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辯證邏輯批判
“辯證法”壹詞出於古希臘，本意為“對話”；原指通過辯論進行推理論證。最初的邏輯用在辯論中。民主的雅典，辯論是社會風氣；因為只有通過辯論中才能發現真理，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必須把壹件事情講清楚，只有講清楚才能做清楚，只有做清楚才能做成功。不像中國人不許辯論，誰權力最大誰說了算，所以，中國人思維能力和說話能力就較差。中國人所以愚昧，是統治者需要愚民；是因為缺乏正確的邏輯思維方式。
辯證法壹詞，實際上是“辯論法”，即對任何壹個概念，都必須經過多方多次的辯論之後，才可能獲得相對準確的界定。蘇格拉底不承認任何權威，他指出：我們必須相信人類理性，同時又要提防教條主義。他堅持理性的尊嚴，不顧壹切追求的真理，決不看他人的臉色。他宣稱：“真正堅持宣揚正義的人只能過平民生活，而絕對不能參政。”從政必須爭取別人的支持，而有權的人和多數人的看法不壹定正確。在同壹個叫波魯斯的青年對話時，蘇格拉底否定了有地位的人和多數人看法的權威。波魯斯說：“妳已經被駁倒了，因為妳的觀點根本沒有人相信。妳可以問問這裏的所有人”。蘇格拉底回答：“我不是政治家。去年我受宗族的委托，不得不將壹個問題交公民大會表決。我笑起來，因為我根本就不知道怎樣去爭取投票人的支持。妳現在想用雄辯家的辦法來駁倒我。在法庭上，雄辯家認為要是他們能找到許多有地位的證人支持他們的觀點，而對方只有壹個或沒有證人，他們就贏了。但這樣的辦法對於尋求真知毫無作用，因為許多有地位的人也會支持錯誤的看法。現在所有人，不論是雅典人還是外地人都會支持妳。而我只是孤零零壹個人反對妳的觀點。但我認為正確的討論方法是不管所有其他人，只要能使我的辯論對手壹個人同意我的觀點，我就勝了。對妳來說也是壹樣，妳要取勝，就要使我這個孤獨的反對者同意妳的看法。現在妳是不是願意接受這樣的考驗，回答我提出的問題？”在波魯斯表示同意後，兩人壹問壹答。蘇格拉底不斷指出波魯斯對話中的邏輯漏洞，直到那個年輕人放棄自己的看法，同意蘇格拉底的觀點。
亞裏士多德認為理性就是人的邏輯思維能力。亞裏士多德曾言，蘇格拉底最大的兩個貢獻就是“對話法”和“普遍定義”。在回答“什麽是美德”時，必須提出壹個具有普遍性的本質定義，也就是這個“什麽”必須是壹個適用於美德的壹切場合的概念，而不僅僅是美德的壹個實例(“部分的美德”)。蘇格拉底引導著美諾壹步步推導，先是撇開感性經驗的具體例子，然後剔除了那些僅僅構成美德概念的壹部分的概念(正義、勇敢等)，直到推出美德是壹種“知識”。他在蘇格拉底的基礎上，把定義的方法規定為“種差加屬”，即不但要知道美德是壹種知識，還要知道它是壹種“什麽”知識，而且這個“什麽”還必須是最近的種差。他說過：“辯證的前提則是對在兩種相矛盾的陳述中應接受哪壹種這壹問題的回答。”也就是說，辯證法的形式通過三個條件來構成：壹命題前提必須是兩個；二這兩個命題必須相互矛盾；③論辯的結果不能是兩個命題都正確。這裏實際上是指二難推理。
公元前4世紀，亞裏士多德為幫助人們正確辯論，在前人的基礎總結出來壹系列的邏輯規律，發展出形式邏輯。亞裏士多德為人們所熟悉的就是三段論的推理方法，而且還確定了不矛盾律、同壹律、排中律等邏輯學基本規律。形式邏輯為幾何學的成功奠定了邏輯基礎。形式邏輯與數學相伴生，是人類最早出現的學科，後者是前者在數量上的表達；兩者都是人腦自由創造，不依賴外界而存在。人們可憑借形式邏輯，從歐幾裏得公理出發，壹步步嚴格證明，諸如三角形內角和等於180度等許多定理和推論來；也可以從牛頓定律進行行星軌道計算和地面上的各種力學計算。事實上，無論是各門科學還是演說辯論，都得符合形式邏輯。
形式邏輯乃是思維本身的規律，是大腦固有的屬性。形式邏輯就是康德所說的人類頭腦固有的抽象範疇，是人類分析大自然的框架。人類思維只能在這框架中進行，也只能依照這框架去把雜亂無章、千頭萬緒的自然界理出個條理來。人類認識客觀外界的基本前提是：客觀事物運動變化由壹套規律支配，而這套規律和人類的思考規律是壹致的。所以，人類總結出來的規律也必須符合邏輯學規律，壹旦違反了邏輯規律，便只能視為錯誤。理性思維和邏輯思維是同義詞。理性就是人類固有的那套思維規則，建立科學理論靠的是這套規則，檢驗科學理論首先使用的也是這套規則。如果壹種理論在邏輯上不能自洽，它就不配成為理論。
辯證邏輯最初是辯證方法論的翻版。相對於形式邏輯，辯證邏輯並不純粹研究思維的形式，而是從思維形式與客觀內容的結合上，來考察思維形式的變化規律。由於不存在辯證的壹般運動，同時現代科學已證明自然界不是決定論的，所以壹般的辯證邏輯規律是不能確定的規律，因而不存在所謂的辯證邏輯。即使辯證法能結合各種領域的具體內容得出具體的規律，但這些規律沒法得到統壹的辯證邏輯，仍然只有辯證方法論。
有學者試圖將辯證邏輯發展成與形式邏輯並列的思維規律。如同黎曼幾何依靠和歐氏幾何完全矛盾的平行公設建立起來，可以把形式邏輯中不能為真的矛盾式以某種形式包裝為基本公理，建立辯證邏輯體系。黎曼幾何和歐氏幾何是地位平等的幾何學，黎曼幾何完全不依靠任何歐氏幾何的定理。辯證邏輯的推導卻不可能離開形式邏輯，而其公理是違反形式邏輯的。所以這種辯證邏輯體系從壹開始就是完全錯誤的。
康德對辯證邏輯持否定態度。在康德的著作裏，除了認為在人類理性裏面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辯證法以外，幾乎找不出對辯證法的肯定評論。在他看來，辯證矛盾出現之處，也就是理性的止步點，那不是後世馬教信徒認為的更高等的新思維方式的開始，而是理性思維的盡頭。跨出那界限去，人類便只能徹底迷失在混噸之中。在《純粹理性批判》裏面，有壹半的內容是對辯證法的質疑與批駁。康德稱辯證法為“辯證的幻相”，“古人把辯證法作為學問技術的名稱而使用的，雖然其意義種種不壹，我們就他們對於這個名詞的實際用法所能夠斷言的，則在於古人，這個名詞絕不出乎‘幻相邏輯’之外。這是由於模擬邏輯所規定的嚴密方法，及以邏輯的論題掩藏其主張的空洞，而使其無知及偽辯具有真理的外形的偽辯術。”
在壹般情況下，邏輯思維恢恢乎遊刃有余，但壹旦人類試圖深入形而上學（metaphysics）領域，去思考那些根本問題（think the whole），不可解決的難題就來了。例如宇宙在時間和空間上是有限還是無限的問題就是如此。使用邏輯思維，可以導出“宇宙在空間上是有限的”、“宇宙在空間上是無限的”，“宇宙在時間上無始無終”，“宇宙在時間上有始有終”等互相矛盾的結論。這些結論的導出在邏輯上並無矛盾，按理根本不該出現，於是便暴露了邏輯思維的固有局限。康德將這種互相否定的命題稱為“二律背反”。他認為，兩者之間不是傳統邏輯學上的矛盾，而是壹種特殊矛盾。他把傳統邏輯學上的矛盾稱為“分析”的矛盾，把二律背反這種特殊矛盾成為“辯證的”矛盾。“分析的矛盾”指的是思維錯誤導致的矛盾，是可以消除，而“辯證的矛盾”則是指思維無錯誤的內在矛盾，它們之所以出現是因為理性固有的局限，超出人類的認識能力，因而無法消除。
康德先驗哲學已把亞裏士多德以來的西方邏輯和哲學推到了最高峰。辯證法在康德那裏，指的卻是導致產生悖論和矛盾的有害的思維方法。康德並沒有否認矛盾的存在。相反，正是由於有矛盾的存在，人類才需要用智慧去解決矛盾，無論是主觀的矛盾還是客觀的矛盾。人類並不是因為需要矛盾才去研究矛盾，相反，人類是為了克服矛盾才去面對矛盾的。哲學作為人類的智慧之學，同樣也不是為了擴展矛盾、發揮矛盾而給矛盾以合理性，恰恰相反，哲學是把識破矛盾和排除矛盾作為自己的理性使命去完成的。他認為世界的本來面目是和諧的、有序的和完美的，而惡的東西只能對它構成某種幹擾，並不能改變它的實質。
費希特和謝林是發展辨證邏輯的先導，但他們並沒有貶低形式邏輯，而是試圖從形式邏輯中找出辨證邏輯來。黑格爾企圖取消形式邏輯並發展他的辨證邏輯，但他的論證並不充分。黑格爾哲學就在於把矛盾作為正題來加以闡釋。黑格爾認為世界並不應當是無矛盾的世界，人類理性也不應當是無矛盾的理性，矛盾到處存在，遍及事物的存在和發展過程當中以及人們的思維活動當中；矛盾乃是人類思維的必然特點，並不是什麽錯誤，也不是理性的局限。辯證法是矛盾存在和運動的普遍形式和內在動因，“辯證法是現實世界中壹切運動、壹切生命、壹切事業的推動原則”，矛盾按照辯證法的原則和方式來發展自己、展現自己，成為世界的實在和思維的精神。人類的知識不過是“精神”的外化，這精神化為各種理念以及物體；理念都由互相否定的兩方面組成（即所謂正題與反題），正題先出現，但它本身就含有否定自身的那壹面，於是又由反題取代，最後兩者統壹，成了更高壹級的和諧的“合題”。辯證法被黑格爾變成思維的規律和存在方式，並將自然界同化其中，變成了走向絕對理性的惟壹的方法。黑格爾的辯證法把德國古典哲學最終推向了死路。20世紀世界公認的最聰明的人之壹，英國哲學家羅素說黑格爾的學說“幾乎全部是錯誤的”。
黑格爾有壹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這是明顯地把事實（真假）判斷與價值（善惡）判斷等同起來的謬論。存在與否屬於事實判斷，合理與否屬於價值判斷。合理的是存在的，是正確的；但存在的是合理的，則不壹定成立。存在的不必是合理的。怪不得叔本華說黑格爾是騙子，他既騙了革命者（合理的是存在的），又騙了反革命者（存在的是合理的）。黑格爾犯了把事實判斷混同價值判斷的邏輯錯誤，這就是辯證法家的伎倆，也是辯證邏輯的死穴。黑格爾首倡：歷史乃是壹個必然過程，人類社會的前景壹定是壹個光明的理想境界。在他看來，只要個體認識到真正的自由是什麽，就能最終解決“利”與“義”的矛盾，達到集體自由和個人自由高度統壹的和諧境界。如波普指出，這和盧梭“強迫人民自由”壹樣，乃是後世“無產階級獨裁”的統治的理論起源。
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認為辯證邏輯是壹種更高層次的邏輯；他們吸收費爾巴哈的樸素唯物論，把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去掉，加了物質第壹性而已。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是壹切物質和社會變革的起因也是結果，就是說壹切起因於精神最後回歸於精神。而馬克思恰恰把這個精神調換成物質，也就是壹切起因於物質回歸於物質。馬克思只是簡單地顛倒了黑格爾辯證法中主客體的地位，仍然用所謂的辯證思維規律替代宇宙規律。
唯物辯證法存在著難以克服的悖論。辯證本身要求用聯系的、發展的、變化的觀點看問題；而“唯”是單壹、獨有的意思，具有排它性。強調事物的單壹、獨有，本身就是偏執，就是違反辯證思維的，它的發展結果只能是片面、獨斷。辯證唯物主義這壹命題，從形式上分解開來的意思就是：用變化、發展的觀點方法服務於偏執、獨斷的世界觀。這很荒唐，講辯證就不能有偏頗，講“唯”就要排斥“辯證”，二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把兩種相反、對立的概念揉在壹起形成壹種主義，並用這種主義指導人們的行動，其結果是難測的。講原則時用唯物，改變原則時用辯證，講唯物可以否定人的精神本性、道德。所以馬國家普遍都實行禁錮思想鎮壓不同意見、封鎖資訊、限制自由、偏執獨裁、壹黨專制，同時，黨的政策、原則朝令夕改，出爾反爾，指鹿為馬，都是辯證思維的產物。
眾所周知，提出壹個命題，所用的概念必須經過明晰準確的界定，這才能讓那命題有點確定性，也才能讓他人理解、驗證和運用。恩格斯將形式邏輯斥為“形而上學”，率先使用“辯證思維”的非人思維方式，它的特點就是從不明晰界定概念，吐出大量雲霧，讓妳怎麽理解都行。辯證法自稱是變化哲學，能適應各種變化，決不會傻頭傻腦地把話說死，因此，其最大專長莫過於當事後諸葛亮，不管發生什麽事情，到頭來都能用辯證法解釋得通。很多人即使不能未蔔先知，如果有當事後諸葛亮的能耐，壹樣能吃得開、混得轉。關鍵是兩點：壹是事先把話說得越模糊越好；二是要牢牢抓住最終解釋權。掌握了這兩點，就永遠不會穿幫。辯證法如同算命瞎子，沒本事預言未知，解釋已經發生了的事卻頭頭是道。“父在母先亡”不就是準確預言天下壹切父母死亡時間的宇宙運行規律麽？父母死於同壹時刻的概率小到幾乎不會發生，如果父親先死，那就是“父在母先亡”；如果母親先死，那就是“父在，母先亡”。這種處處反對形而上學的辯證思維，豈不是無往而不勝？和尚和道士是這方面的老手，到廟裏或道觀求簽，竹簽上玄而又玄的文字，最終當然由他們來解釋。商家們深明此道，把格式合同的條款寫得模模糊糊，最後附上壹條：該合同最終解釋權歸本公司。死板板的形式邏輯只知道，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不能跟著獨裁者的意誌轉，當然不合獨裁者的心意。而辯證唯物主義的高度靈活性，最能博得獨裁者的青睞，反正最終解釋權掌握在他們手中，願意怎麽解釋就怎麽解釋。唯物辯證法還真成了他們最得心應手的銳利武器。
沒有了形式邏輯作為基礎，辯證邏輯完全成了偽邏輯。謊言的理論基礎就是馬的辯證法。用林彪的話來說，“辯證法就是變化法”，也就是詭辯法。它的精髓就在於“兩點論”，什麽都能“走向反面”：美國可以變成紙老虎，東亞病夫可以變成世界革命中心；黑的可以是白的，白的可以是黑的；滔天大罪可以變成豐功偉績，豐功偉業可以變成滔天大罪。運用之妙，存乎壹心，關鍵在於那“九個指頭”屬於誰。民間所謂“說妳行，妳就行，不行也行；說妳不行，妳就不行，行也不行”就是從這兒來的。這套“辯證思維”最受統治者歡迎。毛澤東什麽都不說清楚，只是雲天霧地地暗示壹通，還要強調“兩種可能”，讓下屬去揣摩聖意。如果事情辦好了，他就說是他的英明指示使然；如果辦砸了，他就說是妳違反了他的教導──他不是早就強調過失敗的可能了麽？正是深得辯證之道，大人物才能在罪惡之後心理平衡下來。他們根本用不著解釋什麽？只要事後壹辨正，什麽都是為了勞苦大眾。文革有這樣壹段真實的笑話：幹部學哲學時，壹個農民幹部發言說：“馬克思主義就是‘折了主義’，怎麽說怎麽有理。”於是，他們繼續錯誤著昨天錯誤，罪惡著昨天的罪惡。只要有辯證法來撐腰，也就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了。正過來看是不行，就反過來看。反過來看不行，就再倒過來看。只要用心厚黑，就沒有什麽不能實行的東西。唯物辯證法，完全是為所有邪惡行徑狡辯的歪理邪說。在今天，人和人之間，互相不信任，辯證思維是罪魁禍首之壹。
很明顯，推廣這套東西，勢必徹底摧毀人的思維能力。它不僅不能幫助人們進行正確、有效的思維，更攪亂人們的正常思維，把人們的思維引向錯誤，引向根本不能產生新發現、新發明、新創造的死路。人類要正確思考，就必須遵循壹套規則，這就是形式邏輯。不遵守這套“交通規則”，頭腦中的各種模糊概念就只會紛至踏來，雜亂無章，永遠也理不出個脈絡來，也就不可能形成井井有條的思想體系。
1949年以來，中國人的教育中，完全只教辯證唯物主義，極不重視甚至完全不教形式邏輯。中國學生被告之，形式邏輯是“孤立、靜止、片面”的形而上學，是錯誤的思維理論。
殊不知，喪失了“孤立、靜止、片面”的抽象思維，何來聯系、運動、全面的思維？事實證明，孤立的、靜止的、片面地來研究事物的方法，在人類現有的認識情況下是最好的方法論，才可能了解事物的本質。物理學的“質點”、“剛體”、數學的“點線面體”等概念，完全是人為捏造出來的，捏造的目的就是為了把問題簡化到有研究的可能。如果不在思維中把概念固定下來，讓它的內涵外延始終不變，而是讓它如同孫悟空壹樣，忽而是A，忽而是B，忽而兼有AB，那妳就根本不可能明白任何問題。無論是實驗條件的摸索，還是尋找壹種現象背後的決定因素，只有壹種最為可行的方法，那就是固定其他的變量，通過改變某壹個變量研究這個變量對結果的影響。否則的話，胡子眉毛壹起抓，只能讓人暈頭轉向。試想，對部分無知或曲解有可能正確的進行聯系嗎，有可能正確把握整體嗎？“靜止固定”的邏輯思維方式，乃是人腦對付不斷運動變化的外界的唯壹利器。這和拍快照乃是同樣的道理：如果妳不把曝光時間縮小，膠片上的運動物體就只能是壹片模糊。事物之間的聯系千絲萬縷，如果把所有的關聯都考慮進去，就等於什麽也幹不成，就象我們老祖宗壹樣，只能抱著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的混日子。而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是總想壹口吃成個大胖子，壹開始便從總體上提出本質的觀點。這種帶有原始思維特征的傳統正與辯證法不謀而合。
馬克思主義才真正是“孤立片面靜止思考問題”的行家裏手。“兩分法”應用於社會實踐，便成了世上最機械、最死板、最僵化的黑白兩分法。人性的善惡，竟然以其財產多寡定量劃分，多財多惡，少財少惡，無財不惡，成了典型的“量變引起質變”。只要在1949年以前擁有田產若幹，那就再無“改惡從善”可能，只能在人間地獄裏煎熬。老鄧復出後毅然結束了這些倒行逆施，竟會在大眾中激起強烈不滿，說明人民心智的敗壞到了何等地步。
黎鳴說:辯證唯物主義教育完全迎合了中國歷史上獨斷論思維傳統的需要，致使中國人的平均思維能力普遍低於西方人，乃至低於日本人、韓國人，甚至低於香港人、臺灣人。中國（文）人不僅不會思維，而且還反思維，倒退思維，這種趨勢更突現在中國的教育，特別是中國的大學教育，以及所有文化媒體的傳播之中。譬如：李澤厚、劉再復說：“中國沒有垮，是因為抓好了經濟這個根本，老百姓滿意”。這些天真的人們不加分析地相信“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這句老話。因此他們斷定，凡是保住了政權的必定是好政權，凡是失去了政權的必定是壞政權；成者王敗者寇。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奴豬思維：“豬沒推翻屠夫的統治，就證明了屠夫的仁慈”。
中國革命的次數也不少了，為什麽不能民主？因為中國人不懂正義、不講正義的。講正義首先得講“形式正義”——即程序方面的正義。形式邏輯就是思維方面的形式正義！沒有邏輯，中國不可能民主；邏輯是理性思維的前提！沒有理性，是不可能民主的！中國人根本問題是沒有遵守邏輯的同壹律。對他人嚴，對己松；對上級拼命的吹捧，對下級百般愚弄或刁難。在他們的心中永遠沒有平等，他們只有強盜邏輯和法西斯邏輯。有人鼓吹“不平等是人類發展的動力”，真是反人類的奇聞！動物世界是不平等的世界，人類社會是追求平等的社會。人類追求平等的前提就是人能遵循思維的形勢正義——形式邏輯的要求；否則，搞類比推理，把人當牛當馬當豬當磚頭當螺絲釘，最後必然走向東方似的非人社會！
3．唯物辯證法對科學的巨大危害
唯物主義者宣稱，唯物論和辯證法結合到壹起產生的辯證唯物主義，是研究自然科學戰無不勝的銳利武器。主張辯證法的人認為：形式邏輯不過是刻板的死腦筋，而辯證邏輯則能適應千變萬化，具有更高級的意義。辯證唯物主義的三大規律自然就是辯證邏輯的規律。
所謂的“自然辯證法”就是說整個自然界都遵循了馬的辯證法“規律”在發展，恩格斯專門寫了《自然辯證法》，鬧出了各種笑話。恩格斯反對熱力學第二定律，即熵增原理；同意電磁波和光線在宇宙空間必然通過某種物質即以太的振動來傳播。恩格斯認為數學基於物質直觀，總喜歡將各種數學運動和物質運動直接對應，並認為計算機不過是不可靠的“數學演算同純邏輯演算的滑稽的混合”。此類謬論，在《自然辯證法》和《反杜林論》中不可勝數。當年德國工運領袖伯恩斯坦把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手稿交給愛因斯坦征求意見。愛因斯坦的回答是，如果不是由於恩格斯是壹位有名的歷史人物的話，就根本不值得出版。
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這本書裏，處處揮舞政治狼牙棒。事實上，在受馬赫思想影響而誕生的狹義相對論已發表了三年之久，才出版的這本光輝著作，列寧居然還把馬赫等人罵成最兇惡的敵人。以這樣兩部書為依據來指導自然科學，還能指望有什麽好結果。
由於辯證唯物主義定義的研究對象更接近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加上強調實踐的作用，必然以哲學的力量阻礙真正科學的發展。在辯證唯物主義大旗下幹預和踐踏科學，從二十世紀初的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開始，在中國的文革時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時間跨度長達近70年，涉及前蘇聯、東歐和中國等十多個國家，幾乎覆蓋了所有自然科學領域，被殘害的科學家成千上萬，是人類歷史上的大悲劇；無論在規模上、延續時間上和涉及的範圍上，都遠遠超出了以前人類歷史上對自然科學的幹涉和踐踏的總和。結果遺傳學、愛因斯坦、馬老的新人口論都被當成資產階級的毒草而消滅，中國鬧得民不聊生。很多人由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得出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且往下看：
物理學：1）熱力學：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宇宙遲早將處於“熱寂”狀態。唯物主義主張宇宙無始無終，絕對不能接受此說，前蘇聯和當時中國，幾乎每本熱力學教科書既講熱力學第二定律，又不得不對“熱寂論”進行猛烈炮轟，搞得前言不搭後語。
2）狹義相對論：愛因斯坦發表狹義相對論是受到馬赫思想的啟發。彭加萊是狹義相對論的前驅。馬赫和彭加萊都是實證主義學者。辯證唯物主義眼看著沾不到邊，恨得牙癢癢的，對他們壹個勁兒的惡罵。
3）廣義相對論：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發表後，被蘇聯認為是唯心主義。為此，蘇聯科學院院士福克專門寫了壹部名為《時間、空間和引力理論》的書。據說，是根據辯證唯物主義指引下寫出來的。然而，盡管有院士威望，卻響應者寥寥，以後連半點聲息都沒了。
4）量子力學：海森堡根據實證哲學，由測不準原理推出了不確定原理。對海森堡的批判是壹定要進行的。尷尬的是，前蘇聯和中國的量子力學的教程裏，壹方面到處要引用不確定原理，卻偏偏只說是測不準原理，搞掛羊頭賣狗肉的買賣。脫離了原理的來歷講原理，講的人越講越糊塗，聽的人如墮入五裏雲霧之中，教出來的學生到頭來只能死套公式。
宇宙科學：根據廣義相對論，宇宙有限。二十世紀哈勃等人的天文觀察也表明，宇宙在不斷膨脹中。以後，科學家又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理論，並得到大量觀察證實。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和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卻說：宇宙就是我們生存於其中的客觀世界，宇宙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無限的。其他的理論都是離經叛道的異端邪說。蘇聯從三十年代起就開始譴責相對論宇宙學，1949年後的中國沿襲了這個立場，使得宇宙學成了壹個禁區，甚至把英文中的cosmology壹詞譯成宇宙論而不是宇宙學。結果，二十世紀宇宙學蓬勃發展，卻沒有前蘇聯和中國人的份。
化學：1952年《科學通報》刊載了6篇蘇聯科學家批判美國科學家鮑林的“共振論”的文章，認為共振論是唯心的、反動的偽科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鮑林卻因為這項工作獲得了1954年諾貝爾化學獎。鮑林是量子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的創始人。由於他的工作，許多重要的化學概念得到更新。由於他反對核武器和反戰行動，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生物學：1）物種演化：在前蘇聯和當時的中國，長期以來把法國科學家居維葉提出的“災變說”，當作是《聖經》裏大洪水泛濫的詮釋，予以嚴厲批判。然而，壹系列考古表明，地球上發生過不止壹次巨大災變，例如：寒武紀的生命大爆發，6500萬年前恐龍等物種的大滅絕等等。居維葉在這方面並沒錯。
2）基因和遺傳。最大和最慘重的失誤，莫過於基因和遺傳領域了。1865年，奧地利的孟德爾，提出了生物遺傳基因學說。20世紀初，他的學說被重新發現，美國生物學家摩爾根等對染色體的研究，使得基因學說得到飛速發展。前蘇聯以李森科為首的壹夥人，建立起據稱是高舉辯證唯物主義大旗的米丘林學派，對孟德爾-摩爾根學派進行火力最猛的圍剿和批判。尤其荒唐的是，1953年，沃森和克裏克發現了基因的載體DNA的雙螺旋結構，前蘇聯和當時的中國的批判依然塵囂甚上。從基因、染色體到DNA，人家壹件件真憑實據都已經攤了出來，還要喋喋不休的反對，臉皮也真厚了。但是，紙包不住火，米丘林學派的旗手前蘇聯的首席科學家，農業科學院院長李森科終於現了原形，原來不過是壹個偽造實驗數據的江湖騙子。與國家大事相比，壹個騙子院長身敗名裂畢竟是件小事。前蘇聯和中國的遺傳學被耽誤了幾十年，讓人何等痛心！
這期間還有壹個滑稽插曲。壹位名叫勒柏辛斯卡婭的女人聲稱發現了壹種非細胞形態的“生活物質”，能夠演變為細胞。眼看著非生命體可以演變為生命體了，再不需要上帝了，這是何等了不起的偉大成就！偉大的辨證唯物主義指導下的科學研究，證實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偉大！勒柏辛斯卡婭學說受到廣泛宣傳，寫進高等學校的教學大綱中。前蘇聯政府號召大家學習，還授予她斯大林獎金，真是名利雙收。但是，以後發現所有壹切都是偽造。
斯大林斷然否認，人的思維部分地可以為機械運行所代替，他斷然拒絕在蘇聯也研制電子計算機，說這是唯心主義的荒唐想法。結果呢，1946年2月5日，出於美國軍方對彈道研究的計算需要，世界上第壹臺電子計算機埃尼卡（ENIAC）問世。這個重達30噸，由18800個電子管組成三層樓高的龐然大物就是所有現代計算機的始祖。後來發展了半導體技術，采用了晶體管，體積大大縮小，現在手提電腦的運算速度，已經大大超出最初的埃尼卡的運算速度。唯物主義哲學的指導，使斯大林大大地丟了壹次臉，使唯物主義聲譽掃地。
幾乎所有自然科學的重要領域，不是讓辯證唯物主義的“死對頭”占了先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硬要出頭結果鬧得個大敗虧輸。可以說，辯證唯物主義在所有前沿科學領域無不壹敗塗地，全軍覆沒。辯證唯物主義在前蘇聯和當時的中國被奉為官方哲學，哪位科學家還敢冒著被戴上唯心主義或資產階級學者的帽子，去對著幹？即使想對著幹，也拿不到科研經費。非但如此，在改造資產階級思想的幌子下，許多科學家不得不天天做檢討，思想受到嚴重禁錮。因此，包括：宇宙科學、量子化學、遺傳學等許多科學領域的研究，在前蘇聯和當時中國都受到了嚴重阻礙。這些都是在辯證唯物主義法大旗下對科學的粗暴幹涉的嚴重後果。
除了除暴幹涉，還有嚴厲的打擊和鎮壓。在蘇聯受到批判的觀點還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孟德爾的遺傳學和摩爾根的基因說、鮑林的共振理論、病等人的量子理論、維納的控制論、弗裏德曼(1888～1925)和伽莫夫(1904～1968)的宇宙學等等。受到批判或者迫害致死的著名科學家包括生理學家巴甫洛夫、物理學家約飛和朗道、火箭設計師科洛廖夫(1907～1966)、物理學家朗道、生物學家瓦維洛夫(1887～1943)，等等。包括科學院院士在內的許多持正義立場的科學家，遭到殘酷的政治迫害、流放、坐牢，甚至迫害致死。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邏輯批判
馬克思在中國是壹個有影響力的大人物，他敢於向當局挑戰為民請命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但他研究問題的方法和結論是可以批判的。在我看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並非科學。
1．立場不科學
社會科學研究問題應該不偏不倚、客觀公正，不能僅為某壹個階級服務。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僅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為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的利益服務，忽視了資產階級本身的合理利益，因而不可能是科學的。
2．社會規律不同於自然規律
馬克思把社會規律等同於自然規律，認為社會規律也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的必然規律，好似古代社會所說的“天意”。馬克思主義者大談“鐵的規律”，把社會科學導向了神學。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壹度成了代表規律代表真理的神，“四項原則”成了不可懷疑、不可批判的“聖旨”，成了當代神學。
3．研究方法不科學
馬主義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辯證法，嚴重忽視了形式邏輯和公理體系的方法。不以形式邏輯和公理體系為基礎的辯證法是科學方法的反動和倒退，研究方法的不科學表現為：
1）不下定義。“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53頁）。馬克思主義者從具體的客觀事實出發研究問題即使能歸納出壹些道理，也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性，這是由歸納推理的或然性決定的。如果對概念沒個界定，討論問題就會淪為詭辯。譬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沒給使用價值、價值等概念下定義。馬克思說：“壹切勞動，從壹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的價值。”馬克思的信徒們解釋到：生理學意義上支出的勞動必須采取相同的社會平均形式即抽象勞動才形成價值[復旦大學張熏華、洪遠鵬《資本論難句試解》]，他們斷言：農民自產自消的糧食沒有價值，向領主交納的貢糧沒有價值，但余下的糧食拿到市場上買賣就有了價值，共產主義社會的糧食更沒有價值。請問：中世紀的農民的勞動怎麽時而有平均形式時而又沒有呢？共產主義的勞動沒有平均形式嗎？可見，馬克思主義的價值是壹個詭辯符號。壹會兒是勞動創造價值，壹會兒只有交換[的產品]才有價值，兩種說法自相矛盾、令人啼笑皆非。
有人反駁說：農民自己吃的糧食有價值，但沒有交換價值。這是對馬克思修正與篡改，不合馬克思的原意。馬克思只承認商品有價值，否認產品有價值。他認為共產主義的產品都沒有價值，價值規律將不起作用，取代價值規律的是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經濟的規律。
2）不從原始概念出發。按公理體系的要求，原始概念是構造壹門學科的最基本的概念，它不能定義，只能大致解說，被稱為元概念，用它可定義其它概念。從歷史主義的視角看，原始概念反映的事物正是復合概念反映的事物的起點，可見公理體系法與歷史主義的研究法是壹致的。馬主義把從原始概念出發的公理體系法貶為唯心主義的方法。馬克思說：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這樣，產品就成了定義商品的原始概念。馬克思未從原始概念產品出發卻從復合概念商品出發來研究經濟學，違反了公理體系法的要求，把經濟學引向了邪路。
3）商品與產品的混淆。根據形式邏輯的要求，揭示概念內涵的方法是下定義，下定義的公式是：被定義概念=種差+屬概念。種差就是被定義概念區別於屬概念的獨有的內涵，即被定義概念所指對象的本質屬性。簡單地說：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在這個定義語句裏，“用來交換”是商品區別於勞動產品的種差。所以，交換是商品的本質屬性。事實上，只有通過交換過程的勞動產品才是商品，決定商品價格不是勞動因素而是交換因素。交換屬性或交換價值才是商品的本質屬性，勞動（價值）不可能是商品的本質屬性。
下面分析商品的外延。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卷第50頁說：“如果把商品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就只剩下壹個性質，即勞動產品這個性質”。他忽視了壹個非常關鍵的前提，即商品並非都是勞動產品。非勞動產品成為商品的實例俯拾皆是，如：土地、自然資源、風景勝地、人體器官及精子、卵子、血液等。所以，“把商品的使用價值撇開”，那麽無論是勞動產品如皮衣、大米等，還是非勞動產品如天然鉆石、人體器官等，它們“就只剩下壹個性質”即消費者的需求對象。因此，商品的外延=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用來交換的非勞動品。
因此，商品的嚴格定義應該是：商品是用來交換的物品（包括勞務甚至社會關系如[買賣]戶口、[買賣]官位、爵位、文憑）。在此定義中，“交換”是種差，為商品的內涵；物品是商品的外延，物品包括有形的物品或無形的物品2各方面。
商品、產品、物品三者之間外延方面的關系如何？商品、產品與物品是壹種包含、被包含關系，即商品和產品都包含在物品之中，也就是說，商品＋產品＜物品，也就是說：所有的商品和所有的產品都是物品。商品和產品在外延上是壹種交叉關系，也就是說：有的商品是產品，有的商品不是產品；有的產品是商品，有的產品不是商品。既然商品和產品在外延上是壹種交叉關系，為產品所特有的“勞動”屬性不可能是商品的本質屬性。
因此，產品可定義為：產品是經過勞動的物品。所以，“勞動”是產品區別於物品的“種差”，勞動（價值）是產品的本質屬性。馬克思誤把產品的本質屬性——勞動（價值）當成了商品的本質屬性，這導致馬克思經濟學從壹開始就不成立，壹開始就是荒謬的。
《資本論》研究的商品不是在交換領域或交換過程中，而是脫離了供求關系。例如，“商品首先是壹個外界的對象，壹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這種需要的性質如何，例如是由胃產生還是由幻想產生，是與問題無關的。這裏的問題也不在於物怎樣來滿足人的需要，是作為生活資料即消費品來直接滿足，還是作為生產資料來間接滿足。”這清楚地說明了《資本論》所分析的商品與需求無關；與供求關系無關的“商品”，實際上就脫離了交換過程。再加上商品的價值和剩余價值都是在生產領域裏由勞動因素決定的事實，這些就充分證明了《資本論》把生產過程中的勞動產品當成了商品，或者說，《資本論》中的商品是生產過程中的“商品”而不是交換過程中的商品。很明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把勞動屬性當成了商品的基本屬性，把勞動因素當成了決定商品價值的因素。把勞動產品的勞動屬性“戴”在了商品的“頭”上，成了商品的基本屬性，最終使馬克思走向了謬誤。
馬克思混淆產品與商品的概念，其根本的原因是他鄙視形式邏輯，以辯證邏輯即詭辯邏輯為理論分析工具。這種詭辯伎倆只能愚弄缺乏思維規律——形式邏輯訓練的人們。
4）循環定義。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們弄了壹點形式邏輯，他們用“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統壹”來定義商品，又用商品來給價值下定義，陷入了繞圈子的循環定義[詳見北京大學編寫的《大眾政治經濟學》]。只有用公理體系法才可消除循環定義。
5）屬性概念與實體概念的混淆。馬克思說價值是壹種關系，關系是屬性；又說價值是結晶，結晶卻是實體。這樣，實體與屬性就混為壹談了。馬克思說資本不是物是社會關系，可是人們投入的資本總是壹定的實體啊。馬克思把實體概念與屬性概念弄成了壹鍋稀粥。
6）過程與結果的混淆。馬克思尚能區分過程與結果，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們把過程與結果也混淆了。南開大學的谷書堂大教授在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第6期上發表文章說：“把勞動定義為：生產壹定的使用價值所支出的勞動量=勞動時間×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產品÷勞動時間；代入換算得，勞動量=產品。勞動量、勞動、產品三個概念都被谷先生弄成了同義詞，結果就是勞動=勞動產品了，從而混淆了過程與結果。
7）矛盾分析法充滿了矛盾。馬克思主義者喜歡把簡單復雜化，以達到唬人的目的。馬克思用矛盾分析法把商品復雜化，什麽“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社會勞動與私人勞動的矛盾”等等。馬克思強調矛盾激化的壹面，忽視了矛盾消減的壹面，從而陷入了“鬥、鬥、鬥”的泥潭。馬克思認為使用價值是永恒的範疇，價值是歷史的暫時的範疇，這樣使用價值與價值就無法對立統壹了。同樣，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也不成立，因為勞動這壹概念本身就是對千差萬別的具體勞動的抽象，在“勞動”面前再加壹“抽象”，實在是又臭又臟的裹腳布。
8）辱罵與恐嚇不是學術論戰的方法。馬克思總是懷著惡意否定前人和與他同時代的思想家，包括他自稱是站在他們肩上的思想家。如哲學界的黑格爾和費爾巴哈，政治經濟學界的斯密和李嘉圖；馬克思為顯示自己理論的高妙而貶斥他們。
1848年《共產黨宣言》說：“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在馬列主義的“科學”世界觀看來，別的世界觀，哪怕是社會主義思想中不同的派別，都是不科學的，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因而是需要決裂和改造的。馬克思不承認同時代文人思想裏的任何科學及進步價值，常常壹古腦兒稱之為“資產階級的科學”；馬克思把不贊成古典勞動價值論的學派貶之為“庸俗經濟學”。這樣壹來，壹切認真的討論和研究都被他們預先阻止了。
他的弟子們承襲了他的品性，公然狂稱，在馬克思主義之前，這個世界沒有真理，沒有壹個適合於人類的思想理論。這種狂傲預示了絕對磚制的出現。於是思想改造發生了、反右發生了、大饑荒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發生了……馬克思主義者把諾貝爾獎的得主保羅.薩繆爾遜斥為資產階級的無恥辯護士。其實，這些馬克思主義者自己成了最高當局的無恥辯護士，他們時而批“唯生產力論”，時而論證“經濟建設為中心”；時而反潮流，時而呼穩定，真是千變萬化不離對權力的吹捧與依附。他們不理解西方學者的獨立性，反而提出了經濟學隨統治階級由上升階段轉為下降階段而興衰的學術依附論，從而達到打倒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目的。中共對獨立學者的打壓與160年前的資本主義英國允許馬克思宣傳反資本主義的理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4．研究目的與研究對象的偏狹
馬克思研究經濟學的目的在於論證階級鬥爭與共產主義的正確。馬克思說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的法權，是形式的平等掩蓋了事實的不平等，因此，共產主義要按需分配做到事實上平等。馬克思對烏托邦的關註導致了他把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僅限制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忽視了經濟過程中人與物的關系和物與物的關系，從而暴露了馬克思主義的狹隘。
西方從亞當.斯密以來國民財富及效率壹直是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對象，可以說是生產力經濟學。馬克思撇開了生產力來研究生產關系、撇開了使用價值來研究價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成了生產關系經濟學。用馬克思主義的生產關系經濟學批判資產階級的生產力經濟學，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發展生產力只會招致失敗。
生產力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
鄧小平認為：反自由化是為了提供壹個穩定的環境，壹心壹意發展生產力，因為生產力是人類最高價值標準，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其實，階級鬥爭為綱或生產力為綱都是錯誤思想。
1．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再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導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最後又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歸結為勞動者與老板的矛盾即窮富矛盾——階級矛盾。馬克思的觀點是錯的。這是因為：矛盾的雙方必須存在壹事物或系統的內部，在內部對立統壹；這就要求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必須在人類社會內部。然而，生產力是人征服自然的能力，是人與自然即勞動者、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的協同能力，而勞動對象如土地、礦藏卻在人類社會之外。這樣，具有壹定非人類社會性的生產力怎能與純人類社會的生產關系構成壹對矛盾呢？
2．馬克思的生產力範疇是混亂的，沒有明確的定義馬的生產力可指生產能力、生產率、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勞動者、物質財富、科技發明，還包括生產關系的含義在內。馬克思關於生產力壹詞的含義有根本的對立的兩類用法。
壹類用法是：生產力就是指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勞動者、科學技術等東西。例如，馬克思說：“組織共同家庭經濟的前提是發展機器，利用自然力和許多其他的生產力，例如自來水、煤氣照明、暖氣裝置等，以及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沒有這些條件，共同經濟本身是不會成為新生產力的，它將沒有任何物質基礎，它將建立在純粹的理論上面，就是說，將純粹是壹種怪想，只能導致寺院經濟。”“在壹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壹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革命因素之組成為階級，是以舊社會的懷抱中所能產生的全部生產力的存在為前提的。”“革命階級本身”就是指無產階級、勞動者，所以這裏的生產力就是指勞動者。
另壹類用法是：生產力是生產的能力或水平。馬克思說：“這裏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也壹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且不說由於許多力量融合為壹個總的力量而產生的新力量。”恩格斯對此評論道：“許多人協作，許多力量溶合為總的力量，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造成‘新的力量’，這種力量和它的壹個個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主張生產力是壹種“物質力量”的人，反對把生產力定義為“改造自然的能力”。把生產力看成是壹種物質力量是不對的，因為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和勞動者只是生產力的要素，這些要素要轉化為實際的生產能力還必須經過壹系列的中間過程，正如康德所說“（例如壹句詩的各個個別的詞）絕不構成壹個完整的思想（壹句詩）”壹樣。這些要素只有在生產過程中聯合起來，才能形成壹種物質力量。
3．“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是錯的
馬克思把結合前的生產條件（生產力要素的元功能）和結合後的生產能力（生產力系統的構功能）都稱之為生產力，元功能和構功能的混淆所造成的後果是嚴重的。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勞動者等要素的作用就只能是生產力的元功能，不等於它們的構功能（即生產力）。
從系統與功能的角度來看：生產力需要生產要素的結合，不結合不能形成現實的生產力；生產力的大小就是由生產過程中要素聯合的形式來決定的，不同的聯合形式產生不同的作用。生產要素發揮“元功能”的作用，它們對生產力“構功能”的作用影響要通過生產關系的結構體現出來。這樣，生產力就離不開生產要素的結合關系。而生產要素的結合關系就是生產關系，因此，生產力就不能離開生產關系。既然生產力不能和生產關系分開，它們只有形成壹個結合體即在生產方式中才有現實的生產；那麽，生產力又怎可能與給自己力量的生產關系發生矛盾，並把生產關系拋在身後而獨自向前發展呢？從結構與功能的關系來看，生產力壹時壹刻也離不開生產關系，不是像人們所比喻的那樣是腳與鞋的關系、身體與衣服的關系，由壹個基本適合到錯位不適合、再經過調整到適合同步的過程。
按照“標準的馬列主義”理解，生產力是壹種能力，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勞動者等是生產力的要素，包括所有這些要素在內、並形成綜合作用結果的生產力（作為壹種能力）決定生產關系，即決定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們之間的矛盾運動構成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並且根據“標準”理解，生產關系就是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包括生產資料歸誰所有、人們在勞動的地位和相互關系如何、產品如何分配。事實上，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問題就是人與物的關系問題，也就是人與其他生產要素的關系問題；馬克思又把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流通）稱為生產關系，所以生產關系就是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物的關系。接著按照唯物史觀的解釋就是，當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時候，就對生產力的發展起促進作用；當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時候，就對生產力的發展起阻礙作用，並且最終要被新生產力所推翻，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就是這樣壹個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
根據現代系統科學原理：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物之間形成的關系結構決定著生產能力（作為生產系統對外功能體現）的大小，這樣，生產力作為壹種能力就不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是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原有的所謂的辨證關系原理就要倒過來。更重要的是根據結構和功能的同步性，功能不可能與結構分開，因而就不可能推論出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由相適應（即同步）到不適應（即錯位）、通過社會變革後再相適應（再同步）然後到再不適應（再錯位）的循環往復、由低級階段到高級階段的發展過程。
事實上，生產力的變化和生產關系的變化是同步的，不存在錯位的矛盾。拿“自來水、煤氣照明、暖氣裝置等”來說，從它們被發明出來、到它們在實踐中應用、然後到整個社會生產效率提高來看，好像是先有這些技術發明，然後應用到社會實踐中去，然後才有整個社會的生產方式的變化；但事實上，任何技術發明和創新都是在壹定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下產生，與該技術發明創新相配套的分工管理等生產關系也同時在人們頭腦中產生。因此，任何技術發明，在靈感產生的時候也必須同時考慮與它相適應的協作管理等實際的應用，這些協作和管理的關系就是生產關系的內容。發明創新變成現實後，它還只是壹部機器、壹種革新方法，壹種潛在的、可能的生產力，還不是現實的生產力，只有它與生產關系結合在壹起，運用到實踐中時，才變成現實的生產力。隨著技術成果（潛在的、可能的生產力）由觀念形態向現實形態轉化，潛在的、可能的生產力也在新的生產關系的組合中形成現實的生產力。不能把技術發明創新與應用同生產關系和社會生產分開，技術發明之前舊生產力與舊生產關系同時存在，技術發明之後新生產力與新生產關系同時存在，整個變革的過程都離不開生產關系，整個變革過程是以新的技術發明為核心的新生產秩序取代舊的生產秩序的過程。
有人提出生產力的要素決定生產的形式——生產關系的觀點，並舉古今不同的兵器決定不同的打仗方式作為例證。這也不成立，因為壹談到要素，首先必須弄清是什麽整體的要素，如同兵器首先要看是什麽時代這個大環境中的兵器壹樣，不同的時代就決定著不同時代的兵器水平，當然也決定著不同的打仗方式；其次，要素可以進入不同的形式，如果說要素決定形式，那麽要素為什麽不選擇它要進入的特定形式而要進入不確定的多種形式裏面去呢？壹個要素能決定未來壹定要進入的某壹特定形式嗎？
還有人根據馬克思的“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這句話證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是內容和形式的關系，並根據內容決定形式的關系原理進壹步推論說：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關系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不是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其實馬克思這句話本身就不對，錯就錯在馬克思僅僅把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生產關系理解為形式。其實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只是生產力的形式中的壹部分，除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壹部分形式外，生產力不可能不需要生產工具形式，也不可能不需要勞動對象形式。既然生產工具、勞動對象以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生產關系都是生產力的形式，為什麽僅僅把生產關系看作是生產力的形式、其他兩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就不作為生產力的形式來看待呢？所以，馬克思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理解為內容和形式之間的關系是錯誤的，更不能根據內容決定形式的原理推論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是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
自由平等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
1．自由、公平的制度促進社會發展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進而決定壹切”是毫無根據的。兩千年來，中國的生產力不能說毫無發展，然而並未“推動”政治和社會全面進步，倒是宋明以來政治日益專制化，使得經濟的發展大受限制。中國洋務運動開始時正是日本發生巨變的明治維新前夕，就是說，中國近代工業的起步並不比日本晚。為什麽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結果卻完全不同？到20世紀初，日本這個“蕞爾小國”已成為工業和軍事強國，而號稱地大物博的中華帝國仍然積貧積弱，只有挨打被侵略的份？這其間的差別當然是制度上的。明治維新確立了君主立憲制度，而洋務運動只是專制制度下的經濟振興。政治制度不變就不會有經濟起飛。中日兩國經濟的差異在於制度，而制度的差異又在於思想差異。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有壹場思想解放運動，中國當時並沒有發生這樣壹場徹底的思想解放運動。可見，是自由思想推動了社會發展。
馬克思主義總是強調生產力、經濟對社會的決定作用，把文化、政治擺在後面。歷史卻相反：先有公平競爭的觀念，才有古代的公平競爭的奧運會（公元前776～公元394年，古代奧運會歷史長達1175年），而當時並未有公平競爭的商品經濟。
事實上，對社會起決定作用不是生產力，而是自由、公正的觀念。正是自由、公正的觀念不僅推動著社會的進步，而且威脅到特權階級的壟斷利益，所以，統治集團總是傾向扼殺思想言論自由。譬如：11世紀地中海兩個最大的貿易集團是熱那亞商人和馬格裏布商人集團；熱那亞人信仰個人主義，自由、公正的觀念得到了發展，熱亞那出現了契約、行會、產權，發展成著名的城市共和國；相反，馬格裏布人信仰集體主義，自由、公正的觀念被扼殺，馬格裏布演變為獨裁國家，經濟逐漸雕零。又如：西班牙的黃金比英國多得多，從1502～1660年，西班牙從美洲得到18600噸註冊白銀和200噸註冊黃金，到16世紀末，世界金銀總產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西班牙的軍力也比比英國強得多；可後來西班牙衰弱了，英國卻成了世界的中心。原因在於：西班牙被穆斯林統治過，專制的集體主義思想嚴重，從而使西班牙日益落後；英國有自由主義的傳統，自由、公正的觀念的強大使其日益民主而富強。
馬克思主義鼓吹生產力決定論，說什麽“手推磨導致封建社會，蒸汽磨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而得出民主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此說完全顛倒了歷史事實。英國先有1640年的政治（上層建築）革命即清教革命，英國率先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確立了人權和財產權保護制度。在自由制度的保障下，1687年誕生了牛頓力學（科學革命）。
牛頓力學逐漸轉為技術。1771年，阿克萊特在富有水力資源的克羅姆福德建立棉紡廠，雇傭300余名工人。阿克萊特的成功，引發了壹個用機器生產的工廠取代手工工場的演變過程。在阿克萊特辦廠10年後，英國已有20家以水力為動力的工廠，至1790年增至150家。將蒸汽力變為大工業的機械動力的任務是由詹姆士.瓦特完成的，他是格拉斯哥大學的儀器修理工。在著名熱力學家、格拉斯哥大學教授布萊克熱力學理論的直接影響下，經過幾年實驗發明了與汽缸分離的冷凝器，制成了單動式蒸汽機（即馬克思所說的蒸汽磨），並於1769年取得發明專利。然而，單動式蒸汽機的制成，只是變蒸汽動力為機械動力的第壹步。要使它直接能用於發動各種機械，尚需進壹步改進。在工廠主馬修.波爾頓的合作和資助下，瓦特經過10多年的研究，終於在1782年制成了復動式蒸汽機。蒸汽機研制成功，標誌著工業革命的開始。蒸汽力取代水力作為機械動力，從根本上克服了水力動力給工業生產帶來的局限性。1785年，在帕普爾維克出現了英國第壹家以蒸汽為動力的棉紡廠。1806年，曼徹斯特建立了第壹家以蒸汽作為動力的棉織廠，1818年增至14家。到19世紀30、40年代，作為工業革命先行部門的棉紡織業，率先實現了機械動力的蒸汽化。
英國發展的歷史順序是：上層建築革命—→生產關系的革命（財產權保護制度的建立）—→科學革命—→產業革命。這與馬克思生產力決定論完全相反。
美國的發展歷史進壹步說明了對社會起決定作用不是生產力，而是自由、公平的觀念和制度。與黃金產地、錢能通神的南美社會比，北美“落後”得太遠太遠。當英國移民於1607年抵達美洲時，他們得到的是西班牙人不想要、氣候相對惡劣、沒有金銀儲藏的北美地帶。然而北美初民在基督新教的熏陶下，於1620年簽定了《五月花公約》，建立了公平的社會制度，這是南美所沒有的。“五月花號”船民建立新普利茅斯（馬薩諸塞的前身），為應付嚴峻的生存挑戰，組成了共產公社，不僅生產甚至連炊事、縫紉等家務勞動也都是集體化的。在危機過後，“大鍋飯”便面臨解體。已婚女子發牢騷，因為她們要為指派到她家來的單身漢做飯、縫補；單身漢也埋怨，他們與女人的丈夫壹樣勞動，但所得卻很少。所有的人都對吃“大鍋飯”不滿，於是便通過會議表決，分田單幹。他們在解散其公社時遵循了公平分家的原則，沒有發生“掌勺者私占大鍋”的現象。公社成員在“分家”後不僅享有基本權利的平等，且得到的公社遺產也大體平均，這為日後的發展提供了均等的機會。
18世紀的北美特別落後，不僅沒有機器，連“牛耕馬運”也不多。殖民地農場的主要工具是鋤頭、斧子等。直到1769年，對弗吉尼亞10個種植園倉庫進行的調查，只發現4張犁。壹個弗吉尼亞人說，1753年他步行了140英裏，沒有看見壹張犁或壹駕馬車。那時的耕作還普遍實行撂荒制，近乎刀耕火種，施肥與輪作都很罕見。當時的北美農村人口占到95%以上，市場經濟落後，沒有產業工人。與歐亞大陸和拉美相比，美國的“生產力”顯得落後，絕無“先進”可言。由於北美不產金銀，外貿又多是逆差，貨幣長期奇缺，煙草、木板、肉類、谷物都被用作交換媒介，信用、賦稅、工資乃至哈佛大學的學費都是用實物支付。
北美社會的自由、公平觀念改變了那裏的落後。移民遠涉重洋來到北美大陸的重要原因，在於他們在母國沒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乃至因信仰遭受政治迫害，到新世界來尋求平等和自由。托克維爾指出：“移民在離開祖國的時候，壹般都沒有妳比我優越或我比妳優越的想法，認為幸福的人和有權有勢的人都不會去流亡，貧窮和災難是平等的最好保障。”
在1787年的制憲會議上，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代表查爾斯.平克尼說：在美國人當中，“財富和等級的區別比其它任何國家的人都小。……平等是合眾國的最重要的特征”。諾厄.韋伯斯特宣稱：對土地財產實施壹種普遍的可以承受的平等分配是國家自由的全部基礎；平等是壹個共和國的真正靈魂，比起出版自由、陪審團審判以及其他壹些自由來說更為重要。
19世紀30年代，法國著名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寫道：在我訪美期間，在吸引我註意力的諸多新事物當中，對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美國人民條件的平等，……我對美國社會的研究越深入，我越感到這種條件的平等是壹個最基本的事實，其它事實都是由它派生的。他的結論是，世界任何其它地方從來也沒有像美國這樣平等。
壹個封閉的、處於專制統治下的民族，是難以認識人的價值的，因為他們沒有衡量與施展才能的機會；只有在自由的土地上，人的價值才會充分顯示出來，並真正為人們所認識。沒有誰比美國人對此有更深的體會了。1759年壹位定居美國的法國紳士克裏維庫爾曾描述說：“歐洲人初履斯土，目光、胸襟都顯得極為狹窄，但不久便有壹種形同復活的感覺：以前好像沒有活過，過的是麻木無生氣的日子；現在他感到自己是個人，因為大家把他當人；他本國的法律把他看成蟲蟻；這兒的法律把他當作主人……他開始忘卻舊日的卑賤和依順，他不由自主地心花怒放、意氣風發，從而孕育出美洲人才有的自由思想。”壹位農民寫到：“我們全都精神飽滿，我們所從事的事業是壹種沒有桎梏沒有束縛的事業，因為每壹個人都為自己工作，沒有任何的專制君主、有錢的主持或全能的上帝要索取我們的工作成果”。
在公平的制度下，“不患寡而患不公（即公平競爭），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人們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勤儉敬業，就能有所成就。北美被視為“機遇之鄉”，雖然物資貧乏，卻充滿樂觀向上的精神，獨立戰爭前的壹個作家稱美國為“世界上最好的窮人家園之壹”。正是這種公平的制度，使北美不僅在經濟總量上後來居上，而且在市場競爭的規則建設方面也躍居世界首席。美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以及產業革命和產業工人，是在獨立革命、建立民主制度後逐步發展起來的。被廣泛接受的關於美國為什麽沒有社會主義的論點是：因為美國沒有封建傳統，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起點比較公正，機會比較均等，因此，美國人普遍接受公平競爭觀念而對“反競爭”的各種社會主義學說都不感興趣。
幾乎所有的歷史事實說明：先有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後有經濟制度變革，然後才產生相應的經濟發展。二戰後美國占領日本，建立了自由民主制度，占領當局接管了日本的壟斷企業，實行了證券民主化，老百姓也免費分得了股票，為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打下了基礎。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從原來只有中國的幾分之壹，到2000年前後達中國的7倍以上。
2．自由制度是國家興盛的關鍵
1640年的英國革命導致了大不列顛帝國的興起；1644年滿清占領導致了大清帝國的建立。彼得大帝於1689－1725年執政，銳意革新和擴張，建立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
彼得大帝以開明專制的政治制度帶領俄羅斯走出野蠻、落後狀態。1689年俄國幾乎在所有的方面都比西歐落後幾百年。到處盛行著農奴制──實際上農奴的數目在增加。俄國錯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大好時機。牧師愚昧無知；文學暗淡無光，數學和自然科學無人問津。在西歐，此時牛頓的《自然哲學原理》剛剛問世，文學和哲學事業繁榮昌盛。1697至1698年間，彼得大帝到率領由250人組成的“龐大的使團”到西歐作了壹次長途旅行，看到了許多新事物。在這期間，他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當了壹個時期的船長，還在英國造船廠工作，在普魯士學過射擊。他走訪工廠、學校、博物館、軍火庫，甚至還參加了英國議會舉行的壹屆會議。他鼓勵貿易，保護商人利益，改善交通條件，創辦各種官辦工業，鼓勵私人企業，向各國推銷俄國產品；他吸收外國人才，任命外國人為軍官，組建海軍，改造陸軍；他創辦了許多技術學校，還創辦了莫斯科大學、俄羅斯科學院，改變了俄國的教育制度。在政府組織上也學習西歐；他頒布法令，規定人人不得蓄胡子，廢除跪拜禮節，要求宮廷人員必須穿西裝，鼓勵吸煙和喝咖啡。總之，他盡了最大的努力學習西方的文化、科學、工業及行政管理方法；但對於俄國的君主專制制度和俄國的農奴制度卻非但沒改，且予以固守。後來的葉卡琳娜大帝甚至邀請法國思想家狄德羅到俄國主持法典的編修，宮廷中以講外語和仿效西方生活方式為榮。1785年，沙皇葉卡特琳娜在鎮壓了普加喬夫起義之後，曾頒布詔書賦予土地貴族永久占有農奴和土地的權利。俄國的農奴制發展到了頂峰。
這三個國家中，大清和沙俄都在20世紀初滅亡了，滅亡的原因就是沒有自由。
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梁啟超仍念念不忘以彼得大帝的改革為楷模。可是，俄羅斯沒有像西歐那樣完成人的解放和社會管理機構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歷史任務：農奴沒有人身自由，知識階層沒有言論自由，整個社會沒有政治自由，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無法誕生。後來的蘇聯繼承了這個傳統並且變本加厲，終於逃脫不了崩潰的命運。
土耳其和俄國都是半歐洲國家。在彼得未登基前的兩個世紀當中，土耳其在軍事、經濟和文化上都比俄國先進。在1700年前後，沒有哪位土耳其君主認識到西方化的重要性。因此俄國自從彼得時期以來取得了迅猛的進展，而土耳其卻只以緩慢的步子向前，結果多次被俄打敗。直到20世紀初，凱末爾.埃塔特克才領導土耳其朝著迅速西化的目標邁進。
可見，落後國家要趕上西方發達國家，全盤西化——即自由化是必須的壹步。 1998年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說“人的自由不僅是發展的首要目的，也是發展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說，自由化是引領社會發展的積極力量，是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不二法門，西方國家能飛速發展，就在於他們有壹個保護思想、言論自由的政治制度。
充分保障人權是壹個國家興旺發達的重要條件，是自由公平的人權制度推動了經濟的起飛，而經濟的發展又進壹步完善了民主制度。
人權的歷史表明：凡是人權制度實行早的國家，那個國家的生產力就發達得早；凡是人權制度實行充分的國家，那個國家的生產力就雄踞世界前列。因為自由是人類文明創造力的源泉，自由是人類得以進步的根本動力。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人類在自由條件下創造出來的。保障人權的民主法治自身不創造收入，但它可讓同樣的勤勞創造更多的收入，讓社會事半功倍，讓同樣多的努力創造出更高的財富，或者是為了同樣多的收入只需付出更少的苦力。
在人權越受踐踏的地方，發展就越渺茫；沒有自由和人權就就沒有發展。自由化是財產權運行的要求。野蠻的特權當道，人民必然遭殃。在不尊重個人自由、生命與財產的地方，不可能有持久繁榮，只會越來越蕭條。反自由化破壞了財產權的自由運行機制，導致了貪汙腐化橫行，使中國社會正義秩序日益惡化、衰竭，最後官匪勾結、黑社會猖獗、黑奴遍地！
趙紫陽先生的前政治秘書鮑彤先生說：“人權異常萎縮的國家，常常是官權異常膨脹的國家。把人權置於第2位的國家，壹定是把官權置於第1位的國家。人權，是和官權相對待而言的。弘揚人權並不難，它只需要1個條件──使官權受到起碼的制約。”
人類歷史就是人類向著自由不斷前進的歷史。康德首先提出了人類共史的思想，並將自由視為理性社會的終點。黑格爾曾提出人類歷史的最高階段是以自由為核心的憲政國家。19世紀30年代，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就斷言：人類向民主的發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社會的每項進步都是推動民主的助力。隨著經濟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不可阻遏的進步，隨著交往的擴大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社會變得越來越平等，人們的自主精神和自治能力在不斷提升，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日益增強。這壹切都推動著自由民主地實現。
1940年代壹首歌《團結就是力量》唱道：“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壹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著太陽，向著自由……”“自由不是無情物，花雨隨風入萬家（邵燕祥）”。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為此作出了結論：自由民主是超越文化界限的普遍真理。當代社會要求以民主的方式分配政治資源、組織政治權力；如果拒不承認這個真理，就會為此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所以，現代政治必然是某種形式的民主政治，中華大地必將盛開自由之花！
1989年夏，日裔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在《歷史的終結》中宣稱：隨著共產主義制度的解體，自由民主制度將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這是意識形態的終結點，也是歷史發展的終結點。自由主義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全人類都將朝著自由社會的方向進化”。歷史發展的趨勢表明，源自美國、法國革命的自由主義民主制度最終將成為人類社會的共同選擇。福山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最終有可能像康德和黑格爾預測的那樣殊途同歸，這是因為所有人都分享兩種最基本的人性追求：自由和人的尊嚴。
英國工黨理論家吉登斯認為，現在的世界是“壹個資本主義已經無可替代的世界”，“現在似乎再沒有人認為除了資本主義我們還有什麽別的選擇”。法國思想家列維指出：“直到大約1980年，若在歐洲投票，妳要作出兩種社會間的自覺選擇：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十年以後，社會主義已經不再是選擇項。只有壹種選擇：民主的資本主義。分歧只在管理它的最佳方式。仍然存在左派與右派之間的差別，但這些都在自由主義範圍以內。”
3．國家的最高發展目標是保護人平等自由地發展人是人類社會的根本，人類社會是以人權為本、以自由、平等、正義的發展為中心的。
亞當.斯密在期《道德情操論》中指出：“與其說仁慈是社會存在的基礎，還不如說正義是這種基礎。”要使自利不變成負面的自私行為，有必要訂立能促進同情心和正義感的公義的法規。沃哈恩根據斯密的所有著作(包括由學生聽課筆記整理而成的《法學講稿》〔Lectures in Jurisprudence〕)，指出斯密關註的焦點是權利，而公義、公正的論題則貫穿其所有著作中。“離開公正的框架，任何壹種市場都不可能運作”，“只有當競爭在地位相等的各方面之（間）進行，市場才最有效率，最為公平”。阿克頓認為，政府的目的是維護公民的自由和幸福，而不是為了追求真理、德行、財富和知識，制造繁榮、強大和榮耀。如果後者成了政府的目的，將吞噬公民的自由和幸福，違反人們建立政府的初衷。
羅納德.德沃金說：“我不贊同中國的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戶口制度、禁止自由遷徒和沿海與內地發展不平等的政策。因為人與人都是平等的，不應該有這樣的差別。……功利主義的核心觀點是認為壹項政策的價值標準在於能否增進大多數人的幸福量，即對多數人是否有利。我主張當權利受到損害時，我們不能以功利主義作為理由。即使這些受損害者不說話，也不能把這種沈默視為可以繼續對他們進行損害的借口。”他在《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論與實踐》宣布：“平等的關切是社會至上的美德——沒有這種美德的政府，只能是專制的政府”；“平等是自由主義的原動力，捍衛自由主義也就是捍衛平等”。
1978年11月2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第20屆會議通過的《種族與種族偏見問題宣言》說：“全人類屬同壹種類，均為同壹祖先之後代。在尊嚴及權利上，人人均生而平等，所有人均為人類整體的組成部分。……國家的主要職責是在尊嚴和權利人人完全平等的基礎上，確保所有個人與群體的人權與基本自由”。所以，國家的最高發展目標不是經濟的發展，而是人權的鞏固與發展；只有人民自由的國家才能成為穩定、繁榮、強盛的國家。
政府不能以經濟為中心，讓人圍繞經濟、金錢轉。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抓經濟，而是完善法制和社會保障等；政府必需放棄以經濟為綱，放棄效率優先、金錢掛帥的方針，應把人權、人道、人的發展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應讓位於“以人權為中心”；要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就需要把政府的取向逐步從對經濟增長的關註轉移到對公平和秩序等問題的關註上來！對政府和官員的評價標準，不應當僅僅看經濟增長多少，同時要看人民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社會公平與秩序的情況如何。
馬列主義是反人權的歷史逆流
階級的“平等”在西歐的中世紀就部分地實現了。法國三級會議就是貴族集團、教士集團、和第三等級集團[包括工商人物、平民百姓]的代表權平等，三個集團各有壹投票權！法國大革命拋棄了階級的概念，強調人人平等，按國民人數確定投票權。第三等級代表了國民絕大多數，因此他們宣布自己組成國民議會，發表《人權宣言》。階級的範疇被拋棄了。
馬克思卻重新檢起階級破爛，把人分成階級，把國家也說成是階級專政的工具。馬克思認為，階級社會由於財富的不平等，因而引起所有社會關系的不平等。馬克思在凡是涉及到權利或自由的地方，除了嘲諷外，什麽都沒有，他對人權根本沒有概念。
有人說，馬列主義是追求平等的主義，事實上，他們從來就沒有追求過平等。他們追求的是政權，而不是人權；他們鄙視自由平等的人權，追求是集中、專政下的特權！
馬克思起初把人權說成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所謂人權，無非是市民社會的成員的權利，即脫離了人的本質和共同體的利己主義的人的權利”。“任何壹種所謂人權都沒有超出利己主義的人，沒有超出作為市民社會的成員的人，即作為封閉於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時脫離社會整體的個人的人”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7、439頁）。所以，在《共產黨宣言》（中文版）連標題在內的19624個字中，沒有看到“人權”壹詞。
《共產黨宣言》雲：“當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紀被啟蒙思想擊敗的時候，封建社會正在同當時革命的資產階級進行殊死的鬥爭。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過表明自由競爭在信仰的領域裏占統治地位罷了。”可見，馬克思對自由多麽不屑。
馬克思說：“自由這壹人權的實際運用就是私有財產這壹人權”。在《資本論》第壹卷裏說：自由平等就是資本家自由地發財、自由地雇傭工人，只對資本家有利；在《資本論》第壹卷第324頁說：“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的人權”。
馬克思對異見者缺乏起碼的平等態度，他說：批判“不是醫生手中的手術刀，而是武器。它的目標是對付敵人，不是駁斥他，而是要消滅他”。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是德國流亡者於1836年在巴黎成立的秘密革命組織正義者同盟，該同盟在思想上受巴貝夫和魏特林共產主義的影響，其綱領是實行“財產共有”，其口號是“人人皆兄弟”。1846年馬克思發起了壹場反對德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克利蓋的運動。克利蓋是壹個年輕的大學生，作為同盟的特使去美洲進行革命活動，在紐約創辦了壹家周報《人民論壇報》，鼓吹以“愛”為基礎的共產主義。馬克思與恩格斯為了維護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共產主義理論，在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會議上提議討論克利蓋的觀點，並通過決議譴責克利蓋。會後馬克思與恩格斯起草了《反克利蓋的通告》，其中包括委員會會議決議和論據。《通告》散發給了德國、法國和英國的共產主義者，同時寄給《人民論壇報》壹份，要求該報立即予以發表。克利蓋被迫刊登了《通告》，他抵擋不住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嚴厲批評，很快就從同盟的舞臺上消失了。1847年春天馬克思與恩格斯正式加入了同盟，同年夏天同盟在倫敦召開第壹次代表大會，正義者同盟改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並接受恩格斯提出的新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同年底同盟在倫敦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馬克思與恩格斯都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通過了同盟章程，宣布：“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統治，消滅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社會和建立沒有階級、沒有私有制的新社會。”大會還委托馬克思與恩格斯起草《共產黨宣言》。同盟壹直存在到1852年。
1864年9月28日第壹國際成立，蒲魯東力主用和平手段改變現存的財產關系，以實現平等的個人所有制，他提出“土地歸農民”、“貸款歸工人”的口號，其方法是建立人民銀行和生產合作社，以徹底改變無產階級的貧困狀況。第壹國際的法國工人代表絕大多數都是蒲魯東主義者，他們要把蒲魯東的觀點納入到國際的綱領中去。為此，馬克思與蒲魯東主義進行了激烈的鬥爭。馬克思堅持消滅私有制，主張暴力革命，最後把實行公有制的原則和堅持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相結合的原則寫進了第壹國際的布魯塞爾代表大會的決議中。
馬克思在反對蒲魯東主義的鬥爭取得了勝利，但法國工人並沒有接受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在巴黎公社中，蒲魯東主義者甚至在制定經濟法令時起了主導作用。
巴枯寧在第壹國際成立之初加入了國際，1868年他在日內瓦建立了國際性的“社會主義民主同盟”，主張“各階級的平等”；該同盟向國際提出申請，要求作為獨立組織加入國際。馬克思代表國際總委員會給同盟寫信，拒絕了這壹要求，而同意同盟在解散後以各支部形式加入國際。巴枯寧作了讓步，同意解散同盟，但實際上把它保存下來。馬克思的追隨者威廉.李蔔克內西等人則出面指責巴枯寧在國際內搞陰謀活動，並散布流言說巴枯寧是俄國政府的奸細。巴枯寧據理力爭，進行反擊，並抱怨馬克思搞“權威理論”和“獨裁作風”。於是馬克思就以德國通訊書記的名義寫了《機密通知》，指責巴枯寧是“陰謀家”，企圖篡奪總委員會的領導權，以便“把國際變為他私人的工具”。《通知》還毫無根據地指控巴枯寧貪占赫爾岑的25000法朗遺產。這樣馬克思就在共運史上首開先例，制造了第壹起冤案。馬克思同巴枯寧進行了艱苦的鬥爭，最後在1872年國際海牙代表大會上將巴枯寧開除出國際。
恩格斯說：“無產階級的平等要求就是消滅階級的要求。任何超過這個範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流於荒謬”（《反杜林論》第109-110頁）。“消滅階級就是平等”，他們怎樣消滅呢？就是殺地主富農、殺資本家。原來，殺人放火就是平等，平等就是殺人放火。難怪共產主義運動搞死了好幾億人！人都被殺光了，看妳共產主義者跟誰平等？最邪惡的理論莫過於為了理想可以消滅“極少數敵人”。沒有壹個理論比這樣的理論更有利於獨裁統治了。因為，從經驗看，任何壹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都是“沈默的大多數”。有能力反抗、也有勇氣反抗獨裁統治的從來都是“極少數”。因此，獨裁者可以隨心所欲地運用其權力鎮壓“極少數敵人”。對於壹個正在奪權的政治領袖，打擊“極少數”也是他們確立獨裁地位不可缺少的步驟。學過微積分的人都知道，將“極少數”積起來就是全體。也就是說，今天打擊極少數，明天打擊極少數，天天打擊極少數……，最終結果打擊的將是全體人民。
列寧說“只要階級沒消滅，對於自由平等的的任何議論都應當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哪壹個階級的自由？到底怎樣使用這種自由？是哪個階級的平等？到底是哪壹方面的平等？直接和間接、有意和無意地回避這些問題，必然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資本的利益、剝削者的利益”（列寧全集第31卷第354～355頁）。“資本家總是把富人發財的自由和工人餓死的自由叫做‘自由’。”他又說：“只要階級存在，自由和平等就是資產階級的欺人之談”。不消滅階級就談不上自由和平等（列寧全集第29卷第468頁）。
列寧嘲笑了“批評自由”的口號。他說：“自由是個偉大的字眼，但是人們曾經在工業自由的旗幟下進行最富有掠奪性的戰爭，在勞動自由的旗幟下搞掠奪勞動。”因此他斷言“批評自由”的口號是“虛偽”的。這成了共產黨取消言論自由的依據。
在1919年之前，列寧就已經規定了文學的“黨性原則”、即“黨的文學”和“黨的文化”原則。他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中規定：“文學和文化必須由共產黨來組織和領導，必須是共產黨自己的文學和文化，必須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就是說，文化從思想到藝術，從主題到內容，從內容到形式，都必須為共產黨所“專有”，為共產黨所“專用”。列寧的名言是“文學是整個共產主義革命機器上的壹顆螺絲釘”。1919年列寧在前蘇聯建立了“無產階級文化協會”。這個文化協會的宗旨就是：“號召階級鬥爭、鼓吹無產革命、規定唯物辯證法創作方法、創作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它的口號竟是：“恐嚇階級敵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它的行為則是：“打擊敵對文學、批判自由文學、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隊伍”。高爾基的名言就是：“敵人不投降，那就消滅他！”無產階級文化的血淋淋的形象，就這樣為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喊叫出來了。
斯大林根據列寧的教導，又具體地提出了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將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及其必須“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原則，進壹步推展到了“歌頌社會主義、歌頌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和“鼓吹階級鬥爭、鼓吹無產階級專政”的範圍和高度。文化，在斯大林的手裏，終於完全地變成了“革命和專政的工具及玩偶”。斯大林也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剝削者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被剝削者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可悲的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沒有壹個國家的人民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在斯大林統治下的1932～1933年間，蘇聯政府把上百萬噸糧食廉價出售給歐洲壹些資本主義國家，而與此同時卻有800萬俄國人民被“自由”地餓死了。在大清洗期間，有數百萬無辜的俄國人被斯大林“自由”地加以處決，在二戰期間，斯大林還把克裏米亞上百萬少數民族“自由”地放逐到西伯利亞去。
1927年，當斯大林直接領導的中國共產革命遭遇失敗之後，蘇共指示中共：發動武裝起義和“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中共遂篡立旨在分裂中國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上海建立了直接由中共領導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即“左聯”，宣稱“勝利不然就死”和要搞“進行血腥鬥爭”的文學，甚至創作小說來公然號召“殺光國民黨，以造成壹個赤色的天下”。只要讀壹下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所公開出版的共產作家胡也頻長篇小說《到莫斯科去》及其他共產派作家的作品，就會壹目了然。文化完全成了共產革命殺人機器上的壹顆螺絲釘”。1949後文化不僅成了共產黨的工具和玩偶，而且成了共產黨鎮壓和殺人的道具、武器和對象。所謂創作自由，不過是壹篇篇騙人的鬼話罷了。共產黨的著名作家李準，就是名噪壹時的電影“李雙雙”的編劇，在1979的全國文代會上就說過，“我人還沒有死，作品早就死光了”。他的感嘆之語，可謂那個時代文藝作品的命運寫照。
在極權國家，許多人教條式地背誦馬克思引用過的斯賓諾莎的名言：“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把它作為對“自由”的“定義”，因為馬克思沒有對自由下過定義！這是錯把認識能力混同成了自由。馬克思早年說過“沒有出版自由，其它壹切自由都是泡影”；在《共產黨宣言》裏三言兩語地說過：“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但他騙妳把私有產權交出來，在壹個連可供支配的私產都禁止的社會，除了做奴隸哪裏會有自由發展？馬克思在中晚年幾乎沒有自由方面的正面論述！這充分說明了馬克思主義缺乏人權因子！
馬者宣稱只有認識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才談得上自由，而馬主義恰恰揭示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所以，極權國家借自由之名規勸人民放棄自由，說“只要遵循馬克思主義，就可走上幸福之路”。黨官們聲稱他們應歷史的要求、階級的要求、民族的要求而做這做那，是歷史的規律決定的；因此，凡是阻礙他們前進的，統統要掃除幹凈。把某壹發展道路視作是被客觀規定的，被歷史、宗教或者其它別的東西規定的，通常被稱為是原教旨主義。原教旨主義觀點與民主不符，因為對他們來說，決定性的不是爭取選民支持而是追隨某條既定路線。不管這些把自己作為唯壹道路的真誠宣講者的精英們的動機如何，其結果必然是專制。歷史決定論消解了個人責任，所以，官員們可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處在這種狂熱狀態的歷史決定論者，必然會踐踏自由。馬克思主義正是利用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在統治階級的容忍下才得以產生。而馬主義國家的“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實質上取消了人們的自由。共產統治者可隨時地指責妳沒認識必然規律，所以不能讓妳“亂說亂動”，不能讓妳“百花自放”；只能“壹切行動聽指揮”，制造“形勢大好”的“百花齊放”。妳對黨有意見嗎？妳要自由民主嗎？妳要清除腐敗嗎？“反動分子”、“敵對勢力”的帽子就會扣過來；輕則批鬥，重則坐牢、殺頭。無論是工人、還是農民，當專政的“對象”終於輪到自身頭上的時候，這種悲哀其實是早就已經註定了的。所以，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輿論上都是不自由的，都無壹例外地對哪怕是思想上異端的萌芽都采取了極為嚴厲的壓制和迫害，被處死的思想者和政治犯數不勝數。馬主義在東方實踐的結果是：官員們自由性福，老百姓水深火熱。
人類應對壹切自吹自擂已掌握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天才保持足夠的警惕。這樣的人總是把自己看得比所有的人高明，普通人只能老老實實地接受他“科學理論”。這種“科學理論”不過是壹種狡猾的專制而已，它必然取消自由、反對人類向自由化方向演進。
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宣言頒布後，人權文化成了世界潮流。對此，共產國家又提出什麽無產階級人權和資產階級的人權，後又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權等荒唐的說法。事實上，任何人都需要財產來維護自己的自由與尊嚴，把財產權說成是資產階級人權是錯的。人權沒有階級之分。“階級人權論”是反人權的，因它否定了超階級的人權的存在。人權是指人類的個體尊嚴，不是階級概念，是超階級超國家的，不應用“人民（階級）主權”概念抹殺個人尊嚴與自由；這是人權區別於其它權利的根本特征。
所謂的無產階級人權就是指“多數人的人權”，即不給資產階級（而不是犯罪）分子以人權。人權成了社會“進步”階級的“特權”。鄧小平說：“是多數人的人權？還是少數人的人權？”。這表明鄧不知人權為何物。人權不分多數人和少數人，人權是每壹個人的人權，是所有的人都享有的人權。鄧以為強調“多數人的人權”就可以和西方世界對抗了，恰恰暴露了他蔑視人權的嘴臉。“多數人的人權”是將少數人排除在外的。“少數人”不是人嗎？如果是，為什麽沒有人權？如果不是，那是把人不當人。既然把人不當人，也不會限於少數。
“對部分人自由的剝奪就是對所有人自由的侵害”，這已經成為文明社會的常識。富人欺壓窮人、地主對農民實行奴役屬於野蠻和專制當受遣責！反過來，大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欺壓和奴役同樣是也是專制，不存在正當性、合理性，更不代表社會進步和人類理想。
文革中，稿費制度被廢除，但唯有毛的稿費分文不少（還不用交稅）。可見，毛提出的無產階級平等的主張，都是把自己排除在外的。如果妳把它叫作平等，那麽，它不過是暴君之下的人人平等。這當然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的壹種極端形式。
在著名的“五壹六”通知中，毛寫道：“在我們開始反擊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卻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他們用這個口號保護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思想，根本否認真理的階段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同資產階級以及壹切剝削階級的謬論的鬥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根本談不上什麽平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鉆在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麽平等嗎？……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壹場妳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系絕對不是什麽平等的關系，而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關系。”
關於平等的幾種重要原則，諸如“人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乃至“分數面前人人平等”，都是毛堅決否定的。毛是否主張“革命面前人人平等”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在毛時代，有千千萬萬的人想革命、要革命，有的本來還是老革命，結果卻被視為不革命以致反革命遭到了迫害。
由於階級鬥爭的長期泛濫，人人平等的超階級的人權思想至今未普遍確立。什麽“無產階級人權”不同於“資產階級人權”等荒唐說法依舊流行。階級主義、種族主義、愛國主義等學說都是充滿身份偏見的等級學說；以此類邪教學說立國創法，欲求人權平等，實乃緣木求魚。當今臺灣人為人權而鬥爭，不是為階級的特權而鬥爭。那些企圖用馬主義階級論反對特權腐敗的人還生活在封建專制時代，想搞馬的階級鬥爭鏟除腐敗集團，那只會更糟糕。
邪惡的唯生產力正義觀
中國共產黨人在鞏固政權的過程中，重新挖掘出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神話，認為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的根本動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進而決定上層，從而決定壹切。在我國表現為鄧小平的“唯生產力論”，鄧小平的“三個有利於標準”歸根結底是生產力標準。
啟蒙思想家從人權標準出發反對奴隸制度。洛克的《政府論》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表達了同樣的反奴隸制意識，認為奴役權是非法荒謬的，“沒有任何意義的”。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指出：“奴隸制從本質上講就是壹種不好的制度。它無論對主人或對奴隸都沒有益處。對於奴隸來說，不可能憑借自己的德行做任何好事，對於主人來說，因為他擁有奴隸而養成種種壞習慣，不知不覺地失去壹切高尚的品德，變成驕傲、急躁、嚴厲、易怒、淫蕩、殘忍的人”。本傑明.富蘭克林、約翰.米勒、亞當.斯密均認為使用奴隸在經濟上代價昂貴，奴隸勞動效率低下，排擠自由人勞動，造成奴隸主家庭成員道德上的腐敗墮落。
相反，德國的思想家多有肯定奴隸制的。例如：法學教授雷特梅啊在1789年發表的論文指出奴隸制消極面的同時，也肯定奴隸勞動具有壹定的積極面，即經濟上低廉，補充了勞動力的不足。舒伯爾特和封.漢姆伯爾特認為奴隸制是古典文明的必要前提，其出現減輕了自由人的勞動負擔，從而使前者有閑暇從事文化活動。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中繼承了雷特梅啊等人的價值評估。馬克思和恩格斯又繼承了黑格爾的說法。中國當代的思想家有繼承了馬克思。例如：郭道暉2006年5月21日說：“原始社會生產力低下，沒有過剩的品來養活俘虜，所以在原始社會殺俘虜是正義的，因為沒有食物給俘虜。後來生產力發展，有生產品來養活俘虜了，所以將俘虜作奴隸，就產生了奴隸制。羅爾斯認為把俘虜變成奴隸不正義，采取交換俘虜的方法更人道。我認為，如果采取交換俘虜的方法當然不會產生奴隸制，但不會產生希臘文明，乃至現代社會主義，這是恩格斯的觀點。……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奴隸制的產生是有歷史必然性的，而奴隸制是當時歷史的大進步，所以，奴隸制度、奴隸剝削在當時是合乎正義的，是奴隸主應有的權利，有此權利才能有條件研究問題、發展文化。”
法學家郭道暉竟然說出了“殺掉俘虜是正義的”、“把戰俘變成奴隸”也是正義的。如此說來，古希臘梭倫廢除債奴制違背了生產力的要求。按郭道暉的生產力決定論的邏輯，必然得出吃人也是正義的。三國演義裏劉備尤其曹操都吃過人，因為沒有食物，所以是“正義”的，難怪曹操要用黃金獎勵殺老婆提供人肉餐的劉安了。可見，唯物主義是邪惡的吃人怪獸。
1884年7月 5日，由於風暴，海船沈沒在距好望角1600英裏的海上，四位船員托馬斯.杜德裏、愛德文.史帝芬、布魯克斯和壹位 17～18歲的男孩帕克被迫進入到救生艇上，除了2罐頭蘿蔔以外，他們連續 3天沒有足夠的水和食物。第四天他們抓到了壹只海龜，又維持了幾天。7月25日，杜德裏在史帝芬的同意下，殺死了那垂死的男孩。三人吃了男孩的屍體、喝了他的血以後又維持了4天。就在第4天，他們得救了。事後查明，如果沒有那位男孩的血肉，他們在等到求援前就會餓死。陪審團在發現和證實了他們殺人的事實後，法官據此確認杜德裏和史帝芬構成了殺人重罪。那位沒參與殺人、但沒制止殺人又吃了人肉的布魯克斯也被定罪。英國通過這個案例確認，人的生命不能成為他人生存下去的手段。
康德說，人只能是目的，永遠都不能是手段。馬克思卻說，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馬克思主義的權貴們把自己當目的，把他人當手段。他們鼓吹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適者生存，那麽不適者就該滅亡！鼓吹進化論者是想給這個人吃人的社會以合理的解釋。官方的詞典把人定義成動物，言下之義，動物社會的法則同樣適宜於這“人類最先進”的社會。進化論最終導致的必然是互相殺戮的“叢林法則”，使得人欺壓人、人吃人的做法成為合乎自然規律的“替天行道”。歷史已證明，進化論主導的國家已摧毀了道德和法律的根基，各種各樣的暴力和醜行在進化論的旗號下肆無忌憚地施行。“人定勝天”，“與天鬥爭”，最終所導致的並不是“天”受到什麽損失，而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人間暴政。
2005年11月27日黑龍江省東風煤礦所屬七臺河礦業精煤集團公司東風煤礦發生爆炸的原因是瓦斯爆炸引起煤塵爆炸。而24日下午，已就礦井內煤塵超過安全標準二倍發出警告，然而礦局官員卻下令趕任務繼續作業。礦難搜救工作結束確認171人遇難，遇難者每人賠償20到22萬。而東風煤礦礦長馬金光僅僅當了五年礦長，竟擁有3200多萬元存款，三輛平治、本田轎車，在哈爾濱風景區太陽島還擁有壹幢豪華別墅！原來他的這些橫財都是礦工們的血肉堆積成的！令人震驚的是，該礦連續三年被黑龍江省評為“明星礦”。11月中旬在京召開的中國煤炭工業表彰大會上，該礦礦長馬金光被評為“煤炭工業優秀礦長”！
在隱瞞松花江特大汙染和特大煤礦爆炸事故的背景下，當人們紛紛譴責官方草棺人命時，大院屎“活著羞”兇神惡煞地說：“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也就是說，那些人是該死，誰想用“死”來批評政府，誰就是大逆不道！何祚庥真是大太監啊！請看：
何祚庥：（礦難的原因）主要是窮，而不是腐敗。為什麽工人能接受較低的工資、較危險的條件？老百姓不是傻子，他們不是不知道啊。那為什麽還接受？因為不接受活不下去。
攝影師：那他們就該接受這樣的命運嗎？
何祚庥：妳不該生在中國，妳不該做中國人，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了？
2005年美國新奧爾良颶風過後，美國國會大筆撥款，許多並沒有遭受多大損失的災民在賓館裏白吃白住長達6個月之久，甚至燙頭發、按摩、洗桑那浴的錢，政府也承擔了。中國社會主義搞了快60年，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搞的老百姓“不接受活不下去”了。這表明：最先進的制度其實是最落後最腐朽最反動的制度！
專政組織壹定要維護等級制，只有等級森嚴才顯示上級的高貴。在黨的眼中，農民是最低的等級，所以理應為高等級犧牲！所以何祚庥說，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而且又是農民的，應該為生產力、為GDP的增長獻出生命！象董存瑞之類的獻身（他提到戰爭年代的無私奉獻）。
這種集體主義說教和皇帝時代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壹模壹樣，所不同的只是“君”換成了“集體、大局”之類。專政的“集體主義”等級制就是非人性的。
問蒼天 問大地：
人民啊，
為什麽連豬狗都不如？
老佛爺慈西說：
民是家奴
我寧予友邦，不予家奴
托洛斯基說
人要象狗壹樣為黨沖鋒陷陣
斯大林說
人是鋼鐵，黨要咱煉就咱煉
劉少奇說
人是木頭，黨要咱劈就咱劈
吳運鐸說
人是磚頭，黨要咱搬就咱搬
雷鋒說
人是螺絲釘，黨要咱擰就咱擰
何祚庥說
人要為發展生產力犧牲做貢獻
錘子鐮刀旗啊，
怎把人當鐵壹樣的錘、當草壹樣的割呢
問蒼天 問大地：
人民啊，
為什麽連犬豕都不如？
蒼天無語 大地無言
恍恍惚惚中
上帝告訴我：
人是最高貴
貶低人的尊嚴就是魔鬼附身
只有人人平等
人的尊嚴才不會貶值
只有人人平等
人才能健康快樂的生活
三更醒來始知夢
輾轉反復終確認
集體主義不人道
唯物主義貶低人
惟有信奉上帝道
人性尊嚴得保全！
這是壹個磚頭社會，壹個螺絲釘社會，壹個毫無人性的社會！絕對權力本末倒置地將自身當成了目的，將自己的存在建立在消滅壹切反對力量的基礎上。無論在哪裏實行，這樣的制度都毀滅人的個性、自由、價值和尊嚴，壓制人性力量的自由成長，把人的發展禁錮在本能需要的動物性階段。人不能像壹個人那樣生活，人的生命意識極度萎縮乃至麻木，於是人的存在就變成了壹件荒謬的事實，終日像行屍走肉壹樣蠅營狗茍。絕對權力是壹個吸食個體生命的漩渦和黑洞，每個人都變成了國家機器上的螺絲釘。
我曾同壹個農村的小學老師說到抗美援朝中國死了80多萬人，她說：難免，毛是偉大的。我說：妳父母要是死在朝鮮戰場的話，也是難免嗎？難道80萬生命之和都輕於毛的生命嗎？她語塞了。如果壹個人沒有生命神聖的觀念，就不是人！古人都知道人命關天，現代中國人反而覺得死個人就象死只螞蟻似的！倒退啊倒退，墮落啊墮落！
難道為了生產力的發展，就可以肆意地壓低工人尤其是民工的工資嗎？就可以取消工人的罷工權和人民的遊行示威權嗎？就可以開坦克在廣場掃射和平示威的人群嗎？生產力正義觀的就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強權正義觀：有權的幹什麽都正義，無權的放個屁都是罪過；無權的是“胳膊拎不過大腿”，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反正做奴隸就是正義了。
駁堅持黨的領導的理由
共產黨認為：它永遠掌權的理由有4條：壹是中國共產黨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能帶領全國人民奔向共產黨主義這個人間天堂；二是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三是《憲法》序言中極力宣揚政權是在中國共產黨打下的，共產黨是人民的大救星，因此暗指共產黨理當世世代代永遠擁有領導人民的權力（見衛子遊）。四是人民拋棄了國民黨政權從而選擇了共產黨執政。這4條理由都不足以說服中國人民世世代代把政權永遠交托給共產黨。
1．第壹個理由，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現在已經被證明是謬誤，不是真理，在其產生的本土已遭揚棄。共產黨主義天堂只是頭腦發熱臆造的產物，而非人間實有。馬克思列寧是兩具洋人屍體，根本無權主宰中國人民的政治命運！更不談還要主宰世世代代！如果因迷信這兩具洋屍把中國的事搞壞了，它們根本無法承擔責任。不能承擔責任者，就不應該有權力。
2．第二個理由，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觀點，以壹種過時的理性主義觀念。這種哲學把人民授權放在可有可無的位置，視理性為統治合法性的主要或唯壹基礎，認為壹個時代的精神不會在每壹個人的意識中顯現自身，也不會現身於主導民族或社會集團的每壹個成員，世界歷史發展的精神在其發展的所有階段只在少數頭腦中展現，因此在每壹個階段總有“壹支世界精神的先頭部隊、壹個發展和自覺的頂端、壹個先鋒隊，它有采取行動的法權，因為它擁有正確的知識和意識”。結合無神論，這種理性主義專政思想把無產階級視為歷史發展中的核心要素，並進而認定無產階級中的精華是世界精神的唯壹合法代表。這種理論把人的智力分為高低不同的對象，實際上“上智下愚”思想的翻版。“先鋒隊”理論實際上是壹種公開主張等級制、貴族化精英專制和反無產階級大眾的理論——這種打著無產階級旗號的專政理論，實際上自相矛盾，卻成了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無不淪為少數黨魁殘酷專政對象的理論依據。雖然這種理論在近代通常也掛著民主的招牌，實際上違背民主的根本原則。民主的原則是人人平等，不得以智力或道德高低而區別對待。民主制度構想的前提是，與被統治者相比，統治者並不具有質的優異性，統治者或治理者的權力或權威並非出自某些更高的、人民所不能企及的品質，而是僅僅出自被統治者的委托和信任，理想的統治是被統治者或被治理者自己治理自己，人民自己統治自己，從根本上否定建立在不平等基礎之上的壹切統治的合法性，也否定建立在統治者或治理者優越性基礎之上的壹切統治。從生物基因學說的視角看，這種先鋒隊理論毫無道理。共產主義的任何信徒，無論是所謂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列寧，還是曾經被吹捧上天的毛澤東、鄧小平，以及現在還活著在主政的胡錦濤，或者政治局領導集體成員，與人類其他成員相比，既不天生多長壹個腦袋，也無任何基因優勢，憑什麽就是“先鋒隊”“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沒有道理可言！自己把自己吹捧成“先進代表”，也違背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謙卑精神，是狂妄，更是無恥！
3．第三個理由更不通。按共產主義理論，“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中共把自身打扮成中國人民須臾不可缺少的“大救星”，嚴重違背了自己的信條。
1989 年夏天，共產統治岌岌可危。當時，鄧小平歷述周、漢、唐、宋、元、明、清諸朝代各統治了多少年，長的八百年、六百年，短的也有二、三百年，然後憤憤發問道：“難道共產黨就統治不了五十年？”共產黨不僅拒絕下臺，而且悍然出動數十萬全副武裝的軍隊，用坦克和機關槍屠殺民眾，進而將民眾的選擇權利剝奪殆盡。中共深知：壹旦交由人民選擇領導人，共產黨的江山，壹天都不能保。因此，人民的選擇，反而成了中共的恐懼所在。
“誰打天下，誰坐天下”——這個千百年來改朝換代的傳統理念，實際上也是共產黨掌權的總理念。李鵬說：“黨的地位和作用是歷史形成的。”他們用打天下坐天下的“歷史決定論”來說明黨壟斷政權的合法性，在當代社會，已毫無說服力。
壟斷政權的理由之壹是奪天下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按照憲政的理念，奪取江山時不論付出了多大的代價，都不構成可以壟斷權力、不征求被治者同意而任意行使權力的理由。因為每個人的生命是每個人自己的，不屬於任何組織和團體，任何人的生命都不應該成為他人的工具。人人生而平等，沒有壹個集團天生就有權統治人民。所以，政治統治的正當性就只能建立在大家的同意之上。“打江山”並不能自動取得“坐江山”的天然權利，誰來坐江山要由被治者說了算，即通過自由、公平和競爭性的周期性選舉來重新表達被治者的同意。任何江山都是所有被治者共享的江山，因此江山的治理必須得到被治者的同意。但僅靠自由競選並不能確保公民對國家權力的有效控制，還須分權制衡，建立違憲審查機制。1949後，中國的權力集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黨領導壹切，黨管大事；“集中力量大”，錯誤也大。三權分立的情況下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如果不分權不制衡，神仙也會犯錯誤。
幾千年以來，從統治者到老百姓，中國人壹直誤把“打天下、坐天下”的強盜邏輯當成了天理。其結果總是成王敗寇，江山成了大盜手中的戰利品；新專制代替舊專制，到頭來不但沒有創造出壹種有限的政府，反而導致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劫持者總是把民眾視為芻狗，百姓沒有任何權利可言。有人說：誰搶了天下，天下就是誰的；滿人滅明後，“國家就是滿清的，反對滿清就不要呆在中國”。有網友問，“要是當年小日本戰勝了中國，中國就是小日本的了？誰反對日本誰就得從中國滾出去了？如果這樣的話，華人何存？”
其實，“打天下、坐天下”是權力私有化的強盜思想，是自相矛盾的。證明起來很簡單：
先假設打天下而坐天下是正確的。那麽為了坐天下，妳當然就得去打天下；但妳在打天下的時候，這天下難道不是別人已打下來的嗎？倘若妳果真認為“打天下而坐天下是正確的”，那麽妳就當尊重別人“打”而後“坐”的權利，不去打才對！這樣壹來，矛盾就擺在妳的面前：承認了“打天下而坐天下”的道理，就會得出既要“打”又要“不打”的矛盾的結論！根據科學標準，倘若壹個理論得出互相矛盾的結論，那麽這個理論就是錯的。
既然“打天下而坐天下”（“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是錯誤的，那麽如果有人打了天下而自己坐著，我們該怎麽辦？——當然就是去打他！打了之後呢？如果我們自己坐著，那麽我們也該被別人打。“槍桿子主義”出專制，不出民主；出特權，不出人權；出奴役，不出自由；出等級，不出平等；出仇恨，不出博愛；出邪惡，不出正義；出偏私，不出公平；出野蠻，不出文明；出殘暴，不出和平；出愚昧，不出智慧；出混亂，不出和諧；出蕭條，不出繁榮；出苦難，不出幸福；出死亡，不出希望。這已為人類史所證明。壹部中國歷史，就是這樣妳打了妳坐著，我打妳我坐著，我坐著他來打，他打了他坐著。幾千年來，中國社會是在打倒壹個舊皇帝而樹立壹個新皇帝的惡性循環中過的；始終是暴力來暴力去，暴力和血腥譜寫著我們民族的歷史；人口周期性地被消解，生產力周期性地被破壞。
從統治者到老百姓，從來沒有意識到走出歷史循環圈的辦法，乃是要“打了之後‘不去坐’”的辦法！這辦法的道理也很簡單：“打天下而坐天下”的理論錯，當然“打天下而不坐天下”的理論就正確；或者是“不打天下而坐天下”的理論也可能正確。
妳倘若打天下而不坐，那妳就使壹個錯誤的理論破產了，這就是極大的功績。“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這句話中國人都知道。仔細壹想，誰不是“天下人”？既然都是天下人，而天下又是天下人的，那自然不需打，這天下原本就是我們的。所謂“打天下而坐天下”其實是把政權當作可以切割享用的“鹿”，是對天下自然之理的背叛！與其說“打天下而坐天下”，不如叫做“搶天下而自己吃”！“搶天下而自己吃”這麽粗俗醜陋而又自相矛盾的道理，卻被我們中國人從統治者到老百姓真誠地遵循了五千余年了！悲哀啊……其實，猴子可算是遵循“打天下而坐天下”的道理了，猴群中的猴王哪個不是打上去然後坐著的？猴王是打上去了，但他壹不剝奪其他猴子爭奪猴王的權利，二不將王位硬傳給自己的兒孫或是自己看中的人，而是實實在在地在那裏坐著，等著下壹個強壯的猴子來挑戰自己。這就是很講道理了。而中國人呢，卻連這點道理也不肯講，自己坐著罷，便要壹心壹意地剝奪他人來坐的權利，定要哄騙人家相信他是天命所歸、歷史必然，反正不肯搞公平競爭，胸懷實在還不如猴子。中國人啊，還是先向猴子學習吧，不要再做駝鳥了。
4．中共當政，自詡是“人民的選擇”。實際上，共產黨從聚嘯山林、占山為王，到勾結外寇、搶奪地盤；從挑動全面內戰、顛覆國民政府，到建立野蠻暴政、血腥鎮壓民眾；過程離奇、漫長，殘酷之至。果真是“人民的選擇”，又怎來如此周折、令整個民族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人民的選擇，必須建立在完整的資訊和自由的意誌基礎之上。中共封鎖信息、控制輿論、剝奪民眾選舉權，人民的選擇，又何從談起？有的只是：被洗黑的頭腦、被愚化的心智、被強加的意誌；齊刷刷舉起的手，仿如機器人的程式，或似被馴服動物的表演。
即使1949年人民拋棄了國民黨政權從而選擇了共產黨執掌政權，人民並沒有承諾永遠把國家政權讓渡給共產黨。到了今天，是否允許共產黨繼續領導，自然也應該重新授權、重新續約。缺乏這種重新授權和重新續約，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的權力就來源不明。
今天的中國已不是壹家壹姓之中國，也不是壹黨壹派之中國，而是人民當家作主之中國！人民當家作主，卻不享有周期性地自由選擇執政黨之權利，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壹個黨能否執政、執政多久，是不應預先在憲法中規定的。憲法和法律中不得規定某個政黨擁有未經選舉即領導全國的霸權——強盜權。利用憲法和選舉法來為壹黨謀私利，謀求永久的統治地位，堪稱天下所有不公正中最大的不公正，所有不正義中最大的不正義。
“黨領導”進入憲法使得在中國無法開展政治競選，造成“選舉”都沒有實質的意義。不管選出什麽幹部（官員），他必須接受共黨的領導，那選舉還有什麽意義？即使人大代表們自由地選出合格的行政長官，但他們充其量只是二把手，需要看第壹書記的臉色辦事。
盡管如此，當局還搞中途換馬。地方組織法規定壹屆政府任期五年，可當局換市長比班主任老師換班長都隨便。河北省邯鄲市十年換了七任市長，平均壹屆市長任期只有壹年半。新華網張大群說：“人大在同級黨委的領導下，要服從‘黨管幹部’原則，對於黨委確定的人事，最要與其保持壹致。” 黨管幹部的原則就是黨任命幹部，人大履行程序，黨員人大代表必須服從黨的決議；所以腐敗分子張國光當選湖北省省長，黑社會老大能當人大代表——比如劉湧。可見，中國的人大選舉幹部或村民選幹部只是個形式，因為幹部不對代表或選民負責，他們只對黨負責，否則就會被調離、被撤職。“黨管幹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誰給了共產黨管天下幹部的權力？是它自己。“黨管幹部”使壹切真實意義的選舉成為不可能，也使壹切法制虛名化。廢除“黨管幹部”制度是中國實現民主化法制化最起碼的條件。
取消憲法中黨的領導≠反對執政黨的合法領導。什麽是執政黨的合法領導，就是某黨必須通過周期性的全民自由競選獲得人民的授權而且黨必須以政權形式（即總統或國會決議）來領導，不能以黨自身（如黨書記）的名義來領導。這就是民主社會的通例！
人民選妳，妳就執政；人民不選妳，妳就下臺；若還堅持“黨的領導”賴著不下臺，就是竊國篡權！是否接受某黨的領導，應由人民自己選擇，而不能由法律規定；只有人民的自由選擇，才能決定某黨是否可以獲得執政地位。沒有哪壹個執政黨的地位是永恒的，壹切皆取決於人民的選擇。臺灣人民從1996年始可以自己直選總統，2000年臺灣人民可以把自己不喜歡的黨換掉。2000年執政的國民黨敗選，對共產黨內部的民主派有很大的沖擊。共產黨內部的民主派原先以為，如果他們開放了的話，他們還可以繼續執政，沒想到國民黨選輸了，所以他們不敢做這件事情。但八年之後，國民黨又選回來又可以繼續執政。所以，中共不應對多黨競爭民主政治感到恐懼，相反，中共應感悟到競爭性選舉可以使中共能夠脫胎換骨，從壹個昏庸無賴的獨裁政黨向精幹敏銳的現代政黨轉型。
2008年3月22日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在勝選後的群眾集會上說：“沒有壹黨獨大，只有人民最大！只有人民手上的選票最大，沒有壹個政黨比人民大！”有幸到臺灣壹遊的大陸人，印象最深的是：無論從媒體的態度，還是從直接接觸的人事看，臺灣的官員都毫無“官威”可言，對百姓需曲意逢迎；臺灣公民享有真正的“主人”尊嚴。這與大陸迥然不同的文明政治，是因為臺灣百姓的手中，享有壹張真正選票。臺灣人可以自豪的說：為了我手中的這壹張選票，政治家們不得不走到民眾中間，闡明政綱見解。為了我手中的這壹張選票，政治家們不得不直面壹個接壹個質疑和問題，力求民眾滿意。為了我手中的這壹張選票，政治家們不得不四處“掃街拜票”，與老百姓握手擊掌。昔日高高在上的官老爺們，原來跟街頭的商販們並無二異。只不過，他們兜售的是政治，如果民眾不喜歡，他們就失去了市場，甚至得去喝西北風。國人應該樹立這樣的觀念：
以多黨競爭為榮，以壹黨獨裁為恥；
以保障人權為榮，以侵犯人權為恥；
以信仰自由為榮，以輸灌馬列為恥；
以新聞自由為榮，以萬馬齊喑為恥；
以司法獨立為榮，以黨政幹涉為恥；
以民族自治為榮，以漢族沙文為恥；
以民主統壹為榮，以武力犯臺為恥；
以學習臺灣為榮，以效仿北韓為恥。
統壹前提論
當局說說堅持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的國情，那臺灣呢？臺灣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也過得好好的，而且比大陸還好！除非當局說臺灣不是中國，除非當局把臺灣排除在中國之外。而且，臺灣的憲法也沒有堅持某壹政黨（國民黨或民進黨）領導的提法。所以，大陸憲法也應該向臺灣看齊，刪除憲法中“黨領導”的胡言亂語。兩岸統壹的前提不是“壹個中國”，也不是“壹中各表”，更不是“壹黨獨大”，而是兩岸人民共同心願：取消壹黨專政，讓人民做主。
“壹百年不變的四項基本原則”不僅是套在中國人民脖子上的四條枷鎖、政治體制改革的絆腳石，而且是祖國和平統壹的障礙。這“四項基本原則”寫在憲法中，臺灣與大陸統壹後，國民黨和民進黨能算什麽？憲法規定妳們永遠別想染指執政黨的地位，我是老大，永遠“偉大、光榮、正確”，什麽都得聽我的。想反我共產黨就把妳打成“人民民主專政”的對象，不鎮壓妳鎮壓誰？這四項基本原則不除，中共將橫行無忌，政治體制改革無從談起，祖國和平統壹無望，人民永遠處於被奴役的地位，中國也永遠沒有真正掘起的那天！
違憲非法論
中共壹直處於非法狀態。1949年前，它違反中華民國的法律，殺人放火。1949年奪權後，長期不制定憲法。1954年制定了“憲法”，根本就不遵守。中共憲法規定，國家主席“統帥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1959年劉少奇任國家主席；1965年再次當選。按憲法規定，劉應該是全國武裝力量的統帥；實際上，劉從沒有掌握過武裝力量統帥權，1969年11月劉被害死。“文革”完全是無法無天。鄧小平口裏講法制，卻搞“我說了算”，法律是他的工具。1978年憲法第1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帥。”1981年6月華國鋒下臺，胡耀邦接替黨主席的職位，鄧小平卻卻接替了軍委主席的職位。按當時的憲法，軍委主席應是胡耀邦而不是鄧小平！
周琦說：“中共是巨型的黑社會組織，不是政權；而是企業集團，到各國訪問談的都是生意，中共在世界各地有那麽多產業，它演變成商業集團，有權就可以買到壹切，又有軍隊、警察、特務，很可怕。它做的事情都暴露它的非法性，總有壹天，人民會站出來否定它的合法性”。賀衛方說，壹個組織是否合法，最起碼的常識就是依法登記。壹個沒有註冊登記的組織，就是壹個非法的組織。中共未在本國註冊，也未在其它國家註冊，是非法組織。“整個黨的權力結構”違反了憲法，因為，它本身可以赦免自己，無視憲法的控制。他支持把共產黨分化成兩個對立的黨派，並且取消政黨對軍隊的控制權。
反對權是監督權或制衡權是民主的命門
對政府的批評監督是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言論自由，特別是有關政治和公共事務的言論自由──是所有民主制度的生命線；言論自由的實質就是反對的自由，就是發表不同政見的自由、批評現政府及其基本路線的自由。反對就是不同意，就是提出相反的意見和看法，揭露被掩蓋的事實。即使在最專制的社會裏，講順從話的自由從來就沒缺過；比如大清朝，老百姓壹直享有高呼“皇帝萬歲萬萬歲”的自由。所以，“言論自由”若還有點意義的話，那就是能公開地批評政府、反對政府的自由。
承認人們的反對權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沖突與反對乃民主政治之必需，沒有政治反對，民主就難以自存。民主制不但認可、包容反對行為，而且以合法化的反對為其制度框架。美國憲法最初並未規定“言論自由”，在第二任總統亞當斯執政期間，甚至還通過這樣的法令：凡發表反對議員、官吏的言論者應該判罰。當時民主派提出言論自由的主張，就是說任何人都有批評攻擊國家領導人的自由。經過長期激烈爭論，言論自由的意見獲得了勝利，並於不久之後寫進了憲法修正案。法國《人權宣言》和《世界的人權宣言》都宣布人人皆有言論自由權、有遊行示威權，中國的憲法也宣稱人們有批評權。這些權利就是反對權或制衡權。
壹個社會是否文明，關鍵看它是否建立起政權機關的相互反對制度，從而給國家這部機器安裝上安全閥和剎車裝置，免得這架利維坦牌機器橫沖直闖傷害無辜。
最早在政權機關建立起相互反對制度是希臘人，古羅馬人進壹步發展與深化了它。古羅馬元老院最初是反對機制的溫和形式。有人說：中國皇帝設有諫官，也是壹種反對機制，但中國的諫官沒有羅馬元老院集體權威和巨大能量。不要說比幹被挖心，更不要說焚書坑儒，就說著名的魏征，也被其主子唐太宗差點掘墓！中國的諫官之所以無力，是因為他們是帝王的工具和走狗，沒有平等的人格，何來真正的反對？他們唯壹的方式就是儒家孝子賢孫般的諫而不從，只能恭敬無違、誠惶誠恐而已；若口出怨言，皇帝定斬不饒，君不見朝廷打屁股乎？羅馬元老們都是有獨立人格和財產的貴族，他們不依賴於國王。所以，當羅慕路斯晚年日益專制獨裁，不聽元老院的勸告時，元老們遂雇用殺手將其秘密刺死。羅慕路斯被安葬後，羅馬進入貴族統治時代。公元前510年，羅馬結束了“王政時代”，選舉兩個人擔任最高行政長官，兩個執政官相互制約，壹人可以撤消另外壹人的命令。這又是壹種行政上的相互反對制度。公元前494年創立的保民官制度更是這樣壹種反對機制。為應付國家危機，古羅馬實行了獨裁官（dictator）制度，可以說是對“我反對”制度的限制。正是獨裁官制度和常備軍制度最後埋葬了羅馬共和國，第壹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民主也是被總統的獨裁權力埋葬的。可見，反對權是民主制度的命門。沒有反對的合法化與自由化，就沒有民主！
政治反對的功能：
第壹，保證了自由，有利於進步。眾所周知：反對是很平常的事。辯論會上，有正方，就有反方；下象棋、圍棋，打足球，對手就處處要與妳反著來，這不就是反對嗎？正是對手的反對促使妳水平的提高！因此，可以斷言，消滅了反對就不可能進步，就只會停滯、倒退。反對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源，世界文明進步發展全靠反對派。羅馬帝國沒有基督教反對派，就沒有歐洲基督文明產生；沒有英國清教徒反對派，美國就不會產生和獨立；美國政治制度徹底開放反對黨空間，兩百年來反對黨成了社會變革的動力，反對之處，壹派詳和；沒有國會的反對派黨，美國不可能變成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可以說，沒有反對黨派，就只有獨裁暴君的殘酷統治。知識分子最大的價值在於，責無旁貸地充當永遠的反對派，管妳誰在臺上，出臺什麽政策，都要投以懷疑和批判的眼神，想盡壹切辦法、運用壹切手段將政治家危害民主、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國人應監督本國的政府，當國人都來監督本國政府時，我國政治就會進步。中國需要反對，反對是中華民族富強的唯壹出路。
自由與政治反對是同義詞；平等的人可以相互反對，這就是自由的真義。自由是通過三權分立的制度容納反對行為來保障的。政治反對保證了人們的充分自由，而自由有利於發明創造、有利於人類進步！糾紛與沖突，在美國就象棒球對壘與小城鎮集會那樣平常。每當尖銳抗衡時，美國的政治體系不是癱瘓，而是更有活力。在傑斐遜與漢密爾頓、林肯與道格拉斯、羅斯福與胡弗的觀點相左時，他們總可以為自己的觀點進行闡述和辯護。1936年，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的新政受到商人、銀行家、金融家的猛烈攻擊和漫罵，面對麥迪遜廣場花園騷動的人群，他公然聲明，“他們對我的憎恨，是無可非議的，我歡迎他們的怨恨！”2006年11月20日布什說：“人們舉行抗議——這是好跡象，這是健康社會的跡象”。
第二，疏緩沖突的穩定機制。社會發展如同汽車行駛，既需要動力，也需要剎車。只有動力沒有剎車，輕則撞車傷人，重則車毀人亡。人類進步也是如此，既需要動力，也需要阻力。加油、剎車不能偏廢，少了哪壹樣都不可能到達預定目標。這叫做相反相成。
老子雲：“萬物負陰而抱陽”、“禍莫大於無敵”；最大的禍患在於沒有敵對力量約束。看壹看太極圖，就非常清楚了。太極圖是陰陽相反力量的互動，兩個相反對抗，相反相成，這才是和諧的秩序。如果壹個社會中，沒有多元相反的力量在相互約束平衡，那麽這就是最大的禍患。如果壹個制度容納不下各種相反力量的博弈，它就不可能是壹個和諧的制度。
民主只有通過相互反對才能穩定地實現。美國思想家薩托利說，“在憲政背景下，關鍵是少數而不是多數。更確切地說，這壹背景下的問題是少數或各少數派必須享有反對權。在這裏‘多數統治和少數的權利’這句話獲得了最確切的含義和特別突出的位置。如果反對權受到阻礙、騷擾或踐踏，我們便可以從憲政意義上稱其為‘多數專制’”。民主的維持要求不能出現僵化的“多數專制”。假如反對活動是普遍的，就很難形成穩定的“多數”局面。面對不同的政策選擇，“多數”作為壹種臨時性同盟隨時變化，兩個人在某個問題上意見壹致，而在另外的問題上可能相互反對，只存在就某個問題而言的多數，而不可能有壹個在社會中居於永恒優勢的多數。這樣，實際上人人都是多數派，又是少數派（即反對派）。
合法的反對活動使現代社會中導源於利益分化的大規模沖突通過壹定的政治程序條理化，使對立的各方都能擁有其政治代表，避免了無序的混亂，也避免了歧見的累積，從而保全了民主。所以說，民主是釋放、緩和、化解沖突的壹種漸進性制度結構，反對行為在其合法的場合所造成的分歧有助於社會和組織的統壹，有利於形成相對寬和的制度環境。
承認合法的內部反對派的組織比那些獨裁的、看上去統壹的組織，擁有更多的來自其成員的忠誠。以工人鬥爭為例，支持民主的政治學家得出的恰是與馬克思主義完全相反的結論：工會不是革命力量的推動因素，而是資本主義的制度穩定器。在那些工人可以建立強大的工會、政治上可以發言的國家，瓦解性的政治分歧是最不可能出現的。
第三，社會的信息機制。競爭體制要有效，關鍵是各政治力量的真實意圖要得到顯示。與真理越辯越明的道理壹樣，每個人的主張也是在辯論中逐漸明了、被他人知曉的。政治反對提供了政治市場中的偏好顯示機制。它使政治的參與者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主張，反對行為越普遍，不同政治觀點之間的區分就越細微，信息機制就越準確。
民主的關鍵就是反對的自由，正是反對的自由導致了不同的施政方案的湧現、導致了黨派政策的不同，從而為人民自由選擇能代表民意的指執政黨奠定了基礎。
第四，社會的公正的機制。政府的公正歷來是政治活動的最高目標之壹，由於天生仁慈、公正的統治者並不存在，且政府往往被龐大官僚體系自身的私利所左右，所以公正的目標非得通過政治派別的相互反對，尤其是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反對，它構成對統治者任何不公正行為的制衡與糾正力量；而暴虐的專制總有軟弱順從的群眾為基礎。
與專制體制不同，民主中的共識是經由受到憲法保護的政治反對而達成的。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反對是壹種有制度化限度的、有利於促成社會壹致性的沖突類型，它既使社會免受霍布斯式“叢林狀態”之苦，又使人民免遭“利維坦”的壓迫。前些年，當加拿大、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政府推出消費稅（GST）時，這項政策對低收入家庭不利，就遭到工會、教會和慈善團體、老年人協會和退伍軍人協會等的強烈反對。如果政府在任何時候要增加任何營業稅、批發稅，又總是受到老板協會的拼命反對。這些活動，是民主國家內部民主機制運行的壹部分。政府每推出壹項政策措施，總有人“說不”。對此，人們已習已為常，見慣不怪了。正是因為有許多利益糾纏的行會組織的存在，使得政府不能任意專斷行事。政府的政策和施政措施，總是在受到各方面的品頭論足、批評反對、並通過激烈辯論和平衡各方利益關系之後才能推出。這就是社會決策機制的民主化。
第五，反對提高了政府的效率。反對派作為政府的補充，促進了中心政治現象，削弱了黨派政治偏見，並對各屆政府間的政策連貫性作出了貢獻，它還限制了政治上的差異，並將各種不同的政策聯結起來。因為反對派的存在，對當權者形成制約；為了繼續執政，它就會兢兢業業地提高政府效率，盡力做到不被反對派挑出毛病。而所謂人民對執政黨及其政府的監督，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過在野黨來履行，因為非組織的公眾往往因成本高昂而不可能掌握足夠的有關政府活動的信息，而在野黨是個政治性的專業集團，懂得不少政治技術，在搜集有用的政治信息方面具有公眾個人所不可比擬的組織優勢。在民主實踐中，對政府不利的信息壹般都是由某個反對黨努力得到，公之於眾的。
2．“反黨”自由
民主制度允許反對意見，哪怕反對的觀點是錯誤的。托克維爾在《論美國民主》中說：“對民主制度的根本檢驗是由壹個被正式承認的反對派合法存在。民主的基本性質是：它不但承認需要讓對方觀點自由表達，而且甚至積極地鼓勵這樣的表達。政治言論和不同的政見的自由，甚至是胡說八道的自由對民主政治至關重要，這樣就可以有機會聽到尚未被承認的好的見解”；“民主信念的關鍵是相信民主珍視思想的自由表達。只有在有公開討論的安全閥的地方，只有在任何政策都要受到不斷的懷疑和非議的地方，才能保證少數人和多數人的權利都得到尊重，怕公開辯論就是怕民主。”允許反對意見就會出現反對派。反對如果只是壹個人，只能稱為反對者，壹群人反對，就是反對派，反對派結成黨就是反對黨。言論自由—→反對自由—→反對黨派自由！此公式表明了言論自由發展必然結果。遊行示威、結社、選舉、罷免不過是言論自由的深化與法律程序化而已！
任何政黨都是可以反對的。伯納姆說：“民主的基本特征就是允許少數派有政治表達權”。美國國務卿賴斯說，“民主意味著人們能暢所欲言；能自由地教育兒女；能享有宗教自由；不會受到秘密警察動輒半夜三更來敲門騷擾，因為司法是獨立的；民主還意味著，人們可以組成政治團體反對現行政府。這些便是民主的基本要素”。可見，“反（執政）黨”與“結黨”都是天賦人權，是沒有罪的。民主社會裏，懷疑黨、反黨是每個公民的天賦權利，沒有哪個黨不許他人懷疑和反對。妳的政策主張合人的意，人家就贊成；不合人的意就反對。政黨無權要求公民對它無條件地支持，除非它是黑社會或邪教。不能反對的政黨是因為它壟斷了政權，成了赤裸裸的暴力集團。不許反黨只能證明生活在地獄，是壹黨專政的極權主義。
政治就是競賽，在賽場上是對手，在場下就是朋友。每個政黨就似壹支足球隊，都可在足球場上（競選）拼搏；裁判就是人民的選票；競賽規則就是人民公決通過的憲法和選舉法等。這對任何人、任何黨都是公平的。壹個公平的社會必然是幸福的、有創造力的和有效率的。無論自由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都意味著這樣壹種立場：即“擁護那種可以反對的政府，而反對那種只準擁護的政府”。只要不采取暴力的或犯罪的形式來反對，任何和平的、公開的反對都是人民的天賦權利！不許反黨就是反人類，就是人類公敵！為什麽壹些中國人要反對公平的多黨政治競爭制度，只能說明這些人當奴隸(主)當習慣了！
郭永豐說：“7000多萬黨員，其實絕大多數黨員都是普通成員，壹般老百姓而已，妳如反黨，實際也是反這些人”。郭先生完全缺乏邏輯知識，肯定判斷的賓項的外延是不周延的，譬如說：‘妳打人”，能得出“妳打了全世界的幾十億人”嗎？顯然不能！同樣，說“我反黨”，能推出“我反對全體共產黨員”嗎？顯然不能，當然，打人是侵犯了他人人權，反黨主要是通過輿論、遊行示威等文明的言論的方式表達的，不存在侵犯人權的問題，是天然合理的！又譬如說：中國官方或壹些中國人“反美”，能說：反美=反對美國人=反對所有的美國人？是與3億美國人為敵嗎？其實，黨≠黨員；反黨≠反黨員，更加不等於反7000萬黨員，何來“樹敵太多”？反黨的確切涵義是反對某黨的主義、主張、政策、措施及其黨官腐敗！任何人和任何組織都不是神，不可能100%的正確。既然如此，人們反對某黨的主義、主張、政策、措施及其黨官腐敗，就是天賦人權，何罪之有？反黨是反對某黨的消極面、錯誤面和腐敗面，不是針對某個黨員、某個具體的人，當然不會與7000萬人過不去。今天的反黨是在《世界人權宣言》基礎上的反黨，不是當年共產黨武裝反抗國民黨，完全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天賦人權，有什麽好害怕的！不樹立這樣人權觀，就不是什麽民主運動！
官方的說法是：“如果要成立旨在反對中共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政黨，中國的憲法和法律是不允許的，也是違背全中國人民意誌的。”這種說法是對人民意誌的強奸！“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既然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當然批準憲法的權力也屬於人民；沒有經人民公投批準，就永遠沒有合法性，怎能妄稱憲法？沒經過全民公投，人民的意誌就沒表達出來！怎能說違背全中國人的意誌？1921年湖南省憲法就是全民公決的，現在黨官們公然否定全民公決。既然連全民公決都否定了，還有什麽資格自稱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不！那只是強奸人民、搶劫人民而已！
自由結社是民主的基本條件
法律上的結社自由是指公民為了壹定的宗旨並按照壹定的原則，自主、自願、自由地組織各種社會團體進行活動的權利。結社自由在法律上包括三個方面的基本內容：1）發起結社的自由。即公民自願地組建社會團體組織活動的自由。這意味著政府、其它組織和個人不得非法幹涉、阻撓和剝奪公民成立組織的自由；公民所成立的組織的性質和章程，只要不違反法律，不受任何組織或個人的幹涉；公民以什麽形式成立自己的組織，不受任何組織的非法幹涉。2）參與結社的自由。包括公民自願地選擇社團加入或退出某種社團的自由。這意味著：公民有權加入某壹組織而不加入另壹組織，其它組織和個人不得非法幹涉和歧視；公民有權不加入任何組織，其它組織和個人不得幹涉和歧視；公民有權退出任何其曾經加入的組織，該組織不得阻攔。3）維持和組織社會團體活動的自由。即參與團體是自由、自願的，壹旦加入必須按照團體行動來活動，這裏的自由就不再是個體的自由，而是團體的自由。
《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和平集會和結社的自由，任何人不得迫使隸屬於某壹團體”。《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第9條規定：“所有德國人都有結成社團和團體的權利”。《意大利共和國憲法》第18條規定：“所有公民均有不經許可而自由結合之權利”。英國沒有專門的社團立法，但只要法律不加禁止，人們就可自由的加以運用。美國憲法中無結社權的明文規定，但是憲法第1條修正案和第14條修正案所暗含的結社自由權已為美國法界所接受。1958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宣布：“為了信仰和思想的提高而從事於結社自由，是憲法第14條修正案所保障的‘自由’的壹種不可分割的方面”。
結社自由就是人類古已有之的結夥和紮堆的權利，結社自由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1．結社自由是天賦人權免受損害的重要機制
個人依靠團體、組織可以獲得集體力量的支撐，從而保障自己的權利。
我見過許多民主人，說起民主總是理直氣壯，但壹說到組織就膽戰心驚，非常害怕別人由此而給他定罪！其實，這是壹種組織恐懼癥，原因是當局的莫須有的“顛覆罪”的威脅。
其實，組織是很平常的事情，就是壹種協調過程，幾個人打撲克就是壹種臨時性的娛樂組織。當然，長期性的組織如教會、學校、企業，就更是壹種組織了。搞民主活動，當然需要組織。幾個人上訪，也需要壹種臨時性的組織，遊行示威、集會、演講、罷工、競選，都是壹種有組織的活動，需要人來協調、來穿針引線，這些協調者、指揮者、配合者共同形成壹種組織形態。可以說，組織能力是判斷壹個民族優劣的主要標準。
個人鬥不過集體，壹盤散沙鬥不過專制，這是被歷史反復證明了的。因為組織就是力量，烏合之眾也比個人力量之和大。所以，歷代專制者都拼命地扼殺民間組織甚至扼殺民間經濟組織和臨時性的娛樂組織，整個社會除了官方組織就沒有任何其他組織，民間自組織能力大大萎縮。結社是專制的天敵。儒家為滿足專制君主的需要，主張“君子群而不黨”，否定人們的結社權。孔子將有結社意願的人貶為小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合群但不勾結，小人勾結而不合群）。那些相互“勾結”在壹起打天下的人，在儒生眼裏都統統是小人；當他們成功後，儒生就爭著去舔那些小人的屁股，又將人家吹捧為“天子”。那些“天子”們也繼續維護、宣揚儒奴教。奴才們的團結、甚至是交頭接耳，都是“天子”忌諱的。所謂的“真龍天子”不過是天下唯壹的小人；所謂的君子，不過是那壹介獨夫的忠實奴才耳。“君子群而不黨”，是獨裁者們愚民的伎倆。他們要老百姓做“君子”，他們自己是不做的。大家都“不黨”了，他們就可以做“唯壹黨”，大家都清高做隱士高人去了，他們就可以穩坐皇庭。他們用王法給結黨者以重懲，從而徹底取締了自治。大清律規定：“凡漢人三十人以上集會者，皆以謀反罪處斬”。在專制社會裏，人們在思想上被剝奪了反抗的意識，在組織上沒有準備，在武力上沒有訓練，面對獨裁者的屠殺，沒有可能自保。沒有武裝、沒有組織的百姓只是待宰的羊群，即使數量多過軍隊百倍、千倍都毫無抵抗力。所謂“壹個漢人是壹條龍，三個漢人就成了蟲”，只會在窩裏搞陰謀詭計，這就是漢族人在抵抗外侵時（或足球國際大賽）屢屢失敗的根本原因。因為官方組織壹旦腐朽，失去抵抗能力，民間往往無法組織起力量來反抗侵略，只有當奴隸了。
托克維爾指出：“在人心的所有惡中，專制最歡迎利己主義。只要被統治者不互相愛護，專制者也容易原諒被治者不愛他。專制者不會請被統治者來幫助他治理國家，只要被治者不想染指國家的領導工作，他就心滿意足了。專制讓人們把互不關心視為壹種公德。”就是說，專制者最害怕被統治者團結起來，被統治者團結乃專制者的末日。
康豪塞認為，公民社團組織能避免社會原子化，從而使得大眾不被反民主的專制勢力所蠱惑。德裔意大利籍社會學家羅伯特.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1911年說：“組織看來是形成集體意誌的唯壹途徑。組織能夠使其成員的付出最小化，最節省精力，它是弱者對抗強者的武器。”列寧也說過：“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中，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
1921年下半年，共產黨人沈定壹等人發起成立了中國第壹個農民組織——蕭山衙前農民協會，就是按照“群則強”的道理建立起來的。該農民協會的章程是這樣寫的：“我們底覺悟，才是我們底命運，我們有組織的團結，才是我們離開惡運交好的途徑。決定我們底命運，正是決定全中國人底命運”。中共建國後，中國農民卻沒有了自己的組；理由是鄉村已建立為農民服務的民主自治政權。其實，民主政府要代表所在地區全體人民的利益，而不可能只代表其中某個群體的特殊利益。後者比如工人的利益、農民的利益、工商業者的利益等，仍然需要各自的成員組織來分別代表。民主政府主要是體現公權力，公民組織主要是體現公民權利尤其是結社權利。如果沒有這種權利，老百姓就沒辦法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在權力面前每個人都原子化了，原子化的個人不可能制衡政府權力。假定只有10%的農民要求建立農會，妳也不能以他們是“少數”為理由來禁止。反過來，假定90%的農民都加入了農會，農會也不可能以多數為理由去對少數行使權力。那種“壹切權力歸農會”的毛式“革命農會”、“奪權農會”不是民主社會所要的。農會不是政權，只是維護共同利益而自願結合的自治組織。農民如果能夠自由組織農會，官員即便並非民主產生，其權力也會受到制約，不能隨意侵犯農民的權益。相反，如果農民無法進行有組織的維權，即便是民選政府也可能濫用權力損害農民利益。因此，美國農民有農民協會、農民聯盟和農場局等團體，日本有全球最大的全日農協聯盟，臺灣有被聯合國和東南亞不少國家奉為楷模的臺灣農會。
“社會主義”的詞根“社會”（society），在西語中它與協會、學會等是壹個詞，就是自由結社的意思。沒有自由結社就無所謂“社會”，又何來“社會主義”？
在“個人主義的西方文化”中，結社權早已不是問題，而在“集體主義”的中國大陸它還八字沒有壹撇。建立獨立的組織是天賦人權，政府是不應取締的。中國的“憲法”雖然規定了公民有結社的權利，但迄今沒有《結社法》加以保證；雖有《社團登記條例》，卻沒有政治性社團設立方面的規定；公民申請成立政黨或政治性社團不僅得不到準許，還會受到嚴厲的懲處。這嚴重違反了當局簽署的聯合國人權公約。不改變這壹狀況，就談不上民主 取落實憲法中已載有的“結社自由”應成為中國今後憲政民主運動的壹項重要任務。
2．對社團的渴求是人類社會主要的推動力，它導致了各種社會制度安排的實驗人類依靠結社的權利發展出了各種社團(如家庭、教會、政黨、企業)和社會制度。中世紀歐洲是壹個高度分權的文明之地，各種社團林立。在中世紀，“自由”首先是結社自由，即各個社團獲得其應有的自治權利；正是這種自由導致了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的誕生！中世紀的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認為家庭、教會、政府，均有來自上帝授予的主權，它們在各自的範圍內是至高無上的。黑格爾認為家庭的、教會的、貴族的和政府的權力是平行的，國家絕不能侵犯主要社會群體和階層的權利。黑格爾說，如果在個體和國家之間不存在壹個公民社團的自治的中介，那麽個體就沒有壹個獲得獨立的自我意識、自由意識的中介，就會缺乏自由反思、自覺的歸屬感；如果缺失了獨立於國家之外的行業組織和行業自律、缺失了自治、甚至缺失了必要的惡和混亂，這個直接統攝所有個體的共同體，就是壹個“黑暗的深淵”。
中國傳統社會就是壹個缺乏社會中介的“黑暗的深淵”。尼斯比特認為：極權主義產生於國家權力的擴張對傳統社群（主要包括家庭、教會、鄰裏以及地方族群性的、類似行會的和自願性的社團組織）的削弱。當代國家權力擴張的主要受害者是個人的權利，但其中有壹個過渡環節，即中間性社群被消解，壹旦社群失散，個人就被孤立了。個人主義意味著孤獨、分離、異化和絕望。國家在擴張的過程中抽走了社群的能量，為了消除孤立感和隔絕感，個人在全能式的（極權）國家中重新找到自己的歸屬。現代社會政治權力的壹個重要結果就是社群的喪失，它是當代人異化的政治原因；為了克服異化，恢復個性，人們必然要尋求社團。
3．結社使政府的強制最小化
多元的社會組織的存在，使得各種政治資源呈分散化的狀況，從而使得統治者的強制成本增大。尼斯比特認為：社會團體至少有兩種積極作用：相對於國家而言，個人可以通過集體的力量使得政策中有自己的聲音，在受到國家傷害時，可將傷害降到最小；社會中總會存在著弱勢與強勢間的沖突，在團體的爭鬥中，弱勢才可能勝利；即使不勝利，由於規模的原因，也會引起社會廣泛的關註。這樣就可以規避弱勢群體的逆境。壹個弱小團體的成員，或諸多弱小團體，可以把他們擁有的資源結合起來，從而加大統治者進行控制的成本，推進社會的自主性。壹個由各種獨立的、自主的社團組成的多元社會，可以對權力構成社會制約。
在西方，結社、搞團體，沒有人會覺的有任何不妥，群體行為是人類的壹種本性，法律是保護結社的。美國種族問題很嚴重，但每個族群都有自己的組織，而且都是權勢很大的組織，比如拉美非法移民問題很嚴重，但美國政府稍微要通過嚴厲點的法律，就會遭到拉美民族的組織和他們的代言人堅決反對，這就要在國會引起大辯論。民間組織的力量如此之大，政府的權力就相對要小，而各種專業組織實際對自己熟悉的領域擁有很大的發言權。
西方政府受制於議會、法院，而議會又很大地被各種利益集團和共同利益組織以及選民所左右。美國把對國會遊說的民間集團稱做第三院，認為是民主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遊說政府所依據的法律是《憲法》的《第壹條修正案》“公民有向政府請願伸怨的權利”。社團組織遊說政府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了，現在成了專門職業，英文稱“LOBBY”。他們類似律師，專門從事代表各個民間組織和機構對國家和州議會進行溝通工作，現在美國有種說法，沒有不經遊說的立法。每個立法，都有相關民間勢力的參與。
4．結社有利於穩定，能預知未來
托克維爾說：“結社權是基本人權，破壞結社權就會損害社會本身；結社自由是反對專制政治的重要保障；結社可能會帶來暫時的政治不穩定，但從長遠看有利於社會穩定”。
例如：韓國參與工會的人數從1965年的302,000人猛增到1983年的1,700,000人。韓國罷工和停產的數量從1986年的276宗劇增到1987年的3617宗，增長了超過1200個百分點。在1987年的“6.29宣言”後，產業工人的大規模鬥爭持續了整整3月之久。在這壹時期中韓國3311個工廠中發生了將近4千起罷工，參與的工人達到1300000人次。罷工者要求保障組織工會的權利、增加工資和工廠民主等。民主化後，罷工和停產的數量從1987年高峰時的3617宗迅速跌落到1990年的322宗。又如：1985年是臺灣工會組織的高峰，也是罷工發生最多的壹年。1996年臺灣沒有任何罷工事件。1997年唯壹的壹次罷工是由於壹貨運公司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引起的。可見，民主化後，工會的發展並沒有帶來社會動蕩。1987年10月8日3000多名來自宜蘭等地的果農在立法院門口抗議當局大量進口水果導致水果價格急劇下跌。這壹事件成為臺灣農民積極參與公民社會運動的開端。1988年接踵發生了“3.16事件”、“4.26事件”、“5.20事件”和“12.5事件”。其中，“5.20事件”是自1947年的“2.28運動”以來最暴力的街頭運動。但1988年後，臺灣農民運動改街頭示威為政策對話和勸服。1989年下半年，農民運動更將焦點和精力集中在中央和地方的民主選舉上。可見，農民運動在民主化後變得溫和有序。
亨廷頓在《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的最後壹節“組織的必要”中指出：“弗賴在1966年說，‘沒有組織就沒有權力，沒有權力就沒有在國家生活中的表現。’組織是通向政治權力之路，也是政治穩定的基礎，從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先決條件。在進行現代化的世界裏，誰組織政治，誰就控制了未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P496）。
5．自由結社是民主之母
結社權既是民主政治的體現，更是民主政治的保障。在民主國家，關於結社的科學是民主科學之母，也是保障天賦人權之母！20世紀英國政治學家喬治.道格拉斯認為，民主就是壹種人民參與的政治制度，而實現這種參與的社會政治形式則是以社團為基礎的自治。
民主的前提是獨立的個人及獨立於政權外的多元化組織，民主就是多元組織的競爭平衡。民主的根基是來自於神賦人權，如果沒有堅信上帝的人權信仰，民主就是騙局；民主的關鍵是結社，如果沒有獨立的群眾組織如工會、農會、納稅人協會、社區組織，人民怎能突破專制的牢籠？沒有民眾團體對當局的要挾，永遠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人權與自由。沒有人民的壓力，沒有獨立民間組織對國家權力的制約，紙寫的民主制度必然落空。沒有群眾組織（反對黨）的抗爭，美好的制度都將淪為官僚欺壓百姓的騙局。
任何國家搞民主，都必須有獨立於政府的群眾組織才行；可專制政府絕不容許獨立於政府的群眾組織的存在。因此，必須借宗教組織的人力和空間來發展自由民主力量。在教會裏，妳可以學到如何愛、如何組織群眾的能力。宗教活動要花很多時間，但增加妳與他們的團結和友誼。布什競選時，連手都握腫了。政治家需要犧牲精神，教徒們剛好有這種精神。
西方社會、尤其是韓國臺灣的民主經驗都證明：基督教提供了人權信仰和結社方面的根本支持。如果絕大多數人每周上教會，擰成壹股繩，政府還能用機關槍掃射嗎？東歐社會主義的國家民主組織都通過教會來發育的，壹旦發育成熟，專制政權的喪鐘就響了。