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共產主義是國際恐怖主義 中共百年歷史略談
作者 顏智華
前言：
中共建立至今100年，統治中國大陸也71年了。特別在建政後它利用掌控和壟斷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媒體等資源，篡改和歪曲人類文明歷史、掩蓋它百年共產革命和專政反人類犯罪真相，為其杜撰了一套政治合法性面具，欺騙了不少沒有身受其害的人，包括西方政界與學界。最近40年，它借助外資，借助西方先進的技術和裝備，利用加入WTO後所享受的單方面的最惠國待遇，在犧牲環境（包括水源、空氣和土壤的嚴重汙染）和對不可再生資源的竭澤而漁的破壞性開采為代價，以及對億萬農民工勞動所創造財富的盤剝，打造了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以經貿利益作為誘惑，甚至以金錢收買等方式，對西方國家進行政治、文化滲透；還操控聯合國下屬的如人權組織、WHO等。還故意把致命性肺炎病毒傳播到全世界……。
在國內，特別是最近20年，中共全盤顛覆了中共體製內政治改革派從1978年開始的“非毛化”政治改革運動的正面遺產，完全撕掉了所謂依法治國的假面具，打造了一個21世紀的流氓、黑社會、匪幫共產政權：媒體姓黨、法院是黨的刀把子；對包括法輪功、基督教等在內的宗教迫害進一步升級；在新疆實行種族滅絕；使用包括互聯網、無線通訊、數字技術在內的高科技監視全國民眾，封殺言論自由，全面鎮壓社會異議群體；迫害維權上訪百姓；酷刑在警察系統司空見慣……。由於中共信息封鎖和媒體的謊言，國內國外都有人不明真相，被謊言和假象蒙騙。本文章將對中共百年反人類犯罪歷史做簡要回顧，還原它的真面目。
一、共產主義是恐怖主義
從政治學角度，共產主義和列寧主義是同義語，實際操盤者是列寧，其思想核心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所謂無產階級也非指工人階級而是共產黨的代名詞。革命和專政的主體也非字面的工人階級而是共產黨及其追隨者（或者卷入其中的社會群體）。更需要說明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並非原教旨馬克思主義所稱的“工人階級整體專政”，而是與工人階級毫不相幹的共產黨專政，即共產黨專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全體人民的政。在黨的內部則由幾個寡頭甚至是一人獨裁，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獨裁者。
“共產主義就是恐怖主義。”當以列寧為頭目的蘇共於1917年10月在俄羅斯共和國發動暴動，顛覆合法的俄羅斯共和國政府並在控製區域實行獨裁專製統治初始的1918年，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第二國際和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卡爾‧考茨基就向全世界發出了上述警告。面對考茨基一針見血的斥責，列寧氣急敗壞，馬上寫了《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謾罵。作為馬克思主義叛徒的考茨基對共產主義政治本質的定性，縱觀列寧-斯大林在蘇聯33年的血腥殘暴統治證明是準確的。1951年，社會黨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繼卡爾‧考茨基之後，對共產主義的反人類罪行從政治學角度又做出了嚴厲的譴責：“國際共產主義是一種新帝國主義的工具。凡是在它獲得政權的地方，它徹底消滅了自由，或者說，消滅了爭取自由的機會。它依靠一批軍事官僚和實行恐怖統治的員警。它建立了一個存在財產和特權方面的令人憤怒的對立的新的階級社會。”承傳自卡爾‧考茨基對共產主義邪惡本質認識的社會黨國際領袖們，對共產主義反人類本質的洞察力遠遠高於美國、英國、法國的自由派政客們。
二、共產黨是國際恐怖組織
蘇共的創始人是列寧。1919年，他使用篡奪的俄羅斯國家政權資源，招攬歐美各國被社會民主黨主流派唾棄的左派，到莫斯科組建國際共產黨（共產國際），實際是蘇共的傀儡，旨在用暴力顛覆世界各國合法政府，把共產主義擴張到全世界。
中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建立的支部。
1920年上半年，共產國際派遠東局負責人維金斯基一行幾人攜帶盧布來到北京，籌劃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經在北京大學任教的一名俄國人介紹，認識了李大釗。後又認識了陳獨秀。在陳獨秀幫助下，在上海成立了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坐地指揮中國、蒙古、朝鮮和日本建立共產國際支部的工作。同年在北京、上海、武漢、廣州、濟南、日本東京等地先後建立幾個共產主義小組。由此，共產國際把它的紅色魔爪伸進了中國，準確說，中共建立於1920年。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一大”，出席會議的13名代表的路費也靠共產國際事先發給的每人100元大洋。這次會議的籌劃者和主持者都是共產國際派出的另一名代表馬林。黨章、黨綱都是共產國際的規範版本。由此，中共作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開始了它長達29年的顛覆中華民國政府的共產革命活動。陳獨秀還用共產國際的錢，復刊了早就停辦的《新青年》等幾種刊物、還辦工人夜校等宣傳馬列主義、十月革命的活動，這所謂“五‧四”新文化運動，根本不是所謂“中國知識分子探索救國道路而接受了馬列主義，選擇了俄國十月革命道路”。而是中共官方黨史編纂者根據毛澤東的旨意杜撰的假的政治歷史概念。
中國傳統文化根本不可能產生共產主義。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道德核心是“仁”，倡導“仁、義、禮、智、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人本主義；道家的“無為而治”；墨家的“非攻、兼愛、尚賢、節儉”等價值觀，還有在所有製觀念上的根深蒂固的私有製信條，根本不可能產生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共產主義和它的載體共產黨都是蘇共移植進中國的，當然得用盧布鋪路，中共的活動經費全是共產國際實際是蘇共給的。
三、中共能夠最終顛覆中華民國的幾個國內國際因素
（一）蘇俄援助 中共藉殼發展
1. 中共“借殼上市”發展壯大
中共從建立到1923年底，4年才發展到四百余名黨員，在有4億多人口和政治黨派眾多繁雜的中國社會上無聲無息。更何談鬧革命？於是，共產國際根據列寧指示，在中國另外找尋一個“民族主義政黨”並用金錢收買，把它改造成一個為蘇共政治利益服務的黨，類似現在流行的“顏色革命”說法。具體辦理這件事的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經過中共方面的推薦，選定了孫中山的國民黨。
馬林代表共產國際和孫中山談判，由蘇共給孫中山經濟和軍事援助為前提條件，換取孫中山聯俄容共，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統一戰線（中共語）。1924年初國民黨“一大”召開，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中共大佬都進入國民黨高層核心，分別當上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候補執行委員、部長、地方（各省）黨部負責人等，到1926年中共黨員猛增到6萬多人，控製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工人部、秘書處等中樞要害部門。各個省的黨部牌子是國民黨，實際是共產黨的黨部。國民黨仿效蘇共政權組織模式，黨政軍一體，以黨代政，各級黨部就是政權機關。中共還滲透軍隊，在國民革命軍中發展黨員建立秘密黨組織，可以控製一個團、一個師、甚至一個軍。在國民黨中還結下廣泛的人緣關系。
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顧問，國民黨需要的經費和槍支彈藥都得由他去向蘇共要，手捏國民黨的經濟來路，實際成為國民黨的太上皇。蘇共派出的政治、經濟、軍事顧問有200人。
共產黨全面滲透國民黨並改造國民黨，用國民黨的招牌在全國各地發展共產黨組織，很多省的縣一級都建立了中共黨委，在北伐軍攻占的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省份，用操控的國民黨各級黨部名義發號施令，建立農會、工會，農民自衛軍、工人糾察隊（武裝組織）。省以下的各級政權大都被中共掌握，用政權的力量，組織農村好逸惡勞的地痞流氓充當骨幹，用利益誘惑其他一些人，鬥爭“地主階級”，掠奪其財產財物，普遍地捆綁吊打、遊街示眾，甚至殺害“土豪劣紳”。這是中共農村共產革命的開端，稱為所謂的“反封建革命”。
所謂“農民運動”都不是農民階層自己的政治、經濟訴求運動，而是共產黨謀劃、組織的“赤化”運動。發動運動的前提是共產黨在當地擁有政治權力或者軍事武裝，或者兩者皆有。農民運動的主體是共產黨而非農民。搞農民運動的目的是農村包圍城市，或者配合城市裏的革命，最後奪取整個國家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專政。
到1927年3月在武漢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後，遷都武漢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二次被共產黨控製了，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占據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和政治委員會三分之二的席位。基本上成為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政治代表，赤色政權。這個結論在毛澤東著書裏有。
2. 共產黨遭遇第一次滑鐵盧
從1924年孫中山搞國共合作，讓共產黨借殼上市初始，國民黨內右派就極力反對。孫中山從中調和，加上蘇俄第一批武器彈藥及時海運到廣州，反對聲音稍微平息，“吃別人的飯口軟”。蘇共軍艦送來的第一批武器有步槍8千支，子彈4百萬發。當時黃埔軍校學生人數只有兩個連，這批武器可以裝備1個師，蘇共雪中送炭。從1924～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前，蘇共分6批，共計運送步槍4萬6千支、機槍190挺，各種炮24門；還有很充足的子彈炮彈，還有經濟上的巨額援助。於是，包括桂系、湘系、粵系、滇系等在內的南方各路軍閥才聚集孫中山國民黨旗幟下。
孫中山死後，國民黨失去了惟一的政治權威和領袖，左、右兩派鬥爭再也不可調和。對於共產黨從內部篡奪國民黨政治權力的行為，黨內右派忍無可忍，絕地反擊，先後發生過：
（1）黨內老右派“西山會議”派在上海另立中央黨部，通過《取消共產派在本黨之黨籍案》、《顧問鮑羅廷解雇案》、《開除汪精衛黨籍案》等，並發出訓令，指示各級黨部進行清黨，所屬黨員中有共產黨員者，要開除國民黨籍。
（2）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並聯合其他大佬通過中央會議程序出臺《整理黨務案》，有效反擊了共產黨方對對國民黨中央黨部權力的篡奪。
（3）蔣介石“清黨”和汪精衛“分共”——共產黨遭遇第一次滑鐵盧
蔣介石“清黨”發生在1927年4月中旬。蔣介石在上海聯合黨中央裏面的右派在1927年4月14日，在南京舉行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會議通過決議：取消武漢國民黨中央黨部，成立南京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建都南京，取消武漢國民政府，成立新國民政府；取消跨黨分子黨籍，即所謂“清黨”，清除在黨、政、軍中擔任官職的共產黨員。解雇全部蘇共顧問。共產黨所謂蔣介石“寧可錯殺1千，不讓1人漏網”完全是誇大其詞的政治謊言。由此，國民黨分裂成了政治上反共的南京政府和仍然由共產黨控製的武漢政府。
汪精衛“分共”。汪精衛時任武漢國民黨政權黨政軍一把手，屬於國民黨左派。促使他“分共”的起因是在1927年5月31日看見了共產國際發給共產國際代表、國民黨中央顧問鮑羅廷和中共中央的秘密電報即《5月緊急指示》。主要內容包括：“沒收地主土地；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以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同蔣介石保持聯系並唆使士兵去迫害人民的反動軍官。”
汪精衛看後大驚失色，如夢初醒，才看清了共產黨的邪惡本質。於是開始和黨內軍內親信秘密商議，防備共產黨政變奪權。6月5日，解除了總顧問鮑羅廷和軍事顧問加倫等一百四十余名蘇共方面人員在國民政府和北伐軍隊裏面的職務，瓦解了共產黨方可能搞政變的陰謀。共產黨方面始料未及也無還手之力。軍權都控製在汪精衛一派手中。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由張國燾、周恩來等幾人組成臨時中央常委，罷免了陳獨秀總書記職務。13日，中共方宣布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中共黨員，退出國民政府，但表示願意繼續國共兩黨合作搞“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
為應對共產黨方退出政府的決定，7月15日，汪精衛召集武漢國民黨中央會議，決定分共。內容是：“國民黨員中加入了共產黨的必須退出共產黨，否則停止所任黨、政、軍中的職務。共產黨員不能以國民黨名義做共產黨的工作。國民黨員未經中央許可不得加入其它黨。”汪精衛只是要求國民黨員不準腳踏兩只船，吃裏扒外，不準共產黨打國民黨招牌牟共產黨一黨之利，根本不存在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的事情。相反，汪精衛還想繼續獲取蘇共經濟援助，在政治上與中共藕斷絲連。共產黨在武漢仍然合法經營，照常活動。
這是共產黨遭遇的第一次失敗。但它不甘心，決定冒險搞暴動。
3. 共產黨鋌而走險武裝暴動——遭遇第二次滑鐵盧
（1）南昌暴動。國民黨有幾支軍隊掌握在共產黨手中，約2萬人馬。8月1日中共在南昌暴動成功，直接責任在負責江西省防務的第5路軍（下轄2個軍和教導團）總指揮朱培德“失職”。他事先獲悉賀龍、朱德（朱德是朱培德的好友，被朱培德任命為教導團團長兼南昌公安局局長）、葉挺等和共產黨要人來往頻繁，知道有大事發生，但卻請假上廬山“休息”，靜觀其變。南昌暴動2萬人馬本就是烏合之眾，南下途中逃離過半。在廣東的潮州地區遭到粵軍圍剿，隨軍周恩來等共產黨大佬偷渡去香港後回到上海，朱德、陳毅收羅殘兵敗將約800人，進入贛、粵、湘三省邊境一帶茍延殘喘。暴動慘敗。
（2）秋收暴動。8月7日，中共中央仍然在漢口開會，根據共產國際指示，在各省搞“秋收暴動”。其中對歷史發生了影響的都在湖南，有毛澤東在湘贛邊境的暴動、彭德懷的平江縣暴動、朱德、陳毅軍隊作為主力的湘南暴動（又叫年關暴動）。
湘南暴動規模涉及七八個縣數萬眾參加，持續時間達兩三個月，是危害最烈的一次暴動。時值湘、桂兩省軍閥開戰，湘南駐軍調離。中共趁機先後在七八個縣組織暴動，占領了8個縣城，恢復在馬日事變後偃旗息鼓的農會、農民自衛軍。共產黨組織由隱蔽轉為公開，共產革命死灰復燃，殘暴血腥恐怖更甚於之前。據共產黨建國後授予大將軍銜的黃克誠回憶：在暴動前，上級傳達“中央臨時政治局十一月擴大會議的決議。印象裏卻很深地留著有：‘殺！殺！殺盡豪紳反革命！燒！燒！燒盡他們的巢穴！’這樣的語句。”要“極端嚴厲、毫無顧惜地殺盡豪紳反革命派，摧毀一切舊的社會關系；對資產階級上層的店東、商人實行革命群眾獨裁，不許阻止群眾劇烈的革命行動等。”
暴動開始後，“湘南特委下令各縣縣委鎮壓反革命，燒房子。不但要燒衙門、機關、土豪劣紳房子，而且要求把縣城的整條街道和所有商店都燒掉，並且要求把從耒陽到坪石的公路兩旁五華裏（原來指示燒掉公路兩旁30華裏）以內的房屋全部燒掉。認為這樣可以使敵軍到來的時候沒有房子住，可以阻止敵軍進攻。”“當永興縣委商量燒城的時候，我曾表示反對，被縣委書記批為右傾，並指定要我帶頭燒。我還是不同意，後來采取調和、折衷辦法，燒了城裏的衙門、機關、祠堂、廟宇和個別商店，沒有整條街的燒。據我所知，郴縣、耒陽都按特委指示燒了縣城，耒陽燒得最厲害，宜章沒有大燒，資興也沒有全燒。”
共產黨燒殺搶激起民眾無比憤恨，被迫卷入暴動的人紛紛“反水”，撕下手臂上的紅袖標，戴上白袖標，加入反共民團，保家保村莊，殺共產黨幹部。其中郴縣反水民眾殺了縣委書記和其他縣委幹部。在政府軍隊來到前夕，朱德、陳毅和各個縣委帶領暴動隊伍倉惶逃往江西。凡是未及逃跑者，大都被正法。據黃克誠回憶，有一個叫劉英的，大約是衡陽大同中學的學生，他在農民暴動時，拿著一把刀趕來參加，路上遇見一個“土豪劣紳”，就拿刀把他殺掉。他後來被自己的父親捆送到民團被殺。許許多多參加暴動、積極打“土豪劣紳”的農民被殺。包括尹子韶帶領的縣警衛團主力一千多人、一百多條槍還在桂陽，後來全被打得死的死、散的散，一人一槍都沒能撤退出來。連朱德留在永興的一個主力排也和他們一起損失了。
如果說國共合作期間湖南農民運動是在共產黨控製了省、縣政權（國民黨黨部）後的自上而下的共產革命，湘南暴動則是共產黨“在野”後，利用控製的武裝搞的自下而上的奪取政權的共產革命。追隨與被迫卷入者只占居民的極少數，根本不代表社會主流意識。共產革命從來不得民心。追隨與卷入者類似歷朝歷代社會亂局中出現的土匪，打家劫舍罷了，多是出於從眾心理，和共產政治革命屬性無關。
在湘、桂軍閥戰爭停息後，湖南政府軍回頭鎮壓暴動，朱德帶領自己的一個團逃往江西，也上了井岡山，尾隨的有落荒而逃的幾千農軍（拖家帶口）。湘南暴動和其它暴動一樣徹底失敗。這是共產黨第二次滑鐵盧。
4. 中共遭遇第三次滑鐵盧——8萬人敗走江西，逃到陜北剩下萬余人
朱、毛紅軍在贛南（包括閩西）坐大的原因？逃亡井岡山的朱德、毛澤東、彭德懷三路人馬共四五千人，草寇，從1929年初下山後，竟在贛南橫行肆虐四五年之久，占據二十多個縣，紅軍最多上10萬人，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民黨和共產黨黨史都歸結為當時軍閥混戰，無暇剿共，但實際也與蔣介石中央軍和軍閥內部復雜的關系有關。
1933年底，蔣介石圍剿江西紅軍，廣東軍閥陳濟堂在贛粵邊境堵截紅軍，結果陳濟棠事先和共產黨達成協議：紅軍“借道粵北（去湖南、廣西）”，“粵軍不攔頭、不斷中，只追尾”，即等待紅軍人馬走過後尾隨放空槍，目的是敷衍蔣介石。紅軍8萬人包括印刷廠機器在內都隨軍搬運走了。所謂突圍蔣介石的“五道封鎖線”是子虛烏有。蔣介石只是驅趕紅軍出他的地盤。
湘江戰役網開一面。被國、共雙方都渲染的湘江戰役，實際是桂系軍閥網開一面，放紅軍過湘江的。按照蔣介石統一指揮：以廣西省全州縣為界，以北的湘江東岸由湘軍封鎖；包括全州在內以南的湘江東岸由桂軍封鎖。南北夾擊圍殲紅軍。得知紅軍進入全州境內後，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借故南撤駐守全州一線100公裏的守軍，故意網開一面放紅軍過江。蔣介石得知急令湘軍南下接防全州。由於路途幾百公裏，趕到全州時候紅軍已經先期占領渡口並在周邊布防停當。湘江和紅軍展開血戰，結果還是有近4萬紅軍渡江西去，打死打傷打散4萬人，活捉7千人。血染湘江，屍塞斷流。但中共大佬全部漏網。
四川軍閥劉文輝放紅軍過川康。四川軍閥劉文輝防區範圍為四川西北，即紅軍“強渡金沙江”、“飛越大渡河鐵索橋”、“爬雪山、過草地”等近千公裏地段都是劉文輝的防區，叫川康地區。劉文輝和中共四川省委（地下黨）早有交往，放任紅軍過境。否則，該地段山高谷深崎嶇險要，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紅軍本插翅難逃。
紅軍逃到陜北後，只剩下1萬余殘兵敗將。這是中共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滑鐵盧，也是最後一次。鹹魚能否翻身呢？
（二）蘇共插手，共產黨鹹魚翻身
1. 蔣介石命令張學良圍剿紅軍讓其兩敗俱傷是中共假話。疲憊不堪的紅軍萬余人在極端貧窮的陜北陷入困境，東渡黃河去富庶的山西打劫。閻錫山報告蔣介石，蔣介石命令張學良封鎖黃河西岸渡口，切斷紅軍回陜北的歸路。張學良陽奉陰違，使紅軍滿載而歸，所搶財物夠半年給養。張學良在陜西有20萬精兵強將，怎麽打紅軍會兩敗俱傷？張學良早就勾結中共，以圖通過中共媒介得到蘇俄援助。
2. 與蘇俄、中共談判重蹈政治覆轍
（1）根據莫斯科外交檔案記載，1935年7月3日，蔣介石派孔祥熙會見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10月18日晚，蔣介石親自與鮑格莫洛夫秘密會晤，向蘇俄表達簽訂兩國軍事互助協議，目的是拉攏蘇俄共同對付日本。蘇俄方要求先簽訂貿易協議，後簽訂軍事協議。蔣介石還安排中國駐蘇俄大使館武官鄧文儀去與北伐戰爭時期的蘇共軍事總顧問加倫進行會面，加倫給蔣介石當顧問約2年，目的是希望加倫出面遊說蘇俄高層，盡快簽訂軍事協議。
蔣介石派人在莫斯科會見王明。王明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實際是中共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先是通過蘇俄駐華大使要求蘇俄指示中共停止反政府的活動並歸降政府，遭到蘇俄大使的回絕，轉而派鄧文儀直接在莫斯科會見王明。1936年“1月13日開始，到2月23日，鄧文儀與中共代表潘漢年和王明總共進行了四次具體的商談。”“鄧對王明說：我這次來，完全是受蔣先生的委托，要找到王明同誌討論彼此間合作抗日問題。我們曾經在上海、南京等地找過共產黨的關系，進行了一周的時間，全無結果。後來，我們曾想到四川和陜北直接去找紅軍談判，但事先毫無聯系，恐怕進不去。最後蔣先生看到王明同誌在共產國際七次大會上的講演，以及最近在《共產國際》雜誌上的文章，即派我來找王明談判彼此合作的問題。我們在南京曾召集過幾次高級幹部會議，蔣先生親自提出統一全國共同抗日的主張，大家全都同意蔣先生的主張，可以說，聯合共黨的原則是已經決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蔣先生與你們談判合作的初步條件……。”
（2）中共耍花招得以鹹魚翻身
蔣介石方面從1937年年初開始，到7月，先後和中共方進行了5次談判。斯大林在2月釋放蔣經國回國。7月，蔣介石正式批準收編陜北紅軍為“國軍”，4.5萬人編製，軍餉、軍服、武器彈藥由政府發放，番號第八路軍，劃歸山西閻錫山第二戰區指揮，設置陜甘寧邊區為省級行政區，實際是給共產黨“合法”統治的地盤。中共南方遊擊隊編為新四軍，享受政府軍待遇，劃歸江南第三戰區司令部指揮。毛澤東們欣喜若狂。鹹魚終於可以翻身了。
毛澤東一開始就耍弄蔣介石，指示八路軍開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根本不接受戰區司令部指揮，不固守在指定防區，而是去“敵後”搶占地盤，甚至軍事進攻駐防的國軍。最典型的是1940年初，新四軍陳毅部違犯軍令從蘇南偷渡長江，進占蘇北國軍蘇魯戰區司令韓德勤（兼任江蘇省主席）防區，拒不退出。並設計圍殲了韓部2萬余人，此戰役叫“黃橋戰役”。這整個戰略計劃事先由毛澤東設計，指示山東八路軍一部南下蘇北與陳毅部南北夾擊蘇北國軍，獨占蘇北地盤。
對八路軍、新四軍拒不服從軍令，“遊而不擊”，專門攻擊國軍搶占地盤的叛國行為，國軍將領們，特別是受到攻擊國軍戰區的將領，強烈要求蔣介石下命令打擊。但蘇俄駐華（重慶）大使就威脅說：如果蔣介石反共，就中斷援助。蔣介石不願得罪蘇俄，壓下了將領們要求反製中共方軍隊違反軍令、攻擊國軍搶占地盤的要求。
八路軍的防區原本劃定在晉東北五臺山周邊幾個縣，後允許擴大到二十余縣，又同意共產黨方建立晉察冀行政區。但共產黨還不滿足，根據毛澤東預先戰略，分兵去河北、察哈爾、河南、山東等“敵後”搶占地盤，招兵買馬，建立共產黨政權。在“敵後”山東，國民黨政府從省到縣都有留守政府和軍隊。八路軍擅自進入山東後，經常襲擊國民黨政府的敵後地方政府和駐軍，搶奪地盤。蹊蹺的是日軍主要攻擊對象是留守的國軍，很少打屬於中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
到1940年八路軍發展到40萬；長江以北新四軍計劃發展到20萬。
抗戰結束，共產黨擁有了120萬正規軍，還有非正規武裝數十萬；占據了華北、華中大部分地盤，具備了和蔣介石逐鹿中原的資源。共產黨鹹魚翻身了。
（三）美國決策錯誤是國軍敗於共軍的主要國際因素
1. 珍珠港事件後，中國和美國、英國結成軍事同盟。但整個抗戰期間，中國獲得的8.457億美元物資，只占美國全部租借物資的1.8%。而蘇共獲得約110億，占22.76%。但中國政府並非無償獲得美國援助，中國為向駐華美軍提供物資和勞務，從1941年7月～1945年9月墊款約2,459億元，美國償付了其中的1,479億元，未清償的980億元相當於1億多美元。抗戰結束前，美國總統杜魯門、英國首相丘吉爾與斯大林在雅爾塔簽訂密約，主要有外蒙獨立問題、蘇軍出兵中國東北並享有東北特權問題等，特別是蘇軍出兵東北為中共奪取東北埋下了伏筆。
當時美國政府在政治上支持中共成為“在野黨”，合法地與國民黨平起平坐對等“和平談判”，在談判中偏袒共產黨方，使國軍失去戰略優勢。
最要命的是從1946年8月開始對民國政府實行武器禁運，導致東北50萬國軍（美式武器裝備）戰鬥力銳減，受嚴重影響的還有華東國軍精銳部隊。
2. 蘇俄在東北給中共軍隊提供大量武器裝備，把被俘虜的滿洲國幾十萬軍隊交給中共，但當時美國政府錯誤決策背棄國軍是主要國際因素。
（四）時局逆轉
蔣介石即使收編共產黨、允許它招兵買馬發展壯大鹹魚翻身了，但抗戰結束時國軍仍然占據優勢力量。蔣介石獨裁的民國中央政府是國際承認的合法政府；國內民眾和主要政治力量也站在中央政府一邊而非共產黨一方，即政治上也具有壓倒共產黨的優勢。但此時國軍因為長期抗戰已經傷痕累累，傷亡慘重，中共卻在大後方養精蓄銳。而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包括蔣介石身邊已經布下了重重間諜，讓中共高層對國軍的決策了如指掌。國民黨的腐敗，也讓中共政治宣傳頗為得勢。與此同時，蔣介石希望不戰屈人之兵，去找中共方和平談判，結果引入美國政治幹涉，總統杜魯門公開聲明，認可中共在中國政治遊戲中的合法地位，並派親共政客馬歇爾代表他來中國充當國共和平談判調停人。蔣介石為取得美國戰後經濟援助，不采納黨內反共派提出的不與共產黨談判、堅決武力剿共的主張，導致政治上失去主動權，軍事戰略上不首先清剿華北共軍而派重兵去爭奪“飛地”東北。
在蔣介石、美國、蘇俄三方的角力中，其中一方改變方向，國軍可能都不至於最終敗於共軍。
四、結束語
中共把它武裝顛覆中華民國政府的28年共產革命，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內容叫“反帝反封建”。所謂“反帝”就是反對世界資本主義價值和製度體系，“反封建”就是使用暴力屠殺鄉村中具有較高文化和較高生產力，並引領鄉村社會不斷向現代文明前進的階層並掠奪其財產的反人類犯罪行動，其革命的關鍵環節是顛覆民國各級政府，然後使用取得的政權的力量（暴力）改造鄉村社會。
如在鄉村先後發動的所謂農民運動（1924～1927）、土地革命（1927～1937）、土改（1946～1952）等。以1946～1948年間的北方“解放區”土改為例，它根本就遭到絕大多數民眾的反對，同時遭到地方基層幹部的抵製，因為經過中共在抗戰期間假抗戰之名的敲詐勒索和盤剝，抗戰前富裕的農戶大都完全破產成為貧民，大多數村莊已經沒有夠得上“地主”標準的農戶了，抗戰結束，都夢想能夠過上“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和平生活。
土改，是共產黨刻意謀劃的旨在製造社會矛盾、分化民眾並挑動一個群體去鬥爭殺戮另一個群體同時搶劫財物的惡意的反人類罪惡行為。在山西最貧窮的晉綏邊區，有的村莊被劃為地主富農的農戶竟占到總戶數的百分之三四十。一般也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這樣才有鬥爭對象，搶劫對象。不是搶土地而是打劫家庭財物。貧農對分土地根本沒有興趣，希望分浮財（地面上的財物），挖地財（埋在地下的）。在山東，“地主”沒有土地可分，就搞“平分土地”。把全村所有的土地打亂重新平均分配，又叫“抽肥補瘦”，目的是瘦“中農”，肥“貧農”。同時進行整黨運動，叫“搬石頭”。基層幹部大都抵製土改，是阻礙土改的石頭。幹部家庭一般都較普通農家富裕，打成地主鬥爭可以分得浮財、挖得地財。幹部平時給政府催糧收款，村民的怨恨也不小。
共產黨就是挑動矛盾搞群眾鬥群眾從中得利。共產黨在北方土改運動的三四年間直接殺害和間接迫害致死的人數至少在1030萬人以上。整個“解放區”人心惶惶，土地荒蕪，生產力遭受嚴重破壞，社會恐怖，遍地饑荒。帶了血債的積極分子只有死心塌地跟共產黨一條路；沒有帶血債也只有跟共產黨才能活命。順我者存，逆我者亡。於是共產黨就把所有人捆綁在它的戰車上了。這就是“土改使貧苦農民分到土地，為了保衛勝利果實，而積極參軍參戰”的歷史真相。當年劉少奇主持北方土改、整黨運動，完全是按照毛澤東的意圖。由於引起黨內幹部普遍不滿、破壞了農村生產力導致饑荒更加嚴重。
私有製是人類社會由野蠻進入文明社會的重大標誌。連馬克思主義元老恩格斯都寫進他的書裏面的，何況共產黨的所謂公有製就是黨有製的代名詞，給貧農分土地的目的是暫時利用其為共產黨充當打手。緊接著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全體農民的土地就像沒收地主土地一樣充公，屬於共產黨所有了，叫第二次土改。
包括貧農在內，沒有任何人真擁護農業合作化，共產黨是使用無產階級專政為後盾，強製實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再到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在之前共產農民生產資料（土地）的基礎上，又共產農民的生活資料（房屋、家具甚至鍋碗瓢盆，還有私人餵養的豬牛羊、雞鴨鵝）。為鎮壓抵製、反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農民，1955年的“社會鎮反運動”逮捕了七十多萬人，為給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開路，1958年前3個季度，全國逮捕人數超過1955年全年逮捕人數。
中共建政後從土改運動（指南方）開始，到1958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6,118,246名，殺了862,236名（時任公安部長羅瑞卿語）。全國總人口中，每100人就有至少1人被抓捕。每1000人中就有1人以上被槍斃，實際被殺的人數更多。如四川涪陵縣土改運動，所殺人數約占該縣總人口數的約千分之四以上，約4,000人。其中清溪區，本文作者的表哥看見一次就槍斃二三十人。羅雲鄉，僅一次就槍斃十多個人。藺市區，槍斃的“土匪”中最小的只有十二三歲。殺人血流成河，屍體堆成山。土改大肆殺人，如劉少奇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的政治報告中說：不但震懾地主，同時還震懾農民，否則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會有如此順利。殺人立威貫穿共產革命和專政的全過程。
還有1959年開始延續到1962年的4年特大饑荒，全國餓死人數根據本文作者抽樣調查推算，可能在7千5百萬至1億2千5百萬之間。在特大饑荒之前的1950～1958年的9年中，餓死人數約在4千萬左右。結束饑荒是在1980年農民自發性搞包產到戶後。
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專政。在專了黨外（體製外）階級敵人的政後，就專黨內（體製內）的右派、右傾分子、反黨分子、走資派的政了，如1954年反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1957年反右運動、1959年反彭德懷為首的右傾運動、1963年開始的四清運動中整走資派、文革整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走資派、後又反林彪集團、反四人幫等。共產黨革命和專政猶如一架龐大的永不停息的絞肉機，可能絞殺所有人。（限於文章篇幅，不談1980年後的反人類犯罪）。
中共百年歷史就是一部反人類犯罪的歷史，恐怖主義屠殺和掠奪的歷史，對其百年犯罪進行清算，也是對共產主義運動的罹難者的悼念。
百年中共，一部叛國史和賣國史
作者 陳破空
中共建黨百年之際，搞了一個黨史展覽館。展出從“革命、建設到改革”各階段的圖像或雕塑，然而，卻回避了黨史中至少一半的重大事件，包括：反右運動、大躍進、大饑荒、文革、六四屠城、迫害信仰群體等。選擇性的展示，對應選擇性的隱瞞。向人們展示表面的光鮮，卻隱瞞內在的骯臟。
中共，從誕生之日起，就具備所有它今日所誣指的反對派的一切罪名：勾結外國勢力，搞亂國家，顛覆國家，損害國家和民族利益，甚至於，充當賣國賊和漢奸。
早期中共，在江西建立國中之國，自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圖謀把中國變成蘇聯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國民政府全力剿共，中國險些成為蘇聯的第十六個加盟共和國。可見，中共建黨，一開始就犯下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意圖出賣領土等叛國罪。
當時，日本進據東北，扶持滿洲國，國民政府備戰抗日，但盤踞江西、占山為王、落草為寇的毛澤東和共產黨，完全不顧及保家衛國、保衛中國，提出的口號竟然是“武裝保衛蘇聯”。當時已經退出領導層的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反對這個口號，竟遭毛澤東等人把持的“中央”開除出黨。中共不僅奉旨俄國人傳來的意識形態，即馬列主義，而且接受俄國人的顧問、領取俄國人的經費，故而發誓“武裝包圍蘇聯”。在這裏，中共明確犯下裏通外國、勾結外國勢力、分裂、顛覆和出賣國家的叛國罪。
在國軍五次大規模圍剿下，共軍在江西潰敗，被迫從江西流竄到陜北，意圖背靠蘇聯，重謀鼠起。當時，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部署保家衛國，其中一環，是“攘外必先安內”，擬先剿滅中共這個心腹大患。但中共卻狡詐地利誘、利用國軍中的軍閥張學良，加上已經潛伏張學良身邊的共產黨員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突襲扣押到西北考察的蔣介石，配合蘇聯指示，逼迫蔣停止剿共。中共得以茍延殘喘，中國歷史就此逆轉。
日軍全面侵華，中日戰爭全面開打，始於盧溝橋事變。根據大量史料，這一事變，乃是共產黨精心策劃、通過它的別動隊施行，挑起日軍與國軍沖突，再利用潛伏在國軍中的中共軍官，活生生地，把一起盧溝橋事件，演繹成全面的中日戰爭。
中日戰爭開打後，在蔣介石的號召下，國軍奮起抗日，浴血抗戰，付出重大犧牲。然而，中共，卻在毛澤東的算計下，不抗日、暗中與日軍勾結，圖謀讓日軍消耗、消滅國軍，共軍則火中取栗、搶奪地盤、壯大武裝，為戰後下山摘桃子囤積實力。在八年中日戰爭過程中，中共幹盡了通敵、賣國、充當漢奸、損害中華民族利益的罪惡勾當。
日本在太平洋遭美國打敗後，宣布投降，並從中國撤軍。果然，共軍開始下山摘桃子，突襲因浴血抗戰、消耗過半、精疲力盡、還要守護漫長國防線的國軍。中共通過無處不在的諜報戰、毫無底線的超限戰，並在蘇聯支持和殘余日軍的扶持下，打敗了國軍，奪取了政權，從此把中國拉入專製復辟、血雨腥風、暗無天日的當代奴隸社會。
在歷史上，俄羅斯侵略中國最多，掠奪中國領土達150萬平方公裏，相當於44個臺灣。自辛亥革命後，歷代中國政府不承認中俄邊界，官方地圖上以虛線示之。但到了江澤民當政，竟然主動與俄羅斯媾和，劃定中俄邊界，意圖使俄羅斯侵占的中國領土成為雙方認可的既成事實。江澤民賣國，成為中共賣國、叛國的升級版。
縱觀中共的發跡史，就是勾結外寇、禍害中華的歷史。論近代中國之外寇，莫過於俄國和日本。中共通俄、通日，與蘇軍明的結盟，與日軍暗通款曲，聯手夾擊國軍。這兩大史實，鐵證如山，把中共永遠釘在了漢奸和賣國賊的歷史惡名冊上。
中共當政，千百萬人頭落地，千百萬人被活活餓死，這已是鐵板釘釘的反人類罪；引進外來的馬列主義統治中國、奴役中國人民，證明中共是不折不扣的外來政權，意識形態上的外來政權，與歷史上的侵略者、滅亡中國的外來政權毫無二致，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共至今阻礙中國的民主與憲政之路、頑固堅持剝奪中國人民的天賦人權，更是行跡昭然的叛國行徑。
當今中共，口口聲聲反對臺灣獨立，無視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從無任何關聯的基本史實，亂喊“絕不容忍臺獨分裂勢力”，並單方面上綱上線到所謂“民族大義”，又在所謂“統一大業”的幌子下，不斷派出軍機軍艦襲擾臺灣，極限威脅臺灣，聲稱隨時攻打臺灣。然而，當年盤踞延安的中共卻是這樣昭告世人的：“我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部隊，完全支援臺灣人民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鬥爭。我們贊成臺灣獨立，我們贊成臺灣自己成立一個自己所要求的國家。”（1947年3月8日，中共《解放日報》社論）
這就是中共，前後不一、自相否定、自食其言的厚黑集團。當今它所宣揚的所謂“愛國主義”，不過就是愚弄中國人民、維持中共一黨專政的工具。這種“愛國主義”，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而暗自竊笑不已。
中共進攻香港，砸爛“一國兩製”，砸爛東方之珠，中南海宣稱“不要低估我們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決心”，其實，真正的意思卻是：不要低估我們維護既得利益和腐敗所得的決心。比如，有消息披露，中共第三號人物、人大委員長栗戰書，通過其女兒和女婿，在香港擁有的灰色資產就高達百億港幣以上，他怎能容忍香港新聞自由、司法獨立、進而擁有民主選舉的完整監督機製？
中共高官，栗戰書們，為了保住他們的家族利益，把香港當成其家族的搖錢樹和洗錢中心，當然要不惜一切，阻擋香港的雙普選之路，而且不惜一切，砸毀香港原先擁有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和司法獨立。悍然砸毀“一國兩製”，公然背信港人，是中共最新犯下的叛國大罪。
其實，拒絕建立對權力的監督與製衡機製、拒絕公布領導人財產、拒絕司法獨立的中共統治集團，等於公開宣告：我們就是要壟斷中國的經濟命脈，我們就是要貪汙腐敗，我們就是要掠奪中國人民、坑害這個民族。永不停手，腐敗到底，其實，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叛國和賣國。
百年中共，在統治和奴役了中國人民之後，更圖謀統治和奴役各國人民；在禍害了中國之後，開始禍害世界。除了對內鎮壓帶來的對外威脅，近年這場源自武漢、禍及世界、無一國得以幸免的大瘟疫，就是無情的、鐵的見證。
中共的所作所為、敗行劣跡，玷汙了中華民族的名聲，這，又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喪權辱國，另一種意義上的叛國。
這是真正的百年國恥。中國人語境，每道“百年國恥”。然而，曾陷入重重誤區。國恥，或百年國恥，從來不是外國人所加，從來就是本國統治者所為。落後不會挨打，愚昧才會挨打，腐敗才會挨打，專製才會挨打，這是世界近代史和中國近代史顛撲不破的真相。舉凡清英戰爭（1840年）、清英法戰爭（1860年）、清日戰爭（1894年）、大清與八國聯軍之戰（1900年），其中的因果關系，概莫例外。
中共貌似強大、傲慢而猖狂，但，在歷史的長河中，它不過是一股逆流、一瓢濁浪、一抹汙泥，終將被歷史的巨浪所吞噬。羅馬尼亞、利比亞、伊拉克等國獨裁者倒臺之後，遭審判或處置，都被論以叛國罪。同理，未來中國，當邪不壓正的那一天到來，中共頭目，除了他們累累的腐敗和謀殺罪行，更終將以叛國罪受審，並遭到公理和正義的裁決。
中共摧毀傳統文化與道德
作者 高天韻
中國，孕育和承傳了五千年輝煌文明。曾經，文物古跡遍布於神州大地，輝映上天的造化、先人的智慧；曾經，古老的價值觀代代相傳，維系社會的穩定與諧和，激發盎然的生機與創造力。然而，中共建政後，宣揚階級鬥爭和無神論，從器物、精神、信仰、人才等方面不遺余力地摧毀傳統文化，令幾代中國人失去了民族文化的根，導致大陸亂象叢生，危機四伏。
一、毀滅文物古跡 殘害文化精英
文物古跡是文化的載體。中國歷朝歷代留下了數不清的傑作：城墻、城門、廟宇、宮殿、橋梁、樓閣、民居、書法、繪畫、服飾、雕塑、陶瓷、玉器等等，從創意、造型到色彩、工藝，再到其中蘊涵的哲思，每一件都引人驚嘆。那是點點星光，折射出歷史長河的璀璨，又如一條瑰麗的紐帶，連接起一代又一代中國人。
然而，這些宏偉、古樸、秀麗、纖巧的器物，卻被中共視為封建、落後，被瘋狂地砸毀、鏟除。
自上世紀50年代起，大陸各地相繼推倒了古代城墻和城門，破壞了原有的城池格局。在天安門南端，曾有一座建於明朝永樂年間的“中華門”，此門是明、清、民國三朝的象征性國門，中共當局為了擴建天安門廣場將其拆除。
文革掀起“破四舊”之風，要掃除所謂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引來一場文物之殤。1966年8月起，北京及各地紅衛兵沖擊寺院，砸毀神佛塑像、牌坊石碑，開棺掘墓，查抄和焚燒藏書、名家字畫……全國各地的文化遺產、典籍、私人財產遭到瘋狂洗劫。
1966年11月10日，二百多名紅衛兵沖到山東曲阜造反。29天內，他們掃蕩了孔府、孔廟、孔林，共毀壞文物6000余件，燒毀古書2700余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毀壞歷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余件、珍版書籍1700多冊。5000多株古松柏被伐，2000多座墳墓被盜掘。
公開資料顯示，在文革中，湖南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屬建築遭嚴重破壞，陵墓被刨挖，焚骨揚灰。內存物被搶奪一空。山西舜帝陵也被毀。隴西倉頡廟多處石碑被毀，陵墓遭刨挖。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毀，大禹塑像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遊街示眾。書聖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圓明園遺址再次遭到破壞，建築基址和山形水系僅存輪廓。萬壽山頂，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盡毀。頤和園佛香閣、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毀。歐陽修所記醉翁亭，內有蘇軾手書刻碑。亂民不僅將碑砸倒，還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歷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
北京學者梁漱溟回憶紅衛兵抄家時的情景說：“他們撕字畫、砸石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裏付諸一炬……”
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街頭焚燒。上海首富、永安百貨公司業主郭琳爽被中學生抄家，所藏百余件名貴玉器砸毀無遺。
此外，文革期間，大批文化知識精英慘遭橫禍，國學大師、文學翻譯家、音樂家、戲劇表演藝術家，泰鬥、名流，一個接一個含冤自盡或被迫害致死。
僅以上海為例，1966年9月2日夜，翻譯家傅雷及夫人朱梅馥雙雙自縊。在上海音樂學院，有五位系主任一級的教授自殺。1966年9月6日，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楊嘉仁與妻子程卓如開煤氣自殺。同年9月，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李翠貞開煤氣自殺。1967年1月31日夜，青年鋼琴家顧聖嬰在受到造反派的羞辱和威脅後與母親、弟弟開煤氣自殺。1968年，著名音樂理論家沈知白教授自殺。
文革結束了，文化劫難卻未終止。
上世紀80年代至今，中國諸多城市和鄉村大搞土地開發，以“發展”為名拆毀了大批傳統建築，包括四合院、民居、古橋、古廟、宗祠、牌坊等，同時銷毀了與之連帶的、傳承千百年的古代科技、文化、藝術與民俗，導致全國千城一面、假古董盛行。
中國建築學家、城鄉規劃學家吳良鏞指出：“為了最大限度取得土地效益，老城開發項目幾乎破壞了地面以上絕大部分的文物建築、古樹名木，抹去了無數的文化史跡、如此無視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價值，僅僅將其當作‘地皮’來處理，無異於將傳世字畫當作‘紙漿’，將商周銅器當作‘廢銅’來使用。”
據大陸媒體報導，2011年5月，遼寧省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結果顯示，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調查時，全省共有1000余處不可移動文物消失，其中80%以上因城市建設、土地開發和生產生活等人為因素而消失。遼金元時期的護心屯遺址，2009年因城市改擴建，農村變社區消失；新石器時代的北崗子遺址，因修京沈高速公路賣土絕跡……
2011年底，中國國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計結果顯示，新發現登記不可移動文物總量為53萬6001處，約4.4萬處不可移動文物消失。北京地區消失的不可移動文物高達969處。
有人說，今天，文物毀滅速度是文革的700多倍！
知名古都保護工作者華新民女士痛心地說：“從北京到全中國，就這麽無情地拆呀拆呀，我們還能給孩子們留下什麽歷史文化遺產呢？”
2019年4月，當世界關註巴黎聖母院的火災時，大陸網友由此討論中國文物的命運。作者“量子妹”說，“當你在為全世界哭泣時，請留一滴淚給自己，因為，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大地上，有N個巴黎聖母院要麽已經被摧毀，或者正在被摧毀。我們該如何守護它們？”
二、否定傳統 打倒聖賢
文革“破四舊”鼓動全民與先祖之文化財富決裂。從先秦諸子到其後歷朝歷代的學說及著作，從禮儀製度、文學藝術到教育思想，從衣食住行、年節娛樂到婚喪嫁娶，從內在心理到外在風氣，中共把傳統的一切都視為落後、腐朽，堅決予以剔除。
九評編輯部著作《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中寫道：“中共建政後，通過一次次的政治運動，破四舊、打砸搶，把一切人類文明成果用‘封資修’一筆抹殺。眾多輝耀在五千年中華歷史上的聖賢和英雄被中共運用‘階級分析’的手法進行歪批，到文化大革命時達到頂峰。”
“20世紀80年代後，中共改換手法，從暴力毀壞轉向變相詆毀，手法變得隱晦，讓人難以覺察，防不勝防。中共及其文人把古人矮化、醜化、粗鄙化，用來反襯中共的‘偉光正’，或者為今天的醜惡現象找出‘歷史依據’。”
中共在打倒聖賢、醜化歷史名人、歪曲經典著作時，往往回避其所倡導和體現的倫理道德、修煉文化、輪回觀等精髓，而是以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的觀點加以批駁和反面解讀。這一做法持續至今，與銷毀文物、屠殺文化精英相結合，造成了中國文化的大斷層。
三、變異宗教 迫害信仰
幾千年來，世間正教都是教人向善、歸真，而中共卻嚴禁黨員信教，而且禁止民眾自由地追尋信仰。它的目的就是強迫人們遠離神、拜倒在黨的腳下，與其共同作惡。
《九評共產黨》指出：“傳統文化既然以儒、釋、道思想為根，中共破壞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們在世間的具體體現——宗教。”“中共在建政之初就開始毀寺焚經，強迫僧尼還俗，對其它宗教場所的破壞也從未手軟。到了六十年代，中國的宗教場所已經寥寥無幾。文革時‘破四舊’就更是一場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中國的各種宗教團體在中共的暴力鎮壓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鎮壓了，剩下的很多還了俗，還有很多是不公開的共產黨員，專門穿著袈裟、道袍和牧師的袍服歪曲佛經、道藏、聖經，從這些經典中為中共的運動找根據。”（九評之六 評中國共產黨破壞民族文化）
中共在清除宗教的同時設立了宗教事務局，以“指導”、“審核”為名嚴控境內的宗教活動，並以“愛國”相要脅，要求宗教人員遵循“黨的領導”。文革後的幾十年間，中共變換手段，打著宗教改革的旗號，營造宗教自由的假象，實際上是要從內而外地改變宗教實質，企圖把各種宗教都異化為替中共的宣傳工具。中共一方面培植跟黨走的紅色假信徒，另一方面加緊監控宗教場所，並且殘酷地打壓那些追求信仰自由、不向中共屈服的信眾。
1992年，法輪功在中國傳出，凈化身心顯示奇效，因而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至1999年初，中國大陸約有7千萬至1億人學煉法輪功。當時全國人大的調查結果是：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
然而，時任黨魁江澤民對法輪功的巨大感召力又妒又恨，宣揚無神論的中共亦十分恐懼法輪功的精神力量。於是，1999年7月，中共江澤民集團開始鎮壓法輪功，迫害數以千萬計的善良修煉人，這實際上是中共“假、惡、暴”基因對“真、善、忍”普世價值的挑戰。
2016年9月13日，余文生等維權律師在天津法庭上為法輪功學員周向陽、李珊珊進行無罪辯護，余文生律師當庭指出：中共迫害法輪功違法違憲，法輪功學員所展現出的境界“已被看作中華復興，道德回升的希望。定罪這樣的好人，打壓‘真、善、忍’信仰，就是無視自己的良知，在摧毀人類的普世價值，毀我道德，毀我美好，毀我希望！”
2017年12月，大紀元披露，1999年，時任中共國家宗教事務管理局局長葉小文在一次講座中表示，共產黨最終要在地球上消滅所有的宗教，消滅人對神的信仰。共產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這個目標。他說，中共在其五十年的統治中，將中國現存的各種宗教轉變成了中共體製的一個組成部分，為中共政治服務。
2018年3月，中共宗教事務局並入中共統戰部，“宗教中共化”的政策被延伸。自那年5月起，當局強製大陸各地宗教活動場所必須在顯著位置懸掛五星紅旗。2014年以來，中共當局強拆了近2,000個十字架，強製地換上了五星紅旗。
四、黨性壓倒人性 顛倒善惡 顛覆道德
《九評共產黨》指出，中共是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黨，暴力和謊言是中共的基因。因此，這個黨與中國傳統價值觀的“仁、義、禮、智、信”理念必然不可兼容。這便解釋了中共為何仇視和摧毀傳統文化。因為只有砸爛美好的一切，中共才能確立黨所需要的“道德”原則，才能無所顧忌地欺騙和利用人民。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中寫道：“因為‘無產階級世界觀’是不承認普世價值的，不承認超越階級的道德。共產黨判斷一個人的道德，是以階級立場劃分的。”“這樣一來只要掛著‘革命’、‘進步’、‘社會主義’等招牌的，無論如何邪惡、無論怎樣違背人的基本良知，皆成了‘符合’歷史潮流”，“凡是貼上‘封建’、‘資產階級’、‘攻擊無產階級’等標簽的一切行為、思想，無論在傳統思想中多麽高尚，也自動成為錯的、‘反動’的。這樣就徹底顛倒了善惡標準。”（第四章 共產邪靈，毀人不倦）
中共要求黨性壓倒人性，強調黨的利益至高無上，為了維護黨的統治可以不擇手段，不惜濫殺無辜。中共暴力屬性的外在表現之一是宣講“鬥爭”，例如鼓吹“殺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從土改到今天，中共一直殺氣騰騰，不斷地殺人立威，製造恐懼。這也是消滅人的本性善念、消除傳統道德價值觀的過程。
日復一日，中國人被強令聽黨話跟黨走，被迫沈浸在狼性的“教導”中，同時被抽離了傳統文化的浸潤。那麽，不可避免地，因為持久的恐懼與欺騙，人的思想便一步步朝著黨所要的冷酷、自私、殘忍的方向轉化、變異。
在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充斥著父母、子女、夫妻、同事、朋友之間互相揭發的人性悲劇。在文革期間，骨肉相殘，親友反目，師生互鬥的事情更加普遍。
和鳳鳴女士曾任《甘肅日報》編輯，她的丈夫王景超在“反右”中被下放到夾邊溝農場，在那裏活活餓死。和鳳鳴在回憶錄裏寫道：“那時候，正義、善良、熱誠，對不幸者的同情等等人世間最可寶貴的東西，都被‘政治’湮沒了。”
1966年8月，北京的“紅衛兵”在一個月內就打死1772人。學者丁抒有評：“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麽多人在那麽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帶。殺與自己無冤無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幾歲的中學生將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王友琴在《芝加哥大學的文革受難者》裏記載：“1968年8月，毛澤東派‘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全國所有的大中小學以及科研文化機構‘占領上層建築’……在（北京大學）物理大樓中，天天開‘鬥爭會’，‘遊街’，所有的老師都必須‘揭發’別人，也一個一個地被別人‘揭發’。在那一階段，北京大學有24人‘自殺’。”
1970年2月，安徽省固鎮縣人民醫院門診部副主任方忠謀，在家人面前說了些支持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的話，被丈夫張月升和長子張紅兵舉報，後被槍斃。當時張紅兵還被宣傳是“大義滅親”。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認為，“張紅兵的行為說明當時的洗腦教育，是怎樣泯滅了親情和人性，成功地把人變成魔鬼。”
浙江民運人士黃河清在《告密與特務統治》一文裏講述了鄰居向領導告發他的事件，他寫道：“鄰居賣了我，領導人又賣了鄰居。這種雞毛蒜皮的事因告密製度變得格外醜惡下作。這種告密製度已經演變成一種黨文化，彌漫在神州大地的每一個墻旮旯，充斥著6億、7億、8億、10億、12億人民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家庭生活、夫妻生活的種種切切、點點滴滴。一斑可窺全豹，中國大陸的人心被中共糟蹋到何種程度！”
在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中，顛倒善惡就更加明顯。江澤民為了維持鎮壓，大搞腐敗治國，引誘大批官員參與和配合鎮壓，因為這是跟黨走、站穩立場的一種表現，而且還能讓你升官發財。此外，當局鼓勵民眾舉報煉法輪功的鄰居、同事，或是在街道講真相的法輪功學員，甚至為此給予獎金。這實際上是逼迫全民與“真、善、忍”為敵、放棄良知。
2016年，北京地產大亨、出身中共高官家庭的任誌強質疑“黨媒姓黨”，被黨媒批評是“黨性的泯滅，人性的猖狂”。這充分說明，中共所要的，就是黨性的猖狂、人性的泯滅。
不難想像，當人性被泯滅，當傳統和普世的價值被推翻，這個社會將發生怎樣災難性的變化！
五、中共破壞傳統帶來的惡果
《九評共產黨》指出：“中共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就是直接毀去中國的道德，也是在破壞社會安定祥和的基礎。”
中國大陸的現實印證了《九評》的剖析。2018年6月20日，甘肅慶陽市西峰區19歲女子李奕奕跳樓身亡事件引起震動。當時，不少圍觀群眾起哄大喊，“你到底跳不跳啊。”有人慨嘆：“這個社會畸形到了什麽程度了。”
2021年5月29日晚，南京市中心發生一起惡性傷人事件。一名男子開車撞車、碾人、持刀捅人。現場視頻引大批網民驚呼：“不敢相信，我可愛的南京怎麽這樣了？”
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變成了什麽樣？金錢至上、明哲保身、隨波逐流成為“主旋律”。越來越多人不屑於行善積德，不羞於互騙互害、不恥於暴力攻擊。假貨、假藥、毒食品泛濫；毒奶粉、毒疫苗殘害了數百萬兒童，家屬上訴無門，反成“尋釁滋事”。人們路見老者倒地，不敢伸手相扶；路人看到兒童被車碾壓，視若無睹。惡性案件頻發，腐敗、吸毒、性侵、盜賣器官、告密領賞等大行其道。
另一方面，眾多堅守正義良知、守護傳統的真正愛國者卻遭到無情打壓和迫害。置身於這個放縱魔性、抑善揚惡的社會，每個中國人都隨時可能成為災難和意外的受害者。
2015年，中共大將羅瑞卿之子羅宇對外媒表示，“每個人都想，習近平也得想，為什麽經過了共產黨60年的領導，像他所說的‘沒信仰沒道德了’，這是怎麽回事？我說這就是共產黨沒道德，共產黨沒信仰，所以才把老百姓教壞了。”
一個否定和摧毀優秀民族傳統、殘害文化精英、與普世價值為敵的政黨，不可能贏得世界的尊重，也不可能為人民謀福。此際，透視百年黨史，辨識中共破壞傳統文化之禍害，有助於我們回歸傳統，回歸普世價值。
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賣國黨
作者 王友群
今年是中共成立100年。中共經常高舉“愛國主義”旗號，利用“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的幌子，批判“臺獨”、“藏獨”、“疆獨”、“港獨”，這個“反華”，那個“賣國”。其實，中共根本不愛中國，中共曾大張旗鼓地在中華民國境內搞“共獨”，中共是當代中國、當今世界上最大的賣國黨。
武裝保衛蘇聯
中共是在蘇聯共產黨操控下於1921年7月建立的。蘇共向中國“輸出革命”的目的，從國際上說，就是保衛蘇聯；從中國國內來說，就是顛覆中國合法政權——中華民國，建立一個唯蘇聯馬首是瞻的國家。
從1921年開始，作為蘇共領導下的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長期圍繞蘇共的指揮棒轉，以維護蘇共的利益為最高行為標準，成為蘇共在中國的代理人。
1929年5月27日，張學良領導的東北地方政府查明，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是蘇聯共產黨指揮中共叛亂的據點，張下令逮捕了正在這裏開會的39名中共黨員，並根據1919年7月25日、1920年9月27日蘇俄政府公開發表的“廢除沙俄強加給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沙俄奪取的中國一切領土”、“將沙俄奪取的中國一切東西無償地永久歸還中國”的兩次對華宣言，宣布接管中國境內由蘇聯掌控的“中東鐵路管理權”。
但是，蘇聯共產黨不僅不承認自己以前的兩次對華宣言，而且在1929年7月宣布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系，並借機發動入侵中國的戰爭，動用海軍、陸軍、空軍、騎兵、炮兵等，向中國的東北軍發動進攻，強行奪回對中東鐵路的控製權，還趁機強占了中國的黑瞎子島。
蘇軍侵華戰爭打響後，1929年9月26日，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在發給中共的命令中指出：“誰忠誠地、真正地、堅定地、毫無保留地武裝起來保衛蘇聯，誰才是革命者，才是國際主義者”。
中共不僅不譴責蘇聯共產黨背信棄義，入侵中國，反而積極響應斯大林的號召，一再發表通告，抨擊國民黨“向蘇聯進攻”，呼籲中共黨員“擁護工人階級的祖國蘇聯”。
1929年11月，中共領導人李立三在中共江蘇省“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之後，遍及中國城鄉各地的新一輪武裝暴動接連發生。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之後，中共多次響應蘇共號召，掀起“武裝保衛蘇聯”的浪潮。
建立“國中之國”
1931年11月7日，在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入侵中國東北三省、國難當頭之際，中共在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支持下，選擇在蘇聯的“國慶日”，在中華民國境內的江西瑞金，仿照蘇聯模式，成立“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當天，中共發布的“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對外宣言”指出，其目標是“不但打倒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而且打倒帝國主義在全世界的統治”，“它正式宣布它是世界上唯一的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的最好的朋友與同盟者”。
當天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四條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
也就是說，中共率先搞起“共獨”之後，還要煽動中華民國境內的所有“弱小民族”都起來“搞獨立”。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誰“搞獨立”，中共支持誰。
對中華民國而言，中共成立這個“國中之國”，套用今天中共的話說，是犯了“分裂國家罪”、“危害國家安全罪”、“顛覆國家政權罪”。中華民國政府對這個非法政權發動了五次圍剿。1934年10月，中共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被迫從江西撤退，開始所謂“長征”。
2007年6月1日，新華出版社出版的《中蘇關系史綱》寫道：“這個在莫斯科指導下創立起來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雖然讓俄國人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最終卻還是沒有能夠抵抗住國民黨的軍事圍剿。”
勾結侵華日軍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充分利用日軍侵華、中華民國軍隊受到重創之機，與日軍勾結，使中共軍隊得到大規模擴展，為日後顛覆中華民國創造條件。
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彼得在《延安日記》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來電完全清楚地證實：中共領導人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持著聯系……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系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麽決定與日本占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系。”
東京福祉大學教授遠藤譽，根據日本外務省的解密檔案與日本間諜的回憶錄，寫了一本書《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來自日諜的回憶與檔案》，書中揭露了中共派遣高級情報人員潘漢年等，主動聯系日本在上海的間諜機構“巖井公館”，向日軍提供國軍情報，並設法與日軍達成“華北停戰”以期聯手抗蔣的黑幕。
1955年，時任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被毛澤東下令逮捕。1962年，潘漢年案被移送到最高法院審判。負責辦理此案的法官丁汾、彭樹華，在查閱全部案卷後，提出八點質疑。當他們向時任最高法院院長謝覺哉匯報時，謝說：“潘漢年案是很復雜的，涉及中央許多重大機密，直接領導潘漢年的是周總理和康生，許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
原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羅青長在《潘漢年冤案的歷史背景》中寫道，當周恩來得知潘漢年1939年到1948年和中央來往的電報都在時，周指示羅青長等人把這些材料搜集起來，按年、月、日排列。“根據檔案材料，當時潘漢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內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檔案中都有記載。”
感謝日本侵華
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生命和財產損失，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人，經濟損失高達6500億美元。
1949年中共顛覆中華民國後，毛澤東會見日本來訪者時，多次反復感謝日本侵華。比如，1964年7月10日，毛接見日本社會黨人佐佐木時，佐佐木說：“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你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們大家感到非常抱歉。”毛說：“沒有什麽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
毛感謝日本侵華還體現在不要日本一分錢的戰爭賠償。
根據國際法規定，戰敗國的賠償對像是參戰國。二戰結束後，亞洲各參戰國獲得日本戰爭賠款如下：緬甸1.4億美元，菲律賓5.5億美元，印度尼西亞2.23億美元，柬埔寨15億日元，老撾10億日元；越南要了兩次戰爭賠償：未統一前，南越要了3900萬美元，統一後又要了85億日元；未參戰的國家馬來西亞要了2500萬新元，韓國要了3億美元；中立國瑞士要了11億日元，西班牙要了20億日元，瑞典要了5億日元，丹麥要了7億日元。
1953年到1977年，日本和二十多個國家簽署與戰爭責任有關的54項協議，共賠償約5,000億日元。中國是日本侵略戰爭最大的受害國，中共卻一分錢不要！
出賣領土最多
1949年10月1日，中共不擇手段顛覆中華民國以來，在涉及中國與周邊國家領土爭端上，是出賣中國領土最多的黨。
在中共獨裁者毛澤東當政的時代，中共在處理與朝鮮、巴基斯坦、尼泊爾、緬甸等國邊界問題上，都存在賣國問題。
1962年10月12日，中共與朝鮮簽訂邊界條約時，將原本屬於中國的長白山天池的54.5%，圖門江江源地區1200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無條件送給朝鮮。
1962年10月20日，中印因領土爭端爆發邊界戰爭，中共軍隊突破非法的“麥克馬洪線”，迅速推進到中印傳統邊界線。但是，到11月21日，中共突然單方面宣布全線停火，主動後撤至麥克馬洪線以北20公裏。印軍很快返回，獲得比戰前更多的地盤（共計9.21萬平方公裏）。這場戰爭，中共大勝而失地，令全世界目瞪口呆！
1999年12月9日，中共獨裁者江澤民跟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北京簽訂《關於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完全承認腐敗無能的晚清政府與沙俄簽訂的一系列等不平等條約，將先由沙俄侵占的中國100多萬平方公裏的領土無條件送給俄羅斯，其中包括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60多萬平方公裏，烏蘇裏江以東40萬平方公裏等。
2002年，江澤民決定跟俄羅斯“大體平分”中國的黑瞎子島；將黑瞎子島的一半（約164平方公裏）無條件送給俄羅斯。
對於沙俄侵占的中國西北50多萬平方公裏的領土，江澤民在跟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簽訂邊界協定時，也慷慨得很。比如，中塔有爭議領土面積2萬8000平方公裏，中國僅得3.5%。
此外，浸透了中國軍人鮮血的雲南老山、者陰山和廣西法卡山的一部分，南海諸島中最大的島嶼——白龍尾島，也被江澤民無條件送給越南。
上面提到的這麽多中國領土被中共出賣給外國，有一個中共的黨小組、黨支部、黨總支、黨組、黨委、黨媒公開發表過任何反對意見嗎？答案是：沒有。
中共賣國的原因
2004年11月，大紀元發表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對中共的理論和實踐，歷史和現實，表象與本質等，進行了全面、深入、系統的剖析後發現，中共是一個反天、反地、反人類、反神佛的邪黨。
為了達到目的，中共可以不擇手段，沒有任何道德和法律底線，隨時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同樣的領土問題，在中共話語體系裏，可以有完全相反的答案，且中共認為，這兩個答案都對。
比如，中共一會兒對英國人說，香港的“主權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到1997年，“中共國”建立48周年時，中共必須收回，否則，“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臺，沒有別的選擇”。一轉臉，中共又對俄國人說，黑瞎子島的主權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到2002年，“中共國”建立53周年時，中共不必收回。不過，不收回也沒關系，中共可以繼續當政。
中共唯一在乎的是手中的權力。在中共看來，只要有利於維護中共的權力，它什麽都可以做。當它覺得對手強硬，它會退讓；當它覺得對手軟弱，它會顯示強硬；有時對手並不強大，它會裝出慷慨大方的樣子；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對象，它有時表現出“賣國”，有時表現出“愛國”。
對於沒有底線的中共來說，“愛國”或者“賣國”都是手段。時機和條件一變，它說翻臉就翻臉，立即擺出一幅“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架式。
中共政權 黑幫 流氓 邪教
作者 王赫
中共是個什麽樣的政權？它給中國和世界帶來哪些東西？對這類問題的回答，關系到每個人的命運、國家的選擇和人類的未來，因此不能不慎重。本文先概述中共百年“成績單”，再從意識形態、黨國體製、黨文化三個方面探討中共何以取得如此“成績”，最後給中共政權定性。
中共百年“成績單”
中共這一百年中，前28年打江山，最大的成績是把中華民國趕去了臺灣，獨霸大陸。後72年“治國理政”，其總成績用當局的話說，是實現了“第一個百年目標”，“全民脫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註意，此小康非傳統中國所說“大同、小康”中之“小康”）。果真如此嗎？
本文主要討論中共後72年的“成績”。討論應該基於事實。討論之先，提請讀者特別註意一點：中共所提供事實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問題。眾所周知，證人在法庭上作證，需要宣誓，宣誓時往往說這樣一句話：“我所說的都是事實，並且是全部事實”。如果說的不是事實，或者不是全部事實（問題往往出在這點上），那就是做偽證。討論中共的“成績”，我們可不能被“偽證”帶著跑。事實上，做到這點非常的不容易。的確，中共每年發布“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等等大量數據；但是，公報的真實性、準確性在國內外卻遭普遍質疑，中國被稱為“統計學家的地獄”；同時，中共又控製著國家所有的數據、檔案、信息，控製著新聞媒體、學術研究、教育，控製著國際交流……因此，在中國探求事實真相並非易事。
中共總結其72年“成績”的要點：第一，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了；第二，創造了“兩個奇跡”，一是“經濟增長奇跡”（例如人均GDP過萬美元，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一是“社會穩定奇跡”（例如，鄧小平稱“中國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沒有大的民族糾紛”）；此外，還有所謂“脫貧奇跡”。
這些“政績”是否屬於事實，爭論甚烈。本文限於篇幅，不展開討論，只是為上述“政績”提供一個中共刻意回避的背景，也就是作為中共國72年歷史基本事實的八個方面，這樣才便綜合權衡中共的“成績”：
——殺人。多方推算，和平環境下，死於歷次政治運動和因“人禍”而造成的“三年災害”時期之人數，當超過八千萬。遠遠超過中國歷朝非正常死亡人數之總和，也遠遠超過日軍侵華造成中國人民非正常死亡之人數，亦超過歷史上死傷人數最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國死亡人數之總和。
——賣國。中國陸地面積，中共各省數據匯總只有9,338,226平方公裏（據2003年中國地圖出版社《分省中國地圖集》），少於慣稱的960萬平方公裏，更少於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11,418,194平方公裏。中共之賣國遠甚於石敬瑭。
——劫財。中國從“改革開放”之初的普遍貧窮，躍升到今日世界貧富差距最高之列，“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美國也僅“5%的人口掌握了60%財富”），“500個特權家庭壟斷中國”。故老百姓曰：“解放是搶劫，改革是分贓”。
——奴民。一般講國富民強，中共則搞國強民窮。故一則與民爭利，從割“資本主義尾巴”到“國進民退”，搞“以公有製為主體”的“鳥籠經濟”；二則愚民，鉗製民智發育，無思想、學術、言論、新聞、出版自由，故文革可一呼而起也。
——人口亂。“計劃生育”與“改革開放”並行，實為大屠殺。1980至2009人工引流產2.75億例（據《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10》）。長期“計劃生育”嚴重扭曲人口規律，男女比例嚴重失調，人口老年化嚴重。危機舉世獨一無二，危局幾近無解。
——生態毀。戰天鬥地，“改造自然”，致使黃河斷流、長江“無魚”、青藏高原生態崩毀、森林危機、土地荒漠化、水汙染與水短缺、陰霾翳空、垃圾圍城。從“大煉鋼鐵”、“以糧為綱”運動到“高汙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率”的“黑色經濟”經濟增長（單位資源產出只相當於發達國家十分之一、二），僅七十年，“國破山河已不再”。
——傳統斷。五千年風霜雪雨、金戈鐵馬、滄海桑田，中華血脈、文脈、國脈連綿不絕，每朝神采斐然；然而，僅僅幾年時間，“破四舊”、“文化大革命”橫空出世，一朝盡毀，取而代之的是人類歷史上空前龐大、絕無僅有的黨文化體系。今日中國人與傳統意義上的“中華兒女”差之遠矣。
——道德殘。傳統中國的“忠孝傳家遠，詩書繼世長”，被“親不親，階級分”所代替，而又“一切向錢看”，導致社會衰敗（互害社會），“宰熟”、老人摔倒不敢扶、“現在強盜在公安”、砍殺小學生等等不一而足，大陸幾成狼世界。
中共為什麽要這麽做？中共為什麽能這麽做？
綜合權衡中共所宣稱的“成績”與其刻意回避的背景，我們就朝事實真相更進一步了。據此，人們不難得出結論：中共真壞，中國人真苦，中國真危險！
不過，本文要問的是：中共在72年統治裏，為什麽要這麽做？為什麽能這麽做？《九評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中國篇》兩書，對此問題有全面、深刻剖析，可資讀者進一步研讀。本文僅對意識形態、黨國體製、黨文化三個因素進行概略討論，分列如下。
意識形態之邪惡至極
中共並非中國歷史文化的自然產物，而是在世界近代史中的一個特殊歷史時期，被蘇俄（蘇聯）強行移植過來的。中共的意識形態，源自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的《共產黨宣言》。
在這本小冊子裏，馬恩提出“兩個決裂”——“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並且，公開宣布——共產黨人“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製度才能達到”。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荒謬、邪惡的理論：全盤否定人類的既往文明，無論是傳統的信仰和價值觀，還是原有的倫理觀念和社會體系，都統統打倒，暴力至上；以建設“人間天堂”的名義來摧毀這個世界。可以說，馬恩就此為喧囂一個多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註入了一個邪靈。
但是，它居然能誘騙世界上許多人相信了，從而演變為罪惡的實踐。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運動後，1917年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建立了地球上的第一個共產黨國家政權。從此，共產黨所到之處伴隨著謊言、戰亂、饑荒、獨裁、屠殺和恐懼，從蘇聯、東歐多國、中國、朝鮮到柬埔寨等等無不如此。這無數暴行、獸行的思想根源，就是控製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這一切災難都是在共產黨精密的策劃、組織和控製下發生著的，就絕不是個人問題、個別問題，而是體系問題、普遍問題；就也絕不是臨時起意、隨機所為，而是蓄謀已久、執意而行。
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最鮮明的就是一個“鬥”字，而這個“鬥”的根源又是“恨”。就中共而言，從它的頭子毛澤東起就高喊“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並把這個“鬥”字落實在“階級鬥爭”中，諸如“殘酷打擊、無情鬥爭”，“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等等；同時，毛還有一種核戰爭狂熱，高談“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麽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我怕誰去。”令人不寒而栗。直到今天，中共也沒有本質變化，當局不是仍在大喊鬥爭嗎（什麽“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鬥爭”等等）？不是仍在大力發展核武器，拒不參加國際核裁軍嗎？中共構成了今日人類的最大威脅。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傳統文化講陰陽平衡、相生相克，講敬天崇道、盜亦有道，講中庸中和、誠生萬物，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等，中共將此破壞殆盡，而以“鬥爭”的絕對性來淩駕相生相克，這是一種無底線的壞，反自然反人性，的的確確是一種“反宇宙的力量”（《九評共產黨》語），“其目的是通過毀滅文化、敗壞道德來毀滅全人類”（《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中國篇》序言）。因此，中共敢做任何壞事、惡事、醜事。
任何對中共意識形態的無視或低估，都會帶來嚴重的後果。例如，2020年6月26日，時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奧布萊恩發表對華政策講話，反思美國對中共的錯誤估計——“隨著中國日益富裕和強盛，我們相信中國共產黨會實現自由化，可以滿足本國人民日益強烈的民主渴望。”他說：“這種錯誤的估計已成為上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對外政策最大的敗筆。”
黨國體製之癌變
中共敢做任何壞事、惡事、醜事，但能否做成，則需要一系列條件。在歷史和現實中，中共能做成那麽大、那麽多的壞事，一個主要因素就是黨國體製的支持。
從人類歷史看，黨國體製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迄今人們知曉和公認的國家體製，主要是三種，即專製、貴族（寡頭）和民主政體形式。但蘇俄問世後，出現了第四種——共產主義黨治製形式。中共的黨國體製在蘇聯的基礎做了些改變，並還在動態調整中；但這個國家體製，從根本性上講，是有致命缺陷的，而這個缺陷又是自身解決不了。鄧小平1980年《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講話中所指出的一些問題（當然遠不限於此），迄今沒有實質改變（諸如黨政不分、黨淩駕一切、控製一切、“一切統一口徑”、個人獨裁等等），甚至還在倒退（例如2018年“修憲”）。
中共的黨國體製，不同於當今世界上的一黨製或一黨獨大製，無論從普世價值、人類政治文明成果角度講，還是從管理常識來講，都是怪胎，是必須予以革除的。這可從下面兩個問題中得以印證。
第一個問題，中國的黨國體製最初來自國民黨（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黨一度向蘇俄學習），但國民黨後來能夠民主轉型，為什麽共產黨就不能呢？
這是因為國民黨的黨國體製與共產黨的有本質不同。這個話題很大，這裏只簡單提兩點。第一，主義不同。國民黨信奉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中西合璧，是中國政治傳統之精髓與西方政治文明之結合，民本、自由、共和、法治等是其價值觀核心；且孫先生提出之“軍政-訓政-憲政”民主發展路徑，又是國民黨的路線圖。
第二，國民黨實行有限度的黨國體製，保留和維護社會自由空間；而共產黨則是“支部建在連上”，社會控製極端化，以殺立威。舉例而言，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之初（1929年），普通黨員僅27萬余人，到1937年，亦不過52萬余人。中共執掌全國政權時，擁有六百多萬黨員，其中脫產幹部331萬人（1952年），到1958年，黨員人數增至1300余萬，脫產幹部增至792萬。以如此眾多之黨員幹部，共產黨尚感不能滿足其新政權組織建設的需要，由此可見其社會控製力度之大。兩相對比，涇渭分明。（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中國現代史辨》一書，全面推翻中共近代史觀，雄辯的提出：中共國乃是專製製度的復辟，中華民國才是走向共和之路。）
第二個問題，日本戰後自民黨也是長期執政（或謂“一黨獨大製”），為什麽沒有像中共這樣滋生獨裁與腐敗？
日吉秀松寫的“日本是不是一黨製國家？”文章，對此進行了簡明扼要的分析：第一，日本絕對不是一黨製，日本有眾多的真正的在野黨，一黨獨大也是建立在多黨製度之上的；第二，日本有自由選舉製度與議會製度，使政治人物謙恭；第三，日本有言論自由以及成熟的輿論監督機製，新聞自由的影響力防止政客墮落；第四，三權分立與特別搜查部機構（類似香港廉政公署或臺灣的特偵組），任何政黨不能淩駕於法律之上。
以上四點，恰恰是中共黨國體製所不具備的，也是其所排斥的，因此獨裁與腐敗橫行。百年之際，中共情勢有如末路狂奔，而黨國體製則成了其擺不脫的枷鎖（中共自己也不滿意，一直都在“改革”，但卻無法重塑）。
黨文化之毀滅人
在歷史和現實中，中共能做成那麽大、那麽多的壞事，在意識形態、黨國體製意外，還有一個主要因素就是黨文化：黨文化使中國人“聽黨的話、跟黨走”，成為黨的馴服工具。否則，如果中國人都有了自由思想、獨立人格，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浩劫怎麽可能成功上演呢？父子反目、夫妻成仇、學生告發老師的人倫悲劇怎麽可能在中原大地處處發生呢？
那麽，什麽是黨文化呢？大紀元系列社論《解體黨文化》如是定義：“所謂黨文化，指的正是由共產黨價值觀為基礎所支撐而成的思維方式、話語體系及行為模式。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黨文化可包括三種類型：第一種為共產黨強行建構和灌輸的文化；第二種為民眾為了在中共暴力和謊言下生活和自保而產生的變異文化；第三種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進行理論包裝，並推廣普及和充分實踐的文化。”
黨文化作為一個龐大的文化體系，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它是中共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精心塑造的“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產物。
黨文化貫穿中共百年歷史，一方面讓人們對事實無從了解（黨文化的一大功能就是對事實本身的掩蓋或歪曲），另一方面通過灌輸讓人們以中共規定的善惡標準、思維方式、話語系統、行為方式去思考、工作和生活，讓人深陷其中而不自覺。其結果就是讓中共在黨文化環境中維持統治，繼續為惡；同時也使人的心靈、思想以及行為產生了深刻變異，偏離正常人類狀態，最終使人都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中。
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黨文化對中國人的愚弄和異化，是包括中共高級幹部在內的。雖然黨文化維護了中共的統治，但同時也造成了中共統治的僵化和僵硬，中共也是自嘗苦果，或許這就是中共的自我毀滅的途徑之一。
本文不能展開論述，這裏只提出黨文化在為中共統治辯護的兩個問題。
第一，在從“打江山”到“坐江山”的變換中，中共為什麽不能自我重塑？
在古代中國政治傳統裏，“馬上打江山”不可“馬上治江山”，從“打江山”到“治江山”，有個巨大的轉換，就是“王道”的推崇（雖然這個“王道”也是雜以“霸道”的）。“王道”的政治哲學在《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等典籍中都有明確闡述，例如，“德治天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等等。
但是，中共從本性上仇視中國傳統文化，它否認有從“馬上打江山”到“馬下治江山”這麽一個轉換（用現代政治學的話說，就是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因為能成功打下江山已經證明了其黨文化的正確，在“治江山”這個新環境，它需要轉換的不是黨文化本身，而是黨文化的具體表現形式。因此，雖然文革浩劫對中共本身也是嚴重的摧殘，但鄧小平仍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到了習近平“新時代”，也一再強調“四個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文化自信”）。
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什麽中共“革命會吞噬掉自己的兒女”，而且給民族和國家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第二，中共為什麽只會用暴力來解決“合法性”問題？
現代政治學有一個主題，就是合法性（legitimacy，或譯為正當性）問題，強調“除非得到被治者的同意，否則該政府不具正當性。”
中共對此斷然排斥，根本否認合法性問題。它強詞奪理地說：“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於歷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六四”時中共老軍頭王震說的非常露骨：共產黨政權是三千萬人頭換的，誰想要拿三千萬人頭來換！
對此，網絡上流傳著這樣一個回答：問題是，當年那些人是沖著普世價值民主憲政和耕者有其田的信仰掉了自己人頭的！首長們不掉人頭，而是用掉別人家三千萬人頭來換得僅僅他們兒孫的世代權力和尊貴！而那三千萬人的家族呢，更多的千千萬萬參與人的後代呢！
中共對這樣回答的反應，就是兩個字：封殺。就像它對1989年天安門前要求民主、反腐敗的大學生們大開殺戒。就像他對2019年以來的港人“反送中”、爭取“雙普選”運動的暴力鎮壓。這也是它至今仍然實施黨禁、報禁、拒絕普選的原因所在。
百年黨慶前夕，中共發布《中國共產黨與人權保護——百年的探索》白皮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也在推特分享（註意：推特在大陸是被封禁的），稱中共致力創造美好的生活，這是中共高達95%支持率的原因，“這是真正的民主”。這就是黨文化的鮮明表現。
中共政權性質——黑幫+流氓+邪教
作為蘇俄（蘇聯）的移植物，中共能夠全國建政，這實在是個異數。它顛覆了中華民國，截斷了中國歷史的正常進程，統治中國的72年給世界帶來了無窮的災難。筆者在《評中共竊國七十年》一文中，曾給中共做了三個定位：災難製造者、人民迫害者、傳統毀滅者。
在歷史和現實中，中共能製造那麽多、那麽大的災難，是借助政權的力量來實現的。1949年建黨28周年之際，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稱，“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這從此成為了中共的治國綱領，直至今天。
那麽，中共政權——“專政”——具有哪些性質呢？本文將其歸納為三點。
第一，黑幫性質。近期媒體披露有最高級中共官員叛逃美國，中共的反應在慣常的否認之外，還有兩個個特別的動作：
其一，6月18日，習近平帶著中共中央官員一行人，到中共黨史展覽館，進行所謂的“重溫入黨誓詞”，稱“保守黨的秘密”、“永不叛黨”。網友一針見血指出：“永不叛黨？”這不就是黑社會誓言嘛！“保守黨的秘密”——肯定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其二，6月19日，中紀委罕見刊發一篇回顧中共早期的領導人之一顧順章“叛變”的文章。當時顧順章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特務機構頭子（是周恩來的副手），1931年4月24日被國民黨特工抓獲，供認了他所掌握的機密。周恩來在躲過隨後的大抓捕之後，把顧順章的親屬、朋友共39人全部滅口，其中包括一位周恩來的救命恩人（碰巧在顧家玩）。中紀委刊發這樣一篇文章，不就是明擺著威脅任何“叛逃者”“小心滅門”嗎？
以上只是表明中共“黑幫性質”的最新案例。事實上，中共是按列寧建黨原則建立的，其“黑幫性質”直接來源於列寧的建黨原則。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政黨中的黨員來去自由，中共強調必須有鞏固的思想統一和組織統一，要有極嚴格的紀律，必須具有戰鬥性，要黨員把命都交給黨（入黨誓詞稱“隨時準備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全人類徹底解放奮鬥終身，永不叛黨”），只能進不能退出（除非是被黨清除）。
第二，流氓性質。中共稱“人民民主專政”，但是，誰是“人民”？誰是“反動派”？這是由中共最高領導人任意劃定的。今天你還是“人民”，明天就可以 “右派”、“動亂分子”、“邪教成員”等等捏造的名義將你劃為“反動派”，隨意迫害。中共不僅對普通民眾如此，對自己人也是一樣的，例如劉少奇昨天還是中共國家主席，改天就變成了“工賊、叛徒、內奸”，沒多長時間又被稱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可以說，在中共的暴政裏，沒有人能夠幸免。
中共耍起流氓來，沒有任何道德底線，整個國家機器都能被調動起來，炮製彌天大謊。這裏舉一個例子。2000年1月23日，大年三十，5人在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進行自焚，中共當即宣稱這是法輪功學員自焚。然而，從中央電視臺播出的畫面，清楚地看到（放慢鏡頭）自焚者之一劉春玲是被警察用硬物當頭一擊，倒地而死；醫院裏的鏡頭也做了假……。國際教育發展組織於2001年8月14日在聯合國發表聲明說：從錄像分析表明，整個事件是政府一手導演的。中共代表團面對確鑿的證據，沒有辯辭。這樣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對中共流氓本性的深刻、系統揭露，首推大紀元2004年末發表的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第八評）：無論是“打江山”還是“坐江山”，無論是毛時代的歷次政治運動，還是後毛時代的“改革開放”，中共的流氓本性從來沒有改變；而最近四十年的經濟爆發反而成了中共的祭品，用來加強對內專製、對外脅迫；洗腦術也從“赤裸裸”走向“精致化”，用人權偽裝來掩飾獨裁統治；最邪惡的是竟以國家恐怖主義鏟除“真善忍”。概而言之，中共搞的就是“中國特色”的流氓社會主義。
第三，邪教性質。現代學術研究表明：馬克思是個魔教崇拜者。其葬身之所高門墓地，就是倫敦地區的撒旦教崇拜中心。據《馬克思的成魔之路》所述，馬克思讀大學期間發生靈異之事後加入魔教，做撒旦的代理人，要毀滅全人類，社會主義只是撒旦的圈套。由此不難理解，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為什麽會在奪取政權後，毫無例外的政教合一，限製、攻擊、變異、剿滅傳統政教，以無神論、進化論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基礎，漠視、抹殺生命的價值，使數億人無辜喪生，製造了人類歷史史無前例的災難。
就中共而言，它為什麽那麽熱衷“人海戰術”？它為什麽在“三年災害時期”，寧可大量出口糧食換取外匯或者讓糧食爛在倉庫裏，也不開倉放糧讓人活命？它為什麽大力發展核武器，必要時不惜與美國打核戰爭（共軍少將公開放言“我們已經做好犧牲西安以東所有城市的準備。當然，美國人將必須做好犧牲數以百計的城市的準備”）？它為什麽大搞“計劃生育”，倡導和強製墮胎數以億計，製造了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大屠殺？它為什麽敢“工業化”的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來做移植而謀取暴利？這不都一清二楚了嗎！
《九評共產黨》（第九評）把中共的邪教本質揭露的淋漓盡致：中共具足一切邪教的基本特征（諸如編造交易、消滅異己，暴力洗腦、組織嚴密，鼓吹暴力、崇尚血腥，否定有神、扼殺人性等等），把“殘酷鬥爭”作為其生存法寶，用“亡黨”恐懼來強化統治，其危害超出一般邪教千萬倍——這突出表現為邪教國教化、社會控製極端化、殺人無底線無極限等等方面。
縱觀百年歷史，中共可謂一個十惡俱全的真正邪教，政教合一，集歷史上害人的邪惡經驗和流氓手段之大全，在控製一切的極端狂妄變態心理作用下，一幫子道德極其低下的流氓操控著政權，幹出的事都是沒有底線的壞。
中共的十大騙局
作者 曹長青
共產黨三個字就是撒大謊的代名詞。中共黨史，就是擋住真相、編造歷史。本文僅簡述幾件主要的。
第一，五四運動。中共一向歌頌五四，美化其為暴政鋪路的真相。五四有兩個內容，胡適強調它是新文化運動，期待它能啟蒙國人，走美式民主的西化之路。但後來當上中共總書記的陳獨秀把文化啟蒙搬了道岔，變成政治運動，打著反帝反封建的幌子，宣揚蘇俄的共產主義。胡適提出“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是變相反對中國走蘇俄道路。五四兩年後的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我在“五四是中共的接生婆”、“火燒趙家樓燒毀中國”等專文中詳述了共產黨如何借五四發跡、通過宣揚蘇俄共產主義為中共暴政鋪路的真相。
第二，所謂“4.12反革命政變”。蔣介石1927年發動政變，殺了一些共產黨人，被中共黨史痛斥，指控為開歷史倒車。其實這是蔣介石的最正確之舉，他很早就看請中共是暴力集團、要建立暴政的企圖。當年孫中山提出“聯俄、容共、扶持工農”三大政策，導致大量共產黨員進入國民黨中央，他們和汪精衛、廖仲愷等國民黨左派聯手，已形成多數要掏空國民黨。同時中共武裝在上海等地打砸搶，已是暴民政治。蔣介石當機立斷，鎮壓共匪，阻止了共產黨提早奪權。所以它不是政變，而是“4.12反共革命”，是蔣介石的歷史功績！
第三，西安事變。1991年，張學良首次（被李登輝總統批準）離開臺灣到美國，我和劉賓雁等東北老鄉去他紐約住所看望，談了近3小時。他明確說，918事變時放棄東三省並沒有蔣介石的“不抵抗手諭”，而是他自己決定的；但對西安事變張學良卻三緘其口，因他不敢公開真相：他捉蔣不是為抗日，而是為奪權！他以抗日為幌子，要建立以他為首（毛澤東、周恩來都捧他為王，楊虎城願當副手）的西北聯合政府，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斯大林認為離開蔣，中國將內戰分裂，給日軍抽身進攻蘇聯提供機會，所以命令毛、周必須放蔣。失去斯大林支持，毛、周、張都成政治孤兒，所以才趕忙放蔣。這場事變導致三惡果：1，剿共被停止，紅軍得以幸存，還被編入國民政府體製得到軍餉；2，促使日軍提前全面侵華，因中國無充足準備而抗戰極為艱難；3，導致中共借機壯大而最後奪權建政。沒有西安事變，中共極可能就被消滅在萌芽中。張學良用一場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歷史軌道，罪莫大焉！
第四，國共內戰。這是一場清晰的中共暴力奪權之戰；因當時蔣介石是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共產黨的八路軍、新四軍都是國民政府編製下的武裝，下屬造反不是內戰，而是奪權！當時美國政府的“中國不通們”建議國共像美國兩黨那樣建立聯合政府，由此束縛了蔣介石反共力度；與此同時斯大林卻全力支持中共，提供軍事武裝，所以共軍才能從東北一路打到海南島。美國糊塗（不全力支持蔣），蘇俄清醒（力挺中共），是導致中共奪權成功的重要外因。
第五，合作化運動。中共建政不久就開展的“農村合作化”運動更是一場大騙局。當年為打敗國民黨，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用提供土地換取農民子弟參軍，使中共有了不斷的兵源。打敗國軍後，中共卸磨殺驢，立即用“合作化運動”把土地又收歸國有，全部成為共產黨產。這場“土地交換”是中共最流氓的騙局之一；今天又把這搶奪的資產最大程度地變成了共產黨官的私人財產。
第六，反右運動。1956年的反右運動就是中共一言堂的封嘴運動。據共產黨官方數字，55萬2,973人被打成“右派”，全部遭迫害，其中2萬5,600人被殺和自殺。後來中共承認反右擴大化了，除96人外，其他全部都予平反。如以96人沒平反來計算，等於“擴大化”了5,700倍！但這根本不是什麽擴大化的問題，而是扼殺思想、徹底鎮壓言論自由、建立黨天下的暴行！
第七，60年代大饑荒。這更是一場被編造成“自然災害”的騙局，因在1961年後大饑荒最嚴重、餓死人最多的12個月裏，中國糧食部的記錄顯示，庫存糧仍有403億斤，照當時標準，相當1億4千萬人一年的口糧。如按中國歷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開倉放糧，即使拿出一半救災，也不會餓死那麽多人。但毛澤東們認為農民受階級敵人蠱惑、藏糧不交，不僅沒開倉放糧，反而更嚴厲搜糧，並阻止農民逃荒，而且鎮壓手段極為殘忍，多達270萬人被槍殺和折磨致死，僅河南信陽地區就有6.7萬人是被磚頭砸死的。據外國學者研究，當時中國有4千萬人被餓死；中共官方學者也從人口出生、死亡率推算出同樣的數字。這是共產黨人為政策導致的最嚴重大眾死亡！連當時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都承認，它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實為百分之百的人禍！
第八，文革。這更是一場人為製造的從思想到文化到生命的浩劫。毛澤東親自發動的這場肆虐，僅據中國官方報告，就導致200萬人喪生，700萬人傷殘，7萬個家庭被毀。胡耀邦擔任中共總書記時對外國記者說，文革中有一億人受株連（當時中國八億人口）。後來連發動者毛澤東也承認，文革有很多人反對，等於變相承認是一場災難。
第九，天安門屠殺。中共當局對該事件不斷改口，先是把“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隨後降級稱為“動亂”，後來改稱“事件”，再後來又把它叫做“風波”，最後的提法是“那件事”。五次說法，一次比一次調子低，說明共產黨也感到理屈，無法理直氣壯。據中共新華社記者張萬舒在香港出版的《六四事件全景實錄》一書引述的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雲鶴的數字，“六四”事件死亡727人。國際紅十字會估計，“六四”至少有3,700人死亡。中共三十多年來封鎖“六四”消息，給國人洗腦，當今很多年輕人居然就真以為沒有“六四”屠殺這回事。中共洗腦的本質同樣是在殺人。
第十，法輪功事件。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氣功在中國興起，法輪功應運而生，發展迅猛。但迅速遭中共鎮壓，主因有三點：一是創始人李洪誌先生不同意在法輪功內建立黨支部、歸屬中共管轄，當局感到惱火；二是法輪功倡導的“真、善、忍”等中國傳統價值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嚴重沖突，尤其是有神哲學和無神論明顯對立；三是1999年4月一萬多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國務院信訪辦和平請願嚇壞了當局，因中共最恐懼群體活動，哪怕是一個全國愛好動物的團體，如有那麽多人到官方機構前請願，中共都不會容忍。共產黨的強烈排它性決定了法輪功被迫害的命運。
中共鎮壓法輪功首先靠的是製造關於法輪功的謊言，隨之就是嚴酷肉體鎮壓。據2008年美國國會報告引述的外國專家估計，中國勞改營被關押者一半以上是法輪功學員；後有報導指出，超過6.3萬起對法輪功學員的酷刑事件；迄今已超過4,000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隨著中國成為器官移植最多國家，非法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被國際媒體不斷報導。大量事實證明，法輪功是一個信仰團體，絕不是當局抹黑的邪教。真正的邪教是中共！中共邪教不僅屠殺迫害中國人，現在邪惡到用病毒襲擊世界，造成全球近2億人感染、350萬人喪生的世紀災難！很多研究和證據都證實，病毒是中共武漢實驗室泄露，而且很可能是共軍研製的生物武器。
今年是中共成立100周年。百年來這個邪惡組織製造騙局、謊言治國、害人無數；靠暴力撐腰的謊言迄今肆虐中國。在中共邪教禍害中國百年之際，更令人痛感戳破謊言對摧毀暴政的重要意義。只有真相才能讓謊言的黑暗無處躲藏；我們每一個人的努力都是在黑暗中點亮一只蠟燭。
中共的經濟謊言
作者 程曉農
中共在經濟方面靠一系列謊言左右了許多國人對時局的認知。究竟中共的改革結果是什麽，中國的經濟前景如何，本文從幾個最大的謊言入手，為讀者們剖析其中的真相。
一、為誰發展誰受益？發展不是硬道理
過去幾十年直到今天，中共最大的經濟政策謊言就是“發展是硬道理”。經濟發展只是個過程，它本身不是目的。但在中國這卻顛倒過來了：過程成了一切，目的卻變得微不足道。這是中國過去60年來經濟政策話語中的一個絕大錯誤。發展的目的到底是什麽？是經濟高增長嗎？當然不是，增長不過是手段而已。發展的目的是增強國力嗎？衡量發展成功與否的尺度是城市建設的豪華程度，或者建造航空母艦的能力嗎？那是政府的目的，卻不是這個國家民眾的目的。所以，發展只有以民眾的利益為中心，才是正當的。
談到經濟發展，首先必須回答一個根本性的政治倫理問題，那就是，經濟發展是否符合社會公正？如果經濟發展只能滿足各級政府和統治集團的需要，而大多數民眾受益相對很少，這樣的發展就背離了社會公正；而如此的經濟發展越快，社會的貧富差距就越大，對多數民眾來說，就是一種不利於他們的發展。
其實，這個問題在中國是老生常談了。早在上個世紀的70年代末期，中國經濟學界為了批判華國鋒、李先念的那套“大幹快上”的經濟路線（鄧小平當時也是贊成派），曾開展過“什麽是生產目的”之討論。那時就明確提出，生產的真正目的是滿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為了達到什麽經濟指標（如鋼產量、石油產量）。當時的批判有鮮明的政治背景，服從於陳雲等人奪回經濟決策權的需要。等到華國鋒、李先念讓位，這場討論就悄然中止了。
發展有各種模式，自然也良莠不齊。若走上了畸形的發展道路，則走得越快、越久，損害就越大。這本來是常識性的道理。可自從鄧小平講了“發展是硬道理”之後，全中國上下就基本上陷入了關於發展的認識誤區。發展成了掩蓋錯失的“金字招牌”，不管什麽樣的工程、付出什麽樣的環境代價，只要戴上了“發展”這頂桂冠，就變得堂而皇之、無可質疑了。
中國之所以會陷入關於發展的認識誤區，首先是因為中共誤導國民。中國習慣於在詞語系統裏混用政府和國家，一百多年前皇上稱“朕即國家”，現在則經常講“黨和國家”。兩種說法殊途同歸，都把國家機器（the state）與由國民組成的社會（country）混為一談，由此又進一步混淆了“黨和國家”的利益與國民利益之別。這樣的混淆引導著國民把統治者的目的當成了國民的目的，把本應為國民而存在的國家機器，變成了國民獻身的對象。上世紀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因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導致連續三年的全國性嚴重饑饉，但毛澤東寧可聽任數千萬農民餓死，也不願停止耗資巨大的原子彈、導彈研製；為了“兩彈”所需，政府耗用了大量外匯，出口了大量農產品，代價是更多農民餓死。這樣的發展過程，站在統治者的立場是“國力增強”；若站在當時瀕臨死亡的農民的角度，結論正好相反。
如果跳出上述觀念誤區，以國民為國家（country）之本（這種現代政治意義上的理解與儒家傳統文化中的“民為貴”、“以民為本”完全是兩回事），把國民的需要視為國家的終極需要，那麽，一個國家的發展就只有一個唯一的目的，那便是能真正服務於它的大多數國民。大多數國民如何從發展中獲得最大收益，才是衡量一個國家發展道路優劣正誤的唯一標準。
二、貪官為何層出不窮？
中共的第二個經濟方面的謊言是，貪官只是個人行為，中共的製度總是好的。事實上，中共改革中出現的腐敗，是從高層親屬到各級機構全面腐爛的必然結果。如果只看被抓的貪官，而看不到整個中共製度的腐敗糜爛，就看不到腐敗的真正溫床。
共產黨建立政權是為了得到現實利益，為了各級官員們有不受挑戰的權力和特權享受。改革之前，官員們的以權謀私主要表現為按級別分配特權，從三年大饑荒時食品的分級別特供，到住房的按級別無償供給，醫療的按級別服務，再到私生活上以權謀性、淫亂不究，都受到共產黨製度的保障。毛澤東等中共高官的淫亂已多少為人所知，其實，各級官員也同樣效仿。我在安徽插隊期間1973年到巢縣開會，就偶然看見巢湖軍分區政委把招待所的年輕女孩抱坐在自己腿上，權力讓他肆無忌憚到連房門都不關。民眾對製度型腐敗往往只從貪官的個案去認識，而製度化的腐敗不但改革前如此，改革後更是滲透到幾乎所有的經濟活動中。
改革中，從中央政府到縣級政府，過去行使集權式管理的龐大的黨政部門和政府機構的組織架構依舊運轉，其隨時插手日常經濟活動的權力從未被徹底取消或否定過，各級黨政機構和官員個人的行為目標在改革中表現為“創收”或“撈錢第一”。他們一方面代表政府執行公務，同時利用執行公務的權力獲取額外經濟利益；他們的社會身份是公務員，但他們每個機構和多數個人又同時像商人一樣，在執行公務時算計如何借此使個人利益最大化。其結果是，一方面，黨政機關為了謀利，不但製造機會，增加對日常經濟社會活動的幹預，還會把這種幹預變得更沒有規則、更隨機；而在這種出於官員私利的幹預背後，以權謀財就成了常態，少數正派一些的官員若置身事外，反而會成為其他官員發財途中的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
從80年代中期開始，以北京的幹部子弟帶頭，倒賣計劃分配物資指標，把低價的計劃內分配的物資高價出賣，從中賺差價，或倒賣汽車或家用電器進口指標，這些非法、欺詐型的做法往往被稱為“撈第一桶金”，極少受懲處。90年代初期，通過賄賂批地蓋房，再倒手發財，一度在海南蔚然成風。接下來，通過為外國金融企業做代理，不少高官子女成了巨富。本世紀開始，官場上的受賄賣官更是給大批官員帶來了坐地發橫財的良機，郭伯雄、徐才厚只是兩個後來被揪出來的例子之一。
三、“只有一部分人能富起來”
中共改革以後的第三個政策謊言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改革開放已四十余年，富起來的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其中，除了中共官僚集團和依靠他們做大生意的商人以及少數文化精英之外，還有一部分家有父輩單位分配住房的人，因房地產價格暴漲而獲利。當然，後一種與前一種相比，只不過是小富而已，而前者則是迅速暴富。
中國社會中占人口主要部分的社會群體是農村居民。上世紀毛時代的製度第一次把他們整體變成了下等國民。改革30年後他們的活動自由增大了，但社會經濟地位仍未改變，無論是在社會福利分配、還是在子女的社會經濟權利方面，農村居民時時處處都體驗著“下等國民”的苦楚。他們為了改善經濟處境，一代又一代進城打工。中共統治之前，農民進城沒有戶籍限製，務工時與城市務工者也沒有戶籍差異，租一個住處，就成了城市居民，其子女可以進學校念書，一兩代之後他們就自然成為城市人口了。但中共治下直到今天，農村居民僅僅因為中共的歧視性戶籍限製，在城裏如果不能買房，就永遠是“農民工”，沒有長久的醫保、社保，子女無法與城市居民的孩子一起就學、高考。農民工在建築工地和工廠流水線上辛苦半輩子，最後仍然得回到農村養老。
雖然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增長曾經比較快，經濟果實的“餅”也足夠大了，但其中的大部分都被一小部分權貴占有，收入差距快速拉大，一小部分人富得進入世界前列，而大部分農村居民卻依然相對貧困。若沒有那一億多苦幹苦熬、省吃儉用的農民工對家鄉親族的貢獻，近6億農村人口的消費能力就更加可憐了。2019年中國農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為15,163元，人均日消費是41元（相當於6美元）。
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在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貧困標準是每天生活費5.5美元。也就是說，中國數億農村居民經過了幾十年改革開放，他們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然在貧困線上下。很顯然，這個事實表明，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初的政策謊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後體現為“只有一部分人能富起來”，而農村居民及其二代、三代則幾乎永遠沒有提升經濟社會地位的可能。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長期以來推動的經濟增長和發展背離了社會公正。農民並非唯一未能從改革開放中翻身的群體，在城市中還有上億城市貧民，同樣處於相對貧困狀態，其中的主體是90年代的下崗工人。
如此龐大的低收入人口的存在充分顯示，中國的經濟高增長不是帶來社會的相對均富，相反卻造就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相對貧困的社會；與此同時，也造就了一個僅占人口極少數但家庭財富規模大大超過西方國家中上階層平均水平的權貴階層。
四、國企“改製”就是肥官害民
中共的第四個政策謊言是國企“改製”。1997年中共開始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但中共至今仍然掩耳盜鈴，拒不承認它二十多年前已完成了私有化。當局用來掩蓋私有化的用語是模糊不清的國企“改製”，至於改為誰所有，則故意避而不談。
時任總理朱镕基之所以強製推行中小國企的全面私有化和大型國企的部分私有化（經理持股和上市），原因是中共的企業公有製完全失敗了，國企成了政府的沈重經濟負擔，導致銀行系統瀕臨崩潰。90年代初四大國有銀行20%以上的國企貸款屬於壞帳；1996年銀行系統的國企壞帳加上逾期呆滯貸款已占貸款總額的70%左右。為使銀行系統免於崩潰，1997年下半年中共全面推行了國企私有化，把幾十萬家國有工商企業裏的大多數作為“包袱”甩掉。
由於中共掩蓋真相，所以至今許多從未在國企工作過的人仍然不了解何謂國企“改製”。所謂的“改製”，就是讓國企的廠長經理和地方政府官員充當“改製”和裁員下崗的操作者，同時也就把私有化可能產生的社會不滿和憤怒從政府身上轉移到國企的廠長經理身上，而政府則置身事外。當然，國企的廠長經理們也不會白白當這個“替罪羊”，他們得到了巨大的好處。私有化的關鍵是誰來購買國有企業，國企廠長經理們的平均月薪只有幾百元，他們的家庭積蓄根本無法收購企業百萬、千萬甚至上億元的資產；而外資在國企私有化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國企廠長經理們能成為各自企業的新老板，基本上靠的是非法手段。正因為這重重黑幕，所以中共一直不許國內研究私有化過程，媒體也基本上不報導國企私有化的真相。
我曾分析了29個省市130個國企的私有化案例，發現中共的國企私有化方法主要是，一方面讓近百萬國企管理者用企業的名義擔保，從銀行借款，“購買”國有財產，並準許這些管理精英把他們管理的企業註冊在本人或家族成員名下，然後以企業所有者的身份動用企業公款，歸還他們私人購買企業的銀行貸款；另一方面，由國企管理者逼迫員工出資購買企業的部分股份，職工為了保住飯碗，只能拿出家庭儲蓄來購買本企業的股份，但普通職工擁有股份後，企業管理層並不許職工股東過問企業經營和資產轉讓，所以等於是逼迫職工出資幫企業管理層獲取企業的所有權。同時，當局縱容紅色權貴家庭的妻子兒女利用關系網，幫助大國有企業獲準上市，以此無償獲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後通過擡高股價大獲其利。
1996年全國工業國企為11萬家，到2008年底只剩9,700家，其中還包括已實行部分私有化的大型國企。根據世界銀行等機構資助的兩個全國性抽樣調查，大約50%到60%的企業都由企業管理層私人擁有；大約四分之一的企業的買主來自企業外部，屬於國內其它行業的投資者，其中外資不足2%；由管理層和職工共同私有化的僅占一成。這種國企“改製”幾乎就是企業管理層夥同其上級（地方政府官員）和紅二代們對全民所有製資產的公開瓜分和掠奪。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過去所謂的“全民所有製”也是個巨大的謊言。
從1998年到2003年，當紅色精英通過私有化大範圍侵吞中小型國有企業的資產時，當局特地關閉了負責監管國有資產的國有資產管理局，在這私有化高潮的關鍵6年裏製造了國有資產監管“空窗期”，為紅色精英們侵吞國企資產提供了方便。私有化期間，從1997年到2005年，全國到處都發生大規模的勞資沖突，根源都是廠長、經理通過私有化侵吞公有資產，而各級政府站在廠長、經理一邊，因為官員從中也可以得到好處。原來以企業為基本單位的福利體系垮了，許多企業給工人很少一點錢，把他們趕走，就死活不問。當時中共宣傳，國企工人下崗是為改革做出必要的犧牲，但政府卻不願意為下崗職工建立統一的失業救濟，而把這項支出甩給私有化之後的紅色老板，如果企業的新老板不想付，政府也不管。結果，幾千萬原國企職工就這樣淪落到城市貧民的狀態，生存艱難，再也沒有翻身之日。中共的私有化不但冷酷無情，而且是道地的肥官害民。
五、中國模式真相：寅吃卯糧，國債民償
中共現在大肆吹噓其經濟將超越美國，這是本文要講的第五個謊言。不知就裏的民眾很容易被城市建設和高鐵等基礎設施的表面繁華所迷惑，以為那是中共的成就，其實，那是中國經濟寅吃卯糧的結果，後患無窮。中共的經濟發展模式最後將留下什麽？那就是巨額的債務和越來越嚴重的內在困境。
由於中共的經濟發展只讓少部分人大大獲益，這種模式已經陷入難以解脫的困境。此困境的根源就是長期收入分配嚴重不公造成的經濟結構失衡。大部分人的消費十分拮據，整個經濟就必得另外尋找一個拉動力來支撐。從本世紀初到現在，中共從一度依賴國際市場，到完全依靠房地產和公共工程來拉動經濟。房地產的過度膨脹已經產生了極為危險的泡沫經濟，令銀行系統命懸一線。而地方政府長期以來依靠賣地收入維持地方財政，這條路現在也走到頭了。
在依賴向國際市場出口的情況下，中共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於美國及其它發達國家國民的過度借貸；換言之，西方人越肯花錢，中國的經濟才能維持下去。這就是今天中共在中美關系方面仍然期待美國能取消進口關稅，讓中共再搭上出口“快車”的原因。但是，這條路走不通了，因為美國不願意為了中共的生存而犧牲自己的未來。
出口“快車”沒有了，房地產泡沫又越來越危險，中共正不斷用高利息借外債，來進口維持經濟所必須的糧食、石油、鐵礦石和芯片。這就是在國際金融方面寅吃卯糧的的表現。在國內，中共財政部不久前承認，“2020年末全國政府債務累計46.6萬億元，占GDP的46%”。這還沒包括地方發現的許多城建債券和中央政策性銀行發債的數量。可以說，各級財政的寅吃卯糧也快到了背不動的時候了。
本來，地方政府大手筆發行債券，大興土木搞基礎設施投資，是指望用賣地收入償還，現在這種國內寅吃卯糧的途徑又因中央和地方爭奪財源而被切斷了。今年7月1日起，中央財政宣布，今後地方賣地收入轉歸中央，先在滬、浙、冀、內蒙、皖、滇等省市施行，明年1月1日起全國統一如此辦理。這對地方政府而言是個致命打擊，地方政府為基礎建設和開發房地產所發行的巨額債券將無法償還。為了活下去，地方財政將會加快開征房產稅，由此便擊破房地產泡沫，有房族將掏出大筆資金來為當局的寅吃卯糧還債。
現在中國的房市、財政、銀行紛紛陷入吃緊狀態，不但經濟繁榮再難重現，而且高失業率和低工資體現出來的經濟困難日復一日地加劇，中國經濟上的“好日子”就這樣終結了。現在部分年輕人開始流行的“平躺”生活模式（即不求職、不求偶、不結婚、靠父母的退休金過最低檔次的生活），在相當程度上正好反映出他們這一代人對未來的悲觀情緒。
教科書裏謊言知多少？
作者 王清心
中共建政後，所有學校被收歸國有，政治教育法規化，授課必須用中共的統編教材。利用教科書給青少年洗腦、灌輸黨文化，是中共的教育方針。
教育部根據中共中央要求不斷調整教材。以2017年的九年義務教育階段新編的《語文》、《歷史》、《道德與法治》教材為例，不但又增加了不少“紅色”內容，而且一些已經被刪去的造假課文又被重新收錄。
僅《語文》教材，新增版收錄了宣傳中共和中共黨人的小學約40篇，初中30篇以上。宣傳的人物包括中共黨魁、高官和中共在各歷史時期樹立的“英雄模範人物”。
教材須樹立正面形象吹捧中共偉光正，同時還要有反面典型，如杜撰惡霸地主，醜化階級敵人，以激起民眾對“舊社會”的仇恨，對“新社會”的熱愛，從而對中共感恩戴德。
為還原歷史，我們選取了教科書中部分廣為人知、影響巨大的人物和事件，讓人們了解背後都有哪些鮮為人知的真相。
一、中共“英雄模範”的真實面目
百年黨慶，中共“講好紅色故事，承傳紅色基因”，這些“英雄模範”、“標桿旗幟”經再包裝，又粉墨登場 。
中共早期領導人李大釗是因犯叛國罪被處以絞刑的
中國人從教科書獲知，李大釗是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列主義的，上中共早期創始人和領導者之一。他被張作霖送上斷絞刑架絞死的，被中共稱為是為中共獻身的頭號英烈。
對洗腦紀錄片《人民的選擇》中“還原李大釗行刑現場”視頻片段，有人留言表達了“敬仰”之情。如果人們得知李大釗是因叛國被絞死的，還會敬仰他嗎？
中共對李大釗評價：“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在共產國際籌備和創建時期，在中國，沒有哪一個人像李大釗那樣，為建立同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聯系如此積極努力。”“李大釗同共產國際使者維經斯基會見，標誌著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系的建立。”
李大釗等中共黨員，在1924年蘇俄煽動外蒙古獨立時，在國民黨和舉國上下指責蘇俄之際，李大釗等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出賣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
1927年4月北洋政府派人突襲蘇聯大使館，將躲在裏面的李大釗等35人和蘇聯使館工作人員16人逮捕。同時搜走七卡車文件檔案，裏面有大量的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對中國各派別的指令。據此，李大釗與蘇聯勾結叛國，實施了顛覆政府活動，證據確鑿，叛國罪成立。李大釗以“和蘇俄裏通外國”的罪名被北洋政府絞刑處決，時年38歲。他被推上絞刑架是罪有應得。
方誌敏——因綁殺美國傳教士夫婦而被國民黨政府槍決。方誌敏寫的《清貧》一文，被收入小學課本，它讓無數懵懂少年為之感動。但中共從來不敢告訴中國人，方誌敏為什麽被國民政府抓捕並槍斃的真實原因。
1927年南昌暴動失敗後，方誌敏等逃到偏遠山區繼續從事暴動顛覆活動。1933年，他任中共閩浙贛省委書記、閩浙贛軍區司令員等。1934年12月，方誌敏綁架了美國傳教士師達能夫婦，要求他們付巨額贖金2萬元，師達能夫婦拒絕後遭槍殺。
殺死美國傳教士夫婦的惡行引起了國民政府的高度關註。當年方誌敏在與國民黨交戰中戰敗被俘。1935年8月方誌敏被民國政府以謀殺師達能夫婦的罪名判處死刑槍決。
劉胡蘭——不是英雄，而是暴力革命的犧牲品。她14歲成為中共預備黨員，15歲被鍘刀鍘死。她的“英烈事跡”一直被寫進小學語文課本半個多世紀。
日本投降後，1945年10月，劉胡蘭背著父親，去參加了中共地下黨文水縣委舉辦的“婦女幹部訓練班”，回村後擔任雲周西村婦救會秘書，當時剛滿13歲。1946年5月，劉胡蘭調任到中共第五區當婦女幹事，6月被吸收為中共預備黨員，時年14歲。
12月21日，中共區長陳德照帶領劉胡蘭和幾個民兵秘密殺死了雲周西村村長石佩懷。理由是石村長曾受命為國軍準備糧草、錢款，遞送情報。
此事驚動了山西省國民政府主席閻錫山的部隊，隨即派出副營長侯雨寅率領國民革命軍第七十二師第二一五團第一營第二連，於1947年1月8日包圍了雲周西村。12日，國軍把全村人集中於村南的觀音廟前，抓出了劉胡蘭。劉胡蘭被“自己人”前中共農會秘書石璽玉舉報殺害村長的事。
劉胡蘭犯有殺人罪，她寧為中共邪黨赴死，也不思悔改。她不是什麽女英雄，而是中共暴力革命的犧牲品。
毛澤東曾為劉胡蘭兩次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不過是為了欺騙誘惑更多無理智的人為共產黨賣命而已。
張思德——是為中共燒製鴉片被砸死的。他的死重於泰山還是輕於鴻毛？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張思德追悼會上發表了《為人民服務》這篇演講稿。該文編入小學語文教材多年，並要求學生全文背誦。
據大量史料披露，中共一直宣傳的在南泥灣地區開展的“大生產運動”，其實只有少部分地種了糧食，大部分地區都種植了鴉片。據大陸學者張耀傑披露，他幾年前曾親到延安的南泥灣實地考察過，“據當地政府官員講，南泥灣本來是延安地區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極其野蠻落後的方式砍伐燒荒後，種植了大片的鴉片，張思德就是在燒製煙土時被活埋在窯洞裏面的。”
對此，中共內部文獻《南泥灣調查》有記載。但中共把南泥灣種植的罌粟花香，唱成“花籃的花兒香”，把種鴉片唱成種莊稼養牛羊。於是，燒煉鴉片的張思德被說成是燒木炭而窯塌身亡。
為此，前蘇聯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尤問毛澤東，一旁的鄧發替毛回答說：“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
一些學者還查到1945年中共冀魯豫邊區的文件，規定允許鴉片煙合法經營以及征收鴉片煙土稅。國民黨命令禁止種植和交易鴉片，中共則為了自身利益發文件倡導，不惜殘害民眾。可見，其嘴上的“為人民服務”不過是彌天大謊。
董存瑞、邱少雲、黃繼光的“戰鬥英雄事跡”漏洞百出 不能自圓其說
董存瑞——那個單手托著炸藥包頂住橋型碉堡高呼，“為了新中國沖啊”的軍人形象，就是“戰鬥英雄”董存瑞，被陸續寫入了大陸小學課本、軍史和黨史。
然而，電影《董存瑞》導演郭維在2006年對記者說：沒有人親眼看見董存瑞托起炸藥包的情景，是事後專家們推斷的。也就是說，董存瑞“英勇就義”的這一幕，不過是藝術創作。
唯一目擊者，董存瑞戰友郅順義先說，沖上去後找不著董存瑞了。幾年後改口：“……最後他高呼一聲，為了新中國沖啊！”但事實上，“為了新中國沖啊”這句話，是電影中為塑造主人公形象杜撰出來的，編劇趙寰也證明了這句話是他創作的。導演郭維直到晚年一直說，董存瑞炸碉堡沒有目擊證人，只能是個傳說。
邱少雲——死得很有爭議。對於邱少雲的犧牲過程、細節，多年來民眾一直在向當局要真相，因為疑點太多，難以服眾。
課本宣傳邱少雲“咬緊牙關，任憑烈火燒焦頭發和皮肉，堅持三十多分鐘，直至壯烈犧牲”。從醫學常識說，活人被燃燒彈擊中燃燒，不可能像石頭一樣紋絲不動，超強意誌力只是一種假說。如果被擊中，忍不過30秒，就燒死了；假如邱少雲沒有即刻陣亡，還有幾秒的生命體征，即便最淺度的昏迷，就已經無法控製意識了。官方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黃繼光——根本沒有“黃繼光堵槍眼”這回事，但黃繼光在“抗美援朝”中被授予“特級戰鬥英雄”這一最高榮譽稱號。
1952年11月21日《人民日報》報導了朝鮮上甘嶺戰役黃繼光用胸膛堵住槍眼的事跡，當即有人問，既然還有手雷，為什麽不先用手雷？
一個月後，12月2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新華社記者石峰、王玉章倆人重寫的《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黃繼光》，新文章對前版遭質疑的荒謬情節全部刪除。故事改成了先扔手雷，再堵槍眼。但敵人的“三挺機關槍”變成了“七挺機關槍”。新華社在文後還加了編者按稱：“此稿是經各方仔細核查最後判明的情節。”
這回有多人問，黃繼光烈士的胸膛被7挺機槍打成啥樣啦！他還能繼續戰鬥嗎？人身強過鋼錠？
2000年中共紀念韓戰50周年前後，官方找到一批黃繼光戰友出面回憶。半個世紀後冒出的目擊證人們，咬定都看見黃繼光堵槍眼了。但謊話自相矛盾，害得石、王文章“判明的情節”又被否定不少，於是不得不再做刪改。第三版黃繼光堵槍眼刊登在新華網。
前後N個版本“黃繼光堵槍眼”基本事實出入很大，細節更是破綻百出，完全不能自圓其說。歷史瞬間被刪來改去，塗抹得不知所雲。
蹊蹺的是，黃繼光於1952年上甘嶺陣亡，這位特級戰鬥英雄的光輝事跡，居然沒出現在四年後長影拍攝的《上甘嶺》裏。而其他英雄都被拍成電影，單單不拍黃繼光這樣的“鋼鐵之軀”？說明編纂得太離譜，連假戲都難做。
雷鋒、焦裕祿、王進喜的“模範事跡”造假嚴重
雷鋒——名聲最大，造假最厲害。在中共樹立的所有英雄模範人物中，知名度最大的莫過於雷鋒。毛澤東題詞：向雷鋒同誌學習。
官方宣傳稱雷鋒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為人民服務，天天做好事。而雷鋒做的那些好事恰恰都是假的。他攙扶大娘過馬路、給貧下中農寄錢、“精心”保養汽車、打著手電筒在被窩裏學毛選、關心小學生、給公社積肥等光彩奪目的照片，都不是新聞照片，而是正正經經認認真真搞出來的“劇照”。為雷鋒擺拍的黑白、彩色照片有二百多張。
不僅做好人好事的照片是補拍的，《雷鋒日記》也是補寫的。雷鋒日記是解放軍報的編輯記者們在一個月內奉命集體創作的成果。據說，《雷鋒日記》當年發行量僅次於毛選。
全國人民學習雷鋒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但在他的遺物中，人們發現了好些當年時髦的高級商品，如毛料褲、皮夾克、皮鞋……，還有一塊價格不菲的瑞士手表，這在當時不是一般工薪階層能買得起的，這在當時是被看作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招致批判的。遺物中的這些高檔消費品和雷鋒那雙千針萬線、補了又補的破襪子形成鮮明對比，哪個代表真實的雷鋒？
焦裕祿——“什麽焦裕祿精神？你一提我就煩！” 這是1999年蘭考縣委書記宗家邦沖記者喊的話，隨後記者被趕出門去。
焦裕祿1962年12月被調到河南蘭考任縣委書記，1964年5月因肝癌去世，終年42歲。
1966年2月《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發表播報的新華社副社長穆青領銜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以下稱大通訊)，全面介紹了焦裕祿的事跡，據說把全國人都感動哭了，但開封地區和蘭考縣的幹部卻十分反感，說報導嚴重失實。地委宣傳部長發怒：“焦裕祿來蘭考才多長時間？幹出啥成績？蘭考是啥典型？宣傳出去，叫人家來看您的啥呀？看您的沙荒呀！看您的鹽堿呀！看您兩個人合穿一條褲子呀！”（《三聯生活周刊》2009年9月24日）
之前，任彥芳編寫的素材稿《焦裕祿在蘭考的475天》在地縣幹部中傳閱，得到認可。任是長春電影製片廠總編室編輯，他回老家蘭考體驗生活時，據縣委檔案中焦裕祿親自起草、批閱的全部文件，及縣委工作日誌和同事的回憶，為自己編寫了這份素材。看過素材稿的人都知道，焦裕祿在蘭考付出的最大精工作精力、用的最長時間、花費的最多心血、幹的最多工作，是執行黨中央的八屆十中全會的決議，即以階級鬥爭為綱，抓農村的兩條路線鬥爭。
而新華社的“大通訊”報導，把焦裕祿做過的事情丟掉沒寫，而寫了他沒有做過的事情，把縣長張欽禮的一些事安裝到焦裕祿身上，又添加了關心群眾疾苦和活學活用毛著作的虛構故事。
穆青為什麽不寫焦裕祿做過的事？因為蘭考縣的“三害”並不只是“風沙、內澇、鹽堿地”，更大的“三害”是焦裕祿堅決貫徹執行的“三面紅旗”（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
穆青生前接受采訪時曾回憶說，稿子改到第5遍，他拿給了時任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吳覺得稿子的結尾“哭墳”一段寫得太悲慘，“應該有一點昂揚的氣概，尾巴不能耷拉下去，要翹起來。”第7稿改好，吳冷西通過了。這個昂揚的尾巴就是：“三年前焦裕祿倡導製定的改造蘭考大自然的藍圖，經過三年艱苦努力，已經變成了現實。”
但真實的情況是，焦裕祿到蘭考走馬上任時，見到的是一群群逃荒的乞丐。他離開蘭考去開封治病時，送他的還是乞丐。
新華社是黨中央喉舌，大喉舌報導的意圖來自最高層。大通訊中的“焦裕祿”與真實的焦裕祿已相去甚遠，故意造假的目的是“希望能在普遍的消極中，找到一個能夠振奮人心的積極典型”。說白了，是要掩蓋“三面紅旗”造成的災難，把喪事當喜事辦。於是“焦裕祿精神”這個荒唐的政治神話出籠了。
王進喜——“工業學大慶”旗幟下的標桿人物。其“鐵人”先進事跡造假。百集洗腦微紀錄片百煉成鋼第39集《英雄年代》又重點講了他的故事。
造假之一：大慶油田第一口油井不是王進喜打的。據當年的石油工人回憶，王進喜調到大慶時，大慶油田已經打出了20口油井。但多家官網至今說“他率領1205鉆井隊艱苦創業，打出了大慶第一口油井”。
造假之二：用身體攪拌泥漿的不是王進喜。泥漿固井也只是當時開采油井的一道工序，並不是發生井噴時才采取的緊急措施。是大慶油田第一口油井采油隊的兩位技術人員（其中一位姓劉），出於對工作認真負責，不顧一切地跳進泥漿池，用身體攪拌泥漿，才有了大慶第一口油井。
王進喜為何成了先進典型？當年石油部長康世恩，在聽取大慶油田建設匯報時，時任大慶油田第一口油井技術工作的老工程師向他如實地匯報了這一過程。康世恩對人工攪拌泥漿的事很感興趣，說：“不錯，應該樹個典型。”但是他並不想把奮不顧身跳進泥漿池的技術人員——“知識分子臭老九”樹為典型，而是轉身對一同前來匯報工作的大慶油田負責人說：找個人選樹個典型。
這位領導馬上領會，推薦了他手下的王進喜。伴隨著中共對大慶油田的高調宣傳，王進喜緊跟其後，成為了工業戰線上的標桿人物。
文革中，王進喜被批鬥抄家。1970年4月，在北京醫院被確診為胃癌晚期，11月15日病逝，終年47歲。原本樸實本分的一名工人，因為聽黨的話跟黨走，賣力配合中共虛假宣傳，結果早早把自己折騰死了。
二、吹捧中共領導人的謊言
教科書裏，有關中共領袖高官們“豐功偉績”、“感人事跡”“光輝形象”越來越多，以“偉大領袖”占的篇幅居首。
《朱德的扁擔》引出的故事多
孩子們都讀過《朱德的扁擔》，幾十年來放在小學教材裏傳頌著“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井岡山的艱苦奮鬥”。
文章是時任北京軍區政委朱良才1956年的征文作品，後被收進小學課本。到了1980年代，有另一位當事人、原紅四軍軍需處長範樹德指出朱良才文章有誤，說那根扁擔是朱德讓他範處長買的一根毛竹，削成了兩根扁擔，一根給朱德，一根留自己用；扁擔上的字也不是朱德寫的，是他用毛筆寫的，一端是“朱德扁擔”，另一端是“不準亂拿”；挑糧重量，不是挑了“滿滿的一擔米”（當時一擔通常為100斤），實際上是40斤左右。
範樹德的回憶公開後，讓井岡山博物館不得不重新復製這個文物。他們派人帶著一根井岡山毛竹扁擔，前往廣西桂林請範樹德在扁擔上重新題寫這八個字。範欣然題寫後，扁擔陳列出來，有人發現“不準亂拿”的“亂”字寫成了簡體，而井岡山時期還沒有簡化字，這等於自曝是假文物。博物館不得不又派人去桂林登門，不幸的是範樹德已經去世。現在井岡山博物館展出的朱德的扁擔，就是範樹德書寫的帶有簡化“亂”字的八個字。
更離譜的，莫過於文革中朱德被打倒後，1967年2月，同樣一篇課文悄然換成了《林彪的扁擔》。更改後的文章稱當年是林彪而非朱德在南昌暴動失敗後，帶著剩余部隊上井岡山與毛會師的。1971年9月，林彪墜機而亡後，課文又被悄悄改回了《朱德的扁擔》。
一根竹扁擔，事情不大也不復雜，但圍繞它發生的故事令人唏噓。中共百年歷史裏充斥著這樣大大小小的謊言。
八角樓的燈光和真實的毛澤東
中共小學語文課文用《一根燈芯》和《八角樓的燈光》來吹捧毛澤東在井岡山茅坪鄉八角樓時的“光輝歲月”。
《一根燈芯》也出自朱良才將軍之筆。如果說《朱德的扁擔》把40斤變成100斤，是拔高吹捧，那麽《一根燈芯》就是文學創作了。
《八角樓的燈光》則刻意表現毛的艱苦生活和為了革命嘔心瀝血的感人形象：“寒冬臘月的深夜”，“穿著單軍衣，披著薄毯子，坐在竹椅上寫文章”。
然而，歷史果真如此嗎？
1927年毛逃到了井岡山，在得到了井岡山“山大王”袁文才的幫助後，得以立足。毛那時已經與恩師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結婚，有三個兒子，卻看上了年輕活潑的只有17歲的賀子珍，兩人很快同居，1928年5月結婚。1927年10月至1929年2月，毛寫那幾篇文章時，正和賀在八角樓裏過他們的蜜月。
毛逃到井岡山後，本可以把生活十分艱難的楊開慧和三個兒子接到井岡山避險，但卻選擇了自己尋歡作樂。
毛明知道妻兒生活在國統區，居然不顧他們的生死安危，兩次攻打長沙。1930年在毛二次攻打長沙後，令何鍵極為惱怒，他逮捕了楊開慧和長子毛岸英。何鍵給出的條件是，只要楊公開宣布與毛脫離關系，就可以饒其不死。雖然怨恨著毛，但骨子裏依然傳統的楊開慧並沒有背棄毛，而是選擇了拒絕。毛在聽到消息後反應漠然，沒有來營救楊開慧。不久，楊開慧被處死。李銳曾談到，在楊開慧的遺書中，稱毛澤東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但被官方刪掉。
後來，毛坐在擔架上讓人擡著過草地的情景令人瞠目結舌，它和八角樓的燈光反差也很大。而擔架上的毛，正是毛澤東真實的一面。
周恩來的人鬼雙面人生
《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一夜的工作》、《周總理的睡衣》、《十裏長街送總理》《周總理，你在哪裏》……這些歌頌周恩來的課文，孩子們從小讀到大。課文裏的周恩來，就是他們心目中敬愛的周總理。“人民的好總理，廉潔奉公，忍辱負重，勤政愛民，近乎完美” 。
中共有史以來，內鬥不斷，倒下一批又一批。尤其文革中，讓多數領導人的聖徒形象崩塌，毛澤東也走下了神壇，只剩周恩來還披著道德聖人的外衣，被稱為“共產黨最後一塊道德招牌”。周恩來的課文增加，表明中共在努力塑造周恩來光輝形像。
然而，隨著真相的披露，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周恩來開始蔑視厭惡，認為他逢君之惡，助紂為虐，兩面三刀，似忠實奸。
周恩來道貌岸然、溫文爾雅，殺起人來毫不手軟。1930年代顧順章叛變，他滅門顧順章一家11口，包括救過自己性命的黃埔軍校學生斯勵，全都用繩子活活勒死，就地深埋。
周在文革中批示遇羅克案：此人不殺，殺誰！胡耀邦助手阮銘在1994年發文提到：“文革中慘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幾乎都是周恩來的簽名”。一代奸相，罪惡昭彰。
以道德面貌、謙謙君子的形象行事，但掩蓋的是內心的自私狡詐。周保護的那些人，也一定是毛要的人，否則他會大義滅親。周為了政治上自保，為了避免惹怒毛，他可以“出賣任何人”，劉少奇、彭真、賀龍，幹女兒孫維世、親弟弟周同宇、多年貼身警衛長成元功等等。
三年大饑荒期間，周恩來明知糧食不夠吃，老百姓肚子餓、已經餓死了幾千萬人，但他卻遵從毛的指令，為擴大中共勢力，多次指示外貿部，稱糧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擠出來，以供出口”。
當各地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周恩來決定要以糧食換黃金，充實國庫，而且就在死人最嚴重的1960年開始的。
當年加拿大在中國大饑荒時期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向中國出售了大量的糧食，滿載糧食的運糧船駛向中國途中，周恩來下令調轉方向，開向阿爾巴尼亞，連中國國土都未踏上半步就送給了阿爾巴尼亞。
這是中國人心目中的那個總理嗎？
三、“英雄戰事”造假
在中共不計其數的謊言中，關於“長征”、“八年抗戰”、“抗美援朝”這些歷史性謊言，中共除了有人物的紅色經典，還有戰事的。“長征”中彰顯北上抗日的“英雄詩篇”首推“飛奪瀘定橋”，但有秘檔披露，那是虛構的；中共號稱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卻拿不出像樣的戰役，就連《平型關大捷》、《狼牙山五壯士》這幾個紅色經典，也倍受質疑，三番五次被刪刪改改，從教科書裏進進出出。“抗美援朝”中用電影、歌曲、繪畫、雕塑等吹捧最多的是上甘嶺戰役，也被揭穿是自吹自擂的虛假宣傳。
“飛奪瀘定橋”純屬虛構
《飛奪瀘定橋》是六年製小學語文第十冊第13篇。文中對1935年5月29日紅軍長征途中為過大渡河奪取瀘定橋的戰鬥記述得可謂驚心動魄。
但據中共密檔記載：1935年紅軍5月29日到達瀘定橋的時候，瀘定橋並沒有國民黨軍隊把守。守橋的原國民黨24軍二旅部隊已經都撤走了。6月2日紅軍全部從瀘定橋過河。
周恩來的警衛員描述，周曾問過橋的指揮宮楊成武：“人有沒有受損失？”當聽說沒有時，周又問：“一個都沒有？”答復是：“一個都沒有。”
關於劉伯承“與彜族首領小葉丹拜把子”一事，紅一師師長李聚奎生前曾寫報告說：“他同劉伯承司令一直在一起活動，沒有見到劉伯承司令與小葉丹結盟之舉，要有的話，一定是我幫助籌劃。沒有此事。當時解放軍總政治部回復：那是文藝宣傳，不是歷史，也不必糾正。”
秘檔還披露：紅軍到來之前，把守的國民黨軍撤離，是蔣介石下的命令。7月4日，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對蘇聯大使轉達了蔣介石給斯大林的口信：“我已經讓你的兩支紅軍會合了，應把我的兒子放回吧！”
關於“飛奪瀘定橋”，1982年，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布列津斯基對鄧說，他去了瀘定橋現場，感嘆紅軍當年英勇高超的戰鬥力。鄧卻說：“嗯，在我們的宣傳中那就是這樣了。我們需要表達我們的部隊的戰鬥精神。事實上，那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軍事行動，沒什麽大不了的。另一邊是使用老式步槍的軍閥部隊，而且人數也真的不那麽多，但是我們覺得必須要將此戲劇化。”這段對話披露在當時的英文媒體上。
誇大其詞、虛晃一下就逃之夭夭的“平型關大捷”
是凡中共編寫的抗戰史，毫無例外的都會津津樂道所謂“平型關大捷”。其實，平型關戰役的主力根本不是八路軍而是國軍劉茂恩將軍率領的第15軍，整個平型關戰役是由劉茂恩將軍親自指揮的。中共宣傳的所謂“平型關大捷”其實是“蔡家峪伏擊半徒手小股輜重日軍得手的小戰”，“平型關”及“大捷”不過是中共故意誇大事實的說法。
據親自指揮平型關戰役的劉茂恩將軍的《平型關之役始末》回憶錄記載：
“至於18集團軍（八路軍）則是協同參加左翼雁門關一帶，所以在主戰場正面沒有見到他們的影子。在敵軍第五師團（板垣征四郎）主力進攻平型關及團城口（在平型關西三十二裏），情況緊急，早已跑開了，林彪部潛藏在關右山區楊鎮。……以後林彪獲知敵軍輜重隊四百來人，多數徒手，少數步槍，在蔡家峪落後，乃以‘以大嚇小’的手法乘機出襲，虛晃一下就逃之夭夭。中共為了掩飾他們隨便逃走，後來竟誇大宣傳什麽‘平型關大捷’，以欺騙世人，從此便不聽中央，到處遊來遊去，襲擊國軍，破壞抗戰，證明我的顧慮是不錯的。”
另據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於1942年12月18日，在太行區營級及縣級以上幹部會議上作的“關於華北根據地工作的報告”，也說：“平型關是一次完全的伏擊戰，是敵人事前完全沒有想到的，但是結果我們沒有能俘獲一個活日本兵，只繳到不上一百條的完整步槍。”
中共的“平型關大捷”宣傳材料中故意誇大及無中生有的事情有：
一、將“蔡家峪”誇大成了“平型關”；
二、將“繳到不上100條的完整步槍”誇大了十倍變成了“步槍1000支”；
三、將“多數徒手，少數步槍”憑空生出“機槍20余挺，火炮一門”；
四、將“敵軍輜重隊四百來人，多數徒手，少數步槍”誇大十倍且變成了主力作戰部隊，變成了“敵板垣師團第21旅團主力約4000余人，100余輛汽車在前，200多輛大車在中間，少數騎兵殿後，聯成一線，沿著公路向平型關前進。”
五、將“虛晃一下就逃之夭夭”誇大成了“中國軍隊取得的自抗戰以來第一次大勝利”。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軍在抗戰期間，參加大的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
2011年，國民黨前國防部長、參謀總長郝柏村說：“中共抗戰了沒有？‘平型關’‘百團大戰’是他們認為最了不起的貢獻，如此而已，從整個抗戰來說，不到百分之一！”
“狼牙山五壯士”從造假到立法看護
“狼牙山五壯士”七十年來，始終招致非議，近年被人公開發文指責“除了時間外，其它元素都有虛假成分”。如跳崖地點、帶頭跳崖六班班長的名字、六班的人數、跳崖的目的和方式等等，都有不同的版本。下面收錄幾點對官方造假的質疑。
一、官方稱“狼牙山五壯士”跳崖地點是棋盤坨頂峰。但上世紀90年代以來，當地百姓提出是小蓮花峰。2014年中共國務院頒布的文件就使用了小蓮花峰。
二、官方稱“狼牙山五壯士”的作戰目的是為了掩護部隊和群眾撤退，阻擊敵人到中午12時，所以故意將日偽軍引向狼牙山棋盤陀峰頂的絕路。而有關檔案明示，日偽軍當日行動的主要目標就是占領棋盤坨，並在中午12時就已占領棋盤坨，可見日軍不是被“引”到那裏的。六班戰士是“退路被敵截斷”，無路可走，即被追殺。
據大陸媒體1985年報導，有人向龍王莊當年的老遊擊組長冉元同了解情況，冉元同稱，那五人是因不知道狼牙山是條絕路就跑了上去，再想往回跑已無路可走，就與鬼子拼起了刺刀，邊拼邊退，只顧前不顧後，拼不過敵人不小心倒退摔下了懸崖而非故意跳下。
三、官方稱“五壯士”都縱身一跳，跳下懸崖。但《羊城晚報》據知情人提供消息稱，馬寶玉、胡福才、胡德林是“跳”，而葛振林、宋學義是挨著崖壁“溜”、“滑”下去，所以幸免遇難。葛振林後來承認跳的地點不完全一樣，犧牲的三人或許是跳懸崖，他倆是“溜、滾”下去的。
四、官方稱“五壯士”相繼跳崖時，狼牙山上響起了他們壯烈豪邁的口號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據冉元同說，當時並沒有來得及喊什麽口號。
2005年葛振林去世後，《狼牙山五壯士》課文從小學課本開始淡出。
2013年9月9日，財經網發表了洪振快先生的文章《小學課本《狼牙山五壯士》有多處不實》。不久，《炎黃春秋》雜誌刊登了其相關文章。
2015年8月17日，“五壯士”幸存者的後人葛長生、宋福保分別在北京西城法院起訴洪振快侵犯名譽權、榮譽權。2016年一、二審法院都判裁洪振快敗訴。
10月19日最高法將這兩起案件公布為人民法院依法保護“狼牙山五壯士”等英雄人物人格權益典型案例。2018年12月19日，葛長生訴洪振快名譽權、榮譽權糾紛案被選入最高法院第19批指導性案例。最高法院稱，此案推動了《英雄烈士保護法》立法。
可見，“狼牙山五壯士”已經被捧到神壇上不許人碰，不惜立法看護。這表明，中共非常需要“狼牙山五壯士”這樣的“抗日英雄群體”形象為自己塗脂抹粉，以掩蓋中共不抗日的醜惡歷史。
美國檔案裏沒有“上甘嶺”
電影《上甘嶺》讓中國人以為，抗美援朝有一場讓中國人“揚眉吐氣”的上甘嶺戰役。可惜，讓美軍“聞風喪膽”的上甘嶺戰役是中共自吹自擂的又一個謊言。在美軍的史料和美國人的回憶錄裏，找不到有關“上甘嶺”的描述。
據大陸網易軍事欄目2015年1月的一篇文章披露，2014年12月，中共國防大學教授喬良撰文稱，在北韓停戰協議簽字幾十年後，美國西點軍校研究人員，試圖用計算器仿真再現直接導致板門店停火協議的上甘嶺戰役，但卻怎麽也搞不明白。
事實真相是：在美軍的戰史中，關於上甘嶺戰役及“金化攻勢”等名詞完全沒有，只在中國戰史數據中出現，而且對於所謂“金化攻勢”的目標、範圍都模糊帶過，所使用的兵力也語焉不詳。中共所推崇的上甘嶺戰役，不過是“白馬山戰役”的一個組成部分，用書面語或可這樣表述：戰術性出擊或反擊中的大型高強度戰鬥。此外，在美軍公開的檔案裏，能夠和上甘嶺戰役的時間相對應的，僅僅是一次代號“攤牌作戰（1952年10月14日—24日）”的記錄。
對於這樣一場美國檔案都沒有給出名稱的戰役，西點軍校當然不可能將其列入教科書。近年來，中共重新註釋了“上甘嶺”戰役，自說自話，自吹自擂，借此煽動愛國情緒。
四、四大“惡霸地主”的謊言
中共為在全國搶土地、殺地主，煽動消滅“剝削階級”，用藝術手段捏造地主形象。一提起地主，人們想到的一定是周扒皮、劉文彩、黃世仁、南霸天。這四大“惡霸地主”都編進了教科書。
沒有半夜雞叫 哪來的周扒皮
《半夜雞叫》的故事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被編進了大陸小學語文課本，直至2010年前後才取消。
《半夜雞叫》出自《高玉寶》自傳。書出版後，作者高玉寶便於195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成為作家。他曾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多次接見。
《高玉寶》出版前，前13章經郭永江大手筆改編，“半夜雞叫”是改編後的第9章。關於這一章節的內容，按後來高玉寶的說法，根本沒有“半夜雞叫”這回事，完全是藝術創作。也就是說“半夜雞叫”是郭永江幫高玉寶編造的，周扒皮是虛構的。
《半夜雞叫》內容多處違背生活常識，屬於胡編亂造。有農村生活經歷的人一眼就能看出破綻。學雞叫沒有趴到雞籠子旁邊的，更不可打開雞籠子去看。再說，黑天裏把長工趕到地裏幹活，即使有人幹，也幹不了……這些細節明顯是瞎編濫造的。
另外，地主為了自家田畝的收成，一般會善待長工。像周扒皮做“半夜雞叫”這種既缺德又缺心眼的傻事，顯然是憑空捏造出來的。
周扒皮雖然是虛構的人物，但也有原型。他的原型是作家高玉寶的同村農民周春富，而周春富的同村人對他的評語是：“不是惡人，不霸道。”正是因為高玉寶的這本書，周富春在第一次土改中被劃為“富農”、“惡霸”後被打死。
此地沒有南霸天 有個地主是善人
1961年，故事片《紅色娘子軍》上映。官媒報，全國8億人有6億人觀看。這是一部煽動仇恨和宣傳紅色暴力的電影。之後的芭蕾舞“紅劇”在海外上演了三千多場。
“這個十八歲的女奴，一雙黑亮、火辣辣的大眼睛裏燃燒著刻骨的仇恨！”
這是電影劇本《紅色娘子軍》的開篇。在此劇本基礎上改編的舞劇劇本變本加厲，“她昂首挺胸，雙眼迸射著仇恨的烈火”，“她們緊握雙拳，傾訴著滿腔憤恨”，“心中燃起了強烈的階級仇恨”，“軍事操練在充滿階級仇恨的刺殺聲中結束”，“苦大仇深”，“血海深仇”，“報仇雪恨”……舞劇的主人公大多是二十歲不到的花季少女，就這樣被描寫成了毫無人性的殺人機器。
《紅色娘子軍》的原型女子武裝特務連。中共黨史記載，1930年8月，中共工農紅軍瓊崖獨立師和娘子軍特務連正式成立。女子特務連有一百余人，連長為龐瓊花。“娘子軍”在成立了五百多天後，19人死亡和部分人員失散。
這些紅軍女戰士，大部分是不識字的農村婦女。她們接受完全軍事化的武裝訓練後便投入戰鬥，個個“拿起槍來，和男子並肩作戰”。瓊崖紅軍殺人放火什麽都幹，女子特務連“女子不讓須眉”，照樣也什麽都幹。
熒幕舞臺上的南霸天，據《海南窗口》報導，其原型是海南陵水縣當地一個叫張鴻猷的地主，張鴻猷的親孫子張國梅說，《娘子軍》很多內容是虛構的，在他爺爺死後4年，紅色娘子軍才組建。當時，拍電影的人說他家房子氣派，又是大地主，選在這裏選在這裏拍電影真實。
張鴻猷堂兄張鴻德的孫子張國強也表示，他是目前唯一健在見過張鴻猷的人，張鴻猷是個善人，他沒有欺壓百姓，家裏也沒家丁、槍支、碉堡。
“娘子軍”的指導員王時香回憶說，吳瓊花並不是南霸天家的丫鬟，也沒有南霸天這個人。陵水縣史誌辦的一位工作人員稱，張鴻猷沒有血債，他家只是教師世家。
黃世仁和白毛女都是藝術創作
作為中共最早的紅色經典《白毛女》，無論是電影、歌劇、舞劇、京劇，還是小人書、連環畫，中國人從小看到大。惡霸地主黃世仁欺壓楊白勞和喜兒父女的故事，讓人流淚和憤怒，更讓人對“萬惡“的地主階級痛恨不已。由前《世界周刊》和《中華讀書報》等多家媒體披露出，它完全是由中共根據政治需要杜撰出來的。
《白毛女》的題材來源於晉察冀民間一個關於“白毛仙姑”的傳說。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周揚看到了這個劇本，決定由“魯藝”創作演出一部以“白毛仙姑”為題材的舞臺劇。但舞臺劇的演出本，在周揚的授意下，主題已經不是民間傳說中的行俠仗義，而是反映階級鬥爭了，地主黃世仁是如何剝削欺壓喜兒和楊白勞父女的。
試排後，周揚還是不滿意。他提出：新歌劇《白毛女》要賦予新的主題，要體現出人民的反抗意識。
於是，新歌劇劇本確立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新主題。這十六個字極具煽動性，契合了當時民間充斥著含混不清的對“舊”的憎恨和對“新”的期盼。
1945年在中共七大召開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舉行了首場演出後。劉少奇派人來傳達他的意見，說黃世仁罪大惡極應該槍斃。於是，在以後的演出中，黃世仁、穆仁智就被當場槍斃了。
劉文彩是個遠近聞名的大善人
在中共塑造的四大“惡霸地主”中，唯一真實的人物是四川的劉文彩，其他三個都是中共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無中生有杜撰出的。
歷史上的劉文彩與中共塑造出來的劉文彩完全不是一回事。真實的劉文彩在當地口碑很好，稱他是大善人。劉文彩的罪證“水牢”、“收租院”也都是因階級鬥爭的需要而編纂創作出來的。
水牢
當年在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中，有座“水牢”。冷月英在1951年的一次會議上稱：“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劉伯華（劉文彩的親侄兒）五鬥租谷，剛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拋進了劉家水牢關了7天7夜。”
之後有一大批以水牢和冷月英為素材的文藝作品相繼問世。後來水牢還寫進了中小學教科書，成為了劉文彩抹不去的“罪惡”。
冷月英也開始到處聲討劉文彩的滔天罪行。”文革十年，冷月英全國巡講，講了一千多場，聽眾上百萬。
但據1999年陜西師大出版的笑蜀先生《劉文彩真相》披露，從1981年開始，陳列館派出專人采訪了七十多名知情者，翻閱了大量文史檔案。經過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證一個也沒找到，物證同樣不見蹤影。莊園陳列館向主管部門送呈的《關於“水牢”的報告》稱：綜合我們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據的。
1988年，四川有關部門終於下達了“水牢恢復為鴉片煙庫原狀”的覆函。於是地下室的水抽幹了，鐵籠搬走了，地下室門口掛上一塊“鴉片煙室”的木牌。
後有記者找到冷月英問她水牢的真相。冷月英沒有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脫口而出：“你們追著我問什麽？又不是我要那樣講的，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
泥塑收租院
1965年在以劉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裏，由四川美術學院師生用泥巴塑造了一組49年前農民向地主劉文彩交租的群雕《收租院》。泥塑大大小小共114個，所塑人物如真人大小，形象逼真，且情節連貫，從小鬥放貸、大鬥收租，私設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意圖表現劉文彩當年“殘酷剝削壓榨農民的種種罪惡”。
為進一步表現地主劉文彩的殘暴，館內還用石膏做成數十臺布景箱，名曰《百罪圖》——“高租重押”、“吊打農民”，“割耳”、“強奸”、“殺人”等100種罪行，後製作了用木樁搭身，蠟製頭像、手腳，穿真人衣服的模型。
“改造”後的莊園，令這個“階級教育的大課堂”異常繁忙。莊園陳列館每天接待幾萬人，夜晚用探照燈照明供人們連續參觀，更有外賓慕名而至。
不久，部分復製的泥塑在北京中國美術院展出。中央電視臺以此題材為藍本，赴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拍攝了紀錄片《收租院》，解說詞被選入小學語文課本。
此後，《收租院》漂洋過海，68年到阿爾巴尼亞展出，其復製品又先後送到越南、日本、加拿大等國展出。劉文彩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反派明星，成了中國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惡霸地主代表。
真正的劉文彩不僅在鎮上修街道，修鋪面，收取微薄租金，提供給無房住的鄉鄰，而且還出資修建文采中學（安仁中學的前身）。學校建好後，他花重金聘請最好的老師，減免貧困生的學費，並絕不幹涉學校的教學活動，劉家子孫也不得占有校產。
劉文彩的孫子劉小飛2010年向海外媒體披露，在安仁民間方圓幾十裏，劉文彩是有口皆碑的大善人。當地的碑文稱劉文彩慷慨好義，有燕趙豪俠風。劉文彩當年的長工谷能山兒子對劉小飛講過當年父輩的事，他父親說過：“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槍斃，我也說他（劉文彩）是個好人！”
結語
中共把學校教育當作階級鬥爭和專政的工具，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人格健全的個人或理性負責的公民，而是為了吹捧中共的“偉、光、正”，灌輸中共的鬥爭意識形態和黨文化，讓人們“聽黨的話，跟黨走”。為此中共不惜造假，或移花接木、張冠李戴，或有一說十、無限拔高，或無中生有、憑空捏造，炮製了各種“高大全”的假英模，並以此給自己臉上貼金，並誘惑更多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學習這些假英模，追隨中共走邪路。
同時為了煽動對“階級敵人”的仇恨，中共製造各種反面典型，手段與樹立“英雄模範”人物類似，或栽贓抹黑，極盡醜化之能事，或無中生有，憑空捏造。這些編造的故事，從必須就學的小孩子下手，從幼小的心靈開始，再傳播到社會的各個層面，而那些人成年後又會繼續傳給他們的下一代和其他人。
對中共缺乏了解的人，很難相信中共竟會在常被奉為“權威”的教科書中公然造假，處處充斥著彌天大謊。在官方的消息封鎖和高壓下，大多數中國人難以通過獨立渠道了解歷史真相，那些謊言對他們的人格、行為與思維造成了巨大扭曲。這也是中共能通過一次次政治運動對民眾施暴逞兇、能奴役殘害中國人百年的重要原因。這是中華民族歷史極其令人哀痛的一頁。還原歷史的真相，看清中共的各種謊言，是我們民族和國家走向新生的重要一步。
剖析中共洗腦術
作者 司馬泰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韓戰期間，美國人發現他們被俘虜的人在經過中共的宣傳教育後，很多人變得反美親共。當時流傳一個說法，就是中共研製出了一種可以用來控製大腦的秘密神經武器。“Brainwashing”這個詞就是那時從中文的“洗腦”一詞翻譯過去並介紹給了西方社會。當時美國人非常緊張，甚至CIA也專門立項開始進行控腦試驗。
最後發現是虛驚一場，中共並沒有什麽能夠控製大腦的秘密武器。怎麽洗腦？就是在封閉的環境中，采用暴力、威脅，高強度的思想灌輸而已，用中共的話說，就是“思想改造”。洗腦並非易事，所以才要如同一個療程一個療程地搞運動。其基本原理就是巴普洛夫的條件反射理論，從肉體的怕，到心理的依賴，反復洗腦，直到成為聽黨的話的馴服工具。幾十年下來，洗了幾代人之後的今天，中共的洗腦效果終於顯露出來了。
一、共產黨洗腦毒害知多少？
中共的洗腦也不再是簡簡單單的“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套用中共的話說，是全方位的系統工程，一切都是為了洗腦，一切都是為了控製人的思想。效果體現在方方面面，不妨列出幾個：
1) 接受共產黨統治的現實：共產黨不好，可是，沒有替代方案。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亂。
2) 設身處地為共產黨著想：“我要是共產黨，也會這麽幹”，所以不是共產黨的錯，是被整的人的錯。
3) 中共等同於中國：批評中共就是反華辱華。為中國百姓的人權發聲的人，卻遭到很多中國人的痛罵。
4) 自覺抵製敏感信息：翻墻甚至人到了海外，對於被中共隱瞞的真相，不看不聽不信，認為都是假的。
5) “厲害了我的國”：把人民血汗創造的經濟發展歸功於黨，在自豪和狂妄的混雜情緒中為中共搖旗吶喊。
6) 與“敵人”做鬥爭：對於中共用謊言樹立起來的國內外敵人，老百姓很容易被煽動起來憤怒聲討和抵製。
7) 相信中共的“製度優勢”：專製能集中力量辦大事，而西方的黨派輪替，成不了大事，美國的衰敗是必然的，未來是中共國的世紀。
8) 替中共的惡行開脫：他沒看見的，他就認為共產黨不會幹。只要中共沒有整到他頭上，就不信共產黨有這麽壞。說中共不好就等於說他自己一樣，面對多少證據，就是要替中共辯護。
9) “天下烏鴉一般黑”：哪個國家沒有腐敗？哪個國家沒有人權問題？哪個國家沒有貧富不均？於是，中共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了。
被洗腦的癥狀還多得很，這裏也不過是蜻蜓點水。
二、細數中共的洗腦術
要細數中共的洗腦術，還真是數不過來。籠統的說，我們可以大致從下面幾個角度來看一看。
1) 基於無神論的黨文化，營造了洗腦的大醬缸
五六十年代那種“思想改造”的運動，現在也少了。中共洗腦越來越容易了，原因就是幾十年下來，五千年敬天奉神、善惡有報、仁義禮智信的的神傳文化，被中共代之以基於無神論和鬥爭哲學的黨文化。共產黨本是黑幫、流氓、邪教的集合體，搞出來的黨文化漠視生命，崇尚暴力，好勇鬥狠，缺乏同情心，不信善惡有報，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是否不分，評判一件事的對錯，不是從愛惜生命出發，而是“我要是共產黨，也會如何如何”，“活該，為什麽要跟黨作對？”，不是指責共產黨，而是責怪被共產黨整的人。有了黨文化這個大醬缸，有了無神論作為國教，中共做起惡來，就如魚得水。
學生都很反感“政治課”，可是，從小學到大學漫長的政治課學習，不知不覺孩子們還是接受了無神論是真理，接受了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弱肉強食的鬥爭史。
被中共洗腦過的許多癥狀，往根裏挖，很多都能找到無神論作祟的影子。不信神的社會，沒有三尺頭上的約束，道德自然會墮落，很多人卻鄙視能提升道德的宗教信仰。中共的人權迫害，很多都與信仰團體有關，只要被戴上“迷信”的帽子，很多人對中共的打壓也就聽之任之了，甚至還幫著中共助紂為虐。因為無神論，也就沒有了精神信仰的追求，沈迷於物質生活的滿足，吃喝玩樂，沒自由就沒自由，被監控就被監控，只要黨不整到自己頭上就好，甘於被圈養。
2) 混淆中共與中國，“反黨就是不愛國”
一個黨不等於一個國家，這是常識，但是，在黨文化中，這個常識就是“歪理邪說”。“黨和國家”，“黨和政府”，“黨和人民”，“黨和群眾”，黨永遠在前面，黨不但代表國家，而且比國家還大。從出生，上學，就業，到退休，從生幾個孩子，到允許看什麽網站，從給不給你飯吃，到給你什麽飯吃，讓你生讓你死，什麽都在共產黨的掌握之中。在人們的印象中，已經記不得共產黨是一百年前從歐洲傳過來的舶來品，而感覺是土生土長的東西，如同沒有共產黨就不會有五千年的華夏文明一般，如同“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一樣，不但從心理上覺得離不開黨，從生理上也覺得離不黨了。
奠定了“黨等同於國”這個邪說之後，中共接下來的洗腦就是順水推舟了：離開黨去談論國家，會變成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情。如同巴普洛夫的條件反射所言，一聽到反黨，就以為是在反對國家。
那些所謂的“反華”“辱華”風波，大多都是這樣的產物。人家批評中共的人權，揭露的是中共的惡行，是在為中國百姓的權利和福祉發聲，被洗腦的人們卻無線上綱成“反華勢力”，大作文章配合共產黨的宣傳起哄。人權，是誰的人權？是中國人民的人權，你發不了聲，人家幫你發聲，不但不感謝，還罵人家是“反華勢力”，多麽可悲可嘆啊。
3) 營造“共產黨跨了，中國就會亂”之類的偽命題
共產黨攝取政權之後各種運動搞亂了中國，中國人對“動亂”談虎色變。有了這樣的心理基礎，中共反過來就用“動亂”來恐嚇百姓，宣傳說如果沒有共產黨這樣的強權，中國就又會陷入動亂，堂而皇之地“維穩”，為鎮壓百姓製造借口。這本身是一個偽命題，共產黨是各種動亂的根本因素，沒有了共產黨，再亂也亂不到哪裏去。關於這個話題可以展開大書特書，這裏就不細說。
4) 盜用全球化帶來的“大國崛起”為黨貼金
再怎麽“思想改造”，如果沒有這些年的經濟發展，共產黨的洗腦不過是建在流沙上面，只要一走出國門，就會明白中共的謊言。四十年的經濟發展，給了中共用來洗腦的本錢。但是，經濟發展是不是就歸功於共產黨呢？中國人吃苦耐勞，只要有西方的資本和技術進來，只要政府不阻擋，經濟當然能發展起來。儒家文化圈的亞洲“四小龍”，沒有共產黨，不也是發展得很好嗎？
流行一時的“厲害了我的國”，就是用這些年的高樓大廈，基礎設施，高鐵，支付寶這些東西來為中共唱贊歌。經濟發展是全球化帶來的機會，是人民血汗積累的成果，人民養肥了共產黨，但是共產黨悉數拿來為自己貼金。
要說中共對於“中國崛起”有沒有貢獻，也是有的。中共因為作惡太多，最後的合法性就完全取決於經濟發展，於是，開啟了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的發展模式，包括強取和盜竊知識產權，不給勞工合法權益，利用監獄勞教所奴工，不顧環境汙染，上上下下的官員貪腐受賄權錢交易，沒有底線的道德敗壞，不守規矩的貿易政策，破壞國際經濟秩序，不腳踏實地而幻想彎道超車等等，這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短期內好像是刺激了經濟發展，結果造成國內矛盾重重，國際上也四面樹敵。國際社會給了中國一個相當友好的經濟發展期，也期望中共能夠改弦更張走向政治文明，但是，中共為了維持統治而糟蹋了這個機會。
面對西方對中共的警覺和製裁，中共也會一如既往地鼓噪西方在圍堵中國的崛起，把國際普世價值與中共馬列專製意識形態的沖突渲染成西方與中國的沖突。
5) 暴力，暴力，還是暴力
雖然我們上面談到了依靠黨文化與經濟發展來洗腦，但是，中共最經典的洗腦手段——暴力和謊言——仍然是中共洗腦的基本功。
“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除了從肉體上折磨和消滅人，中共還有一招就是用飯碗來控製你，不給你飯吃。古人可以不為五鬥米折腰，因為可以脫掉烏紗帽回家過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中共掌控著一切資源，沒有米你就熬不過今天，在生理極限下強製洗腦。
到了數字時代，中共把暴力也與時俱進到了互聯網領域，利用高科技來實施數字暴力。大數據，人工智能，監視器，手機定位，一切高科技都可以被中共用到控製人民的身上，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大監獄。
高科技還給中共帶來了一種洗腦的新理論。中共把道德搞壞了，現在說要用高科技來提升道德，打造誠信社會。遍地都是監控攝像頭，小偷們自然望而卻步；人臉識別羞辱闖紅燈者，用來解決闖紅燈這個老大難問題；電腦處理交通罰單，找人托關系就行不通了。馬路的小偷可能少了，可是竊取國庫的大偷們卻越來越多。用高科技遏製自由，不可能提升道德。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就是自由衍生出了道德，只有在人有自由選擇權利的時候，能夠對善和惡做出選擇的時候，談論道德才有意義。在等級最高的戒備森嚴的監獄裏，犯人沒有偷東西的自由，沒有殺人的自由，那麽這個監獄是不是就是一個道德高尚的社區呢？當然不是，因為犯人們滿腦子想的都是如何殺人，如何偷東西。
中共熱烈擁抱人工智能，不是中共喜歡技術，不是中共真的想要打造誠信，而是喜歡這種技術帶來的對人監控的力度和規模。中國本來就是一個警察國家，現在加上人工智能，一個警察變成了十個、百個警察，是不是大大加強了維穩？這才是人工智能被中共這樣的獨裁極權國家鐘愛的根本原因。
6) 一言堂，一言堂，還是一言堂
任何洗腦都離不開封閉性的謊言灌輸。無論中共號稱自己如何盛世了，國力如何強大了，都絕沒有放松對信息的控製。連親共的一些人都覺得共產黨太沒自信了。不是共產黨不自信，是共產黨知道它隱瞞了太多的真相，製造了太多的謊言，一旦真相暴露，共產黨就絕對只有垮臺一條路。
中共掩蓋國內真相是家常便飯，報喜不報憂，天天偉大成就，浮華喧囂，歌舞升平，看不到底層百姓的疾苦，看不到百姓有理無處講的絕望，看不到道德墮落帶來的千瘡百孔的腐爛，美其名曰所謂“正能量”宣傳。同時，中共也大量報導外國的負面新聞。中共喉舌的駐外記者平時沒有事，一遇到國外哪裏有抗議，騷亂，疫情，槍擊案，火災水災，大樓垮塌等悲劇事件時，馬上實況轉播。大陸人知道美國發生的這種事情可能比在美國的華人知道得還快。長期下來，中國大陸的民眾自然而然地就覺得只有中共統治的地方最穩定最安全，西方社會都是動蕩不安，民不聊生。
7) 製造洗腦的網絡生態圈
這是黨文化在網絡時代的一種延伸。中共有網絡封鎖，但是，卻在自己的局域網裏製造出了一個自己的生態圈，從搜索引擎到社交媒體，從網購到視頻，幾乎西方有的中共都復製了一個，大陸民眾在這個局域網裏感覺什麽都有了，甚至比別人的還豐富。
長期下來，人們就習慣於這個生態圈了，對外界反而有了抵觸感。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和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共同完成了一項研究，“媒體審查的影響力：來自中國現場的實驗”（The Impact of Media Censorship: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在2015年到2017年之間，對逾1800名北京的大學生進行了調查，研究了他們訪問網站的習慣。其中大約80%的學生從未試圖通過翻墻等工具繞過防火墻。結果顯示，雖然大學生們獲得了工具可以不受限製的訪問互聯網，但他們對被屏蔽的新聞網站的需求並不高。僅有不到5%的人會在實驗期間瀏覽外國網站。調查還發現，學生們瀏覽國外網站時，看的網站內容大多與政治敏感事件無關。
這對中共來講是一個好消息，中共製造的網絡生態圈真的能把網民圈起來。中共也會有意識地去占領輿論陣地，五毛大軍就不說了，中共還會製造很多看起來很精致的電視節目，講解從中國到世界的歷史文化發展，對很多歷史事件按照自己的意識形態去解讀。這種精致的洗腦很惡毒，好像是給人擴展了視野，了解到很多國內外的大事，而且大量的引經據典，頭頭是道，動不動就是外國人自己說的什麽什麽，但是，報導和解讀的手法或者留一手，話只說一半對中共有利的，或者故意歪曲，或者斷章取義，或者幹脆杜撰，真真假假摻在一起，這種洗腦是真的很厲害。
曾經看過大陸的報導說美國殺了以千萬計的土著印第安人，因為文章引經據典，讓人不得不信服，以為是白人用槍實施的大屠殺。事實是如何呢？從歐洲來到美洲大陸，殖民者把天花、瘧疾等傳染病也帶過來了，由於土著人完全沒有對於這些疾病的免疫力，在部落一旦傳開，就不堪設想。據歷史學家考證，百分之九十的土著人是死於疾病，而不是死於跟白人的沖突。無論在歷史上如何，民主社會現在都可以自由反思、調查過去的事情。在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廣場邊上也有土著人博物館，講述他們的歷史。而中共呢？有文革紀念館嗎？
如果說過去中共洗腦主要是不讓你知道什麽，現在的洗腦更多的是讓你什麽都知道，但都不是完整和真實的，而是被中共按照自己的口徑修剪過，想讓你知道的部分。他們判斷海外消息的真假，憑的是什麽呢？就是中共灌輸給他們的東西。於是，很多人認為西方和臺灣的新聞網站和媒體都是充斥著謊言和詆毀中國的，不信不看不傳。
不少華人到了西方，天天還是上大陸國內的網站看新聞，甚至帶著機頂盒出來，天天看國內的新聞和娛樂。因為那個熟悉的味道才舒服，才感到安全，感到親切。這也是洗腦的一種境界，洗出了味道，就像吸毒一樣，離開不了了，中共就如一個無形的背影籠罩在他們身上。自己可以罵共產黨，但是一聽見有外人批評中共，揭露中共的黑暗，就感覺是在抹黑中國，就如同在罵他自己一樣。共產黨不把他當自己人，自己卻把自己當作黨的人。
8) 煽動民族主義
這是老套路，人作為個體都有民族情結，這一點被中共利用得得心應手，是轉嫁矛盾的拿手好戲。宣揚百年屈辱，沒有共產黨，就如何如何，可是，沒有共產黨的國家，比如印度，也獨立了，也站起來了。宣揚共產黨可以兩彈一星，可以登月，可以去火星，可是沒有共產黨的國家，早就去了月球，去了火星。
中國還有六億人月收入才1000元，還有很多地方的孩子上不起學，大飛機也還沒有成氣候，可是，中共為什麽要勞民傷財去月球去火星呢？世界上很多發達國家都沒有想要去，一個很大的動機就是中共想要用這種特殊科技上的成就來給人民洗腦，要讓人民相信共產黨有多了不起。其實，內行人都知道，航天比航空要容易得多，因為飛機是要重復使用的，對可靠性、耐用性和安全性要求比航天高得多，而航天發射不過是一次性買賣，失敗了也不過就是燒錢而已。
在共產主義理想泡湯之後，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越來越成為中共用來動員、煽動國人的利器。在國內要樹立敵人，在國際上也要樹立敵人，然後，把這些中共的敵人，宣揚成中國人民的敵人，搖起民族主義的大旗，鼓噪人們去鬥爭。
9) 集中運動式洗腦
針對特定的人群，中共一樣沿用著“思想改造”的模式，就是把人關到一個地方，集中學習改造，常常用“法律培訓班”“職業培訓班”的名義，其實就是一個黑監獄，地地道道的洗腦班。針對法輪功學員如此，針對新疆維吾爾人也如此。
中國有681所監獄，310個勞教所。這些監獄和勞教所都是迫害法輪功的重要場所。中央、省市縣和鄉鎮以及各個單位、學校、工廠、軍警都有自己的或聯合的洗腦班，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臨時的，有的是長期使用，一期又一期，把一批又一批的法輪功學員綁架進去。據明慧網報導，整理出的洗腦班名單多達3600個。
洗腦班就是一個法律之外的黑監獄。在裏面要強製看誹謗法輪功的各種謊言，搞車輪戰，疲勞戰，剝奪睡眠的權利（這是中共專家總結出的最有效的洗腦經驗），用盡歪理邪說來進行精神折磨，要把人的信仰滅絕掉，用簽署“三書”（“保證書、悔過書、決裂書”）作為轉化指標。轉化率是中共對各級官員和職能機構的硬性考核杠桿，於是中共就動員起整部國家機器來對付法輪功。不轉化的學員就面臨可怕的後果：酷刑折磨，送勞教、送監獄，開除工作等等。就算到了勞教所和監獄，那裏一樣有洗腦班，繼續強製轉化。
10) 其它形形色色的洗腦手法
正如前面說的，中共的洗腦是一項系統工程，幾乎一切都是為了給人洗腦，甚至娛樂和晚會節目都是為了給人洗腦。所以，要想列出中共都有哪些洗腦手法，是不可能的。上面只是列出了幾個比較典型的，下面再簡要地說說其它的。
用“巨大的市場”誘惑西方。中共與西方打交道，十幾億人口的巨大市場常常被中共拿來做誘餌，用利益把人心中最貪婪醜惡的一面勾起來，弄得那些把民主自由人權掛在嘴上的西方社會的很多人，也把自己的價值觀丟在一邊，與中共同流合汙。他們自願被中共洗腦，也會充當幫兇替中共洗腦中國和西方民眾。臉書的紮克伯格在天安門廣場跑步，在采訪時桌上放著習近平著作，就是一個可笑的例子。
有“錢”能使鬼推磨，用“大外宣”給海外的人洗腦，再出口轉內銷，把被洗腦的外國人幫中共說的話，轉回國內繼續給大陸民眾洗腦。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之後，很多媒體財政困難，中共就趁人之危，去收購，去投廣告，在西方國家的很多主流報紙裏把中共的報紙當作廣告插頁，用錢讓西方媒體不敢對中共的人權惡行吱聲，甚至還為中共的人權惡行辯護漂白。在西方各國的大學、智庫大力滲透投資，收買、培養代言人，還重金投資好萊塢，讓好萊塢的影片自我審查，不敢涉及任何中共的敏感話題。NBA的球員為了錢，也成為中共的旗子，用他們的嘴給中國人民洗腦。
製度對比，扭曲報導，這是中共玩弄“田忌賽馬”的典型例子，用中共專製的所謂“優勢”去對比西方社會的製度“劣勢”，用專製的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去嘲笑民主製度的“黨派爭論”。其實，黨派爭論恰恰是民間意見分裂在民選官員身上的反應。如果民間沒有分裂的意見，比如，疫情期間需要呼吸機，需要疫苗，這個民眾沒有分歧，民主社會同樣展現著快速的反應，同樣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而且與中共的黑箱操做相比，更透明更公平。
“天下烏鴉一般黑”,這是中共在無法掩蓋自己的惡行時候，瞞天過海的常用招式。哪個國家沒有腐敗？哪個國家沒有人權問題？只要挑出別人的問題，然後就告訴中國人民大家都一樣，這不是中共的錯。有問題不可怕，如何處理問題還是重點。是不是公開透明，是不是真誠反思，是不是毫無保留的放到臺面上，是不是有政策杜絕不再發生。中共掩蓋的正是其它國家對這些問題的處理過程。
你是民主社會，你有自由，你就應該讓我胡來。你不是有新聞自由嗎？你就應該讓我的喉舌媒體長驅直入，安營紮寨。你不是市場經濟嗎？你就應該讓我的商品隨便傾銷。中共大鉆民主自由社會的空子，大喊“時間站在中共一邊”，幻想假以時日，就會把西方掏空。
三、中共的洗腦真會一直有效嗎？
本文的重點是揭露中共洗腦招數，把中共洗腦的方方面面盡量列舉出來，會給人一種中共洗腦無處不在，“無堅不摧”的錯覺。其實，就在共產黨如此強大的洗腦場中，仍然有很多人翻墻主動尋求真相，就在無神論肆虐幾十年的中國大陸，仍然有很多人追求對神的信仰，包括地下教會，包括幾千萬法輪功修煉者，這些都是對中共洗腦的有力回擊。海外華人致力於恢復真正的五千年神傳文化，特別是神韻藝術團的全球巡演，是對共產黨洗腦大環境黨文化的釜底抽薪。
西方社會也並非是讓中共任意宰割的魚肉，國際秩序也不是中共可以永遠隨心所欲玩弄的東西，別以為中共是在給中國人民占便宜，中共下三濫的做法，早晚會激起西方的反彈，川普（特朗普）的“對等”政策，就是對中共的棒喝，煞住了中共的邪氣。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將會變得惡劣，中共還想要用經濟發展來給百姓洗腦的資本就會不復存在。
前面提到的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和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做的“媒體審查的影響力：來自中國現場的實驗”，雖然發現很多人不翻墻，甚至翻墻也不看敏感信息，但是，也發現了一個令人鼓舞的現象。研究人員使用了有獎問答的方式，比如提出一個問題，其答案在《紐約時報》的報導內容之中可以找到，如果答對就能拿到一個小紅包。在這組研究結束時，大學生們在《紐約時報》等網站上瀏覽時間增加了九倍。他們開始花費更多時間瀏覽在中國被屏蔽的信息。研究人員認為這一群體“在知識、觀念和態度上發生了實質性和持續性的變化。”他們對政府的信心度下降，對經濟發展的評估變得更加悲觀，許多人表示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製需要根本的改觀。
心病還得心藥醫，洗腦是用錯誤的信息進行灌輸，突破它還得靠真相。中共用急功近利構建起來的虛假的經濟繁榮，終會浮雲散去。中國人民要想長治久安，要想與文明世界和平共處，互相提攜，就得拔出共產黨這個毒瘤。
抗擊中共為何成為國際潮流？
作者 王赫
成立100年、建政72年之際，中共卻深陷亡黨危機之中。亡黨危機，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黨內，暗鬥激化，隨時可能分崩離析；第二，國內，紅禍人神共憤，超過3.7億人宣布退出共產黨、共青團、少先隊；第三，國際，圍剿中共的聯盟隱隱成形。本文試就第三方面略作解析，談三點。
一、中共對世界的百年欺騙
中共在頭28年，成功竊國。中共何以能竊國呢？一個重要因素是對美國的戰略欺騙，這裏提兩件事。
第一件事，中共第一次有意識地大外宣工作——1936年安排美國記者斯諾赴陜北根據地采訪。斯諾將毛澤東比作林肯，其《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引起轟動，其被羅斯福總統三次接見，對美國對華政策產生了深刻、深遠的影響（例如一度由“扶蔣”改為“扶蔣聯共”）。第二件事，1944年7月到1947年3月11日，美國向延安派遣了一個由18人組成的軍事觀察組，代號“迪克西使團”。中共的精心設計使軍事觀察組認為共產黨人能“比蔣介石對我們有用得多”，共產黨已在中國紮下了根，“中國的命運肯定不屬於蔣介石，而是屬於他們”等等。這直接影響了之後的美國的對華政策：在美蘇冷戰全面展開的大背景下，蘇聯大力援助中共，而美國竟一度中斷對國民政府的軍事援助；中共占領全國宣布對蘇“一邊倒”，美國竟還在空等“塵埃落定”。
中共竊國後的72年，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江、胡直至習近平，其對國際社會的愚弄更是登峰造極，這裏講三條。
第一條，二戰後西方殖民體系崩潰，原殖民地紛紛獨立，中共自稱是這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兄弟”，勒緊褲腰帶餓死無數中國人也要搞“外援”，1971年被非洲國家“擡進聯合國”（毛澤東語）；但是，後毛澤東時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切向錢看，對亞非拉搞“新殖民主義”，推“一帶一路”輸出過剩產能和腐敗，製造了一個個“債務陷阱”。
第二條，中共“改革開放”，一方面聲稱“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機遇”，融入全球經濟大循環，利用西方的資金、技術和市場迅速暴發，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另一方面，開始挑戰美國，要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同時大搞“經濟脅迫”（如對澳大利亞）、“經濟侵略”（2018年6月19日，美國白宮發布一篇題為《中國的經濟侵略如何威脅到美國和世界的技術和知識產權》的報告，揭露中共經濟侵略的六大策略），成為了西方的“經濟威脅”。
第三條，中共對外長期打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旗幟，高唱“人類命運共同體”（這還寫入了聯合國文件），但其霸權行徑、軍事擴張和全球野心，嚴重沖擊著周邊、區域甚至全球的和平、安全與穩定。從大外宣到“統一戰線”、諜報戰，從網絡攻擊到深海對抗、太空威脅，從中印沖突到臺海險境、南海風雲等等，中共已然是國際社會的“麻煩製造者”了。
中共對國際社會的愚弄，在2015年前美國中央情報局間諜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出版的《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一書中，得到揭露：西方世界一直對中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誤認為中共遲早會民主化、中共向往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國遲早會融入國際社會秩序；然而，中共早從毛澤東時代就有一套通盤的戰略，計劃要在2049年（即中共建國一百年，第二個“百年目標”），取代美國，稱霸全世界。“摸著石頭過河”只是鄧小平的欺敵詭計。
不過，中共當局對此現在似乎也不再刻意掩飾了。這裏舉兩個例子。其一，今年1月11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研討班上講，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時與勢在我們一邊，這是我們定力和底氣所在。其二，今年2月25日，中共祁連縣委宣傳部的官網，刊登了縣委書記何斌的一篇講話，該文稱“在談到國際形勢時，（習近平）作出‘東升西降’是增量、是未來的政治判斷；在談到中美戰略博弈時，作出‘當今世界最大的亂源在美國’、‘美國是我國發展和安全最大的威脅’等重大判斷。”
今年“百年黨慶”，中共聲稱已經完成了第一個“百年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已經從“站起來”、“富起來”躍進到了“強起來”的新階段，現在實行的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看來，驕橫的中共已經在開撕自己之前長期所戴的面罩了。
二、世界的覺醒：以美國為例
中共對世界的威脅，從其來到世上就存在著。成功竊國後，中共不僅直接與美國開打，從朝鮮打到越南；在餓死幾千萬老百姓的同時，還不顧一切的研製“兩彈一星”，開始對世界實施核威懾。
從1957年11月毛澤東的“東風壓倒西風”論（即“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占了壓倒的優勢”），到今天當局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與勢在我們一邊”，中共的全球野心可謂一以貫之。可惜，國際社會的醒悟卻姍姍來遲。
武力一直是中共實施對外政策的拿手工具。一手是“輸出革命”。例如，對於周邊的東南亞國家，在毛時代，就支持各國共產黨打遊擊。另一手是戰爭。例如，雖然中共是喝著蘇聯的奶水長大的，但共產黨政權之間沒有任何情誼可講，1969年中蘇兵戎相見（珍寶島事件）；又如，中越號稱“同誌加兄弟”，也於1979年打了場野蠻的邊境戰爭。既然中共對共產國家都能大打出手，對其它國家就更不在話下了。印度是第一個同中共政權建交的非共產國家，曾為被國際社會孤立的中共四處奔走，卻於1962年被中共暴打一頓（中印邊境戰爭）。
1978年後，中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武力這只手一般都藏在了背後（但仍在大力發展，時而露崢嶸），發展經濟成為了主體。即使爆發了1989年的“六四”大屠殺，中共的邪惡本質已暴露無遺，西方也只是象征性的製裁了下，又趕快把酒言歡。如美國先是取消了中國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脫鉤，又讓中共於2001年加入了WTO。甚至，中美“G2”共治論一度頗為流行。
幾十年裏，利用西方國家的幻想和綏靖政策，製造了個“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共陷阱”——經濟全球化走向一個極端，出現了全球生產鏈“一國化”（中國化）現象（例如，世界500強公司中約490家在華投資；截至2018年12月，中國累積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達21,492.8億美元），而中國恰恰又被中共這個專製、殘暴且有全球野心的政權所控製，世界就掉進了陷阱裏（這在2020年以來的疫情中表現的尤為明顯：全世界都在依賴中共作為醫療產品和供應品的來源；而中共借此“甩鍋”，大搞“口罩外交”、“疫苗外交”）。
2010年奧巴馬政府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表明美國已經感覺到了“中共陷阱”；但是，只有到2017年川普就任總統後，美國當局才真正覺醒起來。2017年12月18日，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中共定位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甚至取代恐怖主義，與俄羅斯一起並列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威脅，表明了美國對華政策自尼克松訪華以來的歷史性轉變。
這裏有個小插曲：2017年4月9日，川普與習近平海湖莊園會晤，兩人或許達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但是，由於中共故技重施，中美經濟合作“百日計劃”無疾而終，轉年川普即對中共開打貿易戰，直至2020年1月美中才就貿易爭端達成了“第一階段協議”。此外，2019年中共強行鎮壓因港府修改“引渡條例”而引發了港人浩大的“反送中”民主運動，促使中美在香港問題上攤牌，美國取消了對香港不同於內地的特殊待遇。2018年和2019年，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兩次發表對華政策講話，顯示美國對中共的擴張開始進行全面反製。
進入2020年，由於“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的爆發，先後肆虐中國、美國和全世界。中共不僅隱瞞疫情、數據造假使全世界錯失防控的黃金時間，還向美國“甩鍋”，而美國本身疫情之嚴重為世界之最，遂使中美關系直線下墜，開打新冷戰。例如，7月21日，美國要求中共關閉駐休斯敦（Houston）總領事館（中共隨即報復，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又如，12月2日，川普政府發布新規，限製中國共產黨黨員及其直系親屬赴美旅行（將其旅行簽證最長有效期限製在單月單次入境，立即生效）。
就在這年夏天，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聯邦調查局長雷、司法部長巴爾和國務卿蓬佩奧等，發表對華政策系列演講，標誌著“美國一代人以來最重大的外交政策轉變”，是川普政府“保護美國人民所做努力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白宮語）。
這一切，正如蓬佩奧在其演講——“共產主義中國和自由世界的未來”——中所說：“今天中國（中共）正在國內加劇專製，並在其它所有地方更咄咄逼人與自由為敵”；“保護我們的自由不受中國共產黨的危害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使命”，“而且今天，覺醒正在發生”。
三、國際抗共蔚然成風
抗擊中共，2020年的川普政府達到了高潮。但是，中共與美國多種勢力合作，介入美國大選；在爭議中拜登就任美國總統，美中關系面臨著重新調整的可能。不過，從2021年上半年情況來看，因2020年中美新冷戰而初步形成的美中兩極對抗格局，不僅沒有逆轉，反而向前深入發展。這主要有如下幾個表現。
第一，拜登政府推進反共聯盟，高舉聯盟的旗幟。在印太方面，拜登把四方會談提升到首腦級（3月12日，網絡會議）；拜登政府外長、防長出訪的第一站是日本、韓國，拜登又先後在白宮會見日本首相（4月16日）、韓國總統（5月21日）；在歐洲方面，拜登先後參加美英峰會（6月10日）、北約峰會（6月14日）、美歐峰會（6月15日）；此外，拜登以在任總統身份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2月19日，網絡會議），參加G7峰會（6月11-13日）。所有這些會議，中共都是關註焦點，絕大多數會議公報都首次點名中共、關註臺海問題。
第二，英國成為抗擊中共的新先鋒。前幾年，中共重點滲透英國，中英關系進入“黃金時代”；但是，中共的倒行逆施，尤其2019年強令港府修例引發聲勢浩大的港人“反送中”運動、2020年強推《港版國安法》，瘟疫重擊英國，2021年修改香港選舉製度等等，使中英關系逆轉，英國成為抗擊中共的新先鋒，連出4拳：為香港具備英國國民海外身份的人（BNO，英國當局估算約30萬港人）提供特別簽證服務；驅逐了3名中共國安間諜；吊銷了中共大外宣機構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在英國的廣播執照；調查涉嫌幫助中共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英國近二百名大學學者。更重要的是，英國主辦今年G7會議，邀請澳大利亞、韓國、印度、南非等參加，推進民主國家聯盟；英美峰會簽署《新大西洋憲章》，特意如此命名這個文件，就是明白告訴世界：現在形勢類似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需要“戰時精神”，我們需要並且正為現在和今後的世界設計藍圖。
第三，日本對華政策重大調整。去年菅義偉接任首相後，中日關系明顯發生變化。不僅習近平訪日遙遙無期，日本更是加強與美協調。美日2+2會談和美日峰會，都突出了中共問題。日本尤其關註臺海形勢，為此開展了大量運作。中共對日本的變化非常敏感，反應也極強烈。3月17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主持例行記者會，大罵日本。而中南海智囊時殷弘在接受大外宣《多維》采訪時表示，現在日本對中共基本上已經“撕破臉皮”。
第四，綜合6月份先後發布的英美《新大西洋憲章》、G7峰會公報、北約峰會公報、美歐峰會公報，可以看出，為應對中共的“整體性威脅”，西方正在戰略重整。其主體框架是：緊急抑製中共在臺海的蠢蠢欲動；明確中共對西方構成的“系統性安全挑戰”；加快數字社會轉型，應對中共的經濟、科技挑戰；推出全球基礎建設倡議，抗衡中共“一帶一路”；堅守普世價值，有效回擊中共劣行。
第五，反製中共的軍事聯盟正在形成。進入2021年以來，中共軍事咄咄逼人，在臺海、東海、南海秀肌肉，大搞“灰色沖突”，致使國際形勢有些類似於二戰之前（並非一戰之前）。針對中共軍事擴張，相關各國各自針對性強化軍備，並且，以美國為中心的龐大軍事聯盟或軍事合作，當前正在迅速展開。舉例而言：全面提升美臺關系，而以軍事合作為重心；加強美日、美韓軍事同盟；美日印澳“四方會談”從部長級提升為首腦級（3月12日召開首次首腦會議），軍事指向日益明顯，四國的雙邊軍事合作取得若幹重大實質性進展；北約警惕中共威脅，北約一些成員國特意加強在印太的軍事存在。
此外，今年3月3日，歐洲小國立陶宛宣布退出中共主導的“17+1”合作機製；而稍前，2月9日，習近平主導的“17+1”領導人視頻峰會，包括立陶宛在內的6個國家只派了低層級代表出席，法廣就此戲問中共這是“17+1”還是“17-6”？而2020年以來，中東歐多國與美簽署5G安全協議（排除華為），甚至捷克議長訪問臺灣，接連打臉中共。
綜上所述，難道不可以說抗擊中共已成國際潮流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