天多了，勤的人壹天天少了。群眾在呼喊：『天天困在田裏，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們解開吧！』」



　　浙江人本是十分勤勞的。農民變懶只不過是因為被共了產，不再感到自己是翻了身的主人，失去了生產的熱情而已。這正是全國的縮影。高級社規模比初級社更大了，其經營管理與社員的切身利益隔得更遠，社員對合作社的管理也就更不關心了。結果就出現了鄧子恢所說的現象：「有些社把整片土地拋荒了還不知道，糧食收起來放在場裏黴爛了也無人過問。」（註２２：壹九五七年五月七日《人民日報》。）幾億農民的「變懶」，中國人的「變懶」，正是始自毛式社會主義通行全國之時。「高級化前土改後」，在中國農村壹度出現的那種盡管貧窮，但生氣勃勃的景象便不復再現了。不僅是農村，整個「新中國」的「黃金時代」也 隨著毛式社會主義的建立而消失了。



　　趙樹理是當時被公認描寫農村生活寫得最好的作家，他給我們留下了另壹段文字。當時，這位共產黨員在山西省長治地區的壹個縣裏掛職任縣委書記，眼見中國農村壹進入「社會主義」就出現了惡劣的後果，他在壹九五六年八月間給上級中共長治地區委員會負責人寫了壹封信， 講到：



　　「試想高級化了，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群眾熱愛社會主義呢？勞動比起前幾年來緊張得多，生活比前幾年困難得多，如何能使群眾感到生產的興趣呢？」（註２３：《新文學史料》壹九八三年第三期。）



　　但是，身為縣委書記的趙樹理也好，黨內高層首腦也好，對於這種慘況已經無能為力了。只要共產黨的宗旨是搞社會主義，而高級社又正 是社會主義的標誌，他們就不能理直氣壯地在毛澤東面前說「社會主義應當緩行」。他們當初投身革命，為的就是要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如今社會主義實現了，雖然大家覺得這個主義不甚對勁，卻沒有覺察到毛澤東正在將中國領上災難之路，更料不到兩年後天將降大禍於中國。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而未受阻擋，原因就在於此。



　　中共目前評論毛的功過，將他在短短的三年內使全國社會主義化說成壹功，而壹九五六年後沒有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建設上去才是壹過。其 實，毛澤東不顧國情，在三年內強制性地將幾億農民趕進社會主義，從而造成生產力破壞，人民受苦，這本身就是壹過。鄧小平後來搞改革，首先就在農村大致上恢 復了「高級化前土改後」的狀況。壹九五六年高級化壹役，毛實在無功可論。毛在五六年搞的高級社，同五八年搞的人民公社、大躍進、不僅動機壹致，做法雷同，造成的危害也只有大小之分而無本質之異。從那時起到壹九七六年毛去世，幾億農民始終擺脫不了貧困，始終停留在趙樹理二十多年前說的「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 煤」的境地， 連號稱「魚米之鄉」的江浙及歷稱「湖廣熟、天下足」的兩湖、兩廣，甚至連自古以來的「天府之國」四川，人民都窮到了極限，禍根就是那個不足月即早產的高級社。自從有了它，幾億農民的手腳就被捆住了。



　　「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毛澤東搞起了大躍進，將中國人民拖入了壹場更加深重的災難。



大煉鋼禍延全國



　 在壹九五七年十月舉行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屢次將「去年」的舊事重提，抨擊兩位黨的副主席周恩來、陳雲的反冒進」，說他們「右傾」，將他們罵作「促退派」。會後，毛親自審閱批發了十壹月十三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號召批判右傾保守思，「在生產戰線上來壹個大的躍進」。這是「大躍進」這個口號首次出現。毛對「大躍進」這個新名詞十分贊賞，曾說「我要頒發博士學銜的話，建議第壹號贈與這個偉大口號的發明家」。（註１：參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壹九八九年第四期中虞寶棠的文章。）



　　上海市委第壹書記柯慶施壹貫緊跟毛澤東，他在壹九五七年十二月底舉行的市黨代表大會上不指名地攻擊周、陳等人。周、陳的本意只是說搞建設要量力而行，並不涉及「主義」。柯卻擺出馬克思主義祖師爺的臉孔，在主義上大做文章：「他們總是說這也辦多了，那也辦快了，這也冒進了，那也冒進了。他們就是不看壹看到底是社會主義前進了，還是資本主義前進了；到底是社會主義多了、快了、還是資本主義多了、快了。」柯的報告題為《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毛澤東看報告稿，壹看到標題就叫好，於是《人民日報》立即轉載並發表了題為《乘風破浪》的元旦社論。



　　 壹九五七年十壹月六日，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宣布，蘇聯將在十五年內使鋼鐵、石油、水泥及若幹農產品的產量超過美國。當時毛澤東正在莫斯科，赫氏的豪言壯語觸發了毛的靈感，他當時即表示要緊跟蘇聯老大哥，在十五年內趕上美國的小弟弟英國。「十五年後，在我們陣營中間，蘇聯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到那個時候，我們就無敵於天下了，沒有人敢同我們打了。」他的這番話贏得了包括赫魯曉夫在內的世界各國共產黨首腦的熱烈鼓掌。



　　 這是個很可愛的口號，並沒有多少經濟知識的劉少奇馬上就接受了。十二月二日，他在全國總工會重復宣布了毛的這個計劃。副總理、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顯然也喜歡這個令中國人為之振奮的口號，鄭重宣布，屆時中國超過的將是十五年後的，而不是壹九五七年的英國水平。這就有點要同蘇聯老大哥並駕齊驅的味道了，因為赫魯曉夫在五七年宣布要在十五年內超過的是「美國目前的重要產品的產量」，而非十五年後的產量。



　　由於有了「十五年超英」的計劃，毛澤東又想到要是沒有壹九五六年的「反冒進」，該計劃可能會更容易實現，為此他恨透了周恩來。五八年壹月在南寧市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上，毛大動肝火，自稱是「冒進的罪魁禍首」，並且不惜唇舌，二十幾次提到「冒進」，大有不踏倒在地不罷休的氣概。他在會上攻擊周恩來「距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點名說周「脫離了大多數部長、省委書記，脫離了六億人民」。他甚至拿著柯慶施的文章直指周道：「恩來，妳是總理，這篇文章妳寫不寫得出來？」周恩來不敢頂撞他，只好做檢討，承認自己執行的「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二月，《人民日報》根據這次會議的精神，再次鼓吹「大躍進」，而且要「全面大躍進」：「工業生產要大躍進，農業生產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也要躍進。」



　　壹九五八年三月，中共又在成都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毛自稱搞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反冒進則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並告示全黨：「我看應采取『冒進』。」



　　周恩來是政府的管家，是做具體事務的人，他知道鼓吹「冒進」的結果必然是災難。但是此時他只有挨訓的份兒，完全沒有力量抗辯。會後回到北京，他告訴秘書，五月間中共將召開八大二次會議，他要作個發言。由於「犯了反冒進的錯誤」，發言內容主要就是「檢討」。為了這份檢討，他獨自坐在辦公室發呆，從半夜十二點到淩晨兩點，竟不能構思出壹段檢討的文字，其內心之痛苦可想而知。



　　這時候，再沒有人出頭抵制毛澤東的「冒進」了，有的只是應聲蟲。如中共遼寧省委就在三月九日號召三千萬人民向「害怕『冒進』的保守思想作鬥爭」，「冒進」由此成了新的時髦。「大躍進」浪潮終於被鼓動起來了，三年人禍就此降臨中國大地。



　　顧名思義，「大躍進」是國民經濟大跳壹步，這對亟欲擺脫貧窮的中國當然是件好事，問題是能否實現，如何去實現。毛澤東本人在政治方面已將十分心計用去八分，能用於考慮經濟問題的精力實在有限，再加上他戎馬大半生，早年學識僅及於文史，在師範學校讀書時不愛自然科學，甚至抗議校方將自然科定為必修課。他不是經濟專才，無法創造經濟奇跡，但他自己卻不這麽想。他真正相信有了社會主義，「什麽人間奇跡也可以創出來」。可是作為最高執政者，他卻沒有所謂建國方略，更沒有讓專家學者論證建設方案。他只是憑他的觀念、想象做指示。譬如，建國之初，他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曾對北京市市長說過，將來從這裏望過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註２：《文匯》月刊壹九八七年第壹期。）也許這只是毛興之所至，忽發奇想，說說就忘了，也許是黨內同誌抵制了這個荒唐的念頭，總之這個主意未得實現，否則古都北京早已面目全非了。毛馬上得天下，仍用馬上那壹套治理國家，毫無章法可言。為了發展北京，不惜大拆舉世無雙的城墻。拆得正高興時，他在壹九五八年壹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卻冒出壹句：「北京城墻不拆也可以。」過了兩個月，他又在黨內的會議上說：「北京的城墻可以挖，先不全挖，而是挖得稀爛。」於是北京的城墻終於被挖得稀爛，進而平毀無遺了。（註３：壹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劉仁發言時的插話。）



　　國家落到這樣壹個出爾反爾、不照章行事的統治者手裏，不可能不出問題。本來，壹九五八年二月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國民經濟計劃：工業計劃增長百分之十，農業增長百分之六。如果能實現，已是不尋常的躍進了。但是過了壹個月，中共在成都會議上就關起門來又按照「大躍進新形勢」另搞了壹套，將計劃分別改為百分之三十三和百分之十六點二。壹個月前千名人民代表的手就算統統白舉了。不僅如此，毛澤東又信口開河說：「十五年趕上英國，二十年趕上美國，那就自由了。」（註４：壹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李井泉發言時的插話。）到了五月，他大概被自己鼓動出來的大躍進新形勢弄昏了頭，又改口道：「可能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就可以趕上美國。」（註５：壹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他的根據則是「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首創精神」。



　　周恩來、陳雲已被迫保持緘默。毛對於自己這出獨腳戲似乎也有點忐忑，他在會議上自問道：「這樣設想，是不是狂妄？」但旋即否定道：「不是的，我們不是狂妄份子。」不過，他的頭腦還算清醒，當即通知新華社：「我說的這些可不要登報。」



　　壹九五七年中國的鋼產量是五百三十五萬噸。毛澤東在這壹年十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講的話尚不離譜：「再搞五年就可以超過壹千萬噸或者稍微多壹點。」而到了第二年五月，他的思想便躍進了：五八年八百萬噸鋼，「明年壹千萬噸鋼，後年壹千七百萬噸鋼，世界就會震動」。（註６：同註５。）到了六月中，他更大躍進了，他將他的兼職秘書，水電部副部長李銳叫去，說當年鋼鐵應當生產壹千零七十萬噸，即比五七年翻壹番。（據劉瑞哲《大躍進史考》壹文說，翻壹番最初是上海市委第壹書記柯慶施的建議，毛說了句「乾脆壹點吧」，就決定了這個計劃。）第二天李將毛的意告訴冶金部長王鶴壽時，王只是驚訝，卻沒有膽量去告訴毛：要煉出這麽多鋼，需開采多少煤，建設多少座煉焦爐，多少座鐵礦，增添多少個火車車皮，電力從哪兒來，建煉鋼爐的鋼哪兒來．．．毛本人是不想這些問題的，他只是不喜歡八百萬噸，即比五七年的鋼產翻半番的計劃，盡管那已經是建立在沙灘上的計劃了；他喜歡翻壹番，而且相信能夠做到。正如兩年前鄧子恢只同意壹年內將合作社的數目增加壹半，而他堅持要翻壹番那樣。那次，他做到翻壹番，而且將鄧批判得從此在中央失去了發言權，成為無足輕重的角色。現在，「精神變物質」，「觀念創造文明」，「思想上有鋼就有鋼」（艾思奇語）這壹套哲學占據了他的大腦，再沒有人能將他從這個邏輯中拖出來了。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又指示全國各大區建立各自的「完整的工業體系」，於是各省立即開始大辦各種工廠。農村中口號就更多了：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大辦學校，大掃文盲，大搞衛生，大搞科學．．．凡是想得出來的可以冠上壹個「大」字的口號，喊得越多越光榮。譬如，毛澤東的家鄉湘潭縣要大辦」水泥廠，可惜沒有生產水泥的設備，只有幾座土爐子，於是就動員婆婆姥姥壹齊上陣，用雙手搓黃泥石灰團，供工廠燒制成水泥。湘潭市的街頭上豎起了巨型宣傳畫，寫上豪言壯語：「壹個婆婆，十個團團；十個婆婆，百個團團。婆婆成堆，水泥成河。淹死美國佬，婆婆笑呵呵。」也是湘潭人氏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德懷聽說此事，長長地嘆了壹口氣：「唉！這是勞民傷財瞎吹嘛！」



　　另壹位政治局成員康生（候補委員）則與彭相反，到處做報告鼓吹「大辦」。他要北京師範大學的每壹個班辦壹座工廠、壹所學校，要農業大學每壹個班辦壹所農業中學、技術學校、拖拉機訓練班等。



　　凡是「中央首長」鼓吹的，下面都會積極去辦。如河南省遂平縣壹個公社便辦了七所學院，全縣說是共辦了「大學」、「專科學校」五百七十多所。



　　此時，各地報刊也在為「大辦」胡謅亂吹。江蘇省委辦的《新華日報》七月七日報導：丹陽縣兩天辦了四千多個工廠，全縣計劃辦廠兩萬五千個。過了壹個星期，又報導說鎮江地區辦廠十萬個。甘肅省說是辦了二十二萬個工廠。河南省更神，辦了「壹百三十萬個中小型工廠」。（註７：同註１。）



　　領袖發熱，下面發燒。冶金部長王鶴壽在幾天之內就燒昏了頭。該部竟於壹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向中央報告說，明年鋼產量要翻兩倍，達到三千萬噸，四年後達到八千至九千萬噸，把中央的「七年超英」改成了三年。如果說毛澤東缺乏經濟知識，世人不難理解，至多說是獅子大開口罷了。連冶金部部長也不顧專家的意見，鬥膽向中央開出這種癡人說夢般的包票，其無知的程度遠遠超過了毛澤東。



　　部長們是中共的職業革命家，中共用這些人而不是專家去治國是必然的。專家在中共的主要領導人眼裏從來就是可有可無的角色。如王鶴壽向中央報告壹九五九年要產鋼三千萬噸後的第八天，劉少奇對《北京日報》社長、總騙輯說：王鶴壽當冶金部長，他也不是專家，但搞兩年他會了。要是壹個煉鋼專家當冶金部長就不行。經濟學家馬寅初當財政部長，壹定當不了。他當大家都沒飯吃。」由此可知，中共五八年的胡鬧幾乎是必然的。



　　自然，也不是人人都燒昏了頭。電力工業部便頂住了風行全國的吹牛皮放大炮的浪潮。副部長李銳自持是毛澤東的秘書，在部長劉瀾波的支持下給毛去信，坦述己見。事後毛見到劉，「半打趣地」（李銳語）指著他說：「就妳沒有出息。」「沒有出息」可不是笑語，壹年後李銳在廬山成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而被打倒，隨後被送到北大荒去勞動。劉因壹貫不愛開口說話，幸免於難，可是在幾年後的文化革命中卻被抓去坐了牢。按現今政府總理李鵬的說法，劉在獄中「整整渡過了漫長的十個春秋」。



　　毛澤東說鋼產量要翻番，本屬厥詞。如果中央政治局不予肯定，災難還不會那麽大。可是壹九五八年八月間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卻將這枝雞毛當了作令箭，作為會議的決議告示全國，而且認可了治金部報告中的滿紙胡言，決定在五九年生產三千萬噸鋼。但是直到五八年八月底，全國總共才生產了四百五十萬噸鋼，（註８：《黨史研究》壹九八壹年第五期第四十壹頁。）打死冶金部長也多不出壹根鋼錠來。要是完不成壹千零七十萬噸鋼，毛的面子往哪裏擺？於是中央決定號召全民大辦鋼鐵，簡稱「全民煉鋼」。十月，中央召開各省電話會議，說壹千零七十萬噸鋼壹定要完成，不能打折扣，災難就從這裏產生了。



　　共產黨組織之嚴密天下第壹，無微不至，無遠弗屆。大小幹部們的法律知識、經濟知識可以是零，貫徹上級指示卻效率奇高。因此，在壹九五八年的最後幾個月，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史無前例的景象：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在「大煉鋼鐵」。



　　國家計劃委員會應是經濟專家的大本營，是運籌決策的地方，可是那裏也有「煉鋼爐」。煉的什麽鋼？不妨記在這裏：他們將好端端的鐵絲網拿來，不計工本地剪成壹小段壹小段的，投進爐子，燒成壹塊壹塊的鐵疙瘩，然後紮上紅布條，畢恭畢敬地捧到領導那裏去「報喜」。



　　文化部除動員千萬文藝家謳歌大躍進之外，還要直接對煉鋼有所貢獻，成立了煉鋼的指揮部，由副部長、文學家夏衍親任指揮。



　　安徽省委第壹書記曾希聖兼任省軍區的第壹政委，他竟下令省軍所屬部隊和駐紮在安徽的野戰部隊的所有連隊都搞小煉鐵爐。



　　外交部同金木水火土全不沾邊，竟也以煉鋼為己任，在部大院裏築起了土高爐，除了糟塌錢財外，壹無所獲。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自東北回京，看到那「煉鋼」的情形，立即制止，才結束了外交部煉鋼的荒誕行為。盡管因此受到國家機關黨委的批評，說外交部煉鋼不積極，他還是頂住了，未讓那些爐子重新點火。



　　北京市公安局局長馮基平也頂住了「全民煉鋼」的壓力，堅決不幹。他事後對他的孩子說：「我親眼去看過，那叫煉鋼麽？像炒豆腐渣似的。我頂了。任別人搞得轟轟烈烈的，我們有我們的事情，不去湊那個熱鬧！」



　　但是，愛湊熱鬧的人確實不少，連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家的院子裏也砌上了爐子。在宋的支持下，秘書、花匠、廚師壹齊上陣，成了「鋼鐵大軍」中的壹員。



　　包頭鋼鐵公司是壹家大型企業，當然應為「鋼鐵翻番」作較大的貢獻，可是它不花大力量去改進大生產，卻派人在國共內戰時留下來的碉堡裏大搞其「土法煉鋼」，還興致勃勃地請聶榮臻元帥參觀，結果挨了聶的批評。



　　京郊的石景山鋼鐵公司（即後來的首都鋼鐵公司）也想搞土爐子，主持北京市委工作的劉仁警告他們：「不許把國家僅有的壹點好鐵炒成廢鐵。」他跑到清華大學，見那裏也在大炒其「土鋼」，便批評道：妳們不要這樣搞了，妳們有冶金系，完全可以搞點洋的嘛！」



　　湖南省壹度發動四、五百萬人煉鋼，連省委的大院裏也築起了土煉鋼爐，但省委第壹書記周小舟對此表示「非常擔心」。他將中學時代的同學、漣源鋼鐵廠的總工程師吳鑒光請去，壹起察看省委院內的土爐子，請吳發表意見；之後又將另兩位省委書記請來，再度請吳談看法，遂共同決定停止土法煉鋼，將全省大多數的土高爐停掉，避免了壹大筆損失。



　　但是張聞天、馮基平、周小舟們是擋不住潮流的。九月底的《人民日報》發布重要新聞，報導了毛澤東在月中「巡視大江南北」的情況：在武漢，毛「看了第壹紗廠的小高爐出鐵」；在安慶「看了安慶壹個中學的小高爐，看了由機關辦的小高爐群」；「在汽車道上，毛主席看見了要走幾十公裏或者幾百公裏路到有鐵礦石可找的縣份去挖礦、煉鐵的人流。」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毛澤東壹定是人類文明史上唯壹能親眼看到浩浩蕩蕩的大軍步行幾百公裏去「找」鐵礦石的壯觀場面的執政者。到了合肥，他便興致勃勃地揮筆題詞：「沿途壹望，生氣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壹回北京，他便告訴記者：「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眾很大的幹勁．．．但是就全國來說，有壹些地方．．．對於發動群眾的工作還沒有做好．．．還有壹些同誌不註意在工業方面搞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他們把在工業戰線上搞群眾運動說成是『不正規』，貶之為『農村作風』，遊擊習氣』。這顯然是不對的。」（註９：壹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對記者的講話。）



　　毛澤東的訴諸報社記者這壹招十分有效，不贊成這樣蠻幹的人不吱聲了，全國上下立即變本加厲地大幹起來。讓我們來看看壹九五八年各地的幹部如何發瘋吧：



　　《人民日報》十月十二日的社論說：「河南省六百萬人煉鋼煉鐵。」



　　新華社十月十三日電：四川省有「八百萬鋼鐵隊伍」。



　　《雲南日報》十月十五日報導：全省「三百萬大軍」「向鋼鐵銅前線總攻擊！」



　　新華社十月十七日報導，「山西省有二百多萬鋼鐵新戰士」，「開赴各山區，參加建爐、采礦、運礦石。」



　　全國二十多省，無壹甘落人後，都在這樣不顧壹切地蠻幹。



　　湖南省新化縣建造了兩千四百座煉鐵爐，據新華社十月十八日報導，其中「其中百分之八十八能正常出鐵」。這個「正常出鐵」的數字肯定是假的，因為在壹九五九年七月的盧山會議上，湖南省委第壹書記周小舟發言說，湖南五八年搞了五萬個土高爐，其中有兩萬個從未點個火，何況點了火也不等於就能正常出鐵。



　　廣西忻城縣集合「七萬人采煤大軍」，「在十九個小時內，用土法采煤六十多萬噸」。經廣西區黨委、柳州地委、忻城縣委分頭查算，「證明數字完全正確」。報社報導這則新聞時，似乎並未想過，這個數字乘以三百六十五，大約就是當時全國的煤炭產量了。



　　越往後牛皮就吹得越不成樣子。新華社十月二十九日電：河南省當天六百七十萬人上陣，日產壹百零五萬噸鐵，壹萬壹千噸鋼。第二天奇跡再度出現，日產壹百三十三萬噸鐵，十萬三千噸鋼。



　　壹個省壹天生產十萬三千噸鋼，而全國全年計劃才壹千零七十萬噸，可見撒謊也是要有點勇氣的。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牛皮狀元恐怕得屬下面兩則消息：



　　壹、「廣西鹿寨縣衛星沖破天，壹天產鐵二十萬噸，等於國家分配給廣西的全年生產任務。」



　　二、「湖南宜章縣梅田人民公社，煤炭巨星上青天，日產原煤逼近三十萬噸。」



　　這些都是官方新華通訊社發出的電訊，是那些省、縣、公社的幹部炮制這些假數字，騙過了記者，還是記者同他們合夥搞了鬼，如今已無從查考。唯壹可以肯定的是，大大小小的官兒們是這些牛皮新聞的主要炮制者。



　　全國究竟有多少人去煉鋼呢？毛澤東後來說是「六千萬人上陣」，「幾千萬人上山」（找礦），那指的是被迫置農田於不顧的青壯農民，如果加上城裏的機關、學校、軍隊，那麽至少是八、九千萬，近壹億人。



　　煉鋼首先要有鋼鐵築煉鋼爐，在這之前還必需有高爐將鐵礦石煉成鐵水，這又需要焦炭、石灰石、鐵礦石．．．。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即使壹億人都是冶金專家，兩手空空也就只能坐等天上掉鋼錠下來。怎麽辦？我們國家歷史悠久，地大物博，主意就往這兒打。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裏長征人未還。」讀過壹點歷史的人，都知道河南省境內的函谷關。自漢以降，兩千年來，它壹直與中華民族的生存息息相關。西漢時它是護衛京都長安的東大門，東漢時為京都洛陽的西部屏障。三層雄關高達二十丈，直到壹九二六年北洋軍閥在爭權奪利之時尚且想到它，特斥資重修。但到了壹九五八年，當地的縣委書記為了表示效忠中央，帶頭煉鋼，提出要建「書記爐」。可是這位書記沒有磚廠燒磚，如何砌築煉鋼爐？他看上了函谷關，提議扒用函谷關的磚。左右勸阻：「那是古跡。」他將眼壹瞪：「什麽古跡？古跡也要為鋼鐵元帥升帳服務！」隨之壹聲令下，調來壹批學生，幾乎把關上的兩層樓閣扒拆壹空，樓上兩千年來積存的碑刻等文物就此被壹掃而光。



　　人說文化浩劫始自壹九六六年，甚實早在壹九五八年就開始了。甘肅省武威縣自唐代起即為西北第壹重鎮，以大磚築成的城墻十分壯觀。它雄峙千年，竟也在煉鋼鐵聲中毀於壹旦。至於全國共拆了多少古建築，那就很難查清了。



　　壹九五六年時，浙江省龍泉縣的副縣長為了城建需用磚石，決定「古為今用」，將本縣宋代和五代的兩座古塔拆毀，磚拿去蓋房，塔內所藏的壹百餘卷唐宋寫經、彩色佛像畫全付諸壹炬，翻出的幾十斤古錢、銅塔則全部作為廢銅爛鐵賣給了供銷社熔成了塊塊。事後，此人總算遭撤職的處分。但到了五八年，黨中央發號召，全國上下壹齊亂來，就無人為這類罪行受罰了。



　　遍布全國的拆風，風源始自中南海。毛澤東自有他的邏輯：「北京的城墻保存壹千年，千年以後還是要拆。」（註１０：壹九五八年壹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拆除城墻，北京應當向天津、上海看齊。」（註１１：壹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謝富治發言時的插話。）



　　壹九四九年中共上臺執政，中國只是換了壹個政府而已，並沒有因此而更換它的主人。祖先留下的財產應不屬於任何壹屆政府，可是許多中共官員以為他們揮舞著「全民所有」的旗幟，喊著社會主義的口號，便有權任意處置中國土地上的任何東西了。拆函谷關的新安縣委書記和拆龍泉古塔的龍泉縣副縣長，不過是其中的兩個小角色罷了。



　　拆古跡是為了取得築煉鋼爐用的磚。且不說普通的城磚並非耐火材料，即使砌成「土高爐」也燒不到足夠的溫度，煉不出合格的鐵水。就算爐子合格，燃料從何而來則是另壹個更大的問題。中國歷來缺乏燃料，當時即使正牌的鋼鐵廠，燃料供應也不充足。張聞天在壹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說：「像石景山鋼鐵廠這樣的重點企業，也因缺煤而要停產。」那麽，全國千千萬萬個土爐子拿什麽來煉鐵煉鋼呢？



　　有本事的能搞到壹些煤，但是煤需要在煉焦爐裏燒成焦炭後方能使用，而建個煉焦爐至少也要壹年半載，於是便出現了世界鋼鐵工業世上前所未聞的怪事：「沒有煉焦爐，就堆在地上燒，結果大部份煉焦煤（指優質的、可用於煉焦的煤塊——作者註）被白白燒掉。」這是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壹受周恩來委托外出調查，從北京到上海壹路所見。



　　有正規煉焦爐的鋼鐵廠因缺煤而停產，沒有煉焦爐而有煤的卻沒日沒夜地將煤白白燒掉，這是發生在城鎮中的事。農村呢？農民是無處可買煤的，但他們有伐薪燒炭的傳統。古時候打造兵器不就是用木炭作燃料的嗎？於是全民煉鋼立即演變成了全民伐樹。欲知這全民伐樹的後果，看幾個例子就知道了。



　　湖北省英山縣有個生產大隊擁有上百座山頭。「大躍進」之前，兩人合抱的樟樹、楓樹比比皆是。為了煉鋼，砍樹燒炭，幹得如此徹底，以至當黨支部書記從公社將紅旗扛回來時，上百座山上已打不到壹棵可以掛旗的樹了。



　　樹木不足的，經濟林也砍。湖南古丈縣，是重要的桐油產地，壹九三五年產量曾達三百五十萬斤，可是「大躍進」後的壹九六○年卻壹下子跌到了二十五萬斤。



　　平原地帶樹不多的地方就更遭殃了。河北省涿鹿縣有個八十多戶的三堡村，為了煉鋼將所有能收集到的木材全餵了土高爐。果樹砍掉，葡萄藤也砍掉，暫無人住的房子把房架拆掉。凡能點著火的，統統投進爐膛去「煉鋼」了。砍光了果樹，欲將果園改造成為麥田，但那是壹片山坡沙土地，種不成麥子，結果丟荒，任其成了草叢，兔子窩。



　　毛澤東在長沙讀書時的老師、紅軍長征時最年長的徐特立，當時已是八十二歲的老人，兩年前回過湖南老家，壹九五八年底再度返鄉時發現，昔日蔥蘢的丘陵，黃泥裸露，林子全毀了。因此當公社黨委書記向他匯報「躍進戰果」時，他問道：「山上的樹哪裏去了？」書記只好實說：「燒炭煉鋼鐵。」徐特立搖頭嘆氣：「我們不能毀祖宗山，作子孫孽呀！」他回京後即給家鄉寄去了兩千元錢助其植樹。



　　壹九七壹年初，葉劍英元帥回到老家廣東梅縣，對地區幹部說：「我離家半個世紀．．．．家鄉的路還是半個世紀以前的路，田園房屋還是老祖公留下來的，沒有變；只有壹樣變了，就是山光了。」他還對陪同的省委書記王首道說：「這對不起後代人呀！」



　　彭德懷元帥壹九六壹年底回湖南湘潭老家，指著光禿禿的山頭對隨行人員說：「妳們看，山上都是和尚腦殼，繩子壹扯無牽掛，森林全被破壞了。」「過去兩邊都是叢林茂密，如今光了，真可惜！」



　　四川農民以能吃苦耐勞著稱，千萬名青壯農民被公社調到有鐵礦的地方，用人力車、雙肩挑的辦法將礦沙自百裏外弄來，日以繼夜地燒。資中縣本是林海，壹個「大煉鋼鐵」就把許多山頭搞禿了。鄰縣的縣委書記不肯為煉鋼毀林，被撤了職。川西平原銀廠溝，為了煉鋼砍伐了整整三萬畝竹林。



　　「六王畢，四海壹。蜀山兀，阿房出。」千古絕唱《阿房宮賦》使我們相信，四川的森林在秦始皇時代曾經遭受過壹次大難。但蜀山的木材畢竟換來了壹個巨大的宮殿，若不是毀於秦末造反大軍點的大火，留在至今可能是世界壹大旅遊勝地。但二千二百年後，四川的森林竟在毛澤東時代又壹次遭難，焚燒的木材換來的僅是無數毫無用途的鐵疙瘩。又過了二十年，大自然的懲罰來到了。壹場大兩降臨十分之九為山地的四川，沒有足夠的森林存蓄、阻擋雨水，山洪壹瀉千裏，半個四川變成了水鄉澤國，房屋倒塌，人畜傷亡，貌似天災，實為人禍，禍根就是壹九五八年的全民歌樹。（這裏應當給浙江臨安縣的中共書記們記上壹筆，大煉鋼鐵時他們曾明令「天目山上的樹壹棵也不能砍。」，今天天目山風景區芳草不老、森林長綠，自有他們的壹份功勞。）



　　壹九五八年全民砍樹的惡果幾十年後仍在影響國民經濟。中國有三分之二的農村散布在山區，山區砍了樹，災難也就來了。解放軍中唯壹的女將軍李貞在壹九八○年回到江西老家，發現鄉親們十分貧窮，村幹部把原因告訴了她：「當年後山上有數不清的幾個人都合抱不過來的大樹，前山上碗口粗細的樹也密密麻麻地長滿全山，但是『大煉鋼鐵』以後全給砍光了。」「山禿了，地也貧了。下壹場大雨，泥沙都沖進田裏，肥田變生了，能不貧嗎？」



　　全民砍樹壹事，毛澤東自然知道。但他的思維方法是獨壹無二的。「今年大搞小土群（指壹群壹群的土制的小煉鐵煉鋼爐——作者註），有人說森林、煤炭有很大浪費。」他在十壹月間舉行的鄭州會議上對此說表示不同意，他認為反而是「大為節省」。他的邏輯是：「幾千萬人上山，又查出資源，又得個經驗。這是收入。」（註１２：壹九五八年十壹月六日在第壹之鄭州會議上的講話。）明明是無理狡辯，，可是竟鎮住了黨中央的同誌。陸定壹也好，周恩來也好，都沒有勇氣戳穿毛的詭辯。



　　幾千萬農民，大多數只識得幾個字，相當部份沒有文化，又沒有起碼的儀器、工具，即使將青山踏遍也未必能查出山肚子裏的鐵礦。不過找不到鐵礦不等於煉不成鋼。「大躍進」時人們就將各種各樣的鐵器拿回爐煉壹煉。這樣，最新式的「煉鋼法」就在中國誕生了。



　　北京人將暖氣管拆掉、砸碎，填進「小土群」的爐膛裏，等熔到八九分時往外壹倒，就煉成了「土鋼」，這效率比國家計委裁鐵絲煉鋼高得多。上海洋建築多，有的是鐵門，黃浦江邊的外灘還有壹圈鐵鏈圍住花草，這些都可以取代鐵礦石拿去煉壹煉，於是它們陸續變成了牛糞堆似的「土鋼」。壹般百姓家裏多少總能翻出幾斤鐵器來，於是雲南昆明市組織了六、七萬「兒童團」四處尋找廢鐵。至於他們尋獲的戰利品中有多少是有用的鐵器就無人知曉了。



　　身為國防部部長的彭德懷到甘肅武威步兵學校視察，發現全校官兵壹齊在煉鋼，無壹人在搞軍事訓練。在他所住的招待所裏，服務員們向他訴苦：老家的房子被拆，果樹被砍，木料全部都煉鋼燒了，連家裏的鐵鍋也被收走砸掉煉了「鋼」。彭回京的火車路過河南省時，正值夜晚，處處爐火沖天，車流不斷。他伏在車窗口看了許久，自言自語地說：「不行！這壹把火會把我們的家底燒光！」於是他決定回鄉調查壹番。年底他回到湖南老家，發現村子裏也有「煉鐵廠」，不過除了從老百姓家裏強行收來、已經砸碎的鐵鍋外，所見只是壹堆堆的鐵疙瘩。



　　河北省高陽縣有個邢南鄉，歷來家家戶戶以織布換糧為生，當官的為了向上級獻忠心，竟把全部織布機都砸掉煉成了鐵坨子。



　　由此可知，壹九五八年的全民煉鋼又演變成了全民砸鐵器、全民砸鐵鍋，比兩千多年前秦始皇收繳全國民間鐵器做得更徹底。當年秦始皇用收繳的鐵器只鑄成了十二對金人，大約收走的只是首都鹹陽附近地區的鐵器而已。但如今全民煉鋼，共產黨的命令下達到白山黑水，天涯海角，那造成的破壞就真正「超過秦始皇壹百倍」（毛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了。



　　軍隊作家李延國在他的紀實文學《中國農民大趨勢》中告訴我們：在他的山東老家發生的「人類歷史極殘酷的壹幕」：「奉命來收鐵鍋的人擡著筐走進我家，從古老的竈臺上摘下了鐵鍋——那是父親去世的頭年冬天，帶我到市上用地拱子小車推回來的——用媽媽編草鞋掙來的錢。鐵鍋在院子裏就地砸成了碎片，嘩啦嘩啦被放進擡筐裏．．．那壹瞬間，我看見了媽媽眼裏含滿了淚水。」



　　鐵器不夠，別的金屬制品也可以拿來湊數，人們相傳用了數代的銅臉盆、銅湯婆子、掛蚊帳用的銅鉤子也交出來，同鐵鍋、鐵鏟壹起送進了土爐子。



　　我們不知道秦始皇收繳天下鐵器時遭遇過什麽樣的抵抗，我們只知道毛澤東的全民砸鐵鍋沒有遇到抵抗。百姓抵抗不了當權者，默不作聲地任人糟蹋。壹個政權將人民控制得如此服貼，不能不說是極大的成功，而這種「成功」正是毛澤東時代的特征。



　　後人當然會問：難道中共百萬基層幹部就真那麽愚蠢，連「建設」與「破壞」都弄不清了嗎？當然不是。可是上級每日都在催報煉鋼的數字，他們明白上級關心的只是數字，並不關心鋼的質量，甚至並不指望用那鋼去辦什麽大事，說穿了不過是在玩數字遊戲。遊戲大家會玩，只要將三斤重的鐵鍋砸掉、燒化，就完成了煉鋼三斤的任務。妳光榮我也光榮，妳戴紅花我扛紅旗，何樂而不為。至於貧苦婦人壹把壹把地編織草鞋，日積月累，攢錢換來的鐵鍋，頃刻化為烏有，關那些幹部們什麽痛癢。



　　壹九五八年的中國，通訊並不發達，許多地方連電話也沒有，可是砸鐵器煉鋼的法子不逕而走，幾乎同時在中國的各個角落出現。



　　作為這場運動的總指揮，毛澤東本是全民砸鐵器的始作俑者。在八月的北戴河會議上他就指示說：「要拼命幹，上海有十多萬噸廢鋼廢鐵回爐。要大收廢鋼廢鐵，暫時沒有經濟價值的鐵路，如寧波、膠東線，可以拆除．．．」寧波、膠東是中國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工業雖不發達，鐵路決不至於沒有經濟價值。毛澤東自己走火入魔，壹味蠻幹，又擔心百姓反對，便補充壹句道：「要向幹部和人民講清楚，首先保證幾件大事，才是萬年幸福。」（註１３壹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壹日上午在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的講話。）



　　連鐵路都可以拆，上海外灘公園的鐵鏈也就沒有不可拆的道理了。壹九五九年初，上海市壹個體育場的跑道內外堆滿了近壹人高的牛糞狀的「土鋼」。它們的前身也許是壹千座鐵門，壹萬個鐵窗，十萬根鐵鏈．．．



　　黨中央只是指示工業生產要「以鋼為綱」，到了下面，文思敏捷的幹部將之改為生動的文學語言：「鋼鐵元帥要升帳」，各行各業要為「鋼鐵元帥讓路」，「為鋼鐵元帥護駕」。於是又出現了另外壹些怪事。如武漢小型拖拉機廠成立才幾個月，農民們正盼著拖拉機開進自己的村莊，該廠黨委竟然決定拖拉機應當為元帥讓路，停止生產，改為生產煉鋼設備。他們這樣做，並非因為受到上級的壓力。他們主動、自覺地那樣做，因為反正生產拖拉機賺錢或改制煉鋼設備而賠本，都是國家的事，他們自己絕不會因此而蒙受損失。



　　拖拉機不生產不打緊，反正我們有幾千年趕牛耕田的傳統，耕牛不足，我們有的是鋤頭，所以這種「讓路」不會造成多大的損失。但有些情形就不同了。譬如當時中國最大的水力發電廠東北豐滿廠把發電設備拆了去搞土高爐，頭腦正常的人無論如何沒法理解。該廠的總工程師、現今政府總理李鵬壹九八四年在《人民日報》上著文說：「我對『大煉鋼鐵』．．．這些做法想不通，又不敢對別人講」，只能私下對電力部部長劉瀾波說，「他聽了我的話，長時間沈默不語。」堂堂壹個政府部長，對屬下壹間廠的胡鬧行為竟無力制止，連表示異議都要斟酌壹番，可見當時的政府已不可能阻遏災難的蔓延了。



　　由於政府總理周恩來怕再度被毛批為「促退派」，對於「大煉鋼鐵」只好表示積極。國務院將全國分成若幹片，八位副總理各領導壹片的煉鋼運動。十月壹日國慶節遊行時，周甚至在天安門城樓上指著遊行隊伍裏的土高爐模型對朝鮮代表團團長說：「我們生產那麽多鐵，主要就是靠這些爐子。」



　　政府不靈，黨組織呢？陸定壹身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實際控制全國所有的報紙、雜誌、電臺等壹切新聞媒介乃至文藝、教育機構。他受周恩來委托外出轉了壹圈之後，已經完全看清這場全民煉鋼運動是壹場禍害。但是，在「輿論壹律」的中國，他自己卻不能與他控制、制造的輿論相對抗。當無數的通訊報告、散文、詩歌將那「遍地火光」描繪成美麗的圖畫、新時代的曙光時，當大大小小的報紙、電臺無壹例外地為瘋狂行為搖旗吶喊、推波助瀾時，這位宣傳部長卻找不到任何地方的任何壹種宣傳工具來揭露「大煉鋼鐵」的荒誕無稽。在「輿論壹律」面前人人平等，部長先生也不例外。他等了二十多年才得以在《人民日報》上披露當時親眼所見的煉鋼的農民所過的生活：「民工有的很苦，吃的是地瓜藤子，沒有地方住，在地上挖個方坑，在坑裏鋪上地鋪，被褥都是濕的．．．」從陸定壹的描述來看，那些民工們過的生活決不會好過被秦始皇徵去修阿房宮、築長城的萬喜良們。



　　壹九五八年九月初，毛澤東已經認為勝券在握，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飄飄然起來。他說當年鋼產量不僅可以翻壹番，而且「可能搞壹千二百萬噸」。「明年是基本上趕上英國，除了造船、汽車、電力這幾項以外，明年都要超過英國。十五年計劃，兩年基本完成，誰人料到？」（註１４：壹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至於美國，毛當時最新版本的豪言壯語是：「為五年接近美國、七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註１５：壹九五八年九月二日致劉少奇、陳雲等人的信。）



　　



　　美國是可以被超過的，正如壹千前世界第壹的中國後來被西方超過壹樣。問題在於，用毛澤東的「大躍進」、「大煉鋼鐵」這種方法追趕發達國家，猶如南轅北轍，永無趕上的壹日；不僅趕不上，而且造成了空前的災禍。就在毛澤東神采飛揚地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誰人料到」時，他自己實在沒有料到，災難已經越過地平線了。



　　這時，黨的領導人中至少有壹個人看清楚了形勢的嚴重，這就是彭德懷。他在壹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壹日到達湖南平江。三十年前，他三十歲，在這裏率領國民黨政府軍的壹個團起義，參加了共產黨的隊伍。這個縣有五萬多人跟著他參加了紅軍，全縣在革命中犧牲的人共近二十萬，包括他的兩個弟弟。壹九二八年該縣有七十五萬人，到五八年人口尚未恢復，仍不足六十萬。人民付出這樣的代價，當然是為了子孫能過上好生活，但是他們失望了。在彭德懷召集的當年起義的老紅軍座談會上，老戰士們紛紛表示對大躍進、大煉鋼鐵的不滿。壹位叫黃杜芳的殘廢軍人甚至告訴彭，再這樣下去，「老百姓可會造反了」。會快結束時，黃遞給彭壹張條子，彭回到住處展開壹看，只見幾行工整漂亮、書法甚佳的毛筆字，是壹首步漢代民歌《小麥謠》韻的小詩：「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麽過？請為人民鼓嚨胡。」



　　老紅軍黃杜芳文化不高，不可能寫這手好字，也不可能讀過古文，因此這大概是鄉間壹位秀才寫了托黃呈彭大將軍的。《小麥謠》的原文是：「大麥青青小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



　　兩千年前，漢王朝頻受遊牧民族侵擾，不得不派大軍長駐西土，致使婦女稼禾，人民苦甚。而今歷史重演，卻不是為了抵禦外敵，而是要在壹年內鋼鐵翻番，這實在是史無前例。第二天，壹位公社負責人向彭匯報，大講其煉鐵煉鋼，彭忍不住打斷了他：「妳們煉鋼又沒得煤，全靠木炭，壹下子把山上的樹都砍光了。農民怎麽生存喲！我勸妳們不要搞了。」



　　可惜的是，指揮過千軍萬馬的「彭大將軍」無力改變這個局面，無法阻遏行將到來的災難——盡管後來他真的應老戰士之請，為人民講話了。



辦公社共產風起



　　壹九五八年如果僅僅鬧個「大躍進」，加上壹個「大煉鋼鐵」，雖然弄得民不聊生，還不至於弄出壹年多以後「無數農民餓死」的慘事來。可是，就在毛澤東大發鋼鐵燒的同時，他將中國引上了另壹條災難之路——在五億人口的農村推行了「人民公社」制度。



　　「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這是壹九五八年八月之後響徹中國大地的口號。要弄清它的來龍去脈，還得回顧壹下歷史。



　　早在壹九五五年九月間，即毛澤東和鄧子恢就壹年內合作社的數目應當翻壹番還是翻半番爭得不亦樂乎時，毛就已經著眼於下壹步，準備將數十戶壹社的初級社改造成「大社」了：「不但平原地區可以辦大社，山區也可以辦大社。」何謂之「大」？他後來有個說明：「壹九五五年我就提倡辦大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戶，二、三萬人人壹社」。（註１：壹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壹日下午北戴河會議。）但鄧子恢認為大社難以管理，主張壹村壹社，以百把戶為宜。他曾尖刻地抨擊主張辦幾千戶壹社的高級社的人是「社會主義狂」。這樣，毛澤東的「辦大社」的主張沒能馬上實現。



　　 當時，毛的理論助手陳伯達曾提出搞「鄉社合壹」，即將農村的基本政權機構鄉政府歸並到合作社裏去，但立即受到了抵制。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表示反對，他說，壹個社辦成那麽大，鄉社合壹，合作社勢必分散力量，怎能辦得好？農民打官司要到合作社，合作社要解決司法問題，這樣的社長怎麽當？」（註２：參見《黨史研究》壹九八六年二月號。）這樣，這件事就不了了之，再沒有下文了。



　　鄧小平以為這只是陳伯達的主張，其實陳不過是代毛澤東發言而已。當時毛沒有堅持，只是因為時機未到。而到了壹九五八年三月，大躍進的形勢已經被鼓動起來，他便再度將「鄉社合壹」搬了出來，說：「鄉社合壹，將來就是共產主義的雛形，工農商學兵什麽都管。」（註３：同註２。）由此可見，對社會主義農村的結構，毛和鄧的主張是截然不同的。



　　有毛澤東撐腰，此時已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陳伯達就不賣鄧小平的賬了。他跑到北京大學去做報告：「毛澤東同誌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農、商、學、兵組成壹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們社會主義的基本單位。」這位馬列主義權威還寫了壹篇叫做《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的文章，將那個「社會主義的基本單位」，即毛所稱的「共產主義的雛形」，命名為「人民公社」，可見「人民公社」這個名詞的發明權雖歸陳伯達，將未來社會的基本單位統括成工農商學兵的軍事細胞這個概念卻屬於毛澤東。這是毛從政治需要出發，憑觀念創造出來的，同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風馬牛不相及。



　　 基層的中共幹部自然有腦子靈的人。河南有個「衛星集體農莊」，本是根據壹九五八年三月間中共的成都會議的「小社並大社」的意見由二十多個小社並成的，因為蘇聯老大哥不用合作社這個名稱而用「集體農莊」，便也稱自己是集體農莊，至於名為「衛星」則是趕五七年蘇聯發射衛星的時髦。農莊領導人聽到「人民公社」這個新名詞即靈機壹動，將洋貨改為土產，在五八年七月宣布成立「衛星人民公社」，拔了辦公社的頭籌。（其地名為〔山查〕岈山，故又名「〔山查〕岈山人民公社」，壹般文獻均用此名。）



　　陳伯達只是紙上談兵，河南的幹部卻首創了「共產主義新生事物」，毛澤東大為贊賞，主即指示陳伯達控制的中共中央機關物《紅旗》雜誌刊登該公社的章程，並下令各省「要好好吹壹下」。在各省書記們各自去「吹」的時候，毛又親自往南跑了不少地方（壹有大事，他總是往南跑）。八月九日，他在山東發出了指示：「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壹起，便於領導。」這樣，全國農村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就幾乎在壹夜之間統統升級、變質，成了囊括鄉村壹切權力的「人民公社」。



　　這裏，毛澤東透露了他決心徹底改變中國的社會細胞的根本原因：「便於領導」。



　　本來，被懷疑為對黨有二心的人，已在壹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中被收拾掉了，凡對「黨領導壹切」有異議或並無異議但被認為礙手礙眼、不便於領導的人，不是就地監督勞動就是進了勞改場。說黨的領導堅如磐石、不可動搖，決不是吹牛。但「反右」運動沒有波及農村，而黨的領導成問題的恰恰就是在農村。試想那古老的農村社會，雖然每個鄉都有黨員在主事，但它只有行政權，對鄉裏的壹個或幾個合作社並不能全盤控制。社長們不是拿工資的所謂「國家幹部」，如果他們不聽黨的話，鄉黨支部書記和鄉長是很難控制的。人民公社就不壹樣了，「鄉社合壹」，壹個縣就是那麽七八個、十幾個公社，社長、書記都是領薪水的，都明白「不舉手就不給飯吃」（毛澤東語）這個原則，只要黨發號召，決無不積極響應之理。過去的高級合作社大致成為公社的壹個生產大隊，初級社大致是壹個生產隊，從行政到生產，連該種多少糧、多少棉，乃至如何種都由公社控制，這樣的鄉村當然「便於領導」了。



　　毛澤東在壹九五八年八月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將這個設想發揮得十分清楚：「人民公社壹曰大，二曰公。」「政社是合壹的。」何謂大？「搞成萬人、萬戶的大合作社最好。」何謂公？「我們將廢除私人房屋。」「把資本主義的殘餘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和私養牲畜取消。」（註４：壹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北戴河。）



　　 毛澤東並不是壹個健忘的人，自然會記得五個月前他說過的話：「三年內不減少自留地和私人養豬．．．．應該讓農民發展壹些副業，增加壹些收入。」（註５：壹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林鐵發言時的插話。」他只是覺得此壹時彼壹時，說話不必算數罷了。他這麽出爾反爾，自己不覺得有何難堪，但周恩來的總理卻難當了。因為僅僅壹年前（壹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周剛剛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他的增加農業合作社社員自留地和縮小高級社規模的提議（留地增加到總耕地的百分之十，高級社的戶數由平均二百戶降至壹百六十戶左右），現在說作廢就作廢了，政府如何取信於民？中共副主席、政府副總理陳雲壹九六壹年在自己的家鄉上海青浦縣調查後寫的報告中表示：「我們過去三年中有壹些政策變化太多」，以至農民說「共產黨的政策條條好，十條有十壹條辦不到」。明白透靈了中共朝令夕改的情況以及農民的憤懣。



　　 毛澤東執政二十多年，這種說話不算數的劣習感染了全黨，以至每當下達前後矛盾的指令時，各級幹部都有壹個冠冕堂皇的理由：「計劃趕不上變化嘛！」老百姓則在這官腔後面加上壹句：「變化趕不上電話。」意即共產黨的政策壹個電話說改就改，形象地說明了人們對官方的壹信任。毛去世後中共改變農村政策，但自從中共將山林分給農民起，農民便壹直在大規模地伐林換錢，不肯投資栽樹，原因就是怕哪天上面壹個電話打來，政策又變了，辛辛苦苦栽樹又歸了公。「十年不變」也好，「二十年不變」也好，人們就是不信。這是執政者長期失信於民的必然結果。



　　在北戴河，毛澤東還將中共進城執政後改供給制（按人頭分配衣、鞋、食物等實物）為薪水制的做法大大抨擊了壹番。他說：「要考慮取消薪水制，恢復供給制問題。」「供給制比較平等。」「為什麽要搞工資制？這是向資產階級讓步。」「過去革命打死了許多人，是不要代價的，現在為什麽不可以這樣幹呢？」「有人說，平均主義出懶漢，過去二十二年（按：指壹九二七至壹九四九年中共裝奪權的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懶漢？」「現在發明壹個東西，要給壹百塊錢，倒是會出懶漢。．．．．我不相信，實行供給制，人就懶了，創造發明就少了，積極性就低了。」他甚至把話點明：「空想社會主義的壹些理想，我們要實行。」（註６：壹九五年八月二十壹日上午及三十日上午，北戴河。）



　　 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究竟有哪些內容，他當時沒有細說。但四十年前，即壹九壹九年春，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第壹卷第二號上對他「夢想」的「新社會生活」是這樣描繪的：「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壹『新村』。」（註７：《湖南教育月刊》第二卷第二號，轉引自《晚年毛澤東》第壹七八頁。）那時毛澤東還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所以熱衷於在長沙嶽麓山下建烏托邦式的「新村」。現在他是馬克思主義者了，「新村」換成了「共產主義雛形」、「人民公社」，內容卻幾乎沒變。



　　要是毛澤東還是選嶽麓山下的幾個村鎮作為他的「共產主義雛形」的試驗場所，隨後三年的災難也許會小得多。可惜現在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所有的土地都是國家的，控制了國家的毛澤東再也看不上小小的嶽麓山，他要把全國都變成他夢想中的「新社會」，而且以為在他有生之件就能實現。他在壹九五八年的種種瘋狂舉動均源出於此。



　　 毛在北戴河還說：「搞供給制，過共產主義生活．．．二十二年的戰爭都打勝了，為什麽建設共產主義不行呢？」這是弄錯了概念。中共打江山時，供給制是有的，共產主義卻沒有。壹九三二年十月，毛澤東被黨中央解除在軍隊中的職務，管物資供給的便不再給他好臉色。夫人賀子珍除了將自己生孩子配給的營養品讓給他以外，又不時向當時任福建蘇維埃政府主席的鄧子恢討取壹點食物，以改善他的生活，可見當時的供給制已是等級分明了。當然，中共建國以後情形就更不同了。鄧小平曾說：「壹九五八年以後，到處給毛澤東同誌和其他中央同誌蓋房子，．．．．造成很壞的影響，很大的浪費。」（註８：壹九八○年八月十八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彭德懷壹九五九年在廬山會議上也提到「好多省都給毛主席修別墅，搞什麽名堂？」那些房子，無論是從規模還是從豪華的程度來說，都與民居有天淵之別。雖然如彭德懷所說那「不是毛主席讓搞的」（毛家鄉韶山搞的規模很大的滴水洞別墅是例外，那是毛本人讓搞的），但毛從來沒有加以制止，也沒有指示將那些長年空著的「房子」交給地方去「為人民服務」。僅上海壹地，為毛建的別墅便圈地壹千多畝，園林、花木、房屋修建，連同女服務員，壹百多人長年為它服務。二十年間，毛總共沒有住過幾天，而壹百多人的工資外加維修費用，恐怕壹年不下百萬。湖南省委在長沙為毛建的蓉園壹號，也僅在壹九五九年住過壹次。要是將各省為毛建的房子合在壹處，其規模大概也可以和紫禁城相比了。要是拿前國民黨政府總統蔣介石的別墅、行宮同毛澤東、林彪等中共領袖的「房子」相比，那就寒酸了。僅廬山壹處，毛的房子的建築面積就是蔣介石那座「美廬」的五倍，而「美廬」也歸毛使用，上海那處就更不必說了。要是再想到毛晚年讓「妾身未分明」的張玉鳳手交三萬元人民幣給江青以平其妒意，而當時中國工人的平均年工資不足七百元，人們就可以明白，信仰社會主義的毛澤東在思考「平等」和「空想社會主義」時，並不是將自己和百姓放在壹起的。



　　毛澤東在北戴河還說了壹句頗帶理論性的話：「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制度。」因為比較抽象，壹般人不甚理會，但上海有個名叫張春橋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卻心有靈犀，壹點即通，立即迎合毛的意思，寫了壹篇《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刊登在上海市委刊物《解放》第六期上。其內容除了拾毛的唾餘重復毛在北戴河講話的內容，鼓吹「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制生活」外，只是多了壹句：「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核心是等級制度」。文中說，「人們攻擊供給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給制不能刺激生產積極性」，「幹不幹，兩斤半！」他明知駁不倒工資制，於是不予正面批駁，只是說：「紅軍兩萬五千裏長征，有誰發過工資？」



　　同壹年前（壹九五七年）「反右」時毛澤東看到姚文元的文章，下令《人民日報》轉載並親寫按語壹樣，這回毛又讓《人民日報》轉載張春橋的文章，並且又壹次親自寫了編者按。



　　也許是為了迎合毛澤東，劉少奇對供給制壹議未予反對。壹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他在安徽視察，在「三八人民公社」，他曾問：「正副社長不拿壹樣的錢怎麽辦？」兩位社長馬上回答：「我們也準備實行供給制。」隨行的記者這樣寫道：「聽了他們的回答，少奇同誌含笑點了點頭。」（註９：《羅帥最後十五年》第九十三頁。）



　　但是，就全國來說，贊同供給制的為數極少。人們不知道《人民日報》轉載張春橋文章時，按語中「張文基本是正確的」這句話出自英明領袖毛主席之手，也不認為《人民日報》叫好他們就該喝采。反駁張春橋的文章紛紛投到報社，反對恢復實行供給制的主張，並將之譏為「小資產級幻想」。



　　那時，總書記鄧小平和理論家胡喬木在中央書記處的會上表示供給制未必比工資制好，抵制了毛澤東恢復供給制取消薪水制之議。試想，如果真的實行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在全國取消薪水，改以按人頭計額的供給制，那麽在壹九六○年前後餓死的就不僅是農民而且會包括城裏人，死的人數也就遠不止兩千萬了。毛澤東自有其高明之處，他見多數幹部持異議，便沒有公開出來支持張春橋，這場論戰也就不了了之。但張春橋卻投機成功，從此進入了毛心中的左派行列。壹九五七年反右，毛看中了姚文元；五八年大躍進，毛選上了張春橋。數年後他發動文化革命，首先就是利用這兩位筆桿子掀起文字獄。這兩位毛的打手的發跡經過告訴我們，反右鬥爭、大躍進、文化革命，對毛來說，是極自然地壹脈相承的。



　　毛澤東的供給制壹議未獲通過，但他的「共產主義」的口號則被政治局接受了。北戴河會議之後中共發布決議，要求全國將生產合作社合並，成立人民公社，並以「共產主義的精神」對待各合作社的財產、債務，要求不要算細賬和找平補齊，「不要去斤斤計較小事」，並宣布「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於是全國農村就壹下子共起產來了。壹九五六年搞高級社時只是進入社會主義，現在則是正式向共產主義天堂邁進，那熱度自然與兩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了。



　　 憤怒的農民鬥不過政府，無法抗拒向共產主義邁進的潮流，他們所能做的依然只是保住手裏壹點可憐的家當免被共產。他們像以前進入社會主義的高級合作社時那樣，殺豬、宰羊、砍樹。中共對此情況是了解的，譬如羅榮桓元帥就說過：「農民還是農民，那時熱潮壹來，以為要到共產主義社會了，什麽也不歸個人所有了，於是農民到處殺雞、宰羊，有的戶壹晚殺了八、九口豬。」（註１０：壹九五八年十壹月六日《安徽日報》。）



　　 當時，「共產主義」招牌在中國廉價供應，只要手裏有個喇叭筒，誰都可以向全世界宣告某年某月進入共產主義。有的地方，公社是成立了，可是連電燈還沒有，也喊著要進共產主義。各級幹部，尤其是雄距壹方的縣委書記，壹個個爭先恐後地往共產主義大門裏擁。



　　 河北省徐水縣委提出了壹條口號：「我們要壹步登天，達到人類最理想的共產主義！」這個縣當時平均糧食畝產不過二百多斤，工農業總產值不過人均壹百三十元，人均收入大概也就是六十元上下，連溫飽都談不上。那些書記們的馬克思主義常識等於零。他們在全縣範圍內予取予奪，取消商業，連房屋、家畜等社員個人的財產也全部「歸公」，在「徹底廢除壹切私有制」名義下，將農民的家富徹底地共掉了。



　　 縣委第壹書記張國忠召開群眾大會，宣布：「什麽叫共產？共產就是大車、牲口全部歸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餘都是公有的，這就叫共產。」「共產共產，越共越好，壹共就富了。」他還要臺下的百姓回答：「共產好不好？」農民們不敢說「不」，只得喊「好」。



　　 在分配上，他們實行了毛澤東壹心想實行的供給制，工人、幹部取消工資，農民取消勞動工分（合作社憑藉工分核算勞動量以分配產品），「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把全縣變成了壹座大兵營。在毛澤東訪問過徐水，予以充份肯定，要求推廣徐水的軍事化之後，《人民日報》發布了壹篇消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將會在不遠的期間，把社員們帶向人類歷史上最高的仙境，這就是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國的時光。」（註１１：壹九五八年九月壹日《人民日報》）



　　 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袖倒沒將共產主義仙境的標準定得很高。毛說：「（人民）公社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註１２：壹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壹日上午，北戴河。）劉少奇的解釋也差不多：「實行糧食供給制，就是在糧食這壹點上實行各取所需。盡肚子吃，不是各取所需嗎？又不要錢。在這壹點上．．．．是實行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的。」（註１３：壹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江蘇省南京市和駐軍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鼓吹下，「共產風」迅速刮遍全國，開始了中國歷史上對農村經濟最大的人為破壞。



　　山東範縣大吹其「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的牛皮。該縣在壹九五八年十月底召開萬人大會，正式宣布「壹九六○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保證屆時全縣糧食畝產兩萬斤，「力爭」三萬斤。



　　山西也不落後，全省範圍內已入了高級社的農民，財產早已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而尚未入到社裏去的財產，如牲口、農具、運輸工具、樹林、果園、房基等也壹律無價歸公，唯壹例外的是當時尚屬罕物的縫紉機可折價入到公社裏。不識共產美景的農民手腳利索，在入社前夕宰了牲口砍了樹，得了票子飽了肚，正自以為得計。不料道高壹尺、魔高壹丈，原來上頭鑒於壹九五六年成立高級社時農民殺豬、砍樹的教訓，早已明文規定，自宣布將要成立人民公社那天起，社員的財產就已經自動地屬於公社了；凡是在那天之後殺豬、宰羊、砍樹的，均屬侵吞公社財產，必須如數吐出。肉被妳吞進肚裏，吐不出來嗎？論斤付錢，吃多少付多少。無權無勢，無依無靠的農民不願被吊在樹上打，只有老老實實付錢。



　　 江蘇揚州，向有「十裏栽花」之譽，所謂「揚州芍藥天下秀」，自宋代起便有文字記載。培育名花精品，猶如創作玉雕石刻，全憑花農手藝，如今花也入到公社裏去共產，手藝人就不值錢了。公社只關心糧食產量的數字（因為上面向公社要數字），於是芍藥園壹下刨平，改種糧食，花農代代相傳，費了壹百多年心血培育成的精品統統送進中藥店，當作普通的赤芍、白芍煎了湯。至於桂花樹，不管是多珍貴的品種，壹概砍倒，劈成柴，送到公社食堂燒大鍋飯去了。還有盆栽白蘭花，本來也是花農的，壹共了產，花農就永遠喪失了支配權，任由大權在握公社官員處置。所以名曰「共產」，其實只是農民交出自己的財產讓人糟蹋而已。



　　 農民的住房雖然仍為個人所有，但那些破陋的民房有損共產主義光輝，與新樂園太不相稱，於是河北徐水縣下令拆房建新村。房子拆了三萬多間，清華大學建築系派去二十多個師生，幫助他們設計新房，但誰也拿不出建築材料來，結果畫餅充不了饑，許多農民壹整個冬天沒有房子住。



　　 對於這種共產行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央黨校副校長兼黨委書記楊獻珍在壹九五九年六月曾予猛烈抨擊：「『共產風』是以平均主義為核心的，其本質是私有制的普遍化。這就是說，妳有我也有，人人都有壹點。有的東西如果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就毀掉它，誰也不能占有。這是毀滅文明，倒退到原始社會的反動空想。」楊說的「毀滅文明」有例為證：壹九五○年土地改革時，鬥爭地主，分地主家的財產，什麽都按人頭分，有的村子地主家裏只有壹匹布，也得分，於是每人分得幾寸寬的布條，什麽用處也沒有，大家只落得個空觀喜。楊還說：「有的地方把共產主義說成是『壹碗壹筷、壹鋪壹蓋』。除此之外，其餘的東西都是公家的。這是什麽共產主義？我說這是叫化子共產主義，甚至比叫化子還要窮，因為叫化子還有壹條打狗棍嘛！」



　　壹九五八年的共產浪潮是如此猛烈，除了絕望的農民殺幾頭豬、砍幾棵樹以外，就排山倒海地推行下去了。當時，黨的喉舌《人民日報》每天在全國範圍推波助瀾，為那些瘋狂的行為喝采、助陣。這份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報紙連篇累牘地報導安徽的「大規模的共產主義大合作」，宣傳有錢大家花，有飯大家吃的「供給制」，又介紹河南的糧食免費外加工資的「半供給制」。



　　上級命令急如星火，大小報刊火上加油，偌大壹個中國，竟在壹個月內全部成立了人民公社。雲南省由於有二十多個民族，其中十三個跨越國境而居，壹九五八年初時入了生產合作社的農戶僅占百分之十。但大躍進壹來，「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各邊疆民族無壹例外地統統被下令入了人民公社。跨越國土到北方，情形也壹樣，連在天邊的內蒙古大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也全都變成了「人民公社社員」。「行動軍事化」，這是壹九五八年最時髦的口號之壹，而農民壹夜之間變成公社社員，恰如壹個國家突然卷入戰爭，壹個緊急動令就將全體平民變成士兵壹樣。



　　毛澤東對此非常滿意。他在九月中旬對陪同他南下視察的前國民黨將領張治中說：從壹九四九年執政起，「我就沒有感到高興過、舒服過。我在壹九五五年走了幾個省份，看到農業合作化已經超過半數戶口了，我才有點高興。可是壹九五六年刮起壹陣歪風，說是冒進了，趕快後退，我又不高興了。到今年，看到工農業生產發展的情況，我才真正感到高興。」



　　按照毛的設想，生產互助組並成生產合作社，小社並成大社，大社並成人民公社，規模越大，私有制的痕跡就越少，離共產主義也就越近。他預計人民公社的建立將會大大加速已有的大躍進，迅速改變中國的面貌。人民公社作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細胞，將會永遠存在下去。按照共產黨的理論，共產主義是唯壹的，整個地球壹統於共產社會；共產主義又是最後的，不會有「更美好的」社會去置換它了。所以建立公社，亦即「共產主義的雛形」，無疑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創舉，毛為此感到高興是有根據的。



　　不幸的是，人民公社並沒有將毛澤東預言的「萬年幸福」帶給中國人民。從壹九五八年到他去世的十八年間，幾億農民生活在空前束縛人的公社制度下，度過了最無生氣、最無希望的時期。敲鐘出工，敲鐘回家。沒有鐘的，代以隊長的口哨，或掛在村頭樹上的壹塊鐵板。公社制度，將社員的積極性扼殺殆盡，使他們貧困到了極點。



　　我們不妨費點筆墨，將毛澤東去世前後，即人民公社制度實施近二十年後，中國農民的貧困狀況記錄壹二。



　　對中共革命貢獻最大湖北省紅安縣（原先叫黃安縣，共產黨將黃改為紅），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輸送了二百二十三個將軍（中共五、六十年代共授壹千六百壹十三個將軍銜，差不多每七個將軍中就有壹個紅安縣人）和兩任國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可是，共產黨執了政，人民卻依然生活在貧困之中，甚至比以前更窮。僅壹九七五年的幾個月之中，便發生了好幾起共五十二名女青年集體自殺的事件。譬如壹位父親在壹九四六年為中共打仗犧牲的姑娘，全家辛苦幹活，到年底分紅，壹共才得到六元錢，只夠買半件襯衫。她到縣城去，告訴早先為她保留壹件她心愛的襯衫的售貨員，衣服不必留了，便回家換上壹身最破的衣裳，與另外四位姑娘壹起走進村外的水庫，壹步壹步讓水淹沒了自己。五人中唯壹獲救的姑娘告訴記者：「鄉裏窮成這樣，不會有什麽指望的，還不如早死。」



　　中共紅安縣委負責人不僅不自責，反說自殺者「怕苦怕累」，「給社會主義抹黑」，甚至說他們「生的糊塗，死的反動」。周恩來夫人聞說此事，憤怒地說：「說這話的人良心何在！良心何在啊？」



　　安徽省金寨縣，也是全國有名的「將軍縣」，全國各地金寨籍的軍以上幹部有四百多人，授銜將軍的雖不如紅安多，卻也有壹百多名。有名的戰將如曾任南京軍區司令的許世友，東海艦隊司令陶勇，就都是金寨縣老鄉。該縣「物產是豐富的、有板栗、香菇、木耳、竹、木柴、炭、茶，還有水晶石、大理石．．．」可是「壹些山區窮得二十幾歲的大姑娘沒褲子穿，有的壹家幾口人合蓋壹條破被．．．許多老同誌回到金寨，悄然淚下，深感愧對了老區人民。」（註１４：《了望》壹九八四年第四十七期。）



　　上將李誌民，回家鄉湖南瀏陽調查後，發現人民貧窮如昨，十分痛心。他於壹九八四年給中央寫報告：「回想當年敵人摧殘根據地時，我們曾鼓勵群眾：『燒了茅屋不要緊，革命勝利蓋高樓！』現在，革命勝利三十五年了，革命根據地『公路不通、電燈不亮、廣播不響』的情形應該改變了！」



　　壹九七三年六月，周恩來重返延安，看到延安地區為中共打天下盡了大力的人民由四十年代的「豐衣足食」淪入了少吃缺穿的境地，禁不住流下了眼淚。在另壹個場合，當他聽到甘肅、寧夏部份地區人民吃不飽、穿不暖的情況後，也流著眼淚說：「解放二十多年了，這裏的人民依然如此貧困，我們問心有愧。」



　　山東廣饒縣，壹九二四年中共在這裏建立了最早的農村黨支部。《共產黨宣言》最早的中譯本僅餘壹冊完整，珍藏在這裏。所以壹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壹成立，中共山東省委就宣布該縣為「共產主義試點」。十幾年試下來，廣饒縣因外出討飯的人多而出了名。東起青島，西至濟南，無人不知廣饒凈出要飯的。那討飯隊伍還有壹大特色，誰都有壹張本村黨支部開具的證明，作為討飯身份的「介紹信」。



　　這裏說的是「不想前，不想後，只想高級化前土改後」，被毛澤東批為對社會主義合作化「不起勁」的老革命□據地農民的狀況。為中共打天下的隊伍，兵員主要來自這些地區。「壹將功成萬骨枯」，在那眾多的將軍身後，躺著不知多少農家子弟的屍骨。僅紅安壹個縣就為中共的革命獻出十四萬條生命。那裏的農民幫毛澤東打下了江山，毛卻把他們趕進了「人民公社」的籠子。「人民公社」實施二十年中的痛苦經歷證明那裏的農民當初對合作化不起勁是有道理的。可惜的是，他們只是消極地「不起勁」，而沒有奮力抵制公社制度，任這個禍害肆虐了二十多年。



　　壹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代，全國流行著壹首歌頌毛澤東的苗族民歌《桂花開放幸福來》：「毛主席好比太陽明，照亮了苗家的桂樹林。」「山前山後的桂花開，苗家從苦難中走出來。」「毛主席帶了幸福來，幸福和毛主席分不開。」曲子本身是美的，但是「幸福」卻是謊言。貴州省的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小有名氣的林區，素有「杉木之鄉」之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木材長期短缺的中國，那裏的苗族、侗族、漢族人民是不該為溫飽發愁的。然而人民公社搞了二十年，把那十來個縣搞得壹片蕭條。「壹九七八年以前．．．年年都有成千上萬的群眾外出逃荒要飯。」（註１５：壹九八三年十壹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祖先留給他們，如今歸了公」的杉木林，竟然只夠他們削壹根討飯用的打狗棍！年復壹年，他們在南方的淒風苦雨中跋涉，從不知「幸福」二字是何滋味。



　　不僅貴州的苗族人民沒走出苦難，湖南的苗族人民也沒有見到幸福。湘西鳳凰縣有個苗人居住的區，到了壹九八○年，全區仍然沒有壹戶農民擁有壹輛自行車或壹個手表。人民公社制度真正是把「平均」變成了「均貧」。



　　毛澤東號稱「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可是，其他各族人民的情況也並不比山地苗族人好多少。寧夏同心縣，百分之八十為回族，壹九七三年的人均收作僅七點八元。四川的彜族作家吳承柏曾經這樣描寫本族普通農民生活的困苦：「老年人餓得脖子伸多長，孩子餓得瘦精精。」壹位婦女「梳了幾個月的頭，攢下的頭發賣得二角錢，準備拿去買鹽巴過年用．．．」



　　壹位青年壹九六八年即人民公社成立十周年的時候到海南島黎族人民生活的地區當兵。他這樣記述在五年間親眼所見的黎族人民生活困苦的情形：「黎族同胞還是以刀耕火種的落後生產方式勞苦躬耕，結繩記事的原始生活在這裏屢見不鮮．．．傳說這裏的黎胞常吃漚爛的小青蛙、四腳蛇之事，實實在在是真的。」（註１６：壹九八五年四月十日《人民日報》。）



　　壹九七二年，壹位黎族中學生退了學。熱心的老師走了八十裏路趕到他家中，才明白原因。在這普通的黎族公社社員家庭中，「爸爸生病臥床，母親雞壹叫就起床春米，煮上壹鍋稀飯，擺好壹碗鹽巴，便匆匆上工了，中午也不回來。小弟弟小妹妹們哪個起床，餓了，自個盛壹碗稀飯吃。到了晚上，稀飯光了，媽媽也該回家了．．．」那位身為兄長的中學生無糧可帶到學去，書也就讀不下去了。



　　據說，壹九八三年總理趙紫陽訪問非洲後，回北京時路過海南島稍事停留，這位當年的廣東省委第壹書記（海南隸屬廣東省）十分感慨地說：「訪問非洲十國之前，我以為非洲是全世界最落後的地區。現在看來，海南島比非洲還要落後荒涼。」



　　從海南島向北走，跨越整個中國來到北疆，便是內蒙古。壹九七九年的農歷正月十五，中共內蒙古第壹書記周惠到了卓資縣的壹個村莊，發現竟然有壹些人家外出討飯還沒回鄉。按農村傳統，即使在外謀生也要在正月之前趕回家鄉，何況是討飯。如果他們能從家鄉的人民公社那裏討得壹點糧食，決不會流落不歸。周惠當即指示當地公社把部份土地、羊畜分給社員。社員得到了歸自己支配的壹小塊田，將它稱為「救命田」。說是救命，壹點不誇張，從此他們就不用外出討飯了。不過，中共修正毛澤東公社制度實在為時太晚，內蒙古大草原上搞了二十多年人民公社，到鄧小平著手改革時，已有三分之壹草場退化，五百五十萬公頃（另壹份材料說是壹點壹億畝）草原變成了沙漠。



　　 要想對人民公社帶來的中國農民的貧困狀況有個準確的認識，應當記著下面的數字：



　　 在毛澤東去世的壹九七六年，黃河中遊地區的壹百多個縣，當年人均收入是三十九元，（註１７：《了望》壹九八五年第二十五期）折合美金約二十元，亦即當時壹名美國技術工人兩小時至三小時的工資。如以壹個勞動力養活三至四人計，那麽壹個農民壹年的收入僅相當於人家壹天的工資。考慮到歷史因素，不同外國比，同自己的過去相比吧。「據壹九七六至壹九七七年統計，全國有兩百多個縣的生產水平倒退到解放初期，少數還低於建國初期。另據壹九八○年上半年對全國五百萬個農村核算單位統計，年人均收入五十元以下的幾乎達到近三分之壹。」（註１８：《中南財經大學學報》壹九八六年第壹期。)截至壹九七七年，全國平均每人占有的糧食，仍然低於壹九五五年。（註１９：胡喬木《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



　　壹九五五年，正是「高級化前土改後」，中國農村「走進」社會主義之前。這壹年的人均糧食占有量高踞於隨後的二十二年之上不是偶然的，決不是老天特別照應，特別給了中國人民風調雨順的年景。從上面的記述中我們看到，自從壹九五六年中國成了毛式社會主義的天下，人民就沒有好日子過了。壹走進這個社會主義，農業就壹蹶不振，人民就壹直挨餓，正如壹九七九年中共四川省廣漢縣縣委書記常光南對省委書記趙紫陽所說：「大家對人民公社有意見。自從有了公社，就沒有吃飽飯。」（註２０：見《海南紀事》創刊號中《紫陽治蜀》壹文。）毛式社會主義使幾億中國農民餓了二十多年肚子，這是宏觀上人人看得見的惡果。現在，我們要看看這惡果是怎樣產生的，特別是在毛澤東搞出人民公社的最初幾年中，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麽，人民受了什麽樣的苦難。



吹牛皮亂放「衛星」



　　如今山東壹帶，二十多個世紀之前是齊國，那裏有塊叫「阿」的地方，在當地父母官「阿大夫」的治下，「田野不辟，人民窮餒」。但是阿大夫專門吹牛，虛報政績，齊威王壹度受騙，後遣人赴阿查明真相，將他下油鍋烹了。有人認為齊威王這個壹國之君，居然能探明地方官員的劣行，可見很有點了不起。其實，他手只有壹個阿大夫在吹牛搞浮誇，要識破真相並非難事；要是下邊的大夫們全部向阿大夫看齊，他大概也就被蒙在鼓裹，成為糊塗君主了。



　　壹九五八年的中國，情況就是這樣，全國兩千餘縣，幾乎個個都出了「阿大夫」。



　　大躍進的號角吹響不久，《人民日報》便從六月開始刊登各縣的阿大夫們報來的牛皮經。先是河南遂平縣衛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麥畝產二千壹百零五斤的新聞，算是放了第壹顆「高產衛星」。以後各地逐漸加碼，到第二十九顆衛星出現在《人民日報》時，畝產已達七千三百二十斤。以後連地處高原的青海，也參加了這場吹牛大合唱，打出八千五百八十五斤的牌子，鎮住了各路好漢。水稻就更神了，報上的數字壹個比壹個驚人，七千、壹萬、壹萬五，乃至湖北蹦出了三萬七、安徽蹦了四萬三的「奇跡」。到了九月份，壹行特大鉛字赫然出現在《人民日報》上：「廣東窮山出奇跡，壹畝中稻六萬斤」。為了說明此數字之不虛，那篇報導特地強調，省委秘書長在場驗收，決非小巴拉子們胡吹亂說。至於整個大躍進運動的頭號冠軍則屬廣西環江縣，中稻畝產十三萬斤，可以說是《人民日報》在歷史上留下的最荒唐的記載。



　 雖然衛星都是某某生產大隊放的，但大隊書記還是農民，只有公社領導才是「國家幹部」，只有他們才能令手下的宣傳幹事們編造謊言而臉不變色心不跳。至於調動報社的記者拍新聞照片，公社書記，社長的官銜又嫌太小了壹點。真正在各地興風作浪，將糧食產量幾倍，幾十倍地誇大的，是那班阿大夫的徒子徒孫－－各縣的縣委書記們。



　　八月間，湖北麻城縣稻子畝產三萬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消息見報時，《人民日報》特別發布了壹幅新聞照片，顯示四個小孩站立在田間的稻穗上，照片下的說明是：「孩子們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發上似的。」不過，這個奇跡很快又落伍了。壹個月之後，又壹幅照片問世，其說明為：「三個人站在上面也壓不倒。」



　　壹九五八年八月間，《人民日報》還屢次鼓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宣傳「地的產是由人的膽決定的……條件論者可以休矣！」



　　壹言以蔽之，壹九五八年的那幾個月中，《人民日報》制造了不知多少貽笑千載的新聞。



　　到了壹九八五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表示他贊成劉少奇六壹年關於「這幾年的事情是中央領導壹半，《人民日報》領導壹半」註１：見《記者文學》壹九八九年五月號陳峰的文章。）的說法：「大躍進我們犯了錯誤，中央要負百分之五十的責任，《人民日報》要負百分之五十的責任。」理由是「如果當時沒有《人民日報》同誌的瞎吹壹氣，我們大躍進的錯誤就不會有後來的那麽大。」（註２：壹九八五年五月十日北京中南海，與香港《百姓》雜誌社長陸鏗的談話。）



　　這話似乎有道理。《人民日報》這份發行量數壹數二的報紙，它推波助瀾比共產黨通過它的組織散發文件的效率更高，危害自然也更大。但問題在於：誰是《人民日報》？它不是「黨的喉舌」嗎？既然它不過是中共中央屬下的壹個機關刊物，而不是與中共平起平坐的什麽機構，它怎麽配與中央平分責任呢？



　　壹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的成都會議上說過，「組織指導工作，主要靠報紙。」整個大躍進過程中，毛也是通過《人民日報》來制造「大躍進新形勢」的。這裹有個例子。當時山西省洪趙縣向中央報告說，將小麥和谷子嫁接，畝產可達到八萬九千斤。要是再將小麥改良成壹株多穗，產量將高得無法估量。中共中央對此報告不僅不斥之為無稽，反而大為稱贊，轉發全國，同時指示「原報可以在報上發表」。（註３：《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第五十至五十四頁，轉引自《晚年毛澤東》第壹六五頁。）③所以，《人民日報》不過是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充當喉舌而已。說到「瞎吹壹氣」全國上百份報紙，統統與《人民日報》壹個腔調，它們又該承擔百分之幾的責任呢？



　　制造新聞的不光是報紙，還有黨的宣傳部控制的電影制片廠，尤其是黨的壹大喉舌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該廠在大躍進鬧得最紅火的時候制造了壹系列荒唐透頂的消息，比《人民日報》有過之而無不及。它拍攝了壹部《沸騰的廣西》。這是壹部紀錄片，裏面有這麽壹個鏡頭：壹群頭戴草帽的農民在割稻子，右邊沈甸甸的稻穗上散亂地放著幾叠茶碗，壹只顯然盛滿開水的大木桶，桶上寫著兩個大字：「請茶」。　幕幕上出現這個鏡頭的同時，畫外的解說詞是：「羅城縣創造了稻子畝產十三萬斤的高產衛星。」這部紀錄片還有壹個同樣驚人的新聞：某人民公社「放射了震驚全國的日產鐵二十萬噸的大衛星」。後來這部片子的攝制者還撰文介紹這個公社：「這是多麽了不起啊！他們壹天的幹勁，等於完成全廣西壹九五八年全年的產鐵任務。」（註４：《電影畫報》壹九五九年第二期）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還拍了壹部《豐收曲》，其中有湖北某大隊的壹百七十畝稻子平均畝產萬斤，河南某大隊大蘿蔔畝產二十八萬五千九百四十四斤的鏡頭，驗收精確到了斤。再加上影片中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親臨農村指導的場面，誰人還敢懷疑！



　　壹九五七年，數以千計肯說真話的黨內外新聞工作者被打成「右派份子」，逐出新聞機構勞動改造去了。剩下的不是秋後寒蟬，便是墻頭枯草，不可能指望他們在壹九五八年挺身而出，歷數人民公社的弊端，痛陳大煉鋼鐵之荒誕，抨擊大躍進之無稽。當時《人民日報》社社長是飽學之士鄧拓，他對大躍進的做法是不滿的，但既然黨的副主席周恩來、陳雲都不能出面阻擋，他又有何本事扭轉乾坤？他充其量只能借古諷今，用曲筆隱晦地表達自己的看法罷了。



　　當年九月間，鄧拓的《新編唐詩三百首》即將排印時，他發現了壹首無名氏的題壁詩。那詩不見於《全唐詩》，是宋人在嵩山壹個寺院裏見到，推斷為唐詩的，詩雲：「壹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慢騰騰地暖烘烘。」（「爭」作「怎」解－－作者按）



　　鄧拓深夜打電話通知中華書局，說這首詩「非常好」，壹定要編輯將這詩放進《新編唐詩三百首》裹去。他顯然是欲借此表達自己對「驀地燒天驀地空」的大躍進的不滿，但他卻不能改變做黨的喉舌這壹既定的辦報方針。既然各地報來的數字都有省委作後盾，他是無權扣壓不發的。換上任何壹個人，只要不是「砍頭只當風吹帽」的勇士，就必定也會把《人民日報》辦成世界第壹吹牛報的。壹九五九年，鄧拓因為宣傳毛的指示不力，被毛趕出了《人民日報》。隨後，饑饉遍布全國，農民成百萬成百萬地餓死，《人民日報》根據中央指示照樣日復壹日地高唱「形勢大好」的調子，掩蓋事實，欺騙世人。說它有錯，也只錯在只知有黨不知有人民而已。



　　大躍進鬧得最紅火之時，經濟學家薛暮橋已離開國家統計局局長的職務，在中央財經小組工作，但秋天召開全國統計會議時，有五、六個省的統計局長還是去找他，向他訴苦。他們告訴薛，各省報往中央的鋼鐵、糧食的數字都是假的。如果他們拒絕上報，省委要唯他們是問；去年反右時已有不少反對造假的統計幹部包括統計局長被扣上右派帽子打下去了，他們實在不願步其後塵，戴著帽子去勞改坐牢。但是如果將假數字報上去，又違犯了統計紀律。他們不知如何是好，請薛出主意。薛暮橋只得說：「現在大躍進的浪潮誰也頂不住，就按省委意見上報。」「總有壹天中央會問實際數字。」



　　二千多年前，齊威王號稱為王，其實只相當於當今壹名省級幹部。我們當代的齊威王們卻壹個個變成了靠吹牛邀功的阿大夫，中央又不派人去捉他們下油鍋，那荒唐鬧劇自然愈演愈烈，不可收拾。



　　毛澤東雖然高高在上，被阿大夫們的報告騙得迷迷糊糊，倒還沒有忘記「耳聞為虛、眼見為實」的古訓，決定親自下去看個究竟。八月四日，他跑到河北徐水縣，就是那個宣布要「壹步登天」的地方，想掌握第壹手資料。然而他的馬列主義不靈光，還是受了蒙蔽。明明畝產才二百多斤，公社社員們肚子還填不飽，可是縣裏的阿大夫們卻有本事在參觀者所到之處的墻上刷上白粉，寫上「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之類的口號，畫上大如牛的肥豬和幾個人才能擡得動的白菜。他們還有本事將四、五歲的孩子訓練得規規矩矩的，壹律穿上新衣服，列隊歡迎參觀者。當被問到吃些什麽時，孩子們能異口同聲地背誦道：「吃餃子、烙餅。」其實，除了神誌不清者，誰都看得出孩子們是在咽著口水撒謊。可是當徐水大夫們告訴毛糧食已經吃不完時，他竟然真相信了，大為興奮地說：「妳們這糧食吃不完，怎麽辦呀！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壹些。壹天做半天的活兒，另外半天搞文化，學科學，鬧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妳們看好嗎？」（註５：壹九五八年八月十日《人民日報》。）「壹天吃五頓也行嘛！」他還興致勃勃地對陪同的河北省委書記解學恭說：「過去幾千年都是畝產壹、二百斤，妳看，如今壹下子就是幾千上萬！」



　　那些「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阿大夫們是怎樣蒙過毛澤東本人的呢？這很難查考，但是當時各地的「衛星」壹般都是這樣放出來的：幹部下令家家戶戶卸門板，將壹、二十畝甚至三十畝地的稻子緊緊密密地排在壹塊塊門板上，然後集中運到壹塊壹畝地大小的稻田裹。自然，這只能連夜幹，否則壹天過後稻子就倒伏了。那些點頭稱許、以為眼見是實的首長們，怎麽就沒有註意到許多農家少了門板，這真是壹個謎。也許大凡能在鄉裏當個幹部的，多少有點計謀，讓下去參觀的首長看不出破綻。不過這類把戲也不難戳穿。中央軍委辦公廳的機關幹部到天津郊區參觀水稻畝產萬斤的「衛星田」時，見壹個小孩坐在尚未收割的稻子上。稍加審視，便發現那小孩屁股底下有壹盞燈，進而追問，方知那畝稻子來自十八畝田。四川省委書記閻紅彥也沒有被那些小幹部的把戲騙過去。他聞說溫江地區有個公社放了顆畝產三萬多斤的「衛星」，便親自去察看，發現那是將幾十畝田裏的稻子並在壹處的結果，戳穿了那個牛皮。只是在大躍進的高潮中不好給下面潑冷水，更不能處分那些造假的躍進積極份子，他只是很婉轉地批評道：「像這樣搞高產，花很多勞力，拋撒又大，劃不著嘛！」　　



毛澤東本為農家子弟，本知道壹畝土地只能打三、四百斤糧。壹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他接見河南封丘縣應舉合作社社長時曾問：「應舉社的小麥每畝收了多少斤？」回答是壹百五十斤，所以他並非不了解農業現狀。問題是為何兩個月之後他就輕信了徐水大夫的牛皮？據當時的電力部副部長、毛的兼職秘書李銳回憶：五九年七月十壹日他在廬山會議期間曾問毛：「主席，您怎麽也相信了畝產萬斤呢？」毛回答說壹位科學家寫文章說太陽能利用得好就能辦到，所以他相信了。毛早年在湖南讀師範時對自然科學課程不感興趣，「沒有好好地去學」（毛三十年代對艾德加．斯諾的談話），四十年後他輕信了那位科學家，因此受到懲罰。至於那位那位科學家，相信毛對李銳說出了名字（大約李銳不欲揭人短而在回憶中隱了其名），這是著名的流體動力學和導彈專家錢學森。他在全國發行的大報上撰文說，太陽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百分之三十，畝產就可能達到四萬斤。（註６：壹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中國青年報》，轉引自謝春壽《大躍進狂瀾》第六十五頁。）由於他在學術界的崇高地位，竟然使壹向鄙視知識份子的毛澤東誤入了岐途，令人為之扼腕。



　　其實，到農村去走壹下，就可以辦別真偽了。主持北京工作的中央委員劉仁見到報上的「衛星」之後，跑到京郊去，指著麥長勢不錯的壹塊地問老農：「這塊麥子這麽好，壹畝地能打五千斤吧？」老農馬上來氣了：「這是瞎說……只有傻蛋才會相信！」劉又問：「那妳看究竟能打多少？」回答是「我看三百五十斤頂了天了！」



　　毛澤東相信畝產萬斤的報告，也不盡是由於輕信，這與他壹貫過份迷信「精神變物質」很有關系，是主觀唯心主義在他腦子裏作祟的結果。自從他年輕時接受「觀念創造文明」這壹觀點起，唯心主義已在他腦子裹呆了四十年，他在壹九五八年的表現決不是偶然的。



　　在三月間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作長篇發言，講到在中國「生產力沈睡了幾千年，現在壹下把它叫醒過來，它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這本是浪漫的文學語言，也可以說是唯心主義。因為在中國有的只是缺乏先進科學知識的勞動者和原始的耕作工具，從來就沒有什麽「生產力」睡在地下。但毛聽了這話□大為興奮，插話道：「左舜生（壹九九三－－壹九六九，湖南長沙人，壹九四九年前曾任國民當政府農林部部長－－作者註）他們叫『醒獅派』……¨我們才是真正的醒獅派。獅子壹醒來，它就要發泄了。」（註７：《中共黨史研究》壹九八八年第五期第三十八頁。）只要壹下「喚醒」中國的百姓，「生產力」就會從地底下湧出，「使畝產壹百多斤或幾百斤糧食向畝產幾千斤甚至幾萬斤轉化」，毛對此是深信不疑的。（註８：壹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引自馬輅等著《國防部長浮沈記》第七頁。）當年十月，他與武漢大學校長李達的壹場爭論可以說明這壹點。



　　哲學家李達和毛壹樣，也是壹九二壹年中共第壹次代表大會的十二名代表之壹。由於他和毛都已故去，這個故事是當時湖北省委幹部梅白披露的，(註９：《春秋》壹九八八年第壹期。）但當時的省委第壹書記王任重說，毛、李談話「我沒有參加，更不會讓梅白參加」，（註１０：《春秋》壹九八九年第壹期）因此斷定梅白所寫是謊言。不過梅文中毛說的話似乎不像是編造的，而且毛的衛士長李銀橋的回憶與梅白大致相同因此引述在此（註１１：李銀橋《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二三六至二四○頁。）



　　按梅的說法，李達到了武昌東湖客舍，壹見毛便直呼毛的字道：「潤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句話通不通？」毛說：「這個口號同壹切事物壹樣也有兩重性」，並作了壹番解釋。李達聽得不耐煩，打斷了毛的話，說：「妳說這口號有兩重性，實際上是肯定這口號是不是？」毛當即反問：「肯定怎樣？否定又怎樣？」李氣沖沖地說：「肯定就是認為人的主觀能動性是無限大……現在人的膽子太大了。潤之，現在不是膽子太小，妳不要火上加油，否則可能是壹場災難。」未及說完，梅在旁示意李止住。毛發覺了，說「妳不要搞小動作，妳讓他說，不劃右派」。於是李繼續說：「妳腦子發熱，達到三十九度高燒，下面就會發燒到四十度，四十壹度，四十二度……這樣中國人民就要遭大災大難，妳承認不承認？」



　



　　當時頭腦發燒的不只毛澤東壹個。黨的二號人物劉少奇的熱度與毛不相上下，甚至更熱些。他的家鄉湖南寧鄉縣的縣委寄給他的《寧鄉快訊》上有畝產六萬五千斤的「衛星」，他大概相信了，所以九月下旬在江蘇視察時說：「（畝產）壹萬斤還能再多些嗎？妳們這裏條件好，再搞壹搞深翻，還能多打些。……這樣再過八年，就可以用三分之壹的地種糧食，三分之壹種樹，三分之壹休閑。」（註１２：壹五八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報》。）十月中旬，他到了安徽，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張世榮告訴他糧食太多了，明年打算減少播種面積。他不作調查，當即表示贊同：「我看這個方針對，將來就可實行用三分之壹的田地種糧食……」



　　不學無術的黨閥康生到處鼓吹大躍進，他竟然跑到安徵農學院去做報告，說「甘薯接在西瓜秧上，結果甘薯長得像西瓜壹樣大。」「煙草九公尺多高，像四層樓那麽高，而且是大面積的，書本上根本沒有。」當有人向他匯報說壹些老教授不相信壹畝地能收幾萬斤糧食，他竟聲色俱厲地將「資產階級」教授們訓斥了壹通。



　　因為輕信了牛皮，中央竟要求全國的國營農場平均畝產水稻三千斤。農墾部部長王震斷然拒絕這壹指令：「三千斤達不到，壹千斤也達不到。」可見王震還是位明白人，比打包票要在壹九五九年生產三千萬噸鋼的冶金部長王鶴壽高明不知幾許。



　　當年人民解放軍的總司令、黨的另外壹位副主席朱德元帥同為農家子弟，也比毛澤東高明壹些。壹九五八年秋天，他的家鄉四川儀隴縣有三位青年到北京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青年積極份子大會」，朱德將他們請到家中作客，問他們：「稻子收得咋樣？」這三位積極份子壹連串吹牛的數字脫口而出，朱德卻不輕信，又追問了幾個問題，馬上使來客啞口，露了餡。不過，當他被邀到廣東番禺縣參觀番薯（又名白薯、地瓜）畝產百萬斤的「衛星田」時，雖翻開泥土看出了破綻，卻只說了壹句，「番薯排列得像軍隊那樣整齊」，沒有公開揭主人的短。



　　同樣是元帥，同樣參觀了那塊畝產百萬斤番薯的奇跡，外交部部長陳毅卻相信了眼見的「事實」，並在《人民日報》上撰文證實那奇跡之不虛。



　　同年底，國防部長彭德懷到湖南平江縣，直截了當地問縣委書記：「老王，今年畝產多少？」王老實回答：「部份高產田畝產才八百來斤。」彭又問：」最高的才只有八百？」答：「只有八百。」「妳好，說了老實話。」彭當即誇獎，「別的地方壹報就是八千斤、上萬、幾萬斤吶！」



　　



　　同時，有壹個省的負責人向中央吹牛說已解決了全省的水土流失問題。總理周恩來聞知，即帶領水利部的負責人坐上直升機到那裏轉了壹段路，看到荒山禿嶺依舊，戳穿了那個牛皮，可惜的是，吹牛不犯法，大大小小的阿大夫們無壹受罰，照舊大權在握，威鎮壹方，照舊吹他們的牛皮。



　　五月間，河南省長葛縣的縣委書記吃了豹子膽，竟敢跑到中央在中南海的會場上去吹牛，說是他們將全縣壹百多萬畝土地全部深挖了壹遍，做法是先將表層熟土剝下放置壹旁，將下邊壹尺五寸深的生土出，用鋤頭將土塊壹壹打碎，攪拌上肥料，再埋下去，然後覆上熟土，於是產量翻了壹番。壹輩子老謀深算的毛澤東，竟然天真地立即相信了那位縣委書記的說法，誇獎說「這是壹大發明」，並當即要求全國各縣照此辦理，在三至五年內按壹尺五寸的標準將全國的土地都挖壹遍。



　　



　　由於壹切都靠手工，如果按長葛縣縣委書記說的去做，壹人壹天只能翻兩平方米，就算加班苦幹，幹它四平方米，全縣按二十萬個勞力計，別的什麽都不做，全部投入這項工作，也要七百五十天才能幹完，可見這位縣委書記完全是在胡說八道。但毛居然輕易地被壹個七品芝官騙過去了。



　　毛澤東熟讀史書，自然明白隨文帝留下的民富國強的大好家業是如何被煬帝敗掉的。征遼外加挖個大運河，便弄得神人共怒，掀翻了他的金鑾殿，千餘年來，成為所有治國者的前車之鑒。而今若按毛澤東的指示將全國的土地都挖壹遍，那土方量是多少？不算不知道，壹算嚇壹跳：相當於壹百米寬、十米深、壹千五百公裏長的大運河整整三百條。三至五年內挖三百條大運河，另外還有幾千萬人在煉鋼，這個江山難道他不想要了？不是的，他只是輕信了長葛大夫的胡言，又忘了請秘書核實壹番而已。



　　長葛縣委書記敢到「朝廷」上去吹牛是有靠山可依恃的，省裏的吳芝圃大人公布的河南省的躍進數字比他長葛縣偉大得多：全省大搞水利工程完成的土石方量，要是鋪成壹米厚、三十四米寬的大路，可以從地球直鋪到月亮，或者相當於開挖四十八條巴拿馬渾河，壹百壹十條蘇伊士運河。



　　在那每天都有新的「歷史奇跡」出現的日子裏，作為中央主席的毛澤東可能從來沒有想到要取其中壹個「奇跡」解剖壹下，察其真偽。他相信了，而且認為壹處能做到，別處也應當能做到。這樣壹來，兩千多名縣委書記回到各自的轄地真的深翻起土地來了。壹說深翻，自然是越深越好，妳說壹尺五，他說二尺，我說三尺，大夫們壹個個成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好漢。不知哪位科學家說，農作物的根須可以長到三尺長。由於下層生土板結，根須伸展不下去，不能吸收足夠的營養，因此要充份提高產量，應當翻土三尺。於是毛澤東對農業機械部部長陳正人說：「深耕要逐步做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份發揮作用。以後單位產量（畝產）搞到八千斤，每人二分地就夠了。」（註１３：華北、東北九省農業協作會議後向毛澤東匯報時毛的「九點指示」。）



　　陳正人向全國傳達了毛的這個指示，但是究竟是下面自行攀比，先發明了「深翻三尺」的口號，還是毛發了這個荒誕的指示後各地響應，如今已很難考證了。在那些「敢想敢幹」的日子裏，深翻三尺已經不光榮了，有的地方互相攀比，越挖越深，甚至挖到壹丈二尺，比造樓房的房基還深。下命令的中共幹部自然不會動手去挖土，遭殃的只是成了「人民公社社員」的老百姓。



　　公社社員們本已疲於奔命，如今又要深翻土地，只有挑燈夜戰。電燈、燈籠、火把，凡能用來照明的全拉到地裏點起來。中國農村的土地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那樣壯觀的場面，感情再冷漠的人見了也會感動得熱血沸騰，詩人、作家見了更是靈感泉湧，寫了無數的詩歌、散文，歌頌那「挑燈夜戰」；唯有手執鋤頭幹活的農民才知道，自己「被驅不異犬與雞」！



　　《安徽日報》十月十八日頭版刊出壹篇報導：「淺水養不出大魚，淺土長不好莊稼，全省已組織二百三十萬人的深翻土地的大軍。」文章說，通過「鳴放辯論，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扭轉了抵觸情緒，使群眾認識到深耕的好處」。由此我們知道，農民對如此深耕是有「抵觸情緒」的，在「辯論」、批判之後，被逼得無奈才去深翻土地的。在這塊土地上，農民並不是主人。譬如山西陽城縣，十二月份已冰凍三尺，可是還有幹部逼著農民摸黑去「深翻土地」（因為沒有燈可挑），盡管鋤頭掄下去砍不進壹寸深。這時的中國農民已完全成了沒有自由的役工。



　　好在生產大隊和公社裏的書記們光有無限忠於毛主席之誌，卻並沒有五年內挖三百條（深翻壹尺五）或六百條（深翻三尺）大運河的決心。他們可並不真的想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上上下下關心的只是如何在最顯眼的地方（譬如上級的轎車最可能駛過的公路旁）挖壹塊地，插上個「深翻三尺」的木牌牌，縣裏來檢查時好有個交代；或者將大報、小報的記者招待壹頓，請他們弄個消息，在報上登壹登，出點風頭。挑燈夜戰雖然壯觀，但誰也沒有本事連續兩年不睡覺，壹般都是熬它個三、五夜，編個數字往上壹報，也就偃旗息鼓了。壹九五八年十二月，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陪同彭德懷在湖南視察時曾見過上千人擠在壹塊二十畝的田裏深翻土地的場面。可以想見的是，這種場面並沒有維持幾天。



　　可以說，那些書記同誌們用弄虛作假的辦法挽救了共產黨。不然的話，認認真真地將全部土地深翻壹遍，等不到五年頭上，只怕壹年也要不了，幾億累得半死的農民就會變成陳勝、吳廣，揭竿而起了。



　　由於認為自己有著偉大的動機，幹部們在撤謊、吹牛時壹點也不覺得羞恥。譬如河南省召開省黨代表大會，登封縣的縣委書記在大會上堂而皇之地發言，為自己吹牛、造假的行為辯護道：「不虛報，就不能鼓足幹勁；不虛報，就不能促進大躍進的形勢；不虛報，就於群眾臉上無光．．．」壹連七、八個「不虛報」，就如何如何，儼然把自己當成了英雄。後人也許會問，難道這位登封大夫不怕下油鍋？答案是：壹、法不治眾，大家彼此彼此。二、河南在省委書記吳芝圃的率領下，已吹出了「千斤省」（即全省糧食平均畝產壹千斤）的牛皮，天塌下來先砸個兒高的，要下油鍋也輪不到他縣委書記。三、省委吳書記正在物色接班人，既然他喜歡吹牛，那麽為吹牛尋找理論根據自然可以博得大人的青睞，說不定可以脫穎而出，升遷到省城去。後人也許還會再問：難道省委書記就不怕得個「欺騙朝廷」的罪名，被套上大枷送到京城？答案也還是上面那三條。



　　總之，吳大人就是不怕。八月間，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批評黨的監察委員會不起作用，主持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日常工作的副書記劉□五便率領了壹批人到吹牛最兇的幾個省去調查。他們壹路上不敢亂發議論，到了河南，見吳芝圃等人鬧得實在不像話，方出面向吳提了壹些意見。但吳自恃人民公社的發明權歸本省，認為自己是大躍進的英雄，根本不將監委書記放在眼裏。劉無可奈何，結果真的是「不起作用」，白跑了壹圈。「不起作用」倒也罷了，八年後文革壹開始，中央監察委員會就被誣為「復辟資本主義的黑據點」。以劉為首，十五位常委中被整死和被逼自殺的竟有八位。監委被壹舉摧毀，毛澤東、林彪在中央為所欲為，成了不受監督、約束的君主。這是後話。



　　當時，規規矩矩做事的省委書記也有，陜西的第壹書記張德生可算壹個。由於在別人胡來時他堅決不跟浪潮，不肯向中央吹牛說大話，陜西被批評為「黑鍋底」。但周恩來心裏有數，曾風趣地誇獎張領導的省委是「守法戶」。由周恩來這話可以判斷，當時規矩守法的必定是少數。這壹點也可由五、六個省的統計局長向薛暮橋訴苦這件事得到印證。



　　對於壹九五八年的種種瘋狂行為，音樂家、上海音樂院院長賀綠汀有壹句很精辟的評語：「大躍進是空洞名詞，鼓勵急躁情緒，浮誇作風，不要科學，違反規律。」



　　在那壹年中，中國人制造的荒唐事件，表現的瘋癲行為可能超出了過去壹千年的總和。除了前述與大煉鋼鐵有關的外，這裏再略述幾個。



　　二月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除四害（蒼蠅、蚊子、老鼠、麻雀）」的指示，公布了各省市計劃實現「四無」的期限，如北京定為兩年，河南三年等等。由此搞了個全民動員、億萬人參加的剿滅麻雀的全國會戰。僅北京壹處就有三百萬人上陣，連續鬧了三天，共打死麻雀四十萬只。平均起來，每二十五個人合作奮戰壹天，消滅麻雀壹只。剿雀大軍中包括華羅庚、錢學森等最優秀的科學家。



　　全國各地統壹的行動似乎不多，全民「除四害」之外，還有壹個「全民寫詩」。



　　由於毛澤東在三月間成都會議上指示「每人發三五張紙寫寫民歌，勞動人民不能寫的找人代寫」，中共中央竟號召「全民寫詩」。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張聞天在壹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發言中說，老百姓對此「不勝其煩」，這大致是事實。譬如山西省委號召大放「文藝衛星」，要青年人每天寫幾十首詩。作家趙樹理就對請他去講話的年青人說：「我給妳們潑涼水啦！我是壹個職業作家，壹年還寫不好壹本書，妳們壹晚上怎能寫出幾十首詩？別說放衛星，連個起火（即煙火炮——引者註）也放不成。」可是講完後，主持會議的幹部照舊宣布，每人必須寫詩若幹，不得偷工減料，氣得趙樹理當場拍了桌子。



　　有壹個人倒是壹個晚上寫了幾十首詩的，這是正在黑龍江北大荒農場勞動改造的右派份子聶紺弩。他在其《散宜生詩》自序中告訴我們，壹九五八年「大辦文化」時在北大荒勞改犯農場中發生的壹件趣事：「壹天夜晚，正準備睡覺了。指導員忽然來宣布，要每人都做詩，說是上級指示，全國壹樣，無論什麽人都要做詩。．．．說是要使全中國出多少李白、杜甫，多少魯迅、郭沫若。」「立刻每人炕頭都點上壹盞燈。這房裏是兩條幾十人的長炕，壹時百來盞燈點起來，滿屋通明，甚於白畫．．．」勞動了壹整天，大家都想睡覺，對這種命令自然是「不勝其煩」，但聶紺弩卻竊竊私喜，因為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做詩了。他寫了大半夜，第二天壹早交出壹首七言長詩，想不到竟榮獲表揚：領導宣布他做了三十二首詩！原來領導為了湊數，將他的詩按七言絕句四句壹首的標準裁成了三十二份。可見名曰「大辦文化」，當官的關心的只是「大辦」而非文化。



　　在「大辦」的熱潮中，雲南省會昆明辦了個「萬人賽詩會」，壹連數天，滿城都是張貼的詩畫。雲南大學校長、文學家李廣田看了三天之後，在教室裏對學生說：「同學們，我仔細琢磨了三天三宵，這裏面確實沒有壹首可以稱之為詩的東西。」



　　由於平民百姓的詩作無人刊印，我們僅能由名人詩作之不堪卒讀來推斷李廣田的言之不虛。如戲劇家、詩人田漢時為文化部副部長，在大躍進中寫的是竟是這樣的「詩」：「壹九五八年，祖國不寂寞。人民幹勁大，壹個賽壹個。」



　　全民寫詩，勞民卻不傷財，至多破費點筆墨紙張。毛澤東號召的「全民皆兵」、「大辦民兵師」，雖然號稱有兩億四千萬民兵，但那只是花名冊上的兵，造成的危害也並不嚴重，僅僅苦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元帥。他主持民兵工作，可是對各地匯總來的民兵人數，他吃不準應當打六折還是打四折，只好說：「究竟民兵有多少，是個謎。」（註１４：《羅帥最後十五年》第九十九頁。）



　　經濟建設就不壹樣了，各地搞的五花八門、舉不勝舉的名堂，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湖南鳳凰縣城是沿山築的城墻，城內壹律是青石板、紅石板砌的路。躍進了，應當實行「運輸車子化」。但石板路是肩挑人扛的時代的產物，如何行車子？於是縣委下今令用泥土將全城的石板街道蓋上了厚厚的壹層。「車子化」的準備工作是做好了，可是誰也沒本事「化」出壹部車子來。有路沒車，白幹壹場。要是縣委書記們肯認錯，再下個命令將泥土扒去倒也罷了，可是他們就是沒有這份勇氣。老百姓就遭了殃。在那個壹年四季時常下雨的地方，壹到雨天全城就泡在泥漿裏，因為石板下的下水道全堵死了。直到二十多年後，車子化也沒實現，新壹代的領導人終於老老實實地將石板翻出重見天日。



　　因為有科學家說，天山、祁連山的積雪融化成水後可以解決西北的乾旱問題，物理書上又說黑色物質從太陽光中吸熱的本領最大（夏天可不要穿黑衣服），於是便有人行動起來。事前連可行性也不論證，成本、收益壹概不加考慮，便派人去雪山撤煤渣，甚至派空軍去轟炸冰川，結果壹無所獲。



　　又因為有專家說，人的糞便在高溫下發酵更快，使用的肥效更高，廣東番禺縣動員農民用大鍋煮糞煮尿，以此制造高級肥料，說是這樣糧食高產衛星就有了保障。



　　南方農民絕大多數都住茅屋，因為茅草可以漚肥，湖南便發明了拆茅屋，將茅草混上人畜糞浸入水塘，然後開塘水灌田的施肥法。他們將這稱做「茅屋洗澡」、「屎湖尿海」。僅寧鄉縣就拆了十五萬間茅屋，占全縣五分之壹的住房。



　　糞便發酵再好也還是糞便，於是又有人想到榨芝麻油、胡麻油往玉米地裏澆，給莊稼註射葡萄糖液。河南有個生產隊為了放壹顆畝產壹百二十萬斤的巨型衛星，幹部下令打死了七十多條狗，煮成狗肉湯澆到地裏。但是由於下種過多，出秧過密，結果不得不將秧全部割掉。七十多條狗連壹斤種子都沒換回來。九月十日，劉少奇去河北徐水縣視察，見那裏用麻油、葡萄糖、狗肉湯灌莊稼，非但不制止，反而說：「那妳們可以養狗嘛！狗很容易繁殖嘛！」



　　「多快好省」，多字當頭。為了多產糧食，不惜工本多下種子。四川重慶竟然有人想在壹畝田裏下壹千斤種子，以為這樣便可以收獲十萬斤。鄧小平見到，提出異議，方才制止住。（註１５：壹九五九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市委的講話。）



　　壹九五八年的新鮮事中還有壹椿是不可不提的。搞共產主義，革命革到了家庭頭上，許多地方不許再提「家庭」兩字，改之以父母兄弟姐妹為成員的「小組」。革家庭的命，政治局成員康生是最積極的鼓吹者。他對農村幹部說：「既然已經公社化了．．．當然不需要家庭了。家庭是革命最大的包袱．．．革命就得革掉身女情長，壹律要男編男隊，女編女隊，小孩進托兒所，老人進敬老院，家庭就解散了，消滅了，人人都壹身輕松地鬧革命，這是生產力的大解放。」（註１６：林青山著《康生外傳》第壹五八頁。）不少地方，如山西省陽城縣就真的這麽幹了，把各家各戶分男女各攆到大屋子裏去住。幸而康生並不具體掌管壹處，所以認真去解散家庭的幹部並不多。



　



　　聞名於世的京郊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在「大辦工業」的口號下辦起了水泥廠、石灰廠、小煤窯。工廠開山炸石，罩住了好幾個古脊椎動物的化石點。因為學問不值錢，專家們無力制止這種破壞行為，直到毛去世後十年，學者的話才受到「黨的重視」，將工廠遷出了遺址。



　　正在建設中的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尚未證明成功（事後證明基本上是失敗的），人們就熱昏了頭，不加論證，不計後果，壹下子竟然在花園口、信山、樂口又修了幾座攔河大壩。黃河倒是被馴服了，但發電、引水澆地的甜頭剛剛嘗到，河床就被泥沙淤高了。兩岸的農田迅速堿化，不長莊稼了。當時華北平原約有耕地二點八億畝，壹九五八年「大搞水利」之前，鹽鹹地約占百分之十五，即零點四億畝左右，但壹個「大搞」，三、四年間鹽鹹地劇增至約壹億畝，（註１７：中國科學出版社壹九八三年版《遠距離調水》，趙大康等主編。）於是人們又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將攔河大壩壹座座炸掉。壹九六二年，在範範縣（就是那個預計壹九六○年進入共產主義新樂園的範縣）召開的解決黃河灌區土地堿化問題的會議上，人們大罵引黃灌溉的餿主意，賭咒從此不再引水了。會後，他們填平了引黃灌溉的渠道，炸掉了閘門。



　　本來，引黃灌溉並不能算餿主意，只要地址和引水量定得恰當，引水澆地是可行的。問題就在壹搞躍進，大家都要躍，妳攔河築渠，我築渠攔，完全未經科學論證。結果是用人民的錢築壩，又用人民的錢去炸壩。當政者說是為人民交了學費，人民只好認賬。



　　又如成都平原上的都江堰已造福人民兩千多年，現在為了躍進，竟在它上遊近旁又修了壹條大壩。大壩造完才發現那是水利破壞而不是水利建設，結果只好再拆除。



　　興修水利也是壹樣。中共馬列權威艾思奇壹九六五年批判黨校校長楊獻珍時說：「我們的廣大幹部對三面紅旗（指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領會得不全面，所以在壹九五八、壹九五九和壹九六○年出了壹些毛病。這些毛病並不妨害我們的三面紅旗根本正確，而且並不妨害我們在那幾年實際上有大躍進。」「在北京郊區．．．水利很好，生產很好，原因就是壹九五八、壹九五九年搞了密雲水庫。」艾思奇混淆了問題。沒有大躍進運動，密雲水庫也是要建的，生產上有必要，又有合格的設計隊伍，健築材料也有充份供應。任何壹個國家的政府，只要處於非戰爭時期，如果連個水庫都建不成，早該卷鋪蓋走路了。建密雲水庫，關大躍進何事？大躍進的興修水庫，是不顧條件，不管有無設計能力，有無材料，有無資金，壹哄而上；壹說要搞水庫，妳搞壹個，他搞十個，我搞壹百個。



　　譬如山東省，僅壹個臨沂地區就在大躍進中建了十壹座大型水庫，三十三座中型水庫，近壹千座小型水庫。臨沂地區是躍進了，但是不出三十年，百分之八十的小型水庫完全報廢，其餘的大、中型水庫，不是病庫就是險庫，壹旦出事就非同小可。壹個三、四百萬人口的地區，僅水庫壹項就浪費了上億的資金，無數的人力，再加上大煉鋼鐵中糟蹋掉大量物資，人民無法不吃苦受窮。



　　湖北省的黃崗地區，也同時修了上千座水庫，但資金、材料均不足，從壹九五八年起修修停停、停停修修，三十年後還沒完。澆地、發電的效益沒有得到多少，老百姓卻遭了殃。山裏本來田地就少，水庫壹修，好田被占去了壹大半，水庫四周山上的樹木又統統被砍光，水庫歸「國有」，養殖沒有農民的份，國家將他們遷往水淹不到的地方就算了事，又不許他們搞副業、跑運輸，他們只好年復壹年地守著人均幾分耕地嘆氣。



　　除了經濟賬，還有人命賬。壹九七五年，河南舞陽縣板橋等兩座水庫崩塌，淹沒數縣，死亡十五萬人，便是壹例。十五萬是當時河南向中央報告的數字，而後來全國政協委員喬培新等人在關於長江三峽工程的報告中提及此事件，說是「死亡二十三萬左右」。（註１８：《美洲華僑日報》壹九八三人年版《遠距離調水》，趙大康等主編。）



　　當時崩塌的兩座水庫是大躍進前開工、大躍進中完工的。這筆賬即使不算在「大躍進」上，也應算在在那之前的「冒進」上。如前所述，周恩來所以提出反對冒進，原因是各省各部爭著搞建設工程，鋼材、水泥嚴重不足。本來建築材料不足，該緩的工程就該緩，但大家都要上馬，便只好修土壩，即背水面用泥土夯築。壹般情況下，土壩可以承受庫水的壓力，但決不容許庫水漫壩。那次河南遇到特大暴雨，主事者未及時下決心放水導洪（因水庫的任務是蓄水，壹旦放掉，雨停天晴，庫中無水，主事者會被追究）。等到發現暴雨不停時，庫水已來不及排泄，庫水漲滿，漫過壩頂，背面土壩頃刻被沖垮。幾億立方米的庫水排山倒海，沖決而出，所到之處無人可以逃生。



　　要是不冒進、不躍進，國家還是要建設，該建的水庫還是會建，但不致因缺乏水泥而建那些不安全的土壩。所以，河南這場災難實在不是天災，而是人禍（災後，政府決定永遠不再建土壩，算是正式與大躍進告別）。



　　此類災禍並絕無僅有，只不過河南的那個崩庫事件沖斷了京廣鐵路，以致人人皆知，而另壹些崩庫死人的事件被封鎖了消息，外人無從得知罷了。



　　壹九五八年遼寧省某地搞水電站工程，因為水泥不足，有人提議用水泥摻白灰土作代用品興建大壩。代用品制成後，壹位早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的老工程師認為強度不夠，不能使用。他強烈反對將此代用品運往工地，但搬運工人說我們作不了主，堅持要運。火車車皮裝成後，他心急如焚，決計阻攔到底，便橫臥鐵軌阻止火車啟動。這下犯了大忌，工程局黨委說他破壞建設，要鬥他。只因他是水電部東北設計院派往工地協助施工的人員，工程局黨委須征得設計院同意方能鬥爭此人。設計院將這位工程師調回，才算平息了壹場風波。



　　如此「躍進」，後果不言自明。河南商城縣要與全國壹起躍進，修水庫，可是沒有人設計，壹無圖紙，二無專家，只有幹部在指揮。工程幹到壹小半，水庫已蓄成四平方公裏的水面。壹天深夜，忽然壹聲轟響，五百米長的大壩土崩石塌，幾千名民工和十九名勞改的右派份子葬身水底，集體成為大躍進的犧牲品。事後，口口聲聲說「為人民服務」的官員將此事件封鎖得嚴嚴實實，沒有任何壹種新聞媒介告訴人民，幾千名同胞成了當權派們瞎指揮的犧牲品。只因壹名右派（林業工程師）死裏逃生，三十年後他的不尋常遭遇被人寫成文字發表，外間才知道那椿死了數千人的事件。



　　中共前遼寧省委書記李荒於壹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發表的壹篇文章，引述了原東北主管農業工作的壹位幹部在六十年代初說的壹段話：「壹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期，某些地區盲目上馬，大辦水利．．．結果若幹水庫經不起洪水考驗，先後垮臺，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損失．．．」損失如何巨大？死了多少人？人們壹概不知。被庫水淹沒地區之外的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發生了那樣的災禍。多虧他的這篇文章，我們才得而知之。其他各各省想必也有類似的事件，只是各地黨委封鎖了消息，不為人知道罷了。可以肯定，還在「躍進」時，老百姓就已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了。



　　說到修水庫，我們不能不感謝周恩來在大躍進中做的壹件絕大的好事。早在大躍進前討論長江三峽應否築壩修庫的國務院會議上，與會者眾口壹詞，主張立即上馬開工，唯獨電力部副部長李銳壹人唱反調。周即說：「有壹人說困難，這很好。」此案即被擱置。由於毛主張興建三峽工程，並有「高峽出平湖」的詩句，壹九五八年大躍進興起時，三峽工程上馬的呼聲又高漲起來。三月初周率若幹部、省的負責人及中國、蘇聯的專家乘船查勘三峽。在船上的會議上，周有意讓李銳第壹個發言，讓他舌戰群儒，堅持他的反對意見。隨後，李隨周赴成都參加中央的會議。這個會議決定在全國開展大躍進運動，可是關於三峽工程壹事，卻作了暫緩的決議。可以設想，如果周恩來也頭腦發熱，在大躍進鑼鼓聲中匆匆開工興建三峽這個「世界第壹大壩」，那結局會多麽可怕。



　　據周當時的主要經濟顧問、國家統計局局薛暮橋後來回憶：「在三年『大躍進』中，陣陣熱浪勢不可擋。總理和陳雲同誌因『反冒進』受到批判，不能起來阻擋。但他們從不隨聲附合，能擋的時候就出來擋壹下。」他這壹擋，擋住了壹個可能的大禍，實在是功不可沒。



　　不過，要論癲瘋，壹千座水庫也好，逼犯人寫詩也好，統統比不上毀壞莊稼作物，將就要到手的糧食、棉花、油料毀棄的行為。



　　壹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警告全國，「現在棉花已經盛開，北方各省的棉花甚至已經全部吐絮，但除極少數地區采摘了壹部份外，許多地區甚至還沒有開摘。這是壹個十分嚴重的情況。如果在棉花盛開的時候下壹場秋雨，將使棉花遭受重大損失。」問題提得很好，結論卻是：「關鍵仍然是能不能．．．確貫徹毛主席提出的『壹手抓鋼鐵、壹手抓農業』的方針。」但農民不是神仙，變不出三頭六臂，沒有本事貫徹毛澤東的偉大方針，結果就出現了李葆華（他壹九六二年初赴安徽任省委第壹書記，之前是水利部實際的部長，名義部長是國民黨起義將領傅作義）說的情況：「我去密雲水庫，沿途見到棉花桃被風吹得滿天飛舞，像下大雪壹樣。農民都去大煉鋼鐵了。今年糧食、棉花都壹樣，是豐產沒豐收。」



　　棉花如此，油料作物呢？周恩來在壹九五九年七月三日致副總理李先念的信中說：「油料作物長期被忽視，而去年又大量沒收好，嚴重地影響了今年油料作物的種子．．．」這「大量沒收好」，顯然與李葆華說的「豐產沒豐收」是壹個意思。五八年「沒收好」的油菜籽、黃豆、花生等作物是如此大量，以致連五九年的種子都成了問題，事情是多麽嚴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下壹個是糧食。當時全國到處都有大量糧食爛在地裏。這裏不妨看看毛澤東的家鄉是怎樣躍進的：壹九六○年底，毛澤東表弟的兒子賀鳳生手持毛五○年寫給他父親的親筆信到北京去闖中南海，直接向毛告狀。這位農村生產隊隊長告訴毛說：「大躍進來了，要搞公社化。好不容易壹家壹戶有了房子，壹夜之間全部要拆了起居民點．．．弄得到處雞飛狗跳，哭爹的哭爹，罵娘的罵娘。壹百戶二百戶連在壹起，越大越是集體化。如果老天爺壹把火，從東到西幾百間茅棚全會燒成灰。」「小鐵鍋砸了煉鋼鐵，小竈拆了積土肥（南方農家用稻草作燃料做飯，故灰土能肥田——引者註），筷子碗碟全部歸公。」「紅薯爛在田裏，犁掉。稻谷不想收，放火燒掉。倉裏沒得幾粒谷，還硬說畝產達到幾千斤。為了迎接上級的檢查，把好幾塊裏的稻谷移栽到壹塊田裏，硬說是畝產幾千斤，就是大躍進帶來了大豐收，鬼都笑落牙齒。做假事說假話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揚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還是那些人．．．老百姓餓得要死，只能在背後沖天罵娘。」這就是壹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有關人民公社的真實記述。風吹棉桃，火燒稻谷，如此大規模地暴殄天物，在人類的歷史上是僅見的（戰爭中被敵方燒掉的除外）。毛澤東沒有下令做這些事，他也不贊成這麽做，但他制造了這個「鬼都笑落牙齒」的時代，不能不受懲罰，只可惜直接受到災難性打擊的是中國農民，而不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



　　壹九五八年毀棄農作物的範圍極廣，以河南省為例，當年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糧被毀棄在地裏未收作倉。（註１９：羅榮桓壹九五九年六月五日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的講話，見《羅榮桓元帥》壹書。）這可是全國最嚴重的，以後河南餓死的人數高居各省首位也就不足為奇了。



辦公社共產風起



　　壹九五八年大規模毀棄農作物的瘋癲行為，後人覺得不可思議。民以食為天，農民難道不知道不收獲就沒有飯吃嗎？人的生命系於糧食，為什麽會任其爛在田地裏，甚至犁掉、燒掉呢？



　　直接的原因是沒有人收莊稼。壹九四九年共產黨進城時，中國的產業工人人數約為四百萬，以後每年增加壹百萬左右，勞力主要來源是農村。可是壹九五八年壹個大躍進便從農村抽調了兩千多萬勞力去搞工業，職工人數比五七年增加了兩千五百五十多萬。（註１：《經濟研究》壹九八五年第三期薛暮橋的文章。）大量工廠運轉不靈，每日賠錢，招去的新工人坐吃山空不說，農村勞力壹下減少了六分之壹左右。按照張聞天在五九年廬山會議上的發言，「這（兩千多萬）還僅就縣以上的招工而言。縣以下究竟招了多少，還不清楚。」此外，為了煉鋼、找礦、修水庫，大辦這個、大辦那個，大量勞力離開了農業生產。



　　以山西為例，全省農村只有壹半勞力幹農活、這其中又只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是男勞力。（註２：山西《黨史文匯》壹九八六年第三期第二十頁。）其他各省也是大同小異。譬如，四川當時的省委第壹書記李井泉壹九六二年（其時已升為西南局第壹書記）在四川省人大會上曾說：「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勞動力大批外調，婦女說只是『人民母社』．．．．」可見問題到了何等程度。



　　說「人民母社」的不只是李井泉壹個，當時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就說過公社是「人民母社」、「搞早了」、「搞糟了」。（註３：「批判彭真、陸定壹、羅瑞卿、楊尚昆籌委會」發行的《戰報》，壹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劉仁也「到處散布說：『人民公社辦成人民母社了。』」（註４：《戰報》壹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由此可見，中共的的高級幹部對此不滿的不在少數。



　　壹九五八年秋，彭德懷坐車路過甘肅某處，看到已成熟的莊稼無人收割，便下了車進村找人詢問。當時他不見男人，只見婦孺，找了半天才找到壹個老頭，因為青壯男人全去煉鋼了，全去了還沒達到公社指定的必須參加煉鋼的「人頭指標」。由此推斷，甘蕭問題必定比山西還要嚴重（後來餓死人的數字也證實了這壹點）。



　　同壹年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回到三十年前與朱德、毛澤東、鄧子恢等人壹起「打土豪分田地」的閩西地區。他壹路上看到稻子長得很好，已經成熟，可是在地裏收割的只有老人和孩子，不少田裏谷粒已經撒地，公路上卻走著壹隊隊的背著背包的「鋼鐵大軍」，都是些青壯年。他在龍巖決定自己去割稻子，當地的地委、縣委書記們聞訊，只得也跟著去割稻。張問他們：「明年妳們還吃不吃飯啊？多麽好的稻子糟塌掉，怎麽對得起群眾啊？」福建省委接受了老首長的意見，才決定暫停煉鋼，放青壯農民回去收稻子，但這時已經有許多糧食被毀棄了。



　　另壹個原因是成立人民公社之後，上面又指示辦公共食堂，糧食不再分給社員。共產黨這樣做，本意是要將整日圍著鍋臺轉的婦女解放出來，因為又要找礦，又要煉鋼，又要修水庫，男勞力無論如何不夠用。而且這又是實行平均分配的最佳途徑，大家都要在壹個鍋裏吃飯，吃飯不要錢，多少可算是過共產主義生活，所以強制性地要求社員壹律到食堂吃飯，社員也就都入了食堂。既然收獲的糧食除了上交國家便是送到公社食堂去，社員家裏壹粒米也得不到，他們只有吃飯幹活的份，對收獲的多少也就遠不如有糧可分時那麽關心了。



　　人們也許還是要問：男勞力為什麽不跑回家去收莊稼？當幹部下令將白薯犁掉、將稻谷燒掉時，農民為何不拒絕執行？為什麽不造反？回答是高壓恐怖政策發揮了威力。譬如據當時的政府副總理薄壹波回憶：壹九五八年秋冬之際，河北徐水縣宣布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還實行『全民肅反』，自上而下分配抓『壞人』、『消極份子』的數字，限期完成，送去勞改。」（註５：壹九八五年壹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



　　「消極份子」這帽子同右派份子壹樣，是沒有標準的，可大可小，可方可圓。只要公社幹部認為妳對大躍進態度「消極」，就可以把妳抓去勞改。當時的情形常常是這樣：公社召開大會，說要放畝產多少多少斤的「大衛星」，有人站出來說是吹牛，辦不到，於是立即被指為「反對大躍進」，當場用繩子捆綁起來。公社幹部捏著農民的命把子，打死個人直如捏死個麻雀，「人民公社社員」就如農奴壹般，毫無人權。如河南省西平縣放了壹顆畝產七千三百二十斤小麥的「衛星」。這本是編造出來哄人的，自然有人出來抵制，結果對這顆「衛星」的態度成了擁護還是反對大躍進的分界線，凡不跟著起哄的抓起就打，全縣竟打死了三百多人，打傷的更是成千上萬。（註６：見蘇曉康著《烏托邦祭》。）古今中外暴政成百上千，找不出壹個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



　　至於分配抓人的數字，這同反右派時下達指標壹樣更是厲害十分。即使人人都積極躍進，相比之下總有懶些的或者體質弱些的，總有對吃地瓜藤子、住地窩棚表示不滿，發幾句牢騷的。雖然幹部明知他們不是壞人，也夠不上「消極份子」的格，但要在限期內完成上級分配的數字，便只好將他們抓去充數。



　　在這種情形下，誰敢從煉鋼爐旁溜回家去看老婆孩子？誰敢從找礦的山上下來去收莊稼？收不上糧食大家都沒飯吃，對大躍進「消極」卻是壹個人倒黴、壹家子受罪。這樣，農民們也就聽任幹部們胡搞，聽任農作物在田裏爛掉，甚至服從幹部的指揮，將好端端的糧食毀掉、燒掉，未作任何有效的抵抗。



　　如甘肅省通渭縣六月間調了二萬三千民工去修水利工程，壹萬三千赴外縣煉鋼，共占勞力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九月，調五萬勞力搞「水土保持工程」；十月，調二萬五千人繼續此工程，六萬餘人「深翻土地」。結果到地裏去收稻的只是老弱婦幼，大量稻子爛在地裏或凍壞在地裏，連該下種的冬小麥也誤了農時沒有種夠。過了壹年，該縣餓死、外跑十多萬人，這是後話。



　　其實，即使是幹部也明白糟塌糧食要受報應，來年斷糧，他們的官也不好當。但是他們人在江湖，沒勇氣去制止那暴殄天物的罪行。譬如河北省的張家口地區地處關外（長城以北），過了重陽地就凍上了，由於百分之八十的勞動力在山上采集鐵礦石、砍樹、煉鋼，結果大部份秋糧都被凍壞、黴爛在地裏了。地委第壹書記葛啟不敢把在山上采集鐵礦石和砍伐樹木的農民哪怕調壹部份回農村，他對人說：「假如我這樣做，馬上就會落得個『破壞大躍進』、『反對三面紅旗』的罪名，被撤職查辦。這倒也沒啥，我本來就不想幹了，罷官更好！但來接替我的職務的那位新任地委書記，還是非這樣辦不可，這是黨中央的決定，毛主席的決定，誰都抗拒不了的！」



　　盡管人人都怕得「反對大躍進」的罪名，總還是有倒黴的，只是由於農村的社員都是無名之輩，無人將其受害的故事記述下來。幸而在城市裏有些人因為在農村中發生的事而受難，從那些例子中我們可以了解，在那瘋狂的年月中，正常人是如何倒黴的。



　　遼寧省財貿部門有位共產黨員張成仁，壹貫對黨忠心耿耿，從部隊轉到地方機關，年年當模範。大躍進了，黨支部召開大會，要求大家「向黨交心」，他便響應號召發言道：「我們家鄉有些人到上級去『報捷』，說是壹個晚上打了十二眼井，實際是幾尺深的坑，根本出不了水。這不是虛報、瞎扯嗎？」他的心是交出來了，卻被鑒定為黑的。攻擊大躍進就是攻擊黨，他因此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開除黨籍，被送去勞改了。



　　當時，因「攻擊大躍進」而身陷囹吾的不知有多少。作家、《北京日報》編輯從維熙成為右派後被逮捕，在京郊土城收容所等候發配勞改場時便遇到過壹位：「他來自清華大學，五九年因書寫了壹張攻擊大躍進的大字報，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動份子的身份進了土城。」在江蘇省徐州市，原東北林學院教師李誌正化名寫了兩封致當局的信，抨擊大躍進的做法，被查出後，蹲了七年牢房。



　　正由於說實話的要坐牢，人們便以沈默對待各種各樣的荒唐事，至多只是在親朋好友之間議論壹番。名演員新鳳霞去河北勞動，親眼見公社幹部們指揮社員連夜將幾畝地的麥子移到壹塊田裏，點上大燈，開起風扇猛吹（怕密不透風，悶壞麥子），然後向上吹噓說密植帶來了豐收。她回到城裏，將此事告訴名作家老舍，老舍忙叮囑她：「妳千萬別跟人說呀！」為何不能說？因為密植是毛澤東的號召，他於五月間的中央會議上說：「密植就是充份利用空氣和陽光。現在不是反浪費嗎？就應該把空氣和陽光的浪費也反掉。陽光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妳們都不利用！」（註７：壹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於是全國各地便競相搞密植，越植越密，越密越革命，到處都是在搞新鳳霞所見的那種把戲以應付上級。老舍說得壹點不差，要是新鳳霞公開揭露這種把戲，壹定會和上述那位共產黨員壹樣，落個「攻擊大躍進」的罪名而墜入地獄。她的丈夫吳祖光剛戴著「右派」帽子去了北大荒的勞改營，她若也遭批鬥，送去勞改，他們的家就毀了。



　　老百姓彼此之間還可以說真話，對於當官的則敬而遠之，小心翼翼地管住自己的嘴巴，絕不說實話。自壹九四八年二十六歲起就給毛澤東做秘書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是四川成都人，聞說成都郊區的崇義人民公社放了壹顆「畝產稻谷二萬四千斤」的大衛星，便於五九年初率壹個工作組到那個公社去調查。當時那裏的農民已經在餓肚子，可是每當田家英問「產量既然這樣高，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飯澇清」時，總是得到這樣的回答：「豐收不忘節約嘛！」他問了許多人，可是沒有壹個人對這位「從毛主席身邊來的」人說實話。直到農民們見他幾個月中始終不吃公社給他安排的小竈、每日與農民吃壹樣的飯，脫鞋下田割麥子，同社員壹起拉大車，逐漸相信他是自己人之後，才告訴他糧食產量其實只有幾百斤，由於上級時吹了牛，上級要征糧，公社幹部便將應用作社員口糧的糧食拿去湊數，公社食堂當然就只能給社員喝稀湯了。



　　壹九八六年六月初，即田家英於文革前夕以四十四歲的壯年自殺二十周年的時候，《光明日報》壹篇祭文給我們留下了這樣壹個歷史鏡頭：「田家英叉著手，抑望著『公共食堂萬歲』的大幅標語憤憤地說：『公共食堂萬歲，嘿，我看恐怕是公共食堂半歲！』他的話把旁邊的群眾嚇了壹大跳。」當時，公共食堂簡直就是共產黨的兒子，反對食堂就等於反對黨。五九年張聞天在盧山會議發言說：「妳（指農民——作者註）要退出公共食堂，（公社幹部）就不給妳糧食，而且要鬥妳。」可見，在公共食堂制度下，農民已無半點人身自由。同公社對農民的控制相比，地主對佃戶、雇工的控制就算不得什麽了。想要退出食堂的人反正無計領回自己的那份口糧，只得乖乖地壹日三次上食堂去吃大鍋飯，雖說白白挨壹場鬥，但畢竟未受皮肉苦。而當時的實際情況卻比張聞天所說的更嚴重，社員們動不動就挨幹部的打。



　　譬如海南島文昌縣城郊公社規定：挑土，每日完不成三百擔者打；積肥，每日完不成壹千擔者打；插秧，每日完不成二畝者打。此外還有：挑土擔子不滿者打；不出勤者打；小偷小摸者打，而且要打到快沒氣了才往公安局送。（註８：見廣州外語學院韶山公社紅衛兵於壹九六七年七月編印的《搗毀黑省委，揪出林李明》小冊子。）



　　當時的廣東省委第壹書記陶鑄曾說：「用秦始皇的辦法完成任務，十天搞個小水庫，很可愛，但有血腥味。」（註９：壹九六○年六月十二日廣東省委會議。）



　　陶鑄說的「血腥味」，就是指大躍進瘋狂歲月中無數善良老實的農民被幹部捆綁拷打的事。單以甘肅為例，壹九五八年決定從岷縣截桃河水、引至數百公裏外的慶陽縣，沿途各縣均調集了兩三萬精壯勞力投入此巨大工程。但是此工程是中共幹部拍腦袋的產物，從未經由專家設計過。幹到壹九六壹年，工程終以失敗告終，期間累死、餓死、砸死、病死，以及受不了苦役而逃跑、被抓回來後關在黑屋子裏活活餓死的不知道有多少，僅僅在離工地沿途某處不遠的壹個大坑裏就胡亂掩埋了幾千具民工的遺骨。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黨委書記楊獻珍對打人壹事深惡痛絕，他曾經憤憤地抨擊那些打人的幹部：「有的幹部把老百姓剝得幹幹凈凈，和西藏的奴隸差不多，就差剝皮。對群眾不是打就是罵，比日本人罵厲害。為什麽有的幹部敢於這樣這樣嗎？因為他有個名正言順的藉口，就是搞『共產主義』。」（註１０：壹九五九年六月與河南省及撫順市黨校人員座談的講話。）



　　毛澤東與陶鑄、楊獻珍的看法就很不壹樣。農村幹部打人、捆人成風，毛知道得很清楚，但他卻這樣說：「組織軍事化．．．．有些地方營長可以打連長，打人、罵人、捆人，還有辯人，辯論成了壹種處罰。這是對敵人的方法。．．．．已經打了，也不要到處潑冷水。以後不再打了，以後改正也就算了。因為他打人也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說清楚群眾是會諒解的。」（註１１：壹九五八年十壹月壹日在河北邯鄲地區對幹部的談話。）



　　毛雖不贊成打人，可是他從未想過法律應當保護人民不被打。作為共產黨的主席，明知黨員幹部以老爺對家奴的手段對待百姓，卻放縱寬容，非但不主張制裁，反以「打人也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為其辯護，唯恐給積極搞躍進的幹部們潑了冷水，可見他對「違法」壹詞毫無概念。按毛的邏輯，以往千百年中官府徵稅、抽丁，也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杜甫寫《三吏》、《三別》倒是給「地方幹部」潑冷水了。



　　由於打人、捆人可以不受懲罰，「以後改正」也就成了壹句廢話。這也就是為何壹九五八年之後中共農村基層幹部照舊打人、捆人的原因。



　　壹九六○、六壹年間，已因「反黨」而下臺的彭德懷元帥的警衛班中壹位戰士的親屬向彭訴苦道：「下邊的幹部比過去的地主、保長還兇，動不動就打人罵人，這日子怎麽過啊！」可以說，當時全國各地大致都是如此。



　　直到壹九六壹年春，劉少奇夫人王光美隨劉壹起去湖南調查，發現打人風同五八年相比絲毫不弱。她後來這樣記述當時所見道：「打人，罵人的現象很普遍．．．．動不動就用專政手段，什麽機關都可以打人捕人，沒有個章程。」（註１２：壹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為此劉少奇將管政法的幹部找去責問：「下面隨便打人，甚至打死人，妳們知不知道？管不管？」但他這個堂堂的國家主席除了空泛地提議設立「人民法庭」之外，卻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辦法制止公社幹部隨意捆、打社員的風氣。



　　在這號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度，真正淪為無產階級的農民反而成了什麽機關都可以打、抓的對象，主要原因就是毛澤東對甚屬下黨幹的放縱。



在大躍進之前，法院系統至少還存在，雖然法院時時要聽命於當地的黨委，但形式上的尊嚴總還保持著，現在則要「多快好省」，法院就成了多餘之物。「全國有相當壹部份基層人民法院，甚至少數中級人民法院、個別高級人民法院與公安、檢察機關合並了，法院的工作實際被取消。．．．．有的地方甚至實行檢察長、公安局長或法院院長，檢察員、公安員或審判員可以互相替代的所謂『壹長代三長』、『壹員代三員』的工作方法，壹個案件從偵察、起訴到審判，由壹個人包到底。．．．．有的地方把案件交給行政機關派出的工作組、工作隊去辦。事後，寫成判決書，送法院蓋個章、辦個手續就算完事。」（註１３：引自《謝覺哉傳》。）



　　全國範圍內，執法者普遍不依法辦案，律師制度於壹九五九年壹月正式取消，人民生活在沒有法律保護的社會中，壹旦被誣、被冤、被補，那就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有蹲在監獄中盼天亮。



　　說起來，那些胡判亂捕的事都是下面的幹部搞的。譬如「全民肅反」這個口號，是徐水縣委發明的，其實不過是按毛澤東的指示辦事外加壹點創造罷了。毛在十壹月間說，壹九五七年右派份子鳴放，「地、富、反、壞乘機而起，所以青島會議開捉戒、開殺戒。湖南鬥十萬，捉壹萬，殺壹千，別的省也壹樣，問題就解決了。」（註１４：壹九五八年十壹月二十壹日武昌會議。）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為什麽壹九五八年那些荒唐絕頂的行為能在全國通行無阻。全國二十九個省、市，拿湖南的數字乘以二十九似乎過多，打個七折，全國就鬥了二百萬，捉了二十萬，殺了二萬。這壹鬥、壹捉、壹殺，「問題就解決了」。這是真的，毛澤東沒有吹牛。這本是歷代統治者消滅不同意見的慣用手法，毛後來將之歸納為「階級鬥爭，壹抓就靈」，不過是套了件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而已。



　　中共在壹九五八年搞的階級鬥爭是多方面的。壹是批判、鬥爭壹九五七年抓的五十萬右派，然後逐壹加以處置。譬如四川重慶市壹次就送往長壽縣農場三百九十二名右派份子，這支隊伍的主要成份是重慶這個大城市的教授、學者、工程師。同時送去的還有壹百九十名「歷史反革命」，其中有多少冤案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當時全國都在大幹這個、大幹那個，右派份子則整日挨鬥。原《人民文學》雜誌的副主編秦兆陽自壹九五七年成為「大右派」後，即壹直是批判、鬥爭的對象。《人民文學》歸中國文聯（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黨組織領導，那裏不須辦這辦那，只要辦人就行了。整人、鬥人便是那裏當權派的聯業。中共當局正需要在社會上制造點火藥味，因此對秦的批判是全國性的。中共的新華通訊社向全國發布通訊電文，各地報刊紛紛刊載，點名批判這位「插在文藝界的壹面修正主義白旗」，說他「誣稱」黨「拿謾罵代替說理，拿扣帽子當作鬥爭」，又揭露「他經常和劉賓雁（《中國青年報》記者，反右時被打成右派份子）通信，談『內心深處』的話，互相發泄對黨的仇恨和不滿，互相鼓勵反黨的『勇氣』。」



　　秦兆陽與劉賓雁的通信顯然被抄了（或者被迫交了），報上登出其信件的片段，並作出結論，說他「反對的不僅是文藝界，而是整個黨、整個社會」。



　　秦兆陽受不了無休止的批鬥，有壹天藉口上廁所，從會場跑開，到了中國文聯的樓頂上，想壹縱了之。就要擡腿之時，他的目光落到了前方雄偉的故宮上。他猶豫了，在那裏站了半個小時，終於沒有跳下去。回到會場時，鬥爭會的主持劈頭喝道：「到哪裏去了？是不是想自殺？」當了二十年共產黨員的秦兆陽聽到這種沒有人性的斥罵聲，止不住當眾痛哭了壹場。秦兆陽沒有再試圖自殺，但是確有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在那大躍進的日子裏通過廁所的窗口或者樓頂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除了早在「反右」鬥爭中「揪出」的右派之外，壹九五八年又搞了壹場「反右補課」。這又是毛澤東的決策。他在三月間發動大躍進的成都會議上說是「整風沒有整好的，要補課。」而當時整風已完，唯餘反右，因此所謂「補課」，只是中共各級當權派審查、計算其管轄的部門是否完成了該抓的右派指標數，少壹個也要補上。各級黨委為免「反右不力」，自己遭清算，便紛紛抓無辜湊數，以超額完成抓右派指標為榮。說是「補課」，其實只是簡單的補充名單而已，決無任何意義上的「課」可言。



　　譬如，北京壹所醫院裏的青年醫生王賢才，曾說過蘇聯醫學不見得最先進，不應該只學蘇聯壹家。壹九五八年要「補課」，該醫院須補充三名右派，王便於六月底被補成了「右派份子」。



　　壹九五八年補的「右派」，又有壹些大躍進獨特的色彩。如前人民解放軍的壹位將軍曾昭科，轉業至湖北省水利廳任副廳長，五七年冬帶領幾百名下放幹部到湖北紅安縣，上山開辟林場，因無力阻止為燒炭煉鋼而前去砍樹的人群，不得已而抄起了槍，打算藉此制止砍樹的浪潮，不料被說成是「擋鋼鐵元帥的駕」，成了「右派份子」。這種右派，同五七年因鳴放而被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毫不相幹，只是共產黨組織圖方便，順手抄頂現成的帽子扣到他頭上罷了。



　　浙江永嘉縣主管農業的縣委副書記李雲河在壹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合作社和社員都要實行包產到戶》的社論後，積極在本縣農村推行包產到戶，並搞了壹個推廣包產的經驗總結。大躍進的鑼鼓壹響，他便被批判為「積極主張『包產到戶』，積極提倡『多勞多得』，堅持資本主義道路——已墮落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戴上右派帽子之後，他被送到壹家小工廠當燒飯師傅，直到八十年代直接寫狀子向鄧小平申訴之後才獲平反。



　　壹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及五八年的「補課」，全國共有五十五萬多人成了右派，他們全都是中國稱為「人才」的人。譬如北京大學就有七百人被戴上「右派份子」和「極右份子」的帽子，另有八百人受到不同的處分，總共占北大學生、教員總數的百分之二十，遠遠超過了中央規定的百分之五的指標。右派學生被送往北大荒勞改農場，有的甚至被送入監獄，被槍決。這種大規模地迫害無辜的行為，在人類歷史上實在是屆指可數。



　　壹九五八年批判、鬥爭的右派及「補課」追劃的新右派，為什麽基本上都是知識份子呢？因為中共認為整個知識份子階層屬於資產階級範疇。而所以將他們劃歸「資產階級」，又是因為他們要說話，要對中共的治國之道發表意見。為了將他們改造成共產黨政權下的順民，當局再次在全國高等院校和科學研究機構發動了批判「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運動。中央候補委員康生在壹次大學校長的會議上說：「現在對知識份子的壓力還不夠，逼得也不夠。必須強迫他們下鄉，去勞動改造。如果他們已經感到四面楚歌，就再給他們加點壓力，再逼他們壹下，讓他們來個八百楚歌。」（註１５：引自林青山著《康生外傳》第壹五七頁。）這壓力很快就奏效了。上至科學學院的各研究所所長，下至壹般的大學教授，差不多個個都在批判會上登臺自我檢查，或承認自己「是個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或檢查自己給學生上課是「與社會主義競爭，與社會主義搶學生」；或痛斥自己「最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或承認自己「腦子裏百分之九十八是資產階級思想」。這樣壹來，這些大學者、大教授就只有老老實實接受批判改造的份，沒資格對國事說東道西了。對毛澤東來說，這些人也就因此而「便於領導」了。對此，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曾作過壹番說明：



　　「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從前年整風起，壹直到去年壹整年，著重於批判，這是完全必要的，因為他們翹起尾巴。在反右鬥爭之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中間有些人的尾巴還在翹，無非是說我們不行，非他們不行。此外，我們的路線也不合他們的口味。所以，不進行批判，不打這個仗是不行的。打這壹仗的結果，批判的結果，效果很好。」（註１６：壹九五九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市委工業會議上的講話。）



　　鄧小平說壹九五七、五八兩年整肅「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效果很好」，的確是事實。五八年荒唐的大躍進持續了那麽久，中國的知識份子幾乎無人出頭予以批判、抨擊。作為社會的壹個階層，勇於肩負社會責任的幾十萬人被鬥爭、被遣往勞改營之後，其餘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知識份子，或隨風起舞，或保持緘默，敢於公開對「三面紅旗」評頭品足的可說沒有。就這壹點而言，反右及其「補課」，對中共來說正是「完全必要的」。中共大規幕整肅知識份子，鄧小平是毛澤東的主要幹將。鄧至今不願否定「反右」，正是出於不願否定自己的私心。



　　有些人雖未成為右派，卻也壹樣做了壹九五八年階級鬥爭的犧牲品。譬如著名的武俠小說家還珠樓主（李壽民），由於壹九五七年中共號召人民「鳴放」期間，壹壹婉謝了登門采訪請他給共產黨提竟見的記者，因而未落網當上右派。五八年六月初，他奉命在兩個月內整理、改編了十五出舊戲本子。可是當他正廢寢忘食地埋首寫作時，突然受到官方雜誌對他的批判：《不許還珠樓主繼續放毒》。受此打擊、刺激，他當晚便突發腦溢血，左半身癱瘓，從此未能下床，直到六壹年初完成口授長篇歷史小說《杜甫》後第三日磕然去世，年五十九歲，恰與杜甫同壽。



　　在中共執攻後壹個接壹個的政治運動中幸存下來的宗教界人士也遭了殃。在遼寧大連市，當局決定將壹座教堂拆掉改為工廠。因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教堂當然也歸「國家所有」，控制了市政府的中共官員便認為他們有權處置教會的財產。身兼政協委員、人大代表頭銜的牧師竭力反對，結果是蚍蜉撼樹，教堂拆了，他落得「反革命」帽子壹頂，被送進監獄，三個月後瘐死獄中。



　　青海湟中縣的塔爾寺馳名中外，是西北地區最大的寺院，也是藏族人民舉行宗教活動的聖地。大躍進了，當局不說取消宗教自由，卻說「宗教制度改革」，將塔爾寺革了命，關閉了。主持該寺的藏族活佛卻西被送到青海省水電設備廠去「改造」，二十多年後後方獲共產黨許可重入寺門。塔爾寺壹關就是二十餘年，成千上萬的藏族人民失去了舉辦佛事的聖地，連他們的聖人也被趕去勞改，如何能不痛恨執政的漢人？



　　壹九五九年西藏叛亂的原因很多，箝制篤信佛教的藏民的信仰自由，不能不是原因之壹。其實，毛澤東在壹九五八年三月發動大躍進時，鑒於四川西部的藏民已搞過叛亂，便曾頗有預見地說「西藏不安心，．．．西藏完全可能出亂子，上層人物心在印度、英、美，對我們是敷衍的。」（註１７：壹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成都會議。）可惜他既知人心不穩，非但不采取解救措施，反而封人家的聖地，抓人家的聖人，好像存心逼人家造反。中共在五八年的所作所為，與五九年的西藏叛亂有直接的聯系，這是顯而易見的。



　　上述幾例只是零星的「階級鬥爭」，雖然為害不淺，受害者的數目也不少，但畢竟不是中共中央指令搞的運動，波及面也就有限。而壹九五八年的「拔白旗」運動就不同了，由於毛澤東親自下了命令，這就成了繼反右之後的另壹場大規模整肅無辜的運動。



　　五月間，毛澤東號召「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得拔，灰旗不行，要撤下來，黃旗也不行．．．．等於白旗。」（註１８：壹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八大二之會議。）於是全國的共產黨組織聞風而動，在未成「右派」的人群中再度搜尋可作為「白旗」、「灰旗」拔除的人物，壹大批人就此遭了殃。



　　鞍山鋼鐵公司下屬煉鐵廠的廠長陸達，由德國學成歸國，是治金專家，因主張工廠由廠長負責，犯了「反對黨的領導」，「搞壹長制」的忌，成為「白旗」被「拔掉」了。只因他與現總理李鵬經歷類似，也是中共早年烈士的遺孤，受到周恩來等人保護，未被送去勞改，且在周安排下回到北京，還能隨聶榮臻元帥外出調查「大煉鋼鐵」。不過，連有陸達那種背景的人都不免被「拔」，知識界、技術界有多少人挨整也就可想而知了。由此也可明白，李鵬說他當時對大躍進「想不通，又不敢對別人講」，實在是正常得很，誰人不怕挨整呢？



　　自美歸國的醫學博士宋儒耀，回國後開創了整形外科。五十年代初朝鮮戰爭期間，他率隊赴朝，醫治了大批傷員，曾榮立大功壹次。壹九五七年反右他未落網，大躍進時卻成了「白旗」，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反動學術權威」。此後整整二十年，他被剝奪了操手術刀的權利。



　　大躍進本與軍隊無關，但五月間，政治局委員、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元帥奉命到京接受批判，軍委擴大會議批判了他壹陣「教條主義」之後，整個軍隊，特別是軍事院校也普遍搞起了「插紅旗、拔白旗」運動，整肅了壹批幹部，特別是軍隊中的知識份子。



　　「拔白旗」運動並無新意，無非與中共歷次搞的政治運動壹樣，好人挨整，無辜蒙冤，拿張聞天在壹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上的發言來說，「他們當時被當作白旗拔掉了，現在證明是紅旗。」細數毛澤東制造的整人運動，無壹不是紅白混淆、人妖顛倒，每個運動都是壹場災難。其實，他的黨內同僚很多不贊成他的統治手法。譬如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壹就於壹九五九年初召集全國各地主持教育、宣傳、出版工作的幹部開會，公開同毛澤東唱反調，說：「紅旗可以插，白旗、灰旗不要拔。」只可惜各地黨的幹部中靠整人邀功、升官的大有人在，所以「拔白旗」運動照舊搞得熱熱鬧鬧，繼反右之後又摧毀了壹批中華民族的精英份子。



　　應當說明，由於「白旗」、「灰旗」的定義含混，遠不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那樣明白，這帽子也就不如「右派」那麽可怕。雖然受的苦難因人、因地而異，總體來說，「白旗」們的處境沒有右派那麽悲慘，家破人亡的事也少些。大學裏的白旗教授們受的處置就不如右派教授那麽惡劣，大批右派教授被剝奪授課的權利，或進了勞改營，而白旗們——如北京大學壹級教授傅鷹，就未受處置。南京工學院院長汪海粟、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兼黨組書記劉少儻是江蘇的兩面大白旗，不過二人只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比右派們受的處置輕很多，盡管他們犯有「庇護右派份子」、「默認和同情右派謬論」的錯誤。



　　還有壹些情形，「白旗」只是落後的代名詞，夠不上是嚴重的罪名。譬如壹九五八年湖南省糧食估計產量比周圍省份都低，老受中央批評，按省委第壹書記周小舟的說法，叫「被插過白旗」。但抗日戰爭前後給毛澤東做過秘書的周小舟仍然深得毛的信任，被「插白旗」似也並不嚴重。他後來罹禍是因為在壹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支持彭德懷，與五八年的「白旗」並不相幹。壹九六六年文革伊始，他以五十四歲的盛年自殺身死，時間正選在毛澤東的生日那壹天，那又是後話了。



　　在不同時期給毛澤東作秘書的周小舟、田家英，壹個不滿十五歲即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二十剛出頭便成為北京的大學生領袖；壹個幼年失怙、自學成才，不足十六歲便奔赴延安，十九歲便在中共的「最高學府」馬列主義學院當教員。兩人都是在二十多歲時就當毛的秘書，本來都可以成為中共的棟梁。不幸先後自殺身死，時間都是在壹九六六年文革初期，壹死於北京，壹死於廣州，壹北壹南，起因卻都是大躍進和壹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所以，要講清壹九五八年之後那段人禍的歷史，不能不費點筆墨，將廬山會議前後中國形勢交代壹番。



登廬山彭總上書



　　按壹九五八年前後的生產力水平，全國每年大約能增產糧食壹百多億斤至二百億斤，所以在三月間剛發動大躍進時，毛澤東還只是說：「今年如果能增加壹千億斤糧食，七百億斤也好，整個地球就翻過來了。」（註１：壹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王恩茂發言時的插話。）可是過了半年，人民公社成立，《人民日報》不斷報導畝產萬斤的「衛星」，毛澤東便飄飄然起來，調子完全變了。



　　在九月五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說：「世界上的事情有這麽怪，不搞就不搞，壹搞就很多；要麽就沒有，要麽就很多。」又說執政八年總共增產糧食壹千六百億斤，而壹九五八年壹年就可增產幾千億斤，這叫做「突變」。地球打了兩個滾，於是他覺得糧食太多了：「明年如果又翻壹番」，糧食如何處理？「除了人吃馬餵之外，現在還沒有找到用途，也許會發生問題。」「糧食還是要找出路，糧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業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



　　到了十壹月二十三日，毛在武昌會議上又說：「農業快得很，明年再搞壹年。就糧食而論，搞到壹萬五千億斤，農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壹年假。糧食多了吃不完．．．．」毛說話時，他的愛將、中共安徽省委第壹書記曾希聖也湊熱插了壹句：「我們擔心農作物的出路問題。」使人覺得他安徽的糧食已經多得泛濫成災了。



　　這次中共中央的會議上是壹片陽光、燦爛輝煌，而下面卻開始黑天了。



　　已宣布進入共產主義，並成功地使毛澤東相信他們「糧食吃不完」的河北徐水縣，宣稱要響應毛主席號召，用糧食生產酒精作燃料，於是國家計劃委員會和農業部派人去那裏，打算幫他們建壹個用白薯生產酒精的工廠。誰知派員到那裏壹看，連人吃的白薯都沒有了，哪裏還能辦工廠？見到農民已經在挨餓，他們趕緊向當時正在徐水的河北省委書記匯報。但徐水是毛澤東親自表揚的大躍進的模範縣，這位書記不敢正視現實、捅破謊言，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徐水的成績是大的，工作上有點粗。」繼續將真相掩蓋著。



　　由於中宣部長陸定壹指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關門下去「參加大躍進」，黨委書記兼副校長楊獻珍便於壹九五九年壹月初到河南省，打算看看這個宣布全省平均畝產達千斤的全國第壹個「千斤省」的大躍進實況。剛到省會鄭州，就有許多老幹部去看他，告訴他密縣缺糧，農民普遍得了浮腫病，已經餓死了人，衛生部派員去調查，已查明確屬事實。這就是說，在五八年十壹月間，即毛澤東正擔心糧食太多、如何處理的時候，下面已經餓死人了。幾個月前先到河南的兩位黨校的幹部還告訴楊說，他們所在的人民公社，社長的娘來找兒子要糧，兒子沒有，娘只好哭著回去了。公社社員斷了糧，從北京下放任職的縣委書記也拿不出辦法來，只好建議各社將曬乾的紅薯藤子磨成粉，煮成糊糊，藉以維持生命。



　　從河北到河南，再向南走到湖北。那裏的情形也差不多。解放軍的將領吳世安回到闊別了二十四年的老家紅安縣，發現大人全修水庫去了，只剩小孩們在寒冷的水田裏拔草。年紀小的肚子餓了無人管，將軍抱起壹個哭著的男孩走向公社食堂，卻發現大門緊閉著。他找遍全村，竟沒討到壹點糧食。回到部隊後，他讓炊事員將自己的口糧每日省下半斤，拿去救濟家鄉的孩子。軍區召開大會，將軍走上講臺，第壹句話便是：「我是找妳們討米．．．．」



　　種糧的怎麽沒有糧吃？這需要解釋幾句。



　　毛澤東在壹九五五年五月九日對李先念、鄧子恢兩位副總理談話時說：「農民對社會主義是有矛盾的。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註２：《黨史研究》壹九八四年第四期。）可見，在毛澤東看來，如果將自由給予農民，那麽社會主義就沒有了。所以，從合作化時期開始，中共就實行「統購統銷」政策，農民每年可以留多少糧自食由政府決定。那數字雖然隨收成浮動，但標準定得很低。毛壹九六○年定過壹個原則：不（餓）死人，維持人民健康，（註３：《黨史研究》壹九八六年第六期，轉引自《晚年毛澤東》第壹五九頁。）因為他認為「人窮好些．．．．中國富起來也容易出修正主義，不能吃得太好。」（註４：《黨史研究》壹九八八年第六期，轉引自《晚年毛澤東》第二二壹頁。）這壹套辦法雖然扼殺了農民的積極性，但的確可以使農民在青黃不接時得到壹些「返銷糧」，雖然只能湊個半飽，卻不致餓死。



　　但是大躍進就亂套了。譬如說某地往年生產八萬斤糧，自留七萬斤，上交壹萬斤，壹九五八年風調雨順增產壹萬斤這就算不錯了（毛澤東老家湖南湘潭韶山人民公社「大吃偏飯」，即國家特別支援，糧食也只增產百分之十四，見李銳《懷念廿篇》），可是幹部向上級吹牛說增產百分之五十，打了十二萬斤糧，那就得賣給國家五萬斤餘糧」，農民自留糧便由七萬斤降到了四萬斤。如果真是個災年，從壹開始就精打細算，瓜菜和米煮粥，細水長流，以中國農民耐苦的本領度荒，或許可以憑那四萬斤糧食挨到第二年夏收。但是恰恰這壹年搞起了人民公社，辦起了吃飯不要錢的食堂。



　　毛澤東九月初在安徽看到壹公社食堂吃飯不要錢，便指示：「既然壹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錢了。」（註５：壹九五八年十月四日《人民日報》。）他在十壹月間的鄭州會議上還引述歷史典故，說：「三國時候，漢中有個張魯，曹操把他滅了。他也搞過吃飯不要錢，凡是過路人，在飯鋪裏頭吃飯、吃肉都不要錢，盡肚子吃．．．．他搞了三十年，人們都高興那個制度，那是有種社會主義作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由來已久了。」（註６：《黨史研究》壹九八七年第壹期。）可見他將公共食堂當作社會主義壹大特徵是明白無疑的。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全國農村人民公社都實行了吃飯不要錢的制度。「鼓足幹勁生產，撐開肚皮吃飯」，公共食堂以幾千年來老百姓從未見過的場面糟蹋糧食，三、四個月就耗盡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糧，實在不足為奇。



　　河南省吹牛最兇，說全省實現了畝產千斤，又毀掉了整整壹半的秋糧，那麽全省自壹九五八年底起就開始挨餓便是必然的了。羅榮桓元帥五九年六月五日在解放軍政治學院的壹個會上說：「現在看糧食越緊張，越是去年放衛星的地方，不緊張的倒是去年插白旗的地方。」真是壹語破的。



　　最好的例子是甘肅省通渭縣。這是個大躍進的「先進縣」，其縣委書記還以「先進縣代表」的身份赴京列席了五八年五月間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由於實際產量只有壹億壹千多萬斤，而上報卻說產了二億六千萬斤，結果國家按上報數徵購「餘糧」四千壹百多萬斤，農民口糧不足，從五九年春季到六月這幾個月內該縣已餓死了六千餘人。



　　湖北省本是魚米之鄉，壹九五八年與豐收的五七年收成不相上下，但湖北省委十月間向中央報告估產時多報了數字。到五九年春，省委有所醒悟，向中央作了檢討，可是已經晚了。當時的省委第壹書記王任重三十年後回憶道：「到壹九五九年春節之後，挨餓的人多起來了，開始發現餓死人的事情。」（註７：《春秋》壹九八九年第壹期。）可見農民挨餓乃至餓死的災禍，完全是各級幹部制造出來的。



　　要了解當時的情況並不難，凡是下去走了壹走的，全都看到了真相。譬如張聞天的夫人回憶她和張聞天於壹九五九年初春外出調查的情形時寫道：「這時『共產風』的惡果已經顯露出來，雲南、海南島都發出了餓死人的警報！」（註８：《了望》壹九八五年三十二期。）四月間中共廣東省委已經向中央報告餓死了壹百餘人了。（註９：壹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廣東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工作情況和部署的報告》。參見謝春濤《大躍進狂瀾》第壹三七頁。）



　　由此可知，災難已經越過地平線，正在全國範圍蔓延。



　　這時，由於數十萬右派份子已被批倒、鬥臭，不是勞改就是坐牢，五九年四月召開的二屆全國人民代大會上已找不到壹名「右派份子」（他們全都被除了名），遍布全國的饑民在「人民代表」中已經找不到壹個代言人。被中共圈定的代表們只能代表共產黨說話，除了「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壹類的口號之外，便是粉飾太平的頌詞。這些民主黨派人士也好，黨外知識人士也好，已不再有資格、不再有膽量為民請命。為民請命的職責也就歷史地落到了毛澤東的黨內同僚肩上。



　　然而，不是毛澤東的每個同誌都願意擔起這個責任的。譬如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府副總理陳雲在黨內呆了幾十年，從未大起大落，因為他壹向奉行「好漢不吃眼前虧」的信條。五九年春天，他對薛暮橋等人說過：「現在提意見還不是時候，壹定要吃虧吃得更大壹點，才能轉過來。」有人建議他向毛陳述竟見時，他說：「我是犯過『反冒進』錯誤的，不能說話，我還想保持我這張三十多年的黨票子。」（註１０：引自壹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的批判陳雲大會上的發言。見文革時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批判陳雲聯絡站的《大字報選》第二輯。）



　　另壹位副主席朱德，人稱朱總司令，也處於類似的「不能說話」的境地中。壹位四年前解甲歸田的副軍長楊增華特地從湖北農村跑到北京，找到朱德說：「總司令，我來討個命令，鄉裏興不得煉鐵，也吃不得食堂了。把老百姓都搞苦了。妳給我壹句話，我就走。」



　　朱德將手搭在他肩上，為難地說：「我壹定把妳的意見向黨中央反映，但是我們都無權違背中央的方針。」



　　「那我要給中央寫信，」楊說，「我要問壹問，是誰興的這些尖板眼！」



　　「這不是妳的事！」朱德不高興了，「太太平平地過妳的日子，種妳的田吧！該說的話我都說乾了。」



　　「沒法子想了嗎？」



　　「好自為之吧。」朱德深深地嘆了壹口氣。



　　朱德知道人們在挨餓，卻不能給楊增華停止煉鋼、解散食堂的命令。他只是將自家省下的二百斤糧票送給楊，囑咐他常常抱抱鄉裏的孩子，看見輕了還是重了。那位昔日的軍長無可奈何，只是背著壹提包盡管普普通通、鄉下人卻吃不到的白面饅頭離開了北京。



　　朱德總司令當年的副手、當了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元帥，壹生軍旅，出生貧苦農家，嘗過窮人家孩子的壹切辛酸，因此始終不忘人民的疾苦。五八年十月自甘肅回京途中，他曾去了壹趟延安，發現街道依然破舊，與十年前他離開時毫無兩樣，人民穿得也十分破舊。他雖然還不了解當時延安已經開始出現大饑餓，但人民生活困苦卻是壹目了然、不問也明白的。他激動地對幾百名延安地區的幹部說：「延安這裏的情況，妳們比我更清楚。這麽多年了，延安為什麽還這樣落後？延安老百姓的生活，為什麽還這樣苦？我們每個人都得問問自己．．．，」



　　自大躍進以來，彭德懷跑到壹處就要說壹番。在壹個軍區，他說：「煉鋼得不償失。用那麽多的人，花那麽多的錢，賬不算是不行的。」到第四軍醫大學檢查工作，壹聽校方請他參觀該校的煉鋼爐，他扭頭就走。對於「全民辦鋼鐵」、「全民辦交通」、「全民辦．．．．」的口號，他明確表示不贊成：「只有壹個全民，哪能辦這麽多？」對於「全民皆兵」，毛澤東說要給民兵發槍彈，他發牢騷說：「毛主席根本不計算需要多少槍，多少子彈，要多少錢？」



　　到了壹九五九年壹月，大躍進的惡果已經顯露出來。北京作為首都，市場供應本來比別處要好，可是弄得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分配到壹兩白菜，彭德懷說話就更多了。他在北京軍區的黨代表大會上公開斥責大煉鋼鐵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他在後勤部的會議上談到人民公社時說：「徐水人民公社說好，吹得不得了，好多人都去看。我就沒去看。」壹月三十日，解放軍後勤學院舉行畢業典禮，他又去講話：「有些人的想法不對頭，想把好事壹年辦完．．．客觀上是反動的。」



　　那壹年四月，他訪問東歐幾個社會主義國家，還是不停地說話。五月壹日，他在柏林中國大使館對中國留學生說：「去年大躍進，有些浮誇，影響了黨在人民中的威信。」過了三天，在德累斯登又對留學生說：「妳們不要把國內大躍進想得那麽好，刮了壹陣共產風．．．市場供應緊張，連火柴肥皂都買不到．．．所以在國外不要吹。」



　　六月出訪歸來，他又在中南海說情況很嚴重（因為河南、甘肅等地已餓死了人）。



　　由此可知，彭德懷在赴廬山開會之前已經有抨擊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的打算了。會後他被批判、鬥爭，寫的交待中也承認事先有此打算：「我的信．．．出國前後，有了東西，胸有成竹，寫就容易了。到廬山來寫的。」（註１１：以上均見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壹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刊印的《彭德懷反革命罪行匯編》。）



　　六月底，在赴會途中的北京到漢口的火車上，彭德懷見到鐵路邊中州古道上走著三五成群的農民，全都是衣衫襤褸、骨瘦如柴的逃荒者。火車開進河南省會鄭州車站時，他更見到成千上萬的農民擠在廣場上，或伸手乞討，或餓得奄奄壹息。大約就在這時，彭元帥下定了在會上為人民說話的決心。



　　對局勢不滿的高級幹部很多，譬如政治局候補委員、主管全國工業、交通的副總理薄壹波在四月份召集各省主管工業的省委書記開會，在會上抨擊大躍進是「虛假的」，是「寅吃卯糧」，甚至「寅吃辰糧」。他又說：「（壹九五八年）工業增長百分之六十六，同幾千萬人上山對農業所造成的損失相比，究竟是得多還是失多？」（註１２：文革期間清華大學井崗山兵團刊印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薄壹波》大字報選第二輯。）貌似發問，其實結論不言自明。



　　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基地遼寧省的省委書記黃火青在跟著毛澤東為「冒進」叫好，積極地幹了壹年後，腦子似乎也靜下來，在六月間的省委常委會上發牢騷道：「大躍進，大緊張．．．．是要鋼鐵還是要人民？是壹千噸鋼鐵重要，還是幾億人民的生活重要？」（註１３：壹九六七年三月五日中共遼寧省委機關革命造反派聯絡總部印發的聲討黃火青的材料。）



　　除了這些高級領導人不同程度地流露了不滿情緒外，曾經在大躍進中熱血沸騰過壹陣的中、低級幹部也紛紛醒悟。「對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提出懷疑。有的省黨校舉行大討論會，絕大部份同誌對『三面紅旗』持否定態度。」（註１４：《黨史研究》壹九八四年第三期。）



福建省委宣傳部長盧超曾這樣說：「公社化後，整個農村和社會情況，比蕭洛霍夫在《被開墾的處女地》（壹部描寫蘇聯三十年代農村合作化過程的小說——作者註）中所描寫的情形更壞。」「農民的不滿，已達到頂點。」「假如牛會說話，牛也要告狀。」



　　在這種情形下召開的廬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於發起公社化運動和大躍進的毛澤東顯然是壹個嚴峻的時刻。七月二日會議壹開始，也就采取了守勢。他壹方面要求大家承認「成績偉大」，壹方面又坦白承認「問題不少」。當然，他也有為自己開脫的邏輯：「有人說：妳大躍進，為什麽糧食緊張？為什麽買不到頭發卡子？．．．說不清就硬著頭皮頂著，去幹。明年東西多了，就說清楚了。」可見他也明白自己八個月前曾為糧食吃不完、需尋找出路而發的議論已成了笑柄，只得將寶押在時間上面，希望明年糧食壹多，地球又可以翻轉過來。至於明年無數農民默默餓死這壹慘劇，則是他在廬山時萬萬料想不到的。為安撫黨內持不同意見的同誌，他特地將壹直受他壓制的、對經濟問題相對較為內行的陳雲表揚了壹番：「過去陳雲同誌說，要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有同誌不贊成。現在看來，陳雲同誌的意見是對的。」



　　對於「成績偉大」壹詞，與會的中共高級幹部不敢公開否定，而對於劉少奇「成績講夠，缺點也講透」的說法，他們則只對後半句感興趣。由於劉本人在七月四日的小組會上說：「說老實話的人，去年不好混．．．．壹九五八年最大的成績是得到教訓，全黨全民得到深刻教訓」，等於說成績是零。與會者除了上海市委第壹書記柯慶施等少數人外，對「成績」毫無興趣，按李銳的回憶，「大家對缺點．．．津津樂道，泄氣思想和潑冷水現象還是嚴重存在的。工（業）交（通）系統埋怨情緒最大。」



　　不過，按李銳的說法，廬山會議「是所謂『神仙會』，原來只準備開十幾天，產生壹個會議的《紀要》就結束的。」，並無重大議題，因此埋怨歸埋怨，不滿歸不滿，氣氛壹點也不緊張。毛澤東認為壹九五八年的偏差已在上半年的會議中解決了，這次會議只是交流情況，統壹壹下思想，順便休息壹陣，然後下山去繼續大躍進。他相信黨中央會跟著他的指揮棒轉，在他劃定的圈子裏做總結，所以這次請人上山多半有點避暑消夏的意思。李銳說：「開始確有點像『神仙會』的味道：白天開會遊山，晚上散步跳舞」，總之聞不到火藥味。不愛玩的老同誌如董必武、林伯渠等，吟詩填詞，愛大自然的天不亮就上含鄱嶺看鄱陽湖日出。主管國家經濟計劃的副總理李富春、公安部長羅瑞卿、四川和上海的第壹書記李井泉、柯慶施甚至有興致打麻將，壹打就打到深夜。毛的興致也不壞，在早已調來廬山待命的國家遊泳隊十幾名健將的圍護下，下了廬山水電站的水庫遊泳。他興沖沖地對運動員們說：「我來表演壹個新名堂給妳們看看」。他真的表演起來：躺在水面上，「這叫困覺」；右腳擱在左腿上，「這叫坐凳子」；踩水，說是「立正」．．．他悠然自得地銜著壹枝香煙，躺在水面上吞雲吐霧，真有點神仙的味道。



　　然而，毛的設想太簡單了壹點，壹窩蜂搞起來的人民公社、全民煉鋼，產生了那麽嚴重的惡果，無論如何是需耍深刻反省的。在會前的幾個月間，中共對躍進作過局部糾偏，這是事實。譬如壹九五九年鋼的生產指標，「最初定的是三千萬噸，後來是兩千萬噸、壹千八百萬噸，再後來又不得不降到壹千六百五十萬噸」。（註１５：張聞天《廬山發言》。）五月間陳雲提議改為壹千三百萬噸，中央六月十三日的會議接受了這壹意見。（註１６：《黨史研究》壹九八三年第五期第三十壹頁。）



　　從三千萬到壹千三百萬，計劃指標是降下來了，但對於搞「大躍進」的辦法，如全民煉鋼、幾千萬人上山等等，並未否定，而且宣布壹九五九年還要繼續大躍進，這樣黨內的不同意見在會上發生沖突便很難避免了。



　　周小舟憑持做過毛澤東的秘書，平素又深得毛的信任，會前毛由河北至河南、湖北、湖南壹路視察下來，對湖南的工作頗為滿意，毛剛寫的《到韶山》、《登廬山》兩首詩也送給他，徵求修改意見，（其中《登廬山》的末句本為「人民公社萬萬年」，周認為不佳，毛接受意見而改為「桃花源裏可耕田？」）因此他比別人更敢說話。他在會上發言說：「大煉鋼鐵，全民上陣，土高爐、小高爐，煉出來壹大堆廢物，勞民傷財啊！」他又說「壹千零七十萬噸（鋼）不如八百萬噸」，等於直接批評了毛澤東，因為五八年將鋼產計劃由八百萬噸增至壹千零七十萬噸正是毛的主意，而將全國搞得天翻地覆的「全民煉鋼」，正是從「壹○七○」這四個字引發出來的。



　　彭德懷從七月三日到十日每天都在小組會上發言，對「吃飯不要錢」、「全民辦鋼鐵」、「砸鍋」辦食堂等陸續加以抨擊，對毛澤東本人也有所批評，譬如「毛主席家鄉的那個公社，去年搞的增產數，實際沒有那麽多．．．主席也去過這個社。我曾問主席，妳了解怎麽樣？他說沒談過這件事，我看他是談過的。何必隱瞞呢？」這無疑是非議毛的品質，認為毛在撒謊。更為尖銳的是，他不指名地批評了毛的左傾：「我們黨總是左的難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壹來，壓倒壹切，許多人不敢講話。」



　　可能是由於直覺，也可能是他想起了毛在去年成都會議上說的「沒有個人崇拜怎麽行？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註１７：《中共黨史研究》壹九八八年第五期第四十壹頁。）他真截了當地說：「『浮誇風』、『小高爐』等等，都不過是表面現象，缺乏民主、個人崇拜才是這壹切弊病的根源。」（註１８：馬駱等著《國防部長浮沈記》第四十壹頁。）



　　如此直言批評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會議上還是頭壹遭。彭說話時甚至有人怕惹禍上身，佯裝上廁所，悄悄地離開了會場。



　　眼看會議要失控，毛澤東於七月十日作了個「要黨內團結，首先要把問題搞清楚，要思想統壹」的講話。壹方面，他進壹步退讓，對人民公社的性質作了重大退卻，不再將公社說成是共產社會的雛型，卻說「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基本上還是高級合作社，就沒有問題了。問題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另壹方面，他又要求大家同意總路線「根本不會錯」，成績是九個指頭，缺點只是壹個指頭，「總的來說，不能說得不償失。」



　　既要穩住陣腳，又要平息同僚的不滿，毛只得文迥飾非，說「取得經驗總是要付學費的。全國大煉鋼鐵，賠了二十多億，全黨全民學了煉鋼鐵，算是付了學費。」



　　這個結論顯然不能服眾。全民煉鋼壹舉，「僅財政撥款的小鋼鐵（企業的）虧損就達壹百壹十億元，六千萬農民上山找礦的勞動，群眾『捐獻』的鐵器中所包貪的價值還不包含在內。」（註１９：《寧波師範學院學報》壹九八六年第壹期。）後來，副總理萬裏於壹九八六年七月三十壹日說：「『大躍進』決策的失誤造成數以千億計的重大損失。這還只是物質財富方面計算出來的損失．．．」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長八六年二月在壹篇文章中說：「據有關部門統計，『大躍進』給國家經濟上造成的損失近三千億元。」（註２０：河北石家莊市《共產黨員》壹九八六年第二期。）



　　壹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在兩年之中蒙受如此巨大的損失，毛竟打算用「付學費」搪塞過去。要是就這樣讓胡喬木、周小舟、田家英、李銳等寫個「會議紀要」以結束會議，眾心自然難平。尤其是彭德懷，他骨鯁在喉，該同毛澤東談的還沒好好談呢。



　　壹九五八年年底，彭壹回到湖南湘潭縣的故鄉，就被公社敬老院的老人拉走了。老人們掀開食堂的大鍋蓋讓彭看：壹鍋青菜，菜裏夾著幾粒米星星，老人吃的就是這些。



　　「彭總啊，共產黨說辦公共食堂，吃飯包起來，我們就把什麽都拿出來了。現在，搞成這個樣子，毛主席知道嗎？」



　　「老彭，明年怎麽過呀？」



　　「老彭，毛主席知道嗎？」



　　老人們急促地催彭回答，他終於開口道：「我要給毛主席報告的。」



　　也許最刺痛彭元帥的心的是這樣壹件事：在他老家烏石村的壹棵大樹底下，壹位老人要給他下跪，請他「上天言好事」，彭當即哭了，熱淚滾滾地說：「妳是我的父老，日子過得這麽糟，該我給妳下跪！」



　　他答應了老鄉要向毛主席報告，那就壹定要報告的。可是他苦於找不到壹個適當的方式。他告訴周小舟，他想找毛談談，可又怕談不好。周的觀點與彭大致相同。壹九五八年底彭視察湘南時，周曾陪了他三天，兩人壹起看到為搞「居民點」將村莊拆遷壹空的情形，看到過上千人擠在壹塊二十畝的田裏深翻土地的場景，聽過縣委書記匯報糧食的困難情況，看法比較壹致。因此，周見彭拿不定



主意是否要同毛正式談壹次，便慫恿道：「我們同主席談話很隨便呀。」周把七月十壹日夜與毛談話的情況告訴了彭，並建議彭將自己的幾次發言整理成文。受此彭勵，彭於七月十三日熬夜寫了壹封長信，第二天清晨由參謀送到了毛澤東那裏，結果惹起了影響歷史的壹場軒然大波。



　　盡管壹個躍進幾乎搞得幾億農民家家乾凈、徒具四壁，彭德懷的勇氣比明代帶著棺材當面罵嘉靖皇帝「嘉靖者家家皆凈也」的海瑞還是差得很遠。他那封信寫得委婉、含蓄，十分客氣，刻意迎合毛澤東的地方便有好幾處，譬如「農村公社化，是具有極其偉大意義的」，「壹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總路線是正確的」等等。很可能這些話是秘書王承光加進去的，因為這比彭在三月底於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說法後退了壹大步。那次會上他說：「『大躍進』的政策從根本上來講是不是錯了呢？我看是錯了．．．如不采取措施改正過來．．．恐怕人民就不會相信妳共產主義了！」（註２１：馬輅等著《國防部長浮沈記》第十九至二十頁。）由於秘書刪改了「帶刺激性的詞語」，使他在這封信中刺激毛的神經的地方只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這句話。彭在七月六日的小組發言中曾說：「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壹份，包括毛澤東同誌在內。」所以，上述的「我們」當然也就包括毛。信中又說「我和其他不少同誌壹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壹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壹步跨進共產主義」，這「不少同誌」自然也有毛的壹份。這是壹生致力反右派、反右傾，最忌別人說他「左」的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不過，在反擊之前，毛又忍了十天。



　　這是毛澤東的過人之處，他其實並不是忍，而是靜觀風向。他需要知道有多少人同彭德懷站在壹條戰壕裏。如果多數政治局委員旗幟鮮明地支持彭的意見，他就得權衡打擊彭的後果。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表決機器並未被他操縱，他不能不謹慎行事。



　　毛將彭的信冠以「意見書」印發，與會者便明白了局勢的嚴重。凡言猶未盡的都龜縮了，他們采取了觀望的態度，不再說實話。



　　只有電力部副部長李銳大膽響應，說：「彭總膽大，敢把問題尖銳提出，打破壓力局面。」但他和同樣支持彭的觀點的周小舟卻因而感受到巨大的壓力。因此當中央書記處書記、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七月十七日抵達廬山時，兩人便去看黃，告知會議情形。建國初，黃是湖南省委第壹書記，周、李當時也在湖南，都是黃的老部下，此時彼此觀點也相近。



　　當晚，黃在彭的住處看了彭致毛的信。十八日壹早，周、李又去看黃，「快到開會時間，彭德懷夾了本子過來了。黃對彭說：『妳的信有問題，不能這樣，漏洞很多。』」（註２２：以上均見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壹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刊印的《彭德懷反革命罪行匯編》。）但黃克誠仍然勇敢地在十九日的會上說出了自己的觀點。他沒有表明贊成彭的信，但說：「公社當年搞好還是不搞好的問題，回答是不搞更主動些。」



　　周小舟也在當天發言，明白說：「彭總給主席的信，我認為總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他又以壹九五八年湖南搞的土高爐為例說：「我看就只有失，無所得。」



　　黃、周二人都是即席發言，並未認真論戰，唯壹在對彭的非難逐步升級的火藥味中正式出擊的只有壹個人，即壹九三五年後做過中共總書記的張聞天。張是個留美也留過俄的知識份子，壹向沒個人野心。在革命戰爭、抗日戰爭期間，張幾乎是放手讓毛逐步由軍而黨控制全局，自己則步步讓權。由於他總是贊同毛的意見，時時緊跟毛，為此曾受過黨內同事的譏諷，他卻回答道：「真理在誰手裏，就跟誰走。」那時，毛對於這麽壹個名義上主持黨務、實際卻聽他指揮的角色十分滿意，曾稱許他說：「妳是壹個開明之君。」（註２３：見《回憶張聞天》壹書中李銳的文章。）壹九四二年中共在延安整風，毛上臺前作過領導人的個個要檢查，張聞天主動將權交給毛，自己下鄉作了壹年多的農村調查，從此脫離了中共的決策圈。



　　張聞天與其他中共高層人物壹樣，壹貫服膺毛澤東。但是毛在壹九五八年的行為使他改變了看法。在廬山會議進行初期，他對秘書不點名地批評過毛澤東：「現在就是驕傲了，這幾年搞得不錯，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力量了。就像當年斯大林所說，勝利沖昏了頭腦。」七月十九日，他決心介入論戰，支持彭德懷，並自己動手寫提綱，準備在會上發言。正當他寫作時，毛的秘書田家英打電話給他，說毛剛說過不能取消供給制和公共食堂，因此建議他回避供給制、食堂問題，不要談。張卻決定不管毛的看法如何，也要闡述自己的觀點，不惜與毛正面沖突。二十壹日，他在柯慶施主持的小組會上講了三個小時。其間以柯為首的毛的支持者不時打斷他，反駁他，而同情他的卻無壹人敢吱聲，連黃克誠也沒敢挺身而出。黃事後回憶道：「我第壹次見到這種場面，不覺為聞天同誌捏了壹把汗。」



　　盡管是參與辯論，張聞天的發言中仍然有不少恭維毛的話：「中央、毛主席的領導很堅強」，「主席經常講要實事求是」，「主席說，經濟工作要越做越細」，「主席要我們學政治經濟學，據我的體會．．．．」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也說總路線是正確的，而且支持毛的說法，說「缺點和成績的關系」，「是壹比九的關系」。他這樣說，必定不是心中實話，只是為使毛聽得順耳。其實他這樣做無濟於事，因為他的發言記錄稿中光「損失」和「很大損失」就有壹百零八個，毛澤東無論如何不能接受。他又說「有的人公然違反客額經濟規律」，「有些人把供給制、公共食堂等同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自然觸痛了毛的神經。此外，他說「毛主席關於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的講話，我認為是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等於是批評毛言行不壹；「主席常說，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舍得壹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人總是怕殺頭的．．．．」等於批評毛壓制民主，使黨內同誌不敢說話。這種批評雖然措詞不很激烈，卻也是毛執政十年來從未聽過、也不想聽到的



　　當天會後，張散步到彭處（兩人住處有條只是幾十米的小徑），對彭說：「今天我講了三個鐘頭，我支持了妳壹下。」彭看了張的發言提綱後說：「妳講的還很全面。」此時，兩人都未意識到毛澤東要拿他們開刀了。



　　壹九五九年夏天，國家經濟情況已很惡劣，這正是與會者嚴重存在泄氣思想、埋怨情緒的原因。據糧食部部長陳國棟回憶：「壹九五九年七、八月間，我在參加廬山會議時，就已經坐不住了，白天黑夜都有人打電話來催要糧食。很多城市，如瀋陽、大連等都只有幾天的庫存了，有些地區農民也缺糧，要靠國家供應。」（註２４：見《懷念周恩來》中陳國棟的文章。）在這種危急關頭，要是毛澤東面對大躍進造成的爛攤子引咎自責，改弦更張，或放權讓同僚們去處理大躍進的後遺癥，首先根據各地餓死人的警報全力解決糧食問題，那麽事情還有救，至少不會弄得半年後全國餓殍遍地。然而，好像禍國殃民還嫌禍得不夠似的，他將中國拖入了又壹場災難之中。



　　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自稱「頂了二十三天」之後，召集全體會議，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對彭、張等人發動了突然襲擊。他並沒有點名，可是「右派邊緣」，「資產階級動搖性」，「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就是不堅定．．．．站不穩、扭秧歌」，誰聽了都明白他攻擊的是誰。他極端情緒化地壹個人罵了半天，也不問其他幾位黨的副主席有沒有話要說，就宣布散會。以往中共中央的高層人物長期將這位主席像神似地供奉著，如今在他面前壹個個全成了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侍從。



　　毛澤東主要的左右手劉少奇、周恩來明知其政治局的同事無端被誣，可是兩人都不動聲色，十分鎮靜，不像別的與會者多少有點震驚。因為兩人事先已受到毛的關照，在入場之前就已經知道會發生什麽了。七月十六日毛把劉、周和朱德三位副主席請到他住處，告知已將彭德懷的信冠以「意見書」下發，並要他們「評論這封信的性質」。這時周恩來並沒料到毛已動了殺機。在二十日左右的壹個舞會上，水電部副部長李銳問他對彭的信有什麽看法時，他隨便答道：「那沒有什麽吧。」可是二十二日半夜，毛將他和劉少奇召去，告訴他們要拿彭開刀。其時劉剛服過安眼藥，在睡夢中被召後硬撐起床，讓人架著去毛住處。大約頭腦尚未清醒，也可能從來就不敢頂撞毛，他當即表示支持，似乎完全忘了會議開始時他說的「深刻教訓」。周恩來壹定對毛去年的訓斥記憶猶新，自然不敢表示異議了。



　　這個結果是毛預先料到的。三個多月前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八屆七中全會上，他就說過，「少奇等是在我身邊多年的戰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講話」。（註２５：見《我眼中的毛澤東》壹書第壹三二頁。）所以，他比劉、周高明，在於他知道他們不會違抗他，而他們卻永遠無法事先猜透毛下壹步要怎麽走，是要糾左還是批右。他們總是跌撞撞地跟著他走，跟不上就檢討。毛看準了風向，知道自己在政治局內不會淪為少數，至少在表決時多數人不敢投他的反對票，盡管他們的觀點同彭德懷、張聞天差不多。他將彭的信印發已整整壹周，整個政治局中除了候補委員張聞天表示支持彭以外，所有成員都沒有明白表明贊同，而張本來就是壹名「下臺幹部」，是黨的權力核心之外的人物。所以，盡管二十二日夜裏毛睡不著覺，獨坐自坐在屋後竹林裏抽了半天煙，留下壹大堆煙頭，他還是深信可以穩操勝算，於是天壹亮就發起了進攻。



　　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要是政治局成員在這壹周中陸續表明自己的真實觀點，會議有怎樣的結局？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薄壹波為例。他主管工業，對大躍進造成的危害有直接的感受。會前，他讓經濟專家薛暮橋收集、整理了壹份材料，準備在會上拿出來。可是會議初期他沒參加，聽到要批判右傾份子後，立即讓治金部和煤炭部組織了全國性的電話會議，在會上講了壹番鼓幹勁、要超額完成任務的大話後才上廬山。文化革命中他被打倒、鬥爭之後，造反派的報紙這樣揭發道：「薄壹波在會上見形勢不妙，不敢拋出這些材料。薛暮橋卻在舊中宣部的各省宣傳部長讀書會上，在中央直屬機關的幹部會上，在《中國青年》雜誌的記者面前，拋出了這些材料。」（註２６：《進軍報》壹九六七年八月十壹日。）



　　我們無從得到這份材料的原文，但是根據造反派的揭發，我們可以知道這份材料對人民公社、大躍進的否定，遠遠超過了彭德懷的意見書和張聞天的綱領性的發言：「他攻擊我們的大躍進是『得不償失』，，，，造成『混亂局面』、『通貨膨脹』，『潛伏著巨大危機』。他攻擊人民公社辦早了，說『生產關系前進過多』，『破壞了生產力』．．．．」，由此可以肯定，如果主管工業的薄壹波有彭德懷或張聞天的勇氣，把材料端出來，對彭將是壹個極有力的支持。可惜他當時違心地參加了批彭的大合唱。二十多年後，他著文自責：「這是不能自我原諒的，至今仍負疚在心。」



　　另壹位政治局委員、掌管財政的副總理李先念，在四月間舉行的上海會議結束後與張聞天同車返京途中曾對張表示：「對人民公社是不滿意的」，「躍進速度太快了」，「大煉鋼鐵不合算」，「搞得左過份了」。按說他在廬山也應當站出來說話，然而他沒有。文化革命中紅衛兵質問他在廬山會議上站在哪壹邊時，按紅衛兵的說法，李先念說：「頭壹天我是同意彭德懷觀點的，第二天我就反對了。」



　　如果他自始至終支持彭德懷，事情會怎麽樣呢？毛澤東也會宣布他是「反黨份子」嗎？歷史當然不能重復，但是可以設想的是，要是薄壹波將薛暮橋為他準備的工業方面的材料端出來，以事實論證大躍進之危害，李先念堅定站在彭德懷壹邊，而陸定壹也將受周恩來的委托調查大煉鋼鐵所得的材料拿出來為張聞天的發言作佐證，周恩來不怕再壹次被毛罵作「促退派」，劉少奇不順著毛幫腔，大家都將自己的真實觀點攤開，毛可能說沒有膽量拿彭德懷、張聞天二人開刀了。可惜的是，他們都沒有那樣做。



　　毛二十三日發動襲擊的當晚，三個血氣方剛的年輕幹部周小舟、李銳、周惠很不服氣，三人聚在壹起將毛攻擊了壹番。周小舟懷疑毛的講話未經政治局常委討論，只是他壹個人的意見，「按照講話精神發展下去，很像斯大林後期，沒有集體領導，只是個人決定，這樣將導致黨的分裂．．．」周惠是湖南省委書記處的壹名書記，本無參加會議的資格，毛視察湖南後認為他幹得不錯，特地指定他上山開會的。幾天前毛找人去聊天，在場的除秘書田家英和周小舟、李銳之外，還有周惠。周不是個得了寵便溜須拍馬的人。他說：「主席年紀老了，有些問題的決定是否變得很快？」他又說當美國女作家斯特朗與毛談話時稱贊毛超過了馬、恩、列、斯，毛未作答，不置可否。他覺得毛正走向驕傲。李銳則說毛就是喜歡高指標．．．．三人談得十分激動，周小舟甚至提議三人壹起到毛的住處去與毛「辯論壹頓，爭吵壹頓也可以」。他們所以如此大膽，是因為就在幾天之前毛曾與他們三人夜談過幾次，似乎還談得不錯。不過，在行動之前周打了個電話給老上級黃克誠，於是三人又到黃處商談。據李銳後來寫的交待說，三人將「上面的壹些主要攻擊主席的觀點都給黃談了，並談到去找主席爭論事。黃說這是談不得的。他說彭信起了壞作用，主席的講話是有原因的，也不要緊張，錯了就作檢查，才使我們比較鎮靜下來」。註（２７：引自前述高等軍事學院的材料。蘇曉康《烏托邦祭》關於此事的記述差異較大，但他對李銳等人的采訪發生在事件二十多年後，而高等軍事學院收集的是李銳廬山會議後寫的交待，應當更為可靠。）



　　三個年輕人差壹點就要去大鬧天宮，被老成持重的黃克誠制止了。盡管這只是未成為事實的壹個打算、企圖，但還是應當記錄在此。因為這是中共黨史中絕無僅有的壹次。即使在文革中，毛澤東夥同林彪作了那麽多惡，人們至今津津樂道的幾位元帥「大鬧懷仁堂」的事件，也不過是沖著陳伯達等人爭吵而已，他們壹見到毛，聲音就沒有了，更沒有想過要到毛的住處去辯論、爭吵。「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確如此。只因黃克誠過於世故，使這樣壹件事情沒有發生。當時黃對毛仍抱有幻想，以為作個檢查就會讓他們過關。他不明白毛「要麽不得罪人，壹得罪就得罪到底」的作風。從這點來說，黃又過於天真了。



施辣手「諫臣」獲罪



　　毛澤東要成功打倒彭德懷、張聞天二人，必須消除政治局成員的反對。這壹點他的確做到了。



　　憑藉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支持，毛不必逐個拉攏、搞政治交易，他只用壹篇氣勢兇兇的講話就鎮住了出席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絕大多數。他的手法有二：壹是狡辯，二是威脅。



　　彭德懷批評他「小資產階級狂熱」。他將「人民群眾」擡出來反駁道：「壹億幾千萬人，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非常積極。他們願搞，妳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嗎？」



　　毛這麽說，貌似有理，其實則不值壹駁。辦公社，共農民的產，弄得農民只剩「壹碗壹筷、壹鋪壹蓋」他們豈會積極？朱德在七月六日中南地區的小組會上對此就發表過意見：「供給制是共產，農民就如此願意共產？」農民在跟著共產黨造反時是願意共產的，共地主、老財的產沒人反對。可是現在辦公社，共他們自己的產，誰也不願意。當然幾億人，也有願意的，譬如彭德懷家鄉的老人們。他們相信了共產黨的說法，把什麽都拿了出去。等到他們發現這種共產只能換取餓餓時，他們後悔了，可是他們回不了頭。這就是為什麽老人們要向彭下跪，為什麽要引到食堂，將鍋蓋揭了給他看的原因。



　　至於公共食堂，毛澤東說農民願搞，非常積極，更是胡說壹氣。就在他去廬山之前，他回了壹趟故鄉，在老家韶山沖的村子裏召開過老農、老黨員座談會。會上，他的老鄉們對吃食堂大家餓肚皮表示不滿。毛聽了雖然不高興，卻不能在鄉親面前打官腔，便說：「食堂不好可以散嘛。」毛前腳離開村子住廬山走，後頭食堂便散了夥。毛澤東這個老家，大躍進中沒有得到什麽第壹，解散食堂倒跑在了前頭。這自然是沾了毛的光。正因為毛明知農民不贊成辦食堂，這裏才說他是在胡說壹氣。



　　「非常積極」的人是有的，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公社幹部們。人民公社制度使那些幹部掌握了孔夫子以來任何壹位鄉官或地主所沒有的權力，他們當然歡迎。「鄉社合壹」或「政社合壹」，對那些公社書記們實在是太美妙了。兩千多年來沒有壹位地主或地方官有本事將壹區、壹鄉幾萬人的衣食住行全都控制得服服貼貼，而公社書記們卻輕而易舉地做到了。衣，布票由他們發，沒有布票妳壹寸布也買不到；食，公社食堂叫妳吃什麽妳就得吃什麽，反正妳家裏既無糧食，也無鍋竈；住，叫妳拆房妳就得拆，讓妳把窩蓋在哪裏妳就得蓋在哪裏；行，他們不給妳寫信蓋章，妳住不進任何旅店，甚至買不到車票、船票。而他們自己，正如毛澤東表弟的兒子賀鳳生所說，說假話做假事，做官受表揚，吃好的，喝好的，還可以威風凜凜地打人、捆人（按中共中央委員楊獻珍的說法，是「社長打隊長，隊長打群眾」）由於他們的權力比舊社會的鄉官和地主的集合還大，沒有人能限制他們濫權，因此其中以作惡為嗜好的便橫行鄉裏，成了地道的土皇帝。有的大隊黨支部書記把全村的婦女都當成妃嬪，有的帶女民工去修水利，將所有的女工都奸汙了壹遍。問題還在於這種惡霸在黨的幹部中占相當數量。如河南商城縣，即那個在壹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修水庫，壩崩庫□，淹死幾千民工的商城，十三個公社的武裝部部長，有十壹個打人罵人、奸淫婦女、橫行霸道。全縣四十壹個民兵團長，有三十個是這種惡霸。全縣二百二十四個民兵營長，這種被百姓罵成「瘋狗」、「土匪」的壞蛋占了壹百六十五個。（註１：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工作通訊》壹九六壹年第四期，動員部部長傅秋濤「關於河南民兵工作問題的檢討報告」。）這些人才是人民公社制度的熱心擁護者。毛澤東硬將他們同幾億農民、普通社員混為壹談，那只不過是狡辯罷了。



　　第二個手法是威脅。毛嚇唬其黨內同誌，若他們不聽他的，「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妳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口氣蠻橫，目中無國、無法亦無黨。



　　不幸，中共其他高級領導人雖然都有壹顆為國為民的心，但他們並未受過民主的教育和訓練。他們當年反對國民黨的不民主，但自己並不懂得什麽是民主。毛澤東對他們來說是個「領袖」和「帝皇」的混合體。他們在毛面前，理論上是個同誌，實則同臣子相去不遠。七月二十七日政治局討論對彭的處理，周思來提出彭是七分功、三分過，劉少奇、朱德亦表示贊成。毛澤東便威脅道：「看來我只好再上井崗山了。」周、劉壹看毛決意除掉彭，立即軟了骨頭，退縮轉向，同意毛的意見，將彭定成了「反黨份子」。



　　毛澤東壹個狡辯，壹個恫嚇，立時奏效，滿屋子職業革命家竟無壹人敢站起來抗爭。以後毛又將彭等罵成「忘八蛋」、「資產階級的豬狗們」，彭德懷們也就成了人人可打的落水狗。



　　人們為什麽不站在彭德懷壹邊？從以後兩三年各人的言行來看，除了柯慶施、陳伯達、康生等人，他們同彭德懷思想上大致相近，但卻幫助毛打倒了彭。原因何在？說他們缺乏道德勇氣，是全軀保妻子之臣，似不夠公允，但他們確實也怕當「反黨份子」。幾年前高崗、饒漱石壹死壹關的例子，對他們不可能沒有影響。



　　高崗原本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黨的首腦之壹，只是自認功勞僅次於毛澤東，對毛將劉少奇當作接班人提拔到第二號人物的位置不滿，欲拉攏幾位封強大員林彪、鄧小平等人聯合倒劉，取而代之。然而人緣不佳，遊說失敗，倒劉不成，反惹禍上身。劉少奇、周恩來聯手打了個勝仗。毛見高、饒淪為少數，便支持劉、周將他們弄成了「反黨集團」。高崗在獄中自殺，中央組織部部長饒漱石則押了二十年，最後也死在獄中。　　



高崗壹死，中共就塗改歷史。畫家董希文壹九五三年畫了壹幅大型油畫《開國大典》。畫中，毛在天安門城樓講話，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廂站著開國元勛們。董曾為此被請到中南海，受到毛澤東的當面誇獎。隨後此畫印了幾百萬張，進入千家萬戶。但五五年打倒高崗後，中共即強令畫家修改，抹去高崗，換上了壹盆花。（文革中劉少奇被整死後，又令畫家改畫，將劉少奇從畫面塗掉，將立在後排的董必武移來填空。這是後話。）



　　參加會議的黨內高層人物都是職業革命家，自然不是膽小鬼。但是，對於其殘酷性不亞於對敵鬥爭的黨內鬥爭，他們卻讓壹根無形的繩索綁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唯恐壹失足便永遠不得翻身。落得高、饒那樣的下場。所以壹見功勞大如彭德懷者、黨內地位曾經高如張聞天者，轉眼就成了落水狗，他們第壹件要務便是與彭、張劃清界線，免得自己也落水。他們全都急急忙忙地轉向，參加了批彭的大合唱。沒有壹個人作任何聲援彭、張的舉動，滿屋子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都變成了口是心非的墻頭草。　　



落井下石最甚的要數劉少奇。他堅定地支持毛澤東，使任何聲援彭的舉動都顯得黯無希望。劉在廬山會後九月間清算批判彭的軍委擴大會議上甚至這樣說：彭德懷「在政治局很不得誌的，有什麽話總是講不下去．．．．他很不高興政治局會議，因此就不願到會了，經常不來了。來了發言（別人）又不聽的。所以他就跟絕大多數的政治局委員不是壹道的，不是壹條心的。」他這麽說，完全是為了討好毛澤東，因為彭作為軍隊領袖，與其他九名元帥中的八個（除林彪）關系都很好，這八個元帥中有五位是政治局委員。



　　 自然，並非所有人都打了彭、張幾棍子。批判之初，毛澤東想將黃克誠拉過去，讓人找他，要他與彭劃清界線，反戈壹擊，但黃明白說：「落井下石也要有石頭呀，我沒有石頭。」毛將他和周小舟、李銳等召去談話時，他只是據理力辯。談到十二年前「保衛四平」戰役時，毛說「那是我決定的」，黃毫不客氣地答道：「妳決定的也是錯誤的。」（那次戰役以共軍犧牲八千多人而告失敗）結果黃克誠也被陪綁，成了「彭、黃、張、周（小舟）反黨集團」的第二號人物。



　　身兼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總參謀長黃克誠的入網頗出彭德懷的意料，因為彭在給毛寫信前曾對周小舟說，寫了信以後，他「可能被撤職，撤職後黃克誠可當國防部長」。不料毛不僅將黃壹並打倒，而且因為彭、黃是軍隊的實際主事者，又編造出壹個「軍事俱樂部」，誣稱他們搞地下活動，是陰謀家。這樣黃也就和彭壹樣，翻不了身了。



　　當年的軍隊總司令朱德雖不敢明目為彭辯護，卻也在旁不冷不熱地說了壹句：「大家都是在壹口鍋裏吃過飯的人嘛！」朱與彭這兩位為中共打天下的正副總司令，私交極好，兩人同住中南海，不是妳來就是我往，飯後必擺開象棋殺它壹陣。兩人深交至此，卻不能救援。他不敢說不該給彭戴右派帽子，便說「彭總在生活方面註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過他」。由於朱德在會上還有過「食堂全垮了也不見得就是壞事」，「吃飯不要錢那壹套，行不通嘛」壹類的發言，他也成了批判的靶子。毛澤東曾在自己的房間裏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張聞天、李銳是右派，朱德也是右派。（註２：彭程、王芳《廬山．壹九五九年》第壹四壹頁。）



　　多年後，徐向前元帥曾這樣回憶：「廬山會議期間，朱德同誌因實事求是地反映人民疾苦，對『大躍進』中的某些做法提出不同意見，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他受到何種「對待」，尚無從得知，僅知朱德「以大局為重，泰然處之，寧肯忍受委屈而決不怨天尤人」。（註３：見壹九八六年十壹月三十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徐向前所說的「大局」，指的是維護毛的權威，避免與毛對立，名義上是維護黨的團結，實則是認為黨內除了毛，誰也玩不轉。因此每當毛和某人對立時，他們都站在毛壹邊，不管誰是誰非。可以想見，如果朱德受到「不公正對待」時奮起反抗，必定無濟於事，因為整個黨的領導層人物都不敢、不願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作押去嘗試壹下，抵制蠻不講理的毛澤東。用陳雲的話說，是想保住自己的黨票。用流行於老幹部中間的話來說，是想「保持晚節」。他們覺得，為共產黨奮鬥了壹生，若最後被黨打倒，按敵人處置，便是沒有保持晚節，壹輩子白幹了。他們在同國民黨鬥的時候是不怕死的，因為他們堅信為革命獻身可以留芳百世，可是「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張聞天的廬山發言）。



　　有了這種思想，他們對毛壹味遷就、退讓，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也就再正常不過了。當年三位主要的工業部長段君毅、呂東、袁寶華在壹九八五年著文回憶政治局委員、副總理李富春時說：「富春同誌對壹些受到不公正批評的同誌：從不幸災樂禍，落井下石。壹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時，彭德懷同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有的同誌講了違心的話。富春同誌．．．．不為會上不正常的氣氛所動搖，他對彭總什麽批評的話也沒有講。（註４：壹九八五年六月二日《人民日報》。）



　　中央書記處書記王稼祥，是壹九三五年助毛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取得軍權的主要人物（會後他與毛澤東、周恩來共同主持軍務，直至長征結束）。此外，他又是「毛澤東思想」這個名詞的創造者。按說，王是助毛取得領導權的第壹功臣，也就最有資格勸阻毛的壹意孤行，最有責任制止毛將中國往災難的路上領。可惜的是，他從未那樣做。毛進城掌權之前豁達大度、謙虛從諫，但掌權後對於同誌，無論曾如何有功於他，壹旦觸犯了，立即翻臉，決不留情。王稼祥對此有所認識之後，便采取了緘默以自保的方針。壹九八五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回憶王稼祥的文章中說：「建國後，我們黨所犯的多次『左』的錯誤，特別是對人的錯誤處理，他都很不贊成，並且甘願冒當時壹些人對他的非議而不隨聲附合。．．．．他對毛澤東同誌晚年的壹些重大失誤，特別是長期重用某些壞人，很不以為然，可是他又感到無能為力而沒有進言。這可能是他壹生中最感痛苦的事。」（註５：壹九八五年壹月《新華文摘》。）　　



由此可知，王稼祥對於毛的批彭，也只是「不隨聲附合」而已，但這樣也已經得罪了毛。文革中，毛聽任康生等人批他、鬥他，送下去勞改，始終不聞不問，到他病得不行了，才批準他回京治療。直到被毛封為「接班人」的林彪於壹九七壹年死去，毛要收攬人心了，才說了王幾句好話，而王不久即「在極痛苦和極度矛盾中」（胡耀邦語）死去。



　　另壹位政治局委員、在黨內地位僅次於總書記的彭真，對毛澤東的大躍進是明白不滿的。他主持的中共北京市委在大躍進最熱鬧的五八年十壹月辦了個雜誌《前線》，創刊號的發刊詞長達兩千多字，根本不提人民公社，卻大講「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憑靈機壹動的『本能』辦事．．．．更不能像風箏、氫氣球壹樣，隨風飄蕩，即跟著空氣辦事。總之，不能違背客觀規律，任意亂幹」。可見他領導的北京市委那班人沒有跟著毛澤東發高燒。在廬山上他沒有對彭德懷井下石，卻也沒有起來主持正義。據文革造反派的揭發，彭真於會後不久的十月間對彭德懷說：「廬山會議對妳們的鬥爭是過火了壹些，我當時聽了也覺得不順耳，但未作聲。」



　　壹個「未作聲」，壹個「不隨聲附合」，壹個「什麽批評的話也沒有講」，從上述三位人物的態度，我們便可以想像彭、張二人在政治局中是如何孤立了。　



　　黨內幾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如林伯渠、董必武、謝覺哉等，本身並不熱心鼓吹大躍進，但他們在黨內鬥爭中最無原則，他們參加會議只是為了最後表決時跟著毛澤東舉手。除了舉手，他們還吟詩填詞，由於硬要同廬山的政治扯上關系，寫的東西也就只能是初中生水平，如「經過辯論求團結，領導英明正確聲」這種討好毛澤東的，或者「住行衣食無憂慮」這種為人民公社粉飾太平的文字。毛對這幾位老人始終很客氣，原因也在這裏。



　　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未上廬山（後來據文革中清華大學紅衛兵的文章說，當時鄧摔跤骨折，在療養），他對此事的態度不詳。



　　另壹位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陳毅元帥留守北京，也未上廬山。會後他私下對薄壹波表示不贊成批判彭德懷，而且彭回到北京後，他是第壹個去看望的，但他也只是說：「老兄想開些，大局為重吧！正好利用這段時間，讀幾年書。有話慢慢說吧！」



　　對中共領導人來說，是非雖不可不講，但為了「大局」卻似乎可以不要原則。毛澤東對彭發難的第二天，聶榮臻、葉劍英二位元帥曾壹同到彭的住處，同他談了兩個小時，勸他反省自己，「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局利益來檢討。」他們顯然認為彭的信不錯，但在黨內引發沖突便破壞了「全局利益」。維護毛的威信，團結在毛的周圍是他們的第壹原則。他們對彭說：「主席在時，妳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誰還管得住妳。」（註６：李銳《國防部長浮沈記》序。）由毛來管住大家，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他們從來就沒想過，要是毛下臺或者死去，中國人民是不是會生活得更好。這也就是為什麽他們二人壹直供奉毛，任憑毛在文革中咨意亂國亂黨，壹直鬧了十年都未實行兵諫的原因。他們明知毛在把中國往災難引，卻還是恭恭敬敬地應付他，直到他死了才將他的夫人、親信壹網打盡，原因就是他們的思想始終被那個「大局」、「全局利益」箍著，從未解放過。



　　壹般的中央委員在此事件中表現各異。例如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大將。對彭本有個人成見，而且壹貫在政治問題上無條件地支持毛澤東，因此「毫不遲疑地采取了壹邊倒的態度」（羅的女兒羅點點語）。相反地，山西省長，後來的山西省委第壹書記衛恒在山西接到廬山的電話，知道中央要「反右」，當即在電話中表示：「再不能反右了，開除黨籍也不能反右了。」然而，他也只是說說而已，並不敢抗上。對於中央委員們來說，黨籍是命根子，他們不願被開除，只得跟著毛反右。如原駐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權，壹九五八年因向中共中央報告說南斯拉夫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非中央所說的帝國主義的走狗，被召回國接受批判。此時為免再度栽倒而永不翻身，只得違心地跟著批彭。



　　周小舟本被毛視作親信，剛開會時還幫毛改過詩稿，但他在會議中公開表態，支持彭德懷的觀點。這無異於背叛，毛恨之入骨，宣布他是「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成員，與彭壹起打倒了。



　　李銳本來也深受毛信賴，是毛原來指定的「會議紀要」起草人之壹。他在會上的言論使他也成了「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從此「生活在歷史的漩渦中」，「被淹得半死不活」（李銳自述）。直到壹九七壹年林彪死去、毛澤東威望大跌，周恩來得以重建政府，指示將他從監獄釋放，他才重見天日。



　　年方三十七歲卻已給毛澤東做了十壹年秘書的田家英，與李銳是極好的朋友。他曾告訴李，毛缺乏經濟知識。因此在廬山會議初期，毛找田、李等人開小會交談時，二人曾向毛建議由陳雲重新主持財經工作。廬山會上，有壹位中央委員將田、李二人私下講的話在全體大會上「揭發」出來。下山回京後，田給李打的電話又被人竊聽。此後田雖仍繼續當毛的秘書，卻明顯受到了冷遇。文革初他被撤職，罪名中有壹項是「篡改毛主席著作」，事由是毛以批判吳晗的歷史劇《海瑞罷官》為起點發動文化革命，說過「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就是海瑞」。在整理毛的講話時，田不贊成將彭的名字寫進去。他被定為「壹貫右傾」，限期搬出中南海。他對妻子說：「真想不到兢兢業業十八年（指為毛做了十八年秘書——作者註），落得如此下場！」隨即自殺身死，結束了年輕的壹生。



　　張聞天在他那份發言中曾說到：「決不能因為人家講幾句不同意見，就給扣上種種帽子。是否提了意見，就壹定是『觀潮派』、『機會主義』、『右派』呢？這也不壹定。」這話說得雖好，卻說明他眼光並不敏銳。就在兩年前，五十幾萬人講了幾句不同意見，甚至壹句也沒講，都被扣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的帽子，勞改、坐牢，家破人亡。他那時不站出來主持正義，如今卻又幻想講了不同意見可以不戴帽子，實在是沒有看透毛的為人。按壹九五七年抓右派和五八年拔白旗的標準，張聞天那份發言足夠分成壹百份，每壹份都可以扣上壹頂右派帽子或插上壹面白旗，而他竟然對毛給他壹頂「反黨」、「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沒有思想準備。毛七月二十三日發動批判的第二天，他還在小組會上陳述己見：「我們要講缺點，妳們要講成績，這主要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其書卷氣使人直想起與狼辯論、細數狼不該吃他的理由的東郭先生。



　　壹搞成階級鬥爭，當然就沒有「溫良恭儉讓」了。各省長的警衛負責人被告知：彭德懷、張聞天等人不能擅自進入毛主席、劉主席的住地，他們的汽車不能下山，沒有毛、劉的批準，山下九江市的機場的飛機不能起飛，這幾個人不得相互接觸。



　　毛澤東當然也明白，哪怕把這幾個人全扣押起來，只要政治上沒把他們徹底搞臭，他們就可能東山再起。要是糾纏在大躍進、煉鋼、辦公社、吃食堂這些問題上，他是不能穩操勝券的。即使壹時贏得了足夠的贊成票將彭、張二人打倒，也難保眾人內心就服，難保日後不翻案。為此他千方百計將他們弄成「反黨集團」。會議集中批判他們，說他們的目標是逼毛檢討，進而推翻毛，並追究他們的「秘密反黨計劃」，把誰先發言、誰後發言都說成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此外，毛又找了幾件與廬山的議題不相幹的事情大加渲染，力圖將他們搞臭。



　　壹是抗日戰爭期間的「百團大戰」問題。



　　壹九四○年八月，彭德懷指揮調動壹百零三個團的兵力向華北日軍發動進攻。到十二月初為止，共斃傷日軍二萬人，偽軍五千人，而彭指揮的八路軍自己也傷亡了二萬二千。戰役進行期間的九月十八日延安幾乎傾城出動，召開了「紀念九壹八，慶祝八路軍百團大戰勝利大會」。起先，毛澤東是高興的，他於九月三十日給彭發去壹份電報，電文如下：「德懷同誌，百團大戰真叫人興奮，這樣的仗可否多搞壹兩次。澤東。」（註７：見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中國現代史》壹九八五年第九期。）



　　但這場戰役使侵華日軍「深刻反省」，不敢再對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掉以輕心。在這之前，日軍自華北抽調兩個師團投入華中戰場與國民黨軍隊作戰，而戰役結束後不久卻從華中抽了兩個師到華北來。隨後的兩年中，面對日軍反覆進行的殘酷的「掃蕩」，八路軍遇到了空前的困難，抗日根據地壹度縮小三分之壹，隊伍也減少了。這樣，毛覺得吃了大虧，別人也認為這是百團大戰招來的麻煩。壹九四五年中共開會總結華北抗戰，彭就成了眾矢之的。「會上發言的同誌幾乎壹致地認為，此次戰役的發動過早地暴露了我們的力量，是『戰略錯誤』和『路線性錯誤』。」（註８：《人民日報》壹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薄壹波的文章。）彭德懷只得檢討以自保。



　　現在廬山開會，毛要徹底將彭搞臭，這件事就又搬了出來。會上壹致批判彭，說「百團大戰是背著中央發動的」，「幫了蔣介石的忙」。總之，這成了彭又壹大罪狀。直到壹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組「提審」彭，由於彭不肯接受在百團大戰上對他的指控，橫遭壹頓毒打，當場被踢斷了肋骨。



　　毛最初並無先見之明，所以會有請彭「多搞壹兩次」這種戰役的念頭。等到日軍調集隊伍向八路軍控制的地區大舉反撲，他才後悔不叠。日軍的團剿和掃蕩，固然加重了華北人民的苦難，同時多少也減輕了南方諸省百姓遭受日軍蹂躪的程度。為友軍承受攻擊乃至真的幫忙，只要對抗日有益，如何算是罪過？只有著眼於保存實力以便日後向國民黨奪權的人，才會得出「幫了蔣介石的忙」的結論。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結束後的壹次談話中（八月十七日）提到抗日戰利後國共和談期間中共的口號「和平民主新階段」，他說：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壹點，再有壹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壹些」。如果日本晚壹年投降，國人自然要多受壹年苦難，但共產黨的實力的確可以增強不少，在與國民黨的鬥爭中處於更有利的地位。由此可知，毛澤東為什麽對招致日軍打擊、削弱八路軍實力的百團大戰那麽深惡痛絕了。



　　在百團大戰之前，中國人民抗日的第壹個勝利的戰役是消滅了幾千日本兵的山西平型關戰役，為了否定百團大戰，平型關指揮者之壹林彪特地出來自我否定了平型關戰役：「平型關吃了虧，是頭腦發熱，這是任弼時（任為中共元老，壹九五○年病故——作者註）作的決定。」並指著彭說：「妳那個百團大戰，是大戰觀念。」（註９：壹九五九年八月壹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意即指平型關和百團大戰壹樣，都屬同日軍正面交鋒的大戰，不論消滅了多少日軍，只要消耗了自己的實力，那就是對國民黨有利，不該打。



　　直到壹九八八年，官方的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為彭德懷辯誣的書裏也還是說：「百團大戰的勝利是無可置疑的。但客觀上減輕了日軍對國民黨軍隊的壓力，也是事實。」（註１０：彭程、王芳《廬山．壹九五九年》第壹五九頁。）這等於是說，共產黨的軍隊就應當躲在戰場之外養精蓄銳，以便日後向蔣介石開火，而不該與日軍打大仗，讓國民黨軍隊得利。中共攻擊國民黨對抗日期間的合作沒有誠意，這固然是事實，而共產黨本身也彼此彼此。彭德懷為了打擊日本鬼子而「幫了蔣介石的忙」，原因就是彭「不知其為暫時的朋友，不久以後的敵人」（註１１：毛澤東語，壹九五九年八月壹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合作抱有誠意。



　　屈服於毛的淫威，彭很快作了檢討：「壹九四○年的百團大戰．．．．在政治上也是錯誤的。過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軍隊主力從正面戰場吸引過來，有利於國民黨．．．．這很明顯是民族義憤模糊了階級立場。」



　　毛並不因彭肯認錯而高擡貴手放他過關。林彪後來說毛「要麽不得罪人，壹得罪就得罪到底」，此語不虛。為了釘死廬山壹案，杜絕彭日後翻案的可能，毛又將彭與高崗壹案聯在壹起。



　　毛在廬山搞的決議中如此宣稱：「現在已經查明，彭德懷和黃克誠早就同高崗形成了反黨聯盟．．．．張聞天也參加了高崗的宗派活動。」從高崗被捕到廬山開會，五年來都沒有查，怎麽「現在」壹下子就「查明」了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是「高崗集團的漏網殘餘」？（註１２：壹九五九年八月十日毛澤東寫的壹個批語。）這顯然是栽贓。但這壹招十分高明，因為劉少奇、周恩來是搞倒高崗的主要角色，將彭與高拴在壹起，本與彭觀點相近的劉、周便不會伸手助彭，毛也就勝券在握了。



　　由於彭德懷是黨內有名的生活儉樸、不圖享受的高級幹部，在生活細節上無可挑剔之處，毛便說他是個「偽君子」，以其儉樸為偽裝，掩飾其政治野心。這自然不能服眾，連毛的老朋友、前國民黨將領張治中也大不以為然地說：「怎能偽裝壹生呢？」



　　用「偽君子」是批不倒彭德懷的，為了使彭永無翻身之望，毛澤東又給他和張聞天安上了中國人最害怕的罪名：「裏通外國」。



　　此前不久，彭訪問過蘇聯，同「蘇聯老大哥」交道打得不錯。張聞天是毛指定的首任駐蘇大使，後來任外交部副部長，時常往頭號盟友蘇聯跑，說他「裏通外國」就更方便了。在這上面第壹個發難的可能是林彪。七月二十七日，奉毛指示剛趕到廬山的林彪提了壹個惡毒的問題：「彭德懷同誌前不久訪問了東歐各國。上山妳急於發難，是不是有背景？赫魯曉夫對妳評價那麽高，妳答應了他什麽？」



　　「通敵」的帽子扣不上，因為當時蘇共還是中共的「老大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頭」。但說彭「裏通外國」正是恰到好處，而彭事實上與赫曉夫的關系也不錯。壹九五五年五月三日,赫曾與他會談過壹次，「會見是秘密進行的。會見的，蘇方費德林擔任翻譯,我國防部翻譯被拒絕入場。密談三小時多，彭談話後，非常得意，向壹些同誌說，赫把（將）去南斯拉夫（訪問在）機場講話的稿子拿給他徵求意見，他建議赫『不要說鐵托是非馬列主義者．．．』赫欣然接受．．．」（註１３：見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壹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刊印的《彭德懷反革命罪行匯編》。）



　　彭不懂俄文，要說他與赫暗地有勾結，也僅此壹次會談而已，但因此斷然說他「裏通外國」，顯然是羅織入罪，存心栽誣。



　　類似的栽誣，歷史上早有先例，諳熟史書的毛澤東自然記著。壹四四九年，明朝軍隊在土木堡被蒙古大敗，英宗皇帝被俘，大臣於謙主持抗戰，整整八年，抗戰勝利，蒙古不得不釋放了英宗。英宗復辟後，竟誣於謙「迎立外藩」，沒有證據，單憑「意有之」便砍了他的頭。毛說彭、張「裏通外國」，壹樣沒有證據，也不需要證據，而且連「意有之」也不必說，就那麽定案了。



　　九月十壹日，毛在批鬥彭的軍委擴大會議上說「絕對不可以背著祖國，裏通外國」，好像此案證據確鑿，已不容置疑。張聞天挨完鬥，回到家中，對夫人訴苦：「講我別的什麽，那是觀點不同；說我裏通外國，真是冤枉！」說完對著老伴不停地淌眼淚。他不明白，毛的目的是要搞臭他們，為達此目的，毛是不講道理、不擇手段的。



　　如果說毛澤東在壹九五九年的所作所為同整整五百年前的明英宗有何不同的話，那或許可以說這壹次是舊日統治者的王氣、霸氣在中國步入現代社會之前的壹次回光返照。這並非是說死在紫禁城那個黃圈圈裏的幾十名昔日帝皇的亡靈附上了毛的身體，也不是說唯有毛的頭腦被封建毒素所汙染，因為其他中共領導人都不同程度地將毛視作或比作皇帝，他們的封建意識不壹定比毛澤東少。



　　壹九七壹年九月，曾被毛定為接班人的林彪不甘失寵，謀刺毛不成，事敗身死之後，朱德給林的評語是「犯上作亂」。這是個已沿用了兩千年的標準術語。他顯然把毛看成皇帝了。



　　壹九六二年，副總理李先念在商業部長姚依林（現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府副總理）向他轉達毛的指示時發過牢騷說過：「是啊，第壹代皇帝都是英明的，但也都是厲害的。」煤炭部部長張霖之也有類似的話：「歷史上的第壹任都很厲害，如秦始皇、毛主席等等。」



　　連彭德懷也這麽看。在廬山會議期間，他曾與張聞天交談，談到歷史人物，彭說：「中國皇帝壹般第壹朝是厲害，因為他不厲害就搞不起來。」



　　不僅這些中共的高級領導人將毛視作皇帝，毛本人也是這麽看的。張聞天當總書記時，毛說張是「開明之君」，並不完全是戲語。在他的思想深處，領袖與君主是劃等號的。壹九五九年四月，毛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中央八屆七中全會上號召大家學敢於罵皇帝的海瑞，實際也就將自己擺在嘉靖皇帝的地位上了。



　　壹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毛在湖北孝感召集有群眾代表參加的座談會。會間壹位年輕的婦女代表因頭天通宵挑燈鋤地傷了風，不小心將噴嚏打到了毛的臉上。毛倒十分和靄，對她說「不要緊」，又開玩笑地說：「對『皇帝』臉上打噴嚏，那還了得啊！我毛澤東是久經考驗的人嘛！」雖說是笑話，卻也可看出，「皇帝」這個詞在他腦子裏總是潛伏著的。（註１４：參加座談的梅白是這樣回憶的，見《春秋》壹九八八年第壹期。但是當時也在場的湖北省委第壹書記王任重說：「晏桃香沖著主席打噴嚏的事，根本沒有。」見《春秋》壹九八九年第壹期，存疑。）



　　壹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開會，上海市委第壹書記柯慶施在會上公然聲稱：「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註１５：《中共黨史研究》壹九八八年第五期第四十壹頁。）李銳將柯的講話告訴毛澤東，本以為毛會斥之為無稽，不料毛不以為然地說：「他們是有所指的。」意思是有人反對毛（當然指是反對冒進的周恩來等人），柯這樣說是為了對抗周，鞏固毛的權威，自然未嘗不可。



　　柯的馬屁拍得恰到好處，過了兩個月毛就將他提拔進了中央政治局。由此可知，中共以後將毛神化，將對毛的崇拜弄到「句句是真理」的程度，固然與林彪、柯慶施的吹捧有關，主要還是毛自己刻意造成的。他只是比較聰明，自己不開口罷了。



　　柯要中央委員們迷信、盲從毛，眾多中央委員無壹站出來予以斥責。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麽中共中央的大多數並不認為彭、張等人反黨，卻又在作決議時舉了手。由此我們更可以設想，如果發表上述言論的人有機會坐上中央主席的位置，盡管可能幹不出毛澤東那些荒唐事，沒有魄力搞反右、大躍進乃至文化大革命，但壹定會要求別人迷信、盲從自己，搞獨裁的。中共在這種人治理之下決不會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為了說明這壹點，我們需要再引述幾段劉少奇壹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在軍委大會議上的講話：



　　「所謂個人崇拜，在蘇共壹九五六年二十次代表大會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以後，那時候，在中國也有人要反對個人崇拜。．．．．中央內部的代表就是彭德懷同誌，也有其他的人。．．．．他在西樓政治局會議上兩次提出來反對唱『東方紅』這個歌，反對喊毛主席萬歲．．．．我們沒有理他，不管他那壹套。．．．．但是彭德懷同誌還是不死心哩．．．．」



　　「我這個人，歷來是積極地提倡『個人崇拜』的，也可以說『個人崇拜』這個名詞不大妥當。我是說要提高毛主席的領導威信。我在很長時間就搞這個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主席．．．．現在我還要搞，還要搞林彪同誌的、小平同誌的個人崇拜。妳們不贊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壹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這麽搞。．．．



　　「他（指彭德懷——作者註）自己極力搞他的個人崇拜，裝著很認真，在各方面極力表現自己，他有個人野心。但我看他這個人的政治水平是很低的，比在座各位同誌（指壹千多名與會的軍隊幹部——作者註）的政治水平都要低壹些．．．。



　　「藉著蘇聯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要在中國反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是完全錯誤的，是壹種破壞活動，是對無產階級事業的破壞活動．．．．。



　　「彭德懷同誌幾十年以來，背地裏，背著中央，背著主席鬼鬼祟祟地說了主席和許多中央同誌的壞話，陰謀搞他的個人崇拜．．．．」（註１６：引自作者保存的該講話全文。）



　　助毛打倒彭，再助毛搞臭彭，特別是在軍隊高幹中消除彭的影響，這也許是身為二號人物不得不做的事，但是劉的上述言論卻過於低劣。七年後，他恰恰就在這上面栽倒，再也沒有爬起來。美國作家艾德加．斯諾壹九七○年底訪問中國，會見毛之後寫的《漫長的革命》,有這麽壹段：「要看到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所起的主要作用，這是理解從壹九六六年到現在的各種事件的壹個關鍵。他本人也直率地承認這壹點。在某種意義上，整個鬥爭是爭奪崇拜的控制，是崇拜應由誰來利用和最重要的應該『為誰』而加以利用的問題。」文革中，毛利用業已如火如荼的對他的個人崇拜，煽動無知的青年「誓死保衛毛主席」，輕而易舉地將劉少奇打倒，這壹定是以搞個人崇拜為榮的劉少奇從未料到的。



　　其實，真正看透了毛的只有林彪壹人。他在壹九五八年出版的壹本辭典中「個人崇拜」條旁曾寫下批註，對毛有極為準確的評價：「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註１７：引自彭程、王芳《廬山．壹九五九年》第壹四四頁。）相比之下，劉少奇的言論就顯得太可笑了。



　　劉尚未來得及搞「林彪同誌」的個人崇拜，林自己就搞得有聲有色了。正是贏得了幾分崇拜的林彪協助毛整死了劉少奇，甚至比彭德懷還早死幾年。之後林自己又敗在毛手下，也死於非命，而且死在彭之前。這三位中共元老相繼死於毛毛，追溯淵源，正是因為劉少奇壹九五九年在廬山做了毛的打手。



　　公平地說，搞臭彭、張、不僅劉少奇等政治局委員有過，連彭、張本人也有壹份責任。如果他們能堅持自己的觀點，那麽即使「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張聞天語），也不失為始終如壹的君子，在歷史上據有壹席之地。然而，他們投降了，太輕易地否定了自己，將自己的意見書貶成了壹堆糞。



　　張聞天在八月十八日離開廬山之前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向毛表示：「衷心感謝妳，．．．．壹定要同昨天的那個反動的我，永遠決絕。」毛得此信，當即批示「以極大的熱情歡迎洛甫（即張聞天）這封信」，並下令印發給全體與會者。



　　到了九月九日，彭德懷也寫了壹封類似的信，表示「誠懇地感謝妳」，承認對自己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是極端嚴重的。」「我愧感交集，難以言狀，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也對不起妳。」毛接此信，同樣表示「熱烈地歡迎」。由於這封信可以又壹次證明自己的偉大、正確，毛指示將此信印發全國，從中央到各省、市、縣，乃至每壹個黨支部。



　　彭德懷這樣輕易投降似乎令人不解，但他的確又有自己獨特的邏輯。對於同誌們勸他「表現耐怨的精神」，「著重反省自己」，他到不贊成，他認為：「今天不是耐怨的問題，而是是非的問題。」「反右傾機會主義的結果，不會停止『左』傾，而會加深『左』傾的危險。」但另壹方面，他又努力說服自己承認那封信破壞了「大局」，「不僅事與願違，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這將是我的罪惡。」「我不能招架，更不能還手，招架和還手對黨對人民都不利。」於是決定「采取更大的忍耐」，對毛低頭認錯，希望「使他自己慢慢轉過來」。他對自己說：「這次我太急了。」（註１８：見彭德懷在廬山的筆記，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三十卷。）



　　至此，廬山上的這場鬥爭就變成了毫無意義的鬧劇。毛澤東固然在這劇中將他的專橫、狠毒暴露無遺；彭、張的作為也表明從根本上說來，他們害怕身敗名裂，更害怕被黨拋棄——這個黨在毛和他們對立時顯然已準備拋棄他們而跟著毛走。他們不懂得「舍身取義」之真諦，他們真的相信「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他們當了幾十年的職業革命家，竟沒有看透在廬山被共產黨殺頭同在南京被國民黨殺頭是壹樣彪炳千秋的壯舉。他們以為上帝只此壹家，別無分號；他們寧可違心地認罪，給自己潑糞，也不願成為無黨可歸的人。這正是他們的悲劇所在。



　　廬山會議的最後壹天，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處理決議付諸表決時，中共中央的委員們全都舉了手，無壹反對，無壹棄權，包括那些「反黨份子」們。



　　廬山鬧了壹個半月，以彭、張認罪為終，而輕率發動大躍進、禍國殃民的毛澤東非但不認錯，反倒更加氣粗起來，該糾正的、該反省的、該批判的，都成了偉大、正確的東西，統統原封不動地帶回了北京。



　　壹九八壹年，鄧小平接見意大利女記者法拉茜談到大躍進時說，「毛主席首先很快地發覺了這些錯誤，提出改正這些錯誤。」（註１９：《鄧小平文選》第三○五頁。）



　　這話不能成立，因為還在毛澤發高燒時，周恩來、陳雲等人就已經明白此運動之荒誕了。他們只是因為「反冒進」，被毛批判，在壹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會議上作過檢討，明知舉國胡鬧，卻被迫保持緘默罷了。至於「提議修改」五九年的計劃指標，那並不等於毛明白了錯誤。在五八年十壹月下旬的武昌會議上，毛的確冷靜了壹些，說：「我主張明年（鋼鐵產量）不翻兩番，只翻壹番。搞兩千兩百萬噸有無把握？」「似乎壹千八百萬噸是有把握的。」將翻兩番改為翻壹番，只是高燒由四十壹度退到四十度，人未清醒，遑論改錯。更重要的是,對於問題的發生，他非但不承認自己是始作俑者，反而倒打壹耙，說「過去大家反我的冒進，今天我在這裏不反人家的冒進。」（註２０：壹九五八年十壹月二十三日、武昌。）好像搞起大躍進，別人都燒昏了頭，世人皆醉唯他獨醒，壹堆堆爛屎都是別人拉的，他倒成了寬容大度的好人。就在這個會上，江蘇省委第壹書記江渭清檢討不該鼓吹「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造成糧食不足，毛卻不以為然：「我們幹社會主義還不能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嗎？」只是在江說明「放開肚皮吃飯，還要二十年，這個口號現在提早了」之後，毛才不吭聲。由此可見鄧小平所謂毛「首先」發覺錯誤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



　　到了壹九五九年二、三月間，毛雖然在鄭州會議上表示不能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批評了「拿共產主義的招牌，實際實行搶產」的做法，批評農村的「共產風」「是掠奪，是搶劫」，又承認「現在公社黨委、省委、縣委、地委包括中央，恐怕還急於進入共產主義」（註２１：壹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鄭州。）但他不引咎自責，反而將壹大幫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統統訓了壹通：「這是在座諸公政策錯誤的結果。」「我代表壹千萬隊長級幹部、五億農民說話，緊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妳們不來跟我貫徹，我壹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裏告狀。」（註２２：壹九五九年三月五日，鄭州。）他這麽說，純粹是豬八戒倒打壹耙。林彪說他「功為己過為人」，真是看透了他。



　　要是毛澤東真的明白了錯誤，決心改正，彭德懷和張聞天可能就不會在廬山放炮。他們壹個主持軍務，壹個忙於外交，本來連會議也不必壹定參加（中央讓他們自己決定上山與否）。他們之所以出頭發難，就是因為看到毛文過飾非，不想認真清理錯誤。毛澤東卻說，中央已糾正了錯誤，彭、張在廬山又提，是因為「他們感覺現在不提，再等幾個月後，形勢更好轉，時機過了，就更不好（提）了，故急於發動」。所以，如果說毛已明白錯誤並提議修正，那麽錯的倒真是彭德懷和張聞天了。鄧小平為了表明自己「堅持毛澤東思想」，給毛壹個「首先」發覺、改正錯誤的結論，在歷史上是站不住腳的。



　　毛根本沒有認錯。彭、張在廬山發表意見是必要而正確的。只可惜他們沒有得到政治局多數的支持，他們自己又壹戰而敗，未能堅持真理，反倒承認將自己打成「反黨份子」，「是黨的偉大勝利」。他們致毛澤東信中那些低聲下氣的用語，客觀上助長了毛在黨內專橫跋扈的作風。從此黨內只要出現岐見、不管誰是誰非，總是以「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告終，「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成了金科玉律。



　　不過文革浩劫還是七年以後的事，緊接著廬山會議的是大張旗鼓地在全國開展的「反右傾」、抓「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運動。這使本來尚有可能避免或減輕的大饑荒迅速來臨，鑄成了令幾億中國人至今難忘的災難。



反右傾饑饉蔓延



　　清除了彭德懷，毛澤東立即著手組織忠於自己的隊伍。林彪自壹九五○年毛提名他率兵赴朝鮮作戰時他稱病推辭之後，壹直處於「養病」狀態，九年中未做什麽工作。但是十個元帥中，林彪是唯壹與彭德懷無私交的（據彭壹九五○年至六七年的警衛秘書說，兩人從未有過私人之間的往來），所以毛認為他最可靠，提議由林彪接任國防部長。



　　壹九四六至壹九四九年的解放戰爭中，林彪任第四野戰軍司令時的政委羅榮桓元帥是政治局委員，但未出席廬山會議。當彭真打電話給羅，告以毛擬讓林出山的打算並徵求他的意見時，他立即直言表示林的身體不好，不宜擔任此壹職務，建議由賀龍元帥擔任國防部長。彭真向毛轉達此意見，未被采納。這樣林彪便當上了國防部長。



　　應該說，林彪的思想同毛澤東很不壹樣，林的思想按毛的標準判斷是十足右傾的。譬如，毛澤東主張實行供給制，認為獎金反會使人變懶。林彪則不同。他在古書中找到壹段近三千年前姜太公的話：「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降餌豐，大魚食之。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並在旁邊用筆批道：「如工資的原理」，「工資之強大作用」。可見他的思想並不脫離實際。毛澤東搞大躍進，他不敢公開唱反調，便在自己的筆記中斥之為「憑幻想胡來」。實際可以說，在眾多中共高層首腦中，林彪可算是頭腦相當清醒的壹個。



　　壹九五八年，張春橋為毛澤東的供給制吶喊的文章說紅軍「兩萬五千裏長征，有誰發過工資？」殊不知當年紅軍長征打頭陣的正是林彪的部隊。林彪在和平環境下知道工資有其「強大作用」，足見他與準備實行空想社會主義的毛澤東在思想上並不合拍。他後來的言論越來越左，那是為了向毛獻媚，投其所好而作的表演罷了。



　　就毛的立場而言，選擇林彪掌握軍隊這壹招是做對了。他與林彪互相利用，彼此施盡權術，在文革中達到巔峰。借助軍隊這尊神，毛成功地鎮住了劉少奇等人，並迅速將劉清洗、整死，從而實現了發動文革的主要目的。林彪則借了毛的庇護、縱容，成功地消滅了最有實力取自己而代之的賀龍。文化革命與廬山會議的關系由此可知壹二。



　　基於共同的政治需要，毛、林在廬山會議結束的第二天（壹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就在北京召開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壹來肅清彭德懷在軍中的影響，二來清除不可靠份子。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這是中共召開最高級會議的場所，會議應當開得很隆重，但是壹百四十名與會的軍隊首腦中沒幾個積極份子，會開得冷冷清清。毛的打手康生扭轉不了局面，便請毛親自出馬。毛看到高層軍人不願同彭劃清界線，便決定利用與彭無直接交往的中層軍人來當打手。他暗示將會議擴大到壹千餘人，同時派出十八架飛機將各地的軍人接到北京。



　　軍人畢竟比政治家秉直、正派，會議仍然開得不順當。大會批判過後是小組表態，總參謀部和軍委辦公廳合起來的那個小組，就沒有人肯當打手。大家都還記得去年軍委辦公廳組織人們到河北安國縣參觀時，曾檢閱公社的「老將班」、「鐵姑娘隊」，可是不到十分鐘光景，接連有幾位瘦弱的老人昏倒在地。他們還發現社員在餓肚子，公共食堂裏只有幾籠紅薯乾和清如湯水的玉米粥。他們回到自己的車子想吃午飯時，發覺幹糧全被饑餓的農民偷走了。壹位老漢帶著壹個女孩朝這些「人民子弟兵」的高級將領們跪下，乞求道：「老總，可憐可憐俺這小孫女，行行好吧．．．．」回想起這些場面，他們誰還願意向為民請命的彭元帥落井下石呢？



　　主持該小組會議的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解放軍總參謀裝備部部長萬毅打破沈悶場面說：「直說了吧，現在有人盡做好夢，頭腦發昏．．．．．全然不顧地下的老百姓吃苦受窮！我敢說，彭總的『意見書』壹點沒錯！．．．．贊成彭總意見的請舉手。」



　　經他這麽壹鼓動，總參謀部的副總長們，各部門的部長們，辦公廳的主任們，全都鼓足勇氣舉起了手。



　　雞蛋碰不過石頭，萬毅立即被宣布為「彭德懷的狗腿子」關押起來。但不怕死的人還有。當林彪在大會咒罵彭德懷時，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將軍突然在臺下大聲喊道：「胡說！妳們完全是無中生有，造謠惑眾！」他大聲為彭辯誣，並大喊：「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已經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鍾偉是這個俱樂部的成員吧！也拿我去槍斃吧！」



　　不出五分鐘，鍾偉被扣上手銬架出了會場。他壹路還在喊：「毛主席呀，妳可不要上他們的當．．．．妳要警惕呀！」（註１：關於此次會議，參見馬輅等著《國防部長浮沈記》。）



　　殺雞儆猴，殺壹只儆不住，就再殺壹只。中共中央委員、沈陽軍區司令兼副總謀長鄧華就在被「殺」之列。鄧華在壹九五○至五三年的朝鮮戰爭中是司令彭德懷的副手。毛既認定彭是「禍首」，沈陽軍區又是最重要的軍區，彭與鄧的關系又那麽好，自然非除去鄧不可。毛壹貫善於借他人之手行事，所以他在軍委擴大會議批鬥鄧之前，只是說「有些同誌對鄧華有意見」壹類不痛不癢的話，聽任林彪出面去做惡人。林主持會議，批鬥、搞倒了鄧華，將鄧逐出了軍隊。鄧華被趕出軍隊時尚不到五十歲，他的照片從博物館中消失，名字也從書中刪去，好像這個人從未存在過。壹九六六年底，彭德懷在成都無意中聽說鄧華就在離他住處不遠的地方隱居，便帶了壹名警衛去看他，但他到了墻外卻停住了，擔心會面後給兩人都會帶來政治上的麻煩，他終於悵然離開了那裏，不久彭被抓到北京入獄，壹直到死，兩位老戰友都沒能見上面。



　　在與彭關系密切的高級軍事幹部中，先後被當作「軍事俱樂部成員」遭清洗的還有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兼總後勤部部長洪學智，瀋陽軍區政委周桓，鐵道兵司令滕代遠，國防部副部長蕭克等上將銜軍人。



　　被整掉的較低級的軍隊幹部不可能壹壹列明，除了抗戰後國、共、美三方談判時周恩來的助手童陸生少將外（童在「反右傾」後被送北大荒勞改），值得壹提的是慕生忠少將。



　　壹九五壹年，慕生忠率領壹支先遣部隊從青海跋涉到拉薩，歷時幾乎四個月，死了近百名官兵、成千的騾馬，大批糧食拋在千裏無人區。壹九五三年，他任西藏運輸總隊政委，又指揮兩萬七千頭駱駝的運輸隊從青海格爾木沿昆侖山腳向南行進。壹趟西藏跑下來，駱駝死了四分之壹。當時康藏公路（西康至西藏）正在修築，但那條線冬季雪封山，夏季要塌方，不能保持暢通，因此他萌生了壹個大膽的、中外探險家聽了都會搖頭的計劃：修築青藏公路（青海至西藏）。國家沒有這個計劃，但彭德懷支持了這個近乎冒險的計劃。吃盡千辛萬苦，他們打通了海拔五千四百米高的唐古拉山口，修築了世界上最高的壹段公路。修路時，慕始終在工地上，修到拉薩。通車典禮過後，他又乘車沿公路北上，經蘭州到北京，見到彭德懷，在彭那裏連飲了三杯好酒。五七年十二月，毛澤東曾將他請去，用贊賞的口氣問他，「妳當時怎麽敢設想修這條路？」並且留他吃了宵夜，幾天後在政治局會議上還表揚過他。這樣壹位立過大功的英雄，在廬山會議後竟成了「彭德懷的黑幹將」。



　　對張聞天的鬥爭持續了好壹陣，直到將他身體弄垮，送進醫院才告壹段落，出院後，他找總書記鄧小平要求工作，心直口快的鄧小平建議他「研究國際問題」；經驗老到的劉少奇則讓他這個「裏通外國份子」「暫時回避」國際問題，改去搞經濟。國家經委主任李富春表示歡迎，但毛卻將李的請示駁回，結果張只能到經濟研究所去當個掛名拿工資的「研究員」。



　　彭德懷執掌過軍隊，毛澤東防他甚於防張，將他軟禁在明末山海關總兵吳三桂金屋藏嬌（陳圓圓）的「吳家花園」（今京郊清華大學和頤和園之間）。為防彭自殺，安眠藥須逐日按量發給。彭看出了名堂，對醫生說：「妳放心，我不會自殺，也不會當反革命。」不自殺這點他是做到了，文革中無數性格倔強、不甘受辱的人以死抗爭，他卻在苦痛中挺著，絕不自殺，直到被整死。可是「不當反革命」卻由不得他，壹九六七年毛將廬山處理彭的「決議」首次公布，就是為了正式通知全國彭是反革命，只是彭自己不承認罷了。



　　彭被軟禁，昔日同事有膽量去看他的不多。朱德元帥當年是軍隊的總司令，雖然在廬山挨過批，會後在九月間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又被檢討，他的檢討甚至被發至全國每壹個地方的縣黨委和軍隊的團黨委，他仍然自信毛不能拿他怎麽樣，因此照舊去找彭下棋。李誌民上將怕自己去了會有麻煩，便讓兒子翻墻跳進吳家花園去向彭問好。楊獻珍借口彭是高級黨校的特殊學員，親去看望過彭。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負責高級幹部的生活安排，也去過那裏。除此之外，能鼓起勇氣去看望彭的就只有前國民黨將領趙壽山了。



　　趙是壹九三六年西安事變的主謀之壹，當時是楊虎城的副手。事後他造訪紅軍駐地，與周恩來、彭德懷分別長談，並要求加入中共。由於周指示他留在國民黨軍隊中，他直到壹九四六年受到懷疑，被撤銷第三集團軍司令職務之後，才設計潛離國民黨控制區，到中共解放軍擔任彭為司令的第壹野戰軍的副司令，協助彭解放了大西北。探望彭之後，由吳家花園回到家中，趙悲憤填膺，痛哭了壹場。



　　彭、趙二人的談話內容沒有流傳下來，但我們知道毛澤東已經失去了壹切正直的、忠誠愛國的人的心。



　　由於人心不服，各地壹直有人為彭德懷鳴冤叫屈，因而也就壹直有人成為新的犧牲品。如江蘇常州有位原本授了大校軍銜的老紅軍，在日記本中寫了為彭鳴不平的話，不幸文革中被抄出，即刻進了監獄。四年後突然得到壹份好飯菜，吃完剛放下筷子，看守們就趨前將他捆住，接著宣讀逮捕令，再宣讀判決書：「死刑、立即執行。不準上訴。」他欲抗辯，可是脖子被麻繩勒住，接著就拉出去槍決了。這只是無數因彭而被冤殺的正直人士中的壹例而已。



　　要將「大躍進」堅持下去，光打倒彭德懷、張聞天數人自然不夠，毛決定清除所有「右傾份子」，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了壹場「反右傾」運動。



　　毛澤東每次搞運動時都有冒頭的積極份子，這壹回打頭炮、受表揚的是遼寧省委。當時遼寧的第壹及第二大城瀋陽、大連，糧食眼見告磬，打電話到廬山向糧食部長告急，省委第壹書記黃歐東不可能不知道。對於大躍進給這個中國第壹號工業省所帶來的破壞，他應當比誰都清楚。可是他壹見到廬山換了風向，便立即緊跟，會還沒開完，他已經把「執行中央反右傾指示的的報告」寫出來了。全國各省的反右傾，遼寧拔了頭籌。毛澤東八月十二日指示將其報告印發各省市，要求各地像遼寧那樣部署「反右傾、鼓幹勁」，把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向黨猖狂進攻」的「歪風邪氣打下去」。此時離廬山會議結束尚有四天。



　　廬山會議後，按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說法，「食堂又被稱為『社會主義陣地』，辦不辦食堂居然成為路線鬥爭的焦點。」《人民日報》九月二十二日發表社論《公共食堂前途無量》，報導「河南三十多萬個食堂越辦越好」，並斥責右傾份子，宣稱「被人民拋棄的將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將是他們自己。」



　　其實早在廬山會上，黨內對食堂持異議的人就已經被「拋棄」了。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凱帆上半年在其家鄉無為縣應農民的要求，開放了自由市場，並卸鍋拆竈，解散了四千多個食堂。八月十日，毛澤東以他為例，說他是「混進黨內的投機份子」，「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用陰謀手段來達其反動的目的」。隨後，張被當作「反革命」抓了起來。



　　經濟研究所的專家董謙與助理研究員王紹飛，從壹九五八年底到五九年五月的半年間，在河北省豐潤、昌黎深入調查了公社的食堂問題，寫出壹份《食堂報告》，送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內部刊物中發表。由於發表的是摘要，編輯認為開頭肯定食堂好處的那壹段不必保留，只摘了講食堂弊病的內容。刊物送到廬山，毛澤東大為憤怒，罵作者「攻其壹點，不及其餘」，將該報告作為「右傾」的典型，通報全國，董、王二人也就成了「右傾機會主義份子」。（註２：見《人物》壹九八四年第壹期董謙的文章。）



　　由於以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所謂「三面紅旗」的態度作為判斷是非、劃分敵我的標準，自壹九五八年以來對這些「紅旗」非議過的人便都成了「反右傾運動」的整肅對象。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楊獻珍在六月間作過「叫花子共產主義」的講話，十壹月的壹天晚上，毛的打手康生打電話將他叫去核實講話的內容，第二天便召集除了楊這個黨委書記以外的校黨委全體成員去開會，宣布楊「反對三面紅旗」，隨即布置對他批判。形勢險峻，楊不想做右傾份子被打倒，只得奉命聽取批判、做檢查。由於壹次壹次檢討總通不過，彭真看不過去，就說：「楊獻珍檢查了幾次，我看可以了。」康生卻堅持說：「我看還早得很哩！」直到壹九六○年七月，身為中央委員的楊獻珍終於寫下「向黨低頭認罪」的保證，康生才批準停止對他的批判。



　　中共中央農村工作副部長高揚對全民煉鋼持有異議，又寫了壹篇文章論證大煉鋼鐵違背科學，廬山會後被定為「右傾機會份子」，撤職、下放到邊遠的貴州省壹間工廠勞動改造。



　　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武開章在大家發熱時不肯隨波逐流，為此受到批判，以後降調到山東做個副廳長。



　　壹九二四年入黨的塗作潮，資格比彭德懷還老。二八年彭起義時，他已在莫斯科參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了。他壹生坎坷，五九年時還只是上海電機廠的廠長助理，但位雖卑微，人卻正直敢言。他公開表示不贊成對彭的處置，於是被開除黨籍。



　　雲南大學校長李廣田在大躍進初期曾積極過壹陣，親率學生下鄉去搞「教育革命」，但當他看到問題時卻鮮明地表示自己的看法。他批評黨委「用精神棍子打人」；說歷史系讓大學新生「苦戰三晝夜」編三年級的講義是「誤人子弟、謀財害命」，說「我們這是辦雲南小學，而不是辦雲南大學」；又對市場供應緊張不滿，說昆明是「四季如春無青菜，壹年到頭有蒼蠅」。這樣，他便成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被降了職。　



　　北京大學副校長、黨委副書記鄒魯風與哲學系的副系主任在壹九五八年曾受北京市委的委托，組織了北大和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到河南的農村作調查，寫出的調查報告中，有關於吹牛、浮誇、刮共產風的內容。於是二人壹並被定為「反對三面紅旗」的右傾份子，受到撤職和開除黨籍的處分。鄒當時就自殺了。要是那時他不自殺，恐怕也只能再活不多幾年，文化革命他多半是熬不過去的。李廣田就沒過得了，他在文革初期跳進昆明的蓮花池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反右傾」既搞成運動，「天高皇帝遠」這句話就不靈了，不論多遍遠的地區都有右傾份子可抓。各地的黨組織按照搞運動的慣例，在本部及下級中尋找「彭德懷的代理人」。譬如安微滁縣縣長兼縣委書記陳庭元，在壹九五六年合作化時期就主張「入社條件不成熟的，暫時可以不搞」，他看到國家將農民的餘糧征收過多，便在縣委內提醒同事「有些地方農民的糧食賣過頭了」。他的言論被壹位有心的縣委幹部壹壹記在本子上。五八年，他反對將農民調去煉鐵，五九年又為農民缺糧大聲疾呼。這樣，到了五九年年底，本子壹攤，「彭德懷在滁縣的代理人」就非他莫屬了。這位年僅三十的縣長被關進了黑屋子，不知道自己將會遭到何等處置，也不甘當不明不白的囚犯，便破屋而逃，打算回到蘇北老家做個種田吃飯的農民。到了鹽城，他與大群被饑餓逼迫、離鄉討飯的農民擠在壹堆，同成了天涯淪落人。他頓時醒悟，決心救百姓於水火，於是毅然啟程返回滁縣，打算找當權派擺事實、講道理。但是他雙腳壹踏上南京的地面，就成了布下羅網正在追補他的公安人員的甕中鱉。當權派沒有興趣同他講道理，他也就無計拯救百姓，更救不了自己了。二十年後，鄧小平搞農村改革，向毛澤東的公社制度宣戰，打頭炮的是朱元璋的老家安徽鳳陽縣。該縣縣委書記正是這位當年「彭德懷在滁縣的代理人」陳庭元。



　　河南省各縣傳達中央反右傾文件的的會議，都變成了鬥爭會。譬如光山縣委批判鬥爭被指為「右傾」的壹名縣委書記，由第壹書記親動手，眾人壹起拳打腳踢，直到打死了才罷休。



　　各地搜索右傾份子的辦法不壹，以四川省委第壹書記李井泉的法子最迅速、最準確。他對十七級以上的幹部（大約正副縣長、縣委書記及地委部長等級別的幹部）作了個「測驗」，將彭德懷在廬山的發言發給他們，讓其表態。由於幹部們還不知中央已將彭畫上了「反黨集團」的圈圈，紛紛表示同意彭的意見，於是紛紛落網。不過李為了保護自己的班底，預先將地委書記以上的幹部召去透了風，所以倒黴的只是縣壹級的幹部。



　　運動搞起來了，各行各業也就無壹例外，都得抓人。建國初在英國劍橋大學通過博士論文答辯的第二天即啟程歸國的女科學家李林，是原子能研究所的壹個研究室副主任。壹九五八年大躍進時，壹批在反右時未「犯錯誤」、受到中共信任的知識份子入了黨，其中有她壹個。後來大煉鋼鐵，她感到難於理解，在黨小組會上說：「我感到把好好的鋼條拿去煉成了渣子，實在不大合算。」這樣，反右傾時她便由受黨信任的知識份子變成了批判對象，大字報貼得鋪天蓋地，痛斥其「右傾機會主義濫調」，「同彭德懷的言論如出壹轍」，宣布「必須批倒批臭」。她的丈夫、當年同在英國留學的鄒承魯壹直在上海工作，她孤零零在北京挨批判，壹批就是三年，直到她得了神經紊亂的毛病，真的被批倒了為止。



　　另有壹位女知識份子，壹九五八年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在壹家報社做記者。年輕人愛議論國事，她同幾位同學書信往來，評論時事，不料成為「揭發材料」，所有相關的人均受到株連，壹並入了「反革命集團」，或被開除公職，或被開除黨籍。



　　南京第五軍醫大學的女教員陳德蕙，壹九五八年時讀報，見天津市有五個姑娘發誓，不達畝產壹萬斤絕不嫁人，她沖口便說：「哎呀，那她們大概這輩子也出不了嫁了！」當時人們笑過也就忘了，但是五九年反右傾，有心人將她的這句話翻出來，她就成了「右傾份子」。



　　中央工業交通部幹部處女處長王竟成，因「右傾」被批鬥後，服安眠藥自殺，幸被救活。但她後來在文中再度服安眠藥，還是死了。



　　武漢大學有兩位學生，同住壹個宿舍，因為議論對彭德懷的鬥爭，被學校黨委定為「為彭德懷翻案」，壹起成了「反革命份子」。



　　武漢軍區衛生學校在傳達廬山會議決議的軍人大會上，壹位首長除大罵彭德懷外，又大肆宣揚對毛的個人崇拜。教員唐鏡波疑惑不解，在小組會上發問：「是不是領導傳達錯了？」就因為這壹句話，他成了「為彭德懷搖旗吶喊的反動份子。」軍事法庭立即判決：開除軍籍，送地方勞動教養。



　　壹九二五年入黨的文學家王任叔（巴人），在為中共革命工作的同時，出版了數百萬字的文章及譯著，解放後先任駐印尼大使，後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黨委書記。剛壹反右傾，康生便指他為「資產階級人性論」的代表人物，姚文元聞出腥味，破門而出，以壹篇《批判巴人的「人性論」》發難，全國大小報刊隨即響應，批判運動搞了整整壹年半。



　　陜西省有個王為明，先後給毛澤東、周恩來及人大常委會寄出了十幾封信，對大躍進的做法提出異議。縣法院根據這些信件將他定為反革命，判處十年徒刑。他不服上訴，上級的地區法院卻改判為二十年。王被投獄後仍不服，結果更上級的省會西安市法院又加了四年，成為二十四年。他更不服了，索性向最高人民法院寫「控訴書」，控訴中央領導人放縱下級幹部濫用刑法侵犯人權。無產階級的專政機關自然不會任這種信件遞到北京去，西安照例將此「控訴書」扣下，根據「抗拒改造、加重懲治」的原則將其改判成死刑，打算將他壹斃了之，免得他多事。幸虧死刑要報請省法院核準，省裏的好心人朱筆留情，改判無期徒刑，救了他壹命。他大難不死，壹年後遇到了青天。最高法院院長謝覺哉壹九六二年視察西安，親自審閱要案案卷，發現了王的冤案，加以幹預，王終於無罪獲釋。



　　從壹九五八年拔白旗、抓大躍進的消極份子，到五九年反右傾、整「反對三面紅旗」的人，壹共整了多少，目前無從查考，但大致數目還是可以估計的。譬如第二機械工業部在北京的機關就「重點批判」了四百七十二人，可見比例極高。



　　「以中央國家機關、中央直屬機關為例，到壹九五九年底，鬥爭中列出的重點批判對象，共占兩個之多的『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和『階級異己份子』」。



　　浙江省各地．．．．受到重點批判的縣委書記、縣委委員占全省委委員的百分之四點五。」



　　「在學校，主要是批判『黨員專家』．．．．例如，北京大學參加運動的黨員教師骨幹中，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的占百分之九點七。」



　　至於農村，「得來有個文件規定，要把農村重點批判的人數控制在全縣農村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壹以下，可見當時受打擊的面相當寬。」（註３：《當黨史研究》壹九八六年第三期第十二頁。）



　　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壹便是五百萬，這還僅是「重點批判」的，那麽總共究竟整了多少人？



　　兩年多之後，鄧小平透露了被證明整錯了、已獲平反的人數。壹九六二年五月上旬，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現在全國已經甄別平反的地區，是有數目的。譬如河南四十萬，實際不止。全國估計總有壹千萬。影響的人總有幾千萬。壹個人影響壹家人，壹家三口人，五百萬人就影響壹千五百萬人。」（註４：《黨史研究》壹九八壹年第四期第二十壹頁。）



　　怎麽能抓出壹千萬傾右傾份子批判鬥爭？是不是有這麽多？如果知道當時整人的法子就不會疑惑不解了。農民或者小隊長之類最底層的群眾，肚子吃不飽，卻還要服從指令大幹這個、大幹那個，免不了要說怪話、發牢騷，而這就夠得上「反對大躍進」了。機關、工廠、學校的人，大躍進時倒吃苦不多，但很快經濟就搞得壹團糟，出門上街買這沒有、買那缺貨，帶著壹肚子氣到工作場所，難免有「攻擊三面紅旗」的言論出口，如果碰巧讓黨支部書記聽到或被積極份子報告上去，多半會被打成壹個什麽「份子」整壹通。



　　壹九六二年二月，劉少奇、鄧小平指示中央監委、中央組織部直接去各省搞甄別、平反。其中監委副書記王從吾到河北去，他曾這樣形象地批評河北的「反右傾」運動：「有辮子抓辮子，沒有辮子抓頭發，沒有頭發抓頭皮。」讀了這些話，對於壹千萬這個數字也就不難理解了。



　　這壹千萬人中，大多數是對大躍進不滿意，說過怪話，因而被扣上「壞人」、「消極份子」、「反三面紅旗」帽子的群眾，可稱為「幹部」的約在壹百至二百萬之間。（註５：見鄧小平壹九六二年十壹月二十九日在組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鄧的原話是：「全國平反的幹部有壹百萬、二百萬沒有？黨決定：平反，不恢復原職，不補發薪水．．．．」)



　　壹千萬，這還不包括未被平反的。譬如作曲家王洛賓，他的許多歌曲，包括幾乎家喻戶曉的《在那遙遠的地方》、《高高的白楊樹底下》，幾十年來壹直被人歌唱，歷久不衰。壹九六○年他莫名其妙地被捕入獄，壹直未被平反，壹直關到七五年才出獄。這個優秀的音樂家在監獄中呆了整整十五年，平反了，可是意然沒有壹個人能說清當初抓他的罪名是什麽。



　　壹千萬，這個數字已足以告訴世人毛澤東時代是個什麽樣的時代，已足以說明中國人的災難來自何方。為了將中國從災難的泥潭中拔出來，壹九六二年時主持中共黨務的劉少奇、鄧小平斷然決定對縣以下幹部和普通群眾的錯案采取「壹攬子解決」、全部平反的辦反的辦法，壹舉解放了壹千萬人。毛澤東對此深惡痛絕。壹九六六年八月文革初，毛張貼了以劉、鄧為目標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其中提到「壹九六二年的右傾」，而「平反」壹舉正是所謂「右傾」中的壹條。毛將平反錯案羅織成罪，以此作為發動文化革命的壹條根據，制造了另壹場更大規模的災難。即此而言，歷史是非便如白紙黑字壹清二楚了。



　　在全國到處都在批判，鬥爭「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同時，即從壹九五九年九月起，《人民日報》就又不停地大吹躍進的牛皮。江西，說是取得了「亙古未有的大豐收」，農民「生活顯著上升」；河北，「糧棉超產壹、二成」；貴州「玉米大面積豐收」；青海「增產壹成到二成以上」；山東、安徽、江蘇，「齊報秋糧豐收」．．．．。總之，從報上看來，全國是壹片喜氣洋洋。



　　《人民日報》自然是在哄老百姓，問題是毛澤東是否知道實情？他知道。據他當時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廬山會議結束後才壹個月，各地餓死人的絕密電報已經到達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們的辦公室。十月壹日是「國慶十周年」，慶典壹結束，毛即南下。其「專列（專用列車——作者註）開入山東時，沿途土地龜裂，到處是白花花的鹽堿。進入安徽後，情況更糟糕，大田裏看不到豐收的莊稼，卻插著壹堆壹堆的紅旗。毛澤東壹路凝視默想，吸煙不斷。他長長嘆了壹口氣，喃喃道：『天災人禍啊！』他的眼圈紅了．．．．」（註６：李銀橋、權延赤執筆《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二五五、二五七頁。）



　　以毛的睿智，此時他必定已從他那「空想社會主義」的迷夢中清醒過來。但他不肯也不能向彭德懷認錯。以他的倔強好鬥的性格，從不對人低頭的作風，他不承認大躍進運動已經失敗。也許他還想再爭口氣，他拒絕改弦更張，表示「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決不動搖」。（註７：引自《黨史文匯》壹九八九年壹月號上韓鋼的文章。）避免大饑饉、經濟大崩潰的最後壹個機會就這樣失去了。



　　「反對大躍進」的人都被整掉了，對毛澤東來說，這個黨也就更「便於領導」了。壹九六○年壹月，政治局在上海開會，壹致認為「反右傾」帶來了極好的形勢，因此六○年應當繼續「大躍進」。毛在會上提出：資產階級都能夠實現大躍進，無產階級為什麽不能實現大躍進？並且再度作了個半點現實的影子都沒有的決定，要在壹九七二年生產壹億五千萬噸鋼，「把世界各國都拋在後面」。（註８：《黨史研究》壹九八六年第二期。）而六○年的鋼產量則由原計劃的壹千八百四十萬噸改為二千零四十萬噸，之後又加碼到二千二百萬噸。這就是廬山會議的成果，會前將五九年的鋼產量指標由三千萬噸降到壹千三百萬噸，會後則將六○年的計劃幾度加碼到二千二百萬噸。



　　在廬山會議前的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曾寫過壹個《黨內通信》，致全國「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告誡他們：「在十年內，壹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可是壹年還不到，他自己就率先說起大話、唱起高調來，於是全黨又跟著他發起了躍進燒。



　　壹九六○年壹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根據上海會議的精神發布社論，宣稱國民經濟進入了以興辦水利，大辦食堂，並特別指明已解散的食堂要恢復，還要普遍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更為嚴重的是，會議決定生產資料要由生產隊所有向公社所有過渡，以逐步實現毛澤東的「壹大二公」的理想。這樣就刮起了比五八年更為嚴重的「共產風」。



　　壹九五八年幹過的那些荒唐事又變本加厲地幹起來。譬如山西組織了四十萬人的宣傳隊伍，到全省各處去宣傳廬山會議的公報、決議，宣傳反右傾。公社幹部搞「共產」的勁頭又壹次高漲起來。他們向下索要物資，攤派家禽家畜，或無價徵收，或低價收買，或有價無款。下面的幹部不願被共產，便藏東西不讓公社幹部看見，或拆掉機器、膠皮車，或宰殺家畜家禽，吃掉賣掉，總之又造成了壹次大破壞。



　　這壹年冬天，全國又有七千五百萬人「大辦水利」。欲知如何辦法，不妨讀讀下面壹小段文字：



　　周小舟作為「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壹員，被撤職派到湖南瀏陽縣的壹個人民公社去勞動改造。「壹九六○年早春，乍暖還寒，周小舟到壹個水庫工地參加勞動。工地上是壹種什麽景象呢？男男女女打著赤膊，有的還畫了花臉，跑到前面的賞飲壹杯英雄酒，遲到的罰跪。路過另壹處時，他看到那兒集中上千人，在毀掉現成的油茶林、松林，開什麽花果山，把男女勞力分開，住在野外搭起的茅棚裏。小舟目睹此情此景，難過得直擦眼淚。」（註９：《周小舟傳》第七十壹頁。）七千五百萬民工中，周小舟見到的不過近萬，其他地方未必是賞酒罰跪，但胡幹蠻幹卻是大同小異。



　　這股浪潮十分洶湧，毛澤東也知道，也覺得勢頭不對。壹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在壹份文件上批道：「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貪汙、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但他看不到這是「反右傾、鼓幹勁」的必然結果，他不明白在共產黨壟斷權力，又有著「縣官不如現管」傳統的中國，當權派以黨的名義為所欲為幾乎是必然的。所以他壹方面指示各地縣委「以後務要註意改正」，壹方面繼續全力以赴地推動大躍進。在三月份的中央會議上，他又提出新口號，要在全國推動「五大運動」：技術革新運動，公共食堂運動，城市人民公社運動，城市支持農村運動，衛生工作運動。



　　前鑒不遠，彭德懷、張聞天以及壹大批說了幾句真話的人的下場擺在那裏，無人敢出來抵制毛的瘋狂行為，不過此時慘絕人環的大饑饉已經開始，毛的「五大運動」也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反正是搞不下去了。當然，也沒有人能把中國從這場浩劫中解救出來了。



　　被軟禁在吳家花園的彭德懷無法了解正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全部事情，但他知道形勢的走向。壹九五九年十月，他在發行全國的黨刊中陳伯達寫的批判他的文章的空白處寫道：「現在的情況是左傾．．．．堵塞正確意見，壹錯再錯。」「左傾者看不出．．．．千萬人將要遭到饑饉，甚至要餓死壹些人。」（註１０：《彭德懷元帥豐碑永存》壹書第六○○頁。）



　　壹九六○年春季的壹天，人粗心細的彭元帥發現院墻外的榆樹技上新長出的葉子被人捋光了。他雖來自不長愉樹的南方。可是他知道榆樹只剩光溜溜的樹枝意味著什麽。十七年前，即壹九四三年春天，八路軍總部所在的地區在日本侵略軍的圍剿下幾乎斷糧。有的部隊起床後第壹件事就是采野菜。總部所在的麻田村，村外有許多榆樹。在那時，同各種野菜相比，榆樹葉就自是珍品了，老鄉們搶著摘不說，連八路軍的男女戰士也都上樹采摘。當時任副總司令的彭德懷見了，大發雷霆，呵斥道：「不許與民爭食，懂嗎？」他的妻子當時也在場，為此曾委屈得流了淚。



　　現在彭元帥被軟禁在吳家花園的院墻之內，院墻外是什麽地方？這是什麽地方？這裏是北京啊！北京大學就在幾步之外，清華大學五分鐘就可走到，頤和園萬壽山擡頭可望，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中南海不過在半小時的車程內，可是這裏的農民將榆樹葉捋光拿去果腹了，其他地方的中國百姓在吃什麽呢？



　　彭知道了形勢嚴重，當他的侄女去看望他時，他遞給她壹籃子自己在院子裏摘的野菜，說：「妳帶回去吧，這都是吃得的．．．．」



　　壹九六○年和四三年，哪年形勢更嚴重，自然很難比較。但有壹件小事告訴我們，大致比較壹下還是可能的。壹九八二年，前述因五九年「右傾」被整肅的前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高揚已平反復出，任河北省委第壹書記（壹九四三前後，他是冀西地區的黨委書記兼八路軍分區的政委）。有壹天，他走訪了四十年前的駐在地，太行山區的壹個小村莊，憶及當年缺糧，以野菜樹葉充饑的情形。他問當年房東的女兒李緒書：「妳說說什麽樹的葉子能吃？」李反問：「妳說什麽樹葉能吃？」高數點著：「杏葉能吃，楊葉能吃．．．．」李接道：「柳葉、柿葉也能吃。」



　　「柿葉澀呀！」高不表贊同。



　　「是澀，」李答道，「可六○年也吃了。」



　　高接不上話了。壹九六○年他正在貴州勞動改造，知道當地農民餓死的情形。既然四三年人們還嫌澀不吃的柿樹葉在六○年也被人摘去果了腹，哪年形勢更嚴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河北南部農村也差不多，譬如某縣立中學，學生有糧食供應，不像農民有餓死之虞。但吃的是什麽呢？從公社領來已剝掉玉米粒的光棒子放到鍋裏炒——鍋下燒的也是這個——直到炒糊，磨成面，與地瓜面混在壹起，百分之七十是玉米棒面，百分之三十是地瓜面。蒸成窩頭吃下去之後，大便不易排出，低年級學生蹲在廁所裏拉不出屎，痛得直哭。



　　首都北京地處河北省，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北京日報》社、新華通訊社北京分社的機關食堂也到了用玉米棒充食的地步。只是他們的做法比較科學，將光棒子搓成漿液而不是炒成糊，而後摻上玉米面蒸成窩頭送上飯桌，人吃了還不致拉不出屎。



　　學生和城市居民吃的是「計劃商品糧」，連他們都吃光玉米捧，鄉下的農民自然只能拿樹葉來充饑了。如北京東郊的順義縣，農民們把從來避之唯恐不及的臭椿樹的葉子也捋光吃了。



　　還有壹位來自河北北部的人憶述，壹九六○年時他的父親曾到造紙廠通過熟人走後門買來造紙用的紙漿（用稻草粉碎而成），摻上壹些面，蒸成窩頭供家人填腹。



　　壹九六○年局勢之嚴重，不僅是河北省從南到北吃盡了樹葉、玉米棒、稻草漿，而是全國幾乎同時都發生了饑饉，無壹例外。譬如筆者的壹位壹九七○年前後的同事，家在東北遼寧省農村，那時家中將用了多年的枕頭裏的填充物——輾去小米後的谷子殼也掏出來吃了。



　　湖南省漵浦縣，本是壹個除了鹽之外什麽都可以自給的好地方。可是人們也沒有吃的了。筆者的壹位朋友家在那裏，雖無糧食，但可上山摘彌猴桃、板栗、樹葉充饑。他母親挖來厥根，捶碎、過濾成澱粉，給丈夫、女兒、兒子吃，自己則只吃過濾剩下的渣，結果大便不通，慢慢成病拖死了。



　　在湖南的另壹個縣——寧鄉，劉少奇的姐姐劉少白早年嫁在地主家庭，五○年代土地改革後失去家產，遵劉吩咐留在鄉中自食其力。壹九六○年，她的兒子用米糠充饑，因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



　　假如我們面前有幅中國地圖，不妨將目光移到淮河流域的平原地帶，聽聽安徽作家陳登科在他的《故鄉行》壹文中是怎樣「話鳳陽」的：



　　壹九四八年年底，國民黨軍隊撤離的第二天，陳登科到了鳳陽。「我所走過的大小村莊，所能見到的除了淒愴、荒涼四字外，便是衣不遮體的病夫。」「在我的印象中，鳳陽只有壹個字：『窮！』」



　　壹九五六年春，正是所謂「高級化前土改後」的黃金時代」，即中國人走進毛式社會主義之前，陳又到鳳陽，「住的時間雖不長，但是，它在我的印象中，那個『窮』字卻被洗刷壹清。所到的村莊，豬羊成群，牛馬成行，雞鴨滿塘．．．誰人不說鳳陽是個好地方呢？」



　　壹九五八年秋，陳三到鳳陽。「走馬觀花，參觀了四個大隊，所到的村莊，莊莊紅旗招展，鑼鼓喧天，鞭炮震霄漢，歌聲連天．．．．尤其吃飯不要錢，更受到人們的稱贊。」「當然，也有人暗地在問：『來參觀的人這樣多，壹擺就是七八桌，幾十桌，又是酒，又是肉，這筆招待費將由誰來支付呢？』但是，大多數人，吃了，喝了，都說好，都說這就是共產主義萌芽．．．．」



　　壹九六○年春天，陳又去了。「跑了好多村莊，所見所聞，又是壹番景象」，「房倒屋塌，樹木光光，不分男女，大多數是手柱木棍，歪歪倒倒，滿眼浮腫的病人。聽到的全是哼聲，怨聲，訴苦聲．．．．因此，在我的腦子裏，對鳳陽又恢復了第壹次的印象：淒愴、荒涼！」



　　壹九四八年的荒涼源自戰爭，壹九六○年的荒涼既非源於戰爭，也非源於天災。須知《人民日報》數月前還在刊登各地「齊報秋糧豐收」的報導。



　　不過，陳登科的文章還沒有告訴後人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麽，下面我們將從「微觀」的角度透視壹下，看看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所說過的「壹九五八年大躍進之後的可怕的年份」裏，中國人遭受了什麽樣的苦難。



餓神州遍野哀鴻



　 由於囿於吳家花園壹隅，彭德懷並不了解全國的形勢竟嚴重到了什麽程度。實際情形不是他設想的千萬人挨餓、餓死壹些人，而是幾億人挨餓，餓死了大約兩千萬人。



　 壹九六八年秋天，筆者被派到安徽省南部的壹個部隊農場「接受再教育」，在最初的幾個月裏和幾位安徽籍的士兵同居壹室。在談天中，他們分別將自己家中在那場饑饉中遭的災難告訴了筆者。每次談話當夜，筆者都根據回憶作了記錄，連續記了數日。為使後人對中國歷史上這慘絕人環的壹章有貼切的認識，現摘錄如下。



　 士兵甲：「五九年十壹月左右，公社食堂開始沒糧了。幹部挨家挨戶搜查，翻出的糧食統統集中到食堂。不勞動的不得去食堂打飯。我父親是幹部（壹九六八年時任大隊黨支部書記，當時職務不明）。我有四個妹妹，父親不太重視，七歲和四歲的兩個妹妹餓死了。死前幾天還能走動，只說沒勁，後來突然口吐白沫，嘴緊閉，死了。我哥哥曾經餓得口吐白沫昏過去，擡到食堂，用筷子撬開嘴，灌米湯，才得救。」



　　「壹個冬天只吃菜葉和樹根。我當時十壹歲，常常出去偷點東西吃，才沒有餓死。」



　　「偷東西的，抓到就打。村裏有壹個小姑娘偷東西吃，被幹部把手指尖打爛了。當時，勞動的每天補助二兩米稀飯。有壹個連長——生產隊長叫連長，大隊長叫營長——的弟弟，壹天沒幹活，去食堂打飯，被哥哥看見，揍了壹頓。當時的人都野了，還有打母親的。」



　　「生產隊裏死的人數目屬於中等，村子裏原來有七十多人，過了大半年，只剩四十幾了。但現在又有八十多了，比困難前還多。」（中國大陸通常將壹九六○至六二年稱為「困難時期」或「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作者註）



　　「我們小學是五九年十壹月散夥的，第二年收上麥子後又復學，同學死了三分之壹。這可不是說假的！」



　　「六○年的春天前、麥收前大量餓死人。麥收以後，幹部把糧食集中到食堂，社員不幹，偷，拼命吃，因為萬壹被幹部發覺，吃不成。吃完了，餓了兩個月，趕上收稻子，社員炒稻子吃，還不敢弄出香味，否則幹部要發現．．．．」



　　「我們父母沒餓死，我才能當兵。有的父親或母親餓死的，即使是貧下中農孩子也不能當兵，怕有仇。」



　　士兵乙：「困難時，我家裏餓死兩個——妹妹、伯父。家裏原來有四個人，還有母親。只有我壹個人吃商品糧（非農業人口由國家配給口糧，稱為「商品糧」——作者註），壹個月二十五斤半，其他人壹天不足壹兩。」



　　「妹妹餓死後，我本來從來沒有偷過東西，鼓起勇氣去偷，可是沒有經驗，被抓住了，還丟了壹只帽子。」



　　「有的人開始挖螺螄吃，丟殼。後來沒有吃的，又把殼找來，磨成粉未吃掉。」



　　「有的人餓得無力，擔水擔不動，喝下雨屋檐漏下的水，有毒的。」



　　「我們當時寧肯餓死也不討飯。有的地方就出去討飯。」



　　（筆者問他：「當時怎麽想的呢？」）「恨幹部，但不敢講，幹部要吊人的。」



　　（「有沒有人認為是共產黨不好？」）「也有壹些。他們不知道這是壞幹部搞的，這次搞文化革命才清楚了。」



　　丙：「我們家鄉是旱地，可以種青菜、蘿蔔。沒有糧食，拿蘿蔔當飯，所以餓死的人比較少。」



　　「那時錢多得很，蘿蔔賣五毛錢壹斤。那時我們還只有十幾歲，袋袋裏也總有幾十塊錢（相當於工人壹個月的工資——作者註）。挑壹擔蘿蔔出去賣，幾十塊就到手了。」



　　（「怎麽花呢？」）「也買不到什麽，隨便就花了。那時大米三塊錢壹斤（官價壹毛左右），大人有錢就買米，我們就亂花。」



　　「其實那兩年打的糧食比現在還多，雙季稻，每季都有四、五百斤（指畝產）。幹部上報幾千斤，都交給國家了。老百姓家裏是空的。國家糧倉裏有的是。」



　　（「怎麽不去偷？」）「那怎麽敢？那時候老實。幹部要打的。」



　　筆者沒有向他提出當官的為何不開倉放糧這個他無法回答的問題，但卻知道離他家鄉不遠處有個和縣，壹個小有名氣的地方。西楚霸王項羽在那裏自殺，遺下壹處霸王廟。該縣還有壹處「陋室」，唐朝名詩人劉禹錫曾在那裏寫下「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名篇。當時劉任和州刺史，相當於今天壹個地委書記。他上任第壹年，便遇上旱災，於是即向朝延奏明災情，請求開倉放糧，賑濟饑民，同時又組織百姓疏通水道，補苗追種。由於忙於公務致使自己的居處雜草叢生，他感觸萬端，遂寫下了那篇流傳千載的《陋室銘》。



　　自古以來，向朝廷及時報告災情，籲請賑糧是地方官的壹大職責，中共不少幹部也是這樣做的。如作家趙樹理當時兼任山西陽城縣委書記，他請求上級撥來壹批糧食，救活了不少農民。文革中趙被整死之前，有人到陽城搜集趙的「罪行」，很多人說「要不是趙樹理，我們早餓死了」，拒不與來人合作。但是，在饑饉來臨之前，毛澤東的「反右傾」運動早已將體察民情、敢講真話的幹部清洗了壹大批，剩下的趙樹理們不過是漏網之魚，在兩千名縣委書記中是少數，這樣國庫有糧而農民餓死的慘事便不可避免了。



　　地方上餓死人本與軍隊無關，但由於「反右傾」搞得高級將領們人人自危，也不敢說實話。有壹個省的軍區司令員壹九六○年八月到省內壹個縣裏去檢查工作，了解到該縣餓死了三萬多人，但他回到省裏卻不說。有人問隨該司令去那裏的壹位處長為何不反映情況，那位處長答道：「首長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註１：見《羅榮桓元帥》第九三九頁。）



　　連不必對地方上死人負責的高級軍官尚且怕說了實話而蒙上「攻擊三面紅旗」的罪名，地方官們哪裏還敢奏報實情！壹個縣裏餓死三萬多人而不報告，中國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壹九七○年，壹位安徽籍的知識份子、共產黨員，對他家鄉巢縣的情形作了如下的回憶：



　　「五九年秋天開始挨餓時，我祖父就拒絕吃東西了，讓他吃他就發脾氣。可他還要打豬草，餵壹口豬。慢慢地不行了，躺在床上死了。七十三歲，本來身體好好的。有壹口棺材，埋了。祖母要帶兩歲的小弟弟，吃壹點，但也不怎麽吃。不行了，忽然想吃東西了。家裏只剩壹只老母雞，她壹下子全吃光，到夜裏靜靜地死去了。死了，放在門板上，隊長擡出去，扔在山溝裏了事。」



　　「我們有個親戚是縣委書記。他把我母親弄到縣裏工作，但她也只能偶然給家裏捎壹點豬糠、豆腐渣。父親渾身腫得不像樣子，進了大隊的『浮腫療養院』，才得以活命。」



　　「我十四歲的妹妹自己勞動，顧不了別人。九歲、七歲的弟弟顧自己還顧不過來，兩歲的小弟弟就無人管了。餓了，自己到鹹菜缸裏掏壹根鹹菜吃。不久雙目失明，就更沒有辦法了，終於死了。」



　　「當時我在縣城中學讀高中，學校裏有吃的：有的家長餓得不行，想找在校的子女討點吃的，學校壹既拒之門外。會客必須在校門外，嚴禁帶吃食外出。那時我天天夜裏失眠，擔心家裏再死人。奇怪，弟弟死時，我反而感情麻木了。」



　　「壹次我從縣城回家，壹路上就看到路邊上倒著好幾個死人，不少人是外出找活路的時候死在路上的。」



　　「到處都是破墻坍壁，有的人家死絕了。壹般人家，出門不幾步，草就長到壹人高，野兔子也跑到村裏來。」



　　「不少人是打死的。人吃不飽，冬天還要修水利。偷懶的要打，小隊長就拿桿子打，有的打倒了就再也起不來了。」



　　「偷東西的更是狠打。有壹天，壹個社員到食堂裏偷了四五斤連糠帶米的糧食，第二天早上查出來了，要吊起來打。他母親攬下罪名說是自己偷的，結果把她吊起來打死了。這個社員壹家九口人，那壹年餓死只剩下他壹個了。他現在結了婚，有三個孩子，每到過年過節都要痛哭壹場。文化革命開始，社員把那個打死人的隊長捆起來遊行，嘴裏銜塊死人骨頭——當時餓死的人或者打死的人的骨頭。因為當時都沒有埋，骨頭都丟在那裏。倒也沒有打他，但遊到各處，有的農民用糞勺舀尿潑在他臉上。」



　　「當時幹部寧可讓妳餓死在家中，也不準外出逃荒。公共汽車站、火車站都要公社證明，才能買到票。有個村子有戶三兄弟，其中壹個拿著壹張白紙在公社辦公室外面轉，等管章子的人出去時，溜進去在紙上蓋個印就跑。然後寫上幾個字，算是搞到了證明。他流落到江西壹處山溝裏，給人打短工謀生。幾年後帶著老婆孩子回來，發現兩位兄弟早已餓死了。」



　　「我們村裏食堂的竈頭常有外村步行逃荒路過的人歇宿、取暖。第二天早上往往發現人倒在那裏再也不動了。」



　　讀到這裏，人們都會問：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



　　沒有準確的數字，都說「安徽人死多了」。壹九六二年初李葆華接替下臺的曾希聖任安徽省委第壹書記，據說李向中央報告「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二百萬人（當時壹律將餓死稱為「非正常死亡」）。筆者在安徽生活了壹年半，深信這個數字不是捏造的。現以安徽東南部的滁縣地區為例予以說明。



　　「壹九六○年，雖然風調雨順，壹派好年景，由於生產力受到嚴重摧殘，田園荒蕪，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據定（遠）、鳳（陽）、嘉（山）三縣壹九六壹年的統計，共少了四十多萬人。」鳳陽縣小崗村、「全村三十四戶，壹百七十五口人，逃的逃，亡的亡，剩下十戶，三十九人。」（註２：安徽作家張萬舒著《故鄉人民的笑聲》第二十九、五十七頁。）滁縣地區北靠淮河，南近長江，東臨南京，津浦、淮南兩條鐵路貫穿，交通方便，外逃人數比較高，但由於當局不準外出逃荒，所以能設法外逃的不應超過人口減少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再考慮到外逃者有的在六壹年已經回家，所以那三個縣在六○年減少的人數大約是五十多萬人。即使只有百分之二十死亡，也應在十萬以上，平均每縣三萬餘人。



　　據壹位進過安徽省勞改營的人說：壹九六二年初，鳳陽縣還要修水庫。沒有勞力，便把他所在的壹支二百餘人的犯人隊伍派到該縣的大小徐村。當時，那原有壹百多戶的村子只剩下了兩戶人家，共三個成人。那二百多犯人便分住在壹百多所空房裏。後來，村子裏的壹位中年婦女說出了前年（即六○年）村裏發生的事。全村四、五百口、餓死了壹半，逃走了壹半。村長夫婦藏了壹些糧食，沒死也沒走。她是村長的親戚，受其照顧，也就活了下來。



　　那位幸存的婦人所說的餓死壹半只能算是大概，平均而言，定、鳳、嘉三縣壹九六壹年統計時所減少的那四十幾萬人中，很可能有三分之壹即十五萬人餓死了。



　　滁縣地區的自然條件屬中等偏上，餓死人的情形與全省其他地區差不多。該地區另有滁縣、來安、天長、全椒等縣，而整個滁縣地區的農村人口不到全省農業人口十分之壹。這樣，若按人口比例計算，全省餓死的人數當在二百五十萬以上。所以說李葆華向中央報告「非正常死亡」二百萬的數字應是可信的。



　　安徽死人問題如此嚴重，同該省當時出口了二十萬噸糧食也許很有關系。據文革中「原省委辦公廳無產階級革命派」即省委辦公廳人員編寫的《打倒黑霸王曾希聖》壹書中說：「壹九五九年冬，他（曾希聖）還背著中央，擅自出口糧食四億斤，以換取外匯。」該夥人編寫的另壹本《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黃巖》（黃為安徽省長）也說，曾、黃兩人「背著中央擅自出口糧食四億斤，千方百計套取外匯」。



　　是否真的背著中央且擱壹邊，只說壹九五八年十壹月，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表示為多餘的糧食犯愁時，曾希聖跟腔說過「我們擔心農作物的出路問題」。很可能他自以為糧食多得成災，自告奮勇出口，糧食部、外貿部批準了計劃。五九年全國共凈出口八十三億斤（四百壹十六萬噸）糧食，安徽出口四億斤不算多。但也有可能曾、黃兩人「背著中央」另外又出了四億斤。



　　假如留著這四億斤糧，全省三千多萬人雖然壹人只能攤到十幾斤，但如果用於接濟缺糧最嚴重的三分之壹的人口，那樣每人便有四十幾斤。再加上原來多少還有壹點，那就可以挺幾個月到麥收，二百萬「非正常死亡」也許可以獲救。但也可能省國家糧庫的糧如士兵丙所說「有的是」，並不在乎賣了這四億斤糧，但問題就是沒有及時開倉放糧。



　　當年年底，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省長黃巖作檢討，把責任全都攬在自己身上：「安徽農村發生嚴重問題，主要在五九年冬和六○年春，但曾希聖五九年十月下旬就離職到外地養病不在家，發生問題的責任完全由我來負。」但文革中省委辦公廳揭發說，曾十二月十三日才去養病，那時問題已經發生，因此曾不能逃避責任。但是不管該誰負責，也不管問題如何嚴重，當時曾和黃都沒有丟官。闖下如此大禍而仍能護住烏紗帽，在中國兩千年歷史上不能不算是個異數。



　　再拿壹九六○年的安徽和五六年的廣西作壹比較。廣西的平樂、荔浦、橫縣等地，「向來是廣西省糧食產量高的地區，這些地區在壹九五五年基本上又是豐收，只有少數地方發生了插花式的災情」。但是從省委到平樂地委、各縣縣委，「不僅過高地估計了壹九五五年廣西省的糧食產量，看不見或低估了壹九五六年春荒成災的嚴重性，而且在下級幹部向他們報告了產量和災情之後，許多人還不相信」，於是「雖然有糧食、有救濟款而沒有及時地發放，以致輕災變作了重災，發生了災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現象」。從五六年壹月至四月，全省共有壹萬四千七百人外逃，五百五十多人餓死。（註３：見壹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新強日報》。）



　　沒有資料足以說明壹九五六年廣西餓死人的數字被縮小了。由於那時沒有公共食堂及五八年那種瘋狂行為，因此死人數字大大低於六○年應是事實。因為餓死了五百多人，從省委第壹書記陳漫遠，省委書記、副省長（代理省長）郝中士，省委書記、副省長蕭壹舟，到地委書記、地區專員、縣委書記，壹批人受到撤職處分。可是到了六○年，也是頭年豐收，也是糧食，有救濟款而沒有及時發放，而安徽壹省死的人即以百萬計，但省委、地委、縣委書記竟然壹個個安然無恙，帽帶兒系得牢牢的，可見中共在這「三年大躍進」蛻變、異化到了何種程度。當時中央所以未拿曾希聖、黃巖二人是問，是因為中國有「法不治眾」的傳統。哪個省不在餓死人？整誰去？除非中央來個「總辭職」，整個把省長實在也不公平。壹九五八年，毛澤東曾擔心死人的問題。他在武昌會議上說：「廣西死了人，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妳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註４：壹九五八年十壹月二十壹日，武昌）如今真的死人了，他自然不再提撤自己的職的事。由於需要壹支忠於自己的隊伍，他當然也不願處理那些應對死人事件承擔責任的幹部。



　　這大約也就是壹九五九年彭德懷及壹批受其牽連的「反對大躍進」的幹部被罷了官，而禍國殃民的躍進積極份子卻穩坐釣魚船的原因。



　　安徽問題雖然嚴重，但未必全國第壹。至少可以說，甘肅、河南山東諸省的情形與安徽都不相上下。



　　彭德懷在廬山被打倒後，不得不就毛給他栽的「軍事俱樂部的贓作澄清。他說，廬山會議之前他自國外訪問回國，總參謀長黃克誠向他「談了國內情況，提到有些地區嚴重，特別是甘肅情況嚴重」。嚴重到何等程度，沒有詳細的資料，但既然通渭縣壹處就已餓死了六千多人，所以黃克誠說的「情況嚴重」肯定言之不虛。



　　這是廬山會議之前的情形。會後的反右傾、共產風壹下子就把甘蕭推進了歷史上空前的大災難之中。這個災難大到什麽程度？壹言以蔽之，到處都有餓死倒斃在路邊的人。當時晚間省會蘭州火車站外黑漆漆的，走路得小心，弄不好會踩著倒在那兒起不來的人。



　　壹九八七年，《中國潮》報告文學徵文，麥天樞的《西部在移民》獲得壹等獎。該文披露，壹九六○年前後僅定西地區（隴中壹帶）便「餓死近百萬居民」。對這件事，麥文壹語帶過，未談細節。



　　另壹作家沙青在其壹九八入年發表的報告文學《依稀大地灣》中也寫了當時定西地區的饑饉。他未談死人總數，卻對細節作了實錄，正好可以用來對麥文作補充。



　　據沙青調查所得，同安微壹樣，甘肅也是在壹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後的十壹月，即「全國躍進浪潮日高夜漲」的時候開始大量餓死人的。榆樹皮、楊樹皮剝光了，連比黃連還苦的柳樹皮也都剝了吃光了（河北太行山區還只是吃柳葉而已），被子裏的棉絮也扒出來吃了。人死了便被尚餘壹口氣的人割了、煮了、吃掉。有的人甚至將外面逃到村子裏的人殺了吃掉。更有人將自己尚活著的孩子殺了吃掉了。有壹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壹男壹女兩個孩子。壹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裏浮著壹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竈邊扔著壹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裏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妳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妳做活。」這是沙青親聞的許多真實故事中的壹個。



　　中共甘肅省委的機關報《甘肅日報》的記者張尚質是通渭縣人。那時，他回了壹次家。「他看到了什麽？路邊、田裏，到處都是死人、屍首，遍地白骨無人收。他跑進自己的村子，村子慘不忍睹。他跑進家門，家中已氣絕三人。」通渭縣餓死加外跑的在十萬以上。壹九七二年新任省委書記宋平視察通渭時曾痛心地說：「那麽多人餓死了。有的人跑到新疆去。老百姓吃的苦太多啊！」（註５：《海南紀實》壹九八九年第八期第二十二頁。）所以，說通渭餓死四、五萬人大約不會過頭。



　　也許人們會問，當政的共產黨此刻在做什麽？難道官員們也餓死了？不，他們正忙於搞階級鬥爭，召開「千人鬥爭大會」、「萬人鬥爭大會」，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櫃、掘地挖墻搜刮糧食。「他們完全變成了壹群野獸，把拿不出糧食的婦女，剝光衣服，用繩子紮起陰毛拉出去遊街示眾！」類似這樣的滅絕人性的惡行，據事後省委派去放糧、調查的工作組統計，竟有壹百二十八種。



　　「要麽整死，要麽餓死．．．．有的人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糧不敢吃，有野菜不敢剜，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實實地餓死。」（註６：以上均引自《依稀大地灣》，《十月》壹九八八年第五期。）



　　二十年的作家柔石寫過壹篇小說《為奴隸的母親》，講的是窮人將妻子典當給財主當生育工具的事。現在是新社會，法律已不允許典當婦女，但這並不能禁止甘肅的婦女為救瀕於餓死的丈夫和孩子，跑到鄰省陜西再嫁，得到糧食送回甘肅家中。結果制造的悲劇同四、五十年前壹樣；幾年後婦女在「後夫」家留下親生骨肉，返回老家，而那為「後夫」生下的孩子從此便失去了親娘。也有壹些甘肅婦女，譬如有鐵路穿越其境的甘谷縣的婦女，很方便地到了較為富庶的關中鹹陽的平原地帶，便再也不肯離開了。饑饉後，老家男人找到了她們，可是她們沒有回甘肅。在「前夫」家生的孩子盼不回親娘，結果也還是悲劇。



　　壹九三○年底，共產黨員柔石被國民黨抓去處死，沒能眼見自己為之獻身的新社會的誕生。他若能多活三十年，看到共產黨執了政，竟然也有「為奴隸的母親」，真不知會作何感想。



　　據說，當時中央開會，陜西省委第壹書記張德生（曾做過中共甘肅省委第壹書記）對甘肅第壹書記張仲良說，若甘肅缺糧，陜西願支援壹些，但張仲良卻硬充胖子，反說若陜西缺糧，甘肅可支援他們。甘肅省省長鄧寶珊是壹九四八年底代表傅作義與中共談判和平解放北平的前國民黨將領，有職無權的花瓶。他去農村視察後，唯壹能做的只是「如實地向省委反映了情況」而已。他的權力還頂不上省委壹名書記處書記。當周恩來聽說甘肅有饑荒，打電話給甘肅省委詢問是否需要中央調撥糧食去的時候，省委書記處書記何承華竟然在電話中欺騙周說甘肅農民連大餅油條都吃不完。但畢竟紙包不住火，甘肅餓死人的事傳到了北京。於是中央監委副書記錢瑛帶了壹個工作組到甘肅調查災情，「發現實際情況同省領導同誌介紹的完全相反。那裏的困難．．．．是由於某些領導人肆意弄虛作假，騙取榮譽，不關心群眾疾苦，徵收過頭糧所造成的。同時，還發現某些領導幹部對敢於講真話、提意見的好同誌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制造了壹批冤案、錯案。」（註７：引自《憶錢瑛》壹書。）錢立即向中央告急，請求撥糧救災。賑濟災民的糧食是運到了，但是已有壹百三十萬人餓死，約占當時甘肅人口的十份之壹，比安徽死亡的比例還高。這個數字是在文化革命初期披露的。大躍進時代的甘肅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因其制造的災過於嚴重，壹九六二年被撤職。六五年夏天，他又獲任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壹年後，文革爆發，由於他新來乍到，尚未來得及做什麽事，江蘇對立的兩派組織都認為他在江蘇沒有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因此省委書記個個要打倒，唯獨不打倒他，並擬定他為「革命幹部」的代表。甘肅造反派聞訊，立即派人到江蘇，壹定要將他揪回甘肅，因為「張仲良欠了我們甘肅人民壹百三十萬血債」。結果醞釀中的江蘇新生的革命委員會裏，「革命幹部」的代表便由張仲良換成了正在勞改掃地的彭沖。



　　壹百三十萬這個數字應是可靠的，因為文革初期「揭發」出來的當權派的「罪行」，材料往往是由省委、省政府內的幹部提供的，而且當時未見有與造反派對立的組織出來否定這壹數字。估計這是當年批判張仲良時官方估定的甘肅省死亡人數。



　　甘肅第壹書記張仲良曾經是壹個長期為中共出生入死、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革命者，但他在甘肅留下的卻是千千萬萬家破人亡的饑民和無數淒慘的人間悲劇。作孽至此，即使過去功勞再大，也該如諸葛亮斬馬謖壹般，揮淚斬之。但中共卻不按此邏輯辦事。當時的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接替張任甘肅第壹書記汪鋒聯名寫過壹篇文章，說「五十年代未，甘肅受『左』的錯誤的危害是非常嚴重的。」習還寫過壹篇文章紀念張仲良，他這樣寫道：「五十年代未，他在甘肅擔任省委第壹書記期間，由於受當時『左』的思想影響和主觀主義作怪，犯了浮誇冒進的錯誤。但他勇敢地擔責任，多次進行檢討．．．．」（註８：壹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



　　從這些文字我們可以知道，大躍進的積極份子怎麽幹都行，錯了作過檢討，換個地方，省委書記還可以照當。而「右傾份子」如湖南省第壹書記周小舟則徹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這是毛澤東時代的壹大特徵。（當時也抓了壹些低級幹部，如通渭縣十七名縣級幹部、三十九名公社幹部，因制造「非正常死亡」的罪惡過於嚴重而被捕入獄，但兩年後又都獲釋，恢復了名譽和職務，好像他們什麽惡事都沒有做過，抓他們是冤枉了。）



　　與甘肅為鄰的青海也是「主要負責人」（應指第壹書記高峰）「左傾蠻幹」（劉瀾濤語）而問題格外嚴重的地方。壹九六○年中共成立各大地方局，西北局第壹書記劉瀾濤向總書記鄧小平要求派年僅四十三歲的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去任第二書記兼省長。「王昭同誌到達青海時，正是春耕大忙季節。但是從湟水之濱走到黃河兩岸，地裏看不到人跡，村裏看不見炊煙，壹片荒涼肅疏景象。」王即向中央報告，「要求中央火速調撥糧食，先把人畜死亡的問題煞住。」（註９：壹九八五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



　　青海死了多少？連大概數字也無從知曉。我們只知道王昭反左道而行之，將牲畜分到戶，擴大社員自留地，將前任在牧區開墾的草原還牧，又大力查處幹部貪汙索賄的案子，終於在較短時期內煞住了人畜死亡的問題。



　　錢瑛有功於甘肅，王昭有功於青海，可是文革中兩人均被投入監獄並死在那裏，成了毛澤東極左路線的犧牲品。



　　河南，這個壹九五八年創造了人民公社的地方，當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莊稼爛在地裏未收到手，五九年又減產四十多億斤。以後因農民饑餓無力種田，第二年又大幅減產，農業產值下降三分之壹。（註１０：壹九八六年壹月六日《人民日報》。）聯想到楊獻珍所說的五八年底就已經有人餓死的情況，四千萬農村人口中餓死的不會少於安徽。



　　當時河南有幾個所謂「事件」，其中「信陽事件」指的是信陽壹個地區就餓死了近百萬人。為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工作了十年的張文才說，那時「有的地方甚至餓殍遍野，總理為此憂心如焚」。信陽必定是那些「地方」之壹。由於河南省上報的壹九五九年糧食產量超出實產的壹倍，於是省裏拼命搜刮農民的糧食。過去農民跟著幹部鬥地主，將地主吊起來逼他們交出埋在地下的財物，如今農民也被吊起來，被逼著交出「私藏」的糧食。從五九年十壹月（全國大饑饉的起始時間）到六○年七月之間，信陽地區在追逼糧食的過程中拘留、逮捕了壹萬餘人，其中七百人死在拘留所和監獄。（註１２：蘇曉康著《烏托邦祭》第三九○頁。）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被悉數劫掠而去，地委第壹書記又「限期消滅外流」，農民無處可逃，只剩下了餓死壹途。



　　全國第壹個人民公社，就出在河南信陽地區，餓死人信陽也是第壹。事後中共信陽地委向中央報告說，截至壹九六○年春，正陽縣餓死八萬多人，新蔡縣餓死近十萬。而遂平縣那個全國第壹個人民公社〔山查〕岈山人民公社餓死了四千人，占此公社總人口百分之十，其中最嚴重的生產隊死了近三分之壹。（註１３：壹九六○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轉引自謝春濤《大躍進狂瀾》第二○三頁。）



　　作家白樺是信陽人，他說當時「壹個村落壹個村落的人被餓死」，正是事實，因為僅與正陽、新蔡兩縣相鄰的息縣就死絕了「包括少數外逃）六百三十九個村子，死亡十萬人。（註１４：見蘇曉康著《烏拜邦祭》。）



　　那時，白樺作為右派份子，在上海郊區壹家工廠勞動改造，同居壹室的壹位工人恰是他的同鄉。那工人自信陽探親回來後，對他講了如下壹段話：「我剛從咱們家鄉回來．．．．俺家裏的人都餓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兒子也死了．．．．她咋活下來的呢？．．．．有壹天夜裏，壹只餓得只剩兩張皮的豬沖進她的院子，她連忙關上門，壹棒就把餓昏了的豬敲死了，連夜剝了那頭豬，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來挖出壹塊燒燒吃。她不敢給她那個五歲的孩子吃，怕他說出去。壹說出來，村子裏還活著的人就會沖進來和她拼命，會打死她，要她把豬肉拿出來。她眼睜睜地看著兒子叫著『餓呀！媽媽！餓呀！媽媽！』壹直到死．．．人變得那麽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這樣。」由此推斷，在這「信陽事件」中，信陽地區十多個縣中有百萬人餓死的說法絕不誇張。



　　信陽地區餓死那麽多人，省民政廳辦公室主任從信陽調查後回到省會鄭州，向廳長及省監委書記呼救，可是上司毫無反應。他決定赴京向中央面陳災情，可是剛到火車站就被上司派去的人截住，終於沒能去北京。



　　那些官僚們為了護住烏紗帽，壹是堵，封鎖消息；二是賴，堵不住就賴，將罪惡賴掉。壹九六壹年壹月，中共信陽地區委員會向中央報告，「把該地區發生的糧食嚴重減產和大量餓、病、死人的現象，壹概歸之於壞人當權和地主封建勢力的破壞，因而提出．．．．打倒反革命復辟勢力的做法」。（註１５：《中共黨史大事年代》第三壹○頁。）信陽地委用「階級鬥爭」掩蓋他們嚴重失實，諉過於「壞人」、「反革命」，這倒不奇怪；令人驚訝的是中共中央竟肯定了這份報告，並轉發各地，指示「全國三類社隊都應照此執行」，足見直到無數農民餓死之後，中共仍未清醒過來。



　　河南二百多萬人餓死（事後河南省委向中央報告的數字）（註１６：見《烏托邦祭》第壹五三頁。），信陽地委及下屬幾個縣的幹部統統撤職，還槍斃了其中幾個罪惡最大的，人是抓了不少，從地委書記壹直抓到生產隊長，但作為罪魁的省委第壹書記吳芝圃卻得以從輕發落。他自己倒明白：「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辱（辱應為戮為誤——作者註）」。（註１７：引自蘇曉康著《烏托邦祭》。）可是，廬山會議反右傾，他是堅定的毛派，所以不僅砍不了頭，連烏紗帽也丟不掉。他只被降了半級，調任中共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同坐牢，被槍斃的地委、縣委書記比，真是便宜了他。



　　壹九六壹年初，毛澤東的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的壹位朋友陸石自信陽去看望他，告訴他說：「群眾寧可自己餓著，也沒有去動壹粒國家倉庫的糧食。他們對我們黨和國家的忠誠真稱得上是『動天地而泣鬼神』，可那裏的領導幹部在幹些什麽喲，簡直是作孽！」田家英表示贊同，說：「中國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



　　中國老百姓可惜過於好了，要是他們「壞」壹些，在餓得走不動之前就聚眾去搶糧庫，不是可以免於餓死了嗎？國家所以要建糧庫，不就是為了備荒，不就是為了在饑饉發生時賑濟人民嗎？千百年來，每逢災年，官府就要設「粥廠」救人，雖說四處有貪官，那些粥廠活人無數卻是事實。可是如今數以百萬的百姓瀕於餓死，「領導幹部」就是拒不開倉放糧，擅自放糧的則撤職查辦。在這種情形下，人民自然有理由去搶。寧可餓死而不去搶被那些「領導幹部」把持的糧庫，實在是過於老實了。



　　當然，說中國老百好或許並不過份，這裏有個雖不「動天地而泣鬼神」但十分動人的故事；



　　壹九六○年某日，國防科學委員會主任聶榮臻元帥讓全國各大軍區司令員同時接聽他的電話：「我以革命的名義向大家募捐。我們的科學家，我們的火箭部隊正挨餓新疆，到達羅布泊沙漠的核試基地時。這時，兩火車車皮募集來的食物也運到了。



　　當時沙漠深處壹個核試物理實驗室已經斷糧，正靠獵捕黃羊度日。第二天，運糧車即開往沙漠中的實驗室。當車子駛進沙漠邊緣的壹個村子時，骨瘦如柴的小孩們圍上來乞討食物。車子壹停，大群衣衫破爛的饑民蜂擁而至。戰士見來人要搶糧，立即將子彈推上槍膛。押車的軍需處長大喝壹聲「不許開槍」，他們幾乎搶光了他的糧食和乾菜。饑民散後，處長正在哭泣，突然人們又從巷子裏擁出來，低著頭默地把方才搶去的壹袋袋糧食、壹捆捆乾菜全數送回，堆在車前。其中壹人手托壹只包裹，跪在地上說：「這是解放軍的救命糧，是沙漠裏幾十條人命．．．．大軍，我有罪．．．．」原來那包裹上有著壹位物理學家寫的幾行字：「老鄧，獲悉妳們已斷糧。捎去．．．．」（註１８：見河北省《長城文藝》壹九八九年第十壹期。）



　　中共的官方輿論至今仍贊頌當年寧可餓死也不搶糧的農民。譬如壹九八七年安徽出版了壹本《法官軼事》，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法制委員主任題書名，省高級法院院長審稿並撰寫序言。該書中提到壹九六○年餓死的農民時這樣說：「群眾在饑餓和死亡線上拼命掙紮，任憑饑餓奪去了生命，仍然安份守己，不做違法的事，確實堪稱為偉大的公民啊！」



　　無數農民「安份守己」地餓死了，這是毛澤東制造的最為可嘆的人間悲劇。在家老老實實餓到死，就是「偉大的公民」；不甘餓死而去搶糧的，就是「壞人」、「暴徒」。這就是當局執政者的邏輯。



　　為安份守己地默默餓死的農民唱贊詞的，不止是田家英和那位高級法院院長，連彭德懷都是這麽看的。壹九五九年六月，彭曾在中南海說：「如果不是黨中央、毛澤東同誌的威信高，就會發生匈牙利事件，要請蘇聯紅軍來。」（指協助鎮壓民眾——作者註）不久，他乘火車赴廬山，途中又對人感嘆道：「如果不是中國工人好，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他顯然認為農民被政府折騰得流離失所、瀕臨餓死而不造反就是「好」。要是造反，那就不好了，他是要鎮壓的。只是他擔心他統率的「工農子弟兵」對付不了造反的工人、農民，遂產生了請蘇軍來鎮壓的念頭。可見即使明擺著是官逼民反，他也是站在官那壹邊的。他愛護關心人民是真，但壹旦人民與他效忠的黨發生沖突，他還是要站在黨那壹邊的。他為人民「鼓了嚨胡」，但當黨不容他為人民說話時，他立即認錯，寫檢討，將嘴閉上。人民沒有得救，他自己也沒能逃脫厄運。「彭大將軍」的悲劇正根源於此。



　　不安份守己的人也有。譬如安徽有壹位小學教師，壹九五八年因「右派言論」被開除，押送原籍鄉村監督勞動。他於壹九六○年十二月以「江南農人代表石山」的化名給毛澤東寄了壹封信。信中說：「山上，河裏的草根都吃盡了。」「我們同是中國人，我們決不是有意與妳為敵，只要妳把我們農人當人待，把糧食標準放寬點，大家壹天兩粥壹飯能吃飽，不論農活怎樣重，我們都願跟妳過下去。如果妳不及時扭轉這壹傾向，到時休想我們不聽話。」「我們主張的是：耕者有田，農家有權，誰種誰收，留售自由。誰敢剝削農人的血汙，我們堅決不答應。」可惜，這樣的信照例被公安部門扣住，沒能送達毛的辦公室。



　　當時，搶糧的事生過壹些。譬如壹九六壹年二月中旬，賀龍、羅榮桓兩元帥到福州軍區檢查工作，軍區壹位領導人向兩位元帥報告過某地壹位農村黨支部書記帶領壹百多人去國家糧庫搶糧的事件。作家張壹弓寫過壹篇《犯人李銅鐘的故事》，講的是壹件真實的事：河南省某村四百九十多人斷糧七天，黨支部書記李銅鐘與其任糧站主任的戰友（兩人均因在朝鮮戰場受傷殘廢而回鄉）合夥，先斬後奏，「借」走糧站五萬斤糧給鄉親救命，而後自首投案。但就全國而言，這種事情極為罕見。



　　當時，對整個共產黨政府絕望了的人已經出現。如海軍航空兵某部飛行員楊德才，他在壹九六○年壹月初對其他飛行員說：「現在都餓死人了．．．不信到臺灣沒有出路。」三天後即駕駛壹架米格十七逃往臺灣，開了中共建國十年首次駕機叛逃的先例（但因超低空飛行墜海而未遂）。



　　就總體而言，那時人民還只是痛恨下層的中共幹部，總相信共產黨不會任人餓死不管。如湖南省郴縣壹位青年女工劉桂陽，回農村時見到父母沒有吃的，憤而跑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北門張貼了十幾條「消滅人民公社」壹類的標語。而後走到警衛跟前，請他們轉告中央，派人下去了解農村情況。寄希望於「中央」，這是多數人「安份守己」而不造反的壹大原因。實際情況是，「中央」在毛澤東控制下，還在發躍進燒，「不知道或不相信」無數農民正在瀕臨餓死，饑饉自然就無法遏止了。



　　安徽、甘肅、河南是三大災難省，其他地區如何呢？



　　山東的情形比河南好不了多少。羅榮桓元帥壹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在政治學院的講話提到，「在山東，農村勞動力減少了百分之二十，牲口由六百萬降到二百萬。許多土地荒掉了。（註１９：《羅榮桓元帥》第九三八頁。）



　　山東的實際死亡人數，因材料不足無法估計，僅有兩個小小的例子以資參考：



　　在彭德懷蝸居的吳家花園，有壹天，從山東來了壹老壹少母女倆——他們是步行乞討了壹個多月才來到京城的。那母親壹見到彭的壹位警衛戰士就哭喊道：「兒呀，妳爹和妳兄弟都餓死了。全村人把樹葉都吃光了，都逃出來了．．．．」



　　甘肅省委工業交通部部長張北華是山東人，壹九六○年他的侄兒自山東去甘蕭告訴他，他的父親是餓死的。張因為五八年曾向省委寫信，批評大煉鋼中的問題，廬山會議後壹度成為省委內的批判對象，可能因此而顧不上在老家的父親。連這位高級幹部的父親都餓死了，山東的普通農民餓死了多少就可想而知了。



　　山東當時的農村人口近四千萬，若羅榮桓所指的勞動力的減少完全是由於餓死，而且勞動力死亡數與農村人口的死亡數成正比，那麽山東餓死的人數應為七、八百萬。但考慮到有些勞力被調往工業界，有些逃荒去了東北、內蒙古，可以將山東農村勞力的滅少低估為其中只有五分之壹至四分之壹餓死，其餘外逃存活。這樣算來，山東農村餓死了百分之四、五，即壹百五十至二百萬人左右。這也是下限，實際死亡的人數應超出此數字。



　　山東的第壹書記舒同是個壹流的書法家，搞政治卻是未流。他很快就不得不為山東的「非正常死亡」問題承擔責任下了臺。而安徽的曾希聖卻官運亨通，兼了山東的第壹書記，盡管曾造的孽並不比舒少。



　　貴州山區俗稱「地無三裏平，人無三分銀」，經濟落後，人民貧窮，可是縣委書記們壹樣要「放衛星」。為向上交賬，便對農民橫徵暴斂，奪走他們最後壹點口糧，其中以思南、餘慶、印江三縣為最甚。農民們面對動不動就捆人、捕人的政權，只能任其擺布。壹九六○年初，三縣農民相繼斷糧。活下來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夏收，不料當年天旱，夏收無著，更多的饑民成萬成萬死去了。壹九七○年春，清華大學壹個畢業生從北京來到貴州山區的壹家小工廠工作。他的頂頭上司、車間的黨支部書記告訴他：他兄弟壹家、叔伯兄弟數家，都是全家死於那場饑饉，無人幸存。



　　壹九六○年冬天，中央有人去貴州，劫後餘生的農民攔路呼救，這才驚動上面。中央監委派了工作組到了那相鄰的三個縣份。第壹個縣的縣委書記被槍斃後，另兩個縣的書記隨即畏罪自殺，自行了斷此壹大案。



　　貴州死人，也是全省性，並不止於東北部那三個縣。壹九六八年，上海復旦大學壹個畢業生到貴州西北部的金沙縣工作，那裏的人們告訴他：在「困難時期」，該縣幾乎家家死人，全縣大約餓死了四分之壹。在中共的「革命聖地」遵義，筆者知道有戶人家，全家八、九口人，只有壹個活過了那場饑饉。所以估計全省餓死了大約百萬人以上。



　　甘肅、河南、山東、貴州等省自然環境較差，經濟脆弱，經不起大躍進的折騰，那麽「魚米之鄉」如何呢？



　　壹九六○年底，湖北省長張體學打電話到北京，對他的紅安縣老鄉、副總理李先念說：「李副總理，妳就是砍我腦殼，也要給我兩億斤糧食！百姓們沒法活了。」李先念沈默了半晌才開口：「妳就是砍了我腦殼，我也拿不出兩億斤糧食．．．．」（註２０：見所國心、董濱著《兩百個將軍同壹個故鄉》。）李拿不出糧給故鄉，湖北的百姓怎樣熬過這場饑荒？既然五九年春天廬山會議前湖北就已經餓死了人，六○年餓死的自然就更多了。



　　同年，陳毅元帥路過南京，將江蘇省長惠浴宇找去問：「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妳們江蘇究竟死了多少人？」惠雖為陳的老部下，但省委早已在內部對此統壹了口徑，惠也就沒有對陳毅說實話。陳回到北京後，在中央的壹次會議上感嘆：「在下面跑了幾個省，也不敢說老實話。」「江蘇的惠浴宇含糊糊，還是廣東陶鑄說了點老實話。」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批評過江西省委吹牛：「江西現在還講去年增產百分之六十七，這是脫了外褲，留了襯褲。」彭德懷下臺了，江西的牛皮也很快吹破了。壹九六○年冬，朱德到了江西，來到他和毛澤東當初打江山時呆過的永新縣，也即他三十年前與紅軍戰士壹起挑糧上山的地方，見壹戶農民吃的只是紅薯葉子，便對陪行的永新縣委書記說：「今天人民在吃紅薯葉，我對不起永新縣的鄉親們。」說罷拿起壹只碗，也盛了壹碗紅薯葉。



　　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於壹九六○年春天回到福建長汀老家，發現幹部到處在說假話，公社食堂無米下鍋，社員吃的多是煮青菜。六壹年初，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帶工作組到閩西，發現「大片土地荒蕪，大量牲畜死亡．．．．非正常死亡相當嚴重」。可是當地黨的負責人非但不負責，反說是「階級敵人混入內部進行破壞」造成的。張復查了壹九六○年逮捕、判刑的全部案件，結果發現那些「階級敵人」絕大多數是因缺糧而偷竊或私宰豬牛、對社會不滿發了牢騷的老百姓。（註２１：《人物》壹九八二年第三期第十四、十五頁。）



　　四川是「天府之國」，也大批餓死人，主要原因是徵收過頭糧。譬如仁壽縣，縣委書記為了向上級多繳糧食邀功，把全縣的公社幹部召到縣裏開大會。會上將公社幹部壹個個輪流叫上臺，讓民兵抽打，逼問「把糧食放到哪裏去了？招！」幹部們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亂報過地方，說藏了多少糧食。於是電話即打回去搜查。搜不出來也得繳糧，農民只有將僅剩的壹點口糧繳出去，結果便是餓死。



　　四川雅安地區「非正常死人」人數太多，省委下令將榮縣縣委書記姚清逮捕，判刑八年。縣裏科局長全部撤換，並將壹百七十名公社社長、書記壹級的幹部捉去坐牢，頗有點像當年齊威王捉阿大夫去下油鍋。只是「死者長已矣，存者且偷生」，即使榮縣書記下了油鍋也無法使數萬餓死的農民回生了。



　　湖南省死的人比不上安徽、河南，但有些地方情形也相當嚴重。淑浦縣向家堖村，附近山上光禿，無野果可采，人們只有乾等著餓死。壹百多人的村子死去了壹大半，青年、壯年幾乎死光。壹位青年壹九四九年從該村參軍，六○年回家探親，發現父母已經餓死，村裏沒剩下幾個活人，當即憤而自殺。



　　劉少奇在壹九六壹年四月回湖南寧鄉老家做調查時，盡管幹部做了手腳，例如通往他家鄉人民公社機關的路旁的梧桐樹的樹皮已被饑民剝了吃掉，幹部便在樹桿上塗上黃泥，再用稻草裹住，還是有農民告訴他，枯木沖（村名，劉的老家叫炭子沖——入者註）餓死了「壹、二十個」，「跑了」十幾個。聯想到劉少奇姐姐的兒子都餓死了，我們便可以估計，湖南全省餓死的人不會少於幾十萬。



　　劉少奇回鄉之前，他的老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謝覺哉壹九六○年也回過壹次寧鄉縣老家，除發現全縣大樹只剩了三棵外，便是看到了公社社員沒吃的。可是縣裏幹部卻興沖沖地向他報告：要大辦養豬事業，準備養二百萬頭豬。謝當即不客氣地打斷他：「這聽來有點荒唐，人都沒得吃，哪兒來這麽多飼料餵豬？」可以設想的是，要是各縣的大人們把人民的死活放在心上的話，湖南死的人本不會那麽多的。



　　毛澤東可能不知道他的家鄉餓死了那麽多人。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壹九六○年代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第壹書記。六○年他曾壹度下放到毛的老家湘潭兼職任中共湘潭地委書記。那年冬，他回北京向毛匯報情況，在見毛的前壹天晚上，為了是否將餓死人的真實情況告訴毛這壹點，他在自己的書房裏抽煙、踱步，思想鬥爭了壹夜，到最後他也沒有把真相完全告訴毛。



　　廣西環江縣，壹九五八年放的高產衛星全國第壹：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縣委書記洪華出身於壹個農民家庭，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驗收時他被安排招待北京去的客人，那邊則有人挑著著子繞著地頭轉，轉壹個圈過壹次秤，計的數也是亂寫的。《人民日報》打電話去申明拒發此消息後，洪便說不要搞了。但在場指揮的地委書記賀易然則說，《人民日報》不登，《廣西日報》登，於是隆重地拍了電影，上了《廣西日報》。結果《人民日報》還是在九月十八日登了這壹則畝產十三萬斤的消息。過了不到兩年，饑荒席卷大地，環江縣壹下餓死數萬人，省裏要抓人頂罪，將此時已升任地委書記處書記的洪華揪到環江，鬥了壹通後判處五年徒刑，投入了監獄。那位賀書記則照樣做他的官。六六年春，洪刑滿釋放在勞改農場原地就業，不久文革爆發，賀、洪均挨了鬥。洪沒有捱到頭死了，賀卻因文革中受了「迫害」反於文革後升官當上了省委書記。



　　廣西各縣餓死人的數字，在文革初期各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鬥爭時曾被機關幹部揭發出來，大致都以「萬」計，可惜當時沒有人記載保存下來。



　　廣東德慶縣，自然條件不壞，壹九六○年竟也餓死近兩萬人，縣委書記尚屬幸運，僅被撤職而未蹲班房。



　　以上所提餓死的全是農民，還有壹批人是不該不提的，那就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的犧牲品，特別是壹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及五九年因「攻擊三面紅旗」而獲罪的那壹大批人。



　　西北民族學院畢業的回族青年沙雲青，壹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後他與幾位朋友「議論」「大躍進」，又成了反革命，六○年被判處十五年徒刑。在那座青海某地的監獄裏，「和他關在壹起的『政治犯』們，大多是專家、學者、教授，憂國憂民而因言獲罪。他在那裏拜了許多老師，跟著學文學、學科學、學馬克思主義。後來，他的老師壹個又壹個悲慘地死去。二十五個人的大牢裏，只剩下兩個人，餓得皮包骨．．．．．」（註２２：翟禹鐘、梁勝明著《絲路潮》。）同牢中僅兩個人有幸活過那場饑饉，沙雲青是其中壹個。他壹直在那監獄中呆了十八年，最終獲得平反，活著出了牢房。



　　在青海某勞改農場裏：「缺糧，嚴重的缺糧。勞動，依然是繁重的勞動。許多犯人先後死去了。」「新來了壹個大學講師，也是右派。斯文、白析．．．．沒過幾天，人不見了。怎麽找，也找不到．．．．（另壹位右派、工程師）黃治中找到了他．．．．在戈壁灘上。他餓死了。瘦瘦的身驅緊貼在沙灘上。」（註２３：蕭復興者《柴達木傳說》。）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青海省各處的勞改勞及監獄裏究竟死了多少我們民族可貴的人才已難以統計。但有壹位萬幸在那裏活下來的女性多少知道壹些。



　　「胡風份子」任敏，壹九五五年與其丈夫、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壹同入獄。她於壹年後被釋放，旋被發送青海工作。但又被告發說攻擊過偉大領袖毛主席而再度入獄。大饑饉時，她在牢房裏的任務是往外搬死屍，每天都有餓死的囚犯要往外擡。



　　「北大荒來真荒涼，又有兔子又有狼。」壹九五八年之後又添了成千上萬的右派。幾年前有部電影《智取華山》，曾經風靡全國。其導演之壹巴鴻便是北大荒的勞改右派之壹。因有文藝演出特長，用得著也就餓不死。他與另外幾名演員的勞動任務是挖墳坑，定額每人每天挖三個。不過，說每天都有壹、二十人餓死，那也有點誇張，因為有些坑是為天寒地凍的冬天準備的。



　　離北京不遠的清河勞改農場似乎並不比北大荒強。據在那兒幸存的右派作家從維熙回憶，農場的墓地裏，「墳連墳地連成壹片，裏邊埋的凈是餓死鬼。」那裏的死者比北大荒的死者稍為幸運壹點：在運往墳場的路上有口無底的棺材罩住屍身，盡管入坑時同北大荒的死者壹樣是光身的。從維熙未提及清河勞改農場共餓死多少人。另壹位也是從北京去的「右派份子」吳弘達則大致數過犯人墳丘的數目：「大概有五、六千，或者是三、四千？壹個土丘，壹個生命。」



　　死者當然都有名有姓，但可以追尋出姓名的卻不多。以下是因為稍有名聲，當年死於勞改農場，平反後被人提及的幾位右派份子：自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歸來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費明君，死於青海；從海外歸來的中央歌劇院合唱指揮莫桂新，死於黑龍江興凱湖；自臺灣赴大陸的美學家呂熒，死於河北清河；自香港歸來的作家、上海民樂團團長陳歌辛，死於安徽。



　　人們就這樣死了。專家、學者，他們是「右派」、「反革命」，本來就是待消滅的對象。他們死得沒壹點動靜，社會無壹點反應。「黨的喉舌」控制著全部新聞媒介，在那監獄和勞改場之外，誰也不知道中華民族的精英在無聲無息地倒下，「輿論壹律」的妙處正在於此。



　　誰都要問，當時究竟餓死了多少人？



　　這個問題恐怕永遠無法弄清。據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說，壹九六壹年四月和五月上半月，她隨劉在湖南農村搞農村調查，發現「基層黨組織什麽事情都管、都幹涉，連人口死亡數字統計出來了，還要『壓縮平衡』，不許如實上報」。（註２４：壹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可以想見，不僅湖南，別省的各級黨組織也會這麽幹，所以真實死亡人數是不可能查清的。



　　但是，大致的數字還是可以得到的。以山西為例，當時山西九百三十九個公社，壹九六○至六壹年度有百分之四十二的人每天只能分配到五兩至六兩糧食（註２５：山西《黨史文匯》壹九八六年第四期第三十五頁。），折成米面等商品糧，只合四至五兩，而這些糧食全在公共食堂大鍋裏。按山西老鄉的說法，「幹部特殊撈稠稠，社員吃的稀流流」，因此每個社員實際進肚的必定低於四兩。這點糧食維持不了壹個人的正常生命活動，原先體壯的人可能挺得過去，而體弱老幼便逐漸衰竭而死。假定那百分之四十二的農村人口中有百分之十死亡，也就超過了壹百萬。即使僅只百分之五的人熬不到頭，也有五十萬。所以可以說，山西大約餓死了五十萬人。這是下限，不可能低於這個數字，實際很可能接近壹百萬。



　　山西的情況在全國屬於中等，再看情況較好的東北三省，也壹樣死人。以遼寧錦西縣為例，縣政府統計，壹九六壹年人口增長率為負百分之壹點二，六三年為正百分之四點六，六五年為三點五。（註２６：作者壹九七壹年抄自錦西縣政府文件。）據壹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透露，壹九六壹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百分之壹點八。如正常死亡率為百分之壹點六（按人均壽命六十二歲計），則如無「非正常死亡」，人口增長率應為百分之零點二。但實際上是負百分之壹點二，故當年錦西縣的「非正常死亡」率應為百分之壹點四，即四、五千人。錦西的自然條件在該省屬中等，因此遼寧全省四十五個縣份（城市不計）壹九六壹年內餓死人的數字大約為二十萬。如果加上六○年的死亡人數，應當不下三、四十萬。



　　如欲對全國死亡總數有個粗糙的概念，可將錦西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兩年共七、八千）與全國兩千壹百餘縣相乘，得壹千六、七百萬左右。但此數字偏低，因為錦西有數萬大型國營廠礦的工人，這些工人連同其家屬壹般不會餓死。



　　但是錦西縣壹九六壹年人口凈增長為負百分之壹點二，這個數字有參考價值。因為當時全國人口約百分之十八為城鎮人口，均不會餓死。若城市人口因食物不足，自然增長率由「大躍進」前的百分之二降至百分之壹，則六○年全國農村人口的凈增長為負百分之二。（註２７：壹九五九年人口為六七二（百萬），六○年為六六二（百萬）６７２ｘ{１８％ｘ（１＋１％）＋８２％ｘ（１－２％）〕＝６６２）



　　要對全國壹九六○至六壹年間餓死的人的總數作個較為精確的計算，還得從中國大陸官方發表的人口統計數字出發。以下的計算中所使用的數字均采自中國國家統計局壹九八三年發行的《中國統計年鑒》。（註２８：見該年鑒第壹○三、壹○五頁。）



　　壹九五五至五八年，四年人口平均凈增長率為百分之二點二九（根據每年人口數計算，該年鑒第壹○五頁的「自然增長率」數字不正確）。按照這個增長率，以五八年底的人口數字為基準，則六壹年底時應有七億零六百三十二萬人。而實際僅六億五千九百九十四萬，少了四千六百三十八萬，原因就是「非正常死亡」。



　　但考慮到饑饉導致的出生率下降，此數字應加以修正。以壹九五五至五八年這四年的平均出生率為百分之三點壹九（這大致可靠）。若年鑒中五九至六壹年的出生率亦可信，則同前四年的平均出生率相比，這三年分別少生了四百六十九萬、七百三十九萬和九百二十萬，共二千壹百二十八萬。



　　將以上兩數相滅，得二千五百壹十萬。但第壹個數字是以出生率不變為前提計算的，因此那些應在壹九五九、六○年出生而未出生的人在六壹年底前的增殖也應當扣除。這樣算下來，得二千四百七十二萬。



　　不過，即使在正常的年份裏，作為農村人口統計主要依據的公安部的戶藉記錄和商業部發放布票（每人每年壹份，無例外）的記錄都要相差千萬以上，而壹九五九年十壹月開始各地農村已大批餓死人，年鑒中五九年底和六○年底時中國人口總數應予置疑。這就是為何本書作者采用了較為保守的「兩千萬」這個大概數的原因。這也是為何海內外學者對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餓饉的死亡人數的估計從壹千七百萬到四千萬不等，差異如此大的原因。（註２９：刊於壹九八四年十二月《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的《Ｆａｍｉｎ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５８－６１》，該文作者為Ｂａｓｉｌ　Ａｓｈｔｏｎ等，文中提及二千三百萬、二千七百萬、三千萬等數字。）



　　壹九五八年七月壹日，即中共三十七周年「生日」那天，全國各報刊登載毛澤東六月十四日接見河南封丘縣應舉合作社社長時向在座的人描繪的壹幅美景：「不要很久，全國每人每年可以平均有糧食壹千斤（其中人吃六百斤，其他留作儲備糧、種子和餵豬），壹百斤豬肉，二十斤油，二十斤棉花。」這個「不要很久」是多久，他沒有說；而事實是，不到兩年，死人千萬的災難便籠罩全國了。



大災劫咎由人禍



　　壹九六○年來臨時，無數農民正絕望的境地中無聲無息地死去。可是元旦那天，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誌刊登的卻是這樣的文章（作者為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吳芝圃）：「全省壹千二百十三個人民公社和三十三萬多個公共食堂，都像鋼鐵壹樣鞏固起來了。」「壹九五九年河南省所以能夠戰勝幾十年沒有過．．．．嚴重乾旱，保證了農業的大豐收，就是人民公社發揮巨大威力的結果。」過了半個月，第二期的《紅旗》又有壹篇長達十壹頁的文章，歌頌「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領導下」取得的「壹九五九年農業戰線上的偉大成績」，說五九年「在壹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基礎上，繼續獲得了大躍進」。文章雖然提到五九年的天災，但講的是「重災保產，輕災增產，無災大增產」，「大災不減產，小災大豐收」。正如五九年十月二十日《人民日報》所說：「安徽戰勝歷史上最嚴重的乾旱，水稻、棉花、甘薯樣樣增產。」「山東堅持六十天抗旱，平原、山區、丘陵地帶處處報喜。」沒有壹丁點兒災難的影子。二月壹日出版的第三期《紅旗》，又刊登文學家點綴升平的文字，「水肥魚又肥，大片稻子插上豐收牌」。說從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農民生活「壹步高壹步，壹層高壹層，就像上樓梯，越高越好看。」



　　壹九六○年壹、二月間，全國餓死的農民當不少於四、五百萬，但中共中央主辦的雜誌當時就是用這樣的文字蒙騙世人，粉飾太平。同年十月壹日國慶節那天，《人民日報》更大字宣告，「兩年來，全國大部份地區連續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六壹年壹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發布公報，也將國民經濟的「困難」歸咎於「連續兩年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壹九六二年後又將「兩年」改為「三年」），所以有必要費點筆墨在此論證壹番。



　　首先，自有文字記載以來，中國就是豐歉年年相交替，從未有過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遍布全國的「連續三年自然災害」。翻開《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註１：壹九三九年，陳高傭編。）以二十世紀為例，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間，數壹九○九年的災害最重，也不過是局部地區的天災：「福建漳州等地，水。黑龍江黑爾根等處，水。湖北荊州等處，大水。江蘇溧陽等數縣，水。廣東佛山等縣，水。吉林省城等處，大雨。甘肅全省亢旱。湖南長沙旱。」像這樣的自然災害人類目前尚無計躲避，但壹個廉潔、有效的政府應該能夠對付。偌大壹個中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邊有北方，壹省或數省遭災，只要政府健全，完全可以避免饑饉。壹九壹○年前後，清廷內外交困、搖搖欲墜，救災雖不力，卻也並未引致全國性的饑饉。第二年它不堪武昌起義之壹擊而土崩瓦解，也不是由於災民造反，與明末的情形完全不同。



　　至於壹九五九年至六壹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我們先來看五九年。五九年的成災面積（受災減產百分之三十以上為「成災」）低於五六年和五七年（註２：關於受災面積的數字均取自壹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二壹二頁。），而五六年、五七年除廣西人為造成的數百人餓死外，並未造成饑饉。所以五九年並無足以引致饑餓的天災。



　　但另壹方面，由於大躍進搞亂了正常的農業生產，壹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只有三千四百億斤（註３：見《中南財經大學學報》壹九八六年第壹期。）比五七年少了五百億斤。顯然，這減產與天災無關。三千四百億斤本餓不死人，可是中共中央當時得到的統計數字卻是五千四百零壹億斤。（註４：《紅旗》雜誌壹九六○年第二期第十七頁。）各地多報了產量，就得多繳「餘糧」，黨的幹部層層追逼下級完成「國家任務」，結果把農民的口糧徵去了壹大半。山西農民壹天口糧五、六兩就算是不錯了，許多地區農民壹天僅壹至二兩糧，甚至斷糧。所以，可以肯定，壹九六○年麥收之前，農民所以缺糧是因為官家「徵收過頭糧」，而不是由於天災引起的歉收。



　　兩千萬人大多數是在壹九五九年十壹月至六○年夏收前幾個月青黃不接時死去的，六○年是否有「自然災害」同他們沒有關系。他們餓死時，《人民日報》正在發布社論，鼓吹「以更高的速度持續躍進」，正在為全國「躍進浪潮日高夜漲」叫好，而毛澤東正在政治局會議上號召「把世界各國都拋在後面」。那年即使有災害，他們也是死在災害之前，並非天災的受害者。當時國家還有糧食，只要縣委書記像趙樹理那樣如實報告缺糧的情形，政府將徵收過頭的那部份糧食退還農民，他們就不會餓死。實際情形是，「領導幹部」們掩蓋真相，把守交通要道，使千百萬饑民處於絕望無援的境地，坐以待斃。而有幸活下來的人也因為饑餓而無力操持農活，荒廢了農作物，有的乾脆就沒有種上。正如中共西北局第壹書記劉瀾濤所說，春耕季節，「地裏看不見人跡，村裏看不見炊煙」，致使六○年全國性大減產。



　　壹九六○年全國糧食產量僅二千八百八十億斤，（註５：見《中南財經大學學報》壹九八六年第壹期。）比五九年減少近五分之壹，比五二年的產量還低，但人口卻比五二年增加了將近壹億。死了那麽多人，各省都不敢再吹牛了，壹下子又都向中共伸手要救濟。但六○年糧產跌得太厲害，國庫糧食不夠分，城裏人都降低口糧定額「支持國家」，但仍無濟於事。這也就為何年底時湖北省長「砍腦殼」也要向管財政的副總理李先念要糧，而李「砍腦殼」也拿不出糧的原因。



　　至於壹九六○年的自然災害雖比較嚴重，但成災面積比七八、八○年只略多壹點，所以也不是造成全國饑饉的大災害。如十月壹日《人民日報》所說：「華北、西北不少地區七月以前壹直缺雨；廣東、江蘇、山東和東北相當部份地區遭受臺風澇災也比較重。」（七月底時，臺風在遼東半島登陸，引致百年未遇的洪水）但是，從黨報上看不出任何危機：



　　九月三日：陜西省「戰勝了乾旱」，「初步摸到了無雨保豐收的系統經驗」。



　　九月六日：社論號召南方十三省爭取稻高產多收。九月十二日：遼寧戰勝洪水侵襲，生產「在很短的時期內迅速恢復」。



　　九月二十日：「全國各地湧現了很多畝產千斤左右的小麥高額豐產田」。



　　九月二十六日：貴州「全省中稻、玉米相熟，各族社員們喜氣洋洋，開鐮收割」；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獲得了大豐收」。



　　於是十月壹日鄭重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國農民永遠擺脫了那種每遭自然災害必然有成百萬、成千萬人饑餓、逃荒和死亡的歷史命運。」



　　且不說《人民日報》是在粉飾太平，睜眼說瞎話。天災不等於饑餓和死亡，這話本不錯，但前提是政府功能正常。譬如壹九四九年，國內戰爭在華北剛剛平息，嚴重的災害就來臨了。先是久旱，繼而暴雨、洪水泛濫。全國壹億畝農田受災（約占當時農田的十五分之壹），災民達四千萬。河北、天津、唐山，滄州壹帶，千裏平原成了壹片汪洋。十月前董必武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十月建國後任副總理兼中央防汛總指揮部主任。他指示「不許餓死壹個人」，並說「能否做到這壹點，是對各級人民政府的考驗」。當時，至少據官方說，河北果真沒有餓死壹個人。



　　可是壹九六○年的各級攻府，正如前述，已完全不是壹個功能健全、運作正常的政府，大量的政府官員掩蓋真相猶恐不及，遑論救災。而他們所以那樣做，多半出於無奈，因為直到此時毛澤東仍然「不知道或不相信」（趙紫陽語）無數的農民已經餓死，還在發他的躍進燒。既然毛說壹九六○年要以「更高的速度持續躍進」，政府官員自然不敢報告「大事不好」。像作家趙樹理那樣，敢在大家「持續躍進」時開口向上級討糧食賑濟饑民的，實在少之又少。由陽城縣人民所說「要不是趙樹理，我們早餓死了」，亦可以推斷，六○年上半年農民餓死與否，主要取決於中共縣委、省委書記們是否向上級說了實話。只要他們肯向上司說實話，承認過去吹了牛，把農民的口糧充作「餘糧」交進了國庫，那麽多半能討回壹些糧食，使治下的饑民免於壹死。但他們就是沒有那麽做。到了六○年夏、秋兩季，糧食大幅度減產後，紙包不住火了，可是已為時太晚，再說實話已來不及了，國庫空了，再向上伸手要糧當然要不來了。　



　　應當說明，要是壹九六○年完全按照毛澤東的主意行事，災難本會更加嚴重的。那年產鋼二千二百萬噸的計劃本來是在廬山會議後為反右傾而幾度加碼上去的，毫無完成的可能。到了夏季，毛見這個計劃可能泡湯，著急了。有壹天，他將李富春、薄壹波這兩位主管計劃和經濟的副總理找去談話，說：「辦鋼鐵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今年要動員七千萬人來幹。」又說：「實力政策，實力地位，世界上沒有不搞實力的．．．．手中沒有壹把米，叫雞都不來。我們處於被輕視的地位，就是鋼鐵不夠。要繼續躍進．．．．十年搞壹億噸，上天。」（註６：《黨史研究》壹九八○年第六期。）



　　除了「繼續躍進」，毛在七、八月間的北戴河會議上又提出，要在「右傾機會主義」進攻面前「爭氣」，要在國際上「爭氣」，說是「國內外註目」，能不能完成鋼產量計劃是個「政治性問題」。



　　他的政治局同誌們明知經濟承受不了，明知這樣搞必然導致破壞生產，將其他行業搞癱瘓，但是他們沒有勇氣提出異議，只有遵命去做，拼出全部工業力量去搞鋼。只是「動員七千萬人」去煉鋼之議，即第二輪的「大煉鋼鐵」，由於省委書記們正被饑荒弄得焦頭爛額，沒人有本事再各自動員幾百萬人上陣而被「冷處理」，慢慢拖掉了。



　　如果說那些幹部們在三年大躍進中做了什麽好事的話，這抵制第二輪「全民煉鋼」可算作壹條。否則，在兩千萬人已經餓死之後，大家還「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像壹九五八年那樣再逼七千萬青壯農民去煉鋼，那麽只要他們還沒餓到走不動的地步，就會壹個個變成陳勝、吳廣，不知多少中國人會死於動亂了。



　　但是，即使「動員七千萬人來幹」的瘋主意未得實行，壹九六○年也是毛澤東「三年大躍進」的第三年。說來後人簡直難以相信，就在那天天有人餓死的時候，整個中國在「反右傾、鼓幹勁」、「持續躍進」的口號聲中，「『共產風』比壹九五八年刮得更加厲害。壹九五八年的『共產風』只刮了四、五個月，而壹九六○年的『壹平二調』搞了壹整年。」（註７：《黨史研究》壹九八六年第三期第十三頁。）



　　所謂『壹平二調』，指的是人民公社搞「平均」、「共產」，無償調撥農民的農具、機械、耕畜、馬車。糟蹋別人的家當不心疼，人民公社用行政手段共來的財產很快就損壞、報廢掉了。據山西省統計，全省正常使用的農具比大躍進之前的五七年減少了三分之壹以上。



　　牲畜也壹樣，由於所有權不再歸農民，他們自然也就不再愛惜牲口了。譬如北京郊區農村，牲畜壹律歸生產大隊所有，但是大隊並沒有土地，耕作仍在其下屬的生產隊，使用牲口的還是農民，而不是大隊幹部。結果就如北京市委壹九六壹年在京郊懷柔縣調查後所寫的材料中說的那樣：「公社化以來，不少生產隊的牲畜逐年衰弱的情況相當嚴重。壹九六○年全縣大牲畜除牛以外，都死多生少．．．．有些社員對牲畜的看法是：『牲畜死了是大隊的，小隊可以吃肉』，好像與己無關。」農民對集體財產漠不關心，後果馬上就顯示出來了。



　　據四川的學者調查，壹九六○年的「共產風」使都江堰灌區這個歷來的糧倉也出現了危機，六壹年糧產比五七年少了壹半。（註８：《南充師院學報》壹九八六年第二期。）



　　劉少奇在壹九六二年初著手糾正大躍進錯誤時，提到「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如果就造成國民經濟困難的原因而言，這勉強能成立；但就餓死千百萬人這點而言，則是不正確的。兩千萬農民基本死於人禍，與天災無關。



　　以甘肅為例，宋平壹九七二年出任甘肅省委書記，他下鄉調查後，發現由於連續兩年乾旱，農業失收，許多農民沒飯吃，沒褲子穿。五月間，他向周恩來報告，周即派林業部長羅玉川赴甘肅，開倉放糧，結果便沒有餓死人（個別死人難免）。而壹九五九、六○年的旱情並不比七壹、七二年更重，卻死了壹、二百萬，就是當權的書記們層層撒謊，隱瞞真相，未及時開倉的結果。



　　壹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將彭德懷罵成「禍首」，而今這項帽子該還給毛澤東，給他自己扣上才合適。　



　　由於餓死的農民幾乎全是在公共食堂吃飯期間餓死的，我們不妨就食堂問題再說幾句。本來，壹九五九年上半年時大躍進的惡果已禍及全國，全國各地開始零星地餓死人，毛澤東也覺得問題不少，同意糾偏，其中重要壹條便是「整頓公共食堂」。五月間，中央明文規定，「糧食分配到戶，各人自願參加（食堂），口糧依人定量，節餘全部歸己」，並指示公社將自留地發還社員，恢復允許社員私養家畜家禽的政策。這麽做很得人心，曾壹度使農民喘了口氣。毛六月底在老家湘潭韶山沖對鄉親們說「食堂不好可以散嘛」時，也沒有打官腔。可是七月廬山會議上他轉了個壹百八十度的彎，將解散食堂的主張斥為「反社會主義」，又強制性地搞起了食堂。災難正是從這裏蔓延開來的。



　　壹九六○年二月，中央下達批文，說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就沒有保證」。三月，又發出指示，要求爭取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的人在食堂吃飯，而且出爾反爾，壹改去年五月的「糧食分配到戶」的規定，下令將糧食直接分到食堂。社員家中得不到糧食，只得又端碗上食堂。廬山會議前，山西壹度只剩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在食堂吃飯，現在則又都像鴨子壹般地被迫進了食堂。



　　中共的嚴密組織每當這種時候就能發揮威力。到了四月間，就河北、山西到四川、貴州等十四個省統計，已有百分之八十九的農戶入了食堂，大躍進最積極的河南則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顯然將邊遠山區的農民也趕進了食堂。（註９：《黨史研究》壹九八六年第六期。）



　　山區農民進食堂，受苦更甚。壹九六○年二月中央下文指示各地「固守」食堂這個「陣地」之後，雲南省委第壹書記閻紅彥率隊到農村作調查。在瀾滄江山區，他見到壹個老太婆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渾身上下像泥水中滾過壹樣。農民還告訴他，這位老人只爬兩道山梁，不算遠，最遠的有三十裏，每天騎上毛驢上食堂，壹天就忙著吃兩頓飯。可是，當晚閻召集幹部會說：「三十裏路騎毛驢吃飯，誰發明的？該讓他去。」但當地幹部卻不以為然，說：「沒有三十裏，大概有十五裏。」閻向在座的縣委書記提出，邊強地區的食堂「能辦就辦，不能辦就散」也未獲響應。縣委書記雖不願同省委書記唱反調，卻更不敢同中央不壹致。這樣，農民們就只能照舊翻山越嶺去食堂喝稀粥。



　　翻山越嶺去喝粥，不只雲南，有山的地方都如此。中共中央工業交通部部長高揚作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到貴州壹家工廠去「改造」，就有這種經歷。他於二十多年後這樣回憶道：「我帶著兩個小兒女，爬過壹道山梁，排了長隊，才買回壹小鍋滿是清水的豆腐腦．．．．」



　　在強制辦食堂的同時，壹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前中共中央下達的將自留地發還社員的文件也成了壹張廢紙，農民的自留地重新被收走，食堂也就成了他們唯壹可以獲取食物的地方。食堂每日配給的食物遠不足維持生命，又失去了種植糧食以補充食堂配給不足的自留地，人們也就失去了求生存的手段。



　　閻紅彥於壹九六壹年七月總結雲南省內問題時明白指出：「不顧實際情況，硬要沒收自留地的結果，也造成了死人。」（註１０：壹九六壹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西山地、縣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可見，食堂制度和沒收自留地，正是掐斷農民脖子的那把鉗子的兩臂。為了「固守」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陳地」，農民付出了千萬條生命的代價。



　　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全國到處都在餓死人。可就在這時候，整個壹九六○年，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壹如既往，還在侈談「大躍進的高速度」，「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我們的偉大的理想」（註１１：壹九六○年六月十四日社論。），還在那兒粉飾太平：「我國各地農村的公共食食堂，自從今年春季整頓以來，越辦越好」，「已經進入健全發展的新時期。」（註１２：壹九六○年六月二十壹日社論。）



　　由於被「大躍進」的虛假數字迷惑，中共高層對於國家形勢處於混噸無知的狀態，連比較冷靜的周恩來也不例外。這可從出口糧食壹事上得到佐證。



　　壹九五八年中國出口（指凈出口數，即出口減進口）了二百六十六萬噸糧食，雖比五七年的壹百九十二萬噸高了不少，大致仍屬正常貿易。但五九年就不同了，不少省市從年初開始就有人餓死，政府首腦如果不是對局勢混噸無知，就應改出口政策。然而五九年竟出口了四百壹十九萬噸；而到了天天都有大批人餓死的六○年，仍然出口了二百六十五萬噸。（註１３：壹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四二二、四三八頁。）本來，壹九五九年糧食產量比五七年減少五百億斤，折合二千五百萬噸，即使完全不出口也已經不足，可是出口卻比五七年增加了二百二十四萬噸。僅這二百二十四萬噸（折合四十五億斤）糧，就夠三千萬人吃半年，足以從五九年秋熬到六○年夏。然而這些本屬農民口糧的糧食卻被吹了牛的地方幹部當作「餘糧」繳售給了國家，轉而被需要外幣的政府運到國外去了。



　　省委書記們可以掩蓋真相於壹時，但災難那麽大，沒人有本事長期捂住，大約在壹九六○年年中，各地的真實壞消息逐漸傳到北京，中南海震驚了。災難之嚴重遠遠超出了每個人的預料，每壹天都有無法計數的農民在餓死，現在輪到政府的管家周恩來收拾爛攤子了。他知道，人民不能靠偉大的空話充饑，他有責任讓人民有飯吃！



　　出口糧食的事他當然有責任，但他不是洞察壹切的神仙，他連國家有多少糧、缺多少糧都不模底，因為誰也弄不清各省上報的數字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他的第壹要務就是弄清缺多少糧。從六月到九月，他讓糧食部的陳國棟、楊少橋兩位部長每周到他家中去壹次，從夜裏十點到次日淩晨兩、三點，他親自戴上眼鏡打算盤，與糧食部長們壹起核實糧食產量。他工作如此細致，以致李先念、譚震林兩位副總理戲稱他是「糧食部長」。



　　當時，中國最大的幾個城市上海、北京、天津、瀋陽都只有幾天存糧，有的城市庫存竟只夠支持壹天，壹個風雨就會造成斷糧。黨副主席、政府副總理陳雲提議進口糧食，得到了周恩來的支持。按照楊少橋的說法，「吃進口糧，這在當時可是個禁區！」但那是什麽「禁區」，卻語焉不詳。後來，趙紫陽曾說毛澤東「拒絕批準進口糧食」，至今未有公開資料透露其細節，我們只知道當時的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的壹句籠統的話：「經周總理、陳雲同誌建議，黨中央決定進口壹定數量的糧食以渡危機。」



　　壹九六○年十二月底，周恩來臨出國登機前在機場同陳雲、外貿部長葉季壯商議，決定進口壹百五十萬噸糧。飛機到達昆明，周又得到陳的意見，認為必須進口二百五十萬噸才能渡過難關。最後，六壹年實際進口五百八十萬噸。減去出口壹百三十六萬噸，凈進口四百四十萬噸。由於決心大、動作快，第壹艘運糧船於六壹年初就自澳洲抵達天律港。為了運糧，周又招呼外貿部緊急進口壹千二百輛卡車，交糧食部專用。這批糧食雖然平均全國每人攤不到二十斤，但差不多夠壹億人吃四個月，維持到五月份麥收，因此楊少橋說：「這些沖破禁區來的糧食在當時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可惜的是，周恩來直到六○年秋天才弄清全國缺糧的數字，盡管火速行動，在六壹年初進口糧食撥往各地時，已經又有壹批農民餓死了。



　　此時已被削職為民的張聞天在家，摸摸索索地打開保險櫃，將自己在廬山發言的紀錄給夫人看：「我講的實在沒什麽錯啊！」



　　毛澤東身居中南海，不可能對局勢壹無所知，他不肯認錯，但為表示與人民同甘共苦，他決定停止吃肉。毛何時開始不吃肉，據他的衛士長李銀橋說是壹九五九年十月南下視察歸來後開始的，前後共七個月未吃肉。（註１４：李銀橋著《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二五九頁。）但也可能李銀橋記憶有誤，因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六○ 年壹月在上海開會鼓吹號召「大躍進」、「反右傾」，毛不大可能已經不吃肉了。六○年十月間，國家僑務委員會副主任方方曾流著眼淚對壹位華僑說：「毛主席已經三個月不吃肉了。」）葉劍英的女兒回憶：她當時在北京上大學，因營養不良而浮腫。有壹天下午沒課，便回家吃午飯，打算飽餐壹頓。吃了壹陣後她才發現父親未動筷子。這時葉劍英才對她說：「妳知不知道，這幾天，毛主席都不吃肉了。他對炊事員講：『全國人民都沒有肉吃，為什麽還要給我肉吃？』每次端上肉來給他，他都讓端回．．．．」當時中國的大學暑假是不開課的，因此毛澤東大約是六○年上半年某天開始不吃肉的。



　　有壹天，總參謀長羅瑞卿在晚飯時對全家說：「毛主席已經不吃肉了，從今天起，我們家中也不吃肉。人民和國家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我們要和人民同甘共苦。」山西省省長衛恒，也因此而幾個月沒有吃肉。上行下效，互相傳說，很快地，全國有相當壹部份人知道了「毛主席不吃肉了」的消息。方方、衛恒、羅瑞卿都是懷著崇敬的心情看待毛不吃肉這件事的。那麽多的農民餓死了，他們不去想應當追究某人的責任，卻壹聽說毛不吃肉了就感動得熱淚盈眶，可見「君主聖明」的觀念在他們腦子裏是如何根深蒂固。順便說壹筆，文革中此三人壹被整死，壹自殺身死，壹自殺身殘過早死去。毛澤東若與他們黃泉下相見，真不知會作何感想。



　　說起不吃肉來，使人想起了壹位明君隋文帝。有壹次隋文帝楊堅視察關中壹帶，因正鬧饑荒，他便派員去看看鄉民們吃什麽。隨從取回來壹碗「樣品」——豆腐渣與雜糠混成的飯（比壹九六○年中國農民吃的好得多）。楊堅讓周圍群臣都看這碗東西，隨即承認是自己的過錯，並下令以後吃飯不得給自己擺宴，不得有酒和肉，如是堅持了壹年，比毛澤東不吃肉的時間還長五個月。



　　不吃肉是事實，但與人民同甘共苦則說不上。就在全國各處大批餓死人之時，有關方面為毛澤東在廬山又開工興建了壹所巨型別墅，僅主房建築面積就達四千五百平方米，容壹座小學還綽綽有餘，其裝修之豪華更非億萬正挨餓的尋常百姓所能想像。這別墅比壹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時毛居住的原國民黨政府總統蔣介石的別墅「美廬」大幾倍，由廬山管理局黨委書記親自督戰，幾千名工人通宵達旦施工搶建而成。六壹年八月毛澤東再上廬山開會住進去時，並沒有因為有關方面在舉國餓肚子的時候為他揮霍民脂民膏而憤怒。如果說廬山的別墅是下面搞的，與毛無關，那麽韶山的「滴水洞工程」就不是這樣了。



　　壹九五九年六月底，毛澤東曾要求湖南省委第壹書記周小舟在他的老家韶山沖「搭個茅棚」，使他「退休後」能落葉歸根。不久周被毛定為「反黨份子」下臺，毛又讓繼任的張平化「修房子」，並指明修在滴水洞。張向其上級中南局第壹書記陶鑄請示，陶為討好毛，竟決定撥款壹億元搞「滴水洞工程」（包括修建中共中央開會的場所和鐵路專用線的費用）。只因湖南也在餓死人，財政緊張，工程不得不縮減。但工程規模仍不小，從六○下半年動工，直到六二年年底方完成。壹個連的軍隊守衛那片空房，直到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幾天。毛對那「茅棚」十分滿意，上上下下皆大歡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到處有人餓死，毛主席拒絕吃肉的時候蓋起來的。更沒有人去想，要是六○年用那「修房子」的錢去換糧食（換壹千萬斤小麥是不成問題的），可以使多少饑民免於餓死。而自從毛六六年六月住過幾天之後，那片房子就永遠空在那裏了。



　　似乎沒有「周總理不吃肉了」的傳說，但是周恩來也確實停止了吃肉。據李銀橋回憶，每次周勸毛吃肉時，毛總是搖頭說：「妳不是也不吃嗎？大家都不吃。」當時糧食部長陳國棟經常在國務院與周壹起吃飯，據他說：「飯有窩窩頭，有饅頭，有時有面湯，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時裏面有點粉條。」看來也沒有肉。有壹次周在火車上服務員送去飯菜中有肉，他退了回去，僅以豆腐乳和酸菜下飯。飯後，只喝了壹杯白開水。有壹次召開國務院會議，會前他特別作了講話：「我們都是黨的高級幹部，應該和人民有苦同受，有難同當。我提議，今天會議餐吃白菜豆腐湯。大家同意不同意？」那天開飯時，果真每人壹勺白菜豆腐湯。自然，周恩來的不吃肉不像「毛主席不吃肉了」那樣有許多人宣傳。但是據羅瑞卿的孩子回憶，當時軍隊也缺乏食物，內蒙古的部隊打野物補充，有時打了黃羊送到北京，羅便送到中南海，可見如果有機會，這些領導人也還是要吃壹些肉的。



　　壹九六○年九月前後，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自內蒙古回京休假，壹天中午與父親同桌吃飯，衛士端來壹小碗蘿蔔燉牛肉。劉愛琴因難得見到肉，壹下子差不多把肉吃光了。外婆在旁制止道：「妳爸爸也有好長時間沒有吃肉了。」由此可知，除了毛澤東夫人江青還能有本事搞到食物養猴子之外，中共領導人在那「困難時期」的日子過得的確很苦。



　　當時中共還有壹些與人民同甘共苦的幹部。譬如解放軍總政治部秘書長袁子欽將軍領導掌管物資的管理局，但他不利用這近水樓臺為自家弄食物，而是讓孩子們打榆樹葉，他親自將樹葉摻和在玉米面裏做成餅，同家人壹起吃。中共制造了那麽大的災難而不垮臺，正是因為有這樣壹批忠心耿耿的幹部。



　　那時十七級以上的中級幹部每月可獲額外配給黃豆兩斤、白糖壹斤；十三級以上的高級幹部（大致是市、地區的書記或廳、局長）豬肉兩斤、雞蛋兩斤、白糖壹斥；八級以上的高幹（大致是省、軍、部、級）則豬肉四斤，其他各物加倍。高級知識份子如學者名流、教授等，亦有相應的照顧配給，同食不果腹的饑民相比，雖儼然如特殊人物，但實在也算不上有任何享受。北京的高幹每月可到政協禮堂的餐廳去吃壹頓，但僅壹頓而已。中國人民大學的黨委書記胡錫奎有壹天在中南海開會，半夜散會後與司機到那餐廳，欲飽食壹頓，惜僅有壹張餐券，司機沒份。胡請求多給壹份而不得，二人竟空腹悵然離去。



　　由此可知，當時的中國，「路有凍死骨」不假，「在北京前門外的某些貧民區，例如龍須溝、金魚池壹帶，幾乎每天都有餓死凍死在街頭的人，其中多數是從附近的農村逃荒來的。」（註１５：黃秋耘著《風雨年華》。）但是，「朱門酒肉臭」（「臭」字作酒肉之「香氣」解）卻的的確確沒有。人民沒有造反，這也是原因之壹。



　　高級幹部們自己節省幾兩肉，救不了百姓，關心民生疾苦的幹部們決定擔當政治風險，動手向公社食堂這個腫瘤開刀。由於不到壹年前，安徽省委書記張凱帆在自己家鄉無為縣大批解散食堂而被當作「反革命」抓了起來，因此膽小怕事、以保官為首務的幹部是不敢碰這個問題的。



　　在離無為僅壹百餘裏的江蘇省會南京，主管農業的省委書記劉順元知道不解散食堂便不可能遏止餓死人的災情。因此，當省委派去寶應縣救災的幹部向他匯報，建議先解散三分之壹的食堂時，他立即指示：「該解散多少就解散多少，不要定框框」，「要嚴格保密，對內對外都只說是『調整』，不要說『解散』。上面查問，也照這樣說，出了岔子我們共同負責吧。」當時的江蘇省長惠浴宇後來回憶說：「這樣壹個決定．．．．在當時需要承擔多大的政治風險，又救了寶應縣多少條人命啊！」



　　惠浴宇說的是對的。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要是別的書記們也那樣不怕丟官，毅然解散自己管轄地區的公共食堂，許多農民及其孩子不是可以免於壹死了嗎？再退壹步說，要是壹九五九年廬山會後毛澤東不是倒行逆施地下令將已解散的食堂重又建立，並沒收自留地和家畜、家禽，那些農民是決不會餓死的。說到底，他們餓死是由於毛澤東造成的人禍而不是天災。



　　另外不可不提的是各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農民外出逃荒的政策。各地的幹部竭力防止農民外逃，是因為對他們來說，保住大躍進的聲勢比什麽都重要，他們不願饑民到別人那裏去乞食，丟自己的臉。但是，他們之所以敢公然將饑餓的農民困死在家中，那是有中央文件作依恃的。



　　在壹九五九年三月，即張聞天夫人說「雲南、海南島都發出了餓死人的警報」時，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壹個「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三月十壹日發出。壹九五九年鄭州會議制定的文件原本沒有這壹款，毛澤東三月五日在會上說，「文件還要修改，裏面．．．．勞動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講」，以後才發了這個緊急通知。）該文件不僅要制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予以收容、遣返。



　　自這時起，中國的詞典裏多了壹個新詞：「盲流」。作為動詞，它指農民未經政府許可進入城市、礦區的行為；作為名詞，它是所有未經許可即離開鄉土的農民的統稱。鄉下人「盲目流入」城市，自然有礙觀瞻，而且有害於社會治安，再加上城裏人有飯吃，盡管只夠果腹或半饑半飽，總沒有餓死之虞。他們相信共產黨的宣傳，視鄉下人「餓死人了」的申辯為「胡說」，因此普遍對這些「盲流」們不予同情。這裏有個小例子，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鄧友梅壹九五七年被定為右派份子，連他也相信了共產黨的宣傳。他有段文字回憶那時的情景：「在壹九五七年的那場誤會不久，我的親弟弟和堂弟弟竟『盲目流入』到東北大森林裏去了。他們到北京來求我幫助路費，訴說困難。我拍著桌子怒斥他們『攻擊三面紅旗』。後來，他們流落在壹個小車站上衣食無著，來信叫我寄點錢去幫助他們繼續趕路。我為『劃清思想界限』不予理睬，反把信交到壹個組織部門裏去．．．．從此兄弟間斷了關系。我以為我是對的。」



　　那些為求吃飯活命而浪跡各城市、林區、礦區的農民，數進入城市的遭遇最慘，越大的城市越慘。因為大城市常有外國人往來，當局不願讓「外國朋友」看見他們衣衫襤褸、當街乞討的模樣，連城裏同胞也認為他們丟了中國人的臉。再說，其中有些人也難免有偷摸行為，既然中央、國務院有指示要收容遣返回鄉，而回去後還是沒飯吃，還是要往外逃，有些地方索性便將他們成百上千地押往勞改農場，名曰「收容安置」，實則視作勞改犯人，與真正的犯人無異。他們唯壹的罪過，只是未經政府許可「盲目流入」城市而已。



　　中央文件寫得十分周到，對於流入東北、西北、內蒙古的農民，規定可不予遣返，算是對那些地廣人稀的地區的支援。「盲流」們到了上述地區，通常成了最下等的苦力——新社會的剝削對象。東北長白山區的設備簡陋的小煤礦，下井挖煤的除了勞改犯人（不少是右派份子）便是「盲流」。人民公社辦的煤窯，更歡迎盲流們下井去挖煤，因為條件惡劣，時常死人，而死個盲流是無人註意的，連撫恤金都不必付。



　　有些盲流比較幸運，筆者在遼寧鞍山鋼鐵公司就碰見這麽壹位。他原是山東壹個農村的生產隊長，壹個字也不會寫的標準文盲。他「盲目外流」的經歷是這樣的：「到了壹九六○年，農村勞力不得亂走了，我們找人開了張證明，說是外出辦事，買了去北京的火車票。在壹天夜裏，壹共七個人，打起鋪蓋卷溜出了村子。．．．．到了北京立即轉去關外的火車，闖關東了．．．．」他們的確是盲目的，並不知道目的何在。幸運的是，「火車開到山海關外頭壹個站時，有人上車來挨個兒問，『有沒有工作？要不要工作？』原來是鞍鋼的招募人員。我們願意幹的便被集中到後面幾節車廂。壹共四百七十三名，除了少數河北人，以及幾個婦女，其餘全是男的農農民，來自山東。我就成了這四百七十三個人的大隊長．．．．來鞍山後，老工人都稱我們『盲流』，為此常發生打架事件。後來領導正式宣布，應當叫我們『新工人』，這才了事。」



　　華北的農民為求生計，二百年來壹直在闖關東。東北好幾千萬人口就是這麽來的。官府既未組織移民、屯墾，那些農民自然也是「盲流」。他們開發了那壹大片國土，對國家的頁獻有目共睹。中共對到達東北、西北的「盲流」網開壹面，不予收容遣返（其實東北的城市照樣「收容」），做得很對；但是在大片餓死人的農村地區采取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饑民外出，使他們坐以待斃的政策卻是人腦能想出的最殘酷、最不人道的政策。畢竟在壹九六○年初，中國還沒有什麽「自然災害」，象前文說安徽三兄弟中的壹個逃到江西生存下來那樣，很多人是會找到活路、免於壹死的。中共「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制造了大量不該發生的「非正常死亡」。相信至少數百萬農民像安徽三兄弟被困死在家裏的兩個那樣，是這種政策的犧牲品。



　　把關堵道，在邊強地區就不那麽容易。所以，在千萬人餓死時，邊疆部份人民逃離中國，尋到了活路。從壹九五八年到六○年，雲南不少邊境居民逃到了國外。跑的人數不詳，但六○年之後的雲南省委第壹書記閻紅彥的說法是「邊疆跑人多，震動很大」，「跑人問題，跑了那麽多人，當然不對」，（註１６：見《光明磊落、耿直剛強——閻紅彥傳》。）可見問題相當嚴重。廣東毗鄰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住後均綁起往回押，有的人還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後來省委第壹書記陶鑄決定放百姓壹條生路，指示「不要武裝堵塞，不要捆綁」，結果至少有十萬廣東人逃離。壹九六二年新疆邊境伊犁、塔城地區七萬多人逃往蘇聯的事件，固然與蘇聯暗中挑唆、誘惑有關，也有壹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還是因大躍進的人禍使那裏的邊民們也淪於缺吃少穿的境地，蘇聯人用面包、黃油壹誘惑，對人民公社失望了的邊民們連同縣委書記、縣長們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國，逃亡了。



　　從壹九六壹年起，中共又將蘇聯「修正主義者」的破壞說成是造成中國經濟困難的壹條主要原因。因此，對於蘇聯政府撕毀合同、中止援助、撤走專家並進而逼債（壹九五○至五三年朝鮮戰爭的軍火債與提供工業設備的費用）與中國當時的困難有何關系，也需要敘述壹下。中蘇交惡，主要起因於意識形態的紛爭，所謂「蘇共要當老子，中共不願當兒子」倒在其次，領土爭端構不成主要原因。中國人固然希望收回被沙俄奪去的國土，但兩國並未因此而交惡。相反，五七年凡是就此發表「反蘇言論」的人，都壹律被中共扣上「右派」帽子送去勞改營，可見毛澤東並不打算因此而同蘇聯撕破臉皮決裂。



　　導致兩黨決裂的主因是中共認為赫氏改變了共產黨的基本路線。按照馬克思、列寧的教義，共產黨要實現其主張，唯有以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壹途，毛澤東對此堅信不移。而赫氏則致力於結束同「美帝國主義」之間的冷戰，代之以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政策。中共局限於自己的經驗，又因為美國是其解放臺灣、統壹國家的主要障礙，拒絕接受這壹方針。



　　壹九五七年底，毛在莫斯科十二個執政的共產黨代表會議上就批判了和平共處的方針。不過當時為尋求蘇聯的援助，毛仍然提議由蘇共作「社會主義陣營」的「頭」。赫氏雖對毛反對與美國諒解的方針感到不快，但對毛推舉他為「頭」的做法卻頗為滿意。作為回報，赫氏對援華也頗積極。



　　壹九五八年夏天，臺灣海峽局緊張，金門、廈門整日炮戰。由於中共無轟炸機，赫魯曉夫於九月十六日告訴中共駐蘇大使，說蘇聯可派攜帶火箭的圖——十六圖轟炸機到中國助戰。中共不願外國軍隊來華，表示不接受助戰，但想自行制造轟炸機，希望蘇聯幫助。赫立即同意。五九年壹月，兩架樣機以及另外兩架的散裝件和有關圖紙已運到中國，使中共從組裝開始進行仿制，從此有了自己的轟炸機。



　　壹九五九年十月七日，壹架從臺灣出發的美制Ｕ－２型高空偵察機在北京近郊通縣上空被擊落，令世人瞠目結舌，美臺更是不明所以。毛澤東以他慣有的幽默對外國來客說：Ｕ－２飛機是被我們用竹竿捅下來的．．．．如今真相已披露：壹九五八年十壹月二十三日，第壹枚蘇制薩姆——二地空空道彈運抵滿洲裏，前後共六套發射器、六十二枚導彈運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蘇聯派來專家及壹個導彈營的官兵前來壹對壹地教練。三十年後，中方的學員仍然認為，「蘇聯人授課是嚴謹、認真實意幫助中國人盡早掌握技術。」（註１７：傅振國《昨天的秘密》，見《海南紀實》壹九八九年第五期。）中國人有理由記住：那架Ｕ－２偵察機是歷史上美國第壹架被對方以導彈擊落的飛機。



　　三十年來，所有中國人寫的論述中蘇關系的文章都把壹九五八年四月蘇聯要求在中國建「長波電臺」共同使用，以及壹九五八年七月要求與中國合建「聯合艦隊」這兩件事，說成是蘇共想控制中共海軍，覬覦中國主權，從政治上控制中國的證據。這種說法根據是不充份的。在兩項要求均被中共斷拒絕之後，赫魯曉夫仍然送來了轟炸機、導彈、潛艇，並沒有用斷絕援助為要脅逼中共就範。這歷史事實不是幾篇論文就能說清的。



　　當然，要說蘇聯援華毫無保留，那也不是事實。不過世上本無「無私援助」，人家留壹手也在意料之中。如給了潛艇，卻不肯給其他重要裝置。但這並不構成嚴重問題。中蘇分裂，可以說是當時中共反對蘇共和平共處方針的必然結果。當然，這和壹九五八年以後中共的異常表現也不無關系。



　　蘇共對中共壹九五八年搞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做法，曾經提出「同誌式」的意見，但毛澤東正在興致勃勃地指揮躍進，而且內心並不認為蘇共真的就是什麽「頭」，自然不買蘇共的賬。赫魯曉夫大約在那時就看出毛是個壹意孤行的蠻幹家。壹年前，毛在莫斯科作演講：「有人說中國人愛和平。我們說不對！我們中國人好鬥。依我們的意見，犧牲世界半數人口，消滅資本主義，換來社會主義．．．．」用常規武器是打不掉半數人口的，毛顯然指的是用核武器打掉半個世界，轟掉資本主義。主張與資本主義世界對著幹的人民公社和隨後的大煉鋼鐵運動，中共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瘋癲，赫氏可能便已作出判斷，不應繼續幫助中共設計制造核武哭器了。但直到五九年五月，他宣布要在全世界面前樹立和平形象，為和平作出新姿態之後，才作此決定。可以說，這是蘇聯向美國遞出的壹枝橄欖枝。



　　壹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收到蘇共的通知：「提前中止壹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蘇中雙方在莫斯科簽定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中斷若幹援助項目，不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不過，遲至六○年八月，蘇聯才將在中國核工業部門及其研究院的專家、圖紙撤走。



　　在這件事上，受損害的是中國，惹禍的卻是毛澤東。他壹向說「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事業」，可是如果社會主義要用世界半數人的生命來換取，這個「社會主義」就決不可能是正義的。可能世上沒有壹個政治家會願意協助持有這種主張的人得到核武器，盡管中共在壹九六四年十月擁有核武器之後，毛沒再重復其「犧牲世界半數人口，消滅資本主義」的論調。



　　壹九六○年七月，在中國餓死了兩千萬人的情況下，蘇聯單方面中止執行幾百個援華合同，自然加重了在那之後中國的困難，延長了中國人民的痛苦，滯緩了以後的經濟復興。這好比在中國的傷口上撒了壹把鹽，但卻不是出現傷口的原因。中共至今將這說成是「我們國民經濟在壹九五九年到壹九六壹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損失」的原因之壹，是不妥當的。看看時間表就壹目了然了。



　　對於「蘇聯逼債」給中國造成的影響，也被當時中共的宣傳機器誇大了。由於韓戰蘇聯提供軍火，外加經濟建設提供的設備，中國共欠蘇聯債務七十七點五億元。到壹九六壹年底，共還掉四十七億。（註１８：《黨史研究》壹九八壹年第五期第二十八頁。）這個數字同大煉鋼鐵中浪費的千億元相比本是小數，同三年躍進中計劃外的基本建設投資二百四十五億相比也是小數。（註１９：《黨史研究》壹九八壹年第四期第十三頁。）那二百四十五億元額外投資大都未取得應有的效益，白白被糟塌掉了；若用它還債，取其三分之壹就把債還清了。



　　這些投資之所以白白浪費，多半是因開工前未經專家論證。譬如甘肅省搞的「引桃工程」就是個實例。按毛澤東的說法，「甘肅桃河引水上山，那麽大的工程，就是靠黨的領導人和人民的共產主義精神搞起來的。」（註２０：壹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壹日下午，北戴河會議。）該工程是毛推行大躍進的樣板，規模是不小，幾百裏的渠道，沿線調集十萬民工，從壹九五八年壹直幹到六壹年。結果，餓死、累死、打死萬人不說，整個工程完全報廢，壹滴水也沒引上山，浪費的金錢難以計數。僅僅在壹九六壹年之內，全國報廢工程就折合人民幣壹百五十億元。（註２１：引自成都《天府新論》壹九八九年壹月號中共四川省委黨校韓西林的文章。）這剛好是中國對蘇債務的壹倍。



　　假如中共以困難為由推遲償還那四十七億元，改用以進口糧食，按壹九六○年國際市場小麥價格每噸六十多美元計，可購買約三千萬噸糧食，即六百億斤，拿去救災當然是夠了，但卻不能這樣計算。我們只能算六○年內還給蘇聯的是多少，因為只有那壹年才能以困難為由要求推遲償還債務，而只有在那壹年這個要求被拒絕之後才能說人家「逼債」、「趁火打劫」。這個數字目前無從得知，但離十億元不會相差很遠，這同自己的浪費相比，更是微不足道了。再說，在六○年蘇聯「逼債」之前，千萬農民已經餓死了。「逼債」固然不義，但確實不是餓死人的原因。



　　中國不是在壹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即大批人餓死之前，而是遲至六○年底即無數農民已經餓死之後才決定進口糧食，並非因為向蘇聯還債而手頭無錢，而是由於在「反右傾」、整肅壹千萬人的政治氣氛中人人自危，不敢說真話，饑饉真相被掩蓋，致使周恩來無法下決心。據當時的外貿部副部長林海雲說：「壹九六○ 年．．．．必須從國外進口大量小麥。在嚴重危機面前，如果我們在國際市場上拋售黃金，以解決外匯緊缺問題，也不是不可以，但周總理不贊成這樣做。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不僅沒有賣黃金，而且還利用金價比較便宜的機會，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壹直買到壹九七○年。」（註２２：《不盡的思念》壹書中林海雲的文章。）



　　從林海雲的話中我們無法判斷周恩來何時決定購買黃金，是在決定進口小麥之前還是之後。由於到了壹九六○年十二月底才決定進口糧食，我們可以這樣作個小結：壹九五九年本是歉收年，中南海卻認為是豐收，於是在六○年出口了二百六十五萬噸糧食，購買了幾十萬兩黃金，而人民則餓死了兩千萬。



　　這筆當年買黃金的錢雖然只能用來買十幾億斤糧食，可是如果廬山會議後緊急動員，立即用這筆錢進口糧食，運到缺糧最嚴重的幾個省去，在農民餓死之前運到，救活壹兩百萬人還是可能的。國家儲備黃金應當是為了救急。當時要是動用儲備金，各省再及時開倉放糧，或者緊急中止糧食出口，撇開廬山會議少量餓死的人不算，那兩千萬人壹個都不餓死，也是可能的。

　　全國範圍的死人始於壹九五九年十壹、十二月間，七、八月裏召開的廬山會議是阻遏災難發生的最後機會。「反右傾鬥爭」使毛澤東鞏固了他的統治，也葬送了那最後的機會，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饑饉就無聲無息地席卷了全中國。



形勢險左調稍斂



　　進口糧食可以救急於壹時，卻消除不了災難的根源。有兩個小例子可以點明問題的征結所在。



　　壹九六○年，在安徽的農民被饑餓折磨得瀕於死亡時，宿縣壹位七十二歲的老農向公社黨委書記要求，要帶他有肺病的兒子到山裏去生產、休養。他保證若產糧有余便交給公社，若自食不足也不向公社伸手。獲準後，這個沒有牛也沒有犁，只有壹把鐵鍬和壹把四齒鉤的老農就進山去了。當年秋收，他除了留足自己及他生病的兒子的口糧、種子、飼料以外，還交給公社壹千八百斤，超過了自己留的。除此之外，他又交給公社六十元現金（養豬養雞的收入）。



　　雲南省彌勒縣有壹戶農民，因為女的是日本移民戰後留下的孤女，沒有資格享受社會主義新生活，這家人也就成了當地唯壹被排斥在合作社、人民公社之外的單幹戶。結果是大家都在挨餓，他們卻不僅自己有吃的，還能拿出壹些糧食周濟眼看就要瞑目的鄉鄰。自然，憑這壹家單幹戶的力量，救活不了幾個人，但既然公社社員瀕於餓死，而單幹戶卻自給有余，問題就十分清楚了。



　　說穿了，要擺脫災難就要先擺脫毛式社會主義，扯掉那件「壹大二公」的漂亮外衣，給農民自由，讓農民重新單幹。然而這有違共產黨的宗旨。作為共產黨，不能不按照導師的指示去做:「我們對於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註１：《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壹三七壹頁。）問題只在於：農民自己是否願意？如果農民不願意，共產黨是否應當用專政的辦法逼使農民就範？馬克思、恩格斯並未掌權，未置答案，而在蘇聯實行社會主義的斯大林就是這麽做的。作為斯大林的學生，毛澤東當然也要這樣做。



　　對於共產黨和農民的分歧，毛看得很清楚。自從共產黨將土地分給幫助它打下江山的農民之後，農民和黨的目標就不壹致了。毛壹九五五年五月九日對李先念，鄧子恢說，「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他將這分岐說得再明白不過。要實行社會主義，就不能給農民自由。為了實行社會主義，不惜采取強制手段。在這壹點上，毛澤東是斯大林的好學生。



　　蘇聯強行搞集體化的後果世人有目共睹。「壹九三三年，當這壹行動完全結束時，蘇聯的農業產量和家畜總數減少了壹半以上。在壹九四壹年德國入侵蘇聯的前夕，還沒有恢復到壹九二八年集體化以前的水平。」（註２：《赫魯曉夫回憶錄》愛德華．克蘭克蕭的評語。）直到壹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之時，俄國的耕牛還依然少於壹九壹三年。」（註３：麥克爾．莫洛佐烏著《勃列日湟夫傳》。）



　　中共跟老大哥學，結果幾乎壹模壹樣。壹九四六年，烏克蘭壹位集體農莊主席給共和國第壹書記赫魯曉夫去信，告訴他：「我們已經完成了上交國家糧食定額的任務。我們什麽都交出來了，自己壹無所有。我們深信政府和黨決不會忘記我們，將會給我們援助的。」（註４：《赫魯曉夫回憶錄》。）但是黨的援助尚未到來，素有糧倉之稱的烏克蘭便發生了大饑饉、人吃人甚至父母吃子女的慘事。　



　　將壹九六○年中國的大饑饉同它壹比，我們就明白，學生毛澤東除了制造的災難比先生斯大林制造的範圍更大、死人更多以外，走的幾乎就是蘇聯的老路，連制造饑饉的過程都壹樣，都是農民被迫把糧食交出去而後餓死。



　　史大林至死都沒再把自由還給農民壹分，毛澤東也是如此。但是，這並不等於他們的社會主義就可以從此萬歲了。事實是，中國的農民壹直在向執政者要求自由。



　　早在壹九五七年初，即高級社成立不久，就有農民要求實行「包產到戶」——按戶包種壹定數量的農田，每年交給集體相應的糧食，超產部份歸耕作者個人所有。由於退社單幹已不可能，包產到戶是農民可爭取到的最大自由。當時中共斷然拒絕了這壹要求。在人民公社制造災難之前，中共黨內幾乎是壹致地予以反對。譬如鄧子恢，他壹方面攻擊黨內熱衷於辦幾千戶甚至上萬戶的大社的人是「社會主義狂」，（註５：《黨史研究》壹九八七年第壹期第三十九頁。）另壹方面又指責「按勞（力）分田，包產到戶，實際上退回到單幹的做法。」（註６：見鄧子恢壹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在全國第四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報告。）



　　鄧子恢在毛眼中已是壹個「老右傾」，連他都不贊成包產到戶，可見當時中共的決策層不僅壹致地要搞社會主義，而且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差別也不大，都不贊成給農民以自由。



　　中下層幹部，尤其是身在農村的，有的同情農民的處境，自行實行了「包工到戶」的政策。壹九五九年上半年，有的甚至在地方黨的刊物上鼓吹「包產單位越小越好」，「產量高，由戶包」，主張「包工到戶、包產到人」。但是真敢這樣與中央唱反調的並不多，並未形成潮流。當時毛澤東的註意力正集中在公社幹部中的所謂「五風」問題上（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對此暫時容忍了，未立即予以制止，廬山會議之後，他全力投入反右傾運動，便立即著手批判起「包產到戶」這壹政策來。



　　十月十三日，在轉發江蘇省委《關於立即糾正把全部農活包產到戶和包產到戶的通知》的批文中，中共中央正式將「包產到戶」說成「實際是在農村中反對社會主義道路而走資本主義道路」。與此同時，黨中央的理論雜誌《紅旗》也指責「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企圖用所謂『包產到戶』之類的形式來破壞集體所有制，恢復單幹，使農村重新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註７：壹九五九年第二十壹期。）



　　這樣，各地主張實行政策的幹部紛紛被當作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整肅，「包產到戶」的呼聲立即沈寂了。但是沒出幾個月，國民經濟迅速惡化，饑饉偏布全國，相當多的幹部醒過來，明白繼續按毛澤東的左調行事不會有好結果。他們從此不再將毛的指示奉為聖旨，甚至走上了與毛的極左路線對抗的道路。



　　清醒過來的首先是劉少奇。壹九五八年全黨發燒，他的昏話也說了壹大筐，同毛澤東比不相上下。他到處去講話：「我們人多，人多可以更早地進入共產主義。」（註８：壹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在北京石景山鋼鐵廠的談話。見壹機部、北京機械學院、二機部於壹九六七年七月合編的《歷史的見證》第八十七頁。）「現在農村糧食已開始走到『各取所需』了．．．．壹九六三年開始，住房子、穿衣都可以做到『各取所需』，這就是共產主義！」（註９：壹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接見某國共產黨代表團團長時的談話，見《歷史的見證》第八十八頁。）「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兩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註１０：壹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在北京石景山鋼鐵廠的講話，見《歷史的見證》。）「超過美國也很快，五年到七年就可超過美國了。」（註１１：壹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上海江南造船廠的講話，見《歷史的見證》。）他有些話，如「中央有決定，要十五年普及大學教育」，（註１２：壹九五八年十月八日關於教育方面若幹問題的講話，見《歷史的見證》。）則反映了整個中央決策層的熱昏。



　　劉少奇對於制造大躍進災難自然有壹份責任。在廬山會議助毛反右傾，使災禍壹發不可收拾，他更是罪人之壹。但是千萬農民餓死後，他似乎醒悟了。壹九六○年五月，他說：「廬山會議壹開，還要躍進，不躍進就『右傾』。」他大約是從這時開始悔悟的。到了六壹年五月，他說：「餓了壹年飯，苦了壹年，這個教訓很深。」（註１３：壹九六壹年五月七日在其家鄉調查時對縣委書記等人的講話，見《歷史的見證》第四十七頁。）七月間，他又說：「黨爬上了領導位置，亂指揮。」「繼續這樣下去，要下臺。」（註１４：壹九六壹年七月六日在討論「科學工作十四條」的會議上的講話，見《歷史的見證》第八十九頁。）劉少奇這時已深刻認識到中共無法再堅持「三面紅旗」，加上他本來對於「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即搞半資本主義半社會主義那壹套有興趣，並不主張搞毛澤東理想中的那個純而又純的、大家都吃大鍋飯、靠供給制過活的「共產主義」，他的立場從人民公社的「壹大二公」後退，成了黨內主張糾正大躍進、人民公社錯誤的那派人的領袖。



　　安征省委第壹書記曾希聖是大躍進的積極份子，在農村搞大鍋飯，拆村並莊，收繳社員的家禽家畜去辦「萬豬場」、「萬雞山」，虛報產量，征購過頭糧。壹九五八年出現過的荒唐事，除了宣布進入共產主義這壹條之外，安徽件件有份。但他似乎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辦「萬豬場」就是中央的指示），內心未必就那麽熱衷於共產。五九年廬山會議，彭德懷等人無端被整，曾希聖即使沒有大徹大悟，也半徹半吾了。回到省裏，他發牢騷說「廬山氣候不對」，使他「不敢講話」，說反右傾是「壹邊倒」。省裏藝人創作歷史劇《寶英傳》，敘述太平天國洪秀全與石達開的紛爭，他熱心參與，從臺詞到服裝設計都親自研究修改。該劇批評「天王」洪秀全「聽信佞言」、「排斥忠信」、「屈煞賢臣」，將身份類似總司令的石達開描繪成「傲慢自負」、「受排擠打擊」、「失敗了的英雄」。觀看預演後，曾希聖特地點明這出戲「在廬山會議後，更有現實意義」，可見他對彭德懷多少有點同情。



　　壹九六○年初安徽大量餓死人，曾希聖當然應負首要責任，安徽人民恨他也恨得有理。但是不可抹煞的事實是，在那之後，他的確變了。六○年春天，鄧小平、彭真、楊尚昆到安徽檢查工作，在宿縣召開過壹個座談會，會上有提出「現在保命要緊」，要求拿出主意來，改變現狀，渡過難關。曾希聖接受了此壹主張，八月間在全省的地、縣委第壹書記會上正式提出搞「保命田」，將土地劃出壹部份給農民，讓農民專種口糧，自種自吃。由於人多地少，平均每人占有耕地只有兩畝左右，如果將種口糧的土地分給各戶，那麽公社的土地至少要分掉壹半，公社也就名存實亡了。



　　過了不久，曾希聖覺得「保命」二字太難聽，又在省委內提出「是不是可以試行『井田制』，井字中間的土地集體耕種，交公糧，井字周圍的土地由農民自種自吃」。但是由於在省委內先後有兩名書記被整，先是壹九五七年李世農當上右派份子，五九年張凱帆又成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剩下的書記、委員大都心有余悸、膽小怕事，因此「保命田」也好，「井田制」也好，都等於革公社的命，在省委內就通不過。曾無可奈何，只得提議搞早已有人搞過的「包產到戶」，但這也是被毛宣判為「反社會主義」的，他便將其改頭換面，掛上個「責任田」的名字，在全省推行起來。此外，他又搞出「借地」壹法，公社的田不能分，但可以借，借地種糧食，借地種油料，借地種蔬菜，誰種誰收。



　　自壹九六○年底至六壹年初，安徽成了全國第壹個全面推行「三自壹包」（自由市場、自留地、自負盈虧，包產到戶）的省份。六壹年三月廣州會議期間，曾希聖就此事向毛澤東作了匯報，不過他匯報的是「責任田」而不是「包產到戶」。他在會議中也說，責任田「不同於包產到戶」（二者都是分田由個人耕種，區別是前者是田間耕作各盡責任，分配時還是並大鍋；包產則是上交所包的定額後，余糧歸個人支配。故農民欲得「包產」不成才退而求次，接受「責任田」制度）。向毛匯報後，他立即打電話回省，說「現在已經通天了，可以搞」。但沒過幾天，會議尚未結束，他的頂頭上司、華東局第壹書記柯慶施將他找去，說「責任田」是錯誤的，要他立即打電話回省，通知下面煞車。但曾不買柯的賬，照舊搞他的「責任田」。四、五月間，柯又說那是「方向性錯誤，不能在全省推廣」，可是曾仍堅持認為「沒有錯」。此時，劉少奇、鄧小平直接人赴安徽調查，派去的人回京匯報，當匯報到柯說的「責任田是方向性錯誤」時，鄧小平大為光火，說「華東局的結論下得太早了」！



　　這場紛爭決非柯、曾二人的事，實際上這是廬山那場爭論的繼續，而且由於無數農民餓死的災難，使這場爭執更形尖銳了。是共產黨就都贊成搞社會主義，這不成問題；但「什麽是社會主義」卻是個老而又老、始終未得答案的問題。排隊下地，排隊上食堂當然是社會主義，但是「田蛤蟆壹口飯，癩蛤蟆也壹口飯」，「勤快人瞅著懶人氣得肚子疼」可說是懶人不勞而獲，剝削了勤快人。如果說剝削是資本主義的特徽，公社的大鍋飯又像是資本主義了。不過，黨的領導人多數更著重實效而不太註意「主義」。譬如政治局委員，在中央書記處地位僅次於鄧小平的彭真，壹九六壹年三、四月間在京郊懷柔縣做調查期間發表的談話，就很能代表他的思想：



　　「集體經濟到底有沒有優越性，看我們生產搞得怎麽樣。生產比個體經濟搞得好，有優越性，否則無優越性。」（三月三十日）



　　「社會主義優越性在哪兒？優越是優越，大家勞動就是不積極。個體經濟沒有優越性，就是大家都積極。」（四月十九日）



　　「妳說集體經濟優越，社員不積極，妳說個體經濟沒有優越性，自留地平整得好，沒有坷垃，還夾上籬笆。集體耕種的地，哪壹塊趕得上？．．．．農民對集體的積極性不及個體的高，是帶普遍性的，這不是偶然的，是帶有必然性的。」（四月二十六日）



　　「妳們懷柔縣怎麽弄我不管，只要妳們把地種得像自留地似的．．．．」（日期不詳）



　　黨內有彭真這種不在乎主義、只求將農業生產搞好的思想的人不在少數。總書記鄧小平說的「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註１５：壹九六二年七月七日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工作人員的講話。）所表達的思想與副總書記彭真大體是壹樣的（這話最早是安徽幹部說的，為鄧接受。「白貓黑貓」是誤傳）。



　　壹九六壹年四、五月間，中共的主要領導人都在鄉下搞調查。



　　四月底至五月中，周恩來率人在河北農村搞調查，五月七日他打電話給正在上海的毛澤東匯報：「（壹）食堂問題。絕大多數甚至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願意回家做飯。（二）社員不贊成供給制．．．．」



　　朱德在陜西、河南、河北調查後，於五月九日給毛寫信，說明食堂有「五不好」，並告毛，這三個省的省委均主張開放自由市場。



　　五月十日，鄧小平、彭真就北京郊區的調查結果向毛寫報告，表示基層幹部和農民均主張取消供給制。



　　五月十壹日，劉少奇在湖南老家給毛去信，也表達了類似的意見。



　　五月十三日，鄧子恢向中央送去報告，主張停辦農食村食堂，擴大分給農民的自留地。



　　五月十六日，毛收到雲南省委第壹書記閻紅彥的報告，該報告建議解散公共食堂，將經濟核算單位由生產大隊下放到生產隊。



　　其實當時毛澤東也知道，食堂這塊「社會主義陣地」是守不住了。壹九六○年底的壹天，他表弟賀曉秋的兒子從湖南來京找他訴苦，當會客室裏只剩下他們二人時，賀從壹個布袋子裏掏出壹大堆公共食堂的餐票說：「主席，我想請妳到我那裏去吃幾餐缽子飯。吃食堂餓死人啦，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賀顯然說出了幾億農民的心裏話，毛不能不正視這壹現實。現在黨內主要同誌都明白地用電話、信、報告的方式表達了意見，他便在五月下旬開始的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采取守勢，作了退讓。他承認，「我們有時也是唯心主義的，例如食堂，沒有調查．．．．沒有聽取群眾的。」（註１６：壹九六壹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又說「違反客觀事物的規律，要受懲罰，要檢討。我現在受懲罰。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懲罰是什麽！過去的錯誤，主要是中央和我負責，我負主要責任。」（註１７：壹九六壹年六月八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這次會議終於決定解散全國農村的公共食堂，取消供給制，結束搞了近三年、害死無數人命的大鍋飯。



　　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的立場稍微軟化了壹些。壹九六壹年七月，他到安微蚌埠，曾希聖又向他匯報搞「責任田」的事。他表示：「如果責任田確有好處，可以多搞壹點。」（註１８：《黨史研究》壹九八三年第五期第三十六頁。）



　　這樣，柯慶施和曾希聖的爭論就該有個結論了。但事實並非如此，此時，毛澤東並沒有放棄他那誤國害民的極左路線，他只是鑒於國民經濟形勢險惡，稍稍收斂其左調，不那麽咄咄逼人而已。這位深諳權力鬥爭藝術的老手只是在作暫時的退卻，這是曾希聖乃至劉少奇等人都沒有摸透的。毛絲毫沒有改變他的觀點。在他看來，農民在壹個集體裏生產、分配才是社會主義。所以，到了六壹年秋天，他見各省幹部在劉、鄧的支持下，或派人去安徽學習、「取經」，或省委書記親自在本省推廣安徽的經驗，個個熱衷於搞「責任田」、「包產到戶」時，便認為黨的幹部們又在搞右傾了。他親自批發了壹個批判包產到戶的檔，要求各省開會研究，實際是要求停止、煞車。



　　但是，即使不識字的農民也明白「三個和尚沒水喝」的道理，他們不願意混大堆幹活，只希望將土地分到農戶，包產最好，包工也可以，總之對集體生產沒有興趣。



　　曾希聖雖然曾是最受毛寵愛的省委書記（他是唯壹曾同時擔任兩個省的第壹書記的人），但這時已不再追隨毛的左傾路線，而轉向劉、鄧靠攏了。所以，檔到了安徽，曾希聖向全省的地委、市委書記草草念完，往旁壹丟，說「這還不是中央哪個處長起草的」，根本不予理睬。到了壹九六壹年十二月間，他去江蘇無錫向毛匯報工作，此時中共已決定將農村的收入、分配基本單位由生產大隊下放到生產隊，以解決大集體效率低下的毛病，因此毛便問曾：「有了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是否還要搞責任田？」他認為只有集體生產才是社會主義，大集體不行，至少也要維持壹個小集體，讓農戶各自種自己的「責任田」就不是社會主義。就堅持理想、原則這壹點而言，毛倒是前後壹貫的。但是將國家引到那樣深重的災難之中，他還不醒悟，足見其思想之僵化、狹隘，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曾希聖不能公然違抗黨主席的意見，便采取拖的辦法，答了「農民才搞了壹年，嘗到了壹些甜頭，明年的產量剛剛包下去，現在不宜改，明年再看」。



　　這時的曾希聖已不是三年前緊跟毛搞大躍進那時的曾希聖了，他決心替百姓行點好事，保護剛剛到農民嘴裏的那點「甜頭」。他敢那麽說，心裏是有數的。全省兩個月前剛對三十六個縣作了調查，每縣各抽壹個實行「責任田」和未實行的生產隊進行統計，結果是實行「責任田」辦法的三十六個生產隊，平均畝產比壹九六○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九，而未實行「責任田」的三十六個生產隊，平均僅比六○年增產百分之十二。農民包了自己的壹份田，耗在地裏的時間少了，收的糧食反而多了，扛回家的米也多了，當然十分歡迎。曾說「明年再看」，是希望「責任田」優於集體生產這壹點為更多人承認，從此可以堅持下去，永不再改。



　　但是出乎他的意料，壹個月後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即通常稱為「七千人大會」的會議，從壹九六二年壹月七日到二月七日，開了壹個月）．毛澤東竟拿他開刀了。會議快要結束時，毛在大會上講話之後，特別說明收到安徽壹個幹部寫的揭發問題的來信，當場宣布會議延期，讓大家「揭開」安徽的「蓋子」。安徽餓死人的事本是事實，毛澤東從未追究，但對於「責任田」卻斷不容忍。由此可見，在毛看來，餓死農民是小事，「搞資本主義」才是十惡不赦的大罪。



　　在這次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因為主持收拾大躍進造成的爛攤子，處理瀕臨破產的經濟而贏得了大批高、中級幹部的尊敬，聲望上升到逼近毛的地步。但為免「震主」而受猜疑，他處處小心，盡量不與毛正面沖突，所以劉雖曾經贊成、支持曾希聖搞「責任田」，這時卻不站出來闡明其觀點，為曾辯護。像兩年多前丟棄彭德懷壹樣，他丟棄了曾希聖。於是曾被撤了職，再也回不了他主政十三年的安徽省了。



　　不過，曾希聖究竟是誰搞倒的似乎混噸不清。壹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延期結束，批判曾希聖是毛親自宣布的，可是劉少奇起的作用也不小。曾倒臺後不久，安徽人民便聽到了劉要槍斃曾的傳說。可能會議批判曾時，中、下級幹部將安徽的災難如實披露，劉少奇壹怒之下，便以安徽餓死人太多為由要槍斃他；但更可能的只是說曾該槍斃，並不是真的要采取行動，因為要是曾希聖該殺，該殺的省委書記就太多了，劉少奇可能沒有想過這壹點。



　　可以肯定的是，毛、劉批曾的角度不同。毛認為曾搞「責任田」是「代表富裕農民」，「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註１９：壹九六二年八月九日，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而劉則認為曾要對二百萬人民死亡負責，所以說他該槍斃。壹九六二年十壹月中共召開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劉少奇去講了話，其間說到曾希聖這個人，我看不是那麽壞」，「曾希聖早調出來就好了」，可見並不真認為曾該下油鍋。但是，打倒曾希聖，他倒確實出過大力。後來文革初劉少奇被打倒，曾希聖想翻身，說「我在壹九六二年是劉少奇鬥下來的」，聲稱自己受了劉的害，多少也是實話。劉被整死之後，毛在七三年的壹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劉少奇在千七人大會上要開除曾希聖黨籍」，「要置他於死地」，那只是借題發揮，為倒劉增加壹個籍口，並不說明他真的以為劉要殺掉曾希聖。



　　曾在毛、劉的夾攻下倒臺，毛除去了在省委書記中帶頭「搞資本主義」的人物。其它各省中順從民意、實行「包產到戶」的幹部也壹壹予以清算。譬如接替張仲良主持甘肅工作的省委書記汪鋒在壹九六壹年春天到臨夏回族自治州，發現集中營式的「共產主義生活」和公共食堂害苦了老百姓。汪同州委書記葛曼研究後，決定在全州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將農民從公社桎梏中解放出來。臨夏百萬農民包產還不到壹年，剛嘗到壹點自由的甜頭，就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典型在七千人大會上批判了，葛曼為此受到了降職處分。以後到了文革，毛澤東於六六年八月第壹批點了三個「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的名，其中之壹就是汪鋒；葛曼更因為這個「資本主義」而被殘酷鬥爭，終致飲恨自殺。



　　壹九六二年初，劉少奇擴大自己在黨內的影響，同時順應毛的意思，幫助毛整肅了壹批幹部。這批幹部同他的觀點大同小異，所以整掉他們也就成為日後他自己被毛整死埋下了種子。



　　當時農村的嚴重局面絲毫未變，由於壹九六二年的春荒，大片青黃不接的農村發生斷糧、缺柴、大批人逃荒的現象，全國大中城市在依靠進口糧食過日子，而且情形還有惡化之勢。此時，主持黨務的劉少奇說：「如不采取緊急措施，我們會回到蘇聯內戰時期的情況。全國人民將各奔前程。」（註２０：《黨史研究》壹九八壹年第六期第二十四頁。）



　　這所謂「緊急措施」是以三月份中共中央檔的形式通報全國的，總的精神就是給農民多壹點自由，擴大分給社員的自留地，開放自由市場（集市貿易），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壹九六壹年比五八年提高了三分之壹。）（註２１：《經濟研究》壹九八五年第三期第四十四頁。）這些措施固然可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增加農業收成，但從把地分到農民手裏到長出糧食倒進鍋裏還得好幾個月，眼前的糧食難關如何過去？



　　城裏人沒飯吃就要鬧事，於是中共中央決定將大躍進時期「大辦工業」盲目招收的工人「下放」，退回農村去。壹九六壹年下放了壹千多萬，六二年還要再下放壹千多萬。周恩來在五月間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是壹個中等的國家搬家，這是史無前例的，世界上也沒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絕後。」（註２２：《黨史研究》壹九八壹年第四期。）



　　城裏沒糧，鄉下更沒有糧。壹九六壹年糧產比五七年低百分之二十三，可是國家規定留給農民自食的糧食卻減少百分之三十。如今又要將兩千萬城鎮人口送到鄉下去，分農民壹碗粥，被送下鄉的和鄉下人都不願意。中央在作此決定時，曾準備出亂子，準備學生、工人鬧事。劉少奇甚至說壹旦出了亂子，「只好戒嚴，斷絕交通，把秩序恢復。」但他又預先警告說不得開槍打死人。（註２３：同註２２。）



　　幸而十多年來「壹切聽從黨安排」的口號已深入人心，上了下放的「光榮榜」的人留在城裏也無生路，鬧事又勢單力薄，百分之九十未上榜的不會支持。再說，這些人大多是大躍進中招來的，鄉下多少還有些親友，因此壹般也就接受「黨的安排」下了鄉。全國那麽多人「下放」而未出亂子，這的確了不起。所以，當年八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自豪地說，「二千萬人呼之即來，揮之則去。不是共產黨當權，哪個能辦到？」倒是句大實話。



　　不過，要是不解決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問題，再增加壹億人下地種田也沒有用。擴大自留地固然好，可是擴大了也不到農田的百分之十，農民還得守在壹起種集體的田，還是提不起精神。凡是關心國計民生的中共幹部對此都十分清楚。譬如安徽省曾希聖因為搞「責任田」下臺了，關於「責任田」和「包產到戶」的爭論卻未結束。取曾而代之的李葆華本在工業部門工作，現在壹下子卷入「責任田」的紛爭漩渦，馬上成了「責任田」派。同許多幹部壹樣，他了解毛、劉在這壹問題上的不同立場，心裏贊成劉的觀點。但既然劉不敢與毛正面對抗，他也就只能對毛的指示采取陽奉陰違、慢慢拖的方針。三月間，他主持全省的地區、市、縣三級幹部會，隨後作出了「關於改正『責任田』辦法的決議」。但與此同時，他又公開說：「『責任田』是不是方向性錯誤，要不要改，大家還可以討論。」「今年改，明年改，甚至留個尾巴都是可以的。」「不要壹風吹過來，又壹風吹過去。」於是他規定當年改正的不得超過百分之十，「改多的不獎勵，改少的不批評。」總之就是打算拖延，等待中央為「責任田」恢復名聲。



　　李葆華知道，把地分下去是幫助農民渡荒的最好辦法，農民有了地，就不會餓死。原先與曾希聖搭檔，現在同李葆華配合的省長黃巖還特地在全省廣貼布告，宣布每人可從公社「借」地種糧、種菜。在不觸犯毛的社會主義教條的前提下，他們盡可能多給農民自由，或將生產隊由大劃小，父子隊、兄弟隊也允許存在，擴大自留（最多的地方竟達百分之四十以上）或將好地分作自留地。他又大力開放自由市場，指示睜壹只眼，閉壹只眼，讓人們去放，國家不要管得太多太死。他鼓勵農民將增產的糧食拿到自由市場去賣，「高價賣，高價買，是周瑜打黃蓋，壹個願打，壹個願挨，妳管他幹什麽！」「只有這樣，農民多搞些錢，多搞些布，農民才有勁頭，才能多生產糧食。」安徽的自然條件不壞，本是魚米之鄉，經李葆華這樣壹疏通，農民獲得的自由雖極有限，仍給安徽城鄉帶來了不少活氣，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鄧子恢本來是不贊成「包產到戶」的，但壹九六二年四月安徽宿縣壹位區委書記寫信給他，說「責任田」的好處，他即派人前往調查。而且他自己也外出到幾個省份去調查了壹番，又聽取了派往安徽的工作組的匯報，認為「責任田應予肯定。在五月間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發表自己的觀點：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的。給農民壹點小自由，不可能發展為資本主義。從本月到七月，他又在軍隊機關中和中央黨校多次作報告，宣傳「有些地方包產到戶，搞得很好」，「不能把．．．．包工包產到戶認為是單幹」，「包產到戶，超產獎勵，這是允許的」。



　　鄧子恢的助手，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王觀瀾也堅決贊成鄧的主張。他親自到農村去調查後，回到北京興奮地對人說：「包產到戶就是好，夜裏十壹點地裏還有人，早上天還不亮就滿地是人。」他甚至說：「我就是犯錯誤，也要說包產到戶好。」在中國，「犯錯誤」就是挨整、挨鬥、被扣上「右傾」、「反黨」帽子的代名詞，說明決心相當大。



　　黨的副主席、副總理陳雲自大躍進以來壹直不吭聲。壹九六二年劉少奇處理經濟爛攤子，親自登門拜訪陳雲，請他出來重新組織中央財經小組，並說「陳雲講過許多問題，現在我們走他的路」。三月十四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去武漢向毛匯報工作，並提出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意見。陳出山後曾對人說：「過去幾年說了話不算數，現在要真正出來管事情了。」（註２４：引自壹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的批判陳雲大會上的發言，見文革時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批判陳雲聯絡站的《大字報選》第二輯。）



　　陳雲也是個「包產到戶」派。「五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後，毛澤東還在外地，陳雲曾向劉少奇提出農村包產到戶的建議。毛澤東回京後，不但沒有采納這個建議，反而批評劉少奇為什麽不頂住。」（註２５：《黨史研究》壹九八六年第六期第四十五頁。）但實際上，陳雲當時的思想比包產到戶更遠。他認為包產到戶「是二百二（按：紅汞、紅藥水的俗稱——作者註），是紅藥水，不解決問題」。他提出要爭取時間，分田到戶，以致毛澤東後來說他「是主張百分之百分田到戶」。（註２６：同註２４。）　　陳雲主張分田，並非因為背叛了共產黨的宗旨。同劉少奇壹樣，他也把這看作「緊急措施」，使國家渡過難關，避免出現「全國人民各奔前程」的危機。當時占據他頭腦的主要思想是：「我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把革命搞成功了，千萬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們手裏失掉。」這個「喪失革命成果」，指的是農民造反推翻共產黨；所謂「爭取時間」，指的則是農民失去忍耐之前再度贏得農民的信任。壹九六壹年六月他回上海青浦縣老家調查時，已經聽到農民發牢騷說：「蔣介石手裏受難，吃飯；毛主席手裏享福，吃粥。」他對此感到震驚，於是說：「吃稀飯農民是不滿意的。統購統得太多了，這樣統購的情況不能維持太久。不能太欺侮農民，他們要造反的。．．．農民長期吃粥不行。」所以，他主張分田，是因為他相信農民分到了地，幹飯自然就有了。他指示財政辦公室算賬，看「分田到戶以後，農業生產每年能增加多少？」至於農民單幹之後是否會出現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可能，他則回答：「反正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以後再來。」（意指若出現新富農，就再來壹次土地改革或其它形式的均貧富再分配）所以，毛澤東認為陳雲主張在中國搞資本主義，那只是毛的想象，並非事實。



　　當時鄧小平的立場，可由他在文革期間寫給中央的《我的自述》中看出來：「壹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贊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壹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　　當時劉少奇的思想也在變化。壹九六壹年五月他在湖南調查時，陸續發表的意見比較保守、謹慎，如「零碎的土地可以包到戶，讓社員討個便宜．．．．」（五月四日晚）「妳們看荒土包給戶行不行？包給戶，收的東西百分八九十歸戶」（五月六日下午）。到了六二年，他就明確主張包產到戶了。「壹切有利於調動農民積極性的辦法都可以。不要說哪壹種辦法是最好的、唯壹的。」「工業上要退夠（指政治路線上後退），農業上也要退夠，包括包產到戶、單幹。」（註２７：壹九六二年六月，見《歷史的見證》第九十五頁。）



　　文革初少奇被打倒時，任中共西南局書記處書記（比省委第壹書記降了半級）的曾希聖說：「劉少奇搞『三自壹包』，我這個『責任田』還不夠他的格。」說的倒是實語。



　　劉少奇在壹九六二年的立場，還可以由他在文革初期作的檢查中看出來：「當年鄧子恢在中央工作會議（按：應指壹九六二年五月在北京召開的那次）上說過安徽責任田的好處，我沒有加以批駁，因此他就在幾次會議鼓吹包產到戶，有位中央同誌（按：應是指陳雲）就提出分田到戶．．．．其中分田到戶的意見我是直接聽到過的，沒有把它頂回去，這是很錯誤的。」（註２８：壹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



　　由於劉少奇持這種態度，半年前曾希聖挨批時閉了嘴的幹部逐漸敢說話了。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壹個會議上說：「安徽實行責任田增產了」，「突竟包產到戶好不好，可以試驗。」另壹位副總理李先念則說：「假如讓農民自己表決的話，多數農民都是願意包產到戶的。」



　　中共中南局第壹書記陶鑄的思想同陳雲接近。他說：「單幹可以，只要妳照我的四個條件去做就可以。壹、土地按人口平均負擔。二、保證搞好生產。三、完成公糧任務。四、交納水費牛租。」壹九六二年四月，河南省將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借」給農民自耕，陶大為贊賞，說：「如果這也叫資本主義，寧願要資本主義，也不要餓死人。」「妳們要搞個貧窮痛苦的社會主義嗎？」（註２９：見文革期間廣東壹九六七年十月七日《紅旗（貧下中農）報》。）



　　這時河南的大躍進積極份子吳芝圃也已經下臺。借地壹事，據康生說，「這個問題是陶鑄提出的，真正堅決執行的是（省長）文敏生。」（註３０：壹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壹日接見河南省文革各派代表時的講話。）由此可知陶鑄也是個分田派，不管怎麽說，陶鑄的態度是鮮明的，雖然大躍進初期他也曾積極過壹陣子。



　　張聞天是下臺幹部，雖然政治局的席位還象征性地保留著，參加會議發表意見的權利卻沒有了，他只能自己對自己發表意見。七月十八日，他在筆記中這樣寫道：「包產到戶的發展」，「是群眾迫切要求自力更生增加生產改善生活的結果」，是「調動積極性的壹種辦法」。



　　不過，彭德懷卻不贊成讓農民分田單幹或包產到戶。他於壹九六壹年底前在家鄉湖南湘潭縣做了近兩個月的調查，寫了四個調查報告。對其老家烏石村的現狀，他這樣寫道：「當前壹個突出的問題是，有相當壹部份社員要求分田單幹或者包產到戶。這部份人，按戶計算，約占總戶數的壹半左右。」



　　「主張單幹的理由是：『人心不齊，集體生產搞不好。』『現在糧食困難，先搞幾年單幹，等幹富了再來合。』『只要土地不出賣，包產到戶不能算是資本主　義。』有的甚至說：『公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低級社，低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幹。』」



　　其實，烏石大隊社員所說的「先搞幾年單幹，等幹富了再來合」，同陳雲說的「反正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以後再來」，大體是壹個意思。借地給農民也差不多，反正權力在共產黨手裏，暫時把土地分下去，像放羊似地給農民壹點自由，等到農民有飯吃了或者「幹富了」，國家渡過危機了，土地隨時可以再收回來。可惜彭德懷認識不到這壹點，他將這種主張說成是「歪風」。他主張「大力發展集體經濟」，「保證集體經濟在全部收入中占絕對優勢」。他和大隊幹部「引導農民回憶、對比解放以前受地主剝削的苦處，回憶土改以後兩三年，由於各人單幹，有些地方重新發生階級分化，出現困難戶出賣青苗等情況」，說服了農民，將下邊壹個己部份分田到戶、壹個已包產到戶的生產隊作了糾正。（註３１：《黨史研究》壹九八○年第三期第六十壹至六十六頁。）



　　毛澤東後來臨終前圈定的繼承人華國鋒那時也是堅定的反包產派。華在當了幾年毛的老家湖南湘潭縣縣委書記後，升遷為地委書記。壹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不久，他在省委的刊物《學習導報》上發表了壹篇文章《勝利屬於高舉躍進紅旗的人民》，用他收集的材料證明毛的正確和彭德懷的錯誤。他還跑到平江縣（彭德懷當年率部起義加入中共紅軍的地方）去領導批判彭。這就為他自己創造了壹個升遷的機會，毛澤東親自提名他擔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為他以後在文革中脫穎而出打下了基礎。本來提拔壹位省委書記處書記只是中央組織部和中央書記處的份內事，毛越俎代庖，就是為了將他納入其接班人的隊伍之中。壹九七六年華國鋒當上黨主席後，報刊介紹他的光榮歷史中有這麽壹段：「壹九六二年，在劉少奇『三自壹包』的妖風影響下，這個大隊（按：清聯大隊，在毛、彭的老家湘潭縣）有的生產隊鬧著包產到戶，有的幹部甚至主張單幹．．．．華國鋒同誌帶領工作組來到這裏．．．．在華國鋒同誌的親切關懷下，清聯大隊的幹部社員迅速煞住了單幹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註３２：《光明日報》壹九七七年壹月二十九日。）



　　由此可見，壹九六二年八月之前，中國農民能否得到壹點自由，享受獨自經營壹塊土地的好處，完全取決於當地執政官員是哪壹派。全國究竟有多少農民歡迎這壹自由，現在已無從查考。彭德懷老家烏石大隊是百分之五十左右，這個數字說明不了全國的情形，所以不妨提壹提兩位中低級幹部於八月上旬寫給毛的信：中共河北張家口地委第壹書記胡開明給毛寫信，說明「群眾要求包產到戶或包幹到戶」。安徽太湖縣壹位幹部則給毛和省委寫了壹個「關於保薦『責任田』辦法的報告」，說「農民群眾中擁護『責任田』的起頭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至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說「責任田」「是農民的壹個創舉，是適應當前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



　　毛澤東並非不知道農民歡迎「包產到戶」、「責任田」，但他要堅持他的「社會主義道路」。他認為搞包產到戶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半年就可以看出農村階級大分化，兩年都不要，農村就會出現階級大分化。」（註３３：《黨史研究》壹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壹頁。）將這話與彭德懷的「烏石調查報告」壹比較，我們就發現：在黨的高層領導人中，觀點與他最接近的正是被他罵作「禍首」、「忘八蛋」的彭德懷。彭只是對他搞「大煉鋼鐵」，「會把家底燒光」不滿而已，對於經濟政策並無深入研究，對於「什麽是社會主義」，答案也只是「集體化」，同毛大致壹樣。毛將彭視作仇敵，那是被權力迷住了眼。他在廬山知道黨內多數有不滿情緒，以為自己有被趕下臺的危險，遂對彭發動突襲，演出了那貽笑千載的壹幕。



　　在毛看來，「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他認為共產黨的責任就是帶領農民幹社會主義，不能給農民自由。「人民救星」的使命感，使他深信只有他才能給五億農民指出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康莊大道。至於有百分之幾十的人，五十也好，八十九十也好，不願意走這條金光大道，那只有強迫他們走下去，他們以後會得到「萬年幸福」的。



　　至於黨內分岐，毛認為只有他才有資格解釋什麽是社會主義。鄧子恢說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的，那是不作數的。認真說來，對於「什麽是社會主義」，幾乎不可能有肯定的答案。譬如曾希聖下臺之前曾在壹次全省地、市、縣委第壹書記會上說，宿縣那位帶著病兒子進山單幹，半年後上交公社壹千八百斤糧的老農「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具有高度社會主義覺悟」，甚至指著壹屋子書記們說：「像這樣的人，在我們這個房子裏恐怕還沒有。」



　　社會主義由權力大的人解釋，安徽歸曾希聖解釋，全國當然就得毛澤東說了算數。毛的解釋與曾希聖、鄧子恢們正相反，他在八月上旬的北戴河會議中發動批判鄧小恢，指著鄧說：「妳這次搞包產到戶，馬克思主義又飛走了。」（註３４：《＜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第三六二頁。）盡管鄧重申自己的觀點，據理爭辯，其它贊成過包產到戶的人卻象三年前廬山會議那樣紛紛見風轉舵，不再堅持其主張。三個月前劉少奇曾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天災是壹片，人災是壹國，要記取這個教訓。」可惜他自己就先忘了這個教訓。劉和周恩來、鄧小平都不敢陳述自己的真實觀點，壹般的中央委員除了趕緊同鄧子恢劃清界線外，確實也沒有別的選擇。



　　這樣會議便以批判鄧子恢「支持農民鬧單幹」收了場。不久，毛澤東宣布鄧是「十年壹貫制的老右傾機會主義」，農村工作部「十年沒有辦壹件好事」予以撤銷。「包產到戶」這壹帖可以救幾億農民於水火、使他們脫離苦難的良藥，終於在中共中央的會議上被宣判死刑，壹下子給扔到太平洋裏去了。



毛「皇帝」不知罪己



　　本書前言曾提到，壹九六二年初李葆華赴安徽就任前，劉少奇要他把「前三年」的事寫書、編劇演出，甚至立碑留給後代。為什麽書、劇、碑始終沒有出現呢？



　　在中共黨內來說，李葆華這個在北洋軍閥絞刑架下犧牲的中共元老李大釗的兒子不能算是不解放。除了前節所述那些救民於水火的好事外，他還做了壹件當時任何省委書記都沒有做的好事。就任安徽前劉少奇曾指示他，在為被當作「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整肅的人平反時，也可以為右派平反。他到任之後不久便寫了個「關於右派案件的報告」，並大刀闊斧地開始對全省的右派進行甄別。



　　壹九六二年九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指責，「近來平反之風不對，真正錯了再平反，搞對了不能平反」。（註１：壹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南海懷仁堂。）於是很多幹部都膽怯、退縮，不敢再給被整的人平反了。譬如，（解放軍）總政治部已準備給陳沂（原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和其他幾位錯劃為右派的人進行甄別，但是由於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強調「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於是甄別工作又停了下來。（註２：《羅榮桓元帥》第八九九頁。）可是李葆華就比別人有勇氣，決定不理睬毛的指責，堅持「要善始善終搞下去」。當有人提出異議時，他反駁道：「我來安徽時，少奇同誌當面交待要搞右派平反．．．．少奇同誌不是中央嗎？還不執行少奇同誌的指示嗎？」由於他堅定不移，繼續為大批「右派份子」進行甄別，終於壹舉為幾千名右派平了反。遍數全國二十餘省，從省委書記（李世農）到當年的大學生，壹下子平反了幾千右派冤案的，僅安徽壹省。



　　自然，在當時的局勢下李葆華也不可能做得很徹底，當壓力太大，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時，也就下令煞車了。未能趕上這趟平反車的人，要再繼續受十幾年的罪，下壹班車遲至壹九七九年才到來。



　　這裏有個小故事：「右派份子」黃行本是青陽縣人民法庭庭長，在押到壹個鐵礦和勞改農場「教養」了四年之後，李葆華開始為右派甄別平反了，黃被調去做這件事。因人手不足，他夜以繼日地處理案件，為壹個壹個蒙冤的人寫報告，平反昭雪。等別人搞得差不多了，關於他自己的報告才開始動手。當關於為他平反的報告剛剛完成，正待上級批覆時，甄別工作突然「煞車」了。他沒能趕上這班車，結果還是「右派」。他經手甄別平反的人恢復了職務，而他自己卻又被趕出了法院。幾經周折，他才有幸離開勞改農場，到蕪湖市搬運公司當了壹名拉板車的的車夫。他日復壹日地拉著沈重的板車，在蕪湖市的大街小巷裏熬了十六個春秋。他的妻子本是師範畢業的教師，飽受岐視和淩辱之後，被迫離開了學校，終至精神失常。兒子進了造紙廠，又因父為「右派」、「政審（政治審查）不合格」而被辭，遭此打擊也患了精神分裂癥。



　　安徽省會合肥是宋代名人包拯的故鄉，包公祠至今還屹立在合肥市內。李葆華到安徽沒多久，便贏得了人民的普遍愛戴，很多人稱他「南包公」、「李青天」、「活海瑞」。但是他在安徽的所作所為，在毛澤東看來卻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等到在文革中將劉少奇鬥倒之後，毛便於壹九六七年春將李葆華送上了鬥爭臺。書也好，劇也好，碑也好，統統無從談起了。李葆華被鬥時，罪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劉少奇在安徽的代理人」。他同當時被打倒的各省的書記壹樣，除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之外，人人都有壹頂「劉少奇代理人」的帽子。而他們所「代理」的，大致也就是李葆華所做的上述那些事，只是各人做的程度有深有淺罷了。



　



　　李葆華只是許多中共幹部中的壹個。壹九六二年的上半年，許多中共幹部幡然醒悟，明白不能再盲目追隨毛澤東了。無數農民餓死這壹歷史浩劫在他們心裏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悔恨，因為他們當初參加中共的革命，就是為了解救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壹九六二年鄧小平有段話很能說明當時這些幹部的心理：「我們過去是搞錯了，我們承認。群眾說怪話，埋怨也是對的。．．．．要承認錯誤，群眾還是會給我們『改過自新』的機會的。」（註３：壹九六二年七月七日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工作人員的講話。）



　　至於如何「改過自新」，這些中共領導人想到的便是順應農民的要求，使農民再度成為土地的主人。按鄧小平的說法，「我們在考慮．．．．譬如說．．．．包產到戶，或叫做分田到戶，要它們合法化。這都是些想法，究竟采取什麽措施，我們全黨、中央在考慮。」（註４：同註３。）



　　可是過了壹個月，鄧小平和他的同事們還沒有「考慮」出個結論來，他們就遇到了毛澤東的當頭棒喝。毛把「包產到戶」的主張斥之為「走資本主義道路」，並在九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進壹步說，「中國的右傾機會主義還是改個名字好，叫做中國的修正主義。」（註５：《黨史研究》壹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二頁。）



　　七月間，鄧子恢在中央高級黨校對幾千名來自全國的幹部大聲疾呼：「我們應該懸崖勒馬了，再也不能搞左的壹套了，那是禍國殃民的做法。它使成千上萬人非正常死亡，凡是有壹點良心的人，都應該感到痛心、內疚。」（註６：林青山著《康生外傳》第壹八八頁。）他是有良心的，他帶著他的良心下了臺。可是毛澤東呢？



　　兩千萬人餓死，毛澤東身為禍首應當受懲，至少也應像過去的皇帝那樣下個「罪已詔」，昭示天下，向人民告罪。可是這個人間慘劇在他心中留下了什麽悔恨沒有？沒有，沒有任何文字記載可以說明這壹點。的確，他曾經有幾個月不吃肉，但他並沒有認錯。在壹九六壹年八、九月間的廬山會議上，他就很不在乎地說過：「錯誤就是那麽壹點，有什麽了不得。」（註７：《黨史研究》壹九八五年第六期第四十壹頁。）



　　毛澤東果真沒有「良心」嗎？倒也不能這麽說。據他的私人保健醫生徐濤回憶，他還是關心農民疾苦的：「壹位衛士回農村探親，毛澤東叫他把農民吃的飯帶些來。那衛士帶回來的是糠窩頭。．．．．毛澤東剛吃壹口，眼圈就紅了．．．．他命令把身邊的工作人員全叫來．．．．對大家說：『吃，每個人都要吃。這是農民吃的飯。妳們比比妳們吃的飯，要將心比心！』」「毛澤東抓起筷子時，總習慣敲敲碗盤感嘆兩句：『什麽時候農民都能吃上我這樣的飯，那就不得了啦，那就太好啦。』」（註８：見《熱河》壹九八九年第七、八合期中《毛澤東的私人生活》壹文。）



　　但是，毛是個認為即使用世界半數人口的生命去換取資本主義的滅亡也值得的人，既然人民公社是未來共產主義的雛型、是通向天堂的橋梁，是幾億人民的「萬年幸福」的所在，餓死幾個人，兩萬也好，兩千萬也好，當然只不過是「那麽壹點」錯誤罷了。



　　在巨大的災難面前，毛「退居二線」，被迫交出了壹部份權力。以後形勢逐漸好轉，並非由於他的思想「戰無不勝」，而恰恰是他甩手不幹，靜觀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去搞的結果。劉少奇等人所做的不僅挽救了國家，使經濟免於崩潰，在挽救共產黨政權的同時也挽救了毛的統治，只不過客觀上降低了毛的聲望而已。即使這樣，毛也不願接受，危機剛壹過，他就把劉少奇那些救民於水火的政策當作罪惡討伐起來。



　　在壹九六二年八月九日的北戴河會議上，毛劈頭第壹句就是：「今天單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其實，共產黨真有垮臺的危險，那也是在六○年而不是六二年，到了六二年夏，中共執政以來最危急的關頭已經過去了。劉少奇在那年三月五日的壹次談話中曾說：「什麽叫最困難時期？就是農民暴動時期，這樣的困難時期過去了。」這是實話。在餓死那麽多人的情況下，農民都沒有造反、暴動，共產黨渡過了最危急的難關。



　　毛所以到這時再來危言聳聽這壹套，把共產黨垮臺的危險說得那麽嚴重，其心理同壹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時壹樣。那時他怕的是彭德懷聚眾逼他認錯，進而請他靠邊休息；現在他擔心的則是大權旁落，劉少奇突然有壹天會提出要他退休的意見。早在壹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之前，毛自己曾表示在將來適當的時候不再擔任黨的主席，因此八大修改黨章時便加上了壹條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壹人」。到了六二年，劉少奇聲望日隆，要是中央委員會突然認為「有必要」請毛擔任名譽主席，壹生不甘寂寞的毛澤東是斷然不能接受的。他在北戴河突然大講「我們要搞壹萬年的階級鬥爭」，就是想制造壹個外部形勢險惡的氣氛，藉以箝制並清洗內部持不同攻見的人。



　　毛的目標當然是劉少奇。只要身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同時又把持著黨的日常工作，毛就有可能被請到壹邊去。但是，他沒有足夠的力量觸動劉少奇。在中央委員會的投票表決的程序仍然未被廢棄時，也決無扳倒劉的可能。這樣，剩下來所能做的便是「清君側」，砍倒劉的左右手：壹個是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壹個中央財經小組組長陳雲。毛給鄧、陳下結論，說鄧的「包產到戶」是不要社會主義、陳的財經小組的報告和文件則是「壹片黑暗，沒有光明」，對前途喪失信心。於是中央農村工作部連同部長壹塊兒撤銷，中央財經小組則是陳雲「被剝奪了財經工作的領導權」，「小組陷於癱瘓狀態」（薛暮橋語）。劉少奇似乎不懂得唇亡齒寒的道理，也可能因力量尚不足以與毛對抗，他采取遷就、退讓的態度，聽任毛將兩個主要助手整掉而沒有加以保護。



　　與此同時，張聞天到南方數省調查了兩個半月，寫成了壹份主張農民「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場價格自由出賣其農副產品的權利」的意見書，經過經濟研究所的專家們討論修改後，於七月中送到毛澤東的辦公桌。張本意是為中央提供決策依據，毛卻認為這個右傾份子堅持搞資本主義。他把那意見書當作張的新罪證，決定對張「進壹步審查」，從此禁止張參加任何中央會議，閱讀任何中央文件。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雖然贊成張聞天的這類意見，但他們連鄧子恢、陳雲都不加以保護，對已戴著右傾帽子的張聞天無端被二度打擊自然也就袖手不問了。



　　至於彭德懷，毛澤東也順便打了他兩棍子。由於在壹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宣布「和彭德懷有相同觀點的人，只要不裏通外國的就可以翻案」，彭於三月間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打電話，表示要寫信給毛和中央，要求審查他「裏通外國」的問題：「查出來，就把我的頭宰掉，掛在天安門上示眾，我毫無怨言。查不出來，我倒要問問他們，為什麽．．．．」（註９：馬輅等著《國防部長浮沈記》第壹七五頁。）六月中，他遞交了壹份八萬言的申訴，「請求主席和央組織部份立案審查，處理我這類莫須有的罪名」。這樣，北戴河會議中毛又將彭的申訴斥為「要翻案」，宣布五九年的反右傾不能壹風吹，拒絕給彭平反。於是整個中央委員會又次跟著毛的調子對彭進行缺席批判，說他配合國際反動勢力向黨進攻雲雲。



　　除了「要搞壹萬年的階級鬥爭」之外，毛還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口號。為證明其必要，他便到處尋找階級鬥的靶子。



　　正好七月間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班禪就整個藏族地區（西藏及青海、甘肅、四川、雲南部份地區）在民主改革中出現的過左的做法給中央寫了份長篇報告，要求糾正，這就使他成了毛澤東唾手即得的鬥爭靶子。據班禪本人說：「報告中有些問題講得厲害壹點，語言上刺激性大了壹點，當時毛主席看了很不高興。以後，壹九六二年八月的北戴河八屆十中全會，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綱領，我就變成階級鬥爭的對象。到了壹九六四年，我被作為『階級敵人』受到公開批判。『文革』期間，又關了整整九年零八個月的監獄。．．．．鄧小平為我出獄出了很大的力。我在監獄中沒有死掉，主要是周恩來先生的恩情。」（註１０：《人民日報》海外版壹九八八年四月四日。）



　　就像彭德懷在壹九五九年廬山壹封致毛的信使自己至死不得翻身那樣，班禪的壹份報告也使自己做了毛澤東的十年囚徒。



　　班禪壹案又殃及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這個中共高層人物中毛最早的戰友被批為搞「投降主義」，執行「修正主義路線」，因而他根據班禪報告中的意見主持制訂的關於藏族問題的政策文件也就統統作廢了。李維漢所以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被批判並在以後被撤職，還由於他在知識份子問題上與毛意見相左。六二年三月前後，周恩來曾數次批評對待知識份子的過左行為，宣布中國的知識份子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份子，「如果把他們當作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那是不對的。」（註１１：壹屆人大三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李便於五月間向中央提交了壹份書面報告，主張工人階級和知識份子的聯盟是中國的第壹個聯盟。這是毛澤東絕對不接受的。毛在八月北戴河會議中把知識份子與地主、富農的子弟相提並論，說還「沒有來得及對他們進行教育」、「資產階級份子，陽過來，陰過去，陰魂未散」。（註１２：壹九六二年八月九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這樣，負責中共對知識份子和黨外人士的統戰工作的李維漢被批、被免職也就是必然的了。



　　抓虱子不嫌多，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還整了另外兩位重要幹部，副總理兼國務院秘書習仲勛和國家經委副主任賈拓夫。這件事倒不是毛本人發的難，興風作浪的是他寵愛的打手康生。



　　三十年代時曾有民謠：「陜北出了個劉誌丹。劉誌丹來是清官．．．．壹心要共產。」劉於壹九三六年戰死，因為死得早，人們對他了解不多。劉的弟媳於五六年開始執筆寫小說《劉誌丹》，書中有個人物「羅炎」，了解故事背景的人很容易想到那是高崗的化身。說來也巧，這部本來不壹定引人註目的小說開始在《工人日報》連載時，中共正在北戴河開會，毛澤東正在大講其階級鬥爭。並沒有看過這小說的康生聽到了早年曾與高崗共事的閻紅彥反對出版的意見，便如同嗅覺靈敏的饞貓聞到了魚腥味，壹邊向毛報告，壹邊下令《工人日報》停登，責令報社寫檢查。這個專愛興風作浪的康生在壹九四五年七月曾說過：「高崗是西北的革命領袖，今後不準任何人反對，閻紅彥反對高崗是錯誤。」現在高已被捕自殺，他又以閻的意見作為依據將《劉誌丹》判為「反黨小說」。



　　毛澤東也沒看這個小說，但是在九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上卻念了康生遞給他的壹個條子：「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是壹大發明。」因為康生的這個意見與他的「階級鬥爭學說」正合拍，於是他又借題發揮說：「凡是要想推翻壹個政權，先要制造與論，搞意識形態，搞上層建築。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壹九五九年初，小說作者曾將《劉誌丹》初稿校樣請習仲勛審查，因為習是陜北紅軍、黨組織的元老之壹（壹九四五年中共召開七大時進入中央委員會的老陜北幹部僅他和高崗、賈拓夫三人）。既然寫《劉誌丹》的是反革命，支持作者的習仲勛、賈拓夫自然也就在卻難逃了。毛澤東當場宣布彭德懷、習仲動、張聞天、黃克誠、賈拓夫五個人「罪惡實在太大了」，取消了他們參加中央全會的資格。



　　這是壹九六二年的壹件大案，中央組成「專案調查小組」，組長便是康生。康以整人為樂，「因此遭受迫害的黨政軍領導幹部有三百多人，受害的壹般幹部和群眾就更多了。」（註１３：《中國青年》壹九七九年四月號，習仲勛的文章。）究竟有多少人受害？小說作者李建彤在《現代文字獄》中披露：「挨打、關押、逼死的總有上萬人。」其中劉誌丹的堂弟被打死，表侄被打後自殺。特別令人不齒的是，連劉誌丹的夫人也成了打擊對象。二十年前中共為劉誌丹舉行公葬儀式時，毛曾題詞「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劉夫人年輕守寡，守了二十六年，竟成了半個反革命份子，被送到陜北農村長期勞動去了。



　　壹九五○年，詩人柯仲平去向毛澤東道別，說要回陜西，寫長詩《劉誌丹》。毛說：「好啊！壹個人壹輩子能寫出像《紅樓夢》那樣壹部書就可以了。」如今詩寫成了，卻因為小說《劉誌丹》反黨，他的詩也成了「反黨長詩」。按李建彤的說法：「黨霸們對他也進行迫害．．．．逼他日夜地寫交代．．．．終於使他心血管暴裂，突然死去。」



　　當時，在此案中打擊的至多只是下放勞動而已，到了文革那就真正成了迫害：賈拓夫被囚禁，不久就被折磨死去；習仲勛蹲了八年牢；劉誌丹的弟弟劉景範七年；勞動部部長馬文瑞六年。另壹位劉誌丹當年的戰友，第壹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白堅受盡淩辱而死。湖南省勞動局副局長劉宗煥，被毒打後扔進河裏死去。小說《劉誌丹》的責任編輯何家棟，全家被趕到農寸，每人每月僅得五元生活費，母親和兩個兒子相繼病餓而死。小說作者李建彤在陜北采訪、收集素材時，兩位為她帶路的老百姓也遭了殃，他們被逼得走投無路而尋了死。最荒唐的是，習仲勛曾經在壹家飯館吃過飯，辦案者便認定飯館經理是習的「地下交通員」，而且壹下株連到幾家飯店，逮捕了十幾個人，整死了五、六個。



　　習仲勛是周恩來最重要的日常助手，整掉他是否有警告周的意思，那只能猜測而沒有佐證。但有壹條是可以提壹提的，李維漢雖是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可是中共統戰工作壹向由周恩來負責，因此李其實也只是周的副手。把李、習搞掉，周是應當有唇亡齒寒之感的。但是周除了對習說「我們還是好朋友，千萬不要有壹念之差」之外，實在也沒有法子救他。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負責對各國共產黨和革命組織的交往。他於二月間向中央提交壹個報告，主張對外應采取和緩（非激進）的方針，援外亦應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現在毛澤東批他搞「修正主義」，他便靠邊成了閑人，以後被撤了職。



　　壹九六二年時，毛澤東尚沒有足夠的力量與整個黨對抗，他對付不了劉少奇和鄧小平控制下的嚴密的黨組織，也就無法掀起壹場以劉、鄧為目標的政治運動，更不能設想倒掉周恩來。他的攻擊只到鄧小恢、陳雲為止，便轉而去準備文化革命了。嚴格來說，毛當時是轉而尋求倒劉少奇之道，而非準備文化革命，因為遲至壹九六五年，他仍然沒能找到倒劉的途徑，他所能做的仍然是「清君側」，清除彭真等人。直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名詞被發明時，毛仍然不知道如何打倒劉。六六年八月「紅衛兵」的出現是他意外的收獲。這已超出本書的議題了。這裏要說清的只是：壹九六二年下半年時，他已經企圖打倒劉少奇了。



　　壹九六六年文化革命的種子，早在六二年就已經播種下了。為闡明這壹點，特引述毛澤東本人的幾段話如下。



　　壹九六四年二月，毛同壹位外國領導人談話時說：「壹九六二年上半年，我們黨內有些人在國內主張『三自壹包』，目的是要解散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要搞垮社會主義制度。『三自壹包』是他們的國內綱領。這些人中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除此之外，每個部都有，每個省都有，支部書記裏更多．．．．」（註１４：《黨史研究》壹九八五年第六期第四十四頁。）



　　壹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對越南共產黨主席胡誌明說：「『文化大革命』是積累多年的產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在壹九五九至壹九六二這四年。」（註１５：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十年後的評說》第二三八頁。）



　　壹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對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兩位領導人卡博、巴盧庫解釋為何要搞文化革命時也提到六二年，說那時「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



　　劉、鄧在壹九六二年是否有推翻毛的企圖是不難弄清的。毛對卡談話時，劉、鄧已經倒臺，可以用來安在劉頭上的罪名已全部用上了，可是沒有壹條可以同「推翻」毛扯上關系。正因為拿不出罪證，第二年他才通過康生搞出了壹個誣陷劉是「叛徒、內奸、工賊」的材料。其實毛並不見得真認為別人要推翻他，他只是自己退居二線後發現失策，想重新抓權，可是師出無名，不好明說。而劉、鄧鑒於幾年大災大難的教訓，盡管對毛依然敬畏三分，卻也不甘拱手請毛主宰壹切。從劉少奇的角度來看，確實也看不出有什麽理由要把幾億人的命運再交給毛去折騰。文革中毛控制國家後的災難也證明，劉抓權不放是有道理的。毛搞不了文的便動武的，搞不了合法的便來非法的。文革中的「奪權」就源出於此。至於毛說劉要「推翻」他，別人相不相信他倒是不很介意的。



　　黨的高層領導人中，無人有意推翻毛是事實，很多人對毛不滿卻也是事實。譬如黨副主席、政府副總理陳雲，壹九六壹年六月在青浦縣搞調查，記錄了壹個農民的牢騷：「蔣介石手裏受難，吃飯；毛主席手裏享福，吃粥。」之後，有人指出，說這話的是個「壞人」，他的話不能代表農民的意見，但陳雲還是把這話寫進了《調查紀要》。



　　由於毛澤東總說「成績是九個指頭」，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壹便說：「九個指頭，壹個指頭，但壹個指頭可能是杜勒斯的癌癥。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這幾年不夠，可是這幾年左傾錯誤的經驗夠了。」（註１６：黑雁男著《十年動亂》第四十八頁。）（按：杜勒斯是當時因癌癥死去不久的美國前國務卿）



　　中南局第壹書記陶鑄壹九六壹年九月說：「長征苦？長征還沒有大躍進苦。」又說：「少奇同誌說，搞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犯了嚴重錯誤，這錯誤中央負主要責任。」這裏中央顯然主要是指毛。（註１７：壹九六壹年九月二十八日對廣東省高級知識份子的報告。見首都紅代會鬥爭陶鑄籌備處」印發的材料。）在六二年三月的壹次報告中，陶鑄乾脆就說：「要跟共產黨走，不是跟哪個人走。」（註１８：壹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全國話劇歌劇創作會議，見同上材料。）



　　壹九六壹年底，身為山西人的彭真在與山西幹部的談話中，也「挑釁地提出『三面紅旗是紅旗？是灰旗？是白旗？』的問題，並五次叫囂『人民公社要垮臺』」。如果說這還不能說明彭真對毛不滿，那麽當時他讓北京市委書記鄧拓領導壹批幹部查閱五八年至六壹年毛和中央批發的全部文件，這件事是足以說明問題的。參與此事的市委宣傳部長李琪說：「目前的問題是全國性的問題，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犯了路線錯誤。」另壹位則真截了當地說：「彭真讓我們查中央文件中的問題，可以用來糾正中央的錯誤，讓毛主席冷靜下來檢討。」（註１９：以上均見壹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北京日報》。）



　　點名批評毛澤東到這種程度的不多，壹般人只是委婉地說幾句而已。譬如西南局第壹書記李井泉，大躍進中是壹員積極份子，壹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鬥彭德懷，他更是壹員大將。但他畢竟是鄧小平的老部下，當劉、鄧與毛岐見逐漸加深之後，他就不那麽死心塌地追隨毛了。六二年，他先後在四川省委召開的會議上說：「我們四川有些問題，為什麽別的省也有這些問題呢？原因就是大家都是壹個媽養的嘛！」「這幾年犯了壹些錯誤，主要是死了壹些人．．．．以前為什麽不檢查呢？主要是為了體貼毛主席的苦衷。」（註２０：見重慶大學壹九六六年十二月編印的《打倒李井泉》壹書。）



　　更多的是不點毛的名，只是對毛堅持高舉的「三面紅旗」予以抨擊。如農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廖魯言在壹九六二年說過：「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對不對？對了，為什麽鬧成這個樣子？」「社會主義國家的農業生產，沒有壹個搞得好的。」（註２１：引自北京農業大學和農業部壹九六七年刊印的批判廖魯言的材料。）



　　廣東省委第壹書記趙紫陽也說過這樣的話：「三面紅旗不紅，如果不徹底解決問題。就紅不下去了。」（註２２：壹九六七年十月三十壹日，廣東《野戰報》。）



　　貴州省委書記苗春亭則攻擊大躍進：「天天講躍進，搞得飯都沒吃的。沒飯吃還有什麽可談呢？」



　　稍低壹級的幹部，如河北保定地委第壹書記李悅農甚至對下級說：「以後不許再提三面紅旗了，要只提總路線。」他實在很聰明，因為總路線只是壹句口號，是紅是白均無大礙，而人民公社和大躍進才真正是禍源。壹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澤東去李悅農管轄下的徐水縣參觀，說糧食多了「壹天可以吃五頓嘛」時，他就在旁邊陪同。大躍進時他積極過、風光過，如今也醒悟了。



　　主持宣傳部門，天天領導報刊、電臺去喊「三面紅旗萬歲」的幹部也厭倦了靠說假話、大話度日的生活，開始說真話了。但說真話就要付出代價。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陳其五被撤了職，以後又被開除了黨藉，而野心家張春橋則因此而撈到了升遷的機會。陳其五的真話流傳於世的只是片言只語，且只能從文革中批判他的文章裏去找：「他惡毒地咒罵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三面黑旗』，說什麽總路線『從頭到尾有錯誤』，大躍進是『大破壞』，人民公社弄得『十室九空』；聲嘶力竭地鼓吹『三自壹包』，宣揚『分田到戶』。」陳的官職雖不高，但他與劉少奇關系很近。據他自述：「我對少奇同誌是十分敬愛的，他不但是黨的領袖，在個人關系上也永不能忘。是他批準了我的黨籍。」「我的名字也是他要我改的，第壹個寫『陳其五』三個字的，就是他。」（註２３：以上均引自壹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上海《文匯報》。）



　　陳其五「咒罵」大躍進是「大破壞」，「三面黑旗」，鼓吹分田到戶，多少反映了劉少奇系統的那批幹部當時的觀點。當時，連自壹九五九年鄧拓被毛趕離《人民日報》社後就兼管《人民日報》和新華通訊社的吳冷西也敢於「攻擊三面紅旗」了。他在六二年二月壹日說：「到現在為止，這個局面，不是大躍進，是大躍退。．．．．這是人禍，不是天災。」（註２４：新華社「革聯」編印的《吳冷西對抗毛澤東思想言行壹百例》。）



　　吳冷西說的是實話，壹九五八年以大煉鋼鐵為中心的「大躍進」，目標是年產壹千零七十萬噸鋼。幾年躍進過後，六二年的鋼產量只有六百六十七萬噸。（註２５：《經濟研究》壹九八五年第三期第四十壹頁。）同大躍進前的壹九五七年相比，壹九六二年的工業總產值倒是增加了百分之十九點九，但這是以更低的效率、更不經濟的途徑大量消耗資源的情況下實現的，所以結果是國民收入反而比五七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四點五。六二年，人民賴以生存的糧食、棉花的產量，甚至比中國步入「初級社會主義」之前的五二年的產量還要低。（註２６：《黨史研究》壹九八七年第四期第六十九頁。）糧、棉、油、肉，同國民黨時代收成最好的壹九三六年比，除糧食產量略高壹點外，都低了壹截。若按人均占有量計，就都遠低於壹九三六年了。（註２７：壹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壹八四、壹八五頁。）農業產值可資查核的數是：壹九六壹年比五七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六（註２８：《黨史研究》壹九八壹年第四期；另據《天府新論》（成都）壹九八九年第壹期刊載的韓西林的文章說，農業總產值壹九五七年是五百三十七億，壹九六○年是四百十五億。）的的確確是吳冷西所說「大躍退」。不過吳只是在新華社的內部會議上這樣說，作為「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每日公開刊發的稿件仍是假話連篇，無日不喊「三面紅旗萬歲」。自然，這不能苛責他個人，因為連劉少奇在公開場合也在說這樣的假話：「從壹九五八年以來，我們實現了連續三年的大躍進。」「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必要的。」（註２９：壹九六壹年六月三十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對於中共幹部，不求其在公開場合說真話，凡是能在黨內會議上說幾句真話的就已經難能可貴了。　



　　壹九六二年的確是中共歷史上極為重要的壹年。由於對毛澤東堅持左傾路線的不滿，相當多的幹部在思想感情上同他疏遠，而逐漸在劉少奇麾下集合起來。



　　譬如副總理李先念就這樣說：「少奇同誌懂得經濟工作，實事求是，真正接受了三年教訓。國家有希望了。」



　　壹九六二年十壹月十四日，副總理譚震林在全國農業和計劃會議上作長篇報告，多次提到「少奇同誌說」，「少奇同誌講」，「陳雲同誌倡議」，「小平同誌倡議」，顯然冷落了毛澤東。



　　中共東北局第壹書記宋任窮在文革中被打倒，他在檢查中曾承認自己壹九六壹、六二年「對三面紅旗動搖」，與劉、鄧「思想感情有共同之點，很自然地感到對路」。西南局第壹書記李井泉則自認「對鄧小平有較高的迷信」。



　　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壹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曾被毛批為「從來不向中央作報告，以至中央同誌對組織部同誌的活動壹無所知，全部封鎖，成了壹個獨立王國」。但安子文不服，曾公開對人說：「中央，誰是中央？北京中央負責同誌很多，劉、鄧、彭才能代表中央。」由於毛「退居二線」，安只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和主持中央書記處的鄧小平、彭真報告本是正常的，並不違反黨的原則。自然，安親近劉、鄧而疏離毛，這也是事實。



　　在毛無端整了那麽多人之後，對毛敬而遠之本十分正常。文革中被毛稱作「閻王」而打倒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曾說過壹段很耐人尋味的話：「壹不小心，掉入右派深淵，反黨深淵，右傾機會主義深淵，修正主義深淵。以後少搞點深淵．．．．」（註３０：壹九六壹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全國電影故事創作會議上的講話。）



　　經過壹個壹個政治運動，同毛直接打交道的高層幹部恐怕都有類似的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感。劉少奇因此而逐漸成為「中共」的旗幟，這是壹九六二年前後在中共發生的壹個巨大的變化。毛澤東不能容忍這壹點，他要尋找奪權之道。後來這條途徑果然被他找到了，這便是文化革命。



　　其實，文革浩劫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壹九五九年七月底在廬山會議順利地打倒了彭德懷後，毛澤東認為自己的地位已足夠穩固，便於八月二日接著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上說：「準備明年開黨代會。看形勢，如需要，今年九、十月開也可以。」他準備在六○年甚至五九年就召開中共九大，原因是他估計經濟形勢很快會好轉，糧食、頭發卡子都有了，就可以用「事實」痛斥右傾份子，開壹個勝利的大會。不料，才過了半年，全國各地就大批餓死人。無論他是否相信，他都知道形勢不妙，因此就再也不敢提開全國代表大會的事了。



　　按中共黨章，壹九五六年召開八大，至遲應在六壹年召開九大。但六壹年時，劉少奇在中央委員會的聲望已逼近毛澤東，要是有人根據八大新黨章中設立「名譽主席」壹款提議毛任名譽主席，很可能會獲得通過。毛的面子雖然可以保住，但他必會成為壹個多餘的人物，而不像「退居二線」那樣仍然有軍委主席壹職在身，可以尋機而起。更重要的是，如果劉少奇擔任主席若幹年後，有人要追究大躍進失敗的責任，要對兩千萬農民餓死壹案提出控訴，甚至清算他的路線，他就無盾可護了。因此，六壹年是最不該召開黨代會的壹年。



　　不該開就不開，黨章約束不了毛澤東。他已經這樣做過壹次了。壹九三五年中共長征到達陜北，應該召開七大，但當時毛尚未鞏固其地位。總書記張聞雖然聽他的，但張國燾的實力卻勝過他。張之後又有斯大林的親信王明，因此毛壹直拖到延安整風中將王明徹底搞垮之後，才在四五年召開七大，此時距召開六大的壹九二八年已有十七年了。



　　毛這壹套是向列寧學來的。廬山會議結束第二天，即壹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他在壹次講話中說：「列寧當時的政治局只有五個人。在困難時期有人反對他，說他不民主，不召開會議。列寧說會還沒有開，可是革命勝利了。．．．．列寧說妳們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派別，要妳們來幹是不行的。」在毛看來，黨章執不執行，會議召不召開，只取決於是否有「資產階級派別」奪他的權的危險，所以壹直拖到壹九六九年將劉、鄧及壹半的中央委員清洗之後才召開九大。



　　毛從未公開解釋為何從八大到九大拖了十三年，倒是文革中他的主要打手張春橋及康生替他作了坦白。壹九六九年壹月十五日，張春橋與上海華東師大範大學的學生領袖座談時說：「像劉少奇問題，想想多可怕，如果運動（指文革——作者註）前召開九大，很可能劉少奇當主席，毛主席做名譽主席．．．．按原來的黨章九大早就開了，那劉少奇當了主席，彭德懷很可能當國防部長，鄧小平、羅瑞卿就都上去了。羅瑞卿是假黨員，陸定壹早就是叛徒．．．．」



　　壹九六八年壹月二十壹日，康生在接見雲南軍區幹部時指著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說：「妳認為我們黨沒有民主，代表大會長期不開。這是誰的話？是赫魯曉夫。．．．．我批評了妳，妳說要辯論。」說著掉轉頭對眾人說：「同誌們想壹想，如果我們開了九大，劉少奇、彭（真）、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那些烏龜王八蛋，就選到我們黨內來了．．．．趙健民，妳要開黨代表大會，這個話妳講過沒有？」



　　趙；「講過。」



　　康：「哪壹年？」



　　趙：「壹九六壹年。」



　　康：「在什麽地方？」



　　趙：「在昆明，劉少奇從國外回來時講的。」



　　康：「要是按黨章的話，五年開壹次，開了九大那就糟了。這是壹切反革命修正義的壹張王牌．．．．」



　　要是壹九六壹年的劉少奇堅持原則，堅持按黨章辦事，毛會像文革中那樣將劉搞掉、整死嗎？不可能，除非暗殺，毛沒有任何途徑可循。毛可以堅拒召開會議，但九大是否延期應由政治局決定，而這樣的會似乎沒有開過。主持黨務的劉少奇可能從未將這列入議事日程。他不可能忘了此事，而且既然他將三年來發生的事稱作「人禍」，便不可能不清楚誰是禍首，因而未必不願見毛退休。



　　九大被擱置，可能的原因有三。



　　壹.是開不成。召開九大便有毛退休可能，人人都知道這壹點。既然毛不想開，劉若堅持要開，便等於伸手奪權，趕毛走路。如果毛願意走，中央委員們自會選劉為主席；但若毛不願，他們卻決不會用投票的方式請他走，首先周恩來就不會贊成。



　　二.是劉已實際主持黨務，可能覺得不必王圖黨主席的虛名。



　　三.是劉被毛制造的假象迷惑住了。



　　壹九六壹年九月下旬，毛澤東兩次會見英國二次大戰時的統帥蒙哥馬利元帥。會見前，他便打算藉與蒙氏會見的機會把迷惑、穩住劉少奇的煙幕彈施放出去。本來他對壹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是不滿意的，會後不久他就在壹次會議上半認真地說過「大家擁護『八大』，不擁護我。」（註３１：《中共黨史研究》壹九八八年第五期第三十四頁。）可現在他需要用「八大」決議為自己作掩護了。



　　在見蒙哥馬利的前壹天，為會面做準備時，毛談到「八大」的新黨章：「裏頭有壹條，必要時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壹人。為什麽要有這壹條呀？必要時誰黨名譽主席呀；就是鄙人。．．．．誰當主席呀？．．．．以前，兩個主席（指黨主席和國家主席——作者註）都姓毛，現在壹個姓毛，壹個姓劉。過壹段時間，兩個主席都姓劉。」



　　二十三日，毛、蒙談了三個半小時。道別前，蒙欲第二天再談壹次，毛以要去別處推卻了。但大約因為蒙未問及毛的「繼承人」問題，毛認為失去這個施放煙幕彈的機會甚為可惜，次日淩晨又通知蒙再談壹次。



　　這次會面，毛開門見山主動引出「繼承人」的話題，說：「中國有句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說自己活不過七十三歲，即只能再活四、五年。



　　蒙哥利亞順勢詢問毛：「妳的繼承人是誰？」



　　毛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壹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



　　蒙又問：「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



　　毛說：「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註３２：《我眼中的毛澤東》第壹九七至二○壹頁。）



　　由於毛與外賓的談話紀錄壹向作為文件發給高級幹部，因此劉少奇必定知道此次談話的內容。當時蒙哥馬利眼見毛在長江中遊泳，健康得很，曾經對毛的悲觀說法大惑不解。他不知道毛正在耍計謀，將自己扮成消極、與世無爭的角色，以軟化劉取而代之的決心。



　　在制造了那麽大的災難之後，本來這個黨無論如何應當如期在壹九六壹年召開大會、總結教訓。如果召開九大，毛很可能被逼退休，再也不能禍害中國。可惜的是，劉少奇雖不太可能相信毛活不過五年的說法，但對於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卻深信不疑。他絕未料到毛在壹年後會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做口號打擊他，更想不到毛會對他暗藏殺機。



　　總之，壹九六壹年是可能請毛退休的唯壹機會，也就是說，六壹年是避免文革浩劫的唯壹機會。六二年上半年時，劉、鄧還能在相當程度上控制中共的走向，但此時要求召開九大已名不正言不順（壹九六壹年不開，就沒有道理壹定要在六二年開）。到了八月間，毛澤東突然用「階級鬥爭」、「資本主義道路」、「修正主義」等似是而非的理論唬住了中央委員會，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打了個漂亮的翻身仗。從此再也沒有人敢議論「三面紅旗」的是非，沒有人敢追究三年人禍的責任，文革的發生就只是早晚的事了。



　　八屆十中全會結束時，印尼總統蘇加諾的夫人正好訪問中國。本來報上只有國家主席劉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往來接待的消息。但已將劉視作其主要政敵的毛澤東，決定不讓劉的夫人專美，他采取了壹個當時幾乎沒有人十分重視的行動，將江青請了出來。



　　九月三十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位置上印著壹條醒目的大字：「毛澤東主席和夫人江青接見哈蒂妮．蘇加諾夫人。」旁邊是壹幅半尺見方的照片：毛與印尼蘇加諾總統的夫人正在握手，笑容可掬的江青立在其中，恰處照片的中央。可以說，這是億萬中國人第壹次見到「毛主席夫人」的豐采。



　　按照在延安時黨的決定，江青是不得以主席夫人名義參與政治的。如今，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下，全黨已順從了毛澤東的意誌，他也就不再將這條紀律放在眼裏。他果斷地利用蘇加諾夫人來訪的機會，砍斷了那條紀律鏈索，解放了江青。這是壹次成功的嘗試和挑戰，當年制訂這條紀律的周恩來等人默認了毛的行為，從此江青就要在政治舞臺上大顯身手、盡情表演了。這是中國歷史上至關重要的壹天。



　　中國共產黨的首腦機關既然在壹九六二年表現得那麽軟弱，到壹九六六年毛澤東及其「咬人的狗」（江青自述）江青究然向他們挑戰時，他們驚慌失措，頃刻瓦解，也就不足為怪了。從人禍到浩劫，其間本來就沒有壹道鴻溝可以隔開的。



壹九六壹年的廬山，同兩年前壹樣的美。山巒、嵯巖、松木、溪流，壹切都是老樣子。像兩年前壹樣，中共中央又在這裏召開了壹次會議。這壹次鑒於巨大的災難已經發生，國家面臨著嚴峻的經濟形勢，毛澤東的心情與兩年前大不壹樣了。在六二年八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毛說：「壹九六○年下半年，壹九六壹、壹九六二年上半年，都講困難，越講越沒有前途了，這不是壓我？壓我兩年了．．．．」（註１：《黨史研究》壹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三頁。）這倒是實話。六壹年時，他的確感到了巨大的壓力，盡管別人並沒有去壓他。黨和國家的日常事務已操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的手裏。毛雖然不願召開黨的九大，退休去做名譽主席，可是他是還有了壹份倦意。與人奮鬥雖然其樂無窮，可是壹旦成為輸家，也就難免有英雄未路之感。他沒有親近的朋友可以吐訴衷腸，卻又像普通人壹樣需要有個吐訴的對象，於是他在廬山便對身邊的壹位保衛人員談起了他的「三大誌願」：壹是下放去搞壹年工業，搞壹年農業，搞半年商業；二是邀請壹個地質學家、壹個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壹起騎馬對黃河、長江兩地進行實地考察；「三是最後寫壹部書，把我的壹生寫進去，把我的缺點、錯誤統統寫進去，讓全世界人民去批評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說到這裏，他嘆了壹口氣：「我這個人啊，好處占百分之七十，壞處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滿足了。我不穩瞞自己的觀點，我就是這樣壹個人，我不是聖人。」（註２：《人物》壹九八四年第四期第九十壹頁。）



　　毛澤東嘆了氣，顯然頗有些傷感。壹九六壹年八月他在廬山說這番話之前，壹定已經考慮過中共中央請他退休的可能性。了此三願固是人生壹大快事，但以他的性格來看，要是真的被迫退休，騎馬去遊黃河、長江，寫部自傳倒還可能，沈到社會底層去搞幾年實業則絕對不會。他是個叱咤風雲的人，他不甘心這樣平淡地結束他的壹生。他意識到了這種結束的可能，他要抗拒這種安排，他決不打算實踐它。這就是為什麽他只對壹位普通警衛人員而不對黨內同僚說這番話的原因。



　　可惜的是，壹方面他自己抗拒這種安排，另壹方面劉少奇又缺乏勇氣和遠見去促成它。毛澤東捱過了壹九六壹年，退休下臺的危機已經消散，他便再也不談那「三大誌願」了。以後便是毛步步進逼，劉步步退卻，直到文革爆發。動亂十年，壹場浩劫，無數人自殺，無數人被殺，死者名單上頭壹個就是劉少奇。至於毛澤東本人，要是六壹年時主動缺去黨主席的職務，盡管制造兩千萬人餓死的慘劇已是中國歷代統治者最大的罪惡，人們或許還會給他壹個「好心辦壞事」的結論。但是他接著又導演了文革，制告了壹場浩劫，他那視人命如草芥的專制本性已暴露無遺，「人民大救星」的外皮被剝離殆盡，人們只好將他列入古今中外壞統治者的隊伍裏去了。以大規模的政治迫害、大規模的經濟災難、大規模的饑饉為特徵的毛澤東時代，將長久地被我們的子孫譴責。



　　二戰爆發中國被迫參戰，中國失去兩千萬人民。沒有多久中國又發生了國共戰爭又失去數百萬人民，換來壹個共產黨政府。又過了十年，壹場人禍使中國再度失去兩千萬人民。要是這兩千萬生命的代價能使全民覺醒，齊聲呼喊「毛澤東的道路走不通」，趕他下臺或者逼他改弦更張，那麽也還可以說我們的人民沒有白死。然而，兩千萬條生命換來的卻是句「我們要搞壹萬年的階級鬥爭」的豪言壯語。兩千萬生命不僅沒有使毛澤東清醒，反而使他掀起了壹場「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又再度葬送了百萬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